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2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广顺，男，194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剑，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贤官，男，196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忠华，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国裕，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炜，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广顺因与被上诉人项贤官、娄忠华、卫国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1002民初3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求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广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刻意回避各被上诉人之间所签二份不同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原因，是无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股权登记公示效力的表现。二、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之间不同的付款方式不予细究，甚至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属于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之一问题，同样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三、各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是客观存在，且无可辩驳的事实。一审判决否定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背着上诉人签署二份不同价格转让协议本身，足以说明是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表现之一。其次，各被上诉人之间作出二种不同的付款方式的约定本身，也是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表现之一。再次，各被上诉人相互之间连续“空转”股权，并且闭口不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足以说明各被上诉人之间是利益共同体，虚假转让股权，其目的是为了联合起来对付上诉人。最后，各被上诉人联合起来，意图逼迫上诉人退出公司的行为，足以说明是各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四、上诉人未参加股东会议，将严重影响上诉人对股权股转让问题的判断。 卫国裕辩称，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只是一种宣示性的登记，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股权转让合同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条件。两份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合同效力高低之分，未经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才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王广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且在第二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他没有意愿行使优先购买权，反而要出售自己名下的股权。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完是因为项贤官向王广顺之子王斌借款，陈华平和福建一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福建贤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邦公司）又提供了反担保，如果股权转让款过早支付给项贤官，贤邦公司极有可能再次承担担保责任再欠1000多万的债，这明显是有损公司利益的。三、三被上诉人互不相识，不存在恶意串通。卫国裕投入了好几百万，解决拖欠的工程款等，但王广顺一分钱都不出。公司在面临当地政府要收回土地的时候，王广顺联系不到，项贤官不来开庭，项贤官与王广顺才可能串通。四、股东会王广顺方其实是有参加的。即便没有参加，也是不影响的。被上诉人已经提前发函通知，王广顺在合理期间内没有作出回应，应视为同意转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娄忠华辩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金额不同是考虑到避税，卫国裕支付转让款有打款凭证。其与卫国裕本不认识，说恶意串通是有违事实的。公司转让给卫国裕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公司本来是停工的状态，卫国裕与丁兵接手后，现在员工工资已经支付，也在正常运转。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项贤官未作答辩。 王广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项贤官与被告卫国裕签订的有关占贤邦公司注册资本58%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被告娄忠华与被告卫国裕签订的有关占贤邦公司注册资本10%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5日，原告王广顺、被告项贤官、娄忠华申请设立贤邦公司，注册资本60000000元。其中原告认缴出资19200000元，被告项贤官认缴出资34800000元，被告娄忠华认缴出资6000000元。贤邦公司2015年9月23日章程第二十九条载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十条载明：“股东依法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2017年9月29日，被告娄忠华经福建省邵武市公证处公证向原告邮寄股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载明：被告娄忠华拟对外转让所持贤邦公司10%的股份，转让价为600000元，于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并要求原告自接到本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答复，如期满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本人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如不同意转让，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也视为同意本人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在同等条件下，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同日，被告项贤官经公证向原告邮寄股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载明：被告项贤官拟对外转让所持贤邦公司58%的股份，转让价为14800000元，于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其他内容与上述通知书一致。2017年11月3日，被告项贤官、娄忠华、卫国裕出席参加贤邦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为：表决本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章程修改事项，股东出资、公司启动基础建设事项。决议载明：2017年9月29日，股东项贤官、娄忠华向股东王广顺公证送达《股权转让事宜通知书》征求意见，股东王广顺于2017年10月2日收到通知，在30日内未予答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召开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项贤官主持，股东项贤官、娄忠华2人和受转让方卫国裕参加。所作出决议公司股东表决权68%通过。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被告项贤官将持有公司注册资本58%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卫国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同意被告娄忠华将持有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卫国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后，被告卫国裕持有公司68%股权，原告王广顺持有公司32%股权。2017年11月13日，被告娄忠华、卫国裕签订《福建贤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娄忠华同意将所持有贤邦公司10%股权（认缴注册资本6000000元，未出资）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卫国裕，被告卫国裕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支付转让款200000元，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400000元。同日，被告项贤官、卫国裕签订《福建贤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项贤官同意将所持有贤邦公司58%股权（认缴注册资本34800000元，实缴注册资本10000000元）以148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卫国裕，被告卫国裕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支付转让款2500000元，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4300000元，2018年11月3日前支付8000000元。2017年11月14日，贤邦公司工商登记投资人股权由“项贤官认缴注册资本3480万元，王广顺认缴注册资本1920万元，娄忠华认缴注册资本600万元”，变更为“卫国裕认缴注册资本4080万元，王广顺认缴注册资本1920万元”。2018年1月5日，被告项贤官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与王广顺、娄忠华共同创办设立福建贤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并参与实际经营管理。鉴于目前本人已将名下贤邦公司58%股权以148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卫国裕先生，现承诺：在本人转让相关股权之前，根据本人了解，贤邦公司对外担保有：本人曾向王广顺借款1000万元，约定利息月利率1.5%，陈华平与福建一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贤邦公司向两担保人提供反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对外无借款、担保、抵押、质押、留置等。”2017年12月18日、2018年1月3日、2018年2月14日被告卫国裕分别转账给被告娄忠华100000元、120000元、155000元。2018年2月24日，被告娄忠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卫国裕福建贤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60万元整（陆拾万元整）人民币。其中经卫国裕银行帐户转帐至娄忠华银行帐户37.5万元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收到现金22.5万元整（贰拾贰万伍仟元整）。”2018年3月份，原告王广顺的儿子王斌以民间借贷纠纷将被告项贤官起诉至临海市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项贤官返还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并要求案外人陈华平、福建一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另查明，留存于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被告娄忠华将其持有贤邦公司10%股权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卫国裕，并在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支付。被告项贤官将其持有贤邦公司58%股权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卫国裕，并在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支付。后，原告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实际价格是1000元、10000元，并非600000元、14800000元，要求确认相应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因此涉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留存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与通知原告的转让价格不一致。二是被告项贤官、娄忠华与卫国裕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与通知书中载明的付款期限不一致。三是被告卫国裕未向被告项贤官、娄忠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嫌疑。四是各被告2017年9月26日、2017年11月3日召开股东会均未通知原告。该院认为，首先，三被告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留存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0000元和1000元，但根据被告项贤官、卫国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被告项贤官已实缴10000000元。另外，即使各股东对被告项贤官的实缴金额尚未统一意见，根据庭审调查，原告亦是认可贤邦公司最初的启动及工程款的支付主要由被告项贤官负责。同时，被告娄忠华确认已收到股权转让款，基于上述情况，该院认为股权转让款确定为10000元及1000元并不符合情理。同时，被告卫国裕确认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4800000元及600000元是设定了自身的付款义务，且金额巨大，如涉案股权实际价值在10000元、1000元左右，被告卫国裕愿意以14800000元及600000元受让股权，系加重了自身负担，并不符合常理。故该院确定被告项贤官、娄忠华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卫国裕确定的真实价款应为14800000元、600000元。其次，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通知中对付款期限约定不同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自收到股权转让通知至今并未明确愿意按14800000元及600000元收购涉案股权，其在庭审中亦提到贤邦公司各股东并未完成实缴，也未经过验资，涉案股权以14800000元及600000元转让，与其实际价值不符，可见原告对该转让价格并不认同。在其未同意以14800000元及600000元收购股权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款付款期限约定的不同，并不影响原告对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判断。再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卫国裕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实际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该院认为，被告卫国裕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反映的系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原告为证明三被告存在串通，提供了律师函、参加股东会议通知（2018年3月27日）、缴纳出资催告函、贤邦公司营业执照登报作废手续、快递单、催告函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反映的系股东在公司经营中要求其他股东履行义务的内容，属于公司治理领域的内容，不足以证明被告项贤官、娄忠华与被告卫国裕恶意串通，虚构交易价格，剥夺原告优先购买权的事实。最后，原告主张两次股东会未通知其到场的问题。该院认为，即使该两次会议原告未到场，但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已通知原告，不影响原告对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判断。综上分析，该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项贤官、娄忠华分别与被告卫国裕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及贤邦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被告项贤官、娄忠华在转让其持有的贤邦公司股权前，已书面告知原告转让价款及付款期限。原告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三十日内，并未答复是否同意对外转让，也未明确是否愿意按14800000元、6000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股权，故视为其同意转让。被告项贤官、娄忠华于2017年11月13日分别与被告卫国裕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被告卫国裕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判决：驳回原告王广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由原告王广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卫国裕提交了下列证据：1、股权转让款支付通知书一份，拟证明项贤官将其名下贤邦公司58%股权转让给卫国裕，真实转让金额为1480万元的相关事实。2、银行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一份，拟证明卫国裕在收到项贤官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已部分履行的事实。3、证人金某的证言，卫国裕为证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向本院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金某陈述：其与卫国裕是朋友关系，认识项贤官、娄忠华、王广顺。两次股权转让都知道，开股东会时都在场，王广顺本人都没参加，第一次是派他儿子王斌来，第二次是派了律师。2018年1月，其陪同卫国裕到台州看望王广顺，谈了三件事，一是卫国裕问企业要不要做，王广顺说不做了。二是项贤官借了王斌1000万元，本息还给王广顺是否可以，王广顺说可以。王广顺有32%的股份，是空股，要求转让给卫国裕，价格192万，卫国裕商量后说能不能少点，王广顺说不能少。三是王广顺在经营期间有垫资，卫国裕问能否找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账，王广顺也是同意的。金某借给项贤官80万，贤邦公司作担保，利息2%，打了借条。其催项贤官还钱，项贤官将股权转让款1480万里面的100万转由卫国裕还给他。现在卫国裕还了30万，年底之前再还70万。4、股东授权委托书一份，拟证明王广顺委托其子王斌参加了2017年11月3日召开的贤邦公司股东会。王广顺质证认为，对股权转让款支付通知书真实性有异议，项贤官没有出庭，是否他本人签字不知道，假如说是真实的，也只是表明项贤官将自己的债务转让给卫国裕，金某也没有签字确认，是否同意有无收到钱没法体现；对银行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卫国裕通过银行账号汇入金某账户款项，就算是真的，支付的也只是少部分的款项；证人证言对本案没有重大的影响，并不是说股权转让款支付了多少，而是股权转让有无损害王广顺的优先购买权；股东授权委托书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案件的证据使用，如果法院认为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则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王广顺有委托过王斌，然王斌实际上没有参加股东会。本院认为，股权转让款支付通知书、银行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和证人金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项贤官将其对卫国裕享有的148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100万元转让给金某，卫国裕已向金某支付30万元的事实；股东授权委托书系二审庭询谈话结束后提交，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8年6月30日，项贤官向卫国裕发出《股权转让款支付通知书》，要求卫国裕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直接支付给金某。2018年8月1日，卫国裕向金某汇款30万元，并在转账凭证中备注“代项贤官还款”。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广顺起诉请求确认被上诉人项贤官、娄忠华与被上诉人卫国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针对其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阴阳合同问题。本案存在两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三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留存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10000元和1000元，另一份是项贤官、娄忠华与卫国裕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1480万元和60万元。王广顺认为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公示效力，其效力远高于未经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10000元和1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股权登记是一种宣示性的程序，其公示、公信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保障公司外第三人的权益方面，而对于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则并非其关心之问题。股权的变动是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结果，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显然不属合同双方的履约行为。对于股权外部登记对股权变动的效力适用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因此，对于本案当事人而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效力高低之说，而是阴阳合同之关系。关于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即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问题。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价格相差悬殊，卫国裕称为避税需要签订阴阳合同，其自认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480万元和60万元。从项贤官、卫国裕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双方确认项贤官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且项贤官在向王广顺之子王斌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因开办贤邦公司缺资金向王斌借款1000万元，项贤官在向卫国裕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将名下贤邦公司58%股权以1480万元的价款转让，两份承诺书出具时间均在一审诉讼之前，结合娄忠华出具的收条确认已收到卫国裕全部股权转让款60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价格10000元和1000元并非各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确定项贤官、娄忠华将股权转让给卫国裕的真实价格为1480万元和60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付款方式问题。项贤官、娄忠华寄给王广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与两人和卫国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上是一致的，但付款方式不同，为此，王广顺认为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损害其优先购买权。本院认为，价格条款是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核心条款。王广顺在收到股权转让通知书后未明确表示同意以1480万元和60万元的价格收购股权，直至上诉时仍对该转让价格持有异议，因此，在王广顺不同意以该价格受让股权的情况下，付款方式的不同不影响其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判断。 关于恶意串通问题。卫国裕已向娄忠华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60万元，且在接到项贤官股权转让款支付通知后，已向案外人金某支付30万元，余款因贤邦公司反担保问题未解决尚未支付，王广顺主张各被上诉人相互之间空转股权，与事实不符。卫国裕等人以公司名义向王广顺发出参加股东会议通知、缴纳出资催告函、催告函等，系其作为公司管理人员履行管理公司的职责，不能因此认为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综合前述分析，王广顺主张三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未参加股东会问题。王广顺认为其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严重影响其对股权转让问题的判断。经查，股东会决议事项已事先通知王广顺，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款均未发生变化，且股东会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68%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广顺是否参加股东会不影响其优先购买权的判断，也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综上所述，王广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广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王 旖 -16-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