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群芝，女，197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系受害人张胜建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系受害人张胜建之女法定代理人崔群芝，系张某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男，系受害人张胜建之子。法定代理人崔群芝，系张某甲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定学，男，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系受害人张胜建父亲。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华伟，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华光医院，住所地襄阳市长虹北路70号。法定代表人张文仲，该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鲍喜兵，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因与上诉人襄阳华光医院（以下简称华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鄂襄新民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群芝、张定学及其与上诉人张某、张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华伟，上诉人华光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鲍喜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3月1日晚约6时许，张胜建在其家中吃晚饭，因其患有腰椎键盘突出症，曾经在案外人张金财处治疗，张金财给张胜建抓了几味中药交给其回家后泡酒饮用。张胜建在当晚服用上述药酒后感觉身体不适，随即到华光医院就诊。华光医院医师刘太义接诊后，给张胜建开具了处方笺并进行了输液治疗，在输液过程中，张胜建仍感身体不适并出现心慌、胸闷等症状，华光医院医师即对张胜建进行心电图检查，经检查诊断为：1.室性心动过速；2.心电活动消失。晚9点40分左右，华光医院组织抢救约40分钟后，张胜建终因心脏猝死抢救无效死亡。张胜建家属因此与华光医院产生纠纷，华光医院为此已支付死者家属5000元。2010年3月3日，襄阳市公安局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死者进行法医病理学检查，检验结果为：1.轻度心脏肥大；2.脑水肿；3.肺水肿、肺淤血；4.轻度急性脾炎；5.肾淤血。同年5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死者张胜建进行乌头碱定性检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于同年5月18日作出公物证鉴字（2010）2917号物证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从1号、2号检材中均检验出乌头碱成分，1号检材中乌头碱含量为51.48ng／ml。原审另查明，死者张胜建，1974年5月12日出生，殁年36岁。其父亲张定学，1949年8月13日出生；张胜建生前与其妻崔群芝共生育子女二人，长女张某，2000年7月出生，次子张某甲，2008年12月出生。原审还查明，湖北华光医院于2012年1月17日名称变更为襄阳华光医院。原审法院认为：张胜建因饮用药酒后身体不适，到华光医院治疗，双方建立医患关系。张胜建在华光医院治疗中抢救无效死亡后，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作为其直系亲属，有权向华光医院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诉称张胜建直接死亡原因确系乌头碱中毒所致，但华光医院在给张胜建进行治疗时，存在诊疗和护理措施上的过错，最终造成张胜建死亡的后果，应负过错赔偿责任。华光医院提交的门诊病历和诊疗经过陈述书也表明诊断结果为张胜建系药酒中毒，心脏猝死抢救无效死亡。本案系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本案应由华光医院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就原、被告举证情况及双方陈述来看，原、被告双方对当时现场抢救过程各执一词，双方也未就各自陈述向法庭进一步举证证明，导致法院对华光医院在抢救张胜建过程中是否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治疗无法作出认定。诉讼中，华光医院虽申请对其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及死者张胜建的死亡后果与华光医院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及司法鉴定，但因原告对华光医院所提交属于事后补写的门诊病历真实性持有异议，鉴定机构对此均无法鉴定，举证不能的责任仍在于华光医院。同时，参照法院就本案专业技术问题进行专家咨询的专家意见，死者张胜建体内的乌头碱含量达到一般情况下的中毒剂量但尚不足以致死，华光医院在为张胜建做心电图检查时已诊断其为“室性心动过速”，但却未举证证明使用了治疗室性心动过速的药物如利多卡因、胺碘酮、电复律等对症治疗药物。故推定华光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鉴于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自认张胜建直接死亡原因系乌头碱中毒所致，专家意见也表明乌头碱中毒存在患者个体差异、有无使用治疗室性心动过速药物的时机等例外情况，故酌情认定由华光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主张的具体诉讼请求，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63060元。经查，死者张胜建系湖北汽车蓄电池厂职工，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诉请各项费用标准按照200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予以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当参照2009年湖北省统计部门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263060元（13153元／年×20年）。2.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178505元。经查，张胜建生前与崔群芝共生育子女二人，长女张某，2000年7月13日出生，次子张某甲，2008年12月16日出生，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2009年湖北省统计部门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标准，张某生活费为42651元（9478元／年×9年÷2人）；张某甲生活费为80563元（9478元／年×17年÷2人），共计123214元。关于死者父亲张定学的生活费问题，法院认为，因原告方当庭未举出张定学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原告的该请求不予保护。3.关于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主张的丧葬费9798元。参照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标准，丧葬费应为9798.5元（19597元／年÷12月×6月）。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仅主张9798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综上，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应获赔偿的总额为396072元。由华光医院承担50%的责任为198036元，扣除华光医院已支付的5000元，华光医院还应赔偿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19303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华光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各项费用193036元；二、驳回原告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的其他诉讼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与被告华光医院各自负担500元。上诉人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即酌情认定由被上诉人华光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上诉人认为应由华光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二）被扶养人张定学系郊区失地农民，无其他生活来源，年龄也超过60周岁，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当庭举出张定学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为由，不予保护张定学的生活费，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华光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316857元，另改判赔偿张定学被扶养人生活费44230元。上诉人华光医院亦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对鉴定材料确认上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鉴定程序多次无法顺利进行的责任在被上诉人。（二）原审法院对襄阳市医学会鉴定不能继续进行的原因未能查明并厘清责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判决划分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比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未作出鉴定意见，但原审法院在没有医患双方现场听证的情况下，仅凭法官询问所谓“专家意见”而进行的归责，这样的判决结果，上诉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评判如下：本案中，多家医疗鉴定机构均未对当事双方的医患纠纷作出鉴定意见，据此，原审法院就本案专业性问题向相关医师进行了咨询。根据咨询意见及受害人死亡原因、华光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注射单、心电图报告单等情况，酌情认定医患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华光医院应承担80%的责任，其在二审并未提供新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法律、法规对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被扶养人应当具有两个条件，一是丧失劳动能力，二是无其他生活来源。本案中，被扶养人张定学年龄虽已超过60周岁（损害发生时其为61岁），但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向法院提供张定学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据，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未举出张定学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请求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华光医院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评判如下：经审查，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医患纠纷共对外委托了两次司法鉴定，第一次是2011年11月2日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1年12月14日以“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病历资料不认可，我中心无法受理此案鉴定”为由将全部资料退回原审法院；第二次是2013年7月11日，原审法院又委托襄阳市医学会进行鉴定，该医学会于2014年10月27日以“我会10月27日上午通知医患双方下午三点来我会抽取鉴定专家，下午医患双方均未到场，现鉴定程序无法继续进行”为由，将鉴定材料退回原审法院。上述两鉴定机构均对无法进行鉴定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其说明的内容明确具体，均未载明无法进行鉴定程序是由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故上诉人华光医院上诉认为本案无法进行鉴定程序的原因，应归责于被上诉人及原审判决未厘清责任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在本案鉴定程序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就本案的专业性问题向相关医师进行咨询，又根据咨询意见及受害人死亡原因、上诉人华光医院出具的问诊病例、注射单、心电图报告单等情况，认定上诉人华光医院与受害人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并酌情划分医患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华光医院认为其承担50%的责任不当，未在二审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6元，由上诉人崔群芝、张某、张某甲、张定学负担1140元，上诉人华光医院负担12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柴勇审判员柳莉代理审判员田在新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