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琼96行初109号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黄锋，社长。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番坡村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文昌，社长。上述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姜惠珍，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云露月，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新民路县委大院。法定代表人符兰平，县长。委托代理人林志成，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科员。委托代理人李林泽，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军区房地产管理局通什房地产管理处。住所地：五指山市海榆南路**号。法定代表人徐航军，处长。委托代理人邢亚萍，海南言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洪录，海南言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法定代表人郭树仪，部长。委托代理人胥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番坡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两原告）因不服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亭县政府）颁发”保国用（2015）第6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64号《土地证》），于2017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于同年7月5日向被告保亭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4日上午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番坡村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杨文昌及其与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姜惠珍，被告保亭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志成、李林泽，第三人广州军区房地产管理局通什房地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的委托代理人邢亚萍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第64号《土地证》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以下简称保亭县武装部）”，保亭县武装部与两原告所诉的第64号《土地证》有利害关系，故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依法通知保亭县武装部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9月26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除上述诉讼参加人到庭参加诉讼外，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黄锋，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委托代理人胥波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保亭县政府于2015年12月10日将坐××县经济合作社北侧（靶场）东至番亲经济社、南至番坡村经济社、西至番坡村经济社、北至番亲经济社面积为131569.8M2的国有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登记确认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使用，并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两原告诉称，1964年5月，被告保亭县政府给原告（当时为明水公社大本大队番坡生产队）颁发《保亭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什那田西边山、番坡村后头山、番亲村对面山、什实山共472亩荒山归原告所有。2004年原告向保亭县国土局要求土地确权，保亭县国土局以土地与部队存在权属争议为由回复称待争议解决后再行确权。2008年原告再次要求确权，保亭县国土局仍以同样理由予以推诿。期间，原告村民与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多次因使用土地发生摩擦，自2009年后原告村民多次向各级政府投诉与上访，均无果。2016年11月，原告再次向保亭县国土局书面申请土地确权。保亭县国土局于2016年12月12日对原告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称被告已于1993年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了保国用(1993)字第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112号《土地证》）。2017年4月，原告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第112号《土地证》。但在庭审时，被告称第112号《土地证》已注销，并重新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了新的土地证，原告因此撤诉。撤诉后，经查询，现登记在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名下且与原告现有土地相邻的土地共有五宗，分别为保国用(2014)第97号、保国用(2014)第99号、保国用(2015)第60号、保国用(2015)第62号、保国用(2015)第6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原告认为：一、上述5宗土地早在1964年已由被告登记颁发《保亭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给原告，并一直由原告村民耕作种植，应属原告集体所有土地。二、被告为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第64号《土地证》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土地登记审批表》显示被告为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土地登记的审批时间是2004年5月27日，而L57、L38、L62、L65《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显示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指界时间是2004年6月28日，原告指界时间分别是2004年6月30日、6月17日、7月30日、7月30日，也就是说被告存在先审批后指界的违法情形；2.番坡村经济社提供的《地籍调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显示的法定代表人是黄和生，L57《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显示的指界人却是杨海，但杨海否认该签名为其本人字迹，同时也否认参与过指界。什实村经济社的指界人为黄海松，但没有签名只有黄海松的私章，黄海松否认参与指界，并称其私章和什实村经济社的公章当时都由村委会统一保管，自己并不知情。故被告所谓的”土地指界”并不合法。3.被告以将第112号《土地证》项下土地分为几宗等面积的土地进行换发登记为由，注销第112号《土地证》，但新旧证的土地面积并不一致，况且注销第112号《土地证》后长达十几年才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换发新证也不合常理。4.被告明知原告对土地权属存在异议（原告2010年的上访文件已由海南省政府转给被告），在土地权属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就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第64号《土地证》，违反了法律规定。三、被告为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依据不充分。被告为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第64号《土地证》，其所依据的是1972年11月4日由大本大队革委会、响水公社革委会、保亭县革委会、6926部队政治处、6926部队后勤处签订的地界协议书。根据国发（1979）第79号《关于军队退还占用地方房屋和处理产权纠纷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偿占用的地方房屋(1966年5月至1972年)，凡未退还的，应全部退还地方。如退还房屋确有困难，可用数量、质量相当的房屋抵偿。”的规定，部队撤编移防他处后，应将涉案土地退还给原告。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称”涉案土地于1964年由政府划拨给部队使用，1972年的地界协议书是根据1964年的土地划拨协议对地界再次进行确认”，但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并未提供1964年的土地划拨协议，也就无从对1964年地界进行确认。四、原告希望通过法院建立与海南省政府和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渠道。1.上世纪七十年代部队撤编移防他处后，已将涉案土地上的部队营房由镇政府统一安排给村里的困难户居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将村民赶出营房并将营房出租给他人搞松香厂，导致很多村民流离失所。有些无房户想自己建房，但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以土地是部队所有为由，强行拦阻，导致双方多次发生摩擦。村民就土地问题多次上访，被告作为一级政府从不进行解释与疏导，导致农民对政府的怨气逐步上升，并坚信政府和部队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强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2,原告与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因土地产生的矛盾已达20余年，原告村民于2010年直接到广州军区反映，广州军区当时派人到海南调查，并告知部队的政策很明确，原占用农民的土地一律退还且部队不再参与地方的经营活动。但事实上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一直在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并出租盈利。2015年原告村民再次到广州军区反映，但由于广州军区编制改革未能找到，若能与军方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对打消农民的疑虑将有很大帮助。3.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进行了好几轮，原告村民1997年的家庭承包耕地合同的承包期限为1997年8月3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政府就承包土地的确权工作也已展开，虽然这些土地一直由原告村民正常耕种，但由于其中部分土地已被登记发证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部分土地与其他村集体存在权属争议，导致迟迟不能给原告确权发证。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的第64号《土地证》。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保亭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被告于1964年5月将什那田西边山、番坡村后头山、番亲村对面山、什实山共472亩荒山确认归原告所有；2.《国营金江农场保亭县农科所番坡生产队关于处理场社纠纷的协议书》，证明涉案土地于1981年5月经协议归属原告所有；3.《战术场借用合同书》，证明53607部队教导队于1990年7月1日向原告借用涉案土地；4.《协议书》，证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于1996年12月30日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海南保亭天然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红毛丹生产基地用地；5.《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证明原告于1997年8月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村民耕作；6.《关于我们村土地问题的请示》，证明原告于2010年4月25日向海南省政府上访，请求解决涉案土地权属争议，海南省政府已将该《请示》转交被告，被告明知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在土地权属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就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第64号《土地证》违反法律规定；7.《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11月就涉案土地申请被告和保亭县国土局确权登记发证；8.《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保亭县国土局于2016年12月12日告知原告，涉案土地已于1993年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了第112号《土地证》，故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自2016年12月12日起计算；9.（2017）琼96行初6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因被告在庭审中称第112号《土地证》已注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准许原告撤回对第112号《土地证》的起诉，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自2017年5月22日起重新计算；10.《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2份和L57、L38、L62、L65《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证明被告对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的土地登记发证申请，存在先审批同意发证后进行土地指界的违法事实，同时证明番坡村经济社指界人杨海的签名系伪造，什实村经济社指界人黄海松只有私章并无其本人签名，杨海和黄海松都否认参加指界；11.第112号《土地证》和《土地登记卡》2份，证明被告称第112号《土地证》换发为第60号《土地证》和保国用（2014）第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97号《土地证》），但第60号《土地证》和第97号《土地证》登记的土地面积265793.7M2却与第112号《土地证》登记的土地面积259533.3M2不相符；12.番坡村经济社原组长黄和生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黄和生证实其未参加土地指界，《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的”黄和生”私章和番坡村经济社公章是由村委会统一保管并加盖上去的。被告保亭县政府辩称：一、我府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符合法律规定。2004年，保亭县国土局依照《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召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对涉案土地进行土地指界，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代表均在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签章确认了双方的土地界限。此后，保亭县国土局根据此次地籍调查结果，确认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对涉案土地享有使用权且无纠纷，并逐项完成了内部审批和公告程序，公告期间两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据此，我府于2015年依据2004年的地籍调查结果以及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申请，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该颁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两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保亭县国土局已于2004年召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对涉案土地进行指界并就涉案土地权属公告征询异议，两原告在公告期内未对涉案土地权属提出异议，即应视为其已知晓我府对涉案土地的确权行为，但两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故两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由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土地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土地彼此相邻，而双方相邻土地的边界在各自的土地证上均有体现，且位置、坐标及走向一致，因此即使两原告不知道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已领取了第64号《土地证》，也应当在2004年取得本集体的土地证后，就清楚自己的土地与涉案土地的边界，以及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更何况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代表参加了土地指界，就应当视为两原告知晓且认可了涉案土地的边界，如果有异议就应当当场提出，或者于公告期内提出，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而不是现在才提出，故两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3.根据两原告的诉称和其提交的证据，其在2009年就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向我府反映，之后又于2010年向海南省政府上访，可见两原告至少在2009年就已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但两原告直至2017年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第64号《土地证》的颁发符合法定程序，该颁证行为合法有效，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保亭县政府于2017年7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1.《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2.《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3份和《指界委托书》；3.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2份；4.《宗地地类及界址点成果表》及宗地图；5.《农村地籍调查表》；6.《土地登记卡》；7.《关于土地登记审核结果公告》。证据1-7证明保亭县国土局于2004年依法召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对涉案土地进行土地指界，并公告征询异议，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在公告期内未对涉案土地权属提出异议。8.第64号《土地证》，证明被告于2015年12月10日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9.《广州军区整坐落空余房地产交接协议书》，证明涉案土地已移交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管理。10.《关于加快推进保亭县境内我部军用土地换发事》和国土资源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土资发[2010]197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军用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证明涉案土地原为132师396团的军用土地，该部队于1985年整编后，涉案土地由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管理，1993年被告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了第112号《土地证》，但由于该证未准确确定土地四至界限、无坐标和界址点，被告于2004年召集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和涉案土地周边的村集体对涉案土地进行指界，尔后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就涉案土地申请换发土地证。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述称：一、第64号《土地证》项下土地权属来源合法。海南岛是我国南海海域的重要设防岛屿，地理位置特殊，战略意义重大，部队储备部分房地产是非常必要的。1958年出于战略战备布局需要，部队进驻保亭县大本地区驻防，部队进驻后在涉案土地建设营房、开挖坑道等军事设施。由于备战建设需要，原设立营级编制单位，1965年扩编设立团级编制机构。到1985年全军裁员100万，部队陆续撤编，延续至1999年移防编制基本完成。第64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系原396团打靶场，属军事配套设施用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地上就已修建了壕靶沟和三层600多平方米的石条砖房作为观察所，主要肩负全团武器射击打靶。该场地使用特殊，经总参部备案为永久性军产。2004年涉案土地移交给军区房管处管理。涉案土地一直由部队使用，地上至今仍保留着部队原来的营房和相关设施，其权属归属部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上述事实充分说明第64号《土地证》项下土地权属来源合法。二、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程序合法。2003年保亭县国土局依照规定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代表均参加了土地指界，共同确认了双方的土地界限。尔后，保亭县国土局逐项完成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和公告程序，但公告期间原告番坡村经济社未提出异议。据此，被告于2015年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总之，涉案土地权属来源合法，地界清楚，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且颁证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64号《土地证》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三、原告对第64号《土地证》项下土地不享有合法权利，且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两原告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但其本身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权利，两原告村民占用涉案土地的行为不能改变土地权属归部队所有的事实。涉案土地已登记发证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虽然目前没有部队驻扎，但涉案土地作为战略储备房地产仍然属于国防资产，不容侵犯。2．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如前所述，保亭县国土局早在2003年就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已共同确认了涉案土地的界限，保亭县国土局还就涉案土地的权属审核结果进行了公告，甚至原告一直以来都清楚涉案土地是部队在使用，原告对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是早已知晓的，但原告直到2017年才对该颁证行为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其起诉应予驳回。四、另需说明的是，海南岛是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重要翼侧和南海斗争的前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涉案土地是一类战略储备房地产，该地块上修建了大量的军事配套设施，防守工事齐全随时可以进驻。涉案土地是因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需要有意预留的，且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已取得合法权属证书，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没有合法依据，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4份，证明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于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以以租代管的形式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农业综合加工基地；2.（2009）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因原告番坡经济社的村民占用涉案土地，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提起了民事侵权之诉并胜诉。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未作书面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其在庭审中表示认可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的陈述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对被告保亭县政府所举证据的确认。两原告认为保亭县国土局对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土地登记发证申请作出初审意见的时间是2004年5月27日，而证据3（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记载原告番坡村经济社指界时间分别为2004年6月21日和6月28日、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指界时间为2004年6月23日，证据7（《关于土地登记审核结果公告》）记载保亭县国土局公告征询异议的时间是2004年6月15日，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前存在先审批同意发证后指界和公告征询异议的违法情形。两原告还认为，虽然证据3上盖有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公章和组长黄和生的私章，但这两个章均由村委会统一保管并在证据3上加盖，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实际并没有参加土地指界。故两原告对证据1-7不予认可。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和保亭县武装部对证据1-7无异议。经审查，证据3上记载土地权属界线核定的日期为2003年11月10日，虽然该证据上同时记载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指界时间为2004年6月21日和6月28日、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指界时间为2004年6月23日，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签章是在2003年11月10日后补签的，故两原告主张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前存在先审批同意发证后指界和公告征询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两原告称”番坡村经济社的公章和组长黄和生的私章均由村委会统一保管并在证据3上加盖”，但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否认其参加土地指界的理由亦不成立。本院对证据1-7予以确认，该7份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8即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两原告未对证据9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将涉案土地移交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的事实依据。两原告亦未对证据10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在该证据中，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就第112号《土地证》申请换发土地证所涉及的土地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对两原告所举证据的确认。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1（《保亭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所载土地并不包含涉案土地。经审查，根据保亭县国土局作出的且两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不予受理告知书》所载内容”《保亭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4宗土地一部分与国营金江农场、保亭县农科所存在权属争议，一部分已确权颁证给什迎经济社和两原告，一部分已给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颁发了第112号《土地证》”可见，证据1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2（《国营金江农场保亭县农科所番坡生产队关于处理场社纠纷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是国营金江农场与两原告为解决场社土地纠纷而签订的协议，该证据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该证据提出的异议理由成立，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纳。被告和两第三人认为证据3（《战术场借用合同书》）无部队盖章且两原告亦未提供证据3的原件核对，该证据来源不明，即便证据3是真实的，但部队借用的土地却位于靶场（涉案土地）以外的西南侧，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成立，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部队于1990年7月向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借用涉案土地的事实依据。被告认为证据4（《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两第三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两第三人认为原告番坡村经济社于1996年12月30日发包给海南保亭天然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土地位于靶场（涉案土地）以外，而不是涉案土地，即便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发包给该公司的土地是涉案土地，但涉案土地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由政府划拨给部队作为打靶场用地且部队在地上修建了军事设施，原告番坡村经济社于1996年12月30日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海南保亭天然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属侵权行为。经审查，两第三人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成立，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原告番坡村经济社于1996年12月30日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海南保亭天然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的事实依据。被告和两第三人认为证据5（《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记载的土地位置不明确，无法证明两原告发包给村民的土地位于涉案土地范围内。经审查，本院无法确认证据5所载的土地与涉案土地具有关联性，即便两原告发包给村民的土地位于涉案土地范围内，因涉案土地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由政府划拨给部队作为打靶场用地，两原告于1997年12月将部队土地发包给村民耕作亦不合法。本院对证据5不予采信，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两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属的事实依据。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6（《关于我们村土地问题的请示》）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经审查，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海南省政府已将该证据转交给被告，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告明知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仍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事实依据。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7（《土地确权申请书》）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已于2015年12月10日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两原告于2016年11月就涉案土地申请被告和保亭县国土局确权处理，不属土地权属争议。本院认为，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7提出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证据7不予采信。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8（《不予受理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经审查，正如本院对证据1的认证意见所述，证据8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9-11涉及的是第112号《土地证》项下之土地，与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3份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2为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原组长黄和生在庭审中作证的证词，黄和生否认其参加过涉案土地的指界，但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盖有黄和生的私章和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公章，黄和生称其私章和经济社公章由村委会统一保管并加盖在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黄和生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证据12不予采信。三、对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所举证据的确认。两原告对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提交的2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被告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对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提交的2份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提交的2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2份证据可以作为认定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于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以以租代管的形式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农业综合加工基地的事实依据。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坐落于××县经济社北侧，其东至番亲经济社、南至番坡村经济社、西至番坡村经济社、北至番亲经济社，面积131569.8M2。1958年，出于战略战备布局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6926部队进驻保亭县大本地区驻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告保亭县政府将涉案土地划拨给6926部队作为军事设施用地。尔后，6926部队将涉案土地作为全团武器射击打靶场用地，并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壕靶沟、三层600多平方米石条砖房的观察所和其他军事设施。1985年53610部队（6926部队于1975年变更番号为53610部队）陆续撤编移防他处后，涉案土地作为永久性军产转由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管理。全省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期间，被告职能部门保亭县国土局于2003年11月10日召集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和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对涉案土地土地进行指界，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代表黄和生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代表均在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签章确认了涉案土地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土地界限。2004年6月15日，保亭县国土局就涉案土地权属审核结果公告征询异议，但公告期内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涉案土地权属提出异议。2015年12月10日，被告根据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土地登记发证申请和上述地籍调查情况以及保亭县国土局予2004年5月27日作出”该宗土地来源合法，四至界限清楚，面积准确，四邻无异议，准予登记”的初审意见，经审核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2017年5月，两原告知悉被告就涉案土地颁发第64号《土地证》后，遂于2017年6月29日以第64号《土地证》项下土地属其集体所有、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颁发的第64号《土地证》。另查明，全省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期间，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根据广州军区[2004]联营字第76号《关于整坐落空余房地产移交军区房地产管理部门集中储备管理的指示》精神，于2004年7月9日将涉案土地移交给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管理.但由于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申请土地登记发证时，未将土地移交情况告知保亭县国土局和被告，导致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了第64号《土地证》。在涉案土地移交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管理后，由于缺少人手，为了达到以租代管的目的，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于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农业综合加工基地。因53610部队于1999年完成撤编移防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部分村民陆续占用第64号《土地证》项下部分土地经营种养业，而与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纠纷。2009年，海南五指山野菜实业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同年12月，本院作出终审民事判决，限村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出占用的土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两原告诉请撤销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是否合法。关于两原告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被告和两第三人以两原告于2003年11月10日土地指界时已知悉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行为为由，主张两原告于2017年6月29日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0日，而两原告知悉该颁证行为的时间是2017年5月，故被告和两第三人主张两原告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两原告于2017年5月知悉被告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行为后，于2017年6月29日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关于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就涉案土地申请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来源是否合法。虽然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和保亭县武装部因时间久远，在本案中未能提交涉案土地权属来源的有关书面文件，但6926部队于1958年进驻保亭县大本地区驻防，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将涉案土地作为全团武器射击打靶场用地而在地上修建壕靶沟、三层600多平方米石条砖房的观察所和其他军事设施，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该客观事实，同时结合6926部队进驻大本地区驻防后，大本大队革委会、响水公社革委会、保亭县革委会于1972年11月就6926部队在大本地区的另外几宗军事设施用地与6926部队政治处、后勤处签订的几份地界协议书[即第三人广州军区通什房管处在本院同时审理的（2017）琼96行初107号、108号、110号、111号案中提交的几份地界协议书]来分析，可以认定涉案土地作为6926部队的军事配套设施用地，亦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通过政府行为划拨给6926部队使用的。故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在53610部队（6926部队于1975年变更番号为53610部队）撤编移防他处后，就已移交归其管理的作为永久性军产的涉案土地申请登记发证，其土地权属来源合法。其次，关于被告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2003年11月10日，为了明确涉案土地与原告番坡村经济社土地的界线，被告的职能部门保亭县国土局根据《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和《海南省农村土地登记发证技术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召集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代表和涉案土地的管理人保亭县武装部的代表进行了土地指界，土地指界后，双方代表均在L35、L3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上签章确认了部队用地的界线范围，且土地指界后，保亭县国土局亦依法就涉案土地权属审核结果公告征询异议，但公告期间内，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涉案土地权属提出异议。被告根据原告番坡村经济社的代表和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的代表对涉案土地进行指界的情况、保亭县国土局公告征询异议的事实以及保亭县国土局于2004年5月27日作出的初审意见，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并无不当。两原告主张番坡村经济社原法定代表人黄和生未参加土地指界、被告颁证前存在先审批同意发证后通知土地指界以及颁证前番坡村经济社与部队存在权属争议，经审查，两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就涉案土地给第三人保亭县武装部颁发第64号《土地证》，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虽然两原告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其诉请撤销第64号《土地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番坡村经济合作社要求撤销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10日给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颁发保国用（2015）第6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大本村委会什实村经济合作社、番坡村经济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锋审 判 员 昌盛审 判 员 蔡莹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智书 记 员 符钰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