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91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恒正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法定代表人：臧宏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艳萍，北京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国，男，1966年2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华明（刘建国之妻），1967年12月7日出生，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富，北京何贵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兼原审被告刘佳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艳，女，1959年11月24日出生。原审被告：刘佳佳，女，1991年8月20日出生。上诉人北京天恒正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恒正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国、原审被告高春艳、原审被告刘佳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8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恒正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刘建国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刘建国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刘建国不属于被拆迁人，不享有拆迁权益，且全部拆迁款项我公司已支付给了刘建设，故不同意刘建国的诉讼请求。刘建国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天恒正业公司的上诉请求。高春艳、刘佳佳辩称：对原判有异议但未上诉。刘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天恒正业公司、高春艳、刘佳佳共同支付我拆迁款170000元，并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1999年7月24日起至2014年9月1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建国与高春艳之夫刘建设（2010年12月死亡）系兄弟关系，刘佳佳系刘建设和高春艳之养女。北京市西城区×××11号和12号平房原承租人为刘建国和刘建设之父刘小乐。刘小乐于1996年6月死亡，同年7月，上述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刘建设。刘建国的户籍登记在上述房屋内。原审庭审中，刘建国述称，其于1996年之前曾长期在北京市西城区×××11号平房前的自建房内居住。1999年，天恒正业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市西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对包括北京市×××14号院在内的地区实施拆迁。1999年7月18日，刘建国（委托人）向刘建设（受托人）出具委托书：我是新明胡同×××十一号的住户，关于此处房屋拆迁之事，特委托刘建设代为办理协议，搬家，等一切拆迁相关事宜。如有后果由我自行承担。1999年7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刘建设、刘建国（乙方、被拆迁人）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非成套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38㎡，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本人、妻、女、继母……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34650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5835元……共计352335元……”。同日，北京市西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刘建设、刘建国（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有另一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非成套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38㎡；非正式房屋1间，建筑面积12.3㎡。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5人，分别是①本人41、妻40、女8、继母63、②本人33……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51150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10835元……共计522335元”。后案外人郭玉春就该拆迁补偿款归属与刘建设发生争议，诉至原审法院。1999年9月，原审法院作出（1999）西民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西城区×××14号平房2间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352335元，其中10万元归郭玉春所有，余款252335元归刘建设所有。该判决书业已发生法律效力。刘建国认可上述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天恒正业公司亦认可该协议，另陈述刘建设已于1999年7月24日领取了该协议中的款项522335元，并提供了签有“刘建设”姓名的《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NO.0011136），领款凭证上载明领款日期为1999年7月24日。经法院询问，天恒正业公司以经办人都不在了，具体不清楚，到银行查账没找到为由，无法陈述给付刘建设的522335元是以何种形式发放。高春艳、刘佳佳对于上述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上刘建设的签字均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刘建设本人签字。高春艳、刘佳佳称，因郭玉春就拆迁补偿款的归属与刘建设发生争议并向法院起诉，法院对拆迁款进行了诉讼保全，最终刘建设得到的实际补偿款数额为252335元，是在判决后才领取的。对此，原审法院依高春艳申请，到交通银行北京右安门支行查询刘建设名下账号×××的交易明细，该账号交易明细显示，1999年10月21日该账号收到252335元，1999年11月1日取出252335元。另查，原审庭审中，刘建国述称，2011年8月，其到拆迁办调取补偿金余额为522335元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才知道天恒正业公司扣发其拆迁补偿款17万元，后以天恒正业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因天恒正业公司称该款已被刘建设领取，故撤回了起诉。再查，原审庭审中，刘建国提供了刘某出具的书面证言，称1997年至1999年，刘建国的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由其使用，直到1999年拆迁。刘建国之兄刘建中亦出庭作证，称刘建国的户口一直在被拆迁房屋内，其与家人在11号、12号房前建了两间自建房，刘建国自己建了一个小卖部。天恒正业公司和高春艳、刘佳佳均表示，刘建国并非被拆迁房屋承租人，也未实际居住，故其不属于拆迁安置人。本案审理中，高春艳就上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上的签字是否为刘建设本人所写申请法院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缴费义务人高春艳在规定时间内迟迟不交费，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将案件退回。经法院与高春艳核实，高春艳明确表示撤回鉴定申请。后经法院释明，刘建国、天恒正业公司亦均不要求对上述“刘建设”的签字进行鉴定。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委托书》、《公有住宅租赁合同》、（1999）西民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证人证言、账号明细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天恒正业公司于1999年对刘建设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11号、12号房屋实施拆迁之时，刘建国的户籍登记在被拆迁房屋内，且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上约定内容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刘建国在北京市西城区×××14号院另有自建房一间，天恒正业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时，亦认可刘建国的被拆迁人地位。故刘建国作为此次拆迁的被拆迁人有权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对于在案的两份1999年7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刘建设、刘建国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对此陈述不一，但双方均不要对协议的各方签章的真伪性进行鉴定，且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来否认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因此，法院对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比涉案的两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天恒正业公司认可的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协议中，实际居住人口增加1人，为5人，该人为“本人，33岁”，明显是指刘建国本人，且被拆迁房屋除正式住宅二间外，还有非正式房屋一间，建筑面积12.3平方米，该事实与刘建国及其证人刘某等人陈述基本一致。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该协议与前述法院（1999）西民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所涉及的总金额为352335元的协议中相差的17万元应为刘建国应得的拆迁补偿、补助款。鉴于天恒正业公司认可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陈述依此协议向刘建设支付了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522335元，该事实与已生效的（1999）西民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悖。故就此天恒正业公司应承担其确已向刘建设支付了全部522335元款项的举证责任。现天恒正业公司虽然提供了有刘建设签字的领取522335元款项的《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但无法陈述当时是以何种形式向刘建设发放的该款项。且经法院查询刘建设的账号明细，可以证明高春艳、刘佳佳陈述刘建设领取款项的数额与（1999）西民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一致。因此，法院据此认定，天恒正业公司未能就其向刘建设实际支付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522335元完成举证责任，对此事实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刘建国要求天恒正业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170000元及银行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高春艳、刘佳佳未取得该款项，故刘建国要求高春艳、刘佳佳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庭审中刘建国的陈述，其直至2011年8月才知道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款总额为522335元，故其主张天恒正业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170000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刘建国主张的贷款利息应自2011年9月1日起算。天恒正业公司和高春艳、刘佳佳对此的答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天恒正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国拆迁补偿款人民币十七万元，并偿付利息（自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起至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刘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在案的两份北京市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刘建国、刘建设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真实性，各方陈述不一，但经本院与原审法院一再释明，各方均不申请对协议上的签字、盖章进行鉴定。现天恒正业公司认可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协议，并依据《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主张全部款项已由刘建设领走。而刘建设之配偶高春艳、刘建国均主张此前从未见过总金额为522335元的协议，只知晓金额为352335元的协议，直到刘建国2011年到拆迁部门调取证据时才知晓该协议存在；高春艳亦主张在此前刘建设与其继母郭玉春关于分割拆迁款的诉讼中，法院冻结了天恒正业公司352335元补偿款，在该案判决执行过程中，其从天恒正业公司处领取了法院判决归其所有的252335元补偿款，天恒正业公司亦在该案中对拆迁情况进行陈述。天恒正业公司认可其在刘建设与郭玉春的案件中陈述拆迁情况，亦认可高春艳所述的法院冻结补偿款及执行情况。根据各方陈述及在案证据，天恒正业公司现不认可签订过金额为352335元的协议，但并未提交证据否认协议签章的真实性，亦与前案的审理及执行情况不符，故天恒正业公司的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现刘建国、天恒正业公司均认可相关拆迁款数额应为522335元，天恒正业公司依据《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主张全部款项已由刘建设领走。但应当指出，天恒正业公司提交的领款凭证时间为1999年7月24日，当时因刘建设与郭玉春分割拆迁款的案件，法院冻结了352335元拆迁款，天恒正业公司于1999年10月21日依据法院前案的生效判决将352335元款项分别给付刘建设与郭玉春，故天恒正业公司提交的领款凭证记载与生效判决及执行情况明显相悖。天恒正业公司现无法说明522335元的具体给付方式，亦无法提交其他证据对给付全部拆迁款的事实予以证明，故对天恒正业公司主张的全部款项已支付完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建国主张的17万元拆迁款及相应利息一节，根据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金额为522335元协议中实际居住人口比金额为352335元的协议增加一人，即协议中载明的“本人，33岁”；被拆迁房屋增加一间，即“非正式房屋一间，建筑面积12.3平方米”。综合当时刘建国的户籍登记、两份协议的约定以及原审期间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刘建国的户籍登记在被拆迁房屋内，且在被拆迁的院落内有自建房一间，故金额为522335元协议中增加的一人显系刘建国本人。现天恒正业公司虽否认刘建国的被拆迁人地位，但其认可的金额为522335元的拆迁协议中记载的被拆迁人及落款处均有刘建国的名字，故对天恒正业公司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刘建国主张两份拆迁协议之间相差的17万元拆迁款及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天恒正业公司主张刘建国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天恒正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北京天恒正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雨菡审判员  姚 颖审判员  周梦峰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