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6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大朋,男,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舒城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委托代理人钟华强，浙江诚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礼根,男,197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国飞,男,197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顺华,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忠民,男,197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法根,男,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兆刚,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建荣,男,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法,男,195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上列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骆军军，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大朋因与被上诉人陈礼根、章国飞、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下半年，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的在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何母桥村1号农居点5号楼房屋建筑工程，由陈礼根承包施工建设。不久，陈礼根又将上述房屋建造工程中的泥工作业分包给章国飞施工。随后，章国飞经案外人联系了姜大朋到该工地进行泥工作业（贴瓷砖）。2011年9月4日下午5时许，姜大朋在案涉工地施工作业刚完成时，从工地约一米高处行走下跳着地时，不慎脚部受伤。当日，姜大朋经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跟骨粉碎性骨折、左踝外伤，并住院治疗。2012年6月21日，姜大朋委托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及营养时间评定，该所于2012年6月26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十级残疾，营养时间十周左右。另查明，姜大朋系农村居民户口，婚后育有长女姜颖（2003年12月16日出生）、次女姜逸涵（2013年8月3日出生）。受伤治疗过程中共花去医疗费25471.16元，因陈礼根作为投保人为案涉工程施工人员投保了意外伤害险，其中医疗费用10000元已由保险公司给予了赔付。另姜大朋因委托鉴定支出鉴定费1500元。姜大朋受伤造成的损失曾起诉要求陈礼根等人赔偿，后又撤回了起诉。2015年8月，姜大朋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陈礼根、章国飞赔偿姜大朋各项损失166617.16元（即扣除保险赔付后的医疗费15471.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即20天*50元/天、护理费13414.5元即110天*121.95元/天、误工费28048.5元即230天*121.95元/天、伤残赔偿金80786元即40393元*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1500元、营养费3500元即70天*50元/天、被抚养人生活费其中长女5074元即7年*14498*10%/2和次女12323元即17年*14498元*10%/2）。2、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对上述第1项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陈礼根、章国飞、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本案中，章国飞辩称将贴瓷砖这块业务分包给其一位老乡（该人姓名不清楚），与姜大朋之间不存在雇佣劳务关系，对此章国飞并未举证证明，故原审法院对章国飞的该辩称事由不予采纳。姜大朋在案涉章国飞承包的工地进行施工，客观上为章国飞提供了劳务作业，姜大朋与章国飞之间形成了劳务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本案中，姜大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慎脚部受伤，章国飞作为雇主因未能提供足够安全的条件，应对姜大朋受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礼根系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足够安全条件的章国飞，且对该工程的建设未尽安全管理，亦应对姜大朋的受伤发生承担一定责任。但姜大朋受伤其本人主观上忽视安全，行走下落着地过程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当减轻章国飞、陈礼根的赔偿责任。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作为案涉何母桥村1号农居点5号楼房东，发包给具有相应施工技能的施工方，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审查义务，故无需对姜大朋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原审法院确认章国飞与陈礼根责任相当，各向姜大朋承担百分之二十五的赔偿责任，姜大朋自身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二、关于赔偿的范围及损失数额的认定。经原审法院审核，姜大朋主张的医疗费25471.16元、鉴定费1500元予以认定。关于误工费，原审法院根据住院治疗及建休日期计228天，按姜大朋主张的121.95元/天计算，共计27804.60元。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住院天数18天，以每天30元计算，计540元。关于残疾赔偿金，姜大朋系农村户口，且居住在农村，应参考残疾等级，按照2014年度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即为38746元（19373元/年×20年×10%）。护理费，按住院及医院建议的陪护时间，每天121.95元计算，合计9512.1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姜颖的生活费数额予以认定5074元；因姜大朋鉴定确认残疾之日，其次女姜逸涵尚未出生，故姜大朋主张该部分抚养费，缺乏依据。对于营养费，根据鉴定营养期限70天，以每天30元计算，合计2100元。交通费，原审法院根据就医次数、地点酌定为300元。另外，姜大朋根据受伤的残疾等级状况，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姜大朋因伤治疗的医疗费25471.16元、误工费27804.60元、护理费9512.10元、营养费2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元、残疾赔偿金43820元（含被扶养人姜颖生活费5074元）、鉴定费1500元及交通费300元，以上合计损失111047.86元，由章国飞赔偿其中的27761.97元；由陈礼根赔偿其中的27761.97元，扣除陈礼根投保已赔付的10000元，尚应赔付17761.97元；以上赔付款项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章国飞、陈礼根各赔偿姜大朋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姜大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32元，由章国飞、陈礼根各负担500元，由姜大朋负担2632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宣判后，姜大朋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没有证据证明陈礼根具有建筑施工方的资质和相应施工技能。2、本案一审中各房东均认可所签合同为假，恰恰证明众房东根本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因此，众房东负有选任过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姜大朋当时在做收尾工作，再加上在建筑工地，地面具有建筑垃圾。姜大朋不慎受伤，即便是有过错也不是重大过错，让其自担50%的责任，明显畸重，与司法实践不符。二、原判适用农标赔偿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双重错误。姜大朋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居住在余杭××开发区的红丰社区，只是办理暂住证的时候，派出所电脑系统没有更新，所以显示的是红丰村，但其实红丰村早在2005年就已经改为红丰居委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数年来被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且上诉人来余杭打工，从事的是非农工作，消费支出也在城镇，应按城标计算损失。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陈礼根、章国飞共同赔偿姜大朋损失166617.16元，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对陈礼根、章国飞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共同答辩称：一、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在一审中已经反复强调，何母桥1号农居点当时有100多幢房屋，施工单位的招投标都是由何母桥村委统一招投标进行，只是最后签订合同时，由具体每幢房屋的所有人出面来签订相关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案涉房屋的建房工程当时是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整体发包给浙江自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强公司）施工的。签订合同时，案涉6户房东查验了自强公司的执照和资质，并让他们盖章，已经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至于自强公司派遣谁来负责现场的施工，该派遣人员有无资质，是挂靠还是承包，与案涉房东无关。即便案涉合同上的章是假的，也是村委会的过错。因此，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损害与案涉房东是没有关系的，房东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况且，6位房东与上诉人根本不认识，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或承包关系。上诉人是否受雇于陈礼根或章国飞，是否在案涉5号楼的工地施工，是否是在该施工过程中受伤，6位房东均不知情。二、本案事故的发生就是姜大朋自身不小心造成，一审中上诉人陈述其当时工作已经结束，只是跳下来的时候扭到了脚，因此其自身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三、上诉人本身系农村户口，其一审提交的暂住证显示，上诉人租住在余杭区××组，亦是农村，而非城镇。上诉人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综上，原判正确，请求维持。被上诉人陈礼根、章国飞未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二审中，被上诉人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案涉工程实际是村里统一协助管理的，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只是出钱，与上诉人并不认识，更不存在劳务及雇佣关系。经质证，上诉人姜大朋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从其证明角度看，村委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之前村委在本案一审期间出具过两份相反证据，即村委出具证明姜大鹏是在案涉施工场地受伤，后又出具证明说不认识姜大鹏。鉴于此，村委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可信力。被上诉人陈礼根、章国飞对该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姜大朋，被上诉人陈礼根、章国飞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2013）杭余余民初字第432号姜大朋诉陈礼根、骆顺华、自强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自强公司确认《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签字人范西永确实在自强公司工作过，骆顺华、自强公司确认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上自强公司的公章与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不一致，《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上自强公司的公章为假。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一、姜大朋自担的责任比例；二、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是否应对陈礼根、章国飞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姜大朋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963号案件庭审笔录，姜大朋自述其自己从工地约一米高处下跳着地时不慎脚部受伤。本院认为，姜大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明知建筑工地地面不平整，存有杂物的情况下，从约一米高处下跳，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据此判令其自担50%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以及（2013）杭余余民初字第432号姜大朋诉陈礼根、骆顺华、自强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庭审笔录，陈礼根并非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直接选任，故姜大朋以骆顺华、骆忠民、骆法根、骆兆刚、应建荣、杨志法负有选任过失为由，主张各房东对陈礼根、章国飞的赔偿义务负连带责任，对于各房东要求过于严苛，本院难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姜大朋的暂住证，其从事职业系工程施工，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因姜大朋从事工程施工，故姜大朋系从事非农产业，故一审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不当，姜大朋按照201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张残疾赔偿金80786元，经核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姜大朋其他损失项目金额，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姜大朋因伤导致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为153087.86元，章国飞、陈礼根各赔偿其中的25%，即38271.97元。鉴于案涉工程的意外伤害险和团体医疗险系陈礼根投保，一审在陈礼根责任范围内扣除了10000元的保险理赔款，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陈礼根尚应赔付28271.97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1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章国飞、陈礼根各赔偿姜大朋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18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章国飞赔偿姜大朋38271.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陈礼根赔偿姜大朋28271.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五、驳回姜大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32元，由章国飞负担856元、陈礼根负担638元、姜大朋负担21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2元，由章国飞负担884元、陈礼根负担659元、姜大朋负担1139元。姜大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章国飞、陈礼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审 判 长  傅东红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代理审判员  韦 薇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徐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