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凌，男，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敏，男，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上诉人杨凌因与被上诉人胡敏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2020)皖022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凌上诉请求：1.撤销无为市人民法院(2020)皖022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判令胡敏返还杨凌代偿款41259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4月11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利息暂计4573元)；3.判令胡敏支付杨凌为实现代偿款索要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包括往来合肥、无为的差旅费,误工费等,暂计6000元)，以上合计共51832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无为市人民法院(2020)皖022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案涉合同纠纷中属于合伙关系,据此判令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费用,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完整事实和理由如下:1)2016年6月,被告为了完成自己单位(网康科技)的年中销售任务,多次请求原告帮忙找南京华纳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纳公司)向其单位(网康科技)总代理珠海市金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方达公司)采购两台“网康上网行为管理设备”。合同金额共122650元,其中10000元预付款由原告帮被告垫付给金方达公司,剩余货款112650元合同约定在收到货物后90日内付清,如逾期付款,华纳公司将每日按照未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七支付违约金。此合同签订前,被告多次向原告承诺,不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一定会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截止日期之前把货款全额付给金方达公司。2)2016年9月,被告经原告多次催要,仍然无法付给金方达公司剩余货款,2017年1月1日,被告让原告帮忙找华纳公司向金方达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书载明,供货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6月23日,应付款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逾期付款金额为112650元,承诺于2017年3月31日前付清欠款112650元,若未按照承诺日期付款,华纳公司承担相应超期利息。利息自超期之日起每月按欠款金额1.2%支付,并最晚于2017年3月31日之内还清所有本金及利息。承诺书出具后,被告仍然未把货款交予原告,致使华纳公司未按照承诺书付款。3)2017年10月,金方达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0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8584号民事判决,判决华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金方达公司货款112650元及违约金(以11265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七计算,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案件受理费3151元由华纳公司负担。4)华纳公司得知判决后,于金方达公司达成和解,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7日出具(2018)京01民终2252号民事调解书。华纳公司于2018年3月7日给付金方达公司货款112650元、违约金20000元,共计1326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1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5元由华纳公司负担。5)华纳公司向金方达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向原告要求追偿并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判决(2018)苏0102民初3279号,要求原告偿还华纳公司垫付款137376.5元及利息损失(以137376.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同时承担案件受理费1524元(原告已经履行了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6)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被告消极回应原告向其追偿的合理要求,多次拒绝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原告作为居间人,为了帮助被告完成其年中销售任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176633元,而截止2019年12月26日,被告付给原告的代偿款合计仅有123922元,剩余52711元一直未予支付。7)被告于2018年4月起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请求原告返还被告三万元代偿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驳回了被告的请求(2019)苏01民终10519号。8)被告在整件事情处理过程中,多次更改说辞,由一开始起诉原告不当得利,到在玄武区人民法院中说被告是在帮原告忙,最后到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中说原被告双方是合作关系,自始至终不承认原告完全是因为为了帮助被告完成其年中销售任务才导致整件事情的发生。9)为了进一步证明原告所述完全属实,原告补充了一些与原告的直接证据(第三段录音和增加的前面两段录音的转录文本,同时对提交的第一、二段录音做了降噪处理,可以听清一些一审提交时无法听清的胡敏说话内容)。在原告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中,被告不论是从逻辑还是对话内容和态度语气中,均无法体现被告所谓和原告是合伙做生意的关系,但证据中多次实质性体现了原告为了帮助被告完成其年中销售任务才导致此合同纠纷。10)原告同时补充了一些间接证据:A.原告此前于胡敏所在单位(网康科技)签订的合同(包括之前销售给判决书中所载的胜利精密的合同),抬头均为南京欧轩科技有限公司或南京欧之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此两家公司为原告与公司法人合伙经营,当时为网康科技金牌授权代理商,除本案所涉的合同外,其余所有的合同,均由南京欧轩科技有限公司与网康科技所签。仅有本案纠纷中的合同为原告为了帮被告完成其年中销售任务才托人找的华纳公司。之所以没有用南京欧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这份合同,是因为合伙人考虑到风险不会同意帮被告这个忙。如确如被告所说,原被告是合伙关系,为什么原告不用有金牌授权资质的自己的公司签订本合同,而要费劲找一个没有资质的第三方?且原告不是在公司拿提成的销售,没有个人利益问题。B当时被告的领导是**,事发后因为找不到被告,才联系的他领导。被告找我帮忙时,说是为了完成其年中销售任务,没有提到其它。但是**表示被告当时业绩大差,如果年中再不完成销售任务,组织上就要向他动手辞退他了。同时,签订案涉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首付款办理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离年中任务截止时间6月30日仅剩3天时间。从动机和合同签订办款时间上来说,被告也完全符合找我帮忙完成其任务的事实。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合伙关系并按照50%/50%的比例做责任分摊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且主要事实不清,主要依据不足。胡敏辩称，杨凌应返还之前的3万元，还有华纳与金方达诉讼费、律师费、设备款等154372元，另还有一些差旅费大约6000元。杨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偿款52711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4月1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代偿款所支付的差旅费、误工费等暂计5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胡敏时任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康公司）合肥办事处的客户经理，珠海市金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方达公司）是网康公司指定的总代理。胡敏与杨凌因为业务上的往来而相熟。2016年6月23日，华纳公司接受杨凌的委托，以自己公司的名义与金方达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华纳公司向金方达公司购买价值122650元“网康”产品（型号NI3100-PI的单价42530元+型号NI5100-PI的单价80120元），产品有“三年质保和软件协议库升级”服务，该货物由金方达公司发货给杨凌收，华纳公司预付货款1万元（实际由杨凌出资），余款112650元在收到货物后90日内付清。金方达公司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但华纳公司未能支付余款112650元，故金方达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起诉讼中华纳公司与金方达公司达成和解，北京市一中院于2018年3月7日出具（2018）京01民终2252号民事调解书，记载双方调解协议内容为：华纳公司于2018年3月7日给付金方达公司货款112650元、违约金2万元，共计132650元（上述款项已给付）；一审案件受理费3151元，由华纳公司负担（于2018年3月7日已给付金方达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5元，由华纳公司负担。华纳公司向金方达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于2018年4月11日起诉杨凌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该法院认为华纳公司接受杨凌委托，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故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苏0102民初3279号民事判决，判决杨凌偿还华纳公司垫付款137376.5元及其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苏0102执3319号《结案通知书》，记载：华纳公司申请执行杨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的共计138900.5元。现已执行到位146237.5元（包括迟延支付利息、诉讼费），杨凌已将全部款项交付华纳公司。至此，（2018）苏0102民初3279号民事判决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杨凌与胡敏协商处理案涉两台“网康”设备，其中：一、对于原价为42530元的型号NI3100-PI设备，由杨凌于2017年3月2日以1850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吴智明。二、对于原价为80120元的型号NI5100-PI设备，胡敏就该设备处理问题，于2017年10月24日向杨凌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其于2018年1月31日前将该设备等价接收，如未能按期等价接收，则支付80120元货款给杨凌；如在该期限前接到金方达公司的催款通知，则七个自然日支付上述款项给杨凌。并承诺关于两公司合同纠纷所涉及的违约金，按照与金方达公司沟通的实际金额对比购货合同中该设备货款占总货款比例支付，且关于合同纠纷中一审判决的案件受理费3151元承诺于2018年1月31日前付清。后胡敏找了安徽百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容公司）购买该设备，杨凌借用安徽鼎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翔公司）的名义出售该设备。2017年12月5日，百容公司与鼎翔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百容公司向鼎翔公司购买一台“网康”型号NI5100-PI设备，含税价为80120元。2017年12月15日及29日，百容公司将货款80120元支付给鼎翔公司，鼎翔公司为百容公司开具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发票金额为80120元，税率17%，税额11641.37元。另查明，因前述金方达公司与华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胡敏向杨凌支付如下款项：2017年10月24日1万元（律师费）、10月27日3151元（华纳公司的一审诉讼费）、11月28日3151元（华纳公司的二审诉讼费）。杨凌收款后将上述款项转交给华纳公司的代理律师陈海峰，并支付一笔2000元差旅费给陈海峰。2017年12月8日及9日，胡敏向杨凌微信转账合计3万元。就该款，胡敏于2019年6月17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凌返还3万元。在杨凌未到庭答辩的情况下，该法院判决杨凌返还胡敏垫付款3万元及利息。后杨凌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19）苏01民终10519号民事判决，认为“既然胡敏自认与杨凌因合作购买案涉两台设备的基础法律关系，则双方应当共负盈亏，故在合伙事务终结时应当予以清算。根据现有证据双方并未进行清算，且杨凌就上述损失的承担另案提起诉讼。”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敏的诉讼请求。根据2017年10月24日的电话录音，记载：胡敏“前期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这种情况，一般也不会去压这个货，大哥你也是在帮我”“你要我靠自己的能力，去背十几万的债，我干不出来，我日子不过了？你让我扛这个事，我也扛不下来”“现在责任全我扛，我一个人扛不了，你让我怎么扛？”，杨凌回复“难道不是应该你扛吗？你让华纳扛吗？”，胡敏“老板你要想方法，我们都要一起想办法”。胡敏“大哥真是感谢你，前期项目当时讲框架合同签了或怎么样了，我前期项目压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杨凌“你想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你让我问胡承伟对吧？”“胡承伟说，这个事情暂时不要定，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我跟你说了，这个有风险”，胡敏回复“当时怎么沟通的，细节我也不想讲”。杨凌“你完成你的业绩没问题，我在能力范围内帮你没问题”，等。根据2018年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杨凌在处理案涉设备的过程中，请求胡敏垫付3万元，并承诺会返还胡敏，后胡敏多次催促杨凌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凌与胡敏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杨凌主张自己应胡敏的请求，作为居间人帮助胡敏销售案涉两台设备，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向胡敏追偿，但胡敏对此予以否认，其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胡敏诉杨凌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阶段自认其与杨凌系合作购买案涉设备关系。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杨凌为支持其主张，向该院举证电话录音，记载：杨凌“你完成你的业绩没问题，我在能力范围内帮你没问题”，胡敏“前期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这种情况，一般也不会去压这个货，大哥你也是在帮我”“现在责任全我扛，我一个人扛不了，你让我怎么扛？”，杨凌回复“难道不是应该你扛吗？你让华纳扛吗？”，胡敏“老板你要想方法，我们都要一起想办法”；而胡敏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杨凌在处理案涉设备的过程中，请求胡敏垫付3万元，并承诺会返还胡敏，后胡敏多次催促杨凌归还该款项。该院认为，若杨凌与胡敏是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或居间合同关系，胡敏作为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前述3万元款项，而杨凌作为受委托人或居间人，无须向胡敏作出偿还3万元的承诺。根据杨凌所举证的电话录音，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或居间合同关系。结合双方举证，认为双方是合作购买并销售案涉两台设备，系合伙关系，应当共负盈亏。华纳公司受杨凌的委托向金方达公司购买案涉两台设备，华纳公司偿还金方达公司货款后，向杨凌进行追偿。经生效民事判决确定，杨凌应偿还华纳公司垫付款137376.5元及利息，为此杨凌已支付执行款146237.5元。加上杨凌以华纳公司名义支付的合同预付款1万元，以及为华纳公司参与诉讼而支付的律师差旅费2000元，杨凌共支出费用为158237.5元。该款中包含胡敏垫付的3万元，及两台设备变价处置款。其中一台设备变价18500元，另一台设备通过鼎翔公司与百容公司的买卖进行处理，鼎翔公司开具发票记载含税价80120元、税额11641.37元，故鼎翔公司扣除垫付税额11641.37元后，应转交杨凌货款68478.63元，而非杨凌所称59120元，故上述两台设备变价合计86978.63元（18500元+68478.63元）。因此，杨凌因合伙业务实际支出费用为41258.87元（158237.5元-胡敏垫付3万元-设备款86978.63）。而胡敏支出的费用为：华纳公司与金方达公司诉讼时的律师费1万元、诉讼费6302元及垫付3万元，合计46302元。对于胡敏关于支出设备升级费18950元的主张，因华纳公司与金方达公司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三年质保和软件协议库升级”，故胡敏在质保期内有权要求金方达公司进行免费的设备升级，无须额外支出升级费，故该院对胡敏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综上，就双方合伙业务，胡敏比杨凌多支出5043元（46302元-41258.87元），按照风险共担原则，杨凌应返还胡敏2521.5元。因此，杨凌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4元，减半收取计677元，由杨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凌提交两份证据：1.录音材料，拟证明双方之间不是合伙关系，整件事是杨凌在帮胡敏的忙。2.合同两份，拟证明杨凌完全是因为帮胡敏的忙，才找华纳公司，因为，其合伙人不会同意用其自己的公司做这件事。胡敏质证认为，录音是真实的，但只截取对上诉人有利的部分，实际上谈话中双方认为大家都有责任；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理和查阅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应重点审查杨凌主张的追偿权的事由是否成立。根据杨凌的诉讼主张，其是为了帮助胡敏完成销售任务而委托华纳公司购买案涉网康设备，杨凌为此支出的相关费用应由胡敏承担。而杨凌提交的录音并不能确定地证实杨凌系居间人，或是受胡敏的委托帮助胡敏销售案涉设备。2017年12月8日至9日，胡敏通过微信转账给杨凌3万元，该3万元由杨凌用于处理案涉设备相关事宜。若按杨凌的主张，该3万元理应胡敏负担，而双方在2018年1月、2月的聊天记录中，胡敏多次向杨凌要求归还该3万元，杨凌亦承诺予以归还。如2018年2月8日，杨凌“你再待一天吧，我跟我爸借了三万块，明天一早去银行取现金。你住城东或住南京南站附近，老头子在城东，附近找个工行就可以。南京南站的话回头我就送给你。”显然，杨凌主张的其是为胡敏帮忙，相关费用应由胡敏负担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结合双方的举质证意见，一审认定双方是合作购买并销售案涉两台设备，并无不妥。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一审对双方在购买并销售案涉两台设备中的支出予以核算，并认定杨凌应返还胡敏2521.5元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双方因购买并销售案涉设备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通过清算另案进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6元，由上诉人杨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利民审判员  肖 珍审判员  陈 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 静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