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7民终19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花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621604923N。法定代表人：康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贻勇，绵阳市安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涛，男，生于1969年12月20日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德清，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简称汇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6）川0724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贻勇、被上诉人刘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6）川0724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对被上诉人的身份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系一岗双责，其身份除了业务经理外，同时还是多个区域的销售人员。因此，上诉人制定的《销售管理制度》、《业务人员经济责任制》等奖惩办法当然适用于被上诉人。2.对于邓菲事件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一审错误认定“无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认其损失，也没有给相关责任人员送达处理决定书”。事实上，该损失经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审计鉴定报告予以确认，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也予以确认。3.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9日扣留了原告刘涛销售绩效奖37000元（包括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考核奖金22000元）”。被上诉人领取了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考核奖金22000元后，主动将该款用于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并且自行拿出了15000元现金用于赔偿上诉人的损失，这是被上诉人对自身工作过程中的过错自愿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不存在扣留的行为。4.上诉人对销售事故的处理决定明确告知了被上诉人，没有影响被上诉人的抗辩权。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依据该条规定，不能得出“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劳动报酬”这一结论，相反，该规定恰好是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首先，该条规定明确了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对此是有约定的，因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被上诉人领取了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考核奖金22000元后，主动将该款用于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并且另行拿出了15000元现金用于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另外被上诉人用2013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考核奖金27105元抵偿自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并没有违反该条规定。再次，管理人员经济考核奖是对管理人员认真履行职务的一种奖励，而被上诉人管理失职，上诉人有权不予发放，与被上诉人是否是销售人员无关，并非一审认定的“并没有对管理人员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进行规定，也没有其他合同和制度对此进行规定”。第四，上诉人是按照销售人员每月销售费用的10%提取事故准备金，销售费用不属于工资的范畴，出现销售事故，上诉人将提取的风险金作为被上诉人的赔偿款，也没有违反该条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涛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汇利公司返还非法扣留的劳动报酬106581.2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汇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涛原系被告汇利公司职工。2008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的岗位为业务部经理，销售公司产品及业务部管理工作，完成公司销售任务，保证货款回收。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和现行工资定额。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对方有权根据其责任和造成的后果，追究直接经济损失。”2008年1月10日，被告汇利公司制定《销售管理制度》，规定：“业务部经理负责业务部销售管理工作。如业务员发生销售责任事故，用销售事故准备金冲减各自承担的事故经济损失。销售人员在销售工作中违反企业管理制度规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其经济损失首先抵付风险金，不足部分由销售人员全额赔偿。制度规定未签订销售合同的执行先款后货，签订有销售合同的按合同约定收款，违反该规定发货的，由经办人承担全部货款赔偿责任。如业务员因故不再从事企业销售工作或企业考核办法变更，取消销售事故准备金设置，在业务员与企业结清所有销售、财务手续后，其个人账户上的销售事故准备金余额连本带息退给业务员本人。”此后，被告汇利公司每年制定的《业务人员经济责任制》规定了业务部经理的岗位工资及其他业务员岗位工资，工资实行岗位工资+销售绩效工资，公司产品实行审批制，业务员填好发货申请单，交公司经理签字后方能发出，如未履行审批手续私自发货的，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全额赔偿。同时规定销售人员在销售工作中，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其经济损失首先抵减销售事故准备金，不足部分由销售人员全额赔偿。2014年11月19日，在被告汇利公司业务部具体从事开具发票工作的邓菲被本院（2014）安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该判决认定邓菲在案发前向被告汇利公司交款314082元。同时认定检察院指控的邓菲利用开票员的身份挪用被告汇利公司的资金203395元中的88152元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邓菲挪用的资金。2015年12月12日，邓菲诉来本院，要求被告汇利公司返还在挪用资金中向其多交的费用198839元，本院（2015）安民初字第022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邓菲未对被告汇利公司的损失不存在过错进行举证。此后，被告汇利公司认为原告刘涛系业务部经理应负有责任，在2013年12月19日扣留了原告刘涛销售绩效奖37000元（包括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责任考核奖金22000元），2014年2月13日至2014年7月20日每月陆续扣留原告刘涛的销售绩效奖共计37172.52元。2016年4月30日，被告汇利公司因经济性裁员，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6月6日，被告汇利公司给其财务部发出《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关于刘涛应承担公司货款损失责任的处理意见》，载明：“根据2013年12月12日公司向董事会递交的《关于邓菲侵占公司货款处理情况汇报》的相关内容，刘涛在此次销售事故中所承担的销售货款损失为106581.22元。现公司已在刘涛的薪资中扣除74172.52元，余下的32408.70元，首先在刘涛的销售事故准备金中扣除，如销售事故准备金不足，则在公司支付给刘涛的经济性裁员补偿金中扣除。”原告刘涛对此不服，于2016年7月13日向绵阳市安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第二天以仲裁请求事项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刘涛对此不服，诉来本院，提起诉称中的诉求。另查明：被告汇利公司针对邓菲事件，在2013年12月19日发放的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责任考核奖金中扣缴了公司总经理赵斌16720.33元，财务部会计余三贵111**.89元，原告刘涛22000元，作为赔偿款。并同时给原告刘涛出具收据，收据摘要载明为欠款。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关于解除刘涛劳动合同的通知及经济性裁员协议书、关于对刘涛应承担公司货款损失的处理意见、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合同书、关于严格执行2012年度业务人员经济责任制的通知、业务人员经济责任、销售管理制度、刘涛销售绩效统计表及销售业绩统计表、刘涛工资统计表、说明及情况说明、刘涛应承担销售事故责任经济赔偿款已扣款明细、收据及付款凭证、工资卡及年终奖领取表、奖金核发通知、奖金发放清单（表）、奖励发放名单、讯问笔录及询问笔录、安县人民法院（2014）安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安县人民法院（2015）安民初字第02213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汇利公司扣留原告刘涛的年终奖和销售奖作为其对邓菲事件的负有领导管理过程责任的处罚是否合法有效？被告汇利公司虽然举证了经济责任制、销售管理制度、刘涛销售绩效统计表及销售业绩统计表、刘涛工资统计表、说明及情况说明、刘涛应承担销售事故责任经济赔偿款已扣款明细、收据及付款凭证、工资卡及年终奖领取表、奖金核发通知、奖金发放清单（表）、奖励发放名单等证据证明对于“邓菲事件”负有责任的相关管理人员均对被告汇利公司的处理决定无异议，并已得到了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在2014年7月至原告刘涛解除合同之日，原告刘涛也未提出异议，其赔偿款也在2014年7月前处理完毕。以此证明其扣款行为合法。但相关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只是针对销售人员规定了造成经济损失，其经济损失首先抵付风险金，不足部分由销售人员全额赔偿，并没有对管理人员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进行规定，也没有其他的合同和制度对此进行了规定。而且对邓菲事件给其造成的损失也无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认其损失，也没有给相关责任人送达处理决定书，只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才给其内部的财务部送达了关于对刘涛应承担公司货款损失的处理意见，也没有送达给原告刘涛，该行为剥夺了相关责任人的抗辩权，被告汇利公司的行为违背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故被告汇利公司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涛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由被告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刘涛年终奖、销售绩效和销售事故准备金等劳动报酬106581.22元。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公司损失是经过鉴定和人民法院确认；提交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宣布处理决定时被上诉人在场，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提交年终总结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在工作总结中提到了自己对邓菲的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情况说明只是提供案件侦破方向，而不是定案依据，与本案无关；会议记录是复印件，且被上诉人未参加过该会议；年终总结系复印件，且不是被上诉人所写。本院认为，情况说明载明“以上两部分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全部是邓菲职务侵占，只能为贵局提供案件侦破方向”，故情况说明不能证明邓菲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应不予采信；会议记录上没有刘涛的签名，且刘涛否认参加该次会议，故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不予采信；年终总结系复印件，无法确认是否系刘涛本人所写，应不予采信。除一审查明事实外，二审另查明：刘涛于2013年12月19日领取了2012年度管理人员经济责任考核奖金22000元，并于当日将该22000元上交公司用于货款事故处理。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汇利公司是否应返还其扣留的被上诉人刘涛的劳动报酬。在刘涛和汇利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汇利公司没有明确告知刘涛其应承担的具体赔偿金额是多少，只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汇利公司才出具了刘涛应承担公司货款损失责任的处理意见，意见载明刘涛应承担销售货款损失为106581.22元。因该处理意见系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由汇利公司单方面作出，对损失金额106581.22元的计算方式未作出合理解释，即对认定刘涛应承担货款损失106581.22元缺乏相应的依据，故该处理意见对刘涛没有约束力，汇利公司应返还其扣留的薪酬。因106581.22元中的22000元经济责任考核奖金系刘涛在领取后被扣除，刘涛将已领取的奖金上交公司的行为视为其自愿承担作为业务部经理的管理责任，故对该22000元在判决金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汇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6）川0724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刘涛返还劳动报酬84581.22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刘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四川汇利纸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苑审判员 赵 志审判员 陈兴旺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