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川民申24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国秀，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四川法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宽碧，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明春，男，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成凤，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安凤，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世才，男，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明芳，男，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彭茳，男，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德菊，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谭在英，女，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再审申请人吴国秀因与被申请人黄宽碧、王明春、林成凤、王安凤、杨世才、李明芳、彭茳、张德菊、谭在英（九名被申请人以下合称黄宽碧等九人）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7民终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吴国秀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清。本案标的物“4号位”为门市，而不是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商业位。原一、二审法院仅对《商贸中心城A幢底层营业厅产权分割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分割意向协议》）中有关的商业位的表述进行认定，没有对其余证据予以综合考察。王明春、林成风以及其他10多户业主与卖方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书》、孙建国出具的收据、《商贸中心A幢底层门市出售调查统计表》《大竹县商贸中心城A幢底层分割门市购房户确认花名册》《大竹县商贸中心A幢底层门市2009年3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租金发放表》《大竹县商贸中心A幢底层门市2009年9月1日-2010年2月28日租金发放表》等证据能够证明4号位为门市；（二）吴国秀委托孙建国代为办理租赁手续的期限仅为五年，而该五年早己于2012年届满。之后，没有证据证明吴国秀再次进行了委托。但原一、二审法院错误理解为没有委托也可强行统一出租；（三）在业主委托孙建国后，因孙建国涉嫌犯罪，导致原租赁合同不能履行，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业主代表仅对孙建国原签订的租赁协议的租金、支付方式等有关方面进行完善、调整，但租赁期限未发生变化，也证明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约定。既然未约定，吴国秀有权自行安排；（四）在人达服装城租期届满后即2012年8月31日后，因后续经营及经营方式问题发生争议，黄宽碧等业主策划了联营协议，有关部门介入欲成立业主委员会，但因条件不符至今未能成立；二、一、二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一）吴国秀购买的标的物商铺是独立门市，吴国秀根据物权法规定行使财产权利，合法合理，加建分隔墙应当获得支持；（二）《分割意向协议》第六条关于必须服从昊岳公司的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所有商业位之间不能用砖做分隔墙，只能用货柜或货架作为分隔墙的约定，对吴国秀己无约束力。因为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其他人无权要求履行该特定的合同义务；（三）没有证据证实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影响了黄宽碧等九人采光、通行和对商业位的使用、相邻权的行使；（四）黄宽碧等九人的物业，只有王明春的物业与吴国秀相隔一条通道，该通道宽度达2米多，其余业主的物业与申请人的物业根本不相邻。人民法院认定为相邻关系，并适用相邻关系的规定错误；三、商贸中心城A幢底层业主真正受到不利影响另有原因。商贸中心城A幢底层营业厅原设计有四个出入口，设有环形通道，该通道和出入口足以保障营业厅的通行与采光使用。但该通道和出入口被他人恶意占用和堵塞，昊岳公司也擅自堵塞另外两个出口，并占用通道。这才是黄宽碧等九人的商业位通行受到影响的原因。故黄宽碧等九人无相关证据证实吴国秀的行为造成了影响且发生妨害后果。原一、二审法院对该方面的事实与意见未予认真审查，武断认为吴国秀加建分隔墙影响了其他业主相关权益；四、昊岳公司或者其破产清算组织未进入诉讼属于程序错误。吴国秀与黄宽碧等九人均是昊岳公司的买受人，双方酿成纠纷均与昊岳公司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其未进入诉讼，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从而作出错误裁判。因此，应当追加昊岳公司或者其破产清算组织为当事人进入诉讼；五、黄宽碧等九人诉讼的目的具有不正当性。黄宽碧等九人的商业位自2012年8月后未出租，不是租不出去，而是黄宽碧等九人欲强行把吴国秀的门市捆绑在一起出租。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王安凤代表黄宽碧等九人陈述意见称，几十户业主买商场商业位的时候，没有任何隔断。业主们分别与昊岳公司签订的《分割意向协议》中明确约定，商场是投资商铺，不是吴国秀所说的门市。建设局的图纸和规划都是没有墙隔断的，商业位之间不是独立产权，吴国秀没有权利砌任何隔断。本案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书中都确认了各位业主与昊岳公司的《分割意向协议》第六条约定。根据建设局的图纸、《分割意向协议》和出售商业位、营业厅的事实都可以证明黄宽碧等九人的主张。吴国秀不顾该约定，影响了黄宽碧等九名业主的通风采光和通行权益，对其财产权造成了损害，要求吴国秀拆除其擅自加盖的分隔墙，停止侵权的理由正当合法。因为吴国秀等六人把墙砌起来，旁边临街的其他业主也效仿砌墙，导致过路的通道堵塞，也要求法院将这些墙体也拆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是：吴国秀在其购买的不动产周围加建分隔墙，是否构成对黄宽碧等九人合法权益的妨害，并承担排除妨害的民事责任。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黄宽碧等九人权益遭受妨害的后果，及其与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一、黄宽碧等九人权益遭受妨害的后果，及其与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一、二审法院根据黄宽碧等九人的起诉请求，确定本案案由为排除妨害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关于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规定裁判本案。排除妨害请求权为物上请求权，排除妨害纠纷应当查明的主要事实是：权利人所享有的物权遭到侵权行为或权利滥用行为的不法侵害而遭受妨害的后果，以及不法行为与妨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主要事实是吴国秀、黄宽碧等九人与昊岳公司、孙建国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出租经营活动的经过，未充分查明黄宽碧等九人合法享有的建筑物专有部门所有权的合法权益是否遭到妨害、具体妨害的后果，以及吴国秀实施的加建分隔墙的行为与具体的妨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吴国秀和王安凤代表黄宽碧等九人接受询问时均提到商贸中心城A幢底层营业厅图纸上设计的通道和出口被堵塞的事实。结合以上陈述，黄宽碧等九人的商业位通行权益受损是因为何种原因导致，是有效解决本案争议应当查明的事实。原一、二审法院未围绕上述事实对有关证据加以分析认定。因此，本案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不清，缺乏证据证明。二、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原一、二审法院引用昊岳公司与吴国秀2007年6月2日方签订的《分割意向性协议》第六条“乙方（即吴国秀）分割投资的商业位必须服从甲方统一管理、统一出租等规定，所有商业位之间不能用砖做分隔墙，只能用货柜或货架作为分隔墙”的约定，判定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具有不法性。虽然本案黄宽碧等九人以及吴国秀都分别与昊岳公司签订了《分割意向性协议》，关于不能用砖做分隔墙的约定条款都相同。但上述约定为昊岳公司与吴国秀等业主之间分别成立的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该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相对性，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律约束力不及于合同当事人外的主体。吴国秀不履行上述《分割意向性协议》的约定，属于吴国秀与昊岳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范畴。黄宽碧等九人并非吴国秀与昊岳公司《分割意向性协议》的当事人，该约定不是约束吴国秀与黄宽碧等九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因此昊岳公司与吴国秀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约定不得作为确定黄宽碧等九人与吴国秀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原一、二审法院引用以上约定，认定吴国秀加建分隔墙的行为具有不法性，判令吴国秀对黄宽碧等九人承担排除妨碍的民事责任，定性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即使《分割意向性协议》第六条能够产生约束黄宽碧等九人与吴国秀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效力，但该条协议仍允许吴国秀用货柜或货架作为分隔墙。即吴国秀通过《分割意向性协议》获得4号位部分的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所有权人许可，将其辟为建筑物共有部分使用的请求，法律依据不足。因此，适用《分割意向性协议》的上述约定解决本案黄宽碧等九人与吴国秀商业位通行问题的争议，确有不当。综上，吴国秀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李海昕审判员  李永晴审判员  刘 文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于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