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10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三源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1号楼10E室。法定代表人:刘国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刚，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航兴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畅大道1号H-606A室。法定代表人:陈剑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姬，女，1987年8月27日出生，北京航兴物流有限公司职员，住公司宿舍。原审被告: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平路566号（航港办公南楼7层）。负责人:罗财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82年5月22日出生，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住公司宿舍。上诉人北京三源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航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兴公司）、原审被告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敦豪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商）初字第14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刚，被上诉人航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姬，原审被告敦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源公司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支持三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三源公司与航兴公司的争议焦点为：1.卡车运费63630.46元是否属实；2.第二批货物运费价格是否适用《航空货物运价》载明的标准。三源公司认为：一、三源公司为航兴公司卡车运货的运费为63630.46元，应由航兴公司承担。路上运输费用系客观存在，航空运费不能覆盖从机场到收货人所在地的运费。航兴公司委托运输的目的地并非为机场，货物交送至收货人也是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必然需要支出运费。二、一审判决以航兴公司部分履行数额推导出双方均不认可的货款计算标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以十吨为界的单一计算标准，一审法院直接推定该标准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意思自治的实体法原则。三、在缺乏约定的情况下，三源公司要求按照有指导意义的标准执行应予支持。综上，三源公司认为第一批货物运输确实存在路上运费，三源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一审以航兴公司部分履行金额为基础推导出的计算标准确无法律依据，亦违反意思自治原则；第二批货物，在货运价款缺乏约定的情况下，三源公司主张按照《航空货物运价》记载的标准计算合理，应予支持。航兴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三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依法驳回。敦豪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三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依法驳回。三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航兴公司、敦豪公司连带向三源公司支付货物运费392900.84元；2.判令航兴公司、敦豪公司连带向三源公司支付利息（以392900.8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航兴公司、敦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三源公司以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就涉诉纠纷提起诉讼。三源公司在该案起诉状中称：原告于2011年9月与Polet航空公司签订合同，承包其飞机一架，执行北京至汉诺威往返定班飞行。航兴公司于2011年9月18日委托三源公司所包机YQ974航班运送货物到德国，分三单，原告给航兴公司货单号后，由敦豪公司报关装货。该三单货物航空运费为230979.3元，路上运费为50519元。2011年9月29日，航兴公司支付了航空运费230979.3元，路上运费至今未付。2011年10月2日，航兴公司又委托原告为其运送货物到德国。共计八单，也是原告给航兴公司货单号后，敦豪公司报关装货。双方约定空运费为10吨以内每公斤22元，超过10吨的每公斤15.8元，八单货物合计运费为136411元。航兴公司支付79453.6元，还欠56957.4元。航兴公司依据货物实际重量计算费用为79453.6元，而原告依据空运货物运价表以及国际运输管理计算运费为136411元。但航兴公司只承认其计算方式，拒绝支付两种计算方式的差价。上述两次航班航兴公司共计欠付原告人民币107476.4元。故起诉要求判令航兴公司和敦豪公司支付运费107476.4元并支付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就前述案件，三源公司称，由于诉讼材料整理不充分，诉讼请求中金额也有错误，当时没有提及第二批货物存在卡车运输费用，运费要少了，故最终撤诉了。2013年7月8日，三源公司就本案纠纷以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2013）顺民初字第9520号案件。2014年12月15日，该院作出（2013）顺民初字第9520号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将该案案由确定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航兴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将该案发回重审。二审判决书中载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三源公司与敦豪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三源公司与航兴公司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011年，三源公司为航兴公司的11票货物提供了货运代理服务。11票货物分为两批运输。第一批货物的收货人均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市，飞行目的地均为汉诺威，并产生2011年9月17日的空运单3张。其中单号尾号为1025的货物计费重量为4461.5公斤，体积为26.77立方；单号尾号为1014的货物计费重量为6128公斤，体积为32.3立方；单号尾号为1036的货物计费重量为5231公斤，体积为27.46立方。第二批货物产生2011年10月1日的空运单8张，飞行目的地均为汉诺威。其中单号尾号为3335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法兰克福，计费重量为437公斤，体积为1.9立方；单号尾号为3346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科隆，计费重量为1665公斤，体积为0.89立方；单号尾号为3350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汉堡，计费重量为132公斤，体积为0.17立方；单号尾号为3361的货物收货人在奥地利维也纳，计费重量为1560公斤，体积为17.06立方；单号尾号为3383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汉堡，计费重量为362公斤，体积为3.3立方；单号尾号为3394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法兰克福，计费重量为162公斤，体积为1.24立方；单号尾号为3405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慕尼黑，计费重量为118公斤，体积为0.96立方；单号尾号为3431的货物收货人在德国科隆，计费重量为206公斤，体积为1.13立方。2011年9月29日，三源公司为航兴公司开具金额为230979.3元的发票。2011年11月21日，航兴公司向三源公司支付230979.3元。2011年12月17日，三源公司为航兴公司开具金额为79453.6元的发票。2011年12月31日，航兴公司向三源公司支付79453.6元。三源公司提交卡车费对账单和境外汇款申请书，以证明其支付卡车运费63630.46元。其中，卡车费对账单为电子邮件中的附件。航兴公司提交邮件截屏打印件、名片、包机合同等证据，用以证明廖柏樵系三源公司员工，廖柏樵与航兴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确认第二批货物的运费为79453.6元。其中一封邮件显示第二批货物的运费计算方式为：单号尾号为3335收货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货物，计费重量为437公斤，单价为15.8元；单号尾号为3346收货人在德国科隆的货物，计费重量为1665公斤，单价为15.8元；单号尾号为3350收货人在德国汉堡的货物，计费重量为132公斤，单价为17.8元；单号尾号为3361收货人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货物，计费重量为1560公斤，体积为18.8元；单号尾号为3383收货人在德国汉堡的货物，计费重量为362公斤，单价为17.8元；单号尾号为3394收货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货物，计费重量为162公斤，单价为15.8元；单号尾号为3405收货人在德国慕尼黑的货物，计费重量为118公斤，单价为17.8元；单号尾号为3431收货人在德国科隆的货物，计费重量为206公斤，单价为16.8元。以上共计79453.6元。航兴公司提交对账单、运单、发票、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1年2月，三源公司委托航兴公司空运货物17票，从北京至汉诺威、法兰克福、汉堡、慕尼黑等地，运费为10.3元/公斤至12.8元/公斤；双方计费重量均来源于运单上的计费重量，且运费均为从起始港至目的港的直达费用。三源公司向该院提交计算明细表如下：航空运费明细第一批货：342-PEK002710254461.5公斤（计费重量）×28.33元（单价）=126394.3元342-PEK002710146128公斤（计费重量）×28.33元（单价）=173606.24元342-PEK002710365231公斤（计费重量）×28.33元（单价）=148194.23元运费总计：448194.77元第二批货：342-PEK00273335437公斤（计费重量）×33.93元（单价）=14827.41元342-PEK002733461665公斤（计费重量）×30.71元（单价）=51132.15元342-PEK00273350132公斤（计费重量）×37.75元（单价）=4983元342-PEK002733612843.5公斤（计费重量）×28.33元（单价）=80556.36元342-PEK00273383550.5公斤（计费重量）×33.42元（单价）=18397.71元342-PEK00273394206.5公斤（计费重量）×37.75元（单价）=7795.38元342-PEK00273405160公斤（计费重量）×37.75元（单价）=6040元342-PEK00273431206公斤（计费重量）×37.75元（单价）=7776.5元运费总计：191508.51元一、二批运费总计：639703.28元应付运费明细航空运费卡车运费总计第一批货448194.77元50517.02元498711.79元第二批货191508.51元13113.44元204621.95元703333.74元已付：230979.3元+79453.6元=310432.9元未付：703333.74元-310432.9元=392900.84元三源公司称，第二批货物中单号尾号为3361、3383、3394、3405的四单货物，因体积重量大于实际重量，故计费重量应按照体积重量计算。具体换算方式为先把体积换算成立方厘米，然后除以6000。三源公司提交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空运货物运价表规定：计费重量为实际毛重和体积重量二者中的较大者，不过，如果规定的最低计费重量较高且该最低计费重量对应的运费较低，则以体积重量作为计费重量。货物的体积按照该货物或者其包装的最大长度乘以最大宽度乘以最大高度得出。如果货物的极限尺寸使得其每公斤重量的平均体积超过6000立方厘米/366立方英尺，则该货物应按照其体积计费。三源公司主张本案货物按照《航空货物运价》中载明的运费计算运费。该出版物前言载明：《航空货物运价》手册系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服务管理部出版的专业工具书……供经营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业务的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使用。三源公司称，三源公司与航兴公司通过多次邮件往来，但最终没有确认一个明确的费率标准；由于航兴公司只同意对第一批货物支付230979.3元运费，对第二批货物支付79453.6元运费，故三源公司才依据这两个金额开具了发票；发票不是对对账结果的确认，只是为了收回相应款项才开具的。航兴公司出示的名片载明，廖柏樵为三源国际运输公司包机事业部董事、总监。一审庭审中，三源公司称三源公司与航兴公司发生涉诉货物货运代理关系时廖柏樵是三源公司的员工，负责包机事业部，后来离职了，该院询问名片上的三源国际运输公司与三源公司是什么关系，三源公司称没有关系，该院询问既然如此，为何说廖柏樵是三源公司的员工，三源公司称回去核实。后三源公司提交情况说明称廖柏樵不是三源公司的员工。该院询问，三源公司在2012年的案件中要求航兴公司和敦豪公司支付自2012年2月29日起的利息，该日期是如何确定的。后，三源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载明：“第一次中院起诉从2012年2月29日起算利息，如何确定起算日期。答：从起诉当日算起即可。”一审法院认为，三源公司与敦豪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三源公司要求敦豪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三源公司主张的运费分为航空运费和卡车运费。为证明卡车运费的发生和金额，其向法院提交了卡车费对账单和境外汇款申请书。但仅从电子邮件中无法分辨电子邮件的发件人的身份，故无法确认卡车费对账单的真实性。境外汇款申请书仅能证明三源公司汇款一事，但无法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院认为三源公司主张卡车运费的证据不足，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第一批三单货物的航空运费，在2012年的案件中，三源公司认可第一批货物的航空运费为230979.3元，航兴公司支付的运费亦为230979.3元，故该院认定，对于第一批货物的航空运费，航兴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对于第二批八单货物的航空运费，该院进行如下分析：三源公司对开具发票的原因的解释符合常理，故三源公司开具发票、航兴公司付款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双方对第二批货物的航空运费达成一致意见且已经结清。三源公司主张计费重量应为实际毛重和体积重量二者中的较大者，航兴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该院曾向多家货运代理公司询价，得到的答复为行业惯例与三源公司的主张一致。故在航兴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三源公司就计费重量作出过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院采信三源公司的主张。故对第二批货物中单号尾号为3361、3383、3394、3405的四单货物，该院经计算确认计费重量为2843.33kg、550kg、206.67kg、160kg。航兴公司主张其与廖柏樵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批货物的运费为79453.6元。但其提交的邮件为截屏打印件，并非原件，故该院无法认可邮件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中并未显示廖柏樵是否对第二批货物的运费进行确认。故该院对航兴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但航兴公司提交的邮件中有一封载明了79453.6元运费的计算方式，该院认为，可以视为航兴公司认可的运费单价。三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按照《航空货物运价》中载明的运价计算单价。该院认为,首先，该出版物系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服务管理部出版，并非相关管理部门出版，故其内容可供参考，但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其次，称双方约定的价格为十吨以内22元/kg，十吨以上15.8元/kg，但三源公司和航兴公司对计费重量有争议，所以得出的应付款项不同。经计算，八单货物的总重量为4642kg，按照前述标准计算，运费为79543.6元。而航兴公司支付的运费为79453.6元,两笔金额极其相似。故在三源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院对三源公司推翻其在2012年案件中的陈述的言辞不予采信，对三源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予以考虑的三源公司对运费标准的陈述应以其在2012年案件中的陈述为准。在2012年的案件中，三源公司陈述三源公司认可由于航空运输中对时间、仓位的要求、季节、目的地等因素，价格存在差异，并且非常大。该院曾向多家货运代理公司询价，得到的答复与三源公司的该陈述基本一致，称由于时间、仓位、季节、目的地乃至公司规模大小、公司之间关系好坏都会对价格产生巨大影响，无法给出具体的价格参考。而在依据双方主张的运费标准，计算航空运费后，两者差距不大（依据该院认定的计费重量，计算得出总计费重量为6200kg，按照三源公司在2012年案件中主张的运费标准，得出的运费为22×1000+15.8×5200=104160元；依据航兴公司认可的运费标准和该院认定的计费重量，得出的运费为108379.99元）。依据前者，航兴公司尚欠付24706.4元，依据后者，航兴公司尚欠付28926.39元，两者均未超出三源公司对第二批货物的航空运费的诉求范围。故在运费标准的采信上，该院采信航兴公司自认的标准，认定航兴公司尚欠付三源公司运费28926.39元。三源公司在情况说明中将利息起算日更改为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该院不持异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航兴公司向三源公司支付运费28926.3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8926.39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7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二、驳回三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航兴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三源公司一审主张的卡车运费是否成立；二、关于货物空运的运费价格是否应当适用《航空货物运价》载明的标准。关于三源公司一审主张的卡车运费是否成立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卡车运费问题，三源公司虽提交了卡车费对账单和境外汇款申请书予以证明。经本院审查，卡车费对账单发件人身份无法确定，在航兴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形下，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境外汇款申请书仅显示三源公司汇款的内容，未能体现与本案所涉业务的直接关联性，且其上显示金额与三源公司就本案所涉业务主张的卡车费用金额并不一致，三源公司主张汇款申请书上的总金额包括其他业务，但就此亦未能进一步举证。故本院认为，三源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本案所涉运输业务发生卡车费用的主张成立，在此情形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货物空运的运费价格是否应当适用《航空货物运价》载明的标准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三源公司提交的该手册显示内容，该手册系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服务管理部出版的专业工具书，且标明使用期限，其内容并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三源公司在（2013）顺民初字第9520号案件庭审中，主张航空运输中对于时间、仓位的要求、季节、目的等因素会导致价格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且该主张亦在本案一审法院询价的过程中得到印证。故在航兴公司对三源公司关于以该手册载明价格作为涉案货物空运费用计算标准的主张不予认可，三源公司亦未就其提交的该手册使用期限是否涵盖涉案业务发生时间进一步举证或说明的情形下，三源公司主张以该手册载明的价格作为计算货物空运费用的运费价格的标准，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三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60元，由北京三源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印龙审 判 员 石 煜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常 欣书 记 员 邸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