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肃民初字第2号 原告（反诉被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丹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剑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建华，河北杨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韩文仓（苍），男，1959年8月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李东生，河间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第三人刘宪华，男，1961年出生，汉族，干部，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陆艳群，肃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韩文仓、第三人刘宪华为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建华、被告（反诉原告）韩文仓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刘宪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博丹公司诉称，2010年3月16日刘宪华将公貂皮993张，母貂皮52张交到原告处进行硝染，其中公貂959张鞣制增色、34张鞣制；母貂38张鞣制增色、14张鞣制；在2010年4月10日、2010年4月14日韩文仓以此批貂皮是与刘宪华合伙为由，分两次在原告处提走上述加工完成的貂皮。因为在2010年的4月10日和当月的13日韩文仓曾经提走了刘宪华的另一批（2009年9月9日）在原告处加工的貂皮中的600张，刘宪华未提出异议，所以原告方工作人员在未与刘宪华亲自核实的情况下，听信了被告韩文仓的一己之言，让被告将1045张貂皮提走。大约在2010年7月份刘宪华到被告处持单提皮时，原告才明白韩文仓提皮时未经刘宪华同意，因此原告开始联系被告，要求给出合理解释，并告知如不能将刘宪华持有的记载着1045张貂皮的硝染生皮验收单交还原告，则留置被告在原告处加工硝染的包括942张（已经提走的50张除外）貂皮在内的其他貂皮。被告韩文仓非但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处理此事，却以加工质量纠纷为由要求原告赔偿992张貂皮的损失。因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1045张貂皮。 被告韩文仓辩称，原告所诉不能成立，被告所提走的1045张貂皮是被告韩文仓在山东收到的，并由原告的司机王强拉到原告处进行加工，被告是该批貂皮的所有权人，有权进行提走或其他的处理，即使韩文仓与刘宪华存在合伙关系，韩文仓提走貂皮是侵犯了刘宪华的权利，应由刘宪华来主张权利，原告没有诉权，结合以上，法庭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申请了博丹公司的货运司机王强作为证人出庭，证实1045张貂皮的事实，王强作为博丹公司的职工收到了韩文仓交给的1045张皮。我反复要求王强出庭说明本案事实，但博丹公司以职务行为为由让王强躲避本案，博丹公司严重侵犯了韩文仓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刘宪华述称，一、2010年3月6日第三人交付原告加工1045张貂皮，该批貂皮的所有权属于第三人所有，第三人曾多次要求原告交付，但原告称，貂皮被被告提走，第三人将另案起诉原告，要求其交付该批貂皮或赔偿损失。二、原告诉状中称2010年被告提走600张貂皮时，第三人未提出异议不属实，实际上是该批貂皮是第三人与被告合伙购买的貂皮，是在第三人在场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让韩文仓提走的，第三人同意被告提走600张貂皮并不能推定第三人同意被告提走1045张貂皮。 反诉原告韩文仓诉称，2009年9月8日反诉被告单方收反诉原告貂皮3808张，代运至反诉被告处。反诉原告准备要给刘宪华，但没有与刘宪华做成这笔买卖。然而令反诉原告不满的是反诉被告已将该皮记录在刘宪华名下。反诉原告索要该皮张时，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的是次皮，相比较差价为29800元，反诉被告应予赔偿。此外，反诉原告还在反诉被告处有委托加工的貂皮3859张，反诉原告已提回1618张，尚有2241张貂皮被扣押，不予返还。因此要求1、反诉被告赔偿损失29800元。2、反诉被告返还无理扣押的其他貂皮5399张，约38万元人民币的价值。3、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反诉被告博丹公司辩称，反诉原告所诉不是事实。法院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反诉是不对的。这属于一个合同之债，故不应当提出反诉。 第三人述称，这3808张是第三人与韩文仓合伙购买的，大部分是由第三人出资，所以生皮验收单登记在第三人的名下，因此，韩文仓无权单独主张权利。 经审理查明，韩文仓于2010年4月10日、2010年4月14日在博丹公司提走登记于刘宪华名下的34张白公皮、960张增黑公皮、37张增黑母皮、14张白母皮，两日共提皮1045张，以上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4月10日及4月14日韩文仓的提皮记录予以证实，提皮记录上记载，1、提刘宪华白公皮34张4.10日韩文苍；2、提刘宪华增黑公960张、增黑母37张、白母14张韩文苍4.14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以上事实及证据无异议，韩文仓认可提皮记录系其书写。 原告博丹公司主张被告韩文仓于2010年4月10日、2010年4月14日所提1045张貂皮是2010年3月16日刘宪华委托我公司加工硝染，属刘宪华所有，我公司为刘宪华出具了生皮验收单，韩文仓应将提走的貂皮返还原告。对该主张原告除向法庭提交了4月10日、4月14日韩文苍书写的提皮记录（提皮共1045张）外，还提交了刘宪华给博丹公司发的通知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于2010年3月16日交付贵厂加工的1045张貂皮，贵厂出具的验收单号码0001382，请贵公司接到通知后立即将加工后的貂皮给付我。 经质证，韩文仓对提皮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有相反证据来证实所提走的貂皮属自己所有，写刘宪华皮只是履行手续，并不代表该批貂皮真正所有权人是刘宪华。刘宪华通知上的貂皮不是事实，刘宪华明知1045张貂皮为韩文仓所有，为了取得该批貂皮伪造证据，有诈骗嫌疑。建议移交相关部门调查。我有证据证明刘宪华有诈骗1045张皮的事实。即使该通知是真实的，也不能认定刘宪华通知中1045张貂皮就是韩文仓提走的1045张貂皮。 经质证，第三人刘宪华提出1、对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提皮记录有韩文仓亲笔签名记载提取刘宪华的貂皮，能够证实该批貂皮的所有权属于刘宪华。3、该通知是第三人向原告主张权利的书面通知，能够证实第三人曾向原告主张交付1045张貂皮。 为证实韩文仓提走的1045张貂皮属刘宪华所有，原告及第三人分别向法庭提交了2010年3月16日博丹公司为刘宪华出具的生皮验收单复印件及原件，经审核二者一致，验收单客户名称为刘宪华，数量分别为:貂公增色959,貂母增色38,貂公本色34,貂母本色14。 经质证，韩文仓认为，验收单的日期有改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验收单内的规格与韩文仓提皮记录中提皮的规格不相符，因此，不能证明韩文仓在博丹公司提的貂皮就是第三人单中的貂皮。总数一样，规格不一样。我在博丹共提了1600张皮，不能认定其中的1045张皮就是第三人单中的貂皮。生皮验收单是原告方自己单方书写的，本案第三人又与单中记载的1045张皮有利害关系，因此，生皮验收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针对韩文仓的质证意见原告博丹公司提出，通过韩文仓的提皮记录及结合1045张貂皮验收单在白公皮、白母皮的规格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增色公皮的数量上有一张的差距，即验收单上的为959张，提皮记录中韩文仓书写的是960张，增色母皮也就相差一张，即验收单上的38张，而提皮记录上变成了37张，母皮和公皮的一张差距在行业中是认可的，也是常见的，这是在验收时或提皮时不过分仔细而导致的。 被告韩文仓主张2010年4月10日、2010年4月14日所提1045张貂皮属自己所有，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0年9月19日韩文仓与博丹公司王强、刘厂长的谈话录音及书面录音记录。主要内容包括：刘问：这批是谁拉来的？韩答：是我送的。刘：是，你送的就是你的，本身你说也是你的。王：我说老韩，当时你给我打电话了呗，你给我打电话了，到了黄骅刘宪华通了电话，第二天早晨盯着见数，俺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老韩你听我说，当时这皮是你跟我联系的，刘宪华第二天来了，俺们厂子不知道怎么开单。 2、2010年11月3日韩文仓与刘宪华及肃宁县法院李法官的谈话录音及书面录音记录，内容拟证实韩文仓与第三人并非合伙关系，韩文仓所交付的3808张貂皮与1045张貂皮均与本案的第三人无关。 3、（2010）肃民初字第1490号卷宗的庭审笔录中第29、31、33、34、35页博丹公司、刘宪华的庭审陈述。 4、朱新社与齐振环的谈话录音资料及书面录音记录。 5、被告提皮时原告公司的刘厂长给我出具的收韩文仓皮的收据用博丹公司的稿纸写的。上面主要写明皮子的数量及种类。收据未签名，也未加盖单位印章。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书面材料没有原告公司的公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能说明是博丹公司给韩文仓出具的凭据。被告提交的录音材料不能证明涉及的加工物与本案有关，对原告的庭审陈述无异议。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一、录音谈话内容听不清，录音的内容与录音书面材料内容出入很大。二、录音内容上不能体现日期，缺乏真实性。三、从录音整理资料的内容来看，是在2010肃民初字第1490号主审法官对刘宪华和韩文仓的合伙纠纷进行调解的过程。法官主持调解，对调解过程录音不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调解中承诺或让步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四、该视听资料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也不应采纳。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录音并没有涉及到本案争议的1045张貂皮的归属问题。 韩文仓主张已将1045张貂皮出售，未提交已出售的证据。 反诉部分，2009年9月8日韩文仓通知博丹公司从山东一农户家中拉回3808张貂皮（包括增色公皮2304张，白公皮193张，增色母皮120张，本色母皮1191张），拉皮时韩文仓也在场，9月9日博丹公司为第三人开具了3808张貂皮的生皮验收单。另外韩文仓委托博丹公司加工硝染了3859张貂皮，博丹公司为韩文仓开具了7张生皮验收单。原、被告对该事实无异议。 反诉原告韩文仓主张共委托反诉被告博丹公司加工貂皮8712张，减去已提走的，尚有5399张貂皮要求博丹公司返还。8712张貂皮包括2009年9月8日交给了博丹公司3808张貂皮，本诉中的1045张貂皮，另有3859张貂皮。分数次共提走3313张貂皮。对该主张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署名王夕波、魏国华、博丹公司工作人员王丽琴的证明一份及王丽琴的名片，证明主要内容为2009年9月8日韩文仓在王夕波家中给刘宪华发去水貂皮公皮2497张，母皮1311张。 2、6张生皮验收单原件，1张单号为426号的生皮验收单复印件，共计7张单3859张貂皮。 3、韩文仓提皮时博丹公司刘厂长为其出具的收韩文仓皮的收据用博丹公司的稿纸书写。上面主要写明皮子的数量及种类，但是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本诉中已提交） 4、2010年9月19日韩文仓与博丹公司王强、刘厂长的谈话录音。（本诉中已提交） 5、2010年11月3日韩文仓与刘宪华及肃宁县法院李法官的录音，拟证实韩文仓与第三人并不是合伙关系，韩文仓所交付的3808张貂皮与1045张貂皮均与本案的第三人无关。（本诉中已提交） 6、（2010）肃民初字第1490号卷宗的庭审笔录中第29、31、33、34、35页博丹公司、刘宪华的庭审陈述。（本诉中已提交） 7、朱新社与齐振环的谈话录音资料。（本诉中已提交）针对反诉原告的主张及证据反诉被告提出，关于3808张已经由韩文仓提走了600张，剩余的3208张刘宪华提走了3100余张，现在公司尚存163张。关于1045张即本诉当中涉及的标的物，已由韩文仓全部提走。3859张皮中有942张在我公司留置，其余已全部提走。韩文仓在原一审中，多次认可提走的410号单中的1118张貂皮，属于无单提皮。其余5张单中的貂皮有时韩文仓没有持单到公司，为了方便韩文仓的买卖，便让其提走了需要买卖、交易的部分，这在原一审中韩文仓也认可。我公司目前除942张貂皮外，已经没有了韩文仓的其他貂皮。韩文仓尚欠加工费未结算清。王夕波等人的证明并非我公司开出的验收单，证明中也说明了2009年9月8号韩文仓在王夕波家中给刘宪华发去水貂公皮。对数额为992张生皮验收单复印件没有意见，只是说明韩文仓提走了50张。410号单子皮张数量1118张韩文仓全部提走，剩余5张单子共1749张中提走了611张。韩文仓在2011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说明了“410号单已经提清了，另外，还提了增黑母皮550张，8张黑公皮，4张白公皮，45张白母皮，4张灰母皮，剩下的黑母皮2130张”。可见，5张单中又提走了611张，另外，韩文仓2009年12月3日提走母皮500张，2009年8月14日提走母皮558张，2010年7月13日提走增黑母皮50张，相算下来与总数相距几十张。对于所谓博丹公司刘厂长证明真实性有异议。为证实韩文仓的提皮数量博丹公司提交的证据有： 1、提皮记录三页，上面记载：7月13日提增黑母50张韩文仓。09年8月14日提走母558张韩文仓。09年12月3日提母皮500张。09年12月5日提白公103张。09年12月3日、09年12月5日提皮记录上有勾画，对此博丹公司解释理由是内部核算，公司内部行为。 2、提皮记录二页，上面记载：4月10日提刘宪华白公皮30张韩文仓。4月10日提刘宪华增黑公皮60张韩文仓。4月13日提刘宪华增黑公皮510张韩文仓。该600张貂皮系从3808张貂皮中提取。 3、2011年7月11日肃宁县人民法院对韩文仓做的调查笔录。韩文仓在调查笔录中陈述，410号单已经提清了，另外，还提了增黑母皮550张，8张黑公皮，4张白公皮，45张白母皮，4张灰母皮，剩下黑母皮2130张。对410号单数额1118张貂皮的提皮情况博丹公司陈述，1118张貂皮韩文仓分两次提取，先提取103张，之后一次提清剩余部分。 经质证反诉原告提出，字是我签的，但是，勾了的皮我没有提走，没有勾的我认可提走了。2009年12月3日的皮我没提，因为勾了。7月13日的皮确实提走了50张。对2009年8月14日提皮记录没有必要质证，因为不是账本，与本案无关，对410号单数额1118张貂皮的提皮情况韩文仓称多次提走。 第三人经质证后提出，3808张皮是第三人与韩文仓合伙的，确实该部皮中尚有163张白公皮未提，我们保留向博丹公司主张诉权。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博丹公司为刘宪华出具的生皮验收单2份，数量共3808张，客户名称为刘宪华，客户电话也是刘宪华的。 经质证反诉原告提出，一、生皮验收单不能证实第三人与韩文仓有合伙关系。二、反诉被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有串通开具单据的嫌疑。三、验收单中无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佐证了原告提交证明的真实性。 在本案原一审2011年7月29日对韩文仓所做的调查笔录中韩文仓认可数量为3859张貂皮的7张生皮验收单中编号为000410号验收单上的1118张貂皮已提清，另外还提了3859张貂皮中的550张。 反诉原告主张交给了反诉被告两批皮，第一批3808张，是好皮，第二批1045张，是春皮，次皮。我提3808张中的好皮，博丹公司给了我第二批1045张次皮，我出卖时损失29800元。因此，博丹公司理应赔偿。有（2010）肃民初字第1490号卷中庭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诉部分，韩文仓于2010年4月10日、2010年4月14日在博丹公司提走登记于刘宪华名下的34张白公皮、960张增黑公皮、37张增黑母皮、14张白母皮，两日共提皮1045张，以上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4月10日及4月14日韩文仓的提皮记录予以证实，被告及第三人对以上事实及证据无异议，韩文仓认可提皮记录系其书写，本院对该事实及证据予以认定。上述1045张貂皮登记于刘宪华名下，且刘宪华提交了博丹公司为其出具的生皮验收单，故本院认定1045张貂皮的所有权人为刘宪华。韩文仓提交的录音、书面证明等证据中体现的相关人员视同证人，博丹公司不认可录音、书面证明等证据，相关证人又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录音、书面证明等证据不予认定，韩文仓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1045张貂皮属其所有。1045张貂皮属刘宪华所有，刘宪华与博丹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博丹公司系该部貂皮的合法占有人，博丹公司误将该部貂皮由韩文仓取走，现博丹公司要求韩文仓返还1045张貂皮，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韩文仓主张已将1045张貂皮出售，未提交已出售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反诉部分，反诉原告韩文仓主张共委托反诉被告博丹公司加工貂皮8712张，包括2009年9月8日交给了博丹公司3808张貂皮，本诉中的1045张貂皮，另有3859张貂皮。对于3808张貂皮的归属韩文仓提交了所谓博丹公司工作人员为其出具的证明，证明未加盖公司印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韩文仓提交的录音本院不能确定谈话人员的身份情况，录音、书面证明中体现的相关人员视同证人，博丹公司不认可录音、书面证明等证据，相关证人又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录音、书面证明等证据不予认定，韩文仓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该3808张貂皮所有权属其个人。第三人刘宪华主张该3808张貂皮系自己与韩文仓合伙所有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韩文仓、刘宪华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本院对3808张貂皮的所有权不能做出认定，韩文仓、刘宪华可另行诉讼解决双方争议。 韩文仓主张的1045张貂皮本诉中已认定韩文仓应向博丹公司返还。 韩文仓主张3859张貂皮属其所有，提交了博丹公司出具的生皮验收单，博丹公司对这7张生皮验收单认可，本院认定3859张貂皮的所有权人为韩文仓。对于3859张貂皮的提皮情况在本案原一审庭审笔录及2011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中明确韩文仓说明了410号单已经提清了，另外，还提了增黑母皮550张，8张黑公皮，4张白公皮，45张白母皮，4张灰母皮，剩下的黑母皮2130张。韩文仓虽在2011年7月29日调查笔录中对2011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的部分内容予以否认，但2011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是在韩文仓清醒状态下做出的，不能任意否定，故本院对2011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予以认定，可见韩文仓共从3859张貂皮中提走1729张，尚有2130张在博丹公司处，博丹公司主张3859张貂皮中还剩942张，未提交充分证据，故博丹公司应向韩文仓返还貂皮2130张。 关于韩文仓主张在提3808张皮时博丹公司误给了韩文仓1045张春皮，使韩文仓再出手时损失了29800元，要求博丹公司赔偿29800元损失的主张，因韩文仓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韩文仓返还本诉原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貂皮1045张。其中包括增黑公皮960张，增黑母皮37张，白母皮14张，白公皮341张。 二、反诉被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反诉原告韩文仓2130张黑母貂皮。 三、驳回韩文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事项一、二自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清。 本诉案件受理费6240元由本诉被告韩文仓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723元由反诉原告韩文仓承担2234元，由反诉被告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4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田艳茹 审判员  马久利 陪审员  范美娜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徐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