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1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家昌，男，1963年1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如松，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怡，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香吉钦，男，汉族，1963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球，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家昌因与被上诉人香吉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9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等规定，判决：驳回吴家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由吴家昌负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918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吴家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香吉钦返还吴家昌不当得利人民币300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香吉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性质为不当得利，并非买卖合同纠纷。香吉钦以吴家昌运道不好需要供奉带来好运的佛陀为由，主动提出转让佛陀给吴家昌而骗取了吴家昌30万元人民币，事后又利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否认有与吴家昌买卖佛陀的事实，说明香吉钦关于转让佛陀帮吴家昌改运道的说法只是香吉钦获取吴家昌钱款的欺骗手段，其所获吴家昌30万元，是假借转让佛陀的借口骗得吴家昌的信任而获取的。提起本案诉讼前，吴家昌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因证据不充分和刑事案件对证据必须确凿充分的严格要求的原因而未获立案，故明显属于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关于“没有合法依据，获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规定的不当得利，依法理应返还给吴家昌。二、原审判决以吴家昌无充分证据证明与香吉钦之间存在转让佛陀的合同关系，且不能驳倒香吉钦提供的借据及其关于借据是最终结算的抗辩为由，驳回吴家昌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1.2014年7月12日和2015年5月31日、6月1日，吴家昌经银行转账付款给香吉钦30万元的事实，已经证明香吉钦得到吴家昌汇款30万元。香吉钦否认与吴家昌曾经有过转让佛陀的口头约定，印证了其取得吴家昌汇款3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的事实，确属不当得利。2.香吉钦提供的借条和借条是结算单的抗辩，根本不能证明吴家昌转账30万元给香吉钦是归还香吉钦的借款80余万元的一部分之说。首先，香吉钦关于向吴家昌出借80余万元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香吉钦的81.1万元银行取款记录与吴家昌没有任何关系。香吉钦取款期间，吴家昌仍有经济实力，与香吉钦才认识不久，不可能向香吉钦借款。3.吴家昌于2015年8月17日签名确认欠香吉钦3万元的借据是独立的借据，与吴家昌向香吉钦支付合伙印书款50万元、购买佛陀30万元无关。3万元是由香吉钦为吴家昌追讨竞标押金时垫付的6000元和借款5000元、2015年8月17日的借款9000元、香吉钦委托吴家昌买手机但被吴家昌挪用的1万元组成。3万元借据本身没有任何结算归还香吉钦借款的文字表述，香吉钦对借据第一行“28.6-17-1-6-3”的解释没有任何依据。证人利某与香吉钦是好朋友，与吴家昌有利益冲突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吴家昌在香吉钦未退还80万元的情况下，仍出具3万元借据给香吉钦，证明吴家昌有契约精神，原审判决以此为由不支持吴家昌，实属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香吉钦有冒充国家监查网监查部副主任欺骗他人钱财的前科。被上诉人香吉钦向本院答辩称：一、吴家昌声称双方订立了转让佛陀的口头合同，并据此支付了投资款。按其陈述，双方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二、吴家昌声称所谓转让佛陀是香吉钦获取其钱款的欺骗手段，按其陈述，该合同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可以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仍然属于合同纠纷。如主张撤销合同，应对合同订立、存在撤销事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吴家昌既不能证明双方订立了合同，也不能证明香吉钦欺诈的事实。吴家昌坚持将本案案由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有将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于香吉钦之嫌。三、如吴家昌所述属实，则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但吴家昌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未予立案，说明公安机关审查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四、按吴家昌的主张，佛陀转让价格高达30万元，但其对要购买的佛陀的具体情况、交付方式、交付时间均无法做出清晰陈述，不合常理。五、吴家昌称佛陀转让费为30万元，但其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却显示转账金额为30.5万元，其陈述与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六、按吴家昌主张，其于2014年向香吉钦转账50万元合伙购买著作权，于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香吉钦转账30万元购买佛陀。2015年8月，在两件事情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吴家昌又向香吉钦出具3万元借据，不合常理。综上，吴家昌要求香吉钦向其返还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家昌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另查明，吴家昌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转账金额30.5万元高于佛陀转让金额30万元的原因是香吉钦购车急用资金，要求吴家昌临时多付5000元。经过阅卷和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二审民商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吴家昌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纠纷的性质是什么；二、吴家昌要求香吉钦返还30万元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吴家昌主张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但根据吴家昌的陈述，香吉钦获得吴家昌汇款30万元的缘由是吴家昌与香吉钦口头约定购买佛陀，而根据香吉钦的陈述，香吉钦获得吴家昌汇款30万元的缘由是吴家昌归还借款。故不管是根据吴家昌还是香吉钦的陈述，吴家昌与香吉钦之间的纠纷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香吉钦获得吴家昌汇款30万元是有法定事由的，并不是没有依据。故本案纠纷的性质不属于不当得利，而属于合同纠纷。关于焦点二。双方当事人对香吉钦收到吴家昌于2014年7月12日、2015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三次汇款共30.5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吴家昌主张其中30万元属于向香吉钦购买佛陀的款项，余下5000元是香吉钦为买车而要求吴家昌多转的款项，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证据，但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证明转账事实，未能体现出转账的性质。另外，吴家昌于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间多次向香吉钦转账，在购买佛陀事宜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8月向香吉钦出具了一张3万元的借据，且没有与其多汇给香吉钦的5000元进行抵扣，其行为不符合日常行为逻辑。综上，本院认为，吴家昌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香吉钦之间存在口头约定购买佛陀的合同关系，本院对其要求香吉钦返还3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吴家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上述援引法律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上诉人吴家昌承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邝子球审判员  萧稚娟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斯恒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