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1民终7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时庆，女，1970年9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珂，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超，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信融大（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4号楼11层03单元。法定代表人：金玉森，总经理。上诉人时庆因与被上诉人国信融大（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融大北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4156号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时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时庆与国信融大北京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有效。首先，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汉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第三十四条约定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已经将争议的解决方式由仲裁变更为诉讼，即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订地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管辖。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约定管辖的规定。其次，虽然“合伙协议”的实际签字、盖章地点不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但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合伙协议”的签订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据此，《补充协议》中关于合同签订地的约定有效。由此，一审法院基于该《补充协议》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退而言之，即便一审法院认为其没有管辖权，即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无效，也不应该否定双方将争议的解决方式由仲裁变更为诉讼的效力。依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而不应驳回起诉。综上，判为所请。国信融大北京公司二审程序中未到庭参加诉讼。时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时庆与国信融大北京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二、国信融大北京公司偿还时庆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4万元；三、国信融大北京公司支付迟延履行利息7166.75元（自2017年3月25日至起诉之日共计109天）；四、案件受理费由国信融大北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24日，国信融大北京公司以组建安徽山投股权投资基金，用以投资汉桑产业投资基金的名义，与时庆签订“合伙协议”，但其实质为国信融大北京公司向时庆借款30万元，承诺年化收益8%，2016年9月25日支付利息，2017年3月24日偿还借款本金。2016年3月24日，时庆向安徽山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汇入30万元，2016年3月28日，国信融大北京公司出具《资金确认函》，确认了上述事实。2016年9月25日，时庆未收到国信融大北京公司支付的到期利息，2017年3月24日，国信融大北京公司亦未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后经多次索要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4日，时庆与国信融大北京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乐成中心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2017年7月4日，时庆与国信融大北京公司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合伙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因履行本合伙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经询问，双方表示“合伙协议”中时庆及国信融大北京公司的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均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无关，但《补充协议》的签订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另，本案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以上事实有“合伙协议”、《补充协议》、谈话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事实基础在于“合伙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故判断因此而发生的诉讼管辖问题应当遵从“合伙协议”的规定。经查，该“合伙协议”的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签订地以及原、被告住所地均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无关。诉讼中，时庆主张《补充协议》的签订地点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故据此认为双方约定管辖有效，“合伙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纠纷应当由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管辖。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属于书面约定管辖协议，该约定管辖协议理应选择与“合伙协议”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而非选择无直接关联性的法院管辖，故该院对时庆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合伙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时庆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一、时庆与国信融大北京公司2016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三十四条约定：“因履行本合伙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各方在三十天内无法达成一致，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书面裁决具有终局性，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二、“合伙协议”仅约定签订地在北京。一审程序中，双方认可“合伙协议”签订于北京市朝阳区乐成中心。三、双方2017年7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一）明确该《补充协议》签订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二）将“合伙协议”第三十四条有关仲裁的约定变更为：“因履行本合伙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三）本《补充协议》与“合伙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四、国信融大北京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五、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一、二审程序中的陈述，“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该《补充协议》是针对“合伙协议”第三十四条的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的变更约定，本质上系双方的约定管辖协议。既然是约定管辖，就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约定管辖的规定。虽然《补充协议》签订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但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签订地”显然是指约定双方实体权利义务的合同的签订地，而非管辖条款的签订地。据此，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与“合伙协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补充协议》无效。鉴于管辖法院与争议的解决方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种无效是既包括管辖法院，也包括解决争议方式在内的全部管辖内容的无效。时庆有关此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补充协议》无效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问题。《补充协议》既然无效，那么，双方就应当执行“合伙协议”中有关仲裁的约定。但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时庆向没有管辖权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提起诉讼，国信融大北京公司也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换言之，双方是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伙协议”中有关仲裁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视为双方当事人放弃了仲裁协议，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继续审理。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其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其可依职权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而不是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综上，时庆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415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梁志雄审 判 员  郭 勇代理审判员  张 静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