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冀0128行初7号原告刘建通，男，汉族，住深泽县。原告刘庆峰（又名刘小三），男，汉族，住深泽县。原告刘玉英，男，汉族，住深泽县。原告刘玉民，男，汉族，住深泽县。四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世清，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委托代理人孙金花，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泽县人民政府。地址：深泽县府前西路**。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县长。委托代理人甄亚超，深泽县留村乡乡长。委托代理人焦晓省，河北牛聚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地址：石家庄市中山东路**法定代表人邓沛然，市长。第三人刘志刚，男，汉族，住深泽县。四十一位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刘占英、刘国中、刘振法。原告刘建通、刘庆峰、刘玉英、刘玉民诉被告深泽县人民政府（下简称县政府）、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下简称市政府）、第三人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县政府于2014年3月向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发包方为东南留村民委员会，承包方为第三人，承包期限为1999年12月31日至2029年12月31日。因2004年4月1日，在留村乡政府的协调下，西南留村与东南留村签订了《换地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因东南留村需开一条去深泽县城的道路，西南留村将税务所东8.8亩地给东南留村，东南留村将窑上临西南留村地19.3亩给西南留村，井归西南留村所有”。根据当时的法律和政策，该19.3亩土地所有权已于2004年4月1日由东南留村转让给了西南留村。2004年4月1日西南留村将19.3亩土地发包给四原告。2004年4月16日，四原告与东南留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将该地出租给东南留村委会，2013年9月10日租赁期满，四原告收回该地开始自己耕种。原告经营、耕种该地块至今近11年之久。2015年3月16日，原告以撤销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5年4月22日市政府作出维持县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书。东南留村委会并未在1999年12月25日与第三人签订家庭承包合同。2014年1月30日，东南留村委会在制定二轮土地承包方案时该争议土地所有权已归西南留村所有，此时东南留村委会已不具有发包主体资格。县政府为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市政府认为县政府程序合法错误。原告认为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并侵害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该行政行为严重违法、错误。请求：1、撤销被告县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县政府辩称，1999年12月东南留村委会与41户第三人签订的1999年12月至2029年的农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明确注明了41户第三人所有承包的土地共三块，涉及本案的是其中一块“河南”地19.3亩，41份合同注明了41户第三人在“河南”地的各户亩数，并注明了承包地块的四至，承包期30年，该争议土地至今仍在第三人的承包期内。41户第三人向县政府申请办理证书提交的材料有：41户土地承包合同书；留村乡政府《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留村乡政府、东南留村委会《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办理申报表》；留村乡政府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家庭承包土地共有人的身份证及户口簿的复印件；东南留村二轮土地承包方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薄。上述办理证书材料，符合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三、四、五、六、七、九、十条的规定，被告为41户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引用2003年3月颁布的“土地承包法”、2003年11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和2013年的“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诉称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相关手续，未办理程序违法。”四原告引用的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是没有溯及力的，只能约束上述规定实施以后的行为。被告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2、41户第三人土地承包合同书；3、《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4、《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办理申报表》；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6、家庭承包土地共有人的身份证及户口簿的复印件；7、东南留村二轮土地承包方案；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薄。被告市政府未提交答辩意见。第三人辩称，1999年12月东南留村委会与41户第三人签订了（1999年12月至2029年12月）30年的农地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根据41户第三人家庭成员人数分得“口粮田”，也称“责任田”。41户第三人是东南留村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有第九队1995年分地底账记载，依此签订了承包合同。辛集市法院（2014）辛民初字第1117号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8642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东南留村与西南留村“换地协议”是无效民事行为，该协议侵犯了41户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任东南留村委会主任刘国英在民事诉讼中当庭认可“耕地确实是村委会当时发包给41户的”。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认定县政府为41户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维持了第三人4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东南留村委会1995年九队分地记录（底账）；2、土地承包合同书；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4、县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5、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6、辛集市人民法院（2014）辛民初字第1117号民事判决书；7、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8642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1999年东南留村委会与41户第三人签订了本案诉争的19.3亩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1999年12月至2029年12月。因东南留村需开通一条去深泽县城的道路，2004年4月，在留村乡政府的协调下，西南留村委会与东南留村委会签订了《换地协议》，西南留村给东南留村税务所东边土地8.8亩，东南留村给西南留村窑上临西南留土地19.3亩。2004年4月西南留村委会将该19.3亩土地发包给了四原告。2014年3月县政府给41户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6年，41户第三人以土地承包纠纷向辛集市法院对本案四原告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辛集市法院审理后认为：东南留村委会未经41户第三人同意，擅自将41户第三人的承包地与他人换地的行为侵犯了41户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换地行为应为无效民事行为，故判决本案四原告将19.3亩土地返还41户第三人。本案四原告不服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首先，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成立，立即发生法律效力，承包方随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办理其他批准、登记手续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是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应属备案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法成立而产生的，其属于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事后确认，而不是直接赋予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许可证，其颁发、变更、作废是完全依附于土地承包合同的。其次，政府代表国家向承包方颁发证书是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承包户对其承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仅起到证明的作用，旨在真正使广大农民放心，是公权自我限制的体现，不论政府是否颁发证书确认，该证书对当事人权益并不直接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被告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所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东南留村委会1999年与41户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告提交的东南留村与西南留村的“换地协议”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确认无效，该“换地协议”不能对抗41户第三人与东南留村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效力。被告县政府在行政登记过程中无权对作为民事基础的承包合同进行实质审查，仅对申请登记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登记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故本院审理认为，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程序合法，该行政行为对四原告的合法权益不直接产生实际影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建通、刘庆峰、刘玉英、刘玉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建通、刘庆峰、刘玉英、刘玉民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彦兵陪审员  王 腾陪审员  杜铜柱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