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富良，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代理人：邵树强、廖毅，均系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彬，住福建省长乐市。委托代理人：关俭科、郑金群，分别系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谢富良因与被上诉人李忠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恩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的意见2014年12月17日，李忠彬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谢富良支付货款2850000元；2、谢富良支付违约金850000元；3、谢富良支付上述第一款项的利息1031066.67元（从2013年6月8日起暂计至2014年10月1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其他利息计至清偿之日止），上述1-3项合计4731066.67元；4、本案诉讼费由谢富良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李忠彬与谢富良一直有生意来往，2011年9月2日，双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由李忠彬向谢富良供应钢材，广州市南沙区建安建筑工程公司作为担保方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李忠彬已履行了提供钢材的义务，但是谢富良却一直不支付货款。为此，双方曾多次进行协商，2013年6月7日，经双方协商，谢富良确认尚欠李忠彬钢材款3850000元未支付，并约定至2013年6月7日止，违约金为850000元。2013年10月18日，谢富良向李忠彬支付1000000元后仍有2850000元未支付。后经李忠彬多次催收，谢富良仍未支付其拖欠货款，为维护李忠彬的合法利益，李忠彬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提起诉讼。谢富良答辩称：一、《钢材购销合同》是一份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未经核准登记的工商企业一律不准筹建或者开业，不得签订合同，银行不予开立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7条的规定：“未领取营业执照，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处于叁仟元以下罚款”。李忠彬在没有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与谢富良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因其不具有合同经营的主体资格，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妨害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以及税收监管制度，侵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李忠彬无证经营进行钢材销售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就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不受法律保护。二、根据双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李忠彬从2011年11月21日起至2011年12月8日止，先后供应钢材七宗重量合计576.89吨，货款2984175.68元（详见送货单）。对于这批钢材，谢富良已通过开发商代支付货款100万元给李忠彬，尚欠货款1894175.68元。谢富良应李忠彬的要求将货款和违约金合写在一张《欠条》上以规避法律。三、李忠彬起诉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鉴于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效，无效合同没有违约金可言，故本案不存在违约金计算。况且该合同里约定的违约金利息远远高于法律规定，亦不应受法律保护。因此，法院应当查明、核实谢富良实际欠货款金额，如果判决生效谢富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处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忠彬、谢富良双方于2011年9月2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李忠彬为供货方即甲方，谢富良为需货方即乙方，合同约定：一、订送货方式：1、乙方根据工程进度的需要，分批向甲方购进所需钢材，乙方每次购货，应提前5天把订货单以传真方式或者电话通知甲方所需钢材的规格、型号、数量、确认后由机房安排车辆将该钢材送到乙方工地（指定地点卸货）……二、价格结算依据：1、价格结算以送货当天我的钢铁网（www.mysteel.com）广州地区报价为基准，星期六、日送货的以接下周一的报价为基准。2、地下室所用钢材（总量不超过1000吨以实际收货数量为准）：参照我的钢铁网（www.mysteel.com）广州地区报价，同档品牌规格当日报价，货送到一个月内支付货款的上浮100元／吨结算，货送到两个月支付货款的上浮200元／吨结算，货送到三个月支付货款的上浮300元／吨结算。超过三个月支付的在三个月支付的单价基础上按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货到三个半月仍未支付货款……3、地上建筑所用钢材：我的钢铁网（www.mysteel.com）参照广州地区报价，同档品牌规格当日报价，货送到一个月内支付货款的上浮100元／吨结算，货送到两个月支付货款的上浮200元／吨结算，超过两个月付款的按两个月支付的单价基础上按每月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李忠彬依约向谢富良供应钢材，每送一批钢材，李忠彬出具送货单一式两份，该送货单载明钢材的品名、生产厂家、规格、数量、当日结算单价、总金额等，并由送货单位经手人及收货单位经手人分别签收确认后各执一份。合同签订后，李忠彬多次向谢富良供应钢材，谢富良陆续支付部分货款。再查明，谢富良于2013年6月7日向李忠彬出具《欠条》，载明：“我本人谢富良（身份证号：××）与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人李忠彬购进钢材用于恩平市君汇上城工地，现欠货款合计3850000正，大写：叁佰捌拾伍万元整。违约金和利息双方协定为850000元，大写：捌拾伍万元整。货款和违约金和利息合计：肆佰柒拾万元整。欠款人：谢富良”。之后，李忠彬、谢富良双方再无进行钢材交易。另查明，谢富良于2013年10月支付货款1000000元给李忠彬。至今，谢富良再无支付过任何款项给李忠彬。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谢富良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李忠彬在没有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与谢富良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因其不具有合同经营的主体资格，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妨害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以及税收监管制度，侵害了社会经济秩序，李忠彬无证经营进行钢材销售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钢材购销合同》是李忠彬、谢富良双方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并未使用工商企业或者个人独资企业的名义签订该合同，该合同的签订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之情形，谢富良的辩称，理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因此，《钢材购销合同》是李忠彬、谢富良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并且该合同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的签订后，李忠彬多次向谢富良供应钢材，谢富良陆续支付货款，至2013年6月7日谢富良出具《欠条》确认尚欠李忠彬货款：38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谢富良辩称其出具的《欠条》所写的3850000元包含了违约金在内，并非全是货款，谢富良实际上尚欠货款1894175.68元。对此，谢富良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具的《欠条》书写内容不真实的事实，但谢富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谢富良所出具的《欠条》明确将货款与违约金、利息分别独立书写，谢富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谢富良应在其出具《欠条》后，严格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对谢富良的辩称，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故该《欠条》是谢富良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谢富良出具《欠条》后，于2013年10月向李忠彬支付货款1000000元，至今，谢富良再无支付过任何款项给李忠彬，谢富良尚欠李忠彬货款2850000元，因此，对李忠彬请求谢富良支付2850000元货款的请求，证据及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对于谢富良出具《欠条》前的违约金及利息部分，李忠彬请求按照《欠条》的约定，要求谢富良支付违约金850000元；谢富良则主张因为《钢材购销合同》无效，并不存在违约金计算问题，且合同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过高，也不应当受法律的保护。对此，如前所述，《钢材购销》及《欠条》均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李忠彬、谢富良双方经协商同意“违约金及利息双方协定为850000元”，谢富良出具《欠条》同意支付，这是李忠彬、谢富良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对谢富良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对李忠彬请求谢富良支付违约金850000元的请求，证据及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对于谢富良出具《欠条》后的利息部分，谢富良延期支付货款，确实造成了李忠彬的利息损失。李忠彬请求以2850000元为基数从谢富良出具《欠条》的次日起即2013年6月8日起至清偿日止计付利息，依法予以支持，但李忠彬请求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的请求超过了规定幅度，依法予以调整。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2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谢富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货款28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3年6月8日起至原审法院确定的还清款日止，以28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40%计算）给李忠彬；二、谢富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违约金及利息850000元给李忠彬；三、驳回李忠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谢富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324元，由谢富良承担。当事人二审的意见谢富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钢材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改判谢富良实际欠货款为人民币1784175.08元；迟延履行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3、一、二审受理费按各自责任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1年9月2日，李忠彬与谢富良、广州市南沙区建安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一份《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从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20日止，由李忠彬销售钢材给谢富良。同时还约定了销售钢材的价格、货款支付方式等。签约后，李忠彬先后销售钢材共计划17宗，销售钢材总重量1484.4吨，货款合计人民币7390664元（详见《送货单》）。谢富良先后多次支付给李忠彬货款合计人民币5606488.92元（详见《银行付款凭据》），至今尚欠李忠彬货款为人民币1784175.08元。谢富良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经双方签名确认的送货单17份，并提供了李忠彬收取谢富良的货款支付凭据等证据，已经完成了证明欠款金额事实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地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及认证，仅凭一张“欠条”这单一证据，就认定谢富良欠货款385万元。显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李忠彬领社会上追债人员等4人于2013年6月7日到君汇上城工地项目部胁迫谢富良签订《欠条》，增加185万元违约金，并将其中100多万元写入货款中，另外85万元写成违约金，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复息。既计违约金又计利息显然是违法的，请求上级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予以纠正以维护谢富良的合法权益。此外，在一审诉讼中，谢富良发现李忠彬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从事工商经营活动，在没有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和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从事钢材贸易活动，这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关于“未经核准登记的工商企业一律不准筹建或者开业，不得签订合同，银行不予开立账户”的禁止性规定，李忠彬不仅违反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条例规定，而且还涉嫌存在重大偷税漏税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李忠彬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违法，合同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合同则不存在违约金的计算，一审判决谢富良支付违约金185万元以及四倍银行利息违反了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李忠彬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谢富良提及的问题：1、关于在一审时提交的《欠条》是否需要对账的问题，谢富良在一审法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证据，李忠彬在一审提交的《欠条》得到谢富良的认可，谢富良没有证据对此质疑。一审法院没有进行对账符合法律和程序的要求。2、关于合同无效的问题，由于产生纠纷的合同标的是钢材，钢材是普通商品，国家没有对钢材有特别严格的许可或规定。实际上为了交易及追讨货款的方便，很多企业的销售人员习惯用个人名义与购货单位签订合同，所以该合同是有效的。至于谢富良提及《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这是针对未登记的工商企业，不适用于公民。3、谢富良的诉讼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其在工程结算时把财产转给其家属。谢富良所欠的货款一直没有按时支付，望二审法院及时作出判决。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钢材购销合同》及《欠条》的效力问题。二、谢富良拖欠李忠彬货款金额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谢富良上诉主张李忠彬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而于2011年9月2日与其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从事钢材贸易，涉及金额巨大，涉嫌偷税漏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该合同应认定无效。经审查，《钢材购销合同》是李忠彬和谢富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工商企业的管理性规定，不影响该合同效力，若谢富良认为李忠彬在履约过程中有偷逃税收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可向税务机关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举报，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李忠彬是否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以及是否存在偷逃税收等违法行为与合同之效力无涉，涉案合同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谢富良主张合同无效，且违约责任的约定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谢富良于2013年6月7日向李忠彬出具《欠条》的效力问题。谢富良主张该欠条是受李忠彬胁迫而签署，应属无效。但一方面谢富良对其受胁迫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即使该欠条是受李忠彬胁迫签署，谢富良亦仅可据此在签署该欠条后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不当然无效。而至李忠彬提起本案诉讼前谢富良出具该欠条已超过一年而未行使撤销权，应认定为该欠条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谢富良与李忠彬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以及双方庭审中提供的多份送货单可以认定李忠彬与谢富良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进行了多次的交易，由于拖欠货款，谢富良于2013年6月7日出具《欠条》确认拖欠李忠彬钢材货款3850000元以及同意支付违约金850000元，因此，该《欠条》具有针对拖欠货款进行结算的性质，谢富良应按《欠条》履行其清偿责任。谢富良出具《欠条》后向李忠彬支付了货款100万元，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谢富良尚欠李忠彬货款2850000元，违约金850000元并无不当。谢富良上诉主张出具《欠条》时拖欠的货款为2984175.68元，并非3850000元，应重新对所有的单据进行结算，而李忠彬认为由于谢富良未按时支付货款，结算单价是按合同约定的上浮价格计算的。本院认为，由于《钢材购销合同》中已经约定了逾期付款。货款上浮价格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因此，李忠彬的主张符合合同对于逾期支付货款后单价的约定，且与谢富良主张拖欠的货款数按上浮价格计算后的金额基本相符。且谢富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出具《欠条》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其在双方结算后，没有法定可撤销事由的情况下，要求对欠款数额进行重新核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42元，由谢富良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景欣审判员  陈雪娟审判员  许世清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梁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