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六街6号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3222068539。法定代表人：王继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超，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上诉人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应缴纳租金88513.48元，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36972元（123240×30%）。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声称相信张鹤菲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为“无理由”相信，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声称是由于张鹤菲（上诉人产品代理人）告知其上诉人公司要撤店，需要配合其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抵押关系并且办理转抵押，否则即使还清欠款也无法办理车辆解押，所以才予以配合。上述理由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张鹤菲系上诉人代理人。首先，上诉人一审中强调，在上诉人得知张鹤菲有类似不法行为后，多次电话联系过上诉人，告知其租金要一如既往的支付至双方合同约定的还款账户中，上诉人一直在正常经营，并没有出现要倒闭的情况。上诉人清楚的告知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上诉人会依据合同约定，为被上诉人正常办理车辆抵押解除手续。被上诉人并未听取上诉人告知，而是选择听取张鹤菲的指令，将车辆抵押非法解除，并将该车辆抵押至案外人华宏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名下。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与张鹤菲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依据一般社会习惯和实践经验，办理转抵押手续也需要上诉人与案外人华宏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之间签订加盖双方公章的车辆转抵押协议之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证明。但被上诉人自述并未看到相应协议，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没有见到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就将车辆随意的解押又抵押到一个自己完全不清楚的公司名下，本身不合常理。二、既然张鹤菲不存在代理或者表见代理的关系，一审法院就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法定的抗辩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应缴纳租金88513.48元。案外人张鹤菲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也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仅是在抚顺地区内代理上诉人的产品，一审法院将张鹤菲认定上诉人代理人属于错误认定。陈超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在给我的函中明确写明张鹤菲系代理商。2.还款的数额应为4988.32元/月。3.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与张鹤菲之间的关系，是张鹤菲说要解押并让被上诉人配合。万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应缴纳租金88513.48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36972元（123240×3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张鹤菲（音）在抚顺市向被告提供编号为00071710106789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乙方（出租方）为原告，甲方（承租方）为被告。被告先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文本邮寄至原告处后，原告加盖印章。合同约定就被告名下辽Ｄ×××××号汽车由原告向被告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原告一次性向被告放款，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租金”。案涉车辆办理以原告为权利人的抵押登记。该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各自履行合同义务。履行过程中，张鹤菲（音）要求被告配合其办理解除原告抵押权登记的手续，改由以其他公司为抵押权人进行抵押登记，被告遂配合其办理了上述登记。自2019年1月起，被告未再向原告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要经营地在大连市，张鹤菲（音）为其在抚顺市开展业务。《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张鹤菲（音）以原告名义与被告联系接洽，其提供的《融资租赁合同》业经原告盖章返回。不论张鹤菲（音）与原告系何种关系，在上述情形下，被告有理由相信张鹤菲（音）与原告之间系代理关系，张鹤菲（音）的行为效力应及于原告。案涉车辆抵押权现已登记在案外人名下，该变更不论是否为原告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现被告以此为由不支付合同剩余“租金”，系行使法定抗辩权的行为。在抗辩事由消除之前，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待被告的合法抗辩事由消除后如被告仍不履约，原告可另案诉讼。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2019年1月4日短信记录，拟证明被上诉人应上诉人要求每月还款4983.34元。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首先无法确定信息发送的相对方主体177电话号码系上诉人，且信息内容约定为贷款以及天盛车贷等，均与上诉人无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手机号码“17709869031”系上诉人或与其存在关系的人使用的手机号码，且该短信通知时间为2019年1月4日，而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还款应自2017年11月开始，无据认定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故不予采信。上诉人未提供新证据。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融资租金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于每个月16日16点前支付月租金至专用账户中，扣款账号为被上诉人在中国银行抚顺分行营业部开户的62×××43的账户中。依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被上诉人还款明细看，被上诉人自案涉合同签订后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均在当月17日还款。自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被上诉人的还款均存在逾期，但亦在逾期后数日偿还了对应月的租金。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转账账单详情及银行卡转账记录查询显示，其分别于2018年9月17日、10月17日、11月19日、2019年1月21向微信号为天盛车贷的人员支付“车贷还款”4988.32元、4988.34元、4988.34元、4988.50元，并于2018年12月17日向名为吕佳佳的人员转账4983.50元。同时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账号为62×××43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显示，被上诉人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18年7月，上诉人均从被上诉人该账户扣款4023.34元，每次在被上诉人扣款当日基本相同时间均存在960元的扣款，大部分显示为代收费，支付相对方为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两笔金额合计为4983.34元。自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再无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前述账户的扣款记录，但实际上上诉人均在约定时间后的数日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租金。上诉人于2019年1月向被上诉人发送《告知函》，告知张鹤菲系其抚顺地区代理商，现已终止与张鹤菲之间的合作，要求被上诉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进行还款，后于2019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被上诉人再未向上诉人支付租金。再查明，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约定账户的银行卡复印件上留有吕佳佳签字。本院认为：上诉人基于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主张因被上诉人未按约向其支付租金构成违约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继续支付已到期及未到期的全部租金及违约金，故应首先认定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是否构成违约。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及方式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理由如下：首先，从被上诉人的还款情况看，虽案涉《融资租金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日为每月16日，但上诉人自案涉合同签订后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均在当月17日还款，上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合同约定还款时间的变更。而从一审及二审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截至2019年1月，基本按照每月17日的时间支付租金，虽自2018年9月开始未将租金存入约定账户，但均通过微信方式转账，结合二审中被上诉人称张鹤菲告知其系统升级无法扣款，故被上诉人微信转账支付租金具有合理性，且该款项除2019年1月的款项未进入上诉人账户外，其余款项均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金额付至上诉人账户中，虽存在逾期，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予以接受，亦未因被上诉人该逾期还款行为及时与被上诉人沟通，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而对于张鹤菲告知被上诉人的事项，因张鹤菲系上诉人抚顺地区代理商，在抚顺市向户籍及经常居住地均在抚顺市的被上诉人出具了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车辆抵押合同》并最终将合同加盖上诉人公章后返回，结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并未留存上诉人大连市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故在发生变故后，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无法联系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张鹤菲能够代表上诉人向其作出付款的指示，且实际上被上诉人均按约定时间支付了租金，其在能够支付租金的情况下无理由不向上诉人支付而向他人支付。而吕佳佳作为签订合同时的经办人员，被上诉人按张鹤菲指示向吕佳佳转款亦属合理。而在2019年1月之前的转账，因上诉人并未及时告知被上诉人款项异常，被上诉人更加有理由相信其支付并无问题。而至2019年2月上诉人起诉时，被上诉人基于其车辆已被他人抵押，双方发生纠纷，故再未支付租金，亦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约。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约应支付应付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及违约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均未提供案涉车辆已被案外人抵押的相关证据，但基于双方陈述，能够认定案涉车辆已被案外人设立抵押。该抵押系依据张鹤菲要求办理，而在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案涉合同履行均由张鹤菲代表上诉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配合办理抵押亦属合理。且二审中，上诉人自认其因与张鹤菲合作良好，故将解押手续保管在张鹤菲处，故上诉人对办理车辆解押、再抵押而导致其抵押权灭失以及被上诉人车辆再行抵押存在过错。而因上述事实的发生，导致被上诉人即使按照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上诉人继续支付租金也可能最终导致案涉车辆仍一直处于他物权设立的状态，无法完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被上诉人应支付租金义务在先，上诉人解除抵押使案涉车辆处于被上诉人完全处分之下的义务在后，在被上诉人已证明其车辆有可能办理不了解押的情况下，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故一审法院认定在被上诉人支付合同剩余租金系行使法定抗辩权并无不妥。上诉人可在抗辩事由消除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已多次电话通知被上诉人，告知其租金要支付至双方合同约定还款账户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0元，由上诉人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何 川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