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4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匠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16号润龙商务大厦之6F601、602房。法定代表人：程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琳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奋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治法，男，197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玉，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匠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匠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治法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匠创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匠创公司无需向朱治法支付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2.判令朱治法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朱治法因与匠创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9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9]74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匠创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朱治法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二、驳回朱治法的其他仲裁请求。匠创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因对仲裁裁决不服，匠创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成讼。朱治法与匠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朱治法在匠创公司的工作岗位是总经理，双方对仲裁裁决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朱治法于2018年11月30日因个人原因向匠创公司申请离职，匠创公司无需向朱治法支付经济赔偿金，匠创公司无需向朱治法支付加班费的情况，双方均无异议。匠创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程建。2018年2月2日，程建（甲方）与朱治法（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中明确朱治法入职匠创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朱治法的职责包括：1.全面负责商业项目的建立、定位、营销策略及日常管理；2.负责招商策略、制定公司战略规划、经营目标和经营计划；3.孵化项目，整合各方资源，搭建增值服务体系并进行商业运作；4.对招商工作开展进行运筹管理、协调和推进，带领团队完成各项任务指标；5.建立公司组织体系和业务体系，负责高层管理团队的建设，选拔中高层管理人员，审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6.根据公司总体发展需要，完成年度客户开发计划。合作协议书载明了乙方的每月稳定收入为25000元，乙方每月交给原告5000元作为出资金，甲方另外支付乙方每月1000元作为生活补贴。匠创公司主张朱治法是公司总经理，员工招募及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朱治法的工作职责范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朱治法。且匠创公司与朱治法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应视为匠创公司与朱治法之间已经签订劳动合同。匠创公司主张朱治法的每月工资为25000元，生活补贴1000元，全勤奖100元，并非仲裁裁决认定的月均工资26100元。朱治法对原任职单位武汉合缘国建劳务有限公司进行诉讼，进行了三次不同劳动争议起诉和一次民间借贷诉讼，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匠创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2.合作协议书；3.董事协议书；4.离职手续办理表；5.退股协议书；6.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原告按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内容实际履行，按期向被告支付工资；7.网页截图（2017年招聘情况），证明被告任总经理的职责包括人事管理职责；8.（2017）鄂0192民初29号一审判决书打印件；9.（2017）鄂0192民初2021号一审判决书打印件；10.（2017）鄂01民终7945号二审判决书（对应2021号案）打印件；11.（2018）鄂01民终4170号二审裁定书（对应案外4652号案）打印件；12.（2017）鄂0192民初2595号一审判决书（民间借贷）打印件；13.11月工资明细，证明被告月均工资为25000元，每月1000元为原告发放的生活补助，另外100元为全勤奖，不属于工资范畴。14.（2017）辽0112民初3756号一审民事判决书打印件，证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协议实质上以书面形式固定了劳动用工关系，并具备了劳动合同的一般要件，已实现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功能。朱治法对以上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不能代表劳动合同，不能视为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朱治法离职的原因是被降薪，且降了1万元，朱治法是在此情况下不同意才被离职；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发放的工资情况和退回股金的情况都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7三性不确认，该证据也没有说明朱治法有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对证据8、9、10、11、12三性无法确认，朱治法是曾经因为工伤问题与单位存在劳动争议纠纷，且这几份判决书都是同一个用人单位，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证据13三性无法确认，朱治法只是转账收到工资，所谓的全勤奖和有关补助等应该属于工资的收入范围；朱治法认为证据14与本案无关，是案外人的一个判决书，本案与该案件不具备相似性，不能作为参考。朱治法主张其与匠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不能代表劳动合同，不能视为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且朱治法的职务不包括签订劳动合同，朱治法月均工资为26100元。朱治法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以下证据：1、工作证，证明朱治法是匠创公司的员工，与匠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对账单，证明工资的收入情况；3、收据复印件，该证据证明朱治法当时有向匠创公司交纳费用，而且交纳的费用已退回。银行对账单的最后一笔是匠创公司退回朱治法所交纳的费用。朱治法实际上每月工资是26100元，工资转账的时候每月少了5000元，是作为向公司交纳出资金。匠创公司对证据1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也证明了程建受匠创公司的委托按照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的内容向朱治法发放25000元的税后工资，并且还支付了生活补贴1000元、全勤奖100元，但生活补助和全勤奖不属于工资的范畴；对证据3三性予以确认，匠创公司每月从朱治法处扣除5000元的董事出资金，并在其离职时一次性交付给朱治法，双方对此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朱治法向匠创公司提供劳动，受匠创公司管理，并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关于仲裁裁决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朱治法于2018年11月30日因个人原因向匠创公司申请离职，匠创公司无需向朱治法支付经济赔偿金，匠创公司无需向朱治法支付加班费的情况，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照准，确认匠创公司与朱治法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1月30日。关于月均工资问题，匠创公司主张朱治法月均工资为25000元，朱治法对此不予确认，而匠创公司亦未提供工资表证明其主张。根据双方确认的工资流水及朱治法每月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向匠创公司支付的5000元作为出资金的事实，匠创公司的平均工资应按每月应发工资金额计算，经核算被告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26100元。关于二倍工资的问题。匠创公司主张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属于朱治法的工作职责范围，匠创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网页截图（2017年招聘情况）均不足以证明匠创公司主张的朱治法的职责范围包括管理订立所有员工含自己在内的劳动合同。匠创公司又主张程建与朱治法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应视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匠创公司应支付朱治法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如下：一、确认匠创公司与朱治法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1月30日；二、匠创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治法支付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三、驳回匠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匠创公司负担。判后，匠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2.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问题，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符合劳动合同的本质特征，应视为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合作协议书》、《董事协议书》约定不全面，应承担重新协商、另行改正的责任，而非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支付的责任。三、被上诉人朱治法入职上诉人处任职总经理，其本身职责既是有职权和责任为各个员工包括其本人在内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履行这一职责。四、即使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差额，也应按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25000元计算，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月均工资为26100元错误。朱治法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的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朱治法为证实其曾多次向匠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建提出过签订劳动合同，提供了陈某和的杨茂军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为“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公司新聘主管经营的总经理朱治法的带领下，本人曾多次向朱总及公司董事长程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直至本人离职没有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朱治法总经理无权决定签署劳动合同事宜。”其中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表示，其于2017年7月20日入职匠创公司，一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朱治法于2017年底入职，其也向朱治法申请过签订劳动合同。至于朱治法有没有向公司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其没有权利知道。匠创公司对此质证认为：1.朱治法在二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2.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证言的内容自相矛盾，一方面称朱治法无权决定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宜，一方面又称多次向朱治法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证人陈某在另案中起诉了上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效力，应不予采纳。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对于原审判决确认匠创公司与朱治法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匠创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朱治法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匠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包括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匠创公司没有与朱治法签订劳动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但朱治法作为匠创公司的总经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朱治法与匠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已约定朱治法的职责其中包括全面负责商业项目的建立、定位、营销策略及日常管理。朱治法主管匠创公司的全部工作，也包括劳动合同、人事管理等，其本身对于匠创公司的不规范用工行为负有提醒、督促和管理的职责。虽然朱治法主张其曾向匠创公司提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朱治法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向匠创公司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并遭到拒绝，故朱治法明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不督促匠创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就是一种失职，其应当承担个人过错产生的不利后果，故对于朱治法要求匠创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匠创公司支付朱治法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1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110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广州市匠创贸易有限公司无需支付朱治法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700元。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10元，均由朱治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殷涛审判员  肖逸思审判员  陈少波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甄新顺谭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