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3民申34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朱正起，男，1970年8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军，北京市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胡利强，男，1982年1月27日出生，户籍地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金作光，男，1972年10月13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双辽市。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36号338室。法定代表人：刘宗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陆阳，男，1987年5月27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东，北京镜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莘县支公司，营业场所莘县商业街239号。负责人：孙丽华，经理。再审申请人朱正起因与被申请人陆阳、金作光、胡利强、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莘县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6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正起申请再审称：2016年1月20日，被申请人陆阳乘坐被申请人金作光驾驶的车牌号为×××的大货车在京哈高速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事故，导致陆阳受伤。经交通队认定，金作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金作光驾驶的大货车登记在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和莘县分公司投有保险。又因金作光系胡利强的雇佣人员，胡利强又称肇事车辆实际是申请人朱正起所有，故此，陆阳将申请人及其他被申请人一同诉至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各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467306.33元。通州区法院依据胡利强庭前谈话时称实际车主是朱正起（庭审时否认）的陈述意见，及车辆登记单位与朱正起签订的一份协议书，认定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是朱正起，并据此判决朱正起赔偿陆阳各项损失338685.13元。实际上，通州区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完全错误。朱正起根本不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朱正起之所以跟肇事车辆扯上关系，是基于与胡利强的借贷关系。朱正起之前曾借钱给胡利强，胡利强只偿还了一部分，其余的一直无法偿还，在朱正起不停的催要下，告诉朱正起他有一辆大货车（肇事车辆）挂靠在一家公司搞运输，可以用运营收入还债，运营收入是按月打在车主银行卡里的，可以把银行卡换成朱正起的名字，但需要朱正起先与挂靠单位签订一份协议。朱正起表示同意。于是，胡利强便联系好挂靠单位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叫朱正起于2015年8月10日过去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但其后并未变更结算运营费的银行卡，朱正起自然也就没有拿到运营收入。另外，直到本案开庭时，朱正起与胡利强雇佣的司机（金作光、陆阳）不仅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根本就没听说过对方。本案诉讼中，朱正起和胡利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也是胡利强所聘请。胡利强为推脱责任，在庭前谈话时称实际车主是朱正起，虽然庭审时承认了自己是实际车主，但已经无法取信于法官，致使法院对事实做出了错误的认定。判决出来后，朱正起经多方咨询后，认为没有新的证据很难改判，便没有上诉。但又实在无法接受判决结果，便多次找到胡利强讨要说法。胡利强无奈，便将事情的实际情况告知朱正起。原来，肇事车辆并非胡利强一人所有，还有一个车主叫刘卫河。该车系刘卫河与胡利强共同出资于2013年12月19日购买。二人于2014年2月20日协议，该车由胡利强承包经营，期限三年，企业支付的运营费打在刘卫河的两张银行卡内，但卡由胡利强保管，每月给刘卫河14000元。交通事故后，该车无法运营，刘卫河因拿不到约定的承包费，已将车辆用备用钥匙开走。胡利强向朱正起出示了他与刘卫河签订的协议书；户名为刘卫河的两张银行卡；还有刘卫河开走车后告知胡利强的短信和微信。至此，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完全清楚，新证据也已出现，但已过了上诉期，朱正起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申请再审。综上，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一款之规定，向贵院提出申请，请求贵院依法裁定再审，依法撤销原判决，裁定再审，依法判决申请人朱正起不承担赔偿责任。被申请人胡利强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接受询问时称：车是刘卫河和我一起在2013年12月19日买的，刘卫河出了21或22万元，记不清具体数额了，剩下的车款我分期还。买车后，刘卫河跑车嫌麻烦，就说让我来跑，说一个月给他一万四千元，于是刘卫河找证人写了《协议书》，我们都签了字。车买后，由我挂靠在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名下。朱正起是我2000年在可乐公司认识的，之前我们是同事关系，认识十多年了，一直关系挺好。后来也一直常联系，他大概在2014年还是2015年借给我一共130万元，用于做生意买车用。后来朱正起找我还款，我因资金转不开，就没钱还了，于是同意朱正起去挂靠公司以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名义签了挂靠协议。我和刘卫河之间买车的事情，朱正起当时不知道，后来发生交通事故后逼着我要钱，我说车找不到了，车在刘卫河那里，我才给朱正起说了这个事。金作光是我们的司机，我把车包给金作光了，陆阳是金作光找的司机，我跟陆阳没见过面，不认识陆阳。朱正起不知道陆阳，他跟陆阳、金作光都不认识，他只负责收钱。金作光一个月挣钱太少，我不想让他承担责任。朱正起与我有债，要不然所有钱都是我来承担，朱正起说不行卖车，所以就同意我说的话（即一审庭前谈话中，胡利强称：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是朱正起，我是给朱正起干活，金作光是我找来经朱正起同意来开车的），当时朱正起说行，反正这个车也能挣利润。所以开庭前就说好了，把车辆所有人说成朱正起。朱正起也说有挂靠协议没办法。被申请人陆阳提交意见称：朱正起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朱正起的再审申请。1、朱正起提交的证据不是法律上规定的新证据。朱正起提交的证据如果存在，那原审被告胡利强就应当在一审中出示，朱正起也应当在一审规定的举证期限或者法庭辩论终结前积极地收集并向法庭出示。一审法官给了朱正起充分的举证时间，朱正起仍然置之不理，在一审长达一年多的审理期限内，没有提交这些早已存在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朱正起在一审中不提交，也不上诉，在该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朱正起申请再审，拿这些无法核实真实性的证据提起再审，属于典型的恶意诉讼，朱正起此举无非是想拖延诉讼，拖延陆阳权利救济的实现时间。2、朱正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认朱正起是实际车主和实际雇主的身份。一审判决依据朱正起与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的挂靠协议以及胡利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的谈话所陈述的事实，认定朱正起应当对陆阳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朱正起再审中所诉的车辆挂靠原因没有证据支持，无法否认车辆挂靠的事实和朱正起是实际车主的事实。3、朱正起否认胡利强所说的事实不具有说服力。一审中，朱正起委托的律师和胡利强委托的律师虽然是同一人，但是委托代理人有朱正起的授权书，说明朱正起是同意该代理人代理案件的，现在朱正起看到一审判决对自己不利才来拿代理人说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况且，胡利强在庭前谈话时，朱正起与胡利强还没有委托同一个委托代理人，因此，胡利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所陈述的朱正起是实际车主的事实更具有可信性。朱正起与胡利强既然能委托同一代理人，说明二者之间有利益关系，胡利强在庭审时否认自己以前的说法就不足为信了。4、朱正起提交的《协议书》和短信微信内容真假存疑，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排除为了再审伪造证据的嫌疑。而且该证据与朱正起的主张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不能否认朱正起参与肇事车辆利益分配及实际车主的事实。综上，朱正起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朱正起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金作光提交意见称：一审判决很合理，同意一审判决。被申请人北京鑫众昊顺商贸有限公司提交意见称：和我们公司签挂靠协议的是朱正起，但是车是谁的不清楚。我们也不同意一审判决，车辆运营分配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被挂靠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朱正起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前陈述“涉案车辆可能不是我的，该车辆登记在商贸公司名下，与我无关”；胡利强本人陈述“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是朱正起，我是给朱正起干活，金作光是我找来经朱正起同意来开车的……”在一审中，朱正起的代理人对法官关于车辆所有人的询问做了含糊的回答，对法官询问的朱正起与胡利强之间系何种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分配等问题，并未正面回答，且在庭后亦未向一审法院报告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朱正起发表之答辩意见及就相关事实的表述不具有可信度，故不予采纳”符合法律事实。朱正起和被挂靠人签订了挂靠协议，而朱正起在再审审查过程中虽然提供了多份证据，但这些证据尚不足以否定其不是挂靠协议中涉案车辆的挂靠人，故朱正起所提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正起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 伟审 判 员  翟玉明代理审判员  申友祥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朱晓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