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承民终字第00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法定代表人赵向阳。委托代理人张明军，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邹庆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6医院神经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云龙。委托代理人梁文喜。委托代理人武汉仕，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高寺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以下简称二六六医院）与被上诉人薛云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上诉人二六六医院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09）双桥民初字第1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二六六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明军、邹庆贵，被上诉人薛云龙的委托代理人梁文喜、武汉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原告系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双峰寺镇山湾村农民，2008年11月11日，因患右三叉神经痛，入被告处住院治疗，2008年11月14日，被告为原告行“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术后10小时原告出现精神症状，病情逐渐加重，经诊断为颅内感染，后继发肺部、泌尿系统感染等，经七个多月的抗炎等综合治疗，原告病情得以控制，2009年6月20日，原告出院，原告共计住院221天。经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1级，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同时需要进行后续治疗；原告支付鉴定费16950.00元，鉴定人出庭费2000.00元，鉴定人出庭差旅费2000.00元。原告住院治疗期间支付交通费4867.00元，同时查明，原告次子薛强的出生日期为2001年1月28日。另查明，承德市医学会出具的医鉴〈2010-015〉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明被告使用的植入性Tefion棉垫无相关信息标识，不排除与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河北省医学会冀医鉴2011-0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明此次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2012）临床鉴字第11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损害后果与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B级，赔偿比例最高不超过20%。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正确，原告患“右三叉神经痛”有手术指症，无手术禁忌症，被告为原告行“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术式选择合理，术后给予吸氧、重症护理、止血、镇静、抗感染等治疗，符合术后治疗原则。现代医学是实践性科学，由于人体结构复杂且存在个体差异，疾病的发展也复杂多样，在目前的医学科学水平上，任何手术均会有术后并发感染的风险，考量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是否应承担责任，应从其术前是否预见可能发生并发症、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积极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并发症发生后的救治是否得当，患者是否有后果，该后果和医疗行为是否有直接联系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本案中，被告在为原告做手术时使用了Tefion棉垫，该产品属于国务院2000年实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医疗器械，即本条例所称医疗器械，是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材料或者其他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软件；其用于人体体表及体内的作用不是用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手段获得，但是可能有这些手段参与并起一定的辅助作用；其使用旨在达到下列预期目的：（一）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护、缓解；但被告对该植入人体的产品有关情况没有记载，也没有详细告知原告，因此，被告在手术中的操作有瑕疵，不能排除该植入产品和原告颅内感染没有联系。术后，在并发症发生后的救治方面因其未对原告脑脊液进行病原学检查和药敏试验，不利于选择有效的抗菌素治疗，存在医疗不足，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和原告的损害后果，认为被告应承担70%的责任比例较为适宜。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中，有正规票据的为38.70元，其余的为收据、处方、患者费用明细表等，对有正规票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486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中，住院期间因有医务人员参与护理，故确定此期间（2008年11月11日至2009年6月20日，共计221天）的护理人员为1人，每天60元，共计13260元，出院后，原告病情趋于稳定，经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1级，需要完全护理依赖，故确定出院后给付护理费的期限为20年（自2009年6月21日开始计算），此期间考虑护理人员为2人，给付标准均为60元∕天，总计876000.00元；两项护理费总计889260.00元；原告主张后期康复治疗费226860.00元（945.25元∕月×12月×20年），原告住院期间误工费55891.00元（13664元／365天×1493天）、残疾赔偿金182040.00元（9102元×20年），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抚养人薛强生活费，因被抚养人薛强的母亲亦需对薛强尽抚养义务，故薛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确定为21469.00元（6134×7年∕2）；原告关于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确定为500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6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薛云龙医疗费38.70元、交通费4867.00元、误工费55891.00元、残疾赔偿金1820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000.00元、护理费88926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469.00元、后期康复治疗费226860.00元，合计1390725.70元的70%，计973507.99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6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薛云龙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三、驳回原告薛云龙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30.00元，保全费100.00元，鉴定费16950.00元，鉴定人出庭费2000.00元，鉴定人出庭差旅费2000.00元，合计38480.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6医院负担。上诉人二六六医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对于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责任程度等案件事实，应依据司法鉴定结论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加以认定。2、本案被告在原一、二审程序中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发还重审后虽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未提出证据证明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依法不应委托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虽委托了重新鉴定，但受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法未做出重新鉴定结论，一审法院仍应将中衡司法鉴定所的（2012）临床鉴字第lll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证据，证据不充分。3、承德市医学会的医鉴（2010-01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为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当事人不服申请委托省医学会组织再次鉴定，省医学会做出与市医学会不同的鉴定结论，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德市医学会的首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4、河北省医学会的冀医鉴2011-0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和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的（2012）临床鉴字第lll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均为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两份鉴定意见书的分析意见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5、依据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的（2012）临床鉴字第11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20%。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认定并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年的后期康复治疗费，没有法律依据。1、中衡司法鉴定所（2012）临床鉴字第34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后期康复治疗期限未作出明确鉴定意见，我国法律无关于后期康复治疗期限的规定，原判决在上诉人只同意给付l0年后期康复治疗费的情况下，认定并判决给付20年的后期康复治疗费，没有法律依据。2、中衡司法鉴定所（2012）临床鉴字第34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后续治疗建议为“康复训练，疗程可根据肢体功能恢复之实际情况而定。”被上诉人后10年是否仍需康复治疗要看其前10年康复治疗的效果，如经过10年的康复治疗生活能够自理或没有明显效果，则无需再进行康复治疗。如经前10年的康复治疗有明显效果，则应当继续康复治疗，被上诉人可以就后10年的康复治疗费另行主张权利，但后10年的护理费亦应根据前10年康复治疗的效果进行相应的调整。3、原判决认定并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年的后期康复治疗费，没有考虑康复治疗的效果，明显不合理。上诉人认为最长不应超过10年。三、原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年的护理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上诉人认为根据被上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及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等因素将其护理期限先确定为10年，后10年是否需要护理要看前10年康复治疗的效果决定。经过前l0年的康复治疗有明显效果，日常生活能够自理的，则后十年无需护理；经过前10年的康复治疗没有明显效果，日常生活仍不能自理的，则后10年仍需护理，但不应在给付其后10年的康复治疗费。只有这样认定并判决才合理。3、原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年的护理费未充分考虑被上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康复效果等因素，是不合理的，应予以纠正。四、原审判决认定后续护理期间护理人员为2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2009）双桥民初字第l238号民事判决认定后续护理期间护理人员为1人，合法合理，上诉人没有异议。2、本案（2013）双桥民初字第2399号民事判决认定后续护理期间护理人员为2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明显不合理。五、原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2、原判决给付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只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被上诉人伤残等级为1级）、“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精神抚慰金最高金额为50000元）因素，没有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本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院方存在医疗不足）因素，属适用法律错误。3、请求二审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时，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被上诉人伤残等级为1级）、“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精神抚慰金最高金额为50000元）、“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本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院方存在医疗不足）等因素，改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六、上诉人为被申诉人使用的Teflon棉垫的来源合法，消毒、使用不违反诊疗常规。1、266医院为薛云龙手术中使用的Teflon棉垫系由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通过合法途径进货后无偿提供给266医院使用的，附属医院已经出具证明并提供了Teflon棉垫生产厂家名称、地址、批号等相关资料，Teflon棉垫来源方面的事实已可查清。2、王忠诚主编的《神经外科手术学》“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手术治疗”一节（第478-480页）、赵继宗主编的《微创神经外科学》“微骨窗入路治疗颅内疾病”一章（第414-419页），对“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中Teflon棉垫的使用方法有明确、具体的说明，266医院术中将Teflon棉垫剪成小块使用不违反诊疗常规。且在河北省医学会的冀医鉴2011-0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和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的（2012）临床鉴字第ll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均有对此进行记叙及论证。3、266医院为薛云龙手术中使用的Teflon棉垫在术前已经消毒且经检测合格，足以证明消毒检测合格的检测卡就贴在薛云龙在266医院的住院病历中。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薛云龙答辩称：一、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三叉神经痛诊断错误、手术治疗错误。1、核磁共振检查，末见血管压迫三叉神经。上诉人诊断为因血管压迫所致三叉神经痛；2、未见血管压迫三叉神经却行三叉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手术；3、门诊确定被上诉人服用卡马西平有效，非手术适应症，住院两天后变为欠佳、不佳、无效，第三天实施手术；4、违反三叉神经痛首选药物治疗原则（以上见证据1-5号，证据38号，医学资料摘要第1-2号）；二、上诉人手术违反医疗规范，植入颅内不明垫物导致术中细菌附随进入颅内，造成被上诉人术后颅内菌感染。1、上诉人手术，使用不明颅内植入物。手术时说是Teflon棉垫（特氟龙），6年后又证明说是CHEST（契斯特）；2、使用的颅内植入物来源不合法，上诉人不知其手术植入颅内的棉垫的品牌、名称、生产企业、产品规格、型号、批次、灭菌有效期、使用规范等情况；3上诉人使用颅内植入物的医疗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医疗规范和神经外科专用产品规定，造成术中细菌进入颅内、术后颅内感染的后果（以上见证据6至14号，证据38号，医学资料摘要第3至5）。三、被上诉人术后颅内感染，损伤中枢神经，致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性改变，出现一系列连锁病症，造成被上诉人肢体全瘫、大小便失禁、性功能丧失、双耳聋、语言功能障碍等1级伤残后果（以上见证据15至20号，医学资料摘要6至10）。四、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术后颅内菌感染及临床相继出现的意识昏迷、呼吸暂停、肢体瘫软、大小便失禁、双耳聋、语言功能障碍等颅内神经受损连锁病症和泌尿系感染、臀部感染、双肺感染等并发症，诊断延误，抢救、治疗不当、不力，并影响了治疗和康复后果（以上见证据21-33号，医学资料摘要第9至10号）。五、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所做鉴定，须经质证确认其证据效力。上诉人以其利益主张为中心，不论鉴定结论是否有据、有理、合法，凡利己者就认定有效，凡不利己的一律否认。㈠承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上诉人手术和手术植入颅内Teflon棉垫无标识信息，与术后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褥疮破溃与术后颅内感染有关，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正确，有理有据。上诉人不认可，未提供事实和相关依据证明。㈡上诉人认为，承德市首次医疗事故鉴定已由河北省医学会再次医疗事故鉴定否定，失去证据效力，此主张不能成立。河北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没有否定承德市医学会的鉴定内容，法律无后次鉴定否定前次鉴定的规定。上诉人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2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支持其此主张，不适当。该法规和办法的两条款规定与其主张不相关。㈢司法鉴定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三叉神经痛的诊断正确，术式选择合理、正确；术后颅内感染系被上诉人三叉神经痛衍生并发症，与手术和手术使用不明颅内植入物无关；被上诉人目前伤残系三叉神经痛造成和认为上诉人医疗过错轻微，承担10%-20%责任的结论意见都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医学科学技术知识和临床依据。上诉人坚持认为司法鉴定结论正确，是合法证据，法院应依据该鉴定证据判决本案，对此，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以上见证据34至37号）。六、上诉人关于其医疗过错和所承担责任问题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据。㈠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其负主要责任，承担70%的赔偿义务不当，应按司法鉴定结论判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一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须2人护理不当。认为1人护理的主张，脱离实际，无法无据。㈢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评残后的护理费，后续康复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计算时间20年、一次性给付是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是上诉人主张违反法律规定。㈣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其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不当，应按司法鉴定结论轻微责任，给付20%，即1万元抚慰金，此主张违背事实和相关规定，不能成立。上诉人提起上诉无任何证据，上诉主张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希望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针对本案另查明下列事实：⑴2013年12月6日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给二六六医院出具证明载明：“我院曾于2007年至2009年间，无偿提供上海契斯特医疗科技公司生产的涤纶修补材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使用，特此证明。”经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核实，本院提出了在医疗物品出入库时有无备案登记资料凭证情况，向二六六医院无偿提供上海契斯特医疗科技公司生产的涤纶修补材料Teflon棉垫，在取走该材料时双方有无交接手续情况，以及两个医院主任之间进行给付和取走医疗产品，是经过两个医院同意的医疗行为等情况，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每个问题进行了作答，没有提供原始证据予以佐证。⑵2010年6月28日承德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分析意见载明：“1、医方诊断明确，治疗方法选择得当。2、《手术方式及风险知情书》中已明确告知包括颅内感染等各种可能发生的手术并发症，并已征得患者家属签字同意。3、医方术中使用的植入性Tefion棉垫无相关信息标识，不排除与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患者术后出现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褥疮等并发症与颅内感染有关。”鉴定结论为：“此医疗争议构成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⑶2010年6月28日河北省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载明：“1患者薛云龙主因因右侧面颊部阵发性剧痛，反复发作8年加重1个月，于2008年11月11日入住二六六医院神外一科。入院诊断：①右侧三叉神经痛（Ⅱ、Ⅲ支）；②陈旧性心肌梗死；③腰椎间盘突出术后。医方诊断明确，有手术适用症，术式选择正确。2、患者术后早期出现颅内感染，医方处理及时、有效。3、开颅术后颅内并发症属于难以预测的情况。4、手术植入物标识不全，属于医疗管理缺陷；1级护理期间患者出现压疮，医方存在医疗过错；但与患者手术发生的并发症无因果关系。”⑷2012年8月30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二六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薛云龙）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不足，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有轻微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考虑1%-20%）。”⑸2012年8月30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1、被鉴定人薛云龙的伤残等级属一级。2、被鉴定人薛云龙目前需要完全护理依赖。3、其后续治疗方案详见分析说明，该方案所需费用可参考当地县医院收费标准。”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六六医院与被上诉人薛云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争议的焦点是：二六六医院在为薛云龙进行三叉神经痛手术治疗时向薛云龙颅内植入Tefion棉垫，导致薛云龙颅内感染的并发症，并造成一级伤残是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的比例和数额；二六六医院向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索取手术植入物Tefion棉垫的来源，以及两个医院之间有无相关的交接凭证。一审法院针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先后委托三个单位进行了四次鉴定，得出了四个鉴定意见。⑴承德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分析意见和最终意见为：“医方术中使用的植入性Tefion棉垫无相关信息标识，不排除与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患者术后出现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褥疮等并发症与颅内感染有关。鉴定结论为此医疗争议构成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该意见回答了薛云龙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予以采信；⑵河北省医学会鉴定的分析意见和认定的事实是“手术植入物标识不全，属于医疗管理缺陷；1级护理期间患者出现压疮，医方存在医疗过错；但与患者手术发生的并发症无因果关系。”该意见否定了与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与事实相悖，不予采信；⑶2012年8月30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鉴定的意见是“二六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薛云龙）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不足，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有轻微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考虑1%-20%）。”但该鉴定机构人员一审出庭时，对被鉴定人提出的质询问题，答复意见含糊不清，鉴定意见存在瑕疵，不予采信；⑷2012年8月30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鉴定薛云龙的伤残等级属一级，薛云龙目前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其后续治疗方案所需费用可参考当地县医院收费标准，该鉴定意见较为客观，符合实际，予以采信。二六六医院在为薛云龙手术治疗右三叉神经痛时植入了Tefion棉垫，承德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分析意见载明“医方术中使用的植入性Tefion棉垫无相关信息标识，不排除与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存在因果关系，”该分析意见客观真实，可信度较高。因为二六六医院作为正规的医院，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索取的Tefion棉垫的来源情况应当记载清楚，在对患者薛云龙进行手术治疗时的手术记录应当记录完整，手术过程的细节应当记录全面，由于手术过程中的过失，不能排除植入产品和薛云龙颅内感染的因果关系，是导致双方产生医患纠纷的起因。在法院几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过程中，二六六医院没有向法院或鉴定机构提供有关向薛云龙颅内植入Tefion棉垫的来源、使用说明和相关信息的凭证情况，截止到2013年12月6日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给二六六医院出具证明，对Tefion棉垫的来源有了出处，经法院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核实，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提供Tefion棉垫来源的原始凭证，以及与二六六医院之间的交接凭证，故二六六医院对薛云龙造成一级伤残的损失有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在复核鉴定被退回，没有新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确定70%的赔偿比例偏重，本院确定赔偿比例为60%。薛云龙因三叉神经痛再接受手术治疗时，应当预见到手术治疗带来的风险，对于造成一级伤残的后果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损失。一审法院对薛云龙的医疗、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后期康复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合理，予以采信。上诉人二六六医院应赔偿被上诉人薛云龙各项损失数额为834435.42元（1390725.70元×6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09）双桥民初字第12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薛云龙各项损失834435.42元（1390725.70元×60%）；三、维持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09）双桥民初字第123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6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薛云龙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驳回原告薛云龙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743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六医院负担17000元，被上诉人薛云龙负担4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小健审判员  张 甫审判员  常淑英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薛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