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8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恒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26层2601C。法定代表人：糜易霖。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淮海食品城汉高物流中心2013室。法定代表人：杜红。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勇，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深圳恒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被上诉人大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勇、宋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或改判恒大公司无需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252684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或改判恒大公司无需支付该项判决的利息；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一审的鉴定费15600元等诉讼费用由大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恒大公司与大唐公司合作为预付款形式，双方终止合作，恒大公司应向大唐公司合理支付货款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恒大公司与大唐公司合作的具体模式为：双方建立经销合作关系后，大唐公司预付部分货款，并向恒大公司下单，恒大公司根据DMS系统推送的订单安排发货并从大唐公司账户的预付款中予以扣除该笔货款。双方终止合作后，恒大公司一直沿用的方式是，由大唐公司与恒大公司的其他经销商（本案中为南京奇乐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奇乐可公司）结算剩余货物，双方协商剩余货物的退货接收款项金额并进行实际退货打款操作。对此，一审中，大唐公司提交的证据1《2016年度经销合同》第8.6条中明确约定：双方解除合同后，原则上乙方的库存须由接替乙方市场的经销商与乙方进行交接，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可见，该条款对于双方解除合同后的退货退款模式有明确约定。因此，关于退货款，应由南京奇乐可公司与大唐公司进行协商并支付，大唐公司将库存退货产品交接给南京奇乐可公司，才符合双方经销合同中的约定模式。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约定交易模式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关户后退货的货款及孟珂提走的货物数额共计252684元，且一审判决恒大公司应向大唐公司全额支付前述货款，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举证责任分配有误，违反证据规则。1.一审期间，因大唐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涉及南京奇乐可公司盖章确认的一份证据，与本案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重要关系。故恒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第三人申请，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未追加南京奇乐可公司为第三人，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及公正审理，存在严重程序违法。2.南京奇乐可公司为接收大唐公司关户后退货产品并与其进行结算的公司，其主张双方结算金额为五折结算且其已向大唐公司分两笔支付了结算款项，一笔66052元，一笔50000元，共计116052元。该两笔款项，在大唐公司首次举证所列的《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与深圳恒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简单经过》中《退货款》部分已包含，证明大唐公司对该两笔款项已确认收到并认可其为退货款。但一审判决忽略该项重要事实，在南京奇乐可公司为恒大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及转账记录加以佐证上述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仍判决恒大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全额货款，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大唐公司有责任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并应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则应认定其证据不足，予以驳回。本案中，大唐公司主张的货款费用共包括三笔，对于库存货物10143元因证据不足未予认定，该判决内容恒大公司予以认可。对于另外两笔货款，恒大公司认为：针对孟珂自大唐公司处取走价值15840元的奶粉。（1）大唐公司针对该项诉请，仅提供了一份《销售出货单》，该份出货单为大唐公司出具，客户名称：贵族宝贝母婴生活馆沛县湖西农场店，盖有大唐公司发货专用章。大唐公司主张该笔货物为恒大公司前员工孟珂提走，未向其支付货款，该份《销售出货单》中有孟珂签字。从该份《销售出货单》可以看出：该单据为大唐公司向贵族宝贝母婴生活馆沛县湖西农场店发货、出货的单据，买卖双方清晰可见，并无恒大公司盖章，与恒大公司并无关联。该单据上虽有孟珂签字，但因孟珂本人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且本案开庭时孟珂已与恒大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无法证明是否为孟珂本人签署，证据真实性存疑，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大唐公司主张该批货物为孟珂提走但未付款，除该份无法辨别真伪的签字单据外，并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无法确切、完整的证明该批货物确实是孟珂本人取走且未向其支付货款的事实，因此，针对该事实，大唐公司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加以证明，该份证据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该部分判决内容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举证规则使用有误。（2）一审判决认为恒大公司主张前述内容为孟珂本人个人行为，但并无证据证实，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和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大唐公司主张该份证据为孟珂签字，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事实，该份证据即为孤证且真实性无法确认，则应追加孟珂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到庭对该份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并说明事实情况，否则应由孟珂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并未启动追加程序，存在严重程序违法。（3）根据大唐公司提交的证据1《2016年度经销合同》中第13.1条及第13.2条，双方已明确约定业务人员无权代理，仅能双方公司盖章确认，故大唐公司所主张该笔货物由孟珂提走，并非是公司行为，是无权代理，为孟珂个人行为，恒大公司在一审中的主张完全合理，也符合双方合作模式，且大唐公司完全明知。针对大唐公司主张恒大公司需向其支付退货款应为236844元。对此，大唐公司提交了《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及微信截屏中张杨的聊天记录，但该两项证据无法完整证明大唐公司所主张的数额和事实。针对《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大唐公司主张认可其中“产品价值”一栏的价格，但不认可“退货金额”，且主张其并未在该份证据上盖章。恒大公司认为，大唐公司将该份退货清单作为证据提交，即应为认可该份证据清单上的内容，该清单中所主要包含的即为退货产品的情况及退货产品的金额，大唐公司仅认可“产品价值”而不认可“退货金额”缺乏依据。双方经销合同中明确约定退货结算由接替方与其进行协商，该“退货清单”中也明确显示“退货金额（按5折计算退货额）”，一审中，恒大公司提交了南京奇乐可公司的《情况说明》并提交了南京奇乐可公司向大唐公司分两笔支付116052元退货款的转账记录，足以证明“5折退货”及已支付退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基于前述对双方合作模式的错误事实认定，即认定退款应由恒大公司承担且应全额退回，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针对张杨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该份证据恒大公司在一审中已否认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也未追加张杨参与庭审进行举证质证，无法确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另，该份证据中语言表述不清，无法确定具体的数额及具体表述的案件事实，无法完全与退货清单形成佐证，因此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也无法作为对退货清单的补正。可见，大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都不具备完整性、真实性，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且无法相互佐证确定货款数额及退货款应由恒大公司支付的事实。基于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则一审判决存在严重法律适用错误，且判决书中也未体现任何判决所依据的法条指引。另补充，（一）案涉临期产品货款属于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之间达成了案涉临期货物五折收购的合意，折价收购临期产品是该双方之间习惯做法，案涉临期产品收购货款确属该双方间买卖合同纠纷，向恒大公司主张货款，合同主体错误。2.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已实际履行五折收购案涉临期产品的交付和结算，货、款已两清，该双方之间关于案涉临期产品之五折收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南京奇乐可公司予以确认此事实，大唐公司不予认可，但是并没有提供充足有效证据予以证明。3.大唐公司要求全价回收其即将过期的产品明显是显失公平、违反诚实守信原则的做法，不应予以支持。（二）恒大公司没有同意退还进货全款，也没有收到大唐公司的临期库存积压产品，根本不存在退货合意和事实，一审判决恒大公司支付全额进货货款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双方在经销合作期间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大唐公司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库存积压产品临期，属于应由其自己承担的经营后果和盈亏风险，由始至终恒大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仅仅可以协助其处理而已，业务员若存在超出协议约定内容作出退货、换货、代签字、调货等承诺或意思表示均属于业务员个人行为，大唐公司对此也是充分知晓的。大唐公司已自认全部库存积压临期产品已折价出售给案外第三方（甚至包括张扬、孟珂）、全部第三方回收账目货款679768元已收回。大唐公司辩称，不同意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对于支付款项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大唐公司和恒大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大唐公司己向恒大公司预付了款项，双方终止合作，恒大公司理应向大唐公司合理支付货款。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18日恒大公司职员自大唐公司处取走奶粉，金额为15840元，恒大公司主张此为大唐公司个人行为，但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应当对该15840元予以支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对于2017年5月8日南京奇乐可公司确认的《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大唐公司只认可清单上载明的货物价值，并没有达成按5折进行退货的合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退货款为236844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恒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恒大公司提出对证据真实性存疑，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问题，大唐公司认为大唐公司在一审时所提交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所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所以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故恒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恒大公司在上诉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所陈述的观点为一审时的答辩观点，大唐公司对其诉讼理由不予认可。另补充，在2017年5月7日，由恒大公司江苏区域总经理张杨通过微信发出指令，要求大唐公司将货物运到南京奇乐可公司的仓库，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不是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恒大公司称没有收到案涉货物是混淆视听。恒大公司的补充上诉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大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大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262827元；2.恒大公司支付违约金28124.31元（以262827元为基数、按年4.75%的比率、自2016年10月28日起计至2019年1月20日止共811天）；3.恒大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月1日，大唐公司（乙方）与恒大公司（甲方）签订《2016年度经销合同》，约定：就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甲方指定区域和渠道经销甲方指定产品事宜签订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经销产品为咔哇熊金装奶粉、咔哇熊超级金装奶粉、咔哇熊金装升级亲睿奶粉、咔哇熊成人奶粉、咔哇熊超级金装孕妇妈妈奶粉，乙方经销区域为江苏省徐州市6县（铜山县、丰县、沛县、邳州市、新沂市、睢宁县），经销渠道为传统渠道、商超渠道；甲方为了保证及维护经销商利益，乙方需在甲方为乙方完成开户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市场管理保证金30000元。甲方负责决定对乙方供货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供货价格及建议销售价格，并书面通知乙方，甲方如对产品价格体系进行调整，以正式书面通知为准。乙方以订货的方式购买双方所确认数量的产品，经甲方确认后，订单即对双方有约束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使用甲方的电子订单系统，乙方按照要求向甲方发送订单，该订单为不可撤销之邀约，甲方只接受乙方通过DMS系统提交的订单，凡以乙方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提交的订单，均视为乙方提交的订单；乙方的全部货款到达甲方账户且甲方同意接受乙方订货请购后，甲方应按本合同前述约定交付货物；甲方向乙方发货的最低起运量为42箱，乙方指定收货地点和收货联系人；甲方指定收款账号，乙方指定付款账号。乙方应完成约定的销售任务目标，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管理；甲方可以对乙方的经营和销售等情况进行评估和管理，并可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授权其他经销商在本合同指定经销区域和指定经销渠道内销售甲方指定经销产品，乙方应与该被授权经销商于一个月内完成该被授权区域渠道内市场交接。如本合同期限届满或提前解除，乙方应在期满或解除后7日内退出合同履行期间进入的全部经销渠道并在一个月内，按甲方要求完成工作交接；双方解除合同后，原则上乙方的库存须由接替乙方市场的经销商与乙方进行交接，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甲乙双方权利义务以双方书面确认为准，其中甲方的书面确认仅指甲方盖章确认，除前述甲方盖章的书面文件外，任何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业务员等）、任何内部单位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均为无权代理，对甲方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乙方未按本约定执行而遭受的任何损失与甲方无关，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赔偿或违约责任；除非甲方另行书面授权，甲方业务员无权代表甲方就乙方与甲方之间的价格、退货、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事宜向乙方作出任何承诺或意思表示，或向乙方收取任何款项；甲方给予乙方的任何当年、历年或将来的调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承诺，均须由双方共同签署合同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本合同自2016年1月1日生效，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订单遵循“先付款后下单”原则，即乙方需在甲方账户上有足够余额方可下单。2016年1月29日，大唐公司向恒大公司转账付款50万元，摘要为“货款”。2016年5月18日，恒大公司职员签收大唐公司《销售出货单》，产品为“咔哇熊……亲睿”系列奶粉，金额为15840元。2016年10月28日，恒大公司职员通过电子邮件向大唐公司发送函件，载明：因停止合作，为尽快处理库存完成交接工作，现将库存亲睿产品转让给南京奇乐可，由于产品日期较差，经协商、按大唐公司八折进行转卖；亏损部分68119元从咔哇熊费用池内划拨；金额合计340594元，南京按八折收货金额为272475.2元。大唐公司已完全取得该货款。2017年5月8日，南京奇乐可公司确认《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载明产品价值236844元，退货金额（按5折计算退货额）为118422元；大唐公司未在该清单签章确认。大唐公司主张退货金额应为236844元，恒大公司主张退货金额为118422元。2017年10月27日，恒大公司向大唐公司转账付款20000元，摘要为“经销商关户”。大唐公司提交的恒大公司职员张杨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8年4月4日，张杨告知大唐公司，徐州合计转款是788434元减去税点为741128元，再减去费用结余679768元，目前已经回款三笔合计35万元，目前还欠329768元；本月第六通道会回款129768元，剩余20万元会按照邮件沟通6月30日前全部到位。大唐公司提交库存货物照片，主张大唐公司处仍有库存货物价值10143元。恒大公司否认该聊天记录、照片的真实性。恒大公司提交《终止合作账户余额确认函》，载明：致大唐公司，双方已于2017年5月4日终止合作，经确认大唐公司在恒大公司账户账目为保证金20000元、货款0元、代垫费用款项0元，双方并无其他未清之账目。该函有“杜红”签名、大唐公司公章。大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并申请司法鉴定。恒大公司提交2017年5月16日《解除经销合同协议书》，载明：大唐公司（乙方）与恒大公司（甲方）签约，解除双方签订的原合同，乙方在甲方处尚有经济往来结余，包括剩余货款0元、保证金20000元、现金代垫的市场费用0元，合计20000元，对于前述款项、甲方同意现金返还，等。乙方处有“杜红”签名，盖大唐公司公章。大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并申请司法鉴定。2019年5月5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出穗司鉴19010170600045号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样本1为《2016年度经销合同》，样本2为2019.4.12的《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印模》，样本3为2019.4.12杜红书写的案后实验样本原件一份。鉴定意见为：1、送检日期为2017年5月4日的《终止合作账户余额确认函》上“经销商签字盖章”栏目栏内内容为“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送检日期为2017年5月4日的《终止合作账户余额确认函》上“经销商签字盖章”栏目栏内内容为“杜红”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杜红”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3、送检日期为2017.5.的《解除经销合同协议书》上内容为“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4、送检日期为2017.5.的《解除经销合同协议书》上内容为“杜红”的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杜红”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鉴定费用合计15600元。2019年6月3日，南京奇乐可公司向一审法院写具《情况说明》，载明：一、大唐公司与恒大公司终止合作后，由南京奇乐可公司负责处理大唐公司的临期货品；二、大唐公司证据3孟珂发送电子邮件中所涉及的转卖库存产品，与大唐公司所主张的证据5中的产品并非同一批产品，证据3中所涉及的产品费用双方已实际结清；三、恒大公司所提供的证据5《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中所涉及产品的最终接收价格为118422元，该价格为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一致认可的价格数额（由恒大公司徐州地区负责人孟珂与大唐公司商谈确定该数额），且该退货清单中“退货金额”一栏已实际体现，并有南京奇乐可公司盖章确认；且该批产品的退货款南京奇乐可公司已基本向大唐公司支付完毕。大唐公司确认该说明的一、二点内容，否认第三点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大唐公司与恒大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大唐公司已向恒大公司预付货款，双方已经终止合作、由恒大公司或指定单位取回部分货物，恒大公司理应向大唐公司合理支付货款。恒大公司提交的证据《终止合作账户余额确认函》、《解除经销合同协议书》上大唐公司签章经司法鉴定为虚假，一审法院对恒大公司据此主张事项均不予采纳。恒大公司虽不予确认大唐公司提交的与恒大公司职员张杨2018年4月4日的聊天记录，但并无证据足以反证，该聊天记录可作为认定货退款的参考。2016年5月18日恒大公司职员自大唐公司处取走奶粉，金额为15840元；恒大公司主张此为员工个人行为，但大唐公司不予确认，恒大公司对此并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恒大公司对该15840元应予支付。2017年5月8日南京奇乐可公司确认《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载明产品价值236844元；恒大公司及南京奇乐可公司均主张半价收取该货，但大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且大唐公司并未签章确认该清单，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货货款为236844元、应由恒大公司返还大唐公司。大唐公司提交照片主张大唐公司仍有库存货物价值10143元、应由恒大公司退还大唐公司，恒大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大唐公司该主张及举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恒大公司应向大唐公司支付款项的金额为252684元（15840元+236844元）。大唐公司诉请恒大公司付款金额中的252684元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大唐公司诉请恒大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算法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酌情认定恒大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25268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75%自2019年1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止。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6日作出判决：一、恒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252684元；二、恒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货款25268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75%自2019年1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止；三、驳回大唐公司其他诉请请求。如果恒大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60元，由大唐公司负担260元、恒大公司负担5400元；鉴定费15600元，由恒大公司负担。二审中，恒大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转账成功证明；2.南京奇乐可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共同证明：1.南京奇乐可公司已向大唐公司支付五折收购案涉临期产品的货款合计116052元（分66052元和50000元两次转账支付）；2.付款人陈永旭是南京奇乐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收款人杜红是大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3.该两笔合计货款即案涉临期产品货款结算记录，通过大唐公司提交又撤回的“业务往来经过”、南京奇乐可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转账记录、大唐公司一审证据材料第34页内容可以相互印证。3.咔哇熊奶粉产品信息，拟证明：1.恒大咔哇熊奶粉产品有效期为2年；2.《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案涉产品均是2015年生产的恒大咔哇熊奶粉，大唐公司采购后由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积压库存至2017年终止经销合作之时，2017年5月8日大唐公司销售给南京奇乐可公司时，该批产品均已经是十分临近有效期届满的产品；3.南京奇乐可公司能够以五折收购这批次临期产品，已经强人所难，大唐公司要求按进货价格全价回收显失公平。4.孟珂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案涉15840元货物，是大唐公司销售给《徐州大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出货单》上“客户名称”栏记载的门店“贵族宝贝母婴生活馆沛县湖西农场店”，而不是恒大公司，上面记载的大唐公司分销门店也已签收货物；2.孟珂称，并没有提走货物，当时只是帮大唐公司送货，采购门店是大唐公司分销商，门店业务人员在该单上已签收，出货单已带回给大唐公司，大唐公司应该向门店主张货款。大唐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符合形式，大唐公司一审已对该两笔打款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这两笔款是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之前的交易款项。证据2不符合形式，只体现了南京奇乐可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址变更，未看到所谓的转账情况。大唐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恒大公司要求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的陈经理联系。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证据4恒大公司未提交电子证据的原始载体，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电子证据的要求。恒大公司之前对孟珂的身份一直否认，恒大公司提交孟珂微信聊天记录的前提是认可其是恒大公司的职员。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1.恒大公司应否向大唐公司支付案涉款项252684元？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恒大公司应否向大唐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的问题。恒大公司主张其与大唐公司已结清案涉货款，提交了《终止合作账户余额确认函》《解除经销合同协议书》，但经鉴定上述证据上的大唐公司的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以及“杜红”的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杜红”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故恒大公司主张其与大唐公司已结清案涉货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大唐公司主张案涉15840元货款，大唐公司提供了其公司的《销售出货单》，该单上有孟珂签字，孟珂是恒大公司的员工，故大唐公司主张该货物已由孟珂签收，本院予以确认。恒大公司虽否认孟珂的签字，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且恒大公司提供的孟珂微信聊天记录，并无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于恒大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恒大公司对该15840元应予支付并无不当。关于大唐公司主张的案涉236844元货款，大唐公司提供的2017年5月8日南京奇乐可公司确认《恒大咔哇熊退货清单》载明产品价值236844元，退货金额（按五折计算退货额）为118422元。大唐公司未在该清单上签章确认，并主张退货金额为236844元。恒大公司以此主张退货金额为118422元，但由于大唐公司未在该清单上签章确认，亦不认可恒大公司主张按五折计算退货额，故仅凭该清单并不足以证明大唐公司确认恒大公司主张的退货金额。而恒大公司与大唐公司双方之间亦存在其他款项往来，恒大公司主张南京奇乐可公司已向大唐公司转账支付66052元和50000元为支付五折收购案涉临期产品的货款，大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且所支付的款项数额并不相符，恒大公司主张大唐公司与南京奇乐可公司双方之间关于案涉临期产品五折收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退货货款为236844元应由恒大公司返还给大唐公司亦无不当。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恒大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双方是合同的相对方。孟珂是恒大公司的员工，在本案的交易中，大唐公司有理由相信孟珂有权代表恒大公司，故并无需将孟珂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而大唐公司将货物交给南京奇乐可公司，亦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南京奇乐可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恒大公司主张应追加南京奇乐可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缺乏依据。恒大公司主张一审程序错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上诉人深圳恒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