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4民终59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住所地：大名县大名府路西头路南。法定代表人：孙忠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法定代理人：李焕菊（范某之母），女，1964年06月0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丽华，河北蒙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河北蒙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闻俊，男，2001年12月19日生汉族，学生，住大名县。法定代理人：孙进生（孙闻俊之父），男，1967年01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法定代理人：张修（又名张建立，张某1之父），男，1972年2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成某。法定代理人：成雪峰（成某之父），男，1979年01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法定代理人：张振峰（张某2之父），男，1975年05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法定代理人：彭俊勇（彭某之父），男，1981年12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系被告彭某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法定代理人：郑仪洁（郑某之母），女，1980年06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以上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力华，河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增起，男，1964年1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凤兰，女，1964年7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杰，河北天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振虎，男，1970年7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许巧月，女，1971年5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冀国泽，男，1973年6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李平，女，1977年6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胡某。法定代理人：胡秋印（胡某之父），男，1978年8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兰会，河北宏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秦某1。原审被告：秦某2。法定代理人：秦燕刚（秦某1、秦某2之父），男，1979年02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王某。法定代理人：刘丽（王某之母），女，1973年02月0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陈某。法定代理人：陈金河（陈某之父），男，1968年12月0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刘某。法定代理人：刘纪祥（刘某之父），男，1968年01月04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刘永超，男，1978年11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崔建娣，女，1979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系刘永超之妻。原审被告：叶青杰，男，1970年7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原审被告：杨艳芹，女，1973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大名县。上诉人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以下简称大名河务局）、上诉人范某、上诉人孙闻俊、张某1、成某、张某2、彭某、郑某等六人因与被上诉人张增起、秦凤兰、原审被告秦某1等十四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名河务局上诉请求：1、撤销（2015）大民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的法定职责（详见上诉人的事业单位法人证）没有保障下河游泳者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之子溺亡的后果是上诉人不履行上诉法定职责所致；2、没有证据证明河道中有“坑”及“坑”形成的原因，而且河道平整是非常态，不平整是常态，一审判决所要求的“河道平整”是加重上诉人的职责。上诉人认为只要不违反上诉人的业务范围，河道有无坑洼均属正常，与被上诉人之子的溺亡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河道坑洼，只要不影响行洪输水，不危害堤防安全及水利工程安全，无需回填；3、一审判决混淆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基本概念。被上诉人之子溺亡是“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不能成为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事实”依据。《防洪法》第二十二条及《河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明确，河道管理机关履行管理职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河道正常行洪输水和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一审判决认为应该阻断通往河内的道路，河堤内的滩地属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沿河各村委会分配给各户常年合法耕种，通往滩地的道路是生产经营道路，是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河务局无权阻断。本案中，被上诉人之子不可能成为河务局管理河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不应下河游泳，所以无权要求无过错的河务局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适用赔偿标准错误。一审判决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41元计算20年。而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之子是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精神抚慰金5万元不应得到支持；4、一审判决应将胡某和其法定监护人皆列为共同被告，一审判决仅将胡秋印列为法定监护人（其他同案被告也仅列一个法定监护人），且未判决作为监护人的胡某之母承担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属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被告，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之子溺亡，是被上诉人监护不力，胡秋印放任、纵容未成年人饮酒后未尽到保护义务所致，责任应由被上诉人、胡秋印、胡某之母承担。张增起、秦凤兰答辩称：1、河道的功能是行洪输水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铁路穿过村庄、公路等人口密集和交叉路等，均设立安全设施，采取安全措施，河流也应当如此。大名河务局管理的卫河中有不正常的河床、河底、河坡等，容易造成他人人身安全的，均应设立警示装置或安全措施，这是我国国家体制及国家实际情况而定。事故地段距村庄、学校、公路较近，是人往来较多的地方，通往事故处的河流多已形成了人行通道，多人到河中游泳玩耍等，遇到水面下深浅差别较大的地方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如果有安全隐患，应当设立警示牌，采取安全防护设施。事故发生后，大名河务局在卫河出事处设立了警示牌，采取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充分说明上诉人有职责确保出事故河段对行人的安全，大名河务局有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2、大名河务局管理相对人一是危害河流安全的人，二是自己管辖的河流设施等不能危及他人安全，这个他人是不固定的，大名河务局有责任保护安全受危及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答辩人之子到河内游泳存在安全隐患，就是大名河务局的相对管理人。3、大名河务局对所管理的卫河事故地段有过错，对一个法人单位来讲，自己管理物权中未尽到管理职责，导致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仍以侵权对待，原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是正确的。4、死者张新阳是大名县大名镇新市场人，是城镇居民，应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张新阳的死亡，给答辩人及整个家庭、家族、亲朋好友造成极大痛苦，原审判决支付5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胡某答辩称：1、上诉人在监管上不作为，存在重大疏忽，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涉地段河道内的坑仅仅就是人为私自拉土形成的深坑，而非上诉人所强调的自然冲刷等原因。根据我国《河道管理条例》第25条及《防洪法》第35条第3款，河务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对在河道内私自拉土有监管义务。本案中正是由于大名河务局的监管不力，导致拉土形成深坑，出现游泳溺亡，上诉人存在过错。河道功能一方面确是为了行洪输水，但不是全部，如危及国家利益、公用利益和个人利益，河道内深坑也需要回填。大名河务局未及时进行回填或指令违法行为人回填深坑，已经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导致了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况且，我国法律没有一部规定只有公共场所等地点才可设置警示标志，而河道内不可设置警示标志。2、游泳溺亡与答辩人及父母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从一审中大名县公安局提供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宴会一事非游泳事件的前奏，只是恰巧于事发当天上午便已确定，宴会后由他人重新提议并落实，答辩人胡某对此毫不知情。答辩人既非提议者，也非组织者。胡某也是在他人鼓动下被动参与。胡某在整个游泳实践过程中既无过错，也未对其他游泳参与者实施侵权行为，发生溺水死亡，属意外事件，故胡某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发当天宴会结束后，胡秋印曾强烈要求送孩子们回家，且胡秋印一再叮嘱安全回家的重要性。在得知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胡秋印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救助游泳的孩子们，其完全尽到了安全注意保障义务。此次游泳参与者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身体和智力已经发育到一定程度，对社会事物具有一定的判断和认识能力，况且在事发前几天，大名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刚刚统一组织了防溺水考试，并有家长签字确认，其完全可以预见到游泳溺亡的危害性，即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受害人父母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日常生活、医疗、教育、安全等方面有监护责任，并且负有告知危险场所注意义务和对其行为活动进行监管的保护义务，特别是在节假日。本案中，受害人父母不但疏于对孩子教导，而且事发当天从宴会开始至事发相当长的时间内，过于放任孩子的行为，未尽到最基本的监护义务，这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故受害人父母对受害人溺亡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监管不作为、受害人的自身过错与受害人父母的监护不力，导致了此次游泳溺亡事件发生，上诉人与受害人父母应当按照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孙闻俊、张某1、成某、张某2、彭某、郑某六人答辩称：对河道中的坑如何形成的不发表意见，按照法律规定，河务局对河道有管理责任，即使自然形成，若存在安全隐患，河务局也不能免除责任。范某答辩称：河务局应承担主要责任，出事地点是公共场所，距离村庄、学校较近，且事故现场无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河务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未尽职责，应承担主要责任。范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大名县河务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范某赶到卫河同刘天乐等15人一起游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范某在到达事故现场时，15人已经下河，其对于他们下河游泳的缘由并不知情。范某既没有参与15人聚餐，也没有与15人下河游泳有任何的事先共谋。范某仅仅是恰巧同他人经过事故现场，偶然遇到包括死者张新阳在内的15人正在河里游泳，事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均能证明该事实。范某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范某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缺乏对其自身行为的认知，并且法律也没有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一同玩耍的同龄人负有保护义务，并且在发生溺水事故后，范某作为一名不满13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顾自身危险，下水救人，挽救了一个生命，实属难得；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李焕菊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范某对死者张新阳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李焕菊同样不存在监护不力的情形。故应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法院判决的各方承担比例明显不当。《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本案中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应当按照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来确定。范某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且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大名河务局应当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查明：“此次事故中河道拉土形成的深坑，造成河道不平整。”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且事故发生地卫河西段位于大名县龙王庙镇西范堤村附近，距事发地不足2公里有一所学校。但河道周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并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大名河务局作为事故发生地的管理单位，未尽到管理职责，因此应当承担事故发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比例计算错误。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审被告）本着过错相抵原则不再承担责任。”因此在计算赔偿金额时，判决由包含范某在内的11名一审被告平均承担15%的责任，免去了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审被告）的赔偿责任，该判决显然错误。被上诉人张增起、秦凤兰（一审原告）是本案的被侵权人，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审被告）不是本案的被侵权人，显然不能适用该原则。退一步讲，即使免除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审被告）的赔偿责任，也应该对包含上诉人在内的11名一审被告免除改由其余4位溺水死亡人的法定监护人（一审被告）承担的责任，即由11人承担11%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比例计算错误。但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张增起、秦凤兰答辩称，1、李焕菊在本案是范某的监护人，不是当事人，原审判决也没有列李焕菊为被告，所以，李焕菊上诉没有法律规定，应驳回上诉人李焕菊的上诉；2、经法庭查明，上诉人和陈某、刘某早已和孙闻俊说好游泳，当在胡某家吃饭的十五人去游泳时，叫了范某等三人，范某、陈某、刘某也及时到河边下河游泳，二三十分钟后才发生了溺水事件，说明一块去游泳是共同故意，均有过错，张新阳的死亡与共同游泳有直接因果关系，范某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被告；3、十八个未成年人共同在不知深浅的河中游泳，是共同过错，张新阳的死亡与其他未成年人共同游泳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监护人应承担监护不力的法律责任；4、范某上诉称各自承担比例明显不当，大名河务局应承担主要责任，这是上诉人推脱责任的一种说法。原审法院根据各当事人过错作出的判决，无不妥之处；5、范某称原审法院判决比例计算错误。原审法院已考虑了其他四位溺水死亡人监护人的过错应当赔偿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过错相抵，也就是说五个死亡人家相互抵顶，互不承担赔偿，也是符合赔偿原则的。大名县河务局答辩称：河道不是公共场所，河务局没有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的义务，河道不平整是自然冲刷造成的，是河道常态，无论从法理还是判例上来看，上诉人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孙闻俊等六人称：对范某的上诉没有异议。孙闻俊、张某1、成某、张某2、彭某、郑某等六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大民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孙闻俊等六人参加生日宴的行为及参加游泳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其行为与张新阳的死亡亦无因果关系；2、原审判决以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判决上诉人的监护人孙进生、张修、成雪峰、张振峰、彭俊勇、郑仪洁和其他五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显属错误。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仅对被监护人而言，只有被监护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伤害的情况下，监护人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审判决并没有指明上诉人的行为有过错，更没有说明上诉人的行为与张新阳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或混合因果关系，仅以监护人监护不力让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显属错误。张增起、秦凤兰答辩称，1、孙闻俊等六人和其他为胡某过生日喝酒、参加游泳的十八人均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流浪等，家庭、学校、社会均有教育、引导的义务，而胡某等十八人的父母未尽到监护、教育、警示的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吸烟、喝酒、去游泳，人多胆大才导致一块去游泳发生死亡事故。该死亡多人的事故，十八个未成年人均存在明显过错，因多人的过错导致侵害了死者的生命权。《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孙闻俊等六人的行为是《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张新阳的死亡与上诉人孙闻俊等六人的过错行为有因果关系；2、孙闻俊等六人有过错是铁的事实，其中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没有法定监护人及有关成年人陪同下不得去游泳，不得去危及人身安全的地方玩耍等，是上诉人孙闻俊等六人所在学校教育警示之中，而孙闻俊等六人违反了上述行为，就是一种过错，因上诉人孙闻俊是未成年人，其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大名河务局答辩意见同对范某答辩意见。张增起、秦凤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儿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事故误工费、交通费共计50万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5月23日中午，被告胡某过生日，被告张某1、秦某1、秦某2、王某、成某、张某2、孙闻俊、彭某、郑某、张新阳、冀洪典、叶松梵、刘天乐、陈庆超在胡某家就餐为胡某庆祝生日。胡秋印为给儿子过生日的未成年人弄了两桌酒菜，饭后上述15人先后到卫河处游泳，后陈某、范某、刘某赶到卫河，同张某1等15人一起游泳，河道内有拉土形成的深坑，在游泳的过程中，原告之子张新阳及冀洪典、叶松梵、刘天乐、陈庆超误入坑内溺水死亡。2015年6月5日被告胡秋印与张增起（张新阳的父亲）达成调解协议：1、胡秋印在本次事件中深感自责，并向溺水儿童的家长赔礼道歉，自愿承担此次事件中应负的民事责任；2、本着同情心理，胡秋印自愿先行给付每位溺水儿童家长赔偿两万元（20000）；3、乙方当事人在接到胡秋印的赔偿款后，可继续保有对胡秋印追责的民事权利，但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解决，不得到胡秋印家长无理取闹或者作出违法的事情。如果乙方当事人在得到胡秋印的赔偿款后继续无理取闹或作出违法法律的事情，胡秋印有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4、乙方当事人在接到赔偿款前，自行将溺水儿童接回并进行安葬。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得在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后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儿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事故误工费、交通费共计50万元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二原告作为遇害人张新阳的法定监护人，应根据自己儿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知未成年人私自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存在的危险性，并教育和管理自己儿子不得在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陪护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由于二原告没有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责任，遇害人张新阳同其他人私自到卫河游泳，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二原告作为遇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其对张新阳溺水死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此次事故的发生与被告胡某组织生日宴会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宴会结束后，作为被告胡某之父的胡秋印未将参与宴会的孩子送至安全的地方，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被告胡秋印做为被告胡某的法定监护人应承担20%的责任。被告胡秋印已赔偿二原告的2万元应从中扣除。此次事故与河道拉土形成的深坑，造成河道的不平整，致使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大名县河务局禁止在河道内拉土负有安全管理的义务，并且出事地点的河道距离村庄较近，存在着安全隐患，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消除隐患如阻断通往河内的道路等措施，被告大名县河务局在河堤上设置的警示标志不够明显，被告大名县河务局存在相应的过错，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其他被告的法定监护人具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应承担15%的责任。考虑到此次事故中冀洪典、叶松梵、刘天乐、陈庆超溺水死亡，本着公平原则，冀洪典、叶松梵、刘天乐、陈庆超溺的法定监护人刘永超、崔建娣、叶青杰、杨艳芹、陈振虎、许巧月、冀国泽、李平不再承担责任。受害人张新阳死亡给二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费用为：1、死亡赔偿金为24141元／年×20年=482820元；2、丧葬费为46239元÷12个月×6个月＝23119.5元；3、鉴于遇害人张新阳死亡确实给二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确认精神抚慰金5万元；4、原告主张误工费、交通费，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误工费、交通费损失的数额，故原告主张误工费、交通费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555939.5元。综上，二原告应承担277970元（555939.5元×50%＝277970元）。被告胡秋印赔偿二原告91187.9元（555939.5元×20%－20000元＝91187.9元）、大名县河务局赔偿二原告83390.9元（555939.5元×15%＝83390.9元）。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各赔偿二原告7581元（555939.5元×15%÷11人＝7581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胡秋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张增起、秦凤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187.9元。二、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张增起、秦凤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83390.9元。二、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原告张增起、秦凤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758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原告对多诉部分应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2原告承担4260元，被告胡秋印承担1605元、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大名河务局负担1472元，被告张修、秦燕刚、刘丽、成雪峰、张振峰、孙进生、彭俊勇、陈金河、李焕菊、刘纪祥、郑仪洁各承担13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由谁来对张新阳的溺亡承担责任。关于大名河务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卫河河道的功能是为了引洪、防洪、疏水，不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大名河务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履行管理职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河道正常行洪输水和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而且，河道不是公共活动场所，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对于张新阳的溺亡，大名河务局没有过错，也无安全保障义务，故不应承担责任。关于共同游泳的张某1、范某等人是否承担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新阳是在自愿、自由意志下下河游泳的，其他人并未对其采取欺骗、威胁、恐吓等不正当手段致其下河游泳。对于张新阳的溺亡，其他人不存在过错。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溺水事件发生时，其他孩子积极施救、呼救，同时，其他未成年人还实施了实质性的救助行为，在施救过程中导致更多孩子不幸溺水。在此紧急情况下，不能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或评判未成人是否应当实施求助或实施的救助行为是否恰当。作为未成年人，在共同游泳过程中，没有保护张新阳安全的法定义务，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受害人及监护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次事故的受害人张新阳是年满十周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下河行为可能存在的溺水危险，其对损害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二被上诉人张增起、秦凤兰作为张新阳监护人亦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义务，应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承担80%为宜。胡秋印未将参与宴会饮酒的未成年人安全送回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应承担20%的责任。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张新阳是城镇居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同时，原审认定5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名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张增起、秦凤兰负担7000元，胡秋印负担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张增起、秦凤兰负担800元，胡秋印负担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曙辉审判员  白 燕审判员  陈德树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