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58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经开区丹龙路2号映江楼B幢15/1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4595343XE。法定代表人：何金存，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应红，女，汉族，1984年7月31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华富，男，汉族，1973年10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上诉人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华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8民初13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应红，被上诉人刘华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8民初133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也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举示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曾经有过聘用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举示上诉人制定过适用于被上诉人等劳动者的劳动规章制度，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是受谁的安排和管理、上下班时间、上班地点、由谁打考勤、上诉人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以及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主要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据不充分；2.被上诉人提供管理和辅助生产的劳务是在履行《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中各股东之间分配的义务，不是对上诉人履行的劳动，根据2015年5月17日何金存、余昊、刘华富签订的《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约定，从上述约定内容可以很明显看出，被上诉人是以其在各股东中提供销售和管理、及辅助生产的义务来换取对其迟延履行出资义务的宽限，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劳务，实质上是其根据《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而履行的股东义务，不是对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一审法院完全混淆了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获得的薪酬待遇的性质认定错误，进而导致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从一审判决书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诉称其于2015年7月1日到上诉人公司入职，担任业务部经理职务，年薪标准为12万元，月薪也就是1万元，被上诉人入职后，上诉人向其预支了工资5万元，剩余7万元分12个月平均发放，也就是每月发放5833元，且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是按月薪1万元在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欠付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很明显被上诉人完全是根据《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为表明何金存的诚意，何金存应给予余昊的年薪不低于150000元（税后）和刘华富的年薪120000元（税后）”在主张薪酬待遇，实际上上诉人公司受法定代理人何金存的指示向被上诉人支付薪酬，完全是在履行《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中对甲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第10页和11页认定“尽管原告与何金存、余昊签订的《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何金存应给予刘华富的年薪不低于120000元（税后），但鉴于《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签订时被告公司并未成立，此时何金存也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故该约定的约束力不及于被告。原告举示的《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工资表》载明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5833元，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工资表上签署了同意字样，故本院确认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5833元。”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完全可以理解为被上诉人预支的5万元是在履行《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而按月获取的5833元薪酬则是作为劳动者向上诉人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报酬，也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同一个劳务事实，被一审法院分成两半来认定法律关系，这明显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也与被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悖。4.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在判决书第11页认定“被告未向原告发放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举示证据证明原告未提供正常劳动，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工资之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有证据支撑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主张工资的基础就是对上诉人提供了劳动，应当由其提供证据来证明提供了正常劳动的事实，且上诉人已经提供《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来证明公司并未实际经营，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提供劳动的基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根本就没有提供正常劳动，不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且“未提供正常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消极的事实，不应当由上诉人提供证据来证明一个消极的事实存在，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划归上诉人明显违反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刘华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华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工公司立即向刘华富支付2016年3月至2016年8月的欠付工资43332元；2、方工公司立即向刘华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10000元/月×11个月）；3、方工公司立即向刘华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000元（10000元/月×1.5个月）；4、方工公司立即向刘华富支付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315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方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7日，何金存、余昊、刘华富为成立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一份，主要约定为：何金存、刘华富、刘华富本着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精神，经友好协商，就共同合作经营目标公司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其中何金存在公司设立时以现金出资到位，出资比例为52%，余昊出资比例为24%，刘华富出资比例为24%；鉴于余昊在目标公司中承担技术研发责任，刘华富在目标公司中承担销售责任，因此刘华富、余昊在目标公司设立时暂不出资，但应在公司设立之日起三年内出资完毕；何金存出资2600000元，占出资比例的52%，于目标公司成立之日一次性缴足，法定代表人以何金存或其指定的人担任，财务负责人以何金存本人或其指定的人担任，公章由何金存本人或其指定的人保管；余昊出资1200000元，占24%，专职于新产品的设计和研发以及常规产品的设计改造等，辅助生产管理；刘华富出资1200000元，占24%，承担销售和管理责任，辅助生产管理；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以及其他必要的投入、开支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发起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发起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出资股份为限对外承担责任；何金存作为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负责人，统一负责经营管理、财务，并安排人员管理和使用公章、财务章、合同章；余昊负责技术研发及生产技术管理；刘华富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及生产管理和原材料管理、成本控制；为表明何金存的诚意，何金存应给予余昊的年薪不低于150000元（税后）和刘华富的年薪120000元（税后）；刘华富负责公司的销售和产品推广，销售和推广中所产生的费用实报实销；余昊如有特殊需要回家时，往返的车旅费应予以实报实销；如何金存在中途私自变更合同内的条款，余昊和刘华富有权利向何金存提出，如果和何金存商量达不成一致，余昊和刘华富有权退出，何金存应按余昊、刘华富实际出资额予以补偿；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之间应先共同协商，如协商不成，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2015年6月23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了首届股东会决议，决议选举何金存为公司执行董事，选举余昊为公司监事，聘任何金存为公司经理。2015年6月24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核准成立。2015年8月12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17500元；2015年9月17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17500元；2015年10月29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17500元；2015年11月18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17500元；2015年12月22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20089元；2016年1月24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华富支付款项20666元。2016年9月12日，刘华富向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未依法为刘华富缴纳社会保险费及欠付刘华富的工资。2016年9月14日，刘华富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裁决：1、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向刘华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2、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向刘华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000元；3、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向刘华富支付失业保险损失3150元；4、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向刘华富支付截至2016年8月的工资43332元。2016年12月11日，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南岸劳人仲案字[2016]1293、1294、12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刘华富请求裁决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失业保险损失、工资的仲裁申请。2017年3月3日，何金存以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为方工公司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之诉。另查明，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未与刘华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刘华富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也未向刘华富发放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刘华富持有《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工资表》一份，该《工资表》载明：刘华富的工作部门为业务部，基本工资为5833元。该表格右下方有“同意报”字样的签字。刘华富主张该“同意报”字样的签字系何金存所签。经一审法院释明，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拒绝就该“同意报”字样的签字与何金存本人的签字印痕是否具有同一性申请司法鉴定。重庆市一类地区2016年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为875元/月。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应结合劳动关系的内在特征和外在显征综合予以认定。在内在特征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劳动关系成立，即：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工作安排、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管理等，是认定为劳动关系的主要内在特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属性。在外在显征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可参照下列凭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原、方工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刘华富举示的《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工资表》载明了刘华富在方工公司单位的工作部门及工资标准，方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工资表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尽管方工公司对双方曾建立劳动关系予以否认，但对该工资表载明的内容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方工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华富、方工公司曾建立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刘华富、方工公司双方曾建立劳动关系，刘华富主张与方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点为2015年7月1日，方工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就刘华富主张的入职时间举示入职登记表、职工花名册等证据予以反驳，且刘华富主张的入职时间晚于方工公司经核准成立的时间，刘华富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故方工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一审法院据此推定刘华富、方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点为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方工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刘华富支付劳动报酬，也未依法为刘华富办理社会保险，刘华富以此为由向方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刘华富提出的该意思表示于2016年9月12日到达方工公司公司，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华富与方工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9月12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本案中，尽管刘华富与何金存、余昊签订的《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何金存应给予刘华富的年薪不低于120000元（税后），但鉴于《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签订时方工公司公司并未成立，此时何金存也非方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约定的约束力不及于方工公司。刘华富举示的《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工资表》载明刘华富的月基本工资为5833元，方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工资表上签署了同意字样，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华富的月工资标准为5833元。方工公司未向刘华富发放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举示证据证明刘华富未提供正常劳动，故刘华富要求方工公司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工资之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有证据支撑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方工公司应向刘华富支付的欠付工资额度为34998元（5833元/月×6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刘华富、方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方工公司未依法与刘华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方工公司应当向刘华富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双倍工资差额。刘华富要求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之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其诉讼请求中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方工公司应向刘华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64163元（5833元/月×11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１２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本案中，方工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刘华富支付劳动报酬，也未依法为刘华富办理社会保险，刘华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解除了与方工公司的劳动关系，刘华富在方工公司公司的工作年限已满一年，不足一年六个月，刘华富在涉案劳动关系解除前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为5833元，故方工公司须向刘华富支付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之额度应以8749.50元（5855元/月×1.5个月）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第四十五条规定：“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其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时间确定。具体划分为：（一）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为三个月；（二）累计缴费时间满两年不足三年的为六个月；（三）累计缴费时间满三年不足四年的为九个月；（四）累计缴费时间满四年不足五年的为十二个月；（五）累计缴费时间满五年不足七年的为十五个月；（六）累计缴费时间满七年的为十六个月。以后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一年，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其缴费的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应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本案中，刘华富在方工公司欠付劳动报酬、未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形下向方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鉴于方工公司未依法为刘华富办理社会保险，导致刘华富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故刘华富要求方工公司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符合规定的部分予以支持，方工公司应向刘华富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赔偿金的数额应以2625元（875元/月×3个月）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华富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34998元。二、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华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4163元。三、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华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749.50元。四、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华富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赔偿金2625元。五、驳回刘华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决定予以免收。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对于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是以其在各股东中提供销售和管理、及辅助生产的义务来换取对其迟延履行出资义务的宽限，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劳务，实质上是其根据《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而履行的股东义务，不是对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但该协议中并没有被上诉人提供劳动不获取相应报酬的约定，且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在目标公司中承担销售责任、第十一条约定了被上诉人享有相应薪酬待遇。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被上诉人举示的《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工资表》载明了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单位的工作部门及工资标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工资表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虽然上诉人对双方曾建立劳动关系予以否认，但上诉人对该工资表载明的内容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且拒绝就该“同意报”字样的签字与何金存本人的签字印痕是否具有同一性申请司法鉴定，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曾建立劳动关系及被上诉人的月工资标准为5833元并无不当。上诉人未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4163元正确。关于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工资的问题，在双方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对是否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未举示相应证据证实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未提供劳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欠付工资34998元并无不当。上诉人未依法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导致被上诉人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625元正确。上诉人未及时、足额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也未依法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被上诉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解除了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相应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749.50元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重庆方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准予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伯文代理审判员  刘恋砚代理审判员  史大贤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