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204行初30号 原告李丽芳，女，196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代理人林治亮，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枫，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 法定代表人谭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洋，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 法定代表人李明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爱民，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晓光，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丽芳诉被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第三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确认强拆决定及强拆行为违法一案，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丽芳及委托代理人林治亮，被告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洋、吴卫国，第三人顺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爱民、李晓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执法局于2015年3月25日对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被发现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擅自建设砖混结构两层，总面积315.08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已催告你（单位）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但至今未予拆除。根据《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决定于2015年3月26日依法强制拆除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请在强制拆除之日前，自行清理存放于建筑物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视为自动放弃。”顺发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房屋，被告于2015年4月2日将上述建筑物拆除。 原告李丽芳诉称，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海街的二层小楼楼下1号房屋，即案涉房屋，是我和家人多年来长期居住享有使用权的单位房屋，该房屋是我所在单位第三人顺发公司20年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而建造的职工楼，已经存在多年。我与第三人签订“职工住房协议书”并缴纳了承租费后入住该房屋，并一直在该房屋内生活。2015年4月2日，被告将我享有居住权的房屋拆除。我为主张权利从拆除之日起持续向有关政府部门主张权利至今无果。我认为，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建法[2012]99号）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我承租的房屋属于不能拆除的情形。被告无视该法律法规，强行将我租住的唯一一套房屋拆除，没有给予任何补偿或者回迁安置，导致我和家人流离失所，只能在亲戚和朋友家寄居，没有固定住处。被告行为违法且未考虑到我承租房屋的历史沿革性等实际情况，没有按照上述法规合法施政，给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折磨。综上所述，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法，应当按照拆迁手册对我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和回迁安置。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强行拆除我承租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将该行政行为予以撤销；2.被告支付我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或者对我进行合理的回迁安置。庭审中，原告增加请求一并确认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违法。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1.有偿分配职工住房协议书复印件、2.大连市公用事业联合收费处收费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在案涉房屋居住，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包括：3.（2008）大民一终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4.（2006）甘民权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租住案涉房屋的合法性； 第三组证据包括：5.《证明》,用以证明案涉房屋是单位在20年前为解决职工住房而建设，具有历史延续性，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错误； 第四组证据包括：6.照片，用以证明被告违法拆除行为给案涉房屋造成损害； 第五组证据包括：7.2016年12月16日的投诉书复印件及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份、8.2017年2月14日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份，用以证明原告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 第六组证据包括：9.强制拆除决定书复印件、10.2011年10月8日拆迁手册，用以证明被告名为拆除违章建筑实为拆迁的行为违法。 被告执法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适当性。1.我局依法负有作出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职权。我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发函[1999]97号）和经省政府批准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批复的《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管理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等文件精神，经大连市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机构。根据《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临时建设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08]85号）以及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2]41号），我局在规划管理方面，负责对包括甘井子区建成区域内建设工程未取得《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批复》进行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违法临时建设行为进行查处，行使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权，在人民法院的相关生效判决中，认定我局负有该职权。2.顺发公司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海街建设砖混结构违法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违法事实清楚，我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于法有据，符合法定程序。2013年9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顺发公司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海街建成的二层砖混建筑物，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送达了违章通知书，要求顺发公司进行调查，并告知了顺发公司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在调查笔录中，顺发公司承认该建筑未取得相关规划审批手续。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也出具证明，证明该建筑物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2013年9月9日，我局作出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并明确告知顺发公司诉权。我局在案涉违法建筑物上张贴了公告，向包括相关权利关系人在内的公众告知了拆除案涉建筑事宜。顺发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发出《通告》及《顺发公司关于甘井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顺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也没有相关权利关系人提出过异议。2014年12月25日，我局下达催告书，责令顺发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2015年3月25日，我局作出了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于2015年4月2日拆除了案涉违法建筑。二、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与我局之间没有行政法律关系。顺发公司是案涉违法建设的行为人，是我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原告是案涉违法建筑的租住人，不是案涉违法建设的行为人，不是我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原告与我局之间没有行政法律关系。由于顺发公司的违法建设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原告应当通过民事诉讼向顺发公司主张，属于二者之间的房屋租赁使用关系。本案不是审理民事法律行为，而是审理我局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原告请求我局支付拆迁补偿款或进行回迁安置，混淆了处理违法建设行为与房屋征收或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房屋征收或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争议，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应予驳回。三、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案涉违法建筑于2015年4月2日被强制拆除，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起诉期限。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于法无据。1.原告提出其在2015年4月2日拆除之日起持续主张诉讼权利的观点是错误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不中止、中断。原告提供的2016年12月16日投诉书，仅能证明原告在当日进行了信访，而非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其时间也超过了起诉期限。2.原告提出案涉房屋属于建法[2012]99号文件中规定的不能拆除的情形，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建法[2012]99号文件中规定的不能拆除的情形，是指拆除违法建设可能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损害无过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或者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案涉房屋没有规划建设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属于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租赁双方中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事实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2.调查笔录及第三人主体信息、3.周水子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4.2014年11月5日顺发公司作出的《通告》、5.《顺发公司关于甘井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案涉建筑物没有取得规划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属于城乡规划法所规定的违法建筑物。 第二组程序证据：6.违章通知书及送达回证、7.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及送达回证、8.公告及张贴照片、9.催告书及送达回证、10.强制拆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作出案涉拆除决定及拆除行为程序合法。 被告提供了《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发函[1999]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管理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临时建设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08]85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2]41号）及（2015）大行终字第69号行政判决书，作为被告的职权依据。 被告提供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建法[2012]99号），作为其案涉行政行为法律依据。 第三人顺发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我公司是案涉楼房及房屋的建设者及所有权人，被告作出强制拆除案涉楼房的决定并将其拆除，我公司作为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他任何人均不具备主体资格。二、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没有职权依据。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等规定，案涉房屋即使是违法建筑物，也应当由规划主管部门确认违法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被告作为行政处罚的主体无权作出该决定。三、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我公司对案涉楼房所在土地拥有使用权证，在2015年被强制拆除时，该楼房已经存续了19年，而且在2013年以前被告或其他行政机关也从未告知我公司该楼房属于违建。该楼房是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而修建的，并不是违法建筑。即使确实需要拆除，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也应当给予我公司合理补偿。四、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已经超过两年，不应再给予行政处罚，不应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此外，案涉楼房在1997年建成，《城乡规划法》是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案涉楼房是否违建、是否应当拆除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被告依据《城乡规划法》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五、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对案涉房屋的拆除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而被告未告知我公司该权利。六、案涉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被告拆除案涉楼房属于重大、明显违法，严重侵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系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证据4是复印件，且无法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5不具有证明力，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证据6无法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对证据7中吴宗飞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时永洲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9与被告出具的决定书不一致，应以被告出具的文书为准；证据10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没有给原告分配过住房；证据2不能证明原告与案涉房屋的关系，收费部门不核实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即使原告在案涉房屋居住，也是非法使用房屋；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无法证明原告在案涉房屋居住的合法性；证据5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未加盖印章，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9真实性不清楚，该决定书应以被告出具的文书为准；对证据10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中执法人员的身份未予证明，见证人身份不合法，勘验时间短且未通知原告到场，存在造假可能，程序违法，其中的照片能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证据2中被调查人未出庭，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3不具有合法性，街道无权对案涉建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筑作出判断，证据的内容系伪造；证据4未向原告送达，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5与原告主张不具有关联性，但能证明案涉房屋具有历史特殊性，不应被拆除；第二组证据6-10未向原告送达或告知，程序违法。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其不能作为案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未告知第三人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程序违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据6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7中的投诉书、证据9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5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身份情况，不予采信；证据7中的告知书、证据8、证据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顺发公司于1996年、1997年开发建设相关改造项目时建设了案涉房屋所在的二层楼房，即甘井子区东海街大纺小区顺发职工楼，用以解决部分工人居住问题。原告居住在其一层1号。 2013年9月9日，被告执法局对上述顺发职工楼进行现场勘察并拍照，建设勘验的基本情况为长13.05米，宽12.07米，高6米，两层建筑，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当日，被告对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华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李明华在笔录中认可该顺发职工楼系第三人在1996年盖的临时建筑，该临时建设没有楼号，位于东海街，没有经城市主管部门审批，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同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向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四分局出具证明，内容为：“经调查核实，顺发公司于1996年在甘井子区东海街开发建设时，建盖的两层砖混结构临时建筑，长13.05米，宽12.07米、高6米，总面积315.08平方米二层小楼建筑，为未经批准的违章临时建设情况属实，特此说明”。 同日，被告执法局向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违通字[2013]4070128号违章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被发现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未经批准进行建设砖混材质二层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的临时建筑物，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及《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限期7日内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3年9月11日9时携带个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到执法局四分局周水子大队进行陈述或申辩。”该违章通知书中显示当事人拒签，但送达回证显示该违章通知书为直接送达，代收人为第三人办公室主任于虹。 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责拆字[2013]4070128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未经批准进行建设砖混材质二层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的临时建设，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于2013年9月16日前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处理。”告知书中告知了复议及诉讼权利。该文书的送达回证中记载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代收人为于虹。同日，被告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的内容进行公告，即大城执公字[2013]4070128号公告，该公告张贴于案涉二层建筑物楼体外墙。 2014年11月5日，第三人顺发公司发出通告，主要内容为：“根据执法局的相关文件精神，需要对顺发公司坐落在甘井子区东海街的房屋（共二层，建筑面积315.08平方米）进行拆除。现通知在此房屋内居住及利用此房屋存放物品的所有人员，于2014年11月10日迁出此房屋，并将此房屋内所有物品自行搬离。否则，后果自负”。通告确定的11月10日后，顺发公司向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出具《关于甘井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顺发公司于1992年至1995年分别开发建筑了甘井子区大纺、东海红嘴子、薛家委等低洼地改造项目。按照大连市政府文件城镇国有土地大政地城字[1992]41016号土地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大连-92092号）及大连市土地管理局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顺发公司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按照市政府要求陆续改造、开发、建设完工。在项目改造过程中，由于赶工期建设，先建了二层住宅楼，有水、电、取暖设备，解决工长住房及部分民工施工使用。此房至今只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办理房证。综上所述，顺发公司既是土地拥有者，更是房屋的建设者及产权人，对此特向政府确权。鉴于甘井子区政府搞整体城市规划建设需要，顺发公司也全力配合，于2014年11月5日通告，搬迁、拆除，最后期限为11月10日，目前已过通告期限，顺发公司同意按政府的相关规定处理此房。特此说明”。 2014年12月25日，被告向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催字[2013]4070128号催告书，再次责令顺发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送达回证显示该文书系直接送达，代收人为刘雅卿。 2015年3月25日，被告对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被发现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擅自建设砖混结构两层，总面积315.08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已催告你（单位）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但至今未予拆除。根据《城乡规划法》和《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决定于2015年3月26日依法强制拆除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请在强制拆除之日前，自行清理存放于该建筑物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并于当日向第三人送达，送达回证显示系直接送达，代收人为刘雅卿。2015年4月2日，被告将案涉建筑物强制拆除。 本院认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首先要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原告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对被诉行政行为表述为“确认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承租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将该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应是2015年4月2日的强制拆除行为；庭审中，原告增加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违法”，被诉行政行为应是2015年3月25日的强制拆除决定。庭审中，被告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答辩期，本院认为，被告在法定答辩期内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即是对其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进行的充分陈述，并提交了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证据，即被告对强制拆除决定这一被诉行政行为已经进行答辩，无需再浪费司法资源拖延诉讼时间。强制拆除决定与强制拆除行为具有连续性，可以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查。 本案强制拆除决定送达给第三人后，第三人未对强制拆除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并配合被告主动发通告督促实际居住人搬离房屋，但在该案的审理中，第三人对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亦提出了多项质疑。各方当事人对原告主体资格、起诉期限、被告的职权依据、违法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执法程序等问题均争议较大，本院逐一进行阐述。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提起确认强制拆除违法之诉的原告，应是行政行为指向的行政相对人，即对被拆除房屋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所有人、使用人、实际居住人。故本院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围绕原告是实际居住人即可。本案中，在对是否是“实际居住人”的举证责任上，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居住。因房屋已经被强制拆除，原告无法提供更加明确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实际居住人，而被告及第三人也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且被告在答辩状中认可原告是案涉房屋的租住人，自房屋被拆除以来亦无其他案外人对案涉房屋主张实际居住权利。故，应视为原告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至于第三人所主张的其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分房，与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无关。故，本院认为原告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关于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应适用六个月的起诉期限，自2015年4月2日房屋被拆除之日作为起算点；第三人认为应视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本案中，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均发生于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本案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未向原告送达相关文书及告知诉权，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应适用上述二年的起诉期限，从原告于2015年4月2日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之日起计算二年的起诉期限。至本院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关于被告的职权依据。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发函[1999]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管理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临时建设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08]85号）的规定，被告具有规划和临时建设方面的行政执法权和强制执行权，其职权包括行使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妨碍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以及不符合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 关于违法事实。即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问题。第三人虽持有所建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但并未办理建设房屋的规划审批许可等手续。在行政程序的调查过程中，第三人亦自认案涉房屋未取得任何许可手续。案涉建筑物在建成后的二十余年间亦未依法补办相关手续，其不会因为违法状态持续二十年或更久远而变成合法建筑，这一点，毋庸置疑。故第三人述称的案涉房屋不存在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与199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如何处理，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立法规定。第三人没有取得规划等审批许可建房的行为虽然发生在《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但违法行为状态一直持续至被拆除前。所以，第三人认为因《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被告不能依《城乡规划法》来认定案涉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人提出的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应适用二年处罚时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的案涉建筑物属于住建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的损害无过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其向单位通过租赁方式取得案涉建筑物的居住，其在租赁中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建筑物并未取得合法手续，其亦有义务在租赁房屋时核实建筑物的合法性及第三人对建筑物享有合法处分权，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建筑物为违法建筑物的情况下租赁建筑物，不能认定其无过错。且根据原告主张，其对案涉建筑物的权利系租赁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未对租赁关系产生影响，故原告主张的基于租赁关系产生的相关权益系其与出租方之间的纠纷，应向出租方主张。 关于执法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并进行公告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具体为进行书面催告，督促履行拆除义务。催告期满后，当事人仍不履行拆除义务的，执行机关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依法强制拆除。本案被告经过调查，依照程序，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公告、催告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予以拆除。因违法行为人系第三人而非原告，相关法律文书确应向第三人送达，在执法程序中，被告已经在案涉建筑物上张贴了公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告知。故，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向其进行送达和告知属程序违法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案涉执行催告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催告书应当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及申辩权。本案中，被告作出的执行催告书未载明上述权利，确属违法，本院予以确认。但在本案执法过程中，第三人并无异议，且积极主动配合被告的执法行为，在强制拆除决定前，向街道出具书面材料，同意按政府的相关规定处理案涉房屋，故上述未载明陈述和申辩权的行为属轻微违法，但对第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执行催告程序的相对人系违法行为人，即本案第三人，故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与原告无关。关于第三人提出的被告未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对其告知听证权利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述规定系对相关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如前所述，第三人主张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并无法律依据，故第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强制拆除行为，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和方式方法具有合法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该行为系事实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本院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关于原告提出“支付原告相应拆迁补偿款或者对原告进行合理回迁安置”的诉讼请求，系房屋征收或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而被告并非征收拆迁主体，不具有相应的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职权，原告向被告主张上述权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的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违法； 二、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4月2日对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中的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海街砖混结构两层建筑物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三、驳回原告李丽芳支付拆迁补偿款或者回迁安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晓宇 审 判 员  陈莹莹 人民陪审员  王敬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