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豫16行终122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孙桂英，女，194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项城市。委托代理人钱炳言，河南平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董向阳，男，199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项城市。委托代理人马超，安徽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梦勤，河南天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项城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杨步超，局长。委托代理人袁伟，项城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教导员。委托代理人李光，项城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上诉人孙桂英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沈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16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桂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钱炳言，被上诉人董向阳及其委托代理人马超、王梦勤，一审被告项城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袁伟、李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查明，2015年5月25日，项城市公安局以“2015年5月2日下午16时许，新桥镇油坊庄村村民董福洪及其妻子孙桂英在自家宅基地上浇砖，因琐事与同村村民董向阳发生冲突，董向阳将孙桂英打伤”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了项公（新）行罚决字【2015】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董向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于同日交项城市拘留所执行。2015年8月5日，原告以项城市公安局项公（新）行罚决字【2015】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错误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向项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9月29日，项城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了项公（新）行罚决字【2015】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当时发生纠纷时的在场人只有董福洪及李敬敬，董福洪和李敬敬两份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且董福洪是第三人孙桂英的家属，李敬敬是原告董向阳的家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明不了本案事实。孙桂英去医院看病时，原告董向阳的母亲陪同去的，但去的原因、意图及具体情况被告未予调查。本案其他证据亦不能相互印证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项公（新）行罚决字【2015】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项城市人民政府在接受董向阳申请复议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5]0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虽复议程序合法，但未对事实及证据严格审核即予以维持，结论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撤销了项公(新）行罚决字【2015】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项政复决字【2015】0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4月29日，孙桂英的丈夫董福洪向项城市新桥派出所反映，当时发生纠纷时，有一程庄村的过路人知道情况，当时还来劝过架，劝开后就走了。同日，程某（××）主动到项城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接受了调查。程某在询问笔录中证明：“那天我到新桥集去买大篷车配件，回去的时候大概是四点钟左右，走到油坊庄看到有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婆正在吵架，当时是在油坊庄水泥路的南边，在一处盖房子的工地门口吵的，那个老婆当时骂了这个年轻人两句，然后这个年轻人朝这个老婆脸上打了一巴掌，我就过来说了两句，我说因为多大一点事，还值当的打，当时他们也不听，还是继续骂，我感觉也管不了他们的事，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骂。当时并不认识这些人”。项城市公安局据此于2016年6月25日将行政处罚告知董向阳家庭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6年7月5日作出项公（新）行罚决字【2016】03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董向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因董向阳行政拘留十日已执行过，不再执行。一审认为，2016年7月5日，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项公（新）行罚决字【2016】03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所依据的证据材料除前次处罚的证据外，又增加了证人程某的证词，因程某的证言内容与第三人孙桂英当庭及先前的陈述矛盾点较多，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本院无法认定；本案其他证据亦不能相互印证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综上所述，该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项城市公安局项公(新）行罚决字【2016】03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孙桂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2015年5月2日，上诉人和丈夫董福洪在自己家宅基地上浇砖，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打伤，上诉人拨打110报警，项城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出警，并安排陪同上诉人到医院检查治疗，被上诉人的母亲张远陪同上诉人到新桥镇医院为上诉人检查、治疗伤情，因诉人呕吐严重，转入项城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新桥镇卫生院和项城市中医院诊断，上诉人属于软组织损伤。项城市公安局依法调查核实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被上诉人董向阳做出了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重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两段视频，从该视频能够清晰看出是同一角度，同一位置的同一个摄像头所拍录，只不过是视频内容将案发现场打人的那一段减掉，明显经过拼接。该视频能清晰证据该案发现场打的视频在被上诉人手中，而被上诉人拒不提供，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所极力否认打人事实客观存在。被上诉人为了逃避赔偿上诉人的医药费，恶意诉讼要求撤销项城市公安局所做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本案存在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偏向被上诉人，将项城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置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本案明明存在恶意伤人的伤害行为，一审法院却让打人凶手逍遥法外，该助纣为孽的判决没有任何的公平和公正可言，失去了司法维护社会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原审判决依据是“因程某的证言内容与第三人孙桂英当庭及先前陈述矛盾点较多，该证据的性及证明力本院无法认定”，该认定描述与原一审认定无出其二。原一审认定为“因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人程某证词的异议，而程某不愿出庭作证，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本院无法认定”，两次认定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否认证人程某的证言效力，偏向恶意伤人的加害人的意图显露无余。首先，本案是一个恶意伤害案件，被上诉人因琐事就能对一个70多岁的老一人打出手，作为现场目击证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作为目击证人，协助办案机关查明事实已难能可贵，而证人的人身安全更应当予以保护。而事实上，项城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经多方调查核实，已经对证人程某的证言做出核实认定，本案已经事实清楚。其次，一审并未将“较多的矛盾点”予以说明，客观上恶意伤害案件发生于2015年5月份，时间距今已过去两年多，现在能将当年具体细节清晰呈现，反倒违背了客观存在的遗忘规律。第三、本案针对同一治安违法行为，依法做出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并历经两年四次庭审，客观上并不存在足以否认被上诉人恶意伤害上诉人的事实及所谓矛盾点。相反，作为一审法院，在明知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枉法处罚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两次将合法有效的行政处罚予以撤销，置受害人进入无限的诉累之中，受害人作为一个没有文化，欠缺法律常识的老人，颠沛奔波于新桥、沈丘、项城、周口之间。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和途径很多，比如单独询问证人等，证人程某也是一位老人，每次收到法院传票都因紧张而生病住院，原一审非要求证人与打人凶手对簿公堂，重审时法院再次意欲罗列、刻意放大一些所谓矛盾点，将项城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予以撤销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公平公正可言。综上所述：项城市公安局与双方均非亲非故，维护一方治安，打击违法行为是其法定职责，所做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所做处罚适当但偏轻，依法应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沈丘县人民法院（2017）豫16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董向阳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董向阳辩称，“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第二段“重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两段视频，…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所极力否认打人事实客观存在”纯属胡编乱造、随意推定，毫元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两段视频，一段是本案事发之前拍摄的，也就是2015年5月2日之前两家发生纠纷时拍摄的，用来证明两家此次发生纠纷的起因根源，一段是2015年5月2日（即本案事发时）拍摄的，用来证明事发时程某不在现场。两段视频所拍摄的时间、地点明显不同，二者是独立存在的。被答辩人明显是脱离客观实际，胡编乱造、随意推定，所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认为“程某的证言内容与第三人孙桂英当庭及先前的矛盾点较多，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本院无法认定”是正确的，程某的证言缺乏真实性，依法不应采信。1、从程某身份、其与孙桂英、董福洪夫妇的关系上来看：从三者的询问笔录中可知，程某与孙桂英、董福洪是陌生人关系，是不相识的。而与程某同村的程保亮却证明程某是孙桂英、董福洪的儿媳妇郭永华的干爹。按照常理来说，程某与孙桂英、董福洪可能不熟识，但不可能不相识。2、从程某这个证人在整个事件中出现的节点上看：在事发后公安机关对孙桂英、董福洪的询问笔录中均未出现程某这个人，反而在事发将近一年的时候董福洪跑到公安局说：“虽然当时只有我们双方当事人在场，但是路上有过路的人，有一个是程庄村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程，当时他还来劝我们，没劝告开他就走了，我妻子被打的时候他在场，我现在能想办法找到他”，这是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事情发后的第一时间，当事人应该对自己有利的人和事是记忆深刻的，在做询问笔录的时候，对自己有利的人和事是不可能忽略、不予提出的，但孙桂英、董福洪却对期间劝告过架的程某这么重要的有利的见证人却某未提，反而在事发将近一年的时候提出了还有这么一个证人，是不是太难以置信、不合常理？故董福洪提出的程某这个证人出现的时间节点是不合常理的。3、从程某的证言内容上来看：1、与孙桂英、董福洪的询问笔录是相互矛盾的：孙桂英、董福洪陈述，事发时在场的人仅其夫妇和董向阳夫妇四人；而程某的证言却是在场的人就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一个年轻人三个人。2、程某，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对一件时隔将近一年的与己无关的小事情，却能清晰的记得该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自己曾经上去劝说的“话”，以及所谓的“打人者”年轻人的体貌特征，这是否违背了上诉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遗忘规律呢？3、从其证言内容上来看，是董福洪找到他之后他才跑去公安机关做的证言，且是董福洪告诉他“打他妻子的那个年轻人”是董海棠的儿子，如此这般，不难看出董福洪对其证言有诱导之嫌。综上，无论是程某这个证人的出现，还是程某的证言均是疑点重重，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项城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依据的证据只有孙桂英、董福洪夫妇和董向阳、李敬敬夫妇的询问笔录，及真实性难以认定的程某的所谓“证言”，均为言辞证据。在董福洪和李敬敬两人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且又分别是纠纷双方孙桂英和董向阳的家属，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两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项城市公安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单独依据程某的这份疑点重重、真实性难以认定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主要证据不足，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主要证据不足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对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项公（新）行罚决字[2016]03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被告项城市公安局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只对孙桂英进行了询问，没有对其他在场人进行询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依据不足。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被告项城市公安局作出第二次行政处罚决定时除与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相同外，另外增加了程某的证言，但当时程某是否在场劝架，双方的说法不一致，况且，在公安机关作第一次处罚调查时孙桂英、董福洪、董向阳及李敬敬均未说有人在场劝架的事实，在事发近一年的时间后，有程某在场劝架的证言与常理不符，故公安机关认定程某在场劝架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审审理时程某也没有出庭作证，因此，程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治安处罚的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桂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成飞审判员  王福生审判员  胡文建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闫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