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9民终1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住所地：茂名市宾南路。经营者：梁惠红，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良，广东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伏倩，广东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霆，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军，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怀志，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因与被上诉人李文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经人介绍认识当时在被告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以下简称酒行)工作的柯某，柯某称是酒行的合伙人，2012年10月6日，原告将3瓶茅台酒带至被告酒行让酒行代为销售，柯某和被告酒行的员工陈燕霞接待原告并收下3瓶飞天茅台酒，陈燕霞出具《送货单》给原告收执，《送货单》内容为：15年的53度飞天茅台酒（生产批次2011001）壹瓶，金额5990元；30年的53度飞天茅台酒（生产批次2011001）壹瓶，金额15300元；50年的53度飞天茅台酒（生产批次2011001）壹瓶，金额28960元，收到李文霆交来以上酒3瓶未付款，经手人陈燕霞，送货单位李文霆，收货单位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并盖有被告酒行公章。被告酒行经营者梁惠红于2013年4月下旬将酒行全部的酒运走。2013年4月底，原告发现被告酒行已停止营业。原告联系柯某要求酒行支付酒款，但被告酒行一直未有支付酒款。2015年4月21日，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被告经营者梁惠红要求支付酒款，案号为(2015)茂南法民一初字第249号，原审法院以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告起诉，2016年6月29日原告以酒行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庭审中，被告酒行经营者梁惠红否认收到原告的3瓶酒，称柯某不是酒行合伙人，陈燕霞只是搞卫生的钟点工，无权接收酒类商品。梁惠红怀疑公章真实性，但不申请作鉴定。原告提交(2015)茂南法民一初字第249号案件庭审笔录作为证据，该案中梁惠红认可公章真实性，称送货单有很多空白的盖了印章。柯某在该庭审笔录中的证言证实，其代酒行收下原告的3瓶酒和陈燕霞出具了送货单。原审法院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双方虽未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向被告员工交付酒，被告员工接收后出具送货单，送货单中对酒的批次、数量、金额、收货单位、送货人作了明确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原告在被告酒行交付酒，其认为柯某是酒行的合伙人，陈燕霞出具的送货单上盖有被告的公章，其有理由相信柯某、陈燕霞的行为是代表被告酒行的行为，原告履行了交付义务，被告接收了原告提供酒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据的部分义务，因此原、被告双方买卖合同有效，被告酒行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限，被告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的利息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即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被告辩称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日期，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称在2013年4月底，发现被告已停业经营，即原告此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两年期间是从2013年4月底至2015年4月底，原告曾于2015年4月21日起诉被告经营者梁惠红要求支付酒款，因此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货款50250元和利息（从2016年6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给原告李文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2元，由被告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负担。宣判后，酒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酒行没有收到李文霆所述的3瓶茅台酒。1.梁惠红在2015年6月17日开庭前从未见过李文霆，彼此间没有交易往来。酒行一直由梁惠红亲自进货，没有授权给员工进货，而且酒行专门销售茅台酒，从不进行代销。2.李文霆所讲的代销不符合酒行以往的交易方式和习惯，如果酒行与李文霆曾有代销或买卖关系，李文霆送货到店里，起码也要通知梁惠红，不可能两人素不相识。再者，证人柯某证实《送货单》是梁惠红本人在店里亲自开具给李文霆的，而李文霆在开庭时陈述当天送货到店时没有和梁惠红碰面，是陈燕霞开具的《送货单》，由此可见，柯某的证词与李文霆的陈述存在矛盾，必有真假。3.李文霆称3瓶茅台酒的价格共50250元，其中一瓶的进货价为28960元，明显偏离市场实际价格。如此高价的酒，任何一位老板都不会授权给他人进货，更何况是负责清洁的陈燕霞，同时，李文霆应提供该酒的真实价值的依据。二、柯某、陈燕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柯某只是酒行的员工，不是合伙人，其对外宣称是酒行的合伙人，可能是为了骗取他人利益。而陈燕霞已经50多岁，文化程度不高，对酒更不了解，只是酒行里的临时钟点工（负责清洁），而并非员工。酒行不可能把收货的工作交给一个临时钟点工去处理。2.柯某当时在场，知道陈燕霞是酒行聘请的临时钟点工，无权收货，但仍然让陈燕霞出具盖有公章的《送货单》给李文霆，明显是故意占有李文霆的3瓶酒，为此酒行已向公安机关报案。3.收取李文霆3瓶酒是柯某与陈燕霞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酒行的民事行为，只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外观权利，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实质权利，是无权代理的表现。三、诉讼时效已过，不应受法律保护。1.李文霆曾于2015年4月21日起诉梁惠红，茂南区法院以主体不适格驳回李文霆的起诉，2016年6月29日，李文霆又以酒行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梁惠红与酒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事主体，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个体工商户，不同的主体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2.2016年6月29日的起诉，是两个不同的诉讼，不能混为一谈。所以2015年4月21日的起诉并不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四、酒行补充上诉意见：1.《送货单》的内容是后期填写的，不真实，李文霆提供的送货单收货单位、规格等内容都是通过复写纸复写上去的。本次诉讼李文霆提交的送货单和李文霆2015年诉讼提交的送货单和酒行提供的证人证言的送货单都是006169，但却是3个不同版本，可以看出李文霆对送货单随意改动，送货单是虚构的。2.李文霆不是茅台的代理商，又未能说明3瓶酒的来源，酒行为何轻易就收购价格高达5万多元的飞天茅台，这一点不符合常理。3.柯某的证言与李文霆的陈述互相矛盾，其证言的效力极低，一审法院单凭柯某的证言认定了《送货单》的真实性显属然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文霆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文霆承担。被上诉人李文霆答辩称，一、《送货单》有陈燕霞签字并加盖酒行印章、证人柯某出庭的证言以及酒行经营者梁惠红自认的事实等证据，足以认定酒行确实收到涉案3瓶酒，并作了处理。酒行经营者梁惠红在茂名市茂南区（2015）茂南法民一初字第249号案开庭时多次自认柯某、陈燕霞是其员工，对单据上的印章无异议，还自认其将酒行酒送人或销售了。李文霆在酒行的经营场所交付了3瓶酒，收货单据加盖酒行的印章，因此，李文霆完全相信柯某、陈燕霞的行为代表了酒行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李文霆可以确定酒行收到了3瓶酒。二、社会现实中，员工收货出具收据是常事，酒行认为员工无权收货没有依据。酒行的内部规定对善意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酒行辩称没有授权给任何员工进货、陈燕霞为临时钟点工等均是为了逃避债务。三、本案诉讼时效未过。2013年4月底，李文霆发现酒行营业场所关门不营业了，于是多方要求酒行支付货款，但酒行避而不见，不肯支付货款。2015年4月21日李文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酒行经营者梁惠红支付货款。由于酒行是个体工商户，梁惠红是酒行的经营者，代表酒行，李文霆向梁惠红主张权利，等同于向酒行主张权利，因此，李文霆于2015年4月21日提起的诉讼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李文霆于2016年6月29日提起诉讼，未过诉讼时效。四、《送货单》第二联是客户联，肯定是复写纸写的。经销商的主体资格不影响货物的买卖，李文霆可以从其他渠道拿到货，这不是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6月29日，李文霆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酒行付款55375.5元，其中货款50250元，利息5125.5元（利息从2013年4月29日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以后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酒行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柯某、陈燕霞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还是职务行为，酒行应否支付李文霆50250元的酒款；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柯某、陈燕霞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还是职务行为，酒行应否支付李文霆50250元的酒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柯某、陈燕霞均是酒行的员工，其在酒行工作是基于酒行的工作安排，柯某、陈燕霞在工作场所收到李文霆的3瓶酒后，由陈燕霞出具《送货单》，并在《收货单》上签名和加盖了该酒行的公章后交给李文霆，陈燕霞此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李文霆交付酒的地点是酒行，并持有加盖了该酒行公章的《收货单》，虽然酒行上诉称不清楚何原因被员工在《送货单》上盖了公章，但这是酒行的内部管理问题，本案应以《送货单》加盖了酒行公章作为认定代表公司行为的基础依据，既然酒行在《收货单》上加盖了公章，酒行应当对外承担责任。李文霆将3瓶酒交付给酒行代销，酒行现未能将代销的3瓶酒退回给李文霆，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收货单》上确定3瓶酒的价值为50250元，原审法院据此判令酒行支付50250元货款给李文霆正确，酒行要求改判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酒行上诉称李文霆2015年4月21日起诉酒行的经营者梁惠红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由此来看，个体工商户实质是以“户”的形式存在的依法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或家庭，是“户”与“人”的同一。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李文霆于2015年向法院起诉向梁惠红主张权利是基于与本案同一事实、同一权利纷争，且梁惠红是酒行的个体经营者，因此，李文霆的起诉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酒行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酒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4元，由上诉人茂名市城区顺昌隆酒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湛红审 判 员  庞健军代理审判员  张 茹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许增海书 记 员  张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