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05行终15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文加忠，男，1949年3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王静，女，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琴，女，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有春，男，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 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慈善街。 法定代表人陈萍，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喻迪，女，毕节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海龙，男，毕节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工作人员。 上诉人文加忠因土地登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7月2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文加忠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静，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海龙、喻迪，被上诉人文琴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有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大方县双山镇高坪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文琴及其父亲文志久、母亲郭家英三人为承包户，以文志久为户主在该村承包了土地。1991年，文琴母亲郭家英去世。1991年12月20日，第三人文加忠与文志久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由第三人负责文志久的生、养、死、葬，文志久的一切财产由第三人继承。1992年3月17日，大方县公证处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1993年文琴父亲文志久去世。1998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文加忠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文志久第一轮土地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确认给第三人文加忠经营管理。2016年，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对登记在文加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毛草坝土地进行征收，并将征收费用登记在文加忠户头上，文琴以该补偿费应属其继承为由向大方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文加忠出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12月1日，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21民初3240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中止诉讼。2017年1月3日，文琴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文加忠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审判决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前提是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且农村承包合同已生效。但在本案中，大方县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文加忠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都未向本院提交第三人文加忠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故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文加忠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对于文加忠主张的其取得承包经营权已有22年，文琴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由于大方县人民政府的颁证时间是1998年，文琴向原审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7年1月3日，文琴的起诉未超过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文琴知道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农村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是2016年，文琴的起诉未超过2年。故对文加忠主张的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大方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向第三人文加忠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大方县人民政府负担。 宣判后，原审第三人文加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程序错误，本案与被上诉人文琴没有利害关系，文琴没有原告主体资格。文琴1985年结婚到大方县云龙村，且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文琴在云龙村获得了承包地，其作为云龙村的村民，没有权利干涉高坪村的承包土地。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背客观事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大方县很多乡镇均没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且高坪村村委代表与上诉人签订的《五保户扶养协议书》中的内容就具有承包合同的性质，该承包合同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2行初1号行政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文琴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文琴负担。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答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文琴答辩称：1、本案中文志久户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死亡绝户的情形，文志久也不属于五保户范围。2、村委会主任与文加忠签订的五保户扶养协议不具有合法性，上面没有文志久的签名捺印。3、上诉人代理人偷换概念，涉案土地均是在第一轮承包基础上延长30年。涉案土地第一轮是由文志久、郭家英、文琴进行承包的。4、上诉人文加忠出具的遗赠扶养协议中，没有包含对土地的处理或处分内容。5、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6、本案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七款已经有明确规定。综上，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文加忠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文加忠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 第一组证据：1、《五保户扶养协议书》；2、《同意书》；3、证人谭某、文某1、文某2、郭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1、2号证据证明上诉人文加忠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事实依据。**证据证明四证人都是高坪村村民。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无异议。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三性均持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理由是：1、文志久并不是五保户，他有三个子女，并且也有赡养能力；2、在该协议书中并没有文志久的签字或者捺印。对2号证据三性均持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理由是：1、文琴、文加娟、文加秀未在上面签字或捺印；2、该证据未涉及土地承包事宜。3号证据不属于新证据。 第二组证据：1、2017年5月5日谭某的《证明》2份；2、2017年5月8日文某1的《情况说明》2份，3、2017年5月8日文某2的《证明》2份；4、2017年5月8日郭某的《证言》一份。证明目的：1、整个高坪村从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村委会均没有与村民户、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2、被上诉人文琴在其父亲过世后参加了安葬仪式并知道其父母安葬地点就在承包地内，且文琴每年清明节都来给父母扫墓并在文加忠家做客，对于村委会发包土地给文加忠户承包经营管理耕种的事实文琴从1994年就是明知的。1994年至产生争议已有20年之久，其诉讼已过时效。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1、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的标准。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证明所说是口头达成协议，县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是对合同的确认，是对书面承包合同的确认，按照证人证言，是大方县人民政府为文加忠和村委会的口头协议进行颁证，该理由不能成立。3、大方县政府颁证时间为1998年，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7年元月3日，起诉并未超过20年。按照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告知公民，起诉期限从公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文琴知道本案证书的时间为2016年12月，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文加忠提供的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第三组证据：2017年7月18日双山镇高坪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村委会根据当时签订的《五保户扶养协议书》的约定，文志久与上诉人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书》的约定及文琴等三人签订的《同意书》的约定，文加忠按照约定履行了扶养义务后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是村委会认可后转包给文加忠。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持异议。1、文志久并不是五保户，他有三个子女，并且也有赡养能力；2、在该协议书中并没有文志久的签字或者捺印，文琴、文加娟、文加秀未在上面签字或捺印，该证据未涉及土地承包事宜。该份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第四组证据：土地勘测登记表（文琴）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最终决定将文琴享有的份额经政府登记丈量在文琴自己的名下，充分证实文琴对涉案土地及其父母的土地不具有请求权。本案的产生基于文琴要求继承其父母土地补偿款而引发，文琴不具有主张涉案土地权利的资格。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1、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并没有加盖所在单位公章；2、只能证明文琴于2015年10月28日丈量了地块名称为沙包包的属于自己的土地，文琴丈量属于自己的土地不需要文加忠认可。而本案的发生是基于2016年文加忠擅自将本来属于文琴的土地丈量在自己的名下之后才发生的纠纷。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上诉人申请证人谭某、郭某、文某1出庭作证。证明目的：1、整个高坪村从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村委会均没有与村民户、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2、被上诉人文琴在其父亲过世后参加了安葬仪式并知道其父母安葬地点就在承包地内，且文琴每年清明节都来给父母扫墓并在文加忠家做客，对于村委会发包土地给文加忠户承包经营管理耕种的事实文琴从1994年就是明知的。1994年至产生争议已有20年之久，其诉讼已过时效。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1、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依法应当不予采信。2、第一个证人不识字，文加忠提交的书面证明与证人当庭的证言相矛盾。3、在文加忠提交的财产清理和遗赠扶养协议中，签字的有文加议，这个“议”和文某1的“义”不是同一个字，针对三个人所说的文志久是文加忠安葬的事情不真实。 第六组证据：证人谭某、郭某、文某1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目的：谭某的证书和文加忠的是一样的，承包经营权都是以颁发承包证为准，承包证后面因为颁证行为的疏忽没有签字。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文琴的质证意见：对于三个承包证的质证意见都是一样的：对真实性无异议，在本案中我们也对文加忠的承包证的真实性是无异议的。本案需要解决的是颁证行为合法性的问题，该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二审中，被上诉人文琴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 大方县慕俄格古城街道云龙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文琴于1986年从双山镇高坪村二组嫁到大方镇云龙村二组，在云龙村并未分得承包地。 上诉人文加忠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刚才在庭审中我们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文琴份额的土地已经丈量在文琴名下。本案的产生是文琴提出要继承其父母份额的承包地而产生，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对上诉人文加忠及被上诉人文琴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文琴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被上诉人文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与其父亲文志久、母亲郭家英三人以文志久为户主在高坪村承包了本案争议土地。因此，被上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上诉人文加忠提出文琴于1985年嫁到云龙村且在该村取得承包地，因此文琴无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由于文加忠并未对该主张举证证明，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文琴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文加忠颁证的时间是1998年，被上诉人文琴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7年1月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被上诉人文琴知道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文加忠颁发农村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是2016年，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2年。 最后，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文加忠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有义务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颁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本案中，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都未向法院提交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应视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文加忠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故，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文加忠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文加忠提出的大方县很多乡镇均未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未签订承包合同即颁证的行政行为合法的理由。另，上诉人文加忠提出村委会已将文志久的承包地转包给文志忠的上诉理由，因是否转包的事实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因此，上诉人文加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文加忠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静梅 审 判 员 赵 娟 审 判 员 吴 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洪运佳 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