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民终138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董国峰。委托代理人：陈瑞明，广东浩瀚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彪，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蔚。委托代理人：林晓东，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皓亮，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学飞。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龙波。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传金。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斌，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菁华，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林晓东，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皓亮，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蔚，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肖峰。原审第三人：梁翱宇。原审第三人：周煌。原审第三人：周益根。原审第三人：林汉生。原审第三人：赵小宇。原审第三人：宗永东。原审第三人：王效刚。原审第三人：杨航宇。原审第三人：郭宏钦。原审第三人：谢文怀。原审第三人：黄奔。原审第三人：姚伟忠。上诉人董国峰、彭蔚、梁龙波、曾学飞、陈传金因与原审第三人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岸公司”）、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通公司”）、肖峰、梁翱宇、周煌、周益根、林汉生、赵小宇、宗永东、王效刚、杨航宇、郭宏钦、谢文怀、黄奔、姚伟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9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二审另查明：梁龙波、曾学飞、陈传金一审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记载，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代为向法庭陈述关于不同意彭蔚将其在金岸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董国峰，委托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二审再查明：2015年1月6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附件1《彭蔚转让股权明细表》记载如下：序号原持股人股权比例现持股人股权变化时间1彭蔚37.5369%彭蔚2陈计亮0.1%彭蔚2012.12.283邓姗0.06%彭蔚2012.12.284卜海丽0.02%彭蔚2012.12.285钟伟凡0.04%彭蔚2012.12.286卢旭波0.03%彭蔚2012.12.287潘文敏0.03%彭蔚2012.12.288王倩0.01%彭蔚2012.12.289邹李广0.06%彭蔚2012.12.2810王帅0.06036%彭蔚2012.12.2811董国峰7.05767%彭蔚2013.01.0912郭宏钦1.95034%彭蔚2013.01.2213梁翱宇2.5%彭蔚2013.10.1614王晓彬0.03%彭蔚2013.10.25…………22邱新华0.18%彭蔚2014.12.10合计50.516%本院认为：董国峰与彭蔚2014年1月27日签署《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董国峰已不具有金岸公司股东身份，彭蔚向董国峰转让股权的行为，系对外转让股权。理由如下：第一，2013年1月9日《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彭蔚以4316314.2元购买董国峰自持的金岸公司全部股权。在实际履行中，彭蔚虽仅支付4310000元，但剩余6314.2元无论是作为零头免除，抑或彭蔚未支付完毕，董国峰对此享有的仅为股权转让尾款支付的债权请求权。在2013年1月9日《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未约定股权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不应以此认定董国峰未向彭蔚转让全部股权，且从董国峰陈述其自留0.02%股权份额来看，该股权份额折算的股权权益显然高于6314.2元。第二，《金岸投资2013年员工股东股权转让备案登记表》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显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分别就董国峰向彭蔚转让全部7.1380%股权及金岸公司显名股东情况进行记载，明确显示董国峰在转让全部股权后，已不再具有金岸公司股东身份。《金岸投资2013年员工股东股权转让备案登记表》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显名股东持股情况表》虽无董国峰签名，但盖有金岸公司公章，且得到金岸公司绝大多数股东的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及金岸公司股东章程，并未规定股东名册必须经由股东签字确认。反之，该《金岸投资2013年员工股东股权转让备案登记表》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显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与2013年1月9日《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所记载之股权转让内容相吻合，更进一步印证了董国峰向彭蔚转让其持有的金岸公司全部股权已得到金岸公司的认可。第三，2015年1月6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附件1《彭蔚转让股权明细表》，明确约定董国峰持有的7.05767%股权由彭蔚持有，股权变化时间为2013年1月9日。该记载与双方2013年1月9日签订的《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相互映证。董国峰未能对2015年1月6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附件1所记载内容作出合理解释。第四，2014年1月27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前，董国峰转让7.0377%股权给彭蔚，董国峰实际持有0.02%的股权”，但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约定，“截止本协议签订前，彭蔚已经实际取得金岸公司49.4853%的股权”。对于该49.4853%股权的构成，从2015年1月6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附件1《彭蔚转让股权明细表》来看，显然是由附件1所记载1-14项（股权变化时间截止2013年10月25日）构成。上述十四项股权份额相加，恰等于《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彭蔚实际取得金岸公司49.4853%的股权。退一步讲，如董国峰陈述其在签署2014年1月27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仍持有金岸公司0.02%股权，那么无法解释该协议同时约定的“彭蔚实际取得金岸公司49.4853%的股权”如何构成。第五，晶通公司章程及公司法并未就担任晶通公司董事或董事长人员的身份进行特别限定。因此，无论董国峰是否在2013年1月9日之后任职晶通公司董事会，均不能以此反推董国峰当然具有金岸公司股东身份。综上，综合比较各方之举证，本院认为2014年1月27日《金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董国峰已不具有金岸公司股东身份，彭蔚向董国峰转让其持有的金岸公司股权行为，系向金岸公司外部人员转让股份，应当履行公司法及金岸公司公司章程所约定的特殊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内部股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员工股东拟向非员工股东转让股权的，须向股权管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对外转让其股权。2013年12月13日发布的员工股东出让股权公告，系在晶通公司内网发布，而非金岸公司。金岸公司虽为晶通公司大股东，但两公司确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且无证据证明金岸公司全体股东在晶通公司直接任职。因此，董国峰所举证之股权公告，并不足以证实其就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在一审审理阶段，金岸公司股东除宗永东、姚伟忠明确表示放弃表决权、杨航宇表示对双方诉请不作评价外，金岸公司其他股东明确表示董国峰在2014年1月27日已不具备金岸公司股东身份，彭蔚转让股权行为未取得金岸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就其他股东是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进行释明。且根据一审期间梁龙波、曾学飞、陈传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记载，该三人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包括“代为向法庭陈述关于不同意彭蔚将其在金岸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董国峰，委托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在陈传金亦于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愿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其诉讼地位应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陈传金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向其释明诉讼地位，明确其诉讼请求，并通过实体审理作出判决。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亦未对第三人的诉请作出判决，程序不当。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诉讼程序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960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董国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30元，上诉人彭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30元，上诉人陈传金、梁龙波、曾学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30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