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3）绍经初字第1416号原告福建省忠益针纺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新大街。法定代表人纪荣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虞伟庆，浙江越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县君子兰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县马鞍镇山海村。法定代表人鲁少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利生，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福建省忠益针纺机械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县君子兰针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03年9月26日起诉来院，本院当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伟独任审判于2003年10月28日、11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建省忠益针纺机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虞伟庆和被告绍兴县君子兰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利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福建省忠益针纺机械有限公司诉称：2001年10月7日，原、被告经协商达成销售总代理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作为原告针织机械产品在浙江地区的总代理，双方就代理操作中办事处的设立、人员组成、销售价格、售后服务、费用承担与销售奖励等作了一般约定。对货款、欠款问题，双方特别约定用户欠款必须经原、被告双方共同同意，且最多欠款每台只能在5,000元至10,000元内，……如欠款超过二个月，欠款在被告奖励中扣除。2001年12月15日，原告依被告要求向被告发货大园机（毛圈机）三台，被告收货后出具收条，双方对供，收货事实无异议。被告收货后除在2002年初前分两次向原告支付5万、4万，合计9万元外，余额经原告多次催讨，拖而不付。被告收到的三套设备，在作自行组织生产使用。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的协议名为销售总代理协议，实为销售合作协议，原告按约定履行，被告收货后自己代理销售，自主欠款，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协议约定，造成总代理协议目的不能实现，双方总代理协议现依法原告有权解除。对被告自己代理的三套设备，鉴于被告已投入使用，原告认为不可能原物返还，也无返还必要，被告理应按协议约定的12万元/台的价格按实补偿。故要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间销售总代理协议；2、由被告支付货款27万元。被告绍兴县君子兰针织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向被告交付大园机是履行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并非履行双方签订的总销售代理协议。二、原、被告于2001年10月7日签订有一份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大园机四台，原告也实际分两批交付，第一批为合同签订后一星期交付，被告当场支付现金10万元，第二批交付三台，被告收货后付款25万元，尚欠7万元已在结算代理协议的奖励金中扣除，所以被告没有再结欠原告货款。三、原告要求解除总销售代理协议的请求与要求被告未付货款的请求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四、要求原告向被告开具相应价值的增值税发票。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2001年10月7日双方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代理销售的业务关系。2、2001年11月12日由被告单位鲁安山签收的机台出货清单三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大园机三台。3、2001年12月1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鲁少君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大园机三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2、3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没有关联性，该两组证据是履行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而产生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反驳证据：1、2001年10月9日原告与浙江省绍兴市日月针纺有限公司签订的30寸针织毛圈机销售合同及部分原告出具给该公司的销售发票。证明原、被告履行代理协议过程中，被告仅起中间介绍作用，销售合同由原告直接与客户签订，直接交付，直接结算货款。2、2001年10月7日原、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大园机四台的业务关系。3、2001年10月7日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纪荣康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收到被告货款8.5万元，同年12月2日由纪荣康的外甥林圣丁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收被告货款1万元，2002年2月24日由纪荣康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收到被告货款5.5万元，同年9月29日由原告单位吕刚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收被告货款1万元；加上原告在诉状中自认于2002年初收到被告5万元和4万元的事实，被告已支付给原告货款25万元。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是事实，但由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先支付4万元定金，合同未生效。证据3中2001年10月15日纪荣康出具的收条是真实的，但该款是支付2001年10月13日原告供给被告另外一台大园机的货款，而非原告现在诉讼的三台的货款；林圣丁的收条也是真实的，但该款被告系代他人向原告支付的；2002年2月24日纪荣康出具的收条是真实的，其中的4万元即为原告诉状中所称的2002年初支付的4万元，另1.5万元系支付刚才所讲的2001年10月13日所供机器的货款。吕刚的收条有异议，原告单位无吕刚此人。为证明自己的质证意见，原告向本院提供2001年10月13日由鲁少君签收的出货清单一份，证明2001年10月13日原告供给被告大园机一台，已收货款10万元，余欠8,000元的事实。该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机器即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一台，收货后被告当场支付现金10万元，只欠8,000元，所以在清单上注明“余欠8000”字样。原告辩解称：该字样系原告单位财务人员在收到鲁少君于2001年10月15日支付的8.5万元和2002年2月24日支付的1.5万元后，在该清单上注明的，并非当场注明。对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1、原告提供的2001年10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协议和被告提供的同日由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经对方质证无异议，两份合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原告提供的2001年10月13日、11月12日四份出货清单和鲁少君出具的收条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定该组证据符合有效民事证据的三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3、被告提供的纪荣康、林圣丁出具的收条，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有效。吕刚出具的收条，原告提出异议，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吕刚系受原告委托向被告收取货款，故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被告提供的原告与浙江日月针纺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和发票系复印件，无其他旁证印证，且原告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又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下列事实。2001年10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销售总代理协议，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原告在浙江地区销售针织机械产品的销售总代理。由被告负责设立办事处，做好产品宣传、调查市场动态，吸收用户信息，积极有效地推销产品，协助签订好用户购买合同；约定最低销售价为毛圈机30寸12万元/台套、34寸12.5万元/台套等，超过规定价的超额款，作为给被告的奖励，对用户欠款问题，原则上每台最多欠5,000元到10,000元，对欠款超过二个月的，原告只负担2,500元，余款在被告所获奖励中扣除。同日，双方又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供给被告30×19×60的针织毛巾机四台，单价10.8万元，总价43.2万元；交货时间15天左右；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付定金4万元，原告在15天将合同内机械及配件备齐，被告提货时或在原告指定地点卸货前，被告应付货款36万，经验收提货，被告如未按时付款提货，本合同作废，定金取消。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1年10月13日向被告供应一台30寸毛圈机，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签收，在出货清单上注明“余欠8000元”字样。同年11月13日，原告再向被告供货3台30寸毛圈机，由被告单位鲁安山签收。收货后被告分别于2001年10月15日、12月2日、2002年2月24日向原告支付货款15万元。嗣后，双方为2001年10月13日的一台毛圈机是否已付款10万元及履行哪份合同引起讼争。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协议和销售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对原告向被告交付四台毛圈机系履行哪份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双方同时签订销售总代理协议和销售合同，未约定履行前后，原告在向被告交付毛圈机时，未明确系履行哪份合同的情况下，根据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即原告直接向被告送货，由被告签收，被告收货后，分次直接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收款后将收条直接出具给被告，且被告所供毛圈机数量与销售合同约定的数量相符，据此应认定为原告交付的四台毛圈机系履行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审理中，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告知原告当其所诉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查明事实不一致时，可以申请变更。但原告明确表示不变更。现原告主张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系基于双方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协议而产生，但未提供充分的依据。且与本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所认定的事实不相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970元，合计8,53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伟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