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0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体育场路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负责人：关虹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文蓉，女，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海波，男，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瑞玲，女，199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野，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勇，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体育场路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与被上诉人成瑞玲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5民初8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不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成瑞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款项支取及转账均在ATM机上完成，ATM交易仅需要银行卡及对应的密码，所有使用密码交易应视同为本人所为；二、成瑞玲没有举证证明在2016年8月15日至16日在ATM机上取款和转款时，涉案银行卡一直由成瑞玲保管；三、取款转款行为发生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农村信用联社的ATM机上，两个信用社并非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营业网点，一审认定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对ATM机无法识别银行卡的真伪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成瑞玲辩称，一、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成立，保证成瑞玲的存款安全是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的基本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取款和转款的借记卡系复制卡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成瑞玲自2016年8月9日已离境到达美国，借记卡一直存放在成瑞玲身边，发现盗刷后第一时间进行挂失并通知亲属至公安机关报案避免了更大损失；三、一审法院对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合法合理，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成瑞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向成瑞玲赔偿借记卡上被盗刷的损失100300元，并支付自盗刷之日起至付清赔偿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瑞玲于2014年8月4日在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开办了一张借记卡，卡号为62×××65，该卡开通了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功能。成瑞玲于2016年8月9日从北京首都机场，持本人护照乘机出境，前往美国旧金山，在美国旧金山入境后尚未归国。成瑞玲所持的案涉借记卡于2016年8月9日通过支付宝账户进行了一次消费，金额为34元。2016年8月15日23时40分19秒，该卡通过ATM机转账方式向名叫“陈＊龙”的案外人的建行卡（卡号62×××77）转账50000元，随后的23时40分至41分，该卡通过ATM机取现4次，每次5000元，以上取现和转账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人民中路36号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岭门信用社的ATM机上进行操作。16日凌晨0点21分到22分，该卡通过ATM机取现4次，每次5000元，0点25分，该卡通过ATM机转账向名叫“史＊连”的案外人的建行卡（卡号62×××71）转账10300元，以上取现和转账在电白县电城镇爵山水站桥坝8号的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爵山信用社的ATM机上进行操作的。另查明，案外人杨莉容与成瑞玲系母女关系，2016年8月29日，案外人杨莉容就案涉银行卡被盗刷一案，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公安分局西御河派出所（以下简称西御河派出所）报案，西御河派出所对该案进行受理。另查明，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一份，上载明2016年12月12日，本公证员长泉、车晋与杨莉容一起来到成都市高新区高鹏大道28号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前台。9点29分EMS快递工作人员将邮单编号为EZ075605589US的快递送达收件人杨莉容，杨莉容立即确认了邮件包装完好无损。杨莉容签收后暂时交于本公证员保管。上午10点12分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车晋与杨莉容一同将未拆封的邮件带到成都市青羊区体育场路2号西星大厦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10点28分杨莉容在成都银行柜台前现场拆封邮件，取出一张成都银行芙蓉锦程定活一卡通金卡（卡号为62×××65）和一张居民身份证（姓名为：成瑞玲，公民身份号码为：），随后将银行卡交给银行柜台工作人员，杨莉容通过输入密码等操作程序后取出现金人民币50元，并获得一张客户回执。公证人员车某用拍照和摄像的方式对杨莉容签收、拆封快递及使用银行卡的行为进行保全证据。一审庭审中，成瑞玲还向本院提交了照片两张，一张的内容由报纸、银行卡成瑞玲身份证、机票、护照组成，报纸的发行日期为2016年8月27日；另一张为成瑞玲本人手持银行卡拍照，成瑞玲陈述因其并没有开通短信银行的功能，所以被盗刷之后一直未发现，其于2016年8月27日才发现借记卡金额被盗刷，就于当天对自己的护照、银行卡、身份证、机票和当天发行的报纸进行拍照；成瑞玲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案涉借记卡一直被存放在成瑞玲本人身边。庭审中，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陈述，疑似盗刷是发生在2016年8月，寄回来的日期是当年12月12日，这不能证明在成瑞玲所称盗刷时原卡就在成瑞玲身边。成瑞玲以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应对其被盗刷的金额进行赔偿为由，于2016年10月13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银行卡护照及出入境信息、银行明细、受案回执、成都银行通知短信截屏、航班信息、取款凭证等。一审法院认为，成瑞玲在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处开办了银行卡后，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成立，保证成瑞玲的存款安全是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的基本义务。成瑞玲提交的证据证明，2016年8月9日，成瑞玲在北京首都机场登机前往美国旧金山后未再回国，案涉银行卡于2016年8月15日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机上进行了取款及转账操作，而2016年8月27日，成瑞玲发现了案涉银行卡被取款及转账后，立即进行了电话挂失处理并委托其母亲代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另成瑞玲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本人持卡拍照的照片及将案涉银行卡邮寄回国并进行取款操作的证据；鉴于美国旧金山与成都市距离遥远，且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未提供涉案款项被支取及转账系成瑞玲本人或其委托他人所为的相应证据，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岭门信用社和爵山信用社的ATM机上取款和转款的银行卡系复制卡。一审法院认为银行设置ATM机节省了人力投入和交易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有责任改善ATM机功能上的缺陷，遏制和消除因盗用储蓄卡信息和密码而伪造银行卡盗取储户存款的犯罪行为。银行应当通过技术投资和硬件改造加强风险防范，加强对ATM机的日常维护、管理，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对于ATM机无法识别银行卡的真伪，这种安全漏洞及技术风险应由银行承担。同时，因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未提供成瑞玲将银行卡借与他人使用或将密码泄露给他人知道100300元的损失，应当由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承担，现成瑞玲要求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承担存款损失1003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成瑞玲主张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自被盗刷之日起至付清赔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认定为：以1003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成瑞玲存款100300元及利息（以1003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6元，减半收取1153元，由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向本院提交顺丰快递官网国际快递时效网络截图，拟证明从美国到国内快递只需要3-6日，从取款到成瑞玲证明案涉卡由自己保管时间共计11天，有时间将卡从国内寄到美国。成瑞玲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提交的网络截图无链接地址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成瑞玲的银行卡自2016年8月15日至16日期间交易共计100300元是否系被盗刷，现评议如下：成瑞玲案涉借记卡于2016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16日发生多次交易均系通过ATM进行的取现或转款，交易地为广东省茂名市。成瑞玲提交的其持有案涉借记卡的证据时间虽有迟延（2016年8月27日），但结合其身处国外，该借记卡未开通短信提示功能，且成瑞玲于2016年8月27日进行了挂失及委托国内亲属报案等事实，成瑞玲在2016年8月27日才发现盗刷行为并进行报案的可能性较大。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认为存在他人持有银行卡取款后邮寄给成瑞玲的可能性，但未提交予以证明。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负有保障储户银行卡交易安全的义务，成瑞玲的借记卡被盗刷，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成都银行体育场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陶田源审判员  谈光丽审判员  莫 雪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彭奕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