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72民初570号原告：李凤华，女，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新城管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晓丽，女，198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新城管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托诉讼代理人：吴楠，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明鑫，男，199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新城管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建民，男，汉族，1958年8月31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新城管理区。原告李凤华、于晓丽、于明鑫（以下称三原告）与被告李建民（以下称被告）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死亡赔偿金88002元，丧葬费10238.7元，合计98240.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李凤华系死者于显晶的妻子，原告于晓丽、于明鑫分别系原告李凤华与于显晶的婚生女和婚生子。于显晶的父母已先于于显晶离世。于显晶生前受雇于被告，在其经营的“丹渔捕4173”渔船做船员工作。2016年4月15日，该渔船出海作业时与“辽丹渔运25005”船发生碰撞，导致于显晶溺水，2017年3月31日，于显晶被依法宣告死亡。该起事故经丹东渔港监督处认定，“丹渔捕4173”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辽丹渔运25005”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故，被告作为肇事船舶的经营人和死者于显晶生前的雇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家庭关系证明一份。证明三原告主体身份，本院予以采信；2、碰撞事故调查报告一份。证明死者于显晶生前系被告雇佣船员���在船舶碰撞后落水失踪下落不明，以及“丹渔捕4173”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辽丹渔运25005”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本院予以采信。3、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于显晶被宣告死亡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凤华、于晓丽、于明鑫分别系于显晶的妻子、女儿和儿子。于显晶的父母已先于其离世。于显晶生前受被告雇佣在其经营的“丹渔捕4173”渔船做船员工作。2016年4月15日2000时许，该渔船出海作业在与另一艘渔船并排绑靠锚泊时被“辽丹渔运25005”船碰撞并沉没，导致被告以及于显晶和另一名船员落水，被告被他船救起，于显晶与另一名船员失踪。该起事故经丹东渔港监督处调查后作出《碰撞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认定事实如下：碰撞事故发生时，“辽丹渔运25005”船在航，“丹渔捕4173”渔船处于锚泊状态未开启锚泊灯只开启网标灯，与其并排绑靠的渔船开启锚泊灯。当时海面能见度不良。“辽丹渔运25005”船的过失为：未保持正规瞭望、能角度不良时航行未按规定鸣放声号、未采用适合当时环境的安全航速航行、未能正确使用雷达设备、未正确显示在航机动船号灯。“丹渔捕4173”渔船的过失为：能见度不良情况下锚泊时未按规定鸣放声号、未正确显示锚泊船号灯。因而，该起事故属于双方过失引发的事故。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准则”及其他相应条款，认定“辽丹渔运25005”船过失较大，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船舶经营人于秋香对该船未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长期未按规定办理进出港签证等负有主要责任；“丹渔捕4173”渔船过失较小，对本起事故负有一定责任，船舶经营人李建民对该船未���规定配齐职务船员、《航行签证簿》未按规定进行年审等负有主要责任。2017年3月31日，于显晶被依法宣告死亡本院认为，三原告近亲属于显晶生前系被告雇佣的船员，与被告形成雇佣合同关系，且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遇船舶碰撞事故落水失踪后被依法宣告死亡，被告经营的渔船在该起事故中负有一定责任，对三原告因其近亲属于显晶的死亡而产生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三原告依侵权法律关系对被告提起诉讼是三原告对自己诉权的选择和处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发生碰撞的两艘船舶的责任比例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造成该起碰撞事故的两艘船舶，责任大小业经相关部门予以确定，三原告在本案中只对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照相应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对两条船舶过失行为的认定，“辽丹渔运25005”船过失较大，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丹渔捕4173”渔船过失较小，对本起事故负有一定责任。《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经2001修正案修正)》第八条关于避免碰撞的行动中规定，为避免碰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是积极的，及早地进行和充分注意运用良好的船艺。并且作的航向和（或）航速的任何变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大得足以使他船用视觉或雷达观察时容易察觉到。为避免与他船碰撞而采取的行动，应能导致在安全距离驶过。应细心查核避让行动的有效性，直到最后驶过让清他船为止。如需为避免碰撞或留有更多的时间来估计局面，船舶应当减速或者停止或倒转推进器把船停住���而在第十九条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中进一步明确，每一船应以适合当时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的安全航速行驶机动船应将机器作好随时操纵的准备。应充分考虑当时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一船仅凭雷达测到他船时，应判定是否正在形成紧迫局面和（或）存在碰撞危险。若是如此，应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由以上规则可以看出，就海上船舶碰撞事故的预防和避免，对于在航船的要求非常严格，避碰规则要求在航船舶预先通过人工瞭望、雷达探测等探知前方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并要提前保持安全航速和良好船艺。但根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做出的《碰撞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就导致该起碰撞事故的过失责任而言，“丹渔捕4173”渔船虽然没有按规定开启锚泊灯，但是作为船长的被告还在船上整理网具，并开启了网标灯，且与其绑靠锚泊的另一艘渔船开启了锚泊灯，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海上来船注意的作用，若“辽丹渔运25005”船驾驶人员有足够的注意和瞭望，完全能够发现锚泊渔船。事故的根本原因就是“辽丹渔运25005”船驾驶人员没有正确使用雷达设备、未正确显示在航机动船号灯、没有做到足够的注意瞭望，也没有保持安全航速和鸣放声号，最后导致碰撞事故发生。“辽丹渔运25005”船责任要远大于“丹渔捕4173”渔船。综上，本院认为，两船的事故责任比例划分，“辽丹渔运25005”船为85%，“丹渔捕4173”渔船为15%较为适宜，对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的70%/30%的比例划分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和标准，三原告主张按照大连市上一年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平均工资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于显晶为农村居民，���照大连市2017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4667元的标准，根据“丹渔捕4173”渔船应负15%责任比例计算为14667元×20年×15%=44001元。关于丧葬费，按照大连市2017年度六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34219元的标准，根据“丹渔捕4173”渔船应负15%责任比例计算为34219元×15%=5132.85元。两项合计为49133.8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凤华、于晓丽、于明鑫死亡赔偿金44001元、丧葬费5132.85元。两项合计为49132.85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28元（三原告已预交），由三原告负担564元，由被告负担5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十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玉传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