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3297号（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15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3297案原告、115案被告），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号太古汇*座**楼。负责人：吕越瑾，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彦军、黄文敏，均系该事务所律师。邓小联（3297案被告、115案原告），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京溪梅苑直街**号***房。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制盛邦）与邓小联劳动合同纠纷两案,本院分别于2014年12月1日、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李彦军、黄文敏及邓小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诉及辩称：邓某原为挂靠法制盛某处执业的律师，2013年12月23日因个人业务发展需要转所，2014年10月9日邓某突然以劳动争议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法制盛邦对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14]3569号裁决书不服，认为：一、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邓某恶意利用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及劳动争议案件不收取仲裁费、低成本的制度以劳动争议的案由恶意提出仲裁，置基本的客观事实于不顾提出无理取闹的请求，企图谋取非法利益，但事实上本案并不属于劳动争议。邓某于2002年6月起挂靠在法制盛某处执业，双方未签署书面合同。根据律师行业中挂靠律师的通行做法，双方之间挂靠关系的权利义务主要为：1、邓某在我处不领取固定工资，而是挂靠法制盛某以法制盛某名义接案，法制盛某收取客户律师费后，根据管理制度扣除管理费、税费等各项费用后和邓某结算分配。2、法制盛某不对邓某作任何考勤要求，邓某不需要按法制盛某行政规定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也不受法制盛某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不从事法制盛某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邓某承接的案件是由其自行对外承接，承接后以法制盛某名义签署合同并由其办理，而非法制盛某单位承接业务后指派其办理。基于上述，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而是一种挂靠合作关系。对于此类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问题，法制盛某详细说明如下：1、《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某发[2005]12号）第一条已经明确，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要件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邓某与本所的关系明显不符合上述要件。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以生效的（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此类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并非劳动关系。3、对此类关系的认定亦可参考相关司法机关的文件，201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要件指南（一）》第二条中明确：“律师事务所与其专职从事行政事务或勤杂工作的劳动者、从事法律事务并领取固定工资或底薪的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律师事务所系用人单位，但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因合伙、合作关系产生的纠纷，属于普通民事纠纷，此时该律师事务所不属于用人单位。可见司法机关对本案性质的认定是一致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二、法制盛某无须支付被告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23日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无须支付被告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1、关于办公卡座费，性质是邓某在法制盛某执业的挂靠管理费（该管理费行业内称为“管理费”、“卡座费”、“办公卡座费”、“卡座管理费”等等），并非卡座租金。法制盛某根据事务所每年租赁办公场地、水电管理费用、聘用行政、管理、后勤工作人员为律师提供公共服务的工资费用、举办各项公益活动等各方面运营成本的预算，综合确定每个挂靠律师的管理费标准。法制盛某为挂靠律师提供办公卡座、电话、会议室、前台接待等办公条件并为其办理律师执业过程中所需手续（立案、开具介绍信、出具公函、开局发票等），并于当年年底结算时从挂靠律师业务创收中扣除成本。2002年5月法制盛某由广东法制律师事务所与广东盛某律师事务所合并而设立，合并当年即2002年度为过渡期，根据当年成本核算暂定该年度管理费为2万元/年，2003年成本核算为15834元/年，2004年起固定为1.5万元/年，2013年10月底法制盛某办公地址搬迁至太古汇，因办公场地租金成本大幅提升，2013年11月1日起的管理费标准为2.2万元/年。管理费法制盛某于当年年底或次年年初财务核算时作成本扣除。邓某2013年1—10月的管理费标准为1.5万元/年，该期间管理费核算为12500元，邓某于2013年12月底办妥转所手续，期间邓某仍挂靠在法制盛某处执业，法制盛某结算时按2013年11月起的2.2万元/年标准计算其2013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管理费3666元。上述做法，是律师行业对挂靠律师的通行做法，亦与邓某实际执业多年，法制盛某并未多收管理费。2、法制盛某所述的“收取管理费”，实际执行方式是依双方挂靠的分配方式，从被告挂靠法制盛某以法制盛某名义接案，法制盛某收取客户律师费后，年终核算扣除税费、管理费等各项应扣除成本费用后，再分配给被告，并不是直接收取被告的款项。3、邓某于2013年12月已经转所，其在仲裁开庭时当庭将请求变更为要求法制盛某支付并不存在的所谓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3日收取的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法制盛某已在庭审时多次提示其是否口误，但其坚持要求，纯属无理取闹，而仲裁庭更是毫无根据的裁决了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3日的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极其不负责任。4、最后，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邓某于2002年6月中旬才挂靠法制盛某执业，其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法制盛某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法制盛某处执业时间为由自始主张其2001年5月就在法制盛某处执业，并以此恶意利用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不顾客观事实恶意列举并不存在的多收取的管理费，企图谋取非法利益，纯属无理取闹。三、法制盛某无须支付被告结案费6150元。1、关于结案费，法制盛某2010年之前的结案费率为4.3%（预提5%，实际结算时为4.3%），2010年起不再计提结案费即2010年起的业务收入不再领取结案费。2010年之前的实际结案费率为4.3%，邓某经办业务在法制盛某留存的律师业务结案费为2150元，其主张615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支撑。2、结案费在法制盛某收取客户的律师费中按比例计提，该费用于经办律师案件办理结案手续交律师所归档后再分配，转所律师的结案费由转入律所向法制盛某发出申请，法制盛某向转入所开具支票，将结案费转至转入所（非律师个人），待转所律师在转入所办理结案后支付给该律师。故该2150元结案费应由邓某向其转入所提出需求，由转入所向法制盛某出具书面函件，法制盛某以支票形式将该款转至转入所。综上，法制盛某认为，双方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挂靠合作关系，被告于转所手续办理后在2013年12月24日已经将可分配的剩余款项全部结算完毕并领取，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法制盛某无须支付所谓的并不存在的多扣的办公卡座费及结案费，根据法制盛某财务制度未结的2150元结案费由于邓某并未办理结案，应由其申请法制盛某开具支票将该款转入其现转入所。邓某于2002年6月15日转入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在转入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之前，邓某在环宇京茂律所执业，且从邓某在现工作单位同益律师事务所网站上的简介上可以看出其是2002年6月份从环宇京茂转到我单位，其称2001年5月份来我单位说明了邓某缺乏诚信，在自己的网站的简介上写得清楚的东西都予以否认，其次是混淆法庭审判的意见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故向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23日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3、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4、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结案费6150元；5、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邓某承担。对邓某诉请，我方根本没有收到其所称的该笔费用，更不存在所谓的克扣情况。我方并没有克扣其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其中住房公积金依法应由邓某寻其他途径处理；其次，关于社保费用，邓某以本所名义联系律师业务，最终客户与我所签订相应的法律服务合同，客户支付给我所的律师费性质上属于律所的业务收入，并不等同于经办律师的个人收入，我所根据内部的管理制度及多年的实践从律所收多的业务收入中为邓某代为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我方坚持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属于劳动关系，不受相关劳动法律规定的调整；其次，经我所统计，邓某在我所2002年—2013年不到12年间总的业务创收约105万元，年均创收不到9万元，扣除所的各项成本税费、管理费，每年邓某可分配到的收入在5万元左右，其提出100万元的请求属于无理取闹；邓某在其诉状中也自述认可其2013年的业务创收仅为12万元，最后即便假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双方一直未签劳动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其在2009年1月1日起应视为与我所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提出的双倍工资请求已经过了法律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即便假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邓某转所是因其个人业务发展需要，而非本所主动解雇，因此，我方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邓某辩及诉称：我在2002年6月15日转入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只能说明办证的手续，并不能反映我在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真正的工作时间。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网站，单位的网站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网站，我坚持认为我真正的入职时间是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由于对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不利，所以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没有提交该劳动合同。2001年5月1日，我在法制盛某成立初就入职法制盛某处担任聘用律师。入职时法制盛某规定我必须以法制盛某名义开展律师业务，我自己揽的律师业务收入，纳税后在法制盛某扣除收取我每年固定办公卡座费1.5万元后，其余收入在暂扣5%的结案费（该结案费在案件办结案卷材料交回法制盛某或离职时案件未办结案卷材料需转走时退回给我）后全部返还归我所有，法制盛某提供的案源及法律援助案件，由法制盛某另行支付报酬。同时，法制盛某应提供给我固定办公卡座一位及办理相关律师业务的盖章等办公服务，其他福利待遇按法律规定执行，法制盛某的上述规定适用于法制盛某聘用的全部律师。我自与法制盛某形成劳动关系至今已满12年。到2013年9月，法制盛某决定将办公场所在2013年11月1日从羊城国际商贸大厦正式搬迁到太古汇，并明确将聘用律师办公卡座费由每年的1.5万元提高到2.2万元，我等部分拿卡座的聘用律师均书面明显向法制盛某提出不能接受。2013年10月，法制盛某又在一次单位内网上发出通知，再次明确太古汇的办公卡座费为2.2万元，调价的理由是为了优化人才结构，淘汰一部分低能的律师，并要求不能接受2.2万元办公卡座费的聘用律师自行想办法转所离开，否则，到2013年11月1日正式搬迁到太古汇后，将不再为其提供办公卡座和盖章等办公服务。我与其他十几名律师迫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处联系转所事宜。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我就没有到法制盛某处办公，11月1日法制盛某的办公场所正式搬迁到太古汇后，法制盛某既没有与我就太古汇办公卡座费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安排太古汇的卡座给我，更没有为我提供盖章等业务服务。2013年12月23日，法制盛某给了我办理转所手续，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但法制盛某在结算我的业务收入时，却无端克扣收取了我如下多项费用：1、克扣我11月1日至12月23日期间太古汇的卡座费3666元。我在9月期间就向法制盛某提出不接受2.2万元的太古汇卡座费，且在法制盛某搬迁到太古汇办公后的11月1日至12月23日本人办理好转出该所手续时的期间，没有实际占用法制盛某在太古汇的办公卡座，法制盛某也没有为我提供任何业务服务，其克扣我11月1日至12月23日期间的太古汇的办公卡座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返还。2、克扣在羊城国贸的办公卡座费7500元。我自2001年5月入职法制盛某处，至次年的5月为一年，办公卡座费为1.5万元。法制盛某是11月1日将办公场所搬迁到太古汇，其在羊城国贸大厦的办公场所在10月底就搬空不再办公。因此，法制盛某只能收取我5月—10月的6个月的卡座费7500元，但法制盛某却按全年1.5万元标准预先收取，克扣多收了我6个月卡座费7500元，这是不对的，理应返还。3、克扣邓某结案费6150元应返还。本人在所时一些案件尚未办结，需转入新单位续办，所涉的案件结案费共计6150元，法制盛某推脱不付。结案费的案号为（2005）执字024号，律师费1万元，结案费500元；（2005）民字632号，律师费5000元，结案费250元；（2009）民字460号，律师费3.5万元，结案费1750元；（2004）顾某089号，律师费15000元，结案费750元（2013）顾某185、186号，律师费48000元，结案费2400元。共计结案费6150元应予返还。4、克扣邓某业务收入15000元，应返还。案号（2004）顾某089号，法制盛某的财务帐册上没有将邓某的该笔收入计入，少算并克扣了邓某的正常收入15000元应予返还。5、法制盛某还克扣了本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保费82606.01元和住房公积金19141.96元。按法律规定，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应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分别按照各自比例缴纳。但法制盛某却将本应由其缴纳的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在邓某办理离开手续与其结算收入时候全部在邓某的个人收入中克扣了，等于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全部由劳动者个人全部缴纳，用人单位一分钱未缴纳，这显然是违法的，应予纠正，并责令退还。此外，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满10年的，用人单位必须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应自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支付双倍工资。本人在法制盛某处工作已满12年，但法制盛某至今未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自2003年6月至2013年12月23日止期间的双倍工资。扣除法制盛某已支付的部分收入，法制盛某还应支付12年间双倍工资收入的差额部分100万元。同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应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标准，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人在法制盛某处工作，已满12年，法制盛某依法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6万元（以法制盛某仲裁时提交的离职时年收入12.6万的证明为凭）给我。总之，法制盛某借口办公场所的搬迁，在未与我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前提下，擅自提高我的办公卡座费，降低劳动条件，变相解除与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在办理相关财务结算时，法制盛某又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克扣我的合法收入，不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收入的差额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导致我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经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审理，现已作出裁决书。我对该裁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并责令法制盛某支付其克扣的太古汇卡座费3666元、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结案费6150元给本人无异议，但对该裁决驳回我其他仲裁请求不服。因为：1、关于克扣我1.5万元收入问题，按律师接案流程，有案号就有合同和收入法制盛某提出没有该笔收入，理应法制盛某举证说明，法制盛某不能证明，应判决我的主张成立。2、关于克扣我社保费82606.01元及住房公积金19141.96元的问题，仲裁中原法制盛某均确认该费用是在我的个人收入中扣除的，法制盛某仲裁时提交的我2013年财务结算明细也证明法制盛某克扣了该费用，即我2013年收入为12.6万元，但实际只领取了64127.68元，其余均被法制盛某克扣了。如法制盛某不承认，应由法制盛某举证说明，否则，应判决我的主张成立；3、关于双倍工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82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来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而劳动合同法事实条例第7条的规定是指用人单位已支付二倍工资后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没有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该怎么办？《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2款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即我与法制盛某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二倍工资。4、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我离开法制盛某，完全是因为法制盛某搬迁办公场所，擅自提高办公卡座费，导致我的办公成本提高（即降低劳动条件），劳动条件发生变化所致，且法制盛某又存在未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此时，无论我是以“业务发展需要”为由，还是其他原因离开法制盛某，都属于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的范畴，依法应获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我在转所表上填写转所理由“业务发展需要”，是因为我必须按法制盛某要求所写，否则，法制盛某不予盖章所致。况且，法制盛某劳动条件发生变化及违法行为在先，邓某离职在后。故，裁决仅凭我的转所理由就否定法制盛某改变和降低劳动条件及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先的事实，从而否定我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是不对的。我离开法制盛某的真实原因，是法制盛某劳动场所和条件发生变化，降低了劳动条件和未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是我业务发展需要。因此，本人无论以何种理由离开法制盛某，法制盛某都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6条的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人在法制盛某成立之初就入职法制盛某处已满12年，法制盛某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我的一份奉献。本人不服仲裁裁决，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2、责令法制盛某返还羊城国际的办公卡座费7500元；3、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结案费6150元；4、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业务收入15000元；5、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社保费82606.01元和住房公积金19141.96元；6、责令法制盛某支付未与申请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100万元；7、责令法制盛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6万元。经审理查明：邓某称其2001年5月1日入职广东法制律师事务所，是法制盛某聘请的专职律师，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3日和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其未在太古汇和羊城国际办公，但法制盛某收取其办公卡座费3666元、7500元，结案费也未结清。法制盛某否认与邓某建立劳动关系，也未与其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主张其与邓某是挂靠其单位收取邓某的是年固定挂靠管理费，并非卡座租金，邓某是2002年6月入职，法制盛某从2002年7月份开始为邓某购买社保，2010年7月份开始为邓某购买住房公积金，2013年12月23日邓某已经从本所离职了，不在本所执业。双方均确认法制盛某不用对邓某实行考勤、每天也不用坐班，由邓某自揽业务，并为其自揽案件委托人的代理费交给法制盛某，法制盛某按照扣除税费及一定比例结案费后，其余部分支付给邓某所有，法制盛某为邓某开具相关律所文件，开具办公收费票据等服务。2013年12月10日邓某向法制盛某提交的书面转所申请，离职原因为“因个人业务发展”，法制盛某于2013年12月23日批示“同意”邓某转所。2013年12月23日邓某离开法制盛某。邓某与法制盛某确认于2002年5月广东法制律师事务所合并为法制盛某（广东法制盛某律师事务所）；2002年7月份开始法制盛某为邓某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014年9月30日邓某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法制盛某返还克扣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2、法制盛某返还羊城国际的办公卡座费7500元；3、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结案费6150元；4、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业务收入15000元；5、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社保费82606.01元和住房公积金19141.96元；6、法制盛某支付未与申请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100万元；7、法律盛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万元。该仲裁委于2014年11月28日出具穗劳人仲案字（2014）第3569号裁决书，裁决：一、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法制盛某一次性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23日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二、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法制盛某一次性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三、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法制盛某一次性支付邓某结案费6150元；四、驳回邓某的其他仲裁请求。邓某与法制盛某均不服上述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虽邓某主张与法制盛某建立劳动关系，但根据邓某自述其入职法制盛某开展律师业务，自己揽的律师业务收入纳税后在法制盛某扣除收取邓某每年固定办公卡座费1.5万元后，其余收入在暂扣5%的结案费（该结案费在案件办结案卷材料交回法制盛某或邓某离职时案件未办结案卷材料需转走时退回给邓某）后全部返还归邓某所有，法制盛某应提供给邓某固定办公卡座一位及办理相关律师业务的盖章等办公服务，其工作中不需打卡以及从2002年开始缴纳的社保费属于单位缴纳的部分也从其自行缴纳的事实，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非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权利义务，双方之间也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即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邓某自进入法制盛某开始执业起一直未提出异议，表明邓某确认双方之间建立其在法制盛某开展律师执业业务，而由法律盛某收取律师费等并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的法律关系，因此本院确认邓某与法律盛某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现邓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2、责令法制盛某返还羊城国际的办公卡座费7500元；3、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结案费6150元；4、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业务收入15000元；5、责令法制盛某返还克扣的社保费82606.01元和住房公积金19141.96元；6、责令法制盛某支付未与申请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100万元；7、责令法制盛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6万元等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处理。邓某与法制盛某建立的其在法制盛某开展律师执业业务，而由法律盛某收取律师费等并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的法律关系，由邓某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院不予调处。由于本院认为其与邓某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法制盛某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法制盛某向本院起诉请求：2、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23日太古汇办公卡座费3666元；3、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羊城国际办公卡座费7500元；4、依法判决法制盛某无须支付邓某结案费6150元；5、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邓某承担等诉讼请求，法制盛邦依据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8日出具的穗劳人仲案字（2014）第3569号裁决书向本院起诉，本院均不予处理。邓某与法制盛某建立的其在法制盛某开展律师执业业务，而由法律盛某收取律师费等并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的法律关系，法制盛某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院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某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与邓小联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邓小联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元，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负担10元，邓小联负担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越人民陪审员 苏 丽 颜人民陪审员 欧 阳 燕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欧阳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