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4行终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付合，男，196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名县。 委托代理人陈德法，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名县公安局，住所地大名县大名镇北京路。 法定代表人齐爱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自娟。 委托代理人张治伟。 原审第三人秦永奎，男，198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名县。 上诉人刘付合与被上诉人大名县公安局，原审第三人秦永奎治安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5行初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30日，原告的孙子刘彦伯与第三人的侄子于世彪发生矛盾，引起打架。同日晚上，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各自均有亲属几人，因双方孩子打架医疗费问题，在大名县中医院内发生争执，引起打架。在打架过程中，于景欢伙同他人将原告及刘洪建打伤，经鉴定，原告及刘洪建二人均为轻微伤。2019年7月3日，大名县公安局作出大公（西）行罚决字（2019）0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秦永奎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捌佰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方与第三人方发生打架，是由于此前双方的孩子之间发生争执、打架而引起的。被告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均能证明这一基本事实。第三人打伤原告并非是无事生非，客观方面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故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要求撤销被告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重新定性处理此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所作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无不当之处，应予支持。鉴于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付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付合负担。 上诉人刘付合上诉称，1、请求撤销大名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5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2、请求查明本案全部事实,认定本案涉嫌寻衅滋事刑事犯罪,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对第三人参与殴打上诉人等人致四人轻微伤的行为重新立案处理;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客观方面不符合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的认定是对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的曲解。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第三人打伤原告并非是无事生非,客观方面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故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要求撤销被告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重新定性处理此案的请求,本案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既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又是对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的曲解。第三人等人辩称于世彪因走不成路了来大名县中医院看病,病历上显示的所谓“伤筋病、制止血瘀证、胸部软组织损伤”纯属虚构病情。对于于世彪的病情,大名县中医院的病历上显示的病情诊断与大名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及警情通报上对于世彪病情的陈述根本不一致。大名县中医院住院病历上显示于世彪病情为“伤筋病、气滞血瘀证、胸部软组织损伤”,而大名县公安局纪检副书记裴云华、经文保副大队长苏忠义与上诉人儿子刘洪超在公安局的对话录音中告知上诉人儿子刘洪超“于世彪是因为心脏积液住院,病情与孩子的肢体冲突无关;刘洪建在第一次肢体冲突中并未还手,是第二次被于景旺、于景欢和秦永奎殴打时才还手的;刘洪建和张萃萃在第一次被打时,双方家长尚未对住院费问题进行过讨论。”为核实于世彪因何病住院治疗,2020年6月1日,上诉人代理律师拿着于世彪的病历找到大名县中医院外科住院部主任,要求该主任出示一下于世彪“胸部软组织损伤”、“伤筋病”“气滞血瘀证”的相关凭证。该主任告诉代理律师说,病历上于世彪“胸部软组织损伤”仅是医生凭眼睛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伤筋病”“气滞血瘀证”是医生综合病情得出结论,也没有任何证据。而对于于世彪病历上显示入院时于世彪有呕吐病症的原因时,该主任避而不答。针对上诉人代理律师提出的“伤筋病”发生原因时,该主任告知上诉人代理律师,“伤筋病”可以有多种原因引发。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认定,于世彪是因为心脏积液引发呕吐住院治疗,并非因“胸部软组织损伤”、“伤筋病”“气滞血瘀证”住院治疗。此客观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于世彪亲属错把于世彪因心脏积液引发的身体不适病症,主观臆断成被刘彦伯殴打所致,并无事生非、蔑视法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无理强迫上诉人亲属支付于世彪因“心脏积液”引发呕吐、身体不适住院所发生的费用。对于上诉人亲属提出的不同意见,第三人伙同多名亲属,前后数次结伙殴打上诉人及其他亲属,导致上诉人等4人轻微伤。在司法实践中,医院系“公众场所”应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情节恶劣”是指“随意殴打他人手段残忍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造成被殴打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等情形”均属于“情节恶劣”。由被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的大名县中医院急诊大厅监控视频清楚的反映了第三人伙同多名亲属,对上诉人及年幼的孙子、儿媳张萃萃等人殴打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令上诉人不能接受的是,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并未依法全面、客观搜集第三人等人先后3次殴打上诉人及亲属的视频证据。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一次结伙殴打上诉人及亲属的视频,对其他两次结伙殴打上诉人及亲属的视频不知何因拒不搜集或搜集后拒不提交。上诉人认为,第三人结伙多人多次随意殴打上诉人及亲属,至4人轻微伤的后果,第三人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情节恶劣”之情形,其行为不但符合《刑法》第293条第一项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第四项在公众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之规定,符合《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人结伙殴打上诉人等多人,导致上诉人等四人轻微伤,已经达到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致二人轻微伤的条件,理应依法以寻衅滋事罪追究第三人等人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通知》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的监控视频已经证实,第三人仅凭怀疑就主观臆断出于世彪呕吐、身体不适系上诉人孙子刘彦伯殴打所致,并持医院输液架对上诉人亲属实施殴打,其行为完全超出了《治安处罚法》规定的寻衅滋事治安处罚的程度,已经涉嫌寻衅滋事刑事犯罪,理应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立案追诉。但上诉人不知被上诉人如何主观臆断出第三人等多名亲属并非无事生非,在医院这一特殊“公共场所”,持械殴打上诉人及未成年的孙子等人,其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但被上诉人却将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本案案件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撤销,判令被上诉人重新立案处理。 被上诉人大名县公安局辩称，本案案件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经过调查，有双方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据均证实上诉人方与第三人方打架的起因及具体过程。上诉人方与第三人方发生打架,是由于此前双方孩子发生打架住院医疗费纠纷引起的,第三人方并非是无事生非,将本案定性为治安殴打他人定性准确，对第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裁量适当。 原审第三人秦永奎述称，大名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定性准确，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维持。对于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认定本案涉嫌寻衅滋事刑事犯罪,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大名县公安局)对答辩人参与殴打上诉人等人致四人轻微伤的行为重新立案处理的诉求,不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审理的范围,该超诉求更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应予依法驳回该诉求。该案详细经过已在一审中明确事实,事情发生后,大名县公安局依据法定程序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并依法出具了大名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和上诉人之间系因医疗费纠纷发生争吵、打架,并对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第三人作出了拘留的处罚。第三人已经接受并履行了处罚内容,对处罚内容无异议。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系事出有因,并非第三人等无事生非,对于孩子之间的纠纷,系上诉人及其家属胡搅蛮缠并拒绝承担医疗费等责任而引发的,上诉人等人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其在诉求中避重就轻,对第三人已构成诬告,对于上诉人想追究第三人等人寻衅滋事罪的法条运用,实属牵强,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该案的发生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第三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处罚范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方与第三人方发生打架，是由于此前双方的孩子之间发生争执、打架而引起的，被上诉人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均能证明这一基本事实。第三人打伤上诉人并非是无事生非，客观方面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付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良 审判员  杨伟娟 审判员  田熠中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赵佑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