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终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宇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皇后大道**太兴中心第******。法定代表人：许志萍,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昌浩，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旅游服务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宇利广场****法定代表人：提丽椿，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提丽椿，女，侗族，1967年4月18日生，住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丽，女，侗族，1984年2月10日生，住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泳慧，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宇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旅游服务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旅游公司）、提丽椿、管丽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宇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改判确认上诉人宇利公司在贵州旅游公司持有100%的股份。3.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4.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是黄夏生并无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黄夏生听信了提丽椿的花言巧语，按提丽椿要求办理了将企业由外商独资企业变为内资企业的相关手续。黄夏生从未与提丽椿商量过转让股权的事情，包括股权转让的原因、价格等，并无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二是上诉人宇利公司并无转让股权的意思，黄夏生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并未得到上诉人的同意或授权。三是提丽椿并非善意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股权。提丽椿长期担任贵州旅游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完全熟悉公司情况包括股权权属及股东情况，明知黄夏生未得到上诉人的同意或授权，故意不向上诉人告知或核实股权转让事宜，非善意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本案股权。提丽椿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上诉人财务人员在收到提丽椿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立即退还给了提丽椿。该收款、退款，上诉人也并不知情。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黄夏生并未获得上诉人授权，以上诉人名义与提丽椿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上诉人从未知晓和认可、追认该合同，该合同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贵州旅游公司、提丽椿、管丽法定期间未提出答辩意见。宇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宇利公司具有被告贵州旅游公司持有100%的股权的股东资格；2.确认被告提丽椿、管丽不具有被告贵州旅游公司的股东资格；3.责令被告协助宇利公司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2月12日，贵州省旅游局向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具报告（黔旅综字[1997]第249号）：申请启用注册贵州旅游公司。1997年12月18日，贵州省旅游局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提交《关于对组建贵州旅游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12月12日我局以黔旅综字[1997]第249号文件报送了《关于申请启用注册贵州旅游公司的报告》，对于贵州旅游公司的组建，我局从完善、配套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吸引和延长旅游者来黔的逗留时间，增加旅游创收的角度考虑来引进资金、项目，协调促成该项目的落实，我局不直接参与项目的投资、经营和管理。具体与香港宇利公司合作的是我局直属企业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经营方式采取合资方式。合资公司投资总额约12000000元人民币，注册资金为5000000元，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出资1000000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金的20%，香港宇利公司出资4000000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金的80%。合资期限为15年。1997年12月29日，宇利公司（乙方）与案外人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甲方）签署了《贵州旅游公司章程》，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成立贵州旅游公司，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出资资本为5000000元，由甲方出资1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乙方出资4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合资经营期限为15年…等内容。1997年12月31日，贵州省旅游局向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提交《关于申请审批组建贵州旅游公司合同章程的报告》，载明：为促进我省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充实、完善、配套旅游设施，我局直属企业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经与香港宇利公司友好协商，一致同意采取合资形式在贵阳设立贵州旅游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合资双方共同拟定了合资公司的合同、章程，并已在贵阳正式签署，现随文附上，报请贵厅予以审批。1998年1月15日，贵州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向贵州省旅游局出具《关于成立中外合资“贵州旅游公司”的批复》（98）黔外经贸外资字第029号，载明：一、同意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和宇利公司以合资经营方式设立贵州旅游公司…十、发给合营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编号为外经贸贵直字（1998）01号…等内容。2003年6月4日，贵州旅游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载明：因合资企业之中方（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分公司）没有按合作经营合同的相关规定出资，合资企业的全部资本均由外方宇利公司投入，中方也没有参与合资企业任何经营管理。因此，贵州旅游公司实际上是外商独资企业。中方同意办理相关手续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并同意无偿放弃所有股权给外方，变更后的合资企业的债权、债务也由变更后的外商独资企业承担。同日，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与宇利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同意办理变更为宇利公司独资企业，并同意无偿放弃所有的20%股权给宇利公司。企业变更后，合资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由宇利公司承担…等内容。之后，贵州旅游公司就投资者及企业性质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变更申请。2004年1月16日，贵阳市贸易合作局作出《关于中外合资企业“贵州旅游公司”申请股权转让、变更企业性质的批复》，载明：同意你司中方投资者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将其所持有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外方投资者宇利公司，转让后，你司由宇利公司独资经营，企业性质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等内容。2010年6月22日，贵州旅游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提丽椿以4500000元（人民币）和管丽以5000000元（人民币）买下宇利公司在贵州旅游公司的100%股份；2.企业由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3.今后贵州旅游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提丽椿和管丽共同承担。董事会成员处有黄夏生、提丽椿及王家默的签字。2010年8月15日，宇利公司（转让方）与提丽椿、管丽（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自愿将其在贵州旅游公司所持有的100%股权（50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提丽椿以4500000元（人民币）、管丽以500000元（人民币）支付给转让方，用于购买其在贵州旅游公司的所有股权…九、本协议经原审批准机关批准方为有效，批准之日即为协议生效之日…等内容。转让方有宇利公司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黄夏生的签字，受让方处有提丽椿及管丽的签字。同日，宇利公司出具了《收据》2张，载明的内容分别为：“今收到提丽椿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500000元。”和“今收到管丽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0000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贵州旅游公司向贵阳市商务局就股权转让及企业性质的变更事宜提交了申请报告。2010年10月8日，贵阳市商务局出具了《关于对贵州旅游公司申请股权转让和变更企业性质的批复》，载明：同意你司投资者宇利公司将其持有你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国自然人提丽椿和管丽，终止你司原章程。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具有外资企业性质，撤销2004年1月29日发给的右上角编号为0035666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号为商外资贵筑字[1998]0040号。接文后，请及时到工商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2010年10月10日，贵州旅游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提丽椿、管丽经友好协商，联合出资5000000元收购宇利公司在贵州旅游公司100%的股权。经选派由提丽椿出任执行董事，管丽出任监事。即日起对外开展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对如下事项进行变更：1、由原来的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2、股权持有情况：提丽椿出资4500000元占股权90%、管丽出资500000元占股权10%。3、经选举产生提丽椿为法定代表人。免去黄夏生（原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聘提丽椿为公司经理。4、公司地址：由原贵、公司地址：由原贵阳市云岩区瑞金北路**天源大厦**变更为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宇利广场****原旅游工艺品生产、开发、推广展示，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民族民间文艺演出；餐饮变更为旅游产品研发、旅游咨询服务、房屋租赁。6、经营期限由原来的1998年2月27日至2013年2月27日变更为长期。7、原公司章程同时终止。同日，贵州旅游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修改了公司章程。2011年3月9日和2011年3月23日，提丽椿和管丽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申请购买等值5000000元人民币的港币，并将所购等值5000000元人民币的港币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东山支行汇款至宇利公司在香港开立的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2010年8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二，宇利公司是否还具有贵州旅游公司的股东资格。关于争议焦点一，宇利公司主张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宇利公司与提丽椿、管丽于2010年8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理由如下：首先，从签订主体的签章的真实性来看，宇利公司对转让方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时任宇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夏生对其在“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字亦无异议，宇利公司主张黄夏生并未取得其他股东的授权，因而属于无权代理，但是宇利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即对其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故对宇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提丽椿及管丽于2011年3月9日向宇利公司汇款等值2500000元人民币的港币一笔，提丽椿于2011年3月23日向宇利公司汇款等值2000000元人民币的港币一笔，管丽于2011年3月23日向宇利公司汇款等值500000元人民币的港币一笔，所汇的金额与股权转让协议上约定的对价一致，且宇利公司亦认可收到了该款项，但其主张该款项之后又予以返还，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宇利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再次，从协议履行时间上来看，虽然宇利公司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0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协议生效后十日，而提丽椿、管丽实际支付的款项的时间晚于收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时间，但是宇利公司在收到款项后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提丽椿、管丽迟延给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九条约定了协议生效之日为原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而贵州旅游公司的股权转让已于2010年10月8日经贵阳市商务局批准。此外，宇利公司在庭审中主张其与提丽椿、管丽是代持股权的关系，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第三十二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本案中，宇利公司已通过转让全部股权的形式退出了贵州旅游公司，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及企业性质已经相关部门批准而变更，贵州旅游公司的公司章程所载明的股东变更为提丽椿和管丽，并经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宇利公司主张仍享有贵州旅游公司的股东资格，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宇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宇利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宇利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宇利公司上诉举证期内提交2017年8月2日宇利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查询的记录不是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宇利公司提交黄夏生2017年7月27日个人声明与其一审出庭作证的证言相互矛盾，本院对此个人声明亦不予采信。二审中宇利公司请求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董事决议以及贵州旅游公司提交给贵阳市商务局申请报告进行签字盖章与形成文字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拟证明提丽椿利用黄夏生交给其空白签字盖章办理业务所用信函，通过股权转让形式，恶意侵占上诉人资产。由于一审庭审中，黄夏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承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签名，对宇利公司加盖公章真实性无异议，而后宇利公司出具收据收到转让款，被上诉人也实际支付该笔款项，综合全案，对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无此必要。本院在一审认定事实基础上另查明，宇利公司为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1997年1月29日，公司类别为私人公司，缴纳款总款额港币2元，现任董事为黄攸欣、许志萍。2010年，该公司的董事共有3人，分别为黄夏生、黄攸欣、许志萍。2010年1月29日至今，该公司股东为黄夏生、黄攸欣，各占股权比例50%。2015年7月27日，黄夏生辞去该公司董事一职，2016年7月21日，许志萍、黄攸欣召开董事会决议对本案提起诉讼，并就委托代理人等事宜形成决议，推选许志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和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对涉外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适用的法律并无约定，鉴于涉及股权转让的公司是中国法人，而涉案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内地，故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为内地法。一审判决对此未进行认定，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归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与否；在审查两个焦点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宇利公司与黄夏生之间的关系。本案证据显示，宇利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是一个总款额2元港币的私人公司，股东为黄夏生和其女儿黄攸欣。同年12月，黄夏生作为宇利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与中国旅游服务公司贵州省公司签署了《贵州旅游服务娱乐公司章程》，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贵州旅游公司。2003年，中外合资企业贵州旅游公司与宇利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宇利公司独资企业，黄夏生代表宇利公司签署该合同，宇利公司独资的贵州旅游公司章程所记载的投资者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夏生。本案诉讼之前黄攸欣、许志萍对黄夏生是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所签订的合同从未表示过异议。本院对黄夏生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时是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股权转让效力的认定，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为有效。上诉人主张黄夏生听信提丽椿的花言巧语，按提丽椿要求办理了将企业由外商独资企业变为内资企业的相关手续，股权仍属宇利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思表示对合同效力的不利影响无非两种，一种为无效，一种为可变更可撤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本案证据看，2010年8月15日，黄夏生代表宇利公司与提丽椿、管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宇利公司全部股权以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提丽椿、管丽二人，在此之前，贵州旅游公司曾做出过内容一致的董事会决议，黄夏生参会并签字认可。之后，黄夏生还配合完成了将外商独资企业转变为内资企业的相关手续。随后，贵州旅游公司的公司章程所载明的股东变更为提丽椿和管丽，并经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及企业性质已经相关部门批准而变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黄夏生应当知道以上法律行为的后果。即便黄夏生受欺诈，该合同也因不损害国家利益而不能判定无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上诉人如果主张黄夏生受提丽椿花言巧语欺骗，以明显低价转让股权显失公平可变更或撤销，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上诉人主张黄夏生受欺骗影响合同效力，也已经早过了一年起诉期限，撤销权归于消灭。综上，上诉人宇利公司主张黄夏生受欺诈影响合同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宇利集团并无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黄夏生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并未得到上诉人的同意或授权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法定代表人是依据法律和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所从事的民事行为代表公司，该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现有证据表明，贵州旅游公司从成立到中外合资企到变更为宇利公司独资企业系列重要法律文件无一例外均由黄夏生签字，内容显示黄夏生既是宇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贵州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由此可见，法定代理人签订合同无效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法定代表人越权；二是合同相对人明知。本案中，上诉人既没有提交签约时对黄夏生限权的宇利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决议，也没有提交提丽椿、管丽明知黄夏生无权或越权签约的证据，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非善意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股权的上诉理由。签约时黄夏生是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行为能代表宇利公司。从黄夏生和提丽椿之间的个人关系和提丽椿是贵州旅游公司高管看，被上诉人反而比其他人更加清楚以上情况，上诉人以此理由认为被上诉人非善意，不能取得贵州旅游公司股权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已退回提丽椿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提丽椿、管丽已支付500万元给宇利公司有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和外汇局相关凭证在卷佐证，上诉人虽然主张转让款已退回提丽椿，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该合同的成立及有效并不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为前提，故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对于焦点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与否。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黄夏生并未获得上诉人授权，以上诉人名义与提丽椿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上诉人从未知晓和认可、追认该合同，该合同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签约时黄夏生是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不是委托代理人，其无需授权就可以代表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本案不属于无权代理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此条是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宇利公司与提丽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适用该条款的规定，上诉人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宇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元，由宇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秦 娟审判员 李道鸿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黄瑶书记员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