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崇光，男，197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亭，男，1973年2月10日生，汉族，现住沛县（西凤酒）。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海，沛县龙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先明，男，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男，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杰，江苏时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崇光、张庆亭因与被上诉人陈先明、黄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田崇光、张庆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海，被上诉人黄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田崇光、张庆亭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为：田崇光以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公司资质由黄伟提供)与沛县张寨镇立寺村委会签订房屋拆除协议，当天未拆一砖一瓦就将拆除工程转给了黄伟独资设立的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黄伟两次带领拆迁队伍将残值价值较高且容易拆除的原杨村立寺小学和其他村民的房屋拆除了4000多平方后，又转包给了陈先明，一审法院认定黄伟是介绍人并认定田崇光直接将拆除工程转包给陈先明的基础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本案存在两次转包的事实。首先，张庆亭出具的收条内容：今收到黄伟“付给”拆迁费……，意思表达的非常明确，作为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伟将拆迁费支付给了张庆亭，既不是陈先明付给的拆迁费，也不是黄伟代为收转的拆迁费，能够证明已将房屋拆除工程转包给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的事实存在。其次，根据鉴定结论，黄伟提交的张庆亭出具的收条的日期是2012年1月16日，而田崇光与陈先明二人所签书面拆除协议上所署的时间为2012年6月6日(不是田崇光书写，实为倒签)，陈先明支付给黄伟拆迁费的时间是2012年6月7日(一审未审查)。但即使按照该三个时间比较，黄伟支付给张庆亭拆迁费的时间显然在前，陈先明支付残值费的时间在后，所以黄伟支付给张庆亭的37万元与陈先明支付给黄伟的37万元不是同一笔款项，即黄伟所交付的37万元不是代陈先明转交。故，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在承包拆除工程以后又将工程转包给陈先明的事实存在。黄伟于2012年5月和2013年3、4月份两次进行了实际的房屋拆除(公安卷宗黄伟、张庆亭、田崇光、时任村主任孟磊笔录均可证明黄伟对房屋进行了实际的拆除)，两次拆除的时间间隔就将近一年，而陈先明是在2013年10月左右才进行拆除，所以田崇光与陈先明所签协议的实际日期必然是在2013年4月份左右至10月份左右之间，因此黄伟要求将田崇光与陈先明所签书面协议的日期倒签的事实存在。如果没有转包给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黄伟为什么带领人员进行拆除?而且还是两次拆除。第三，黄伟收陈先明40万元中无论5万元是陈先明所说的安全保证金，还是黄伟所说的中介费、好处费，该40万元中所含的残值费都是35万元，而黄伟支付给张庆亭的残值费是37万元，显然二者的数额不一致。如果不是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工程后转包给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之后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又转包给了陈先明，那么在黄伟拆除了4000多平方后工程的残值越来越少，为什么残值费反而越来越多?这不符合常理，但是却能够证明黄伟支付给张庆亭拆迁费后，张庆亭出具收条的日期在前，进而证明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工程后转包给了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在拆除部分工程后又转包给了陈先明的事实存在。二、黄伟不是介绍人，而是第二次转包转包方的法定代表人。第一，黄伟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回答不认识田崇光，也不知道田崇光与张庆亭是什么关系，而陈先明也不认识田崇光，但是田崇光、陈先明二人所签书面协议却是由黄伟和陈先明具体协商的，工程现场也是由黄伟带陈先明查看的，陈先明将残值费也是支付给黄伟的，黄伟既然不认识田崇光怎么从中介绍田崇光、陈先明二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而黄伟如果是介绍人怎么包揽了合同协商的全部过程并作出决定以及履行了合同?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从合同的协商到履行来看，合同的双方即是陈先明与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虽然田崇光、陈先明二人签订了书面的拆除协议，但是所签协议的原件却一直在黄伟手中，陈先明亦认可，直到2018年诉讼时，仍在黄伟手中，并由黄伟作为证据提供。如果黄伟是介绍人，怎么会一直持有他人签订的唯一一份拆除协议原件?这更不符合常理。而且田崇光、陈先明二人所签拆除协议是应黄伟的要求而签订，陈先明在诉状中亦认可该事实，直接签订协议只是为了减少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再签订一次协议这个中间环节。协议签订后，田崇光与陈先明对对方均没有任何的履行行为，陈先明未支付给田崇光分文，而田崇光在签字后即离开，与陈先明未再有过任何的联系。因此，即使田崇光与陈先明所签拆除协议无效，田崇光也无返还陈先明残值费、赔偿损失的义务。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田崇光转包给黄伟工程且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事实，因田崇光是以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后，随即就转给了黄伟独资设立的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因此，该转包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也认定了黄伟实际拆除了一部分工程，还认定了黄伟举证的收条日期的月份是由“1”改为了“6”，而庭审中陈先明则一直主张与黄伟存在口头的事实合同关系，以上足以证明陈先明是从黄伟设立的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承接的拆除工程。综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负有返还及赔偿的义务主体是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及黄伟，而不是田崇光，一审法院判决田崇光承担义务、张庆亭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伟辩称，一、上诉人田崇光以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公司与沛县张寨镇立寺村委会签订的房屋拆除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该证据由上诉人田崇光提供给一审法院，上诉人所说该资质由黄伟提供没有依据。二、上诉人主张将该拆除工程转给了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存在本项工程的转包行为。在上诉人的第一个理由当中。本案存在两次转包没有事实依据。并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是以假设、假定的方式作出的推测，而且这种推测也违反了推理的三段论原则。其一、从黄伟举证的张庆亭的收条内容当中，可以明确地看出，2012年的6月16日，上诉人张庆亭收到了由黄伟转交的37万元拆迁费用，这一点在张庆亭于2015年5月18日在沛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当中已经明确的认可，并且这一事实也被2018苏0322民初2480号生效的民事裁定书所确认。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与上诉人张庆亭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其二，根据一审的鉴定结论，只是鉴定了该收条的1改成6这一个事实。但是对于这个改写是什么时候改写，也就是改写的时间没有进行鉴定。但是从张庆亭的询问笔录当中，也可以确认该收款条的形成是2012年的6月16日，该时间是晚于陈先明于2012年6月7日交付给黄伟37万元。因此在该时间上前后是一致的。因此也得不出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将工程转包给陈先明这一个结论。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三、上诉人认为陈先明与田崇光所签订合同系倒签，发生于2013年4月到10月份期间，显然与事实和证据相矛盾。首先陈先明提供的一审证人，以及2018苏0322民初2480号民事裁定所确认的事实当中，陈先明所举证人的工资的损失，均是从2012年6月到2013年的3月份期间，如果像上诉人所述，该合同属于倒签，那么本案就不存在陈先明所主张的从2012年6月份就发放工人工资和存在工资损失这一事实。因此该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陈先明举证证明的事实均是相矛盾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四、对于黄伟收到陈先明40万元，在一审当中已经查明，黄伟仅仅是代收了陈先明转交的残值费37万元，不存在是10万元和35万元之说，该主张是上诉人自行杜撰。在整个案件当中，也不存在案外人沛县四通拆迁有限公司。五、被上诉人黄伟在本案当中就是介绍人，而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转包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是由上诉人田崇光和张庆亭合伙成立了涉案项目的拆除工程，后该项工程由田崇光作为代表，与陈先明签订了房屋的拆除协议以及安全协议。由其另一合伙人张庆亭收到案涉的拆迁费37万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的黄伟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并且在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提交的陈先明在沛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报案登记表，以及询问笔录当中，均明确陈述该工程是经过黄伟介绍签订的案涉房屋拆除协议，上诉人上诉理由是上诉人的自行猜测和杜撰，没有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先明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陈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残值费37万元及资金利息172800元，合计572800元；2、要求被告赔偿待工损失118350元，合计69115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将诉请第一项资金利息变更为判令被告赔偿资金利息195360元（计算到2019年10月11日，要求按月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判令黄伟不诚信诉讼应赔偿5万元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6日，陈先明与田崇光签订一份房屋承包拆除协议，约定田崇光将坐落在沛县张寨镇杨村的房屋，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交于陈先明实施拆除，陈先明应交残值费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正）；陈先明在拆除施工期间应做好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在施工工地出现的一切伤、亡事故由陈先明负全部责任，田崇光概不负责；在签订本协议后，陈先明所拆除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由陈先明自行看管，出现的一切事宜均由陈先明负责；为确保按期完成房屋拆除和建筑垃圾清理工作，由田崇光统一清理；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田崇光在协议的甲方处签字，陈先明在协议的乙方处签字。同日陈先明与田崇光双方还签订安全责任状一份，约定陈先明应在拆除中必须设一名安全员张伟，一名瞭望员谢名见；对其他要求作了规定。田崇光在甲方处签字，陈先明在乙方处签字。2012年6月7日黄伟向陈先明出具收条一张，写明“今收到杨村残值肆拾万元整（400000）附合同收款人黄伟2012年6月7日。实际黄伟收到陈先明残值款为37万元。2012年6月16日张庆亭向黄伟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黄伟付给拆迁费（杨村）叁拾柒万元整（￥370000元）收款人：张庆亭2012.6.16”。依张庆亭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黄伟提供的2012年6月16日收条中的月份“6”是否是“1”篡改形成以及收条是2012年1月16日还是2012年6月16日形成进行鉴定，该中心向一审法院复函：现因本中心相关仪器设备损坏，故无法对收条是2012年1月16日形成还是2012年6月16日形成此项目进行鉴定；烦请贵院是否继续对2012年6月16日收条中的月份“6”是否是“1”篡改形成进行鉴定。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收条是2012年1月16日还是2012年6月16日形成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4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2年6月16日收条中的月份“6”是由“1”篡改形成。2012年1月16日，田崇光以淮安市兴淮拆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兴淮公司）的名义与沛县张寨镇立寺村民委员会（立寺村委会）签订房屋拆除协议，双方约定立寺村委会将坐落在杨村的房屋交由兴淮公司拆除，为确保按期完成房屋拆除和垃圾清理工作，兴淮公司应向立寺村委会缴纳安全保证金10万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5年4月28日，陈先明向沛县公安局报案称，其经黄伟介绍从田崇光处承接拆除沛县张寨镇杨村房屋工程，于2012年6月6日与田崇光签订了房屋承包拆除协议，于2012年6月7日交给黄伟40万元拆除款，约定拆除沛县张寨镇杨村25000平方米的房屋。于2013年4月拆除三家后，因故无法继续拆除。后找黄伟、田崇光退款未果。田崇光、张庆亭在沛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均认可两人系合伙关系，两人从沛县张寨镇立寺村签下来的工程以37万元转给了黄伟，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黄伟接下来该工程后把杨村小学和附近的村民住宅拆了一部分。2018年5月2日，陈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黄伟、田崇光，因陈先明起诉的田崇光与到庭应诉的田崇光非同一人。陈先明并未申请到庭诉讼的田崇光为被告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苏322民初24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先明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的首要条件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拆除人可以委托他人实施拆除，但接受委托的必须是具有拆除资格的单位。本案中陈先明通过黄伟介绍与田崇光签订房屋承包拆除协议，因双方均不具有拆除资格，故双方签订的房屋承包拆除协议，应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对方没有拆除资质但仍与对方签订合同，故双方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签订协议后，陈先明交给黄伟37万元，黄伟已交给张庆亭37万元，田崇光也认可收到该款。因陈先明拆除了600平方米房屋，一审法院酌定应扣除1万元，田崇光返还陈先明款为36万元。陈先明要求赔偿待工损失118350元（包括陈先明在内的9个人按10个月计算），该损失即使存在明显系陈先明扩大的损失，故对于陈先明要求的待工损失酌定为1万元；陈先明要求判令赔偿资金利息195360元（从交款之日暂计算到2019年10月11日，要求按月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陈先明交付款项后，进行了部分拆除，后未能拆除陈先明于2015年4月28日到沛县公安局进行报案，故陈先明要求支付的利息损失应以3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计算应为75697.5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陈先明要求黄伟因不诚信诉讼，赔偿5万元损失，该请求无法律依据，对陈先明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田崇光、张庆亭抗辩本案已超诉讼时效，陈先明于2015年4月2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到2018年3月陈先明才知不构成刑事案件，其于2018年5月进行起诉，故本案不超诉讼时效，对田崇光、张庆亭的抗辩，不予支持。由于田崇光与张庆亭系合伙关系，故对田崇光应返还的款项，张庆亭应承担连带责任。黄伟与陈先明不存在合同关系，故黄伟不应承担责任。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田崇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陈先明36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计算为75697.5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张庆亭对以上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二、田崇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陈先明待工损失10000元，张庆亭对以上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陈先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陈先明对黄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32元，由陈先明承担4621元，由田崇光、张庆亭承担7411元，鉴定费4260元，由黄伟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认为黄伟不认识田崇光，陈先明也不认识田崇光，从而认为黄伟不可能从中介绍田崇光、陈先明二人签订房屋承包拆除协议。但是张庆亭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认可其与黄伟是朋友，田崇光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也认可，其与张庆亭是合伙人，是张庆亭让其到张庆亭的办公室与陈先明签订的合同，对于合同签订过程，田崇光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陈先明、张庆亭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定陈先明通过黄伟介绍与田崇光签订涉案拆除协议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认为虽然田崇光、陈先明二人签订了书面的拆除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没有履行。但是田崇光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认可陈先明确实拆除了部分房屋。张庆亭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认可陈先明“也到杨村拆了好几次房屋”，二上诉人关于涉案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履行的主张，与二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二上诉人主张黄伟收陈先明40万元，不论其中5万元是保证金，还是中介费、好处费，该40万元中所含的残值费都是35万元，而黄伟支付给张庆亭的残值费是37万元，二者的数额不一致，并不是同一笔款。但是田崇光一审庭审也陈述，该40万元除张伟的3万元未交付外，其余的款陈先明出资15万元、谢氏兄弟出资22万元，共计37万元，该数额与黄伟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张庆亭出具收条中载明的数额一致。结合在案证据与各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田崇光系房屋承包拆除协议的相对人并无不当，张庆亭与田崇光作为合伙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二上诉人关于其无返还陈先明残值费、赔偿损失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田崇光、张庆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85元，由上诉人张庆亭、田崇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陈 禹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