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三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红霞村三角旧机动车交易市场3号楼21-22-23号。法定代表人：唐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成海，男，198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谷城县，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钊，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方，女，199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巧，湖北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熊中华，男，197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武汉三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福公司）、邹成海因与被上诉李晓方及原审被告熊中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晓方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晓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为虚假意思表示，应为无效合同。1、虽然该合同经李晓方追认，但合同价款45万元并非实际成交价34.5万元，是随意填写的。2、邹成海出具的编号为1827924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系真实的交易合同。二、一审认定李晓方出售车辆价款为45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购车价款34.5万元是熊中华到三福公司谈成，出具45万元发票可依交易惯例随手填写。案涉车辆转移登记到三福公司名下后，又以35万多元的价格转移登记至李权名下。若成交价格为45万元，却随即以35万多元的价格转手，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三福公司及邹成海已向李晓方支付了全部购车款，一审判令三福公司、邹成海再次履行付款义务，悖于法律规定。1、三福公司、邹成海已依编号为1827924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向熊中华汇入了卖车款34.5万元。2、李晓方曾起诉要求董方兵返还卖车款40万元，并自认收到董方兵卖车款5万元，在一审法院以（2018）鄂0115民初7992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晓方的起诉后，事实说明李晓方认可其前夫代收了卖车款5万元，故剩余款项应由董方兵偿还。四、三福公司与李晓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晓方出具2018年4月24日《授权委托书》，委托三福公司进行有偿销售案涉车辆并办理车辆产权转移手续，三福公司为方便交易，将该车辆登记于本公司员工名下后又转手出售给李权。故，本案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五、熊中华代李晓方签订相关合同并收取车款构成表见代理。董方兵与李晓方曾经是夫妻关系，李晓方实际委托董方兵出售涉案车辆，因董方兵与熊中华之间存在债务纠纷，故将涉案车辆交付给熊中华抵偿其债务，车辆实际由熊中华控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中，李晓方与董方兵均到现场，将车辆登记证、驾驶证、预审表等交给熊中华，配合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三福公司基于该事实有理由相信熊中华取得了李晓方的同意和授权，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此，熊中华与三福公司员工所签订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相关法律后果应由李晓方承担。邹成海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晓方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晓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与三福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并补充：邹成海系职务行为，依法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邹成海系三福公司员工，购车款实际由三福公司支付，车辆登记至邹成海名下也是根据二手车交易习惯而为。故，邹成海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邹成海个人承担。李晓方辩称：一、2017年11月13日，李晓方与董方兵离婚并约定涉案车辆归李晓方所有后，李晓方离开武汉，车辆由董方兵保管。因李晓方生病急需用钱，想出卖车辆。2018年3月21日、2018年4月26日，董方兵共转款5万元给李晓方看病，并于2018年4月28日通知李晓方办理卖车的委托手续。李晓方依约前往，且在办理好委托手续后，向董方兵催要车款。故，李晓方一直以为车款是董方兵收取的，这才于2018年11月1日起诉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号为（2018）鄂0115民初7992号。其间，因查询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涉车辆买卖发票，并在得知车辆是以45万元价格转卖给邹成海后，追加邹成海为（2018）鄂0115民初7992号案件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该案开庭过程中，董方兵称其未收到车款，邹成海出具编号为1827924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并表示车款由熊中华收取了，且解释李晓方所签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受托人为三福公司。据此，原审裁定驳回李晓方的起诉。二、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上的金额与《二手车销售发票》上的金额一致，并已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及车管所备案登记，且经李晓方追认，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三、李晓方与熊中华不存在委托关系，编号为1827924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系熊中华签订的，对此熊中华在一审中已承认。三福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未联系过李晓方，未向李晓方核实，即将车款支付给熊中华，其与邹成海均存在过错，双方作为车辆购买人未向李晓方支付车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虚开发票是违法行为，不能成为交易习惯。四、三福公司、邹成海将车款错付给熊中华，可向熊中华主张权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中华辩称：本人与董方兵和李晓方都认识。因董方兵欠我的钱，其夫妇二人商议以45万元将车辆抵偿给我。抵偿前，本人不知道该二人已离婚。其交车辆给我后做了预审，我把车卖了，实际卖给三福公司，卖价为34.5万元。李晓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中华、三福公司返还李晓方卖车款345000元；2、判令邹成海向李晓方补交买车款10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福公司、邹成海、熊中华承担。诉讼中，李晓方将前两项诉请变更为：判令邹成海、三福公司支付李晓方卖车款4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4日，李晓方在《旧车交易确认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车牌号为鄂Ａ×××××，车架尾号956185、发动机尾号5B30A的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出售。2018年5月2日，他人代李晓方与邹成海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约定李晓方以450000元将上述车辆卖给邹成海，邹成海应于2018年5月2日向李晓方预付车款。湖北绅宝三角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二手车产权转移预审表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均记载买方邹成海、卖方李晓方，车价合计（大写）肆拾伍万元。后涉案车辆登记在邹成海名下。2018年5月17日，涉案车辆转移登记到李权名下，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车价合计（大写）肆拾伍万元。诉讼中，邹成海提交了签订日期为2018年5月2日、编号为1827924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卖人（甲方）：李晓方（熊中华），买受人（乙方）：畅颜栋，合同中的第二项车辆交易预定事项约定：交易车辆价款（人民币）345000元；大写：叁拾肆万伍仟元整。付款方式：乙方于2018年5月2日向甲方预付车款的100%，计345000元。甲乙双方同意委托三福公司依法办理交易车辆过户、转籍手续。”合同签订当日，付款人杨飞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熊中华中国建设银行武汉江夏支行的银行账户划转了345000元。李晓方对该合同不予认可，但对《旧车交易确认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合同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二手车产权转移预审表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记账联均予以认可。三福公司称邹成海、畅颜栋、杨飞均系其员工，345000元车辆价款系三福公司支付，案涉车辆实际购买人是三福公司，案涉车辆登记在邹成海名下系根据二手车交易习惯将车辆登记在公司员工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李晓方请求判令邹成海、三福公司支付其卖车款450000元，并认可由他人代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故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编号为1827392的《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虽非李晓方本人签订，但李晓方对该合同予以追认，并已将车辆交付给邹成海，且办理了车籍过户手续，李晓方已履行了合同，邹成海接受车辆后，应当及时向李晓方支付购车款，其至今未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李晓方要求邹成海支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有理、合法，应予支持。三福公司称邹成海是其公司员工，三福公司系实际购车人，故三福公司应与邹成海承担共同付款责任。邹成海辩称已将345000元的车款交给了熊中华，李晓方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邹成海对其以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未提供已向李晓方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据，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其与他人之间的纠纷，可另寻途径解决。三福公司、邹成海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为维护稳定、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邹成海、三福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李晓方购车款4500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邹成海、三福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李晓方、熊中华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三福公司、邹成海提交的证据有：1、（2018）鄂0115民初7992号《民事裁定书》；2、2018年5月16日《汽车转让合同》和账户查询明细，拟证实李晓方委托董方兵卖车，并收取了车款5万元，且涉案车辆已登记在李权名下，实际成交价为38万元。经质证，熊中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李晓方除认可（2018）鄂0115民初7992号《民事裁定书》外，对2018年5月16日《汽车转让合同》和账户查询明细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并认为李晓方未委托董方兵出卖车辆，董方兵只是出面联系二手车买卖公司，其不是李晓方的受托人。因董方兵给李晓方的5万元是看病的钱，该款项与车款无关。且邹成海与李权的《汽车转让合同》及付款明细也均与本案无关，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及交易价格应以二手车交易市场和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内容为准。据此，本院认为，1、因（2018）鄂0115民初7992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载明，董方兵未接受李晓方的委托，也未收取卖车款，与案涉车辆交易没有关联，故以董方兵不是案涉适格的被告为由，驳回李晓方的起诉。据此，三福公司、邹成海以该裁定用于证实李晓方委托董方兵卖车及支付车款5万元的事实，并不成立。该裁定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2、2018年5月16日《汽车转让合同》和账户查询明细，系邹成海出卖车辆的相关证据，因李晓方将车辆出售给邹成海后，处置车辆的行为均与李晓方无涉。故，该组证据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且当事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8年4月24日《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李晓方自愿将车牌号为鄂Ａ×××××，车架尾号956185的机动车委托三福公司有偿销售，并办理该车辆产权转移相关手续等。2018年5月17日“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的卖方为邹成海，买方为李权。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二审主要针对三福公司、邹成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进行审理。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规则和债法制度的基石。在无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契约双方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方提出合同之债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合同之外的他方设定权利义务。本案中，经李晓方追认其与邹成海签署的编号1827392《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后，该合同应系李晓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签约双方的履行，就该份编号1827392《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项下所涉车辆已办理产权转移并登记至邹成海名下，且以“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的车辆出售价格为45万元，该价格与编号1827392《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所约定的价格一致，事实说明当事双方以45万元买卖车辆的意愿真实、明确。故，该份合同应作为确定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原审据此认定其间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并以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亦无不当。虽然三福公司及邹成海以编号1827924《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认为该合同才是买卖双方间真实的交易行为，但审慎该合同之内容可知，其出卖方为李晓方（熊中华），买受人为畅颜栋，然熊中华既不是李晓方授权销售车辆的委托代理人，也不是案涉车辆的权利人，其无权代表李晓方处分权利人自身的财产。同时，结合该车辆的交易记录，案涉车辆在登记至邹成海名下后，邹成海即与李权以45万元的价格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车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该事实再次表明李晓方出售车辆的交易对象为邹成海，且邹成海转手出让车辆的价格系45万元。因此，三福公司、邹成海以案涉编号1827924《武汉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作为其与李晓方之间就购车款的结算依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三福公司、邹成海以二手车市场销售发票可随意填写为由，认为其行为符合交易习惯的上诉观点，因他人为骗取税款而虚开发票之非法行为，实质侵害国家税收管理制度与国家税收利益。故，就三福公司、邹成海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目的而试图实现其自利性观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三福公司、邹成海既无实质证据证实其向李晓方支付了购车款45万元，也无直接证据证明邹成海系三福公司的员工，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理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三福公司虽与李晓方之间基于2018年4月24日《授权委托书》而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负有遵照委托人指示，本着诚信原则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善意处理委托事务之法定义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是受托人的首要义务。需要变更委托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或事后追认。故，作为专业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三福公司，应当比一般经济人更为理性，其在未取得李晓方更改受托人指令之下，自利性认为熊中华可代行处分李晓方财产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具言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可知，表见代理本质是无权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则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意思决定之约束，从而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因而，立法将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限定在其善意且无过失。即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的认定规则，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同时还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故，无权代理人享有以他人名义缔结合同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他人的授权，或者有确切证据证明无权代理人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客观证据。然本案中，熊中华既未取得李晓方的授权，且作为李晓方指令的受托方三福公司也未向委托人核实熊中华的授权情况，而其明知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合同所载明的交易主体及车辆出售价款之下，却允许他人私下操作，以达到侵害委托人李晓方财产权利的行为，并不符合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善意且无过失”的法定要件。据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三福公司亦应就其未能完成委托事项而造成李晓方车款损失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审就三福公司、邹成海之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三福公司、邹成海的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武汉三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邹成海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