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2号双玺中心B栋17层8-14号房及20-23层8-14号房。负责人：张小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伟，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超，男，198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斌，枣阳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超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3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胡超事故后逃逸，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平安湖北分公司平安保险商业险不负赔偿责任。胡超驾驶车辆将受害人周正云撞倒致伤。在明知其撞到人的情况下，胡超未依法报警，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现场、救治受害人，驾车逃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此，胡超事故后逃逸，违反了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法和刑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保险条款的上述规定，平安保险商业险不负赔偿责任。二、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中双方约定“驾驶人事故后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未加重投保人的责任。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三、平安湖北分公司在保险单“重要提示”及电子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以黑粗体标注，胡超亦确认其通过手机网络投保且在手机屏幕上签名，平安湖北分公司已经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贵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庭审时，平安湖北分公司提交了电子投保单、保险条款和电子投保流程等证据材料，胡超提交了保险单，胡超确认其系通过手机网络投保本案保险且投保过程中曾在手机屏幕上签名。平安湖北分公司已经尽到了法定的提示义务。四、肇事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巨大，可能导致受害人因不能及时救治而死亡，在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肇事逃逸不予赔付的情况下仍判决赔偿，必将助长驾驶人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与立法本意也不相符。胡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向胡超给付胡超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712144.1元；2.判令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超系车牌号为鄂Ａ×××××号大众牌小汽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的所有人。2017年12月12日，胡超为涉案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两种商业保险，并购买了不计免赔。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2日17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24时止，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3日0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24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额为174371.2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为1000000元。2018年3月2日21时许，胡超驾驶涉案车辆沿武昌区和平大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积玉桥消防中队门前路段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将由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周正云撞倒致伤。胡超事后驾车逃逸，并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周正云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8年3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作出武公昌交认字【2018】第B-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超驾驶机动车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故胡超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正云无责任。后胡超被司法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3月16日，胡超、周正云双方家属在武汉市武昌区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达成昌交通民调字（2018）第14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胡超赔偿周正云抢救费2144.1元（已支付），赔偿周正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参与事故调解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全部赔偿金共计710000元。后胡超按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并取得了受害人家属谅解。另查明，胡超系通过手机网络投保本案保险，投保过程中曾在手机屏幕上签名。胡超当庭陈述，其在投保过程中未在网页上看到免责条款，平安保险公司也未就免责条款对其进行提示或说明。平安保险公司为证明已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向该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投保单（打印件）两份；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复印件）一份，其中第二十四条就商业三者险免责事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3.案外人袁志华2019年手机投保屏幕照片一组。胡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为打印件，证据2为复印件，证据3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照片原始载体，且为案外人袁志华的投保网页；对三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胡超未在纸质投保文件上签字，也未在网页上看到过免责条款，三组证据均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在与胡超订立保险合同时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就机动车商业险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及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保险系通过互联网销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胡超主**安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及说明义务，而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无投保人胡超手写签名，其提交的案外人袁志华投保手机屏幕照片系为证明投保网页情况，但并非直接打印自投保网页，而是第三方手机翻拍袁志华手机屏幕的照片，平安保险公司也未提供两部手机原物，显然无法认定该网页内容的真实性；且案外人袁志华2019年手机投保网页内容也不能证明胡超2017年12月12日购买保险时的投保网页情况。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为证明其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所提供的证据均非原件，显然不足以证明其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胡超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怠于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积极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免责条款对胡超不产生效力。案发后，胡超垫付了受害人抢救费2144.1元，并赔偿受害人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10000元。经核算，上述金额未超过胡超应承担的死亡赔偿金（34455×20=689100元）、丧葬费（60561÷2=30280.5元）之和，故对胡超要求平安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12144.1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胡超系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形，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意见。该院认为，胡超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属实；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只是免除了保险人就此类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的说明义务，保险人仍需证明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而平安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故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平安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超支付保险金712144.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461元，由平安湖北分公司负担（此款胡超已预付该院，平安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平安湖北分公司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案外人彭星2019年10月28日通过手机投保过程的公证书，拟证明胡超通过手机投保时，平安湖北分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胡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未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公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由于平安湖北分公司提交的公证书系对2019年通过手机投保过程的公证，不能证明胡超2017年通过手机投保时的流程，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平安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在胡超投保时，该公司向其展示的内容，故该公司主张就免责条款向胡超进行了提示，本院不予采信。平安湖北分公司与胡超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胡超肇事逃逸的行为虽然属于法律禁止行为，但就其与平安湖北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而言，保险公司能否免除赔偿责任，仍应对相应的免责条款效力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平安湖北分公司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就相应条款向胡超履行提示义务。由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平安湖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公司履行了该项义务，故该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平安湖北分公司主张应免除该公司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2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铭俊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刘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