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5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利。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凌云，辽宁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澍，辽宁名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12102037824597205。负责人：回风阳，该清真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洋，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国利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简称北京街清真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6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错误。本案并非合同纠纷,而系由于案外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为了引进伊斯兰教特殊人才而聘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宗教教职人员(阿訇)、担任该协会秘书长职务,因此分配福利住房而引发的宗教内部有关宗教教职人员政策性住房纠纷。根据1992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不应由法院立案受理。2.《聘任协议》并非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聘任协议》的性质系经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认定的关于任命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处阿訇的任命书,在宗教领域内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具有特定的人身依附性。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规定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被上诉人无权自行认定聘任阿訇,无权自行处分宗教房产。上诉人担任被上诉人处阿訇,并签订聘任协议是经过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认定的为了具体落实引进特殊人才而分配住房待遇,而非完全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脱离开宗教领域而达成。因此,该协议并非平等主体之间有关权利义务的约定,本案不适用合同法。3.被上诉人并非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原审法院应追加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诉争房屋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案外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与大连振西呢绒服装厂协议建成,双方协议约定：案涉房屋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领导人员住宅,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享有永久居住权、管理权,产权归大连振西呢绒服装厂。2016年5月26日被上诉人解除聘任后,上诉人经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认定为大连马栏回族墓地值班阿訇,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未改变。由于上诉人始终是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引进的宗教特殊人才，上诉人经该协会许可变更宗教活动场所,其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并无改变,仍然符合案涉房屋的居住条件。《聘任协议》的解除仅是上诉人宗教活动场所的改变而非分配房屋居住权的丧失。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看，本案是腾房纠纷，而被上诉人没有证明其为有权占有。被上诉人对于案涉房屋既不享有所有权,也不享有使用权,其并非实际权利人,上诉人有权继续居住案涉房屋,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基于合同依法享有该房屋的永久使用权，其与王国利之间的聘任合同证明王国利是合法使用该房屋的。二、原审审判人员组成违法,依法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鉴于上述多项原因,本案并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原审错误认定本案事实,片面根据聘任协议的文字记载而未追加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为本案当事人查明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未对本案准确定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前提下,隐瞒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引进人才落实分配住房待遇的事实,混淆法律关系,妄图以诉讼的方式来侵吞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管理使用的宗教财产。三、上诉人有证据能够推翻原审判决。白元生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白元生现在仍然是清真寺的阿訇但未进行备案，王国利是否受聘于清真寺与白元生的收入有直接关系。白元生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对有关其身份的问题明确拒绝回答，刻意回避，其证人证言中对王国利不利的部分不应被采纳。白元生提供的会议记录效力低于补充协议。白元生证实补充协议是因为涉案房屋的使用权问题而与服装厂进行的约定，也正是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对案涉房屋有使用权的证明。丁波的证言应当被采纳。北京街清真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主要理由：一、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聘任协议，形成合同关系，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期满合同自动解除，但王国利2016年5月26日聘期届满后，占用案涉房屋至今，构成单方违约。根据《伊斯兰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员聘任办法》规定，清真寺有权聘任活动场所的教职人员，伊斯兰教协会无权聘任。福利分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改革的通知”明确指出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分配，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没有该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十年后再为王国利分房。案涉房屋是清真寺提供给王国利居住的，且在聘用期内才有居住权。按照《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只有省级伊协才有资格认定教职人员，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将王国利认定是坟地阿訇的行为无效。本案与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没有关系，其没有权利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审理。本案不属于宗教内部事务，宗教内部事务应认为包括教职人员的认定、宗教标的物大小和摆放位置、建筑高度规范、宗教内部选举等事务，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调整的事项不属于宗教内部事务。《宗教事务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房屋和财产受法律保护，无权将宗教财产和房屋分配给王国利。王国利侵占了清真寺周转用房，违反了聘任协议约定，也违反了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二、《联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盖章的甲方是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但《联建协议书》第一条载明的甲方是清真寺，清真寺才是两份协议真正的甲方和权利人。联建协议内容载明决定对大连市清真寺以联建方式进行扩建；协议关于甲方原有面积600平方米的表述也指向清真寺；协议第十条关于凡属对外联系的一切业务，均启用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之名称，证明因1988年清真寺尚无法登记只得以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之名称代签协议，否则协议无需作此特别约定。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根据规定，于1995年4月完成登记备案后刻制公章。补充协议约定该住宅给甲方宗教领导人居住，甲方拥有永久居住权、使用权，不得转借、转卖或给非甲方领导人居住。阿訇住房的使用权自建成之日起即由清真寺享有。三、王国利一审提供的2008年6月20日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致大连市公安局《关于办理大连户口的请求》及2009年7月30日大连市宗教事务局致大连市公安局的函，均载明清真寺分配给王国利阿訇住房，印证清真寺依据联建协议及补充协议取得了案涉住房使用权，并于2007年提供给王国利居住。四、清真寺提交的《聘任协议》、《宗教活动场所申请登记表》、《大连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处）所简志》、白元生阿訇的证言、谈话纪要、会议纪要等能够证明案涉住房使用权人是北京街清真寺。1988年北京街清真寺扩建，2007年5月26日聘任王国利为阿訇并提供住房，1988年至1998年期间，清真寺的寺管会主任、教长及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由白云兴老阿訇一人担任；1999年至2013年期间，清真寺的寺管会主任、教长及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的会长由白元生阿訇一人担任。1988年至2007年寺管会及市伊协的工作文件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清真寺取得阿訇住宅使用权的情况。北京街清真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腾退大连市西岗区新起街81号X号房屋；2.被告支付2016年6月5日起至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按照每月1400元标准计付）。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5月26日，原告与大连市清真寺签订《聘任协议》，聘请被告为大连清真寺阿訇，约定：1.聘任期限：2007年5月26日至2013年5月25日，第一年为试用期；2.生活安排：聘任期间，清真寺提供住宅一套，煤水电费用自理；3.生活福利待遇：每月清真寺支付生活费700元；4.聘任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聘任协议》签订后，原告将大连市西岗区新起街81号X房屋交由被告居住。2016年4月，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不续聘被告为本寺阿訇。2016年4月26日，原告向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发出《通报》，内容为“经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自2016年5月26日起，不再续聘王国利阿訇为北京街清真寺教职人员”。2016年4月29日，原告通知被告聘任期限将于2016年5月25日结束，提请被告注意在结束聘任期十天内，腾退现居住的教职人员周转房。2016年5月26日，大连市西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注销了对被告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备案登记。2016年4月29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其聘期将于2016年5月25日结束，并要求被告“在结束聘任期十天内，腾退现居住的教职人员周转房”。后原告多次告知被告腾退房屋，但被告始终未予腾退。另查，原告于2014年7月2日与杨怀准签订《聘任协议》，聘请杨怀准为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阿訇，约定：聘任期限为2014年7月2日至2017年7月1日（三年）；生活待遇为聘任期间清真寺提供租房补贴，煤气、水、电费自理；每月清真寺支付生活补贴500元、保险补贴500元、租房补贴1200元，合计2200元；聘任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如有续聘另外签署协议。2016年1月19日，原告与杨怀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考虑市场租金水平上调，自2016年1月起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将杨怀准原租房补贴从1200元上调为1400元。2018年1月18日，原告与杨怀准签订《续聘协议》，约定聘任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三年）；生活待遇为聘任期间清真寺提供租房补贴，煤气、水、电费自理；每月清真寺支付生活补贴500元、保险补贴500元、租房补贴1400元，合计2400元；聘任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如有续聘另外签署协议。原告向被告发放生活补助至2016年5月，2016年1月-5月期间，被告从原告处每月领取生活补贴500元、保险补贴500元。自2016年1月起，原告每月向杨怀准发放的租房补贴均为1400元。又查，2013年，根据大连市规范宗教场所名称管理工作的需要，经大连市宗教局的同意，原大连市清真寺名称变更为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被告对于其所居住的案涉房屋地址为大连市西岗区新起街81号X没有异议。被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案涉房屋所属土地权利人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提交了三个国有土地使用证、聘用协议等证据。原告所提交的三个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地址均为西岗区北京街96号，用地面积分别为220.00平方米、38.71平方米、667.91平方米，建筑占地分别为220.00平方米、38.71平方米、210.00平方米。被告主张其中的用地面积为38.71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证。被告所提交的聘用协议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该聘用协议记载，“鉴于表现良好，经伊斯兰教协会研究决定聘请王国利阿訇为大连马栏回民墓地值班阿訇，协议如下：提供驻伊斯兰教协会所属房屋新起街81号1-1-2；不定期限聘用……”原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案涉房屋是被告的福利分房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了大连市宗教事务局于2009年7月30日向大连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同意为王国利同志办理落户手续的函》、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于2008年6月20日向大连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办理大连户口的请求》。原告提交的《关于同意为王国利同志办理落户手续的函》记载，“清真寺分配给王国利阿訇住房，地址：西岗区新起街81号X”，《关于办理大连户口的请求》记载，“清真寺分配给王国利阿訇固定的住房，地址在：西岗区新起街81号X”。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07年5月26日聘请被告为阿訇，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书面聘任协议中明确约定：作为生活安排内容，在聘任期间，原告为被告提供住房一间，即案涉房屋。现原被告之间的聘任协议已于2016年5月25日解除，且已告知被告在结束聘任期十天内腾退案涉房屋。按照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聘任协议》的约定，被告占用案涉房屋已无合法依据，原告主张被告腾退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因现受聘于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意被告继续居住在该房屋内，而不同意腾退的答辩意见。首先，被告既主张案涉房屋为弃管房，又主张案涉房屋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属”，原告陈述自相矛盾。其次，因被告所提交的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地址与案涉房屋的地址不一致，且被告所提交的《关于同意为王国利同志办理落户手续的函》及《关于办理大连户口的请求》中均记载，系由原告将案涉房屋分配给被告，无法证明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故被告亦无法基于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的同意而取得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合法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与被告解除聘任关系后，被告未在聘期结束十天内，即2016年6月5日之前腾退案涉房屋，原告主张被告从该日起按照2016年阿訇租房补贴标准，即每月1400元支付房屋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国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腾退大连市西岗区新起街81号X号房屋；二、被告王国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市北京街清真寺支付2016年6月5日起至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按照每月1400元标准计付）。案件受理费509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国利负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1988年10月21日，大连伊斯兰教协会（甲方）与大连振西呢绒服装厂（乙方）签订《联建协议书》，主要约定对大连清真寺以联建方式进行扩建，扩建由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全部工程投资均由乙方筹集，甲方为乙方提供五种国拨价格的建筑材料；考虑到乙方对工程的负担，甲方经与有关部门协商，乙方除缴纳国家统一规定的税金外，对于地方规定的费用，甲方力争办理部分减免；产权归属约定清真寺及其附属工程和民族饭店建成后固定资产归清真寺，其余住宅及配套设备的产权按大连市房产部门有关规定办理进固手续；对外一切手续，由乙方承办，甲方协助，凡属对外联系的一切业务，均启用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之名称等。1990年3月17日，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甲方）与大连振西呢绒服装厂（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1.甲方提出由于当时考虑不周要求增加三户单室户住宅，楼层按1#楼首层、二层、三层各一户给甲方。2.该住宅给甲方宗教领导人居住，甲方拥有永久居住权、使用权，不得转借、转卖或给非甲方领导人居住。3.该住宅价格按每平方米450元计算，三套住宅共计为137.88平方米，人民币62,046元。4.该住宅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按规定交取暖费、房租等费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联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证，双方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争议焦点，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如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则王国利应否腾退案涉房屋、支付房屋占用费。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福利分房并分配给王国利，理由如下：第一，王国利与北京街清真寺于2007年5月26日签订《聘任协议》明确约定“聘任期间，清真寺提供住宅一套；聘任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该《聘任协议》到期后未续聘，北京街清真寺明确通知王国利聘期结束，需腾退房屋。第二，王国利原审提交《关于同意为王国利同志办理落户手续的函》及《关于办理大连户口的请求》中提及“清真寺分配给王国利阿訇住房”，该两份文件的目的在于协助解决王国利在大连落户的问题，并非单位内部福利分房意义上的“分配”。双方并未办理单位内部福利分房的相关手续，王国利仅以上述协助办理落户的文件主张案涉房屋作为福利分房分配给王国利的证据不足。《宗教事务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和收入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故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情形，王国利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理由，原审认定本案的案由系合同纠纷，并无不当。由于本案审理的并不是《聘任协议》中关于聘用阿訇的问题，而是《聘任协议》中关于住房的使用与期满协议终止履行后的腾退问题，故王国利关于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双方于2007年5月26日签订的《聘任协议》约定“聘任期间，清真寺提供住宅一套；聘任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因该《聘任协议》已经到期，且北京街清真寺明确通知王国利不再续聘，并注销了对王国利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备案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约定，双方依照《聘任协议》享有的权利义务终止，王国利无据再依照该《聘任协议》继续占用案涉房屋，故原审支持北京街清真寺关于王国利腾退案涉房屋及自2016年6月5日起至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并无不当。王国利主张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系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并在本院二审过程中提交了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出具的关于王国利阿訇用房的情况说明，表明该会认可王国利阿訇在案涉房屋内居住使用；北京街清真寺对该房屋不涉及任何利益，无权对此主张任何权利。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的副会长及法定代表人丁波到庭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与北京街清真寺关于案涉房屋权利主体的分歧和争议并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对案涉房屋在本案争议发生前系由北京街清真寺教职人员居住并由北京街清真寺实际管理一节没有异议，如大连市伊斯兰教协会以其系案涉房屋合法使用权人为由，聘请王国利担任阿訇并主张王国利继续居住，因各方对案涉房屋的权利主体存在争议，其应按照相关程序先协调收回案涉房屋的使用权。本案依照王国利入住案涉房屋的依据即其与北京街清真寺签订的《聘任协议》已经到期且双方未续聘的事实，支持北京街清真寺关于王国利腾退房屋的诉请，并无不当。王国利的此节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王国利关于原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当一节，因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案亦无据认定原审程序违法，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6元，由上诉人王国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钱审判员 孙利颖审判员 范瑞瑶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