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俊，住浙江省常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傅某俊，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谢丹，该公司总经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明，住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娇，住广州市花都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婷，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范某东，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傅某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某公司)、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某明、王某娇、原审第三人范某东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丽娟与被上诉人徐某明、王某娇的委托代理人王海婷及原审第三人范某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傅某俊只需向徐某明、王某娇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25275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由徐某明、王某娇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傅某俊是否拖欠范某东借款人民币660万元；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应否对傅某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在审理傅某俊是否拖欠范某东借款人民币660万元争议焦点时，并未查明整个案件事实，认定借款事实不清，仅凭徐某明、王某娇提供的《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两份证据，就此认定傅某俊拖欠范某东借款本金人民币660万元事实成立，明显有失偏颇。第一，傅某俊并不拖欠范某东借款本金人民币660万元。1、范某东与傅某俊于2014年7月21日和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债务处理协议书》和《偿还借款协议书》，并非傅某俊的真实意思表示，傅某俊是在受到范某东的威胁情形下而签订该两份协议书，该两份协议书中所涉借款金额并非真实存在。2、傅某俊于2010年8月开始向范某东借款，根据傅某俊提交的其建设银行流水记录清单证据可以看出，双方的借款交付习惯是银行转账方式。且根据傅某俊与范某东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清单证据显示，截止至2013年6月19日，傅某俊总共向范某东借款20笔，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3424750元。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主张认为傅某俊共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04.2万元，则有义务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有义务提供客观真实的证据以证实其主张成立。但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并未能提供出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其提出的该抗辩理由也就不能成立，则应当认定傅某俊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3424750元。3、根据傅某俊提交的银行流水凭证清单证据可以看出，傅某俊已实际向范某东偿还款项人民币3172000元。一审质证时，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主张傅某俊所还款项是偿还与本案无关的另外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应对其所提出的主张进行举证证明，但其并未提供出真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成立，则应当认定傅某俊已向范某东偿还借款人民币3172000元。4、徐某明、王某娇提起本案的诉讼仅依据由范某东与傅某俊签订的《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两份证据，并不能真实、充分的证明傅某俊仍欠范某东的借款本息为660万元。傅某俊在一审庭审中已提出已经偿还借款的抗辩理由，并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在傅某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偿还借款的主张后，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某明、王某娇或范某东要证实傅某俊拖欠范某东660万元借款本息成立，还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傅某俊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及每一笔借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方式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傅某俊向范某东偿还借款总金额及每一笔还款的金额及还款时间、方式等事实。徐某明、王某娇或范某东在完成该举证责任后，如借款总金额扣减还款总金额后仍有640万元余额的，才能确定傅某俊拖欠范某东640万元借款本金成立，否则，仅凭《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两份证据是不能认定上诉人傅某俊拖欠范某东660万元借款本息成立。5、本案中，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对傅某俊借款总金额及欠款640万元借款本金的形成所作出的陈述无证据证实及自相矛盾。首先，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陈述傅某俊向范某东的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但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并没能提供出充分的证据详细证明借款总金额800万元是如何形成的。且范某东在一审庭审中虽提交傅某俊向其借款的《明细表》，但该明细表中有证据支持傅某俊向范某东借款的总金额仅为3424750元，并无法证明傅某俊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其次，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对傅某俊拖欠范某东640万元借款本金由来所作出的陈述是：傅某俊共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经过双方协商后，范某东同意减免傅某俊160万元的借款本金，从而确认傅某俊拖欠范某东借款本金640万元。该陈述存在以下矛盾之处：第一点，该陈述与徐某明、王某娇提交的《偿还借款协议书》第一条相矛盾。《偿还借款协议书》第一条表述说明的是傅某俊拖欠范某东借款本金640万元是经过还款后，与范某东结算所得出的欠款金额。第二点，该陈述与范某东在一审庭审中质证确认傅某俊曾向范某东偿还过借款本息的事实自相矛盾。6、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在一审中提交了(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97号民事裁定书及4张支票，该两份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傅某俊拖欠范某东人民币660万元的事实成立。首先，民事裁定书并没有认定傅某俊拖欠范某东人民币660万元的事实，该裁定书仅显示范某东曾向傅某俊主张权利，后撤诉。而其所主张的权利是否与本案有关也无法认定。其次，在4张支票中，其中有两张为复印件、两张为原件，对两张为复印件的支票，因其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傅某俊不予确认，而对两张为原件的支票，所显示的收款人与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有任何关联，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故该4张《支票》证据无法达到其的证明目的。范某东分别于2011年10月24日和2011年12月2日以邮件方式向傅某俊发送由其单方制作的其与傅某俊之间的借款还款记录，另2014年6月20日交付傅某俊由其单方制作的截止2014年6月20日的借款还款记录，通过这三份证据可以显示，本案债权转让的基础是债务处理协议及偿还借款协议书中列明的本金是不真实的，本案在一审审理时，没有就徐某明、王某娇与范某东之间的债权转让标的即基础债权事实进行查明，因此徐某明、王某娇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诉请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向其给付660万本金及利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二，徐某明、王某娇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案的徐某明、王某娇是通过与范某东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取得范某东对傅某俊看似存在的660万元债权。但根据上述意见，该660万元债权并非真实存在及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徐某明、王某娇对傅某俊、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三，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特某公司并未在《偿还借款协议书》中的担保人一栏盖章确认。2、傅某俊作为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如要对傅某俊的借款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的决议。但事实上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并未对傅某俊的借款提供担保作出股东会决议，该担保行为无效。第四，一审判决第一项属错误的判决。一审中，范某东对《偿还借款协议书》当中记载的660万款项解释是：傅某俊所欠借款本金是640万元，因傅某俊未能按《债务处理协议书》约定处理，故增加了20万元的利息，即借款本金是640万元，利息是20万元。抛开傅某俊是否还拖欠范某东借款款项的争议焦点不去讨论，仅根据范某东的上述解释，一审法院判决傅某俊向徐某明、王某娇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就属于错误的判决，因为20万元部分的利息将会重复计算利息。徐某明、王某娇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徐某明、王某娇认为傅某俊、印某公司、特某公司拖欠范某东本金660万元是真实、合法、有效的。1、傅某俊认为受到威胁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傅某俊家人并非在花都，且范某东并不知道傅某俊家人的去向，傅某俊与其前妻早已离婚，傅某俊在第一次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时，携带了特某公司的公章，而第二次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时，携带了印某公司的公章。如傅某俊是被胁迫的突发情形，其不可能提前准备好公司的公章。且经过两次对账，如有胁迫情形，不符合常理。第一次在北京对账，第二次是傅某俊亲自回到花都与范某东进行对账。范某东没有将傅某俊从北京胁迫到花都的能力，且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书的时间为2014年，行使撤销权的时间为一年，傅某俊并未在一年时效内行使撤销权，因此傅某俊并未受到范某东的威胁，其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有威胁的情形。2、傅某俊与范某东的借款往来，除了通过银行转账，也有通过现金及代偿还其他款项、代付工资等形式，不仅仅是通过傅某俊建设银行流水。从范某东一审所提交的证据清单可以看出，双方的借款发生方式多样，除了转账给傅某俊，也有转账给傅某俊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借出款项的，并非只有傅某俊、印某公司、特某公司所说的通过给傅某俊建设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款项。3、范某东向傅某俊多次借出款项，而傅某俊所说的还款均在傅某俊与范某东对账的日期之前，与本案涉案债权无关。双方的实际欠款应以债务处理协议书和偿还协议书最终对账确定。4、在一审中，傅某俊及范某东除了提交债务偿还协议书和偿还协议书外，还有之前的借款协议书五份、借款收据2份、银行对账单、民事裁定书、支票等证据，这些证据均可以证明傅某俊与范某东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因为借款发生的次数较多且方式较为多样，才通过对账及签订协议书的方式确定最终的数额，而且第一次640万元是双方经过协商后降低本金的结果，而第二次本金660万元是因为傅某俊没有按时还款作出的调整。傅某俊所提交的还款证据均发生在对账之前，与本案并无关联。且因有两份对账协议书及多份证据，也不需要对每一笔的借款金额及支付时间、方式事实进行举证。傅某俊反对借款本金660万元，应由其进行举证，而非由徐某明、王某娇及范某东进行举证。5、傅某俊与范某东所确定的借款本金是合意协商后的结果，实际傅某俊尚欠范某东借款本金800多万元，之前双方一直有借款和还款发生，偿还借款协议书中的第一条所作的表述与实际情况并不矛盾。无论是有过偿还还是经过双方协商，最终都是确认欠款本金为660万元。6、范某东在一审所提交的民事裁定书及支票四张可以证明范某东与傅某俊在签订第一份债务处理协议书后，傅某俊并未按时还款，范某东诉至法院，最终傅某俊与范某东达成调解，于2014年9月24日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后撤诉。而傅某俊也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相应还款行为，但傅某俊开出的是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因此出现两张支票是复印件，两张支票是原件的情形，因为第一次傅某俊开出两张支票后，让范某东不要去兑现，而是让范某东去换票，结果还是无法兑现，因此出现两张支票是复印件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真实有效，傅某俊欠款660万元真实合法。二、特某公司与印某公司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在2014年7月21日的债务处理协议书中，特某公司作为担保人在丙方处盖章的行为，表明其自愿对涉案64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印某公司在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偿还借款协议书中作为担保人在丙方处盖章的行为也是其自愿对涉案66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傅某俊未在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内部作出股东会决议的行为是否有效，是公司与股东内部的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债权人。三、偿还借款协议书的本金为660万元与债务处理协议书约定的640万元本金相差20万元并非利息，而是因为傅某俊未能按时还款，范某东在借款本金上所作的调整。实际欠款为800多万元本金，且如果按照债务处理协议书所约定的月息百分之二点五，两个月之后所产生的利息为320000元，与增加的20万元并不相符，因此该20万元并非利息，而是原欠款的本金调整。综上三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傅某俊、印某公司、特某公司的上诉请求。范某东二审陈述称：1、范某东与傅某俊2009年已经认识，傅某俊在花都区做生意，其从2010年开始向范某东多次借款。这几年的借款金额比较大，次数比较多，且借还款方式多种多样。2、对于傅某俊所称的范某东胁迫其签订两份债务还款协议是不存在的。傅某俊已经是超过18岁的成年人，且两次签订协议时，以及6月中旬与傅某俊初步进行商讨时，其也未处于精神有问题的状态。3、在7月和9月签订的协议中出现担保公司是范某东已经知道傅某俊在印某公司中是占80%的大股东，也是特某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占70%的大股东，而在这几年中，傅某俊向范某东借的款项都是用于特某公司和印某公司的生意支出。因此，在签订这两份协议时，范某东要求特某公司、印某公司作为协议的担保人。4、支票问题。傅某俊为了履行还款协议，于2014年12月8日开具的一张60万的支票给范某东，在12年16日因其公司及工厂账户没钱，又让范某东到印某公司开具另一张60万元支票，并换回了之前的60万元支票。同时还开具了2014年12月30日到期的140万元支票给范某东，以履行2014年12月30日前要还款人民币200万元给范某东的承诺，这是偿还款项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一笔。到了2015年1月初，傅某俊还是没钱，于是开具了2015年1月10日、1月13日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40万元的支票给范某东，因此范某东相信了傅某俊。但，到了2015年1月底傅某俊打电话告诉范某东账户没钱，让范某东不要将支票入账，傅某俊怕牵涉支票诈骗被抓。因为傅某俊本人不在广州，因此范某东到印某公司找财务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谢丹查询过公司账户，才明确其账户没有钱。范某东是看傅某俊有还款意愿，且确有工程款未收回，本着和气生财的想法，并未将最后两张支票办理入账手续，这两张支票有原件，一审时已交到法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的上诉。徐某明、王某娇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傅某俊立即将660万元借款本金还清给徐某明、王某娇；2、傅某俊支付上项借款的债务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欠款标的额660万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5%从2014年9月24日起计算至傅某俊还清欠款日止）给徐某明、王某娇；3、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傅某俊从2010年开始向范某东陆续借款，约定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若傅某俊逾期偿款，则需要支付借款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傅某俊也陆续偿还部分借款本息及利息。2014年7月21日，范某东作为出借人甲方、傅某俊作为借款人乙方、特某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乙方因为经营生意周转的需要，于2010年12月28日至2014年7月20日期间，向甲方借款数笔，现经双方核对相关来往单据，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乙方尚欠下甲方借款共640万元未能按时偿还，对此，乙方没有异议并郑重承诺一定尽力筹措资金还款。二、还款方式和时间：（1）乙方定于2014年8月30日前还款14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前还款95万元。（2）对于剩余的405万元借款乙方从2015年01月份开始，每月的20日前支付16万元直至付清日止。（3）甲方向乙方承诺，若乙方按照以上约定的时间还清640万元借款，则甲方不再计收乙方的欠款利息，双方债务就此结算互不拖欠；若乙方有一期逾期还款，则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未还欠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计算欠款的利息至乙方还清欠款日止。三、丙方自愿对以上乙方所欠甲方的借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叁年，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计算。……”2014年9月24日，范某东作为出借人甲方、傅某俊作为借款人乙方、印某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乙方因为经营生意周转的需要，向甲方借款数笔，由于乙方存在已还款但没有收回相应借款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借条、欠条等），故甲、乙双方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乙方尚欠下甲方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660万元）借款未付，乙方没有异议并郑重承诺一定尽力筹措资金还款。二、乙方还清上述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欠款给甲方后，乙方于2014年9月20日前出具给甲方的所有借款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借条、欠条等）均失效；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要求乙方承担上述借款凭证的还款责任。三、还款方式和时间：（1）乙方于2014年12月31日前还款贰佰万元。（2）剩余的人民币肆佰陆拾万元，乙方承诺从2015年01月份开始，每月的20日前支付叁拾万元直至付清日止。（3）甲方向乙方承诺，若乙方按照以上约定的时间还清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则甲方不再计收乙方的欠款利息，双方债务就此结算互不拖欠；若乙方有一期逾期还款，则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按月息2.5分计算欠款的利息至乙方还清欠款日止。四、丙方自愿对以上乙方所欠甲方的借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叁年，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到完成还款之日为止。……”2015年5月30日，范某东作为甲方，徐某明、王某娇共同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转让债权：经核对有关借款单据，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傅某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尚欠660万元借款本息未偿还给甲方，甲方将此660万借款本息债权（含违约金等附属合同权益）转让给乙方，以抵偿此甲方拖欠乙方的借款本息、违约金及相关附属合同债务。……”该协议签订后，范某东通过邮递、电子邮件、微信方式向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送达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如下：“债务人范某东与债权人徐某明、王某娇已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其中贵方应偿还给范某东的660万元本息及相关附属合同权益债权转让给徐某明、王某娇，……”傅某俊认为是被范某东控制在范某东场所受胁迫才签订了《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由于家人在广州市花都区，担心范某东对家人实施人身损害，所以二次签订协议都没有报警。另，范某东于2014年9月3日就《债务处理议书》所涉欠款将傅某俊、特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97号。后范某东于2014年9月28日已双方达成和解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傅某俊辩称在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时受到胁迫，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另外，如果傅某俊在第一次因受到胁迫签订了《债务处理协议书》，但其不报警反而在后来再次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签订后也不报警，不符合常理。而且，如果范某东将傅某俊控制在范某东场所内胁迫傅某俊签订协议，应是突发情况，出乎傅某俊意料。在此情形下，傅某俊却随身携带了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公章，不符合常理。综上，对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傅某俊与范某东先后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确认截止2014年9月24日止，欠范某东借款660万元，因此，傅某俊欠款事实清楚。范某东将其对傅某俊的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徐某明、王某娇，且将债权转让情况通知了债务人傅某俊，故范某东与徐某明、王某娇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徐某明、王某娇依法受让范某东对傅某俊的660万元债权及担保权。傅某俊未按《偿还借款协议书》的约定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偿还借款66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违约责任。《偿还借款协议书》约定“若乙方有一期逾期还款，则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按月息2.5分计算欠款的利息至乙方还清欠款日止”。该逾期利息约定过高，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偿还借款协议书》约定印某公司为傅某俊的上述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承担担保责任，但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的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徐某明、王某娇诉求该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债务处理协议书》约定特某公司对截止2014年7月21日傅某俊所欠借款本金640万元及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逾期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同理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在保证期间，范某东与傅某俊签订了《偿还借款协议书》，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逾期借款利率等内容进行了变动，该变动未经特某公司同意，因此，特某公司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特某公司仅对本金64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6年8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傅某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本金660万元并自2014年9月24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给原告徐某明、王某娇；二、被告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在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被告傅某俊追偿；三、被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第一项欠款中的640万本金及部分逾期利息（自2014年9月14日起至640万元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逾期借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在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被告傅某俊追偿；四、驳回原告徐某明、王某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14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傅某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经庭询调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二审期间，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明其主张：一、邮件截图，是2011年10月24日范某东通过邮件发送给傅某俊的关于双方借款还款的记录。该份邮件的附件显示，截止到2011年10月24日，傅某俊已经向范某东偿还借款48.3万元。根据该记录还可显示双方的款项往来都是先还利息再还本金，该48.3万元还的是利息，其月利率高达10%，这是由范某东单方制作的发送给傅某俊的，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对于邮件的上显示的本金有异议。二、邮件截图，是2011月12月2日范某东通过邮件发送给傅某俊的关于双方借款还款的记录。该份邮件显示截至到2011年12月2日，傅某俊向范某东还款了80.9万元，其中60万元是本金。即截至到2011年12月2日，傅某俊已经偿还的80.9万元加上48.3万元，偿还了本金60万元，偿还利息69.2万元。三、纸面记录，是2014年6月20日傅某俊与范某东的对账的复印件共5页。最后一页显示，本金是270万元，利息是313.2万元。根据该证据显示，对于本金270万元某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是不认可，但这可证明范某东提出的本金是640万元、660万元是不真实的。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认为660万元是范某东在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不认可的本金基础上加上利息折扣的，其称660万元是本金是不成立的。徐某明、王某娇质证认为：1、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为2011年10月24日、2011年12月2日、2014年6月20日出现的证据，是在徐某明、王某娇起诉之前所形成的证据并非在一审判决以后二审开庭以前所形成的新证据，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2、徐某明、王某娇不认可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第一，无原件核对。第二，该三组证据为单方制作，且并无显示范某东的具体信息，该证据不能证明这是范某东本人发出的邮件，且邮件中提到“伟哥”、“雯雯”等于本案无关。第三，证据上所述的多笔款项发生在傅某俊与范某东对账之前，与本案无关联。因此，该三组证据徐某明、王某娇不予认可其三性，应以傅某俊与范某东的《债务处理协议书》和《偿还债务协议书》为准。3、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所述的本金270万元加上利息为9906000元，徐某明、王某娇是不认可的，应以双方最终对账为准。4、这三组证据并无傅某俊与范某东任何签名或盖章确认，不具有真实性，也存在傅某俊单方制作的可能性。范某东质证认为对于2011年10月24日及2011年12月2日的两份邮件，范某东确认是发送过给傅某俊。但邮件内容并非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提交的证据的内容。现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提交的第三份证据，不是范某东制作的。傅某俊在2013年5月份后没有偿还款项，连本带利是过千万的。正因为范某东与傅某俊之间有多年关系，才将本金商定为640万元，后商定变为660万元作为本金。因此范某东对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提供的第三份证据不予认可。该660万元中并未包括利息，当时约定傅某俊按协议约定还款就不再计算利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与徐某明、王某娇的答辩意见，分析如下：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2014年7月21日，范某东作为出借人甲方、傅某俊作为借款人乙方、特某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2014年9月24日，范某东作为出借人甲方、傅某俊作为借款人乙方、印某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上述协议书，对傅某俊与范某东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作了两次确认，且两份协议书中的借款金额存在差异只是因迟延清偿才出现较小的金额调整，故两份协议书可相互印证。傅某俊抗辩其在签订《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时受到胁迫，没有提交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傅某俊在第一次因受到胁迫签订了《债务处理协议书》，但其不报警反而在后来再次签订《偿还借款协议书》，签订后也不报警，不符合常理；而且，如果范某东将傅某俊控制在范某东场所内胁迫傅某俊签订协议，应是突发情况，出乎傅某俊意料，在此情形下，傅某俊却随身携带了特某公司、印某公司公章，不符合常理，对其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并无不妥。况且，上述协议签订后，傅某俊并未对上述协议约定行使撤销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傅某俊二审提出徐某明、王某娇应提交证据证明傅某俊向范某东借款总金额及每一笔借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方式等事实；并进一步举证证明傅某俊向范某东偿还借款总金额及每一笔还款的金额及还款时间、方式等事实的主张，其仅是对本证提出质疑，其本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徐某明、王某娇、范某东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徐某明、王某娇提交的证据明显优于傅某俊提交的证据。从优势证据分析，傅某俊与范某东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已确认截止2014年9月24日止，欠范某东借款660万元，傅某俊欠款事实清楚。至于傅某俊、印某公司、特某公司二审提出傅某俊未经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以两司名义为其借款设立的担保，属于特某公司及印某公司与其股东内部的法律关系问题，并不能对抗债权人，故本院不予采纳。如上所述，两份协议书中的借款金额存在差异只是因迟延清偿才出现较小的金额调整，并非加算利息部分，故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项中的利息部分与《偿还借款协议书》约定在64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的20万元部分存在重复计算利息问题，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诉讼中，徐某明、王某娇为证明其受让范某东对傅某俊的债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书》，范某东通过邮递、电子邮件、微信方式向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送达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债权转让通知书》。故，范某东与徐某明、王某娇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徐某明、王某娇依法受让范某东对傅某俊的660万元债权及担保权。依据《债务处理协议书》、《偿还借款协议书》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处印某公司、特某公司对傅某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傅某俊、特某公司、印某公司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231元，由傅某俊、北京特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印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燕宁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万力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仁义王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