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晋民申157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兴县蔡家崖乡水江头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高茂林，该村委会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峁平，男，1955年2月18日生，汉族，山西省兴县人，现住山西省兴县。再审申请人兴县蔡家崖乡水江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水江头村委会）因与被申请人高峁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民终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水江头村委会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民终28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撤销兴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做出的兴农地仲案（2014）第1号仲裁裁决书，并依法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无效；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属于虚假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不存在”四荒”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首先，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认定，送检的标称时间为”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甲方”水江头村民委员会”、乙方”高峁平”的《合同书》原件（复写联）上黑色墨水书写字迹不应是标称时间形成，而其他字迹及印文形成时间不能确定。即，被申请人所持有的涉案合同书不是1994年5月6日形成。而其他字迹及印文形成时间不能确定。两项鉴定意见，没有一项确定涉案合同书形成于标称时间，而是非常明确指出”黑色墨水书写字迹不应是标称时间形成”，足以否定被上诉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而被申请人再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双方存在四荒土地承包法律关系，一、二审判决认为鉴定意见不能否定涉案合同书形成于1994年5月6日，完全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一审庭审中，申请人提交了1994年5月1日至1995年期间，申请人与其他村民签订的四份土地承包合同，该四份合同的真实性，已被原承办人高某1（被申请人申请的证人）确认。该四份合同均为一式四分，且经过杨家坡乡农经站予以鉴证并盖章确认。而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作为同时期合同，而且经手人均为高某1，却是一式两份，且无任何部门的鉴证并盖章确认。作为同一时期的合同，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与其他合同存在巨大差异，完全不符合常理。特别是，被申请人及其证人所称，涉案合同书既有乡领导组的参与，又经过县政府会议决定，是为了落实国家治理农村四荒政策的重大行动，如此隆重的行为，为何却签订了一份完全不符合当时程序流程的合同?结合前述鉴定意见，完全可以认定被申请人所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完全为虚假合同。然而，一审、二审判决却无视基本的案情与情理，均做出完全违背事实与情理认定，实在令人遗憾。特别是：被申请人申请的证人高某1对其亲自经手四份合同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见庭审笔录高某1证言）。而证人任某，如其所称，其本人作为当年所谓”四荒”领导组成员，亲自参与了双方当事人签订四荒土地承包合同全过程，但在庭审过程中，任某对合同的诸多重要细节均陈述错误（见庭审笔录），高某1与任某的证言根本不足以采信。第三，根据1996年6月1日国办发（1996）2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规定，我国关于农村四荒土地的治理政策产生于1996年6月1日，之前并无此项政策的出台。被申请人所称，为落实国家治理农村四荒土地政策，在原杨家坡乡”四荒”领导组的主持下，与申请人于1994年5月6日签订了四荒土地承包合同，根本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前述事实完全可以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书属虚假合同。一二审判决仅就鉴定意见阐述观点，无视本案当时政策现状与涉案合同的巨大瑕疵等事实，片面认定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所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二、被申请人提供的2012年2月25日拍卖四荒合同属伪造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被申请人提供的2012年2月25日拍卖四荒合同的来源，当时的经手人高某2已作出说明，并呈送了自己的悔过书。该合同是高某2受到蒙骗，被被申请人骗取公章后，由被申请人自己制作的一份伪造合同。对此，高某2对管理使用公章的错误已作出说明并悔过。其证言与被申请人申请的证人证言地位完全相同，应当予以同等对待，不存在被申请人所称的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况且，根据兴农地仲案（2014）第1号仲裁裁决书中，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11年3月已将本案所涉土地发包给本村村民高小云、高迎胜，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为此高迎胜已支付全部承包费用。按照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陈述，既然明知涉案土地于2011年3月已发包给其他村民，就应当以其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张权利，而不是于2012年2月25日就同一块土地重新签订拍卖合同。而作为申请人更不可能将已于2011年3月已发包给其他村民的土地，再次于2012年2月25日发包给被申请人。由此可见，证人高某2证明被申请人骗取公章伪造合同的证言可信度更大。退一步讲，被申请人既然已于1994年获得承包经营权，又何必于2012年就同一块土地再次签订承包合同，其用意完全是欲盖弥彰。据此，完全可以认定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属于虚假合同。而被申请人制作2012年2月25日合同完全是掩盖1994年虚假事实的手段而已，属于一份伪造的合同。三、被申请人既没有履行涉案合同义务，也没有实际治理涉案土地。申请人1994年没有收取被申请人交纳的400元承包费用，被申请人提供会计出纳账簿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实，不能认定被申请人已经交纳了承包费用，事实上也没有交纳。而被申请人称，已对涉案土地实施了治理，栽种了各种果树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被申请人部分家庭承包地位于涉案土地范围内，被申请人仅仅是对其自己的家庭承包地进行了管理，并没有对家庭承包地范围之外的其他土地进行治理。一、二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已对涉案土地进行治理，没有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签订意见已证明，被申请人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而本案各方面事实更进一步佐证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属于虚假合同，被申请人主张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能成立，双方自始不存在四荒土地承包法律关系。而兴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兴农地仲案（2014）第1号仲裁裁决书，本就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但一二审判决依然无视基本案情，继续以错误的事实予以判决，既违背了公正司法之精神，又严重损害申请人全体村民集体利益，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涉案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中，水江头村委会作为合同一方加盖公章，高峁平作为合同另一方签字，且在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合同中水江头村委会加盖的公章以及高峁平签字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审法院判决涉案1994年5月6日”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水江头村委会主张高峁平持有的1994年5月6日合同书系虚假合同，双方不存在”四荒”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再审申请人称高峁平提供的2012年2月25日拍卖四荒合同属伪造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主张高峁平没有履行涉案合同义务，也没有实际治理涉案土地，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兴县蔡家崖乡水江头村民委员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兴县蔡家崖乡水江头村民委员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韩红斌审判员李晓轩审判员宋霞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殷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