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4民终1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邦行，男，汉族，1958年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喜元，男，苗族，1953年10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两江能源开发公司郁江煤矿。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联合乡蔡家坝村。负责人：丁小华，该煤矿矿长。上诉人廖邦行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两江能源开发公司郁江煤矿（以下简称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渝0243民初2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廖邦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喜元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邦行上诉请求：撤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渝0243民初209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廖邦行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廖邦行与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的劳动争议，当时我国民事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的裁判理由错误。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有明确规定,该相关规定即是对之前法律、法规的补充和完善。2.一审法院认为廖邦行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及仲裁时效错误。廖邦行等于1981年3月30日被郁江煤矿解除劳动关系后，其职工代表从1981年起至今每年多次找到郁江煤矿党委和上级有关领导要求郁江煤矿解决下放安置费问题，因此本案并未超过时效。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廖邦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⑴被告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向原告廖邦行支付经济补偿12月×4783元/月=57396元；⑵被告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社会养老保险费12年×4783元/月×20%=137520元；⑶被告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医疗保险费12年×4783元/月×4%=27552元；⑷被告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失业保险费12年×4783元/月×2%=13247元；合计2357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前身为彭水县郁江煤矿，2007年经转让后变更名称为重庆市两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郁江煤矿。廖邦行自述：其于1970年元月经招工进入彭水县郁江煤矿成���井下工人，合同期满后又纳入1975年的招工指标范围再次招用，但从其提交的证据即《彭劳调（75）字第5号关于郁江煤矿等单位使用临时季节工的批复》内容看，当年彭水县郁江煤矿只招用临时季节工。煤矿对临时工要求自带口粮，国家粮食部门按规定给予补助，用工合同期满后必须予以辞退。证人杨某某、向某某、丁某某等人证实：廖邦行等人于1970年招工进入郁江煤矿从事井下作业，工作辛苦，对煤矿贡献较大，1981年3月30日，煤矿突然动用“基干民兵”持枪逼走廖邦行等工人。廖邦行当庭陈述，自此以后，廖邦行等被“下放”工人就不断上访，1981年五六月向煤矿提出“下放”安置补偿费，1982年元月向四川省办公厅信访，以后年年向彭水县信访办、黔江地区人大等单位信访，都未得到答复。从其提交的证据看：1982年元月，徐贤坤、李方林、苏庆德3人写过《请求���》，要求解决“下放”费、职业病检查和工伤赔偿，但是否向相关部门递交则无依据；2010年7月10日，彭水县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对徐贤坤、李方林、苏庆德的信访作出回复：我国1986年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养老保险政策，彭水县于1992年实施，因此，信访人要求解决1981年前的养老保险无政策支撑；国务院于1999年出台关于清退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临聘人员给予补偿的政策，信访人1981年解除劳动关系，主张“下放费”无政策支撑。信访人近三十年间从事的其他工作无法考证，无法解决职业病和伤残补助问题。2015年3月1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就李长安的信访作出告知：越级上访不予受理。2015年3月23日，彭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针对廖邦行、苏庆德、李长安的信访答复：1995年劳动法施行后，才有经济补偿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信访人主张经济补偿不予支��；我县于1992年4月建立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按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信访人主张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不予支持。2015年4月17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李长安的信访作出告知，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访部门或当地政府信访部门反映。2015年6月15日，彭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针对廖邦行、梁成家、李长安、苏庆德、高喜元的信访申请作出复查意见认为：1991年以后才陆续建立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才立法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制度，按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信访申请人主张缴纳社会保险和支付经济补偿不应支持。信访申请人不服向上级政府申请复核，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认为：按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信访人要求解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经济补偿的诉求无政策依据，维持彭水县人民政府的复查意见���廖邦行另行举示1份[91]20号中共中央文件的抄录件，以及网上下载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拟证明其被“下放”应按当时的政策处理。廖邦行于2016年5月12日申请劳动仲裁，彭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当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受让取得原彭水县郁江煤矿，承接彭水县郁江煤矿的债权债务，廖邦行主张经济补偿属于债务范畴，故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在本案中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民事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企业职工管理更多地依靠政策或企业规章制度，煤矿企业下放职工或辞退临时季节工是否给予安置补偿或经济补偿，因年代久远，已无从查证。廖邦行举示的文件及暂行办法，系抄录件与网上下载，不具证明力，即便如廖邦行主张应得到补偿，本案也涉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对诉讼时效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且不说法不溯及既往，即使采用上述法律衡量，以最后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适用仲裁时效考量，廖邦行至迟也应当在2009年5月1日以前申请劳动仲裁。信访本身不能引起��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后果，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后的信访更无涉时效中止、中断。故廖邦行在被下放或辞退经过三十五年才于2016年5月12日申请仲裁,早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所述，廖邦行上世纪八十代初被煤矿下放或辞退，经过35年后要求予以经济补偿、补缴或补偿社会保险费，于法无据。即使采用现行法律规定评判，其主张也超过仲裁时效，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廖邦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廖邦行已预交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廖邦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廖邦行围绕上诉请求举示了如下证据：1.书证《上求书》复印件二份，拟证明廖邦行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和2008年11月19日曾向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彭水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上访请求解决因其于1981年被原郁江煤矿下放回家所引发下放安置费纠纷等事实。2.《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彭水县政府信访办于2015年12月7日告知廖邦行其反映的问题属于不再受理情形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廖邦行在二审中举示的《上求书》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在1998年2月10日向相关部门主张过有关下放安置费的事实，且与本案廖邦行主张经济补偿金、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及失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对《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不能证明廖邦行所主张彭水县政府向其答复不再受理其信访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廖邦行二审中举示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廖邦行在二审中自述其于2014年首次向相关部门主张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就1970年至1981年与原郁江煤矿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廖邦行是否享有向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要求为其缴纳或补偿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权利；2.如享有上述相应社会保险及经济补偿金权利，廖邦行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对此，分别评述如下：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199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社会保险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由此可知，自1995年始，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其次，《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一条及《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法定情形下负有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结合本案，廖邦行系于1970年至1981年期间与原郁江煤矿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该期间我国社会发展尚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国家并没有在法律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经济补偿金制度。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为在1995年之后颁布实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并不能对其生效之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因此，作为用人单位的原郁江煤矿并不负有为其劳动者廖邦行缴纳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在特定情况下���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其次，廖邦行也未举示其与原郁江煤矿之间存在针对社会保险费及经济补偿金事宜的约定。故作为用人单位的原郁江煤矿亦不负有为其劳动者廖邦行缴纳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在特定情况下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约定义务。最后，因在1970年至1981年廖邦行与原郁江煤矿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郁江煤矿没有为廖邦行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或约定义务。相应地，对作为原郁江煤矿权利义务承继者的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而言，廖邦行要求其补缴或补偿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亦属于法无据。综上，廖邦行要求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相应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廖邦行本不享有要求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相应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权利。即使廖邦行享有该权利，且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日起算仲裁时效期间，其应当在1995年3月2日之前就该权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以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一��仲裁时效期间的规定来看，廖邦行应当在2009年5月1日之前就该权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而本案不论是廖邦行于2010年首次提出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信访请求，还是于2014年首次提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信访请求，其该请求均已超过《劳动法》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故即使廖邦行享有要求两江能源公司郁江煤矿补缴或补偿相应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权利，也因其相应请求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而不能得到支持。至于廖邦行所称其自被原郁江煤矿于1981年3月“下放”后便一直不断上访从而导致仲裁时效发生中断的理由，因其关于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经济补偿金的信访请求分别是于2010年、2014年首次提出，其他信访请求是针对下���费、职业病检查及工伤赔偿事项，而非针对本案的诉讼请求，故其提出的其他信访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联，不能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廖邦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廖邦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咏梅代理审判员  王军峰代理审判员  王东义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