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字4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郦木水，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应文状，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198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死者胡某3配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1，男，200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郑某之子。法定代理人郑某,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2，女，201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郑某之女。法定代理人郑某，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先忠，男，195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死者胡某3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元琼，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死者胡某3母亲。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正华，浙江岸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水泉，男，194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勇，男，197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宣汉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上诉人郦木水与被上诉人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孙水泉、付勇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25日，孙水泉与郦木水经协商签订了《房屋建造承包合同》1份，主要约定：郦木水以包工不包料的承包方式建造孙水泉家的三间三层楼房，一次性包定造价18万元，工期为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所有的人工、模板及机械设备均由郦木水自行解决；郦木水在承包施工中做好防护措施，确保安全，并承担由此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之后，郦木水作为建造孙水泉家楼房的承包者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其中付勇由案外人付某（系案涉房屋粉刷业务的分包者）介绍来到建房工地做工，与付勇在余杭同一处租住的胡某3也到了工地作业。付勇在做木工的同时记录各木工人员的工作天数，以计算报酬。2015年10月9日下午2时许，胡某3在孙水泉家建造的房屋三层处作业过程中，不慎摔落于地，当即被送往杭州市××区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至2015年10月21日，胡某3因救治无效死亡。治疗期间，共发生医疗费63746.12元。事故发生后，郦木水通过付勇交给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医疗费、生活费等30000元，另外郦木水支付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1150**元，共计145000元。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于2015年11月18日起诉请求判令郦木水、孙水泉赔偿其各项损失1435365.1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807860元即根据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0393元/年×20年；丧葬费24186元即4031元/月×6月；被扶养人胡某2生活费177073元即根据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242元/年×（18-5）年÷2，被扶养人胡某1生活费为149831元即27242元/年×（18-7）年÷2；被扶养人胡先忠、母亲罗元琼生活费289960元即14498元×20年；精神抚慰金50000元；医疗费63746.12元；护理费1722元；交通费6000元；住宿费3000元；丧葬误工费1987元即按三个人计算4031元/30天×5天×3。以上共计1575365.12元，减去郦木水已支付的140000元，尚余1435365.12元）。如付勇应当承担责任的，也要求付勇与郦木水、孙水泉共同赔偿。本案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根据郦木水、孙水泉的申请对胡先忠、罗元琼的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在对胡先忠的鉴定过程中，经相关检查胡先忠系右眼老年性白内障，属于低视力一级范畴，不具备严重视力障碍的基础，加上其不配合检查，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依据。针对罗元琼的劳动能力，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作出了《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罗元琼患心脏病，心功能长期在3级，左室射血分数为34%，评定为完成丧失劳动能力。另查明，胡先忠与罗元琼婚后生育一子胡某3；胡某3系农业户口，与郑某婚后生育一子胡某1（2008年8月30日出生）、一女胡某2（2010年7月16日出生）。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责任主体。郦木水作为案涉房屋的承包者，其主张将其中的木工工程分包给付勇，而付勇辩解其与胡某3一同在工地打工，也没有叫胡某3前来案涉工地做工，只是代胡某3从郦木水处领取了劳务报酬，对此郦木水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但由于郦木水并不能提供书面的木工分包依据，且相关出庭证人付某、杨某与郦木水存在业务关联，证言证明力小，故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付勇是木工工程承包人或对死者的劳务工资有提存而从中获取差价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胡某3至案涉工地施工作业，其从付勇处所领工资报酬，但付勇支付的工资报酬来源于郦木水给付，最终属于郦木水发放，故胡某3与郦木水之间形成事实上雇佣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郦木水作为雇主未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生产条件，应对胡某3在事故中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孙水泉将案涉工程发包给缺乏安全施工条件的郦木水，存在过错，故对胡某3的死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胡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高处作业过程中存在较高危险，在作业中不注意自身安全，也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自过错程度，对胡某3的死亡，原审法院确认由郦木水承担60%的责任，孙水泉承担20%的责任，胡某3自身承担20%的责任。二、对于胡某3死亡造成损失的确认。经审查，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的医疗费63746.12元、护理费1722元、丧葬费24186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死者胡某3生前虽系农村户口，但其在外居住城镇以打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按城镇标准计算即按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93元/年标准计算20年为80786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中胡某2生活费177073元、胡某1的生活费149831元、胡先忠与罗元琼的生活费289960元），根据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的规定，经原审法院核算确认被扶养人胡某2、胡某1、罗元琼的生活费合计金额为455632元，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过高的部分，不予认可。因胡先忠不具备严重视力障碍的基础，加上其不配合检查，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依据，故该部分生活费，原审法院不予认定。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的办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误工费，原审法院酌情分别认定为1700元、800元、1500元。另外，胡某3的死亡，给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原审法院酌情确认由郦木水、孙水泉承担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因侵权行为遭受的人身损害，应由各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主张的赔偿数额中过高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对其相关损失中已由责任人给付的部分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胡某3死亡事故造成的医疗费63746.12元、护理费1722元、丧葬费24186元、死亡赔偿金1263492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55632元）及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费1700元、住宿费800元、误工费1500元，以上合计损失1357146.12元，由郦木水赔偿其中的百分之六十即814287.67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45000元，尚应支付669287.67元；孙水泉赔偿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即271429.20元，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付清。二、郦木水赔偿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孙水泉赔偿原告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18元，由郦木水负担9260元，孙水泉负担2300元，由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负担614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宣判后，郦木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死者胡某3系受被上诉人付勇雇佣，应由被上诉人付勇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勇在涉案农村承包建房工程上合作，其合作模式是上诉人把承建房屋的木工工程转包给被上诉人付勇，由被上诉人付勇自行招揽或者雇佣木工进行工程，工程价款结算也并非按人工结算，而是按总工程量分期结算。结算双方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勇双方结算，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付勇所雇佣人数、工资如何支付及结算均不知情。另，从农村建房的实际情况及交易习惯来看，上诉人作为承建方，从成本控制及风险承担考虑，将建房各项目工程分包出去更符合其利益，因为农村做木工或者手艺工人流动性极大，而且人工也没有统一标准，也无法约束各工人能按日按工保证进度，也无法控制成本，只有通过分包，才能对工期和工程预算有个合理的控制。另，被上诉人付勇虽然承包了涉案房屋的木工工程，但其极少亲自上工干活，更多的是监督工程进度，与上诉人沟通或者发放工资等，上述情形均符合付勇作为雇佣主体的形式要件。故在本案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付勇在案涉房屋建房中的木工项目应属于总包与分包的关系。其次，在事实上，上诉人与死者胡某3并不认识，上诉人也未雇佣或者指示被上诉人付勇雇佣死者前来案涉房屋务工。这是本案可确定的基础事实，系据被上诉人付勇陈述认定。再根据本案的证人证言，其中证人付某与被上诉人付勇系亲属关系，而非与上诉人为亲属关系，且其系涉案房屋的木工承建系该证人分包，也是经其介绍后上诉人将该木工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付勇，并且该证人与死者胡某3也是亲戚关系，故该证人对本案事实应是十分清楚，其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纳。最后，上诉人认为，农村自建房的实际情况，并不仅能通过法庭的形式调查去认定，事实上被上诉人付勇作为一个木工包工头，是在案涉房屋当地甚至在整个余杭区的自建房包工头的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判决作出后，反响甚大，已经无人敢雇佣被上诉人甚至是类似的外地包工头，被上诉人付勇的辩称和逃避责任，已经触犯了农村自建房行业的朴素的诚信规则，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付勇承担百分之六十责任即814287.67元，上诉人承担百分之二十责任即271429.20元。被上诉人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起诉时并没有列付勇为被告，这从起诉状中可以看出。因为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起诉时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列付勇为本案一审被告。如果要列付勇为被告，赔偿人数多一点，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也不表示反对，因为现在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的经济状况十分差。二、关于案件时间拖延太久的问题，上诉人有一定拖延时间的故意，死者去世已经快两年时间。郑某打工的工资勉强仅能维持儿女的生存。综上，请求二审尽快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付勇答辩称：付勇只是来打工的，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付勇也和死者一样，也是做一天拿一天的工资。被上诉人孙水泉未作答辩。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能够认定郦木水承建孙水泉的楼房，胡某3在该工地做木工并受伤身亡，且郦木水业已支付郑某、胡某1、胡某2、胡先忠、罗元琼1450**元，而郦木水主张其将承建房屋的木工工程转包给付勇，付勇是胡某3的雇主，其所依据的主要是证人付某、杨某、孟某证言，但证人付某、杨某与郦木水存在业务关联，且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郦木水是胡某3的雇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信。胡某3对自身安全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导致其受伤死亡，其亦有过错，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郦木水作为雇主，孙水泉作为发包人未尽安全管理义务，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所划分的赔偿责任比例基本合理，应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4元，由上诉人郦木水负担。上诉人郦木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亮审 判 员  李国标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