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21民初1594号 原告：牟见坤，男，198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维智，男，汉族，系原告之父，住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作奎，山东齐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高青县花沟镇政府驻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706373925W 法定代表人：刘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平，男，汉族，系该单位工作人员，住高青县。 被告：孙玉良，男，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泉，山东正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牟见坤与被告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乘公司）、孙玉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见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维智、宋作奎，被告千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平，被告孙玉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牟见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并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塔吊；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10月23日至2017年4月26日塔吊租金88000元，塔吊运费2000元，共计90000元；3、依法判决被告自2017年4月27日继续支付原告塔吊租金，直至被告返还塔吊为止；4、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0000元；5、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申请增加以下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不按时返还塔吊，可按照合同约定的设备价值17万元予以强制执行。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被告千乘公司承接了位于临淄区绿茵玫瑰园小区19号楼的建筑工程。因建筑工程需要租赁塔吊，被告孙玉良遂到原告处与原告父亲牟维智协商洽谈，2015年10月21日原告父亲牟维智代表原告与被告签定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了租赁塔吊的型号、数量、每日租金、设备价值、违约责任、管辖地法院等事宜，被告千乘公司盖章确认，被告孙玉良签字确认。涉案塔吊于2015年10月23日安装完毕并开始计费。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超三个月未交纳租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被告因各方原因塔机不能拆卸交回，原告按合同约定正常收费。截止原告起诉时，两被告未支付租金，也没有送回塔吊，构成严重违约。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求。 被告千乘公司辩称，原告所诉答辩人不予认可，因为答辩人只是与临沂市绿茵公司签订工程施工的补充协议，且工程并未正式施工，没有办理相关的正规手续，被告孙玉良私自开工后，答辩人向其发了停工通知。2016年6月27日，答辩人与绿茵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从此与工程没有关系，答辩人又与被告孙玉良签订工程项目协议，综上所述，工地发生的任何事情，是被告孙玉良的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无关。 被告孙玉良辩称，租赁合同是案外人牟维智与答辩人签订的，本案的原告答辩人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被告不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因此，原告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关于诉状中说到的设备，从原告的证据看，这些证据明显存在伪造嫌疑，比如日期，明明有落款日期，后面又自己书写了一个日期，而且诉状中所说的日期是自己伪造的日期，因此，该证据不能采信。争议的设备实际是被告与原告于2015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该设备双方验货后认为可以租赁设备并制作了相应的手续，但是该设备实际并没有运输到工地。在2015年11月25日原告又提出该设备换成型号为315的塔吊，为此双方又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315的塔吊原告未能提供，直到2016年4月1日原告才将40的塔吊设备运到工地正式安装使用，且40的塔吊实际在2016年11月初就停止继续租赁，牟维智认可并派人到工地想拉回设备，由于工人阻挠未能成功运回，为此，有人打110报警，当时辛店派出所出警，有相应的出警记录，该事实说明答辩人与牟维智的合同在11月初已经终止，不能拉回非被告的原因。对于增加的诉求，对涉案塔吊的价值应当评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原告提交: 证据一、租赁合同一份，证明2015年10月21日牟维智（出租方、甲方）和孙玉良（承租方、乙方）签订塔式起重机40塔吊租赁合同一份，设备价值17万元，日租金是160元，租期是自乙方提货之日起至乙方送回之日止，甲方按月结算，施工地点是临淄和顺店村19号楼。 证据二、2017年4月27日承诺书一份，证实涉案塔吊实际所有人是原告，承租方是两被告，桓台康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承诺涉案塔吊租金归原告所有，由原告主张权利。 证据三、牟维智证明一份，证明牟维智与原告系父子关系。涉案的塔吊实际所有人是原告。牟维智承诺租金等由原告所有。 证据四、进度表一份，证明2015年10月23号安装塔吊，并且千乘公司盖章。 证据五、山东省建筑机械产权备案书一份，证明涉案塔吊产权属桓台康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证据六、2014年8月26日桓台康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把涉案设备挂靠到康发公司，每年向康发公司交纳500元的管理费。 证据七、收到条两份，证实2015年10月23日由孙玉良和岳维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证实收到了涉案的设备塔吊，高度13节。第二份是2016年5月7日岳维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证明收到扁灰斗一个。 证据八、2015年10月23日孙玉良出具的欠条一份，证明欠塔吊运输费2000元。 证据九、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一份，证实牟维智与原告系父子关系。 对原告的上述证据，两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千乘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有异议，租赁合同的公章是假的，不是我公司的公章，我方申请对章印进行鉴定。对证据二同被告孙玉良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三认可父子关系，但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四有异议，千乘公司的章印是假的，申请鉴定。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有异议，协议书是挂靠到康发公司。对证据七、八、九同被告孙玉良的质证意见。 被告孙玉良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签名无异议，对签订日期有异议，字压着章印。对证据二承诺书的效力不予认可，因为孙玉良租赁设备是和牟维智签订的合同，这些设备是挂靠在康发公司，牟维智租赁设备并不需要向康发公司备案，承诺书对本案无任何证据效力。对证据三，认可其父子关系，但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涉案设备没有安装。对证据五、六均无异议。对证据七，认可收到条内容，有两个日期即2015年11月18日、2016年4月1日是本人所书写，另外的2015年10月23日系伪造，能证实2016年4月1日将设备运至工地。对证据八的内容有异议，时间应是2016年4月1日，2015年10月23日的时间是后写的。对证据九无异议。庭审中被告孙玉良虽申请对涉案设备进行价格评估,但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申请,视为被告孙玉良放弃该项权利. 被告千乘公司为证实其并非承租方，不应由其承担责任，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证明2016年6月27日绿茵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自2016年6月27日双方解除合同关系。 证据二、2015年5月16日被告千乘公司与被告孙玉良签订的工程项目协议一份，协议书第三条规定，项目部的章印需经公司授权，涉案章印是被告孙玉良私自刻印，被告千乘公司不予认可，根据合同第四条约定，所有的费用应由被告孙玉良承担。 证据三：证明一份，证实经公安查询被告千乘公司的资料专用章、材料专用章、第六项目部印章没有备案信息，进一步证实原告与被告孙玉良签订的合同中千乘公司公章不是真实的，并非公司授权。 对被告千乘公司的上述证据，原告与被告孙玉良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有异议，解除合同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孙玉良是用被告千乘公司的公章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清楚，章印有些模糊，该份证明与本案无关，假如被告千乘公司发现他人私刻公司章印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被告孙玉良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孙玉良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一份证据（证据一）并申请法院调取了一份证据（证据二）： 证据一：2015年11月25日牟维智与被告孙玉良签订的另一份租赁合同（315塔吊），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证明涉案的设备是2016年4月1日送到工地的，2016年11月初牟维智去拉设备，但到工地工人不让拉走，工人打110报警，警察没有出警，租赁合同此时已解除。 证据二：临淄区公安局辛店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一份，被告孙玉良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解除租赁合同的时间在2016年11月9日，因为原告的父亲牟维智去拆除塔吊，而且拉回了部分设备，拉回的设备是塔吊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些设备塔吊无法工作，至于没拉回的原因不是被告所能控制的，牟维智用实际行动终止了双方的租赁合同。 原告及被告千乘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有异议，该份合同是无效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当时是原告的父亲牟维智签名后，没有注明施工地点，把合同给被告孙玉良留下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前去拆除塔吊时因被告欠工资受到工人阻拦，未能拆回，不是原告的原因。 被告千乘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阻挠不让拆塔吊与千乘公司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争议的事实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五、九,用以证明涉案设备的权属及牟维智与原告系父子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涉案租赁合同承租方？ 2015年10月21日,牟维智以出租方(甲方)与承租方(乙方)被告千乘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中承租方一栏盖有“千乘公司第六项目部”的印章,并有被告孙玉良在负责人一栏上的签名。庭审中被告千乘公司认为该合同中承租方中的“千乘公司第六项目部”的印章系伪造的,申请对涉案证据中千乘公司的相关章印申请鉴定，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其未提交书面的鉴定申请,视为其自动放弃该项权利。但被告千乘公司向法庭提交的高青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千乘公司没有“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第六项目部”、“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资料专用章”及“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材料专用章”的印章备案信息。故，因上述合同中章印并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且千乘公司亦不认可其曾授权被告孙玉良刻此章。同时，结合《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上承租方负责人一栏有“孙玉良”的签字，且被告孙玉良亦认可该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故认定该租赁合同系原告的父亲牟维智与被告孙玉良所签。另外，被告千乘公司提供的《解除工程协议书》、《关于临淄绿茵玫瑰园住宅楼工程项目的协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被告孙玉良系被告千乘公司的项目承包人，承包涉案工地19号楼的施工及其解除施工合同的事实，根据协议内容及交易习惯，可知，本案涉案租赁设备的实际承租方为项目承包人即被告孙玉良，故，本案租金的承担主体应为被告孙玉良，对原告主张被告孙玉良为被告千乘公司的工作人员，租赁合同系被告孙玉良以被告千乘公司的名义签订，租金应由被告千乘公司负担、被告孙玉良承担连带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主张租金？ 根据该租赁合同及桓台康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牟维智出具的证明、山东省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证书、桓台康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原告牟见坤于2014年8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户口索引页等一宗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作为涉案塔吊的实际所有人有权向承租方主张租金，对被告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主张租金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涉案租赁合同租金起止时间？ 原告提供《周进度计划表》及运费2000元的欠条欲证实2015年10月23日为租赁设备运到涉案工地的时间，即租金的起算时间，但该《周进度计划表》上的印章“山东千乘建工有限公司资料专用章”并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且被告千乘公司亦不认可其曾授权私刻此章，且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签字人“岳维”与被告孙玉良的关系，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租金起算时间；同时，庭审中牟维智承认运费欠条上的日期系其本人书写，而被告孙玉良在庭审中明确否认该日期(2015年10月23日)为租金起算日期，而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故，该证据亦不能证实租金的起算日期；原告提供的涉案租赁设备的收到条上有被告孙玉良的签字及落款日期2015年11月18日，庭审中被告孙玉良承认该收到条内容，亦承认该日期系其本人书写，故，该证据可以证明租金的起算日期为2015年11月18日；原告提交的运费欠条上有被告孙玉良的签字及2016年4月1日的日期，被告孙玉良认可该签字及日期系其本人书写，故原告诉求2000元运费，本院予以支持，但对被告孙玉良认为租金应从该日期起算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我院调取的报警记录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的父亲牟维智于2016年11月9日到设备所在的工地上欲拉回涉案租赁设备，因工人阻拦未能成功拉回，但拉回了设备运行必须配备的部分配套设施，庭审中被告孙玉良认可其同意原告的父亲牟维智拉回租赁设备，故，在当事人未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该日期应视为双方以实际行为同意解除该租赁合同的日期，即租金截止日期。 本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诉求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并返还租赁设备，根据查明的事实，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已于2016年11月9日实际解除了租赁合同，现涉案租赁设备仍在工地上，涉案设备具备返还条件,不存在返还不能的问题，故，对原告该诉求，本院予以支持。 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原告向被告孙玉良交付涉案租赁物后，被告孙玉良未依约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原告诉求被告孙玉良支付租金及运费,该事实清楚,被告孙玉良应支付原告自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9日期间的租金56960元（日租金160元，合计356天），塔吊运费2000元，对原告主张的上述期间之外的租金，本院不予支持；诉求被告孙玉良支付20000元违约金，被告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本案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具体数额,结合本案合同的约定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予以调整,被告孙玉良以56960元为基数,在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的基础上,按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的上限即50%上浮确定利率支付原告违约金,自2016年11月10日起至所欠款项付清之日止。 原告诉求若不能返还设备按设备价值170000元执行，因涉案租赁设备原、被告均认可仍在施工工地,不存在不能返还的问题，故，对原告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求被告自2017年4月27日继续支付原告塔吊租金，直至被告返还塔吊为止,因原、被告已于2016年11月9日实际解除了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不应任由损失继续扩大,是否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涉案设备无法返还及给原告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以及损失部分的具体数额,本案审理中原告未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及计算依据证实其主张,故本案不予涉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牟见坤与被告孙玉良2015年10月21日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于2016年11月9日解除，被告孙玉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牟见坤租赁设备QTZ40型塔式起重机一台。 二、被告孙玉良支付原告牟见坤租金56960元，运费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付清。 三、被告孙玉良以56960元为基数,在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的基础上,按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的上限即50%上浮确定利率支付原告违约金(自2016年11月10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付清。 四、驳回原告牟见坤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原告牟见坤负担363元，由被告孙玉良负担8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沈凤霞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李媛媛 书记员袁洪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