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1102民初4418号原告：王家宝，男，195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罗勇，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维林，男，1961年4月22日出生，住遂昌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浩松，浙江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包霞，女，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昌君，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包真平,男，196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青田县。第三人：李庆和，男，196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第三人：吕虹棉，女，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昌君，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秀红，女，1981年3月7日出生，住庆元县。原告王家宝为与被告朱维林、第三人包霞、包真平、李庆和、吕虹棉、胡秀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玮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周丽芬、李华荣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家宝的委托代理人罗勇、被告朱维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浩松、第三人包霞、吕虹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昌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包真平、李庆和、胡秀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于2017年3月10日申请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家宝诉称：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原告王家宝与被告朱维林素不相识，被告朱维林对案外人吴小林负有债务，由于无能力归还，欲将其拥有的遂昌县石马钟表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下称石马公司）的股权作价给吴小林，经评估石马公司的资产价值为3860万元，双方协商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吴小林未能完成信用社840万元贷款的还贷续贷手续，并且对原告及第三人也负有债务，于是找到原告及第三人欲将石马公司的股权以同样的价格转手，并向原告出示了评估报告，声称该石马公司的资产价值为3860万元，远远超过抵押债权，且每年有几十万的租金可收，届时将资产出售或拍卖就有大量的剩余价值，这样就可以弥补原告因债务得不到清偿的损失。被告也对上述事实进行了认可并表示如果不是对吴小林负有债务不会这么低价出售，基于这样的前提原告及第三人同意了股权转让。2014年10月19日，被告朱维林和吴小林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次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朱维林将石马公司的75%股权作价1400万元转让给原告及第三人；石马公司欠银行贷款1340万元转为原告及第三人的股权购买款，由原告及第三人承担银行1340万元贷款本息还款义务等内容。二、在签订协议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该协议形式上是股权转让，但实质上是房屋买卖，由于原告对吴小林的债权无法收回，想通过转让石马公司股权到时变卖公司的资产来获得剩余价值。该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设备，只有几处房产，每年的收入也就是租金，因此，实际价值远远低于3860万元。原告对该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导致原告签订了上述协议。三、被告朱维林存在重大违约的行为，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履行，前后支付了103.4284万元的利息和费用，被告却迟迟不转让股权，经多次催促，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手续于协议签订三天内办理完成等内容。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5年5月20日将6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原告。被告也没有将实际经营权交由原告经营，所有租金都由被告领取。鉴于被告违约，原告停止支付利息，后被浙江稠州商业银行遂昌支行起诉至法院，抵押物以415万元的价格拍卖。拍卖价格远低于当时的评估价格，不但没有剩余价值，连贷款都不够偿还。四、该协议在签订的时候就明显的显失公平。原告原本想通过股权的转让获得公司的资产，即使资产被法院拍卖也有剩余价值。从协议可以看出原告只是获得了公司的股权，而该公司并没有生产能力，其主要收入也就是租金，并且租金也被被告领取，其资产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抵押债权，因此该股权转让从一开始原告就是亏损状态，并且原告还要为被告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到目前为止原告已经支付各种款项共计103.4284万元，现在被告还要起诉要求原告支付各项费用200多万元，原告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利益，却要承担如此沉重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极其不平等，这显然属于显失公平。五、该公司的游泳池曾经发生过命案，并且被告在转让公司股权的时候并未告知原告，被告隐瞒重大情况致使原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综上，原告诉诸法院，请求：一、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签订的遂昌石马钟表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支付的费用共计1034284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朱维林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法律适用问题，原告在诉状中已经明确了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遂昌石马钟表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理由基本是套用了《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有关撤销权内容当中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等全部情形。对此被告认为：1、如原告是主张行使撤销权，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的撤销权早已消灭，撤销权的行使是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开始计算，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0日，2015年5月5日再次对办理股权变更、转让款余款支付、如何归还银行贷款等事宜签订了补充协议，无论从哪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开始计算，到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都已超过一年的时间。特别是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足以体现了双方不但是对签订原先合同行为的确认，而且还对原先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加强，如果真存在像原告所述的情形，那么原告就不应该在签订合同后时隔七个月再次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故从法律规定的时间来看，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的撤销期间，依法应予驳回。2、被告认为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实际上要求的是解除合同，赔偿损失；诉请的内容不同，适用的法律规定当然不同，但无论原告是基于什么理由提起本案诉讼，都需要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充分的理由。二、关于事实部分，被告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各种情形，从证据角度来看，原告仅向法院提供了双方之间最基础的合同关系的证据材料，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的证据材料，所述的理由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具体如下：1、对于双方在签订合同前，原告及各第三人与案外人吴小林是否存在债务关系与被告朱维林无关。2、在2014年10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包括全部第三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当中的具体事宜（包括价格、支付方式、如何办理过户手续、公司原贷款本息如何归还等内容）已经经过了多番反复的磋商，而且在每次的商谈过程中原告都带着专业的法律人员参与，协议最终也是原告及第三人起草拟定的。在签订协议之前，原告及第三人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经营情况都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包括当时公司的资产价值、游泳池事故等），对于协议内容当中进行股权转让的行为性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实质上是房屋买卖，当然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重大误解情形。股权转让与房屋买卖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如按原告所述，那么一开始协商的就应当是对公司不动产的买卖，包括之后的协议签订、履行就应完全以买卖不动产的方式进行，原告及第三人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被告在协议签订后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双方在协议中对何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没有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被告便积极催促原告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需要先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审计，确定所转股权的价值后才能确定变更登记时的应缴税费金额，按照公司当时的资产负债情况，原告大概需要支付100余万元的税费。原告为了减少应缴税费，在2014年11月3日以公司的名义对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公司所欠代偿款10667525.57元提起诉讼，经遂昌县人民法院（2014）丽遂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判决后，再以此作为公司财务严重亏损的审计依据，最终大幅减少了原告股权变更登记时的应缴税费，在走完上述一系列程序后，2015年5月5日双方才签订补充协议，重新明确了变更事宜，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延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不但证实了原告未能依照原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义务，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原告对其股权转让的行为是完全清楚的，根本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4、从原告自己的表述中也能清楚的看出签订协议时主观上也就是股权转让。根据协议的约定，在协议签订后公司原所欠的银行贷款本金1340万元及2014年10月20日之后的利息由原告等人负责归还，因贷款到期后原告等人根本未能筹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才导致了之后银行起诉、强制执行、对公司不动产进行拍卖等系列后果的发生，才形成公司资产价值一定程度的缩水，相应的损失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朱维林从一开始商谈股权转让到最后办妥变更登记手续，从未对原告隐瞒过公司的资产状况，原告及第三人以团队的形式进行了考察评估，甚至变更前的公司资产审计也是原告出资3.5万元委托遂昌蓝天合伙税务事务所一手操办的。另外，经法院415万元拍卖的仅是原抵押在稠州银行的部分不动产，并不是公司的全部不动产，原告故意混淆事实。由此可见，在签订协议时对于公司的资产价值问题双方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包霞、吕虹棉陈述称：对原告王家宝的起诉没有意见。另外，本案的原告及第三人是在公司的房产被法院拍卖后才知道价值明显过低，因此至起诉之日没有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被告提到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当事人反复斟酌后签订的，与事实不符，该份协议是套用吴小林与朱维林的那份协议，原告及第三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该协议是有失公平的。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因被告违约，第三人曾提出过解除协议，后来原告王家宝自作主张将股权变更至其本人名下。第三人包真平、李庆和、胡秀红未到庭陈述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0日，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被告朱维林持有的遂昌县石马钟表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的75%股权转让给原告及第三人所有，作价1400万元，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费用由原告及第三人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1、公司欠银行的贷款1340万元（遂昌县农村信用社840万元，稠州银行遂昌支行500万元）转为股权购买款，由原告及第三人个人承担1340万元银行贷款总额的本息还款义务。上述贷款的利息在2014年10月20日前由被告承担，之后的由原告及第三人承担。2、原告及第三人于2014年10月31日前付给被告30万元股权转让款。3、剩余3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股权变更登记后由原告及第三人一次性付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5年3月14日，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协商转让协议履行相关事宜的纪要，2015年5月5日，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以上纪要及补充协议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明确。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朱维林于2015年5月20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公司的60%股权变更为原告王家宝名下，并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之后，原告王家宝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后因公司无法归还银行贷款被诉至法院，导致公司房产被法院拍卖，且抵押物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本息，遂酿纠纷。本院采信并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遂昌石马钟表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协商转让协议履行相关事宜的纪要、收条、告知函、证明、函、授权委托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原告以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评析如下：关于重大误解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关于显失公平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签订的协议对股权转让的性质，公司的资产状况，及转让的股权份额、价款均作了明确约定，不存在产生错误认识的可能，且时隔数月之后签订的纪要及补充协议，更加充分证明了受让方对原转让协议的认可，因此，本案不构成重大误解。本案中，协议双方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原告除受让公司的有形资产之外，还受让了公司的经营权，不能仅以公司房产被司法拍卖的价格低于评估价值，就简单认定为存在权利义务失衡，本院更倾向于认为上述情形的产生系正常的商业风险所致，因此，本院不认定本案构成显失公平。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要求返回所付款项的请求也缺少事实依据，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包真平、李庆和、胡秀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家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08元，由原告王家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玮人民陪审员  周丽芬人民陪审员  李华荣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代书 记员  史亚男?#”-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