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926民初757号 原告：何忠华（系耿马勐永马卡河苗圃基地业主），男，197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耿马自治县人，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云南省耿马自治县，现住耿马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辰，男，云南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耿马自治县勐永镇。 法定代表人：李文竣，男，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男，云南志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何忠华诉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忠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辰，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勐永镇人民政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分别于2017年5月4日、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完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忠华诉称：2015年5月份，人民政府镇长唐某、镇人大主席李荣华、副镇长杨小波、镇林业站站长何模昆等人代表被告人民政府与原告协商购买辣木苗事宜。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原告向被告管辖的新和村、光木林村提供辣木苗122928株，单价为每株4.00元，其中3.00元由人民政府补助，另外的1.00元由种植户在取得收益时支付给原告。截止2015年8月底，原告按照约定一共向被告指定的两个村委会的村民发放辣木苗木122928株，总价合计为368784.00元。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约定系政府补贴形式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仅负责提供辣木苗，不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提供给光木林村的辣木苗是由该村的工作队亲自派发的。双方在协商时并未约定要由原告成立合作社，原告也未接到由政府下发的关于成立合作社的通知。原告已经全部履行了卖方的义务，但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苗木款。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均未果。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苗木款368784.0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辩称:本案涉及光木林村园区，该园区通过2013年至2014年两年的建设已经初步成形，为恢复羊耿线生态，计划通过套种绿色经济作物，增加群众收入。通过召开会议，决定结合耿马自治县林业局2015年雨季造林任务，采取政府引导，引进公司，组建合作社，由群众自愿自主选择，发展当时市场经济较好的速生丰产辣木。原告知道此事后主动找到被告，提出要以“公司+合作社+种植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成立辣木种植合作社。由原告向种植辣木的农户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并与农户签订辣木籽保底价收购合同，辣木成活并验收后，由政府给予每株3.00元的政策补助，原告自行向种植户收取每株1.00元的价款并在收购辣木籽时给予扣除。针对以上内容，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综上，一、原告诉称的辣木发苗数和总价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与事实不符，双方未对苗木数量进行过约定；二、被告向原告购买辣木苗的说法不正确，被告实施的是政策补助，不是购买行为；三、原告向被告作出承诺：成立合作社、负责拟订种植规程、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并与农户签订种植合同均未履行和落实，导致辣木苗木大量死亡，存活的所剩无几；四、如果按照原告提供的辣木种植面积115.5亩、参照云南省辣木种植技术规程的最高标准每亩种植100株，被告只应补助原告34650.00元（115.5亩×100株×3.00元/株）；五、本案涉及的辣木种植项目至今未验收；六、按照当时耿马自治县林业局的指导意见，每亩只能种植50株，单亩补助150.00元。综上所述，被告即使按照最高种植规程标准给予补助，也只应补助原告34650.00元。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请是否予以支持。 针对以上争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明材料： A1、《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复印件1份，附《耿马县2015年森林勐永建设苗木统计表（新和村）》、《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复印件各1份共10页（以上三份证据均于2016年9月至10月分别加盖了人民政府、新和村民委员会、光木林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且“新和村的统计表”的填表人陈光进系该村主任。“光木林信息表”中的验收人、审核人系村委会各小组组长。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向原告一共购买了122928株辣木苗。 经质证，被告对A1组证据“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报告系一份便笺，是政府部门之间往来的内部函件，不是政府的公文，不具有法律效力。对统计表和信息表载明的数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两份表均不能体现辣木种植的成活率，而被告是按照辣木种植的成活率给予补助，且该数据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在“报告”中的数据系参照原告的统计。被告认可实施过该项目，但该项目从未正式验收。另，“光木林园区信息表”第7页的部分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质证，故不予认可。新和村统计表”因无种植户的签名和捺印，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针对争议，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明材料： B1、云南林业科技推广丛书《辣木》1册，见第30-31页，欲证明原告未按照技术规定指导农户种植辣木。 B2、辣木种植情况照片22张，该照片摄于2017年2月19日至20日，位于光木林村、新和村辣木种植基地。欲证明原告未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导致辣木的成活率非常低。 B3、唐某、杨某、李荣华的三份证人证言材料： 证人唐某（系原人民政府镇长，现任耿马自治县扶贫办主任）的证言材料证实：光木林园区通过2013、2014年两年建设已基本成型，但生态效果还不明显，为进一步提升光木林园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增加群众收入，通过召开耿马自治县林业局、人民政府、涉及种植苗木的村、组干部会议，结合耿马自治县林业局2015年“雨季造林”的任务，采取政府引导，建立合作社，由群众自愿自主选择当时市场前景较好、速丰的辣木。原告主动找到被告，提出其具备供苗条件，并要以“公司+合作社+种植基地+农户”的模式成立辣木加工厂和辣木种植合作社，并对种植户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同时与种植户签订辣木籽保底价收购合同。被告要求原告制定种植管护规程，指导农户按标准种植辣木，辣木成活并验收后由人民政府争取政策给予原告每株3.00元的补助，原告自行向种植户收取每株1.00元的价款并在收购辣木籽时给予扣除。被告作为该项目的平台搭建人，不是苗木的购买人，且原告不具备招商引资的条件，故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合同。种植户向原告购买辣木苗，应由原告与种植户签订合同。人民政府向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提交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是镇政府单方对辣木种植情况的初步统计，系向林业部门争取“造林补助”所发的工作便笺。 证人杨某（系原人民政府副镇长，现任耿马自治县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的证言材料证实：2015年3月份，在耿马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县林业局的提议下，为了打造光木林园区南汀河绿色景观带、保护生态，选定辣木种植。证人当时分管林业工作，见证了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供苗事宜系原告主动提出，被告考虑原告在当地育有此苗木，又因该苗木比较脆弱需要就地起苗、就地栽培，故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一、由原告负责：1、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2、提供辣木苗并自制花名册进行发放和记录；3、拟定“种植规程”；4、为种植户进行辣木种植指导和培训。二、由被告负责：1、给予原告每株3.00元苗木款补助，原告自行向种植户收取每株1.00元的价款并在收购辣木籽时给予扣除，但双方未约定是按照出苗的数量计算苗木款还是成活率计算苗木款；2、被告负责向种植户宣传种植项目，但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因选址定在绿化带，故无具体的种植面积和植株数量。被告未在原告自制花名册上签字，对原告向农户售出的辣木苗数量不清楚，苗木款至今未支付给原告。被告曾催促原告尽快拟定“种植规程”，原告自始至终未向被告出具“种植规程”，未成立合作社，也未对农户进行辣木种植技术指导。 李荣华（未出庭）的证言材料证实：2015年3月份，在耿马自治县政府和林业局的要求下，为了打造光木林园区南汀河沿岸绿色景观带、保护生态，人民政府选定种植辣木。因为何忠华是人，其在园区内的苗圃地育有辣木苗，考虑到异地取苗的成本及辣木苗的特性（脆弱），就地供苗比较妥善。证人作为该园区的工作队队员，找到何忠华初步协商供苗的事宜，最终原、被告双方经过协商，决定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原告负责：1、成立辣木种植合作社；2、给农户提供辣木苗；3、拟定辣木“种植规程”；4、给种植户进行辣木种植技术指导和培训。被告给予原告苗木补助3元/株，原告向领取苗木的农户自行收取1元/株（由原告在收购辣木成品时从收购款里扣除）。双方未约定是按照发放苗木的数量计算苗木款还是成活率计算苗木款，未明确具体的种植面积。被告负责向村民宣传种植项目，但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由群众自愿参与，自愿种植。被告曾催促原告尽快拟定“种植规程”，原告自始至终未向被告出具“种植规程”，未成立合作社，也未对农户进行辣木种植技术指导。 以上三份证人证言材料证明的内容均一致，欲证明：1、原、被告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2、原、被告双方提出由原告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3、被告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由原告自制花名册进行发放和记录，被告对原告向农户售出的辣木苗木数量不清楚；4、双方是按照辣木成活并验收后由被告争取政策给予每株3.00元的补助；5、被告向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提交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是被告单方对辣木种植情况的初步统计，是争取“造林补助”所发的工作便笺，不具有法律效力。 经质证，原告对B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对该证据是否属于省标提出异议，并认为原告只负责提供苗木销售，并不负责技术指导。对B2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原告认为B3组证据三份证人证言材料均存在瑕疵，除了认可李荣华主动找到原告协商供苗事宜及双方约定辣木苗单价外，对其他证言均不认可。 被告申请证人唐某、杨某出庭作证。 证人唐某、杨某的证言与其证言材料一致，欲证明的内容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上所述。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与认定：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A1组证据中的“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的合法性有异议，对“光木林园区信息表”第7页不予认可，对“新和村统计表”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将结合下列证据进行评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B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B1证据《辣木》丛书旨对辣木的种植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但具体到本案，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按照该丛书的规范性操作为种植户进行辣木种植指导和培训的事实，故，本院对B1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对B2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根据对B1组证据的认证，本院对B2组证据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B3组证据中证人李荣华去找原告协商供苗事宜及对辣木苗单价的约定予以认可外，对其他证言均不认可，本院对原告与被告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即，原告与被告合作种植辣木、由被告给予原告每株3.00元的政策补助，另1.00元/株由种植户自行付款、原告未收到被告的苗木补助款均予以采信。对是按照出苗的数量还是成活率计算苗木款、被告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由原告自制花名册进行发放和记录、被告不清楚原告实际的发苗数、双方提出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被告向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提交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是被告单方对种植情况的初步统计，是争取“造林补助”所发的工作便笺的证言，将结合下列证据进行分析和认定。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有关当事人作了两份调查笔录： 2017年4月24日，本院向案外人林某作了一份调查笔录，在林业站站长刘汝明。证人林某系耿马自治县光木林村民委员会支书，其证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的数据（种植户向原告领取辣木苗106530株）属实，该信息表的制作首先由各小组组长将需要种植辣木的农户及其所需数量记录在笔记本上，再由种植户向原告领取苗木，原告进行登记之后与各小组长进行核对，并由种植户和各小组组长签字，组委会盖章。上弄坝小组信息表的最后一行的种植户为原告之妻刘仙焕，表中记录其领取的辣木苗数为18000株的情况属实。其听原告说辣木的定价为4.00元/株，由被告给予其每株3.00元的政策补助，另1.00元/株由原告在收购辣木籽时按照辣木的成活率自行向种植户收取。据其所知，种植户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原告也未收到种植户的苗木款。原告说过要套用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对苗木不打药、不施肥，实际上该模式并没有付诸实施。由原告向种植户收取的苗木款是按照售出的苗木数量来计算，但没有相关的文件规定，也没有书面的合同约定。2015年9月21日在人民政府镇长的安排下，林业站的护林人员、各小组干部、部分辣木种植户及原告何忠华参加了辣木成活率的验收工作。林业站的工作人员采用GPS技术到各家各户的种植基地进行打点采集数据，至2016年2月1日结束。被告依据采集的数据制作《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并报送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报告中所列的122928株辣木苗补助款共计368784.00元，该款是否到位其不清楚。 本院向案外人万某作了一份调查笔录。证人万某系耿马自治县新和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文书，其证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耿马县2015年森林勐永建设苗木统计表（新和村）》的数据（种植辣木苗91.1亩，种植户向原告领取辣木苗16398株）属实。该统计表是由其制作，由原新和村村支书陈光进于2015年7月份填报。表中数据的来源：由陈光进亲自监督把辣木苗发给种植户，由各小组的组长造册登记，汇总到新和村村委会。由于统计表制作在后，表中的数据是抄录原始记录，故无种植户的签名及手印。原告是否与种植户签订过合同、原、被告双方是否提出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并由原告负责成立辣木种植合作社、拟定辣木“种植规程”、为农户进行种植指导和培训、原告如何向种植户收购辣木籽、是按照发放的数量还是成活的数量来计价等情况，其均不清楚。据其所知，被告未向种植户宣传辣木种植的生态意义，实际上辣木的成活率非常低。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林某证言由原告按照辣木的成活率自行向种植户收取1.00元/株的苗木款不属实；《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上弄坝组信息表的最后一行的种植户系原告之妻刘仙焕，其领取的18000株苗木并未计算在总数之中（106530株），对证人林某的其他证言无异议。原告对证人万某的证言无异议，但认为种植初期辣木嫩叶尚有销售市场，辣木管理到位。后期辣木嫩叶无人收购，种植户放松了管理，有的改种其他农作物。被告认为证人林某的证言不属实，《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上弄坝组信息表的最后一行的种植户为原告之妻刘仙焕，表中记录其领取苗木18000株，同时原告本人也领取了18680株，一个家庭两次取苗，不符合常理，且所领取苗木数远远超过其他种植户，因此，该表数据不真实。另，原告未按约定成立合作社，也未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苗木款是按照成活的株数计付。被告对证人万某的证言无异议，但认为万某未直接参与发苗，只是对数据进行汇总，其证言不能证明案件事实。 本院对二份询问笔录作如下评议: 针对原告及被告对证人林某证言的不同质证意见，经本院核实，《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中所统计的总数106530株中不包括原告之妻刘仙焕领取的18000株辣木苗，信息表仅统计了原告本人领取的18680株，且该信息表的制作程序规范，有各种植户及所在地小组组长的签字、组委会的盖章，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信息表予以采信。被告认为原告未按约定成立合作社，也未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已构成违约；辣木款是按照苗木的成活株数计付的证言，因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另，本院认为定价为4.00元/株的辣木，其中1.00元/株的支付方式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故不作评析。 结合以上证据的认证结论，本院对B3组证据的证明内容：1、原、被告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2、原、被告双方提出由原告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3、被告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由原告自制花名册进行发放和记录，被告对原告向农户售出的辣木苗木数量不清楚；4、双方是按照辣木成活并验收后由被告争取政策给予每株3.00元的补助；5、被告向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提交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是被告单方对辣木种植情况的初步统计，是争取“造林补助”所发的工作便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言，均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并于2017年6月9日、23日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C1、2017年5月19日由耿马自治县林业局出具的《耿马县林业局关于辣木种植补助资金情况说明》原件1份，附2016年2月22日《耿马县林业局关于2015年度辣木种植情况检查验收报告》、2015年2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2016年7月22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解决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缺口资金的请示》、2016年1月15日《辣木种植自检自查报告》、2015年7月16日《会议记录》复印件各1份； C2、《辣木种植补助资金往来结算单》、《记账凭证》、《中国农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复印件5份。 经质证，原告对以上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2016年7月22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解决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缺口资金的请示》是后期补发的；对2015年7月16日《会议记录》的内容不知情；“结算单”60000.00资金只是本案供苗资金的一部份，本案与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无关联。被告对以上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C1组证据能证明新和村和光木林村种植的辣木苗是由耿马自治县勐永马卡河苗圃基地负责提供（本案原告何忠华提供）。2015年7月16日的《会议记录》对辣木种植的补助按照56株/亩，每株3.00元验收后执行，种植面积为116.5亩的辣木补助资金为19572.00元；2016年7月22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解决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缺口资金的请示》按辣木成活株数57289株计算，需要政策性补助171867.00元，请求林业部门给予补助缺口资金100000.00元；2015年2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按发放辣木苗木122928株计算，请求林业部门给予补助368784.00元。以上三份证据材料对辣木补助资金的计算基数不一致，而又以2015年2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发文时间在先，该报告以发放辣木苗木的株数为计算基数。在此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已形成的辣木供给协议，之后，双方无该协议的任何补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对2015年2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也即对原告提供的A1组证据予以采信。另，C2组证据能证明2016年8月8日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拨付60000.00元辣木种植补助款到财政所。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3月份，原告为了打造光木林园区南汀河沿岸绿色景观带、保护生态，结合耿马自治县林业局2015年雨季造林任务，采取群众自愿参与，自愿种植，发展当时市场经济较好的速生丰产辣木。案外人李荣华作为该园区的工作队队员，找到原告何忠华协商辣木苗供苗事宜，经过协商，原告何忠华与被告人民政府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向被告管辖的新和村、光木林村的村民提供辣木苗，每株单价为4.00元，其中3.00元由人民政府补助，另外的1.00元由种植户支付给原告。截止2015年8月底，原告一共向被告指定的两个村委会（村民）发放苗木122928株，被告人民政府应支付原告368784.00元的补助款，该款至今付给原告。针对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拟定“种植规程”、为种植户进行辣木种植指导和培训、自制花名册进行发放和记录，被告不参与原告发放苗木但按照出苗的数量计算苗木款，以及被告曾多次催促原告尽快拟定“种植规程”的事实，其均无证据予以证实。 2015年光木林村委会各小组组长将需要种植辣木苗的农户及所需数量进行登记，种植户领取苗木时，原告再行登记，经过双方核实之后制作《光木林园区2015年坚果辣木种植信息表》，并由种植户和各小组组长在信息表上签字，村委会盖章，最终确认原告一共向光木林村民发放辣木苗106530株。新和村的辣木苗由原新和村村支书陈光进亲自监督发放，由村民小组组长造册登记后汇总到新和村村委会,由陈光进于2015年7月份填报《耿马县2015年森林勐永建设苗木统计表（新和村）》，确认原告一共向新和村村民发放辣木苗16398株。两个村委会的农户一共领取辣木苗122928株。2015年9月21日在人民政府镇长的安排下，林业站的护林人员、各小组干部、部分辣木种植户及原告何忠华参加了辣木成活率的验收工作。林业站的工作人员采用GPS到各家各户的种植基地进行打点采集数据。被告根据采集数据于2015年2月1日制作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并报送耿马自治县林业局。该报告确认原告一共向光木林村、新和村发放辣木苗木122928株，农户实际种植面积为116.5亩，种植株数78427株，种植农户88户（其中光木林村44户、新和村44户），成活株数57289株。以原告发放的苗木数122928株、单价3.00元计算补助款，人民政府应补助原告368784.00元，该款至今未支付给原告。 耿马自治县马卡河苗圃基地的负责人系本案原告何忠华。由于光木林村、新和村的辣木种植密度过大，收购环节缺失，无专项资金投入，光木林村和新和村的辣木平均成活率分别为71.2%、82.8%。2016年8月份耿马自治县林业局拨付60000.00元辣木种植补助资金到财政所专户。 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析： 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请是否予以支持，被告认为原告向被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光木林村、新和村的村民提供辣木苗，由其给予每株3.00元的补助是被告实施的政策补助，不是向原告购买辣木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原告何忠华根据其与被告人民政府的辣木苗木供苗约定，将苗木发放给被告管辖的有种植需要的新和村和光木林村的农户。辣木苗的单价为每株4.00元，其中3.00元由被告人民政府补助，另外的1.00元由种植户支付给原告，该约定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属性，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告诉请按照发放辣木苗木的株数计算苗木款，而被告认为应按农户实际种植辣木面积计算苗木款。本院认为，原告何忠华与被告人民政府达成协议后，原告履行了供苗义务，且，依据2015年2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雨季辣木种植情况的报告》，应以原告发放辣木苗的株数计算苗木款。本院对原告诉请按照发放辣木苗122928株、每株单价3.00元，应由被告人民政府支付368784.00元的辣木苗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支付原告何忠华辣木苗木款368784.00元,该款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32.00元，由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张红瑞 审 判 员  罗壮子 人民陪审员  刀贵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