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3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200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现暂住浙江省。法定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父亲。法定代理人叶某，系周某1母亲。委托代理人周艾萍，女，195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系周某1祖母。委托代理人王艳花，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499号七楼。法定代表人金涛，主任。委托代理人吴昊、梅梅，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以下简称国立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7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周某1于2007年12月21日出生，系周某2、叶某之子。2009年9月7日，周某2、叶某、马瑞娟、叶德荣共同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周某2、叶某、马瑞娟、叶德荣、周某1经拆迁安置的杭州大浒东苑5幢1单元502室等五套房屋均归叶德荣、马瑞娟所有，周某2、叶某、周某1不要求分享上述房屋产权。同日，国立公证处就该《协议书》的签订出具（2009）杭证民字第8301号《公证书》1份，载明：兹证明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在杭州自愿签订了前面的《协议书》。经查，上述各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该《协议书》上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均属实。2014年10月16日，国立公证处就周某2于2014年9月21日向其提出的要求撤销上述《公证书》的申请作出信访答复，认为在签订上述《协议书》时，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周某2与叶某作为周某1的法定监护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上述人员对《协议书》内容均明确无异议，故该份《协议书》的公证不存在错误等等。2015年5月24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就周某1与叶某、周某2、马瑞娟、叶荣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作出（2014）杭拱民初字第2088号民事判决，确认叶某、周某2、叶荣德、马瑞娟于2009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中涉及周某1放弃其权利部分无效。叶某、马瑞娟、叶荣德不服上述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浙杭民终字第19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于2016年7月25日对叶某、马瑞娟、叶荣德就该案提出的再审申请作出（2016）浙民申1235号民事裁定，驳回叶某、马瑞娟、叶荣德的再审申请。另查明，上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审结后，周某1为与叶某、马瑞娟、叶荣德分家析产纠纷一案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要求：1.叶某、马瑞娟、叶荣德返还周某1杭州市大浒东苑安置房110平方米（加上其中多出的18平方，周某1应得6平方）总计返还116平方米；2.叶某、马瑞娟、叶荣德返还周某1应得的拆迁补偿款200000元；3.返还周某15年房屋租金300000元；4.叶某、马瑞娟、叶荣德承担诉讼费。一审庭审中，周某1明确诉讼请求为：1.要求确认大浒东苑5-1-502房屋归周某1所有；2.叶某、马瑞娟、叶荣德赔偿其经济损失400000元（从签订放弃合同之后的租金和增值），安置补偿款200000元；3.要求叶某、马瑞娟、叶荣德承担该案所有诉讼费及评估费。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拱民初字第245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归周某1所有，叶荣德、马瑞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配合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二、周某1支付叶荣德、马瑞娟折价补偿款91123.95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完毕；三、叶荣德、马瑞娟支付周某1评估费3362.5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周某1其他诉讼请求。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庭审中，周某1自认该案尚未执行到位。本案周某1原审诉讼请求：判令国立公证处赔偿周某1经济损失3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协议书》签字的真实性签约当事人历经几起诉讼均未提出异议，且周某1父母代表其放弃房屋产权的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纠正，周某1的权利也在相关判决中得到确认，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其尚有经济损失。故对周某1要求国立公证处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周某1提出的房屋评估申请，结合本案案情，为避免额外增加当事人诉累，该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周某1负担。宣判后，周某1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于2009年9月7日出具的（2009）杭证民字第8301号《公证书》实属错误，由于被上诉人的重大过错且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公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五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七款的规定。在出具案涉《公证书》的过程中并未对《协议书》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案涉《协议书》中涉及到作为未成年人的上诉人无偿放弃拆迁安置房产权的内容违法显而易见，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都不会不知，监护人不得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只有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此违法性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作为专业的公证机构，被上诉人对欲公证事项的违法性视若无睹，不负责任的对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合法的《协议书》作出公证并出具《公证书》，致使上诉人的外婆利用案涉《公证书》办理了产权登记等手续，将本应属于上诉人的房产却登记在上诉人外婆名下了，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作出错误公证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上诉人在原审中所主张的30万元。因司法部和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第三条规定，赠与房地产必须办理公证。直到2015年7月1日才取消此项规定。所以没有被上诉人错误公证，上诉人2008年110平米的安置房应至今在自己名下，2008年至今十年来的房租该是多少，依市场价，位于杭州市××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十年来的房租远远不止30万元，此损失客观存在，这是被上诉人错误公证造成的。更为严重的一审、二审的判决只给上诉人一套，如果没有被上诉人的错误公证，上诉人不会损失一套房子，也不会有这么艰难的维权，该经济代价不是30万能补偿的。此外，上诉人的代理人数次去被上诉人单位与之沟通，要求被上诉人撤销该不合法的公证，经历了信访、数次诉讼等程序，就无效合同诉讼一审一直要求我们去公证处撤销公证，一直到8个月法院才受理。8个月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当年不是被上诉人的主任听从上诉人母亲的话不给撤销公证，也不会有后续的诉讼，这些损失被上诉人应该赔偿。原审判决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尚有经济损失的说法不能成立，原审据以作出驳回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的判决亦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几次诉讼中被上诉人都答辩说要无效合同中几个被告先于赔偿他们再作为剩下补偿，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无效合同的四名被告均是共同侵权人，上诉人有权向任何一个承担连带责任人请求赔偿。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国立公证处辩称：一、被上诉人出具案涉公证书的行为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上诉人在办理案涉协议书公证过程中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对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的个人身份及叶某、周某2作为周某1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情况进行了审查、核实，并且对其在案涉《协议书》上的签字行为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证明，这一点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中已经得以认可。其次，对于《协议书》本身的合法性确认并非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能范围。《协议书》本身是否合法应当由司法机关进行司法确认。再者，公证申请人办理协议书公证的目的是为了办理回迁安置房屋产权登记需要，案涉公证书的使用单位为房产登记部门，而依据房产登记部门认可了案涉《协议书》，并最终办理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的事实，也可以说明周某1作为未成年人放弃案涉房屋产权的行为符合当时的房产登记管理政策。因此，被上诉人出具案涉《公证书》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周某1的权利已在相关判决中得以确认，且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故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的诉请无理无据。首先，上诉人主张赔偿30万元应以其实际存在30万元损失的事实为依据。此外，从过错责任角度来看，造成上诉人产生损害结果的直接责任人为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叶某、周某2，而叶荣德、马瑞娟作为实际受益人，同样也是造成上诉人产生损害结果的直接责任人。应当由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向上诉人承担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其次，从损害结果方面来看，本案当中上诉人的损害结果尚未确定。依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5）浙杭民终字第1903号生效民事判决，上诉人完全享有:1、向房产登记部门要求撤销现有房产登记，并恢复上诉人在案涉房屋中的权利份额的权利;2、依据生效判决向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只有在上诉人行使救济权后仍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其损害结果才实际发生。而事实上，叶荣德、马瑞娟、叶某、周某2完全有能力来弥补上诉人的全部损失。上诉人在未行使法律赋予的救济权利之前向被上诉人主张赔偿30万元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对损害赔偿需在实际损失范围之内的原则，其请求不能成立。综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29日作出的（2018）浙民再263号民事判决书1份。经质证，上诉人周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仅是弥补了周某1房租损失12万元，周某1递交了那么多有力的证据，省高院没有采纳，仅依据省人大《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就作出判决，该条例也未明确说独生子女双份安置房要拿出一份来奖励父母。独生子女的父母没有资格享受该部分奖励。导致独生子女这份安置房登记在马瑞娟名下，这一切的损失都是因为被上诉人错误的公证导致的，并且因该错误的公证导致上诉人的多次诉讼，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被上诉人应予赔偿。被上诉人国立公证处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认定：周某1与叶某、马瑞娟、叶荣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本院作出（2016）浙01民终8344号民事判决后，周某1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经审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263号民事判决，认定：案外人傅凯英、傅凯飞在2015年3月6日居住在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并判令由叶荣德、马瑞娟支付周某1自2014年7月开始计算的4年房屋租金损失120000元。同时，该判决认为，周某1主张拆迁安置中增加的50平方米安置面积应当归属于独生子女本人，与相关政策精神不符，该案原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关于周某1主张的30万元损失，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周某1明确其诉请30万元的组成，周某1陈述，“因周某1系独生子女，在安置时享有一个虚拟人口的份额，在周某1与周某2、叶某等合同无效案件中，法院确认周某1享有一份安置份额，对虚拟人口部分不予支持，周某1认为该部分损失即为本案30万元的赔偿诉请。”对于独生子女增加安置人口一人的份额部分应归属于周某1，系周某1在其诉叶某、周某2、马瑞娟、叶荣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中提出的主张，该案经一审、二审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均未支持周某1该项主张。故周某1所称其诉请30万元即为因独生子女增加一人安置人口部分的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周某1上诉提出其损失包括了多年来的租金损失等。对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民再263号民事判决，已确定由叶荣德、马瑞娟支付周某1自2014年7月起计算的4年租金损失120000元，故就租金损失而言，周某1的该项主张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周某1再行向国立公证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志军审判员  韩 昱审判员  韦 薇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徐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