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4民终2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甄松瑞，男，汉族，1962年7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代理人：杨伟华，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泽华，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和大福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南屏广昌新翠路兴业街3号。法定代表人：李华英，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代理人：汪险峰，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祖红，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锦志，男，汉族，1979年3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甄松瑞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和大福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大福公司）、彭锦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湾民二初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松瑞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对原审第一项改判，改判为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货款人民币223522.60元；二、请求二审法院对原审第二项改判，改判为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223522.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2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和大福公司在主合同落款处无加盖公章，从而认定和大福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用承担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从原告提供的《商品购销合同》证据显示，该合同书总共5页，包括3个附件，虽然和大福公司在主合同落款处无加盖公章，但该5页是合同的一个整体，其中附件1、2和主合同最后一张还在同一页上，和大福公司在最后一页《反贿赂协议书》上加盖了印章，应当被认为是对整个合同的认可，更何况在整个合同上还加盖了骑缝章。因此，和大福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2.从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证据显示，和大福公司加盖了印章，如果主合同不存在，何来补充合同。3.一审法院认为，在主合同抬头甲方处有彭锦志名字，从而认定上诉人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属于断章取义。完全忽视了甲方处还有和大福公司，并且彭锦志在《反贿赂协议书》及《补偿协议》上，都是在代表人处签字，其只是公司代表。二、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8月17日结算单（和大福公司提供的证据二）上的备注（和大福家电专柜转为租赁经营，应付账款及相应货品转至彭锦志名下）是真实的，从而认定和大福公司无须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该对账单上签名时，并没有该备注，是和大福公司为逃避债务事后加写上去的。买卖双方进行对账是经常性的一般商业行为，上诉人只是在该对账单涉及自己金额旁边签字，只是对涉及自己货款金额的一个确认，而不是对整个对账单内容的认可。其次，从该份对账单抬头显示：家电部截止……，也说明，家电部是和大福公司内部的一个部门，其责任应当由和大福公司承担。三、一审法院认为，两被上诉人签订了《租赁经营合同》，从而认定上诉人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从未见过该合同，如果和大福公司将家电部承包出去，应当书面告知上诉人。其次，如果该份合同是真实的，为何两被上诉人在2010年7月28日签订了租赁合同，又在2010年9月28日和上诉人签订合同？一审法院只是以和大福公司对公章管理有误为由，而无视上诉人与和大福公司签订合同行为的真实性。再次，不管和大福公司是否将家电部承包给彭锦志，彭锦志在对外经营时，一直是以和大福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构成表见代理。四、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上客户一栏中大部分是彭锦志的名字，收货人是彭锦志及其亲戚，从而认定上诉人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和大福公司一直合作多年，彭锦志一直是和大福公司家电部经理，并且彭锦志在合同上又是以和大福公司代表的名义签字，按照一般商业习惯，在送货单客户一栏中，写联系人的名字非常正常，合乎商业习惯。并且2011年1月20日送货单上客户名称为：和大福总店，进而说明了上诉人一直是以和大福公司为交易对象。其次，涉案货物上诉人都是送到和大福公司，虽然和大福公司辩称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亲戚李同不是单位员工，但上诉人没有义务知晓他们是不是单位员工，上诉人的货物是送到和大福公司，并且经过和大福公司代表彭锦志确认，理应由和大福公司支付货款。五、一审法院认为货款的对账、结算都是彭锦志进行，有关货款是彭锦志支付并由上诉人向彭锦志出具收条，从而认定上诉人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彭锦志在合同上是作为和大福公司代表签字，其行为是代表公司，其与上诉人之间进行的对账、付款等，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更何况在2010年9月20日的收条写明：今收到和大福现金2万元。被上诉人和大福公司答辩称：一、涉案货款均为甄松瑞与彭锦志买卖合同所产生，与和大福公司无关。2010年7月28日之前，和大福公司是与甄松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之后和大福公司与彭锦志签订租赁合同，由和大福公司将商铺租赁给彭锦志经营家电，租期两年，和大福公司不再自营家电。2010年8月17日，向包括甄松瑞在内的家电供应商公布此事，当天和大福公司与甄松就结算了已经销售货物的全部账款20余万元，未出售的存货余值是146951.56元，这些存货直接转给了彭锦志继续销售，当然这些存货的账款也是由彭锦志向甄松瑞支付，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和大福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二《供应商应付账款移交表》是当日三方交接的证明，甄松瑞是签名确认的，证据二上面写的很明白。在一审开庭时法官问李华英：“还有没有其它证据材料能反映家电经营转变的情况”，李华英说“在彭锦志在场的情况下，口头告诉的甄松瑞”，这与和大福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三，甄松瑞在电话录音内承认：“反正你们说那些数是转到彭锦志那里”是相对应的，也与彭锦志在电话录音内所述：“当时在珍姐办公室我们三个面对面都说清楚了的……他甄松瑞也知道这些货款不关你们和大福公司的事”是相对应的，可见在2010年8月17日这一天，三方对货款结算、经营转变这一事实不仅签署有书面的文件，和大福公司对此事也口头予以说明，甄松瑞是非常清楚的。再看彭锦志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是甄松瑞给彭锦志的收据，能证明在2010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31日，是彭锦志与甄松瑞之间直接结算，没有与和大福公司结算过货款。综上，和大福公司与甄松瑞在2010年7月28日之前因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货款已经结算完毕，甄松瑞与和大福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在2010年8月17日这一天因结算完毕而终止。甄松瑞此次起诉的是2010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31日之间对彭锦志的供货，与和大福公司无关。彭锦志长期从事家电销售工作，他不仅在和大福公司租赁商铺经营家电，还在百和超市租赁商铺经营家电，甄松瑞提供的证据中，有两张送货单显示是送往百和超市三灶伟民店的，更进一步说明了本案中涉案货品及欠款均为彭锦志与甄松瑞之间的买卖关系所产生。二、和大福公司有完善的验收货物制度及对账付款流程，个人无权验收货物及签立欠条。首先，甄松瑞与和大福公司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知晓和大福公司的整体结款流程是送货→验收→汇总→对账付款，并完全使用计算机系统管理，送货单及验收单必须加盖和大福公司的验收印章，这些详见和大福公司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四、五，所以甄松瑞知道单凭个人签名的收货单不可能去结款，而甄松瑞与彭锦志之间的送货单分别为彭锦志本人、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彭锦志的亲戚李同签名，没有正规的入库手续，也没有和大福公司的签收印章，所以甄松瑞应当明白这并非是和大福公司的验收流程。甄松瑞的送货单上对收货的商场主体不做区分，可见甄松瑞并不关心在哪些商场销售，因为彭锦志不仅承租了和大福公司的家电经营，还承租了百和超市的家电经营，甄松瑞关心的是只要彭锦志认可收货就行，可见，甄松瑞很清楚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其次，甄松瑞提交证据中的两个欠条也是彭锦志个人签名，无和大福公司印章，这也能说明此欠款并非和大福公司的欠款，因为和大福公司是法人，相应的欠款表示要加盖相应的印章才有效，即使法定代表人及经理都也不能凭个人签名就为和大福公司设立欠款，更何况彭锦志与和大福公司只是租赁关系。再者，从彭锦志一审提交的收据来看，2010年7月28日之后至2011年3月31日，都是彭锦志直接向甄松瑞支付款项，最后，2012年中旬，彭锦志不再承租和大福公司家电经营，和大福公司的家电又转为自营，在2015年1月前后，甄松瑞又与和大福公司之后建立了供货关系，在此之后，甄松瑞又多次到和大福公司结账，但从来没有提及到本案中所涉及的货款，而突然在2015年底对和福提起诉讼，和大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华英与甄松瑞在2015年12月17日的电话录音中说：“如果有没结的货款，你有我公司的电脑验收单的，你可以来找我们公司结，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结给你，我记得今年三月份（即2015年三月份）我公司都有结过货款给你，你从来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么多数额的货款。而甄松而听后回答：“不好意思，到时候我再回电话你，这个电话是你的吧。”可见甄松瑞心里清楚这些货款应当向彭锦志主张，而不应当向和大福公司主张。综上，甄松瑞起诉的欠款是其与彭锦志之间的买卖合同所产生，请求法院驳回甄松瑞对和大福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甄松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和大福公司、彭锦志连带支付甄松瑞货款223522.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1年2月1日起以货款223522.6元为基数，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为止)；二、由和大福公司、彭锦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中，甄松瑞举证一份《商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第1页抬头注明：“甲方（购货方）：珠海和大福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彭锦志；乙方（供货方）：珠海前山甄记百货店。”合同主要内容包括：甲方提供属下分店给乙方经营美的小家电和其它小家电、厨卫等等；合同有效期从2010年9月28日起至2011年9月28日起；结算方式为从货到20天计算对账，10天内支付等等。主合同、附件“反贿赂协议书”以及关于商品的补充协议上，甄松瑞作为乙方珠海前山甄记百货店的代表签字及盖章，彭锦志作为和大福公司的代表在附件“反贿赂协议书”以及关于商品的补充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司业务专用章，但主合同落款处甲方和大福公司签章一栏空白。此外，该合同骑缝处还加盖了和大福公司业务章。庭审时，甄松瑞表示，彭锦志是和大福公司的采购经理，从2008年4月起，甄松瑞与和大福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且每年都签合同，期限为一年；涉案合同为第三份，是彭锦志带甄松瑞在和大福公司签订的；至于为何主合同甲方处手写添加了彭锦志的名字以及落款处甲方没有签字盖章，当时甄松瑞并没有注意到。和大福公司表示，该公司业务章一般由公司采购经理保管，用于签订合同；彭锦志从2008年3、4月起作为公司家电部采购主管也曾保管过该枚业务章；2010年8月，和大福公司决定不再经营家电部，而彭锦志提出租赁该公司商场部分面积自营；至于为何购销合同上盖有该公司业务章，可能是公司未严格管理印章导致公司办事员私盖。和大福公司本案中提供了一份该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彭锦志（承租方、乙方）于2010年7月28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书》，主要内容是：甲方将和大福百货的南屏、广昌共七间店的家电部，建筑面积共905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经营；合同期限为2年，从2010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止，乙方承租的商铺柜台经营范围仅限于家电；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按时营业；乙方自行收银结账等。此外，根据和大福公司提供的2010年8月17日家电部供应商应付账款结算单显示：截至2010年8月17日，该公司对甄记的应付账款为146951.56元。甄松瑞在结算单上“供应商确认签名”一栏内签名，而彭锦志、谢超伟、谢超勇在结算单上“家电部确认人”一栏内签名。该结算单右上角处另有手写备注：自2010年8月17日起，和大福家电专柜转为租赁经营，应付账款及相应货品转至彭锦志名下。和大福公司表示，上述备注内容是公司采购经理谢超勇书写；除该结算单之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华英曾口头告知甄松瑞家电部改由彭锦志经营。甄松瑞则表示，2010年8月17日，彭锦志让甄松瑞及其他供应商去结算，但未告知具体原因；甄松瑞不清楚该公司家电部改由彭锦志经营，而上述备注内容是事后添加的。对于2010年8月17日之后的送货及结算付款情况，甄松瑞表示：甄松瑞分别于2010年10月1日、2010年10月27日、2010年11月23日、2010年11月24日、2011年1月20日向和大福公司总部送货五单，共计169334元。另外，彭锦志自己还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伟民百和超市从事家电生意，甄松瑞分别于2009年11月19日、2010年3月10日、2010年3月11日、2010年3月28日向该店供货4单，共77237元，上述货物均送至和大福公司总部，收货的人有时是彭锦志，有时是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或者亲戚李同；关于货款的支付，彭锦志有时通知甄松瑞到和大福公司总部财务处领取，有时直接支付现金给甄松瑞，和大福公司每月有十几万元的现金给彭锦志周转；2014年起，甄松瑞与和大福公司有做生意，但现货现结；甄松瑞此前找过和大福公司、彭锦志索要货款，但和大福公司、彭锦志一直拖欠。和大福公司表示，不清楚甄松瑞2010年8月17日之后的送货情况；彭锦志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伟民百和超市租赁经营家电，刘秀梅、李同与本公司没有关系；彭锦志在和大福公司租赁经营至2012年3、4月，该公司从2014年起也与甄松瑞做生意，但现货现结；甄松瑞此前并未向公司索要过货款。此外，根据甄松瑞提供的有关送货单复印件、对账单、结算单以及欠条显示：2013年2月21日，甄松瑞与彭锦志进行对账结算，包括涉及“伟名店”与“和大福”的供货9单共246571元以及和大福公司之前的应付账款146951.6元在内，合计393522.6元，扣除彭锦志于2010年9月8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付款七笔合计170000元，彭锦志确认尚欠甄松瑞货款223522.6元，同时甄松瑞表示在已收款中无法区分具体付款所对应哪家门店或哪批货物。对于甄松瑞主张2010年8月17日之后向和大福公司的供货，其提供的送货单复印件显示：2010年10月1日的送货单客户名称注明“客户”；2010年10月27日、11月23日、11月24日送货单客户名称均填写为“彭锦志”；2011年1月20日送货单客户名称填写为“和大福总店”。此外，根据彭锦志提供的收条显示：2010年9月20日收条写明“今收到和大福现金2万元”；2011年2月2日、2011年1月19日、2011年3月31日、2010年11月24日、2010年10月1日等收条均写明“收到彭锦志货款……”本案中，甄松瑞提供了落款日分别为“2013年2月21日”、“2014年3月25日”的两份欠条，其中2013年2月21日的欠条为复印件，两份欠条主要内容均为：彭锦志作为欠款人确认欠甄松瑞（珠海市前山甄记百货店）货款223522.60元。甄松瑞另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20日”的欠条复印件，载明：今欠甄记百货货款146951.56元。欠款人彭锦志。该复印件欠款人处还有和大福公司印章印记。另查，珠海市前山甄记百货店成立于2002年7月，为个体经营性质，登记的经营者为甄松柱。该个体户现已被注销。甄松柱于2016年3月16日出具一份证明，证实了其兄弟甄松瑞为珠海市前山甄记百货店的实际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彭锦志至今尚欠甄松瑞货款223522.60元的事实，有彭锦志签署的对账单、已结款清单以及欠条可以证实，彭锦志也未表示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利息方面。从彭锦志于2013年2月21日签署的对账单金额来看，甄松瑞主张的货款223522.60元，实际上涉及两家门店，虽然《商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从货到20天计算对账，10天内支付”，但其中涉及伟民百和超市的部分货物并未明确其货款结算付款方式。综上，结合甄松瑞的请求，原审法院酌情从最后一批送货（2011年1月20日涉及和大福店的供货30868元）之日起计算30天为上述货款的对账付款期限，自2011年2月20日以货款223522.60元为本金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和大福公司是否应当对彭锦志尚欠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其一，从2010年8月17日结算来看，和大福公司家电部与各供应商均进行了对账，确认尚欠甄松瑞应付账款146951.56元。甄松瑞一方面否认结算单上有关备注（“和大福家电专柜转为租赁经营，应付账款及相应货品转至彭锦志名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清楚此次结算对账的原因，解释并不合理。其二，合同签订情况来看，和大福公司提供了其与彭锦志于2010年7月28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书》，证实了彭锦志租赁经营该公司家电部一事。虽然甄松瑞提供的《商品购销合同》在有关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上加盖了和大福公司业务专用章，但在主合同落款处并无加盖印章，而合同抬头“甲方购货方”则明确手写添加了“彭锦志”的姓名，这也反映了甄松瑞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彭锦志的买方身份，而非仅仅是和大福公司的签约代表。甄松瑞当庭表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留意，其解释并不合理。其三，从本案送货、结算及付款情况来看，甄松瑞与彭锦志在本案中的业务往来实际上涉及两家门店，除了和大福店，还有伟民百和超市。其中涉及和大福店的部分，甄松瑞提供的大部分送货单客户名称填写为“客户”或“彭锦志”，在送货单上也没有和大福公司的收货签章，甄松瑞也认可上述货物由彭锦志、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或者亲戚李同签收。此外，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述货款的对账、结算均是甄松瑞和彭锦志进行，有关货款也是彭锦志支付并由甄松瑞向彭锦志出具收条。上述货款的对账、结算、付款均涉及两家门店，如果甄松瑞认为其中涉及和大福门店的货款应由买方和大福公司支付，按常理也应与彭锦志个人经营的伟民百和超市家电业务作一定区分，实际上这种由甄松瑞与彭锦志整体结算并由彭锦志个人出具欠条的行为，也可以印证甄松瑞当时对于彭锦志个人经营和大福公司的家电业务是知情的。至于甄松瑞补充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20日”的欠条复印件，其上有和大福公司印章的印记，因无原件，故无法认定。综上所述，结合原审法院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和大福公司、彭锦志主张经与包括甄松瑞在内的供应商协商，自2010年8月17日和大福公司转为彭锦志个人经营，相应货款转为彭锦志个人支付，依据更为充分。甄松瑞要求和大福公司对彭锦志尚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彭锦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甄松瑞支付货款人民币223522.60元；二、彭锦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甄松瑞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223522.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2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甄松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26元，由彭锦志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甄松瑞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甄松瑞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货款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并未提出上诉，只是上诉要求和大福公司对彭锦志的涉案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彭锦志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彭锦志的责任径行维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和大福公司是否应当对彭锦志的涉案货款本息向甄松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2010年8月17日结算来看，和大福公司家电部与各供应商均进行了对账，确认尚欠甄松瑞应付账款146951.56元。甄松瑞否认结算单上有关备注（“和大福家电专柜转为租赁经营，应付账款及相应货品转至彭锦志名下”）的真实性，又表示不清楚此次结算对账的原因，解释不合理。第二，合同签订过程来看，和大福公司提供了其与彭锦志于2010年7月28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书》，证实了彭锦志租赁经营该公司家电部一事。虽然甄松瑞提供的《商品购销合同》在有关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上加盖了和大福公司业务专用章，但在主合同落款处并无加盖印章，而合同抬头“甲方购货方”则明确手写添加了“彭锦志”的姓名，这也反映了甄松瑞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彭锦志的买方身份，而非仅仅是和大福公司的签约代表。甄松瑞当庭表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留意，其解释并不合理。第三，从本案送货、结算及付款情况来看，甄松瑞与彭锦志在本案中的业务往来实际上涉及两家门店，除了和大福店，还有伟民百和超市。其中涉及和大福店的部分，甄松瑞提供的大部分送货单客户名称填写为“客户”或“彭锦志”，在送货单上也没有和大福公司的收货签章，甄松瑞也认可上述货物由彭锦志、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或者亲戚李同签收。第四，从和大福公司的验收货物制度及对账付款流程看，个人无权验收货物及立具欠条。甄松瑞与和大福公司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知晓和大福公司的整体结款流程是：送货→验收→汇总→对账付款，并完全使用计算机系统管理，送货单及验收单必须加盖和大福公司的验收印章，甄松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单凭个人签名的收货单不可能去结款。甄松瑞与彭锦志之间的送货单分别为彭锦志本人、彭锦志的妻子刘秀梅、彭锦志的亲戚李同签名，没有正规的入库手续，也没有和大福公司的签收印章，所以甄松瑞应当明白这并非是和大福公司的验收流程。因此，甄松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与彭锦志发生买卖关系。综合本案证据，上述货款的对账、结算均是甄松瑞和彭锦志进行，有关货款也是彭锦志支付并由甄松瑞向彭锦志出具收条。上述货款的对账、结算、付款均涉及两家门店，如果甄松瑞认为其中涉及和大福门店的货款应由买方和大福公司支付，按常理也应与彭锦志个人经营的伟民百和超市家电业务作一定区分，实际上这种由甄松瑞与彭锦志整体结算并由彭锦志个人出具欠条的行为，也可以印证甄松瑞当时对于彭锦志个人经营和大福公司的家电业务是知情的。综上所述，和大福公司、彭锦志主张经与包括甄松瑞在内的供应商协商，自2010年8月17日和大福公司转为彭锦志个人经营，相应货款转为彭锦志个人支付，依据更为充分。甄松瑞要求和大福公司对彭锦志尚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甄松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53元，由上诉人甄松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永红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代理审判员  李 苗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