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4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梅，女，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长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所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龙，安徽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连春，男，199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昆明聚展旅行社市场项目部经理，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好，男，无业，住安徽省长丰县，系胡连春父亲。上诉人李梅因与被上诉人胡连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3民初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梅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不能证明李国英委托李梅收款及李梅将67000元已交给李国英”错误。首先，通过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民初655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母亲魏陶与李国英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魏陶向长丰县人民法院起诉李国英时提供了借条、电子回单、银行转账明细、短信等证据，该证据包括了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67000元的银行记录，证明其多次借款给李国英，李国英收到上述借款的事实。故长丰县法院认定：魏陶当庭陈述，2015年2月14日，魏陶又应李国英要求其子胡连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李梅二次汇款6.7万元，长丰县法院认定该6.7万元系魏陶向李国英借款。其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4797号民事判决能够证明：长丰县人民法院判决后，李国英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魏陶针对李国英的上诉再次答辩称：魏陶是接受李国英的指示将167000元汇至胡继武、李梅账户（包括本案的67000元），其后李国英出具借条予以确认，故该67000元应计入借款。再次，本案中，上诉人申请了证人朱某及吴某出庭作证，该两证人当庭证明了2015年2月14日，朱某、吴某、上诉人李梅及李国英在朱某家中聊天，李国英提出借用上诉人李梅的银行卡使用，当案涉款项打入后，当时在李国英的请求下吴某本人将上述款项取出后交给了李国英，并在银行留有吴某签字取款单。即上诉人李梅仅是将卡号借给李国英使用，而不是接受李国英的委托收款，且多方证据显示及朱某、吴某也亲眼目睹了李国英收到了上述全部款项。最后，众所周知，被上诉人到银行转款需同时正确输入收款人姓名及银行卡号才能转款成功，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得到他人的指示不可能误将67000元款项转入上诉人银行卡内。且被上诉人将此大额款项转入上诉人银行卡后在22个月内未报案，至22个月后才联系上诉人索要所谓的不当得利款项显然有悖常理。综上，证人朱某、吴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且与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民初655号民事判决书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4797号民事判决书中被上诉人母亲的陈述相互吻合，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母亲魏陶是接受李国英的指示通过被上诉人将167000元汇至胡继武、李梅账户（包括本案的67000元），李国英收到67000元后向魏陶出具了借条，故证人朱某、吴某的证人证言并非是孤证。二、一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认为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属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是将卡号借给李国英使用，然后是李国英让吴某将卡内款项取出并收受了该67000元，故上诉人并未接受委托收款，也没有收到过上述款项，即没有取得利益，当然也就不构成不当得利。故该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认为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银行卡转款67000元系被上诉人的母亲魏陶向李国英的借款，上诉人并未接受委托收款，也没有收到上述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由于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故本案不应当由上诉人返还案涉款项后再向李国英追偿，而是应当在本案中认定李国英收到案涉款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然后由被上诉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胡连春针对李梅的上诉辩称，当时胡连春认为是李国英向其借款67000元，李梅的银行卡号是谁提供的记不清了，故与李国英的67000元就作为胡连春与李国英的民间借贷中予以主张，但是李国英否认该款项为借款，法院也没有支持，该钱转给了李梅，所以李梅应该返还67000元。胡连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梅返还胡连春不当得利款6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梅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连春的父母亲胡友好、魏陶多次向李国英出借款项，其中包括有以胡连春及他人名义转款的情形。2015年2月14日，胡连春通过农业银行转款67000元至李梅名下农业银行62×××13账户。2015年7月3日，魏陶诉至长丰县人民法院，要求李国英等人归还借款，诉讼请求中包括本案67000元。在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民初65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4797号上诉案件中，李国英均不承认其委托李梅接收此款，实际也未收到涉案67000元。2016年12月5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4797号终审判决，对于魏陶诉讼请求中关于本案67000元借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2017年1月9日，胡连春诉至该院，要求李梅归还不当得利款6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有损失；（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构成要件，才能成立不当得利。本案中，胡连春向李梅账户转账67000元，李梅取得67000元，但李梅不能证明其系受李国英委托接收此款，也不能证明此款已经转交给李国英。故李梅不能证明其取得和占有涉案67000元具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该款返还胡连春。李梅返还案涉款后，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该款转交给了李国英，可向李国英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李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胡连春67000元。案件受理费1476元，减半收取计738元，由李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对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胡连春能否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主张李梅返还67000元，即胡连春向李梅账户转账的行为是否构成无法律上的原因而给付。经审查，胡连春向李梅的账户转账支付67000元，因其与李国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考虑到李国英与李梅的朋友关系，故其以李梅为李国英代收款项为由将该款项在其与李国英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予以主张，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国英对李梅代收款项的事实明确予以否认，该案生效判决亦将该款项不予认定为借款，即生效判决已对胡连春主张的案涉转账行为原有给付目的作出否定性的评价，胡连春向李梅转账支付的行为因欠缺给付目的而使得李梅收取该款项丧失合法根据，胡连春据此主张李梅返还款项，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本院予以支持。李梅二审主张其仅是将个人账户借给李国英使用并非代李国英收取款项，该款项的收取系李国英的个人行为，但李梅仅申请两名证人证实其主张，并未有李国英本人的认可，且与李国英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所做的陈述相矛盾，故李梅的该上述主张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李梅二审诉称该款项并非个人使用，故不存在其受益而使胡连春受损的事实。本院认为，因该转账行为发生在其与胡连春之间，李梅的账户实际收到67000元，即使李梅收款后将款项交付给他人，系其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李梅亦不能据此对抗胡连春的返还主张。综上，李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元，由上诉人李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虹审判员 刘松柏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伍倩倩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