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10民终1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政权，汉族，居民，住庆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乡王岭村68号。法定代表人：王俭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治勇，男，197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系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庆阳市。原审被告：杨天时，汉族，居民，住庆阳市。上诉人于政权因与被上诉人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驰恒公司）、原审被告杨天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5）庆西民初字第3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政权与被上诉人驰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治勇、原审被告杨天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政权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其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12月5日，杨天时向驰恒公司贷款1000000元，其与驰恒公司分别签订了《借款担保保证合同》，作为保证人为驰恒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贷款本金共计1000000元，其中贷款本金为300000元的贷款期限为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5日，贷款本金为700000元的贷款期限为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5月25日，两笔贷款利率均约定为4.5%，担保期限为等于贷款期限。合同签订后，驰恒公司未向其交付担保合同，合同均由驰恒公司保管。当日，驰恒公司向杨天时银行卡打款两笔，分别为255000万元和700000元。一审中，其发现驰恒公司提交的保证合同除最后一页有其本人签字的为原始合同外，其他合同页均已被更换，而其与驰恒公司签订的合同每一页均有签名和捺印，即向法庭提出异议，但未被采信。《借款担保保证合同》系假合同，理由主要有：一是700000元与300000元两份合同是同一天签订，利率却不一致，明显不合常理；二是700000元的合同中约定1.2%月利率与实际执行利率不一致，实际执行利率为4.5%；三是一审判决称700000元贷款利率为4.5%系口头约定，更不现实，当日签订合同并打款，却在打款前变更合同主要内容；四是驰恒公司向其发送的《逾期担保借款催收通知书》中载明利息289613元，经计算也可确定实际执行月利率为4.5%，与700000元的合同利率不一致，证明700000元的合同不是原合同；五是700000元的合同中约定利率与实际执行不一致，唯一合理的原因就是存在”阴阳合同”；如果查实700000元的合同系假合同，则可证明300000元的合同也是假合同，因为驰恒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两个合同上每一页均无其签名捺印；六是从合同装订明显看出，最后有其签字一页多出了订书针眼，亦能说明合同被盗换的事实。2.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多处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明显错误。一是驰恒公司在2013年12月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杨天时交付的借款为955000元，并非判决中认定的交付1000000元，杨天时当日并未付息45000元。二是杨天时还息时并没有区分第一份合同300000元的借款与第二份合同700000元的借款利息，驰恒公司出具的收据上也没有区分，而一审法院人为的为每笔利息划分了归属的合同。如一审法院查明”支付第一笔借款利息94500元，支付第二笔借款利息220500元”。三是一审法院查明”......第二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约定借款月利率12‰，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45‰”，该口头约定驰恒公司的起诉状中没有表述，在判决书中也未显示杨天时及于政权有认可，从而该口头约定并不存在，只是一审判决根据实际给付利息对利率的一种假想。四是在700000元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约定是月利率12‰情况下，判决杨天时按2%的月利率计息，而于政权按1.2%的月利率计息，这显然是裁判尺度不一。于政权作为担保人，有权以该1.2%的利率，对借款人的利率进行抗辩。五是适用法律错误。驰恒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是专门的金融企业，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一审判决以36%、24%计算杨天时的利息错误。3.杨天时与驰恒公司于2015年6月20日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书》，驰恒公司王新军与该协议书其他96名债权人作为甲方已与杨天时约定以”西峰区南大街20号、面积为6117.59平方米的五层楼房及基础配套设施与该房产涉及的土地证上所载明的全部土地面积”，按照担保法第24条规定，杨天时与驰恒公司已对主合同进行了实质性的变更，所以债务已归于消灭，担保人无担保义务。4.如假合同不能查实、以物抵债属于无效，则对借款利率应按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中”利率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的规定，与借款合同约定的1.2%和《借款合同》第2.1条”该利率系中国人民银行现行相应档次贷款的基准利率上浮”来确定955000元的借款月利率。以此计算，杨天时给付利息自2014年1月7日起至8月12日，共给付利息7笔324000元，按1.2%月利率计算应付利息91680元，杨天时多付利息232320元，该款应归入本金，与其归还的本金500000元合计为732320元，下欠222680元。驰恒公司辩称，于政权上诉称驰恒公司提交假合同，其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承担举证责任；杨天时与驰恒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从未生效、从未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于政权能督促杨天时履行该协议书，于政权则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驰恒公司不是金融机构，故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杨天时辩称，2013年12月5日，其实际收到驰恒公司银行打款955000元，其亦归还了一部分本金，按照2分钱利息计算，其已经超付了利息；其已经进行了以物抵债，请求法庭确认以物抵债协议。驰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天时立即偿还所借其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并按月利率2%承担从2014年9月5日起至借款归还之日的利息（庭审中将利息起止时间变更为自2014年8月12日至本金归还之日的利息）；2.杨天时承担主张债权中发生的律师费等合同约定费用；3.于政权对上述贷款及主张债权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均由杨天时、于政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驰恒公司系2013年1月6日成立的以经营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2月5日，驰恒公司作为贷款人，杨天时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第一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0000元，月利率45‰，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5日；第二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约定借款月利率12‰，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为45‰，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5月25日。两份合同均约定还款方式为一次还本、分次付息；结息日为每月月初。同日，于政权作为保证人与驰恒公司签订两份借款担保保证合同，第一份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在债权人办理主合同项下贷款的本金300000元，利率45‰，贷款期限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5日；第二份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在债权人办理主合同项下贷款的本金700000元，利率12‰，贷款期限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5月25日；两份合同均约定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其它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之日止。合同签订后，驰恒公司同日向杨天时提供借款共计1000000元，同时，杨天时向驰恒公司支付两笔借款利息45000元，此后，杨天时按月利率45‰的标准将两笔借款的利息支付至2014年8月4日，其中，支付第一笔借款利息94500元，支付第二笔借款利息220500元，共计支付利息315000元。2014年8月10日，杨天时向驰恒公司归还第二笔借款的借款本金475000元，2014年8月12日，杨天时向驰恒公司归还第二笔借款本金25000元并支付利息9000元。嗣后，杨天时、于政权再未向驰恒公司归本付息，驰恒公司索要无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驰恒公司与杨天时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利率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外，其他内容与法不悖。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借款担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2013年12月5日，驰恒公司给付杨天时两笔借款300000元、700000元，共计1000000元。同日，杨天时支付两笔借款利息共45000元，故第一笔借款本金应认定为286500元（300000-300000×4.5%）；第二笔借款本金应认定为668500元（700000-700000×4.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杨天时已支付利息应按年利率36%（即月利率3%）确定，尚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确定。借款后，杨天时按月利率4.5%的标准将两笔借款利息支付至2014年8月4日。经核算，对于第一笔借款，杨天时应向驰恒公司支付利息68760元（286500元×36%÷12×8个月），实际支付利息94500元，超出的25740元应抵顶借款本金，故第一笔借款本金数额应为260760元；对于第二笔借款，杨天时应向驰恒公司支付利息160440元（668500元×3%×8个月），实际支付利息220500元，超出的60060元应抵顶借款本金，杨天时于2014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分别向驰恒公司归还第二笔借款的借款本金475000元、25000元，故第二笔借款本金下剩108440元。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于政权辩称其保证的保证期间已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第一笔借款的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5日，担保人于政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2016年3月4日之前；第二笔借款的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5月25日，担保人于政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2016年5月24日之前。2015年10月15日驰恒公司起诉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对于政权的该辩解不予采信。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两份担保合同中均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等费用，故对驰恒公司要求于政权对两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第二笔借款的保证范围，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月利率为12‰，驰恒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向于政权告知过该笔借款的月利率为45‰，《借款担保合同》作为原始的直接证据，应以约定的月利率12‰（即月利率1.2%）为准。对于驰恒公司要求承担其公司主张诉权中产生的律师费等合同约定的费用，因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存在相关的经济损失，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杨天时归还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260760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承担从2014年8月12日起至归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已付9000元在利息总额中扣减），于政权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杨天时归还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108440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承担从2014年8月12日起至归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于政权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月利率1.2%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内容，限在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20元，由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90元，杨天时、于政权负担7030元。本院二审期间，于政权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实际借款金额与原合同约定不符；2.《以物抵债协议书》复印件、抵债财产移交清单复印件及天时商厦（杨天时）债权债务签到表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驰恒公司已与杨天时达成协议；3.驰恒公司与杨天时贷款对帐单复印件1份；4.天时商厦债务移交清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截止2014年8月30日，共欠本息510000元，驰恒公司应与杨天时协议解决争议，于政权不再承担担保义务。驰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于政权提交的证据均在一审中提交，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杨天时称上述证据均由其交由于政权提交法庭。经审查，证据1证明的事实已被一审判决认定；证据2、3、4均系复印件，不能与原件核对一致，根据证据显示的日期，均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之前，不属于二审中的法定新证据；《以物抵债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双方抵偿的债务数额以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核准并签字确认的全部债权数额为准”，于政权并未提交该确认书，驰恒公司又提出异议，不能证实驰恒公司参与以物抵债形式的债权债务清算以及通过该方式已经实际实现本案争议债权，故不予采信。杨天时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1.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其实际收到借款955000元；2.关于成立天时商厦（美萝城）债权债务清算小组的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已成立清算小组并移交了该债权；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2份，用以证明该债权已委托移交美萝城清算小组；4.杨天时部分资产权利证书及印鉴移交清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债务已经移交；5.《以物抵债协议书》复印件、移交清单复印件及债权人同意接受资产签字表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债权已经移交给清算组。驰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以看不懂杨天时提交的证据为由未发表质证意见；于政权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证据1证明的事实已被一审判决认定；证据2、3、4、5均系复印件，不能与原件核对一致，根据证据显示的日期，均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之前，不属于二审中的法定新证据；且《以物抵债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双方抵偿的债务数额以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核准并签字确认的全部债权数额为准”，杨天时并未提交该确认书；债权人同意接受资产签字表中也无驰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经授权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2015年5月18日，杨天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显示债权人为105户，但《以物抵债协议书》显示的债权人为97户，无法形成一致性对应关系；综上，证据2、3、4、5无法证实驰恒公司参与以物抵债形式的债权债务清算以及通过该方式已经实际实现本案争议债权，故不予以采信。二审中，驰恒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12月5日，驰恒公司向杨天时提供借款时预先扣除月头息45000元，实际支付借款本金955000元，一审对扣除月头息的方式认定存在瑕疵，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政权提出本案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驰恒公司与杨天时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借款担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45‰的月利率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外，其他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均系有效合同。驰恒公司与杨天时签订的借款金额为300000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为45‰；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的借款合同中虽约定月利率为12‰，但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均明确认可曾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5‰，且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后的履约过程中，也均按45‰的利率标准计付利息，系双方以口头及实际行为达成一致对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的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于政权以同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不一致以及借款金额700000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利率与实际执行利率不一致为由，推断本案存在”阴阳合同”的理由于法无据，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本案存在”阴阳合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于政权上诉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问题，即：一审人为划分两笔借款的利息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45‰”系一审根据实际给付利息所作的假想。杨天时每次清偿利息时均按照本金1000000元月利率45‰的标准支付利息，虽未明确划分利息对应的本金，但在一审庭审中，驰恒公司向法庭陈述了两笔借款的利息归还情况、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均向法庭陈述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45‰，一审对已清偿的借款利息区分对应的本金以及利率的查明均系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经过质证的证据所作出的认定，并非人为划分以及主观假想，于政权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于政权上诉认为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第三款规定：”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金融许可证适用于银监会监管的、经批准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贷款公司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贷款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公司是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五条规定：”经核准开业的贷款公司及其分公司，由决定机关颁发金融许可证，并凭金融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此外，还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精神，小额贷款公司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于政权亦未提交证据证实驰恒公司系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领取金融许可证，由金融监管部门按照金融机构进行管理从事贷款业务，故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确。于政权上诉认为一审判决杨天时按照2%的月利率负担利息，而由其按照1.2%的月利率负担利息系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杨天时已支付利息应按年利率36%（即月利率3%）确定，尚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确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对700000元的借款利率进行变更时曾通知于政权，故该变更对于政权并不产生约束力，一审依据驰恒公司分别与杨天时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于政权签订的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借款利率按照法律保护的限度判决各自应负担的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于政权上诉提出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已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债务已经消灭，其无担保义务的问题。于政权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双方抵偿的债务数额以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债权人）核准并签字确认的全部债权数额为准”，于政权并未提交经驰恒公司确认并向杨天时所称的债权债务清算小组提供债权数额的相关合法证据；2015年5月18日，杨天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显示债权人为105户，但《以物抵债协议书》显示的债权人为97户，无法形成一致性对应关系，驰恒公司又对以物抵债事宜不予认可，于政权再未提交证据证实驰恒公司同意参与该形式的债务清偿，于政权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驰恒公司已参与以物抵债形式的债权债务清算以及通过该方式已经实际实现本案所涉债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政权的该项上诉理由无证据支持。于政权提出已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两份《借款担保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期间为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之日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该约定视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300000元借款的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5日，于政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应为2016年3月4日之前；700000元借款的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5月25日，于政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应为2016年5月24日之前，驰恒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保证期间。于政权提出应按照月利率12‰计算利息并抵扣本金的问题。驰恒公司与杨天时签订的借款金额为300000元的借款合同以及与之对应的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借款担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月利率为45‰，于政权要求按月利率12‰计算利息并抵扣本金无事实依据；但45‰的利率标准超过法律保护的利率限度，已支付利息应按照月利率3%（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超付部分抵扣本金，剩余本金的利息应按照月利率2%（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驰恒公司与杨天时签订的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的借款合同以及与之对应的驰恒公司与于政权签订的借款担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月利率为12‰，但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口头约定利率为45‰，且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后的履约过程中，也均按45‰的利率标准计付利息，系双方以口头及实际行为达成一致对借款金额为700000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的变更，现无证据证实驰恒公司与杨天时变更该笔借款利率时通知于政权，该笔借款利率变更对于政权不产生约束力，于政权应在其知情的原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该笔700000元借款利息，杨天时应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45‰）在法律保护的限度内支付利息，即已经支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6%计算，超付的部分抵扣本金，下欠的本金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一审对前述部分本息核算适当。针对700000元的借款（扣除月头息31500元，实际本金为668500元），驰恒公司与于政权在借款担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12‰，并未超过法律保护的限度，于政权应按照约定的利率承担保证责任；依此核算，截至利息已清结之日，于政权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利息金额为64176元（668500元×12‰×8个月），杨天时实际支付利息220500元，超付利息156324元抵扣本金，借款人杨天时分两次归还该笔借款本金475000元、25000元；故该笔借款，于政权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本金下剩12176元，于政权应继续按照约定承担还本付息的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于政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5）庆西民初字第33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杨天时归还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260760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承担从2014年8月12日起至归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已付9000元在利息总额中扣减），于政权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和第三项（即：驳回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及诉讼费负担（即：案件受理费9520元，由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90元，杨天时、于政权负担7030元。）；二、变更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5）庆西民初字第33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杨天时归还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108440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承担从2014年8月12日起至归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于政权对借款本金12176元及利息（月利率1.2%）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9520元，由庆阳市西峰区驰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70元，杨天时、于政权负担4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彦高代理审判员赵会娥代理审判员卢小栋二○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郑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