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鄂0115行初42号原告：刘合鹤，男，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战敏，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间东，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法定代表人：张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系该委法制处副调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霞，系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宁安路2号。法定代表人：范汉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坤，男，系该委法制科副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安河，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合鹤诉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6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案由审判员叶应平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张燕、陈启燕给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合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战敏、赵间东，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吴艳霞，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坤、付安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合鹤诉称，2016年4月7日，原告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兴新街的门面门口被违法修建的围墙断路，对生意影响巨大，原告被迫关门，生意中断，经济来源终断，经济损失巨大，原告无家可归，人生财产受到伤害，道路不能通行。原告向被告投诉，也向12345和其他机关投诉，但没人回复。2016年8月原告向二被告邮寄或者亲自送达了《查处申请书》，请求被告依法行政，依法查处、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并告知原告查处结果，但二被告对原告的《查处申请书》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二被告有法不依，有法不为，行政不作为的行为使原告精神受到严重折磨，要求二被告按法律规定，拆除违法建筑。请求：1、确认二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作出任何答复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受理通知书》并尽快依法查处，依法拆除违法建筑；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辩称，原告作为本案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请求。原告在起诉中称向答辩人邮寄或者亲自送达了《查处申请书》，请求我委依法行政，依法查处，但我委并未收到原告寄的《查处申请书》，亦未接待过原告本人的来访。原告对我委提起行政诉讼后，我委收到江夏区法院送达的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中《查处申请书》中未显示原告的名字，不能证明《查处申请书》与原告存有关联性。原告提供的其它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曾向答辩人邮寄或亲自送达《查处申请书》，原告要求确认我委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及要求我委向其出具书面《受理通知书》，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合法。综上，我委认为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1、江夏区人民政府对江夏区纸坊复江道片因旧城改造而对该片区的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1）、该房屋征收行为经过相关部门论证，区人大讨论通过，是江夏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2）、征收程序合法，历经公告、听证等合法程序。（3）、原告对江夏区政府房屋征收不服，历经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江夏区政府房屋征收行为合法而驳回原告起诉。2、江夏区政府复江道旧城改造项目指挥部报经政府部门批准修建安全围墙，是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需要，按照《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在征地红线范围内修建临时围墙是合法的。3、原告的房屋在征收红线范围内，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应当主动配合做好拆迁工作，对拆迁补偿不服可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通过缠访来达到自身目的。4、被告在原告起诉前未收到原告的《查处申请书》，是在收到江夏区法院送达的诉状副本后到现场进行查看，拆迁指挥部在征收范围内修建安全围墙是为了公共利益，保障了过往行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原告的正常生活，围墙不应被拆除。综上，江夏区人民政府拆迁指挥部在征收范围内修建安全围墙是为了公共利益，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为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反驳原告刘合鹤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纸坊复江道片区旧城改造用地强度规划咨询的审查意见。证据2、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纸坊复江道片区旧城改造用土规划的情况说明。证据3、纸坊复江道片区旧城改造红线图。证据4、公证书。证据5、江夏区纸坊复江道（南）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证据6、行政判决书两份。上述六份证据均证明江夏区人民政府对纸坊复江道片区的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证据7、建设围墙申请，证明建设围墙是为了公共安全，且经过政府批准。证据8、《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条，证明建设单位可在红线范围内修建临时围墙。证据9、《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证明江夏区政府有权实施本行政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原告刘合鹤对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6的“三性”均不认可，征收行为是否合法、违法，与本案被告是否回复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作为被告不作为的依据；对证据7申请上没有显示任何部门批准，不能证明修建围墙的合法性，且申请上写明建设围墙是为公共安全，不符合《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条的基本要求，对证据8、9被告用五十条，该条例表明修建任何建筑都需要相关部门的批准不能达到被告要证明的目的，征收的规定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没有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对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交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刘合鹤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复驳字〔2014〕264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明原告的房屋不在征收范围。证据2、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行申15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证据3、报纸复印件，证明原告商铺所在位置存在包含违建围墙、殴打等违法行为。证据4、省市发改委回复，没有任何具体文件，没有任何立项审批。证据5、相片5张，证明违法行为存在，原告无法经营，上述五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房屋所在位置被违法建围墙，原告利益受损。证据6、电话记录清单，证明原告向被告邮寄《查处申请书》后，又通过电话沟通有违法建设。证据7、邮寄票据，证明原告分别二次向被告邮寄了《查处申请书》，要求被告到现场查处，证明被告违法不作为的事实。证据8、录音，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查处申请书》，市城管委给我打电话，表示其收到《查处申请书》已转到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并说明已向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催办。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原告刘合鹤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１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2016年８月分别向二被告邮寄《查处申请书》，其认为二被告未答复，且未查处的行政诉讼案，所以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后面几份证据，通话清单上没有电信的查询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录音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产生时间都是2016年12月16日，即在本案起诉后，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所提出的证据与其主张的8月向二被告分别邮寄或者当面送达的《查处申请书》有关，不符法律规定证据“三性”，不能实现原告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供的国内挂号信收据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提供的邮件专用发票时间是2016年6月25日，并不是原告诉状中诉称的递交《查处申请书》时间，所以，对原告提交的通话清单和国内挂号信收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且邮费显示120元，不知道寄了什么，寄给谁花这么多邮费。对电信凭证真实性不持异议，其他质证意见同电话清单的质证意见。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原告刘合鹤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与本案无关，与江夏区征收房屋是两回事，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行政裁定书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判，应视为合法有效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江夏区政府按相关法律规定征收和补偿工作不需要上面批复。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围墙留有通道，不影响出行。对证据6不足以证明原告向我方提供了举报材料，我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这份举报材料。证据7不能证明邮寄内容与本案有无关联性，应视为举证不能。对证据8是在起诉后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答复，且明确让其到江夏区城管委举报，但我方没有收到举报，该证据不能采信。经过法庭审理与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对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交的证据16能证明江夏区政府作出行政征收决定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证据7能够证明基于公共安全修建围墙，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也予以确认；证据8、9系相关法律法规，不属于证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至4不予认同，认为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过申请，与本案关联性不大，证据3系网站下载的复印件，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本院依法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5的照片可以证明原告的门面被围墙隔阻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该证据6、7系通话清单和邮件资费证明，但没有联系收件人和签收回执，投递物品、通话内容均不明确，不能证明原告已正式向被告提出过申请，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对其证据8当庭播放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通话录音形成时间显示为2016年12月16日即在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之后，也未向本院提交复制件，不能证实原告在2016年6月、8月曾向二被告提出了申请，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院也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作出《江夏区纸坊复江道（南）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并予以公告，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3.70万平方米，其中：老区委、政府等办公和会议用房2.50万平方米；人社局、物控集团、医药公司等综合性房屋1.40万平方米；858户住宅9.34万平方米；103间小商业门面0.46万平方米；占地约110亩。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在征地范围先后与大多数被征收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2016年4月，为及时推进旧城改造工程，基于公共安全利益需要，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在征地范围内修建了长约三千余米的围墙，并预留数个进出通道，方便行人出行。原告刘合鹤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兴新街有一商业门面，从事手机通讯类经营。因征收补偿费问题，原告刘合鹤未能与征收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也未搬迁，并与他人先后以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违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为由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已另案处理）。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刘合鹤起诉状称“在2016年8月向被告邮寄或亲自送达了《查处申请书》，要求被告依法查办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合法请求置之不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刘合鹤改称邮寄时间为2016年6月25日，原告刘合鹤未能提供当日邮寄或递交《查处申请书》的文本或复印件。原告刘合鹤所提交的《查处申请书》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申请人为李波、王大清等24人，也没有刘合鹤本人署名。该申请书虽有涉案围墙断路等意见，但其主要请求是确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违法，被申请人也不是本案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原告刘合鹤所提交邮寄票据时间为2016年6月25日，资费120元，既不能证明邮寄物品的内容及收件人，也没有收件人的收件回执，其通话清单也不能证实原告刘合鹤在本案起诉前已向二被告提出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具有对本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查处的职责，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不负责对江夏区域内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但具有对下级部门进行领导和监督管理职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原告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提出过相关申请。但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查处申请书》、邮件票据和电话通话记录等证据，其申请时间、被申请人名称及申请内容和方式与原告诉称意见不一致，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具体什么时间、是否将申请直接递交、邮寄或以其他适当方式送达被告，因此，原告刘合鹤诉称“已信件投诉”不符合提出申请的基本形式。原告刘合鹤未以适当方式向被告提出申请，故其诉请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合鹤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合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应平人民陪审员  陈启燕人民陪审员  张 燕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赵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