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112行初200号原告葛长利，男，196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代理人李屹，上海匡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龚惠斌。委托代理人吴刚，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泽峰，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小南国汤河源沐浴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王慧敏。委托代理人刘纲，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伉贞，女。原告葛长利不服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闵行人保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查于同月26日立案，并分别于同月28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葛长利的委托代理人李屹，被告闵行人保局的副局长沈萍、委托代理人黄泽峰，第三人上海小南国汤河源沐浴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南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纲、赵伉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人保局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闵人社认(2016)字第090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原告葛长利于2015年12月23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以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原告葛长利诉称，其于2011年10月1日进入第三人小南国公司工作。2014年9月25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12月23日凌晨2时，原告下班骑电动车回家至虹梅路红松路处时发生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原告对事故负同等责任。原告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为右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额脑挫伤、脑内血肿、左额颞骨折、脑疝、肺挫伤、右侧动眼神经损伤等。后原告向被告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被告认定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范围，不予认定为工伤。原告认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判令撤销被告闵行人保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被告闵行人保局辩称，其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职权。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提出认定工伤申请，被告受理后，经调查确认，原告在工作时间未向单位请假亦未经单位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场所。其受伤时间并未下班，不应认定为在上下班途中。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法有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人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依据、证据：一、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和《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十五条之规定。三、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受伤害人员情况自述表》，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2、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工商档案机读材料、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2时45分在虹梅路红松路处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对此事故负有同等责任；4、《门急诊就医记录册》，证明原告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额脑挫伤、脑内血肿、左额颞骨折、脑疝、肺挫伤、右侧动眼神经损伤等；5、2015年10月、11月原告的考勤记录，第三人出具的《事情经过》，证明事发当日原告正常下班时间为早晨7时，2015年12月23日凌晨2时处于原告工作时间内，原告属于未请假擅自外出，并在旷工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6、工资支付明细表、个人缴费信息情况表，证明原告在第三人处工作，第三人向其发放工资、为其缴纳社保等情况；7、第三人出具的《举证说明》、员工请假单、员工外出申请单、员工手册补充之积分扣分细则、夜班值班制度细则，证明第三人公司的工作制度、请假规定等，原告应知道第三人公司的请假制度，但仍在工作时间内擅自外出；8、部门考勤记录、2015年10月-12月员工考勤记录，证明原告发生事故时尚处其值夜班期间；9、员工手册及确认书，证明原告知晓第三人公司的纪律、制度，并签字确认；10、原告在工伤认定调查程序中提供的证明3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举证证明2015年12月23日系凌晨1点下班；11、《工伤认定调查记录》、调查照片，证明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相关员工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均可说明原告于值班期间擅自离岗，在外出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四、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依据：《受理决定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提供证据通知书》《送达回证》《补正材料通知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快递送达凭证，证明被告受理认定工伤申请后依法进行调查，于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送达了相关文书，执法程序合法。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闵行人保局的职权依据及执法程序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适用法律有误。就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对证据2中的劳动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值班并非在早晨七点结束，凌晨两点下班亦属合理；对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第三人向原告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等情况予以确认；对证据7中的《举证说明》、员工请假单、员工外出申请单、夜班值班制度细则，因未向其公示故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自己并未看过具体内容；对证据11调查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接受询问时头部受伤，故笔录所作陈述未真实、准确反映情况；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的证据10本身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依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闵行人保局提供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依法调查处理以及综合相关证据材料进行认定的过程，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证据内容本身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5日，原告葛长利与第三人小南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起，无固定期限。原告与第三人另签有《钟点工协议》一份。2015年12月23日凌晨2时45分左右，原告在虹梅路红松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为右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额脑挫伤、脑内血肿、左额颞骨折、脑疝、肺挫伤、右侧动眼神经损伤。2016年1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2016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同年3月29日受理后，向原告、第三人寄送了《提供证据通知书》。后被告分别向原告葛长利和第三人公司员工等进行调查和了解情况，并制作了《工伤认定调查记录》等。2016年5月23日,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收到后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6年4月1日，原告葛长利在被告向其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时述称：其周二值夜班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4点到次日早上7点，对于事发当日离开单位外出做何事以及几点离开单位均表示“记不得”；对于离开单位是否考勤表示：“不下班不会按考勤，所以我应该没考勤”。2016年4月18日，原告葛长利在被告向其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时述称：夜晚值班考勤方式为打卡考勤，其值夜班的内容为先到2号楼大厅前台储物柜拿钥匙，待营业结束后把大门锁上，到早上七点把门打开，钥匙随身携带，值班期间在大厅沙发上照看；对于2015年12月23日在值夜班期间为何外出，葛长利表示“不记得”，亦表示其外出没有工作原因。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闵行人保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职责。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立案受理，依法调查，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执法程序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亦作了同样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所受的交通事故伤害是否发生于上下班途中。根据原告在接受被告调查时承认其在事发当日本应工作至早上7点左右，参考原告以往值夜班的考勤记录以及第三人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本院对上述原告值夜班的正常下班时间予以确认。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凌晨2点45分左右，显然不属于正常下班途中，现亦无证据表明原告已履行正常准假手续或因工作原因外出。原告认为其因头部受伤故无法对相关笔录真实性负责的意见，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被告综合相关证据认定原告所受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并据此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长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葛长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云审 判 员  刘新慧人民陪审员  王延青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吴国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