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航农业发展（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陵县江陵大道。法定代表人:李保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凡，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市鸿越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荆门市掇刀区凤袁路8号。法定代表人:王安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航农业发展（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荆门市鸿越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陵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4民初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凡，被上诉人鸿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航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对事实认定有误，我公司提货的时候已经有霉变现象；2、我公司在2016年6月3日派船提货，鸿越公司没有按时装运，导致的货物品质变化应由鸿越公司承担；3、我公司发现货物霉变后，鸿越公司进行了人工挑拣，出于多年往来的信任，我公司选择了继续提货，但不代表认可质量合格，事实上我公司在2017年7月25日发函，表达了退货的意思表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鸿越公司二审答辩称：1、我们签订的合同对于霉变是允许的，小于等于百分之二即可，经过挑拣后，中航公司委托的提货人许维兵不仅没有拒绝提货，还多提货75.7吨，证明了提货时对质量是认可的；2、即使质量不符合约定，也是由于中航公司逾期提货造成，合同约定的提货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6月5日，但中航公司2016年6月27日才派船提货至2016年6月30日才装船完毕，在此期间发生霉变，应由中航公司自行承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低价处理货物损失801576元、差旅费损失20563元、物流损失164373元、间接利润损失43028元，合计103余万元，主张10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木薯干是从越南进口，总吨位1万余吨，于2016年4月19日白天到达靖江港，露天堆放。被告鸿越公司购买后，于2016年5月26日与原告中航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了一份《木薯干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木薯干1000吨，单价1640元/吨，质量要求：淀粉≥68%、水分≤15%、杂质≤3%、霉变≤2%,具体指标以国外装货港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为准；提货时间从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6月5日。交货地点为靖江港船板交货；质量及检验：以卖方检验为准，如有异议，双方一致同意委托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验，并以SGS出具的检验报告为最终检验结果；违约责任第3条约定：卖方交付的货物的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标准，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实际损失。原、被告签订合同次日（2016年5月27日）原告又以1760元/吨的价格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特种饲料有限公司、重庆通威饲料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分别签订了木薯干买卖合同，欲将从被告处购得的木薯干销往以上三家公司。2016年6月1日，原告与益阳市金盛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约定由该公司负责安排适航船舶将原告采购的木薯干从靖江港运往重庆港，运费80元/吨。2016年6月3日，原告中航公司向被告鸿越公司发出《提货委托书》，委托“新海2689号”船提货，但因该船是配船（配货船，非专船），等不及上货，该船只自行开走，未能提取到货物。2016年6月7日，原告向被告预付1050吨货款1722000元。2016年6月27日，原告再次委托专船“海丰96号”船提货。提货时，原、被告双方均不在现场。船东许维兵在提货时，发现木薯干存在霉变的情况，便电话告知了原告，该批木薯干通过人工挑包后，于2016年6月30日装货完毕，实际提货1075.7吨。木薯干由“海丰96号”船舶运往重庆，并于2016年7月20日抵达重庆纳溪沟码头开始卸货。原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彭华在场发现木薯干的霉变现象后，即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了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安宏。2016年7月22日原告的下游厂商重庆通威饲料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在收到部分货物后，经检验木薯干长虫、霉变严重均要求退货。当日，原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彭华便通过微信向被告发出商函，将下游厂商退货的情况告知被告，并要求被告公司派员到四川通威现场协调处理问题，但被告未给予明确回复。2016年7月25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公司派人到客户工厂和重庆码头联合送样到SGS进行检测，如被告公司1个工作日内不对此做书面回复，视为默认质量投诉。由于客户停止装货，导致近300吨货物转移到码头露天堆场，要求被告公司在一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退货计划，如逾期，原告将自行处理合同下所有货物，并保留追责和赔偿全部损失的权利。”被告对此也未作书面回复。2016年7月26日，原告的总经理徐章、业务经理彭华在与被告法人王安宏进行微信沟通后，原告与眉山市宏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木薯块销售合同，原告将被退的木薯干1040吨，以含税单价1000元/吨（扣减物流费，按970元/吨、870元/吨结算）的价格出卖给了眉山市宏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备注：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为转基因，买卖双方现场确认并认可该批货物质量低于行业标准，双方对货物质量无异议。2016年7月27日，原告经重庆公证处公证对纳溪沟港的木薯干进行取样两份，通过EMS于次日寄往SGS，快递单号：107699751918。2016年7月28日经四川省眉山市公证处公证对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库存的木薯干取样，并通过圆通快递寄往SGS，快递单号：560316575156。SGS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报告：对快递单号为107699751918样品的检验结果为：水分10.4%、淀粉745g/kg、霉菌总数220000CFU/g；对快递单号560316575156样品的检验结果为：水分13.2%、淀粉702g/kg、霉菌总数430000CFU/g.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下列问题：一、原告中航公司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是否在合理期间。《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卖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本案原、被告交易时即通过传真的方式签订的合同；提货时，被告只需要根据原告的提货委托书即可放货，并由承运人负责运输至原告的下游厂商。被告认为，“海丰96号”的船东许维兵在提货单上签字确认，代表了原告对产品的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认可了货物的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认为：外观瑕疵即表面瑕疵，通常是指标的物的表面，凭一般买受人的经验而无需专门检验即能发现的瑕疵。许维兵的签字仅能认定其对货物的基本外观及数量进行了检验，关于该批货物的霉变率，双方合同的约定允许存在霉变，并且霉变率为2%。许维兵并非原告公司的员工也非专业的检验人员，霉变率的大小仅凭一般人的经验是无法判断的，需要使用或者专门的检验才能判定，因此霉变率不属于货物的外观，而属隐蔽瑕疵。故不能因此认定原告接受了该批货物的质量瑕疵。原告在木薯干运抵重庆纳溪沟码头（2016年7月20日）经下游商家反馈质量问题后于2016年7月22日向被告发函提出质量异议，在合理的期间内。二、涉案木薯干的质量在交付时是否符合合同的约定。涉案木薯干需要运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在原告交由承运人时即完成了交付。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提交了承运人许维兵的证言，证明原告在提货时货物存在一定程度的霉变，但是双方约定的木薯干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霉变，为此原告在2016年7月27日、28日邮寄检测样本至SGS，SGS于2016年8月12日所作出的两份检验报告，其中关于单位质量的菌落数量220000CFU/g、430000CFU/g是否超标，霉变率是多少SGS没有给出判定结果。即便该批木薯干的霉菌数超标，考虑到木薯干本属宜吸潮变质的农产品，原告寄送SGS检验的日期相距原告提货时间27天，并且该批木薯干从靖江港运至重庆港历经20余天，不能排除木薯干在运输过程中发生霉变、生虫的可能或者其他因素导致霉变、生虫的可能。因此，不能反推原告在提货时，木薯干的质量就不符合合同约定。其次，关于原告下游厂商的检验报告，根据《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向第三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为标的物的检验标准。因此，重庆通威饲料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出具的检验结论仅与本案原告之间产生效力，不能约束本案被告。综上，原告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三、被告鸿越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原告中航公司的损失。原告以被告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承担被告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举证责任。但是，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在交货时货物不符合约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告中航公司作为买方，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货。木薯干属易吸潮变质的农产品，原告的工作人员在交易前也曾到靖江码头进行过查看，知道该批木薯干在码头是露天堆放，更应当注意提货时间的重要性，延迟提货可能导致木薯干内在品质发生变化。但其并没有按合同约定，而延迟了20余天才提货，构成违约。另外，原告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农产品销售、进出口贸易等业务的公司，在提货时应当谨慎的注意货物的质量，应当派专业工作人员在场。即便原告没有派工作人员在场，在承运人反馈货物的质量问题时，原告也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综合评估交易风险可选择不提货、协商、检验等其他措施。但是，原告在知晓木薯干的质量可能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提货，并且比合同约定的数量多提75.7吨。最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即卖方交付货物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的，买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实际损失。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原告在发现木薯干不符合合同约定后，应当依照约定通知对方后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货或者根据自愿原则，双方也可充分协商处理，协商不一致的也可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被告更换、退货或减少价款，其中并不包括低价处置。原告在7月25日向被告发函后，并没有给被告合理的期限即于次日以低价将木薯干转卖他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实属违反合同的约定，其行为与法律规定也不相符。原告以低价转卖的行为是得到被告同意，并且其行为也是为了防止损失扩大而进行抗辩，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未对低价处置货物及赔偿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另外，原告以如此低价处置了该批木薯干的行为，是否能达到防止损失扩大之最大效果，不足以使人信服。综上，原告在履约过程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并且存在违约行为是造成其损失的重要原因。被告鸿越公司虽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提交木薯干的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证、原产地证明书等相关单证，系违反了合同的附随义务而非合同根本义务，不影响原告实现合同目的。原告的货物等其他损失并非由于被告未提交产品合格证等证书直接造成。因此，原告中航公司要求被告鸿越公司赔偿损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航农业（湖北）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6月5日，中航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委托“新海2689号”船提货，因中航公司未付款，且该船是配船（配货船，非专船），等不及上货，该船只自行开走，该行为不可归责于鸿越公司，中航公司属于逾期提货的违约行为，鸿越公司应当履行妥善保管货物的诚信义务，并由中航公司承担相关的保管费用，防止扩大损失，确保合同顺利履行。本案交易的木薯干于2016年6月30日装船完毕交付时有霉变现象，因双方没有及时取样鉴定，是否在合同约定的霉变范围内已不可知，至2016年7月27、28日取样鉴定时，距离约定提货时间将近二个月，距离实际提货时间27天，该鉴定不能排除逾期提货和交货后运输保管不善产生霉变的合理怀疑，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双方约定的交付地点为靖江港船板交货，2016年6月27日，中航公司再次委托专船“海丰96号”船提货，委托提货的船东许维兵在提货时，发现木薯干存在霉变并电话告知了中航公司的情况下，仍然于2016年6月30日实际提货1075.7吨，中航公司逾期提货后仍未及时取样鉴定，怠于行使权利，由此造成的后果应当自行承担。综上，上诉人中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航农业发展（湖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成勇审判员  韩秀士审判员  陶齐学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