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民终2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闵伟良，男，1950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云（系闵伟良之子），男，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江苏锡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其荣，男，1943年3月1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焕良，男，1945年4月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仕良，男，1948年8月20日生，居民身份证码320222194808205554，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法良，男，1953年5月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大���，女，1958年7月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小妹，女，1961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珠萍，女，1958年7月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维阳，男，1981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明（受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共同委托），无锡市惠山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闵伟良因与被上诉人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民初字第00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闵伟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不承担赡养费和丧葬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判决“沈宜大赡养费总额47550元，其中，闵伟良应承担八分之一即5943.75元”，缺乏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案由系追偿权纠纷，被上诉人不具备追索赡养费的主体资格及权利。父母是追索赡养费的权利主体，其行使的主体是特定，被上诉人不具有请求该权利的主体资格。其次，追索赡养费的权利是基于身份权所产生的专属权，此种权利因其具有专属性，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且法律并未赋予承担了赡养义务一方子女有向未承担赡养义务一方子女进行追偿的权利，因此，即使被上诉人在承担了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后，也无向上诉人主张追偿的权利。而本案中沈宜大已于2014年9月29日去世，该权利应随着权利人的死亡归于消灭。另外，追偿权纠纷是一方应当承担���义务让另一方承担了，另一方有权对一方应当承担的部分进行追偿，且追偿的部分是明确和具体的。而赡养本身是一个较为抽象和内容较多的法律关系，它不仅包括赡养费的给付问题，还包括了平时的照顾等诸多内容。原审判决仅以人均消费支出为基础计算沈宜大赡养费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二、原审判决“酌情认定丧葬费为5万元，但应扣除“白份”12900元和沈宜大遗留下的9000元现金，经计算为28100元”，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中对于具体的未交丧葬费项目支出并未作出认定，也没有审查每一项支出是否合法。1、被上诉人主张为沈宜大购买墓地，支出费用9010元。但沈宜大在世期间是具有单独购买墓地的经济能力，其墓地应是其购买的。该墓地支出费用9010元不应计算在丧葬费内。2、被上诉人主张办理沈宜大丧事期间请客吃饭费用28800元+5000元���被上诉人举证的两份餐费收条，经上诉人与厨师杨坤荣确认，该两份收条不是杨坤荣亲笔书写，该证据存疑。3、被上诉人隐瞒了沈宜大去世后，惠山区阳山镇社保所发放的一次性丧葬补助费1700元。该笔丧葬补助费在计算沈宜大丧葬费时应予以扣除。首先，医疗费项目的核定应依据交强险条款和合同约定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障进行费用核定，由侵权人按责承担相应的费用。被上诉人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辩称，作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多个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为按份义务，如某个子女履行了全部或大部分义务，对于其他子女而言就构成不当得利。其他子女应当返还各自应承担的份额，也就是赡养人彼此之间的赡养费用份额有求偿权。这也是激励赡养义务人尽赡养义务。因此，上诉人不承担对沈宜大���赡养义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应由上诉人承担的赡养费的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丧葬费部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母亲死亡后，按照当地风俗办理丧葬事宜，上诉人作为各子女中的一个，应承担其应承担的丧葬费用。被上诉人在办理沈宜大丧葬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远远大于目前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相关凭证。虽然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丧葬费用为5万元，被上诉人对一审没有支持的部分诉讼请求表示遗憾，但被上诉人尊重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兴良、闵大妹、闵小妹与闵伟良均系沈宜大的子女。闵兴良已于2016年9月29日去世，杭珠萍系闵兴良的妻子、闵维阳系闵兴良的儿子。沈宜大的赡养和丧葬。2012年1月1日，沈宜大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先后在两位原告家中居住，并由两位媳妇张亚琴、顾琴妹先后护理照顾，至2014年9月29日去世。沈宜大的丧葬事宜由原告办理，因原被告之间存在矛盾，故闵伟良未参与丧葬，且沈宜大的墓碑上亦未记载闵伟良的名字。原告要求闵伟良依法分担的各项费用。1、沈宜大的医疗费35465.35元。原告对此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2年3月8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处理交通事故所作，载明由沈宜大自行负担1万元医疗费。（2）、2013年2月25日医疗费票据，金额为25465.35元。闵伟良对此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两笔医疗费均系沈宜大自行支付，非原告支付。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医疗费系原告支付。2、沈宜大的护理费82500元（自2012年1月���2014年9月，每月2500元），并提供了张亚琴、顾琴妹出具的收条2份。闵伟良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法院向张亚琴、顾琴妹做了相应调查，张亚琴、顾琴妹向法院确认了上述收条，同时陈述：每月2500元是包括了沈宜大的吃住用等所有开销，由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兴良每人每月支付500元。3、沈宜大的丧葬费合计66992元，包括烟酒费用4920元、糕点374元、馒头300元、做法事1680元、纸质祭品1830元、丧葬服务9006元、请客吃饭5000元＋28800元、念佛2258元、香烛1930元、墓地9010元、殡仪馆费用1884元。原告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和收条。闵伟良主张墓地在沈宜大身前已经购买，系沈宜大自行支付的费用，对其他丧葬费用均不予认可。四、沈宜大身前的收入情况。经法院向当地村委调查，沈宜大身前每月享有农保和老龄补贴��计约400元。沈宜大去世时，尚遗留下现金存款9000元。沈宜大丧礼的份子钱。在原告办理沈宜大丧葬事宜过程中，亲朋好友赠予“白份”共计12900元。以上事实，由人民调解协议书、医疗费票据、护理费收条、法院调查笔录、各项丧葬事宜收条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的赡养、丧葬义务。部份子女履行了上述义务后，有权向其他子女要求分担。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赡养和丧葬费用，法院分别认定如下：一、医疗费。原告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和医疗费票据，只能证明沈宜大身前发生了35465.35元医疗费，但不能证明上述医疗费系原告支付，现原告未能补充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无法认定医疗费系原告支付，更无法据此要求闵伟良分担。二、护理费82500元。根据法院向张亚琴、顾琴妹所作的调查，该护理费实际是沈宜大受伤后的日常生活支出,此系赡养费，并非单纯的护理人员费用。原告虽已经按每月2500元予以支付，但在本案中应以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基础计算为宜，适当考虑沈宜大受伤的情形，在人均消费性支出金额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江苏省历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为：2012年为18825元、2013年为20371元、2014年为23476元，适当考虑沈宜大受伤的实际情况，法院认定该笔合理费用为2012年度20000元、2013年度22000元、2014年（1月至9月，按全年25000元计算）18750元，合计60750元，但应扣除沈宜大每月400元收入。综上，法院认定沈宜大赡养费总额47550元为宜，其中闵伟良应分担5943.75元。三、丧葬费用。法定丧葬费赔偿标准是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的总额，相应金额为25639.5元。但各地存在不同丧葬风俗，原告主张的各项丧葬项目确实普遍存在于当地风俗中，故法院酌情认定丧葬费为5万元，但应扣除“白份”12900元和沈宜大遗留下的9000元现金，经计算为28100元，应由闵伟良分担3512.5元。需要作出调整的是，因原被告之间存在矛盾，闵伟良未能参加丧礼，且原告等人也未在沈宜大的墓碑上记载闵伟良的名字，故法院酌情调减闵伟良的分担金额，以分担3000元为宜。综上，闵伟良作为沈宜大的儿子，应分担沈宜大的赡养费和丧葬费合计8943.75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闵伟良应支付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8943.75元。二、驳回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负担90元，由闵伟良负担70元。该款已由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预交，闵伟良应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将应负担的诉讼费给付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二审中，上诉人闵伟良向本院提交了无锡市区居民养老保险一次性待遇支付单一份，以此证明沈宜大去世后，社保部门发放17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费。被上诉人闵其荣、闵焕良、闵仕良、闵法良、闵大妹、闵小妹、杭珠萍、闵维阳对闵伟良提供的材料质证认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已把领取的该17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费作为沈宜大总的留存现金计算在内的，所以不应再予以扣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向上诉人追索赡养费的主体资格及权利。二、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丧葬相应费用。本院认为：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向上诉人追索赡养费的主体资格及权利问题。《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由此，可以说赡养费给付义务是一种具有很强的身份特性和专属性的债法性的义务，是属于一种法定金钱之债。因此，每个子女都负有对父母给付赡养费的法定金钱之债。而金钱之债是可以代为履行，替代履行者可以取得追偿权。本案中，闵伟良理应向沈宜大给付赡养费，而沈宜大的八个子女除闵伟良之外均认为闵伟良未赡养沈宜大。由于各被上诉人已经代为闵伟良给付了沈宜大的赡养费，使沈宜大不再需要向闵伟良主张赡养费。尽管如此，但仍不应免除闵伟良应向沈宜大给付赡养费的义务。而沈宜大去世后又无遗产可分，因此，各被上诉人替代闵伟良给付赡养费的替代履行行为，应取得追偿权。故各被上诉人有权要求没有履行给付赡养费义务的闵伟良分担赡养费。赋予赡养人彼此之间的追偿权，有利于多数赡养人之间追求权利义务分配的公平，从而鼓励赡养义务人尽力完成赡养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赋予各被上诉人有追偿权，合乎情理，并无不当。由于沈宜大并未通过诉讼向各子女主张赡养费，因此，一审判决在酌定沈宜大的赡养费时，以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基础，适当考虑沈宜大受伤的情形，在人均消费性支出金额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也并无不当。闵伟良在二审中主张已给付沈宜大赡养费，但各被上诉人均不认可，且闵伟良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丧葬相应费用问题。沈宜大去世后，按照当地风俗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丧葬费用。上诉人作为沈宜大的子女，理应承担相应的丧葬费用。一审法院根据本地的风俗习惯及法定丧葬费赔偿标准，酌定沈宜大的丧葬费为5万元，在扣除“白份”和沈宜大遗留下的现金后，再由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分摊，并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调减闵伟良的分担金额，合情合理，并无不当。至于闵伟良在二审主张社保部门发放17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应在丧葬费总额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认为，该17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已计算在沈宜大遗留9000元现金中，不应再予以扣除。对此，上诉人闵伟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沈宜大所遗留的9000元现金中并不包含该1700元的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因此，对于闵伟良要求该1700��在丧葬费总额中予以扣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闵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闵伟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伟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李 飒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华茜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