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川民终字第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松，男，汉族。委托代理人梁国钊，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县璧城镇红宇大道16号。法定代表人刘金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莫晓宇，四川恒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424号。法定代表人代秀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波，四川融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长贵，男，汉族。上诉人侯松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大公司）、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第三人杨长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侯松的委托代理人梁国钊、被上诉人桓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莫晓宇、被上诉人博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波、原审第三人杨长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侯松提出调取新证据申请，调取新证据期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4日，四川省名兴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兴公司）与博大公司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约定博大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负责案涉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的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双方公章，曾文作为名兴公司代理人签字，代纪文作为博大公司代理人签字。2011年1月12日，桓大公司与曾文签订《工程项目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合同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曾文，名兴公司作为担保方加盖公章。2011年10月18日，博大公司委托人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晟凯钢材商贸部（乙方）、博大公司（丙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晟凯钢材商贸部向桓大雅安项目部供应钢材，博大公司作为桓大雅安项目部的担保方。其中，合同第三条“钢材合同执行价格约定、计量方式”约定：“1.钢材合同执行价格约定：结算单价以供货当天成都钢铁网攀成钢挂牌价为基准，货到付款。如乙方垫款，向甲方供应钢材其垫资利润为：按批量计算在30天内每吨每天6元，60天内每吨每天8元。超出60天每吨每天10元，甲方在90天内未给乙方付清钢材款和垫资利润，则视为甲方违约。2.甲方每月应向乙方支付50%以上的供货款。乙方供货数量不少于1200吨，两个月内垫资供货不超过八佰吨。主体工程完工一个月内付清所供钢材款和垫资利润。甲方眉山的工地在同等的条件下优先乙方供货。否则视为甲方违约。3.冷轧带肋钢在盘元基础上加150元。4.计重方式：乙方所供钢材按过磅计重，允许有3‰的误差。”合同第四条“钢材供货、收货确认方式”约定：“1.供货方式：供货总量及价格以送货单实际数量和价格为准。吊装费为28元每吨、运费为90元每吨，由甲方承担。钢材由乙方运到甲方所指定的工地现场后甲方应立即组织人员卸车，其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2.收费确认方式：（1）乙方根据甲方通知，将甲方所需钢材供应到甲方指定场地后，甲方及甲方委托授权人对乙方所供应的钢材进行数量签收，由甲乙双方共同签字办理完收货手续（即收货单，该收货作为甲乙双方结算的依据）。乙方为甲方提供普通发票。（2）收货单办理完确认手续后分发甲方、乙方各一份，作为乙方结算依据。（3）甲乙双方签字有效人员名单：甲方签字人员：毛述元、向洪，乙方签字人员无。”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2.如果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向乙方付清货款及垫资费用，乙方有权停止供货，在停止供货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采购其他厂家、商家任何材料。超过付款期限甲方要向乙方支付应付货款每天3‰的违约金，否则，乙方有权到甲方工地要求甲方停工。3.丙方作为甲方的担保方，甲方在无力支付乙方供货款及垫资费用时，或甲方违约时，则由丙方付给乙方所有费用，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第七条约定：“甲方与业主方所签工程承包合同，甲方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本合同附件。”《钢材购销合同》中，甲方处加盖了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在“项目负责人”处有“杨长贵”字样签名；乙方处加盖了晟凯商贸部印章，李先虎作为委托人签名；丙方处加盖了博大公司公章，代纪文作为委托人签名。合同签订时，并无第七条所约定的附件。2012年4月26日，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向晟凯钢材商贸部出具《欠款确认单》，载明：“今贵我双方认真核实账，一致确认我项目部欠贵部钢材货款共计4750000元和违约金2000000元。我单位对贵部供货钢材数量、型号、质量、单价、送货地址、供货时间均无异议。如我单位在2012年8月10日前支付完贵部钢材款肆佰柒拾伍万元整，由贵部将欠款确认单及送货单原件交给我单位。剩余违约金2000000元，晟凯钢材商贸部全部免除不用支付（违约金贰佰万元，从2011年11月25日计算至2012年4月26日止）。特此确认。”《欠款确认单》上加盖了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代纪文在该《欠款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欠款属实”，博大公司加盖公章。2012年6月14日，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桓大四川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晟凯商贸部支付500000元，其中，“附言”注明为“钢材款”。博大公司提交了9张《送货单》（客户联），分别记载在2011年10月25日、26日、29日，11月2日、4日、15日、16日、22日、23日，侯松供应了货款本金共计2978171.02元的钢材。《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处填写为“桓大公司”或“桓大雅安项目部”，杨长贵、毛述元、田仕银、向鸿等人在上述《送货单》上签字，对供货数量予以确认，并注明“垫资费按每天每吨6元、8元、10元计算”以及“未付款”。原审法院另查明，1.2013年7月18日，壁山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讯问代纪文的《讯问笔录》中，代纪文陈述：桓大雅安项目部没有在《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合同上“杨长贵”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合同的相关业务与桓大雅安项目部无关，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代纪文和博大公司承担。2.《施工总平面图》上加盖的印章字样为“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经济或劳务合同、借款、贷款和担保无效）”，该印章与《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上加盖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因桓大公司未支付所欠钢材款，侯松诉请原审法院判令：一、桓大公司支付货款4250000元、违约金2000000元，以及从2012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二、博大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桓大公司和博大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根据桓大公司的申请，委托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对《钢材购销合同》中“杨长贵”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4年3月20日，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出具《关于不能开展鉴定的说明》，载明：“2014年3月18日四方当事人到我所对杨长贵方提供的8份鉴定比对样本进行确认。因杨长贵方提供的8份有“杨长贵”签名字迹的材料不被侯松方认同，所以造成了该案无原始鉴定比对样本，只有杨长贵现场书写的‘杨长贵’签名字迹作为鉴定比对材料，使我所无法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为此，我所不能开展相关鉴定。特此说明”。原审审理过程中，桓大公司还申请对《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上加盖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没有在公安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不具有唯一性，且在侯松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已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项目部印章，从印章的外在形式能够直观分辨两枚印章的区别。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桓大公司申请鉴定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真实性不具备条件，对桓大公司的申请未予准许。原审法院认为：（一）、侯松主张桓大雅安项目部是《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但是桓大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由于侯松没有证据证明杨长贵系桓大雅安项目部负责人，杨长贵无权代表桓大公司购买钢材，侯松主张杨长贵购买钢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理由不成立，鉴于侯松与桓大公司均无法证明《钢材购销合同》中所盖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故不能直接认定“桓大雅安项目部”为甲方、晟凯钢材商贸部为乙方签订了该购销合同。从合同的签订情况看，系博大公司委托人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与晟凯钢材商贸部签订的合同。因博大公司认可代纪文的代理行为，故该合同实为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的名义与晟凯钢材商贸部签订。在《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前，博大公司并未取得桓大公司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桓大公司的追认，故合同效力是否及于桓大公司，关键在于博大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博大公司的行为要构成表见代理，侯松应对签订合同时博大公司具有桓大公司代理权的表象特征及侯松自身善意且无过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博大公司曾以桓大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向侯松购买过钢材，且根据侯松申请作证的证人对合同签订情形的陈述看，侯松既没有核实在“桓大雅安项目部”处签字的“杨长贵”的身份，也无法证明代纪文取得了桓大公司的授权，对桓大雅安项目部的签字及盖章均放任代纪文所为；加之对合同第七条关于“甲方与业主方所签工程承包合同，甲方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本合同附件”的约定内容，侯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附件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且侯松对此尽到了审查确认的注意义务，故代纪文代表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的法律效力不能归于桓大公司。（二）、关于桓大公司支付500000元货款行为的认定问题。桓大公司支付500000元货款是在侯松追索货款酿成纠纷后，在案涉工程业主方、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桓大公司以工程总承包方的名义先行垫付货款。侯松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桓大公司直接认可自己是《钢材购销合同》债务人的身份，故桓大公司支付500000元的行为不是对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可，该付款行为不产生应承担给付货款义务的法律后果。《欠款确认书》系代纪文代表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向侯松出具的承诺，在桓大公司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其法律后果应由博大公司承担。博大公司则辩称该确认书系代纪文受胁迫出具，应予撤销，并举出《送货单》主张重新结算钢材欠款。博大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代纪文受胁迫的事实，《欠款确认单》能够证明侯松与博大公司对双方交易结算的确认结果，在博大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而作出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欠款确认单》的真实性、有效性。博大公司提交的9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总额尚未计算钢材垫资费在内，而根据《钢材购销合同》第三条关于垫资费的约定，以及《送货单》中关于“垫资费按每天每吨6元、8元、10元计算”的内容，侯松与博大公司约定了垫资费系钢材货款的组成部分，故《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总额虽低于《欠款确认单》中的货款金额，但不足以否认《欠款确认单》的真实性，对博大公司要求以《送货单》重新结算钢材欠款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三）、关于博大公司已支付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除桓大公司代为支付的500000元外，博大公司还辩称通过个人账户支付了货款250000元，但博大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250000元的收款人系案外人陈琼利，侯松对该笔付款不予认可，博大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支付给陈琼利的款项与案涉钢材货款之间具有关联性，故该250000元付款不能认定为博大公司支付的案涉货款。根据《欠款确认单》，能够证明截止2012年4月26日，博大公司尚欠侯松钢材货款4750000元，扣除2012年6月14日桓大公司代博大公司支付的500000元，博大公司尚欠侯松货款4250000元。（四）、关于博大公司应否向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博大公司与侯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侯松履行了供货义务，博大公司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博大公司提出的《欠款确认单》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侯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因博大公司逾期付款行为所受的实际损失，鉴于双方已经约定了垫资费作为货款组成的部分，博大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给侯松造成的实际损失应为未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综合双方在交易中的履行情况等综合因素，对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欠款确认书》中约定的2000000元违约金与侯松主张的从2012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性质一致，故应一并酌定，只是违约金的支付应以《欠款确认单》中约定的2011年11月25日为起算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审法院酌定博大公司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并上浮40%的标准向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博大公司与侯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拖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对侯松要求博大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主张，部分予以了支持。因桓大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无为博大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法律依据，故对侯松主张桓大公司承担货款及违约金支付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博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侯松支付货款4250000元；二、博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25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的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三、驳回侯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9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1950元，由博大公司负担。宣判后，侯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令桓大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的理由和依据不能成立，侯松有充足理由相信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交易相对方是桓大公司，且侯松在交易中善意无过失，桓大公司雅安项目部的行为在本案中构成对桓大公司的表见代理。二、桓大公司在原审中质疑雅安项目部印章及现场施工人杨长贵签名真实性并提出鉴定申请，其结果是无法鉴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桓大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原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雅安市雨城区经侦大队的证据，而该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四、侯松与桓大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后以实际履行行为表明接受了合同的约束，桓大公司不仅确认收到了钢材，同时在2012年6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注明钢材款500000元的行为足以证明桓大公司对《钢材购销合同》的认可。五、桓大公司、博大公司均未对原审法院判决给付钢材欠款4250000元提出上诉，应视为对该金额无争议。六、桓大公司应当承担向侯松给付违约金2000000元的违约责任。七、博大公司作为《钢材购销合同》桓大的担保方应对桓大公司欠付钢材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请求依法改判：一、由桓大公司承担钢材欠款4250000元；二、桓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侯松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以及从2012年4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2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三、博大公司作为《钢材购销合同》买受人桓大公司的担保人对欠付钢材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桓大公司答辩称：桓大公司并非《钢材购销合同》的主体，亦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和《欠款确认单》中出现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与桓大公司向项目业主雅安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提交备案的项目部印章存在肉眼即能辨识的显著区别。二、博大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钢材购销合同》和《欠款确认单》上桓大公司项目部公章系博大公司工作人员私下刻制并使用，其实际控制人代纪文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有明确供述即桓大公司雅安项目部没有在《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经办人杨长贵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书写。博大公司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支付钢材款的义务并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三、博大公司冒用桓大公司名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形成《欠款确认单》不构成表见代理。四、为解决追索货款纠纷，桓大公司应相关部门要求为博大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代付钢材款500000元的行为不构成桓大公司对钢材供货欠款的确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博大公司答辩称：一、博大公司未上诉系因公司经营困难无力上诉，在一审中对本案事实所作陈述是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代纪文被桓大公司通过经侦羁押后所作的不实陈述。二、桓大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曾文，曾文再次转包给博大公司，博大公司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博大公司对该项目实施的钢材采购行为，不仅构成表见代理而且是职务行为，桓大公司的转包行为即为授权。三、根据侯松送货单显示，本案钢材未付欠款应为2250000余元（未包括博大公司已付250000元和桓大公司代付的500000元）。博大公司出具的4750000元《欠款确认单》实际包含了高息及违约金。四、桓大公司于2012年11月强行接管进驻项目后未与博大公司办理进度结算，致使博大公司经营困难，无法取得工程款并对外支付欠款。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原审第三人杨长贵述称：杨长贵是通过朋友关系介绍到代纪文处即现在的博大公司工作，时任博大公司雅安项目部现场临聘管理人员，对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签订不知情，合同上签字亦不是本人书写，与其无关。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侯松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雅安市雨城区姚桥派出所证明；拟证明侯松、李先虎、雍和强等三人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未在该所辖区接受过刑事、治安处罚。2.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摘抄稿；3.证人蒋勤健出庭作证证言。以上证据拟证明案涉钢材确系用到了桓大雅安项目部，追讨钢材款纠纷发生时间为2013年初，桓大公司有关侯松闹事而代付500000元钢材款的主张不属实。桓大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公安机关未对三人进行处罚，不等于其未参与闹事。博大公司与桓大公司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证据1、2来源于雅安市雨城区公安机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证据3为证人证言，所述纠纷情况无其他证据佐证，证人蒋勤健系侯松方工作人员，对其真实性应不予采信；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反驳桓大公司有关代付钢材款的主张，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予采信。二审审理过程中，侯松为证明其与桓大公司之间的钢材购销合同关系，申请本院调取雅安市雨城区经侦大队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对相关人员所作询问笔录，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3年1月21、25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代纪文所作询问笔录；2.2013年1月18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代秀君所作询问笔录；3.2013年1月17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艾承烈所作询问笔录；4.2013年1月15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杨长贵所作询问笔录；5.2013年1月15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向鸿所作询问笔录；6.2013年1月14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毛术元所作询问笔录；7.2013年1月14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李先虎所作询问笔录；8.2013年1月15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何盛全所作询问笔录；9.2013年1月13日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刘满前所作询问笔录。侯松认为，上述询问笔录能够证明案涉钢材送到项目部并用于了工地，同时恒大公司收到欠款确认单后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还支付了部分货款的行为，表明其认可《钢材购销合同》。对上述证据，桓大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代纪文、代秀君有关与桓大公司合作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工地实际上是曾文私下转包给代纪文自行施工、代纪文管理项目极为混乱。证据3、4、5、6反映上述负责接收材料的工作人员均为代纪文、曾文聘请，能够证明工程有部分钢材没有用在项目上。证据7反映李先虎系侯松方工作人员，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关联性有异议，何盛全的陈述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因侯松方纠集人员闹事，桓大公司应业主方和政府要求垫付，付款须经桓大公司人员黄俊华与博大公司人员共同经办，此时桓大公司才知道曾文将项目私下转包给代纪文。对证据9的关联性有异议，桓大公司的惯例是加盖印章后交给名兴公司而不是代纪文；曾文直接向桓大公司打借条借钱，桓大公司没有直接付款给代纪文。博大公司质证认为：以上证据来源合法、真实、能够证明桓大公司直接参与管理，对外宣称三方合作，对内层层转包；再次印证了三方合作关系的事实。代纪文在公安机关关于钢材款的陈述与侯松诉称的金额不一致，博大公司已经支付了750000元，4750000元钢材欠款的形成是加了2000000元的利息，每吨每天10元利息过高，法院不应保护。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钢材确实用于桓大公司承包的雅安项目工程。杨长贵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案涉项目工程钢材供货商有好几家，曾经有过闹事，其本人属于代纪文聘用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诉讼过程中，除侯松对原审判决查明的《项目承包合同》的转、分包关系，代纪文的身份系博大公司委托人，施工总平面图上关于桓大公司项目部印章的使用范围等事实有异议外，对原判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桓大公司、博大公司对原判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桓大公司中标“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后，与曾文签订《工程项目负责人经济责任合同》将案涉工程转包，曾文又与博大公司代理人代纪文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博大公司为该项目工程实际施工人。二、恒大公司提交给业主方“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用“项目部印章的函”所载明该项目部印章仅限于工程资料及所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行文使用内容的印章，与《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所加盖的印章存在明显区别，原判在侯松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作出“施工总平面图”所加盖印章与《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所加盖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三、2012年11月以前，博大公司为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实际施工人。2012年11月以后，桓大公司组织人员接管该项目工程进行施工。该工程目前尚未进行决算。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二审诉讼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相对方的确定问题；二、钢材货款金额的确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和承担问题。一、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相对方的确定问题。侯松主张，桓大公司雅安项目部是《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相关工程欠款责任应由桓大公司承担，博大公司作为担保方应对桓大公司的违约后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不是《钢材购销合同》相对方，不应当承担本案钢材欠款的给付义务。理由如下：（一）虽然《钢材购销合同》签订过程中，甲方处加盖了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在“项目负责人”处有“杨长贵”字样签名；乙方处加盖了晟凯商贸部印章，李先虎作为委托人签名；丙方处加盖了博大公司公章，代纪文作为委托人签名。但侯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长贵系桓大雅安项目部负责人或经桓大公司授权，有权代表桓大公司购买钢材；根据侯松代理人及证人在原审中对合同订立情况的描述，侯松未对合同中签名的“杨长贵”的身份进行必要的了解与核实。此外，侯松亦未证明购销合同中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从合同签订情况看，系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与侯松经营的晟凯商贸部签订，但代纪文及其代表的博大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均未取得桓大公司授权，桓大公司之后也未进行追认；本案中，也无证据显示代纪文及博大公司曾以桓大公司名义与侯松发生过案涉买卖合同以外的其他交易行为，使其有理由相信代纪文及博大公司具有代理权。（二）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在签订本合同时应提供“甲方与业主方所签工程承包合同，甲方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合同附件”。侯松并未证明订立合同时其要求相对方桓大雅安项目部提供了合同约定的附件，已尽到相应审查注意义务。（三）桓大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侯松支付500000元钢材款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其认可与侯松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的依据。支付钢材款的行为可以分为实际支付与代为支付，从本案实际情况分析，桓大公司的付款行为是在侯松方追索货款酿成纠纷后，在工程业主方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以工程总承包方的名义进行的先行垫付行为。侯松在本案中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桓大公司认可钢材欠款债务，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付款行为不产生应承担钢材货款支付义务的法律后果。结合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及博大公司代理人代纪文在公安机关的相关陈述，可以认定《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系博大公司委托人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与晟凯商贸部签订，案涉合同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应为博大公司。博大公司在未取得桓大公司的授权亦未经追认的情况下，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与晟凯钢材商贸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的行为后果理应由博大公司承担。综上，侯松认为桓大公司是《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钢材欠款责任应由桓大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钢材货款金额的确定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和承担问题。对于原判确定的博大公司所欠钢材货款金额，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博大公司在答辩时对欠付货款金额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侯松上诉主张，恒大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及从2012年4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42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因博大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约定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中侯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因博大公司逾期付款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对侯松主张的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以逾期未付货款425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的标准计算违约金适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审案件受理费55550元，由侯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红亚代理审判员  兰 娟代理审判员  朱文京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Ｘ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