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粤民再45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新高，男，汉族，1974年6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斌，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毛丽莎，女，汉族，1976年9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斌，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雪梅，女，汉族，1968年5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冰，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强，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许宇振，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冰，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强，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诉人杨新高、毛丽莎因与被申诉人刘雪梅、许宇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粤检民（行）监〔2016〕4400000011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粤民抗1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晏桓、李昱出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申诉人杨新高、毛丽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强，被申诉人刘雪梅、许宇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9月18日，刘雪梅、许宇振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受理后，杨新高提出管辖权异议，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354号民事裁定，驳回杨新高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杨新高不服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2014）深中法立民终字第351号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刘雪梅、许宇振以毛丽莎系杨新高的配偶为由，申请追加毛丽莎为本案被告。刘雪梅、许宇振诉称：刘雪梅、许宇振系夫妻；杨新高自2010年6月起向刘雪梅、许雨燕借款35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为2%，杨新高自2012年8月起欠付利息，请求判决：1.杨新高、毛丽莎偿还刘雪梅、许宇振本金350万元；2.杨新高、毛丽莎支付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共25个月的利息155万元，之后利息计至实际归还之日止；3.杨新高、毛丽莎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由杨新高、毛丽莎承担。杨新高、毛丽莎一审辩称：1.许宇振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许宇振与刘雪梅之间的夫妻关系没有证据证实。案外人许雨燕转让150万元债权给许宇振没有依据。2.本案不应追加毛丽莎为被告。毛丽莎对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不知情，案涉资金没有用于夫妻家庭生活，故推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依据。3.2012年8月，杨新高已还清刘雪梅所出的120万元。许雨燕所出的230万元，杨新高已归还592000元。4.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230万元的委托理财关系，不宜在本案中处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在2010年6月至2013年9月期间，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其中刘雪梅在2010年6月10日至2010年12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杨新高账户分三次支付了119万元，另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杨新高1万元，合计交付给杨新高120万元。杨新高在2010年7月至2012年8月及在2013年8月，每月向刘雪梅付款，合计支付27笔，所付款数额为120万元。许雨燕在2010年6月至2011年8月期间，分六次通过银行转账向杨新高交付230万元。杨新高从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及2013年9月期间，按月向许雨燕付款17笔，所付款项合计为59.2万元。刘雪梅、许雨燕及杨新高在上述资金往来期间，除杨新高向刘雪梅、许雨燕出具相应的收条确认已收到刘雪梅、许雨燕交付的款项外，没有再签订其他书面协议。根据双方确认的资金往来记录，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如下：一、2010年6月期间，刘雪梅向杨新高交付70万元，许雨燕向杨新高交付30万元（刘雪梅、许雨燕合计向杨新高交付了100万元）。杨新高在2010年7月向刘雪梅付款2万元；二、2010年7月期间，许雨燕向杨新高交付50万元（刘雪梅、许雨燕已累计向杨新高交付了150万元），杨新高在2010年8月至12月期间，每月向刘雪梅付款3万元；三、2010年11月17日和12月1日，刘雪梅共向杨新高交付50万元（刘雪梅、许雨燕已累计向杨新高交付了200万元），杨新高在2011年1月至4月期间，每月向刘雪梅付款4万元；四、2011年4月，许雨燕向杨新高交付90万元（刘雪梅、许雨燕已累计向杨新高交付了290万元），杨新高在2011年5月、6月和8月期间，每月向刘雪梅支付4万元，向许雨燕支付1.8万元，在2011年7月向刘雪梅支付4万，向许雨燕支付5.8万元；五、2011年8月期间，许雨燕向杨新高交付60万元（刘雪梅、许雨燕累计向杨新高交付了350万元），杨新高在2011年9月份向刘雪梅支付4万，向许雨燕支付6万元。在其后的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杨新高每月合计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7万元。其中在2012年2月、3月和5月向许雨燕每月支付4万元，向刘雪梅支付3万，其余月份则是向刘雪梅每月支付4万元，而向许雨燕每月支付3万元。之后杨新高在2012年8月和2013年8月分别又向刘雪梅支付20万元和10万元。在2013年9月，杨新高向许雨燕支付9万元。2013年9月14日，许雨燕向杨新高发送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表示在2011年4月13日至8月2日期间累计借给杨新高150万元，约定每月2%的利息，通知杨新高已将相应的债权（包括本金150万元，自2012年8月起至实际归还的利息）及所有相关权利转让给刘雪梅、许宇振夫妻，要求杨新高即日起向刘雪梅、许宇振夫妻偿还本息。杨新高确认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但不认可该通知书的内容。另查明，刘雪梅与许宇振为夫妻关系，双方于1994年3月26日登记结婚。杨新高与毛丽莎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双方对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的资金往来事实、数额并无异议，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刘雪梅、许雨燕交付给杨新高合计350万元款项的性质，由于资金往来的各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则应当根据资金往来的具体特点综合予以判断。首先，关于杨新高、毛丽莎辩称与刘雪梅、许雨燕均为委托理财的答辩意见，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资金往来的事实，并不能显示出委托理财关系中通常具备的理财方式、种类、风险负担、委托报酬等事项。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反映出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特点，杨新高、毛丽莎的该项答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刘雪梅、许宇振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的交易记录，能够显示出刘雪梅、许雨燕将数额较大的款项分次交付给杨新高，而杨新高在收到款项的次月起，按月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相应的款项。通过对相应付款记录的核算，杨新高每月所支付的款项除个别月份外，均是按照从刘雪梅、许雨燕处所收到的款项总额为基数，按2%的比率按月支付相应款项。该付款行为符合借款合同关系中，借款人按月付息的特点。因此，刘雪梅、许宇振所述与杨新高之间为借款合同关系，且约定利率为月息2%的事实与双方实际资金往来记录的特点相印证，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刘雪梅、许宇振的主张予以采纳，确认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关于刘雪梅、许雨燕分别向杨新高的借款数额，根据双方确认的资金往来记录，显示刘雪梅共计向杨新高交付了120万元，许雨燕共计向杨新高交付了230万元。其中刘雪梅主张其出借金额为200万元，其中80万元是通过许雨燕的银行账户交付。同时许雨燕在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也认可，其向杨新高出借的款项应为150万元。另依据资金往来记录，2010年7月止，刘雪梅通过转账已累计向杨新高交付70万元，许雨燕通过转账已累计向杨新高交付80万元，而杨新高从2010年8月起，是按150万元总额的2%，即3万元的标准，向刘雪梅支付款项，并未向许雨燕支付款项。由此也能够印证，杨新高将许雨燕于2010年6月和7月所交付的80万元，作为刘雪梅的借款数额，而向刘雪梅计付利息的事实。该事实与刘雪梅陈述、许雨燕认可的数额也相互印证。因此，刘雪梅、许雨燕合计向杨新高交付的350万元借款中，其中200万元应为刘雪梅向杨新高交付的借款，其余150万元应作为许雨燕交付给杨新高的借款。杨新高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约定期限向刘雪梅、许雨燕返还借款。许雨燕作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予以转让。债权转让的通知，到达债务人时生效。许雨燕在2013年9月14日已向杨新高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则许雨燕对杨新高所享有的因借款而产生的相关债权已由刘雪梅、许宇振受让。杨新高辩称债权不适合转让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因此，刘雪梅、许宇振在受让了许雨燕转让的债权后，可以就全部350万元借款产生的债权向杨新高主张权利。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雪梅、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就借款返还期限存在约定，则刘雪梅、许宇振可以催告杨新高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此，刘雪梅、许宇振要求杨新高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双方确认的付款记录，能够证实至2012年7月止，杨新高均是按约定利率标准已经按月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了利息。由于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并未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则对于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利息，法院仍按双方约定标准予以计算。则杨新高应支付的利息总额为175元（350万元×2%×25个月），扣除杨新高在2012年8月以后已实际支付的39万元（向刘雪梅付30万元，向许雨燕付9万元），杨新高还应向刘雪梅、许宇振支付计至2014年8月止的利息136万元（175万元－39万元）。之后的利息，仍应按该标准进行计算。杨新高与毛丽莎于2006年11月28日结婚，杨新高对刘雪梅、许宇振所负的上述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债务，发生于杨新高、毛丽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在借款发生时，杨新高与刘雪梅、许雨燕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杨新高与毛丽莎约定婚姻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刘雪梅、许雨燕知道该约定的情况，因此杨新高对刘雪梅、许宇振所负债务，应当按杨新高、毛丽莎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深宝法龙民初字第765号民事判决：一、杨新高、毛丽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雪梅、许宇振返还借款本金350万元；二、杨新高、毛丽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雪梅、许宇振支付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借款利息136万元；三、杨新高、毛丽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雪梅、许宇振支付2014年9月起的利息（利息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从2014年9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4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480元，由杨新高、毛丽莎负担。杨新高、毛丽莎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雪梅、许宇振的全部诉讼请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许雨燕与许宇振系兄妹关系。许雨燕转账支付款项给杨新高时，银行流水清单中“文字摘要”一栏大部分写明为“往来款”，2011年8月1日、8月2日两笔共计60万元的汇款写明为“借款”。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刘雪梅、许宇振在一审时提交了利息计算表，从2010年7月至2012年8月间，杨新高按月向刘雪梅支付的款项金额，与本金之间的比例为2%，其中2011年7月借款本金为290万，利息分两笔为4万和1.8万共5.8万元；2011年9月借款本金为350万，利息分两笔为4万和3万共7万元；2012年2月、3月、4月借款本金为350万，利息分两笔为4万和3万共7万元。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确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双方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是往来款项的金额如何计算。（一）关于双方当事人因涉案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本案款项分两笔构成，一是刘雪梅与杨新高之间的款项，二是许雨燕与杨新高之间的款项，杨新高称这两笔款项均是委托理财款，即刘雪梅、许雨燕将款项交与杨新高，委托杨新高代为理财，刘雪梅、许雨燕则主张为返本付息的借贷关系，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款项的性质只能依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认定。1.本案中，许雨燕于2011年8月1日、8月2日转账支付两笔共计60万元时，在银行的汇款单中写明为“借款”，由于当时双方尚未起纠纷，且系许雨燕汇款当时在银行所留，这一留言所表明的款项性质可信度较高，由于许雨燕、刘雪梅与杨新高往来款项为同一性质，故认定双方之间款项为借款的盖然性较大。2.从刘雪梅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来看，杨新高每月支付给刘雪梅的款项与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给杨新高的款项本金的比例均为2%，这一比例有固定规律，比较符合每月2%利息的说法。而反观杨新高的主张，其称这笔每月支付的款项为返还理财款的本金，但在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这2年间，杨新高每月数额不等的向出资人返还本金而没有支付收益，不符合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形，相比杨新高的主张，刘雪梅、许雨燕的说法更合理，更符合日常生活实际。杨新高、毛丽莎称2011年7月、2011年9月、2012年2月、3月、4月的利息与月2%的利率不符，这一主张系杨新高、毛丽莎将许雨燕、刘雪梅的出借本金分裂，错误认定借款本金的基础上错误计算而出，按法院核算，这几个月利息与本金的比例为2%。3.反观杨新高的主张，其主张与许雨燕、刘雪梅为委托理财关系，但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从双方款项往来看，也看不出委托理财中常见的收益支付等，按杨新高的主张，其在2年时间内仅向刘雪梅返还了本金，而没有支付过任何收益款，这一情形与情理不符，一审认定委托理财关系不成立，并无不当。综合以上三点，杨新高与许雨燕、刘雪梅之间因涉案款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盖然性极大，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二）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问题。杨新高对刘雪梅、许雨燕总计向其支付350万元本金的金额并无异议，但认为仅有120万元为刘雪梅，其他款项均与许雨燕相关，与刘雪梅无关。由于许雨燕已将其对杨新高的债权转让给刘雪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债权转让自债务人接到通知时生效。本案中，债务人杨新高已于2013年9月14日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债权转让已经生效，刘雪梅因此享有本案所涉全部350万元的债权。在此情形下，杨新高上诉称该笔350万元应在许雨燕、刘雪梅之间进行划分的主张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刘雪梅就全部350万元债权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350万元，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予以维持。关于利息问题。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月利息为2%，盖然性较大，二审予以确认。杨新高按月2%的利率支付至2012年8月之后在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的2014年8月另总计支付了39万元，根据这一事实，一审判决以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并扣除杨新高实际已经支付的利息39万元，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杨新高、毛丽莎称，每月2%的利率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经审查，在本案借款发生之日即2010年6月至一审辩论终结前即2014年8月间，央行1至3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平均已高于每年6%，一审判决认定的每月2%即每年24%，未超过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杨新高、毛丽莎称本案没有追加许雨燕参与诉讼，存在程序问题，对此，许雨燕已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放弃了其对杨新高的合同权利，许雨燕已无须参与本案诉讼，许雨燕与杨新高的法律关系二审业已查明，故杨新高、毛丽莎这一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此外，本案债务发生在杨新高与毛丽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属杨新高个人债务，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杨新高就本案所负债务应属其与毛丽莎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应共同偿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80元，由杨新高、毛丽莎负担。杨新高、毛丽莎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9月6日以（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826号民事裁定驳回。杨新高、毛丽莎又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二审判决未对杨新高多给付许雨燕7万元利息的事实予以认定，存在认定的部分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案中，杨新高每月支付给刘雪梅的款项与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给杨新高的款项本金的比例均为2%，这一比例有固定规律，故二审判决认定杨新高每月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的款项为利息，月利率为2%，并无不当。据此比对杨新高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的利息款项，存在杨新高多给付利息的问题，杨新高在二审上诉状及二审庭审中均对此提出了异议，具体情况为：2011年7月，此时刘雪梅出借本金为200万，许雨燕出借本金为90万元，杨新高向刘、许二人应付的利息分别为4万元和1.8万元，但杨新高给付了许雨燕5.8万元利息，从该笔款的数额可推断出杨新高以当时290万元本金为基数，在已给付了刘雪梅4万元利息的情况下，又向许雨燕一人支付了总利息，即杨新高当月向许雨燕多给付了4万元利息；2011年9月，此时刘雪梅的本金仍为200万元，许雨燕的本金则增至150万，杨新高除向刘雪梅给付4万元利息外，在月初和月中另向许雨燕共支付6万元利息，即杨新高当月多支付了3万元利息。综上，杨新高合计多向许雨燕支付了7万元利息。实际上，若不认定2011年7月、9月杨新高多给付利息的情况，对比本金和给付的款项该两个月亦不符合2%月息计算。所以，二审判决对杨新高合计多向许雨燕支付了7万元利息的事实未予认定，属认定的部分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将杨新高于2012年8月的20万元转款全部定性为给付利息的做法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本属属约定了每月按期给付利息（月利率为2%）但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合同，且杨新高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每月合计均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7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杨新高在2012年8月后仍有按月支付到期利息7万元的义务以及随时返还借款的权利。后杨新高在2012年8月又向刘雪梅支付20万元，对该20万元应当在性质上予以区分，即其中7万元为支付到期利息，剩余13万元应认定为返还部分本金。但二审判决将杨新高当月给付的20万元全部认定为偿还利息，导致杨新高应支付的利息计算基数由本金337万元改为350万元，明显增加了债务人的承担义务，损害了杨新高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依法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在本院再审庭审中，申诉人杨新高、毛丽莎称：（一）对案涉资金往来的定性，杨新高、毛丽莎认为是理财。但杨新高、毛丽莎同意返还本金，在义务不加重的前提下，同意认定为无息借贷。（二）杨新高每月向刘雪梅、许雨燕支付的款项全部应为本金，而不是抗诉意见认为的利息。1.抗诉意见认为2011年7月、9月多付的7万元属于利息，实际上该7万元归还的也是本金。如果认定这7万元归还的是利息，那么二审判决推定口头约定月利率2%就失去依据。2.抗诉意见认为2012年8月归还的20万元中，7万元是支付利息。实际上该20万元全部归还的也是本金。（三）对150万元债权转让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另外的80万元，仍认为属于杨新高与许雨燕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属于刘雪梅、许宇振的债权，刘雪梅、许宇振的债权总额为270万元。（四）对其他抗诉意见，申诉人杨新高、毛丽莎表示同意。被申诉人刘雪梅、许宇振认可2011年7月15日刘雪梅收到杨新高支付的4万元，同日许雨燕收到杨新高支付的5.8万元。该5.8万元中，有4万元超过当月应付的利息。2011年9月7日许雨燕收到杨新高3万元，2011年9月16日再收到3万元。该6万元中，有3万元超过当月应付的利息。但同时被申诉人刘雪梅、许宇振辩称：（一）以上超过当月应付利息的7万元，是杨新高与许雨燕基于朋友关系而产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二）超过当月应付利息的款项是全部认定为支付利息还是认定为部分归还本金、部分归还利息，均属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检察机关对此抗诉不当。（三）杨新高本人是执业多年的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用尽法律手段。（四）2011年7月之所以出现多付4万元的情况，可能是基于记忆偏差导致在已付5.8万元利息给刘雪梅、许雨燕两个人的同时，向许雨燕一人又付了5.8万元。这种记忆偏差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以个别偏差否定双方之间的有息借款事实。本院再审查明：2010年6月18日，杨新高开具的《收条》载明：“本人于2010年6月10日收到刘雪梅自招商银行芜湖支行转入人民币20万元。本人于2010年6月10日收到许雨燕自招商银行转入人民币30万元。本人于2010年6月17日收到刘雪梅自招商银行芜湖支行转入人民币50万元。”2010年8月1日，杨新高开具的《收条》载明：“许雨燕于2010年7月通过招行帐户向我名下招行帐户存入人民币50万元（伍拾万元）正。”刘雪梅、许宇振一审提交的许雨燕银行流水账显示：1.2010年6月10日许雨燕向杨新高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梅林支行汇入30万元，“文字摘要”栏记载“无”；同日许雨燕向刘雪梅在招商银行芜湖分行营业部开立账户汇入20万元，“文字摘要”栏记载“无”；2.2010年6月17日许雨燕向刘雪梅在招商银行芜湖分行营业部开立帐户先后汇入50万元、100元，“文字摘要”栏空白；3.2010年7月5日许雨燕向杨新高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梅林支行汇入50万元，“文字摘要”栏空白。2013年9月14日，许雨燕向杨新高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本人许雨燕，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8月2日通过本人招商银行账号……累计借款150万元人民币（壹佰伍拾萬圆人民币整）给你，你的收款账号是招商银行……，约定每月利息2%，利息按月计算，逐月支付，先付息后还本。借款时间及数额为：2011年4月13日，借款给您50万；2011年4月15日，借款给您40万；2011年8月1日，借款给您50万；2011年8月2日，借款给您10万。自你2012年8月起严重违约，停止支付利息，本人便多次要求你还本付息，您置之不理。现郑重通知您，本人已将对您的所有债权（包括上述本金150万元、自2012年8月起至实际归还日的利息）及所有相关权利转让与刘雪梅许宇振夫妻，请从即日起向刘雪梅许宇振夫妻偿还本息。”该通知于2013年9月16日送达杨新高。本院再审认为：刘雪梅、许宇振诉称许雨燕2010年6月10日汇入杨新高账户的30万元、2010年7月5日汇入杨新高账户的50万元系其“通过许雨燕的银行账户交付”给杨新高的有息借款。但从案中证据反映的许雨燕、刘雪梅与杨新高之间的资金走向情况来看，不能证明刘雪梅先向许雨燕交付借款，许雨燕再向杨新高交付借款的事实。上述两笔借款自许雨燕账户汇出时，许雨燕并未标注系“代刘雪梅”汇出；杨新高开具的《收条》亦明确区分了许雨燕、刘雪梅各自汇款的金额。故刘雪梅、许宇振主张该80万元系许雨燕代其交付的证据不足。2013年9月16日送达杨新高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载明转让的债权并不包括上述80万元借款，刘雪梅、许宇振没有举证证明其与许雨燕就上述80万元借款的债权转让已达成合意且通知了杨新高。截至2010年7月刘雪梅本人汇出款项70万元，二审判决推定月利率2%的前提是上述80万元属于刘雪梅、许宇振的债权即截至2010年7月刘雪梅，许宇振的债权本金为150万元，杨新高2010年8月向刘雪梅付还的3万元与150万元之比为2%；但二审判决在推定该80万元债权已由刘雪梅、许宇振承受时，又反过来以月利率2%为据，由杨新高2010年8月向刘雪梅付还的3万元计得此时刘雪梅、许宇振享有的债权金额应为150万元。上述将月利率约定为2%与80万元系刘雪梅、许宇振的债权互为前提进行循环论证不当。且仅以债务人杨新高向刘雪梅履行债务的行为也不足以推定债权人许雨燕同意将债权转让给刘雪梅。综上，在许雨燕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就认定上述80万元借款属于刘雪梅、许宇振享有的债权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可能损害许雨燕的合法权利。对抗诉意见提出的杨新高多付7万元利息的问题，刘雪梅、许宇振再审辩称系杨新高与许雨燕基于朋友关系而产生的其他资金往来，在许雨燕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也未能查清刘雪梅、许宇振所述是否属实。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龙民初字第76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谢小斌审判员  万季明审判员  赖尚斌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谭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