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74民终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唐守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天江，男，196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新，上海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肖天江，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盾，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鑫杰，男，199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赵鑫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乐，男，196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庞，女，196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普深圳公司)、肖天江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昱公司)、赵盾、赵鑫杰、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9民初6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创普深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创普深圳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创普深圳公司在涉案保理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义务，善意无过失，涉案保理合同真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就案涉虚构应收账款骗取保理款，经创普深圳公司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肖天江及吴乐均不同意创普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名为保理实为借款且借款法律关系无效正确。肖天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中要求肖天江承担责任的判决，改判肖天江承担清偿责任的本金及利息计算基数中扣减人民币1,236,116.36元(以下币种同)，且肖天江仅对鑫昱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五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鑫昱公司的几笔还款未予认定导致本金金额认定错误；创普深圳公司明知本案无真实的应收账款，肖天江也未对本案保理合同提供担保，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以及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针对肖天江的上诉，创普深圳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就诉争几笔款项非本案还款及肖天江为涉案融资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的认定正确，要求二审法院驳回肖天江的上诉请求。吴乐同意肖天江的上诉请求及事由与理由。鑫昱公司、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赵庞二审中均未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7日，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保理合同》，约定鑫昱公司(甲方)向创普深圳公司(乙方)申请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乙方为甲方核定的保理融资最高额度为500万元，额度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该额度为循环额度即甲方可在额度限额及有效期内循环续做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甲方应将以赊销方式向特定买方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乙方，除非本合同终止，即使乙方停止向甲方提供保理融资，如乙方仍有保理融资本金、融资利息、发票处理费、应收账款评估费等任何款项未获偿付，甲方仍应向乙方履行应收账款的转让义务。对于应收账款事项由乙方在中国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甲方承诺无条件予以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应乙方要求，与乙方签订相关登记合同等)；《保理合同》的保理类型为隐蔽型有追索权保理，即指应收账款转让时，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暂不通知买方，但乙方保留在一定条件下通知或要求甲方通知买方或受甲方委托通知买方的权利；但无论对于何种的追索权保理，甲方均需向乙方提交如下单据、文件：(1)交易合同；(2)经核实的发票(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发票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类型发票或乙方认可的其他发票形式)；(3)货运证明、质检证明或其他证明交易合同已履行的文件证明，如提货单据副本等；(4)乙方要求的其他单据、文件；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有权立即宣布所涉应收账款为不合格应收账款，且乙方有权向甲方反转让该应收账款，要求甲方对该应收账款无条件回购：……2.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买方提出异议，或买方因任何原因不付款等)，在已转让的应收账款到期日，乙方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乙方均有权要求甲方对应收账款进行回购，甲方承诺放弃一切抗辩，无条件履行其回购义务……；当乙方要求甲方进行回购时，甲方有义务立即清偿乙方未受偿的保理融资本金、融资利息、逾期利息、发票处理费、应收账款评估费及其他乙方有权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实际发生的追索费用等)，在甲方未能足额支付上述款项或未完全履行回购义务前，乙方仍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享有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在甲方完全履行回购义务后，乙方将相应应收账款转回给甲方。同日，鑫昱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及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载明内容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保理合同》，本人/公司现申请向贵司转让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所列的应收账款，并附上相关商务合同、商业发票等单据……；《应收账款转让清单》载明应收账款付款人及商务合同/订单名称分别为陕西好掌柜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掌柜餐饮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西安师苑后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师苑后勤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西安市高新区魏婆婆餐厅(以下简称魏婆婆餐厅)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西安军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海餐饮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宁公司)的《运输合同》、陕西泰华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物流公司)的《运输服务协议》。2017年9月1日，鑫宜公司、赵鑫杰、赵盾、肖天江分别与创普深圳公司签署了编号为BZ-SZ-XY-XXXXXXXXXXX、BZ-SZ-XY-XXXXXXXXXXX、BZ-SZ-XY-XXXXXXXXXXX、BZ-S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12月9日，吴乐、赵庞分别与创普深圳公司签署了编号为BZ-SZ-XY-XXXXXXXXXXX、BZ-S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创普深圳公司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与鑫昱公司签署的全部主合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项下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主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500万元为限；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风险保证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式三份，其中债权人执2份，保证人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7年11月17日，鑫昱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额度向创普深圳公司出具《保理融资支用单》用于申请融资款项，融资金额为840,000元。《保理融资支用单》载明保理手续费率为3%，按每期保理融资金额的固定比例支付，支付方式为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收；融资期限为3个月，自2017年11月17日起算；保理融资的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鑫昱公司要求将融资款发放至赵鑫杰在招行上海金沙江路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创普深圳公司在扣除保理手续费后，按约将814,800元支付至赵鑫杰的上述账户。2017年12月26日，鑫昱公司向创普深圳公司出具《保理融资支用单》，申请融资金额为500,000元，保理手续费率为3.1%，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自乙方发放每笔保理融资款之日起以每1个自然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按期次分摊，最后一期利随本金，融资期限为3个月，自2017年12月26日起算，创普深圳公司按约将500,000元支付至赵鑫杰的上述账户。2018年1月9日，鑫昱公司向创普深圳公司出具《保理融资支用单》，申请融资金额为470,000元，保理手续费率为3.1%，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自乙方发放每笔保理融资款之日起以每1个自然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按期次分摊，最后一期利随本金，融资期限为3个月，自2018年1月9日起算，创普深圳公司按约将470,000元支付至赵鑫杰的上述账户。后，赵鑫杰就上述融资款项向创普深圳公司进行了归还，具体归还明细为：2017年12月19日为280,224元，2018年1月23日为281,344元，2018年3月2日为60,000元，2017年12月13日，肖天江向创普深圳公司账户转入50,000元，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就上述各笔还款均无异议。另，创普深圳公司自认鑫昱公司曾于2018年3月9日还款30,000元，于2018年3月20日还款10,000元。当事人有争议的钱款明细如下：1.2017年11月21日，赵鑫杰转入创普深圳公司账户433,449.72元，鑫昱公司认为系其向创普深圳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还款，而创普深圳公司则认为系赵鑫杰代苏州世德堂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德堂公司)向创普深圳公司还款；2.2017年12月1日，赵鑫杰转入创普深圳公司关联公司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普上海公司)员工卢晶晶账户25,000元(同日，卢晶晶曾向鑫昱公司账户转入25,000元)，认为系其向创普深圳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还款，创普深圳公司则认为系赵鑫杰向卢晶晶个人偿还借款；3.2018年3月6日，赵鑫杰转入创普深圳公司关联公司创普上海公司员工卢晶晶账户450,000元，随后卢晶晶转入创普深圳公司账户50,000元，鑫昱公司认为系其向创普深圳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还款，创普深圳公司则认为卢晶晶仅转了50,000元至创普深圳公司，其余400,000元系赵鑫杰与卢晶晶间的个人借款；4.2017年8月15日，鑫宜公司转入创普深圳公司账户402,666.64元，鑫昱公司认为系其向创普深圳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还款，创普深圳公司则认为系鑫宜公司受让世德堂公司股份后代世德堂公司的还款。鉴于鑫昱公司与创普深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账务往来较为繁杂，来往钱款涉及本案、(2018)沪0109民初6834号、(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件，鑫昱公司表示对其还款要确保得以抵扣，至于具体在哪一个案件中抵扣则由法院决定，对此并无异议。原审另查明，1.鑫昱公司与泰华物流公司间的《运输服务协议》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且合同的有效期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与沪宁公司的《运输合同》并无具体签订日期；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并未载明配送费的具体结算标准；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均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与创普深圳公司签订过意向合同。但后续未签订正式合同，更未实际履行，亦无债权债务关系。2.2017年8月8日，鑫宜公司与案外人苏州和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苏州和暄企业)、苏州和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苏州和昶企业)签订《苏州世德堂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方一(称“甲方”)为苏州和暄企业、股份转让方二(称“乙方”)为苏州和昶企业，股份受让方(称“丙方”)为鑫宜公司，受让目标公司为世德堂公司，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440万股股份(转让价款为6,300万元)，乙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60万股股份(转让价款为700万元)，合计转让目标公司1,600万股股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鑫宜公司于2017年12月底前支付甲方2,000万元、支付乙方200万元；2018年3月底前支付甲方2,000万元、支付乙方200万元；2018年6月底前付清余额。3.原审法院至江苏省苏州市就鑫宜公司收购世德堂公司一事向世德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慷进行调查，周锦慷确认《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且认为世德堂公司曾与创普深圳公司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融资，鑫宜公司既然收购了世德堂公司，世德堂公司的对外债务应由鑫宜公司负责偿还。4.世德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慷使用名为“山风世德堂周锦慷”的微信与创普深圳公司关联公司业务员卢晶晶的微信聊天内容如下：周锦慷说“赵说，放200，扣100同意。然后APP归APP”，卢晶晶于2017年9月26日与周锦慷微信聊天时说“以微信形式发我一下”、“加一句！剩余出账金额下个月还清”，周锦慷说“这句别写了哇，到时又要一阵反复。我在盯着，下个月可能自己处理了”，卢晶晶说“批复就是这样的”；鑫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鑫杰系赵盾之子，赵盾认可其系鑫昱公司及鑫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悟赵明义”系赵盾微信名且系其本人使用，其与创普深圳公司关联公司业务员卢晶晶于2017年9月26日微信聊天时说道“同意提款100万元，另100万元用于世德堂还款，剩余出账金额下月还清”。5.原审法院提审赵盾，赵盾表示鑫宜公司收购世德堂公司时，创普深圳公司表示可为鑫昱公司提供融资，亦表示世德堂公司欠创普深圳公司款项200万左右，但鑫昱公司必须先偿还41万元左右，创普深圳公司才给鑫昱公司审批融资额度。但无论系与创普深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签订《保理合同》，还系通过信托公司放款后进行债权转让，创普深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必须要求其本人及作为鑫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天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否则创普深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予放款；吴乐、赵庞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所以为2017年12月9日，系因创普深圳公司认为鑫昱公司尚有欠款逾期未还，要求追加保证人。庭审中，肖天江对创普深圳公司提交的涉及其本人在三案中的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BZXYXXXXXXXXXXX、BZ-SZ-XY-XXXXXXXXXXX、BZ-ZH-XY-XXXXXXXXXXX，每案一式两份)提出异议，认为仅编号为BZXYXXXXXXXXXXX的两份系真，其余均非其签字捺印，并要求就本案及(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的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BZ-SZ-XY-XXXXXXXXXXX、BZ-ZH-XY-XXXXXXXXXXX)上的“肖天江”的签名及指纹捺印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需检的“肖天江”签名与样本上的“肖天江”签名是同一人所写；需检的“肖天江”指印与样本上的“肖天江”指印是同一人同一手指所留。肖天江及创普深圳公司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但肖天江又认为创普深圳公司提供的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至多是为(2018)沪0109民初6834号案及本案的保证，其并无为(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担保的意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2.鑫昱公司融资本金及尚需还款金额的具体认定；3.保证责任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原审法院认为，商业保理系非银行机构的保理商与供应商通过签订保理合同，供应商向保理商转让其应收账款，从而获取融资，或取得保理商提供的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等服务。可见商业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故判断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则应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一、真实的应收账款转让是保理关系成立的前提。本案中鑫昱公司与泰华物流间的《运输服务协议》系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所涉应收账款基于的交易事实及其收款权利均发生于系争《保理合同》缔约之后；与沪宁公司间《运输合同》的签订日期、生效日期均未载明，更不知其应收账款从何时起算；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并未载明配送费的结算标准，无法据该基础合同推算出可转让账款的具体金额；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签订的均为“意向合同”，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则取决于将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产生。综观上述应收账款，其本身的真实性、确定性都难以期待，而创普深圳公司在该种情形下竟然对基础合同的真实性未尽必要的审核义务，亦未要求鑫昱公司按《保理合同》要求提供相应的单据。而经原审法院查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与鑫昱公司后续并未签订正式合同，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更无真实的应收账款产生；对与泰华物流公司间的《运输服务协议》、与沪宁公司间的《运输合同》、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鑫昱公司至今亦未能提供发票及其他资料用以证明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另外，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约定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无须通知债务人，故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对外并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二、保理商应当承担应收账款能否实际清偿的风险，系其提供保理这一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应有之意。本案创普深圳公司不仅未对应收账款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进行审查，还在《保理合同》中约定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无须通知债务人，又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创普上海公司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均有权要求鑫昱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回购，创普深圳公司作为保理商在《保理合同》的事后履行中亦未就应收账款进行过催收。由此可见，创普深圳公司根本不在乎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亦不顾及审批的保理额度与应收账款质量的好坏程度是否相匹配，更不曾想过要承担应收账款的风险并进行相应的信用风险控制。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保理合同》所涉应收账款不实，相应的信用风险亦未发生转移，显然与商业保理法律关系的本质不符。故原审法院认为，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依据系争《保理合同》不能成立保理法律关系。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既非保理法律关系，则应依照双方间实际权利义务确定其法律关系性质。依照系争《保理合同》之约定，鑫昱公司取得创普深圳公司支付的融资款后，鑫昱公司需定期定额向创普上海公司承担相应还款义务，故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受让应收账款而后获得债务人清偿以获取收益，而在于出借资金后获得固定收益，在性质上与合同法上的借款合同无异，故认定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构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本案创普深圳公司、创普上海公司作为准金融机构，其将上述融资模式在《保理合同》中予以固定并反复使用，且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多笔多次融资经营并涉讼，可见其并非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而偶然为之，而系具备了放贷经营的特征，本质上系在未取得特许经营资质的前提下从事金融机构的放贷业务，不仅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规定，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无效。关于争议焦点2：既然创普深圳公司与鑫昱公司间系无效借款合同关系，则创普深圳公司事先已扣除的保理手续费其性质实为无效借款关系中之利息，并不受法律保护，鑫昱公司自无需对该约定履行任何义务，故原审法院认为融资本金应以创普深圳公司在扣除保理手续费后实际发放的而非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故对于创普深圳公司发放至鑫昱公司的融资本金，原审法院依法认定为1,784,800元(814,800元+500,000元+470,000元)。关于鑫昱公司的已还款金额，对于双方确认无异议的711,568元，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赵鑫杰于2017年11月21日转入创普深圳公司账户的433,449.72元，原审法院认为鑫昱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额度项下的第一笔支取款项系2017年11月17日，则其最早一笔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7日，此时鑫昱公司无需向创普深圳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的融资款进行还款。即便结合鑫昱公司与创普上海公司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系(2018)沪0109民初6834号案所涉)、与案外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该债权后转让与创普深圳公司，系(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所涉)，鑫昱公司在2017年11月21日前均已还清当期借款，亦无需在2017年11月21日向创普深圳公司还款。而从另一角度而言，世德堂公司通过与创普深圳公司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进行融资，而赵鑫杰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鑫宜公司受让了世德堂公司的股份，世德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慷在融资款审批过程中通过微信聊天告诉卢晶晶，赵盾愿意替世德堂公司还款100万元，卢晶晶则表示赵盾需以微信形式确认下世德堂公司的剩余出账金额下个月还清，且作为鑫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盾亦于当日向卢晶晶发送微信表示“同意提款100万元，另100万元用于世德堂还款，剩余出账金额下月还清”，基于以上，原审法院认为赵鑫杰于2017年11月21日向创普深圳公司转账系替世德堂公司还款的可能性更大，难以认定该笔欠款系偿还鑫昱公司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款。对于赵鑫杰于2017年12月1日转入卢晶晶个人账户的2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卢晶晶在当日亦曾向鑫昱公司账户转入25,000元，且备注为“鑫昱公司借款”，赵鑫杰的该笔转账应为偿还鑫昱物流当天的借款，而非偿还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款；对于赵鑫杰于2018年3月6日转入卢晶晶账户的4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卢晶晶向创普深圳公司账户转入50,000元，且备注“代鑫昱公司还款”，创普深圳公司对此亦予认可，故原审法院确认该50,000元系用于偿还鑫昱公司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款，对于另外的400,000元，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该笔钱款系向创普深圳公司进行还款，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对于鑫宜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转入创普深圳公司账户的402,666.64元，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保理合同》在当时尚未签订，(2018)沪0109民初6834号案所涉《保理合同》、(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所涉与案外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间的《借款协议》(该债权后转让与创普深圳公司)均未签订，且鑫昱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日之前与创普深圳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亦存在其他融资关系，故鑫宜公司根本无需代鑫昱公司向创普深圳公司偿还融资款。而鑫宜公司受让世德堂公司股份的日期为2017年8月8日，系在该笔款项转让之前，且赵盾也表示了鑫昱公司需先代世德堂公司偿还41万左右才能从创普深圳公司处获得融资，该说法与鑫宜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向创普深圳公司的转账行为相符，故原审法院无法认定该笔转账系鑫宜公司代鑫昱公司偿还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款。综上，原审法院依法认定鑫昱公司对创普深圳公司的已还款金额为761,568元，尚需向创普深圳公司还款本金1,023,232元。鑫昱公司承担上述还款义务后，并未因无效借款关系遭受损失，而创普深圳公司因其资金为鑫昱公司所占用，将遭受相应利息损失。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负有过错的一方尚应对相关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创普深圳公司作为准金融机构，其未能对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尽到合理审核义务，实有不当，而鑫昱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未向创普深圳公司提供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发票等材料用以证明应收账款确系存在导致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基于以上，原审法院认定鑫昱公司除负担融资本金返还之责外，还应酌情就未还钱款向创普深圳公司赔偿自其最后一笔还款之次日起(即2018年3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具体计算标准为：以本金1,023,232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和以本金1,023,232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3：原审法院认为，虽赵盾、肖天江、吴乐辩称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合同内容均为空白，但原审法院认为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担保人，即便在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亦视为其认可担保权人对担保内容进行后续补充，应对其签字行为负责，故原审法院认为该三人为鑫昱公司借款担保的意思明确，《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虽肖天江辩称其仅就(2018)沪0109民初6834号案件签过一式四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创普深圳公司系将该一式四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放到三个案件(本案、(2018)沪0109民初6834号案、(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中来主张保证责任，但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债权人执2份”，创普深圳公司能够就三案共提供由肖天江签字捺印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六份，其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并经司法鉴定证明肖天江予以否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名捺印均为真实，且肖天江在收到鉴定报告后对其为本案担保的事实又不作否定，加之赵盾作为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表示每次融资均需法定代表人肖天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此亦佐证了肖天江辩称意见的不实，故原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虽吴乐也与肖天江持共同辩论意见，但肖天江的辩称已被证明为不实，其意见并无可信度，吴乐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辩称意见，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肖天江、吴乐就涉案借款与创普深圳公司间成立担保法律关系。但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鉴于本案的主合同法律关系系无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故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与创普深圳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无效。肖天江作为鑫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盾作为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涉案应收账款的相关情况理应了解，但却未能向创普深圳公司提供真实有效的应收账款，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应就鑫昱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疏忽大意，未对主合同予以审慎审查，未要求鑫昱公司出示《保理合同》上载明的相关材料，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应就鑫昱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四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23,232元；二、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本金1,023,232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和以1,023,232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肖天江、赵盾就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四、赵鑫杰、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吴乐、赵庞就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四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719.7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719.71元，由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负担1,412.68元，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肖天江、赵盾、赵鑫杰、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吴乐、赵庞共同负担18,307.03元。本院二审期间，创普深圳公司提供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的浦公(经支审)立告字[2020]13626号立案告知书一份。经本院审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决定对赵盾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立案侦查相关案件，本案诉讼标的属于该案侦查范围，应当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9民初685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19.71元，退还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上诉人创普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19.71元、上诉人肖天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19.71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崔 婕审 判 员  周 欣审 判 员  朱 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刘凌钒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