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沁婷，女，汉族，1977年5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伟，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慧敏，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州市盾安印章制作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662801085U。 法定代表人：林克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英，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红，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杨沁婷因与上诉人漳州市盾安印章制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60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沁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伟、曾慧敏，上诉人盾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沁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盾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错误。2015年2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福建省劳动合同书》，劳动期限为3年，即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等内容。在合同到期后，盾安公司未与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上诉人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并于2020年1月16日向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2018年3月1日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均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盾安公司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是持续性的，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给付之债是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结合漳州法院司法实践，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应从盾安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违法行为最后之日作为起算点，即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2月1日起算，上诉人于2020年1月16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上诉人的工资应以应发工资作为标准，包含奖金等内容，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工资计算标准也应当以应发工资作为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以实发工资认定工资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补充一点，上诉人主张未休年休假，应当是从2013年起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在2013年的6月起建立劳动关系，是从2019年的10月31日离职。在这段期间上诉人是没有休年休假，而且盾安公司是没有依法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侵权行为是持续至上诉人的离职，因此未休年休假的仲裁时效起算点也应为2019年11月1日。所以，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年度以前的未休年休假超过仲裁时效，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向漳州日春商贸有限公司购买茶叶，茶叶款项4050元是上诉人代为垫付的，盾安公司应支付。盾安公司是向日春公司购买茶叶，并由上诉人代为垫付茶叶款，向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中载明购买方为盾安公司，并且载明购买的茶叶明细及上述款项上诉人已经代为垫付，同时上诉人也向盾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克华有要求报销茶叶款项，但是盾安公司却不予报销。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盾安公司答辩称，一、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盾安公司与杨沁婷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期满，因此杨沁婷主张的另一倍工资仲裁时效应自2018年4月1日起算，至2020年1月16日杨沁婷申请仲裁之时，已过法律规定一年的仲裁时效。另杨沁婷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工资计算标准应当以“应发工资”作为计算标准并无法律依据。二、关于茶叶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杨沁婷提供的发票仅能证明购买茶叶的消费金额，不能证明盾安公司授权或委托杨沁婷购买，一审法院所做的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杨沁婷的上诉无理，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盾安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杨沁婷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沁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盾安公司与杨沁婷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杨沁婷的一审该项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但另一倍工资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仲裁时效应自劳动者申请之日起往前倒推一年按日计算为由，支持杨沁婷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另一倍工资2813元是错误的。盾安公司与杨沁婷在书面劳动合同到期后，超过一个月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另一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应自2018年4月1日起算，至2020年1月16日被上诉人申请仲裁之时，已过仲裁时效。二、一审判决盾安公司支付杨沁婷未休年休假工资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杨沁婷的一审该项诉讼请求。休年休假应由被上诉人主动申请，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提出休年假的申请及应休未休的事实。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应当从次年的1月1日起算，杨沁婷主张支付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应当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其于2020年1月16日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而2019年度杨沁婷主动提出辞职，并未工作满一年，不存在可以享受2019年度未休假的前提条件，且未提出休年假的申请。三、一审判决盾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杨沁婷的一审该项诉讼请求。1.一审判决盾安公司仅为杨沁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险未缴纳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未采纳支付6.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已过仲裁时效是错误的。3.即使仲裁时效没有全部超过，经济补偿金的仲裁时效应当自其申请仲裁之日往前倒推一年，一审支持6.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沁婷答辩称，盾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一、答辩人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主张2018年3月1日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均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是持续性的，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给付之债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仲裁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上诉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违法行为的最后之日作为起算点，即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2月1日起算，答辩人于2020年1月16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二、盾安公司应支付答辩人未休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盾安公司与答辩人自2013年6月起建立劳动关系，答辩人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答辩人未休年休假，且盾安公司未依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盾安公司未支付未休年休假的侵权行为持续至答辩人离职（2019年10月31日），仲裁时效起算点应为2019年11月1日，因此答辩人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未超过诉讼时效，盾安公司未依法为答辩人缴交工伤保险费用且未依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等，故盾安公司应向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盾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 杨沁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盾安公司支付从2018年3月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500元/月×11个月＝38500元；2、判令盾安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3500元÷21.75天×5天×7年×3＝16896.55元；3、判令盾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500元×7个月＝24500元；4、判令为盾安公司购买的茶叶的款项4050元，总计83946.5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沁婷于2013年入职盾安公司从事出纳工作。杨沁婷主张其入职时间系2013年6月，盾安公司主张杨沁婷的入职时间系2013年9月。2015年2月28日，盾安公司与杨沁婷签订《福建省劳动合同书》，约定（摘要）：本合同期限为3年，即自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杨沁婷月基本工资1320元，月基本奖金180元。同一天，双方又签订一份《合同补充》，约定（摘要）：午餐月补贴220元，满勤奖金100元。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杨沁婷仍在盾安公司工作至2019年10月31日。盾安公司自2013年9月起至2019年10月止为杨沁婷缴交基本养老保险，其余社会保险未缴纳。关于杨沁婷在职期间的工资，盾安公司提供工资结算表予以证明杨沁婷的工资情况，杨沁婷认可盾安公司提供的该工资结算表，但其主张月工资为3500元，即除工资结算表所体现的工资外，还包括盾安公司的两位股东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工资，盾安公司对该微信转账的款项不予认可。工资结算表显示杨沁婷的工资情况为：2018年1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020元、实发工资1693元；2018年2月份至2018年5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120元、实发工资1918元；2018年6、8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220元、实发工资2018元；2018年7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120元、实发工资1818元；2018年9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220元、实发工资1996元；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6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120元、实发工资1896元；2019年7月份至9月份的基本工资1500元、应付工资2220元、实发工资1996元；2019年10月份的工资1896元。据此计算，杨沁婷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126元。 2020年1月16日，杨沁婷向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杨沁婷的仲裁请求为：（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从2018年3月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500元/月×11个月＝38500元；（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3500元÷21.75天×5天×7年×3＝16896.55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500元×7个月＝24500元；（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为被申请人购买的茶叶的款项4050元；合计83946.55元。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天作出漳劳人仲案不字【2020】00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杨沁婷的仲裁申请。杨沁婷于2020年1月19日向一审提起诉讼。杨沁婷主张盾安公司应支付其为公司购买的茶叶款项，并提供开票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的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盾安公司对此认为杨沁婷系公司出纳，报销等事宜都是杨沁婷在处理，公司报销惯例是茶叶店会出具红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会在红单上签名，但杨沁婷并未提供该红单，且提供的票据显示的开票时间是2017年，杨沁婷月工资不到2000元，长时间未报销茶叶费4050元，该情形不符合常理，且茶叶款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杨沁婷系盾安公司的员工，双方合法的劳动权益应受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双方在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且双方对杨沁婷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的事实无异议，故双方自2019年10月3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1、关于杨沁婷入职时间。杨沁婷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3年6月，盾安公司主张杨沁婷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入职时间应由盾安公司负举证责任。盾安公司未能提交杨沁婷相应的入职手续等有效证据证明杨沁婷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杨沁婷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3年6月予以采信。2、关于杨沁婷工资问题。盾安公司提供工资结算表予以证明杨沁婷在职期间的工资情况，杨沁婷认可盾安公司提供的该工资结算表，但其主张月工资为3500元，即除工资结算表所体现的工资外，还包括盾安公司的两位股东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工资，盾安公司对该微信转账的款项不予认可，且杨沁婷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故对于杨沁婷在职期间的工资以工资结算表予以确认。3、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法律规定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但另一倍工资，系用人单位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另一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应自劳动者申请之日起往前倒推一年按日计算。杨沁婷与盾安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期满，后杨沁婷继续在盾安公司工作，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杨沁婷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因此双方在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杨沁婷于2020年1月16日申请仲裁，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于仲裁时效期间内曾向盾安公司主张过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过权利救济等能够中断仲裁时效的情形，故2019年1月16日前的另一倍工资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仅支持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另一倍工资。在计算用人单位应支付的另一倍工资时，应以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故盾安公司应支付杨沁婷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为1896元÷31天×15天+1896元=2813元。4、关于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年休假属于按年度安排，且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如果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年休假期间工作报酬为工资的300%，其中100%为正常工资，200%为加班报酬。用人单位未安排劳动者休假，侵害的是劳动者的休假权利，支付未休年休工资报酬是因用人单位未安排年休而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其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即一般的时效规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应当从次年的1月1日起计算;经劳动者同意跨年度安排年休假的，顺延至下一年度的1月1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从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计算。因本案不属于存在跨年度安排年休假的情形，故杨沁婷2017年度及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仅支持杨沁婷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杨沁婷自2013年6月起即在漳州市盾安印章制作服务有限公司上班，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其2018年度及2019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分别为5天和4天。杨沁婷2018年度和2019年度解除劳动关系前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2137元、2128元。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杨沁婷2018年度和2019年度应该获得的未休年休假报酬除去已得的正常工资部分应该是：983元（2137元÷21.75×5×200%）和978元（2128元÷21.75×5×200%），合计1961元。5、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杨沁婷自2013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止与盾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盾安公司仅为杨沁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险未缴纳。杨沁婷以盾安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杨沁婷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12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13819元(2126元/月×6.5月)。6、关于茶叶款问题。杨沁婷主张盾安公司应支付其为公司购买的茶叶款项，盾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杨沁婷提供的发票，仅能证明购买茶叶的消费金额，既不能证明盾安公司授权或委托杨沁婷购买茶叶，又不能证明所购买茶叶用于公司。因此，杨沁婷仅凭该张发票要求盾安公司支付茶叶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盾安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沁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813元。二、盾安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沁婷未休年休假工资1961元。三、盾安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沁婷经济补偿金13819元。四、驳回杨沁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盾安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沁婷提交一份微信转账截图，证明杨沁婷月平均工资应包含盾安公司股东卢树春及束迭微信支付年终奖金及每月的微信工资，其中2019年2月2日支付2018年终奖金2000元，卢树春及束迭分别支付1000元；2019年的2月16日卢树春支付767元；2019年6月14日卢树春支付470元，束迭支付465.5元，计935.5元；2019年7月10日束迭支付384.35元；2019年8月9日束迭支付585.3元，该笔工资刚好与盾安公司提供的工资表支付的时间相互吻合；2019年9月11日，束迭支付352.15元，卢树春支付400元，计752.15元。因此，上诉人的工资并非一审认定的平均工资为2126元，大约为3500元。盾安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就已经存在，杨沁婷在一审就应该提交，该组证据真实性由法庭予以认定。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盾安公司认为是个人之间的转账，杨沁婷的工资应以盾安公司支付为准。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杨沁婷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证据，该组证据在一审就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合理说明一审没有提交的理由，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且没有证据证明卢树春及束迭在盾安公司担任的职务，卢树春及束迭微信转账证据与本案认定的工资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盾安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漳州市盾安印章制作服务有限公司自2013年9月起至2019年10月止为杨沁婷缴交基本养老保险，其余社会保险未缴纳”有异议，其认为在2013年9月至2019年10月还有为杨沁婷支付医疗、生育、养老三种险种。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异议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杨沁婷2013年9月起至2019年10月止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清单可以证明盾安公司自2013年9月起至2019年10月止为杨沁婷缴交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上诉人对该事实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杨沁婷上诉请求盾安公司支付其垫付茶叶款4050元，二审庭审期间，已向上诉人杨沁婷释明茶叶款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围，可另案处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沁婷请求盾安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2.盾安公司是否需要向杨沁婷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3.盾安公司是否需要向杨沁婷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院认为，一、关于杨沁婷请求盾安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法律规定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但另一倍工资，系用人单位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另一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应自劳动者申请之日起往前倒推一年按日计算。本案中，杨沁婷与盾安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期满，后杨沁婷继续在盾安公司工作，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杨沁婷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因此双方在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杨沁婷于2020年1月16日申请仲裁，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于仲裁时效期间内曾向盾安公司主张过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过权利救济等能够中断仲裁时效的情形，故2019年1月16日前的另一倍工资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仅支持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另一倍工资。在计算用人单位应支付的另一倍工资时，应以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故盾安公司应支付杨沁婷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为1896元÷31天×15天+1896元=2813元。杨沁婷上诉主张2018年3月1日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和盾安公司上诉主张双倍工资已过仲裁时效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盾安公司是否需要向杨沁婷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规定：“劳动者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对劳动者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用人单位应按该劳动者的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中，杨沁婷自2013年6月入职至今已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有权享受带薪年休假，其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时效规定，即2017年度及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支持杨沁婷2018年度及2019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分别为5天和4天，应休未休年休假报酬分别为983元（2137元÷21.75×5×200%）和978元（2128元÷21.75×5×200%），合计1961元，符合法律规定，盾安公司请求无需支付应休未休工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三、关于盾安公司是否需要向杨沁婷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杨沁婷自2013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止与盾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盾安公司仅为杨沁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没有缴纳失业险和工伤险。一审法院支持杨沁婷以盾安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13819元(2126元/月×6.5月)符合法律规定，盾安公司上诉请求无需向杨沁婷支付经济补偿金，且已超过仲裁时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沁婷、盾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杨沁婷、漳州市盾安印章制作服务有限公司分别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微 审 判 员  李 华 审 判 员  邓文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郑勇金 书 记 员  肖美玲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