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22民初2496号原告：杨艳丽，女，198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明，男，山东国曜（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峰，男，1989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被告：张小红，女，198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系王国峰之妻。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炳增，男，莘县燕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莘县河店镇赵炳海村委会推荐。原告杨艳丽与被告王国峰、张小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艳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明，被告王国峰、张小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炳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艳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购棚款45000元，在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被告返还购棚款8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蔬菜大棚购买协议，依据协议约定，被告王国峰以135000元的价格购买原告拥有的蔬菜大棚三个，被告享有该蔬菜大棚所占土地7年的使用权。该协议还约定了被告购棚款于2016年6月30日支付50000元，2016年10月1日支付40000元，2017年5月10日支付45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将蔬菜大棚交付给被告，但被告仅支付两笔购棚款共计90000元，剩余45000元未按期支付。约定付款日期到达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不支付。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王国峰辩称，原告丈夫张佰龙（又名张佰成）是我妻子张小红的同胞大哥，2016年3月16日，张佰龙在大棚上干活时意外死亡，原告与张佰龙共同生活期间租赁同村张传利、张某2的土地建有三座大棚，其中两个弓棚、一个冬暖式大棚，2016年6月30日我和原告签订了买卖协议，原告把三座大棚卖给我，价款135000元，我已经给付原告90000元，剩余的45000元棚款没有给付。现我认为大棚买卖协议是无效的：1.原告无权独自处分这三座大棚，原告的丈夫死亡后，三座大棚作为家庭财产，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进行遗产处理，在张佰龙的父亲张某1、母亲田东姐没有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继承的情况下，原告把大棚卖给我，违反法律规定。现张某1、田东姐已向莘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对张佰龙的遗产进行继承。2.大棚买卖协议签订过程中原告有欺诈行为，大棚所占土地是租赁他人的，协议注明还有7年才到期，而后来我了解到其中的冬暖式大棚在2018就到期了，土地出租人张传利也多次找我，明年要收回土地，不再出租了，致使我无法按协议规定种植7年，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3.在我种植过程中，原告多次到大棚地找我闹事，妨碍我正常的的生产经营，并说大棚不卖了要收回去，2016年12月份我找人给两个弓棚上膜时，原告来找我闹事，骂帮我上膜的人，要拆棚还报了警。因我无法正常经营，故买卖协议已经没有继续履行的基础。综上，我认为买卖协议侵害他人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协议签订过程中原告有欺诈并有妨碍被告种植经营的行为，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驳回原告的诉求，返还所得大棚款90000元。被告张小红辩称，同王国峰答辩意见，另，大棚买卖协议的签订我没有参与，起诉我没有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事实确认如下：原告之夫张佰龙与被告张小红系同胞兄妹。原告与其夫张佰龙分别租赁案外人张某2、张传利的土地建有三座大棚，其中弓棚两座、冬暖式大棚一座。其中，两个弓棚位于沙镇寨里村西河沿北侧，两棚相邻，建于2013年，棚地是租赁的张某2的土地；冬暖式大棚位于寨里村西北，在弓棚东，与弓棚隔一条河与一条路，建于2010年左右，棚地是租赁的张传利的土地。2016年3月16日原告之夫张佰龙在干活时意外死亡。2016年6月30日，在被告家中，原告杨艳丽与被告王国峰签订了蔬菜大棚购买协议，协议有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其中一份协议由被告书写了前两句，原告书写了其余内容，另一份均是原告书写。原告杨艳丽提交的买卖协议正面载明“王国峰买断杨艳丽的棚，棚地时间是七年整，购买日期2016年六月三十号，也就是说七年后，棚架子归王国峰即2023年六月三十号。付钱方式三次付清，接棚时间6月三十号给钱伍万元整，第二次付钱2016年西红柿收后十月一号给钱四万元整，第三次拿清剩余的四万伍仟元，时间是2017年5月十号，结清。双方同意，购买方：王国峰，卖方：杨艳丽”，双方签字确认。该协议背面载明“2016年三十号给了肆千元，柒月壹号付剩余肆万陆仟元”。签订买卖协议时未约定每个棚的价格，只是将总金额约定为135000元；该协议中，买卖双方也没有明确约定买卖大棚的范围。协议签订后，被告张小红通过个人账户分别于2016年7月1日、2016年10月28日给原告杨艳丽转账15000元、40000元。上述事实有买卖协议、银行交易明细、调查笔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原告将诉讼请求中的涉诉金额由45000元变更为80000元的争议。原告主张变更涉诉金额的原因是诉状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书写，原告向代理人陈述不清，立案后原告及代理人进一步调查，发现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55000元，而不是90000元，因此将涉诉金额变更为80000元。就此，原告提供卡号为62×××52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被告张小红通过个人账户分别于2016年7月1日转账15000元、2016年10月28日转账40000元，原告以此证明己方的主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并辩称除上述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原告的55000元之外，在协议签订时给原告4000元现金，并由王国峰记到原告持有的协议背面；2016年7月1日通过张小红银行卡向原告转账15000元时又给原告6000元现金，2016年7月4日通过王某（被告王国峰之弟）转给原告25000元，三笔款项合计35000元，上述共计给付棚款90000元。就此，被告提交王某账号为62×××05的账户向原告的6217994710011454309账户转账25000元的记录一份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以支持己方辩证意见。证人王某证明：2016年7月4日下午或晚上，王国峰通过我在邮政银行开通的手机银行转给杨艳丽25000元，另外在家给的现金我也见了。原告就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证人与被告王国峰系亲兄弟关系并且证人说的给付现金地点与被告说的不符，不认可证人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综合分析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诉状、原告杨艳丽银行卡号为62×××52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买卖协议背面支付4000元的记载、证人王某银行交易明细及证人证言认为，原告在诉状中主张被告已分两次支付90000元，系其对付款金额事实的认可，虽然在庭审中原告反悔并变更诉讼请求，但并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推翻其自认。上述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本院认可的涉诉金额为45000元。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一，关于原告对涉诉大棚的处分问题。被告辩称涉诉大棚系张佰龙的遗产，原告杨艳丽无权独自处分，因此买卖合同无效。就此，被告申请证人张某1（张佰龙的父亲）出庭作证。张某1证明：其不同意杨艳丽私自将上述大棚出售，并要求将涉诉大棚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已另案起诉）。原告就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张某1与被告张小红系父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告以涉诉大棚为张佰龙遗产，原告杨艳丽系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利转租的问题。原告主张涉诉大棚是其与张佰龙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原告出卖的是大棚架子，不涉及大棚土地，原告有权利处分该财产。就此，原告提供其与张某2之妻王彦在2016年4月2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两个弓棚所占土地的租金已经支付至2023年9月9日，原告以此证明自己有权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承包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辩称该协议是原告近段时间自造的，原告转让三个大棚所占用土地系转租行为，并未经过原出租人的同意，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有将该土地转包的权利，因此买卖合同无效。就此，被告提供证人张某2的录像视频。该视频中，证人张某2称不太同意将土地转租。被告以此证明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收回土地会致使被告无法获得七年的棚地使用权。原告就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且视频录制时证人与被告事先商量好了，该证言不属实。本院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认为：原告与王彦签订的协议，二被告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原告称出卖的仅是大棚架子，与土地无关的说法，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认可；证人张某2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依法不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未经出租人同意而转租的合同并非当然无效，本案中，涉诉两个弓棚占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张某2并未提出解除合同，因此，对被告以原告未取得转包权为由要求确认买卖协议无效的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3、关于涉诉冬暖式大棚种植期限的问题原告在庭审过程中将本案涉诉的大棚由三个变更为两个，主张冬暖式大棚是免费让被告耕种的。就此，原告提供其与张传利的面谈录音，以此证明被告知晓冬暖式大棚剩余租期为两年。被告对原告提供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录音人的身份不能确定，且录音内容不一定是涉诉土地，并辩称当时买卖协议约定的是买卖三个大棚，价款共计135000元，原告承诺还有七年的土地使用期，后来在种植过程中发现冬暖式大棚只能种两年就到期。就此，被告提供张传利手持身份证拍摄的视频以及张佰龙与张传利签订的由张佰龙承包张传利责任田3亩（涉诉冬暖式大棚所占土地）的证明复写件一份，证明该冬暖式大棚所占土地的租期于2018年到期，无法实现让被告种植七年的约定。原告对被告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张传利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张传利与张佰龙签订的“证明”书也是复写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主张双方协议涉及的大棚不包括该冬暖式大棚，但原告已在诉状中自认，虽在庭审中变更，但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因此，本院对原告关于冬暖式大棚的主张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录音及被告提交的“证明”书，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就关于冬暖式大棚的用地情况对张传利予以核实调查，张某2证实：2012年7月7日将涉案土地租赁给原告之夫张佰龙，承包期六年，2018年7月7日到期，每年7月份预交下一年的租金，张佰龙去世后，2016年五六月份时，原告和被告张小红曾到张某2家中商量涉案大棚用地的事情，张某2给原告和张小红说，如两年到期后，被告张小红愿意继续租赁，张某2再与被告张小红重新签订协议，价格随行就市。2017年二三月份时，被告张小红将2016年至2017年的租金交给张某2。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是在知晓该大棚的租赁期限仅剩两年的情况下，向张传利支付了2016-2017年度的土地租金，应视为其对该大棚转租期限的认可。故，被告称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欺骗即隐瞒了冬暖式大棚的租赁期限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杨艳丽与被告王国峰签订的大棚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杨艳丽向被告王国峰履行了交付大棚的义务，被告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价款。被告支付了90000元购棚款后，对剩余的45000元未按约支付，显属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张小红与被告王国峰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涉诉大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对于原告要求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杨艳丽要求被告王国峰、张小红支付购棚款45000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国峰、张小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杨艳丽大棚款4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计算至本息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艳丽的其它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原告杨艳丽承担437元，被告王国峰、张小红承担4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素晓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葛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