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6民初6989号原告：陈放，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陈淑涓，女，198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王焕玲，女，195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初，重庆市江津区凯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周燕，女，197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成，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放、陈淑涓、王焕玲与被告周燕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17日、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焕玲、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初、被告周燕及其代理人李龙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放、陈淑涓、王焕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855462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各期代为还款为基数，从2015年8月1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陈放与王焕玲系夫妻关系，陈淑涓系陈放与王焕玲的亲生女儿。被告因在江津奎星楼处开门市做出卖墙纸生意需流动资金而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江津支行）借款，要求原告做担保。2014年10月15日，原、被告与农商行江津支行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农商行江津支行借款人民币52万元，月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借款期限从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10月16日，由原告陈放、陈淑涓用房产为被告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签约后，农商行江津支行按此合同发放贷款85万元给被告。但贷款期限即将届满时，农商行江津支行多次催促被告归还本笔贷款本金和部分利息。此时，被告称该笔款是其公司用，个人未用到，且目前经营状况不好，已无力归还该笔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为此，农商行江津支行多次向三原告发来《贷款到期提示书》，提示原告催促被告还款，否则，将追究原告对上述借款本金85万元和利息4250元（利息截至2015年8月10日）的担保责任。之后，农商行江津支行天天打电话催促原告还款。原告经多次催促被告还款，被告称其个人并未用到这笔借款，以无力归还为由置之不理。原告思慎，如不还款，不仅抵押房产会被拍卖，个人征信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且农商行江津支行催收还款电话打得太多导致原告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原告陈放、陈淑涓才委托王焕玲代为被告偿还了被告在农商行江津支行的借款人民币85万元及利息5462元（利息截至2015年10月10日）。三原告认为，被告借款未还，三原告作为担保方代为履行还款义务后，有权向借款人即被告追偿。被告周燕辩称，1、原告陈放、陈淑涓未代为清偿债务，不是适格原告，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2、该借款是张夕容与原告王焕玲协商好后找周燕作为借款人签字的，实际是原告王焕玲代张夕容借的。正因为如此，张夕容才于银行发放贷款当日即向王焕玲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及王焕玲的收款账户，而张夕容后续的还款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再者，贷款发放账户虽然是被告，但应张夕容要求，卡办理下来后，就直接交给了王焕玲，还款一直是王焕玲在操作。王焕玲从2014年10月20日即开始在被告银行卡内存款并注明“还款”，之后银行从该账户内扣款还被告在银行的借款本息。如果王焕玲不是实际借款人，就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从借款之初就一直往被告卡上存钱。因此，该笔向银行贷款，实际借款人是王焕玲，王焕玲是为她自己还款，而不是代被告还款，不能向被告追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三原告提交《个人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房产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作为借款人向农商行江津支行借款，原告陈放、陈淑涓以其房产为其作抵押担保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实际借款人。2.三原告提交个人汇款凭证，拟证明农商行江津支行向被告发放850000元贷款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应证人张夕容的要求把贷款打给了重庆朗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3.三原告提交贷款到期提示书及业务凭证（客户付款回单）、个人业务凭条（回单）、贷款收回凭证各3张，拟证明农商行向三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其偿还被告借款，收到后该提示书后，原告王焕玲向被告转账以代其还款共计852620.02元，农商行江津支行回收贷款及利息共计855462.5元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王焕玲系代被告还款，而是王焕玲以被告的名义还款。4、三原告提交结婚证、户口本，拟证明王焕玲系陈放妻子、陈淑涓母亲。被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5、被告提交张夕容书写的借款凭证，拟证明原告王焕玲应张夕容要求为其从银行借款后，张夕容在银行贷款到位当日为其出具借款凭证。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王焕玲并未收到该借条。6、被告提交重庆彩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夕容）记账凭证1页，拟证明张夕容收到王焕玲以被告名义在银行借款850000元，以及彩洲公司财务向王焕玲还款的事实，以佐证借款凭证的真实性。三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张夕容单方形成，不能作为定案依据。7.被告提交张夕容（通过彩洲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王焕玲转账的凭证11张，拟证明张夕容向王焕玲转账共计807000元。三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8.三原告提交借条5张，借款本金共计1350000元，证明王焕玲与张夕容有其他经济往来，张夕容前后数笔转账，都是还这些借款及利息。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张夕容还款金额与上述借条的约定不符，不能证明张夕容是还这些借条的款项。9.依被告申请，本院在（2016）渝0116刑初560号案卷中复印的重庆中甲会计师事务所所作《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甲所鉴字（2016）174号），显示截至2013年11月25日，张夕容共向原告王焕玲借款1378213元，张夕容已还本息共计1762000元，超额还款383787元。被告拟证明王焕玲提交的上述5张借条中载明的借款，证人张夕容已经还清，以佐证张夕容让其公司财务转给王焕玲的款项系偿还张夕容2014年10月20日向王焕玲的借款，进而证明2014年10月20日借款凭证的真实性。三原告认为，该份意见书没有加盖江津法院档案室的印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作出该意见书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找王焕玲核实过相关情况，对其记载内容不予认可。即使内容真实，也与本案无关。10.被告提交对私账户对账单（账户名称：周燕），拟证明自2014年10月20日农商行江津支行向被告账户发放贷款850000元当日起，原告王焕玲即向被告账户转账若干笔，并注明了用途是还款，结合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在农商行的贷款实际是替王焕玲所贷，王焕玲才会以被告名义向农商行还款。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表示之所以向被告转账，是因为被告随时都没有钱打进去。11.证人张夕容当庭签署保证书并提供证言：因我公司（彩洲公司）的供货方朗缦公司需要流动资金，我便找到原告王焕玲商量，由她的房产作抵押，以周燕的名字去贷款。收到银行贷款后，我就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载明借到王焕玲借款850000元，并约定了向哪一张银行卡还款和利息。此后，我依约每个月还利息150000元，在还本500000元和250000元共计750000元后，还差100000元，结算后每个月只付2000元的利息。对于证人证言，被告认为与相关证据相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原告认为证人与被告有亲属关系，与原告有债务关系，且之前因经济犯罪被判刑，因此其证言不可信。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4年10月20日证人张夕容向原告王焕玲出具的借款凭证、被告周燕的个人汇款凭证、彩洲公司记账凭证及张夕容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证人张夕容在收到农商行江津支行发放的贷款当日即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的事实，进而证明王焕玲将以周燕名义从农商行江津支行所借的850000元转借给张夕容的事实。具体来讲，虽然如三原告所言，借款凭证、彩洲公司记账凭证均系单方形成，但上述证据亦系数年前形成，尤其是公司的记账凭证，该本记账凭证在张夕容所涉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已向侦查机关提交过，可信度较高。此外，张夕容早在数年前即通过为自己伪造大笔债务的方式帮助周燕逃避债务，也不符合常理，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周燕的个人汇款凭证及张夕容的证言能够证明以周燕名义向银行所借的850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转入张夕容指定的帐户。借款凭证、彩洲公司记账凭证及张夕容的证言等可以证明，张夕容在收到农商行江津支行发放的贷款当日即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上述证据相结合，证明了王焕玲将以周燕名义从农商行江津支行所借的850000元转借给张夕容的事实。2.张夕容（通过彩洲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王焕玲转账的凭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能够佐证张夕容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的事实。《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系本案承办人依被告申请在本院已结刑事案卷中调取，不加盖档案室印章并不影响其效力；该意见书系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侦查机关提交的相关资料作出，该所是否找王焕玲核实并不影响其记载内容的效力。因此，对于上述证据记载内容，本院可作参考。张夕容（通过彩洲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王焕玲转账的凭证中，其转账时间及金额与借款凭证、记账凭证及张夕容的证言相互印证，佐证了王焕玲将以周燕名义从农商行江津支行所借的850000元转借给张夕容的事实。虽然王焕玲提出，该系列转账系张夕容偿还之前的借款，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显示的张夕容向王焕玲借款及还款情况否定了王焕玲这一质疑。3.对私账户对账单（账户名称：周燕）所载内容能够佐证原告王焕玲以周燕名义向银行借款，并转借给张夕容的事实。该对账单显示，自2014年10月20日农商行江津支行向被告账户发放贷款850000元当日起，原告王焕玲即向被告账户转账若干笔，并注明了用途是还款。王焕玲既不是《个人贷款合同》的借款人，亦不是抵押人或保证人，其从银行发放贷款之日（借款远未到期）起，即向周燕还款账户转账数笔，以供其向农商行江津支行还款，不符合常理。结合2014年10月20日张夕容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的事实，可以认定，对于向农商行江津支行所借的850000元，系王焕玲以周燕名义向银行借款，再转借给张夕容。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焕玲系原告陈放之妻，原告陈淑涓之母。2014年10月15日，应案外人张夕容之约，被告周燕向农商行江津支行贷款850000元，周燕在“借款人”处签字，王焕玲安排陈放、陈淑涓二人在“抵押人”处签字。次日，受王焕玲安排，陈放、陈淑涓二人与农商行江津支行签订抵押合同。2014年10月20日，农商行江津支行向周燕发放贷款850000元，周燕于当日将该款项转账至张夕容指定的重庆朗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账户。同日，张夕容向王焕玲出具借款凭证，主要载明：“今借到王焕玲现金850000元，利息17000元/月，实付15000元/月。归还日期2015年元月20日前。同意帐户→朗缦。”凭证上还载明了利息存入的账号等内容。张夕容在借款人处签字，凭证上还有彩洲公司的半枚印章。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21日、2015年1月20日，张夕容安排彩洲公司财务人员涂倩、谢文斯等人每次转账15000元至王焕玲账户（同借款凭证上约定的账户）；2015年1月23日及次日，上述人员分两次向王焕玲转账共计750000元，后上述人员又陆续向王焕玲转账数次，每次1000元-4000元不等。彩洲公司的记账凭证记载了该850000元进账及还款情况，与上述转账情况基本一致。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7月19日，王焕玲共向周燕还款账户转账3次共计13900元。农商行江津支行在周燕还款账户收取本息10次共计58224元。2015年8月10日，农商行江津支行向三原告发出《贷款到期提示书》，望其督促借款人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否则，该行将依据《个人贷款合同》之约定行使权利，由三原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王焕玲收到该提示书后于当日在“担保人”和“经办人”处签字。当日及2015年8月24日、2015年9月7日，王焕玲分别向周燕还款账户转账404300元、200000元、248320.02元，共计852620.02元，农商行江津支行分别于上述日期收回贷款404250元、200337.50元、250875元，共计855452.5元。至此，农商行江津支行收回全部借款本息。本院认为，对于农商行江津支行而言，被告周燕系借款人。但对于原告王焕玲、被告周燕及案外人张夕容而言，其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需要结合其内部约定及资金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周燕在《个人贷款合同》上“借款人”处签字，农商行江津支行也确实将850000元贷款发放至其银行账户，但该笔贷款已于当天全部转入张夕容指定账户。同样在当日，张夕容向王焕玲出具借款金额为850000元的借款凭证。而事后，张夕容也确实按照借款凭证约定向王焕玲偿还了部分款项。上述事实表明，以周燕名义从农商行江津支行所借的850000元，实为王焕玲借款并转借给张夕容，即周燕是名义借款人，王焕玲系实际借款人。王焕玲作为实际借款人，其向农商行江津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后，向名义借款人周燕进行追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无法律依据。原告陈放、陈淑涓虽为抵押人，但并未代被告偿还借款，其向被告周燕进行追偿，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对三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其资金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放、陈淑涓、王焕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54元，减半收取计6177元，由原告陈放、陈淑涓、王焕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吕 霞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奕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