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台商终字第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穆有为。委托代理人：何金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岭市求特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友仁。委托代理人：方正。委托代理人：陈连君。上诉人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叶进出口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温岭市求特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求特鞋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5）台温商初字第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金海、被上诉人求特鞋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0年6月29日、2010年7月2日、2010年7月23日，原告求特鞋业公司与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签订三份格式相同的商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商品名称均为PU鞋及规格型号分别为低帮PU塑料无牌、拖鞋PU橡胶、纺织面橡胶无牌、PU塑料无牌，数量分别为3984双、15840双、21720双，价款分别为93783.36元、318284.34元、435853.80元。约定交货期限分别为2010年7月5日、7月10日、7月30日前将货备妥由买方安排出运。三份合同均在第一条对产品质量、第二条包装要求与费用、第三条交货方式、地点、费用负担、第四条单证要求、第五条货款结算方法、第六条违约责任、第七条其他条款作出相同的约定，其中第五条货款结算方法约定：“卖方按期交货，向买方提供货物出仓单、有效的全国统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否则卖方须承担因此引起的全部责任。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票据并确认无误后支付货款给卖方”，后被告已付清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的货款，对2010年7月23日签订的第三份合同，被告于2010年9月26日支付了货款80000元，原告于2010年9月27日向被告开具了四张增值税税务发票，合计的交易金额为435853.80元。2015年1月28日，原告通过代理律师向被告的员工催讨货款，被告的员工以超过时效以及应由外商付款等为由予以拒绝。原告求特鞋业公司于2015年1月28日，以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尚欠其货款355853.8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355853.8元，并要求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原告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7月23日签订本案所涉商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于2010年7月30日前备齐价值435853.80元的鞋类商品，由被告采购并用于出口。2010年7月30日出口如期完成，被告于2010年9月21日收到外方支付的外汇货款，立即着手结汇并于2010年9月26日向原告支付80000元。其后因外方一直未支付货款，导致被告无法向原告支付其余货款355853.80元。后原告一直未向被告追索货款，直至2015年2月起诉，其间超过4年，因此原告起诉早已超过二年法定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其内容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未经被告员工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并作为证据提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2号批复，原告的这一行为不合法，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未经被告同意私自录音是在2015年1月28日，此时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从录音内容来看，即使被告员工在不知道被录音的情况下，也没有同意原告的付款请求，而是坚持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起诉，隐瞒事实真相，意在谋取不正当利益，实属恶意诉讼，其诉求不应支持。本案涉及的外贸出口的真实过程是，外方实际控制人张忠平和原告法定代表人阮友仁相识多年，外方向原告提供鞋原材料和产品设计图，由原告加工成成品鞋出口给外方。由于原告、外方及外方控制的国内企业均没有外贸出口经营权，而被告系进出口公司可经营外贸出口业务，遂由外方实际控制人张忠平的妻子伍卿婵经营的广州市荔湾区世架鞋业行与被告签订合作出口协议书，约定被告在收取外方支付的外汇货款后才向国内厂商即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只从中按外汇货款每美元收取0.07元人民币的手续费，被告实际相当于代理出口商，并非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的贸易商。同时由原、被告双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由被告向原告购买货物并出口给外方，原告认可被告从外方结汇后再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生产成品鞋的原材料和设计图均由外方提供，成品鞋的内销和外销价格也均由外方主导，原告实际相当于加工商，只从中赚取加工费。原、被告双方在2010年6月至8月间先后签有四份商品购销合同，而不是原告所称的三份，本案讼争的2010年7月23日合同是第三份合同，第四份合同签订于2010年8月6日，合同金额达79万多元，第四份合同如同第三份合同于2010年8月15日顺利完成出口，被告同样未向原告支付货款，第三份和第四份合同应收款金额合计超过100万元，原告一直不闻不问，时隔四年多才就第三份合同的35万多元提起诉讼，其缘由经被告向外方了解，并非原告疏于债权清收，也并非原告自愿放弃债权，而是由于外方提供给原告的制鞋原材料价值远远超过其应收成品鞋货款金额，原告应收成品鞋货款早已通过制鞋原材料变卖、价格冲抵等方式得以实现，因此才迟迟不向被告主张债权。时隔4年多，原告才提起诉讼，显然是想“一物两卖”，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另有规定的除外，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履行的宽限期限起或债权人第一次主张之时债务人表示不履行的，从明确表示不履行时计算。原告求特鞋业公司与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的第五条约定，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票据并确认无误后支付货款给卖方。2010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被告予以收取，但是，除了诉讼时被告表示这些增值税发票无误外，并无证据能证明被告对这些增值税发票进行了确认。即使被告在收取这些增值税发票时当即就确认无误，但该条约定的确认无误后支付货款给原告，并无明确约定确认无误后多少时间内支付货款。这里并没有约定确认无误后立即支付货款，而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原告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因此，可以理解为开具增值税发票是被告付款的必要条件，该条件具备后被告并不需要立即付款。因此，本案货款的履行期限是不明确的，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从2015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员工催讨货款时起算，原告现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条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签订的三份商品购销合同，合同的当事人明确，双方对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方式、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法等均作了明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对合同必备条款的规定，按照该三份合同的约定，履约的双方均为原告与被告，合同经双方的代表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况且，合同签订后，被告收到了原告交付的鞋，原告已开具相应的税务发票，被告也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已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实际上也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因此，原告与被告是上述三份合同的当事人。被告主张的外方实际控制人张忠平的妻子伍卿婵经营的广州市荔湾区世架鞋业行并不是该三份合同的买方当事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是代理商，其与原告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称原告“一物两卖”，但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就同一货物与张忠平或广州市荔湾区世架鞋业行等人签订了买卖合同，被告如果要把自己作为代理商，就应当与原告及外方或外方实际控制人签订代理合同而不是买卖合同。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诚实履行合同，原告信赖该合同与被告发生的交易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付款义务。双方对未付清货款数额没有异议，应予照准。在原告起诉主张权利后，被告仍不支付，应赔偿给原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求特鞋业公司货款355853.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38元，减半收取3319元，由被告茶叶进出口公司负担。上诉人茶叶进出口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书的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将“对发票确认无误后付款”，解读为“没有约定确认无误后立即付款”，“被告（确认无误后）并不需要立即付款”，从而最终认定“本案货款的履行期限是不明确的”，进而错误地将卖方开具发票四年后的2015年1月第一次催收作为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合同中虽然未明确约定“买方对卖方增值税发票确认无误后立即付款”，但按照中文基本含义和汉语表述习惯，“确认无误后付款”，应当理解为“经确认无误买方应当立即付款”，买方未及时足额支付货款的，卖方就已知道且应当知道其收款权利受到侵害，应同时起算卖方的诉讼时效。这一理解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和语文逻辑、双方合同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及法律规定。2、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提本案涉及的合作出口协议和外方实际控制人张忠平和广州市荔湾区世架鞋业行的相关资料，均认定为与本案无关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张忠平与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法定代表人阮友仁的合影照片，如果本着认真负责查清事实的态度，完全可以查明张忠平及其代表的外方和原告的关系，然而原审判决仅因原告否认即认定张忠平及其代表的外方与本案无关。另外，双方共签订了四份格式相同的购销合同，合同内容括卖方保证其产品质量达到国家出口检验标准、卖方负责商检并提供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出境货物换证凭单或电子转关单做报关用，并承担商检费用。如果双方商品不是用于出口，而是与出口无关，为何双方在每一份合同中都载明出口检验、出境货物换证凭单、报关、海关代码、商检等条款。如果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完全可以凭借现有证据和合理推论，采信被告有关货物出口的陈述。但原审判决仅仅因为原告否认即否定了货物出口与本案的关联性。3、原审判决对买方支付期限是否约定的判断前后存在矛盾。4、原审判决错误地将买方对卖方所开增值税发票的审查确认认定为买方的举证责任。买卖合同中，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是卖方的法定义务，而买方作为付款人对卖方开具的发票是否合规进行审查，只是为维护自身资金和交易安全及遵守国家财税和发票管理制度考虑，只需尽到一般性注意责任而不是严格审查责任，并不需要买方来保证卖方发票的合法合规。因此将对卖方发票的审查确认，视作买方的权利，更符合法律精神和交易习惯。既然审查确认是买方的权利，那么买方对卖方发票进行一般性审查后，根本不需要对卖方履行专门确认手续和义务，买方的付款行为足以说明卖方的发票已获得买方确认。买方甚至可以放弃对卖方发票的审查确认权利，先付款然后要求卖方开具发票。这在现实交易过程中大量存在，本案中也是由买方于2010年9月26日先行支付了部分货款8万元，而后由卖方于次日开具全部货款43万余元的发票。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的若干意见》根本不存在，与之名称近似的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五十九条作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是关于合同价款的金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该如何处理的法律规定。然而本案讼争合同清清楚楚地载明合同总价款43万余元，且双方当事人也从未就已付货款8万元和未付货款35万多元等事实产生任何争议。对价款支付约定不明的，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原审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求特鞋业公司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将本案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表述为“不精准”，是偷换概念。被上诉人认为对于履行期限明确与否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能否准确得出双方履行义务的具体时间或分界点。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本案双方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内容不能确定具体的履行期限，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能确定。1、本案的诉争的是双方第三次交易，之前还存有两次交易，第一次交易是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上诉人打款。第二次是上诉人先打款，被上诉人后开具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认为凭这两次的交易行为不能确定双方的交易习惯。至于上诉人提到双方交易完成于约定的期限内，那是合同的有效期，与上诉人的付款时间以及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完全无关。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分别提到以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间或根据双方的合同条款或交易习惯或以合同法第161条款规定作为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敢情上诉人也无法判断被上诉人诉讼时效已超过的依据，就认为被上诉人四年内未催款，四年后就不能再主张权利。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出的分别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被上诉人认为对于增值税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与其他相关税收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是纳税主体发生交易时的法定附随义务，但并不表明经营者未收到款即可拒开发票，增值税发票本身并不具有财务结算收据的功能。发票开具之日，证明交易已经存在，销货方得依此向购货方主张权利，但并不表明销货方一定得在此时即主张付款，也不表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非从权利形成之日开始起算。对于上诉人提出以合同法第161条内容规定作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被上诉人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61条是一条倡导性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规定的是买受人的义务而不是出卖人义务，买受人无权把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作为一种权利对抗出卖人。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物同时应当主张债权。民法通则第88条和合同法第62条对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权利人主张权利作了明确规定，出卖人作为权利人有权按照该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从法律自身的价值取向来讲，理应是保护受损失方的利益不受损失，而不应维护取得不当利益方的不当利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尚欠被上诉人货款355853.8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双方在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第五条关于货款结算方法中约定了“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票据并确认无误后支付货款给卖方”，2010年9月27日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开具了涉案的增值税发票，但根据该条款的约定，上诉人作为货物买受方确认发票无误后具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义务，至于款项何时支付双方在该条款中并未明确约定，故在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款项支付的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将该条款理解为“货款的履行期限是不明确的”并无不当。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时即2015年1月2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员工催讨货款时起算，显然被上诉人的起诉尚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上诉人上诉称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虽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合作出口协议及张忠平与广州市荔湾区世架鞋业行的相关资料，但这些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与其他客户发生业务关系，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也不予确认。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审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的若干意见》作为判断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超过的依据，但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名称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原审判决引用的司法解释名称不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解决的是合同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本案双方实质争议的付款期限约定是否明确问题，本案应当适用价款支付时间约定不明的相关法律规定，即该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显然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38元，由上诉人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为民审判员  梅矫健审判员  胡精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