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6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黄育光，男，汉族，1979年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委托代理人：王祖芳，广东群立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兴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玉龙园住宅区AC-4号地块自编首层25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553600129G。法定代表人：李素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原审被告）：李耀南，男，汉族，1969年9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原审第三人（原审被告）：卓如琴，女，1967年6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上诉人黄育光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禅城区法院）（2016）粤0604民初1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8月17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黄育光的委托代理人王祖芳、被上诉人佛山市兴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海及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禅城区法院查明，位于汕头市××镇环城东××1-4号房产（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5号，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由被告李耀南于2003年购买所得，房屋为六层混合结构住宅，建筑面积1408.4平方米，土地使用性质为集体，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载明随房产转移。2016年8月31日，被告李耀南和卓如琴（共同作为甲方）与原告黄育光（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李耀南、卓如琴夫妻共同拥有并以李耀南名字登记的位于汕头市××镇环城东××1-4号的房地产四幢【房地产权证号列：粤房地证字第C××5号】。因居住不需要，自愿将上述房地产转让给乙方”。协议约定有：一、转让金额为600万元，并于2016年8月31日交易清楚，甲方出具收据给乙方存执。二、甲方收到转让款后将房产之业权依据交由乙方存执、保管，并将房屋交付乙方使用、所有。三、甲方无条件协助和配合乙方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交易、过户、权属变更等相关事宜，税费由乙方承担。该协议的签订过程经汕头市潮南公证处公证并于2016年9月1日出具（2016）粤汕潮南第2018号公证书。同日，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以受黄育光委托为由，向汕头市潮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土地未经确权的房产之登记事宜。该中心当日即出具《关于房屋转让申办不动产登记的答复》称“办理不动产房产部分登记前提条件必须具备相应土地使用依据，根据土地宗号来编排不动产单元号，转让不动产应该土地和房产一并转让登记，未完善用地手续并确权登记的地上房产目前尚未能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该中心还于当日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载明涉案房屋未发现抵押登记和被查封或限制转移情况。同日，李耀南、卓如琴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收到原告购买涉案房产的转让款600万元整。原告还持有一份加盖有“潮南区两英镇陈库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印章且落款时间亦为2016年8月31日的《证明书》，上载证明李耀南、卓如琴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原告，并于2016年8月31日交付原告实际占有使用，且楼款已经交清。兴瀚公司诉李耀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该院于2016月8月31日立案，并应兴瀚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9月1日作出（2016）粤0604民初88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李耀南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于2016年9月5日查封了登记于李耀南名下的涉案房产以及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号六座1102房。对于该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措施，原告黄育光向该院提出异议，对涉案房产主张实体权利，要求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措施。该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粤0604执异202号执行裁定，驳回其异议请求。原告于2016年11月1日收到该院裁定书，因不服该裁定，于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李耀南、卓如琴自2012年起向其借款，先后借款合计930万元，分两次偿还330万元，最后确认共欠款600万元；因李耀南与卓如琴无法清偿借款，故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原告，以欠款冲抵房款，没有另行支付购房款。庭审中，被告兴瀚公司陈述：在其对李耀南提起诉讼前，李耀南就通过钟佳铭知道兴瀚公司将对其提起诉讼的信息。庭审中，被告李耀南陈述：其与被告卓如琴系夫妻关系，两人登记结婚已逾20年；其对外负债1000多万元，个人资产600多万元，除涉案房产外，佛山还有一套房屋；其与原告同属一个镇，两人是熟悉的朋友关系，均从事棉纱销售生意；其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向原告借款，陆续共借原告600万元，借款分多笔转入其银行账户，每次转账金额与原告所述及举证一致；其确拖欠兴瀚公司货款200多万元。禅城区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原告作为（2016）粤0604民初8834号案案外人应就其对该案保全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转让，未经依法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涉案房屋仍登记在李耀南名下，故原告对涉案房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原告案中确权诉求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执行，综合案件审理经过，该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李耀南、卓如琴转让涉案房产与原告动机存疑。李耀南案中确认其确实拖欠兴翰公司货款，兴翰公司向该院起诉李耀南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据日常生活经验，兴翰公司作为债权人在诉前应曾向李耀南主张权利，李耀南在明知对兴翰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在2016年8月31日将其名下大额财产转让予他人的动机存疑。其次，涉案房产交易过程有悖常理。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签订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书、转让协议书公证手续办理、涉案房屋的交付、对涉案房屋过户事宜调查、不动产登记部门书面答复、居委会出具书面证明均在2016年8月31日，足见房产转让异常仓促。如若原告与李耀南之间在2012年始已有借贷往来，何以延至2016年8月31日且在一日内办理交易相应手续、公证并由相关部门出具答复、证明，显然有违常理。第三，原告关于支付涉案房屋转让款项的陈述前后矛盾，且证据不足证实其已履行出借义务。原告诉状中陈述李耀南、卓如琴因家庭生意资金周转所需而出卖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当日原告便将购房款全额支付。庭审中，原告又当庭举证拟推翻诉状所述房款支付方式，称系以借款冲抵房价款。在缺乏证据证实原告出借款项来源、交付时间、地点及过程的情况下，仅凭李耀南出具《借款借据》及《收取确认书》并不足以证实原告已向李耀南出借600万元。第四，即使李耀南确实欠付原告款项，但如前所述，潮南区两英镇陈库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书》缺乏形式要件且不符常理而不为该院所采信，在无证据证实原告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情况下，原告对涉案房产的权益亦不能排除执行。第五，假设原告与被告李耀南借贷关系真实，涉案房屋的转让协议实则“以房抵债”，合同性质为以他物代替金钱债务履行，因代物清偿行为为实践性法律行为，在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清偿行为尚不成立，原告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其债权亦并不因此产生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之法律效果。综上，原告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或物权期待权，该院对登记于李耀南名下的涉案房屋登记查封于法有据，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依法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和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育光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黄育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判决：1、判决涉案房产属上诉人所有,裁定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借贷关系属实，相关付款的银行流水因时间太长，公民个人无法打印；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提出这一点，且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在明知该事实与本案关联重大的情况下却不调查；居委会出证明恰恰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法院认为有疑问，应该向居委会的负责人调查，而不是仅仅坐堂审案，不调查，便草率结案，导致事实不清，判决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请求的原因归纳起来在于以下一个主要原因：其认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房屋交易“动机存疑”、“有悖常理”、“不合常理”，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觉得此房屋交易不真实。由此可见，一审判决依据的只是生活经验、主观感觉及主观臆断，而不是充分的法律依据。而本案事实是：即使房屋买卖在一审法院看来时间仓促，但却不违反法律规定；款项来源在诉状里陈述不清晰，但并不矛盾，法律没有规定庭审时不可以详细解释；原审第三人即使是在还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也有权利将财产依法处理，更何况其转移的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而且上诉人的债权还是最多的。法院却仅仅因为原审第三人还有其他债务就卖房给上诉人这一点，认为“动机存疑”，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上诉人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此上诉，请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兴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结果，并尽快作出判决。原审第三人李耀南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上诉人黄育光在二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刘素美、李清金、陈木徐分别出具的《情况证明》、《书面说明》以及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壹份。拟证明上诉人通过相关人员账户以转账的方式将出借的款项转给了李耀南，李耀南也通过相关账户归还利息给上诉人，双方借款是客观事实，没有虚构。经质证，被上诉人兴瀚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证言必须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求，法院不应当采信该份证据。经质证，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意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在下文一并论述。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在二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佛山石华支行、账号尾号0774账户的2013年11月6日至2014年1月30日的银行流水6页；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汕头潮南两英支行、账号尾号0403账户的2012年11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的银行流水6页。拟证明上诉人通过相关人员的银行账号将借款通过转账的方式转到其账户。经质证，被上诉人兴瀚公司对原审第三人李耀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如果本案李耀南欠上诉人的钱，上诉人要获取证据应该很容易，可以通过自己的转账记录进行查询。但本案却有很反常的行为，李耀南作为欠款方，却积极主动的把银行流水交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很不合常理。经质证，上诉人黄育光对原审第三人李耀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说明其没有通过自己的账号查询自己的银行流水，因为时间过长，而且当初其通过各个不同账户转账，而相关账户已销户，所以无法确认到底是以谁的账户转账的，其无法查询款项到底是以谁的名义出借给李耀南的，经几番周折后才通过李耀南的账户查询到流水，而从李耀南的账号查询到的流水与一审时提交的记录凭证证据是相印证的，这说明事实是没有虚构。经审查，本院对原审第三人李耀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兴瀚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卓如琴在二审期间未进行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禅城区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根据（2016）粤0604执异202号执行裁定及（2016）粤0604民初1199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最初提出案外人异议及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为：2016年8月31日，上诉人与李耀南、卓如琴签订涉案房产的《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李耀南与卓如琴以60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产转让给上诉人，李耀南与卓如琴收款后出具收据交原告存执。协议签订当日，上诉人便将购房款全额支付给李耀南与卓如琴，李耀南与卓如琴收款后也出具签名并捺印的收款收据交原告存执，并将涉案房产交付原告占有使用。另查明二，上诉人黄育光提交的落款为刘素美的《情况证明》内容为：黄育光于2013年11月15日和2014年1月7日借用刘素美在中国农业银行汕头潮南支行的银行卡，分别将借款人李耀南向黄育光借用的100万元和1462500元借款汇入李耀南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佛山石华支行开户的、账号尾号0774的银行卡内。上诉人黄育光提交的落款为李清金的《情况证明》内容为：黄育光于2013年1月15日借用李清金在中国建设银行汕头潮南两英支行的银行卡，将借款人李耀南向黄育光借用的487500元借款汇入李耀南本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潮南两英支行开户的、账号尾号0403的银行卡内。上诉人黄育光提交的落款为陈木徐的《情况证明》内容为：黄育光于2013年4月20日借用陈木徐在中国工商银行汕头潮南两英支行的银行卡，将借款人李耀南向黄育光借用的487500元借款汇入李耀南本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潮南两英支行开户的、账号尾号0403的银行卡内。刘素美的上述《情况证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5日，李清金、陈木徐的上述《情况证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6日。另查明三，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在一审时对上诉人的诉求无异议。在二审阶段，原审第三人李耀南确认，其尾号0774的农行账号中收到刘素美转账的有两笔，其中一笔为2013年11月15日转账的100万元，另一笔是2014年1月7日转账的1462500元；其尾号0403的工行账号，2013年1月15日李清金转入487500元，2013年4月20日陈木徐转入487500元，还有一笔是在2013年6月24日转入的487500元，该笔不知道是谁转账，但也是上诉人转给其的款项。上述转账金额均扣掉了利息。另查明四，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借款转账清单中列明的其借给李耀南款项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2年11月29日借款300万元，2012年12月10日借款30万元，2013年1月15日借款50万元，2013年4月20日借款50万元，2013年6月24日借款50万元，2013年11月15日借款300万元，2014年1月7日借款150万元；李耀南归还上诉人款项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1月8日还款30万元，2013年2月3日还款300万元。另查明五，根据原审第三人李耀南提交的农行账户流水，在2013年11月6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其通过农行账户向刘素美转账多笔，分别为2013年11月11日20万元、2013年11月16日15万元、2013年11月28日10万元、2013年12月2日25万元、2013年12月16日20万元。根据原审第三人李耀南提交的工行账户流水，在2012年11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期间，其通过工行账户向李清金转账多笔，分别为2013年1月23日8万元、2013年2月22日12500元；其通过工行账户向陈木徐转账多笔，分别为2013年2月27日10万元、2013年3月18日12500元、2013年4月12日7万元，2013年4月17日12500元。本院认为，在一审时，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的规定，李耀南、卓如琴在一审中的诉讼地位应是第三人，禅城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应将李耀南、卓如琴列为第三人。该院在一审判决中将李耀南、卓如琴列为被告，属于程序不当，但该瑕疵并未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影响，故本院在二审中直接予以纠正。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黄育光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黄育光应当就其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上诉人黄育光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的事由前后矛盾。上诉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及在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一审诉状中列明的事由均为，其于2016年8月31日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了涉案房产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的签订过程经汕头市潮南公证处公证并于2016年9月1日出具（2016）粤汕潮南第2018号公证书，其于协议签订当日将购房款600万元全额支付给了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也将涉案房产交付上诉人占有使用。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又变更其提出诉讼的事由为原审第三人以涉案房产抵偿欠其的借款，其没有另行支付涉案房产的购房款。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其在与原审第三人签订涉案房产的《转让协议书》时不但办理了公证，还聘请了律师参与调查，在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时也委托了律师。鉴于涉案房产的买卖与以涉案房产抵借款的性质、法律关系明显不同，上诉人在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仍在公证书及案外人异议程序、一审诉讼状中主张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买卖涉案房产的关系；而且，根据上诉人的主张，其在签订涉案房产的《转让协议书》时，与原审第三人的借贷已经发生，若原审第三人真的是以涉案房产抵所欠上诉人的借款，双方完全可以在公证书、转让协议、收据中予以明确，但双方不但对此没有明确，相反，还在公证书、转让协议、收据中明确双方就涉案房产形成的是买卖关系，并明确上诉人于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当日支付全部转让款600万元。除此之外，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书》并进行公证可以看出，双方对交易涉案房产均是非常注重书面证据，若真如上诉人主张的以涉案房产抵借款，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并公证后，对经公证的《转让协议书》进行变更，将对价值600万元的涉案房产买卖变更为以涉案房产抵偿借款，双方应当撤销上述公证书并签订以涉案房产抵偿借款的书面协议，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原审第三人以涉案房产抵偿借款的书面协议。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以涉案房产抵偿借款的主张不予认可。第二、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支付了涉案房产的相应转让款。首先，上诉人关于支付涉案房产转让款的方式前后矛盾。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称其是购买涉案房产，并在签订转让协议当日将购房款600万元全额支付，但其未能提供在签订转让协议当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证据；此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并未另行支付购房款，而是以原审第三人欠其的借款冲抵涉案房产的购房款，但在一审中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给原审第三人。其次，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借相应款项给原审第三人。在一审庭审阶段，上诉人称2012年开始借款给原审第三人，先后借款共计930万元，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款项来源、借款方式等证据及原审第三人在收到借款后出具的借据，如此大额借款无书面借款协议及借据等，不合常理，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先后出借930万元的事实。在二审阶段，上诉人提供了落款为刘素美、李清金、陈木徐的《情况证明》等证据，拟证明其通过上述三人借款约3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若上诉人通过上述三人借相应款项给原审第三人，如此大额的借款，上诉人应有书面的委托手续，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其委托上述三人向原审第三人转款的书面委托材料，且在一审时上诉人就其委托何人向原审第三人转账都不能确定；若上诉人通过上述三人借相应款项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落款为上述三人的《情况证明》也应在当时出具，而不应是在转账四年多后的本案二审期间出具。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参与了一审诉讼，其在二审期间主张的上述三人代上诉人向其转账的借款早已汇出，但其在一审阶段并未提供相应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且原审第三人李耀南与上述三人之间是互相转账，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多次向上述三人账户转账，不排除原审第三人李耀南与上述三人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因此，结合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的事由前后矛盾及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借款转账清单与其在二审提交的三份《情况证明》中关于相应借款的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落款为刘素美、李清金、陈木徐的《情况证明》等证据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通过刘素美、李清金、陈木徐账户借款约3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借其余约6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的事实。因此，根据当前的证据，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还存在约600万元的借款事实。鉴于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的事由前后矛盾，且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涉案房产的全部转让款，因此，上诉人排除对涉案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确认涉案房产为其所有并解除对该房产查封的请求。因涉案房产仍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李耀南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并未取得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因此，上诉人关于确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房产为其所有并解除对该房产查封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禅城区法院作出的（2016）粤0604民初1199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黄育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照栋审判员  黄健超审判员  李蔚婕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宗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