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43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马孟林，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燕樑，济南槐荫梅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世忠，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济南市。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以下简称邮政济南局）因与被上诉人袁世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4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邮政济南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袁世忠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世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袁世忠的《山东省城镇劳动者失业证》是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该行政许可是有效的，一审对袁世忠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认可错误。根据济南市进行城镇失业人员登记及领取失业证的办理程序、规定“就业转失业人员办理失业证需出示原单位出具的终止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袁世忠于2007年1月在济南市市中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办理并领取了失业证，证明其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与邮政济南局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行政管理“谁发证，谁管理”的原则，一审应予以认可。申请法院调阅袁世忠档案，查明其办理失业证之前的劳动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一度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即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与一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与其他单位只能形成劳务关系。2010年9月14日起实施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8条对这种情况才作出规定，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争议发生在2007年2月之前，因此，依法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和认定。三、一审判令邮政济南局为袁世忠补缴社会保险错误，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2月20日在其官网答复，关于企业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费引发纠纷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关系到如何正确界定人民法院司法职责权限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权能的合理分工。在确定这两者界限范围时，应当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作为依据。根据这两部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社会保险从办理登记、缴费、发放社保费用到监督检查等均明确规定了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1日在其官网答复，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数额等发生争议的，未规定由法院受理。因社保机构对用人单位欠缴费用负有征缴的义务，如果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此类争议不宜纳入民事审判的范围，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数额等发生争议的，应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最高法院2011年11月23日在其官网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本案主要是1996年到2007年期间袁世忠身份确定问题，邮政济南局在改革前通过济南吉运人力资源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公司）与袁世忠签订合同，办理的失业证证明此前袁世忠有单位，一审认定该期间双方有劳动关系错误。袁世忠辩称，邮政济南局上诉没有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袁世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邮政济南局支付其1996年至2007年工作期间欠交的社会保险费47268元；2.判令邮政济南局向其支付1996年至2007年工作期间少发的工资待遇110000元；3.判令邮政济南局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袁世忠以吉运公司的名义补缴了其1999年1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共计47268元，其中单位承担部分为28360.80元，个人承担部分为18907.20元。2016年1月份其在吉运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次月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2016年10月14日，其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邮政济南局向其补发1996年至2007年工作期间欠交的养老保险及少发的工资待遇。该委员会审查后，以袁世忠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该仲裁裁决作出后，袁世忠不服，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讼中，袁世忠称其原工作单位为山东艺术社，因该单位效益不好，其从该单位离职后，于1996年5月应聘到邮政济南局从事驾驶员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1月份其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济南旺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吉运公司等六个单位为其缴纳了2007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邮政济南局未为其缴纳过社会保险。因缴纳社会保险年限达不到办理退休手续的要求，其自行补缴了1999年1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该费用其要求邮政济南局作为其用人单位予以承担。邮政济南局称1996年至2007年期间，袁世忠到其单位从事驾驶员工作，但属于临时工，期间其向袁世忠发放临时工工资，但袁世忠并未与山东艺术社解除劳动关系。2007年之后，袁世忠与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被派遣至其单位从事驾驶员工作，并于2016年1月在劳务派遣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故在1996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不应当承担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动义务。邮政济南局为证明袁世忠在其单位干临时工期间的工作单位仍然为山东艺术社，向一审法院提交《山东省城镇劳动者失业证》复印件一份，显示2007年1月，袁世忠办理了失业手续。但该证未载明失业前的工作单位。袁世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该证是其在邮政济南局的要求下在街道办事处办理，并非是在山东艺术社办理。当时邮政济南局要裁员，向其提出如果不办理失业手续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其办理了该失业证，再之后其社会保险得以缴纳。袁世忠另称其1996年、1997年期间，月工资为1100元左右，每年低于邮政济南局其他同岗位司机的工资1万元左右，故按照该工资差额核算，1996年至2007年期间，邮政济南局少发其工资110000元，该部分工资应当由邮政济南局为其补发。邮政济南局称因袁世忠与其他员工岗位不同，待遇也就不同，袁世忠要求补发工资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袁世忠主张其与邮政济南局存在劳动关系的，其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劳动关系指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向用人单位提供有偿劳动的法律关系。其法律特点在于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在人身上的附属性和其提供劳动的有偿性。本案中邮政济南局认可袁世忠在1996年至2007年期间在其单位从事驾驶员工作及向袁世忠发放工作报酬的事实，但主张袁世忠此时仍然为山东艺术社的职工，在其单位的身份为临时工，双方并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邮政济南局所提交的失业证并未显示袁世忠失业前的工作单位为山东艺术社，除该证据外邮政济南局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袁世忠在上述期间与山东艺术社存在劳动关系，在袁世忠对该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邮政济南局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临时工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时期与正式工相对应的概念，是一种非法定的对劳动者身份的定性。在计划经济中，正式工与单位之间的身份关系紧密，正式工劳动关系的建立及解除均条件严格，临时工则与单位之间人身依附性较弱，用人单位在临时工的聘用及关系的解除中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但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后，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法律层面给予了进一步加强。所谓的临时工与正式工，仅是劳动合同期限长短可能存在不同，但在法律上均视为平等的劳动者。袁世忠在1996年至2007年期间，一直在邮政济南局从事驾驶员工作，并由邮政济南局向其发放工作报酬，虽然在邮政济南局内部将其视为临时工，但在法律上其为该单位平等的劳动者，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袁世忠与邮政济南局自1996年5月至2007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对袁世忠主张2007年2月之后其与邮政济南局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是，其社会保险开始由其他公司予以连续缴纳达十年，十年期间其不知社保缴纳单位的主张与常理不符；二是，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期间向其发放工资的单位仍然为邮政济南局；三是，其在吉运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该事实可以印证，退休时其对其与吉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的认可。因上述期间（1996年5月至2007年2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邮政济南局应当为袁世忠缴纳上述期间的养老保险。邮政济南局未履行其上述法定义务，导致袁世忠自行补缴了1999年1月至2007年2期间的养老保险，造成了其财产损失。其中，袁世忠代邮政济南局缴纳的单位承担部分养老保险费为28360.80元，对该部分保险费，邮政济南局应当向袁世忠予以赔偿。袁世忠补缴的费用中还有个人承担部分18907.20元，其也要求邮政济南局予以赔偿。但因养老保险本身即应当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纳，故袁世忠要求邮政济南局赔偿其个人承担部分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世忠还要求赔偿其1996年5月至1998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损失，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也补缴了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由此一审法院不能认定该期间其还存在养老保险费的损失，故其要求赔偿的该项诉讼请求，无理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诉讼中，邮政济南局还对上述社保费的请求提出了仲裁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袁世忠缴纳上述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为2015年12月，此时其损失实际发生，故其2016年10月提出仲裁申请并不超过仲裁时效期间，邮政济南局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袁世忠还要求邮政济南局为其补发1996年至2007年期间少发的工资1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工资标准低于其他同岗位职工；其次按其自认的每月1100元的工资标准，该工资均高于上述期间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最后，双方劳动关系截止日为2007年2月，在邮政济南局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的情况下，其于2016年10月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六十日的仲裁时效期间，故其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袁世忠支付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28360.80元；二、驳回袁世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袁世忠申请证人李宗芳出庭作证，证实其自1996年开始至退休，一直在邮政济南局工作。证人陈述袁世忠自1996年开始在邮政济南局工作，系临时工，不是正式职工。邮政济南局对于袁世忠1996年至2016退休时在其单位工作的事实认可。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邮政济南局对袁世忠1996年至2007年期间在其单位从事驾驶员工作，其向袁世忠发放劳动报酬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之间此种情形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邮政济南局以袁世忠该期间的身份系临时工，其按临时工工资标准向袁世忠发放劳动报酬，袁世忠未与山东艺术社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主张袁世忠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袁世忠主张在邮政济南局工作期间，邮政济南局应按规定为袁世忠缴纳社会保险。因邮政济南局未为袁世忠缴纳养老保险，袁世忠退休时自行补交了养老保险，现袁世忠要求邮政济南局支付其补交的养老保险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以上规定，邮政济南局与袁世忠之间因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问题产生的争议，依法应当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或由其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对此作出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48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袁世忠要求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支付1996年至2007年工作期间少发工资待遇1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海涛审判员  何菊红审判员  唐鸣亮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