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1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70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白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平，女，1975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莉，女，汉族，1977年9月3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全，贵州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贵州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仁凤，女，1951年11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正昌，男，1953年2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国，系王正昌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昌华，织金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因与被上诉人喻仁凤、王正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4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4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确认两被上诉人签订的非法转让三上诉人承包地的《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无效；3、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主要的事实与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根根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方当事人的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甚至一审法院判决止认可的事实，都足以证明三上诉人对《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涉及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却以三上诉人对契约涉及的转让标的物不享有权利，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三上诉人诉讼请求，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以下证据足以证明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首先，三上诉人是在包产到户之前就已出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母亲喻仁凤同属一承包户，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当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利，有利害关系；其次，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三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1）在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三段开头这样写道：“王正昌辩称，三原告与被告喻仁凤在农村土地承包时，在本村承包有土地……”第三，三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当地村委的证明，证明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有必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判决书对该证据只字未提。最后，甚至一审法院判决书也明确认可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书在第4页第二段写道：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艳、刘平、刘莉均系被告喻仁凤之女儿，土地包产到户时，被告喻仁凤以其为户主共4人在贵州省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大寨村马路组承包土地。三上诉人虽然外嫁，户口也迁往外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三上诉人对当年承包的土地仍然享有权利，更何况，作为发包人的贵州省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大寨村，根本没有将三上诉人的承包地予以收回，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因外嫁户口迁移而丧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视有证据证明的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的事实，甚至不顾同一判决书已认定的该事实，以三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权利，不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为由，判决驳回三上诉人诉讼请求，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喻仁凤答辩称，1、办确权证时对方对我使用暴力；2、我没有去指过界，而且对方还占有别人的地块；3、涉农补助存折我没有给王正昌，承包合同在我手里，为什么要把存折给王正昌，而且我家土地是拿给刘先有种，是村委会把存折拿给的刘先有，刘先有住的是我家的房子；4、合同是我一个人签的，我也不懂法，村委会邓国力在合同上面是在场人，至于他代表是村委会还是代表他个人我也不清楚；5、合同是王正昌找人写的，而且是王正昌叫我盖章叫我签字，我也没有签字，盖了手印，再到后面的调解，邓国力说你没有得到王正昌他家的钱，他说，如果我不服可以去起诉上告，如果说判决有效，我们就不说。如果维持原判，我没有写在合同里面的沙坝背后的那一块土地和树木那我要，因为没有写在合同上面。 被上诉人王正昌答辩称，一、三原告之母，即本案被告喻仁凤与我签订的《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是合法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从以上法律法规不难看出，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采取了逐渐放松的姿态。既然法律已经确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一项用益物权，就应当允许权利人自由转让。如果承包经营权只是债权，则任何转让都是必须取得发包方同意，既然物权法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具有不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外其他人干涉的效力。故司法解释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如果承包方将其承包土地转让给其他人，发包方不同意或者未加盖公章，不是当然无效，只要存在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情形的，该转让合同都是有效的。本案中，原告与喻仁凤签订转让协议时，村主任是在场人，当时以及过后曾去请过村委补盖公章，只因村委的无故拖延行为而导致似乎未经发包方同意的表象，关于这一点，村委已出具证明加以证实，既然“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那依法应认定为该合同并非无效，而是有效合同。二、即使三原告曾参加土地承包，然而，对其母将土地、房产转卖给我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知晓的。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我如数将转让款给喻仁凤后，其当即就和我一道，将全部转让款存入其二女儿刘平的账户(一审时，我曾书面申请法庭到银行去调取当时的打款记录，法庭的回答是，已到银行去查过，时间长了，没有保存到现在)。还将其每年政府发放的涉农补助储蓄存折当着众多人交与我，表示对这桩交易的诚信。这件事情，三原告并非不知，只是没有预料到2013年政府要修环东路，需要征收其已转让给我的部分承包地，补偿十多万元，见钱眼开，才滥用诉权，来打这场官司。三、如果按几原告诉请确认喻仁凤与我王正昌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话，那么，作为无权转让的喻仁凤将难以承担下列一系列损失：我王正昌转让得喻仁凤的土地后，先后作了下列七次处分，即七次再转让：l、2010年8月份，将所转让得的土地。160平方再转让给龚军，当年即修建了三层平房；2、2012年8月，又转让了150平方给龚勇，转让之年，同样修建了三层平房；3、2010年，将100多平方转让给王开国建圈舍办养殖场；4、2012年，转让了100多个平方给周其明家建房，当年就修建了两层平房；5、2011年，按照县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城关镇政府选定我王正昌给喻仁凤转让的名叫杨家关的地方，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朱华还多次到现场勘测并作我的工作，终将1000平方的地盘转让给外商建办“义和砖厂”。该砖厂前后投资一千多万元，现在生产经营中(测量砖厂时，喻仁凤还亲自来指边界)。6、2011年6月26日，根据镇政府的旨意，又将我转让得的地块转让了1600平方给刘跃勇办“跃勇瓷粉厂”，其投资300多万元，现仍然在正常生产中；7、2013年，国家修建环东路，又征用了我王正昌所转让得的土地几百平方。以上共7次的再转让，第1、2、3、4项是经村委同意认可的，第5、6项我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合同上，村委会都是加盖了公章予以认可，并将转让款交给了转让人王正昌；第6项是国家征用，无条件服从，转让款也登记在我王正昌户上。根据以上事实，要是转让契约无效，那么，喻仁凤无疑应当承担无权处分的责任，已经修建的民房，已经修好的养殖场，已经大规模投资建办的工厂、企业，已经修建的公路，怎样处理？怎样赔偿？就算除了国家征用的公路，另外的民房、养殖场、两个企业，少了1500万元赔不下来，谁来赔偿。几原告忍心让其亲生母亲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她能承担吗。四、本案原告的诉请是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定的案由也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属于债权，应受诉讼时效的制约。我王正昌和喻仁凤签订转让契约后，三原告与其父母几乎每年都是要来荷花村、大寨村给三原告的外公、外婆、爷爷上坟挂纸，三原告外公、外婆的坟墓离刘跃勇的瓷粉厂才十几米，离周其明转让得后所建的平房二十米左右，离王开国建办的养殖场不到三十米，且都是全在路边，在三原告上坟挂纸的必经之路上，三原告每年都是来挂纸，难道不知道其承包地已为他人所用了吗，为什么到了2016年才来找村委、找街道办事处反映了，所以，根据日常生活常理，三原告是知晓并认可该转让事实的，无权起诉，即使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两被告签订的非法转让三原告承包地《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无效；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原告刘艳、刘平、刘莉均系被告喻仁凤之女儿，土地承包到户时，被告喻仁凤以其为户主共4人在贵州省织金县双堰街道大寨村马路组承包土地。原告刘莉、刘平分别于1992年12月、1994年将户口迁往贵州省贵阳清镇县，现户口均迁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铝兴路37栋一单元15号居住，原告刘艳于2006年6月将户籍迁往四川省成都市白江区祥福镇华家村7组居住。2009年5月10日，被告喻仁凤与被告王正昌签订《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契约主要内容为“立约人城关镇大寨村马路组喻仁凤、刘刚刚，亦经协商立约人忠愿将自己所居住的房子地基树木及所分四个人口的自留地、责任地、荒山卖、转让给城关镇荷花村团结组王正昌永远管业和使用，具体四只块角沟：房子界限为东抵喻仁恩房子洋沟坎为界、西抵前面尖山角为界、被抵大路为界、南抵喻仁恩房子砖墙为界。房子背后的土以田明志的土坎和喻仁恩家门口的大路为界，门口的土以大路和杨春华家的为界。老屋基从杨春华家门口至公路王文荣所买树木地界与喻仁恩的交界处为界，原来机房门口至荒地以刘关明的为界。中坝以田明华的为界、松树林包包以陈开荣家的为界，……田面积与任何人无牵连。议定买卖转让费共计78060元，现金已于立约之日一次性付清，未欠分文。恐空口无凭特立此约为据……。立约人：喻仁凤、刘刚刚、刘艳、刘萍，因子女未在场，母亲全权代表，在场人喻仁芬、邓国礼、刘关明、王明发、王开国等，公元二00九年五月十日”。后三原告以喻仁凤将房屋、地基、土地等转让给被告王正昌未经其同意，与被告王正昌发生纠纷，2016年9月26日经贵州省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调解未果，原告遂起诉至法院。另查明，被告喻仁凤转让给被告王正昌的房屋无相关产权证明，被转让的土地现也被用于建房、建厂、修公路。 一审认为，三原告起诉要求确认《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无效，因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被告喻仁凤所转让的房屋、树木、土地享有所有及使用权，也未能证明以被告喻仁凤为户主四人中的三人为原告刘艳、刘平、刘莉。三原告未能证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判决驳回原告刘艳、刘平、刘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刘艳、刘平刘莉负担。 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喻仁凤与被上诉人王正昌不是同一村村民，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未经当地政府部门批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房屋地基树木土地水田使用权转让契约》是否有效。上诉人据以主张合同无效的核心理由一是三上诉人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是三上诉人未在契约上签字；三是涉案契约未报备村委会及乡政府。对此，本院认为，对其理由一和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即使假设三上诉人享有涉案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且被上诉人喻仁凤不具有处分权，其也仅影响到土地的使用权是否能够转移，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原告的该两个理由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对于其理由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在契约无其他无效情形的情况下，契约是否有效仅取决于被上诉人喻仁凤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及当地乡政府的意见。若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及当地乡政府同意则合同有效，若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不同意或者当地乡政府不同意则无效。现就双方达成的契约，因未报村民会议讨论，也未报乡镇府部门审查，尚无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及乡镇府明确意见，故契约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此本院不能确定契约是否无效。据此，在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及乡镇府未作出明确的同意或者不同的意见前，上诉人主张契约无效的请求本院不能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艳、刘平、刘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雄 审 判 员  张 晶 审 判 员  徐 洪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喻 智 书 记 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