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3民初13534号原告（反诉被告）：周伟杰，男，198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反诉被告）：深圳福达恒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恒业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20号爵士大厦四楼4082号，组织机构代码06547653-6。法定代表人：林波涛。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晶，广东深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911885477。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雅琳，广东深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811677464。被告（反诉原告）：蒲春洋，男，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010392883。。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火金，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511310232原告周伟杰、福达恒业公司与被告蒲春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晶与熊雅琳，被告蒲春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火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伟杰、福达恒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被告继续履行《商铺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余款人民币259991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259991元（日违约金1.5‰，自2014年12月25日起计算，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止已超过本金，以本金259991元为限）；4、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税费人民币15446元。5、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30日，被告与两原告签订《商铺认购书》，同年12月7日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周伟杰向被告出售其名下的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20号爵士大厦501的088号商铺，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为原告周伟杰的委托代理人；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230万元；被告应于2013年12月3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30%（包含定金），计390016元；2013年12月25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7%，计21666元；2014年1月25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7%，计21666元；2014年2月8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30%，计39万元；余款自2012年2月25日起至2015年11月25日，分22期，每期21666元，于每月25日前支付。合同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涉案商铺的交付、涉案商铺交易过户手续的办理等均有约定。2014年7月20日，原告如约向被告交付涉案商铺，并于2015年1月12日将涉案商铺过户至被告名下。但被告仅支付了购房款1040009元，尚欠购房款259991元至今未付。原告虽向被告发函要求其履行前述义务，但被告置之不理。根据《商铺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蒲春洋次性支付全部购房余款，并按欠付金额日千分之一点五支付违约金。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并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蒲春洋辩称，一、被告与两原告之间签订了《商铺认购书》以及《商铺买卖合同》，在此一系列的签订合同过程中，两原告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及被告没有经验，进行虚假的广告宣传，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双方之间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确因无法实现最终的合同目的，已经自行解除并终止履行；一、反诉被告蒲春洋作为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未提供相应的合法手续，其个人名下房产众多，而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持有，是否为涉案商铺的合法所有权人仍有待查询。虽本案商铺已过户至被告名下，但过户手续不合法，被告本人表示对此根本不知情。二、涉案的商铺均为“分割式产权商铺”，不符合规划设计，也未经相关的规划部门核实确认。产权商铺任意分拆，不合理，更不合法，容易产生社会矛盾。三、涉案商铺在销售的前期未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确认，涉嫌违法销售，且通过多种销售手段例如“返祖销售”“包租”“委托招租”引诱顾客，更甚者涉嫌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四、在双方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过程中，原告存在欺诈销售、搭配销售的情形，大肆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原告在南方都市报、腾讯网、新浪网、搜房网、奥一网、世华地产（Q房网）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发布广告，鼓吹天玓商场有“过1000意向商户”“宝购名牌折扣店携四大品牌率先进驻”“选场满租”等，以吸引买家及投资者，而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确认，以上广告内容均以事实不符，为虚假宣传，且相关的部门及主管人员涉嫌虚假广告罪。两原告已经严重违约，被告认为原告欺诈销售，依法有权解除合同。五、双方之间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现在涉案商铺空置，无法对外进行再次出租或变卖，也无法用于日常的商业经营活动。被告最初购买商铺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之间的《商铺买卖合同》已于被告停止付款之日起自行终止，被告有权要求退铺并返还已经支付的购房款。综上，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欺诈销售，违约在先；同时未及时告知被告，未与被告协商解决本次纠纷事宜，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蒲春洋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两被告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罗湖区商铺的《商铺买卖合同》；2、反诉两被告共同返还已付的购房款及费用合计1063874元，并支付自上述款项支付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反诉两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4、反诉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被告与两原告之间签订了《商铺认购书》以及《商铺买卖合同》，在此一系列的签订合同过程中，两原告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及被告没有经验，进行虚假的广告宣传，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双方之间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确因无法实现最终的合同目的，已经自行解除并终止履行；一、反诉被告蒲春洋作为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未提供相应的合法手续，其个人名下房产众多，而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持有，是否为涉案商铺的合法所有权人仍有待查询。虽本案商铺已过户至被告名下，但过户手续不合法，被告本人表示对此根本不知情。二、涉案的商铺均为“分割式产权商铺”，不符合规划设计，也未经相关的规划部门核实确认。产权商铺任意分拆，不合理，更不合法，容易产生社会矛盾。三、涉案商铺在销售的前期未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确认，涉嫌违法销售，且通过多种销售手段例如“返祖销售”“包租”“委托招租”引诱顾客，更甚者涉嫌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四、在双方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过程中，原告存在欺诈销售、搭配销售的情形，大肆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原告在南方都市报、腾讯网、新浪网、搜房网、奥一网、世华地产（Ｑ房网）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发布广告，鼓吹天玓商场有“过1000意向商户”“宝购名牌折扣店携四大品牌率先进驻”“选场满租”等，以吸引买家及投资者，而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确认，以上广告内容均以事实不符，为虚假宣传，且相关的部门及主管人员涉嫌虚假广告罪。两原告已经严重违约，被告认为原告欺诈销售，依法有权解除合同。五、双方之间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现在涉案商铺空置，无法对外进行再次出租或变卖，也无法用于日常的商业经营活动。被告最初购买商铺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之间的《商铺买卖合同》已于被告停止付款之日起自行终止，被告有权要求退铺并返还已经支付的购房款。综上，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欺诈销售，违约在先；同时未及时告知被告，未与被告协商解决本次纠纷事宜，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周伟杰、福达恒业公司针对被告的反诉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的反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依法应予以驳回。2015年6月15日，被答辩人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及理由向贵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054号，以下简称“1054号案件”，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和《认购书》无效;2、判决被告蒲春洋周伟杰返还购房款人民币1061674元，其他费用2200元，共计1063874元;3、判决被告二对被告蒲春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054号案件与本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两案的基础事实与争议实质是一致的。被答辩人提起反诉属于重复起诉，贵院应当依法驳回。二、答辩人发布的广告与被答辩人购买商铺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被答辩人反诉主张的虚假广告的事实已在1054号案件中审理，并经生效判决认定广告与本案合同签订无因果关系。2015年8月10日，贵院作出的1054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商铺认购书》及《商铺买卖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认定福达公司在2014年6月、7月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是，《商铺认购书》及《商铺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均是2013年11月、12月，福达公司在2014年6月、7月的虚假宣传与《商铺认购书》及《商铺买卖合同》的签订无因果关系。(见判决书第6页第8行)”现该判决已经生效。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见，本案被答辩人在反诉中所主张的“虚假广告”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与本案商铺购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二)深市质罗市监罚字(2015)5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5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见《处罚决定书》第1页第2段)，答辩人福达恒业公司发布广告的时间在2014年6月27日及2014年7月，广告载体为南方都市报20140627期A04版及售楼处店堂广告，并不包括被答辩人主张的腾讯网、新浪网、搜房网、奥一网、世华地产(Q房网)等新闻媒体。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1054号案件中，被答辩人虽未提交5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应的行政判决书，但其提交了2015年4月9日深圳市市场监督局罗湖分局出具的《市市场监管局罗湖分局对贺捷等反映福达恒业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答复书》。虽该答复书并非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但其内容与5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结论完全一致，包括广告的时间、载体、内容以及文件的出具单位。鉴此，在1054号案件中虽未出现本案证据，但本案证据所涉的事实及行政机关处理结果已经1054号案件中审理。三、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通过“返租销售”、“包租”及“委托招租”引诱顾客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双方签订的((认购书》及《商铺买卖合同》显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仅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委托经营或租赁合同关系。答辩人并无法定或约定的“返租”的义务。2、5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南方都市报20140627期A04版”及“售楼处店堂广告”中并无返租等内容。3、涉案商铺的经营公司为案外人深圳市天均商场管理有限公司，而并非答辩人。但据了解，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爵士大厦第5层并不在案外人统一经营范围内。4、特别需要提请法庭注意，被答辩人在1054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六即《委托招租合同》足以证实被答辩人关于“返租销售、包租”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委托招租合同》系被答辩人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委托案外人出租涉案商铺，案外人收取“中介服务佣金”(见合同第一条第4项)。除此之外，被答辩人不需要再向案外人支付任何其他费用。(2)《委托招租合同》中并未约定案外人负有保证商铺成功出租的义务。(3)更为重要的是:被答辩人委托案外人的代理期限自2014年8月15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见合同第一条第2项)。可见，自2014年12月31日案外人的代理期限届满后，案外人不但没有义务，也无权利代被答辩人招租。(4)从《委托招租合同》全部条款可见，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并且合同中的违约责任大部分是约束案外人。四、被答辩人请求解除涉案合同已过法定除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解除权是形成权，前述规定的期限均为除斥期间。除斥期间自权利成立之时起算，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止、中断，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不行使权力，则权利消灭。如前所述，从1054号案件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案件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可见，最晚于2015年6月15日被答辩人起诉时，其已知道《商铺买卖合同》存在解除或被撤销的事由，但由于其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上述权利已消灭。五、涉案广告不应被认定为要约。《合同法》第十五条第2款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第十四条规定，要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是内容具体确定;二是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本案中，答辩人福达恒业公司发布的广告均明确载明“本广告/宣传资料仅为邀约邀请，买卖双方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故涉案广告不应被强行认定为要约，否则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私法领域中当事人的合意优先于法律任意性规定，答辩人福达恒业公司已在广告中明确提示广告系要约邀请，因此，区分要约和要约邀请的首要标准应遵从当事人的意愿。六、被答辩人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无非是出卖人收取房款，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而被答辩人已于2015年1月12日已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合同目的已实现。2、被答辩人并未举证证实“涉案商铺空置，无法对外进行再次出租或变卖，也无法用于日常的商业经营活动”的事实。假设将“商铺收益”视为合同目的，那么收益的多与少则是投资人应当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绝不能等同于“合同目的”。3、《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款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合同目的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涉案商铺收益的多少不存在“不能实现”的情况，目前商铺收益未达到被答辩人预期也不代表将来商铺收益不会更高。4、被答辩人在涉案合同中对应的义务是金钱给付义务，而金钱给付义务不存在法律上的“给付不能”。此外，被答辩人作为投资人，应对广告宣传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存在合理预期。七、被答辩人请求福达恒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商铺买卖合同》第十四条，答辩人福达恒业公司得出卖人周伟杰在本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综上，本案纠纷已经生效判决做出认定，答辩人依据生效判决要求被答辩人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有据，被答辩人主张解除合同不应被支持，恳请贵院依法支持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被答辩人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周伟杰于2012年4月1日取得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产的《房地产证》，房屋用途为商业，房屋建筑面积为3756.49平方米。其后，原告周伟杰向产权登记部门申请将爵士大厦501房分户。涉案的爵士大厦5088号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即为从爵士大厦501房分出的小商铺，房屋用途为商业，房屋建筑面积为18.37平方米。2、2013年11月30日，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以原告周伟杰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商铺认购书》，约定：被告蒲春洋向周伟杰认购涉案房产，认购价为人民币130万元，房屋建筑面积为18.37平方米；《商铺认购书》第四条第4.1款约定，出售方已向认购方出示该商铺及其所在楼层平面图、《商铺买卖合同》（包括其附件或补充协议）、《租赁合同》等全部签约范本，并已将该商铺的产权状况、抵押、租赁等清楚告知认购房。认购房已阅读并理解上述文件资料，清晰了解该商铺产权情况及土地使用年限情况等；并到现场查看，对该商铺现状（包括但不限于梁柱或管道分布等空间结构及其他属性）及交易条件充分了解，并无异议；《商铺认购书》第四条第4.3款约定，如认购方未按本（认购书）约定期限与出售方签订《商铺买卖合同》或未按时足额支付购房款，从逾期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之日起，本《商铺认购书》解除，出售方可将该商铺出售给第三方而无需另行通知认购方，且已收定金作为违约金不予返还。3、2013年12月7日，被告蒲春洋作为买受人，与原告周伟杰作为出卖人，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作为委托代理人及保证人，三方共同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蒲春洋向原告周伟杰购买涉案房产，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30万元；被告蒲春洋应于2013年12月3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30%（包含定金），计390016元；2013年12月25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7%，计21666元；2014年1月25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7%，计21666元；2014年2月8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30%，计39万元；余款自2012年2月25日起至2015年11月25日，分22期，每期21666元，于每月25日前支付。合同第五条约定，买受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则按下列方式处理：（1）逾期在15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每逾期一日，买受人按应付房价款的1‰的标准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15日后，出卖人有权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若出卖人选择解除本合同的，可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作为违约金没收。若出卖人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的，本合同继续履行，从买受人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每逾期一日，买受人应按欠付金额1.5‰向出卖人计付违约金；若买受人在付款过程中，任何一期应付款项逾期超过30日未支付或累积有超过3期款项出现逾期支付情况的，则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在5日内一次性向出卖人缴纳余下未付全部房价款。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保证人同意对出卖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承担一般保证责任。4、原告主张被告蒲春洋已经支付购房款人民币1040008元，尚欠购房款人民币259991元。被告主张已经支付购房款1061674元，被告并未能在本案中提供购房款的全部支付凭证。被告在本案中主张，两原告向其收取了委托过户的公证费以及律师服务费合计人民币2200元；两原告认为该费用与其无关。5、2015年1月12日，被告蒲春洋取得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证》，该《房地产证》记载房产建筑面积18.37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登记价为人民币484820元。原告周伟杰支付了房产过户的税费15446元。6、涉案房产的交付情况是：2014年7月20日，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与被告蒲春洋签订《商铺交付确认书》，约定被告蒲春洋确认于2014年7月20日接收涉案商铺。7、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在南方都市报20140627期A04版上发布“天玓项目”广告。原告福达恒业公司诉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的（2016）粤03行终48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如下事实：原告福达恒业公司在“天玓项目”的宣传中涉及的宣传内容有：“宝购品牌折扣会员店携四大品牌率先进驻（PRADA、GUCCI、DIOR、D＆G）”、“宝购携国际品牌进驻（PRADA、GUCCI、DIOR、D＆G），品牌旗舰店全面装修”。上述484号终审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福达恒业公司关于“宝购品牌折扣会员店携四大品牌率先进驻（PRADA、GUCCI、DIOR、D＆G）”、“宝购携国际品牌进驻（PRADA、GUCCI、DIOR、D＆G），品牌旗舰店全面装修”等广告用语表达了上述品牌合作进驻天玓商场的意思表示，但克丽丝汀迪奥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及北京京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均向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书面意见，称没有在天玓商场开设相关品牌精品店的计划或者意向。原告福达恒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也仅能证实宝购公司将销售上述品牌商品，该事实与其广告用语所表达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因此，广告用语“宝购品牌折扣会员店携四大品牌率先进驻（PRADA、GUCCI、DIOR、D＆G）”、“宝购携国际品牌进驻（PRADA、GUCCI、DIOR、D＆G），品牌旗舰店全面装修”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在本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054号案中的诉讼与在本案中的反诉，诉讼请求与法律关系并不一致，原告关于被告的反诉属一事不再理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两原告与被告蒲春洋分别于2013年11月30日、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商铺认购书》、《商铺买卖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双方签订的《商铺认购书》明确载明：“出售方已向认购方出示授权委托书、该商铺及其所在楼层平面图、《商铺买卖合同》（包括其附件或补充协议）等全部签约范本，并已将该商铺的产权情况、抵押、租赁情况等清楚告知认购方，认购方已经阅读并理解上述文件资料，清晰了解该商铺产权情况及土地使用权年限情况等，并到现场查看，对该商铺现状（包括但不限于梁柱或管道分布等空间结构及其他属性）及交易条件充分了解，并无异议”；同时，虽然原告福达恒业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在南方都市报刊载的“天玓项目”广告，以及从2014年7月起在天玓商场售楼处发布的店堂广告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内容与事实不符，为虚假宣传，但前述广告发布于原告与被告签订《商铺认购书》、《商铺买卖合同》之后，不能成为原告欺诈被告签订涉案合同的事实，且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涉及前述广告内容，而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曾向其做出过相应的承诺，因此，对被告蒲春洋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商铺买卖合同》和被告蒲春洋支付购房余款人民币259991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已经支付购房款1061674元，但被告就其主张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对被告要求解除《商铺买卖合同》及退还购房款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双方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约定的每日按欠付金额1.5‰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过高，本院依法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因此违约金的计付标准应自2015年12月26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垫付的税费人民币15446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周伟杰、深圳福达恒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蒲春洋应继续履行《商铺买卖合同》。二、被告蒲春洋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伟杰支付购房余款人民币25999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人民币25999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被告蒲春洋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伟杰支付垫付的税费人民币15446元。四、驳回原告周伟杰、深圳福达恒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蒲春洋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人民币4577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3594元，均由被告蒲春洋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熙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