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波，男，197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威，广东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淑媚，广东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静端，女，193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璇珲，女，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璇瑛，女，1963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芸，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斯源，男，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云，女，汉族，1961年6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谢斯源妻子。原审第三人：王铮彬，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芸，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洪波因与被上诉人陈静端、谢璇珲、谢璇瑛、谢斯源、原审第三人王铮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波上诉请求：1.撤销再审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李洪波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谢斯源、谢璇瑛、陈静端、谢璇珲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因为时隔太久，李洪波客观上难以做到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陈静端、谢纯良同意用王铮彬的银行卡接收借款，但是有很多客观事实可以形成证明，再审一审法院忽略了相关事实。包括：1.陈静端和谢璇珲在本案原审一审判决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和2018年期间多次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与李洪波协商执行和解事宜，态度积极，充分证明陈静端和谢璇珲承认借款的实际存在；即便在协商失败、涉案房屋将被拍卖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出再审申请；直到谢斯源在2018年底提起，陈静端和谢璇珲才首次对借款提出异议。若案涉借款未实际发生，陈静端和谢璇珲理应在执行阶段就提出异议而非进行协商，两人的行为与常理不符，可见两人认可借款的存在。2.谢璇珲参与了整个借款过程，所有借款文件上的原空白处都是由其填写内容，可见是谢璇珲从中协助才完成了交易。由谢璇珲代为书写接收借款的银行账户，由女儿帮年老的父母书写了收款账户，合情合理。3.李洪波转账给王铮彬，是向谢纯良和陈静端交付借款，而不是与王铮彬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王铮彬和谢璇珲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其行为佐证了李洪波的主张为真实。谢璇珲在庭审中先是否认曾指示转账给王铮彬并否认王铮彬收到款项，王铮彬到庭也称不确定有收到转账，然而在李洪波出示证据以后，其又改称其是担保李洪波与王铮彬的借款，故指示了收款账户，与本案无关，王铮彬也改称收到转账且款项与本案无关。在前述事实中，首先，两人的说法都没有任何证据；其次，既然谢璇珲作为王铮彬所谓“借款”的担保人而指示李洪波转账，则同理，谢璇珲作为谢纯良、陈静端借款的担保人，也可以指示李洪波转账；再次，民间借贷是以交付借款为生效要件，但也离不开借贷双方的合意，如果王铮彬真的曾向李洪波借款，不可能连是否收到过借款都不知道，事实上，本案只是借用了王铮彬的银行卡接收了李洪波出借给谢纯良、陈静端的款项而已。二、再审一审判决对李洪波过于苛责。从再审一审判决可以看出追求证据和逻辑的完整无缺，但是忽略了本案的客观情况。1.本案的借贷发生在2011年的4月，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借贷流程与该司法解释相比，存在瑕疵是可以理解的。2.虽然在转账的书面指示里没有谢纯良、陈静端的签名，但是李洪波提供的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李洪波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其已经尽到力所能及的注意义务了。3.《个人借款协议》《借据》《现金收条》与李洪波转账的时间完全吻合，而且根据借贷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双方是有借贷的协商和合意的，整个交易流程是很清晰和完整的。4.《借据》的内容反映出是约定谢璇珲的保证责任，是对《个人借款协议》的补充。《现金收条》的存在，也说明了《借据》并不是用于确认是否收到借款的。再审一审法院仅以《借据》中“借到”两字来认定是否收到借款是很片面的。5.《现金收条》中有很明确的“收到”字眼，谢纯良和陈静端虽然年纪比较大，但他们都曾是国家的优秀干部，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不可能在没有实际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就签名的；而且李洪波出示的银行转账回单是在银行柜台进行转账操作以后盖有银行业务章的单据，当时借款双方都认为借款已经实际支付了，谢纯良和陈静端确认后才在《现金收条》上签名的。其中16万元转账是因为填错账号才转账失败，李洪波在次日了解该情况后马上再次转账，足以证明其并非有意不提供借款。李洪波另在代理词中补充其上诉意见：李洪波与谢璇珲之间，除了本案借款担保外，还有房屋买卖关系，李洪波于2013年购买谢璇珲的房屋，支付了首期楼款，之后发现该房屋有其他人使用，因该人阻挠，李洪波无法进入，多方协商未果，李洪波被折腾得心力交瘁，也了解谢璇珲没有能力还款，故没有向其追索。谢璇瑛、陈静端、谢璇珲共同辩称，不同意李洪波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是再审案件，再审一审经过四次庭审，越秀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讨论后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二，谢纯良、陈静端并非是法律专业人员，在其二人确实在《个人借款协议》《借据》《现金收条》上签名且法院判其败诉后，跟对方和解，减少已有的损失，并不能认为其确实收到了李洪波的借款，只是希望通过和解的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已经产生的损失。第三，本案中李洪波提供的《个人借款协议》《借据》，对借款金额和利息的约定相互矛盾，如果借贷属实，则不可能就借款金额和利息等借贷关系中最基本的事项都不做出明确约定。第四，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生效，是本案的核心和关键，再审一审法院已经就此问题作出充分的调查和释明，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采纳并维持再审一审判决。在二审庭询中，谢璇珲另辩称，与本案借款同一时期，谢璇珲向李洪波借款100万元，实际于2011年3月30（或31）日收到916000元，王铮彬向李洪波借款50万元，该笔款由谢璇珲作为担保人，即案涉的该笔转账，实际收取46万元。谢斯源辩称，不认可李洪波的上诉意见，谢斯源没有参与陈静端、谢璇珲与李洪波之间借贷的事项；同意再审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李洪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铮彬述称，请求法院维持再审一审判决，驳回李洪波的上诉请求。李洪波向再审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静端向李洪波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从2011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谢璇珲对该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谢璇珲、谢璇瑛、谢斯源在继承谢纯良的遗产范围内就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向李洪波承担连带责任。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李洪波提供了日期为2011年4月13日的《借据》、《个人借款协议》、《现金收条》及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到庭，用以证明谢纯良、陈静端向其借款50万元，谢璇珲作为担保人的主张。其中，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显示李洪波名下账户于2011年4月13日转支30万元及汇出16万元。原审一审认为：李洪波为证实谢纯良、陈静端向其借款5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有谢纯良、陈静端签名的《借据》、《个人借款协议》、李洪波名下账户的银行转账记录及《现金收条》，由于谢纯良、陈静端、谢璇珲经原审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核证、质证，亦无提供反驳的证据，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故原审一审法院对李洪波主张予以采信，对李洪波要求谢纯良、陈静端偿还借款5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因李洪波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后才提起诉讼，依法可免除谢璇珲的保证责任，故对李洪波要求谢璇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审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原审判决：一、谢纯良、陈静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洪波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还时止）；二、驳回李洪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没上诉。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13日，李洪波与谢纯良、陈静端签订了《个人借款协议》，该协议首部显示：出借人、抵押权人（甲方）李洪波，借款人、抵押人（乙方）谢纯良、陈静端，该协议其中约定：乙方为周转资金，故向甲方借款；乙方向甲方借款伍拾萬元正，债务履行期限自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5月12日；乙方将其共有的越秀北路234号后座之三306房抵押给甲方，作为担保乙方向甲方借款的本金、违约金及将来实现抵押权利的费用；若乙方逾期未归还甲方借款，则乙方应赔偿借款额的50%给甲方作违约金，另甲方有权以每逾期一日按借款全金额百分之3.3计算利息；自借款期限届满时，乙方未按时还款的，产权自动归甲方所有；……。该协议首部李洪波与谢纯良、陈静端的名字均为手写体；协议中下划线上的字体为手写体；尾部签名处甲方栏处签有李洪波名字，乙方栏处签有谢纯良、陈静端名字。同日，谢纯良、陈静端、谢璇珲出具了《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李洪波人民币伍拾萬元正，用于生产或购货等用途，借期30日，于2011年5月12日归还……担保人应承担借款人应偿还或支付的一切债务的本金、利息……等。该《借据》下划线上的字体为手写体；该《借据》尾部签名处，借款人栏处有谢纯良、陈静端签名，担保人栏处有谢璇珲签名。同日，谢纯良、陈静端写下《现金收条》，内容为：本人谢纯良今收到李洪波现金伍拾萬元正人民币。该收条下划线上的字体为手写体，尾部签名处有谢纯良、陈静端签名。同日，谢璇珲向李洪波出具了在复印有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10银行卡的复印件，谢璇珲在该复印件上书写了“同意将伍拾萬款项存入该账户，户主王铮彬”文字。同日，李洪波通过其账户向王铮彬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10号账户转款30万元，通过其尾号为3670号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户向中国农业银行6228**********5410号账户（与实际账户少1个号码）转款16万元，该款于同日返回至李洪波上述3670号账户。次日，李洪波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王铮彬尾号8041号账户转款16万元。2011年4月13日，广东省公证处出具了证明谢纯良、陈静端于2011年4月11日到该公证处签署委托刘月娥办理广州市越秀北路234号后座之三306房提前还贷、涂销抵押、出售房屋、收取售房款《委托书》的《公证书》。2013年5月15日，李洪波向原审一审法院提起原审诉讼。2013年8月，谢纯良死亡。2013年11月15日，原审一审作出判决。另查，陈静端、谢纯良是夫妻关系，谢璇瑛、谢斯源、谢璇珲是陈静端与谢纯良生育的子女。再审审理过程中，李洪波表示：1.2011年4月，谢璇珲向我提出借款50万元，并提出以其父母谢纯良、陈静端名下房屋作抵押，我基于谢璇珲有不少外债，故提出改由谢纯良、陈静端为借款人，谢纯良、陈静端、谢璇珲均同意，故三方于2011年4月13日签订了由我方从网上下载的格式版本《个人借款协议》、《借据》；2.谢纯良、陈静端是在见到我出具的转账30万元、16万元至王铮彬账户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上海浦东银行业务回单》后，才向我出具《现金收条》的，据此，已可证明谢纯良、陈静端同意我将其借款转至王铮彬账户，除此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我该主张；另，我也没直接证据证明谢纯良、陈静端是在见到我出具的上述银行回单后才出具《现金收条》，但从谢纯良、陈静端在签署了《现金收条》后至今一直没主张权利可以间接证明我上述主张；3.上述《个人借款协议》、《借据》及《现金收条》下划线上的文字是由谢璇珲书写的，且形成于谢纯良、陈静端签名之前；4.因在《个人借款协议》约定的抵押房产在签订该协议前已抵押他人，故至今未能办理我是该房屋抵押权人的登记手续；5.由于2011年借款距今时间太长，我记忆可能存在混乱，已记不起当时4万元现金是给付给谢璇珲还是王铮彬。陈静端表示：我与谢纯良是在没看到银行转账回单的情况下，依原告的要求同时签署了《个人借款协议》、《借据》、《现金收条》的；若如李洪波所述的《现金收条》签署过程，我与谢纯良也应在谢璇珲出具的转账至王铮彬账户的字条上签名确认，现该字条没我俩签名反而证明我俩没同意该转账指令。陈静端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个人借款协议》、《借据》及《现金收条》下划线上的文字形成于谢纯良、陈静端签名之后。谢璇珲表示：虽然上述复印有银行卡的字条上“同意将伍拾萬款项存入该账户，户主王铮彬”文字是我书写的，但该字条非为本案款项的给付而向李洪波出具的，而是因王铮彬向李洪波借款50万元，我作为其担保人，同意李洪波将款转入王铮彬的账户而出具的，但我没证据证明王铮彬向李洪波借款50万元，也没证据证明我作为王铮彬5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也没证据证明《个人借款协议》约定的50万元为我此前借款100万元的四个月利息。再审一审法院认为：从陈静端、谢纯良签署了《现金收条》后次日16万元才到王铮彬账户可见，陈静端、谢纯良非以李洪波款项实际已到王铮彬账户为前提签署《现金收条》。从陈静端、谢纯良在李洪波向王铮彬账户转账前已向李洪波签署写有“借到李洪波50万元”的《借据》可见，陈静端、谢纯良非以李洪波有否向李洪波账户转出涉案款项为前提签署“借到”李洪波50万元的字据。鉴于“借到”、“收到”借款的意思相同，陈静端提出《现金收条》是在李洪波转账前已签署的主张，符合陈静端、谢纯良当时签署收到借款字据的签署状况，且李洪波至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陈静端、谢纯良是在看到银行转账回单后才签署《现金收条》，故再审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陈静端提出《现金收条》是与《个人借款协议》《借据》在李洪波转账前已同时签署的主张，对李洪波提出《现金收条》是陈静端、谢纯良在李洪波向其出示了转账回单后才签署的主张，再审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因李洪波提出谢纯良、陈静端是在李洪波出示了转账回单后才签署《现金收条》的主张，再审一审法院不予接纳，且李洪波至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谢纯良、陈静端同意李洪波将其借款交给王铮彬，故对李洪波提出谢纯良、陈静端同意李洪波将《个人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支付给王铮彬的主张，再审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因李洪波至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谢纯良、陈静端同意李洪波将《个人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支付给王铮彬，故李洪波向王铮彬转款，并不构成李洪波已履行了《个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其需向谢纯良、陈静端出借借款的义务。依上述法律规定，李洪波与谢纯良、陈静端签订的《个人借款协议》未生效，因此李洪波要求陈静端清偿涉案借款及支付利息，要求谢璇珲对该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及要求谢璇珲、谢璇瑛、谢斯源在继承谢纯良的遗产范围内就借款本金及利息向李洪波承担连带责任，均没事实及法律依据，再审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至于李洪波转账至王铮彬账户的46万元，是李洪波与王铮彬的另一法律关系，李洪波与王铮彬另行解决。因谢纯良在原审审理期间已死亡，原审判决仍将谢纯良列为诉讼主体，在程序上有错误，且原审判决谢纯良、陈静端需向李洪波偿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利息的实体处理也有误，故原审判决应予撤销。综上所述，并经再审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审一审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0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洪波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诉讼费14931元（其中受理费13931元、公告费1000元）由李洪波负担（已预付）。经审查，再审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有证据予以佐证，且各方当事人对再审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洪波向本院依法提交以下证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2018年3月16日）、执行异议申请书（2018年3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2018年5月16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2018年7月23日）、案外人异议申请人（2018年9月3日），上述证据来源为关联案件（2016）粤0104执恢29号的卷宗，证明陈静端、谢璇珲在相关执行案件中与李洪波协商执行和解事宜，并表示会积极筹钱还给李洪波，反映陈静端、谢璇珲都承认欠了李洪波款项；陈静端曾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书，反映了陈静端具有法律常识，懂得依法维权，如其没有欠款，理应依法救济而不是积极还钱；启动本案再审程序的谢斯源，陈静端和谢璇珲在再审开庭之前均没有对欠款的事实提出过任何的异议。李洪波另提交“首期楼款收据”一份，证明李洪波与谢璇珲在2011年3月发生的款项是基于房屋买卖关系而非借贷。谢璇瑛、陈静端、谢璇珲共同质证称，第一，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陈静端收到李洪波的借款，因为和解中自认的事实不能作为审判的证据，通过和解内容可以看到，该和解协议是一揽子解决谢璇珲、谢璇瑛多人的案件，而非仅针对案涉50万元的问题；陈静端、谢璇珲是在认为已经没办法不执行原审一审判决的情况下才进行和解的，当时不了解原一审判决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可以再次提起再审；房款收据不属于新证据，收据上的金额与谢璇珲在再审一审中主张的借款金额不一致，也与本案无关。谢斯源质证称，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对方的主张，调解过程中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房款收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收据金额与谢璇珲在再审一审中主张的借款金额不一致。王铮彬质证称，其未参与执行和解过程，对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提供的执行笔录、执行异议申请书、案外人异议申请书，加盖越秀区人民法院档案室章，其中记载的内容与本案借款相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对首期楼款收据，虽然是李洪波二审庭询后补交，但该证据印证了其与谢璇珲的款项往来关系，与本案借款真实性的判断相关，谢璇珲作为签字的一方也没有否定收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查明，2011年3月30日，谢璇珲向李洪波出具《首期楼款收据》，写明收到李洪波购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37号402房屋首期款65万元。次日，李洪波向谢璇珲转账916000元，李洪波在二审庭询中称916000元是支付购房款，但未提交购房合同，未解释付款金额与收据不符的原因。2011年4月13日李洪波转账16万元后，该账户余款为92067.67元，对为何不全部转账20万元的原因，李洪波解释因为刚好有4万元现金，就以现金交付，但忘记是交付给谢璇珲还是王铮彬。本案原审一审判决生效后，李洪波向原审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陈静端、谢璇珲与李洪波于2018年5月达成和解协议，确定以140万元结算（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368号、（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原审一审判决的债务。之后债务人未履行和解协议。本案再审一审于2019年7月12日开庭时，审判长要求李洪波陈述在2011年4月13日与陈静端、谢纯良、谢璇珲签订《个人借款协议》《现金收条》《借据》的过程，李洪波回答是谢璇珲提出借款，并应其要求提供了谢纯良、陈静端的房屋为借款抵押；审判长问为何合同中约定了陈静端、谢纯良为借款人，李洪波回答由于借款时间距今太长，记忆可能存在混乱，应该是陈静端、谢纯良需要借款并通过谢璇珲向其借款，因此才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另查明，（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368号民事判决，原告是李洪波，被告是王铮彬，案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查明双方于2011年3月3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李洪波购买王铮彬名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东路37号401房的房产，成交价为105万元，定金35万元，办理申请买卖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4月30日前，余款70万元于双方完税当日支付；判决王铮彬向李洪波返还购房款35万元及支付违约金21万元。另，在该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王铮彬与刘月娥（李洪波之配偶）在广东省南方公证处办理公证委托，约定王铮彬委托刘月娥代为办理前述房屋买卖事项。（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原告是李洪波，被告是谢璇瑛，案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查明双方于2011年9月1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李洪波购买谢璇瑛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36号市科委宿舍1107房的房产，成交价为60万元，定金45万元；判决谢璇瑛向李洪波返还购房款318000元及双方返还定金24万元。另，在该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谢璇瑛与李洪彬在广东省南方公证处办理公证委托，约定谢璇瑛委托李洪彬代为办理前述房屋买卖事项。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个人借款协议》的5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陈静端、谢璇珲、谢璇瑛、谢斯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李洪波在上诉中，承认其客观上难以做到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陈静端、谢纯良两人同意用王铮彬的银行卡接收借款，也认可再审一审判决在证据和逻辑上是完整的，但其主张现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借款，本院分析其理由如下：第一，按照李洪波提交的证据，其于2011年4月13日确实未足额转账约定款项给王铮彬账户，另余款4万元，李洪波也未能准确陈述是交给何人，而陈静端、谢璇珲、王铮彬均否认收到该现金款项，可见《现金收条》签字时，陈静端、谢纯良并没有收到或者未核实确认已经收到借款，《现金收条》不足以证明李洪波已经交付款项。李洪波提出陈静端、谢纯良均是退休干部，认为其两人作为国家干部应有丰富社会经验，不应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予以确认，却李洪波却忽略了其两人作为退休老人，因年龄较大而可能减弱了对事物判断能力的因素，特别是借款人在借款时处于弱势地位，使之不能拒绝出借人的要求，也是常见的情况，故款项是否交付，不应以《现金收条》为唯一依据，仍应以交付事实为准。因此再审一审法院按照转账的事实，不认定李洪波主张的《现金收条》是其向陈静端、谢纯良出示了转账回单后才签署的内容，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谢璇珲签名的指示付款账户字据的问题。李洪波认为该字据即是指示案涉《个人借款协议》款项交付账户，但该字据上没有陈静端、谢纯良的签名，陈静端对该字据也明确不予认可。按照李洪波的陈述，谢璇珲出具该字据时，陈静端、谢纯良均在现场，即具备了由其两人确认收款账户的客观条件，但李洪波未能合理解释为何是由担保人谢璇珲确认借款的收款账户。李洪波反复强调其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认为谢璇珲签名确认即可，但是将钱出借给谁，由谁签名，由谁指定收款账户，由谁对此承担责任，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过多的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李洪波觉得谢璇珲可以替代其父母，则无须让其年迈父母签订借款合同和收据，而直接由谢璇珲代替即可，但其仍要求陈静端、谢纯良在借款人落款处签名，可见其清晰地认识到借款人本人签名的意义和效力。而且，李洪波陈述2011年4月13日的转账由于账号错误退回，故其于次日另行转账，但其于次日将款项转入王铮彬的另一账户，该收款账户的变更并非谢璇珲的指示，更没有得到陈静端、谢纯良的确认。这一事实反映李洪波将款项交付给哪个账户，无须得到陈静端、谢纯良的同意或者确认，进一步说明了谢璇珲签名的字据与案涉借款没有关系。据此，再审一审法院认定该指示付款账户字据与案涉借款合同没有关联性，李洪波在陈静端、谢纯良未确认的情况下，将款项交付给王铮彬，不能认定为履行《个人借款协议》的行为，符合证据规则，本院予以认可。第三，陈静端等人在执行和解过程中为了达成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能在本案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依据。当事人为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往往对一些有争议的事实不再争辩，或者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予以承认，与诉讼对抗过程中对事实的承认存在本质不同，在和解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种表面上符合自认特征的行为不能发生自认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陈静端、谢璇珲均没有参加原审一审庭审，没有提出抗辩，在原审一审裁决文书生效后，拟通过和解一并解决陈静端的另一女儿谢璇瑛、以及谢璇珲的男友王铮彬的纠纷，双方以140万元进行和解，可见其同意和解的原因更多是解决三案纠纷，而不能据此认为其确认了案涉借款的事实。第四，李洪波认为因其按照2011年3月30日与王铮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尚需要向王铮彬支付购房余款70万元，王铮彬没有向其借款的理由。但是从该购房合同看，办理买卖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4月30日前，余款支付的日期是双方完税当日，而王铮彬在4月初已经有资金需求，由于余款付款期未到，未能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在此情况下，其以借款形式向李洪波借用款项，不存在与常理相悖之处。事实上，李洪波之后也未向王铮彬支付购房余款，双方也未办理房屋买卖手续，也反映了李洪波并不一定需要支付该余款。另外，按照李洪波提交的《首期楼款收据》，其反映了李洪波向谢璇珲购买房屋，支付首期款65万元，也就是说尚有余款未付。而李洪波于次日转账916000元给谢璇珲，该款项是何性质，是否存在借款，李洪波亦无法说明。因此在尚有购房款未付的情况下，另外交付其他款项是存在可能的，在李洪波与谢璇珲之间就已经实际发生。第五，李洪波认为既然谢璇珲作为王铮彬的担保人可以指示转账账户，则谢璇珲作为陈静端、谢纯良的担保人也有权作出相同指示。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是王铮彬认可了谢璇珲的指示行为并确认借款真实性，而陈静端、谢纯良却没有作出确认谢璇珲的指示行为，也不确认借款真实性，故两者不能等同而论，故本院不采信李洪波的该观点。第六，李洪波提出《个人借款协议》《借据》和《现金收条》时间与转账时间为同一日，故两者存在直接关系，但是王铮彬已经陈述该转账是其本人借款，李洪波提交的谢璇珲所写的指定账户字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两者的关联性不是仅仅日期相同即可以作出判断的，李洪波该项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七，李洪波认为谢璇珲和王铮彬在不同庭审中表述前后不一，故其陈述不可信。然则，李洪波本人在再审庭审中，也存在前后陈述不同的情况，其自行解释是由于“时间距今太长”、“记忆可能存在混乱”。本案借款事实发生于九年之前，双方对案件细节有遗忘，本院予以理解，该理解是对双方而言，而非仅对一方科以严格责任。对双方的陈述前后不一之处，本院不作简单评判，而是结合案件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另外，本院留意到，李洪波在短时间内与谢璇珲、王铮彬、谢璇瑛约定三套房屋的买卖事项，其中两份购房合同已经分别办理了委托刘月娥（李洪波的配偶）、李洪彬（应为李洪波亲戚）代为办理购房手续，然而李洪波在支付了比例较高的首期款后没有向出售人主张交付房屋，在持有委托的情况下也没有由受托人配合办理交易手续，而是均通过起诉解除合同、返还首期款和双倍返还定金的方式进行维权，其行为与房屋买卖的目的不甚一致，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综上，本院审查李洪波的证据和陈述，结合陈静端、谢璇珲等人的抗辩，分析李洪波的上诉意见，认为李洪波的证据不能形成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条，关键的是其关于按照借款人指示交付款项给王铮彬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撑，证据链条环节明显缺失。另一方面，陈静端、谢璇珲关于未收到案涉借款的主张，与谢璇珲所出具的指示收款账户字据以及王铮彬确认向李洪波借款的事实相符。因此，再审一审法院认定李洪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谢纯良、陈静端同意将《个人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支付给王铮彬，故李洪波向王铮彬转款并不构成李洪波已履行了《个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出借款项义务，并据此认定李洪波与谢纯良、陈静端签订的《个人借款协议》未生效，陈静端、谢璇珲、谢璇瑛、谢斯源无须承担还款责任，依法驳回李洪波的诉讼请求，该处理结果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洪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洪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