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7101民初55号原告（执行案外人）：成都双流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法定代表人：李朝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勇，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楠，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法定代表人：冯玉雷，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媛媛，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成都弘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县九江街道邹家场社区。法定代表人：龚启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成都宏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县九江街道邹家场社区。法定代表人：李小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都双流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投公司）诉被告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以下简称南商行锦江支行）、第三人成都弘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旭公司）、第三人成都宏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霖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7日、同年6月5日、同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水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勇、沈楠、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媛媛、黄梅，第三人弘旭公司和宏霖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水投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向本院提交了撤回对第三人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郭亮、龚启常起诉的申请，本院审查后作出（2017）川7101民初55号裁定，准许水投公司撤回对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郭亮、龚启常的起诉。本案在第一次庭审时，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南商行锦江支行变更为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水投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贵院（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2.依法撤销贵院（2016）川7101执83号之二执行裁定，并立即返还原告已被提取款项380万元，解除对原告账户2400万元的冻结；3.依法确认《应收账款质押监管司法协议》及《应收账款确认函》无效。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2日，贵院（2016）川7101执83号《执行裁定书》对被告（申请执行人）南商行锦江支行与第三人（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宏霖公司、郭亮、龚启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作出执行裁定，裁定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宏霖公司、郭亮、龚启常向被告（申请执行人）南商行锦江支行支付欠款3000万元、违约金150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查询、冻结、扣划第三人（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宏霖公司、郭亮、龚启常的银行存款；扣留、提取第三人（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宏霖公司、郭亮、龚启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第三人（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宏霖公司、郭亮、龚启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额度为31597400元。同年3月9日向原告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同年3月16日，原告对《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提出书面异议。2016年10月11日，贵院作出（2016）川7101执8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第三人（被执行人）宏霖公司在原告的应收账款2400万元。同年10月14日，送达原告，并到原告开户行扣划水投公司的银行存款2754584.25元、冻结2200万元（已冻结7562.56元，未冻结21992437.44元，原因余额不足）。2016年11月2日，原告对贵院（2016）川7101执8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3月6日贵院作出（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原告收到贵院送达的该裁定后，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一、贵院（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贵院因原告提出书面异议，于2016年11月11日举行了听证活动，但未依法通知本案第三人参加，听证笔录也未载明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的组成情况，故原告无法确认当天参与听证审理活动的审判人员是否与裁定书载明人员一致，且听证笔录记载“被执行人成都宏霖公司是否到庭？答：未到庭。”但裁定书却载明该公司发表了意见，因第三人之间均系关联关系，故原告也无法辨别伍映霞具体代理人身份。二、贵院（2016）川7101执行异69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贵院裁定认为“被告贷款给弘旭公司，宏霖公司自愿以对原告2400万元的到期债权作最高额质押担保，原告知道参与相关协议的签订、债权债务的确认、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足以证明原告欠宏霖公司2400万元并已到期。被告对宏霖公司在原告的应收款2400万元享有优先权。”而事实是，被告所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载明：“为保证被告与第三人宏霖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南商银（锦江-4）信高质字（2014）年第（0006）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被告与第三人弘旭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南商银锦江0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有效履行，经四方协商，特订立四方协议如下”。从前述内容看，《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形成于《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之后，而被告所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载明形成时间为2014年4月4日，《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载明形成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加之由于宏霖公司对原告违约，至今未按约交付投资项目，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尚不具备项目交工验收和审计后付款的条件，即使按《应收账款确认函》载明的内容，也称原投资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向宏霖公司付款，宏霖公司对原告尚不享有到期应收账款，原告也未查到前述文件印章加盖记录，且经原告比对，与原告印章不符，故原告向贵院提交了印章鉴定申请。后由于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因办理相关案件，也委托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对前述印章进行鉴定，故原告请求贵院暂缓印章司法鉴定工作，但并未申请撤回鉴定。因此，原告认为贵院认定“原告知道并参与相关协议的签订、债权债务的确认、原告欠宏霖公司2400万元并已到期”的事实错误。关于贵院认定原告知道并参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被告对宏霖公司在原告处应收取的2400万元款项享有优先权的问题。被告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申请办理该合同相关（2014）成证内径字第20852号公证书的时间是2014年5月6日，且该公证书并未确认被告对宏霖公司所谓在原告应收取2400万元款项享有优先权，公证书也未载明被告办理了应收账款出质登记，目前原告掌握的情况，成都双流空港融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因两笔2500万元的借款，已于被告办理出质登记前的2013年7月31日，办理质押财产价值3600万元的应收账款出质登记，且所涉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告也在贵院送达本案所涉协助执行通知书前的2015年7月、12月收到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执行通知书。故贵院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被告向贵院申请执行所提供执行依据的《公证书》等存在的问题。就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而言，被告向第三人发放贷款1500万元和商业承兑贴现的依据是《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和《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合同协议》，授信合同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约定为1000万元，而被告向第三人发放1500万元，并不符合其双方合同约定，公证文书也只能对该1500万元借款中的1000万元产生法律效力，另被告申请执行所依据的《公证书》为两笔各自不同款项，《公证书》也系分别办理，但执行证书却合二为一，不符合一事一理的相关法律规定，成都公证处对被告所提供虚假资料的审查存在严重过错。综上，原告认为贵院所作出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事实认定错误，望贵院查明后，立即依法裁定撤销（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2016）川7101执83号之二执行裁定，并返还申请人已被提取款项，解除对原告账户的冻结，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辩称，1.（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通知宏霖公司、水投公司、天府银行锦江支行参加听证，宏霖公司向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伍映霞参加听证，该通知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有伍映霞签字确认，笔录记载宏霖公司未到庭属于笔误。笔录第二页第十行明确载明合议庭成员、水投公司代理人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对合议庭成员未申请回避；2.原裁定认定事实正确，水投公司欠宏霖公司2400万元已到期。首先，《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是银行客户经理亲自持合同到异议人办公场所加盖，故银行有理由相信该印章是水投公司认可并对外使用的印章。且《应收账款确认函》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质押登记，水投公司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其对外使用该印章。其次，虽然2011年10月15日被答辩人与被执行人宏霖公司签订了《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合同约定了项目结算价款在项目交工验收后分三次支付。但被答辩人于2014年4月4日与答辩人、被执行人宏霖公司、弘旭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约定被答辩人应当在南商行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有效时间内（南商行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约定授信有效时间自2014年4月14日至2015年4月13日止）将不低于3600万元的项目应收款直接且只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被执行人弘旭公司在答辩人处开立的结算账户。宏霖公司已经履行完毕《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签订时间后于《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对应收账款付款时间重新确定为2015年4月13日之前，且被答辩人承诺放弃基于《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抗辩权。现被答辩人依据《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没有法律、合同及事实依据，其付款条件已成就。再次，《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均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质押登记，在执行证书中附有征信中心查询的质押的登记信息，且（2016）成证内经字3292号补正公证书也载明该笔应收账款质押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最后，天府银行锦江支行依据《公司客户授信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提供3000万额度的授信，且按照约定，各类授信额度可以自由调整；3.答辩人对作为质押物的240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答辩人与被执行人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有效，且办理质押登记，权利质权依法设立。答辩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依法有权就该质押物优先受偿。且（2016）成证内经字第3292号补《补正公证书》对优先受偿权进行了确认。4.本案中水投公司虽然申请对四方协议及确认函印章进行鉴定，但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缴纳鉴定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人弘旭公司辩称，与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宏霖公司辩称，与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答辩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原告出示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被告及第三人主体身份信息，拟证明被告及第三人主体适格。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原告出示的（2016）川7101执83号执行裁定书、（2016）川7101执83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16）川7101执异65号执行裁定书、（2016）川7101执8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具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资格、时效等条件。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只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审查后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否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3.原告出示的南商行锦江支行与弘旭公司、宏霖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龚启常、郭亮分别签订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3份及其相对应的（2014）成证内经字第20851、20852、20853、20854、20855号《公证书》、（2016）成证内经字第3292号《公证书》及其补正公证书，拟证明被告申请执行的证据不真实，被告申请执行原告财产尚不具备约定及法定条件。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最高额质押合同》的20852号公证书约定了最高额担保债权形成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到2015年4月13日。《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20851号公证书对授信额度调整为3000万元。本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3份和（2014）成证内经字第20853、20854、20855号《公证书》中所涉及的当事人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龚启常、郭亮与本案无关，被告对以上当事人已申请撤诉，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南商行锦江支行与宏霖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与弘旭公司签订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及相应的（2014）成证内经字第20851、20852号《公证书》、（2016）成证内经字第3292号《公证书》及其补正公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4.原告出示的《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债务核实函》3份、借款、转账、贴现凭证4张、《贷款催收通知书》5张、《代偿通知书》，拟证明《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无效。被告认为，《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约定了付款时间为公司客户授信合同有效期内，且出质方宏霖公司已经履行了江安河段基础合同义务；《应收账款确认函》证明水投公司对金额和付款时间进行了确认。本院认为，《债务核实函》3份、借据、《代偿通知书》、《贷款催收通知书》为南商行锦江支行的单方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书（成检技鉴【2017】13号）对“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李晓彬印”的鉴定意见，本院对《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5.原告出示的（2015）双流执字第1317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双流执字第1318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征信记录5份、委托鉴定书、委托申请书、情况说明、鉴定报告、印章使用登记表，拟证明被告办理与本案有关的最高额质押贷款业务时，违法、违规未核实各方征信情况；被告申请强制执行原告款项所涉工程已进入司法程序，双流检察院司法鉴定工作正在进行。被告及第三人对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委托鉴定书、委托申请书、情况说明、鉴定报告、印章使用登记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2015）双流执字第1317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双流执字第1318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其所涉及的成都市双流空港融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无关；印章使用登记表为单方行为，本院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委托鉴定书、委托申请书、情况说明、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本院均认可。6.原告出示的《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拟证明项目回购结算价款在交工验收后分三次支付。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认为《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已经变更了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项目尚未完全完工，仅经过了初次验收。本院认为，根据该合同约定的内容，可确认水投公司对宏霖公司的付款时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7.被告出示的《补正公证书》、征信中心的《质押查询报告》，拟证明该质押已经进行了登记。原告对《补正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质押查询报告》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8.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申请证人王莉蓉出庭作证，拟证明《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合法有效。王莉蓉称其作为南商行锦江支行的客户经理在弘旭公司的安排下于2014年4月份在水投公司的楼下由自称水投公司员工拿着公章在《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上加盖。被告认为证人证言证明《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是在原告的办公处加盖的，有理由相信水投公司签订了该两份协议，盖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认为原告方没有盖过章，盖章地点也非水投公司的办公地点，盖章人员自称为水投公司的员工，但实际身份无法确认，不能推定为原告的工作人员。第三人认为证人所述的过程比较客观，当时由第三人带着客户经理前往水投公司，由水投公司的工作人员拿章加盖。本院认为，根据证人证言无法确认《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上公章的真实性，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9.被告出示的照片12张，拟证明《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函》是在水投公司的办公地点签订的，原告已经尽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照片拍摄于2017年9月11日，与本案发生的时间不符，且照片中的门牌显示也非本案中的水投公司。第三人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2016）川71执83之二执行裁定，提取被执行人成都宏霖投资有限公司在成都双流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2400万元。案外人水投公司提出异议，本院于2017年2月6日作出（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驳回水投公司的异议请求，水投公司不服该裁定，就（2016）川71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4年4月4日，甲方（质权人）南充行锦江支行、乙方（付款方）水投公司、丙方（出质人）宏霖公司、丁方（借款人）弘旭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协议约定为保证甲丙签订的编号为南商银（锦江—4）信高质字（2014）年第（0006）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甲丁签订的编号为南商银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有效履行，经四方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特订立四方协议。该协议中载明：水投公司按照《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及达成的其他相关协议以及本协议约定按时履行支付义务，且应当在南商行锦江支行与弘旭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南商银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有效时间内将不低于3600万元的项目款直接且只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宏霖公司在南商行锦江支行处开立的结算账户。该协议应收账款真实有效，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基础合同中不含有任何限制应收账款转让的条款。水投公司放弃并不得行使基于《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抗辩权。该协议上加盖有“南商行锦江支行合同专用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雷冯玉印”、“宏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小玲印”、“弘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龚启常印”、“水投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晓彬印”的印章。2014年4月4日，水投公司、宏霖公司、弘旭公司、南商行锦江支行签订了《应收账款确认函》，该确认函载明：宏霖公司已将与水投公司签订的《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中的3600万元债权质押给贷款方南商行锦江支行。水投公司应于2014年4月起至2015年4月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将贵公司应付款项3600万元付至宏霖公司在南商行锦江支行开户处。水投公司确认回复：《应收账款确认函》已收悉，截止2014年3月20日，我方应付款共计8000万元人民币。自2014年4月4日起至2015年4月3日，我方将按照原投资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将应付账款3600万元付至宏霖公司在南商行锦江支行651000732000021144账户内。该确认函上加盖有“南商行锦江支行合同专用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雷冯玉印”、“宏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小玲印”、“弘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龚启常印”、“水投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晓彬印”的印章。2014年4月14日，弘旭公司与南商行锦江支行签订了南商银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该合同约定，南商行锦江支行向弘旭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金额1000万元，银行承兑金额1000万元整。授信额度有效期为2014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4月13日止。2014年4月14日，宏霖公司与南商行锦江支行签订了南商银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06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该合同约定，宏霖公司以应收账款（双流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设定质押，为债务人弘旭公司2014年4月14日起至2017年4月13日止在南商行锦江支行出办理的各类业务形成的债务最高额为24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2014年5月7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出具（2014）成证内经字第2085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弘旭公司与南商行锦江支行于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合法有效，印章属实，自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力。2014年5月7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出具（2014）成证内经字第20852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宏霖公司与南商行锦江支行于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印章属实，当质押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质押权人有权持本公证书向本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依法强制执行。2016年10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出具（2016）成证内经字第3292号补《补正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宏霖公司与南商行锦江支行于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质押人自愿用其应收账款（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债务人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24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4年4月8日办理了质押登记《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17918000162013861。2016年11月11日，水投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上的“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李晓彬印”进行鉴定，2017年2月28日因鉴定费用较高，申请暂缓鉴定。2017年3月6日，水投公司向双流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上的“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李晓彬印”进行鉴定。双流县人民检察院委托成都市检察院进行鉴定，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鉴定结论“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李晓彬印”与送检样本不是同一样本。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水投公司在南商行锦江支行与弘旭公司、宏霖公司、四川鑫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流隆盛商贸有限公司、郭亮、龚启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的执行中，对执行标的（诉争2400万元应收账款）是否应当执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理由是《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无效，宏霖公司对原告尚不享有到期债权，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水投公司对本案诉争的2400万元应收账款是否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的效力问题。南商行锦江支行主张《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上的“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李晓彬印”两枚印章为银行客户经理亲自持合同到异议人办公场所加盖，有理由相信印章是水投公司认可并对外使用的。水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被告南商行锦江支行证人王莉蓉的证言可知，盖章地点非水投公司的办公场所内部，且盖章人员的身份也无法得到核实。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李晓彬涉嫌滥用职权案件过程中，委托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对两枚印章进行鉴定。根据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书（成检技鉴【2017】13号）印章印文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送检的《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2014年4月4日）和《应收账款确认函》（2014年4月4日）上的“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李晓彬印”的印文与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因《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中“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李晓彬印”的签章不真实，本院对《应收账款质押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和《应收账款确认函》中约定的水投公司应当在《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商银锦江—4额信字2014年第0014号）授信有效时间2014年4月14日至2015年4月13日中将不低于3600万元的项目应收账款直接且只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弘旭公司账户的意思表示不予认可。故宏霖公司对水投公司不享有到期应收账款的债权。关于南商行锦江支行对水投公司处的2400万元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是否可以申请执行。南商行锦江支行主张南商行锦江支行与宏霖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有效，240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质押登记，且（2016）成正内经字3292号补正公证书也载明了对该质押物办理了质押登记。南商行锦江支行并依约向借款人弘旭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的授信，故南商行锦江支行可以依约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第一条约定，宏霖公司将“应收账款（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设定质押，且质押人保证对设定质押的财产或权利依法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保证质押权利不存在权属争议，为债务人弘旭公司自2014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13日止实际形成的债务最高余额折合24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宏霖公司与水投公司签订的《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投资建设合同》中约定：证明项目回购结算价款在交工验收后分三次支付，支付比例为4：3：3。而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宏霖公司与水投公司之间的江安河示范段整治工程第二标段建设工程尚未完全竣工验收，宏霖公司要求水投公司付款的条件未成就，故宏霖公司对水投公司的应收账款未到期，尚不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该质押权利的权属存在争议。南商行锦江支行在水投公司处2400万元的应收账款不能执行。综上所述，诉争的2400万元的应收账款尚未到期，水投公司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的异议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应当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判决如下：一、不得执行成都宏霖投资有限公司在成都双流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2400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1800元，由被告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纪雯丽代理审判员  吴 婷人民陪审员  于春莲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雪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