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21民初2556号 原告：陈振信，女，198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豪，男，200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永丹，女，199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静，女，200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翠，女，200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雪，女，200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婷，女，200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毕节市，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甘宗辉，男，195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张奎凤，女，195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上述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瑞崇，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戟玺，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陆启军，男，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告：贵州百里杜鹃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金坡乡。 法定代表人：毛明江，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人民东路（东郊88号）。 负责人：路世蕾，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甘宗辉、张奎凤与被告陆启军、贵州百里杜鹃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鹃旅游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以下简称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振信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崇瑞、鞠戟玺，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启军、杜鹃旅游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甘宗辉、张奎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决被告杜鹃旅游公司赔偿原告因甘某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398111元；2、判令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在贵Ｆ×××××号车承运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直接将第一项诉请的赔偿款支付给原告；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5日，被告陆启军驾驶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从黔西经黔大高速公路往大方方向行驶，15时4分许行驶至黔大高速公路（上行线）47公里加973米处时碰撞前方由驾驶人许国永驾驶的贵Ｆ×××××号中型自卸货车尾部，造成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乘车人原告亲属甘某当场死亡。本次事故经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直属一队于2017年1月12日作出黔公交认字【2016】第0002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贵Ｆ×××××号车驾驶人陆启军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贵Ｆ×××××号车驾驶人许国永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经核实，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是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系贵Ｆ×××××的承保人，承保险种为承运人责任险，限额为27875000元，保险生效截止日期为2016年11月19日0时至2017年2月18日止。原告陈振信与丈夫甘某于2006年至交通事故发生时居住在福建省××××村，双方所育子女均随同父母在福建省××市居住和就读，其中甘豪、甘翠、甘雪、甘婷就读于南安泽潭小学，甘静就读于南安市××中学，甘永丹随父母居住在福建省××××村。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及《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案中，原告亲属甘某乘坐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所有的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双方成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杜鹃旅游公司作为承运人，具有法定和约定义务将旅客安全运至目的地。甘某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死，被告杜鹃旅游公司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在发生事故时在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投保有27875000元的承运人责任险，本案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并未超过该责任限额，因此，本案应先由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在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27875000元承运人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将赔偿款直接支付给原告。至于杜鹃旅游公司或中财保大方支公司作出赔偿后，是否向本次事故的次责方许国永及其保险公司追偿，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以及被害人甘某在事故发生多年前就持续居住、生活和就读在福建省××市，因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应当适用福建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诉至贵院。 被告陆启军庭前提交的答辩状辩称，我是杜鹃旅游公司驾驶员，我是帮杜鹃旅游公司开车，公司开我工资。我和公司没有任何股份关系，我开的贵Ｆ×××××号大型客车的所有人是杜鹃旅游公司，并在中财保大方支公司投了保险的。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用费应该由杜鹃公司和中财保大方支公司来承担。 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辩称，1、我方不是涉案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不清楚情况，因此对事故的事实及责任划分由法院查明；2、被告杜鹃旅游公司车辆贵Ｆ×××××号大型客车在我方投保有交强险及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核定载客57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座位数56座，每座责任限额50万元，累计为27875000元；3、我方已经支付赔偿款125000元，在本案中应该扣除；4、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合同纠纷赔偿范围及合同的赔偿范围；5、原告所诉的赔偿项目标准过高，不合理；6、本案事故不是由我方所引起，诉讼费用不应由我方承担；7、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被保险人未向原告赔偿前，我方对原告无赔偿义务。 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未进行答辩。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身份证、老户口簿复印件及新户口簿、七星关区林口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证明、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林口派出所及七星关区林口镇高峰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称该组证据体现不出原告陈振信与受害人甘某之间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不存在的。首先是登记姓名不一致，出生年月日不一致，身份证号也应该不一致，所以原告陈振信及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主体资格是不适格的。户主名为陈振信的户口簿，与本案无关。对七星关区林口镇高峰村村民委员会加盖有林口派出所公章的证明持有异议，无单位负责人及经手人员签字，故对甘宗辉、张奎凤诉讼主体资格我方也持有异议。对身份证等证据基于前述理由，我方认为与本案也无关联性。老户口簿是复印件，真实性由法院审查，但是陈振信与甘某的夫妻关系不能以公安机关户籍簿上面载明的内容为准，应该以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内容为准。林口镇政府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陈振信与甘某之间存在婚姻关系。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医学尸体检验分析意见书、死亡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亲属甘某于2016年12月5日乘坐杜鹃旅游公司所有的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该车没有把甘某安全送达目的地，导致甘某死亡的事实；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称其不是事故的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事故事实及责任划分由法院认定，但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甘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根据法医尸体检验分析意见书的内容，因为家属不同意解剖，所以法医对甘某的死亡原因是一个推断，不足以证明甘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有直接的关系。 3、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石井边防派出所及南安石井镇促进村民委员会证明、福建省××市耕耘石材有限公司证明及营业执照、福建省××市水头翔发石材有限公司证明、福建省××市昌新石业有限公司证明、福建省××市水头源洋石业经营部证明、南安市××中学在校生证明、南安泽潭小学学生信息明细表，用以证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原告亲属甘某携妻带子常年居住于福建省××石井镇，其在该处工作，子女在当地读书。因此，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福建省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称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石井边防派出所及南安石井镇促进村民委员会证明无经手人签字，不能体现陈振信与甘某是夫妻关系。对几份有关工作、工资的证明，均是同一天出具的，且工作时间等内容存在交叉，也无相应的劳动合同、纳税证明能体现甘某与该几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几份工作证明均无单位工作人员或负责人签字。如说该几份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甘某每月的收入应有5、6万元，但是甘某却在福建租房居住，且整个家庭在一起居住，没有买房，所以不太符合逻辑，不合理。对在校证明，同样也无单位工作人员及负责人签名。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4、交通费票据，证明因甘某的死亡，原告方花去交通费5883元，该费用以法庭核实的为准。陈振信是在甘某出事的第二天坐飞机回来的，因为只有登机牌，没有找到票据，所以不要求坐飞机的费用，6个孩子是和陈振信兄弟家5个人一起坐大巴回来的。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称该组证据中的非正式票据，被告方不认可。正式票据中无乘车地点、车次、时间、座号的票据，均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剩余的票据也体现不出与本案有关联性。 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为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抄件、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单（抄件）、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保险公司理赔的相关材料及报案材料，用以证明涉案车辆在被告方投保情况及被告已经赔付了125000元，甘某的赔偿款为110000元，王庆松的赔偿款为15000元。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方对原告没有赔偿义务。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交强险保单与本案无关联性。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单，能体现每座平均保额500000元，投保座位数56个，累计的责任限额是27875000元，且该车有调剂险的约定，所以原告方认为，在总的保险限额内，保险公司都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保险法第65条规定，应把甘某死亡产生的损失全部直接赔偿给原告。 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原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虽然有异议，但经审查，该3组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除2016年12月6日的票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告对其他票据的产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票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予以认可，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亲属甘某于1975年4月20日出生。2016年12月5日，驾驶人陆启军驾驶的所有人为杜鹃旅游公司的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从黔西经黔大高速公路往大方方向行驶，15时04分许行驶至黔大高速公路（上行线）47公里加973米处时碰撞前方由驾驶人许国永驾驶的贵Ｆ×××××号中型自卸货车尾部，造成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乘车人甘某当场死亡；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乘车人甘文义、王庆松、王庆春、叶胜友、陈忠义等不同程度受伤，贵Ｆ×××××号车、贵Ｆ×××××号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毕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直属一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贵Ｆ×××××号车驾驶人陆启军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贵Ｆ×××××号车驾驶人许国永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贵Ｆ×××××号车乘车人甘某、甘文义、王庆松、王庆春、陈忠义、叶胜友无责任。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甘某与其妻子陈振信，子女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居住在福建省××石井镇，甘静在南安市××中学就读，甘豪、甘雪、甘婷、甘翠在南安泽潭小学就读。甘某有兄弟姊妹3人，其父甘宗辉和其母张奎凤居住在贵州省××××村。贵Ｆ×××××号车在中财保大方支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其中道路客运人责任险的每人（座）责任限额为500000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附加收费责任险为2000000元。另查明，交通事故发生后，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向杜鹃旅游公司支付了保险费125000元，甘某的赔偿款为110000元，王庆松的赔偿款为15000元。后杜鹃旅游公司向原告陈振信支付了11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至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的规定，原告亲属甘某支付了相应票价，乘坐被告陆启军驾驶的所有人为杜鹃旅游公司的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其与杜鹃旅游公司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有义务将原告亲属甘某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因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所有的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出现交通事故，导致原告亲属甘某死亡，且经交警部门认定贵Ｆ×××××号大型普通客车的驾驶人陆启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作为乘车人的原告亲属甘某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的规定，被告杜鹃旅游公司应承担原告亲属甘某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项目及数额为：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从原告提交的证据能认定原告亲属甘某死亡时的居住地在福建，福建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14元，其死亡时的年龄是41岁，死亡赔偿金应按20年计算，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为36014元×20年=720280元；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2016年贵州省城镇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6279元，但原告仅主张按年平均工资60012计算，故本案的丧葬费为60012元÷12×6=30006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和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依据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的规定，原告亲属甘某在死亡时，原告的6个子女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居住在福建省××市，其父母居住在贵州省××市，福建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25006元，贵州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原告亲属甘某的死亡时间是2016年12月5日，甘某长女甘永丹生于1999年3月23日，自甘某死亡时为17岁8.5个月，抚养年限为0.29年；次女甘静生于2001年3月19日，自甘某死亡时为15岁8.5个月，抚养年限为2.29年；三女甘翠生于2002年11月19日出生，自甘某死亡时为14岁0.5个月，抚养年限为3.96年；四女甘雪生于2004年10月9日，自甘某死亡时为12岁10个月，抚养年限为5.17年；长子甘豪生于2006年11月3日，自甘某死亡时为10岁1个月，抚养年限为7.92年；五女甘婷生于2008年5月20日，自甘某死亡时为8岁6.5个月，抚养年限为9.46年；父亲甘宗辉生于1953年3月3日，自甘某死亡时63岁9个月，扶养年限为16.25年；母亲张奎凤生于1954年10月15日，自甘某死亡时62岁2个月，扶养年限为17.83年。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豪、甘婷的标准参照福建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25006元计算，但原告方要求按25005.50计算，故甘永丹的生活费为3625.80元（25005.50元／年×0.29年÷2），甘静的生活费为28631.30元（25005.50元／年×2.29年÷2），甘翠的生活费为49510.89元（25005.50元／年×3.96年÷2），甘雪的生活费为64639.22元（25005.50元／年×5.17年÷2），甘豪的生活费为99021.78元（25005.50元／年×7.92年÷2），甘婷的生活费为118276.02元（25005.50元／年×9.46年÷2）；甘宗辉、张奎凤的标准参照贵州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计算，甘宗辉、张奎凤前10年生活费为128011.20元（19201.68元／年×10年÷3×2）。因福建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25005.5元，高出贵州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以福建省2016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标准，上述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上述被抚养人前10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50055元（25005.50元／年×10年），甘宗辉、张奎凤另外6.25年生活费为80007元（19201.68元／年×6.25年÷3×2），张奎凤剩余的年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0112.88（19201.68×1.58年÷3）；4、交通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原告仅能对其提交的2016年12月6日的甘某的6个子女从福建到贵阳的交通费作出合理说明，对其他票据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故可酌情考虑甘某的6个子女从福建到贵阳的费用，即6×330=1980元；5、误工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同费用”和参照第二十条第三款“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甘某的妻子即原告陈振信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收入状况，故可参照贵州省2016年的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标准按5天的误工时间计算，误工费为738元（53874÷365×5）。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因本案系合同纠纷，且二被告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对精神抚慰金不予赔偿，故对原告要求的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上述赔偿项目共1093178.88元，扣除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已支付的110000元，应为983178.8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人赔偿保险金”规定，被告杜鹃旅游公司所有的贵Ｆ×××××号车在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原告可以要求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直接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其支付保险费。该车投保的客运险每座为500000元，另外有2000000元的附加责任险，原告要求的赔偿款未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道路客运责任保险每座的责任限额和附加收费责任险的保险费总额2500000元。对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辩称的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被保险人对未向原告赔偿前，其不承担赔偿义务的意见，因责任保险的最终保护对象不是被保险人，而是因被保险人的行为遭受损害的第三者，其目的和宗旨是保护遭受损害的第三者的利益，二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该条款侵害了第三人即受害人的利益，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对中财保大方支公司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中财保大方支公司应对被保险人杜鹃旅游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直接向原告支付保险金。被告陆启军、杜鹃旅游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作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贵Ｆ×××××号车的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甘宗辉、张奎凤因其亲属甘文书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983178.88元； 驳回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甘宗辉、张奎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告陈振信、甘豪、甘永丹、甘静、甘翠、甘雪、甘婷、甘宗辉、张奎凤申请缓交的案件受理费6815.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在本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未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以在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章英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助理法官杨昌齐 书记员  文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