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星慧，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黄艾生，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慧。委托代理人：黄海升，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学聘，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星慧。原审被告：香港亿鸿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星慧。上诉人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亿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慧、原审被告张星慧、香港亿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亿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慧一审起诉称：2007年4月5日，邵慧与张星慧投资设立深圳亿鸿公司。公司成立初期与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日本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买卖合同。因当时公司资金不足，于是张星慧提议由其在香港设立的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抵押租赁合同，将所购买的印刷设备抵押给大×银行以获得贷款，并且由邵慧先行代供款给大×银行，日后再由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偿还给邵慧。出于对张星慧的信任和深圳亿鸿公司的生产需要，邵慧同意了张星慧的提议。于是，从2007年6月8日开始，由邵慧参与经营管理的世×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世×公司）代供了十五期款项给大×银行，其中第一期在2007年6月，金额为港币89，273元；第二期在2007年7月，金额为港币84，273元；第三期在2007年8月，金额为港币84，273元，其余十二期每期均为港币84，273元，十五期总额为港币1，273，477.8元。自从香港世×公司开始代供款后，邵慧多次向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催要欠款，张星慧曾在2009年5月13日偿还人民币86，800元给邵慧，之后便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拒绝还款。邵慧、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之间的借款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应当偿还欠款及利息。现邵慧经多次催要无果，为维护邵慧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连带偿还邵慧的欠款共计港币1，273，477.80元，折合人民币1，191，872.87元；2、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连带支付利息人民币258，217.30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邵慧与张星慧先后于2007年1月、2007年4月共同投资设立了香港亿鸿公司及深圳亿鸿公司。邵慧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的LS30804×××号《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大×银行将一台小森单张纸胶印机出租给香港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每月支付租金84，273元港币，共计支付36个月，租金总额为3，033，828元，设备的安装地点在深圳亿鸿公司。合同签订后，大×银行按照约定履行了设备安装的义务。邵慧主张上述《租赁合同》实际为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订立的原因系深圳亿鸿公司成立初期与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买卖合同，但由于资金不足，故决定由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抵押租赁合同，将其从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购买的小森单张纸胶印机抵押给大×银行以获得贷款，而该设备的实际使用人、承租人均为深圳亿鸿公司。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承认涉案的小森单张纸胶印机按照合同约定已由深圳亿鸿公司实际使用，且该设备已经由深圳亿鸿公司转让。邵慧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见证的《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内容为：本公司现作出董事会决议，确认邵慧曾委托世×钟表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期间代香港亿鸿公司为其在大×银行的LS30804×××号贷款合同偿还14笔贷款，合计偿还数额为港币1，184，822元。邵慧称除上述14笔贷款外，另有一笔贷款也是由邵慧代香港亿鸿公司偿还的，但相应的存款单原件及支票原件已经遗失。据此，邵慧主张其曾与张星慧口头约定，由邵慧先代香港亿鸿公司向大×银行按期支付贷款合同编号为LS30804×××的银行贷款，日后再由张星慧及深圳亿鸿公司偿还上述代偿款给邵慧，故邵慧委托香港世×公司向大×银行代供了15期贷款合计港币1，273，477.8元。但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至今仍未向邵慧支付上述代偿款项，故邵慧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对上述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香港亿鸿公司于2007年6月1日委托深圳亿鸿公司代为偿还银行贷款的《委托函》，据此主张在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租赁合同》后，香港亿鸿公司委托深圳亿鸿公司按期偿还贷款，而邵慧作为深圳亿鸿公司的监事被指派办理具体的还款事宜，并未委托邵慧个人或者香港世×公司代偿上述贷款。邵慧称其“早在2007年6月份起就开始向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催还欠款”，但直至2011年5月份才向法院起诉，邵慧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邵慧的诉讼请求。邵慧向原审法院提交了12张大×银行账户存款单，存款时间为2007年6月、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存款金额合计为港币1，016，276元。以上存款单中的存入账号均为743100×××，同时在账号后注明“LS30804×××”，该“LS30804×××”号码与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租赁合同》编号一致，且均注明系支票存入。另外，在邵慧提交的证据中包含两张由香港世×公司开具的金额为港币84，273元的东亚银行支票，开具的时间分别为2007年7月10日（支票号码517×××）、2007年9月13日（支票号码517×××）。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两张大×银行账户存款单，存款时间为2007年7月、2007年9月，存款金额合计为港币168，546元。两张存款单中的存入账号均为7431000×××，其中2007年9月份的存款单在存款账号后注明“LS30804×××”，该“LS30804×××”号码与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租赁合同》编号一致。上述两张账户存款单上注明的支票号码为517×××、517×××。邵慧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查询单，该查询单显示张星慧的妻子曾某曾于2009年5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邵慧转账人民币86，800元，据此主张该笔转账系张星慧以曾某的名义偿还邵慧垫付的香港亿鸿公司欠大×银行的贷款。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辩称上述人民币86，800元的款项所涉及的是邵慧与案外人杜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无关，并提交了（2009）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523号民事判决书、（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784号判决书作为证据证明。该两份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了下列事实：邵慧于2008年10月30日与杜某某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邵慧将其在深圳亿鸿公司的33.33%股权以人民币80万元转让给杜某某，杜某某于2008年10月30日向邵慧支付5万元、2008年11月-12月各支付15万元、2009年1月-5月各支付9万元，且股权转让费用6，400元由双方各负担3，200元，其中邵慧应承担的3，200元在杜某某支付的2009年5月的9万元转让款中扣除。合同签订后，自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杜某某共计支付邵慧股权转让款796，800元，其中包含由杜某某的女儿曾某于2009年5月13日转入邵慧账户的人民币86，800元。故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主张并未偿还过邵慧人民币86，800元，该笔款项发生于邵慧与杜某某之间，无法证明邵慧和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上述两份判决书还认定：2009年5月10日，邵慧出具了一份《声明》，内容为：“自收到杜某某照公证书所付全部款项起，本人声明将所持有的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的33.3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杜某某女士，自此与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庭审后，张星慧称，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的《租赁合同》实际为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在还清全部贷款后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归香港亿鸿公司所有；该设备由深圳亿鸿公司实际使用，且目前已经以香港亿鸿公司的名义转让。同时，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确认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的融资贷款已经还清，其中前十五期贷款由深圳亿鸿公司直接将现金交给邵慧并委托邵慧代为偿还，后二十期贷款系由深圳亿鸿公司另外委托经办人代为偿还的。邵慧主张其实际代深圳亿鸿公司偿还贷款共计有十五期，但由于其中一期存款单遗失且无相应的支票原件证明，故《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中仅确认该公司曾受邵慧委托代深圳亿鸿公司还款14期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关于邵慧诉称的借款是否存在的问题。邵慧主张其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首先，邵慧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均对下列事实予以确认：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之间的《租赁合同》系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标的为一台小森单张纸胶印机；该胶印机由深圳亿鸿公司实际使用，三十六期租金已全部还清，其中前十五期租金由深圳亿鸿公司指派邵慧作为经办人负责办理；香港亿鸿公司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取得了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所有权。其次，邵慧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07年6月、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的存款单，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07年7月、2007年8月的存款单，双方均承认上述存款单系用于支付《租赁合同》租金的凭证。邵慧提交了2007年7月和2007年9月的支票各一张，该两张支票均由香港世×公司开具，开具日期、数额、支票号码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提交的2007年7月、2007年9月的存款单上反映的事实完全吻合。邵慧提交的《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也反映了邵慧曾经委托香港世×公司代香港亿鸿公司支付过十四期租金的事实。故双方的陈述、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包括十四张存款单原件、两张支票原件及《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等）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邵慧曾受张星慧或者深圳亿鸿公司的委托而通过香港世×公司向大×银行支付了十四期租金。邵慧主张其通过香港世×公司实际支付了十五期租金，合计金额为港币1，273，477.8元，其提交了2007年6月份、2007年10月份至2008年8月份的存款单原件（共计12张）及2007年7月份、2007年9月份的支票原件，并称2007年8月份的存款单原件及支票原件均已经遗失，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均承认自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份期间十五期租金的偿还事宜确系由邵慧经手办理，故原审法院对于邵慧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即邵慧向大×银行支付了合计金额为港币1，273，477.8元的十五期租金。再次，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确认《租赁合同》的前十五期租金均由邵慧负责办理，并辩称所有租金实际均由深圳亿鸿公司支付，邵慧作为经办人只是负责办理具体还款手续而并非由邵慧个人出资垫付。由于邵慧目前持有12张存款单原件及2张支票原件，而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仅持有两张存款单原件且已经被证明该两笔款系由香港世×公司受邵慧委托而支付给大×银行，邵慧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的证据，故原审法院有理由采信邵慧所称的借款事实客观存在。若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否认借款事实，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邵慧实际支付过相应的款项用于办理还款事宜，或者证明在邵慧垫付十五期租金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已经向邵慧偿还了垫付款项，但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提交的《委托函》仅能证明香港亿鸿公司曾委托深圳亿鸿公司承担《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支付义务，而不能直接证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曾向邵慧交付过相应款项的事实；同时，深圳亿鸿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企业，有能力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应的会计账目资料证明其主张支出资金事实，但仅以“公司经营不规范”为由拒绝提供相应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以邵慧在2009年5月10日出具的《声明》中承诺“自收到杜某某照公证书所付全部款项起，本人声明将所持有的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的33.3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杜某某女士，自此与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为由主张双方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但结合邵慧出具该份《声明》的背景及具体内容，原审法院认为邵慧声明的“自此与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仅指邵慧将其持有的深圳亿鸿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且股权转让事宜全部了结，而非承认其与深圳亿鸿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确认邵慧实际代深圳亿鸿公司向大×银行偿还十五期租金合计港币1，273，477.8元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或香港亿鸿公司均未支付或偿还邵慧垫付的租金款项。关于偿还邵慧垫付租金的责任承担问题。第一，虽然张星慧系深圳亿鸿公司及香港亿鸿公司的股东，但邵慧所垫付的租金均用于支付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租金，该胶印机一直由深圳亿鸿公司使用，且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均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公司，故邵慧垫付租金而产生的债务与张星慧个人无关，邵慧主张由张星慧连带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香港亿鸿公司是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虽然设备的安装地是在深圳亿鸿公司，但依据该融资租赁合同应当向大×银行支付租金的为香港亿鸿公司，最终取得设备所有权的也是香港亿鸿公司。而根据邵慧、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的陈述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小森单张纸胶印机实际系由深圳亿鸿公司使用、收益并转让，香港亿鸿公司仅为便于深圳亿鸿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合同而由深圳亿鸿公司的同一股东投资设立，故深圳亿鸿公司是邵慧垫付租金的实际受益人。综上，作为租赁合同当事人的香港亿鸿公司与作为实际使用设备、出让设备的受益人的深圳亿鸿公司应当连带偿还邵慧垫付的租金。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应视为深圳亿鸿公司与香港亿鸿公司共同向邵慧借款，深圳亿鸿公司与香港亿鸿公司应当连带偿还邵慧垫付的上述十五期租金合计港币1，273，477.8元。关于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主张邵慧的起诉已经超出法定两年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查询记录，邵慧直至2009年5月之前仍担任深圳亿鸿公司的监事，且当时邵慧与杜某某的股权转让纠纷仍在审理过程中，邵慧持有的深圳亿鸿公司33.33%股权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作为深圳亿鸿公司及香港亿鸿公司的股东，邵慧在当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且邵慧在2009年5月13日收到了张星慧的妻子曾某转账的人民币86，800元，邵慧认为该笔款项系用于偿还其所垫付的贷款，符合情理。邵慧在2011年5月13日就本案的欠款事实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已经中断了诉讼时效。故邵慧本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邵慧主张的利息。由于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就本案涉及的借款关系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且双方对于借款的期限、利息等没有明确约定，故邵慧请求的利息当应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以邵慧垫付的租金合计港币1，273，477.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其他部分的利息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香港亿鸿投资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邵慧连带支付代偿款港币1，273，477.8元及利息（以港币1，273，477.8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1年1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邵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85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已由邵慧预交），原审法院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25.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邵慧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06.5元，由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香港亿鸿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19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深圳亿鸿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l、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邵慧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深圳亿鸿公司与邵慧之间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及借款合同关系，原审关于“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与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应视为深圳亿鸿公司与香港亿鸿公司共同向邵慧借款”的推理，以及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对邵慧所“垫付”的租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在诉讼中，邵慧必须就借款合同的设立以及履行向作为借款人的深圳亿鸿公司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原判却是在邵慧连“借款合同”都提供不出的情况下，基于以下四个间接证据来推定本案的借款合同关系和事实的，即：1、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之间的《租赁合同》；2、香港亿鸿公司给深圳亿鸿公司的《委托书》；3、十二份“存款单”和二份“支票”；4、《香港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在法律上，借款合同一般为要式合同，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设立，合同主体（借、贷双方）及合同标的（只能是货币）以及包括借贷的金额、币种、利息等内容必须在合同中约明。而无论是深圳亿鸿公司，还是香港亿鸿公司均非自然人，深圳亿鸿公司与邵慧之间并无书面借款合同或字据，原判上述认定的四组证据均不属借款合同，也证明不了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或香港亿鸿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原审以借款合同纠纷予以立案审理已属错误，而在没有借款合同的前提下“推理”出深圳亿鸿公司与邵慧之间的借款事实和借款合同则更为荒诞。首先，《租赁合同》被原判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如果原判认定成立，那么实际上应是买卖和租赁两个法律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法律关系，都涉及不到深圳亿鸿公司，而与邵慧也无关联。其次，香港亿鸿公司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租赁方，还清租金后又成为租赁标的的所有人），其对大×银行承担支付租金或接收租赁标的的义务。至于香港亿鸿公司将租赁物用于何处，并不能影响其在《租赁合同》中的主体地位（接受租赁物并支付租金），不会因其将租赁物交予深圳亿鸿公司使用并委托深圳亿鸿公司向出租人大×银行支付租金的行为而改变。也就是说，即便深圳亿鸿公司代香港亿鸿公司支付租金，且是租赁物的“实际收益人”，其也不应是大×银行的债务人（支付租金义务人）。而《委托书》反映的是深圳亿鸿公司与香港亿鸿公司之间的合作和委托代理关系，与融资租赁无关，与邵慧起诉的“借款”事实及“借款合同”则更不相符。第三、深圳亿鸿公司基于《委托书》中的代理权，指派邵慧为经办人负责办理偿还十四期租金的事实本身只能表明，邵慧的“代供”租金是一种职务代理行为（邵慧系深圳亿鸿公司的股东兼财务总监），或是转委托代理行为，亦非借贷行为、借贷法律关系。如果是在履行职务或是代理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邵慧为深圳亿鸿公司“代垫”租金），就法律性质而言，也应是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而非借款合同之债。而本案若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则必须追加香港世×公司以及大×银行为本案当事人。第四、在本案中，香港世×公司受邵慧的委托（再转委托），以存款单和支票存款的形式代香港亿鸿公司向大×银行支付十四期租金的事实也是不清的。邵慧的上述再次转委托行为有无经过香港亿鸿公司的同意十四张大×银行的“存款单”是谁人所存（户名不清）十四张共计1，273，477.8元的存款单为何仅有两张金额为84，273元的支票相对应而存款单在法律上只能证明存款人在大×银行的存款事实（实际上对大×银行的债权），并不能直接证明还款的事实。在本案中有关邵慧委托香港世×公司代香港亿鸿公司以“存款”、存“支票”的形式，已向大×银行还款的事实，还必须有大×银行的证明在案，否则，在已“还款”的证据上则是断裂的，香港世×公司董事会的证明也仅能证明其受邵慧委托的事实，但绝对证明不了还款的事实。更何况香港世×公司的股东均是邵慧的亲戚，其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根本就不应采信。原判不仅按邵慧的意图全盘采信了上述证据，而且还据此将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香港亿鸿公司）和《委托书》中的受委托人（深圳亿鸿公司）“连带”在一起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邵慧连带支付代偿款”。但连带责任必须要有合同的约定或是法律的规定。本案若如原审判决认定的那样，“邵慧实际代深圳亿鸿公司向大×银行偿还十五期租金”的事实成立，那么，由上述四组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锁链，也只能部分地证明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或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事实和法律关系（基于邵慧代供租金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因履行委托代理合同所发生的合同之债），何以推理出借款事实和借款合同纠纷而让人惊愕的是原判竟然还依据推理出的“借款”关系判定了借款利息。总之，本案中不仅不存在借款合同和借款事实，就连委托代理还款的事实也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邵慧所提供的全部间接证据均无法形成借款合同事实的证据锁链（关于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也不存在书面形式以外证据的问题），邵慧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完全是虚假的、依法不能成立的。二、原判混淆了本案的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了本案的事实。对本案已经中断诉讼时效以及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不能成立。如果说，原审将融资租赁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混淆成借款合同关系是源于其无效推理的话，那么，对下列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则无疑是在有意偏袒邵慧。1、关于《声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声明》内容明确表达的是，邵慧将其在深圳亿鸿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杜某某后，就“与深圳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可见，《声明》是针对深圳亿鸿公司的，而不是原判所认定的“与他人股权转让事宜”，是与本案相关联的，其《声明》对象是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之间曾涉及过的任何关系，包括债权债务。原判歪曲《声明》内容，混淆《声明》所特指的对象和内容，将其认定是邵慧将其转让给他人的“股权转让事宜全部了结”实属牵强，偏袒邵慧的意图极为明显。2、关于深圳亿鸿公司为融资租赁合同标的“实际使用人和收益人”的事实。该事实无论是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还是委托代理合同中，都不应成为深圳亿鸿公司承担上述合同义务的当事人。3、关于邵慧与杜某某股权纠纷的事实。邵慧对深圳亿鸿公司的股权与其在本案中诉求的、对深圳亿鸿公司及邵慧的“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者不是互为条件的。难道只有确定了邵慧对深圳亿鸿公司的股东身份，邵慧才能确定其对深圳亿鸿公司的债权或有无侵犯其债权。所以，原判以邵慧在深圳亿鸿公司“33.3％股权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来证明其无法确认自己债权是否被侵犯的推断同样是很荒谬的，其不能成为排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理由。4、曾某于2009年5月13日向邵慧账户转入的86，800元转账事实。该事实又被原审推理为是香港亿鸿公司、张星慧对邵慧的还款，进而认定时效中断，其推理实在难以服人。因为，该事实起码可以收集并听取一下转账人曾某的证言。何况，原判已认定因邵慧对深圳亿鸿公司的股权处于“不确定状态”，邵慧不能确定其债权有无被侵犯，既然如此，又怎能认定邵慧能合理的认为“该笔款项用于偿还其所垫付的贷款”，这岂不自相矛盾。再者，邵慧也明确声明已“与深圳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本案中，按原判认定的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存款单”存款的事实，邵慧“代供”的最后期限不会超过2008年的9月份，至一审起诉之时的2011年的5月份，本案早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三、原判违背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错误地适用了法律。本案既然是借款合同纠纷，那么，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但是，原审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关于借款合同的要式规定，竟然违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规定，在本案中将阶位于普通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加以适用，排斥适用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使得原审判决更为不合法、不公正。邵慧答辩称：一、邵慧与深圳亿鸿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在2007年4月时，邵慧与张星慧约定以香港亿鸿公司的名义与大×银行签订合同，购买日本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由邵慧参与经营的公司代为分期付款，深圳亿鸿公司与张星慧、香港亿鸿公司承担对邵慧借款的责任。深圳亿鸿公司在一审中一直没有说清楚谁付的设备款，以什么方式付款，也没有出具相应的证据证明是深圳亿鸿公司支付的设备款，或是张星慧付款，或是香港亿鸿公司付款，邵慧手中有付款的所有凭证，而且香港世×公司出具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二、本案的证据，邵慧在一审时提交了大×银行的存单原件，以及香港世×公司董事会的证明，这些证据已经过公证，形式合法，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邵慧支付设备款的事实。三、企业与自然人的借款合同，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是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必须是书面形式，指是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四、邵慧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邵慧在2009年5月时仍担任深圳亿鸿公司的股东，当时邵慧与杜某某的股权纠纷仍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邵慧有理由相信，其仍是公司的一员，其权利没有受到侵害。2009年5月13日张星慧从其妻子帐户中汇款86，800元给邵慧，转款用途写“转款”，没有注明股权转让款或设备款，邵慧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归还设备款，诉讼时效已中断。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邵慧提供的日期为2007年6月11日的大×银行《账户存款单》注明：通过“HKYIHONGIN”（即香港亿鸿公司，本院注）账号74-310-00××-×向大×银行支付港币89，273元，在该份《账户存款单》上有手写的“HKYIHONGINVESTMENTLTD.”（即香港亿鸿公司英文名称，本院注）字样，付款方式为“支票”。邵慧提供的其他11张大×银行《账号存款单》注明的付款账号均为74-310-00××-×，付款方式均为“支票”，并注明合同号为LS3080404×××。再查，2008年11月17日深圳亿鸿公司的股东由张星慧、邵慧变更为张星慧、杜某某。2009年5月19日，邵慧将其在香港亿鸿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张星慧。邵慧曾于2011年5月13日就本案纠纷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原审被告张星慧住所地在深圳市福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当事人未约定本案纠纷适用的法律，深圳为最能体现涉案合同特征的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和合同最密切联系地，各方当事人亦没有对于原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本院依法予以照准。根据深圳亿鸿公司的上诉意见、邵慧的答辩意见和本案案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邵慧和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二、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三、邵慧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邵慧主张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在本案中，邵慧主张其和深圳亿鸿公司、张星慧、香港亿鸿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是当事人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因此，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应当通过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得出的事实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邵慧为证明与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提供了：1、大×银行和香港亿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机器设备安装验收报告；3、12张大×银行《账户存款单》；4、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见证的《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录》；5、东亚银行出具的香港世×公司2007年7月10日和2007年9月13日两张支票证明；6、张星慧妻子曾某向邵慧账户汇款86，800元的账户查询单。邵慧、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对于香港亿鸿公司与大×银行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机器设备由深圳亿鸿公司使用和转让、融资租赁款项已经全部付清、融资租赁款中的15期款项的支付由邵慧经办的事实均无异议。邵慧提供了12张向大×银行支付融资租赁款《账户存款单》，邵慧另提供了《世×钟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录》，显示香港世×公司确认受邵慧委托于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期间分14笔向大×银行支付了港币1，184，822元，而该款项为香港亿鸿公司应向大×银行支付的融资租赁款；邵慧另提供了香港世×公司2007年7月和9月的支付涉案融资租赁款的支票证明，虽然2007年8月的《账户存款单》和支票邵慧称已经遗失，但张星慧、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均承认自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期间的15期融资租赁款均是由邵慧经办，并已经支付完毕，因此，以上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由香港亿鸿公司购买、深圳亿鸿公司使用的日本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15期融资租赁款是由邵慧代为支付的。虽然邵慧和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邵慧代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支付融资租赁款的代垫资金的行为，实际属于出借款项的行为，邵慧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原审法院因此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深圳亿鸿公司否认涉案的15期融资租赁款由邵慧支付，主张邵慧只是支付15期融资租赁款的经手人，是由深圳亿鸿公司将等额人民币交给邵慧，然后由邵慧通过香港世×公司换成港币向大×银行支付融资租赁款，因邵慧拒不将12张《账户存款单》交还给深圳亿鸿公司，所以才会有12张《账户存款单》在邵慧手中。但是，深圳亿鸿公司的主张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深圳亿鸿公司虽然持有2张《账户存款单》，但深圳亿鸿公司承认该两笔融资租赁款也是由邵慧经手，并且也是通过香港世×公司向大×银行支付。深圳亿鸿公司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深圳亿鸿公司另提供了邵慧于2009年5月10日出具一份《声明》，内容为：“自收到杜某某照公证书所付全部款项起，本人声明将所持有的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的33.3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杜某某女士，自此与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无涉”。按照正常文意理解，邵慧该份《声明》也不能理解为邵慧声明收到33.33%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其和深圳亿鸿公司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应理解为邵慧仅表示就股权转让一事与深圳亿鸿公司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深圳亿鸿公司提出关于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和邵慧之间没有借款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未偿还邵慧垫付的租金款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邵慧代垫融资租赁款的设备系由香港亿鸿公司购买、深圳亿鸿公司实际使用，且该设备已经由深圳亿鸿公司转让和收益，作为融资设备购买人的香港亿鸿公司和受益人的深圳亿鸿公司应当对邵慧代垫的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邵慧主张张星慧的妻子曾某于2009年5月13日转入邵慧账户人民币86，800元，系张星慧等的偿还借款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是：第一、曾某主张该笔款项系向邵慧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第二、《平安银行个人转款凭证》显示上述人民币86，800元用途为“转款”，未注明系还借款；第三、（2009）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523号和（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784号民事判决书均查明，2009年5月13日曾某向邵慧支付的86，800元系股权转让款。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多种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一个付款行为是履行何种债务关系，应当依据事实和履行义务方的主张进行认定，而不应以接受履行义务一方的主观意思表示进行认定。在履行义务人主张上述款项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生效判决也查明系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接受履行义务一方邵慧的个人主张，认为该笔款项系偿还借款，构成了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邵慧和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对于何时偿还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因此，邵慧可以随时要求深圳亿鸿公司和香港亿鸿公司偿还借款，相应的诉讼时效应当从邵慧要求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履行还款责任时起算。本案中，邵慧于2011年5月13日起诉要求深圳亿鸿公司、香港亿鸿公司和张星慧偿还借款，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起算，因此，邵慧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查明基本事实清楚，对于诉讼时效中断认定虽然有误，但不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深圳亿鸿公司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850.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亿鸿印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 达 人审 判 员 刘 杰 晖代理审判员 李   原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洋（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