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琼72民初150号   原告:李华才，男，汉族，1956年9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   委托代理人：尹年长，广东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旅游大道**。   法定代表人：黄震春，总经理。   被告：黄震春，男，汉族，1967年10月8日出生，住江西省鹰潭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春顺，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华才诉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黄震春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指定审判员陈运洪独任审理本案。2017年7月28日和2017年8月7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李华才及其委托代理人尹年长、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春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李华才的委托代理人尹年长、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春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辰达2002”轮登记在被告东港公司名下，实际上为原告个人所有。2016年5月31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订立了《股权和船舶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辰达2002”轮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被告在合同签订后付给原告第一批定金款人民币（下同）7万元，第二批10内支付8万元，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0天内，被告要全部付清原告的余款，"逾期则没收乙方(即原告方，实际应为甲方，即被告方，下同)的购船定金15万元，并将“辰达2002”轮船舶所有权归还登记乙方名下"。合同订立后，被告依约支付了15万元定金。但其后，被告置之不理，拒不支付135万元余款。为督促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于2017年5月10日委托广东意合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但被告仍置之不理。由于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辰达2002”轮一直闲置无法使用，造成了原告巨额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原被告双方解除2016年5月31日订立的《协议》，“辰达2002”轮归属于原告所有；二、被告支付的15万元定金归原告所有；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于2017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但之后撤回，最后书面答辩称：首先，在答辩人正式答辩之前，先对本案的事实和经过陈述如下：第一，本案第一被告东港公司是于1995年8月7日在文昌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的公司，当时的股东仅有李华才和李汉建二人。2013年经股权受让答辩人黄震春成为了东港公司70%股权的股东，在此之后虽然东港公司的股权也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但是到了2016年的7月14日由于李华才和李汉建二人的股权转让，在黄震春依约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金后，东港公司最终成为了答辩人黄震春的一人公司。第二，本案所涉及的“辰达2002”集装箱船舶在东港公司最后的股权转让以前从实质上讲，并非是东港公司的财产，而是本案被答辩人李华才的个人财产，之所以该船舶挂在了东港公司名下进行管理，完全是东港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被答辩人先前利用公司管理之机管理个人事务留下的结果，也是当时作为股东的李华才虚假出资或者是抽逃出资所造成的后果。第三，由于本案所涉及的“辰达2002”集装箱船舶是本案被答辩人的个人财产，因此对其实际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始终都是由李华才控制的。第四，由于东港公司2016年7月14日起已经成为了答辩人黄震春的个人公司，所以这样一来从公信力的角度上讲，“辰达2002”集装箱船理应属于东港公司的财产，只是由于股权转、受让双方从公司遗留的历史问题出发，黄震春才同意适当的给予李华才一定的补偿款，这一点事实也完全能够和所谓的船舶转让款所设定的价格中予以确认。因为，只有该船舶的实际价值远远的高于转让价格时，这样的操作才具有实际履行的意义，否则，双方所设定的以船舶进行贷款，再用该贷款去支付购船款的约定也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从本案对几千吨的船舶只设定了150万元的转让款的事实上看，该船舶的所有权自东港公司成为了答辩人黄震春的个人公司后，其真实的所有权就已经属于了公司，而不再是李华才的个人财产。其转让款的性质也只不过是补偿性质的，并且这种补偿性质款项的支付也是附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李华才必须保证“辰达2002”集装箱船不得存在任何问题，以配合东港公司完成《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的年检工作。其次，答辩人再对本案的事实部分答辩如下：第一、被答辩人在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时，存在着严重的违约行为。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约定，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购船款或者补偿款的条件是要求被答辩人先前控制的“辰达2002”集装箱船不得存在着任何的违法现象，以配合东港公司进行《许可证》的年检工作，从而使公司能够通过该船舶而获得银行的贷款。但是事实上东港公司却于2016年11月1日因被答辩人的兼职违法违规行为，收到了文昌市港航管理局发来的文港字（2016）16号《整改令》，由于东港公司名下仅登记有“辰达2002”集装箱船一艘船舶，因此致使东港公司的《许可证》的年检工作根本无法通过。第二、被答辩人在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时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答辩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近（进）一步也说明了答辩人现在无力支付款项的原因完全是被答辩人造成的。在本案中东港公司名下仅登记有“辰达2002”一艘船舶，因此该船舶上存在着违法现象，必然会导致东港公司的《许可证》无法通过年检；而东港公司的《许可证》无法通过年检，又必然会造成东港公司的造血功能全部丧失；而作为一个根本不具有任何造血功能的公司，必然也是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另外，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对《协议》的履行上看，由于前期答辩人已经支付了巨额的股权转让款，因此现在也必然存在着资金上的不足，所以在东港公司无法正常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黄震春现在也是根本无能力继续向李华才支付这项补偿款的。但是，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现在这个结果完全是被答辩人李华才的故意违约行为造成的。第三、被答辩人的故意违约行为存在着欺诈的目的。根据前面所述，“辰达2002”号船舶，已经于2016年7月14日正式起成为了东港公司的财产，变向（相）的说也就是成为了答辩人黄震春的个人财产，虽然在此被答辩人李华才已经向黄震春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但是现在李华才却仍然想通过故意设置障碍的方法，以逼迫黄震春就犯，从而使黄震春不得不在补偿款上做出让步，以达到敲诈黄震春的目的。这样的事实完全可以通过李华才的具体行为看出，在本案中只要李华才做出稍微的努力，停止其违法兼职行为就可以顺利的解决本案的一切问题，但是被答辩人李华才却不顾答辩人存在的巨大损失，坚决拒绝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此故意讹诈答辩人才是被答辩人故意违约行为的真正动机。最后东港公司以及黄震春在此再作最后的声明，如果本案在前期的审理中存在着我方与现在不同的观点，均以本《最终答辩意见》为准。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原、被告的身份证，证明原、被告均具有合法的诉讼资质；证据2、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明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的身份；证据3、船舶证书，证明“辰达2002”轮登记在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名下；证据4、船舶产权及经营权确认书，证明被告确认“辰达2002”轮的船舶所有权为原告所有，在转让前由原告自主经营和管理；证据5、股权和船舶转让协议，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31日订立《协议》，原告确认将“辰达2002”轮所有权以150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2、被告支付15万元定金款，余款135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20天内付清；3、如被告违约，则原告没收15万元定金款，“辰达2002”轮所有权归还给原告，合同解除。证据6、银行水单，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5万元定金款；证据7、律师函，证明2017年5月10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函，但被告至今置之不理。   被告东港公司和黄震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也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报告说明，原告也是公司股东，原告利用管理公司的情况下管理其私人船舶。该船是由原告管理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我方没见到原件。对这份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按照法律规定，船舶的年审期限只有十二年，该船一年不经过年审，该船舶就不是合格船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该船已经两年没有年审，根本不能运营，只能视其为一堆废铁。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四条证明船舶原来的管理权限是原告方，所以该船后来才形成买卖。该船没经过年审责任在原告方。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的第二页第一行有更改原件同复印件不一致，我方不予认可。且根据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在成交这艘船的时候，我方支付定金后，购船款需要拿船舶向银行抵押贷款后支付给原告，由于船舶因为原告方原因未经过年检，无法贷款，所以无法支付给原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6年5月30日原、被告所签订的《船舶产权及经营权确认书》，证明：1.“辰达2002”集装箱货船的所有权人始终是本案原告李华才；2.“辰达2002”集装箱货船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本案原告李华才；证据2、2016年5月31日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证明：1.原告李华才理应向被告交付一艘经过年检合格的船舶；2.双方已经在该合同中约定，应该交付合格船舶做抵押，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来支付主要购船款；证据3、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单，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向李华才支付了15万元的定金；证据4、被告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证明被告为了原告李华才能够顺利办理该船的年检工作，应其要求于2016年8月15日向其供了3万元借款的事实；证据5、文港字（2016）第16号限期整改通知，证明：1.因原告李华才对涉案（船舶）管理不善，该船的船长和船员还存在着违反《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兼职违规行为；2.该违法违规的兼职违规行为，致使该船现在更加无法通过年检的事实；3.由于该船无法通过年检，使得无法通过该船做抵押以获得银行贷款来支付主要的购船款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东港公司和黄震春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协议》的改动，对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对证据1的证明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事实有异议，因为，其所证明的事实，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协议》并没有约定要交付一艘年检合格的船舶，《协议》只约定协助被告方贷款，贷款是否能够取得，不是原告的义务；对证据3的证明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这3万元款项的用途并非被告所主张的事实，而是用于公司的年审。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从证据5的内容看，其并没有提到是涉案船舶在营运过程中违规，且通知要求履行的义务对象是被告东港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事实也有异议。   经原告申请，本院向清澜海事局调取了《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等船舶证书资料，以证明在“辰达2002”轮船舶证书过期后，及时、有效地办理了新证书并交给了被告。   被告对本院依原告申请调查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力有异议。鉴于在本案中原告方尚未履行涉案船舶水路运营证的年检义务，因此，涉案船舶仍然是一艘无法合法运营的船舶。   本院依职权向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调取了三份《国内航行船舶检验报告》，该证据证明“辰达2002”轮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对《海上货船适航证书》均进行了年检，其中2016年的年度检验有效期至2020年8月10日。向海南省港航管理局调取《关于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复函》，该证据证明：一、《许可证》需一年一检；二、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必须取得企业法人资格；三、“辰达2002”轮2014年及2015年已通过年度核查，2016年及2017年因未能保持经营资质，未通过年度核查。且2017年6月30日前该公司未通过《许可证》换证审查，该公司所持《许可证》已过期。   对本院依职权所调取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向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调取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原告履行了合同的义务，船舶年检证书合法有效，它的有效性到2020年8月10日。对向海南省港航管理局调取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函证明了《许可证》和“辰达2002”轮年度核查的法定义务系东港公司的事实，不是原告李华才个人的法定义务（函中明确“2016年及2017年因未能保持经营资质，未通过年度核查”，说明了“辰达2002”轮因《许可证》未年审而未能通过年度核查，系公司原因，非船舶所有人李华才的原因造成的）。   对本院依职权所调取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向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调取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力有异议。鉴于在本案中原告方尚未履行涉案船舶水路运营证的年检义务，因此，涉案船舶仍然是一艘无法合法运营的船舶。对向海南省港航管理局调取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我方认为该证据证明了以下四个事项：其一，由于在本案中黄震春是后来收购的东港公司，且在此之前李华才也作过该司的实际决策者，鉴于该公司是从事水路的船务公司，且其名下只登记了一条船舶的事实。因此李华才把这个船舶只作为形式登记在公司名下，很可能李华才的行为已经涉及到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其二、从政府管理机关在该复函的表述上看，《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海上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安全管理证书》以及《许可证》的持有主体必须是一致的。但是从本案的实质调查结果上看，由于涉案船舶的主体并非是公司而是李华才个人，显然这些证书的持有主体是被割断的。但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对其要求的一致，且该司名下只登记了一条船的事实，这也就充分的证明了船舶的具体情况必然影响公司《许可证》的年检工作。而这也与本案的另一份证据《整改令》是完全吻合的。其三、通过该复函的记载，的确证明了我方所陈述的事实即《许可证》已经有两年没有经过年检的事实是真实的。并且这个年检工作必须依赖于涉案船舶不得存在着一切的违法、违规现象。其四、通过该复函可以充分证明，本案所存在争议问题的一切起因，均是由李华才在对公司进行原始出资过程中进行虚假出资的行为造成的。   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内容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也予以确认。对证据2，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而该证据是登记机关对外公示的内容，能够证明被告东港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是适格的被告，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予以确认。对证据3，尽管原告没有提交原件，但原告说这些证据的原件已提交给了被告，且这些证据与本院从清澜海事局调取的证据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说“辰达2002”轮两年未年审及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中加以认定。对于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确认书确认，在签订《协议》之前，“辰达2002”轮是挂靠在东港公司名下，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是非法行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第二页第一行有更改。因双方在诉讼中均向本院提交了该证据的原件，经比较，该证据仅有此处一处更改，且该更改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双方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故本院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陈述。   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认证同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认证一致。对证据3，因双方对其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4，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这3万元确为借款，且该借款是用于年检，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对本院依原告申请调查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而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对其关联性，本院也予以确认，而该证据也映证了原告证据3的真实性。   对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又因两份证据都是法定机关出具的，其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31日，原告李华才与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签订了《协议》，双方约定，将乙方享有船舶所有权的“辰达2002”作价150万元转让给甲方，《协议》签订后，甲方应付给乙方定金7万元，10天后再付定金8万元。收到第一批定金后，乙方应将“辰达2002”轮所有权登记转给甲方名下，《协议》签订之日起120天内，甲方要全部付清余款135万元。逾期则没收乙方（应为甲方）的购船定金15万元，并将“辰达2002”轮所有权归还登记在乙方名下。《协议》在第四条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将“辰达2002”轮租给乙方使用。《协议》在第六条约定：“......确保每年配合甲方各主管单位的年检，合同签订后，乙方要将产权所有手续保证手续完整，证件齐全移交给甲方办理贷款，确保贷款手续齐全；甲方贷款下来要账户共管，付清乙方的船款，账户交还甲方”。《协议》签订前，“辰达2002”轮已登记在被告东港公司名下，《协议》签订后，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将“辰达2002”轮出租给原告李华才使用，并先后向原告李华才支付了定金15万元，但至今未支付剩余的购船款135万元，后经原告用律师函的方式催交，俩被告仍不支付。   本院认为：一、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只有企业法人才有资格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这是国家机关对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企业的一项行政许可，而不是针对企业名下船舶的许可。对于本案来说，是对东港公司的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许可。所以，无论是“辰达2002”轮挂靠在东港公司名下时，还是签订转让协议后为东港公司实际所有时，《许可证》的申请、年检和换证的职责均应由东港公司行使，而不是李华才个人，这与双方在《协议》第六条中约定乙方责任是“......确保每年配合甲方各主管单位的年检”是一致的。2013年10月16日，被告黄震春就占有东港公司70%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对于东港公司的《许可证》年检的办理，是被告黄震春的法定职责，所以，该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2016年5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协议》，而在《协议》签订前，“辰达2002”轮已登记在买受人东港公司名下，应视为买受人东港公司已实际占有了该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故“辰达2002”轮已于2016年5月31日交付给了买受人东港公司，否则，双方也不可能约定在《协议》签订后，将“辰达2002”轮出租给原告使用。这就是说，东港公司自2016年5月31日起就对“辰达2002”轮享有所有权，其出租的仅仅只是经营权而已。《协议》第四条约定：“经营期间，乙方应承担全部风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刑事责任由乙方承担”，这项约定也充分证明，被告出租的仅仅只是经营权。那么，即使“辰达2002”轮出现违法的兼职行为时，作为“辰达2002”轮的所有人的东港公司当然负有责令其改正的管理职责和处罚权利，所以即使“辰达2002”轮出现兼职的违法违规行为并长期不改，导致《许可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东港公司在管理上的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许可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均难辞其咎。至于被告说原告李华才“已经向黄震春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但是现在李华才却想通过故意设置障碍，以逼迫黄震春就犯，从而使黄震春不得不在补偿款上做出让步，以达到敲诈黄震春的目的”。因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只是主观臆测而已，故本院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二、文昌市港航管理局的文港字[2016]16号通知只是说“发现你公司配备的专职管理人员在合同期有兼职行为”，并未特指“辰达2002”轮的专职管理人员。而海南省港航管理局的复函中只是说“2016年及2017年因未能保持经营资质，未通过年度核查”，也未指出未通过年度核查是因“辰达2002”轮有违法违规行为，故对被告认为导致《许可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的原因是因为“辰达2002”轮的船长等专职管理人员在合同期有兼职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外，被告没有提供银行不给贷款的具体理由的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银行不给贷款是因为《许可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退一步讲，即使事实确实如此，如前所述，《许可证》两年未通过年度核查，被告东港公司和被告黄震春也应负有相应的责任，所以，俩被告认为银行不给贷款，是原告单方的责任且是故意行为，本院不予采信。三、被告认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合同签后，乙方要将产权所有手续要保证手续完整，证件齐全移交给甲方办理贷款，确保贷款手续齐全；甲方贷款下来要账户共管，付清乙方的船款，账户交还甲方”，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0天内，甲方要全部付清乙方的余款”，这二者之间构成先后履行顺序。本院认为，后款有明确的120天内履行期限，前款没有。且双方也没有约定，贷款贷不到，就可以不支付剩余购船款。又因为对于船舶买卖合同来说，买船方支付价款、卖船方交付船舶是主要债务，至于原告协助被告贷款只是次要债务，即使原告方履行次要债务不符合《协议》的约定，被告方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主要债务，即俩被告不能以原告履行协助向银行贷款不力为由，拒绝支付剩余的135万元购船款。所以，对被告认为这两条构成先后履行顺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假如确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贷不到款，造成被告损失，被告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四、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并切实履行。双方当事人在《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甲方必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0天内向乙方偿清船余款135万元，逾期则没收乙方（应为甲方）的购船定金15万元，并将'辰达2002'轮船舶所有权归还登记乙方名下”，这是一条约定合同解除条件的条款，现俩被告逾期不支付剩余的135万元购船款，致使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则应按《协议》的约定给予处罚。故对原告请求判令“辰达2002”轮归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支付的15万元定金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至于合同解除起始时间的问题，因原告在起诉前，并未向被告方送达解除合同的通知。原告起诉后，法院在给被告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时，虽然将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告知了被告方，但合同解除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法院此时尚未作出认定，所以，在原告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华才与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和被告黄震春于2016年5月31日订立的《协议》于本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解除；   二、“辰达2002”轮于本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归属于原告李华才所有；   三、被告黄震春支付给原告李华才的15万元定金归原告李华才所有。   本案的案件受理费9825元，由被告文昌市东港船务有限公司和被告黄震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运洪     二○一七年九月五日   法官助理 周晚林   书 记 员 耿 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