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012民初944号原告: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梁莉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江苏忠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秧田，男，196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炜，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贺甫娥，女，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原告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拿得劳公司）与被告彭秧田、贺甫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并于2017年9月6日作出（2017）苏1012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彭秧田、贺甫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拿得劳公司清偿所欠货款291769.5元，被告彭秧田、贺甫娥不服判决并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2月20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10民终3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被告在原审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了审查，并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8）苏1012民初9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裁定，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17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10民辖终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拿得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被告彭秧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贺甫娥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拿得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91769.5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常年向原告订购各种规格皮鞋，两被告系夫妻关系。截止2014年7月8日，双方经对账，被告贺甫娥以被告彭秧田名义签字确认共欠原告货款291769.5元，同时约定如有纠纷由江都法院处理。嗣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该货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给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彭秧田辩称：1.原告方所提供的2014年7月8日的对账单并非被告彭秧田出具，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对账单系被告贺甫娥所出具，原告方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根据双方所形成的合同关系和交易习惯，自代理合同成立时起，一直是彭秧田以个人名义与原告发生合同关系、履行合同并承担义务，包含货物发送、款项支付，贺甫娥虽系彭秧田配偶，但从未参与过彭秧田的任何经营活动，对彭秧田的任何经营形式与方法均不知情；3.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对账单是确认双方在之前的某个时间段已发生的合同往来所产生的款项的确认，从原告屡次诉讼举证表明，在2014年7月8日之前双方存在多张对账单，然而在2014年7月8日以后，双方仍然没有停止交易活动，且一直持续至2015年9月18日，但在之后双方并没有依据交易习惯对已发生的合同款项进行最终结算，原告以2014年的对账单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贺甫娥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供下列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1.《代理合同书》一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2014年7月8日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彭秧田欠付原告货款291769.5元；3.临时住宿登记表二份、飞行记录二份，用以证明贺甫娥每年参加订货峰会并在江都临时住宿的情况；4.2014年账目查询表一份，证明对账后被告彭秧田支付原告总经理陈良海货款5万元；5.2013年对账单四份，原告主张其中三份系被告贺甫娥签署的彭秧田姓名，证明被告贺甫娥在之前数次代被告彭秧田签署对账单的事实。被告彭秧田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合同有效期至2012年3月1日，双方合同到期后并没有再续签新的代理合同，且原告未向法庭提交作为有效结算凭证的托运单；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账单上“彭秧田”字样并非被告彭秧田所签，亦非贺甫娥所签，如果系贺甫娥所签，按照常理应当签贺甫娥的名字并注明代签，或同时签署两人的姓名，且之后双方并非终止交易，但未进行结算；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贺甫娥入住扬州锦润国际大酒店也不能证明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入境登记表只能证明贺甫娥到过南京，并不能证明其到过江都，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4“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表明双方在2014年7月8日后客观存在交易活动，原告方认可5万元真实性，但未在诉讼请求中予以核减，表明对双方并未最终结算的事实予以认可，没有结算的行为违背交易习惯；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原告主张其中三张为贺甫娥所签，应当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彭秧田提供下列证据证明其辩称理由：1.账目明细查询表一份，证明被告彭秧田于2014年8月4日向原告公司负责人支付5万元，双方在2014年7月8日之后仍然存在交易活动；2.托运凭证二张，证明2014年10月15日与2015年9月18日双方仍然存在货物交易往来，原告仍然向被告提供货物。原告质证对被告彭秧田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系被告方单方制作。本院对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彭秧田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代理合同书》、对账单、临时住宿登记表、飞行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临时住宿登记表、飞行记录载明的被告贺甫娥在本地的行动轨迹与对账单的内容相印证，本院对其关联性亦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与被告彭秧田均作为证据提供的2014年账目查询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彭秧田向原告公司人员汇款5万元的事实；对于被告彭秧田提供的托运凭证，因该凭证为被告彭秧田单方记录，被告彭秧田未提供物流信息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的退货事实；对于2013年形成的对账单，被告彭秧田否认其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贺甫娥参与彭秧田经营活动，并多次代彭秧田进行对账，进一步印证了2014年7月8日贺甫娥代签对账单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18日，原告拿得劳公司与被告彭秧田签订《代理合同书》一份，约定拿得劳公司授权彭秧田为湖南总代理商，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23日起至2013年2月9日；彭秧田以买断方式向拿得劳公司订购鞋类产品，订货须以传真等书面形式，使得拿得劳公司供货有凭证，货款结算的具体品名、数量、价格、金额附以出库单/托运单为凭；彭秧田须在合同期内的6月30日及1月15日两次结清所有欠款；每月25日为对账日，双方明确账目，彭秧田须在每月30日前将对账单原件寄到拿得劳公司，否则拿得劳公司有权终止合同。合同同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彭秧田按合同约定发生业务往来。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合同，仍继续发生往来。另查明，被告彭秧田与贺甫娥系夫妻关系，2013年，被告贺甫娥曾数次至原告处代彭秧田核对账目并签署对账单。2014年7月7日至7月9日，被告贺甫娥入住原告为其预订的位于扬州市江都区的扬州锦润国际大酒店。2014年7月21日，被告贺甫娥自南京乘坐FN6202航班离开。2014年7月8日，被告贺甫娥与原告进行对账，并以彭秧田名义出具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中“客户名称（姓名）”处注明“株洲彭秧田”，以打印字体载明“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应贵客户要求，常年为其加工各种规格的皮鞋，现为明确双方之间的帐目情况，经对帐、核查，签订本对帐单。自此双方之间在签定本对帐单前的债权、债务以本对帐单为准”，在“截止对帐之日，贵客户共欠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款项计人民币”处手书金额291769.5元（大、小写），“欠款人（客户）签名”处签有“彭秧田”字样，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8日”。2014年8月4日，被告彭秧田向原告公司总经理陈良海账户汇款5万元。又查明，本案审理中，聂炜律师曾于2018年5月9日庭审时向本院提供被告彭秧田、贺甫娥的授权委托书，并作为被告彭秧田、贺甫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但在当日庭审中，因被告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当本院要求被告贺甫娥代理人聂炜通知贺甫娥本人到庭并提交笔迹样本供鉴定比对时，代理人聂炜表示贺甫娥的授权委托书中“贺甫娥”字样系被告彭秧田代签，其并未见过贺甫娥本人，并辞去贺甫娥对其的诉讼委托。在之后审理中，被告彭秧田否认对账单中“彭秧田”字样为其所签，亦不认可系被告贺甫娥代签，且在本院就此询问时，其未对该签名是否由被告贺甫娥所签提出鉴定申请。审理中，因聂炜律师不再接受贺甫娥委托，本院按户籍地址向被告贺甫娥邮寄的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均由被告彭秧田代为签收，被告彭秧田表示其与贺甫娥处于分居状态，无法提供贺甫娥现居住地址、联系方式，亦未表示愿意代收并转交应诉材料，故本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向被告贺甫娥公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被告贺甫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彭秧田签订的《代理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该合同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彭秧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代理合同书》期限届满后，双方虽未签订新的合同，但按交易习惯继续业务往来，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7月8日，被告贺甫娥至原告所在地与原告就被告所欠账目进行结算，并代被告彭秧田签字确认，该对账单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能够证明被告所欠原告货款的具体金额，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彭秧田提出对账单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并进而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理由有：1.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提供的2013年至2014年的数份对账单能够证明在原、被告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被告贺甫娥参与彭秧田的经营活动，多次至原告处进行对账并以彭秧田名义签署对账单。被告所辩贺甫娥从未参与过彭秧田任何经营活动与事实不符。在本案诉讼中，被告彭秧田曾代被告贺甫娥签字共同委托律师聂炜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因共同经营所产生纠纷的诉讼，也能印证这一观点。2.原告提供的临时住宿登记表二份、飞行记录二份与上述对账单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贺甫娥2014年7月8日曾赴原告所在地与原告进行款项结算的事实；反之，作为一名远在湖南的普通公民，被告并未对贺甫娥的此行作出合理解释。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被告彭秧田否认对账单上“彭秧田”字样系贺甫娥所签，被告贺甫娥又避而不见，不积极提供笔迹鉴定所需的笔迹比对样本，致使本院无法通过笔迹鉴定的方式核实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故被告彭秧田的抗辩无事实依据，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彭秧田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被告贺甫娥作为被告彭秧田的配偶多次至原告处对账并签字，可以认定被告贺甫娥与被告彭秧田共同参与经营。加之，上述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因共同经营所产生，故上述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两被告共同偿还。两被告逾期不还，于法不合，应负本纠纷的全部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鉴于2014年7月8日原、被告对账后，被告彭秧田向原告公司人员汇款5万元，原告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该款项应当在对账金额中予以扣减，被告彭秧田尚欠原告货款241769.5元。被告贺甫娥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彭秧田、贺甫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货款241769.5元；二、驳回原告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80元，诉讼保全费2020元，合计7700元，由原告负担1004元，由被告彭秧田、贺甫娥负担6696元，两被告应负担部分原告已垫付，两被告在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 岩人民陪审员  丁文波人民陪审员  张苏静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 助理  田 兵书 记 员  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