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89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洁萍，女，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舜，男，199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森，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法定代表人：黄子励，该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冰，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维，男，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岗支行，营业场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76号之一101、201房号。负责人：黄映才，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冰，身份信息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维，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梁洁萍、李舜与上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岗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赤岗支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洁萍、李舜共同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的100996元出资；3.广州银行按梁洁萍、李舜的持股金额签发股东资格证明给梁洁萍、李舜，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梁洁萍、李舜拥有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4.广州银行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诗书支行工会”并不存在，梁洁萍、李舜以“诗书支行工会”名义的出资应确认为是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进行出资。梁洁萍是李健英的妻子，李舜是李健英的儿子。李健英是原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员工，已经于20l0年5月20日去世。梁洁萍、李舜已经办理了继承李健英遗产的继承公证手续。李健英在原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作期间，以工会会员的名义参股96400元，登记在“诗书支行工会”的名下，由“诗书支行工会”共同持有原广州市商业银行的股权。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的前身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和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工会委员会分别给梁洁萍、李舜出具了《证明》，证明梁洁萍、李舜个人的持股金额。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于1996年11月变更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广州城市合作银行于1999年3月变更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再于2009年9月变更为广州银行现名。广州银行赤岗支行于2009年11月变更为现名。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工会委员会没有办理过组织机构登记，不是合法存在的机构。广州银行于1999年送过一次股，“诗书支行工会”原持股3352170元，送股后共持股3512009元，共送股159839股，送股比例为4.768%。该送股金额应按梁洁萍、李舜的持股比例分给梁洁萍、李舜个人。梁洁萍、李舜以“诗书支行工会”的名义出资的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身份证住处、组织机构信息使用的不完善的历史原因所引起的，广州银行当时存在大量的此类情况，甚至可以捏造一个人名作为股东。鉴于“诗书支行工会”并不存在，并且“诗书支行工会”已经有相应的实际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梁洁萍、李舜的股权应被确认。（二）一审判决所称的梁洁萍、李舜作为出资为不符合当时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的章程规定没有证据支持。1996年的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的章程并不是本案的证据，也没有在本案中出现。一审法院以梁洁萍、李舜作为出资为不符合当时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的章程规定没有证据支持。况且，广州银行赤岗支行变为广州银行的下属机构后，广州银行的章程早已多次变更，个人股东与集体股东的持股比例限制早已取消，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考虑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及广州银行现在的公司章程。即使1996年梁洁萍、李舜作为出资为不符合当时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的章程规定，如果广州银行现在的公司章程不再有类似的限制的，应当确认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的出资合法。（三）“诗书支行工会”是不合法的持股主体，广州银行应该进行清理。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指出的“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有关规定，工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其身份与工会的设立和活动宗旨不一致，可能会对工会正常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会也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工会不适合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证监会也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广州银行如果正谋求上市，工会股东必须要进行清理。（四）假如要确认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的债权的，应当同时确定广州银行的支付期限及利息标准。一审判决认为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只有债权，但是没有确定广州银行的支付期限及利息标准。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的出资已经超过二十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梁洁萍、李舜应获得的利息已经超过本金，利息在本案中很重要，不能遗漏。一审判决没有确定广州银行的支付期限，更导致一审判决不能被强制执行，如果梁洁萍、李舜需要实现债权还需要另案起诉，这也是明显不妥的，应予纠正。（五）本案争议问题实际上是实际出资人及名义股东（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工会委员会）代持股的法律争议问题，有关的问题已经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只要有关代持股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都应当有效。一审否决梁洁萍、李舜的股东资格是适用法律错误的。对于梁洁萍、李舜的上诉，广州银行辩称，广州银行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另外，补充如下：1.本案诉争的股权实际上是“诗书支行工会”的合法财产，“诗书支行工会”属于社团法人，我国工会法第46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工会财产，梁洁萍、李舜是否实际出资都不影响股权属于“诗书支行工会”的性质。同时工会法没有规定会员可以分配工会财产的权利。2.“诗书支行工会”是以工会的经费入股，工会法第42条规定，其经费来源于会员交费2%的工资收入，工会收入、政府补助、其他收入，但无论构成如何，一经属于工会的经费即不再属于个人享有。广州银行在一审提交的清产核资报告中也可清晰的看出，其股权的构成并非梁洁萍、李舜全部出资。3.如果梁洁萍、李舜真实入股，应当有个人的股权证存在，并有相关的文件支持，本次涉及诉讼的大部分人员均以个人名义在广州银行持有股权，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通过代持购买股权。4.公司上市要求工会不得持股的规定是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的规定，与本案无关。5.工会财产出资入股与梁洁萍、李舜出资入股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并非简单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忽略本身工会法和相关法律规定。6.下级工会的管理机关在法律上是其上级工会，即便出现其他导致其法律资格变更的情形也应当报上一级工会，全国总工会对工会的财产有最终的所有权。也就是说，“诗书支行工会”所持有的广州银行的股权实际上不属于梁洁萍、李舜，也不能由梁洁萍、李舜分配。对于梁洁萍、李舜的上诉，广州银行赤岗支行述称，具体意见与广州银行一致。广州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洁萍、李舜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关键性证据——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与梁洁萍、李舜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一审法院未就此进行分析论证，仅凭梁洁萍、李舜的证据即认定梁洁萍、李舜对广州银行享有债权法律依据不足。一审中广州银行提交了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截止1995年12月31日，诗书信用社工会股金合计2049252.41元，股金分别从不同会计科目如“公益金科目”转账而入，而非现金给付。梁洁萍、李舜提交的证据显示：包括梁洁萍、李舜在内的共68人【另外66人为一审法院审理的（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72号案件的当事人】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以工会名义参股共计2978344元。两份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分析论证就进行裁判，且裁判结果有失公正，缺乏法律依据。广州银行认为，羊城会计师事务所依广州市政府要求对广州市所有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清产核资检查，证据公信力明显高于梁洁萍、李舜提交的证据。因此，本案应当依据清产核资报告进行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判令梁洁萍、李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对于广州银行的上诉，梁洁萍、李舜辩称，1.关于差额问题。清产核资报告第15页第21条指明的诗书信用社的实收资本为21307000元。根据梁洁萍、李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证据一《关于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第25页，在入股时，诗书信用社的资本增加至28129479元，在此过程中资本是有增值的。这就回应了广州银行上诉中的差额问题。2.根据清产核资报告第16页中间部分提到的股金来源构成，包括七项来源，第二至七项是现金入股部分，其他部分都是超额利润奖等转让，大部分都是李健等人的奖金转入工会入股的，与广州银行称的经费来源是两回事，并不存在工会经费入股的问题。3.“诗书支行工会”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在2000年以后要经过社团法人登记，但“诗书支行工会”没有进行登记。4.“诗书支行工会”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从实际行为看其效力，并不是从其工会性质来判断，广州银行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广州银行的上诉，广州银行赤岗支行述称，与广州银行意见一致。梁洁萍、李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的100996元出资；2.判令广州银行按梁洁萍、李舜的持股金额签发股东资格证明给梁洁萍、李舜，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梁洁萍、李舜拥有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3.广州银行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洁萍、李舜为证明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股东名称为诗书支行工会的股权证复印件，显示1999年1月1日余额为3512069元，盖有广州市商业银行业务公章;员工及股本金额名单复印件，显示员工名称及相应的股本金额。梁洁萍、李舜表示该名单是股权清单，为诗书支行工会个人的持股汇总表；2、《证明》原件，载明：李健英同志在我行工作1988年至1995年期间，以工会会员名义参股96400元，以资证明。出具日期为1996年，盖有“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工会委员会”，及在“情况属实”上盖有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的印章。梁洁萍、李舜表示该证据证明个人的持股情况；3、梁洁萍与李健英的结婚证、李舜的出生证、李健英的死亡医学证明及公证书，证明李健英已于2010年5月20日因病离世，李健英的遗产由其妻梁洁萍、其子李舜共同继承；4、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8月8日向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出具的《关于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载明同意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并核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章程》，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资质。该行开业的同时，广州市45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按协议自动解散，成为该行的分支机构，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自动终止等内容。诗书街城市信用社为上述45家城市信用合作社之一；1996年11月19日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办理注销登记；1999年3月11日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银行；2009年11月30日，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诗书支行更名为广州银行赤岗支行。5、广州银行及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诗书支行工会委员会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核查的情况，梁洁萍、李舜表示现经核查诗书支行工会已不再存在。另，一审庭审中梁洁萍、李舜表示：1996年以前诗书街城市信用社是属于集体企业，章程规定必须是个人股东最多占30%，其他的企业或者是集体股东要占70%，当时信用社发动了很多员工个人持股，而公司的入股账户不足，所以1987年至1996年信用社的奖金是没有发放的，都放到信用社工会，以工会股金的名义进行持股，是为了使信用社符合要求。诗书信用社工会在1995年的股本是2049252.41元，员工有进有出，股金每年都有调整。1995年诗书街城市信用社也有发股权证给全部职工，有一次很大的一个送股，完成送股之后信用社把旧的股权证收回去，开出了新的证明，故梁洁萍、李舜持有的《证明》是在城市合作信用社合并为城市合作银行完成送股之后的金额。对此，广州银行表示：梁洁萍、李舜提交的诗书支行工会股权证、员工及股本金额名单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此外员工及股本金额名单没有加盖任何公章，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对于梁洁萍、李舜提交的《证明》，确认所盖印章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因为梁洁萍、李舜提出员工所有的股权总额已经接近300万元，但是1995年12月31日却只有80万元，梁洁萍、李舜称这些钱是以员工名义统一入到工会，为何在1995年没有转制时还是合作信用社时不能开具该《证明》，为何到1996年变成支行才开具？梁洁萍、李舜称员工出资入股诗书工会，既然是出资入股，应当有转账记录，应当有出资证明，但梁洁萍、李舜没有任何证据提交；梁洁萍、李舜称这些都是诗书工会的章程规定让他们入股的，应该要有相关的文件，并且经过全体股东同意才可以进行入股；最后梁洁萍、李舜称这些钱是年终奖没有发放进行入股的。对此广州银行有包括何瑞华提供的相关文件及转账凭证都可以证明，仅1995年就发放了100多万元的年终奖，其中有100万元被总行发现之后予以冻结，故并不是梁洁萍、李舜所说的没有发放年终奖将年终奖放入工会的情况。关于印章的问题，支行的公章根据行里面的规定，经过申请人申请，经过行领导签字就可以使用，当时的行领导是何瑞华，也就是说这两个公章的使用与否完全取决于内部，之所以没有赶在1995年就证明工会项下200万元是职工所有的原因，在于刚好进行清产核资，不能也不敢在广州市政府的眼皮底下把这些股份进行私分，所以才会趁着1995年年底到1996年从信用社转到支行的过程中进行处分。为此，广州银行提交以下证据证明：1、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对广州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清产核查时查证的股东名册及股东出资情况（截至1995年12月31日），载明：其中诗书信用社出资338547.59元、诗书信用社工会出资2049252.41元；本社及其工会股金来源构成如下：1、94年按制度规定，按营业收入1%，提取充实资本金338547.59元；2、两年从“奖励金”户转入165800元；3、从94年“应付工资”户转入502400元；4、历年从“公益金”户转入28534.77元；5、历年从“超额利润奖”转入512700元；6、职工现金集资入股809817.64元；7、95年配股30000元。自然人股东情况调查表显示李健英于1994年9月30日入股，股本金为3000元。2、何瑞华自查报告、退回奖金计划、关于本人违规发放奖金问题的检讨及退款的计划，载明诗书支行98年10月间违规发放巨额奖金，何瑞华本人共领了103.54万元，其接受总行的处理决定，并承诺按退还计划归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洁萍、李舜是否具有广州银行的股东资格，然本案中梁洁萍、李舜并未向法庭提交其所持股份的股权证原件，亦未有证据证明诗书支行工会项下的股权由员工个人合法所有。梁洁萍、李舜所述：1996年以前诗书街城市信用社是属于集体企业，章程规定必须是个人股东最多占30%，其他的企业或者是集体股东要占70%，当时信用社发动了很多员工个人持股，而公司的入股账户不足，所以1987年至1996年信用社的奖金是没有发放的，都放到信用社工会，以工会股金的名义进行持股，是为了使信用社符合要求。可见，即便梁洁萍、李舜所述属实，章程明确规定了个人股东持股的比例限制，而诗书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员工假借工会的名义持股，实质为个人持股，亦有违章程的规定。现梁洁萍、李舜提交了《证明》原件，广州银行亦对《证明》所盖的印章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此，一审法院对李健英出资96400元予以确认，该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梁洁萍、李舜作为李健英的合法继承人，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96400元的债权。梁洁萍、李舜主张广州银行按梁洁萍、李舜的持股金额签发股东资格证明给梁洁萍、李舜，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梁洁萍、李舜拥有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广州银行赤岗支行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96400元的债权；二、驳回梁洁萍、李舜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梁洁萍、李舜负担110元，广州银行负担2210元。二审诉讼中，广州银行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的《广东省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粤工社法证字第02020203号，发证机关：广州市越秀区工会，日期：1995年9月25日）（复印件），拟证实“诗书支行工会”是存在的，并在1995年进行了登记；2.广州银行《出席2007年度股东大会法人股股东名单》（记载股东号：F180031，股东名称：诗书支行工会，股本：3512069，签到人：杨贤列）、杨贤列身份证复印件，拟证实诗书支行工会曾在2008年委派时任广州市商业银行诗书支行行长的杨贤列代表诗书支行工会参与会议。对此，梁洁萍、李舜质证认为，1.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实际上，在工会法修改后，要求所有的工会都要重新登记，但“诗书支行工会”没有进行登记；2.杨贤列是作为行长参与会议，并没有得到诗书支行工会的授权，故杨贤列并没有合法手续代表诗书支行工会，是广州银行的单方操作行为。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发出《协助调查函》，请该会查证如下事项：1.广州银行提交的上述资格证的内容、效力有无发生变化；2.如发生变化，则原“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的权利义务现由谁承继。该会于2017年7月14日函复本院称：1.广州银行提交的上述资格证办证原始档案找不到，故无法比对确认；2.1996年10月，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派人口头告知诗书街道工会：由于企业改制，1996年9月起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将隶属于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工会，不再隶属于诗书街道工会及越秀区工会。至今，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未曾到该会办理上述证书的变更或注销手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二审中，各方均确认案涉争议的是登记在诗书支行工会名下的3512069股广州银行股份。2.二审庭询中，本院同时审理的（2017）粤01民终8916号案件的当事人何卫平称曾代表诗书支行工会出席广州银行股东大会，是上一级工会越秀支行通知的，但诗书支行工会现无资料，也不知道有多少会员。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梁洁萍、李舜诉请确认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100996元的出资，广州银行按梁洁萍、李舜的持股金额签发股东资格证明给梁洁萍、李舜，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梁洁萍、李舜拥有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是否应予支持；二是一审判决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96400元的债权是否应予撤销。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二审中，各方均确认案涉争议的为登记在“诗书支行工会”名下的3512069股广州银行股份。其次，根据梁洁萍、李舜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广州银行为包括原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在内的原广州市45家信用合作社合并设立，原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股东包含“诗书支行工会”，在合并后，“诗书支行工会”变更为广州银行的股东之一。在上述合并设立和更名过程中，分别经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备案登记手续，“诗书支行工会”作为广州银行的股东持有3512069股得到了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确认。梁洁萍、李舜上诉主张“诗书支行工会”为不合法的持股主体，缺乏理据。再次，二审审理过程中，广州银行补充提交了“诗书支行工会”的法人资格证和广州银行2008年召开股东大会的签到表，本院同时审理的（2017）粤01民终8916号案件的当事人何卫平亦称曾代表“诗书支行工会”出席广州银行股东大会。此外，经本院函证，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亦未否认“诗书支行工会”的主体资格，且称该工会曾在1996年10月派人口头告知“由于企业改制，1996年9月起广州市诗书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会将隶属于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工会”。鉴此，梁洁萍、李舜上诉主张“诗书支行工会”并不存在，缺乏理据。最后，梁洁萍是李健英的妻子、李舜是李健英的儿子，李健英原为“诗书支行工会”会员，李健英与“诗书支行工会”并不属于平等的商事主体关系。综上，不论梁洁萍、李舜上诉主张的李健英以“诗书支行工会”的名义投资100996元入股广州银行的事实是否属实，与李健英（继承人梁洁萍、李舜）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亦应为“诗书支行工会”而非广州银行。梁洁萍、李舜直接向广州银行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等权利，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确认梁洁萍、李舜继承取得对广州银行拥有96400元的债权”，与梁洁萍、李舜的诉请不符，判非所诉，故本院予以撤销。此外，广州银行未及时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关“诗书支行工会”的资格证明等证据，故广州银行应自行承担其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综上所述，梁洁萍、李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广州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洁萍、李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上诉人梁洁萍、李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30元，由上诉人梁洁萍、李舜负担2320元、上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纯金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何 浩楚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