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323民初672号原告何益林，曾用名何一宁，女，壮族，1991年5月4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师宗县人，农民，住师宗县，现住师宗县。系死者张某3之妻。委托代理人冯永孝，云南规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原告张某1，男，壮族，2007年2月17日生，在校学生，云南省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现住师宗县。系死者张某3之长子。法定代理人何益林，系张某1之母亲。原告张某2，女，壮族，2009年1月13日生，在校学生，云南省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现住师宗县。系死者张某3之长女。法定代理人何益林，系张某2之母亲。原告张雄风，男，壮族，1962年5月26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师宗县人，农民，住师宗县。系死者张某3之父。原告赵最术，女，壮族，1964年9月10日生，文盲，云南省师宗县人，农民，住师宗县。系死者张某3之母。被告查友良，男，汉族，1979年3月15日生，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师宗县人，住师宗县，现住师宗县。委托代理人刘富林，云南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被告黄刘勇，男，汉族，1980年3月14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师宗县人，农民，住师宗县。委托代理人段丽权，云南文笔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代理。原告何益林、张某1、张某2、张雄风、赵最术诉被告查友良、黄刘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益林、张某1、张某2、张雄风、赵最术，被告查友良、黄刘勇，委托代理人冯永孝、刘富林、段丽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师宗县丹凤小区黄刘勇家建盖私人住房，黄刘勇将该工程发包给被告查友良，因平时张某3的堂哥张德准经常跟查友良做活，张德准介绍死者张某3和原告何益林夫妻二人一起给查友良打工，前后一共做工18天。2017年3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张某3和何益林一同为黄刘勇家的地基打地桩孔，用砂浆浇灌地桩孔的孔壁，何益林在地面负责用被告查友良提供的升降设备将搅拌好的砂浆降到地桩孔内给张某3，张某3负责用砂浆浇灌地桩孔壁，因地桩设备的挂口不符合规范，导致装有砂浆的桶连同升降设备的挂钩一起从升降设备上的挂扣处掉落，砸在正在地桩孔内施工的张某3头上，加之被告查友良没有为张某3配备安全头盔，导致张某3当场死亡。五原告认为：张某3是在为被告查友良打工的过程中受到的事故伤害，查友良提供的设备陈旧且不符合规范、不具备安全性能，查友良也未对施工的工人配备安全头盔等安全设施，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张某3死亡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刘勇将自己家的建房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设工程资质的查友良施工，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张某3死亡的经济损失与被告查友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原告起诉要求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因亲属张某3死亡的经济损失：丧葬费32231.5元、被抚养人（张某110岁、张某28岁）生活费17675元／年×18年÷2人=159075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406146.5元。被告查友良辩称：当时我没有在场，钩子是否和桶一起掉下去我不知道，我只是租赁了设备给何益林及张某3，而不是雇佣关系，原告打孔的价格是80元每米，多做多得。我没有义务提供安全帽，设备没有问题，何益林和张某3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提出过更换设备，是何益林的过错才导致的事故，何益林是直接侵权人，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查友良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黄刘勇辩称：本案原告方的诉讼主张部分事实不清，受害人张某3自身没有佩戴安全帽，导致本案的发生其自身有责任，原告何益林是造成受害人张某3死亡的直接行为人，其有作为工作搭档疏忽大意的责任，依法应当对张某3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查友良作为黄刘勇家打桩孔工程的承包人，张某3的雇主，其也应承担对雇工受害所应承担的责任。黄刘勇与查友良之间的关系只是打桩孔工程发包而不是建房工程承包，不存在需要查明查友良有无资质、资格，被告黄刘勇依法对死者张某3不承担法律责任。死者张某3属于农业家庭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只能按农业人口的标准计算，原告方主张了死亡赔偿金后又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属于重复主张，依法不应当支持。原告方的损失应当包括死亡赔偿金164840元、丧葬费32231.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59075元，共计356146.5元。原告方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何益林、张雄风、赵最术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张某1、张某2的户口信息复印件各一份、何益林和张某3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师宗县龙庆乡黑尔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原告何益林、张某1、张某2、张雄风、赵最术的基本信息及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死亡通知书一份、户口注销证明一份，欲证实张某3于2017年3月19日死亡；3、师宗县丹凤街道文笔完全小学出具的就学证明两份，欲证实原告张某1、张某2自2015年9月开始到师宗县丹凤街道文笔完全小学读书至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4、编号为1、2的照片两张，欲证实被告查友良所提供的升降设备老化、陈旧的情况。5、编号为3、4的照片两张，欲证实被告查友良所提供的升降设备使用的挂扣及挂钩老化、简陋的情况。6、编号为5的照片一张，欲证实在案发时张某3用砂浆浇灌的地桩孔的现场情况。7、挂钩一个，欲证实当时使用的挂钩情况。经质证，被告查友良及其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6的三性均没有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意见，对关联性有意见，认为张某1、张某2是学生，没有经济收入，其就读的学校不能作为城镇赔偿的标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有异议，认为编号为1、2、3的照片只能证明设备粘了点土，不能证明设备老化陈旧，编号为4的照片的背景不是在同一地点拍摄的，不能证明是当时何益林所用的钩子；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黄刘勇及其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三性均没有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意见，对关联性有意见，认为张某1、张某2的亲属都是农村户口，不能证明两个小孩的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计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6、7真实性没意见，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意见。被告查友良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查友良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实查友良的自然人身份情况；2、收据两张，欲证实查友良支付过停尸费等费用共计3080元，向何益林垫付过张某3死亡的相关费用60000元；3、挂钩一个，欲证实查友良在工地使用的挂钩是全封闭的、安全可靠的，而不是原告提供的简陋的挂钩。经质证，原告方对被告查友良提交的证据1、2没有意见；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意见，认为挂钩不是全封闭，也不是案发时所用的挂钩。被告黄刘勇对被告查友良所举证据无异议。被告黄刘勇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黄刘勇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实黄刘勇的身份信息；2、人工挖孔桩基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欲证实黄刘勇和查友良签订的是挖孔桩基工程合同而不是施工工程合同，并且合同约定安全问题由查友良负责；3、丹凤派出所出具的询问笔录4份（张顺生的陈述、张传善的陈述、查友良的陈述、金银得的陈述）；4、情况记录一份，欲证实案发后丹凤司法所做过调解工作，但没有调解成功。经质证，原告方对被告黄刘勇提交的证据1、4没有意见；对证据2有意见，认为只要是建筑工程就行，合同中对安全问题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对证据3中张传善的陈述及查友良喊工人做工的陈述没意见，对其余的有意见，认为不能证明何益林当时在玩手机。被告查友良对被告黄刘勇提交的证据1、4没意见，对证据2的合法性有意见，认为合同第六条违法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笔录中没人提过查友良提供的设备有问题，刚好证明查友良提供的设备是没问题的。本院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证据1、2，被告查友良提交的证据1、2及被告黄刘勇提交的证据1、4，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经对方质证后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5中编号为3的照片及被告查友良提交的证据3，因双方均无其它有效证据证实所举挂钩系事发当时所用挂钩，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黄刘勇提交的证据3系公安机关依法作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中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本案其他证据材料，客观真实，本院对证据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依法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7年3月2日，被告黄刘勇在师宗县丹凤小区建盖住房，被告黄刘勇（甲方）与被告查友良（乙方）签订《人工挖孔桩基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书》，合同约定：黄刘勇将挖孔桩的全部工程发包给被告查友良施工，本工程由甲方提供材料，乙方施工。施工过程中的任何安全事故不论大小均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后被告查友良找到原告何益林、死者张某3等人为该工程做工，并约定工价为每挖孔一米80元，多劳多得。查友良、何益林、张某3均无相应建筑资质。2017年3月19日上午，张某3和何益林一同为地基打地桩孔，何益林在地面负责用升降设备将搅拌好的砂浆降到地桩孔内给张某3，张某3负责用砂浆浇灌地桩孔壁，何益林、张某3均未佩戴安全帽，在操作过程中装有砂浆的桶从升降设备上掉落，砸在正在地桩孔内施工的张某3头上，导致张某3当场死亡。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1、法院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张某3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丧葬费32231.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59075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406146.5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另查明，原告张雄风、赵最术系死者张某3之父母，张雄风、赵最术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原告张某1（现年10岁）、张某2（现年8岁）系何益林和张某3之子女，现就读于师宗县丹凤街道文笔完全小学。事发后，被告查友良已支付原告方相关费用共计63080元。本院认为：本案被告黄刘勇将自建房屋挖孔桩基工程发包给被告查友良，原告何益林及死者张某3到工地上做工，并约定工价为每挖孔一米80元，多劳多得，原告何益林和死者张某3与被告查友良之间形成了提供劳务者与接收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查友良作为接受劳务者，依法应当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刘勇作为房主、发包人，查友良无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对此黄刘勇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被告黄刘勇依法应当与被告查友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由被告查友良、黄刘勇承担6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当。何益林作为本案的直接侵权责任人，死者张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施工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即进入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存在明显的危险性），其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本案的发生，何益林和张某3也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实际，由何益林、张某3承担4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当。原告张某1（现年10岁）、张某2（现年8岁）虽为农村户口，但其自2015年9月就读于师宗县丹凤街道文笔完全小学，在城镇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其生活消费均发生于城镇，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张某1、张某2的抚养费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费用为张某3的死亡赔偿金164840元、丧葬费32231.5元、张某1的抚养费17675元×8年÷2人＝70700元、张某2的抚养费17675元×10年÷2人＝88375元，共计356146.5元。被告查友良已支付的63080元应予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查友良赔偿原告何益林、张某1、张某2、张雄风、赵最术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3687.9元（356146.5元×60%），扣除已支付的63080元外，还应支付150607.9元，限本法律文书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由被告黄刘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何益林、张某1、张某2、张雄风、赵最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毕海明审判员  王彩娥审判员  周建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农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