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6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玉彬，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飞，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梅，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成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白果村6组80号1栋1-2楼1号。 法定代表人：陈兆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义，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四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白果村6组38号。 法定代表人：陈明昌，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义，男，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帅林，男，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上诉人聂玉彬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成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博公司）、成都四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杜帅林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玉彬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2.改判四通公司、成博公司、杜帅林支付聂玉彬工程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由四通公司、成博公司、杜帅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明的情形，对发包人四通公司未尽事实查明义务，未判决四通公司承担相应的工程款支付义务。1.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发包人四通公司和承包人成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4765万元，未再继续查明双方工程款结算及实际支付事实，导致聂玉彬工程款无法收回；2.根据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3.聂玉彬已提供证据证明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在该项目实施中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施工人利益，逃避工程款支付义务。一审法院查明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案涉工程合同总价为4765万元，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审定金额3245万元，差价1500万元。严重违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及结算价款的客观规律，该结算审定金额的真实性使人产生高度怀疑，反向证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施工人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的事实。四通公司为成博公司提供担保，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在人员和财务上事实上关联，证明双方具有恶意串通的便利实施条件。因此应当查明工程款依据合同履行结算的实际金额及工程款支付的事实，以保障聂玉彬的劳动成果。二、成博公司应在获利范围内对聂玉彬承担付款责任。1.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成博公司与杜帅林签署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为违法转包无效。成博公司在一审庭审笔录中自认与杜帅林未进行结算，在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192民初4090号民事判决书中成博公司陈述向杜帅林支付完全部款项总计27423059.6元,成博公司也未向杜帅林支付完毕工程款；2.一审法院认定成博公司与杜帅林合同整体无效，杜帅林与聂玉彬合同整体无效，聂玉彬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按照约定将工程完成并合格，因此聂玉彬所完成的工程受益人为成博公司，成博公司应当在受益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查明成博公司未向杜帅林支付完毕工程款，在违法转包人杜帅林实际长期消失的情形下，成博公司应在获取工程款利益范围内对聂玉彬作为实际施工人提供工程成果承担责任；3.即使成博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向杜帅林己支付2742万元，成博公司还应当在324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未认定成博公司与杜帅林之间的关系。成博公司与杜帅林之间虽然签署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合同条款中约定杜帅林的款项为整个工程结算款下浮5.5%。聂玉彬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建筑工程的综合税率为3%，成博公司未对工程施工也未管理工程，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成博公司收取工程总价款的2.5%究竟是介绍费还是挂靠费，一审中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四通公司与杜帅林之间存在关系，那么聂玉彬认为成博公司收取2.5%的工程总价款只能说明是收取的挂靠费。四、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起算点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本案工程款结算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聂玉彬认为结算之日即为应付之日，利息应自2016年12月9日开始计算，一审对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认定错误。另，成博公司与杜帅林在合同中约定未提供相应发票扣减工程款10%的约定无效。 成博公司辩称，一、成博公司与聂玉彬之间未签订合同，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聂玉彬无权向其主张权利。二、本案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即使按聂玉彬的主张将其认定为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也应为建设工程业主，不是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等中间环节的相对发包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要求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支付责任的不予支持。成博公司认为聂玉彬无权要求其支付工程款。三、成博公司已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向杜帅林支付完工程款，支付金额为27747200元，非聂玉彬所述2742万元。关于聂玉彬提到的审计金额与合同金额存在差异问题，成博公司在一审中进行了解释，该工程合同既包括最初的施工合同，也包括后期的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已明确将工程的范围进行了调整，且审计结果并非是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的单方审计结果，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参与。 四通公司辩称，四通公司与聂玉彬未签订合同，四通公司已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成博公司。 杜帅林未出庭作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聂玉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帅林、成博公司、四通公司连带支付聂玉彬工程款12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自2016年12月9日起以1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6%计算至本息支付完毕时止）；2.案件诉讼费由杜帅林、成博公司、四通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1月4日，四通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成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成博公司承包四通公司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相关设计图纸内的土建、安装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合同中，双方约定工期为400日历天，合同总价为47650000元。此外，双方在合同中就材料和工程设备供应、工程变更、工程款支付事项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对工程质量保修、工程变更等事宜，双方以附件《工程质量保修书》《工程变更管理办法》的形式进行了约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第1.2.2条载明的承包人及成博公司指定项目经理为白伟。 2015年6月17日，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就案涉工程基础工程、制定合同直接分包内容、施工工期等再次进行了约定。杜帅林作为乙方单位即成博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捺印。 2015年6月24日，成博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杜帅林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双方约定工程名称为四通大厦项目。承包范围为以建设单位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为准；承包方式为包人工、包机械、包材料、包制作包安装等。结算价格为以建设单位与成博公司最终结算审定金额下浮5.5%为准。此外，双方在合同中就合同价款支付、工期、质量及验收等进行了约定。 2015年8月17日，聂玉彬作为承包人与作为发包人的四川成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通大厦项目部签订《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约定聂玉彬承包四通大厦模板分项工程的劳务部分。承包方式为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合同书中，双方对承包内容、质量标准、工程造价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书未加盖成博公司印章，杜帅林作为甲方代表签字。 2016年12月8日，杜帅林向聂玉彬出具《成博建司华阳四通大厦项目支模工聂玉彬组结算清单》，载明：同意结算价370万元。杜帅林在该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签订主体为谁及是否有效；2.杜帅林是否应当支付聂玉彬工程款及利息。如应支付，具体金额为多少；3.成博公司、四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做如下评述： 关于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签订主体及效力的问题。本案中，聂玉彬主张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相对方为成博公司，其主要理由一是该合同书在甲方（发包人）处载明的为四川成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通大厦项目部；二是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杜帅林作为成博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首先，该合同书甲方（发包人）载明的为案涉项目的项目部，并非成博公司。成博公司也未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印章。因此，仅凭合同书载有“四川成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通大厦项目部”的内容，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认定该合同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为成博公司。其次，成博公司陈述案涉《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杜帅林作为委托代理人的签名系事后私自添加。但即便成博公司陈述不属实，杜帅林在《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也仅代表杜帅林具有成博公司授权签订该补充协议的权限，而不能当然认定杜帅林具有代成博公司签订其他合同等从事民事行为的权限。再次，聂玉彬当庭陈述该《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系在签订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之后从杜帅林司机刘波处获取。也即，在签订《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之时，聂玉彬并不知晓杜帅林所谓的成博公司委托代理身份。而合同签订系合同签订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的过程，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聂玉彬就案涉合同承包事宜与成博公司存在合意事实的情况下，结合聂玉彬与杜帅林结算、杜帅林向其付款等事实，与聂玉彬签订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的相对方只能认定为杜帅林。也即，该合同书若有效，所约束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为杜帅林；若无效，也应由作为合同签订主体的杜帅林承担相应责任。 就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效力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本案中，成博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杜帅林，其与杜帅林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杜帅林从成博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再将木工部分分包给聂玉彬，双方签订的《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也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关于杜帅林是否应当支付聂玉彬工程款及利息的问题。本案中，杜帅林与聂玉彬签订的《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虽属无效合同。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聂玉彬为证明其主张，已向人民法院提交《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成博建司华阳四通大厦项目支模工聂玉彬组结算清单》等证据，证人邹某、冯某也证实聂玉彬为争议项目实际施工人及共同结算的事实。能够印证聂玉彬与杜帅林就工程总量核定为3723800元，最终结算为3700000元的事实。而四通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成博公司全部款项的陈述，能够印证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因此，杜帅林应当按照结算款项支付聂玉彬工程款。现聂玉彬主张杜帅林已经支付2500000元工程款，尚欠1200000元。杜帅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已付款项具体金额，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杜帅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认定杜帅林应当支付聂玉彬工程款1200000元。 就杜帅林是否应当支付聂玉彬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杜帅林应当支付聂玉彬工程款1200000元。双方虽于2016年12月8日进行了结算。但聂玉彬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支付相关款项存在约定。且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因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对于合同无效的结果，聂玉彬也具有过错。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酌定杜帅林以应付工程款项即12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聂玉彬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6日起至相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关于成博公司是否应当对杜帅林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如上所述，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系聂玉彬与杜帅林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由合同相对方杜帅林承担。一审庭审中，聂玉彬主张杜帅林与成博公司系挂靠关系。一方面，聂玉彬该主张反映其认为系杜帅林借成博公司名义对外从事工程转包，与聂玉彬关于杜帅林系成博公司代理人，杜帅林系代成博公司签订《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的主张相矛盾；另一方面，聂玉彬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依据仅为杜帅林与成博公司签订的相关转包合同结算条款的推定，而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聂玉彬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四通公司是否应当对杜帅林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聂玉彬主张四通公司明知杜帅林与成博公司为挂靠关系，且存在付款不规范的情况，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聂玉彬要求四通公司对杜帅林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杜帅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聂玉彬支付工程款1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1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6日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上述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聂玉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64元，由杜帅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聂玉彬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案涉250万元工程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聂玉彬为实际施工人，已收取250万元工程款；二、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的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拟证明双方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审定金额与一审查明的合同总价款相差1500万元，严重违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及结算价款的客观规律，真实性令人高度怀疑，反向证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施工人的利益；三、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股东及高管高度关联的证据：裁判文书1份、各关联公司工商登记信息6份，拟证明四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陈明昌与成博公司股东、前任法定代表人郭晶晶为夫妻关系，双方在人员和财物上存在事实关联，在项目实施中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施工人利益，逃避工程款支付义务；四、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关联担保的相关证据：裁判文书1份，拟证明四通公司为成博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双方具有恶意串通的便利条件和实施可能。 成博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非诉讼中产生的新证据，不应采纳，且该证据仅能证明杜帅林向聂玉彬支付了该款项，不能证明仅支付了该款项；证据二系成博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该证据除成博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签字签章，还有第三方审计单位四川得为咨询有限公司的审核意见，审定金额与合同金额之所以存在差异，一是因为合同本身进行了约定，二是补充协议对施工范围进行了调整；证据三不属于诉讼中产生的新证据，不应采纳，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相关公司之间的业务行为均是公司层面的交易行为，与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无直接关系；证据四不属于诉讼中产生的新证据，不应采纳，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四通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与四通公司无关；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无法核实。 对聂玉彬提交的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后文予以评述和认定。 本院查明，一审庭审中，聂玉彬陈述其是在签订《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后，从杜帅林司机处获取案涉《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二审中，聂玉彬陈述其合同相对方为杜帅林，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均陈述双方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 二审另查明，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第三章施工合同专项条款约定“1.1本工程合同暂定总价为：以最终结算为准万元”。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成博公司与四通公司是否应向聂玉彬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二、未付工程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如何确定。本院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虽首部载明甲方（发包人）为“成博公司四通大厦项目部”，但该合同中仅有杜帅林签字，并无成博公司签章。即便杜帅林作为成博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也不当然代表杜帅林一定有权代表成博公司签订其他合同、从事其他的民事行为。且，聂玉彬陈述其是在签订案涉合同后才从杜帅林司机处获取《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客观上杜帅林与聂玉彬签约时不具有代理权表象，聂玉彬也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结合二审中聂玉彬明确认可其合同相对方为杜帅林的陈述。故，本院认定与聂玉彬签订《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的相对方为杜帅林，成博公司没有向聂玉彬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 其次，聂玉彬主张成博公司与杜帅林之间签署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并认为成博公司收取了杜帅林2.5%工程造价款的挂靠费，应在获利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杜帅林与成博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即使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法律也没有规定此情形下成博公司应当向杜帅林的合同相对人聂玉彬承担支付责任，聂玉彬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聂玉彬作为实际施工人，依法有权主张发包人四通公司在欠付承包人成博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向聂玉彬承担责任。但本案中，成博公司明确认可其与四通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则四通公司作为案涉工程发包人，无需向聂玉彬承担责任。聂玉彬虽主张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但其提供的四通公司为成博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双方公司高层人员有关联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在案涉工程款结算有恶意串通的事实。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金额虽与四通公司与成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价款不一致，但因案涉工程并未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依据《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要以最终结算为准，故不能因此认定双方结算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聂玉彬主张四通公司在欠付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木工班组劳务合同书》因聂玉彬无施工资质而属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之规定；聂玉彬主张利息自结算之日开始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聂玉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杜帅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聂玉彬支付工程款1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12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聂玉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664元，由杜帅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328元，由聂玉彬负担14903元，杜帅林负担24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夏 伟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方祺 书 记 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