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甲，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甲，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民，广东南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PUEAHTUNG（中文译名：贝某），住马来西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LAIKIANSIN（中文译名：黎某新），住马来西亚。上诉人黄某甲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撤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越某一初字第2889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889号案），该案原告为贝某，被告为黎某新。该案经审理查明：PHUNYUIN（中文译名：彭某，又名：彭某甲云）与CHAINYUKKIAW(中文译名：蔡某，又名：蔡某甲)为夫妻关系；双方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后收养贝某、黎某新作为养子抚养成人。彭某甲云于1984年4月8日去世，蔡某于2008年2月14日去世。广州市北区惠爱西路粤华东一街3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彭某甲云于1952年9月向张值卿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彭某甲云于1983年5月6日在马来西亚立有见证遗嘱一份，内容包括：“谨此撤销所有之前我所作的遗嘱让与以及宣誓这是我最后的遗嘱；我委任我的妻子蔡某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与受托人；我把我所有剩余的个人产业不论是什么产业以及在那里的产业包括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绝对性的给予以及遗赠给蔡某”。蔡某于1985年4月27日在马来西亚立下见证遗嘱一份，内容包括：“谨此撤销所有之前我所作的遗嘱让与以及宣誓这是我最后的遗嘱；我委任我的儿子贝某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与受托人；我把我所有剩余的个人产业不论是什么产业以及在那里的产业包括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绝对性的给予以及遗赠给贝某”。该案中，贝某起诉要求由其一人继承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黎某新答辩表示同意，一审法院遂确认双方当事人的如下调解协议：“一、位于广州市北区惠爱西路粤华东一街3号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由PUEAHTUNG继承取得。二、本案受理费24278元（原告已预付）减半收取12139元，由PUEAHTUNG自行负担。”本案中，黄某甲主张涉案房屋不属于彭某甲云的遗产，实际应属其与配偶彭某乙宋的财产，为此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房地产所有证、房地产买卖合约、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契纸，证明涉案房屋的房产权证以及办理权证的相关手续均在黄某甲手中，同时所有的文件均是用署名为彭某甲云的印章签署的；2.署名为彭某甲云的印章印模，证明（1）署名为彭某甲云的印章仍在申请人黄某甲手中、（2）署名为彭某甲云的印章是申请人黄某甲雕刻的；3.黄某甲的户口簿，证明黄某甲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4.申请调查彭某甲云回国记录取证申请书。庭审时黄某甲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涉案房屋的查册表；2.五十至九十年代的缴税单据、缴纳水、电费的收据、房屋的租簿、租赁税票据等；3.彭某甲云寄给彭某乙宋的信件，证明涉案房屋是彭某乙宋购买的，书信中彭某甲云明确表示该房产转为彭某乙宋名下；4.广州市居民证一份，证明黄某甲与彭某乙宋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法院出具2889号调解书过程中，已审查当事人贝某及黎某新所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和委托书均办理了中国驻马来西亚领事馆认证或公证手续，并提供了《房地产登记薄查册表》证明涉案房屋产权人明确记载为彭某甲云，所有权来历记载是1952年9月向张值卿购买，在调解案件的程序和实体上未发现违反法律的相关情形。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以公示登记确认其所有权，黄某甲未能提供任何权属约定协议、合同、交易凭证等相关证据。黄某甲持有交易契约、房产证原件、产权人私章并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因为持有原件并不能排除保管、代管、代理等法律行为，且审查黄某甲提供的私房租赁合约，出租业主仍写彭某甲云名义，彭某乙宋仅在代理人栏签名，因此黄某甲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彭某乙宋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关于黄某甲申请法院调查彭某甲云是否回国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买卖房屋可通过委托的方式，继承诉讼亦可通过公证委托、领事馆认证等法定形式进行。因此，彭某甲云回国与否并不影响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关于彭某甲云寄给彭某乙宋的信件，即使是真实的，该信件并不具有遗嘱或合约的法律效力，亦无任何履行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5月19日判决如下：驳回黄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上诉人黄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关于撤销一审法院2889号民事调解书的问题。(1)2889号民事调解书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2889号案件的过程中未通知黄某甲到案参加诉讼，且该案是调解结案而没有二审程序，致使黄某甲在2889号案中丧失了诉讼权利。(2)2889号案件可能涉及虚假诉讼。贝某起诉没有得到财产的黎某新，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贝某不用向法院起诉，通过在马来西亚公证处公证，再经过国内继承权公证后凭公证书即可以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的继承手续，无须通过法院办理。据此，贝某与黎某新有可能是虚假诉讼，合谋取得黄某甲所有的财产。(3)2889号案中彭某甲云的遗嘱所述的财产应该不包括涉案房屋。黄某甲向法院提交了彭某甲云19**年5月14日寄自马来西亚古晋汉阳街的信件，信中明确表示要将涉案房屋转至彭某乙宋名下，还说1973年就写了委托书给彭某乙宋料理(指房屋转至彭某乙宋名下)。有了彭某甲云的信件，遗嘱的真实情况应该很明了。(4)2889号案中彭某甲云遗嘱的真实性存疑。中国与马来西亚是在1979年建交的，2889号案说相关关系经过了认证，不知道彭某甲云与蔡某的夫妻关系、与贝某、黎某新的养子关系的公证有没有经过认证，彭某甲云的遗嘱和蔡某的遗嘱的认证是什么时候进行的，是在签署遗嘱的当时还是在以后呢?认证是证明签名印章属实，还是对遗嘱的真实性负责呢?都因为不能查阅2889号案卷而无法得知。综上，2889号案因为程序方面的诸多问题而致使黄某甲无法得知案件的真实情况，应予纠正。2.关于撤销(2014)穗越某一撤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下称1号案)的问题。1号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欠妥。该案的审理没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政治历史的环境考虑问题，对涉案房屋登记事项的实际情况没有进行实际的分析。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以海外叔叔的名义购房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仅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思维来处理以前发生的案件是欠妥的。1号案的判决理由与案件的事实是不相符的，有以下的事实：（1）彭某甲云的信件能证明他的真实意思表示。（2）如果认为黄某甲是代管彭某甲云的房屋，证据在哪呢?没有该方面的证据。（3）黄某甲取得涉案房屋至今，一直在行使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应视为涉案房屋所有人行使权利的表现。（4）黄某甲持有涉案房屋所有的交易契约原件、房产证原件、彭某甲云的私章、出资缴交涉案房屋的税费，收取出租房屋的租金等占为已有，是行使所有人的权利。3.关于确认涉案房屋属黄某甲所有的问题。彭某甲云除了名字之外，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由其出资购买；当时购房委托书上彭某甲云名字上的私章是由黄某甲刻制并由黄某甲加盖上去的，以此代表彭某甲云的签名；彭某甲云的私章一直由黄某甲保管、使用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彭某甲云对涉案房屋行使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黄某甲代为管理；彭某甲云自马来西亚寄给彭某乙宋的信件承认涉案房屋是彭某乙宋的，也同意办理过户到彭某乙宋名下。据此，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2889号民事调解书；3.确认涉案房屋归黄某甲所有；4.贝某和某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贝某和某新均无答辩。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简而言之，房屋所有权之确认，以公示登记为准。本案中，彭某甲云于1952年9月向张值卿购买涉案房屋并登记在其名下，截止一审法院在2010年出具（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88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由贝某继承取得，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产权一直登记在彭某甲云名下，因此涉案房屋应属彭某甲云的个人财产。黄某甲上诉提出，涉案房屋实由其与丈夫彭某乙宋购买，只是因为当时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因此以海外叔叔的名义登记产权，对此本院分析认为，在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涉案房屋的产权一直登记在彭某甲云名下，所谓“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已经过去但是一直没有变更登记，黄某甲、彭某乙宋某亦没有要求彭某甲云留下有效的书面材料认可其权利，故不足以确认黄某甲的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分析论证有理，本院予以认同。黄某甲上诉提出的其他意见，理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在此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某甲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某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审判员  钟淑敏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邱穗珠陈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