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5民初1号原告：杨斌，男，198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明月，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贵州省纳雍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5215592285A。代表人：周文，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新春，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斌与被告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县联社”）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月12日和1月18日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被告县联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县联社在《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中作出的关于解除与原告杨斌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判决被告县联社继续履行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在其业务范围内合理安排原告的工作；2、判令被告县联社补发原告杨斌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959020元。事实和理由：2001年3月，原告杨斌经招考录用到县联社工作。2009年8月至12月任县联社城关信用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杨斌担任临时负责人期间，严格执行城关信用社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对该社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的分工安排，明确了责任。杨斌的母亲代启荣于2003年4月至2006年6月先后任城关信用社副主任、主任，2007年8月18日被免去主任职务，因杨斌于2009年8月8日调到城关信用社任临时负责人，县联社遂将其母代启荣调到县联社小十字分社工作，2010年1月2日重又调回城关信用社工作，2010年10月25日退休，2010年11月18日至2011年3月31日被县联社返聘回城关信用社工作。后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8月至12月，杨斌任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期间，代启荣利用其曾担任过城关信用社主任和杨斌母亲的身份，多次返回城关信用社，将存款户的存折、卡冒名挂失后取走存款39笔、金额317.45万元，造成损失10笔金额128万元。代启荣返回城关信用社作案时，都是选择杨斌因公在外拓展社内各项业务的时间段。杨斌每次因公外出前，都已根据县联社的相关规定授权给该社坐班会计向梅行使其负责人的职权，杨斌本人的印鉴章及名章都交由坐班会计保管。2011年4月，代启荣实施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县联社以代启荣涉嫌犯罪，杨斌系代启荣之子为由，口头通知杨斌停职配合调查、回家等候通知，并停发杨斌的工资至今。杨斌被停职、停薪前，为县联社业务部负责人，年薪17万元，折合月薪为14166元。停职、停薪期间，其中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发给杨斌每月60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5年1月至7月，发给杨斌每月80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5年8月起，再没发过杨斌的基本生活费。按杨斌被停职停薪之前的工资标准14166元/月计算，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杨斌损失工资收入959020元。2015年7月15日，县联社作出《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认为杨斌任城关信用社负责人短短的4个月期间，不严格执行有关内控和案防制度，致使城关信用社存在严重风险隐患，在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内控管理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其母代启荣仍以挂失支取客户存款方式疯狂作案共计39笔、金额317.5万元，造成损失128万元，占在此期间作案金额的40.32%，杨斌对其母返回城关信用社作案负主要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省联社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杨斌作限期调离处理，限期3个月调离县联社，若限期届满未调离，则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责令其赔偿案件损失1.49万元，并保留对杨斌的追诉权。杨斌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于2015年8月14日向县联社申请复议，县联社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该答复书维持《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中对杨斌的处理决定。2015年10月15日，县联社给予杨斌限期调离的3个月期限届满后，杨斌未能调离，县联社遂解除了其与杨斌之间的劳动合同。杨斌已就上述诉讼请求向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未获全部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县联社的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不具可执行性。理由：其一、杨斌无权自己将自己调离县联社，县联社的处理决定在客观上让杨斌根本不能执行，杨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因此，县联社单方解除其与杨斌的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严重侵害了杨斌的合法权益；其二，2011年4月，县联社既未作出对杨斌予以停职停薪的书面处理决定，也未解除与杨斌的劳动合同，其以杨斌的母亲代启荣涉嫌犯罪为由停止杨斌工作职务、停发杨斌工资的行为不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杨斌有权要求县联社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和足额发放杨斌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县联社应当根据杨斌的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在其业务范围内合理安排杨斌的工作，并足额补发杨斌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被告县联社辩称：原告杨斌与被告县联社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不存在继续履行的问题；杨斌与被告县联社之间的劳动争议，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但杨斌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该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杨斌无权基于相同的事实，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纳劳人仲字（2016）第219号仲裁裁决违法法定程序；杨斌在任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期间，未尽到安全监管责任，致使其母亲进入城关信用社柜台，采取将存款户的存折和卡冒名挂失的手段，取走现金317.45万元，并最终导致损失128万元，被告依据法律规定和内部规章制度通过职代会的形式，作出纳信联【2015】235号决定，该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章制度清楚，程序合法；原告杨斌自代启荣案件发生之后，由于部分事实发生在原告任城关信用社负责人期间，被告要求其停止工作并配合调查，符合规定。此期间，原告未劳动，不应支付工资。况且，被告从2011年5月即支付原告最低生活保障费用至2015年10月，原告在该时段即知晓其工资的具体数额，如原告对该工资支付存有异议，应当在1年的仲裁时间内申请仲裁，但原告并未在仲裁时效内申请仲裁，故已丧失胜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员工违反相关规定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杨斌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纳劳人仲案字[2016]第219号），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2、县联社【2015】235号《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的文件、行政复议答复书、（2012）黔纳刑经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管理城关信用社期间，已严格执行有关内控和案防制度，并无严重失职行为；代启荣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其承担，原告对此不应承担责任；被告于2015年10月15日违法解除了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3、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及《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2003）14号]及《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黔农信发（2004）42号]，证明贵州省人民政府才是贵州省内各级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机关，只有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授权，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才有权对被告进行管理，其制定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黔农信发（2004）42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责任追究办法》（黔农信办发[2009]223号）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损失赔偿指导意见》才可以适用于被告的员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未规定有可以对违规员工作出限期调离的内容；4、会议记录，证明被告未组织员工学习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责任追究办法》（黔农信办发[2009]223号）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损失赔偿指导意见》，该两份文件不能适用于被告的员工；5、劳动争议申请书两份，证明原告2016年8月23日递交的仲裁请求以及2016年10月13日递交的劳动仲裁请求有明显的区别；6、工资表，证明原告杨斌在2011年的年薪是11万元，月薪是9166.67元。被告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仲裁决定。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刑事判决恰恰证实了杨斌在任期内未尽到安全监管义务。第三组证据，恰好证明农村信用社省联合社（下称“省联社”），是根据相关规定设立的金融机构，省联社系被告县联社的行业主管部门，该机构的管理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管理县联社员工。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会议记录为2007年7月17日期间，杨斌在被告行政机关工作，根据会议记录内容，已明确组织学习了《贵州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五组证据中两份仲裁申请书都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故而后仲裁裁决程序违法，不予受理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五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第六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反映杨斌停职前的工资水平，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县联社围绕其抗辩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纳劳人仲案字（2016）第219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纳劳（人）仲不字（201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县联社与杨斌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作出纳劳仲不字（201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纳劳人仲案字（2016）第219号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2、纳信联（2008）10号关于王竹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纳信联人（2009）3号关于张发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纳信联人（2009）16号关于杨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黔农信毕办发（2009）58号关于推荐见习助理到县（市）联社挂职煅炼的通知文件、纳信联人（2010）1号关于高大祥等同志工作调动的通知文件、（2006）18号县联社关于劳动用工改革聘用人员的通知文件，证明原告杨斌系被告单位职工、2009年1月12日任科技部经理及2009年8月8日至2010年1月5日前任县联社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的事实。同时证明，2010年1月3日之前代启荣在小十字分社工作，之后调入城关信用社工作的事实；3、县联社定期储蓄存款挂失支取统计表及相应凭证、杨斌谈话记录三份、（2012）黔纳刑经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2012）黔毕中刑终字第399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杨斌在城关信用社负责人期间主要工作为负责抓全面业务工作及落实安全防范和制度执行。在此期间，其监管失控，致使其母亲代启荣到城关信用社采取违规挂失私下客户存款，杨斌作为监督人在相应资料上加盖了相应的印章，该事实经2012年黔纳刑经初字第41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及（2012）黔毕中刑终字第399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且杨斌对该事实予以认可；4、国发(2003)1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文件、银监发（2003）14号《农村信用联社管理暂行规定》、黔农信（2004）42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及会议记录，证明行业主管部门省联社制定规章制度对县联社职工杨斌具有约束力；5、县联社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知、签到册、会议记录、表决结果报告、告知书、县联社（2015）235号《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的文件、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签收情况，证明县联社依据相关程序对杨斌等作出相应的处理；6、纳雍县联社下岗人员工资花名册，证明杨斌在停职期间，县联社发放基本工资情况。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至六组证据的三性特征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被告所举的第一至六组证据原告质证无异议，能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符合证据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现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被告县联社申请调取仲裁仲裁庭审笔录及第一次仲裁申请书并责令被告县联社提交的县联社在岗人员工资、离岗人员工资统计表、汇总表4页及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质证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了原告杨斌与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已经过仲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对本院责令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反映杨斌的基本工资，被告无异议。本院结合原、被告陈述予以采信。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及采信证据，本案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3月，原告杨斌经招考录用到县联社工作，与县联社建立劳动关系。2008年1月16日，原告杨斌任县联社人力资源部经理。2009年1月13日，任县联社科技部经理。2009年8月8日至2009年12月30日期间，因城关信用社主任袁松受伤，原告杨斌调任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2010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在织金县联社挂任见习主任助理。2011年1月后，任县联社业务部临时负责人。原告杨斌母亲代启荣同系县联社职工，于2003年4月26日任县联社城关信用社副主任，2006年1月25日任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2006年6月22日任城关信用社主任，于2007年8月18日被免去主任职务，2009年8月10日，因原告杨斌到城关信用社任临时负责人而调到县联社小十字分社工作，2010年1月2日调回城关信用社工作，2010年10月25日退休，2010年11月18日至2011年3月31日被县联社返聘回城关信用社工作。2012年11月8日，因犯职务侵占罪及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财产100万元，并处罚金3万元。2008年8月8日至12月30日，杨斌任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四个月期间，其本人的印鉴章及名章交由坐班会计向梅保管，其母亲代启荣多次返回城关信用社，将存款户的存折、卡冒名挂失后取走存款39笔、金额317.45万元，其中造成损失10笔、金额128万元。2011年4月，代启荣实施的上述行为被发现，县联社以代启荣涉嫌犯罪，杨斌系代启荣之子为由，口头通知杨斌停职配合调查、回家等候通知，并于2011年5月停发杨斌的工资至今。在停职、停薪期间，县联社于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发给原告杨斌每月60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1年12月，发给杨斌生活费1000元；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给杨斌每月83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4年1月至12月，发给杨斌每月95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5年1-10月，发给杨斌每月1100元的基本生活费。2015年7月15日，县联社作出《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以杨斌作为城关信用社负责人，不严格执行有关内控和案防制度，致使城关信用社存在严重风险隐患，最终酿成重大经济案件，给被告县联社造成损失128万元，占在此期间作案金额的40.32%，杨斌对其管理期间其母返回城关信用社作案应负主要管理责任。根据省联社（黔农信发[2004]42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责任追究办法》（黔农信办发[2009]223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损失赔偿指导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等有关规定并召开员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给予杨斌限期调离处理的决定。该决定内容为：限期3个月调离县联社，若限期届满未调离，则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责令其赔偿案件损失1.49万元，并保留对杨斌的追诉权。处理决定作出后，县联社于2015年7月15日向原告杨斌送达了告知书，告知对其作限期调离处理。2015年7月17日，向原告杨斌送达了纳信联[2015]235号《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杨斌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于2015年8月14日向县联社申请复议，县联社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维持《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对杨斌的处理决定。2015年10月15日，县联社给予杨斌限期调离的3个月期限届满后，杨斌未能调离县联社。县联社未另行下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等书面文书。2016年8月24日，原告杨斌向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撤销县联社作出的纳信联【2015】235号处理决定，裁决县联社在其业务范围内合理安排杨斌的工作，请求裁决县联社补发杨斌2011年4月至2016年8月工资888190元。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及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2016年10月13日，原告杨斌再次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继续履行杨斌与县联社的劳动合同并补发杨斌2011年4月至2016年8月工资888190元。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1月20日作出纳劳人仲案字[2016]第2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杨斌2011年4月至2015年10月工资24200元，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送达后，杨斌及县联社均不服。原告杨斌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县联社属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系经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规定以自愿入股形式成为省联社的社员社，接受省联社的管理、指导，对员工的管理则按照省联社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并适时组织员工进行了学习。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应否解除；2、原告主张按停职前的月工资标准补发工资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相关法律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省联社作为各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业务管理和指导部门，其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县联社作为内部规章制度遵照执行，对被告员工具有规范约束力，原告杨斌应自觉遵守县联社制定和遵照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其庭审中关于省联社制定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损失赔偿指导意见》对其无约束力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杨斌与被告县联社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已解除及应否解除的问题。原告杨斌将印鉴章及个人名章交由坐班会计长期使用未跟踪监督检查，存在严重风险和安全隐患，该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使相关审批程序未能发挥有效监督作用，原告杨斌在省联社专案组对其调查询问笔录中自认其在任期内存在监管缺失情形，故原告杨斌在任期内存在监督管理不到位给被告县联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县联社结合杨斌的失职情况，根据法律规定及遵照执行的规章制度，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表决方式对其进行问责处理，符合相关法律及制度规定，原告杨斌诉称其已履职尽责，无失职情形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主张被告县联社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县联社在对其作出处理决定后明确告知其在三个月限期届满后如未能自行调离县联社，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县联社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明确且已向其告知，原告杨斌申请复议及申请仲裁的行为表明其已完全知晓县联社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真实存在。结合原告杨斌诉状及庭审中关于县联社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陈述，可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从2015年10月15日就已解除，不存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庭审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劳动合同已解除的事实不相符，本院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当庭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杨斌拒变更，反而增加了诉讼请求。故其主张撤销被告县联社在《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更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中作出的关于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判决被告县联社继续履行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在其业务范围内合理安排原告的工作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斌主张按停职前的月工资标准补发工资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原告杨斌在2011年4月其母代启荣犯罪案件发生后，即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在代启荣案件结束后，处于停职待处理阶段。此期间的杨斌已不再履行城关信用社临时负责人的职责且未上班，处于在家听候处理状态。原告杨斌主张按停职前的工资标准补发其停职期间工资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杨斌因代启荣案件被停职，被告县联社在未对杨斌作出处理决定前，双方的劳动关系依然存在。但原告杨斌在此期间未实际工作，不能按正常上班员工的工资标准向其发放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至2015年度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文件之规定，被告县联社应按当时纳雍县最低工资标准向其发放最低基本工资。由于被告县联社发放给原告杨斌的生活费部分未达纳雍县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故应予补足差额。被告县联社关于原告杨斌在2011年4月被停职后就知道其工资发放情况，其主张补发工资超过仲裁时效应予驳回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规定：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贵州省纳雍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730元，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贵州省纳雍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30元，2013年1月1日调整为每月950元，2014年7月1日调整为每月1100元，2015年10月1日调整至每月1500元。由此可计算出，2011年5月至12月，被告县联社应补足原告杨斌工资差额为（730元×4个月+830元×4个月）-（600元×7个月+1000元）=1040元；2012年1月至12月，被告县联社已按每月830元发放最低基本工资；2013年1月至12月，被告县联社应补足原告杨斌工资差额为（950-830）元×12个月=1440元；2014年1月至12月县联社应补足原告杨斌工资差额为（1100-950）元×6个月=900元；2015年1-9月，被告县联社已按每月1100元发放最低基本工资，2015年10月被告县联社应补足原告杨斌工资差额为1500-1100=400元。综上所述，县联社应补足原告杨斌的最低基本工资差额为378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九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斌工资3780元；二、驳回原告杨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如义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史云峰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焦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