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亚海，男，196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铁西区（2门）沈阳鸿星茶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璐，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光，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薇，女，198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春，辽宁文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文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潘志明，男，199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被告：许秋兰，女，1986年7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皇姑区。二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璐，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光，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亚海因与被上诉人付薇、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9）辽0792民初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亚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璐、被上诉人付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春、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亚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9)辽0792民初701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付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第一，关于本案的出借人，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存在过任何真实的借款关系，上诉人只与案外人付宝祥存在借款关系，也确实从付宝祥处借了多笔款项，而被上诉人是付宝祥的女儿，付宝祥除自己与上诉人沟通多笔款项还款外，还会让他的妻子刘秀剑、案外人王红艳等人与上诉人潘亚海及其儿媳沟通本金及利息的偿还内容，无论是作为女儿的被上诉人、作为妻子的刘秀剑还是案外人王红艳，所代表的都是付宝祥，而能够出借给上诉人巨额款项的也只有付宝祥本人，被上诉人根本没有400万如此巨额的资金出借给上诉人，实际上也没有转款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付薇并非本案借款关系的适格原告，只是被实际出借人付宝祥指定为本案出借人，并在借款协议上补上了被上诉人付薇的名字。第二，关于本案借款协议的签订，由于上诉人与付宝祥存在多年的资金往来，双方通过上诉人的子媳及付宝祥的妻子、子女有过频繁的交易往来，而作为借款人的上诉人和真实出借人的付宝祥一直没有详细对过账，每次上诉人前往锦州，付宝祥都会让上诉人签署多份由付宝祥提供的空白借条。考虑到对付宝祥的完全信任，及“俗语有账不怕对的原则”，而且都是借条并不是收条（因为借条还需要有对应的出借款项证据，例如转账凭证），上诉人都未拒绝，直接签字。而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上的借款本金数额、借款时间、出借人主体等均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第三，关于本案的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公司，潘亚海名下没有公司，公司均在其子媳名下，且转账记录可以证明以潘亚海名义签订的借款协议所借的款项均由其家庭成员互相转账、使用，据此判令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和上诉人潘亚海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事实上，上诉人潘亚海虽然目前名下并无公司，但借款当时名下有公司，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潘志明和许秋兰系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由于上诉人对网银转款不熟悉，其借款、还款只能通过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等家庭成员代收、代还，但实际均由上诉人进行支配使用。而且，本案两份借款协议落款的借款人仅为上诉人潘亚海一人，因此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第四，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数额，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主张于2018年5月23日、7月20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付薇委托母亲刘秀剑将借款本金汇入许秋兰和潘志明的账户，即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承认是在借款协议签订后履行了出借本金义务，却又在开庭时称两份协议均为履行出借本金义务当时（2015年7月20日、2016年5月23日）签订，到期后每年重新签订一次。而且，被上诉人付薇在起诉状中主张两笔借款本金分别为200万和240万，却在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236万和240万，但也只提供了两笔200万元转款凭证，只能证明其履行了出借共计400万元本金的义务，另外76万元本金缺少证据支持。其中，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上诉人潘亚海向被上诉人付薇借款200万元，年息18%，到期后本金与利息一并偿还。紧跟在该条款后面，手写“贰佰万元+利息叁拾陆万元”内容，但并没有划掉前面约定的本金200万元，因此该手写内容只是明确了到期后应当归还的本金+利息总和为236万，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236万元，无任何证据支持。其中2018年5月23日借款协议约定的另一笔借款本金240万元，上诉人和实际出借人付宝祥是在没有仔细对账的情况下签订的，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只提供了其中200万的转账凭证。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于本案借贷事实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而一审法院直接依据借款协议、被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认定本案借款协议是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并据此认定本案两笔借款本金分别为236万（200万+36万利息）、240万（200万+40万利息）无事实依据，至少其中76万元本金无证据支持。上诉人潘亚海收到的共计400万元本金，已经于2017年9月21日，通过向刘秀剑转款200万元的方式，偿还了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的200万元本金，尚拖欠200万元本金未归还。上诉人之所以按照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要求将200万元本金还款至刘秀剑名下银行账户，是因为刘秀剑是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妻子，同时刘秀剑就是在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安排下，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给潘亚海400万借款本金。为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前述200万元还款，还的是2015年9月17日刘秀剑转给许秋兰的200万元，并当庭提供了转账凭证复印件，上诉人则表示由于该转账凭证系复印件，需要上诉人庭后核实该笔款项。上诉人经核实发现并未收到过2015年9月17日的200万，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以转账凭证复印件、被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认定上诉人还款200万元与本案无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关于本案借款利息数额，2017年9月11日潘亚海授意长子潘志伟向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女儿，即本案被上诉人转账76万，转款备注为“付给锦州付宝祥16-17年利息”，2018年2月5日转账给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妻子刘秀剑36万元，虽然以上还款时间先于涉案两份借款协议的落款时间，但如前所述，借款协议是上诉人在实际出借人付宝祥的安排下签订的空白协议，借款协议上的借款时间、出借人信息、借款数额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依据借款协议落款的时间认定以上112万元的还款行为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的200万元本金和利息，上诉人已经偿还完毕。2019年2月1日潘志明转账给王恩伟36万元，2019年2月27日潘志明向王恩伟转账3.24万元，用以偿还本案的利息。王恩伟系实际出借人付宝祥朋友王红艳的兄弟，潘志明作为子女在潘亚海的安排下转账给王恩伟也是经付宝祥授意的还款行为。由于本案借款涉及到付宝祥和潘亚海两个家族成员之间的代收、代还，因此被上诉人否定以上转款与本案的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以上两笔转账的其他用途。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已偿还利息数额的情况下，将2018年5月23日借款协议项下的40万元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按照240万元计算该笔借款的利息，该利息结算明显存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但是，一审判决以本金240万为基数从2018年5月23日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自2019年5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明显违反了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超出了最初借款本金200万元与以最初借款本金200万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同理，即使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的本息尚未还清，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的判决结果也存在以上问题。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付薇辩称，上诉人说有新证据，说潘亚海名下有公司，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因为一审潘亚海承认说自己名下没有公司。一、上诉人主张付薇不具有告诉主体资格，借款协议补签付薇名，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借款协议是付薇与潘亚海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签名都是两个本人签字，是真实的，不存在后补。资金来源付薇在2014年冬天从加拿大回国，离婚后处理了资产，当时在中院有离婚确认，这时候潘亚海先后向付薇借款。二、关于借款协议潘亚海认为是签订了空白借条，这个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之间2015年第一笔借款，2016年7月借款都是借款后通过转账给上诉人，双方形成的借款协议。协议约定明确，不存在付宝祥在提供的空白欠条让潘亚海签字的事实。这个事实潘亚海在三个案件都提了，潘亚海是资产过亿的商人，作为福建商会会长，不会在空白欠条上签字，而且其明知在空白欠条签字的法律责任。三、上诉人主张许秋兰、潘志明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问题，许秋兰、潘志明在本案中均没有上诉，按照法律规定，没有上诉，潘亚海无权代替许秋兰、潘志明提这个问题。从实体上两笔借款转给许秋兰、潘志明，潘志明系沈阳东盛贸易有限公司独立法人，注册资金1400万元，许秋兰是辽宁中尚资产管理公司法人，注册资金5820万元，协议约定用于企业经营所需。潘亚海名下没有公司，庭审时其本人承认。所借用资金均用于公司所用。潘亚海属于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所借资金相互使用，相互转账，其中家族企业中有17个公司，均相互使用这些资金，我们有理由认为两个借款人是实际使用人也是借款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应承担还款义务。所以上诉人认为许秋兰、潘志明不是原审适格被告是错误的。四、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本案借款从2015年形成借款，到2017年，这两笔利息都还了，到年头还利息，本金继续用。2018年5月、7月，这时候本金利息都还不上。所以打两张借据。借款200万元，年利息18%，利息36万元。借款200万元，年利息20%，本金200万元，加40万元。2018年潘亚海购买了沈阳鸿星茶城，所以资金还不上了，所以形成了借据。一笔76万元，在2017年还两笔利息，两笔借款资金来源非常清楚。潘志明、许秋兰述称，同上诉人的意见。付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76万元，利息84万元，利息实际计算至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潘亚海与被告潘志明、案外人潘志伟系父子关系，被告许秋兰系被告潘亚海儿媳。案外人刘秀剑与原告付薇系母女关系，案外人付宝祥与原告付薇系父女关系。原告付薇于2015年7月20日通过刘秀剑的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潘志明200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与被告潘亚海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潘亚海向付薇借款200万元，利息为年息18%，即一年利息36万元。协议中在借款金额贰佰万下方手写贰百万+利息叁拾陆万。借款期限为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2016年5月23日，原告付薇通过刘秀剑的银行账户向被告许秋兰转账200万元，2018年5月23日，原告付薇与被告潘亚海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240万元，年息20%。借款期限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两份借款协议均约定违约责任，…如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逾期还款，除承担约定利息外，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按借款金额承担日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原告称两份协议均为借款当时签订，到期后每年重新签订一次，被告予以认可。两份借款协议借款用途均为乙方用于企业经营所用。2017年9月11日，案外人潘志伟于2017年9月11日向付薇转账支付40万元、36万元两笔款项，备注为付给锦州付宝祥16-17年利息。案外人潘志伟于2017年9月21日向刘秀剑转款200万元。2015年9月17日，刘秀剑转账给许秋兰200万元。2019年2月1日被告潘志明转账给王恩伟360000元，2019年2月27日，被告潘志明转账给王恩伟32400元，2018年2月5日被告转账给刘秀剑360000元。另查明，被告潘亚海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及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对外负有高额债务。被告潘亚海名下没有公司、企业等。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名下有企业数家。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潘亚海与原告签订借款凭证，被告潘志明、被告许秋兰实际接收钱款，借款事实清楚，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两笔借款的实际转账金额均为200万，实际发生于2015年7月20日的借款约定利息为年利率18%，即一年利息36万元；实际发生于2016年5月23日的借款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0%，即一年利息40万元，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本案中双方于2018年7月20日及2018年5月23日重新出具的借款凭证包含了前期未结利息，借款本金以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记载为准，即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本金按236万计算，2018年5月23日借款协议本金按240万计算。借期内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两笔借款均约定逾期还款的违约金为按借款金额承担日付万分之五，该违约金及约定利息超过年利率24%，本院不予支持，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本案原告起诉时两笔借款均未到期，原告提供了法院生效判决书及调解书证明被告潘亚海在外负有高额债务，被告潘亚海尚欠原告及其家庭成员多笔债务，原告对三被告履行债务的能力产生合理怀疑，要求被告提前偿还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提供2017年9月11日两笔转账凭证共计76万，2017年9月21日一笔转账凭证200万元，认为实际发生于2015年7月20日的借款本息已经偿还，两笔转账76万元的利息与该笔借款应付利息数额、转账凭证载明的还款事项均不相符，200万元的转账时间在双方2018年7月20日重新签订借款协议之前，且原告提供了接收转账人刘秀剑与三被告家族成员间其他借款凭证，用以证明该200万元转账偿还的是刘秀剑与三被告家庭成员间的其他借款。因此该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017年9月11日，案外人潘志伟向原告转账的一笔40万元，一笔36万元，根据其转账凭证记载为16-17年利息，该两笔转账认定为案涉两笔200万元借款2016年至2017年的利息。三被告提供2019年2月1日被告潘志明转账给王恩伟360000元，2019年2月27日，被告潘志明转账给王恩伟32400元的转账凭证，称其用于偿还案涉2016年5月23日借款的利息，王恩伟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该两笔转账无其他证据佐证偿还给本案当事人，该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提供2018年2月5日转账给刘秀剑360000元的转账凭证，辩称该笔转账用于偿还2016年5月23日借款的利息，该笔转账发生在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协议之前，重新签订借款协议时，双方对于2018年5月23日之前本息已计算清楚，被告的该辩论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三被告辩称，实际借款人为潘亚海，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只是钱款接收人的辩论观点，本案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公司经营，被告潘亚海自认其名下没有公司，公司均在其子媳名下，且原、被告双方向本院提供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以被告潘亚海名义签订的借款协议所借得款项均由其家庭成员互相转账、使用，该辩论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亚海、潘志明、许秋兰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偿还原告付薇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23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20日起以23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2019年7月20日，自2019年7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被告潘亚海、潘志明、许秋兰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给付原告付薇2018年5月23日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5月23日起以240万元为基数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自2019年5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4848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潘亚海、潘志明、许秋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从手机应用“企查查”中查询的三个企业信息，拟证明上诉人名下存在企业。被上诉人认为该信息是上诉人在网上自己打印的，没有行政部门确认，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三家企业信息均系从网上打印，该信息无相关行政部门的确认，其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上诉人本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本人名下没有企业，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上诉人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正确。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属于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2018年5月23日、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中明确载明出借人及借款人姓名，对于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及利息、借款期限及违约责任亦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捺印。上诉人对于两份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一审对上述两份借款协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现上诉人在二审主张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案外人付宝祥，上诉人是在付宝祥提供的空白借条上签字，对于该事实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案外人付宝祥及刘秀剑亦未持有上述两份借款协议及汇款凭证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经商多年，理应对其在借款协议签字及捺印的法律后果知晓。现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诉人签署的借款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上诉人认为其在借款时名下有公司，案涉借款系本人实际支配使用，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不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经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其名下并无企业，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在本案中并未提起上诉，故上诉人无权代表原审被告潘志明、许秋兰主张权利。其次，对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借款协议、汇款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实际发生于2015年7月20日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8%。实际发生于2016年5月23日的借款本金为200元，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0%。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并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在2018年5月23日的借款协议中，上诉人将前一年所欠利息40万元计入借款本金，年息按20%计算。在2018年7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中，上诉人在借款金额贰佰万下方手写“贰佰万＋利息叁拾陆万”，结合双方借款习惯以及上诉人未支付被上诉人2017年至2018年利息的情况，一审认定案涉两笔借款协议系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而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认为2018年7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中并未将借款本金贰佰万元划掉，手写部分只是明确到期后应归还的本金及利息，该辩解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在协议中已经明确借款年息及到期后本金与利息一并偿还，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需要再次明确到期后应归还本金及利息的情形。关于上诉人主张2017年9月21日案外人潘志伟向案外人刘秀剑转款200万元，已经偿还了2018年7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的200万元本金问题，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被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2015年9月17日案外人刘秀剑向案外人许秋兰转账200万元的《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书》，证明2017年9月21日转账给刘秀剑的200万元是偿还2015年9月17日刘秀剑向许秋兰转账200万元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辩称2017年9月21日其已经转账偿还了2018年7月20日的借款本金，但其在2018年7月20日仍然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在重新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载明，该辩解理由明显与常理不符。另外，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其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刘秀剑之间存在多笔借款，被上诉人亦认为2017年9月21日转账给案外人刘秀剑的200万元与本案借款无关，故一审对于上诉人该项辩解理由未予采纳是正确的。关于上诉人主张案外人潘志伟于2017年9月11日向被上诉人转账一笔40万元，一笔36万元的问题，因该转账凭证记载为16—17年利息，故一审认定上述两笔转账系案涉两笔借款2016年至2017年的利息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潘志明分别于2019年2月1日转账给案外人王恩伟的360000元，2019年2月27日转账32400元是偿还2016年5月23日借款利息的问题，因该转账涉及案外人，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本案被上诉人实际收到上述转款，故一审对上诉人该项诉讼理由未予采纳正确。上诉人主张在2018年2月5日转账给案外人刘秀剑36万元是用于偿还2016年5月23日借款的利息，该笔转账系发生在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协议之前，而对于2018年5月23日之前的本息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并对于剩余本金及所欠利息进行重新约定，故上诉人该项辩解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该项理由存在计算错误，一审判决的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此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潘亚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480元，由上诉人潘亚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卫东审判员  赵洪全审判员  王 翔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郭建华书记员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