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9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南，男，198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敏、应相业，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缙云县新建镇乌沟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704781554Y。 法定代表人：李雄信，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晓兵，浙江丽阳（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街道电力路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148600002C。 法定代表人：徐翔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益光，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缙云县新建新南玻璃店。住所地：缙云县新建镇新寺路102号，工商注册号：331122660006863。 经营者：陈志强，男，197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红，男，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兆福，缙云县五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旭丹，女，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跃，浙江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建南因与上诉人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公司）、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电公司）、被上诉人缙云县新建新南玻璃店（以下简称新南玻璃店）、朱建红、周旭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建南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浙1122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判令各被上诉人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赔偿上诉人450185.43元，缙云县新建新南玻璃店赔偿上诉人150061.81元，朱建红和周旭丹共同赔偿上诉人1200494.48元、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赔偿上诉人300123.62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遭受的损失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按照农村标准认定上诉人的赔偿金额，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生活于城镇，经济来源于城镇，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数额。首先，上诉人长期居住地址为，并非新建镇下属的农村地区，该区块应属于城镇范畴。其次，上诉人一审中也已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的所涉土地已因城市建设被征收征用，其虽为农业家庭户口，但并非以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来源。上诉人一直在新建城镇务工，城镇收入系其家庭的经济来源，并且与缙云相邻的永康都已经有相应文件，确认均应按照居民标准进行赔偿。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赔偿标准应当依照当地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上诉人因本次事故致二级伤残，终生将与轮椅为伴，而上诉人父母虽未达到60周岁，但客观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其情况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上诉人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是否属于被扶养人并非以年龄超过60周岁作为评定标准。本案中，上诉人的父母已年近60周岁，劳动能力基本丧失，且家中所有土地均已被相关部门征收征用，家中主要生活来源于上诉人的务工收入。现作为二老独子的上诉人遭受重大损伤，构成二级伤残，已无力扶养父母，因此，上诉人两父母已无任何经济收入，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被扶养人的规定，因此，其被扶养人费用应予支持。其次，上诉人因本次事故，其不仅失去了对父母的扶养能力，更需父母的扶助生活，僵硬的适用年龄作为被抚养人标准也不客观，更何况国家干部的标准是60周岁的还是55周岁标准尚未定论，几年后，其父母必然达到上述年龄，而上诉人仍然是无扶养能力，那么是否意味着在其父母达到60岁后，上诉人可以再行要求，法理显然并非如此，因此相关规定中明确超过60岁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三）、上诉人主张的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等物品上诉人每天均在实际使用，客观上也是必然产生，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病历和丽水天平司法鉴定所缙云分所的司法鉴定，上诉人的下半身已无知觉，大小便无法自理。若不借助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等物品，上诉人无法正常排便。因此，该费用是上诉人必然会产生的费用支出，应当予以支持。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中虽有标明仅能作为治疗使用，但其诊断病历也明确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的真实性，而且客观上也需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二、被上诉人周旭丹系被上诉人朱建红妻子，同样从事铝合金门窗经营工作，上诉人工作所产生的收入都是其二人共同共有。且案发前，上诉人为二人工作的部分工资系由被上诉人周旭丹直接支付的。可见，两被上诉人系共同雇佣上诉人。被上诉人周旭丹应在朱建红赔偿范围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上诉人三鼎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二、撤销一审要求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用的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原《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村镇建筑工匠必须取得村镇建筑工匠资格证书，方可承担村（居）民住宅建设施工任务”2004年7月30日修改为：“村镇建筑工匠应当具备相应的建筑施工技能，按照规定承担村（居）民住宅建设施工任务。”修改后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无需特定资格，只需具备施工技能即可。再者，本案事实上新南玻璃店经营范围包括从事铝合金门窗的加工；陈志强在安监局笔录的第3页中陈述主要从事铝合金门窗的加工零售、安装。本案承揽事项只是在已经存在的墙体上方安装约7平方米左右雨棚；其加工安装的技能要求比门窗的加工、安装更加简单。综上，在法律上本案所涉简易雨棚的安装无需特定资格，具备相应技能即可。在事实上被告新南玻璃店有比安装雨棚更复杂的门窗加工、安装技能；其客观上完全有能力从事简易雨棚的安装。现实生活中众多简易雨棚也就是门窗店的人员加工安装。为此，上诉人在选任上没有过失。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外来作业人员未开展安全生产作业知识培训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是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本案所涉工作不属于高压电工的危险作业。本案墙体高度与电线的高度经过县安监局的测量有3.55米，根据《浙江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规定，本案安装雨棚不属于高压范围的工作区域。再者，本案所涉工作正是因为上诉人自身没有相应的安装设备和能力，故邀请具有相应技能的新南玻璃店加工、安装。新南玻璃店和朱建南关于雨棚的安装比上诉人更具有相应技能。所以，在事实上不能由不懂技能的定作人去培训具有相应技能的承揽人。法律上没有规定公司对外来厂区作业人员必须开展安全生产作业知识培训，对外来人员的培训不是法定义务；而且对外来人员是否需要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应该是由公司根据具体的外来人员身份、具体的工作（是否属于本公司生产技术范围）、以及与公司经营范围（不是本公司的业务范围无法相应培训）的关联性等情况综合确定。为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对施工人员开展生产作业知识培训存在过错是错误。 上诉人供电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驳回朱建南要求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建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医院诊断认定朱建南有被高压线触电、伤势存在电击伤的相关事实，而医院的诊断主要是基于朱建南的自述，一审中朱建红曾提出申请要求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朱建南坠落受伤原因进行司法鉴定，但因鉴定机关认为无法鉴定而无果，足以说明现有证据不能确定朱建南受伤是因高压电触电所引发。2、一审判决否定《高压供用电合同》与本案有关联性明显错误。该合同主要证明涉案高压线的产权属于三鼎公司，虽然合同于2015年5月8日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但实际双方仍然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涉案高压线仍然是当时的线路，电线杆上的标识也可以确认高压线产权归属，该产权归属并没有因合同没有续签而改变。3、一审判决认为供电公司未按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认定是错误的。三鼎公司举证说明了电线杆附近的变压器不仅设置了警示标志，而且用铁丝网与通道隔离。电线杆上供电公司设置的线路产权标志上即有“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警示警告标志。即使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其过错责任也应该由产权所有人承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错误。一审判决完全忽视了案涉高压线的产权不是供电公司的事实。《高压用电合同》不仅确定了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还明确了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合同约定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起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朱建南答辩称：针对三鼎公司的上诉，朱建南认为，1、三鼎公司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本案中所涉的房屋并非是建筑法规定的临时性用房，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要认定是临时性用房或者临时建筑的话，必须要有市县一级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批准，而本案中的建房和雨棚并没有经过缙云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批准。本案中的雨棚是为了长期甚至一直使用下去，不符合临时建房的一个临时性。2、关于资质的问题，《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条款条文规定并不是说不发放资质，而是地方的一个行政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和指导，然后在培训合格之后发放相应的合格证书，并非三鼎公司所说的无需特定资质。其次，该条例针对的是村民自己建设用房、农村、农民自建的一个住宅，而本案中所涉的房屋以及雨棚不属于农民自建住房的一个范畴，所以本案也不适用于该条例。对于三鼎公司是否对新南玻璃店存在选任过失的问题，新南玻璃店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只是铝合金的加工和零售，并不包括安装以及相应的焊接这方面，所以三鼎公司确实存在一个选任过失的问题。3、关于警示标志的问题，案发的平台上以及相应的线路上确实是没有安装任何警示标志和警示措施的，到现场可以看到，其警示标志是贴在平台里面的一个房屋，而且该警示标志仅限于平台房屋里面的一个变压器，实际上针对于平台上面的电力设施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措施是没有采取任何的警示标志和相应的警示标语的。因此，三鼎公司存在没有安装警示标志的一个过错。针对供电公司的上诉，朱建南认为，1、关于朱建南是否是存在电击伤的问题。朱建南提供的病历以及天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均已列明了朱建南身上是有遭受电击伤的。而且一审过程中，证人施某陈述到当时朱建南落到地上，他的右下腹部有像烧伤灼伤一样的痕迹，在一审过程中朱建南也已经将该伤势展示给法庭看，与施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吻合，能够印证朱建南确实是有遭遇过电击伤。2、关于供电公司提出根据产权来进行分割责任主体的问题，供电公司提供的合同在2015年时已经到期。在合同到期的情况下，合同是否续签应当要经过双方的合意。所以供电公司依据该合同来主张按照双方产权来划分责任主体依据不足3、关于本案电力线路安装问题，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导线水平以及垂直范围内5米的这个平面都是作为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安全保护区的，根据缙云县安监局的一个现场勘验笔录和相应的一个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本案中电线到导线距离地下的一个距离实际上是3.5米，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例规定的一个电力设施安全区域范围。因此其在安装的时候明显就存在着一定的过失。此外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细则》的规定，在相应的一个人员活动频繁的区域，电力管理部门应当要在下面设置相应的一个警示标语和一个相应的标志，但是本案中所有的案发的地点，根本没有任何供电公司出具的警示标志。 三鼎公司答辩称：针对朱建南的上诉，三鼎公司认为，1、一审法院按照农标认定上诉人的赔偿金额正确。根据我省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一般依据受害人户籍身份来区分适用“城标”和“农标”。本案中，上诉人为农业户口，应按“农标”赔偿。其次，要判断某个地区是否为城镇，需确认该地区是否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上诉人的居住地新建镇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且工商业规模较小，将其按照城标赔偿与事实不符。此外，上诉人一审时只是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土地征收情况证明，其也没有提供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村委证明不足以待证其大部分土地被国家征收。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父母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与客观事实相符，且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成年人要作为受害人的被扶养人必须是丧失劳动能力，语义上理解就是“现在”丧失劳动能力，而并非“将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表述：“只有受害人在遭受人身损害时依法应承担抚养义务的人，才可以被列入被扶养人范围，至于后来才需要受害人扶养的人，不在此限。”本案中，上诉人遭受人身损害时，其父亲的年龄不足60周岁，母亲的年龄未足55周岁，都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尚有劳动能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生活来源。一审法院不将上诉人的父母认定为被扶养人与客观事实相符，符合法律的规定。3、一审法院认为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等尚未实际发生，不予支持，与客观事实相符。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缙云惠民康复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上明确写明“只作疾病证明，不得作其他证明使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符合规定。而且，一次性尿垫（每日4张）、一次性纸尿裤（每日3件）、一次性导尿包（每日4个）都是引流尿液的工具，无需共同并用。如在此时一并予以支持不符实际。针对供电公司的上诉，三鼎公司认为，1、《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3）项关于产权约定的条款为无效条款。电表（电能计量装置）是开始计算用户电量的开始，通过电表之后才计量用户的电费；应当以此作为用电客户产权分界点。关于电能计量装置外的高压电线答辩人作为普通的用电客户没有技术、能力和资质去维护、管理；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的经营者，应当配备相应技术和资质的电力工作人员对高压线路进行维护、管理。但是供电公司为了免除自己责任，就凭借优势地位故意在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3）项将电能计量装置（开始计量用电量）外的高压线表述为用电方，符合《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条款。2、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依据《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第5款承担责任是正确。上诉人提供《高压供用电合同》的有效期是2010年5月29日至2015年5月28日，在2016年11月19日朱建南受伤之日该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所以该合同第八条第5款的约定对双方已经不具有约束力。供电公司提供的《高压供用电合同》到期后，按照《电力法》第60条立法本意，双方是应当重新签订供用电合同，但是没有重新签订；按照供电公司开庭中陈述原合同到期后应该网上续签，但双方也没有续签。《高压供用电合同》明确约定的有效期到期后，虽然供电和用电继续，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合同中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继续有效，更何况在到期后用电设备清单等内容发生了变化；如果合同到期后也认定原合同中约定权利义务均继续有效，那么原合同中约定有效期没有任何意义。双方没有重新约定就应该按照法定处理。3、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正确。《侵权责任法》相比《电力供应与适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效力等级更高，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而且《侵权责任法》属于新法，更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从事高压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责任……”该条文中从事高压指的是从事以高压制造、运送电力、蒸汽等活动；经营者是指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高压电力、蒸汽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它是与消费者相对应的主体。本案中供电公司作为经营者出卖高压电力，答辩人作为消费者购买高压电力。《侵权责任法》规定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由旧规则的输电线路产权人承担变更为从事高压经营者承担，是鉴于发生高压电击伤害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供电公司所经营的高压电能。为此，一审法院确认从事高压的经营者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是正确。 供电公司答辩称：针对朱建南的上诉，供电公司认为，一、损害金额的问题，朱建南认为是应该按照300余万元的款项，由供电公司承担其中的10%，该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城标农标问题，朱建南是农村户口，要有失地农民的证明或者是失地保险，本案中，朱建南没有提供上述证据，或者是在城镇里面生活一年以上的证据，因此其主张以城标来赔偿证据是不充分的。二、关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的问题，朱建南的父母亲没有证据证明符合要求被扶养的法律规定，因此一审该部分判决是正确的。三、关于一次性尿垫等物品，一审法院以没有实际发生未支持是正确的，朱建南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病情处理意见不能等同于司法鉴定，且在病情处理意见中，只涉及一次性的尿垫，没有尿裤或者导尿包，朱建南提供的收据都是不同的单位且编号是连号的，不能采信。针对三鼎公司的上诉，供电公司认为，一、三鼎公司认为供电协议存在供电公司免除自己责任所以是无效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按照合同法规定，只有具备了五种法定事由的时候，才会导致合同的无效。案涉高压供电合同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过协商一致所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免除供电公司的责任，因此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二、供电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供电协议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该合同到期以后没有续签，因此没有关联性，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合同在2015年期满了以后没有签订续签合同，但是双方仍然按这个合同履行，三鼎公司仍然在用电、付款，合同实际上仍在履行。三、合同中对于产权分界点的约定是非常清楚明确的，作为朱建南触电的地点的产权，显然是归属于三鼎公司的，合同没有续签不会发生产权的变动也不发生产权分界点约定的变动，关于供电设施的维护的责任。也没有变化，因为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第八条供电方用电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的产权分界，各自负责设备的维护管理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合同跟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法律是清楚的，对朱建南跟朱建红的雇工雇主关系适用了侵权法第三十五条，后法是优于前法，但是法律同时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电力法就是一个特别法。司法实践中也是按照产权责任来区分责任。在一审法庭调查当中，在触电的电线杆上有高压危险的警示警告标志。朱建南和三鼎公司针对本案供电公司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不能成立。 新南玻璃店答辩称：朱建南跟新南玻璃店没有任何关系，供电公司与其只是家庭用电的关系，跟本案也是无关的。三鼎公司跟新南玻璃店是只有铝合金窗的业务，没有其他业务。本案所涉的雨棚，新南玻璃店只是给朱建红介绍，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请求法院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朱建红答辩称：朱建红对一审判决也是不服的，但由于经济困难就没有提起上诉。一审判决认定的承包和雇佣关系是错的。新南玻璃店的陈志强接了三鼎公司冷水塔处搭简易棚的工程，让朱建红帮他找几个人一起去做。后朱建红联系了朱建南、陈忠明，一起去了三鼎公司。朱建红、朱建南、陈忠明等四个人都是为陈志强的新建玻璃店干活的，更与周旭丹没有关系，朱建南及陈志强均陈述系与朱建红联系，故本案被告周旭丹的主体不适格。三鼎公司之前也与陈志强发生过承包关系，不应该把朱建红列为雇佣者。三鼎公司将搭建雨棚工程发包给新南玻璃店，陈志强只是叫朱建红去找几个人干活，不存在承包的关系，涉案的工程只有7个平方米，不可能再存在转包的关系，朱建红也是提供劳务者。朱建南是由于碰到高压电而受伤的，应该适用特殊侵权法律关系，不应该适用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朱建男是农村户口，应该适用农村标准。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 周旭丹答辩称：一、关于城标农标的问题，同意三鼎公司跟供电公司的意见，另外，城镇的区域划分是应该要有红头文件的，不是朱建南自己说住在就行的。二、朱建南要证明自己失地，但没有提供失地保险以及主管部门的证明。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朱建南的父母亲年龄没有达到扶养标准，不能是用来推断的。三、关于周旭丹本人有没有经营铝合金门窗厂的问题，周旭丹在生小孩之前是卖衣服，跟朱建南有矛盾以后，确实一直都没有参与铝合金门窗厂的工作。主要收入是夫妻用于共同共有，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且在一审的判决书中，各个笔录里都没有提到周旭丹参与。 上诉人朱建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001236.21元（被告已支付的112000元尚未扣除）；2、诉讼费由被告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三鼎公司因生产需要，决定在公司厂房外围冷水池上搭建雨棚。被告三鼎公司将工程承包给被告新南玻璃店，被告新南玻璃店又将上述工程转包给被告朱建红，被告朱建红雇佣原告及施某、陈钟明进行施工。2016年11月19日，原告在被告三鼎公司的冷水池上搭建雨棚，提拉横梁上墙，准备交给在场的其他人员进行焊接时，因冷水池搭建距离高压线过近，原告手中的横梁靠近高压电线，导致原告全身麻木，掉落地上致原告受伤。原告受伤后，于2016年11月19日至11月21日在缙云县钭氏伤科医院住院治疗3天，于2016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转至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二医院手术治疗10天，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7月18日又转至缙云惠民康复医院住院治疗229天，并于2017年7月18日出院；2017年7月19日又因病情需要，继续到缙云惠民康复医院住院治疗，直到8月27日出院。2017年8月1日，经丽水天平司法鉴定所缙云分所鉴定，评定（一）、被鉴定人朱建南左第2-7肋骨骨折，左锁骨肩峰端骨折，右第5、6肋骨骨折，胸腔积液，双侧创伤性湿肺，胸5、6椎体爆裂性骨折脱位伴截瘫，胸5/6节段胸髓损伤，胸3、4椎体骨挫伤，多发胸椎附件骨折，电击伤，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裂伤，肺不张及后遗症（剑突以下痛温觉减退，双下肢肌力0级，垂踝，不能站立）与2016年11月19日外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二）、被鉴定人朱建南2016年11月19日因外伤致左第2-7肋骨骨折及右第5、6肋骨骨折，T5、T6椎体骨折伴截瘫、T5/6节段胸髓损伤及后遗症（剑突以下痛温觉减退，双下肢肌力0级，崔踝，不能站立），综合评定为人体损伤二级伤残；（三）、误工期限为受伤之日起至本所定残日前一天止（即2016年11月19日至2017年7月17日止），评定住院期间每天需他人陪护，出院后至评残前每天需他人陪护，评残后符合大部分护理依赖；评定营养期限为90日。原告因本案事件所遭受的损失有：医疗费216676.25元，残疾赔偿金571335.75元[残疾赔偿金449208元（24956元/年×20年×90%）+女儿朱思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22127.75元（18093元/年×15年÷2×90%）]、误工费29715.30元（123.3元/天×241天）、护理费33020元（130元/天×254天）、护理依赖451080元（56385元/年×40%×20年）、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残疾辅助器具（截瘫行走支具）346500元[支具63000元/4年×20年+维修费用63000元/4年×20年×10%]、残疾辅助器具（轮椅）13200元[轮椅3000元/5年×20年+维修费用3000元/5年×20年×10%]、胸椎内固定拆除术10594元、防褥疮及床垫890元。本案事件发生后，被告三鼎公司已赔偿原告100000元，被告朱建红已赔偿原告1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是否被电击坠落致伤；3、原告与各被告间的法律关系；4、各被告间的法律关系；5、原告及各被告是否存在过错；6、原告所受损失的合理性。针对争议焦点1、3、4，根据已确认的有效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三鼎公司与新南玻璃店系承揽关系，新南玻璃店与朱建红系工程转包关系，朱建红与原告系雇佣关系。另，缙云县吉丰铝合金门窗经营部于2017年2月22日注销，经营期间法人为周旭丹，从现有证据角度分析，案涉工程未涉及到缙云县吉丰铝合金门窗经营部和周旭丹，庭审当中原告及被告新南玻璃店法人陈志强均陈述系与朱建红联系，故本案被告周旭丹的主体不适格，原告要求被告周旭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据可依，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缙云县钭氏伤科医院、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二医院、缙云惠民康复医院出院诊断均有电击伤，丽水天平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也有电击伤的鉴定结论，结合原告本人的陈述和原告现有腹部的伤势情况，均能说明原告有被高压线触电、其伤势存在电击伤的相关事实。针对争议焦点5，根据安监局现场照片，现场放有梯子、凳子等设施用于辅助施工，原告爬到围墙顶上施工，手拿6.7米的横梁垂直提拉上去，横梁上端距离高压线过近致使触电坠落受伤，原告在作业过程中，没有按照操作规程站在梯子上施工，提拉横梁时可以通过横向方式远离高压线作业，以免发生触电的危险，可原告垂直提拉横梁作业，导致本案事件的发生，明显存在过错，对造成自身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三鼎公司作为定作人，将工程承包给新南玻璃店，新南玻璃店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铝合金门窗加工零售，承包范围并不包含安装的职能，被告新南玻璃店已超出营业执照许可的经营范围承揽工程，被告三鼎公司存在选任过失；且案涉工程需在高压线下作业，系高度危险作业，被告三鼎公司对外来厂区作业人员未开展安全生产作业知识培训，亦存在过错，故被告三鼎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新南玻璃店将案涉工程转包给被告朱建红，被告朱建红作为自然人，没有相应的建筑资质，被告新南玻璃店没有仔细审查，存在一定的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朱建红作为雇主，明知没有相应建筑资质而承揽案涉工程，且在施工现场围墙外延没有设置安全护栏，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对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被告供电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未在事发地显著位置（比如电线杆上）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故被告供电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6，原告因本案事件遭受的合理损失，应依法得到赔偿。原告因本案事件遭受二级伤残，其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满额定为45000元，具体数额结合原告自身过错情况酌情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无相应发票，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鉴定费，因其系单方自行委托产生，故由原告自行负担。原告主张的其他后续费用，其中，防褥疮及床垫890元有正式发票相佐证，且已实际发生，予以支持；对其他诸如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没有实际发生，且缙云惠民康复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明确了该份证明书只作疾病证明，不得作其他证明使用，故不予支持。原告的误工费、护理费，按照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依据不足，该院决定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原告父母均未满60周岁，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女儿跟随父母在农村生活，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结合全案分析，对于原告的合理损失，由于原告自身存在过错，该院酌情考虑由原告自身承担30%的责任，并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1500元；由被告三鼎公司承担15%的责任；由被告供电公司承担10%的责任，由被告新南玻璃店承担5%的责任；由被告朱建红承担40%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朱建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护理依赖、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截瘫行走支具及维修）费、残疾辅助器具（轮椅及维修）费、胸椎内固定拆除术费用、防褥疮及床垫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258107元，已付100000元，尚需赔偿158107元。二、被告缙云县新建新南玻璃店赔偿原告朱建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护理依赖、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截瘫行走支具及维修）费、残疾辅助器具（轮椅及维修）费、胸椎内固定拆除术费用、防褥疮及床垫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86036元。三、被告朱建红赔偿原告朱建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护理依赖、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截瘫行走支具及维修）费、残疾辅助器具（轮椅及维修）费、胸椎内固定拆除术费用、防褥疮及床垫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688284元，已付12000元，尚需赔偿676284元。四、被告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朱建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护理依赖、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截瘫行走支具及维修）费、残疾辅助器具（轮椅及维修）费、胸椎内固定拆除术费用、防褥疮及床垫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172071元。以上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朱建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35元，减半收取7017.5元，由原告朱建南负担2105元，由被告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053元，由被告缙云县新建新南玻璃店负担351元，由被告朱建红负担2807元，由被告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负担701.5元，原、被告各自负担的费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期间朱建南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病情处理意见书、医疗服务发票、收据，拟证明朱建南因本次事故受伤需要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等物品。三鼎公司质证认为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证明朱建南实际购买过，要证明损失应当提供税务发票和医疗证明。供电公司质证认为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不能证明朱建南观点成立，具体的金额以及所需的规格需要司法鉴定确定，提供的票据应该是正规合法的税务票据，而不是收据。新南玻璃店质证认为没有异议。朱建红、周旭丹质证认为同三鼎公司和供电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周旭丹向本院提供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周旭丹在2015年、2016年没有参与铝合金经营部的经营。朱建南质证认为对于三性均有异议，解除婚姻关系必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并颁发离婚证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在法律上未生效。三鼎公司质证认为没有异议。供电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协议没有经过登记机关办理离婚证。新南玻璃店质证认为不能确认真实性。朱建红质证认为离婚协议确实是写过，只是由于朱建红的原因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本院认证认为，朱建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一审起诉前有上述费用支出，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周旭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也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另查明，供电公司与三鼎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0年5月29日起至2015年5月28日止”，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合同。 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三鼎公司与新南玻璃店系承揽关系，新南玻璃店与朱建红系工程转包关系，朱建红与朱建南系雇佣关系，对该部分认定，三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新南玻璃店和朱建红虽然有异议，但并未提起上诉，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上述法律关系予以确认。供电公司认为朱建南受伤不是因高压电触电所致，但在朱建南一审中提交的医院出院诊断及鉴定意见中均可见电击伤的相关意见，在供电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抗辩朱建南受伤与高压电触电不具有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对于朱建南因高压电触电造成的损害，三鼎公司作为定作人，将案涉雨棚安装交给不营业范围不包括铝合金门窗安装的新南玻璃店承揽，且案涉雨棚安装系在高压电设备附近进行，三鼎公司对作业人员并未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警示等指示预防措施，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三鼎公司存在指示、选任的过失；虽然在《高压供用电合同》中供电公司与三鼎公司就案涉高压电设备约定了产权分界点，但该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导致案涉事故发生时相关高压电设备的管理人不确定，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能的输送者、三鼎公司作为用电方，均应对损害的发生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确定各方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有误，但对赔偿责任比例实体处理恰当。关于朱建南合理损失的金额，朱建南主张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符合城镇居民赔偿标准的情形，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朱建南损害发生之时，其父母均未满60周岁，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其该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另，朱建南一审诉请中主张的一次性尿垫、一次性纸尿裤、一次性导尿包、开塞露等物品费用，在其起诉时并未实际发生，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也不影响其以后行使相应权利。关于周旭丹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朱建南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系朱建红、周旭丹共同雇佣其从事本案中的工程，故其要求周旭丹承担责任没有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34元，由上诉人朱建南承担9384元，上诉人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承担1690元，上诉人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有限公司承担12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金红萍 审 判 员 苏伟清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叶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