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遂中民初字第93号原告陈国强，男，汉族，生于1960年5月14日。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邓宁勇，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贵，男，汉族，生于1968年7月24日。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肖辉，四川浩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晋吉东二街236号-2号。负责人张霄，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张硕之，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国强因与被告钟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2014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国强的委托代理人邓宁勇，被告钟贵的委托代理人肖辉、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硕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国强诉称，2013年8月21日，被告钟贵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由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借款，借款期限3个月，月利率为固定不变的2%，随后被告向中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6000万元借款，但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在向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过程中多向被告偿还了720万元，且被告一直未向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归还该720万元。2014年9月13日，原告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抵偿欠原告的债务515.486万元，自愿将对被告持有的720万元中的57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570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钟贵答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诉权。1.被告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债权转让；2.债权人只能转让确定的、无争议的债权，但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存在重大争议，也无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性质；3.债权转让应系同一法律关系，不当得利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同；4.借款合同约定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与被告无关。（二）原告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债权转让无效。原告受让债权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且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在外存在大量债务，其将可能存在的债权只转让给一个债权人，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三）关于720万元的性质问题，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礼乐为了承包遂宁下穿隧道工程项目，与钟贵约定承包后将土石方工程分包给被告，为此张礼乐多次要求被告提供现金，6000万元仅系投标保证金。后因工程停建，张礼乐将前后借款包括6000万元本息一起还清，原告和第三人主张是将还给他人的钱错转、多转给被告，既不合常理，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的每一笔转款都有张礼乐的委托授权，给被告的最后一笔转款还有银行工作人员向张礼乐复核，张礼乐在去世前从未提出向被告多转，第三人的财务人员在每月做账时也没有发现，原告诉求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称：（一）双方有权利义务关系，只要被告确定，原告主体适格。（二）债权转让的性质是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债权转让应属有效。本案中，被告不属于被损害利益的人，债权转让价格符合常理，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债权转让基于不当得利，不是6000万元借款合同产生的债权。第三人和被告之间不存在其他借款，被告主张存在，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原告陈国强的身份证和被告钟贵的户籍证明，证实原、被告的基本情况；2.借款合同，证明第三人和被告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3.农行进账单3份、建行电子转账凭证2份，证实被告实际出借6000万元，第三人向被告转款7080万元；4.借款协议及资金汇划收报（贷方）补充凭证，证实原告向第三人出借100万元；5.债权转让协议、民事调解书及刘文会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取得第三人40.383万元债权；6.债权转让协议、民事调解书及张守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取得第三人40.383万元债权；7.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有第三人294.720万元债权；8.债权转让协议、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享有对被告570万元债权；9.四川经济日报1份，证明债权转让已通知被告。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第1、2、3组证据材料无异议。对第4组质证意见为原告向第三人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协议无张礼乐签字，不符合其生前的习惯，协议也没有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人签名，应是在张礼乐去世后形成的。对该组补充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说明该100万元是借款还是还款。被告对第5、6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中仅有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盖章而没有经办人签名，同时缺乏转让借款，约定另行协商是有意规避，债权转让不符合合同要件，应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调解书和身份证的真实性认可。对第7组质证认为对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应是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对第8组质证认为转让协议仅有第三人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名，公司现负责人张霄是否同意也不清楚，真实性值得怀疑，对第三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9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原告持有被告与第三人的借款合同，该合同上有被告电话，原告没有通知却登报，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三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均不持异议。被告钟贵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申请本院调取的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908号案件材料（包括民事起诉书、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函、收据、建行转账凭条和农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调解笔录、授权委托书和民事调解书）、（2014）武侯民初字第911号案卷材料（包括民事起诉书、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函、收据、调解笔录、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赵琴身份证复印件和民事调解书），以及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4396号案件材料（包括民事起诉书、授权委托书、委托追加第三人申请、代理人身份证、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先行调解笔录和民事调解书）。被告认为（2014）武侯民初字第908号、911号案件材料中只有收据，没有借款合同，没有张礼乐签字。转款转入个人账户，没有转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账户，赵琴的授权委托书没有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签名，911号案件材料中没有转款凭证。均系双方恶意串通在张礼乐去世后制作的。（2014）高新民初字第4396号案件材料借款合同无张礼乐签字，是陈国强借钱给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但转款的却是张守清、刘文会，缺乏可信度。三份调解书都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形成的。2.农行转账支票，证实2013年9月22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在转款6840万元时，由农行经办人向张礼乐进行了核实。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银监局文件（川银监通〔2006〕60号）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办公室文件（川农银办发〔2007〕153号）证实银行对大额转账，需对客户进行热线验证，说明第三人不存在错转。原告质证认为：对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仅调解书与本案有关联。对第2、3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银行对转款进行了热线核实不代表就不会存在不当得利，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对被告出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合议庭评议认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材料，第三人不持异议。被告虽然对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等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未提交反驳的证据材料，且借款协议均有相应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佐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原告和第三人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21日，被告钟贵作为甲方，与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工程保证金；借款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至10000万元，甲方必须于2013年8月28日前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3年11月20日，共3个月；借款利率：月利率2%，固定利率，不调整；结息：分次借款，分次结息，从借款到账之日起，每满一月结息一次；还款方式：乙方应于到期日前将应偿还的借款及当月利息一并支付到甲方指定还款账户；乙方借入的资金账户由甲方和乙方签章共管，共管期内，乙方的账户上的资金要于2013年9月10日前达到10000万元（不含由出借方借入的资金）；乙方不得提前还款，如提前还款也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利率计收利息，甲方在每笔款借出后三个月内也不得要求乙方提前还款。合同还约定，乙方的债务与甲方无关。合同由被告钟贵、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张礼乐签名，并加盖了第三人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当日和同月23日，被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州支行向第三人分别转款2000万元和4000万元。同月22日和23日，第三人通过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向被告分别转款80万元和16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为还款。2013年9月22日，第三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州支行向被告转款6840万元，该笔转款前，由银行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对张礼乐进行了核实。2013年1月14日，原告陈国强向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转款100万元，同日以原告为甲方、第三人为乙方签订一份一份借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13年1月14日收到了甲方的100万元人民币，现甲、乙双方正式确认上述款项为借款本金；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为不变利率。协议自甲方签字捺印、乙方加盖公章后生效。2013年4月26日，陈国强作为甲方，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刘文会、张守清作为丙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在本次借款合同签订后，甲方同意分两次向乙方提供借款220万元，分别由刘文会、张守清于本合同签订后以转账方式转给乙方法定代表人张礼乐的银行账户，借款期限为一年，乙方按年利率标准的25%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丙方同意按本借款合同的约定，根据甲方的指示通过丙方账户向张礼乐的银行账户转款作为甲方实际出借资金。2014年8月27日，陈国强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220万元及资金利息，并申请追加刘文会、张守清为第三人。同日经该院主持调解并作出（2014）高新民初字第4396号民事调解书，对当事人达成的如下协议进行了确认：“一、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向原告陈国强归还借款220万元，利息74万元；二、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7200元，由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14年1月21日，案外人张某某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偿还2013年6月7日的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2.4万元。同月24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武侯民初字第90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协议：“一、由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前向原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二、原告张某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7660元，因调解减半收取3830元，由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14年1月21日，案外人刘某某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偿还2013年7月4日的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2.4万元。同月24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武侯民初字第91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协议：“一、由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前向原告刘某某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二、原告某某会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7660元，因调解减半收取3830元，由被告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14年8月2日，由刘某某、张某某分别作为甲方，陈国强作为乙方、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2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分别持有的丙方40.3830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丙方同意转让；具体转让价款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不影响本次债权转让的效力。协议经甲方、乙方双方签字，丙方盖章后生效。2014年9月13日，中军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陈国强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与钟贵20**年8月21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由钟贵向甲方提供借款，最终钟贵向甲方出借了6000万元……，但甲方在向钟贵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过程中向钟贵多支付了720万元，且钟贵一直未向甲方返还上述款项，甲方据此对钟贵持有720万元合法债权。乙方对甲方共计持有4项合法债权，共计515.486万元。现甲方将对钟贵持有的720万元债权中的570万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后乙方不再对甲方享有4项债权中的任何债权。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捺印后立即生效。”2013年12月，张礼乐因病死亡，其女张霄是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现为公司负责人。2014年10月8日，第三人在四川经济日报向被告钟贵刊登通知，主要内容为第三人向被告借款6000万元，在偿还借款和利息过程中错误的多支付了720万元，现将720万元债权中的570万元转让给了陈国强，收到通知后立即向陈国强偿还。庭审中，第三人称720万元不是利息，“会计说是张礼乐把其他人的720万元算在钟贵头上”，但未提出其他人是何人，也没有提供相关账务资料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为：1.原告陈国强是否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2.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的债权是否有效存在；3.不当得利之债是否可以转让，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现分述如下：1.关于原告陈国强能否享有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陈国强基于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提起诉讼，向钟贵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被告明确，诉讼请求明确，本案属本院管辖范围，陈国强有权提起诉讼，至于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均不影响其诉权的成立。被告提出的陈国强无权提起诉讼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2.关于中军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的债权是否有效存在的问题。有效债权的存在，是债权转让的前提。如将不存在或者无效的债权转让他人，或者将已经消灭的债权转让他人，债权转让合同履行自始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中，作为债务人的被告，对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向受让人原告提出了抗辩。原告主张，第三人因履行与被告之间6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在向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过程中多向被告偿还了720万元，且被告一直未向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归还该720万元，形成不当得利之债。在庭审中，第三人称多支付的720万元不是利息，而是将欠其他人的720万元错记在被告头上导致多支付720万元。根据双方书面借款合同的约定，第三人向被告借款6000万元至10000万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在2013年8月21日和23日向第三人支付借款2000万元和4000万元后，第三人于同月22日和23日分别向被告还款80万元和160万元。原告与第三人提出的错误转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是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金额简单，且数额较大，2笔共计6000万元，均为整数，从借款到还款的时间较短，仅1个月，且该6000万元转入了第三人和被告的共管账户，发生错记的可能性小；二是无证据显示先行支付的2笔240万元为提前支付的利息，在此情况下，多支付的720万元不是一次转款组成，将他人的720万元错转的可能性较小，即使该720万元是一次转款，原告及第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特别是财务资料证实当时第三人是否存在欠他人720万元的债务，是如何形成的误记、误转，且这些证据只能在第三人处，第三人未提供这方面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是因转款金额较大，银行工作人员在转款前向张礼乐进行了电话核实，因借款合同是张礼乐亲自签订的，其了解借款合同的具体情况，而转款又是财务人员开具的转账支票，款项来源又是借款转入的共管账户，张礼乐和财务人员均同时发生误记的可能性较小；四是根据被告和第三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用途为工程保证金，被告借款给第三人不仅设立了共管账户，限制第三人单独使用借款，并且对第三人自有资金也有要求，不能排除被告主张的在第三人承诺将工程分包前提下，被告向第三人出借的工程保证金，也不能排除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性。五是第三人在偿还借款后的较长时间内，无证据显示向被告提出过要求返还720万元的主张，而是在一年以后以登报通知的方式告知被告债权转让不符合常理，第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何时发现的误转，如何发现的。综上，原告与第三人提出的第三人在履行与被告借款合同时错转720万元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和第三人因不能证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有效存在的不当得利债权，其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570万元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3.关于不当得利之债是否可以转让，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规定可以转让的是合同权利。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特定的主体之间，不是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转让的范畴。并且，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有效存在的债权，故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4.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以第三人对被告享有720万元不当得利的债权，原告受让其中570万为由，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受让的570万元，本院以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在诉讼中，被告对原告的债权是否合法、不当得利之债是否可以转让、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第三人是否对原告享有债权等均提出了抗辩，对此本案进行了审理，因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来源于债权转让合同，故本案案由应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综上所述，原告陈国强因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证实第三人中军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钟贵享有有效存在的债权，且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不是法律规定可以转让的权利，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原告陈国强提出的基于无效的债权转让协议，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要求被告钟贵归还57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陈国强对钟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700元，由原告陈国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 文审 判 员  杨 玲人民陪审员  何艳妮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刘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