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7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礼，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泓利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隆城街4-3号楼2单元601号。法定代表人：徐昕，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鑫，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生，男，196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鑫，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爱民，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鑫，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礼因与上诉人抚顺泓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礼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上诉人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鑫、刘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礼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辽04民初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利息给付按实际入账日期开始计算；3.泓利公司、宋爱民、孙文生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利息给付起始时间不准确。按照董礼与孙文生、宋爱民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董礼投入的3500万元人民币由泓利公司使用，投入资金按实际入账日期计算利息，月息1分。一审判决利息给付时间是从2016年5月1日起开始计算，显然与董礼与孙文生、宋爱民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约定的利息给付时间不一致，损害了董礼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董礼认为一审判决对利息给付起始时间确有错误，依法支持董礼的上诉请求。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三方共同辩称，董礼与孙文生、宋爱民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未实际履行，董礼至今是泓利公司的股东，无董礼所说的利息一说。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礼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礼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一）2015年6月5日董礼与孙文生、宋爱民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未实际履行，董礼至今仍是泓利公司的股东。1.在一审庭审笔录第六页中董礼的代理人明确表示：“关于借款协议问题，因为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确实宋爱民找到董礼说经营出现了困难看能不能帮着解决一下。那么董礼也想如果不帮着解决这些事，那么他前期的投入资金回款比较慢，所以犹豫再三他确实回去一段时间，如果合作的行，就把原协议废止。但后来跟宋爱民合作期间双方分歧较大，经营理念不一致。所以董礼就没有跟孙文生、宋爱民签订废止投资转让协议书，所以在6月份左右回去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间确实在经营书签了一部分手续。但不能证明董礼恢复了原来的投资人身份，而且仅限一个月左右，从董礼提供的证据从15年到19年已经四年时间，这四年是不是董礼都参与了经营，如果确实都参与了，承认董礼恢复股东身份。”根据董礼诉讼代理人的上述陈述可知，其承认董礼在《投资转债协议书》签订之后回到公司参与过公司经营，而且时间仅限一个月左右，如果合作的行《投资转债协议书》废止。根据我方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在后续2016年董礼在公司对经营性合同文件、资金申请表、对外借款协议中以股东的身份签字；在2017年1月9日还持续向泓利公司注入资金；同时根据《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在2017年6月17日董礼参与了泓利公司的股东分红，并实际取得分红房产。因此，结合董礼方关于废止《投资转债协议书》的自认及我方一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投资转债协议书》因已经由董礼、孙文生、宋爱民达成合意予以废止。孙文生、宋爱民已完成了双方对《投资转债协议》书合意不再履行的举证义务，董礼不能仅凭一份已经废止的协议进行起诉，董礼应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2.一审庭审时董礼方要求证人崔某到庭欲证明董礼与崔某一样已退出泓利公司，只不过没有办理退出登记，仅是在公司工商登记事宜上签字。但董礼所签署文件的性质与崔某退出公司后所签署文件的性质完全不同，董礼所签署的文件不仅包括公司经营过程中日常工程所需合同文件、公司对外借款，而且2017年继续向泓利公司注资并参与股东分红。崔某的证人证言恰好能够证明崔某签署的文件仅是用于工商登记文件，而董礼是真正行使了股东权利。综上，《投资转债协议书》签订后，经由董礼、孙文生、宋爱民之间达成合意终止履行，董礼重新恢复股东身份，现董礼拿出此份已经废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进行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董礼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董礼作为泓利公司的发起人，案涉款项为其对泓利公司的投资款，《投资转债协议书》违反公司章程及公司法关于不得随意抽逃的规定。根据董礼一审时起诉状的诉讼请求要求将董礼投入泓利公司的投资款转为对泓利公司借款。根据泓利公司的章程，并没有关于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规定。另外，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回购股权的几种情况，《投资转债协议书》的情形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收购股权的事由。因此，此份协议因违反章程及法律规定而无效，同时又因当事人合意终止履行而不具有约束力。同时，在一审庭审中，董礼又主张《投资转债协议书》为董礼、孙文生、宋爱民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但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股权转让的比例，也没有约定孙文生、宋爱民各自应向董礼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因此无论是从协议书的字面意思、行文逻辑上，还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投资转债协议书》都不应该被解释为是股权转让协议。从董礼起诉至一审庭审可以看出，董礼的诉请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投资转债协议书》不能对其提供证据支撑。二、一审法院未在董礼主张权利的范围内进行判决，属重大程序性错误。在一审庭审笔录第7页董礼的诉讼代理人陈述：“我们认为实际上《投资转债协议书》应当是权利转让方董礼，受让方是孙文生和宋爱民，……我们认为还款主体是孙文生和宋爱民，因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非常清楚。借款人是孙文生、宋爱民，债权人董礼。”通过董礼诉讼代理人的陈述以及在庭审时一直强调协议属于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可知，其认为本案为孙文生、宋爱民与董礼之间的纠纷。但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将泓利公司作为承担还款义务的主体之一，属于超出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范围内的判决，是严重的程序违法。同时一审法院对董礼投资金额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依法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的情况下，未要求董礼出庭查明案件事实，在程序上存在瑕疵。董礼利用已经作废的《投资转债协议书》进行诉讼，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作为受害方，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有权要求董礼签署诚信保证书，保证董礼及其诉讼代理人如实向法院反映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已作废的《投资转债协议书》作出判决，已经严重侵害了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有失公允，使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无法信服法律的公正性。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提交的证据已经完全可以证明《投资转债协议书》已经由各方达成合意废止，董礼现仍为泓利公司股东。同时一审法院也存在重大程序性错误。故本案无论是在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还是在程序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董礼辩称，不同意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董礼作为诉讼原告，其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权限是特别代理，所以一审未出庭符合法律规定，并非没有参与庭审，董礼在法院多次调解时都出庭参与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没有形成调解协议，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无需董礼出庭。董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给付董礼322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董礼对抵顶的房产有优先受偿权；3.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5日，泓利公司成立，营业期限从2013年10月15日至2033年10月14日，工商登记显示公司的股东有三个自然人股东：崔某、董礼、孙文生，注册资本800万元。公司章程记载董礼于2013年10月10日以货币形式出资320万元，孙文生于2013年10月10日以货币形式出资240万元，崔某于2013年10月10日以货币形式出资240万元。2015年6月5日，董礼、孙文生、宋爱民签订《投资转债协议书》，协议书记载：一、董礼自愿退出股东会及投入的全部股份，取消其股东身份，不再参与企业经营与管理。二、董礼计划投入3500万元人民币（其中有160万元应收账款由郎志文负责收回并投入泓利公司），现实际已投入3040万元，剩余252.50万元董礼于2015年6月末之前全部到齐。三、董礼投入的3500万元人民币由泓利公司使用，投入资金按实际入账日期计算利息，月息1分。四、还款方式：1.2016年5月1日还款500万元；2.2016年10月1日还款2000万元；3.2016年12月31日还款1000万元；4.投入资金利息以山语墅25号楼106号联排别墅房屋进行偿还，房价以每平6000元计算，多退少补。5.如2016年12月31日资金未全部还清，如不能还清余款，剩余资金投入按年息3分计算利息。借款人处孙文生、宋爱民签字，债权人处董礼签字，泓利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协议签订后，董礼在公司相关的经营性凭证上也进行了签字。2013年12月20日，董礼通过银行给泓利公司转账1915万元，后董礼陈述，泓利公司转回100万元；2014年7月24日，董礼通过银行给泓利公司转账180万元；2014年8月7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80万元；2014年11月21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180万元，2015年1月8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200万元；2015年1月13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180万元；2015年3月27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137.5万元；2015年4月29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150万元；2015年5月13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50万元；2015年6月18日，董礼给泓利公司转账252.5万元；以上款项合计3225万元。上述款项的《专用收款收据》记载收款事由为投资款。庭审中，董礼称《投资转债协议书》的第四项并未履行，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也不否认。2017年6月17日，董礼签字确认了《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根据2017年本项目房源成交均价，分别选定三套别墅归为私有。现房屋已经实际分割完毕。另查明，2014年3月10日，董礼、孙文生、宋爱民、崔某及泓利公司签订《“尚品桃源”项目股东会决议》（即本案的山语墅项目），约定该项目由董礼、孙文生、宋爱民、崔某四人参股组建，投资总额共计7000万元，并约定了董礼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金额2000万元，出资比例28.57%；孙文生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金额2000万元，出资比例28.57%；宋爱民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金额2000万元，出资比例28.57%；崔某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金额1000万元，出资比例14.29%。并约定按照投资人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并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如需增加投资，四股东按上述投资比例追加出资。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在答辩中称，因经营需要，董礼追加投资额至3375万元，孙文生共投入4090万元，其中3650万元为投资款，其余为向公司借款。截至2019年1月，宋爱民以投资款或借款名义支付泓利公司5710万元。董礼并不否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上述陈述。另查明，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在答辩中称，2015年，崔某对其股权进行了转让，其中宋爱民出资100万元，董礼、孙文生各出资80万元，并退出股东身份，但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董礼并不否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上述陈述，崔某在庭审中证实了上述说法。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董礼提交的《投资转债协议书》、泓利公司财务月报表、律师函、崔某的证人证言；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提交的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投资选房情况说明》、变更手续、章程修正案、借款协议、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及股东会决议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是否应给付董礼所主张的3225万元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2015年6月5日，各方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在董礼按照约定履行交付款项义务的情况下，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也应该遵守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抗辩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以及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凭出资或认购股权获取股东资格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所出资或认购股权应为公司注册资本合法有效的组成部分，那些并非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或者股权认购，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资与认购股权；应有有效证明。从本案来看，董礼陈述其交付给泓利公司的款项3225万元中，有320万元属于投入泓利公司的注册资金，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也不否认董礼投入的320万元注册资金到位，故董礼要求将该320万元注册资金以借款的形式要求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偿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至于剩余款项2905万元，董礼要求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偿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董礼提交了2015年6月5日签订的《投资转债协议书》以及多次向泓利公司转账的凭证，泓利公司也不否认收到款项，故董礼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予支持。关于董礼主张按照月利息2%计算的主张，由于《投资转债协议书》中约定月息1分，故一审法院支持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即从2016年5月1日开始计算，计算至给付之日止。故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应以2905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按照年利率12%计算。关于逾期利息，各方在协议中约定按年息3分计算，但董礼诉讼请求是按照月利率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按照约定年利率3%计算。至于各方在《投资转债协议书》中还款方式中的第4项约定，投入资金利息以山语墅25号楼106号连排别墅房屋进行偿还，房价以每平6000元计算，多退少补的问题，由于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并未按约定履行，故依法先予裁判，待各方履行时再行协商。关于董礼主张对抵顶的房产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各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投入资金利息以山语墅25号楼106号连排别墅房屋进行偿还，但董礼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产的抵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董礼主张对案涉房屋的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给付董礼2905万元；二、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给付董礼以2905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5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三、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给付董礼以2905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四、驳回董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300元，由董礼负担58,575元，由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承担175,725元；保全费5000元由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根据抚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1月8日出具的《抚顺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记载，案涉“尚品桃源”项目（即山语墅）建设单位为泓利公司，该工程开工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竣工验收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该工程符合竣工验收备案规定，已予以备案。董礼、孙文生、宋爱民及崔某四人于2014年3月10日签署《“尚品桃源”项目股东会决议》时，宋爱民并非泓利公司股东。根据董礼、宋爱民、孙文生自认及崔某证实，在“尚品桃源”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崔某转让260万元股权并退出泓利公司经营管理，其中转让给宋爱民100万元股权、董礼及孙文生各80万元股权，上述转让未办理股权登记变更手续，且四方陈述转让股权与崔某登记持股240万元股权相差20万元股权。董礼、宋爱民及孙文生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后，对董礼持有的320万元股权转让事宜并未明确约定，泓利公司注册资金及登记股东均未发生变更。2016年4月28日，李秀莉（与董礼夫妻关系）与泓利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商品房坐落抚顺市顺城区永城某街某楼，单价6000元，付款方式为买受人一次性交付全部价款共计1,422,060元。2016年5月10日，泓利公司给李秀莉开具《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并记入应收账款1,422,060元。2017年9月21日，杜继涛与泓利公司签署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抚顺市顺城区永城北街25-4号楼1单元201号商品房及8、9、10号库房，泓利公司给杜继涛开具四份《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价款总计866,426元，并记入应收账款（董礼顶账房款）。2017年9月23日，华政茂与泓利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抚顺市顺城区永城北街25-6号楼1单元502号商品房，泓利公司给华政茂开具《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价款总计642,620元，并记入应收账款（董礼顶账房款）。2018年2月13日，泓利公司通过锦州银行抚顺分行营业部向董礼付款119,218元，记账凭证摘要为投资款（选房）。上述事实经与董礼签字确认的《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内容核对，除其中记载25号楼106室单价9000元、总房款2,133,090元与买卖合同不符外，其他内容均一致。针对上述款项，因诉辩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款项性质不同，且另有债权债务关系，故均未提出在本案审理的诉讼标的额中予以冲抵。案涉《投资转债协议书》签署后，董礼、孙文生、宋爱民又分别向泓利公司出借款项，董礼后续借款事实不再本案审理范围之内。经查，董礼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给付利息起始时间为2016年5月1日。上述事实有《抚顺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尚品桃源”项目股东会决议》《投资转债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足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依据《投资转债协议书》约定，判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给付董礼2905万元及相应利息是否正确。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案涉《投资转债协议书》是否已经当事人合意予以废止的问题。二审期间，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上诉主张，依据董礼在签署协议书后又参与泓利公司经营管理，与孙文生、宋爱民共同取得股东分红，以及签署协议书后仍持续向泓利公司注入资金等事实，应认定案涉《投资转债协议书》已经各方合意不再履行予以废止。对于以上三方面事实，其一，对董礼在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后又参与泓利公司经营管理一节。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一审期间提交证据，证明在2016年6月至9月期间，董礼在泓利公司《合同审批表》《资金申请表》等审批手续上以负责人身份签字，董礼实际履行了股东职责，转债协议书已经合意废止。对此事实，董礼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质证时并未予以否认，但同时陈述，因宋爱民找到董礼说经营出现了困难看能不能帮着解决一下，董礼也想如果不帮着解决这些事，他前期的投入资金回款比较慢，所以犹豫再三确实回去一段时间，如果合作的行，就把原协议废止，但后来跟宋爱民合作期间双方分歧较大，经营理念不一致，所以董礼就没有跟孙文生、宋爱民签订废止《投资转债协议书》的协议。该质证意见为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记载，亦为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上诉提及理由。现对董礼在2016年6月至9月间又参与泓利公司经营管理事实可以认定，但诉辩双方对董礼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目的及事实过程各执一词，显存争议，且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诉辩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二、对董礼与孙文生、宋爱民是否依《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载明事项取得股东分红一节。经二审查明，董礼于2017年6月17日在案涉《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上签字确认。针对该选房情况说明，并没有相关股东分红事项记载，与之相对应的房屋买卖合同签署时间分别为2016年4月28日、2017年9月21日及9月23日，上述合同约定购房款均记入泓利公司应收账款，除李秀莉购房款外，均注明董礼顶账房款。现无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分红，亦无支付股东分红款项相关记载。其三、对董礼在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后仍持续向泓利公司注入资金一节。根据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除依《“尚品桃源”项目股东会决议》约定投资外，董礼在2016年至2017年陆续向泓利公司出借资金，泓利公司按照借款记入应付账款。经查阅一审法院庭审笔录，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在回答董礼借款给泓利公司资金数额时，自认为510万元，并陈述偿还了多少需要对账，应该在70多万元。针对后续借款问题，因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借款协议，借款事由均为当事人陈述，虽然诉辩双方对借款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主张并不一致，但均未否认后续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尚品桃源”项目的顺利建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董礼、孙文生、宋爱民及泓利公司对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与法有据。同时依照本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可见，对于依法成立的合同，需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四方当事人在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后，对协议书约定事项是否履行重新进行协商，形成新的合意。依据《抚顺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可以认定案涉“尚品桃源”项目竣工验收时间为2016年7月6日，现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亦未向本院提交董礼在工程竣工后、参与商业销售并获取利润的证明材料，前述三项关于《投资转债协议书》已经合意废止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应当按照《投资转债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应付款项为2905万元是否准确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依据《“尚品桃源”项目股东会决议》约定，董礼实际投入案涉“尚品桃源”项目“投资款”共计3225万元，四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根据泓利公司章程记载，董礼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3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前述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为2014年3月10日，而董礼最早向泓利公司转款时间应发生于2013年末，现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不否认董礼注册资金已经实际到位，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投资款”3225万元中包括320万元注册资金有事实根据。《投资转债协议书》虽然约定董礼退出股东会及投入的全部股份。但协议书关于股权转让的主体及股权份额约定不明，三方当事人亦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不能依据《投资转债协议书》约定，支持董礼要求给付股权款的诉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确认应付款项金额准确。至于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主张《投资转债协议书》约定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属无效的主张，因一审判决认定给付款项中并不包括泓利公司注册资金内容，并未调整董礼、孙文生、宋爱民之间的股权及股东身份关系，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泓利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投资转债协议书》虽约定转债后借款人为孙文生、宋爱民，但泓利公司作为投入资金实际使用单位，其在《投资转债协议书》中加盖印章，对约定事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依董礼请求判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共同给付欠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董礼请求改判给付利息起始时间按照投入资金实际入账日期计算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经查实，董礼提起诉讼其第1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给付董礼322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其二审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依四方当事人签署《投资转债协议书》约定，在董礼提出的诉请范围内判令给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投资人选房情况说明》涉及的购房款项是否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问题。根据《投资转债协议书》中还款方式第4项约定，投入资金利息以山语墅25号楼106号联排别墅房屋进行偿还，房价以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多退少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秀莉与泓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董礼已经实际取得前述房产。现诉辩双方主张的购房款项性质不同，均未提出在本案审理的诉讼标的额中予以冲抵，鉴于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于部分投入资金利息、顶账房款及后续借款等事项均未在本案中进行审理，未尽事宜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董礼、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董礼预交22,800元，泓利公司、孙文生、宋爱民分别预交187,050元，由四方当事人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 宁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肖利剑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