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4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长松，男，1929年11月27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康路1号（新妇幼保健院内）。法定代表人董杰昌，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海波，北京市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万长松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区卫计委）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初字第11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万长松和被上诉人顺义区卫计委之委托代理人王海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长松在一审法院起诉称：1994年11月18日，我与顺义区卫计委（当时名称为顺义县卫生局，后更名为北京市顺义区卫计委）签订《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约定顺义区卫计委将顺义区16号楼×室两居室楼房优惠出售给我。但顺义区卫计委在合同签订后迟迟未予履行，经与顺义区卫计委多次交涉未果。后经多次诉讼我才得知，顺义区卫计委于1995年7月18日于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所属顺义县房屋产权登记中心，为我办理了顺义区16号楼×室房屋产权证书。1998年6月17日顺义区卫计委私自将上述房屋变更给第三人孙×。我于2011年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北京市顺义区16号楼×室房屋产权归属我。法院调查后，以诉争房屋现已登记在孙×名下为由驳回了我的诉求。综上所述，顺义区卫计委的行为已违反《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约定，严重损害了我的权益。为维护我的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顺义区卫计委履行1994年11月18日签订的《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向我提供顺义城区内同等面积的楼房一套；2.顺义区卫计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顺义区卫计委在一审法院答辩称：万长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万长松被拆迁安置以及购买的优惠出售公有住宅只有一套，1992年6月4日万长松与顺义区卫计委前身顺义县卫生局签署×小区拆迁及安置合同书，约定只给与万长松安置新宅楼房两室一厅一套，拆迁款作为万长松的购房款项多退少补，顺义区卫计委后来购买了甲16号楼×室，与万长松在1994年12月16日签署购房合同书，将上述房屋以13439.94元优惠出售给万长松，上述两个合同是万长松享有甲16号×室所有权的合同依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不存在纠纷，（2011）顺民初字第788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在审理查明部分对于顺义区卫计委一方的陈述作出了论述；其次，顺义区卫计委从未购买16号楼×室，也从未将该房屋出售给万长松，之所以出现万长松证据中的16号楼×的优惠出售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的复印件，是因为当时的售房单位在开具发票时出现失误，漏写了“甲”字，导致了误会的产生；再次，万长松诉称的优惠出售公有住房的合同书的原件已经被收回，交给当时的顺义县房屋和土地局进行变更登记，是万长松同意并且知情的，这也是当时万长松交给相关部门的，现在万长松没有该合同书的原件，也可以证明其不享有16号楼×室的产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万长松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万长松原系顺义区卫计委职工，曾用名为万长嵩。1992年万长松的私有房屋因顺义区旧城改造予以拆迁，顺义区卫计委负责此安置工作。后万长松与顺义区卫计委就16号楼×室房屋的归属问题发生争议，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16号楼×室房屋的所有权归万长松所有。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8日做出一审判决，以万长松未持有16号楼×室房屋的产权证原件，且16号楼×室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孙×为依据，驳回了万长松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之后，万长松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撤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1998年6月17日对16号楼×室房屋的注销登记，顺义区卫计委为该案第三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即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实施的将16楼×号变更登记为甲16楼×号的行为属于登记的范围，且应依照上述程序进行。顺义区卫计委发现为万长松办理的房产登记错误后，向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同时提交了万长松的购、退房款发票，顺义区卫计委与万长松签订的购房合同、原房产证。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进行审核后认为原登记错误，将16楼×号房产证收回，重新为万长松核发了甲16楼×号的房产证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并不违反上述规定。顺义区卫计委依据《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修订〈关于做好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的价格评估、买卖过户、测量绘图、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可以代万长松办理房屋登记手续，万长松认为顺义区卫计委代为办理变更登记时没有万长松委托且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依据该规定错误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做出（2013）顺行初字第42号行政判决，依法驳回了万长松的诉讼请求。万长松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做出（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终审判决，认为《通知》是规范本市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登记发证工作的文件。1995年7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将顺义区16楼×号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万长松名下，并向其核发顺字第×号房产所有证的行政行为，即为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的登记发证行为，应当依据《通知》的规定进行。此后，原顺义县卫生局发现上述登记发证工作有误，向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申请注销该登记后，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工作，最终作出的注销将顺义区16楼×号房屋所有权登记于万长松名下的顺字第×号房产所有证的行政行为，符合《通知》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万长松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驳回万长松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庭审中，万长松提交了16号楼×室房屋的房屋产权档案，档案中包括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房屋产权登记书、授权委托书、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优惠购买直管（单位）公有楼房房价计算表、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审批表、房产所有证、×小区拆迁及安置合同书和房屋评价表等，予以证明1995年7月18日16号楼×室房屋首次登记到万长松名下，万长松与顺义区卫计委签有售房合同书，但顺义区卫计委在1998年6月17日在未征得万长松同意的情况下将涉诉房屋变更至他人名下。顺义区卫计委则认为万长松没有产权登记证书和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的原件，因为在顺义区卫计委发现存在问题后就将上述原件收回了，并且16号楼×室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不存在顺义区卫计委私自变更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针对16号楼×室房屋的房屋产权档案的变更章，万长松表示因为16号楼×室房屋所有权经过变更，所以有变更章。万长松提交了（2011）顺民初字第7880号判决书和（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判决书，证明此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并且行政诉讼主要是审理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合法性，没有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理。顺义区卫计委对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主张在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阐述，可以与顺义区卫计委的答辩意见相佐证。顺义区卫计委为证明万长松不能就16号楼×室房屋主张权利，向法院提交了顺义区卫计委购买×小区即五里仓6套房屋的售房登记表复印件和发票复印件。售房登记表上显示：购房单位为卫生局，购房地址为五里仓，楼号为甲16号楼×等共计6套房屋，合计为257863.87元。发票上显示：五里仓16号楼×等6套房屋，合计为257863.87元。万长松对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发票本身不能证明顺义区卫计委漏写了甲16号楼的“甲”字。对售房登记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顺义区卫计委提交的售房登记表为复印件，但认可售房登记表上的吴克明为顺义区卫计委原财务科科长。另，万长松认可其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的×小区拆迁及安置合同书中确定的安置房屋为一套。甲16号楼×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万长松。不论是16号楼×室房屋还是甲16号楼×室房屋，万长松均没有缴纳过购房款。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上的陈述、（2011）顺民初字第7880号判决书、（2013）顺行初字第42号行政判决书、（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判决书、16号楼×室房屋的房屋产权档案、售房登记表复印件和发票复印件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判决书可知，原顺义县卫生局在发现16号楼×室房屋登记发证工作有误后，向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申请注销该登记，原北京市房屋和土地管理局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工作，最终作出的注销将顺义区16楼×号房屋所有权登记于万长松名下的顺字第14590号房产所有证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于法有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并且万长松在庭审中亦认可其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的×小区拆迁及安置合同书中确定的安置房屋为一套，其为甲16号楼×室房屋的所有权人，由此可知万长松被安置的住房仅为一套即甲16号楼×室房屋。现万长松基于当时登记在其名下，后被注销的顺义区16号楼1×号房屋的产权所有证，要求顺义区卫计委履行1994年11月18日签订的《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向其提供顺义城区内同等面积的楼房一套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万长松的主张不予支持。顺义区卫计委认为万长松超过诉讼时效亦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万长松的诉讼请求。万长松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已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理由：上诉人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是拆迁安置合同，一份是出售公有住房合同，故顺义区卫计委应当向上诉人提供两套住房，诉争房屋系上诉人于1992年6月4日因拆迁而获得的回迁安置房，并不是顺义区卫计委出售的公有住房；顺义区卫计委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将上诉人的房屋注销，撕毁合同，仅向上诉人提供一套房屋，违反法律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仅以（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判决书为依据作出了此判决，系认定事实不清。顺义区卫计委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万长松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万长松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供了16号楼×号的房屋管理局的房屋卷宗，用以证明诉争房屋位于16号楼×号，该房屋是基于拆迁取得，里面附有拆迁协议，1995年7月18日首次登记到万长松名下，双方之间签有售房合同书。但顺义区卫计委在1998年6月17日在未征得万长松同意且未告知万长松的情况下，将该房屋变更到他人名下。经查：该卷宗中确实附有一份时间为1994年11月18日的卖方为顺义县卫生局、买方为万长松的关于16号楼×号二居室的合同，同时还附有一份时间为1994年12月16日的卖方为顺义县卫生局、买方为万长松的关于甲16号楼×号二居室的合同。另提供了三份人民来访回访记录单，证明万长松三次去区信访办向区政府反映此问题，区政府要求顺义区卫计委解决。在人民来访回访记录单“关于购买楼房是16号还是甲16号的问题”中写明“1993年11月9日，售房登记表上注明为五里仓甲16号×单元”，而在同一日的发票上却是“五里仓16＃×单元”。此种情况说明，售房单位在开具发票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漏写了“甲”字，事实上，卫生局没有购买16号楼×单元的房子。本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上述事实，有16号楼×号的房屋管理局的房屋卷宗、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及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万长松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的×小区拆迁及安置合同，万长松应当从顺义区卫计委获得一套房屋是不争的事实，且万长松确实已经从顺义区卫计委获得了一套地址为甲16号楼×号的房屋。现万长松认为，依据其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的出售公有住房合同，顺义区卫计委还应当为其提供一套地址为16号楼×号的房屋。为此，在一审法院审理中万长松提供了16号楼×号的房屋管理局的房屋卷宗、（2011）顺民初字第7880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行终字第768号行政判决书、顺义区政府26号文件以及三份人民来访回访记录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16号楼×号的房屋管理局的房屋卷宗，用以证明诉争房屋位于16号楼×号房屋是基于拆迁取得。从上述其自认的情况可以确认，万长松认可16号楼1×号房屋是基于拆迁取得。而根据万长松与顺义区卫计委签订的拆迁及安置合同，万长松在此次拆迁中只能获得一套二居室房屋且其已实际获得。但确实存在16号楼1×号与甲16号楼×号楼号不一致问题。对此，顺义区卫计委称，是因为当时的售房单位在开具发票时出现失误，漏写了“甲”字，导致了误会的产生。为此顺义区卫计委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供了购买×小区即五里仓6套房屋的售房登记表复印件和发票复印件，上述证据的内容与顺义区卫计委的陈述相符。虽然顺义区卫计委提供的上述证据为复印件，但万长松提供的人民来访回访记录单中的办理情况简要说明的内容可以印证顺义区卫计委的上述主张，同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将顺义区卫计委所购买的×小区的楼号由16号楼×单元变更为甲16号楼×单元的行为已经行政诉讼确认为有效，该行政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采纳了顺义区卫计委关于楼号错误、发生变更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万长松要求顺义区卫计委履行1994年11月18日签订的《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合同书》，向其提供顺义城区内同等面积的楼房一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万长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万长松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万长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 静代理审判员  宋少源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