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06民初5302号原告：杨荣坤，男，汉族，1962年9月2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原告：杨素芬，女，汉族，1936年10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丽，四川豪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旭东，男，汉族，1969年4月1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被告：宋勇，男，汉族，1975年6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被告：宋继红，男，汉族，1969年2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被告：彭丹，男，汉族，1973年9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被告唐静，女，汉族，1970年9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侯友昌，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晓东，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荣坤、杨素芬与被告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果独任审理。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荣坤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丽（同时系杨素芬委托代理人），被告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的委托代理人候友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五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604349.2元；2、五被告支付违约金4200000元；3、五被告赔偿因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杨荣坤造成的损失7387227.45元；4、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二原告原为成都滨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城公司”）的股东，持有滨城公司100%股权。2008年8月8日，滨城公司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业区管委会”）签订《成都滨城置业有限公司电力设施生产机机械加工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约定滨城公司在崇州市工业区投资电力设施生产机机械加工项目，总投资10000万元，工业区管委会为滨城公司出让崇州市工业集中区内63.7亩土地，土地价格9万元/亩，并约定若滨城公司投资未达到协议约定数额的80%，并在项目投产后税收未到达约定标准（上年缴税额不低于10万元/亩），工业区管委会有权延迟为滨城公司用地地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12月9日，二原告与五被告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二原告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五被告，五被告分阶段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五被告尚余8400000元未支付，扣除相应款项，五被告尚应支付4604349.2元未支付。因五被告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总价款21000000元的20%作为违约金即4200000元，并赔偿二原告因此受到的损失。被告辩称，第一、根据《股权收购合同》，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尚未达到支付条件。《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办理入地使用权证时支付2100000元，原告办理完毕用地手续后支付4200000元，剩余2100000元为保证金，待原告将合同签订前发生的滨城公司的全部债务结清后支付或按已结清债务比例分期支付，但原告尚未开始办理用地手续、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未结清相关债务，被告不应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第二、未能办理土地手续的责任不在被告一方。办理土地受用权证是原告的合同义务；原告在向被告转让股权时，并未按照《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数额和期限进行投资建设，已经构成对《投资协议书》违约的事实，故工业区管委会不予办理国土使用权证；原告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时已知悉滨城公司违反《投资协议书》的情形，但仍在《股权收购合同》中承诺办理国土使用权证，是对被告的欺诈；《股权收购合同》未约定被告收购股权后对用地项目进行投资建设的强度和期限，故被告对项目建设投产的总投资和建成投产期限问题，不存在违约；事实上，被告收购股权后立即开展了项目的设计、规划、报建、施工，在两年内建设投资达到20000000万余元，并投产经营；第三、原告故意隐瞒与成都东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公司”）签订的《用地协议》，被告收购股权后，东光公司对施工现场进行骚扰和司法诉讼，直到2014年4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用地协议》无效，此间，滨城公司因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明确，一直无法展开对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第四、被告一直催促原告办理土地证，并积极提供相关资料。第五、即使要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算账，原告不能收取转让款，且应补偿被告。《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土地价格为12万元/亩，《补充协议》约定为9万元/亩，但滨城公司未在《补充协议》约定时间付款，未按约定期限完成施工图纸审查、进场施工、主体厂房竣工及建成投产，根据被告向工业区管委会了解，土地价格应按13万元/亩计收，土地价格即为8450000元。《股权收购合同》中约定的遗漏债务尚未处理完毕。第六、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金及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8日，工业区管委会（甲方）、滨城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乙方在甲方崇州市工业区投资电力设施生产及机械加工项目，总投资10000万元，用地总面积63.79亩，其中代征面积6.36亩，所在土地为国有工业建设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为每亩120000元，代征地土地价格为每亩60000元；项目建成投产运营2年后，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年上缴税收不低于100000元/亩；如乙方总投资未达到协议约定数额的80%，并在项目投产运营后税收未达到本协议约定标准，甲方有权延迟为本协议约定地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并且乙方不再享有甲方给予的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乙方遵守《投资协议书》，甲方对该项目从基础建设费用等方面予以扶持，费用从土地价款120000元/亩（代征地60000元/亩）中直接予以扣除，即该项目土地价格为90000元/亩（代征地45000元/亩）。2010年2月1日，工业区管委会向滨城公司出具《项目促建通知书》，记载“根据《投资协议书》约定，我委早已将《投资协议书》约定的项目用地移交贵公司，经我委多次反复催促，贵公司至今未按《投资协议书》约定时间开工建设……”。2012年12月9日，二原告（甲方）与五被告（乙方）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整体转让其投资的滨城公司全部股权，甲方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1000000元，第4-1条约定签订本合同次日支付总价款的40%为8400000元，第4-2条约定办理完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备案次日，乙方支付总价款20%为4200000元，第4-3条约定甲方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支付总价款的10%为2100000元，第4-4条甲方办理完滨城公司用地手续支付总价款的20%为4200000元，第4-5条约定剩余总价款的10%作为保证金，待甲方将本合同签订前发生的滨城公司全部债务结清后支付2100000元，或按已结清债务的比例分期支付；按照协议约定由甲方办理和取得相关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证的办理、取得土地权利需要缴纳的一切费用）；乙方购买甲方股权后，甲方不能为乙方办理土地相关手续，或其他甲方原因致使《投资协议书》无法履行等，甲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乙方未按约定支付合同价款，需向甲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责任。2012年12月10日，滨城公司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杨荣坤变更为宋继红，将股东由杨荣坤、杨素芬变更为孙旭东、宋勇、彭丹、唐静、宋继红。2012年12月11日，宋继红（接收人）、杨荣坤（移交人）签署《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确定固定资产金额为12111186.2元，其中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双方签署《滨城置业应收应付账款明细清单》，确认应收账款合计3445056.22元，应付账款合计5042546.42元。双方签署《滨城置业资料移交清单》，确认移交资料包括《投资协议书》等文件。2014年4月2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民终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滨城公司与东光公司于2008年8月19日签订的《用地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属于法定无效的情形，并判决“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3）崇州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成都市东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2013年至2016年，滨城公司纳税金额、投资金额均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标准，《投资协议书》约定地块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3条“甲方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支付总价款的10%为2100000元”在签订合同时的实际意思为在甲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向工业区管委会支付2100000元土地出让金，原告表示，在本案中对该条款约定的2100000元股权转让金不予主张，并表示对《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3条约定的2100000元保证金亦不在本案中主张。本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表示本案中不主张应向工业区管委会支付的2100000元及保证金2100000元，该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责任由哪方承担，以及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关于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责任应由哪方承担的问题，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实际控制滨城公司的有效证件及印章，原告作为个人不能以其自身名义办理相关手续，被告则认为按照《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原告应承担办理土地使用权责任的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本院认为，虽然《股权收购合同书》中约定由原告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但土地的使用主体为滨城公司，仅滨城公司才具有办理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主体资质，《股权收购合同书》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设定于原告系不恰当的，仅凭原告个人不能为滨城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主体为滨城公司，原告仅能承担协助滨城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原、被告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后，以被告为股东的滨城公司应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原告认为滨城公司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不符合《投资协议书》标准的责任在被告，与原告无关；被告则认为其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滨城公司的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即不符合《投资协议书》标准，系原告造成了滨城公司违约。本院认为，原、被告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其中《滨城置业资料移交清单》已明确双方移交资料包括《投资协议书》，该证据证明被告在收购滨城公司股权时，清楚滨城公司与工业区管委会签订有《投资协议书》，双方在确认股权转让价款时，应已考虑到合同签订时滨城公司按照《投资协议书》投资情况及建设情况的事实，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在收购滨城公司股权后，滨城公司应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义务，完成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庭审中，被告提出因原告与东光公司签订《用地协议》，导致东光公司对施工现场进行骚扰和司法诉讼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滨城公司与东光公司签订的《用地协议》已于2014年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无效，该障碍已于2014年消除，滨城公司应按《投资协议书》约定完成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滨城公司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标准，以及滨城公司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息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投资协议书》第4-4条约定原告办理滨城公司用地手续后，被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该条款虽约定了被告的付款条件，但办理土地手续的主体资格由滨城公司享有，原告个人并不能成就该条件，且滨城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是因由被告作为股东的滨城公司违反其与工业区管委会约定所致，与原告无关，原告已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变更公司登记，被告已实际收购了滨城公司全部股权，《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应视为成就，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股权转让款总金额20%即4200000元支付违约金的诉请，本院认为，被告未按照《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被告已实际向原告支付12600000元股权转让款，本案中确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股权收购合同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予以调整，调整为4200000元的20%即84000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840000元违约金。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7387227.45元，并向法院提交（2014）武侯民初字第3230号《民事调解书》、（2014）成民终字第6099号《民事判决书》、（2015）成民终字第6583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协议》等证据，拟证明原告因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实际关联、亦不能证明原告向他人借款与被告违约付款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原告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二、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违约金840000元；三、驳回杨荣坤、杨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430元，减半收取36715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果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万淑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