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00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曼达伊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69号大唐新都一期3层。法定代表人：叶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游，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开，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曼达伊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达伊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灿星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知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曼达伊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上海灿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曼达伊恋公司上诉提出的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海灿星公司享有案件诉讼主体资格属适用法律错误。上海灿星公司并非依法设立的集体管理组织，其诉讼行为与《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定义的集体管理活动完全一致，违反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禁止性规定，故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本案诉讼，其诉讼主体并不适格。2、我公司已同中国音集协缴纳了音像使用版权费，根据中国音集协关于2016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的公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版权分配细则，中国音集协版权费分配细则包括全部会员费用和非会员费用，即涵盖了所有的KTV歌曲作品。根据中国音集协的分配原则，上海灿星公司作为作品权利人，无任何损失，按照国家标准支付的版权使用费，已由中国音集协和音著协收取，并在分配时为非会员预留，权利人随时可以向中国音集协申请领取该费用，不能因为权利人不领取该费用，就认为其受到实际损失。3、上海灿星公司提供《中国好歌曲》（2-3季）音乐公开出版物，欲证明其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经查，上述音乐合辑外包装注明“本节目制作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每首单曲均有ISRC码，光盘内圈亦有激光蚀刻SID码，系合法出版物，但合辑外包装表明著作权人部分使用的词语为“或”，属不确定用词，即并未具体明确作品类型，且上述综艺节目均为其与电视台合作作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综艺节目的著作权应归电视台及灿星公司共有，但上述出版物对此并未予以注明。另外，灿星公司提供著作权登记证书，欲证明其为上述综艺节目的著作权人，但我国实行的是著作权自愿登记原则，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人是否享有著作权未做实质性审查，完全依据登记申请人自行填报而登记，故仅依据该登记证书尚不足以证明上海灿星公司即为上述综艺节目的制片者。因此，上海灿星公司主张其享有诉争作品的放映权，系本案适格原告，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上海灿星公司辩称，上海灿星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符合著作权法和集团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上海灿星公司从未授权中国音集协管理涉案歌曲，中国音集协是否授权曼达伊恋公司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上海灿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曼达伊恋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权的作品；2、判令曼达伊恋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1500元；3.判令曼达伊恋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7），该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和著作权人均为原告，创作完成时间为2013年12月27日，首次发表时间为2014年1月3日。原告授权出版者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名为《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专辑中收录有涉案作品《鱼儿》。该专辑的ISBN号为978-7-7985-1065-2，载明的著作权人为上海灿星公司。2018年11月25日，上海灿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69号大唐新都一期3层，由曼达伊恋公司经营的“阿曼达主题KTV”内。在该KTV的包房内，代理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操作点歌器点播了包括本案被诉侵权作品《鱼儿》在内的一百多部作品。播放过程中，代理人使用手机，通过“权利卫士”软件对播放画面进行了摄录，并同步生成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经比对，被诉侵权音乐电视作品与上海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系相同作品。上海灿星公司维权费用为取证场所消费金额358元。一审法院认为，1、上海灿星公司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及公开出版发行的音像出版物显示，上海灿星公司是涉案作品《鱼儿》的著作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曼达伊恋公司称上海灿星公司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曼达伊恋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其经营场所内，提供本案被诉侵权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服务，以卡拉OK形式向公众放映上述作品，其行为已侵害上海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依法应该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曼达伊恋公司答辩称其已交纳版权使用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曼达伊恋公司虽提交了其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及发票，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获得上海灿星公司授权对涉案作品进行集中管理，曼达伊恋公司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3、因没有证据证明被诉作品复制行为系曼达伊恋公司所为，上海灿星公司指控曼达伊恋公司侵犯涉案权利作品复制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由于既无证据证明上海灿星公司因侵权所受的实际损失，也无证据证明曼达伊恋公司因侵权所获的违法所得，因此可由法院在法定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独创性、知名度以及侵权行为的情节等因素，酌定曼达伊恋公司应赔偿上海灿星公司经济损失200元；5、关于上海灿星公司要求曼达伊恋公司承担其维权所支出合理费用的主张，虽然上海灿星公司提交了发票与POS签购单作为证据，但发票记载的消费项目为生活服务，POS签购单上未注明消费内容，不能证明该支出与制止被诉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曼达伊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作品《鱼儿》放映权的行为；二、曼达伊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曼达伊恋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曼达伊恋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海灿星公司是否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曼达伊恋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上海灿星公司是否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影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涉案作品内容结合了人物、节目场景、音乐等多方因素通过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属于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节目制作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及著作权人三者其一署名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即视为上海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的署名，能够证明上海灿星公司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本案中，上海灿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且著作权人的身份，而非对其他权利人的作品进行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海灿星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曼达伊恋公司上诉提出涉案作品著作权应归电视台和上海灿星公司共有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关于曼达伊恋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虽曼达伊恋公司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音像版权使用费，但上海灿星公司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作品并非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集体管理的音乐作品之列。曼达伊恋公司以经营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放映涉案作品，系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的侵权行为。曼达伊恋公司上诉提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收费涵盖了非集体管理会员的版权费、上海灿星公司未有实际损失的意见，缺乏基本的事实证明，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曼达伊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武汉曼达伊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露露审判员  许继学审判员  刘 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