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0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路1号院361室。法定代表人：杨振林，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存锁，男，1963年4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邢存锁之妻），1965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立文，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振林，男，1961年7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律政前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邢存锁及原审第三人杨振林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9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律政前程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杨振林，被上诉人邢存锁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史立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律政前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律政前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杨振林与邢存锁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是其代表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该公司又将委托服务合同转给了律政前程公司，律政前程公司收取法律咨询费合法，律政前程公司委派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杨振林为邢存锁代理案件，依法有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律政前程公司为邢存锁案件提供大量服务，一审判决数额不能体现等价有偿、公平原则。律政前程公司是法律咨询公司，不受《律师法》调整，一审适用《律师法》认定合同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邢存锁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律政前程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第三人杨振林述称，同意律政前程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律政前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邢存锁给付���政前程公司一审服务费13654.8元、二审服务费70715.9元，并支付上述服务费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5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18日，邢存锁（甲方）与杨振林（乙方）及担保方汪泽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2009年甲方与雷×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诉讼案件中为甲方做一审诉讼代理服务，不包括立案；委托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按法院判决书中甲方胜诉款额3%给付乙方，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时间为判决书生效后3天内（甲方胜诉款额3%是指由乙方代理的甲方与雷×在丰台区人民法院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决雷×给付甲方人民币数额的3%）；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或加公章之日生效，至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的服务事项一审结束为止（包括撤诉、判决、裁定、达成和解协议等情形均视为服务事项终结），二审代理费甲方按二审胜诉额的10%支付给乙方，结案后两年内付清。律政前程公司提交的合同落款乙方处有杨振林签名，并加盖了律政前程公司公章。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09）丰民初字第18232号原告（反诉被告）邢存锁与被告（反诉原告）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2010年1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书，判决：一、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邢存锁转让费455159.2元；二、邢存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雷×代其偿还安士昌的借款77000元；三、驳回邢存锁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雷×的其他诉讼请求。之后，邢存锁与雷×均提起上诉，2010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9）丰民初字第18232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二、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9）丰民初字第182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9）丰民初字第182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邢存锁转让费707159.2元；四、驳回邢存锁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一审、二审中，邢存锁的委托代理人为杨振林，判决书记载杨振林的身份为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律政前程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4日，法定代表人杨振林。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28日，法定代表人杨振林，2008年12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13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杨振林与邢存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杨振林起诉依据本案《委托服务合同》向邢存锁索要一审服务费13654.5元，二审服务费70715.92元。在该案诉讼中，杨振林称其系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把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因《委托服务合同》对邢存锁的债权转让给了律政前程公司，杨振林认可《委托服务合同》上律政前程公司的公章是其后加盖的。杨振林还称其参与了邢存锁与雷×案件的一审5、6次庭审，上诉、二审3、4次庭审，邢存锁主张一审期间开庭审理3次，二审开庭审理1次。2014年4月9日，杨振林撤回起诉。2015年2月4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杨振林、律政前程公司与被告邢存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杨振林、律政前程公司起诉依据本案《委托服务合同》向邢存锁索要一审服务费13654.5元，二审服务费70715.9元。在该案中，邢存锁主张其于2009年11月给付杨振林一审代理费4000元，杨振林、律政前程公司予以否认。在该案诉讼中，杨振林主张其已把因《委托服务合同》的债权转让给律政前程公司，杨振林于2015年3月12日撤回对邢存锁的起诉。2015年4月14日，律政前程公司撤回对邢存锁的起诉。2017年4月7日，杨振林、律政前程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杨振林撤回作为原告对邢存锁的起诉。本案诉讼中，杨振林称其有法律顾问资格证和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并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04年2月11日颁发的法律顾问资格证，以及保定市司法局2013年5月1日颁发的法律工作者执业证。一审法院认为，律政前程公司提交的《委托服务合同》上虽然加盖了律政前程公司的公章，但杨振林认可该公章是其后加盖的，故合同的双方系杨振林与邢存锁。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杨振林与邢存锁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属诉讼代理合同，约定杨振林在邢存锁与雷×的诉讼案件中为邢存锁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并收取服务费，该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对于法律规定，杨振林、邢存锁均是应当知道的，故对合同无效，双方均负有责任。由于杨振林已为邢存锁代理了一审、二审诉讼，故邢存锁应当对杨振林适当予以补偿，一审法院根据案情酌情确定补偿数额。杨振林已将对邢存锁的债权转让给律政前程公司，并在之前的诉讼中通知了邢存锁，故一审法院确认律政前程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由于《委托服务合同》属无效合同，其中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也属无效，故邢存锁关于杨振林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一、杨振林与邢存锁于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无效；二、邢存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六千元；三、驳回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5元，由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负担905元（已交纳），由邢存锁负担5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委托服务合同》的合同主体、合同效力以及邢存锁应向律政前程公司支付的费用数额。根据查明的事实，2009年11月18日，邢存锁（甲方）与杨振林（乙方）及担保方汪泽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做一审诉讼代理服务。律政前程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律政前程公司主张杨振林是代表北京市律政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该公司又将《委托服务合同》转给了律政前程公司，律政前程公司成为合同主体。对此，邢存锁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主体就是杨振林。从该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应当认定杨振林即是合同主体，至于其主张的主体变更一节未得到邢存锁的认可，不能发生合同主体变更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杨振林与邢存锁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属诉讼代理合同，约定杨振林在邢存锁与雷×的诉讼案件中为邢存锁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并收取服务费，该合同内容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考虑到双方的过错以及杨振林为邢存锁实际从事了代理活动，邢存锁应向杨振林支付必要的费用。鉴于杨振林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律政前程公司，故一审法院依据律政前程公司的诉请判决邢存锁支付的补偿数额，并无不当。律政前程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律政前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0元，由北京市律政前程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路审判员 赵 霞审判员 贾 旭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艳书记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