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4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号新闻大厦**层。组织机构代码：89222596-8。负责人：郭振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九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沿河南路****号惠州大厦*楼***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6186393N。法定代表人：邹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国，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九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立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张博，九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九立公司立即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返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841015.1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三、改判九立公司立即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经济损失，以841015.18元为基数计算，自2011年1月29日开始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债务全部赔付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为294986.07元）。以上两项诉求金额共为1136001.25元；四、判决九立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继而在赔付金额范围内向第三者（货物损失的致害方或违约方）取得补偿，最终由第三者承担货物损失赔偿责任，是财产保险法律关系中一种合理合法的利益平衡安排，体现了经济循环公平公允的原则，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关于“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本案中，九立公司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于2002年签订保险合同时，便清楚地知道，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如果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当其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处获得赔偿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便可以依法取得与赔偿金等额的代位求偿权，继而向保险标的第三者进行追偿，以达到利益的平衡。如果由于第三者的赔付能力不足，导致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无法得到足额赔偿，才由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自行承担经济损失的后果。因此，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九立公司赔付保险金后，将获得向第三者等额追偿的权利，既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是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与九立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的，九立公司对此是明知的，九立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应损害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此项权利。二、九立公司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后，私自与第三者进行限赔约定，放弃了超过5万元部分货物损失金额的求偿权，并一直未告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违反了《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及《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一）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及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010年2月，当九立公司与第三者将进行限赔约定时，此时九立公司明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法享有的代位求偿权将受到影响和侵害，九立公司应当依照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立即通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进行协商处理。但是，九立公司不仅没有通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反而在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请求理赔时，仍然一直隐瞒，这属于违反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与九立公司之间合同随附义务的行为，侵害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合法权利，导致后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无法从第三者处获得足额的补偿。另外，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还要求合同当事人具有协助对方实现合同权益的义务，而九立公司私自放弃部分货物损失赔偿的行为，不仅不是协助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实现合同权益，反而是损害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权益的行为。虽然九立公司确认了限赔条款的真实性，第三者可以以此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进行抗辩，但是九立公司违反合同义务，私自放弃部分货物损失赔偿权利，应该要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九立公司应当将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获得的超过5万元的赔偿金部分，返还给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二）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首先，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第三款的规定，只适用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情形，系人为地给第三款内容加上了时间定语，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篡改。纵观《保险法》第六十一条共三款的规定，均是对被保险人做出影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制的规定，第一款规制了“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行为，第二款规制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的行为，第三款是个兜底条款，并没有时间限定，是对任何时候被保险人影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为进行的规制，除非另有约定。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2行述，“限赔条款符合商业管理，且在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前即已经签订”，并以此认为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限赔条款不应受到规制，被保险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是错误的。其次，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关于“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结合本案的情形，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代位求偿权的金额应为九立公司获得赔付的保险金891015.18元。然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最终在诉讼终审中只获得了5万元代位求偿权的支持，其余841015.18元的代位求偿权未能实现，究其原因，系由九立公司与第三者私自签订的限赔条款的故意行为造成的。再次，从上述第三款规定“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可知，即使被保险人已经从保险人处获得了保险金，也可以由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保险人无法实现代位求偿权而返还。九立公司在一审答辩称，其收取保险金891015.18元赔偿金理所当然，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无法获得等额的代位求偿权属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自身风险，应当自身承担，与九立公司私自做出的限赔约定无关，这显然站不住脚，系对上述第三款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三、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擅自放弃向第三者求偿的权利，该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规制，否则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帮助货物损失的实际致害人或违约方逃脱法律责任。如果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被保险人罔顾保险人可以获得在赔付保险金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随意擅自放弃向第三者求偿的权利，而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必将引发道德风险，造成以下局面：致害人损害货物却不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故意损害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却还能够得到货物损失的全额赔付；保险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侵害，却需要承担货物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而且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以上局面，显然是一种畸形的利益结构，不是法律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因此，九立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后仍私自放弃对致害人的赔偿权利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其实，如果第三者需要将自身的赔偿责任转嫁出去，完全可以通过向保险公司购买责任险来实现，这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平衡的一种法律安排。四、九立公司与第三者之间约定限赔条款的《运输合同》，系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九立公司赔付全部货物损失后，向第三者起诉时才出现的，其真实性有许多可疑之处。保险事故发生后，当九立公司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请求赔偿时，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曾经问过九立公司与第三者有无签订过运输合同，如果有则需要提供，九立公司曾表示没有签订过运输合同，也就没有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任何运输合同。直至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为案由（案号为：[2016]粤03民终4549号，以下称“该案”）起诉第三者后，第三者提交证据时，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才看到涉案的《运输合同》。但是，此份《运输合同》的出现时间和合同内容有许多瑕疵，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此份《运输合同》仅仅是第三者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制作的。首先，如果2010年2月就存在此份合同，那么在2010年9月28日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大约半年多的保险理赔时间里，九立公司应当要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此份合同，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当时并没有提供，原因无非两种，要么是九立公司明知此份《运输合同》的限赔条款已经侵害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故意不提供；要么就是当初根本不存在此份《运输合同》，九立公司与第三者当时并未就2010年的运输业务签订合同，尚未做出限赔约定。我们认为，事实上当初就不存在这份合同。其次，此份《运输合同》被篡改的痕迹十分明显。第一，该合同编号为“JL-2009-002”，显然这原本是2009年年初的合同，而不是所谓2010年度的合同；第二，该合同原始打印的有效期为2009午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但后来被第三者用手写将“2009”改为“2010”，这显然是第三者为了抗辩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对其主张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而自行制作的；第三，由于第三者手写篡改合同有效期时，只盖了第三者的校对章，而没有盖九立公司的章，那么该合同仍然不适用2010年度的运输业务。第三者在该案即将开庭（2011年5月30日）时才发现这个问题，于是立即要求九立公司帮助确认该合同有效期，九立公司完全予以配合，于2011年5月12日应要求向第三者发函，承认了第三者校对章的有效性，并于18天之后作为证据使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该案的庭审中，多次陈述此份《运输合同》的种种可疑之处，但由于九立公司一直配合第三者确认其真实性，法院并未采信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观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实感无奈。既然九立公司三番几次确认自身确实放弃了对超过5万元部分货物损失的求偿权，那么，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只好要求九立公司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五、当九立公司向第三者做出限赔约定，放弃超过5万元部分的赔偿时，则意味着法律不再支持九立公司对超过5万元部分的受偿利益，此部分损失当然应该由九立公司自身承担。当九立公司私自向第三者做出限赔约定，放弃超过5万元部分的赔偿时，法律已经不再支持此已经放弃的利益，九立公司对该部分货物的损失亦丧失了可保利益，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可以不向九立公司支付超出5万元部分的赔偿金。但九立公司通过故意不告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方式，在已经侵害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法定权益的情况下，非法获得了超过5万元部分的赔偿，应当依法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返还。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提交补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九立公司与深圳市大广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广发公司）关于限赔的约定是真实的。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自始至终不认可，该约定是九立公司为了帮助大广发公司脱责而后期制作的，该约定存在多处可疑点，如手工篡改、时间问题等，在上诉状中第四大点有详述，不再赘述。二、一审法院认为九立公司与大广发之间的限赔约定属于商业惯例，九立公司没有重大过失或故意，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此限赔约定，是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与九立公司形成保险关系之前签订的，那么认为九立公司没有过错是情有可原的，但在本案中，此限赔约定出现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与九立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之后，此时，九立公司明知此举将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未来的代位求偿金额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也一直将此事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进行隐瞒，这是一种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货物损失险，真正的经济伦理和商业惯例应该是：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先垫付货损金额，然后取得代位权，向真正的致害人追偿。致害后果最终由致害人承担，这才是公平公允的权利义务，平衡和正常的经济循环，也是保险法第六十条的理论基础。如果致害人要规避责任风险，则可以和保险公司建立责任险的保险关系，而不是如本案通过九立公司的帮助串通作假来逃避责任。三、一审漏查了关于九立公司在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保险索赔时，是否隐瞒曾经与大广发进行限赔约定的关键事实。其实，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首先，无论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的保险代位求偿纠纷案件中，还是在本案中，九立公司均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九立公司不能在庭上捏造事实回答说曾经告知过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有限赔约定，只是屡次强调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进行保险理赔时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曾经问过，但九立公司回答没有限赔约定。按常理可以推断，如果九立公司如实回答有限赔约定，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必然不会对九立公司已经放弃赔偿的部分进行理赔。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使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问过，九立公司也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告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为九立公司明知这个限赔约定将严重损害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不应故意隐瞒。第三，本案的焦点不在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九立公司赔付保险金的环节，而在于赔付保险金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发现九立公司有过错行为，依法追究返还部分保险金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此犯了逻辑认知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予以依法纠正。四、一审法院认为限赔约定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签订的，不适用《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是错误的。因为该法条根本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条件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这完全是一审法院的自造法律，错误地适用于本案。被上诉人九立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书面答辩称：原审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九立公司依法依约履行了保险合同义务，九立公司货损属于承保责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返还保险金没有任何依据。九立公司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投保时九立公司完全按照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缴纳保费，理赔时九立公司完全按照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要求提交资料办理。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九立公司理赔时故意隐瞒限赔条款与事实不符。九立公司的理赔完全是按照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要求提交资料进行的。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从来没有向九立公司询问是否与案外人大广发公司存在限额赔偿的约定，更没有要求九立公司提交与案外人大广发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这一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也确认，并认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时机和节点，所以没有询问和要求，详见原审庭审笔录）。按照《保险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投保和理赔时的询问是保险公司的法定权利，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理赔是完全按照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要求进行的，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询问或者要求的情况下，九立公司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究竟需要哪些材料的，因此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所谓的九立公司故意隐瞒限额赔偿条款完全是违背常理的。三、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属于可以拒绝赔偿保险金的情形。（一）《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此可以看出，法律并不禁止保险事故发生前做出的限额赔偿。《运输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就存在，因此，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依据该规定主张返还保险金。（二）限额赔偿条款在运输行业早已成为商业惯例，比如快递业的限额赔偿一般是运费的三至五倍，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资本实力雄厚，在保险行业深耕多年的专业保险公司对于运输行业的限额赔偿条款必然是深知的，但综观其制定的保险合同（格式合同）并没有对九立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限额赔偿做出明确、具体的禁止性约定，说明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同意承担该风险，因此，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免除赔偿责任。如果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前的限额赔偿需要加以规制，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通过与被保险人订立相关保险合同条款的形式进行限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无法救济。四、九立公司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因代位求偿权的取得产生于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之时，保险理赔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代位求偿权，故该条款适用的前提需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二，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第三，导致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具体到本案中，限额赔偿条款在事故发生前即签订，事故发生前根本不存在代位求偿权，何来损害代位求偿权一说，退一步讲，九立公司与第三人签订运输合同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九立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时也根本不清楚何为代位求偿权，不能要求一般的民事主体像保险法专家一样精通何为代位求偿权，何来故意或重大过失之说，再者九立公司也积极配合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进行了代位求偿，不存在导致其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事实上，其已进行代位求偿，并得到了相应的赔偿，只不过赔偿数额没有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如此可以看出，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债权的法定受让，也就是说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当然取得，强调的是法律上的追偿权利的产生，而不是纯经济角度的可否实现的实际追偿数额。众所周知，代位求偿权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众多因素，比如诉讼策略的选择，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等，也就是说，代位求偿权能否最终实现不是保险人赔偿的必要条件。首先，九立公司没有义务确保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代位求偿中获得所有赔偿。退一步讲，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不能得到完全实现跟其诉讼策略有很大关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代位求偿权之诉中可以选择更为稳妥的诉讼策略，比如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从而规避对方的限额赔偿条款，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选择了违约之诉。再退一步说，即便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理赔时不知道存在该限额条款（非九立公司的责任）而选择违约之诉，但是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诉讼从2011年一直进行到2015年11月，有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可以变更诉请或者撤回起诉再行选择侵权之诉，完全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更为妥当的诉讼策略。五、依照本案双方之前签订的开口保单，九立公司无须主动提前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告知限赔条款。开口保单，又称预约保单，指保险人交付给被保险人以明示其订立预约保险合同并受预约保险合同约束的书面凭证。一般载明预约保险合同的各项内容，凡其承保范围内的货物，一开始运输即自动按照预约保单的内容承保。一般被保险人要将货物的名称、数量、保险金额、运输工具及种类，航程起点和终点，起航日期等信息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保险公司（具体以预约保单约定为准）。作为约定限赔条款的《运输合同》并非在提前通知之列。从《陆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四条“受损货物之检验及索赔提交”中可以看出，所有的理赔资料，包括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的涉及第三方责任的证明文件，是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出险之后才进行搜集或者向被保险人索取的，显而易见，有无限赔条款并不影响保险事故发生后的理赔。事实上，依照行业惯例，保险公司在处理货运险和物流责任险时，大部分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搜集《运输合同》或者货运单等资料作为代位求偿的证据，而在代位求偿诉讼的实践中，运输公司与运输公司之间的限赔条款普遍获得法院的支持，若因限赔条款得到支持就以被保险人未提前主动告知为由要求被保险人退还保险金，那么保险人将可以据此对所有签订了限额赔偿条款的被保险人拒赔或者要求退还保险金，这样保险的基本意义将不复存在。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九立公司立即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返还保险赔偿金841015.18元；二、九立公司立即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经济损失，以841015.18元为基数计算，自2011年1月29日开始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全部赔付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为294986.07元）；三、九立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一、2002年8月1日，九立公司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包括路上运输一切险在内的运输险；保险日期自2002年8月1日起至注销保单之日；每次货运限额150万元美元；协议汇率美金：人民币=1:8.11。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九立公司双方的“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火车、汽车）”约定，本保险承保运输途中由于意外所引致的保险标的物之物质性毁损灭失。二、2010年2月20日，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编号：JL-2009-002），约定由九立公司委托大广发公司运输货物。合同约定，若因大广发公司过错导致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毁损，大广发公司应按销售额或报关金额的120%赔偿损失，但大广发公司对于每票货物的最高赔付额不超过5万元。2010年9月28日，九立公司依据前《运输合同》将一套磁盘阵列交由大广发公司从深圳运至佛山税务局，在搬运过程中，因大广发公司工人操作不当，导致机柜倾倒受损。事故发生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2011年2月24日分别向九立公司赔付了事故损失872615.18元、18400元。三、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后以保险代位求偿权为由将大广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大广发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891015.8元及相应利息，案号为（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53号。该院经审理，支持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大广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编号JL-2009-002的《运输合同》中“每票货物的最高赔付额不超过5万元”不符合格式条款要件，该限赔条款对大广发公司、九立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有权在5万元限额内向大广发公司请求赔偿。依法做出了（2016）粤03民终454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大广发公司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赔偿款5万元及利息。四、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庭审中进一步明确其诉请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限赔最高为5万元，该事实九立公司未告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九立公司要求赔偿保险金时，九立公司没有出示与大广发公司的运输合同，按照《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九立公司存在故意行为，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权。九立公司预先免除约定产生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该条款影响到保险人可能得到的保险代位权所带来的赔偿，间接导致了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被保险人应当返还已经取得的保险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九立公司之间成立保险合同关系，涉案事故发生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九立公司赔付了保险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赔付后向责任方大广发公司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时，因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间的运输合同中的限赔条款，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仅从大广发公司追偿到5万元赔款。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九立公司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此种情形下，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能否要求九立公司返还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已经支付的保险金。对此，该院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在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险赔付金额范围内移转至被保险人处。本案作为保险人的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向九立公司支付了保险赔款后，继受取得向大广发公司索赔的权利，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大广发公司索赔的权限仅限于九立公司的索赔范围，至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能够从大广发公司处获得多少赔付应根据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间运输合同的约定，九立公司没有义务保障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代位追偿中能够获得所有的补偿。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时约定限赔条款符合商业惯例，且在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前即已经签订，九立公司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存在《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该限赔条款仅是对于赔付做出的约定，并不会造成保险标的危险性的增加，不属于《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综上，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返还保险赔款并要求九立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24元、保全费5000元，由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涉案《运输合同》是否为九立公司、大广发公司事后篡改的。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运输合同》编号为“JL-2009-002”，应该是2009年度的合同，而不是2010年的合同，且该合同有效期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后被更改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该修改处仅盖有大广发公司的校对章，因此该合同应当为事后篡改的。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运输合同》第一页合同编号中存在“2009”的数字，但同页中标题《运输合同》下方有“（2010）年度”的字样；同页落款处九立公司、大广发公司的“立约时间”均为2010年；且在《运输合同》每一页的页尾处均有“2010-2-2”的字样；合同最后九立公司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20日，虽然大广发公司落款时间为空白，但合同每一页均盖有大广发公司、九立公司的骑缝章。综合上述细节，虽然该《运输合同》存在修改之处和瑕疵，但不足以证明该合同由2009年的合同篡改而来，因此，本院认定该《运输合同》为2010年签订的合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另一争议焦点，九立公司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行使代位求偿的权利。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其在另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中，只追偿到5万元，其余841015.18元的代位求偿权未能实现，是因为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私自签订限赔条款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本院认为，对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的效力问题，因此，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审查。《运输合同》中的限赔条款非为格式条款，九立公司其知悉并了解该条款，（2016）粤03民终4549号生效判决已作阐明，本案不再赘述。关于九立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利益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运输过程中发生货损，系偶发事故，所以九立公司与第三人签订有限赔条款的运输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利益。其次，在《运输合同》签订后，九立公司未将涉案限赔条款的签订告知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或重大过失，应当看其是否存在违反法定或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经查，保险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没有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签订后被保险人签订限赔条款需告知保险人的规定。货物运输有保价运输与非保价运输之别，二者的赔偿金额相差甚大，运输行业中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限赔条款较为常见，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签订限赔条款应当告知保险人，保险人应当在保险条款中予以约定。在保险条款无约定及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未提示签订限定限赔条款应当告知的情况下，很难认定九立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保险人承担预先免除条款或者限赔条款的不利后果，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除外，尽管这对保险人似有不利，但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保险人完全可以通过完善保险合同、健全理赔时的询问制度来化解风险。太平洋财险财险深圳分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24元（已由上诉人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预交），由被上诉人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洪 涛审 判 员 王   伟代理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 记 员 亓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