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4民初2677号原告：巢国燕，女，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赖剑波，系广州市从化区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杨晓珍，系广州市从化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柏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广从路小海开发区（未编）****。法定代表人：邓德球。委托代理人：田海波、夏彬，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沙头石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邓伟其。委托代理人：唐壁芸，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巢国燕诉被告广州市柏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勤公司”）、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得福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余春香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巢国燕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晓珍、被告柏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海波于2017年8月24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必得福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为查明事实于2017年9月26日再次组织各方庭询，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晓珍、被告柏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彬、被告必得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壁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巢国燕诉称：原告等人分别在柏勤公司一车间、二车间、后勤部工作，入职时间不等。2017年4月28日，柏勤公司公告因严重亏损决定提前终止经营。原告等人要求柏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拖欠工资、确认劳动关系等的请求，已向从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得到仲裁裁决书的确认、支持，后申请将必得福公司列为共同被申请人但仲裁委员会未批准同意。原告认为：柏勤公司自设立起，一直是被告必得福公司委派其监事邓伟添实际管理该公司，并以必得福公司的名义为部分员工购买社保至今；柏勤公司原负责人何继权、现法定代表人邓德球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从未管理柏勤公司，柏勤公司员工也未见过他们。在柏勤公司，所有的企业设备上均有“固定资产标识卡”，注明“公司必得福”，表明设备来源系必得福公司（但是2017年4月28日柏勤公司发布关闭公告时却称该设备已经为柏勤公司所有），同时必得福公司也是柏勤公司的主要客户，柏勤公司的账簿也能说明二公司的关联关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邓伟添不仅自己实际管理该公司，以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发放员工工资，还以必得福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名义向员工发放生日卡、元旦时发台历，柏勤公司员工一直认为必得福公司也是其用人单位。基于以上事实，必得福公司应当认定为原告的用人单位，与柏勤公司共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拖欠工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柏勤公司于2009年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柏勤公司与必得福公司连带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0934.04元。原告巢国燕提交的证据是：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柏勤公司承诺书（附柏勤衣车设备台账）、工单、流水记录、柏勤公司通知文件、银行流水、必得福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佛山市社保参保缴费证明、生日卡、固定资产标识卡、柏勤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本院在庭审后，在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及柏勤公司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到柏勤公司办公地点现场调查取得的证据是：大量以必得福公司名义或邓伟添名义签发的文件，包括公司的规章制度、生产安排文件、产品质量监控文件、上班时间安排文件、工资方案、工作考核文件等。本院另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从化凤仪支行调取了邓伟添名下尾号为046108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8月4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资金往来流水。必得福公司庭后收到本院送达的法院调查取证所得证据后，辩称：一、必得福公司同柏勤公司是正常的业务关系，柏勤公司是必得福公司的加工企业，必得福公司提供材料，柏勤公司加工，必得福公司支付加工费，柏勤公司出具发票，双方之间是正常的业务关系；二、证据仅能证实必得福公司与案外人的材料放置于柏勤公司内，不足以证实必得福公司与原告构成劳动关系，更不能说明柏勤公司是运用了必得福的制度对自己公司进行管理；三、柏勤公司仅仅完成必得福公司产品的一道工序，所以必得福公司内部称之为车间，但事实上并非车间；四、柏勤公司内存放的设备之所以有必得福的标识卡，是因为那批设备是必得福公司的，设备是无偿借给柏勤公司，因为柏勤公司帮我们完成一道工序，我们对加工企业的产品质量要求很高，所以为加工企业柏勤公司提供了机器设备，专门生产必得福的订单，所以标识卡仅能证明设备属于必得福公司。必得福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2016年4月26日至2017年3月5日期间的数份产品销售合同，及对应的出仓单、进仓单、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发票。被告柏勤公司辩称：一、我方对仲裁裁决没有异议，对仲裁裁决没有提出诉讼；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均按仲裁裁决书所认定的起止时间；对仲裁机构认定的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异议；对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仲裁裁决所确定的金额。二、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不认可，所有责任应由我方承担，原告声称两被告是关联企业不属实，原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内容与事实不符，理由：1.尽管有邓伟添代公司发放工资，但该行为仅仅是邓伟添个人行为，与被告必得福无关系；2.设备上的标识卡虽有必得福字样，但这是公司成立时向必得福公司采购的设备，这不能成为关联企业的理由；3.柏勤公司的生日卡、通知，只是因为拿了必得福的便笺、拿了必得福的贺卡而已；必得福公司只是协助柏勤公司管理，柏勤公司借鉴必得福公司的经验制度而已。希望法院查明事实按仲裁裁决作出判决。三、我司与被告必得福不存在关联关系，如果有关系，仅仅是业务往来；双方是有正常业务往来的独立的公司，双方的主体名称不同，员工的工作场所不同，经营地址不同，股东间也无亲属关系，及交叉持股关系，投资方股东均不相同，必得福公司的证据证实与我公司发生真实业务关系往来，对必得福公司的证据无异议；四、我公司现场找到的文件及材料，是因为我公司为了生产经营，从必得福公司拿来参考的，是我公司生产经营参考的文本，不能据此认定是关联企业，必得福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场从来没有确认与必得福公司有关联。被告柏勤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8日，被告柏勤公司发布公告，宣布结业清盘。此后原告等人到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集体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其中巢国燕主张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是2009年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并申请裁决柏勤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工资（其中巢国燕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是32215元、拖欠工资895.57元）。仲裁期间，原告等人又向仲裁委员会申请追加必得福公司为被申请人、与柏勤公司共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工资。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同意原告方要求追加必得福公司为被申请人的申请，并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7]270-30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确认原告巢国燕与被告柏勤公司从2009年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柏勤公司一次性支付巢国燕经济补偿金20934.04元（其他劳动者的裁决结果根据各自的工作时间及工资水平不等）。仲裁裁决书送达各方后，原告在15天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柏勤公司未提起诉讼，并于本案庭审时确认仲裁委员会查明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确认仲裁委员会查明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确认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本院另查明：必得福公司成立于2003年，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是邓伟其，董事邓伟雄，监事邓伟添，副董事长李永洪；必得福公司的四个股东情况分别是：添乐福合伙企业（占股57.4%），福达合伙企业（占股12%），福满溢控股有限公司（占股8.1%），融信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2.5%）。必得福的两个股东添乐福合伙企业、福达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情况是：添乐福的合伙人是邓伟其（占股76.48%）、邓伟添（占股23.52%）；福达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邓伟其（16.6667%）、邓伟添（83.3333%）。包括原告在内众多劳动者，在被告柏勤公司处工作期间，部分劳动者通过必得福公司购买了社保，部分劳动者声称因为公司不在广州帮其参保只能通过总公司必得福公司在佛山参保故放弃了购买社会保险；劳动者的工资每月均从必得福公司的监事邓伟添的银行账户转账发放。经本院现场调查发现，被告柏勤公司的办公室内，遗留有大量以必得福公司名义发出、经必得福监事邓伟添或必得福法定代表人邓伟其签名的公司内部文件，包括公司的规章制度、生产安排文件、产品质量监控文件、上班时间安排文件、工资制度、工作考核制度等，文件、制度内多次称“柏勤车间”、“从化车间”、“从化柏勤车间”；部分文件董事会签名处留有邓伟其、邓伟添、李永洪、邓伟雄的签名，部分文件头注明必得福公司，部分文件落款是必得福公司（例如：《2012年制品车间管理职效考核》、《2012年制品车间机修考核》、《2013年从化制品车间管理职效考核》均显示：“考核范围：平三车间、柏勤车间…”且均有邓伟添的签名；《2014年制品车间机机修考核》的文件头、落款均注明是必得福公司且有必得福公司法定代表人“邓伟其”的签名；《制品车间职效考核方案》显示“考核范围：…柏勤公司…”，落款为“董事会：邓伟其、邓伟添、李永洪、邓伟雄”……）。前述所有管理规范性文件均没有柏勤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绝大多数只有邓伟添签名。经本院现场调查另发现存放于柏勤公司内部的机器设备上贴的固定资产标识卡显示信息为：“公司：必得福；安置地点：从化柏勤车间”。原告提交的劳动者收到的生日贺卡、柏勤公司办公室遗留的大量空白生日卡，均显示有必得福公司的名称并有邓伟雄、邓伟其、李永洪、邓伟添的签名手写体字样。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及被告柏勤公司的确认，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柏勤公司自2009年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原告被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2462.83元；被告柏勤公司需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是20934.04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被告必得福公司对柏勤公司需支付工资及补偿金的义务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定必得福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1.管理上，必得福公司对柏勤公司的人员及业务直接管理。根据本院到柏勤公司实地调查发现，被告柏勤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流程安排等绝大多数是以必得福公司的名义发出、由邓伟其或邓伟添直接签发，而没有柏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签名；各项规章制度的内容明确显示是适用于管理包括“柏勤公司”在内的几个“车间”，各项制度中多次称呼柏勤公司是“从化车间”“柏勤车间”；柏勤公司向员工发放的生日贺卡、柏勤公司办公地点遗留的空白贺卡都显示祝福来自必得福公司，并有邓伟雄、邓伟其、李永洪、邓伟添的手写体签名。两被告抗辩称：是由于邓伟添对柏勤公司供货给必得福的业务实行监督、柏勤公司免费请邓伟添指导、柏勤公司借鉴必得福公司的管理制度、邓伟添监督业务时将必得福的文件带过来参考等，但是都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柏勤公司的规章制度都是邓伟添签署而不需要柏勤公司的管理人员签署；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以必得福的名义发出的管理制度大量存在于柏勤公司、柏勤公司的规章制度大多数都是以必得福公司的名义下发；不能合理解释假如那些制度仅属于必得福公司可是为什么没有必得福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或其他管理人员的签名……两被告的抗辩显然不合正常逻辑与常理，本院不予采信。2.财产上，必得福公司与柏勤公司存在混同。柏勤公司固定资产标识卡显示：“公司：必得福；安置地点：从化柏勤车间”。柏勤公司存放的设备主要是缝纫机及相关机器设备等。被告柏勤公司抗辩称是因为柏勤公司向必得福公司购买了旧的机器设备，但是并没有提交发票、合同等证据证实；必得福公司抗辩称是因为柏勤公司在业务上为必得福公司加工生产产品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质量故无偿借给柏勤使用。柏勤公司与必得福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不合常理与逻辑。标识卡显示的内容，也印证了必得福公司将柏勤公司视为一个生产基地、生产车间。3.业务上，被告必得福公司将柏勤公司作为一个生产基地、生产车间，两家公司业务存在部分的重合与混同。从本院现场调查取得的证据中发现，柏勤公司里存放有部分必得福公司与案外其他公司交易的对账单；另柏勤公司存放的部分以必得福公司名义发出的生产安排通知里，明确提到“安排从化车间生产”。这印证了柏勤公司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必得福公司的部分业务。必得福提供的数份必得福与柏勤公司的产品销售合同及发票，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部分业务性往来，但是不能排除二者隐藏的关联关系。4.用工上，柏勤公司与必得福公司混同用工。首先，柏勤公司的该批系列案纠纷的劳动者的工资，每月均从必得福公司监事邓伟添的银行账户发放。其次，包括原告在内的劳动者，柏勤公司不在广州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而是必得福公司在佛山为部分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劳动者声称因柏勤公司不在广州为员工参保，只愿意通过总公司必得福在佛山参加社会保险故部分员工放弃了参加社会保险），说明必得福公司与柏勤公司同时行使着用人单位的角色，存在混同用工。以上两点说明柏勤公司的劳动者，不仅仅是受柏勤的使用与约束，必得福公司同样行使着用人单位的直接管理、使用、支配权，必得福公司对柏勤公司的劳动者存在混同用工。综上，必得福公司实际上参与了柏勤公司直接管理，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柏勤公司的劳动者实行混同用工，故本院认定必得福公司需连带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及工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巢国燕与广州市柏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2009年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市柏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巢国燕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0934.04元；三、被告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柏勤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余春香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