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勉柱，男，1958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开秀（系高勉柱妻子），女，1958年6月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青，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巧花，女，1975年2月15日生，汉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保险代理人，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冬，江苏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勉柱因与被上诉人宋巧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勉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开秀、蔡国青、被上诉人宋巧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勉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出借借款委托合同关系，不存在委托出借借款的合意，也未签订书面委托协议。被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达不到证据高度盖然性要求，无法推断出上诉人存在明确委托其出借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具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其利用掌控上诉人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的职务便利条件，擅自将上诉人保险到期收益款项用于个人放高利贷并从中谋利，其行为严重违反保险法保险代理人禁止性规定，应属违法、无效行为，应返还上诉人全部保险收益款项。无论被上诉人是否获得上诉人出借借款的委托，其作为专业保险代理人，利用投保人的保险收益款项从事放高利贷的行为，均严重违反保险法禁止性规定；且被上诉人也不具备金融类理财资质，其无权接受个人委托对外从事理财业务。二、上诉人虽在保险公司的申请借款单上签字，但并不必然推断出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对外出借款项的事实。根据上诉人尾号2782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及被上诉人自认持有该卡可知，所涉从保险公司借出的全部七笔款项，被上诉人均转入至自己银行卡内。被上诉人享有占有和支配权，其有条件利用职务便利和上诉人的信赖，挪用上诉人的保险收益款项对外放高利贷从中牟取不当利益。1、上诉人手中并没有案涉保险单和保险合同，被上诉人包括人寿保险公司未将保险单和保险合同交付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普通公民对保险业务认知程度，根本不可能知晓保险公司有申请借款这一业务。上诉人没有对外放高利贷的意愿，更没有向保险公司借款消费的实际需求。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信赖和自身熟知保险业务优势，以需要上诉人在保险业务单上签名为由，采取欺诈方式让上诉人在申请借款的《保全业务受理单》上签字，并将从保险公司借出的全部款项用于个人对外放高利贷谋取私利。《保全业务受理单》上所有的落款日期均非上诉人书写，其中在2015年10月27日和2017年3月17日的两笔借款的《保全业务受理单上》上，“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公司提示和客户声明”的风险提示均非上诉人书写，投保人签名、落款日期、风险提示内容并非全部由上诉人独立书写完成，而是由被上诉人或第三人共同书写完成，明显有悖常理，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让自己签字的真实用途。故向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的《保全业务受理单》，不能证明系上诉人申请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2、被上诉人陈述在2018年1月5日保险期满后，手中所持上诉人尾号2782的银行卡中，比到期保险收益款项多出的二万余元是上诉人对外放高利贷所赚取的利息差，此陈述明显和客观事实相悖。上诉人尾号2782的银行卡、密码及上诉人身份证均由被上诉人持有、掌控，保险公司打入该银行卡中的七笔全部借款，亦由被上诉人直接转入自己卡中占有、支配使用。上诉人并不清楚卡内款项的资金流动去向，更不知道该银行卡中尚有所谓的“利息差”。如果上诉人确有委托被上诉人对外放高利贷的事实，那么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应及时向上诉人报告放贷收益的利息额，并及时将该利息额交给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及该款项，也未向上诉人交付此款。尾号2782的银行卡中款项无论是保险公司打入的借款，还是所谓的“利息差”，均由被上诉人占有和支配。被上诉人深知保险法对保险代理人的禁止性规定，为规避执业风险，其利用所持上诉人尾号2782银行卡及身份证的便利条件，将该卡中的款项占有和支配及对外放贷收益，该卡中多出的二万余元应系被上诉人自己放高利贷产生的收益。3、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委托办理保险业务过程中，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保险代理人，其对人寿保险业务、保险知识的熟知程度较之上诉人占有绝对优势，其更懂得如何规避执业风险及转嫁风险。上诉人作为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老龄化投保人对人寿保险业务知识一窍不通，上诉人才会对被上诉人保险代理人身份产生无限信赖和依赖，继而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付被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对其信赖欺诈上诉人从保险公司借出款项供自己对外放高利贷谋取私利，此举不仅有违保险代理人禁止性规定，更严重侵害上诉人财产利益。三、上诉人和案外人马琳及江苏索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也不存在向其出借款项事实。被上诉人没有将七笔从保险公司借出的款项在第一时间交给马琳，上诉人也从未从被上诉人或马琳、索亚公司处获取相对应的高利贷利息，因此，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和马琳、索亚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不成立。1、被上诉人陈述从保险公司借出的七笔款项都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出借给马琳，此陈述虚假。所涉七笔从保险公司借出的款项，保险公司将款项打入上诉人尾号2782银行卡后，被上诉人均在当日或次日陆续以取现、消费、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转至自己银行卡内，并没有将款项交给马琳。七笔借款款项用途不明，无法证明七笔款项被上诉人均在第一时间交给马琳。2、被上诉人陈述从保险公司所借七笔款项，均以年息10%的利率放贷给马琳，按此计算所借七笔款项本金总计为1432000元，年利息应为14.3万元。放贷时间从2013年2月至2017年3月，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上诉人从未收到14.3万元高额利息，所有利息均由被上诉人收取和占有。3、被上诉人未提供在保险公司七笔借款到账后，其在对应时间段将款项打入马琳或索亚公司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其向马琳实际交付借款，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从2013年2月起便委托其向马琳放贷。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和上诉人存在委托出借借款的合同关系。1、证人高某,4无法证实其确系索亚公司员工，其证词系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上诉人从未和其见过面，不排除该证人出于其他考量作伪证的可能。2、索亚公司出具的载有“向高勉柱借款60万”借据的复印件，无法证明该60万元实际出借主体系上诉人，也无法直接推断出上诉人和马琳或索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借据没有原件，也无法从索亚公司财务信息上查询到实际出借人确系上诉人，不排除被上诉人为规避执业风险，假借上诉人名义向马琳等进行放贷。3、从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办案民警1在询问过程中多次打断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诱导、误导式询问，并对上诉人明确表述领取“保险利息”的真实意思，数次故意曲解为“放贷利息”，故该视频资料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出借款项的合同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宋巧花辩称，一、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出借借款委托合同关系而不存在保险委托合同关系。1、上诉人在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开立尾号2782银行卡后，即将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付答辩人。上诉人多次向保险公司申请借款共计1432000元，并指定上述银行卡为接收借款的账户，均由答辩人应上诉人要求将所借款项通过答辩人的银行卡交付给案外人马琳，由马琳向上诉人出具借条。马琳借款到期后，答辩人将上诉人持有的借条还给马琳，并将马琳偿还的借款本息在偿还保险公司的借款本息后剩余部分，以现金形式交给上诉人（因上诉人的银行卡由答辩人持有，所以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有上诉人银行明细单、答辩人银行明细单、上诉人在公安机关陈述为证。2、上诉人5年期保险于2017年12月份到期后，答辩人将上诉人的银行卡交给上诉人方便其办理领取保险本金及收益的手续，之后保险公司将575882.6元打入尾号2782银行卡，连带之前未支取的借款利息合计590700元。之后上诉人将身份证、银行卡交给答辩人，答辩人通过银行柜台转账的方式（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规定：1、银行转账有限额，59万元不能一次转出，每次不能超过20万；2、凡大于5万元的柜台转账，代办人需要持有持卡人身份证和代办人身份证以及银行卡才能办理)将以上款项转入答辩人银行卡中，之后连带答辩人借给上诉人的1万元合计60万转账给马琳，马琳向高勉柱出具了60万的借条。上诉人将其身份证交给宋巧花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委托宋巧花代其转款的行为，有上诉人银行明细单、答辩人银行明细单、借条复印件、索亚公司综合部员工高某,4的证人证言为证。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达成委托办理保险的合意。上诉人是保险公司的老客户，其对保险公司的业务办理流程是明知的，人寿保险公司理财保险业务必须至保险公司的柜台办理。上诉人将其身份证及银行卡交给宋巧花后，长达一年时间内未到保险公司办理业务，而到一年后就拿着60万元借条与宋巧花去马琳公司取钱，并不符合其所谓的委托办理保险的流程，与常理不合。4、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一再撒谎，陈述自己并未向保险公司借款用于出借他人，但通过被上诉人持法院调查令至保险公司调取的证据显示，其本人分七次从保险公司借得款项。其谎言被戳穿后，又辩称自己不知道其卡中的款项被宋巧花挪用至何处。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从保险公司借得1432000元后，又将其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宋巧花，在长达五年时间里从未过问该巨额款项的去处，不合常理。综上，上诉人将从保险公司借款以及保单到期的本金及收益通过答辩人出借予案外人，以此赚取借款利息，二人之间存在出借借款委托合同关系。其中马琳的借款利息约为年利率10%，并非上诉人所说的高利贷。答辩人也未从中牟利，所有余款均支付给上诉人。答辩人的行为是应上诉人委托对外从事出借借款的行为，而非理财保险业务。二、上诉人向保险公司借款系其自愿行为。上诉人自2013年2月25日至2017年3月17日，共7次向保险公司借款，每次借款均由上诉人本人持身份证等材料到保险公司亲自办理并签名，且指定尾号为2782的银行卡为领款卡。由此可知上诉人的借款行为是自愿而为，有上诉人签署的保全业务受理单为证。三、上诉人对向马琳的借款数额和收益明知。上诉人尾号2782的银行卡中原存有5年期保险本金及收益总额575882.6元，而上诉人在公安机关陈述：“拿息给我了”；“一八年没拿，这个钱呢，连利息加起来59万，就是一七年到底是59万，59万呢，她给我拼一万块，拼成六十万”；“我不知道，反正她叫我拿钱，我就拿钱走”；等可以证实上诉人拿到过借款利息。且2018年3月17日到期的借款利息上诉人未要求答辩人提取，而是要求答辩人借其1万元拼成60万继续支付给马琳。上诉人在一审民事状中的请求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后在庭审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575822.66元。由此可知，其对出借给马琳60万元的事实是明知的。综上，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出借60万元款项的事实清楚。四、上诉人与案外人马珠、索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首先，根据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警官二问：人说的人每年都给你条子。上诉人答：条子，我没有一九年的条子，我光拿利息，我光拿钱。上诉人只否认没有2019年的借条，未否认之前拿过借条，且60万借条出具时间是2018年，到期时间是2019年，上诉人如无借条，如何知道到期时间，并且其承认拿到过利息。其次，证人高某,4的证言证明，上诉人曾持有马琳向上诉人出具的60万的借条原件至索亚公司索要借款本息。综上，上诉人曾收到过马琳支付的借款利息以及持有马琳出具的借条原件，两者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五、上诉人主张未收到本金1432000元的利息14.3万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的初始本金为50万元，经过若干次向保险公司借贷后再将款项出借给马琳，得到利息后再还给保险公司，从中赚取大概4.5%每年的利息差，而其中的利息差额，宋巧花均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上诉人。六、上诉人主张证人高某,4身份无法证实。根据高某,4与索亚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证实高某,4一直在索亚公司工作，系索亚公司综合部员工。综上所述，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出借借款委托合同关系，答辩人占有上诉人自保险公司借款以及保险到期收益575882.6元等款项合法有据，其作为受托人将上述款项交给案外人，系履行上诉人委托出借借款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上诉人承担，答辩人并不负有向上诉人返还其已出借款项的义务。上诉人基于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向答辩人主张返还上述款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勉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575822.66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原告通过银行柜台购买人寿保险公司5年期保险产品。2012年12月20日，原告开立其名下银行账户62×××06。上述5年期保险产品到期后，2012年12月26日，原告上述尾号6206银行卡分别收到“人寿付”两笔保险收益，金额分别为355989.28元、237326.20元。2012年12月，经被告介绍，原告在人寿保险公司柜台购买了合计金额为50万元的5年期保险产品，保险类型均为国寿新鸿泰金典版两全保险（分红型）。2012年12月28日，人寿保险公司从原告上述尾号6206银行卡分别扣划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应上述三笔款项变动，共三笔保单：第一笔保单标准保费20万元，合同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9日，合同生效日期2012年12月30日，到期应付金额230353.06元；第二笔保单标准保费20万元，合同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9日，合同生效日期2012年12月30日，到期应付金额230353.06元；第三笔保单标准保费10万元，合同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9日，合同生效日期2012年12月30日，到期应付金额115176.54元。上述三笔保单到期应付金额合计575882.66元（即，230353.06元+230353.06元+115176.54元）。上述三笔保单到期后，原告均于2018年1月3日在上述三笔保单有关保险材料中签字确认。2013年2月25日，原告开立其名下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2×××82。后原告将上述尾号2782银行卡等交付给被告，并将上述银行卡交易密码告知被告。原告2012年12月29日在人寿保险公司柜台购买的合计金额50万元三笔保单到期后，保险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分三笔向原告尾号2782银行卡支付18153.06元、115176.54元、18153.06元，于2018年1月5日分两笔向原告尾号2782银行卡支付212200.00元、212200.00元，上述五笔款项合计575882.66元，为三笔保单到期后原告全部的本金及收益。2018年1月6日，上述575882.66元支付至原告尾号2782银行卡后，由被告利用原告提供的上述银行卡和密码分三次转账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金额分别为200000元、200000元、190700元。被告陈述原告还向其借款1万元，连同上述三笔支取款项及2782银行卡中余款，合计60万元，其应原告要求出借并支付给了马琳及索亚公司，马琳系江苏索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6日，被告通过其银行卡向马琳转账60万元。被告提供的一张借条复印件显示：今借到高勉柱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元）。借款期壹年（2018年元月6日至2019年元月5日）。借款人落款处有马琳签字及索亚公司盖章，出具日期为2018年1月6日。被告的证人高某,4出庭作证并陈述，其系索亚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2019年1月初，原、被告一起至索亚公司，说公司老板马琳欠钱来要钱，原告持有并出示了60万元的借条原件，借条落款处有马琳签字及索亚公司盖章，原告陈述马琳欠他的钱未还，高某,4告知原、被告马琳已跳楼自杀。2019年1月10日，原、被告共同至徐州市云龙区公安局彭城派出所接受询问。原告多次陈述其拿了利息，为被告支付，并陈述：“一八年没拿，这个钱呢，连利息加起来是59万，就是一七年到底是59万，59万呢，她给我拼一万块钱，拼成六十万。”“一八年年底，一九年的元月份了，到期的钱就没有了。”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收到的利息数额合计约2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在开立尾号2782银行卡后，原告根据其在2012年12月29日在人寿保险公司柜台购买的合计金额50万元三笔保单，多次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具体为：2013年2月25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144000元，约定还款日期2013年8月25日，现行借款年利率为6.56%，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2月26日，上述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3年9月26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分别为70000元、118000元，约定还款日期均为2014年3月26日，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9月27日，上述两笔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4年3月20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148000元，约定还款日期2014年9月20日，现行借款年利率为5.60%，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3月21日，上述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4年10月13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分别为50000元、15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均为2015年4月13日，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在该保全业务受理单中，手写“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提示和客户声明”落款处，原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4日，上述两笔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5年3月2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153000元，约定还款日期2015年9月2日，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在该保全业务受理单中，手写“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提示和客户声明”落款处，原告签字。2015年3月3日，上述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5年10月27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分别为78000元、121000元，约定还款日期均为2016年4月27日，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在该保全业务受理单中，手写“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提示和客户声明”落款处，原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7日。2015年10月28日，上述两笔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2017年3月17日，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借款，相应的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申请服务项目为保单借款，申请借款金额分别为80000元、160000元、16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均为2017年9月17日，借款人指定的领款账户为高勉柱62×××82。原告在落款处签字，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在该保全业务受理单中，手写“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提示和客户声明”落款处，原告签字。2017年3月18日，上述三笔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上述指定账户，后由被告支取。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的上述几笔借款到期后，均由被告进行操作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和利息。庭审中，被告陈述其还款资金来源于马琳及索亚公司偿还的原告相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等。一审法院还查明，被告提供的一张借条原件显示：今借到宋巧花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元）。借款人落款处有马琳签字及索亚公司盖章，出具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2018年3月24日，被告通过其银行卡分三次向马琳分别转账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合计50万元。被告提供的另一张借条原件显示：今借宋巧花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借款人落款处有马琳签字及索亚公司盖章，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26日。2018年5月26日，被告通过ATM机向马琳转账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关系，具体委托内容为2012年12月委托被告在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合计金额50万元的三笔保单相关事宜，具体委托事项为保险合同的签订、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原告办理的相关手续、保险合同到期后保险款项的领取等，原告基于上述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认为在涉案5年期保单到期后，被告应将领取的保险全部本金及收益合计575882.66元支付给原告。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关系，在购买涉案保险产品过程中，其仅仅是帮助原告，并限于引导原告如何填写有关内容等，就原告使用其保单多次向保险公司的借款及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575882.66元，被告介绍并仅义务帮助原告将上述款项出借给案外人马琳与江苏索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并未从中牟利。该院认为，原告上述主张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原告应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关系，特别是应举证证明其委托被告代为领取了涉案保单的全部本金及收益。第一，从涉案保单的办理过程来看。1、原告购买涉案50万元保险产品的款项，为其2007年通过银行柜台购买人寿保险公司5年期保险产品的到期收益，该50万元自原告2012年12月20日开立的其名下银行账户62×××06自行扣划。该50万元是否用于购买保险产品、是否扣划、由何处扣划，均仅能由原告自行决定。原告虽主张其委托被告签订了涉案保险合同，但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三份保单等保险材料中无被告作为原告代理人的签名，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主张其委托被告办理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原告办理的相关手续，被告亦不予认可。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在原告与保险公司之间涉案三份保单成立并生效后，就涉案保险产品本身，保险公司并未要求原告配合办理有关手续直至5年保单全部到期，故原告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3、原告还主张其委托被告在保险合同到期后领取了保险款项，故被告应向其返还。庭审中，原告又陈述，涉案保险产品到期后，其又委托被告使用上述款项购买了一年的保险产品，原告上述主张与上述陈述相互矛盾，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对于原告上述主张与上述陈述亦均不予认可。实际上，原告用于接收涉案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合计575882.66元的银行卡，为其名下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2×××82，该银行卡系原告购买涉案50万元保险产品后，另行于2013年2月25日开立的。原告开立上述银行卡后，即将银行卡等交付给被告，并将上述银行卡交易密码告知被告。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涉案三笔保单到期向原告支付全部本金及收益时，上述尾号2782银行卡早已由被告持有，原告并非仅为收取保单到期款项才向被告交付该银行卡并告知银行卡交易密码。因该银行账户属原告所有，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关系，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的收取也是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了原告，而未向原告主张的“受托人”被告进行支付。因此，原告主张的被告代收原告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的事实不能成立。第二，关于被告将原告尾号2782银行卡中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575882.60元转账至自己账户，具体是何种法律关系。被告主张就原告使用其保单多次向保险公司的借款及上述575882.60元，被告介绍并仅义务帮助原告将上述款项出借给案外人马琳与江苏索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并未从中牟利，亦即被告系接受原告委托代为对外出借款项给案外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被告的上述主张。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在原告尾号2782银行卡开立后，原告多次向保险公司申请借款并指定上述银行卡为接收借款的账户。原告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其在2019年4月9日庭审中陈述的除了2012年12月办理5年期保险业务外，原告未另行向保险公司借款用于出借给其他人，亦为虚假，庭审中原告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告多笔借款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指定账户后，均由被告支取，庭审中，被告陈述其系应原告要求将相应款项出借并支付给了案外人，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明细单予以说明，被告上述陈述亦能与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累计收到被告支付的约2万元利息相互印证。而涉案三笔保单全部本金及收益在保险公司支付至原告账户后，亦由被告支取，被告陈述其亦系应原告要求将相应款项出借并支付给了案外人，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被告上述陈述亦能与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她给我拼一万块钱，拼成六十万”、被告提供的60万元借条复印件、被告的证人高某,4出庭陈述相互印证。综上，该院依法认定就三笔保单到期全部本金及收益575882.60元，原、被告之间存在出借借款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占有上述575882.60元合法有据，其作为受托人将占有的上述款项交付给案外人，系履行原告委托出借借款的行为，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并不负有向原告返还其已出借款项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基于购买人寿保险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返还上述款项，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遂判决：驳回高勉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3320元，由高勉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宋巧花提交泉山法院（2019）苏031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是高某,4与索亚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判决，该判决能够证明高某,4自2013年就在索亚公司综合部工作。上诉人高勉柱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系打印件，并非原件，无法核实；即使该证据真实，但高某,4在一审出庭作证所做的证词并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证人证言系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上诉人从未见过高某,高某,4在一审时向法庭所做的陈述并不是客观陈述。对被上诉人宋巧花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能够认定高某,4原系索亚公司工作人员，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除被上诉人宋巧花提交上述证据外，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高勉柱主张的基础法律依据是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上诉人高勉柱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产品后将开立在其名下的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2×××82银行卡、交易密码等均交给被上诉人宋巧花，被上诉人宋巧花提交的马琳和索亚公司出具的以高勉柱为债权人的借条复印件及索亚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高某,4的证言，结合上诉人高勉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陈述、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庭审陈述，综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委托出借借款法律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高勉柱主张其在《保全业务受理单》等上的签字系受被上诉人宋巧花欺诈，但没有提交证明足以证明，且与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身份亦不相符，故上诉人高勉柱该主张于法无据；上诉人高勉柱主张被上诉人宋巧花利用身份优势将“从保险公司借出的全部款项用于个人对外放高利贷谋取私利”，但本案出借给案外人马琳和索亚公司的款项并未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系“放高利贷”，故上诉人高勉柱该主张亦于法无据。而且，上诉人高勉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宋巧花在本案纠纷中获取不当利益，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故上诉人高勉柱主张被上诉人宋巧花应基于不当得利返还涉案款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勉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高勉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东平审判员  沈慧娟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