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09）浙海终字第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弘益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立林。委托代理人：黄有奇。委托代理人：曹孝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泰荣国际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碧艺。委托代理人：初北平。委托代理人：黄青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荣国际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晓明。上诉人深圳弘益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舟山泰荣国际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公司）、泰荣国际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荣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舟山商初字第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2月14日，深圳公司对舟山公司提起诉讼称：2011年9月深圳公司因有货急租海运轮船。泰荣公司一员工确认为深圳公司提供船舶，同时要求向舟山公司预付64万元。深圳公司付款后，泰荣公司却没有为深圳公司提供船舶，深圳公司要求舟山公司退还预付款，但舟山公司始终置之不理。舟山公司收取64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请求判令：舟山公司退还64万元，并从2011年9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归还之日。深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2年9月29日其通过银行支付64万元的付款凭证。舟山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泰荣公司与注册地在香港的弘益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益公司）签订租船合同，深圳公司系代弘益公司向作为泰荣公司代理的舟山公司支付64万元定金，且租船合同已实际履行。泰荣公司与深圳公司没有合同关系，没有义务向其提供船舶。二、舟山公司受泰荣公司委托代为收取定金的行为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深圳公司要求返还没有依据。三、深圳公司是弘益公司的代理人，舟山公司是泰荣公司的代理人，关于收取64万元租金的争议，应该由弘益公司与泰荣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租船合同由香港仲裁解决。请求驳深圳公司的起诉。2012年6月20日，深圳弘益公司以泰荣公司与舟山公司合作参与了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为由，申请追加泰荣公司为被告。泰荣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称：本案的案由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泰荣公司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涉案合同第26条明确约定“任何合同内外的纠纷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因此，针对泰荣公司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应提交香港仲裁。请求驳回深圳公司的起诉。舟山公司、泰荣公司共同向原审法院中提供了泰荣公司与案外人弘益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相关电子邮件、提单、电放保函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租船合同中有仲裁条款以及租船合同已实际履行等事实。原审法院认为，管辖争议系诉讼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故本案管辖争议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查。经审查，泰荣公司与弘益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该合同载明了仲裁条款。深圳公司虽未直接在上述合同上签章，但从其员工彭田（KevinPeng）与泰荣公司员工的邮件往来中可以初步证实，深圳公司事实上参与了上述合同的协商订立与履行，应受该合同约束，且舟山公司系代收租船方的租金。综上，深圳公司与舟山公司、泰荣公司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应提交仲裁解决，泰荣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宁波海事法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裁定：驳回深圳公司的起诉。深圳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泰荣公司主张与深圳公司订立了租船合同并在合同第26条约定“任何合同内外的纠纷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但在香港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香港仲裁院”等仲裁机构，故该合同第26条并未约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深圳公司与舟山公司、泰荣公司也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因此，该仲裁条款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应提交仲裁解决，并驳回深圳公司的起诉，违反我国仲裁法规定。二、原审法院认为“深圳公司虽未在合同上签章，但从其员工彭田与泰荣公司员工的邮件往来中可以初步证实，深圳公司事实上参与了该合同的协商订立与履行”。但公司邮件中只涉及定金支付，没有涉及合同的订立，原审认定深圳公司受该合同约束没有事实依据。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请求撤销原裁定，指定原审法院审理本案。舟山公司、泰荣公司共同答辩称：一、涉案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涉案合同第26条规定“任何合同内外的纠纷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其中“香港仲裁”是对仲裁地点的约定，而“适用英国法律”是对实体争议法律适用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法律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仅对解决实体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作了约定，而未约定审查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因此，判断涉案合同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租约约定的仲裁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而非上诉人深圳公司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二、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涉案合同仲裁条款合法有效。香港特别行政区调整仲裁活动的法律是《仲裁条例》，依据该条例第三部分第19条规定，“约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并不是仲裁协议或者条款有效的必要条件。涉案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也完全可以实施。此外“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在实践中是极为常见的仲裁条款，被租约当事人广泛采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有相关案例也认定此类仲裁条款有效。三、深圳公司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其受涉案合同的约束没有事实依据，却又以租船合同为由提起上诉，是自相矛盾的主张。无论深圳公司是否受涉案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约束，均不会影响审理结果，法院均应驳回起诉。综上，原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新的证据材料提供。本院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讼争的涉案租船合同系泰荣公司与案外人弘益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签订，该合同第26条约定：任何合同内外的纠纷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泰荣公司与案外人弘益公司签订的涉案租船合同第26条仲裁条款对深圳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如果有约束力，该仲裁条款是否有效。管辖权异议属于程序问题，应在案件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审查。本案系深圳公司对舟山公司与泰荣公司提起的诉讼，没有证据证明深圳公司与舟山公司、泰荣公司签订了租船合同或者达成了仲裁协议。涉案租船合同载明的签约双方是泰荣公司与案外人弘益公司，深圳公司并没有在该合同上签章。虽然舟山公司抗辩认为深圳公司是代理弘益公司依据涉案合同支付讼争64万元款项，但该抗辩是否成立应在解决了本案管辖权争议以及进行实体审理之后才可能查明；且参与合同履行的主体并非等于合同签订的主体。原审法院关于“深圳公司虽未直接在涉案合同上签章，但从其员工彭田（KevinPeng）与泰荣公司员工的邮件往来中可以初步证实，深圳公司事实上参与了上述合同的协商订立与履行，应受该合同的约束，且舟山公司系代收租船方的租金”的认定不当。因涉案租船合同系泰荣公司与案外人弘益公司签订，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深圳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故原审法院以本案纠纷应提交仲裁解决为由驳回深圳公司的起诉，依据不足，应予纠正。鉴于涉案合同仲裁条款对深圳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该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不作评判。综上，深圳公司关于涉案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舟商初字97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宁波海事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 判 长  徐向红代理审判员  王健芳代理审判员  孙伊涵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