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3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东山村香樟东路一楼101号刘胤毅私房。法定代表人：陈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男，1985年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溆浦县，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法定代表人：廖文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海，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丽，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C区2号写字楼32楼。法定代表人：蒋燕妮，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戴军，湖南金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远，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高，男，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玉凤，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车站路锦泰广场湖南国际商务中心403、422房。法定代表人：喻国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淑娟，湖南常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旅游公司），原审被告周高、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请求依法驳回海外旅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海外旅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海外旅游公司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为本案的旅游辅助服务者是错误的。双方在本案发生之前已经建立书面的包车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每次具体发生包车法律关系均以双方加盖公章的书面确认函作为派车依据和有效法律关系。双方在签订合同后曾多次建立合作关系，且每次合作都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书面函件确定的方式进行确定。在本案发生时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与海外旅游公司之间的合同早已到期，且双方也没有进行书面的函件确定，故双方不存在旅游辅助服务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在本案中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不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人，本不应向受害方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故也不存在海外旅游公司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主张追偿之诉，应当是海外旅游公司在依法向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再依法向本案的交通事故侵权人追偿；2、在本案件中，海外旅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与受害人之间的协议属于权益转让协议，而权益转让协议不能作为追偿的有效法律依据。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认为，海外旅游公司与受害人所签订的权益转让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损害了他人利益，应当为无效协议。故海外旅游公司在没有依法取得追偿权的情况下没有依法进行追偿的主体资格。即使海外旅游公司及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在本案中应该是权益人，应当作为共同原告而不是被告，若因新干线运输公司不履行协议约定，海外旅游公司应当在与新干线运输公司之间先行解决合同纠纷后再进行追偿；3、本案应当追加与周高合伙经营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作为被告；4、本案应当追加海外旅游公司所投保的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认为海外旅游公司所投保的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赔款应当计算到共同损失中,而不应作为海外旅游公司因发生本次事故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海外旅游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为海外旅游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的旅游辅助服务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旅游辅助服务者是指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这里的合同指的是合同关系，强调在旅游活动中为旅游经营者实际提供辅助性的旅游服务，而并非指具体的书面协议；即使是口头合同，只要具有实际履行行为双方仍然成立旅游辅助关系。本案中海外旅游公司与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之间长期存在合作关系，且本次事故车辆是由海外旅游公司通过联系宾利旅游运输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晓琴并发送了租车通知单后获得安排（除事故车辆外，其他车辆均为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名下车辆），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亦从海外旅游公司处收取了相应的车辆费用，故海外旅游公司与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之间显然存在旅游辅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通过海外旅游公司提交的租车通知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已经认定了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身份，而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关于双方合同已经到期，没有明确发函续约的抗辩理由，不能推翻双方之间存在旅游辅助服务合同关系的事实，故其认为与海外旅游公司不具有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准确，海外旅游公司可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1、《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旅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由组团社承担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可见旅行社对旅游辅助服务者享有法定的追偿权。本案中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为旅游活动的经营者，也是本次“崀山两日游”旅行活动的组团社，游客因乘坐旅游活动中旅游辅助服务者安排的大巴车遭遇车祸而受伤，海外旅游公司在基于旅游合同及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受伤游客进行积极赔偿后，理应可以向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及实际辅助人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进行追偿。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以其不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人作为抗辩理由，因海外旅游公司对其享有法定追偿权，故显然不能阻却海外旅游公司的诉讼请求。2、海外旅游公司与受伤游客、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并非权利让渡协议，而是事故发生后，海外旅游公司为妥善解决争议，积极参与游客赔付而签署的赔偿协议，虽然约定的内容是关于人身损害的赔偿，但已经直接量化为赔偿金额，可以作为海外旅游公司予以主张追偿数额的依据。该协议的性质与海外旅游公司是否可以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无关。签署该协议后，海外旅游公司并没有取代伤者的法律地位，而是按照协议约定将全部赔偿款支付给了游客；赔偿协议确定的金额只是作为海外旅游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一个依据，除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以外，海外旅游公司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等进行追偿的赔偿金额并没有超出赔偿协议中约定的赔偿金额。（三）周高的合伙人、旅责险和游客意外险保险公司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是否追加其参与诉讼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关系。1、海外旅游公司在一审时有权利选择起诉的被告。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作为承运人责任险保险公司，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作为侵权责任主体，均是本案最终的责任承担人，而且相互之间互负连带责任，是否追加其他诉讼主体，不会影响到本案的处理结果。2、周高作为车辆实际经营人一方，与车辆挂靠单位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连带责任，周高一方到底有几个合伙经营者并不会影响到案件责任的确定。周高一方的合伙关系是内部法律关系，周高作为车辆实际经营者一方承担对外责任后，可以基于合伙关系在内部进行追偿。而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亦可以向协助其提供旅游辅助服务的车方（包括实际经营方和车辆挂靠方）进行追偿，因此是否追加周高的合伙经营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不会影响事故责任的分担，故不具有追加的必要性。3、追加旅责险保险公司同样不具有必要性。其一，旅行社责任保险由作为旅游经营者的海外旅游公司购买并支付保险费，旅责险承保的是海外旅游公司对外的法律责任，是对海外旅游公司法律风险的分担，而并不是为事故的实际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提供担保。其二，旅责险理赔的前提是旅游经营者存在赔偿责任，旅游经营者诉旅责险保险公司时双方之间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关系；而本案系旅游经营者在实际赔偿后向旅游辅助人、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与海外旅游公司之间系追偿权纠纷关系，故两者诉讼标的不具有共同性，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其三，即便旅责险保险公司承担了保险责任，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作为最终责任人仍然要承担赔偿责任，故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与旅责险保险公司亦不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因此，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主张追加旅责险保险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游客意外保险与责任保险、侵权赔偿可以共同适用，而且其主张的主体为一般为游客本人，故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主张追加游客意外保险公司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宾利旅游运输公司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辩称：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是垫付的人没有垫付的责任却承担了垫付的义务后，应当向相关责任方进行追偿，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不是侵权责任主体，不属于适格的被追偿的主体。周高辩称：海外旅游公司应当将周高的其他合伙人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同意一审判决。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辩称：一审程序不合法，海外旅游公司与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一起与受害人签订了权益转让协议，且在该事故中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也垫付了208万元，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同时，在一审过程中，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提出追加两个合伙人和其他的保险公司一起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予同意。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驳回海外旅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海外旅游公司承担本案的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与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的相对方为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向海外旅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2、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已经预付出5000000元的赔偿款至新宁县政府账户用于事故赔偿及伤者抢救治疗费用，而一审法院未对该笔款项予以认定就计算本案的赔偿金额，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同时，经核实，在原支付至新宁县政府的款项中尚留有部分款项，应将该部分款项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款金额中予以扣除。3、一审程序存在瑕疵，应当追加太平洋保险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作为当事人，但是一审中未追加。4、事故中驾驶司机驾驶前知道事故车辆制动系统有问题，但是未采取任何措施就上路，根据免赔条例的约定，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对此种情形予以免赔。海外旅游公司辩称：（一）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1、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系事故车辆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本案事故系车方原因造成，且发生在保险期间，故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当在50万元/位的赔偿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受所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应当向事故受害方赔偿保险金。海外旅游公司作为本次旅游活动的组织者和经营者已经向受伤游客垫付了医疗费和赔偿款，故可以向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追偿。一审法院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确认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法律适用准确。2、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作为责任主体一方已经参与到了事故的善后工作，且在海外旅游公司与游客签署赔偿协议时，作为保险方也全程参与了理赔谈判，且对赔偿数额也基本上予以认可。故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现以海外旅游公司并非保险合同相对人为由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并不能成立。(二)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其预付的500万元赔偿款与本案无关，故一审法院对此未予以确定。1、500万元系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要求付至新宁县政府账号，且主要用于八名因事故身亡的死者的赔付和事故处理。对此，海外旅游公司也向县政府支付了100万元；而本案中海外旅游公司主张的是43名伤者回长沙后的医疗及赔偿费用，系新产生的费用，故500万元与本案的赔偿款没有关系和重叠，一审法院可以不予认定。2、保险标的指的是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人的生命和身体；而承运人责任保险标的则是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对承运对象可能出现的损害所负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的事故车辆为核载55人的大型普通客车，车辆承运人应当对每个座位上的乘客可能出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本案的保险标的应当覆盖核载范围内的所有乘客。车辆乘客的赔偿款虽然基于同一保险事故产生，但是本案海外旅游公司主张的赔偿款是针对43名伤者的保险赔偿，而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支付500万元大部分用于支付8名死者的赔款，故保险标的并不相同。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赔付死者后尚余的1052934元，其对上述款项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存在该笔超出款项，这笔款也是支付到了新宁县政府，并未赔付到本案中的任何一名伤者或是海外旅游公司，除非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能证明该款项已经具体赔付到了本案中的某位或若干位伤者，否则其要求将剩余款项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予以抵扣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3、500万元款项系基于本案诉讼请求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产生，本案系海外旅游公司基于追偿权请求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支付垫付款项，一审法院判令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承担的赔偿款均在保险限额范围之内，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若认为其实际支付的款项已经超出其赔偿限额，应当就尚未用于伤者赔付的金额1052934元要求新宁县政府予以退还，而不能要求在本案中海外旅游公司已经垫付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辩称：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诉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周高辩称：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为其存在免责情形与事实不符。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辩称：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诉称其存在免责情形缺乏依据。同时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与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一样预支了200多万，请求在本案中将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予以明确。海外旅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周高、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共同赔偿3456396.85元；判令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在承运责任险的每人50万元限额内先行赔付；判令周高、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对剩余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3日，海外旅游公司组织游客自长沙市乘车前往湖南省新宁县旅游，其中52位游客乘坐的系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所有的湘Ａ×××××号大型普通客车。当日11时30分许，当车辆行驶至湖南省××线××800ＫＭ左转弯下坡路段时，由于该客车制动具有安全隐患，且车速过快，驾驶员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滑行后侧翻在道路上，导致车上8位游客死亡、44位（名单详见附一、1）不同程度受伤。同年6月29日，湖南省新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新公交认字[2015]第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定事故车辆驾驶员祖志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乘坐该车的52位游客均无责任。事故发生后，相关方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筹措资金处理了死亡游客的善后事宜，并支付了受伤游客在当地发生的治疗费用。因受伤游客返回长沙仍需继续治疗，故海外旅游公司垫付了43名受伤游客（未包含游客谭兴）的该部分医疗费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仅认可其中的526222.28元医疗费用（详见附一、2），认为受伤游客周碧纯的医疗费仅为14元，李小玲的也为14元，刘孟婷的为27722.90元，刘虹的为9353.60元，阳勇的为21426.40元，高牛的为16544.86元，钟国春的均系门诊收据而非正式发票，袁慧的为8284.17元，龙杏芝的为267383.10元，王琼珠的为219235.80元，李诚的为72621.74元，覃杏红的为267907.20元，尹巍群的为39234.71元，胡参的为592160.25元，王婷婷的为295177.60元。海外旅游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周碧纯的部分，除14元的医疗费外，其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270元；李小玲的部分，除14元的医疗费外，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570元；刘孟婷的部分，除27722.90元的医疗费外，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625.50元、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397.40元；刘虹的部分，除9353.60元的医疗费外，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6元；阳勇的部分，除21426.40元的医疗费外，还向湖南省人民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68.40元；高牛的部分，除16544.86元的医疗费外，也还向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703元；钟国春的部分，向湖南省人民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608元；袁慧的部分，除8284.17元的医疗费外，还向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216元；龙杏芝的部分，除267383.10元的医疗费外，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84元；王琼珠的部分，除219235.80元的医疗费外，还向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缴纳了预交款10元；李诚的部分，除72621.74元的医疗费外，还向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缴纳了门诊费用1400元；覃杏红的部分，除267907.20元的医疗费外，还在住院期间的2015年7月3日购买了价值65元的R型护理垫；胡参的部分，医疗费为716857.15元，其还向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医院缴纳了医疗费10000元，海外旅游公司向其支付现金15000元；尹巍群的部分，除39234.71元的医疗费外，还在出院之后的2016年5月24日购买了价值676元的西药；王婷婷的部分，医疗费为299612.61元，其还向湖南省邵阳市中心医院预交了医疗费5000元。自同年6月8日起，海外旅游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陆续与受伤游客订立协议，约定向其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财产损失等费用，受伤游客将其对保险公司和其他责任人享有的权利转让给海外旅游公司和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上述游客共为13位，赔偿数额共为488620.40元。海外旅游公司已向受伤游客全部支付了该款项。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可上述数额（详见附一、3）。同时，海外旅游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还陆续与22位受伤游客订立协议，约定向其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财产损失等费用，受伤游客将其对保险公司和其他责任人享有的权利转让给海外旅游公司和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协议约定应向上述游客赔偿的数额共为437458元（详见附一、5），海外旅游公司也已支付了该款项。该赔偿数额中，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仅认可后续治疗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和残疾赔偿金等共计95508元的费用（详见附一、5），对其余数额提出异议，尤其认为受伤游客徐维鞠的财产损失无证据支持，认为受伤游客曹馨匀的财产损失仅为2000元。海外旅游公司主张，其余费用均系按照法定标准计算的。受伤游客中，唐俊玲于2015年5月26日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8月14日出院，医嘱休息两个月。林敦琪于同年5月26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3日出院。胡曼利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6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谭菊香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6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刘汉洋于同年5月29日至长沙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7月17日出院。柳跃功于同年5月27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9月14日出院。刘孟婷于同年5月29日至解放军第一六三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9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刘虹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0日出院。曹赫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8日出院。阳勇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2日出院。徐伟鞠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10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龚建波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20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高牛于同年5月26日至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8日出院，医嘱休息一个月。肖霞于同年5月26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9日出院。吴丽亲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28日出院，医嘱休息三个月。刘利于同年5月29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4日出院，医嘱休息7天。张晗于同年5月26日至该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7月18日出院，医嘱休息14天。李卓霖于同年5月25日至湖南省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6月9日出院，医嘱休息半个月。李小玲至同年6月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门诊治疗，未住院治疗。曹馨匀未住院治疗。阳艳群未住院治疗。李安未住院治疗。其余8位受伤游客仍在住院治疗，费用由海外旅游公司支付。周高、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均认可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确认的数额。同时查明，海外旅游公司组织该次旅游时，租用了宾利旅游运输公司的车辆。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又租用了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的湘Ａ×××××号客车，用以运送本案所涉游客。湘Ａ×××××号客车的承包经营人为周高。2015年1月8日，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处为湘Ａ×××××号客车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期间为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每位乘客的保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上述事实，有湖南省新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新公交认字[2015]第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43名游客的病历与医疗费用票据及赔偿协议书、银行电子回单、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单、租车通知单一份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海外旅游公司在组织旅游过程中，因所租用的车辆和驾驶员的原因，致使游客伤亡，其存在违约行为，理应赔偿游客的损失。其赔偿后，依法有权向与其存在租车合同关系，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而实际提供交通服务的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追偿，作为事故车辆所有人的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和承包经营人的周高均系在协助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提供交通服务，故理应与该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但因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处为事故车辆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而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应先由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在50万元/位的限额赔偿。游客的损失部分，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可的医疗费用为526222.28元、协议赔偿的数额为488620.40元。双方产生争议的医疗费部分，除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可的部分外，周碧纯部分还有向医院缴纳的门诊费用270元，李小玲部分也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570元，刘孟婷部分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1022.90元，刘虹部分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6元，阳勇部分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68.40元，高牛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703元，钟国春部分有缴纳了门诊费用608元，袁慧向医院缴纳的门诊费用216元，龙杏芝部分还有缴纳的门诊费用84元，李诚部分还有缴纳了门诊费用1400元；这些均系医疗单位出具的医疗费用票据，应予认定。同时，覃杏红部分还有在住院期间的2015年7月3日购买的价值65元的R型护理垫，也应予以认定。胡参的部分，其虽向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医院缴纳了10000元的医疗费，但本案争议的为受伤游客在长沙市产生的医疗费，故对其在邵阳市支出的费用不予认定；同时，海外旅游公司虽向其支付了现金15000元，但因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的用途，故也不予认定。尹巍群的部分，其虽购买了价值676元的西药，但系在出院之后购买，也无证据证明系用于治疗何病，故也不予认定。王婷婷向湖南省邵阳市中心医院预交的医疗费5000元，并无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加之系发生在邵阳市，故也不予认定。王琼珠预交的10元费用，因也无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故也不予认定（详见附一、4)。双方产生争议的22名受伤游客协议赔偿部分中，返回长沙后进行了住院治疗的，其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按法定标准计算，其中误工费自发生事故起计算；未住院治疗的，除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可的之外，均不计算该四项费用。22名中，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财产损失因海外旅游公司无证据支持，故按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认可的计算（详见附一、5)。综上，游客的损失共为3378258.19元（526222.55+488620.40+1971225.54+392189.70），因除胡参的部分外，均未超过50万元的限额，故应由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赔偿。胡参的部分，医疗费共为716857.15元，因已超过了保险责任限额，故超出的216856.15元，由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赔偿，并由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和周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三方承担责任后，可另觅途径确定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其余8位受伤游客因仍在住院治疗，其损失可待产生后另行主张权利。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周高与另外两人，应追加另外两人为共同被告，其主张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周高、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应追加海外旅游公司投保的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其理由也不能成立，故亦不予支持。周高还主张，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作为转租方，从中获得了转租利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前所述，其可另觅途径确定，故也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向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赔偿游客损失3161402.04元（3378258.19－216856.15）；（二）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赔偿游客胡参的医疗费216856.15元；(三）周高、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之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该期间履行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32748元，由周高、湖南新干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过程中，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本次事故驾驶员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拟证实事故车辆驾驶员事先明知车辆存在制动方面的故障，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免赔事由。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质证称：该笔录不能作为免责证据，只能证据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感觉车辆制动有问题，而非开车行驶前就明知，不能作为免赔事由。海外旅游公司质证称：对该笔录不予认可，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周高质证称：该笔录不能证实存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赔事由。新干线汽车运输公司质证称：该笔录不是新证据，且不是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同时，根据笔录内容不能证实存在保险合同中的任何免责事由。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该笔录不能证实事故车辆驾驶员在开车前即发现车辆制动存在问题，故据此不能认定本案存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的保险免赔事由，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是否构成本案的旅游辅助服务者；（二）海外旅游公司在本案是否有权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三）海外旅游公司是否有权向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进行追偿；（四）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预付的赔偿款项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五）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周高的合伙人以及海外旅游公司投保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一）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是否构成本案的旅游辅助服务者。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上诉称其与海外旅游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已经到期，双方不存在租车合约关系，故不属于旅游辅助服务者。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旅游辅助服务者”是指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本案中，海外旅游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租车通知单加以证实宾利旅游运输公司系本案所涉旅游活动中实际提供交通服务的主体，据此，应可认定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旅游辅助服务者，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海外旅游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有权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不是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且海外旅游公司尚未依法取得追偿权，故其无权向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本案中，基于履行辅助人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提供的旅游运输车辆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本案事故发生。海外旅游公司向受害人先行赔付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有权向履行辅助人宾利旅游运输公司进行追偿。宾利旅游运输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三）海外旅游公司是否有权向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进行追偿。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上诉提出其与海外旅游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不应向海外旅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系本案事故车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对于该车辆因自身原因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直接向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基于海外旅游公司已向各受害人先行垫付了部分赔偿款，故其有权在其垫付的范围内向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进行追偿，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四）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预付的赔偿款项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上诉提出其在事故发生后已经预付了500万元赔偿款至新宁县政府银行账上用于处理本案所涉事故，且尚有余款，本案应将该余款在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付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主张其预付了500万元用于处理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但其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用于对本案所涉受害人赔偿款项的支付，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预付款的结余情况，且该款项系支付至新宁县政府银行账上，如有结余，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应与新宁县政府进行结算。据此，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五）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周高的合伙人以及海外旅游公司投保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上诉提出本案事故车辆实际上系周高以及其他两位合伙人共同经营，应追加其他合伙人参加诉讼，同时，海外旅游公司尚投保了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故应追加承保该两种险种的保险公司参加诉讼。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已经查实周高系本案事故车辆的实际经营者之一，海外旅游公司仅以周高为被告并向其进行追偿系海外旅游公司对自身诉权的处分。如果本案事故车辆除周高外还存在其他合伙经营者，周高在本案承担责任后可以基于合伙关系向其他合伙人进行追偿，故周高的其他合伙人并不属于本案应当追加的必要共同诉讼主体。同时，海外旅游公司与承保其投保的旅游责任险和旅客意外险的保险公司发生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同一性，故宾利旅游运输公司主张本案应追加该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宾利旅游运输公司和人民财险长沙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2748元，由上诉人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5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负担281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彦审判员 张芳芳审判员 唐亚飞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博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