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4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绪宝，男，196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苏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科，男，197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上诉人许绪宝因与被上诉人杨忠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8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绪宝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许绪宝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涉诉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忠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但却未向许绪宝释明是否更改案由，而是径行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许绪宝的合法权益。1、原审法院没有履行释明和告知义务。民事诉讼的核心在于“公正”和“效率”地解决纠纷，法官履行释明义务是发挥诉讼指挥和主导作用的重要保障，法官通过履行释明义务，指导、引导案件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从而查明案件事实，并确保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才能公正高效的行使审判权。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纠纷，在未向许绪宝释明是否更改案由的情形下直接作出驳回许绪宝诉求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没有履行释明和告知义务，属于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2、原审判决损害了许绪宝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需要返还，非本案审理范围，相关权利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的焦点是该50万元属何性质以及是否需要返还，但原审法院却完全回避了这一焦点，仅仅以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而驳回许绪宝的诉求，对该焦点完全不作任何审理及认定。该判决作出后，将导致许绪宝因“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而无法另行起诉，严重损害了许绪宝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改判。二、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由于委托事项违反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无效，杨忠科应当将委托款返还许绪宝。许绪宝因亲戚项目上遇到问题，口头委托杨忠科帮忙找领导关照和疏通关系，但杨忠科收到许绪宝50万元委托款后却未能完成委托事项。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双方约定的委托事项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杨忠科依法应当将50万元返还给许绪宝。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未履行法定的释明和告知义务，属程序违法；在实体处理上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许绪宝的合法权益，许绪宝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以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以保障许绪宝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忠科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上诉人许绪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忠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50万元及支付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给许绪宝；2、杨忠科负担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1、许绪宝于2015年10月30日委托案外人程某转账50万元给杨忠科，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人程某的书面证言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许绪宝主张其于2018年5月初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该局审查后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不予受理，但并未出具相关书面通知书。原审法院认为：许绪宝于2015年10月30日委托案外人程某转账50万元给杨忠科，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原因。杨忠科收取涉案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许绪宝主张涉案款项系委托杨忠科解决许绪宝亲戚投资洛阳旅游项目困难的请托费用，即不存在欠缺给付目的情形。（2）在许绪宝与杨忠科存在委托合同、股权转让、民间借贷等多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详见《律师催款函》），许绪宝作为主张给付财产致财产发生变动的主导一方，应由其对杨忠科收取涉案款项“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合理。（3）除《律师催款函》（落款日期2018年5月10日）外，许绪宝未提供杨忠科实际收到该《律师催款函》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杨忠科应当返还涉案“不当得利”款项50万元的其他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许绪宝主张杨忠科收受涉案款项无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需要返还，非本案审理范围，相关权利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杨忠科经原审法院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及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驳回许绪宝的诉讼请求。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许绪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许绪宝负担。本院二审中，许绪宝要求提交如下证据作为新证据：1.邮政快递妥投证明，拟证明杨忠科及其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已经收到许绪宝委托律师发送的《催款函》，杨忠科知悉该函内容有要求其返还委托款人民币50万元，也没有提出异议。2.微信昵称“杨轲”的微信截图，拟证明微信昵称“杨轲”的人收到律师《催款函》并知晓律师《催款函》的内容。该《律师催款函》上载明“许绪宝的亲戚遇到项目上的困难，杨先生称有领导关系可以摆平，于2015年5月30日收到银行转账给50万元”。3.杨忠科四张“收条”、狼道公司资料，拟证明杨忠科分别于2015年9月10日、9月26日、2016年3月14日收到许绪宝各种款项合计575万元，该收条和狼道公司资料相互印证杨忠科的微信昵称就叫“杨轲”，许绪宝再次通过微信将律师催款函发送给昵称“杨轲”，证明杨忠科也已知悉催款函的内容有要求其返还委托款人民币50万元，“收条”的内容及其便签纸上印有“杨轲专用”的事实亦有（2019）粤0104民初28790号判决书予以认可。杨忠科二审未到庭应诉，亦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案由是否正确和一审法院程序是否合法的异议；（二）许绪宝请求杨忠科返还涉案50万元及利息是否合法有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许绪宝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杨忠科返还50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根据许绪宝的诉讼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将本案案由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进行审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许绪宝对于原审法院确立的案由和一审程序所提异议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许绪宝主张其委托杨忠科帮忙找领导关照和疏通关系违法，故其通过案外人程某向杨忠科转账的50万元属于杨忠科应向其返还的不当得利。本院经审查认为，许绪宝主张基于委托关系向杨忠科转付涉案款，并非无因支付，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二，杨忠科一审提交的《律师催款函》中提及了许绪宝基于请托疏通关系目的于2015年5月30日向杨忠科转款50万元，但该转款时间与许绪宝在本案中主张返还的由案外人程某向杨忠科支付的涉案款的转款时间2015年10月30日不一致，许绪宝关于涉案款项的转款时间、转款目的的陈述相互矛盾。其三，一审中许绪宝提交了程某的证人证言，但证人程某未出庭作证证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该证人证言真实，根据该证人证言所称许绪宝通过案外人程某的账户向杨忠科转款包括股权转让、专利办理、投资及汇款，表明许绪宝与杨忠科之间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和经济往来。故许绪宝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杨忠科返还50万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许绪宝是否为了疏通关系通过案外人程某向杨忠科支付50万元的托请费用，该委托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如转款属实是否应予返还，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调处正确。综上所述，许绪宝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许绪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