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保民四终字第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臭才（曾用名王建平）。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黎明，系王臭才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光明（又名王小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文（曾用名王文翠）。委托代理人王惠敏（曾用名王翠芬），系王惠文之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敏（曾用名王翠芬）。上诉人王臭才、王黎明、王光明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3）定民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臭才、王黎明、王光明，被上诉人王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王惠文、王惠敏系王铁绅、庞云梅婚生女儿，王臭才系王铁绅、庞云梅的养子。王铁绅于1974年去世，庞云梅于1995年去世。1949年，王铁绅家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在定州市（原定县）南关大街路东王家胡同取得房屋两间、宅基一处，政府部门于1949年2月7日向王铁绅家颁发了《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载明王铁绅全家当时人数为四人，分别为王铁绅、庞云梅、王文翠（王惠文的曾用名）、王翠芬（王惠敏的曾用名），该证对上述房屋和宅基的权属人明确为“本户全家”。后王铁绅、庞云梅收养王臭才为养子，与王铁绅、庞云梅共同生活。1971年，王铁绅家在另外一块宅基上又盖了一处新房。王铁绅和庞云梅生前夫妻关系不和，经常分居，王铁绅随王臭才生活的时间多，庞云梅随王惠敏生活的时间多。1979年王惠敏结婚嫁到北京，庞云梅随王惠敏生活多年，1995年1月份由王臭才将庞云梅接回定州随其生活，直至当年去世。2008年9月30日，王臭才、王黎明、王小光经南关社区调委会调解，双方就本案双方争议的上述老宅基达成了协议，约定：上述老宅基使用权归王小光永久使用，王臭才、王黎明自愿放弃对该宅基的使用权，以前有关该宅基的一切分单、文书、契约、证件等同时作废；王小光自愿给付王臭才、王黎明3万元作为放弃使用权的补偿……。后王惠文、王惠敏得知了王臭才、王黎明、王小光订立协议的情况，王惠敏从王黎明处将王黎明保管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取走，并提起了诉讼，现该证由王惠敏持有和保管。对双方争议的本案宅基，除1949年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外，未颁发过其他新的宅基证件。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1、王惠文、王惠敏提交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一份；2、王惠文、王惠敏和王臭才双方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中记载的王文翠即王惠文的曾用名、王翠芬即王惠敏的曾用名的一致陈述；3、王惠文、王惠敏和王臭才对双方系姐弟关系的一致陈述；4、王惠文、王惠敏和王臭才、王黎明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原先由王黎明一直保管，在本案起诉前才由王惠敏从王黎明处取走的一致陈述；5、王惠文、王惠敏和王臭才对王铁绅、庞云梅生前关系不和，王铁绅随王臭才生活时间多、庞云梅随王惠敏生活时间多的一致陈述；6、王臭才提交协议书一份。此外，王臭才承认王惠敏是他的姐姐和《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在本案起诉前一直由王黎明保管，但主张王惠敏身份证上的出生时间是1954年，而《土地房屋所有权证》颁发时间是1949年，王惠敏当时未出生，因此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据效力有异议；王惠敏则主张是为了参加工作改了户口，导致身份证件上的出生时间与实际出生时间不一致，《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上的王翠芬系证件颁发时的原始记载，证件真实有效。另，双方对争议的老宅基上的两间房屋的灭失时间陈述不一，王惠文、王惠敏主张1971年盖新房后一直由王惠敏和庞云梅一起在两间房屋居住，到1979年结婚后该房屋才灭失；王臭才主张1963年因发大水等自然因素已灭失，后又主张是在1971年盖新房后就拆除的，但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王惠文、王惠敏提交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在双方发生纠纷前一直由王黎明保管，王黎明保管该证的目的是因为该证属于法律凭证，具有证明宅基权属的作用，因此，王黎明的保管行为即对该证件的真实性的承认；在发生纠纷后，王惠敏从王黎明处取走该证件，也是因为该证件具有证明宅基权属的作用才将其取走，王惠敏取走该证件的行为也是对该证件真实性的承认。同时，王臭才虽主张王惠敏身份证上的出生时间是1954年，但承认王惠文、王惠敏系他的两个姐姐，且两人的曾用名就是该证件上所写的王文翠、王翠芬，而王臭才的出生时间是1952年，应认定王惠敏的实际出生时间应当是王臭才的出生时间以前，即1952年以前，这一事实反过来也进一步印证了写有王文翠、王翠芬姓名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列明了王铁绅家全部家庭成员的姓名，并载明房屋和宅基权属主体为“本户全家”，即证件上列明的王铁绅、庞云梅、王文翠、王翠芬四家庭成员，因此，王惠文、王惠敏在该证颁发时就已取得上述房屋和宅基的权属人主体资格——争议宅基地的权利义务主体。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条件与丧失条件，法律未规定将户口迁出所在地作为宅基地权属主体权利丧失的法定事由，且本案宅基在取得后从未经法定程序变更为他人，故王惠文、王惠敏的户口迁出定州后，并未丧失对争议宅基地的权属主体资格。因为王惠文、王惠敏系本案宅基地的权属主体，所以，王臭才、王黎明、王小光未经王惠文、王惠敏同意订立协议将宅基使用权约定归王小光长期使用，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因王惠文、王惠敏拒绝追认，应认定为无效。另外，王黎明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保管和王惠敏将该证从王黎明处取走的行为，以及王臭才对王惠敏系她姐姐的承认，也就是对王惠敏的实际出生时间与身份证登记不一致予以承认，上述事实已证明《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故王臭才以王惠敏的身份证的出生时间是1954年为由否定《土地房层所有权证》的真实性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双方提出的房屋灭失的时间问题，因双方未提供证据证实，且灭失时间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一审法院不做认定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判决（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三被告就本案争议的宅基地订立转让协议无效。诉讼费80元，由被告王臭才、王黎明负担40元，被告王小光负担40元。”一审判决后，上诉人王臭才、王黎明、王光明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不是上诉人就本案争议的宅基地订立转让协议。而是在定州市南关社区调委会主持下，订立的调解《协议书》。原判决故意歪曲这一事实，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法律规定，宅基地属集体所有。只有代表集体的村委会、居委会，对宅基地才有处分权。南关居委会同意将该宅基地归王小光长期使用。原判决依照《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对该宅基地有处分权。而处分权属所有权范畴。那么，宅基地就不属集体所有，而属个人所有了，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对该宅基地上房屋灭失的时间不作认定和处理，而错误适用法律。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无论是1963年发大水或1971年、1979年灭失的，距今已有30多年或40多年。老宅基的使用权早已随房屋的灭失，而归回集体所有。原判决故意对老宅基上房屋灭失的时间不做认定和处理，是导致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又一原因。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驳回原审原告起诉。被上诉人王惠文、王惠敏答辩称，房子是不动产，是我父母给我们立的契约，我父母留下遗嘱给我姐俩的，我的证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无效原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法律无效条件的才应确认合同无效，相反，不应认定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诉求确认定州市南城区南关社区调委会为上诉人调解达成的《协议书》无效，理由是三上诉人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认为无效。本院认为，在转让他人之物的合同中，无权处分仅仅涉及合同能否履行以及合同履行后相对人能否取得标的物权属的问题，而与合同效力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无权处分合同标的物，确认合同无效，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同时，根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其权利主体是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法律未禁止集体组织成员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相互流转。因此，诉争协议的内容并不违背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不应为无效。据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主张《协议书》无效，不应得到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3）定民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惠文、王惠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被上诉人王惠文、王惠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梁曙光审判员白月代理审判员翟乐光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佟铁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