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78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金松，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K736683（3）］，汉族，小学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深圳市罗湖区友谊大厦*栋20C。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胡令涛、范莉乔，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兴宏，男，汉族，高中文化，原罗湖海关司机，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张海文，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钦城，男，汉族，大专文化，原罗湖海关政工科摄影人员，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王振华，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思蓓，男，汉族，大学专科，无固定职业，住四川省彭州市。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李昱，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余明晔，男，汉族，高中文化，司机，住深圳市龙华新区。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2015年2月2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申学伦，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E742872（7）］，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深圳市罗湖区黄贝岭下村**栋8141。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2015年2月2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李盛润，男，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广东省陆丰市。因本案于2014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郭金松、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王思蓓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金松、陈兴宏、周钦城、王思蓓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2年，杨鸿杰（另案处理）与被告人郭金松共谋走私牟利，杨鸿杰纠集被告人王思蓓等人，郭金松纠集被告人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等人，由杨鸿杰将在境外采购的手机等货物在香港交给郭金松，向郭金松支付带货费。郭金松将货物的裸机部分派给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等人，将外包装盒及配件派给申学伦，向他们支付相应的带货费，然后由陈兴宏等人从罗湖等口岸走私手机入境。郭金松又安排李盛润或其本人在口岸附近接收走私入境的货物，送到深圳市杨鸿杰的销售点，由杨鸿杰安排王思蓓等人接收、核对，随后在国内销售牟利。经核定，各被告人偷逃应缴税款分别为：郭金松2，761，879.5元，李盛润2，221，932.3元，王思蓓1，989，404.6元，陈兴宏1，659，643.6元，周钦城914，991.8元，余明晔187，243.4元，申学伦276，187.95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采纳了原公诉机关在原审庭审中出示质证的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被告人郭金松、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王思蓓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郭金松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陈兴宏、李盛润、王思蓓、周钦城偷逃应缴税额巨大，余明晔、申学伦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申学伦有自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等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郭金松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二、被告人陈兴宏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三、被告人周钦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四、被告人余明晔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五、被告人申学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六、被告人李盛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七、被告人王思蓓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八、查获的走私货物，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郭金松上诉提出：其只是赚取差价的中间人，不是走私货物的货主和主谋，也不负责货物走私过关和在内地销售的具体行为，一审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郭金松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应缴税额2，761，879.5元的证据不足；郭金松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郭金松是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请求二审对郭金松从轻处罚。上诉人陈兴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计算陈兴宏偷逃应缴税额的依据不科学、不充分，陈兴宏不是每次出入境都走私货物，同案人也供述走私的货物没有认定那么多，对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和电子证据表示异议，陈兴宏是从犯，一审量刑过重。建议对陈兴宏改判较轻的刑罚。上诉人周钦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认定周钦城偷逃税额过高，实际大约只有45万元，应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周钦城在整个走私犯罪中的作用地位次于李盛润、王思蓓，一审量刑过重。要求对周钦城改判有期徒刑二年以下的刑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王思蓓上诉提出：其只是听从老板吩咐接收和核对货物，没有直接参与货物的走私入境，不清楚货物的真正来源；一审认定的走私货物数量过多，导致核定的偷逃税额过高；其是从犯，量刑应比同案人余明晔、申学伦轻。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认定王思蓓的偷逃应缴税额错误，王思蓓是从犯，一审量刑过重，建议对王思蓓改判并宣告缓刑。经审理查明：2012年，上诉人郭金松与杨鸿杰（另案处理）在香港结识，双方为牟取非法利益，商定由杨鸿杰纠集上诉人王思蓓、雷某（另案处理）等人，郭金松纠集上诉人陈兴宏、周钦城和原审被告人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等人，共同组成境外采购、揽货、通关及销售一条龙的走私团伙。杨鸿杰在国外或香港采购三星、苹果等品牌的手机等货物在香港交给郭金松，向郭金松支付每件60至150元不等的带货费。郭金松再将上述货物的裸机部分派给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等人，再将相应的外包装盒及配件派给申学伦，向他们支付相应的带货费，由陈兴宏等人从罗湖等口岸走私入境。货物走私入境后，郭金松会安排李盛润或其本人前去罗湖等口岸附近接收已走私入境的货物，送到深圳市福田区杨鸿杰的销售点，由杨鸿杰安排的王思蓓、雷某等人接收、核对走私货物，网上对账、核实收货及货款的明细，随后在国内销售牟利。经计核，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偷逃应缴税额分别为：郭金松2，761，879.5元，李盛润2，221，932.3元，王思蓓1，989，404.6元，陈兴宏1，659，643.6元，周钦城914，991.8元，余明晔187，243.4元，申学伦276，187.95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物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4年1月3日，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前期情报经营线索，开展代号为“LS01”的大型查缉行动，在行动中查获了以郭金松为首的走私团伙，抓获了被告人郭金松、王思蓓、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李盛润、刘某甲、曾某等人，现场查扣书证一批。申学伦接到侦查机关通告后也于当天自动到案。同日，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受理此案并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2．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证实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到案情况，其中申学伦接到侦查机关通告后自动到案。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基本情况。4．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分别扣押了：郭金松：电脑主机一台、手机六部、银行卡六张。陈兴宏：手机一部、账册一本、建行卡一张。周钦城：手机两部、银行卡一张、笔记本电脑一台、移动硬盘一个、工作证一张、港澳通行证一本、居民身份证一张。余明晔：台式电脑主机一台、iphone5S一部。李盛润和李某乙：账单一批、手机四部、便携电脑一台、送货单6页。王思蓓：Dell笔记本电脑2台、联想电脑2台、平板电脑1台、电脑主机1台，手机1部、身份证一张，旧三星手机9部、无盒装旧三星手机8部、旧苹果手机53部（49部无盒装，4个带盒装）、苹果5C10部、ipadair一部、苹果手机配件28盒（内有耳机、电源插头等）、三星手机配件34盒（内有耳机、电源插头）、直至单证一批。杨某乙：旧电脑主机1台、手机2部，记账本5本、富阳临时身份证1张、苹果手机155部、三星手机55部、vega手机7部、HTC手机20部、LG手机24部、Lte手机12部、ipad26台、苹果配件85盒、三星配件21盒、LG配件23盒。5．情况说明及出入境记录，证实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在2013年1月至12月间的出入境次数。6．王思蓓确认材料，证实王思蓓签认了其发给杨鸿杰的邮件，给客户的送货单，收到的配件记录单以及发给杨鸿杰的对货单。7．刘某甲确认材料，证实刘某甲签认了杨鸿杰发给其的关于杨鸿杰在韩国订购手机的型号、价格、数量以及付款情况的记录。8．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流水清单、经郭金松确认的转账记录，反映杨鸿杰、郭金松的银行账户情况及两人之间手机货款的转账明细。9．手机号码为135××××4043、136××××9279、136××××1638、135××××8055、158××××2865的开户资料和通话清单，反映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之间的联系情况。二、证人证言1．刘某甲证言：我在韩国中央大学念书，我认识我老公杨鸿杰时，他是做手机的，我也只知道他是卖手机的我老公的手机有一些是从韩国购买过来的，非常少，主要还是在深圳拿的货。他在韩国的供应商有一个叫“董胖”，有一个叫“助教”，一般他会先把采购的手机价格表发给我，然后再把钱（人民币）回到我的账户上，我再把钱某甲到韩国的一些“换钱所”（类似私人钱庄）在中国的账号里，韩国供应商会从“换钱所”把钱某乙走。我一般会根据我老公发的文件附件对货，其中型号是指货物的品名和型号，数量是采购的数量，单价是人民币单价，总价是人民币总价，邮费是指通过快递从韩国快递到中国的邮费，余额是指尚未支付的货款余额，打款明细是指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明细情况，单号是快递单号。我核对后会发给我老公，比如给供应商的货款不对会给予更正。有时有一个Q名叫walkalone的也会将修改好的表再发给我，因为有时实际收货情况和订货情况不一样，如数量、型号、价格会有变化。表格是一直在更新的，一个文件里会包含很多分表，每一天的情况就是一个分表，有时连续几天，有时隔几天会添加一个新的分表，最新日期的一份则是最全最新的。我会和walkalone进行核对，所以除了最后一天的分表可能没有核实之外，之前分表的内容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过的，是准确的。我老公的手机一般都是通过快递邮寄到香港，至于怎么从香港进到国内我不清楚。2．谢丹玲证言：我和某杰是2013年3、4月份通过QQ聊天谈生意认识的，后面成了朋友。我知道他是做韩版苹果手机，也零星在网上卖一些港版苹果手机。他做的韩版苹果手机是通过托工从香港带进来的，但我不认识他找的托工，港版有些是在我这拿的，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些钱款往来，货款一般是用我弟谢某的招行卡结算的。王思蓓是帮杨鸿杰做账的，我和他有微信往来，主要用来确认港版牌5S手机的销售情况。雷某是杨鸿杰的手下，跟我联系主要是下单取货。三、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1．郭金松供述：2012年底，我认识了杨鸿杰。之后，我们主要通过电话联系，商定了如下合作方式：杨鸿杰从韩国采购手机（品牌有三星、苹果、SKY等）、IPAD等，委托快递公司将货从韩国寄到香港我的仓库（香港上水新运路剑桥广场3楼322号），我签收验货后，通过微信将收到货的数量、品牌、规格型号发给杨的手下小王（王思蓓），跟小王进行确认。在韩国供货方寄出货物之前，小王某丙用微信将韩国要发的货物清单及发货日期发给我，并通知我到仓库等接货。货物经我签收确认后，我就会打电话给罗湖的水客（2012年以前不固定，之后只有三个，分别是周钦城、陈兴宏、余明晔），告诉他们我有货要从香港带到深圳，跟他们约好时间、地点后，我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等他们，然后把货交给他们。货交给他们之后，我会陪他们一起到罗湖口岸香港界，我先通关，有时自己也带一些，然后在罗湖口岸深圳界等他们把货给我。我把所有货物收齐后，打的将货送到杨鸿杰位于福田华发北路桑达雅园的办公场所楼下，将货交给他手下的小王或小雷。带工费是根据货物的价值，按件收费的，价值高的每件150元人民币，价值低的每件60元人民币。金额大的话按次数结，金额小的几次累积在一起结，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带工费，由杨鸿杰的私人账户转到我招行的账号上。至于我给三名水客的清关费某甲是根据货物的价值按件计算的，价值高的或者体积大的一件100元，价值低的或体积小的每件30元，现金支付，有时一次一结，有时多次一结。申学伦和李盛润、李某乙都是我雇请的，李盛润一般负责在罗湖××附近接货，大部分是我交给他的，然后我会告诉他从到华强北或通天地，把货交给小王。我一个月给李盛润2000元钱，另外提供租房，并且每天管吃。申学伦则是专门替我将手机和IPAD包装盒从香港仓库带到深圳。杨鸿杰和马某通过私人账号转给我的带工费某乙起来分别大概有几十万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是提货款，并不全部是带工费。郭金松指认了同案周钦城、陈兴宏、余明晔、王思蓓、杨鸿杰等人。2．陈兴宏供述：大概是2012年年尾，我通过我一个做水客的老乡认识了郭某松的老婆阿某甲，他们主要在上水和罗湖一带做水客头，我认识他们之后，开始帮他们从香港带货过关，一开始是带一些化妆品等杂货，后来从2013年元月开始，帮他们带手机和IPAD一直到现在。2013年元月左右，有一次姓郭的和我一起吃饭，刚好周钦城打电话给我，我就叫他一起来，这样姓郭的就和周钦城认识了。当时周钦城同姓郭的有谈带货的事，姓郭的有讲带一部机是30-40元人民币，周钦城和余明晔关系比较好，所以后来余明晔也过来帮姓郭的带货。每次带货前，姓郭的都会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同我讲“有料”或“有一份”，我就明白了，然后我会发短信或打电话给回他，讲好时间，然后我再过关到上水火车站附近的上水广场出口那里，姓郭的就会将已经装好手机和杂货的饱和袋子交给我。一般一个电脑包，两个黑色或灰色的斜挎包，里面都是手机和IPAD，把东西交给我之后，姓郭的会告诉我过关后去罗湖关口附近的什么地点（一般是在三岛茶餐厅、仁和书店或者罗湖地铁站与罗湖港澳居民出口通道处），他的小弟会在那附近等我，我就直接从罗湖过关，去到指定地点把东西交给他小弟。最少一次有200元左右，最多的时候曾给过4000元。一般其他手机带工费是20-30元一个，带iphone5的话是50元人民币一个。有时也会和周钦城和余明晔一起去香港帮姓郭的带货，但很少，就算一次，拿了货之后，我也会和他们分开回深圳。陈兴宏指认了同案郭金松、李盛润等人。3．周钦城供述：2012年年底，我经同事陈兴宏介绍认识了郭金松，郭金松和我们谈了从香港带手机过关到深圳的事情，当时讲好郭金松以一部手机70-120元港币不等的价格付给我们带工费。谈过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也就是2013年初元旦前后，郭金松开始联系我，我们就开始给郭金松带手机。每次他有货要带，就会给我打电话（136××××9279），我自己或者和余明晔（从2013年9月底10月初）一起，持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证从罗湖海关过到上水的公交车站，然后他把装好手机的挎包和手提胶袋给我们，我们过完关后，在罗湖口岸出境的一号门口交给郭金松或他的接货小弟（不知道名字，但能认出来），他们再把带工费给我们。刚开始每次大概10台左右原装机（带包装），有苹果、三星、索某等牌子，具体数量不清楚，因为是郭金松用斜挎包装好之后直接给我们的。做了几次之后，他是按包给我们算钱的，每次都1000元人民币左右，多的时候有1600元人民币，感觉里面应该都是裸机头（没有包装），每次数量大概在40台左右。我不知道自己帮郭金松带了多少趟，一年大概走了100多趟，平均一周两三次。我认识郭金松的老婆，知道她叫阿某甲，但没有帮她带过东西。周钦城指认了同案郭金松、陈兴宏、余明晔、李盛润等人。4．余明晔供述：2013年5、6月份的一天，我和同事周钦城一起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认识了郭老板（即郭金松）。2013年9月份开始和小周一起帮郭老板带东西，到现在大概有两三个月。我主要帮郭老板带手机，有三星、苹果还有一些化妆品，手机如果有包装盒就80、90-100人民币一部，没有包装盒就20-30人民币一部，还有一些化妆品什么的一起算，东西少的话一次有5、600元人民币，多的时候一次有1000元人民币，一般都是郭老板直接给现金，当天结算，如果回来没碰到郭老板就等下次见到再一起结算。他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单肩挎包（刚开始每次大概10台左右带包装的原装机，后来就不是很清楚），他会告诉我们带工费是多少，然后我们再顺便买些日用品，再返回罗湖，回到深圳后再给他打电话，约在罗湖口岸一辆出口旁的三岛茶餐厅附近交货，有时是他亲自接货，有时是他的小弟来接货。我们交货时并不验货和清点数量，因为火车站好多人，也不方便，我也没有记录数量或记账，因为也没多少钱，小周和陈兴宏之前帮他做过，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个情况，而且郭老板也知道我们在那里上班，所以也不用交押金，事先也说过，一旦被海关查了，我们是要赔钱给他的。余明晔指认了同案郭金松、李盛润、陈兴宏、周钦城等人。5．李盛润供述：2011年3月左右我来深圳，到我小姨曾某家住，一直没有做什么，大约到了2012年3、4月份的时候，我的姨丈郭金松和小姨开始叫我到罗湖口岸帮他们接一些日用品和手机。如果手机少（只有几部），郭金松会自己带到友谊大厦3栋22A我住的地方，多的时候（超过一二十部），他就会打电话叫我到罗湖口岸大门口接货，如果接的货是一家的，就让我直接将货给客户送过去，如果是两家一起，就会让我将手机带到我的住处，在房间分好后，再给客户送过去。有时郭金松在口岸附近交手机给我时，我辨认的那三个人（即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也会在那，还有几次是他们三个人和郭金松在饭馆一起吃饭，我拿了手机就走了。李盛润指认了同案申学伦、郭金松、余明晔、陈兴宏、周钦城等人。6．申学伦供述：我通过一个以前做过水客的香港人叶勇认识阿某甲（曾某），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水客帮人带货的，所以后来就开始帮曾某带货，基本以手机盒为主。我是从2013年1月份开始帮曾某和阿某乙（郭金松）带货的，当时帮忙一起带货的还有阿雄、叶某、何某、张某、阿某丙等人，后来曾某就通过我来通知他们一起带货。每次要带货，曾某会电话通知我时间、地点，然后我再通知其他人。我们在上水火车站拿货，之后会在差不多时间从罗湖口岸入境，然后到罗湖地铁站中国移动门口交货给接货小弟，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两个人。因为曾某不是每次都有空，有时候会通知我到仓库直接拿货，他们在香港上水剑桥大厦3楼322房有个仓库，我在仓库里拿手机盒时会看到郭金松在那里，他有时会把手机盒给我。我没有帮郭金松带过手机，因为害怕危险，另外每次拿盒子时，我都会打开装盒子的袋子看一下里面有没手机，怕他们在里面放手机或者其他东西，但其实每个盒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充电器。我们没走一趟有130元港币的带工费，每天都是现金结算，每次带完货之后我会找曾某要钱，她会把大家的带工费给我，我再分给大家，有时收货人会直接给我带工费。我们带的手机盒主要是三星、苹果、LG、Sony这几个牌子，一般一次带14个，比较大的手机盒就一次带12个，小的就14-18个不等，从我开始帮郭金松和曾某带手机盒子以来，我们几个人估计一共带了有1万个左右。申学伦指认了同案李盛润、郭金松等人。7．王思蓓供述：我和杨鸿杰是同学，2013年春节前，他在电话里和我说，想我过去帮忙，我是2013年2月底到深圳的，杨鸿杰便领着我到华强北路海鑫苑住下，当时和杨鸿杰、雷某、养护、杨某乙住在一起，到2013年11月份才搬到飞扬时代住。我刚到深圳时，是听杨鸿杰安排，将一些有包装盒的手机送到他指定的华强北各个手机市场的铺头以及客户那里，做了两个月左右。到了2013年4月份，杨鸿杰跟我说以前都是他自己对数，现在改由我来做，他会给我一张单，要求我按单上的内容收手机，上面有手机的数量、品牌、型号、单价和总价，我按照上面的内容点数收货就行，一起收货的还有杨鸿杰、杨某丙、雷某，送货的时间一半时晚上八点左右，送货人有两个，老板姓郭，其中一个手下姓李，手机数量也不固定，以收货单为准，实际数量以收到为准。送过来的手机以苹果、三星为主，分整套、裸机和包装盒三种，我按杨鸿杰给的货单进行清点，数对了就和他说一声，如果少了就在单上注明后再交给他，之后他会和送货人进行沟通。到了2013年6月份左右，杨鸿杰通过QQ邮箱发收货单给我，我打印出来再点货，收齐了就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少了，我有时间的话就会在杨鸿杰事先发给我的收货单上改成当天实际收到货的数量，再发给杨鸿杰，同时，我还会发给刘某甲（邮箱名璐璐），因为她之前在韩国留学，是她负责联系货源。如果当天数量少了，送货的郭老板会用微信（微信名ray）在当晚发微信给我（微信名nothing），有时还会跟我说是被海关查了的原因，到了第二天出货了，出货渠道有几个，一个是杨鸿杰自己联系的客户，包括深圳的还有市外的，一个是刘某乙、雷某、杨某丙在我们公司淘宝店“香港手机控”上和客户联系，客户会下订单，每天杨鸿杰会根据不同品牌和型号定个当天的大概价格给我们，让我们按照这个价格去谈。王思蓓指认了同案李盛润、郭金松等人。四、鉴定意见1．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证实扣押的涉案手机、电脑的型号、数量等情况，并根据缴获的有关对账单以及邮件统计走私数量，统计时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其中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走私货物总数6399部，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走私货物总数5142部，2013年6月11日至2013年12月27日走私货物总数4654部，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走私货物总数2003部。2．计税说明、税款计核证明书，证实本案自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偷逃应缴税额为2，761，879.5元，自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偷逃应缴税额为2，221，932.3元，自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偷逃应缴税额1，989，404.6元，自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偷逃应缴税额为881，145.7元。五、电子物证光盘四张。对上诉人郭金松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理由，经查：原判并无认定上诉人郭金松是本案走私普通货物的货主，郭金松在本案中也不直接携带货物走私过关及销售，但郭金松在境外按受货源组织水客走私货物入境并组织境内收货的事实，有同案人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申学伦关于他们受郭金松指使或雇请而为郭金松带手机等货物走私入境并由郭金松支付相应带货费的供词，同案人李盛润关于受郭金松安排与郭金松一起接受携带货物走私入境人员交来的走私货物然后交到境内销售点的供词，同案人王思蓓关于他在境内手机销售点接收、核对由郭金松送来的走私手机等货物的供词等言词证据，以及侦查机关缴获的部分走私货物、反映走私货物数量和郭金松与走私货物的货主现金往来的单据等物证和书证，统计及核定郭金松等人偷逃应缴税额的鉴定意见等证据为证，郭金松本人对此也供述在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郭金松在整个共同走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郭金松及其辩护人所提郭金松是从犯的理由，不能成立。郭金松参与整个走私犯罪过程，应对全案走私偷逃的应缴税额负责。而本案偷逃应缴税额的核定，是根据司法会计鉴定和海关核税部门依法定程序作出。走私货物数量的数据来源，也经同案人及知情证人确认。郭金松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偷逃税额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原判对郭金松的量刑，已考虑其认罪态度及具体罪责，罚当其罪，并无过重。对上诉人陈兴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理由，经查：一审对陈兴宏偷逃应缴税额的认定，是按其本人的交代的参与走私时间和次数、核税证明中的时间分段统计核算数据，结合其他同案人参与走私的次数综合折算而得出的。陈兴宏本人承认从2012年底或2013年1月开始参与走私活动，而一审取核税证明中自2013年2月1日起至案发的时段计算，再考虑在其他时段还有其他同案人参与的因素，对陈兴宏已是按有利被告的原则就低认定。陈兴宏及其辩护人质疑一审此项认定，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陈兴宏利用其在海关任司机的便利条件，直接实施携带走私货物过关的具体走私行为，其作用大于只在境内接货的其他同案人。一审已认定陈兴宏受雇参与走私活动，是从犯，考虑其具体罪责，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应予维持。对上诉人周钦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理由，经查：一审对周钦城偷逃应缴税额的认定，也是按上述原则综合折算得出。周钦城交代自己从2013年元旦后就参与帮郭金松带走私货物入境，一审根据其出入境时间和次数，取核税证明中自2013年4月1日起至案发的时段计算，再考虑在其参与的时段还有同案人参与的因素，对周钦城的偷逃应缴税额就低认定，合理合法，应予采信。周钦城所提其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没有依据。周钦城利用其在海关任职的便利条件，直接携带走私货物过关，其地位作用并非更为次要。原判已认定周钦城受雇协助他人实施走私活动，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陈兴宏及其辩护人要求二审改判，据理不足，不予采纳。对上诉人王思蓓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理由，经查：上诉人王思蓓所提其按老板杨鸿杰的指使从事接收和核对走私货物的行为，不直接参与货物的走私入境属实。但根据同案人郭金松、李盛润及王思蓓本人的供述，王思蓓是明知郭金松、李盛润交来的手机等货物是走私货物的，王思蓓所提不清楚货物的真正来源，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对王思蓓偷逃应缴税额的认定，是根据王思蓓及证人刘某甲确认的走私货物清单统计核定的，再结合王思蓓参与犯罪的时间综合折算得出，应予采信。王思蓓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原判已考虑其受雇参与走私活动，是从犯，对其已作减轻处罚，量刑适当。王思蓓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量刑过重的理由，不能成立；要求对王思蓓改判并宣告缓刑，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郭金松、陈兴宏、周钦城、王思蓓和原审被告人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进境，其中郭金松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陈兴宏、李盛润、王思蓓、周钦城偷逃应缴税额巨大，余明晔、申学伦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郭金松是主犯，依法应按其参与的犯罪进行处罚；陈兴宏、周钦城、余明晔、申学伦、李盛润、王思蓓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申学伦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郭金松、陈兴宏、周钦城、王思蓓上诉所提理由，经查均不能成立，要求改判，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亦光代理审判员  王竹青代理审判员  梁 美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庄 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