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72民初8867号原告：东莞市纵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六区民昌路29号办公楼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79738054D。法定代表人：原告陈鹏，该公司总经理。原告：施国秀，女，汉族，1971年10月13日出生，住浙江省安吉县，原告：陈鹏，男，汉族，1975年12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徐美宁，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吴振中，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冠志，男，汉族，1967年9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告：余佳燕，女，汉族，1975年7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田富，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温玉璋，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纵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纵合公司）、施国秀、原告陈鹏诉被告黄冠志、余佳燕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3日、2017年12月7日组织证据交换，于2018年1月12日组织调查，于2018年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于2018年5月组织书面质证。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美宁及吴振中、原告施国秀及陈鹏、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田富参加了2017年11月3日的证据交换，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振中、原告施国秀、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田富参加了2017年12月7日的证据交换，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美宁及吴振中、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田富参加了调查，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美宁及吴振中、原告施国秀、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田富参加了庭审。本案曾中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诉称：原告施国秀、原告陈鹏、被告黄冠志及案外人徐来添、罗毅均是原告纵合公司实际的现任股东，其中，原告陈鹏是原告纵合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原告施国秀、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和罗毅是原告纵合公司的隐名股东，没有工商登记为原告纵合公司的显名股东。2014年11月初，原告陈鹏与被告黄冠志接触洽谈有关项目的投资事宜，被告黄冠志认为原告陈鹏谈及的项目很有发展前景。2015年1月12日，被告黄冠志与原告施国秀等人合伙投资设立了广东网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网仓公司），由被告黄冠志担任网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17日，被告黄冠志在原告陈鹏等人陪同下先后在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参观考察该项目。经与原告施国秀、陈鹏多次洽谈，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及叶灿芬等人决定先以借款或理财款的形式向原告纵合公司投资，同时直接参与到原告纵合公司的经营管理中以考察入股纵合公司的前景。因此，原告施国秀、陈鹏于2015年1月29日以借款人的身份向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各出具1份借款借据，原告纵合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借据上盖章。2份借款借据记载：向被告黄冠志的借款金额为1600000元，向案外人徐来添的借款金额为800000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借款期限暂时为3个月。2015年1月30日，前述两笔借款合计2400000元从被告黄冠志账户一次性转账至原告施国秀的账户。2015年3月11日，被告黄冠志再次以前述方式从案外人方华的账户向原告施国秀的账户转账1500000元，原告施国秀、陈鹏仍以借款人的身份向被告黄冠志出具了内容相似的借款借据，原告纵合公司也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款借据上盖章。原告施国秀收到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等人的前述款项后，原告纵合公司的财务人员均于收款当日向被告黄冠志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或收据，该些收款凭证上有原告纵合公司财务人员签名且加盖了原告纵合公司的印章。2015年3月10日、同年3月31日、同年4月2日，原告纵合公司按月利率1.5%通过原告施国秀的账户先后向被告黄冠志等人转账支付了前述借款或理财款在2015年2月和同年3月期间的利息。此后，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及叶灿芬等人均一致同意，其从2015年4月1日起正式以股东的身份加入原告纵合公司，此前各自以借款或理财款的名义投入到原告纵合公司的款项均从当日起转为股金，2015年4月2日后所有投入的资金均为股金。同时，原告纵合公司与被告黄冠志等投资人约定，原告纵合公司按月利率1.2%向各投资人（包括原告纵合公司的原股东和新股东）支付投资款利息，以区别向其他理财人或出借人按月利率1.5%支付的理财利息或借款利息。被告黄冠志等新入股原告纵合公司的投资人为清晰了解原告纵合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网仓公司的经营情况，要求对原告纵合公司、网仓公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为此，东莞市常信会计师事务所受原告纵合公司的委托于2015年4月8日及9日对原告纵合公司、网仓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2份专项审计报告。2015年4月1日后，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等投资人各自认购了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份：被告黄冠志占40%的股权（2015年4月及同年5月时确认占30%的股权，2015年6月确认调整为46%的股权，2015年7月最终确定为40%的股权），应交纳股金8000000元；徐来添占10%的股权，应交纳股金2000000元。除于2015年4月前已投入的股金3100000元外被告黄冠志又于2015年6月12日和同年7月7日分别追加投资500000元（即合计1000000元），至此被告黄冠志合计向原告纵合公司投资4100000元。由于被告黄冠志与原告施国秀等人合伙经营的网仓公司经营亏损，根据前述网仓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被告黄冠志应承担网仓公司的经营亏损155787元，经被告黄冠志签字确认该亏损从被告黄冠志已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股金中抵扣。因此，截至2015年7月，被告黄冠志实际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股金应为4100000元-155787元=3944213元，尚欠股金4055787元未交纳。对此，被告黄冠志本人于2015年9月在原告纵合公司的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上签字确认。从2015年4月1日起，被告黄冠志担任原告纵合公司的董事长，案外人徐来添担任原告纵合公司的总经理，案外人叶灿芬、原告陈鹏及施国秀均担任原告纵合公司的副总经理，共同经营管理原告纵合公司。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及叶灿芬、原告陈鹏、原告施国秀等投资人每月除向原告纵合公司领取各自投入的股金和理财款的利息外，还作为原告纵合公司的员工每月领取工资；被告黄冠志在网仓公司和广东云仓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云仓公司）也领取工资。在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等投资人入股原告纵合公司后，为集团企业更大的发展，原告纵合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同年5月22日以法人股东的身份与原告陈鹏投资设立了深圳纵合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深圳纵合公司）、云仓公司，以打造一个服饰供应链金融与仓配分销一体化的服务平台。2015年6月18日，云仓公司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成为东莞市中冠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中冠公司）的股东，并指派被告黄冠志任中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此，包括原告纵合公司、深圳纵合公司、云仓公司、网仓公司、中冠公司在内的集团企业所打造的服饰供应链金融和仓储分销一体化的服务平台基本形成。被告黄冠志、案外人徐来添分别作为整个集团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成为上述各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管理者，负责整个集团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大小事务的决策、管理。在原告纵合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其他关联企业出现经营亏损以及被告黄冠志未足额交纳股金和不断出现新入股的部分股东退股，导致原告纵合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部分理财款及利息无法及时归还。从2015年12月起，原告纵合公司无法继续向股东按月支付投资利息，并欠下部分到期理财款及利息未未付。在原告纵合公司经营困难的状况下，被告黄冠志不仅不足额交纳欠付的股金以让原告纵合公司渡过难关，反而与案外人徐来添一起反悔称其只是原告纵合公司的意向股东、不是实际股东。2016年5月31日，被告黄冠志和案外人徐来添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原告纵合公司、原告陈鹏夫妻、原告施国秀夫妻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1973民初6907-6914号共8案]，主张前述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股金是借款。前述8案一审判决后上诉至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中被告黄冠志起诉三原告二审案件的案号为(2016)粤19民终9455、9457、9458、9462号。该4案的二审判决认定被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被告黄冠志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4100000元从2015年4月起转为被黄冠志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股金。该4案的二审判决已经生效。被告黄冠志曾于2015年7月14日在微信群（原告施国秀、陈鹏及被告黄冠志等均是该微信群成员）中自认：其暂未付清原告纵合公司的股金；对该次对外募资，其愿意承担差额部分利息（该差额是原告纵合公司对外借款按月利率1.5%向出借人支付的借款利息与原告纵合公司按月利率1.2%向股东支付的投资款利息，被告黄冠志因未向原告纵合公司足额交纳出资款导致原告纵合公司需对外募集资金借款而愿意向原告纵合公司的各股东补足前述差额）。原告施国秀曾于2016年1月18日在微信群中催促被告黄冠志付清股金，并于当天晚上附上被告黄冠志签名的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图表，告知被告黄冠志尚欠股金4055787元。被告黄冠志于2016年1月29日在微信群中自认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之一。对前述微信情况，三原告已补充提交证据。三原告认为，被告黄冠志等提起前述诉讼的行为，不仅有违诚信，而且表明了被告黄冠志等拒绝补足尚欠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即股金）。因此，三原告均有权要求被告黄冠志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赔偿因故意欠缴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而给其他投资人造成的损失。被告余佳燕是被告黄冠志的妻子，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是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依法连带承担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据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黄冠志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向原告纵合公司交纳出资款4055787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足额交纳出资款之日止）；2、被告黄冠志对未足额交纳的出资款按月利率0.3%向三原告赔偿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被告黄冠志补足出资款之日止）；3.被告余佳燕对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有：协议书4份、委托函2份、记账凭证多份、收据2份、付款申请单多份、电子回单、股转债协议书、请款单多份、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个人电子转账凭证多份、审计报告2份、电子转账回单、发票2份、借款借据3份、收款收据多份、收据多份、电子回单多份、应付利息计算表（2015年4月份至2015年11月份每月1份）、工资条多份、订单详情、费用报销单多份、退股协议2份、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包括2016年1月17日的会议录音资料、2015年11月4日的电话录音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多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商业登记查询结果多份（网络打印件）、宣传片、印章证照使用申请表、银行流水复印件、手机短信息、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公证书2份、民事判决书4份、生效证明书4份、民事裁定书4份（网络打印件）等。两被告辩称：股东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按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缴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被告黄冠志一直都没有成为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被告黄冠志仅就是否将债权转为股权与原告施国秀、陈鹏进行协商，但一直没有结论。如果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则被告黄冠志应当享有相应股权。享有股权的最直接体现是参加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及取得分红，但在原告纵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变更股东等涉及公司根本利益的股东会议都将被告黄冠志排除在外。三原告认为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但原告纵合公司所有的股东会均没有被告黄冠志的参与。因此，在没有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股协议约定的情况下，被告黄冠志没有出资的义务，其不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如法院认定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三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黄冠志还有未出资的款项。三原告提交了4份协议书，时间在前的协议书详细记载了股东的身份、出资比例等，时间在后的协议书已没有记载被告黄冠志是股东，这可以反映原告施国秀、陈鹏和被告黄冠志对将债权转化为股权仅处于协商阶段、没有形成定论。原告提交的多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内容不是固定的，比如2015年4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和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被告黄冠志应缴“资本金”的数额就不一致，这可以反映原告施国秀、陈鹏和被告黄冠志对将债权转化为股权仅处于协商阶段、没有形成定论。原告纵合公司于2015年9月变更股东为原告施国秀、陈鹏，该两人认缴的出资数额都是10000000元，这与2015年4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和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原告施国秀、陈鹏应缴资本金的数额不一致。故原告仅以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被告黄冠志应缴资本金就认为被告黄冠志还有出资未缴，不合理。如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各人应缴资本金是最终各人应缴的出资额，但原告纵合公司在2015年9月后的工商登记记载的原告施国秀、陈鹏的认缴出资额也与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该两人的应缴资本金不一致。因此，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黄冠志还有“资本金”未出资。三原告认为被告黄冠志出资不足。出资不足指在约定的期限内股东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或未能补足出资。在法院认定被告黄冠志未足额出资的情况下，三原告诉请被告黄冠志以货币出资，但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黄冠志未出资部分是货币还是其他实物，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黄冠志的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三原告主张被告黄冠志补足出资，则应当举证证明被告黄冠志的出资期限。原告施国秀、陈鹏无权要求被告黄冠志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如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则应由原告纵合公司要求被告黄冠志履行出资义务。原告纵合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原告施国秀、陈鹏也没有实缴出资。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即使法院认为被告黄冠志需要履行出资义务，但该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余佳燕无需对该债务承担任何责任。两被告提交的证据有：原告纵合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查询结果、2015年7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公证书、2015年12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2015年3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历史明细清单、庭审笔录复印件、借款借据2份。本院查明：原告纵合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9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于2015年9月16日由9800000元变更登记为20000000元；该公司曾数次变更登记股东，其中于2015年9月16日变更登记股东为原告施国秀、陈鹏，于2015年12月变更登记股东为原告陈鹏；截至2016年7月1日，原告陈鹏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网仓公司的商业登记查询结果显示：被告黄冠志是该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登记的股东有原告施国秀、被告黄冠志等。两被告自认其是夫妻关系。三原告与两被告对4笔款项有争议。对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的交接情况，三原告与两被告确认如下：第一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1月29日汇付给原告施国秀的1600000元，该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出借原告纵合公司的，对该笔款项原告施国秀、陈鹏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2015年1月29日的借款借据给被告黄冠志，原告纵合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款借据上盖章；第二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通过案外人方华的账户于2015年3月11日汇付给原告施国秀的1500000元，该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出借原告纵合公司的，对该笔款项原告施国秀、陈鹏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2015年3月11日的借款借据给被告黄冠志，原告纵合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款借据上盖章；第三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6月12日汇付给原告施国秀的500000元，对该笔款项没有形成任何借款凭证；第四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7月7日汇付给原告施国秀的500000元，对该笔款项没有形成任何借款凭证。一、关于被告黄冠志是否原告纵合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查明。三原告主张：前述争议4笔款项中的前两笔款项早期是被告黄冠志出借给原告纵合公司的借款，后因被告黄冠志从2015年4月1日起入股原告纵合公司而从当日起转化为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前述争议4笔款项中的后两笔款项均交付于被告黄冠志入股原告纵合公司后，均是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两被告主张：前述争议4笔款项的性质均是被告黄冠志出借给原告纵合公司的款项；虽然被告黄冠志曾意向入股原告纵合公司，但被告黄冠志与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尚未对此协商一致，故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没有转化为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其一，被告黄冠志曾对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分4个案件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起诉三原告等，主张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是借款，并主张三原告等向其返还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等。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人民法院对前述4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三原告等不服前述一审判决，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前述4个案件作出二审判决[即（2016）粤19民终9455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民终9457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民终9458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民终94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已转化为被告黄冠志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股本金”，并判决驳回被告黄冠志的全部诉讼请求等。4份生效证明书显示前述二审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黄冠志不服前述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申5519号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5520号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5521号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55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黄冠志的再审申请。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被告黄冠志投入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是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实际出资、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二，被告黄冠志确认其曾通过微信发给原告施国秀2份收款收据及2份收据的照片。原告纵合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被告黄冠志的“理财款”1600000元、于2015年3月11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方华（黄冠志）”转账支付的“理财款”1500000元，前述收款收据及收据上均有手书“4月1日起转股本金”，三原告确认前述手书字迹是原告施国秀和原告纵合公司的财务人员事后添加的。原告纵合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被告黄冠志交付的“投资款-股本金”500000元、于2015年7月7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黄冠志支付的“股东投资款”500000元。前述收款收据及收据所列的收付款情形可对应三原告与两被告确认的前述争议4笔款项。由于前述收款收据和收据的照片曾由被告黄冠志微信发给原告施国秀，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被告黄冠志认可前述收款收据和收据所列的全部内容。因此，被告黄冠志从2015年4月1日起实际投资原告纵合公司。其三，首先，2015年8月21日至同年9月9日期间，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原告纵合公司是借款人，原告施国秀是原告纵合公司的代理人，案外人是“理财人”，原告陈鹏及被告黄冠志等人是担保人；案外人向原告纵合公司投入“理财款”；被告黄冠志等担保人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其中被告黄冠志占原告纵合公司40%的股权等。其次，2015年10月27日，原告纵合公司作为借款人、案外人作为“理财人”、原告施国秀作为原告纵合公司的代理人、被告黄冠志及原告陈鹏作为担保人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案外人向原告纵合公司投入理财款；被告黄冠志等担保人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等。综上，被告黄冠志在原告纵合公司对外借款的过程中自认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其四，被告黄冠志曾发微信给原告施国秀表示：因被告黄冠志个人的“股本金暂未缴清，为了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此次对外募资”，被告黄冠志“愿意承担差额部分利息”等。其五，2015年5月，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署了2015年4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2015年9月，被告黄冠志在“审批”栏署名，签署了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首先，2015年4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分别记载了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应缴资本金”、“已投入资金”、“欠缴资本金”等事项。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分别记载了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应对原告纵合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元的出资“比例”、“应缴资本金”、“实收资本8月1日期初数”、“实收资本8月31日期末数”、“欠缴资本金”等信息。其次，两被告主张，前述2份计算表记载的被告黄冠志的“应缴资本金”指被告黄冠志当时答应向原告纵合公司交付“理财款”的最高数额。2015年8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从上至下列有4个表格。其中，第1个表格记载了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的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应缴资本金”、“截至2015年8月31日的实收资本金”、“利率”、“应付利息”、对原告纵合公司的“欠缴资本金”等信息。其中，第4个表格记载了原告施国秀、陈鹏等人的“理财款”信息，包括“理财款”的期末余额、“理财款”的“利率”、“理财款”的“应付利息”等。该计算表区分前述两个表格记载“应付利息”等信息的情形显示，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内部明显区分了“实收资本金”的利息和“理财款”的利息，即内部明显区分了“实收资本金”与“理财款”是不同性质的款项。其六，首先，三原告提交的多份工资条显示，被告黄冠志作为原告纵合公司的董事长领取了2015年4月至同年8月的工资。被告黄冠志在前述期间虽不是原告纵合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但已实际任职原告纵合公司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即董事长）。其次，三原告提交了由被告黄冠志署名的多份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付款申请单及费用报销单。该些单据均是原告纵合公司内部有关财务支出的审批单据，下方均有原告纵合公司的财务人员署名（其中部分付款申请单下方的“批准”栏有原告陈鹏的署名），抬头均有被告黄冠志的署名。根据前述单据的记载：在该些单据形成时被告黄冠志有权最终批准原告纵合公司的各类财务支出事项（包括发放员工工资、各类对外采购费用报销、支付“理财款利息”、大额借款给案外人、员工餐费、各类办公支出、退还“股东投资款”、出货运费、出货包装费、差旅费、租金等）；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各类财务支出的批准权限高于原告纵合公司于2015年12月后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原告陈鹏。其七，两被告提交了原告纵合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以被告黄冠志从未是原告纵合公司的登记股东、原告纵合公司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从未记载被告黄冠志有作为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参加股东会会议等为由，否认其向原告纵合公司实际出资。三原告主张，因被告黄冠志表示做原告纵合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原告纵合公司备案的商业登记资料中没有记载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股东。根据前述六点查明的情况，被告黄冠志是否原告纵合公司登记的股东不影响本院对被告黄冠志是否原告纵合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查明。综上七点，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二、关于被告黄冠志有否欠缴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及欠缴出资款数额的查明。三原告主张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欠缴出资4055787元。两被告主张被告黄冠志不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被告黄冠志的出资份额一直没有明确、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不欠缴出资款。其一，首先，经被告黄冠志署名确认的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原告纵合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被告黄冠志应对原告纵合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比例”为40%，“应缴资本金”8000000元。该计算表所列原告纵合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与2015年9月16日原告纵合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20000000元的情形相吻合。该计算表所列被告黄冠志应对原告纵合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比例”，与经被告黄冠志签署、形成于2015年8月21日至同年9月9日期间的协议书记载的被告黄冠志占原告纵合公司40%股权的情况相吻合。其次，原告施国秀与陈鹏、被告黄冠志等签署的2015年4月份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合计“应缴资本金”19200000元，被告黄冠志“应缴资本金”6000000元（相当于占合计“应缴资本金”的31.25%）。两被告据此主张被告黄冠志的出资份额不明确。虽然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与2015年4月应付利息计算表对于被告黄冠志出资份额、“应缴资本金”不同，但该情形可显示的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曾变更约定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份额及应缴出资款数额，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份额及应缴出资款数额应以形成在后的约定为准。再次，2016年1月17日，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在原告纵合公司的办公室开会。会议中，被告黄冠志提及其出资比例曾变化（包括30%、40%、46%），原告陈鹏提及被告黄冠志的出资比例为40%。三原告提供的该次会议的录音资料没有显示，参与该次会议的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在该次会议就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比例达成新的约定。最后，尚没有证据显示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在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形成后曾就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比例或应缴出资数额达成变更约定。综上，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比例及应缴出资款数额应以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的记载为准，即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比例为40%、应缴出资款8000000元。其二，虽然已查明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合计4100000元是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但三原告提交的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署的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原告纵合公司对被告黄冠志“实收资本8月31日期末数”（即截至2015年8月31日原告纵合公司实收被告黄冠志的出资款数额）为3944213元。对此，三原告主张差额155787元是被告黄冠志等人约定从被告黄冠志对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款中扣除被告黄冠志应负担网仓公司的亏损155787元。三原告提交的经原告施国秀及陈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署的2015年4月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对被告黄冠志在2015年4月的“利润调整”为“-155787元”。被告黄冠志在调查中确认前述记载的意思是其于签署2015年4月应付利息计算表时同意从当时其已交付给原告纵合公司的款项（即前述争议4笔款项的前两笔款项）中扣除其应负担的部分网仓公司亏损。因此，被告黄冠志尚未向原告纵合公司交纳的出资款数额为8000000元-（4100000元-155787元）=4055787元，该数额与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署的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的被告黄冠志截至2015年8月31日对原告纵合公司“欠缴资本金”4055787元相符。尚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9月1日后向原告纵合公司交纳其他出资款，故被告黄冠志尚未对原告纵合公司交纳出资款的数额为4055787元。其三，被告黄冠志曾发微信给原告施国秀表示：要求原告施国秀发动大家筹资；因被告黄冠志个人的“股本金暂未缴清，为了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此次对外募资”，被告黄冠志“愿意承担差额部分利息：1.500万元额度内；2.融资期限暂定为3个月内；3.个人承担利息差额月息1.5%内”。对于前述微信的理解，三原告解释为：如被告黄冠志向原告纵合公司足额交纳出资款，则原告纵合公司仅需按月利率1.2%向被告黄冠志支付利息；因被告黄冠志于发微信时对原告纵合公司欠缴出资款，故原告纵合公司需对外募集资金以补足资金缺口，就对外募集的资金需按月利率1.5%向提供资金的人员支付利息；对于原告纵合公司需多付利息差额（该差额按月利率0.3%计算），被告黄冠志在微信中表示愿意支付。被告黄冠志在调查中确认了三原告的前述解释，但其是在2015年7月14日发前述微信的，发微信时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是否转化为出资款还在协商中。本院已查明，被告黄冠志从2015年4月1日起实际投资原告纵合公司。根据前述微信的记载，在被告黄冠志交付了前述争议的4笔款项后，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7月14日确认其对原告纵合公司欠缴出资款。三原告与被告黄冠志确认：前述微信后，原告纵合公司对外募集到两笔资金；一笔是向案外人任勇募集的400000元；另一笔是向案外人黄碧海募集到的1000000元；前述两笔资金已于2015年12月前清偿完毕。三原告明确其第2项诉讼请求依据该微信提出。综上三点，被告黄冠志应向原告纵合公司出资8000000元，逾期尚未向原告纵合公司支付出资款4055787元。三原告提交的经被告黄冠志等人签署的2015年8月应付利息计算表记载，原告施国秀、陈鹏合计对原告纵合公司“应缴资本金”6000000元，占原告纵合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元的30%。因此，原告施国秀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原告陈鹏既是原告纵合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也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人之一。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院已查明，被告黄冠志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向原告纵合公司出资8000000元，但逾期尚未向原告纵合公司支付出资款4055787元。原告施国秀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原告陈鹏既是原告纵合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也是原告纵合公司的出资人之一。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三原告主张被告黄冠志向原告纵合公司补足出资款4055787元、赔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补足出资款之日止），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自认其是夫妻关系。三原告以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是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被告余佳燕对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否认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是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于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数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而且三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黄冠志的前述债务用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两被告共同意思表示，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院对三原告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被告黄冠志于2015年7月14日在微信中承诺，其承担原告纵合公司因其欠缴出资款而对外募集资金发生的利差（本院已查明该利差按月利率0.3%计算）。三原告与被告黄冠志均确认，在前述微信后对外募集的资金合计1400000元已于2015年12月前清偿完毕。因此，三原告主张被告黄冠志对前述欠付的出资款4055787元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0.3%向三原告赔偿损失至被告黄冠志补足前述出资款之日止，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冠志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补足出资款4055787元给原告东莞市纵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二、被告黄冠志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付逾期支付判项一所涉出资款的利息（以判项一所涉出资款4055787元为计算基数、从2016年8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补足前述出资款之日止）给原告东莞市纵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三、驳回原告东莞市纵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施国秀、陈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246元，由被告黄冠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莹审 判 员  陈韵菲人民陪审员  李子聪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董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