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明路45号院1号楼东1单元8层15号。法定代表人：尚新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同，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辉，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89号。法定代表人：董文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铠，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千，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68号27层。法定代表人：校荣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辉，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韵帆，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4民初14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集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首先，本案中的《合作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在签订合同前，双方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虽然在庭审中对该公司的印章提出质疑，但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一审中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对印章已经提出了鉴定申请，该鉴定直接关系着《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还关系的是否存在私刻印章、合同诈骗等情形。上诉人起诉的依据就是《合作协议书》，二被上诉人明确否认《合作协议书》的有效性，这说明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而且在一审判决书第8页的第18行“原告未满足《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报酬的条件”。是否满足《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报酬的条件，首先要查明的就是《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因此本案中对于《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已经就印章提出了鉴定，但一审法院却不予委托鉴定，属于程序违法。其次，上诉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财产保全。在第一次庭审当天即1月14日，承办法官称在下次质证时即2月1日提交，由于疫情原因，第二次质证推迟到4月15日，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提交资料时，承办法官又称，需要合议后再决定能不能收。质证后迟迟没有回复，直至5月22日通知上诉人提交了保全资料，上诉人当即提交了保全资料，第二个工作日却通知上诉人领取判决结果。保全资料已提交至今未办理，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这明确说明××的义务只是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是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提供招标信息。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74号：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与胡光明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最高院认为：该《居间合同》符合《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有关居间合同的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方所发布的招标信息因受发布时间、地点、方式的制约而并非众所周知，因此向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的企业或个人报告招标信息并撮合建设方与施工方通过洽商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且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因此认可了居间合同的有效性。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041号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市云岩区建筑工程公司第五分公司合同纠纷案等案件均认定××只要按照《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就应当支付报酬这一规定。而本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招标信息，并联系协调了PC构件厂以及提供投标一标段的建议，但却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参与投标文件的制作也没有证据证明直接参与了投标工作为由来认定上诉人未提供服务。《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得非常明确：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并非是代理其参加招投标或签订合同。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原告推荐的PC构件厂进行合作”。合作协议书上并没有约定原告要负责联系PC构件厂，PC构件厂并不在上诉人的工作范围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明确证明被告公司黄威在恳求上诉人公司人员帮忙，更何况上诉人是为被上诉人关于晨晖苑项目提供的居间服务，并不是为被上诉人与构件厂之间提供居间服务。所以被上诉人与哪家构件厂合作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员工虽称投标一标段可能性大，但关于标段的选择，王久鸿一直让联系‘杨总’，而原告称“杨总并非其公司员工”。杨总受原告公司委托即代表原告公司！在上诉人建议一标段的时候被上诉人公司员工还在质疑，这足以证明上诉人在选择标段上起决定性作用。3、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涉案项目投标文件的制作、或为投标文件提供过实质性的建议、或提供过投标价格建议，未提供证明证明其直接参与了投标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投标后直至中标前其为被告提供了服务。综上，原告虽就涉案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提供了部分信息及服务，但该信息和服务并不能使被告的投标满足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评分标准”。项目从信息采集，市场竞争分析，项目跟踪，项目营销策划，项目可行性分析，招标文件分析，投标文件制作等多个环节构成，并不是单纯的投标文件制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居间服务合同并非委托代理合同，投标文件制作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判决前后矛盾，即认定了上诉人提供了部分信息及服务，又判决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4、自1月9日被上诉人提出公章鉴定至判决结果发出，承办法官一直称被上诉人公章鉴定还在等待中，期间被上诉人一直在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被上诉人多次通过律师，通过法官与上诉人进行协商，想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被上诉人愿意出几十万费用作为补偿，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说愿意增加费用，在双方鉴定公章并申请调解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结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5、2020年1月14日上午九点第一次庭审，一审法院明确告知二被上诉人，需要庭后核实的事项，七个工作日内向该院回复，并提交相应材料逾期将承担不利后果，但判决后被上诉人公司并未提交相应材料，需要庭后核实的事项包括：投标的详细负责人及代理人、中标合同、项目是否已经施工证明、中原分公司的工商档案、何伟任职中原分公司总经理的任职时间、何伟，王自胜和黄威的微信号、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等，以上相应材料被上诉人公司均未提交，被上诉人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6、一审法院庭审中强烈要求涉案的何伟、黄威和王自胜到庭接受询问，何伟和王自胜二人没有到场接受询问，而黄威只做了一个询问笔录，并不是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7、二被上诉人多次声明晨晖苑项目与中建八局一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黄威作为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员工，2020年4月8号黄威的调查笔录里明确说明了黄威就是八局一公司晨晖苑项目的负责人，声称参与招投标是以中建八局的名义。且调查笔录里黄威称“愿意同等条件下可以给原告部分合法合规的分包工程进行合作，后来原告不满足分包工程也未谈成。”这足以说明了合作协议的真实存在，中标后被上诉人也在欲通过分包工程来解决此事。8、2020年5月25日的判决书当中仅提到了黄威，黄威作为公司的员工，没有签订或者取消合作协议的权利，只是配合工作推进的工作人员。而涉案的现任总经理王自胜，前任总经理何伟以及市场部的工作人员杨新奎均未提到。综上，一审法院并未就此案件的证据进行全面的阅读，一审程序有误，要求到庭询问的主要涉案人员也没有追问，在判决前一个工作日提出被上诉人还在申请公章鉴定，且要求我们提交了保全资料。第二个工作日就告知我们去领判决书，前后疑点重重，案件不清不楚。四、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居间费。从《合作协议书》可以看出，当时签订协议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约定的就是由中建八局参与招投标，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中建八局就本项目是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在负责，中建八局一公司是中建八局的全资子公司，而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是八局一公司的分支机构，该项目就是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向中建八局报备的。从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录音及分包合同可以看出，该项目一直都是八局一公司在运作的，而且从黄威的询问笔录第三页最后一段也可以看出是中建八局一公司在运作该项目。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中建八局一公司有权代表中建八局。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工程款。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中建八局一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法律未规定当事人一旦申请鉴定，法院就必须无条件予以司法鉴定。案件需要具备一定鉴定条件和鉴定必要的，司法鉴定方可启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根据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可对专门事项在举证期提出鉴定申请，法院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足是否启动鉴定程序。是否启动鉴定程序是法官的审判权，可由其根据案情自由裁量决足。本案根据庭审的情况已经能够充分说明二审上诉人集云公司的诉请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故而一审法院从案情出发，为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自由裁量没必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中建八局和答辩人系央企，在国内建筑业市场占有率已多年稳居第一的宝座，商誉和资信极好，现金流水充足。本案集云公司起诉索要1500万居间费，即使判决完全支持，也不会因答辩人资金不足或逃避执行使得判决难以执行。法院对是否准予保全也主要从执行角度来考量，即是否存在若不保全事后就会出现难以执行的局面。正是考虑到答辩人的资信情况和资金实力，不保全也能顺利执行，故而一审法院根据案情实际，决定不予保全也是正当和合法的，其自由裁量权也是法院审判权的体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集云公司在上诉状中对法律条文断章取义，只节选《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却避而不谈第四百二十六条和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应结合上下文使用和理解。本案起诉的最主要证据就是一张盖着答辩人印章的居间合同，且不说印章真伪，假定为真的情况下，集云公司与答辩人签署居间合同，可结果却是中建八局中标，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所以法律规定并不是集云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这明确说明××的义务只是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是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最重要的是看居间的成果。如果居间没有达到促成合同成立的效果，集云公司是无付款请求权的。更何况本案从始至终集云公司也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曾经和答辩人达成过真实有效的居间合同，答辩人对此居间合同也不予认可。至于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判例，因与本案实际情况不同，此判例受制于中国司法环境现状的复杂性和中国法实行的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而引用判例也非最高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故而此案例与本案无关联也无任何指导意义，二审法院应不予类比采纳。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的要求。其实本案审理中体现出最清楚的事实就是：集云公司“无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本案集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有三份，分别为“居间合同”（系伪造，我方不予认可）,70多页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几段非法获取的录音。居间合同抬头是中建八局而落款签章却是中建八局一公司，无任何经办人签字。内容更是违法甚至犯罪的约定，竟然将公开招标的项目进行私相授受，什么促成建设方领导私下和投标方见面，不经法定程序即可保证签订施工合同等。这些内容公然违反招投标法、建筑法、合同法等强制性效力性法律规定，甚至涉嫌串通投标罪。故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份合同显系伪造，落款盖章又与答辩人所用公章明显不符，也系伪造。70多页的聊天记录也只是主要记录了一些关于分包工程承揽的问题，与本案居间合同关联的内容不多，且与其主张居间成功的事实毫无相干。录音也只是体现出王久鸿循循善诱，不断引导有关人员承认她预定场景的一些个内容，录音中无一人对其诱导内容承认只言片语。甚至能证明自己为居间工作实际花过钱的相关证据，比如烟酒餐饮、礼物发票、收据等都未曾提供一张。根据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集云公司所提供证据证明居间合同存在或成立的事实都不足，更无实际居间成功的证据，甚至支持其补偿点实际花费数额的主张都找不到证据支持。四、综上所述，答辩人不应支付居间费用。本案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且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的要求，故而不应予以支持上诉人集云公司之所有主张。本案一审判决中未提到一点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即：若是真如上诉人集云公司所言，该居间合同属实成立也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本案案涉工程属政府投资项目，依法应公开进行招投标。公开招投标不允许居间撮合、也不允许招投标双方私下接触洽商投标及合同事宜，无任何私下可操作性，否则即是串标行为，就连招标信息发布也是公开透明、可以轻易获取的。为保证招标程序“三公”，国家制定建筑法、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各种部门规章等来规制，甚至为避免串通投标在开刑法中专设“串通投标罪”。故而即使合同成立也会因违法而无效，国家法律也自然不保护非法利益。至于上诉状中提到答辩人有权代表中建八局一说更是无稽之谈。中建八局和答辩人本来就属于相互独立的法人，中建八局也从未出具委托书、公函之类的授权文件，上诉人集云公司作为合格的商事法人主体也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故而有权代表一说，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建八局答辩称：在坚持中建八局一建公司答辩意见的基础上，补充答辩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确。集云公司起诉主体不适格。我公司对集云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不知情。一审时集云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在头部载明的甲方为中建八局但我公司对此事并不知情，我公司并未收到该合同，也未审批盖章。合同协议书并非我公司签订，也不是我公司在履行。协议尾部没有加盖我公司印章，头部和尾部不一致，生搬硬套，足以证明该协议不存在不真实。不合法，系伪造。《合作协议书》跟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人员跟王久鸿根本就不认识，自始至终也未曾跟王久鸿接触。我公司根据集云公司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二、我公司独立进行了投标，全程公平公开、公正，与集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作为一个在业界内具有丰富施工经验，并且享有盛誉的大型央企管理制度规范严格，内部分工科学明确，各部门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按照自己的工作重点科学有效地开展工作。投标标段的选择是我公司经营部门在充分调研调研项目、信息采集、市场竞争、分析、项目跟踪、项目营销策划，进行可行性分析，招标文件分析等环节进行完之后才能决定的包括投标文件制作、参与投标等所有工作都是我公司自己在进行期间穿插了投标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投标期间的资产管理、投标、信息技术、投标、财务管理等综合性工作，属于公司的内部运营，涉及商业机密。我公司有完善的经营体系，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让集云公司参与。集云公司仅凭一份子虚乌有的合同妄图让我公司赔偿，而我公司一直合法经营，没想到莫名其妙地被拉进诉讼程序集云公司擅自启动诉讼程序，纯属是浪费司法资源。一审法院没有追究集云公司虚假诉讼的责任，也是网开一面，判决驳回集云公司诉讼请求，程序合法正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本案中涉及合同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一审法院与法律运用正确，并且进行了充分的说理，例如根据招投标法第十六条，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又根据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管理办法第三条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除依法需要保密或者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外应当按照公益服务公开、透明、高效、便捷、集中、共享的原则，依法向社会公开。正是因为招标公告，公告公开发布，我公司经营部门才知悉其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这种信息的知悉不是我公司的专属，所有企业都可以在媒体上获取招标信息。这恰恰证明集云公司自称是其提供信息导致我公司中标为虚假陈述。因此一审法院驳回集云公司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说理充分。四、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集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酬15000000元，并自2018年5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了2017年12月2日的《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负责就河南省青年人才公寓工程项目，引荐甲方和该工程项目的业主单位直接洽谈合作，乙方向甲方提供关于该工程项目的重要信息，并最终促成甲方与业主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并进场施工；2.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该工程项目的真实信息，并协助甲方对该工程项目实地考察，负责甲方前期与业主方、代理机构等之间的各种公共关系协调，协助按照甲方需求与各相关方和业主高层（相关领导）进行会面，协助甲方在投标过程中的相关事宜；3.施工合同签订后，甲方在合同签订及工程施工过程中，乙方应继续为甲方与建设单位之间涉及的商务部、合约问题进行协调；4.甲方承诺按本项目自行施工价格的3%作为合理报酬，分为两次付清，第一次为在中标公示期满后支付30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在甲方收到第一笔工程款后付清；5.在本项目开标前，如乙方未按约定义务完成对于本项目主要相关人员的引荐对接，无论中标与否本协议自动终止。该协议头部显示甲方为中建八局，乙方为集云公司；该协议尾部甲方（委托人）处加盖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印章，乙方（××）处加盖集云公司印章。2018年，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由中建八局中标。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显示，原告公司员工王久鸿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曾与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员工黄威协商涉案项目招投标及后续事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4日，黄威询问王久鸿“合作的事怎么说”，王久鸿称“在安排和领导对接中了”，黄威称“代理单位能对接上最好”，王久鸿称“我也希望尽快和招标代理对接上”；2018年1月3日，王久鸿向黄威发送涉案项目招标信息；2018年2月1日，黄威问“本周约见相关领导吗”，王久鸿称“你联系杨总”；2018年2月24日，黄威向王久鸿发送招标公告并称“只能报一个标段要不要和杨总商量一下”，王久鸿告知黄威与“杨总”联系；2018年2月28日，黄威发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名单”一份并称“pc构件厂战略供货协议有点难度，要在这里面选”，王久鸿回复“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和远大签过了吗？我很早的时候推荐的中建科技有限公司”，黄威称“中建科技能联系一下吗”，王久鸿称“能，我已经联系过了，我把厂房徐总电话给你，你和她联系”并问“标段选好了吗？杨总给回话了吗？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问题吗”，黄威称“她没接我电话，信息也没回，请帮忙”，王久鸿称“我跟她联系了，她们需要向总部报备”；2018年3月4日，王久鸿询问黄威是否报名并称“一号标段的可能性大”，黄威问“为何”，王久鸿称“还有一家，那家公司付出也很大。能中标就行了”；2018年3月6日，黄威称“报名过了，一标段”；此后，王久鸿一直向黄威询问涉案工程项目的事情如何解决，并与黄威就此事进行协商。诉讼过程中，原告称“杨总”系王久鸿的合伙人，但并非原告公司的员工，是涉案项目的咨询方，在很多信息上提供建议，并受王久鸿的委托，帮王久鸿介绍一些主要人员。另查明，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系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分公司。诉讼过程中，黄威到庭接受询问时称，其经朋友介绍认识王久鸿，王久鸿只介绍了其合伙人“杨总”，关于涉案工程项目，王久鸿曾提出签订协议，但其没有同意，整个招投标过程中王久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原告或王久鸿亦未与招投标代理商及相关方对接，涉案工程项目是由中建八局参与的投标工作，虽然王久鸿曾在微信中建议过投标涉案工程项目的一标段，但决定投标一标段是靠其公司自己研判确定，与王久鸿的建议没有关系，与PC构件厂的联系中王久鸿亦未起到作用，最终合作的构件厂为远大天成。诉讼过程中，原告陈述因中建八局一公司不具备投标条件，故借用中建八局的资质来开展业务进行投标，并提交《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工程项目实际由中建八局一公司负责。二被告因原告未提交该合同原件，不予质证，且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诉讼过程中，被告中建八局一公司对《合作协议书》及该协议上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印章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就协议中加盖的甲方公司印章与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印章是否一致申请鉴定。被告中建八局对《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报酬，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原、被告之间居间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2.原告促成被告与涉案项目业主方的合同成立。如上述任一条件不满足，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报酬则无依据。因涉案工程项目的业主单位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故原告是否促成被告与涉案工程项目业主方订立合同，取决于原告是否促成被告中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涉案项目需要经过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流程才能确定中标人；招标人编制的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2.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关于原告是否促成被告中标，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原告公司员工王久鸿曾与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原公司员工黄威协商涉案项目招投标及后续事宜，王久鸿曾向黄威发送涉案项目招标信息、帮助联系PC构件厂、分析投标一标段的可能性。但是第一，涉案项目招标公告系公开发布，原告员工提供的招标信息仅为概况，不涉及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招标公告发布后系由黄威向王久鸿发送该公告；第二，原告员工虽帮助联系PC构件厂，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与原告推荐的PC构件厂进行了合作；第三，原告员工虽称投标一标段可能性大，但关于标段的选择，王久鸿一直让黄威联系“杨总”，而原告称“杨总”并非其公司员工，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建议导致被告作出投标一标段的选择；第四，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涉案项目投标文件的制作、或为投标文件提供过实质性建议、或提供过投标价格建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参与了投标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投标后直至中标前其为被告提供了服务。综上，原告虽就涉案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提供了部分信息及服务，但该信息和服务并不能使被告的投标满足招标文件中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亦不能使被告的投标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即原告提供的部分信息和服务不能直接导致被告的投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中标条件，并非促成被告中建八局中标的原因。关于原、被告之间居间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中虽在头部载明甲方为中建八局，但中建八局并未加盖印章，中建八局亦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该协议尾部甲方（委托人）处加盖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印章，但中建八局一公司对该协议及该印章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就该印章与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印章是否一致申请鉴定。根据上述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供的部分信息和服务系促成被告中建八局中标的原因，即原告不能证明其符合要求被告支付报酬的第2个条件；无论原、被告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报酬1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均因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合作协议书》真实有效，该协议书的双方也是原告与被告中建八局一公司，但涉案项目的中标人为中建八局。二被告均系独立法人，原告虽称因中建八局一公司不具备投标条件，故借用中建八局的资质来进行投标，但其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系复印件，无法核实，且二被告均不认可真实性，该院不予采信，原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所述，故涉案项目的中标人并非《合作协议书》中的甲方（委托人），原告未满足《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报酬的条件，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故被告中建八局一公司所申请的鉴定无必要性，该院不予委托鉴定。综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报酬1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901元，由原告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集云公司提供中建八局公司架构图、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新闻报道的证据。中建八局一公司提供专业分包合同、相关资质证书的证据。中建八局提供社保缴费证明一份。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涉案《合作协议书》中未加盖被上诉人中建八局公章，中建八局对该合同不予认可，上诉人集云公司的举证不能充分证明中建八局为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作协议书》虽加盖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的公章，但中建八局一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鉴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未准许该鉴定申请。上诉人集云公司与中建八局一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书》过程中，中建八局一公司没有通过公开招投标中标案涉工程项目。上诉人集云公司上诉主张，其公司为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建八局居间服务中，中建八局一公司没有相应施工资质，中建八局一公司系中建八局全资子公司，由中建八局成功中标案涉工程项目，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中建八局应支付其服务费1500万元。虽二审中上诉人集云公司提供中建八局公司架构图、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新闻报道及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但是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集云公司该上诉主张成立，因证据不足，本院上诉人集云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经查，上诉人集云公司一审中申请财产保全，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一审中申请鉴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集云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被上诉人中建八局一公司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901元，由郑州市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建新审判员  朱 梅审判员  刘泽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许言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