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黔04行终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宜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以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陈玻，局长。原审第三人贵州万通祥和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和芹。上诉人贵州宜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博公司）因治安其他行为一案，不服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6）黔0402行初7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裁定认为：关于原告宜博公司是否为适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有权提起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是确认能否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定要件，这里的利害关系是指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原告宜博公司诉请撤销的“证明”，从内容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查明第三人贵州万通祥和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申请刊刻第二套印章时隐瞒事实真相，虚构印章遗失，并确认万通公司刻制的第二套四枚印章属非法印章。该行为对原告而言，并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即未减损原告的权利，也未增设原告的义务，故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宜博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证明”是否为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该证明由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以自己的名义所作出，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系镇宁县公安局的内设机构，在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的“证明”，不具备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该行为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综上所述，原告宜博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宜博公司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宜博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宜博公司负担。裁定书送达后，上诉人宜博公司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证明”，对原告的权利未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宜博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1.该“证明”认定万通公司的新印章为非法印章，用该印章所出具的文件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将会导致上诉人与万通公司用新印章签署的一系列文件被认定无效的风险。2.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贵阳市白云区粑粑坳派出所的执法记录视频，也可以证明案外人敖X智正是凭借被该“证明”，才强行将上诉人储存于贵阳市粑粑坳粮食仓库的2194.2吨油品全部抢走。故该“证明”与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应当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明”不具备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是错误的。1.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系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的内设机构，该内设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代表的是被上诉人在对外履行职务行为，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系由被上诉人承担。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也是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分管公章刊刻的部门。因此，其对外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具备了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2.该“证明”依法属于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前，其既定力是存在的。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证明”不具备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就应当撤销该“证明”，而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宜博公司诉敖忠智的民事诉状、调查笔录、安保服务合同、借款合同、付款凭证、还款协议书、还款承诺书、以物抵债协议书、部分询间笔录都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后收集的，故上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2.被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安保服务合同、借款合同、付款凭证、还款协议书、还款承诺书、以物抵债协议书等证据，并未经过庭审质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都存有极大疑义，故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证据中的视听资料，上诉人陈述来源于公安机关，但未能提供依据，证据来源不合法，不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该视听资料确系来源于贵阳市白云区粑粑坳派出所。但上诉人要求出具证明时，该派出所明确予以拒绝。其工作人员称，如需核实视听资料的真实性，需法院工作人员持公函到该机关予以核实。而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当庭提出了调查取证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却未予答复。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视听资料来源不合法，不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现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二审辩称：一、上诉人请求撤销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证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该“证明”是根据真实的材料作出的真实情况说明，没有创设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范围。且与上诉人无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无权对此提起诉讼。三、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出该“证明”导致其公司财产损失，要求赔偿。因上诉人主张的其在粮食仓库的油料被他人强行运走造成财产损失，与该“证明”无因果关系。该“证明”与上诉人主张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其主张的损失是与案外人的民事纠纷。因此，其“损失”是否实际产生，如何承担，应与有关案外人按民事纠纷处理，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原审第三人万通公司二审未提交答辩状。经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万通公司于2008年9月26日经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批准刊刻三枚印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并办理备案登记。2015年11月27日，原审第三人万通公司在《黔中早报》上刊登遗失公告，对上述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及万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和芹、财务会计兰X军私章声明作废，并于同日向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申请刊刻第二套四枚印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及万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和芹、财务会计兰X军私章）。被上诉人镇宁县公安局批准原审第三人万通公司刊刻第二套印章。2016年8月26日，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证明”，证明万通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刻制的印章属非法印章，此套印章所出具的证明不具备法律效力。2016年10月18日，上诉人宜博公司向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证明”、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上述规定，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是认定行政诉讼原告是否适格的法定要件。有利害关系是指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上诉人宜博公司诉请撤销的“证明”，从内容上，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查明原审第三人万通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申请刊刻第二套印章时隐瞒事实真相，虚构印章遗失，并确认万通公司刻制的第二套四枚印章属非法印章。该行为对上诉人而言，并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故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镇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系镇宁县公安局的内设机构，在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的“证明”，不具备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该行为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因此，上诉人宜博公司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请求撤销的“证明”也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称该“证明”具备行政行为的主体要件；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作为案件事实的证据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上诉人贵州宜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江审判员 肖  帮  华审判员 何  劲  松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甜甜(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