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12民初3520号原告：吴云，女，1970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如东县。被告：南通好梦思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工业园区（中区）。法定代表人：朱益娟，总经理。被告：袁建红，男，1967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冲，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吴云与被告南通好梦思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梦思公司）、袁建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26日、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云、被告袁建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好梦思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货款19万元并按年息6%支付自2015年3月25日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袁建红与原告曾有买卖业务往来，至2015年8、9月，双方进行结账，袁建红结欠原告货款19万元，由袁建红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并加盖好梦思公司印章，欠条落款时间往前写为2015年3月25日。之后，原告多次向袁建红催款，但其至今未予付款。原告认为袁建红结欠货款19万元，被告好梦思公司在欠条上盖章故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好梦思公司辩称：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3日期间存在棉纱买卖和以纱换布业务往来，后经结账，由被告袁建红代表答辩人向原告出具了案涉欠条，答辩人认可结欠原告货款19万元，原告主张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袁建红辩称：案涉往来发生在原告与好梦思公司之间，业务发生之初其已向原告披露好梦思公司，其是代表好梦思公司与原告洽谈、交易并出具欠条，其个人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个人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好梦思公司成立于2005年，股东为朱益娟与袁建红（两人系夫妻关系），法定代表人为朱益娟，经营范围为纺纱；织布；床上用品、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销售。通州区川姜镇帝梵布业经营部（以下简称帝梵布业）系个体工商户，设立于2014年3月，经营者为袁建红，经营场所为南通家纺城面料市场。经营范围为纺织面料、纺织辅料销售。好梦思公司已于2015年4、5月份停止经营。近年来，因好梦思公司、袁建红结欠他人款项，本院受理了多起诉讼、执行案件。原告吴云与被告袁建红于2014年年底洽谈买卖业务，发生了纱与布的交易。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13日、3月18日、3月29日、4月2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指令的纺织厂送纱7吨、10吨、5吨、2吨、6吨，供纱的送货单是好梦思公司的格式送货单，袁建红雇请的驾驶员在该送货单上签字后将纱送至原告指令的纺织厂，再将纺织厂出具的收货通知单交给袁建红。根据袁建红要求，原告将上述部分纱款分次汇至袁建红夫妇、袁建红女儿袁姝君夫妇银行卡（其中2015年3月21日向袁姝君银行卡汇款104000元）。关于布的交易往来，原告提交了2015年3月14日坯布质量检验表兼入库单一份，证明原告根据袁建红指令向大来印染厂交付坯布38374米。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未予认可，因证据上未有被告方人员签字，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难以认定。但被告对原告所述交付布的时间、数量、金额等事实表示不记得，经本院释明后，被告仍未能作出明确陈述。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即2015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坯布38374米。2015年8、9月间，原告与袁建红进行结账，将原告结欠的纱款与被告结欠的布款抵算后，被告确认结欠原告布款19万元，被告袁建红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吴云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190000.00）”。落款为“今欠人：袁建红”，并盖有被告好梦思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25日，该时间并非欠条形成时间。之后，两被告均未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处理。审理中，原告认为案涉债务系其与袁建红之间的交易往来，原告陈述其在帝梵布业与袁建红洽谈由原告向帝梵布业供坯布，后原告回去购纱织布，期间袁建红告诉原告其有纱厂，为保证纱的质量可以由其供纱，后原告向袁建红购纱。对被告所主张交易主体为好梦思公司，但货款均汇至好梦思公司股东及家人银行卡的情况，本院限期被告提交好梦思公司的财务账册，以查明好梦思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是否存在混同情况，被告明确与原告的往来好梦思公司财务账上未有反映，好梦思公司财务不健全，未开票的往来公司账上未有记载。原告曾于2016年12月诉至本院，主张其于2015年3月21日向袁姝君银行卡汇的104000元系错汇，要求袁姝君返还不当得利104000元。经审理，后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原告随后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原告发生买卖的交易主体是袁建红还是好梦思公司。被告袁建红经手与原告发生了纱与布的买卖往来，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对相关事实也各执一词。关于纱的交易主体，因原告认可在供纱前被告袁建红已告知其有纱厂，表明袁建红在供纱前已向原告披露了好梦思公司，袁建红是好梦思公司的股东，其经手向原告供纱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职务代理行为，审理中好梦思公司认可与原告发生了纱的往来，因此，袁建红经手与原告发生的纱的往来的行为后果由好梦思公司承受，本院认定原告购纱的交易主体为好梦思公司。关于布的交易主体，现有证据不能反映布的交易主体是袁建红还是好梦思公司，能确认的事实是原告与被告袁建红洽谈了布的交易，原告主张双方先达成供布的合意，此时其并不知晓好梦思公司；后在织布过程中达成了购纱的合意。本院认为，袁建红的行为有个人行为与职务代理行为，其行使职务代理行为时应当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否则，即使其构成隐名代理，向相对方披露后对交易主体的选择权在相对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袁建红认可其与原告洽谈布的业务，其主张是以好梦思公司名义洽谈交易，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与好梦思公司均未能举证的情况下，本院根据原告的主张认定布的交易主体为被告袁建红。虽然双方结算时出具的欠条上有好梦思公司印章，但袁建红在欠条落款处欠款人栏后签字确认，而非以好梦思公司经办人身份签字，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第三人代为履行义务或指令向第三人履行义务及债务加入等情形，认定交易主体应以订立合同阶段时行为人的身份来确认，在双方有争议时不能仅凭结算情况反推交易主体。同时，结算时布款与纱款相抵，存在不同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的抵销，因好梦思公司经营本就不规范，存在公司货款不入账，进入股东及其家人个人账户的情形，故该种抵销行为出现有其可能性。关于是否应追加帝梵布业为当事人，虽然原告陈述其与袁建红在帝梵布业洽谈向帝梵布业供布，但被告对此未予认可，考虑原告所述未有证据印证，双方结算时袁建红以欠款人身份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且帝梵布业系袁建红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袁建红对该经营部的经营行为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故本案中未追加帝梵布业参加诉讼未损害当事人利益，也符合不告不理的原则。综上，本案所涉欠款为原告向被告袁建红供布的货款，被告袁建红对此应承担付款责任，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计息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因欠条实际形成于2015年8、9月间，因此，本院支持原告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结算时，被告好梦思公司在结算单上盖章，应认定为债务加入，与袁建红共同向原告承担责任。退一步说，即使被告主张与原告发生布的交易主体为好梦思公司，应由好梦思公司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但好梦思公司的应收货款全部进入公司股东及股东家人个人账户，被告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好梦思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不存在混同，因此，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好梦思公司的债务，被告袁建红也应承担连带责任。需指出的是，对于被告结欠原告的货款，原告玩弄诉讼技巧，不诚信诉讼，导致一诉再诉，浪费司法资源；被告袁建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不规范经营，导致诉讼发生。人无信而不立，诚信是为人之本，企业守法经营是底线，诚信经营是立身之本，诚信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原、被告应当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做一个守法、诚信的公民、企业。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袁建红、被告南通好梦思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吴云货款19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吴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被告袁建红、南通好梦思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代垫，待执行时由两被告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10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审 判 长  俞妙琴审 判 员  赵建华人民陪审员  张海峰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沅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