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43号 原告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福贵，组长。 委托代理人巫世文，男，1946年7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原告巫世文，男，1946年7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原告巫世武，男，1946年12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原告巫世权，男，1948年9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原告张玉英，女，1948年9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委托代理人巫世文，男，1946年7月出生，上思县村民，住（巫世权和张玉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原告巫小泽，女，住上思县（潘寿兰之女，潘寿兰已故）。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蔡南秀，组长。 第三人蔡伟军，男，1942年7月10日出生，上思县村民，住。 委托代理人黄喜，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一村民小组和蔡伟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原告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二村民小组（简称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上政裁[2016]19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公想”山脚约5亩土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简称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和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县政府、市政府，以及第三人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一村民小组（简称北八一组）、蔡伟军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7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巫世文、巫世武，以及原告北八二组、巫世权、张玉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巫世文，被告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其贤、林日高，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振佳，第三人蔡伟军及其与北八一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喜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巫小泽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政府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一、北八一组与北八二组争议的“公想”山脚（北八一组又称禾堂岭脚，以下简称争议地）的四至界限为：东以现公想田垌西边的机耕路为界；南接现北八二组巫建泽蔗地；西接现北八一组蔡志泊的松木地；北靠近现蔡伟军老屋。面积约5亩。二、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各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在落实责任制分田到户以前，北八屯只有一个生产队，在1979年左右分为两个生产队即现北八一组与北八二组。在1968年，北八屯蔡伟军（**村民）在现争议地的北面兴建几间瓦房，即是所称的伟军老屋或伟君屋，并且一直居住至今。林业“三定”时，北八一、二组均主张山权，1983年1月13日，北八一组主张山林填有《山界林权审批表》和《牧场审批表》，该两表所载明的山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地。1983年11月11日，北八二组主张山林填有《山界林权审批表》，该表四至界线记载：“由巴律其以路为界线从公想生牛栏大排直到顶高堪岭顶，马胎与其关山森分界线”，结合2011年12月14日补充踏查图双方指认北八一、二组山场分界的事实看，争议地位于北八二组山场范围内。1982年5月25日，北八二组将属本组山场落实社员自留山填表上报，其中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为一户的《划定自留山审批表》与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人为共同一户颁发《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该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三个山名即“那窝、公想、公道”，四至界线“那窝左兼那明……公想伟君屋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玉英公想尾上第10份，面积16亩”，根据2011年11月15日现场勘查图和2011年12月14日的补充踏查中认定的事实，该自留山审批表和该证载明的三个山名中只有“公想”与争议地有关外，其他地名与争议地无关；“公想”山的界线“公想伟军屋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并不包含争议地。由于时过境迁，再加上多年生产经营的破坏，争议地及其附近已经不能保持当年划分自留山时的地貌，当年作为划分界线的那条“路”现已难觅踪迹，而且双方当事人对原那条“路”的位置未能一致认定，从而引起纠纷。三、蔡伟军户于1976年始在争议地内种植红薯、芋头等农作物；1992年改种植龙眼、柿子、三华李、沙梨等果树；2004年改种甘蔗并经营至2007年。2007年3月份，双方才对该地发生争执。四、2007年3月起，巫世文砍伐蔡伟军户在现争议地所种植的果树和翻挖甘蔗，蔡伟军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财产损害赔偿。上思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30日作出(2008)上民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巫世文赔偿蔡伟军户在该土地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损失17770元，该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五、在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为一户的自留山审批表和自留山使用证中，巫世权（巫世文胞弟）人口5人占5份；朱秀兰（已故，巫世权与巫世文之母）占一份；张玉英（巫世文之妻）人口5人占5份。划定自留山后，巫世权与张玉英也因生产需要而划分共同的自留山（包括朱秀兰的那一份自留山）各自经营，现巫世权户与张玉英户均在“公想”山分得自留山。现巫世文之子巫建泽在“公想”山种植甘蔗的土地与争议地相邻，面积约5亩，也是张玉英户在“公想”山分得的自留山部分。 县政府认为，争议地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均未划定归属。1968年，北八屯尚未分成北八一、二生产队（北八一、二组）时，蔡伟军户就开始在争议地邻近建房居住，并且从1976年始在现争议地种植农作物、果树、甘蔗至2007年，经营时间长达30年，期间均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故北八一组提出将争议地确权给其所有的主张，有事实与理由，县政府应当支持；对于北八一组要求巫世文停止一切侵权行为的事项不属于县政府的受案范围，北八一组应当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1979年北八屯分为现北八一、二组。林业“三定”时，北八二组将有关山名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不涉及争议地；同期，北八二组在划定给本组张玉英户的自留山审批表和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户11人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的“公想”山及界线“公想伟军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没有包含现争议地，而且张玉英户在2007年以前从来没有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实际也没有使用争议地。北八二组以林业“三定”时已划给张玉英户的自留山范围包含争议地为由而主张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与依据，本府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本府作出如下决定：争议地权属归北八第一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由蔡伟军户使用。根据本处理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原告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对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于2017年4月17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市政府认为，争议地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均未划定归属。1979年北八屯分为现北八一、二组。林业“三定”时，北八二组将有关山名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蔡伟军房屋及争议地都位于北八一、二组山场分界线的北八二组山场一侧；同期，北八二组在划定给本组张玉英户的自留山审批表和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户11人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的“公想”山及界线“公想伟军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不能确定包含争议地，且张玉英户在2007年以前从来没有主张争议地权属，实际也没有使用争议地。北八二组及巫世权等5户以林业“三定”时已划给张玉英户的自留山范围包含争议地为由而主张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与依据，本机关不予以支持。1968年，北八屯尚未分队时，蔡伟军户就开始在争议地旁建房居住，并且从1976年始在现争议地种植农作物、果树、甘蔗至2007年，经营时间长达30年，期间均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员在自留山和房前屋后及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竹木、果树，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子女有继承权。”因此，在林业“三定”时，争议地林木权属已经为蔡伟军户所有。2007年3月起，巫世文砍伐蔡伟军户在争议地种植的果树和翻挖甘蔗，蔡伟军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财产损害赔偿。上思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30日作出(2008)上民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巫世文赔偿蔡伟军户在该土地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损失17770元，证实蔡伟军户在2007年前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县政府根据上述事实并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确定争议地权属的理由充分，本机关予以支持。综上，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公想”山脚约5亩土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6]19号）。 原告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诉称，平福乡明旺村北八屯原是一个生产队，于1979年分为北八一组和北八二组。划分两组时，山林田地均划分清楚。“公想”山已明确划归北八二组所有。1983年北八二组依法将该山向村、乡县逐级审批，将该片山发包给巫世权、张玉英、潘寿兰、巫世武、巫世文等五户作自留山承包管理使用至今。当年北八一、二组进行划分山界林权时，是以蔡伟军现住屋后背众人来往之路分为分界线，路以上属北八二组，路以下属北八一组，此路是北八屯世代男女所走的路，从来没有改变，多年来，由于此路线是位于蔡伟军住屋背距约3米，近水楼台，蔡伟军长期施展蚕食鲸吞的手法，跨越界线路，侵占北八二组“公想”山才引起纠纷。北八二组拥有的“公想”山横亘的界线是以蔡伟军屋后背的历史老路为界，现在该老路仍横亘在那里给北八屯村民男女行走。县政府给巫世权等人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的“公想”山及界线是以蔡伟军屋后的历史过程中为界。请求：1、撤销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2、判令县政府将争议地“公想”山脚（面积约5亩）权属确权归北八二组集体所有，由巫世权等五户经营使用；3、判决确认争议的“公想”山是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颁发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共同一户《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内合法有效；4、判令蔡伟军停止对“公想”山争议地的一切侵权行为；5、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下列证据：1、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3、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1－4证明已多次处理。4、通知，县政府撤销上政裁[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通知。5、证明，北八二组组长身份证明。6－8、自留山审批表、自留山使用证和证明，证明公想山是北八二组的。9、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争议地四至范围。10、证明图，证明这地是争议地。 被告县政府辩称，本案发生争议后，县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组织争议双方实地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收集证据材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才作出本决定，程序合法，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驳回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辩称，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的诉讼请求，维持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据：1、申请书，北八一组申请确权。2、北八一组山界林权审批表，林业三定时，北八一组主张山林填表上报。3、北八二组山界林权审批表，林业三定时，北八二组主张山林填表上报。4、张玉英划定自留山审批表，北八二组落实自留山给张玉英。5、自留山使用证，县政府给北八二组巫时权、朱秀兰张玉英等户颁发的。6、送达回证及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当事人签收情况。7、踏查笔录，办案人员组织当事人实地指认山名和争议地范围。8、（2008）上民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巫世文赔偿蔡伟军、刘作秀的经济损失。9、调查笔录，向蔡伟东调查在1978年，北八屯分成两个生产队及蔡伟军在争议地建房和种植农作物情况。10、调查笔录，向何丰调查蔡伟军在争议地建房和种植农作物情况。11、调解笔录，办案人员组织当事人调解，但北八二组不参加，单方调解不成。12、调查笔录，向黄福贵调查北八屯分组情况，蔡伟军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情况。13、14、调查笔录，向巫世文和巫世武调查蔡伟军在在“公想”山脚建房及争议地情况。15、调查笔录，向何凤调查北八屯分组情况和蔡伟军在“公想”山脚建房情况。16、调查笔录，向刘作秀调查蔡伟军在“公想”山脚建房情况等。17、调解笔录，办案人员组织当事人调解情况。18、补充踏查图，办案人员组织相关人员实地指认山名和双方山场分界线。19、调查笔录，向巫世权调查蔡伟军建房情况及巫建泽经营本户在“公想”山内自留山情况。20、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1、通知，县政府撤销上政裁[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通知。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北八二组申请复议。2、上政裁〔2016〕19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当事人的复议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依法处理。4、行政复议庭笔录，依法组织当事人调解。5、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处理。 第三人北八一组、蔡伟军述称，同意县政府和市政府所作的书面答辩意见。首先，争议山在原北××生产队××前××1976年起就开始由蔡伟军户（含刘作秀）经营。这一事实，不仅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思县人民法院(2008)上民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证，而且黄福贵和巫世权以及何凤、何丰等人也都在调处时予以承认。其次，虽然巫世权等人共同一户持有《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从其内容看，该户自留山范围并不包含争议地。其三，张玉英在2007年以前从来没有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实际也没有使用争议地。在调处中，县政府已查明，现巫世文之子巫建泽在“公想”山种植甘蔗的土地与争议地相邻，面积约5亩，该土地是张玉英户在“公想”山分得的自留山部分。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北八一组、蔡伟军提交下列证据：1、证明书，2、声明书，马世钟和潘世兰证明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的证据8不真实。 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对县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5、14、15、18、20是真实的。证据7他们说不是争议地错误，一直有一条路。证据8是真的，但不承认。证据6、9、10、11、12、19不真实。证据13，我没有签名。证据16不知道是不是刘作秀的。证据17不记得是不是我签名。证据21的没有提到是不是争议地。 市政府对县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北八一组、蔡伟军对县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对市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证据全部是假的。 县政府对市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北八一组、蔡伟军对市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县政府对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7是真实的，无异议。证据8不是原来划分的。证据9是2009年划分的，没有分界线，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名，不能作为证据。证据10是在县政府作出4号决定后作出的，不能作为证据。 市政府对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与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北八一组、蔡伟军对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9，同意县政府的意见。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10的三性不认可。 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对北八一组、蔡伟军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以前的证明是生产队有几个人证明这份证据是他们写的。 县政府对北八一组、蔡伟军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同意第三人的意见。 市政府对北八一组、蔡伟军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同意第三人的意见。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 （一）、县政府提交证据1－5、14、15、18、20因当事人无异议，可以采纳。证据6是县政府在处理本案中的送达回证等，符合证据规定条件，证据7办案人员组织相关人员实地指认山名，确认争议地的范围，有各方当事人签名，可以采纳。证据8是上思县人民法院判决，与本案有一定关联，可以采纳。证据9－16、19是办案人员向证人和本案当事人调查的笔录，程序合法，可以采纳。证据17是办案人员组织当事人调解，有当事人签名，可以采纳。证据21是县政府作出的通知，该通知与本案有关联，可以采纳。 （二）、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5是其根据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对本案进行立案、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以及县政府和市政府对本案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证据规定，予采纳。 （三）、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提交证据1－5，各当事人无异议，可以采纳。证据6、7与本案有关联，可作为参考。证据8的大部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定条件，不予采纳。证据9没有分界线和没有当事人签名确认，不予采纳。证据10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 （四）、北八一组、蔡伟军提交的证据，因证明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一、北八一组与北八二组争议的“公想”山脚（北八一组又称禾堂岭脚）的四至界限为：东以现公想田垌西边的机耕路为界；南接现北八二组巫建泽蔗地；西接现北八一组蔡志泊的松本地；北靠近现蔡伟军老屋。面积约5亩。二、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各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在落实责任制分田到户以前，北八屯只有一个生产队，在1979年左右分为两个生产队即现北八一组与北八二组。在1968年，蔡伟军在现争议地的北面兴建几间瓦房，即是所称的伟军老屋或伟君屋，并且一直居住至今。林业“三定”时，北八一、二组均主张山权，1983年1月13日，北八一组主张山林填有《山界林权审批表》和《牧场审批表》，该两表所载明的山名及四至界线未涉及争议地。1983年11月11日，北八二组主张山林填有《山界林权审批表》，该表四至界线记载：“由巴律其以路为界线从公想生牛栏大排直到顶高堪岭顶，马胎与其关山森分界线”，结合2011年12月14日补充踏查图双方指认北八一、二组山场分界的事实看，争议地位于北八二组山场范围内。1982年5月25日，北八二组将属本组山场落实社员自留山填表上报，其中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为一户的《划定自留山审批表》与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人为共同一户颁发《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该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三个山名即“那窝、公想、公道”，四至界线“那窝左兼那明……公想伟君屋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玉英公想尾上第10份，面积16亩”，根据2011年11月15日现场勘查图和2011年12月14日的补充踏查中认定的事实，该自留山审批表和该证载明的三个山名中只有“公想”与争议地有关外，其他地名与争议地无关；“公想”山的界线“公想伟军屋背上兼界何祥，伟君屋背以路为界”，不能确定包含争议地。由于时过境迂，再加上多年生产经营的破坏，争议地及其附近已经不能保持当年划分自留山时的地貌，当年作为划分界线的那条“路”现已难觅踪迹，而且双方当事人对原那条“路”的位置未能一致认定，从而引起纠纷。三、蔡伟军户于1976年始在争议地内种植红薯、芋头等农作物；1992年改种植龙眼、柿子、三华李、沙梨等果树；2004年改种甘蔗并经营至2007年。2007年3月份，双方才对该地发生争执。四、2007年3月起，巫世文砍伐蔡伟军户在现争议地所种植的果树和翻挖甘蔗，蔡伟军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财产损害赔偿。上思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30日作出(2008)上民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巫世文赔偿蔡伟军户在该土地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损失17770元，该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五、在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为一户的自留山审批表和自留山使用证中，巫世权（巫世文胞弟）人口5人占5份；朱秀兰（已故，巫世权与巫世文之母）占一份；张玉英（巫世文之妻）人口5人占5份。划定自留山后，巫世权与张玉英也因生产需要而划分共同的自留山（包括朱秀兰的那一份自留山）各自经营，现巫世权户与张玉英户均在“公想”山分得自留山。现巫世文之子巫建泽在“公想”山种植甘蔗的土地与争议地相邻，面积约5亩，也是张玉英户在“公想”山分得的自留山部分。 本院认为，北八一组与北八二组都主张对争议地的权属，但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县政府在各时期颁发的相关权属的凭证。北八二组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户的自留山审批表，以及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户11人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按规定可以作为土地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参考，但北八二组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山林土地的四至界线不涉及到争议地。关于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户的自留山审批表和县政府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户11人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的山林地名及四至范围是否包含争议地问题，经县政府办案人员组织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按规定程序进行实地调查、勘验、制作笔录和绘制争议区域图，不能确定包含争议地。而蔡伟军从1968年开始在争议地建房居住，并在争议地长期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县政府根据事实和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将争议山确权给北八一组正确。因此，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请求撤销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是不服土地使用权处理决定纠纷，而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请求判决县政府将争议地“公想”山脚（面积约5亩）权属确权归北八二组集体所有，由巫世权等五户经营使用，请求判决确认争议的“公想”山是1985年3月31日县政府颁发给巫世权、朱秀兰、张玉英等共同一户《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内合法有效，以及请求判令蔡伟军停止对“公想”山争议地的一切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对其上述请求不予审理，应予驳回。 综上，北八二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全部诉讼请求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19号行政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县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二村民小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平福乡明旺村北八第二村民小组、巫世文、巫世武、巫世权、张玉英、巫小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传亿 审 判 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