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21民初7395号 原告：夏安琴，女，197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阳，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文旭，男，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福，播州区尚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景新，遵义市红花岗区舟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守明，男，196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 原告夏安琴与被告余文旭、刘守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阳，被告刘守明，余文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福、向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安琴向本院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61,193.12元；2、判令二被告对以上赔偿金额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经人介绍，跟着被告刘守明一起做工，主要从事农村修建房屋一类工作。2018年4月22日，我跟随被告刘守明为余文旭修建房屋，在工作过程中，因为搭建的木板桥未搭好，致使我从桥上摔下，导致我腰1椎体骨折，先后至遵义县三合镇卫生院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1天，并在播州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压缩性骨折内固定手术治疗，出院后经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我受伤导致的腰椎体压缩性骨折被评定为伤残十级。在此期间，我与被告多次沟通，但被告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诉至法院。综上所述，此次受伤给我造成了严重损害，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求。 被告余文旭辩称，我与被告刘守明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对被告刘守明所雇佣原告受伤及损失，我不应当承担责任，但从人道主义出发，我愿意对原告进行适当补偿。 被告刘守明辩称，被告余文旭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我在本案中承担次要责任；原告对自己受伤应承担部分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2日，被告刘守明雇佣原告为被告余文旭修建房屋，在工作过程中，因为搭建的木板桥未搭好，致使原告从桥上摔下，导致原告腰部受伤，先后至遵义县三合镇卫生院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1天。在播州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压缩性骨折内固定手术治疗，出院后经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受伤导致的腰椎体压缩性骨折被评定为伤残十级。事后，原告与被告多次沟通，但被告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而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以上事实，有村委会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播州区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遵医专法【2018】临鉴字第403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票据，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三个方面的焦点：一是被告刘守明与被告余文旭之间的合同性质系承担合同还是建筑施工合同？二是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数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是原告与被告刘守明的合同关系及原告与二被告之间责任怎么划分？针对上述问题作如下认定：首先，被告刘守明与被告余文旭之间的合同性质如何确认问题。双方口头约定，被告余文旭将自己已建好的平房加建两层房屋承包给被告刘守明修建，被告余文旭认为，二者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应按承揽合同来处理。本院认为，要厘清二者是承揽合同还是建设工程合同，涉及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的联系与区别。在传统民法上，建设工程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一种。二者都属于完成特定工作任务为目的的合同。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从法律概念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通常包括建设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从法律规制上，建设工程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招标投标法》及大量的行政法规及规章等，对建设工程的订立和履行诸环节进行规制；而承揽合同主要由《合同法》来规制。在承包方式上，建设工程合同不能随意将工程主体项目发包或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而承揽合同经定作人同意，可以将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另外，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而建设工程合同只能发包给有建设施工资质的单位；从完成工作对象上，建设工程系特定的建设工程，承揽合同所完成的工作成果可以是体力劳动成果，也可以是脑力劳动成果；既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其他财产。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中的被告余文旭将自己增建三层的房屋交给被告刘守明修建，涉及到被告余文旭财产及周边环境等安全，涉及到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等环节，涉及到建设工程的订立和履行诸环节进行规制等因素，符合建设工程合同的构成要件，应按建筑施工合同处理，不应按照承揽合同来处理。虽然，按照建设工程合同处理，因被告刘守明没有施工资质，导致该合同无效，但并不影响本案对被告余文旭和被告刘守明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因此，被告余文旭辩称与被告刘守明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数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35,884.32元。根据原告提供医疗费票据，医疗费35,884.32元，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00元。根据当地生活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天计算，即21天×50元/天＝1050.00元；3、鉴定费1,900.00元。原告提供了鉴定费发票，予以确认。4、误工费27738.00元。原告主张按建筑工人每天154.1元/天计算180天，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专业建筑工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工资水平，且原告属于农村居民，因此，应按照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原告受伤定残为十级伤残，误工日应以受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即2018年4月22日至2018年9月4日共计132天。58,198.00元÷365×132天＝21046.95元。5、护理费9,540.00元。参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工资标准计算，结合原告的伤情程度，参照鉴定意见，认定为9,509.92元（38,568.00元÷365天×90天）；6、伤残赔偿金29,080×20×10%＝58,16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34.80元。原告主张被抚养人周成芬（系原告之母亲，出生于1937年10月20日）的生活费20,348×5×10%÷5＝2,034.80元。残疾赔偿金按十级伤残计算，即29,080×5×10%÷5＝2908.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7、交通费800.00元，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证明，但结合本地交通收费实际，酌情认定500.00元。8、辅助器具费用1,536.00元，予以确认；9、精神抚慰金5,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10、后续治疗费12,000.00元，根据法医司法鉴定意见，原告需再次取出内固定器，需后续费用12000.00元，主张合理，本院予以确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告受伤的各项损失共计149,495.19元。在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刘守明已垫付医疗费12,000.00元，但被告刘守明辩称已垫付13,700.00元，但被告刘守明未提供相关垫付凭证，因此，本院仅认可被告刘守明为原告垫付了12,000.00元医药费。最后，原告与被告刘守明及二被告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原告夏安琴系被告刘守明雇请，在从事给被告余文旭修建房屋过程中受伤，双方的雇佣关系成立。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原告所从事的事务系刘守明授权范围内的活动，在施工中，因为搭建的木板桥未搭好，致使原告从三楼木桥上摔下，导致原告腰部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之规定，被告刘守明没有为原告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导致原告受伤，应负主要责任。原告作为成年人，缺乏安全生产安全意识，导致原告从桥板上摔下，导致原告腰部受伤，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结合本案实际，双方责任比例按被告刘守明承担80%，原告夏安琴承担20%为宜。由此，被告刘守明应当赔偿原告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49,495.19元×80%﹦119,596.15元。扣除被告刘守明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12,000.00元，被告刘守明应赔偿原告受伤的各项损失为107,596.15元。被告余文旭明知被告刘守明没有施工资质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将自己增建二层共三层的房屋承包给被告刘守明修建，被告刘守明雇佣原告在施工中从三楼木板桥上摔下，导致原告夏安琴腰部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现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余文旭作为发包人明知被告刘守明无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而转包给被告刘守明修建，被告余文旭和被告刘守明对原告夏安琴受伤的各项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刘守明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夏安琴的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107,596.15元。 二、被告余文旭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夏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0.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余文旭、刘守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罗 杰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邓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