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9行终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地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东段人力资源大厦。法定代表人赵维国，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旭，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祥，该局法律顾问。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琪，女，199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辽宁海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市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地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西山路40号。法定代表人李春湄，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波，阜蒙县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不服市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一案，市人社局、陈琪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1日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市人社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旭、李宝祥，上诉人陈琪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被上诉人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陈琪之父陈世友与原告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6日14时许，陈世友在西山儿童公园南区工作时，突发疾病，当即被同事将其送往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1、脑出血（大量），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陈世友入院后病情进一步加重，由神经内三科转入神经外二科。查体后向家属交代患者病危，随时死亡，转入ICU进一步抢救治疗。陈世友的家属于2018年2月7日7时25分签字转出ICU后出院。出院情况为：患者病情危重，深昏迷状态，双侧瞳孔散大，光反射消失，自主呼吸消失。出院医嘱为：强烈建议患者留院治疗，随诊。2018年2月7日14时35分，陈世友亲属将其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三0九医院外科ICU治疗，同日18时50分，患者病情恶化，向家属交待病情后，家属表示知晓，决定放弃一切抢救治疗，拒绝心肺复苏，愿意承担由此所导致的一切不良后果，包括危及生命。同日19时25分，陈世友宣布临床死亡。医疗机构诊断：脑出血、高钠血症、高氯血症、肝功能异常。2019年1月28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编号：F2019013），认定陈世友为视同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死者陈世友是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医院的初诊时间是2月6日14时，医院病历记载的死亡时间是2月7日19时25分。该事实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的情形。但是本案存在两个情节，即一是2月7日7时25分，家属不顾医院的劝阻，在死者病危的情况下转出ICU后出院。二是同日18时50分，患者病情恶化，医院向家属交待病情后，家属表示放弃一切抢救治疗。那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法院应如何审查家属作出的无故出院及放弃治疗行为，本案的死亡情形能否认定为“经抢救无效死亡”呢?对放弃治疗行为进行审查应首先就在什么情形下家属可以放弃治疗界定一个标准。本院认为，对该标准应当严格界定。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均执行着法律同时也代表着法律，我们在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对某件事物、某种行为作出的判断，一定会对社会、对大众的价值取向起到一个或大或小的导向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我们的判断应当首先符合社会整体的道德观念。应当说“积极救治”的行为是更符合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基于此，对“放弃治疗”的认定就应当更加谨慎。那么家属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放弃对亲人的救治，本院认为，同样应是在经抢救无效的前提下，即医院经过诊断确定了病人确实没有继续存活的可能性，只有在此种情形下，家属才可以作出放弃救治的决定，也只有在此种情形下，家属的放弃治疗可以认定属“经抢救无效”。基于这样一种标准，行政机关在对这一事实进行审查时，应当依法取得以下的证据：1、医院病历。医院病历无疑是认定事实的最关键的证据。病人是否到了无法救治的程度，医疗机构制作的病历中会有比较详实的记载。2、对治疗医生的调查笔录。调查的内容应当是病人当时的病情及家属放弃治疗的过程。3、就病人与家属之间关系、对无故出院的目的等进行调查，主要用来排除家属放弃治疗可能与双方关系恶劣有关。实践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一般都能调取到医院的病历及有关诊断证明，但极少会对治疗医生及病人与家属关系等状况作调查，认为做这些调查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亦没有必要。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对于裁判者全面了解案情，增加内心确信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我们对家属放弃治疗的情形进行严格审查，这也是在向社会传递一种讯息，即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对这种行为是不提倡的。而在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只有第三人提供的医院的诊断书和死亡证明。并且在庭审中对第三人提供的医院的病历的质证意见为“只能证明陈世友在抢救和治疗过程，和本案无关。”，这种做法背离了《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因此，被告未履行必要的调查义务，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13）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市人社局负担。市人社局上诉理由：一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判决自相矛盾。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认定的情形，然而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片面认定陈世友亲属作出无故出院和放弃治疗的行为，有无地放矢之嫌。事实证明陈世友在2月6日突发疾病，在矿总医院住院救治，其家属于当日22时便于解放军三0九医院联系转院事宜，三0九医院派出救护车，副教授医师及相关医护人员连夜赶往阜新。2月7日7时25分转院时，陈世友出现病情危重情况，而并不是陈世友2月7日出现病情危重后，家属才提出转院，陈世友被转院到解放军三0九医院后一直进行抢救。2月7日18时50分，三0九医院向家属交代陈世友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病情恶化，家属表示知晓，决定放弃一切抢救治疗。2月7日19时25分，陈世友被宣布临床死亡。原审法院认为陈世友家属无故出院和放弃治疗的行为，无任何证据佐证，上诉人认为从陈世友抢救治疗过程从时间性、连贯性和目的性均系其家属积极救治的行为，不具备不得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的判决，该判决与其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二是原审法院存在擅自外延政策界定的范围之嫌。本案中原审判决认为陈世友家属放弃治疗不应认定为工伤，不仅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且混淆了放弃治疗与抢救无效的两种概念。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医疗机构已经在抢救无效的情况下，确定了告知陈世友亲属没有存活的可能性，在此种情况下，家属表示同意放弃治疗，应认定属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判决存在擅自外延政策界定的范围之嫌，上诉人对该判决不予认可。三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履行必要调查义务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判决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之规定，上诉人认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并非是作出认定决定的必须行为。本案中，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对陈世友的死亡未对医疗机构和经治医生调查为由，否定工伤认定结论实为不妥。根据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病志均是医疗文书，记载了患者就医、检查、诊断、治疗全过程的医疗资料，具有法律效力，且《工伤保险条例》对视同工伤死亡是否应当对医疗机构和经治医生进行调查，并非是必要程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二批取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的决定》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中取消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抢救证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履行对医疗机构和经治医生进行调查为由，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有求全责备之嫌。上诉人认为在工伤认定中不能无限制无原则扩大政策界定范围或附加法外条件。从司法实践中看，对视同工伤涉及的工伤认定，调查取证要求高，性质判定争议大。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对条例的理解适用分歧比较大，若不准确把握和适用法律，势必造成更多的执行偏差。为规范工伤行政案件的审理，深化对相关法律适用的理解与认识，准确把握和运用司法审查权，正确运用裁判尺度和标准，妥善解决工伤保险行政争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维持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作出（2020）辽09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改判维持上诉人作出编号F2019013工伤认定决定；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陈琪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已经认定的事实是上诉人的父亲陈世友在2018年2月7日19时25死亡，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并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该情形符合法定工亡的情形。其次本案中原审法院反复强调，是上诉人放弃治疗而导致陈世友的死亡，而事实上是上诉人认为如果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三0九医院治疗，更有生还的可能。不管是医师的水平还是设备的先进程度，矿总院均无法和解放军医院对比，何况陈世友是被上诉人将之送至矿总院，而非上诉人选择的医疗机构。上诉人在得知陈世友突发疾病后，第一时间要求到北京去治疗，但被上诉人延误治疗时间，强行拖延时间，使被上诉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导致了陈世友的死亡。再次，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未要求当值医生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认定家属主观上持有放弃治疗的故意，急送至解放军医院后错过了治疗的时间，导致了陈世友的死亡。如果被上诉人主张陈世友的死亡是延误治疗时机导致的，应当提供陈世友的死亡与转院有牵连关系的证据，还要证明矿总院的治疗效果要强于解放军医院的证据，否则无法解释。在上诉人接到通知后，再三要求送往解放军医院，而矿总院坚持不予办理转院手续的事实，被上诉人还应当提供陈世友如不转院，在矿总院不能发生死亡结果的事实证据，如在矿总院治疗无法保证陈世友生命的情况下，上诉人当然会选择比矿总院医疗条件更好的解放军医院治疗。最后，原审法院认定家属属于放弃治疗，上诉人认为放弃治疗应是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作出无医疗救治的行为，即强行出院不予任何治疗。而本案是上诉人认为矿总院的医疗条件难以救治的情况下，要求送往医疗条件更好的解放军医院救治。上诉人认为将陈世友转至解放军医院应当比在矿总院救治的几率要高很多，应当认为认定为家属作出了积极治疗而非放弃治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作出（2020）辽09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执行市人社局作出编号F2019013工伤认定决定；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在二审辩称，1．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人民法院应予以维持。原审人民法院已经认定2018年2月6日14时，本案中死者陈世友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中午有饮酒行为）被同事当即送至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脑出血（大量）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后转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O九医院病程记录中宣布陈世友临床死亡的时间为2018年2月7日19时25分。该不幸的后果值得同情，但是由于其家属在死者抢救过程中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在陈世友病危的情况下转出ICU后出院以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O九医院救治过程中再次选择放弃一切抢救治疗措施的行为，才导致陈世友被宣布临床死亡的后果。被答辩人市人社局在未经严格审查、核实的情况下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显然错误。并且根据2016年5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对国务院法制办社会管理法制司作出的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答复意见中，对“视同工伤”主要是考虑此类突发疾病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可能与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而本案显然不存在此情形，故原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2．被答辩人提起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其提起的上诉。在实践中，如果在“48小时”之内病人并未出现心跳停止或脑死亡或呼吸停止等症状，经过医院诊断也不能确定是否有继续存活的可能，而采取放弃抢救机会的，既不应认定为工伤。综上答辩，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提起的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市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陈世友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送至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抢救治疗，入院初步诊断：1、脑出血（大量），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在此情形下陈世友家属当夜自行联系医疗条件更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0九医院转院治疗，三0九医院派出救护车及相关医护人员连夜赶往阜新将陈世友转入三0九医院治疗，陈世友家属的行为属于积极抢救的行为。三0九医院也对陈世友实施了积极救治，在采取了有效抢救措施之后仍未能使陈世友脱离濒于死亡的危重状态，在该种情况下，陈世友家属决定放弃采用其他抢救措施，并未违背伦理亲情和常情，不应视为放弃对陈世友的抢救。陈世友的死亡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市人社局作出编号F2019013工伤认定决定正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市人社局及陈琪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00元，由被上诉人海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鹿金山审判员焦海龙审判员 吴       晖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叶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