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聊商初字第136号原告：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阳谷县凤祥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学景，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孙刚军，该公司法务部法务专员。委托代理人：申康，该公司法务部法务专员。被告：聊城市鑫沣粮油收购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堂邑镇塔下刘村。法定代表人：周文法，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斌，聊城高新三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李瑞明，聊城高新三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简称凤祥公司）诉被告聊城市鑫沣粮油收购有限公司(简称鑫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凤祥公司于2014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30日、2015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凤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刚军、申康，被告鑫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斌、李瑞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凤祥公司诉称：2014年3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玉米收购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以2320元/吨的价格向原告出售玉米1000吨，合同总价为2320万元。供货期间和方式为“2014年7月--9月，8月31日前送货完毕，买方在送货前7天提供具体的供货计划(含具体数量、交货时间)，供货方在交货期间日均到货量不低于300吨”。违约责任为“双方应严格执行本合同，如违约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由违约方赔偿对方一切经济损失”。2014年7月1日，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到来之际，原告通知被告，希望尽快履行合同，被告却因玉米价格上涨，不予理睬。2014年7月4日原告再次通知被告，希望尽快履行合同，并将详细的供货计划告知被告，并表示如果被告不履行合同，原告将另行自己采购，原告自行采购的差价将由被告承担，被告仍未予理睬。被告这种严重的违约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产经营，为保障正常生产，原告只能自行从市场重新采购玉米，因玉米价格上涨，原告采购玉米总花费为26693975元，比双方签订合同金额高出349.3975万元，该部分属于被告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493975元。被告鑫沣公司辩称:一、被告没有违约，该合同未生效。因为在签订该合同时原告和被告协商由原告为被告的担保人向银行贷款2300万元，是在该前提下双方签订的合同，但因为至今该贷款没有批下来，所以该合同并没有实际生效。二、仅从双方签订的合同看，原告要求损失349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求。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一、原被告双方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明原告与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的经营范围涉及家禽的孵化、养殖、宰杀加工、饲料的生产加工，玉米是原告生产经营的必需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被告具有玉米收购、销售经营资格。二、原、被告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及被告交纳保证金的收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明确约定该合同的生效时间为双方签订盖章后生效，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合同自签订时已经生效。被告也于2014年3月24日向原告交纳了保证金，该合同内容也得到了部分履行。合同内容主要为被告向原告提供玉米1万吨，单价为2320元每吨，合同总金额为2320万元，交货期限为2014年7月至9月份交货。三、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催货函件、发货明细及快递送达签收记录，证明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来临之际，原告分别于2014年7月1日、2014年7月4日向被告进行了通知，要求被告及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原告履行了督促义务，被告收到了该通知，但并未回复，且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双方合同目的无法达成。四、原告向被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公证送达公证书，证明：因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实现，原告于2014年8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并经过了公证，依法解除了双方的合同，并将该情况及时通知了被告。五、原告另行采购玉米合同清单，共计合同10份，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原告为了保障生产，减少损失，另行采购玉米的事实。1、2014年7月23日原告与崔丽霞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合同数量为2000吨，2686元每吨，供货期间是合同签订起供货，8月5日前供货完毕。2、2014年7月30日原告与高兵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合同数量3000吨，价格为2690元每吨，供货期间为合同签订日起开始送货，8月15日前送货完毕。3、原告与张天盟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合同数量为1500吨，价格为2810元每吨，供货期间为合同签订日起开始送货，8月24日前送货完毕。4、原告与高兵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合同数量为1000吨，货物单价为2840元每吨，供货期间为合同签订日起开始送货，8月23日前送货完毕。5、原告与国怀豹在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供货合同，数量为200吨，单价为2810元每吨，供货期间为合同签订日起开始供货，8月21日前送货完毕。6、原告与高兵在2014年8月30日签订的合同，数量为300吨，2830元每吨，合同签订日起开始供货，9月1日前送货完毕。7、2014年8月30日原告与翟良签订玉米购销合同，数量为500吨，2860元每吨，合同签订日起开始供货，9月1日前送货完毕。8、原告与国怀豹于2014年8月30日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合同数量为300吨，合同单价为2830元每吨，供货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起开始送货，9月1日前送货完毕。9、原告与吕伟滨于2014年8月30日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数量为200吨，单价为2830元每吨，供货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起送货，9月1日前送货完毕。10、原告与崔丽霞于2014年9月2日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数量为11850吨，2745元每吨，交货期限为9月2日至9月20日。上述合同总量20850吨。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说明其实际另购玉米的数量、花费、及差价损失的构成：收购玉米数9668.089吨，花费总金额26693975.64元(收购实际价格区间为2686元每吨至2860元每吨之间)。按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价格(2320元每吨)计算9668.089吨，应花费22429962.28元。26693975.64元与22429962.28元之间的差额为4264013.8元。在本案中，起诉金额的计算方式为26693975.64元减去23200000元，金额为3493975.64元。六、原告另行采购玉米的发票、过磅单、入库单等财务凭证一宗，其中采购发票共计2785张，发票金额为26693975.04元。证明：原告另行采购玉米合同得到履行，原告为采购玉米所支出的费用因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3493975元。七、阳谷县国税局出具的原告因采购玉米而开具的玉米收购发票证明一份，证明：原告采购玉米发票的真实性。本案涉及的证据发票较多，为了证明其发票的真实性我们申请阳谷县国税局对上述发票的号码、金额及张数、在公司财务凭证的记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税务证明。八、聊城周边地区玉米价格分析。证明：原告另行采购玉米价格的合理性，该证据系玉米网对玉米行情的分析，印证原告的采购价格。被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签订合同前，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担保人向银行借款2300万元，是在这个前提下双方签订的合同。但该借款至今没有到位。对证据三催货函及供货计划均系原告自己出示，不符合证据特征，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对邮局的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公证书只能证明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事实。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该10份合同均系原告与个人所签，对该个人是否具有收购粮食的资质现无法证明，并且被告在本地区并不是粮食收购的垄断者，作为原告和他人签订购销合同也与被告无关。通过该10份协议，也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1、对原告与崔丽霞于2014年7月23日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并不是崔丽霞本人所签。该合同原告是在2014年8月4日签字盖章，根据合同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也就是该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8月4日，而原告依据该合同提供的过磅单和发票、入库单有11张共计343437公斤是在2014年8月4日前所发生的，该11张发票所显示的货物与本合同无关。经核实，崔丽霞户口性质为非农业，而原告提供的发票是农产品收购发票，根据山东省国家税务局2010第73号文件，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对象只能是农业户口的农产品种植户，崔立霞不具有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的资格，所以其交易不真实。本合同有三张过磅单是在2014年8月12日，原告与被告合同解除后，原告再次购买的货物，该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因为在合同解除后，原告已经明知合同无法履行，作为原告应规避风险，不能任由风险再次扩大，所以该损失与被告无关。2、原告与崔丽霞于2014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签订日期是2014年9月2日，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供货时间是截止到2014年8月31日，并且原告已于2014年8月12日与被告解除了购销合同，所以，崔丽霞于2014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已超出被告供货的时间，该合同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对其造成的损失也与被告无关。3、原告与高兵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的合同，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不是高兵本人所签，并且约定的单价过高，无法证明高兵与原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手续，其中有5份过磅单没有驾驶员签字，这明显与常规手续不符，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该5份过磅单共计342665公斤，对在2014年8月12日原告通过公证处强行将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给予解除，对合同解除后原告应规避风险，不能放任自流，所以在合同解除后，原告与他人所发生的任何业务与被告无关。对其造成的损失也与被告无关。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手续，本合同中在2014年8月12日后原告与高兵又发生了业务，共计532966公斤，对此，所产生的任何损失我方不予承担。4、与高兵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对该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并不是高兵本人所签，并且约定的单价过高，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虚假，无法证明高兵与原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原告与他人所发生的任何业务与被告无关。对其造成的损失也与被告无关。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手续，本合同中在2014年8月12日后原告与高兵又发生了业务，共计1363011公斤，对此，所产生的任何损失我方不予承担。5、原告与高兵于2014年8月30日所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9月2日已超过被告供货时间，原告与他人所发生的任何业务与被告无关。对其造成的损失也与被告无关。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手续，本合同中在2014年8月12日后原告与高兵又发生了业务，共计297008公斤，对此，所产生的任何损失我方不予承担。6、原告与翟良于2014年8月30日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生效日期是2014年9月1日，但本合同未生效前，原告提供了四份过磅单、发票、入库单以此用以证明：合同履行，因为该四份过磅单均是在合同生效前所产生的，所以对其是否真实发生，无法证明，并且其中的三份过磅单，没有驾驶员签字，并且依据合同的生效日期，其生效期已超出了原告与被告所签合同的供货日期，该合同与本无关。对原告的损失也与被告无关。对原告计算的损失应在总数中予以扣除。该合同应扣除519111公斤。7、原告与国怀豹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签订日期与过磅日期均在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后履行，原告已明知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所以原告不能单方强行强调自己的损失，在与被告解除合同后，进货与本案无关，原告不能以此主张追要损失，该合同约定的价格不属于货到付款，存在赊货、单价过高。8、国怀豹于2014年8月30日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生效日期是2014年9月2日，已超过原告与被告所签订合同的供货期，对该合同与本案无关。此合同，应予扣除供货量为322517公斤。9、原告与张天盟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8月14日，而此时，原告已和被告解除合同，对此造成的损失，也不应由被告承担，其中，有三份过磅单没有驾驶员签字，其合同的货物真实交易无法认定，违反正常过磅程序，存在虚假，该合同约定的价格不属于货到付款，存在赊货，所以约定单价过高，该合同应扣除1484227公斤。10、原告与吕伟滨于2014年8月30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生效日期为9月6日，而过磅日期是在9月1日，均已经超过被告与原告约定的供货时间，并且原告已于2014年8月12日将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给予强制解除，所以在合同解除后发生的业务，及造成的损失均与被告无关。所以该合同应去除200894公斤。综上，对其交易的真实性仅通过过磅单及由原告自己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无法证明原告所提供的10份合同已实际履行。对于崔丽霞与原告在2014年7月23日所签订的购货合同，及9月2日所签的购货合同，经我方向另一收粮户张天盟等人印证，崔丽霞所签的这两份合同均不是本人字体，不是本人所签。高兵与原告在2014年7月30日和8月15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也不是高兵本人所签。对原告提供的10份合同经我方在原告驻地周边收粮户查询，原告的付款方式不是现款现货，存在赊销，所以其收购货物的价格具有不稳定性。对证据六发票的供货人是个人，对其个人是否是纳税人现通过该证据无法证明。并且该证据都是由原告以记帐凭证的形式证明分别与其他人进行货物买卖所出示的发票。通过该记帐凭证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对证据七系阳谷县国家税务局出示的发票明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有异议，系网络证明，其信息的随意性较大，对其真实性无法证明当时玉米价格的情况，并且该网络的价格也与本案无关。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出如下证据：一、2014年3月21日由被告向原告帐户内转入20万元的银行凭证，证明：被告向原告交纳了保证金20万元。二、2014年5月26日和5月29日、5月30日被告曾经和原告集团的财务人员张永丽经理通话记录，证明：被告经理周文法和原告财务人员张永丽在合同签订后协商过关于合同履行及解除的问题。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收到了这笔款，对方证据证明合同已生效。对证据二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显示的仅是通话记录，不能显示通话交流情况，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从清单上看，通话时间较短，不可能对合同履行及解除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沟通。经审理认定：2014年3月18日，原告凤祥公司与被告鑫沣公司签订了一份《玉米收购合同》，该合同约定：鑫沣公司作为供方以2320元/吨的价格向需方凤祥公司出售玉米1000吨，合同总价为2320万元。供货期间和方式为“2014年7月--9月，8月31日前送货完毕，需方在送货前7天提供具体的供货计划(含具体数量、交货时间)，供货方在交货期间日均到货量不低于300吨”。履约保证金：20万元（供方需于合同生效后三日内交付），在合同执行完毕后予以退回；如出现违约行为，所有保证金扣除，并承担违约量20元/吨的“罚款”。违约责任为“双方应严格执行本合同，如违约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由违约方赔偿对方一切经济损失”。该合同签订后，2014年3月24日，被告鑫沣公司向原告凤祥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20万元。2014年7月1日，原告凤祥公司向被告鑫沣公司发出“催货函”，其内容是：“鉴于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4年3月8日签订玉米购销合同，6月份已多次与贵公司周文法经理电话沟通交货，但是在此后我公司业务员与周文法经理沟通，周文法经理明确表示不执行合同，现合同履约期已至，特发此函，要求贵公司按照合同履行交货义务，并于今日完成合同约定的日均到货量不低于300吨的交货义务。请贵公司在收到本函8小时内予以书面答复，如果贵公司未在本函要求的时间内予以答复且未完成今日的交货义务，我公司将视为贵公司违约，并由贵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给我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014年7月4日，原告凤祥公司向被告鑫沣公司发出“供货计划”，要求并明示：被告鑫沣公司按照供货计划分批供货，于2014年7月30前供货完毕，否则原告凤祥公司将另行购货，所产生的玉米差价等经济损失由被告鑫沣公司承担。被告鑫沣公司于2014年7月3日、7月11日接到“催货函”、“供货计划”后未予答复。2014年8月12日，原告凤祥公司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鑫沣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对该送达行为进行了公证。2014年8月15日，被告鑫沣公司拒收该标明解除合同通知书字样的特快专递。原告凤祥公司举证主张，在被告鑫沣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之后，另行采购玉米，与不同的案外人分别签订买卖玉米合同十份，合同约定的总量为20850吨。实际购得玉米合计为9668.089吨，支出货款金额合计为26693975.64元。山东省阳谷县物价局监测玉米价格：2014年7月7日，阳谷县玉米价格是每吨2600元,2014年7月16日,阳谷县玉米价格是每吨262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凤祥公司与被告鑫沣公司所签买卖玉米合同是否已生效。二、原告凤祥公司所主张的3493975元的经济损失是否成立、是否应予赔偿。关于焦点一，原告凤祥公司与被告鑫沣公司双方均在买卖玉米合同上签章，且被告鑫沣公司已向原告凤祥公司交付该合同所约定的履约保证金20万元，这表明买卖双方合意一致，买卖合同成立。该买卖玉米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有效。因此，被告鑫沣公司关于买卖玉米合同未生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原告凤祥公司与被告鑫沣公司签订买卖玉米合同之后，双方均受合同的约束。被告鑫沣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供货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原告凤祥公司在被告鑫沣公司违约、玉米市场价格升高的条件下，另行购买玉米，必然受到价格升高所导致的玉米差价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此规定，被告鑫沣公司因其自身违约行为之后果应当赔偿原告凤祥公司所受到的损失。违约赔偿的目的在于通过金钱补偿使受害方达到如同合同正常履行所达到的状态，以确保受害方所遭受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但这种完全补偿是建立在守约当事人的积极行为及违约当事人合理预见的基础之上的，在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致害后，受害方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防止损害的扩大，而不能放任损失继续扩大，否则，由受害方自行负担所扩大的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依此法律规定作为确定本案违约赔偿数额的法律依据。在本案中，从2014年7月1日原告凤祥公司向被告鑫沣公司发出的“催货函”的内容可知，原告凤祥公司已经知悉被告鑫沣公司拒不履行合同。作为大型生产性企业而非商业流通性企业，原告凤祥公司以玉米为生产原料而非转卖商品，因此，原告凤祥公司的特别因素决定了其能够在知悉被告鑫沣公司违约的情形之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迅速另行购买替代玉米，以保证生产所需，并不至于放任玉米涨价而将另购玉米的商业行为延后至2014年7月23日至9月2日之间（凤祥公司所主张的另购玉米合同的签约日期）。鉴此，综合考量原告凤祥公司自身特别因素、知悉违约的时间、补进替代玉米的能力及被告鑫沣公司违约行为的结果地（到货地），以山东省阳谷县物价局监测综合玉米价格(每吨2600元与2620元的平均值2610元)作为确定玉米差价的依据为宜，即计算原告凤祥公司实际购得的替代玉米9668.089吨的差价损失（计算公式：9668.089×（2610－2320）＝2803745.81元）。因此，经综合考量确定原告凤祥公司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为2803745.81元。综上，原告凤祥公司与被告鑫沣公司之间的买卖玉米合同成立并且有效，被告鑫沣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构成违约，其违约行为给原告凤祥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原告凤祥公司关于违约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聊城市鑫沣粮油收购有限公司向原告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经济损失赔偿款2803745.8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22元，由被告聊城市鑫沣粮油收购有限公司负担292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高 原审判员 刘晓光陪审员 潘丽娟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