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红，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道海，男，197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友，湖北祥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红因与被上诉人余道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钟祥市人民法院（2019）鄂088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红、被上诉人余道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蒋红上诉请求：1、撤销钟祥市人民法院（2019）鄂088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余道海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二审上诉费由余道海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仅依据其出具的借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该款实际上是余道海母亲周香玉通过“财富中国”平台向他人出借的款项，其是财富之家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钟祥分公司（以下简称财富公司）业务员，周香玉是其客户，周香玉通过其向平台投资40000元，余道海听说此事后，将其喊到家中由余道海、余道山兄弟二人逼迫其出具了借条。2.余道海一审中陈述的借款事实全系捏造，双方之间无交情，其家中经营钢材生意、开废品收购店，不需要借钱，余道海只是农民，没有出借能力，交付40000元现金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余道海陈述的用卖苞谷的钱出借，对卖苞谷的细节陈述不合理。余道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蒋红向其出具的借条对借款主体、金额、利率、期限约定的十分清楚，蒋红对出具借条也不持异议，说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蒋红称该借条是因其母亲周香玉投资“财富中国”40000元，蒋红才出具的借条不属实，其母亲对外投资瞒着子女避免子女阻拦，其并不知晓，虽然两笔款项都是40000元，但是不能因款项数额吻合而认为借条是因其母亲投资而出具；3.其并未逼迫蒋红出具借条，蒋红也没有提交报案记录或者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等相关证明。余道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红立即偿还其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截止2019年5月20日的利息6667元，自2019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约定利率10%计息）；2.本案诉讼费由蒋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9月20日，蒋红向余道海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余道海现金肆万元整（40000），年息1分，截至2018年9月20号终结，借款人：蒋红，2017.9.20号。”借款期限届满后，蒋红未按约定还款，余道海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蒋红对其向余道海出具的借条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蒋红主张该借条系在余道海逼迫下出具的，由于蒋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未行使撤销权，对该辩解不予采纳，根据蒋红向余道海出具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借条记载，确认借款金额为40000元，蒋红主张该40000元系余道海的母亲周香玉在“财富中国”的投资款，余道海并未实际交付出借款项，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根据借款的金额，交付方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实际情况，能够确认双方借贷事实实际发生，故对余道海要求蒋红返还借款本金4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借条记载，双方约定年息1分，余道海要求蒋红按照约定支付借款利息，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道海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蒋红负担。二审中，蒋红申请证人张某、杨某、王某出庭证明借条出具过程。证人张某陈述，其与余道海是同村村民，其与蒋红均为财富公司同一团队业务员，蒋红出具借条当天，蒋红开车载其出行路上接到一个电话，随后就去了客户周香玉的儿子余道海家里，其在车上未进屋，蒋红下去了，余道海家门口加上蒋红一共三人，其听到里面有很大的争吵声，蒋红出来后，其询问情况，听蒋红说余道海的母亲在财富中国存了钱，余道海让他打条子，其还对蒋红说为什么母亲存的钱要给儿子打条子，蒋红说反正年后周香玉在财富中国存的钱就要出来了。证人杨某陈述，其与蒋红是财富公司同事，2018年在一个小组，经常一起开会，闲聊的时候听蒋红说，他有个老年女性客户存了40000元，她儿子听说后不愿意，就在2017年11月份找蒋红打了个条子，其还提醒蒋红这样打条子会有麻烦的。证人王某陈述，其与蒋红是财富公司同事但不是一个团队，公司经常开晨会，2017年12月底，其在互相交流时听蒋红说给一个客户打条子发生纠纷，其当时就说打条子只能给实际存款人打，不能给她儿子打，还建议一起去找客户的儿子去解释，但后来没去。其还陈述，财富公司是P2P公司，是新生事物，很多电视台在宣传，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投钱了，在外打工的子女回来听说后反对，就来找他们咨询，他们也做过解释，凡是在公司投资的都会有合同，但也有以个人名义给客户打借条和收条及客户以他们业务员的名义存款的情况，财富公司曝雷后，这些客户就来找业务员，这种情况很多。余道海质证认为，三名证人都是蒋红的同事，存在利害关系，而且蒋红可以利用一审后的情况给三人通气，证人的陈述明显是统一了口径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证人证言与本案民间借贷也缺乏关联性，余道海的母亲是否投资“财富中国”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三名证人的证言与蒋红的陈述一致，余道海认为是一审后统一了口径，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证明；对于余道海认为证人与蒋红系同事存在利害关系，由于证人仅证明借条是否因周香玉投资而出具的事实，对于业务员以个人名义向客户出具借条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并不是本案审查范围，且张某与蒋红、余道海均系同村村民，与双方的关系对等，加之证人在作证前均填写并宣读了证人保证书，自愿为其证言负责，其证言具有一定可信度，因此，余道海所称的利害关系较为薄弱，不能据此完全否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对于证言与本案的关联性，借条是因余道海个人借款出具还是因余道海母亲周香玉的投资而出具，显然与本案借款是否成立具有关联，该证明目的亦系本案争议焦点，应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故对三名证人的证言予以采纳，对是否能达到证明目的于下文分析。另，蒋红于一审中提交了其从财富公司离职证明，其上有财富公司印章，结合二审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蒋红在财富公司的任职情况。蒋红一审还提交了周香玉通过“财富中国”平台出借款项的民间借款居间服务合同、担保函，及自己记录的经办业务记账本，一审调取了公安机关关于“财富中国”受害人登记信息，以上证据与蒋红所称周香玉投资有关，关涉本案争议焦点，于下文一并分析。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另查明，蒋红自2017年4月28日至2018年8月23日系财富公司业务员，余道海的母亲周香玉经蒋红介绍，通过财富公司运营的“财富中国”平台出借40000元，蒋红提交的1份民间借款居间服务合同及1份担保函上载明出借人周**（422*************22），借款金额40000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9月20日，借款预期年化收益10%。蒋红自己记录的账本中记载“9月20日周香玉158××××2217，4万1年”。2018年，财富公司曝雷，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关于“财富中国”受害人登记中记载周香玉（电话158××××2217，公民身份号码）投资40000元尚未兑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余道海与蒋红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余道海主张，蒋红因做生意需要向其借现金40000元，其家中留存的现金加上卖苞谷的20000多元凑足40000元借给蒋红，蒋红当场出具了借条，现蒋红一直未还款，应承担还款责任，其提供了借条予以证明。蒋红辩称，借条系余道海及其兄弟余道山逼迫其出具，因其介绍余道海的母亲周香玉在“财富中国”投资40000元，余道海听说后不愿意，打电话将其约到家中逼迫其出具了借条，借条并非于落款时间出具，而是2017年11月出具，落款的2017年9月20日是周香玉投资的时间，其提交了离职证明、自己制作的记账本、周香玉出借40000元的民间借款居间服务合同及担保函、其与周香玉的对话现场录音、三名证人的证言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余道海主张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存在借贷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提供款项。余道海提交了借条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对于款项实际交付，因其主张以现金形式交付，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余道海依据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蒋红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并说明借条系因余道海的母亲周香玉投资而引起。蒋红在一审提交了自己制作的记账本，该账本上前后时间连贯，登记人数多，周香玉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与公安机关登记的受害人信息一致，另外还有据蒋红称从周香玉处拍照打印的借款居间服务合同及担保函，上面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隐去了一部分，但是姓、身份证头尾几个数字及出借金额与周香玉在公安机关登记的信息一致，合同上的借款时间、金额又与蒋红自己的记账本一致，且符合蒋红对周香玉投资情况的陈述，因此，借条上的出借时间、出借本金、借款期限、利率均与蒋红陈述的周香玉投资情况及蒋红提交的以上证据相同，让人对借条出具的原因产生怀疑。结合二审中证人证言的陈述，蒋红所称借条系因周香玉投资而出具，该说明具有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应达到高度可能性，而反驳证据则只需达到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余道海主张其向蒋红实际提供了借款，系本证，证明程度应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因其陈述系以现金方式出借，除借条外无其他证据，故只能从借条内容及其陈述的交付细节、经济能力等方面来判断。余道海陈述系用家中留存的现金加上卖苞谷的20000多元凑足40000元于出具借条当场交付，结合借条中载明的“今借到……现金”的表述及余道海陈述的家中有三、四十亩地，平时务工等收入情况，加之40000元并非巨大数额，其陈述具有一定可信度。但蒋红对借条出具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说明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借条出具原因已存疑；另从双方经济能力来看，余道海、蒋红均陈述蒋红经营有钢材店，借款当时蒋红还在公司上班，余道海则种植农作物及务工，双方之间并无人情及经济上的往来，故蒋红向余道海借款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余道海主张蒋红向其借款，该待证事实因蒋红的反驳及举证而真伪不明，根据前述规定，应认定借款事实不存在。余道海对实际提供借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交付了款项，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蒋红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19）鄂088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道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余道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余道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蒋红预交，判决生效后，本院应退还蒋红800元；余道海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如其未自行缴纳，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俊蓉审判员  吴 琼审判员  熊 蓓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郭庆雪书记员刘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