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通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6号1幢A-809。法定代表人：高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前汀，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印来，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前汀，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畅伟，男，197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洪倩，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金通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腾达公司）、上诉人杨印来因与被上诉人畅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0453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畅伟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畅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金通腾达公司委托杨印来向北京建恺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恺公司）转账的340万元系金通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畅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金通腾达公司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建恺公司用于偿还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有明确的合同依据并得到畅伟明确授权。《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鉴于从目标公司内账上看，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较高，为维持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转让方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优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并授权受让方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根据该约定，畅伟已承诺并明确授权金通腾达公司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建恺公司，一审诉讼中已查明的金通腾达公司委托杨印来向建恺公司转账的340万元，应被认定为金通腾达公司向畅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是经各方多次确认的客观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使用的科目是“其他应收款”，并将畅伟及其关联方记载为“欠款单位”，明确表明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也明确记载：“鉴于从目标公司内账上看，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较高”，很显然，畅伟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方认可相关事实。此外，一审庭审中，畅伟明确认可“附件5是转让股权时，杨印来找了尽职调查团队，建恺公司的会计如实披露了相关信息”，也即畅伟认可附件5的真实性。畅伟申请出庭作证的原建恺公司财务总监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三家企业向建恺公司有借款”、“内账是企业的真实账目，建恺公司确实有这1-6项债权”、“附件5中的4-6几家企业的法人都是畅伟的父亲，这三家企业都陆续向建恺公司借款”。这些都能充分证明，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因此，金通腾达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约定向建恺公司支付的款项，应视为金通腾达公司向畅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一审判决认为上述340万元不应视为股权转让款的三个理由均不成立，应予纠正。（1）《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已明确表明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的标题是“畅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往来款”，“往来款”包括“欠款”。附件5记载的账目3-6使用的科目是“其他应收款”，并将畅伟、万荣黄河镁厂、煤机厂、万荣厂等记载为“欠款单位”，据此，附件5已明确表明账目3-6系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欠款，无任何歧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2）《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鉴于条款第3条约定的“受让方仅向转让方收购附件一”与第4条第20项约定的“畅伟授权金通腾达公司直接向建恺公司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并行的合同条款，互不影响。附件5所列的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所负的债务，债权人是建恺公司，不管谁是股东，建恺公司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建恺公司始终有权向畅伟及其关联方主张债权，畅伟及其关联方应履行还款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约定的是畅伟授权金通腾达公司代畅伟偿还债务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金通腾达公司代畅伟偿还债务的效果是，畅伟实际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减少、负债亦减少，无任何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并且，《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为双方平等协商的合同条款，合法有效，应予遵守。一审判决混淆了债权债务主体，应予纠正。（3）《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2条第1项约定的“或然负债”与附件5记载的“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不但不冲突，且能互相印证。第12条第1项中涉及到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债的原文是“以目标公司名义对外收取和支付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畅伟之父参股或控股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畅伟购车款）”，该条文的正确解读是“畅伟及关联方与建恺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所产生的任何风险构成建恺公司的或然负债，其中“畅伟及关联方与建恺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是已经确认的事实，但是该事实有可能进一步产生其他风险，合同双方在第12条对相关风险的承担做出约定，并不否认借款已然存在的事实，该条款恰恰能够说明附件5中的债务真实存在，且经过双方确认。一审判决误读了该条款，进而做出了错误的认定，应予纠正。3.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金通腾达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的约定，将45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2020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直接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用于偿还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付清，金通腾达公司无需再向畅伟支付任何款项。4.《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8条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且双方之间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现有证据证明金通腾达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完毕，故金通腾达公司不应支付违约金。畅伟辩称，不同意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已将《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的内容全部查明，认定“附件5本身并未明确注明该附件的内容系畅伟及其关联公司对建恺公司的负债，仅能体现畅伟及其关联公司与建恺公司之间曾经的款项往来情况”这一事实完全正确。畅伟从未对建恺公司负有任何债务，更不存在由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代为偿还债务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畅伟及其关联方与建恺公司往来款明细本身并不是债权凭证，其内容亦不能说明畅伟欠付建恺公司债务。畅伟控股期间，建恺公司实际上为一人控股公司，与畅伟个人的财务混同，将个人的一些资金往来也记在建恺公司账目上，仅是内账的记录，并不是真实需要股权受让方承担的债权债务。它的来源是进行股权转让时由畅伟向尽职调查团队提供的财务内账，不是正式的财务报表数字。比如：科目1和2是畅伟个人购买车辆的购车款，车款早已付清，既不是公司的债权也不是公司的债务；科目3是畅伟个人投资购买上市公司原始股支付的款项，不是公司的债权；科目4、5、6均是畅伟与其父亲经营的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是公司的债权；科目7是建恺公司出于经营需要将一些无法处理的但实际已经支出的账目登记在畅伟名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不是债权也不是债务；科目8实际是建恺公司应付给畅伟的个人利润分红，由于建恺公司实际是个人公司，该笔款项未支付，畅伟亦未向建恺公司主张。2.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畅伟对建恺公司存在负债，其主张畅伟欠付建恺公司巨额债务并代其偿还790万元债务以抵销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完全是凭空捏造。（1）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缺乏证据证明畅伟对建恺公司存在负债。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关于“鉴于从目标公司内账上看，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较高，为维持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转让方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优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并授权受让方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的约定，主张已将畅伟欠付建恺公司的790万元债务偿还，股权转让款项应进行相应抵销。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应当首先举证证明畅伟存在欠付建恺公司款项的情形，才能以代为偿还相应负债为由主张抵销。但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并未提供畅伟欠付建恺公司债务的证据，而是一直围绕合同条款断章取义，试图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缺乏有效债权凭证证明畅伟存在欠付建恺公司债务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提供的杨印来转账给建恺公司340万元和金通腾达公司转账给建恺公司450万元的银行凭证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内部资金流转，不能单独反映和证明任何法律关系或事实。杨印来转账给建恺公司的4张银行转账凭证中，附言均注明“个人转支票借款6228490018000919472”，其中6228490018000919472为杨印来的个人银行账号。从附言情况来看，杨印来转给建恺公司的款项性质是偿还自己的支票借款，与本案无关。再者，其中有两张凭证是由杨印来的个人账户转账给建恺公司尾号“9255”的账户，而建恺公司“9255”的账户系由杨印来实际控制，该事实在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提交的《建恺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第3页中确认，且杨印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京0113民初2103号案件中自认该事实。上述事实均说明杨印来是在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之间倒账，与本案毫无关系。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主张上述款项是由杨印来代畅伟偿还债务是错误的。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在之前的诉讼中一直主张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而在本案二审中又提出金通腾达公司于2020年5月连续转账给建恺公司450万元的银行明细，这与其之前的主张前后矛盾，而且此450万元与之前340万元相加恰好是畅伟主张的790万元，很明显是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为了二审上诉故意制作的证据。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为了逃避债务，试图混淆视听。3.建恺公司在畅伟控股期间实际是一人控股公司，畅伟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发生混同，未作区分，根本不存在畅伟欠付建恺公司债务的情形。建恺公司由畅伟一手创办，自2006年至2016年股权转让前，一直是畅伟一人控股经营，并持有100%的股权。畅伟控股期间，个人财产与公司财务发生混同，并未相互独立，故无法区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根本不存在畅伟个人欠付公司款项的情形。4.《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畅伟仅向金通腾达公司转让附件1中所列明的固定资产和原料，不包括建恺公司的债权债务。建恺公司的债权债务并未转让，仍归畅伟所有，畅伟才是享有建恺公司债权的合法主体和最终受益人。按照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的逻辑，要想达到抵销建恺公司债权的效果，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应当将790万元支付给畅伟，而不是建恺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股权转让前建恺公司的债权债务不在本次股权收购范围内，即建恺公司的债权仍归畅伟所有，与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无关。那么，即便建恺公司存在巨额债权，也归属于畅伟个人，应当是畅伟去行使主张权利，与其他人无关。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无权代替畅伟去主张建恺公司的债权，因为建恺公司债权的最终受益人和合法主体是畅伟。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无权代替畅伟主张股权转让前建恺公司发生的债权，更无权主张抵销。综上，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恶意违约、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侵犯畅伟的合法权益，应当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畅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通腾达公司向畅伟支付股权转让款1190万元及违约金（以119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2.判令杨印来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由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30日，畅伟（转让方）、金通腾达公司（受让方）、杨印来（担保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金通腾达公司拟向畅伟收购畅伟合法持有的建恺公司（目标公司）100%股权（以下称目标股权），金通腾达公司受让该目标股权并成为目标公司新的股东。金通腾达公司仅向畅伟收购附件一，即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表（实际数）；附件二，即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付账款分析明细表（账面数），不在金通腾达公司受让之列，附件二的内容由畅伟所有。畅伟自愿将其在建恺公司中所持有的100%股权以2000万元价款转让给金通腾达公司，支付方式：分期六年付，第一年支付660万元，第二年至第五年每年支付260万元，最后一年支付300万元直至付清，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16年7月15日前，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17年7月15日前，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18年7月15日前，第四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19年7月15日前，第五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20年7月15日前，第六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2021年7月15日前。畅伟的承诺与保证：鉴于从建恺公司内账上看，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较高，为维持建恺公司正常运转，畅伟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优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并授权金通腾达公司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目标公司或然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出租、出借公司资质所产生的任何风险，目标公司承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建造厂房所产生的任何风险，目标公司为原实际控制人畅伟提供的债权担保所产生的任何风险，以目标公司名义对外收取和支付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畅伟之父参股或控股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畅伟购车款），目标公司分公司存续期间的任何风险，四川恒泽建材有限公司接管期间所产生的任何风险；转让方应当在目标公司支付或然负债后七日内向受让方履行赔偿责任；转让方对受让方因目标公司遭受或然负债的赔偿额不得超过受让方在本协议项下购买股权的价格。金通腾达公司不按本协议第3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欠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向畅伟支付违约金。担保方杨印来为金通腾达公司履行本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第3条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主应付时间，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遇建恺公司拆除，畅伟未到期应收的股权转让款提前全部付给畅伟。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附件1为《目标公司全部资产明细表》，附件2为《目标公司全部负债明细表》，附件3为《目标公司全部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附件4为《目标公司员工明细表》，附件5为《畅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往来款》。附件5的内容与附件1没有任何重合。其中附件5载明：科目1预付账款，欠款单位“奥迪A8车款”，内账数据350802.2，备注“预付购车款”；科目2预付账款，欠款单位“保时捷卡宴”，内账数据293892.96，备注“预付购车款”；科目3其他应收款，欠款单位“明总（借款）-畅伟个人往来”，内账数据9000000，备注“为畅伟个人购买明总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科目4其他应收款，欠款单位“万荣黄河镁厂”，内账数据8284335.03，备注“万荣黄河镁厂是畅伟父亲成立的企业”；科目5其他应收款，欠款单位“煤机厂（借款）”，内账数据4750000，备注“煤机厂是畅伟父亲成立的企业”；科目6其他应收款，欠款单位“万荣厂（借款）”，内账数据2000000，备注“万荣厂是畅伟父亲成立的企业”，小计内账数据24679030.19。科目7其他应付款，欠款单位“畅伟”，外帐数据19980000；科目8其他应付款，欠款单位“畅伟”，内账数据1541166.7，备注“个人往来”；小计外帐数据19980000，内账数据1541166.7。畅伟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畅伟向金通腾达公司转让的仅是上述附件1中所列明的固定资产和原料，不包括建恺公司的债权债务，附件5只是财务记账之用，并不是畅伟欠付建恺公司的债务或是建恺公司欠付畅伟的债务。为证明附件5各科目的具体含义，畅伟申请建恺公司原财务总监费玉杰出庭作证，并提交书面证人证言。费玉杰称：该往来明细款上数字并不是真实需要承担的债权债务，只是财务记账的内账数字，它的来源是进行股权转让时由畅伟向尽职调查团队提供的财务内账，不是正式的财务报表数字，只是由于在畅伟控股期间（2006年12月-2016年12月间），实际上建恺公司为一人控股公司，与畅伟个人的财务混同，将个人的一些资金往来也记在公司账目上，一直延续到转股之前，仅是内账的记录。科目1和2是畅伟个人购买车辆的购车款，车款早已付清，既不是公司的债权也不是公司的债务；科目3是畅伟个人投资购买上市公司原始股支付的款项，不是公司的债权；科目4、5、6均是畅伟与其父亲经营的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是公司的债权；科目7是建恺公司出于经营需要将一些无法处理的但实际已经支出的账目登记在畅伟名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不是债权也不是债务；科目8实际是建恺公司应付给畅伟的个人利润分红，由于建恺公司实际是个人公司，该笔款项未支付，畅伟亦未向公司主张。2016年9月29日，建恺公司的股东由畅伟变更为金通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畅伟变更为高鹏。2016年12月2日，建恺公司向该公司尾号8473的账户转账210万元。2017年6月30日，建恺公司向该公司尾号0976的账户转账50万元。2017年11月6日，杨印来向畅伟汇款100万元。2018年7月9日，杨印来分三次向畅伟汇款共计300万元。2018年7月11日，杨印来向畅伟汇款100万元。畅伟认可上述款项均系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亦认可2017年8月15日曾收到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上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共实际支付畅伟股权转让款810万元。2016年8月4日，杨印来向建恺公司尾号9255的账户汇款80万元；2016年12月22日，杨印来分两次向建恺公司尾号3494的账户汇款共计200万元；2017年3月29日，杨印来向建恺公司尾号9255的账户汇款60万元；以上汇款共计340万元。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主张上述340万元系金通腾达公司委托杨印来向建恺公司转账，作为金通腾达公司代畅伟向建恺公司偿还的负债，属于支付畅伟的股权转让款。畅伟则主张其并不欠付建恺公司任何款项，而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所谓的替畅伟偿还欠付建恺公司的欠款也并未得到畅伟的授权。2016年12月2日，畅伟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金通腾达公司李莉红（系畅伟之妻）个人交来的收购建恺公司20%股权的股权价款400万元。对于上述收条中所注明的400万元，金通腾达公司称：金通腾达公司在向畅伟收购建恺公司股权时，约定由畅伟之妻李莉红持有金通腾达公司20%的股份，故李莉红应承担20%的股权收购款400万元，畅伟对此予以认可故而出具上述收条。为证明上述主张，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提交杨印来与畅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金通腾达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10日，畅伟称“2016年厂子款2000万其中应付1600万400万建恺20%股份。”2016年8月22日的金通腾达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李莉红系金通腾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20%。畅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畅伟主张双方确实曾约定将本应支付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减少400万元作为畅伟持有金通腾达公司20%股权的对价，但后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将畅伟的配偶李莉红登记为金通腾达公司持股20%的股东，持股比例后来又减少为15%；且因为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并未按照约定将剩余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时支付，畅伟目前已不想继续与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合作，也不想再持有金通腾达公司的20%股份，故要求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畅伟。另，双方均认可建恺公司已拆迁，于2018年6月29日收到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再查，畅伟于2018年8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20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9179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为，畅伟与金通腾达公司及杨印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金通腾达公司是否尚欠畅伟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畅伟转让建恺公司股权的价款为2000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已实际向畅伟支付81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就剩余119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应当支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对于畅伟2016年12月2日出具的收条中所载明的400万元。畅伟认可其曾与金通腾达公司约定以扣减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为对价来获取金通腾达公司20%的股权，而事实上畅伟之妻李莉红也确被登记为金通腾达公司的股东。结合畅伟所出具的收条及上述自认，畅伟现要求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支付该部分400万元，依据不足，该部分款项应当予以扣除。若双方就李莉红（畅伟）在金通腾达公司的持股比例问题存在争议，可另行处理。二、对于2016年8月4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3月29日杨印来向建恺公司转账的340万元。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称因《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鉴于从目标公司内账上看，畅伟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较高，为维持目标公司正常运转，畅伟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优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及其关联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并授权金通腾达公司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而畅伟及其关联企业对建恺公司的负债情况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中明确载明，故金通腾达公司系委托杨印来按照上述约定直接将共计340万元转账至建恺公司账户，用于偿还畅伟及其关联企业欠付建恺公司的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标注为“畅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往来款”，其内容1-6项显示为应收款，7-8项显示为应付款，附件5本身并未明确注明该附件的内容系畅伟及其关联公司对建恺公司的负债，仅能体现畅伟及其关联公司与建恺公司之间曾经的款项往来情况。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金通腾达公司仅向畅伟收购附件一，即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的股东资产明细表”，而附件5的内容并未包含在附件1中。且附件5中1-6项的应收款数额总计为24679030.19元，附件1中的固定资产原值10712524.3元、原材料价值1496155.24元、库存商品价值170594.17元，畅伟以20000000元的价款转让附件1中的固定资产、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及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所谓的附件5中的“债权”明显不合常理。第三，《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目标公司或然负债包括但不限于…以目标公司名义对外收取和支付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畅伟之父参股或控股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畅伟购车款）…”，该条款中将“畅伟之父参股或控股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借款、畅伟购车款”列为建恺公司的或然负债中，而并非畅伟及关联企业对建恺公司的负债。综合以上情况，杨印来向建恺公司账户支付的340万元，不应视为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向畅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金通腾达公司尚欠付畅伟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为79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如遇目标公司建恺公司拆除，畅伟未到期应收的股权转让款提前全部付给畅伟。”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建恺公司已被拆除并于2018年6月29日收到拆迁补偿款，故金通腾达公司应当提前支付全部转让款。对于畅伟所主张的违约金，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约定此种情况下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期限及逾期支付的违约金支付标准，故一审法院综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依法确定按照相关标准自2018年8月28日开始计算违约金。杨印来作为保证人，应当与金通腾达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金通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畅伟股权转让款79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7900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杨印来对北京金通腾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向畅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印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北京金通腾达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畅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建恺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以证明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畅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仅依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2.确认书,以证明金通腾达公司委托杨印来于2016年8月4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3月29日向建恺公司转款共计340万元，作为代畅伟及其关联方向建恺公司偿还的款项，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和建恺公司三方对款项性质进行了确认。畅伟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所载明的34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对该证据一并作出认定。3.网上电子银行回单12份、确认书，以证明金通腾达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9日、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14日、2020年5月15日分12笔向建恺公司转款共计450万元，作为代畅伟及其关联方向建恺公司偿还的款项，金通腾达公司与建恺公司对款项性质进行了确认。畅伟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所载明的45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对上述证据一并作出认定。4.名称变更通知，以证明经工商登记部门审批，建恺公司自2018年12月6日起更名为北京建恺建材有限公司。畅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查明建恺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变更名称为北京建恺建材有限公司。5.建恺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以证明金通腾达公司收购建恺公司的时候建恺公司存在多项风险，关联方往来款较多，根据调查结果律师提出相关建议，依据律师的建议确定了合同相关条款。畅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6.建恺公司2016年并购后第1次股东会决议，以证明畅伟提出其继续担任建恺公司的常务副总作为收购条件，金通腾达公司同意并召开股东会任命畅伟为常务副总。股权变更后，畅伟依然能够控制建恺公司，安排了部分款项的支付。畅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畅伟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杨印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起诉畅伟、李莉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案号：（2020）京0113民初2103号）的起诉状，以证明建恺公司尾号9255的账户自开立以来一直由杨印来控制和使用。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2的内容包括：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应付账款分析明细表（账面数）、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应付账款账龄分析明细表（实际数）、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预收账款分析明细表（账面数）、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预收账款账龄分析明细表（实际数）、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其他应付款分析明细表（账面数）、截至2016年4月30日建恺公司其他应付款分析明细表（实际数）。二审庭审中，畅伟陈述称上述附件2的内容体现的是畅伟经营期间建恺公司的往来款记录，并不代表债权债务。针对附件5的内容，畅伟的二审庭审中陈述称，科目1、2的含义是畅伟用建恺公司的钱款为其个人购买了两辆车；科目3的含义是畅伟用建恺公司的钱款为其个人购买其他公司的原始股；科目4、5、6的含义是畅伟用建恺公司的账户向其父亲控制的企业转账。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印来分别于2016年8月4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3月29日向建恺公司账户所汇的340万元款项以及金通腾达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9日、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14日、2020年5月15日向建恺公司账户所汇的450万元款项是否系金通腾达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及履行情况，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应当向畅伟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而上述争议焦点的认定涉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约定的含义、《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所代表的含义。本院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上述问题分析认定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所代表的含义问题。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列明了畅伟及其关联方与建恺公司的往来款，根据上述附件5所载科目1-6的内容以及畅伟的陈述、费玉杰的证言可以认定，畅伟个人购买附件5所载车辆、原始股，由建恺公司支付相应价款；建恺公司曾向畅伟父亲成立的企业转款三笔。对此，畅伟主张上述款项流转时，其系建恺公司的唯一股东，因此上述款项并非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不需要偿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应当相互独立，不得相互混同，这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便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应当遵守上述法律规定，不得违反、突破现行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和原则，公司不得当然代其股东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具体到本案而言，畅伟关于其系建恺公司唯一股东，因而建恺公司为其购买车辆和原始股支付的价款、向其父亲成立的企业所转的款项不需要偿付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截至本案二审诉讼，畅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前述附件5中科目1-6所列明的款项不再需要偿还，故依据本案现有证据，畅伟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中科目1-6不代表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的主张，无法得到支持。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针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约定的含义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第20项明确约定“鉴于从建恺公司内账上看，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较高，为维持建恺公司正常运转，畅伟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优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的负债，并授权金通腾达公司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该条款约定的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就该条款的含义问题，畅伟主张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如果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负有债务，畅伟同意股权转让款与上述债务抵销，但畅伟及其关联方对建恺公司并不负有债务，因此金通腾达公司不得将涉案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本院认为，首先，从字面意思看，该条款的含义是金通腾达公司可直接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而且该条款约定的付款方式并未附有条件；其次，本院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对《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5中科目1-6含义的认定，也印证了通过字面意思对前述条款含义的认定。基于此，畅伟前述关于金通腾达公司不得将涉案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的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金通腾达公司有权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建恺公司账户。本院对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提交的证据2、3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认定杨印来分三笔向建恺公司支付的340万元、金通腾达公司分十二笔向建恺公司支付的450万元均为金通腾达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金通腾达公司向畅伟支付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并判决杨印来对金通腾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对此提起上诉，而畅伟并未提起上诉，因此本院仅对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应否自2018年8月28日起向畅伟计付违约金的问题进行审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畅伟于2018年8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认为金通腾达公司向建恺公司支付的款项不应作为金通腾达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主张金通腾达公司支付包括前述340万元及400万元在内的剩余股权转让款。据此表明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方式问题已经产生争议，而根据一审法院及本院的认定，前述340万元及400万元的付款义务，金通腾达公司已履行完毕，剩余450万元股权转让款，金通腾达公司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也已履行完毕，在此情况下，不应认定金通腾达公司构成违约，故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不应再向畅伟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综上所述，金通腾达公司、杨印来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04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畅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畅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100元，由畅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洋审判员 韩耀斌审判员 杨琳琳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