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2072民初5206号原告：中山市和亨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李其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国，广东裕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旭日方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瞿旭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靓，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玥，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安振，男，197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第三人：中山市创尔雅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李秋燕，该公司经理。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艺金，广东正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山市和亨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亨公司）与被告北京市旭日方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方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立案后，被告旭日方达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8月1日作出（2016）粤2072民初5206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被告旭日方达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6）粤20民辖终6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诉讼中，本院依职权通知李安振和中山市创尔雅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尔雅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和亨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立国、被告旭日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瞿旭东及诉讼代理人周靓、第三人李安振和创尔雅公司的共同诉讼代理人陈艺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486046.2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起，双方有供货往来，由原告向被告供货。但从2014年起，被告开始无故拖欠原告货款，至2016年，被告共欠原告货款1486046.2元。被告辩称，李安振2014年12月9日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被告签署退货协议书，被告认为李安振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所以该退货协议是有效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安振述称，本人之前一直代表原告与被告就货物买卖进行沟通，后来本人退股，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了。当时因为之前都是本人代表原告与被告沟通，故双方在2014年12月签署退货协议。但由于针对退货问题是被告自己核实申报的退货数量，而实际被告没有那么多货物，故我与被告签署的协议没有履行，原告也没有认可我与被告签署的退货协议。签署协议的情况就是这样。签署协议后被告没有那么多货物退，故本人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商谈有多少退多少，本人支付货款。后来在2014年12月17日，被告就退了566000元的货物，本人及本人的配偶支付了566000元的货款。之前的退货协议双方都没有履行，签署退货协议时双方约定先退货再付款，故我们实际收多少货物就支付多少货款。第三人创尔雅公司述称，当时货物是退到创尔雅公司，故开具了收条。协议的货款与创尔雅公司无关，都是由李安振处理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和亨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第三人李安振和案外人何某，李安振系法定代表人。2014年6月4日，该公司经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股东为案外人宋某和李其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李其旺。原告和亨公司和被告旭日方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旭日方达公司作为和亨公司的北京市总代理，经销创尔雅品牌内裤系列产品。2014年12月9日，旭日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瞿旭东在和亨公司出具的月度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旭日方达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退还了价值1738元的货物后，尚欠和亨公司货款1486046.2元。同日，李安振以和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退货协议书》一份。该协议注明甲方为和亨公司，乙方为旭日方达公司，约定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甲方全数退回乙方处现剩余的全部甲方商品（甲方确认，截至2014年12月10日，乙方库存甲方创尔雅牌内裤266661盒，价值为2585153.5元），且一切退货费用由甲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包装费、搬运费、运输费等），若乙方先行垫付退货费用的，在乙方向甲方提供费用凭证之日起3日内，由甲方以现金形式将退货费用结算给乙方。若甲方逾期仍不接收上述货物的，乙方保管甲方货物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全额退还前款所述货物的货款，计2585153.5元，支付方式如下：鉴于乙方尚有1486046.2元货款未支付给甲方，双方同意，乙方所欠该款项直接从上述甲方应付款项2585153.5元中抵扣，双方不再另行向对方清偿；抵扣完毕后，剩余货款1099107.3元，由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于退货之日起3日内支付给乙方。该协议落款处甲方由李安振签名，乙方由旭日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瞿旭东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案外人罗某某于2014年12月17日向旭日方达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瞿旭东老板旭日方达整车内裤，经旭日方达和收货方创尔雅中山和亨制衣有限公司双方会点共计1200件（壹仟贰佰件）由冀Ｄ×××××冀Ｄ×××××号车整车起点北京终点中山小榄中山和亨制衣有限公司。”收条落款处，罗某某签署“中山和亨.罗某某”字样。当日，罗某某使用李安振的银行卡在旭日方达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支付款项34.8万元，李安振另向旭日方达公司转账支付21.8万元，共计支付款项56.6万元。2014年12月20日，创尔雅公司向旭日方达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天收到瞿旭东（旭日方达）整车内裤，经旭日方达和收货方（创尔雅）中山和亨制衣有限公司双方会点共计1200件。”《收条》落款处加盖了创尔雅公司的仓库专用章。被告旭日方达公司主张其与原告和亨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均系与和亨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李安振联系的，其不清楚李安振卸任和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李安振代表和亨公司与其签署上述《退货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旭日方达公司还称，李安振系和亨公司和创尔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已退还上述1200件（箱）内裤给和亨公司，该1200件（箱）内裤货值为1737678.3元。根据《退货协议书》的约定，旭日方达公司退还价值2585153.5元的内裤给和亨公司，扣除旭日方达公司尚欠和亨公司的货款1486046.2元后，和亨公司尚需支付货款1099107.3元给其。但因和亨公司无法支付足额的货款给旭日方达公司，仅支付了56.6万元，故旭日方达公司仅向和亨公司退还了价值1737678.3元的内裤。为证实上述主张，旭日方达公司提交了其工作人员与“创尔雅阿华”的QQ聊天记录、其工作人员邢某与“罗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代刷信用卡支付货款授权书》。QQ聊天记录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于2015年9月至10月间核对退回的1200件（箱）内裤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是2017年6月的聊天内容，“罗某某”称其从旭日方达公司办理上述退货事宜后就从和亨公司离职了，李安振系创尔雅公司的老板。邢某问和亨公司到底有几个老板，“罗某某”称可问李安振，要么问阿华。邢某称有个同行想和和亨公司合作，问“罗某某”该联系谁合适，“罗某某”表示可联系李安振，并问阿华是否还在和亨公司工作。《代刷信用卡支付货款授权书》载明，授权人为“李安振”，被授权人为罗某某，内容为：“今有李安振授权罗某某于2014年12月17日在北京市旭日方达商贸有限公司刷卡支付货款，刷卡明细如下：1：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42×××36，持卡人：李安振，刷卡金额：286000.00元2：招商银行信用卡：43×××37，持卡人：李安振，刷卡金额：62000.00元刷卡金额合计：348000.00元此次退货共计：1200件，合计退货金额为：1737678.3元。”该授权书落款处“授权人”一栏有“李安振”字样的签名，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原告和亨公司称，李安振已于2014年6月4日将持有的和亨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从和亨公司离职。和亨公司委托李安振与旭日方达公司对账并追收货款，但没有委托李安振签订退货协议书。其不能代表和亨公司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退货协议书》，其签署《退货协议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罗某某从未在和亨公司任职。创尔雅公司与和亨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分别系独立的法人。和亨公司未收到旭日方达公司的任何退货。和亨公司对旭日方达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收条、QQ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均不予确认。李安振则称，其在和亨公司任职期间一直代表和亨公司与旭日方达公司就货物买卖进行沟通，故其转让股权并离职后，基于其与旭日方达公司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和亨公司仍委托其就追收货款事宜与旭日方达公司沟通。其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退货协议书》后，和亨公司并不认可，故其就以其个人名义向旭日方达公司购买上述退货。其与旭日方达公司确认上述退还的1200件（箱）内裤货款金额为56.6万元，于是其支付了等额的货款。其任和亨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罗某某是和亨公司的员工。其委托罗某某代为办理上述退货手续和支付货款的手续，当时罗某某是否和亨公司的员工，其不清楚。创尔雅公司使用的商标是李安振的，李安振与创尔雅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和亨公司代售创尔雅公司的货物。上述1200件（箱）内裤退回给创尔雅公司，由创尔雅公司出具收条，李安振再与创尔雅公司结算。李安振对旭日方达公司提交的上述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均不予确认，并称其已记不清是否签署了上述《代刷信用卡支付货款授权书》，不认可其中“此次退货共计：1200件，合计退货金额为：1737678.3元”的表述，因为货款金额并非1737678.3元。且在对退货进行清点前，根本无法知道退货金额是多少，委托书不可能有金额的表述。该表述与前文的行间距存在明显区别，应当是后补打印上去的，肯定与前文的形成时间不同。为此，李安振申请对该《代刷信用卡支付货款授权书》上“李安振”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对“此次退货共计：1200件，合计退货金额为：1737678.3元”字样与该授权书中的其他内容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创尔雅公司对李安振的陈述予以认可，并称货物退到创尔雅公司，故其开具了收条。协议的货款与创尔雅公司无关，都是由李安振处理的。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安振以和亨公司的名义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的《退货协议书》是否对和亨公司产生效力，即李安振的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代表）。若是，则根据《退货协议书》的约定，和亨公司无权要求旭日方达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至于退货事宜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双方应另行解决。若否，则旭日方达公司应向和亨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和亨公司的诉讼请求得以支持。基于此，李安振关于对旭日方达公司提交的《代刷信用卡支付货款授权书》上“李安振”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此次退货共计：1200件，合计退货金额为：1737678.3元”字样与该授权书中的其他内容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的申请，因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准许。在签署《退货协议书》时，李安振虽已将其持有的和亨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卸任和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和亨公司仍委托李安振代为向旭日方达公司追收货款。且在双方此前的交易往来中，李安振也一直作为和亨公司的代表与旭日方达公司进行签署经销合同等交易活动。现并无证据显示和亨公司已经通知旭日方达公司有关李安振已将其持有的和亨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卸任和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旭日方达公司有理由相信李安振仍有权代表和亨公司与其处理与案涉买卖合同有关的任何事宜，包括以退货抵充尚欠的货款。李安振主张其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的《退货协议书》未得到和亨公司的认可，故其与旭日方达公司协商一致以其个人名义向旭日方达公司购买上述退货，但罗某某和创尔雅公司向旭日方达公司出具的收条均载明上述货物退还给和亨公司而非其个人，与其主张不符，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综合上述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院认定李安振以和亨公司的名义与旭日方达公司签署上述《退货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该《退货协议书》对和亨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退货协议书》的约定，旭日方达公司尚欠和亨公司的货款1486046.2元直接与旭日方达公司退还的货物抵充，旭日方达公司无需再向和亨公司支付。因此，和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旭日方达公司支付该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与退货有关的事宜，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山市和亨制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登烽审判员  刘 峰审判员  钟春连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胡沛歅邢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