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4民初3185号原告：王某某，女，现住台湾。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宸，上海钮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岱华，上海钮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某，1954年6月10日出生，现住台湾。被告：M某(中文名张某3)，女，美国国籍，现住美国。被告：J某1(中文名张某4)，女，现住台湾。被告：J某2(中文名张某5)，男，现住美国。张某3、张某5、张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海萍，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3、张某5、张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艳玲，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某与被告张某某、张某3、张某4、张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6月7日、2017年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宸、顾岱华、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海萍、贺艳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某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上海市徐汇区南昌路XXX号XXX幢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归王某某所有。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张某2与王某某系夫妻，共同生育了四个子女，即张某某、张某3、张某4、张某5。被继承人张某2于2013年12月26日去世，生前于2013年11月14日立下一份遗嘱，由张某2口述，张某某代为记录，打印后由张某2签字确认，并有主治医生、护士长的见证签名，其中明确系争房屋在张某2去世后由王某某继承。系争房屋于2007年5月核准登记在张某2、王某某二人名下，为共同共有，其中张某2享有一半的份额，系本案遗产范围。当事人在台湾地区还有其他关于张某2的遗产诉讼，2017年7月7日，王某某与张某某、张某3、张某4、张某5共同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向，并签署了《调解笔录》，约定系争房屋归王某某所有。鉴于当事人对系争房屋的继承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家庭协议，故应当恪守该约定。张某某在第一次开庭时辩称：对王某某陈述的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去世时间、遗产范围均予以认可，对2013年11月14日打印遗嘱也予以认可，应当按照该遗嘱进行继承，同意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某在第二次开庭时未到庭答辩，但其后曾来院表示，当事人在2017年7月7日台湾地区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系争房屋应当按照约定归王某某所有。张某3、张某4、张某5辩称：对王某某陈述的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去世时间、遗产范围均予以认可。被继承人生前多次表示要将遗产用于慈善事业，从未提及系争房屋的继承。对于王某某出示的遗嘱不予认可，当时被继承人处于住院治疗期间，且患有严重白内障，失去视力，思维混乱，无独立思考能力，不具备订立遗嘱的条件。张某5曾长期在医院照顾张某2，有一天发现父亲手指有红色印痕，询问父亲，父亲表示不知情。故遗嘱上的签名可能是有人辅助形成的。要求系争房屋中属于张某2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具体方式为产权归王某某所有，给付其他继承人相应折价款。2017年7月7日台湾地区法院的《调解笔录》没有张某3、张某4、张某5的签名确认，即便公证也不能证明其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张某2与配偶王某某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分别为张某某、张某3、张某4、张某5。被继承人张某2于2013年12月26日去世。另查明，系争房屋于2007年5月28日核准登记在张某2、王某某名下，当事人一致确认系争房屋50%的产权份额系张某2的遗产。该房屋目前空关。庭审中，王某某提交了一份2013年11月14日《遗嘱》，内容包括“立遗嘱人：张某2……我张某2因年事已高，身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于今日在精神及神智清醒状态下，特立此遗嘱，表明我对自己所有的财产在去世后之后的处理意愿：一、房地产及处理意愿：1、中国上海市南昌路XXX号，2幢2901室。……以上四笔房地产属于我的部分将全部产权归属我的配偶王某某女士继承。……在此之前所做出的口头及书面处理意愿与本次如有不同的均以本次为准。执行人：委托王某某和张某某共同执行。”上述内容均为打印。落款处有“张某2”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4日。遗嘱第三页左下角还有两位见证人“黄某某”、“王某”的签名及落款时间。王某某还提交了黄某某、王某于2017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张某2遗嘱见证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黄某某……系湖南省澧县中医医院医师；王某……系湖南省澧县中医医院护士。……住院期间，张某2向本人黄某某、王某提出需要订立遗嘱并希望我们俩能作为他的遗嘱见证人。2013年11月14日，张某2将其整理的遗嘱内容，让其儿子张某某打印成文，本人黄某某、王某分别向张某2确认了整份遗嘱的内容，张某2表示认可且确认是他的意思，且在遗嘱上亲笔签名并按手印。本人黄某某、王某为了完成张某2的最后心愿，也先后在该遗嘱上作为张某2的遗嘱见证人亲笔签名。张某2在整个订立遗嘱的过程中意识清晰，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同时也不存在受到胁迫等情况。……”落款处还有澧县中医医院的印章。此外，王某某提交的张某2《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上“医生签字”一栏均显示为“黄某某”。王某某据此证明被继承人张某2生前已经立下了遗嘱，载明系争房屋在其去世后归王某某所有，并由医生和护士进行了见证，应为有效。张某某对王某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也同意系争房屋按照上述遗嘱继承归王某某所有。张某3、张某4、张某5认为上述2013年11月14日《遗嘱》主体部分系打印，且系张某某打印，而张某某本身作为继承人，与继承存在利害关系，且两位见证人也某出庭进行质询，故对于上述《遗嘱》的效力、两位见证人的书面情况说明均不予认可。且黄某某在情况说明上的签字与殡葬证上的签名明显字迹不一致，故亦不认可黄某某的身份情况。本案审理中，本院曾于2017年6月28日至湖南省澧县中医医院，对该院医生黄某某、护士王某进行了谈话，黄某某陈述“张老(张某2，下同)大约2013年8月30日转入我院……2013年11月14日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公证处要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证明张老神智是否清楚，我拒绝了。……在治疗期间，张老曾经跟我说过他的财产分配，表达过他想立遗嘱的意思，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职责，没有继续跟他谈下去。张老住在心血管病房45床，我进去时，我看见张老在看一份打印遗嘱，看完遗嘱后，张老自己在上面签字，是否盖章、按手印不记得了。……立遗嘱时身体蛮好，可以从45床走到大厅，在场人有我、王某、张老、保姆、大儿子，还有两个人，具体谁不知道。见证过程我和张老没有说过话，也没有看到大儿子手写任何遗嘱内容。张老签字后，我就签字了。我签字前没有向张老确认过打印遗嘱是否是他本人的意思，我没有看见大儿子向张老宣读打印遗嘱。……2017年6月1日的说明是张某某写的，我证明张某2神智清楚。……在医院期间，张某某照顾的比较多。……”王某陈述“……我是张某2的责任护士，黄某某叫我去给张老作遗嘱见证，我就进去了，当时病房里有大儿子，有保姆、黄某某，除了这三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人，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我进去时，我看见大儿子拿了几页纸在念。张老当时好像戴了眼镜……在大儿子念的时候，我出去了两次，到底几次我也不记得了。最后一次进来时，张老已经在签字，是张某2自己签字的。……张老的神智在我的照顾期间是清楚的。大儿子是否将全部遗嘱读给张老听我不清楚，他大儿子是否有记下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好像没看见大儿子用笔记下大段的东西。张老签完字后好像盖了什么东西，其他我都不记得了。……我只是看见张老签字了，见证了整个过程，我跟张老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也无其他形式交流。我工作忙，大儿子在念什么内容我记不起来了。……”王某某、张某某认为两位见证人的陈述中均提及张某2在订立遗嘱时意识清楚、思维清晰，只是因为时隔已久有些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且在法院询问两位见证人之前，张某3、张某4、张某5通过电话、寄信等方式威胁见证人，故使得见证人对描述当时的情况有了心理负担，部分描述有些模糊。但两份询问笔录总体还是能证明2013年11月14日《遗嘱》的有效性。张某3、张某4、张某5则认为，黄某某在笔录中未证明张某2当时意识清楚，而且黄某某未见证遗嘱订立的全过程，也某向张某2确认遗嘱内容的真实性。护士王某也自始至终不清楚遗嘱的订立过程，不清楚张某2是否阅读过遗嘱。张某3、张某4、张某5从未对两位见证人有过任何威胁的情况，上述两份笔录可以证明遗嘱订立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份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中，王某某、张某某提交了两份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家事调解庭出具的中华民国106年7月7日(2017年7月7日)《调解笔录》，载明“申请人：张某3、张某4、张某5，相对人：王某某、张某某。上列当事人于105年度家调字第1185号确认遗嘱无效等申请调解事件中，于中华民国106年7月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家事调解室(二楼)调解成立，……调解成立内容：一、就被继承人张某2下列之遗产，两造协议依下列方式分配：(一)大陆上海市南昌路XXX号XXX幢XXX室……，均由相对人王某某取得。……”两份《调解笔录》落款处分别有王某某、张某某的签名、法院的盖章。《调解笔录》每一页均有书记官的签章。上述《调解笔录》在台北地区进行了公证(案号：106年度北院民认书字第000664号)，上海市公证协会也于2017年9月4日出具了《台湾地区公(认)证书核对证明》，证明台北公证机构出具的(2017)北院民认字第000664号公(认)证书正本与通过海基会海新陆(法)公认字第16105号函附寄来的公(认)证书副本内容相符。王某某、张某某据此证明双方当事人已经在台北地区法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系争房屋由王某某继承。且台北法院以《调解笔录》的形式加以确认，对当事人均应当发生效力。上述《调解笔录》经过了台北地区公证机构的公证，且通过海基会、上海市公证协会加以认证，其效力不容置疑。张某3、张某4、张某5认为上述《调解笔录》没有他们的签名，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进行了公证，也仅对来源于台湾的一份文书进行的公证，该份文书本身是否有法律效力无法确认。以上事实，除了当事人陈述外，另有结婚证、户籍证明、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2017年6月28日黄某某、王某《询问笔录》、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家事调解庭2017年7月7日《调解笔录》及公证、上海市公证协会出具的《台湾地区公(认)证书核对证明》等证据证实，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系争房屋中50%的份额系被继承人张某2的遗产均一致认可，争议焦点在于应如何继承分割。根据王某某、张某某提交的2017年7月7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家事调解庭《调解笔录》，明确载明本案当事人已经对系争房屋的归属进行了约定，均同意由王某某取得。虽然王某某、张某某提交的《调解笔录》仅有王某某、张某某的签字确认，但整份《调解笔录》均附有台湾当地法院书记官的签章，落款处还有法院的印章，且台湾当地公证机构对《调解笔录》进行了公证，还通过海基会、上海市公证协会对公证文件加以认证。张某3、张某4、张某5不确认上述《调解笔录》的真实性，但也对此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该份《调解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当事人在台湾当地法院以签订调解协议的方式对系争房屋的继承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视为已经形成了家庭协议，故当事人均应当恪守该约定。综上，对于王某某要求系争房屋由其一人继承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张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上海市徐汇区南昌路XXX号XXX幢XXX室房屋产权王某某所有，张某某、M某(中文名张某3)、J某1(中文名张某4)、J某2(中文名张某5)均负有协助王某某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义务，上述房屋产权变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王某某负担。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王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敏审 判 员  陆 佳人民陪审员  吴耀进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朱 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五条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一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包括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等。第十二条案件虽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判决，但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