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11民再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出租旅游分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新华东路28号。 负责人：吴志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东、梁保东，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文暖，女，193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杜玉桑，女，197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若彤，女，200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200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以上四被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国玉。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利全，男，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立霞，女，197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 再审申请人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出租旅游分公司（以下简称衡运出租公司）与被申请人李文暖、杜玉桑、张若彤、张某、宋利全、孙立霞客运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1102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衡运出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冀11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衡运出租公司仍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冀民申42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衡运出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东、梁保东，被申请人杜玉桑、李文暖、杜玉桑、张若彤、张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国玉，被申请人宋利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被申请人孙立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衡运出租公司诉称：一、关于赔偿数额问题。1、我们认为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2016年度确立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2、我们认为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赔偿。3、关于医疗费用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由保险公司在责任范围内赔偿。二、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出租车每个月向衡运出租公司缴纳50元服务费，公司负责办理相关的税费、作为衡运出租公司既不是实际运营权利人也不享有该车的运营利益，因此，让公司承担如此重大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公平，由于我们国家对出租车的管理模式为了便于政府的管理，所以政府要求成立衡运出租公司，造成了本案中名为挂靠实为中介服务。因此，我们认为申请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实际承运人是宋利全，张立根与宋利全支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因为，本案在事故发生时宋利全驾驶了该出租车，宋利全对该车辆享有实际运营权利并享有该车的运营利益，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认定宋利全为车辆的实际承运人。车主孙立霞即是车辆的所有人，也是出租车运营利益的而获得者是本案的承运人，应当与宋利全共同承担责任，该出租车系车主孙立霞个人出资购买，车辆的登记证书、机动车行使证、道路运输证等证件都登记在车主孙立霞名下，本案的出租车以租赁的方式出租给司机宋利全，每月收取3000元租赁费，并享受国家发放的油补（2016年油补为7660.54元）因此，依据运行利益理论，车主孙立霞即是登记的车辆承运人也是车辆的实际运行利益获得者应当与宋利全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本案的出租车在2017年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保险期限自2017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7年4月1日24时止，每人责任限额为8万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7年1月19日，在保险期内，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在责任保险范围内先承担赔偿责任。在本院以我方为被告的另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已经判决中华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同样的案件不应当做出不一样的判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 被申请人李文暖、杜玉桑、张若彤、张某辩称：在一审二审中我们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中对死亡赔偿金应按判决发出时的时间予以计算，在一审判决中我们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6年的标准计算，而实际作出时间是2017年6月22日发出的判决，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庭按照2017年标准判决是正确的，另外，死者及三原告（杜玉桑、张若彤、张某）居住在衡水市桃城区三杜庄村其居住地在三杜庄内，其居住地早划入我市城区范围以内，其经常居住地根据法律规定应按城镇算。出租车乘坐人在拦截出租车时依据是其车身特殊标志以及国家要求喷涂的公司标志来乘坐出租车，本案中乘客是根据以上情形乘坐出租车，所以我们认可应当由衡运出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被申请人宋利全辩称：对于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年度标准应当按2016年度标准计算，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的依据是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的标准，本案原一审庭审是在2017年5月份，此时，相关标准并没有正式下发，故应当按照2016年的标准计算相关费用。对于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由于原告方在三杜庄村居住，系村民，其相关赔偿应当按照农村居民计算，对于我方已垫付费给原告的10000元应当在损失中予以扣除。涉案车辆系宋利全承租的，孙立霞所有的、挂靠在申请人名下的出租车，孙立霞及申请人均享有运营利益，根据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申请人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被申请人孙立霞辩称：孙立霞不应当承担乘客张立根死亡的违约责任。理由是：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据此规定，对于乘客的损失应当由承运人承担。按照一般认识，对于道路上运营的出租车，乘客不可能辨识或了解实际车主是谁，尽管孙立霞是实际车主，但运营该车的是宋利全，出租车上或车内没有地方显示孙立霞是实际车主，也没有证据证实张立根知道孙立霞是实际车主，张立根也没有与孙立霞确立运输合同关系。而孙立霞更没有控制或运营该车。就实际运营权而言，孙立霞与申请人一样处于没有运营权的地位。因为本案的原审原告选择按照运输合同主张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只能根据合同具有的相对性，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承担责任。非合同相对人的挂靠关系双方等主体仅是主张侵权责任的主体，而非合同关系的主体。孙立霞并非运输合同的主体，没有与张立根形成出租汽车运输合同关系，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申请人认为孙立霞作为实际车主享有运营利益而应当承担责任的话，申请人收取服务费与孙立霞收取租金性质一样，车辆只要运营，申请人就一定要向其交纳服务费，这同样是运营利益。如果按照运营利益确定本案责任承担主体，就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另外，孙立霞作为实际车主，只要从事与出租车相关的活动，比如更换车辆、号牌号码，就连入保险都必须经过申请人同意并出具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到申请人指定的公司，找指定的人入保。这显然不是申请人所说的服务型的公司，更像是超越挂靠关系的管理型公司。因此，孙立霞虽为实际车主，但并非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再审认为：孙立霞系冀Ｔ×××××出租车的所有人，车辆运输证登记在衡运出租公司孙立霞名下，孙立霞作为出租车的经营者系客运合同的承运人；宋全利作为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司机系实际承运人。案涉出租车归衡运出租公司管理，并以其名义从事运营活动，衡运出租公司作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亦应当对乘客的伤害承担责任。本案的出租车在2017年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作为承运合同的保险人，亦可在责任保险范围内先承担赔偿责任。孙立霞、宋全利与衡运出租公司应对乘客在出租运营中受到的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冀11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1102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荀丽娟 审判员  王国恩 审判员  贡文忠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莉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