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91民初2929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号。负责人：马宇飞，经理。委托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柏，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北神力索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东吕村。法定代表人：苏玉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方，河北兴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海东五金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号地下****号。法定代表人：王海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蔡宝银，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博力起重索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华北路***号。法定代表人：蔡会民，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那瀛瀛，辽宁群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彦彬，辽宁群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诉被告河北神力索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神力）、被告大连海东五金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东五金）、第三人大连博力起重索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力起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5）开民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6）辽02民终116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5）开民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毛艳国及王柏、被告河北神力的委托代理人徐方、被告海东五金的委托代理人蔡宝银、第三人博力起重的委托代理人那瀛瀛、吴彦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6月20日，大连大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大洋公司）与原告签订《修船责任保险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承保大洋公司在修船过程中造成的责任损失，保险期限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11年6月21日止。2010年11月24日，大洋公司承修A.P.穆勒新加坡有限公司所有、马士基油轮运输有限公司管理的“MaerskNautilus”（“马斯基航海家”）轮，该轮在大洋公司的船坞拆卸螺旋桨过程中，由于吊装螺旋桨所使用的卸扣断裂，导致螺旋桨从高处跌落坞底，桨叶严重受损。该断裂的卸扣购自被告海东五金、由被告河北神力生产。由于断裂的卸扣额定载荷85吨且为首次使用，无使用和损坏记录，而螺旋桨重量仅为70.54吨，所以该卸扣没有达到标示负荷，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大洋公司为修复螺旋桨共花费2687935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上安全技术服务公司（下称海安公司）对螺旋桨的损坏过程及修理情况出具了��“MaerskNautilus”轮螺旋桨损坏检验报告》（下称《损坏检验报告》），认定此次维修费用为2267221元并确认螺旋桨损坏事故的原因是吊装的卸扣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已向大洋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2267221元并取得了该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书，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河北神力及被告海东五金连带赔偿原告226722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6月24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河北神力及被告海东五金共同承担。被告河北神力辩称，断裂的卸扣并非我方生产的产品，原告对我方没有合法的诉讼依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我方存在卸扣的买卖关系，同时对事故中是否使用了我方所生产的卸扣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均系假冒伪造我公司的印章，和我公司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在诉讼过程中，2015年第三人向法院提交的购货凭证已经证明该批卸扣系从清苑县铸成超重机械有限公司购买，而该公司与我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购销买卖关系。本案无据认定我方与案涉损害有任何事实上的联系，因此我方不应承担责任。海安公司没有相关鉴定资质，其所作《损坏检验报告》也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东五金辩称，原告没有诉权，其没有证据证明断裂的卸扣系我方提供，且无证据证明断裂的卸扣为初次使用及存在质量问题，无证据证明拆卸螺旋桨过程中的操作程序合理及拆卸螺旋桨的吊装公司及吊装人员具有吊装资质。我方确实向大洋公司出售过卸扣，但原告提供的断裂卸扣并非我方销售，其提供卸扣上的标识为85T-WLL，而我方销售给原告的标识为BW-85T，所以即使对原告提供的断裂卸扣进行鉴定，也不能证明我方销售给原告的卸扣存在问题。原告赔付大洋公司的前提是大洋公司存在过错，而该过错是导致卸扣断裂的原因，并非卸扣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维修费用合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消费者可以选择生产者或销售者就产品质量问题主张赔偿，但法律未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保险人自身过失导致保险事故发生，该事故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尽管原告对被保险人进行了理赔，但其没有追偿的权利，现原告以卸扣的产品质量有问题为由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二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基础，故原告无权提起诉讼。保险金理赔后至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期间，因追偿的责任尚在不确定状态中，只有当事人在责任确定后迟延履行义务才涉及利息问题。原告提交的卸扣不能证明是案涉的卸扣，所以鉴定该断裂的卸扣没有意义。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诉请主张，原告提交了修船责任保险协议书、保费发票、索赔报告、螺旋桨修理费用分析表、“马斯基航海家”轮螺旋桨坠落坞底事故报告、海安公司《损坏检验报告》、保险赔款付款凭证、权益转让书、卸扣采购合同、入库单、请领单、马斯基航海家轮螺旋桨坠落坞底事故会议纪要、卸扣产品《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海安公司《情况说明》、企业名称变更通知书、（2014）开民初字第157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常驻人口基本信息、录音资料、照片���客户满意程度调查表、U形铁质物证、被告海东五金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录音资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材料业经开庭质证及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被告河北神力提交的合格证、产品说明书、证明、货物交接清单、苏玉田签名样本、大连盛世友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及完整卸扣实物等证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前述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20日，案外人大洋公司在原告处投保修船责任险,双方约定保险期限为2010年6月22日至次年6月21日。2010年11月24日，在大洋公司承修“MaerskNautilus”（“马斯基航海家”）轮的过程中，因吊装使用的卸扣断裂致使正���吊装的螺旋桨由高处坠落坞底，造成桨叶受损。事故发生后，大洋公司向原告报险并提供事故报告。2011年5月23日，案外人大洋公司向原告提出索赔报告，要求其赔付螺旋桨修复费用2687965元。2011年5月24日，经原告委托，案外人海安公司作出《损坏检验报告》，该报告中对螺旋桨损坏原因分析为：“根据船方以及船厂人员提供的信息以及署名验船师现场检验发现，发生此次损坏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螺旋桨吊装卸扣断裂所致”，“根据大洋公司提供的事故报告分析，由于该额定载荷85吨的卸扣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产品合格证以及检验报告均不符合行业标准），没有达到标示负荷，导致在螺旋桨吊运过程中该卸扣发生断裂。通过各方面信息了解和分析，署名验船师认为卸扣断裂的原因是没有达到标示负荷”，并对合理修复费用评估为2267221元。2011年6月24日，原告向案外人大洋公司支付理赔款2267221元。2011年11月30日，大洋公司向原告出具《权益转让书》，确认收到原告理赔款2267221元，并在该理赔款范围内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让予原告。另查明，螺旋桨坠落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大洋公司于2010年11月26日与有关各方召开会议，并形成名为《“马斯基航海家”轮螺旋桨坠落事故会议纪要（85T卸扣质量追踪会议）》。该会议纪要的“事故简介”部分记载：吊运螺旋桨使用卸扣突然断裂，导致螺旋桨坠落坞底（桨自重71T、卸扣额定载荷85T）。会议纪要的“会议内容”部分记载：事故卸扣生产厂家是河北神力索具有限公司（厂家确认85T卸扣为该厂产品）；85T卸扣质量检验由大连质量检验局进行质量检验。在会议纪要尾部“卸扣供应方（大连海东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签字处为“于洋”签名，“卸扣代理方（大连博力起重索具有限公司）”签字处为“张红良”签名，“卸扣生产厂家（河北神力索具有限公司）”签字处为“杨俊祥”及“*（字迹无法辨识）新江”签名。本次重审庭审中，被告河北神力对该会议纪要所标注的其方名下的签字人不予认可，称签名人不是其方代表；被告海东五金对其方名下的签字人是否系其方委派，称不确定、不清楚；第三人博力起重对其方名下的签字人予以认可，确认��其方代表。据2010年2月（或7月，辨识不清）18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被告海东五金从第三人博力起重购入规格型号为85T的卸扣4个。据案外人大洋公司2010年7月5日的《采购合同》显示，其从被告海东五金采购规格型号为85T的卸扣4件；其2010年7月18日（或为19日，此处有改写）《入库单》载有供货商为“大连海东五金机电”、规格型号为“BW-85T”的卸扣4个；其设备《请领单》记载，2010年11月21日请领“弓形卸扣（无母）合金结构钢S（6）级6.5T、12T”若干及“BW－卸扣85T”4个，工程项目为“马士基航海家”。据案外人大洋公司采购卸扣所附带的《检验报告》及《产品合格证》显示，产品名称及产品规格为卸扣85T，公司名称及印章均为“河北神力索具有限公司”。第三人博力起重于本次重审及本案原审的庭审中均表示，前述卸扣系其于2008年9月4日向案外人河北清苑县铸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购买，该公司当时的经办人为杨俊祥。被告河北神力提交的其与“杨俊祥”签订的《挂靠企业缴纳养老保险协议书》及河北清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显示，河北神力自2011年5月起为杨俊祥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还查明，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案外人海安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主营船舶和海上设施检测检修及设计，科技咨询第二评估、技术服务；兼营船舶工程检测、检修，船舶技术开发、船舶设备销售。2013年1月18日，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该公司变更名称为“大连海安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服务公司”。2014年12月26日，案外人海安公司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曾与大连理工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联系，该机构专家在查看断裂卸扣后认为，该卸扣断裂处收口很小，几乎没有拉伸迹象，外观可以判断为不合格产品，但如果进行相关技术指标的检验，须对卸扣进行拉伸、切割等破坏性测试。因大连理工大学非为各方约定的检验机构，我公司未进行此类检验，该断裂卸扣一直保存于我公司”。原告曾于2012年就本案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2014年12月25日，原告就本案重新起诉，本院立案并经审理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本案原审判决。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原告提交其上标注有“85Ｔ－WLL”的U形铁质物证一块，称该物证系案涉螺旋桨坠落事故中使用并发生断裂的卸扣主体部分，卸扣的另一部分在事故发生后未能找到，故无法提供。原告在本次重审中提出仍以该“断裂卸扣”作为物证及鉴材，申请对案涉的卸扣负荷是否符合标识的额度及卸扣材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进行鉴定。二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物证的来源均不予以认可，认为不能确定其来源，二被告均否认该物证系由其分别生产、销售，因此二被告及第三人均不同意将该物证作为原告鉴定申请中的鉴材使用。经合议庭评议，结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意见，决定照准原告的鉴定请求，并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选定和委托大连产品质量检验司法鉴定��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7年2月20日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致函本院予以退鉴，在其出具的《质量鉴定委托回执》中说明，其无法接受委托鉴定的理由为“相关当事人（被告）对案涉标的物不予确认”，因此无法对该鉴定事项进行鉴定。被告河北神力亦于本次重审庭审中申请对案涉产品合格证中被告河北神力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公章进行鉴定。对此，原告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且被告河北神力印章不是登记印章、无法取得可比对鉴材和样材，因而没有必要进行鉴定也无法实现鉴定，被告海东五金亦认为该鉴材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因此均不同意被告河北神力的鉴定申请；第三人博力起重亦明确表示不同意该项鉴定申请。经合议庭评议，决定采纳原告及被告海东五金、第三人博力起重的意见，对被告河北���力的该项鉴定请求不予照准。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案外人大洋公司在原告处投保修船责任险，其在保险期间因维修船舶过程中发生螺旋桨坠落事故造成承修船舶损坏，原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理赔款2267221元并取得权益转让书，故原告有权依法向致使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现原告主张造成螺旋桨坠落事故的原因系吊装螺旋桨时使用的卸扣存在质量问题，对本案各被告及第三人提起诉讼，意欲追究其分别作为所涉卸扣的生产厂家及经销者的法律责任。对此，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均于诉讼中着重争议如下问题：一是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卸扣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二是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卸扣是否系本案被告及第三人各方所分别生产或销售。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原告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根本性前提是，能够证明或已经证明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卸扣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否则，即使查明案涉卸扣的产销来源，原告亦不具有向进行修船作业当时并不在场的卸扣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追偿的正当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审理本案的焦点是能否证明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卸扣存在质量问题。现原告主张，造成螺旋桨坠落事故的原因系吊装时使用的卸扣存在质量问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对其该项主张应负举证责任。在本次诉讼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对其所提交的“断裂��扣”进行质量鉴定，但二被告及第三人均对该鉴材证物不予认可，鉴定机构亦以相同原因而未予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鉴材证物为残缺金属物体，对其是否确系讼争所指的断裂卸扣，需要本案原告加以证明和其他各方予以确认。现被告及第三人均就该鉴材证物与事故所涉卸扣在同一性方面不予认可，对其来源提出质疑，因此，原告须举证证明其提交的鉴材证物确系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卸扣，或者确系事故发生后业经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委托保管的所指定标的物。针对原告就此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案外人大洋公司采购自被告海东五金及其为“马士基航海家”工程项目所请领的卸扣的规格型号均为“BW-85T”，而��告作为证物及鉴材所提交并指称系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断裂卸扣”上的规格型号标识却为“85T－WLL”，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原告对此未能给出合理解释，被告海东五金亦不予认可该“断裂卸扣”系其所售。有鉴于此，本院在审理中无法忽略以下事实疑点：即案涉事故发生当时，购自被告海东五金的卸扣是否确被使用，以及原告提交的“断裂卸扣”是否确系事故中的卸扣实物。因此，由于上述明显差异的客观存在，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这些事实疑点予以确证或排除的情况下，即使通过鉴定，也不能直接证明采购自被告海东五金的卸扣即存在质量问题，亦即难以实现该鉴定之于本案诉讼的根本目的，故对鉴定机构的退鉴决定及其理由，本院予以认可，对被告��东五金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次，原告所提交的《“马斯基航海家”轮螺旋桨坠落事故会议纪要（85T卸扣质量追踪会议）》虽然表明与会各方当时曾经商定进行质量鉴定，但在该次鉴定未能及时进行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有关各方曾就待鉴证物加以共同确认，或者共同协商指定某方并委托由其妥善保管等待再次进行鉴定，即未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以排除事后可能发生的争议。虽然原告提供了海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该断裂卸扣一直保存于我（海安）公司”，但如前所述，由海安公司保管“断裂卸扣”系原告方单方指定，并未经过与会各方的共同协商委托，对交由海安公司所保管之“断裂卸扣”，也未经过各方的一致确认。现被告及第三人各方均对由海安公司保管的证物及其来源不予认可，加之前述规格型号标识存在明显差异问题，故不能排除该证物并非吊装作业当时所断裂的卸扣的合理怀疑和现实可能，即使查明诉讼各方围绕案涉卸扣的生产、供销及购买、使用关系，亦无法通过对该证物的鉴定从而确定被告及第三人等所产销的卸扣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依据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理由，故对其所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及第三人的该点抗辩与陈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此外，原告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能够直接证明“断裂卸扣”存在质量问题的专业检验报告或质量鉴定结论。首先，在其提交的2010年11月26日《“马斯基航海家”轮螺旋桨坠落事故会议��要（85T卸扣质量追踪会议）》中，虽然载明与会各方曾约定“85T卸扣质量检验由大连质量检验局进行质量检验”，但该质量检验并未实际进行。其次，其所提交的海安公司《损坏检验报告》中虽然对螺旋桨损坏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但该报告系案外人海安公司受托对螺旋桨的损坏及预期修理情况进行检验而作出，出具单位及检验人仅具有验船资质，并非产品质量的专业检测机构及鉴定人员，且海安公司已说明该原因分析系基于船方及船厂人员提供的信息、大洋公司提供的事故报告及署名验船师现场发现等信息由署名验船师综合分析所得。海安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载明：“如果进行相关技术指标的检验，须对卸扣进行拉伸、切割等破坏性测试。因大连理工大学非为各方约定的检验机构，我公司未进行此类检���”。以上表明，海安公司《损坏检验报告》所载有关卸扣质量的内容，仅系海安公司的分析意见，并未得到相关具有专业资质的部门通过正式技术测试或质量检验、鉴定等加以专业证明或权威验证，故，该《损坏检验报告》不能代替质量检验或鉴定结论报告，其内容不足以证明卸扣断裂确系质量原因所致。因此，原告所举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理由，对其关于系由质量问题导致卸扣断裂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主张理由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38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孟祥志审判员  孔繁盛审判员  张敬东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杨学森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