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4民初3072号原告：李远先，女，1964年8月15日生，彝族，教师，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军（特别授权），织金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何雯，女，1973年12月28日生，穿青人，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琰睿（特别授权），贵州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雷，男，1972年5月10日生，穿青人，住织金县。被告：马天会，女，1976年2月22日生，汉族，住织金县。原告李远先与被告何雯、何雷、马天会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远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军，被告何雷、马天会，被告何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琰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远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因打伤原告产生的各种经济损失48,983.83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1日，我与被告的母亲谌洪芬因工作意见分歧产生矛盾。同年11月26日上午8时许，被告何雯、何雷、马天会三人冲进织金县第七小学二楼办公室对我破口大骂，随即对我拳打脚踢，当被告何雯第一耳光打在我的左耳上时，我便感觉头晕眼花、天旋地转，在吴学进老师的拉劝下，我才得以跑出办公室，但三被告一直追打我至四楼校长办公室，在校领导和老师拉劝不住的情况下，我向织金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我因被殴打致伤，于当日被家人送到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全身多发皮肤软组织挫伤；2、腹壁挫伤；3、左耳鼓膜损伤。住院治疗16天后，因伤情严重，12月12日出院，12月18日转院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2月30日出院，住院治疗12天。出院后，因身体不适，又于2015年1月4日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月16日出院，住院治疗12天。为此，产生医药费33,062.3元、生活费3,900元、护理费3,014.7元、误工费7,007.13元、交通费2,000元，损失共计48,983.83元。由于被告何雯、何雷、马天会未赔偿前述损失费用，故诉请依法判决。被告何雯辩称，我与原告李远先发生纠纷是2014年11月26日，公安机关出具给原告的鉴定聘请函是2014年12月28日，因原告未进行伤情鉴定，经公安机关最后一次给予调解的时间是2015年7月2日，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第一次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无正当理由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属缠诉。对原告主张的损失，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不同意赔偿，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何雷、马天会辩称：2014年11月26日发生的纠纷中，我们未与原告发生肢体接触，原告是否真正受伤均与我们无关，其损失不应由我们赔偿，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李远先提交的黔西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2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5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因本案涉及到公安机关对何雯治安拘留处罚，何雯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判决结果与本案民事诉讼赔偿具有不可分性，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法定事由。经质证，被告何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自己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提起对行政机关的诉讼，原告非该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不是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程序的前置，且行政诉讼与何雯是否对原告李远先承担侵权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并非存在不可分性，故不能成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原告怠于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其民事诉讼有效期至2015年11月26日届满。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但被告何雯提起行政诉讼与原告李远先提起的本案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案涉行政诉讼与本案民事诉讼并非存在不可分性，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不是本案侵权民事诉讼的必须依据，因此，上述行政判决不能成为本案民事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故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纳。2、原告李远先提交的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共3页，用以证明原告李远先因被被告打伤在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6天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何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请求法庭给予核实认定，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认为《入院记录》载明：原告李远先的现病史是于三小时前被他人殴打后摔倒（具体受伤事实不详），恰好证明原告在织金县人民医院治疗有可能是自身摔倒导致，与被告无关。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依法予以采信。3、原告李远先提交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等共7页，用以证明原告李远先受伤后转院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3天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何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请求法庭核实认定，同时认为《出院记录》载明原告住院治疗的疾病是“腔隙性脑梗塞、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晕眩原因（半规管裂？）、盆腔炎、慢性阑尾炎”，殴打不可能导致上述病情，经我方向贵阳医学院专家咨询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引起的原因可能是药物中度感染、噪音先天遗传因素，原告的病情是否为外伤所致需进行鉴定才能认定。第三项疾病晕眩原因用括号标记，系该项疾病并未确诊，故上述证据中证明原告治疗的疾病与被告无关。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证据中载明的盆腔炎、慢性阑尾炎等病症，不可能属殴打所致，故依法不予采纳。4、原告李远先提交的贵州省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收费专用票据共19张，用以证明原告李远先受伤后住院产生医疗费33,062.3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何雯对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请求法庭核实认定，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编号为312895374发票系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编号为313692940发票为口腔类疾病挂号发票，编号为313754231、333790744发票为妇科门诊挂号发票，编号为313754242发票为心脑血管及妇科用药发票，原告将治疗其他疾病的支出发票掺杂在受伤治疗里，原告治疗的疾病与本案无关。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313754231、333790744、312860647号等发票中记载的支出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且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能区分各项医疗费，故达不到原告主张因受伤住院医治支付医疗费33,062.3元的证明目的。5、原告李远先提交的织金县公安局双堰派出所于2014年11月27日对李远先的《询问笔录》、2014年11月27日对吴学静的《询问笔录》、2014年12月2日对何雯的《询问笔录》、2014年12月2日对马天会的《询问笔录》，2015年1月22日对何雷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李远先所受之伤系三被告的加害行为导致。经质证，被告何雯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因行政处罚已经被撤销，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询问未使用传唤证，取证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吴学静系证人，但未到庭接受质询，该证人证言依法不应得到采信。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处罚案件中依程序制作，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依法予以采信。6、原告李远先提交的（2016）黔0524民初2577号《民事案件立案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鉴定聘请书》，用以证明原告李远先于2016年8月30日提起民事诉讼，因被告何雯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需等待行政案件结束后才恢复民事审理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何雯认为鉴定聘请书无相关鉴定机构接受聘请的回执，不能证明原告聘请相关鉴定机构对其伤情进行鉴定，即便以最后一次聘请书的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亦已于2015年1月28日届满；2016年8月30日原告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此时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在（2016）黔0524民初2577号案件的庭审中已明确抗辩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原告无故撤诉，法庭对该案未作继续审理，准许原告撤诉。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2016）黔0524民初2577号《民事案件立案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依法予以确认。而《鉴定聘请书》未能证明鉴定机关收到聘请书和受理原告的鉴定申请，故其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7、原告李远先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证人马某证实：约2014年12月，原告李远先的丈夫史登相电话与我联系，需要我的出租车送李远先去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包车费为700元，乘车人有李远先、史登相；2015年1月，史登相再次包我的出租车送原告李远先去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包车费为700元；史登相最后一次包车的时间我记不清楚，包车费为600元。经质证，被告何雯认为原告去贵阳治疗与被告的行为无关，无论是否真实发生交通费都不应由被告承担，另外，证人系出租车公司员工，对外承运客人应由公司出具正式发票，因此达不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被告何雷、马天会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雯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经质证被告不予认可，且无相关依据印证原告病情严重，需要急救包车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的2,000元交通费不予确认。8、被告何雯提交的织金县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办公室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退卷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后，织金法院曾委托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李远先伤情进行鉴定，但原告李远先主动放弃鉴定，原告称其撤诉的原因是行政诉讼导致不属实，撤诉应为原告自行放弃权利所致。经质证，原告李远先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何雯的证明目的，原告撤诉是因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建议待行政案件结束后再行进行民事诉讼所致，原告并非自行放弃权利。被告何雷、马天会认为证据属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依法予以采信。9、被告何雯提交的织金县第七小学于2015年11月19日出具的《织金县第七小学关于李远先同志工伤认定举证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4年11月26日原、被告之间发生纠纷是因原告殴打被告何雯、何雷的母亲谌洪芬所致，原告存在重大过错，2014年11月26日三被告未与原告发生肢体接触。经质证，原告李远先认为证据达不到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根据织金县双堰街道派出所对吴学静、何雯的询问能够证明2014年11月26日原、被告之间发生肢体接触，该情况说明的内容虚假。被告何雷、马天会认为证据内容真，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无经办人签字，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证据载明的内容与吴学静、何雯等接受询问时内容相悖，依法不予采信。依据上列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谌洪芬系被告何雯、何雷之母，被告马天会与谌洪芬系婆媳关系、原告李远先与谌洪芬均系织金县第七小学（以下简称七小）教师。2014年11月21日，李远先与谌洪芬因工作琐事发生矛盾。同年11月26日上午8时许，何雯、何雷、马天会到七小办公室找原告李远先理论。期间，何雯与李远先发生抓扯，因七小教师吴学静及时劝阻，被告何雷、马天会与李远先未发生肢体接触。后李远先拨打110电话报警，织金县公安局派员出警并立案调查。同日，李远先到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2月12日出院，住院治疗16天。2014年12月18日，原告李远先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2月30日出院，住院治疗12天。2015年1月4日，原告李远先再次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月16日出院，住院治疗12天。三次住院共产生医药费33,062.3元。2014年12月9日、12月28日，织金县公安局两次出具《鉴定聘请书》给李远先，委托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李远先的伤情进行鉴定，但李远先未进行鉴定。2015年1月25日、同年7月2日，织金县公安局两次组织李远先与何雯调解未果。直至2016年8月31日，原告李远先才以何雯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健康权纠纷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李远先曾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同年11月11日李远先到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前的检查后，自行表示不再鉴定。12月13日李远先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12月14日本院作出（2016）黔0524民初257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李远先撤诉。2017年8月24日，原告李远先以何雯、何雷、马天会为被告再次就健康权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因2014年11月26日李远先与何雯之间发生抓扯的事件，织金县公安局于2016年1月25日以“织县公双堰行罚决字[2016]3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何雯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何雯不服，向毕节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毕市公复决字[2016]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织金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何雯不服，于2016年5月4日向黔西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6年7月22日作出“（2016）黔0522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织金县公安局作出的“织县公双堰行罚决字[2016]317号”行政处罚决定和毕节市公安局作出毕市公复决字[2016]06号行政复议决定。织金县公安局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黔05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再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李远先于2017年9月25日向本院提交撤回本案诉讼的申请，三被告不同意原告李远先撤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三被告是否对原告的健康权实施侵害，原告主张的损失应否由三被告赔偿。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一、关于三被告是否对原告的健康权实施侵害，原告主张的损失应否由三被告赔偿的问题。2014年11月26日，原、被告因原告与案外人谌洪芬之间的工作琐事问题发生争吵，李远先与何雯在七小办公室内发生抓扯的事实存在。但事件发生时，在场人吴学静及时进行制止，原告李远先挣脱纠缠后，何雯与李远先并未再次发生互相抓扯行为，为此，被告何雯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被告何雯应承担赔偿义务的法律限制条件是原告李远先是否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内提出权利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提起诉讼，被告何雯是否接受原告李远先的诉讼请求。原告李远先主张被告何雷、马天会对其进行殴打，但无相应证据证明，且原告对此也未提供证据线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李远先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该诉讼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何雯、何雷、马天会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原告李远先未在诉讼时效期内提起诉讼，明确表示不接受原告李远先的诉讼请求。为此，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并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身伤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时起算。”本案原告李远先主张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基于李远先本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治疗所产生的损失，显然应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的侵权事实发生于2014年11月26日，原告李远先所受伤情经医院医治已于2015年1月16日治疗终结出院，事后，李远先并未对自己所受伤情进行鉴定，为此，李远先至迟已于2015年1月16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其应在2016年1月16日之前提起诉讼，但此间李远先并未行使诉权。前述期间内，公安机关于2015年1月25日、同年7月2日两次组织李远先与何雯调解未果，该事实依法能够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原告李远先应在2016年7月2日之前提起健康权诉讼，但原告李远先并未在前述期间提起诉讼。而被告何雯提起的行政诉讼，与原告李远先需要提起的民事诉讼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并非存在不可分性，行政诉讼判决的结果不是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的依据，故不能成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原告李远先于2016年8月3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其权利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因被告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抗辩，明确表示不接受原告李远先的诉请，为此，原告李远先已经丧失胜诉权，依法应驳回原告李远先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远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原告李远先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罡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喻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