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0402民初404号原告：刘某，男，1968年5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蒙古族，赤峰市新泰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内蒙古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红山东城支行，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东城大街。法定代表人：斯某，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某，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某，男，1964年8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满族，无职业（原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红山东城支行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某，男，1965年3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服刑于赤峰监狱。原告刘某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红山东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东城支行）、成某、任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3）红民初字第2059号民事判决。原告刘某、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不服，提起上诉。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赤民一终字第59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内民再28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红民初字第2059号民事判决和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赤民一终字第598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任某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被告农行东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尹某，被告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被告任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偿还借款本金45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304158元（此利息暂计至2013年6月13日），本息合计47304158元（原告起诉后至被告还清4500万元借款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原告一并主张）。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为拆借经营资金分别于2012年10月8日自其处借款2500万元、于2013年4月19日自其处借款2000万元，合计4500万元；同时，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与其约定，上述借款由被告农行东城支行按月息3.5%向其支付借款利息。为明确上述借贷关系，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作为借款人分别于2012年12月8日、2013年4月19日为其出具书面借据各一枚，在该两枚借据上均加盖了被告农行东城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并由该行负责人成某签名。上述两笔借款本金合计4500万元，被告农行东城支行至今未向其偿还，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仅就上述2500万元借款向其支付了2012年10月8日起至2013年4月8日止共6个月的利息，其余利息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分文未付。被告农行东城支行辩称，（一）刘某对外出借资金，却产生了两套借据，借款给任某是真，借给其是假。成某出具的借据，实际是刘某向其转嫁风险的工具。刘某未向其交付资金，成某所出借据反映的借款关系是虚假的。有了借据不一定就发生了借款事实，借款关系要由借据和资金交付来共同支撑的。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第三条中指出："对于仅有借据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认定存在借贷关系。较大金额以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结合借据、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企业会计记录等材料予以综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法办发（2011）422号《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条规定"出借人应对存在借款关系、借款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自始至终没有收到刘某4500万元的借款，成某出具借据所反映的借款关系是虚假的。刘某同时控制着任某和成某出具的两套借据，说明刘某借款给任某是真，借款给其是假。从借据出具时间看，成某出具的借据也是不真实的。2012年10月8日，刘某将第一笔借款2325万元转入任某账户，并预先扣下二个月的"砍头息"175万元。当天，任某向刘某出具了2500万元的借据。而时隔两个月后的2012年12月8日，刘某才让成某又出具了一枚2500万元的等额借据。这进一步印证了任某借款当天出具的2500万元借据是真借据，成某两个月后出具的借据的是不真实的。2013年4月19日，成某出具第二枚2000万元借据时，成某早已调离。显然，该2000万元借据所反映的借款关系也是虚假的。刘某明知不是其借款。成某在2013年6月21日的公安笔录以及红山区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是刘某找成某说手中有资金，想通过成某找人借出挣点利息。本案真实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刘某与任某之间，又让成某出具借据，是向其转嫁风险。任某始终承认是向刘某借款，从未说过向其借款。刘某安排将两笔借款资金全部转入任某账户，利息均是任某归还的。刘某让成某出具借款关系虚假的借据，其目的是在赚取高额利息的同时向其转嫁风险。（二）成某为刘某出具两枚借据的行为，是超越职权的个人行为，刘某对此明知，刘某不是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东城支行依法不承担责任。其没有向民间借款的业务，此事实原一、二审判决也予以认定。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和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企业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应由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如从事的并非企业的经营活动，则不构成职务行为，企业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向民间借款并非其业务范围。借据上的业务专用章是成某偷盖的。根据成某在原审开庭时的陈述，成某承认为刘某出具的两枚借据，是在空白用纸上事先偷盖其业务专用章事后书写的。且在2013年4月19日出具第二枚2000万元借据时，成某已调离。借据上加盖的是其业务专用章，专用章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农总行农银办发〈2009〉286号文件第九条规定，业务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在银行营业场所办理临柜业务，根本不能对外使用，更不能用于民间借贷业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都明确规定，当发生越权行为时，只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越权人有代理权，越权代理所签订的合同才能约束被代理人。刘某明知（至少是应当知道）成某越权，不满足善意无过失的条件，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东城支行不应当承担责任。本案是民间借贷向银行体系蔓延的典型案例，刘某为追求高息回报，明知是任某借钱，却操纵成某以其名义出具借据，主观恶意明显。如果不考虑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仅依据借据判决银行承担全责，将产生不良示范作用，无疑将鼓励内外勾结，助长民间借贷侵害银行体系的事件再次发生，危及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和国有金融资产的安全。被告成某辩称，1、其与原告和任某都是朋友，原告有资金对外出借，而任某当时正需要资金，因此其从中介绍。2012年10月8日原告借给任某2500万元，2013年4月19日原告借给任某2000万元，月息3.5%，任某为原告分别出具两枚借条，原告将借款以转账的形式分别转入任某账户。2、其出具的加盖农行东城支行业务专用章的借据并没有发生借款事实。首先，原告将本案涉及的任某所借款项分别以转账的方式交给任某，任某为其出具借据，二者之间借贷关系形成并实际履行。对此事实，任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予以认可，并且在任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一直按月息3.5%向原告支付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其次，其出具加盖农行东城支行业务专用章的借据是基于其与原告和任某都是朋友关系，原告还是农行东城支行的大客户，在真实借款人任某已经先出具借据的情况下，应原告要求为其出具加盖有农行东城支行业务专用章的等额借据，并在原告办公室用事先加盖农行东城支行业务专用章的空白便笺纸为原告书写了借据，但原告与农行东城支行和其之间并未发生借贷资金往来。综上，其虽为原告出具了借据，但并没有与原告真实发生借贷事实，故其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公正裁判。被告任某辩称，其没有直接向刘某借钱，其都是向成某借的，欠据是给成某出具的，其中2500万已经还过了，具体打到谁的卡上记不清楚了，其没有直接向原告借钱，也没有给原告出具过相关手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刘某持有被告成某为其出具的加盖有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公章（业务专用）的两枚借据，主张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偿还该借据所涉借款本金45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304158元。被告农行东城支行称，刘某对外出借资金，产生了两套借据，其借款给任某是真，借给其是假。成某出具的借据，实质是刘某向其转嫁风险的工具。成某为刘某出具两枚借据的行为，是超越职权的个人行为，刘某对此明知（至少是应当知道），刘某不是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东城支行依法不承担责任。被告农行东城支行提供了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于2013年12月14日对任某所做的讯问笔录、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2013年9月4日对任某所做的讯问笔录、成某与刘某的录音整理资料一份及录音光盘一张、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于2013年6月21日对成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农行东城支行营业执照副本、《中国农业银行临柜业务印章管理办法(试行)》【农银办发286号】等证据证明其上述辩解主张。被告成某称，其虽为原告出具了借据，但并没有与原告真实发生借贷事实，故其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成某提供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3年12月14日对任某所做的讯问笔录、成某与刘某谈话的录音整理资料一份、任某于2012年10月8日和2013年4月19日出具的2500万和2000万元借条两枚，证明其上述辩解主张。被告任某辩称，其没有向刘某直接借过钱，都是借成某的，其是向成某出具的借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规定，本案中，被告成某担任被告农行东城支行行长期间，于2012年10月8日以被告农行东城支行的名义向原告刘某借款2500万元并出具借据，该借据上加盖有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业务专用章，应当认定该借款关系发生在原告刘某与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之间，被告成某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被告农行东城支行是该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2013年4月19日2000万元借款的问题，此时被告成某虽已调离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但因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对其公章监管不规范，致被告成某持有加盖该公章的空白便笺纸以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名义对外借款，对此行为造成的后果被告农行东城支行亦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被告成某辩称，系被告任某借款的意见，现被告任某称，案涉借款系其向被告成某所借，其未向他人借款，他给被告成某出具的借据。故对被告成某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本案中，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向原告刘某借款的行为，不属于其经营业务范围，其从事未经批准的业务活动，违反法律禁止经营规定，属于非法金融业务，因此，被告农行东城支行超越经营范围与原告刘某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故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应承担返还原告刘某借款4500万元的民事责任。被告农行东城支行辩称其与原告没有借贷事实，被告成某擅自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刘某要求被告农行东城支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刘某要求被告农行东城支行支付利息的请求，因该行为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红山东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某人民币4500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321元，邮寄送达费40元，合计27836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某负担11521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红山东城支行负担2668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褚华审判员 胡亚强人民陪审员 宋文杰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