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60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锦城，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秀芳，住址同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汪忠、周镜文，均为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伙有，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刁勇文、柳德，均为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科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钟奋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辉辉，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锦城、钟秀芳因与被上诉人郭伙有、原审第三人广州科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锦城、钟秀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周锦城、钟秀芳对郭伙有出借给科密公司的借款无还款义务。2、郭伙有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庭审进行法庭调查时，审判员当庭询问郭伙有是否有与周锦城、钟秀芳签署的借款协议或借据，郭伙有回答有，但郭伙有自始至终未向法庭提供上述证据，一审判决遗漏该重要事实。2、郭伙有与周锦城、科密公司之间款项往来的金额与判决书查明情况不符。3、一审判决遗漏两份录音在第一次庭审时均已经当庭质证的事实，而且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的录音中周锦城、钟秀芳已经明确告知郭伙有借款方科密公司正在进行债转股事宜，郭伙有在录音中也承认去科密公司领取了还款的支票，但郭伙有对支票数额科密公司是如何计算的不太清楚，此郭伙有提供的录音资料明显清楚的反映出本案的借款非周锦城借取。郭伙有第二次开庭时声称撤回该份证据，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郭伙有提交的证据不利于其主张的事实，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可以当庭撤回。该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理应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4、周锦城、钟秀芳答辩时，明确指出“借款人是本案的科密公司，被告是科密公司高管之一，科密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郭伙有借款，被告周锦城只是受科密公司的委托收取上诉借款。”双方约定的利率是郭伙有和科密公司，与周锦城、钟秀芳无关。5、判决书遗漏周锦城、钟秀芳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情况，其中一份证据为科密公司证明本案的所有借款均由科密公司所借，与周锦城、钟秀芳无关。这是本案最为重要以及直接的证据，一审判决中故意遗漏。此外，周锦城、钟秀芳还提交了郭伙有到科密公司财务领取科密公司还款的银行支票的签收纪录，四张支票合计金额1112700元，庭审中郭伙有也承认其领取上诉支票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本金和利息还款均是通过周锦城、钟秀芳账户进行，这是认定错误，科密公司通过两次开具支票的方式向郭伙有还款，郭伙有当庭承认上述事实。首先，科密公司明确做证指出涉案款项由其所借，只是通过周锦城、钟秀芳周锦城的账户收取了借款和归还了部分欠款和利息而已。其次，周锦城的账户明细，清楚的显示其将借款转给科密公司账户以及支付给科密公司客户账户的事实：加上科密公司直接还款给郭伙有，所有这些已经充分证明，科密公司才为本案的借款人。在欠缺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在周锦城、钟秀芳一再否认不是真正借款人，在真正借款方出庭承认其为实际借款人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仅凭转账凭证就认定本案提供账户接受款项进出的周锦城、钟秀芳为借款人。该认定严重违法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9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明确规定。本案中，对于周锦城、钟秀芳和郭伙有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郭伙有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郭伙有提供转账凭证提起借贷诉讼，周锦城、钟秀芳抗辩其个人没有向郭伙有借过款，其账号收取转出款项为受科密公司的委托。周锦城、钟秀芳为自己的抗辩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的基础事实不仅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更应包括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因而仅凭银行的转账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郭伙有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与周锦城、钟秀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郭伙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科密公司述称，我方认为真正的借贷关系是发生在科密公司和郭伙有之间，而郭伙有和周锦城、钟秀芳是没有借贷关系的。郭伙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锦城、钟秀芳共同连带向郭伙有偿还借款本金2287074元及利息628945元（利息自2014年11月19日起计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为2.5%计算，暂计至2015年10月19日）；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周锦城、钟秀芳负担。原审诉讼中，郭伙有自认周锦城、钟秀芳偿还了本金100万元及截止到2014年11月18日的利息，故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周锦城、钟秀芳共同连带向郭伙有偿还借款本金1316324元及利息592345.8元（利息自2014年11月19日起计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为2.5%计算，暂计至2016年5月18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11月18日，郭伙有先后五次汇款共计2316324元给周锦城，其中，2014年5月30日汇款150万元，2014年7月14日转账185500元，2014年9月2日转账363420元、2014年9月30日转账185834元，2014年11月18日转账81570元。郭伙有陈述上述款项是其出借给周锦城的，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5%。借款后，周锦城于2014年7月1日偿还了本金100万元及至2014年11月18日止的利息，余下款项未偿还，经催收未果后遂提起诉讼，并以周锦城、钟秀芳是夫妻关系，本案借款发生在周锦城、钟秀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周锦城、钟秀芳共同偿还。为佐证其主张，郭伙有还提供了其于2015年9月25日、2015年10月21日于周锦城的通话录音，后申请撤回2015年9月25日的录音。周锦城确认收到郭伙有汇入的2316324元，但抗辩其不是借款人，科密公司才是借款人，其是作为科密公司的高管代表科密公司向郭伙有所借，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5%。收到上述借款后其已将上述款项交给科密公司，因此应驳回郭伙有的诉讼请求。且科密公司曾出具了四张招商银行的支票给郭伙有用来还款，郭伙有也亲自到科密公司处签收。因为郭伙有未及时到银行兑现，科密公司分别在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31日又向郭伙有出具了中国银行的四张支票用来偿还借款，郭伙有也亲自签收，以上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是科密公司向郭伙有所借。另外已于2014年7月1日还款100万元，通过周锦城本人账户于2014年5月31日支付郭伙有150万元借款的利息37500元（2014.5.30—2014.6.30），于2014年7月2日支付郭伙有50万元借款的利息12500元（2014.7.1—2014.7.31），于2014年8月7日支付郭伙有50万元借款的利息12500元（2014.8.1—2014.8.31），于2014年9月2日支付50万元借款的利息12500元（2014.9.1—2014.9.30），于2014年10月11日支付50万元借款的利息12500元（2014.10.1—2014.10.30），故借款本金为1316324元，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对于郭伙有提供的两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为证明其主张，周锦城周锦城提供了其本人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2014.3.1—2014.12.31）、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广州创祺塑料有限公司开具支票及该公司签收科密公司签收支票的签收表、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刘某开具支票及刘某签收支票的签收表，用以证明周锦城收到郭伙有转账的款项后，将部分款项转账给科密公司或按科密公司的要求将款项支付给他人，科密公司才是本案的借款人。科密公司陈述其意见与周锦城意见一致。对于周锦城的抗辩，郭伙有确认收到周锦城支付的上述本金和利息，但认为本案借款是其将款项直接转到周锦城的账户上，周锦城是否将款项给科密公司是其权利，但不能据此认定本案的借款人是科密公司。郭伙有与周锦城、科密公司之间从未约定本案的借款人是科密公司，周锦城只是代收借款，不存在科密公司委托周锦城向郭伙有借款的事实。郭伙有确认收到招商银行的两张支票，但该两张支票是由周锦城送到郭伙有家中，郭伙有并未在支票签收表上签名。对于四张中国银行的支票，郭伙有确认到科密公司处签收了，是周锦城通知以前出具的四张支票没有钱，告知换四张新支票给郭伙有来还款，但该四张支票也未能兑现，上述四张支票是科密公司代周锦城还款，郭伙有签收科密公司出具支票的行为也不能认定本案的借款人为科密公司。周锦城周锦城提供的其本人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2014.3.1—2014.12.31）、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广州创祺塑料有限公司开具支票及该公司签收科密公司签收支票的签收表、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刘某开具支票及刘某签收支票的签收表，并不能证明本案的借款人是科密公司。原审诉讼中，郭伙有称周锦城借款时曾向其出具借条，后来周锦城用支票来还款时将借条收回，故无借条原件也未留有复印件。周锦城及科密公司认为郭伙有的陈述不是事实，郭伙有与周锦城周锦城之间没有形成任何书面的借贷协议。另周锦城、钟秀芳确认是夫妻关系，承认本案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钟秀芳表示不认识郭伙有，本案的款项都是流入科密公司，并没有用于周锦城、钟秀芳的家庭支出或生产经营，即便法院认定是周锦城所借，也是周锦城个人债务，与其无关。周锦城、钟秀芳确认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约定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郭伙有的申请，原审法院查封了周锦城的部分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对于郭伙有从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11月18日先后五次汇款共计2316324元给周锦城，现尚有本金1316324元未还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的借款人是周锦城还是科密公司。从本案已查明事实来看，涉案所有款项均是郭伙有通过银行直接汇款给周锦城，涉案借款本息的偿还都是周锦城通过银行转账给郭伙有，涉案借款的交易均是郭伙有与周锦城直接洽谈沟通，无证据证明科密公司与本案借款有直接的关联，郭伙有据此主张周锦城是借款人，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虽然郭伙有签收了科密公司出具的银行支票，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周锦城是以科密公司开具的支票来偿还借款，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人就是科密公司；周锦城提供的其本人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2014.3.1—2014.12.31）、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广州创祺塑料有限公司开具支票及该公司签收科密公司签收支票的签收表、科密公司向案外人刘某开具支票及刘某签收支票的签收表等证据，只能证明周锦城收到借款后使用部分借款的情况，也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人就是科密公司。周锦城与科密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在借款时与郭伙有明确约定本案的借款人是科密公司而不是周锦城，为此周锦城与科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二者有关本案借款人是科密公司而不是周锦城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确认周锦城是借款人，其应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1316324元。对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受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的标准过高，原审法院予以调整，利息应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因周锦城确认已偿还部分利息至2014年10月份，故郭伙有请求利息从2014年11月19日计算，不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借款发生在周锦城、钟秀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证据证明周锦城与郭伙有约定该笔借款为其个人债务，或周锦城与钟秀芳约定实行财产分别所有制，且郭伙有知道该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周锦城向郭伙有的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周锦城、钟秀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判决如下：一、被告周锦城、钟秀芳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郭伙有借款1316324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1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郭伙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78元，由原告郭伙有负担1364元，两被告负担20614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两被告负担。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周锦城、钟秀芳提交了一份一审时郭伙有提供的2015年9月25日《录音翻译》，主张上述证据第一页第7行有写到，该笔款项是由科密公司用债转股的方式偿还，第三页第5段倒数第二段郭伙有的对话中可以证明郭伙有去科密公司领取还款资料，第四页第11段郭伙有的陈述，可以明确看出科密公司已经交还给郭伙有，在该份录音资料中，周锦城、钟秀芳和郭伙有的数额争议，金额确实是剩下100多万，一审郭伙有没有认清标的，郭伙有在第二次开庭时已经将本案标的减少100万。郭伙有确认双方在一审对该段录音进行质证，但认为该录音中双方关于借贷关系没有统一意见，周锦城、钟秀芳主张科密公司向我方借款的关联性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公司指哪个公司没有明确，我们跟所谓的公司也不存在借贷关系，我方从来没有提到债转股；周锦城利用职务便利，拿了科密公司的支票代为还款，我方跟科密公司之间没有账上的来往；我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具备关联性；我方没有跟科密公司约定债转股，债权转移并无得到我方的同意。科密公司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科密公司准备上市才有债转股，科密公司是有跟郭伙有口头约定，为了账户好看点，所以口头向郭伙有借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锦城、钟秀芳是否应对郭伙有出借的1316324元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鉴于郭伙有出借的全部款项均是通过银行直接转账至周锦城的账户，周锦城主张其是受科密公司委托收取借款，虽科密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但周锦城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郭伙有借款时向郭伙有披露该委托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郭伙有有权向周锦城主张权利，故原审认定本案借款人是周锦城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周锦城借款后的用途及如何还款并不能否定周锦城是该款项借款人，故对周锦城、钟秀芳以由科密公司使用该款项及还款为由主张科密公司为借款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周锦城与科密公司的委托关系可其两主自行协商处理。另外，周锦城、钟秀芳在二审提交了一审时郭伙有提供的录音文件，尽管该录音文件后来被撤回但由于在一审时已经质证，不属于新证据。该录音文件中双方也主要是对借款数额进行协商，对借贷关系没有明确的意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周锦城、钟秀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周锦城、钟秀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47元，由周锦城、钟秀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庆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黄 嵩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邹凌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