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金商终字第4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旭旸。委托代理人：施金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康市骏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委托代理人：王新军。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永康市格美环保设备厂。负责人：施淑瑜。委托代理人：吕滔。上诉人徐旭旸、永康市骏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逸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永康市格美环保设备厂（以下简称格美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4）金永商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14日格美厂与广州广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公司）签订了编号为：GZGRZYC-2013050901号《采购合同》，由格美厂向广日公司供应价值果皮箱6803127元。广日公司向格美厂支付预付款1723843.8元。2013年5月15日格美厂、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签订了《关于合同变更的三方协议》，三方约定终止原合同，由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另签一份合同编号为：GZGRZYC-2013051001号的《采购合同》，约定广日公司与格美厂按原合同约定已履行部分，分别视为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按新合同约定的执行，其余由双方按新合同执行，由格美厂将广日公司按原合同已支付的预付款1723843.8元全额转给骏逸公司。同日，骏逸公司与格美厂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双方约定由格美厂生产编号为：GZGRZYC-2013051001号《采购合同》中的全部产品，并由格美厂代办托运直接交货于骏逸公司客户贵州省六盘水市广日公司。合同签订后，格美厂负责人的丈夫李耀先后将果皮箱托运到广日公司。2013年7月8日格美厂向骏逸公司出具了顾客为骏逸公司，制单人为李耀，地址永康格美，果皮箱、指示牌价值4225927元销货清单一份，该销货清单由骏逸公司盖章确认。之后骏逸公司收取广日公司支付货款二张汇票，其中一张843608.9元的汇票，骏逸公司背书给格美厂。2013年11月30日，格美厂与徐旭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格美厂自愿将其对骏逸公司享有的其中1923355元加工款债权转让给徐旭旸所有，以抵偿其对徐旭旸所负的债务。2014年1月6日广日公司确认尚有应付骏逸公司货款1923355元。格美厂自认骏逸公司向格美厂支付了加工款2567452.7元（含广日公司向格美厂支付预付款1723843.8元）。徐旭旸向一审法院起诉后，请求判令：骏逸公司支付徐旭旸加工款1923355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骏逸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格美厂没有通知所谓的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在格美厂没有通知到骏逸公司的情况之下，本案徐旭旸与格美厂之间所谓的债权转让对骏逸公司是不发生效力的，即徐旭旸对骏逸公司不存在所谓的债权。二、徐旭旸诉状中讲到的货物不是由格美厂生产的，而是由骏逸公司及永康市迅雷环保设备厂（以下简称迅雷厂）、缙云县翊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超公司）、永康市桑美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美公司）生产的。格美厂与广日公司签订过合同，后来该合同解除，骏逸公司与广日公司签订了新合同，在数量、金额等上面都与之前格美厂与广日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为了保证原先联系人即第三人格美厂的利益，所以，骏逸公司与格美厂签了一份《委托加工合同》，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后来广日公司付给骏逸公司的80万元的汇票被第三人格美厂占有了。根据以上答辩意见，请求法院驳回徐旭旸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格美厂称：2013年5月14日格美厂与广日公司签订了编号为：GZGRZYC-2013050901号《采购合同》，由格美厂向广日公司供应价值果皮箱6803127元。广日公司向格美厂支付预付款1723843.8元。因为格美厂为永康市彩虹工贸提供担保，账户被法院查封，所以走账不能，故将格美厂变更到骏逸公司的名下与广日公司签订合同，其实果皮箱还是由格美厂做的，走账到骏逸公司名下而已。于是2013年5月15日格美厂、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签订了《关于合同变更的三方协议》，三方约定终止原合同，由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另签一份合同编号为：GZGRZYC-2013051001号的《采购合同》。约定广日公司与格美厂按原合同约定已履行部分，分别视为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按新合同约定的执行，其余由广日公司、骏逸公司按新合同执行，由格美厂将广日公司按原合同已支付的预付款1723843.8元全额转给骏逸公司。同日，骏逸公司与格美厂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双方约定由格美厂生产编号为：GZGRZYC-2013051001号《采购合同》中的全部产品，并由格美厂代办托运直接将货交于骏逸公司客户广日公司。合同签订后，格美厂加工好产品后，将货物交给物流托运给指定的位于贵州六盘水市的广日公司。货物格美厂发，出单是骏逸公司方。广日公司交接清单是交给格美厂。骏逸公司将销售清单出具格美厂，确认格美厂有4225927元货为骏逸公司生产。广日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出具给格美厂收货证明，说明有货收到。广日公司的预付款1723843.8元是付给格美厂。骏逸公司从广日公司收取二张汇票，一张100万元，一张84万多元，其中一张84万多元，骏逸公司已经背书给格美厂，100万元的汇票交给骏逸公司，作为格美厂给骏逸公司的好处费。骏逸公司至今尚应支付格美厂3235674.3元。广日公司应该支付骏逸公司的款项1923355元。格美厂转让徐旭旸的债权是真实的。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格美厂与骏逸公司签订的，由格美厂生产编号为：GZGRZYC-2013051001号《采购合同》中的全部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后，格美厂是否履行合同。二、格美厂与徐旭旸债权转让是否成立。争议一，原审法院认为，格美厂与骏逸公司签订合同后，格美厂负责人的丈夫李耀先后将果皮箱直接托运到广日公司，运费由格美厂支付，其交货方式是符合《委托加工合同》双方约定的由格美厂代办托运直接交货于广日公司的交货方式。同时骏逸公司在格美厂出具给骏逸公司的销货清单上盖章确认，其行为认可了格美厂向骏逸公司交付加工产品。广日公司用汇票支付骏逸公司货款，骏逸公司将其中一张843608.9元汇票背书给格美厂，其背书行为应认定骏逸公司支付格美厂加工款。从上述货物由格美厂托运、骏逸公司对销货清单确认及骏逸公司将汇票背书给格美厂的行为均反映出格美厂履行《委托加工合同》的事实。格美厂为骏逸公司加工的果皮箱直接托运广日公司后，格美厂与骏逸公司对货物名称、数量、价格在销货清单中进行确认，骏逸公司确认格美厂销货清单上数额为4225927元，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骏逸公司应支付格美厂加工款为4225927元。格美厂已收取了骏逸公司加工款2567452.7元，骏逸公司尚欠格美厂款项为1658474.3元。争议二、格美将案涉债权给徐旭旸所有，转让款为1923355元，其转让款数额已超过骏逸公司所欠格美厂加工款1658474.3元数额。超过部分转让无效，不予支持。对1658474.3元骏逸公司应支付格美厂货款，格美厂有权对该债权进行转让，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格美厂虽未有向骏逸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但通过本案诉讼，骏逸公司已知晓债权发生了转让，其不能以未收到转让通知为由来拒绝向徐旭旸履行债务。徐旭旸主张的违约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徐旭旸的部分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骏逸公司提出本案货物并非格美厂生产的抗辩，并提供与他人签订的加工合同及广日公司的证明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骏逸公司提供的与其他人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只能证明与他人签订过合同，并不能证明该《委托加工协议》履行情况，广日公司出具的证明，也只能证明广日公司收取了骏逸公司货物，并不能证明骏逸公司交付广日公司的货物不是由格美厂生产，李耀托运到广日公司的果皮箱系由骏逸公司生产提供的事实也无证据证实，故对骏逸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骏逸公司支付徐旭旸债权转让款1658474.3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徐旭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骏逸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1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人民币27110元，徐旭旸负担2384元。由骏逸公司负担24726元。徐旭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骏逸公司应支付格美厂加工款4225927元”错误。一审双方对格美厂是否实际履行与骏逸公司间的《委托加工合同》产生争议。徐旭旸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一审判决也已客观认定，足以充分证明格美厂已完全履行合同。骏逸公司应支付格美厂的加工款是《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的6803127元清楚明确。2、一审判决全盘否定了骏逸公司指定收货方广日公司所出具的全部证据的证明力，仅认定骏逸公司自身出具的《销货清单》载明的金额作为格美厂实际履行的金额。该认定违背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则。徐旭旸提供的证据，除广日公司补充出具的《收货证明》外，全部都是双方签订及履行《委托加工合同》的原始交易凭证及直接证据。该部分证据涵盖格美厂交货、托运、支付运费、保险费、广日公司收货的全过程，客观上已齐备《委托加工合同》履行所有的交易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格美厂完全履行合同的事实。而骏逸公司提供的证据，第一非原始证据、直接证据；第二与广日公司自身出具的原始证据明显矛盾、与骏逸公司自身出具的原始凭证存在矛盾。故骏逸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采信。3、一审判决未认定徐旭旸主张的违约金依法无据。《委托加工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了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违约金。徐旭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合法有据。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徐旭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骏逸公司承担。骏逸公司对徐旭旸的上诉二审答辩称：格美厂未履行与骏逸公司所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1、在格美厂提供的产品交接清单上，故意填写错误合同号，将广日公司与格美厂签订的已经作废的合同尾号901打印上去。2、凡是单独格美厂职员李耀签字的交接单，均未填写日期，为其图谋不轨埋下伏笔。3、李耀先是绕开骏逸公司，直接以李耀自己的签名代替发货方，被定作方广日公司发现不对指出后，才改为骏逸公司员工的签字并加盖公章。4、格美厂向俊逸公司包括另三家共同履行本案定作合同的公司支付了预付款共计117万元，但其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宁可损失117万元，也坚称没有支付过。又在本案发回重审时称与四家另有业务关系，但徐旭旸在石柱法庭陈述时称格美厂与该四家企业没有其他业务关系。5、炮制法律关系模糊的《销货清单》，在加盖十九份交接清单时，将该销货清单夹带其中，导致骏逸公司在《销货清单》上错误地加盖了公章。6、格美厂通过伪造俊逸公司的财务章，非法获取广日公司支付给俊逸公司的款项，并虚假陈述该定作款是俊逸公司自愿支付，构成骏逸公司委托格美厂生产的假象。综上，格美厂一直未能说明如何组织实施如此巨量的产品，也无法解释为何2013年在5月17日（合同签订后的第三天）共计支付了117万元给四家承揽企业，且定作人广日公司明确指认承揽人就是骏逸公司，以及骏逸公司开具了全部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且该些证据都指明了骏逸公司承揽人的身份地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徐旭旸的上诉请求。格美厂针对徐旭旸的上诉二审答辩称：没有意见。骏逸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2014年12月9日宣判之前己收到骏逸公司提供的新证据及第二次开庭申请，却拒绝开庭审理，属程序违法。本案作为发回重审案件，理应将查明事实摆上头等重要的位置，避免再次出错。但原审在收到骏逸公司补充提供的新证据及调取证据申请后，既未对是否准许骏逸公司提供新证据及调取证据申请作出回复，也未调取证据或对新证据进行质证认证，此种错误处理行为，损害了骏逸公司的合法权益。2、（1）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至第二百六十八条系统规定了定作合同的各项明显特征，上述法律规定，凸显了定作人在履行合同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故定作人提供的证据效力要明显高于委托运输、委托交付、委托催款等无关承揽人主体的证据；现定作人广日公司不但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并派出当时负责对本定作合同进行现场监督的员工（该员工也系格美厂所认可者）到庭作证，认可骏逸公司是本案定作合同相对人和实际承揽人，否认格美厂是承揽人，原审对此证据却不予认定，反而以格美厂持有的受托运输、受托交付、受托催款等证据认定格美厂是承揽主体，把定作合同与买卖合同混为一谈，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2）错误采纳伪造的证据。广日公司在收到承揽人骏逸公司交付的部分定作物后，委托格美厂的员工李耀将部分定作款843608.9元的银行汇票转交给骏逸公司，但该银行汇票尚未到骏逸公司手里，就被格美厂李耀以伪造骏逸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方法窃取，对这种违法行为，骏逸公司反复多次向原审法院阐明，并在提供确凿证据线索的基础上，请求原审法院调取该证据，却均被原审以“既然格美厂已经承认拿到了这笔款项，调取该证据就没有必要”为由，予以拒绝，且原审正是以所谓骏逸公司自愿将该843608.9元的银行汇票支付给格美厂为依据，错误认定格美厂是本定作合同的承揽人。（3）缺漏主要事实调查。整个诉讼中，格美厂对本案定做合同所涉及的原材料的购买、加工场地、加工设备，及是否接受定作人到现场监督、检查、验收等问题均未提供任何实际履行合同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工商资料显示，自2013年6月19日以后，格美厂再未进行工商年检登记，其实际己处于歇业状态。相反，骏逸公司清楚解释了如何履行这份标的额为680万元的定做合同的全过程，并提供了以骏逸公司承揽为主、同时将部分业务分别委托给另3家企业承揽并得到定作人广日公司同意的证据；提供了定作人到场检查、验收等证据；提供了签订《三方协议》之后第3天骏逸公司从格美厂转获得30万元预付款的证据；提供了交付全部承揽成果后，仍由骏逸公司开具全额680余万元增值税发票给广日公司的证据，证据之间均能够相互印证。（4）原判认定事实逻辑矛盾，与现有证据明显相悖。2013年5月15日广日公司与格美厂、骏逸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载明：因格美厂无法按期生产和按期交付广日公司所需的定作物，现改由骏逸公司生产。上述内容表明，格美厂已经不具备完成定作人所交任务的能力，且该情况己由格美厂自己承认，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定作人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另外签订及履行合同之事实。且按照格美厂所举证据，其接受骏逸公司的转委托加工，须由骏逸公司向其预付30%的预付款。但对上述待证事实，格美厂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此外，2013年广日公司在永康市只发生上述一单680余万元的定作业务，该业务的实际承揽人非此即彼，现骏逸公司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加上另3家总共是680余万元，与合同总标的额相符）是承揽人，但原审却认定其中422万余元是格美厂实际制作的，这既与格美厂自身主张相悖，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5）转让债权主体及内容程序违法。法律规定，转让债权必须是清晰明了的债权，绝不可是模糊不清或主体不明的债权。现本案转让人格美厂既不是广日公司的债权人，也不是骏逸公司的债权人，债权转让基础不成立。故骏逸公司己提供的新证据充分证明本案是由格美厂发起的一场虚假诉讼，是在所谓“转让债权”掩盖下，妄图攫取他人财产的不法行为。骏逸公司是本定作合同的承揽人。原审支持格美厂的恶意诉讼，属枉法裁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永康市人民法院（2014）金永商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徐旭旸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旭旸、格美厂承担。徐旭旸对骏逸公司二审上诉答辩称：1、一审判决程序合法。申请调取证据，司法解释规定有明确的期限。一审判决以“骏逸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不予调取，合法有据。骏逸公司一审开庭后才提出调取证据申请，是有意滥用诉权的行为，意在拖延诉讼进程，应承担消极诉讼的不利后果。根据新《民诉意见》第102条的规定，合议庭应对在本案中实施上述“故意逾期提交证据、拖延诉讼”行为的骏逸公司给予训诫、罚款处罚。2、本案双方争议的合同性质、合同主体一审判决认定清楚，证据充分。（1）广日公司与骏逸公司间发生定作合同关系，骏逸公司又与格美厂发生再委托的定作合同关系。三方之间从委托加工、到再委托加工，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2）骏逸公司主张的“伪造的证据”毫无事实根据。格美厂私刻印章并造成骏逸公司损失达843608.9元，骏逸公司至今不报案不符合常理。3、引用骏逸公司二审提供的《情况说明》中“两家单位信任关系很好，因此就同意把骏逸公司的公章交给他（李耀）盖了”内容，李耀既然可以自行使用骏逸公司单位公章，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去私刻财务专用章？骏逸公司自身出具“销货清单”，清楚载明骏逸公司向格美厂收取合同标的。骏逸公司虽提出反驳的质证意见，但未作出合理解释。骏逸公司本案二审提交了《对账函》，进一步印证了其与广日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法院2014年1月6日冻结广日公司应付账款1923355元，广日公司财务当日出具给一审法院《对账凭证》，记载应付货款1923355元。但2014年1月24日《对账函》却记载一审法院查封后当日，广日公司支付了银行承兑汇票50万元。这恰恰是骏逸公司为取得广日公司的虚假作证、配合其应诉，给予广日公司业务员兑现回扣50万元的结果。否则根本无法解释，本身与讼争结果无关的第三方，于自身利益无益，为何仍冒着被妨碍民事诉讼严厉处罚的风险不顾，违法支付50万元承兑汇票？广日公司业务员为了切实获取自身的高额回扣利益，在骏逸公司向其告发李耀意图拒绝支付约定的回扣后，倒戈配合骏逸公司，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出庭作伪证，意图达到骏逸公司胜诉、自身也受益的双赢效果。4、关于变更合同、履行能力的争议。本案原审、原审二审、重审一审，骏逸公司、格美厂均充分阐述了定作合同签订、履行的全过程。格美厂本身承接原680万元订单经过广日公司合同履行能力的严格调查，正因为自身牵涉联保贷款，第三方其他银行贷款已先行逾期。格美厂明知自身无力承担980万元的巨额担保债务，将影响自身企业信用、导致无法正常使用银行账户。为不影响本案合同的履行，才与广日公司协商同意将本案订单变更给骏逸公司方。也正因为广日公司变更订单须合理的程序和理由，才暂以“格美厂不能满足生产能力”为由，变更合同。骏逸公司自己一贯主张合同实际由四家工厂共同履行，对确定实际履行的争议，骏逸公司此前提供过的一系列证据，均不是业务交易的原始证据；且自相矛盾。5、本案定作合同主体清楚，合同履行证据充分。债权转让合法、有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骏逸公司的上诉。依法改判支持徐旭旸的上诉请求。格美厂在二审中针对骏逸公司的上诉同意徐旭旸的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徐旭旸、格美厂无新证据提供。骏逸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贤德、刘斐对广日公司梁某、崔某的调查笔录；2、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金商终字第949号案件2014年7月16日的庭审笔录：定作人广日公司的梁某、崔某及另3家转委托承揽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李健仁、杨旭、胡英燕到庭作证的证言。证据1、2证明广日公司指认了骏逸公司为本案的承揽人，尤其崔某是广日公司派驻作为现场监督和验收定作物的工作人员，均明确无误地指认骏逸公司生产现场的场景。同时证明合同变动的原因以及预付款由格美厂李耀转付给骏逸公司等4家。3、骏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与格美厂李耀的手机信息互发记录，证明格美厂李耀履行三方协议，将预付款支付给骏逸公司，以及骏逸公司自己直接组织生产部分果皮箱的型号和李耀催促骏逸公司加紧生产。4、骏逸公司及另3家转委托承揽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姓名及其配偶结婚证或户籍证明；5、格美厂法定代表人施淑瑜将收取的广日公司就本案的预付款均于2013年5月17日分别汇入骏逸公司及另3家转委托承揽人本人的或妻子、或丈夫、或子女的银行卡的汇款凭证，转账金额和骏逸公司与另3家转委托承揽企业所签订合同预付款金额相一致。证据4、5与（2014）浙金商终字第949号案件庭审笔录内容相印证，4家实际承揽人均收到了格美厂通过银行转账转交的预付款。6、骏逸公司为履行与广日公司的定作合同所购买原材料的4份收款收据等，证明骏逸公司为履行案涉定作合同而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情况。7、骏逸公司原企业会计李某（已于2014年离职）的证言；8、格美厂李耀2013年7月8日要求骏逸公司原会计李某开具发票金额给定作人广日公司的手写计算记录；9、骏逸公司开具给定作人广日公司的全部增值税发票，（主要是截止2013年7月8日前止的发票金额，即2013年6月24日17份与7月9日23份发票金额之和，与格美厂欲依《销货清单》证明其所谓享有对骏逸公司的债权金额相一致）。证据7、8、9证明徐旭旸提供的销货清单第二行计算差额30余万元存在错误，以及该清单出笼的过程，证明发票金额正好是销货清单金额，骏逸公司是真正承揽人和对广日公司的债权人，以及委托李耀催款的事实。10、《中信银行汇票样本》复印件及上诉人企业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比照件。11、骏逸公司在一审中请求法院调取上述中信银行汇票原件的申请书及邮政特快专递留存件，以及补充新证据请求再次开庭审理的申请书。证据10、11拟证明格美厂李耀伪造骏逸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将骏逸公司843608.90元的银行票据款窃取，并以此作为骏逸公司自愿向格美厂支付案涉合同款项及格美厂是实际承揽人的依据，同时骏逸公司对此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事实。12、骏逸公司装车定作物照片3页；骏逸公司库存的剩余定作物配件和样品照片5页；格美厂李耀在翊超公司签收定作物的签收单23份及2名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其中15张有李耀本人签字；翊超公司内尚存的定作物次品实物照片2份，及厂门和装车照片12张；骏逸公司为履行定作合同向上海一北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的付款凭证和一北公司开具的发票共6页，拟证明所有的货物都是骏逸公司及另三家制作的。徐旭旸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对崔某、梁某的《律师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骏逸公司胜诉与否，直接影响骏逸公司与广日公司货款的协商和结算。结合证人因不能取得约定的回扣而（骏逸公司自身录音证据也曾提到）与骏逸公司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直接影响证人自身的非法利益。且证言是旁证，不足以反驳业务交易双方间发生业务时互相出具的书证，即《委托加工合同》及《销售清单》。证言内容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常理。证据材料2：李健仁、杨旭、胡英燕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骏逸公司胜诉与否，直接影响骏逸公司与该三家企业货款或好处费的协商和结算。证言是旁证，且内容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常理。证据材料3：《短信记录》。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骏逸公司未提交通信部门出具的通话详单等证明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格美厂、骏逸公司一审均自认双方间本身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即使证据真实，关联性也站不住脚。证据材料4、5、6：银行明细单、结婚证、户口簿、营业执照、销货清单、收款收据，首先对销货清单、收款收据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次对银行明细单、结婚证、户口簿、营业执照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付款是事实，但格美厂与骏逸公司包括其他三家企业均存在本案外业务交往，故所付款项并非本案款项。如果是本案款项，格美厂没有理由支付给骏逸公司以外的企业。其次，格美厂主张骏逸公司在本案中是充当配合格美厂出面签订合同的角色，骏逸公司要求格美厂相应先支付此前其他交易相关款项或者配合义务的费用，也合情合理。证据材料7、8：情况说明、销货清单、稿纸。对证据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对李某的情况说明，李某系骏逸公司会计，与骏逸公司有利害关系；李某的说明内容反映“与广日公司业务员不认识”与证言中“每天到骏逸公司监督、跟踪进度”矛盾，影射“销货清单印章系偷盖”的内容与骏逸公司本案质证意见矛盾；其陈述仅凭李耀的草稿记载开具发票不合常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要清楚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等信息，而且需要收货方详细的税务登记信息。故李某所作情况说明严重失实，系虚假陈述。其次，对销货清单没有异议，但数量记载错误。再次，稿纸中仅部分内容为李耀笔迹，不能证明李耀凭该内容指定开票的事实。本案事实是广日公司传真或邮件告知骏逸公司财务明确的开票资料（含税务登记信息、开票内容等），骏逸公司针对本案定作合同开票。证据材料9：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发票确实是骏逸公司开具给广日公司系事实，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骏逸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材料10：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没有任何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必须准许对举证期限届满并且经开庭后，一方当事人无任何正当理由单方提出的二次开庭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2条的规定，骏逸公司故意不按期举证的行为依法应给予处罚。证据材料11：调查取证申请书及快递、照片，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首先没有任何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必须对举证期限届满并且开庭后一方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进行处理。其次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也并非本案争议款项，无关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再次骏逸公司主张李耀私刻印章、虚假诉讼，该行为依法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解决。退一步讲，即便印章存在私刻，也暂无法确定谁加盖、谁私刻。证据材料12：不同意质证。格美厂的质证意见与骏逸公司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为：证据材料1、2，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因崔某、梁某、李健仁、杨旭、胡英燕已依法出庭接受质询，故该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证据材料3，骏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向徐旭旸和格美厂出示了记录该短信内容的原始载体手机，经与徐旭旸的代理人施金鑫及格美厂代理人核实，该与骏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发送短信的号码确系格美厂李耀使用过，故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作出认定。证据材料4、5，因徐旭旸、格美厂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证据材料6，虽徐旭旸、格美厂对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但未提出具体反驳的理由，故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证据材料7，该材料系李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因李某原系骏逸公司员工，与本案存有利害关系，故不同意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该份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材料8、9，因徐旭旸、格美厂对稿纸部分手写记录的真实性以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定，故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证据10、11系骏逸公司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内容，故该部分认证意见在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材料部分综合作出认定。证据12，徐旭旸、格美厂对改组证据不予质证，系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其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为核实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3年8月1日中信银行汇票一份影印件（正反面），2015年3月18日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经查永康市骏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1月30日审批单位专用章一枚，单位专用章编号：3307220016548，特此证明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公章）”。骏逸公司在浙江永康农村合作银行前仓支行用于开户的印鉴卡一份。经比对，2013年8月1日中信银行汇票上所加盖的骏逸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其在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审批备案的财务专用章以及在银行用于办理开户的财务专用章存在肉眼可分辨的差别，具体为：2013年8月1日中信银行汇票上所盖的骏逸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下部没有单位专用章编号。对于上述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材料，经质证，骏逸公司对该组材料均无异议。徐旭旸质证认为：对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汇票上的印章与骏逸公司在公安备案的印章是否相符都不存在私刻的可能。骏逸公司本身印章管理混乱，不排除使用两枚印章的可能性，而且从时间上看，该中信银行汇票入账时间为2013年8月15日，骏逸公司的催款函原件仍由格美厂持有，证明双方明知汇票背书入账的事实，但仍共同配合向广日公司催款，如果不是骏逸公司有多枚财务章，是不可能知道印章存在问题的。骏逸公司此前主张格美厂存在骗取、偷盖以及私刻印章的行为，该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格美厂如果可以偷盖，就无需骗取，如果可以骗取就更不需要私刻。格美厂在本案之前的庭审中查明除本案的84万元汇票外，其实当时是同时领取了2张汇票的，一张交给了骏逸公司，如果要私刻章，完全可以占有两张而非一张，所以这不符合情理。且骏逸公司对此并未报案。关联性上，该84余万元的汇票本身是格美厂享有。其次，骏逸公司在本案二审第一次审理中，就曾讲到如果不提起本案的诉讼，此前的84万元汇票入账就算了，既然算了，就是骏逸公司的认可。综上，徐旭旸认为鉴于印章虽不能直接分辨真假，但不存在私刻的可能，且与本案争议无关。即便存在私刻也不属于刑法伪造单位印章的立案标准，故骏逸公司在经过多次程序后，至今才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及抗辩是为了恶意拖延诉讼程序所为。格美厂质证认为，同意徐旭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3年8月1日中信银行汇票影印件（正反面），2015年3月18日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出具的证明，以及骏逸公司在浙江永康农村合作银行前仓支行用于开户的印鉴卡等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上述材料与本案争议事实认定存在关联，故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对其证明效力则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格美厂法定代表人施淑瑜分别于2013年5月17日转账给骏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女儿李晨卉（账号为62×××72）30万元，于2013年5月17日转账给迅雷厂投资人李健仁妻子张相如10万元，于2013年5月17日转账给翊超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燕丈夫徐建江62万元，于2013年5月17日转账给桑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旭15万元。骏逸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与迅雷厂签订委托加工协议，协议约定骏逸公司委托迅雷厂加工规格为900＊350＊960、数量900、单价380元／只，总额为34.2万元的果皮箱；骏逸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与翊超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协议约定骏逸公司委托翊超公司加工规格为1200＊600＊1100、数量2576、单价750元／只，总额为193.2万元的果皮箱；骏逸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与桑美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协议约定骏逸公司委托桑美公司加工规格为1000＊410＊920、数量900、单价420元／只，总额为37.8万元的果皮箱。崔某系广日公司员工，并担任本案所涉定作合同监督验收货物的经办人。2013年7月8日格美厂向骏逸公司出具的顾客为骏逸公司，制单人为李耀，地址永康格美，果皮箱、指示牌等总价值为4224927元销货清单，该销货清单盖有骏逸公司公章，但该销货清单第二栏载明果皮箱120＊42＊100cm，数量1049，单价1287，金额1042663元，经计算，数量1049＊单价1287的总价应为1350063元，故该销货清单所列货物总价款应当为4533327元。合同签订后，格美厂负责人的丈夫李耀先后负责将果皮箱托运到广日公司，同时，李耀在翊超公司2013年5月28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的货物签收单上作为接收单位签字确认。在翊超公司提供的货物签收单上，部分有负责托运的驾驶员签名确认。至2013年8月7日，骏逸公司依照《采购合同》约定，向广日公司开具了所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截至2013年7月9日，骏逸公司向广日公司开具了共计453332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查明，广日公司曾将两张分别为100万元和843608.9元的汇票委托格美厂李耀带回给骏逸公司，其中格美厂所称的由骏逸公司背书给其的金额为843608.9元的汇票，其上所加盖的骏逸公司财务专用章与骏逸公司在公安局审批备案的专用章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格美厂是否实际履行案涉合同项下的内容。二、徐旭旸是否基于债权转让享有对骏逸公司的债权。一、对于格美厂是否实际履行案涉合同项下内容的问题。骏逸公司提出，其虽与格美厂基于GZGRZYC-2013050901号《采购合同》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但格美厂并未实际履行该委托加工合同项下内容。实际履行GZGRZYC-2013050901号《采购合同》是骏逸公司、迅雷厂、翊超公司及桑美公司。本院认为，单从骏逸公司与格美厂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来看，尚无法得出格美厂实际履行了合同项下内容，因此只能通过审查双方解释的合理性与依据是否充分来作出认定。格美厂支持其主张的依据主要是：1、产品交接清单，2、格美厂负责人丈夫李耀负责将果皮箱发货托运到广日公司，运费由其支付，3、盖有骏逸公司公章的销货清单。对于产品交接清单，骏逸公司认为该产品交接清单上抬头写明“永康市骏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交接清单”，李耀仅作为协助发货方在该产品交接清单上签字。对于李耀负责果皮箱托运事宜，骏逸公司不否认果皮箱确实由李耀负责托运并由格美厂支付运费，但因本案果皮箱定作合同系李耀牵线而达成，故由其从中协助完成发货等相关事宜，但并不能证明格美厂实际履行了案涉定作合同。而对于销货清单的形成，骏逸公司解释，因李耀除了协助骏逸公司办理货物运输，还协助骏逸公司向广日公司催款，该销货清单由李耀写具，仅其上所列金额就存在30余万元的错误，骏逸公司仅委托李耀向广日公司催收定作款。本院认为，从产品交接清单、李耀负责托运以及骏逸公司对销货清单形成过程的解释来看，可以证明李耀负责发货、托运案涉定作合同项下部分果皮箱的事实。但首先，在产品交接清单上，李耀仅在发货单位经办人一栏签字，并没有加盖格美厂公章；其次，销货清单上的金额计算存在错误，不能充分证明格美厂履行了案涉委托加工合同；再次，对于格美厂所称其实际履行了本案定作合同项下680余万元货物制作，但在本院询问其能否提供购买原材料等为履行合同做准备的证据材料时，其称无法提供。综上，仅凭格美厂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从实际履行角度证明格美厂的主张。骏逸公司支持其主张的主要依据是广日公司销售部部长助理梁某、广日公司业务员崔某的证人证言；迅雷厂、桑美公司、翊超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证人证言；格美厂向骏逸公司、迅雷厂、桑美公司、翊超公司的打款凭证；格美厂李耀与骏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苏斋的短信记录；骏逸公司为完成与广日公司间的定作合同而购买原材料的相关凭证；承运本案所涉货物的物流车辆到骏逸公司、翊超公司将货物装车时的照片，以及托运货物时由李耀及物流公司驾驶员向翊超公司出具的货物签收单；骏逸公司开具给广日公司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对此，格美厂认为，首先，广日公司的梁某、崔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与骏逸公司有恶意串通的嫌疑，但格美厂提供的李耀作为经办人签字的产品交接清单上，均写明收货方广日公司的经办人系崔某，崔某证言称其作为广日公司的员工，负责到永康监督厂家的发货质量、数量及发货进度，其指认广日公司定作的果皮箱均由骏逸公司、迅雷厂、翊超公司及桑美公司生产，并非格美厂生产。崔某的证言能够与迅雷厂负责人、翊超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桑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相印证；也能够与骏逸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分别与迅雷厂、桑美公司、翊超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相印证。且格美厂与骏逸公司签订案涉委托加工合同后（2013年5月15日）第2日，即2013年5月17日通过其负责人施淑瑜的账号分别向骏逸公司、迅雷厂、翊超公司支付了共计117万元的款项。格美厂对此解释与该四家企业另有业务往来，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次，骏逸公司对于合同的履行，提供了为完成与广日公司间的定作合同而购买原材料的相关凭证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定作合同纠纷，骏逸公司与广日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对完成定作合同所需原料由谁提供并未作出明确约定，按照双方在《采购合同》部分对质量要求的约定来看，“6.1.1技术、质量要求：以由甲方确认的设计方案为准。6.1.2乙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质量要求的合格产品”，并结合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综合考量，本案符合由承揽人根据定作人对工作的要求和合同性质，合理地按质量选用材料的情形。故本案中骏逸公司提供购买原材料的相应凭证，应视为其对实际履行了与广日公司间定作合同的证明。且骏逸公司依照《采购合同》约定，向广日公司开具了所有增值税发票。再次，骏逸公司提供了其将依照广日公司定作要求生产的货物托运物流时的装车照片以及翊超公司的货物装车照片，同时也提供了翊超公司将货物交接给承运方时由负责承运的相关人员出具的签收单23页，上述签收单写明了交货单位为翊超桶业或翊超工贸有限公司，交货人为翊超公司负责人的丈夫徐建江，其中15页有李耀作为接收单位的签字，同时该签收单中还有部分单据有记载承运本案所涉货物的物流公司的驾驶员签署的姓名、驾驶证号、车牌号、联系电话等信息，具体包括：（1）2013年5月29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富强物流362321197305042118，接收人（签名）：黄祖军，备注：车牌赣E×××××赣E×××××”，附有驾驶员黄祖军的驾驶证（证号362321197305042118）复印件，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永康市王氏富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强物流）出具的物流清单中写明的5月“29号281381次”相印证，（2）2013年5月30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豫P×××××，接收人：马凤海”，同时该签收单上左上角另注明退回返工，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的物流清单中所记载的5月“30号199801次欠返回”相印证，（3）2013年6月20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李耀接收人：汪克杰备注：证号410326177811136736”，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2013年6月20日货物承运合同书中所载明的驾驶员姓名、驾驶证号相对应，（4）2013年6月22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李耀接收人：廖磊备注：皖C×××××”，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2013年6月22日货物承运合同书中所载明的主车车号及驾驶员姓名相对应，（5）2013年6月25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李耀接收人：戴启斌赣E×××××联系电话：153××××9171”，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2013年6月25日货物承运合同书中所载明的主车车号、驾驶员姓名及联系电话相对应，（6）2013年6月26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李耀接收人：黄祖军联系电话：138××××4022备注：赣E×××××”，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2013年6月26日货物承运合同书中所载明的主车车号、驾驶员黄祖军及联系电话相对应，（7）2013年6月27日签收单显示“接收单位：李耀接收人赵子功赣C×××××，”，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的物流清单中所记载的6月“28号980711次”相印证，（8）2013年8月4日签收单显示“接收人：刘国富联系电话：152××××2821”，此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2013年8月4日货物承运合同书中所载明的驾驶员姓名及联系电话相对应。综合上述情况，骏逸公司提供的翊超公司所保留的签收单所载明的负责货物承运的驾驶员、承运车辆等相关信息能够与徐旭旸提供的富强物流的物流清单及物流承运合同中相应日期负责承运的驾驶员姓名、驾驶证号、电话号码以及车牌号等信息相对应，上述证据能够印证货物由骏逸公司及其他三家企业生产后再由李耀负责托运的说法，也能够证实骏逸公司所称货物由其以及其他三家公司生产的主张。第四，对于广日公司曾以汇票形式支付的部分货款为何由格美厂李耀带回的问题，骏逸公司解释因格美厂的李耀系其与广日公司签订合同的牵线人，故由李耀经手协助发货、催款等事宜，此说法与广日公司销售部部长助理梁某的证言能够相印证。且梁某证实，将案涉843608.9元的汇票交给了李耀由其代为转交给骏逸公司，格美厂亦在本案二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当时收到广日公司开具的汇票有两张，分别是100万元和843608.9元，100万元交给了骏逸公司，另外843608.9元由骏逸公司背书给了格美厂。对于为何将100万元汇票交给骏逸公司，格美厂称系支付给骏逸公司的发票返税的税点和好处费。本院认为，格美厂将高达10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骏逸公司解释为系支付给骏逸公司的好处费，不合常理。该10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广日公司委托李耀代为转交的货款。同时，格美厂主张骏逸公司曾背书给其843608.9元的汇票作为其实际履行案涉委托加工合同的报酬。从查证的情况看，虽然格美厂收到了该款项，但该汇票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与骏逸公司于2008年1月30日向公安机关审批的单位专用章并不一致，故无法认定该款项系骏逸公司经手背书支付给格美厂。综上，骏逸公司对格美厂并未实际履行案涉合同项下内容的依据更为充分，解释更加合理，格美厂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广日公司仍应向骏逸公司支付未付货款等事项，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作处理。二、徐旭旸是否基于债权转让享有对骏逸公司的债权。因格美厂并未实际履行与骏逸公司签订的案涉《委托加工合同》，骏逸公司有权拒绝格美厂提出的支付货款的要求。且骏逸公司对债权让与人格美厂的抗辩，可以向债权受让人徐旭旸主张，故徐旭旸要求骏逸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骏逸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徐旭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4）金永商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旭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11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110元，由徐旭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110元，由徐旭旸负担11055元，由永康市格美环保设备厂负担110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楼淑馨审 判 员  应 倩代理审判员  郑 睿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代书 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