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6民终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秀花，女，1986年1O月26日生，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田，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农英祥，男，1965年3月15日生，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农爱堂，女，1968年12月28日生，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彬，男，1989年12月5日生，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农爱堂（系黄文彬母亲），住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林兰小组。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何秀花因与被上诉人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8民初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8月29日组织上诉人何秀花及其代理人李兴田，被上诉人农英祥、农爱堂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秀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其损失。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证不合法，判决错误。一、何秀花诉被上诉人的基本事实是：何秀花与农英祥、农爱堂因种地争议起纠纷而发生肢体冲撞，农英祥、农爱堂于2016年11月28日下午叫黄文彬等人到何秀花家打伤其夫妻。何秀花并未诉称2016年11月28日晚，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手持钢管对何秀花及其丈夫进行殴打。二、一审判决不公正，有很明显的偏向性，本案的事实清晰明了，何秀花与农英祥、农爱堂发生纠纷后，农英祥、农爱堂于2O16年11月28日下午叫黄文彬纠结人，并由农英祥带着黄文彬等人到何秀花家打伤其夫妻，一审法院却以何秀花夫妻在公安的笔录中未记有黄文彬而是8个陌生人，并以农英祥、农爱堂在本案中的否认为由，认定何秀花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何秀花认为，一审判决逻辑有问题，打架当时不知道打自己的人，难道事后就不能或者是不可能知道打自己的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了农英祥和去打架的8人同时进何秀花家，待打架的8人打伤何秀花夫妻后又同时离开何秀花家，为何还不能认定是农英祥、农爱堂叫去打架的人，有这样偶然巧合的吗?一个偶然可以理解，多个偶然便是必然，这已完全说明了农英祥、农爱堂叫黄文彬带人到何秀花家打伤何秀花夫妻的事实，说明何秀花被8人打伤与农英祥、农爱堂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能查明8人是谁，农英祥、农爱堂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再者，一审法院已查明何秀花被农爱堂于2016年11月27日打伤，为何又不判决农爱堂承担赔偿责任?三、何秀花一审提交了其夫妻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调解笔录。该笔录虽为自己一方的陈述，但是在公安机关形成的，并能清楚的证实双方打架的事实经过，并能与调解笔录相互印证，调解笔录中农英祥的原话是“关于对方所受伤的费用，我不愿赔偿，因为我和农爱堂两老先被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农爱堂是“我是被对方多次骂打才引起后面的事”，这难道还不是农英祥、农爱堂与何秀花打架的事实？这已经明确的认可了后面发生的8个陌生人是自己叫人由丈夫农英祥带去打何秀花的。调解笔录明确记载了第一、二次打架的经过及农英祥、农爱堂带8人去打何秀花夫妻的事实，与何秀花夫妻的笔录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故意不分清调解笔录、调解协议的法律意义，调解笔录中记载的案件事实经过是双方认可并签字的，反映了纠纷的起因事实经过，怎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调解赔偿案件的调解笔录中记载的赔偿数额，可以看作是双方为了和好而让步，针对赔偿数额记载，在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应当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但事实不同，一审法院一边认定是调解笔录记载的基本事实，后面又称“涉案的当事人并未达成协议，该协议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既然未达成协议，又那来的协议呢？农英祥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本案事发头天何秀花就将我们俩老打伤，我已经报警，事发当天我去何秀花住的地方是要医药费，我并没有邀约年轻人去殴打何秀花。农爱堂、黄文彬答辩称，何秀花头天把农爱堂打伤，是农爱堂自己去医治，农爱堂没有殴打何秀花。第二天晚上去殴打何秀花的那8名年轻人并不是黄文彬邀约去的，农爱堂、黄文彬不认识这些人。何秀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赔偿其医疗费6297.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护理费1008元、营养费800元、误工费800元，共计9705.1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7日下午，因耕种田地一事，何秀花的丈夫农永宁与父亲农英祥在家里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何秀花知晓此事后回家理论，当其得知继母农爱堂刚来过家里，见俩父子吵架就走了，便出门追赶农爱堂问究竟，后何秀花、农爱堂因言语不合，发生争执并相互扭打，导致双方均有受伤，尔后，双方先后回到家里。次日19时20分左右，农英祥刚进到家里，随后就有八名陌生小伙子手执钢管不由分说就对农永宁和何秀花进行殴打，见到农永宁、何秀花不能反抗后才离开。在陌生小伙子离开时，农永宁准备报警，被其中一个小伙抢了手机不让报警，随后，那名小伙子将手机递给农英祥，农永宁拿回电话后当即报警。此后，八名陌生小伙子、农英祥就离开农永宁家。当晚，何秀花就到富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何秀花的伤情经医生诊断为：1.脑震荡；2.左额部软组织挫裂伤；3.劲2椎左侧椎弓骨折；4.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5.牙震荡伤。何秀花伤情好转后于2016年12月5日出院，共支出医疗费6297.17元。2017年3月21日，富宁县公安局新华派出所主持农英祥、农爱堂与何秀花、农永宁调解未果，2017年4月26日，何秀花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涉案当事人农英祥、农爱堂、何秀花经富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各自的伤情均为轻微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何秀花应对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存在伤害自己的违法行为、自己存在损害事实、自己所受伤害与上述三人实施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述三人存在过错等侵权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何秀花主张是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于2016年11月28日下午7时20分左右手持钢管在家里对自己及其丈夫进行殴打，导致自己受伤住院，但庭审中，何秀花认可其当晚被打时，农爱堂不在现场；农英祥虽在现场，但未殴打过自己；仅仅指认是黄文彬等人用钢管殴打自己，但其在新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并未提到其认识黄文彬，打自己的人均是陌生人，故其主张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三人对其实施伤害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同时，何秀花提出其受伤害是前一天自己和丈夫及农英祥、农爱堂因耕种家里的田地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次日，农英祥、农爱堂带人到家里进行打击报复，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何秀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农英祥、农爱堂的抗辩理由有事实依据，予以采纳。经一审法院释明，何秀花不要求追究其他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何秀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何秀花承担。经二审询问，何秀花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没有明确认定8名年轻小伙是农英祥带去的，并且这8名年轻小伙中就有黄文彬的事实错误；农英祥、农爱堂、黄文彬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也未提交新证据。何秀花围绕其上诉和提出的异议提交了富宁县新华派出所对许爱英等4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两被上诉人邀约8名年轻人殴打上诉人的事实，这8名年轻人中就包含了黄文彬。被上诉人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观点，认为4被询问人的陈述都是虚假的。本院认为：该4份《询问笔录》是2017年6月12日（一审判决作出后），富宁县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对许爱英、班金贵、昌玉英、农贵生所作的调查，其中许爱英、班金贵是何秀花的邻居、农贵生是农英祥的父亲、昌玉英是一个村的人，许爱英、班金贵、昌玉英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事发当晚看到农英祥开自己的车拉了7个年轻人来，年轻人都手持钢管跟着农英祥到何秀花家，后班金贵来到何秀花家看到何秀花及其丈夫均受伤，当时那些年轻人还在，年轻人及农英祥走后，班金贵开车送何秀花及其丈夫到医院治疗；一直在现场的农贵生陈述当晚农英祥进门后，跟着就有6、7个手拿钢管、棍子的年轻人进门，进来后就对何秀花及其丈夫进行殴打。该4份《询问笔录》与事发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所作的《治安案件调解笔录》记载的案件事实相印证，再结合农英祥、农爱堂在《治安案件调解笔录》中的陈述以及事发当晚农英祥在现场的反常行为（见到儿子被多人殴打既不惊慌、也不报警或者外出呼救，之后也不参与救治，而打人者抢走的手机也是递给农英祥等），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认定殴打何秀花的年轻人就是农英祥、农爱堂邀约教唆并由农英祥带去的。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已查明认定何秀花是被农英祥、农爱堂邀约教唆的年轻人殴打致伤，故农英祥、农爱堂应与殴打者共同对何秀花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何秀花主张黄文彬参与了殴打，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而且何秀花在派出所的笔录里称是被“8个陌生人殴打”，所以何秀花要求黄文彬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对外整体负责，对内则按照过错程度和原因力来确定最终责任份额，何秀花在一审中已明确表示只要求农英祥、农爱堂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追究其他殴打者的责任，是何秀花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农英祥、农爱堂承担责任后可向其他殴打者追偿超过其应承担的部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何秀花主张应赔偿其医疗费6297.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800元、误工费800元、护理费1008元，共计9705.17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经审查：①医疗费6297.17元属何秀花实际支付的就医治疗费，应予支持；②何秀花住院治疗了8天（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8天×100元/天），予以支持；③何秀花无证据证明须加强营养，故营养费800元不予支持；④何秀花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公交（2017）107号文件里载明的2016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121元/天（44019元÷365天），何秀花主张误工费每天100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应予支持，即误工费为800元（8天×100元/天）；⑤何秀花无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公交（2017）107号文件里载明的2016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155元/天，何秀花主张护理费每天126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应予支持，即护理费为1008元（8天×126元/天）；综上，何秀花因伤造成的合理损失为8905.17元（医疗费6297.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误工费800元+护理费1008元）。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已查明双方当事人因土地问题头天就发生了争议和冲突，即本案的发生有明显的前因，故对造成损害双方均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本院酌定由农英祥、农爱堂承担80%的责任，即7121元（8901.17×80%），由何秀花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即1780元（8901.17×20%）。综上所述，何秀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8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二、由农英祥、农爱堂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何秀花因伤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共计7121元；三、驳回何秀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何秀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农英祥、农爱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