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潭中行初字第70号原告方向新，男，197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原告朱百灵，男，198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原告王建廷，男，198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原告唐江，男，197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原告金仁发，男，197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原告谭自军，男，1969年3月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原告赵预分，女，195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原告阮怀承，男，197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原告秦喜梅，女，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原告崔代方，男，195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培城区。原告韩喜，女，198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原告汤忠明，男，195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原告迟文杰（诉讼代表人），男，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原告艾江红（诉讼代表人），男，197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春秀，女，197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谈文胜，市长。委托代理人陈石，湘潭市交通运输局法规科科长。委托代理人曾磊，湖南湘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湘府西路8号。法定代表人许达哲，省长。委托代理人李丽娟，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方向新等十四名原告因诉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及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5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立案后，于2015年12月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3日、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江、迟文杰、艾江红及十四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陈春秀，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石、曾磊，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丽娟到庭参加诉讼。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期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向新等十四名原告诉称，2015年4月10日，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下属的湘潭市客运管理局发布经被告一同意的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原告不服该通知所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于2015年5月向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10月27日，原告收到了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湘府复决字（2015）第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确立的湘潭市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及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损害了原告作为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的利益，遂起诉至本院，请求：1、判决确认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确立的湘潭市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违法；2、确认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无效；3、确认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潭府复决字（2015）第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4、对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批准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未违反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合理适当。1、答辩人对出租车营运模式进行改革，实行“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管理”模式，既符合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出租车健康发展的趋势要求。城市出租车属于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窗口，其运营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我市的出租车行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成因，存在的较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出租车公司规模化程序不高，经营主体多、小、散、弱，集约经营难于开展，抗风险能力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效益。二是从业人员队伍素质整体不高。受原有行业体制、机制和经营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出租车公司对从业人员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对部分挂靠经营的从业人员管理失控，导致恶性竞争、公共服务质量明显下降。三是对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其中一段时期内，出租车行业普通存在拒载、不打表、拼客、议价等违规行为。有关出租车服务的投诉，长期高居市民投诉第二位。四是出租车公司与从业人员之间收入分配缺乏合理调节机制。出租车从业人员对出租车公司乱收费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针对我市出租车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提高我市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促进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出发，答辩人决定以2014年8月31日出租汽车经营权到期为契机，确立了“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的经营管理模式，推进出租汽车体制的全面改革，打破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出租车牌照的取得，事实上以牌谋利、以牌投资、以牌腐败的炒牌现象，切断层层盘剥的食利链条，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垄断式无限经营向有限经营转化，将层层叠加盘剥的转包费用向透明合理租赁费用转化，政府从偏重“控制”向加强管理、加大投入转化。从当前外地的成功经验和现行的法律政策来看，积极引导出租车企业实行公司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1]47号），《湖南省交通厅关于做好出租车汽车经营权审批权限下放后有关工作的通知》（湘交运管[2014]289号）对此做了明确要求。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服务规定》第五条也明文规定“国家鼓励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2、答辩人批准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未违反相关法律政策。《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租车行业管理的通知》（湘政办函[2009]58号）并未禁止出租车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相反，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4]81号文件明确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合理调整出租汽车企业与司机的收益分配关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9号）明文规定“要规范企业与司机的承包合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1]47号）也明确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及其公共客运管理部门要规范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租赁）经营行为，督促企业使用规范统一的劳动合同和经济（承包）合同，加强对合同执行情况的全程监督。”答辩人批准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符合上述文件精神，也未违反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3、答辩人批准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未损害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障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杜绝出租汽车公司以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等方式向驾驶员转嫁投资经营风险，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按规定程序对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有关费用进行了测算，经征求意见后，向社会会示了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费用标准，依法规范了出租汽车公司与驾驶员的内部收费关系、利益分配关系。此举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4]81号文件第三条之规定。其后，为保障合同到期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就业，答辩人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知获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公司优先与合同期满后表现良好的驾驶员续签合同。同时，为保障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出租汽车从业者的营运收益，我市还适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价格进行了上调。答辩人前述举措与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所告知之内容，均是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得到绝大多数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支持，绝大多数出租汽车驾驶员都自愿与出租汽车公司签订了经营合同。而本次诉争的原因系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违法高价炒牌引发，所谓损失也是因本次改革而丧失的违法转让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的收益，并不属于合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二、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的出租车汽车经营权招投标合法有效，原告依法不能对招投标行为提起行政诉讼。1、不服招投标活动应依法经招投标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招投标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和《湖南省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除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和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应向招标人提出投诉以外的事项，应直接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若投诉人对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行政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此，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投标活动不服的，应先向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只有在行政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处理或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因此，原告对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行为不服，应向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不得直接提起行政诉讼。2、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活动合法有效。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活动系由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并根据《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三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1]47号）之规定，将投标人的资质限定为具有相应条件的企业法人。其后，招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规定，委托了招标代理机构，发布了招标公告，组织了开标、评标，并对中标结果进行了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期间，相关竞标人未对此次招投标程序及中标结果提出异议。前述招投标活动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其程序合法，中标结果有效。综上所述，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中所涉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合法。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活动合法有效，原告对其不服应先依法申请行政监督，不应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收到被答辩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向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之后答辩人相关工作人员至湘潭市进行了现场调查，查明有关事实，并多次召开协调会议，与湘潭市人民政府、湘潭市城市客运管理局就此案进行协调。在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于10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湘府复决字[2015]91号）。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有关行政复议程序的规定，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内容合法。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答辩人对《通知》（潭客管办发[2015]38号）进行了审查。经查实，湘潭市出租汽车实行“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管理”的模式，符合《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有关“国家鼓励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的规定，38号通知体现了这一模式，并为落实这一模式的相关规定而发出，原告提出38号通知所确定的模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因此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内容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拟证明本案案涉行政行为且行政行为有效；2、2008年10月10日市政府《会议纪要》及《湘潭市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规定（试行）》（潭政办发[2008]4号），拟证明被告所确认的承包租赁经营模式系我市施行的一贯政策，并非因案涉的38号通知而确立；3、《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投放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及《关于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业有关费用公示》，拟证明被告所确立的承包经营租赁模式并未损害原告合法利益；4、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文件（包括招标代理合同、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拟证明2014年湘潭市出租汽车招投标合同合法有效且本次招投标行为不属于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提交以下法律依据：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2、《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9号）；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通知》（湘政办发[2009]58号）；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意见》（湘政办发[2011]47号）；5、《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放出租汽车经营权审批权限的通知》（湘政办函[2014]58号）；6、《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4年第16号令）。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补正材料，拟证明方向新等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进行了补正；6、行政答复书，拟证明湘潭市人民政府依法进行了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7、报告、会议签到单等材料，拟证明省政府法制办就方向新等人提起行政复议一案进行了多次协调，方向新等人愿意在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下进行协调；8、行政复议决定送达回证，拟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依法进行了送达。原告对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文件内容带有威胁性，将原经营者强制纳入租赁经营的模式，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说明被告长期没有对出租汽车进行管理，而是根据会议纪要；对证据3中的《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投放经营管理实施方案》的三性均有异议，其系复印件且没有公章，实施方案第三条让驾驶员承担费用，这应该是公司承担的责任，并且导致了内部的矛盾化。对《关于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有关费用公示》的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公示的数据采集存疑，且公示未向社会进行公开，也没有听证的过程，不能达到被告所说的没有损害原告利益；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规范性文件有异议，出租汽车的管理是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出租汽车的管理不应该依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是国务院颁布的一个文件，在81号文中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是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有明确规定的，但9号、58号、47号文等都是支持原来的陈旧的与现在不匹配的承包经营模式，这些规范性文件不足以支持其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原告对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答复内容有异议；对证据7的会议签到单有异议，该签到单仅有政府方面的人到场，没有复议申请人到场，显然不是组织双方人员的会议，同样这份报告有同样问题，不能证明法制办组织过多次协调；对证据8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按照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在对其行政复议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经法制部门负责人同意后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存在，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不合法。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系本案审查的对象，不属于行政诉讼证据；证据2、3、4可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证据5、8，因原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能达到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证据7，因缺乏原告相关人员的签字，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1996年之前，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允许出租车司机和出租汽车公司通过拍卖形式获得出租汽车经营权。1996年，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决定出租汽车经营权只对出租汽车公司拍卖，并要求已取得经营权的个体出租车司机转为由公司经营，经营权期限为八年。在此情况下，个体出租车司机通过“挂靠经营”或“合作经营”形式开展出租汽车业务（“挂靠经营”即个体车主挂靠出租汽车公司，每月上缴公司一定费用，经营权使用费和车辆购置等费用均由驾驶员出资；“合作经营”即经营权使用费由公司出资、车辆购置等费用由驾驶员出资，经营权归公司，车辆登记公司名称，驾驶员每月上缴公司一定费用）。1999年，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交通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94号）的要求，对出租汽车行业进行整顿，并一律采取招投形式出让出租汽车经营权。2008年1月，经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同意，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潭市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决定对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进行规范化管理，实行“有偿限期经营、到期自动退出”的办法，并明确城市出租汽车属政府特许经营项目，有偿使用期为五年。因部分驾驶员反对湘潭市人民政府对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所作调整并集体上访，湘潭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0月作出《关于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关问题会议纪要》，决定“凡是2008年3月1日前获得我市出租车经营权者均可在经营期满后更换新车再获得一轮经营权，经营期为五年……”，并逐步推行规范化管理。2012年，湘潭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到期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和新增的出租汽车经营权配额进行改革，将之前的“挂靠经营、合作经营”模式变更为“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模式，部分原已取得经营权的个体经营者反对这一方案。2015年1月，湘潭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到期出租汽车经营重新投放经营管理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湘潭市出租汽车实行“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管理”模式，即“由公司全额出资购置车辆，缴纳经营权使用费，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属公司，公司与驾驶员签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驾驶员每月上缴一定数额费用的形式”。另查明，一、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的意见》（国办发[1994]94号），决定对出租汽车行业进行清理整顿，要求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权的有偿出让、转让，规范出租汽车经营单位与驾驶员之间的经济关系。200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经营有偿出让和各项收费，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2006年10月，湖南省出台《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明确城市公共客运可以实行特许经营。二、原告均系湘潭市出租汽车驾驶员。2009年至2010年间，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分别与湘潭市莲城客运等多家出租汽车公司签订了挂靠合同或合作经营合同。原告申请挂靠出租汽车公司开展出租汽车经营业务并给付公司一定费用，或由出租汽车公司提供出租汽车牌照使用权，原告自带汽车开展出租车经营业务并向公司交纳一定费用。2014年8月31日，部分合同约定的经营权使用期限届满后，因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驾驶员反对实行“公车公营”模式并拒绝与公司续签合同，经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湘潭市人民政府所属湘潭市城市客运管理局发布《关于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投放有关问题的通知》（潭客管出字[2015]11号），决定对2014年8月31日到期的部分出租汽车经营权进行延期，允许原驾驶员继续使用牌照5个月，并要求出租汽车公司通知原驾驶员在2015年3月15日前与公司重新签订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延长的期限届满后，部分驾驶员仍未与公司签订合同。2015年4月10日，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所属湘潭市城市客运管理局发布38号通知，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各出租汽车公司严格按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投放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和《关于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业有关费用公示》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了投放。目前，大部分原经营者与公司签订了租赁经营合同，但仍有小部分因各种原因未来公司签订合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对原经营者优先与公司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的截止期限由原定3月15日延期至4月15日，此期限为最后期限。如逾期仍不签订的，视为自动放弃优先租赁经营权，各公司应依法向社会公开投放。”方向新等十四名原告于2015年5月6日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38号通知确立的湘潭市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违法及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标无效。2015年10月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原告认为，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由湘潭市人民政府批准确立的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及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湘府复决字[2015]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损害了原告作为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的利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诉称所述之请求。本院认为，一、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的意见》（国办发[1994]94号），决定对出租汽车行业进行清理整顿，要求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权的有偿出让、转让，规范出租汽车经营单位与驾驶员之间的经济关系。200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经营有偿出让和各项收费，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2006年10月，湖南省出台《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明确城市公共客运可以实行特许经营。根据这一系列政策，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管理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公司共同参与到全部实行公司化经营的演变过程，遵循了国家对出租汽车经营管理进行改革的总体思路，顺应了出租汽车经营管理规范化的发展趋势，符合国家有关出租汽车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投放经营管理实施方案》，确定了出租汽车实行“公司化经营、公车公营管理”的模式，该模式符合《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有关“国家鼓励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的规定。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所属湘潭市城市客运管理局发布的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就是为了落实推进这一模式的相关工作。原告请求确认38号通知所确定的模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效力问题。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要招投标活动系湘潭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并根据《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三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1]47号）之规定，将投标人的资质限定为具有相应条件的企业法人。其后，招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规定，委托了招标代理机构，发布了招标公告，组织了开标、评标，并对中标结果进行了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期间，相关竞标人未对此次招投标程序及中标结果提出异议。招投标活动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故对原告“确认2014年12月20日湘潭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湖南省人民政府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复议决定，内容合法，且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受理、审查及决定，程序合法。四、原告请求对潭客管办发（2015）38号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一诉讼请求，与要求确认该通知中所涉湘潭市出租汽车承包租赁营运模式违法系相同内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方向新等十四名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黄在强审 判 员  周智湘审 判 员  康 婷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代理书记员  马镌文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