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1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法定代表人:林新泉。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记鸿，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一)：曾瑞生，男，住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委会牛新小组。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二)：张辉红，男，住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委会永新小组。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三)：张辉伦，男，住惠州市惠城区马庄路**号金麦山庄。被上诉人四（原审被告四）：张小雄，男，住惠州市惠城区马庄路。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浩、叶雨婷，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与被上诉人曾瑞生、张辉红、张辉伦、张小雄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意见原审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诉称：1986年11月13日，原白新经济合作社的村长林和枢（已死亡)未经原告村小组集体商议就私自与张潭明（原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委会书记，己死亡，被告二、被告三和被告四是其法定继承人）和被告一曾瑞生恶意患通，擅自将原告村集体所有的500亩荒山林地违法发包给张潭明和曾瑞生，并私自以村小组的名义与他们签订了《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以下简称为“承包合同”），且将该事实隐瞒至今。近期，原告办理该荒山发包事宜，在到博罗县农业和林业局办理林权证的过程中发现本权属原告的500亩山林被林和枢违法发包给张潭明和曾瑞生的事实。原告认为该《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如下：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之规定，原告作为合同约定中500亩山林的所有权人，在签合同之前，原村长林和枢或其他的村干部还未曾就此组织村民召开村民会议，以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和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即原告村民对此事并不知情，亦未授权给原村长林和枢代表村民签订该合同，故林和枢的行为违背了民主议定原则，属于无权代表行为。第二，《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张潭明和曾瑞生分别为新星村民委员会书记、新星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代表之一，二人明知林和枢为无权代表人依旧签订该合同，其行为属于恶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签订的双方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故该《承包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第三，自该《承包合同》1986年11月13日签订之日起，被告一曾瑞生、张潭明以及其三个继承人被告二、被告三和被告四一直未对合同中约定的500亩荒山进行种植或是合理利用，使其一直处于闲置、荒芜状态，严重浪费土地资源。无论根据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之规定还是201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和第九条“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之规定，被告一直闲置荒废该林地一来违反了合理利用土地的法定义务，二来违背国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以及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故该《承包合同》理应属于无效。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其合法权益，因而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林和枢与张潭明和曾瑞生于1986年11月13日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无效。原告在诉讼中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如下证据：1、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当选证明书、村委会证明、身份证，证明林新泉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3、关于注销林权证登记事项的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终止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证明本案被告二、三、四是张潭明的继承人，三被告主体适格；4、白新经济合作社关于请求《承包开发荒山合同》无效的决议复印件，证明提起诉讼是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5、《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复印件，证明合同没有盖原告的公章，林和枢的行为属于无权代表行为。原审被告一曾瑞生书面辩称，本人系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委会牛新小组村民，本人于1986年与张潭明（被告二、三、四父亲）共同向被答辩人承包了新星村白务岭村的黄沙坑（地名）荒山，签订了《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一份并经公证处公证，承包期限至2034年底止。于1997年12月19日，本人与张潭明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答辩人同意将二人承包的上述荒山中自已所占的部分全部转让给张潭明承包。自签订该《协议书》之日起，本人在《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的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潭明，自此与本人再无任何关系，与本人无关。但是，即便如此，本人仍认为，本人与张潭明向原告承包荒山，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当时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也经过博罗县公证处进行公证，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并且，本人与张潭明在共同承包期间，也依法依规依合同约定，合理管理并开发使用该荒山。因此，被告一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审被告二张辉红、被告三张辉伦、被告四张小雄辩称：一、被告父亲张潭明和曾瑞生与林和枢于1986年11月13日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经博罗县公证处进行了合同公证，是一份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原告在诉状中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系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而《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时间是1986年，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一般来说，法只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行为和事件，不适用于生效前的行为和事件，不应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本案中，原告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认定《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无效是错误的。二、《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的承包人张潭明、曾瑞生均是原同一大队村民，向发包人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白务岭（现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承包原同一大队范围内的荒山，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是合理合法的。村长林和枢当时在合同中代表村小组签名，也是履行其村长职务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应当対其所主张的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据，在本案中，原告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的主张，原告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三、自从签订该《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被告的父亲按合同约定向村小组交纳了承包款，一直以来都有对承包的荒山进行开荒、管理，种植了一些果树及杉树、松树等，被告的父亲去世之后，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被告也对山岭进行继续的经营管理。2005年，被告父亲还向博罗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林权证。同年，被告父亲通过诉讼途径取得了承包：该荒山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3816元（[2004]博法柏民一初字第70号）。且在诉讼过程当中，原告也明确确认了答辩人的承包经营权，人民法院对此也予以查明确认。在2013年的3月份，被告承包的山林遭到他人试图破坏，答辩人为了维护集体及个人财产的合法权益，还分别有向博罗县公安局泰美派出所、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报案，成功阻止了不法行为的发生。以上种种事实表明，被告父亲及被告一直以来都有履行《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对荒山进行种植以及合理利用，并防止山林遭到破坏。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哪怕现在去到现场，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答辩人经营管理的现状。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闲置、浪费土地资源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审被告张辉红、张辉伦、张小雄为其辩解提供如下证据：1、《公证书》复印件，证明林和枢与张潭明、曾瑞生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经过博罗县公证处公证，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2、收据复印件，证明签订承包合同后，张潭明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村小组交纳了全部承包款；3、博罗县人民法院（2004）博法柏民一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被告一直有管理使用荒山，在2004年曾向博罗法院提起诉讼，取得承包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4、博罗县林业局证明复印件、地形图复印件，证明被告承包的荒山经过博罗县林业局在2004年12月9日确认了承包范围及承包面积；5、报警回执两份，证明在2013年3月1期间，被告为防止承包范围内的山林被破坏，向公安机关保安，证明被告一直有在管理、使用承包的山林；6、原、被告于1998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对被告承包涉案荒山是知情并认可的，双方曾于1998年对涉案荒山承包范围进行调整；7、（1998）博证经字第25号《公证书》一份、协议书（合同）五份、民事调解书两份，证明被告对其所承包的涉案荒山土地在承包期间一直有合法管理经营，部分事实经过人民法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1986年11月13日，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原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务岭）与张谭明、被告一曾瑞生签订《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务岭）将王沙坑、乌泥各、鸡公坑、鸡麻湖、猴王爷、长坑口、啊尿坪、老屋门边等地交由乙方（张谭明、曾瑞生）承包，四至为东至鸭麻窝，南至狮里石顶，西至伯公仔、学咀，北至雷公杉山蛇咀，面积共约500亩，另外将乌泥各面积13亩的水田也交由乙方承包；承包期限：自1986年11月13日起至2034年底止，为期47年，另乌坭各水田的承包期限从1986年11月13日起至2016年底，为期三十年；承包金额：荒山全期承包总款为300元，自承包之日起交清现金，乌坭各水田承包金每年260元，应在每年年底交清。合同书中有原泰美镇新星村白务岭时任村长林和枢（已故）及张谭明、曾瑞生的签名。合同签订之后，林和枢向张谭明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荒山承包款300元。1988年1月12日，博罗县公证处出具（1988）博证经字第24号公证证明书，证明上述《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内容合法、双方签名属实。1997年12月19日，被告曾瑞生与张谭明签订《协议书》，约定曾瑞生将上述《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承包的荒山全部转让给张谭明发展和管理，从签协议日起所有权益与曾瑞生无关。2005年5月23日，张谭明因病死亡。博罗县公证处于2007年1月5日作出的（2007）博证内字第5号公证书载明：张谭明死亡后遗有向新星村白务岭村小组承包的约500亩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及收益（承包合同公证书号（1998）博证经字第24号），由张谭明的儿子即本案被告张辉红、张辉伦、张小雄共同继承。2004年12月10日，博罗县林业局出具《证明》，证明张谭明承包的黄沙坑等地荒山面积总计为1467亩（其中保护区面积831亩、生态公益林面积636亩）。2005年1月28日，博罗县人民政府核发博林证字[2005]第002131号《林权证》，登记林地所有权人为新星村民委员会，林地使用权人为张潭明，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为张潭明，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为张潭明，登记林地坐落泰美镇新星村民委员会，地名黄沙坑，面积1467亩，东至鸭麻窝，南至狮里石顶，西至伯公仔，北至雷公杉山。后博罗县人民政府又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博府决[2013]12号《关于注销登记事项的处理决定》，认为当事人申领《林权证》（博林证字[2005]第002131号）的程序不合法，遂决定注销该林权证。被告张辉红、张辉伦、张小雄不服，向惠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惠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惠府行复[2014]6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因未有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在作出涉案林权登记行政行为之前履行了公告程序，被申请人在林权登记档案中也未发现林权公示的资料，涉案《林权证》法证程序不合法，依法应予撤销”，维持了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决定。后被告方经过系列行政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另查明，2005年5月23日，张潭明因病死亡。博罗县公证处于2007年I月5日作出的(2OO7)博证内字第5号公证书载明：张潭明死亡后遗有向新星村白务岭村小组承包的约500亩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及收益[承包合同公证书号(1998)博证经字第24号]，由张潭明的儿子即本案被告张辉红、张辉伦、张小雄共同继承。再查明，原告与张潭明曾于1998年2月1日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确认张潭明与原告于1986年签订的并经博罗县公证处(1988)博证经字第24号公证书公证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并协议同意将合同书中的伯公仔(土名)其中的矮参仔归还原告使用。上述协议书中有张潭明及林新生的签名，并有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管理区白新村经济合作社)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经济联合社的盖章。庭审中，原告确认在1986年11月13日签订本案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当时原告没有公章。原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原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务岭)与被告曾瑞生、张潭明于l986年1月13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该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其实意思表示，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首先，原告主张合同中没有相关村干部的签名，因及方均承认林和枢当时是作为白务岭的法定代表人，且在当时原告尚元公章的情况下，林和枢代表原告行使职权签订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申请对合同书中”林和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林和枢已经病故，原告提交的鉴定对比样本亦无法确认确系林和枢的亲笔签名，因原告申请笔迹鉴定没有对比依据，因此对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原告主张(1988)博证经宇第24号公证证明书有涂改，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问题，根据本院依法向博罗县公证处调取的原稿显示，其与本案原、被告提供的公证书均一致，均存在公证书中文号的年份从“1987”改成“1988”的现象，因该处涂改并不涉及公证书的具体实质性内容，虽未经法律规定的补正程序，但结合当时的经济水平及出具证明书时间在1988年初等具体情况，本院认为该处涂改对公证书具有相应的公证效力不构成影响，且在该公证处在相近时问段出具的(l988)博证经字第23号、第25号公证证明书亦可佐证该公证书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1988)博证经字第24号公证证明书予以采信，该份公证书能够证实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的及方签名真实。其次，关于原告主张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时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应属无效的问题。原告主张合同书签订前，林和枢签订前未就此召开村民会议，未以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和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根据1986年4月12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也合同纠纷案件》第二条的规定，案涉合同书应属无效，因合同书签订当时并无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经由村民会议才符合民主认定程序，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性原则，原告依据事后施行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否定此前设立的合同效力，理由不成立。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对其主张的案涉合同书的签订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承担举证责任，因原告提供的泰美镇新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仅仅能证实张潭明当时是新星村委会的党支部书记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合同签订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的情形，而证人林某的证言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原告与张潭明于1998年2月1日签订《协议书》亦已确认张潭明与原告案涉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并对合同书中的承包范围进行了调整，该协议有原告及新星村经济联合社的盖章确认，应视为原告对案涉合同书的效力进行了追认，且原告在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中亦陈述上述《协议书》系原村长林新生为解决土地纠纷，团结群众才签订的，现原告称对案涉合同的签订长期不知情，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被告方提供的协议书、民事调解书及(1988)博证经学第25号公证证明书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张潭明及本案被告自签订案涉承包合同书后已近三十年，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现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于情理不妥，且势必引起相关权利主体新的纠纷。另外。被告依据案涉合同所取得的林权证被注销登记系因没有证据显示博罗县农业和林业局在核发林权证之前进行过公示，该林权证被注销登记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的程序相关;与案涉合同书是否经过民主认定程序及村干部是否串通损害集体利息并无直接关系，亦无法佐证本案案涉合同书是否未经民主认定程序。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负担。当事人二审意见上诉人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一、1986年11月13日，林和枢当时的身份是否为白务岭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名称是什么？白务岭当时的组织机构名称是什么？一审并没有查明，且没有确实有效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主张合同中没有相关村干部的签名，因双方均承认林和枢当时是作为白务岭的法定代表人，且在当时原告尚无公章的情况下，林和枢代表原告行使职权签订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认林和枢在1986年11月月13日是泰美镇新星白务岭的村长、法定代表人，但双方均没有相关证据支持该说法，一审法院也没有查证属实。1、1986年11月份，白务岭并没有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样的组织机构，自然也不存在“村长”这个职务。从广东省农村村民自治的历史变化中，可以得知，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白务岭在1986年11月份并未没有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样的组织机构，也未设立有白务岭“村长”这个职务。自从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广东省以原人民公社所属区域设立区公所，在生产大队建乡人民政府（俗称小乡，非1982年宪法规定之一级政权组织）；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于1986年以粤发【1986】28号文发布《关于撤区建乡镇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通知》，广东省开始改区公所为乡镇一级政府，并将原乡人民政府（小乡、即原生产大队）改设村民委员会。广东省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组织法（试行）》的过程中出现反复，1989年又将村民委员会改为管理区办事处，作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于是从1989年起广东省农村基层组织除了广州、深圳、珠海市外，都在原生产大队设立农村管理区办事处作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原生产队，这一管理体制维持到1998年。1998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理顺我省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通知》【粤发（1998）14号文】，决定撤销农村管理区办事处，全省统一实行村民自治。因此，1986年11月13日前后期间，白务岭并没有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样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设立“村长”这个职务，因此，自然也不存在林和枢担任白务岭“村长”这个职务。2、上诉人没有任何权力认定林和枢在白务岭担任职务。1986年11月份，林和枢在白务岭中，是否有担任该村的“村长”职务，即使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承认过，也可能由于历史年代久远，而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认识，即使自认过也是无效的。白务岭在1986年11月份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是否有设立“村长”这个职务？林和枢又是否担任白务岭“村长”的职务？只能由有权机关根据相关文件予以核实认定。一审法院在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并没有查清楚，而草率认定林和枢当时是白务岭的法定代表人，这完全是没有证据支持的错误认定。3、即使林和枢1986年11月13日签订合同当时，有“村长”这个职务，也属于非法职务。根据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第七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由村民选举产生。各地在建乡中可根据当地情况制订村民委员会工作简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制订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退一步讲，即使1986年11月份林和枢当时的身份为白务岭的负责人（村长），但必须依据当时国家政策的规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否则，对其相关职务安排均是不合法的，其“村长”职务属于非法职务，其无权于1986年11月13日代表白务岭村全体村民与张潭明、曾瑞生签订合同。4、林和枢即使签署了案涉合同，其行为依法属于无权代理的无效行为。因本案没有证明林和枢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是白务岭的法定代表人，在没有该自然村全体村民授权的情况下，他即使有签名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依据1982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99年失效）第七条规定第三项规定的“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林和枢即使签署了案涉合同，其行为仍然属于无权代理的无效行为。二、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对林和枢与张潭明、曾瑞生于1986年11月13日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林和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违背法定程序，直接导致本案事实可能出现重大错误的认定。一审诉讼阶段，上诉人申请对《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林和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提交了鉴定的对比样本，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交的鉴定对比样本无法确认系林和枢的亲笔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没有对比依据为由，不同意进行鉴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是不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21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于是否进行鉴定，应有法定的理由法院才可以不予准许，一审法院拒绝进行对林和枢在《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上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同意进行鉴定，以查明案件事实。另外，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博罗县公证处调取了（1988）博证经字第24号公证书（该公证事项为对林和枢与张潭明、曾瑞生于1986年11月13日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进行公证）及相关档案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1982年实施）第16条“当事人申请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的规定以及《公证程序试行细则》（1986年12月4日实施）第13、14、16条等的规定，对于当事人申请公证，公证机关一定会让申请公证的当事人填写申请书并签名、对当事人进行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领取公证书送达回执签名，并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因此，本案林和枢在该合同上的签名，与其后该合同进行公证的行为，林和枢的签名有比对样本，具有进行鉴定的条件。为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拒绝对《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上“林和枢”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违背法定程序，并可能直接导致本案在认定事实上出现重大错误。为彻底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组织相关鉴定机构，提取博罗县公证处案涉申请书、笔录、送达回执上“林和枢”的签名样本等资料，与该合同上“林和枢”的签名进行鉴定，以证真伪；并核实申请公证时林和枢提交的职务身份等资料。三、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时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违反了当时国家的政策规定，属于无效。即使该合同书签订时，林和枢是白务岭的负责人，但签订前未就此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未经民主程序议定，违反了当时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属于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书签订当时并无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由村民会议才符合议定程序，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当时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了进行发包之产须经民主议定程序的政策规定。理由是：1、1986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应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有：“（一）属于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三）违背民主议定原则的；（四）采取欺诈、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五）发包人无权发包的；（六）承包人私自转让、转包承包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违背民主议定原则的农村承包合同无效，由此可以推定，1986年4月份之前，有关农业发包合同在签订之前，必须经民主议定程序，否则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可能在没有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此类规定的情况下，明确违背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无效。而且在1986年11月13日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之前，国家对于农村承包合同签订之前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协商议定，是有明确规定的，具体如下：1、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第(三)条明确规定：“健全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仍应按照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在各地建立的生产责任制中，实行联产计酬的占生产队总数的８０％以上，一般地讲，联产就需要承包。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所以能普遍应用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名目众多而又各具特色的责任制形式，是群众根据当地不同生产条件灵活运用承包形式的结果。”第（六）条明确规定：“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必须抓好订立合同的工作，把生产队与农户、作业组、专业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合同形式确定下来。这是集体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手段，必须认真做好。公共建设劳务、计划生育和统购派购任务也应纳入合同。合同可以由粗到细，形式要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签订合同要民主协商，签订之后必须遵守。”2、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九条明确规定：“党在农村实行任何一种政策，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照顾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中，违背当地群众愿望，强制推行一种形式，禁止其他形式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尊重社队自主权统一起来，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善于引导。要把扩大社队自主权同加强社员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员代表会议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一切关系社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都要经过民主讨论，由集体做出决定。”由此可见，1986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法律、政策，以及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按当时国家未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民主议定原则的规定，但按当时的司法解释明确违反国家的政策的规定也是无效的；当时党的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党的政策就是当时国家的政策，也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因此，一审法院以案涉合同签订当时并无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由村民会议才符合议定程序，这一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四、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违反了国家当时政策规定的承包期限为15年的期限，属于无效。根据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中发（1984）1号】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当时农业承包合同的期限一般为15年，对于荒山的承包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案涉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长达47年（1986年11月13日起至2034年底止），这明显不是适当延长，而是肆无忌惮的延长，显然违反了国家当时对承包期限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由此该合同因违反当时国家的政策也是无效的。五、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白务岭全体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且张潭明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后，并没有如一审认定那样的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是错误的。1、从签订合同的主体看。1986年11月13日《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签订当时，承包人张潭明是当时新星村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根据证人林某的证词，除了林和枢同意发包给张潭明以外，他和其他干部因为承包金太低而不同意将黄沙坑等（案涉合同项下土地）发包给张潭明，张潭明就把他和林德纯给免职了，由此说明，张潭明主观上存有与林和枢恶意串通的嫌疑。2、从该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合同项下的500亩土地（后经测量实际为1467亩），长达47年的承包期的承包金300元，对于该超低的承包费（几乎是白送性质）这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该合同的签订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白务岭村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3、一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民事调解书等，认定张潭明签订案涉合同之后，已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认为现确认合同无效，于情理不符，且势必引起相关权利主体新的纠纷，这是错误的认定。相关资料并不能证明张潭明在案涉合同的投入，反而可以证明其利用案涉合同进行谋利的事实。而事实上，自案涉合同签订之后，张潭明及被上诉人均未对合同项下土地进行种植或是合理的利用，浪费了土地资源，违反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7条关于“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及之后修改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有关土地使用者的法定义务。六、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形成之前，该合同项下土地已发包给其他第三方，在该土地未收回之前，白务岭对同一土地没有发包权，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依最高法院当时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1986年11月13日形成之前，案涉合同项下的土地已发包给林潭如、林和青、林玉如、张辉洪、林德如五人；林某证实其未代表过白务岭签名发包、林玉如证实其没有在1986年11月11日的《终止合同协议书》上签名，也没有承包过黄沙坑等荒山，由此可见，之前的土地承包关系仍然存在。案涉土地在《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形成之前，该合同项下土地已发包给其他第三方，在该土地未收回之前，白务岭对同一土地没有发包权，依据1986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五）项“发包人无权发包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为无效合同。七、一审认定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管理区白沙村经济合作社与张潭明于1998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确认案涉合同，并应视为对案涉合同的效力进行了追认，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认定。首先，协议中，“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管理区白沙村经济合作社”并未存在追认案涉合同的表述，只是为了友谊团结，张潭明将部分土地交回上诉人，由此说明上诉人当时对案涉合同是存在异议的。其次，“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管理区白沙村经济合作社”在该协议签字之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已经白沙岭经济合作社全体村民进行表决同意，因此，该盖章行为的效力也是不确定的。故而，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是对案涉合同效力的追认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林和枢与张潭明、曾瑞生于1986年11月13日签订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有效是完全错误的，本案大量关键事实并未查清，而且有大量证据证明案涉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由于错误认定事实，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依法撤销该错误判决书，改判确认案涉《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无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人、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父亲张谭明、曾瑞生签订《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时，已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村长这一职务。因此，被答辩人称在案涉合同签订当时不存在村长这一职务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二)在一审审理阶段博罗县人民法院向博罗县公证处调取的[1988]博证经字第23、24、25号《公证书》及相关档案资料，其中由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法人代表证明书》说明林和枢就是当时担任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济合作社(原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务岭)的村长。(三)被答辩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对林和枢曾担任村长职务这一事实已作出确认，现在又对此予以否认，不仅与实际不相符，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关于禁反言的规定，其陈述不应当得到支持。二、村长林和枢作为当时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在代表被答辩人签订合同时行使的是法定代表人而非代理人的职权，无权代理问题无关。三、被答辩人申请对《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林和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林和枢已经病故，被答辩人申请笔迹鉴定不存在对比依据，且博罗县公证处已在(1988)博经字第24号《公证书》中对案涉合同内容及各方签名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作出了确认，该公证书已足以证实《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合同各方签名的真实性。因此，被答辩人申请笔迹鉴定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村长林和枢与张谭明、曾瑞生签订《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时，并无相应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经由村民会议才符合民主议定程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也并末对其主张的案涉合同的签订本经民主议定程序承担举证责任，被答辩人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合同各方根据合意、市场价格约定荒山承包期限及全期承包总款为300元，并不无当。该约定均是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中承包人张谭明、曾瑞生均是原同一大队村民，向发包人博罗县泰美镇新星白务岭(现博罗县泰美镇新星村白新经济合作社)承包原同广大队范围内的荒山，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是合理合法的。村长林和枢当时在合同中代表村小组签名，也是履行其村长职务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被答辩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六、自从签订该《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后，答辩人的父亲按合同约定向村小组交纳了承包款，一直以来都有对承包的荒山进行开荒、管理，中止了一些果树及杉树、松树等，答辩人的父亲去世之后，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答辩人也对山岭进行继续的经营管理。答辩人父亲及答辩人一直以来都有履行《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对荒山进行种植以及合理利用，并防止山林遭到破坏。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哪怕现在去到现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答辩人经营管理的现状。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闲置、浪费土地资源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七、从博罗县人民法院向博罗县公证处调取的【1988】博证经字第23号《公证书》中可知，被答辩人已于1986年11月11日与林谭如、林德纯、林和青、林玉如、张辉洪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终止该五人承包案涉合同项下的荒山，并按原合同条款给张潭明、曾瑞生两人承包，因此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的在签订案涉合同时该土地并未收回的情况。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地区行政公署关于认真做好撤区建乡（镇）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证明自1983年起，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正社分开、建立乡镇府的规定，在撤销了人民公社后，原生产队已经不存在了，涉案的1986年11月13日承包开发的合同书签订的时候只有泰美公社下辖的自然村，并没有村组织，也没有村长这个职务。被上诉人对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的确说明当时生产队已经被撤销，但实质上只是更换名称，被改后的行政职能与之前的生产大队的行政职能是一样的。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涉案的《承包开发荒山合同书》是否有效。上诉人上诉理由主要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公证书的真实性、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与其在一审中所诉请的基本一致，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详细的说理，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原审判决。对一审已经阐述充分的裁判理由，本院不再赘述。退一步讲，无论林和枢的身份如何，涉案的承包合同真实存在、实际履行，村委会也实际收取了承包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村委会及村民至始至终均明知承包合同的存在且已经实际履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继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虽未经过民主议定，但是合同履行一年以上、承包人大量投入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宜认定为无效的基本原则，涉案的承包合同效力应确定为有效。如果村委会其认为租赁期限过长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或者因市场行情等变化导致原先约定租金过低而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等情形的，也应当积极协调处理，或者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但其在二审中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提交的新证据亦无法佐证自己的主张。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10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杰审 判 员  黄宇乐审 判 员  寇 倩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李苗苗书 记 员  黄春婷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