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欧，男，1975年10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螺，男，1977年3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鹏，男，1991年12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风，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恒子，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辉，男，1967年9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瓦房店市，现住瓦房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咏梅，女，1969年9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瓦房店市，现住瓦房店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楚翘，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瓦房店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铁东办事处西长春路二段1号。法定代表人：郝英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辽宁健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海欧、张海螺、张鹏、马辉、王咏梅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瓦房店分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建设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6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马辉、王咏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向张海欧、张海螺、张鹏承担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930,696元；电力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马辉夫妇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使死者于某有过错，马辉夫妇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马辉夫妇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严重显失公平。1.死者于某死亡的地点在马辉夫妇的仓库院内，仓库院内的所有设施均应当由其管理和维护。变压器的安装是由马辉夫妇找人安装，其后续的维护、管理义务也应当由马辉夫妇来承担。变压器从安装到松动再到从墙上掉下来，是要经历一定时间的，在此期间，只要马辉夫妇能够管理维护妥当，不会导致变压器从墙上脱落而掉进下方盛水的塑料桶内，更不会导致于某右手触电死亡。所以在于某触电死亡一事中，马辉夫妇作为变压器的管理者、安装者，没有尽到谨慎、勤勉管理和日常维护的义务，直接导致雇员于某死亡，应当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2.瓦房店九龙派出所在2018年6月19日对马辉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于某当时在你家干什么？答：在库房打更，再就是跟车送点货。……他平时就在我库房里帮看个门。”这说明于某白天在马辉夫妇的超市工作，晚上在库房里打更，库房就是于某的工作场所，于某受马辉夫妇的指示，对仓库进行看管。因马辉夫妇疏于管理已经安装好的变压器，导致变压器脱落掉进盛水的塑料桶内，于某去捞水桶中的变压器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为马辉夫妇挽回财产损失，导致右手接触塑料中通电状态变压器而被电击死亡。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使要划分责任，马辉夫妇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至少70%以上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一审法院判定的10%的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马辉夫妇应当对库房设施尽到安全管理责任，监控摄像头变压器掉至水桶中导致后续结果发生，马辉夫妇对库房设施未能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也认为于某被电击死亡，是其个人疏忽或防范意识不足所致，即便双方各有过错，不应当让于某个人负担90%的责任，而仅让马辉夫妇承担10%的赔偿责任，这样的责任划分严重显失公平公正。4.马辉夫妇明知变压器有松动掉落的危险，还在变压器下方放置盛水的水桶，是放任这一危险的发生，这也是导致于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马辉夫妇至少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在马辉夫妇让于某看管仓库时，也应当告知于某这一安全隐患的存在，应当在周围悬挂警示标志，以免造成危险。而马辉夫妇在雇佣廉价劳动力为了节约更多生产成本时，也应当承担雇员自身损害所带来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样才能达到收益和风险相平衡，否则，对于某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二、电力建设公司应当对马辉夫妇私自接电线的行为予以监督检查,电力建设公司未尽到这一职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连接仓库内的变压器电线是马辉夫妇从室外的杆子上私自连接，电力建设公司对于这种私自接电线的行为有监督检查职责，发现有这种行为，应当予以制止，或者设置保护装置和警示标志，防止危险发生。但电力建设公司怠于履行这一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定马辉夫妇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93,070元的赔偿款，这对死者于某极其不公平，赔偿数额畸低。于某在2013年死后，马辉夫妇没有支付任何赔偿款，为了打官司，于某的尸体一直在殡仪馆没有火化，每天费用为100元,至今产生几十万元的停尸费用都无力承担。因为于某不识字，不会用银行卡，这些年的工钱也一直是由马辉夫妇保管，在于某死后，马辉夫妇更没有把这些工资返还给死者于某家人，马辉夫妇的做法和态度让死者于某亲属感到心寒。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或依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马辉、王咏梅辩称,不同意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的上诉请求。电力建设公司辩称，不同意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死者与电力建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死者与电力建设公司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称电力建设公司是电力的检修和管理部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主张按照《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要求电力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这个观点错误，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在一审期间要求电力建设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二审中，张海欧、张海螺、张鹏提出的观点明显是增加了诉讼请求，故二审不应予以审理。马辉、王咏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海螺、张鹏、张海欧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张海螺、张鹏、张海欧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马辉、王咏梅已提出时效抗辩，应驳回张海螺、张鹏、张海欧的诉讼请求。1.公安机关出具《勘验情况说明》的时间不能成为阻断诉讼时效的事实。2013年9月11日于某死亡，李店派出所接警记录显示：2013年9月11日7:00,公安机关接到马辉报警，接警后立即到现场勘验检查、对马辉做询问笔录，勘查结果系触电死亡。根据《公安机关行使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第三十六条：“为了确定死因,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解剖尸体。”第七十八条：“现场勘验、检查结束后，现场勘验、检查指挥员决定是否保留尸体。（一）遇有死因未定、身份不明或者其他情况需要复验的，应当保存尸体;（二）对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立即通知死者家属处理…”本案于某遗体当日就交给其家属，并未尸检，说明公安机关在当天勘验后已完成死因分析。而后五年间，公安机关从未传唤过马辉、王咏梅，即公安审查死亡事件，发现无犯罪事实、没有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的勘验结果早在于某死亡时就已形成，公安机关出具《2013年9月11日于某死亡现场勘验情况》只是在张海螺、张鹏、张海欧要求下作出的、对于当时勘验情况的说明,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2.张海螺、张鹏、张海欧2018年起诉之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使假定起诉时未超过，由于撤诉前未送达，视为未起诉，不能中断诉讼时效。张海螺、张鹏、张海欧提出录音证据以证明未过时效，录音体现：（1）马辉、王咏梅不认识张海欧与张海螺，即二人在2018年前未主张过权利；（2）于某前妻曾数次前来，但未直接表达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3）于某死亡时，张海洋与于某前妻到场处理；（4）于某曾给马辉、王咏梅打工，因身体不好离开过，马辉、王咏梅也曾给于介绍其他工作，最后因于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工作被马辉、王咏梅收留，马辉、王咏梅不再开工资，只管吃住;（5）于某死亡时，马辉、王咏梅曾愿给8万元、5万元，于前妻因数额低未同意，双方从未达成过合意。张海螺、张鹏、张海欧其他证据均为2018年形成。死亡事件2013年发生，根据《民法通则》（人损1年）、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解释、《辽宁省高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指导意见》27（超期、达成数额、方式合意才不受限）、29（起诉后未送达即撤诉视为未起诉）、31（权利人将意思表示传达到特定相对人,权利人负举证责任）等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4年就已经届满。于某死亡当天张海螺、张鹏、张海欧就知情，但除当时于前妻主张过赔偿外，而后5年间权利人并未向马辉、王咏梅主张权利。2014年时效届满后，权利人未与马辉、王咏梅达成新的履行合意，马辉、王咏梅也不愿履行所谓的赔偿义务，马辉、王咏梅收到诉状后就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应当驳回张海螺、张鹏、张海欧的诉讼请求。二、马辉、王咏梅好意收留于某，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行为，也并未因收留行为而得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认定劳务关系不符合事实，应为好意施惠关系。根据录音证据及邻居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可知，于某确实曾在马辉、王咏梅处跟车送货，因无家可归，马辉、王咏梅才同意于某住在库房，为此马辉、王咏梅按月给于某开工资，每月约2000元。后来于某身体不好，在马辉、王咏梅的建议下离开，返回家乡，但于某的三个儿子均不愿意收留他居住，于某在住了几天宾馆后又回到马辉、王咏梅所在地。后来系马辉、王咏梅邻居发现于某无家可归,把于某送到马辉、王咏梅家中。而后于某又离开过几次，还因晕倒在路上被马辉、王咏梅所救。2013年4月，于某已无劳动能力，马辉、王咏梅明确拒绝再次雇佣于某，但于某再三请求称其无家可归且身体情况不好，不想挣钱只求有个住所给口饭吃，马辉、王咏梅这才同意收留于某，此时于某不再为马辉、王咏梅做任何工作，马辉、王咏梅也不再支付报酬。于某死亡之时，马辉、王咏梅对于某是基于情谊的收留、照顾，还经常带于某到医院看病,是好意施惠行为。根据杨洪德、徐光等人的笔录中，也可看出，于早已不再负责跟车送货等工作，马辉、王咏梅对待于某非常好，像家人一样。以上种种，明显可以看出马辉、王咏梅与于某并非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于某与马辉、王咏梅形成劳务关系明显不符合事实。即使强行认定于某在马辉、王咏梅处帮忙，由于没有报酬，只能形成帮工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马辉、王咏梅多次、明确拒绝雇佣于某,同时好意收留行为本身也未使自己得到任何收益,故无需对张海螺、张鹏、张海欧承担过错责任或者进行补偿。2.马辉、王咏梅对于某的死亡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使于某死亡在身体健康之时，于某的工作也并非看管库房，马辉、王咏梅也从未要求于某观察监控内容，库房只是马辉、王咏梅为于某提供的居所。于某2008年起就在马辉、王咏梅库房居住，熟悉库房的情况，不能仅凭触电身亡来认定马辉、王咏梅的过错。况且，于某身体状况很不好，已出现咳血的症状，录音中也证实于某“修桥铲泥都铲不动”,马辉、王咏梅根本不可能预料到于某会碰到墙上的监控变压器，即使变压器掉落水桶内，水桶的位置在铁架上数第一层，正常情况下于某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于某死亡时趴在东窗外电动车上这一情节，至今公安机关也未得出结论，说明触电虽然是于某死亡的原因，但因于某家人不同意尸检，故无法得知于某死亡是否还有其他情节。而且于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知道徒手触摸变压器的危险性，其主动徒手触摸变压器的行为本身就有很大过错。马辉、王咏梅在发现于某死亡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通知了于某的家属，上述做法并不存在任何过失。故马辉、王咏梅作为好意施惠人，对受惠人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即使假定劳务关系成立，原判金额计算依据也不成立。从张海螺、张鹏、张海欧提供的证据看：1985年于某就与张春华离婚，三个儿子跟随张春华从昌图至本溪生活；1996年于海洋（张海洋）解除同居关系也是在本溪；张春华录音中称2012年帮于某办户口，于某的户口簿上，职业是粮农、但离异多年之人婚姻状况竟然系“已婚”;2013年9月12日于某死亡次日，张春华仍以配偶的身份签署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2013年10月张春华补领了离婚证；2016年张海洋死亡在本溪。结合本案在公安机关调取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于某的几个儿子从未尽过赡养义务，使于某无家可归，只能到处打工维持生计，居无定所。直至2008年到马辉、王咏梅处打工，因马辉、王咏梅对于某亲如一家，于某才向马辉、王咏梅寻求帮助。1.若于某与马辉、王咏梅是劳务关系，且因劳务受害,那么马辉、王咏梅理论上应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首先，根据《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八：“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从精神损害赔偿变为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而事实上，死者于某一直常年独自在外生活，其死亡并没有给张海欧、张海螺、张鹏造成任何家庭收入的影响（反而无中生有的产生了收入可能性），而且于某的职业是粮农,其与马辉、王咏梅真正产生劳务关系期间还没有居民户口（后期的户口簿因载明情况与事实不符，马辉、王咏梅不认可真实性），马辉、王咏梅给于某的报酬尚不足2000元，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对马辉、王咏梅明显不公平。其次，虽然于某死亡多年，但实际上其遗体一直处于冷藏状态，至今仍未办理丧葬事宜。丧葬费、交通费（无正式票据为凭）两项并非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办理丧葬事宜实际损失。再次，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马辉、王咏梅并未实施任何非法侵害行为，不应当赔偿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精神损失。最后，即使马辉、王咏梅赔付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也应按在时效范围内的收入标准赔付。2.若于某与马辉、王咏梅是劳务关系，但非因劳务受害,那么由于马辉、王咏梅无过错，亦无赔偿义务。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辩称，不同意马辉、王咏梅的上诉请求。1.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在2013年9月死者死亡后，死者的前妻张春华多次到瓦房店九龙派出所询问情况，派出所以张春华和死者已经离婚为由拒绝回答张春华提出的任何问题，九龙派出所在死者死后调查过程中仅给马辉做了一些笔录，再无任何侦查情况，所以死者的亲属一直找九龙派出所对案件进行详细侦查。在此期间也找马辉夫妇要求赔偿，所以在2018年起诉至瓦房店法院。但因九龙派出所无相关死因的鉴定结论，所以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就撤诉了，之后派出所又做出了一些补正材料，所以张海欧、张海螺、张鹏此次才起诉，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期间。2.死者是靠劳务为马辉夫妇挣钱，白天干搬货和理货的工作，晚上在仓库看货。马辉夫妇经营超市是营利行为，不可能是好意施惠收留死者。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电力建设公司述称，马辉、王咏梅的上诉请求与电力建设公司无关，服从一审判决。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第一被告马辉和第二被告王咏梅共同向三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783,900元、丧葬费43,79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交通费3000元，共计930,696元。二、判令第三被告电力建设公司向三原告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马辉、王咏梅系夫妻关系，经营一家超市。瓦房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8年6月8日出具的《2013年9月11日于某死亡现场勘验情况》载明：现场勘验情况：2013年9月11日早上7时许，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肖炉村大白水井屯70号村民马辉报案称，其仓库的雇员于某在仓库院内死亡，要求市局临场勘察，接报后瓦房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现场位于瓦房店市马辉啤酒仓库，该仓库为坐北朝南五间瓦房，东间瓦房顺南墙靠东墙南北垛放矿泉水，矿泉水垛东侧放有铁架，铁架南侧停放有苏杰电动车一台，该车靠车头处上方头北脚南俯卧男性尸体1具（死者于某），铁架上层面没有顶面，扣放一个沙发，在铁架上数第一层西侧靠铁架西侧面处见有塑料桶一个，桶内水中见有黑色变压器一个（监控摄像头变压器），变压器两端连线与南墙东沿电线相连接。分析意见：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现场调查及尸表检验分析，死者在铁架处活动时，右手接触塑料桶中通电状态变压器或桶中水，触电致使其被电击死亡，死亡原因符合电击死亡，排除他杀。瓦房店市公安局对马辉的询问笔录中马辉陈述,于某在2008年时就在其店中干点杂活，晚上在库房住，期间有离开过三四回后又回来，最后回到商店里是在2013年4、5月份，在其商店跟车送货。马辉的儿子马坤峰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于某当时在家里就是负责看管库房的，在库房住，送货卸货的时候帮忙抬货。被告马辉辩解,于某是因为在外边干不了活没有地方住商量被告马辉管他口饭，让他在库房那住，不用开工资，被告马辉才同意于某住在其库房的，以前每月工资都已经给于某了。对于公安局临场勘验断定于某为触电死亡，被告马辉没有异议。死者于某，男，系1950年12月28日生，户籍地本溪满族自治县沟，为居民户口。原告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为于某的三个儿子，系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于2018年4月23日以马辉、王咏梅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后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辽0281民初22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诉。本次诉讼中，原告主张依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在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首先是提供劳务一方根据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进行劳动并接受其管理，提供劳务一方的劳动成果也由接受劳务一方享有，形成劳务关系，其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劳务者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本案中，被告马辉在瓦房店市公安局对其询问笔录中自述于某在2008年时就在其店中干杂活，晚上在库房住，虽然马辉自己陈述期间于某有离开过三四回后又回来，但马辉自己陈述于某最后回到店里是在2013年4、5月份直至发生案涉事故，可以认定于某与被告马辉、王咏梅之间在案发当时是存在劳务关系的。依据瓦房店市公安局出具的现场勘验情况，于某的死亡时间为2013年9月11日早上7时许，死亡原因符合电击死亡，排除他杀。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分析系死者在铁架处活动时，右手接触塑料桶中通电状态变压器或桶中水触电导致死亡。虽然被告马辉、王咏梅与于某形成劳务关系，但原告方无据证明于某的触电行为系受到被告马辉、王咏梅指示进行的劳动行为。于某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两端连着电线的变压器可能带电、水亦能导电的潜在危险性应有足够的防范意识，依据瓦房店市公安局现场勘查情况的分析，于某右手接触塑料桶中通电状态变压器或桶中水触电导致死亡，系其个人疏忽或防范意识不足所致，故致死亡后果的发生于某有重大过错。被告马辉、王咏梅作为雇主允许于中甲晚上在其库房居住，应对库房设施尽到安全管理责任，监控摄像头变压器掉至水桶中导致后续结果发生，被告马辉、王咏梅对库房设施未能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对于中甲的死亡后果亦应负有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被告马辉、王咏梅赔偿原告方请求损失930,696元的10%即93,070元为宜。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电力建设公司是电力检修和维修部门没有尽到设备检修义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电力建设公司辩解其公司非电力检修部门为建设部门，案涉电力线路亦不是其公司所建，故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其该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电力建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对被告辩解超过诉讼时效，因案涉事件瓦房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8年6月8日出具《2013年9月11日于某死亡现场勘验情况》，原告在2018年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后又撤诉，故对被告辩解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马辉、王咏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赔偿款93,070元；二、驳回原告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0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马辉、王咏梅负担1310元，由原告负担11,797元。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除“原告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为于某的三个儿子，系第一顺序继承人”外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张海欧、张海螺、张海洋为于某的三个儿子，张海洋于2016年死亡，张鹏系张海洋儿子，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系于某第一顺序继承人。2018年，马辉在其与于某前妻、儿子谈话过程中，多次表示于某死亡赔偿的事肯定得给解决。2018年6月19日，在瓦房店市公安局九龙派出所对马辉的询问笔录中，马辉陈述：于某在2008年时就在我家的店里干点杂活，主要是在库房打更，再就是跟车送点货，期间于某有离开过三四回后又回来，最后回到我的店里是在2013年4、5月份，于某回来时因在外边干不了活，他就让我管他口饭，让他在库房那住，不用开工资，我就又留了他，于某平时就在我的库房里住帮着看个门。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与马辉、王咏梅共同确认：依据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539元计算于某死亡赔偿金为495,702元（27,539元×18年），依据2012年社平工资4533元/月计算于某丧葬费为27,198元（4533元×6个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马辉于2018年6月19日在公安机关对其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死者于某在2008年时就在马辉的店里干杂活，主要是在库房打更，再就是跟车送点货。马辉的儿子马坤峰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亦陈述，于某当时在家里就是负责看管库房的，在库房住，送货卸货的时候帮忙抬货。据此可认定，马辉夫妻与于某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且于某是在从事雇主马辉夫妻指示范围内的打更活动中被电击死亡，故应根据于某及马辉夫妻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马辉夫妻雇佣于某在库房内打更，应提供安全的住所，并对库房内设备设施尽到安全管理责任。但马辉夫妻在库房院内安装监控摄像头后，对监控摄像头变压器未能及时检查、维护，监控摄像头变压器掉至水桶中系导致于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触电身亡的主因。又因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变压器在水中可能带电的危险性应有防范意识，于某个人防范意识不足系导致于某触电身亡的次要原因。据此，马辉夫妻对于某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70%赔偿责任为宜。关于马辉夫妻主张于某在2013年4、5月份回到马辉夫妻的店里后，马辉夫妻不用给于某开工资，于某平时就在库房里住帮着看个门，马辉夫妻与于某间应为好意施惠关系一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马辉已自认其与于某间自2008年开始存在劳务关系的情况下，马辉现主张其与于某在2013年4、5月后由劳务关系转变为好意施惠关系，马辉夫妻应对其与于某间关系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马辉夫妻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于某间关系转变为帮工关系或好意施惠关系。故对马辉夫妻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于某死亡后各项损失数额一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马辉夫妻自认于某于2012年已变更为城市户口。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与马辉夫妻共同确认，依据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539元计算于某死亡赔偿金为495,702元（27,539元×18年），依据2012年社平工资4533元/月计算于某丧葬费为27,198元（4533元×6个月）。此外，于某死亡，马辉夫妻还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100,000元为宜。虽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与马辉夫妻均主张于某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尚未实际发生，但张海欧、张海螺、张鹏主张交通费为3000元在合理范围内，亦为减少诉累，本院对此予以支持。马辉夫妻应赔偿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各项损失合计625,900元（死亡赔偿金495,702元+丧葬费27,1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交通费3000元）的70%，为438,130元，对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诉请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马辉夫妻上诉提出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一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虽然于某于2013年9月11日死亡，但公安机关至2018年6月8日才出具《于某死亡现场勘验情况》，明确了于某的死因。公安机关对于某死因的分析意见是张海欧、张海螺、张鹏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之一。且2018年，马辉在其与于某前妻、儿子谈话过程中，多次表示于某死亡赔偿的事肯定得给解决。故可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张海欧、张海螺、张鹏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马辉夫妻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诉请电力建设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一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张海欧、张海螺、张鹏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主张电力建设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此外，马辉、王咏梅仅是对一审判决其给付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赔偿款93,070元不服提起上诉，仅应交纳93,070元对应二审案件受理费2127元，马辉、王咏梅预交了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7元，应退回10,980元（13,107元-212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65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65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马辉、王咏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赔偿款438,130元；三、驳回张海欧、张海螺、张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7元（张海欧、张海螺、张鹏预交），由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负担6937元，马辉、王咏梅负担61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214元（张海欧、张海螺、张鹏预交13,107元，马辉、王咏梅预交13,107元），退回马辉、王咏梅10,980元，剩余15,234元，由张海欧、张海螺、张鹏负担8247元，马辉、王咏梅负担69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