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7)闽06行赔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燕青，女，196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诏安县。委托代理人沈瑞德（系傅燕青丈夫），男，汉族，居民，住诏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诏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诏安县南诏镇文峰街良峰路208号。法定代表人黄剑鹏，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许晖，男，诏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沈艳源，男，诏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法制员。上诉人傅燕青因与被上诉人诏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诏安交警大队）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漳浦县人民法院(2017)闽0623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傅燕青及其委托代理人沈瑞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5年4月15日10时左右，傅燕青驾驶二轮轻便摩托车与沈炎龙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在诏安县南环城路怀恩中学路口路段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局损、傅燕青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对事故调查取证，诏安交警大队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燕青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未能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其违法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傅燕青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沈炎龙不承担事故责任。傅燕青不服该认定结论，向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复核，于2015年7月3日作出漳公交复字[2015]06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认为诏安交警大队认定傅燕青驾驶机动车，未能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证据不足，事实认定不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决定撤销诏安交警大队作出的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令诏安交警大队对本事故重新调查、认定。诏安交警大队经补充事故现场执法记录录像及调查询问，于2015年8月17日重新作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燕青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沈炎龙不承担事故责任。后傅燕青就该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向诏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沈炎龙赔偿其全部损失150893.21元。诏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5）诏民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认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相应证明力，并作为定案依据，判决沈炎龙赔偿傅燕青65**元。傅燕青不服提起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闽06民终1121号民事判决，认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7日，傅燕青向诏安交警大队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诏安交警大队赔偿其事故损失147569.21元、精神损害与名誉损害100000元、维权及误工损失45000元，合计292569.21元。2017年1月6日，诏安交警大队作出交警赔决字[2017]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办案民警在案件办理中的不认真、不谨慎，粗枝大叶问题，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傅燕青的赔偿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其申请国家赔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傅燕青不服该决定，遂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认为，行政赔偿是指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赔偿的一种责任。法律规定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请求人有具体的请求、事实根据和理由，同时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关于诏安交警大队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庭审情况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诏安交警大队处理该起交通事故的程序基本符合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本案诏安交警大队提交的现场勘查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中，存在日期错误、身份证号码笔误及调查笔录书写不规范的情形，是其行政程序中存在的瑕疵问题，尚未达到违法的程度，况且，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业经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所确认，已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至于诏安交警大队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范围的问题。如前所述，诏安交警大队的行政行为虽有瑕疵，但尚未达到违法的程度。本案中，傅燕青主张的损失系由涉案交通事故导致的，与诏安交警大队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述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关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的规定，本案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傅燕青要求诏安交警大队赔偿其损失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傅燕青的赔偿请求。上诉人傅燕青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被上诉人诏安交警大队不是一般的行政瑕疵，不仅程序上违法，而且事实认定错误，其决定事故责任的承担错误。体现在：1、福建省公安厅长信件（编号WSXF293536）证明：被上诉人没有重新调查。“三轮摩托车刹车痕及三轮摩托车高度测量细目照片、现场执法录像仪录音录像”系在第一次事故认定前就已取得的证据材料，“补充材料”只是将材料再次整理附卷。2、删减、修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原始声像资料。执法录像仪视频证明：被上诉人补充执法录像仪录音录像是有删减、修改，未能体现全程录音录像，不能客观真实的记录执法工作情况。被上诉人勘查时间是2015年4月15日10时30分至2015年4月15日10月50分（20分钟），而执法录像仪出现的时间是2015年4月15日10时36分至2015年4月15日10时39分，仅三分钟，这与交警执法客观事实不符，未能体现全程录音录像及客观真实的记录执法工作情况。此外，现场勘查人员是何标，在卷宗里却未出现何标的勘查记录、录像，而是出现韩晓毅拍照图，且执法记录仪未见韩晓毅本人及拍照过程，视频未见测量、拍照，只见交警咨询沈炎龙的讲话视频，未见交警咨询傅燕青的讲话视频。被上诉人在勘验、检查、鉴定等取证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3、伪造现场勘查记录。4、漳公纪监【2016】复7号文件证明诏安县公安局给予办案民警诫勉谈话处分。5、诏政办【2015】175号《诏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诏安县规范电动车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不符合客观事实。案发时诏安县并未规范电动车管理，上诉人驾驶的车辆属于电动车。6、徇私舞弊，认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的第二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无程序记载，存在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补充了沈炎龙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刹车痕、三轮摩托车高度测量细目照片、现场执法录像仪关于沈炎龙及傅燕青的录音录像等证据”系在第一次事故认定前就已取得的证据材料，其“补充材料”只是将材料再次整理附卷。可见，被上诉人存在违法办案、违反法定程序、伪造现场勘查记录、删减、修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原始声像资料。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证明力，依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责成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诏安交警大队答辩称：1、2015年04月15日，上诉人傅燕青驾驶二轮电动车（属轻便机动车范畴）与沈炎龙驾驶的闽Ｅ×××××号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局损、傅燕青受伤的交通事故。经调查取证，被上诉人于2015年05月25日做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燕青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傅燕青不服，向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2015年07月03日，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做出复核结论：决定撤销诏安交警大队做出的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要求对本事故重新调查、认定。被上诉人诏安交警大队在收到复核结论后立即重新组织调查取证和完善证据，并于2015年08月17日做出诏公交认字[2015]35062420150415001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燕青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傅燕青接到第二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即向诏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沈炎龙赔偿其因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合计150893.21元。2016年03月02日，诏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诏民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沈炎龙应当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人民币6592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傅燕青不服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06月28日，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6民终1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6年11月07日，傅燕青向被上诉人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上诉人经审查于2017年1月6日作出交警赔决字[2017]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和依据是：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被上诉人重新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我队民警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上诉人傅燕青没有侵权行为；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傅燕青要求国家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傅燕青主张的损失系由交通事故导致的，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所以，上诉人傅燕青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赔偿请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据此，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以加害行为系行政行为，且该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上诉人是以被上诉人的办案民警在对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的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仅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故也不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问题。况且，虽然本案被上诉人的办案民警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不认真、不谨慎等行为并被诏安县公安局诫勉谈话处理，但本案所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被生效民事判决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故被上诉人办案民警的上述行为，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所规定的加害行政行为。因此，上诉人傅燕青以被上诉人在作出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存在严重违法并致其经济损失等为由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漳浦县人民法院(2017)闽0623行初1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傅燕青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盖华丽审判员  蔡月新审判员  陈妙红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严怡芳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受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第二十七条人民法院接到原告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起诉状，应当进行审查，并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赔偿起诉状后，在七日内不能确定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审理中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