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102民初3483号原告：李琨，男，1980年3月11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冕，江苏汇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阳霆，江苏汇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盛迪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京口工业园李华路3号。代表人：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铭，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寿芹，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琨与被告镇江市盛迪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盛迪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琨及其诉讼代理人朱阳霆、被告盛迪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朱寿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琨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2013年1月—2015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40896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2年3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2015年9月16日从被告处离职。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从事质量管理岗位，基本工资为每月21320元。但是从2013年1月1日起，被告以种种理由不按合同约定足额发放工资。原告经多次与被告交涉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盛迪公司辩称：1、据调取的职工工资表反映，原告每月应发工资是6000元，每月所发工资均由原告签字确认，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的问题，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我们认为原告现在所依据的劳动合同中所载的工资标准数额不是真实的，其基本工资应是镇江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320元而非21320元，这也与职工工资表中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出勤工资为每月1320元是相一致的，结合原告在被告单位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及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社保缴费基数（按镇江市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来看，也可以看出现在原告所依据的劳动合同中的基本工资数额不是真实的；3、即使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数额存在的话，但在实际发放工资的时候也并没有按合同约定进行发放，且原告本人每月对所发工资予以确认，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被告主张过工资差额部分，双方的实际行为也已对工资标准进行了变更，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原告的主张也不应予以支持；4、被告已申请破产，正常生产到2015年3月底，因此，假使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数额存在的话，按原告所述的被告拒发工资差额部分应属克扣工资，而克扣工资的仲裁时效为1年，原告在2016年5月才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5、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于2002年4月成立，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铸件、液压件的生产、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液压零部件机械加工、装配、销售等。原告自述其自1997年17岁中专毕业后即至芜湖银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银峰公司）工作，1999年与银峰公司签订正式入职合同。原告在银峰公司实习期间工资是400多元，过几年后增加至1000多元，担任质量主管后扣除保险费用后的基本工资在9000元左右。2011年，因被告单位的一名同事介绍，原告开始与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倪文林接触商谈至被告单位工作的相关事宜。2012年2月底原告与银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自2012年3月起，原告在被告处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原告认为，其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是由被告单位的原法定代表人倪文林与原告商妥的，原告当时考虑到被告单位离自己家比较近，提出的工资标准要求是不低于每月10000元。但自原告入职被告单位的2012年3月至2012年底期间，原告每个月实际到手工资仅为6000元左右。庭审中，原告提供一份加盖被告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1日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第六条第三项约定内容为“甲方（本案被告）对乙方（本案原告）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乙方的基本工资确定为每月21320元，以后根据内部工资分配办法调整其工资；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方法考核确定。”该合同第八条同时约定：甲乙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按市最低数缴纳。”原告认为自2013年1月起，被告应按该合同载明的每月工资21320元为原告补足工资差额。前述劳动合同整体为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内容，但21320元工资标准的数字及保险费缴纳标准的内容均为手写添加。被告对该劳动合同书中其余部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中关于原告的基本工资数字“21320元”中的第一个数字“2”是原告事后添加的，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基本工资应当是镇江市2013年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320元，总工资即为原告每月实际领取并签字确认的每月6000元左右。对此，被告提供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自2012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部分职工工资领取表，该工资表显示：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公司员工的全部工资由出勤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加班工资、岗位津贴、质量工资等组成。其中出勤工资在2013年2月至6月期间为每月“1320元”，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期间为“1480元”。全部员工应发工资总额分为3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不等。原告的应发工资总额基本上为同事中数额最高，扣除养老、医疗保险费及个税后，原告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在6000元左右，原告每月均在该工资表中签字确认。庭审中，原告对其签字确认的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在工资表上签字仅仅是认可每个月收到了此数额的工资，并非说明原告认可这部分金额就是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其认为虽然每月先实际领取6000元左右，但其曾与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倪文林口头商妥，工资差额部分会在年底时一次性补齐，且被告单位实际也在2013年春节时补发过20000元，但对此仅有原告当庭陈述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认可其在与被告单位签订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1日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前后，领取工资的方式与实际数额并没有变化，差额部分未予补足。此外，对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实际数额问题，被告还申请对双方的劳动合同书中所载原告的基本工资标准“21320元”第一个数字“2”是否系事后添加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方面，该鉴定是否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未可知。另一方面，根据现有证据已能对相关事实形成综合判断性结论，没有启动鉴定程序的必要。为避免增加当事人财力、时间负担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故未予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另查，自2012年6月1日起，镇江市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1320元；自2013年7月1日起，镇江市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1480元。原告目前就职于浙江省宁波市的玛汀瑞亚宏泽铝制配件（余姚）有限公司，据原告提供的工资表显示，原告在2016年1、2、3月份的税前工资为11040元。再查，被告因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于2015年1月9日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2015）镇商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被告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决定书随即确定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作为被告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镇商破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正式宣告被告公司破产。实际被告公司正常经营至2015年3月。原告就本案所涉纠纷于2016年5月9日向镇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该委于次日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终止证明、玛汀瑞亚宏泽铝制配件（余姚）有限公司工资发放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自动回单机工资卡历史明细清单、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养老保险清单、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镇商破字第3-1号、3-2号民事裁定书、（2015）镇中法鉴委字00007号决定书、2012年12月—2015年3月期间的职工工资领取表、职工生活费领取表、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为凭，并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每月的工资数额不应是其在工资表上每月签字确认的数额。而综合现有证据进行判断，原告主张所依据的最主要证据为原告所持有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虽然该合同书形式上反映出“甲方（本案被告）对乙方（本案原告）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乙方的基本工资确定为每月21320元……”，但对于原告所述的其曾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口头商妥每个月先拿6000元左右，工资差额部分会在年底时一次性补齐，且被告单位实际在2013年春节时补发过20000元，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承担对其不利的相应法律后果。1、原告自述其在进入被告单位之前，每月工资为9000元左右，因原告家在镇江，至工作地点也在镇江的被告单位工作，考虑到离家较近，工资数额上有所下降也能接受，故原告到被告单位工作后每月领取6000元左右的工资，基本符合生活常理；2、原告每月领取工资后均在工资表上签字，自2012年至2015年，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原告未曾以任何书面形式提出异议；3、经原告签字确认的工资表反映，员工的全部工资由出勤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加班工资、岗位津贴、质量工资等组成，如依照原告现持有的劳动合同书中所载的基本工资就达到21320元的话，则原告每月实际应取得的工资数额将远超本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数倍，并不符合行情标准；4、镇江市区最低工资标准在2013年7月之前刚好为每月1320元，且原告所持有的劳动合同书中除基本工资的约定外，对于社保费用也同时约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按市最低数缴纳”，与基本工资按照镇江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相吻合。更为不符常理的是，日常生活中对于月工资标准，鲜见约定具体到几十元的，一般最多到百元的整数倍；5、原告现就职于浙江宁波，同样为经济较发达城市，到2016年原告的税前工资总额尚且仅为11000元左右。相较而言，如按原告现持有的劳动合同书上所载数字，在三年前的本市，光基本工资一项即达到21320元实在缺乏可信度。结合以上五点理由，并对比原、被告双方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曾约定的原告每月工资标准应为基本工资1320元而非21320元、月工资总额应为其实际每月签字确认领取的6000元左右。且原告主张2013年1月—2015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最迟应于2016年4月30日前提出，其在2016年5月9日方提请仲裁，已超时效。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按每月基本工资21320元的标准补足2013年1月—2015年4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琨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福君人民陪审员  雎开明人民陪审员  吴咏洪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史方雅附相关法律规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