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民终3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绍松，男，1966年12月16日出生，住哈尔滨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於滨，女，1967年3月31日出生，住哈尔滨市。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辉，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安银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绥化市。法定代表人：李长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伟，黑龙江理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董喜，男，1957年10月10日出生，住绥化市。原审第三人：韩政双，男，1972年4月5日出生，住绥化市。上诉人孙绍松、董於滨因与被上诉人庆安银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泉公司），原审第三人董喜、韩政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曾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2013）哈民三商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驳回孙绍松、董於滨的诉讼请求。判后，孙绍松、董於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黑高商终字第87-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哈中院重审。哈中院重审后，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5）哈民三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孙绍松、董於滨仍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绍松、董於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辉，被上诉人银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伟，原审第三人董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韩政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6月15日，董於滨通过“哈尔滨银行”汇入周某账户500万元，周某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上述款项经银泉公司总经理董喜、梁某决定，分别支付给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施工单位。”2011年7月，孙绍松分三次向哈尔滨宇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洋公司）支付现金601,793元，宇洋公司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设计费”。2011年7月27日，董於滨通过哈尔滨市城郊信用社承德分社汇入友谊县财政局1249万元。友谊县财政局于2013年9月4日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此款系银泉公司的土地出让金”。2011年8月25日，周某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人民币1249万元，上款系收孙绍松资金投入。”2011年9月19日，董於滨通过“哈尔滨银行”向“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外网排水工程施工人赵某汇款5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8,591,793元。一审判决同时查明，2011年7月28日，董喜作为领导审批签字的银泉公司报销凭证上，有韩政双签字，复核为印某，经手人为周某，报销人为孙绍松，报销事由为购立式空调5380元、围挡喷绘布8870.40元、车费150元、沙盘及运费26,000元。一审判决还查明：2013年7月7日，董喜、韩政双、孙绍松三方签订一份《抵押协议书》，其内容为：“孙绍松自愿将已分得的八委和谐福园1-3号（房源分配号）以董喜名义抵押给担保公司进行贷款，作为偿还孙绍松所欠的工程款，如此担保贷款未能进入董喜账户，不能偿还工程款，后果由孙绍松负责，抵押房屋归董喜所有，以此房屋偿还工程欠款。”因贷款未能办理，董喜、孙绍松、韩政双三人均认可该协议未履行。一审诉讼中，董喜称“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开发手续是曹某、印某、周某负责弄得，公章是私刻的，手续复印件是朋友高某（曾是庆安和谐福园项目的施工人）给的。”孙绍松提交的2012年6月30日的《借款本息核对表》，载明：“1.2011年7月27日，借款金额1249万元,到期时间2012年12月31日,月息5%；2.2011年8月15日,借款金额500万元,到期时间2012年12月31日,月息5%;3.2011年9月10日,借款金额50万元,到期时间2012年12月31日,月息5%;4.2011年7月30日,借款金额601,793元,到期时间2012年12月31日,月息5%，合计18,591,793元。以上数据为出借人孙绍松、董於滨累计借给借款人银泉公司用于友谊县八委棚户区改造项目之款项。经出借人和借款人共同确认：1.出借人累计借款给借款人的本金为18,591,793元；2.借款人借款到期时，应支付给出借人的利息为15,503,024.05元；3.截止2012年12月31日借款人银泉公司应支付给出借人孙绍松、董於滨人民币本息合计34,094,817.05元。如借款人到期后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借款人按每日5万元支付赔偿金。”该核对表上借款人处加盖“银泉公司公章”。孙绍松确认该核对表系在友谊县与董喜核对，董喜拿走后加盖公章并于当日下午返还该核对表，但董喜否认见过该核对表，也不曾在该核对表上加盖过公章。银泉公司否认上述事实，并申请对该核对表上加盖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孙绍松、董於滨不同意鉴定。孙绍松、董於滨确认其与董喜、韩政双并非合伙关系，与银泉公司亦非合作关系，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的借贷关系从未改变。孙绍松在一审诉讼中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庆安工商银行”xxxxxxxxxxxxxx账号的相关信息，该账号开户名为“庆安县银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谐福园”。董喜确认“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账户曾往前述账户汇款200万元，用于“庆安工程队”开支。孙绍松、董於滨于2013年9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银泉公司给付欠款18,591,793元及利息（计算至本案执行终结止）；二、诉讼费、保全费由银泉公司负担。孙绍松、董於滨在原一审庭审中明确利息标准为“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重审中，孙绍松、董於滨在2016年10月10日的庭审中又明确利息“按合同约定月息5分计算，自每一笔借款到账之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需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合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成立的基础事实存在争议。首先，孙绍松、董於滨四次付款均未与银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孙绍松主张案涉款项系受董喜指示付款，在出借款项时其未与银泉公司其他人员有过接触。银泉公司抗辩称其对“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不知情，是孙绍松、董喜、韩政双三人用其名义合伙开发。第三人董喜亦确认“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系孙绍松、董喜、韩政双三人合伙开发。其次，周某于2011年8月25日给孙绍松出具的1249万元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系“收孙绍松资金投入”，而资金投入与借款系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依据的事实基础及法律关系均不相同，孙绍松、董於滨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2013年7月7日，董喜、韩政双、孙绍松签订《抵押协议书》，写明：“孙绍松自愿将已分得的八委和谐福园1-3号（房源分配号）以董喜名义抵押给担保公司进行贷款，作为偿还孙绍松所欠的工程款。”孙绍松、董於滨未提交其与银泉公司签订的相关分配房产协议，其与董喜、韩政双签订的《抵押协议书》说明该三人对“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房产享有分配权，孙绍松、董於滨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与上述事实相互矛盾。孙绍松、董於滨提交案涉《借款本息核对表》，并确认该核对表系与董喜核对账目后，经董喜加盖的银泉公司公章，但董喜予以否认，银泉公司亦对此提出异议，并申请对核对表上加盖的“银泉公司公章”进行司法鉴定，而孙绍松、董於滨不同意司法鉴定。对此，孙绍松、董於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从“友谊县和谐福园”账户向“庆安县银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谐福园”账户转款的事实，不能推导出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因此，孙绍松、董於滨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其向银泉公司出借的借款。故判决：驳回孙绍松、董於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350.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绍松、董於滨负担。孙绍松、董於滨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绍松、董於滨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保全费由银泉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清楚，证据充分。孙绍松与银泉公司项目负责人董喜是多年朋友，董喜在2010年末到哈尔滨找孙绍松，介绍了“友谊县八委棚户区改造项目”即“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声称“该项目将于2011年启动，目前已自筹资金2000万元，尚缺近2000万元资金缺口。”经协商，借款按银泉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董喜要求付款，并直接支付给银泉公司的应收账款单位，陆续发放借款。2012年6月30日，孙绍松和银泉公司核对借款金额并形成了《借款本息核对表》，详细记载了孙绍松出借给银泉公司的总金额18,597,193元、利息、用款时间、还款时间等内容，并加盖了银泉公司公章，但银泉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孙绍松多次索款未果。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案涉款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是片面的，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且借款实际履行即具有法律效力。二、原一审法院依职权在友谊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取了《关于八委棚户区改造工程立项的申请》、《关于八委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复》及银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长军签署的“委托董喜为银泉公司在友谊县建设棚改项目的法人代表、财经独立核算”的《委托书》等相关材料证实，董喜在银泉公司的职务是副经理，故“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开发主体是银泉公司，董喜的行为是代表银泉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表述“银泉公司负责人董喜作为领导审批孙绍松为银泉公司代买的立式空调”等报销凭证，也认定董喜系银泉公司的领导，且银泉公司承认开发“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并协助政府积极解决工程款纠纷，无论是银泉公司出借资质给董喜，还是董喜作为银泉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证明“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属于银泉公司，银泉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三、案涉《抵押协议书》不能证明孙绍松与董喜、韩政双是合伙关系，该协议与孙绍松和银泉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并不矛盾。孙绍松与银泉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核对借款本息后，银泉公司并未按承诺还款，在孙绍松催款的情况下，银泉公司的负责人董喜同意用“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1、2、3号房源抵押贷款，所贷款项先偿还工程款，剩下的款项偿还孙绍松的借款，故孙绍松、董喜、韩政双于2013年7月7日签订了《抵押协议书》。因银泉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已将“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所有房源抵押给了五个工程队，该《抵押协议书》因无效而无法履行，由此说明孙绍松、董喜和韩政双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否则该三人应当知道银泉公司处置房源的事实，至少孙绍松对此不知情。该《抵押协议书》系银泉公司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若系合伙也违法，仅凭孙绍松的报销凭证亦不能证明孙绍松与董喜等系合伙关系。四、案涉款项系代银泉公司缴纳的相关费用，并最终达到了银泉公司项目开发权益的目的，且孙绍松出示的书证足以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一审法院应按孙绍松与银泉公司是否具有给付对价的法律关系分配举证责任，即要求银泉公司举证证明孙绍松支付的款项具有何种法律关系，对能够查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此外，一审法院对孙绍松不同意司法鉴定的意见偷换概念，孙绍松并非不同意鉴定，而是不同意一审法院将《借款本息核对表》上的公章与银泉公司提供的鉴定检材比对，而案涉卷宗涉及银泉公司两枚公章，应当利用卷宗的检材做比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孙绍松、董於滨的诉讼请求。银泉公司辩称：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孙绍松在几次庭审中均承认未与银泉公司接触过，也不认识银泉公司任何人，双方没有借贷的合意。况且，借款数额如此巨大，银泉公司从未收到过孙绍松出借的款项，更未授权其转付给其他单位，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是孙绍松与董喜、韩政双三人合伙开发，全部建设过程均是使用私刻的公章、冒用银泉公司之名进行的侵权行为。而冒用银泉公司之名的事实经多次审理和调查均已查清，孙绍松所称的董喜系银泉公司代理人亦已查清，董喜既非银泉公司法人代表，又非代理人，亦非银泉公司工作人员。孙绍松与董喜、韩政双合伙开发项目严重亏损，孙绍松意在从不知情的银泉公司要回股本金，给银泉公司造成极大损害。董喜辩称：“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是孙绍松、董喜和韩政双三人合伙开发，系三人盗用银泉公司资质的相关手续复印件，利用三人私刻的“银泉公司公章”，把“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开发手续办下来，与银泉公司无任何关系，孙绍松所述事实及主张的借贷关系均是虚假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7月6日、13日、28日，孙绍松以银泉公司名义向宇洋公司分别交付现金15万元、20万元和251,793元，宇洋公司为此分别向孙绍松出具了三份《收据》。2012年4月30日，周某就董於滨向“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外网排水工程施工人赵某汇款50万元出具一份《收据》，其内容为：“人民币50万元，收孙绍松投资。”二审同时查明，韩政双在原一审庭审中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时及重审庭审中均称：“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是孙绍松、董喜和我合伙开发，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有口头协议。我和董喜各投500万元，分别占20%股份；孙绍松投1800万元，占60%股份；现在我已经投入1300万元……。银泉公司公章是我们三人商量私刻的，一个人不敢决定这么大事。”二审另查明：孙绍松与董於滨系夫妻关系。董喜原在庆安县致富乡政府工作，现已病退。孙绍松、董於滨在庭审中认可知晓董喜在庆安县致富乡政府工作。周某系案涉“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的会计，孙绍松在2014年7月10日的原一审庭审中认可周某系其推荐。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之间是否建立借贷法律关系，银泉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孙绍松、董於滨主张其与银泉公司存在18,591,793元的借贷关系，该笔借款已经实际履行并用于银泉公司开发的“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中，银泉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是，银泉公司对此否认，主张其对案涉“友谊县和谐福园项目”并不知情，董喜亦非其工作人员，该项目系董喜、孙绍松、韩政双三人冒用其资质、私刻其公章合伙开发。第三人董喜、韩政双对银泉公司所主张的前述事实均无异议，亦主张前述项目系其二人与孙绍松合伙开发，案涉款项系孙绍松作为合伙人的投资款，并非银泉公司借款。因此，各方当事人对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是否建立借贷关系及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还是投资款存在争议。孙绍松、董於滨作为出借人，应当就其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孙绍松、董於滨在本案诉讼中并未举示借款合同抑或借据等足以证明双方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亦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交付给友谊县财政局等案外人系受银泉公司指示交付。虽然孙绍松、董於滨举示一份加盖“银泉公司公章”的《借款本息核对表》，但银泉公司、董喜、韩政双对该《借款本息核对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董喜、韩政双又均称孙绍松、董喜、韩政双三人合伙开发案涉项目期间存在共同决定私刻银泉公司公章的情形。况且，孙绍松、董於滨主张该《借款本息核对表》系与董喜就前期借款核对后形成，并非与银泉公司进行的结算，而孙绍松、董於滨又知晓董喜系庆安县致富乡政府人员，其应当知道董喜并非银泉公司高管人员抑或工作人员。因此，仅凭该《借款本息核对表》，不足以证明银泉公司就案涉款项同意承担还款责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之间就案涉款项达成借贷合意并建立了借贷法律关系。结合银泉公司举示的案涉款项的《收据》及《抵押协议书》等证据，案涉18,591,793元款项虽用于案涉项目的工程建设中，但案涉项目的时任会计周某曾就前述款项所涉土地出让金1249万元和外网排水工程款50万元出具的《收据》上均明确载明“上款系收孙绍松资金投入”，并未表明系借款。而孙绍松、董喜、韩政双三人签订的《抵押协议书》，系在该《借款本息核对表》形成时间之后，协议内容载明孙绍松从案涉项目中分配了1-3号房源，并以此房源抵押贷款偿还孙绍松所欠的工程款，协议中并无借款的相关内容，孙绍松、董於滨对该《抵押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孙绍松为案涉项目购买立式空调、围挡喷绘布、沙盘等，并在该项目部报销相关费用，孙绍松、董於滨对上述事实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由此表明孙绍松在案涉项目上具有相关权利义务。综合以上因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绍松、董於滨与银泉公司建立了18,591,793元的借贷法律关系，孙绍松、董於滨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50.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绍松、董於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武铁军审 判 员 黄世斌审 判 员 王景波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樊 琦书 记 员 袁露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