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赔初3号原告吴睿，男，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原告吴睿诉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睿诉称，（一）假设将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理解为原告1999年7月6日和天津市东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签订的10年财产所有权合同。因为合同条款在2009年1月1日发生变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劳部发[1993]276号被废止）（第34条被废止）。但是保留了《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当事人纠正后裁决不服是否有申诉权问题的复函》（劳部发[1996]216号）。依据新的合同条款，《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2009年1月1日施行，现在废止）。在2009年1月8日除斥期内，天津市东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2009年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驳回原告对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的申诉。原告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告，政府将原告申告转交被告办理，被告2009年5月31日出具和2008年一样的告知函。依据信访逐级上访的规则，被告从来没有告知应当先找东丽人社局，2008年告知函错误在没有将原告申诉信转交东丽人社局办理。现在告知太晚了。依据新的合同条款，《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8条，在2009年7月6日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卷宗被销毁前，仲裁申诉权执行人是被告。被告信访部门没有将原告申告信转被告仲裁处承办，由被告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规定的法定职责处理原告和提交钢管公司的纠纷。更没有颁布天津市实施劳部发[1996]216号指导意见，履行仲裁申诉权执行人的法定义务。原告对被告2009年5月31日告知函不服，经过被告信访处战英处长告知找人社部。假设将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卷宗理解为人的躯体，2009年7月6日躯体毁灭了，但是魂魄还在，指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的法律效力。2010年5月，人社部就业司电话告知，仲裁申诉由市人社局负责。因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立案，原告8封信要求人社部将电话告知书面化，该诉求没有得到保护。依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10条，原告得到人社部退行政赔偿申请书后，选择第二次。（2019）津行终205行政裁定书是第一次，要求被告先予赔偿。以上是从被告违反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合同条款在2009年7月6日合同期内，没有保护原告申诉权，应予赔偿论述的。（二）被告没有履行《合同法》的随附义务。（2011）和行初字第55号案，被告代理人法规处干部龚雪，未发现从天津钢管公司调取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印章被天津钢管公司人事刘抹掉的事实，未发现原告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无章有装订线。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40条）。（三）东丽人社局在原告劳动合同备案上5年期，8年期都分不清楚，2013年也不回信，如果不是钢管公司打假球、放水，2016年4月13日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魂魄唯一的还魂稻草，都被东丽人社局延误，政府信息销毁。原告向和平法院告知本案已经向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认为如果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起诉东丽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不立案，作为国家赔偿案的随附行政赔偿案，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自动丧失管辖权。原告要求判令赔偿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保护的民事权利（开天窗的申诉事项2和仲裁费）经济损失100万元。在案件审理中，原告明确行政赔偿针对的行政行为是：一、钢管公司把原告下岗的情况向市人社局报备，市人社局不批准原告下岗是违法行为；二、市人社局对原告提起的对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的申诉答复错误；三、市人社局没有按照人社部命令处理原告对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的申诉。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辩称，不同意原告吴睿的诉讼请求,一、市人社局不是适格被告。原告主张的赔偿行为系针对“津丽劳仲(99)第30号裁决书”,市人社局既不是作出该行为的主体,也不是该行为的赔偿义务主体。另,原告也未提出本次赔偿诉求涉及我局被确定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被诉行为既不是行政赔偿的范围,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答辩人主张的赔偿行为系1999年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该裁决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非行政主体,其作出的行为也并非行政行为,因此,该行为既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赔偿的范围,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经查，原告于2019年1月19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事项为“赔偿津丽劳仲案字（99）第30号仲裁裁决书保护的民事权利。”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2月25日对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原告不服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信访复查。2019年3月1日，原告向天津市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市人社局的答复系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行终205号裁定认定，2009年起，原告多次向市人社局上访，要求解决其除名问题并衍生出要求认定其下岗职工身份等问题。该案中，根据原告向市人社局递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原告仍是对天津市东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津丽劳仲案字（99）第30号仲裁裁决不服，要求赔偿损失或“纠正错案”。原告在仲裁裁决生效多年之后，基于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向市人社局提出若干请求事项，原告所涉及的劳动争议事项已经成为信访性质，其请求事项的实质是对信访事项寻求救济。市人社局对原告信访事项的答复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原告曾于2011年2月14日、4月16日两次向被告寄送申请书，要求被告确认原告的下岗身份，后以被告未书面答复原告《申请书》是否受理而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决定是否受理原告《申请书》并书面告知的法定职责。本院以（2011）和行初字第5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原告未提供出被告具有该项职责的法律依据，被告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判决驳回原告吴睿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吴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市人社局已对其申请书进行了答复，市人社局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或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但该两种救济手段不能同时进行，而应选择其一。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不仅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本案原告于2019年1月19日向被告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事项为“赔偿津丽劳仲案字（99）第30号仲裁裁决书保护的民事权利”。被告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书面答复后，原告于2019年3月1日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后对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提起诉讼。该案经两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对其申请的赔偿事项已经选择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救济手段，现又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要求被告市人社局赔偿津丽劳仲案（99）第30号裁决书保护的民事权利经济损失100万元，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和司法最终原则。在人民法院已经对其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诉讼作出生效裁判的情况下，原告已无提起本案对原行政行为诉讼的必要性，故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而且生效裁定已经认定原告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行政赔偿属信访事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应予驳回。另，原告提起本次赔偿诉讼针对的违法行为还包括认为被告未确认其下岗职工身份违法。对此原告曾起诉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确认其下岗职工身份，经法院两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以被告行为违法要求赔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行政赔偿诉讼起诉条件。因此原告本次提起的诉讼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睿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晓琳审判员  秦润林审判员  范奚菲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光伟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