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7民终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忠市文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银南宾馆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7632102847。法定代表人：马万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为民，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罗县金玉佳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城关镇金地家园14-9号营业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21399466725X。法定代表人：刘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恒，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平市建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8415714992XQ。法定代表人：马昭雄，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富华，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立斌，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忠市文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罗县金玉佳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佳源公司)及原审被告南平市建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建阳区农村信用社)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6)闽0703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改判支持文昌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即：确认文昌公司对票号40200085120754828、出票银行为建阳区农村信用社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并由建阳区农村信用社依法向文昌公司兑付票据金额50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系争汇票是刑事被告人陈洋诈骗犯罪的赃物，文昌公司是被诈骗的受害人，没有丧失汇票权利。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作出与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性质截然相反的认定，实属错误。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查明“……（原审被告人陈洋）伙同原审被告人茄芳虚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事实，共同骗取文昌物资公司价值10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9月26日，原审被告人陈洋谎称可以帮助文昌物资公司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并承诺三天内回款，与原审被告人茄芳共同骗取文昌物资公司金额为10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5张（1张500万元汇票，票号4020005120754828，付款行南平市建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即本案系争汇票）……”根据宁夏高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刑事被告人陈洋、茄芳与文昌公司之间的交易不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而是对文昌公司实施的诈骗行为，所诈骗的不是票据金额，而是汇票本身。该刑事案件相关证据材料显示，刑事被告人陈洋、茄芳拿到10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并不是为文昌公司办理贴现，而是两人分赃，各自将汇票“贴现”后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可见，刑事被告人陈洋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诈骗手段取得了系争汇票。从陈洋于2013年9月26日诈骗犯罪既遂的那一刻起，系争汇票即处于被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状态，为诈骗犯罪的赃物。特别要指出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和宁夏高院的刑事判决作出后，刑事被告人陈洋、茄芳认罪服判，未提出上诉。文昌公司曾经是系争汇票的合法占有人，也是系争汇票的最后合法持有人。刑事被告人陈洋对系争汇票的非法占有，并不能否定文昌公司对系争汇票的合法权利。原审判决认定系争汇票被交付给陈洋后，文昌公司即丧失了对汇票的所有权，与陈洋仅为债权、债务关系。如按原审判决的定性，陈洋对系争汇票应为合法占有，则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文昌公司亦非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如本案原审判决成立，则银川中院和宁夏高院认定事实错误，刑事被告人陈洋、茄芳可就刑事案件提出申诉。但显然，原审判决与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判决之间存在重大冲突，将引发新的纷争。二、案外人曹俊系经非法交易取得系争汇票，且具有重大过失。案外人曹俊在知晓系争汇票为犯罪赃物时，为对抗司法机关的追缴而通过虚假交易转移汇票，故案外人曹俊和金玉佳源公司对系争汇票均不构成善意取得。⒈依照法律规定，银行承兑汇票只能在企业或其他组织中流通，不能在个人之间流通，案外人曹俊以非法交易手段取得了系争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是在经济往来中，以合同、发票等为基础开立，背书也应是在商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根据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王磊、刘金宝、陈洋、茄芳、高斌、贺建生、曹俊和刘辉等人进行的调查，可以还原系争汇票被非法倒卖流转的整个过程：2013年9月26日，高斌的亲戚党志强通过电话告诉高斌，说陈洋有6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要贴现。高斌表示能联系贺建生办理。次日早晨，陈洋派人将650万元汇票交给高斌。高斌再把汇票交给贺建生。贺建生将系争汇票交给曹俊，曹俊即扣除贴息19万元，将其余款项汇到贺建生指定的账户。从这整个过程来看，从陈洋到曹俊之间的几手交易均是个人之间的非法交易。⒉案外人曹俊取得系争汇票具有重大过失。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指对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完整性、背书连续性和文意规范性注意义务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盗窃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系争票据由贺建生交给曹俊时，最后的被背书人一栏只有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签章，未填写被背书人名称。从彼时最后的被背书人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到贺建生这一环节，汇票上记载的事项不完整、背书不连续，曹俊未问明贺建生该汇票的来历，或与背书人的关系即与之交易，构成重大过失。⒊系争汇票上“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背书转让给平罗县金玉川冶金有限公司”这一交易环节是案外人曹俊虚构的，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司法机关追缴赃物。2013年12月6日，案外人曹俊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已经知晓其持有的汇票为赃物并被依法冻结。此后，曹俊于2014年6月9日注册成立金玉佳源公司。在曹俊的指示下，平罗县金玉川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川公司)将系争汇票“背书转让”给了金玉佳源公司，再由金玉佳源公司使用系争汇票与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兑换交易，但被后者识破而未成达成目的。随后，金玉佳源公司于2015年7月提起对银川市公安局的行政诉讼，请求判令银川市公安局解除对系争汇票的冻结。该案最终以金玉佳源公司撤诉结案。曹俊未经合法商品交易取得系争汇票，在得知其持有的汇票为赃物并被依法冻结的情况下，又注册成立金玉佳源公司，由其操控两公司进行汇票的“背书转让”，完全是为了达到对抗司法机关依法追缴赃物之目的。因此，案外人曹俊和金玉佳源公司对系争汇票均不构成善意取得。三、刑事被告人陈洋、茄芳诈骗案案发后，公安机关冻结了系争汇票。但当时的持票人曹俊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提起民事诉讼，而是唆使刘辉另行成立新公司，将系争汇票非法转让。案外人曹俊不是系争汇票的持有人，不享有系争汇票的权利，更不是本案当事人。原审判决在案外人未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撇开案件当事人争讼的法律关系，审查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对案外人的权利作出认定，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四、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曹俊目前并非票据上的最后被背书人和持票人，原审法院却认定其为票据权利人，于法无据。再假设曹俊系涉案票据的权利人，那么从该票据自2013年11月26日被冻结或自2014年3月4日到期至今，曹俊均未向任何有权机关主张其享有票据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到期日起两年不行使权力，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票据权利消灭。原审仍然认定曹俊为票据权利人，不仅是对个人非法倒票行为的肯定，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金融法规关于禁令个人倒票行为规定的破坏。五、本案的事实和性质，与金玉佳源公司提供给原审参考的（2014）民二终字第17号案件截然不同，然而原审却生搬硬套到本案的审理之中，造成错判，应予纠正。在本案中，由于汇票不是一般的流通物，其取得和流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相关管理法规的具体特殊规定，审查票据当事人及流通参与人是否履行必要注意义务及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根据公安机关对曹俊所作的笔录：⒈曹俊明知自己个人及公司均不得从事汇票交易买卖；⒉曹俊明知票据的来源不清；⒊曹俊明知贺建生不是票据上当时最后背书人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公司的代理人或支付了对价的合法持票人；⒋曹俊在明知票据背书不连续，高斌、贺建生均无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连续背书来证明其是合法持票人和拥有票据权利的情况下，轻信高斌或贺建生的所谓承诺，只是查询票据是否冻结，就擅自向案外人陈余山转款，其行为明显违法和不合常理，故其个人收购和倒卖汇票，存在明显恶意及重大过失，应自行承担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判决明显错误。被上诉人金玉佳源公司辩称，⒈文昌公司主张原审判决在双方未提供贴现合同作为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文昌公司与陈洋曾签订贴现合同没有根据。但法律并未规定贴现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王磊、陈洋及茄芳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或讯问时都陈述了汇票的金额、贴现率等事项，而且所述金额全部一致，足够证明双方之间合同的存在。故即使文昌公司与陈洋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不影响口头合同的成立。⒉银川中院和宁夏高院的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陈洋退赔金额为270万，茄芳退赔金额为278万，文昌公司却称陈洋退赔的270万元不是贴现款。文昌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⒊曹俊与高斌之间是否订立《资金周转协议》并不影响曹俊合法取得涉案票据的权利。即使该票据为陈洋诈骗所得，但曹俊在交易时支付了对价，且为善意，已可以善意取得该票据。⒋诈骗罪的关键在于犯罪份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使受害人陷入错误的认知而自愿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如果单从民法角度分析，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是债权债务关系、委托关系、保管关系等等。正因为犯罪人实施了诈骗，才使这种正常的民事行为上升到刑法规制的范畴。就本案而言，陈洋从文昌公司取得票据，从民事行为角度而言，双方本就是债权债务关系，而正因为其目的为非法占有，故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在刑法上被定性为诈骗罪。本案本身就属于民商事案件，原审判决从民法角度阐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妥，并不与既定的刑事判决产生冲突。文昌公司称原审判决将引发新的纷争没有任何依据。另外，若文昌公司关于其系涉案票据的最后合法持有人之主张成立，则其将无法解释为何宁夏高院的刑事判决没有对金玉佳源公司占有的涉案票据进行追缴，及为何宁夏高院最终解除了对涉案票据的保全措施。⒌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判例中早已确定了“没有基础关系但已经支付对价能够取得票据权利”的原则。2014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2014）民二終字第17号判决，该判例还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案例中，对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有指导意义。现文昌公司仍以贴现双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为由主张票据转让行为无效，实属知识滞后。其次，当前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在票据已经流转（甚至已经贴现或付款）的情况下，以基础法律关系（买卖票据）违反行政法规无效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无效没有任何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当事人只能要求确认自己与相对方的交易行为无效，无权要求确认他人之间的交易无效。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为使得票据能够脱离基础交易关系而独立进行流通。权利人只要持有有效票据就可以享有票据权利，至于票据赖以发生的原因则在所不问，持票人接受票据的原因只存在于交易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一经转让，其原因关系对票据效力的影响即被切断。也就是说在陈洋取得票据后，一旦转让，除非交易对方为恶意，否则就已切断了诈骗行为对票据的影响力。在本案中，金玉佳源公司通过背书转让取得该票据，此时可以主张金玉佳源公司无票据权利或者转让行为无效的主体仅限于其前手，包括文昌公司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均无权主张转让行为无效。⒍宁夏高院作出的刑事判决明确记载，陈洋、茄芳诈骗金额为1050万元，已退赔金额为548万元，责令退赔金额为502万元。陈洋、茄芳虽已入狱，但仍有赔偿义务。而文昌公司又以同一事实向金玉佳源公司主张其票据权利，如果文昌公司所称其是票据的合法持有者成立，文昌公司即拥有了系争票据，又可以继续向陈洋和茄芳主张赔偿损失，其在本次诈骗案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得利500万元。同时，系争汇票再度归于文昌公司不仅将使金玉佳源公司无处追讨已支付的汇票贴现款，而且也与已生效的宁夏高院刑事判决背道而驰。⒎银川中院及宁夏高院已经查明，文昌公司被诈骗的五张汇票票面金额合计1050万元，陈洋骗取的汇票票面金额为650万元，茄芳骗取的汇票票面金额为400万元，在案发前，陈洋已经退赔270万元。也即在涉案汇票的500万元票面金额中，至多有380万元属于陈洋未退赔部分。现文昌公司向金玉佳源公司主张500万元的汇票权利，实属无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建阳区农村信用社述称，建阳区农村信用社对本案的意见与金玉佳源公司一致。上诉人文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文昌公司对票号为4020005120754828，出票银行为建阳区农村信用社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并由建阳区农村信用社依法向文昌公司兑付票据金额500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6日,文昌公司指派工作人员王磊、刘金宝，将公司持有的5张票面金额共计1050万元承兑汇票（含本案诉争的500万元汇票一张，出票行为建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票公司为上海唐堂钢铁有限公司，汇票最后被背书人为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公司）经案外人茄芳介绍，与原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银川新华西街支行信贷科科长陈洋个人协商办理汇票贴现，双方谈妥贴现利率后，订立合同一份，约定扣除贴现利率后，其余款项由陈洋在三天内转入文昌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文昌公司在未于汇票上背书的情况下，将五张汇票交给陈洋。因陈洋欠案外人茄芳款项，其中400万元汇票被茄芳拿走，用于抵偿其与茄芳之间的债务。同年9月27日，陈洋将650万元汇票（含涉案500万元汇票一张）交给案外人高斌贴现，高斌将汇票交平罗县鑫泰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贺建生贴现，贺建生收到150万元的汇票，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款转给高斌，另500万元的汇票交给金玉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俊进行贴现。高斌与曹俊订立《资金周转协议》一份，约定将涉案汇票转让给曹俊，曹俊保证见票付款。曹俊将汇票拿到石嘴山银行验票无误后，按高斌的要求将扣除贴现利息19万元后的481万元，分三次转入高斌提供的银行帐户。同年9月28日，王磊及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万斌找到陈洋要求还款，因陈洋未能还款，遂向文昌公司出具《遗失证明》，注明汇票已遗失。陈洋在收到650万元汇票贴现款后，将其中的270万元（含另一张150万元汇票的贴现款）于2013年9月30日、10月10日、10月14日分三次转帐到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万斌的帐户，其余380万元转入其他帐户用于偿还其个人对外借款。因文昌公司未能按约收到陈洋的汇票贴现款，遂向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报案，2013年11月1日，陈洋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银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3月17日，银川中院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一审判处陈洋无期徒刑，责令陈洋与茄芳共同退赔文昌公司502万元。宁夏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认为“所涉票据权利存在争议，应赋予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确认该票据权属的权利”。原审法院另查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4年5月12日将从案外人茄芳处扣押的现金93万元发还给了文昌公司，在刑事诉讼阶段茄芳退赔185万元给了文昌公司。本案诉争的汇票被背书人为：上海根兴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鑫海海港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平罗县金玉川冶金有限公司—平罗县金玉佳源商贸有限公司—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宁夏鹏炜煤业有限公司—平罗县金玉佳源商贸有限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票据纠纷系由双方当事人从事涉案商业汇票贴现、转让行为而引发，其交易的本质是民间借贷、融通资金活动。文昌公司委托工作人员，经茄芳介绍，到案外人陈洋处“贴现”，双方为汇票的贴现订立合同一份，约定了金额及回款时间。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其一，文昌公司并非票据法意义上的转让票据，而是文昌公司自己将未填写被背书人的汇票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转让给他人，其具有办理汇票“贴现”的意思表示。其二，文昌公司拟将汇票“贴现”，是与陈洋联系，其进行汇票“贴现”的相对方是陈洋。在办理“贴现”过程中，文昌公司将本案诉争的500万元汇票交由陈洋，文昌公司与陈洋之间不形成委托关系，实为汇票的转让。陈洋将汇票找高斌贴现，高斌将汇票介绍给贺建生，贺建生又将汇票介绍给曹俊贴现，曹俊取得汇票并经验票后，按约向高斌支付了相应的对价，高斌亦按陈洋的要求将贴现款转入陈洋指定的帐户，后陈洋将其中的270万元（含另一张150万元的汇票贴现款）转入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万斌的银行帐户，说明文昌公司向陈洋转让汇票行为已完成，文昌公司已丧失了对汇票的所有权，仅与陈洋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曹俊受让汇票时，核验了票据真伪，并依约向出让方支付了相应的贴现款，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取得汇票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曹俊已取得了本案诉争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曹俊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后，将汇票背书给金玉佳源公司，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诉争票据背书完整，最后被背书人并非文昌公司，鉴于票据的无因性，且文昌公司已将票据对外贴现，现文昌公司要求确认对诉争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并由出票行即建阳区农村信用社向文昌公司兑付汇票金额5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吴忠市文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文昌公司对原审所认定文昌公司指派工作人员王磊、刘金宝与陈洋之间就系争票据所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及曹俊与高斌曾订立一份《资金周转协议》持异议，但原审判决认定的该两项事实，有公安机关对王磊、刘金宝、陈洋等人所作笔录和原审法院向银川中院所调取的《资金周转协议》在案为证，文昌公司在本案中又未能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相反证据，对文昌公司该项异议不予采纳。文昌公司对曹俊将票据贴现款481万元转入高斌提供的银行账户持异议，认为收款账户属于陈余山。经查，曹俊分三次将票据贴现款481万元转入陈余山账户属实，但宁夏高院（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9月27日，陈洋让汪海江通过高斌将金额为650万元的2张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高斌从宁夏鑫泰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贺建生处将150万元汇票贴现，从金玉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俊处将500万元汇票贴现，扣除贴现利息后贺建生、曹俊通过高斌将贴现款汇给陈洋。故对曹俊已支付481万元汇票贴现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文昌公司还称，原审认定陈洋曾将270万元票据贴现款分三次转账支付给文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万斌并非事实，马万斌确有收到陈洋转账支付的270万元，但该270万元并非票据贴现款，而系陈洋向案外第三人借款后退赔给马万斌的款项。根据宁夏高院（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的认定，陈洋将承兑汇票贴现款中的270万元于2013年9月30日、10月10日、10月14日转账支付给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万斌。故文昌公司该项异议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文昌公司认为原审遗漏认定的其系合法取得系争汇票及陈洋因身负巨额债务无力支付贴现款，遂将汇票交付高斌贴现两项事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阿拉善盟天帮煤焦炭有限责任公司因与文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交易，将包括系争汇票在内的5张汇票交付文昌公司用于支付货款。至于陈洋是否因身负债务而将汇票交付高斌进行贴现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银川中院(2015)银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六项判定向金玉佳源公司追缴涉案汇票，发还被害单位文昌公司。宁夏高院(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认为该票据权利存在争议，应赋予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确认该票据权属的权利，原审判决追缴不当，遂撤销(2015)银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第六项。二、阿拉善盟天帮煤焦炭有限责任公司将系争汇票交付文昌公司时，系争汇票上的最后背书人和被背书人皆为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9月26日，文昌公司的工作人员将系争汇票交付陈洋时，汇票上的最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栏仍未发生变动。在系争汇票流转于曹俊后，汇票上的被背书人栏上被填入曹俊任法定代表人的金玉川公司之名称。三、宁夏高院(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查明，2013年11月26日，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将系争汇票冻结；2013年12月4日，曹俊欲将系争汇票提前承兑，经向银行查询发现该承兑汇票被公安机关冻结。四、因陈洋未能按约定期限和约定数额给付汇票贴现款，文昌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向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报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文昌公司是否享有系争汇票载明的票据权利。首先，文昌公司系因与阿拉善盟天帮煤焦炭有限责任公司的买卖交易关系，合法持有系争汇票。根据王磊、刘金宝、陈洋等人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或讯问时所作陈述可得知，文昌公司将系争汇票通过其工作人员王磊、刘金宝交付陈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办理贴现以提前承兑现金。陈洋则经高斌及贺建生将汇票交付金玉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俊进行贴现，曹俊在对汇票的真实性进行查验后，向陈洋支付了合理对价。尔后，汇票上的被背书人栏上被填入曹俊任法定代表人的金玉川公司之名称。鉴于曹俊的金玉川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使金玉川公司成为系争汇票上的被背书人等事实，应当认定曹俊与陈洋进行票据转让系代表金玉川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陈洋与金玉川公司之间以支付对价的方式转让汇票,其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法律规定将其排除在基础关系之外。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之规定，金玉川公司在票据被背书人栏记载自己的名称，能产生获得行使汇票权利的法律效力。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金玉川公司通过支付对价取得系争票据，且文昌公司未能证明金玉川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或者出于恶意取得票据。事实上，金玉川公司与陈洋之间的汇票转让交易发生于2013年9月27日。而文昌公司因陈洋未能按约定期间和约定数额支付汇票贴现款，于2013年10月15日以陈洋构成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3年11月26日方将系争汇票冻结。金玉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俊直至其于2013年12月4日意图将系争汇票提前承兑时，经向银行查询才发现汇票已被公安机关所冻结。基于上述事实，亦无法推断金玉川公司在受让汇票时为恶意。因此，金玉川公司与陈洋之间的票据转让行为在民商事法律上的效力为有效，金玉川公司取得系争票据属善意取得。综上，文昌公司业已丧失了最后合法持票人身份，不得主张享有系争汇票载明的票据权利。故原审判决对文昌公司要求确认其享有系争汇票的权利，并由建阳区农村信用社向其兑付汇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同时，宁夏高院在（2016）宁刑终42号刑事判决中认定，陈洋将系争票据贴现后，将贴现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借款，构成诈骗罪，责令陈洋对其非法所得予以退赔。因此，文昌公司可就其未收到票据贴现款而遭受的损失向陈洋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文昌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0元，由上诉人吴忠市文昌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争春审判员  乐 芳审判员  陈志勇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叶晓桐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