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521民初2900号原告：泸县太伏镇青桥村第六农业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泸县太伏镇青桥村六社。负责人：任淮，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方齐，泸县太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甘明烈，男，1971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被告：申可，男，1980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明烈。（同上）原告泸县太伏镇青桥村第六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青桥村六社）与被告甘明烈、申可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本案立案时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将案由变更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任淮以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方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甘明烈、申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甘明烈、申可继续履行合同，按约支付2010年3月至2017年2月的租金共计18558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2月，二被告与原告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所辖范围内原属（合村并社前）青杠村八队的土地共33.14亩出租给二被告用于栽种竹木，租金每亩80元/年，支付期限为六年支付一次，六年后土地租金每年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将土地交付二被告栽种竹木，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土地租金，原告多次催收未果，遂诉至本院。被告甘明烈书面辩称，自己与申可合伙租赁土地栽种竹木，申可占10%的份额；其与申可分别与青桥村二、三、四社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但没有与青桥村六社签订合同，与青桥村六社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讼争的合同是与青桥村七社签订的合同，上面虽然有自己及申可的签名，但该签名系事前在空白合同上所签，该份合同中社员的签名不是其真实签名，而是由某一人代签，该合同系无效合同；事实上自己开荒种植的竹林被强行纳入青桥村六社，且该社老社员的子女否认与自己存在合同关系，并将自己栽种的的竹木拔掉，合同自2010年签订后，自己与六社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若青桥村六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自己要求青桥村六社赔偿因竹林被毁产生的经济损失以及收益损失。被告申可未答辩。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及附件，证人胡某1的自书说明及其证人证言，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就青桥村六社中原属青杠村八队的土地形成了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被告甘明烈书面质证认为，该合同首部列明的甲方（承包方）为青桥村七社而非青桥村六社，自己与青桥村六社不存在合同关系；该合同中自己与申可的签名均是事前所签，社员的签名也不是真实签名，而是某一人代签，故该合同系无效合同。有关合同甲方的争议，根据原告的陈述，合同甲方虽注明“泸县太伏镇青桥村七社”但“七社”系笔误，实际上是指合村并社前的青杠村八队，即合村并社后的青桥村六社，出租的土地合村并社前属青杠村八队，合村并社后属青桥村六社。经本院审查，该份合同中有三处与甲方有关的部分，但所注明的甲方存在差异，合同首部的甲方注明“泸县太伏镇青桥村七社”；合同尾部的甲方以及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的核准方（甲方）均注明“泸县太伏镇青桥村八社”，旁边加盖有原告泸县太伏镇青桥村第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印章。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对证人胡某1进行了调查核实，证人胡某1所陈述的合同签订内容与甘明烈向本院提供的其与青桥村二、三、四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所呈现的内容相互吻合，除合同空格处的甲方、流转起始时间、土地亩数、社员签名等要素所填写的内容不同以外，其余内容钧一致，且合同乙方（受让方）均系甘明烈、申可，可以看出各合同与本案案涉合同均是由被告统一提供的格式合同。证人胡某1向本院提供的证言证明了其系甘明烈聘请的竹林管理人员，从2010年甘明烈筹划租赁土地栽种竹木起至2015年10月，胡某1为其联系各村社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负责管理竹木，期间，无人对甘明烈的管理进行阻拦的事实，本院对胡某1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胡某1的陈述，2010年时任太伏镇伏龙村七队队长的胡某1受甘明烈委托出面与合村并社前的各队队长协调将各队土地出租给甘明烈栽种竹木，老青杠村八队（合村并社前）队长胡某2组织好本社愿意租地的社员后，胡元叔代表甘明烈在老青杠村八队挨家挨户丈量了土地，并根据该丈量的结果制作了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并让涉及到出租土地的各农户在该登记表上签字捺印；合同中首部注明的“青桥村七社”是甘明烈、申可事先填写好了再将合同交与自己的，过后再由自己联系老青杠村八队队员签字确认，故该“七社”系甘明烈、申可自行书写的笔误，因当时为2010年，刚开始合村并社，老青杠村八队并入现在的青桥村六社，故合同签订后，青桥村六社才在该合同上加盖了青桥村六社的公章对该合同予以确认；而合同尾部的“青桥村八社”仍系甘明烈、申可书写的，系笔误；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的核准方“泸县太伏镇青桥村8社”系胡某1书写，指的就是合村并社前的太伏镇青杠村八队；合同尾部甲方“集体土地所属农户”（租地农户）签名处的19户社员以及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所列租地农户均系老青杠村八队的队员，该登记表中还列明了老青杠村八队的各小地名以及各户出租土地的亩数；而实际上合同签订后，甘明烈在老青杠村八队的土地上栽种了竹木，聘请胡某1对该竹木进行了管理；期间，甘明烈已挖掘了若干竹头出卖，老青杠村八队地界上的竹木现已成林，由此，结合证人胡某1的陈述，本院认为，事实上二被告使用了原告青桥村六社中原属合村并社前青杠村八队的土地进行栽种竹木，并聘请了人员进行管理，虽然合同上所注明的甲方在书写上存在差异，但该合同签订之时正好是合村并社的时候，不同的书写人对生产队的称谓发生混淆从而产生笔误符合常理，且在该格式合同中，合同首部与尾部的甲方均系被告方事先书写完毕的，由此，本院认定与二被告签订合同的甲方即为原告青桥村六社。综上，本院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及其附件，证人胡某1的自书说明及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青桥村六社与被告甘明烈、申可之间存在土地租赁合同关系，以及甘明烈、申可在青桥村六社的土地上实际栽种了竹木的事实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会议纪要》，拟证明现青桥村六社中原属青杠村八队的19户社员，均同意青桥村六社通过诉讼向二被告催收租金，经本院审查，与会的60人包含涉及土地租赁的原青杠村八队的19户社员，该19户社员均以在会议纪要上签名捺印的方式同意以原告青桥六社的名义向二被告主张土地租金的事实，本院对该《会议纪要》予以采信，对青桥六社的诉讼主体的资格予以确认。3.证人胡某2的当庭证言，胡某2在当时任合村并社前的青杠村八队队长，证人胡某2的证言能够证实，由胡某1引荐，甘明烈租赁了老青杠村八队的土地栽种竹木的事实，胡某2所陈述的合同签订情况能够与胡某1的证言相互吻合，本院对证人胡某2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4.证人胡某3的证人证言，胡某3系老青杠村八队的队员，是出租土地所涉及19户社员的其中1户，其当庭提供的证言证实了合同中以及附件中的签名均是自己亲笔所签，各农户的名字也是各自所签，且甘明烈在其土地上栽种了竹子的事实，本院对证人胡某4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5.照片6张，拟辅佐证明被告实际使用了青桥村六社的土地用于栽种竹木，结合上述各项证据，本院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予以采信。5.被告甘明烈提供的二被告与青桥村二、三社、四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以及土地流转资金领取表、收款证明，拟证明二被告按约履行了与青桥村二、三、四社的合同，向社员支付了租金，而未支付给青桥村六社存在合理的原因，经原告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本院审查，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未向青桥村六社支付土地租金的合理原因，故本院对二被告出示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时任太伏镇伏龙村七队队长的胡某1受被告甘明烈委托出面与合村并社前的各队队长协调将各队集体土地出租给甘明烈栽种竹木，老青杠村八队（合村并社前）队长胡某2组织好本队愿意租地的19户社员后，胡元叔代表甘明烈在青杠村八队的19户社员家中挨家挨户丈量了土地，并根据丈量结果制作了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并让出租土地所涉各农户在登记表上签字捺印。随即，各农户均向甘明烈交付了土地，让其在土地上栽种竹木。2010年2月，甘明烈、申可将已签名并填写了首部甲方空格“泸县太伏镇青桥村七社”和尾部甲方甲方空格“泸县太伏镇青桥村八社”的格式合同《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交与胡某1，让其代为与老青杠村八队（合村并社后的青桥村六社）将合同予以完善。根据该《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形式为出租，用途为造林，期限为30年，即从2010年2月30日起至2040年4月30日，流转的土地为耕地共33.14亩，流转价款为每亩80元/年，支付周期为六年支付一次，六年后土地租金每年支付。胡某3等19户社员在甲方的“该集体土地所属农户代表签字”处签名；合同尾部的甲方以及合同附件《各农户流转土地登记明细表》的核准方均注明“泸县太伏镇青桥村八社”，旁边加盖有原告泸县太伏镇青桥村第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印章。由原告加盖印章，合同乙方均注明“甘明烈、申可”。从2010年至2015年10月，甘明烈聘请胡某1为其负责管理竹木包括青桥村六社原属老青杠村八队地界上的竹木。甘明烈在老青杠八队地界上栽种的竹木现已成林，且甘明烈已挖掘了若干竹头出卖。但被告甘明烈、申可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土地租金。本院认为,被告甘明烈抗辩《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所注明的甲方前后不一，先后出现了“青桥村七社”、“青桥村八社”、以及原告青桥村六社的印章，从而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土地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中“甲方”所注明的生产队不一致，但该合同合同首、尾部的甲方均系被告甘明烈书写的，且已经庭审查明，该合同所涉及的出租土地属于合村并社前的青杠村八队的集体土地，而2010年合村并社后该土地现已属于原告太伏镇青桥村六社集体所有，该出租土地涉及了老青杠八队（现青桥村六社）的19户的社员，在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之时，19户社员均在甲方的“该集体土地所属农户代表签字”处予以了签名确认；从2010年至今的7年时间里，被告甘明烈、申可在现青桥村六社中原属老青杠村八队的地界上实际栽种竹木并已成林，故本院认为，上述事实，已足以确定与二被告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对方就是原告太伏镇青桥村六社即合村并社前的青杠村八队，由此，本院对原告的合同主体资格以及诉讼主体资格均予以确认，对被告甘明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承租土地一方（即乙方）均注明“甘明烈、申可”，且被告甘明烈书面陈述其与申可系合伙关系，被告申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对其消极的应诉行为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根据上述证据以及甘明烈的陈述，认定被告甘明烈、申可应当共同承担合同责任。虽然该合同履行的起始时间注明“2010年2月30日”，但根据常识，此处书写显然系笔误，本院确定该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为2010年2月最后一天即29日。因被告甘明烈、申可因栽种竹木从2012年2月29日起就已经实际使用原告所有的33.14亩集体土地，且现在仍在合同期限内，故二被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按照《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计付租金，二被告至今应当支付的租金为：2010年2月29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的土地租金共计15907元（33.14亩×80元/年×6年）、2016年2月29日起至2017年2月27日的土地租金共计2651元（33.14亩×80元/年×1年），共计18558元。因二被告至今支付土地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尚欠土地租金1858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虽然被告甘明烈书面提出了合同中社员的签名不是其真实签名，故合同无效；以及自己开荒种植的竹林被强行纳入青桥村六社，而该社老社员的子女否认与其存在合同关系，并将自己栽种的的竹木拔掉，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的辩解意见，但均未向本院举证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租金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了7年有余，二被告在地界上载种的竹木已经成林，且现仍然在合同期限内，被告抗辩自己与青桥村六社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从而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甘明烈、申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甘明烈、申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泸县太伏镇青桥村六社土地租金1858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4元，由被告甘明烈、申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舒婉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琴书 记 员 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