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6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叶多，女，1998年2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保家（吕叶多之父），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元村30号。法定代表人：张海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男，该公司法务部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莲，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叶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演出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叶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北京市文化局向举办单位北京演出公司出具的京演[2016]0271号《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涉外营业性演出）》（以下简称《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是合同内容。首先，如果《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不是合同内容，那么吕叶多和北京演出公司之间的合同就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合同；其次，在北京演出公司没有公示演出曲目的情况下，《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记载的“演出曲目”就应当是实际演出的曲目，如果不是，须由北京演出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再次，吕叶多与北京演出公司之间的合同是格式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据此应认定《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歌是合同内容；再次，根据一审判决和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可以推知《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演出曲目就是合同内容；最后，《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确定的26首歌加一起总时长，与一般演唱会的时间正好相符，一般消费者都会认为这26首歌就是应当演出的歌曲，吕叶多之所以买票就是认为这26首歌是应唱歌曲。二、一审法院对金南俊突然晕倒的定性是错误的。首先，意外事件不是免责事由；其次，金南俊是中暑，不是突发疾病；再次，舞台温度较高和缺氧造成的“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北京演出公司存在过错；最后，缺少一名成员本身就破坏了节目的完整性，更何况消费者往往是冲着某些明星去的，该类明星的演出具有不可替代性。北京演出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是行政许可，其中载明的演员和演出内容多于实际人员，这是营业性演出的通常做法；二、行政许可的演出曲目不是必演曲目，备案曲目多于实际演出曲目也是通常做法；三、金南俊突然晕倒，北京演出公司不存在过错，本案是合同纠纷，意外事件发生后，我方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北京演出公司已经将合同内容履行完毕。吕叶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北京演出公司退还演唱会门票票面价值的50%，即457.6元；2、请求判令北京演出公司支付违约金1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2日，北京市文化局向举办单位北京演出公司出具《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内容：“演出名称2016BTSLIVE演唱会；入境演员（团体）韩国艺人金南俊等15人；在京演出日期2016年7月23日；在京演出地点首都体育馆；在京演出场次1场；演出内容26首曲目……”。2016年7月23日19时30分，韩国艺人团体防弹少年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2016BTSLIVE演唱会”。演出过程中，演出人员金南俊突发疾病，演唱会暂停。后演唱会现场工作人员及防弹少年团其他6名成员向现场观众说明事件情况并致歉。演唱会恢复后，金南俊未再参演，其余6名防弹少年团成员继续演出至演唱会结束。本次演��会现场共演唱15首曲目。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于2016年7月27日出具院前急救证明书：“患者金南俊于2016年7月23日晚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时突发晕厥，999现场保障车组立即给予紧急处置后，病情缓解，生命体征平稳，建议到医院进一步救治，特此证明。用车时间2016年7月23日。”上述演唱会当天及之后，北京演出公司通过其官网网站、新浪官方微博等公开途径对上述涉案事件情况发布公开说明及致歉说明，并发布对通过正规途径渠道购票的观众给予相应纪念品补偿等措施的公告。北京演出公司认可其作为涉案演出的主办方及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在本案中独立承担责任。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吕叶多提交票价880元票号为XH10236045的2016BTSLIVE演唱会门票一张，以证明与北京演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北京演出公司对该门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就其异议提交任何反证。吕叶多主张依据《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内容所示，涉案演唱会应演出26首曲目，实际仅演出15首曲目，故北京演出公司未能依约提供服务，应就其违约行为退还部分票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北京演出公司对吕叶多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该《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仅系涉案演唱会得以举办而必经的前置行政审批程序，公司方并未对外公示该文件内容，亦未以此作为对观众承诺的演出内容，故该许可决定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涉案演唱会中艺人因病不能演出系意外事件，无法预料且不可避免，主办方在事件发生时及时向观众披露实情并致歉，后又以邮寄纪念品等方式采取补救措施，故北京演出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亦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北京演出公司对其上���主张提交补偿纪念品实物、快递及邮寄清单予以证明，吕叶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否认自己收到纪念品补偿，亦不认可纪念品补偿可替代对方违约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吕叶多提交涉案演唱会门票原件证明其与北京演出公司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北京演出公司虽对该门票的真伪提出异议，但未对其异议提交任何反证予以证明，同时考虑到北京演出公司作为该类无记名门票的提供方应对该门票之真伪具有相应鉴别技术及能力而未予举证的情形下，法院对其异议主张不予支持，依法认定吕叶多与北京演出公司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吕叶多持有该门票可享受相应服务，该约定系双方之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系依法成立的合同，签约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系《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是否应视为双方之间合同约定的内容。吕叶多主张北京演出公司应按照《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所载的26首曲目完成演出服务，现其未依约完全履行，仅演唱15首曲目，故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北京演出公司主张《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仅系涉案演唱会得以举办而必经的前置行政备案程序，并未对外公示，亦未以此作为对观众承诺的演出内容，不应视为合同约定内容。对此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系涉案演唱会得以举办而必经的前置行政审批程序，然而基于现实情况考量，此类演唱会在实际演出过程中可能受到场地、人员及气候等多种客观因素影响，实际演出内容较之演出前行政审批内容而言通常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观众作为服务接受方亦应对此怀有必要限度下的容忍性；具���到本案中，吕叶多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主办方将该《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予以公示宣传并作为对观众的履约承诺，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即为实际演出26首曲目。综上，在本案中完全将《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所载内容确定为双方合同约定内容，并据以判断违约与否有违常理、过于苛责，故法院对吕叶多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系艺人突发疾病造成演唱会中断事件是否构成主办方之违约责任。北京演出公司主张艺人突发疾病造成涉案演唱会中断系意外事件，无法预料且不可避免，主办方在事件发生时及时向观众披露实情并致歉，后又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故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亦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吕叶多对北京演出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行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造成的。在合同法项下，发生特殊情形时意外事件可作为合同履行的免责事由，但需受到一定限制，不可进行扩大解释；即意外事件不能当然免责，在行为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下，一般不能免责，在不可预见的原因引起损害结果且行为人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其可以免责。具体到本案中，第一，防弹少年团作为一个整体团队进行演出，在演出前必然需要根据团队整体及部分成员特点进行相应的演出规划及编排，在涉案演唱会按既定规划进行之时，团队中一名成员因突发疾病而不能继续演出，此事件的发生对于主办方及演出者而言具有不可预见性，在涉案服务关系成立时服务提供方及接受方对该事件发生及损害后果亦均无法预见，因此该事件应属突发性意外事件。第二，��办方在此突发性意外事件导致演唱会中断时，及时向观众披露了实情并致歉。第三，防弹少年团在突然缺位一名演出成员的情形下，其并未终止演出，而是暂停演出重新调配人员、编排节目后，由防弹少年团其他成员继续完成演出，并保证了演出的基本成效和顺利进行。鉴于此，法院认为北京演出公司对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突发性意外事件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吕叶多否认收到演出公司事后邮寄的纪念品一节，法院认为，该行为系演出方向广大歌迷表达歉意及诚意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正面评价，但该行为是否履行、吕叶多是否收到纪念品，均不影响本案上述定性。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吕叶多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曲目是否是合同内容；二、北京演出公司有无违约行为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曲目是否为合同内容。首先，演唱会门票是合同凭证，证明观众与举办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该服务合同应包括时间、地点、服务内容等。服务内容不能依据《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予以确定，因为《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是行政审批结果，仅表示该演出经过了行政审批，演出人员和演出内容不超出行政审批范围，并不能当然地等同于实际演出内容，依行业惯例，实际演出人员和演出内容通常少于审批内容。其次，演唱会类型的服务合同中，服务内容应与前期宣传一致，并允许因客观环境不同而进行适度调整。吕叶多主张《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歌是合同内容，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演唱会的前期宣传中有此内容。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所确立的精神，结合行业惯例，认定《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曲目是合同内同反而有悖于通常理解。最后，吕叶多从时长推断出的服务内容，并不能当然地成为合同内容，合同内容应结合前期宣传确定。因此，涉案《文化局准予许可决定》中的26首曲目不能直接视为合同内容。关于争议焦点二，北京演出公司有无违约行为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首先，涉案演出为韩国艺人团体防弹少年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的“2016BTSLIVE演唱会”，在演出过程中，团队成员金南俊因突发疾病而不能继续演出，造成演唱会中断，此事件的发生对于主办方及演出者而言具有不可预见性，属于突发性意外事件，并非北京演出公司的故意或过失所致。吕叶多主张金南俊晕倒系中暑所致，而中暑能够避免，对此吕叶多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韩国艺人金南俊晕倒后，北京演出公司及时说明情况并做出了妥善处理，演唱会现场由防弹少年团其他成员继续完成演出，总演出时间达到一个半小时，保证了演出的基本成效和顺利进行。吕叶多主张金南俊的演出具有不可替代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北京演出公司对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突发性意外事件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吕叶多之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故对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应��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吕叶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新审 判 员  汤 平代理审判员  赵小军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黄慧婧书 记 员  周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