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花园一区-52号-7。法定代表人：倪仁国，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亚娜，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波，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刚，男，197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跃峰，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军，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上诉人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以下简称振国租赁中心）因与被上诉人袁刚及原审被告张军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袁刚对原审被告张军五个工地租赁建筑设备的租赁费、损失、违约金、保全责任保险费、律师费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于2014年6月19日与张军、袁刚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对租赁设备、租金价格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担保人自愿向甲方(振国租赁中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包括租赁费、赔偿费、违约金、律师费以及其他乙方应承担的费用”，张军、袁刚分别在乙方和担保人处签字确认。在签订合同时，施工现场处为空白。为了方便记账，振国租赁中心将张军租赁设备的使用情况在施工场地处做了详细备注。一审庭审过程中，袁刚提交的另一份租赁合同文本的施工现场却填写了草庙子，袁刚也自认“草庙子”三个字系其自己填写，而一审法院却认定系振华租赁中心书写，这明显与事实不符。2.按照通常理解，若双方对施工场地有明确约定，那么在签订合同同时就应该明确且在合同上进行标注。退一步讲，即使仅约定对草庙子工地提供担保，那么标注有“草庙子”工地的合同按照常理也应由振国租赁中心持有，而不应该在袁刚手里。3.合同中明确约定袁刚对张军所有的租赁费等提供担保，并未具体约定对哪一个施工工地提供担保。袁刚之所以对张军提供担保，是因为振国租赁中心与袁刚自2012年起至今存在业务关系，出于对袁刚的信任才将建筑设备租赁给张军，而非基于袁刚与张军之间的业务关系，至于张军与袁刚之间的关系与振国租赁中心无关。4.案涉合同上标注的施工工地，仅指张军的设备使用在哪个工地，并不代表袁刚提供担保的工地，合同明确约定对所有的租赁费提供担保，不管张军将设备用于哪个工地，袁刚均应提供担保，而一审法院将施工工地主观臆断的推定为担保范围，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备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担保人明确约定了对张军所有的租赁费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退一步讲，即使对施工场地约定不明，按照法律规定保证人也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袁刚辩称，一、原审被告张军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其保存的另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其中标注的施工现场为草庙子，一审时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承认其保存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施工现场为其事后添加，故对于草庙子之外的工地袁刚没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振国租赁中心自行填写是为了将保证责任强加给袁刚，以期达到扩大担保范围，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根据建筑器材租赁市场的交易惯例，都是一工地一合同，合同中都会约定不得转租或者转移工地，案涉合同第四条亦有明确约定。并且，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了租用及退还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时间与草庙子工地主体施工时间相吻合，一审中袁刚申请了工地的劳务总包方邓绍江出庭作证，证实了该合同的租赁期期间与工地施工时间相吻合，可以从另一面证实该合同施工现场仅为草庙子工地，实际上根据常理也可以判断出不可能所有工地均是同一施工时间同一租赁时间，案涉其他工地租赁时间要晚于本案合同时间，一审庭审中涉及天润佳材城的租赁合同可以证实，该合同签订时间系在本案合同之后，由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单独签订，袁刚并未提供担保，可以证实袁刚并没有为案涉其他工地提供担保。因此，无论是从合同签订情况还是从交易惯例来看，均不可能存在袁刚为张军所有工地租赁设备提供担保的情况。二、振国租赁中心称基于对袁刚的信任才将租赁设备租赁给张军，袁刚不认同。袁刚系通过张军认识振国租赁中心，在袁刚与振国租赁中心发生业务之前，张军就与振国租赁中心有业务往来，其将设备租赁给张军，并非基于对袁刚的信任。三、振国租赁中心上诉称合同约定对所有租赁物提供担保，无论张军用于哪个工地均应提供担保，但任何担保都有范围，保证人不可能承担无限担保责任。施工工地是确定保证责任范围的基础，随意变更增加施工工地，会改变原有的保证范围，增加保证人的负担，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出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依照该规定，保证合同签订以后，未经保证人同意，任何实质上增加保证人责任的，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因此，振国租赁中心所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振国租赁中心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对保证担保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振国租赁中心系偷换概念，案涉合同第十六条明确约定了保证范围，不存在约定不明的问题。本案争议焦点是担保所涉及的工地问题，在合同签订时约定租赁物的施工现场为草庙子，相应的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草庙子工地发生的租赁费用，而其他工地保证人并未提供保证，并非保证人的担保范围。如果要求保证人对其他工地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而不应未经保证人同意私自添加，该合同并非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存在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发生的任何债务都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不存在无期限、无任何范围限制的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对于保证人袁刚来说，施工工地是确定的，租赁期间是固定的，保证责任的大小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是期间范围或者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而未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无需承担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振国租赁中心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军未陈述意见。振国租赁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张军支付振国租赁中心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租金4057589.86元，并以欠付租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振国租赁中心违约金；3.张军赔偿振国租赁中心租赁物损失1670399.50元,并以赔偿款数额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振国租赁中心违约金；4.袁刚对张军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张军、袁刚赔偿振国租赁中心担保费损失4500元、律师费损失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9日，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张军租赁振国租赁中心建筑器材设备，租期自2014年6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逾期不退还，振国租赁中心有权解除合同，如不解除则合同延续；48架管0.01元/天/米、48扣件0.005元/天/个、丝杠0.02元/天/支、木架板0.12元/天/块、大板卡0.02元/天/支、山形卡0.003元/天/个、工字钢0.15元/天/米；张军每月5日向振国租赁中心一次性付清上月租金，逾期按提货数量在本合同价格基础上，架管每米每天扣件每个每天各上调0.005元，丝杠大板卡每支每天各上调0.01元计算租金；丢失或损坏的赔偿：架管每米20元，扣件每个6元，丝杠80cm每支25元、60cm每支20元，大板卡每支10元，木架板每块60元，山形卡每个1元；若产生纠纷，由违约方按照银行贷款利息的130%标准承担违约金，张军违约导致振国租赁中心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张军承担；担保人自愿向振国租赁中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租赁费、赔偿费、违约金、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合同出租单位处由振国租赁中心加盖公章，张军在承租单位处签字，袁刚在担保人处签字，并约定指定提货人为张军、张虎。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合同中施工场地记载为“栖霞、港西、荣成、大水泊、草庙子”，张军提供的合同中施工场地记载为：“草庙子”。振国租赁中心称签订合同时“施工场地”处为空白，合同履行过程中为了便于记账由振国租赁中心工作人员将具体施工场地添加在合同上。张军、袁刚称签订合同时双方谈的仅为草庙子工地，并非空白，其提供合同上“草庙子”字样系振国租赁中心倪仁国书写。振国租赁中心对此不予认可。另查，振国租赁中心经案外人郑维广介绍为案外人郭立勇发包的天润家材城E6#工程提供建筑设备，后于2014年11月6日，由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张军租赁振国租赁中心建筑器材用于天润家材城E6#楼，租期自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48架管0.011元/天/米、48扣件0.0055元/天/个、丝杠0.02元/天/支、木架板0.15元/天/块、大板卡0.02元/天/支、山形卡0.001元/天/个、立杆（接管）0.0055元/天/支；其余约定与上述合同一致。各方均认可接管系架管安装过程中所必须的配套管件。2015年7月6日，郭立勇与郑维广签订退场协议，郑维广所有工人工资及钢管等租赁费用由郭立勇承担。张军称其与郑维广因天润家材城工程的租赁事宜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故2015年12月29日，张军将其对案外人郑维广的50万元债权转让给振国租赁中心法定代表人倪光明，倪光明向张军出具收款收据，约定为以房抵顶。2016年1月26日，郑维广、郭立勇与倪光明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郑维广欠付倪光明的50万元租赁费由郭立勇支付。同日，郭立勇向倪光明出具欠条。后因郭立勇未支付该欠款，2019年1月，倪光明将郭立勇诉至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郭立勇支付该50万元，该院经审理出具（2019）鲁109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立勇支付倪光明50万元。振国租赁中心称该50万元中包含天润家材城E6#楼项目的租赁费315714.50元，剩余184285.50元是支付本案租赁费用。张军则称该50万元均是支付的本案租赁费。振国租赁中心同意在扣除天润家材城租赁费后，剩余款项按照其余五个工地的租赁费比例予以抵扣。再查，张军另向振国租赁中心支付租赁费5万元。振国租赁中心为本次诉讼支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500元、律师费20万元。本案的争议事实为：第一，张军应付的租赁费数额；第二，张军已付租金的数额；第三，张军应当赔偿振国租赁中心的租赁物损失数额。振国租赁中心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租赁凭证一宗，分别证实栖霞、港西、荣成、大水泊、草庙子工地设备出租及退还情况。2.租金结算单两份，一份系按照合同约定承租方违约须调高日租金数额计算的；另一份系本院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的日租金价格计算的，拟证实荣成工地2014年7月3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费2032543.13元，其中包含30套管4794.79元；大水泊工地2014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费266423.54元；草庙子工地2014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费190561.45元，其中包含30cm接管11397.83元、50cm接管2669.52元；港西工地2014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费122322.95元；栖霞工地2014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费155758元。3.草庙子天润家材城工地租赁凭证一宗及租金结算单三张，证实该工地设备出租、退还情况以及租金数额。张军除对证据1中荣成工地编号为6041、6048、6045、5734、6063、6064、5788、2514的租赁凭证上其签字不认可，其余租赁凭证均认可，对证据2结算单不认可，对证据3未提出异议。袁刚对上述证据1中部分凭证不认可，但不申请鉴定，对证据2结算单不认可，对证据3未提出异议。诉讼过程中，张军申请对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8份租赁凭证上其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未在规定期间内交纳鉴定费，一审法院依法终止鉴定程序。经原、被告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事实，袁刚及张军虽对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租赁凭证部分不认可，但袁刚不申请鉴定，张军申请鉴定后未在规定时间内交纳鉴定费用，袁刚及张军均无证据证明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租赁凭证系虚假，对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租赁凭证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张军应当依据该租赁凭证中记载的设备数量及租用时间支付租赁费用。双方合同约定，逾期支付租金则上调租赁费、逾期付款则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违约金，该两种约定均是对违约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是违约金的不同表现形式，振国租赁中心不应同时主张。双方对于上调租金的约定调价幅度过高，依法不予认定，租金价格仍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在案涉合同中虽未对30cm接管、50cm接管的日租金进行约定，但各方均认可接管系架管使用时的必要组成部件，双方在天润家材城工地租赁合同中对接管日租金约定为0.0055元/日，本案可以参照该价格计算接管的租金，但双方对30套管的日租金无约定，振国租赁中心在租金结算单中按照0.0055元/日计算租金，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认定，对振国租赁中心提交的基于租赁凭证计算的其他租金部分依法予以认定，日租金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原租赁价格计算，即截止2018年12月31日，荣成工地租赁费2027748.34元（2032543.13元-30套管4794.79元）、大水泊工地租赁费266423.54元、草庙子工地租赁费190561.45元、栖霞工地租赁费155758元、港西工地租赁费122322.95元，以上合计2762814.28元。关于第二个争议事实，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天润家材城的租赁凭证与草庙子工地的租赁凭证并不重复，应当认定该两工地系不同工地。张军对该宗租赁凭证及租金结算单未提出异议，对此依法予以认定，根据该租金结算单，天润家材城工地的租赁费用为315714.50元（11595.55元+304118.95元）。根据（2019）鲁109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郭立勇系天润家材城工程的发包方、郑维广曾在该工程投资建设，张军亦认可其与郑维广是基于双方在天润家材城工地的设备租赁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能够证明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郑维广、郭立勇进行债权转让时各方实际是针对天润家材城的设备租赁事宜进行的结算。另外，根据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租赁凭证及租金结算单也能看出张军已于2016年5月退清该工地的所有租赁设备，即双方进行了结算。故张军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向振国租赁中心支付的租赁费50万元，应当首先扣除天润家材城工地的租赁费，故振国租赁中心主张扣除后剩余的184285.50元及张军另支付的5万元作为张军支付本案的租赁费，理由正当。振国租赁中心同意该部分租赁费按照荣成、大水泊、草庙子、栖霞、港西工地租赁费的比例进行抵扣，依法予以认定，即张军欠付草庙子工地租赁费174401.92元（190561.45元-190561.45元÷2762814.28元×234285.50元），欠付其余工地租赁费2354126.86元[（2762814.28元-190561.45元）-（2762814.28元-190561.45元）÷2762814.28元×234285.50元]，以上合计2528528.78元。关于第三个争议事实，根据振国租赁中心提供的租赁凭证记载，张军尚有架子管59321.50米、扣件63084个、架子板662块、16号工字钢735.5米、50cm接管267个、30cm接管2161个未归还，张军主张已经归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抗辩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不能返还时的赔偿价格，振国租赁中心架子管损失1186430元（59321.50米×20元/米）、扣件损失378504元（63084个×6元/个）、架子板损失39720元（662块×60元/块）。合同对16号工字钢、50cm接管、30cm接管的价值未约定，诉讼过程中，振国租赁中心申请撤回该部分诉讼请求。综上，张军应当赔偿振国租赁中心的租赁物损失数额为1604654元（1186430元+378504元+39720元）。以上事实，有租赁合同、租赁凭证、结算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振国中心要求解除与张军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要求张军支付租赁费、违约金、赔偿租赁物及律师费等损失有无依据；第二，振国中心向张军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第三，袁刚对案涉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范围，振国中心要求袁刚承担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振国中心与张军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振国中心提交的租赁凭证能够证明振国中心已经将建筑设备交付给张军，完成了合同义务，张军应当依约支付租赁费。现张军未依约支付，构成违约，振国中心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张军应当支付振国中心草庙子工地租赁费174401.92元、其余工地租赁费2354126.86元，振国中心主张以欠付租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违约金，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双方租赁合同解除，张军应当返还振国中心租赁物，现其不能返还，振国中心要求其赔偿租赁物损失1604654元，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该款项系对租赁物丢失产生的损失赔偿，振国中心并未因购买新的租赁设备而支出该款项，不存在利息损失，其要求张军以租赁物赔偿款为基数赔偿其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振国中心申请撤回要求张军赔偿其16号工字钢、50cm接管、30cm接管的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双方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诉讼产生的费用，现振国中心要求张军赔偿其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500元、律师费20万元，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租赁合同涉及五个工地，对张军而言，该五个工地的租赁事宜系一个整体，根据合同约定，张军未还清租赁设备，则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双方合同并未解除，且租金的计算具有延续性，故振国中心对张军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保证范围问题。首先，振国中心主张袁刚对草庙子、荣成、栖霞、大水泊、港西工地的租赁事宜均提供担保，但其与张军分别提供的案涉租赁合同中对施工场地范围记载不同，振国中心认可其提供的合同中记载的工地范围系其事后添加，故该合同对于保证部分存在瑕疵。其次，袁刚与张军均称二人仅在草庙子工地存在合作关系，其他工地袁刚均未参与，现振国中心无法证实张军与袁刚在其他工地亦存在合作关系，其要求袁刚对其事后添加的所有工地的租赁事宜均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当。袁刚认可其对案涉合同中的草庙子工地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依法予以认定，故袁刚应当对张军草庙子工地租赁费174401.92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另外，振国中心支出的保全费、律师费，袁刚应当按照草庙子工地租赁费与其他工地租赁费的比例予以分担，即应对保全费中的310.38元（4500元×174401.92元÷2528528.78元）、对律师费中的13794.73元（200000元×174401.92元÷2528528.78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保证期间的问题。本案中，张军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间到期后未全数退还租赁设备，按照合同约定则合同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存在连续性，袁刚在签订合同时即对相关风险明知，现其主张保证期间经过，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袁刚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张军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与张军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二、张军支付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租赁费2528528.78元（草庙子174401.92元+其余工地2354126.86元），并以2528528.7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支付违约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支付违约金；三、张军赔偿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建筑物资损失1604654元；四、张军赔偿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500元；五、张军赔偿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律师费20万元；六、袁刚对张军上述草庙子工地的租赁费174401.92元、违约金（以174401.92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保全责任保险费310.38元、律师费13794.73元向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刚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张军追偿；七、驳回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于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81元，由振国中心负担13183元、张军负担37398元（袁刚对其中的1625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张军负担（袁刚对其中的161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2年10月17日振国租赁中心与袁刚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双方自2012年以来一直存在业务关系，出于对袁刚的信任以及袁刚提供担保，振国租赁中心才将建筑设备租赁给张军，振国租赁中心系通过袁刚认识张军，而非袁刚所称通过张军认识，通过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可以看出袁刚陈述不属实。该合同中施工工地“张村姜南庄”系袁刚书写。经质证，袁刚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振国租赁中心与承租单位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其格式合同，合同中都会约定施工工地。因此，振国租赁中心在本案中合同中任意添加施工场地的行为，明显加重了袁刚的保证责任，其应当提交证据证实担保的范围以及袁刚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经查，该合同中担保人处加盖了威海鑫润投资有限公司的印章，经双方当事人落实，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称该公司与其没有关系。被上诉人袁刚则称，担保人威海鑫润投资有限公司系该合同所涉工地张村姜南庄工地的开发商。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每份租赁合同都对应一个工地，可以证明袁刚为张军提供担保的范围仅为草庙子工地。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其与张军之间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振国租赁中心主张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振国租赁中心在一审第一、二次庭前会议中明确陈述“在签订合同时，振国租赁中心与张军、袁刚并没有约定具体施工场地，签订合同时施工场地处是空白”，“只是约定张军从袁刚处租赁设备，担保人提供担保”。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袁刚应否对原审被告张军除草庙子工地外其他工地的租赁费、违约金、保全责任保险费、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标注的施工工地不一致，但合同第十六条均明确约定了“担保人自愿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租赁费、赔偿费、违约金、律师费及其他乙方应承担的费用”，故本案当事人对保证范围的约定明确具体，并非振国租赁中心主张的保证担保的范围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实际上系对所担保的主债权即建筑器材租赁费的内容存在争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振国租赁中心主张担保人袁刚系对张军本案所涉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当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袁刚就张军所有工地的建筑设备租赁费均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但本案中，振国租赁中心认可其提交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的施工工地系其自行填写，一审庭审时亦陈述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具体的施工场地，张军、袁刚则主张签订合同时仅约定对草庙子工地的租赁费承担保证责任，且张军提交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载明的工地亦仅为草庙子工地。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振国租赁中心主张当事人约定袁刚对张军所有的租赁费提供担保的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一审判决认定袁刚仅对张军草庙子工地的租赁费提供担保，并无不当。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振国租赁中心的陈述，本案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具体的施工场地，在其与张军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期间，对租赁设备的工地范围进行增加，系对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内容进行了变动，显然加重了债务人的债务，应经保证人袁刚同意。在振国租赁中心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经过担保人袁刚同意的情况下，袁刚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袁刚仅对其认可的草庙子工地的租赁费承担保证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振国租赁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振国租赁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81元，由上诉人威海市振国建筑设备租赁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