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某1，男，1952年10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2（樊某1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64年11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87年11月11日出生。上诉人樊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樊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樊某1享有撤销权，不存在权利行使限制情形。被上诉人并非主动履行赠与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依结果导向论证被上诉人已经履行赠与协议约定之义务，且单凭被上诉人言语承诺认定被上诉人会继续履行义务，增加上诉人诉累和财产损失风险。杨某2、杨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某1、杨某2没有侵犯樊某1任何利益，双方赠与协议真实有效，不同意撤销。樊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赠与协议；2、判决杨某1、杨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某3与贾玉清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五人：长子樊某4、次子樊某5、三子樊某1、长女樊某6、次女凡某7（曾用名樊某7）。杨某2系樊某6之子，杨某1系杨某2之子。樊某2系樊某1之女。庭审中，樊某1提交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的赠与协议一份，协议显示赠与人樊某1，代理人樊某2，受赠人杨某2，代理人周某。协议内容为：赠与人樊某1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165号房屋面临拆迁，因受赠人母亲樊某6与赠与人樊某1是姐弟关系，赠与人念及亲情关系及生前请求，赠与其（受赠人）一部分面积用于置换一套房居住，但拆迁补偿款扣除置换房屋后的所有利益（包含：提前搬家奖、置换房屋后剩余款项及整体搬家奖等）仍归赠与人所有。双方签订本协议后，如受赠人对赠与人或其家属有任何侵害行为，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收回原本受赠人的全部利益。自签署本协议时即生效。协议落款签字处显示赠与人樊某1、代理人樊某2，受赠人杨某2、代理人周某。庭审中，杨某2表示协议上“杨某2”三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认可协议内容。就上街165号，樊某1、凡某7与杨某2已分别签订《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私有住宅房屋征收协议》。其中，2017年12月15日，杨某2向周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由于去外地照顾老人原因，不能前去办理石景山区上街165号房屋征收补偿相关手续，现委托受托人，代为办理房屋征收补偿洽谈、签约、交房、选购产权调换房屋、代为缴纳购房款、领取相关文书、领取补偿款存折等事宜。受托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从事的一切行为，本人均予以认可。2017年12月30日，周某作为被征收人杨某2、杨某1（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甲方）签订《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载明：被征收人杨某2，被征收房屋地址上街165号，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4.7平方米，占地面积25.2平方米；被征收人杨某1，被征收房屋地址上街165号，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2.4平方米，占地面积12.65平方米。在册及常住人口：杨某2、杨某1。征收补偿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乙方选择安置房小区产权调换房屋共计1套，设计建筑面积共计69.52平方米，具体为安置3区5号楼1单元0802号，以上产权调换房屋应付购房款共计2286152.64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补偿补助总款共计2601399元、提前搬迁奖励费共计200000元。乙方同意使用本协议“补偿补助总款”和“提前搬迁奖励费”支付“应付购房款”，并同意甲方从发放款中直接扣除。经结算，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款515246.36元。周某在协议落款处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并捺指印。2018年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通过中信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向杨某2发放拆迁款515246.36元。2018年1月7日，杨某2、杨某1与周某、樊某2至中信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将515246.36元转入樊某2银行账户内。2018年1月，樊某4以析产继承为由将樊某1、凡某7、杨某2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街165号征收补偿安置利益。此次诉讼中，杨某2认为上街165号全是樊某3的遗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樊某3夫妇的遗产樊某4应继承6.75平方米、樊某1应继承7.25平方米、凡某7与杨某2各继承6.5平方米的对应拆迁利益。2018年3月，杨某2、杨某1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为由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周某和樊某2返还征收补偿协议和涉案款项。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2将515246.36元款项给付樊某2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杨某2和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杨某2、杨某1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次诉讼，樊某1主张杨某1、杨某2存在下列情形：1、在析产继承案件中主张的继承利益多于其应得的份额。2、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樊某1之女樊某2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拆迁款。3、未履行协议中的附随义务，尚有整体搬家奖励费用未返还。4、赠与协议约定房屋由杨某1、杨某2居住，但杨某1、杨某2诉讼中主张所有权。5、杨某1、杨某2欺骗了樊某1夫妇，不愿意返还51万元，属于不诚信行为。上述行为侵害了赠与人及赠与人的近亲属，且杨某1、杨某2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据此要求撤销赠与。庭审中，杨某2表示515246.36元已给付完毕并愿意继续按照约定履行赠与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赠与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樊某1系赠与人，杨某2系受赠人。签订协议后，樊某1、杨某2已分别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关于樊某1是否享有撤销权问题。樊某1主张其享有撤销权，就此，樊某1应提供证据证明杨某2存在侵害樊某1或其近亲属或者未履行协议中的附随义务等可撤销赠与的情形。首先，樊某1主张杨某1、杨某2通过诉讼的方式侵害了樊某1及其女儿樊某2的财产权，就此法院认为，杨某2认为其本身就享有拆迁利益，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不无不当，且从裁判结果上，樊某1及其女儿樊某2的财产权并未受有损失。第二、樊某1主张杨某1、杨某2未履行协议中的附随义务，存在不诚信行为。就此，依据查明的事实，杨某2已将赠与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款项515246.36元支付给樊某1一方，且明确表示同意按照赠与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其义务。故，樊某1主张的上述情形不能证明杨某1、杨某2存在可撤销赠与的行为。对樊某1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要求撤销《赠与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樊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樊某1与杨某1、杨某2赠与协议中，也约定“受赠人对赠与人或其家属有任何侵害行为，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对此，应审查杨某1、杨某2是否有侵害樊某1及其家属的行为。“侵害”的词条含义为侵入而损害，或者用暴力或非法手段损害，其外延指的是实施法律或者道德上应给予否定评价的行为。本案中，杨某2、杨某1无论是在樊某4诉樊某1、凡某7、杨某2析产、继承纠纷案还是在杨某1、杨某2诉周某、樊某2不当得利案中，均是通过法院主张其自身权利，即便其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其诉讼行为并非法律或者道德谴责的行为。本院认为，樊某1以杨某1、杨某2的诉讼行为对其造成侵害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协议，无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樊某1主张杨某1、杨某2未履行赠与协议约定义务，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樊某1主张撤销赠与协议，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某1、杨某2有撤销赠与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樊某1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樊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樊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国俊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黄旭宁书 记 员 明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