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3民终1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碧江，男，198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师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堂，师宗县彩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师宗县。系死者刘永平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林，男，199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在校学生，住师宗县。系死者刘永平之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200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在校学生，住师宗县。系死者刘永平之长女。以上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孙某，系刘成林、刘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和，男，1943年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师宗县。系死者刘永平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伏存兰，女，1945年4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师宗县。系死者刘永平之母。上诉人高碧江因与被上诉人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2017）云0323民初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碧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宗堂，被上诉人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碧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要求对刘永平出具给孙某的授权委托书上的手印是否是刘永平的手印进行鉴定，被一审法庭阻止。2、一审法院对证据采信错误，刘永平户口注销证明，死亡时间有明显涂改痕迹，改变了刘永平真实死亡时间，一审法院以有核对章为由采信该证据错误；上诉人与刘永平关系较好，借款时也只有亲戚在场，上诉人提交的取款凭证能够与证人证言相印证，一审法院对一审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错误；孙某提交的书信信件，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予以采信，证据采信错误。3、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这笔借款是在刘永平未执行死刑之前，孙某就以刘永平委托向法院起诉高碧江，高碧江要求到楚雄与刘永平对质，澄清还钱的事实，2015年9月10日雄壁法庭通知开庭，上诉人要求对刘永平授权孙某的代理手续即委托书的真伪进行鉴定，证实是否系刘永平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借条证明力大于上诉人列举的银行卡明账、行车记录仪、证言等，并判决上诉人败诉错误，本案因上诉人过于信任刘永平而产生的争端，上诉人列举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实借款已经偿还。被上诉人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答辩称：委托手续有云南有律师证明手印不是伪造的，刘永平是2015年9月9日被执行，10月去办的死亡证明，高碧江的取款记录只能证明他取过这笔钱，不能证明把钱还了，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高碧江立即偿还借款11万元，赔偿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4日，被告高碧江向刘永平借款11万元，高碧江向刘永平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永平110000元大写拾壹万元整，借款人高碧江，9月4日借款到9月19日到期，用车子作抵押。另查明，刘永平因犯运输毒品罪，于2015年9月9日被执行死刑。刘永平生前与原告孙某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刘成林、长女刘某；刘永平系原告刘云和、付存兰之子。原告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为被继承人刘永平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高碧江是否已赔还借款110000元。原告方列举了借条原件及刘永平生前就向法院起诉等证据，来证明高碧江没有赔还借款的事实，而被告则列举了银行卡明细账、行车记录仪录像及证言等证据来证明已赔还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被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其理由：1、借款时出示有借条，被告高碧江在赔还借款时应当将借条收回，如刘永平不能退回借条，高碧江可要求刘永平出示收条等才符合借款时出示借条的习惯；2、银行卡明细账只能证明高碧江收到款项及取出款项，不能证明该款就是付给刘永平；3、行车记录仪录像，只能证明法院去关押刘永平的看守所开庭的事实；4、证人证言，因其与被告高碧江的利害关系，不单独作定案的证据采信。5、关于刘永平的遗言问题，原告的辩解是刘永平之前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了，所以才说没有遗言，其辩解应当成立。另诉讼中，一审法院要求对孙菊萍进行调查询问，但被告未通知其到庭。综上所述，刘永平生前以借条的形式和被告高碧江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在约定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对原告诉请的利息不予支持。刘永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死亡，原告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作为其合法继承人有权利提起诉讼，是适格的原告主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七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由被告高碧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清偿原告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借款本金110000元。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被告高碧江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出借人刘永平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持借条向法院起诉要求高碧江偿还借款110000元，而高碧江对在刘永平生前向其借款110000元这一事实也无异议，但提出该笔款项已偿还，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高碧江是否已偿还该笔借款。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故本案借款已还的举证责任在借款人高碧江一方。一审中高碧江向法庭提交了银行卡明细账、行车记录仪录像及证人资正萍、高某的证言等证据欲证实其主张，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高碧江提供的证据中两证人与高碧江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第二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银行卡明细又仅能证实其2013年9月18日从中国建设银行师宗支行取款13万元，但无法证实该笔款项的用途。去楚雄州的行车记录仪录像也只能证实刘永平在2015年8月23日，未执行死刑前起诉高碧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高碧江申请，师宗法院曾组织双方到过楚雄，但无法证实其已还款，故上诉人高碧江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证实其已向刘永平还款110000元这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和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一审判决高碧江偿还借款1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上诉人高碧江上诉提出一审程序违法，要求对“刘永平出具给孙某的委托书上的手印是否是刘永平的手印进行鉴定”的上诉意见，因在2015年刘永平起诉高碧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时刘永平因贩卖毒品案被羁押于楚雄州看守所，故其出具委托书由其妻子孙某代理其参与诉讼，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刘永平被执行死刑而中止审理，后刘永平的法定继承人在师宗法院的准许下撤回了诉讼。而本案的原告人为刘永平的法定继承人，按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刘永平死亡后，未对遗产进行处分的，其财产按法定继承办理，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系出借人刘永平的法定继承人，对出借人刘永平的财产依法予以继承，故四人可依法对高碧江主张权利。本案的原告已由刘永平变更为其法定继承人孙某、刘成林、刘某、刘云和、付存兰，故现再对刘永平出具给孙某的委托书上的手印是否是刘永平的手印进行鉴定已无实际意义，上诉人高碧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高碧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高碧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邵 娅审判员 李连毅审判员 徐 钟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赵艳绘书记员朱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