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辽10民终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荣，女，195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素君，女，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委托代理人：夏颖，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若兰，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桂荣因与被上诉人金素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7）辽1002民初66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桂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指定白塔区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2011年4月份认识金素君，其亲属说能办理养老保险，保证是真的，如果是假的返还交给她的6万元。上诉人于2011年6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金素君账户60,099.17元。金素君给上诉人开收条一份、保证书一份。交完钱后上诉人共开了八个月所谓的工资，每月1,320.00元，以后再没有了。说明金素君与其亲属办理养老保险是假的。上诉人与袁超、刘颖不认识，从未见过刘颖。2013年，发现是假的养老保险后，上诉人找过金素君要求返还交给她的钱，她说案子判完后给你，等刘颖判完后再找金素君要钱，她还是不返。刘颖判决书上有一句话说刘桂荣陈述证明认识罪犯刘颖，上诉人没有说这样的话，应该是另有其人。原审法院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金素君返还6万元，而原审法院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金素君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关于本案主体，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本案涉案欠款为刑事犯罪被告人刘颖和袁超对被害人，非本案被告金素君，向原告返还一万余元的当事人也是袁超和刘颖，并非金素君。原告起诉要求返还的5万元钱款应由袁超和刘颖返还，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关于本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拘束力。（2016）辽刑终30号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能够证明金素君对刘桂荣不负有返还财物的法律义务，刘桂荣应通过追缴赃款程序，向袁超与刘颖追缴诈骗赃款。三、关于本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告人有财产，司法机关均可依法追缴，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刘桂荣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刘桂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1年5月份原告经人介绍与被告相识，被告说可以办理养老保险，于是原告在2011年6月24日，将办事的钱款60,0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转给被告的银行账户，共转账60,099.17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之后，原告开了8个月所谓的退休金，每月1,320.00元。从此之后，工资没有开取。原告托被告办理退休的事已确定办不成，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还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50,000.00元。金素君一审辩称：一、关于本案主体，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显示：“2012年3月份至2013年5月份期间，袁超伙同刘颖利用上述手段，通过薛玉梅、张洪波、胡桂清、徐艳冰、晗晔、金素君、……等中间人先后为胡素琴等266名被害人办理虚假的社会养老保险。……”第14页显示：“被害人刘桂荣的陈述证明，刘颖对象去我妈家聊天时说刘颖能办养老保险，然后我就找刘颖办了。2011年2月份左右，把钱直接给刘颖让她帮我办理，一共是6万块钱。退休证及存折是2012年年底到手的，开了8个月。共计10,560元，一直没入网，我一直追着要入网。”根据上述法院判决显示，本案涉案钱款为刑事犯罪被告人刘颖和袁超对被害人——本案原告刘桂荣的诈骗款，本案原告款项的实际收取人为袁超和刘颖，并非本案被告金素君，向原告返还一万余元的当事人也是袁超和刘颖，并非本案被告金素君。原告起诉要求返还的5万元钱款应由袁超和刘颖返还，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关于本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由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其判决内容已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刑终30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刑终30号刑事判决书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为终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羁束力。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金素君对原告刘桂荣不负有返还财物的法律义务，原告应通过追缴赃款程序，向袁超与刘颖追缴诈骗赃款，弥补个人损失。三、关于本案法律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588号江苏加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合肥皖宏电力安装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批复》的规定，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告人有财产，司法机关均可依法追缴。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本案原告刘桂荣作为诈骗犯罪的受害人再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四、关于本案程序。抛开上述案件主体问题、证据问题、法律规定问题不谈，从程序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由于未经追赃，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民事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必须等待刑事追赃结果之后方能确定，因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需等待刑事追赃结果，故在刑事上追赃结束之前，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本案所涉及的诈骗钱款发生在袁超、刘颖诈骗案中，该案各被害人正与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涉处理追赃返款，抛开本案其他因素不谈，仅从程序角度分析，在刑事追赃结束之前，本案至少也应中止审理。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的主体不适格，被告所举证据能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原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应裁定或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如法院不能裁定或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仅从程序角度分析，在刑事追赃结束之前，本案也应先行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超伙同刘颖通过金素君等中间人为刘桂荣等人办理虚假的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6月24日，金素君向刘桂荣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刘桂荣陆万元整（60,000.00）定于明年拾月（2012年10月）结清如有意外则金素君将连同本息一并还清。2015年12月17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中，刘桂荣作为该案受害人陈述证明：“刘颖对象去我妈家聊天时说刘颖能办养老保险，然后我就找刘颖办了。2011年2月份左右，把钱直接给刘颖让她帮我办理，一共是6万块钱。退休证及存折是2012年年底到手的，从2012年11月25日开始开工资，每月1,320元，开了8个月。共计10,560元，一直没入网，我追着要入网”。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第（八）款：依法追缴袁超、刘颖的非法所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刑终3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该款判决。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收条、（2015）辽阳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2016）辽刑终30号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为凭。一审法院认为，金素君虽向刘桂荣出具收条，但刘桂荣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系袁超、刘颖的犯罪行为所致。刘桂荣作为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其经济损失应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追缴予以处理，故其主张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依据法律规定，应驳回起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刘桂荣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50.00元，退回刘桂荣。本院认为，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仅简单化的依据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来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民事判决在实体上的公正性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均难以实现。本案中的当事人刘桂荣与金素君之间的法律关系仅依刑事判决认定不妥，同时犯罪人员刘颖、袁超承担的刑事责任并不当然免除金素君的民事责任，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进行判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7）辽1002民初66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退回上诉人刘桂荣。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墅& # xB;审 判 员 毕寒光审 判 员 侯   冀   宁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丽   丽书 记 员 胡   子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