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4民终1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康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爱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务段负责人：曾武卫，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上诉人石康明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务段(以下简称衡阳车务段)、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6)湘0405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爱民，被上诉人衡阳车务段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84年2月，原告石康明到原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车站（现变更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务段）从事制动员工作。1999年1月18日，原告石康明向原衡阳车站递交辞职报告，称：本人原衡阳站运转工班职工（制动员），因本人身体不好，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另谋出路，特此申请辞职，望按文件批准，为感。1999年1月24日，中国铁路工会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车辆委员会召开站职代会主席团会议，审议并同意了原告的辞职申请。后原告向原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车站提交了职工辞职审批表，1999年2月4日，原长沙铁路总公司批准了原告的辞职申请。1999年2月10日，原衡阳车站发出衡站劳（1999）字第040号通知，内容为解除原告与衡阳车站的劳动合同，并发给原告一次性辞职补偿费31000元。并要求将该通知抄送本人及财务、劳资、存档等部门。衡阳车站财务、劳资、存档等部门凭此通知给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并发放了一次性辞职补偿费31000元给原告。原告领取了一次性辞职补偿费31000元，此后就再未去衡阳车站上班。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原衡阳车站为原告购买了社会保险，目前原告的社会保险处于暂停缴费状态。2000年4月24日被告将原告的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至衡阳市人社局。2015年10月8日，原告向衡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衡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于同日作出衡市劳仲不字（2015）第3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审认为，原告于1999年1月18日向被告递交其亲笔书写的辞职报告，后原告再次向原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车站提交了职工辞职审批表。1999年2月10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站发出解除原、被告劳动关系的通知，并将该通知抄送本人及财务、劳资、存档等部门。财务、劳资、存档等部门凭此通知给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并发放了一次性辞职补偿费31000元给原告。原告石康明也领取了该笔款项。由此可见，原、被告对于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且履行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程序，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1999年2月10日解除。原告知道自己提交了辞职申请，也领取了一次性辞职补偿金31000元，虽然原告不清楚这笔款项的组成部分，但原告知道这不是工资，而是由于自己申请辞职导致的，且原告在领取这笔款项后也再未去被告处上班，由此可以看出原告知晓被告单位批准了其辞职申请以及原、被告已经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因此，如原告认为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应在自1999年2月11日起六十天内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但原告直至2015年10月8日才向衡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因此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被告间劳动合同至今有效，被告及第三人赔偿原告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而造成的工资损失684420元、失业保险金23064.4元、医疗保险损失47915.35元、精神损失费200000元，并按在职的工作年限为原告办理养老保险接续手续，不予支持。此外，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请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原告自1998年9月至2015年9月因丢失或迟延转档和社会养老保险而造成的损失180062元，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项损失的组成以及损失是由于被告迟延转档和社会养老保险造成的，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石康明的诉讼请求。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宣判后，原审原告石康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认定超过缺乏证据，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单位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应当以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故上诉人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二、规避经当事人和法院已经确认的证据判案，违背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对《长沙铁路总公司文件》长铁劳(1999)265号的真实性是确认的。被上诉人单位为了增加效益而减员，而且以文件的形式下指标，定任务，减员一个奖励2万，少减一个罚2万元，以奖罚的制度鼓励职工辞职来进行大量减员，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其“减员增效”的做法严重违反《宪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是非法的，原审判决不公。三、关于养老保险档案接续和移交养老保险关系原审法院认知错误。转档和办理养老保险接续手续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转档既包括劳动者的人事档案也包括养老保险档案。上诉人是在1998年8月被动辞职的，而被上诉人是在2004年4月24日才将上诉人的人事档案移交至衡阳市社保局，上诉人在将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能办理退休，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赔偿。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衡阳车务段答辩称，原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原衡阳车站与上诉人已经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是自愿辞职的，与长沙总公司文件没有任何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规定将上诉人的社保材料移交相关部门，在移交之前，衡阳车务段也履行了相应的档案保管义务，且移交档案行为没有给上诉人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事实均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下发长铁劳(1998)159号、长铁劳(1999)265号《长沙铁路总公司文件》，公布减员增效及再就业工程实施细则，鼓励职工自谋出路。上诉人知晓实施细则的精神，于1999年1月18日向原衡阳车站递交辞职报告，后再次向原衡阳车站提交了职工辞职审批表。1999年2月10日，原衡阳车站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并将该通知抄送本人及财务、劳资、存档等部门。财务、存档等部门凭此通知给上诉人办理离职手续，并发放了一次性辞职补偿费31000元，上诉人也领取了该笔款项。被上诉人只是鼓励职工自谋出路，是否离开单位选择权在劳动者，而上诉人是自愿申请离职的，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上诉人也领取了一次性辞职补偿金31000元，上诉人在领取这笔款项后也再未去被上诉人处上班，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知晓单位批准了其辞职申请以及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如果上诉人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系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也应当在法定期限申请撤销，但上诉人直至2015年10月8日才向衡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此期间的工资损失684420元、失业保险金23064.4元、医疗保险损失47915.35元、精神损失费200000元，并按在职的工作年限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接续手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请求赔偿其自1998年9月至2015年9月因丢失或迟延转档和社会养老保险而造成的损失180062元，因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原衡阳车站为上诉人购买了社会保险，2000年4月24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至衡阳市人社局，目前上诉人的社会保险处于暂停缴费状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基于被上诉人迟延转移档案造成了其经济损失以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因此，对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芳仪审判员  肖琳芳审判员  龙 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宋耀芳校对责任人：李芳仪                打印责任人：宋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