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民终1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住所地高邮市临泽镇营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陆沈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连峰，高邮市周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华僖，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进区横林皓辉地板厂，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东莲**号。负责人：王斌，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克波，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藏公余，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菊良，男，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昆山市人，住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爱龙，江苏宝应县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扬州市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武进区横林皓辉地板厂、原审第三人江菊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16）苏1084民初4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丽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查清事实，颠倒黑白，作出错误判决。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从2012年3月25日至同年10月6日，通过银行承兑汇票（14份）的方式，向原审第三人江菊良支付预付款128万元，认定被上诉人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从2012年3月9日至同年10月19日，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江菊良支付预付款45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等材料，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是给上诉人订购板材的预付款，而且2012年3月9日承兑汇票加盖的财务印章是虚假的，2012年9月23、27日两张30万元的承兑汇票签字均不是江菊良所签，江菊良也未承认收到，也未提供证据将收到的预付款交给上诉人。江菊良在2013年1月16日出具给王斌欠款55万元的欠条，以后被上诉人横林浩辉地板厂从未与江菊良发生过往来，江菊良本人偿还了4万元，尚欠51万元。原审认定江菊良于2012年10月7日向横林浩辉地板厂借款10万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并在借条中注明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02××××0053、21676147，系重复计算在江菊良支付的14张承兑汇票128万元中，实际上，江菊良与被上诉人往来帐只有51万元，2016年6月11日江菊良与被上诉人的对账单欠款61万元，明显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江菊良于2013年1月6日、2016年6月11日的对账行为系个人行为，引发的责任应该由其个人承担。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江菊良承包经营期间为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31日，因此，其只能在此期间以被上诉人名义对外经营，所引发的责任才能由被上诉人承担。江菊良两次对账均是在其承包期限以外，原审认定江菊良收到被上诉人通过银行承兑方式，支付预付款128万元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江菊良证言证实，被上诉人多次与江菊良串通，要将江菊良的个人往来帐加到上诉人帐内，以后又实施威胁、胁迫手段，强迫江菊良按其要求出具对账单等材料，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存在虚假诉讼，数额较大，原审法院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未能查清事实，判决明显错误。二、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保护。江菊良于2013年1月6日出具的欠条，只能证明其个人欠款的事实，不能代表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只能向江菊良主张权利，并不代表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2013年1月6日至2016年6月11日，江菊良与被上诉人再次对账的行为已经超过两年，因此，本次被上诉人的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保护。三、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3月9日、2012年9月23、27日的承兑汇票（他人假冒江菊良名义签字）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反而置之不理，致使事实无法查清，违反了法律规定，明显程序不当。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在2016年9月11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保护，一审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第135条、第137条以及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的答辩意见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客观、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滥用自己的诉权浪费国家司法资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江菊良的答辩意见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事实和理由：1、2010年6月3日江菊良与上诉人扬州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承包期限至2010年6月8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期间，江菊良与被上诉人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厂长王斌发生业务往来，原则上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先付款，江菊良后发货，2011年6、7月间，江菊良受到上诉人公司环境的影响，导致经营发生困难，江菊良至淮安扬子木业有限公司入股投资经营，于2011年底正式离开上诉人公司，期间与被上诉人厂长王斌发生业务往来的账目已经全部结清。江菊良于2011年底至淮安扬子木业有限公司投资经营，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具体负责供销两条线，被上诉人厂长王斌是知晓的，江菊良也曾经向王斌借钱至淮安扬子木业作为入股的资金（时间较长，记不清借款金额多少？）2013年1月6日，被上诉人厂长王斌在淮安扬子木业公司与江菊良结账，其书写一张55万元的欠条。因为其当时欠债较多，主要是淮安扬子木业的股金形成的，在书写完55万元欠条后，其欲加盖淮安扬子木业公司印章，因财务人员不在，未果。2014年4月，其离开淮安扬子木业有限公司去河南省星板业公司任职。2、一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江菊良与被上诉人厂长王斌的债务应属于江菊良个人债务，非职务行为，或者是淮安扬子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该债务发生在江菊良在淮安扬子木业公司投资经营期间，也是江菊良在该公司任副总经理期间所发生，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且原审认定欠款金额有误。2012年10月7日江菊良向王斌借款承兑10万元的借条上载明承兑号码302××××0053—21676147，而一审法院既确认借条金额，又确认汇票金额，纯属重复计算；20万元的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23981574，这一张的承兑汇票江菊良没有收到，且该汇票载明的“2012.10.7江菊良”字样，也不是江菊良所写。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给付的时间、地点、在场证明人，按照双方习惯，如果江菊良不单独书写借条，就应该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书写借条或者收条、签名的字样，而一审法院时未向被上诉人进行发问或者要求其提供相关依据，直接作为定案证据，推定江菊良自己收到该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6月11日的对账单不是江菊良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日江菊良入住常州一家快捷酒店，被上诉人厂长王斌带人至酒店与其见面，恐吓威胁其，其防止王斌等人闹事，免受皮肉之苦，昧着良心就着王斌意思完成这份对账单，实际上，目前尚欠被上诉人21万元，而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考量和分析，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显然违背事实真相。上诉人认为江菊良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实际是被王斌所逼，在此向上诉人致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起，原告林辉地板厂通过第三人江菊良向被告丽邮公司购买基材板，双方约定每张基材板为54元。截止2012年3月8日，第三人江菊良与原告负责人王斌第一次结账，合计欠王斌基材板2164张。此后双方继续进行业务往来，原告林辉地板厂先向第三人江菊良预付货款，被告丽邮公司陆续向原告交付基材板。2012年3月25日至2012年10月6日，王斌通过银行承兑的方式给付江菊良预付款128万元，其中2012年10月7日承兑的30万元中的10万元由第三人江菊良立借条为证，20万元未立任何凭证，其余均由江菊良在承兑汇票旁签字或立收条为证。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10月19日，王斌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第三人江菊良付款五次共计45万元（其中8月23日10万元转至沈俊账户，第三人江菊良在同日承兑汇票旁立据）。2012年3月21日至2012年10月15日，被告丽邮公司向原告发货20次，共计基材板22100张。2013年1月6日，双方就预付款以及收到的板材进行结账，第三人共欠原告预付的基材板款55万元，第三人江菊良于当日向原告立金额55万元的欠条一份。至原告起诉，第三人仅陆续向原告还款4万元，2016年6月11日，双方就2012年10月7日的10万元借条、2013年1月6日的55万元欠条以及已经归还的4万元结账后，形成最终金额为61万元的对账单一份。另查明，2010年6月3日，丽邮公司与第三人江菊良签订《扬州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企业对外承包经营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丽邮公司将其企业的经营权、“杨丽”商标使用权、丽邮公司所有固定资产发包给江菊良经营。承包期限自2010年6月8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承包形式为全权委托经营，承包前丽邮公司所产生的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发包方负责，与承包方无关。承包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承包方负责，丽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第三人江菊良收取原告基材板预付款、与原告对账形成对账单等行为是否能够代表被告？被告丽邮公司是否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7，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31日，被告丽邮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为第三人江菊良。被告提供的证据8与该两份生效判决相左，该证据中陈述2009年7月，第三人江菊良离开公司下落不明，而庭审中，被告又自认2011年至2012年被告丽邮公司应江菊良的要求向原告发货，被告当庭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8明显互相矛盾，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抗辩认为2011年起第三人投资其他公司，向原告收受的预付款是用于其他公司，并提供的证据9、10。本院认为，第三人投资或者经营不同的公司并不影响其代表被告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根据原告提供的发货单，均由被告丽邮公司直接发给原告，在此期间，第三人江菊良是被告的实际经营人，故江菊良的行为均能够代表被告丽邮公司，原告与被告形成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丽邮公司主体适格。至于被告丽邮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约定承包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承包方负责，丽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该约定属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原告，被告利益受损后可向第三人主张权利。2、第三人江菊良于2016年6月11日所签的对账单是否受胁迫？第三人江菊良认为，其没有收到2012年10月7日的银行承兑20万元，目前实际欠款为51万元且包括2012年10月7日向原告的借款10万元，2016年6月11日签给原告的金额为61万元的对账单是受胁迫所立。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经过核算，2012年3月8日前第三人江菊良欠原告板材2164张，折合货款116856元，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10月19日，原告共支付预付款173万元，在此期间，被告丽邮公司发货22100片，按照双方约定的每张板材价格54元，总价款为119340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653456元预付款未发货。因第三人江菊良曾经陆续还款4万元，该数额与第三人江菊良于2016年6月11日与原告签订的对账单中的金额61万元基本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若第三人江菊良未收到2012年10月7日的银行承兑20万元，那么按照上述核算结果，双方至2013年1月6月结账时的欠款数额应为45万余元，第三人江菊良却当庭认可55万元欠款，其陈述相互矛盾，不予采信。另外，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第三人签署61万元的对账单时系受胁迫，故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3、第三人江菊良于2012年10月7日向原告所立10万元的借条，是否应当由被告丽邮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第三人江菊良认为该10万元是借款，不是原告预付的基材板预付款。被告丽邮公司认可第三人收到该10万元，对该10万元系预付款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虽然第三人江菊良于2012年10月7日收到原告承兑汇票10万元后向原告所立的是借条，但其已在2016年6月11日将该借条的金额10万元与2013年1月6日所立的欠条的金额55万元相加，在归还4万元后，一并重新确认欠原告预付款为61万元，而且经过第二个争议焦点中的核算，该10万元银行承兑确实应属于预付款，第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10万元借款未用于被告公司的经营。故被告丽邮公司对该10万元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4、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丽邮公司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最后一次业务往来是2012年10月份，此后数年时间，原告均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故原告已过诉讼时效。第三人江菊良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于2013年1月6日对账之后至2016年6月再次对账，已经远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虽然第三人陆续向原告偿还了4万元，但该主动还款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故原告对第三人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因被告、第三人均未能举证证实原告对第三人离开被告丽邮公司是明知的，也未能举证证实第三人于2016年6月签署的对账单系受胁迫的，在第三人实际经营被告公司期间，原告与第三人的业务往来也即原告与被告丽邮公司的业务往来，承包期满后，直至起诉前原告一直向第三人催要欠款，第三人也一直陆续就其实际经营被告公司期间的债务向原告还款，故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江菊良一直具有代理权，原告向被告以及第三人的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从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扬州市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归还原告武进区横林皓辉地板厂预付货款61万元及利息（以61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该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保全费3720元，由被告丽邮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应于本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本院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着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一份由其代理人向原审第三人江菊良本人所做的调查笔录和视频资料，主要证明江菊良于2016年6月11日所做的对账单系受到王斌的胁迫。丽邮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视频资料和文字中江菊良已经认可55万元欠条的事实，所欠款项属实。江菊良收到货款后组织部分货物发送给被上诉人，后出具欠条，在被上诉人的多次催促下仅偿还4万元，而且江菊良所述被胁迫签订对账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江菊良经质证后认为，该视频资料确实是第三人所述，但是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相关账目，第三人已经记忆不清，以法院审理的相关账目证据重新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审第三人江菊良在企业承包经营期限内收取基材板预付款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2、原审第三人江菊良在涉案过程中形成的对账单的金额是多少？对账单的形成是否是受到胁迫？3、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2010年6月3日，上诉人丽邮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江菊良签订《扬州丽邮人造板有限公司企业对外承包经营协议》。双方约定：“丽邮公司将其企业的经营权、“扬丽”商标使用权、丽邮公司所有固定资产发包给江菊良经营。承包期限自2010年6月8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承包形式为全权委托经营，承包前丽邮公司所产生的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发包方负责，与承包方无关。承包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承包方负责，丽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林辉地板厂从2011年起通过原审第三人江菊良购买基材板直至2012年年底,上述买卖行为发生在江菊良企业承包经营期间，江菊良依约收取基材板预付款。2013年1月6日、2016年6月11日江菊良对自己在企业承包经营期间的债务进行对账行为，形成对账单和欠条，纵观案涉过程，江菊良的上述行为系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丽邮公司承担。至于丽邮公司与第三人江菊良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间的债务由承包人江菊良负担，仅系丽邮公司与第三人江菊良之间就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该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故，上诉人丽邮公司对企业承包期间所负债务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而，上诉人所称“江菊良于2013年1月6日、2016年6月11日的对账行为系个人行为，引发的责任应该由其个人承担”的上诉理由，本院难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对账单的金额和形成，本院认为，原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经过核算，2012年3月8日前第三人江菊良欠被上诉人板材2164张，折合货款116856元，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10月19日，被上诉人共支付预付款173万元，在此期间，丽邮公司发货22100片，按照双方约定的每张板材价格54元，总价款为1193400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653456元预付款未发货。因第三人江菊良陆续还款4万元，该数额与第三人江菊良于2016年6月11日与原告签订的对账单中的金额61万元基本相符，故涉案对账单所载明的江菊良尚欠被上诉人预付货款61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丽邮公司诉称“其中10万元欠条所载明的内容应认定为江菊良个人债务”，与核算结果以及江菊良在当庭陈述、答辩意见相互矛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以及原审第三人江菊良的答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丽邮公司所称“江菊良2016年6月11日出具的对账单是受到胁迫出具的”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二审期间上诉人的代理人向法院出示的调查笔录和视频资料，仅能证明原审第三人江菊良认可案涉货款55万元，以及对10万元欠条的形成原因所作的说明，对2016年6月11日出具的对账单受到胁迫的事实，仅有涉案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且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此，上诉人丽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丽邮公司该上诉理由以及原审第三人江菊良的答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3，案涉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江菊良在实际经营上诉人公司期间，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承包到期直至原审起诉前，被上诉人一直向其催要欠款，第三人也陆续就其实际经营被上诉人公司期间的债务向上诉人还款，从催要货款方式来看，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催要欠款后，江菊良亦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并书写欠条和对账单。而诉讼时效制度为防止权利人怠于履行权利而设置，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则构成时效中断，权利人亦可以多次向义务人主张，诉讼时效也就不存在过期一说，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多次向原审第三人江菊良催要货款，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涉案诉讼时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武进区横林浩辉地板厂在2016年9月11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丽邮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岐华审判员  朱恩松审判员  刘莉莉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殷梦非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