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民再59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某，男，汉族，1968年4月17日出生，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人。现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郝某1，女，汉族，1966年3月21日出生，山西省沁源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2，男，汉族，1966年9月9日出生，山西省沁源县人，系被申诉人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某，男，山西中弘律所律师。   申诉人董某因与被申诉人郝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向长治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撤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9]14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民抗6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姜某、助理检察员史某出庭。申诉人董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被申诉人郝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2、岳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一）二审法院认定郝某1借给董某19万元，缺乏证据证明。从（2016）晋0108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郝佳佳的陈述及报案材料，证实2013年10月，其父亲郝某2通过董某给其妹妹郝某某办理工作的事情，10月24日，其将19万元现金交给董某，董某给其打了借条，......”可以说明，本案争议的19万元系办事款而非借款。若如郝某1所主张董某向其借款并出具借条，那么，董某应向其出具有两份相同的借条，一个为借款，一个为办事款。该案中，只有一个借条，董某只收到过一笔19万元，且是办事款。二审法院认定该19万元为借款，缺乏证据证明。   （二）二审法院认定郝某1与董某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显然错误。从（2016）晋0108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郝佳佳的陈述及报案材料，证实2013年10月，其父亲郝某2通过董某给其妹妹郝某某办理工作的事情，10月24日，其将19万元现金交给董某，董某给其打了借条，......”可以说明，董某因受郝某2（与郝某1系夫妻关系）委托，为其女儿办理工作，收到办事款后出具的借条，双方虽在形式上达成了借款协议，但其实质为委托合同。二审法院认定该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显然错误。   （三）二审法院判决董某偿还郝某119万元，显失公平，有违立法本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名义上是借贷合同，实质上是委托合同。因董某受托为郝某2女儿安排工作的行为，显然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该委托合同应属无效。双方对合同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过错责任，分担损失，二审法院判决董某偿还郝某119万元显失公平。另外，通过执行生效的（2016）晋01刑终721号刑事裁定，郝某1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二审法院的判决，让郝某2在实施了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后，不仅没有承担过错责任，反而与郝某1共同获得了双份利益，违背立法本意，破坏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   申诉人董某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郝某1的诉求请求；3.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原再审裁决程序违法。   在提起再审时，由于客观原因，申诉人无法调取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刘某某涉嫌诈骗罪”的卷宗材料，申诉人曾多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同再审法庭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而案件的承办人却迟迟不给调取。在没有开庭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书面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再审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件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开庭审理，直接书面审查并作出裁定，程序严重违法。   （二）原再审裁决事实认定错误。   原再审裁定董某与郝某1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该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借条并不是因为借贷关系产生，而是罪犯刘的彪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形成的，是诈骗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某某声称自己能够办理事业单位的工作，因被申诉人不直接认识刘某某，董某与刘某某是朋友关系，故被申诉人委托申诉人给女儿郝某某办理工作事宜，这个过程中申诉人向刘的彪交付了17万元及价值2万元的烟酒等物，申诉人作为中间人将上述财物交给了刘的彪，刘的彪给申诉人出具了一份17万元的借条证明收到了钱款，被申诉人要求申诉人给其出具了一份借条用以证明申诉人收到了上述价值19万元的财物，后申诉人给被申诉人出具了一份借条。这份借条只能证明被申诉人请托申诉人为其女儿办理工作，向申诉人交付了17万元钱款及2万元财物的事实，整个过程并没有任何借贷事实，申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不是因为借款，而是应被申诉人的要求出具的。最终该一系列行为被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诈骗行为，申诉人作为被蒙蔽者和受害者，在整个过程中也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申诉人的女儿郝某某作为受害者对整个诈骗过程进行了报案，两级法院根据刘的彪涉及本案的犯罪事实和其他犯罪事实，判决刘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万元，继续追缴刘某某的违法犯罪所得。这一事实有刘某某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及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0108刑初25号判决书、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01刑终721号判决可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查明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诈骗刑事犯罪行为，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再审法院不顾生效的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仅依据表面的借条武断的认定董某与郝某1之间存在借贷行为，不顾本案并无借贷事实，直接认定本案中涉及的诈骗行为与借贷行为属于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三）再审裁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二审法院审理该案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由于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中具体适用法律条文也必然会导致错误。再审法院没有及时纠正一、二审法院中的错误，而是继续维持了原审法院认定的错误事实，对董某提交的刘某某的借条及两份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予认可，依据错误的事实机械的驳回了董某的再审，维持了原审的判决。   事实上，我国的法律对此种情况有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申诉人的财产损失在生效的刑事判决中已经确定了予以追缴，在追缴后退赔给郝某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本案中刑事案件已经审结，并且已经判决对被告人刘某某的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和退赔，被申诉人的权益已经得到救济。但再审法院依然不顾已经判决进行追缴的事实，还继续裁定由申诉人返还被申诉人19万元，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被申诉人获得双份的救济，违背了我国立法的初衷。追赃本已经解决了本案中涉及侵害到被申诉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刘某某也为自己诈骗的行为受到了惩处，保护被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无可厚非，但刑事案件中已经对被申诉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进行了惩处和解决，再审法院不能罔顾事实，适用错误的法律条文又过分的保护被申诉人的权益而忽略申诉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   被申诉人郝某1答辩称，1.公诉机关和申诉人提出关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之间是属于委托代理合同并非是民间借贷纠纷，理由不能成立。（1）申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对事物的判断和认知能力，并且非常清楚在2013年10月24日给被申诉人出具借条所表述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借钱还是办理工作。（2）从2013年10月24日借条从其形式要件和内容上都是非常清晰、明了的，充分可以说明并且证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借贷关系，也就是董某向郝某1借款19万的事实。2.关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之间公诉机关所谈的是属于委托代理这一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1）被申诉人根本不认识刘某某，在刘某某触犯刑法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前从未见过面，也不知道刘某某是从事什么工作、住在哪、具体干什么的，因此对刘某某的具体情况一概不知，也没有见过面。（2）申诉人也没有将办理工作的事宜和相关的办理工作所谓的费用交付过刘某某等人。（3）如果公诉机关所认定的双方属于委托代理合同的前提下，申诉人就知道应该办理工作具体实施人是刘某某，在此期间刘某某被抓之前被申诉人郝某1或者其女儿郝某某从没有与刘某某接触或询问过办理事宜。（4）关于申诉人、被申诉人之间委托事宜只是在借款19万元之后，在闲谈之中谈及董某在省里有关系，可以帮其办理相关工作，此时郝某1的丈夫郝某2才与申诉人协商，如果能将郝某1的二女儿的工作办妥，相关费用可以作为服务费用，但是申诉人并没有将此付诸实施，申诉人即便去找他人办理工作的事宜也没有将办理工作事宜与本案被申诉人谈及过。3.关于认定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们认为他们之间还是属于民间借贷协议，并不是委托申诉人去办理工作为名，支付其19万的事实，因此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事实。因此被申诉人代理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抗诉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具有法律事实和依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驳回申诉人的申诉申请，维持一、二审裁定判决。   郝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董某支付借款本金19万元及利息51300元（结算至2018年5月23日）并支付从2018年5月24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董某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郝某1、董某经人介绍认识成为朋友。2013年10月24日，董某向郝某1提出借款19万元，郝某1借给董某现金19万元，同时董某出具借条一支，借条明确写明“今借到郝某1现金壹拾玖万元整”，借款人为董某。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   另查明，2013年11月12日刘某某向董某出具17万元的借条一支。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董某向郝某1借款有董某向郝某1出具的借条为证，双方已经形成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董某应当按照合同（借条）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及时返还借款。本案中与郝某1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主体为董某，董某与刘的彪主张的借款17万元并不影响董某与郝某1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郝某1出具的借据未载明利息，应视为未约定利息，故对郝某1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对董某代理人提出该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系诈骗刑事法律关系，应驳回郝某1起诉的代理意见，经庭审中查明，董某与郝某1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刘的彪的诈骗行为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案的还款人应为董某，故对董某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1.董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返还郝某1借款本金19万元。2.驳回郝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董某不服上述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郝某1被刘某某以办理工作为由诈骗19万元，为追回该款郝某1以受害人身份向公安报案，太原中院对刘某某作出了判决，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万，并且继续追缴刘某某违法犯罪所得。在整个过程中，由于郝某1与刘的彪之前不认识，董某作为双方的朋友进行了居间介绍，由于郝某1对刘某某不信任，由其向郝某1出具了一份借条，刘某某向其出具了一份借条，其也被某某骗取了24万元，在审理刘某某时，刘某某也抗辩系借款，但法院不认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事借贷纠纷而是刑事犯罪。   郝某1辩称：1.其丈夫郝某2与董某经人介绍认识。董某多年也是从事煤矿相关业务，双方相处的关系非常融洽，2013年10月一天，董某因经营急需一部分资金提出借款二、三月，其夫妻俩商量同意后，董某到其家里向其借款19万元，并向郝某1书写借条一份。该借条中从未写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行为，如果是委托办理工作而收取其19万元，按常理，董某作为一个成年人智力正常，又在社会工作多年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很清楚“借钱”含义的，董某应该十分清楚的写明19万元是用于给其女儿找工作的费用。2.董某提供的借条是董某于2013年11月12日交给刘的彪的，而非郝某1或其家人。从董某代理人提交的二份法院判决，可以充分证明董某才是刑事诈骗案件的被害人和报案人，判决表述郝某某系该刑事案件被害人和报案人不是事实，该案刘某某没有收取过郝某某钱和物，其次郝某某也从来没有因被骗报过案。事实是其丈夫向董某索要借款时，在双方交流时提出给女儿办理工作之事。并口头说过，如董某给其女儿办理好工作，这19万元可以不要，作为办理工作的开支，并再另外支付董某一部分酬劳。董某没有将其女儿工作办成，双方的口头约定董某也没有兑现。   二审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郝某1出具董某向其借款19万元的借条及称“其丈夫向董某索要借款时提出给女儿办理工作之事，并口头说如果董某给其女儿办理好工作，这19万元可以不要，作为办理工作的开支，并再另外支付董某一部分酬劳”等事实，能够证明双方已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董某提交刘某某向董某出具17万元借条和判决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一审在综合考虑全案事实、证据基础上，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董某所提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董某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中，申诉人董某提交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8刑初25号刑事判决及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刑终721号刑事裁定书及刘某某的借条。证明涉及本案的19万元中生效刑事裁定已认定刘某某诈骗被害人郝某某的犯罪金额为17万元。被申诉人郝某1质证认为，对文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我们支付给董某的19万和刑事判决上的17万不是一回事。首先金额不同，我们支付的是19万，他给刘某某的是17万，这个钱不是特定的，不能说那17万就是郝某2或者郝某1的19万。关于办理工作一事，申诉人并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个事，没有说他去找刘的彪或者说他给过刘的彪多少钱，在刘的彪被抓之前被申诉人对刘某某的情况根本一概不知，只是被刑事拘留之后才知道有刘某某一事，因此我们认为这钱不是一回事，被申诉人和申诉人之间只是借贷关系。   经申诉人申请，本院向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调取了郝某某在刘某某诈骗一案中的报案材料、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   申诉人董某质证认为，对这份证据没有异议，完全可以证实当时郝某某说的和（2016）晋0108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的认定是一致的。   郝某某质证认为这份材料是我签字按的手印，但我说的和上面写的不太一样，当时就是让我按哪个手印就按哪个手印。   被申诉人郝某1质证认为，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述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不相符。   对本案争议的事实刘某某刑事诈骗一案涉及被害人郝某某的犯罪金额为17万元与本案的借款是否同一款项。综合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及本院调取的刑事案件公安的证据，虽郝某某认为刑事询问笔录与自己说的不太一样，但确认是自己签字及按的手印，由于该笔录和其他相关的受害人陈述被生效刑事裁定认定，本院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据生效的刑事文书，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的事实刘某某刑事诈骗一案涉及被害人郝佳佳的犯罪金额17万元是本案的19万元借款的其中17万元。   本院认为，被申诉人郝某1请求申诉人董某支付借款本金19万元及利息，提供了申诉人董某出具的19万元借条，申诉人董某抗辩称，该19万元是实际收到，但不是借款，是被申诉人郝某1委托其为女儿办理工作，该19万元其中17万元给了刘某某，刘某某出具了17万元的借据，2万元按刘某某的要求买了烟酒。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被申诉人郝某1以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申诉人董某抗辩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关系，该事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故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委托事实进行审理。依据生效的刑事裁定，本案被申诉人郝某1的19万元中17万元可通过执行生效的（2016）晋01刑终721号刑事裁定得到保障，其余2万元虽申诉人董某抗是按刘某某的要求购买烟酒交给了刘某某，但由于刘某某给申诉人董某出据的借条是17万元，刑事裁定也未确认2万元为刘的彪的犯罪所得，故申诉人董某应在委托事项没有办理的情况返还郝某12万元。综上所述，申诉人董某申诉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1746号民事判决、山西省沁源县人民法院（2018）晋0431民初268号民事判决。   二、申诉人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被申诉人郝某12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920元，由被申诉人郝某1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申诉人董某承担2000元，被申诉人郝某1承担2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永静   审判员 樊文霞   审判员 谢红雯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杨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