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2民终35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远志，男，196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久，女，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建，辽宁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金臣，男，194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泉，男，197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原审第三人：大连保税区城市建设交通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西关门。法定代表人：刘学林，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磊，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颖馨，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于远志、王福久与被上诉人马金臣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辽021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于远志、王福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辽02民终5185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辽0213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于远志、王福久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远志及其与王福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建、被上诉人马金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泉、原审第三人大连保税区城市建设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远志、王福久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首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5185号民事裁定书中，采纳了上诉人提供的四份谷歌卫星地图作为证据，裁定撤销了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21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并且着重强调了“重审时，应当依法查明政府发布相关禁止抢种、违建的具体时间以及案涉争议标的的建成时间”；现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置之不理，特别是对于案涉争议标的的建成时间未做任何实体审理，直接套用(2019)辽021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再次作出颠倒客观事实真相的（2019）辽0213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被上诉人在（2019）辽02民终5185号案件的庭审中，当庭承认上诉人于远志、王福久在案涉争议厂区内翻建、改建了部分厂房，暂且不论被上诉人的辩解是否符合全部客观事实真相，该案重审时，一审法院应查明案涉争议厂区内哪些房屋是翻建、改建的，这是一审法院的法定义务，然而让上诉人诧异的是（2019）辽0213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对于案涉争议标的的建成时间未做任何查证，直接参照原一审判决内容出具判决书。第三，被上诉人在(2019)辽0213民初808号民事案件庭审程序中，针对案涉争议厂区内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作出的解释是全部由被上诉人自己建成的，而到了（2019）辽02民终5185号民事案件二审程序中，见到上诉人一方出示了谷歌卫星地图等证据，证明三方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于远志和王福久投入巨资在案涉争议厂区内新建了大量房屋时，被上诉人又做了截然相反的表述，承认于远志和王福久出资建设了房屋，但认为是翻建、改建，而不是新建的狡辩，前后矛盾的陈述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为了达到侵吞全部补偿款的目的不惜颠倒客观事实真相。第四，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一节中“因25条明细与财产评估报告并不完全一致，又因征用财产地上物已经灭失，应按照原审第三人征用财产评估报告中的内容与25条明细对比，并结合27条明细，合理分配各方应得的款项。财产评估报告中多出部分应为王福久、于远志个人添置的财产或者三方共同所有的财产”。上诉人认为，既然一审法院已经作出了判断，按照这个观点，属于案涉争议房屋补偿这一部分中，属于被上诉人的房屋只有一个宿舍和一个仓库，其他的房屋除了属于王福久原有的一处之外，均是三方协议签订后由于远志及王福久共同出资兴建的，但最终的判决部分却又推翻了前面的观点，将案涉争议厂区内所有的建筑（除王福久原有的一处建筑之外）全部认定为被上诉人所建，明显自相矛盾。第五，关于案涉争议的房屋建成时间，重审后的一审判决再次认定为分别建成于2005和2008年，庭审中原审第三人当庭做了澄清，其给予的拆迁补偿是基于2011年5月10日之前存在拆迁区域内的房产基于补偿，房屋清查估价明细表中记载的建成年代并非案涉房屋的真实建成时间，至于何时所建原审第三人并不知晓。即使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日期为2009年5月的证据“27条明细”中，也没有案涉争议房屋的记载，换句话讲，被上诉人连沼气池、猪舍地沟等这些地下隐蔽工程项目都做了详细记载，怎么会遗漏了地面上布满厂区的房屋，足以证明案涉争议的房屋并非建成于2005年和2008年。一审判决采纳证据错误，且适用了双重标准。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27条明细”作为主要证据，用以证明案涉争议厂区内所有建筑物补偿（除属于王福久所有的一处之外）均应归其所有，对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在两次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均不予认可，而一审法院却将该份证据做了大篇幅的详细记载，并最终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借用一审判决中的表述“现案涉争议厂区已全部拆迁完毕，征用财产地上物已经灭失”，而这份证据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并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一审法院采纳这份证据明显无法律与事实依据。关于“25条明细”，本次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一审判决同样对该份证据做了大篇幅的详细论述，这份证据既未经过庭审质证，上诉人也未予认可，一审判决中采纳这份证据并作出详细的论述没有依据。上诉人针对案涉争议房屋的权属问题，庭审过程中再次提交了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4）金民初字第660号民事案件卷中的庭审笔录、证人证言及出库单、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终字第18号民事案件中的庭审笔录以及四份谷歌地图彩页等作为证据，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上诉人于远志、王福久于2010年5月1日签订两份三方协议后，在案涉争议的厂区内投巨资新建数栋房屋的事实，遗憾的是一审判决中却以“于远志称自己接手后添置了房屋，无据佐证”为由，对上诉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且在判决书中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没有任何只字片语的表述，这种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平原则的审判标准，作出的判决结果怎么可能做到客观、公平、公正。被上诉人在庭审程序中，也明确承认与于远志、王福久签订三方协议后，上诉人在案涉争议厂区内建设了房屋，但狡辩是翻建、改建；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观点，就算是翻建、改建，那么原有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经过翻建、改建后增加的价值是否也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一审判决中竟然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无视本案客观事实真相，采纳证据错误，且在证据采纳方面适用双重标准，作出的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裁判职责，查清案件客观事实真相，作出公正的裁决，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马金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发回重审裁定（2019）辽02民终5185号民事裁定并非采纳上诉人提供的谷歌卫星地图作为证据而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而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禁止在二十里堡动迁区进行违章建设通告》及原审第三人的答辩意见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本次一审判决是结合本案所有证据，包括上诉人提供的25条明细、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三方协议》、27条明细及原审第三人提供《拆迁公告》（大保规拆告字20118号）、评估公司的《房地产拆迁估价报告》等证据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测绘局[2009]6号《关于加强互联网地图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并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提供互联网地图服务，但谷歌地图2013年以前在中国市场并未取得测绘资质，故上诉人提交的谷歌卫星地图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审第三人在动迁评估时也未采用谷歌卫星地图作为评估依据。谷歌卫星地图是商用地图，并非在中国取得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是上诉人从网上拷贝得来，据网络信息显示，谷歌卫星地图从2010年起已经离开中国市场，于2018年才重回中国市场，其至今也未取得国家测绘局颁发的测绘资质，而本案涉案标的物评估、拆迁过程恰好是发生在谷歌卫星地图离开中国市场期间，况且谷歌卫星地图在其商用网络图像中关于我国主权领土版图的图像显示有诸多不当地方，网民评论谷歌卫星地图存在有损我国领土主权的不当行为，故其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涉案土地上建筑物动迁以前，大连保税区二十里堡街道办事处、大连保税区城市管理与执法局于2010年3月30日已经发布《关于禁止在二十里堡动迁区进行违章建设通告》的通知，禁止在动迁区违建、抢建。充分说明上诉人声称其于2010年5月1日以后参与投资进行建设不具备政策允许条件，也不可能建设。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因皮革业务往来相识多年，对被上诉人在本案动迁地块的建设情况非常熟悉，也了解拆迁房屋的具体建设年份，故在拆迁评估时，上诉人能够准确、如实的代表被上诉人向评估机构提供本案建筑物的建设时间，即房屋建成时间均在2008年之前，上诉人于远志的代理行为结果也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正是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同原审第三人签订了案涉动迁补偿协议。如果动迁房屋中有上诉人在《三方协议》签订日期之后，即2010年5月1日之后参与投资建设的，上诉人应准确的将自己参与投资的建筑物建设年份向评估机构提供，难道上诉人连自己参与投资哪些房屋的建设及建设年份都不清楚？纵观本案，是上诉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利用马金臣动迁补偿协议中“无其他资产纠纷的前提下，甲方在确认无纠纷情况下”的约定及《三方协议》的约定编造是非、恶意提出纠纷，给被上诉人依法领取动迁补偿款制造障碍，以达到其参与分配被上诉人动迁补偿款的目的。本案动迁补偿款被上诉人于2013年5月28日已经领取67.9万元，在此期间，上诉人只是向原审第三人提出异议，在给被上诉人顺利领取动迁补偿款制造了障碍后，其并没有分到动迁补偿款，虽历经将近7年之久，但是上诉人没有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根本原因是其提出的参与动迁补偿款分配理由系编造，其不敢也不能通过法律程序审核，而被上诉人7年之内为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屡次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辩称，一审查明有关原审第三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法院判决。马金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金臣同于远志、王福久签订的两份《三方协议》有效，七条《三方协议》没有履行；2、判令对该地块征收补偿款703190元（除24415元归王福久所有外），余款678775元归原告所有；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于远志、王福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8月8日，马金臣与王长清（王福久的丈夫，2010年12月21日去世）、大连市金州区二十里堡镇（现大连保税区二十里堡街道）三房身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王长清将租赁位于原大连市金州区刘家店“枣乡桥”南2.5亩土地及自己所建32㎡三间房屋转租给马金臣使用，期限从2004年8月8日至2034年8月7日，马金臣在租赁土地上开办了“生辉皮革服装厂”。2010年5月1日，马金臣同于远志、王福久签订了八条《三方协议》和七条《三方协议》各一份。八条《三方协议》约定，一、马金臣与王福久于2004年8月8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作废，马金臣与王福久租赁关系结束；二、王福久与于远志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该土地上原属马金臣的地上附着物由于远志予以经营和处理（详细附着物明细见附件）；三、如遇国家征占该土地，对于土地给予的赔偿及生活安置费归王福久所有，对土地附着物（除王福久的32㎡房屋）的赔偿归马金臣，但由于远志代为领取；四、所得的地上附着物赔偿金，扣除马金臣欠王福久和于远志的欠款后，余款由于远志支付马金臣；五、如一年内不征占，于远志须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条款，如期向王福久支付租金；六、三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协议，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失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及索赔费用；七、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首先由三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以诉讼方式解决；八、本协议一式三份，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各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七条《三方协议》约定，一、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共同出资于租赁土地上兴建房屋；二、投资金额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三方平均出资；三、如遇国家征占，所得关于该房屋的赔偿归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三方共同所有；四、赔偿款分配方式为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三方平均分配；五、该协议有未尽事宜三方协商解决；六、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七、该协议一式三份，马金臣、王福久、于远志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庭审中，马金臣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自己建厂增设的标注2009年5月签署的27条《场地建筑区域规格标准明细》，即八条《三方协议》中（详细附着物明细见附件）的附件。王福久、于远志不予认可，称马金臣提供的是一份2009年5月签署的25条《场地建筑区域规格标准明细》。“27条”明细具体内容为，1.1号门门架2.9m×80×80＝2个白钢门（1副）；2.2号门门架2.4m×60×6＝2个镀锌门（1副）；3.沼气池2.5m×2.5m＝1个（包括挖坑）；4.猪舍地沟排肥水宽0.6m，深0.55m，总长65m；5.肥水沉淀池4m×2m×2.5＝1个，钢筋预板4块；6.住宅地坑水泥钢筋结构2×5m×4m；7.住宅地下室深1.5m，宽2.5m×3m；8.吃水井深7m，直径3m＝1口；9.男女厕所池深2m×2.5m×2.5m计1个，池深2m×4m×5m计1个；10.住宅木质阁楼2m×3m计6㎡，楼梯1处；11.厂房8m×30m合计240㎡；12.样品室配料室5m×9m合计45㎡；13.育肥猪舍共37m×9合计333㎡；14.年猪舍4×5合计20㎡；15.别墅生活区143.5㎡；16.与19内容相同；17.别墅生活区小院和台阶计85㎡；18.房东房32㎡；19.-1-2待建猪舍水泥地面共320㎡；20.填土方1998㎡。填土方2000m3；21.安装照明电杆1根；22.樱桃树22棵（九年生），枣树2棵（十年生），银杏树22棵（墙外）；23.水泥平台2.5m×19m、1.5m×30m，路灯平台1.2m×22m；24.待建猪舍21m×13m（地面、墙体）；25.白钢试验转鼓一台（水泥浇灌）；26.木质转鼓一台、柴油机一台（连体水泥浇灌）；27.围墙平均高3.5m（含地基）×150m。“25条”明细具体内容为，1.1号门门架2.9m×80×80＝2个白钢门（1副），合计1万元；2.2号门门架2.4m×60×6＝2个镀锌门（1副），合计0.5万元；3.沼气池2.5m×2.5m＝1个（包括挖坑），合计0.3万元；4.猪舍地沟排肥水宽0.6m，深0.55m，总长65m，合计约0.52万元；5.肥水沉淀池4m×2m×2.5＝1个，钢筋预板4块，合计约1.5万元；6.住宅地坑水泥钢筋结构2×5m×4m，合计约0.2万元；7.住宅地下室深1.5m，宽2.5m×3m，合计约0.4万元；8.吃水井深7m，直径3m＝1口，合计约0.4万元；9.男女厕所池深2m×2.5m计2个，合计约0.3万元；10.住宅木质阁楼2m×3m计6㎡，楼梯1处，合计1万元；11.厂房8m×30m合计240㎡×1300元，合计约31.2万元；12.实验样品室5m×9m合计45㎡×1300元，合计约5.85万元；13.育肥猪四猪舍共计37m×9合计333㎡×300元＝10万元；14.年猪舍4×5合计20㎡×150元，合计0.3万元；15.别墅生活区143.5㎡×1500元，合计21.525万元；16.与19内容相同；17.别墅生活区小院和房台阶计85㎡×200元，合计1.7万元；18.房东房；19.待建猪舍水泥地面共260㎡×100元，合计3万元；20.填土方70m×40m合计280㎡，合计500m3土，合计约1.5万元；21.安装照明电杆1根0.7万元；22.果树4棵合计0.6万元；23.自制蒸汽锅炉0.4万元；24.木质转鼓配套1.1万元；25.白钢试验转鼓1台1万元。《三方协议》签订后，该租赁土地及地上物实际由于远志管理，于远志在租赁土地上经办起“远志皮毛收购站”。2011年5月20日，第三人征占涉案土地，对其土地地上物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1，382，194元，并出具《马金臣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马金臣及于远志各在相同的明细表上签字同意。2013年2月4日，第三人付给马金臣补偿款30万元，2013年5月28日再付马金臣37.9万元，合计支付马金臣67.9万元。余703，194元，因马金臣、于远志、王福久意见不一致，第三人未再发放。在第三人的评估明细表中载明，上水设施一套价值3159.20元、转鼓机锅炉一套价值1349.60元、柴油机带打气泵一套搬迁费36元、转鼓机一台搬迁费116元、大转鼓机一台搬迁费521元、单价60元猪皮4600张搬迁费2760元；枣树100株8年生40，000元、枣树20株10年生11，400元，梨树45株7年生13，500元，樱桃树2株10年生3，000元；房屋清查估价明细表中载明，食堂①54.40㎡，总价48，222元；宿舍②及装修88.82㎡，总价99，923元；仓库③188.11㎡，总价154，062元；厂房④229.63㎡，总价188，067元；厂房⑤33.40㎡，总价24，415元；厂房⑥313.06㎡，总价256，396元；厂房⑥-1是313.07㎡，总价126，793元；厂房⑦330.93㎡，总价134，027元；厂房⑧107.39㎡，总价43，493元；厂房⑨200.53/㎡，总价140，772元。前三项房屋年代为2005年，后七项房屋年代为2008年。其中厂房⑤一项是王福久的房屋。另，马金臣欠王福久5万元、欠于远志19.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马金臣、于远志、王福久同一天签订的八条《三方协议》和七条《三方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协议分别对不同的内容进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是三方当事人对案涉土地及地上物被征占后补偿费用的分配所作的约定。因在八条《三方协议》中有原属马金臣的地上附着物由于远志予以经营和处理（详细附着物明细见附件）的约定，可确认该协议存在附件。马金臣提供的是“27条”明细，于远志、王福久提供的是“25条”明细，两份明细都没有马金臣、于远志、王福久三方签字，但两份明细均系有利于马金臣的证据，在马金臣无法提供证据及理由佐证哪一份明细是真实附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本着不利于证据提供方的原则，确认“25条”明细是三方协议的附件，该附件财产明细应为马金臣个人财产。因“25条”明细与财产评估明细并不完全一致，又因被征用财产地上物已经灭失，应按照第三人征用财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与“25条”明细对比，并结合“27条”明细，合理分配各方应得的款项。财产评估报告中多出部分应为王福久、于远志个人添置的财产或者三方共同所有的财产。猪皮因是于远志个人开办“远志皮毛收购站”留存的，马金臣亦予以认可，应属于于远志个人财产，其补偿亦应归其个人；对于果树的补偿，因“25条”明细约定不明，可参考“27条”明细，得出马金臣栽种的枣树2株、樱桃树2株，其余的应认定为三方协议后栽种，其补偿应为三方共有；对于房屋补偿，因补偿明细中载明，房屋建设均在2008年之前，而三方协议在后，故可认定第三人只对2008年之前的房屋予以补偿，之后的房屋没有补偿。于远志称自己接手后添置了房屋，无据佐证，且与第三人征用补偿明细相悖，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除王福久的房屋补偿归其个人之外，其他房屋补偿应归马金臣。第三人已经对其下达的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提供了说明，且对第三人的补偿标准、补偿金额，马金臣、于远志、王福久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第三人的补偿价款为本案讼争的标的。综上，应属于马金臣个人的补偿款为：上水设施一套价值3159.20元、转鼓机锅炉一套价值1349.60元、柴油机带打气泵一套搬迁费36元、转鼓机一台搬迁费116元、大转鼓机一台搬迁费521元、枣树2株10年生1140元、樱桃树2株10年生3000元、食堂①54.40㎡，总价48，222元、宿舍②及装修88.82㎡，总价99，923元、仓库③188.11㎡，总价154，062元、厂房④229.63㎡，总价188，067元、厂房⑥313.06㎡，总价256，396元、厂房⑥-1是313.07㎡，总价126，793元、厂房⑦330.93㎡，总价134，027元、厂房⑧107.39㎡，总价43，493元、厂房⑨200.53/㎡，总价140，772元；属于王福久个人的补偿款为：厂房⑤33.40㎡，总价24，415元；属于于远志个人的补偿款为：单价60元猪皮4600张搬迁费2760元；属于三方共同所有的补偿款为：枣树100株8年生40，000元、枣树18株10年生10，260元，梨树45株7年生13，500元，此款应由马金臣、于远志、王福久三方平均分配。对于“25条”明细中一些标项在第三人征用补偿明细中没有体现，应视为未予补偿；对于马金臣欠王福久、于远志款项，因马金臣并未提出抗辩理由，八条《三方协议》中又约定了应在补偿中扣除，应从补偿款中予以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马金臣与于远志、王福久于2010年5月1日签订的八条《三方协议》和七条《三方协议》有效；二、第三人大连保税区城市建设交通局对大连保税区二十里堡街道三房身村西刘家店“枣乡桥”南2.5亩土地地上物征用补偿款人民币1，382，190元（马金臣已领取679，000元），马金臣马金臣分得1，068，507元（个人补偿款1，291，259元+共有补偿款21，252元-马金臣返欠款244，000元-4元）；王福久分得95，669元（个人补偿款24，415元+共有补偿款21，254元+马金臣返欠款50，000元）；于远志分得218，014元（个人补偿款2760元+共有补偿款21，254元+马金臣返欠款194，000元）；三、驳回马金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39元（马金臣已预交），由马金臣负担元6896元、由于远志负担3447元、由王福久负担6896元。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于远志诉讼中主张案涉补偿协议书涉及的厂房是其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新建的。原审第三人大连保税区城市建设交通局称案涉《房屋清查估价明细表》所载明的厂房建成时间（2005年、2008年）---是由评估机构大连大开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据上诉人于远志陈述的房屋建成时间作出的。本院认为：马金臣请求判令其与于远志、王福久签订的两份《三方协议》有效，于远志、王福久对此予以认可，双方对两份《三方协议》有效均无争议，该请求不存在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予处理。马金臣请求判令七条《三方协议》没有履行，该诉请属于对协议签订之后事实状态的确认，不构成诉的标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决动迁补偿款应向谁分配的前提是确定《房屋清查估价明细表》中所载明的厂房建成时间，从而确定厂房由谁修建、补偿款向谁发放。诉讼中，原审第三人大连保税区城市建设交通局称，《房屋清查估价明细表》所载明的厂房建成时间（2005年、2008年）是评估公司工作人员依据于远志陈述作出的，而诉讼中于远志推翻了自己的上述陈述，主张厂房系2010年5月1日三方协议签订以后修建的，并提供卫星云图、修建时购买材料的相应票据、证人证言加以证实。2010年3月30日，大连保税区二十里堡街道办事处、大连保税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发布《关于禁止在二十里堡动迁区进行违章建设通告》：“禁止在动迁区建设各种违章临建；禁止在动迁区新建、扩建厂房、住宅等建（构）筑物”；2011年5月10日，大连保税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发布《拆迁公告》（大保规拆告字[2011]8号）：严禁在拆迁区域抢种、抢栽、抢建各类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本案发回重审时，二审裁定亦要求一审法院在政府部门明确回复在于远志推翻原有陈述的情况下是否仍坚持按原确定数额支付补偿款后依法审理本案，但法院至今未收到政府部门针对上述问题的书面回复。故，现有情况下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待政府部门针对上述问题处理后，当事人可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马金臣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7239元，退还马金臣；上诉人于远志、王福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239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盛韵同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