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02民初3119号 原告：王寿仔，男，汉族，1944年12月25日出生，住南平市松溪县 原告：李水弟，女，汉族，1945年4月10日出生，住南平市松溪县。 上述两原告诉讼委托代理人：王泽胜，1970年11月22日出生，系两原告的儿子。 上述两原告诉讼委托代理人：江文通，福建裘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34号。 法定代理人：朱鹏立，院长。 诉讼委托代理人：李秀玲，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被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新权路29号。 法定代表人：陈**仲，院长。 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国兴，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郑蓉，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大众之星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249号金晖大厦5层A、6层。 法定代表人：齐东，执行董事。 诉讼委托代理人：严进，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李笑影，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王寿仔、李水弟与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福州大众之星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之星酒店）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通、王泽胜，被告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被告协和医院诉讼委托代理人郑蓉，被告大众之星酒店诉讼委托代理人严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连带赔偿原告损失共计449337元。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王寿仔、李水弟系死者王泽霖父母，王泽霖于2017年8月22日独自一人从南平市松溪县老家来福州，到福州后得知姐姐王传球也在福州，王泽霖便去看望因晕车身体不舒服的姐姐，姐弟两人于2017年8月22日下午三点左右在巷店）660号房间入住。 王泽霖于当晚九点多就休息入睡，到了8月23日凌晨三点多，王泽霖因感觉身体不舒服而醒来，休息了一会便又入睡。23日凌晨六点多，王泽霖又再次醒来，并一直用手捶打胸部，讲话含糊不清。与王泽霖同住的姐姐王传球看情况不对，便马上拨打了福建省急救中心120急救电话。十几分钟后，即23日6时19分，协和医院四名医护人员到达大众之星酒店660房间，四名医护人员到达酒店房间看到王泽霖的情况后，医生便说：“这是癫痫病发作，我们不会收这种病人的，他这样会把救护车上的仪器弄坏掉”，“这是癫痫，要送到××医院”。在此期间，王泽霖姐姐王传球苦苦哀求医生，希望医生能赶紧把王泽霖送到医院，或者采取急救措施给他打点镇定的针，好让他平静下来，医护人员对王传球的哀求置之不理。其后，医护人员便多次走到房间门口远远观望，并未采取任何急救措施。直至6时24分40秒，四名医护人员全部离开房间，到离房间十几米外的服务台坐着，完全置病人于不顾。6时29分，医护人员把王传球叫到服务台，让其拨打另一家医院电话，王传球连续打了好几个都没打通，便不断哀求医护人员对王泽霖进行急救，然而医护人员对王传球的哀求仍旧置之不理。王传球于6时34分36秒回到房间后发现王泽霖不见了，走进窗户边才发现王泽霖已坠楼。王传球发现王泽霖坠楼后，即苦苦哀求医护人员施救，医护人员在酒店服务台一直拖延，迟至王泽霖坠楼9分钟后，才下楼抢救。原告认为，医护人员把王传球叫离房间及在王泽霖坠楼后延误抢救的行为，与王泽霖坠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医护人员在未了解清楚王泽霖病情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其病情妄下定论，当着病人的面说刺激病人的话，以医院没有精神科室、病人会弄坏车上仪器拒收。根据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在到达现场后20多分钟内，未对病人进行初步诊断，也未采取任何急救措施稳定病人病情，还口出刺激病人的话，造成了王泽霖病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与救助，医护人员严重违反了上述急救制度。且根据福建省急救中心急救服务指南中，派车原则第三条：“片区内医院接到120调度指令后，如病情超出其救治能力时，可直接送到片区中心医院”之规定，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却不作为，以协和医院无精神科室拒收，未将王泽霖送到医护人员认为有救治能力的中心医院，任由王泽霖病情发作，延误救治。医护人员的上述行为更是违背了急救服务宗旨。而医护人员把独自在照看王泽霖的王传球叫离房间，造成受到刺激的王泽霖一人待在房间无人照顾。医护人员的不作为及把心急如焚的王传球叫离房间行为与王泽霖坠楼有直接因果关系。 福建省急救中心对120急救调度存在过错，协和医院四名医护人员到达现场20多分钟内未初步诊断并实施救治措施，还把在照看王泽霖的姐姐叫离房间。此外，大众之星酒店房间窗户设计不合理，开窗面积过大，这些都导致王泽霖受到刺激后情绪极不稳定，不慎坠楼的后果。因此，三被告应对王泽霖的坠楼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对原告死亡承担50%赔偿责任，具体赔偿包括：丧葬费3381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8200元、死亡赔偿金：75666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2万。 被告省立医院辩称，被告在接到120电话后，已将患者的病情等情况及时、如实反馈给被告协和医院，被告协和医院反馈立即派车的情况下，已尽到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不存在任何的急救调度上的过错。 首先，根据《福建省卫生厅对福州市卫生局关于专科医院不纳入120定点救治医院的批复》中的意见，福州××防治医院是不纳入120定点救治医院的，所以被告是无权责调度福州××防治医院。 其次，根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第23条“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救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救治。”《福建省救护车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院前急救救护车的使用，由当地120急救中心统一调度和指挥，根据‘就近、就急、医院能力’的原则，统筹调度辖区内参与院前急救的救护车。”《关于下发福州地区院前急救方案和福州地区院前急救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的通知》第4条“实行划区分片分级管理的原则——城区根据省、市、区、部队医院及其他系统医院急救能力与水平，实行划区分片按技术特长负责，急救伤病员原则上由具有抢救能力的邻近医院负责救治，承担院前急救与转运，严格执行首诊医院负责制。”及《福州城区120调度分区划片图》中可以明确本案事故发生地系在被告协和医院片区，加之被告协和医院是三甲的综合性医院，所以被告调度员通知被告协和医院出诊，完全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不存在任何的过错。 从现有证据及原告诉状陈述来看，死者王泽霖在事发时不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其死亡也是由于其自身选择自杀导致，不存在任何疾病，更与被告的调度行为不存在关联。 精神疾病有其特殊性，患者往往是不配合的，在此种情况下，法律上并未赋予医院有对患者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利，所以在患者不配合的情况下，医院无法强制对其采取措施，所以本案被告及被告协和医院均无法强制扭送死者上救护车或者送至××专科医院。同时，通常医务人员的体力并不优于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所以客观上也不具备对患者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法律赋予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制止患者的是患者家属及公安机关，所以本案事件发生时，被告及被告协和医院所能起到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远不如患者家属及公安机关。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显然，法律赋予的主体是患者近亲属、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而并非赋予医疗机构相应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被告等医疗机构无权对患者实施任何的强制措施。 被告协和医院辩称，一、被告对患者王泽霖死亡的后果不存在过错。1.患者不属于被告必须收治的病人。被告按照120急救中心的要求，及时前往确认病情，于06:19分即到达出诊所在地“大众之星酒店”6层。到达后，见到一位40岁左右男子和一中年女子，该女子自称系男子的姐姐，该男子（患者）正平躺在客房床上，脸上蒙着一条毛巾（看不见五官），右上肢正机械性捶打胸前，并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方言，听不懂）。被告的医务人员观察现场，发现房间窗户关闭，周围无刀、棍等器械；医务人员上前走到患者右侧，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掀开毛巾，欲查患者意识状态，患者立即双眼怒睁，双上肢胡乱舞动，欲挣扎坐起，嘴里发出愤怒的声音，呈现一副攻击人的架势，致使医务人员急忙后退，示意患者的姐姐安抚患者，并追问病史：既往有何病史，近期有无服药、吸毒及发热等，有无类似发作等病史。患者姐姐陈述：近期无用药、吸毒及发热等，2008年因失恋，丢失手机后一直怀疑有人跟踪陷害他。考虑患者既往有被害妄想，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既往无器质性疾病或损伤及用药史，结合近期无发热，患者构音清晰、声音响亮，四肢运动自如，肌力正常，无偏瘫体征，双目怒视有神。虽不配合体检，但生命征属正常。初步推断系精神分裂症，遂与男子姐姐沟通：患者疑似精神分裂症，基于患者精神状态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因是外地人，无其他亲属支援，需要在110协助下由患者家属送往××院。”之后被告的医护人员立即至酒店前台拨打110报警电话，并将上述情况汇报120急救中心。 2.根据患者的初诊病情，被告已按照120急救中心的指导对家属进行告知。根据《福州地区院前急救方案》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必须接受120急救中心调度室的协调指挥。被告经向120急救中心反馈出诊相关信息后，已按照120急救中心的要求，将福州第四医院的急诊科电话号码告知患者家属自行联系，该指导要求亦符合上述的相关法律规定。 3．被告服从120急救中心的协调指挥，并在现场等待支援，并无过错。当被告的医护人员被告知患者跳楼后，现场因患者姐姐吵闹纠缠处于情绪混乱状态（此从通话录音背景音可知），且120急救中心在电话中亦明确告知，针对“高坠伤”的情形，会再“派省立医院过来”处理，指挥被告的医护人员“在现场等其他医院到”；120急救中心亦明确告知现场民警“我们派的是省立过来”。由此可见，被告服从120急救中心的协调指挥，在现场等候交接，亦无过错。 二、患者死亡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1.患者自己坠楼是其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放弃，与被告无关。本案中，被告的责任在于对患者王泽霖进行生命体征观测，而不是对患者进行看管、限制患者活动自由，被告对患者的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患者王泽霖跳楼行为突然，属意外事件，被告无法预测也无法阻止其行为，其坠楼的死亡结果与被告无因果关系。 2.患者自身及其亲属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患者姐姐作为在场的唯一患者家属，且其明知患者有既往病史、有自杀倾向，其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和知晓危害后果，却使患者长时间脱离监护，跑去无理要求被告对患者进行诊治，故因其监护不力造成的损害后果，其本身存在重要过错，应当对患者的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3.不存在因被告的延误抢救直接引起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 三、原告诉请的索赔项目而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及计算的数额明显过高的情形：如办理丧葬交通费等2万元明显偏高；无证据证明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否有有其他扶养人等，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大众之星酒店辩称，一、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已尽到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任何过错，原告对被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一项无限制的义务，不是只要发生人身损害的结果，相关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就必须无条件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或组织者所负的只能是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所规定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不是无限制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本案而言，被告已经尽到了该安全保障义务：首先，被告是一家依法成立的，相关证照齐备、验收合格的宾馆。公安部门在验收及日常检查中，从未提出被告存在任何安全隐患。其次，无论是基于卫生通风的要求，还是消防安全规范的要求，旅店客房的窗户都不应当完全密封。因此，被告设置能够开启的窗户，符合规范要求。再次，对旅馆客房开窗面积、开窗角度，相关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具体的要求，而被告的客房窗户均装有限位器，限制窗户的开启幅度，其目的在于防盗和防止儿童意外跌落，加装了限位器的窗户的正常开启宽度仅约20㎝，即便是未成年儿童的身体在正常情况下也难以通过。 二、原告之子在患病状态下，强力破坏窗户限位器，越窗而出，发生坠楼，已经超出被告作为宾馆旅店经营者的注意义务范畴。原告之子入住被告酒店时神智正常，并无任何异常之处。因此，被告将其作为正常的普通住客对待并无任何不当。原告的客房窗户加装有限位器，对于防范盗窃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正常普通住客的安全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限位器并不能抵抗非正常的强力破坏，原告之子在发病状态下，强力破坏窗户限位器，越窗而出，发生坠楼，已经超出被告作为宾馆旅店经营业者的注意义务范畴。 综上，被告作为宾馆旅店经营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只能达到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标准，只能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只能针对普通行为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而本案中原告之子在发病状态下的行为，显然不在“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标准”以及“合理限度范围”之列，超出了被告注意义务的范围，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承担其子身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2日下午，王泽霖与其姐姐王传球一同入住被告大众之星酒店三坊七巷店660号房间。8月23日凌晨六时许，王泽霖醒来，一直用手捶打胸部，讲话含糊不清。王传球看情形不对，便马上通过酒店拨打了被告省立医院所属福建省急救中心120急救电话，并告知患者有精神方面问题。经福建省急救中心调度，并被告知“40岁男性，烦躁，家属说可能有轻度抑郁，估计可能既往史，精神方面的，家属说几十年前犯过病”被告协和医院四名医护人员到达酒店。经诊断患者疑似精神分裂症，基于患者精神状态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医护人员遂通过酒店前台电话报警，请求协助由患者家属送往××院。期间，王泽霖乘着众人不备从酒店房间出坠楼死亡。 经本院现场勘查，被告大众之星酒店三坊七巷店660号房间窗户正常人可破窗而出。另，原告王寿仔、李水弟系夫妻关系，除王泽霖外还双方生育有三子女。 对于原告诉请各项赔偿费用，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做如下分析认定： 1.死亡赔偿金。按照《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王泽霖生前系松溪县居民，系城镇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可按上一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39001元/年×20年=780020元。 2.丧葬费。原告计算依据月平均工资过高，按照《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34514.5元。 3.交通费。原告诉请交通费等20000元，依照《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因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以正式的票据为凭。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1000元。原告另诉请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误工费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被抚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依照《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王寿仔1944年12月出生，李水弟1945年4月出生，有兄弟姐妹四人，王寿仔抚养费为25980.5元×7年÷4=45466元；李水弟抚养费为25980.5元×7年÷4=45466元，合计90932元。 综上原告本次诉讼各项费用损失共计906466.5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泽霖入住被告大众之星酒店，双方形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被告酒店应对其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入住的房间为6楼，房间对外窗户可打开人可完全跳出，被告未设置警示标志，被告一定程度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本案中，王泽霖家属表示有××方面问题，家属未尽陪护责任王泽霖自行选择跳楼死亡亦有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被告承担10%（即90647元）的赔偿责任为宜。原告另诉请被告省立医院和被告协和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却未举证证明两被告存在过错，故原告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州大众之星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寿仔、李水弟各项损失90647元； 二、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259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98元，由被告福州大众之星酒店有限公司负担398元，原告王寿仔、李水弟负担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心恩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庄培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11页共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