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4民终5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住所地位于大名县大名府路西头路南。法定代表人：孙忠新，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志豪，男，2002年12月15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李焕菊（范志豪之母），女，1964年6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河北蒙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闻俊，男，2001年12月19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孙进生（孙闻俊之父），男，1967年1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行，男，2002年11月29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张修（又名张建立，张延行之父），男，1972年2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成佳辉，男，2002年11月10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成雪峰（成佳辉之父），男，1979年1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智森，男，2001年10月21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张振峰（张智森之父），男，1975年5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占亚，男，2003年6月12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彭俊勇（彭占亚之父），男，1981年12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系被告彭占亚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浩川，男，2003年1月21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郑仪洁（郑浩川之母），女，1980年6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以上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力华，河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超，男，1978年11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系死者刘天乐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娣，女，1979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系死者刘天乐之母。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杰，河北天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梦林，男，2002年8月4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胡秋印（胡梦林之父），男，1978年8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兰会，河北宏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鑫宇，男，2003年5月11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宇轩，男，2005年2月2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秦燕刚（秦鑫宇、秦宇轩之父），男，1979年2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鹏飞，男，2001年12月26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刘丽（王鹏飞之母），女，1973年2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世杰，男，2001年1月9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陈金河（陈世杰之父），男，1968年12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龙，男，2002年2月16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刘纪祥（刘亚龙之父），男，1968年1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增起，男，1964年1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凤兰，女，1964年7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青杰，男，1970年7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芹，女，1973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虎，男，1970年7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巧月，女，1971年5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冀国泽，男，1973年6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平，女，1977年6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以上八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杰，河北天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以下简称大名河务局）、范志豪、孙闻俊、张延行、成佳辉、张智森、彭占亚、郑浩川因与被上诉人刘永超、崔建娣、胡梦林、秦鑫宇、秦宇轩、王鹏飞、陈世杰、刘亚龙、张增起、秦凤兰、叶青杰、杨艳芹、许巧月、陈振虎、冀国泽、李平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名河务局上诉请求：1、撤销（2015）大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永超、崔建娣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为：行使流域水行政管理职能，促进大名县漳卫运河河道堤防综合治理与开发，辖区水行政执法与水政监察，辖区边界水事纠纷协调处理，辖区河道水资源管理与保护，辖区防洪方案拟定与防汛抗旱协调，辖区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预防、监督与综合治理，辖区重要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上诉人没有保障下河游泳者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任何人、任何部门没有权力超出法律的范围加重上诉人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之子溺亡的后果是上诉人不履行上述法定职责所致。2、一审判决中认定“坑”造成河道不平整。其一，没有证据证明有“坑”及“坑”形成的原因。河道平整才是非常态，不平整是常态。无论河水自然冲刷、疏浚河道、采砂、取土均会产生不平整，产生一审判决所谓的“坑”，一审判决所要求的“河道平整”是加重上诉人的职责，河道有无坑洼均属正常，与被上诉人之子的溺亡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其二，有“坑”也无需回填。河道中的坑洼、高低不平无论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不影响行洪输水，不危害堤防安全及水利工程安全，根本无需回填。其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基本概念。被上诉人之子溺亡是“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不能成为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事实”依据。3、《防洪法》及《河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河道管理机关履行管理职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河道正常行洪输水和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水利部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授权作出水政法【2002】408号《关于黄河主河道是否为公共场所等问题的批复》，该批复规定：“河道的功能是行洪输水，不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等供公共活动和集散的公共场所……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因为河道不是公共场所，本案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4、一审判决认为应该阻断通往河内的道路，河堤内的滩地属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往滩地的道路是生产经营道路，是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河务局无权阻断，无义务阻断。5、被上诉人之子不可能成为河务局管理河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不应下河游泳，所以无权要求无过错的河务局承担责任。6、河务局没有侵权行为，主观无过错，与被上诉人之子的溺亡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7、一审判决适用赔偿标准错误。被上诉人之子是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不应得到支持。8、一审判决应将胡梦林和其法定监护人皆列为共同被告，且未判决作为监护人的胡梦林之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之子溺亡，是被上诉人监护不力，胡秋印放任、纵容未成年人饮酒后未尽到保护义务所致，责任应由被上诉人、胡秋印、胡梦林之母承担。刘永超、崔建娣答辩称，1、上诉人大名河务局称其没有保证游泳者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没有证据证明刘天乐死亡是上诉人不履行职责所致，是错误的上诉理由。河道的功能是行洪输水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铁路穿过村庄、公路等人口密集和交叉路等，均设立安全设施，采取安全措施，河流也应当如此。事故地段的卫河水中有不同深浅的水坑，人掉进去必然危及人身安全，且事故地段距村庄、学校、公路较近，是人往来较多的地方，通往事故处的河流多已形成了人行通道，多人到河中游泳玩耍等，遇到水面下深浅差别较大的地方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所以，大名河务局有责任确保不正常的河流不能危及人身安全，如果有安全隐患，应当设立警示牌，采取安全防护设施。事故发生后，大名河务局在卫河出事处设立了警示牌，采取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充分说明上诉人有职责确保出事故河段对行人的安全，因大名河务局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胡梦林等十八个未成年人下河游泳，造成刘天乐等五个未成年人溺水死亡，大名河务局有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2、大名河务局上诉称，被上诉人之子不可能成为河务局管理河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无权要求无过错的河务局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上诉理由。大名河务局存在过错，其管理相对人一是危害河流安全的人，二是自己管辖的河流设施等不能危及他人安全，这个他人是不固定的，大名河务局有责任保护安全受危及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答辩人之子到河内游泳存在安全隐患，就是大名河务局的相对管理人。其三，大名河务局上诉称其没有侵权，不适用侵权责任法是错误的。大名河务局对所管理的卫河事故地段有过错，对一个法人单位来讲，自己管理物权中未尽到管理职责，导致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仍以侵权对待，原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是正确的。其四，死者叶松梵是大名县大名镇玉带街人，死者冀洪典是大名县大名镇新市场人，均是城镇居民，另外三名死者刘天乐、陈庆超、张新阳是农村居民。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所以，五名死者均以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判决正确。刘天乐的死亡，给答辩人及整个家庭、家族、亲朋好友造成极大痛苦，原审判决支付5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胡梦林答辩称，1、上诉人在监管上不作为，存在重大疏忽，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一，上诉人通过狭义解释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坑”进行了利己解释。答辩人认为该解释对本案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和法律意义，案涉地段河道内的坑仅仅就是人为私自拉土形成的深坑，而非上诉人所强调的自然冲刷等原因。根据我国《河道管理条例》第25条及《防洪法》第35条第3款的规定，河务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对在河道内私自拉土有监管义务，一经发现，应立即制止。本案中证实由于大名河务局的监管不力，导致拉土形成深坑，出现游泳溺亡，上诉人存在过错。其二，对于案涉地段的深坑，众人皆知该坑系私自拉土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举证，上诉人如有异议，可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另外，上诉人在诉状中反复强调“只要不影响行洪输水，不危害堤防安全及水利工程安全，根本不需回填”。针对此观点，答辩人存在质疑。河道功能一方面确是为了行洪输水，但不是全部，如危及国家利益、公用利益和个人利益，也需要回填。大名河务局未及时进行回填或指令违法行为人回填深坑，已经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导致了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此外，上诉人作为河道管理机关，无论如何作为或行使职权，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回填与行洪输水、维护人民利益均不冲突。其三，案涉地段位于上诉人管理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因他人私自拉土形成深坑，大名县河务局不但未及时制止，也未采取回填、设置警示标志等合理措施去消除和避免危险发生，这是导致游泳溺亡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人为拉土形成土坑与受害人游泳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大名河务局作为监管单位，对他人拉土形成深坑、游泳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未尽职责，监管不力，构成受害人游泳溺亡问题的监管不作为，大名河务局明显存在过错。况且，我国法律没有一部规定只有公共场所等地点才可设置警示标志，而河道内不可设置警示标志。2、游泳溺亡与答辩人及父母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其一，从一审中大名县公安局提供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宴会一事非游泳事件的前奏，事发当天上午便已确定游泳事宜，只是宴会后由他人重新提议并落实，答辩人胡梦林对此毫不知情。答辩人既非提议者，也非组织者，且事发当天，胡梦林也是在他人鼓动下被动参与。胡梦林在整个游泳实践过程中既无过错，也未对其他游泳参与者实施侵权行为，发生溺水死亡，属意外事件，故胡梦林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事发当天宴会结束后，胡秋印曾强烈要求送孩子们回家，且胡秋印一再叮嘱安全回家的重要性。在得知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胡秋印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救助游泳的孩子们，其完全尽到了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其三，此次游泳参与者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身体和智力已经发育到一定程度，对社会事物具有一定的判断和认识能力，况且在事发前几天，大名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刚刚统一组织了防溺水考试，并有家长签字确认，其完全可以预见到游泳溺亡的危害性，即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四，受害人父母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有监护责任，并且负有告知危险场所注意义务和对其行为活动进行监管的保护义务，特别是在节假日。本案中，受害人父母不但疏于对孩子教导，而且事发当天从宴会开始至事发相当长的时间内，过于放任孩子的行为，不管不问，未尽到最基本的监护义务，这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故受害人父母对受害人溺亡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闻俊、张延行、成佳辉、张智森、彭占亚、郑浩川答辩称，1、对河道中的“坑”是如何形成的不发表意见；2、大名河务局有管理责任，即使是自然形成的，如存在安全隐患，河务局也不能免除责任。范志豪答辩称，事故地点距离学校、村庄较近，现场又没有警示标志和措施，事故原因是因为河道内有沟，大名河务局没有尽到法定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孙闻俊、张延行、成佳辉、张智森、彭占亚、郑浩川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大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永超、崔建娣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孙闻俊、张延行、成佳辉、张智森、彭占亚、郑浩川参加生日宴的行为及参加游泳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其行为与刘天乐的死亡亦无因果关系。2、一审判决六上诉人的监护人孙进生、张修、成雪峰、张振峰、彭俊勇、郑仪洁和其他五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显属错误。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仅对被监护人而言，只有被监护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伤害的情况下，监护人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上诉人的行为没有过错，上诉人的行为与刘天乐的死亡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或混合因果关系，仅以监护人监护不力让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显属错误。刘永超、崔建娣答辩称，1、孙闻俊等六人上诉称过生日、参加游泳构不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与答辩人之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是错误的。孙闻俊等六人和其他为胡梦林过生日喝酒、参加游泳的十八人均是未成年人，其父母未尽到监护、教育、警示的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吸烟、喝酒、去游泳，人多胆大才导致发生死亡事故。十八个未成年人均存在明显过错，因多人的过错导致侵害了死者的生命权。孙闻俊等六人的行为是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刘天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2、孙闻俊等六人上诉称一审判决没有指明行为人的过错，以监护人监护不力而让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是错误。孙闻俊等六人有过错是铁的事实，其中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没有法定监护人及有关成年人陪同下不得去游泳，不得去危及人身安全的地方玩耍等，是孙闻俊等六人所在学校教育警示内容，而孙闻俊等六人违反了上述行为，就是一种过错，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胡梦林答辩称，孙闻俊在此次事件中系组织者、策划者，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五上诉人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对孩子的日常生活未尽到必要的合理注意义务和监管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大名河务局答辩称，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大名河务局没有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的义务。河道内的坑是自然冲刷造成，河道不平整是常态。无论从法理还是判例看，范志豪的上诉请求都不应支持。范志豪答辩称，没有异议。范志豪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永超、崔建娣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大名县河务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范志豪赶到卫河同刘天乐等15人一起游泳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范志豪在到达事故现场时，15人已经下河，其对于他们下河游泳的缘由并不知情，范志豪既没有参与15人聚餐，也没有与15人下河游泳有任何的事先共谋，范志豪仅仅是恰巧同他人经过事故现场，偶然遇到包括死者刘天乐在内的15人正在河里游泳，事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均能证明该事实。范志豪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退一步来说，范志豪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缺乏对其自身行为的认知，并且法律也没有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一同玩耍的同龄人负有保护义务，并且在发生溺水事故后，范志豪作为一名不满13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顾自身危险，下水救人，挽救了一个生命，实属难得。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李焕菊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范志豪对死者刘天乐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李焕菊同样不存在监护不力的情形。3、一审法院判决的各方承担比例明显不当。本案中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应当按照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来确定。其一，范志豪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且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大名河务局应当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查明：“此次事故中河道拉土形成的深坑，造成河道不平整。”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且事故发生地卫河西段位于大名县龙王庙镇西范堤村附近，距事发地不足2公里有一所学校。但河道周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并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大名河务局作为事故发生地的管理单位，未尽到管理职责，因此应当承担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其三，一审法院判决比例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胡秋印、大名河务局之外的15名一审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但判决又认为：“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本着过错相抵原则不再承担责任。”因此在计算赔偿金额时，判决由包含范志豪在内的11名一审被告平均承担15%的责任，免去了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的赔偿责任，该判决显然错误。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不是本案的被侵权人，显然不能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即使免除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的赔偿责任，也应该对包含上诉人在内的11名一审被告免除该由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承担的责任，即由11人承担11%的赔偿责任。刘永超、崔建娣答辩称，1、李焕菊是范志豪的监护人，不是当事人，一审判决也没有列李焕菊为被告，所以，李焕菊上诉没有法律规定，应驳回李焕菊的上诉。2、范志豪上诉称没有一块去游泳，也没在一块喝酒、就餐，其与本案无因果关系，不是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是错误的。经法庭查明，范志豪和陈世杰、刘亚龙早已和孙闻俊说好游泳，当在胡梦林家吃饭的十五人去游泳时，叫了范志豪等三人，范志豪、陈世杰、刘亚龙也及时到河边，十八个未成年人均下河游泳，说明一块去游泳是共同故意，均有过错，刘天乐的死亡与共同游泳有直接因果关系，范志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被告；3、十八个未成年人共同在不知深浅的河中游泳，是共同过错，刘天乐的死亡与其他未成年人共同游泳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监护人应承担监护不力的法律责任。4、范志豪上诉称各方承担比例明显不当，这是上诉人推脱责任的一种说法，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过错作出的判决，无不妥之处。5、范志豪称一审法院判决比例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已考虑了其他四位溺水死亡人监护人的过错问题，一审判决认定过错相抵，也就是说五个死亡人家相互抵顶，互不承担赔偿，也是符合赔偿原则的。胡梦林答辩称，事实上不持异议，但责任承担上，孙闻俊在此次事件中系组织者、策划者，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五上诉人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对孩子的日常生活未尽到必要的合理注意义务和监管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大名河务局答辩称，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大名河务局没有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的义务。河道内的坑是自然冲刷造成，河道不平整是常态。无论从法理还是判例看，范志豪的上诉请求都不应支持。孙闻俊、张延行、成佳辉、张智森、彭占亚、郑浩川答辩称，没有异议。刘永超、崔建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儿子死亡发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事故误工费、交通费共计500000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3日中午，被告胡梦林过生日，被告张延行、秦鑫宇、秦宇轩、王鹏飞、成佳辉、张智森、孙闻俊、彭占亚、郑浩川、张新阳、冀洪典、叶松梵、刘天乐、陈庆超在胡梦林家就餐为胡梦林庆祝生日。胡秋印为给儿子过生日的未成年人弄了两桌酒菜，饭后上述15人先后到卫河处游泳，后陈世杰、范志豪、刘亚龙赶到卫河，同张延行等15人一起游泳，河道内有拉土形成的深坑，在游泳的过程中，原告之子刘天乐及冀洪典、叶松梵、张新阳、陈庆超误入坑内溺水死亡。2015年6月5日被告胡秋印与刘永超（刘天乐的父亲）达成调解协议：1、胡秋印在本次事件中深感自责，并向溺水儿童的家长赔礼道歉，自愿承担此次事件中应负的民事责任；2、本着同情心理，胡秋印自愿先行给付每位溺水儿童家长赔偿两万元（20000）；3、乙方当事人在接到胡秋印的赔偿款后，可继续保有对胡秋印追责的民事权利，但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解决，不得到胡秋印家长无理取闹或者作出违法的事情。如果乙方当事人在得到胡秋印的赔偿款后继续无理取闹或作出违法法律的事情，胡秋印有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4、乙方当事人在接到赔偿款前，自行将溺水儿童接回并进行安葬。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得再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二原告作为遇害人刘天乐的法定监护人，应根据自己儿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知未成年人私自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存在的危险性，并教育和管理自己儿子不得在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陪护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由于二原告没有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责任，遇害人刘天乐同其他人私自到卫河游泳，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二原告作为遇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其对刘天乐溺水死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此次事故的发生与被告胡梦林组织生日宴会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宴会结束后，作为被告胡梦林之父的胡秋印未将参与宴会的孩子送至安全的地方，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被告胡秋印做为被告胡梦林的法定监护人应承担25%的责任。被告胡秋印已赔偿二原告的20000元应从中扣除。此次事故与河道拉土形成的深坑，造成河道的不平整，致使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大名县河务局禁止在河道内拉土负有安全管理的义务，并且出事地点的河道距离村庄较近，存在着安全隐患，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消除隐患如阻断通往河内的道路等措施，被告大名县河务局在河堤上设置的警示标志不够明显，被告大名县河务局存在相应的过错，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他被告的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应承担15%的责任。考虑到此次事故中冀洪典、叶松梵、张新阳、陈庆超溺水死亡，本着过错责任相抵顶原则，冀洪典、叶松梵、张新阳、陈庆超的法定监护人张增起、秦凤兰、叶青杰、杨艳芹、陈振虎、许巧月、冀国泽、李平不再承担责任。受害人刘天乐死亡给二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费用为：1、死亡赔偿金为24141元／年×20年=482820元；2、丧葬费为46239元÷12个月×6个月＝23119.5元；3、鉴于遇害人刘天乐死亡确实给二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法院确认精神抚慰金5万元；4、原告主张误工费、交通费，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误工费、交通费损失的数额，故原告主张误工费、交通费的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555939.5元。综上，二原告应承担277970元（555939.5元×50%＝277970元）。被告胡秋印赔偿二原告91187.9元（555939.5元×20%－20000元＝91187.9元）、大名县河务局赔偿二原告83390.9元（555939.5元×15%＝83390.9元）。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各赔偿二原告7581元（555939.5元×15%÷11人＝7581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胡秋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刘永超、崔建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187.9元。二、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刘永超、崔建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83390.9元。三、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刘永超、崔建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758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原告对多诉部分应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二原告承担4260元，被告胡秋印承担1605元、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负担1472元，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各承担133元。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由谁来对刘天乐的溺亡承担责任。关于大名河务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卫河河道的功能是为了引洪、防洪、疏水，不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大名河务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履行管理职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河道正常行洪输水和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而且，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对于刘天乐的溺亡，大名河务局没有过错，也无安全保障义务，故不应承担责任。关于共同游泳的张延行、范志豪等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天乐是在自愿、自由意志下下河游泳的，其他人并未对其采取欺骗、威胁、恐吓等不正当手段致其下河游泳。对于刘天乐的溺亡，其他人不存在过错。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溺水事件发生时，其他孩子积极施救、呼救，同时，其他未成年人还实施了实质性的救助行为，在施救过程中导致更多孩子不幸溺水。在此紧急情况下，不能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或评判未成年人是否应当实施求助或实施的救助行为是否恰当。作为未成年人，在共同游泳过程中，没有保护刘天乐安全的法定义务，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受害人及监护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次事故的受害人刘天乐是年满十周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下河行为可能存在的溺水危险，其对损害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二被上诉人刘永超、崔建娣作为刘天乐监护人亦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义务，应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承担80%为宜。胡秋印未将参与宴会饮酒的未成年人安全送回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应承担20%的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刘天乐虽是农村居民，但另案受害人冀国泽是城镇居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刘天乐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同时，一审认定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刘永超、崔建娣负担7000元，胡秋印负担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刘永超、崔建娣负担800元，胡秋印负担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曙辉审判员  白 燕审判员  陈德树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