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11019号原告：左言东，男，193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诸敏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蔚，女，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华，女，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原告左言东诉被告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知产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言东、被告知产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蔚、石红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言东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六份《出版合同》（合同编号为2011年0380号、2012年0320号、2012年0539号、2012年0452号、2013年0539号、2014年0202号）无效，并退还出版补贴142000元；2.支付《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中国庶民本纪》《中国古代本位体制解析》《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易经人学简明读本》《中国古代圣贤人学精品选》六本图书的稿酬213000元；3.支付上述六本图书的销售款223300元；4.支付未出版《天堂》一书给左言东造成的损失1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至2015年间，左言东在知产出版社出版了《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中国庶民本纪》《中国古代本位体制解析》《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易经人学简明读本》《中国古代圣贤人学精品选》六本图书（以下简称涉案图书），为出版涉案图书签订了六份《出版合同》。左言东表示，六份《出版合同》是知产出版社未与著作权人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起草，并强加于作者的。我只希望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尽快奉献给社会，根本不考虑利益得失，因此被迫签字同意，并全部兑现承诺，故六份《出版合同》是违法、无效的。知产出版社凭借其技术与权力的垄断地位，毫无商量就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六份《出版合同》使我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得于干净净，涉案图书共二百多万字，我没得到任何稿酬，反而净付出145000元。合同中关于出版补贴的约定，是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谋取暴利的非法目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同时也违反了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由于六份《出版合同》无效，因此知产出版社未经许可出版涉案图书的售书款，应全部支付于我。2015年12月7日，我把新著《天堂》一书送到知产出版社。2016年4月21日，责任编辑石红华通知我，书稿已打印出来，要我取回校对。4月23日，取回打印稿，打印稿之外有一张版权页样稿，标明该书于2016年4月出版。本人校对后于5月12日送回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蔡虹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是书名天堂不好，二是阴阳的概念不好。5月23日，编辑李瑾给我打电话，重复了蔡虹的两点意见，另加了一条，要我把学术著作改写成通俗读物，我当时就严词拒绝。出版社的修改意见实质是刁难作者、阻挠出版，之后出版社没有再和我联系。2017年2月13日，我去出版社取回尚未出版的书稿。根据1991年施行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知产出版社应当给予经济补偿。知产出版社辩称：1.六份《出版合同》是双方自愿、平等协商后订立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双方合作多年，已经连续出版六本涉案图书，因此左言东要求退还出版补贴没有法律依据。2.依据六份《出版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发行量超过2000册时才向左言东支付稿酬，但涉案图书的发行量均未超过2000册，因此无需向左言东支付稿酬。3.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六份《出版合同》中并未约定与支付实际销售款相关的内容。4.双方未就《天堂》一书出版事宜形成最终的合意，也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左言东主张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第四十条的规定已经废止，左言东主张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同意左言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合同订立及效力2011年10月10日、2012年5月29日、2012年12月24日、2013年12月20日以及2014年6月4日，左言东与知识产权出版社陆续签订六份《出版合同》，合同编号为2011年0380号、2012年0320号、2012年0539号、2012年0452号、2013年0539号、2014年0202号（以下简称出版合同）。出版合同涉及作品名称分别为《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中国庶民本纪—左言东人生实录》《易经人学简明读本》《中国古代官本位体制解析》《中国古代圣贤人学精品选》《中国古代行政制度概要》，字数共计166万字，作品署名方式均为“左言东著”。出版合同均约定了如下内容：第二条，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左言东授予知识产权出版社在世界范围内，以图书及信息网络传播形式出版发行涉案图书中文简繁体字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前款中的专有使用权是指知识产权出版社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和在本合同约定的范围，以本合同约定的形式出版、发行本合同约定作品的原版、修订版的专有权利；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和在本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知识产权出版社有权排除包括左言东在内的任何第三方以同一方式使用本合同约定的作品。第三条，本合同有效期为10年。第十三条特别约定，为支持本合同约定作品的出版，左言东向知识产权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共计人民币142000元，于本合同订立时由左言东一次性支付给知识产权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送左言东一定数量的样书；经审查，左言东交付的原稿存在政治、宗教、写作质量问题或著作权瑕疵的，知识产权出版社有权解除合同，并按4元/千字的标准从左言东交付的出版费中扣除审稿费用后，将剩余部分退还左言东；本合同约定作品的发行量不超过2000册（含2000册）时，不支付稿酬；超过2000册时，对于超过2000册的销售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按下列方式向左言东支付稿酬：单册定价×8%（版税率）×超过2000册的实际销售数。庭审中，左言东主张出版合同均无效，理由是第十三条关于出版补贴的条款是通过出版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谋取暴利的非法目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情形，同时该条款也违反了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的情形，即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左言东亦认可出版合同是由其本人签署。知产出版社亦提交了上述出版合同，并主张因涉案图书是学术著作，关注度较小、发行量有限，一般来说这类图书的作者找到出版社后均是自费出版，且一般是投稿，并非约稿，涉案图书均是这种情况；双方针对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权、出版补贴、稿酬等事宜，在出版合同中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是经双方自愿、平等协商后订立，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二、关于合同履行的情况左言东提交了涉案作品的封面及版权页，版权页显示：《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一书版次为2012年1月第1版，定价45元；《中国庶民本纪—左言东人生实录》一书版次为2013年1月第1版，定价28元；《中国古代官本位体制解析》一书版次为2013年5月第1版，定价68元；《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一书版次为2014年12月第1版，定价88元；《易经人学简明读本》一书版次为2014年1月第1版，定价68元；《中国古代圣贤人学》一书版次为2015年1月第1版，定价56元。知产出版社主张涉案图书的发行量未超过2000册，为此提交了涉案作品发行量统计单及复合出版业务管理系统打印件。上述证据显示，《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一书印数1600册，发行量898册；《中国庶民本纪—左言东人生实录》一书印数500册，发行量391册；《易经人学简明读本》印数1000册，发行量697册；《中国古代官本位体制解析》印数1000册，发行量684册；《中国古代圣贤人学精品选》印数1000册，发行量677册；《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印数1000册，发行量456册。庭审中，左言东认可涉案图书均已出版，但出版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出版时间，但对于逾期出版的事实并不追究，对于知产出版社统计的发行量亦予以认可。左言东主张知产出版社应按照100元/千字的标准向其支付稿酬，按照涉案图书版权页的字数计算出稿酬共计213000元；且由于出版合同无效，知产出版社发行涉案图书的销售款亦应向其支付，按照每本涉案图书的单价乘以上述证据中的发行量计算出销售款共计223300元。三、关于作品《天堂》的相关情况左言东还提交了文字作品《天堂》的目录及部分内容手稿，以及该部作品版权页设计样稿，据此主张2015年12月7日向知产出版社投稿，知产出版社本打算出版该部作品，但被搁置14个月后未出版，按照1991年施行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应向左言东支付经济赔偿。知产出版社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左言东的书稿是手写稿，其基于多年合作关系和善意将手写稿给排版公司，将其录制成电子稿，排版公司仅是根据与出版社的合作惯例附上了版权页的模板，并没有ISBN书号、CIP信息、定价等版权页的核心信息，打印稿也没有校对，部分文字也都存在缺失状态；后因《天堂》一书没有通过知产出版社的选题会，未列入出版计划，知产出版社就将手写稿退还给左言东；左言东主张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第四十条关于出版者应在6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主动投稿作品的规定已经废止，在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已经没有这条规定；因此双方没有就《天堂》一书出版事宜形成合意，没有针对该书签订出版合同。上述事实有左言东提交的出版合同、封面、版权页、手稿、版权页样稿，知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统计单、系统打印件以及本院的质证笔录、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出版合同是由左言东与知产出版社依法签订，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可以确认出版合同合法有效。左言东主张出版合同第十三条关于出版补贴的约定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及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效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并无证据表明出版合同是在不平等或非自愿情况下签订，也无证据证明出版合同的内容违背双方的真实意思；其次，现无证据表明出版合同的签订有任何非法目的，出版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涉案图书已经出版发行，左言东对此亦予以认可。综合上述情形，可以确认出版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和第五项的情形，故左言东要求确认出版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知产出版社主张涉案图书均已出版，发行量均未超过2000册，左言东对涉案图书已出版以及发行量均无异议。依据出版合同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涉案图书发行量未超过2000册的，不支付稿酬，由于本案中尚不具备支付稿酬的前提条件，故左言东要求知产出版社支付稿酬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左言东还主张知产出版社支付涉案图书的销售款，但出版合同中并无关于涉案图书销售款的约定，故该项主张亦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左言东主张知产出版社支付逾期未出版《天堂》一书给其造成的损失，但左言东与知产出版社未就出版《天堂》一书达成合意，亦未签订出版合同，且左言东主张的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已经废止，亦无证据表明左言东因未出版《天堂》一书遭受到实际经济损失，故左言东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左言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83元（原告左言东预交），由原告左言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王栖鸾审判员  李莉莎审判员  陈 晓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 璐书记员  张筠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