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46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华，男，195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勇，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敖杰楼，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辉，贵州贵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秀强，男，197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原审第三人：刘远兴，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息烽县人，住息烽县,上诉人李成华因与被上诉人敖杰楼及原审被告李秀强、原审第三人刘远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6）黔0382民初5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成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作判决存在明显错误。一、上诉人没有委托李秀强向被上诉人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首先，上诉人是仁怀市茅坝镇裕农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裕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的行为均代表裕农合作社，裕农合作社及上诉人均从未委托过他人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其次，上诉人与李秀强虽是父子，但居住地不同，经济也一直是相互独立的，且一审庭审中，息烽兴利苗圃场的刘远兴表示上诉人并没有委托李秀强向其交付刺梨苗，故可以认定上诉人与李秀强从未达成过委托合同关系。第三，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应当是50公分高、根须好的贵农5号刺梨苗。但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给李秀强的多数为野生刺梨苗。因被上诉人交付给李秀强的是大量的野生刺梨苗，故不能认定李秀强接受了上诉人的委托。第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委托合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双务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没有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最后，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那么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说明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存在口头或书面协议，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此进行举证说明，一审认定错误。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纳的2万元定金以及10万元押金均是不能使用的，之后交纳的15万元也并非是货款而是启动资金。三、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李秀强之间存在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但与本案上诉人无关，李秀强向被上诉人收购刺梨苗产生的法律后果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李成华在二审庭审中补充称，其分别于2014年11月12日向敖杰楼打款35000元，于同年11月13日向敖杰楼打款65000元，于同年11月18日向敖杰楼打款50000元，以上三笔款项共计150000元是其打给敖杰楼的启动资金。被上诉人敖杰楼二审答辩称，本案中无证据可证明李秀强和敖杰楼签订了合同，且李秀强和李成华是父子关系，李成华和敖杰楼签了合同，李秀强构成表见代理，所以敖杰楼有理由相信李秀强代表李成华与其完成交易关系。上诉人提到的仁怀市茅坝镇裕农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息烽县兴利苗圃场均与本案涉案合同当事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有268700株刺梨苗不合格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证据佐证，且不符合交易习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原审被告李秀强二审辩称，虽然其与李成华是父子关系，但其与李成华是分开的，付款日期也是分开的。其与敖杰楼有口头协议，并且货款两清。原审第三人刘远兴二审陈述，其收到的刺梨苗是李秀强的，与李成华和敖杰楼都无关，其支付货款也是支付给李秀强的。其与李秀强有口头协议。敖杰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刺梨苗）货款3117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9日，原告与被告李成华签订《收购刺梨苗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内容为“甲方：李成华；乙方：敖杰楼。因甲方发展需求找乙方收购贵农5号刺梨苗秧，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要求贵农5号刺梨苗高50公分，根须好。二、每株单价为0.40元，数量为伍佰万株（5000000株）。三、甲方交给乙方定金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四、乙方在起苗前15天，甲方需交拾万元押金给乙方后再起苗。五、起苗时间定于2014年9月2日至11月2日前必须起完。六、扦插苗须40万株。……”。协议签订当日，李成华即向原告支付了订金20000元；2014年9月19日，李成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押金100000元。李成华向原告支付押金后，李成华委托其子李秀强向原告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县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且经李秀强与原告结算，双方确认共计收购了刺梨苗2366330株。在收购刺梨苗过程中，李成华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50000元，李秀强向原告支付了货款380000元。2014年12月，息烽县兴利苗圃场发现李秀强于2014年12月8日、9日、15日向其交付的刺梨苗共计有268700株质量不合格，便将情况反馈给二被告，为清理这些不合格刺梨苗李秀强支付人工工资7900元。因原告交付的刺梨苗中存在质量不合格的，双方为此就刺梨苗货款支付问题产生争议。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主张的货款311732元中，包含了李秀强与原告之间购买刺梨果的货款15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李成华所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告与李成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李成华委托李秀强向原告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县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李成华承担。关于李成华辩称未收到原告刺梨苗的意见，原告予以否认，结合李成华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时间发生在李秀强向原告收购刺梨苗期间的事实，该辩称有违交易习惯，对李成华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李秀强辩称未收到原告刺梨苗2366330株的意见，原告予以否认，结合李秀强在一审审理中，认可其与原告结算并收到原告刺梨苗2366330株的事实，对李秀强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李成华与李秀强共同辩称向原告收购刺梨苗系各自独立行为的意见，原告反驳中陈述李秀强系受其父亲李成华之委托而代表李成华在原告处收购刺梨苗，结合李秀强开始向原告收购刺梨苗的时间在李成华与原告所签订协议约定的李成华支付押金后的履行期间，以及在此期间因收购刺梨苗而出具的收条均由李秀强一人签名，且李成华、李秀强均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称事实成立的情况，对李成华、李秀强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对原告陈述的二被告系委托与受委托关系予以采信；关于李秀强辩称原告提供的刺梨苗中存在268700株质量不合格及其为清理这些刺梨苗支出人工工资7900元的意见，原告予以否认，但结合原告申请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提供的刺梨苗存在不合格的事实，对李秀强的该辩称予以采信。原告与李成华约定收购刺梨苗事宜后，原告履行了部分货物交付义务，李成华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货款，但李成华只履行了部分货款的支付义务，原告要求李成华支付相应的刺梨苗货款之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李成华应支付原告货款的金额，结合李秀强与原告结算确认收购刺梨苗的总数为2366330株，且其中存在268700株质量不合格及为清理这些刺梨苗支出人工工资7900元的事实，以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货款金额中包含了15200元刺梨果货款的事实与二被告已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650000元（含李成华支付的定金20000元、押金100000元、货款150000元，李秀强支付的货款380000元）的事实，对原告主张李成华支付的货款金额予以支持165952元[（2366330株-268700株）×0.40元/株-650000元-15200元-7900元]，对原告的其他诉求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诉请金额中包含的刺梨果货款15200元，非本案审理范围，原告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李成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敖杰楼（刺梨苗）货款165952元。二、驳回原告敖杰楼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76元，由原告敖杰楼负担2795元，由被告李成华负担3181元。二审中，上诉人李成华提交了三份新证据。1.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一份，证明李成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所有刺梨果和刺梨苗的收购都要通过股东会议决议后才能收购。2.仁怀市茅坝镇裕农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言一份，证明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并没有委托任何人代理收购刺梨苗和刺梨果，合作社的任何事务都必须通过股东会讨论决议，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才能实施。李秀强收购刺梨苗并不是受合作社的委托。3.息烽县兴利苗圃场出具的证言一份，证明苗圃场没有收到李成华大量的野生刺梨苗，李成华与苗圃场有合同协议，质量要求高，每株价格为0.43元，必须是贵农5号至7号苗，根须好，每株高50公分以上，直径在0.4公分以上，要求有林业部门检疫手续为准。苗圃场在李成华处收到的苗大约有22万株左右，李成华和李秀强是分开独立核算的，李秀强和兴利苗圃场有口头协议，李秀强未按协议标准收购了野生刺梨苗，所以兴利苗圃场终止收购李秀强的刺梨苗，并不是熬杰楼所说的未按合同完成拖苗任务。兴利苗圃场与本案第三人刘远兴是一家。被上诉人敖杰楼认为该三份证据不是新产生的证据，不进行质证，认为法庭应当对上诉人进行处罚。此外，被上诉人认为该三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签订涉案合同的双方是李成华和敖杰楼，与其他方没有关系。原审被告李秀强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刘远兴对以上三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没有其他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敖杰楼、原审被告李秀强及原审第三人刘远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李成华在向敖杰楼支付2万元定金及10万元押金后，又分别于2014年11月12日向敖杰楼付款35000元，于同年11月13日向敖杰楼付款65000元，于同年11月18日向敖杰楼付款50000元，以上三笔款项共计1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李成华与李秀强之间是否构成委托代理关系；2、敖杰楼交付给李秀强的刺梨苗中，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野生刺梨苗应否在本案中进行评判。关于李成华与李秀强之间是否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上诉人李成华认为其是裕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均代表裕农合作社，裕农合作社及其均从未委托过他人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且其与李秀强虽是父子，但居住地不同，经济也一直是相互独立的，息烽兴利苗圃场的刘远兴也表示上诉人并没有委托李秀强向其交付刺梨苗，故可以认定上诉人与李秀强从未达成过委托合同关系。但本案合同当事人为李成华与敖杰楼，裕农合作社及息烽兴利苗圃场均与本案合同无直接关联，裕农合作社与李成华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李成华个人的行为不等同于裕农合作社的行为，而息烽兴利苗圃场究竟是接受何人所交付的刺梨苗也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买卖关系。此外，父子俩的居住地不同及经济相互独立并不是影响委托关系成立与否的决定性要素。上诉人李成华提交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仁怀市茅坝镇裕农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言、息烽县兴利苗圃场出具的证言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的相应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李成华认为其在向被上诉人交纳2万元定金以及10万元押金之后又交纳了三笔款项共计15万元，该15万元款项并非货款而是启动资金。本院认为，李成华向敖杰楼交纳的该15万元是分三笔先后进行付款的，根据交易习惯，启动资金一般应为一次到账，并且如果敖杰楼在收到第一笔款项后没有依约供货，按常理李成华不应再向其支付第二笔以及第三笔款项。另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在李成华向敖杰楼支付该15万元款项期间及之前，李秀强均在向敖杰楼收购大量的刺梨苗，且该期间内并无李秀强向敖杰楼单独付款的证据，根据李秀强在二审庭审中称其向敖杰楼收购刺梨苗均为现货现款的交易习惯，足以认定李成华向敖杰楼支付的三笔款项共计15万元应为李秀强代其向敖杰楼收购刺梨苗而支付给敖杰楼的货款。李成华与敖杰楼于2014年7月9日签订《收购刺梨苗协议》，此后一直由李秀强向敖杰楼收购刺梨苗，因收购刺梨苗而出具的收条均由李秀强一人签名，刺梨苗货款首先由李成华向敖杰楼支付三笔款项共计15万元，后由李秀强向敖杰楼支付款项共计38万元。据此，足以认定李成华与李秀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李秀强收购刺梨苗的行为应由李成华承担责任。上诉人的相应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敖杰楼交付给李秀强的刺梨苗中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野生刺梨苗应否在本案中进行评判的问题。上诉人李成华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应当是50公分高、根须好的贵农5号刺梨苗。但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给李秀强的多数为野生刺梨苗。因上诉人李成华及原审被告李秀强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敖杰楼交付其的野生刺梨苗的具体株数，故被上诉人敖杰楼交付的刺梨苗究竟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尚不能认定。对此，上诉人李成华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作评判。至于被上诉人敖杰楼在二审答辩中称一审法院认定有268700株刺梨苗不合格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证据佐证，且不符合交易习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因被上诉人敖杰楼未在法定期限内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二审不作审查。综上所述，李成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76元，由上诉人李成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洪审 判 员  康 龙审 判 员  胡晓波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马艺榕书 记 员  魏 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