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7民初4576号原告：毕利斌，男，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原告:张勇,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原告:方武喜,男,197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克林，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坚、景欣，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小芸，女，197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舒新河，男，196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团风县，现住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人：戈高，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与被告肖克林、张小芸、舒新河、第三人戈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6月18日、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利斌、张勇及其二人与原告方武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被告肖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坚、景欣，被告张小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被告舒新河，第三人戈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肖克林偿还借款本金1200万元和利息1364万元（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2%暂计算起诉之日2019年11月12日为1364万元，实际计算至偿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张小芸、舒新河、第三人戈高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3.判令上述三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肖克林因承建泛海国际项目装修工程资金短缺找到方武喜帮忙筹措资金，于是方武喜找到戈高及案外人王厚春帮助肖克林借款。经介绍，案外人张庆堂同意借款给肖克林但要求必须由戈高和王厚春进行担保。2014年8月24日，肖克林与林佩玉、张庆堂、王厚春及戈高共同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并约定：肖克林因资金周转向林佩玉、张庆堂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从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7‰，该笔借款的保证人为王厚春、戈高。2014年8月25日，林佩玉、张庆堂按照肖克林的指示分两笔50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账户。借款到期后，肖克林没有偿付该借款本息，林佩玉、张庆堂向保证人王厚春、戈高催要，戈高就找方武喜要求其督促肖克林还款，方武喜答应帮助肖克林还款。2014年底，方武喜通过其建行账户分十一笔向戈高转账1122万元，并委托戈高代肖克林偿还案外人林佩玉的借款。另外，由于肖克林承接项目需要资金，向方武喜提出帮助其筹措资金，方武喜就对外筹措资金并委托戈高向肖克林转账四笔合计2498700元。为偿清肖克林的上述借款，戈高收到方武喜的转账后，于2014年12月29日向林佩玉转账还款450万元，于2015年2月15日向林佩玉转账还款500万元，此外还有戈高的其他零散小额还款。毕利斌、张勇、方武喜三人系合伙关系，共同出资，统一委托方武喜对外投资并出借资金，方武喜转账给戈高还林佩玉的借款及委托戈高转款给肖克林的款项均系三原告的共有资金。2015年2月15日，肖克林与三原告进行结算并签订了《保证借款合同》，确认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借款期限四个月，即从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月利率2.5%。舒新河作为担保人亦在该《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字。该合同还约定了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由乙方（即原告毕利斌）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等其他事项。借款到期后，毕利斌等人以各种方式多次向肖克林催要借款本息无果。2018年2月，肖克林向毕利斌偿付40万元。肖克林与张小芸在本次借款期间系夫妻关系，依法应对此笔借款承担连带偿付责任，舒新河作为此笔借款的担保人，应对此笔借款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戈高系本案的交易方，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肖克林辩称：1.2015年2月15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在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肖克林从未收到毕利斌出借的任何款项，毕利斌仅凭借款合同和借条没有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实际向肖克林出借了资金，毕利斌、张勇等人在没有实际出借资金给肖克林的情况下不能依据未实际履行的《保证借款合同》向肖克林主张权利；2.2015年2月15日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亦不是结算协议，该协议没有确认在2015年2月15日之前肖克林已收到毕利斌出借资金的事实；3.在肖克林、林佩玉、张庆堂于2014年8月24日签订了《保证借款合同》后，肖克林只收到了张庆堂转账支付的500万元，对于张庆堂转账支付给湖北裕丰源商贸有限公司的500万元不知情不知晓，该付款行为既不是按照肖克林的指令付款，也没有得到肖克林的授意，故该500万元与肖克林无关；4.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肖克林请求方武喜帮助其还款，也没有证据证实肖克林授意方武喜通过戈高还款，戈高自行向林佩玉的转账行为与肖克林无关；5.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方武喜通过戈高向林佩玉支付的款项是毕利斌、方武喜、张勇的共有资金，也没有证据证实肖克林请求方武喜另外帮助其筹措资金，更没有证据证实戈高转账支付给肖克林的款项系毕利斌、方武喜、张勇的共有资金；6.从资金给付时间上看，方武喜转账给戈高的时间发生在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15日之间，戈高转款给林佩玉的时间是在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2月15日。但张勇于2019年4月16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为：毕利斌、方武喜、张勇所谓筹集资金的合意形成时间为2014年10月，且最后一笔资金转账给方武喜是在2015年12月18日（这些说法仅为张勇单方陈述，缺乏转账凭证以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印证），该款项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金额均无法证实方武喜转给戈高的资金来自于毕利斌、方武喜、张勇的转账，亦无法证明属于毕利斌、方武喜、张勇的共有资金；7.三原告所作的《合伙借款说明》系毕利斌、张勇等人为了本案起诉而作出的单方陈述，缺乏其他证据的印证，且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证实毕利斌、张勇与肖克林存在借款关系，毕利斌和张勇不是本案适格原告；8.肖克林与方武喜存在长期的经济往来，对比方武喜的银行流水和肖克林的银行流水以及转账凭证，肖克林向方武喜的转款数额远远高于方武喜向肖克林转账数额，且肖克林也从未听方武喜说过上述款项来源于毕利斌、张勇等人；9.即便毕利斌履行了《保证借款合同》项下的出借义务，该借款期限早已届满，本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毕利斌、方武喜、张勇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张小芸辩称：1.三原告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债务的真实存在；2.本案债务不是张小芸和肖克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张小芸未在2015年2月15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不能证明本案债务系肖克林、张小芸的共同意思表示，且该借款合同也没有得到张小芸的事后追认；3.三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案债务系用于肖克林、张小芸夫妻共同生活支出。故请求依法驳回对张小芸的起诉。被告舒新河辩称，1.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属实，在2015年更早之前肖克林在武汉青年路泛海喜来登酒店做工程时因缺乏资金启动项目，我当时经考察认为该项目前景比较好，肖克林即使借款也是具有偿还能力的，因此我才为肖克林向本案原告借款进行担保；2.对于本案债务原告确实履行了出借义务，在2015年2月15日双方进行结算时我在场，肖克林对账完毕后我在双方共同签字的《保证借款合同》上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进行了签字；3.我对于双方的对账经过和结果很清楚，此后因肖克林一直未还款，所以我有责任向肖克林催要。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我先后多次到北京、深圳向肖克林催要，期间肖克林还通过微信向我支付了5000元的生活费。2018年2月13日，我再次来到深圳亚太国际大厦四楼向肖克林再次催要，次日肖克林向毕利斌偿还了40万元。第三人戈高述称，我和方武喜原是朋友，后来认识肖克林，并又通过方武喜认识了张勇和毕利斌，对本案借款事实和经过非常清楚。大概是2013年年底，肖克林因承接泛海工程和喜来登酒店装修项目缺乏资金通过方武喜找我借款，我知道我的朋友王厚春有充裕资金，就让王厚春出借。但王厚春称自己资金也不多，表示可以介绍向另外的朋友林佩玉、张庆堂借款。此后我、王厚春、方武喜、张庆堂、林佩玉以及张庆堂的一个合伙人在肖克林的带领下到上述项目所在地进行了现场考察，中午肖克林宴请以上人员，双方就借款事宜进行了谈判和协商。张庆堂表示愿意出借资金给肖克林但是必须由我和王厚春出面担保。因为我对于肖克林缺乏足够的信任，所以我对方武喜说我和王厚春可以进行担保，但是方武喜必须进行兜底，当时方武喜在场同意了。此后各方就办理了借款合同。对于被告肖克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答辩理由我不认可，借款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必须要肖克林本人参加庭审进行陈述和对质才能还原本案事实。因为当时借款时方武喜表示愿意兜这个底，肖克林也请求方武喜帮他偿还向林佩玉的前述借款，所以我就不断向方武喜催要。但方武喜说肖克林项目刚启动，手里没有钱，方武喜他自己会想办法凑钱代偿。因为我知道方武喜和张勇、毕利斌的关系，所以方武喜凑钱肯定是从张勇和毕利斌这里拿钱。此后方武喜分多次将钱转账给我（具体时间和金额以银行流水为准，总金额大概是1200多万元），我一收到方武喜的转账就还给了林佩玉，有几次方武喜那里没有钱我就直接先从我自己的账户先转账代为向林佩玉支付，过几天方武喜又会将我预先垫付的钱支付给我。另外，因为当时王厚春说虽然方武喜兜底了，但我是担保人，让我也去找肖克林要，于是我同方武喜于2015年年初到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找肖克林催要过。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以及被告舒新河、戈高共同向本院申请被告肖克林本人参加庭审，以查清本案关键待证事实。本院在第一次开庭后多次传唤肖克林到庭无果，后肖克林于第二次庭审前到我院接受询问，本院对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肖克林在该笔录中称：我与方武喜相识多年，双方互有资金往来。后经方武喜介绍认识戈高、舒新河以及张勇和毕利斌。2014年8月24日，我因泛海国际项目工地资金周转，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借款1000万元并签订《借款保证合同》并约定借款期限三个月，按照月利率17‰计息，由王厚春和戈高进行担保。当时在签订《保证借款合同》时，在该合同中签字的人员均在场。李杰是我一个朋友也一直帮助我管理泛海国际项目，我们是合伙关系，李杰负责管理现场施工，因为借款用于该项目故李杰也一起在借款合同中签字。但借款手续办理完毕后我仅仅收到500万元，下欠500万元。我找林佩玉和张庆堂催要，但对方称500万元已经给戈高了，因为戈高是担保人，让我找戈高要，但戈高没有给我。对于同日李杰签字的《委托书》我认可系李杰本人出具，但我对此不知情，也不同意将500万元转给湖北裕丰源商贸有限公司，我仅仅认可我收到500万元的借款。湖北裕丰源商贸有限公司跟我和李杰均没有任何关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我也不清楚。此后林佩玉和张庆堂也没有找我催要过，我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人代为偿还。另外我在借款后按照超出《保证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标准（约为月利率3%、4%）向林佩玉和张庆堂支付过一部分利息，但支付的具体标准及利息总金额以我提交的银行流水为准。对于2015年2月15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及同年2月16日的《借条》中“肖克林”签名处是我本人所书写，当时在场人有舒新河、毕利斌和我，方武喜当时是否在场我已记不清楚。但我签字后没有实际收到《保证借款合同》中载明的1200万元借款，我将没有收到1200万元的事告诉了方武喜。该《保证借款合同》对于借款1200万元如何支付未明确约定，我签字后对方没有履行出借义务，我至今没有收到1200万元。我也从未委托毕利斌等他人代为偿还债务。在与毕利斌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后，我曾经应方武喜的要求转账40万元给毕利斌，这40万元转账系我跟方武喜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是偿还毕利斌的借款和利息。在本院对肖克林制作询问笔录过程中，当询问肖克林对于未收到1200万元后是否要求收回《借条》、是否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出借义务、是否提起诉讼解除《保证借款合同》或者行使撤销权以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等问题时，肖克林所作回答为：我要求毕利斌继续履行出借义务，但对方称已经代我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偿还了借款1000万元本息。我认为我仅仅实际收到林佩玉和张庆堂出借的500万元而非1000万元，也从没有委托他人代偿。当询问肖克林使用的电话号码和微信情况并对原告提交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发表质证意见时，肖克林所作回答为：我的电话是138××××4544，我的微信名字就叫肖克林，微信也一直绑定的是该电话号码，微信可以直接添加该号码为好友，我使用该电话号码已经很多年了，我的微信好友中有毕利斌。对毕利斌提交的微信（短信）聊天内容认可，是我和毕利斌之间的聊天记录。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依照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的申请，本院依法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签发了（2020）鄂0117民调令39号调查令，由其向案外人林佩玉和张庆堂调查调取肖克林于2014年8月24日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借款经过（包含双方借款合意的形成过程、借款用途、借款手续办理情况、资金流向情况、有无其他在场人员及在场人员身份情况、有无借款保证人及保证人身份情况）、后期还款经过（包含资金流向、实际的还款主体、还款人授意情况、实际还款人对还款事实的知情和认可情况、是否存在他人代偿情况）以及双方最终结算情况的事实以及能够印证上述事实的书面指令、交付凭证、资金流水、条据等书面证据。其中，林佩玉在笔录中陈述“肖克林与张庆堂不熟，系通过王厚春、戈高介绍找到张庆堂借款，2014年8月24日借款时，肖克林、方武喜、戈高、王厚春以及张庆堂一起协商谈好了借款细节以及汇款要求，并由我按照他们谈好的内容具体经办借款合同和汇款手续。因张庆堂与肖克林不熟，故要求王厚春、戈高进行担保，借款手续办理完毕后我在第二天按照借款人的要求转账汇款。借款到期后，我们向肖克林、王厚春、戈高催要本息，但后来是戈高向我们转款才还清了2014年8月24日肖克林所借的1000万元。”张庆堂在笔录中陈述“我原来与肖克林、李杰不认识，但与王厚春、戈高比较熟，也知晓王厚春、戈高的经济实力比较强。2014年8月24日，肖克林向我借款1000万元就是经王厚春和戈高介绍的，也是王厚春和戈高进行担保的。当时双方协商借款细节时，上述人员以及方武喜均在场，借款手续是按照肖克林的意思所办理。当时肖克林称李杰系其雇请的财务副总，并要求李杰也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并让李杰委托将其中的500万元借款直接支付给湖北裕丰源商贸有限公司。借款细节协商好以后我们起草了借款合同，并办理了其他的借款手续，各方在合同上共同签字，我这边是我和林佩玉当天一起办的，第二天按照肖克林的意思办理了转账汇款手续。借款到期后，我们向王厚春、戈高、肖克林、李杰催要过。该笔借款由于时间久远我不记得，以林佩玉的银行流水为准，但上述借款本息均已经偿清。”双方各自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其中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提交了公安机关对林佩玉、戈高、张勇的询问笔录、戈高的银行流水、张庆堂转账凭证、2014年8月24日和2015年2月15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各一份、2015年2月16日《借条》、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视频资料、毕利斌的银行流水、共有资金证明、工商登记信息表、《泛海国际项目室内精装修工程责任制合同》，被告肖克林提交了肖克林的多份银行流水、电子支付凭证、交易回单、另案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等材料作为本案证据，张小芸提交了离婚证一份，戈高提供了戈高个人银行流水一份。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及肖克林、林佩玉、张庆堂的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肖克林与方武喜、戈高系多年朋友，三人存在长期经济往来。2013年,肖克林因承接泛海国际项目室内精装修工程缺乏资金邀约方武喜投资并就出资事宜进行初步磋商，但因方武喜短期内难以筹措到巨额资金，故肖克林又在王厚春、戈高介绍下向林佩玉、张庆堂借款。2014年8月24日，肖克林、李杰（系肖克林财务副总，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人员）作为借款人（甲方），林佩玉作为贷款人（乙方），张庆堂作为林佩玉的代理人，王厚春、戈高作为保证人共同签订一份《保证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武汉王家墩泛海公司装修工程项目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按月利率17‰计息，按月（每月24日前付息）支付利息到期还本；如提前归还，利息和咨询费按照实际使用天数计算，同时甲方按照54‰的比例在借款前一次性向乙方交纳借款业务咨询费，本次咨询费合计36万元整；如甲方违约未如期清偿借款本息，除了应足额清偿借款本息外，还应按照逾期天数按照日2‰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乙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王厚春、戈高为本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汇入肖克林尾号为5999的银行账户，还款及利息则汇入林佩玉尾号为2418的银行账户。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方武喜当时亦在现场并口头承诺表示愿意为该笔借款兜底。同时，李杰出具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同意将借款中500万元转款到湖北裕丰源商贸有限公司。开户行****支行，账号**×××12”。2014年8月25日，张庆堂按照前述汇款账号分别向肖克林及湖北裕丰源有限商贸有限公司各转账支付500万元。当日，肖克林通过其尾号为5999的银行账户向林佩玉尾号为2418的银行账户转账54万元。2014年9月29日，肖克林再次向林佩玉转账17万元。2014年下半年，方武喜邀约朋友毕利斌、张勇、舒新河等人欲共同出借资金投入到肖克林负责的泛海项目。经实地参观考察，毕利斌、张勇、方武喜协商决定共同出资，由舒新河为肖克林借款进行担保。后毕利斌、张勇分多次将自有闲散资金汇总至方武喜处。2014年年底，上述1000万元借款到期后，林佩玉、张庆堂向保证人王厚春、戈高催要，戈高遂将催款事宜告知了方武喜，因在前述借款时方武喜曾承诺过进行兜底，并且就涉案项目出资事宜也与肖克林进行过磋商,故方武喜遂分多笔将张勇、毕利斌上述汇总资金以及自有资金一起转账给戈高，并由戈高代为偿还上述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其中戈高于2014年12月29日向林佩玉转账支付450万元，于2015年2月15日向林佩玉转账支付500万元，另通过其他小额转账偿清了前述1000万元的剩余借款本息。对此，林佩玉、张庆堂均认可前述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已通过戈高偿清，同时戈高亦认可上述偿清该借款1000万元本息的资金均来源于毕利斌、张勇、方武喜三人共有资金。2015年2月15日，肖克林、毕利斌、舒新河共同对上述代偿款项进行结算并共同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一份。《保证借款合同》约定，肖克林作为借款人（甲方），毕利斌作为贷款人（乙方），舒新河作为保证人，具体内容为：甲方因经营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四个月，自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月利率25‰，如甲方违约未如期清偿借款本息，则还应按照逾期天数以日2‰支付违约金并承担乙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材料费、差旅费等）；舒新河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发生争议首先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在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2015年2月16日，肖克林再次向毕利斌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到毕利斌1200万元”，舒新河作为担保人亦在《借条》上进行了签字。此后，肖克林未按期偿还款项。2017年1月27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肖克林（电话号码138××××4544，微信名为肖克林）与毕利斌之间发生多次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毕利斌向肖克林不断催要，肖克林进行回复的内容（节选）摘录如下：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肖克林：毕总，真的无话和你解释，我今天也不回武汉和你见面了。年后集中全部精力收款，投下目前几个标，全力还款，我也的确很累了，恳请你理解好吧。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肖克林：这样对大家都不好，也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一定要给我时间来收款，接新的项目找公司筹款给你们。如果你要这样做就断我路，请你三思。……肖克林：问题肯定要解决，这两年的确不顺利，才有些好转，你得再给我时间，大家负责任，不是小数额，搞烂了真没法交待。2018年1月15日肖克林：钱肯定能到，这周没十足把握。2018年2月14日，肖克林尾号7399的银行账户向毕利斌尾号为2887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0万元。另查明：肖克林与张小芸于2018年11月9日在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登记离婚。2015年1月29日，武汉市鑫超越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毕利斌，自然人股东登记为毕利斌、张勇、方武喜。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肖克林、李杰与林佩玉、张庆堂之间是否存在借款10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2014年8月24日，肖克林、李杰作为共同借款人与林佩玉等人签订一份《保证借款合同》，合同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意味着双方已就借款事宜形成了书面合意。合同签订后林佩玉、张庆堂亦按照双方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及另一共同借款人李杰所出具的《委托书》分两笔50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账户，至此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直至出借人实际履行支付义务，双方已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肖克林辩称仅收到500万元而非10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应当结合该笔借款发生时其他参与主体即案外人林佩玉、张庆堂以及该笔借款的担保方戈高的陈述以及各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虽然肖克林未在共同借款人李杰所出具的《委托书》中予以签字确认，但林佩玉、张庆堂和戈高均一致陈述《保证借款合同》和《委托书》等书面借款手续均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办理完毕，双方在办理完毕后张庆堂即按照双方约定完成了转账支付义务，况且，李杰在上述《保证借款合同》中的身份为共同借款人。同时，肖克林亦在多个场合以及调查笔录中认可李杰系其财务副总或者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人员。另外，从肖克林提交的其尾号为5999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其在2014年8月25日收到张庆堂转来的500万元后，于当日即向林佩玉转账支付54万元，于2014年9月29日再次向林佩玉转账17万元，此后再无向林佩玉的其他转账。该两笔转账金额与双方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中关于“在借款前按照借款金额的54‰支付借款业务咨询费”以及“按月利率17‰每月支付利息”的约定高度契合，肖克林按照《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借款业务咨询费和利息的行为均进一步印证了毕利斌、李杰于2014年8月24日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借款1000万元，且林佩玉、张庆堂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事实。二、原告与肖克林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结合庭审双方陈述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戈高与肖克林、方武喜系多年朋友，各自之间存在较多转账交易往来。同时戈高还充当了介绍肖克林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借款1000万元并进行担保的重要角色，且方武喜亦在现场见证和参与了双方办理1000万元借款事宜的经过。同时亦能够证实肖克林曾就涉案项目资金问题不仅与方武喜进行过初步的磋商，甚至还通过戈高、王厚春的介绍向林佩玉、张庆堂筹款，因此方武喜将毕利斌、张勇以及自己的闲散资金汇聚后通过戈高代为偿还前述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其次，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戈高收到方武喜转来的款项后亦在一定的合理时间即完成向林佩玉转账支付，特别是在2014年12月29日收到方武喜大额转账480万元后于同日即向林佩玉转账支付450万元，在2015年2月15日收到方武喜转来的另外一笔大额转账427万元后于同日即向林佩玉转账支付500万元，上述银行交易流水在金额上具有高度吻合性，在时间上具有高度传递性。虽然毕利斌、方武喜、张勇未直接向肖克林直接支付款项，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案外人林佩玉和张庆堂所作陈述，以及被告肖克林间接认可上述债务事实并在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后再次出具《借条》予以确认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对之前通过戈高代偿行为所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确认。虽然《保证借款合同》及《借条》中载明的债权凭证权利人系毕利斌，但毕利斌认可代偿款项系包含了方武喜、张勇在内的共同出资，且方武喜、张勇、舒新河均对该事实予以认可。结合舒新河、戈高的陈述以及戈高的银行流水走向，应认定上述资金系毕利斌、方武喜、张勇共有资金；戈高代偿款项系毕利斌、方武喜、张勇共同出资而形成，对上述事实戈高亦予以认可，故毕利斌、方武喜、张勇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此外，在戈高于2015年2月15日向林佩玉转账支付500万元的当天，在舒新河的见证下，肖克林与毕利斌就前述债务进行了对账和结算并形成了《保证借款合同》，舒新河作为担保人在上面签字；次日，肖克林亦出具《借条》对前述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予以再次确认。肖克林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对三原告通过戈高代其向林佩玉和张庆堂偿还100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务行为知晓和认可。再结合毕利斌与肖克林的微信（短信）聊天内容来看，聊天内容均反映出毕利斌多次向肖克林进行催要以及肖克林不断希望宽限还款时间的事实。毕利斌提交的银行流水亦能够反映出肖克林于2018年2月14日向毕利斌转账支付40万元，对比毕利斌尾号为2887的银行账户，除此一笔交易外肖克林从未与毕利斌发生任何其他交易记录，且该笔款项支付时间发生在毕利斌以微信(短信)聊天方式向其催要期间。再结合庭审中舒新河亦陈述该笔款项系经催要后肖克林偿还给毕利斌的款项，进一步能够印证肖克林认可和知晓上述债务的事实。肖克林辩称该40万元系按照方武喜的指令支付给毕利斌的，系肖克林和方武喜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债务无关,但对此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一方面肖克林辩称其在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和出具《借条》后没有收到毕利斌支付的1200万元，该1200万元的《保证借款合同》和《借条》不是结算协议，另外一方面却在这种情况下未依法提起诉讼解除借款合同或者依法行使撤销权甚至报案寻求权利救济；一方面肖克林不认可本案债务，另外一方面却在与毕利斌的微信（短信）聊天内容中不但没有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出借义务，反而多次希望对方予以体谅，宽限还款时间；显然肖克林的抗辩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毕利斌、肖克林在舒新河的见证下经对账结算，将前述通过戈高代偿债务转为肖克林向毕利斌的借款，由此形成的《保证借款合同》和《借条》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结算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肖克林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肖克林辩称其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对此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三、如何确定肖克林应偿还的借款数额。本案中，三原告主张肖克林签字的《保证借款合同》及《借条》中所载明借款本金1200万元的组成包含了其通过戈高代肖克林向案外人林佩玉、张庆堂偿还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1122万元及其直接通过戈高向肖克林转账出借的四笔款项合计2498700元。对于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结合本案各方的证据能够认定肖克林向案外人林佩玉、张庆堂借款1000万元且该1000万元借款本息已经偿清的事实，特别是肖克林在2015年2月15日戈高向林佩玉转账支付500万元的当天即与毕利斌进行结算并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应视为截止到2015年2月15日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已经完全偿清，肖克林与林佩玉、张庆堂之间的10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归于消灭。故应当认定三原告代偿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包含在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的《保证借款合同》中。三原告诉称通过戈高分四笔向肖克林合计转账的2498700元（2014年9月4日转账40万元，2014年9月5日55.87万元，2014年12月30日转账54万元，另外2015年2月14日系戈高向案外人高桢转账100万元）系借款，与前述代偿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1122万元共同包含在双方最终结算的1200万元内，但结合三原告提交的戈高尾号为7855的银行流水来看，戈高与方武喜、肖克林之间类似转账交易笔数众多、时间跨度大，均未注明交易用途，且其中2015年2月14日的转账也不是戈高直接转账至肖克林的银行账户，造成难以有效区分和界定上述四笔款项的用途和性质，更难以认定包含在毕利斌和肖克林所结算确认的1200万元组成中，故本院对此该部分款项不予认定。据此，本院依法以三原告通过戈高代肖克林偿清向林佩玉、张庆堂前述借款1000万元的合法借款本息来确定肖克林应偿还的借款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林佩玉、张庆堂于2014年8月25日在履行转账支付1000万元的出借义务后，肖克林亦在当天按照双方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向林佩玉转账支付了54万元的借款业务咨询费，故应当认定林佩玉、张庆堂实际向肖克林出借的借款本金为946万元。双方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同时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即自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月利率17‰，逾期还款除应足额支付借款本息外还应按照逾期天数按照日2‰支付违约金，依此约定，逾期还款月利率已经达到了17‰+2‰×30＝77‰，该超出了当时的法律规定，依法应依照月利率20‰予以计算利息。此后肖克林在2014年9月29日向林佩玉偿还了17万元，该款不足以清偿其前述债务，且双方未约定还款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履行：（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该笔17万元应当先抵充利息，然后抵充本金。经计算，截至2014年9月29日，肖克林依法应向林佩玉、张庆堂偿还借款利息946万元×17‰÷30天×（6+29）天＝187623.33元，故肖克林偿还的17万元只能抵充利息而不能冲抵本金。因此后肖克林再未向林佩玉、张庆堂还款，故截止2018年2月15日在三原告通过戈高代肖克林偿清借款后肖克林与毕利斌进行结算时，肖克林尚差欠林佩玉、张庆堂的借款本金应为946万元，差欠的利息金额应为946万元×17‰×3+946万元×20‰÷30天×（6+31+31+15）天－17万元＝835913.33元。林佩玉、张庆堂与肖克林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三原告代为履行清偿义务于2015年2月15日归于消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额为1200万元《保证借款合同》和《借条》，故应据此确定《保证借款合同》和《借条》中包含的实际借款本金为946万元，尚差欠的利息金额为835913.33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前述下欠利息835913.33元不能再次计入本金计算利息。因毕利斌和肖克林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四个月，即自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同时约定月利率25‰，逾期还款除应足额支付借款本息外还应按照逾期天数按照日2‰支付违约金。该利率及违约金标准亦超出了前述法律规定，但三原告认可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系当事人对自已民事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认可。依照前述法律依据和计算规则，肖克林于2018年2月14日向毕利斌偿还的40万元应当先抵扣尚差欠的利息，抵扣后尚差欠的利息金额为835913.33元-400000元=435913.33元。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五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的规定，结合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其要求肖克林偿还借款本金946万元及利息（含此前下欠利息435913.33元，以94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0‰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及以946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如甲方（即肖克林）违约未如期还款还应承担对方因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材料费、差旅费等），但因三原告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毕利斌与肖克林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后，因肖克林未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在2015年6月14日还款，毕利斌多次通过微信（短信）聊天等方式进行催要，肖克林亦对上述产生于2017年、2018年期间的聊天记录认可，且毕利斌提交的尾号为2887的银行账户证据能够证实肖克林通过其尾号7399银行账户在2018年2月14日偿付40万元，肖克林认为该40万元系应方武喜要求转账给毕利斌，系方武喜和肖克林之间的经济往来，而非偿还前述《保证借款合同》还款，但对此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证实，且肖克林所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亦不能反映其与毕利斌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应当认定该40万元系偿还《保证借款合同》的借款。故肖克林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五、张小芸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债务虽然形成于肖克林、张小芸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因三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三原告以上述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被告张小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六、舒新河、戈高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舒新河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毕利斌和肖克林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及肖克林于次日出具的《借条》中上面签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被告舒新河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该《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但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该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因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5年12月14日之前向舒新河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舒新河的连带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第三人戈高未作出对上述债务进行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故三原告要求戈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肖克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偿还借款本金946万元及利息（含此前下欠利息435913.33元，以94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0‰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及以946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5000元，由原告毕利斌、张勇、方武喜负担13924元，被告肖克林负担1610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余剑奇人民陪审员雷春芳人民陪审员程萍二○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万丹书记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