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7号原告余敬，自述无业。委托代理人周新宝（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省轻工业机械厂退休职工。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邬利平，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彭佳波（特别授权代理），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魏乐（特别授权代理），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原告余敬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唐玲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杨洁和人民陪审员钱韵如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敬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新宝，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彭佳波、魏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因原告余敬于2014年10月20日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作出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受理行政案件；2、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到案经过；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6、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8、询问笔录（2014年10月21日），证据1-8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相应程序，对原告余敬作出的被诉处罚行为合法；9、原告余敬居住证明，证明原告余敬居住地在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辖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案件享有管辖权；10、原告余敬身份证明，证明原告余敬的身份情况；11、北京市公安局对原告余敬的训诫书（2014年10月20日）；12、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13、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物证照片；14、北京市公安局传唤证；15、北京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16、北京市公安局拘留证；17、北京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18、北京市公安局对原告余敬的询问笔录，证据11-18证明原告余敬的违法事实。原告余敬诉称，其系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六巷25号居民，该房屋两证齐全，一楼为有营业执照的门面房。2009年12月28日、2010年1月6日、3月5日，原告余敬的房屋遭断水断电、砸门砸锁及强拆门窗，8月4日该房屋被夷为平地，原告余敬数十次报警，江汉区公安局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法定职责，导致原告和家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严重侵害。原告余敬无奈走上上访维权之路。2014年10月21日，原告余敬在北京被“黑保安”押送回汉，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当天即对原告余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余敬作出训诫书进行教育，但没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办理“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的手续，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余敬作出行政处罚系滥用职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三个小时内完成整个办案程序是不可能的，其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和对原告余敬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原告余敬并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事实”，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余敬作出处罚决定，指控原告余敬“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社会秩序”不能成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原告保留向被告索取造成伤害赔偿的权利；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余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余敬已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过，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又对其做出行政处罚，该处罚属于一事二罚；2、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一拘解字（2014）4827号），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并已经执行完毕。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辩称，2014年10月20日13时52分时许，原告余敬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原告余敬还曾于2014年3月11日15时许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国政法大学东门西土城公园内伙同他人采取打横幅的方式寻衅滋事，于次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拘留，并于同年4月18日被取保候审。原告余敬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秩序，2014年10月21日，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余敬违法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询问笔录、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经庭审质证，原告余敬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案件来源等内容填写不全，没有派出所移交的证据，只有训诫书，故该证据没有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北京市公安机关并未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移交案件，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余敬作出处罚没有依据；对证据3-7认为该证据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办案的流程，原告余敬未见到以上文书也未签字，处罚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示证件，且询问时只有一个人；对证据8认为制作询问笔录时只有一个人，从该笔录中不能得出原告余敬有违法事实的结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9、10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训诫书不是行政案件立案的依据，只是一种教育的方式，不是行政处罚的案件；对证据12-1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是2014年3月份原告余敬在北京的案件，与本案的行政处罚无关，没有证明力。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余敬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做出的处罚决定合法；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余敬处罚届满后，对原告余敬解除拘留。本院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十八项证据均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2014年10月20日，原告余敬因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次日，原告余敬回武汉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于2014年10月21日依法向原告余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余敬虽对证据1、3、4、5、6、7、8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进行反证。本院对原告余敬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能够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处罚所认定的事实和处罚内容。证据2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原告余敬被行政拘留的时间。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敬系本市江岸区辖区居民，居住地为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绿色新都201栋2单元801室。原告余敬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于2014年10月20日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次日，原告余敬被送回武汉市，石桥所即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为原告余敬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不听劝阻，其上访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故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原告余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4年10月21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向原告余敬作出并送达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原告余敬不服该处罚决定，故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原告余敬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负责并享有管辖权。中南海并非信访接待场所，原告余敬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市上访后又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中南海的公共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余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训诫系一种批评教育处理方式，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对原告余敬进行训诫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原告余敬要求撤销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对其进行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合计人民币70元由原告余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唐玲莉代理审判员杨洁人民陪审员钱韵如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