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1民初16180号原告：孙某1，女，1971年6月8日出生，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于某1，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于某2，男，1999年4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法，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2，男，1968年1月25日出生，房山区实验中学职工，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国，北京市国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静，北京市国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孙某1、于某1、于某2与被告孙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于某1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法,被告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国、娄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于某1、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563810元；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与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山区长沟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北部浅山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北京基金小镇）集体土地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协议》项下第三条约定的定向安置房条款约定的定向安置房享有160.2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三、诉讼费、保全费、因保全支付的保险费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孙某1与于某1为夫妻，于某2为二人之子，孙某2为孙某1的哥哥。孙某2与孙某1的父母均已经去世，父母生前在北京市房山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院建有房屋及地上物。三原告一直在该宅院中居住生活，并且户口也在该宅院中。2016年10月11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上述院落拆除，具体的拆迁补偿事宜被告也不告知原告。原告作为本村村民且户口也在该宅院，享有对该宅院宅基地的使用权，对父母留有的遗产原告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对该宅院的拆迁补偿享有相应的权利，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孙某2辩称:一、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院房屋为原被告父母所建，产权属原被告父母。1994年5月18日，原被告的父亲孙某3、母亲孙某4以书面形式将该宅院分给了孙某2，随后某镇人民政府以及某村村民委员会将该宅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确认给了孙某2，故原告对该宅院不享有任何权利；二、原告不享有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宅院的任何权利，故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三、原告陈述一直在该宅院中居住，与事实不符。孙某1与于某1结婚之后就没有在该宅院中居住过，于某2也不是在该宅院中出生的。事实是孙某2与父母一直在该宅院中居住；四、该宅院被转让给孙某2之后，孙某2在该房屋内外添置了相应的生活所需物品，如家电、家具等。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某1与于某1系夫妻，于某2为二人之子。三人户籍均为北京市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孙某1与孙某2系兄妹，二人父亲孙某3，2013年7月2日去世，母亲孙某4，1994年9月27日去世。1981年左右，孙某3与孙某4夫妻在北京市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申请宅基地一处，之后孙某3全家长期在此宅院中居住。2013年孙某3去世后，该宅院空置，无人居住。2016年，该宅院纳入政府拆迁计划。2016年10月11日，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孙某2（乙方）签订《房山区长沟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北部浅山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北京基金小镇）集体土地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被拆迁房屋位于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该宅基地为1982年以前划定，宗地面积247.7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84.78平方米；拆迁补偿金额：甲方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款共计841512元，其中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价37159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8969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64793元，房屋周转费60000元，搬家补助费3391元，工程配合奖1500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空调移机费800元，有线电视移机费300元，热水器移机费300元，宽带移机费400元；乙方选择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为213.6平方米，定向安置房购买单价每平方米2000元，总价合计427200元。合同签订后，孙某2将该宅院交付给拆迁公司，现该宅院已经被拆除。2016年10月27日，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拆迁补偿款841512元打到孙某2在北京银行房山支行账号为×××的账户中。2016年11月8日，孙某1、于某1、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要求保全孙某2在北京银行房山支行账号×××中金额五十万元。为此，孙某1、于某1、于某2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4000元。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双方是否已经分家。庭审中，孙某2向法庭提交分家单一份，证明父母已经通过分家的方式将涉诉宅院分给孙某2。该分家单载明：“我叫孙某3，现在老伴得病很重，老伴和我商量想把我这院子分了。我和老伴孙某4有两个孩子，儿子孙某2，闺女孙某1。我在房山区某镇某村有一处宅院，里边有四间北房，两间东房。儿子已结婚，闺女结婚是人家人，咱俩有病，有事还得靠儿子，咱俩就把这六间房还有这院子分给儿子。立字为证。孙某3、孙某4。1994年5月18日。”庭审中孙某1不予认可该分家单的真实性，称父母并未分过家。通过庭审质证以及审查核实，本院不认可该分家单的真实性，理由如下：首先，依据该分家单的内容，应当是孙某3、孙某4通过分家的方式处分家庭财产的行为。从常理的角度说，既然是分家，而且是处分家庭重要财产，至少应当告知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家庭成员协商的方式处理。而本案中，依据当事人陈述，孙某1、孙某2事前对此事均不知情。孙某2陈述是在孙某4将该分家单交给他的时候才知道此事，而且无其他人在场，不符合常理；其次，孙某4去世后，孙某3与孙某1、孙某2又共同生活了将近19年。期间，孙某3从未向孙某1、孙某2提及过分家的事情。而该分家单是以孙某3的语气书写，既然是孙某3的意思表示，而且又是处分家庭重要财产，在孙某4去世后，孙某3从不跟孙某1、孙某2提及分家之事，不合常理；再次，庭审中孙某2陈述该分家单为其母亲孙某4书写并交付给他。但是法庭通过辨认分家单签名“孙某3”“孙某4”的“孙”字与主文中的“孙”字，认为主文中所有“孙”字的笔迹与签名中“孙某3”的“孙”字近似，而与“孙某4”的“孙”字差距较大。据此，孙某2陈述该分家单由孙某4书写，让人存疑。综上分析，对孙某2主张已经分过家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二、孙某2在涉诉宅院中是否建有房屋及添附物。庭审中，孙某2陈述其曾经在该宅院建有房屋并修建有添附物。对此孙某1不予认可，主张该宅院中所有建筑物及设施均为父母所建；对此，本院经庭审核实认为，孙某2在庭审中辩称自2005年开始，孙某3就与其居住，某村某区某号宅院便已经空置。而在此之前，孙某2也长期在外工作。据此，孙某2如果认为该宅院中有其所建房屋，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孙某2并未提供证据，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三、孙某3、孙某4是否主要为孙某2赡养。孙某2向法庭提交了孙某3的医疗费及丧葬费单据，主张是其在赡养父母。孙某1不予认可，主张也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孙某2所提交证据仅能证明孙某2赡养了孙某3、孙某4，并不能证明孙某1未对孙某3、孙某4尽到赡养义务。本院认为，位于北京市某区某镇某村某区某号宅院宅基地为孙某3、孙某4夫妻申请并取得使用权，上面所建房屋及添附物也为二人所有。孙某3、孙某4去世后，该宅院房屋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孙某3、孙某4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二人去世后，该宅院应由二人子女孙某2、孙某1予以继承。现该宅院已经被拆迁，所获拆迁利益应当在孙某2、孙某1之间进行分配。庭审中，于某1、于某2主张享有对某村某区某号宅基地使用权，对此，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本村集体组织成员通过申请，由土地管理部门确认后取得的。本案中，于某1、于某2虽然获得了某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但是土地管理部门并未确认二人对某村某区某号宅院的宅基地拥有使用权，故不能认定二人拥有该宅院宅基地的使用权。对于某1、于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对某村某区某号宅院拆迁补偿款，孙某1与孙某2应当具有均等的拆迁利益。因拆迁安置补偿款已经由拆迁方支付给孙某2，现孙某2应当给付孙某1420756元。对该宅院的拆迁安置房，因该拆迁安置房尚未建成，孙某1、孙某2亦未支付价款予以购买，故本院不宜予以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待条件成就后，再行予以解决。因孙某2拒不归还孙某1拆迁安置补偿款，致使孙某1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保全。为此孙某1支付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为损失，对该部分损失，应当由孙某2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孙某1拆迁补偿款四十二万零七百五十六元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四千元。二、驳回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于某1、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四千七百一十九元零五分，保全费三千零贰拾元，由原告孙某1、于某1、于某2负担一千九百零九元二角三分（已交纳），由被告孙某2负担五千八百二十九元八角二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振录二〇一七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张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