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春来，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毛，溧阳市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别桥镇湖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溧阳市湖边村。法定代表人：范建才，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浩，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春来因与被上诉人溧阳市别桥镇湖边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湖边村委）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春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郑春来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湖边村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合同签订时双方没有实际丈量亩数，仅是湖边村委单方确定的亩数。二、2017年12月郑春来通过程序用正确的方法测量得出结果，郑春来的鱼塘实际面积为314亩（与订立的承包面积相差26亩）。三、一审庭审中，湖边村委的测量人员范某1健在，故向其做了询问，据范某1回忆，当时他参加了鱼塘测量，测量的时候鱼塘是一整块，后为了屯养小鱼种，从大塘中筑埂做了几块小鱼塘，并明确了小鱼塘包括在大鱼塘里面。而一审中湖边村委陈述小鱼塘不包括在大塘中，由此肯定郑春来承包面积为340亩。依据范某1的陈述，小鱼塘包括在大塘里面，那么2017年12月测量的面积是正确的，也就是郑春来承包的面积实际只有314亩，而不是“340亩”（范某1的视频整理附后）。四、同案不同判。（2018）苏0481民初761号范国华诉讼一案，和本案同一类型，而一审判决认为是湖边村委认可了亩数做出的判决。既然湖边村委认可少范国华的亩数，为何要通过诉讼解决？由此可见，缺少田亩的承包合同是事实存在的，既然是同一类型的案件为何两种不同的判决，这就是明显不公。五、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鱼塘面积的具体确定方式，并没有进行测量，类似于双方默认“340亩”。如何测量而出，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认，在此背景下，郑春来依据2017年12月测量的亩数314亩，主张少了亩数，是不合理的，一审法院据此定案是错误的。什么叫公平，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合理。郑春来认为，合同的签订应实事求是，违反法规的显失公平的合同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本案中，郑春来在签订承包合同中不知真实亩数，在湖边村委的误导下按340亩交承包金。而2017年12月湖边村委对鱼塘的测量结果只有314亩，郑春来在只有314亩的承包面积下为何要缴“340”亩的承包金。这就是显失公平，有错必纠才是公平，也是人民法院维护法律的职责所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案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草率下判。为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贵院并提出请求如前，请依法改判。湖边村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郑春来承包该鱼塘时，前面已经有过两轮承包，都是按照340亩进行承包的。第三轮承包是郑春来通过中标取得鱼塘承包经营权，招投标时招标公告上清楚地载明了鱼塘的面积以及每亩的承包金，郑春来都是同意的，并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要求重新测量鱼塘面积，由此可见，郑春来对鱼塘面积是认可的。二、由于2016年洪水导致部分鱼塘的塘埂有损坏，经过村民开会讨论决定重新测量。这一次测量的方式与之前不一致，原先是以塘埂中心开始计算鱼塘的承包面积，这次是以鱼塘水位往外延1.5米计算鱼塘承包面积。两次测量的差距是中间没有测量到的塘埂面积变为公用面积，不计算在鱼塘承包面积内，势必会造成面积减少。而且2017年测量时，鱼塘的水位是比较低的，所以，测量方法、标准的变化，再加上水位、定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鱼塘面积有误差。但是湖边村委可以确定的是，郑春来的面积按照塘埂中心测量有340亩。三、郑春来提供的情况说明、证人范某1所了解到的情况与湖边村委了解到的情况不一致，湖边村委对此不予认可。四、关于范国华诉讼一案，湖边村委已在一审中作出了明确的说明。五、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不存在显失公平，更没有误导郑春来缴纳承包金，郑春来中标之后，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完全可以要求测量鱼塘的面积是否有340亩。2017年的测量方法，湖边村委已经做出了让步，这种测量方法只会对郑春来有利，相当于只计算了鱼塘的净水面，而且还是在水位比较低的时候，没有人承包鱼塘，只计算净水面，塘埂都抛掉不算。湖边村委在一审中提出要按照当地普遍的测量方法（沿着塘埂中心测量），但是对方却以主观因素太多，比如水位定点的位置等为由，拒绝重新测量。郑春来如此自信，为什么不愿意重新测量？郑春来自己也明知，即使按照同一种测量方法得出的面积也肯定会有误差，何况两次的测量标准都变了。综上，湖边村委认为，郑春来以2017年12月测量的面积比之前合同少为由，主张退还承包金。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请求驳回上诉。郑春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湖边村委支付郑春来多缴纳的承包金15631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湖边村委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22日，郑春来、湖边村委签订了一份《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地点为浪圩水产养殖场，承包340亩，承包年限自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承包单价为639元/亩/年。此合同为湖边村委公开投标、郑春来中标而形成。2015年12月20日，郑春来、湖边村委签订了一份《鱼塘养殖承包合同》，约定：鱼塘地点浪圩滩，关于鱼塘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对所有发包鱼塘不重新测量面积，仍按上轮承包面积计算，本次承包双方认可的承包面积为340亩，承包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为900元/年/亩。此份合同，郑春来、湖边村委实际上仅仅履行了一年。2016年，因洪涝灾害，湖边村委组织对鱼塘堤埂进行加宽加固。郑春来承包的340亩鱼塘实际没有加宽加固。因加宽加固后，影响了鱼塘的面积，故约2017年12月，湖边村委组织对鱼塘（主要是涉及到加宽加固后面积减少的鱼塘）面积重新进行测量，连带郑春来的鱼塘面积也重新进行了测量，测量出上述郑春来承包的鱼塘面积为314亩。湖边村委组织丈量的人员是原村组干部及其他人员。2017年12月24日，郑春来、湖边村委签订了一份《鱼塘养殖承包合同》，约定：鱼塘地点浪圩滩，关于鱼塘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对所有发包鱼塘重新测量面积，本次承包按双方认可的承包面积205亩，承包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为800元/年/亩。上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郑春来均按合同约定的亩数足额缴纳。郑春来认为多缴纳了承包费，遂向溧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请求是：请求裁令湖边村委退还多缴纳的承包金15631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该委员会作出（2019）溧农裁第2号裁决书，裁定：驳回郑春来的全部仲裁请求。郑春来不服，遂形成本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春来依据湖边村委2017年12月测量出的面积主张多缴纳的承包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湖边村委的几点抗辩理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为：1.面积差是因测量方法不统一引起的。2.湖边村委组织丈量的人员均不是专业人士。3.要求按照湖边村委主张的测量方式（分塘埂以中心为准一人一半，外围圩堤以养殖户的拦网为准）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测量。4.依据双方的前两份承包合同，郑春来对面积340亩是认可的。5.2016年开会时，双方达成协议不再追究2016年前的面积问题。湖边村委主张的第一个抗辩理由具体为：1.关于案涉鱼塘第一次测量的事实，经湖边村委了解，当时鱼塘是一块整的，边上有若干个小的鱼种塘，因浪圩村委主体搞水产养殖，测量由浪圩村委组织，由范某1和另外一个人（已去世）实际测量的，原来那块鱼塘（不包含鱼种塘一块12亩、4块3亩、一块18亩、4块7亩），经测量面积为400亩，是沿着塘埂中心测量的；后第一轮发包给无锡人养珍珠，对面积没有异议；第二轮发包给邹国民、郑某1养殖，并把一块12亩、4块3亩的鱼种塘也包给他们养殖鱼种，合计承包了5年，承包期间，郑某1将400亩鱼塘划给谢永福100亩，量好100亩放样，鱼塘底放样16米，塘埂面宽5米，埂面各2.5米，第三轮由杨庄的小名叫老虎的人承包，他承包面积为342亩（上述400亩鱼塘中的300亩以及一块12亩、4块3亩、一块18亩），合同是签订的340亩；第四轮承包是招标的，注明承包面积和上轮一样340亩，郑春来中标。2.郑春来的鱼塘面积并没有少，在测量郑春来鱼塘面积过程中，西侧是以水面为准，并未外延1.5米，东侧、北侧、南侧塘埂均以水面外延1.5米计算，这种标准均达不到分塘埂的中心，分塘埂宽的有5米左右；郑春来的东侧鱼塘长度因郑春来本人拒绝测量，测量人员并未实际测量到，该塘埂是最长的；在具体计算过程中，郑春来承包的那块200多亩的鱼塘是按照梯形的面积计算的，因郑春来东侧塘埂未实际测量到长度，上底和下底均是按照西边塘埂的长度计算的，且鱼塘本身也不是梯形的，得出的面积肯定也要小于实际面积，存在误差，12月份的鱼塘水位相比于其他时间段的水位要低。对争议焦点，双方均明确了意见。另外，郑春来主张：关于第一次测量的事实，是否是范某1测量的也是听说，流转的过程与郑春来了解到的情况存在分歧；郑春来承包的340亩中是两块12亩、一块18亩；湖边村委主张的面积误差的原因不认可，也不同意湖边村委主张的测量方法，2007年签合同的时候并非该测量方法测出来的；2017年12月份测量方法是：如果塘埂未超过3米（含3米），就以相邻养殖户塘埂各半所得方案测量，如果超过3米，则不计算塘埂面积，直接由水面外沿1.5米进行测量；即使是依据该测量方法，郑春来也不同意委托专业机构测量，因为涉及到的主观因素太多，比如水位、定点的位置等。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湖边村委提交了“开会记录”复印件1份（提供原件核对），说明：该记录的内容是现任村书记范建才书写的，底下每个人的签字都是养殖户本人所签，该份证据是从范建才书记那边获取的；2016年8月5日，前任村书记邢坤福主持会议，主题是关于灾后恢复鱼塘埂的方案，该记录中关于“养殖户意见”部分载有“6、圩堤建设完工后，16年之前的鱼塘面积，双方互不追究”；证明2016年8月份，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圩堤建设完工之后，2016年之前的鱼塘面积双方互不追究。对该份证据，郑春来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郑春来在2016年8月5日签字的时候，没有第6点意见，即使签名，也不能代表郑春来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项记录为施工前的记载，也就是工作记录，并非对一项事情的约定，养殖户也不可能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意见，该项内容是双方达成一种共识，与养殖户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按照一般人的书写习惯，该“第6点”文字有挤样且偏小，下面一行都有弧度，先书写完了之后养殖户签名字，且上面部分有重合，该份证据一直保存在范建才手上，不排除有事后添附的可能。根据实际情况，郑春来的鱼塘在2016年加固塘埂的时候实际没有进行施工，所以这条的意见并不适用郑春来。另郑春来还陈述：关于面积互不追究的事情，当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自然灾害，需要对塘埂加宽加高，需要占用一部分鱼塘面积，占用的鱼塘面积测量以后肯定面积会变小，这种变小的面积2016年之前的是不能追究的。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2018）苏0481民初761号范国华诉湖边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范国华主张：依据2017年12月份的丈量面积，湖边村委少了其鱼塘面积，要求退还多缴纳的承包费用。湖边村委表示确实少了范国华的鱼塘面积十二、三亩，但不同意在法院通过协商解决。一审法院进行了判决，支持了范国华的诉讼请求。郑春来认为，其情况与范国华一样，法院也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对此，湖边村委认为，郑春来的情况与范国华的情况不一样，并说明了理由。郑春来对湖边村委说明的理由不予认可，并进行了辩解说明。另外，对湖边村委提出的“互不追究面积”的问题，范国华称：当时虽提及互不追究，但前提是鱼塘面积差距上下不大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郑春来、湖边村委系鱼塘承包合同关系，鱼塘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郑春来依据2017年12月湖边村委丈量的面积，主张返还多缴纳的承包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具体理由是：依据查明及调查了解的情况，鱼塘面积确定的方式多种多样，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鱼塘面积的具体确定方式，而涉及的湖边村委当地也没有约定俗成的鱼塘面积确定方式。2007年，双方签订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的鱼塘的面积是340亩。湖边村委表示该面积由当时的浪圩村委组织，是沿着塘埂中心测量的。对此，郑春来不予认可。经调查核实，该“340亩”系多轮发、承包沿袭下来的亩数，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进行测量，类似于双方均默认上一轮承包的亩数，实际该“340亩”如何测量而出，因时间久远，已无法确定，在此背景前提下，郑春来依据湖边村委2017年12月测量的亩数“314亩”，主张湖边村委少了其亩数，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能确定上述“314亩”的测量方法与“340亩”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即使测量方法都是“314亩”的测量方法，此种测量方法因受到水位、定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可能造成面积误差，所以，郑春来的请求，法院不能支持。关于郑春来主张的法院（2018）苏0481民初761号范国华诉湖边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湖边村委主张范国华鱼塘面积情况与郑春来的鱼塘面积情况不一样，并说明了理由，郑春来对理由不予认可。法院认为，（2018）苏0481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是在湖边村委认可少了范国华亩数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至于湖边村委是否确实少了范国华亩数，不是本案审查的范畴，故该案不影响本案作出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春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6元，由郑春来承担。二审中，郑春来提供两段询问范某1、郑某2开塘情况的视频，并申请范某1、郑某2出庭作证。湖边村委申请证人郑某1、范某2、谢某出庭作证。证人范某1陈述：“我是1989年退休的。1990年我去了鱼塘上。当时我和谢洪才没事的时候对鱼塘的面积进行了测量，测着玩玩的。我记得当时测的时候没有400亩的塘。我们只测了水面，塘埂不包括在内。测量的亩数受到水位高低的影响。测的时候河的面积也测进去的。我当时测的是一整块的大塘，里面没有小塘。小塘是后来隔出来的，小塘是为了做鱼库的，如果要卖鱼就从小塘拉出去卖。在大塘北边有一个16亩的小塘。”证人郑某2陈述：“我在浪圩村做主任是1983年至1992年。在我当主任的时候，鱼塘测过一次面积的，就是范某1和谢洪才测的。大概是1989年下半年测的。这个鱼塘我没参加测量，当时测的时候，塘没有承包，村委自己养鱼的，那个时候塘还是一块大塘，包括了（现在）郑春来、谢永福、陈定方三家承包的面积，大概在390至400亩之间。我不记得390至400亩的大塘里面是否包含3个4亩的小塘，因为我没参加这个塘的测量。小塘是后面开的，大概是大塘开好后的第二年开的。大塘北边有个18亩的塘，开这个18亩的塘是为了筑坝。我不知道村委将鱼塘承包给其他人是以水面面积承包还是以塘埂面积承包，那时候我已经下去了。这个塘怎么测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和范某1测的这个塘北边500亩的塘，是沿着塘埂内边缘（塘底）测的。河的面积应该在里面的。人家用田开的塘，那个埂的面积要算里面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滩涂开成的塘，埂的面积不算在里面，这是我们村的情况。”证人郑某1陈述：“郑春来承包的这个鱼塘，我也承包过的，我是1998年至2002年承包的。我承包的鱼塘面积是424亩，一个大塘400亩，一个小塘12亩，还有4个小塘，3亩一个。400亩的大塘当时我们有两个人量的，量下来有十亩左右来去，然后我去找当时的书记，书记说这个就是400亩，前面的人也是按这个来的。我下面的两个人怎么量的，我不清楚。（塘埂面积是否计算），这个要看什么地方的，如果塘是田做的，塘埂总归要在田里面的，我们这个鱼塘是滩上的，当时面积怎么算的，村委没说。4个3亩的小塘在大塘的北面，4个3亩的小塘的北面有一个18亩的塘。”证人范某2陈述：“我参加了2017年的鱼塘测量，当时测的时候，村里告诉我们按照水面测。三个人（郑春来、陈定方、谢永福）承包的鱼塘分开测的。郑春来和谢永福鱼塘之间的塘埂没测在里面，陈定方与郑春来鱼塘之间的塘埂测了，东边与西边的塘埂也没测，西边的水面也没有外延1.5米测。如果按照惯例，要测到塘埂中心，以前承包也是这样子。”证人谢某陈述：“我自2000年3月18日至2003年3月18日担任浪圩村干部。这个鱼塘先是村里养的，后来包给南通人养的，南通人不养了，就包给郑某1养了。前面是多少面积，后面就是多少，但是一直没有测量。大塘是400亩，大塘边上两个小塘分别12亩。2017年做塘埂，村里3月测量的，按照水面外延1.5米测量的。以前包给南通人就是400亩。这个塘大概1987年开的，有无测量过我不知道。”一审中，郑春来认可2017年12月的测量方式是，如塘埂未超过3米（含3米），就以相邻养殖户塘埂各半所得方案测量；如果超过3米，则不计算塘埂面积，直接由水面外延1.5米进行测量。湖边村委陈述之前的测量方式是，分塘埂以中心为准一人一半，外围圩堤以养殖户的拦网为准（是否与范某1提到的测量标准一致，不清楚）。郑春来在一审中陈述，范国华的鱼塘存在加高加宽的情况。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郑春来依据2017年12月测量的面积主张返还承包金依据不足，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姑且不论前后两次确定鱼塘面积的方式是否一致，根据双方陈述，即使两次确定鱼塘面积的方式一致，因受水位、定点等因素的影响，两次测量的面积亦可能存在误差。换句话说，两次确定的面积不一致并不意味着其中一次确定的面积不准确。其次，2007年涉案鱼塘由郑春来一人承包。而在2017年测量时，涉案鱼塘已被分割，分别由郑春来和案外人陈定方承包，测量时也是分别对郑春来和陈定方承包的鱼塘进行测量的。换句话说，2007年时，鱼塘是一个整体确定面积的，而在2017年时涉案鱼塘是被分割确定面积的，由此也可能会导致部分面积误差。据上，再考虑到郑春来对于通过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测量予以拒绝，而郑春来现以2017年测量的两部分鱼塘相加的面积与2007年承包合同中确定的鱼塘承包面积相减主张返还承包金，依据并不充分，故郑春来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二、范国华案与本案存在差异，范国华案的处理结果不能拘束本案。在范国华案中，之前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面积是144亩，2017年测量的面积为129亩，范国华主张少了15亩，湖边村委认可少了12、13亩，在此基础上，双方一致同意按照13亩作为返还承包金的基数。而本案中，湖边村委并不认可少了郑春来的承包面积，而双方又不能对此协商一致，故不能以范国华案的情况类推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春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6元，由上诉人郑春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罗希夷审判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