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83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雨，男，196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建华，成都市金牛区商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光荣路19号。法定代表人：柯逢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北京金城同达(成都)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红雨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康福德高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8日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红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改判康福德高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23950元，并按4790元/月标准支付其交车下线后工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康福德高公司系经法定程序公证证明告知杨红雨在原合同约定待遇的条件下续签劳动合同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系事实认定错误。康福德高公司相关电话、短信均不能证明其目的，只能证明通知了杨红雨交车下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康福德高公司所尽告知义务不够。劳动合同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劳动合同必须对杨红雨劳动报酬收入、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权利等重大事项公示及告知。而康福德高公司相关短信、电话没有法律所规定的上述要件。而原劳动合同规定的基本工资为每月850元，远远低于成都地区工资标准，故应由康福德高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以双方签订了终止劳动合同协议而不予认定提前交车下线的一个月工资属事实认定不清。首先，康福德高公司未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进行协商。康福德高公司在一审中才向杨红雨提出续签劳动合同的条件为维持原劳动合同条件，这更能体现出相关短信、电话系通知杨红雨终止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思。关于劳动终止协议书中相关履约奖励金并不代表是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审认定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月支付提前下线后的工资错误，应当按照上年度平均工资4790元/月计算。康福德高公司辩称，康福德高公司在双方合同到期前已经向杨红雨发出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的通知。因康福德高公司总共有1500名至1600名左右驾驶员下线，故除电话征求意见外，也开会进行了说明。在这样的背景下，驾驶员都知道康福德高公司是愿意续签劳动合同的。杨红雨主张应当按照4790元的标准发放下线工资，与事实不符。康福德高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红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福德高公司支付其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4790元/月、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劳动经济补偿金2395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303.45元、最低工资补差7800元、合同到期之日倒推一年的最低工资补差7800元）、燃油补贴6950元、节假日的加班工资72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红雨与康福德高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就合同期限、岗位、月工资、承包经营方式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等进行了约定。另，杨红雨与康福德高公司签订了《出租车营运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与劳动合同期限一致。以车为单位设立综合考评奖励金，标准为第一个月100元/人，第二个月200元/人，第三个月300元/人，第四个月400元/人，之后考核达到满分的一直为400元/人/月……”。在杨红雨等同批次入职康福德高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劳动合同到期前，康福德高公司以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包括杨红雨在内的出租车驾驶员回公司续签劳动合同，但杨红雨拒绝与康福德高公司续签，双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2016年5月10日，杨红雨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康福德高公司支付其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4307元；2、撤销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终止协议内容部分无效；3、康福德高公司因失公平而补差支付其经济补偿金17825元；4、康福德高公司支付其最低工资补差39000元；5、康福德高公司向其支付燃油补贴费13900元；6、康福德高公司出具劳动终止证明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8条之规定赔偿10000元。后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定：一、康福德高公司在仲裁裁决书生效后5日内向杨红雨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二、驳回杨红雨的其他仲裁请求。杨红雨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康福德高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已经由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杨红雨的工资构成除相关《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850元及《出租车营运合同书》中约定的奖励金外，还有营运定额外的收入。杨红雨于2016年4月18日交车下线，并签署了《下线手续清单》。杨红雨提前交车的原因是其所驾驶的车辆达到服务年限，不能继续营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康福德高公司是否还应向杨红雨支付实际交车日至合同到期当日的工资的问题。康福德高公司未向法院明确车辆下线时康福德高公司向杨红雨发放工资的金额系如何计算得出以及相应计算公式，故康福德高公司向法院出示的《下线手续清单》等证据中载明的向杨红雨发放工资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康福德高公司向杨红雨支付了交车之日到合同到期之日工资，故康福德高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认定康福德高公司未向杨红雨发放交车之日至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的工资。现因杨红雨提前交车下线的原因系其所驾驶出租车已达到服务年限，而非杨红雨要求提前交车，故在杨红雨未为康福德高公司提供劳动的情形下，康福德高公司也应按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月支付杨红雨交车下线后的工资期间工资1250元。关于关于康福德高公司是否应向杨红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因该案系双方劳动合同到期而终止劳动合同，康福德高公司向法院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康福德高公司与杨红雨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前，康福德高公司已以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杨红雨在内的出租车驾驶员续签劳动合同。在康福德高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前述事实的情形下，杨红雨应举证证明其已向康福德高公司表达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愿，且提出上述意愿后，康福德高公司提出续签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条件低于原劳动合同，否则杨红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因杨红雨未向法院举证证明前述事实，杨红雨也并未主张康福德高公司提出续签劳动合同的条件低于原劳动合同，加之康福德高公司驾驶员的劳动合同系分批次到期，在杨红雨的劳动合同到期之时，仍有劳动合同未到期的驾驶员在履行原劳动合同，康福德高公司如以低于原劳动合同条件提出续签劳动合同显然违背了企业经营的一般规律，故杨红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杨红雨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康福德高公司是否应向杨红雨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因杨红雨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得到支持与否并非是杨红雨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前提，故杨红雨提起的该项诉讼请求并非与其他诉讼请求具有不可分割性。现杨红雨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并未先行提起劳动仲裁，杨红雨直接就该项请求向法院起诉违反了仲裁前置原则，故对杨红雨的该项请求不作处理。关于康福德高公司是否应向杨红雨支付合同到期之日往后倒推一年的最低工资差额7800元。因康福德高公司向杨红雨支付最低工资差额的前提是杨红雨实得工资低于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而事实上杨红雨每月的劳动报酬除固定工资外，还包括奖励金、营运定额外的收入，同时考虑到出租车行业的特点，杨红雨每月实得的劳动报酬应主要来源于营运定额外的收入，现杨红雨系以成都市平均工资标准4790元/月为基数主张经济补偿金、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足以证明杨红雨每月实得的劳动报酬应不低于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月，故杨红雨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固定工资850元/月低于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由要求康福德高公司支付最低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对杨红雨的前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康福德高公司是否应向杨红雨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问题。因杨红雨对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得到法院支持与否并非是杨红雨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前提，故杨红雨提起的该项诉讼请求并非与其他诉讼请求具有不可分割性。现杨红雨对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并未先行提起劳动仲裁，杨红雨直接就该项请求向法院起诉违反了仲裁前置原则，故对杨红雨的该项请求不作处理。对劳动仲裁裁决书中的其余裁决结果，因康福德高公司、杨红雨均未向法院起诉，故按照劳动仲裁裁决的结果做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康福德高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红雨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二、康福德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红雨支付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工资1250元；三、驳回杨红雨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杨红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康福德高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杨红雨经济补偿金。如应支付，具体金额为多少；二、康福德高公司应支付杨红雨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工资具体金额为多少。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应符合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本案系双方劳动合同到期而终止劳动合同，从康福德高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公证书，结合另案中康福德高公司与杨红雨同批次合同到期的大量驾驶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所明确记载的内容，足以认定康福德高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前，以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杨红雨在内的出租车驾驶员续签劳动合同的事实。也即，在双方合同到期前，康福德高公司向杨红雨等驾驶员明确表达了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愿。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康福德高公司驾驶员的劳动合同系分批次到期，在杨红雨的劳动合同到期之时，仍有劳动合同未到期的驾驶员在履行原劳动合同，且康福德高公司与杨红雨同批次合同到期的为数较多的驾驶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中相关“并提出以原劳动合同相同条件或提高待遇通知乙方续签劳动合同”的明确记载，认定应由杨红雨就康福德高公司提出续签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条件低于原劳动合同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在杨红雨未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杨红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对其相关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关于康福德高公司应支付杨红雨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工资具体金额的问题。本案中，杨红雨劳动报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相关明确约定，即850元/月；另一部分系双方《出租车营运合同书》所约定的营运定额外的收入。杨红雨的收入构成，既是双方相关合同的明确约定，也是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所决定的。而作为杨红雨劳动报酬组成部分的营运定额外的收入，与其个人劳动状况直接相关。而本案中，杨红雨因所驾驶出租车已达到服务年限而提前交车下线。因此，无论杨红雨提前交车下线原因为何，其本人在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未向康福德高公司提供劳动系事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康福德高公司应按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月的标准支付杨红雨期间工资1250元并无不当。杨红雨要求康福德高公司应按4790元/月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杨红雨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红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艾玓审判员  夏旭东审判员  冯 燕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徐益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