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兵05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占国，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华，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海，新疆精河县统计局工作人员。系受害人袁子博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评，个体工商户，系受害人袁子博之母。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新疆振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红海、黄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50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华，被上诉人袁红海、黄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筑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一审法院据以判案的主要证据，就是博乐市公安交警大队做出的博公交认字[2016]第0005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博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做出的博州公交复字[2016]第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这两份鉴定结论在程序上有诸多违法之处，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进行严格审查。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博州公安两级交警部门均存在逾期做出认定结论的违法行为，故该两份鉴定结论因程序严重违法，不得做为定案的合法证据。二、博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及做出责任认定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查明事实，导致遗漏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本起事故发生在博乐市双河快速路上，事发路段处于全封闭施工状态，禁止一切车辆通过，请过往车辆绕行，那么上诉人是怎么将车辆驶入全封闭施工状态的路段的？公安交警部门、公路管理部门、在建工程施工单位都尽到了社会职责和法定义务吗？在该起事故中，就能免于责任承担吗？事故的损害结果发生地虽然在上诉人施工的管网坑道中，但是上诉人在坑道四周已经拉了防护网，安放了多块明显的警示牌，还在坑道和道路连接结处堆放土堆，履行了自己的警示义务。博州交警部门及一审法院，只认定和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客观公正，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向法院申请追加被告，但被驳回。三、博乐市公安交警大队在事故发生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知上诉人指认和协助现场勘验，至使上诉人对事发现场的情形一无所知，在事故发生近半个月之后，才接到交警部门的电话通知，去交警队接受询问，这一做法显然也有悖于法律的规定，也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做为该起交通事故的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能查清基本事实，以违法的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以维护法律公正与严谨。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仅仅是为了拖延赔偿时间，为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驳回上诉。原告袁红海、黄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长子袁子博的人身损害赔偿款574，031元的50%，即287，015.5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次子袁子洋的人身损害赔偿款18，195.86元的50%，即9，097.93元；3.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44，296元及车辆修理期间租车费用1，500元，共计45，796元的50%，即22，898元。以上三项合计638，022.86元的50%，即319，011.43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放弃要求被告天筑公司承担袁子洋的人身损害赔偿款18，195.86元的诉讼请求，另案起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变更为619，826元的50%，即309，913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6日1时42分许，原告袁红海驾驶新Ｅ－×××××号小型轿车，沿第五师双河市快速路由西向东行使至20公里加620米处，车辆行驶上被告天筑公司施工时堆放在路上的土堆，未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造成车上的受害人袁子博经抢救无效死亡，袁子洋受伤，车辆严重受损的后果。经博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袁红海与被告天筑公司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袁子博、袁子洋无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天筑公司违反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存在严重过错，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赔偿原告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6日1时42分许，原告袁红海驾驶新Ｅ－×××××号小型轿车沿八十九团双河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双河快速路20公里加620米处，车辆行驶上被告天筑集团在施工过程中堆放的土堆，未放置安全警示标志，造成新Ｅ－×××××号乘车人袁子博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袁子洋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袁子博被送往第五师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为此支出了门诊抢救费用2，589元。2016年8月23日，博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博公交认字[2016]第0005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袁红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天筑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第三十二条“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对未中断交通的施工作业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新Ｅ－×××××号小型轿车上的乘车人袁子博、袁子洋无责任。2016年8月31日，被告天筑公司向博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2016年10月12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作出了博州公交复字[2016]第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维持博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查明，原告袁红海户籍地在新疆精河县城镇和平西路7号1栋1单元502室，原告黄评户籍地在新疆博乐市北京路234号。新Ｅ－×××××号的车辆系原告袁红海从于康超处购买，在事故发生时尚未办理过户手续。该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后，原告袁红海为修理车辆支出了维修费用44，296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袁子博因交通事故而遭受损害，原告有权获得赔偿。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中，虽然该起事故并不是发生在双河快速路上，但事故发生地位于双河快速路与八十九团居民区相连且可以通行的地方，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指的道路。结合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照片、询问笔录，被告天筑公司在挖管沟施工过程中堆放土堆，未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理应对该起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博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所认定依据合法，确定的责任比例得当，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天筑公司提交的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该认定书，故本院对该认定书中对双方责任的划分予以认可。原告要求被告天筑公司按照责任事故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天筑公司辩称要求追加承保交强险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本院认为，因受害人袁子博系本车人员，且在车内受到伤害，并不是属于交强险中的第三者，故不需要追加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而关于被告天筑公司申请追加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公司为共同被告，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新疆北方建设集团修建的道路虽然尚未完全交工，但处于未完全封闭状态，而此次交通事故并不是发生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承建的双河快速路上，已超出了新疆北方建设集团管理范围，导致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被告天筑公司在道路上挖掘管沟，堆放土堆，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而造成的,故对被告辩称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天筑公司虽然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这只是说明其进行管网施工是合法的。被告出示的照片上虽然显示其已拉设了防护网、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但因照片上并未显示拍摄日期，无法确认照片上所反映出的现状就是事故发生时的现状，故被告辩称已尽到注意提醒义务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原告的具体损失数额问题。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项目及数额，本院根据当事人主张、相关的事实及法律规定认定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共计616，827元（医疗费2，589元+死亡赔偿金525，480元+丧葬费30，457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3，505元+丧葬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车辆修理费44，296元），根据原、被告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的比例，被告天筑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8，413.5元（616，827元×5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红海、黄评的各项损失共计308，413.5元。案件受理费6，086元，减半收取计3，043元（已由原告袁红海、黄评交纳），由被告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天筑公司提交一份新证据即《关于博乐市至双河市城市快速路工程部分路段实施封闭施工的通告》，以证实案发时该路段是在全封闭状态。被上诉人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路段在施工时是全封闭状态，但在2015年11月施工完毕后，该路段已允许机动车辆通行，有证人周某、刘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天筑公司在二审中强调一审出示的照片、收据等证据，以证实已尽到安全警示义务，但该组证据与交通事故发生时交警大队出现场时的现场照片、现场图、现场勘查记录不一致，是亡羊补牢所为。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天筑公司虽然对未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对道路事故认定书有异议，但又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本院认定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天筑公司在双河市快速路由西向东20公里加620米处，挖掘管沟，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造成被上诉人袁红海驾驶新Ｅ－×××××0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乘车人袁子博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袁子洋受伤及车辆损坏，天筑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天筑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上诉人天筑公司虽然提出该认定书在作出的时间上和通知上诉人到场的时间上均有逾期，但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书，本院确认该认定书的证明力。公安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作出责任认定，不涉及其他管理部门的社会责任，上诉要求他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辩称有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天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评判有理有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6元（已由上诉人天筑公司交纳），由上诉人新疆天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勇审判员乔鲁新审判员宋桂英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张丹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