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再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茂南，男，195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涛，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渊，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立洲，男，194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新生活采石厂，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新生活大洪山。负责人：陈立洲，系该厂经理。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本纲，男，1973年12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温泉潜山路10号，系陈立洲之子。再审申请人李茂南因与被申请人陈立洲、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新生活采石厂（简称新生活采石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5248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鄂民申374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茂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涛、刘维渊，被申请人陈立洲、新生活采石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本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茂南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请求判令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破碎设备、电器及厂房；3、请求判令陈立洲向申请人返还补偿款52万元，新生活采石厂在该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判令陈立洲支付占用补偿款期间的利息（以5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5、请求判令二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9年9月11日，申请人与阮仕国处购买了400×600破石机及相关采石设备一套。2000年申请人与程德毅、陈本喜、马隆华四人联合创办了武汉市江夏区旺盛第二采石厂（简称旺盛第二采石厂），后四人协商，由申请人与程德毅负责旺盛第二采石厂。2011年，因效益不佳，加之原新生活采石厂、旺盛第二采石厂、新生活村二组采石厂的山塘连在一起，为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程德毅、朱明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四人约定，将上述三采石厂组建成新的采石厂，对外名称仍为新生活采石厂，由被申请人负责。2013年8月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采石厂租赁合同》，将厂房、山塘、破碎、料场租赁给被申请人，租期四年，每年租金2万元。2015年1月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继续按原合同办理。2015年5月10日，被申请人与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办签订补偿协议，政府将补偿款支付给了被申请人。若无三厂合并事实，被申请人怎么会签订《采石厂租赁合同》，原审判决枉顾事实认定补偿款属于被申请人单独所有错误。被申请人未购买任何机械设备，所用机械设备为旺盛第二采石厂的设备，对采石厂设备被申请人无法说明其来源，因此对于设备的补偿款被申请人无权拥有。原审判决不予理睬并作出了完全与事实相悖的判决。关停名录中唯独没有旺盛第二采石厂，一个市场主体怎么会凭空消失？该事实再次印证上述三家采石厂合并为一个采石厂的事实。综上，申请人为所关停厂区设备及场地的经营权人之一，理应获得关停补偿，请求判如所请。陈立洲、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新生活采石厂共同辩称，一、二审判决结果符合事实，公平公正，请求维持原判。李茂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陈立洲根据《采石厂租赁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向李茂南返还补偿款52万元，新生活采石厂在该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陈立洲根据《采石场租赁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向李茂南返还破碎设备、料场、电器设备及厂房；3、判令陈立洲支付占用该补偿期间的利息（从2016年7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还清之日止，该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1日共计53595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立洲、新生活采石厂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新生活采石厂最初设立日期为1991年8月16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新生活大洪山，负责人为陈立洲，企业性质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经营范围为石料加工。新生活采石厂向乌龙泉街新生活村承包采石厂，每年支付相应租金。后江夏区乌龙泉灰石厂、江夏区乌龙泉镇新生活采石二厂、江夏区泽耕石料厂及新生活采石厂组建成联合采矿企业，由江夏区乌龙泉灰石厂作为联合体法人代表，新生活采石厂成为联合体下的作业组，被授予采矿权人许可证，其作业组登记的机台设备为500×750破碎机器一台。旺盛第二采石厂成立于2000年6月30日，企业性质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陈本喜，企业地址位于乌龙泉大洪山，该企业于2005年8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办理注销登记。2011年，陈立洲向案外人张汉军租用原旺盛第二采石厂的场地用于生产，并约定每年租金为1万元，后李茂南以其为原旺盛第二采石厂的投资人为由要求向其支付每年2万元的租金，陈立洲按约支付了租金。2013年8月，李茂南（甲方）与陈立洲（乙方）签订《采石厂租赁合同》，约定：一、甲方将现有的采石厂的厂房、山塘、破碎、料场及用电设备等租给乙方使用，其时间从2011年至2014年12月31日止，租金每年2万元，即4年共计捌万元整，此款在今年12月31日付清。二、在张汉军租赁甲方厂地期间，私自将甲方的厂房及电器设备撤除，用前李振武及张汉军所建的现料厂的4栋房作为抵押归还甲方李茂南，用电及各项损失补赔叁万元，此款在2013年12月31日付清。三、乙方在合同承包期间内如遇国家政策关停，其各项赔款、山塘按4家平分，破碎厂地归甲方所有。四、合同期满后，乙方须按时、按合同规定移交还甲方山塘、破碎、料场、电设备和厂房，如需续包须经甲方同意，否则甲方将随时收回使用权，乙方不得借故拖扯。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违者罚款3万元。《采石厂租赁合同》加盖了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办事处新生活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生活村村委会）的印章。2015年1月7日，李茂南与陈立洲签订《补偿协议》一份，双方同意将《采石厂租赁合同》补签一年，所有条款均按照原《采石厂租赁合同》办理。2014年8月，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关闭全区建筑用石料采石矿山，并对即将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破碎机型号大小的标准进行补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江夏区乌龙泉灰石厂、江夏区乌龙泉镇新生活采石二厂、江夏区泽耕石料厂及新生活采石厂四家在产的厂矿作为江夏区乌龙泉灰石厂联合体列入被关闭对象。2015年5月10日，新生活采石厂以乌龙泉大洪山灰石厂陈立洲作业组的名义与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补偿协议书》，协议书对补偿标准及补偿款支付时间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12月10日支付第一笔款项75万元，剩余补偿款80万元也已按约支付。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李茂南提供的证据中，有证明两份，一份是由旺盛第二采石厂于2016年5月28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旺盛第二采石厂由陈本喜、程德毅、马隆华及李茂南四人投资兴建，以陈本喜的名字进行登记，从1996年到2001年底共同经营，2001年开始清算，旺盛第二采石厂由李茂南及程德毅所有，由李茂南负责。另一份证明由新生活村村委会于2016年5月30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新生活采石厂由原新生活村采石厂（集体）、新生活村二组采石厂（组集体）、旺盛第二采石厂（个人投资）三家厂组合而成，其用电设施、破碎、料场、厂房均为旺盛第二采石厂提供。四项建设资金实为投资人李茂南个人出资，有合同为证，特此证明。在庭审中，陈立洲亦提交由新生活村村委会于2018年9月22日出具的两份证明，其中一份证明的证明内容为该村在2016年5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严重不符，及证明有篡改，该证明作废，不予承认。另一份证明的证明内容为，江夏区新生活采石厂为陈立洲于1991年承包，逐步投资并进行机械化改造形成陈立洲作业组，其经营权及经营人从未发生变更。一审法院认为，李茂南请求陈立洲返还赔偿款及支付占用期间利息、返还设施设备、场地等是基于李茂南对《采石厂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具有处分权。李茂南提交了两份书面证明，其中一份由旺盛第二采石厂于2016年5月28日出具，但旺盛第二采石厂已于2005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作为市场主体已不符存在，其出具的证明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故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对于新生活村村委会于2016年5月30日出具证明，因其存在内容中笔迹不一致，且被新生活村村委会于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证明已否认，故该份证明亦不予采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补偿款针对的是关闭被告江夏区新生活采石厂，李茂南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本案新生活采石厂包含原旺盛第二采石厂，以及其对原旺盛第二采石厂的财产拥有处分权，故对于李茂南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茂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36元，减半收取4768元，由李茂南负担。李茂南上诉请求判令：一、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陈立洲、新生活采石厂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的案由是租赁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对合同纠纷却不审查合同效力和违约责任；2、旺盛第二采石厂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是由李茂南等四名股东投资建立。李茂南对旺盛第二采石厂的财产即租赁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所有人权利；3、陈立洲、新生活采石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4、李茂南提交的村委会证明是合法有效的，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陈立洲、江夏区新生活采石厂共同辩称，拆迁补偿款的主体只有新生活采石厂，没有其他主体。且本案历时一年之久，经过上访、纪委介入，事实十分清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确认不存在“2011年陈立洲向案外人张汉军租用原旺盛第二采石厂的场地用于生产且支付年租金一万元”事实。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补偿协议书》是否包含李茂南主张的原旺盛第二采石厂权益。本院认为，李茂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是：首先，从《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补偿协议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并未明确李茂南主张的原旺盛第二采石厂权益包含在关闭补偿范围内；其次，李茂南提交的《采石厂租赁合同》载明的租赁物与《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补偿协议书》关闭补偿内容不一致；再次，虽然李茂南提交的新生活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明确载明了“新生活采石厂由原新生活村采石厂（集体）、新生活村二组采石厂（组集体）、旺盛第二采石厂（个人投资）三家厂组合而成，其用电设施、破碎、料场、厂房均为旺盛第二采石厂提供”等内容，但李茂南在该“证明”上自行添加有关内容，并且该“证明”又被新生活村村委会之后出具的“证明”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茂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6元，由上诉人李茂南负担。再审期间，李茂南提交了新证据收据1份，拟证明申请人最开始买的是400×600破碎机一台，后以旧换新换了500×700破碎机一台，也就是说登记的破碎机是李茂南购买的。经质证，被申请人陈立洲认为真实性不好说，也没有关联性，如果只有李茂南的名字还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加了旺盛二厂我不认可，2002年不景气，旺盛二厂不可能购置500×700破碎机。审查认为，收据上“旺盛二厂”字迹明显与其他字迹存在差异，综合原审及案件情况，该证据真实性存疑，也不能直接证明该破碎机就是陈立洲获得补偿的破碎机，本院不予采信。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陈立洲从江夏区人民政府获得的关闭矿山企业补偿款中是否包含再审申请人李茂南主张的旺盛第二采石厂权益的问题。李茂南认为陈立洲获得关闭矿山企业补偿款的新生活采石厂，是由原新生活采石厂、旺盛第二采石厂、新生活村二组采石厂组建成新的采石厂，对外名称仍为新生活采石厂，由陈立洲负责，有《采石厂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证据证明，故申请人为关停厂区设备及场地的经营权人之一，理应获得关停补偿。陈立洲认为其自1991年起从新生活村村委会承包新生活采石厂，直至2015年被关闭，该厂的经营权及经营人从未发生过变更，有自己的厂房及各种设备，一直在生产，三家厂组合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李茂南利用村支书身份，以阻挠被申请人正常生产相胁迫，不仅从被申请人处获取所谓的租金，2013年其得到采石厂可能被国家关闭的消息后，又签订租赁合同，还想不劳而获地分得被申请人的补偿款，该租赁合同无效。本院再审认为，首先，李茂南提交的新生活村村委会的“证明”因其自认系其所写还自行添加内容，且又被新生活村村委会之后出具证明予以否认，依法不能采信；而《采石厂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只有李茂南、陈立洲签名，并无其他采石厂签名，合同上也没有约定关于组建新采石厂的内容，该证据既不能证明新生活采石厂系由上述三家采石厂合并组建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李茂南享有新生活采石厂经营权的事实。其次，《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工作实施方案》、《江夏区关闭矿山企业补偿协议书》中明确关闭对象为新生活采石厂、陈立洲，不包含旺盛第二采石厂，且本案尚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李茂南对旺盛第二采石厂的财产拥有处分权。第三，采矿权人登记卡上记载：矿山企业名称乌龙泉新生活采石厂，法人代表陈立洲，机台设备500×700一台（破碎机）能证实新生活采石厂（陈立洲）有500×700破碎机一台。假设李茂南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收据真实，也只能证实李茂南或者旺盛第二采石厂换买过破碎机，尚不能证实该破碎机与上述陈立洲登记的破碎机有何关联，且《采石厂租赁合同》载明的租赁物并无明细，也不能证实李茂南是否向陈立洲交付租赁物及是否有500×700破碎机的情况。综上，李茂南主张的陈立洲获得的关闭矿山企业补偿款包含旺盛第二采石厂权益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茂南再审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鄂01民终524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骏审判员 杨元新审判员 谢 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