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再4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乃富，男，193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退休教师，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云，男，住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东区，系王乃富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芬，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启斋，男，193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合肥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住安徽省合肥市。 王乃富因与王启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5月13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乃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云、唐芬，被上诉人王启斋均当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乃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者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办学期限应为2001年8月至2003年7月两个学年。原判认定合伙办学收支计算至2005年与客观事实不符。2001年8月合作办学之前，双方1999年9月6日、2000年5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所涉合伙协议无关。2000年6月13日与“炮院”签订的协议，说明“炮院一站”是王乃富时任中山学校法定代表人时就已经开办成立，并非双方合伙办学成立。双方2001年2月8日签订的《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系合伙协议。合伙期限按学期计算应从2001年8月开始，建账时间应从2001年8月开始计算。2003年4月18日签订了终止联合办学协议，按学期计算合伙期限至2003年7月止。合伙终止时账面余额102051.35元，预留20%，剩余8万元作为合伙利润，王乃富分得48000元，王启斋分得32000元。（2）双方2003年6月21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及《搬迁协议》说明双方合作办学已经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本案合伙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双方合伙办学的收支账目应从2001年8月至2003年7月止，而非计算至2005年。原判在证据采信上有失客观公正。（二）原判认定联合体的收入为942700元，系在认定事实错误基础上的推定，不能成立。第一，搬迁协议第六条及终止协议第一条和第八条均约定了双方对联合体遗留的学生，应共同教学和管理至毕业。王启斋2003年6月21日以后另立门户，自主办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双方的合作形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合伙协议已经终止。王启斋2003年8月15日在新安晚报刊登虚假招生广告，对联合体遗留学生不管不问，客观上存在严重违约，无权分享此后的办学财物。第二，原判认定03学年、04学年的办学收入，主要依据王启斋单方制作的第二阶段（2003年7月-2006年6月）收支账目，此账目完全是王启斋凭空想象，无凭无据推测出来的办学收入。职科大长江站毕业生统计03届、04届、05届毕业生人数无法证明办学的实际收入。办学收入应该以收费票据为准。王启斋应提供职科大长江站毕业生名单，否者无法区分哪些是联合体遗留学生，哪些是联合体终止以后双方各自招收的新生。王启斋能够提供职科大长江站06届毕业生名单，为何不提供03届、04届、05届毕业生名单？职科大长江站06届毕业生名单，其中有13名学生是王乃富2003年8月之后招收的新生，与联合体无关。王启斋提供的陈贞2004年4月8日证言为证。第三，关于管理费和住宿费问题。管理费是王乃富、王启斋分别向被挂靠的有资质的办学单位缴纳，并非王乃富个人收取或者所得。一审判决将管理费、住宿费计入联合体办学的收入错误。第四，王启斋主张分配合伙利润，应承担举证证明收支账目，一审让王乃富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不当。（三）原审法院在认定联合体的收入和支出帐目上存在部分有误。第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联合体收入一万元保险押金的问题。该笔押金自始自终是王启斋与保险公司赵治伟二人在操作，上诉人从未参与其中，也从未收到过该笔一万元的保险押金，该一万元也未入联合体的收入帐中。虽然票据上有上诉人王乃富的签字，王乃富是履行职务程序上的签字，不能代表上诉人王乃富已实际收取了该一万元的款项。该一万元票据的背面有王启斋的签字，但王启斋用纸将该票据背面粘贴覆盖，无法辨认，已人为地破坏了该份原始票据的证明力。对此，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对该一万元票据的质证意见已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对此一万元不应计入联合体的收入账中。第二，对原审判决（P15页、P34页）认定“2001年11月及2002年11月，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给联合体代理手续费468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给联合体代理手续费507元共975元，均由王启斋收取，亦未记入联合体帐中。”对此，二个保险公司分别向王启斋支付了二次保险手续费共计为975元，上诉人不知情，也从未见到王启斋向联合体出具该975元的票据手续，也未记入联合体的收入帐目，故原审判决将该975元列入联合体收入账中，无事实依据。第三，原审判决（P30页、34页）确认王启斋从保险公司退还的33000元款项中，王启斋支付了保险费15228元，以及退还给赵治伟的保险押金7500元，共22728元，应从联合体的支出帐目33000元扣除该22728元。此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系错误认定。对此，上诉人从联合体的财务凭证中查实：该33000元，王启斋用七张太平洋人寿保险收据来充抵报销，该七张保险费暂收收据上载明了投保人为“王启斋”；收款日期分别为2001年9月25日、9月26日；购买的险种“长健A”。由此说明，该33000元的用途是王启斋为其个人购买的人寿保险，并非是为联合体的学生投保。原审判决认定应从33000元减去王启斋支付的15228元的所谓保险费，上诉人也未看到任何该15228元的保险单和相关的保险票据凭证，该笔保险费款项联合体的帐册里也未记载。王启斋所称，该33000元用于为联合体学生购买保险，但所有的收支手续仍在王启斋手中，其中保险费15228元，退押金7500元，均未列入联合体的收支帐目中，赵治伟（保险公司）从该一万元的押金中退还补偿的2500元也在王启斋手中。自始自终上诉人均未参与购买保险一事，对该笔保险费用也不知情。故原审判决（P34页）认定应从联合体支出33000元的帐目中扣除该笔保险费15228元和退还押金7500元共22728元，无事实依据。该33000元应属于王启斋个人用款，上诉人要求该33000元予以返还，并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返还给上诉人19800元（33000元×60%）。第四，原审判决（P17—18页）对王启斋借支13000元的事实认定有误。客观事实是，2002年3月26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10000元，其称借支的用途是给张方桂用以招生所用，但该一万元是否已实际交付给张方桂，上诉人不知情，庭审中也未见张方桂向王启斋出具一万元的借条。事后，王启斋用六张学生收费票据冲抵该一万元的借支款，后经王启斋本人签批，同意从联合体的帐目中列支，属于自报自批，不符合财务报销制度，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另，2002年元月28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300元，其称是给学生购买炊具，事后上诉人即未见到购买的炊具，也未见购买的凭据，此款也未记入支出帐。以上说明，该10300元的借支款实为王启斋个人占有，应按比例返还给上诉人6180元。第五，王启斋工资的认定问题。原审判决（P33—34页）认定王启斋为联合体提供劳动至2004年4月，因此联合体应支付2003年8月份以后的工资，故应支付王启斋工资共计11900元。此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联合体从未拖欠过王启斋的工资，联合体将其工资发放至2003年8月。自2003年下半年联合体终止后，王启斋已另立门户到大学生公寓独立办学，人无分身术，客观上无条件来联合体上班，对联合体遗留的学生不尽教学和管理义务，从考勤表可证实，自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王启斋一共来校16次，其中04年3月一次没来校，平均每月来两次，而且均是在中午或下午，来校时间很短，来校的目的就是动员拉拢学生到其开办的教学点上学，对此有刘文才的证言为证。还有几次来校拉走办公用品及教学设备，有其本人出具的收凭据为证。以上说明，原审判决认定其为联合体付出劳动至04年4月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故其一审判决认定联合体需向其补发工资依法不能成立。 王启斋当庭答辩称，1.联合体学生收益问题。与王乃富联合办学从2001年8月到2006年，有两届毕业生，学杂费3700元，成教生多交200元。2006年6月134人自考学员参加考试取得毕业证，237人参加成教考试取得毕业证，应收学费500余万元。上诉人少报收入多报支出，让儿子王少云兼职学校会计，2001年少报收入20万元。2003年虽然解除了2001年的协议，但其他的四个协议均约定，只要联合体存在，产生的效益依然双方四六分成，有效期至2006年（2002届学生毕业离校）。我应享受2001年到2006年的分成。2.上诉人称我离开联合体独立办学就不能享受，不能成立。2003年6月11日校务会王乃富宣布，王乃富自己办学，不到一星期，他提出要把联合体搬家到银行干校独立办学的地方，当时我就不同意。他说联合体三五碰头研究，平时电话联系。后来得知王乃富提出把联合体搬家办学，是因为王乃富因自己独立办学与对方签订的协议，对方要求他招生100人，否则要缴纳8万元。我认为王乃富自己办学与联合体无关，他让我帮帮他，我当时就说，风险你要承担，8万元的风险化解了，那你六我四我们要分了。搬家对我有损失，应该给我10%的补偿，之后给了我3000元。联合体根本就没算过账，所以没有分成。搬家后他承诺将我秋季招生用房安排在他那，但协议签了后7月底了，他没有安排我招生的房子，给了我一个介绍信到大学生公寓租房。我去大学生公寓办学是王乃富的安排，他违反协议却倒打一耙。联合体办学还是三五碰头平时电话联系，但之后就撤掉了我的办公司并停发我的工资，说我独立办学了，让我离开联合体。事实上并非我离开联合体，就此情况我还坚持在联合体工作三年。2004年王乃富将我办公桌椅都送去仓库，并不是我要离开联合体。我始终有权享受联合体的分红。3.对方说我在安庆招生，我的招生简章是王乃富给我的，我是复制他的，改变了地点和时间，其余内容一样。我2003年招生，与他主张的2001年撤销办学点无关。4.保险金的问题。2003年2月，保险是给学生买的还是给自己买的，看单据就知道了。1万元押金，这1万元是保险公司亲手交给王乃富的，王乃富给了一张收条，所有现金收入都要给王乃富，我只是管账，现金不会给我。原审判决有不当之处，上诉人说没有收1万元押金与事实不符。当时签订培训协定违背了保险公司协议，经过调整，原协议解除。我们退还1万元押金，有律师签证文字记载。上诉人说我少给2500元与事实不符，王乃富是从1万元中拿了2500元赔偿给我。5.2001、2002两年收入91多万元和69多万元，是根据王乃富收钱的发票、签证统计的，班主任亲自交给王乃富的。2003年后他与几个联合办学的单位提供的开支证据、在校人数、王乃富上报给科大的历届学生名单。学校的规定是不缴费不报学籍、不准听课、自动退学，凡是毕业的都缴费了，不缴费的无法毕业。6.管理费一审法院判决少了，应该按照70人标准。第一、第二学年收费应该570余万元，现在说实际收费170万元。 王启斋一审原审起诉请求：一、王乃富给付办学款521565.02元（含2003年至2004年利息共48426.67元）；二、王乃富将共同实物40%即38400元分割给王启斋或分割实物；三、王乃富承担诉讼费、审计费等费用。一审法院作出（2005）包民一初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启斋的起诉。该裁定生效后，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7）皖0111民监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王启斋一审再审中诉称：2001年双方共同招生333人，2002年共同招生38人，共371人。其中237人考上成教，另134人为自考生。成教生每年收费3950元、自考生每年收费3700元，所有学生学制都是四年。前述学生人数来源于王乃富主持教育期间制作并上报的学生名册。根据规定学生如不交费，不准入学、报学籍，也不许听课。凡毕业的学生都拿到了毕业证且交纳了费用，费用均由王乃富收取。收取费用均是三联收据，第一联给学生，第二联给王乃富，第三联班主任留下。2001年和2002年收据存根班主任交给了王启斋。2003学年至2005学年根据上报的毕业人数及收费标准计算出收入。2001学年及2002学年的支出主要是固定资产、人员工资、管理费、招生费。2001年8月至2006年6月，自考生的收费应该计算四年。双方合伙后至今未分红，王乃富之子王少云将20多万元存了起来，至今未交出。2003年到2005年期间，王乃富和陈珍、程可传联合办学，其均将开支列入王乃富和王启斋合伙期间的共同支出，显然不对。综上所述双方合伙期间，王乃富隐瞒收入、多报支出。为此，王启斋在再审中请求：一、王乃富给付办学款670250.39元；二、王乃富给付相应利息，以670250.39元为基数，自2001年8月计算至2018年5月21日，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三、王乃富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15万元（从2003年计算至2018年，每年1万元）。 王乃富一审再审辩称：一、双方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后，双方对于联合体无任何资金投入，由此王启斋诉请分割合伙利润无法律依据。二、双方办学未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双方在2001年至2003年合作期间均以中山学校原有的资质和财力成立了炮院、职科大、教育学院三个教学点，双方实际挂靠中山学校办学，故协议无效。因此因王启斋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联合体进行了投入，故其主张返还及赔偿财产，均无法律依据。三、对于联合体的办学收入及支出应依据相应的票据计算，而不能根据学生人数结合招生简章记载的收费标准计算，况且实际上存在学生中途退学、减免学费等情形。四、（2010）包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已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王乃富要求驳回王启斋的诉讼请求。 一审再审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8月，中山学校领取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被许可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全日制自学考试专科及本科生，省民革是该校的举办者和主管机关。此时中山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为王乃富。2000年9月18日中山学校向省民革请示，主要内容为将中山学校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大科公司”）合并，成立新的领导机构，即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高教和短期培训工作，全权接收中山学校的基地、基金、学生、财产、物资等，管理委员会由吴存茹任主任，王乃富任副主任；考虑教学需要仍保留中山学校，该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存茹。9月19日，中山学校与大科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大科公司整体接收中山学校的人、财、物；兼并后中山学校原法定代表人对中山学校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与义务。2000年9月25日至9月28日期间，中山学校先后将公章、财务专用章、办学许可证、相关批复移交给大科公司。2001年2月12日省民革批复中山学校法定代表人为吴存茹。 1999年9月6日、2000年5月31日王启斋与王乃富分别签订协议两份，约定双方合作办学，其中2000年5月31日的协议上加盖了中山学校的公章。 2000年6月13日，王乃富以中山学校（乙方）名义与炮院签订《协议书》，约定2000年至2003年期间自考助学事宜经甲方授权，乙方可挂牌“炮院第一教学站”，负责招生宣传及生源组织工作、负责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学生实施教学和管理等，甲方负责落实招生专业、申报考生考籍，学生学籍管理等。乙方自负盈亏，负责学费等费用的收取，并向甲方交付管理费每生350元、第一学年每生注册费50元。理科每生每学年收学费2500元，文科每生每学年收学费2200元，另收教材费、管理费、住宿费。 2001年2月8日，王乃富（甲方）与王启斋（乙方）签订《关于联合办学协议》，双方约定全面合作办学，招生、统一教学管理，甲方任校长，乙方任副校长。双方按股份制合作，甲方占六成，乙方占四成，按股承担风险和分红。校长日常工资高于工资20%。甲方任现金出纳、乙方任财务会计，严格按财务制度建账，乙方审批，甲方验检，登记入账。从2001年2月8日起，所有新招学生，须按协议执行。甲乙双方原有的所有学生，全部在2001年9月1日起按本协议执行。固定资产处理原则5年折旧全部使用价值。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协议签订后，王乃富与王启斋（以下称“联合体”）先后成立了“炮院第一教学站”、“长江工作站”，并以此名义招收自考生和成教生。学生的学费均由各班主任收取，各班主任收取学费时向学生出具收据。收据均是一式三联，各班主任向学生出具三联收据中的第三联，第二联由王乃富保管，第一联存根联班主任向王乃富交付费用后王乃富或其子王少云在收据背面签名后交给王启斋，王启斋再将收据存根联交给财务会计。 2001年5月22日，王乃富（乙方）与合肥职工科技大学（甲方，以下简称“职科大”）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学生报考甲方计算机应用和技术专业高职大专三年脱产班和经济管理专业成人大专三年业余班（计算机应用按四年业余形式教学；经济管理专业按三年业余形式教学）。甲方提供考前专业课辅导服务。乙方考生理科达到高职三加二省定和文科达到成教录取分数线，甲方录取。甲乙双方共同制订教学计划并负责学籍管理，甲方负责颁发三年脱产的专科毕业证。提成费理科生每年500元，文科生前二年每生500元、后一年每生250元。计算机应用按四年收取，经济管理专业按三年收取，以实际在校人数分两次交清（即2001学年10月1日前付一次，为第一、二两学年的金额，余额在2002年9月按在校人数全部交清）。毕业时如有流失，甲方按实发毕业证人数退还最后一学年的流失学生的提成费。乙方负责组织生源报考甲方学校，甲方录取学生后乙方负责组织教学、行政管理等。 2003年4月18日，王乃富与王启斋经协商后签订《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终止，做好结束收尾工作的协议》，约定：自2003年秋起，停止联合招自考生，对现有的在校学生，双方共同负责教学和管理，直至毕业。双方在联合办学期间共同创造的物资，按原协议规定，甲方占60%、乙方占40%。双方在联合办学期间以及在收尾期间的资金分配：甲方占红利或亏损的60%，乙方占红利或亏损的40%。双方仅对现有在校学生共同管理和教学，不得再招新生插班上课学习，同时现在在校的自考生、成教生和本校自考生报本校2003年成教被录取的学生，也不得离开本校本班上课。双方尽快落实新校址，若搬迁仍按轻工干校标准交费，即房租每生每年800元，走读生每生每年400元。 2003年6月21日，王乃富与王启斋签订《关于搬迁协议》，约定王启斋同意王乃富将双方联办的炮院一站学生和设备搬迁至省建行干校，搬迁费、安装费等由王乃富负担，王乃富奖励王启斋3000元。管理人员5人，包括王启斋、王乃富、石裕金、徐必仁、刘文才。学生食宿、教室、上机、办公均由王乃富负责安排。联合体学生按原轻工干校标准住校生每年每生800元、走读生每年每生400元，于每年10月1日和第二年3月30日前交付王乃富。协议有效期到联合体中2002级学生离校为止。2003年7月王乃富由淠河路轻工干校搬迁到合瓦路建行干校继续办学。 2003年6月21日，王乃富与王启斋又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甲方王乃富同意乙方王启斋使用炮院一站、省电气工程学校（北区）名义自主招生、教学，自负盈亏。乙方在每年10月1日前按学费的10%交付甲方学年劳务费，住宿、水电费等在校生每人每年800元、走读生每人每年400元，有效期四年（2003年6月－2007年6月）。同日，职科大长江教学站为王启斋向大学生公寓出函，介绍王启斋到该处联系学生住房和课室租用事宜。其后王启斋在大学生公寓另外办学。 炮院第一教学站2001年新生入学须知载明理工科、文兼理每生每年学费2500元、文科生每年学费2300元，另交房租、水电费600元、杂费3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2002年新生入学须知载明：1、中专两年，每年每生学费2400元，另交住宿、水电费400至600元、杂费300元、书本及资料费200元、军训及服装费200元；2、大专、本科四年学费：理工科、文兼理每生每年学费2800元、文科生每年学费2500元，另交住宿、水电费600元、杂费3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军训及服装费200元。2003年新生入学须知载明理科、文兼理每生每年学费2800元、文科生每年学费2500元，住宿费10人间每生400元、7人间每生600元、6人间每生800元；管理费3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军训及服装费200元。 2001年8月至2002年5月，刘文才经手收费（如石秀芳，000132号）最高：学费23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300元、成教费500元、资料费50元。2001年8月，刘珍华经手收费（如周敏，0004855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杂费及军服费4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2001年8月至2001年9月，石裕金经手收费（如陈景峰，0004507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及军服费4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石裕金经手收费（如曹军业，0004917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及军服费400元、书本及资料费300元。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杨宏佑收手收费（如秦康，0002051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300元、成教管理费500元、资料费50元。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刘宏成经手收费（如刘旭，0002102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300元、成教费500元、资料费50元。2002年8月至2003年2月，徐必仁经手收费（如李贻昌，0002207号）最高：学费28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300元、教材费300元、军服费200元、押金50元。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刘文才经手收费（如张杰，0002001号）最高：学费2500元、住宿费600元、管理费300元、成教费500元、资料费50元。2002年3月至2002年12月，石裕金经手收费（如时绍原，0002307号）最高：学费2800元、住宿费600元、杂费300元、教材制卷费300元、军训费200元、押金50元，另收宇荣侨等人成教管理费每人500元。 2002年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联合体交给炮院第一教学站办学款22万元、自考生管理费19300元。2002年10月联合体交给职科大长江工作站管理费34000元。2003年3月、7月联合体交给炮院第一教学站管理费6万元，2003年5月、8月交给职科大长江工作站管理费51676元。 2002年3月24日，王乃富之子王少云和王启斋妻子沈冯競对联合体2001年8月至2002年3月期间的收入及支出账目、票据进行了交接，王少云共向沈冯競移交收入凭证第1至5号共447张，支出凭证第1至204号共204张。王乃富主张其于2003年9月后不再记账，亦未将建行干校的收入和支出记入联合体账中。 2001学年指2001年8月至2002年6月，2002学年指2002年8月至2003年6月，2003学年指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2003年因为非典，学生5月份即离校，7月提前开学是给学生补课）。2004届、2005届学生应分别在2003年9月1日及2004年9月1日之前交清费用，2004届、2005届指的是学生毕业时间。 王乃富提供了从职科大已毕业成教生未领取毕业证书的共10人毕业证书，该10人均为计算机应用专业脱产学习，包括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学习的2人（包括王杰、常琦），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学习的8人（包括季红志、葛远、施展、刘涛、蒋永建、周宁、朱运峰、郭宗华）。王杰、常琦登记于王启斋提供的1999级自考生和2000级成教生名单中。季红志、朱运峰、刘涛、葛远、周宁、蒋永建登记于王启斋提供的2000级自考生名单，季红志、刘涛、葛远、周宁、蒋永建、施展、郭宗华登记于王启斋提供的2001级成教生名单中。前述10名学生在王乃富提供的收入账及王启斋提供的收据中均有交费记录。 2003年8月2日，王启斋从王乃富仓库搬走老板桌、三人沙发、椅子、组合柜。2003年7月20日、2004年8月2日，王启斋另从王乃富处借用部分办学设备和其他财物。王乃富提供的考勤表考勤时间为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显示王启斋出勤至2004年4月。 联合体未向王启斋支付2002年11月、12月及2003年1月至3月，2003年8月及以后的工资，已支付的工资是每月基础工资850元。除已交接给沈冯競的联合体收入、支出账及相关凭证，其他联合体的收入、支出账及相关凭证由王乃富一方保存，双方一直未算账。 王启斋原审中主张2001学年（2001年8月26日－2002年7月5日）收入为943495元，包含2001学年收据收入917995元、王乃富收1999级C班袁正梅等13人成教费13000元、王乃富收赵志伟押金1万元、王启斋收赵治伟赔偿款2500元。 1999级闻春福班收费166830元（收费时间2001年9月－2002年6月；收据号000851－000900、0004801－0004850、0004751－0004800、0004701－0004706）、2000级甲班刘文才班收费304390元（其中第4册经核对为116600元，而非117100元；收费时间2001年8月－2002年5月；收据号000101－000150、000001－000050、0004651－0004700、000201－000250、0001851－0001868）、2000级乙班杨宏佑班收费30225元（收费时间2001年11月－2002年5月；收据号0004951－0004998、0000201－0000210）、徐必仁经手收费57580元（收费时间2001年8月－2002年5月；收据号0004901－0004924、0008401－0008405）、刘珍华经手收费收据记载数额为164930元（收费时间2001年8月；收据号0004851－0004900），其中0004878号收据数额为3200元，备注实收2800元，但收入账入账数额为3200元；0004859号、0004877号收据注明“作废”，未计入收入中；0004869号、0004871号至0004876号、00004879号至0004895号均无王乃富或王少云签名，但均记入收入账。石欲金经手收费193540元（收费时间2001年8月－2011年11月；收据号0004506－0004550、000951－000999、000051－000078），以上共计收款917495元。 石裕金收取2001级成教生曲慧、周华、岳那、彭娟、宇荣侨每人成教管理费500元，共2500元，王少云均记入收入账中。王启斋提供的收据0002051号复印件载明收取2000级成教生袁正梅、汤莉、沙少云3人毕业论文辅导费共计300元，收据0002052号复印件载明收取宇敏、李敏2人毕业论文辅导费共200元，此500元未记入收入账中，经办人均为“石”。王启斋提供的0002051号、0002052号收据原件上所记载的交款单位、交款金额及收款人与0002051号、0002052号收据复印件上所记载的交款单位、交款金额、收款人均不符，0002051号收据原件交款人为秦康、交款额3950元、收款人为杨宏佑；0002052号收据原件三联“作废”。王少云已将原件0002051号上的3950元收款记入王启斋主张的2002学年的收入账中。 王启斋原审中主张2002学年（2002年8月28日－2003年6月30日）收入为692539元，包含2002学年收据收入682514元、出售床及旧桌椅8000元、王乃富收2002级21人押金1050元、王启斋收保险手续费975元。 1999级闻春福班收费90654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2003年6月；收据号0002151－0002195、0001951－0002000、0001701－0001734）、2000级甲班刘文才班收费176350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2003年5月；收据号0002001－0002050、0002251－0002300、0001901－0001938）、2000级乙班杨宏佑班收费127250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收据号0002051－0002100、0001601－0001650、0001551－0001565）、2001级刘宏成班收费180320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收据号0002101－0002150、0001501－0001550、0001901－0001913）、2002级徐必仁班收费66430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2003年3月；收据号0002251－0002242）、石欲金经手收费50010元（收费时间2002年8月－2003年1月；收据号0008701－0008708、0002301－0002323）、徐坤经手收费550元（收费时间2003年3月；收据号0001651），以上共计收款691564元。 联合体两次出售旧床及课桌、椅子，收取款项共8000元（收据号0002231、0002242），已记入收款691564元中。 联合体与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员工赵治伟口头协商后，2001年9月25日王启斋代表联合体（乙方）、赵治伟代表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甲方）签订《关于联合培训职工的协议》，约定合作期间由乙方负责师生300名在甲方投保，赵治伟负责将甲方员工约200人送到乙方培训。签约时甲方向乙方交押金1万元，乙方在2001年9月25日前办理投保手续。2001年9月25日赵治伟交给王乃富押金1万元，王乃富向赵治伟出具了收据，但此1万元未记入联合体的账中。其后，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款33000元交给了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于2001年9月26日出具了暂收收据7张（王少云于2001年9月25日将33000元记入支出账，报销单为61号，并向王启斋交接该账）。 后因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违约，王启斋代表联合体与赵治伟进行调解并达成一致意见，即：一、双方联合培训协议废除；二、联合体退还赵治伟于2001年9月25日交付的押金1万元；三、赵治伟给予联合体经济补偿2500元。其后，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通过赵治伟退还保险费33000元，赵治伟将此33000元交与王启斋，王启斋从33000元中退给赵治伟7500元，赵治伟于2001年11月27日向王启斋出具了退押金7500元的收条，同时将押金1万元的收据还给王乃富，此7500元未记入联合体的账中。 2001年11月及2002年11月，王启斋以联合体名义分别向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学生平安险，两次从33000元中共支出保险费15228元，保险公司均出具了收据或发票，但未记入联合体账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给联合体代理手续费468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给联合体代理手续费507元共975元，均由王启斋收取，亦未记入联合体账中。 王启斋原审中主张2003学年（2003年7月29日－2004年6月30日）收入为730380元，包括：1、学费526400元（2001级成教生2500元/人×88人+2002级成教生2500元/人×65人+2001级自考生2500元/人×15人+2002级自考生2800元/人×38人）；2、管理费61800元（300元/人×206人）；3、住宿费37200元（2003年学年开学初住校人数78人×300元/人+2003年10月考试后至2004年6月住校人数46人×300元/人）；4、2002级（2003年及2004年）成教费32500元（500元/人×65人）；5、2002学年末2000及2001级成教学生欠费51580元；6、2003学年新招3名插班生8700元（2900/人×3人）；7、2003学年由江淮中专转省教院大专生31人插老班上课费6200元（200/人×31人）；8、收轻工干校支付的搬迁费6000元。 王启斋提供的1999级至2001级自考生注册名单共333人（其中2001级自考生74人，74人中有3人在收据中无交费记录，有31人不在成教生名单中；有交费记录的有的也不在333人名单之中），2002级自考生注册名单共38人。2002至2003学年度第二学期各年级、专业成教生注册名单为214人（包含2000级55人、2001级92人、2002级67人）。另录入职科大2004级经济管理（物业）专业学生信息表学生15人、录入安徽农业大学2004级成教生名单学生36人，其中信息管理专业27人、会计专业1人、计算机应用技术1人，另有7人虽在录取名单中，但不在毕业生名单中。 王启斋、王乃富共同认可职科大长江站毕业生统计人数为：2003届58人（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脱产3年学制55人；会计专业脱产2年学制3人）；2004届计算机应用专业脱产3年学制87人；2005届65人（包括经济管理物业专业业余3年学制19人、经济管理房产专业业余3年学制1人、计算机应用脱产3年学制45人）。 王启斋主张所有学生第一年均是自考生，次年部分学生开始考上成教，成为成教生，未考上成教的仍是自考生。成教生一般学习三年或四年，自考生一般学习四年。 王启斋原审中主张2004学年（2004年9月1日－2005年6月30日）收入319700元，包括：1、2001级自考生录取为2002级成教生学费162500元（2500元/人×65人）、管理费19500元（300元/人×65人），合计182000元；2、2002级自考生录取为2005级成教生学费75600元（2800元/人×27人）、管理费8100元（300元/人×27人）、成教费27000元（1000元/人×27人），合计110700元；3、自考生和插班生各3人16800元（2800元/人×6人）、管理费1800元（300元/人×6人），合计18600元；4、实际住校生住宿费8400元（600元/人×14人）。 2002年下半年，联合体未通过自考的自考生报名成教生。2003年因遇非典，成人招考被推迟，2003级成教生从2004年元月开始计算，共有成教生27人（包含安徽农业大学2004级成教生12人、职科大2004级经济管理物业专业学生15人）。 再审另查明：2004年2月21日至2004年7月4日，刘文才经手（收据号0010651－0010699）收取学费24650元，其中1500元充抵学生奖学金，实际收入23150元，此款未记入收入账中。刘文才在收款后，将此款均交与王少云，收据存根交与王启斋。 王乃富提供的截止2003年9月的支出账共11本，编号为第1、2、3、4、5、7、9、12、13、16、18。王启斋认可其中第1至5本记载支出671112.72元（含33000元）、第7本记载支出115306.82元、第9本支记载出229377元、第12本记载支出18586.8元、第16本记载支出158164.49元，合计1192547.83元。 王启斋对第13本记载支出162264.28元中的张方桂1万元有异议。查明：2002年3月26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招生费1万元给张方桂，表明因支付此1万元不符合学校总精神，支付此款风险转由王启斋负担，但招到学生算王启斋的招生。为此王启斋出具了借支单，此款王乃富记入了支出账（第13本362号审批单），以6张收据抵账（分别是0001507号收款500元、0001512号收款1500元、0001517号收款1000元、0001520号收款3350元、0001601号收款3350元、0002253号收款300元），但未将借支单退回王启斋。张方桂向王启斋出具了1万元借条。王启斋签字同意报销此1万元。2002年元月28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300元，主张给学生买炊具，此款未记入支出账。 2003年3月至6月因非典联合体停课，6月28日至9月7日联合体为学生补课。第18本记载支出233355.54元，其中第488号审批单报销141元（2003年7月5日）、501号审批单报销295元（2003年7月20日）、510号审批单报销154元（2003年8月1日）王启斋未签字，其均不认可。 第18本481号审批单载明2003年6月21日王启斋经手领取办学经费32000元、王乃富经手领取办学经费48000元，双方均在自己和对方的领款单上签字确认。 王乃富未提供2003学年及2004学年的收入账及支出账，王启斋在原审中认可2003学年联合体支出188102.81元、2004学年联合体支出101996.46元。王启斋在原审中另主张2001学年支出729684.36元、2002学年支出476084.5元。 再审又查明：安徽同济置业有限公司曾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主张双方2001年5月18日订立联合办学协议后，因客观原因双方于2002年1月23日解除联合办学协议，经结算炮院第一教学站应付16万元，为此起诉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偿还欠款16万元并支付利息13100元。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提起反诉。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调解，于2004年12月31日作出（2004）蜀民二初字第21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给付安徽同济置业有限公司76000元，本诉诉讼费用5966元安徽同济置业有限公司承担，反诉诉讼费用4790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承担。 2010年6月11日，王启斋起诉王乃富，要求其给付联合办学款（计算至2005学年）并将共同资产予以分割。本院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10年12月8日作出（2010）包民二初字第0071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王启斋的诉讼请求。其后，王启斋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3月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合民二终字第00099号民事裁定，认为王启斋在（2005）包民一初字第483号案件中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完全相同，诉讼请求包含了本案的诉讼请求。而（2005）包民一初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以王乃富的行为系代表中山学校的职务行为为由，驳回王启斋的起诉。在该份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王启斋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遂裁定撤销本院（2010）包民二初字第00717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启斋的起诉。 上述事实，有王启斋提供的《关于联合办学协议》、收款收据、学生名单、新生入学须知、职科大长江站毕业生统计表、毕业生名单、《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终止、做好结束收尾工作的协议》、赵治伟出具的收条、收赵治伟押金收据、收保险公司手续费收据、与赵治伟签订的协议书及联合培训协议、出具给大学生公寓的书函、电话录音、与炮院继续教育处签订的协议书、与职科大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搬迁协议、中山学校的请示、中山学校与大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移交备忘录、王启斋自制的现金分配表、现金收支余统计表、收入账情况说明、支出账说明，王乃富提供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中山学校的请示及回复函、移交备忘录、中山学校与大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与炮院继续教育处签订的协议书、《关于联合办学协议》、《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终止、做好结束收尾工作的协议》、民事调解书、介绍信、考勤表、王启斋借用办学设备和办学财产出具的收条、王少云与沈冯競之间的接交表、记账凭证封面及相应票据、收入与支出流水账簿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调取的（2006）蜀民一初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2005）包民一初字第545号民事裁定书、（2010）包民二初字第00717号民事判决书、（2011）合民二终字第00099号民事裁定书等证实。 双方争议焦点之一：王乃富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该院认为，（一）2000年9月18日中山学校向省民革出具请示时提出该校法定代表人由王乃富变更为吴存茹，即原、被告双方签订涉案协议时，王乃富已不再担任中山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并且中山学校此前已被大科公司兼并，公章、财务专用章、办学许可证等均已移交给大科公司，故双方于2001年2月签订涉案协议时王乃富已无履行中山学校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客观条件。（二）涉案协议签订后，联合体自行支付了合作办学所需全部费用（包括支付聘用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工资、购买办公用品、支付房屋租金、交纳管理费等），亦自行收取了学费，并且从所得利润中付给双方办学款共8万元，而此期间中山学校并未就办学支出任何费用，未进行任何投入，也未收取学生费用，双方也未向中山校上交收取的费用，说明涉案协议与中山学校无关。（三）涉案协议以及之后的解除协议、搬迁协议均由双方以个人名义签订，并无中山学校的意思表示，且在原审诉讼中王乃富亦一直未主张或抗辩其系履行中山学校的职务行为。综此签订涉案协议实际上是王乃富的个人行为，其非履行中山学校的职务行为，故其作为原审被告主体适格。 双方争议焦点之二：本案再审的王启斋的诉讼请求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王启斋主张收入计算至2006年6月以及要求支付2001年8月至2018年5月21日的利息、赔偿损失15万元均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因此本院再审中仅对王启斋的原审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请求在本案再审中不予审理。 双方争议焦点之三：双方合伙办学期间的共同收入与支出。 （一）、双方共同收入和支出的起止时间。2001年2月8日，双方签订《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约定从2001年2月8日起双方合作办学，按股承担风险和分红。2003年4月18日，双方签订终止协议，约定对现有在校学生双方共同负责教学和管理，直至毕业。收尾期间红利分配及亏损承担仍按四、六分成。由此依双方约定，2001年2月8日起至双方共同招收的学生毕业，期间红利分配及亏损承担应由双方按约定比例享有和承担。依据双方《关于搬迁协议》的约定，2002级学生离校是双方共同办学的终止时间。同时依据《关于搬迁协议》载明的内容，2003年仍有联合体的自考生报考联合体成教生而被录取的学生，而成教生的学制根据专业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年或三年。由此，王启斋主张联合体的收入与支出计算至2005年应予采信。 （二）、联合体共同办学期间的共同收入。 1、对于所有收取学生费用的收据，王乃富及其子王少云在绝大多数收据背面备注“已收”或直接由其二人签名，少部分王乃富及王少云未签字。虽然在再审中王乃富对无其本人或王少云签字的收据不予认可，主张未实际收到此款，不应计入收入账，但事实上在办学期间王少云将无王乃富或王少云签名的收款均已记入联合体收入账中，说明王少云或王乃富实际收到学生所缴费用。故对于无王乃富或王少云签名但已记入联合体收入账的款项均认定为联合体的共同收入。 2、收据载明2001学年收入917495元、2002学年收入691564元，2004年收入23150元，合计1632209元，均是联合体共同办学期间收取的费用，应为联合体的共同收入。 3、关于2003学年（2003年8月－2005年6月30日）、2004学年（2004年9月－2005年6月30日）联合体的收入。 在双方搬迁到建行干校办学之前，根据双方《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王乃富负责现金、王启斋负责财务，事实上学生所交费用最终均交至王乃富处，支出亦由王乃富经手，王乃富向王启斋移交收入与支出账及相关凭证，说明前期双方均按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2003年4月18日双方签订终止协议时，并未约定终止协议后共同招收的学生继续交费由谁收取，但2003年6月21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则明确约定双方共同招收的学生随王乃富搬迁到建行干校上课，费用交给王乃富，因此王乃富应对联合体共同招收的学生搬迁到建行干校上课后所交纳的费用和联合体因办学所需的支出继续履行记账并保存相关凭证的义务。而终止协议约定，自2003年秋起对现有在校学生双方共同负责教学和管理，直至毕业；《关于搬迁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到联合体中2002级学生离校为止。从此两份协议约定内容可以看出，2003年秋以后，仍有双方共同招收的学生在建行干校上课，正常情况下上课学生应该缴纳相关费用。王启斋提供的刘文才经手收取的2004年2月至7月的学费2万多元也印证了2003年秋以后存在学生交费的事实。综此，王乃富收取2003年9月以后的学生费用后，基于双方一直未对联合体的收入与支出账进行清算的事实，其应对收入及支出账目及相关凭证承担举证责任，而不能以自己认为2003年9月以后的办学与王启斋无关免除此举证责任。王乃富在再审中明确确定对2003年9月以后的收入及支出未再作账并保存相关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双方共同认可职科大长江站2004届成教生毕业人数为87人、2005届65人，说明2004年毕业成教生87人、2005年毕业成教生65人。王启斋主张2004年毕业成教生为88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正常情况下该152人继续学习，即应缴纳相关的费用。对于此152人实际是否缴纳费用以及缴纳的数额，如前所述王乃富应提供证据证明。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王启斋主张2004年、2005年毕业成教生分别按87人、65人计算相关费用予以采信。 根据新生入学须知、终止协议及《关于搬迁协议》载明的收费标准、联合体实际收取的最高费用，王启斋主张的计算2003学年、2004学年的学费、管理费、住宿费、成教费标准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2004届87名成教生应交2003学年学费217500元（2500元/人×87人）；2005届65名成教生应交2003学年学费162500元（2500元/人×65人）、成教费32500元（500元/人×65人）、2004学年学费162500元（2500元/人×65人）、管理费19500元（300元/人×65人）。 王启斋主张所有招收的学生第一年均是自考生，次年部分学生考上成教成为成教生，未考上成教的仍是自考生。成教生一般学习三年或四年，自考生一般学习四年。依王启斋提供的自考生和成教生名单，王乃富提供的王杰等10名未领取毕业证学生学习时间，结合王乃富与职科大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王启斋与王乃富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的内容，可以证实有学生先是自考生，后考上成教成为成教生，也有学生一直是自考生。故王启斋主张至2003学年2001级自考生、2002级自考生仍继续在校学习，本院予以采信。2001级自考生中有31人不在成教生名单中，王启斋主张2001级自考生为15人，在合理范围之内。故本院采信其主张的2001级自考生应交2003学年学费37500元（2500/人×15人）、2002级自考生应交2003学年学费106400元（2800/人×38人）、2003学年在校学生205人共应交管理费61500元（300/人×205人）。虽然王启斋未提供证据证明2003学年的实际住校人数，但根据双方共同认可的长江站毕业人数，脱产学习的共132人，王启斋主张按78人计算在合理范围内，故本院采信其主张的2003学年住宿费23400元（300元/人×78人）、2004学年住宿费13800元（300元/人×46人），合计37200元。2002级自考生录取为2005级成教生27人，应交2004学年学费75600元（2800元/人×27人）、管理费8100元（300元/人×27人）、住宿费8400元（600元/人×14人）。王启斋主张成教费每人1000元无证据证明，成教费应为每人500元，故成教费总计13500元（500元/人×27人）以上2003学年、2004学年收入合计942700元。 4、王启斋主张的其他应记入联合体收入账的收入。 （1）王启斋主张2001学年总收入应包括由王乃富收取而未入联合体账的1999级C班13人的成教费13000元。 王启斋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石裕金收取的曲慧等5人交纳的2500元已记入收入账917495元中，其他10500元王启斋提供了交费者的姓名和收据号以及署名“闻春福”出具的欠费学生名单，收据号中的020503号、02557号、06024号收据不在王乃富作为记账凭证的收据中，其他号码收据的交费人、交费数额与王启斋所主张交费人、交费数额均不符，并且不符的收据均已记入收入账中。由此，王启斋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闻春福、石裕金经手收取费用交给了王乃富，王启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其此主张不予采信。 （2）王启斋主张2002学年总收入应包括出售床及旧课桌椅8000元。 联合体出售床及旧课桌椅8000元（收据号0002231、0002242号）已记入收入账691564元中，不应再重复记入收入账中，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3）王启斋主张2002学年总收入应包括由王乃富收取的2002级学生21人押金1050元。 王启斋主张王乃富收取2002级学生21人押金1050元未记入收入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诉讼中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4）王启斋主张2002学年总收入应包括由王启斋收取的保险手续费975元。 虽然王启斋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收到保险手续费468元，同时王乃富对此975元均予否认，但基于王启斋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故本院确定王启斋代联合体收取保险手续费975元未入联合体收入账。王启斋主张将975元用于联合体办公支出，未提供证据，该975元应记入联合体收入账中。 （5）王启斋主张2003学年总收入应包括成教生欠费51580元。王启斋提交了1999级至2002级学生欠费名单及数额，主张名单由闻春福、刘文才、杨宏佑、刘宏成、徐必仁向其提供，名单载明1999级欠10930元、2000级甲班欠10650元、2000级乙班欠22000元、2001级欠7650元、2002级欠350元。 王启斋提供的欠费名单和欠费数额仅能证明可能存在学生欠费的事实，不能证明欠费学生交清了所欠费用，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6）王启斋主张2003学年总收入应包括另收尤云等3名插班生学杂费8700元、31名插班生上课费6200元，共14900元。 王启斋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插班生的人数及联合体实际收取了插班生的费用，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7）王启斋主张2003学年总收入应包括轻工干校支付的搬迁费6000元，对此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及再审中其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王乃富亦不认可，故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8）王启斋在再审中主张联合体的共同收入中还应包括王乃富收取的学生上机费45000元。 石裕金经手以教务处的名义于2002年3月28日、2002年11月14日先后收取上机证款690元（收据号0008704）、1145元（收据号0002326号），王少云将该款均记入联合体收入账中。王启斋主张有45000元上机费收取后未记入联合体收入账，仅是认为所有学生每人每周必须上机两次，上机必须购买上机证，每证1元而估算上机证费为45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实际收到的上机证费具体数额，故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9）王启斋在再审中主张联合体两次售书，收取售书款共1800元未入联合体共同收入账。 联合体两次售书款共1800元（收据号为0008705、0002319号），王少云均记入联合体共同收入账中，不应再重复将此款计入联合体共同收入，故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10）关于联合体解除协议后收取51600元。王启斋主张双方解除协议后，王乃富搬到建行干校继续办学的同时和陈可传、陈贞合伙办学，在此期间招收了插班生，所收取的学费未作为联合体共同收入，但招收的学生插到王启斋、王乃富共同招生的班级里上课，而一切开支都计入了联合体的支出账。具体包括陈贞招收的大专生11人，每人每年1800元，共两年39600元；陈贞挂教院办的大专班31人转到炮院一站联合体插班上课，每生收取200元听课费，共6200元；尤良、刘慧是新来的插班生，与联合体招生无关，收取该两人每人2900元。以上合计51600元。 在原审中王启斋未主张此51600元，在再审中其虽主张，但其所提供的2004年4月26日的和陈贞校长谈话纪要、刘文才出具的问题说明及插班生名单，不能相互印证证明插班生的人数及交费情况，故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三）联合体共同办学期间的共同支出。 1.王乃富主张的王启斋借款10300元。 王乃富主张王启斋个人借款10300元，其中1万元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款后支付给张方桂，经双方签字后王乃富已将该款计入联合体的共同支出账，故其再主张此款为王启斋个人借款与事实不符，且系重复计算，对此主张不予采信。而且王乃富已将此1万元记入联合体支出账，说明王乃富认可该款为联合体的共同支出。另300元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但王乃富未记入联合体支出账，王启斋亦无相应的支出票据抵销此款，故此300元应为王启斋的个人支出。 2.关于王启斋借支的学生保险费33000元。王启斋主张赵治伟退还33000元后，从该33000元及退还的保险手续费975元共33975元中支出了保险费15228元、押金7500元、办公开支8146.68元、沈冯競8个月（2003年8月至2004年3月）工资及过节费3400元。同时主张自己因联合体办公开支8146.68元的发票已交给王乃富，王乃富既未给王启斋报销，也未冲账，因此王启斋借支的33000元实际已支出，赵治伟交纳的押金1万元应记入联合体收入账中。 王乃富收取了赵治伟的押金1万元后，并未退给赵治伟，亦未记入联合体收入账，故此1万元应作为联合体的收入入账。 保险公司退还33000元给王启斋后，王启斋从33000元中支出保险费15228元、押金7500元共22728元均有证据证明，予以确认。 王启斋主张办公开支8146.68元的发票交给王乃富，未提供证据证实，王乃富亦不认可，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王启斋主张联合体另应支付沈冯競工资及过节费共3400元，并提供了2004年3月30日沈冯競出具的领条。对此一审判决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的约定，联合体搬迁至省建行干校后，管理人员定编为5人，另照顾张秀云一年，5人中不包括沈冯競。王启斋主张2003年8月以后，沈冯競仍然为联合体提供劳动，联合体欠沈冯競报酬，对此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王启斋仅提供沈冯競出具的领取3400元的领条，不能证明联合体与沈冯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且沈冯競是王启斋妻子，双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沈冯競出具的领取3400元不应计入联合体共同支出中。 综上所述，王启斋从联合体借出的33000元，实际为联合体共同支出22728元，应计入联合体支出账，而不应将33000元计入联合体支出账。 3.关于第18本记载支出账233355.53元（册号466号至523号）。 如前所述，王启斋在质证时对此本支出账中的部分支出账提出了异议，大多数支出账并未提出异议，并且支出账大多由其或王乃富签字，因此其另又主张该款是2002年联合办学节余款而非支出账无事实依据，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4.关于欠同济公司85790元。 王乃富主张依据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04）蜀民二初字第21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及律师代理费、反诉费用等，联合体欠同济公司共85790元。王启斋主张此款是炮兵学院支付的。王乃富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同济公司支付了款项，同时王乃富所记录的支出账也无此支出，即使联合体应向同济公司支付85790元，只是联合体与同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在联合体未支出此款前，此85790元不应计入联合体的支出账，故对王乃富主张不予采信。 5.关于多报支出141000元。王启斋认为，联合体搬到建行干校办学后，王乃富和程可传、陈贞联合办学，王乃富将其与程可传、陈贞联合办学的支出141000元全部计入联合体的支出账不能采信。 在原审及再审中，王乃富均未主张搬到建行干校办学后的支出，因此王启斋主张王乃富多报支出141000元的事实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6.关于所有账本支出账数额。 双方均认可支出账第1至第5本、第7、9、12、16本记载支出共1192547.83元（含33000元），予以确认。 第13本中的张方桂1万元为支出账已予阐述，故第13本记载支出账应为162264.28元。 第18本中三笔报销款即141元、295元、154元共590元，王启斋均未签字，亦不予认可，故应从支出款中扣除。第18本中王启斋领取的办学款32000元、王乃富领取的办学款48000元，虽记入支出账，但此款实际是分红款，并非是联合体办学支出，应从联合体的支出账中扣除，故第18本支出账应为152765.54元（233355.54-590-80000）。综此，账本支出账数额总计应为1507577.65元（含33000元）。 2003学年、2004学年双方共同招生的学生仍在校学习，王乃富必然需要支出办学费用，因王乃富未提供此期间的支出账及支出凭证，而王启斋认可2003学年、2004学年支出账共计为290099.27元（188102.81+101996.46），对此予以采信。 7.王启斋在原审中主张联合体欠其2002年9月至12月、2003年1月至5月、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共21个月工资32760元（每月1560元）。 双方终止合作办学之前，联合体尚未支付王启斋2002年的11月及12月、2003年的1月至3月共5个月的工资4250元（850×5），应予支付。王启斋主张按每月1560元计算工资，无证据证明，对此主张不予采信。2003年6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搬迁协议》时，约定王启斋仍为管理人员，联合体向王启斋发放2003年7月的工资及王乃富提供的考勤表印证了2003年8月以后王启斋为联合体提供了劳动，因此联合体应支付王启斋2003年8月以后的工资。王乃富提供的考勤表考勤时间至2004年6月，该考勤表记载王启斋出勤时间至2004年4月，王启斋主张2004年4月以后仍向联合体提供劳动，应承担举证责任。尽管王启斋在再审中主张双方约定每周三、周五碰面，平常电话联系，王乃富阻止王启斋上班，但均无证据证明，因此认定王启斋向联合体提供劳动的终止时间为2004年4月，故联合体还应支付王启斋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期间的工资7650元（850×9）。综此，联合体应支付王启斋工资共11900元。 综此，双方合伙办学期间总收入为2562734元（917495+691564+942700+10000+975），总支出为1799304.92元（1507577.65+290099.27-33000+22728+11900），利润为763429.08元（2562734－1799304.92）。 一审再审判决认为，王启斋与王乃富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协议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诚实履行各自的义务。依据双方的约定，双方合作期间共同劳动、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故双方成立了合伙办学关系。双方合伙办学期间利润为763429.08元，根据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王启斋分得利润40%、王乃富分利润60%，王启斋应分得利润305371.63元（763429.08×40%）。王乃富收取的押金1万元，王启斋收取的保险费975元、借支的300元以及33000元借支款尚余的10272元（33000-22728），均不能为双方各自单独所有，王乃富应将1万元押金中的4000元（1万×40%）付给王启斋，王启斋持有的11547元（975+300+33000-22728）中的6928.2元（11547×60%）应从应得款中扣除。 依据双方合作及终止协议的约定，双方办学期间，按约定比例分配利润的前提是双方共同劳动。鉴于2004年4月以后，王启斋未再向联合体提供劳动，故其自此以后不应再分配利润的40%，但联合体的利润是从2001年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利润总和，并不能区别开来每年的具体利润，故本着公平原则，酌定适当减少王启斋应得利润5万元。因联合体的收入与支出现金均由王乃富保管，故王乃富应给付王启斋232343.43元（305371.63+4000-6928.2+11900－32000－50000）。王启斋在原审中主张2003学年和2004学年有利息收入计48426.64元，无证据证明，对此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签订合伙协议时约定，“固定资产处理原则5年折旧全部使用价值”。从2001年双方合伙到2005年，双方合伙时投入的固定资产部分出售、部分由王启斋拉走、借用，对于尚剩余的固定资产范围及去向，王启斋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王启斋要求分割固定资产无事实依据，对此请求不予支持。 王乃富在原审答辩中主张王启斋按招生人数计算办学收入，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理由是：一、学校同意99级毕业班最后一学年（2002年7月至2003年6月）实际收费仅为计划收费的一半，即每生1100元；二、经学校批准同意，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学费给予减免，其所交费用未到一半；三、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要成教文凭，自动退学，不交任何费用。另外，1999级学业证书班几十名学生，于2001年7月毕业，因不满学业证书的局限性，要求参加成教考试，取得国家承认文凭，考取的同学已完成学业，学校决定免缴学杂费。99级自考生于2003年7月毕业，有部分同学因考取成教晚，2003年7月以后也免缴全部费用。还有近百名同学，学习一、二个月后，因经济困难或找工作等原因申请保留成教学籍，不到校上课，学校同意按业余生收费，每生每学年1800元，而不是2800元或2500元。还有10名学生因欠费至今毕业证书未领走。双方办学期间的所有收入及支出均是客观存在的，应该且能够记账并保存相关凭证。王乃富怠于履行此义务，不利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故其对王启斋的主张虽提出了抗辩，但无证据证明，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撤销本院（2005）包民一初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书；二、王乃富给付王启斋232343.4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王启斋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双方合伙办学共同收入和支出的起止时间的界定；二是2003、2004学年联合体的收入如何认定；三是原判是否存在其他收支认定错误。现评判如下： （一）关于合伙收支起止时点的界定。 双方在《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约定从2001年2月8日起合作办学，按股承担风险和分红。虽然双方2003年4月18日签订了终止协议，但该终止协议中约定对现有在校学生双方共同负责教学和管理直至毕业，并约定收尾期间红利分配及亏损承担仍按四、六分成。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虽然约定了“学生人数、层次按现有状况，管理人员定编为5日。……不得交叉使用，更换必须协商，独立办公，单独核算”，但同时也约定“协议的有效期到联合体中02级学生离校为止”。因此，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的上述内容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联合办学期间以及在收尾期间的分配：甲方占红利或者亏损的60%，乙方占红利或者亏损的40%”内容进行了变更。原判确认双方合伙收支的起止时间为2001年2月8日至2005年，证据充分。王乃富主张双方合伙办学期限应为2001年8月至2003年7月两个月年，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2003、2004学年联合体的收入问题。 双方签订的《关于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王乃富负责现金、王启斋负责财务，前期双方均按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2003年4月18日双方签订终止协议时，并未约定终止协议后共同招收的学生继续交费由谁收取，但2003年6月21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则明确约定双方共同招收的学生随王乃富搬迁到建行干校上课，费用交给王乃富。王启斋提供的刘文才经手收取的2004年2月至7月的学费2万多元也印证了2003年秋以后存在学生交费的事实。2003年9月以后，双方未对联合体的收入与支出账进行清算，原判确认王乃富对2003年9月以后联合体收入及支出账目及相关凭证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王乃富在一审再审中明确确定对2003年9月以后的收入及支出未再作账并保存相关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判依据新生入学须知、终止协议及《关于搬迁协议》、联合体实际收取的最高费用，确认王启斋主张的计算2003学年、2004学年的学费、管理费、住宿费、成教费标准，并综合双方举证及陈述认定成教毕业生人数及自考生人数，从而计算出2003学年、2004学年收入为942700元，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王乃富关于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划分不当，原判此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足采信。 （三）关于原判是否存在其他收支错误问题。王乃富上诉称一审认定的联合体收支中以下几笔认定错误，现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一万元保险押金的问题。王乃富称办理保险系王启斋与赵治伟二人操作，其签字仅仅是履行财务手续，并未实际收到该1万元，故该1万元不应入联合体收入账中。因王乃富系双方联合办学协议中约定的现金出纳，且收取赵治伟交纳的押金1万元的收据上有王乃富的签字，故原判认定该1万元应计入联合体收入证据充分。 第二，975元保险手续费问题。原判认定根据王启斋的自认，认定王启斋代替联合体收取的保险手续费975元未入联合体收入账，并确认该975元应计入联合体收入。原判对此节事实的认定对王乃富有利，且符合民事证据规则规定。王乃富关于该事实认定有误的理由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王启斋借支的学生保险费33000元问题。虽然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了该33000万元的报销凭证是用其本人名下的七张太平洋人寿保险收据来充抵报销，但原审经核实王启斋从33000元中支出了15228元、退回押金7500元均有证据证明，原判对该两笔支出合计22728元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王乃富关于该33000元属于王启斋个人用款，要求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返还给19800元（33000元×60%），不足采信。 第四，关于王启斋借支的10300元问题。2002年3月26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10000元，借支的用途是给张方桂用以招生，张方桂收到该款也出具了借条。该10000元借支款，双方签字后王乃富已经计入联合体的共同支出。王乃富关于该笔款项属于王启斋自报自批，与其在条据上签名行为不符。原判对2002年元月28日王启斋从联合体借支300元未认定系联合体的支出，王乃富关于原针对该300元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系对原判认定事实的误解。王乃富关于该10300元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五，王启斋工资的认定问题。虽然双方2003年下半年签订了联合体终止协议，但双方签订的《关于搬迁协议》仍然确认王启斋为管理人员，联合体向王启斋发放2003年7月的工资及王乃富提供的考勤表记载王启斋出勤时间至2004年4月，故原判认定王启斋2004年4月仍向联合体提供劳动，并认定联合体应支付王启斋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期间的工资，证据充分。王乃富关于不应支付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期间工资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王乃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乃富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前，且对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二审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双方庭后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前，且对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不再主持双方进行质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43元，由王乃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轩银珍 审判员  王亚明 审判员  李 鸿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储穗栋 书记员付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