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民终8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悟县西岳大道。法定代表人：高树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堂，湖北正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诉讼请求，调解，代签收法律文书等。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北洋工业园18号。法定代表人：邢海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申请再审，申请鉴定，代签收法律文书。原审第三人：赵恩利，男，195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审第三人：张康民，男，197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以下简称盛兴公司）因与上诉人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昊公司）、原审第三人赵恩利、张康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6）鄂092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鄂092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盛兴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改判宇昊公司支付150.1万元及利息）或者发回重审。2.宇昊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且审理程序违法。（1）原判决一方面在第六页倒数第七行认定：“盛兴公司在合同签订时，查看了与工程相关的资料文书及相关信息（项目部招牌、现场），知悉张康民持有加盖宇昊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工程项目真实，劳务承包协议上既有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张康民的签名，还加盖项目专用章和资料专用章。按照时下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惯常做法，盛兴公司在履行了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后，有理由相信张康民有代理权”。在第七页倒数第十二行认定：“张康民在2013年7月16日订立合同中的代理行为有效，应由被代理人宇昊公司承担因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但另一方面，原判决对盛兴公司与宇昊公司通过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绿化工程承包协议》增加的道路、绿化、管网等项目工程，以“只有盛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权的签字，没有盛兴公司的盖章”、“对促进公司规范化经营、防范风险无益”为由，认定“不宜认定盛兴公司为合同主体”。同样，宇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也查看了盛兴公司的资质材料和**权的授权委托书，**权的签约行为，盛兴公司亦认可，且法律只规定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签字或盖章，没有强制必须签字且签章。即便**权没有签订合同的授权，盛兴公司对其行为也是一直追认，原判决“不宜认定盛兴公司为合同主体”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判决否认第二个合同的签订主体是盛兴公司，实际肯定了**权为签约主体。那么，原审法院就应当通知**权参加诉讼，并向盛兴公司和**权履行示明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也是违法的。（2）盛兴公司查看了与工程相关的资料文书及相关信息（项目部招牌、现场），知悉工程真实后，又根据宇昊公司向盛兴公司下达的《进场通知》，按时组织施工设备、施工人员进场，并按要求及提供的建筑材料，建造厨房、厕所、水池、活动板房等临时生活设施。由于宇昊公司不能提供施工许可资料，致使工程不能开工建设，但人员工资、机械设备租金等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原判决对此不评不判，违反审理程序。（3）赵恩利、张康民是宇昊公司授权的代理人，又是两个50万元定金的经手人，张康民还是现场施工管理负责人。当工程长时间不能开工建设时，盛兴公司要求宇昊公司返还定金并支付损失，当然会找现场管理负责人张康民。张康民出具的欠据，既是结算凭证又是欠款证明，欠款数额及组成来源与事实一一对应，与商业行为没有关联。原判决以第二份合同的签约主体，以及“更何况欠据出具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为由否认欠据，理由不足：因工程没有开工，故没有竣工日期，欠据当然在合同规定的竣工日期之后，才符合事实和常理。综上，盛兴公司起诉的标的额是宇昊公司向盛兴公司出具的“欠据”所注明的数额，且盛兴公司对欠款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举证，原判决认定其中一部分有效否认另外两部分，没有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宇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6）鄂092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盛兴公司对宇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盛兴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原审法院根据授权委托书的文字表达内容“委托张康民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参加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施工管理及相关事务洽商”、“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已经认定“宇昊公司授权赵恩利、张康民可以从事活动的性质和范围限定为属执行性质、与施工管理相关的组织行为，赵恩利、张康民并无自主决定对外签约、收取财物、进行决算的权限，更不得实施授权委托书禁止的以营利为目的和内容的商业行为”。据此，宇昊公司认为：（1）无论该授权委托书真实与否，原审法院都可以通过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文字内容得知赵恩利、张康民的授权范围及限制。那么盛兴公司作为一个从事多年建设工程业务的商事主体，应更容易区分张康民的行为是越权行为、无权代理行为；且盛兴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当其发现“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字样时，没有积极与我公司联系核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已经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相对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原判决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损害了宇昊公司的合法权益。（2）在该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文字内容与张康民的越权行为存在如此矛盾情况下，盛兴公司辩称其履行了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则其应举证证明如何履行了审查义务。但原判决却将举证责任判定宇昊公司承担，认定“宇昊公司未就相对人盛兴公司主观上是否为恶意或在缔约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进行充分、有利的举证……”，对宇昊公司有失偏颇。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权限及“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盛兴公司对于张康民没有权限签订合同及收取款项是明知的，并非善意。因此，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偏袒盛兴公司，对于法律法规的适用也明显错误。2.宇昊公司庭审中多次声明，盛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涉及宇昊公司字样的印章不是宇昊公司的印章，宇昊公司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结合张康民的越权行为，宇昊公司认为，盛兴公司与张康民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宇昊公司的合法权益。（1）盛兴公司提供的收据上的交款单位系**权，并非盛兴公司，收据上的印章不是宇昊公司的印章，盛兴公司也无法提供该款项的银行往来凭证，无法证实该款项是否实际支付，以及支付给谁。（2）盛兴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27日的欠据上没有宇昊公司印章，张康民也不能够代表宇昊公司。无论盛兴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真实与否，从委托书看，上面载明“有效期自2013年6月29日至2013年7月28日”，另手写“本委托书有效期同合同工期”。而从盛兴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12日湖北中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业）与宇昊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可知，上面载明的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故2014年10月27日，张康民已不具有代理权，其出具的欠据仅代表张康民个人，与宇昊公司无关。二、涉案分包合同的相对人不是宇昊公司，宇昊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015）鄂孝昌民初字第00098号案件的开庭笔录（2015年7月20日）第九页记载“被告问：你所提交的两份协议是跟谁签订的，在哪签订的？原告答：张康民，孝昌签订的”。由此可知，盛兴公司已明确涉案合同的相对方系张康民并非宇昊公司。该陈述已经构成自认，对盛兴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宇昊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三、盛兴公司并非善意，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1.盛兴公司主张的质保金、定金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争的金额高达上百万元，盛兴公司始终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凭证进行佐证，该款项是否实际支付，我们不得而知。且盛兴公司提交的两份收据中，一份加盖虚假的项目资料专用章，一份加盖虚假的项目专用章。盛兴公司作为一个商事主体，应当知晓收据需要加盖财务专用章方可有效。因盛兴公司无法提供诉争款项的银行凭证，也无法提供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故宇昊公司认为该款项并未实际发生，盛兴公司与第三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宇昊公司的合法权益。2.盛兴公司明确表示在签订分包合同时见过授权委托书，可知盛兴公司明知张康民的代理权限，也明知张康民不具有签订合同及收取款项的权限。由此可以认定，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3.盛兴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对张康民形成充分、正当的信赖理由。根据盛兴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看，盛兴公司应当知道张康民不具有签订合同及收取款项的权限，其作为长期经营的施工企业，对于建设工程领域的分包是熟知的，但其未严格履行审慎义务，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因此，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盛兴公司对于其主观系善意承担举证责任，而盛兴公司并未举出相关证据证明。5.涉案的分包合同未加盖宇昊公司的公章，也未加盖合同专用章，仅仅加盖张康民私刻的虚假印章，而使用虚假印章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严惩。且表见代理行为也要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盛兴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分包合同中甲方处的印章系合法刻制，且在公安机关备案。否则，使用虚假项目章或虚假项目资料专用章签订的合同，不应适用表见代理。宇昊公司对盛兴公司的上诉二审答辩称，1.本案缺少关键证据。盛兴公司没有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案涉款项是否实际支付，其仅凭张康民等人加盖的虚假项目印章，显然证据不足。宇昊公司也未与盛兴公司签订合同，未收到盛兴公司任何款项，盛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2.盛兴公司在上诉状及一审中均表示，其与张康民签订合同时看到宇昊公司与湖北中业在2013年8月签订的合同，而盛兴公司提交的施工合同是2013年7月。因此，盛兴公司的陈述不真实，其表见代理不成立。3.从盛兴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看，张康民没有签订合同及领取款项的权限。因此，盛兴公司与张康民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宇昊公司无关，仅由张康民个人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盛兴公司的上诉。盛兴公司对宇昊公司的上诉二审答辩称，1.张康民、赵恩利持有宇昊公司真实合法的授权委托书，张康民将工程转包给盛兴公司没有超出委托权限。2.盛兴公司在与张康民签订合同时审查了宇昊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工程合同，合同原件可以证实。3.张康民、赵恩利与盛兴公司的欠条，既是欠条也是工程结算，是张康民职权所在。因此，请求驳回宇昊公司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赵恩利、张康民二审期间未进行答辩。盛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宇昊公司向盛兴公司支付建设工程人工费、材料费及工程质保金、定金共计人民币150.1万元及其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2.判令宇昊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宇昊公司在承揽湖北省孝昌县观音湖生态旅游区内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时，向武汉文苑报刊碑林园有限公司交纳150万元；同年8月12日，宇昊公司与湖北中业签订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工期总日历天数300天。2014年3月11日，湖北中业向宇昊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湖北中业承继武汉文苑报刊碑林园有限公司全部债权债务；2014年4月14日，湖北中业与宇昊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上述合同、协议，宇昊公司加盖带“1”字印章，法定代表人李亚专印钤章，施工合同上委托代理人处有赵恩利签名。2013年6月29日，宇昊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系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张康民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参加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施工管理及相关事务洽商。委托人所进行的一切委托事宜，我均予以承认，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特此委托”。委托书下端委托单位盖宇昊公司带“1”字印章，法定代表人钤印。受托人栏有“张康民、赵恩利”签名，底部委托有效期打印有“自2013年06月29日至2013年07月28日”，另手书“本委托书有效期同合同工期”，手书部分加盖宇昊公司同模印章。2013年7月15日，盛兴公司开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权代表公司办理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接待中心事项，有效期至2013年10月14日止，超越授权办理事项属个人行为，公司概不负任何责任。2013年7月16日，盛兴公司与宇昊公司签订中国报刊碑林园接待中心工程的《劳务承包协议》。乙方盛兴公司盖章、代表人**权签名，甲方代表人张康民签名并盖有椭圆形“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资料专用章”和圆形“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同年8月2日，宇昊公司通知盛兴公司8月5日进场施工；8月6日收取接待中心项目质保金50万元的收据上盖有椭圆形“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项目资料专用章”。2013年8月17日的《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首部发包方甲方为宇昊公司，承包方乙方**权，尾部甲方盖有圆形“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及张康民签字，乙方未盖章，仅有**权签字。合同文本除打印内容外，涉及工期、工程标准、苗木养护期及标准、违约金数额、合同份数等划线部分均未勾选或填写。同年8月27日，收款人张康民出具盖有圆形“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权交来报刊碑林园项目绿化单项定金伍拾万元整”。2014年10月27日，张康民以宇昊公司授权委托人名义出具了欠据，内容为：“今欠到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授权人**权项目保证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逾期拾捌个月未能归还之利息壹拾伍万整（150000,-），产生人工费贰拾伍万元整（250000,-），材料款玖万元整（90000,-），机械费壹万壹仟元整（11000,-）费用合计一百伍拾万零壹仟元整（1501000,-）”。盛兴公司接到通知进场，但没有进行具体的工程施工。另，就报刊碑林园工程相关纠纷，宇昊公司为原告，湖北中业、武汉文苑报刊碑林园有限公司为被告的（2015）鄂孝昌民初字第00824号案件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进入执行程序；就一审所涉争议，盛兴公司对宇昊公司提起诉讼的（2015）鄂孝昌民初字第0009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宇昊公司以涉案印章涉嫌伪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出具了接受案件回执单和不予立案告知书；对盛兴公司撤回该案起诉申请，一审法院已裁定准许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授权委托与施工合同的主体及效力问题。宇昊公司给赵恩利、张康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文字表述核心内容是“委托张康民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参加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施工管理及相关事务洽商”、“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对上述条款的理解盛兴公司与宇昊公司有争议。盛兴公司认为：我们见宇昊公司所设项目部工程现场挂有招牌，看了宇昊公司给张康民、赵恩利的授权委托书和与湖北中业的施工合同，相信宇昊公司承接了该工程，知道赵恩利是具体施工人，赵恩利和张康民是现场负责人才签订合同、交纳款项；宇昊公司则认为：书面委托书是公司经常使用的格式文本，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了禁止越权及以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因此，委托书中的“施工管理及相关事务洽商”应是在施工阶段关于技术问题的管理和洽商沟通，与人、财、物无关。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对当事人有争议内容的理解，要探究所使用词句的本义及引申含义，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使解释符合专业意义，常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施工管理的通常意义是指在施工现场具体执行施工组织设计和协调现场关系的一种管理活动，是“管”好人手的分配，“理”顺施工的程序；洽商顾名思义就是接洽商谈。相关事务洽商范围较广，如结合全句则应作与工程施工相关事务洽商的限缩理解。如此分析可知宇昊公司授权赵恩利、张康民可以从事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只是限定为属执行性质、与施工管理相关的组织行为，赵恩利、张康民并无自主决定对外签约、收取财物、进行结算的权限，更不得实施授权委托书禁止的以营利性营业为目的和内容的商业行为。由此可知，张康民与盛兴公司2013年7月16日签订劳务承包协议时超越了宇昊公司赋予的代理权限，其后收取质保金50万元同样是无权代理行为。再从合同相对人盛兴公司角度看，合同订立时查看了与工程相关的资料文书及相关信息（项目部招牌、现场），知悉张康民持有加盖宇昊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工程项目真实，劳务承包协议上既有被授权的代理人张康民签名，还加盖项目专用章和资料专用章，按照时下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惯常作法，盛兴公司在履行了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后，有理由相信张康民有代理权。且宇昊公司未就盛兴公司主观上是否为恶意或在缔约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进行充分有力举证，只是陈述了授权委托书有“禁止越权及以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内容，盛兴公司明知张康民的授权范围而签订的后果应由张康民承担，与宇昊公司无关；盛兴公司所签合同及给付50万元质保金收据上印章尽管不是宇昊公司印章，但合同及收据上既有代理人张康民签名，又盖有宇昊公司项目专用章，宇昊公司以合同印章不是公司印章用以证明盛兴公司不属善意相对人的辩解，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对于宇昊公司所称其与湖北中业的总承包合同签订时间2013年8月12日晚于盛兴公司合同订立时间2013年7月16日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宇昊公司2013年3月已就案涉工程项目向武汉文苑报刊碑林园有限公司交纳150万元，湖北中业后来承继武汉文苑报刊碑林园有限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在总承包合同的开工日期和订立时间两处有月份“3”、“8”改动痕迹，以及张康民2014年10月27日出具欠据中存在“逾期拾捌个月”表述，综合判断，宇昊公司的此一说法理由不充分，与事态演变进程不符，一审法院对宇昊公司的该项辩解亦未予采纳。张康民在2013年7月16日订立合同中的代理行为有效，应由被代理人宇昊公司承担因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对于2013年8月17日的《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的主体确定问题，甲方有张康民签字和加盖宇昊公司项目专用章，依前份合同关于代理的分析评判，应确定为宇昊公司；乙方只有**权个人签名，无公司印章，尽管时间上**权仍在授权期限内，但综合考虑盛兴公司与工程所在地相距不远，交通方便，两份合同时间间隔较短，后一合同，应以加盖公司印章为要、为妥；以及《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文本除打印内容外，施工合同的必备条款没有勾选或填写内容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如将乙方确定为盛兴公司有违常理，对促进公司规范治理经营、防范风险无益，故对宇昊公司提出的《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的主体不是盛兴公司应是个人的辩解，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至于张康民2014年10月27日以宇昊公司授权委托人名义，个人出具欠据行为的主体和效力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及工程款项的清理和结算，应注重考察基础关系真实合法，外观形式规范完备等要素；在《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不宜认定盛兴公司为合同主体时；包含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相关的款项给付及其他各项费用，与上述要素基本不符或差距较大的债权债务凭证欠据尚不能认为真实、合法、关联性强的结算依据。更何况欠据出具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竣工日期（2014年4月28日）近半年时间。故对以此欠据主张权利的盛兴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应予以支持，即宇昊公司应返还盛兴公司质保金5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计算时间起点按盛兴公司请求的2014年10月28日确定。其他诉讼请求因事实证据不充分有力，应予驳回。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宇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盛兴公司质保金50万元，并承担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盛兴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9元，由盛兴公司负担9509元，宇昊公司负担8800元。二审庭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2017年9月4日，上诉人宇昊公司向本院邮寄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依法调取盛兴公司和张康民2013年7、8月的银行账户明细。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案涉工程的施工建设而引发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应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盛兴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2013年6月29日的《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3.张康民在本案的系列行为如何评判，责任由谁承担。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虽然《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系**权的个人签字，未加盖盛兴公司公章，但盛兴公司已向**权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由**权代其公司办理相关事务；且盛兴公司对**权的签约、交款等行为均始终予以认可，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权在本案中的行为应认定为接受盛兴公司的委托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盛兴公司承担。故盛兴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关于焦点二，宇昊公司认为，2013年6月29日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不真实，且张康民的签约、收款及出具欠据的行为也超出了授权范围。本院认为，宇昊公司认为委托书上的公章虚假，但其一、二审均未对该公章申请司法鉴定，也未提供有关机构认定该公章系虚假的相关证据；且其二审庭审时并未否认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只是认为委托书出具的对象是针对湖北中业而非盛兴公司，故本院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2013年6月29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我系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张康民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参加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施工管理及相关事务洽商。受托人所进行的一切委托事宜，我均予以承认，禁止越权及利用公司名义进行一切商业行为”。从委托书的内容上看，委托书没有限定适用对象仅为湖北中业，也未明确禁止张康民不得进行签约、收款和出具收据的相关行为；且张康民的签约、收款和出具收据的行为均系其参与中国报刊碑林园工程管理所发生，该系列行为亦不属于委托书明确禁止的“商业行为”。从委托书的委托期限来看，前述委托书上载明“本委托书有效期同合同工期”。案涉的《劳务承包协议》和《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均未明确约定合同工期，而宇昊公司与湖北中业的施工合同明确约定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宇昊公司在其上诉状中也进一步明确“合同工期”为2014年4月28日。因此，应当认定前述委托书的委托期限为：2013年6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故张康民在本案中的签约（即：2013年7月16日的《劳务承包协议》和2013年8月17日的《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及出具100万元收据（即：2013年8月6日的50万元接待中心项目质保金和2013年8月27日的50万元绿化单项定金）的行为，均在授权期限内且未超出宇昊公司的授权范围，此代理行为有效，其行为后果应由宇昊公司承担。张康民于2014年10月27日出具150.1万元的《欠据》中包括前述100万元项目质保金、绿化单项定金，如前所述，应由宇昊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该《欠据》中载明的保证金利息、人工费、材料款、机械费等费用系张康民超出宇昊公司的授权期限作出的确认行为，宇昊公司对此行为亦不予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宇昊公司对此不承担民事责任。故此，宇昊公司应向盛兴公司返还项目质保金及绿化单项定金共计100万元，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自2014年10月28日（盛兴公司主张权利之次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向盛兴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另，宇昊公司上诉称，100万元收据无银行支付凭证，张康民与盛兴公司串通损害宇昊公司利益，并申请本院调取盛兴公司和张康民2013年7、8月的银行账户明细。本院认为，虽然盛兴公司未提供银行支付凭证，但其提供的二份收据原件均系张康民出具并加盖项目印章，且与《劳务承包协议》和《绿化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相互印证，故该部分事实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宇昊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授权委托书、收据上加盖的公章虚假，盛兴公司与张康民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宇昊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盛兴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宇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6）鄂092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二、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项目质保金、绿化单项定金1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4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9元，由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由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负担45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9元，由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由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负担45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铮审判员 代绍娟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毛雅婷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