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3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高特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科技园路2号5幢5层17-20单元。 法定代表人徐剑虹，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盈，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228号杭州来福士广场T2写字楼11、12层。 负责人王丽华。 委托代理人王文静，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高特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2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7日，徐涛向盈科律所出具一份《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徐涛因与徐剑虹股权纠纷诉至法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律师函的形式致函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告知杭州银行委托人与徐剑虹股权纠纷之事及徐剑虹控股的高特公司经营亏损情况（对委托事项委托人提交了高特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受理案件通知书）。盈科律所在接受委托后，对徐涛做了《民事案件补充收案笔录》，该笔录记载了徐涛委托盈科律所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送律师函的有关的内容以及所提交的有关高特公司负债表、利润表。盈科律所对徐涛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明确告知徐涛对其所提供的作为发送律师函依据的高特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说明高特公司亏损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由于发函所带来的一切后果。2018年1月9日，盈科律所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送了（2018）盈律函字第HZ9-1号《律师函》。该函件载明：盈科律所接受徐涛的委托，指派王文静律师负责处理徐涛与徐剑虹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律师接受委托后，已将此案起诉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现特发送本律师函致贵行。杭州贵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源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剑虹因股权转让纠纷被诉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此案的结果对贵源公司影响巨大，控股股东徐剑虹对贵源公司的控股权可能减弱或丧失，贵源公司股权之争可能会降低或丧失贵源公司控股的高特公司偿还公司债务的能力，贵行对高特公司的14500000元抵押贷款有无法收回来的风险，请贵行慎之！另外特别告知贵行，股权纠纷的当事人股东徐涛不同意贵源公司向贵行申请贷款而增加公司债务，贵源公司控股的高特公司2017年严重亏损，徐涛不排除启动撤销向贵行申请贷款的股东会决议，现特致函贵行，敬请贵行慎之！落款处为盈科律所公章及律师王文静个人签名。函件随附高特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受理案件通知书。盈科律所在给杭州银行所发送的《律师函》前言明示：“本文件记有机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和阅读，严禁散布、分发或复印本文件”等禁语。杭州银行在收到盈科律所所发送的《律师函》后，将《律师函》拍摄后通过微信传送给高特公司。另查明：2018年1月5日，徐涛与徐剑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2月6日徐涛撤回了该案的诉讼；2018年2月9日，徐涛与徐剑虹、方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2018年3月，高特公司以该《律师函》所载明的内容未经司法机关审理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恶意散发，对公司的经营及贷款随意作出判断及臆测，故意侵犯了其名誉权为由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盈科律所停止侵害高特公司的合法权益；2.盈科律所在省级媒体上向高特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3.盈科律所赔偿损失40000元；4.要求盈科律所承担本次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盈科律所发送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律师函》是否对高特公司名誉权的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是否构成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从高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盈科律所发送给杭州银行的《律师函》有明确的接收人、限定的范围及基本内容，该函件其有相对的固定性，不存在恶意散布的情形；且其所表述的基本内容，即徐涛与徐剑虹的股权纠纷、高特公司的亏损情况基本属实。盈科律所在接受徐涛的委托时，已对委托人徐涛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以及发函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进行了告知，已履行了审慎义务，故不存在主观上过错。现高特公司以盈科律所所发送的《律师函》的行为侵犯其名誉权，要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00元，由高特公司负担。 宣判后，高特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发的《律师函》超出了委托人委托内容，在明知公司章程和工商变更文件的情况下，做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和推断。不仅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而且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意行为。被上诉人将律师函发给与股权纠纷案无关的第三方．存在恶意散布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对上诉人造成名誉损失的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理由错误。《律师函》所述内容控股股东徐剑虹对贵源公司的控制权可能减弱或丧失、银行对原告的抵押贷款有无法收回的风险、徐涛不排除启动撤销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股东会决议；而盈科律所提供的《委托书》并没有该内容，明显是被上诉人的故意捏造行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盈科律所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四个构成要件来认定。”1.被上诉人出具的《律师函》未造成上诉人名誉权受损的后果。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名誉被损害。上诉人若觉自身名誉受损则是一种主观自我评价，而非名誉权侵权所要求的客观评价；名誉仅仅指公众对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该人对其内在价值的自我评价。被上诉人向杭州银行发函的行为因为内容真实且客观上并不会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接收函件的杭州银行作为一个特定的个体对其的社会评价降低，更遑论公众对其名誉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的行为没有造成上诉人名誉权受损的后果，不满足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2.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的行为没有违法性。本案中被上诉人《律师函》向杭州银行告知的两件事实：徐涛与徐剑虹的股权转让纠纷，此事上城区法院的受理通知书足以证明；上诉人公司2017年严重亏损。上诉人公司亏损的事实以下三方面可以证明：委托人徐涛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蒋某和童阜猛的证言均可以佐证上诉人的亏损；上诉人在法庭承认其亏损。《律师函》的收件人明确，且在函件首行明确告知函件仅供收件人使用和阅读，并作出了禁止散布、分发或复印的警示，充分表明该函件并非公开文件，并不面向公众也不允许对外公开。收件人将函件予以散布的，如有相应的责任产生，则应由散布者承担。综上，被上诉人既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上诉人人格，也没有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上诉人名誉，故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满足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之一行为违法性。3.被上诉人不存在主观过错。被上诉人接受委托时，已对委托人徐涛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发函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进行了告知，尽到了勤勉、尽职、审慎的义务，故被上诉人不存在主观上过错。综上，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的行为不构成侵犯上诉人名誉权。二、被上诉人发送的《律师函》是代理行为且委托程序合法。1.被上诉人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出具《律师函》的行为属于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被代理人承担，而非代理人承担。上诉人因《律师函》而起诉被上诉人要求承担“名誉侵权责任”，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2.被上诉人是在委托人委托后发函，办理了相关委托手续。三、上诉人获取的《律师函》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的收件单位是杭州银行，上诉人没有合法的理由获取《律师函》；《律师函》的开头即写明“本文件记有机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和阅读…”；另外，上诉人提交了杭州银行科技支行隋元芳的聊天记录，隋元芳作为杭州银行的工作人员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商业秘密，其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七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获取的《律师函》，要么是杭州银行工作人员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商业秘密，要么是上诉人用非正常方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高特公司向本院提交：1.2013年11月1日，2016年6月28日公司章程两份，拟证明当时的徐涛并不是贵源公司的股东，他无权干涉贵源公司的贷款行为，所以被上诉人发函是有问题的；2.杭州珑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一审证人蒋某与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是同一公司的合作伙伴，因此蒋某不具备证人资格；3.杭州银行业务凭证三张，拟证明上诉人已经归还了杭州银行的所有贷款，被上诉人的风险提示是不成立的以及影响后续上诉人的贷款问题；4.上诉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杭州银行借款合同两份、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结合一审微信记录共同拟证明律师函导致上诉人无法在杭州银行续贷，只能去其他银行贷款，上诉人被迫多增加利息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盈科律所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因为股权丧失，股权之争还在诉讼审理中，因此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蒋某出庭作证的目的是上诉人亏损的事实，该亏损事实在一审中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名称是贷款还款凭证，只能证明有还款的事实，企业借款还款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不能因为还款凭证就认定被上诉人对其名誉的损害，该份证据只能说明上诉人还款的义务。对证据4中的企业信用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律师函对其名誉的影响；杭州银行的借款合同期限是2017年8月14日到2018年8月13日，一份协议是2017年的5月25日到2018年的5月23日，只能证明和杭州银行借款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企业借款还款天经地义，借款目的不是为了不还，而是终归会还的，续贷不是银行的义务，不能说银行不续贷就证明银行有过错或是被上诉人律师函造成的，合同条款看不出来被上诉人的律师函对上诉人的声誉有影响；联合银行借款额合同，真实性仍然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关联性也有异议，刚好证明被上诉人律师函没有对上诉人造成损害，上诉人仍然可以正常贷款。至于利息，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在杭州银行贷款会享有先前的利息，银行利息受政策调控的影响，所以利息多少不能证明上诉人被迫多增加利息的事实。本院对证据1、2、3以及证据4中的两份杭州银行借款合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中的企业信用报告无明确出处来源，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盈科律所向本院提交：1.杭州市律协关于投诉被上诉人即王文静律师的答复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尽了其审慎审查的义务，不存在恶意散布的事实；2.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律师函发送的情形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和告知。经质证，上诉人高特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回复只能证明律师函发送时受徐涛的委托，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徐涛给了委托，不能证明律师函没有给上诉人造成名誉侵权。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高特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2018年5月10日至2018年5月21日被上诉人在杭州银行科技支行索要（2018）盈律函自第HZ-1号律师函的监控录像，并申请杭州银行员工隋元芳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述事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是否曾经索要过案涉律师函与其发该律师函是否对上诉人构成侵权的认定没有影响，故对上述两份申请均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盈科律所系受徐涛委托发送律师函，委托程序合法；其函件内容中关于徐涛与徐剑虹的股权转让纠纷、2017年上诉人发生亏损两节均属于客观事实；内容中关于高特公司偿债能力的表述用词为“可能”、“风险”、“不排除启动”等，表明这部分内容系预测，并非捏造事实或侮辱、诽谤。因此，盈科律所发函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且在函件首行明确告知函件仅供收件人使用和阅读，并作出了禁止散布、分发或复印的警示，故盈科律所不存在恶意散布函件内容的意图。综上，盈科律所发函给杭州银行的行为不构成对上诉人名誉的侵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杭州高特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