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川0402行初27号原告王贤海，男，1943年4月14日生，汉族，籍贯四川省邻水县，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原告钱素芳，女，1947年3月13日生，汉族，籍贯籍贯四川省邻水县，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原告王某，男，2004年5月4日生，汉族，籍贯四川省邻水县，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定监护人许仕琼，女，1980年12月9日生，系王某母亲，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行，重庆普缘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01310762993。被告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业炳草岗劳动大厦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723230395A。法定代表人谢仲清，该局局长。负责人王永忠，男，1968年6月16日生，汉族，系该局副局长，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光焰，1974年4月17日生，汉族，系该局工伤生育保险科科长，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原告王贤海、钱素芳、王玺琛不服被告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医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21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贤海、钱素芳、王玺琛的共同委诉讼代理人李行；被告市医保局的负责人王永忠、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光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7月12日，被告市医保局向三原告作出《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主要内容为：“……王良超亲属所获第三方赔偿中与工伤待遇相关的项目和金额分别为：（1）死亡赔偿金（对应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87620元；（2）丧葬费（对应丧葬补助金）22848.50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对应供养亲属抚恤金）54081元。按照川府发〔2003〕42号文件第十条之规定精神，交通事故第三方责任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相对应的项目应当进行抵押，由此，王良超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抵扣金额为487620元，抵扣后支付金额为136280元；丧葬补助金抵扣金额为22848.50元，抵扣后支付金额为3151元；供养亲属抚恤金抵扣金额为54081元，在工伤保险基金按月发放的供养亲属怃恤金中按月抵扣，自2016年6月起按月抵扣金额为829.70元（今后根据待遇调整政策一并调整），直至上述所获赔金额抵扣完毕。抵扣完毕后，其供养亲属仍符合享受供养亲属怃恤金条件，将自抵扣完毕的次月起按月发放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三原告共同诉称，2016年5月10日15时46分，三原告亲属王良超驾驶车牌号川Ｄ×××××号的摩托车与黄山龙驾驶的车牌号为川Ｄ×××××的轻型货车相撞受伤，王良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0时50分死亡。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三大队认定王良超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后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由黄山龙一方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75万元）。2016年6月23日，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攀人社认字（2016）A276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王良超受到的此次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后该公司向被告提交了王良超的工亡待遇申请，被告作出了《工亡人员一次性待遇审批表》，经审批，确认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239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金25999.50元，该两项共计649899.50元，但因交通事故案中肇事方对王良超家属进行了赔偿，被告将工亡补助金抵扣487620元，丧葬费抵扣22848.50元，实际只向三原告支付工亡待遇139431元。王玺琛的供养亲属怃恤金也进行了抵扣，目前未予发放，原告得知后，对抵扣不服，特向被告反映，被告于2017年7月12日向原告作出了攀医保函〔2017〕10号《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原告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工伤医疗费外，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获得民事侵权赔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双赔，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性质不同，工伤保险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人身损害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责任主体是肇事方，承担是侵权责任；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责任主体为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承担的是社会保险责任。因此，被告向原告依法足额支付工亡待遇与原告已经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并不冲突，被告不应无故扣减应向原告支付的工亡待遇。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2017年7月12日对原告作出的《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并判决被告对王良超的工亡待遇重新作出审批；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原告的亲属王良超属于工亡，应享受相应的工亡待遇。2、《人民调解协议书》、《补充说明》、《工亡人员一次性待遇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据我方获得的赔偿调解协议及补充说明对原告应享受的工亡待遇进行了抵扣，仅支付原告方工伤保险待遇139431元。3、《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认为其答复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理由不成立，1、《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担工伤保险事务及履行职责时，要“按照规定管理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被告认为，《工伤保险条例》所称“规定”的范畴，既包括《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也包括《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以及省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因此，经办机构在核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按照省政府文件规定对有第三人的待遇项目进行抵扣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2、《工伤保险条例》未明确规定经办机构如何支付有第三人责任的工伤保险待遇，也未明确规定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还可以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3、对已获得民事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抵扣，并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被告在受理并核定王良超工伤保险待遇时，王良超已获得民事赔偿。4、原告曲解了《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该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并未如原告在诉状中所述“除工伤医疗费外，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川府发〔2003〕42号文仍然是有效的，新《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四川省人民政府随即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国务院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决定的通知》（川府发〔2011〕28号），该文并未对川府发〔2003〕42号文件第十条进行修改或废止，只是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等的相关规定与新《工伤保险条例》和本通知不一致的不再执行”。川府发〔2003〕42号作为四川省政府颁布的指导全省工伤保险业务经办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自然也是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经办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基础文件，只要该文件未被废止或未对第十条进行修订，被告就应当严格执行该文件的有关规定。综上，被告在王良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过程中的经办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做出的具体经办行为。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事实证据1、王良超《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2、王良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3、王良超《人民调解协议书》及补充说明。程序证据1、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王良超的《攀枝花市工伤保险定期（一次性）待遇申请表》，2、王良超《工亡人员一次性待遇审批表》，3、王良超《工亡人员供养亲属待遇审批表》，4、《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法律依据1、《社会保险法》，2、《工伤保险条例》，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事实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程序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3、4的合法性有异议，其不应当据此抵扣第三方支付的侵权赔偿项目。法律依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应适用4号证据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的规定，抵扣原告方获得的第三方赔偿，该条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号相冲突。被告市医保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诉求不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院对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王良超（男，汉族，身份证号，原系攀钢集团公司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16年5月10日，王良超驾驶摩托车上班途中，在攀枝花大道东段密地桥××700米处，与黄山龙驾驶的川Ｄ×××××号轻型货车相撞致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认定黄山龙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16年5月16日，王良超的家属（即本案三原告）与肇事方黄山龙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除去车主攀钢汽运公司前期已支付的医疗费14990.7元、生活费31000元外，黄山龙方（攀钢汽运公司）一次性支付我们赔偿款750000元，大写柒拾伍万元整（包含王良超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此次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所有费用）。”2016年6月13日王良超所在的公司向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6月23日，该局作出攀人社认字（2016）A276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同意认定王良超为工伤。2016年10月11日，本案三原告与黄山龙（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公司）方就2016年5月16日达成的协议做《补充说明》一份，主要约定：“其中1、王良超的死亡赔偿金487620元；2、丧葬费22848.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54081（王良超之子）；4、处理此次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2100元（3人）；5、住宿费2520元（3人7天）；6、交通费1000元；7、精神损失费及其他相关费用179830.50元。上述750000元的赔偿款已全部支付完毕，乙方不得因此补充说明再向甲方索赔。”2016年11月3日，王良超所在公司向市医保局提交了《攀枝花市工伤保险定期（一次性）待遇申请表》就王良超的工亡申请工伤保险待遇。2016年11月10日，市医保局根据该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对王良超的工亡待遇作出了《工亡人员一次性待遇审批表》，主要内容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计发金额6239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金计发金额25999.5元，调整待遇金额-510468.5元，待遇合计139431元。”同时作出了《工亡人员供养亲属待遇审批表》，主要内容为：“供养亲属王玺琛，供养亲属抚恤金享受金额829.70元，享受待遇起始时间2016年6月，待遇发放方式银行发放。”2017年5月，三原告从王良超生前所在公司领取了抵扣金额后的工伤保险待遇139431元，其供养亲属王玺琛每月应享受的抚恤金待遇并未发放。随后，三原告向被告反映情况，认为第三人的赔偿款不应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抵扣。2017年7月12日，被告向三原告作出了《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原告不服，致其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被告市医保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经办机构，对参保的工伤人员有进行工伤保险待遇审批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的亲属王良超因工死亡，其所在公司向被告申请工亡待遇，根据人社部发〔2012〕11号《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定的通知》第七十三条规定：“涉及第三人责任的，业务部门审核工伤待遇时，还应审核以下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一)属于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的，需提供相关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民事赔偿调解书；……”王良超死亡原因系在上班途中遭受到第三人侵权的交通事故伤害致死，其亲属和第三人已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故被告市医保局要求其所在公司提供民事赔偿协议符合相关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或者履行工作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如第三方责任赔偿的相关待遇已经达到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标准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如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相关待遇。”被告市医保局据此作出了《工亡人员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和《工亡人员供养亲属待遇审批表》，对王良超的近亲属应享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抵扣第三人已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87620元，丧葬补助金抵扣第三人已赔偿的丧葬费22848.50元，共计抵扣510468.5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王玺琛）抵扣第三人已赔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54081元，自2016年6月起按月抵扣金额829.70元（今后根据待遇调整政策一并调整），直至抵扣完毕后，其供养亲属仍符合享受条件的，继续发放。据此，被告根据上述规定作出的工亡保险待遇审批行为程序正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要求撤销《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王良超因交通事故致工亡抵扣工伤保险待遇情况说明的复函》（攀医保函〔2017〕10号），并对王良超的工亡待遇重新作出审批的诉讼理由并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贤海、钱素芳、王玺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贤海、钱素芳共同承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晏 冰人民陪审员  邹元义人民陪审员  刘福英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聂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