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友来，男，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社炎，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妹，女，197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健欢，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祝明，男，195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燕玲，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友来与上诉人沈伟妹、被上诉人毕祝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5日作出（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书。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穗花检民（行）监[2018]44011400052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粤0114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本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粤0114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朱友来、沈伟妹均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再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友来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14民再4号民事判决；2.撤销（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驳回沈伟妹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朱友来和沈伟妹之间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1.再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朱耀滔是沈伟妹丈夫毕勇强的表弟，朱耀滔代毕勇强付款给朱友来，但沈伟妹并未将与此事实相关的结婚证、朱耀滔自己打印的银行付款流水及其付款目的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提交，接受质证。2.事实上，朱友来仅是受托转付一笔款，并未实际使用，但却要承担高额利息，不公平。二、涉案《借款合同》《借条》因不是朱友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认定为无效，相关的利息条款也应该认定为无效。综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侵害了朱友来的合法权利。上诉人沈伟妹上诉请求：1.维持（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2.撤销（2019）粤0114民再4号民事判决；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友来、毕祝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程序不当。本案是2012年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朱友来在原审受理时不到庭，判决后没有上诉，即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诉的权利，这完全是其自动放弃权利的明确行为，人民检察院不应在当事人自愿不上诉接受原审判决，也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支持其申诉，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在当事人放弃权利后又反悔的情况下，—审法院在程序上不应接受检察建议进行再审。二、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约定的2847000元，包括了2010年12月6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和其他服务费。是双方当事人基于2010年12月6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朱友来不能依期偿还处理的—个重新约定。朱友来对此也是清楚并认可的，在2011年11月11日的《借款合同》及《借条》上再次签字确认。沈伟妹以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主张按2847000元为本金及计算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否认此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只是以朱友来的陈述，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双方在借款完成一年后重新约定的借款额予以推翻，证据不足。四、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2012年判决，适用的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作为依据。而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适用2015年才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处理，以新法否决旧案，违反了当时仍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197条“处理申诉案件和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适用原审审结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或者政策”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再审不按规定责令朱友来交纳诉讼费。本案虽是检察机关建议再审，但也是基于朱友来的申诉而发出建议。再审判决也明确其为“再审申请人”。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第二项对需要交纳诉讼费的再审案件规定为“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第二十三条规定“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预交。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再审的，分别预交。”但一审法院再审本案，不责令申请再审人交纳诉讼费而进行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六、一审法院以实际转账金额184万元作为基数，但是利息起算时间不是从184万元转账的时间起算，而是以2011年12月3日作为起算时间，这样的计算时间及计算方式是遗漏了2010年12月6日至2011年12月2日的利息。被上诉人毕祝明答辩称，一、据毕祝明反映，当时双方对于款项的支付并不是基于借贷的合意而支付的，支付的款项是有另外的用途。二、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借贷合同关系不应该成立。双方签署《借款合同》及《借条》是基于另外的款项使用原因，因此该两份证据签署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合同》及《借条》应该认定为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款项只是相互返还，没有计算利息的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不应该判决利息的支付责任。沈伟妹针对朱友来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朱友来的上诉意见。沈伟妹与朱友来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事实，本案有前后两份借款合同以及相关的收据，以及朱耀滔的银行付款流水，借款的事实、证据是非常充分的。朱友来陈述是其他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支付，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朱友来的陈述，一审法院的做法是正确的。朱友来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朱友来针对沈伟妹的上诉，答辩称，沈伟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不是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朱友来不认识沈伟妹，也不认识沈伟妹的丈夫。2010年《借款合同》签署的时候是空白的，2011年《借款合同》是沈伟妹强迫朱友来签订的。关于借款184万元的款项，不是沈伟妹支付的，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沈伟妹有将184万元的借款交付给朱友来。沈伟妹是通过朱耀滔将184万元转给朱友来，朱耀滔在代付款情况说明陈述不认识朱友来，与朱友来没有业务往来关系，朱耀滔是根据沈伟妹的丈夫提供的账号汇款给朱友来，这不符合常理。朱友来收到184万元款项之后，不是自己用，而是将150万元转给***。朱友来的妻子冯婉庆在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没有签名，冯婉庆的身份证号码也打错了，冯婉庆在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有签名，但不是冯婉庆本人签的，冯婉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笔款项通过朱耀滔转过来，是有其他的用途，与沈伟妹的民间借贷没有关联。沈伟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友来归还借款本金2847000元、利息和服务费341640元（从2011年12月3日至2012年2月3日按每月6%计算）；2.毕祝明对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原审查明，2011年11月11日，朱友来由毕祝明作担保向沈伟妹借款2847000元，沈伟妹与朱友来、毕祝明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金额：甲方（沈伟妹）同意借给乙方（朱友来）人民币（大写）贰佰捌拾肆万柒仟元整（小写￥2847000.00元整）。二、借款利息：按每月2.5%的利率加3.5%担保手续费计收相关费用。三、借款用途：资金周转。四、借款期限：2011年12月3日起至2012年2月3日止。……七、担保责任：乙方用以下两套商品房作为借款抵押物。1、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8房……；2、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7房……；同时由冯婉庆（合同上没有冯婉庆的签名）和毕祝明两人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八、违约责任：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甲方有权处置上述抵押物。同时追究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九、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如双方协商无果，则通过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1年11月11日，朱友来立下《借条》给沈伟妹确认借款2847000元。毕祝明在2011年11月11日也在《借条》的下方立下《字据》确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字据》内容：“本人对朱友来（身份证号码：）向沈伟妹（身份证号码：），借取人民币贰佰捌拾肆万柒仟元整（￥2,847,000.00元整）的本息自愿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担保期限至该借款全部本息还清日止”。一审法院原审另查明，双方对于朱友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用于抵押的两套商品房，并没有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原审认为，朱友来欠沈伟妹借款2847000元，有《借款合同》和《借条》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沈伟妹要求朱友来归还所欠借款2847000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月2.5%的利率加3.5%担保手续费计收，此约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故沈伟妹要求从2011年12月3日至2012年2月3日按每月6%（每月2.5%的利率加3.5%担保手续费）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尽支持，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为宜。毕祝明为朱友来向沈伟妹借款2847000元的本息作连带责任担保，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沈伟妹要求毕祝明对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9年1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穗花检民（行）监[2018]44011400052号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但关于沈伟妹向朱友来提供借款的数额、过程、交付方式等相关情况，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的认定与一审法院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基于沈伟妹提供的证据及所作的陈述认定沈伟妹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朱友来实际借款2847000元。在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过程中，沈伟妹改变其在一审诉讼时的陈述意见，提出如下主张：（一）涉案《借款合同》为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朱友来无法偿还借款，双方经过磋商确定金额后重新签订；（二）涉案借款2847000元包括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和其他费用；（三）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200万元，其中184万元由案外人朱耀滔转账到指定账户，16万元为现金交付。沈伟妹为此提供《借款合同》《借条》《字据》《结婚证》、转账业务单及朱耀滔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该《借款合同》《借条》及《字据》的内容、格式、与涉案《借款合同》《借条》及《字据》的内容、格式基本一致。朱友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并提出朱耀滔184万元转账属于另外法律关系，且该笔转账中的150万元已于当天按朱耀滔批示转给***。但朱友来表示无法说清其与朱耀滔属何种法律关系，除朱友来向***转账记录以外，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应当再审。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0年12月6日，沈伟妹作为甲方（贷款人）、朱友来作为乙方（借款人）、毕祝明作为丙方（担保人之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金额：甲方同意借给乙方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整）。二、借款利息：按每月1.5%的利率加2.5%担保手续费计收相关费用。三、借款用途：资金周转。四、借款期限：2010年12月3日起至2011年2月3日止。五、借款方式：转账或现金存入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号。户名：朱友来，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分理处，账号：62×××46。六、还款方式：转账或现金存入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七、担保责任：乙方用以下两套商品房作为借款抵押物。1、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8房……；2、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7房……；同时由冯婉庆和毕祝明两人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八、违约责任：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甲方有权处置上述抵押物。同时追究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九、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如双方协商无果，则通过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同日，朱友来出具《借条》，载明“现本人朱友来（身份证号码：），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沈伟妹（身份证号码：），借取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用于短期周转。上述借款定于2011年2月6日前还清”。同日，毕祝明出具字据，载明“本人对朱友来（身份证号码：）向沈伟妹（身份证号码：），借取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的本息自愿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担保期限至该借款全部本息还清日止”。同日，案外人朱耀滔向朱友来的建设银行账号：62×××46转账汇款1840000元。后因朱友来未按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款付息，2011年11月11日，沈伟妹作为甲方（贷款人）、朱友来作为乙方（借款人）、毕祝明作为丙方（担保人之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金额：甲方同意借给乙方人民币（大写）贰佰捌拾肆万柒仟元整（小写￥2847000.00元整）。二、借款利息：按每月2.5%的利率加3.5%担保手续费计收相关费用。三、借款用途：资金周转。四、借款期限：2011年12月3日起至2012年2月3日止。五、借款方式：转账或现金存入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号。户名：朱友来，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分理处，账号：62×××46。六、还款方式：转账或现金存入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七、担保责任：乙方用以下两套商品房作为借款抵押物。1、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8房……；2、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2号2807房……；同时由冯婉庆和毕祝明两人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八、违约责任：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甲方有权处置上述抵押物。同时追究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九、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如双方协商无果，则通过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同日，朱友来出具《借条》，载明“现本人朱友来（身份证号码：），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沈伟妹（身份证号码：），借取人民币贰佰捌拾肆万柒仟元整（￥2847000.00）用于短期周转。上述借款定于2012年1月12日前还清”。同日，毕祝明出具字据，载明“本人对朱友来（身份证号码：）向沈伟妹（身份证号码：），借取人民币贰佰捌拾肆万柒仟元整（￥2847000.00）的本息自愿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担保期限至该借款全部本息还清日止”。一审法院再审另查明，《借款合同》中约定用于抵押的两套商品房，均没有到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再审另查明，沈伟妹委托案外人朱耀滔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一审法院原审诉讼并参与原审庭审。案外人朱耀滔于2019年1月7日作为沈伟妹的证人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表示“毕勇强（沈伟妹丈夫也是朱耀滔的表兄）当时说等钱用，问我有无钱，我说有，可以借给他，毕勇强后来给了我一个账户即朱友来的账户，让我把钱打到该账户上”。再审过程中，案外人朱耀滔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表示其于2010年12月6日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向朱友来汇款184万元，是根据沈伟妹配偶毕勇强提供的账户汇款，属于沈伟妹与朱友来之间的借款，该笔184万元汇款的权属人是沈伟妹，由沈伟妹主张相关权利。其不认识朱友来，与朱友来没有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再审过程中，沈伟妹主张其于2010年12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后，交付了16万元现金给朱友来，通过案外人朱耀滔账户转账交付184万元至朱友来指定收款账户。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2847000元包括了2010年12月6日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和其他服务费用。朱友来、毕祝明主张其与沈伟妹之间不成立真实借贷关系，案外人朱耀滔的付款行为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其没有收到沈伟妹主张的16万元现金。2011年11月11日的《借款合同》是由沈伟妹打印出来胁迫其签名的。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根据再审双方庭审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如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出借金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沈伟妹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2010年12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条》、字据、转账记录及2011年11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条》、字据等证据，提供了案外人朱耀滔出具的书面说明，并对借款过程进行了相应说明，足以证实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朱友来、毕祝明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主张双方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发生的资金交付行为，但既未对其他法律关系进行说明，又未提交证据证明交付行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朱友来、毕祝明主张其在受胁迫情形下签订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借条》及字据，且不清楚所签内容，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沈伟妹主张其于2010年12月6日委托案外人朱耀滔向朱友来交付借款184万元，案外人朱耀滔参与了原审诉讼、对此知情并作出了书面说明确认该款为沈伟妹与朱友来之间的借款，款项权属人为沈伟妹，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朱友来认为该184万元与本案无关，是基于另一法律关系，但未作说明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沈伟妹主张其于2010年12月6日向朱友来现金交付16万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现金交付主张且朱友来、毕祝明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沈伟妹主张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约定的2847000元包括了2010年12月6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和其他服务费用，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审中沈伟妹提交的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借条》、字据以及再审中沈伟妹提交的2012年12月6日《借款合同》《借条》、字据、转账记录等基本可以反映沈伟妹主张的朱友来向沈伟妹借款，并由毕祝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沈伟妹实际交付184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朱友来应向沈伟妹清偿借款184万元。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含担保手续费等其他费用）但约定过高，利息计算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以实际出借金额18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毕祝明作为担保人一方签订《借款合同》、字据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沈伟妹在担保期间内主张权利，毕祝明应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二、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三、第四项；三、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朱友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伟妹清偿借款1840000元；四、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朱友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伟妹支付利息（以1840000元为基数，从2011年12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2012年2月3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32309.12元，由沈伟妹承担11427.92元，由朱友来、毕祝明承担20881.2元；本案原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朱友来、毕祝明负担。二审经庭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表示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外人朱耀滔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代付款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朱耀滔（身份证号：）于2010年12月6日通过本人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20），向朱友来（开户行为建设银行，账号：62×××46）汇款人民币184万元，上述款项根据沈伟妹配偶毕勇强提供的账户汇款，属于沈伟妹与朱友来之间的借款，该笔184万汇款的权属人是沈伟妹，由沈伟妹主张相关权利。本人不认识朱友来，与朱友来没有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二审庭询时，朱耀滔到庭确认上述《代付款情况说明》由其出具。再查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判项为：“一、被告朱友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借款2847000元给原告沈伟妹；二、被告朱友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沈伟妹支付上项借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从2011年12月3日起，以2847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至2012年2月3日）。三、被告毕祝明对第一、二项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沈伟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309.12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朱友来、毕祝明负担。”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朱友来是否应向沈伟妹返还借款本金184万元；二、朱友来是否应向沈伟妹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的计算方式。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朱友来于2010年12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沈伟妹同意借给朱友来200万元，朱友来于同日出具《借条》确认其向沈伟妹借款200万元，朱友来还于2011年11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沈伟妹同意借给朱友来2847000元。朱友来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款合同》《借条》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出具上述《借款合同》《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本案中，沈伟妹还提交了案外人朱耀滔于2010年12月6日向朱友来转账汇款184万元，以及朱耀滔出具的《代付款情况说明》作为证据，朱耀滔也到庭确认该《代付款情况说明》由其出具，沈伟妹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再次，朱友来主张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借条》的用途不是借款、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是沈伟妹强迫其签署、上述《借款合同》《借条》应当撤销或无效，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朱友来主张其在2010年12月6日收到朱耀滔转账的184万元是帮人家做事、不是借款，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也未能明确是什么性质的款项，本院亦不予支持。最后，朱友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收到184万元之后有向沈伟妹还款。综上，一审法院依上述证据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判决朱友来向沈伟妹清偿借款184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沈伟妹主张其还向朱友来交付现金借款16万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在此前提下，沈伟妹要求朱友来偿还借款本金2847000元，没有充分的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在2015年施行，而（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在此之前已经审结，故一审法院再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2010年12月6日《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月1.5%的利率加2.5%担保手续费计收相关费用，2011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月2.5%的利率加3.5%担保手续费计收相关费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同时基于沈伟妹本案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朱友来应向沈伟妹支付以184万元为借款本金从款项出借之日即2010年12月6日起至2012年2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因一审判决已查明涉案借款是沈伟妹于2010年12月6日向朱友来出借184万元，故本院对沈伟妹主张一审判决遗漏处理2010年12月6日至2011年12月2日的利息，予以支持，并对一审判决作相应纠正。另外，朱友来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程序不当，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毕祝明虽对一审判决有异议，但未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其异议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沈伟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朱友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再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四、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朱友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伟妹返还借款本金184万元；五、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朱友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伟妹支付利息（利息以184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2012年2月3日止）；六、驳回沈伟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32309.12元，由沈伟妹负担7386.12元，朱友来、毕祝明共同负担24923元；原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朱友来、毕祝明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309.12元，由沈伟妹负担7386.12元，朱友来负担249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