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0191行初330号 原告阮光勇，男，汉族，1984年11月17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曾欢，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8号高薪管委会10楼。 法定代表人甘立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世春，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亚南，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光勇不服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新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伤保险待遇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高新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高新人社局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提供了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材料及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阮光勇的委托代理人曾欢，被告高新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王世春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何劲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高新人社局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核定阮光勇伤残补助费用应拨45792元，其他渠道支付48762元，实际拨付0元。 原告阮光勇诉称，原告于2015年4月7日20时10分，搭乘二轮摩托车外出展业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致伤。2015年12月25日，经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6年3月3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2016年6月19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医疗费拨付确认单，仅支付了工伤住院医疗费，但未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核定的金额45792元。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主张的民事侵权赔偿与申请工伤保险补偿分属不同范畴，前者系私法领域的救济，后者系公法领域的救济，二者在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目的上并不相悖，被告不能因原告获得民事侵权领域的赔偿，剥夺原告享受的工伤保险补偿。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审批行政行为；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阮光勇未提供证据对其主张进行证明。 被告高新人社局辩称，原告阮光勇系四川通发广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搭乘二轮摩托车外出展业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致伤，2015年12月25日经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6年3月3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玖级伤残。于2016年11月1日与第三方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获得相关赔付48760元。基于上述情况，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以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题的批复》〔川人社函（2014）1215号〕之规定，被告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核定阮光勇伤残补助费用应拨付45792元，其他渠道支付48760元，实际拨付0元。综上，被告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的合法性，被告高新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工伤保险条例（节选）》，证明被告具有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待遇并进行审批的行政职权； 第二组：《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题的批复》〔川人社函（2014）1215号〕，证明被告所作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依据； 第三组：《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06—1097号〕、《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成劳鉴字（2016）01187号〕、和解协议书、第三人造成事故伤害赔偿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致伤属于工伤，伤残等级为九级，从第三方获得相关赔偿48760元等相关事实； 第四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阮光勇对被告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该法律条文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无异议，但对其作出的不予赔付的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其具有受理原告工伤保险待遇审批的职责，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系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本院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阮光勇因交通事故致伤属于工伤且已被鉴定机构认定为玖级伤残，以及原告已在第三人处获赔等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申请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的审批及被告所确定的实际拨付金额，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原告阮光勇系四川通发广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搭乘二轮摩托车外出展业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致伤，2015年12月25日经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6年3月3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玖级伤残。2016年11月1日，原告与第三方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89727.65元。后原告阮光勇向被告申请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被告高新人社局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认定原告阮光勇应拨付伤残补助金金额为45792元，在扣减了原告在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后，核定拨付原告工伤保险补差0元。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核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规定，被告高新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保险待遇行政给付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并已获赔偿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待遇保险。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分属不同法律范畴。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其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发生工伤事故获得的一种社会保险利益，实行无过错原则，具有社会保险性质；而人身损害赔偿则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其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致害而获得，实行的是以侵权人具有民法上的过错为原则等。二者权利基础及归责原则均不同，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上并不相悖，从公法与私法的不同领域均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也更贴合当下社会现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之规定，可知：1.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应予支持；2.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并已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已获得民事赔偿的，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申请工伤保险赔偿；3.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且第三人已经赔偿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不向受害人赔偿医疗费用，但其他费用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支付，都应当依法予以支付。本案中，原告阮光勇因与第三人的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一方面，原告阮光勇享有请求第三人支付民事赔偿的权利；另一方面，原告阮光勇因工伤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原告阮光勇已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并不构成其依法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阻碍。被告高新人社局作出行政给付行为时，在核定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后将原告已获得的民事赔偿部分金额予以扣减与上述规定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给付行为（包括核定与拨付）应予撤销，并判令其重新依法作出行政给付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2月7日对原告阮光勇因工伤作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核定的行政行为； 二、责令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款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秋艳 人民陪审员  刘翠才 人民陪审员  马新民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郭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