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69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建生，男，196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鹏，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淑荣，女，197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鹏，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洪利，男，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权，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法定代表人：王春，社长。上诉人刘建生、上诉人高淑荣因与被上诉人郭洪利、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刘平庄村经合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6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淑荣及上诉人王建生、高淑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鹏，被上诉人郭洪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权，原审被告刘平庄村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生、高淑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平庄村经合社给付刘建生、高淑荣584064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洪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土地是刘建生、高淑荣及郭洪利共同承包，所有地上物也是三人共同出资建设。2010年4月28日，高淑荣等三人与刘平庄村经合社签订了《土地承包（租赁）合同书》，合同签订后，高淑荣等三人分别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缴纳租金、购买原地上物、构建新地上物。一审中刘建生、高淑荣就出资情况进行了充分举证，提供了原始付款凭证，详述了付款情形。刘平庄村经合社在一审答辩状中也证明了与三人的土地承包关系没有变更，始终是三人共同承包。2017年拆迁时，三人共同出资建设的地上物补偿应属于三人共有。二、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窦店镇政府）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平庄村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地上物归属于郭洪利个人。从确权主体来看，窦店镇政府及刘平庄村委会无权确认地上物归属，其不是地上物的出资建设人，对实际出资建设情况并不清楚。从实际出资建设情况来看，一审庭审中双方都进行了举证，可以证明高淑荣等三人均有出资。从刘平庄村经合社的一审答辩状来看，涉案的补偿费针对的对象是高淑荣等三人，不只是其中一人。在刘平庄村经合社认可三人共同承包、补偿费是给三人的情况下，《确权证明》只是程序要求，不能反映真正的地上物权属，更不能作为补偿款只属于郭洪利一人的依据。因此，涉案地上物权属问题仍应结合双方举证情况认定。三、2011年11月23日在地上物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高淑荣等三人签订了《协议》，约定刘建生、高淑荣将涉案土地交由郭洪利经营，郭洪利支付50000元；如遇国家占地征用就再补偿50000元。首先，《协议》中刘建生、高淑荣转让的权利是经营权，一审判决依据《协议》认定刘建生、高淑荣放弃了承包权、收益权是错误的。承包人始终未进行变更，刘建生、高淑荣也从未表示过要退出承包，经营权的放弃不能等同于承包权的放弃。本案的收益权应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经营收益权，二是拆迁补偿。《协议》约定郭洪利负责经营，需支付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这50000元的性质是对二人放弃经营收益权的补偿。如遇国家占地征用就再补偿50000元，对该50000元性质的理解，应严格结合《协议》的连贯意思表示，只是对付款时间的约定，但款项的性质始终都是对放弃经营收益权的补偿。2017年拆迁所支付的补偿是对涉案土地地上物的补偿，地上物为刘建生、高淑荣、郭洪利三人共同出资建设，补偿也应该三人共有。一审法院将刘建生、高淑荣二人对经营收益权的放弃等同于所有收益权（包括拆迁补偿）的放弃推断是错误的，拆迁补偿应由三人平均分配。郭洪利辩称：1.刘建生、高淑荣原是夫妻关系，高淑荣在2010年初告知郭洪利有土地要出租，询问郭洪利是否要承包，在签订承包合同的时候，因为郭洪利不是刘平庄村村民，故刘建生、高淑荣与郭洪利共同作为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由郭洪利个人出资交纳了承包费用。之后所有的电费、承包费等相关费用均由郭洪利一人支出。2.刘建生、高淑荣与郭洪利共同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涉案土地的同时，刘建生、高淑荣在刘平庄村还有另一承包地，其主张支付的相关费用都是用在其另一承包地的。3.2011年11月23日刘建生、高淑荣持打印好的《协议》，经协商与郭洪利签订《协议》，郭洪利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协议》就涉案土地占地收益分配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4.2017年4月，涉案土地被部分征用，刘平庄村经合社出具了《确权证明》，该证明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综上，不同意刘建生、高淑荣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刘平庄村经合社述称，合同当时确实是三方签订的，服从一审判决。郭洪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平庄村经合社给付郭洪利征地补偿款676096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平庄村经合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28日，刘平庄村经合社（甲方）与郭洪利及刘建生、高淑荣（乙方）签订《土地承包（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集体所有的位于东上岗东至袁庄地南至袁庄地西至排水沟北至道的耕地17亩发包（出租）给乙方承包（租赁）经营。承包（租赁）期自2010年5月1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止，共15年，承包费为每年每亩700元，5年以递增12%，承包费5年一交，上交款在每5年的第一年的5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以此类推直至合同期满。同日，刘平庄村经合社向郭洪利及刘建生、高淑荣出具《收据》一张，上载明：“今收到刘建生、高淑荣、郭洪利交来2010年5月1日-2015年4月30日承包费17*700*5人民币伍万玖仟伍佰元整。”收款单位公章处加盖刘平庄村经合社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有李素芹签字，交款人处有高淑荣签字。同日，李素芹再次出具手写《收条》一张，上载明：“今收到刘建生、高淑荣、郭洪利东尚岗地上物补偿款人民币叁万元整。收款人李素芹杨华2010年4月28日”。2011年11月23日，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签订《协议》，约定经三方协商将涉案土地由郭洪利一人经营（如经营期间出现任何责任、安全等事故，责任由郭洪利一人承担），由郭洪利给高淑荣、刘建生50000元。如果在合同没有到期前出售或被国家占地征用那就要再补偿给高淑荣、刘建生50000元。协议落款处有郭洪利及刘建生、高淑荣签字和日期。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未对涉案土地的地上物价值进行清点。《协议》签订后，郭洪利向刘建生、高淑荣支付了50000元，涉案土地由郭洪利一人承包经营。2016年，郭洪利向刘平庄村经合社交纳了2016年至2020年的涉案土地承包费共计66640元。2017年5月2日，窦店镇政府及刘平庄村委会联合出具《确权证明》，证明涉案土地的地上物权属归郭洪利所有。2017年，房山区防汛排涝工程占用了涉案土地，经《北京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地上定着物估价结果报告》及后续估价结果，涉案土地及地上物估价为876096元，后郭洪利已从刘平庄村经合社处支取征地补偿费用2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建生、高淑荣在与郭洪利共同承包涉案土地的同时，亦有其他承包地。以上事实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土地承包（租赁）合同书》的约定，涉案土地的承包方系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根据具有刘平庄村经合社盖章的《收据》显示，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已交纳2010-2015年的承包费用，涉案土地交由三方自行承包经营，故就涉案土地被国家征用后产生的征地补偿费用应由承包方共同所有。但就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签订的《协议》显示，双方已达成合意由郭洪利一人经营涉案土地，同时郭洪利给付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如涉案土地遇国家占地征用则郭洪利需再向刘建生、高淑荣交纳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根据《协议》郭洪利已获得涉案土地的全部承包经营权，刘建生、高淑荣放弃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收益权。一审诉讼中，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一致认可《协议》签订后涉案土地一直由郭洪利承包经营，郭洪利缴纳了2016-2020年的涉案土地承包费用，且根据窦店镇政府及刘平庄村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及其地上物权属均应归郭洪利所有。故涉案土地征地补偿费用应在刘平庄村经合社给付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之后，全部分配给郭洪利所有，故对于郭洪利要求刘平庄村经合社给付郭洪利征地补偿费67609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建生、高淑荣提出的征地补偿费三分之二应归其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1月23日双方签订《协议》时，刘建生、高淑荣已将其对涉案土地享有的承包经营权让与郭洪利，且就涉案土地可能因征地补偿取得的收益分配方式进行了约定。在《协议》有效的情形下，刘建生、高淑荣要求分得涉案土地三分之二的补偿费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郭洪利自认可根据《协议》约定给付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刘平庄村经合社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一审法院缺席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经济合作社给付郭洪利676096元；二、驳回刘建生、高淑荣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洪利与刘建生、高淑荣于2011年11月23日签订的《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三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三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涉案土地由郭洪利一人经营，由郭洪利给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如在合同没有到期前被国家占地征用，郭洪利再补偿给刘建生、高淑荣50000元。且在《协议》签订后，郭洪利依约向刘建生、高淑荣支付了50000元，涉案土地实际由郭洪利一人经营。窦店镇政府及刘平庄村委会联合出具的《确权证明》也证明涉案土地的地上物权属归郭洪利所有。刘建生、高淑荣主张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的三分之二应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判令刘平庄村经合社给付郭洪利676096元并无不当。刘建生、高淑荣关于其在《协议》中转让的权利是经营权，对经营收益权的放弃不等于所有收益权的放弃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建生、高淑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40元，由刘建生、高淑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 岩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赵 桐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