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1民初1449号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云上村。法定代表人：蒲世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昱辰，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48-56号世贸广场A栋18层6号。法定代表人：罗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男，196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聚源公司）因与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房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吴昱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黔聚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承担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950万元，并支付从2015年8月1日起至付清时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起诉时暂按央行2015年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5%计算一年为508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8月4日，原贵阳矿灯厂因资不抵债，经贵州省经信委、财政厅批准破产，并将破产财产转让给了贵州水矿集团。转让的资产中包括原贵阳矿灯厂为解决职工居住用房于2007年12月26日经划拨取得面积为25906.6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花溪国用（2007）第××号”的“康城·花溪”项目用地一块。在破产转让前，原贵阳矿灯厂与被告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拟用“康城·花溪”项目解决职工存量补贴历史遗留问题，但因原贵阳矿灯厂破产而未能履行。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城矿业责任公司）收购原贵阳矿灯厂后，依法成立了新的国有全资子公司“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简称贵阳矿灯公司），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将“康城·花溪”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主体依法变更为贵阳矿灯公司。为解决原贵阳矿灯厂的职工住房存量问题，贵阳矿灯公司与华辉公司于2010年3月5日签订了新的《开发联建合同》，约定由贵阳矿灯公司以前述划拨用地作为投入，由华辉公司负责整个项目全部资金投入，共同联合开发“康城·花溪”项目；并由被告解决原贵阳矿灯厂历史遗留的职工2019万元的住房存量补贴问题。联建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围绕职工住房存量补贴及完成开发建设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但至“康城·花溪”项目完成房屋销售，被告也未按照《开发联建合同》的约定支付原贵阳矿灯厂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在“康城·花溪”项目开发期间，贵阳矿灯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催收拖欠的存量补贴，原告多方开展追收工作，在追收中与被告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应承担的补贴资金，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在具体金额未最终确定前，暂按1000万元支付，在具体金额确定后多退少补。自2015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100万元至200万元，在2015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付清时，被告应及时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原告，经原告书面同意后，被告在2016年2月底前付清”。但被告在断续支付50万元的补贴款后即再未付款，至起诉时止，尚欠950万元未付，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权利，故诉至本院。华辉房开辩称，双方之间的联合开发合同是真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该合同约定存量补贴按照实际的来计算，在履行过程中，双方暂定了1000万的《付款协议书》，是在联建合同约定的的事实基础上暂定的，《付款协议书》是有效的，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在经营过程中，因华辉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困难，到现在只支付了50万，无法支付尾款，请法院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下证据，即当事人陈述、《破产财产转让协议》、政府批复及工商注册资料、《关于贵阳矿灯公司花溪区云上村职工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关于办理“康城·花溪”项目用地的申请报告》、《关于原贵阳矿灯厂职工经济适用房项目已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开发报建主体的报告》、《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开发联建合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付款协议书》、财务凭证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核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不动产登记站调取了涉案土地的登记审批表、登记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申请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康城花溪商业用地分布图及该登记站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工作笔录，经质证，原被告均对上列证据无异议，被告认为涉案土地的商业部分是登记在被告名下，其余部分是原被告共有，而原告则认为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商业部分变更手续未经原告的许可，系不合法。根据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10月29日，贵阳矿灯公司依法注册成立，系水城矿业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8月4日，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贵州省财政厅共同下达黔经信办（2009）67号文件，确定将贵阳矿灯厂破产财产以1555万元转让给水城矿业责任公司。2010年2月9日，贵州省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的划拨决定书》，依法批准贵阳矿灯公司作为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贵阳市花溪区建设经济适用房项目，划拨面积为25906.65平方米。2011年8月17日贵阳市人民政府下发筑地字（2011）147号《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用地的批复》，该批复中同意将涉案25906.65平方米土地划拨给贵阳矿灯公司和被告华辉公司作建经济适用住房用地，并标明该宗地系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进行联建、转让、出租、抵押等经营性活动。后，上述25906.65平方米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变更为与贵阳矿灯公司和被告华辉公司。2013年9月11日，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告华辉公司签订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上述25906.65平方米土地中1065.72平方米的宗地面积出让给华辉公司，2013年10月23日，上述1065.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被告华辉公司。2010年3月5日，贵阳矿灯公司（甲方）与被告华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开发联建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用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区旁的国有划拨用地26593平方米，乙方用整个项目的资金投入，共同联合开发“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以优先解决矿灯公司部分住房困难职工的住房问题；乙方负责提供资金解决原贵阳矿灯厂历史遗留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问题，最后以该工作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该项目属于公益性质的项目，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投资风险，自负盈亏，乙方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认可纠纷和风险与甲方无关。2010年4月6日，贵阳矿灯公司（委托人）与被告华辉公司（代建人）签订一份《住房代建合同》，该合同在第一部分“合同基本事项“中载明：“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双方协商该项目的相关合同条件均以本或者未来可能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同时鉴于所开发地块属于非经营性资产，过去与原贵阳矿灯厂所联合开发的方式是以职工经济适用房的方式进行的报建，不符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该项目实际开放的方式为经济适用房，故委托人同意按该项目的实际情况，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新办理该项目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手续，以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方式，进行本项目的开发建设”、“工程名称：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以政府最后批准的名称为准）”、“工程地点：贵阳市花溪区云尚存原贵阳矿灯厂家属宿舍区旁”、“工程内容：本项目前期报批、报建工作代理和建设项目实施代建、销售等全过程”、“总投资：以最后实际发生的投资额为准。”该合同还约定：“项目建成验收合格后，经协商委托人允许代建人拥有一定的利润并对代建人的投资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时代建人承诺无论项目盈亏，支付给委托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因支付该部分费用而产生的税收的处理办法，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付款时间：项目全部验收合格后，代建人现支付柒佰伍拾万元整归委托人，余款代项目实施完毕后双方办理完所有手续后（包括审计）3个月内，代建人按实际投资额及所产生的利润一次性支付余款。”经查，上述经济适用房项目依法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贵阳灯矿公司和华辉公司。另，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毕，且住房部分均已经销售。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本案依职权在关联案件中调取了三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0年4月12日、2011年8月9日和2013年1月11日）双方签订《住房代建合同补充协议》。2010年4月12日的这份补充协议中载明：“经委托人与代建人协商，代建人表示同意按照委托人的合作条件合作开发。但由于合作开发的方式在项目审批上存在一定障碍，为便于合作，是项目能顺利实现完毕，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共识：本项目合同按代建的方式表述合作，但名为代建，实为合作开发，关于合作开发事宜以本补充协议进行补充约定且代建合同内容双方的约定，均是按合作开发的惯例进行约定的。”、“经过协商，对于合作分成双方意见如下：(1)由代建人总体支付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委托人的分成，委托人不再获得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利益……”。2011年8月9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代建人同意委托人提出的职工存量补贴约计1500万元，由代建人负责承担，同意计入代建人代建项目建设成本。”2013年1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中载明：“双方达成如下协议：……2、关于职工存量补贴事宜：经双方协商，为了维护贵阳矿灯厂职工的利益，已经在康城?花溪楼盘销售中对贵阳矿灯厂职工在购房时给予了价格优惠，职工已经获得了实惠，故代建人不用再向委托人支付职工存量补贴款人民币1500万元，若产生的任何职工经济纠纷由委托人承担。”经双方质证，被告认可上述补充协议的内容。对此，原告黔聚源光电公司在之后也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0年4月12日、2011年8月9日和2010年7月5日）双方签订《住房代建合同补充协议》原件。经比较两份2010年4月12日《住房代建合同补充协议》，原告提供的这份补充协议总共有六部分，其中有“关于付款”的约定，即“鉴于该项目投入资金较大，委托人同意代建人办理完销售手续并正式开盘一个月后，现支付委托人柒佰伍拾万元，余款代项目销售完毕并经过审计后一次性付清。”而另一份补充协议中并没有该内容，两份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但两份协议末尾加盖公章的地方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位置明显不一致。对于两份2011年8月9日的《住房代建合同补充协议》，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代建人同意委托人提出的职工存量补贴约为2100万元，与另一份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500万不同，其他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但两份协议末尾加盖公章的地方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位置明显不一致。原告提交的2010年7月5日这份补充协议中约定“……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代建人除按规定正常收取5%的管理费和利润后，委托人另外支付给代建人代建费15%，关于代建费委托人同意由代建认直接在开发成本中列支，委托人不再另行支付给代建人……”该协议末尾加盖双方公司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的相应签名。经查，上述补充协议中均约定该补充协议与代建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经质证，被告华辉公司对之前的三份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予以否认，认为与原告提交的三份补充协议不一致，其认可原告提交的三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2011年9月14日，贵阳矿灯公司向贵州省工商局申请变更公司名称为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即本院原告，随后，贵州省工商局予以核准。2015年4月29日，黔聚源公司（甲方）与华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职工存量补贴问题（一）乙方应承担的原贵阳矿灯厂职工存量补贴资金，按合同约定以该项工作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具体金额按贵阳市现行房改相关政策规定执行，以贵阳市房改办，花溪区房改办审核的金额为准。在具体金额未最终确定前，乙方暂按1000万元支付，双方约定在具体金额最终确定后多退少补。（二）、对职工存量补贴，乙方承诺：1、自2015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100万元至200万元，在2015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2、如乙方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付清时，乙方应及时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甲方，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在2016年2月底前付清”。经查，上述《付款协议书》中，只有黔聚源公司盖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签章。原告解释是因法定代人当时是新上任，担心会有相关法律后果，不敢签章，所以委托代理人吕贵荣律师在协议上署名。吕贵荣当庭解释其当时是作为黔聚源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处理与华辉公司联建及代建合同的协商、谈判等事宜。庭后也提交了相应的授权委托书予以证实。该《付款协议书》签订后，原告黔聚源公司主张被告华辉公司已经向其支付了50万元存量补贴款，华辉公司亦予以认可。为证明付款情况，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付款通知、原告公司收款凭证及中国工商银行的收款凭证、陈越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取款凭证，被告则提交了付款人为罗静、收款人为陈越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收款人为陈越、付款人为罗静的网上银行单笔转账信息打印件10份。经查，原告提交的付款人为陈越、收款人为原告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载明的时间戳是2016年1月28日、记账日期是2016年1月28日，而被告提交的付款人为罗静、收款人为陈越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上载明的时间戳是2015年10月23日、交易时间是2015年10月23日，而被告提交的10份收款人为陈越、付款人为罗静的网上银行单笔转账信息打印件上载明的转账汇款日期均是在2015年10月23日以后。在庭审中，被告主张《付款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违约金，且即使认定有违约金，起算时间也应从2015年最后一次付款时间到期起计算。再查明，现涉及华辉公司作为被告的另案诉讼有90多起，原告均是就涉案康城?花溪楼盘的销售与华辉公司签订了相关房屋买卖合同，此类案件处于中止状态。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民事法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守信用，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存量补贴款项是基于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而《付款协议书》的基础是双方签订的《开发联建合同》和《住房代建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故本院须查明涉案《开发联建合同》和《住房代建合同》及补充协议相关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情况。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并未如实、完整地向本院提供与本案有关的合同及相关材料，亦无法证明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所陈述的意见前后不统一，以致本院对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双方对涉案合同的真实意图以及涉案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本院对原告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均存在合理怀疑。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住房代建合同》几份补充协议中对职工存量补贴款项事宜约定的内容表明，原被告已经对涉案职工存量补贴款项的特定金额达成了一致约定，而并非如《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职工存量补贴资金的款项是一个不特定的金额，双方暂定为1000万元，在具体金额最终确定后多退少补。即《付款协议书》中对涉案职工存量补贴资金款项事项的约定缺少事实依据。另，原被告虽提交了50万元的支付凭证，但上述凭证只能证明案外人罗静与案外人陈越，以及案外人陈越与原告之间的转账往来，并不能证明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50万元的职工存量补贴款。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付款协议书》所依据的付款基础缺少事实依据，其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支付过50万元的真实性，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49.5元，由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一七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马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