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2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金河社区沙元村一巷10号，组织机构代码：69649149-2。法定代表人：张仕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石岳，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保庆，男，汉族，1982年1月31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委托代理人：唐建，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瑞，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海洪，男，汉族，1980年1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仕瑞，男，汉族，1979年1月1日出生，住陕西省南郑县，上诉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5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保庆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张保庆没有收到分红款158000元不符合事实。1.张保庆提供的证据《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以下简称解散合同书）可证明在签署解散合同书时，张保庆（张宝庆）、张仕瑞、许海洪已支走各自的分红款。（1）在签署解散合同书前，张保庆拿走支付分红款的三张支票（面值分别72000元、70000元、70000元，共计212000元），总面值212000元，与解散合同书上的金额相符。张保庆拿走三张支票后，在解散合同书上签了名，因此解散合同书上第1条才表述为“支走”。（2）一审判决认为合同书没有明确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当从债权人主张债权之日开始计算，但分红款没有写付款时间恰恰是因为分红款已被支走，所以没有必要写付款时间，应作为证明分红款已被支走的证据，一审法院却用作诉讼时效未过的证据。（3）“支走”表示一种已然状态，表示行为已完成，不应有歧义。解散合同书本身就可证明张保庆已领取分红款，至于领取后张保庆给了他岳父或其他人，则是另一法律关系。（4）张保庆与孟祥富是委托代理关系。孟祥富一直代张保庆参与公司管理、监督公司运营并处理张保庆的财务事务，公司内部都清楚。2016年12月11日的录音中，张保庆称自己私章一直在孟祥富处（一审庭审中，张保庆多次说不清楚私章在哪里），一审开庭时张保庆也承认孟祥富是其岳父，并说自己在2010年10月份离婚。那么孟祥富在2010年5月取走支票款时还是张保庆的代理人，虽衡运公司无法获得孟祥富付款给张保庆的材料，但张保庆签署解散合同书时确已收到支票，如张保庆委托孟祥富取款，孟祥富没有实际支付给张保庆，张保庆可起诉孟祥富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公司无关。该录音中，张保庆一直讲此案与张仕瑞、衡运公司无关，但又苦于无证据起诉孟祥富，所以请衡运公司帮忙起诉孟祥富，并告知无论起诉成功或失败，愿承担衡运公司起诉孟祥富的律师费和差旅费，并无需衡运公司再次支付158000元给张保庆，证明张保庆一直知情并允许孟祥富支走158000元，只是后来离婚财产纠纷中无法追讨孟祥富，所以再次要求衡运公司赔付158000元。衡运公司无任何理由帮张保庆解决其家庭财产纠纷，衡运公司还需要养活30多号工人，承担不了这个诉讼结果。（5）张保庆本来只持有转让协议，其余的合同和他自己的资料被孟祥富全部扔掉（张保庆告知，在2013年他回家结婚，2014年再次回到东莞，自己的房子已被变卖，被他人所占有，所有个人物品也全被丢掉），解散合同书是另案中许海洪提交给法庭而后被张保庆在本案中使用的，如衡运公司没有支付张保庆股权转让款和分红款，许海洪在另案中肯定不会提交该合同，以致被法院判决支付53000元给张保庆，这是不合常理的。2.一审法院向银行调取的证据可证明分红款158000元已从公司账户取走，取走款项的人就是孟祥富，支票是张保庆给他岳父的，而孟祥富转手又给了许海洪一张支票作为出资款，张保庆称不知道分红款一事，是违背事实的，因为《客户预留银行印鉴卡》上显示，取走款需要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三人私章和公司财务公章，而张保庆不可能不知道取款事实。公司的财务制度为，每月需要支付供应商货款和工人工资款项时，许海红，张保庆，张仕瑞需要分别审核，而后在付款和工人工资支票上盖各3人各自保管私章，方可以从银行领取现金，任何一方认为所付款项由异议，不盖私章，支票无法领取现金。（二）一审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1.按照《民法通则》第135、137条规定，张保庆何时知道或应知权利被侵害？有以下几个时间点：第一，2010年5月17号张保庆签署的衡运五金厂转让协议注明，在2010年5月17号的供应商账目全部付清，2010年6月1号前财务清算结束。而公司在2010年5月7号客户汇进510834.50元，账户余额605318.25元，截止2010年5月17号签署转让协议，付清所有货款还剩余507825.25。此时张保庆是知道账户还有剩余款项，并知道此为剩余分红款。截止2010年5月30号，公司账户剩下25.25；第二，2010年5月20日，签署解散合同书时，解散合同书明确写着三方“支走”分红款，如果张保庆对此有异议，就不会签署解散合同书；第三，衡运公司认为张保庆在2010年5月21日在支票上盖自己私章时就知道取走分红款的事情，最迟在后两张分红款支票上盖自己私章时（2010年5月25日、27日）就知道孟祥富去取分红款的事情；第四，2010年8月，张保庆在工商局办理了登记变更，不再是公司股东，如果张保庆没有拿到股权转让款和分红款，最迟此时知道权利被侵害，而在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中，都没有提起有笔分红款。张保庆在2014年提起（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21号案件诉讼，由于该案被告忘记上诉期未上诉，第三人认为与案件结果没关系也没有上诉，导致该判决生效，但判决生效不必然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张保庆如果权利真被侵害了，最迟在2010年8月知道或应该知道，本案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2.张保庆一直主张数次向许海洪和张仕瑞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分红款，事实是张保庆在2014年前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主张分红款和转让款。张保庆确认他在2014年4月回到东莞，分别致电许海洪和张仕瑞，请求帮助提交岳父孟祥富在公司取款的证据，并控告孟祥富，但许海洪和张仕瑞无法提供相关手续资料，当时张保庆根本没有提及有股权转让和分红，因为张保庆知道他已经拿走公司转让款和分红款，所以没有提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分红款支付的主体不应该为衡运公司。张保庆如领取了支票没有拿到分红款，应找许海洪和孟祥富主张付款，与衡运公司和张仕瑞没有关系。衡运公司经历了三个经营阶段：1.2010年5月20日前由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三个股东经营；2.2010年5月20日起由许海洪、孟祥富（代张保庆）实际经营，张仕瑞因有笔属于自己的款需要公司帮收取（已告知张保庆和许海洪，并同意转进和转出，并支付相关税费），而2010年7月许海洪、孟祥富又要注册新的公司名称，又不愿承担注销衡运名称费用，所以，在2010年7月转让公司名称给张仕瑞，而张仕瑞被迫保留股东身份。3.2010年7月，张仕瑞接管公司。截止2010年6月14日，公司账户余额137.27（12.25是本金，125.02是利息），2010年7月由张仕瑞作为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接管公司时公司账户上只有137.27元。张仕瑞和公司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款是许海洪和孟祥富取走，2010年5月20日后，公司也是两人继续经营，两人经营前，公司账上够付分红款，而张仕瑞接手公司经营时账户上只有137.27元，现在要衡运公司来承担分红款，显失公平。三、关于本案张保庆的起诉的背景。2010年5月20日公司解散，是因为张保庆和许海洪联合起来逼张仕瑞退出，张仕瑞也同意退出。张保庆以孟祥富代持股份形式和许海洪继续经营公司，但后来，张保庆与许海洪又产生矛盾，张保庆与孟祥富关系恶化前就是一家人，财产不分彼此。张保庆离婚后，双方交恶，就财产分割问题产生诉讼，诉讼期间，2014年4月张保庆分别找过张仕瑞和许海红，希望拿到孟祥富取分红款和转公司股权款的证据，张仕瑞认为是其一家人的纠纷，不想牵扯其中，另外时间久远，调取也比较麻烦，故未予理会。后张保庆起诉股权转让款时，张仕瑞认为是张保庆与许海洪的矛盾，无心参与。但如今，案件无故牵扯上公司和张仕瑞，张仕瑞接公司牌照继续经营是因为不用原公司牌照，还要另设公司，图方便快捷，没想到出现这个问题。原审判决有失公允。张保庆辩称：原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维持原判。张保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向张保庆返还分红款15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衡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9日，公司性质为有限公司，2010年7月19日，衡运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许海洪变更为张仕瑞，股东由许海洪、张保庆、张仕瑞变更为张仕瑞、张钧茹，衡运公司目前登记的股东为张仕瑞和石某。2010年5月22日，张保庆与张仕瑞、许海洪达成一致签订《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约定，兹有衡运五金公司法人许海洪占股份33.33%，股东张仕瑞占股份33.33%，股东张保庆占股份33.33%……，现3人协商决定解散公司，许海洪以160000元购买下公司所有设备，并转租工厂场地和公司名称。股东张仕瑞和张保庆退出衡运公司的经营权和拥有权。现经3人协商，并接受以下款项，而后公司全部转出：1.股东张保庆从公司分红158000元，并取得公司卖出款的三分之一为53000元。共计支走212000元；2.股东张仕瑞从公司分红192000元，并取得公司卖出款的三分之一为53000元。共计支走245000元；3.法人许海洪从公司分红160000元，并取得公司的所有机器及厂房及公司的经营权，并支出公司买进款的三分之二为106000元。故许海洪取得公司设备和经营场所及公司经营权，而后支走54000元……”。2014年7月7日，张保庆与许海洪、张仕瑞因股权转让产生纠纷并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判决许海洪向张保庆支付53000元，并驳回张保庆要求许海洪支付分红款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已经支付完毕案涉的分工款158000元，并提供了衡运公司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衡运公司于2010年5月21日、25日、27日，分别支出72000元，70000元，70000元。该流水清单未显示交易对方账户和户名，摘要为“现金”。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均主张上述支出款项即为涉案衡运公司支付给张保庆的《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项下款项分红款158000元。张保庆对此不予确认。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还主张张保庆分别于2010年5月21日、25日、27日通过银行提现方式领取了上述款项，并申请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依据申请向东莞银行樟木头香樟分行调取2010年5月21日、5月25日、5月27日衡运公司银行账户支取款项凭证。东莞银行樟木头香樟分行向一审法院出具了2010年5月21日、5月25日、5月27日支票三张。三张支票显示收款人均为衡运公司，用途均为“备用金”，支票上均加盖了衡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张仕瑞、许海洪、张保庆三人的印章。2010年5月21日支票的被背书人为衡运公司，并有许海洪的签字确认。2010年5月24日及5月27日的支票的被背书人均为衡运公司并有孟祥富的签字确认。庭审中，许海洪确认5月21日支票的附加信息处填写的为其本人的身份证号码；25日、27日支票附加信息上显示的身份证号码为孟祥富的。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孟祥富为张保庆岳父，支票证明孟祥富代张保庆支取涉案的分红款。为此，许海洪当庭提供2010年5月27日签订《协议》一份，证明许海洪与孟祥富签署协议合作经营衡运公司，许海洪主张孟祥富代张保庆持股，5月21日支票为张保庆同意交予许海洪的投资款，其他支票均为孟祥富代张保庆支取。张保庆确认在签署支票的期间孟祥富为其岳父，但主张并未委托孟祥富代为处理和经营衡运公司任何事务，同时孟祥富本人就任职于衡运公司。以上事实，有张保庆提供的《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许海洪提供的（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清单、《协议》、张仕瑞和衡运公司提供的东莞银行客户信息、东莞银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客户预留银行印鉴卡，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支票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衡运公司是否需要向张保庆支付分红款158000元，张保庆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许海洪、张仕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衡运公司是否应当向张保庆支付公司的分红问题。签署《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时，张保庆、许海洪及张仕瑞均为衡运公司的登记股东，故解散合同书中约定的分红方案为衡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且张仕瑞、许海洪、衡运公司均确认衡运公司应支付分红款158000元给张保庆，故一审法院确认衡运公司应支付张保庆分红款158000元。本案中，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衡运公司已经支付了上述158000元，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从《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的内容显示，无法证明张保庆在签署合同书时已经领取了案涉的分红款。其次，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提供的衡运公司的银行流水，只显示了其支出的金额，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银行流水对应的支取凭证——支票的收款人和被背书人均非张保庆，均无法证明实际的收款人为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孟祥富代理张保庆收取上述支票款项，但是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张保庆亦予以否认。因此，一审法院对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不予采信。其次，许海洪、张仕瑞、衡运公司主张案涉债务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书没有明确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当从债权人主张债权之日开始计算，张保庆在（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21号案件中主张了案涉的债权，故诉讼时效应从该案立案之日2014年7月7日开始计算，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许海洪、张仕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张保庆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提出本案诉讼，亦主张应由衡运公司支付分红款给张保庆，衡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独立承担债务。本案中张保庆主张衡运公司前后由许海洪、张仕瑞经营，存在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及许海洪、张仕瑞侵占张保庆分红的情形，但对此张保庆并未提供证据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张保庆请求许海洪、张仕瑞对分红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的规定，判决：一、限衡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张保庆支付分红款158000元；二、驳回张保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衡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衡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提交了以下八组证据：1.离婚协议书、离婚证、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衡运公司章程，拟证明孟祥富系张保庆在衡运公司的代理人，孟祥富代张保庆行使股东权利，处理财务事宜等事实。张保庆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2.录音文字整理稿，衡运公司主张该证据系张保庆在另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拟证明张保庆清楚案涉《解散合同书》的内容并已实际收取分红款。张保庆对该证据不予确认；3.会议记录、工资表、送货单，拟证明孟祥富与张保庆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张保庆对该证据不予确认；4.证人周某1、李某、周某2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孟祥富与张保庆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衡运公司财务职务规定必须加盖许海洪、张仕瑞、张保庆及公司印章才能取款，许海洪、张仕瑞、张保庆的私章各自保管。张保庆认为部分证人未出庭作证，且系公司员工，故对上述书面证言不予确认；5.衡运五金厂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东莞银行客户印鉴卡、2010年5月7日银行流水对账单，拟证明张保庆全程参与衡运公司解散、取走分红款，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从2010年7月8日起算的事实。张保庆对衡运五金厂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东莞银行客户印鉴卡、2010年5月7日银行流水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2014）东三法常民一初字第818号案件起诉状复印件及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张保庆与案外人孟玲玲离婚后，与孟祥富的关系恶化。张保庆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7.录音光盘、通话记录及照片，拟证明张保庆为向孟祥富主张权利而提起本案诉讼，张保庆的财务私章由孟祥富保管。张保庆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主张其从未授权孟祥富处理案涉公司分红款事宜，认为衡运公司提交的案涉三张支票的收款人、被背书人均为衡运公司，其并未收取过分红款，也不清楚是否是孟祥富领取了该款项，即使是孟祥富领取了该款项，因衡运公司在张保庆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股东分红款支付给他人，造成股东无法领取分红款，仍应承担支付分红款的责任；8.租赁合同，拟证明张仕瑞只是承接衡运公司名称进行经营。张保庆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同时，衡运公司于二审中申请证人周某1、石某出庭作证，周某1、石某均陈述孟祥富在公司有代张保庆对公司进行监管等行为，公司对外付款需要加盖三个股东的私章及公司财务章，私章由股东保管，但对案涉公司分红款的情况，两位证人均陈述不清楚具体情况。张保庆认为2009年11月衡运公司成立后周某1已不再公司任职，周某1不可能知晓案涉公司分红的情况，而石某与张仕瑞是夫妻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可信性。另外，衡运公司还向本院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申请追加孟祥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衡运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首先，衡运公司二审申请孟祥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该申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对于衡运公司二审所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并未直接反映出衡运公司所主张的张保庆委托孟祥富领取案涉公司分红款项的事实，张保庆亦未在该部分证据中明确确认衡运公司主张的事实，故上述证据与本案均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衡运公司二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所陈述的证言，证人对案涉争议的公司分红一事均陈述不清楚具体情况，故证人所作证言亦不足以证明衡运公司的前述主张。第三，衡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已支付案涉公司分红款项，但一审法院依据衡运公司陈述的支付情况向相关银行所调取的证据均未能反映出案涉公司分红款项已由张保庆实际收取的事实，而衡运公司亦未能提交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张保庆授权孟祥富代为收取案涉公司分红款项的事实，故衡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法律后果。因衡运公司举证不足，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而衡运公司依据案涉合同中“支走”字样的表述主张张保庆已实际领取分红款的依据也不充分，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纳。至于衡运公司所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案涉合同并未对案涉分红款项明确约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应从张保庆主张权利而衡运公司拒绝履行时起算，衡运公司关于该问题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衡运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衡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衡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佳阳审判员  何 飞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彭晓君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