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S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缪学雄。委托代理人陈玺，上海中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福洪。委托代理人刘敏。上诉人缪学雄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S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存在借款业务往来。缪学雄将资金交福斌公司对外出借，福斌公司负责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然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合意或者缪学雄的指示，继续出借款项，或者将已收回的本息返还缪学雄。其中，关于案外人钱甲的借款，2005年12月8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委托人缪学雄现有资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50万元，委托福斌公司协助办理将该款贷予钱甲的相关事宜；二、委托福斌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代位收取钱甲应支付的利息；……”。2006年1月，福斌公司通过案外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将450万元实际出借给案外人钱甲。2006年10月17日，福斌公司向缪学雄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缪学雄先生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经缪学雄先生同意暂存我公司，用于资本运作”，该收据落款处加盖福斌公司公章以及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福洪签字确认。同时，该收据附《清单》一份，写明120万元的组成包括“1、450万元利息（2个月）27万元……”，该清单盖有福斌公司财务专用章。2007年9月19日、11月27日，福斌公司分别将30万元、7万元两笔款项汇至上海新珍咨询事务所（缪学雄称该所系其关联收款方）。2008年3月25日，福斌公司与缪学雄就资金往来进行对账后，由缪学雄制作了对账单一份，其中标注为8／23-14.9、9／19-30、11／16-6、11／16-6及11／27-7的这一行文字中分别载明“小余50万2.5”、“小余50万中30万元”、“小余（50-30）155万”、“小余15-1010万”及“小余5万元”等内容。缪学雄在该对账单尾部签字，并注明复印件与其所提供原件无误。同年，福斌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案号：（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称：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达成口头借款协议，约定缪学雄将其自有资金出借给福斌公司使用，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之后，福斌公司陆续向缪学雄归还本息，但未能记录具体支付明细。根据福斌公司向缪学雄的实际借款，福斌公司多向缪学雄支付了款项，故请求二中院判令缪学雄返还3，494，798元。缪学雄辩称，其并未多收取福斌公司款项。在该案审理中，2009年3月1日，二中院委托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福斌公司提供的相关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缪学雄提供的相关资料，就双方于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借款账目进行审计。2011年5月13日，该所出具《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关于福斌公司诉缪学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双方通过对账确认福斌公司截止2008年12月31日归还了缪学雄7，135，900元；缪学雄自有资金450万元，委托深圳发展银行卢湾支行委托贷款于钱甲，由福斌公司协助办理代收代付利息等，在盖有福斌公司财务章的双方初步查账结果表列示：钱甲通过多家公司划入福斌公司多笔款项，其付息115.1789万元（2006年1月至2006年9月），本金53.6122万元，审计单位已查证，福斌公司的财务账上反映钱甲自2006年4月26日至2006年9月30日总计划入福斌公司1，373，622元，其他的如现金支出或者支付给个人的款项则在福斌公司账上无法查证，按4倍贷款利息计为704，700元；经查，在查证过程中，福斌公司又提出，其还通过现金及个人账户转账划款等另行支付缪学雄1，177，500元，其中2006年1月16日、1月17日分别通过赵福洪深圳发展银行卡划账给缪学雄247，500元、55，000元及50，000元，2006年3月1日现金交付给本案缪学雄的70，000元，上述四笔与该案诉状及借款时间不匹配。缪学雄对此表示，上述1，177，500元的款项有两种情况，该四笔与该案诉状及借款时间不匹配，属与该案无关的其他借贷关系，其他款项已计入收入的713.59万元款项中，审计机构在鉴定结论中称福斌公司支付缪学雄1，177，500元，经查证因前述2006年1月16日、1月17日及3月1日的四笔款项并不发生在该案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审计期间内，亦与该案原告诉状所载的借款内容不匹配，应属其他借贷关系。但缪学雄认为余下的其他款项已包含在双方对账确认收到713.59万元中，审计机构认为前述2006年1月及3月发生的四笔款项均通过现金及个人银行卡收付，故无法进行查证。该司法鉴定意见附件包括了福斌公司出具的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2006年9月28日钱甲还款53.6122万元（账面记录已划出）……3、钱甲借款付息115.1789万元（2006年1月-2006年9月）……”；《按照4倍银行利率计算钱甲借款450万应计利息》表载明：2006年1至9月每月利息为78，300元，总计704，700元，备注：利率按央行2004.10.29日的六个月利率5.22%计，福斌公司代表及缪学雄本人在“对本表的利率、日期计算无异议，以下签名表示同意”内容下签名确认。二中院经审理后确认，福斌公司应向缪学雄支付借款本息7，212，046.62元，即使按照双方当事人确认的福斌公司已向缪学雄支付款项7，135，900元，福斌公司诉称认为其已向缪学雄多归还款项的事实，也不能成立。于是，二中院遂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了福斌公司的诉讼请求。福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上海高院经审理后认为，福斌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1年5月17日，缪学雄诉至二中院［案号：（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称：缪学雄确认福斌公司尚欠自己借款本金379万元及利息153.237万元，共计532.237万元，故缪学雄诉请：1、福斌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79万元、利息153.237万元；2、福斌公司向缪学雄支付以532.237万元为本金的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缪学雄在诉状上还称：2005年12月，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为收取钱甲的款项，福斌公司为此收取钱甲归还的借款本金536，122元及其他性质款项1，151，789元，共计1，687，911元……。二中院经审理后，对涉及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借款给钱甲的部分，表述为：……虽然（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司法鉴定意见中对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钱甲款项一节鉴定意见认为应以福斌公司财务账上划入款项1，373，622元为准，但因福斌公司未能将全部往来账明细记入其账册之中，案件所涉多项款项均由当事人双方书面确认为准，从而确认了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了钱甲款项数额为1，687，911元，而福斌公司否认其已确认该笔款项数额，要求以其财务账册上实际到账款项数额为准，缺乏事实，故法院不予支持，两者差额部分的性质属于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代付款项，而不属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二中院遂于2011年9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福斌公司支付缪学雄1，559，435.62元；二、福斌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1，559，435.62为本金，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三、驳回缪学雄其余诉讼请求。后福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高院。上海高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2年3月30日，缪学雄以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福洪以及其配偶虞翠玲借款未归还为由，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要求虞翠玲、赵福洪归还欠款47万元，并支付从2007年7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的利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虞翠玲与赵福洪系夫妻关系，2007年4月5日，缪学雄从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取款800，000元，同年4月18日，虞翠玲向缪学雄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载明：“收到缪学雄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用于资金拆借事宜，期限叁月（07年4月18日-07年7月18日）到期一次性全额由本人负责收回并归还。（有一个月的延期权）”。2010年4月22日，赵福洪归还3万元。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缪学雄与虞翠玲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亦未超过诉讼时效，虞翠玲与赵福洪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遂作出民事判决：虞翠玲、赵福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缪学雄470，000元，并从2012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虞翠玲、赵福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赵福洪、虞翠玲不服该生效判决，向上海高院申请再审。上海高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遂于2013年4月25日作出（2013）沪高民一（民）申字第40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赵福洪、虞翠玲再审申请。判决生效后，缪学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虞翠玲、赵福洪将包括该案款项在内的170万元执行款交至相关人民法院。2013年9月，福斌公司以缪学雄不当得利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据此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作出相应认定：争议焦点一：福斌公司主张缪学雄从自己这里获得的50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福斌公司认为，虞翠玲曾经向缪学雄借款50万元，但福斌公司已代其偿还了上述借款，后缪学雄再次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虞翠玲返还同一笔借款，该院判决虞翠玲返还47万元，且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缪学雄就同一笔借款分两次向不同主体主张返还，从没有借贷关系的福斌公司处获取了50万元，已构成不当得利，故要求缪学雄返还该笔款项。为证明其主张，福斌公司提供了2008年3月25日的对账单、（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89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及（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等证据。缪学雄则认为，福斌公司提供的2008年3月25日对账明细中所记载的“小余”系“俞某某”，而非“虞翠玲”，该笔借款系出借给俞某某，与其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虞翠玲无关，退一步而言，如系同一笔借款，则实际不当得利的受损方应为虞翠玲，而非福斌公司，福斌公司并无资格起诉。案外人俞某某系通过福斌公司认识，自己并未直接与俞某某联系过业务、签订过借款合同，并举证《借款合同》及《收据》各一份，其中的《收据》系2006年8月8日由福斌公司出具，该《收据》载明：收到缪学雄壹佰陆拾万元整，用于抵押委托贷款，期限贰月（2006年8月30日-2006年10月29日）到期一次性全额归还（根据借款人要求，同意给予保留贰个月的延长期）。《借款合同》系2006年9月1日由俞某某（甲方、借款人）、福斌公司（乙方、出借人）及案外人张某（丙方、担保人）签订，该《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经营需要拟向乙方借款，并甲方提供一位乙方认可的自然人作为信用担保；借款总金额贰佰万整；自本合同生效并办理好担保手续后3日内乙方将借款给付甲方，甲方收到借款后应出具收条，借期为甲方收到借款之日起贰个月，拥有贰个月延期权；本笔贷款中缪学雄先生拥有金额壹佰陆拾万元整等内容，福斌公司确认，确实与俞某某签过上述《借款合同》，但表示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要求福斌公司提供俞某某的相关身份资料，但是福斌公司表示时间较长，相关业务材料资料找不到，只能提供一个据称系俞某某当时居住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杨浦区三门路XXX弄XXX号XXX室，原审法院向该地址送达通知，要求其作为证人到庭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但是并未实际送达。原审法院对此认为，福斌公司与缪学雄双方均确认2008年3月25日对账单系缪学雄所写，对账单中将双方争议的50万元借款内容记载在对账单中“小余”的名下，福斌公司主张“小余”指“虞翠玲”，缪学雄则认为是案外人“俞某某”，该对账明细无法直接证明50万借款的借款方系何人；缪学雄将资金通过福斌公司进行放贷，双方均表示具体借款方一般由福斌公司负责接洽，而缪学雄一般不清楚出借方，虞翠玲系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在福斌公司与缪学雄的交易过程中，缪学雄按理应认识虞翠玲。故原审法院认为，以虞翠玲名义所借款项在对账单中单列，以区别于由福斌公司自行办理出借款项的可能性；缪学雄提供的俞某某借款的《收据》、《借款合同》均载明缪学雄出借金额为160万元，与明细单中载明的50万本金金额不符；再考虑到该明细账系缪学雄本人所写，其完全可以采取合理方式预先避免分歧产生，当明细账因书写的内容不明确而产生分歧后，应作出对书写人缪学雄不利的解释。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明细账上记载的“小余”解释为“虞翠玲”更具合理性。从目前审理情况看，福斌公司已实际支付了50万元款项给缪学雄。因此，在缪学雄就同一笔借款起诉虞翠玲，且相关判决判令虞翠玲及赵福洪归还47万元及查明赵福洪于2010年4月22日已支付缪学雄3万元的情况下，缪学雄就其已收取的福斌公司50万元款项没有合理根据，应认定为不当得利。争议焦点二：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福斌公司主张该笔不当得利422，500元由四笔款项组成，均发生在2006年1月至3月期间，涉及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争议的（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2011）沪高法民二（商）终字第56号、（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112号及（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诉讼中均未处理该四笔款项，且（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一案的审计司法鉴定意见中载明，缪学雄曾经表示该四笔款项系与前案审理的双方交易关系无关，缪学雄现并无证据证明取得上述款项有合法理由，故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并提供《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关于福斌公司诉缪学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及附件一份作为证据。缪学雄则认为，该四笔款项系包含在案外人钱甲归还的本息中，钱甲按约应支付福斌公司，且该部分本息在前案审理中均已涉及，缪学雄取得福斌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有合法理由，缪学雄也将上述司法鉴定意见及附件作为证据，表示福斌公司当初确认于2006年1月至9日期间钱甲的本息。事实上，其中6个月缪学雄通过福斌公司账户代收代付钱甲利息的，有3个月系通过赵福洪个人账户代收代付钱甲利息的。2006年4月至9月钱甲每月支付给福斌公司的利息为15.75万元，福斌公司收到利息后，将其中的13.5万元支付给缪学雄，6个月共计支付缪学雄81万多利息，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万元的中的前三笔共计35.25元加上述81万元利息，合计116万多利息，与司法审计鉴定意见附件对账单上双方确认的钱甲计息的日期、金额吻合，能证明系争的35.25万元系代收钱甲的利息，福斌公司对缪学雄除2006年4月至9月钱甲每月支付给福斌公司的利息为15.75万元，福斌公司收到利息后，将其中的13.5万元支付给缪学雄的计算方式外的其余意见不予认可。对于福斌公司所主张的422，500元款项，缪学雄在审理中曾明确自认收到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万元款项，后又否认其中2006年3月1日的一笔7万元的现金，但缪学雄又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原自认的相应证据，故原审法院确认缪学雄已收到福斌公司四笔款项合计422，500元；（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一案对福斌公司与缪学雄双方之间自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资金业务往来进行审计，本案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款项发生于2006年1月至3月，并不在审计范围内，其后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多起诉讼均以上述审计结论为基础进行处理。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及42.25万元在之前案件中均未处理过；钱甲应支付的2006年1月至9月的利息金额为1，151，789元已为（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112号民事判决及（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缪学雄自行计算得出的钱甲所付利息为116万多元，与生效判决认定相悖，且缪学雄所称钱甲支付利息给福斌公司每月15.7万元，福斌公司再行支付缪学雄为每月13.5万元，缪学雄主张的利率已远超法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借款上限，照此认定的话，则变相保护了高于法定上限的利息。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缪学雄关于422，500元已包含在钱甲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难以支持。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钱甲2006年1月至9月30日的款项数额确为1，687，911元（利息1，151，789元与本金536，122元），福斌公司财务账上反映钱甲自2006年4月至9月30日划入福斌公司账户金额为1，373，622元，两者差额为314，289元。原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并未举证在该时间段存在其他借贷或者资金往来的情况下，该部分差额314，289元可合理认定为福斌公司代缪学雄收取钱甲自2006年1月至3月的利息，缪学雄取得上述款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与上述314，289元的差额部分款项计108，211元，缪学雄并无证据证明取得该部分款项有合法合理依据，故可认定108，211元属于不当得利。争议焦点三：福斌公司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缪学雄认为，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前案司法审计鉴定意见书于2011年5月15日已经出具，自该日起福斌公司就应当知道自己这一笔422，500元的权益受到侵害，应该从这一天起计算诉讼时效，时至今日福斌公司才起诉，其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利；福斌公司则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争议应适用民法通则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系争422，500元虽在（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145号案司法审计的鉴定意见书中有所涉及，但鉴定意见书出具时，该案尚在审理中，422，500元款项的性质，是否能包含在福斌公司与缪学雄的借贷关系中而得到认定均未得到明确，很难说福斌公司可以合理地知晓自己的权益受损，（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145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二审（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原审法院认为生效民事判决作出时，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纠纷的事实、权利及义务关系才是最终确定，此时，福斌公司可依据生效判决来客观全面考量系争422，500元款项是否系不当得利，是否须提起诉讼维护自己权益，故系争422，500元款项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3月福斌公司收到生效判决之后起算，福斌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不当得利纠纷，鉴于缪学雄系外国人，故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当庭表示本案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纠纷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综上，缪学雄收取福斌公司578，211元款项，并无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缪学雄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福斌公司。争议焦点四：福斌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可否支持？福斌公司认为，缪学雄不当得利造成福斌公司损失，且双方之前有借贷纠纷，均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本案也要求照此计算。从双方之前的判决、证据内容看，缪学雄对不当得利的事实是清楚的，故应从收到不当得利款之日起算利息损失；缪学雄认为不存在不当得利，亦不存在所谓利息损失。原审法院认为，缪学雄在从福斌公司处取得不当得利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福斌公司的损失，也应予赔偿。其中50万元部分，缪学雄另案起诉虞翠玲、赵福洪［案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返还50万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该案经一、二审，生效民事判决要求虞翠玲、赵福洪返还47万元，并自2012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原审法院认为，自该案判决生效后，福斌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即为不当得利，判决支付的利息应为该笔不当得利的孳息，故缪学雄赔偿福斌公司的利息损失，应以4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4月1日起计算，剩余3万元，赵福洪已于2010年4月22日支付给缪学雄，亦应为不当得利，但应自支付之日计算利息损失。108，211元的部分，（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也已生效，福斌公司应返还缪学雄借款本金1，559，435.62、支付自200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的逾期利息。108，211元系不当得利，未计入（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借款关系中，导致福斌公司被判决支付108，211元的利息，故缪学雄应按照（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判决确定的利息标准赔偿福斌公司损失。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缪学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福斌公司不当得利608，211元；二、缪学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福斌公司利息损失（以47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4月8日起；以人民币3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0年4月22日起；以人民币108，21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09年1月1日起，均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为止）；三、对福斌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8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9，815元，由福斌公司负担11，815元，由缪学雄负担18，000元。上诉人缪学雄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称：1、关于50万元。本案系争的50万元，系福斌公司应当向缪学雄归还的借款，该事实已经被相应的生效文书所确认；提起本案50万元不当得利之诉的主体是福斌公司，但如果其理由成立，受损主体并非福斌公司；缪学雄出具收据所写“小余”，并非指“虞翠玲”；如果福斌公司代虞翠玲归还50万元借款，应当将该借款的借据收回，或者应当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诉讼时提出；如果福斌公司代虞翠玲归还50万元借款属实，则虞翠玲或者福斌公司应当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出异议。2、关于42.25万元。缪学雄仅收到35.25万元；该部分收到的款项系属于对案外人钱甲的代收代付性质，且基于该性质，并非是不当得利；缪学雄不认同原审法院将福斌公司财务账上反映的款项作为缪学雄计算利息的依据。据此，缪学雄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福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被上诉人福斌公司辩称：不同意缪学雄的上诉请求以及理由，福斌公司认可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关于50万元款项，福斌公司与缪学雄已经于2008年3月25日就该部分款项进行了对账，且缪学雄为此制作了对账单予以明确，写明：“…小余50万2.5…”等字样。因此，即使在形式上，也明显可以看出缪学雄收取该部分款项的性质属于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往来款项的还款。对缪学雄而言，收取该部分款项属于有合法根据的情形；就福斌公司而言，并未造成其损失。因此，本案争议所涉的该5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有关42.25万元款项，根据以上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明确属于福斌公司代案外人钱甲向缪学雄归还的民间借贷项下的款项。同样，依照以上法律的规定，缪学雄收取该部分款项有合法根据，而福斌公司并未因此而造成损失，故该部分所争议款项的性质也不属于不当得利。综上，本院认为，缪学雄的上诉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未能正确适用法律对本案争议的两笔款项的性质作出正确的认定，本院对此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S10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8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82元，共计39，697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蔚审 判 员  王逸民代理审判员  何 云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书 记 员  郭 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