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825民初240号原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负责人：涂旺生，村民小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莲，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负责人：丘春鹏，村民小组长。被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负责人：丘清声，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如清，长汀县大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丘思强，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长汀县，第三人：郑明军，男，汉族，1971年5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峻春，福建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辉发，男，汉族，1968年7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长汀县，第三人: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636号西格玛商务中心22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410574XM。负责人胡德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巨兵，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职工。原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与被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华村委会）、丘思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作为原告，郑明军、曹辉发、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莲、原告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被告中华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如清、第三人郑明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峻春、第三人曹辉发、第三人曼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巨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丘思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关于黄伯坑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确认座落于长汀县涂坊镇××村：地名为山羊坑，林班号7，小班号3-16，面积2271亩；地名为老虎坑子，林班号9，小班号10-26，面积1151亩；地名为黄木坑（又名黄伯坑），林班号7，面积2691亩等山场的山权林权为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所有。现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已变更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2004年10月31日,中华村委会未经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第八村民小组同意与丘思强签订一份《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华村委会将上述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丘思强经营，其四至如下：东至山脊、南至溪、西至山脊、北至米升岽；属1996年林业基本图7林班，转让经营期限为叁拾年。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是上述林权证确定山场的林权单位，中华村委会无权对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所有的山林权进行转让处分，中华村委会未经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与丘思强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擅自将上述山林转让给他人，其行为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事后也没有得到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追认，其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归于无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发现上述黄伯坑山场被中华村委会转让给他人后，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处理，未果。现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提出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已变更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一致。中华村委会辩称，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存根联不具有物权法律效力，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对本案涉诉山场未依法取得物权。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向法庭提交《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存根联复印件而无发证联这一事实可知，政府并未向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或其他村民颁发林权证书。事实上，答辩人从未将本村所有的林地、林木所有权分到各个生产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中记载：中华大队的山地总面积为27964亩，社员人口数为1333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的社员人口数79人，假如中华大队有分山，那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只能分得的林地面积为1657.28亩。然而，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起诉的涉诉山场面积为6113亩。从上述数据也可进一步验证不存在答辩人在1982年有分山的事实，同时证实了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向法庭提交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存根联）是错做且无效的。中华大队当时的真实意思是以就近管理的原则，生产队（村民小组）对本案涉诉山场只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由于当时“三定”工作队曲解大队的意思，将管理权错做为林权证。因错误办理，所以政府也就未将林权证下发。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的上访信中未提及有林权证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上访后才知道有存根联，可以认定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并未依法取得本案涉诉山场的林地及林木所有权。存根联只能说明有办证，但不能说明已发证。发证包含制作证件和把证件发放到持证人手中两个法律行为。因错做而没有发放出去的证件，且持证人根本不知晓的证件是不具法律效力的。二、答辩人从未将本村所有的林地、林木所有权分到各个生产队（村民小组）。根据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中华大队松脂基地合同及公约》（1979年）及《长汀县涂坊乡（镇）中华松脂基地合同》（1987年）中的合同内容，足以证明本案涉诉山场在1982年林业三定之前、之后均未体现或确定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所有。本案涉诉山场自1979年至九十年代一直由长汀县林产化工厂承包采割松脂，发包的主体是答辩人，所得收益也归答辩人。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社员（村民）或生产队（村民小组）对本案涉诉山场建立松脂基地及松脂采割发包事宜提出异议。直至1994年，长汀县完善落实集体山林经营管理体制，本案涉诉山场定为村级股份林场，有制作情况统计表并报送政府部门备案，林场收入归村委会所有。1996年至2003年9月，经林业主管部门规划，村委会将本案涉诉山场的松树先后四、五次承包给王永养、钟何华等人砍伐。答辩人对涉诉山场一直行使经营管理权，且多次、大量的松树砍伐，没有任何村民或村民小组提出异议。三、答辩人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003年，答辩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除生态林外的所有林地根据国家政策、法规进行林权制度改革。此次林改依法定程序在县林业局、镇政府的现场指导、监督下，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全村除生态公益林外的商品林分成七块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对外转让，并与中标者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且合同经涂坊镇人民政府盖章鉴证。整个林改过程，也没有任何村民或村民小组对答辩人的林改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此外，丘思强的山场已转给曹辉发和郑明军，曹辉发和郑明军又进行了再次流转，并且已登记发证。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本案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无要求返还本案涉诉林地、林木的权利依据及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说1982年《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存根联属错做无效，即便是合法且已颁发了证书，也因2003年政策允许改变原来的林权体制，允许“重新洗牌”。答辩人就是根据当时的林改政策，结合本村实际通过民主议定对全村的林地、林木所有权进行公开招标。再者，根据《中华村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示》中的补贴公示表所记载的内容显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领取了林改以来政府下发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补贴是有关生态公益林的补贴，而生态公益林的确定与其他林地的林改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收取生态公益林“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这一事实行为，是对答辩人2003年林改的追认。四、产生本案纠纷的原因。本案涉诉山场一直由答辩人在经营管理，产生纠纷的原因并非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不知晓林改招标这一事实，当时山场根本没人想承包，7块山场只标出6块。后来，2006年南平等地的老板来龙岩炒山场，山价长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就想通过上访闹访解决其无理要求。综上所述，答辩人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丘思强未作答辩。郑明军述称，一、本案涉案山场为长汀县涂坊镇××村集体所有，涉案山场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之前，历来都是由村集体（当时称大队）管理，1979年还以松脂基地与县松香厂（后改为林产化工厂）签订了《松脂基地合同》，合同中包括了本案讼争的山场。1982年全国林业改革，实行“林权三定”，虽然将涉案山场名义上划归各生产队管理，但实际上还是由村集体统一管理，长汀县林产化工厂采脂到90年代，每年的山价款收入统一由村集体收入、分配。到1994年，村委会建立成立村级股份林场，涉案山场也列入村股份林场管理，林场收入也是统一由村集体收支。1996年以来，村委会报林业部门批准，以村委会名义将涉案山场的林木承包给个人砍伐，林木收入也作村财统一支配。以上事实，无不证明涉案山场名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实归村集体。二、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003年8月24日，村委会通过村民代表村小组会议决定，将本村集体山场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承包经营，其中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的丘来发等参加会议，村委会将山场招标公告在村委会宣传张贴公示，2004年5月10日公开招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丘春鹏、郭旺生（即涂兴文）、流明生都参加投标，涉案山场由丘思强中标。2004年11月12日，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长汀县涂坊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单位在该合同上盖章。2004年12月24日，丘思强申请林权登记，中华村委会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丘春忠以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名义在《申请表》签署“同意申请”，在办证过程中，经中华村委会同意，丘思强将其名下承包的2613亩山场经营权进行转让，由答辩人与曹辉发依法受让丘思强承包的山场，2006年1月8日双方签订《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中华村委会、涂坊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单位在合同上盖章。2006年1月10日，答辩人申请林权登记，取得了汀林(2006)第16-02-0001号《林权证》，答辩人取得山场承包经营权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劈山、除杂并聘请了专职护林员，使山场面貌焕然一新，树木长势喜人。因答辩人不在长汀，日常对山场管理存在诸多不便，2007年6月28日，答辩人代表曹辉发将俩人受让的在长汀承包经营的所有山场转让给阙祖文，双方签订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中华村委会作为鉴证单位在合同上盖章，答辩人将原承包合同共14份、林权证一并交阙祖文持有、保管。2007年9月28日，阙祖文又报中华村委会同意，将上述山场全部再次转让给曼图公司，中华村委会、涂坊镇人民政府、涂坊林业工作站也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盖章。2007年10月19日，曼图公司申请林权登记，取得了《林权证》。三、不管是丘思强还是答辩人，还有现在的承包经营权人曼图公司，在签订《转让合同》，取得山场经营权后，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经营管理，双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迄今已达十余年。综上，涉案的山场不管是在70年代之前，还是在90年代，其林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和经营，1982年林权“三定”，名义登记在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但并未改变长期以来山场由村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管理，山场所有收益归村集体的事实。2003年中华村委会根据政策规定，进行林权制度改革，经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进行民主讨论，实行林地承包经营，公开招标，其招标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转让承包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代表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村委会代表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及全村村民的利益，故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之后的各承包经营权人合法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后，经发包方的同意，将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签订《转让合同》，同样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34条的规定和《物权法》第128条规定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法庭应当认定答辩人与阙祖文签订以及其他各当事人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而且，各方当事人之间在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后，作了大量投入，实际履行迄今达12年之久并取得了《林权证》，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5日颁发《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5条第二款规定“……越权发包的，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1年，或者虽未超过1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合同内容适当调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林业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不同时期的林地承包、林木转让合同的处理作了不同规定，其中第12条第(5)项规定“林木转让合同未经民主议定，但受让人已经依法办理林权证，善意取得林木所有权的，应视为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可以认定林木转让合同有效”。第(7)项“村委会以民主议定程序的方式，发包或转让村民小组所有的林木林地，村民小组提出发包或转让合同无效的，对村民小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支持，但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物权法》、最高院当时的规定以及省高院的指导意见，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请求依法不能支持。如果村委会确实造成了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损失，可以向村委会主张赔偿。曹辉发述称，与郑明军的意见一致。另外，与丘思强的合同转让是曹辉发办理，郑明军背着曹辉发转让给阙祖文及曼图公司曹辉发不知情，郑明军与阙祖文、曼图公司的转让合同无效，曹辉发将追究郑明军的法律责任。曼图公司述称，在林权转给曼图公司前，林权已转让好几次，权利人、所有人都是中华村委会，2002年林权改革后，确权过程都有充分的公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均无异议。15年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又对林权提出异议没有事实依据。流转是合理合法的，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提出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权属争议，应先确权，不是对合同有效无效进行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确认座落于原××大队：地名为山羊坑，林班号7，小班号3-16，面积2271亩；地名为老虎坑子，林班号9，小班号10-26，面积1151亩；地名为黄木坑（又名黄伯坑），林班号7，面积2691亩等山场的山权、林权为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所有。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现已变更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2003年，中华村委会对本案所涉林地进行林改。2003年7月30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二委扩大会议，记录了支部书记关于进行林改问题的讲话内容。2003年8月24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记录了丘国基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讲话内容，讲话内容的下方有参加会议人员签章，共签了18个名字。会议没有体现对会议内容的讨论和表决过程。2004年10月31日,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一份《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华村委会将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丘思强经营，山场的四至如下：东至山脊、南至溪、西至山脊、北至米升岽；属1996年林业基本图7林班，转让经营期限为叁拾年。2004年12月12日，丘思强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委会（曹田组）”，“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村委会印章，范林华私章，还加注“村民小组长：丘春忠”字样。“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04号林权证。”2006年1月8日,丘思强与曹辉发、郑明军签订一份《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约定丘思强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经营权转让给曹辉发、郑明军经营。2006年1月10日，中华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同意丘思强将上述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曹辉发、郑明军承包经营。2006年1月10日，曹辉发、郑明军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村委会印章，范林华私章。“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04号林权证。”2007年6月28日,郑明军、施志秋与阙祖文、吴连福签订一份《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约定郑明军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给阙祖文、吴连福经营。2007年9月29日,曼图公司与阙祖文签订一份《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约定阙祖文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给曼图公司经营。2007年10月19日，曼图公司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长汀县涂坊镇××村委会”，“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村委会印章，范辉昌私章。“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汀涂中华字第04号林权证。”2007年11月2日，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汀林证字（2007）第16—02—0001号《林权证》给曼图公司，林权证所涉山场即为本案所涉山场。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登记为长汀县涂坊镇××村委会。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郑明军上述《林权证》所涉山场含于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颁发给曹田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的黄木坑山场。2007年10月13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复议集体林权地制改革的决议，载明范四妹坝—黄百坑，面积2204亩，承包期限30年，每年每亩交林地使用费0.75元，范林华中标等内容。会议记录下方载明“与会人员同意上述决议”下方有23人签名。上述事实有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提供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1996年林业基本图、丘思强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小组成员同意起诉材料；中华村委会提供的《福建省长汀县林业局文件》、中华村二委扩大会议记录；郑明军提供的中华村委会关于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记录、中华村委会关于召开村民代表复议集体林权地制改革的决议会议记录、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丘思强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丘思强与曹辉发、郑明军签订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中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曹辉发和郑明军的《林权登记申请表》，郑明军、施志秋与阙祖文、吴连福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阙祖文与曼图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合同》、曼图公司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曹辉发提供的丘思强与曹辉发、郑明军签订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曼图公司提供的汀林证字（2007）第16—02—0001号《林权证》；本院依法调取的吴亮南的询问笔录，原涂坊公社中华大队下地村、黄家营村等村的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委托诉讼代理人、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中华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辉发、曼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是否合法有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是否为该山场林地及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即现在的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颁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至本案开庭审理时并没有被有关部门依法撤销，而且丘思强、郑明军及曼图公司填报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主要权利依据栏”，均记载为“1982年汀涂中华字第04号林权证”，所以该林权证应为合法有效。林权证是物权的主要凭证，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应为本案所涉山场的林地及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2.关于丘思强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善意的问题。丘思强对本案所涉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时，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委会（曹田组）”，而且如上所述“主要权利依据栏”记载为“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04号林权证。”所以，丘思强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并不存在善意。3.关于中华村委会将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是否取得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的问题。丘思强对本案所涉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时，申请表中“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有加注“村民小组长：丘春忠”。但中华村委会或丘思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丘春忠系第五村民小组或第八村民小组的小组长，而且也没有另一村民小组长的签名。另外，中华村委会或丘思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华村委会召开的几次会议，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时任小组长有参会并表决通过会议内容，且二个村民小组有另行召开村民会议对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进行表决通过。可见，中华村委会将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并未取得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同意。4.关于中华村委会提供的证据的认定问题。（1）中华村委会提供《中华大队松脂基地合同及公约》、《长汀县涂坊乡（镇）中华松脂基地合同》、《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长汀县完善落实集体山林经营管理体制情况统计表》、《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村经营形式登记表》、《关于承包松树砍伐合同》、《归还我们的林权（报告）》、《权属证明》、《协议书》、《中华大队售让涂坊公社林场合同书》各一份，提出本案涉诉山场在1982年林业三定之前、之后均未体现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第八村民小组所有，中华大队的林地未分到各生产队（村民小组），为中华村集体所有。本院认为，《中华大队松脂基地合同及公约》、《协议书》、《中华大队售让涂坊公社林场合同书》均系在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曹田村颁发林权证之前的合同公约、协议及合同书，均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松脂基地合同》载明“山林权属应以县级以上发证机关所发证件为凭……”，所以也不能否定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向曹田村颁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是社员自留山的分配清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虽然其中一张汇总表有载明“山地总面积数27964”、“人口数1333”，但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完善落实集体山林经营管理体制情况统计表》、《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村经营形式登记表》、《关于承包松树砍伐合同》、《归还我们的林权（报告）》、《权属证明》也同样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中华村委会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中华村委会提供《中华村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示》提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收取生态公益林“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是对中华村委会2003年林改的追认，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提供招标通告存稿、招标记录各一份，提出2003年中华村委会的林改程序合法。本院认为，《中华村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招标通告存稿、招标记录没有加盖单位印章，真实性不能确认，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关于郑明军提供的证据的认定问题。郑明军提供的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丘信明、丘家阴、范辉昌、丘国基、范启焕、丘春鹏、赖林昌、丘思桃、丘生达等人的询问笔录，提出中华村山场历来都是由中华村村委会管理，山场收入统一归村集体。2003年林改，村委会将山场采取承包经营，有召开村民代表村小组长会议并进行公告，第五村民小组的涂九古，及第八村民小组的流明生参加招标。涉案山场原为长汀县林产化工厂松脂基地，由村委会与林化厂签订松脂基地合同，其他组村民均可到涉案山场采松脂；提供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钟何华的询问笔录，提出1998年钟何华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木砍伐合同，有关山价款归村集体统一收入；提供中华村委会关于林权招标记录，提出中华村委会对涉案山场进行公开招标。本院认为，上述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询问笔录，除丘春鹏的询问笔录外，均属于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证人证言，其真实性不能确认，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丘春鹏的陈述也只能证明第一次招标时，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有5、6个人进行阻止，所以招标未成功。第二次，丘春鹏应人之邀参加了投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还有涂升文参加了投标，涉案山场原为长汀县林产化工厂松脂基地，其他组村民也可到涉案山场采松脂。所以丘春鹏的陈述也不足以证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通过招标方式对本案所涉山场进行林改;中华村委会关于林权招标记录没有参加人员签名也没有记录人员签名，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认为，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04号）将座落于原××大队地名为黄木坑（又名黄伯坑），林班号7，面积2691亩的山场确权给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现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即为该山场的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2003年3月3日颁布的闽政（2003）8号《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范围主要是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的集体商品林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将坚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且规定对已明确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改革形式，且大部分群众满意的均应予维护，不得打乱重来。因此，对本案中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在“林业三定”时已取得林权证确认权属的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应保持稳定和连续。中华村委会未经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擅自与丘思强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将上述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丘思强经营，侵犯了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主张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丘思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属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长汀县涂坊镇××村民委员会与丘思强于2004年10月31日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长汀县涂坊镇××村民委员会与丘思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小凤人民陪审员  罗耀坤人民陪审员  邹远鸿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吴稚烨附适用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