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3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住所地重庆市X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负责人：罗长国，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男，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该行风险管理部经理，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劲，重庆名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侨，男，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珍贵，男，XXX，重庆市潼南区古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潼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王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5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6日、9月6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农商行潼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梅劲，被上诉人王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珍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潼南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侨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储蓄卡虽有异地消费的事实，而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就涉案储蓄卡被盗刷一案虽已经受理，但在案件未侦破前不能仅凭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的证明而认定被上诉人存款被盗刷的事实。2、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王侨的存款被盗刷，现无证据证明系因上诉人的过错导致，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且王侨办理了手机银行业务且开通短息提示服务。该系统设置程序自动对上诉人时时交易均予以短信告知，被上诉人收到短信提示，且在该期间办理过业务后，没有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以致扩大损失，扩大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3、本案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已经受理，本案符合中止诉讼的情形。在案件尚未侦破前，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程序违法。王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农商行潼南支行支付王侨存款88132元及利息损失（以88132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8日王侨在农商行潼南支行办理了银行卡卡号为XXX的江渝借记卡，同时开通了短信通业务，该卡系凭密码取款。2016年7月4日上午，王侨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现，从2016年6月28日起至2016年7月4日止，其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分别在铭铭旗舰店、南宁市竹梅糖烟酒商店、车之家电商行、南宁市思贤路个体巧宝烟酒店、南通市海安县海达电器、苏州市海尔百货商店等处被通过POS机刷卡消费21次，总计支出金额88132元。同日，王侨将银行卡内余额转移，并向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报案，称其银行卡被盗刷。次日，潼南区公安局向王侨出具了潼公（刑）报馈字[2016]年第1311号案件立案情况通知书，该案正在侦办中。王侨认为农商行潼南支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对客户的存款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现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被盗刷，造成王侨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王侨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诉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是否被盗刷；二、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三、王侨对其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四、农商行潼南支行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一，对于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是否被盗刷的问题。1.王侨举示了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涉案银行卡在南宁、南通、苏州被他人通过POS机刷卡消费21次。农商行潼南支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没有出具单位加盖公章，来源不合法。一审法院认为，农商行潼南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对于涉案银行卡的消费地点应由农商行潼南支行举证，且农商行潼南支行也知晓银行卡的消费地点，而农商行潼南支行并未举示任何反驳王侨主张的证据，故对王侨举示的证据予以采信。2.王侨举示了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证明、潼南县可网可咖网吧上网记录及证人潼南县可网可咖网吧负责人周浔、网管马欣蕊的证言。拟证明银行卡被盗刷期间，王侨身处重庆市潼南区内，未到南宁、南通、苏州消费。农商行潼南支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王侨举示的该项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能够证明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7月4日期间，王侨在重庆市潼南区内，未前往南宁、南通、苏州，且农商行潼南支行亦未举示反驳王侨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农商行潼南支行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结合上列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第二，对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农商行潼南支行辩称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王侨持有农商行潼南支行发放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盗刷银行卡之人与农商行潼南支行存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相互独立。虽然公安机关在受理了王侨的报案后至今尚未结案，但这并不能排除农商行潼南支行应当依据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对储户尽到保障其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相关的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审理王侨、农商行潼南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故对于农商行潼南支行的辩解意见不予以采纳。第三，对于王侨对其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农商行潼南支行举示了其自行出具的短信交易明细。拟证明农商行潼南支行系统程序会自动对实时交易以短信告知，且王侨办理了手机银行业务，在银行卡被盗刷期间，王侨通过手机银行进行了转账，王侨应当知道其银行卡被盗刷，而未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以致损失扩大，扩大的损失应由王侨承担。王侨认为并未收到任何短信提示，对该短信交易明细不予认可，该证据应由提供短信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其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时也没有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一审法院认为，农商行潼南支行自行出具的证据证明力较低，且未举示其他证据佐证其发送的提示短信到达了王侨指定的手机号码，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农商行潼南支行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王侨在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时，王侨知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卡被盗刷，且王侨于2016年7月4日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立即将卡内余额转移，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应视为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安全注意义务，故对农商行潼南支行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对于农商行潼南支行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王侨认为农商行潼南支行应当对客户的存款承担安全保障责任，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王侨持有农商行潼南支行发放的尾号为7777的江渝借记卡，双方所形成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使用。因此，农商行潼南支行为王侨提供借记卡服务，理应确保该银行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银行卡是储户和银行之间储蓄合同的有效凭证，银行作为储蓄凭证的发证机构，也是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掌握或应当掌握银行卡的制作技术和加密技术，具备识别真伪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故应当承担对银行卡真伪的实质审查义务。伪卡盗刷行为的发生说明农商行潼南支行制发的借记卡信息存在被复制的安全隐患以及交易系统无法识别伪卡的技术缺陷，故农商行潼南支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王侨要求农商行潼南支行支付被他人通过POS机盗刷的88132元及利息（利息以88132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侨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侨存款损失88132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88132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3元，由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农商行潼南支行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向中国移动集团重庆公司信息安全部调查、收集王侨电话号码XXX在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7月5日期间银行卡XXX的电话短信接收资料。本院于2017年8月日10日向农商行潼南支行发出律师调查令，农商行潼南支行于当日收到律师调查令。农商行潼南支行于2017年9月6日向本院表示，收到律师调查令后，无证据向人民法院举示。本院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农商行潼南支行辩称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王侨持有农商行潼南支行发放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盗刷银行卡之人与农商行潼南支行存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相互独立。虽然公安机关在受理了王侨的报案后至今尚未结案，但这并不能排除农商行潼南支行应当依据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对储户尽到保障其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相关的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审理王侨、农商行潼南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故一审法院对于农商行潼南支行的辩解意见不予以采纳，并无不当。关于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是否被盗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农商行潼南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对于涉案银行卡的消费地点应由农商行潼南支行举证，且农商行潼南支行也知晓银行卡的消费地点，结合王侨举示的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证明、潼南县可网可咖网吧上网记录及证人潼南县可网可咖网吧负责人周浔、网管马欣蕊的证言，能够证明银行卡被盗刷期间，王侨身处重庆市潼南区内，未到南宁、南通、苏州消费。农商行潼南支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农商行潼南支行并未举示任何反驳王侨主张的证据。故本院综合以上证据，一审法院确认王侨举示的证据，并认定王侨持有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并无不当。对于王侨对其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二审中，农商行潼南支行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在农商行潼南支行收到本院发出的律师调查令后，仍然未向本院提交王侨电话短信接收的有效证据。本院认为，农商行潼南支行在一审中举示的自行出具的证据证明力较低，而在二审中仍然未举示其他证据佐证其发送的提示短信到达了王侨指定的手机号码。也就是说，农商行潼南支行未举示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王侨在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时，王侨知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形。且结合王侨于2016年7月4日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立即将卡内余额转移，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应视为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安全注意义务，故对农商行潼南支行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潼南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元，由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薇审 判 员  张 毅代理审判员  翟苏南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书 记 员  范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