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283民初3983号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平度市大泽山镇胡家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MA3C7UCR02。法定代表人王国庆，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聚起，男，1968年10月25日生，汉族，平度兴德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住。被告耿美珍，女，1969年2月10日生，汉族，城镇居民，住淄博市张店区。委托代理人刘金芳，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诉被告耿美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聚起，被告耿美珍的委托代理人刘金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付清拖欠原告石粉款16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被告一直不间断派车到原告处赊购石粉。截至2016年1月27日双方对账时，被告累计拖欠原告货款174621.25元。2017年3月18日、22日、23日，被告又派车来原告处赊购三车石粉，计款9984.8元。为让被告支付货款，原告只好留住被告所派人员吴秀波的车辆。经被告委托王某从中协调，被告承诺当场支付20000元，余款160000元分批于当年3月底、4月20日前全部付清。原告放车后，于3月底找被告索要约定的50000元货款时，被告违背承诺，拒不付款。无奈，原告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耿美珍辩称，被告不欠原告任何石粉款，原告所诉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第一，双方从未有过“2016年1月27日对账一说”，被告也从未承诺付款160000元一事，被告已经不欠原告任何款项；第二，原告在同意被告到场拉货后，于2017年3月23日擅自扣留运输车辆，胁迫被告支付20000元后方才放行。原告违反通知、协作、配合的随附义务，违背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被告是否拖欠原告石粉款160000元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石粉款160000元，被告否认该主张。原告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对账单1份，证明：被告所欠货款的数额；2、出警记录1份，证明：因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导致扣车事件发生，司机因此报警处理；同时，证实被告拖欠货款属实，被告通过中间人王某协调，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原告遂放行相关车辆，派出所据此结案的经过；3、通话录音1份，证明：被告所欠160000货款属实，中间人王某协调成功后，确定了欠款数额、还款方式及数额；4、送货单3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双方在电话中协商好货物数量及价款，被告派车来拉货。原告为被告出具送货单，并按被告的要求不注明双方约定的单价；5、原告公司会计宋晓玉与被告耿美珍之间互通彩信的截屏32张，放大后的彩信对账单35张，证明：自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3月26日，原、被告之间通过彩信核对发货欠款、付款明细账目，进而证实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属实的事实。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有异议，该对账单系原告自行记载，属于单方证据。对其所主张的欠款数额不予认可，但是对于其反映的2017年1月27日被告给付承兑1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销售中每吨货物存在返利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多次交易且具有连续性，并没有对账，也从未确认欠款数额；（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出警记录并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里面记载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事件的认知，派出所对王国庆所称的付款情况属于自行记载，该证据并不能反映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及欠款数额问题；（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目前暂就录音内容及书面记录做质证。王某在录音中陈述“那二万块钱打过来叫车走”，原告整理的笔录此处不对，在录音中被告实际上是对2万元的事情予以确认；对“那五万元他当不了月底过去收账，你把那五万块钱给他”，被告并没有确认；“那个（指5万元）”王某并没有这个意思表示，王某的意思仅仅是等着到淄博的时候他一块去坐一坐；在王某的后续录音当中，也没有确认被告欠原告160000元的事实，王某陈述也只是说等过去再谈，被告也承诺到4月20日再谈，也并没有确认欠款数额的问题；王某说“剩余那五万、二万，那个十一万吧等过去再谈，过去以后再谈”，其反映的意思是说在4月20日双方对账是否有欠款，以及对欠款的数额做确认，争取把欠款付清，表达的是意愿。通过整体录音来看，只是解决20000元放车先行，后续只是4月20日到淄博再谈，一直没有确认欠款的情况，所以说该录音即便真实存在，也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性，并不能得出被告欠原告160000货款的事实；（4）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上面记载的司机并非被告自己的车，短时间内无法确认具体情况，原告应当提交全部的发货明细、我方全部付款的时间和数额，以及双方自发生交易以来（自2016年3月份至原告起诉时）所有的交易情况，以便法庭查明事实及我方进行核对；原、被告发生争议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并未经过任何对账；（5）对证据5有异议，第一，该证据系复印件，原告应当提交经公证机关公正的截屏资料。第二，从该证据内容看，没有被告耿美珍的任何确认。因此，凭该证据主张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合法依据，双方也从没有约定以默示的方式进行对账确认。第三，该截屏没有耿美珍对账务的内容进行回复，也从未确认是否欠款。因此，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2017年6月12日，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其对原告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2016年3月26日的录音证据的书面补充质证意见：第一、电话录音违反最高院《证据规则》第70条的规定，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属于没有合法效力的证据。1、该证据存在裁剪。实际上是被告在通话录音最后表示，抓紧对账，假如账都对的话，把钱给原告送过去都行，原告将录音后面几句话删除了；2、该证据系非法所得，也不是当事人之间直接对账的电话。根据证据规则，如果仅是录音证据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特别是录音作为证据，应当建立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应在电话中直接予以明确，不能利用打电话时的一些习惯性用语，诸如“唔”“咹”“嗯”等等的话去推断应承者的意思。在录音中，没有被告直接确认欠款180000元的话语，也没有她自己陈述并确认还款计划的话语，所以该证据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直接确认欠款的录音；第二、该录音谈话仅能确定支付20000元后，原告就将非法扣押长达3天以上的运输车辆放行，录音的前提是被告处于被胁迫的境地，对于资金也没有清楚无误的确认支付。电话中提到的50000元承兑，只是一种邀约形式，各方也没有明确的答复。电话里提到的110000元，被告也没有承诺在何时何地马上支付，王某也说110000元等过去再谈。该谈话是被告在及其被动、被胁迫的情形下进行商谈的，如此疑点重重、瑕疵众多的录音证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第三、王某出庭对录音表达不清的事项做单方内心意思表示的陈述，与本案录音证据的审查没有直接关联性。王某当庭对该录音证据补充陈述了很多，说明电话中说的意思就是不明白，也未能取得以通话获得对方明白无误的直接回复。电话录音不可能再由一方利用阐释其内心意思表示，利用补充解释、说明、拓展的形式，进行补强或增减性说明，语音的内容也只能限于录音的现有词语表达的意思。对于被告的以上补充质证意见，原告补充说明称：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并不能否认原告所提供的录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录音人作为双方的调解者，为对双方的调解结果做个见证而保留证据，应为合法保留，而并非非法取证；第二、该录音中已明确被告分三步支付欠款，被告也确认“咱说话算数，板上钉钉”，证人王某也把每次的还款数额均做了说明，被告也答复“4月20号清了”。录音证据、王某的证词、公司会计与被告的手机彩信截屏，都证明了被告欠款事实，被告对录音及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是其理屈词穷的狡辩，不是事实；第三、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证人王某说与原告存在租赁关系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三年前证人王某就将其公司全部交由儿子王德鹏，原告是租了王德鹏的场地，与王某无关。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到庭后，提供以下证人证言：被告欠原告180000元货款属实。我当时从青岛回来，听说原告把被告拉货的车辆扣下了。因我和被告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均相熟，被告就找我从中协调协调。经我调解，被告承认欠原告货款180000元，并同意先付给原告20000元，让原告放车走。我要求被告将50000元的承兑也一并支付给原告，但被告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承诺2017年3月底再将50000元的承兑付给原告，到2017年4月20日再将剩余的欠款110000元付给原告。当年3月底，我到淄博去找被告。我多次给被告打电话，被告均不接。被告之前在电话中承诺的50000元承兑和110000元也均没有付给原告。原告对证人王某的证言没有异议。被告对证人王某的证言质证称，第一、该证人与原告存在业务往来，对于录音做出补充性、增加相关内容进行陈述，不能排除与原告的特殊关系，不应当作为证人出庭；第二、民诉法规定，证人出庭应当由法庭直接通知的形式，送达出庭作证通知书，而在本案证人出庭的方式，是由原告直接通知，违反了民诉法的强制性规定，所作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第三、通话录音作为证据，必须有被告直接明确确认的欠款数额和被告自行明确确认的还款计划作为定案的参考证据，而不应由另一通话人当庭另行增加或补充解释，或其内心虽有一定的表示，但在通话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出相关内容，这些形式都不是通话录音作为证据采用的规则；第四、证人也当庭确认，全部内容也囊括在通话录音当中，也仅仅应当从通话录音中确认被告是否已经做出还款承诺，但该通话录音中自始至终没有被告的确认。被告耿美珍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①通话时长记录1份，该证据显示2017年3月26日被告耿美珍与王某的通话时长为1分54秒，而原告提交的通话记录，双方通话时长为1分46秒，录音中缺失的8秒实际上是原告将录音后面几句话删除。实际情况是被告在通话最后说：“抓紧对账，假如账对的话，马上把钱给他送过去”，王某也曾表示“去了再说”，说明双方需要进一步对账和协商；②2017年6月9日上午11时9分，被告打给王某的电话通话录音1份，在录音当中，被告对于王某删减录音的做法十分气愤，并质问王某，而王某在录音中也已经自认没有将录音进行呈现。以上2份证据综合证实原告所提交录音存在裁剪，不具备合法性。针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质证称：Ⅰ、被告主张通话录音缺失8秒钟是在录音的后面删除，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从录音来看，开头缺少通话刚连接时相互“喂”、“喂”的声音，从通话录音惯例来分析，一般是录音方确认电话接通后才按录音键进行录音，缺少的8秒钟很可能是王某按录音键较慢所致，根本就不可能在最后结束时缺少，因为在录音最后从通话内容看都是结束语，不可能凭空出现“抓紧对账，假如账对的话，马上把钱给他送过去”，所以说被告的判断根本不符合常理，也无相关证据加以支持；Ⅱ、被告提交的第2份录音笔录很不完整，其中大部分语言都是被告的自话自说，王某在驾车，只说了“他也没弄那个，你这不，录了个音吧”，这句话只能表示王某否认被告所说的内容，最后因为被告胡说八道气愤地警告被告“别汪汪”。王某在最后说“没有必要，恁俩下来我都没必要”，“下来”实际上是土话“瞎了”，就是原、被告双方死了也跟我没有关系的意思。因此从录音中无法推断被告在录音中所说的真实性，更无法反映王某理屈词穷的窘态和无颜见人的姿态，反而进一步反映被告不尊重事实、胡编乱造，令王某十分气愤的情形。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具体到本案中，原、被告双方针对其主张均提交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均未充分到否定对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本院将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分析如下：一、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六，即对账单、出警记录、通话录音各1份，送货单3份，证人证言1份，彩信截屏及相应对账单1宗。首先，被告认可证据5中内容记载对账单的彩信所对应的接收方电话号码138××××7631为被告所有，结合被告庭审中的陈述，该彩信虽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仍具有一定证明力。被告作为手机号码138××××7631使用人，对原告会计宋晓玉与其互通采信的内容应属知情，且该内容亦应在被告的通信工具中有所留存。如被告对该证据存疑，完全可以提交自己手机中的相关信息记录予以否认，而无须通过公证的机关。被告要求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有拖延诉讼之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被告持有足以核对真伪的证据，而拒不向法院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原告提交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原告提交的彩信截屏照片及相应对账单内容看，在原告向被告发送相应对账单后，被告虽未明确以言语的方式予以确认，但却以向原告给付相应货款的方式予以确认。从该对账单记载的被告欠款163848.19元看，已超出原告主张的160000元。该对账单形式上虽为其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但结合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该对账单中记载的付款事实，以及被告在以上通话录音中承认的欠款事实，足以使得该对账单具有一定可能性，其证明效力不应绝对否定，而应当放在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中进行综合认定。其次，原告提交的出警记录中明确记载了原告扣留被告所派车辆的原因系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其货款，原告放行车辆的原因系双方通过中间人王某从中协商并最终达成还款协议。平度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其对于处理原告扣押被告所派车辆事宜的相关出警记录，应是真实可信的，效力较高。在被告无相反证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应系双方就欠款事宜发生纠纷的较早时间记录，可信度相对较高。以上记录虽然没有明确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数额，但是足以使得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也证明了王某作为中间人协调原、被告双方扣车及欠款如何偿还事宜的事实。如原、被告未就被告欠款如何偿还事宜达成一直协议，原告放行被告车辆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亦不符合常理。因此，对于被告的相关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再次，通过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内容看，被告对于拖欠原告货款事实并未予以否认，并称自己对于月底向原告给付50000元承兑事宜“说话算数”、“板上钉钉”。在王某建议双方待去淄博见面商议剩余110000元欠款事宜的提议明确否决，称其4月20日付清欠款，在王某重复被告于4月20日前付清欠款的承诺后，被告又再次予以确认。王某见原、被告已达成还款协议，便催促被告进而履行还款协议第一项即付款20000元，以便原告放行车辆，被告又再次予以确认。由此可见，被告对拖欠原告货款160000元一事在通话中最少三次予以确认。被告主张该录音只是商谈了被告付给20000元让原告将所扣车辆放行的事，而并未对被告欠原告货款160000元，以及还款时间和数额进行确认，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通话录音缺失8秒，原告将被告最后的要求4月20日对账意见删除了，应当提交完善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不能苛求对方提交的录音证据时长必须与通信公司记录分秒不差，且被告提交的录音时间长度为1分2秒，但通信公司记录的却为1分3秒，之间亦存在时间差。另，被告此主张明显与双方在通话中谈话内容相违背，通话中双方对话已明确还款方案，且对话已明显结束，被告在对话结束后另行添加与前面内容完全相反的陈述，可能性较低。被告称该录音存在剪辑，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录音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不能认定为非法取得。被告委托中间人王某从中调解，原、被告均对调解意见予以认可，该意见对原、被告双方即具有约束力。从录音内容看不出被告存在受胁迫的情况。因此，对于被告的相关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前，已向本院提交了申请书，本院要求原告通知证人到庭，并无不当。因此，证人出庭作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于被告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最后，证人王某作为双方纠纷调解中间人，其对双方纠纷发生、调解过程应属知情，其对原告扣押被告委派车辆、原、被告就扣车及原、被告就被告如何达成偿还160000元协议等相关事实的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的。王某系被告所指定的调解中间人。调解人应与原、被告双方均熟识，且王某与被告熟识时间较原告来说更为长久，王某作为中间人亦成功调解了双方之间的扣车纠纷。因此，对于被告主张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录音证据1组、通话时长记录1份，以上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因王某对双方协商达成还款计划的过程进行录音而恼羞成怒，妄图以其声讨的语气及较大的声音掩盖王某否认的意见，但王某在通话中并未认可其对录音进行剪辑、作伪证，且明确表示其没有必要做如此行为。加之，此次录音亦出现了时长与通话时长不一致的情况（录音时长为1分2秒，通话时长为1分3秒），因此，该录音的证明力较低。综上，被告在无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况下，仅凭证明力较低的通话录音无法证明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分析可知，在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160000元事实的认定上，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应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同时，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如各个拆分单独来看，看似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略显不足，但结合以上证据综合来看，报警记录和通话录音足以证明被告欠款事实，对账单和调解中间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及被告认可的事实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欠款数额为160000元以上，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足以使得被告拖欠原告货款160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对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16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耿美珍存在透灰石石粉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3月24日，因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将被告派到原告公司处拉货的货车扣留。货车司机吴秀波报警，平度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民警告知双方存在经济纠纷应当通过法院解决。次日，因原、被告协商不成，致使吴秀波再次报警。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被告已委托中间人王某进行调解，双方就被告拖欠原告货款180000元达成一致还款协议。被告承诺该款分3笔付清，当场付款20000元，于当月月底支付承兑50000元，余款110000元于4月20日前付清。原告在收到被告打款20000元后应立即将扣留车辆放行。2017年3月26日，被告付给原告货款20000元。其后，被告拒绝支付剩余货款共计160000元。原告于2017年5月2日诉至本院，要求处理。本院认为，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耿美珍从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处赊购透灰石石粉，双方形成透灰石石粉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被告从原告处赊购石粉后，应当及时、足额将未付货款160000元支付给原告。现被告未按双方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付款160000元义务，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耿美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货款1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费1370元，共计4870元，由被告耿美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尚丰文审 判 员  李培亮人民陪审员  刘新瑞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董玉蕾书 记 员  张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