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02民初8169号 原告：刘某1，女，197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刘某2，女，197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刘某3，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刘某4，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力之，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女，195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刘某5，女，198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杨某、刘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勤，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刘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艳，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与被告杨某、刘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仲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力之、被告杨某、刘某5及其被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勤、吴长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5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四人与被告杨某系继子女关系。原告四人系被继承人刘世忠与前妻所生；被继承人与被告杨某系夫妻关系，并于××××年登记结婚。被继承人刘世忠于2016年4月7日因病去世。原、被告因遗产继承纠纷，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向红花岗区法院起诉，在该案审理中，被告杨某向法庭提交了2015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对该遗嘱的效力双方产生分歧，经法官释明，该遗嘱效力应另案起诉，故根据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至人民法院提起前述请求。 被告杨某、刘某5辩称，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被继承人在订立该遗嘱时具有自由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能力，该遗嘱内容是其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形，也不存在取消缺乏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继承权的情形，其处分的财产属于个人合法财产，也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也不存在继承法第22条规定中任何一种无效情形，且当时刘世忠意识清晰，因此，该遗嘱不管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都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如是代书遗嘱也符合继承法17条的规定，该遗嘱都是合法有效的。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见证书（该见证书中包含见证申请、遗嘱、谈话笔录）等证据，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交了见证书（该见证书中包含见证申请、遗嘱、谈话笔录、户口复印件、结婚证、房屋产权证）等证据。原、被告对对方提供的见证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原、被告的述辩解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四人系刘世忠与其前妻所生的子女，刘世忠于1985年与其前妻离婚。××××年××月××日，刘世忠与被告杨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即被告刘某5。 1994年，被告杨某以其名义购得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街××单元××楼面积为102.62平方米的住宅一套。2005年3月，被告杨某投资款项与案外人合伙开设了屠宰场。 2015年3月20日，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来到位于遵义市××北路的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咨询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事项，并向该所提交了《见证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申请见证事项为申请对本人在《遗嘱》上签名、捺印的真实性进行见证。该所律师韩毅接待了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该所律师韩毅对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进行了询问，并由该所工作人员雷文平担任记录，就韩毅律师对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进行询问的相关情况分别制作了《谈话笔录》，两份笔录中所提问题及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一致。在两笔录中载明，韩毅律师分别询问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2015年3月21日签署的遗嘱是否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没有人逼迫你，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均分别回答没有；同时，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还分别回答其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遵义市开发区定点屠宰场投资财务结论报告》（复印）、《调解协议》（复印）等材料真实合法，只要求律师见证其在《遗嘱》上签字是其亲自签的就行。但当日，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并未在该所办理《遗嘱》的相关见证事项。 2015年3月24日，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再次来到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办理其遗嘱继承见证事项，该所律师韩毅、何春维接待了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在该所，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在律师韩毅、何春维见证下，在一份打印的《遗嘱》文本（即原告所称的2015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以下简称打印《遗嘱》）上签署了姓名并捺印，还手写了“2015年3月24日”的落款时间。同日，该所向刘世忠、被告杨某二人出具《见证书》。该见证书所附文件为《见证申请书》、见证材料、《遗嘱》、谈话笔录、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遵义市开发区定点屠宰场投资财务结论报告》等材料。 前述《见证书》所附见证材料，有见证律师韩毅、何春维签名及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签章，并载明，刘世忠、杨某提供了文件：委托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房屋所有权证、结婚证、《调解协议》、《遵义市开发区定点屠宰场投资财务结论报告》、《遗嘱》文本，并承诺上述文件真实、有效；见证律师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文件，兹证：《遗嘱》上的签名及右手拇捺印真实、有效。 前述《见证书》所附打印《遗嘱》主要载明，立遗嘱人为刘世忠、杨某，由于立遗嘱人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为防止立遗嘱人过世之后因遗产发生继承纠纷，特立以下遗嘱，并委托上善律师事务所韩毅、何春维律师就立遗嘱人在遗嘱中的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进行见证：一、目前立遗嘱人名下所有的财产包括：1、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街金源楼A栋9楼房产，建筑面积为102.62平方米；2、杨某与王元发等共同在汇××区××永××组投资定点屠宰场，其中杨某投资405773.09元，占总投资42.94%的股份，如遇国家征收土地或拆迁，杨某按照股份份额享有补偿款或还房。二、以上全部财产全部归我女儿刘某5一人单独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继承以上财产，身份证号。 2016年4月7日，刘世忠因病去世。2018年5月16日，原、被告因刘世忠的遗产继承产生纠纷，并诉至本院，该案正在诉讼，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被告主张对刘世忠的遗产应按遗嘱继承，并提供了《见证书》，原、被告对前述《见证书》所附打印《遗嘱》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认为2015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无效，故诉至本院，酿成诉争。 在庭审中，见证律师韩毅、何春维根据被告的申请均分别出庭作证，两名证人的证人证言分别均为证：见证时的打印《遗嘱》是刘世忠、杨某事先制作后到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其没有为刘世忠、杨某制作遗嘱，打印《遗嘱》上的签名和手印是在律师事务所当面签署和加盖；刘世忠当时的精神状态较好。原、被告对前述证人证言均无异议。就打印《遗嘱》是谁制作的问题，在庭审中，被告杨某说法如下：先说是其和刘世忠口述，由律师制作的；在前述律师出庭作证后，又认可律师证言所述，并认可是其和刘世忠提供给律师的；最后又说是刘世忠写好后，到上善律师事务所，请该所律师打印，具体哪里打印的记不清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嘱办理”的规定，被告刘世忠去世后，其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即遗产按何种方式继承，关键在于对打印《遗嘱》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在庭审中，原、被告对打印《遗嘱》的性质即打印《遗嘱》是代书遗嘱还是自行遗嘱、打印《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存在争议，这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 一、打印《遗嘱》的性质，即打印《遗嘱》是代书遗嘱还是自行遗嘱。 本案中，作为打印《遗嘱》的立遗嘱之一的被告杨某对打印《遗嘱》由谁制作前后说法不一或表示记不清楚，但《见证书》所附相关文件内容记载，打印《遗嘱》系刘世忠、被告杨某提供，被告也未提供证据推翻《见证书》所附文件载明的内容，因此，打印《遗嘱》系刘世忠、被告杨某提供，非见证律师制作，本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定。 打印《遗嘱》在法律层面究竟应认定为何种遗嘱，应重点审核遗嘱人是否对该打印遗嘱的形成与固化具有主导力或完全的控制力。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电脑及电子打印系统已进入普通家庭，其作为书面文书的形成工具和形成方式来说，与传统书写工具“笔”和书写方式“手写”之于遗嘱的形成从法律本质上并无不同；被继承人亲自操作电脑和电子打印系统将其主观意思转化为文字记载保存即固化于书面文件上应属“亲笔书写”的范畴。在庭审中，被告未曾主张及提供证据证明打印《遗嘱》是刘世忠或被告杨某亲自操作电脑和电子打印系统将其主观意思转化为文字记载保存即固化于书面文件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世忠、被告杨某有操作电脑和电子打印系统将其主观意思转化为文字记载保存即固化于书面文件上的行为能力，且被告杨某在陈述打印《遗嘱》由谁制作的不同说法中，均提到系他人代为制作，没有提到过打印《遗嘱》由其或刘世忠亲自制作的事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规定，打印《遗嘱》并非由刘世忠或被告杨某亲自操作电脑和电子打印系统制作，即打印《遗嘱》并非“由遗嘱人亲笔书写”，故打印《遗嘱》不属自书遗嘱。 打印《遗嘱》系刘世忠、被告杨某提供，并非见证律师代为书写打印，也非刘世忠、被告杨某亲自制作，结合本院认定的前述事实和理由，打印《遗嘱》应是由他人代为实施打印制作（即代书），制作打印人应为代书人。从打印《遗嘱》形成过程方面看，并结合《见证书》所附相关文件内容记载，律师只是见证刘世忠、被告杨某在打印《遗嘱》上的签名和捺印是否真实，并不对打印《遗嘱》本身及其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见证，因此，打印《遗嘱》与代书遗嘱相似，本院认定打印《遗嘱》应属代书遗嘱。 二、打印《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打印《遗嘱》并非刘世忠、被告杨某亲笔书写或制作，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形式要件，不属自书遗嘱范畴，故本院不在自书遗嘱范畴认定打印《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打印《遗嘱》作为代书遗嘱，代书人未在打印《遗嘱》上签名，且见证律师并未见证打印《遗嘱》的形成制作过程，也不是遗嘱的代书人，（从见证事项上）也不能称为法律意义上的遗嘱见证人，见证律师只是作为证人证明刘世忠、被告杨某在打印《遗嘱》的签名和捺印为真实，由此，该遗嘱无代书人签名，也无二见证人见证，打印《遗嘱》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代书遗嘱所必须具备的法定形式要件，应属无效遗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刘世忠、被告杨某于2015年3月24日所立《遗嘱》无效。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杨某、刘某5负担，退还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案件受理费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赵仲智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