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5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星，男，汉族，1972年3月15日生，住浙江省天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书桥，江苏和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先军，江苏和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雄，男，汉族，1970年3月12日生，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瑄，男，南京月光车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安徽省明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绍兵，男，汉族，1966年12月30日生，户籍地在浙江省天台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长江，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世杰，男，壮族，1951年10月2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乔，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星因与被上诉人王雄、陈绍兵、罗世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6民初8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书桥、钱先军，被上诉人王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瑄，被上诉人陈绍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长江、被上诉人罗世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王雄、陈绍兵、罗世杰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吴星出让意愿是建立在和王雄同时转让南京新月光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光公司）股权的基础上，因为其与王雄的矛盾，吴星不可能单独出让，却让王雄留下继续赚钱；同时，只有整体转让，才能使转让价格符合吴星的利益。王雄三人串通压低后形成的价格，致使吴星基于错误认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从根本上违背了吴星的转让初衷。王雄等三人的行为超越了道德批判范畴，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2.王雄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与其在前案[（2015）六商初字第1014号]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具有可信度；陈绍兵及其代理人在两案庭审中表述不一致，其在前案中认为可接受1150万元-1200万元，并承认有了王雄和罗世杰的“帮忙”，价格才能压到980万元，而本案则认为压价是正常的商务谈判；前案认为980万元对价很便宜，本案又认为新月光公司不值980万元。3.王雄作为出让方的一员，与买方相互串通，额外获取买方的“好处费”，王雄在保留自身股份的同时，实施了联合压价的行为，已超出商务谈判技巧的正常范畴；4.吴星在家具行业的从业经历与吴星被欺诈及利益受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王雄辩称：1.吴星虽曾登报要出让股权，但仅是个人要约，与王雄等三人无关，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王雄与陈绍兵、罗世杰相互串通，恶意压价，致使吴星违背争取高价的本意，该行为明显有违公平正义；2.王雄是吴星的原合伙人，又是相互约定共进退的出卖人，吴星是基于相信王雄谈判价格需要以同时转让为前提调价，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看出，王雄骗取吴星的信任后即找陈绍兵合谋，并指示陈绍兵找罗世杰做托，又以隐瞒真相，以虚假手段帮陈绍兵、罗世杰压价，致使吴星转让价格受损20%；3.王雄与陈绍兵、罗世杰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陈绍兵未按约足额给付股权转让款，故上述协议未生效。综上，请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双方依法返还各自取得的财务，恢复原状。陈绍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吴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一、吴星上诉主张王雄、陈绍兵、罗世杰构成法律上的欺诈，缺乏事实根据。1.讼争股权转让前，王雄与吴星在共同经营新月光公司期间矛盾尖锐、无法调和，旗下家具城经营不景气，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对此，吴星和王雄一审庭审中均已承认，故吴星愿意以490万元对价出让股权，完全是其自主作出的意思表示；2.吴星和王雄均长期从事家具城经营的企业家，作为理性经营人，其对讼争股权的实际价值及转让价值是否合理应明知，且洽谈过程中除陈绍兵外并无其他购买意向人，而490元股权对价是吴星基于家具城经营现状及与王雄间的矛盾所作的决定，并不存在王雄、陈绍兵、罗世杰恶意串通损害吴星利益的事实；3.吴星称“其出售意愿是建立在和王雄同时转让股份的基础上…不可能单独出售，离开家具城”，该说法不成立，49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仅满足了吴星对转让价格的心理预期，且帮助吴星实现了摆脱家具城的经营亏损、摆脱其和王雄间严重矛盾与对立等目的，故吴星提起本案之诉是因目前家具城的周边环境改善，并扭亏为盈、股东逐年分红导致的心理不平衡；5.在讼争协议签订时，王雄确有出让股权的意愿，而非假意出让股权欺骗吴星，而罗世杰之所以作为名义股权受让人是为了避免陈绍兵因老乡关系羞于讨价还价，而吴星在办理讼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已知晓陈绍兵是实际购买人。二、吴星称其利益受到损害，也同意缺乏事实根据。1.即使王雄和陈绍兵间存在意思联络，但仅是正常的商业谈判，而吴星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实际取得了490万元股权对价，其合同利益并未实际受到损害；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吴星应举证证明存在“恶意串通”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但吴星并未就此进行举证，且其本人系讼争协议签订方，并非“第三人”，故讼争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3.陈绍兵代理人虽在另案中陈述过其最初心理价位是1150万元左右，但这仅是陈绍兵在未对家具城进行实际考察前进行的价格预判；4.讼争股权转让前，新月光公司面临亏损，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家具城又因发生水灾需要重新装修，而吴星并未实际经营家具城，仅是以100万元/年承包费交由王雄经营，现吴星实际取得490万元，明显超过其担任股东期间的收益。三、2012年9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吴星与王雄同为股权出让方，即使同一方中的一人对另一方有某种不诚信行为，也不能据此认为陈绍兵实施了欺诈，故吴星的诉讼请求与其所述事实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罗世杰辩称：1.总股权转让对价（980万元）是吴星和王雄根据家具城的经营状况以及两股东矛盾等客观因素所作出的结果，价格形成既与罗世杰无关，也与陈绍兵无关；2.至于陈绍兵以罗世杰的名义收购股权，是因为陈绍兵碍于和吴星的同乡情面，不便直接与吴星讨价还价；3.讼争股权办理工商变更时，吴星已经知晓陈绍兵是实际收购人，吴星并未提出异议；4.陈绍兵收购股权时，曾邀请案外人一并收购，但经过实地考察后，案外人认为家具城的实际价值并达到980万元；5.罗世杰实际持有10%股权，但与讼争股权转让无关，是因为陈绍兵无法归还贷款而出让给罗世杰的。吴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吴星与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于2012年7月1日签订的《南京市六合区新月光家具城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吴星与罗世杰于2012年9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王雄与陈绍兵、王雄与罗世杰以及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内部签订的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协助吴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吴星的股权恢复到王雄、陈绍兵、罗世杰恶意串通之前的状态；4.由王雄、陈绍兵、罗世杰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15日，王雄、吴星等共出资500万元设立新月光公司，后经股权转让，至2010年8月新月光公司股东为王雄、吴星二人。2010年8月15日，王雄、吴星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修改后公司章程，确认其二人出资额各为250万元、持股比例50%，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雄，职务为执行董事兼经理，选举吴星为公司监事。2012年7月1日，王雄、吴星（甲方）与罗世杰（乙方）、陈绍兵（××）签订《南京市六合区新月光家具城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向乙方整体转让新月光公司，经营面积约160000平方米（以实际建筑为准），股权转让总金额980万元，付款方式为预付定金300万元，余款于2012年8月30日前付清。2012年9月19日，吴星与王雄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王雄将占公司50%、2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陈绍兵;吴星将占公司50%、2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罗世杰。同日，吴星与罗世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星向罗世杰转让新月光公司250万元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50万元，于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王雄与陈绍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雄将其持有的新月光公司2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陈绍兵，转让股权的总价款250万元，于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2012年9月29日，新月光公司至六合区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将原法定代表人王雄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陈绍兵，原股东吴星、王雄变更为股东罗世杰、陈绍兵，二人实缴出资额各为250万元。2013年1月10日，罗世杰作为转让人与受让人王雄签订《股权转让》，约定转让股权的总价款为250万元，于协议生效的当日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同日，陈绍兵、王雄出具《股权转让同意书》，载明：“股东罗世杰现将本人在南京新有光家具公司的50%股权，注册资本250万元，以250万元转让给王雄”。2013年1月14日，新月光公司至六合区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将原股东罗世杰变更为股东王雄，实缴出资额为250万元。2015年11月9日，陈绍兵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雄返还陈绍兵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进行第一次庭审，王雄于2015年12月7日申请追加吴星为第三人，并于2016年1月27日提起反诉，要求陈绍兵支付股权转让款528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进行第二次庭审并依法传唤吴星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吴星未到庭，在庭审后提交了相关材料。关于该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5）六商初字第1014号民事判决书。陈绍兵、王雄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苏01民终字第65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上诉人王雄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同时作出（2016）苏01民终字第656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正在审理中。另查明，吴星在（2015）六商初字第1014号案件第二次庭审即2016年3月16日之后查阅相关庭审笔录后，认为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存在欺诈及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于2016年12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王雄、陈绍兵和罗世杰在与吴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及王雄、陈绍兵和罗世杰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星利益的行为存在争议。吴星提交（2015）六商初字第1014号案件两次庭审笔录、（2016）苏01民终6567号案件庭审笔录及（2016）苏01民终656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证明王雄与陈绍兵、罗世杰联合压价，王雄只是名义上转让股权，罗世杰只是形式上的股权买受人，陈绍兵是实际买受人等事实，且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在庭审中自认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雄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承认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陈绍兵质证称：1.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三人存在恶意串通。庭审笔录中提到的1150万元左右转让价陈绍兵可以接受是有前提的，就是可能要拆违，后来经了解，没有拆违，所以价格降低了。980万元的股权成交价格是吴星和王雄经过充分考虑的；3.王雄从形式上转让股权，从而促使吴星出让股权，这个属实，但是吴星表示过要卖掉公司，并曾刊登过出卖公告。陈绍兵知道王雄想与吴星拆伙，但是并未和王雄串通，而且吴星的利益也没有受损。罗世杰对此质证称：陈绍兵通过罗世杰一共支付了620万元，多支付了130万元，是因为王雄当初有转让部分股权的意思表示，并非为了欺骗吴星而进行的空转。单凭庭审笔录无法证明王雄等人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陈绍兵申请证人宣某,4到庭作证，其主要证言为：1.陈绍兵曾经找其入股一起购买新月光公司，陈绍兵告诉其转让价格在980万元至1150万元之间；2.经其了解，新月光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当时家具城承包给个人经营，承包费是100万元/年。其认为该笔投资不划算，故没有入股购买。吴星对证人证言质证称：1.证人只能对自身参与和知道的客观事实进行表述，证人不是鉴定人也不是当事人，该证人表述的均是其个人价值判断，只能作为其个人观点；2.该证人表述的都是听来的、传来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王雄质证称：1.证人对新月光公司家具城面积、土地面积、租金和承包金额等都不了解，如何评价新月光公司的价值，其陈述的新月光公司的状况都是听来的；2.王雄从来没有和证人接触过，也没有与其谈过转让价格。陈绍兵质证称：证人就其自身经历的情况对客观事实进行了描述，对新月光公司的价值做了判断，证人证言是真实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另，吴星在一审中陈述，其从事家具行业近20年，2010年底，因吴星与王雄经营中产生矛盾，吴星曾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出卖家具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期限；二、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与吴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星利益的情形。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虽然吴星与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于2012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吴星是在2016年3月16日之后才认为存在撤销事由及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其于2016年12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期间未超过一年，所以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期限。故对陈绍兵、罗世杰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期限的答辩意见，应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吴星基于王雄股权并未实际转让、股权转让价格低等情形认为王雄、陈绍兵和罗世杰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及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吴星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吴星与王雄共同经营新月光公司，双方在经营中发生矛盾，产生出卖新月光公司的意愿。吴星曾在报纸上刊登出卖新月光公司的公告，更表明出卖新月光公司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在存在王雄与陈绍兵、罗世杰联合压价，王雄只是名义上转让股权，罗世杰只是形式上的股权受让人陈绍兵是实际受让人的情况下，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与吴星达成转让股权协议，但其三人并未诱使吴星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因为转让股权本就是吴星的初衷，所以虽然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存在不诚信行为，但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欺诈。2.王雄、陈绍兵、罗世杰确实存在联合压低股权转让价格的行为，但股权买卖过程本身就是商业谈判，买方压价亦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只是王雄作为名义上的卖方应与吴星是利益共同体，其却实施了压价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王雄是否参与压价、其股权是否出让及股权受让人是陈绍兵或罗世杰，不会对吴星出让股权造成实质性影响。3.吴星从事家具行业近20年，其对市场行情、市场前景及新月光公司的市场价值应有比较专业的判断，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其接受980万元（其中吴星4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应该是基于理性判断，所以即使股权转让价格偏低，也应认定吴星是自愿接受，其作为理性经济人应对其行为负责，且吴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利益受损害。综上，吴星认为王雄、陈绍兵和罗世杰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及王雄、陈绍兵和罗世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不成立，其要求1.撤销吴星与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于2012年7月1日签订的《南京市六合区新月光家具城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吴星与罗世杰于2012年9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王雄与陈绍兵、王雄与罗世杰以及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内部签订的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协助吴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吴星的股权恢复到王雄、陈绍兵、罗世杰恶意串通之前的状态等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吴星提交《追款通知书》，证明王雄于2017年5月19日向吴星发函，要求吴星返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王雄对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对账单，证明陈绍兵仅支付股权对价480万元而非620万元；2.股东会决议，证明王雄是吴星的股权转让同进退、同益损的合伙人；3.六合区工商局准许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王雄帮助陈绍兵、罗世杰压价，诱骗吴星受损20%的情况下出让股权，而王雄却保留了股权，故欺诈行为实际存在；4.（2015）六商初字第1014号一案的庭审笔录，证明陈绍兵凭空捏造王雄与吴星、安玉球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制造虚假诉讼；5.吴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汇给吴星、安玉球的100万元是替陈绍兵转的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其他债务；6.王雄另案代理词，证明陈绍兵不承认王雄汇给安玉球的100万元是替他付的股权转让款，则陈绍兵至今未付清股权转让款，故讼争协议未生效。被上诉人陈绍兵、罗世杰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认定如下：上诉人吴星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王雄提交的证据1、4-6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3不属二审新证据，且所涉事实已在一审查明中予以列明，故不再予以认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当事人均确认，王雄、陈绍兵、罗世杰等并未就讼争股权转让另行签订三方协议。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与吴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二、王雄、陈绍兵、罗世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星利益的情形。本院认为：所谓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当事人对于欺诈事实的证明，需达到使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吴星主张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如下欺诈行为：1.王雄未实际转让新月光公司股权；2.三人联合压价，恶意将股权转让对价从1500万元压低到980万元，致使王雄利益受损。但首先，吴星、王雄均各自持有新月光公司50%股权，并非共同权利人，依法有权自行处分各自名下的股权，吴星无权决定王雄是否出让股权，且无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吴星转让股权系以王雄同时出让股权为前提条件。另王雄早于2013年1月14日重新受让了新月光公司50%股权，但吴星直至本案诉讼前一直未提出异议，故王雄是否实际转让股权，并不影响欺诈事实的认定；其次，新月光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对新月光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故吴星主张新月光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为1500万元，缺乏依据。陈绍兵虽在另案陈述最初的心理价位是1150万元，但在商业交易中，股权转让双方根据洽谈情况及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应属正常的交易行为，不能据此认定讼争股权的实际价值为1150万元。另吴星亦无证据证明98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明显低于新月光公司的实际价值或市场价格，故并不能据此认定吴星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再次，吴星因与王雄在共同经营新月光公司中发生矛盾，遂产生出售新月光公司的意向，并在报纸上刊登出相应公告，故出让新月光公司股权系出自吴星的真实意愿，并非由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压价行为所致的错误意思表示。最后，吴星作为一个从事多年家具行业的理性商主体，其应对相关市场行情、市场前景及新月光公司的市场价值具有较为专业的判断，其应对自身业已作出的商业判断及商业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风险。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星主张的欺诈事实存在，其无权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另，吴星主张王雄、陈绍兵、罗世杰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损害其利益，并据此要求确认王雄与陈绍兵、陈绍兵与罗世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基于上述相同理由，吴星主张其利益受到损害，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其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吴星继而亦无权要求股权回转。综上所述，吴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2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600元，均由吴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毓敏审判员  刘阿珍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