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0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5，男，1968年4月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耿某4，男，1974年2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6，男，1955年6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晓华，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耿某5、耿某4因与被上诉人耿某6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7民初3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某5、耿某4，被上诉人耿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纪晓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某5、耿某4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耿某6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耿某6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陶某从未分过家，北京市平谷区院（以下简称×号院）从未分给过耿某6，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证言自相矛盾。证人耿某1、耿某2、翟某1称分给耿某6的宅院为南院，耿某6自称分给其的是西院，相互矛盾。且耿某2、翟某1均未出庭，其证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耿某1证明有过分家且每人一份分家单，耿某6也认可有分家单，却不能出示，可见陶某从未分过家。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陶某分过家，该分家也不具备有效性。耿某6主张分家时间为1992年，此时耿某3已去世，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涉案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无论分家还是继承均应有三个女儿在场签字确认，但是女儿均表示不清楚分家的情况，故该分割不具备法律效力。陶某与耿某6曾于1997年10月6日签署协议，约定耿某6放弃继承涉案房屋，不承担陶某的养老问题，实际上耿某6也从未承担赡养义务。在耿某6未对老人进行赡养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分家并将涉案房屋分给过耿某6，也应当被撤销。耿某6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耿某5、耿某4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维持原判。耿某6于2017年4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号院的房屋归耿某6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某3、陶某夫妻共有四子三女，分别为耿某6、耿某7、耿某5、耿某4、耿某8、耿某9、耿某10。耿某3于1988年去世，陶某于2016年12月19日去世。耿某3在世时，耿氏一家共有四处房屋：祖遗老宅一处、1984年批建一处、1985年1月以耿某6名义购买知青房一处、1985年4月批建一处（现×号院）。×号院建成后，耿氏一家由祖遗老宅搬到×号院内居住。1993年5月，耿某6与同村村民结婚，结婚时耿某6妻子带有三个子女，婚后耿某6搬到女方在本村原有的房屋内居住生活，此后×号院主要由陶某居住使用。1993年年底，耿某4将1985年1月以耿某6名义购买的知青房拆除后重新翻建，1996年，耿某4将该处房屋出售。1997年10月6日，耿某6与陶某签署协议，约定“耿某6不继承财产，不承担陶某养老问题，生不养、死不葬”。2006年，耿某7去世。2008年，陶某将祖遗老宅出售。2011年左右，耿某5将1984年批建的房屋翻建，现该房屋由耿某5占有使用。2010年10月7日，陶某自行到×村委会找村干部代书遗嘱一份：“鉴于长子耿某6于1997年10月6日明确表示对我生不养、死不葬，不继承我的财产，现做如下决定：我现在居住的×号房院、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他所有财产，在我死后都由耿某5、耿某4平均继承，丧葬费用由耿某5、耿某4两股平均分担”。2016年12月19日，陶某去世。诉讼中，双方对于陶某生前是否曾为四个儿子分家发生争议。耿某6主张，陶某曾经于1992年请当时的生产队队长翟某1、会计耿某1及证人耿某2为四子分家，并且由耿某1执笔书写了分家单，分家方案为：四处宅院每人一处，祖遗老宅分给耿某7，学校南边的房子（1983年申请宅基地）分给耿某5，坑下的房子（1985年1月购买的知青房）分给耿某4，西院（×号院）分给耿某6。为此，耿某6提供了2017年2月18日由耿某2、翟某1、耿某1签字的书面证明作为证据，证明主要内容为：“耿某6、耿某7、耿某5、耿某4因家庭所需，四兄弟于1992年冬分家，当时分家情况如下：1.因父早逝，母体弱，耿某6操持家务等对家庭贡献多且岁数较大尚未成家，四弟兄愿将南边房屋分给耿某6，北边老宅分给耿某7，学校南边归耿某5，坑沿西边归耿某4所有；2.家里剩余存款全部归四弟耿某4作为上学补贴用；3.其余浮产随房所有，不再分割；4.粮食按人口均分”。同时，耿某6申请耿某1、曹某、张某、陈某、翟某2出庭作证，耿某1作证称：“1992年左右曾在×号院内为耿某6、耿某7、耿某5、耿某4分家，四处房子每人分得一处，最南头的房子分给耿某6，最北头的房子分给耿某7，当时写了分家单；耿某2、翟某1、耿某1签字的书面证明是根据三个人的回忆整理出来的，证明上的签字都是本人所签”。曹某称：“耿某6结婚是曹某给说的媒，说媒时耿某6的母亲说家里有耿某6的房子，村西南犄角的那处房子是耿某6的，耿某6婚后到女方家住，但不是入赘”。张某称：“说媒时，耿某6的母亲把房给耿某6了，就是陶某去世时住的那处房子，当时耿某6谈对象就是在那个房子相的家”。翟某2称：“耿某6的母亲说过，耿某6兄弟四人分过家，老房分给老二，南边是老三的，南河沿的是老四，耿某6母亲住的房子归耿某6，分完家后基本都没在家住，都在外面，四处房子原来都是耿某6操持建起来的”。对于以上书面证明和证人证言，耿某5和耿某4均不予认可。同时，耿某5申请耿某9、耿某10出庭作证。耿某9称：“从来没听母亲说过分家的事，具体有没有分过家不清楚；母亲陶某主要由耿某5和耿某4赡养；耿某6结婚时是否属于入赘不清楚，1997年听母亲说是上门女婿；家里的四处房子都是母亲陶某的；耿某9于1983年结婚，结婚在老房，结婚时父亲患有脑血栓，四肢活动不便，能干点家务活。”耿某10称：“家里有四处房子，没分过家，房子都是老家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陶某生前是否曾为耿某6、耿某5、耿某4、耿某7分家；二、如确曾分家，耿某6是否已经放弃了×号院的所有权。对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证人耿某1的证言内容与耿某2、翟某1、耿某1签字的书面证明内容，以及证人曹某、张某的证言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在耿某6婚前陶某曾为四个儿子分家，将诉争的×号院分给耿某6的事实。耿某5辩称四兄弟未曾分家，与耿某4于1993年翻建1985年1月以耿某6名义购买的知青房，1996年将该房出售的事实，以及耿某7去世后陶某将祖遗老宅出售的事实，和1984年批建的房屋现由耿某5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不符，耿某5、耿某4实际占有、处分的房屋与耿某2、翟某1、耿某1书面证明中关于1992年书写分家单时确定的分家方案中分配给耿某5、耿某4的房屋完全一致，据此能够确认耿某6主张的四兄弟在1993年前分家，每人分得一处房屋的情况属实。退一步讲，如耿某5所述属实，在四兄弟未分家的情况下，耿某4也无权在1993年翻建1985年1月以耿某6名义购买的知青房并在翻建后将该房出售。综上，对于耿某6主张的分家经过，法院予以采信，并确认×号院在1992年分家时分给耿某6的事实。对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耿某5提供的1997年10月6日的协议的签署双方为陶某和耿某6，从协议双方主体和协议内容的字面意思理解，耿某6“不继承财产”指的应是不继承陶某的财产。从协议的前后内容看，耿某6不承担陶某的养老问题，对陶某生不养、死不葬，该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陶某的赡养问题，而因赡养争议牵涉的财产继承问题通常仅涉及被赡养人的财产范围，难及于其他。因此，根据协议前后文义解释，耿某6“不继承财产”亦应理解为不继承陶某的财产。这一点在陶某后来的遗嘱中也能得到印证，陶某在2010年10月7日委托村干部代写的遗嘱中，将1997年10月6日协议中耿某6的意思明确为“对我生不养、死不葬，不继承我的财产”。据此，应当认定耿某6与陶某签署1997年协议时约定的“不继承财产”的含义为不继承陶某的财产。结合法院对于争议焦点一的分析，诉争×号院在1992年分家时已分给耿某6，耿某6与陶某在1997年约定不继承陶某的财产时，×号院已不在陶某的财产范围内，因此，仅根据现有的1997年协议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耿某6在签署1997年协议时已经明确放弃了×号院的所有权。从赡养和物权的角度，耿某6仅因对陶某生不养、死不葬且不继承陶某的财产也不能导致其对已通过分家取得的×号院丧失所有权。在耿某5不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证实耿某6已明确放弃×号院所有权的情况下，法院对于耿某5的此项事实主张难予采信。本案诉讼过程中，耿某5另辩称在耿某6未对陶某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陶某已撤销分家赠与，但耿某5同样未能就该项辩解意见提供充分可信的证据，对此，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对于耿某6的确权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耿某5和耿某4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房屋归耿某6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耿某5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耿某5和耿某4主张陶某从未分过家。就其主张，耿某5申请耿某9、耿某10出庭作证。耿某6则主张1992年陶某曾主持分家，并将×号院分给了耿某6。耿某6亦提供了2017年2月18日由耿某2、翟某1、耿某1签字的书面证明，并申请耿某1、曹某、张某、陈某、翟某2出庭作证。本院认为，首先，耿某9、耿某10亦系耿某3、陶某的子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次，耿某4于1993年翻建1985年1月以耿某6名义购买的知青房并于1996年将该房出售，耿某7去世后陶某将祖遗老宅出售，1984年批建的房屋现由耿某5实际占有使用，上述事实与耿某6提供的证人证言可相互印证。耿某6提供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耿某5提供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故对耿某6所持1992年陶某主持分家、将×号院分给耿某6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仅凭耿某5、耿某4的陈述及耿某9、耿某10的证言不足以反驳耿某6的主张。耿某5、耿某4主张耿某6与陶某曾于1997年10月6日签署协议，约定耿某6放弃继承涉案房屋。耿某6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陶某与耿某6于1997年10月6日签署的协议仅约定耿某6不继承陶某财产，并未明确财产明细。如前所述，×号院在1992年分家时已分给耿某6，耿某6与陶某在1997年约定不继承陶某的财产时，×号院已不在陶某的财产范围内，故仅根据1997年协议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耿某6已经明确放弃了×号院的所有权。故对耿某5、耿某4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耿某5、耿某4主张在耿某6未对老人进行赡养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分家并将×号院房屋分给过耿某6，也应当被撤销，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耿某5、耿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耿某5、耿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丽丽审判员  林存义审判员  杨 夏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仵 霞书记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