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鄂01刑终795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涂某，男，汉族，本科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市。2016年6月1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辩护人奇亮、李好光，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某，男，汉族，本科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京山县。2016年6月25日因涉嫌犯诈骗罪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辩护人蔡小祥，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涂某、郭某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鄂0106刑初29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涂某、郭某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ＸＸ霜、江山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涂某、郭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涂某、郭某于2012年8月至9月的一天，在本市武昌区武汉大学工学部茶港附近，经刘某1、梁某介绍，认识学生田某1、邓某某及其家长田某2、倪某某，谎称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钱款，就可以为未达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武汉大学录取分数线的田某1、邓某某办理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入学手续。期间，为骗取家长的信任，被告人涂某向家长及学生出示了伪造的武汉大学录取通知单、学籍信息、学生证及课表等。被告人郭某以收取“操作费”为由，于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1月12日，骗取田某2、倪某某通过刘某1的银行转账汇款共计人民币36万元，并将其中人民币23.5万元支付给被告人涂某。被告人涂某于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在上述地点，采取上述同样方式，以收取“操作费”为名，骗得学生田某3、赵某某、张某1、杜某、付振某、付伟某等6人通过刘某1的银行转账汇款共计人民币163.25万元。被告人涂某自述将上述钱款大部分转给他人用于办理学生学籍事宜。2016年5月，学生张某1发现自己并未取得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本科学籍，遂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人涂某、郭某分别于2016年6月18日、6月25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涂某的亲属代为赔偿邓某某（16万元）、田某1、田某3、赵某某、付振某、付伟某（5人65万元，人均13万元）共计人民币81万元并取得谅解。被告人郭某的家属根据其退赃的意愿，在一审庭审后主动退赔人民币12.5万元。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珞珈山街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材料，证明将被告人涂某、郭某抓获归案的经过情况。2、被害人的报案及陈述：（1）张某2、张某1（父子关系）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明通过刘某1认识涂某，涂某承诺可以找关系帮助学生张某1就读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2013年8月底或9月左右，张某2、张某1父子及刘某1在武汉大学茶港附近与涂某见面，涂某提供了一份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张某1的名字是手写的，法学专业，看完后他将录取通知书收回，说办事的领导有要求，其他人知道了会有影响，涂某说学生当年没有学籍，到第二年就可以查到学籍，看到通知书以后就相信了涂某，后委托刘某1转账给涂某人民币48万元操作费，含另一同事孩子杜兴某上学的钱，还交了涂某学费、住宿费。后来给张某1办理了学生证，2014年4月张某2又到武汉，涂某通过自带的笔记本电脑给其看了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显示有张某1的学籍登记，但张某2回家后自己查不到，涂某解释孩子是通过特殊手段读的书，一般人查不到学籍，后学生要报考司法考试，需要学籍证明，再找到涂某时发现被骗。（2）杜兴某（学生）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明事实与张某1陈述一致，当时在武汉大学茶港附近见到涂某，涂某向其出示了录取通知书，看后就收走了，后来才知道上学的操作费，是其父转给张某2一起办理的。杜兴某与张某1均陈述，他们在3年读书期间，没有学号，没有班级，没有辅导员，没有同学，不能参加学校的活动，不能参加考试，整个事情中，他们只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涂某，还有个年轻的男子（前两年是他收学费、送来课表和书），2015年的学费是涂某来收的，收的现金，没有任何收据。（3）田某2、田某1（父子关系）的报案材料及陈述，2012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山东一大学老师梁某，梁某推荐田某1读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商定操作费为35万元。后他们一行到了武汉见到涂某，涂某说可以办理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籍，四年后拿到毕业证，然后田某1和一同来的邓某某在一车上看到了他们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后被收走，在车上他们将学费交给一个叫“付强”的男子。2012年9月21日转给梁某人民币29万元（先已给6万元现金）全权办理此事，2013年梁某告知学籍已办好，田某1在宿舍里通过“付强”带来的笔记本电脑，通过学信网查到了他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籍。后两年的学费都是“付强”来收的，书和课本也是“付强”安排的。2016年武汉警方打电话来才知被骗。田某1陈述其在就读期间的情况与杜兴某与张某1的陈述情形一致。（4）倪某某（邓某某的家长）的陈述，证明其通过刘某1认识被告人郭某，郭某说认识武汉大学的领导，可以从领导那里搞到指标补录，需给学校一笔赞助费就可以办，当时郭某给我一份承诺书，意思是孩子如果中途自行退学或者是学习跟不上不能毕业，这赞助费是不退的，我在承诺书上签了字。之后我把赞助费人民币23.5万元给了刘某1，2012年9月份，我与刘某1把孩子送到武汉大学，来了一辆车子把孩子拉到学校，学费是孩子自己交的，孩子拿着课表上公共课，上专业课时到教室才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就没敢去上课。一年后，有人给孩子看了一个网，说是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籍办好了，当时我们家长就相信了这个事。到了毕业时间，我问刘某1，刘某1给了我涂主任（指涂某）的电话，我跟涂某打了几次电话，都回复说等等、正在办，直到接到警察通知我们被骗。（5）田某4、田某3（父子关系）的报案材料及陈述，与上述被害人陈述的为上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通过中间人梁某、刘某1的介绍、并转款缴纳操作费，找涂某办理上学的过程一致。（6）赵胜某、赵某某（父子关系）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明的事实与上述被骗过程相同。（7）付伟某（学生）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明的事实与上述被骗过程相同。（8）付春某（付振某家长）的报案材料，证明的事实与上述被骗过程相同。3、证人证言：（1）刘某1（中间人）的证言，证明被骗学生及家长通过他将钱汇款给被告人郭某、涂某的事实。2012年我经张某3介绍认识了郭某，张某3介绍说他是湖北荆州的大学老师，正好有朋友的两个孩子高考落榜，我问郭某有无关系，郭某说可以找关系读武汉大学，而且是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需要一些操作费。我跟两个朋友说了这个情况，他们表示愿意，郭某说每个孩子的操作费是24万元，他们说不认识郭某，通过我将钱转给郭某，2012年10月份，我陪两个孩子（田某1、邓某某）及家长到武汉，在武汉大学茶港见到郭某，还有涂某，郭某介绍涂某是武汉大学校办主任，涂某给家长及孩子出示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收了学费，带两个孩子到学校报到及安排了宿舍，当时要求交全部48万元操作费，我跟家长商量后决定先交一部分，等见到学籍了再交。2012年10月10日、11月12日分别给郭某转账人民币28万元和8万元，郭某说这个钱要给涂某，具体情况不清楚，直到2016年6月孩子面临毕业都没有学籍，我们觉得被骗，遂来公安机关报案。2013年涂某主动找到我，让我今后关于孩子上学事宜直接和他联系，当年田某3、赵某某、张某1、杜某、肖某及范某某、2014年付振某、付伟某等人的操作费我直接交给了涂某，每人都是24万元，开始交的是16万元，后来涂某以办事为由，陆续又从我这里把其余的钱拿去了。其他孩子来报到都是涂某来接待，先给孩子看通知书，后来收回通知书，再送到学校内。我一共交给涂某人民币211.25万元，其中还有办别的事情。我办这事，家长或多或少会给好处费我，每个1-2万元。我交钱给郭某、涂某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其中向郭某转账是用我的尾号为1416农业银行账户转账，向涂某转账是用我的尾号为3085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我听家长说，孩子读大二时，涂某和孩子及家长在武汉见面，当时他拿了一部电脑，用这部电脑上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到过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籍，每个孩子的信息都有，还有照片，但家长回家用自己的电脑在网上就查不到了，涂某解释，之所以家长不能查询，是因每个孩子还有一个学籍编号，不能告诉家长，怕出问题，等到毕业时才能正常查询，但现在毕业的两个孩子仍查不到学籍。（2）梁某（中间人）的证言，证明他通过刘某1的关系帮高考落榜学生田某1、田某3、赵某某、付振某、付伟某办理读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的事实，刘某1也是托办人，期间曾听田某1家长说查到过学生学籍，2016年6月接到武汉警方电话才知道被骗。我从上述5名学生家长处共收到170万元，转交给刘某1131.7万元，还给田某1家长7万元，我留下31.3万元，事发后5个学生家长找到我，我先退给他们67.49万元，后又退了10万元。（3）张某3（中间人）的证言，证明其介绍刘某1给郭某认识后，又通过郭某认识涂某，2012年9月份他与学生田某1、邓某某及其家长、还有刘某1一起到武汉市办理学生读书一事，当时郭某说自己是师范的校长，跟武汉大学的领导关系非常好，可以办成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他还介绍涂某也是什么领导，事后郭某给他1万元好处费。（4）赵某（中间人）的证言，证明其通过刘某1介绍学生肖某、范某某（不愿报案）到武汉大学读书，2013年9月汇给刘某154万元操作费，2016年6月发现被骗，后肖某的父亲采取强制手段从其处要回相关钱财的事实。4、书证：（1）武汉大学人事部、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涂某、郭某非该校事业编制职工，所提供的上述学生非本校统招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2）郭某收到刘某1转款28万元的收条照片，证明郭某收到中间人转款被害人所付操作费的事实。（3）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涂某、郭某案件退款说明，证明刘某1向学生邓某某家长倪某某退款4.5万元，涂某家属向倪某某退款16万元；梁某向田某1家长退款7万元、向田某1、田某3、赵某某、付振某、付伟某5名学生的家长共计退款77.49万元；涂某家属向田某1、田某3、赵某某、付振某、付伟某退款65万元。（4）梁某提供的田某3等5名被害人的还款证明及转款凭证、刘某1退款的银行凭证、涂某的委托家属处置财产的材料（于2016年9月26日向上述5名被害人指定的账户汇款65万元），印证了书证（3）证明退款的情节。（5）被害人的谅解书：田某2、赵胜某、田某4、付伟某、付春某共计收到涂某退还人民币65万元、倪某某收到16万元，后对涂某表示谅解。（6）被害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银行转款凭证、学生证、课程表，分别证明被害人汇款的情况及本案被告人伙同他人作案采用的虚构事实的手段。（7）证人郭某、刘某1、梁某、赵某及被告人涂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明被害人转款给中间人梁某、刘某1后，由刘某1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操作费分别转到被告人郭某、涂某账户的事实，其中刘某1于2012年10月10日、11月12日分别给郭某转账人民币28万元和8万元；2012年10月10日郭某将其中人民币23.5万元转给涂某；刘某1于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12月3日先后18次给涂某转款共计211.25万元；涂某于2013年12月18日至2016年1月18日先后22次给许煜涛转款共计90余万元（涂某称汇款许煜涛用于办理学籍）。5、被告人涂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其供认从2012年到2014年，共招收10名学生，都是承诺办理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籍，共收了操作费人民币153万元。2012年高考后，郭某带刘某1找到我，说两个学生（田某1、邓某某）想读武汉大学，成绩不好让我想办法，我说找关系帮忙可以办，但需要操作费，我们商定每人12.5万元，钱由郭某汇到我银行卡上，我之后交给“付强”（是招生中介，不是武汉大学的教职员工）10万元办理此事，我将两个孩子交给“付强”后就没管了，我和“付强”有约定，我负责提供学生，收取操作费，将学生交给“付强”后，他来安排住所和学籍，学费由他们收取。2013年和2014年的8个学生，每人操作费16万元，钱是刘某1直接转给我的，都已经付清。这些孩子在学校没有学号、没有学生证、没有班级、没有辅导员管理、没有校园卡。所收的费用我用于给学生注册军自考学籍和办理统招全日制本科学籍毕业证，我交给许煜涛办毕业证，每个人交6-8万元。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给10个孩子办成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籍。涂某还供述自己与郭某都是招生中介，他们找到生源，收取操作费，扣除自己应得的收益，将其他钱交给他们告诉学生和家长的所谓关系，然后等到学生毕业时，如没有毕业证或者其他情况，就想办法退钱。6、被告人郭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对于2012年通过中间人张某3、刘某1介绍学生田某1、邓某某想读武汉大学后，其通过找涂某，并收取操作费36万元、将其中23.5万元支付给涂某的上述事实予以供认。原审认为,被告人涂某、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其中涂某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郭某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涂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此款于退赔完毕后缴纳）；被告人郭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已缴纳）；被告人郭某所退人民币12.5万元发还给被害人张某1、杜某（各62500元）。上诉人涂某的上诉理由：其是受刘某1委托办理学生入学事宜，是民事委托纠纷，原审定罪不准；其是中间人，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郭某的上诉理由，其系从犯，原判量刑过重，希望判处缓刑。上诉人涂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本案没有“伪造”的录取通知书等在案书证证实上诉人涂某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原审认定犯罪金额有误；3、即使上诉人涂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其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次要作用，应系从犯。上诉人郭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郭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并非起主导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处罚。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二审庭审发表意见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人涂某提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理由，维持原判；上诉人郭某在被害人、中间人及上诉人涂某之间撮合、参与，并收取钱财，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鉴于其退出赃款，结合其地位、作用，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至9月间，上诉人涂某、郭某经刘某1、梁某介绍获知学生田某1、邓某某的家长欲将高考失利的孩子送至武汉大学就读统招全日制本科，上诉人涂某、郭某谎称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钱款，就可以为未达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武汉大学录取分数线的田某1、邓某某办理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入学手续，并获取武汉大学本科学籍。期间，上诉人涂某伙同他人，在武汉大学工学部茶港附近等地向学生及家长出示伪造的武汉大学录取通知单、学籍信息、学生证及课表等骗取家长及学生的信任。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1月12日，上诉人郭某以收取“操作费”为由，骗得学生家长田某2、倪某某通过刘某1的银行转账汇款共计人民币36万元，并将其中人民币23.5万元支付给上诉人涂某。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上诉人涂某在上述地点，采取上述同样方式，以收取“操作费”为名，骗得学田某3、赵某某、张某1、杜某、付振某、付伟某等6人通过刘某1的银行转账汇款共计人民币163.25万元。2016年5月，学生张欣雨发现自己并未取得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本科学籍，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6月18日、6月25日，上诉人涂某、郭某分别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案发后，上诉人涂某的亲属代为赔偿邓某某、田某1、田某3、赵某某、付振某、付伟某共计人民币81万元并取得上述被害人谅解。上诉人郭某的家属在一审庭审后主动退赔人民币12.5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二审庭审举证、质证，其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上诉人涂某诉称其是受刘某1委托办理学生入学事宜，是民事委托纠纷，原审定罪不准，以及辩护人辩称原审认定上诉人涂某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虽然是多名被害人通过中间人找上诉人涂某等人帮助子女就读武汉大学统招全日制本科所引发，但上诉人涂某受过高等教育，应该明知国家对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的招生录取方针政策及方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其在不具备招生资格和能力的情况下，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采用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学籍信息等手段，骗得八名被害学生及家长的信任，以收取“操作费”的方式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钱财，上诉人涂某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均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原审定罪准确。上诉人涂某归案后对上述犯罪事实作过多次稳定的供述，且其供述与多名被害人的报案及陈述、证人证言、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同案犯的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原审认定上诉人涂某某成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涂某及辩护人辩称上诉人涂某是受人之托办理学生入学事宜，家长是自愿交纳费用的，且有刘某1书写的委托书、涂某与“付强”之间的书面约定予以印证，其行为不是诈骗而是民事纠纷的辩解，不仅与国家相关法规相悖，也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八名被害学生家长基于上诉人涂某等人的承诺而交纳巨额费用，但八名学生均不能正常上课及参加活动，无一人取得武汉大学学籍，更无人取得武汉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上诉人涂某的行为不属于民事委托纠纷。故上诉人涂某的此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2、关于上诉人涂某的辩护人辩称原审认定的犯罪金额有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根据上诉人涂某、证人刘某1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人证言、上诉人涂某、郭某的供述，认定上诉人涂某伙同他人诈骗金额共计人民币199.25万元正确。故上诉人涂某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3、关于上诉人涂某及其辩护人辩称上诉人涂某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应系从犯地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涂某在伙同他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中，积极参与犯罪全过程，不符合从犯特征，原审未认定从犯正确。上诉人涂某的此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4、关于上诉人郭某诉称其在犯罪中未起主导作用，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根据上诉人郭某伙同上诉人涂某在共同诈骗田某1、邓某某及其家长田某2、倪某某的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未认定上诉人郭某属从犯并无不当。上诉人郭某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涂某、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其中上诉人涂某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郭某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根据上诉人涂某、郭某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分别判处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涂某、郭某诉称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上诉人郭某的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 艳审判员 杨 毅审判员 郑雄文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