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兆锐，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金生，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宏玲，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张兆锐因与被上诉人董金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4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兆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豪，被上诉人董金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宏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兆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金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董金生的起诉，并追究董金生虚假诉讼的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金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张兆锐与董金生从未有过交往，并非董金生所述的朋友关系。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张兆锐系山东省桓台县居民，自1998年起一直在桓台县工作，现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县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桓台支行）从事出纳工作。（二）董金生与张兆锐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董金生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董金生应该承担其主张的与张兆锐系朋友关系与借贷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经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董金生仅提交了转账记录，除此之外并未提供任何证明与董金生是朋友关系与借贷关系的证据。本案借款数额巨大，但董金生未能提供借条或任何文字或语音证据，一审法院仅以转账记录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中，张兆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账户系其妻弟吴坤对外进行业务往来及日常收支的惯用账号，吴坤具有该账户上资金的支配权，是该账户的实际使用权人。至于吴坤与董金生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存在何种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应严格依据董金生的诉讼请求以及借贷法律关系本身进行审理。至于是否存在因为吴坤的业务往来造成董金生与吴坤间的借款纠纷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通过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关系和利益的考量从而做出张兆锐与董金生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系脱离“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审理范围，程序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与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不存在借款合意的情况下认定张兆锐与董金生系借贷关系，做出了错误判决，应当判决驳回董金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董金生的起诉。董金生辩称，张兆锐所述与事实不符，董金生不同意张兆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董金生同意一审判决。董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兆锐偿还董金生借款1627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张兆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8日、6月24日、6月25日、8月5日、8月11日，董金生通过银行账户分别向张兆锐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500000元、193000元、400000元、234000元，共计1627000元。张兆锐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双方并非借贷关系。张兆锐主张其妻吴晓霞之弟吴坤与案外人冯德录共同经营旋挖钻机，吴坤通过冯德录向董金生转让旋挖钻机，因吴坤与张兆锐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冯德录便与董金生商定将旋挖钻机转让款支付张兆锐账户。一审庭审中，张兆锐提交《钻机销售转让合同》照片，从该照片勉强可以辨认以下内容：“一次性付清货款100万元”，“账号×××，户名张兆锐”，落款无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提交《转让协议》照片，从该照片勉强可以辨认以下内容：“转让360型钻机一台（徐工），从2016年6月25日起直到董金生不用为止。转让费用一次付清980000元正。”张兆锐称由于上述两份证据系从吴坤手机中调取的照片，所以字迹模糊。张兆锐同时提交《旋挖机租赁合同》复印件，载明：“出租方：徐焕吉承租方：王岩……第一条租赁设备的名称：主机徐工规格360设备编号0065数量1台含以下设备辅件钻杆一根、一个钻头。第二条租赁时间一年半（2016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第四条租金的计算和支付：租金（大写）陆拾贰万元整人民币一次性付清……”；提交《运输协议书》，载明：“甲方（托运单位）吴坤乙方（承运单位）田滨滨货物名称徐工360收货人吴坤卸货地址北京大兴区……”；提交冯德录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载明：“原有冯德录所有给张兆锐转账的款项和打款所有钱，冯德录无权追究张兆锐，因为冯德录打给张兆锐的款是我冯德录打给吴坤和张芳芳”；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证明董金生系北京京丰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丰机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交张兆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其与吴坤在2012年资金往来频繁，其与京丰机械公司和董金生在案涉债务关系发生前，亦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提交张兆锐之妻吴晓霞与冯德录于2018年11月15日的通话录音，其中吴晓霞询问冯德录“这钱是打的车钱或者啥钱”，冯德录称“就是车钱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董金生与张兆锐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是董金生与张兆锐举证责任的分担。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该案中，张兆锐不认可其与董金生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钻机销售转让合同》照片等证据以证明张兆锐的账户实为董金生向冯德录支付旋挖钻机转让款的指定账户，但张兆锐提供证据中约定的款项金额及支付时间与董金生主张的债务款项及支付时间均不相符，张兆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吴坤或张兆锐此后又将该款项转交冯德录。因此，该院认为，从张兆锐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来看，可以认定董金生与冯德录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但因该债务与案涉债务的金额、支付时间不同，其款项流向亦不能充分印证张兆锐的主张，故该院无法据此认定董金生与冯德录之间的债务即为案涉债务。其次，一审庭审中，张兆锐主张其与董金生互不相识，不可能存在借贷关系，但同时认可其与吴坤存在亲属关系且有资金往来，吴坤与冯德录共同经营旋挖钻机业务，同时董金生与冯德录之间存在债务关系。该院认为，综合考量上述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不能排除张兆锐与董金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之可能性。综上，该院认为，董金生与张兆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据此，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转账抗辩系其他债务，被告应当提供证据并达到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标准。在被告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中，董金生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提交了转账凭证，即已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张兆锐抗辩该转账实为董金生与冯德录因转让旋挖钻机支付的转让款，为此提交了相关证据。但如前所析，纵观张兆锐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款项即为旋挖钻机转让或租赁合同约定的转让款或租金。该院认为，当事人不应以推定的方式主张某种事实的存在，张兆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现有证据，张兆锐未在合理期限内向董金生返还借款，董金生要求张兆锐返还1627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张兆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董金生借款1627000元。二、张兆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董金生借款利息（以162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一六年九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张兆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淄博中泽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吴坤的病例及住院照片、吴坤与张兆锐之间关系的证明、邮储银行桓台支行证明，用于证明吴坤使用张兆锐银行卡的原因。第二组证据：吴坤与张兆锐之间的短信记录、银行卡明细单、强继良、钟会权等人的证人证言，用于证明张兆锐尾号为5412的银行卡借给吴坤使用，卡内的资金为吴坤所有，资金流向与吴坤有关。第三组证据：吴坤与张芳芳短信记录、强继良银行卡明细单，用于证明吴坤不仅借用张兆锐的银行卡，还借用强继良的尾号为4262的银行卡进行转账。第四组证据：《双方协议》、冯德录与吴坤关于日常经营及签订合同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坤与手机号186XXXXXXXX的聊天记录、钟会权及吴磊的证人证言、吴坤与冯德录关于冯德录与董金生签订《钻机销售转让合同》的微信聊天记录、《钻机销售转让合同》手机拍照件（与一审提交的一致）、京丰机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董金生及京丰机械公司与张兆锐尾号为5412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包括京丰机械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25000元，董金生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15000元），董金生、尹焕琴、京丰机械公司与强继良尾号为4262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吴磊工作日志与吴磊的证人证言，钟会权与吴坤的短信和钟会权的证人证言，用于证明董金生与张兆锐尾号为5412的转账记录，均属于吴坤借张兆锐银行卡与董金生及董金生任法定代表人的京丰机械公司、京丰机械公司的股东尹焕琴之间的贸易往来资金，与张兆锐无关。第五组证据：张兆锐、吴晓霞工作证明、吴坤微信聊天记录、吴坤死亡证明、董金生于2018年两次以民间借贷名义起诉张兆锐后撤诉的卷宗材料，用于证明手机系吴坤使用，张兆锐、吴晓霞无需向他人借款，董金生转给张兆锐的款项系贸易往来款项，并非借款，本案系董金生提起的虚假诉讼。董金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董金生认可冯德禄曾系吴坤的员工，称其通过冯德禄向吴坤购买过中联160型旋挖钻机一台，并向法院提交京丰机械公司员工与冯德禄（吴坤的代表）签订的钻机买卖合同（误写为中联150型钻机），用于证明董金生及京丰机械公司、尹焕琴曾向张兆锐、强继良的银行卡转款31万元（其中，包括京丰机械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的25000元，董金生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的15000元）以购买中联160型旋挖钻机，而本案中涉及的5笔共1627000元向张兆锐银行卡的转账款项属于借款。张兆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张兆锐称，董金生、京丰机械公司及尹焕琴向张兆锐、强继良的银行卡转款31万元，与本案中涉及的5笔共1627000元向张兆锐银行卡的转账款项均属于董金生、京丰机械公司与吴坤、冯德禄之间贸易往来的款项，即属于董金生、京丰机械公司向吴坤购买旋挖钻机的款项，并非借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董金生系依据其向张兆锐转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张兆锐偿还借款1627000元。此时的举证责任在张兆锐一方。张兆锐二审中提交的吴坤与冯德录关于冯德录与董金生签订《钻机销售转让合同》的微信聊天记录、《钻机销售转让合同》手机拍照件、京丰机械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25000元、董金生于2016年5月10日转给张兆锐15000元的转账记录等证据，结合董金生二审中提交的京丰机械公司员工与冯德禄签订的钻机买卖合同，以及董金生及京丰机械公司、尹焕琴曾向张兆锐、强继良的银行卡转货款31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董金生及京丰机械公司曾通过冯德禄向吴坤购买旋挖钻机，并将购买款转至张兆锐、强继良卡中，且董金生知悉吴坤实际使用张兆锐、强继良的银行卡接收款项的情形。再看冯德禄发给吴坤的《钻机销售转让合同》及《转让协议》的时间系2016年6月25日，而涉案5笔转账发生于2016年6月18日至8月11日（其中一笔系2016年6月25日），转款数额上亦有零有整，综合全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难以认定涉案5笔转账共计1627000元系董金生出借给张兆锐的款项。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张兆锐对涉案5笔转账共计1627000元并非董金生出借给张兆锐的款项完成了举证责任。在张兆锐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已转移给董金生。董金生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未能提供其与张兆锐系借款关系的其他证据，其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董金生承担。张兆锐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40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董金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43元，由董金生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443元，由董金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丽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