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9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卫国，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孟可，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南征，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江苏时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卫国因与被上诉人戴南征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1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高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孟可，被上诉人戴南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卫国上诉请求：撤销沛县法院作出的(2019)苏0322民初1475号一审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工资款。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但从2017年起被上诉人就不再跟随上诉人工作，2018年2月份上诉人就已经准备好了35000元，且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账号进行打款，该款项是支付的2017年的工资款，至该时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务全部了结。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提交了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事实，但因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卡号错误，所以才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上诉人，给付现金时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他工人在场，因为证人长期在外务工所以无法到庭，但上诉人也提交了证人的视频资料，该证人证言系证人亲身经历，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二、欠条系上诉人被迫出具，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一审中，上诉人对欠条的形成过程一直持有异议，该份欠条确实是在上诉人被迫的情形下出具，不可能存在拖欠两三年的情况下还愿意继续跟着干活，尤其是在建筑行业外出务工人员一年工作也是一年的辛苦钱，国家对于农民工工资问题愈发重视，管控非常严格，因此该欠条的形成过程需要认真查清，同时此类劳务关系纠纷，必须要求双方均到庭接受询问，就双方之间的劳务形成时间、劳动报酬等事实进行叙述，上诉人在庭审中对一些事实的提问，被上诉人代理人总是以不清楚为由推脱，因此有必要要求被上诉人到庭接受询问。在一审中，上诉人也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上诉人也请求法院启动测谎程序，但一审法院未能理睬，被上诉人始终不能到庭，让人怀疑被上诉人代理人所述是否真实。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另外补充：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本人一直未到庭，导致一审证据欠条的形成过程以及5万元工资构成没有查清，上诉人已向被上诉方代理人询问过工资的构成以及2015、2016、2017年工资的数额，但是被上诉人代理人以不清楚为由没有回答，我们也多次向一审法官申请要求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查清事实，但是一直没有见到被上诉人本人，所以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就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戴南征辩称，上诉人主张支付了35000元即清偿了劳务费无事实依据。1、上诉人抗辩付款在前，但是欠条形成在后，本案欠条形成具有合理性。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5000元，既没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上诉人也没有按照常理来抽走欠条，不符合相关的交易习惯。3、欠条上拖欠的工资数额是50000元，而非35000元。4、即使证人出庭也不能对抗作为书面证据的欠条，因为证人证言是旁证，是上诉人单方的证据，属于事后证据，具有主观性、片面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对抗和推翻周围客观证据的书面证据，并且证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出庭，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要件，不应采纳。5、上诉人主张胁迫，但是并无证据证明，也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报警或者在法定期限起诉要求撤销，上诉人既抗辩处于胁迫出具的欠条，又辩称自动支付了被上诉人35000元显然自相矛盾，本案是劳务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当事人可以由代理人出庭，至于工资的构成因为有直接的欠条，工资的发放形式和构成均和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南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高卫国支付戴南征工资50000元、利息2750元（以5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8年3月7日计算至2019年2月7日），以上合计52750元，之后利息按上述计算方式计算至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卫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开始，戴南征跟随高卫国在深圳、南通从事防腐保温工作。后高卫国向戴南征出具字据一张，载明“欠工友戴南征高卫国欠戴南征工资五万元整高卫国320322197810027610御景龙湾8号楼1单元301室2018年3月7日前清”。出具该字据后，高卫国未支付过戴南征劳务费。2、2018年2月7日，高卫国通过银行向戴南征转款35000元，但因卡号错误，款项被退回，戴南征未收到高卫国通过银行转账的35000元。3、高卫国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在出具字据前支付给戴南征35000元，但戴南征未向高卫国出具收据。一审法院认为，1、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了劳务报酬，戴南征向高卫国提供了劳务，高卫国应按约定支付报酬。高卫国向戴南征出具的字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约定义务。本案中,高卫国抗辩字据是在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高卫国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时，高卫国辩称已将所欠劳务费向戴南征支付完毕，但戴南征并未向其出具收条，不符合生活常理，高卫国提供的证人也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故对高卫国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高卫国出具的字据，高卫国欠戴南征劳务费50000元，字据出具后高卫国未向戴南征支付上述劳务费，现戴南征要求高卫国支付劳务费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2、关于戴南征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戴南征依约提供劳务，高卫国应按约定支付其劳务费，双方在字据上并未约定利息，仅约定于“2018年3月7日前付清”，故高卫国应支付以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利息3202元，之后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遂判决：高卫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戴南征劳务费50000元、支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利息3202元，以上合计53202元，之后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审中，上诉人高卫国提交考勤记录表15张及戴南征在2017年工作时支出工资的记账，该两份证据证明2017年戴南征工资根据考勤记录表记载的天数结合每天150元标准，得到工资应是3.6万多，扣除其支出的工资6580元，在最后结算的时候加上部分奖金，构成了最后2017年工资35000元，这个数额和一审中上诉人一直陈述的35000元工资相互印证，再结合转账记录，上诉人明确向被上诉人转款了35000元，只是因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账号错误没有转账成功，但是在上诉人与工程队长王某,4一起将35000元现金交给了被上诉人，这一事实在一审中有王某,4的视频予以佐证，可以证明上诉人方的陈述是真实的，并不欠被上诉人的50000元。经质证，戴南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这是上诉人单方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况且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是2015年到2018年的工资，而不是仅仅主张2017年的，并且这一组证据如果是真实的，其形成时间在一审庭审之间，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采纳，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据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被上诉人的工资，因此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高卫国主张涉案字据系受胁迫向戴南征出具，且在出具该字据前其已向戴南征支付过2017年工资，双方债务已全部了结，为此高卫国在一、二审中提供了证人王某,4的视频、考勤记录表、2017年工资支出记账本等证据，戴南征对上述证据均持有异议，而且从上述证据看，考勤记录表仅能证明出勤情况，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证人王某,4的视频，并在二审中陈述工资支出记账本系王某,4记录，但证人王某,4未到庭接受质询，故高卫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出具涉案字据前已向戴南征支付过2017年工资，双方债务已全部了结。另外，高卫国主张涉案字据系其受胁迫出具，但高卫国在出具涉案字据后未报警，未主张撤销欠条，也未提交受胁迫向戴南征出具涉案字据的其他相关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高卫国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在戴南征持有涉案字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高卫国向戴南征支付工资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元，由上诉人高卫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国渠审 判 员 汤孙宁审 判 员 汪佩建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闫媛媛书 记 员 马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