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124号。法定代表人：汤凯，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波，辽宁双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华，该中心主任科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205号。法定代表人：杨锡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婷，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土储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且自相矛盾，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关于实际交地时间问题。本案现有原始、直接证据《宗地交接单》已经证明案涉宗地交付时间为2018年7月6日。而一审判决却认定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宗地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显然原告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时间应不晚于上述注销登记的时间（注销登记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依据以上认定，一审法院合理推定的案涉宗地交地时间应为2016年5月26日（以最晚时间为交付时间）。但一审判决却又认定在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2014年4月24日已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情况下，实际的交地时间应按照协议书上约定的交地时间予以确认为2014年5月30日，即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30日交付宗地的案件基本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或事实予以支持且自相矛盾的。（二）、关于原告损失的赔偿额度问题。本案被上诉人在交付宗地前，始终占用、使用案涉宗地，不会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造成任何损失，我方无须赔偿。同时，基于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6日交付宗地，我方于2018年7月17日向其支付收储补偿费的事实，被上诉人交付宗地不存在任何损失，我方也无须赔偿。而一审判决却认定现因被告延误办理注销登记而导致延误向被告支付补偿款，应赔偿利息损失。依据以上认定，结合本案办结注销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定的赔偿利息期间应为自2014年8月31起至2016年5月26日止，而一审判决却又判定被告应赔偿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2018年7月16日期间的利息损失，即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应赔偿自2016年5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16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是没有任何证据或事实予以支持且自相矛盾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交付宗地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宗地交接单》上所载的交地时间并不真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且没有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交付宗地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属事实认定错误。《大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应当载明以下内容：（三）、交付土地的期限、标准和方式”。即交付宗地的期限、标准和方式属补偿协议可约定内容，不存在交付宗地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的程序规定（与此相类似的，同属不动产房屋的出售交易一般均为先办理登记过户，后履行转移交付程序）。（二）、在认定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2014年4月24日已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宗地交接单上所载的交地时间并不真实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一审判决在认定：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2014年4月24日已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情况下，否定原始、直接证据《宗地交接单》的真实性，否定案涉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客观事实，认定《宗地交接单》上所载的交地时间并不真实，该认定显然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案涉《补偿协议》明确约定了案涉宗地的交付程序。《补偿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2项约定：“乙方交付的土地及全部相关图纸、档案及资料等需经甲方验收同意，双方现场踏勘后共同签署《宗地交接单》”，即双方现场踏勘和签署《宗地交接单》是案涉宗地移交的约定程序。（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照《补偿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交付程序。2018年7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完成交付宗地，双方签署了《宗地交接单》。其后，上诉人于2018年7月17日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收储补偿费用8，000万元，即双方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约定的交付宗地程序。且在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宗地交付义务后，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向其履行了支付收储补偿费用的合同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土地注销登记办理延误主体，属事实认定错误且没有法律依据。（一）、《补偿协议》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负有办理案涉“原登记权属注销”的合同义务。案涉《补偿协议》第二条收储补偿额及付款约定第2款约定：“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付条件向甲方交付收储宗地并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取注销登记手续”。即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属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依据2016年5月3日的收条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前的2016年5月3日取回了相关证照，用于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同时，依据2016年5月24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可以证明，案涉土地注销申请人为被上诉人。（三）、会议纪要不具有变更《补偿协议》约定的效力，且被上诉人的取得证据方式存在违法性。案涉《会议纪要》属上诉人内部业务协调记录，在被上诉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显然不具有变更合同约定的效力，且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合同义务的事实也可以证明：案涉会议纪要未变更合同约定。同时，鉴于该内部《会议纪要》不属于政府信息、不具有公开性，被上诉人没有合法来源可以获得，即该份证据的取得方式存在违法性，该份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原审判决判定“本院酌情给予被告自原告交付宗地之日起三个月的办理注销登记期限”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告及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可以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属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依职权、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属被上诉人与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案外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没有参加庭审，对被上诉人与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没有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判定本院酌情给予被上诉人自交付宗地之日起三个月的办理注销登记期限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案涉《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约定是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合同履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处理合同履行纠纷时所应秉承的基本理念。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否认原始、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否认双方当事人依照约定履行补偿协议的客观事实，该判决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另外，被上诉人2017年1月11日曾向大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我方给付1.2亿的赔偿利息损失，其后又于2017年8月20日撤回相关的仲裁请求。该节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始终向我方主张一次性给付1.2亿补偿款，是被上诉人至2018年7月6日才向我方交付土地的原因。泰达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一审答辩及二审上诉所强调的事实及对应证据，均是在案涉土地收储交易中，上诉人违约之后形成的结果状态，而本案系因双方纠纷无法调和所起，人民法院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双方全面证据，就双方争议的法律适用焦点问题即土地收回决定及证照注销手续如何办理明确论证，就双方争议的事实焦点问题即土地何时达到约定交付条件准确查明。一、在土地收储交易中，需先由上诉人申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再办理证照注销，且办理证照注销亦应直接由上诉人在政府内部协调办理。法律、法规层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9条第2款第3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三）、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征收或者收回不动产权利决定生效后，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即案涉证照注销可由同为政府机关的上诉人直接协调登记机关办理。操作规程层面，《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9章9.4.3.4（3）规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的材料，包括依法没收、征收、收回不动产的，提交人民政府生效决定书”，即欲办理证照注销，需先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而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公示的，该决定书办事流程体现，申办该决定书的主体必须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无法办理。本案实际操作层面，上诉人召开会议的《关于协调解决储备用地查询、土地租赁到期、丰收路586号及中南路207号储备用地办理收回注销事宜的会议纪要》体现：案涉土地收储交易由上诉人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由上诉人办理证照注销手续。故上诉人一审答辩及二审上诉所强调，证照注销手续完全应由被上诉人办理，既不符合法律、法规操作规程规定，更与本案事实情况不符。首先，2014年收储协议约定的证照注销完全由被上诉人办理，根本不可能，被上诉人办不了前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该决定书只有上诉人能申办。其次，该在先不可行的约定，也已经被2016年纪要所纠正，最终的明确结论是土地收回决定、最终的证照注销均应由上诉人办理。二、就案涉土地何时具备净地交付条件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证据充分。首先，上诉人2018年4月28日向被上诉人发送的《关于中南路207号收储补偿费用的函中》已经明确，“2016年5月26日，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下达了中南路207号宗地《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我中心应向贵公司支付第一笔补偿款8,000万元”，上诉人已经自认在2016年5月26日下达《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时，8,000万元补偿款支付的两个条件（交地、证照注销）均已达成，故本案中上诉人又主张被上诉人交地时间应在之后的2018年7月6日以《宗地交接单》为准，其主张自相矛盾，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其次，既然《宗地交接单》仅为形式文件，所载交接时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需要认定案涉土地何时具备净地交付条件。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出发，结合案涉土地交易系被上诉人先向上诉人交付土地及房屋证照原件、双方后签订收储补偿协议的情况，结合被上诉人早于2015年5月20日即向上诉人发送《关于推进中南路207号项目土地收储工作的函》，其中明示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在2014年5月30日达到净地交付条件”，而上诉人对此未予异议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于收储补偿协议约定的2014年5月30日达到净地交付条件，认定事实准确，证据充分。最后，案涉纠纷中讨论土地交付时点问题，亦需考虑证照注销时间问题。在证照注销明确因上诉人原因拖延逾期，直至2016年5月26日才办理完毕。而上诉人书面函件又确认在2016年5月26日证照注销时，土地也已经达到净地交付条件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约定时点认定为土地实际达到净地交付条件时点，也未有损上诉人利益。三、一审判决将证照注销手续办理时限按三个月合理期限判定，被上诉人认为过长，但亦勉强接受未上诉。该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一审法院是从上诉人召开会议确定应由上诉人先申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再办理证照注销手续的2016年2月24日计算至最终证照注销完毕的2016年5月26日止。既然本案实际办理层面上，上诉人确实在三个月之内办理完毕手续，则一审判决将手续办理的合理期限确定为三个月，该期限只会存在认定过长损害被上诉人权益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认定过短有损上诉人利益的问题。综上，金额高达8,000万元的收储补偿费，上诉人拖延长达四年之久未付，给被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根本不只按年6.4%利率计算利息的标准。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土储中心支付宗地收储补偿本金8,000万元的利息21,620,756.52元；2、诉讼费由被告土储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5日，原告泰达公司与被告土储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被告收储原告享有使用权的中南路207号宗地，面积7，955.80平方米（权证号：大国用2008第01075号）；收储该国有土地上原告享有所有权的房屋，面积3,625.78平方米（权证号：大房权证中单字第××号、第××号、第××号）。宗地的收储补偿费用总额以不超过壹亿贰仟万元整为限；原告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付条件向被告交付收储宗地并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收储补偿费用8,000万元。宗地出让后，原告凭原企业相关凭证与被告结算剩余收储补偿款。原告应在协议签订后向被告交付土地及地上物的档案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齐全、真实、合法。被告配合原告办理宗地内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手续，办结后原告向被告提交权属登记部门出具的注销登记通知单。原告须于2014年5月30日前将该宗地以净地条件交付被告。原告交付的土地及全部相关的图纸、档案及资料等，须经被告验收同意，双方现场踏勘后共同签署《宗地交接单》。在签署上述协议前，原告于2014年4月24日将中南路207号宗地的相关证件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一本、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三本交付被告。2016年2月24日，被告主持召开协调会议，研究解决储备用地查询、土地租赁到期、丰收路586号及中南路207号等储备项目办理收回、注销有关事宜，并于2016年3月25日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记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是市土地储备中心受市政府委托实施土地收购收回过程中的要件。会议议定，凡是储备用地，无论过去是否下达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市国土房屋局应依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并注销土地登记及证书。……关于中南路207号办理收回、注销手续事宜。2011年5月，市国土房屋局下达该宗地《关于收购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面积约19,200平方米，2014年规划局再次下达该宗地《储备用地规划批复》，面积调整为约11,000平方米，该宗地批复范围内7,955.8平方米已登记发证，现市土地储备中心依据上述批复向市国土房屋局申请收回已登记土地使用权并办理注销手续。大连市国土房屋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2016年4月28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在报纸上刊登了案涉宗地的注销登记公告。2016年5月13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出具案涉房屋拆迁注销登记通知单。2016年5月1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下发大政地城收字［2016］0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决定收回案涉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5月26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出具案涉宗地的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2018年4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关于中南路207号收储补偿费用的函》，内容为……2016年5月26日，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下达了中南路207号宗地《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我中心应向贵公司支付第一笔补偿款8,000万元，但因贵公司提出由于土地注销延误等原因给贵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要求政府给予补偿。关于贵公司提出补偿的诉求，经研究，建议贵公司提请司法程序予以解决。2018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了《关于给付中南路207号项目收储补偿费的申请》，内容为“……2016年5月26日，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下达了中南路207号宗地《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至此，按照补偿协议约定，贵中心应支付我公司第一笔补偿款8,000万元。现申请贵中心支付上述款项”。2018年7月6日，原、被告就案涉宗地的净地交付事宜签订《宗地交接单》。2018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8,0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泰达公司与被告土储中心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而行。该协议书关于付款明确约定为原告向被告交付收储宗地并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后，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收储补偿费用8,000万元，即付款的条件为一是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宗地，二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办理完注销登记手续。故本案争议的首个焦点即是原告向被告何时交付了收储宗地。协议书约定的宗地交付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而原告陈述已于2014年4月24日向被告交付了宗地及相关权证，但未能向一审法院出示宗地交接手续，被告辩称原告于2018年7月6日才向被告交付了宗地，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宗地交接单》来证明。但综合一审法院的其他证据可以得出，案涉宗地上的房屋已于2016年5月13日办理了拆迁注销登记，案涉宗地已于2016年5月26日办理土地注销登记，大连市人民政府也于2016年5月18日下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决定收回案涉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办理注销登记后，原告对案涉宗地所享有的权利亦灭失，即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宗地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显然原告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时间应不晚于上述注销登记的时间。另外，在被告于2018年4月28日向原告发出的函件中也自认在案涉宗地于2016年5月26日办理完土地注销登记后即应向原告支付第一笔补偿款8,000万元，此节亦可以印证原告在此前已向被告交付了宗地。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宗地交接单》上所载的交地时间并不真实，在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2014年4月24日已向被告交付宗地的情况下，实际的交地时间应按照协议书上约定的交地时间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导致土地注销登记办理延误的责任主体为哪方。首先，完成土地注销登记是原告取得补偿款的前提，原告作为受益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无任何理由故意拖延办理土地注销登记。其次，根据被告就案涉宗地召开的协调会议的会议纪要记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是市土地储备中心受市政府委托实施土地收购收回过程中的要件。凡是储备用地，市国土房屋局应依被告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并注销土地登记及证书，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是申请办理土地注销登记的要件，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的申请主体应为被告，而本案中直至2016年5月1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才就案涉宗地下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另外，在该会议纪要中亦明确就案涉宗地被告应依据相关批复向市国土房屋局申请收回已登记土地使用权并办理注销手续。故一审法院认定，导致本案土地注销登记办理延误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本案争议的最后一个焦点是办理土地注销登记的合理期限及因被告的延误办理而导致原告损失的赔偿额度问题。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案涉协议书虽并未约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时限，但根据公平原则，并不代表被告可以无期限拖延办理。被告此后于2016年2月24日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案涉宗地的注销，2016年5月26日即办理完毕注销登记，结合上述案情，一审法院酌情给予被告自原告交付宗地之日起三个月的办理注销登记期限。现因被告延误办理注销登记而导致延误向被告支付补偿款，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补偿款本金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原告8,000万元本金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2018年7月16日期间的利息损失20,124,444元（8,000万元×6.4%÷360×1415天），故一审判决：被告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息20,124,444元。若逾期给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9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478元，由被告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负担142,422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二审又查，本院依职权调取（2017）大仲字第20号卷宗材料。显示，被上诉人2017年1月11日曾向大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上诉人赔偿两笔宗地收储补偿费共计本金1.2亿的利息损失。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仲裁请求在答辩意见中陈述：“……申请人至今未按约定履行交付净地义务……”。在2017年3月2日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问：“宗地至今交没交付？”被上诉人回答：“庭后核实”。上诉人提举《净地交接单》，欲证明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交地义务，被上诉人对此发表质证意见为：“我方已达到净地标准”。被上诉人后于2017年8月23日撤回相关的仲裁请求。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5日出具一份给市领导的书面材料，载明“……且2011年我们办理包含现在用地范围的储备国有建设用地批复，但由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马虎和不负责任，把已批复国有空地的土地，在第二次国有土地调查时误报为山林地。……协议签订后，我们按约定如期净地并上交权属我公司的土地证。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土地证注销后立即支付我公司土地补偿款8,000万元整，并在短期内支付剩余4,000万元。可是由于市国土局相关处室的不作为，使本该正常办理的时候需一直拖延了两年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案涉协议书关于第一笔收储补偿费用8,000万元的付款约定，被上诉人必须向上诉人交付收储宗地（按照双方约定的交付条件）及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方可获得第一笔8,000万元的收储补偿款。对于该付款约定应理解为，被上诉人获得案涉收储补偿款的两个前提条件是按照双方约定的交付条件交付收储宗地及办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这两个前提条件系必经程序，不能减免，且同时存在、不分先后、缺一不可。被上诉人只有满足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即付款条件成就，上诉人方能向其支付案涉收储补偿款。案涉宗地上的房屋已于2016年5月13日办理了拆迁注销登记、案涉宗地已于2016年5月26日办理了土地注销登记，说明被上诉人至2016年5月26日依约已经满足了获得案涉收储补偿款的一个前提条件。关于是否系上诉人原因延迟办结案涉两证的注销登记手续一节。首先，案涉协议对案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的办结期限并未作出约定；其次，案涉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办结案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上诉人只是配合被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办结后向上诉人提交权属登记部门出具的注销登记通知单。因此，被上诉人负有办结两证注销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只是负有协助义务。被上诉人抗辩其于2014年4月24日向上诉人交付了收储宗地并提供了所有证照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材料并使该宗地具备了正常情况下的注销登记条件，即履行了案涉合同义务与案涉合同约定不符；再次，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15日给市领导的书面材料中对延迟办结案涉两证的注销登记手续原因表述明确，即2011年被上诉人办理包含现在用地范围的储备国有建设用地批复，但由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马虎和不负责任，把已批复国有空地的土地，在第二次国有土地调查时误报为山林地及由于市国土局相关处室的不作为，使本该正常办理的手续一直拖延了两年多，被上诉人的陈述表明并非上诉人原因导致延迟办结案涉两证的注销登记手续。综上，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无据证明系上诉人原因导致延迟办结案涉两证的注销登记手续。关于双方争议的被上诉人何时按照案涉协议约定的交付条件交付案涉宗地一节，协议书约定的宗地交付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被上诉人陈述已于2014年4月24日向上诉人交付了宗地及相关权证，但未能出示任何此时的宗地交接手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6日才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收储宗地，并提交了《宗地交接单》予以证明。对于何时按照案涉协议约定的交付条件交付收储宗地，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2018年7月6日应系被上诉人依约向上诉人交付收储宗地的时间，理由如下：1、案涉协议中对被上诉人交付的收储宗地约定了交付条件，即被上诉人交付的土地及全部相关的图纸、档案及资料，须经上诉人验收同意，双方现场踏勘后共同签署《宗地交接单》。上诉人提供双方共同签署的《宗地交接单》主张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6日交付收储宗地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2、2016年5月13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出具了案涉房屋拆迁注销登记通知单，2016年5月26日，该中心出具了案涉宗地的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上述两证办结注销登记手续后，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申请交付案涉宗地并请求上诉人支付第一笔补偿款项。现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2017年1月11日曾向大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上诉人赔偿两笔宗地收储补偿费本金共计1.2亿（包括本案主张的补偿款本金8,000万元）的利息损失，从仲裁申请到仲裁庭审，关于案涉宗地的交付时间，被上诉人不是陈述已达到净地标准，就是庭后核实，后无核实结果即撤诉。本院认为，直至2017年，被上诉人仍然陈述案涉宗地达到净地标准而非依约实际交付，但净地交付标准不是双方约定的交付条件，达到净地交付标准不能等同于实际交付。可见，至2017年，案涉两证办结注销登记手续后，被上诉人仍无有效证据证明已经依约实际交付了案涉宗地。3、在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20日给上诉人的函件中载明：“……按照协议约定在2014年5月30日达到净地交付条件……”。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4月24日交付案涉宗地与其上述自述相矛盾。4、被上诉人主张2014年4月24日交付案涉宗地，但双方的收储补偿协议书系签订于2015年5月15日，且约定被上诉人必须于2015年5月30日前将该宗地以净地条件交付上诉人。如被上诉人所述，其交付的时间早于协议签订时间，协议书中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出现被上诉人必须于2015年5月30日前将该宗地以净地条件交付上诉人的约定，因为协议签订前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交付案涉宗地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交付时间与客观事实相矛盾，且不符合逻辑。5、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15日，即案涉两证办结注销登记手续后，给市领导的信件中载明，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按约定如期净地并上交权属被上诉人的土地证，被上诉人自述如期净地，而非交付案涉宗地，与合同约定的交付案涉宗地的条件不符。6、2018年4月28日，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关于中南路207号收储补偿费用的函》中可以看出，至2016年5月26日，案涉两证办结注销登记手续之后，上诉人应该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补偿款8,000万元，但被上诉人提出因为土地注销延误等原因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要求政府给予补偿，上诉人建议被上诉人提请司法程序解决。被上诉人遂于2017年1月11日向大连市仲裁委员会提出要求上诉人赔偿收储补偿费本金共计1.2亿元利息的仲裁申请，上诉人在该仲裁案件中始终抗辩被上诉人因未依约履行交地义务，不同意赔偿被上诉人的仲裁请求，后被上诉人撤诉。由此可见，在案涉两证办结注销登记手续后，被上诉人仍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依约交付案涉宗地，故此时被上诉人未及时获得8,000万元补偿款的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7、2018年7月6日，双方共同签署《宗地交接单》，符合案涉收储协议约定的交付宗地的条件，后上诉人将案涉补偿款8，00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8、被上诉人抗辩2018年7月6日双方签署《宗地交接单》是为了配合向政府财政申领案涉补偿款，并非真实的交接，但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双方于2018年7月6日签署《宗地交接单》，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交付宗地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此时才满足了其获取案涉收储补偿款的另一个前提条件。至此，被上诉人已经满足了其获得案涉收储补偿款的两个前提条件，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经被上诉人申请，上诉人遂于2018年7月17日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补偿款8,000万元。被上诉人主张已于2014年4月24日向上诉人交付案涉宗地，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举的证据及经全案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按照案涉合同约定，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逾期给付案涉宗地补偿款本金8,000万元利息的原审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支持了被上诉人的部分诉请不妥，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7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9,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9,900元，合计299,800元，由被上诉人大连泰达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迎春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刘 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董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