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19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朱海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峰，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福，男，198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凤阳县国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法定代表人：张兆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雨，安徽皖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玉福、凤阳县国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2020）皖1126民初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并由国丰公司、张玉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其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够还原案件真实情况,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中,其公司已提供了包括《上海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发运交接单》(以下简称“交接单”)、承运车辆行驶证(以下简称“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在内的一系列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材料虽系复印件,但是均系由被保险人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以下简称“被保险人”)提供,并且被保险人作为交接单中的当事人也已经盖章确认,而且张玉福作为承运人也已经在该交接单上签字确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由交警队直接向张玉福出具,其公司确实难以获得该证据原件。故其公司举证上述证据原件确有一定的客观困难性。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张玉福所持有的证据,且该证据明显对张玉福不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二、本案的损失已经实际产生,其公司已经实际赔付。一审法院认为其公司主张的损失未经相关鉴定机构定损,系其自行核定损失金额及赔付比例。首先,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处理单位,是可以自行进行定损的,目前并无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委托第三方对损失进行鉴定;其次,其公司的定损意见依据的是被保险人所提供的销售成本核算表,以及受损标的生产厂家所出具的可行性方案分析;最后,其公司已经对外实际赔付了上述损失,对其而言涉案损失已经实际产生。至于承保份额的问题,系其与其他保险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待取得追偿款后,其还需要根据共保协议的要求进行共保分摊；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保险人应向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供涉案材料的原件。该规定并未要求被保险人在申请理赔时必须提供原件,被保险人不提供原件,其也并不能据此进行拒赔。在被保险人无法提供原件的情况下,其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的方式进行替代,符合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也符合实际业务操作的需要。国丰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就本案联合保险上海公司的原审诉请成立的前提应当证明1、保险合同法的关系；2、货物运输合同法的关系；3侵权法法律关系，以上三部分事实，均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其诉请才有被支持的可能，但是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仅提供了保险单的抄件，保险条款，且该证据系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所以其主张的保险合同法关系的基本事实无法查证。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仅提交了物流发运交接单复印件，且该交接单系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再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该交接单真实性的情形，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主张运输合同事实不能成立，因为张玉福系基于转委托运输而承运的货物，在上述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不能证明其与张玉福及国丰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也是缺乏向国丰公司主张侵权法律关系的前置要件。张玉福未发表辩论意见。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玉福、国丰公司连带支付保险代位求偿款1049579.2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变更诉讼标的为1049580元。一审法院查明：皖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车主为李天龙，挂靠于国丰公司经营，登记车主为国丰公司。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认为被保险人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在其公司投保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后，发生保险事故，提起本案之诉。审理中，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抄件）载明：签单日期为2017年3月9日，核保日期为2017年3月9日；保险期间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8年2月23日止，保险金额946万元；此保单系中华与人保、太保共保，中华承保总保额的38%，人保承保总保额的38%，太平洋承保总保额的24%；报案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出险时间为2017年3月8日，出险地点为贵州省安顺市贵黄公路，出险原因为不可预料、不可控制的突发事件；保费约定付款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25日，实收保费到账日期为2017年4月26日。2018年4月12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三笔向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账户付款398840.40元、398840.40元、251899.20元，合计1049580元，三份电子回单载明的业务种类均为“收付款”，用途为“中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所提交的用于印证保险事故及承运事实发生的基本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物流发运交接单均系复印件，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字迹模糊，辨识不清。对此，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解释认为系其保险公司所处角色所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可见，依据该法律规定，联合保险上海公司的陈述理由并不能成立。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保险标的损失价值未经相关鉴定机构定损，系其自行核定损失数额及赔付比例。根据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抄件，保险事故系由三家保险公司按比例承保，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只承保其中的38%，而其提交的三张支付凭证，累计数额为核定的全部损失数额且未载明付款事由。结合以上情形分析，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成立。对此，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46元，减半收取7123元，由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提供证据一，上海汉铁国际物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其与被保险人及第三方公估公司就本案损失沟通的相关邮件，证明本案运输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及其与被保险人已就赔付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国丰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张玉福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综合认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上诉主张向张玉福、国丰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因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仅提供了自行制作的保险单（抄件）及其公司通用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未提供其公司与被保险人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的保险合同及投保单，本院无法查明其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内容，仅根据保险单（抄件）尚不足以判定其公司享有代位追偿权，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46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达审判员 葛敬荣审判员 田 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潘 洁附：本案二审处理适用的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