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7民终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德,男,生于1966年3月8日,汉族,陕西省洋县人，住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进才，陕西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生于2010年6月9日，汉族，陕西省洋县人，住洋县。法定代理人：张小斌，男，生于1979年6月17日，汉族，陕西省洋县人，住洋县，系被上诉人张某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智，陕西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洋县支公司。住所地：洋县武康路***号。代表人：张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张庆德因与被上诉人张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洋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2017）陕0723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庆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进才，被上诉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张小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智，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庆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违法。本案中就人工耳蜗与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及属性存在重大争议，本案应属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审以简易程序审理，审判程序违法。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事发时未见被上诉人张某被碰撞跌倒，当天在洋县医院检查时，被上诉人张某头颅部未见受伤跌破流血或者红肿青淤症状，当时并未有其头部红肿的照片，事发后也未作任何门诊或住院治疗，这说明被上诉人张某头部并未碰撞受损，不可能发生植入头皮内耳蜗因受外力碰撞受损的问题。原审认定案涉耳蜗经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公司测试，结论：该人工耳蜗接收刺激器故障，需重新进行人工电子耳蜗植入。该结论只是对耳蜗故障原因的鉴定，未对故障形成的原因进行释明。原审在人工耳蜗故障成因未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张某耳蜗故障归责于交通事故所致，属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张某植入头皮的人工耳蜗，耳蜗编号为1020051307023，属C124RE（CA）型人工耳蜗，但未查明该耳蜗价值。3、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公司明文规定，人工耳蜗保修期十年，上诉人使用三年的旧人工耳蜗的价值、修理后能否再使用、旧人工耳蜗的残值以及新植入人工耳蜗的型号（是普通适用型还是高级豪华型），原审均未查明。4、人工耳蜗是植入耳聋残疾人头皮内帮助提高其听觉的残疾辅助器具，人工耳蜗植入体内后成为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替代人体器官功能的器具，对它的损害就是对残疾辅助器具的损害，因此新植入的人工耳蜗，其性质应属于残疾辅助器具，在交强险项下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1、张某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受伤导致植入的人工耳蜗受损属实；2、原审认定人工耳蜗属于财产损失属性质认定错误，应属残疾器具范畴，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3、原审对护理费认定太少，请求予以调整；4、原审对精神抚慰金未予支持错误，请求二审予以改判；5、对原审认定的其余损失数额不持异议。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二被告赔偿原告人工耳蜗费用81000元、住院费61223元、门诊医疗费363元、住宿费700元、交通费3812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7600元、资料复印费171.1元、伙食费660元、耳蜗调试费1645元、辍学一年损失10000元、意外伤害费用50000元，共计219972.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31日9时许，被告张庆德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至洋铁路竹园村路段，在右打方向避让前方行人原告张某时，其车辆左侧与原告身体及所持遮阳伞擦挂，致原告倒地，头皮下植入的人工耳蜗受损，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洋县交警大队认定张庆德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张庆德及原告亲属共同送原告到洋县医院检查，医生建议原告去耳蜗植入术医院检查。2016年8月3日，原告张某被送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检查，8月16日，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对原告于2013年植入的1020051307023号CI24RE(CA)型人工耳蜗进行测试，结论为，该人工耳蜗接收刺激器故障，需要重新进行人工电子耳蜗植入，并函复西京医院。2016年9月11日，原告在西京医院住院8天，诊断为：1、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右）；2、人工耳蜗植入体损坏（右）；3、感音神经性耳聋（双侧），行右侧受损耳蜗植入体取出、新人工耳蜗植入术。被告张庆德支付原告医疗费5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张庆德为其车辆在被告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张庆德具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使用人对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后果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张庆德违规驾驶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张某人工耳蜗受损，对原告医疗费等合理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6158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30元／天×8天）；3、营养费160元（20元／天×8天）；4、住宿费700元；5、交通费1219元；6、护理费：根据原告医疗费、交通费票据，原告去西安检查、住院，前后共19天由父母二人护理，计护理费3420元（90元／天×19天×2）；7、人工耳蜗费用81000元，以上共计148325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耳蜗调试费1645元，没有提供该费用支出票据，不予支持；要求赔偿资料复印费171.1元、辍学一年损失10000元及意外伤害费用5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被告张庆德以原告在事发后头部无伤情为由，对原告耳蜗受损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其头皮红肿，存在明显的外伤，外力作用与耳蜗受损具有因果关系，故该辩解主张不能成立；对被告张庆德关于耳蜗故障后应当维修而不应更换的辩解意见，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张庆德所驾车辆在被告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依法应由被告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张庆德按责任赔偿。对于81000元的人工耳蜗费用，二被告对其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还是财产损失产生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残疾辅助器具费是指在受害人因人身伤害致残的情况下，为补偿其丧失的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或者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备的生活自助器具。原告张某感音神经性耳聋，并非交通事故所致，原告为补偿其听觉功能缺陷安装的人工耳蜗在事故中受损，对本案而言属于原告的财产损失，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付，故对被告张庆德该辩解主张，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洋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0000元，在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5339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人工耳蜗费用2000元，共计17339元；二、原告张某其余损失130986元（148325元-17339元），由被告张庆德赔偿90%即117887.4元，除已付5000元外，再赔付原告112887.4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二条，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收取800元，由原告监护人承担275元，被告张庆德承担525元。原告已预交800元，被告张庆德在履行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二审中，被上诉人张某提交以下证据：1、三份证人证言，以证明张某在事故发生前听力正常，张某的人工耳蜗在交通事故中受损。经组织质证，上诉人张庆德、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对真实性均不认可。经审核，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上诉人张庆德、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对该三份证人证言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2、取出的人工耳蜗原件（已经当庭退回）及照片打印件。证明目的：该损坏的人工耳蜗无法修复。经组织质证：上诉人张庆德、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洋县支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经审核：因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综合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所做的人工耳蜗测试结论以及被上诉人张某手术记录，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在卷，并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适当；2、案涉人工耳蜗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被上诉人张某重新植入人工耳蜗的支出是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还是财产损失；4、被上诉人张某重新植入人工耳蜗是否有扩大损失的情形。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第三条：“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一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当事人在原审中也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故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张庆德关于原审适用简易程序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洋县交警部门即介入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张庆德在2016年8月5日接受洋县交警大队办案人员询问时对事发经过有如下陈述“……一个小女孩约6、7岁打了一把雨伞，从路东横穿道路往路西跑，我离只有6-7米远，就赶快右打方向，同时采取制动措施，因道路有黄泥，车没有刹死，结果车左侧（后面）不知啥地方挂到伞上，这女娃就摔倒了，我车随着惯性滑行到女孩前面路南……，……到洋县医院后经医生诊断，先做CT，但这女孩母亲不让做，怕影响耳朵里带的东西，后经咨询，耳鼻喉科医生答复，此女孩耳朵带的东西洋县、汉中都没有技术鉴定，让以前那个医院给安装的仪器到哪里去检查诊断，后我们三个人商量到西安去，但西安医院提前需要预约，并让我提前准备点钱，准备预约好上西安，现在先回家……”，在办案人员询问事故发生后是否有人受伤、车辆是否受损时，张庆德陈述“这女孩摔倒了的，看身上没有啥伤，但家属说这女耳朵带了一种仪器，不通电了，经询问县医院医生，称人家说到西安以前做过手术地方去复查定结果，我车辆没有受损。”。现上诉人张庆德在诉讼中关于事发时未见被上诉人张某受伤跌倒，人工耳蜗受损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主张和其在交警部门的陈述明显不符，而被上诉人张某就人工耳蜗所主张的诊疗经过与上诉人张庆德的上述陈述相印证，据此，原审认定上诉人张庆德驾驶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被上诉人张某人工耳蜗受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残疾辅助器具费是指因伤致残的受害人为补偿其遭受创伤的肢体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或者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制的生活自助器具所需费用。其性质属于受害人增加生活上需要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张某就争议人工耳蜗的支出并非因案涉交通事故致残而配制所产生，而是被上诉人张某自身感音神经性耳聋，于2013年即已头皮下植入的人工耳蜗在案涉交通事故中受损，致其重新植入新的人工耳蜗而支出的费用，该费用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中所指的财产损失，原审认定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依据查明的事实，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对被上诉人张某于2013年植入的1020051307023号（CA）型人工耳蜗进行测试后的结论为：该人工耳蜗接收刺激器故障，需要重新进行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据此，被上诉人张某更换新的人工耳蜗并无不当，就新植入的人工耳蜗，被上诉人张某也提交了增值税发票对其价格予以证明。就上诉人张庆德上诉所称残值问题，被上诉人张某辩称因人工耳蜗系澳科利耳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专利产品，基于产品技术机密，被损坏的人工耳蜗取出后不能流入市场，由该公司统一收回，该陈述亦具有合理性。而上诉人张庆德对争议人工耳蜗重新植入的必要性和价值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举相应反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因被上诉人张某未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故对其二审答辩时提出的改判请求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张庆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329元，由上诉人张庆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耀斌代理审判员  金 庆代理审判员  冯 婧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