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47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林，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东焕，女，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练波，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林因与被上诉人郭东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4民初8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林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于本诉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郭东焕支付了3万元投资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①郭东焕提交的取款凭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②郭东焕所占有的属于余林的收条，余林当庭多次强调是被郭东焕抢夺，并不是基于合同和郭东焕向余林支付股权投资款后，自愿交付给郭东焕的。③本案与许辉案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能简单类比。④没有任何传来证据印证郭东焕已经出资，且长期追讨更是无稽之谈。2、原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对于反诉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法院认为之前的口头通知没有证据，但是我方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且当庭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也应当对我方的要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而不是简单的以无证据佐证，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郭东焕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郭东焕向余林支付了3万元投资款，事实清楚，认定准确。1、郭东焕与余林签订了《委托购股协议书》，达成了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郭东焕有支付投资款项的合同依据。2、郭东焕自己保管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号码为0299819的收款收据原件。3、郭东焕及郭东焕丈夫符忠轩银行存折资余明细及资金状况证明了本案涉及的郭东焕投资资金来源及郭东焕夫妇经济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承担投资的事实。4、余林辩解称涉案的3万元投资款系其从其弟弟处借来的，没有可信证据证明。5、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关于郭东焕等人委托购股权益分配纠纷调解会情况的说明》及工会主席ＸＸ的证人证言，均证明郭东焕多次找工会维权及工会调解的相关情况，工会主席ＸＸ证明了许辉也曾证明郭东焕以余林名义实际投资3万元的事实。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的《委托购股协议书》并未约定余林领取分红款后支付给郭东焕的期限，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而且，郭东焕存在向余林长期追讨的行为。三、余林反诉请求解除委托的理由不能成立。郭东焕出资3万元委托余林向一方公司投资，余林也已经向一方公司交纳该投资款，委托投资行为已经完成，也不存在解除委托情形。郭东焕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余林向郭东焕支付投资分红款29148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央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余林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解除余林与郭东焕之间的《委托购股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林与郭东焕均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原称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2005年余林作为该公司的职工享有以16万元入股投资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资格。余林自己投入3万元，另13万元中，10万元由案外人许辉出资，余下3万元则由郭东焕与余林于同年9月5日签订《委托购股协议书》，约定：郭东焕以现金3万元委托余林购买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股份，郭东焕承担其在新公司所投股份运作的所有风险(包括不可抗拒的风险)，并获得全部利益。若此投资股份有所分红，余林负责按公司规定比例将所得分红交给郭东焕。余林仅为郭东焕的投资委托人，不承担该股金遇到的任何风险责任，同时不获得任何投资利益。随后，郭东焕于同年9月12日交付了3万元给余林，余林于同日将公司就此款开具的3万元收据交给郭东焕。自2009年8月起至2016年1月该公司开始分红，余林就入股的16万元共分得红利1554560元。余林一直未将分红款支付给郭东焕，2011年3月起郭东焕多次催要，同年5月，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会领导曾组织双方调解未果。郭东焕遂诉诸该院。一审法院认为，郭东焕与余林签订《委托购股协议书》合法有效。就本案争议的焦点：(一)郭东焕是否支付了3万元投资款。诉讼中，郭东焕提交了取款凭证、余林转交的公司开具的收条，由于就案外他人相同情形的出资，余林亦是在他人付款后将公司开具的相应收条以交付，且传来证据印证郭东焕出资、长期追讨。而余林提交的其胞弟余彬虽陈述其出借了3万元，但该孤证不能证明余林另3万元投资款的来源，而余林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另3万元为余林自己出资，则余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6万元均为余林自己出资，从而推翻上述证据、排除郭东焕交付了3万元。因此，基于证据优势原则，郭东焕提交的现有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足以推定郭东焕出资的事实。故，余林未按约支付分红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余林称郭东焕未支付投资款，其曾口头解除合同，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诉请及抗辩，因无证据佐证，不予支持。(二)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就分红款的给付期限未作约定，郭东焕有权随时主张，且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郭东焕自2011年3月起向余林主张权利，故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余林相应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此，对郭东焕诉请余林给付分红款291480元及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1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余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郭东焕投资分红款291480元，并自2016年1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余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672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共计7696元，由余林负担（此款郭东焕已垫付，由余林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郭东焕）。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余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郭东焕是否支付了3万元股份款的问题。余林上诉称郭东焕所占有的收款收据系郭东焕抢夺而来的，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余林对郭东焕抢夺收款收据严重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至今未采取法律、向单位申请救助等措施，不符合常理，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郭东焕持有收款收据系合法取得。双方《委托购股协议书》中虽未约定支付现金和交付收款收据的先后顺序，但按照交易习惯和交易顺序，只有郭东焕支付现金后，余林才能将现金交给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才开具收款收据，余林再将收款收据交付给郭东焕。现余林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故应当推定郭东焕已经履行了支付3万元股份款的义务。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郭东焕与余林签订的《委托购股协议书》中约定“若此投资股份有所分红，余林负责按公司规定比例将所得分红交给郭东焕”，双方在该约定中对分红的支付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郭东焕可以随时请求余林支付，一审法院认定郭东焕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妥当，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余林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问题。余林与郭东焕签订的《委托购股协议书》，虽名为委托协议，但实质上是股份购买指标权的转让，该股份购买指标权并没法律禁止转让的规定，合法有效。故本案案由应定合同纠纷，而不能定委托合同纠纷。本案法律关系为一般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余林适用合同法中有关委托合同可以随时解除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采信。余林既没有约定解除权又没有法定解除权，其主张解除《委托购股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47元，由余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朝晖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詹 毅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