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玲玲，女，198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江苏钟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王大平，女，198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住本市天宁区。上诉人高玲玲因与被上诉人王大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玲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王大平偿还高玲玲欠款本金25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认识错误。2019年1月28日的两份借款协议，是对之前借款的确认。因为双方之间是朋友关系，借钱也是陆续的，最后对借款进行确认是符合常理。对于为何同时书写两张欠条？高玲玲几次讲明是应王大平的要求进行书写。在借条签署日期之前，高玲玲已经将账目明细递交并作解释，判决书对往来款项也进行了列明，对于款项来往已经清楚明了。但一审并未认定自己已经查明的事实。关于转账给案外人陈明霞的原因，高玲玲已经多次说明是应王大平的要求，且已经提供了与王大平和陈明霞的聊天记录。其中分开书写欠条也是方便王大平自用和案外人陈明霞使用进行记账，均一一对应。对于应王大平要求替其还款的部分，当事人均解释合情合理，且取得了收款人的证言。其中案外人苍鹏是王大平好友，与上诉人并不熟悉。一审法院在王大平没有反驳、拒不说明情况的前提下，就完全否认了此事实，未免过于苛刻，过分保护债务人利益。王大平两次开庭拒不到庭的行为更能印证。由于王大平频繁使用现金，高玲玲不仅一次给付现金，且在与法官交流与律师私下交流的数次回忆均能把时间、地点、情形讲清楚，但奈何相信朋友没有记录。且法庭中习惯用转账作为证据，殊不知现实情况转账并不是唯一的交付方式。高玲玲身为单身母亲自己经营小饭店，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将钱外借最后就落得一场空的结局实属乌龙。对于现金部分，高玲玲并没有执意要求，只想要回本金。对于流水账为什么如此频繁，是因为王大平的资金需求，在王大平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其流水每月的进出有20万元之多，而高玲玲的账户中除自己的亲朋之外，所有的流水均与王大平有关。高玲玲的打款均取决于王大平的交易习性和要求。王大平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己书写的欠条有认知能力，如果欠条金额与事实不符或者不存在，他为什么要签字？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高玲玲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存在合意，且已经实际交付。高玲玲不仅提供了借条原件，且提供了转账记录，甚至提供了当初算账的草稿，双方转账数额有20多万的差距，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只认为借条是借贷合意的表现，却忽略了后补借条，也有对之前借款数额确认的表示。庭审中，高玲玲多次陈述该借款是对之前借款的确认，关于借条形成数额的确认，高玲玲只记得总额的本金。关于写两张借条完全出于王大平要求，人情社会朋友借钱根本没有立马写欠条的常态。高玲玲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交付证明，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大平没有出庭讲明情况，反而不用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驳回的理由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不知一审法院从何得知王大平借钱从事违法行为，也不知法院从何得知高玲玲明知其从事违法活动。综上，望贵院查清事实，依法给出公正判决。王大平辩称其不欠高玲玲的钱。高玲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25万元及律师费等维权支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两份，协议约定，乙方因资金收转需分别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0万元、15万元，乙方已于2019年1月28日收到上述借款。庭审中原告陈述上述两份借款协议是对之前借款的确认，其中10万元是在2018年12月7日转账9.2万元至被告姐姐陈明霞账户，微信转账1万元至被告账户，此后被告偿还0.2万元，余款10万元未还。15万元是被告在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陆续向原告的借款，包括向案外人苍鹏偿还借款5万元，陆续给被告现金10万元，被告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在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原被告之间有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转账近40笔，其中原告转账给被告557450元（含转账至陈明霞、苍鹏账户金额），被告转账给原告34415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款项。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仅能证明双方有借贷的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需要进一步证明。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微信、支付宝记录来看，原、被告之间有大量金额不等的来往近40次，其中原告转账给被告557450元（含转账给陈明霞、苍鹏的金额），被告转账给原告344150元。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与其提供的转账记录无一一对应的情形，庭审中原告陈述借款协议的组成也是多次不一致，最后一次陈述是转账至案外人陈明霞账户、苍鹏账户及现金交易组成，该陈述涉案外人权益无法直接证明与借款协议之间的关联性，需要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玲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保全费1770元，由高玲玲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双方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查明的在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原被告之间有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转账近40笔，其中原告转账给被告557450元（含转账至陈明霞、苍鹏账户金额），被告转账给原告344150元，系一审法院根据一审中高玲玲提交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和王大平提交的转账记录汇总得出。经核对，高玲玲转账给王大平557450元中含：2018年12月7日转账给陈明霞92000元、2018年12月20日转账给陈明霞80000元、2018年12月28日转账给苍松50000元、2019年2月3日转账给张雪芳40000元，扣除以上转账后，高玲玲直接转账给王大平本人295450元。王大平转账给高玲玲344150元中含：2019年1月11日陈明霞转账给高玲玲51000元，另有2018年12月8日王大平转账给高玲玲10000元未统计入344150内。以上加减后，王大平直接转账给高玲玲本人30315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款项。本案中高玲玲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微信、支付宝记录中，包含高玲玲2018年12月7日转账给陈明霞92000元、2018年12月20日转账给陈明霞80000元、2018年12月28日转账给苍松50000元、2019年2月3日转账给张雪芳40000元，以上转账在未得到王大平认可的情况下，高玲玲须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向王大平交付借款的事实，高玲玲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根据本院审核，在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高玲玲直接转账给王大平本人295450元，王大平直接转账给高玲玲本人303150元，后者大于前者，从二人之间的直接转账来看，王大平并不欠高玲玲款项。综上，高玲玲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高玲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玲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05元，由高玲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敬兵审判员  时 坚审判员  翟 翔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沈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