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王志，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镇生，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信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陈世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汪洋，男，196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贵德街**楼****。原审第三人：广州飞燕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吴飞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邱慎利，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汪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汪洋，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汪江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金信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通公司）、第三人汪洋、广州飞燕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燕公司）、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月8日，汪江和金信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双方就金信通公司向汪江借款2380万元达成该协议，汪江应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款项汇入金信通公司指定账号；借款用途仅限作为设立银信公司之注册资金使用；如银信公司得以设立，则根据双方签署的《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特别约定》，金信通公司已经以让渡银信公司“分红权、表决权、应得剩余资产”的1%作为偿还借款的唯一方式（金信通公司本应持有“分红权、表决权、应得剩余资产”的48%），让渡后金信通公司仅持有银信公司“分红权、表决权、应得剩余资产”的1%；如银信公司未得以设立，金信通公司将从验资账户退回全部借款；自银信公司得以设立之日起，无论因为任何原因，汪江皆不得以该协议第三条或第四条以外的任何方式向金信通公司主张借款之债权权利，只要银信公司得以设立，即为金信通公司已清偿了全部的借款，履行了全部的还款义务。同日，汪江、金信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汪洋、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签订《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特别约定》，约定金信通公司出资2400万元，持有银信公司48%的股份，持1%的表决权，持1%的分红权；无论因任何原因，导致银信公司解散、清算、破产，金信通公司应分得银信公司“解散、清算、破产”后之剩余财产的1%等。2013年1月10日，汪江、金信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汪洋、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签订《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约定银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10万元，其中汪江出资1370万元，出资比例为27.35%，金信通公司出资2400万元，出资比例为47.9%，原审第三人汪洋出资1100万元，出资比例为21.96%，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出资140万元，出资比例2.79%；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2013年9月12日，银信公司注册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汪江、金信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汪洋和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2014年9月24日，汪江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登记在金信通公司名下的银信公司46.9%的股权归属于汪江所有；2.金信通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46.9%股权登记至汪江名下；3.本案受理费由金信通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为：汪江和金信通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金信通公司向汪江借款2380万元，借款用途仅限作为设立银信公司之注册资金使用。汪江主张该协议实际为借用金信通公司的名义注册成立银信公司，上述款项的实际出资人为汪江，所对应的股权属于汪江所有，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坚持认为双方仅为借款关系。由于上述协议已明确约定双方为借款关系，同时汪江、金信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汪洋、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所签订的《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特别约定》中明确约定金信通公司持有银信公司48%的股份，汪江、金信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汪洋、原审第三人飞燕公司签订的《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亦已明确约定金信通公司的出资比例为47.9%，上述证据均未反映金信通公司代汪江持有银信公司的股权，亦未能证实金信通公司所持有的银信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实际归汪江所有。现汪江并未充分举证证明上述主张，汪江于本案中要求确认登记在金信通公司名下的银信公司46.9%的股权属于其所有，并由金信通公司立即将该股权转登记至其名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汪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0900元，由汪江负担。上诉人汪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借款协议》性质认定有误，《借款协议》实质上是汪江与金信通公司之间订立借名出资关系的协议。汪江与金信通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虽冠以借款之名，但从协议的实质条款可以看出，在银信公司成立后，汪江即实际享有金信通公司名义下47%的股权，金信通公司无需承担还款义务。因此，《借款协议》实质上是一份约定由汪江对银信公司出资2380万元实际享有对应股权的投资权益，以金信通公司为名义股东的协议。汪江对银信公司注册资本中2380万元出资所对应的股权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享有投资权益，为该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金信通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股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明确的是汪江与金信通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而忽视了双方之间在银信公司的股权方面存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关系，显然为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于《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特别约定》及《借款协议》中汪江与金信通公司所约定的“分红权、表决权和应得剩余资产”未做认定。汪江与金信通公司约定的“分红权、表决权和应得剩余资产”实质意义上就是除工商登记外的所有股权权利，这一点在一审庭审中也得到了汪江与金信通公司双方以及银信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汪洋、飞燕公司的确认。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述事实未作任何描述及认定，为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对于银信公司注册资本中2380万元出资所对应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股权所有人未作查明。汪江以金信通公司名义实际出资2380万元，金信通公司收到该款项后以金信通公司名义向银信公司进行认缴出资2400万元，其中2380万元为汪江出资，20万元为金信通公司自己出资。按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计算，在金信通公司向银信公司进行认缴出资的2400万元中，汪江出资的2380万元应占公司股权比例为47.5%，金信通公司出资的20万元应占公司股权比例为0.4%。因考虑到金信通公司作为名义股东借名给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汪江进行出资，所以汪江愿以汪江出资2380万元对应的47.5%股权中的0.6%股权作为回报，赠与给金信通公司。因此，汪江是银信公司注册资本中2380万元出资所对应47.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中46.9%股权属于汪江所有，0.6%的股权归金信通公司所有。一审法院对于银信公司注册资本中2380万元出资所对应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股权所有人未作查明，为认定事实不清。4.汪江已履行付款义务，但金信通公司并未履行向汪江转让银信公司相应股权的义务，也未配合汪江行使股东权利，使汪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权利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抉择等权利。本案在《借款协议》中约定的金信通公司应向汪江转让47%的分红权、表决权以及应得剩余资产的分配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如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约定的仅为汪江与金信通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的事实无误，则在汪江履行付款义务后，金信通公司应履行向汪江转让银信公司47%股权的义务。（2）根据《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享有依照出资比例获取股利、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依法分得公司的剩余财产的权利等股东权利。因此，汪江作为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7.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中有46.9%的股权归汪江所有，汪江有权按汪江的实际出资比例享有分红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金信通公司作为该46.9%股权的名义股东，应配合汪江行使股东权利。现汪江已履行向金信通公司付款的义务，但金信通公司并未履行向汪江转让银信公司相应股权的义务，也未配合汪江行使属于汪江的股东权利，导致汪江向金信通公司支付2380万元巨额后，汪江的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汪江的举证已全面反映了汪江是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6.9%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实际享有该股权的股东权益，该股权属于汪江所有的事实，汪江已对其诉求履行了充分的举证责任。1.汪江举证的《广州银信典当有限公司章程特别约定》，证明了金信通公司虽然名义上出资2400万元且持有银信公司48%的股份，但金信通公司实际仅享有银信公司1%的表决权、分红权和分得“解散、清算、破产”后之剩余财产的1%的权利。2.汪江举证的《借款协议》，证明了对银信公司出资238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汪江，汪江享有登记在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7%的股权。3.汪江举证的汇款银行回单、转账单，证明了汪江对银信公司实际出资2380万元的事实。4.汪江举证的银信公司其他股东汪洋和飞燕公司所作的实际说明，证明了公司的股东均同意并确认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6.9%股权实际为汪江出资并由汪江实际享有该股权，金信通公司实际持有银信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综上，汪江的举证已充分反映汪江为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6.9%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该股权实际归汪江所有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汪江对金信通公司名义下银信公司46.9%股权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享有投资权益，为该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金信通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股东。银信公司的其他股东汪洋和飞燕公司对于实际出资人汪江要求变更股权登记的请求均无异议且同意，故汪江主张该46.9%股权属于汪江所有并主张金信通公司立即将该46.9%股权转登记到汪江名下的诉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综上，汪江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2.确认登记在金信通公司名下的银信公司的46.9%股权属于汪江所有；3.金信通公司立即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银信公司46.9%的股权转登记至汪江名下；4.金信通公司承担相关股权转让费用；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金信通公司承担。被上诉人金信通公司答辩表示其司在银信公司注册成立时，确实利用了汪江的资金，对此定性由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均表示同意汪江的上诉意见。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设立银信公司期间，汪江与金信通公司分别签署《借款协议》及《章程特别约定》，该两份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现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汪江与金信通公司签订上述协议是否实质形成代持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代持股法律关系的确立必须基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明确的隐名出资、股份代持的意思表示。但从上述协议约定内容分析：首先，金信通公司对银信公司的出资款虽来源于汪江，但在《借款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双方就该笔2380万元款项往来形成的是借贷关系而非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故汪江以其实际出资2380万元而主张成为银信公司47.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显然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其次，关于《借款协议》约定“金信通公司向汪江偿还2380万元借款的方式为让渡其所享有的银信公司股东分红权、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让渡后其实际享有的上述股东权利仅为1%”，该条款是否构成股份代持关系的认定依据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股东的分红权、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虽然属于股东权利的核心内容，但除此之外，股东权还包括股东大会召集权、股份转让权、知情权等多项自益权和共益权的内容。金信通公司向汪江让渡其46.9%的股东分红权、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仅证明汪江在银信公司的分红、表决、剩余财产分配过程中可以在其股权比例之外额外享有46.9%的权益，而不能当然认定为金信通公司将46.9%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均让与汪江享有。因此，汪江上诉认为该条款反映了其与金信通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或股权转让关系，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在汪江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其与金信通公司确已达成代持股的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其上诉要求确认金信通公司持有的46.9%股权归属其所有，并要求金信通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900元，由上诉人汪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 芳代理审判员 马 莉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 勉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