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川19民终7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南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南江县雄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夏兰，女，196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南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琪，男，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四川省南江县。系被上诉人赵夏兰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涂鸿君，四川洪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应奎，男，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南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勇，四川洪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健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南江县雄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建房产公司）、赵夏兰、邓应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健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2.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中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赵夏兰、邓应奎与赵倨的借款未进入公司账户，应属双方个人借贷；2.借款转为购房款，雄建公司并无收入财务证据证明确实收到该笔售房款，案件事实认定错误；3.购房合同和补充协议其实质是以房屋买卖为借款担保，合同应为无效；4.双方约定的房屋销售单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是被追债所迫签订。被上诉人雄建房产公司辩称：1.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因为无力偿还邓应奎和赵夏兰借款，用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偿还担保；2.借款虽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但全部进入了法定代表人账户，且该账户实际就是雄建公司实际使用；3.房屋价格确实偏低，是因为逼债迫于无奈；4.房屋虽然网签但是并没有备案。被上诉人赵夏兰、邓应奎辩称：1.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不是虚假债务，在其到期无力偿还情况下，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将该房屋折价抵债真实合法有效；2.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李健向南江县人民法院起诉雄建公司之前1年零47天，客观上不存在恶意损害的条件；3.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雄建公司明确告诉过李健的以物抵债情况，且签订合同之后雄建公司张贴公告公开拍卖了其商铺门市，说明雄建公司偿债能力充足，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健利益的情况；4.赵倨账户就是雄建公司实际控制使用，借款进入赵倨账户就是借给了雄建公司；5.商品房买卖合同价格是双方平等协商结果，并无胁迫等情况，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真实有效。李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三被告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2015003382）无效；2.确认三被告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0年11月23日,杨家琪与赵夏兰登记结婚。2012年11月29日，雄建房产公司与杨家琪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雄建房产公司向杨家琪借款70.00万元,月利率30‰,借期截止2013年11月30日;合同签订当天，雄建房产公司向杨家琪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70.00万元;2012年12月3日，杨家琪给雄建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指定账户尾号1518转款70.00万元。2013年5月2日，雄建房产公司与杨家琪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雄建房产公司向杨家琪借款60.00万元,月利率30‰,借期截止2015年5月2日;合同签订当天，雄建房产公司向杨家琪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60.00万元。2013年5月3日、5月11日，杨家琪给雄建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指定账户尾号6847分别转款40.00万元、20.00万元。2014年1月27日,雄建房产公司第三次向杨家琪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现金20万元。三笔合计借款150.00万元。2013年2月6日,雄建房产公司与应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雄建房产公司向邓应奎借款150.00万元,月利率30‰,借期截止2014年2月6日;合同签订当天,邓应奎给雄建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指定账户尾号5817转款150.00万元。2014年2月7日，雄建房产公司在原借款合同上载明“原借款壹佰伍拾万元延期至2015年2月7日前归还，同时再借现金肆拾万元，仍按原借款合同条款执行”。两笔合计190.00万元。雄建房产公司无力偿还在杨家琪、邓应奎处借款本息，双方议定将借款本息抵作房价款。2015年8月10日雄建房产公司与杨家琪之妻赵夏兰、邓应奎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雄建房产公司将商品房为预售许可证（2014）房预售证第21号号下第A幢4层4-1号出售给被告赵夏兰、邓应奎，预测建筑面积727.531㎡，套内面积624.89㎡，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102.64㎡；单价7060.00元／㎡，总价款5136362.00元。同时，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购买房屋租金由买受人赵夏兰、邓应奎收取，其比例按购房款比例分摊，其中赵夏兰221.00万元（占43.03%），邓应奎291.60万元（占56.97%）；2016年2月8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1.雄建房产公司有权按购房合同的单价回购房屋；2.出卖人向银行贷款，买受人必须提供该房担保抵押；3.若雄建房产公司未赎回该房产，雄建房产公司无条件把该房产产权办理给赵夏兰、邓应奎，无条件赠送7个车位。合同签订当天，雄建房产公司分别向被告赵夏兰、邓应奎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赵夏兰购房款（南河郦景1号A段第4层），金额2210000.00元”、“收到邓应奎购房款（南河郦景1号A段第4层），金额2926000.00元”，赵夏兰占份额43.03%，邓应奎占份额56.97%，合同编号：2015003382；有关部门已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备案登记。2015年5月，雄建房产公司欠原告李健钢材款，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明确告知李健可以房产抵债。2015年9月,雄建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倨明确告知李健，三被上诉人之间已签订以房产抵债协议。2015年9月2日，雄建房产公司张贴公告，定于9月11日在南江县金穗宾馆会议室，公开拍卖南江县南河郦景农贸市场二楼配套摊位、门市，公示其面积、单价。2016年9月28日，南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922民初17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雄建房产公司给付李健货款2604418.00元,违约金1589991.40元,合计4194409.40元。2016年10月10日，李健向南江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民事调解书。2016年11月10日南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922执890号执行裁定，查封本案涉案房屋。赵夏兰、邓应奎提出执行异议，导致执行案件终结此次执行程序，李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三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雄建房产公司与赵夏兰、邓应奎相互之间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行为，李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不具有无效合同情形，一审法院对李健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李健要求确认四川省南江县雄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夏兰、邓应奎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和《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对诉讼主体提起诉讼成为原告的法定条件。而直接利害关系是指民事权利义务上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事实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首先李健并非雄建房产公司、赵夏兰、邓应奎之间于2015年8月10日订立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对雄建房产公司、赵夏兰、邓应奎之间的合同关系不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其次，李健对雄健房产公司享有的是要求雄健公司支付货款和违约金的债权，系应用金钱偿还的种类物之债，并非对本案诉争标的物暨预售许可证（2014）房预售证第21号号下第A幢4层4-1号房屋存在某种法律上的优先权等权利义务关系；第三，虽然雄建房产公司、赵夏兰、邓应奎之间于2015年8月10日订立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可能导致雄建房产公司的债务偿付能力降低，但并非从法律上必然导致其债务不能偿还，其仍可通过执行雄健公司其他财产的方式实现其债权，其影响仍然属于事实上的利害关系；第四，即使雄建房产公司在与赵夏兰、邓应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行为对李健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李健依法应当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行为而无权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综上，李健与本案诉讼标的暨雄建房产公司、赵夏兰、邓应奎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当依法驳回李健的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健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李健；上诉人李健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黄晓东审 判 员 郭 毅审 判 员 黎 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苟绍阳书 记 员 邓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