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1民终1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高建，男，196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伦，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江，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盛，男，196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重庆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高建因与被上诉人张文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6民初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高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伦、胡朝江，被上诉人张文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高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6民初4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对重庆富鼎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鼎公司）的证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存在错误。富鼎公司的证明对被上诉人3年前在其处消费的情况非常清楚，本身就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也未提供消费票据进行佐证。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按丹棱县佛大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大公司）工作人员的指示转款3万元系货款的判决没有事实依据，短信记录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借款；三、虽然上诉人系佛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与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但该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瓷砖销售协议第五条约定，付清垫资款的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与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2015年10月28日也不相同，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四、上诉人的借款系自己向朋友借款5万元后筹集而成。借条记载的是被上诉人借到现金20万元的事实，并没有任何瓷砖买卖的意思。被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经商，其在未收到现金的情况下出具借条，有悖被上诉人的正常认知能力。五、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系本案第一次开庭后形成，系杜勇超的单方陈述；被上诉人在该录音中有明显的诱导，其录音仅能视为证人证言，按法律规定，证人应到庭作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文盛辩称，一、本案涉诉借款是杜高建所在的佛大公司给张文盛的授信。上诉人所在的佛大公司与被上诉人系多年买卖瓷砖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期间均为货到付款；为了做大双方合作的生意，杜高建代表佛大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在重庆市××与张文盛协商授信合作的事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由张文盛向杜高建出具20万元的借条，张文盛即可在20万元范围内享有从佛大公司购买瓷砖先货后款的待遇，该授信是销售瓷砖行业的行规；二、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借款的待证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借款的地点、资金来源，在场人等陈述前后矛盾，且未提交实际支付货款的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借款已发生的待证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张文盛提供的其与杜高建、汪丽芬、杜勇超短信往来的证据可知，上诉人收到张文盛3万元资金是通过佛大公司员工汪丽芬联系转款，另10万元是张文盛转到王甜甜的账户，以上短信均能证明涉案的2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货款；三、结合借条的内容和上诉人庭审的陈述能证明，借条载明的20万元并非真正的借款。上诉人称因张文盛临时缺钱而向其借款，但借条载明的还款时间却在一年后的2015年10月28日，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涉案借条使用的是张文盛的便签，根据常理便签不会随身携带，该事实亦证明了上诉人陈述借款发生在夹江的事实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主张均无证据予以佐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高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7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8日，被告张文盛向原告杜高建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杜高建现金贰拾万元正，小写200000.00元。此款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前一次性归还”，借款人处有被告张文盛签名及捺印。原告杜高建系佛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佛大公司与被告张文盛之间存在瓷砖买卖关系。被告张文盛按佛大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将货款打入对方指定账户。杜勇超系原告杜高建侄儿，系佛大公司销售员。2014年10月29日、11月5日发给被告张文盛的瓷砖发货单上，均载明销售员为杜勇超。原告杜高建主张自己以现金的方式将20万元借款在夹江某茶楼交付给被告张文盛，并提出被告张文盛分别于2015年11月18日向王甜甜账户转账10万元、2016年4月12日向自己账户转账3万元系归还的20万元借款。被告张文盛与佛大公司工作人员小汪（汪丽芬）的短信记录，2016年4月12日，被告张文盛按汪丽芬的指定，转货款3万元至原告杜高建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诉讼，即使对方当事人抗辩已经偿还了借款，在对方当事人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后，凭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杜高建仅提供借条一张以证明与被告张文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了两份银行交易流水证明被告已归还13万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所主张已归还的13万元中的3万元，实际上是被告张文盛按佛大公司工作人员要求转账的货款，并非原告杜高建所主张归还的借款。根据富鼎公司证明，2014年10月28日，被告张文盛在富鼎公司所开的火锅店就餐，并未在夹江某茶楼向原告借款。原告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也相互矛盾，不一致。综上，原告杜高建除借条外，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杜高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高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依法减半收取775元，由原告杜高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营业执照、佛大企业章程，证明杜高建系眉山市峨山水泥有限公司和佛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其有借款20万元的能力；二、杜高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明细清单，证明上诉人有充分的资金来源和借款能力；三、证人杜某的营业执照，证明证人系夹江欧莱克陶瓷产品经营部的业主，有借款的能力；四、证人杜某的证言，证人与杜高建系亲属关系，其陈述杜高建在2014年的一天晚上通过电话称，有人向其借款20万元，因差欠5万元，遂向证人借款。证人筹集了5万元现金，用橡皮筋扎成1万元一刀。第二日早上9、10时左右，证人到夹江瓷都驿站茶楼，杜高建、张文盛已在茶楼等候；证人将挎包内的5万元现金交给杜高建，杜高建也将其包内的15万元拿出后一并交给张文盛；杜高建筹集的15万元中，10万元系银行打包的一整封，5万元是1万元一刀；张文盛清点了1万元1刀的钱后，应杜高建的要求，从其包里拿出便签并出具了借条；证人对借条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杜高建在3、4天后到证人的门市上以现金方式偿还了5万元借款。杜高建针对借款的情况陈述称，张文盛与其存在多年的买卖合作关系。2014年10月27日，张文盛通过电话向其借款，并要求自己支付现金不转账。杜高建在佛大公司筹集了15万元现金，并打电话给杜勇超，要求为其筹集5万元。10月28日早上7点过，杜高建在佛大公司拿了15万元后，从眉山到了夹江，在夹江的瓷都驿站茶楼内，杜勇超将其筹集的5万元交给杜高建后，杜高建向张文盛交付了20万元现金。20万元现金均为1万元1刀，张文盛清点款项后出具了借条。杜高建以现金方式在几天后偿还了杜勇超5万元，一个月后偿还了佛大公司15万元，现金均是以他人偿还杜高建的利息。佛大公司无账目，杜高建向公司偿还的15万元借款无账目印证。杜高建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借条）全文均为他（张文盛）手写，只有我（杜高建）与他两人，我先付钱他才打的借条，一次性20万，在夹江开具（借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他（张文盛）急着要20万，杜某也在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实际发生的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系杜高建的亲属，杜高建在一审中陈述借款当时并无他人在场，证人的证言不真实，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两份证据能否证明借款发生的事实亦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主文中予以阐述；证据三、证据四证明证人的身份以及其是否清楚借款经过的待证事实，本院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在判决主文中一并予以阐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杜高建系佛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公司章程载明其持有60%的股份；佛大公司与张文盛存在多年买卖瓷砖的交易往来；王甜甜系杜高建的儿媳，担任佛大公司的出纳；杜勇超系杜高建的侄儿。二、杜高建提供的其在工行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了杜高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柜面、网上银行、ATM机转款、支付等交易的情况。2014年10月28日，该账户通过柜面向其他账户转款30万元，账户余额为683274.15元；2014年11月期间的余额最低为445184元，最高为3945184.15元；三、张文盛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张文盛与杜高建短信记录。2014年11月18日11时18分，张文盛向杜高建发出短信，载明“杜总您好，已转10万元在王甜甜农行卡上，请查收”的内容。上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提出该款是自己向张文盛催要借款后，通过短信指定其打入王甜甜账户，是偿还本案借款，王甜甜收款后未向上诉人交付该款的意见；被上诉人提出杜勇超与上诉人未就其是否向佛大公司交付货款发生纠纷前，佛大公司的货款均打入王甜甜的账户，该款系货款的意见；2.张文盛与汪丽芬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的短信记录，上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汪丽芬系佛大公司的员工，短信的内容主要涉及汪丽芬代表佛大公司向张文盛核实发货数量、价款、催要货款、指定张文盛将货款转入王甜甜账号的工作往来情况，汪丽芬多次指示张文盛向王甜甜账户转入货款，短信均载明“佛大瓷业：农行：户名：王甜甜，卡号……”等内容；2016年4月12日15时06分，汪丽芬向张文盛发出短信载明“佛大瓷业：农行、户名杜高建，卡号……”等内容，张文盛回复“已转3万”。上诉人提出该款系自己电话向张文盛催要货款后，指示汪丽芬向张文盛发短信，告知其账号，3万元非货款而是还款的意见；被上诉人提出货款原来均打入王甜甜等人的账户，因杜高建与杜勇超就账目发生了纠纷，杜高建遂要求自己打入其账户，该款系货款的意见。3.张文盛与杜勇超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的短信记录，短信的内容主要涉及杜勇超向张文盛核实货物数量、价款、指定货款转入王甜甜等人账号等内容；佛大公司的两张发货单，该单据载明销售员为杜勇超；杜勇超与张文盛代理人周方平的通话录音，录音载明了杜勇超系佛大公司的员工，与杜高建系叔侄关系。2014年10月28日，杜高建与张文盛在重庆签订了瓷砖销售协议，佛大公司向张文盛授信20万元，张文盛应杜高建的要求出具了一张20万元的借条，20万元并未实际交付；杜勇超在签订协议和出具借条时均在现场；当天午餐吃的是火锅等内容；富鼎公司的证明，载明了因公司贵宾张文盛查询2014年10月28日其在公司名下的巴园城六福火锅店消费的情况，通过刘开会（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忆和手机查询，2014年10月28日上午，张文盛预定了5人在巴园城六福火锅店就餐，并介绍了杜总（杜高建）与刘开会认识，双方互留了电话等内容。上诉人在一审质证过程中对发货单予以认可；对短信内容的真实不予认可，提出杜勇超虽是公司员工，担任信息员的工作，但其未指示杜勇超转款的意见；提出录音资料的通话人虽是杜勇超，但内容不真实，是张文盛与杜勇超串通制作的虚假证据的意见；对富鼎公司的证明不予认可，提出电话可能是自己司机到重庆时留下的意见。四、杜高建在庭审中坚持20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借条并非基于双方买卖关系产生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杜高建与张文盛之间是否存在20万元的借款关系，张文盛应否偿还7万元。（一）杜高建与张文盛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证明义务。杜高建主张其与张文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张文盛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是为保障先货后款的结算作出的授信，2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基于当事人的上述争议，杜高建除提供借条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外，还需就资金来源、走向、付款方式、支付细节进一步进行举证；张文盛也需就双方名为借贷实为买卖关系的抗辩理由进行举证。本院结合本案事实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评判如下：一、杜高建关于资金来源、借款事实的证据前后矛盾。（一）杜高建未提供15万元借款资金来源的证据。杜高建主张15万元系佛大公司筹集，其提供的个人资金账户明细不能作为15万元借款资金来源的证据；佛大公司除杜高建外还有其他股东，公司账目系公司结算、分红等的重要依据，杜高建主张佛大公司没有账目的意见与公司的实际状况不符，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杜高建系佛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能提供却未提供包括佛大公司在2014年10月28日有15万元的现金，杜高建向公司出借、偿还15万元现金的账目等证据印证资金的来源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证人杜某的证言不应采信。1.杜高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借款发生时仅有其与张文盛二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借款发生时除自己和张文盛外，杜某亦在现场；杜高建对其前后矛盾的陈述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杜某作为证人证实借款发生的经过，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2.杜某与杜高建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对杜高建有利的证言，证明效力低于其他证据；3.杜某对借款细节的陈述与杜高建的陈述不一致。杜某陈述15万元现金中，10万元系银行打包的一整封，杜高建主张的15万元均是公司筹集的现金；既然15万元均非银行取款，就不会存在银行打包的事实；同时，杜某陈述的10万元1整封的证言与杜高建作出现金均为1万元1刀的陈述不一致，二者存在矛盾；4.根据杜高建提供的工行的明细清单显示，杜高建在2014年10月28日的存款已远超过20万元，其有借款能力却向佛大公司和杜某借款，且不直接通过银行转款而支付现金有违常理；杜高建在2014年11月期间有偿还20万元的能力，其未通过银行转款却以现金方式偿还佛大公司和杜某的款项也与常理不符；综上，杜某作为证人的身份存疑，证言的证明效力低，其关于现金支付细节的证言与出借人的陈述矛盾，也与杜高建有出借能力还向他人借款的常理不符，该证人证言存在众多瑕疵，且无其他证据印证，据此，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上诉人虽提供了借条证明其与张文盛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初步证据，但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与借条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借款的资金来源、走向、支付细节等事项，不能证明借贷已发生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二、张文盛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涉案借款名为借贷，实为其他法律关系的事实。（一）杜勇超的录音资料能证明2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的事实。1.佛大公司的发货清单载明销售员为杜勇超，杜高建在一审中认可杜勇超系佛大公司员工，张文盛与杜勇超的短信涉及的均为佛大公司瓷砖销售、付款等内容，以上证据能证明杜勇超系佛大公司员工的事实；杜高建在二审中否认其陈述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违反了“禁反言”原则，本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支持；2.杜勇超既是佛大公司的员工，又是杜高建的侄儿，与杜高建存在利害关系，其录音资料证明了2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借条是买卖瓷砖授信的待证事实。该证据是与杜高建存在利害的证人作出的不利证言，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据。杜高建主张录音资料系杜勇超与张文盛恶意串通而制作的意见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支持；（二）张文盛提出2014年10月28日出借借条的地点在重庆而非夹江，其提供了杜勇超的录音资料，富鼎公司的证明予以证明，两份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该事实同时印证了杜高建、杜某作出的杜高建在夹江瓷都驿站茶楼向张文盛出借20万元的陈述不属实；（三）张文盛于2015年11月18日和2016年4月13日支付的13万元并非偿还借款。杜高建主张该两笔款是张文盛偿还的借款。1.张文盛在2015年11月18日向王甜甜转款10万元，并向杜高建发出了短信，短信未注明10万元是偿还杜高建的个人借款；王甜甜系佛大公司的出纳，张文盛与佛大公司存在买卖交易往来，结合涉案借款未真实发生，张文盛向公司出纳而非杜高建个人账户转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文盛主张10万元转款是货款而非偿还借款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2.从张文盛与汪丽芬2014年11月20日至2016年4月12日的短信内容来看，均涉及的是汪丽芬代表佛大公司与张文盛交涉有关买卖瓷砖工作的内容，其指示向王甜甜账户支付货款时均注明了“佛大瓷业：农行：户名：王甜甜，卡号……”，而汪丽芬于2016年4月12日指示张文盛向杜高建账户转款3万元在书写方式上具有一致性，该短信也未单独注明是汪丽芬代表杜高建向张文盛催要的个人借款等内容，根据以上事实，结合本院对借款事实不成立的分析，可以认定张文盛主张3万元转款是货款而非偿还借款的主张亦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杜高建仅提供了借条证明借款发生的事实，张文盛提供的证据证明20万元的借款未发生，是双方基于买卖关系的授信，13万元转款是货款的事实成立；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借贷的合意，上诉人在庭审中坚持其与张文盛是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予以驳回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规定，不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杜高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晓兰审判员  易 平审判员  杨梅娜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唐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