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3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太行西街69号。   法定代表人：何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盛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九星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高新区孵化园区423室。   负责人：刘某，该所主任。   再审申请人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西九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九星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仁德信公司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项的规定，应予再审并依法改判。请求：1.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被申请人超越代理权限擅自调解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案件的代理行为无效；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6年1月22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编号为（2016)法顾字第10号《聘请法律顾问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聘请被申请人为常年法律顾问，被申请人指定刘某律师为申请人提供全面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协议有效期为二年（2015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再审申请人因与福建省长福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7日向被申请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被申请人指定的刘某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案件诉讼。授权委托书载明刘某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内容为“特别授权，代为否定、承认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和解、领取法律文书的权利”。2016年4月7日，刘某律师作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调解，与当事人福建省长福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放弃利息请求的调解协议，并于2016年4月13日签收了（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2018年10月，再审申请人得知上述事实后立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该案的案卷卷宗，发现被申请人刘某律师在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擅自添加了“调解”的权限，极大地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给再审申请人造成巨大损失，形成本案诉讼。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焦点（即本案关键事实）就是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调解”权限是否被擅自添加。一、二审法院判决均认定，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被申请人刘某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否定、承认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和解、领取法律文书、调解的权利”。对于原审法院认定此项事实，再审申请人始终予以坚决否认，坚持认为《授权委托书》中“调解”权限系被申请人擅自添加。在本案一、二审庭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该份证据的授权权限内容始终存在巨大分歧，再审申请人再三书面请求原审法院调取该份证据原件进行司法鉴定以真正查明本案关键事实，但原审法院均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具体到本案，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依据仅是一份无法与原件核对的《授权委托书》。在本案关键事实存在巨大争议且仅有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就对该份《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予以了认定，进而认定了本案的关键事实。   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如前所述，本案审理的关键证据就是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刘某律师是否对该份授权委托书代理权限进行了擅自添加，存在巨大的争议。因该份关键证据原件存在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卷宗内，再审申请人无法自行收集，为查明案件事实，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一审、二审程序中，均书面申请原审法院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该份证据原件，但原审法院始终未予理会。因此，原审法院在未调查收集本案关键证据（即《授权委托书》）以及本案基本事实始终未查明的情况下，作出驳回申请人起诉的终审裁定明显违法。   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范围，因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山西九星律师事务所，申请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再审申请人提起的“确认代理行为无效”诉讼是基于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因该项法律关系而产生纠纷明显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纠纷与原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所述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案件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情况。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2019)晋04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被申请人九星事务所辩称，一是原审法院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庭审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在高院复印的委托书复印件，该复印件已经加盖了高院印章，尤其是该复印件得到了被申请人的认可。按照民事举证规则，双方都认可的复印件，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已经认可的事实无须再鉴定的结论是合法准确的，从法律科学角度节省了司法资源。二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申请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中写得很清楚，刘某的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申请人主张刘某超越代理权限是歪曲事实的说法。刘某在该公司担任10多年的法律顾问，在2016年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何萍打电话让刘某去他办公室谈高院代理其与福建长福公司的二审案件，因为对方上诉，何萍让刘某继续代理。刘某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何萍就把单位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带上了。经何萍同意后，刘某把空白授权委托书内容写上，因为书写习惯，在写到特别授权之一的调解时，顺着写在空格之上，第一次庭审时原审主审法官审查了刘某的代理资格及权限，当时双方都核对过。请求合议庭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申请人请求确认刘某超越代理权擅自调解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案件的代理行为无效是否具有可诉性。   代理行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本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系代理的内部关系。二是本人与相对人的关系，系代理人进行代理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外部关系。考量代理行为是否有效既要审查其内部关系，又要审查其外部关系。从申请人在原审中的诉求来看，其所主张的代理行为效力问题不仅涉及其与代理人的内部关系，而且也涉及其与相对人之间的外部关系，而该代理行为在对外关系中显然已通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案件得到司法裁判行为的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诉讼代理区别于私法上的一般代理，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其效力既然得到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羁束便不再具有可诉性。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已为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即所谓的“既判力”。生效裁判的羁束内容原则上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但也会涉及到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对有关诉讼行为作出明确判断的内容。本案中的代理行为效力问题已经过法院的审查判断，并已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具有当然的羁束力。如果在本案中再次进行审查判断，必然会影响到生效裁判的效力，申请人仁德公司如果对代理行为对外效力及原生效裁判效力有异议应通过申诉渠道解决，如果认为刘某在代理过程中存在超越代理权限行为并导致其利益受损，可以对该行为属性即是否超越代理权限进行主张，继而要求其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但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诉讼代理行为效力不具有可诉性，故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妥。因本案诉讼标的不具有可诉性，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事由本院不再予以审查。综上，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马云跃   审 判 员 殷 泽   审 判 员 魏世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 记 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