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2民初4226号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杭州下城区环城北路33号。清算小组负责人：杜明。被告：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司马渡巷60号三楼。法定代表人：黄仲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峰，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力威，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之江公司）诉被告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江公司的清算组负责人杜明，被告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仲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峰、金力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之江公司向本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的账册凭证、公章、财务专用章；2、判令被告返还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的档案资料；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改革月报大楼（原称浙江交易大楼、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系由原告承建并享有权益，其中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又名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处，简称大楼物管处）、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筹备处（简称大楼筹备处）均为原告下属单位。其中大楼物管处1996年10月9日经原告批准在工行分理处开立账户，设银行帐、现金明细帐及凭证宗卷，并刻有《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公章和《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财务专用章》受原告委托对外进行业务往来。原告依据《公司法》和省审计厅审计意见书（39号）为公司清算于2013年7月10日致函大楼物管处黄仲平追索账务资产并与物业公司黄仲平开始诉讼。其中2015年9月8日上城法院一审判决书和2016年3月21日杭州中院二审判决书最终结果以：因1997年5月19日大楼物管处由物业公司“顺延”的约定，以及在被告成立后，“其与物业管理处间存在着大量、长期的财务往来…据此以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应付款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债权债务关系己经最终结算完毕”…而败诉。败诉的实质便是由物业公司“顺延”而保管且使用的大楼物管处帐务未纳入原告财务帐项的缘故。因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的账册凭证、公章、财务专用章，促使原告公司依法清算。1997年4月25日，黄仲平由改革月报杂志社委派担任原告公司董事，于同年5月19日经与沈善钦时任原告总经理（事前征得黄仲平同意）签订了协议书后担任了大楼物管处负责人，该协议书约定以大楼物管处为过渡并着手筹建物业公司“顺延”。其中沈善钦证实“自从签署了这个协议后，就说明物业管理处的债权债务问题由物业管理公司承担。…因为财务人员、账册…都给了物业管理公司。”并确认“（大楼）筹备处和物管处是之江公司的内设机构”。1998年1月25日黄仲平由改革月报杂志社委任担任物业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使物管处与物业公司“顺延”成二块牌子一个班子，两个账务、公章一起使用的事实清楚。依照省政府的决定对原告公司进行了审计，省浙审行意［2001］39号《浙江省审计厅关于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993年4月至2001年2月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中明确指出：大楼物管处“主要从事代交易大楼办理联建单位的房产证款及建设通讯费等经济业务，应纳入之江公司财务帐项。…对以上帐外帐，你公司应抓紧进行浙江交易大楼工程竣工决算工作，并尽快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资产流失。”因此，原告公司自2013年2月22日决议解散清算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追索“帐外帐”，并准备进行审计清理债权债务（也保括大楼工程决算后的债权债务）。另外，物业公司因“顺延”代为保管的大楼物管处档案资料于1998年6月由被告接收并使用，被告应将大楼物管处档案资料返还原告，以便配合原告完成大楼工程决算中遗留的债权债务清理。上述账册凭证（即1996年7月起至1997年、1998年的银行帐、现金明细帐和相应的记帐凭证，还有1999年、2000年、2001年的帐册和相应的记帐凭证）、公章、财务印章和档案资料等原物，虽经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配合原告清算，但被告将上述一直在保管使用的原物并在诉讼中出示的帐册却以“其所有资产和财产均属改革月报杂志社”为由表示了拒不归还的态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求。被告物业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原告在另案中对公司股东结构的陈述及举证，已查明，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系改革月报杂志社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组组建为原告公司。原告公司于1994年4月5日成立，投资人包括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杭州瑞声工贸联营公司、杨春娥等二十三个自然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于1994年5月31日注销。1994年12月原告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由下列股东组成：改革月报杂志社（浙江改革实业集团公司）400万元（占40%）、杭州环球阻燃材料有限公司100万元（占10%）、浙江三兴地业房产有限公司110万元（占11%）、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100万元（占10%）、自然人杨春娥100万元（占10%）、公司员工190万元（占19%）。原告于1995年8月31日将该公司章程及相关合同、股东会决议报送杭州市工商局备案。2002年4月26日，改革月报杂志社（浙江改革实业集团公司）将其拥有的原告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因法定事由于2004年10月8日被吊销但未注销。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原告应当自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但原告并没有这么做。原告陈述于2013年2月22日召开股东会议，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杭州环球阻燃材料有限公司、杨春娥等均参加会议，根据该会议形成的一致股东会决议，决定成立清算小组。但根据被告调查证明，持有原告公司40%股份的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于2005年11月18日被吊销、于2008年2月29日注销公司；持有原告公司10%股份的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已经2001年4月30日宣告解散。也就是说在原告召开表决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议时，公司股东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都不可能参加此股东会议。而且，上述股东会议持有原告公司11%股份的浙江三兴地业房产有限公司也未参加股东会议。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除去前述61%的股份后召开的股东会议，根据法律规定，是不可能通过成立清算组的决议的，也就不会产生清算小组负责人这一职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能够代表公司法人出庭参加诉讼的只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公司法人授权的职工、律师代表，在没有得到授权的前提下，并不能由随意一个股东代表公司法人参加诉讼。故原告公司以清算小组名义作为诉讼当事人，也未得到公司合法授权的股东代表出庭，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被告无需返还账册凭证、公章、财务专用章、档案资料。根据519协议及沈善钦的出庭作证的证词也同样证实了，财物均不需要返还。本案涉及历史原因，关于大楼物业管理处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在其完成应有使命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用章安全，已经进行了销毁。故已经实际不存在，不存在返还的情况。关于账册凭证问题，1997年5月检察院拿去之后，也不清楚最后流转到哪。时间太长了，更不清楚实际流转情况。账册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涉及的明细账、银行账，我们会计也表示是1998年3、4月份之江公司清理整顿改革月报集团时清理小组王国英把有需要的摘录账目，原始账本交给工作组了，至于最后到谁手上就不清楚了。根据《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向被告交付相关材料，以便于后续管理，而且被告收到的都是复印件。故被告不存在返还档案资料的义务。原告之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民初字第688号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2823号判决书，证明判决书最终判定以：因1997年5月19日大楼物管处由物业公司“顺延”的约定，以及在被告成立后，“其与物业管理处间存在着大量、长期的财务往来…据此以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应付款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债权债务关系己经最终结算完毕”…而原告败诉。2、改革月报杂志社致原告公司《委派董事书》，证明改革月报杂志社委派黄仲平于1997年4月25日起为原告公司董事、免陈某等董事。3、《协议书》、物业公司合同纠纷案证据目录、沈善钦《情况说明》、杭州市中院《证人笔录》、陈某《情况说明》、上城法院协查通知书991房第325号、上城法院调档件，证明：1、沈善钦（时任原告董事长、总经理）与大楼物管处陈某签订5月19日协议书，约定在新物业公司成立前由物管处负责，成立后物管处的责任、权益均由物业公司顺延（承接）。时任董事的黄仲平以及陈某是事前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并被派到物业公司的。2、确认了签订5.19协议书后，物管处的债权债务由物业公司承担，物管处财务人员、账册给了物业公司。3、沈善钦确认（大楼）筹备处和物管处是原告内设机构并得到法院调查和生效判决的证明，并证实物管处帐户帐册自1996年设立。4、物业处和物业公司“顺延”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两机构章都在使用。4、《关于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公司领导班子任职的决定》，证明1998年1月25日改革月报杂志社又任命黄仲平担任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仲平作为之江董事兼大楼物管处领导又是物业公司领导对两机构账册等原物“亲兄弟明算帐”负有责任、义务的。5、《大楼物业管理处移交清单》、物管处1997年现金明细帐、物管处1998年现金明细帐、物管处1998年银行存款日记帐、物业公司1998年、1999年、2000年现金明细账中设物业管理处明细科目栏，证明：1、物管处移交清单中的1997年、1998年帐册均由被告在近期诉讼中出示了原件，并非摘抄。2、财务移交由被告副经理陈某监交，由被告财务徐恵芬接交（含财务印章）和使用。3、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物业公司明细帐科目与相对应的物管处帐册互为印证，证明物业公司在使用。4、帐册分列1997年度、1998年度及1999年度、2000年度，是完整的，两机构财务帐记载有划款、代付及记帐凭证编号。6、上城区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关于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干部任职的通知》、物管处记账凭证，证明：1、物管处副主任钱凌霄兼财务，1997年5月5日将物管处1996年度和97年1-4月银行帐、现金帐3本，及1996年7月-97年4月记帐凭证共167份交上城检察院扣押。2、上城检察院移交给物业公司保管后，在1999年9月20日由物业公司使用物管处1996年7月-1997年4月间的记帐凭证。7、天丽工贸公司退联建款清单、大楼筹备处与杭州天丽工贸公司财务往来、组建物业公司相关决议，证明98年1月16日前己筹组物业公司，98年1月21日物管处公章仍在使用。与证据3-4证人（沈善钦）笔录证明“有一段时间两个机构的章都在使用”互为印证。8、省浙审行意［2001］39号《浙江省审计厅关于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993年4月至2001年2月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证明：1、大楼物管处“主要从事代交易大楼办理联建单位的房产证款及建设通讯费等经济业务，应纳入之江公司财务帐项。…对以上帐外帐，你公司应抓紧进行浙江交易大楼工程竣工决算工作，并尽快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资产流失。”2、审计意见第14页明确记载“大楼物管处核算期间从1996年6月至2000年3月…净资产232.14万元”。提供物管处会计资料（96年6月至2000年3月）的正是被告接受、保管、使用“顺延”的时期提供的。9、《大楼物业管理处资料清册》（一）、《大楼物业管理处资料清册》（二）、物业公司至99年4月15日仍在使用物管处的档案资料的相关证据，证明：1、黄仲平1998年6月以物业公司名义接受物管处档案资料，1999年4月15日以物业公司名义使用物管处档案资料。2、使用物管处档案资料时均由黄仲平签字并盖物业公司章（因复印致使物业公司章比较模糊，而原件上则清楚）。进一步确认了两个机构为同一班子，档案材料、公章同时都在使用。与证据3-4证人（沈善钦）笔录证明“有一段时间两个机构的章都在使用”互为印证。10、致函、签收单、民事答辩状，证明原告经成立清算小组后便致函黄仲平要求移交归还帐目、档案文件资料等。但被告却以“双方之间先后受托管理的改革月报大楼物业，其所有资产和财产均属于改革月报杂志社”为由拒绝。11、《调查取证申请书》、上城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第655号、杭州市银行开户资料4份，证明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为原告下设部门的事实；且为生效判决书已查明的事实。12、《借条》、《收条》、杭州市中院民事调解书第56号、关于《改革月报》杂志社、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联建、经营省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报告、关于同意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批复（1994）153号，证明：1、之江公司副经理王明（民）源曾借用《改革月报》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用于大楼物管处为之江公司代收费；且证明涉及大楼资产纠纷的诉讼主体均为原告。2、《改革月报》杂志社和之江公司是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联建发起单位，经双方合约并报告省体改委后批准由之江公司一家作为企业法人组建大楼履行权益。故有了前期的联合发文和借用票据的情况发生，但《改革月报》杂志社的利益和风险只是在原告股权中体现，并不影响原告对所属单位的管辖和清算。13、（2013）杭之江实业清算001号《决定》2013.2.23、浙江工人日报《公告》、宝立实业公司基本情况、香港蔡天护委托书及蔡天护投资信函，证明本公司的股东（公司）注销解散并不影响股东（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股东主张权利；且之江公司依法清算作为诉讼主体为生效判决书已查明的事实。厉惠良、蔡天护作为股东主张权利。被告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关于成立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及干部任命的决定》2、《关于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公司》3、《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证据1-3证明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又名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处）是《改革月报》杂志社专门为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工作成立的内设机构的事实。该物管处使用的是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改革月报是物管处的上级主管部门。4、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登记信息5、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6、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证据4-6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傅训泽。持有原告公司40%股份的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于2008年2月29日注销公司，持有原告公司10%股份的香港玉龙置业有限公司已经于2001年4月30日宣告解散。根据《公司法》规定，原告以清算组名义出现是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7、1997年6月2日临时碰头会议纪要，证明：1、陈某负责物管处工作。2、5月19日签订协议，要求将物管处老班子人员保留。8、五人领导小组碰头会，证明：1、之江公司和之江公司下属账册放在改革月报集团。2、被告没有接触过财务账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导致原告在688号、2823号案件败诉是其实体证据不足引起的，不是原告所表述的情况；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1997年4月25日，杂志社的任命文件，之江公司的人事任命是由杂志社任命的。该任命文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原之江公司的杜明被查处，更换领导班子，由杂志社进行委派。黄仲平的任职不是之江公司的委派，而是由杂志社的任命。以此正好说明，之江公司的人事任免权是由杂志社负责，物业管理处的单位性质、人事任免、票据开具都是由杂志社负责的。该文件虽然替换了陈某的董事职务，但陈某担任物业管理处负责人并未免除（519协议仍有其签字）；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根据519协议，实际上是由改革月报杂志社委派到之江公司担任董事、暨之江公司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沈善钦代表杂志社（之江公司的主管部门）和之江公司（因之江公司系改革月报大楼筹建过程中的出面单位，之江公司代管了由改革月报杂志社发文成立的“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这一主体），以大楼筹备处的名义与大楼物管处负责人陈某签订的一份当时改革月报大楼管理责任和下一步如何妥善处置大楼物管处人、财、物的框架性协议文件。该519协议中第二条，所涉及“顺延”的内涵是原杂志社体系内的大楼物业管理处在涉案大楼物业管理的职能上的顺延，我们所谓的职能就是职责和功能，也就是第二条所表述的“全面负责大楼正常运转，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这当中，确保大楼正常运转是职责，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是功能。该条中后半段“乙方责任、权益，均由新的物业公司顺延”中的权益就是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相应应当收取物业管理费、广告场租费、水电费等费用的权益。该519协议第四条所明确的是“大楼筹建过程中所发生的有关债务，由甲方（大楼筹备处）负责，与乙方（物业管理处）无关”。此处的“顺延”不能随意解释，也不是原告所称承接的含义。尤其是519协议签订的当事人沈善钦和陈某，黄仲平当时是不知情的。519协议内关于“顺延”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沈善钦的证词，结合案件中沈善钦当庭出庭作证，也明确自从签署协议后物业管理处整体（资产、权益）移交给了物业管理公司，全部人马也都转到物业管理公司，与之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沈善钦证词第三页第9行、第四页第13行、第五页第12行）大楼筹备处和物管处都不是之江公司的内部机构，而是由杂志社发文成立的为开展工作常设机构，原告并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取得相应财物。沈善钦所指之江公司内设机构是指由之江公司在杂志社授权的情况下，委托管理过这两家机构，而不是这两家机构隶属于之江公司。关于是否内设机构，并不是由一个人（包括沈善钦）说了算的，其成立撤销都是由相关主管部门（改革月报杂志社）进行审核批准的。银行的开户申请表，仅仅是物管处在开立银行账户时为了能够满足银行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要求而形成的，银行也仅仅根据行业标准进行是否准许设立账户的审查处理。该申请表上之江公司作为物业管理处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盖章，并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成立。法院的协查通知书也同理，未经实质审理，也不能从法律意义上进行认定；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部分有异议。原告也自述是改革月报杂志社任命黄仲平在大楼物管职能上的职务，表明物业管理处就是改革月报杂志社下辖机构。至于黄仲平担任之江公司董事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案原告所谓的清算组负责人杜明涉嫌经济犯罪被查处时，而由改革月报杂志社委派沈善钦、赵超英、黄仲平更换了原董事杜明、陈某、赵晓晨。此后大楼物管处一直由陈某负责，之江公司从未委派过黄仲平担任大楼物管处的领导；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但均不应当交给原告。1996年、1997年至少1997年上半年的都是摘抄件，且财务资料1997年10月份已经移交给改革月报集团；对证据6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对6-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上交检察院的事实无异议，但物业公司最后是没有收到移交回来材料，不是物业公司领取。对6-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命，未经改革月报杂志社任命主管单位同意属无效任命，是原告自己研究决定任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的主任和副主任，并无资质。对6-3物业公司留存的部分账册仅仅是部分摘录账目，本身就残缺不全的。“复印件摘自物业大楼管理处99.9.20”正好证明原件都在原告处，不能推断盖上大楼公章的复印件，原件就在被告公司，对于裁剪过的文件表示质疑，大楼管理处的账册不在被告处或者改革月报集团，复印自大楼管理处的字样表明是大楼管理处的账目里来的，并没有表明账目在哪里。从原告的这组证据中，不仅存在原告提供给法庭备注的复印件摘自大楼管理处的字样，也有标注摘自标注之江公司明细账的字样的复印件，还有标注摘自交易大楼筹建处字样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表明内容几乎雷同，说明在复制的时候出自于同一地方，从这批复印件装订成册的本子看，封面就是个人借款清单汇总及凭证复印件材料（97年4月止，落款时间为99年4月整理，盖了原告的章），这是发生在原告代表人杜明1998年8月31日被取保候审之后，虽然杜明1999年1月6日被刑拘，但这份材料盖章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9月，不排除过程中杜明为了将个人的某些行为与刑事案件撇清进行收集，但封面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9月及摘抄的日期1999年9月与杜明的刑事判决时间为2000年，这份文件的记载内容及所涉及的财务凭证肯定不在被告公司。那时各个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正在查案，所有材料均上交改革月报集团。关于有被告公章的复印件，有摘抄字样的应该是同一时期形成，内容相同，涉及借款，与刚才陈述不谋而合。原告陈述被告拿这些凭证要钱，从法律基础概念看，凭公司内部记账凭证或支票领取单或收据就能要钱肯定是做不到的；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恰巧说明物业公司于1998年1月16日开始组建，1998年3月25日才正式成立，恰好说明物业公司与大楼管理处是两个主体。因为杂志社任命黄仲平为物业公司负责人是在1998年1月25日下达的。当时仍旧由陈某在负责管控大楼管理处；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该审计报告涉及的有关财务凭证并非被告提供，抬头也显示是原告送达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待证事实有异议，仅仅是其主管臆断，被告公司或黄仲平都未经手所述档案，物业公司仅存的大楼资料仅仅因物业大楼管理需要而从改革月报集团取得的复印资料，原告诉请交付的档案资料，被告没有权利也无义务保管此档案。对证据10中致函及签收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民事答辩状的真实性无异议，整体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1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银行的开户申请表，仅仅是在开立银行账户时为了能够满足银行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要求而形成的，银行也仅仅根据行业标准进行是否准许设立账户的审查处理。该申请表上之江公司作为物业管理处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盖章，并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成立，银行也不是上下级行政关系的认定机构；对证据12的56号调解书的三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借条、收条的三性有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民事调解书是双方在当时调解的结果，对之江公司与联建大楼的产权关系并未作出确认。因之江公司是联建大楼的出面收款单位，所以由之江公司对外付款也是理所当然。至于大楼物管处使用改革月报的事业票据是事实，正好说明大楼物管处是改革月报的下属机构。至于大楼物管处的机构性质及合法地位，被告在举证环节进行了陈述；对证据13中（2013）杭之江实业清算001号的三性有异议，对浙江工人日报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宝立公司被注销，意味着原法定代表人厉惠良无权代表宝立公司，应当由原股东大会来行使权利，厉惠良代表宝立公司的签字行为无效。同理适用香港玉龙公司，而且香港玉龙公司和杨春娥在之江公司的股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关于该节事实由杜明的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6、7、8、9真实性予以确认，与证明目的结合本案事实综合考虑，对证据10中的致函及签收单因原告的发送主体为大楼物管处，与本案缺少关联性，对答辩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答辩状为被告的抗辩意见并非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12、13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认为不存在两个单位都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证明黄仲平一人兼了改革月报和物业管理处两个单位的法人；证据的3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原告和杂志社是联建单位，收据是向杂志社借的，借了之后就一直借下去，借了收据不代表杂志社就是上级单位；对证据4-5的三性无异议，原告的诉讼主体合格，经过法庭调查原告的公章是合法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黄仲平和陈某是互相有联系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表述是之江公司的账册还是下属单位的账册，结合审计报告中所列单位都是之江公司下属单位，且下属单位也包括大楼物管处，2001年物业公司已成立，改革月报也破产了，这些单位审计的时候账册都是交给被告的。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4、5、6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能证明陈某暂时负责大楼物管处的工作；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针对被告的抗辩，原告再次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2015）浙杭民终字第2823号上诉案件中证据目录（大楼物管处1998年4月以后收款明细账、大楼物管处1998年3月的银行账明细）；2、浙江省工商局调取的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销内档文件一组；3、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给杭州市工商局的信函。经被告质证，本院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院的2823号案的证据目录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目录上的证据4和5均系物业公司在正式接手大楼开展物业管理工作后沿用了大楼物管处收款收据收取的物业公司的水电费、物业费及场租费等而建立的明细账，其权属均归物管公司，该2823号案件终审判决结论也确认该案所涉的款项均归物业公司所有。根据519协议大楼物管处的人财物整体移交给物业公司。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省工商局调取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销内档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看出该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注销。从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可以看出对外投资已清理完结。从清算报告上看出由厉惠良担任组长的该清算组存续期间仅仅为2007年8月26日至2007年12月31日结束。厉惠良作为该清算组长其历史使命已完结，对外不能再代表宝立集团，对外投资已转为清算损失。若还有宝立集团的对外投资债权，也应由宝立集团的全体股东来共同行使权力，而不能再由厉惠良行使。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给杭州市工商局的信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之江公司是否为“非公司企业法人”应由工商部门系统登记为准，显然该之江公司从公司名称就可以反映其是有限责任公司，从在工商登记可以反映出其就是企业法人，所以之江公司就应当是一个公司企业法人。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如下：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由《改革月报》杂志社等单位筹建，由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经营管理，并履行有关权益。1996年5月12日，《改革月报》杂志社、原告共同发文，成立大楼物管处，负责大楼物业管理工作，任命吴鼎兴为大楼物管处主任，钱凌霄为大楼物管处副主任。1997年2月12日原告发文，任命杜明兼大楼物管处主任、吴鼎兴、钱凌霄、俞志英为大楼物管处副主任。1997年4月25日《改革月报》杂志社发文给原告，表明更换董事，即由沈善钦、赵超英、黄仲平更换原董事杜明、陈某、赵晓晨，即日起该社委派的三名董事名单为沈善钦、赵超英、黄仲平。1997年5月19日，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筹备处（作为甲方）与大楼物管处（作为乙方）为明确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今后的物业管理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大楼已正式启用，物业管理工作也已由乙方负责展开，今后凡物业管理不当而引起的大楼责任事故，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要尽快组建成立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在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正式成立前，乙方全面负责大楼正常运转，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在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成立后，乙方责任、权益，均由新的物业公司顺延。甲方代表为沈善钦、乙方代表为陈某。1997年5月5日，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查扣一批账册，其中包含大楼物管处银行帐二本，现金帐一本，96年7月22日至12月31日凭证49份、97年1月至4月28日凭证51份及交行发生的凭证31份。1997年6月2日因杜明事件，五人领导小组碰头会明确物业管理工作由陈某负责，吴鼎兴、钱凌霄分别分管保卫和物业管理。1998年1月，《改革月报》杂志社与浙江省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浙ＸＸ盟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筹划组建被告公司，同年1月25日，《改革月报》杂志社发文任命黄仲平担任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陈某、姜梦象担任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3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成立。1998年4月1日移交人汪琳、接交人徐慧芬对大楼物管处的财务资料进行移交，其中包含1997年度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1998年度的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及大楼物管处财务专用章一枚。庭审中，被告抗辩移交的财务账册因之江公司清理整顿时，改革月报集团清理小组将原始账本交予工作组，被告单位留存的是摘录账目。2001年10月24日，浙江省审计厅出具浙审行意[2001]39号审计意见书，表示2001年4月6日至5月20日，该厅对原告公司1993年4月-2001年2月28日财务收支进行了送达审计，并延伸审计的包含大楼物管处、大楼筹建处两户账外账，其中根据提供的会计资料，大楼物管处核算期间从1996年6月至2000年3月，存在会计资料不全，无报表、总账、明细账，日记账记录不完整、不连续、记账凭证混乱。另查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既有1996年7月、8月落款盖有被告物业公司章，表示复印自被告处的收据及记账凭证等，也有涉及1996年7月、8月落款表述复印摘自大楼物管处的记账凭证、进账单等财务资料。另查明：原告提供一份大楼物业管理处资料清册二册，移交人为《改革月报》集团公司肖和远，接收人为大楼物管处黄仲平。庭审中，被告表示未经手所述档案，被告公司目前仅存的大楼资料仅为物业大楼管理需要而取得的复印资料。本院认为，被告物业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物业公司。一般情况下新公司成立后，针对财务制度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规章，考虑新公司采用的会计制度、核算方法和涉及的税种，开始建账，一般企业需要有总账、日记账（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及明细分类账。而本案中根据1997年5月19日协议内容，被告物业公司实际是大楼物管处权利义务的顺延，系在特定环境下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需涉及大量的经济纠纷处理而成立的新公司，为此进行了财务的交接，且财务账册的交接仅有日记账及支票类、收据类的交接，未涉及总账及明细账的交接，后被告在大楼物管处原有日记账反映的账目内容的基础上，在被告的账上以明细账的形式体现大楼物管处的资金流向，故之后被告公司成立后所做的账册应归属于被告公司的财务账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对于1998年4月移交时的日记账被告抗辩因之江公司清理需要，已交还改革月报集团清理小组，结合当时正值刑事案件调查阶段，故该抗辩符合情理，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归还该部分账册凭证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大楼物管处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被告抗辩为安全起见，已销毁，故不具备返还的可能。关于大楼物业管理资料清册中涉及的移交材料，从原告举证的证据显示为改革月报集团公司移交给大楼物管处，而非本案被告，且被告抗辩被告物业公司目前存有的均为物业管理需要的复印件，没有清册中载明的原件。故原告要求本案归还清册中载明的资料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审判员  朱旭东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韩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