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11民再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站前东路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1097952062。法定代表人：李士凯，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出租旅游分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新华东路28号-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700652042K。负责人：吴志军，该公司经理。二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东，梁保东，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经济开发区怡水花园3期4S2商业中心7层701-723室。负责人：李步，系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鲍振明，男，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伟，男，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秀菊，女，197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再审申请人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运集团）、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出租旅游分公司（以下简称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保公司）、鲍振明、刘伟、李秀菊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冀110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中华联合财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中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撤回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8）冀11民终223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冀民申258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东、梁保东，被申请人刘伟、李秀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边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保公司、鲍振明经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振明一审诉称：请求判令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刘伟、李秀菊共同赔偿鲍振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13018.7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20日14时，鲍振明乘坐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所有、由刘伟驾驶的冀Ｔ×××××号出租车行驶至顺兴街与胜利路交叉口时，与于恩洋驾驶的号牌为冀Ｔ×××××号客车相撞，造成鲍振明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于恩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鲍振明受伤后被送往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左侧胸腔积液、闭合性腹外伤等，现基本康复。经交警部门委托鉴定，鲍振明此次受伤构成十级伤残。此次受伤给鲍振明造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2126.2元。作为承运人衡运集团有义务将鲍振明安全送至目的地，现鲍振明乘车过程中受伤,衡运集团应依法承担全部损失。衡运集团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承保有客车责任保险，中华联合财保公司依法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联合财保公司辩称：事故车辆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一份，医疗限额为30000元，死亡伤残限额为50000元。特别约定中，医疗限额赔偿时绝对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百分之五，二者取高。绝对免赔后按事故责任比例计算赔款，保险期为3个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核对事故车辆行驶证、营运许可证、事故驾驶人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后，如上述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和保单约定，确定属于保险责任，则鲍振明合理合法损失应首先由主责车辆交强险进行赔偿，如未投保交强险，则由驾驶车辆的侵权人自行承担。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在计算赔偿时，应剔除交强险应赔付的金额，剩余部分进行免赔后以不超过30%的责任比例进行承担，对于鉴定费、诉讼费等间接损失不予承担，如不属于保险责任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也不担负间接费用。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共同答辩称：第一、案涉冀Ｔ×××××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和道路运输证均登记在李秀菊名下，该车的产权、营运手续及经营资质属李秀菊所有；第二、李秀菊将案涉冀Ｔ×××××出租车租赁给刘伟，双方签订了《租赁经营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及赔偿。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刘伟对承租的冀Ｔ×××××出租车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获得营运所得收益。服务合同关系是乘客鲍振明与案涉出租车的承租人刘伟之间形成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刘伟应向鲍振明承担赔偿义务，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不应承担案涉事故的赔偿责任。综上，鲍振明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主张损害赔偿既没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刘伟答辩称：李秀菊将案涉车辆出租给刘伟，刘伟与李秀菊签订了租赁经营协议，交通事故责任应由刘伟承担。刘伟在运输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未将鲍振明送至目的地，现鲍振明提起运输合同纠纷，对鲍振明主张的赔偿范围及数额除中华联合财保公司赔偿外由刘伟承担，与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案涉车辆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投保有承运人责任险，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事故赔偿。李秀菊答辩称：李秀菊将案涉车辆租给刘伟，对于鲍振明主张的赔偿数额和范围，除中华联合财保公司赔偿外由刘伟承担，与其他任何单位与个人无关。案涉车辆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投保有承运人责任险，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事故赔偿。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0日14时，于恩洋驾驶冀Ｔ×××××号小型客车沿顺兴街由南向北行驶至胜利路时，与刘伟驾驶冀Ｔ×××××号小型客车沿胜利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顺兴街相撞，造成两车损坏、鲍振明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于恩洋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刘伟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鲍振明无责任。刘伟对该事故认定书不服，向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出具衡公交复字[2016]第188号复核结论，维持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后，鲍振明被送往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鲍振明伤情经德州恒信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误工期120日。另查明，案涉冀Ｔ×××××号出租车，登记车主信息和运输证业主名称均为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李秀菊。李秀菊将该车挂靠到衡运汽车出租公司并出租给刘伟用于营运。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系衡运集团的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冀Ｔ×××××号出租车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其中每人死亡伤残责任限额50000元、医疗费用责任限额30000元，保单中特别约定：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绝对免赔2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以高者为准。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鲍振明虽未提供客票，但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出租车乘车交易习惯，应认定客运合同成立。依照合同法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公共出租车进行了特殊规定，即出租汽车在公路上以空车状态行驶时，视为其发出了要约。乘车人通过招手等行为上车，即为发出承诺。作为乘车人其发出承诺时，所见到的是一辆出租车而非出租车驾驶人，其意图并非与某位特定出租车司机订立客运合同，而是与其信赖的出租车经营者即衡运汽车出租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故本案的承运人为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本案客运合同中乘客鲍振明损失，应按下列标准进行计算:1、医疗费10906.72元，鲍振明在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支付10576.72元，应予以支持。对于鲍振明为鉴定而支出的CT费用共计330元亦应属于医疗费，应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17日×100元/日）；3、营养费1800元（60日×30元/日）；4、护理费5882.47元（35785元÷365日×60日）鲍振明并未举证证明护理人的基本情况，故其护理费应当按照居民服务业35785元计算60日；5、误工费24902.36元（6225.59元÷30日×120日），鲍振明系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人员，根据其提交的误工证明、工资表、完税证明、银行流水等证明，鲍振明月平均收入6225.59元，鲍振明2016年12月26日发放奖金1760元系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20日的奖金，不应当予以扣除，鲍振明误工费应当自2016年11月20日起计算120日；6、伤残赔偿金56498元（28249元×20年×10%）鲍振明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其户籍所在地为南菜园居委会红旗大街15号8栋1单元303室，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故鲍振明按照城镇居民人民年可支配收入28249元计算伤残赔偿金56498元，应予支持；7、交通费300元，根据鲍振明伤情及治疗情况，酌定交通费300元；鲍振明主张鉴定费1400元，因鲍振明单方委托衡水市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程序不合法，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鲍振明主张鉴定费1400元亦，不予支持。因本案系合同纠纷而不是侵权纠纷，鲍振明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不予支持。综上，鲍振明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各项损失共计101989.55元。鲍振明作为交通事故的侵权受害人和运输合同的主体，同时拥有向交通事故侵权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和向运输合同违约方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其有权选择何种权利进行赔偿。鲍振明依据运输合同要求五被告赔偿损失，中华联合财保公司为冀Ｔ×××××号出租车承保承运人责任险，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医疗费项目赔偿鲍振明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14406.72元，在死亡伤残限额赔偿鲍振明伤残赔偿金等共计50000元。承运人责任保险保单中的特别条款约定对医疗费绝对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5%，两者以高者为准，该条款系保险合同双方的特别条款，应予以支持，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应当绝对免赔医疗费14406.72元×5%=720元。对于鲍振明超出保险限额外的各项损失共计38302.83元应当由承运人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承担。因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系衡运集团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由衡运集团承担。刘伟辩称对于鲍振明超出保险限额的损失由其承担，并不损害鲍振明方利益，予以支持，刘伟应当与衡运集团共同赔偿鲍振明超出保险限额外的各项损失共计38302.83元。关于衡运汽车出租公司辩称应由实际车主李秀菊、刘伟承担责任的请求和李秀菊辩称应由刘伟承担事故责任的请求，各方可依据内部协议另行追偿，本案不再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五日内赔偿鲍振明各项损失共计63686.72元；二、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刘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赔偿鲍振明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8302.83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71元，由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判决后，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提起上诉，后于2017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了撤回上诉的申请。衡运集团及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衡运集团及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具体理由：第一、一审认定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为本案的承运人错误，一审认定具有法人资格的衡运集团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本案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应是鲍振明与刘伟；第二、一审对鲍振明误工费计算与法不合且存在错误。鲍振明提交的月平均收入6225.59元不是固定收入，并且该平均收入也不是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一审对鲍振明收入状况的确定与法不合。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只证明鲍振明停发工资的时间，没有证明停发工资的截止时间，一审根据鉴定的120天误工期确定误工时间错误。鲍振明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秀菊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伟未答辩。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未答辩。本院二审期间，衡运集团及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新提交证据：衡水市桃城区七家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行业相关情况的反映，用以证明衡水出租车现在的经营现状以及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鲍振明、李秀菊、刘伟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中华联合财保公司在二审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关于衡运集团及衡运集团汽车出租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案涉出租车的实际所有人虽为李秀菊，但乘客的一般意愿并非是与某位特定出租车司机、车主订立客运合同，而是与其信赖的出租车经营者即衡运汽车出租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且案涉出租车喷涂、悬挂制式出租车标志，乘客亦有理由相信承运人为衡运汽车出租公司而非自然人，故本案中应认定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为案涉客运合同的承运人。至于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与李秀菊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李秀菊与刘伟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相对于乘客而言均为内部合同关系，不具有公示性，要求乘客了解前述合同关系，已超出了乘客应尽的注意义务。衡运集团可在承担相应责任后，依内部合同的约定行使其追偿的权利。关于鲍振明月平均收入及误工期问题。鲍振明的月均收入及误工时间有鲍振明提供的误工证明、工资表、完税证明、银行流水及德州恒信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为据。衡运集团对此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据此认定鲍振明月平均收入及误工期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衡运集团及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8元，由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二审判决后，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撤销本院（2017）冀11民终2239号民事判决和桃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110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刘伟和李秀菊在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承担责任保险赔付后承担赔偿责任，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不承担责任，亦不负担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是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出租车驾驶员刘伟是本案实际承运人，鲍振明与刘伟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车主李秀菊既是车辆的所有人也是出租车运行利益的获得者，也是本案的承运人，应当与刘伟共同承担责任。二是原审认定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为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并判决承担赔偿责任错误。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与出租车车主的关系名为挂靠，实为服务关系，虽然出租车挂靠在服务公司名下，但公司主要负责票务、税收等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司机和政府之间建立连接，每月只收取50元服务费，如果让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承担本应由出租车实际运行利益获得者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公。三是鲍振明的误工费的计算方法错误，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判决错误。李秀菊辩称：应按其与刘伟的经营协议，由刘伟承担责任。刘伟辩称：同意赔偿，但自己没有能力赔偿。鲍振明和中华联合财保公司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再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发生及经过并无异议，应予认定。乘客在搭乘出租车后，与出租车之间建立了一种运输合同关系，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乘客即鲍振明，另一方当事人应该是承运人，即出租车的经营者。本案中，车牌号登记为冀Ｔ×××××的案涉车辆所有人为李秀菊，运输证登记的业主为衡运汽车出租公司李秀菊，李秀菊作为案涉车辆的实际车主，刘伟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对乘客鲍振明在出租运营中受到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案涉出租车归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管理，并以其名义从事运营活动，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作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亦应当地对乘客的伤害承担责任。即：李秀菊、刘伟与衡运汽车出租公司均应对鲍振明在出租运营中受到的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申诉请求其不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衡运汽车出租公司辩称应由实际车主李秀菊、刘伟承担责任的请求和李秀菊辩称应由刘伟承担事故责任的请求，各方可依据内部协议另行追偿，本案不予涉理。关于误工费的认定，鲍振明提供的误工证明、工资表、完税证明和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月收入，原审据此认定鲍振明的误工费并无不当。另，诉讼费用负担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的行为，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主张原审判决诉讼费用负担部分错误，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二审判决关于本案责任主体认定有误，应予纠正，衡运集团、衡运汽车出租公司的部分请求合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长（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冀11民终223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110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110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河北省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刘伟、李秀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鲍振明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8302.83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2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8元，共计2029元，由再审申请人河北省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荀丽娟审判员  王国恩审判员  贡文忠二〇一八年十月一十五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