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11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荣明，男，1959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卫国，男，1968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镇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镇江市姚桥镇华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镇江新区姚桥镇华山村。法定代表人：邱伟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威，江苏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住所地镇江市新区大港通都雅寓1号。法定代表人：冷淑云，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谌霞，江苏博事达（镇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金坤，男，汉族，1956年10月25日生，户籍地镇江市，现住镇江市。上诉人朱荣明与被上诉人江苏省镇江市姚桥镇华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山村委会）、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及朱金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191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荣明上诉请求：1.撤销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191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判令华山村委会返还上级单位赔偿给朱荣明的房屋拆迁赔偿款30万元，并支付从获得该不当得利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由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朱金坤对华山村民委员会上述债务向朱荣明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诉讼费由华山村委会、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朱金坤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超期审判，且相关证据未公开质证，属于程序违法；2.朱金坤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朱某、冷某出具的《华山园艺村捆山河旁西侧厂房拆迁一事说明》中有多处虚假陈述，一审法院采信虚假证据致使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厂房投资人系朱荣明，该厂房的物权归属于朱荣明，但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4.一审法院对案涉赔偿清单和赔偿金额表等案件事实未予查明，且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违纪问题；5.我已举证证明案涉厂房系我投资设立，而朱金坤并未提供原始证据证明。贾生福鉴于赵平是时任村支书才相信涉案厂房系朱金坤投资，但无书面证据。且朱金坤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不应采信。华山村委会辩称：朱荣明在处理本案时，自己家中房屋也经历了拆迁，其对拆迁过程不可能不知情，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案涉房屋在2012年开始拆迁时已坍塌，因捆山河整治，相关拆迁已经结束，朱荣明的主张没有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通过一审庭审及质证已经充分证明，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并非由新区拆迁事务所负责，实际是由镇江新区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征地附属物补偿，因此，朱荣明要求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金坤辩称：1.我在涉案拆迁房中获得拆迁补偿款76000元，该房是我1999年左右从朱荣明处购买并支付房款12800元，有当时的书记冷某及村长朱某证明；2.涉案房屋2012年拆迁，朱荣明自己的房屋也于当时拆迁，朱荣明现在来索要拆迁补偿款，早已过了诉讼时效；3.朱荣明在一审中也有提到，我向其上交租房款至1999年，1999年该房屋已卖给我，所以我中止向其交房租。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荣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山村委会返还上级单位赔偿给朱荣明的房屋拆迁赔偿款30万元，并支付从获得该不当得利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由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朱金坤对华山村民委员会上述债务向朱荣明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诉讼费由华山村委会、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朱金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荣明原来系丹徒县石桥镇园艺村村民。因镇江新区行政区划调整，石桥镇与姚桥镇合并为姚桥镇，园艺村与上社村合并为上社村，上社村与华山村合并为华山村。丹徒县石桥五金锻件厂（以下简称五金厂）为集体经济组织，五金厂于1992年9月30日聘任朱荣明为厂长并颁发了相应的聘书。1993年5月17日，丹徒县石桥镇园艺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朱梅生达成协议书，载明：1.为了发展经济，振兴我村，因村五金锻件厂需扩大生产能力，需征用土地半亩，园艺村同意征用土地半亩给五金锻件厂建厂房；2.园艺村征用朱梅生土地半亩，补贴朱梅生青苗费800元（此款由村五金锻件厂付）；3.朱梅生征用过程中，愿意拿出半亩地，达成该协议，朱梅生的土地被征用后，不得要求返还，村委会负责解除半亩地的粮食面积；4.五金锻件厂今后招收职工，优先安排朱梅生。朱荣明在上述协议的厂里代表处签名并加盖了丹徒县石桥五金锻件厂的公章。在一审法院对（2018）苏1191民初1860号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朱梅生向一审法院提交证词一份，内容为：“在1993年12月5日和25日我分别收到朱荣明支付的村委会征用我家耕地建房屋青苗补贴费800元和损坏庄稼及肥料补贴费600元。我证明该款由朱荣明支付给我，该房屋在捆山河西面，在2012年被征用拆取。”1994年4月，园艺村村民委员会与五金厂签订《园艺村村办企业承包合同书》，约定：1.石桥五金锻件厂属村办企业，该企业下设锻打、铸造两个车间，锻打车间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投入部分由甲方负责，锻打车间在九二年建厂过程中投入部分的债务由村委会负责，铸造车间的产权房归个人所有；2.村委会提供给五金厂的固定资产，以双方盘点的固定资产明细表为准，五金厂在承包期内未经村委会同意的固定资产的投入房由承包人所有，五金厂在承包合同期满时必须确保村委会提供的所有固定资产完好无损，如有损坏遗失由五金厂负责按价赔偿；3.承包合同房属硬包性质，承包有效期为一年，截止1994年12月31日止，五金厂全年上交村委会利润8000元；4.上述利润的兑现办法为五金厂于1994年6月30日前上交村委会2000元，1994年12月30日前上交村委会4500元，余款1500元作为村委会返还朱荣明在1992年锻打车间建厂过程中的投入部分的垫支款……。一审法院依职权前往镇江新区姚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调取相关证据，取得《捆山河整治园艺村朱金坤户附属物明细表》《支出证明单》各一份。《捆山河整治园艺村朱金坤户附属物明细表》中载明“生产房139平方米×500＝69500，围墙81.3平方米×20＝1626，香樟树8棵×50＝400，风景树6棵×50=300，易杨树21棵×40=840，沙石路102平方米×20=2040，水泥场32平方米×50=1600，共计76306”。被告朱金坤于2012年5月20日在上述明细表农户处签字确认。2012年5月21日，朱金坤在华山村委会处领取了上述补偿款76306元，付款事由为“捆山河整治生产房及附着物补偿款”。朱荣明认为其诉讼请求中涉及的厂房与上述附属物明细表中的标的一致。2014年5月7日，朱荣明与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就姚桥镇华山村园艺3组房屋（非涉案厂房）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相关协议。朱金坤提交证人朱某、冷某出具的《华山园艺村捆山河旁西侧厂房拆迁一事说明》，上述说明的内容主要为：1.朱金坤于1993年与朱荣明共同出资（其中朱荣明出资7800元、朱金坤出资5000元，共12800元）共同建造瓦平房四间，由朱金坤投资铸造生产，每年由朱金坤向朱荣明上交3000元（朱金坤向朱荣明前后上交了四年）；2.1997年，朱荣明找到朱金坤协商，约定朱荣明将上述瓦平房以128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朱金坤；3.朱金坤买下房屋后，由于该房建造简易，朱金坤进行了大修新建，并在厂房的东西两侧扩建两间并修建了一条石子路通向捆山河；4.2012年捆山河拓宽改造，华山村委会找到朱金坤，朱金坤领取了附属物拆迁款76000余元；5.因镇江新区的新农村建设，朱金坤的位于园艺村的民房也被拆迁，所以朱金坤与朱荣明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及有关资料均没有进行保存，故无法在本次诉讼中提交房屋买卖的相关证据；6.朱荣明的民房也被拆迁，如果涉案的厂房属于朱荣明的，朱荣明应当在涉案厂房拆迁时向有关部门申报财产。一审庭审过程中，因证人朱某、冷某未能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在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与证人朱某、冷某进行了微信视频通话，朱荣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微信视频通话中与证人朱某、冷某进行了对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朱荣明以不当得利起诉华山村委会、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以及朱金坤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以不当得利产生的事实上的原因可以将不当得利划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受损人无法律根据而为给付行为所发生的不当得利。给付行为，是受损人有意识的、主动的给与财产利益之行为。给付时自始无法律根据，或给付时虽有法律根据而嗣后丧事法律根据的，均可构成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指受益非基于受损者的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又分为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支出费用不当得利、求偿不当得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取得的《捆山河整治园艺村朱金坤户附属物明细表》《支出证明单》，可以看出朱金坤领取了涉案厂房的补偿款76306元。朱荣明认为华山村委会应当返还其拆迁安置补偿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涉案厂房被拆迁后权利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为30万元，亦无法认定华山村委会取得了涉案厂房的拆迁补偿款30万元，故对朱荣明要求华山村委会返还不当得利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华山村委会不负有向朱荣明返还30万元的义务，故朱荣明主张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朱金坤与华山村委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荣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朱荣明提供如下证据：1.《华山村村级财务收支决议》一份，拟证明涉案工程拆迁过程中的补偿价格是华山村委会自行开会决定，未公示和上报审批；2.姚桥镇政府与华山村委会签订的《征用土地协议书》一份、《捆山河拓宽姚桥镇红光（华山）村土地调查情况》一份及村会计张卫清代村支书贾生福签名的补偿单一份，拟证明华山村委会在涉案房屋拆迁中获取的利益为110500元；3.朱荣明于2019年12月20日向镇江市国土局新区分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一份、2019年12月30日镇江市国土局新区分局邮寄给朱荣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镇自然资经开公开告知《2019》9号]一份，朱荣明于2020年1月9日向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的《执行复议受理通知书》[（2020）镇自然资行复第01号]一份，拟证明朱荣明个人无法调取涉案房屋征收测量清单、征收赔偿清单、拨付给华山村委会的附属物总账单等证据，希望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华山村委会质证认为，1.村级财务收支决议系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决议真实，亦不能证明补偿价格系华山村委会自行决定。2.对姚桥镇政府答复书及所附的四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我方不予认可。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质证认为，1.收支决议不能证明朱荣明的证明目的，最终补偿应当以征地协议及补偿协议为依据；2.从信息公开答复书可以看出本案所涉的补偿款来源并不在新区拆迁事务所，故朱荣明要求新区拆迁事务所承担责任没有依据；3.由村会计张卫清代村支书贾生福签名的补偿单及《捆山河拓宽姚桥镇红光（华山）村土地调查情况》这两份证据是在土地征用调查时由村委会向上级部分申报的资料，关于生产房以及土地面积均是以整数计算，这是村委会上报毛估的数据，最终的认定应当以村委会与相关部门签订的征用协议为准；4.《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与本案无关。朱金坤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我无关。此外，朱金坤申请证人冷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涉案厂房拆迁之前，朱荣明已将厂房卖给朱金坤。朱荣明质证认为，证人陈述的时间、金额与朱金坤、朱某二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且证人拒绝回答我方发问，该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其他当事人均表示，对证人证言无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朱荣明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华山村委会向其返还不当得利，并由镇江新区拆迁事务所和朱金坤承担连带责任。朱荣明要求华山村委会返还不当得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华山村委会没有法律依据而取得不当利益；2.朱荣明受到了损失；3.朱荣明所受损失与华山村委会取得不当利益之间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朱荣明向华山村委会主张的系案涉五金厂铸造车间的补偿款，对此朱荣明在一、二审中都予以确认。根据园艺村委会与五金厂于1994年4月签订的《园艺村村办企业承包合同书》可知，五金厂的锻打车间产权归村委会所有，而铸造车间的产权房归个人所有。因此，案涉厂房即指五金厂的铸造车间。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取得的《捆山河整治园艺村朱金坤户附属物明细表》《支出证明单》可以看出，朱金坤领取了案涉厂房的补偿款76306元。镇江新区姚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也向一审法院回函反馈，朱金坤户实际领取案涉厂房及附属物补偿款76306元。根据涉案厂房的面积及征用土地协议书中记载的生产用房的征用价格可以确认，案涉厂房的补偿款并未超过76306元，且由朱金坤领取。华山村委会并未取得涉案厂房的补偿款，亦即华山村委会在涉案厂房上并未取得利益。朱荣明主张华山村委会向其返还拆迁款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朱荣明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荣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朱荣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敏审 判 员  葛荣贵审 判 员  贾黛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宏敏书 记 员  戴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