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7093号原告车某，女，194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霍建杰，北京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乃篪，北京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1，男，195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张燕齐（被告张某1之子），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付某，女，195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监护人张某2（被告付某之女），即被告张某2。被告张某2，女，198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车某与被告张某1、付某、张某2法定继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车某之委托代理人霍建杰、被告张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燕齐、被告张某2（即被告付某监护人张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车某诉称，原告系被继承人赵某、车某1夫妇的养女。原告的生父车某2是车某1的亲弟弟，原告出生之后不久，车某2将原告送养给车某1夫妇作为养女。赵某于1985年1月2日去世，车某1于1977年11月5日去世，两位老人遗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院内北房4间、东房2间共6间房产，该房屋产权人登记在赵某名下。赵某、车某1夫妇另有一养女赵某1，年长原告十多岁，原告自幼与赵某1及赵某、车某1共同生活。赵某11967年先于赵某、车某1死亡，赵某1之夫张树桐于1957年死亡。赵某1在张树桐去世不到两年离家，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张某3、张某1。此后原告和老人、孩子一起生活。1963年原告参加工作之后便开始赡养父母、供养外甥，原告给车某1治病负债累累。张某3于2005年9月13日死亡，其妻付某、其女张某2。被继承人赵某、车某1死亡后至今，上述房产未予分割，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继承人赵某、车某1的遗产即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房4间、东房2间由原、被告双方按份共有，原告占有二分之一份额。被告张某1辩称，原告所述属实，我同意她的诉讼请求。我的父亲张树桐很早就去世了，我和哥哥张某3随姥姥、姥爷和原告共同生活。姥爷赵某退休工资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原告为了养家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参加工作以后将大部分收入都交给了家里。我和哥哥插队离开北京后，姥姥、姥爷一直由原告照料，原告为给老人看病负债累累。我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坚持每月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老人的后事也是原告一手操办的，我认可原告对整个家庭的付出。我对我父母的情况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我父亲去世后没多久母亲就离家去了外地生活，她走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被告付某、张某2辩称，一、我们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均不认可，原告涉嫌伪造证据，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原告不是本案的法定继承人，不具备提起继承涉案房屋诉讼的主体资格。派出所的户口卡登记原告是被继承人赵某的内侄女，因此其并非被继承人赵某的法定继承人。原告明知自己不具备涉案房屋的继承资格，不得提起继承诉讼。原告曾在2016年7月13日以财产共有人身份提起共有物分割诉讼，要求共有该房屋，因其不具备该案财产的共有人资格，实际上是不具备本案继承资格，原告自觉诉讼不成立，于2017年2月27日撤回了起诉。因原告并非本案的法定继承人，无权继承涉案房屋，更不存在所谓析产纠纷。三、被继承人赵某于1984年去世，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得再提起诉讼。原告对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是明知的，其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受法律保护，更何况原告根本不是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请求法院依法办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赵某与车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收养一女赵某1。车某之父车某2与车某1系姐弟关系，车某出生后由赵某、车某1抱养，随赵某、车某1共同生活。车某1于1977年11月5日死亡，赵某于1985年1月2日死亡。赵某1与其夫张树桐婚后育有长子张某3、次子张某1。张树桐于1957年死亡，赵某1于1967年死亡。张某3于2005年9月13日死亡，其妻为付某，其女为张某2。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北房4间、东房2间（房号3、4、5）系被继承人赵某名下之私产。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显示：经查49-53年户籍登记情况如下：户主赵某（1900．2．7生）、户主内侄女车某，车某于1953．3．12本址报出生。查65-69年底档，该人车某系户主赵某内侄女。经查69-75年底档，该人车某系赵某的内侄女，地址为，旧名为。庭审中，付某、张某2述称，车某与车某1系姑侄关系，其并非赵某、车某1之养女，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主体资格，亦无权继承涉案房屋。车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双方是否形成收养关系，不能仅以派出所登记的亲属关系为依据，而应以是否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为考量标准。车某本身就是车某1的侄女，户籍登记并无不妥。但车某自出生后不久就过继给赵某、车某1夫妇，且与之生活几十年之久，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车某为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提交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车某（身份证号：×××）系我校退休教师。经查阅其人事档案：1963年6月《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记载：姑母：车某1，姑父：赵某，该生自幼过继给姑母。1974年5月3日《干部任免报告表》记载：姑父（车某同志养父）赵某”。此外，车某亦提交证人孙某、章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欲证明其自幼随养父母赵某、车某1共同生活，参加工作后继续赡养老人，照顾外甥张某3、张某1。张某1对车某所述均不持异议，付某、张某2对此均不予认可，坚持其抗辩意见。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派出所证明信、户口卡、房产证、人事档案关系证明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车某能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及其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关于车某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车某之父车某2与被继承人车某1系姐弟关系，就血缘关系而言，车某与车某1系姑侄关系,但其自出生后即由赵某、车某1夫妇抱养，一直随二人共同生活。此外，车某的户籍情况虽基于与车某1的亲缘关系登记为车某1的内侄女，但在车某填写的各类人事档案关系材料中均有关于赵某、车某1的记载，显示车某自幼过继给姑母车某1，姑父赵某为车某的养父。加之车某自幼随赵某、车某1及二人另一养女赵某1共同生活，自五十年代末赵某1离家之后，赵某、车某1夫妇亦随车某共同生活，直至死亡。本院据此认定车某与赵某、车某1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其对于赵某、车某1的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利。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赵某1与车某同为赵某、车某1之养女，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其亦有权继承赵某、车某1的遗产。关于付某、张某2所述，车某并非赵某、车某1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留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继承办理。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北房4间、东房2间系赵某与车某1婚姻关系存续购置所得，该房屋产权虽登记在赵某名下，但仍属其与车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某、车某1死亡后，继承开始，涉案房屋应作为其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赵某1、车某二人共同继承。赵某1、车某均未表示过放弃继承，应视为已接受接受继承，故涉案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有。付某、张某2以车某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依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车某起诉要求占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鉴于赵某1先于赵某、车某1死亡，其子张某3、张某1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可平均分割其母赵某1应继承的财产份额。因张某3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即付某、张某2共有。另，张某3应继承的遗产属于其与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应首先归付某个人所有，其余部分作为张某3的遗产由付某、张某2二人共同继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赵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北房4间、东房2间由原告车某与被告张某1、付某、张某2共有，其中原告车某占有十六分之八份额、被告张某1占有十六分之四份额、被告付某占有十六分之三份额、被告张某2占有十六分之一份额。案件受理费八千六百五十五元，由原告车某负担二千一百六十三元七角五分（已交纳），由被告张某1、付某、张某2各负担二千一百六十三元七角五分（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源国人民陪审员  李桂清人民陪审员  高 泱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