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14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被上诉人）：孙修良，男，1965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永山，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歆澈，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庆连，男，1974年4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杰，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君，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修良与刘庆连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辽0211民初8029号民事判决。刘庆连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辽02民终2726号民事判决。孙修良、刘庆连均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辽民申516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修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歆澈与再审申请人刘庆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杰、刘宝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修良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27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修良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二审判决中，刘庆连在《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名的行为已认定系刘庆连真实意思表示，视为对孙修良损失金额及双方协商后刘庆连应承担的赔偿金额的确认，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经济赔偿书》中“付清”的含义明显指付清的款项是双方认可的23万美元，并没有明确表述是12万美元，法院对损失数额认定为12万美元是错误的。《补充协议》是《经济赔偿书》的补充协议，表述是一致的，且刘庆连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补充协议》为《经济赔偿书》的补充协议，因此，《补充协议》中追加的11万美元事实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刘庆连辩称，不同意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孙修良与刘庆连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委托关系是孙修良捏造的，孙修良主张的黄金现货交易是其本人实施的，其主张是委托刘庆连实施的，却没有证据证实。刘庆连在庭审中多次强调案涉赔偿书是受胁迫签订的，因此案涉《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是虚假不存在的。孙修良的行为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应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刘庆连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2726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孙修良的诉讼请求。1、案涉《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内容是虚假的，双方之间没有委托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孙修良起诉所称的事实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因为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都是捏造的虚假事实。2、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在《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名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与法律规定相悖。法院既然已经查明，双方之间没有委托法律关系，刘庆连没有为孙修良开立账户，没有代理孙修良进行黄金现货交易，其损失没有证据证明，与申请人没有法律因果关系。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还认定刘庆连在虚假协议上的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错误的。3、《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中的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本案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孙修良没有提供损失和损失是刘庆连造成的证据。在捏造虚假事实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自认范围，不能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孙修良应当举证证明协议产生的基础事实。4、一、二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法律规定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过错”或者“重大过失”，本案无“过错”、无“重大过失”，没有“造成损失”，不应赔偿。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孙修良辩称，不同意刘庆连的再审请求。孙修良与刘庆连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经济赔偿书》的性质，就是经济赔偿协议书，不是赠与合同，刘庆连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孙修良诉讼请求依据的就是《经济赔偿书》。《经济赔偿书》的形成基础是委托关系。刘庆连出具的《经济赔偿书》证实，刘庆连认可其过错给孙修良造成了损失，自认了与孙修良之间的交易，证实双方存在事实委托关系。即使如刘庆连所说的是受胁迫的行为，当事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并且受胁迫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也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该行为被撤销之前是合法有效的。孙修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庆连按其承诺给付孙修良赔偿金21400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修良因多次到刘庆连所在银行办理业务而与刘庆连相识,后刘庆连介绍孙修良在上海博威投资公司的网络平台上进行黄金现货交易,刘庆连为孙修良在该平台上以孙修良及孙聪的名义开设了账户。后因孙修良在黄金现货交易过程中损失严重,故刘庆连(作为乙方)于2017年8月8日向孙修良(作为甲方)出具《经济赔偿书》一份,内容为“…由于乙方刘庆连在黄金现货交易中给甲方孙修良造成重大损失贰拾叁万美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由乙方每月向甲方交付伍仟美元整,分二年付清,一切后果由本人刘庆连承担”。同年12月5日,刘庆连又向孙修良出具《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乙方：刘庆连追加甲方孙修良黄金现货交易中损失壹拾壹万美元整”。协议形成后,刘庆连并未支付款项，孙修良索要无果，诉至法院,要求刘庆连给付赔偿款人民币214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刘庆连赔偿孙修良损失2140000元。刘庆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修良的原审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外汇牌价为1:6.7008。二审庭审中，孙修良自认案涉黄金现货交易行为均系其自行在手机APP上操作实施。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是否妥当。2、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投资损失,如应赔偿,赔偿金额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孙修良自认案涉黄金现货交易行为均系其自行在手机APP上操作实施,即孙修良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黄金现货交易行为,孙修良与刘庆连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刘庆连接受了孙修良的委托,孙修良、刘庆连之间成立委托关系不当,予以纠正。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不当,予以纠正。针对争议焦点2,刘庆连在《经济赔偿书》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孙修良损失金额及双方协商后刘庆连应承担的赔偿金额的确认。虽刘庆连认为黄金现货交易存在风险,孙修良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刘庆连书写《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但刘庆连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存在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亦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撤销权诉讼，故法院认为刘庆连在《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名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根据《经济赔偿书》记载,“……由于乙方刘庆连在黄金现货交易中给甲方孙修良造成重大损失贰拾叁万美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由乙方每月向甲方交付伍仟美元整,分二年付清,一切后果由本人刘庆连承担。”该《经济补偿书》虽确认刘庆连给孙修良造成损失230000美元,但经双方协商后,确认由刘庆连每月向孙修良支付5000美元,分2年付清,足以说明刘庆连需要承担的赔偿金额共计为5000美元×12个月×2年=120000美元。针对《补充协议》,内容为“乙方：刘庆连追加甲方孙修良黄金现货交易中损失壹拾壹万美元整”，表述内容不清,不足以体现刘庆连有同意对孙修良另外110000美元的黄金现货交易损失自愿承担赔偿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孙修良就《补充协议》记载的损失金额请求刘庆连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2017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外汇牌价为6.7008,可以计算刘庆连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6.7008×120000美元=804096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中,刘庆连关于其于2017年1月向孙修良提供的借款100000元应予以抵销的请求,因该汇款行为发生在案涉《经济补偿书》及《补充协议》形成之前,虽孙修良在其起诉状中自认收到该款项,但其认为该款项系刘庆连补偿《经济补偿书》及《补充协议》之前因黄金现货交易给孙修良造成的损失,与本案经济赔偿金无关联,加之刘庆连主张该款项系其提供给孙修连的借款,故双方对该100000元款项的性质有争议,不能体现双方“互负到期债务”的法定抵销条件,本案中不予抵销。刘庆连对上述款项如主张权利，可以另案诉讼。本院二审判决如下：一、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8029号民事判决为“刘庆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修良投资损失804096元”；二、驳回孙修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再审期间，孙修良与刘庆连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孙修良主张与刘庆连形成黄金现货交易委托关系，却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委托的事项，因此孙修良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孙修良未就其主张的委托事实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但刘庆连在案涉《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对《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上载明的事项及数额予以确认并同意赔偿。刘庆连主张上述《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系受到孙修良的胁迫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刘庆连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亦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撤销权之诉，故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经济赔偿书》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8日，《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如刘庆连所述，其受到孙修良胁迫签订《经济赔偿书》，近四个月后，其再次受到孙修良胁迫签订《补充协议》，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四个月内两次受到同样的胁迫，完全不符合常理，其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提起撤销权之诉，更不符合通常处理方式，故对其主张受胁迫签订案涉《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经济赔偿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经济赔偿书》约定，虽然双方确认损失数额为23万美元，但是现经双方协商，约定付款方式为刘庆连每月向孙修良支付5000美元，分2年付清，即双方通过协商方式重新确定了偿还的方式和数额，即分2年，每月支付5000美元，即《经济赔偿书》约定的偿还总金额应为5000×12×2=120000美元。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刘庆连追加孙修良交易损失11万美元，刘庆连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该《补充协议》系《经济赔偿书》的补充，亦体现了承担该部分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其亦应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偿还义务。综上，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刘庆连应偿还孙修良的损失为120000+110000=230000美元。根据2017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外汇牌价6.7008，可以计算刘庆连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6.7008×230000美元=1541184元人民币。刘庆连主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应该移交公安机关，却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孙修良的再审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刘庆连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2726号民事判决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8029号民事判决；二、刘庆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修良投资损失1541184元人民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920元（孙修良已预交），由刘庆连负担17227元，孙修良负担66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20元（刘庆连已预交），由刘庆连负担17227元，孙修良负担66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述云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祝 贺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迟佳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