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15民初974号原告：周时同，男，196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代理人：谢晓勇，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周时同，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树宇、吕雪梅，系该被告工作人员。第三人：浙江新洲企业咨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定代表人：周时同，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建平，系该第三人工作人员。第三人：庞亦雯，女，198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吴让军，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欢，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周时同诉被告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和第三人浙江新洲企业咨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新洲公司）、庞亦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依法受理后，作出（2016）粤0115民初973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本案于2017年7月21日恢复审理，第三人庞亦雯以有独立请求权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工商登记在新洲公司名下持有被告36%的股权属于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和新洲公司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被告、新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后原告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的原股东张春英享有被告100%股权，其因无力还债拟以每股100万元转让持有的被告60%股权以偿还债务。原告拟出资4100万元受让41%的股权，但因长期在外经商，故委托新洲公司代为签约、持股。2010年12月21日原告与新洲公司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了委托持股和受托代持股双方的权利义务。缔约后，原告依据新洲公司和张春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张春英支付股权转让款4100万元，张春英出具了收据。2011年7月18日，新洲公司经原告许可将其持有的5%的股权转让他人，持股变更为36%。2015年9月28日，原告为收回委托代持的股权，与新洲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洲公司将受托代持的被告36%股权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归还原告。协议生效后送被告处备案。2015年10月21日，原告与新洲公司在被告协助下，通过被告股东名册将新洲公司原持有的被告35%的股权变更为原告所有。之后新洲公司拒绝配合原告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造成原告的股东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被告辩称：原告诉称属实，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新洲公司述称：原告诉称属实，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庞亦雯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的《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我方为持有被告10%股权的股东；三、被告立即为其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应予协助。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4日被告股东会决议确认新洲公司将占有被告注册资本10%的出资转让给我方，同日我方与原告、新洲公司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012年7月6日被告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其中记载我方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出资时间为2012年1月1日。同日，在《广州玉德堂陵园公司董事、监事任职证明》中记载，我方为监事。之后，被告及原告（系被告法定代表人、股东）签署《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办理工商变更的相关资料，确认我方股东身份。综上，我方的股东身份己记载于被告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且也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被告经营管理，其持有被告10%股权。2015年9月28日被告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该临时股东会并未履行法定通知程序，我方既未收到临时股东会通知，亦未在该股东会议上签名确认，程序严重违法。该决议表决新洲公司代持的36%的股权由原告收回，未经我方同意、恶意处分我方股权，应为无效决议。原告对第三人庞亦雯的诉讼请求辩称：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因庞亦雯无力支付1700万元转让款而未实际履行，新洲公司未交付10%的股权。被告股权的实际价格为每股170万元，由出资和偿债资金两部分组成，其中出资转让是按公司注册资本金500万元的相应比例构成，每股5万元；另一部份是股东为偿还被告巨额债务按持股比例应承担偿债资金义务，每股为165万元。其他股东均该价格转（受）让股权。2012年1月4日股东会决议确认的是被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意新洲公司向庞亦雯、胡柏荣转让股权，不能证明庞亦雯已经取得10%股权的事实。二、庞亦雯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在庞亦雯不具备股东身份时，应当以出资情况作为确认享有股权的依据。庞亦雯不能提供其支付1700万元的出资凭证，不享有10%股权的实体权利。在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字2286号案中，庞亦雯诉称其对被告的投资为200万元，该投资权益已转让给原告，证明其对被告已自认没有投资。同时，该案经审理认定庞亦雯不享有被告股份，足以证明庞亦雯称其享有被告10%股权是虚假的。三、庞亦雯不能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庞亦雯与原告诉求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诉求的基础事实是其出资3600万元并委托新洲公司代持股份的法律关系，而庞亦雯诉求的基础事实是其与新洲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庞亦雯与周时同都是《出资合同》共同的受让方，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关系。庞亦雯与新洲公司对《出资合同》的履行尚存争议,就应通过股权转让合同之诉先行解决。其次，对于新洲公司不能交付10%股权的违约结果，庞亦雯也可以依据《出资合同》约定主张赔偿损失。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庞亦雯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庞亦雯提出确认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违反《公司法》规定，应驳回。其理由是召集程序违法,应属于撤销之诉，原告应当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并在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撤销。庞亦雯不是被告股东，无权参加股东会议，无权撤销决议。被告对第三人庞亦雯的诉讼请求辩称：一、庞亦雯与新洲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履行，没有取得被告10%股权。双方从未向我方申请办理股权备案登记。庞亦雯不是公司股东，没有支付1700万元的转让款而取得股权，我方不能为其办理股东名册的股权确认登记和工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作出决议前，新洲公司仍然是我方股东名册记载持有36%股权的股东。股东签字确认的章程、监事任职证明及变更登记申请书均不能证明庞亦雯取得10%股权。因我方股东分别住在广州、杭州、南京和青海，聚齐不易。为方便相关人员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我方于2012年7月6日在股东聚齐时召开股东会，提前签字确认修改后的章程、任职证明文件、变更登记申请书，并不能证明庞亦雯已经取得10%股权的事实。章程、任职证明也未报送登记备案，因此废止。我方对股东的权属变更本来就负有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义务，只要法院判决确认，或庞亦雯与新洲公司共同向公司申请股权变更的备案登记手续，我方可以办理。第三人新洲公司对第三人庞亦雯的诉讼请求述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后未履行，原因是庞亦雯无力支付17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新洲公司多次催庞亦雯付款，但庞亦雯至今未付。新洲公司未收到1700万元转让款，也没有交付10%的股权，没有申请办理工商和股东名册股权变更的登记备案手续。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1日，案外人张春英、新洲公司、王志义和被告签订《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春英将其持有被告股权的其中41%股权以4100万元总价转让给新洲公司，其中19%股权以1900万元总价转让给王志义；新洲公司与王志义指定新洲公司将1000万元付至张春英账户，工商变更登记经核准后，新洲公司与王志义支付2000万元给张春英，并于2011年11月20日前支付3000万元。原告提供有张春英签名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的《收条》一张：记载张春英收到原告支付新洲公司名下41%的股权转让款“肆仟壹佰零陆仟壹佰贰拾元整（￥4106120元）”，并列明付款明细，明细合计41006120元。原告主张记载的上述金额系笔误，实际金额应为41006120元。庞亦雯主张其系被告债权债务处理小组成员，并以通过向被告债权人付款的方式出资超过1200万元。原告确认庞亦雯付款的事实，但是认为系受原告委托而代付给被告的相关债权人的款项，因其是被告债权债务小组的负责人，从其个人账户支付。原告与新洲公司签订《委托代持协议》，约定：原告出资4100万元受让张春英持有被告41%股权并挂靠在新洲公司名下，委托新洲公司代签《股权转让协议》，并以新洲公司名义办理登记；原告是该代持41%股权的隐名股东，新洲公司是名义股东，原告享有实际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该协议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20日。双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新洲公司将其持有被告36%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办理本次转让36%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7日。2011年被告办理过数次股权变更工商备案登记。2011年7月22日，被告最后一次办理变更股东工商备案登记，股权情况为：原告20%、蔡甫宝10%、徐晓峰10%、新洲公司36%、褚良才5%、王志义19%。2012年5月9日本院因执行（2012）穗南法执字第290号等案，作出（2012）穗南法执字第29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分局在被执行人（即本案被告）清偿完毕所有已依法确认的债务之前，不予办理被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后案外人周时同、浙江新洲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对该执行措施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6）粤0115执异4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两异议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粤01执复74号执行裁定，驳回复议申请。被告置备有数份《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一》（2011年6月30日），记载变更前张春英持股100%，变更后股东张春英持股40%、王志义持股19%、新洲公司持股41%，变更事项为张春英转让60%股权，变更时间为2011年1月；《股东名册二》（2011年7月18日），记载新洲公司将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褚良才，变更后新洲公司持股比例为36%。之后数份股东名册记载新洲公司持股比例均无变化。《股东名册六》（2015年10月12日），记载变更前新洲公司持股为36%，变更事项为新洲公司代持的36%股权由原告收回，变更后新洲公司不再持股。上述股东名册均特别记载：因为前股东张春英遗留债务仍未清偿，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仍被法院冻结，不能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故本次股权受让股东的资格由本股东名册的登记予以确认，在本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解除冻结后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手续。2015年9月28日，被告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表决同意新洲公司代持的36%股权由原告收回，同意原告享有实名股东权利，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参会股东签名包括原告、胡柏荣（兼代表蔡甫宝）、徐晓峰、新洲公司的代表吕雪梅。另查明，原告、庞亦雯均系新洲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40%和15%。2010年12月21日庞亦雯被任命为被告监事。2012年1月4日，新洲公司与原告、庞亦雯以及案外人胡柏荣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新洲公司将原出资180万元（占被告注册资本36%）的部分50万元转让给庞亦雯，转让金为50万元，2012年1月1日转让金需全部付给转让方，从2012年1月1日起成被告股东，新洲公司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被告股东。同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新洲公司将占被告注册资本10%共50万元转让给庞亦雯，与会股东一致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同年7月6日，登记备案的各股东（包括原告）以及庞亦雯签订被告章程，记载股东包括王志义、褚良才、蔡甫宝、徐晓峰、胡柏荣、周时同、庞亦雯，庞亦雯出资比例为10%，但是各股东出资比例总计为110%。该章程没有向登记机关备案。同日庞亦雯再次被任命为被告监事。2013年1月25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形成2013年股东会议决议，庞亦雯在落款“股东签名”处签名。本院在执行（2012）穗南法执字第290号等案过程中，于2012年5月9日作出（2012）穗南法执字第29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被告股东情况如下：周时同、王志义、浙江新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褚良才、徐晓峰、第三人，并要求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分局在被执行人（即本案被告）清偿完毕所有已依法确认的债务之前，不予办理被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后案外人周时同、浙江新洲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对该执行措施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6）粤0115执异4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两异议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粤01执复74号执行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再查明，本院曾受理庞亦雯起诉本案原告合同纠纷议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6）粤0115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查明双方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协议书》（庞亦雯为甲方、本案原告为乙方），内容如下：“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从甲方借款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一、甲方于2008年始出资人民币肆佰万元（￥4000000）分别投入乙方察布察尔县乌库尔其煤矿人民币贰佰万元，广州玉德堂陵园有公司人民币贰佰万元，现股份及其所属权益已由甲方完全转让于乙方，乙方愿按人民币肆佰万元退还甲方，并同意让甲方继续保留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6%干股。由于乙方目前资金周转需要，愿以借款形式逐步归还……”，另外还查明，本案原告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庞亦雯支付超过5000万元，同一期间庞亦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本案原告支付超过1500万元。庞亦雯在本案庭审时表示，该案《协议书》中所称“6%干股”即为被告6%的股权。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争标的为新洲公司持有的被告36%股权归属，庞亦雯对其中10%的股权部分提出权利主张，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是关于要求确认2015年9月28日被告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庞亦雯应当另行主张，本案中本院不予处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庞亦雯主张诉新洲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中有10%归其所有，本院认为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所谓代持股权应当基于双方的合议，庞亦雯主张新洲公司代其持有被告10%的股权，但是没有提供双方存在代持约定的证据，新洲公司也予以否认。其次，虽然庞亦雯确有向被告债权人付款，但是考虑到当时庞亦雯担任被告处理债权债务小组成员的事实，其向被告债权人付款从外观上实际上表现为履行职责的行为，并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该付款属于出资的意思表示，仅凭该付款行为并不足以说明庞亦雯系履行出资义务。再次，虽然2012年1月4日庞亦雯与新洲公司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被告也修改了章程，列庞亦雯为股东，但是该章程并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也未就庞亦雯的股东身份办理登记。即使其以股东的身份实际参与了股东会决议过程，但是根据2014年11月9日其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其确认在被告的股份及所属权益已转让给原告，从其意思表示反映已经自认不再拥有被告的股东权利，而仅保留“6%干股”。庞亦雯主张该干股即表示为6%的股权，一方面与其诉求主张的股权比例不符，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常理，所谓“干股”，往往区别于法定意义上的股份，通常只有按照相应比例分红的权利，而无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内容。从该《协议书》表述的内容来看，也与庞亦雯在本案中的陈述存在矛盾。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庞亦雯要求确认新洲公司名下持有的被告10%股权归其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确认新洲公司持有的被告36%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院已于2012年5月作出了不得办理被告股权变更登记的执行裁定，并经本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及复议，驳回了原告及新洲公司提出的异议，即至今被告各股东股权仍处于司法查封冻结状态。从原告与新洲公司在2015年9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可以反映，双方系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签订。原告与新洲公司订立协议，目的系为了变更新洲公司持有的36%被告股权的权属。从本案所涉股权的实际状况来看，已无法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在被告股东股权已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执行案件尚未终结的情况下，该协议陷于客观履行不能，诉争股权客观上无法变更至原告名下。虽然原告撤回了要求办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而要求确认案涉股权归属，但是应当指明的是，原告、被告以及新洲公司对于案涉股权归属并无异议，因此其要求确认股权归属的诉讼请求目的是为了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而产生股权变动的对外对抗效力。虽然认定股权或者股东资格基本标准为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抑或是实际出资人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有被告制作的相应股东名册记载股权情况，但上述情形仅产生公司对内效力。在公司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应优先使用形式特征即股权登记、公司章程记载来认定股东资格，保护公司外部人的权利，而不宜直接依据股权转让合同或者代持协议来确定。案涉股权已在2012年被冻结至今，因此，原告有关确认诉争股权归属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时同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第三人庞亦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3600元由原告胡柏荣负担221800元、第三人庞亦雯负担81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皓审 判 员  李嘉亮代理审判员  谭 茗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孔一如书 记 员  谭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