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8民终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为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高艳红，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艳红，女，汉族，1968年2月1日出生，家庭住址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云南五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常春，男，汉族，1978年9月10日出生，高中文化，个体户，家庭住址为浙江省遂昌县，现住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严胜飞，男，汉族，1973年6月4日出生，高中文化，个体户，家庭住址为浙江省遂昌县，现住浙江省遂昌县。上诉人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汇新公司）、高艳红因与被上诉人黄常春、原审第三人严胜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江城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正汇新公司、高艳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云南省江城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735号民事判决；2、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黄常春的诉讼请求；3、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常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黄常春为“干股”股东，在2018年6月19日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了黄常春以奖励股形式出资，错误认定黄常春为“干股股东”。本案中，黄常春并非所谓的“干股股东”，2018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所说的是“原董事会上决定关于对吴凌华、黄常春两位的奖励金额及高艳红、吴凌华两位的车辆作价金额均要在财务中体现，给予相应的财务依据”，该内容显而易见的并没有涉及到公司用“奖励股形式”赋予黄常春股东身份，该内容仅说明了本次决议给予黄常春相应的财务依据而已。因此，黄常春应当按照《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缴纳相应的股金，才能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事实上，黄常春提供的《董事会决议》时公司并未设定董事会，当时作出的决议只是一个议题，其《董事会决议》并不能代表《股东会决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董事会决议》、《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作为黄常春具备正汇新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第七条制约与奖励办法的规定：“各股东将应缴股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若逾期5天内不交或未交齐的按未缴部分总额5%扣罚，超过5天未交取消股东资格”。本案中，黄常春并未在相应时间完成相应的出资义务，因此，未满足股东资格条件。一审法院在黄常春不具备股东资格条件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让正汇新公司履行将黄常春的股东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义务，适用法律错误。黄常春辩称，正汇新公司、高艳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第三人严胜飞未作陈述。黄常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黄常春为正汇新公司的股东，占有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权份额，且高艳红名下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权份额按照100%的公司股权量化后归黄常春所有；2.判令正汇新公司、高艳红、严胜飞将黄常春的股东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将高艳红名下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权份额按照100%的公司股权量化后过户到黄常春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正汇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汇新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0日，注册地位于云南省江城县官寨勐康山庄，实际经营地位于云南省江城县，现住所地为普洱市思茅区高家寨旅游环线138号。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高艳红，工商登记机关为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登记的股东为高艳红和严胜飞。2018年3月15日，正汇新公司下发《关于人事任职的通知》，任命黄常春为公司生产部副总监，全面主持生产部工作。2018年6月19日，正汇新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了黄常春在正汇新公司的出资形式为奖励股出资。2018年7月9日，正汇新公司经过一系列发展与股东重组，最终确定公司股东身份及出资情况如下：1.第三人高艳红认购公司股权份额27%；2.第三人严胜飞认购公司股权份额8%；3.高敏思认购公司股权份额5%；4.王根明认购公司股权份额5%；5.吴凌华认购公司股权份额2%并以其名下动产车辆出资和公司奖励股形式出资；6.原告黄常春认购公司股权份额1%并以公司奖励股的形式出资。剩余股权份额52%则作为公司股权期权激励份额，待每位公司股东出资到位后按照100%的公司股权量化后，根据每位股东的出资比例登记到各个股东名下。2018年7月11日告黄常春、正汇新公司、高艳红、严胜飞以及王根明、高敏思、吴凌华对公司各股东的股东资格及出资金额确认后，共同制作《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进一步明确了各股东的主体资格以及出资金额，同时还约定了“在各股东按股权认缴份额履行应缴2018年9月19日额度义务后，公司无条件向注册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实名登记，该股东成为公司合法注册登记股东。”高敏思、王根明、吴凌华及黄常春的股权之前登记在严胜飞的名下，后因高艳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实际管理公司，各方协商决定将高敏思、王根明、吴凌华及黄常春的股权转到高艳红名下，由高艳红代为持有。但黄常春多次与高艳红沟通，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事宜，但正汇新公司以及高艳红一直推诿，拒绝为黄常春办理股东资格工商登记手续。黄常春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应否确认黄常春为正汇新公司的股东，并享有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权的问题；2.正汇新公司及高艳红应否将黄常春的股东信息记载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并将高艳红名下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权按100%的公司股权量化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驶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黄常春作为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并参加了多次公司股东会议、董事会会议以及董事会决议，黄常春担任正汇新公司生产部副总监时，在2018年6月19日公司做出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了黄常春在正汇新公司的出资形式为奖励股出资，黄常春形成所谓的“干股”股东，即具备股东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干股”股东自身未出资并不等于实际没有出资，其出资由公司代为支付。黄常春和正汇新公司签订的《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协议约定“在各股东按股权认缴份额履行应缴2018年9月19日额度义务后，公司无条件向注册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实名登记，该股东成为公司合法注册登记股东。”因此，应当确认黄常春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正汇新公司应当将黄常春的股东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从该协议中明确可以看出公司奖励黄常春的出资占有认购公司股权1%的股份，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常春占有其认购公司股权1%的股份，并非黄常春主张的占有公司实缴股份48%中1%的股份。对于黄常春主张要求按100%的公司股权量化的问题。因双方在出资协议书中并未作约定，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黄常春的诉讼主张，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正汇新公司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艳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黄常春为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占有其认购公司股权1%的股份；二、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高艳红、严胜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原告黄常春的股东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将原告黄常春的姓名向公司登记机关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三、驳回原告黄常春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高艳红、严胜飞承担。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7月11日，高敏思（其父高隆耀代签）、王根明、黄常春、高艳红、吴凌华、严胜飞与正汇新公司签订的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由董事会协商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的，提交普洱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由人民法院审理的问题。黄常春的诉讼主张是要求确认其是正汇新公司的股东，并要求确认股份份额，而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主要证据系2018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8年7月11日的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而该股权认购出资协议书是在2018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即该协议上约定的内容即是本案需要进行审理裁判的事宜，而该协议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协商不成的，提交普洱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黄常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据此，高敏思、王根明、黄常春、高艳红、吴凌华、严胜飞与正汇新公司已经约定了书面的仲裁条款，即当事人已经排除了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且该约定是真实、合法的，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由此，黄常春应根据约定的仲裁条款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应予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黄常春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7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常春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黄常春；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艳红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张劲松审判员 付学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刘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