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0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国谦（又名樊国千），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雅瑾，女，196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新龙，男，198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又系樊某的法定代理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林娟，女，198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又系樊某的法定代理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女，201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徐晓晖，浙江九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惠谦（又名樊会千），男，194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定谦（又名樊定千），男，194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浩谦（又名樊浩千），男，195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欣超，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淑娜，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因与被上诉人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晖及樊国谦、樊新龙，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淑娜及樊惠谦、樊定谦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户本次涉及的房屋安置补偿与被上诉人提起的分家析产纠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征地房屋的补偿按认定后的合法建筑面积结合可安置人口确定。住宅房屋安置面积低于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人均40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保底安置……”。以及上诉人樊国谦户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征收房屋范围部分可以清楚的得出，上诉人樊国谦户拆迁安置房屋的确权面积为212.77㎡，合计安置人口6人，安置面积低于人均40平方米的标准，故以40平方米／人的标准予以保底安置。最终上诉人樊国谦户的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40㎡,属于保底安置面积。一审依据三被上诉人对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份额，确定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樊国谦户的房屋安置补偿款中享有份额是毫无依据的。无论三被上诉人在安置房屋中享有多少确权面积的份额，本次拆迁安置面积是按照可安置人口确定的，三被上诉人享有的份额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的获取不存在作用力。即上诉人户得到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与三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为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判令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实际上是侵害了上诉人的保底安置权益，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案涉房屋已在1995年拆除后进行结构性翻建，三被上诉人要求拆迁安置补偿的标的物已灭失，不存在补偿基础。1983年，上诉人与父母共同建造了东首一间楼房。楼房建成后，上诉人与其父母一直一起居住，直到1995年，上诉人樊国谦对这间1983年建造的房屋拆除后进行了结构性翻建，故原父母共同建造的房屋已灭失，上诉人也已获得了合法权证，应当确认1995年建造的房屋为上诉人所有。2019年上诉人樊国谦户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征收房屋范围部分即为上诉人1995年建造的房屋，与三被上诉人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三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分家析产，确认对本次拆迁安置享有补偿份额因补偿的标的物已灭失，故不存在补偿基础。三、即使三被上诉人就案涉楼房拥有继承份额与三被上诉人要求拆迁安置补偿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关于涉案被征收房屋中东首一间楼房的权属，一审根据上诉人樊国谦自认，于1983年建造的东首一间楼房系上诉人樊国谦与其父母共同建造，故该房屋权属为上诉人樊国谦与其父母共同共有，且在父母在世时就办理了该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审以此认定上诉人父母对图号为区4-6,地号为22的房屋享有共有权利，并考虑各方对东首一间楼房（即三被上诉人要求分家析产的房屋）建房的贡献度，酌情确定上诉人父母共同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上诉人父母亡故后由上诉人樊国谦与三被上诉人平均继承该四分之一份额，即最终每人对东首一间楼房各享有十六分之一的份额，三被上诉人享有的份额折算成面积为5.23平方米。经上诉人向东湖街道的安置部门了解，根据本次安置关于面积的净置单价计算，三被上诉人享有的补偿款也仅有3700余元。退一步讲，即使认为三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份额，继承属于民法上的事由。而本案上诉人所得的拆迁款本身是行政机关按照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和补偿等政策给予被拆迁人的补偿，不单单包括房屋面积的因素，还有人口的因素，三被上诉人要求主张拆迁款应当通过其他途径予以确认。 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共同答辩称，一、涉案原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地号为22、图号为区-3-6、占地面积81平方米房屋的东首间系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樊国谦的父母共同所有，父母相继去世后，上述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由子女即本案三被上诉人、上诉人樊国谦及案外人樊惠琴共同所有，因案外人樊惠琴自愿放弃上述房屋的产权份额，故上述房屋应当由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樊国谦共同继承。1977年元月、上诉人樊国谦和三被上诉人及父母对家中房产进行了分割，并签订分书一份，其中第九条载明：父母房屋由四子（即四个儿子）建造一间，等百年后平价分给各方。为此，1983年三被上诉人出钱出力与上诉人樊国谦共同为父母建造了分书第九条载明的涉案房屋，本案的上诉人樊国谦也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分书第九条载明的房屋即涉案房屋，既然三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樊国谦包括证人樊惠琴一致认可上述事实，一审认为分书第九条载明的房屋并未履行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即应当认定东湖街道朱尉村地号22、图号区-3-6、占地面积81平方米的东首间系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樊国谦的父母共同所有。二、涉案房屋代登记在上诉人樊国谦名下，三被上诉人已经作出了合情合理的陈述，一审应当予以认定。建造涉案房屋时，樊国谦并未结婚，当时兄弟姐妹及父母考虑到结婚所需，故将涉案房屋登记给上诉人樊国谦，以便其能够顺利结婚，因此三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显然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审认为不符合常理显然是其主观判断。但即使三被上诉人同意登记在上诉人樊国谦名下，但三被上诉人也只认可其是代登记。因为根据分书内容，上诉人樊国谦及三被上诉人的父母在分书中并未留有任何房屋即无任何住所，老人将家庭房屋都分配给子女，却又不给自己留有生活保障，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涉案房屋就是分书中留给父母所有的房屋。三、涉案房屋已经因政府拆迁而被依法拆除，并将相应的拆迁安置权益补偿在了上诉人樊国谦户内。此前因未涉及拆迁，并且上诉人樊国谦也认可代登记的事实，故涉及兄弟之情并未要求分割。但因此后遇到拆迁，而涉案房屋拆迁款部分，上诉人樊国谦拒绝支付，三被上诉人才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予以分割，这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也有法律依据。综上，三被上诉人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二审诉请。 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析产分割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地号：22，图号：区-3-6，占地面积81平米）楼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2.要求确认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和樊国谦就上述东首一间楼屋各享有四分之一的拆迁安置补偿份额；3.判令五被告将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所享有的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款分别支付给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 一审法院认定：樊凤鸣（于1998年7月去世）和樊茶英（于××××年××月去世）系夫妻，夫妻俩共生育四子一女，分别为：长子樊惠谦、次子樊定谦、三子樊浩谦、四子樊国谦和女儿樊惠琴；樊国谦与唐金花原系夫妻，双方离婚后，樊国谦又与樊雅瑾结婚；樊新龙系樊国谦之子，樊新龙与陈林娟婚后生育一女，即被告樊某。1977年1月，樊凤鸣和樊茶英与四个儿子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订立分书1份，载明：1.现把座落南首面平房屋二间三批分给大房樊惠谦，平屋一间批三分给二房樊定谦；2.座落大廊下朝北屋平屋三间分给三房、四房樊浩谦、樊国谦，樊浩谦一间半、樊国谦一间半；3.对房内东西按照原物不再分动；4.原还有其物及东西分给三、四房所有，对大房、二房不能再分；5.对父母生活费各子应付每年各付人民币60元，到年底付清不得拖欠；6.有各房有特殊情况原因减免生活费，由父母自决；7.对父母有病医药费百年费一切费用由各房负责；8.对妹出嫁费用及招待由各房负责；9.父母房屋由四子建造一间，等百年后平价分给各房；10.按照分开年自户就付父母生活费；11.对各房生小孩三人以上减免生活费人民币10元。该分书由樊凤鸣和樊茶英与四个儿子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分别盖章后盖指印确认。樊国谦名下有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樟溇楼房二间，其中东首一间占地面积为38平方米的楼房建造于1983年建造；后樊国谦于1989年1月14日以其与唐金花、樊新华、樊新龙的四人为家庭人口在上述房屋西首又审批得宅基地一间（审批表载现有住房楼房一间，用地面积38平方米，审批用地面积也为38平方米，东至其本人楼房，西至其胞兄房屋），并于1993年3月27日领取了上述共计二间楼房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载宗图号为区-3-6，地号为22，用地面积为81平方米（包括了1983年建造的东首一间和审批后建造的西首一间），登记于樊国谦的名下；1992年，樊国谦就分书所得的一间半平房（占地面积为47.4平方米）办理了土地登记手续，樊国谦的父母生前一直居住在该平房内。另查明，上述房屋因涉及征收现均被拆除。2019年6月1日，樊国谦户（乙方）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为212.77平方米（包括了樊国谦名下的占地面积为81平方米的二间楼房和占地面积为47.4平方米平屋一间半，其中占地面积为81平方米的二间楼房的确权面积为167.42平方米）；乙方实际安置人口为5人（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可加计安置人口1人（樊某独生子女），合计可安置人口6人；乙方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40平方米；乙方确权房屋评估总补偿款136472元、装修补偿款119084元、附属物补偿款12355元、其他补偿款16725元（小计148164元）；搬家补助费1517元、安置过渡补助费15319元、提前腾空搬迁奖21277元（小计38113元）；乙方选择货币安置面积240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基准价为11012元／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款2779352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不含附属物、装修）555870元（小计3335222元）。上述乙方被征收房屋总补偿款合计为3521499元，该款已由樊国谦领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樊惠琴向该院明确表示其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可享有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樊凤鸣和樊茶英与其四个儿子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于1977年1月所订立的分书中“父母房屋由四子建造一间，等百年后平价分给各房”中“四子”是指谁？原告认为该约定中的“四子”是指樊凤鸣和樊茶英的四个儿子，即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四人，樊国谦认为该“四子”是指樊国谦一人。该院认为，该分书中将各儿子均称作为各“房”，且分书的具体分配内容并不能体现因樊国谦取得了更多的权益而应单独承担为父母建造房屋一间并由四子平分的义务，故应认定该处的“四子”应为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四人，该约定内容应为：父母的房屋由其四个儿子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樊国谦共同建造一间，所建造的房屋在父母去世后由四个儿子按照房屋价格平均分割所有。 二、分书关于由四子为父母建造房屋一间的约定是否实际履行？因订立分书时，该一间房屋尚未建造，分书也没有明确为父母建造该房屋的具体座落方位、楼层面积及出资方式，原告认为在1983年建造东首一间楼房时，三原告将建房款交给其父母，故该三原告共同出资出力参与建造的东首一间楼房系分书约定的为父母建造的一间房屋；樊国谦认为东首一间楼房系兄弟分家后，由其与其父母一起建造，三原告并未出资出力。该院认为，现三原告主张在该房屋建造时存在出资出力，其中建房款是交给其父母的，但未能举证予以证实，且该房屋建造时，已在三原告与樊国谦签订分书六年以后，樊国谦当时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其分家所得的平房内，该东首一间楼房建成后由樊国谦夫妇一家居住使用并进行土地申报登记，若三原告出资共同建造该房屋，其对樊国谦的上述居住、登记行为未提出异议，且在父母去世后直至房屋被征收前未向樊国谦主张分割权利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即使三原告在建造该房屋时存在帮忙，也无法认定该房屋系三原告与樊国谦共同所建造。据此，该院认定分书中由四子为父母建造房屋一间的约定并未实际履行，东首一间楼房并非由四子建造，现故该院三原告要求对东首一间楼房按分书约定由三原告和樊国谦平分所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涉案被征收房屋中东首一间楼房的权属。涉案房屋系农村房屋，仅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而无房产证。考虑农村房屋因分家析产、赠与、调换等原因多有房地分离的实际现状，当当事人以房屋的实际权属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不一致为由要求确认权属时，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事项予以评定，应当综合涉案房屋的建造情况、使用现状、处分协议的内容等多个方面予以评析。本案中，根据樊国谦自认，于1983年建造的东首一间楼房系由樊国谦与其父母共同建造，故应属樊国谦和其父母樊凤鸣、樊茶英共同共有。樊国谦主张于1983年建造的东首一间楼房在1995年拆除后进行了结构性翻建，故该楼房已经灭失，被告也已经获得合法的权证，应当确权认定房屋均为被告所有。该院认为，根据樊国谦确认的房屋翻建时间，樊国谦在翻建前已经办理了该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且此时其父母尚在世，亦无证据证实在该房屋翻建系经合法审批且被告樊国谦又另行重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故即使被告所称的翻建事实确实存在，并不影响该房屋的权属，仍应认定该房屋为樊国谦和其父母樊凤鸣、樊茶英共同共有。虽因该房屋在1989年由樊国谦以其与唐金花、樊新华、樊新龙四人为家庭人口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图号为区-3-6、地号为22，用地面积81平方米（包括了樊国谦此后自行建造的西首一间楼房），未将其父母樊凤鸣、樊茶英申报为家庭人口，但该土地申报登记行为并不能排除了樊凤鸣、樊茶英对1983年建造的东首一间楼房的共有权利。综合考虑各方对东首一间楼房建房的贡献程度，结合樊国谦一家对土地的依附性较强，其因申报该土地使用权后不能再从集体组织审批宅基地以及樊国谦于1995年对房屋进行了升高翻建，并一直居住使用该房屋等因素，该院酌情确定被告樊国谦户申报家庭人口共同享有该房屋的四分之三的份额，樊凤鸣、樊茶英共同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樊凤鸣和樊茶英亡故后，樊凤鸣和樊茶英在上述东首一间楼房中的共有份额，可作为其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因樊惠琴明确表示放弃对该房屋可享有的份额，故应由原告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和樊国谦均等继承得四分之一，即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对东首一间楼房各享有十六分之一的份额。 四、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对包括上述东首一间楼房在内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可享有份额？现案涉东首一间楼房已被征收拆除，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在该房屋中享有的份额已转化为安置补偿权益，故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有权要求分割该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因无证据证实东首一间楼房的建筑面积，该院依据土地申报表记载东、西二间楼房的占地面积均为38平方米，并按东、西二间楼房的征收确权面积合计167.42平方米的二分之一计算，确定东首一间的确权面积为83.71平方米，即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在东首一间的确权面积中各享有5.23平方米的份额。根据樊国谦户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樊国谦户被征收房屋的确权面积为212.77平方米，因樊国谦户的房屋确权面积少于人均40平方米而作保底安置到240平方米，故樊国谦户可安置面积240平方米中，既包括了原有房屋确权面积212.77平方米的作用，也包括了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安置人口的因素。同时，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的装修补偿款、搬家补助费、安置过渡补助费和提前腾空奖应属安置人口所有。综合考量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对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份额，结合樊国谦户被征收房屋与安置人口对本次房屋征收安置作用影响的大小，考虑到房屋征收对各方当事人生活的影响程度，保障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作为安置人口和实际居住人享有的安置权利，为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该院酌情确定对樊国谦户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的被征收房屋总补偿款3521499元中，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各享有40000元的份额，该款项应由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支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樊惠谦人民币40000元、支付给樊定谦人民币40000元、支付给樊浩谦人民币40000元；二、驳回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各负担1115元，由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共同负担1055元，应由被告负担部分款项在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付清。 二审中，上诉人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向本院提交了建房（清房）证书一份，经质证，被上诉人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房子属其所有。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份证书即使真实仅表明登记在“樊国千”房屋经过清理，但未表明何处房产，且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经过翻建的事实，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还申请本院向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核实被上诉人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享有的确权面积份额在本次拆迁中的贡献度及最终对应的拆迁补偿款金额。经审查，本院不予准许，具体理由在说理部分阐述。 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围绕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三被上诉人能否要求分割诉争房屋拆迁补偿款。首先，樊国谦主张对讼争房屋进行了结构性翻建，但未提交合法的翻建审批手续，三被上诉人仅认可樊国谦对讼争房屋进行了升高修建，故樊国谦主张讼争房屋因1995年翻建而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讼争房屋始建于1983年，1993年虽登记在樊国谦名下，但结合分书内容，讼争房屋原约定由父母樊凤鸣、樊茶英与樊国谦、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四子共同建造，樊国谦也自认其与父母共同建造讼争房屋的事实，故对外登记在樊国谦名下并不改变讼争房屋的内部共有关系，一审结合双方举证情况认定讼争房屋属樊国谦及其父母樊凤鸣、樊茶英共同共有且父母享有四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其次，父母樊凤鸣、樊茶英对讼争房屋享有的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现房屋已被征收拆除，三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可继承的份额已经转化为安置补偿权益，双方亦丧失了共有基础，三被上诉人请求分割安置补偿权益并由已经取得安置补偿款的樊国谦等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应予支持。最后，关于补偿款金额，根据樊国谦户的安置补偿情况，其享受的安置补偿款除了人口保底安置面积因素外还包括房屋因素，一审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樊惠谦、樊定谦、樊浩谦各享有40000元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提出的调查申请并无必要，本院据此不予准许，樊国谦主张三被上诉人仅应享有3700余元，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樊国谦、樊雅瑾、樊新龙、陈林娟、樊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