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申36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蔡中义，男，196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熙，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伟，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均才，男，195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何钊，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仕云，男，196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 再审申请人蔡中义因与被申请人刘均才、何钊、史仕云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中义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仅凭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3民终419号民事判决，就认定《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结算单》（以下简称远达工程结算单）表明蔡中义与史仕云已办理完结算，并据此判决蔡中义应返还刘均才挖掘机，认定事实依据不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再审情形。（一）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3民终419号民事判决虽认定远达工程结算单有效，但蔡中义已就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审查。因此，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3民终419号案件再审审查结果未作出前，二审法院不应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2011年1月7日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是何钊受胁迫所签订的，应属无效，不应作为定案依据。1.远达工程结算单的结算主体不当，该工程结算并非2009年12月18日蔡中义、何钊、史仕云、刘均才签订《担保协议》所指的结算。《担保协议》所指收回工程款是与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完成结算，并从大通公司收回工程款。从2009年9月8日史仕云向大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亦能够证明蔡中义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与大通公司进行结算。因此，蔡中义就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项目的结算是与大通公司进行结算，《担保协议》所指的收回工程款也是指与大通公司完成结算并收回工程款。2.2011年1月7日，史仕云与何钊、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没有得到大通公司的认可，蔡中义就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项目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与大通公司完成结算，没有收回工程款。2011年9月23日大通公司给蔡中义的《工程结算催告书》载明：“我司于2011年8月15日收到你委托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律师催告函……现我司限你于2011年10月8日内，到我司对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市政道路工程进行结算……”，由此可知，在史仕云与何钊、刘均才签订远达工程结算单后，大通公司还在与蔡中义进行结算往来，说明大通公司不认可史仕云与何钊、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3.何钊无权代表蔡中义签订工程结算书，更无权代表蔡中义对《担保协议》的终止进行签字确认。2009年11月，蔡中义因有事外出不能前往现场处理工程事务，而给何钊出具《委托书》，何钊在时隔1年后无权代表蔡中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特别是蔡中义从未授权何钊代表其终止《担保协议》。4.远达工程结算单的内容存在虚假，何钊受胁迫签订该结算单。该结算单的内容存在虚假，其中少算、漏算工程价款1560573.77元，虚增工程机械费20余万元，未抵扣蔡中义向大通公司交纳款项10.2万元，以上合计大通公司应支付工程款1862573.77元。另外，大通公司收取的投标保证金10万元应退还蔡中义。因此，远达工程结算单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是何钊受胁迫所签，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即使不考虑何钊被胁迫的主张是否成立，根据远达工程结算单载明的内容，工程款共计2240053.23元，已支付2015928.66元，蔡中义仍有23万余元工程款未收到，刘均才的担保责任仍应继续。一、二审法院将结算单备注的30万元款项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明显与结算单的内容不符。如果按一、二审法院该理解，则工程款为2240053.23元，但其机械费、管理费高达61万余元，明显不符合常理。6.远达工程结算单中有刘均才的签字也违反常理。刘均才与大通公司、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项目无任何关系，但该结算单特别注明“工程结算完毕，原签订的《担保协议》终止”，由此可见，刘均才、史仕云胁迫何钊签订该结算单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终止《担保协议》，但结算的内容不真实，结算主体也不符合《担保协议》的约定，蔡中义就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项目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与大通公司完成结算，更没有收回工程款，因此，该份结算单不能作为终止《担保协议》的依据。二、原判决认定的损失金额，缺乏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直接认定刘均才挖掘机损失60万元、而保管费仅为2万元。该金额的认定既没有给出相应的市场参考值，也没有说明其认定的参照和理由以及计算的方式。即便刘均才的挖掘机在自己手里，在2014年至今建筑行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其挖掘机能租赁出去并取得如此高的收益。因此，原判决认定赔偿金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刘均才提交意见称，一、2011年1月7日，史仕云与蔡中义的委托代理人何钊签署了远达工程结算单，明确蔡中义多领取了史仕云7万余元，因此，蔡中义已没有任何投资款可收回。同时，该结算单还明确载明，工程款结算完毕，原签订的《担保协议》终止。既然蔡中义没有任何投资款可收取，刘均才自然就没有任何担保义务。蔡中义申请再审称，该结算单是史仕云胁迫何钊签订的，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然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由蔡中义赔偿刘均才占用挖掘机期间的损失60万元，合理合法。刘均才的挖掘机于2008年购买，购买价格为108万元，当时出租给史仕云及何钊使用的租金是32000元/月，年租金36万元以上。2009年11月被蔡中义扣留，至一审判决时已长达七年之久，其损失远远大于60万元。况且，在一、二审期间，蔡中义明确称将挖掘机停放在成都市的停车场，且每月支付停车费，但二审判决生效后，刘均才申请执行时，蔡中义又称刘均才的挖掘机已抵押给第三人，并未停放在停车场，这完全证明蔡中义的目的是将诉讼时间拖长，将刘均才的挖掘机用于经营，谋取不当利益。综上，请求驳回蔡中义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2011年1月7日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是否应当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的问题。首先，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3民终419号民事判决，认定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有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当然具有证明力。其次，案涉远达工程结算单虽由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但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大通公司与史仕云签订《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约定大通公司将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分包给史仕云。2009年8月24日史仕云又与蔡中义签订《工程分包协议》，约定史仕云将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转包给蔡中义。蔡中义于2009年11月2日向何钊出具《委托书》，载明：“我蔡中义就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与史仕云之间的分包协议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及争议，因我本人有事外出，不能前来处理，现全权委托何钊前来处理该工程的所有事务（包括工程结算和工程款的收、支及业主之间的洽谈），就本工程何钊所产生的一切合法言行我予以认可，无任何异议。”诉讼中，蔡中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解除了何钊的委托，因此，基于该《委托书》，何钊有权代表蔡中义与史仕云就“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办理结算事宜。虽然蔡中义、何钊均称何钊是受胁迫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因蔡中义系与史仕云建立的合同关系，并非与大通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史仕云根据其与蔡中义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进行结算并无不当。因此，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予以采信。再次，根据远达工程结算单载明的内容，蔡中义的工程总产值为2240053.23元，史仕云已支付工程款为2015928.66元，史仕云机械费、柴油款及管理费300000元，并注明：工程结算已完毕，原签订的《担保协议》终止。结合2009年8月24日蔡中义与史仕云签订《工程分包协议》的约定，史仕云将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及远达尚城周边市政道路工程转包给蔡中义，按工程最终审计结算价的7%向蔡中义提取相关费用。因此，上述结算单中“史仕云机械费、柴油款及管理费300000元”应属双方确认的蔡中义应向史仕云支付的相关费用。综上，一、二审法院根据该结算单认定蔡中义已收回投资款，刘均才的担保义务终止，蔡中义应当向刘均才返还质押的日立ZX240LC挖掘机，采信证据恰当，认定事实清楚。 二、关于原判决确定的挖掘机损失60万元、保管费2万元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首先，根据刘均才、何钊、史仕云、蔡中义签订《担保协议》的约定，刘均才以日立ZX240LC挖掘机担保蔡中义宜宾机电汽配钢材城道路工程款的结算和资金到位，担保期限至蔡中义投资款收回为止。根据2011年1月7日何钊与史仕云、刘均才签订的远达工程结算单，能够证明蔡中义投资款已收回。刘均才的担保义务终止后，蔡中义应当将刘均才用于质押担保的日立ZX240LC挖掘机予以返还。因蔡中义未返还刘均才挖掘机，导致刘均才因挖掘机被长期占用遭受相应损失。对于损失问题，挖掘机属于工程施工机械，使用寿命有限，从2011年1月7日起，至二审判决时止，刘均才的挖掘机被占用时间长达七年，在此期间刘均才不能利用挖掘机从事经营活动，且因长期扣押也导致挖掘机价值贬损严重，因此，一、二审法院综合挖掘机的使用寿命、需要维修保养以及挖掘机租赁市场价格等因素，酌情判定蔡中义赔偿刘均才挖掘机的占用损失60万元，并无不当。其次，因蔡中义对刘均才所有的日立ZX240LC挖掘机的质权存续期间为2009年12月18日至2011年1月7日，刘均才应向蔡中义支付该期间因保管质押物而发生的必要费用，一、二审法院结合蔡中义主张的管理费标准及本地停车场地租赁市场价格等因素，酌情判定该期间的保管费为2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蔡中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中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周述蓉 审判员  何 杉 审判员  朱文京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向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