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1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忠，男，1967年3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泉，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秀权，男，1964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俊，浙ＸＸ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国平，男，1963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施忠因与被上诉人叶秀权、原审第三人朱国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4民初7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叶秀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意是应朱国平要求缓解叶秀权与朱国平之间的矛盾，实际股权应由朱国平受让，本人与朱国平于2014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表明股权转让款应由朱国平支付，并由朱国平对《股权转让协议书》承担相应责任。叶秀权与朱国平系亲戚关系，恶意串通损害本人利益，《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2.万源公司持续亏损多年，早在2013年就开始经营不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与股权实际价值严重不符，本人如想受让股权肯定会进行相关调查。叶秀权辩称：案涉转让协议经三方协商一致，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施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商业经验的行为人不计后果为了协调所谓的矛盾去签订与自身利益切身相关的协议不符合常理。案涉股权转让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施忠与朱国平签订的协议恰恰证实二人充分进行了意思沟通联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允许股东自由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案涉股权转让价格充分考虑了叶秀权受让该股权时的实际出资，不存在显失公平，施忠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一年除斥期间。朱国平二审未应诉答辩。叶秀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施忠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12.5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源公司设立于2010年11月23日，注册资本200万元，公司股东为朱国平、沈某、陈某、赵某曙。2011年7月，公司注册资本未变，增加叶某春、施忠为股东，其中朱国平的持股比例为40%、施忠的持股比例为20%。2012年3月，公司股东结构又发生变动，股东为朱国平占43%、沈某20%、叶某春10%、施忠27%。2013年1月，公司股东结构再次变动，股东为朱国平占43%、沈某20%、叶某春10%、施忠27%。2013年1月，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施忠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俞强，至此，公司股东为朱国平占43%、沈某20%、叶某春10%、俞强27%。上述时段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朱国平。自2013年1月后，公司未办理过变更登记。朱国平系叶秀权的舅子。叶秀权于2011年5月至8月间三次共计汇款107.5万元给朱国平，同期，还交付现金5万元。2011年9月10日，朱国平（甲方）与叶秀权（乙方）订立《万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内容：1、甲方持有万源公司60%的股权，第三方持有公司40%的股权，现朱国平将其持有的15%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30万元于2011年6月18日支付；2、股权转让后，甲方持有公司45%的股权，乙方占有公司15%的股权；3、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协议达成，第三方不知情，今后若有第三方股权的变更，甲方在公司应尽力及时办理甲、乙双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若在两年内没有办理变更登记的，处置由乙方自便。事后，公司股东沈洁在该协议下方签名。嗣后，甲、乙双方未办理万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2014年8月27日，叶秀权（股权转让人甲方）、朱国平（股权人乙方）施忠（股权受让人丙方）订立《万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因甲方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挂在乙方名下15%股权，共计112.5万元，三方同意甲方退出并转让给丙方，由丙方于2015年12月30日前全额还甲方，不计利息，到期未还清按每日0.5%支付给甲方违约金。2014年9月6日，施忠（甲方）、朱国平（乙方）订立《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叶秀权、朱国平、施忠三人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万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叶秀权挂在乙方名下15%股权计112.5万元转让给甲方，实际该股权由叶秀权直接转让给乙方，与甲方无任何关系，由乙方按照2014年8月27日的协议条款去履行和承担相应义务责任。嗣后，施忠和朱国平均未向叶秀权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三方订立的《万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协议书是否有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认定。施忠依据该条第（五）项的规定，认为三方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针对施忠主张的合同无效的理由，分析如下：1、施忠主张协议书的订立是为了缓解叶秀权和第三人间的矛盾，在第三人授意下订立。对此，第三人予以否认，叶秀权不予认可，施忠未举证证明，不予认定。2、施忠主张鉴于转让价与股权的实际价值严重不符，叶秀权和第三人是亲戚关系等因素，其有理由认为叶秀权和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价的确认有的采用议定计价规则方式，有的采用直接议定价格方式。本案中，在三方协议书订立前，三方未商讨股权转让价的计价规则，协议书中也未表述转让价确认的参照因素、计算方式等。由此表明转让价是协议时三方确定的“一口价”，不依任何因素而变更。事隔多年后，施忠再回头提出“转让价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显属事后追悔。施忠以此为前提，质疑叶秀权和第三人恶意串通，不予采纳。3、施忠提出订立三方协议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一条针对的是公司显名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本案中，朱国平陆续向叶秀权借款达112.5万元，后叶秀权用该笔112.5万元债权购买朱国平持有的万源公司的15%股权。至此，叶秀权对朱国平的112.5万元债权转化为向万源公司的出资，且其双方均清楚知晓该出资仍记在朱国平名下，待时机成熟时办理变更登记将叶秀权显名。后叶秀权最终未能真正取得显名股东地位，其出资人的身份自始至终隐在朱国平之名后，这种隐名出资即为股权代持。案涉的股权，在公司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朱国平-叶秀权-施忠-朱国平，这一流转过程既未涉及股权结构调整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也未涉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故无需通知公司其他股东。叶秀权将未取得显名股东地位的“股权”出让，并非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故三方协议书的效力确认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施忠主张的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存在。综上，施忠提出的三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施忠作为受让人受让了叶秀权出让的“股权”，其应按约定的期限、金额支付转让款。其未如期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书中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为日0.5%，现叶秀权自愿降低标准为月利率2%，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照准。施忠、叶秀权在本案中均未对第三人提出实体请求，故第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至于施忠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若协议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可另行主张。据此判决：施忠向叶秀权支付股权转让款112.5万元，并按月利率2%计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叶秀权、朱国平、施忠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该转让关系的建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施忠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清楚明确，施忠对其在协议上的签名确认无异议。施忠辩称应由朱国平替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义务，但施忠与朱国平二人签订的协议叶秀权并未参与，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仅能约束朱国平、施忠二人，不能对抗第三人，现叶秀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施忠履行相关义务，合法有据，施忠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施忠与朱国平订立协议的行为同时也表明，施忠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及转让协议的内容清楚明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并且，基于施忠与朱国平签订的协议，施忠认为应由朱国平替其承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义务，此情形下施忠不考虑股权协议转让价与实际价值的偏离、不对受让股权进行调查的相关行为均具有合理性，施忠据此否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第二，施忠未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叶秀权与朱国平的亲戚关系并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且施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前已明知叶秀权与朱国平系亲戚关系。综上所述，施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5元，由上诉人施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兴娟审判员  蔡荣花审判员  沙 楠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