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02行初113号 原告寿仕良，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魏学浩，北京乾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姚江镇学院路200号。 法定代表人周少雄，镇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徐建峰，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大栋、王皓焕，浙江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寿培根，男，194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第三人寿国权，男，196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康昭董，浙江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寿仕良与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寿培根、寿国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寿仕良及委托代理人魏学浩，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徐建峰及委托代理人陈大栋，第三人寿培根、寿国权及委托代理人康昭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2019年8月25日，被告作出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寿培根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在姚江镇墨城坞村墨二自然村建住宅，违法占地面积42.2平方米，建筑面积89.3平方米。其行为违反了《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责令补办占地面积为42.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9.3平方米的建筑物规划手续，对违法建设行为按总建筑面积处以每平方米20元的罚款，合计人民币1786元。 原告寿仕良诉称，2012年，第三人寿国权在原属案外人寿培根、寿培良两户危房地基上未经批准，擅自原拆原建并增高扩宽涉案房屋，该违法建筑严重影响到原告日常采光、通风、消防、和房屋排水。2019年8月25日，被告对案涉房屋作出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对涉案房屋采取了补办规划手续和罚款1786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房屋应当予以拆除。且2019年4月19日，原江藻镇人民政府（2019年6月21日已撤销，组建姚江镇）已对涉案违法房屋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寿国权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拆除。被告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没有落实也没有撤销的情况下，再次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同时，案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2019年8月25日作出的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2、承担本案律师费用5000元。 原告寿仕良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 1、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针对违建房屋，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2、照片2张，证明案涉违法建筑对原告房屋的安全采光造成很大影响的事实； 3、江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针对违法行为江藻镇人民政府已经做出过行政处罚的事实； 4、墨城坞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案涉违法建筑由寿国权2012年原拆原建的事实； 5、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处理意见，证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墨城坞村村民对案涉违法建筑代签四邻协议的事实，该四邻协议系伪造，说明没有按照要求签署四邻协议； 6、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收费发票，证明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支出律师服务费5000元的事实。 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且与该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其起诉应予驳回。二、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2019年8月23日被告已在姚江镇墨城坞村公示栏上公示了违建处置汇总表，认为寿培根户土地违法需要补办手续，故应当视为原告在8月23日已知晓行政行为的存在，而法院在2020年6月1日受理其起诉，应当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三、第三人寿国权所建房屋系2012年12月31日前建造，且属于村民唯一住宅，被告按照《诸暨市“无违建”创建若干政策意见》【市委办（2014）61号】规定处理，故作出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四、被告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经审查确系行政处罚有错误的，主动纠正撤销原江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并无不当。五、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用5000元无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案涉处罚决定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被告无需对原告进行国家赔偿。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该处罚不影响其合法权利，与原告无利害关系的事实； 2、违法建筑询问笔录及告知书、授权委托书、调查（询问）笔录、墨城坞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被告已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并且案涉房屋于2012年建造，且系唯一住宅，符合诸暨市无违建创建政策处理的事实； 3、《诸暨市“无违建”创建若干政策意见》【市委办（2014）61号】及罚没财物专用票据，证明被告对案涉房屋的所有人进行规划行政处罚的政策依据，且案涉房屋所有人已接受处罚，缴纳罚款的事实； 4、《撤案审批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被告在发现行政处罚错误后，主动纠正的事实，其纠正行为并无不当。 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1、《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 3、《诸暨市“无违建”创建若干政策意见》【市委办（2014）61号】第二部分第（一）条第2点第4小点。 第三人寿培根、寿国权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增加三条意见：一、根据原告陈述，第三人擅自增高扩宽案涉房屋，严重影响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等，但根据第三人房屋的实际情况，第三人的房屋是坐落于原告房屋的西北侧，原告房屋是在东南侧，即使影响采光，也是微乎其微的。二、原告陈述案涉房屋的排水会对原告房屋造成隐患，第三人认为，第三人对房屋的框架结构并没有作出变更，只是搭建了玻璃房，所以不可能影响到原告房屋的安全，即使对其房屋地基安全有影响，也是之前房屋建造的问题，并不是本次建房对其产生的影响。三、原告与案涉行政处罚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寿培根、寿国权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如下： 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寿培根户），证明附图的缺口部分对面为原告的房屋，进而证明寿培根的房屋位于原告房屋的西北侧，不可能影响其采光的事实； 2、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证明第三人已经依照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缴纳了相应罚款1786元的事实。 庭审中，本庭出示了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现场踏看照片3张及由寿培根提供的寿培良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主要证明原告房屋与第三人房屋的现状。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提供的证据1、3、4，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照片无法看出第三人房屋对原告房屋的安全采光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原告也应当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第三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房屋现状及原告房屋与第三人房屋的相互位置。原告证据5，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对该四邻协议只是形式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审查，因回复在2018年，确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应当以处罚中认定的事实为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原江藻镇人民政府对原告信访回复的事实。原告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聘请律师的费用不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第三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补充认为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是与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签订，而今天出庭是北京乾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故两者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6涉及本案赔偿范围，在说理部分详述。 被告证据1，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江澡镇人民政府对案涉建筑物已作出过《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在该通知书内容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被告不应再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原告作为第三人的邻居，依照市委办的文件规定，对于符合经过罚款可以补办相关手续的情形，需要征得相邻权人的同意，故原告系是合法主体。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案涉行政行为的存在。被告证据2，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中的委托书中的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签名是同一个人签署，委托代理关系不成立，进而证实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违法。第三人无异议，并同时确认委托书确由两第三人签字。本院对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被告行政处罚前调查询问的过程。被告证据3，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的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不属于法律规范，不能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同时认为该文件也赋予了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被告将案涉文件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及寿培根已缴纳罚款的事实。被告证据4，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市委办的文件案涉房屋属于应当拆除的情形。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被告对原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已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撤销处理的事实。 第三人证据1、2，原告及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寿培根（非农户籍）及案外人寿培良在诸暨市地各一处，已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用地面积分别为42.2平方米、32.40平方米。2012年6月起，第三人寿国权未经审批在该二处宅基地上翻建二层楼屋一处（庭审中第三人寿培根陈述建房费用由两第三人及案外人寿培良等共同出资，约定房屋造好后由寿国权居住使用），该房屋与原告寿仕良的房屋隔弄相邻。因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对其采光、通风、消防、排水等造成影响，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要求查处。2019年8月25日，被告作出案涉的《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寿培根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在姚江镇墨城坞村墨二自然村建住宅，违法占地面积42.2平方米，建筑面积89.3平方米，建议责令补办占地面积为42.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9.3平方米的建筑物规划手续，对违法建设行为按总建筑面积处以每平方米20元的罚款，共计1786元。原告不服该处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查明，2019年4月19日，原江藻镇人民政府（现已组建为姚江镇人民政府）对案涉房屋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第三人寿国权在2019年4月22日前自行拆除在江藻镇墨城坞村处的违建小屋。10月16日，被告以当事人申诉及再次走访调查发现该处房屋为寿国权唯一住宅为由，认为可根据诸暨市“无违建”创建相关政策进行处置，遂审批决定撤销4月19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但未提供书面撤销决定书。 还查明，2020年4月20日，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给原告律师费5000元的发票一份，本案原告代理人魏学浩提供的公函为北京乾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认为，根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省违法建筑处置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并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本案所涉房屋建设在被告所辖区域的村集体土地上，故被告具有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设行为作出处置的行政职权。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案涉房屋与原告的房屋相邻，且该房屋附建的玻璃阳光棚与原告房屋基本相连，故原告作为举报投诉人对于案涉房屋的处置结果应当有利害关系，其提起行政诉讼主体适格。鉴于案涉行政行为于2019年8月25日作出，即使按被告所言在作出前已在该村公示栏进行公示，但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是以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为起算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前的公示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的公告送达行为，不产生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同时，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已将案涉处罚决定送达原告，故原告以另案诉讼中本院作为证据交换而送达给其的日期计算起诉期限（该案立案日期为2020年3月26日），理由正当，原告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 二、案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在建设时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当事人均无异议。从本院实地踏看及法庭调查可以确认，案涉房屋由第三人寿国权负责建造并居住使用，房屋建设在第三人寿培根及案外人寿培良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上，且建设为一体。被告既未到现场勘验，也未对寿培良进行调查，仅对建设在寿培根宅基地上的部分房屋进行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时未将寿国权列为行政相对人，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却又将案涉房屋系寿国权唯一住宅的事实作为处罚理由予以确认，显然存在处罚主体与认定事实之间存在混乱的情形。另外，原江藻镇人民政府已在2019年4月19日对案涉房屋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在该通知未被撤销的情况下，被告又于8月25日作出《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对案涉房屋可补办规划手续。虽然《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规划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对象不同，但处置的建筑物相同，也就是说被告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了二次不同的处罚，不符合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性。还有，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被告适用了《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但该条例在2014年11月已失效，庭审中被告又未能说明其适用已失效的地方性法规的理由，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告主张承担律师费的请求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律师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请求赔偿的律师费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且原告提供的律师费发票的出具单位与代理律师服务单位之间也缺乏关联性，故其赔偿请求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姚江镇政罚（2019）001号规划行政处罚决定； 二、责令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内对案涉房屋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三、驳回原告寿仕良的行政赔偿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诸暨市姚江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建国 人民陪审员  金永清 人民陪审员  李焕林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 淋 ? 附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MERGEFORMAT?12? ?*MERGEFORMAT?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