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再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本霞，女，197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代理人张纯坤，仁怀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芳芳，女，199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代理人杨和友，男，1967年9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系黄芳芳之叔。委托代理人陈尧，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高本霞因与被申请人黄芳芳确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5）仁民初字第03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黔03民终144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本霞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民申1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本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纯坤，被申请人黄芳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和友、陈尧到庭参与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高本霞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称：1、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收养行为发生在《收养法》颁布实施以后，应当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但本案并未办理相印登记手续，原二审仅依照户籍关系认定存在收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未查清黄太平最初是如何收养黄芳芳的；同时，即使黄太平在1994年9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抚养了黄芳芳，但在之后，黄芳芳是与杨和友一家住在一起，因此，黄芳芳与黄太平也不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因此，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被申请人黄芳芳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政部门在黄芳芳办理户籍登记时的签章行为应视为办理了收养登记，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一审原告高本霞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原告之夫黄太平与被告黄芳芳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由黄芳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经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9月1日，黄太平（已故）以其1994年9月29日拾养的一名女婴（即黄芳芳）已到入学年龄尚未办理户口登记不能入学为由，申请为黄芳芳办理入户登记。黄太平住所地仁怀市中枢镇××村××村民组部分村民、仁怀市中枢镇青杠园村民委员会及仁怀市中枢镇民政办公室在申请书上签署“情况属实”等相关意见，加盖印章后提交户口登记机关。××××年××月××日，高本霞与黄太平登记结婚。二人结婚后，黄芳芳未与其二人共同生活。2002年5月28日，中枢镇青杠园村村民委员会再次出具证明为黄芳芳办理入户登记。2002年6月24日，仁怀市公安局中枢派出所向黄太平签发居民户口簿。户口簿载明：户主黄太平，1956年7月8日出生；黄芳芳，拾婴，女，出生地中枢，汉族，籍贯贵州仁怀，出生日期1994年9月29日，2002年6月24日出生入户。××××年××月××日，高本霞将其本人及与其前夫生育的子女卢杰、卢琳的户籍迁至黄太平住所地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青杠园社区柏杨树组，并变更户主为高本霞。黄芳芳与户主高本霞的关系登记为养女关系。2012年4月6日，黄太平死亡。2012年9月25日，黄芳芳户籍变动为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青杠园社区磨槽湾组。黄芳芳就读于仁怀市酒都高级中学期间，仁怀市民政局于2012年12月24日曾出具“根据相关规定，1999年4月1日前公民私自收养的子女按事实收养关系处理”的意见。2014年7月23日，仁怀市民政局出具证明，证实黄太平未在该局办理过收养登记手续。2014年8月14日，黄芳芳户籍从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青杠园社区磨槽湾组迁回原户籍地。一审认为，本案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施行以后，应当受收养法调整。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1998年11月4日修正后的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所以，不论是修正前的收养法还是修正后的收养法，均规定收养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即收养关系以民政部门登记为成立生效要件。本案中，即便黄太平在与高本霞结婚之前存在抚养黄芳芳的抚养事实，也因抚养人黄太平未向民政部门申请收养登记而不能成立收养关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之夫黄太平与被告黄芳芳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案件受理费3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高本霞承担。一审宣判后，黄芳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黄太平在1994年收养黄芳芳，并与黄芳芳以父女名义共同生活，2001年9月，黄太平因黄芳芳入学需办理户籍登记，为此，黄太平找相关部门为黄芳芳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当时的村、民政局办公室及派出所均认可了黄太平与黄芳芳的养父女关系，并在2002年6月24日为黄芳芳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年××月××日，高本霞一家更换户口簿，该户口簿户主为高本霞，家庭成员有高本霞女儿、儿子及黄太平还有养女黄芳芳，该户口簿不仅体现了黄芳芳与黄太平为养父女关系，也体现了高本霞与黄芳芳为养母女关系。2、根据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遵守国家政策。收养法在1999年已经修改，为解决收养法实施以来公民私自收养子女产生的问题，几部委下发了文件，明确要区别情况处理，对于收养法修订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本案黄太平在1994年9月29日收养黄芳芳，未办理登记，系收养法修改决定施行前的行为，符合相关部委规定。原审对应适用的相关政策、规定未予适用错误。原审认定黄太平与黄芳芳的收养关系成立，只是该收养关系成立在收养法施行之后，该认定与判决结果矛盾。3、原审认为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不具有证明收养关系成立的效力，但作为收养登记机关出具的证明黄太平与黄芳芳成立事实收养关系的意见未予评判。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经本院二审查明，2001年9月1日，黄太平申请为黄芳芳办理入户登记时，写有申请，载明：我是中枢镇青杠园村柏杨树村民组村民黄太平，现年45岁，因一直未能成家立业一人。我于1994年9月29日路过两路口时，见路边有一个弃婴是个女孩，我便把她捡回家收养，当时有两路口村民陈光中、税正常、杨应霞见证，快到家时有柏杨树村民李昌云、周安容看见。孩子今年已满七周岁，是入学年龄，但因我一直没有上过学，不懂法律，故一直没有给她上户口，去给她报名时，才知要有户口才行。鉴于以上情况，特向有关部门申请，为我拾养的孩子办理户口登记。2001年9月2日柏杨树村民组在申请上写有情况属实，请办理有关入户手续。青杠园村委会在申请上写有情况属实，希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加盖了该村委会印章。仁怀市中枢镇民政办公室写有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加盖了仁怀市中枢镇民政办公室印章。二审另查明，1994年9月至2001年11月期间，黄太平与黄芳芳一直共同居住生活。黄太平与高本霞结婚后，黄芳芳居住在一列房屋即黄太平居住房间的隔壁。黄芳芳学籍档案载明黄芳芳填写的父亲一栏为黄太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黄太平与黄芳芳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1994年黄芳芳由黄太平收养，到2001年11月黄太平与高本霞结婚前黄芳芳一直与黄太平共同居住生活。黄太平与高本霞结婚后，黄芳芳实际就居住在一列房屋即黄太平居住房间的隔壁，这应当视为双方实际为共同生活。2001年黄芳芳7岁达到上学年龄时，黄太平申请为黄芳芳办理入户手续，当时的村民组、村委会以及民政办公室等均出具了意见，2002年黄芳芳也的确入户至黄太平户，户口簿载明当时该户的家庭成员仅有黄太平及黄芳芳，黄芳芳为拾婴。到2009年户口簿将户主变更为高本霞时仍然有黄芳芳的名字，并已经明确黄芳芳为养女。从黄芳芳的学籍档案中记载情况来看，黄芳芳所填写的父亲一栏为黄太平，这也说明，黄芳芳一直视黄太平为父亲。且黄太平在2001年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时，实际上当地民政部门是知晓的。根据《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八条关于“收养关系成立后，需要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或者迁移手续的，由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到户口登记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的规定，可见被收养人能否办理户口登记是建立在收养关系成立的基础之上。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应当视为民政部门为黄芳芳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高本霞起诉要求确认黄太平与黄芳芳之间无收养关系理由不成立，原审确认黄太平与黄芳芳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5）仁民初字第389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本霞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共计120元，由高本霞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太平与黄芳芳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首先，从黄太平是否具有收养黄芳芳的事实来看，1994年黄芳芳即由黄太平收养，到2001年11月黄太平与高本霞结婚前黄芳芳一直与黄太平共同居住生活。黄太平与高本霞结婚后，黄芳芳实际就居住在一列房屋即黄太平居住房间的隔壁，这应当视为双方实际为共同生活。同时，黄太平亦通过申请为黄芳芳办理了户籍登记，尤其是在2009年高本霞户籍变更登记至黄太平处，并将户主变更为高本霞后，户口簿明确登记黄芳芳系养女；从黄芳芳的学籍档案中记载情况来看，黄芳芳所填写的父亲一栏为黄太平，这也说明，黄芳芳一直视黄太平为父亲。因此，黄太平收养黄芳芳的客观事实存在。其次，从黄太平收养黄芳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第一，2001年黄芳芳7岁达到上学年龄时，黄太平申请为黄芳芳办理入户手续，当时的村民组、村委会以及中枢镇民政办公室等均出具了意见，2002年黄芳芳也的确入户至黄太平户，户口簿载明当时该户的家庭成员仅有黄太平及黄芳芳，黄芳芳为拾婴。因此，黄太平在2001年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时，当地民政部门是知晓并认可的。同时，根据《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八条关于“收养关系成立后，需要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或者迁移手续的，由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到户口登记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的规定，可见被收养人能否办理户口登记是建立在收养关系成立的基础之上。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应当视为民政部门为黄芳芳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第二，民政部门虽然出具证明称黄太平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在之前，其已出具过相应证明并加盖收养专用章，证实民政部门知晓并认可黄太平收养黄芳芳的事实，且同时说明“1999年4月1日前公民私自收养的子女可以按事实收养关系处理”，虽然该说明与收养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但能够佐证民政部门知晓黄太平收养黄芳芳的事实，且在当时，仁怀市民政部门对收养登记工作并没有完全达到收养法规定的要求。因此，本案中，黄太平虽然并未办理正式收养登记手续，但结合民政部门两次在相应证明上的签章确认，应当视为民政部门为黄芳芳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第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九条“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之规定，虽然黄太平收养黄芳芳时二人的年龄相差未达到40周岁的要求，但是，高本霞与黄太平于××××年××月××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此时，其已不属于无配偶的男性，故不应受上述应当相差40周岁的限制，其收养黄芳芳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黄太平收养黄芳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条件。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立法原意来看，法律规定明确要求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及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的禁止性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被收养人的合法权利及身心健康。本案中，因黄芳芳系被黄太平收养的弃婴，如仅以黄太平生前并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正式收养登记手续就确认其收养关系不成立，既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也不利于保护被收养人的基本权利，这与法律规定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从立法原意及保护弃婴的合法权利出发，亦应当依法确认黄太平与黄芳芳的收养关系成立。综上所述，黄太平与黄芳芳的收养关系依法成立。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黔03民终144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吴梦吟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钱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