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8359号上诉人：赵旭，男，1984年6月17日生，汉族，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经理，户籍地：大连市西岗区，现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代理人刘洋，辽宁李冬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薛超，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于广海，男，1985年2月17日生，汉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销售分公司业务科长，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代理人陈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章艳洪，女，1988年1月28日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福建省平潭县。原审被告：郑淑娣，女，1960年2月27日生，汉族，系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保管员，户籍地：大连市西岗区，现住大连市金州区。二原审被告委托代理人薛超，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原审原告于广海诉原审被告赵旭、章艳洪、郑淑娣民间借贷一案，金州区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金民初字0082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审原告于光海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2016年4月14日作出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金州区人民法院重审。2017年8月1日，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13民初204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审被告赵旭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旭及其委托代理人薛超、刘洋、被上诉人于光海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茜到庭参加诉讼，薛超同时作为原审被告章艳洪、郑淑娣共同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赵旭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确认上诉人赵旭与被上诉人于广海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驳回被上诉人于广海请求上诉人承担偿还借款27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供了已生效的于广海诉王权、赵旭合伙纠纷案（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确认王权认可于广海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送至杏树港销售及油品销售后，相应款项未支付的事实。虽然王权本人并未在一审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庭作证，但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案涉270万元款项性质及去向均予以确认。事实是，王权收到于广海从上诉人所在公司购买的油品后，并未将油品销售款项支付给于广海，因为于广海尚欠付王权款项未结清。上诉人引用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事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应得到法庭认可，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案涉款项并非民间借贷，应属于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具有油品经营资质的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于广海之间的油品买卖款项。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于广海答辩称，原审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第一，（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关于事实认定部分，确有”王权认可于广海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并送至杏树港销售的事实，油品销售后相应款项未支付给于广海”的表述，但该表述仅是对案外第三人王权立场的客观描述，即案外第三人王权认同本案上诉人赵旭关于于广海曾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并送至杏树港销售这一事实，而非二审法院已查明并确认”本案被上诉人于广海曾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并送至杏树港销售”这一事实，据此，上诉人的此部分上诉主张系对（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的断章取义，本案并不存在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的情形；第二，案外人王权及本案被上诉人赵旭均系（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而该案的原审原告为本案被上诉人于广海，案外人王权与被上诉人赵旭作为该案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决定了二人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及对彼此诉讼主张的相互支援性，因此案外人王权在该案中认可上诉人赵旭的前述诉讼主张只具有自认的法律效果，对被上诉人于广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不能改变案外人王权对赵旭说法的认可系当事人陈述的法律属性。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赵旭是否究竟曾向被上诉人于广海借款270万元这一争议事实，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进行认定。第三，王权的证言前后矛盾。比如王权在2014年10月24日出具的《说明》中认可上诉人赵旭在三人合伙组织中负责采购油品，并未认可于广海向赵旭购买油品，与其前述自认相矛盾；最后一句”我王权每次收款经于广海同意才将油款分别打给于广海会计刘颖，合伙人赵旭”与其在合伙案件中认可”油品销售后款项未支付给于广海”也相矛盾。第四，无论是在（2017）辽02民终2054号合伙企业纠纷案还是本案中，被上诉人主要通过两份证据证明上诉人赵旭履行170万元合伙出资的义务：第一份证据为2014年5月由合伙企业出纳曲艳填写单据，并由会计刘颖签字确认的报销单据，该单据明确记载”收到赵旭投资款170万元”；第二份证据为合伙企业会计账簿记载，明确记载赵旭的170万元投资款系向于广海借款。其中，第一份证据系证明上诉人赵旭实际出资额为170万元的最直接证据，第二份证据系证明上诉人赵旭实际出资额为170万元的补充证据。此外，案涉100万元的汇款往来摘要上已清楚地注明100万元汇款的性质为借款。据此，被上诉人于广海在本案中已完成对案涉270万元为借款的举证责任，上诉人赵旭应对相反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本案系民间借款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已专门针对”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作出明确的规定。即”被上诉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被上诉人于广海向法庭提交其通过银行向上诉人赵旭指定账户汇款的转账凭证等证据后，即已初步完成了最高法院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举证责任，本案的举证责任依法向上诉人赵旭转移，并由上诉人赵旭对其抗辩主张--本案所涉100万元和170万元汇款属油品买卖款，负举证责任，并且只有在其对抗辩主张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本案的举证责任才会再次向被上诉人于广海转移。本案中，赵旭虽主张油品买卖关系，但是其提供的恒重计量单和发票并不能证明与于广海存在油品买卖关系，并未完成对其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则本案的举证责任不再发生向被上诉人于广海转移的结果，应由上诉人赵旭最终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六，关于上诉人赵旭所提交的恒重计量单和发票等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已有明确的规定，本案的一审判决也已对此详细论证了裁判理由，在此不在赘述。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郑淑娣、章艳洪均辩称，同意上诉人赵旭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不同意原审判决。但二原审被告均未提出上诉。于广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27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2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借款还清时止），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于广海与被告赵旭系朋友关系，被告赵旭系大连鑫泽源燃料公司（以下简称”鑫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9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刘颖账户，先后分三次向被告指定的章艳洪账户汇款共计170万元，汇款摘要为往来款。2014年6月11日，原告再次通过案外人刘颖账户向被告指定的郑淑娣账户汇款100万元，汇款摘要为借款。2014年10月17日，原告以三被告向其借款270万未还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2014年11月27日，原告以与被告协商解决为由撤回起诉。另查，原告（丙方）与被告赵旭（乙方）及案外人王权（甲方）于2014年3月11日签订《合伙承包协议书》一份，三人合伙向金州新区杏树桃园港供应油品，其中赵旭负责油品购进，王权负责将所购油品向杏树桃园港销售，三方于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其中甲乙丙各方分别出资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于2014年4月1日存入合伙组织预定的账户；甲乙丙分别派出保管员、出纳、会计；合伙组织商定对利润盈亏的分配标准为甲方36％、乙方32％、丙方32％；在合伙组织正常经营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以个人名义在合伙组织所经营的区域内进行个人经营，如果查出，将其全部投资额及利润所得全部收缴。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广海于2014年4月8日按合伙协议约定足额支付150万元投资款。2014年10月24日，王权出具说明一份，载明：”王权共接收油642．33吨，其中接收赵旭543．51吨，已收回杏树桃源港全部油款”。原告于广海就其与被告赵旭及案外人王权的合伙纠纷，已另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关系，并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该案经两审终审，解除于广海与王权、赵旭于2014年3月11日签订的合伙承包协议书，驳回于广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再查，三人合伙中，刘颖系于广海指派的会计，曲艳系赵旭指派的出纳。原告提供一份由曲艳填写刘颖签字确认的报销单，记载的填写时间：2014年5月、金额：170万元、用途说明：收到投资款（赵）。被告提供的21张衡重计量单体现送货时间自2014年3月18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止，发货单位均为大连港石化，当中8张收货单位为大连凌峰，13张收货单位为大连万鹏，全部单据中仅有6张收货单位为大连凌峰的单据经原告、被告赵旭、案外人王权共同签字，其余单据均无任何人签字；被告提供的32张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分别为2014年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9日、12月30日，购货单位为于广海、销货单位为大连鑫泽源燃料公司，货物为柴油，数量共计503．54吨，含税合计3701019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曾向被告赵旭指定账户汇款270万元，被告对此予以认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向被告提供的270万元款项为何种性质。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双方系油品买卖关系，被告应当对其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供证据证明。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现分析如下：首先，对被告的提供的证据，被告提供的鑫泽源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欲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发票作为买卖双方的结算凭证、财务凭证及税收凭证，对买卖关系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由于发票本身并非买卖合同，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开具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并且即使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发票的开具与实际交付货物及支付价款均没有必然的次序关系，因此单纯依据发票并不能完整地、排他地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汇款在先，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行为在后，且原告曾就双方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过诉讼，被告开具发票的时间均发生于原告对该案撤回起诉之后，故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证明效力优于被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因原告与被告赵旭及案外人王权合伙经营油品销售，被告赵旭在合伙经营中负责油品供应，并且事实上确实购进了油品供应至杏树港，基于被告系合伙成员之一的特殊身份，故即使被告赵旭所在公司发生过发票中所记载金额的油品销售，亦不足以排他性地证明其油品买受人即为原告于广海；原告与被告赵旭及案外人王权三人合伙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在合伙组织正常经营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以个人名义在合伙组织所经营的区域内进行个人经营，而原告于广海已经依据合伙协议约定足额出资，被告主张显然与三人合伙协议约定相悖；被告提供的21张衡重计量单所记载的发货单位和收货单位均不是本案当事人，无法证实所供油品为原告个人向被告购买；证人吕坤在证言当中未确认其所运输油品为原告购买，也未确认其运输油品系受原告指派；供销合同及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会计凭证，该组证据均为被告所在公司与案外人存在油品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凭证，而并未记载所购油品与原告于广海存在关联的内容，即使该组证据为真实，也仅能证明赵旭所在公司曾向案外人购买油品的事实，而无法证实其将所购油品销售给原告。（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王权认可于广海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并送至杏树港销售事实，油品销售后相应款项未支付给于广海”，而本案王权未出庭作证，其于2014年10月24日出具的说明，载明”王权共接收油642．33吨，其中接收赵旭543．51吨，已收回杏树桃源港全部油款”并没有确认于广海购买油品，故仅以王权个人的陈述不能充分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向杏树桃园港供油的事实，但未能证明其与原告订立过价值270万元的油品买卖合同，亦无法证明其采购及供应油品的行为是履行与原告的油品买卖合同。再次，对原告的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对账单记载，2014年5月9日所发生三笔共计170万元汇款摘要为往来款，原告提供的2014年5月的报销单，载明170万元的用途为：收到投资款（赵），该报销单系汇款当月形成的且系被告赵旭指派的出纳曲艳填写，经会计刘颖签字确认，结合合伙协议的约定，三方共同出资450万元，即被告赵旭亦负出资义务，故该报销单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可以印证被告收到原告170万元并不是原告向其购油的油款。对于2014年6月11日100万元款项，其汇款摘要为借款，可以证实在汇款发生当时，原告系以出借为目的向被告提供款项。综合以上情形，被告赵旭在合伙中负责油品购进，其主张已将270万元的油品送至杏树港，这一行为亦符合三方合伙的经营模式。综上，依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原告与被告赵旭之间存在270万元的油品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赵旭返还借款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故应当视为无息借款，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章艳洪、郑淑娣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因原告明确主张系被告赵旭向其借款，其向被告章艳洪、郑淑娣账号汇款系基于被告赵旭要求和指定，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章艳洪、郑淑娣存在向其借款或其二人与被告赵旭共同向其承担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被告章艳洪、郑淑娣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赵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于广海借款270万元；驳回原告于广海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被告赵旭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广海曾向上诉人赵旭指定账户汇款270万元，据此在本案中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对收到被上诉人270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该款项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购油款并以此抗辩，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270万元款项为何种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1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于广海向上诉人赵旭指定账户汇款270万元，其已初步完成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上诉人赵旭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就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赵旭认为根据各方在此前合伙中购油交易习惯，先供油后付款，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指定的案外人王权承包的港口为被上诉人供油后，被上诉人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双方之间的油品买卖事实已实际发生和履行。对此，被上诉人于广海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对案涉270万元款项日后购买相应的油品并送至杏树屯港即案外人王权处的事实均无异议，因被上诉人于广海主张上诉人赵旭借款后，用案涉款项购买油品送至杏树屯港案外人王权处，于广海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后用案涉款项购油品的事实主张同样存在款项交付和标的物存放于杏树屯港的外观特征，上诉人赵旭仅以为被上诉人供油后，被上诉人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上诉人的陈述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主张证据不充分，款项和标的物的交付不具有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唯一性，上诉人应当就其事实主张进一步举证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诉人赵旭应当就买卖合同成立标的物的交付、价格及数量予以证明。虽然上诉人提供油品承运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标的物的交付，但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承运油品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且向买受人交付买卖标的物的事实，况且证人承运油品的事实不能排除其向合伙人承运油品的可能性；关于油品的价格及数量，上诉人赵旭提供了2014年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9日、12月30日合计32张增值税发票予以证明，但上述发票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因案涉款项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于2014年10月17日第一次起诉并撤诉之后开具，上述增值税发票中所记载的油品单价同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每吨油品价格的差价在600-700元之间，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油品中每吨亏损600-700元之间，而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油品达500吨之多，显然，上诉人以低价出售自甘亏损的行为有违常理，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就买卖油品存在价格上的合意，不排除上诉人为了某种利益的目的而开具，其证明力较低；虽然上诉人主张增值税发票中的价格中不包含税款，但增值税发票是交易结算的凭证，是买卖双方对交易标的物价格的最终确定，上诉人开具的发票没有体现做为经营者逐利的初衷，明显不合常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现实的买卖交易行为之间并非必然绝对的对应关系，上诉人仅以发票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上诉人向法庭提供已生效的于广海诉王权、赵旭合伙纠纷案（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王权认可于广海向大连鑫泽源燃料有限公司购买价值270万元油品送至杏树港销售及油品销售后，相应款项未支付的事实，以此证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一节，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成立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所确定的，案外人王权的认可行为仅为其对于案涉270万元款项用途的个人观点，第三人不能设定他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及要件来确定，（2017）辽02民终2054号民事判决书的相关内容系就案涉270万元案外人王权个人表述的确认，并非对案涉270万元系产生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至于上诉人赵旭认为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事实同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案涉款项并非民间借贷而是被上诉人同上诉人单位之间买卖合同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旭提供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事实，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运用多个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案件的事实。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当遵循的证明规则是：间接证据真实可靠，间接证据之间具有一致性，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间接证据必须具备一定的数量，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如果上述证据任何一个证据是不真实的或有瑕疵，则不符合间接证据的证明规则。上诉人赵旭本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均缺乏证明的唯一性，增值税发票的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待证事实的客观情况，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系对案外人个人观点的表述，并非对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因此，上诉人提供的间接证据无法构成证据链条支持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的事实主张证据不充分，没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即能够支持法官内心确认的证明待证事实存在的最低标准，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本院对被上诉人于广海向上诉人赵旭支付270万元款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于广海向上诉人赵旭主张返还借款于法有据。综上所述，赵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上诉人赵旭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宋君审判员陈薇审判员于长江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记员唐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