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9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龙，男，1976年9月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晶，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卓盈，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梓量，男，1972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雯，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建龙因与被上诉人徐梓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建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晶、周卓盈，被上诉人徐梓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杨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一份借条，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已成立。但该借条载明的内容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达成了借款的合意，而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向上诉人交付35万元款项,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从未自认已实际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35万元。因此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就其主张未完成相应举证，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未充分查清双方举证责任分配，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据及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即认定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从而认定双方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主张35万元的现金交付方式不具有合理性,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交易没有银行交易流水证明以及款项来源证据，亦未就现金交易作出合理解释，且涉案借款的交易方式也与双方此前拆借的交易习惯不符，因此涉案借款并非真实存在，一审判决完全没有查清上述相关因素便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三、即使认为双方借款事实已成立,一审判决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也存在错误。被上诉人自述35万元借款中包含12万元借款利息，根据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倒推，借款利率为7.4534%，不符合一般借款利息为整数的常理，因此该部分利息显然是被上诉人虚构，且一审判决中也明确认定双方均当庭陈述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因此,即使认为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也应当认定借款本金为23万元而非35万元。徐梓量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上诉人一审庭审自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借款关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35万元的形成陈述有此事实，而且自认是在对本案借条的内容明确知晓的情况下自愿签字。借贷一般是出借款项后才出具借条，本案也是如此，2011年已经交付了借款，由于是朋友之间现金借款，没有打收条很正常，而且被上诉人现金款项来源是被上诉人的家里以及被上诉人父亲和岳父的现金。二、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应该知道签借条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所称是为朋友帮忙，因为朋友夫妻吵架签的借条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且对借贷事实在庭审中明确自认，一审法院认定存在借贷事实正确。三、双方对前期的借款本金23万元，欠的利息12万元进行结算，把总和作为后期本金35万元，利率没有超过法律保护的24%标准，完全合法。徐梓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3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2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30日，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人王建龙210221197609010633于2018年9月30日借被借款人徐梓量210221197208180631总额￥350，000.00叁拾伍万元整借期”被告王建龙在“借款人”处签名。另查，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了该借条的形成过程，即：原告于2011年9月借给被告21万、2011年12月份借给被告2万，共计23万元，均以现金形式交付。当时被告没有为原告出具借条。后于2018年9月30日让被告补的借条。借条中的35万元，有12万元是7年的利息，加上23万本金共计为35万元。被告承认原告陈述的上述事实，但认为没有这么多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本案中，原告仅凭借条即债权凭证向被告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依据该条的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对其在借条上签名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对此的解释是基于和原告的朋友关系，因原告夫妻二人总打仗，原告找其签的借条。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如果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仅以朋友关系，出于“帮忙”的目的为原告出具借条，难以令人信服，亦有违常理。故被告对此所作的解释不足为信。另外，在原告对借条的形成过程进行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否认借款事实，只是认为借款数额没有那么多，但未能举证证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的借贷关系真实发生。关于35万元中是否包含12万元借款利息，原被告双方当庭均陈述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故借条中的35万元应认定为借款本金。原告主张自2018年9月30日即从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之日起，按年利率24%向其支付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利率标准，原告的该项诉请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但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22日起，被告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二款（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建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徐梓量借款人民币35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方式：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建龙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4月22日法庭审理笔录第4页记载：“被告（王建龙）：有这个事实，没有这么多钱，我跟他（徐梓量）有一万、两万、三万、五万的借贷关系。审：你现在是否欠原告（徐梓量）款项？被告：我心里欠他，法律上不欠他”、“被告：我没有开过信贷公司，我没有能力开。私下干过放贷的活，所以我跟原告之间多说一笔就是三万、五万”。本院认定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上诉人王建龙提出本案借贷关系未成立，被上诉人徐梓量没有提供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上诉人王建龙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首先，上诉人王建龙对被上诉人徐梓量提供借条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借条内容中明确记载：“借款人王建龙借被借款人徐梓量叁拾伍万元整”。其次，上诉人王建龙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有这个事实，没有这么多钱，我跟他（徐梓量）有一万、两万、三万、五万的借贷关系”、“我跟原告之间多说一笔就是三万、五万”，即上诉人亦认可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事实，其作为债务人，如对借条确认的债务数额有异议，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未能提供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上诉人王建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在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王建龙主张“基于双方是朋友关系，以帮忙的目的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建龙与被上诉人徐梓量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判决上诉人王建龙偿还借款本息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对上诉人王建龙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上诉人王建龙签字确认的借条中确认借款金额为35万元，按照被上诉人徐梓量陈述2011年9月、12月借款本金合计23万元、利息12万元，从2011年至被上诉人徐梓量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22日计算的利率未超过法定最高年利率24%，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35万元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建龙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无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60元，由上诉人王建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司玉峰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金 艳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