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3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江北16号小区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A座21层A2101、A2102、A2106、A2110、A座22层A2201-A2210，A座23层A2301-A2306，B座首层B0103、B0104。负责人：赖向东，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小金口小铁管理区兴隆村（金龙大道旁）。法定代表人：杭平周。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城，男，198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奇俊，男，198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锦添，男，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洁云，女，197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华，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德洪，男，199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灵山县。原审被告：罗某，男，200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理人：罗某1，系罗某的父亲。法定代理人：罗某2，系罗某的母亲。原审被告：罗某1，男，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罗某2，女，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广东韬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因与被上诉人罗锦添、陈洁云、原审被告黄德洪、罗某、罗某1、罗某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4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6000元医疗费由杨城、杨奇俊、路畅通公司赔偿给罗锦添。3.本案的诉讼费由罗锦添、陈洁云、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承担。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审法院判决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医疗费60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罗某受伤及罗某3死亡的后果，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为抢救伤者及时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为伤者罗某垫付医疗费1万元，该事实已经在（2019）粤0118民初429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一审法院分配交强险份额时未考虑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已经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赔偿完毕事实，再次要求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医疗费60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罗锦添、陈洁云辩称，不同意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向罗锦添、陈洁云支付6000元的医疗费的认定正确。至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未经诉讼自行向罗某支付的1万元医疗费，保险公司应自行向罗某追索。罗某、罗某1、罗某2辩称，由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罗某、罗某1、罗某2确认收到了1万元，但是否要在交强险内抵扣由法院认定。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路畅通公司确认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向罗某支付了1万元的医疗费，但最终的费用的承担方还是由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去支付的。路畅通公司也提出了这个上诉请求，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责任承担上是有矛盾性的冲突，本案的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进行支付。黄德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上诉人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为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罗锦添、陈洁云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98117.26元。2.判令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承担由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承担一审的案件受理费6558元及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自2017年新车购入粤Ｌ×××××时，已告知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新增设备自卸箱一事。投保时，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还同意为该自卸箱核保损失险。因此，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早已将粤Ｌ×××××新增自卸箱一事告知了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刻意隐瞒了该事实。根据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一审当中提交的关于粤Ｌ×××××车辆的商业险保单，里面记载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为粤Ｌ×××××购买了新增设备损失险，该新增设备指的就是自卸箱，即一审当中被认为加装的栏板。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肇事车辆加装栏板，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粤Ｌ×××××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粤Ｌ×××××是使用性质为货运的重型平板自卸货车，核定载质量为15420kg（15.42吨）。其运载重量巨大，且没有限制运载一般货物的种类、状态和形状，其车辆上的货物在车辆四周没有任何遮拦的情况下，极其容易发生货物掉落的情况。本案中即使该栏板被认可是加装的，但该被加装的情形并没有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反而避免发生因货物掉落而伤害到路面各类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情况，增加了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对路面的安全保护程度。另外，经办交通事故的民警核实，粤Ｌ×××××车辆加装的栏板未超高亦未超长，即加装的栏板不存在任何危险性。其次，根据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记载：相撞车辆行至事发地路口时均未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致使两车发生碰撞，经分析事故成因双方均存在多处过错行为。本案事故发生的最根本和最直接原因是双方车辆均未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而导致，即使双方存在其他违规行为，但若双方均没有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则完全不会有该事故发生，双方其他的违规行为，只是在双方均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情况下，降低可能发生碰撞的概率，而非百分百能避免。因此，双方的其他违规行为并非本案发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综上，粤Ｌ×××××车辆并未禁止运载沙子，所被认定加装的栏板并不是为此次运载沙子或超载提供便利，虽然粤Ｌ×××××车辆被认为存在加装栏板的情况，但该情况在实际运输过程中有保障路面安全的作用。且所加装的栏扳没有超高超长，并没导致粤Ｌ×××××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反而降低了粤Ｌ×××××车辆在曹运过程中对路面其他财产和人身的伤害可能性，不属于关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25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彼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粤Ｌ×××××肇事车辆加装栏板，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关于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规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是碰撞车辆均未按交通指示灯行驶。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不成立。三、参保的自卸箱形状是四面带栏板、底面带底板、顶面不封闭的箱子，装上后，箱子与车后平板部分同长、宽、高度与车头同平，不带升降功能，因涉案货车为重型平板自卸货车，已经有升降功能，自卸箱扣上货车就能联动升降功能，自卸箱整体重约4-5吨。涉案货车不装自卸箱时，车身原型车头方有约一米高栏板，其中该栏坂有一半高（近50厘米）是实板，一半高（近50厘米）是镂空。由此可见，假如涉案货车案发时仅加装的是与车头同高的三面拦板（即车身左边、车身右边、车尾三面的栏扳），在车头栏板只有高50厘米实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载73490kg沙子，超过核载15420kg接近5倍，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也不是如此的。案发时，涉案货车车后平板上装的是四面同高栏板的自卸箱，非三面栏板，当时事故发生过程的视频也能清晰可见，因此，一审判决书中陈述加装的三面栏板属于认定事实有误。罗锦添、陈洁云辩称，同意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的上诉，罗锦添、陈洁云虽然未上诉，但认为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的免责事由不成立，应在商业险的限额内赔偿。1.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提交的新增设备明细表可以看出，投保人为涉案车辆投保时节加装情形已告知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且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还未及新增设备核保了新增设备损失险，因此加装栏板的情形并不符合保险条款中第25条第3款约定的免责事由。2.涉案车辆的超载重量超出了原核定重量4倍以上，仅能说明该车辆超载严重，该严重超载的行为使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有所增加，但不能直接认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涉案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并不必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事故发生的最根本和直接原因是双方车辆均未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而导致。4.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并未履行提示和明确的告知义务。保险单上仅有盖章并无落款时间，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并未经投保人盖章确认且该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因此保险公司未尽到足够的提醒和说明的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罗某、罗某1、罗某2辩称，同意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的上诉意见。认定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商业险内承担责任，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不成立，具体意见与罗锦添、陈洁云方的意见一致。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辩称，一、涉案车辆进行改装没有进行法律的变更程序，属于违法行为。因为根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0、11、15、16条，改装车辆必须向车辆的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定而投保人在进行投保时所提供的行驶证等车辆信息没有任何变更的情形。对于违法改装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是不予承保。二、本案中投保人投保了新增设备保险，并不必然导致其加装行为的可预见性，也不必然等于通知了保险公司其车辆已经发生了改装或加装。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错误的将两个事实予以混淆，具体原因有：1.新增设备属于财产保险，保险人审核投保人是否是新增设备的管理人或所有人，但并不必然知悉车辆的使用人或投保人已经将车辆进行了改装的事实。即投保人购买了新增设备险对其改装的事实具有不可预见性。2.从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一审法院向交警部门调取的案卷材料中可以判断，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改装车辆和投保明细表中自卸箱两个名称并不一致无法证实新增设备与车辆实际使用人加装行为存在关联性。3.投保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投保时，仅仅将车辆新增设备的名称自卸箱按照其价值和财产名称告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并不能预见自卸箱会增加承保风险。即已经超出了保险合同订立时可预知的范围，因此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认为购买了新增设备险就是告知了保险公司车辆进行了加装的事实的逻辑不成立。三、一审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加装行为导致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与交通事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主要原因：1.涉案车辆的核定载重量为15420公斤，而事故发生时实载重73490公斤，超载了5倍左右，该超载的事实与车辆的改装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为经营车主的超载提供了便利。2.根据一审法院目前查明了道路交通事故检验报告，本案中事故发生的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不合格是因为超载的事实所导致。因此本案的加装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3.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以及原因，可以明确黄德洪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第1款、第48条第1款，故其应当承担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了交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四、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案中登记车主和实际使用人在平板货车上加装了可拆卸了栏板，改变了货车的登记结构，根据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的上诉理由陈述，该自卸箱体重大概4-5吨，即造成了货车的整体质量增加。由于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的加装行为使其车辆在使用过程中超过行驶证所记载的核载质量创造了条件。本案中，加装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重要性、不可预见性、持续性的条件。五、一审中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已经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已经履行了保险法解释二第13条所规定的说明义务，保险条款合法有效。六、本案中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25条、保险法第52条，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进行免赔是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的上诉请求。黄德洪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罗锦添、陈洁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抢救费131349.37元、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12×6）、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交强险内优先支付）、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00元和误工损失5383.4元（93569元/年÷365天×3人×7天）、保全费2020元，共计1110037.27元；2.路畅通公司、黄德洪、罗某、罗某1、罗某2、杨城、杨奇俊就上述赔偿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路畅通公司、黄德洪、罗某、罗某1、罗某2、杨城、杨奇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8日21时51分，黄德洪驾驶制动性能不合格的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沿香山大道由南向北超载行驶（核载15420kg，实载73490kg）；罗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搭载乘客罗某3沿创新大道由西向东行驶，两车行至事发地路口时均未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致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头与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车头左侧发生碰撞，造成罗某受伤、罗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罗某3当即被送往广东省水电医院急救，产生急救费用2668.51元，后罗某3因伤势过重被送往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继续抢救，2019年1月30日15时42分，罗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在华侨医院共花去抢救费用131349.37元，罗某3的医疗费合计134017.88元。华侨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中注明罗某3因“车祸外伤致意识丧失3小时”于2019年1月19日0:30由外院转入我院神外科，死亡诊断：1.脑疝；2.车祸外伤；3.特重型颅脑损伤；4.左侧硬膜下血肿；5.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6.右下肢股骨骨折；7.全身多发皮肤挫擦伤。杨城向罗锦添、陈洁云支付了医疗费20000元及垫付罗某3遗体冷藏费按金46000元。罗某3在广东省水电医院发生急救费用2668.51元由罗某1垫付。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委托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罗某3的死因进行了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鉴定书，认定罗某3符合钝性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事发当日罗某被送往广东省水电医院抢救，后转至武警××总队医院抢救，武警××总队医院诊断为：1.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2.创伤性湿肺；3.肋骨骨折；4.气管插管术后；5.腹部损伤待排。庭审中，罗某表示其脑部损伤尚未达到评残时机，故未提起诉讼，请求为其预留交强险赔偿份额，另外其确认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向其垫付医疗费1万元。杨城出示罗某1出具的收据，主张其为罗某垫付住院押金2万元及医疗费3557元，罗某1确认收据的真实性。2019年3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做出第4401831201900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德洪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性能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超载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未按照信号灯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罗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戴安全头盔，通过交叉路口时未按信号灯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由黄德洪、罗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罗某3无责任。另查，涉案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登记车主为路畅通公司，实际车主为杨城与杨奇俊。路畅通公司作为投保人向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交强险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交强险保险期间：2018年9月9日16时-2019年9月9日16时；并在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5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2018年9月12日0时-2019年9月11日24时。路畅通公司在人保财险惠州公司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上盖章确认。该声明的内容为：“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为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险种”。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七中队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进行检验，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做出第20190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认定该货车方向系、灯光系、雨刮系符合技术要求、性能合格，但制动系性能不合格。2019年3月19日，罗锦添向法院申请对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进行诉前财产保全（标的30万元），同日，法院依法做出（2019）粤0118财保92号民事裁定书，扣押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罗锦添、陈洁云为此交纳了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元。又查，死者罗某3系罗锦添、陈洁云的儿子，2003年9月17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九如村如南街22号，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罗某3生前系广州市增城区广播电视大学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18电商2班的学生。再查，庭后杨城向法庭了一份《货运汽车经营服务合同》复印件，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路畅通运输公司作为甲方、杨奇俊作为乙方，合同约定：粤Ｌ×××××号货车是乙方自有货车，以甲方名称登记上户，但车辆所有权仍属于乙方；乙方不是甲方职工，与甲方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乙方每年应将车辆保险费、税费、年检费等及时交付给甲方并由甲方代为办理、代为投保；车辆经营主体属于甲方，甲方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经营，其经营收益与风险均归乙方独有；交通事故的赔偿因保险公司拒赔或保险赔付款不够时，由乙方自行承担；在车辆经营服务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车辆改型、改造、转让和拍卖，否则甲方有权授权收回车辆牌、证，因乙方私自改装所产生的任何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该合同落款处仅有路畅通公司的签章，并没有杨奇俊的签名。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调取了涉案交通事故的卷宗材料，各当事人对交警卷宗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同时提出如下质证意见：罗锦添、陈洁云认为发生事故的挂靠车辆损害赔偿主体是实际支配车辆运行或获取运行利益的道路经营者，包括实际车主和被挂靠单位即登记车主；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认为从交警部门的卷宗可得知，涉案车辆因存在改装、超载，与事故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我司应在商业险限额内免责；罗某一方则认为应当减轻其方的赔偿责任，因事故死者和罗某是多年好朋友，罗某3在明知罗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仍坚持乘坐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并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过错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罗某搭乘罗某3行为也属好意施惠行为，根据公平原则及考虑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依法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另外，经向交通事故经办民警核实，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为平板车，发生事故时加装了栏板，但未超高亦未超长，该栏板可拆卸。杨城否认其对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有加装，并称其在购买该车时已配有车箱。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对本案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黄德洪和罗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罗某3无责任。各方当事人对该责任认定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罗锦添、陈洁云作为罗某3的父母，有权就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死者罗某3在事发时已年满15周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且应当知道罗某作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证，罗某3仍乘坐罗某驾驶的摩托车，且不佩戴安全头盔，而罗某3因钝性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故此罗某3对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根据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酌定罗某3对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10%的民事责任，黄德洪和罗某各承担45%的民事责任。由于黄德洪当时正在履行职务，故该赔偿责任应由其雇主杨城、杨奇俊承担。虽然杨城向法庭提供了《货运汽车经营服务合同》，但该合同为复印件且没有杨奇俊的签名，法庭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路畅通运输公司应与涉案货车实际车主杨城、杨奇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提出涉案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抗辩。经对比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行驶证上的照片和发生事故时监控视频，及向经办民警核实，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为平板车，事发时加装了三面栏板，事发时运载沙子。现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为由主张免责。法院认为，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为平板车，无法运载沙子，加装了三面栏板，虽然未超高亦未超长，但由此便利了营运车主超载，而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核载15420kg，事故发生时实载73490kg，超载近五倍，严重超载势必影响到车辆的制动性能，且事发后经检验该车制动性能不合格。可见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加装了栏板，已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现时无证据显示，投保人有就此加装情形通知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故此，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根据罗锦添、陈洁云的诉讼请求以及罗锦添、陈洁云提交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罗锦添、陈洁云的损失有：1.医疗费134017.88元：根据医疗费票据计算，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提出应扣除非医保部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2.丧葬费46784.5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93569元/年12月×6月=46784.5元。3.死亡赔偿金819500元。罗某3的户籍所在村社属于城乡结合部，故罗锦添、陈洁云要求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法院予以准许。为此，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4.误工费3069.28元：罗锦添、陈洁云没有提供其因处理丧葬事宜导致收入减少的相关证据，但罗某3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确实会产生一定的误工费。罗某3及家属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因处理丧葬事宜导致收入减少按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计算。53347元/年356天×3人×7天=3069.28元，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罗某3因本案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给其家属的精神和心理造成较大的损害，法院根据侵权后果、双方过错程度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1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103371.66元。罗锦添、陈洁云主张在处理丧葬事宜时产生交通费3000元和住宿费2000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法院对罗锦添、陈洁云上述两项损失不予认定。另外，罗锦添、陈洁云要求赔偿的财产保全费2020元，属于罗锦添、陈洁云的诉讼成本，不属于赔偿范围。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罗某表示现尚未达到评残时机，待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会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故请求为其预留交强险份额，法院予以准许。鉴于罗锦添、陈洁云与罗某未能就交强险比例达成一致意见，法院综合考虑本次事故伤亡情况，酌定罗某3与罗某以6：4的比例分配交强险赔偿限额。故此，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按照60%的比例赔偿罗锦添、陈洁云的损失。而罗锦添、陈洁云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向罗锦添、陈洁云赔偿医疗费6000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精神损害抚慰金66000元。罗锦添、陈洁云超出的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1031371.66元（1103371.66-6000-66000），基于本案中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条款生效，故应由黄德洪和罗某按比例承担，即各承担464117.25（1031371.66元×45%）。而黄德洪发生事故时正在履行职务，应由登记车主路畅通公司和实际车主杨城、杨奇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杨城已垫付了医疗费及丧葬费合计66000元，应需赔偿398117.25元。扣除罗某已垫付的医疗费2668.51元，罗某应需赔偿461448.74元，因罗某是未成年人，故罗某1和罗某2就承担连带责任。杨奇俊、路畅通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19日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赔偿医疗费6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精神损害抚慰金66000元。三、杨城、杨奇俊、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98117.26元。四、罗某、罗某1、罗某2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1448.74元。五、驳回罗锦添、陈洁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件受理费14790元（罗锦添、陈洁云已预交），由罗锦添、陈洁云负担1674元，由杨城、杨奇俊、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负担6558元，由罗某、罗某1、罗某2负担6558元。二审中，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杨城、杨奇俊提交了如下新证据：新增设备项目明细表；拟证明当时购买商业险时是已经交了新增设备损失险，该投保物是指向自卸箱。罗锦添、陈洁云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罗某、罗某1、罗某2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质证称，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针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本院评析如下：关于涉案商业三者险免责问题。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主张应由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不应承责，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不予认可，主张本次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次事故中，黄德洪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性能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超载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未按照信号灯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罗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戴安全头盔，通过交叉路口时未按信号灯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由黄德洪、罗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罗某3无责任。其次，据查实，黄德洪驾驶的车辆在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本次事故发生于保险合同生效期间。再次，根据查明事实，可以确认，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为平板车，事发时加装了栏板并运载沙子。虽然该加装未超高、超长，但却便利了营运车主超载运输，事实上，粤Ｌ×××××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在事故发生时超载近五倍，严重影响到车辆的制动性能，事发后经检验该车制动性能亦不合格。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涉案被保险机动车辆存在加装行为，车辆使用发性质发生了变化，且导致了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将上述事项告知了保险人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鉴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主张以此免责，不负赔偿责任，符合保险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路畅通公司、杨城、杨奇俊该项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主张其不应再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内赔偿罗锦添、陈洁云医疗费6000元问题，本案处理的是对罗锦添、陈洁云的损害赔偿问题，人保财险惠州分公司认为其已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为伤者罗某垫付医疗费1万元，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在本案处理。原审被告黄德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杨城、杨奇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1600元，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杨城、杨奇俊负担65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郭学敬李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