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茂中法民四终字第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国寿。诉讼代理人李玉贤，广东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崔广雄，广东泽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华。诉讼代理人朱杰儿。诉讼代理人卢伟英，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国寿因与被上诉人朱华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4）茂电法民一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房屋，是原告肖国寿前辈遗留给原告的财产，始建于民国时代。1983年期间原告将其房屋重建加层，1996年8月1日，原告向电白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电国用（96）字第＊号］，土地面积67平方米，四至为：东与公产房屋贴墙，南距朱华屋为1.30米，西距澄波街边为2.10米，北至农业局用地、自墙为界。被告朱华的房屋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为祖屋，在清朝就已存在，在土改时被没收，后于1985年至1986年期间经政府落实侨房政策退还。1991年4月4日，被告向电白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粤房字第＊号），确定了房屋面积、四至等，其中四至为：东与公产房、借墙为界，南与梁振宇贴墙、自墙为界，西与马路自墙为界，北共用走道、自墙为界，距原告屋1.4米。原告肖国寿房屋与被告朱华房屋相邻，被告房屋位于原告房屋的南侧。原告于2014年7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肖国寿诉称要求确认被告与原告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房屋相邻之间的24厘米墙体为双方共有，原告提供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换契契纸》、《契纸》附案。原告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了原告土地四至，南距被告屋为1.30米，但并未注明共墙；而《换契契纸》即旧契纸，是中华民国27年12月30日的契纸，显示：所當下的铺位左右铺俱係二分之墙，但该契纸中已注明“该户已换新契，此契作废”；《契纸》即新契纸，是1959年9月7日的契纸，显示土地有四至，其中南至朱家为界，但也没有注明共墙。被告称其所有的房屋早在清朝就已存在，后经政府落实侨房政策发还，并在1991年4月4日向电白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据该证显示，房屋的四至，其中北为共用走道、自墙为界，距原告屋1.4米，并没有共墙。原告称被告所持有的房产证是电白县房地产管理局在颁发房产证给被告过程中，将原、被告双方共有的24厘米墙体当作被告的墙体，发证给被告，从而使被告北面留路包墙的1.3米巷变成包墙的1.4米巷，所显示包墙的1.4米巷已占用共墙，因该房产证是房地产管理局职能部门作出，被告的房屋已经登记发证，房屋已确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因此，被告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在尚未被撤销之前，是合法有效的。由于原告的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原告持有的旧契已换新契并已作废，新契纸又没有注明共墙，国土证也没有注明共墙，被告不承认有共墙，且被告的房产证中也未显示有共墙，原告与被告房屋之间是否存在24厘米共墙，据现有的证据无法确定，也无法查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应在其房地产经国土、房产等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确定具体的四至界限的情况下，再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国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肖国寿负担。上诉人肖国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审理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清。本案是物权确认纠纷，建筑物的现状是本案必须查清的重要、必要证据。2014年9月28日，肖国寿亲自向原审经办法官提交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对争议建筑物现状进行实地勘查、丈量的申请，并邮寄书面申请书，经办法官已经接受，但当时尚未予以答复，亦未告知或送达民事判决书，而是倒签判决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4日”，该行为明显违反程序，故意剥夺肖国寿的举证权利，导致案件的重要事实未能查清。肖国寿申请技术鉴定并非搞“证据突袭”，实在是因法官在庭上出示的图片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而作出的证据补充要求，因此亦不超过举证期限，但原审法官倒签判决时间导致肖国寿的举证变成了判后举证，故意剥夺肖国寿的诉讼权利。因此，强烈要求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争议建筑物进行实地勘查、丈量，并依法改判。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争议的关键焦点是对不动产权属证书“效力”的认定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实施前，建设部门规章《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赋予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的性质，但《物权法》制定实施后，该《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从法理学角度论述，“根据”和“证明”两词只是赋予了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据资格”，而不是以往所讲的“合法凭证”，更不是“唯一凭证”。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仅是被法律规定为真实，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被法院认定为真实，如果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确有错误，法院将直接根据该相反的证据作出与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的记载相反的事实认定。《物权法》第十九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均规定了权利救济的途径，且确定了一个法律原则即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其法律效力实际是一种权利推动效力，关键意义在于向外界公示权利的归属，而不代表产权证书记载的权利人客观、绝对的享有该不动产物权，该推定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是可以推翻的。当事人是否享有对不动产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亦即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这一点，连电白县房地产管理局都明白，该局在2014年5月12日向原告作出了《产权暂缓登记的决定》，该决定中认为界至有纠纷，不敢确定其发出的房产证是“绝对准确”，从而驳回上诉人的申请。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原审判决存在以下错误：1.原审认为“被告的房屋已经登记发证，房屋已确权”是对权属证书行政的错误认识。再次重申两点，一是该证只是证据之一，不是“物权凭证”；二是只有法院才能确权，行政机关不能确权。2.原审认为“被告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在尚未被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同样是对权属证书行政的错误认定，再次强调该证只是证据，并且要作为证据去审查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行政机关可以自行撤销自己发的证件，也可以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撤销，但法院绝不能等行政机关撤销再做处理，否则就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二）以原审判决的逻辑思维，上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唯一合法凭证”。据常识可知，先有土地，再有房屋，也即是说，先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再有《房屋所有权证》。被上诉人虽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但没有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审法院在没有取证调查，亦没有进行实地勘查、丈量的情况下，错误认定被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为合法有效。三、上诉人有以下充分的证据推翻被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真实的权利状况：1.《换契契纸》是中华民国政府二十七年十二月颁发的，新契纸是1951年9月7日由电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该两项证据都能充分证明共墙的历史由来，且能证明产权有关情况。2、建筑物的现状是最好的物证。上诉人现有房屋是1983年重建的，由于不是与被上诉人共同拆旧建新，为了安全，不可能完全拆除现争议的共墙建筑，只好在自己一侧加建12厘米墙体，上到二楼楼顶时，已接近被上诉人屋顶，已经安全，于是把这段共墙中属于自己的12厘米的墙体厚度一直建到屋顶。这样拆旧建新，并不涉及到被上诉人的任何部分，被上诉人房屋的原状仍保留，所以上诉人申请专业勘查，就能发现共墙的使用痕迹。3、被上诉人1991年3月20日向房产局申请办理房产证时填写的《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对共墙的自认。被上诉人当天在“转移所有权登记”表中填写四至是这样的：“北墙：（至）肖国寿屋墙自巷1.2米”。这是被上诉人自己对争议墙体现在准确自述，从而间接地承认争议墙体是共墙的事实。该1.2米是什么回事？原来，政府在1986年落实政策向被上诉人返还房产时，政府与被上诉人签订一份《关于退还华侨港澳同胞房屋使用权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须在靠争议墙体一侧路面留一条行人道，长17.7米，路面见光宽度1.2米，高不低于3米。这样一来，被上诉人的房屋的北边就有两堵墙，与上诉人相接的是共墙，另一堵才是自墙，共墙与自墙间就是1.2米的巷了。但房产局在《房屋产权登记现场查勘表》中，将被上诉人房屋的四至写成“北墙：自墙；备注：该屋北面在地面留人行道一条15.7米宽见光面1.2米作共用走道”。但无任何人询问过相邻业主的意见，该表中本应填写的“邻户无异议”栏也全部空白。房产局在自制的《房屋产权登记审批书》则是根据上述错漏百出的查勘表制作，最终导致了被上诉人领取了记载内容错误的房屋所有权证。4、上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足以证明争议墙体是共墙，该证是政府机关依法发出，按原审判决的逻辑，该证也是“合法有效的”。该证对四至的描述是：东与公产房屋贴墙、南距朱华屋为1.30米、西距澄坡街边为2.10米，北至农业局用地，自墙为界。发证机关不直接表述“南与朱华屋共墙”，相信是发证机关考虑到被上诉人房屋留有内巷的特殊情况，这样表述更能准确描述双方建房占地的实际位置。事实上，该证如此表述也是客观准确的，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双方的用地情况。原审法院明知凭简单计算就可得知国土证已反映了共墙的存在，但却以“国土证也没有注明共墙”而作出判决，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茂电法民一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朱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事实支持，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法律依据严重不足。物权在法律上的最终体现形式就是权利证书，换而言之房屋所有权的体现形式就是房屋所有权证，因此产权登记机关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就是房产物权的最终体现，产权证书具有物权意义的法律效力。而上诉人竟然认为房产权利证书“只是证据，不是物权凭证，只有法院才能确权”，既不认识行政法，更不懂得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从权能的本质看，行政权为确定权，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而司法权（法院的审判权）为救济权，其启动具有被动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司法权的启动需依当事人起诉（申请）而提起，且当事人的起诉（申请）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否则就会丧失胜诉权。事实上，上诉人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之前，上诉人曾就讼争的事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2013）茂电法行初字第34号］，后得知已过诉讼时效而撤诉，现又提起民事诉讼，企图通过民事诉讼撤销行政机关之行政行为，以实现其行政诉讼所无法实现之目的。更为达到其非法占有之目的，肆意曲解法律，致基本的法律理论、甚至法律常识于不顾，把行政机关作为审判机关的工作部门，以混淆视听。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支持。首先，上诉人在原审法庭上曾陈述，其房屋为其父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购买，但上诉人在起诉书中则表述“原告老前辈遗留给原告的财产”，令人怀疑其所提交的房屋契纸的真实性。其次，关于房屋现状问题，确实上诉人在重建二楼以上的房屋时就已侵犯被上诉人的墙体，这恰好证明了上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借无人管理之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权益。对此，上诉人不是没有异议，但面对上诉人之强势，被上诉人只能忍让。但忍让不等于被上诉人认同其侵占行为，更不等于上诉人的非法行为就变成合法。至于被上诉人在转移所有权登记表中关于北墙的填写。该表为被上诉人配偶所填写，上述关于四至的内容并不是被上诉人配偶所写，笔迹也不对，若上诉人以此作为关键依据，被上诉人则对此笔迹申请鉴定。更重要的，产权机关在《房屋产权登记现场勘查表》中，明确北墙为自墙，且该表与被上诉人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是一致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被上诉人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与上诉人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冲突问题。两证均属有权机关颁发，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在先，上诉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后，且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经政府落实侨房政策发还并重新确权而取得，其房屋权属的取得不但是产权机关的行为，更是当时一级政府的政府行为，其效力应当优先于上诉人后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上诉人保留循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三、被上诉人所有的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房屋为祖屋，经政府落实侨房政策发还并于1991年得到产权登记机关的重新登记确权，权属清晰、明确，依法应予确认。原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关于朱创龙房屋问题的通知》（电府办（1985）113）、《关于退还华侨港澳同胞房屋使用权协议书》（电府侨房字1**号）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材料证明，被上诉人所有之房屋早在清朝就已存在，为被上诉人先祖之财产，1950年后被收归公有，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政府落实侨房政策发还并重新确权，并于1991年4月4日颁发产权证书。确权时，由产权登记机构测量并确定该房产的座落、面积、四至等，当中明确记载：东借墙、南自墙、西自墙、北自墙。权属来源清楚、明白，没有瑕疵。根本就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南共墙。前述之登记信息已明确记载在房产登记簿上，无论是依据当时的法律、还是现行的物权法，均表明被上诉人已取得该房屋的（包括墙体）的所有权，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事实上的支持，也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时效，原审判决清楚明了，应予维持。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朱华与肖国寿在涉案相邻房屋之间的墙体是否为双方共有。肖国寿上诉称登记在朱华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所记载的内容错误，而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现状等证据足以证明争议墙体是由双方共有。经查，第一，1996年8月1日，电白县国土资源局向肖国寿颁发了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房屋占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上注明了土地的面积及具体的四至。第二，1991年4月4日，电白县房地产管理局向朱华颁发位于电白区水东镇澄波街＊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注明了房屋面积及具体的四至等。第三，肖国寿在一审中提交了两份契纸，其中一份是《换契契纸》（即旧契纸），日期为中华民国27年12月30日，该契纸中显示：所當下的铺位左右铺俱係二分之墙。该契纸中盖有内容为“该户已换新契，此契作废”字样；另一份为《契纸》（即新契纸），日期为1951年9月7日，该契纸中显示的四至为：东莫家为界，南朱家为界，西马家为界，北书院铺为界。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分析，虽然肖国寿提供的《换契契纸》显示“所當下的铺位左右铺俱係二分之墙”，但由于在该契纸上已注明“该户已换新契，此契作废”，因此，应以新契纸所登记的内容为准。而肖国寿提交的新的《契纸》、《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朱华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均未显示双方的房屋存在共墙的情况，从而无法证实双方相邻的房屋之间存在共墙的事实。故肖国寿该上诉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肖国寿主张朱华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所记载的内容错误，并向本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对争议标的物现状进行实地勘查、丈量。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朱华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在被依法撤销之前，是合法有效的。至于该《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内容是否存在错误，该《房屋所有权证》应否被撤销，均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肖国寿申请委托专业机构对争议标的物现状进行实地勘查、丈量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影响，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另外，肖国寿上诉称原审法院倒签一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但肖国寿对该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肖国寿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肖国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剑兵代理审判员  陈春何代理审判员  杨春辉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