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2377号 原告：陈彩生，女，194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王燕飞，女，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凌久刚，男，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王凌毅，男，199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凌某（曾用名王某），男，200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王燕飞，系凌某母亲。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娴，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燕倩，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525号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剑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沃青雯，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於晓平，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陈彩生、王燕飞、凌久刚、王凌毅、凌某与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久刚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娴，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沃青雯、於晓平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原、被告申请自行和解两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彩生、王燕飞、凌久刚、王凌毅、凌某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2012年11月12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安置价（根据当时的价格，安置价为900元／平方米，具体价格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计算）履行房款结算义务并交付五原告360平方米安置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12日，被告作为拆迁人与原告陈彩生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安置协议》约定：原告陈彩生户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的共计建筑面积527.26平方米房屋及附属设施属于拆迁对象，陈彩生户可安置人口为6人，分别为陈彩生、王相友、凌久刚、王燕飞、王凌毅和凌某。原告同意搬迁房屋，交由被告拆除。被告给予原告户拆迁安置补偿共计1688300元，并为其安置高层安置房建筑面积360平方米，户型为140平方米、12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五原告在被告处预留房款324000元，按照900元／平方米计算。《安置协议》签订后，五原告户依约搬离房屋，将房屋交由被告拆除。2017年，在分配安置房结算时，被告单方违约，要求原告加价支付高层房款146601.4元才给交付安置房，原告对此不合理要求予以拒绝。双方经协商未果，被告至今未交付剩余安置房。另，王相友于2019年4月14日去世，其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分配的回迁安置房全部留给王燕飞一人。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被告未能按约向原告交付安置房和结算房款，已构成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辩称： 一、本案的事实情况。2012年11月12日，原告陈彩生户与被告签订了《安置协议》，协议约定对原告户房屋补偿及奖励金额1688300元，原告户可安置人口为6人，即户主陈彩生、丈夫王相友（已故）、女儿王燕飞、女婿凌久刚、孙子王凌毅、孙子凌某（计划外生育），安置面积为360平方米。2017年6月，原告户参与盈一佳苑安置房抽房，抽中31幢1单元3201室145.32平方米安置房一套、18幢1单元1803室122.31平方米安置房一套、配套车位2个，剩余100平方米安置面积仍属于安置资格，尚未抽取安置房。被告于2017年6月抽房后向原告户就已抽取房屋结算事项发出《高层安置房、汽车位结算交付通知》，告知其应补缴高层房款146601.4元及汽车位款60000元，总计206601.4元。原告户以不认可该结算结果为由拒绝付款。 二、安置房结算价格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可通过协议自行约定的范畴，被告对安置价格结算无误。1.原告凌某需以成本价进行结算。原告户与被告于2012年11月12日签订《安置协议》，安置房在2017年6月分配。分房时适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进行安置和结算。同时，《安置协议》第九条也表述为“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可见安置房结算价格应通过安置政策确定。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第三条第三款第八项规定：“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出生的人员，符合安置条件的，按市场价评估安置，且不得享受其他照顾安置政策。”原告王燕飞、凌久刚在2006年生育原告凌某时违反了《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曾被原萧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征收社会抚养费。因凌某为计划外超生人员，不符合以安置价进行安置的标准，被告考虑到安置人员的经济状况及接受程度，对其按照成本价进行结算。后根据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关于要求调整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出生人员所涉及安置政策的请示》（萧城乡办〔2017〕29号）文件规定，凌某也应按不低于成本价标准进行安置结算。2.预留房款不代表最终结算价格。为方便进行安置及保障被拆迁人利益，被告与原告在《安置协议》中约定预留房款324000元。《安置协议》第三条第二款“计价方式”已表明，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而第三款“差价款结算”表明，预留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该两条均是对安置房结算政策的表述，作为协议内容进一步与被拆迁人明确。不管从楼层差价结算还是安置资格导致的差价结算来看，预留房款都不代表最终结算价格。实际上，在被拆迁人抽取安置房后，安置房结算价格才能确定。 三、原告目前仍未全额支付房款，且安置面积未全部完成抽房分配，交房条件尚未成立。《安置协议》第三条第三款中约定“乙方结清全部购房款后，甲方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目前原告户仍未交付包括楼层差价、成本价结算差价、汽车库价款在内的206601.4元款项，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房屋交付条件，故被告目前并无交房义务。另外，因原告户目前仍有100平方米可安置面积未抽取对应安置房屋（同批次被拆迁人员尚未全部安置完毕），原告要求交付36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诉求未达到履行条件。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以900元/平方米为基准价结算安置房款并由被告交付360平方米安置房的要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1月12日，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甲方）与被拆迁人陈彩生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协议，对陈彩生户所有的坐落于萧山区，共计建筑面积527.26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付款方式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该《安置协议》约定，乙方可安置人口为6人（即户主陈彩生、丈夫王相友、女儿王燕飞、女婿凌久刚、孙子王凌毅和凌某），乙方同意在甲方所提供的安置区块实行安置，拆迁安置执行《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试行）》政策，甲方安排乙方安置房建筑面积高层360平方米（户型为140平方米、120平方米、100平方米）；乙方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乙方结清全部购房款后，甲方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和金额1688300元，预留房款324000元。《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 《安置协议》签订后，陈彩生户按约搬迁房屋。2017年6月，原告户参与盈一佳苑安置房抽号活动，抽中140平方米户型的31幢1单元3201室145.32平方米安置房一套、120平方米户型的18幢1单元1803室122.31平方米安置房一套、配套车位2个。该次抽号，公示的安置人员及面积为：王凌毅60平方米、王某（即凌某）60平方米、王燕飞60平方米、凌久刚60平方米、王相友20平方米，一共260平方米。因同批次被拆迁人尚未全部安置完毕，原告户目前仍有100平方米可安置面积属于安置资格，尚未抽取对应安置房，原告认可按同批次被拆迁人相同流程统一安置。原告户抽号确定两套安置房后，被告就已抽取房屋结算事项发出《高层安置房、汽车位结算交付通知》，告知其应补交高层房款146601.4元及汽车位款60000元，总计206601.4元。因原告户以不认可该结算结果为由拒绝付款，被告也未交付安置房。 目前，原告户同批次安置房实行的安置价的基准价为900元/平方米，具体单价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调整，成本价为3500元/平方米。被告在庭审中表明，上述已抽号的房款结算，第一套145.32平方米的安置房，其中84平方米（包括王相友的20平方米）按照安置价加上楼层差价即1220元/平方米计算，金额为102480元，剩余61.32平方米按照优惠成本价3500元/平方米计算，金额为214620元，总价为317100元；第二套122.31平方米的安置房，按照安置价加上楼层差价即1020元/平方米计算，金额为124756.2元；两套房屋总价441856.2元，减去本次使用预留房款234000元（尚存预留房款90000元），减去按时抽房奖励12000元、按时结算奖励12000元、误工费200元、预留房款利息37054.8元，应补房屋差价款146601.4元，汽车位2个计价60000元，合计应补交206601.4元。 另查明，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原告户的陈彩生为农业家庭户口，陈彩生的丈夫王相友、女儿王燕飞、女婿凌久刚、孙子王凌毅和凌某均为非农业户口。王燕飞、凌久刚于2006年6月1日生育凌某，因违反《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曾被原杭州市萧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王燕飞、凌久刚于2006年12月7日缴纳了社会抚养费。王相友于2019年4月14日去世，其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分配的回迁安置房全部留给女儿王燕飞。 又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就价格核定规定：“考虑到自然间不可分割因素，农户实际购房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建筑面积的10%，其中超出规定面积5%以内部分按不同购房对象以相应标准的价格购买，超出规定面积5%-10%部分按成本价购买。高层住宅的价格核定以区级有关部门文件为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0年2月8日发布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第六条人口与面积核定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第1点被拆迁人的非农子女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的农业人口，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其非农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本区或滨江区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①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非农成家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均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5月2日发布《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该《安置意见》第三条人口与面积核定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其中规定：“1.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子女的安置。（2）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7.征地招工人员的安置。被补偿人因土地征用招工，户口转为居民户口，且未享受房改等政策的，其本人及家庭成员根据不同情况按相关规定进行安置。”“8.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出生的人员，符合安置条件的，按市场评估价安置，且不得享受其他照顾安置政策。”该《安置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我区之前的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于2017年7月13日发布的《关于要求调整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出生人员所涉及安置政策的请示》（萧城乡办〔2017〕29号）提出，对于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中“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出生的人员，符合安置条件的，按市场评估价安置……”实施过程中争议较大，建议作以下调整：多生一胎的，按不低于成本价安置。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安置协议》、《高层安置房、汽车位结算交付通知》、王相友身份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遗书、浙江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被告提供的《安置协议》、《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公证书、户口簿，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陈彩生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亦均无异议，故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对于原告户内陈彩生、王燕飞、凌久刚、王凌毅的安置房申购价格适用安置价，被告并无异议，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凌某作为计划外生育人员申购安置房的价格标准，即原告要求适用安置价，被告认为按照政策应按成本价安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安置协议》明确约定系根据法律法规和《实施办法》等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所签订，该协议明确约定安置房分配按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以及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但未明确约定原告户内各安置人口的购房款计价标准。预留房款仅是被告按统一标准进行预留，并不区分各人申购安置房的计价标准，最终还需按实结算。原告户按900元／平方米的统一标准预留房款，并不能证明结算房款也应以此为计价标准。其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沿革总体上是越来越有利于被拆迁人的，但一直是根据安置人口的不同情况区别适用安置房申购价格的。就原告户的情况而言，依据原告户签约当时的政策，《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规定，非农成家子女（如王燕飞）与其家庭成员（如凌久刚、王凌毅、凌某）均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申请购房时乃至现行适用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规定，“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出生的人员，符合安置条件的，按市场评估价安置，且不得享受其他照顾安置政策”；其后《关于要求调整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出生人员所涉及安置政策的请示》（萧城乡办〔2017〕29号）对此又作出有利于被拆迁人的调整，“多生一胎的，按不低于成本价安置”。原告户尚未完成安置，理应适用现行有效的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按照现行有效的政策规定，原告凌某作为计划外生育人员，理应按不低于成本价安置。原告所谓“法不溯及既往”的主张，并不能支持其认为的原告凌某的安置面积应按安置价为基准结算的主张。第三，征收社会抚养费是行政措施，原告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与凌某系计划外生育人员的安置资格在本案中并不冲突。此外，原告亦认可签约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提到过凌某要按照成本价结算房款。因此，《安置协议》未约定原告户申购安置房适用的价格标准，但约定了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而按相关政策规定，原告凌某即应按不低于成本价安置，被告结算的安置房及汽车位应交款计算无误，故原告诉称被告要求原告加价支付房款系单方违约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按照基准价为900元／平方米的安置价履行36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款结算义务，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理应继续履行，但其系双务合同，继续履行需原、被告双向配合。被告已安排原告户抽取了其中两套安置房，即履行了260平方米安置房的分房义务，并向原告户发出房款结算交付通知，但因原告户对购房价格有异议而未补交房款。根据《安置协议》约定，“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乙方结清全部购房款后，甲方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现原告户未结清房款，故其要求被告交付房屋的条件未成就。原告户剩余100平方米可安置面积，《安置协议》未约定交付期限，安置房的分配时间、程序等应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且因同批次被拆迁人尚未全部安置完毕，原告户也认可按同批次被拆迁人相同流程统一安置，故交付条件也未成就。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基准价为900元/平方米的安置价履行36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款结算义务并交付原告360平方米安置房的诉讼请求，价格标准与安置政策不符，且在原告付清房款前被告的交房义务不成立，故该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陈彩生、王燕飞、凌久刚、王凌毅、凌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60元，减半收取计3080元，由陈彩生、王燕飞、凌久刚、王凌毅、凌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茹华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