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82民初4494号 原告：谢某1曾用名谢某2，男，200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住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谢飞，男，198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住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金莲，建德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福友男，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住江西省弋阳县。 被告：曾贤君男，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住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燕霞、张素娟，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建德市寿昌镇金桥村翠坑口。 法定代表人：张寿禄，总经理。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505号迪尚商务大厦C座1层、8-9层。 诉讼代表人：陈碎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焦王琪，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某1与被告王福友、曾贤君、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土石方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简称“财保杭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某1的法定代理人谢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莲、被告王福友、被告曾贤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娟和被告财保杭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王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土石方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支付原告赔偿款246871.4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王福友、曾贤君、土石方公司承担，并由被告王福友、曾贤君、土石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谢某1将诉讼请求中赔偿款金额246871.40元变更为241406.06元(医疗费:7399.50元；住院伙食补贴,121天*50元/天=6050元；护理费：111天*180元/天=19980元；残疾赔偿金：51261*20年*20%=20504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车辆损失费：2000元；营养费：90天*30元/天=2700元；交通费：1500元,以上合计为人民币254673.50元，要求被告承担90%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6日19时0分许，被告王福友驾驶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国道320线由东向西行驶,途经320线344KM+500M(洋溪客运中心)东侧路口右转弯时，与同方向直行由谢飞驾驶的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发生刮碰，造成两车损坏及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乘坐人员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建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被告王福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原告受伤后当即被送往浙江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伤情经司法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另查明，被告曾贤君系事故车辆浙Ａ×××××号车的实际车主，挂靠于被告土石方公司，该事故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综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应承担事故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负有赔偿责任，因事故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故要求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王福友、曾贤君、土石方公司承担。由于各方无法自行解决上述赔偿事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原告谢某1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当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认定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被告王福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以及原告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的事实； 证据二、门诊病历、急诊病历和出院小结三份，用以证明原告的伤势及救治的过程； 证据三、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原件十四份，用以证明原告主张其所花的医药费7399.50元（其中六份医疗费票据姓名为小名“谢某2”）； 证据四、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的损伤构成九级伤残以及护理期限、营养期限的事实； 证据五、户口本一份（提供原件核对），用以证明原告是非农业户口，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户口的标准进行赔偿； 证据六、车辆损失费发票及清单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车辆损失2000元的事实； 证据七、交强险保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事故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事实； 证据八、交通费发票原件一组，用以证明原告交通费损失的事实； 证据九、建德市洋溪街道朱池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曾用名为谢某2的事实。 被告王福友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认定均没有异议。当时我是不知道事故发生的，我不存在驾车逃逸的情形；如果知道事故发生了，我肯定会把车子停下来的。 被告王福友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被告曾贤君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认定均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主张的责任比例有异议。被告王福友承担60%的责任，谢飞驾驶的是轻便摩托车，应承担30%的责任，原告未戴头盔自身承担10%的责任。我系浙Ａ×××××车的车主，王福友系帮我运货时发生事故的。该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不计免赔率，事故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被告王福友不是主观上逃离现场，而是客观上不知道事故发生，故保险公司不应免赔。我已垫付了原告浙大儿童医院住院费37288.51元、武警医院住院费35094.88元，合计住院费77383.39元。我还垫付了原告在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费5000元。另为原告在杭州华东大药房购买药物支付了995元。针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赔偿项目，我的意见是：医疗费原告没有提交证据，需要原告举证；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按50元/天计算的标准没有异议，住院时间应是111天；对护理费天数没有异议，计算标准认可130元/天；对伤残等级和残疾赔偿金没有异议，但是需要原告提供户口本，核实原告是否是城镇居民；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车辆损失费，未经保险公司定损，不予认可；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没有异议；原告的交通费我基本已经垫付了，包括原告2017年9月26日转院交通费200元，还有一部分交通费开在医药费发票中，以上赔偿项目，应按照我所述的责任比例进行分担。 被告曾贤君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浙大附属儿童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原件一份及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一组（共3页），用以证明被告曾贤君为原告支付了住院医疗费37288.51元； 证据二、武警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原件一份及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一组（5页），用以证明被告曾贤君替原告支付了住院医疗费35094.88元； 证据三、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预缴款收据原件一份，证明被告曾贤君替原告向该院预缴住院费5000元的事实； 证据四、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发票原件三份，用以证明被告曾贤君为原告购买药品支付费用995元； 证据五、浙江家政服务运输有限公司收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曾贤君为原告转院支付交通费200元的事实； 证据六、挂靠协议一份，用以被告曾贤君将自已所有的浙Ａ×××××号车挂靠于被告土石方公司进行营运的事实。 被告土石方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答辩状，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被告财保杭州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对原告的诉请中责任分担比例有异议，我司同意被告曾贤君对责任分担比例的意见；对原告主张的医药费，应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被告王福友驾车驶离现场，根据商业保险免责条款，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我司是免责的。 被告财保杭州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和车辆商业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投保人声明》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各一份（责任免除第24条）。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谢某1的申请，向公安交警部门调取了2017年9月16日、10月23日对被告王福友询问笔录以及2017年9月17日对原告父亲谢飞的询问笔录，上述笔录经出示并宣读，到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庭审中，被告曾贤君自愿放弃其替原告向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预缴住院费5000元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张。 上述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一、原告谢某1提供的九组证据，被告王福友均无异议。被告曾贤君对证据一、二、三、四、五、七、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简称“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未经保险公司定损，对该项损失不予认可；证据八，系原告的交通费票据，被告曾贤君认为很多票据都是联号的，且自己已替其支付部分交通费，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土石方公司无故未到庭，视为其对上述证据所享有的质证权的放弃。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对证据一、二、四、五、七、九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应剔除非医保用药费用；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事故损失应按照过错责任比例进行分担；对证据八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谢某1所花费的交通费由法院酌情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谢某1提供的该九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曾贤君对证据六即车辆损失所提的异议不成立；被告曾贤君对证据八即交通费票据所提出的异议，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将结合原告住所地和医疗机构的距离,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乘坐交通工具必然产生的交通费用，并参照一般交通工具通常收费标准等具体情况进行酌情认定；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对证据三所提的应剔除非医保用药费用之意见是否成立，本院将在以下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二、被告曾贤君提供的六组证据，原告谢某1对证据一、二、六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亦预缴了3000元，其在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费现亦未予结算，该款项可以走社会基金救济途径解决，希望被告曾贤君对其预缴的该笔住院费在本案中不予以主张，对证据四、五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该款项并非被告曾贤君支付，而是原告自己支付的。被告王福友对被告曾贤君提供的该六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土石方公司无故未到庭，视为其对上述证据所享有的质证权的放弃。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对证据一、二、五、六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提请法庭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曾贤君提供的证据一、二、四、五、六，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证据四、五所记载的费用系原告父亲谢飞支付，被告曾贤君对此亦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二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予以调整。被告曾贤君提供的证据三，因其已明确表示放弃对替原告谢某1向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预缴住院费5000元在本案中进行主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三、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报案记录和车辆商业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投保人声明》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原告谢某1对强制保险报案记录和车辆商业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的“三性”均无异议，对《投保人声明》和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土石方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核实保险公司是否已履行对免责条款向其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从免责条款文字上分析，逃逸情形与本案驾驶员王福友的驾车驶离行为并不相符，且该免责条款免除保险公司一方责任，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该条款应属无效。被告王福友、曾贤君对强制保险报案记录和车辆商业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的“三性”均无异议，对《投保人声明》和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均有异议；被告王福友认为，其是在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才驾车驶离现场，该免责条款不适用该情形。被告曾贤君认为，因被告土石方公司未出庭，无法核实其投保人声明上盖章的真实性，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且内容很多，非专业人士是不理解的，保险条款和投保人声明分属两份文件，保险条款上没有投保人盖章，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未尽免责条款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况且，王福友是在不知道事故发生的情况才会驾车驶离现场，并非逃逸。被告土石方公司无故未到庭，视为其对上述证据所享有的质证权的放弃。本院认为，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王福友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不知觉的情况下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情形，本院将在以下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2017年9月16日19时0分许，被告王福友驾驶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国道320线由东向西行驶,途经320线344KM+500M(洋溪客运中心)东侧路口右转弯时，与同方向直行由谢飞驾驶的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发生刮碰，造成两车损坏及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乘坐人谢某1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王福友未发觉事故发生，驾车驶离现场。该事故经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福友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右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谢飞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轻便摩托车违法载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谢某1乘坐轻便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因王福友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大于谢飞及谢某1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作用，故认定王福友负该事故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谢某1当即被送至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当日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住院治疗，于2017年9月26日出院，共住院10天，共花费住院费人民币37288.51元；2017年9月26日，原告谢某1转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0月30日出院，共住院34天,共花费住院费人民币35094.88元；于2017年10月30日至2018年1月5日入住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予改善脑代谢、改善脑循环等治疗（在建德一院住院期间住院费未结算）。2018年5月20日，经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谢某1目前精神状态及智能损害程度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第5.9.1条款：‘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已构成九级伤残；本症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2018年6月21日，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谢某1于2017年9月16日因交通事故致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水肿，左手第二掌骨骨折等，伤后予相关对症治疗，综合评定其护理期限111天（住院期间需护理），营养期为90日”。 原告谢某1因交通事故遭受侵害所造成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用：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住院费72383.39元（其中儿童医院住院费37288.51元、武警部队医院住院费35094.88元），以及门诊费8394.50元（其中建德一院急诊时门诊费5753.90元、儿童医院门诊费1645.60元以及原告购买药品费用995元）,合计人民币80777.8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原告受伤后在杭州及新安江两地反复转院治疗的实际情况,原告主张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标准计算，本院予以认定，即：111天×50元/天=5550元；3.护理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护理期限为111日,护理人员为一人，护理费参照杭州及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并结合原告系未成年人一般应由监护人护理等酌情认定，即按每天150元标准计算,111天×150元/天=16650元；4.营养费,据司法鉴定意见,营养期为90日,营养费可按每天30元标准计算,本院予以核定,即：90×30元/天=2700元;5.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原告主张按照浙江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51261元/年,即:51261元/年×20年×20%=205044元，本院予以认定；6.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虽然部分连号,但是按照原告住所地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乘坐交通工具必然产生的交通费用，并参照一般交通工具通常收费标准以及原告支付的从儿童医院转至武警部队医院的救护车费200元等情况，综合酌定为1500元；7.车辆损失,按照修车实际支出费用认定为2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314221.89元。另外，原告谢某1因交通事事故致伤残,遭受了严重精神痛苦，本院酌情认定其精神抚慰金为人民币10000元。 原告谢某1治疗期间，被告曾贤君已为原告谢某1支付儿童医院和武警部队住院费合计人民币72383.39元。 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曾贤君均表示对其向建德一院预缴的住院费放弃在本案中进行主张。 另查明,案涉肇事车辆实际为被告曾贤君所有，该车辆挂靠于被告土石方公司名下进行营运。被告王福友系被告曾贤君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谢某1遭受人身损害。被告曾贤君通过被告土石方公司为浙Ａ×××××号事故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为该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用具和残疾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案涉事故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王福友负事故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依法应当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被告土石方公司为案涉机动车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该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原告谢某1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裁判理由： 一、关于被告王福友驾车驶离现场，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是否可以免除商业保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的问题。 被告王福友在公安机关及庭审中均陈述，称其当时不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虽然认定“王福友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但该表述并未将王福友的行为定为逃逸。根据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该条款设置本意，目的是要求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以防止损失的扩大，进而缩小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反之，若发生逃逸行为或者其他放任损失扩大的擅自离开行为，则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可见，驾驶人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防止损失扩大的前提是驾驶人主观上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并在事故发生后在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主动行为。若驾驶人主观上根本不知晓发生了交通事故，则客观上不可能“采取措施”，其在不知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离开”，也并非是在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主动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若对驾驶人是否主观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前提不予区分，即判令保险公司免责，既违反了保险制度的初衷，也有失于基本的公平。因此，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所提出的其免除商业保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谢某1的诉讼主张成立。被告王福友、曾贤君所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雇主责任及车辆挂靠关系的责任承担问题。 被告王福友系被告曾贤君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损害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曾贤君承担。被告曾贤君将涉案车辆挂靠于被告土石方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系车辆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告土石方公司应当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而非共同赔偿责任。? 三、关于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提出的原告治伤所花费的非医保费用应予剔除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医疗机构给原告谢某1所用的非医保项目支出，根据原告谢某1的损伤程度及治疗情况，应认定为原告谢某1因交通事故遭受损害所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被告财保杭州公司所提的应扣除非医保费用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本案损害赔偿过错责任比例如何进行分担问题。 原告谢某1因交通事故受害所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及车辆损失等各项损失，本院认定为314221.89元;本院酌情判令赔偿义务人另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人民币324221.89元。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非医保医疗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及车辆损失,合计人民币122000元；其余损失202221.89元，按照谢飞及原告谢某1和王福友在交通事故中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综观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认定谢飞和原告谢某1各负15%、5%的过错责任；因谢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谢飞作为谢某1的父亲，驾驶轻便摩托车违法载人时，对原告谢某1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故原告谢某1的过错责任应当由谢飞承担替代责任。被告王福友应负的80%的过错责任，依法由被告曾贤君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谢某1各项损失计人民币161777.51元（202221.89元×80%=161777.51元）；因被告土石方公司为案涉车辆在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责任险，故该损失应当由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因被告曾贤君在事故发生后已垫付72383.39元，该款项应予以扣减，故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尚应再支付人民币89394.12元。至于被告曾贤君垫付的该款项，可由被告曾贤君通过被告土石方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与被告财保杭州公司另行结算。各被告所提的相关抗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谢某1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土石方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作出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原告谢某1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22000元（包括精神抚慰金10000元及非医保药费）。 二、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支付原告谢某1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人民币89394.12元。 三、驳回原告谢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460元（原告预缴817元），由原告谢某1负担306元；由被告曾贤君负担2154元，被告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负担。 当事人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叶碧川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