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4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应伦，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绥阳县华康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绥阳县洋川镇平安东路157号。法定代表人：罗洪波，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立，男，197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婷，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鸥，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邓泽举，男，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上诉人刘应伦与被上诉人绥阳县华康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康公司）、李立、原审原告邓泽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3民初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应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2、改判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程序上违法。原判决已经查明绥阳县交通运输局和华康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华康公司与李立之间是转包关系，李立和上诉人之间是又一层转包关系。对于建筑工程的2转包问题，因为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自然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转包合同关系的效力。另一方面，转包合同是否有效，也可能涉及承担责任的主体的确定。如果上诉人连转包关系都是非法的，其进行的施工行为也是非法的，也就没有接受劳务的合法前提，那么义务主体可能并非原判决所认定。因此，审查合同的效力，是应当依职权进行的内容。原判决没有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属于审理内容的遗漏，也是对非法转包的损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行为的变相的不管。这显然是是程序性问题，是违反程序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立之间、李立与另一被上诉人之间的转包合同，因为严重违反建筑法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而且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对于华康公司和李立来说是故意的、明知的，有过错的。因为合同无效，需要基于合同有效而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无效合同状态下并不存在，上诉人不能张基于有效合同前提的权利，李立依然如此。因此所有的建设成果归于华康公司。又因为所建设的道路已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华康公司是实际的受益人。所以，应当有华康公司承担责任。李立承担连带责任原判决之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综上，原判决把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不予审理，错误确定责任主体，并且有遗漏当事人的情况，所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立二审答辩称，一、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工程转让书》、《绥阳县通村油路建设工程茶树至白花施工合同》、《廉政合同》、《审核报告》、-《黄杨镇人民政府证明》、《收条》、《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一审事实清楚，整个工程的经过清楚，证据充分。二、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刘应伦在一审答辩中，辩称自己是代管工程，除答辩人出示转包合同才认可双方系转包关系。但当答辩人出示证据后，仍然狡辩双方不是转包关系。但通过一审庭审和证据，一审法院关于答辩人与刘应伦之间系转包关系的认定正确，案件中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转包合同虽然无效，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第一条和第二条，即使施工合同无效，而事实上答辩人向承包人刘应伦支付的工程款计算只能参照合同约定，答辩人所支付款项已经远远超过合同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一审中九个原告都直接与刘应伦产生合同关系，九个原告主张权利也只向刘应伦主张，与答辩人、华康公司无关。三、经审计机关审计，整个工程的土石方工程款只有36万元，2016年9月26日，答辩人已经支付胡志贵挖机款45114元，830米工程不可能再产生工程款20多万元挖机款。另外，韩文的砂石材料款240000元已经支付完毕，无缘无故再次产生30000元砂石款。按照一审中九个原告诉讼请求，830米工程将会产生100余万元工程，明显违背常理。一审中同时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为9个案件，其中有二个原告并未出庭，部分撤诉，有一个案件并未上诉，明显系部分原告在诉讼后已经明显不想参与在此工程纠纷中。一审九个案件同时诉讼到法院，部分案件诉讼金额仅为区区几百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更为离奇的是上诉人曹健、杨洪、刘应伦的五份上诉状明显系一人所书写，故韩珂涉嫌与刘应伦串通虚假诉讼。综上，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证据，请求贵院在二审中继续审查刘应伦与韩珂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被上诉人华康公司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邓泽举答辩称，请求依法判决。原审原告邓泽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立、刘应伦、绥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支付邓泽举工资及工具费共计16500元；2、请求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绥阳县交通运输局位于绥阳县黄杨镇的《茶树至花通村油路工程》发包给华康公司，华康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李立，同年8月，李立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刘应伦，刘应伦于8月就进场开始施工。该工程施工部分工程后，刘应伦退出该工程，但双方未进行结算，该工程现已经由李立施工完毕，经验收合格审计并交付使用，绥阳县交通运输局已经向华康公司支付完除质保金外的全部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邓泽举陈述的施工过程中的提供劳务16500元的工资的事实，提供了刘应伦出具的16500元的收据，李立及华康公司均不予认可，李立辩称该欠条为与共同审理的其他案件因所开票据时间矛盾，有涉嫌虚假诉讼嫌疑，不足以证明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因该笔款项刘应伦在庭审中认可，且出具16500元的收据，金额较小，在普通涉及工程案件中符合现有交易习惯，且双方均陈述李立已经代刘永伦支付部分含民工工资的工程款项，故对邓泽举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认定。对于李立与刘应伦系转包关系的事实，李立提供了转包合同，刘应伦认可，但认为不是转包关系，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于李立主张的其与刘应伦系转包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仅系关联事实，故对于其合法性及履行该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不予认定，双方可依法另行主张。同理，对于邓泽举所称李立与华康公司之间的转包关系合法性及履行该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不予认定，双方可依法另行主张。邓泽举与刘应伦未签订书面协议，口头协商邓泽举为刘应伦所承包的工程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口头运输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在达成协议后，邓泽举依约为刘应伦承包工程提供劳务，并进行了结算。刘应伦应依约支付邓泽举的工资款16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于邓泽举要求由刘应伦支付工资款165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因李立与刘应伦之间的转包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由李立与被告刘应伦之间另行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对邓泽举无约束力，其与李立之间无口头和书面约定，李立无义务向其支付款项；同理李立与华康公司之间的转包合同关系，且该公司已经向李立付清除质保金外款项，该公司及李立无义务向邓泽举支付款项，故对邓泽举要求李立与华康公司承担支付工资款165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刘应伦支付邓泽举工资款共计165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二、驳回邓泽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2.00元，减半收取106.00元，由刘应伦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邓泽举主张的运工资款是否真实合法；二、李立及华康公司应否就涉案工资款承担付款责任。首先，刘应伦从李立处转包了涉案公路硬化工程后进行了部分工程的施工，其施工必然产生一定的劳务费用，而邓泽举主张的16500元费用有刘应伦签字认可的结算单据为凭，刘应伦在庭审中亦认可该款项的真实性，故邓泽举主张的16500元工资款真实合法，刘应伦理应承担付款责任。其次，根据李立提供的其与刘应伦签订的《施工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双方实为转包关系，而刘应伦在承包涉案工程后以自己名义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包括本案的邓泽举为其提供部分劳务，刘应伦与邓泽举通过口头协商形成了事实上的用工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劳务合同的付款责任主体为刘应伦，至于刘应伦与李立之间产生的工程转包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对刘应伦上诉认为李立与华康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刘应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元，由刘应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鹏代理审判员  马天彬代理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万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