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02民初486号原告：廖足安，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孝感市人，住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学涛，湖北山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参加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被告：彭桂英，女，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孝感市人，住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佳，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足安诉被告彭桂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2016）鄂0902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被告彭桂英不服判决，上诉至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4日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9民终987号民事裁定，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还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原告廖足安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将借款合同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告廖足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学涛和被告彭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足安向本院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彭桂英返还不当得利款12160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12月11日被告分六次向原告借款121600元（其中两次共计33000元按被告指示打给案外人何某账户），事后经原告向被告索要，被告却以仅有银行转账凭证且系共同或委托投资关系为由拒绝还款。由于被告否认借款，原告与被告之间又不存在共同投资或委托投资关系，但客观上原告向被告账户及其指定人的账户转款121600元，原告受损而被告确获得利益，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彭桂英辩称，1、本案是经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告在原审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六份转账记录（五份证明转账121600元、一份证明支付利息）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关系存在的证据”，但原告却未能提交上述凭证，原告仅凭银行转账记录在不能排除双方系其他关系（例如：偿还欠款、投资等）的前提下单方面证实双方系借款合同关系，明显缺乏必要的证据以及法律依据，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2、结合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廖足安与彭桂英的银行卡流水明细综合分析，廖足安与彭桂英于2014年9月26日各出资70000元进行API投资，该投资款合计人民币140000元也于当日汇入API专用的投资账号，该投资项目以廖足安的名义开户，投资收益提取账户绑定的是廖足安的银行卡（卡号是尾号为4075的工商银行卡），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第一次庭审时，证人李某当庭作证时指出API投资项目提取过5000美金的投资收益，后经孝感中院调取廖足安的银行卡账户明细证实尾号4075的银行卡在2015年1月1日有一笔29827.50元的进账，而廖足安在收到该笔转账后的第二天即2015年1月2日又将该款的1／2即人民币14900元转给彭桂英,而该笔进账经重审法院调查取证后得知是从一位以护照AA3134973、户名为：ChiraphanDawadueng的外籍人士在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开设的账户上进行的转账。廖足安在二审时声称该款是彭桂英偿还其以前未出具借条的欠款，而本案被告彭桂英根本不认识该外籍人士，即使是还款也不可能委托不认识的外籍人士在外地银行进行打款。原告廖足安在二审时声称2014年12月7日以后因彭桂英一直不支付利息，遂要求其还本付息，假设廖足安所说属实，在被告彭桂英欠钱未还的情况下，廖足安于2015年1月2日再次向彭桂英打款14900元，显然前后矛盾，也不能自圆其说。另外结合李某的证人证言、彭桂英卡号为62×××38的工商银行流水明细以及廖足安银行卡尾号为4075的银行卡流水明细，涉及API投资的本金、投资的过程、投资的比例及收益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廖足安与彭桂英合伙投资的事实属实无疑。3、廖足安与证人何某的两笔转账合计人民币33000元，系其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案被告彭桂英并无关联。关于该33000元的债务，原告廖足安属诉讼主体错误，针对该部分款项理应由人民法院予以驳回。其次，另外一份18600元的转账证人何某在二审以及重审时已经明确认可该款项是廖足安在何某处的项目投资款，彭桂英只不过是帮助廖足安转账而已。另外从原一审廖足安提交的“利息凭证”来看，其所谓的八次“利息”支付毫无规律，按照一般理解与实际操作，利息均应是定时定额支付，而其在原一审提交的“利息”凭证却毫无规律，相反却十分符合投资收益的收取规律，廖足安在何某处参与了多个项目的投资，其投资收益在时间上、数额上均具有不稳定，不定时性。再次，从二审法院调取的廖足安尾号为8975的工商银行卡上也有两笔475元的进账，该款与廖足安在何某处投资的项目相吻合，亦能证实其投资的事实。4、原告廖足安在发回重审时变更其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被告认为原告变更不当得利的诉求不能成立。第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的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于廖足安转账给彭桂英的事实无异议，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以及给付金额错误的情形。为了让彭桂英归还“欠款”，廖足安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但其提交的证据却不足以证实其诉求。本案中，廖足安仍然陈述彭桂英向其借款，后因彭桂英否认借款，廖足安才变更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这说明其二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第二，不当得利中的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法院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原告廖足安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廖足安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廖足安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审理过程中，廖足安未对欠缺给付的原因作出任何说明，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对该原因予以证实，因此其不当得利的诉请不能成立。综上，原告廖足安诉请借款合同，后变更诉请为不当得利，其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告彭桂英在多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结合证人证言以及其个人银行卡流水明细，可以证实其与廖足安系合伙投资，其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本案的事实是因合伙和单独投资失败所产生的矛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廖足安提交的证据三系原告向被告汇款的三份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被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的事实，而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故依法予以部分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是原告向案外人汇款的银行凭证及案外人的证言和庭审记录，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本院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目的，故不予采信。被告彭桂英提交的证据二的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系由中国工商银行出具，具有真实性，但仅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汇款的事实，故该证据予以部分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三的调查笔录和情况说明，因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但API投资项目的相关材料，没有原、被告的签字认可，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确认，故该证据予以部分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四的银行卡明细，系本案二审期间法院办案人员在中国工商银行调取的，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五系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六系被告申请，由法院调取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开户信息及流水明细，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应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4年9月26日原告廖足安向被告彭桂英的银行账户汇款二笔，其中一笔50000元，一笔20000元，2014年12月11日又汇款18600元。2014年10月10日原告廖足安向案外人何某的银行账户汇款23000元，2014年11月10日原告又向何某账户汇款10000元。上述原告汇款共计121600元。2016年4月7日原告廖足安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彭桂英，要求被告偿还121600元借款并支付借款利息，法院判决后，被告彭桂英不符判决上诉至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二审认为，廖足安仅依据银行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彭桂英辨称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廖足安起诉所称双方对借款的口头约定与双方实际资金往来情况不符，若认定双方属借款合同关系，则关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等事项是如何约定的，事实不清。廖足安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中有33000元是转给何某账户的，并非转给彭桂英，而一审判决将该款认定为彭桂英的借款缺乏证据，二审期间彭桂英申请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廖足安银行账户明细表明，廖足安自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还收到其他账户转来的数笔款项，廖足安称该款是彭桂英向其偿还此前无凭据的借款，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还重审。本案重审期间，原告廖足安变更诉讼请求，以不当得利要求被告彭桂英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21600元。本院认为，原告廖足安主张被告彭桂英向其借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关系，此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21600元，在本案重审时，原告仍然陈述被告彭桂英向其借款，且双方对于转账的事实并无异议，不存在原告给付对象错误以及给付金额错误的情形，仅是由于原告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才选择以不当得利作为诉讼请求，且原告系主动为给付行为，给付数额，给付对象明确和具体，其主张自己给付行为为无因，只能由其自行承担举证责任。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原告廖足安的转账行为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不具备适用不当得利的基础，与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本意不符，故原告廖足安要求被告彭桂英返还不当得利1216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廖足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足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0元，由原告廖足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雪梅人民陪审员  肖经武人民陪审员  祝道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梅嘉欣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