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5民终2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立培，男，198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隆尧县，系高红云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拥军、韩玉坤，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中兴东大街以北江东八路以东。法定代表人：张文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振、李伟，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立培因与被上诉人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交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591民初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立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拥军、韩玉坤，被上诉人邢台交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立培上诉请求：撤销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591民初53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其父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邢台交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高红云自受雇于宋某2后至死亡，从事驾驶原告所有由宋某2承包的车辆工作，其工作任务均由宋某2进行安排布置。原告不对高红云进行任何管理，也未向其发放过安全运营上岗证”的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高红云于2016年8月3日到邢台交运集团驾驶客车，路线为邢台中心汽车站至隆尧汽车站。高红云驾驶车辆接受交运集团统一调度，受其管理和指派。乘客均从交运集团统一购票、由交运集团检票员检票上车，高红云驾驶车辆出站时由交运集团专门负责核票人员进行核票盖章出站。中途有乘客上车高红云也是依据交运集团的售票规定向乘客出售由交运集团统一印制的车票，高红云驾驶的客车所有人和营运资格证也均为交运集团。宋某2只负责隆尧汽车站车辆出站和进站记录，高红云自邢台汽车站出发至到达终点站隆尧车站的一切营运活动均受交运集团的管理和监督。结合高立培提交的交运集团发放的安全营运上岗证、工友证言、乘客证言及车辆照片、行驶证照片、营运证照片（高红云出事后邢台交运公司收回所有证件）和与交运集团调度员的录音等资料，足以认定高红云与交运集团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错误。其次，交运集团将其客车和班次承包给自然人宋某2经营，仅是企业实行的一种内部经营管理形式。宋某2取得该客车的使用权和指定班次经营权，但交运集团仍是车主，并对该客车的营运线路、班次站点等营运经营实施监督管理。其对外仍以交运集团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且聘用的驾驶员必须经交运集团资格核准备案后，取得交运集团发放的相关证件才能从事客车驾驶工作，驾驶员在工作中也要遵守交运集团的各项规章制度。故宋某2聘用高红云为驾驶员，是交运集团在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授权行为，实际上是交运集团的行为，驾驶员从事的工作也是交运集团业务的组成部分。虽然高红云没有与交运集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高红云与交运集团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再次，本案中邢台交运公司具备合法用人单位主体资格，高红云从事的工作受其管理，其客运工作亦属其主要经营项目，高红云驾驶的车辆、营运证件均属其所有，应当依法认定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宋某2没有任何营运资质和客运线路授权，根据法律规定不能从事客车营运工作，同时宋某2也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也不应承担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其与交运集团的承包行为属内部承包经营管理行为。再者，虽然邢台交运公司与宋某2签订了《企业内部客运车辆承包使用合同》，约定由宋某2承包其车辆从事旅客运输业务，车辆产生的风险由宋某2承担。一审庭审中证人宋某1的证言证实宋某2不单单租赁邢台交运公司的车辆从事客运业务，同时还租赁了邢台交运公司的客运营运资格证，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光车租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邢台经营公司与宋某2签订的《企业内部客运车辆承包使用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二、原审判决仅以该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宋某2的证言认定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明显不足。原审判决主要依据宋某2的证言认定高红云的工作由宋某2安排、记录考勤等认定高红云系宋某2个人雇佣的司机。由于宋某2与邢台交运公司签订了《企业内部客运车辆承包使用合同》，约定由宋某2租用邢台交运公司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业务，车辆产生的风险由宋某2承担。如果本案认定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邢台交运公司肯定会依据双方的内部承包合同找宋某2追偿，宋某2就会成为该案的最终责任人。所以宋某2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邢台交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持。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高红云是受宋某2的邀请从事驾驶工作，其工资由宋某2发放，工作由宋某2安排，其出勤情况由宋某2记录，高红云与宋某2之间的雇佣关系清楚、明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邢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4号仲裁裁决书适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时，将用工主体责任等同于劳动关系并作出错误裁决，系曲解通知的本意，加重了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负担，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判决正确。二、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从未形成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之间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条件。根据邢台交运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双方的举证、质证可以印证：1、高红云从未向邢台交运公司提供过劳动。高红云所驾驶的车辆冀Ｅ×××××、冀Ｅ×××××早已由宋某2承包，由宋某2实际控制、运营，高红云受邀于宋某2驾驶车辆，高红云不可能同时再向邢台交运公司提供任何劳动。2、邢台交运公司从未向高红云发放过工资。根据邢台交运公司提交的宋某22016年8、9月份工资表，实领工资分别为2230元、2890元，签名均为高红云。邢台交运公司提交的由宋某2提供的2016年11月8日的领款单、2016年11月11日的记账凭证、证人宋某2的证言证实，高红云20**年10月份的工资在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由其亲属刘向从雇主宋某2处代领工资为2805元，可知高红云及其亲属均明知高红云受雇于宋某2而不是邢台交运公司。3、高红云的工作由宋某2安排、监督、管理。证人宋某2出庭作证证明：高红云工作任务由其安排；其有事向其请假，经其允许；高红云的考勤、运营的趟数、工资的发放等均由宋某2负责记录或发放。综上，邢台交运公司与高红云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高红云或按照邢台交运公司指派完成一定工作任务，更未依照法律规定或约定从邢台交运公司获取劳动报酬，双方不存在人身、经济上的隶属性。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高立培之父高红云发生交通事故时与邢台交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高立培承担。一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宋玉玲（宋玲）与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企业内部客运车辆承包使用合同》，约定宋玉玲承包使用邢台交运公司车牌号为冀Ｅ×××××的中通牌客车一辆，车辆产权属邢台交运公司，宋玉玲享有使用权，并限在承包邢台交运公司的班次上运行使用；车辆承包使用期间，车辆使用的损耗和产生的风险由宋玉玲承担。该合同第四条约定，车辆承包使用合同期限从车辆使用合同生效之日至经营期满之日止。车辆报废时，报废残值归邢台交运公司所有。该合同第七条约定，宋玉玲在使用车辆期所发生的一切与车辆有关的费用，均有宋玉玲承担。2016年9月30日宋玉玲又与邢台交运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宋玉玲光车租赁邢台交运公司六辆汽车，车牌号分别为冀Ｅ×××××、冀Ｅ×××××、冀Ｅ×××××、冀Ｅ×××××、冀Ｅ×××××、冀Ｅ×××××，用于隆尧—邢台班线顶班运营；邢台交运公司不承担上述车辆在租赁期间引发的第三者责任；租赁期限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高红云系高立培之父。高红云于2016年8月3日受宋玉玲雇佣，担任宋玉玲承包车辆的驾驶员，先后驾驶过冀Ｅ×××××和冀Ｅ×××××两辆客车。2016年10月27日下午下班之后的17时20分，高红云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丘二道路时与赵占华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高红云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高红云自受雇于宋玉玲后至死亡，从事驾驶邢台交运公司所有由宋玉玲承包的车辆工作，其工作任务均由宋玉玲进行安排布置，劳动报酬均由宋玉玲发放。邢台交运公司不对高红云进行任何管理，也未向其发放过安全运营上岗证。另查明，高红云在2010年以前，也曾从邢台交运公司处承包车辆进行运营。高红云去世后，其子高立培作为申请人以本案邢台交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邢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于2017年3月9日作出邢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申请人高立培之父高红云发生交通事故时与被申请人邢台交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邢台交运公司不服该裁决，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建立的，由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或受用人单位指派完成一定工作任务，并依照法律或依据劳动合同获取劳动报酬，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并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管理、约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高红云未与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工资并非由邢台交运公司发放，其社会保险又未通过邢台交运公司缴纳，其也未接受邢台交运公司的劳动管理，并不受邢台交运公司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邢台交运公司在与宋玉玲的承包合同中也未对宋玉玲使用何人作为驾驶员进行约定。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缺乏订立合同最基本的合意以及形成劳动关系要求的人身、经济上的隶属性，相反宋玉玲承包邢台交运公司车辆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运营，高红云工资由宋玉玲发放，工作由宋玉玲管理安排，其出勤情况由宋玉玲记录，其从事驾驶工作也是基于宋玉玲的邀请，高红云与宋玉玲之间的雇佣关系清楚、明确。高红云不能基于与宋玉玲的一次合意而与宋玉玲和邢台交运公司形成雇佣和劳动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因此，邢台交运公司主张其与高立培之父高红云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邢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4号仲裁裁决书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将用工主体责任等同于劳动关系作出裁决，但这二者并非对等关系，用工主体责任是基于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受到伤害时而规定的一种在先救济责任，很多情况下可能用工单位并未最终责任承担方，此外如果将用工主体责任等同于劳动关系或等同于基于劳动关系应当承担的责任，势必很大程度上加重用工单位的负担，而用工单位往往以营利为目的，其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基于这种承包形式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多大的利益，如果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缺乏合意且不可能获取额外利益的情况下，强加给具有用工资格的单位基于劳动关系应当付出的代价和赔偿，明显有失公平，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高立培提供的高红云的安全运营上岗证与邢台交运公司相应阶段发放的其他安全运营上岗证明显不一致，且邢台交运公司在高红云从事驾驶员工作的这个时间段并未发放过安全运营上岗证，高立培提供的其他证据也有矛盾之处，综合来看，高立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高红云与邢台交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立培之父高红云发生交通事故时与原告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高立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邢台交运公司与宋某2之间存在汽车租赁、承包协议。宋某2与邢台交运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协议后，招聘、雇佣司机进行客运经营。邢台交运公司提供的由高红云出具的2016年8月、9月工资表，显示高红云此两月的工资分别为2230元、2890元，高红云在工资表上签了字。在高红云因交通事故去世后，其亲属于2016年11月8日从宋某2处领取工资2805元。高红云出勤情况由宋某2记录，其工作由宋玉玲管理安排，其工资由宋某2发放，高红云与宋某2之间的雇佣关系清楚、明确。高立培主张其父高红云在交通事故发生时，与邢台交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高立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高立培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兵审判员 尚好勇审判员 杨拥军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张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