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34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伟卫，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芳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士田，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现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威，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杜伟卫因与被上诉人赵士田、李志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杜伟卫二审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不属于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相关当事人亦明确表示不要求二审安排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本案二审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伟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士田对杜伟卫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纠纷是赵士田与李志威恶意串通、故意陷害杜伟卫承担债务所产生。杜伟卫不认识出借人赵士田，也不清楚李志威与赵士田之间的关系。从证据上可以看出，李志威与赵士田一早就存在借贷关系，因为李志威无法还款，故二人协商，要求增加担保人，杜伟卫因为与李志威相熟，又是同事关系，所以在空白协议上签字。但两人口头协议是担保2万元债务，并非是18万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恶意串通、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无效的，可以撤销。2.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李志威已经收到了赵士田的借款。本案中，只有借条和收据，没有任何支付证明和银行相关转账或取款记录，故无法证明李志威已经收到了赵士田的借款。且赵士田与李志威恶意串通，更加不会支付以上借款，这只是陷害杜伟卫的行为。3.杜伟卫是一个收入低微的人，每月平均工资只有3000元，根本无法偿还18万元借款，故不可能愿意为18万元债务提供担保。杜伟卫只是受赵士田与李志威蒙骗，签订了空白的借款担保协议。赵士田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李志威二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无递交书面答辩意见。赵士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伟卫、李志威连带偿还赵士田借款本金18万元，并支付从2013年8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中，赵士田陈述之前李志威曾向其借款并清偿。2013年8月10日，赵士田与杜伟卫、李志威达成借款18万元并对该借款提供担保的借款担保协议。赵士田于当天向李志威交付借款18万元现金，李志威、杜伟卫对此出具收条认可收到该现金。2014年2月7日，赵士田向李志威、杜伟卫追讨欠款时，李志威、杜伟卫向赵士田出示承诺书一份，承诺对该借款予以清偿并承担担保责任。借款到期后，赵士田向李志威、杜伟卫追偿，李志威、杜伟卫均未清偿。以上事实，赵士田提供了《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收到条》等书证予以证实。经质证，杜伟卫辩称其只对2万元款项提供担保，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赵士田提供的证据也表示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赵士田所提供的书证及其陈述，能够认定赵士田与李志威之间已达成了借款18万元的借款合意。赵士田与李志威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杜伟卫自愿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赵士田按约定将款项交付给李志威，并由李志威出具《收到条》予以证实。借款期满后，李志威、杜伟卫并未还款。本案李志威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反驳证据或发表质证意见，应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的规定，赵士田要求李志威、杜伟卫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并自2013年8月10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杜伟卫虽辩称只对借款2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但赵士田提供的上述书面证据均显示杜伟卫对借款18万元承担担保责任，故杜伟卫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于2016年2月15日判决：李志威、杜伟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连带清偿赵士田借款本金18万元，并自2013年8月10日开始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88元（赵士田已预付），由李志威、杜伟卫共同负担，并迳付赵士田。本案二审期间，杜伟卫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份由案外人广州市第三公共汽车公司第一分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出具的《收入证明》，拟以此证明李志威的收入情况，从而说明其与李志威同属一个公司，收入相当，不可能借取本案如此大笔金额的款项。经质证，鉴于根据《收入证明》落款处载明的出具时间，该证据早在本案一审立案前就已形成，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并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接纳。经二审查明，根据赵士田一审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和《借条》记载，本案借款是李志威以其个人名义向赵士田借取，杜伟卫以保证人身份在该协议书和《借条》上签字；《收到条》显示，李志威以收款人身份确认已全额收到所借18万元现金，杜伟卫以“证明人”身份在落款处签字；涉案《承诺书》由李志威于2014年2月7日出具，载明“由杜伟卫担保本人李志威于2013年8月10日借赵士田拾捌万元整（￥180000），……”，杜伟卫以“证明人”身份在落款处签字。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与前述事实不矛盾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杜伟卫主张其在《借款协议书》、《借条》和《收到条》上签字时，其上面均未记载借款金额；2013年8月10日其是与赵士田、李志威一起吃午饭，但赵士田所称已当其面将本案借款18万元交给李志威不是事实，当时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只有2万元；李志威与赵士田恶意串通对其进行陷害等。但对于以上主张，杜伟卫均无提交证据证实，赵士田亦予否认。对于2014年2月7日的《承诺书》，杜伟卫二审主张是受赵士田胁迫所签署，但并无该方面证据可予佐证，其在《承诺书》签署后也没有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杜伟卫上诉主张，本案纠纷是赵士田与李志威恶意串通对其进行陷害所产生，当时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只有2万元，赵士田也没有当着杜伟卫的面将涉案18万元现金借款交付给李志威，杜伟卫在前述《借款协议书》、《借条》和《收到条》上签字时，其上面均未记载借款金额。但是，对于以上主张，杜伟卫并无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赵士田亦予否认，依法应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2013年8月10日杜伟卫在《借款协议书》、《借条》和《收到条》上签字时，其上面有关借款金额的记载为空白，杜伟卫当时尚不清楚具体的借款金额，但到了2014年2月7日李志威出具《承诺书》时，《承诺书》中已明确记载由杜伟卫为李志威向赵士田借款18万元提供担保，此时杜伟卫仍在《承诺书》上签字，即表明其确有为本案18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杜伟卫二审称该《承诺书》是受赵士田胁迫所签署，但并无相关证据可予佐证，其在《承诺书》签署后也没有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故对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上述法律文书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确定杜伟卫的保证责任。现李志威逾期未能偿还借款本息，赵士田请求杜伟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杜伟卫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需指出的是，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本案的借款人即主债务人为李志威，杜伟卫只是作为保证人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与李志威共同作为借款人向赵士田借款，故此，本案债务的最终责任人是李志威，杜伟卫在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债务人李志威追偿。一审判决的判项表述不尽科学严谨，本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所述，杜伟卫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但判项表述不当，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479号民事判决判项为：李志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赵士田清偿借款本金18万元，并自2013年8月10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杜伟卫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李志威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88元（赵士田已预交），由李志威负担并迳付赵士田；二审案件受理费5688元，由杜伟卫负担并在其已预交的诉讼费用中直接转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筱锴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蔡晓倩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