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03民初3932号 原告：绵阳交发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绵阳市临园路西段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大，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向东，男，生于1968年8月20日，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原告绵阳交发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何向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绵阳交发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大、被告何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绵阳交发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不向被告支付工资82647.67元；2、依法判令原告不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77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1996年7月就开始绵阳市高等级公路管理处（简称绵阳高管处）下属的绵江路收费站工作，由于绵阳高管处当时是事业单位，无法为劳动关系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只能购买医疗保险），经共同的上级绵阳市交通局安排，由当时国有企业绵阳客运站总站（原告客运集团更名前）名义为何向东等高管处的劳动关系人员代理购买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单位和个人部位）由客运站垫付，高管处一定周期统一转给客运站；高管处各收费站为何向东等劳动关系人员购买了医疗保险。原告为了区别客运站自身劳动关系员工和挂靠缴费人员的不同关系，经多方协商，绵阳市社保局同意设立挂靠缴费单位“绵阳市汽车客运总站（挂靠）”，足以证明双方仅仅是代理养老保险挂靠缴费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2001年，被告与绵阳高管处终止劳动关系后，没有与客运站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2月21日，被告拿一份《个人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称原养老保险账户缺少身份证号码，需要缴费单位盖章证明才能办理，于是原告给予协助盖章证明此事实，不是劳动关系的确认。然而，被告利用此证明文件，于2017年4月10日以原告拖欠工资和未缴纳社保为由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并于同月17日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作出《仲裁裁决书》（绵劳人仲案【2017】245号），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82647.67元和经济补偿金22770元。原告坚决不服该不合理裁决，特提起诉讼。 原告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建立必须双方达成合意，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诚实劳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按照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管理，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报酬。本案原被告双方根本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双方仅是为了协助解决实际用工的实业单位绵阳高等级公路管理处为劳动关系员工购买养老保险而在上级部门市交通局的安排下的挂靠购买社保关系，不能将代为社保缴费关系错误认定为劳动关系。原告当然不应当对被告承担任何劳动关系下的责任和义务。假设2008年前因为养老保险缴费双方还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从停止缴费的2009年起，何向东当庭陈述在停止缴费后他找到客运站要求继续缴费，说明他知道单位没有为其缴费而事实上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应当依法在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何向东在多年后的2017年4月才申请仲裁，早已超过申请时效。2017年2月21日，何向东拿《个人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以原养老保险账户缺少身份证号码，需要缴费单位盖章证明，但客运集团的盖章仅仅是名义上协助其完善保险信息，不能证明客运集团对劳动关系的确认和仲裁时效的追认。何向东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法定中断、中止的情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处理。 被告何向东辩称，原、被告在社保部门见证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被原告派遣至绵江公路收费站工作，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与绵江收费站无用工合同，被告2001年从收费站退回原告单位后，在原告单位从事清洁工作6个月，原告发放了相应劳动报酬。后因原告单位无法继续提供劳动岗位，口头对被告表示可内部待岗，原告购买社会保险及用社保自缴费部分代替生活费，由原告缴纳社保自费部分，并缴费至2008年。原告2008年后因地震经费紧张暂时停止向被告养老保险账户缴纳养老保金。原告声称社保均由绵江收费站发放或转账给原告，被告认为是原告和绵江收费站之间的业务问题，不能作为否定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依据。原告依据社保对账单上有“挂靠”二字声称被告为挂靠关系理由是不成立的。原、被告所签合同期限虽只有三年，但合同明确约定到期如不终止执行，又不续订，则本合同视为自动续订同一合同期限。被告认为仲裁结果公正公平，合理合法。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6年7月被告从江油长特四厂进入绵阳市高等级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高管处）下属单位绵江公路征费管理站（以下简称绵江站）工作，同年9月13日被告与原告前身绵阳市汽车客运总站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书》，即1996年9月13日至1999年9月13日止。绵阳市劳动局于1997年10月22日对该《劳动合同书》进行鉴证并加盖印章。从被告7月进入绵江站工作当月即从绵江站借支工资400元，至此被告即在绵江站领取工资，从事绵江站安排的收费员工作，接受绵江站的日常管理并受绵江站相关制度的约束。1999年5月15日，原告前身绵阳市汽车客运总站以绵市客总发（1999）25号文作出《关于对挂靠（借用）人员的相关事宜的规定》，从该规定记载的内容表明，从1993年至发文时，绵阳市交通局为解决市高管处、市公路勘察设计院及市交通加油站等单位用工需求、人员编制受限的矛盾，将上述单位用工人员的关系暂时挂靠车站；上述人员属上述用工单位招收与车站不存在仍何实质性劳动及工资关系，由车站代交养老保险费用，用人单位按时将上述人员保险费转付至车站；用人单位退回人员各种保险按用人单位通知之日起的次月停止办理。从被告养老保险帐户对帐单反映的信息表明，从1996年起当年的缴费月数为6个月，单位名称为绵阳市汽车客运总站（挂靠）。被告提供的职工医疗保险证反映的信息表明，被告的工作单位为绵江站。被告在庭审中自认从1996年9月13日进入原告单位工作，是原告单位正式职工并被派往绵江站工作，工资、社保、医保均由用人单位绵江站发放。工作至2001年被告离开绵江站回原告单位，同年6-12月在原告单位从事清洁工作，原告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每月1000元左右。但被告对回原告单位工作的陈述未提供相关证据。被告提供的加盖江油长特四厂印章的职工养老保险登记卡工作单位变更记载栏为空白；被告持有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未加盖仍何印章，全为手写内容，其记载的社会保障号码和工作单位与职工养老保险登记卡一致，仅在工作单位变更栏手写：“96.9.12调绵阳市汽车客运站”。2017年2月21日原告工作人员在被告提供的个人养老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上加盖了单位行政公章。2017年4月10日被告通过邮政快递向原告工作人员寄送离职书，原告未予答复。被告于2017年4月17日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向原告主张拖欠的劳动报酬42959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8303.50元。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绵劳人仲案［2017］245号仲裁裁决书，载决原告向被告支付2001年1月至2017年4月工资82647.67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2770元。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超过法律保护的劳动仲裁申请时效。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初步审查形式条件；但并不能决定双方必然存在劳动关系，因为决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是“用工”这一唯一标准。劳动关系的建立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用工关系；双方是否符合用工主体条件；是否有建立用工关系的主观意愿；是否有用工关系的客观表现。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我国劳动合同法将实际用工作为劳动关系建立的标准，只有实际用工才会建立劳动关系，即使订立了劳动合同，但未实际用工，也不能认定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以下几点来看①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②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③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结合本案到案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从1989年７月参加工作即拥有江油长特四厂正式职工身份，1996年7月进入绵江站工作，当月绵江站即向被告借支工资400元，被告即被绵江站安排从事收费员工作并受其管理。如被告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也应依法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用。而不至于被告在已到绵江站工作两个月后才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这完全是当时基于用人单位绵江站所属高管处属事业单位，无法解决被告的用工身份，通过挂靠原告单位而采取的形式，此点可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及该合同书上鉴证单位绵阳市劳动局鉴证时间上得到印证，同时在原告所发25号文件所记载的内容也能得到证实。况且被告对到原告单位工作的陈述明显矛盾，据此足以认定原告不是被告的用工单位，被告从未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从被告在绵江站工作至2001年，这期间所有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均与绵江站之间发生，被告自认工资、社保、医保均由用人单位绵江站发放，工作也由绵江站安排并受其管理。此更加证实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上述判断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标准。况且，被告在原单位已是正式职工，如是调动也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足以认定双方所签期限三年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告所称被派住绵江站工作，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是从事客运服务的企业单位，而高管处在当时属事业单位，其下属绵江站的业务是公路收费，二者之间并无隶属关联关系。如真如被告所称被派往绵江站工作，其工资关系和工资的发放理应在原告单位，才符合当时的用工制度实际，绵江站作为高管处下属单位是无权向非本单位职工支付工资等相关劳动报酬的。对被告陈述从绵江站退回在原告处从事清洁工作六个月并领取每月1000元报酬，后内部待岗，由原告缴纳社保。因被告未提供在原告处工作六个月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绵江站在原告处挂靠的人员并非被告一人，这点可从高管处向原告转款支付养老金的转款凭据上得到印证。故对原告陈述的被告2001年从绵江站非正常离开当时并不知情，错误的将被告的社保购买至2008年才停，符合当时的实际，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如果真如被告所述是原告的职工，在庭审中被告自称原告2008年因地震经费紧张暂时停止向其养老保险账户缴纳养老保金，表明被告明知原告已未向其养老保险账户缴纳养老保金，在长达九年的时间，被告均不向其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栽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被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超过时效。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被告仅凭劳动合同、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对帐单主张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不足以对抗原告提供的证据，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基于本院查明的事实和权利义务相对性原则，被告与原告未建立劳动关系，且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超过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绵阳交发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向被告何向东支付工资82647.67元及经济补偿金22770元。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何向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 俊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