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26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港市盐场。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菩萨庙镇。法定代表人：罗胜刚，该盐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文，该盐场职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殿夫，男，195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东港市盐场因与被申请人赵殿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东港市盐场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能够推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1、东港市盐场提交的1984年菩萨庙乡人民政府、常胜村委会、小岛村委会、东沟县盐场订立的《泄洪排涝水位线协议书》及1987年5月27日菩萨庙镇人民政府文件，可以证明金坑储水圈属于渔业法规定的调蓄排管水体，水位线应由主管部门机关确定。涉案合同约定的涉诉储水圈“小围堰”平台正负20公分水位线无效。2、东港市盐场提交赵殿夫记账明细，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赵殿夫自行委托鉴定得出的海蜇损失数量是虚假的。（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关于水位高度问题。2014年7月7日，赵殿夫一方将竹杆插入小围堰平台滩底，赵殿夫本人站在约6米远处斜视平台得出的水位低于平台2公分的结果并不准确。东港市盐场负责人罗胜刚等事后的签字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赵殿夫测量前东港市盐场曾对小平台进行加固加高作业，此时的水位基准与合同订立时的水位基准已发生变化。关于水位责任问题。涉案《合同书》第5条第3项约定，赵殿夫独自承担因水量、水质、滩质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副业养殖生产中的一切经济损失。因此，东港市盐场对水量问题按照合同约定免责，原审判决认定东港市盐场对水位问题负有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损失数额问题。赵殿夫2010年至2013年年海蜇捕捞产量仅为22.5万公斤，其单方委托的营口宏信海洋水产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丙级资质，不能跨地域进行鉴定，本案并无死亡海蜇的实物，鉴定意见所认定的死亡海蜇110.4万公斤，价值1422.5万元无事实依据。（三）原审判决对公证书及赵殿夫单方委托鉴定形成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违反法律规定。赵殿夫在诉前及诉中均可依法申请证据保全，并可申请司法鉴定，东港市盐场对水量不负责，赵殿夫与水位测量并无利害关系，其单方申请的公证属于不予受理和拒绝公证的情形，该公证书违反法律规定。涉案损失数额等均应通过司法鉴定程序进行，其自行委托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不应采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赵殿夫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赵殿夫负担。赵殿夫提交意见称，东港市盐场作为水位控制方，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水位保持义务，导致赵殿夫所养殖海蜇因水量过低死亡，赵殿夫对水位的测量及委托鉴定机构对海蜇死亡原因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符合法定程序，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意见能够证明因东港市盐场违约导致赵殿夫相应损失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东港市盐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案情及法律规定，结合询问情况，东港市盐场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东港市盐场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关于东港市盐场申请再审所提交新证据问题。从证据的形成时间上看，《泄洪排涝水位线协议书》形成于1984年，菩萨庙镇人民政府文件形成于1987年，远早于赵殿夫承包涉案水域及本案争议发生时间。东港市盐场提交的记账明细记载时间为2010至2012年，也早于本案争议发生时间。东港市盐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原审审理中未提交上述证据存在合理理由。因此，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从证据的证明内容来看，《泄洪排涝水位线协议书》及菩萨庙镇人民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系关于涉案水域的泄洪排涝水位的规定，与本案争议的海蜇养殖水位并非同一概念，不能推翻原审判决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对约定水位的认定。东港市盐场提交的记账明细没有赵殿夫的签名，赵殿夫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所记载内容不能确定是涉案水域海蜇养殖情况，所记载海蜇养殖时间亦与争议发生时间不同，故该记账明细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水域海蜇产量的证据使用，亦不能推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第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具有证据支持。首先，原审判决对案发时水位的认定具有证据支持。其一，原审判决采信涉案水位测量公证书并无不当。根据本案事实，赵殿夫承包金坑储水圈用于海蜇养殖，海蜇作为海产品其养殖以适当的水位为前提。双方在《合同书》中对金坑储水圈的水位也作了明确约定，故金坑储水圈的水位关系到涉案合同的履行，赵殿夫与该问题具有利害关系。公证机关对金坑储水圈水位测量情况进行公证所形成的公证书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对该公证书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东港市盐场申请再审称赵殿夫与金坑储水圈水位不具有利害关系与事实不符，其以此为由主张原审判决采信该公证书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二，原审判决关于案发时金坑储水圈水位的认定具有事实依据。涉案《合同书》约定金坑储水圈除特殊时期外水位控制在“小围堰”平台以上20公分与平台以下20公分之间。赵殿夫提供2014年7月7日测量记录以及2017年7月9日东港市公证处公证下的水面深度测量报告均显示当时的金坑储水圈已低于合同约定水位，东港市盐场法定代表人罗永刚、盐场工作人员汤永华、孟如龙，在测量记录上签字确认。2014年7月10日东港市公证处的保全证据现场记事亦记载，2014年7月9日13时44分到达现场后正值落潮，上水闸正向外不断流水。赵殿夫、东港市盐场测量记录与东港市公证处的所公证事项相吻合，原审判决根据上述证据认定案发时金坑储水圈水位低于合同约定水位具有事实依据。东港市盐场申请再审称其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在测量记录上的签字不真实以及水位测量基准因其加固加高作业发生变化，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原审判决对赵殿夫海蜇损失数额的认定具有证据支持。其一，关于涉案海蜇损失评估报告应否采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单方委托有关部门所作鉴定意见，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反驳证据且无新的鉴定意见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争议发生后，赵殿夫在告知东港市盐场鉴定时间并通知东港市盐场到达鉴定现场的情况下，委托营口宏信海洋水产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海蜇损失鉴定，鉴定过程由公证人员陪同，程序合法。该鉴定机构具有海蜇损失价格的鉴定资质，虽存在跨地域执业行为，但不足以否定其所作评估报告的真实性。东港市盐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对该评估报告予以反驳，其申请重新鉴定也因已无鉴定基础而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对涉案海蜇损失评估报告予以采信符合本案情况。东港市盐场申请再审称当事人无权单方委托鉴定以及涉案海蜇损失鉴定报告程序违法不应采信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其二，关于赵殿夫海蜇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赵殿夫为证实其海蛰损失情况，提供了收据、结算单、工资表等证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赵殿夫购买、投放、养殖海蜇的事实。事发后，赵殿夫亦采取了减损措施出售了剩余海蜇。赵殿夫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载明海蜇损失数额为1422.5万元，该评估报告具有客观依据。鉴于涉案合同约定承包费即为705万元，考虑到其他人工、材料成本，该评估报告认定损失数额亦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因此，原审判决对该评估报告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赵殿夫海蜇损失数额1422.5万元，具有事实依据。东港市盐场关于鉴定报告中海蜇损失数量与赵殿夫养殖海蜇实际产量不符的主张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第三，原审判决判令东港市盐场承担违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本案事实，东港市盐场依约管理闸门启闭、潮水纳排，并负责坝体、大小围堰及闸门的维修，其对金坑储水圈的水位调节享有排他的控制权，亦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赵殿夫承包东港市盐场金坑储水圈进行海蜇养殖，必然需要金坑储水圈水域保持一定水位，同时该储水圈也要保证东港市盐场海盐生产、周边养殖和孵化用水、泄洪排涝。故赵殿夫与东港市盐场在合同所约定的水位范围上具有一致利益。根据公证机关现场记录载明，事发时金坑储水圈水位低于约定范围，闸门存在异常出水情况。东港市盐场没有证据证明事发时金坑储水圈水位低于约定标准系由于自然灾害、不可预见因素及设施、设备发生意外事故等约定免责情形。据此，足以认定导致金坑储水圈水位不满足合同约定系东港市盐场管理行为所致。东港市盐场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对赵殿夫所遭受海蜇死亡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判令东港市盐场赔偿赵殿夫海蜇损失1422.5万元合法有据。涉案合同虽约定赵殿夫独自承担因水量、水质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但该约定并未明确免除东港市盐场对金坑储水圈水位控制责任。且如据此认定东港市盐场对自身行为免责，则涉案合同关于水量控制及水位范围的约定将成为空文，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因此，东港市盐场关于其依据该合同约定免责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东港市盐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东港市盐场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能宝审 判 员 骆 电审 判 员 武建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孙 磊书 记 员 刘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