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1343号原告：古菊英，女，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叶沃伦，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雨雷，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1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7007521298D。负责人：梁毅鹏，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吴昌文，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组织机构代码：72196521-6。负责人：吴涌潮，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吴顺发，该村委会调解主任。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组织机构代码：59831126-7。负责人：吴虎容，职务主任。原告古菊英不服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城街道办）、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联村委会）、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村民福利待遇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7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古菊英的委托代理人叶沃伦，被告荔城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杨进、吴昌文，第三人三联村委会负责人吴涌潮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顺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第三人三联村委会的村民，是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股东。两第三人于2016年收到政府征收土名“和黄带”的征地款项，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对“和黄带”征地款项的分红决定，并决定先予支付每人征地款项分红的60%，即37790元，其余40%于年内支付完毕。然而，两第三人拒绝承认原告的村民、社员、股东的资格，认为无权取得分红款。2016年8月3日，原告的前夫吴伯共及儿子吴俊埃均收到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的征地分红款37790元。原告经多次催收，两第三人至今分文未付。2016年11月2日，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行政裁决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原告是三联村委会新巷社小组的村民、是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社员；2.两第三人共同向原告支付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和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17年2月17日，被告作出（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不予确认原告在两第三人处的村民、社员、股东的身份并且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两第三人支付征地分红款及其利息。该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原告属于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股东，依法享有分红权，可以获得“和黄带”的征地分红款。三联村委会是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依法对辖区内行使行政管辖权，有权决定村内大小事务，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一）被告行政处理的程序违法。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听证会上，两第三人并未到场，被告仅将其打印后的听证调查笔录给原告填写，并没有将其所掌握的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给原告质证和提出意见，其程序违法，依法应以撤销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农办、省妇联、省信访局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益的意见》等规定，都是贯彻落实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法律规定，任何个人、组织、单位都应当严格遵守，而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2016年3月25日作出的《带征地分红方案》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实质是规定女性成员不同于男性成员的待遇，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有关男女平等的规定，应属无效，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且时至今日，第三人仍未举证证明其作出《带征地分红方案》的依据。（三）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并结合“生产加生活”原则。原告的户口一直保留在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处，且两第三人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没有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成员义务，原告自然享有两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原告自1995年5月20日嫁给吴伯共后迁户口到两第三人处，原告履行作为村民的义务，也为两第三人的农村建设付出了应尽的一份力，而两第三人均不同程度的以分红、计生规定、村规民约等形式保证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其以实际行动已经认诺了原告的成员资格。（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原告是两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权分得土地补偿费。（五）根据《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请求征地补偿款，应予支持。（六）据原告本人了解，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不支付征地分红款是区别对待的，对于部分情况与原告一致的村民，有的支付，有的不支付，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综上所述，原告是两第三人处的成员，依法享有征地补偿分红款，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会议记录，以此证明案涉和黄带土地征地款通过表决决定分红；2.银行流水记录，以此证明案涉和黄带土地征地款已通过银行转帐的形式发放以及原告的前夫和儿子已收到分红款的事实；3.律师函、快递单、快递查询记录，以此证明原告曾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催讨案涉分红款，被告一直拒不付款的事实；4.三联村各合作社干部通信录、村“两委”干部出勤情况，以此证明各合作社的通讯电话和村“两委”干部的通讯电话；5.户口本（1999年、2016年），以此证明原告是被告的村民、股东，依法享有分红权；6.行政处理决定书，以此证明本案已经被告处理，原告对处理结果不服，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荔城街道办辩称，（一）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原告针对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村民待遇纠纷向被告提出行政裁决申请书，其具体请求为：“1、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是增城市荔城街三联村民委员会新巷社小组的村民、是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社员；2、请求裁决两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和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申请裁决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的规定，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对其所请求的事项进行处理。2016年12月12日，被告向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并附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未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意见但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证、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带征地分红方案》。2016年12月13日，被告向三联村委会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并附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三联村委会未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证据材料。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6年11月3日对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7年1月18日，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听证，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经过调查、调解、听证后，被告依据所调查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作出了（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该决定书。因此，该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查明，原告古菊英196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县，籍贯广东省五华县，1991年11月27日与他人生育子女吴玉玲（曾用名古玉玲）。1995年5月20日古菊英与三联村新巷社吴伯共登记结婚，1995年7月7日古菊英、吴玉玲户籍从广东省××县福田镇居民村迁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即第三人处，户口性质为居民家庭户口。1996年3月24日，古菊英与吴伯共生育子女吴俊埃，1997年古菊英与吴伯共离婚。2000年11月16日，古菊英与广东省××县泰美镇马庆旺在广东省××县泰美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后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2016年3月25日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作出了《带征地分红方案》，该方案主要载明：1、凡外出人员不得享受分红；2、本社外嫁女不享受分红；3、本社男社员已离异的配偶不在本社居住，且没有履行社员义务的，不得享受分红；4、如有特殊情况要经全体社员一致表决通过。2016年8月3日，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向其社员发放征地分红款37790元，但未向原告发放，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上述事实，有行政裁决申请书、调查笔录、调解及听证笔录等证据证明。（三）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以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及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被告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依法进行的职权。原告认为第三人在分配集体福利待遇等方面，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要求被告处理，被告依法有权进行行政处理。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以土地为核心的社区成员共有的集体经济制，以是否农业户口并户籍在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依据之一。另外，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根据户籍并结合是否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履行社员义务为基本原则。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原告要求确认现在具有第三人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而原告是于1995年5月20日与第三人社员吴伯共办理结婚手续之后将户籍从广东省××县福田镇居民村迁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即第三人处，属于居民家庭户口，属于上述规定的户口迁出迁入的公民。按照上述规定，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享受同等村民待遇，应由第三人按照上述规定需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依据上述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应当以其户口情况以及是否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作为认定标准。在被告行政处理过程中，各方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经过第三人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因此应当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已经通过村民会议表决确定原告的成员资格。在此基础上，原告户籍虽然迁入第三人处，但并不自然地取得第三人成员资格，在双方对其成员资格特别是是村民待遇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尊重上述规定赋予的第三人村民自治的权利，在第三人既未通过法规规定的程序确认原告的成员资格，也没有通过村民自治确认原告参与事实分配的情况下，不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认定原告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另外，1997年古菊英与吴伯共离婚，2000年11月16日古菊英与广东省××县泰美镇马庆旺登记结婚，后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在此期间，原告陈述其并未履行第三人的社员义务。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依法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而原告并不具备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且根据已查明事实，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发放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37790元/人给本社社员，其他款项尚未发放，原告要求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2983.33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予支持。另外，该37790元/人的补偿款项属于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发放，并非三联村村委发放，原告要求第三人三联村委会向其支付征地分红款的请求被告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两第三人负担62983.33元的利息的请求，因该项请求是基于前项请求成立之后主张的法定孳息，属于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民事争议范畴，因此，该项请求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原告应通过其他途径主张。综上，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行政裁决申请书，2.古菊英身份证、古菊英的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2016)粤0183民初5483号民事裁定书、《关于古菊英信访事项的回复》，以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3.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以此证明被告已依法通知第三人参与关于原告社员资格、村民股份分红、集体福利待遇的行政处理纠纷。4.组织机构代码证、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带征地分红方案》，以此证明第三人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5.对原告、第三人调查笔录，6.调解及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调解及听证会议签到表、调解及听证笔录，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6年11月3日对三联村新巷社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2017年1月18日，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听证，调解未能达成一致；7.行政处理送达回证，以此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依法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第三人三联村委会述称，我们是两级经济，至于经济合作社怎么分，分不分我们是不管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告提出的异议不成立，第三人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古菊英196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县，籍贯广东省五华县，1991年11月27日与他人生育女儿吴玉玲。1995年5月20日古菊英与三联村新巷社吴伯共登记结婚，1995年7月7日古菊英、吴玉玲户籍从广东省××县福田镇居民村迁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即第三人处。1997年古菊英与吴伯共离婚。2016年3月25日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作出了《带征地分红方案》，该方案主要载明：1.凡外出人员不得享受分红；2.本社外嫁女不享受分红；3.本社男社员已离异的配偶不在本社居住，且没有履行社员义务的，不得享受分红；4.如有特殊情况要经全体社员一致表决通过。三联村新巷社向其社员发放征地分红款37790元，但未向古菊英发放。2016年10月31日，古菊英以三联村委会、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为被申请人向荔城街道办提出行政裁决申请书，请求：“1.裁决确认申请人是增城市荔城街三联村民委员会新巷社小组的村民、是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社员；2.裁决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和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申请裁决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17年2月17日，荔城街道办作出（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古菊英是1995年5月20日与被申请人社员吴伯共办理结婚手续之后随迁将户籍从广东省××县福田镇居民村迁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三联村隔水龙荔兴三巷6号即被申请人处，属于上述规定的户口迁出迁入的公民。按照上述规定，古菊英是否具有被申请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享受同等村民待遇，应由被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需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依据上述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应当以其户口情况以及是否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作为认定标准。在行政处理过程中，各方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古菊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经过被申请人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因此应当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实被申请人已经通过村民会议表决确定古菊英的成员资格。在此基础上，古菊英户籍虽然迁入被申请人处，但并不自然地取得被申请人成员资格，在双方对其成员资格特别是是村民待遇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尊重上述规定赋予的被申请人村民自治的权利，在被申请人既未通过法规规定的程序确认古菊英的成员资格，也没有通过村民自治确认古菊英参与事实分配的情况下，不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认定古菊英具有被申请人的成员资格。另外，1997年古菊英与吴伯共离婚，2000年11月16日古菊英与广东省××县泰美镇马庆旺登记结婚，后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在此期间，古菊英陈述其并未履行被申请人的社员义务。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依法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而古菊英并不具备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且根据已查明事实，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发放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37790元/人给本社社员，其他款项尚未发放，古菊英要求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2983.33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该37790元/人的补偿款项属于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发放，并非三联村委会发放，古菊英要求三联村委会向其支付征地分红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古菊英请求二被申请人负担62983.33元的利息的请求，因该项请求是基于前项请求成立之后主张的法定孳息，属于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民事争议范畴，因此，该项请求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古菊英应通过其他途径主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一、古菊英申请确认其是三联村委会新巷社小组的村民、是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古菊英申请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向其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古菊英申请三联村委会向其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四、古菊英申请三联村委会和三联村新巷经济合作社共同向其支付征地分红款人民币62983.33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申请裁决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的请求不予支持。古菊英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因此，荔城街道办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原告古菊英提出村民待遇申请作出处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规民约和股份制章程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营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为由，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古菊英自1995年将户口迁入新巷经济合作社后，一直保留在该社。荔城街道办对古菊英的调查笔录中，古菊英陈述“在合作社有责任田，没有收回”，“分配有一间房，约10平方米”，“结婚后有履行社员义务”，“有享受过分红待遇，于1999年被取消待遇”，在荔城街道办对新巷经济合作社的调查笔录中，相关负责人已经确认古菊英曾经享受过相关的集体福利。荔城街道办没有进一步查明古菊英的责任田和福利待遇分配情况，而上述情况决定古菊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福利待遇分配。荔城街道办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认为古菊英属于上述规定的户口迁出迁入的公民，从而不予支持其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和征地款分配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古菊英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鉴于上述决定被撤销，将会对古菊英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荔城街道办应对古菊英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古菊英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谭碧仪人民陪审员  梁耀明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吴桂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