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43251号原告：卡恩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维纳曼(WERNERRUDOLFMANN)，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见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果，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法定代表人：瑟奇·吉恩-马尔莱·科夫拉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乐，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卡恩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维纳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见刚，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卡恩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合同款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08,345.58元；2、判令被告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以808,345.58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年贷款利率上浮8%标准，自2016年8月5日计至实际支付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为专门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德国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为宝马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被告是宝马集团的部分车型的车灯供应商，但在开始批量生产时遇到困难，急需提升工作质量，如被告不能及时达到工作标准，宝马公司将取消其未来新车型的订单。原告应被告请求，于2015年11月16日起为被告提供服务支持，2015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1)原告在第47周支持被告的宝马公司PZS评估，通过支持与改进使PZS在第51周达到黄色状态，在2016年1月底达到绿色状态；(2)按照VDA6.3进行缺陷分析以及改善。被告应配备一个有能力进行根本原因分析的团队(中层管理)，确认严格的执行团队(高级和中层管理)，被告公司主要负责人需提供广泛支持，项目时间范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底，合同还约定了不同级别的顾问人员提供服务的每日服务费用，以及预估了正常情况(被告提供的条件满足合同要求)下的费用，且差旅费及住宿费另计，项目开始前预付50%项目款，按月结算，如迟延支付则在基础利率基础上额外支付8%。2015年11月VDA6.3检查结果为61%符合度，C级。项目开展后，原告依约依工作计划提供了指导、培训等服务，被告理应根据原告的指导和要求进行具体的操作执行。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被告未提供数量足够和能力适合的人员进行操作落实，如被告员工外出、至生产一线处理异常等导致原告要求执行的任务被搁置，最终原计划的工作任务被迟延。对此，原告多次向被告指出人员不足的问题。2016年2月5日宝马公司要求解释工作未能按时完成的原因，并担心2016年2月底VDA6.3审核能否达到B级。原告宝马公司并抄送被告，明确说明因被告人员不足、能力不足导致工作项目进度迟延。2016年2月5日，原告与被告总经理联系，重申了被告匹配人员数量和能力不足导致纠正措施的执行迟延和落后于计划表的情况，并沟通接下来的工作。2016年2月14日被告总经理回复认可并要求见面具体讨论。因预计2016年2月底不能达到VDA6.3级，宝马公司提出新要求，需增加原告工作量，同时要求原告顾问团队中的一名成员100%全力投入到分供方的管理上。因项目迟延，原告即将结算2015年11月的项目款，并与被告总经理沟通。2016年2月17日，被告总经理提出让原告对未来工作制作新的路线图，原告同意制作新的路线图并就已经提供的服务开具发票。2016年2月底，检查结果为72%，C级，未能达到宝马公司要求。2016年3月4日，原告将新的路线图发给被告总经理，列明了待完成的工作事项，明确项目时间范围为2016年5月底。2016年3月8日，被告质量经理龚雪伟签字确认新的路线图，原、被告依照新的路线图继续开展工作。2016年4月6日，各方在被告处召开会议，会议内容包括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和开具发票等事宜，原告将付款申请发送给被告公司的采购经理。后原告与被告总经理就费用支付问题进行过邮件沟通。2016年4月底，VDA6.3审核达到目标，P5-P7达到B级，P2-P4按照路线图也将如期达到B级。但被告突然停止项目，其承认聘请了其他第三方机构替代了原告的工作。原告认为，其已经按照双方确认的路线图顺利完成了2016年4月底前的VDA6.3B级工作，其他工作按月亦可以于2016年5月底前完成，原告提供了服务，但被告尚欠服务费和差旅费住宿费合计808,345.58元。原告于2016年8月2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主张权利，但被告至今未予支付，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一、原告作为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对于服务量和进度应当具有预见能力，其应对服务量清单进度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自行负责，因此原告在报价之时应当保证所列清单进度表的准确性，咨询服务确定的目标应当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可实现的目标，而双方于2015年12月签订书面合同之时，原告已经提供服务近一个月，但并未对服务清单和进度表予以相应调整。二、双方《服务合同》约定价款为固定价款，应按照合同约定的项目进度(目标的实现情况)所对应的价款支付服务费。理由如下：合同中的每小时收费标准仅为原告报价的依据，不是合同价款，双方约定的合同总价款为1,493,760元(不含6%的增值税)，合同任何条款的变更需双方正式签字确认，故《服务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而双方并未对原告的服务时长予以核实，故原告主张按照服务时长计费没有合同依据，也不符合合同履行情况。合同约定应在2016年2月底前实现VDA6.3B级的目标，在2016年5月底前实现VDA6.3A级的目标，在总价固定的情况下，该目标即为原告承诺的合同目的，服务价款的结算应根据该合同目的的实现情况予以确定。但原告并未达成该目标，在2016年4月底，也仅为VDA6.3第五到第七环节、P5-P7达到B级，而VDA6.3第五到第七环节仅占VDA6.3B级目标全部工作量的一半，故原告应得的服务费为VDA6.3B级全部服务费711,000元的一半即355,500元，加上PZS项目服务费用517,560元，原告应得的服务费用共计873,060元(不含税)。三、项目逾期的责任并非在被告，而系原告为依约提供专业的包括审计在内的培训、指导服务。合同约定的目标是2016年2月底前达到VDA6.3B级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目标严重逾期，无法实现。原告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与被告亦未就合同变更进行协商。关于原告提到的人员能力问题，由于工作模式需要客户配合，原告也明确了具体的每日进度，因此，对客户能力的评估显然是确定服务量以及项目进度的必备考量因素，如没有考量客户的具体能力，直接出具工作量清单及项目进度表，无法保证服务费用及进度表的准确性。故原告在确定服务量及工作进度之时，已对被告员工的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评估，不应事后提出此类理由。且被告作为专业的制造商，员工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原告因其服务意识被动，在进度实际落后的情况下，未能提出解决方案，没有提高服务的主动性，导致工作项目严重滞后。四、关于项目逾期损失，VDA6.3B级到A级的合同价款为265,200元，VDA6.3B剩余的P2-P4另某支出咨询费137,800元，被告因逾期导致人员工资性支出及订单减少的利润损失。关于差旅费，被告实际支付的服务费已经超出了原告应得的服务费，服务费的支出应当依约提供票据予以审核。差旅费应在被告的损失范围内予以抵扣。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无异议。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报价/服务合同》，证明双方权利义务。被告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合同约定的价款为固定价款。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2、律师函，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费用。被告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3、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在向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多次提及被告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项目进度落后于工作计划，使原告工作量明显增加；被告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对邮件内容未予以确认。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4、电子邮件，证明原、被告认可因被告匹配的人员数量和能力不足导致项目进度延迟。被告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未确认邮件内容，仅同意对原告所称内容“在2月17日进行讨论”，且原告邮件中所称被告员工波兰之行及另一员工春节休假与项目延迟不具有关联性，员工波兰之行仅占用4天，而春节休假本就未计算在项目进度中。本院认为，该邮件中被告对于原告反映项目进度迟延及原因的回复表述为“在那之后我对您在必要步骤、支持和承诺方面的考虑事项进行确认，我请求您在2月17日来JOMC访问，到时与您一起商讨这些争议问题！”该表述并无确认原告所称项目迟延系被告原因所致，而系对双方共同商讨解决争议问题的态度，故不能证明被告认可了项目迟延系被告所致。5、工作路线图及签字人龚雪伟的名片，证明根据2016年2月的沟通，2016年3月被告的质量经理龚雪伟签字认可新的路线图，原告按照新的工作路线图提供服务。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未见到过该路线图，原告将新的路线图发送给了被告总经理邴文嘉，但被告并未确认亦未回复，龚雪伟无权签字确认，且原告清楚有权确认主体。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路线图上虽有被告产品经理的英文签名，但被告否认见过该路线图，被告的产品经理并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被告明确授权的代理人，即便龚雪伟签字为真，即便龚雪伟作为项目经理负责与原告的具体项目沟通和联络，但新的路线图系对合同内容的变更，且双方已经约定“合同条款的变更或结束将仅通过书面方式进行沟通，且须经双方正式签字确认。”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龚雪伟的签字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对原告的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6、会议记录，证明2016年4月6日，双方开会确认了新的路线图。该记录由原告工作人员记录，无会议人员签字。被告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记录由原告工作人员记录，并无会议人员签字确认，被告不予认可该事实，故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7、原告应被告要求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为2016年4月28日项目检测结果为p5-p7达到了B级目标，进而证明原告按照新的路线图履行了义务。被告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项目已经迟延。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8、形式发票、差旅费明细、工时列表等材料，证明原告提供服务的费用明细。被告对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价款与工时并无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9、2016年8月2日至8月23日间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向被告总经理发送了上述费用明细，被告未提异议，且支付了部分发票的部分费用，视为认可。被告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支付了部分发票中的部分金额，系按合同总价进行的支付，并非对原告主张费用金额的认可。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证据10、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向被告总经理表述服务过程和希望沟通的意见，但被告不予配合。被告认可真实性，但沟通未果的原因为无法与对方达成一致。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证据11、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被告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抵扣，认可了原告的费用金额。被告认可真实性，且自认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全部抵扣，但抵扣行为系财务行为，并非对费用的认可。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证据12、宝马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发给原告和被告的电子邮件及被告总经理回复宝马公司及被告工作团队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的总经理认可2016年3月初，存在22项问题没有解决，原因为本人及下属经理出差、会见客户，并要求配合原告在现场的全职咨询顾问并追赶进度。被告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邮件不能反映整个项目的影响，被告的出差、会见客户并非项目的主要原因，且邮件中要求被告人员积极配合原告。本院认为，针对宝马公司于2016年3月12日提出的“请解释为什么有22条项目没有按时完成？！？！？！”，被告总经理2016年3月14日给项目团队成员的邮件内容为“各位团队成员：了解到我们有22项措施没有按时结束非常不让人愉快！即使我了解我们的一些经理以及我本人忙于会见客户的需要而商务出差，但这不应该停止项目进度！尤其是，记住我们有三位全职顾问每天与我们待在一起，随时准备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我谨此要求我们的团队做出更深刻承诺与计划，分析如何与我们的良好的支持者们每天每小时高效地工作以赶上进度。这一要求不容让步。”该表述可以证明原告有三位全职顾问每天为被告提供服务，但从该表述中仍无法得出被告认可项目迟延由被告原因所致的理解，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4月11日被告发给原告电子邮件，对原告超出合同约定价款金额提出异议；2016年4月27日被告总经理发送给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电子邮件，称被告会支付合同约定金额下的差额部分；2016年4月27日，被告发给原告电子邮件，明确告知支付合同约定金额框架内的金额，且未明确继续合作。原告对被告上述第二封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被告内部邮件，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其余电子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并不同意被告的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之间就合同价款金额存在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2、记账凭证，发票及结算业务申请书2016年4月27日支付的费用为“合同剩余咨询费”，证明被告对超出固定总价的金额提出了异议。原告认可发票及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收到了对方支付的510,517.18元，不认可记账凭证真实性，认为系被告内部的记账凭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之间就合同价款金额存在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3、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为继续项目，与案外人另某签订服务合同，支付咨询费137,800元。原告不认可真实性及关联性，认为与其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另某支出咨询费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12月1日，原、被告签订《报价/服务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工厂进行PZS支持、按照VDA6.3进行劣势分析以及可能的供应商开发。第3条约定，预计项目工程量将由双方在启动会议上商定，新诉求或影响双方所签订的本合同的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规划之外的额外费用没有被考虑在内。第6条开支费用约定，在第47周支持宝马公司PZS评估，通过支持与改进使PZS在第51周达到黄色状态，在2016年1月底达到绿色状态；按照VDA6.3进行劣势分析记忆可能的供应商开发，2015年第48日历周(第1项目周)至2015年第52日历周(第5项目周)为第一与第二阶段，2015年第53日历周(第6项目周)至2016年底20个日历周(第26个项目周)为第三与第四阶段，至2016年2月底8个日日历周(第14个项目周)达到B级。第7条项目成本-支持BMWPZS约定了提供服务人员的级别、时间、费用标准，总计517,560元，不含差旅及过夜住宿费。第8条项目成本-第1与第2阶段约定了提供服务人员的级别、时间、费用标准，总计159,960元，不含差旅及过夜住宿费。第9条项目成本(第3与第4阶段)将主要由高级顾问(中国)实施，约定了提供服务人员的级别、时间、费用标准，总计816,240元，不含差旅及过夜住宿费。第10条约定项目时间范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底。第11条合同依据约定住宿费(根据成本和收据确定，或由客户提供)，差旅费根据成本和收据确定，付款方式为发票一经收到即应付款，完全为净额，没有扣减，如按照付款条件发生延迟，则适用的利率在基本利率基础上额外支付8%，所有价格均为人民币为单位的净价。第16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签署立即合法生效，合同条款的变更或结束将仅通过书面方式进行沟通，且须经双方正式签字确认。合同还约定了本报价仅限于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双联路XXX号。后，原告派员至被告处提供服务，服务内容为根据工作目标对工作项目进行分析，对被告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指导、演示等。因项目未按合同原预定推进时间进行，双方就服务的具体方式和步骤进行沟通。案涉服务合同最早于2016年4月底解除，原告派员提供服务直至案涉服务合同解除。被告于2016年2月2日依原告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支付了556,747.75元，2016年4月5日依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支付了489,918.82元。2016年4月6日，原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910,517.18元，2016年4月11日，被告就费用金额以电子邮件方式提出异议，被告于5月10日支付了510,517.18元。2016年7月22日，原告开具408,345.52元，被告未予支付。双方一致确认，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日，原告开具了2，365,529.3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收到并予以抵扣，被告支付了1,557,183.75元。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报价/服务合同》具备合意、价款、付款方式等内容，且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故合同内容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具有合同和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关于案涉合同的计费方式，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究为固定收费抑或按时收费。合同中并无“固定总价”或“价格不变”等相关的明确文义表述，但合同中所谓“预计项目工作量”、“新诉求”“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规划之外的额外费用没有考虑在内”，在文义上亦难以直接理解为按时收费方式。案涉服务合同内容为原告运用自身的知识、经验、智力提供服务、支持和帮助被告提升自身工作品质，合同标的为服务行为，而非有形物般可以具体量化，故此类服务合同约定的价款必然为预计性，所谓“预计项目工作量”文义的理解与按时收费的计费模式不具有必然联系。所谓“新诉求”在文义上应当理解为“新的合同目的”，即对合同的同一性具有重大影响，而非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费用的变更，否则合同将失其约定的确定性以及合同相对方对合同内容的预期性。所谓“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规划之外的额外费用”，因服务合同本身履行过程中会产生双方约定之外的其他费用，其文义太过宽泛，本身不具有明确的按时计费的意思内容。案涉服务合同中第6、7、8条中即约定了服务人员的级别、单位工时收费标准、又约定了明确、具体的费用金额，该些约定与上述“预计项目工作量”的文义理解并不矛盾，即本合同经过双方预判后得出的费用金额及其计算方式，但不能以此推断合同明确约定采取按时收费的计费方式。2、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从双方权利义务及合同目的予以分析，双方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的委托费用。本案案由为服务合同，从本案的诉因来看，系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为使被告工作达到一定标准而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酬。根据当事人陈述，原告为专门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长期为宝马公司在中国各地的供应商提供基数咨询服务，原告为被告提供的具体工作内容为提升PZS的准备状态和VDA6.3(“过程审核”，是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即VDA制定的德国汽车工业质量标准的一部分)缺陷与改善，即通过原告的知识、经验和智力服务，帮助被告的工作得到相关标准的认可。据此可以判断，于原告而言，其合同目的在于提供服务而非达成服务目标，因为本案中服务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原告单方面的因素和意愿，即便原告提供了服务，最终仍需通过被告的行为方可实现，要求原告就服务目标的实现予以承诺，显然不符合一般交易观念，原告的权利义务失衡；于被告而言，其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原告的服务使自身的工作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因为原告提供服务的利益由被告享有，若达不到目标其不利益亦由被告承担。故此判断，本案中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负责处理将其工作品质提升到一定标准的事务，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实现委托人追求的结果，虽然合同载明了服务目标，但完成事务且有成果并非合同要件。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原告为处理委托事务发生的费用，其性质并非履行义务的费用，其性质当为委托报酬，即便此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费用金额产生争议并沟通过程中原告产生了新的“报价”，当为对委托报酬金额的明确，而非对合同费用性质和计费方式的变更。至于双方在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目标并未按计划达成的原因事实，因双方证据均不能证明系由对方原因造成，故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3、被告对原告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发生的费用金额予以了认可。双方就费用金额产生争议后，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原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进行了书面变更，但是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下，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委托报酬按委托目的是否达成收取，原告直至合同解除前仍在处理受托事项，为此被告作为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的委托报酬，具体至本案而言，(1)合同在案涉服务合同约定的项目时间范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底，双方虽对案涉服务合同解除时间的认识稍有差异，但在2016年4月底前，案涉服务合同并未解除，双方共同确认在服务合同解除前原告为被告提供了实际的服务；(2)关于费用的金额，虽双方对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意见不一，但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了抵扣，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2006]156号)第二条规定“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抵扣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基础，而抵扣当视为认可交易，抵扣完成后其相对应的交易金额须在财务账目上有所体现，结合合同有效期内原告仍在处理委托事务的事实，本院认为该抵扣行为可视为对费用金额予以认可的直接证据，被告无其他证据予以推翻。关于差旅费和服务费，原告已经明确表示诉请金额包含了差旅费和住宿费，原告不再在此金额外另某主张差旅费和住宿费，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已经认可了发票金额，原告不再另某主张差旅费和住宿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根据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被告尚余808,345.58元服务费未予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808,345.5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的损失计算方式，被告予以认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卡恩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服务费808,345.58元；二、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卡恩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808,345.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8%标准，自2016年8月5日计至实际支付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41.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141.30元，由被告嘉兴奥尔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永庆审 判 员  吴智永人民陪审员  刘建群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唐 云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