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7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亮。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超，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勒（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溢宝街70号。法定代表人：欧默尔阿奇（OemerAkyazici），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圣峰，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232栋-2-14-6号。法定代表人：任峰，该单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秀景。上诉人唐亮因与被上诉人舒勒（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超、被上诉人舒勒（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被上诉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秀景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1399.27元（11018元／月×9个月-47762.73元）；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差额59690元（11018元／月×12个月-72526元）；以上合计111089.2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为《确认书》有效与客观事实不能相适应，《确认书》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确认书》并不属于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上诉人在签字时并不知晓被上诉人存在社会保险不足额缴纳的情形，不代表其自愿放弃当时还未知的应有权利。原审法院认定与舒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人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系劳务派遣关系。工资明细及工资卡银行流水能够看出，一部分由舒勒公司每月发放出差津贴；一部分由外企服务公司每月发放工资。原审法院认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其社会保险费缴费数额无关联性错误。津贴和补贴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报销单及记账凭证能够看出，独立于上诉人工资之外的一部分工资，发放名头为”出差津贴补贴”，标准为每日250元，符合工资总额关于津贴和补贴的规定，应列入工资总额计算。其次，被上诉人公司内部制定的差旅报销条例等文件，将上述出差津贴分项为伙食补助、住宿费等工资总额不包括的项目，是一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被上诉人应以上诉人工资总额为基数计算缴纳社会保险。原审法院认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否足额，人民法院无相应的审核义务，亦非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错误。舒勒（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舒勒（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舒勒公司签订有劳动《聘用合同》，从事舒勒公司安排的工作，受舒勒公司的管理。被上诉人舒勒公司将企业员工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委托给被上诉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代发和代扣代缴，所以在上诉人发生工伤时，才以被上诉人外服公司的名义为上诉人申报的工伤。二、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舒勒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签订的确认书系双方的合意，合法有效。舒勒公司已经按确认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了付款的主要义务。三、本案双方争议的250元/天，是上诉人唐亮出差的差旅费，其中包括住宿费（180元/天）、出差伙食补助费（70元/天），该费用并非给付上诉人的额外补贴。舒勒公司制订的201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差旅费报销条例》第3.2条规定明确。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出差伙食补助等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1,399.27元；2、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59,6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外企服务公司于1994年6月1日成立，营业截止日期为2034年5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任锋，经营范围包括社会经济咨询、企业服务管理及劳务派遣等。被告舒勒公司于2006年7月31日成立，经营截止日期为2056年7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欧默尔阿奇（OemerAkyazici），经营范围包括研究、设计、制造锻压机械及机械压力机和液压力机等。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于2012年3月9日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12日至2014年3月12日止，被告舒勒公司聘用原告到其公司从事安装工工作，月工资标准为2,800元，另原告在大连以外的异地工作，被告舒勒公司给予原告每日200元的补助，该补助包括食宿交通电话等其他费用补助。合同期满后，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续签聘用合同至2019年3月12日。2014年10月29日，原告在长沙上海大众厂家下班后在路边等出租车返还住所时发生交通事故。2014年12月29日，被告外企服务公司作为申请人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甘井子区社保局”）对原告的受伤认定工伤。2015年1月20日，甘井子区社保局作出甘人社工伤认字第04150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2014年10月29日所受伤害为工伤。2016年5月24日，被告舒勒公司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被告于2016年5月24日解除了劳动关系。2016年9月7日，原告因工伤等级九级领取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017年2月28日，原告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连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1,399.27元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59,690元。大连市仲裁委于2017年3月6日作出大劳人仲不字[2017]第9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申请。原告对大连市仲裁委作出的该决定不服，诉至本院。另查，庭审过程中，被告舒勒公司提供《确认书》1份，内容为”本人唐亮身份证号，本人确认以下事项：1、由于申领装配工具丢失未归还，确认赔偿公司200元人民币。2、确认一次性就业补助金金额总计人民币72,526.20元（柒万贰仟伍佰贰拾陆元贰角贰分整人民币）。事项1中提及的款项将从应发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中扣除，剩余应发金额为72,326.20元（柒万贰仟叁佰贰拾陆元贰角贰分整人民币）。同意该款项将通过转账方式于2016年9月30日以前至乙方的在舒勒提供的招商银行工资卡银行账户。3、确认已经收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对该证明书内的所有内容无异议。4、与公司无其他未结清事宜”，右下方”确认人”为”唐亮”，时间为2016年9月6日。被告表示原告在2015年6月19日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762.73元，被告在原告签署《确认书》后于2016年9月26日向其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2,526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差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对被告舒勒公司提供的《确认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在签署确认书时并不知晓被告存在未依法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如原告不签字则无法领取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此不代表原告放弃当时未知晓的权利。又查，原告在被告舒勒公司受工伤前，由被告外企服务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庭审过程中，被告外企服务公司提供了劳务派遣专用《劳动合同书》1份，合同书中记载原告与被告外企服务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了该份合同，合同期限至2019年3月12日止，被告外企服务公司派遣原告到被告舒勒公司工作。被告外企服务公司表示与被告舒勒公司签有人事代理协议，由其公司代被告舒勒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受工伤后为办理理赔手续，双方签订了该劳动合同，实际上双方无劳动关系。原告表示劳动合同书为办理工伤理赔适用，但非本人签写。再查，原告在被告舒勒公司工作期间，二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工资及差旅费用。被告舒勒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提供了差旅费报销条例、出差费用报告及记账凭证，其表示原告在出差期间，公司向其支付每日250元的补助，包括住宿费180元及伙食费70元，该部分非工资。原告表示出差期间自行安排食宿，被告舒勒公司支付的250元不包括打车费用费为额外津贴，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其受伤前12月的平均工资应为11,018元（解除劳动关系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528元，），被告应按11,018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59,69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十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辽人社[2010]483号）规定的内容，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伤残的，从工伤保险基金处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即13个月的本人工资（职工因工遭受事故伤害前12个月的平均缴费工资，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20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按工伤职工受伤前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与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相比较，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3月12日到被告舒勒公司工作，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原告在工作期间，虽为被告外企服务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但被告外企服务公司系基于与被告舒勒公司签订的《人事代理协议》的约定为原告缴纳，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的《劳动合同书》亦是为办理工伤理赔而后期形成，双方之间实际上非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0月29日，原告受工伤，2016年5月24日，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现要求二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供的《确认书》为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中包括了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约定。原告在《确认书》上签字时未收到欺诈胁迫等，原告确认后，被告舒勒公司依据约定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2,526元并无不当；第二、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辩称其不知晓被告未按其工资数额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不签署《确认书》，则无法领取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其社会保险费缴费数额无关联性，如原告认为数额存在差异，可以通过司法等途径解决而不应签署确认书，本院对原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原告在出差期间，被告并未另行向其支付伙食补助费及住宿费，因此，原告与被告舒勒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所争议的250元应为被告舒勒公司向原告支付的伙食补助费及住宿费的出差补助，不属于工资总额的范围。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1,399.27元的诉讼请求。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因被告未按其工资标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致使其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并不足额，产生的差额二被告应予支付。但被告为原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否足额，人民法院无相应的审核义务，亦非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2016年9月6日签署的《确认书》是否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诉人的出差补助是否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认为因社会保险不足额缴纳产生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部分。关于上诉人认为2016年9月6日签署的《确认书》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对此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的出差补助是否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被上诉人只是在上诉人出差期间每日才支付250元的补助，在此期间并没有另行支付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该费用应为上诉人出差期间的住宿费用和伙食补助，不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因社会保险不足额缴纳产生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部分的问题。原审认为因社会保险费是否足额缴纳并非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而不予处理并无不妥，对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唐亮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车兆东审判员王迎春审判员范瑞瑶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王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