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03行终22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古达荣，男，汉族，1962年8月24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住所地：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负责人胡继胜，村民组长。委托代理人张仕宏。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行政中心，组织机构代码:00953600-4。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组织机构代码：00950021-2。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委托代理人李幸。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住所地：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负责人胡伦权，村民组长。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六组，住所地：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负责人向仲宽，村民组长。上诉人古达荣、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下称红旗村八组）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7）黔03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第三人红旗村七组申请，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本案争议林地位于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地名申请人红旗村七组称为“石笋”，被申请人古达荣称为“石省”，现统称“石笋”，经现场查勘绘图，争议林地面向山林四界为：上抵鄢明辉林地大梁埂，下抵河心，左抵鄢明辉林地石桌子埂心，右抵袁少华林地黑洞岩埂心。争议林地系古双和解放前的“老业”，古双和之子古德明与袁绪珍系夫妻关系，上世纪30年代，古德明意外身亡，袁绪珍又与古开明（古达荣祖父）结婚，古双和、袁绪珍、古开明从此共同生活，古开明与袁绪珍生育古其海（古达荣之父），1943年，古双和因家庭房屋火烧被毁举家迁至土城镇××（现土城镇××）居住。1952年，古开明回到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即现同××村七组）参加土改，1955年8月17日取得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石省”荒山一幅，四至为东抵鄢少青，南抵鄢明辉，西抵袁少华，北抵大良子，属古开明所有。经现场勘验，该证载明“石省”山林四至与争议山林四至相符。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被申请人古达荣之父古其海（1943年起至今居住在土城镇××沿村）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现土城镇××）划得自留山三幅，小地名分别为“纸厂”、“中咀上”、“打牆岩”，取得习府自山字第5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1985年，被申请人与同××村袁才勤结婚后迁居同民镇，现居住地为同民镇茶垭村五组。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争议林地的权属发生争议，经同民镇林改办处理后，本府于2008年12月10日向被申请人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石省”山林一幅，四至为东抵兰湾子山林，南抵冯中强山林，西抵鄢明辉自留山，北抵高坎子集体林，属红旗村××组所有，归古达荣管理使用。经现场勘验，该证载明的“石省”山林四至包含于争议山林四至。申请人不服向本府申请撤销颁发给被申请人的《林权证》中关于“石省”山林的登记并重新确权。并认为：土改时期古开明虽参加原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土改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石省”荒山与争议山林四界一致，但古开明家庭解放前举家迁居原小坝公社黔元生产队，根据林业“三定”时期按照“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古开明家庭对土改时期取得的林地不应再享有管理使用的权利，且被申请人之父古其海在林业“三定”时已在土城镇黔沿村划得自留山三幅并获得习府自山字第5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故本案争议山林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属申请人红旗村七组集体所有。2008年林改过程中向被申请人颁发的《林权证》中关于“石省”林地的登记，违反了相关政策精神，属颁证错误，本府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予以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古达荣持有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中关于“石省”林地的林权登记；二、争议林地“石笋”（面向山林四至为上抵鄢明辉林地大梁埂，下抵河心，左抵鄢明辉林地石桌子埂心，右抵袁少华林地黑洞岩埂心）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申请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集体。一审法院另查明，争议林地现位于红旗村××组范围内，但红旗村××组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均未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持有的其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的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能否作为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的依据以及被告根据1981年6月27日所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红旗村七组是否合法。原告祖父取得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是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之规定。但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第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第十八条规定“社员私有的林木，应该根据以下的原则处理：（一）少量的零星的树木，仍属社员私有。（二）幼林和苗圃，由合作社偿付本主一定的工本费，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三）大量的成片的果树、茶树、桑树、竹子、桐树、漆树和其他经济林，根据今后收益的大小、经营的难易、本主所费工本和所得收益的多少，作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款从林木的收益中分期付还。在合作社初建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林，也可以暂时仍属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这些林木的收益中付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四）大量的成片的用材林，应该根据当时的材积分等作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款从林木的收益中分期付还。在合作社初建的时候，对于这种用材林，也可以暂时仍属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这些林木的收益中付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据此，从农民个体经济向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变成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农民手中只剩下坟地和房屋地基以及房屋的所有权，相应的，土地改革后发给农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与土地相关的内容除坟地和房屋地基以外，都已失去效力。故原告古达荣虽然持有其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的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但该证已失去效力，原告据此主张争议林地应归其管理使用并请求判决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与上述政策、法律、法规规定不符。本案中，争议林地虽地处红旗村××组范围内，但红旗村××组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均未主张权利，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现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第三人红旗村七组的申请，经过调查后根据1981年6月27日所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红旗村七组并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其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古达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古达荣负担。宣判后，古达荣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2017）黔03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由第三人同××村七组赔偿上诉人林价款15万元。其理由：1、古达荣有位于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地名“石省”山一幅，四至界畔明确，该林地系上诉人的“祖业”，其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属其所有，并对山林造林养护。2、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10日向古达荣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石省”山林一幅，四至界畔明确。上诉人于2008年再次取得上述山林后，政府每年发放其森林补助款，上诉人享有上述山林的权利。3、因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提出申请，才发生上述山林权属争议。被上诉人规避了历史，并断章取义，引用中共习水县委、习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6月27日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的，自留山不予保留”的规定，将上诉人于2008年取得的《林权证》撤销，这显然不当。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2017）黔03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6）210号复议决定书》，确认争议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理由是：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且证据不足。（1）确认争议的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属红旗村七组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原告古达荣于2008年12月10日取得由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习府林证（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载明：“石省”（或石笋）山林属上诉人红旗村××组所有，归古达荣管理使用。即使古达荣因其祖父古开明解放前举家迁居原小坝公社黔沿生产队，根据林业“三定”时“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该林地的所有权也不会因此而改变，“石省”（或石笋）林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红旗村××组。（2）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林地现位于红旗村××组范围内”。（3）一审认定红旗村××组对争议林地均未主张权利错误。2、一审程序违法。未依法送达开庭传票缺席审理，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习水县政府依据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处理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林权纠纷于法有据，不违反当时法律和政策规定。2、红旗村××组上诉主张争议林地“石笋”所有权没有依据，本案自习水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受理争议林地确权申请起，至本案一审判决作出，红旗村八组均未向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播州区人民法院提出过权利主张，也未向上以上单位提交过证明其依法享有争议林地“石笋”的任何证据。一审判决适当，应予维持。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六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是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行政复议决定。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争议林地“石笋（又名石省）”位于同××村，面向山林四至为上抵鄢明辉林地大梁埂，下抵河心，左抵鄢明辉林地石桌子埂心，右抵袁少华林地黑洞岩埂心，系上诉人古达荣祖父古开明1952年参加赤水县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土改取得，1955年8月17日，原赤水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了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对此事实各方无异议。新中国成立后，农户通过“土改”取得的土地、山林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建设，已全部转化（通常叫“四固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为此，“土改”后登记颁发给农户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不能再作为农户家庭或者个人享有山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山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依据。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社员私有的林木，应该根据以下的原则处理：（四）大量的成片的用材林，应该根据当时的材积分等作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款从林木的收益中分期付还。在合作社初建的时候，对于这种用材林，也可以暂时仍属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这些林木的收益中付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具体到本案，古开明通过“土改”取得的“石笋”林地，在其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是转入其加入的合作社集体所有还是就地转入其他合作社所有的事实不清。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红旗村七组依据不充分，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中共习水县委、习水县人民政府1981年6月27日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三）条第（2）项“社员自留山存在问题的处理（2）迁进迁岀户的自留山问题。凡迁出外公社的，自留山不予保留，…。”主要是对加入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后，迁出外公社的生产队社员自留山不予保留。本案争议山林不是自留山，且古达荣祖父古开明一家是在解放前就迁出居住，显然不属于该处理意见规定的情况。处理决定适用该意见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红旗村七组不当。综上，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古达荣、红旗村××组请求撤销（2017）黔03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6）210号《复议决定书》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7）黔0321行初6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三、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行政复议决定。四、由习水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光勇审 判 员 方 兵审 判 员 李永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唐 华书 记 员 瞿胜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