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3民再43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法枝，男，194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砀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延瑞，安徽贾东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华山，安徽安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砀山县良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砀山县砀城镇道北路133号，组织机构代码74305396-3。 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庆义，安徽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玉亮，男，195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砀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庆义，安徽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于法枝因与被申诉人砀山县良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公司）、一审第三人刘玉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宿中民二终字第00362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9]34000000161号民事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民抗7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许莉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于法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延瑞、阚华山、被申诉人良友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刘玉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庆义、一审第三人刘玉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民二终字第0036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ー:(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于法枝于2002年8月10日认缴11万元同杜浦、陈尚勇等6人购买土地和房屋用于成立良友公司。2002年8月28日，于法枝等7人成立良友公司，根据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2002年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11万元，均由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记载于法枝出资额为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8％。2003年于法枝等人集资100万元购买的涉案土地和房屋变更登记到良友公司名下，但并未在公司章程中有所体现。2004年良友公司变更公司章程，将注册资本变为110万元，其中载明于法枝出资11万元，并未写明股东出资方式及是否实缴。根据一审庭审中良友公司质证意见，“2002年公司注册是11万元，后来集资后变成110万。”但根据良友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至2008年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10万元，实收资本仍为11万元，未体现集资情况。于法枝及杜浦、陈尚勇等6人购买的100万元土地和房屋是否属于公司注册资本未能查明，2004年公司章程中于法枝所有11万元股权是否包括土地房屋出资部分，是否包括现金出资部分亦未能查明。 2008年，于法枝与刘玉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转让范围包括良友山庄整体楼房、楼房占地、宾馆财产及南侧其他附着物共计11万元股权。而根据良友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和公司章程，该楼房和土地虽属良友公司名下，但并未登记在公司注册资本以内。故，于法枝转让的11万元土地房屋“股权”，是否等同于公司章程载明的11万元股权，原审未能查明。故原审认定于法枝转让11万元股权后即非良友公司的股东，缺乏证据证明。 于法枝称，同意抗诉机关抗诉意见。 良友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理由如下：2003年于法枝等人集资100万元购买的涉案土地和房屋变更登记到良友公司名下，虽公司章程中未体现。但从2002年8月10日签订的购置资产协议中记载购买的土地及房产归七股东共同所有，且服务于公司，不影响公司实有资产为110万元的事实。至2004年良友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时，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10万元为实缴资本。因缺少公司验资证明，所以公司备案登记仍为11万元。根据砀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及民事判决，足以证实良友公司七股东共同出资100元购买房产及土地，注册资本110万元中包含11万元现金。根据转让协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于法枝将持有11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刘玉亮，于法枝不再享有股东资格。 刘玉亮述称，其与于法枝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能够说明转让股份的事实。 于法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于法枝系良友公司股东，持有1股股份。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8月10日，包括于法枝、陈尚勇、郑伟在内的7人签订协议一份，约定购买良友山庄综合楼、洗浴中心及综合楼南50米的土地使用权。购买资产后归全体7人所有，用于成立公司。其中，于法枝认缴11万元。协议签订后，上述七人共同委托于法枝参与竞买上述资产并以100万元的价格完成竞买。 2002年8月28日，郑伟、于法枝、陈尚勇等7人成立良友公司，并签订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11万元，经营住宿、洗浴服务等业务。公司章程载明于法枝出资额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8%。 良友公司成立后，将其资产（前述房屋和院落）出租给了于法枝，并收取于法枝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的承包费用共计9万元。 2004年4月9日，良友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10万元，并增加股东邵卫东、王伟。其中公司章程载明于法枝出资额11万元，占10%。 后因良友公司未按规定年检，原砀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8年12月26日将其营业执照核准吊销，现良友公司的营业执照处于吊销状态。 2008年2月20日，于法枝与刘玉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持有的11万元对应的股份转让给了刘玉亮，并约定转让人于法枝自本协议签定后丧失股东权。良友公司其他股东均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意。 一审另查明：2002年8月，刘玉亮将11万元交付于法枝用于购买良友山庄股金。于法枝向刘玉亮出具《收条》一份。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良友公司成立之初，于法枝拥有良友公司11万元对应的股份，系良友公司的股东。2002年8月，于法枝收取刘玉亮11万元购买良友山庄的股金。2008年2月20日，于法枝与刘玉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11万元对应的股份转让给了刘玉亮，其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且该协议已经良友公司其他股东签字认可。因于法枝将其持有的11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刘玉亮，刘玉亮取得了良友公司的股东资格，于法枝即丧失了良友公司的股东资格。于法枝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仍系良友公司股东，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于法枝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良友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刘玉亮的前述陈述意见，予以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法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于法枝负担。 于法枝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审举证的砀山县人民法院（2002）砀民二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及（2002）砀执字19号民事裁定书、安徽国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及拍卖公司发给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均系排他性证据。能够充分证实买受人对买受财产拥有相应权利。良友公司提交的委托于法枝买受该拍卖财产，并未提供相应给付凭证。在于法枝出资100万元购买该拍卖财产后，郑伟、陈尚勇等7人组建了良友公司，事实清楚。于法枝拥有的股份占总资产的18%，为两股，良友公司在2002年8月的工商登记能够证明该情况。2004年4月，良友公司参加年检并变更登记增加了新的股东，将于法枝的股份比例涂改为10%，为一股，缺乏证据支持。该明显涂改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于法枝2002年8月收取刘玉亮银行存单的问题。刘玉亮在2008年草拟并打印《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让良友公司的股东签字，因于法枝与良友公司存在承包纠纷并进行了诉讼，故该股份转让不符合法定条件。即使转让有效，但因当时于法枝占有的股份比例为18%，即使减去一股给刘玉亮，于法枝仍享有1股的权利。且良友公司提交的2004年8月之后的会议记录，于法枝没有参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庭审笔录未让于法枝或者代理人查阅、签字；一审法院对于法枝当庭提出的法院依职权向银行查实刘玉亮存单领取问题未予查实。另，一审案件的审判长与良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系亲属关系，依法应当回避未回避，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 良友公司辩称：1、良友公司在2002年8月28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1万元。2004年4月良友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10万元，其中，于法枝出资1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10%。《购置资产经营协议书》、《委托书》及公司章程上均有于法枝的签字能够证明该情况。于法枝于2002年8月份收到刘玉亮的股本11万元系徐杰、郑伟、陈尚勇等人陪同于法枝到席铁军家拿的存单，通过席铁军交付至于法枝。2008年2月20日，于法枝与刘玉亮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得到了全体股东的认可，于法枝即丧失股东身份。2、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人大代表旁听了本案一审审理。庭审结束后，一审承办案件法官刘善宗当庭宣布庭审结束后3日内到法院核实笔录并签字，于法枝未在庭后核实笔录签字，并非一审法院拒绝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良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庆义与一审法院审判长无亲属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玉亮二审述称：其出资款11万元系通过席铁军交付于法枝，当年分了一次红，之后未再向其分红。其与于法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即向其正常分红。 经审理查明：2002年8月，于法枝与杜浦、陈尚勇等7人协商出资购买砀山油脂公司被拍卖资产（含良友综合楼及后院50米土地使用权）事宜，并委托于法枝参加竞买。于法枝参与竞买了上述资产，并以100万元完成竞买。其中，于法枝认缴11万元。根据于法枝、陈尚勇、郑伟等7人于2002年8月10日签订的《购置资产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购买良友公司的案涉资产归7人所有，用于成立公司。 同月，于法枝向刘玉亮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玉亮购良友山庄股金11万元”。 2002年8月28日，郑伟、于法枝、陈尚勇等7人成立良友公司，并签订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1万元，于法枝出资额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8%。 良友公司成立后，将其资产出租给了于法枝，并收取了于法枝自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的承包费用共计9万元。 2004年4月9日，良友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10万元，并增加邵卫东、王伟等人为股东。其中，公司章程载明于法枝出资额为1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10%。 后因良友公司未按规定年检，原砀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8年12月26日将其公司营业执照核准吊销。现良友公司的营业执照处于吊销状态。 2008年2月20日，于法枝与刘玉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转让方：于法枝，受让方：刘玉亮。由于转让方入股所占用股是受让方投资的，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自愿达成下列协议：一、转让方和其他合伙人在砀城310公路南侧购得的良友山庄整体楼房一幢，包括楼房占地、宾馆财产及南侧其他附着物，共计股金11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和良友山庄其他合伙人一样享有良友山庄的股权，转让人自本协议书签订后丧失股东权。二、受让方接收股权后和其他合伙人一样，拥有对良友山庄的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使用权。三、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后向其他合伙人告知，协议是受让方依法享有股权的凭证，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存一份，良友山庄存档一份。后良友公司当时股东在该协议书“其他合伙人”处签署了姓名。 于法枝一审申请对上述协议书及落款日期为2002年8月的《收条》上“于法枝”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签署提出鉴定申请，后又放弃了对上述协议书上签名的鉴定申请，仅对落款日期为2002年8月出具的《收条》上的签名提出鉴定申请。二审中，经本院释明，于法枝不申请对上述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签署进行鉴定。 另查明：一审法院合议庭审判长彭岩的妹妹系良友公司委托代理人许庆义的嫂子。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同本院对郑伟所作证言的认证意见，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02年8月的《收条》上“于法枝”的签名极有可能为于法枝本人书写，综合郑伟、席铁军所作证言，本院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于法枝收取了刘玉亮购买良友公司股权的11万元。 案已查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良友公司最后一次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发生在2004年4月9日。该次变更后，于法枝在良友公司的出资额根据工商登记显示为11万元，占股比例为10%。于法枝一审时申请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落款日期为2002年8月的《收条》上“于法枝”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签署曾提出鉴定，后又放弃了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上“于法枝”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签署的鉴定请求。二审中，经本院释明，于法枝仍对此不申请鉴定。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载明于法枝入股良友公司股份系刘玉亮投资，并确认于法枝在转让股份时所持股份为“共计股金11万元”，并将该份额转让给刘玉亮，于法枝遂自本协议书签订后丧失股东权。《股权转让协议书》所载明的股份比例情况与案涉《收条》及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之前于法枝在良友公司所占股份比例状况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作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该协议书明确确认了于法枝入股系刘玉亮投资、转让股权为于法枝所持“共计股金11万元的股权”、于法枝自协议书签订后丧失股东权且良友公司当时其他股东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认可。因此，于法枝自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即非良友公司的股东。故本院对于法枝该节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于法枝认为一审法院未让其查阅庭审笔录及在庭审笔录上签字以及一审法院审判长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程序严重违法。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告知了于法枝可于庭审结束后查阅笔录。于法枝认可一审判决书已列明其举证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故对于于法枝此节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本规定所称近亲属，包括与审判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于法枝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审判长彭岩与许庆义系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亲属关系。案已查明，一审审判长彭岩的妹妹系良友公司委托代理人许庆义的嫂子，二人关系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近姻亲关系，故对于于法枝此节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于法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于法枝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良友公司提供四组新证据。证据一，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2008年3月20日于法枝才被采取强制措施，于法枝曾在庭审虚假陈述其于2008年2月被采取强制措施股权转让协议是伪造的事实。证据二、委托书及拍卖收据，证明购买房产及土地属于良友公司资产，并非于法枝购买虚假陈述。证据三，股东大会记录，证明附属设施是良友公司出资购买。证据四，砀山县人民法院及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及裁定书，证明于法枝多次恶意诉讼，均未得到支持。于法枝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案涉房产不是其出资购买的，对证据二，委托书来源不合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拍卖收据真实性认可，能够证明于法枝是买受人。对证据三，真实性持有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刘玉亮质证认为，对良友公司提供的四组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于法枝亦认可11万元股权转让的事实。对证据二，能够证明拍卖产权归良友公司所有，予以认可。对证据三、能够证明附属设施购买情况，予以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再审对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及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良友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包括购买的土地和房产；二、于法枝股权份额如何确定以及转让股权后是否丧失股东资格。 一、关于良友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包括购买的土地和房产的问题。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于法枝、陈尚勇、郑伟等7人于2002年8月10日签订的《购置资产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购买良友公司的案涉资产归7人所有，用于成立公司。而后于法枝与杜浦、陈尚勇等7人协商出资购买砀山油脂公司被拍卖资产即良友综合楼及后院50米土地使用权，最终以100万元完成竞买。虽在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1万元，但事实上公司已购买砀山油脂公司的资产100万元，并且于2004年4月9日，良友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10万元， 由此可见，良友公司注册资本包括购买的土地和房产。 二、于法枝股权份额如何确定以及转让股权后是否丧失股东资格。经查，2002年8月28日，郑伟、于法枝、陈尚勇等7人成立良友公司，签订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1万元，于法枝出资额2万元，虽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8%。但根据2004年4月9日，良友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时，增加邵卫东、王伟等人为股东。其中，公司章程载明于法枝出资额为11万元，仅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的10%。在公司修改章程时，于法枝认缴仅为11万元。因此，于法枝持有良有公司股权份额为1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而该10%的出资额又因于法枝于2002年8月向刘玉亮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玉亮购良友山庄股金11万元”。另结合于法枝与刘玉亮于2008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公司其他股东签字认可，明确载明转让方于法枝和其他合伙人购得的良友山庄整体楼房（含楼房占地，宾馆财产及附着物），共计股金11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刘玉亮，后转让人于法枝丧失股东权。故，于法枝自持有11万元的股权（包括房产及土地）转让后，丧失股东资格。因此，抗诉机关认为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于法枝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宿中民二终字第0036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耀 审判员 王九霄 审判员 吕庆龙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梅传喜 书记员王鲜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