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屏民初字第602号 原告：陆宗喜，男，1938年5月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屏南县人，住屏南县。 原告：陆泽兴，男，194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屏南县人，住屏南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李文斌，屏南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屏南县古峰镇翠屏北路（华侨中学旁）。 法定代表人：叶海晟，社区主任。 第三人：陆清，女，198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屏南县人，原住屏南县xx镇xx路x号，现住屏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林，福建宁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宗喜、陆泽兴与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人陆清确认合同无效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宗喜、陆泽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李文斌、第三人陆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屏南县××村民委员会同第三人陆清于1999年12月15日签订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事实和理由：1999年12月15日，被告屏南县××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陆清签订了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因签订承包合同时，第三人陆清户籍所在地为xx镇xx路x号即屏南县医院，且其父母的户口也均不在原长汾村，其不具备承包长汾村集体耕地的资格。涉案《耕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1.涉案《耕地承包合同》的签订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规定的程序，违法与不是原长汾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涉案《耕地承包合同书》是第三人利用叶持结签订的伪造的虚假合同。理由：（1）涉案《耕地承包合同书》正本乙方（户主）签字人为叶持结，而非陆清或第三人母亲马子圭。副本乙方（户主代表）签字人为叶持结，但被涂改，另写马子圭《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人为陆青而非陆清，在法律意义上是两个人，不是同一人。涉案耕地被第三人陆清窃取的历史事实。综上所述，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不仅违背事实和法律，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求确认屏南县××村民委员会同陆清于1999年12月15日所签订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 第三人陆清辩称，一、原告的起诉早已超出诉讼时效，应予驳回。二、即使未超诉讼时效因原告的起诉有悖事实，且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古峰镇长汾村村委会与陆清于1999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事由。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理由：1.本案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原告引用物权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规定的是：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而本案原告是请求宣告无效，请求宣告无效与请求撤销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告以此作为起诉的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2）原告引用土地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该条的规定是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需履行相关程序，而本案答辩人系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原告以此作为起诉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3）原告引用福建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该条的规定是哪些人员有权承包农村土地，很显然答辩人完全符合该条规定有权承包农村土地的人员。因此原告以此作为起诉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4）原告还引用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试问原告答辩人与被告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哪种情形？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2.答辩人陆清是长汾村第七村民小组成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答辩人也有充分证据证明；三、对原告诉状中其他一些观点的答辩与反驳。1.原告诉状中主张《耕地承包合同书》系答辩人利用叶持结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伪造的虚假合同，又主张涉案耕地系被答辩人窃取，该观点系无中生有；2.原告诉状中主张耕地承包合同承包方为“陆青”，而非“陆清”，这是事实，但屏南县人民法院（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陆清又名陆青，两名字为同一人；同时，原告起诉将答辩人陆清列为第三人，也说明原告是认可陆清又名陆青，两名字为同一人；四、本案原告等人己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每次自知自己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纯属被人操纵的无理起诉，而不得不撤诉。此次原告陆宗喜、陆泽兴又基本以同样理由起诉，该起诉纯属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此次，若原告再次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应不予准许，而判决驳回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以免其再次浪费司法资源。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1999年12月15日，原屏南县××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陆清签订了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耕地的地名为“院后笼中、梨树乾、院后垅中”共计1.5亩。其中院后笼中0.6亩，梨树乾0.1亩，院后垅中0.8亩。 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涉案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 一、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认为，一、无效合同不存在诉讼时效。二、本案诉争标的物为不动产土地，属于对世权，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三、本案如果存在时效问题，原告的起诉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2009年马子圭的儿子想在涉案耕地上盖房子后与陆林忠兄弟双方产生争议时，第三人拿出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及当时长汾第七生产队的成员才得知本案耕地给第三人承包了，因此后面才不断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提交证据（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案件庭审笔录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屏南县人民法院（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判决书、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判决书、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古田县人民法院（2009）古行初字第8号行政裁定书、屏南县人民法院（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同时也证明了原告于2009年才得知权利被侵害，后不断的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证据（1992）屏法民字第066号民事判决书、（1986）屏法民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结合第三人的证据婚书（该婚书系第三人的伯伯，即陆林忠之父陆宗良亲笔书写），上述证据证实涉案耕地长期系陆宗良的承包地。 第三人陆清质证认为，1.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无效合同的一般诉讼时效是两年，可撤销合同的诉讼时效是一年；2.本案并非不动产纠纷，也不是土地使用权纠纷，而是确认合同无效的纠纷；3.本案相关诉讼虽从2009年开始，但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判决书系第三人与他人的诉讼，并非与原告诉讼，与原告没有关系。本案原告等人的最后一次诉讼裁定撤诉的时间是2011年6月21日，即使时效中断最迟也必须在2013年6月20日前起诉，而现在已是2015年，诉讼时效显然超过。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案件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年），只能证明第三人要待证的事项，而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992）屏法民字第066号民事判决书、（1986）屏法民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第三人是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不存在陆宗良私下赠送，原告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屏南县古峰镇经营管理站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1999年原告已经知道第三人取得耕地承包经营权，当时同一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原告认为其不知情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其观点不能成立。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第三人提交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Ｎ0：0××7××94）、《耕地承包合同书》（编号0××7××85），证明：1.1999年第三人依法取得屏南县××村土名叫“院后垅中”、“梨树圪”等共1.5亩的耕地承包经营权；2.第三人承包的耕田的四至情况，从而证明本案原告在当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古峰镇长汾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陆清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3.第三人所持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系正本，并无涂改情况；提交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屏南县古峰镇经济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据中共有十九户人员包括本案的原告和第三人陆清，他们均在1999年12月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这些人都属于长汾村第七队的成员，因此可以证明1999年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案第三人已经取得了耕地承包经营权，到2015年7月才起诉远远超出了诉讼时效。 原告质证认为，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承包经营权证及《耕地承包合同书》的三性均存在异议，该证据存在极大的瑕疵，一直以来该地是陆宗良的儿子在耕种，并不知道耕地已被第三人承包。直至2009年陆宗良的儿子与第三人产生诉讼，才得知耕地被第三人承包。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屏南县古峰镇经济管理站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二、涉案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 原告认为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提交证据一居民身份证、证据二证明，证明原告起诉资格；证据三户籍证明（陆清），证明：1.陆清住址（即常住户口所在地）为屏南县××××；2.屏南县xx镇xx路x号为屏南县医院门牌；3.陆清户口不在长汾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还在xx路x号，不在长汾管辖范围内。原告陆泽兴现户口虽在城北路，但分田时户口在长汾社区；证据四常驻户口登记表（陆清），证明陆清1996年3月24日向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申报户口并登记落户在古峰镇xx路；证据五户口簿，证明：1.陆清于1996年3月24日落户xx镇xx路x号；2.陆清常住户口所在地为屏南县xx镇xx路x号；证据六出生证（背面签署的意见），证明:1.陆清于1996年5月24日要求将其户口迁到长汾村；2.1996年5月24日，古峰镇签署“给予特殊立户手续”,长汾村签署“同意持证人陆清在本村第7队立户落户”,城关派出所签署“情况特殊，特事特办，另立户”的户口办理意见。但陆清户口已经于1996年3月24日登记落户在县医院即xx路x号，因客观原因，第三人陆清户口实际没有迁入长汾村，仍然还在xx路x号县医院;证据七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屏南县医院即xx镇xx路x号；2.2003年前屏南县医院（xx路x号）属于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于长汾村管辖;3.依据屏政综（2003）61号批复,2003年5月后包括屏南县医院（xx路x号）在内的城西片区划片到长汾社区居委会；4.屏南县医院（xx路x号）为县卫生局下属的医疗事业单位;证据八屏南县人民政府文件屏政综（2003）61号批复，证明:1.2003年设置的长汾社区辖区东至环城路，南至文化路到农贸市场至际头路口，西至山，北至洋中桥，不仅含原长汾村，而且远远超出了原长汾村管辖的范围；2.原屏南县××村民委员会财产现由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经营；证据九（1992）屏法民字第06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第三人陆清母亲马子圭系屏南县医院临时工；2.马子圭、陆清住屏南县医院（xx路x号）；3.1986年7月3日陆清母亲马子圭同陆清父亲陆宗楷协议离婚，陆清主要由陆宗良抚养，1991年陆宗楷病故，招张家增之子张林为婿；4.陆宗良违法将其耕种的2个人口的集体耕地（即涉案耕地）作为陆宗楷的遗产立契约送给张家增；证据十屏南县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第三人陆清母亲马子圭系屏南县医院临时工；2.马子圭住屏南县医院（xx路x号）；证据十一户籍证明（马子圭），证明陆清母亲马子圭系仕洋村安宅坂自然村村民，住棠口乡仕洋村安宅坂自然村××1号；证据十二非农业人口户口簿（陆宗楷），证明陆清父亲陆宗楷为非农业户口，因此第三人的户口无法迁入长汾村；证据十三（1986）屏法民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1.陆清父亲陆宗楷待业即非农业户口；2.1991年7月陆宗楷病故；证据十四农业人口户口簿，证明陆宗良为原长汾村七队村民；证据十五耕地承包合同书（陆青），该证据复印于原来庭审中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1.0××7××85号合同承包方为陆青而非陆清；2.副本乙方（户主代表）签字人为叶持结，但被涂改，另写马子圭；正本未涂改仍为叶持结；3.“院后垅中”西至虎仔田；4.经办人处宋泽璎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证据十六庭审笔录［（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证明：1.陆清陈述涉案土地是1985年时分给她的；2.陆清陈述同一天一起分地还有虎仔、阿清；3.涉案耕地为两个人口份额的耕地；证据十七耕地承包合同书（陆虎仔），证明：1.陆虎仔“院后垅”田下至（陆）宗良田，并无所谓陆青田；2.经办人处签名宋泽璎为宋泽璎本人所签；补充提交证据一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1.xx镇xx路x号是屏南县医院门牌；2.2003年5月28日前xx镇xx路x号属于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于原长汾村民委员会管辖；3.2003年5月28日后，xx镇xx路x号及长汾村同时并入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据二路下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户口簿上登记的住址及居民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即为户口地址；证据三关于陆清户口落户情况说明结合居民户口簿（陆清户口簿），证明：1.证人李某系陆清申报户口落户的经办人；2.1996年5月24日城关派出所签署的“情况特殊、特事特办、另立户”的真实用意是将非农业人口的陆清户口申报登记另立户到非农业人口的xx路x号。因目前李某身患重病在北京治疗，无法到庭作证，提交屏南县公安局出具的便用笺予以证明。 第三人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看原告陆泽兴的身份证，可以看出其在城北社区，而其主张其系长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此第三人也认可，可以说明身份证上住址不能认定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对证据二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充分说明了原告及第三人一并取得了长汾村相关耕地的承包权。既然原告是合法取得，第三人也是合法取得，原告已经知道了第三人取得了承包耕地经营权，其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户口不在长汾村。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主张的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最后详细住址一栏第一项记载了户主姓名为陆清，地址为长汾七队及医院、xx路x号，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第三人的落户地址是长汾七队；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待证原告的主张。本案第三人属于农业户口，有承包耕地的资格。因当时第三人年幼，只能跟随母亲，但实际已落户至长汾七队；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要待证的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明已证实了第三人落户至××××××××；对证据七、证据八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要待证的相关事项有异议，判决书无法体现陆宗良违法将其耕种的2个人口的集体耕地（即涉案耕地）作为陆宗楷的遗产立契约送给张家增，本身这遗产是属于陆清父亲的遗产，父亲将遗产赠给女儿天经地义；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要待证的内容有异议，医院的地址只是当时第三人的临时住址，后因其母亲马子圭不在医院做工友，第三人于1998年4月搬出来了；对证据十一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其户口簿上包括了周淑芝、陆林志、陆林忠等人，都属于非农业户口。虽然第三人父亲属于非农业户口，但是第三人的户口因政府特事特办而落户于长汾七队，其属于农业户口；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判决书看不出来陆清父亲陆宗楷待业而属于非农业户口；对证据十四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第三人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陆宗良的身份为干部，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多大关系；证据十五要求原告出具原件。第三人手中并没有该份证据原件，该证据原来也是原告方提交的，若法庭经核对该复印件与原件无误，对此我们的质证意见是陆青系笔误，对此原告方也是认可的。第三人持有的承包耕地合同正本上没有涂改，乙方的户主代表为叶持结，因当时有可能为了填写方便叫邻居作为代表签字，因第三人年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该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十六，可能是第三人记忆上的错误或者是口误问题，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内容；证据十七与本案无关联；对补充证据一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补充证据二、证据三，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的证据。假设没有超过举证期限，路下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与本案没有关系，且与法律规定相矛盾，身份证上的住址系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而非户口所在地住址。关于李某的情况说明，李某是否是当时办理陆清户口的经办人原告应当出具证据予以证明。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七日前提交，原告显然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七日前提交相关申请，且证明中提到将陆清特事特办另立户在实际居住的屏南县医院与当时第三人去公安机关提取的户籍材料是相矛盾的，是不客观的，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第三人陆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一第三人陆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证据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Ｎ0：0××7××94）、《耕地承包合同书》（编号0××7××85），证明：1.1999年第三人依法取得屏南县××村土名叫“院后垅中”、“梨树圪”等共1.5亩的耕地承包经营权；2.第三人承包的耕田的四至情况，从而证明本案原告在当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古峰镇长汾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陆清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3.第三人所持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系正本，并无涂改情况；证据三从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复印的陆清的出生证明、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古峰镇长汾村民委员会证明、常住户口登记表（共4页），证明第三人陆清为屏南县××村第七生产队村民，其于1996年落户于古峰镇××村第七队；证据四古峰镇长汾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1995年12月26日）、翠屏路旧宅基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第三人陆清原在长汾村有旧房屋宅基地（面积计48.8平方米），1998年被依法拆迁；证据五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第三人陆清为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证据六第三人户口簿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陆清为农业户口，其本人即为户主；证据七婚书一份（该婚书系第三人的伯伯、陆林忠之父陆宗良亲笔书写），证明：1.长汾村土名叫“院后垅”的二丁田，历史就属于第三人陆清所有；2.早在1995年第三人已向屏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陆宗良等侵占其所有的耕田，即“院后垅”的耕田；证据八屏南县医院证明1份，证明第三人母亲马子圭原系屏南县医院临时工，不属医院职工。1998年4月，马子圭不在医院做工友，住房退还医院，自己搬出；证据九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证明：1.本案真正想与第三人陆清争夺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是其堂兄陆林忠、陆林志等人；2.一审法院已明确认定第三人陆清享有屏南县××村土名叫“院后垅中”、“梨树圪”共1.5亩的耕地承包经营权，二审法院予以维持；3.屏南县人民法院24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确认“原告陆清又名陆青”；证据十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年）、古田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9古行初字第8号）、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证明本案原告等人己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每次自知自己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纯属被人操纵的无理起诉，而不得不撤诉，原告等人的起诉纯属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证据十一从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复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页），证明本案真正想与第三人陆清争夺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周淑芝、陆林忠、陆林志等人早在1985年3月26日便已农转非，其不再属于长汾村民。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第三人陆清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身份证上登记的常住户口住址为福建省屏南县××××××××，可证实第三人户口在福建省屏南县××××××××。而原告已举证的证据充分证实了屏南县古峰镇××路××号为屏南县医院，由此可证实第三人户口在屏南县医院。屏南县医院地址即××路××号，其2003年5月28日之前属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第三人是城西居委会的居民，不是长汾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Ｎ0：0××7××94）、《耕地承包合同书》（编号0××7××85）：1.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真正的乙方（户主）代表签订人是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的成员叶持结，不是第三人陆清或其监护人马子圭，且承包方为另一自然人陆青，不是第三人陆清。第三人陆清实际没有取得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耕地承包经营权；2.叶持结与第三人陆清既无血缘关系，也不是第三人的监护人和委托人，非亲非故，根本不是第三人陆清的户主，不能作为第三人陆清的户主代表签订耕地承包合同；3.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第三人陆清出示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为正本，签订人是叶持结，结合第三人陆清不敢出示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该合同副本签订人也是叶持结，只是被涂改为第三人陆清母亲马子圭；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四至记载（西宗定、虎仔田）与陆虎仔的承包耕地相邻，而陆虎仔的承包耕地四至没有与第三人陆清所持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四至相邻（东陆清田）的记载，相邻耕地四至显示的不是第三人陆清的耕地。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正副本承包方均为陆青，合同正本陆青身份证号码填写不全，仅有省市县编码××5××××××8，没有出生年月日和身份证编码。如果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方为第三人陆清，那么第三人陆清已经于1996年××月××4日申报并登记了户口，公安机关已经为其编制了身份证号码，不可能不把身份证号码填写完整，仅此就说明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真正承包人是另一自然人陆青，而不是被告第三人陆清。耕地承包合同书是严肃的法律文书，同音不同字的陆青和陆清是两个不同的自然人；4.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正副本经办人应该为同一人，但该合同正本经办人姓苏，副本经办人是宋泽璎，宋泽璎的签名与陆虎仔合同经办人宋泽璎的签名笔迹完全不同，经核对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经办人不是宋泽璎本人。请被告、第三人陆清向法院阐述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的真正经办人是谁？合同正副本经办人不是同一人的事实原因；5.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与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证的承包期不一致：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期为1999年1月15日至2029年1月15日，和相邻陆虎仔的承包合同的承包期一致，但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与承包合同的承包期完全不一致，且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发证时间。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正副本经办人不是同一人，合同正本签订时间被涂改。同时，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户主为叶持结，而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户主却突然变成陆青，这些充分表明1999年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和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被告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导致叶持结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第三人陆清非法占有；6.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仅存在户主身份证号码不全、承包期不一等法律和事实问题，而且是违法无效的0××7××8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的衍生物，ＮＯ：0××7××9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三从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复印的陆清的出生证明、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古峰镇长汾村民委员会证明、常住户口登记表（共4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待证第三人的主张。1.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表中“详细住址”一栏为“长汾××队”、“县医院”、“××路××号”，显示3个住址，其中××路××号即为县医院，三个住址二个均为县医院，且该表‘详细住址’2一栏特别注明：××路××号，充分说明其当时的户口实际落户于县医院，并非长汾××队。况且该栏登记的长汾××队为虚拟户籍地址；2.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五户口簿（陆清），证实了陆清户口于1996年3月24日已落户“××路××号”，即陆清常住户口所在地为屏南县xx镇xx路x号；对古峰镇人民政府、长汾村民委员会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待证第三人为长汾村第七队村民的事实。所谓古峰镇人民政府、长汾村民委员会证明的说法不正确。1.1996年5月24日，陆清持出生证到原长汾村委会和古峰镇人民政府要求将户口落到长汾村，当时长汾村委会和古峰镇人民政府以情况特殊，在其出生证背面签署了同意落户的相关意见，但陆清至今并未按村、镇的意见将户口迁到长汾村，其户口仍然留在县医院。从办理意见的时间上看，陆清于2个月前已申报落户，2个月后再向村委会和镇政府要求将户口迁到长汾村，仅表明古峰镇政府、长汾村对陆清要求将户口迁到长汾村的办理意见，不能证明其户口已经迁到长汾村的结果；2.第三人陆清故意隐瞒关键机关签署意见的内容即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在该出生证背面签署的“情况特殊，特事特办，另立户，96、5、24。”的办理意见；证据四古峰镇长汾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1995年12月26日）、翠屏路旧宅基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对1995年12月26日长汾村民委员会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内容不真实，其内容：“我村村民陆清在城改拆迁范围内有旧厝坪壹处。特此证明，长汾村民委员会，1995年12月26日”。1996年3月24日第三人陆清才申报户口登记，长汾村民委员会将一个没有户口的人称为“我村村民”是没有依据的；2.翠屏路旧宅基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证明第三人陆清在长汾村有祖遗旧宅基地因城改于1998年12月2日被拆迁，第三人陆清于1999年3月10日一次性领取补偿安置款7808元人民币的事实。同时也证明第三人陆清在长汾村没有实际固定住所，其户口无法申报登记在长汾村的事实；对证据五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待证第三人主张。因该证明只能证实现在第三人陆清属于长汾社区居民。因为第三人陆清户口所在的屏南县古峰镇××路××号即屏南县医院在2003年5月28日之前属于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于长汾村管辖；对证据六第三人陆清户口簿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身份证体现住址为福建省屏南县××××号，可证实第三人户口在福建省屏南县××××号；而原告已举证的证据充分证实了屏南县古峰镇××路××号为屏南县医院，由此可证实第三人户口在屏南县医院；证据七婚书的三性均有异议。1.该婚书内容不真实，俗称“院后垅”2丁耕地及山地等是××××××集体的耕地并非陆宗楷的遗产；2.该婚书不具有合法性，陆宗良违法将其耕种的2个人口的集体耕地（即涉案耕地）作为陆宗楷的祖遗财产立契约送给张林、第三人管业是违法的，如前所述陆清及张林不是该村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取得该耕地的承包经营权；3.陆宗楷身前系非农业人口也没有耕地承包权，也就没有耕地；证据八县医院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正因为1992年6月至1998年4月，第三人陆清母女实际居住在××路××号县医院，1996年3月24日，第三人陆清申报登记户口时，公安机关根据实际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的法律规定将陆清的户口特事特办另立户登记落户在其实际居住的××路××号县医院的做法不仅符合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九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的质证意见：1.对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待证第三人的主张。该案是第三人陆清状告陆林忠、陆林志兄弟侵权诉讼，后因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陆林忠、陆林志有侵权行为，故法院判决第三人陆清败诉；2、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不仅维持原判，而且纠正了一审法院的不当表述，明确“原审只是对承包经营权证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并非确权判决，至于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问题，应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不在本案民事案件审查范围。”证据十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年）、古田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9古行初字第8号）、屏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待证第三人主张。该证据是第三人陆清违法侵占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等人从没有放弃对第三人陆清侵害原告等人合法权益的诉求。说明了不仅仅是两原告对第三人非法取得涉案耕地不服，还包括曾经起诉的长汾第七生产队队员陆葆荫、吴盛斌等29人；对证据十一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复印的常住人口登记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待证第三人主张。该证据不仅证明周淑芝、陆林忠、陆林志等人于1985年3月26日农转非，而且也证明第三人陆清的父亲陆宗良楷生前是非农业人口、陆宗良是农业人口。 本院认为，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14、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14、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5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经本院核对，确系陆清在本院（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案中提交的证据。虽该份证据原告无原件，但第三人在他案中曾作为证据提交，故本院对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予以确认。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3、5、6、8、9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 陆清，又名陆青，1986年3月14日出生，其父陆宗楷生前系非农业人口，母马子圭户口在××××××。1992年6月至1998年4月，马子圭在屏南县医院外科做工友（临时工），当时居住在医院工友住房内。1986年7月2日，陆宗楷、马子圭诉至屏南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1.陆宗楷与马子圭自愿解除婚姻关系；2.陆香平（陆清原名）由陆宗楷负责抚养。因陆宗楷体弱多病，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抚养陆清，主要由陆宗良（陆宗楷哥哥）帮助抚养。1991年，陆宗楷病故。后招案外人张家增之子张林为婿，陆清由张家增抚养。1992年，马子圭向本院起诉主张对陆青的抚养权，本院于1992年12月12日作出（1992）屏法民字第0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陆清的抚养权人变更为马子圭。1996年3月24日，陆清申报户口，常住户口登记表详细住址1一栏记载“长坋7队”“住医院”“医院”，详细住址2一栏记载“××路××号”。1996年5月24日，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作出批示“少年陆清由于父亡母不在身边，列为镇社会困难弱体扶持，请给予特殊的立户手续”。同日，屏南县××村民委员会作出批注“同意持证人陆清在本村第7队立户落户。”屏南县城关派出所作出批注“情况特殊，特事特办，另立户”。1999年12月15日，原屏南县××村委会作为《耕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7××85，鉴证编号：01161）的发包方（甲方）将涉案“院后笼中、梨树乾、院后垅中”共计1.5亩耕地发包给承包方（乙方）陆清。《耕地承包合同书》正本的乙方（户主）代表处的签名为“叶持结”，副本乙方（户主）代表处的签名原为“叶持结”，被涂改为“马子圭”。后屏南县人民政府就涉案耕地给陆清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ＮＯ0××7××94）。屏南县古峰镇经营管理站于2010年1月1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1999年12月15日，所有原屏南县××××××第×村民小组成员（以户主为单位）同原屏南县古峰镇长汾村民委员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的户主有陆宗喜、陆泽兴、陆清等十九户。1998年4月14日签发的陆清户口薄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一栏记载“96.03.24”，住址“福建省屏南县××××号”。承办人签章处为李某的印章。2009年10月27日，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内容为“屏南县医院（××路××号）原属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根据屏政综［2003］61号文批复精神，城西片区划并为长汾社区居委会。故此，县医院现属长汾社区驻区单位。”2015年7月15日，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屏南县xx镇xx路x号系县医院门牌号，在2003年5月28日前，××路××号属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原长汾村民委员会管辖。原长汾村民委员会属城北居民委员管辖。2003年5月28日后，××路××号、原长汾村同时并入长汾社区……。”2015年8月7日，李某出具关于陆清户口落户情况说明，内容为“陆清，女，出生于1986年3月14日，因其父亡母不在身边，其父生前系非农业人口，1991年7月病故，1996年其申报户口时，考虑其特殊情况，因受当时户口政策限制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按其实际居住地登记原则，出于人道主义和照顾弱势群体的原则，将陆清户口特事特办另立户在实际居住的医院（文化路4号）”。屏南县公安局政工处证明李某同志1989年9月至1997年4月任城关派出所户籍民警。2015年8月27日，屏南县公安局出具证明，证明该局民警李某因病于北京住院治疗。 另本院（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陆清与陆林忠、陆林志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案，本院于2009年6月26日作出（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屏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0××7××94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载的位于屏南县××村俗称‘院后垅中’的耕地为原告所承包。”陆林忠、陆林志就该案提起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2009）宁民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载明“本案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发的侵权纠纷，原审只是对承包经营权证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并非确权判决……”。 本院认为，陆清父亲生前系非农业人口，1991年病故。1996年申报户口时，基于陆清年幼父亡母不在身边的特殊情况，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作出批示给予特殊的立户手续。虽屏南县××村民委员会同意陆清在该村第7生产队立户落户，但因受当时户口政策限制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按其实际居住地登记原则，将陆清户口特事特办另立户在屏南县医院（××路××号）。陆清户口最终落户在屏南县医院。根据1998年4月14日签发的陆清户口薄，体现的住址仍然是屏南县xx镇xx路x号。而2003年5月28日前，屏南县医院（文化路4号）属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原长汾村民委员会管辖。故陆清户口并没有落在原屏南县××××生产队，且其父母也并非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当然取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屏南县××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将涉案耕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时，应召开村民会议且经过法律规定数额村民或者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陆清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屏南县××村委会的发包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原屏南县××村委会与陆清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7××85）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另本院（2010）屏民初字第344号陆清与陆林忠、陆林志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案，本院（2009）屏民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虽载明“屏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0××7××94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载的位于屏南县××村俗称‘院后垅中’的耕地为原告所承包。”但该判决只是对承包经营权证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并非确权判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不属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关于《耕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7××85）的效力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陆清是否落户在屏南县××村，即是否是原屏南县长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问题。陆清父亲生前系非农业人口，1991年病故。1996年申报户口时，基于陆清年幼父亡母不在身边的特殊情况，屏南县古峰镇人民政府作出批示给予特殊的立户手续。虽屏南县××村民委员会同意陆清在该村第7生产队立户落户，但因受当时户口政策限制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按其实际居住地登记原则，将陆清户口特事特办另立户在屏南县医院（××路××号）。陆清户口最终落户在屏南县医院。根据1998年4月14日签发的陆清户口薄，体现的住址仍然是屏南县xx镇xx路x号。而2003年5月28日前，屏南县医院（××路××号）属古峰镇城西居委会管辖，不属原长汾村民委员会管辖。故陆清户口并没有落在原屏南县××××生产队，且其父母也并非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当然取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屏南县××××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未召开村民会议且未经过法律规定数额村民或者代表同意，也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便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陆清签订承包合同，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应属无效。陆清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屏南县××××村委会的发包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自1999年7月8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该篇法规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发布日期：2008年12月18日实施日期：2008年12月24日）废止。故被告庭审中依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2008年7月25日）第7点的解答，认为即便陆清不是长汾村民，原告的起诉仍不能得到支持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陆宗喜、陆泽兴作为原屏南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请求确认合同编号为0××7××85的《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陆清在庭审中称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屏南县××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陆清于1999年12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7××85的《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屏南县古峰镇长汾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枝贵 审 判 员  张春花 人民陪审员  陆 鸾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良芬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附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 （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 （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 （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 （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 （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 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