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25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显策。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学，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中，上海市海之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洪建巧。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婵，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叶娥。上诉人林显策因与被上诉人洪建巧、原审被告叶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显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驳回洪建巧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洪建巧返还林显策人民币480万元；4.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洪建巧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是错误的。第一，从中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的运营过程来看，本案不可能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中，虽然林显策与单绿敏及其他5个自然人签订的协议名为《股东协议书》，但中策公司早在2012年9月6日就已成立，而林显策与其他6个自然人签订《股东协议书》及系列法律文件的时间都在2013年1月23日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单绿敏等6人只有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购买林显策股权的方式才能成为中策公司的股东。然而，直到单绿敏等人退出合作，中策公司除汤静与林显策之间发生股权转让之外，既无增资扩股的记录，也无林显策或者汤静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之外第三人的记录，可以证明林显策与其他6个自然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第二，本案中，虽然当事人在部分法律文件中采用股权投资或者股权转让的措辞，但是，从《承诺书》中“ICON项目”的表述以及《确认书》中“上海宝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美国花花公子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生产销售权”的表述，并结合中策公司和上海宝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兔公司）均有洪建巧等人认缴出资的记录来看，林显策和洪建巧等7人签订《股东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林显策在香港设立的中策公司和在大陆设立的宝兔公司，就在大陆和香港代理美国“PLAYBOYICON”品牌进行项目合作。关于这个事实，在ＸＸ起诉林显策合伙协议纠纷【案号为（2016）沪0101民初第4458号】和ＸＸ诉林显策、洪建巧等人合伙协议纠纷中，ＸＸ明确表示其与林显策、洪建巧等人是合伙协议纠纷。（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洪建巧是否已经实际出资1000万元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即使洪建巧没有实际出资，包括林显策在内的其他“股东”和中策公司亦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林显策认为，林显策和洪建巧在《协议书》明确约定后者将其名下占有的25％股份以原始出资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转让给前者。仅从字面来看，这种表述就毫无歧义，即洪建巧将其“股权”以原始出资额无溢价地转让给林显策。这样的话，洪建巧是否实际缴纳原始出资额壹仟万元就与股权转让协议具由密切联系。换言之，由于洪建巧未在《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期限缴足出资，因此其仅有权转让实际出资250万元折合所占的“股权”而不能处分自始不存在的未缴出资750万元折合所占的“股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承上所述，由于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处理本案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四）本案中，林显策与洪建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洪建巧的威胁下来签订的，林显策一审提交的证据六证明洪建巧掌握林显策挪用涉案项目的投资款九百多万元，并声称向公安机关举报，林显策为了息事宁人，才签订该协议书，这还体现在洪建巧的证据八及一审庭审笔录及判决书中。林显策原保管着230万的投资款，后来签订协议就将该230万元作为转让的对价支付给洪建巧且签订协议之前就已支付，股权协议书与洪建巧提供的证据八是同一天产生的。此外，洪建巧是与林显策一起串通损害ＸＸ、杨松友、魏学文、魏朝阳、汤静的利益，ＸＸ已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林显策、洪建巧与ＸＸ的合作合同关系。另，一审判决作出后，项目持有人宝兔公司提供了由林显策指令向洪建巧支付的汇款凭证共计58万元，中策公司应林显策要求汇给洪建巧140万元港币，现共计支付洪建巧740万元，在洪建巧的证据审计报告中第四页也体现出退给洪建巧的股本股金即转让款642万元。最后，本案遗漏了当事人ＸＸ、杨松友、魏学文、魏朝阳、汤静，该5人是协议书签订时的涉案项目合伙人，故一审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洪建巧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林显策的上诉请求。林显策认为洪建巧有胁迫其的事实，与事实不符，洪建巧提供了十几份证据可证明双方转让股份事实真实存在，审计报告也体现了该事实，洪建巧是有出资1000万的，该审计报告是从另案中调阅的。此外，对于宝兔公司、和香港公司曾有汇款给洪建巧与事实不符。第三，本案是典型的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合伙协议纠纷，与其他5个股东无关。原审被告叶娥对林显策的上诉未发表意见。被上诉人洪建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林显策立即支付股份转让价款1000万元给洪建巧，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每日2％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计算至林显策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2.叶娥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3.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林显策、叶娥共同承担。上诉人林显策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洪建巧返还林显策人民币480万元；3.诉讼费由洪建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策公司于2012年9月6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董事为汤静，2013年4月18日中策公司董事由汤静变更为林显策。2016年5月17日，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林显策为中策公司现任董事和唯一股东，持股比例为100％。林显策提交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显示，2013年11月12日，宝兔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显策变更为叶娥。林显策和叶娥原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00年8月25日办理登记结婚手续，2014年3月3日登记离婚。2013年1月23日，林显策、洪建巧的代持人单绿敏、杨松友等七人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约定：七方共同投资中策公司，用于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代理花花公子相关品牌，公司初期投资总额为四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林显策出资比例为26％，投资额1040万元，单绿敏出资比例为25％，投资额为1000万元。《股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涉及到公司经营战略，重大决策等议题，董事会成员增加或罢免（董事会成员有损公司利益行为），须有股东大会讨论，超过2/3票数，方可执行。同日，林显策、洪建巧的代持人单绿敏、杨松友三人签订决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经三方友好协议，在香港注册中策公司，该公司注入三千万人民币作为流动资金，由三方共同管理等。2013年12月11日，林显策签署确认书一份，内容为：宝兔公司代理美国花花公子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生产销售权，股东们共同投资总投资额4000万元，总股份100股，每股出资额40万元，其中洪建巧股东，占总股份25％，应出资额一千万元人民币，已出资额一千万元，不足应出资额零万元。确认书尾部为“确认人：上海宝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林显策在法人代表一栏签名确认。该确认书上没有加盖宝兔公司的公章，仅有林显策的签名。2014年12月30日，林显策（合同中为甲方，以下简称为甲方）与洪建巧（合同中为乙方，以下简称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洪建巧将其在中策公司占有的25％的股份以原始出资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林显策，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已全部收齐了乙方的出资款1000万元。二、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当按照以下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给乙方：1.本协议书签订前，甲方已经支付了人民币230万元；2.2015年01月10日前再支付人民币230万元整；3.2015年1月25日前再支付人民币270万元整；4.2015年5月31日前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300万元整；5.甲方若逾期支付上述任何一期款项超过3日，甲方此前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乙方，乙方仍有权立即全额追究甲方应支付款项人民币1000万元，并按照每日2％追究甲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三、本协议是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以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等任何理由推翻本协议约定内容。四、原股东协议书单绿敏名下占有的25％股份的实际占有人是乙方，单绿敏当时是受乙方委托代为签署股东协议书，甲方对此予以确认。……六、本协议书签订前，甲方曾以宝兔公司的名义签署过《确认书》，确认收到乙方出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该出资款实际为乙方对中策公司的出资。七、本协议书生效后，甲乙双方此前签署的协议、合同等任何文件与本协议书约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协议书约定内容为准。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林显策所提交的汇款凭证显示，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林显策于2015年3月17日向洪建巧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25日支付10万元，2015年3月26日支付10万元，2015年3月27日支付12万元，2015年2月13日支付130万元，2015年1月19日支付88万元，2014年8月18日支付18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金额为480万元。林显策陈述其向洪建巧支付了48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主张合同无效，要求洪建巧返还该款项。2015年11月3日，单绿敏出具证明，证明其于2013年1月23日应洪建巧的请求，代理洪建巧与林显策、杨松友等签署了《股东协议书》和《决议书》等文件，这些协议、决议等文件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都由洪建巧享有和承担。2016年1月19日，中策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为：本公司的董事林显策与另外6人，即单绿敏、杨松友、魏学文、汤静、魏朝阳、ＸＸ，根据二零一三的股东协议，同意于2013年1月29日之前共同投入人民币四千万元，以进一步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代理花花公子相关品牌的事宜，以及使得本公司可将其中人民币叁仟万元转入香港的ICONDESIGNERBRANDSLTD以进行相关业务。根据本公司的董事林显策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核对公司财务得知，除了单绿敏已于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后通过林显策分别将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转入本公司外，本公司也已按照上述股东协议将这笔钱款转入香港的ICONDESIGNERBRANDSLTD，但单绿敏并未依据承诺作出完整的相关投资。另外本公司也未收到过自然人洪建巧的任何投资款。一审庭审过程中，洪建巧提交均签有“林显策”字迹的《承诺书》三份、《欠条》一份、《声明》一份。洪建巧提交的三份《承诺书》中两份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9月1日,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其中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日的《承诺书》中一份签名只有“林显策”的笔迹，另一份承诺人一栏签有“林显策”的笔迹，保证人一栏签有“叶娥”的笔迹。其中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日只签有“林显策”笔迹的《承诺书》中主要载明：根据2014年8月31日ICON项目股东会账目初步审查结果，确认林显策股东负有立时归还投资项目资金951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股东会和林显策协商结果，林显策由叶娥保证在2014年10月15日前汇入指定账户686万元人民币，另外265万元人民币在下次股东会讨论归还时间，由林显策付到指定账户，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林显策承担责任。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日，签名笔迹有“林显策”和“叶娥”的《承诺书》中主要载明：根据2014年8月31日ICON项目股东会账目初步审查结果，确认林显策股东负有立时归还投资项目资金686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股东会和林显策协商结果，林显策由叶娥保证在2014年10月15日前汇入指定账户[分三批：9月10日之前付200万元人民币，9月30日之前付200万元人民币，10月15日前付286万元人民币]，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林显策承担责任。承诺人：林显策2014、9、1保证人：叶娥。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承诺书》载明：本人林显策承诺如果中策公司持股的花花公子品牌盈利后，本人将对洪建巧投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按照年息1.5％支付利息，利息从2012年12月1日计算至本人全部支付完股份转让价款1000万元整。洪建巧提交的《欠条》中载明“本人林显策受让洪建巧在中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25％股份，应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本人已支付人民币230万元整，尚欠洪建巧人民币770万元整，本人将按照约定还款。欠款人：林显策2014年12月30日”洪建巧提交的《声明》中载明：“本人林显策自愿将汇给洪建巧的230万元款项作为本人受让洪建巧在中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25％股份应支付的部分款项，如有法律后果全部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声明人：林显策2014年12月30日。”林显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洪建巧提交的上述三份《承诺书》、《欠条》、《声明》等证据的真实性以其需要庭后核实为由，当庭未发表质证意见，在法庭指定时间内，亦未向法庭补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叶娥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林显策一致，对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日，保证人一栏签有“叶娥”字迹的《承诺书》当庭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对其真实性以庭后核实为由，没有对其真实性与否发表质证意见，在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裁判前亦没有提交书面补充质证意见。林显策提交账户名为林显策的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以证明洪建巧对中策公司总共出资250万元，洪建巧对林显策提交的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述其已经支付了250万元，另外750万元是支付到香港。一审庭审中，洪建巧认可林显策已支付股权转让款为53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47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洪建巧提交均签有“林显策”字迹的三份《承诺书》以及《欠条》、《声明》，因林显策在法庭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交其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林显策放弃上述证据的质证权利。因洪建巧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书证原件，林显策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欠条》、《声明》以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承诺书》，因其内容与本案有关，故对其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外两份《承诺书》，其内容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关，一审法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关于双方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洪建巧、林显策均为中策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故双方之间所签转让股份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股东协议书》第六条并没有明确约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也需要遵循此条约定，林显策以双方所签《协议书》没有经股东大会讨论并2/3通过为由，主张双方所签《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林显策提出的洪建巧未按《股东协议书》履行出资义务，以欺骗的手段与其签订《协议书》，因而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一，股东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与本案中所涉及的双方所签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即使洪建巧在签订《股东协议书》后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包括林显策在内的其他股东和中策公司亦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其二，签订《协议书》时，林显策作为中策公司的董事，其应当知道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其三，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在《协议书》中第一条确认林显策已全部收齐了洪建巧的出资款1000万元；其四，2016年1月，林显策作为中策公司的董事，对公司事务具有管理权，其提交中策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洪建巧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五，林显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洪建巧是采用欺骗手段与其签订《协议书》，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对林显策要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12月3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双方所签《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依法、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故林显策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洪建巧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8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洪建巧要求林显策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及从其起诉之日起按照每日2％计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双方所签《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条款即《协议书》第二、5条“甲方若逾期支付上述任何一期款项超过3日，甲方此前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乙方，乙方仍有权立即全额追究甲方应支付款项人民币1000万元，并按照每日2％追究甲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过高，且洪建巧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林显策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洪建巧根据此条款要求林显策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庭审中洪建巧认可林显策已支付股权转让款为53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470万元，故上述剩余470万元股权转让款林显策应支付洪建巧。关于洪建巧要求林显策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从其起诉之日即2015年11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洪建巧要求叶娥对林显策的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中洪建巧与林显策签订《协议书》时，叶娥与林显策已经离婚，该债务不是产生于叶娥与林显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故对洪建巧要求叶娥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林显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洪建巧股权转让款4700000元；二、林显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洪建巧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47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11月18日起计付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洪建巧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林显策全部反诉请求。上述支付义务，林显策须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如逾期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应收受理费81800元（洪建巧已预交40900元），由洪建巧负担43354元，由林显策负担3844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600元（林显策已预交），由林显策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林显策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1，2017年7月31日由宝兔公司出具的关于其替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款项的情况说明，时间是2015年3月19日支付30万元，2015年3月26日支付20万元，2015年3月27日支付8万元，合计58万元；证据2，由林氏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后面附的汇丰银行的两张单据是原件，其他的不是原件。2015年7月1日，林氏集团应林显策要求向洪建巧支付140万元港币，同时该情况说明证明7个自然人投资涉案项目，外方认可美金为294.5万-320万美金，为了该项目股东共同产生考察费、差旅费、业务费为人民币200万元，经上海宇旷公司确认的就有157万多元。据此，林氏公司支付名义上的责任，是否追溯由股东一致决定。证据3，上海市黄浦区法院传票，庭审笔录没有加盖档案章，是因为当时还没归档。该案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该案确认当事人应是林显策、洪建巧及其他5位合伙人，庭审笔录及诉状中涉及洪建巧知道林显策挪用公款的情况，其他合伙人都不知情，ＸＸ不知道洪建巧与案外人单绿敏之间是代持关系，也不认可涉案林显策与洪建巧股权转让的事实。证据4，快递清单，但对应的单号为210545520838的底单上并没有寄出日期，因此没有将底单作为证据提交，证明林显策是在一审法院规定时间内提交了质证意见，即对一审中无法当庭质证的证据，林显策在庭后已通过顺丰快递将质证意见寄给了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称没有收到是不符合事实的，该邮件收件人是该案一审书记员。证据5，中策公司注册情况，中策公司在2012年9月6日成立，董事是汤静，2013年4月18日变更为林显策，但签字不是林显策本人所签，汤静挪用了7个项目人的投资款，已经涉嫌刑事调查。另外，一审出庭作证的单绿敏其签名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名，林显策是跟洪建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跟单绿敏签订的，林显策代理人在一审开庭后与林显策确认后，认为该证人不是单绿敏而是另有其人，二审期间阅卷时看到笔录与单绿敏的签名有出入，因此与林显策核实，认为出庭人员可能不是单绿敏本人。被上诉人洪建巧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该汇款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关联性，该汇款不是林显策转给洪建巧的，与本案无关；证据2，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文件是香港的文件，其来源不合法，没有经过公证；证据3，该案与本案是有明显区别的，林显策与洪建巧是股权转让纠纷，另案ＸＸ与其他当事人没有签订协议，该案的争议焦点为ＸＸ投入合伙金额多少等，因该案是合伙协议纠纷，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广东省政府部门只收邮政的邮件，顺丰快递是不收的，洪建巧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此外，质证意见中对证据中的真实性是无异议的，这些证据均证明洪建巧与林显策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且洪建巧投资1000万的事实。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也是香港的文件，应经香港的律师合法公证。原审被告叶娥未对林显策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林显策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由宝兔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替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款项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落款处加盖了“上海宝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故对上述情况说明及后附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为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不予采纳。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证据4，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二审查明：宝兔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关于我公司替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款项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分批次替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的款项时间及具体的金额信息为：2015年3月19日支付人民币：叁拾万；2015年3月26日支付人民币：贰拾万；2015年3月27日支付人民币：捌万元。共计支付人民币：伍拾捌万元。…。”另，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宝兔公司向洪建巧支付款项的情况与宝兔公司前述情况说明的陈述一致。另查：一审庭审中，单绿敏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庭，并经一审法院核实后同意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基于洪建巧将其合伙份额转让予林显策的基础关系引致的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林显策是否应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向洪建巧支付转让余款及余款金额的问题。第一，林显策主张因洪建巧掌握其挪用涉案项目的投资款九百多万元，并声称向公安机关举报，才签订该协议书，系洪建巧胁迫其签订，涉案《协议书》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该规定，林显策主张的洪建巧威胁并不构成导致合同无效的胁迫情形，其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林显策与洪建巧签订的《协议书》出自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林显策基于《协议书》无效请求洪建巧返还480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林显策上诉主张洪建巧未在《股东协议书》约定的期限缴足出资、其实际出资为250万元折合所占的份额并不能处分未缴出资750万元折合所占的份额。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林显策是中策公司的董事，其对于洪建巧的出资情况应当知晓，林显策实际上也在《协议书》中确认已全部收齐了洪建巧的出资款1000万元；且在签订《协议书》之前，林显策还签署过了一份确认书，对洪建巧出资1000万元予以确认。虽然，中策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出具证明，主张未收到过洪建巧的任何投资款，但中策公司的该证明与前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中策公司的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况且，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双方确定转让价格的考虑因素中，既包括出资情况，又包括合伙体当前的净资产及运营情况等综合因素。本案中，对于合伙体在转让时的情况，林显策作为主要的负责人，对当时的合伙资产及运营情况理应清楚知悉，其与洪建巧对合伙份额转让协商过程中，同意以1000万元的转让价格购买洪建巧的合伙份额，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故林显策主张洪建巧未缴足出资、拒付转让余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转让余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首先，一审期间，林显策所提交的汇款凭证显示，其于《协议书》签订前后共向洪建巧转让支付转让款为480万元。其次，一审庭审中，洪建巧还认可林显策实际已支付股权转让款为53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470万元。再次，二审期间，林显策提交的由宝兔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替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款项的情况说明》及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宝兔公司代林显策向洪建巧支付款项58万元。洪建巧虽否认前述付款的真实性，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但并未提供反证予以推翻，故对林显策主张由宝兔公司向洪建巧代付58万元转让款，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最后，林显策在二审期间还提供了中策公司汇给洪建巧140万元港币的证据，但该证据属于境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且洪建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故综合前述付款情况，本院认定林显策应向洪建巧支付转让余款应为412万元（1000万元-530万元-58万元）。第四，本案是否违反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本案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属于合伙人之间的份额转让，并非退伙，不存在抽回出资的问题，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其他合伙人的权利，故林显策主张本案遗漏当事人，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另，一审庭审中，单绿敏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庭，并经一审法院核实后同意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林显策主张出庭作证的单绿敏不是本人，一审程序违法，亦缺乏理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鉴于二审诉讼中林显策提交了新的证据，导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部分变更，林显策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显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洪建巧股权转让款4120000元；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林显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洪建巧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412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11月18日起计付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五、驳回洪建巧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1800元（洪建巧已预交40900元），由洪建巧负担48098元，由林显策负担3370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600元（林显策已预交），由林显策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洪建巧负担2789元，林显策负担424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罗雅之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