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文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益群村南航大道北15号之三。法定代表人：张振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世昌，广东知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亚良，男，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铁成，广东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婧，广东沧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苏带体，女，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原审被告：巢文飞，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原审被告：陈国栋，男，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上诉人广州文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亚良及原审被告苏带体、巢文飞、陈国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2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对文文公司的判决，依法驳回梁亚良对文文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文文公司无需向梁亚良支付500000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亚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文文公司并非借款人，借款也从未用于文文公司，一审法院歪曲事实，错误地认定文文公司是借款人身份，导致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判决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借款协议》《借条》已清楚列明借款人是苏带体，从未列明文文公司是借款人，虽然《借款协议》《借条》上盖有“广州文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印章，但并没有列明文文公司是以借款人的名义盖章，抬头及正文内容均未出现文文公司，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梁亚良无法举证证明文文公司盖章是以借款人的身份盖章的情况下，从证据的关联性及常理分析来看，《借款协议》《借条》已清楚列明借款人是苏带体，而《借款协议》《借条》中除了借款人苏带体签名外，还有担保人巢文飞的签名，文文公司盖章应当是担保人身份或见证人身份，梁亚良无法证明文文公司盖章必然是借款人身份，本案应由梁亚良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诉争借款是苏带体的个人债务，且该款项全部由苏带体、巢文飞个人账户收取。文文公司在2014年1月29日并非合同主体及合同当事人。巢文飞作为款项实际收款人及原法定代表人，其在一审中已明确确认公章是很久之后盖上去的，涉案借款也没有用于文文公司经营，涉案借款与文文公司无关。梁亚良自认一直以来与苏带体个人存在民间借款资金往来，经双方对此前的借款余额进行核算，加上新借款227130元，也就是说2014年前后的22多万元，梁亚良自认与苏带体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与文文公司之间是没有相应的借款合意的。（三）梁亚良直接支付涉案借款给苏带体、巢文飞，并未支付给文文公司账户，且文文公司从未同意借款由苏带体、巢文飞个人账户收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在梁亚良无证据证明文文公司同意借款由苏带体、巢文飞个人账户收取的情况下，本案应视为梁亚良未实际向文文公司支付借款，视为借款合同尚未实际发生，借款合同未实际生效，梁亚良向文文公司主张归还欠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四）文文公司在《借款协议》《借条》上盖章未经股东会决议，用章程序违法，盖章应依法无效。（五）梁亚良与苏带体恶意串通，制造文文公司是借款人的假象，通过将文文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企图将苏带体的个人债务转嫁给文文公司，其二人行为已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依法无效，且梁亚良通过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已涉嫌虚假诉讼及诈骗等违法犯罪，请求依法追究梁亚良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六）梁亚良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其从事民间放贷多年，具有丰富放贷经验，从常理分析，梁亚良不可能不清楚公司欠款和个人欠款的区别。根据文文公司调取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5月，文文公司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均显示为0。二、一审法院查明借款金额错误。一审开庭时，巢文飞已明确提出借款金额并没有72.5万元，借条上的金额是虚假的，且梁亚良提供的银行转账也没有72.5万元，具体借款金额应以梁亚良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为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梁亚良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与借款金额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本案应由梁亚良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按年利率6%的标准判决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借款协议》《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应视为没有利息，而6%的利率标准也明显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苏带体、巢文飞将文文公司的股份于2016年10月28日转让给张振红，且从未向张振红披露过文文运公司存在涉案债务，张振红于2017年4月8日在《民营经济报》刊登公告“苏带体、巢文飞不再是广州文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法人代表、苏带体、巢文飞无权再代表文文货运。文文货运2016年11月29日前负债由苏带体、巢文飞承担，与文文货运无关，请债权人自行向苏带体、巢文飞追讨”，之后梁亚良于2017年7月1日与巢文飞签订《协议》，《协议》内容明确“本人巢文飞自愿作为连带共同债务人，对借款人：苏带体所借梁亚良的部分债务，具体权利按照借款协议签订的相关协议执行”，由此可见，在《借款协议》签订后超过3年的时间，在文文公司发生股权变更、文文公司刊登公告的情况下，梁亚良仍然接受巢文飞所称的“苏带体向梁亚良借款”的说法，由此可以说明，涉案借款是苏带体个人债务，文文公司并非借款人，一审法院判决文文公司作为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明显错误。五、《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果乙方（苏带体）不按时还款超过一个月，甲方（梁亚良）随时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必须要一次性还清本金”，梁亚良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向文文公司提出还款要求，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文文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有独立法人资格，区别于苏带体、巢文飞而独立存在的。梁亚良、苏带体在《借款协议》《借条》上加盖文文公司印章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文文公司正常的经营范围，且梁亚良不是善意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借款协议》《借条》加盖文文公司印章应依法无效。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634号民事裁定、（2017）陕民终1246号民事判决的指导意见，法定代表人擅自以公司的名义确认个人债务，该种行为损害了公司及股东利益，应依法无效。本案的情况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判决、裁定的情况极为相似，本案应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判决、裁定的指导意见。根据上述判例指导意见，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定企业对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至少需要满足“职务行为”“款项流转”及“用款目的”三方面的要求，即：第一，企业经营出现现金缺口，需要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基于职务行为（而非简单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第二，法定代表人从出借人处借得的款项直接由出借人支付给企业，或者法定代表人在收到出借人提供的借款后，立即或合理期间内将款项转给企业；第三，所借款项确实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本案中并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条件，《借款协议》《借条》加盖文文公司印章应依法无效。八、梁亚良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金额实际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支持梁亚良主张50万元的借款金额错误。梁亚良仅能提供证明2014年1月29日向巢文飞支付227130元的转账原件，其他均为复印件，文文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巢文飞在一审时也明确表示725000元并非真实借款。一审法院在梁亚良未充分举证证明真实款项的情况下仅凭巢文飞2017年7月1日出具的《协议》就支持梁亚良主张50万元的借款金额，明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梁亚良在一审是主张借款金额总额为869010元，但《借款协议》却称725000元，梁亚良一审庭审主张与举证明显自相矛盾；（二）巢文飞出具的《协议》并没有文文公司盖章，该协议对文文公司无法律效力。九、梁亚良部分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梁亚良提供的《借款协议》明确约定的了付款时间，梁亚良于2018年2月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即本案的2015年2月9日之前的借款金额27924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在文文公司不确认本案借款的情况下仍然支持上述金额，判决错误，应依法改正。梁亚良辩称：文文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文文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文文公司是借款人，公章是苏带体加盖的，当时借款的时候，文文公司的股东巢文飞和苏带体都在场，巢文飞作为股东为文文公司的借款也提供了担保，二、本案应当从借款关系发生时来考察借款的性质及合理性。当时苏带体和巢文飞是文文公司的两个股东，占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为经营汇通快递业务，缺少资金，提出向梁亚良借款。当时文文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是苏带体，监事是巢文飞，两个人都同意借款，然后加盖了文文公司的印章，该行为是所有股东为了公司的经营所借的款，文文公司是借款人，股东巢文飞提供了担保，后来陈国栋也提供了担保，陈国栋与文文公司的关系很密切，在2016年10月18日也成为了公司股东，所以从当时的情形去衡量是所有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借款，并且提供了担保，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提出苏带体的借款损害了文文公司的权益，包括张振红。因此借款的性质，文文公司借款用于经营汇通快递业务，苏带体作为借款人，巢文飞和陈国栋作为股东均提供了担保，是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三、文文公司现在的股东张振红，如果认为苏带体、巢文飞和陈国栋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其时隐瞒了文文公司向梁亚良借款500000元这个事实，应当依据转股协议向苏带体、巢文飞和陈国栋主张赔偿，而不应当否认借款的行为。同时在本案当中，苏带体并没有出庭抗辩，说明苏带体对于借款和所有的事实都是认可的。四、有关诉讼时效，借款期限是2014年到2017年，梁亚良在2018年提出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应按照最后一期还款的时间起算诉讼时效，所以本案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文文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巢文飞述称：当时苏带体向梁亚良借款，没有用于文文公司，如果用于文文公司的话，巢文飞就不至于将文文公司转让给张振红。苏带体借了涉案款项跟陈国栋去清远经营石沙业，没有用于文文公司。借款金额是500000元，文文公司的章是后来才盖上去的，梁亚良说要巢文飞做担保，巢文飞才盖上去的。后来偿还了1年的借款，每个月还了两万三千多，总共还了270000元。后来苏带体陆陆续续还了一些，苏带体大概总共还了350000元左右。巢文飞的账户也还了24000元，加上苏带体支付宝的还款，总共应该有400000元左右。苏带体、陈国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梁亚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苏带体、文文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2.苏带体、文文公司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巢文飞、陈国栋对上述一、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苏带体、文文公司、巢文飞、陈国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9日，梁亚良作为贷款方（甲方）与苏带体作为借款方（乙方）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一、乙方为确保汇通快递业务顺利发展故向甲方借款，现金人民币725000元，借款期为叁年，即2014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二、还款方式：1.从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共18个月，每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23270元。2.从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每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17000元，乙方还款必须按时将款汇入甲方指定的账号。三、违约责任：1.如果乙方不按时还款超过一个月，甲方随时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必须要一次性还清本金。前期所还的全部款项算作支付利息所有。2.如果甲方因特殊情况需要资金，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乙方说明，提前还款。四、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借据，以及填写部分及所有附件等均为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苏带体在乙方处签名并捺指印，文文公司在乙方处盖章，巢文飞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捺指印。同日，苏带体作为借款人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本人苏带体又借到梁亚良人民币现金725000元，文文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印章，巢文飞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捺指印。巢文飞、陈国栋分别于同日向梁亚良出具《借款担保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与借款人苏带体的关系是合伙人，本人自愿人作为“连带共同债务人”对借款人：苏带体的借款725000元（借款期限叁年）的全部债务（含贷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额，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共同还款责任，具体权利义务按照借款签订的相关协议执行。梁亚良提交《中国银行客户回单》两张、中国银行《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一份（复印件）、梁亚良自己记载的借款账册（复印件），拟证明梁亚良分别于下列时间支付至下列人员的账户中：分别于2013年9月30日支付48750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227130元至巢文飞的账户中；于2013年11月11日，将48750元转账至苏带体的账户；2013年4月1日，梁亚良转账171880元至苏带体账户；于2012年7月13日将80000元转账至巢文飞的账户；于2013年9月30日，将48750元转账至巢文飞的账户；于2013年8月22日，梁亚良将97500元转账到苏带体农业银行卡中；梁亚良于2013年11月11日将48750元支付给苏带体，梁亚良于2013年8月22日将97500元支付给苏带体。梁亚良陈述：725000元借款是2011年至2014年的转账款项，因时间较久，有些转账查不到，我方尽量将能提供的证明提交，基本上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文文公司陈述：根据梁亚良提供的证据原件，梁亚良支付的总金额为275880元，其余转账未提交原件。巢文飞陈述：借款为苏带体所借，我知道的借款金额为500000元，当时与梁亚良约定三年后连本带息需还725000元，其中有两笔款共计275880元是向我方转账，其余的我方不清楚。2017年7月1日，巢文飞与梁亚良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本人巢文飞自愿作为连带共同债务人，对借款人：苏带体所借梁亚良的部分债务，具体权利按照借款协议签订的相关协议执行如下：第一、巢文飞本人于2017年7月28日归还人民币5000元。第二、巢文飞2017年8月15日归还人民币20000元。第三、巢文飞每月28日前归还人民币5000元。第四、巢文飞总还款金额500000元。梁亚良与巢文飞共同确认已偿还借款225000元。文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该公司两名股东张振红、张锦杰于2018年8月31日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文文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召开股东会决议，现就（2018）粤0114民初2385号案中梁亚良提供的《借款协议》《借条》中文文公司盖章决议如下：1.《借款协议》《借条》中文文公司盖章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用章程序违法，应依法无效。2.《借款协议》《借条》约定的借款是苏带体个人债务，与文文公司无关。以上决议经文文公司全体股东100%表决通过，决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梁亚良与苏带体、文文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文文公司虽然予以否认，且认为该公司的盖章未经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对其没有约束力。但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通过，公司的内部决议对外没有法律约束力，公司应对盖章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文文公司的该抗辩没有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涉案梁亚良出借款项的相对方为苏带体、文文公司，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苏带体、文文公司应承担偿还该借款的责任。巢文飞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借款协议》《借条》上签名，巢文飞、陈国栋分别又向梁亚良出具《借款担保书》，承诺对本案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巢文飞、陈国栋为涉案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巢文飞、陈国栋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借款的金额、尚欠的金额及责任的承担。梁亚良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向巢文飞、苏带体支付了部分借款而没有反映全部借款的支付情况，但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于2014年1月29日签订，在长达三年多之后，至2017年7月1日，巢文飞还签订一份《协议》，确认尚欠的金额为500000元，所以巢文飞抗辩称全部借款只有50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且借款分多次支付，梁亚良对没有证据证明支付全部借款作出了合理说明。故借款的总金额认定为725000元。梁亚良和巢文飞确认已偿还225000元，故尚欠500000元。借款应当偿还，所以梁亚良请求苏带体、文文公司偿还借款5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巢文飞、陈国栋作为涉案债务的连带责任担保人，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对梁亚良请求该巢文飞、陈国栋连带偿还5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苏带体、文文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借款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未约定利息，梁亚良放弃请求违约金，要求苏带体、文文公司、巢文飞、陈国栋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该计算损失的方式低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苏带体、文文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亚良偿还欠款500000元；二、苏带体、文文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亚良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三、巢文飞、陈国栋对第一项、第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苏带体、文文公司、巢文飞、陈国栋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文文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工商查册资料（文文公司2016年5月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截至2016年5月，文文公司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均显示为0，由此可以证明涉案借款是苏带体、巢文飞个人债务，该款项未实际使用于文文公司，该涉案款项与文文公司无关。2.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拟证明张振红根据巢文飞、苏带体提供的文文公司2016年5月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同意受让巢文飞、苏带体股权。巢文飞、苏带体未向张振红披露涉案借款，且涉案借款从未体现在文文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务账册中，涉案借款是苏带体、巢文飞个人债务，与文文公司无关。3.文文公司登报公告，4.梁亚良提供的于2017年7月1日与巢文飞签订《协议》，证据3-4拟共同证明梁亚良在得知文文公司股权以及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之后，与巢文飞对涉案借款进行确认，确认涉案的款项是苏带体个人的欠款，而且重新列明了相应的付款时间，因此在签订协议，在签订借款协议3年之后，巢文飞和梁亚良重新就涉案款项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梁亚良在2017年7月1日，实际上是确认涉案款项是苏带体个人债务，与文文公司无关。5.（2018）最高法民申2634号民事裁定书，6.（2017）陕民终124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与本案相似，法律关系也一样，都是法定代表人擅自以公司的名义确认个人债务，根据最高院的裁判解释，该行为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应依法无效。那么本案当中巢文飞和苏带体在借款协议上盖章，首先巢文飞已经确认这个盖章是后来盖上去的，而且盖章的目的也不是确认文文公司就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仅仅只是后面加盖上去而已。即使苏带体和巢文飞后来把这个印章盖上去，也是一种无效的行为，侵害了股东及文文公司的财产权益应依法无效。梁亚良以无效的印章来向文文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梁亚良对文文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能光凭一个资产负债表来确认涉案的借款是否用于公司经营。负债表是在工商档案里备案的，它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是受质疑的，不能够反映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不能证明文文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对证据2，如果在转让协议里，巢文飞和苏带体隐瞒了文文公司借款的情况，受让的股东有权向转让的股东主张赔偿，这个协议也证实张振红和陈国栋在2016年10月18日同时成为文文公司的股东，陈国栋在成为股东之前，一直是作为隐名股东存在的，在他们成为股东之后，也没有对涉案的借款损害公司利益提出过任何质疑和反对意见。对证据3，该证据仅仅对转让的股东和受让的股东有约束力，对于善意的第三方没有约束力，文文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仍然要承担。如果转让行为损害了受让方的利益，可以依据转股协议向原股东主张赔偿。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够改变借款协议的性质，只是增加了作为连带债务人承诺的还款计划。证据5、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事实和这两份判决书和裁定书是有区别的，本案的借款协议形成的时候，文文公司的全部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都在场，加盖公章是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文文公司的现股东张振红不能从股东自己的角度，否认苏带体、巢文飞、文文公司借款时候的意思表示。文文公司加盖公章，是公司行为，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否认。巢文飞对文文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涉案借款已经还了40多万元，钱是苏带体向梁亚良借的，巢文飞有义务偿还该债务，实际借款金额是500000元，有20多万元是打到巢文飞的中国银行账户的，其他的款项都没有到过巢文飞这里。苏带体、陈国栋未到庭对文文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中，文文公司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以一审判决未对文文公司在《借款协议》《借条》的印章是否有效以及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作出认定，文文公司及其股东张振红另案起诉梁亚良、苏带体恶意串通损害文文公司及股东权益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另，文文公司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1.依法责令梁亚良提供2011年-2014年银行转账流水；2.如梁亚良拒不提供，请求依法向有关银行调取梁亚良2011年-2014年银行转账流水。二审庭询中，对于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中文文公司的公章是什么时候、由何人加盖，梁亚良称是《借款协议》《借条》出具当天由苏带体加盖。文文公司、梁亚良均确认2014年1月29日，文文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为巢文飞，股东有巢文飞、苏带体、林瑞源。二审庭询中，梁亚良自认涉案借款已由巢文飞于2019年9月30日偿还了3000元，于2019年11月1日偿还了3000元，于2019年12月5日偿还了3000元。上述9000元款项均为偿还借款本金。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文文公司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梁亚良在二审中陈述称，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中文文公司的公章由苏带体在《借款协议》《借条》出具当天加盖，苏带体并非文文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无权对外代表文文公司，故本案应重点审查苏带体在加盖文文公司公章时有无相应代理权。现梁亚良并无证据证明苏带体具有相应的代理权，或其有理由相信苏带体有代理权。文文公司对苏带体的该盖章行为效力不予追认。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人均为苏带体个人，并未出现文文公司，涉案借款均支付至苏带体、巢文飞个人账户，并未支付至文文公司账户，梁亚良亦从未向文文公司主张过涉案借款。综合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苏带体的该盖章行为对文文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应责任应由苏带体承担。一审法院仅依据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上加盖了文文公司的公章，而未对盖章行为效力进行审查，就认定文文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涉案借款的债务人苏带体、担保人巢文飞、陈国栋均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债务数额总体上予以确认。文文公司提出的关于梁亚良账户流水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梁亚良在本案二审中自认巢文飞已偿还涉案借款本金9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苏带体应向梁亚良偿还涉案借款本金491000元及相应利息。巢文飞、陈国栋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文文公司提交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协议》《借条》以及文文公司盖章的效力，是本案中应予审查的内容，文文公司对此另案起诉梁亚良、苏带体等人的案件审理结果，并非本案审理所必须的依据，故对文文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广州文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处理有误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238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23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苏带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梁亚良偿还欠款491000元；三、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23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原审被告苏带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梁亚良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以491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还清款日止）；四、原审被告巢文飞、陈国栋对原审被告苏带体上述第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被上诉人梁亚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审被告苏带体、巢文飞、陈国栋共同负担8750元，由被上诉人梁亚良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审被告苏带体、巢文飞、陈国栋共同负担8750元，由被上诉人梁亚良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肖 蓉黄小曼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