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立军，男，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资中市人，住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寿亭，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仿，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飚，男，196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公司职工，住武汉市东西湖区（户籍地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曾立军因与被上诉人徐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立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判令徐飚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2017年3月15日的《购房协议》、2018年8月12日的《协议书》法律定性是错误的，对该两份协议之间的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一）一审判决对2017年3月15日的《购房协议》法律定性是根本错误的。1.涉案《购房协议》指明的标的物的就是“小产权房”，不是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房。该《购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徐飚是存在过错的。2.从涉案《购房协议》的物权角度，房屋的权利属于涉案村委会，并不属杨国华。杨国华和徐飚之间所签订的《购房协议》是无处分权人签订的，是没有效力的。说明徐飚对《购房协议》的最终没有生效，也是存在过错的。3、曾立军是涉案《购房协议》的担保人。主合同买卖房屋的部分不生效，从合同当然属于无效的。(二）一审判决对2018年8月12日的《协议书》法律定性是错误的。1.2018年8月12日的《协议书》，虽然其签订人是曾立军和徐飚，但是《协议书》也首先表明了曾立军是第一份《购房协议》的担保人。2.2018年8月12日的《协议书》的法律基础是2017年的涉案《购房协议》。第一份《购房协议》无效，担保人曾立军不需要承担所谓的担保责任。二、一审判决对责任分配没有贯彻公平原则。对《购房协议》以及从属《协议书》的无效，徐飚也存在明显的过错。一审判决完全没有提及，而将所有的过错责任归于曾立军这个担保人。三、本案件具有依法应该中止审理的情节。杨国华因本案涉及涉嫌诈骗犯罪，请求贵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将本案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综上所述，发回重审。徐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立军向徐飚返还购房款3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曾立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曾立军介绍，徐飚于2017年3月15日与案外人杨国华签订《购房协议》一份，载明：“现有珊瑚苑小区房屋一套，面积123平方(米)，包过户，包两年物业，包燃气、水电表费，现卖给徐飚。房款总计450,000元整，其中首付300,000元，余款150,000元等签订购房合同后付清。卖房人杨国华。此协议等签订合同后失效。备注：（此房合同由村委会跟买房人签订购房合同，房屋楼层以7楼为准），非西边，签订日期为5月10日左右”。徐飚、杨国华、曾立军分别在该协议上买房人、卖房人、担保人处签名。同日，徐飚向杨国华转款210,000元，2017年3月16日，徐飚再次向杨国华转款90,000元，履行了支付房屋首付款300,000元的义务。徐飚未能于2017年5月10日左右与村委会签订购房合同，遂与杨国华联系，但无法联系上杨国华，之后徐飚又与曾立军联系，曾立军称其也无法联系上杨国华。2018年8月12日徐飚（甲方）与曾立军（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2017年3月15日在乙方的担保下，甲方与先峰村珊瑚小区开发商杨国华签订了购房协议，杨国华将武汉市青山区先峰村抵欠工程款的珊瑚苑小区一套123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卖给甲方，房屋总价450,000元整(其房屋包过户、包两年物业费、包燃气表及水电表费),首付300,000元可提前选择房型及楼层，待与产权方先峰村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交付房屋后再付清余款。首付当天通过农业银行转账支付85,000元，建设银行转账支付125,000元，次日在华夏银行转账支付90,000元，共计转款支付给杨国华300,000元整。当时说最迟在2017年5月10日左右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交房，后来在交房前多次联系售房人杨国华，但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此事及时返（反）馈给了担保人乙方，乙方叫甲方放心等待，说他经常跟杨国华在一起，购房之事不会有任何问题，临近交房期乙方说房屋的电力增容报装之事尚未解决，交房时间可能要延期至2017年7月份左右，但直至2017年9月底还没有解决。此过程中杨国华的电话始终未能联系上，从关机到查无此号，发现杨国华手机销号后感觉事态严重，当时由外地赶回武汉找到担保人乙方，乙方才说杨国华失联了，等40天后如还联系不到杨国华就报案。但购房之事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如实在找不到杨国华或购房之事得不到解决，乙方许诺在他的房屋拆迁还建时给一套8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给甲方，乙方自愿负责对杨国华采用法律起诉或其他形势（形式）追讨，甲方积极配合乙方。时至今日乙方的房屋未能拆迁还建，购房之事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后如下一致意见：1.乙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自己房屋拆迁的还建房中(位址距市中心与珊瑚小区距市中心距离相仿)按甲方与杨国华签订的协议总价450,000元整给一套不低于80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作为对甲方的补偿，交房及产权房合同签订完成后付清余款150,000元整即可；2.交房期限定为2018年12月30日之前，如还不能按期交付，乙方愿意替杨国华偿还甲方己交购房款300,000元整，并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徐飚、曾立军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现曾立军既未向徐飚交付房屋，也未向徐飚返还300,000元购房款，徐飚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曾立军于2019年3月1日以杨国华涉嫌合同诈骗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报案，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于2019年11月19日向曾立军送达立案告知书，载明：杨国华合同诈骗案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现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徐飚与案外人杨国华、曾立军签订的《购房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曾立军在该购房协议担保人处签名，其应对杨国华的售房行为承担担保责任。徐飚、曾立军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对曾立军履行担保责任做出的重新约定，徐飚、曾立军之间已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原担保法律关系亦同时解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徐飚、曾立军均应按该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协议约定：曾立军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自己房屋拆迁的还建房中按徐飚与杨国华签订的协议总价450,000元整给一套不低于80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作为对徐飚的补偿，交房及产权房合同签订完成后付清余款150,000元即可；交房期限定为2018年12月30日之前，如还不能按期交付，曾立军愿意替杨国华偿还徐飚己交购房款300,000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该协议说明曾立军愿意代杨国华向徐飚交付一套房屋，如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无法交付房屋，则代杨国华返还购房款300,000元。曾立军未能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向徐飚交付房屋，曾立军应代杨国华向徐飚返还购房款300,000元，曾立军至今未返还购房款300,000元，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曾立军除应向徐飚返还购房款300,000元外，还应向徐飚支付利息损失，徐飚、曾立军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故徐飚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徐飚支付利息损失。协议书约定：交房期限定为2018年12月30日之前，如还不能按期交付，曾立军愿意替杨国华偿还徐飚、己交购房款300,000元，故曾立军应从2018年12月31日起向徐飚支付利息损失，故徐飚诉讼请求中超出此时间段计算的利息，不予支持。曾立军履行返还购房款300,000元及利息的义务后，有权向杨国华追偿。曾立军请求撤销徐飚、曾立军及杨国华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购房协议及徐飚、曾立军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从徐飚、曾立军提交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徐飚、曾立军及杨国华签订的购房协议及徐飚、曾立军签订的协议书并不具备上述可撤销的情形，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一年，徐飚、曾立军及杨国华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购房协议，徐飚、曾立军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协议书，现曾立军请求撤销该两份协议，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故对曾立军的该请求，不予支持。曾立军辩称杨国华因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罪，杨国华合同诈骗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诉争合同的效力，故请求裁定中止审理本案，将本案犯罪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一审法院认为，杨国华涉嫌犯罪并不影响徐飚、曾立军与杨国华签订的购房协议效力，亦不影响徐飚、曾立军签订的协议书效力，并不会导致两份协议无效，故公安机关对杨国华的刑事侦查结果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无须中止审理，故曾立军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曾立军辩称其不是主合同的当事人，是从合同（担保合同）的当事人，本案所涉主合同是否有效需要杨国华到案质证。主合同效力未定，从合同的效力难以评价，一审法院认为，曾立军在购房协议上担保人处签名，说明其对协议内容是充分了解的，其对该购房协议的真实性也不持异议，且该购房协议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无须杨国华到庭质证后才能确认是否有效，故曾立军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徐飚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曾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飚返还购房款300,000元；二、曾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飚支付利息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徐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徐飚负担300元，由曾立军负担2,600元；保全费2,270元由曾立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曾立军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曾立军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曾立军对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所涉的用还建房履行与徐飚之间的担保责任，曾立军对该还建房是无权处分的，相关约定也是无效的。经质证，徐飚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曾立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使民事行为应当承认民事责任，且曾立军与其配偶是利益共同体，即便曾立军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曾立军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徐飚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7年3月15日，徐飚与案外人杨国华、曾立军签订《购房协议》后，徐飚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曾立军明知杨国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仍与徐飚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也记载了徐飚多次联系售房人杨国华，但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将此事及时返（反）馈给了担保人曾立军，曾立军叫徐飚放心等待，说他经常跟杨国华在一起。2017年9月，曾立军才说杨国华失联了，曾立军还说等40天后如还联系不到杨国华就报案等情况，说明曾立军与徐飚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协议书时已经清楚杨国华已经失联，自己已经等了40天后还联系不到杨国华的情况下与曾立军签订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应为有效协议。曾立军认为徐飚有过错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曾立军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杨国华不是徐飚、曾立军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杨国华涉及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不影响徐飚、曾立军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合同效力，曾立军以此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曾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红审判员  方 红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一凡书记员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