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0106民初4455号之一原告：武汉薪耀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58号关南福星医药园8-203-078。法定代表人：李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国，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琪利，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全得利自动泊车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宝通街与潍蒋路交叉口东20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王德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新，山东君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薪耀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薪耀晶公司）与被告山东全得利自动泊车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全得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薪耀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薪耀晶公司与全得利公司所签订的编号为WH20160802-1的产品购销合同；二、全得利公司向薪耀晶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下同）496,800元；三、全得利公司向薪耀晶公司支付违约金331,200元；四、全得利公司向薪耀晶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五、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全得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日，���耀晶公司与全得利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WH20160802-1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薪耀晶公司向全得利公司购买6套型号为PCXL12D-QDL的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一套停车设备有12个停车位，每个停车位单价23,000元，一套停车设备价值276,000元，合同总价为1,656,000元；支付方式为合同生效后三天内，薪耀晶公司支付合同总额的30%作为预付款，设备到货后当天，薪耀晶公司向全得利公司支付到货部分（每三套结款一次）合同价款的30%，设备试运行及最终验收合格后7天，薪耀晶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35%，合同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在无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质量保证金将在质保期满后付给全得利公司；该停车设备分两批到货，每批三套，第一批到货时间为收到预付款后15天内，第二批到货时间为收到预付款后30天内，设备的运输、安装均由全得利公司承担；��时约定，若全得利公司不能交货或者不能完全交货，除退还已付货款外，还应向薪耀晶公司支付合同总价的20%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薪耀晶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合同签订后，薪耀晶公司依约向全得利公司支付了496,800元预付款，但全得利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将停车设备交付给薪耀晶公司。时至今日，经薪耀晶公司多次与全得利公司沟通协商，全得利公司仍未按合同约定向薪耀晶公司给付相关设备。薪耀晶公司依约向全得利公司支付了预付款，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全得利公司无故拒绝向薪耀晶公司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即交付相关设备，其违约行为严重侵犯了全得利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薪耀晶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全得利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2016年8月2日，薪耀晶公司与全得利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关于“双方所在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管辖约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案涉合同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因此��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法律之所以区分各种有名合同，并在实体法和诉讼法中针对各类合同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各种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关注程度不同。在纷繁复杂的契约法律关系中，由于立法者更侧重于对某一秩序的干预和调整，或对某一利益的保护，因此通过成文法赋予了相关一方当事人某种不同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正是由于这些权利义务的不同，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名合同。区别合同的性质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的实体处理，更在于案件审理中的一些程序问题，合同的性质直接决定着管辖地的确定。司法实践中，市场主体间通常会通过购销的形式订购货物，并在合同中对所订购货物的生产原料、规格、型号、外观、数量、质量、价款等作出详细约定，��于这类购销方式究竟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定作合同关系，必须用以下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区分：一是意思表示区分规则。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将内心活动的某个过程告知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在私法自治领域内具有核心地位，“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种合同，只能根据当事人相互间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撤销之。”在一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而名称确定时，应按明示的合同名称为合同定性。这种以合同名称推定合同性质的情形，局限于合同内容约定不明时；若是合同内容约定明确，名称与内容不相符时，根据意思表示原则，应以内容为准为合同定性。即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定，应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当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时，应从合同内容、特征及主要条款等各方面进行认定合同性质，而不能以合同名称为准。事实上，由于合同主体对法律认识上的偏差，错误的使用合同名称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仅从标题出发来理解合同主体在建立法律关系时的本意，就可能出现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的真意的错误认定。就本案而言，虽然合同名称为“产品购销”，但从合同主要内容进行判断，不难发现，当事人在合同中混杂使用了“产品”、“设备”、“购销”、“制造”等词语，显然，当事人对于交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是没有准确认识的。仅仅从当事人的局限的认识出发来界定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就可能导致错误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指出，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因此，要准确厘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应当从合同内容出发，在探究表意人内心真实思想表示的基础上，认定合同性质，而非盲目地从合同名称出发来片面地认识法律关系。案涉合同约定，薪耀晶公司要求全得利公司“应当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类型必须为机械式停车设备）和特种设备安装许可证（类型必须为机械式停车设备）”、“应当具有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等，可见，薪耀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全得利公司“制造”的设备，而非购买全得利公司的设备。二是合同目的区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买卖合同的内容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据此，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承揽、定作合同的目的在于一定工作的完成，标的则是特定的劳动成果，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仅为从属义务。因此，在确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承揽还是买卖时，应依合同的目的定之，如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主要在于特定标的物的完成上，则应为承揽、定作。案涉合同约定，全得利公司制造6套型号为PCXL12D-QDL的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且“提供的产品是由全新的、从未使用过的优质材料制造”，可见，薪耀晶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特定标的物上述停车设备的完成上，应认定为承揽、定作法律关系。三是标的物区分规则。在承揽、定作合同中，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特殊要求完成并满足定作人的特殊需求的工作成果，该成果一般不为其他市场主体所需求，也很少存在定作人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流通，因此标的物的特定性成为承揽合同的一个重要特点。该��点的标的物一般没有固定的行业标准，标准主要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通常只能为定作人所利用，由定作人享有物尽其用效能，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来说，定作人可以实现定作物的最大利益创造。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一般是某类商品在市场上的一般需求，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效用。该标的物具有相关的行业标准或者专业标准，是标准化或者系列化的产物，因此并不具有特定性。标的物是否具有特定性也就决定了其能否具有流通性，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特定性与流通性构成密切联系。换句话说，承揽合同的标的物满足的只是定作人的特殊需求，因此一般不能在市场上销售或购买。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一般都是通用产品，要求具有市场流通性。因此，承揽合同的标的物是承揽人运用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在合同生效后制作的特定物，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可以是特定物，也可以是种类物。买卖合同标的物，通常是不改变标的物本质属性，一般形成于合同订立之前，非应买受人的要求而制作完成，一般情况下在合同订立之前既已存在或已经定型；而定作合同的标的物，一般形成于合同订立之后，这种标的物是在合同生效后才开始严格按照定作人的特殊要求制作。本案中薪耀晶公司在案涉合同中对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材料、规格、型号、单位、数量以及尺寸、容量、配置等技术参数作出了特殊要求，显然该停车设备是全得利公司应薪耀晶公司的特殊要求而制作，该停车设备制作形成开始于合同订立之后，与市场流通的一般停车设备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特定性和针对性，不具有通用性，该停车设备只对薪耀晶公司具有特殊的价值，一般很难为其他市场主体所接受。所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承揽定作合同关系，不同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的买卖合同关系。四是特定化区分规则。首先，承揽、定作人身份特定化。在承揽、定作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注重的是工作成果完成的条件，是承揽、定作人的合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必须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工作或者工作的主要部分。如果定作人所需要的标的物能够从市场上任意买到，定作人就不必通过订立承揽合同要求承揽人来完成。因此，定作人选定承揽人是基于承揽人的技术、设备和劳力，具有特定要求。未经定作人同意，不能将工作或者工作的主要部分转交第三人完成。而买卖合同中，卖方的生产过程不需买方制约，卖方可以将工作任务转交第三人完成，无须征得买方同意。因此，甄别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首先要看承揽人或者出卖人是否特定。本案中，全得利公司是根据薪耀晶公司提供的技术参数制造产品，且全得利公司自身有制作能力，无需委托加工。因此，按照承揽合同承揽人特定化的要求，应定性为承揽、定作合同。其次，定作过程的特定化。在多数情况下，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要针对的是承揽人制作的过程，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是承揽人的主要义务，而是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的一种附随义务。承揽人制作过程就是把承揽人的技术、智慧和物结合在一起，在物上必须凝结着承揽人的劳动结果，才能满足定作人的需要，定作人取得的不仅仅是物的形式。而买卖合同双方针对的标的是货物的所有权，对于该货物的制作过程一般不是买方所关心的。因此，甄别定作合同与买卖合同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定作人对于定作物的加工过程是否关心，是否有特殊要求。如果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制作过程有着特殊要求，又或派员直接参与监督制作过程，那么多数属于定作合同。如果买方只关心商品本身，而不在乎该商品的制作过程的，那么多数为买卖合同。案涉合同约定，“设备制造期间，甲方有权在设备制造过程中随时到乙方制造厂进行监制，对制造中发生的质量异议，乙方应当及时予以整改”，可见，在合同中，薪耀晶公司注重的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这些控制权显然属于该合同的重要部分，应属于承揽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函》，明确了“合同履行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加工承揽合同主要是以承揽方按照定作方的特定要求完成加工生产任务为履约内容的，承揽方又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技术、人力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加工承揽方所在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即合同履行地”。从诉讼��序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这与买卖合同一般以标的物交付地为合同履行地是有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规定，是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查明案件真相的目的，即通过诉讼管辖权的制度构建，使法院最大可能的接近案件主要事实的发生地，以方便办案。最高人民法院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注的也是承揽合同的加工过程，审查的重点也是加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也说明注重加工过程约定的合同才是承揽合同，反过来解释就是，不注重加工过程而只注重标的物交付和转让的合同的应当是买卖合同。综合上述区分规则加以判断，案涉合同全面符合定作主体、定作物以及定作过程特定化的要求，性质应为承揽合同。案涉合同虽然约定交货地点为“武汉市项目现场”，双方当事人的在往来函件中虽然也确认停车设备安装地点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但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9）31号文对此明确认定，“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方完成有关设备的安装、调试与检验等内容虽也属加工行为，但这种加工行为行为地并非承揽方履行主要义务的地点，应以合同的主要加工行为所在地作为合同的履行地”。即加工承揽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安装、调试地点不应作为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175号文也指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要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双方当事人未直接约定接收加工成果地为合同履行地，案涉合同应以加工地为合同管辖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辖。”本案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均在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本案应由该辖区人民法院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山东全得利自动泊车设备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处理。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ＸＸ睿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