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0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国平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西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77179276-3。法定代表人廖国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明华，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顺文，男，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石柱县。委托代理人张飞（系张顺文之子），土家族，1990年4月21日出生，居民，住石柱县。原审第三人廖国华，男，1963年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丰都县。上诉人重庆国平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平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顺文、原审第三人廖国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丰都县人民法院（2014）丰法民初字第03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9日的调解协议载明：“甲方：国平园林公司甲方代理人：廖国华身份证号码……乙方：张顺文身份号码证……乙方代理人：崔德芳（张顺文家属）身份证号码……调解时间：2013年8月9日17时，调解地点：石柱县鱼池镇人民政府，基本情况：2013年7月24日，张顺文在国平园林公司承包出去的种植银杏树作业过程中，15时许，张顺文驾驶自己的摩托车由鱼池往岩口方向行驶在该路段途中发生摩托车摔倒的单车交通事故，导致其受伤，现在石柱县人民医院治疗。因张顺文医疗费用开支较大，现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就事故责任问题由人民法院判决。二：甲方支付（先行支付）乙方人民币两万元（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作为医疗费用。（注：在人民法院判决后，若甲方承担对乙方的事故赔偿责任，现行支付的两万元予以抵扣，若甲方不承担对乙方的事故赔偿责任，现行支付的两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对乙方的人道主义援助，甲方不予索要）。三：乙方家属收到甲方现行支付的医疗费用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要费用（除法院判决外）。不得干扰甲方施工，若因乙方家属无理取闹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国平园林公司甲方代理人：廖国华（签名、捺印）乙方：张顺文乙方代理人：崔德芳（签名、捺印）见证人：胡世贵2013年8月9日”。2013年8月9日的收条载明：“收条于2013年8月9日崔德芳收到国平园林公司支付的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的现金。收款人：崔德芳（谭燕霞代）收款日期：2013年8月9日”。2014年11月13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鱼池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幸福组村民张顺文于2013年7月24日因工受伤后与国平园林公司发生纠纷。2013年8月9日下午，公司廖国平、廖国华及谭总（女）（具体名字不详），鱼池镇政府司法所罗刚。鱼池村支书胡世贵及张顺文妻子崔德芳、崔德芳之叔崔显学、悦崃派出所杜代刚警官共8人，在我村委共同参与调解该纠纷。经调解：廖国平当场确定先预付受害方2万元现金，后再依照法律途径解决，受害方认可该方案，双方达成协议。第二天下午，廖国华和谭总将2万元现金在鱼池镇政府会议室支付给受害方，双方才在之前打印好的《调解协议》上签字，我村支书胡世贵作为见证人签名。特此证明！证明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鱼池村民委员会（胡世贵签名）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一审法院另查明：国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与廖国华系兄弟关系。2013年4月3日，国平园林公司（甲方）与程世华（乙方）签订《千野草场景观施工绿化工程栽植合同》。合同约定乙方负责该工程苗木采购、挖窝栽植、苗木管理养护，开工日期为2013年4月4日，竣工日期为2013年7月3日。乙方指派廖国华为代表，具体负责技术工作。国平园林公司一审诉称：国平园林公司于2013年4月初承包石柱千野草场景区绿化景观工程后将绿化工程中的栽植工程以220万元的价格转包给程世华，程世华雇请廖国华为其栽植工程的技术员以及组织其他人员施工。张顺文于2013年7月5日到程世华承包的工程提供劳务至同月17日，共上班8天。2013年7月21日，程世华和崔小华达成口头协议由崔小华以550元／株的价格向程世华出售银杏树。后由崔小华雇请张顺文等人一同挖、送银杏树，在运送过程中，张顺文在喝半斤白酒后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因张顺文无钱治疗，其亲人到程世华的工地干扰施工，后政府出面调解，程世华指派廖国华从工程款中给予张顺文20000元以人道主义援助，达成调解协议。事后，国平园林公司才知道廖国华在没有国平园林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国平园林公司单位的名义与张顺文达成了调解协议。故国平园林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廖国华于2013年8月9日以国平园林公司的名义与张顺文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张顺文一审辩称：我系受国平园林公司的雇请，非程世华的雇请。国平园林公司诉称我系受崔小华的雇请亦不属实。事实是，2013年7月8日我受国平园林公司雇请为其在石柱县鱼池镇千野草场大垭口工地务工，具体从事挖地和栽树的工作。同月24日上午7时左右，公司在该工地的管理人员廖国华指派我、崔小华、谭世权、冉崇良等8人由其带队前往鱼池村幸福组王家院子将白果树装上货车移栽到绿化工地，我在骑车前往工地途中受伤。国平园林公司诉称我喝半斤白酒后骑车的事实系国平园林公司编造。2013年8月9日下午，国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和工地负责人廖国华及一个称谭总的女人和鱼池司法所罗刚、鱼池村支书胡世贵、我的家属崔德芳、崔德芳叔叔崔显学、悦崃派出所杜代刚警官共8人在鱼池村委共同参与调解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第二天下午，廖国华和谭总将20000元现金支付给了我的家属。双方才在之前打印好的协议上签字确认。廖国华代表的是国平园林公司，并非代表程世华。调解时国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在场，并确认先付20000元，以后再依法处理的方案。第二天廖国华代表公司履行了这个调解协议的内容。即使国平园林公司没有向廖国华出具书面委托书，但我有足够理由相信廖国华代表公司处理本案纠纷，廖国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应依法驳回国平园林公司的诉讼请求。廖国华一审述称：我原系国平园林公司的职工，2006年我离开国平园林公司。2013年，我受程世华的雇请在其工地做工。本案所涉纠纷在调解的时候国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虽然在场，但签调解协议时并没有在场。我和张顺文签订协议是受程世华的委托。国平园林公司并未授权我去处理此事。2013年8月9日的调解协议上的甲方国平园林公司及其代理人系我本人签名捺印，但系张顺文的姨侄女谭燕霞逼迫所签。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意或协议。涉案调解协议亦即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即使廖国华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时没有国平园林公司的授权，亦应由行为人廖国华承担责任，故不能当然认定涉案调解协议无效。进言之，涉案调解协议赋予张顺文相对方的义务为“由相对方现行支付张顺文人民币20000元”，经庭审查明，2013年8月10日，张顺文已收到调解协议约定的20000元现金，其相对方已经履行了涉案调解协议。结合国平园林公司及廖国华的陈述，涉案调解协议所涉20000元非国平园林公司支付而系程世华委托廖国华支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即使廖国华在没有国平园林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若其协议的20000元非国平园林公司委托廖国华支付，国平园林公司亦未因涉案调解协议的签订或履行而遭受相关的利益损失，且国平园林公司及廖国华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协议的双方有上列法律规定的协议无效的行为。相反，从调解协议的备注“在人民法院判决后，若甲方承担对乙方的事故赔偿责任，现行支付的两万元予以抵扣，若甲方不承担对乙方的事故赔偿责任现行支付的两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对乙方的人道主义援助，甲方不予索要”的相关内容来看，涉案调解协议的履行更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再言之，涉案调解协议在2013年8月9日协商时国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廖国华在场参与调解，第二天张顺文亦收到涉案调解协议的20000元现金，并履行了签订调解协议等手续，因廖国平与廖国华系兄弟关系，张顺文亦有理由相信廖国华代表公司处理张顺文受伤并签订调解协议的事宜，故廖国华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亦不能当然认定涉案调解协议无效。故国平园林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其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国平园林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国平园林公司负担。国平园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本案所涉《调解协议》对国平园林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事实和理由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国平虽然去过调解现场，但只是声明张顺文的受伤与我公司无关后即离开。张顺文曾在程世华工地干活，程世华指派其技术员廖国华参与调解并向张顺文支付2万元人道主义帮助款。我公司并未授权廖国华代表我公司参与调解，廖国华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其与张顺文签订的《调解协议》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张顺文辩称：廖国华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国平园林公司，请求驳回国平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廖国华述称：张顺文是受崔小华雇请挖、抬树，其间自己骑摩托车受伤；我是受程世华的雇请担任其技术员，我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系受程世华安排，国平园林公司及廖国平对此并不知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调解协议》并无上述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其次，廖国华与国平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国平系兄弟关系，且廖国平本人亦曾到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廖国华有权代表国平园林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廖国平本人到过调解现场，从常理上看，其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予关注和知晓，但其在签订《调解协议》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并未对该协议提出异议，现在才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不符合常理。最后，民事案件二审审理范围应限制在一审诉讼请求和审理范围之内，国平园林公司在二审中请求确认本案所涉《调解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请求与其在一审中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对该请求国平园林公司应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重庆国平园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代理审判员  高 鹏代理审判员  蔡 伟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