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9民终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七台河市桃山区大同街171号。法定代表人：马忠华，该单位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洪涛，该单位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宇，该单位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畅，男，1984年10月11日，汉族，无职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立聃，黑龙江工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兴东，男，1970年1月6日，汉族，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教师，住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丽娟，女，195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七台河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凤林，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新兴公安分局干警，住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丽萍，女，196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振国，男，196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中级法院干警，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明，男，197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住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莹，女，198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技师学院教师，住七台河市桃山区。上述七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黑龙江刘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刘畅因与被上诉人姜兴东、曹丽娟、杨凤林、曹丽萍、曹振国、刘泽明、王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桃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村信用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洪涛、高宏宇，上诉人刘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立聃，被上诉人杨凤林及其与被上诉人曹丽娟、姜兴东、曹丽萍、曹振国、刘泽明、王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农村信用社请求：依法撤销桃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曹振国、刘泽明、杨风林、姜兴东、曹丽娟、曹丽萍和王莹对被告刘畅涉案借款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适用诉讼时效，而非保证期间。2010年5月31日，刘畅为购房在上诉人处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二年自2010年5月31日至2012年5月30日。同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即自2012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借款到期后，刘畅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于2014年5月7日向桃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畅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各被上诉人立即履行担保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即债权人ー但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保证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则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即开始起算。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于2014年5月7日在保证期间内起诉，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此时开始计算的是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不是保证期间。后因部分被告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故上诉人撤诉，并于2016年10月30日、2018年7月6日两次向人民法院起诉，均因找不到被告而撤诉，但一直未超过诉讼时效。2019年3月12日再次向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主债权合同及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保证人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从而认定被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是保证期间内如果上诉人没有对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从而超过保证期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上诉人已经起诉至法院，要求被上诉人立即履行担保责任，从而转化为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而不是保证期间。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还款，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均构成履行合同中的违约，本应承担违约责任，而刘畅与各被上诉人，有违诚信原则和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致使上诉人利益受损，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一审人民法院错误，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七名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具体理由，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是2011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担保期限为十年。保证合同约定期限为二年，和保单约定的是2010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是十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及和保单均是被答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即使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间的视为没有约定（并且被答辩人给付款的时间，借款的时间是晚于保证期间，也就是保证期间早于借款的时间）所以说保证期间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应适用六个月的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应为2012年5月31日至2012年11月29日。在2019年6月20日之前，答辩人从来没有收到过法院任何诉讼的相关法律文书。并且被答辩人均是有工作单位，不是无法送达的情形，即使按法律规定，无法送达应该进行公告送达，时至今日开庭，我们也没有见到送达的相关裁定书和法律文书，所以说不管是适用于六个月的担保期限或者两年的担保的期限，均已超过保证期间，更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所以应依法驳回。本案所谓的借款并非是刘畅买房借款，而是案外人姜兴军与被答辩人单位相关的工作人员沟通，姜兴军贷款还不上了，找刘畅倒贷，所以说不存在购房贷款事实。上诉人刘畅上诉请求：撤销桃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立即给付原告190000.00元，利息279170.80暂计算至2019年1月14日，之后利息按原定顺延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并依法改判上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不是上诉人借款而是被上诉人贷款业务员与案外人之间的行为，上诉人仅仅是在借款合同签过字，根本没有收到借款，被上诉人也没有给上诉人发放过任何借款。可见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放贷款是完全错误的。2.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时至2019年5月10日，桃山区法院给上诉人送达将起诉状和开庭通知已经有六年之久。在这期间，被上诉人从未有任何人找过上诉人说过贷款没还款的事。从被上诉人一审举证上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几年来向被上诉人要过款的任何催款证据。据此，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抗辩未给予审理和认定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没有用过被上诉人的借款，是被上诉人与谁窜通让上诉人在借款合同签字被上诉人是清楚的，如果上诉人用款被上诉人为何至诉前未主张任何权利（从未找过上诉人），可见被上诉人是自愿放弃对上诉人的权利，放弃主张权利，可见本案即使借贷关系成立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本案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应当优先适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解释明确意见即使提起诉讼未经送达不存在时效中断，更何况《民法总则》第197条的规定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以及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意见及各地法院采用的标准是一直，可见本案存在同案件不同判的现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故希望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上诉人农村信用社辩称，原审法院第一判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自认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应当知晓签字带来的法律后果，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在借款凭证上签字，取走本案涉案借款190000.00元，不存在其没有收到借款的事实。并且在诉讼时效内，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2016年、2018年、2019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请求人民法律驳回其上诉请求。上诉人农村信用社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469170.80元；2.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由保证人立即偿还贷款本息469170.80元；3．如被告不及时给付全部借款本息，利息顺延计收；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5月31日，被告刘畅与原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90000.00元，用途购房，借款期限二年自2010年5月31日至2012年5月30日，月利率10.11‰，还款方式实行按月结息，到期还本。未约定付款方式。该笔借款采用保证担保方式，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诉讼费、咨询费、代理费等债务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逾期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罚息利率相应上调。被告刘畅在借款人处签字，被告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在担保人处签字，曹丽萍在财产共有人处签字。同日，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与原告订立《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本金数额为190,000.00元，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曹振国、曹丽娟、杨凤林、姜兴东、刘泽明在保证人处签字，曹丽萍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王莹在授权代理人处签字。2010年5月31日，原告向刘畅名下账户87×××21支付借款190，000.00元，刘畅在借款凭证上签字。合同到期后被告刘畅未清偿借款本息。2014年5月7日、2016年10月30日、2018年7月16日原告向桃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立即履行担保责任。截止2019年1月14日，涉案借款欠本金190000.00元，利息279170.80元，本息合计469170.80元。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履行借款支付义务，被告刘畅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贷款本息偿付义务。刘畅抗辩自己只签字未收到钱。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个人借款合同》在刘畅与原告之间产生约束力，且借款凭证已经证明借款交付事实，故刘畅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在2014年5月7日、2016年10月30日以刘畅、姜兴东、曹丽娟、杨凤林、曹振国、刘泽明作为被告起诉，均未起诉本案被告曹丽萍和王莹。直至2018年7月16日起诉时将曹丽萍和王莹作为共同被告，此时距离还款届满日2012年5月30日已经六年有余，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曹丽萍和王莹催要过涉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曹丽萍和王莹对涉案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起诉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属于法律规定的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应从原告向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三次起诉，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延长。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断或延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方式与保证期间。核保书约定十年的保证期间与合同约定不符，且签订合同时间在后，故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应以合同条款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为准，即届满日2012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止。故本案保证责任已经经过二年保证期间，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故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给付原告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190000.00元，利息279170.80元，本息合计469170.80元(暂计至2019年1月14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顺延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曹丽萍和王莹对刘畅涉案借款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8337.56元由被告刘畅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畅提供农村信用社就本案借款于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次起诉的卷宗，案号分别为（2014）桃山民商字第27号、（2016）黑0903民初1163号、（2018）黑0903民初990号。证明：三份完整的卷宗体现出，农村信社起诉后起诉状均没有送达给刘畅，既然没有送达的事实，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法律效果，尤其是2014年和2016年两次立案，均是以撤诉裁定的方式结案，一审法院以此三份裁定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经质证，信用社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三本卷宗恰恰说明了信用社到法院立案并且缴纳诉讼费，提供了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提供了在我行各被告的联系方式及工作单位，因与刘畅联系不上，我单位撤诉，达到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上诉人所证明的问题不能成立。七各保证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信用社没有向保证人主张任何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规定及黑龙江省高院诉讼时效适用原则，应当以送达为准。卷宗内的个人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保证借款承诺书中的保证期间，既有二年又有十年的约定。但是借款给付却晚于保证期间，先保证后放款。保证和放款应该同时，所以保证期间视为没有约定。另外，保证人均是有工作单位，但是法院没有给送达。上诉人农村信用社及被上诉人曹振国、刘泽明、杨凤林、姜兴东、曹丽娟、曹丽萍、王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刘畅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其一，刘畅上诉主张，其不是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且未收到案涉款项，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成立，且刘畅在原审庭审时陈述，是案外人姜兴军找其帮忙贷款，并自愿以其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并在“借款人”处签字，故一审认定刘畅系借款人并无不当。其二，涉案借款合同期限至2012年5月30日，农村信用社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借款到期后向刘畅下达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故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5月30日起起算。其三，农村信用社就涉案借款以刘畅、姜兴东、曹丽娟、杨风林、曹振国、刘泽明为被告于2014年5月7日向桃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以找不到案件相对人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2016年10月30日，农村信用社以刘畅、姜兴东、曹丽娟、杨凤林、曹振国、刘泽明为被告提起诉讼，后以庭外和解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2018年7月16日，农村信用社以刘畅、姜兴东、曹丽娟、杨凤林、曹丽萍、曹振国、刘泽明、王莹为被告提起诉讼，2018年9月21日，桃山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不在原告提供的地址居住，且原告提供不出被告具体居住地及联系方式为由，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驳回农村信用社起诉的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照该条款立法精神，权利人起诉后，在人民法院未送达或未告知相对人的情况下，权利人又撤诉的，应视为权利人选择了放弃公权力的救济途径，故不发生提起诉讼的效果，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中，农村信用社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三次起诉后至结案前，人民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各相对人，或人民法院以口头告知的方式将其已起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内容告知各相对人，故其2014年、2016年、2018年起诉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且因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具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其他事由，故自2012年5月30日至其本次2019年3月12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农村信用社主张刘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刘畅承担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其四，虽然农村信用社起诉刘畅超过诉讼时效，其对刘畅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但本案确因刘畅借款引起，故刘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自行负担。第二，关于本案所涉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涉案《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贷款核保书》约定十年的保证期间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出具核保书时间在前签订合同时间在后，故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应以合同条款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为准，即届满日2012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农村信用社在保证期间内未向保证人下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而且2014年5月7日农村信用社虽起诉，但以找不到案件相对人为由申请撤诉，人民法院未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各保证人，也没有以口头告知的方式将其已起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内容告知各保证人。农村信用社的起诉不产生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应认定农村信用社在保证期间内未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一审认定各保证人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原因系保证期间届满免除保证责任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一审判决各保证人不承担还款责任，该判决结果正确，二审予以认定。综上所述，农村信用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畅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桃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37.56元，由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675.12元，由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8337.56元，刘畅负担8337.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青涛审判员  刘 俐审判员  王桂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孙新欣书记员关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