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7431号原告：黎石存，男，197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平，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双如，女，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源，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琴，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容桥，男，195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波，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民，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负责人：张建，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琴，女，1984年2月16日出生，该行职员，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倩，女，199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该行职员，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告黎石存诉被告罗双如、黎容桥财产权属纠纷一案，本案原审于2008年5月6日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钟伟强独任审理。2008年7月28日，本院作出（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书》并生效。2015年3月19日，黎容桥就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原告黎石存的诉讼请求。经审理后，本院作出（2015）穗增法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申请人黎容桥的再审申请。其后，黎容桥又就原审判决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审查后提请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本案。2017年8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石存在庭审后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增城支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招商银行增城支行为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并再次进行了开庭审理。原告黎石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平，被告黎容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波和谢志民，被告罗双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源、郭秀琴，第三人招商银行增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倩和陈秀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石存在原审中诉请：1、确认被告位于增城市××城街××洋溪村厂房一幢共五层（3548.75平方米）和一座铁皮层（棚层）约193平方米的所有权和门前空地约73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所有；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重审中，原告申请增加如下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11月9日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两被告协助办理涉案厂房及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原、被告是增城市荔城街庆丰村社员。被告黎容桥于2001年左右因做房产生意欠下巨债开始四处躲债，而被告罗双如则带着与黎容桥共同生育的三个孩子在增城工作生活，罗双如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孩子的超生费用以及清偿对外欠款经黎容桥同意后多次向原告借钱。大约在2003年，由于两被告无能力还款，双方经过口头商议，将位于增城市××城街××洋溪村厂房一幢共五层（3548.75平方米）和一座铁皮层（棚层）约193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厂房”）和门前空地约731平方米的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进行抵债，当时厂房只是建了一个框架，原告收到厂房后就投入了资金继续对厂房进行修建，一直到2003年10月份，涉案厂房建成，并出租给张志映、汤保基使用。由于原、被告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直至2006年10月份，原告催促被告黎容桥补签房屋买卖协议，但黎容桥反悔并称要慢慢还钱。之后双方经过沟通，除原告之前出借的50万元，原告再加30万元购买涉案的厂房、土地。2006年11月9日，原告和罗双如在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根据之前的口头约定，被告黎容桥让罗双如拿黎容桥的私章在《房屋买卖协议书》上加盖。协议签订当天，原告依约向两被告付清了购房地款80万元，两被告也开具了《收据》给原告收执。合同签署后，被告罗双如还将手上涉及涉案房屋、土地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原告。由于两被告卖给原告的涉案厂房及土地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原告认为，双方的买卖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合法有效。故原告应对涉案厂房享有所有权，对涉案土地享有使用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定买卖关系有效。”，故应确认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为此，原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罗双如答辩称：1、答辩人是在丈夫黎容桥的同意下将涉案厂房和土地卖给原告的。当时原告与两被告是同村人，也是邻居，双方关系较好，原告是村队长，一般有什么事都是找队长的。被告黎容桥做生意欠债较多，自2001年开始黎容桥在外藏匿很少回家，经常换电话。答辩人与黎容桥生了三个小孩，最小孩子于1999年出生，那时才2岁，黎容桥逃债时一直没有给生活费，答辩人也无法与之联系，只有黎容桥主动打电话回家，答辩人才能与黎容桥说上两句话。答辩人因为要带三个小孩，也无法出去工作，所以没有任何来源，只能向他人借钱。而原告是队长，邻里关系比较好，所以答辩人陆续向原告借了几十万元。有一次黎容桥打电话回家，答辩人与其沟通后，黎容桥同意以8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厂房和土地卖给黎石存。基于此，答辩人才与原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当时涉案厂房只有框架，并未砌砖和装修。80万元中有50万元用于抵扣答辩人之前向原告的借款，剩余30万元是原告陆续以现金方式向答辩人支付。答辩人确实持有黎容桥的私章，黎容桥离家前有交待答辩人处理其留下来的相关事务。当时答辩人与黎容桥商量卖房子的时候，黎容桥告诉答辩人可以用其私章，因为私章就代表黎容桥的签名。在同一时期，黎容桥仍售卖了其所开设的增城市金汤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多套房产，这些房屋买卖合同上均有加盖黎容桥的私章。这些私章有些是黎容桥本人加盖的，有些是答辩人受黎容桥委托加盖的。因为黎容桥文化水平低很少签名，答辩人相信只要没有损害黎容桥的利益均可以代表黎容桥去处理。几十年过后，黎容桥的私章仍由答辩人保留，黎容桥也没有要回。答辩人出卖涉案厂房和土地的款项已用于还债（包括黎容桥所欠的个人债务）和生活。答辩人已提供了黎容桥的借据，上述借款都是靠卖涉案厂房、土地的款项来归还的。也多亏卖了涉案厂房和土地，答辩人才能把三个孩子扶养长大，答辩人一直都很感谢原告，几十年过去了，黎容桥才来追究此事，答辩人良心上都过意不去。综上，答辩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后被告罗双如变更答辩意见称：双方协议中约定的80万元，其中50万元用于抵扣答辩人之前向原告的借款，剩余30万元是原告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答辩人支付。被告黎容桥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法律均不相符，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应认定无效，且原审诉讼是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1、答辩人未同意罗双如将涉案厂房和土地出售给原告，原告及被告罗双如也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知情并同意转让。2000年左右，答辩人在广州市做生意，将涉案厂房和土地交由罗双如进行出租和管理，并从中获利。涉案厂房和土地被罗双如以诉讼的方式转让，答辩人并不知情。2、原告接受增城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时，称其曾与黎容桥在电话中商谈用涉案厂房和土地进行抵债，但黎容桥并没有同意。答辩人从来没有授权罗双如使用答辩人的私章，罗双如曾于2008年10月16日在（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864号案民事起诉状上加盖了答辩人的私章，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答辩人否认了同意起诉的事实，故而在该案起诉状中答辩人是原告，但在判决书中成为了第三人，这也说明了答辩人对罗双如使用答辩人私章的行为是不认可的。3、涉案厂房和土地不是黎石存、罗双如、庆丰村洋溪合作社所认为的集体土地，而是答辩人个人所有的国有土地，且已设立了抵押并进行了登记。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关于涉案厂房、土地买卖交易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根据现有证据，2006年11月19日并未交付厂房。协议约定的80万元与市场价格不符，明显低于市场价。按照黎石存在之前诉讼中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涉案土地在1995年价值为38万元，在1995至2003年期间，答辩人在涉案土地上加盖了5层楼框架。如按原告与被告罗双如的陈述，涉案厂房、土地在2003年10月份以50万元价格抵债，这说明涉案厂房、土地在长达8年的时间没有升值，5层厂房框架的成本不超过12万元。而答辩人在80年代开始从事房地产，根据其对市场的判断，将涉案厂房和土地以50万元抵债不符合常理。同时，按照原告陈述在2003年接收涉案厂房和土地的抵债后，原告就将涉案厂房出租给张志映、汤保基，租金为1万元/月，从租金来看涉案厂房的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至于租售比达到1：50这一不合理的程度，因此80万元的交易价格不可信。4、现有证据中关于80万元的交付存在多种不一致的陈述：原审案件中原告代理人称80万元为一次性付清，在再审过程中原告代理人又提出80万元中50万元抵债，30万元现金交付。被告罗双如在本案庭审中陈述50万元左右抵债，剩余将近30万元是陆续交付的；在再审期间，原告又陈述2003年以50万元抵债，到2006年签订涉案合同时增加30万元。这四种陈述分别来自原告、被告罗双如本人以及各自不同的代理人，这四种陈述不可能同真，但可能同假。5、涉案协议签订的地点、参加人员、谁提供协议文本亦存在原告黎石存、被告罗双如、吴锐煌三人的不同陈述，罗双如在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调查中称是黎石存带另外一个人过来，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协议的签订地点应该是罗双如家或罗双如能够做主的地点；黎石存也是说请了吴锐煌律师来见证，这句话的意思是排除了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这个地点；吴锐煌在本案庭审以及中院再审期间明确说到见证的时候是黎石存和罗双如来到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关于合同文本，罗双如声称是黎石存写好带过来的；吴锐煌在中院时称协议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但在本次庭审中，吴锐煌提出合同文本是由其助理提供的。关于收据，黎石存、罗双如都提到是他人书写的，至于是谁写的，也没有提到。吴锐煌律师称收据已经写好再带过来的，按吴锐煌所述当时有4或5个人在场，那么这几个人中总有一个人写了收据。6、黎石存与罗双如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首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然罗双如仍是答辩人的配偶，但其一直竭尽所能站在道德高度维护黎石存的利益，这不符合常理。2013年12月左右，答辩人因刑事案件被羁押后，被告罗双如并未关心和帮助过答辩人，甚至都没有前来探视。直至黎容桥在2017年提出离婚诉讼后，被告罗双如才在主审法官的建议下见了答辩人一次，而该次还是为了对子女作安排并讨要说法才去的。在本案原审中，罗双如以答辩人配偶的身份签收了起诉状及开庭传票等材料，但并未出庭应诉。2008年11月3日，罗双如签收了该案判决书。（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864号案中，罗双如的代理律师为李强和吴锐煌。而本案原审中黎石存的代理律师也是吴锐煌。罗双如在向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所作的陈述中称是因为看到原审判决书后认为吴锐煌、李强律师很厉害，所以才找到吴锐煌、李强代理。但在原审案件判决书中肯定没有金日律师事务所和吴锐煌律师的电话，罗双如当时不可能知道，因为罗双如在2008年11月3日才签收该判决书，但罗双如提起（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864号案诉讼是在2008年10月16日。因此，黎石存、罗双如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财产的行为显而易见，请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制造虚假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第三人招商银行增城支行述称：第三人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行为。借款人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先后于1995年9月14日、1995年11月23日、1995年11月29日分四笔（每笔300万元）向第三人申请借款总计1200万。针对上述借款申请，荔城镇红荔毛巾厂（黎容桥）提供了1849平方米的涉案土地作为抵押担保。1995年11月30日，第三人就涉案土地在增城市国土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1995年12月4日，第三人向借款人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发放了上述借款1200万。因第三人仍未找到本案的借款和抵押资料，所以只能提交借款凭据4张的手机照片以及第三人在增城区国土部门查询时国土部门工作人员所拍摄的照片一张予以证实。对于上述借款的还款情况，第三人暂不清楚，仍需查档核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罗双如与被告黎容桥于1993年6月12日登记结婚。2016年11月9日，被告黎容桥以双方夫妻感情完全破裂为由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17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6）粤0183民初63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黎容桥与罗双如离婚。2006年10月2日，增城市荔城街庆丰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庆丰村洋溪社村民罗双如、黎容桥于1995年购买本村坡吓合作社，约贰仟零陆佰伍拾平方米土地，坐落在本村东侧新联路口段，四至：东至空地，南至庆丰村委厂房即原中建公司，西至村道，北至空地。2006年11月9日，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一、甲方黎石存购买乙方罗双如、黎容桥位于增城市××城街××洋溪村厂房一幢共五层（3548.75平方米）和一座铁皮层（棚层）约193平方米和门前空地约731平方米，四至：东至空地，南至庆丰村委厂房（即中建公司），西至村道，北至空地；二、房屋总价款80万元；甲方黎石存在签订协议书时向乙方罗双如、黎容桥支付80万元；三、因上述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如日后可办理，乙方罗双如、黎容桥应协助甲方黎石存办理；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留档一份，自签字、签章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原告黎石存及被告罗双如在该协议书上签名。与此同时，被告罗双如在《房屋买卖协议书》的乙方落款处加盖了黎容桥的印章。同日，罗双如向黎石存出具《收据》一张，上载：“今收到黎石存交来购买黎榕桥、罗双如共同财产厂房一幢五层约叁仟伍佰肆拾捌点柒伍平方米及铁皮屋壹佰玖拾叁平方米，地皮柒佰叁拾壹平方米，共计人民币现款捌拾万元正。￥800000元（注：地点原中建公司后面：与二00六年十一月九日双方签订协议相符）”。同时，罗双如亦在《收据》上加盖了黎容桥的印章。在（2017）粤01民再13号案件的庭审中，黎容桥陈述其因在增城开发房地产时欠下许多债务，故于1999年离开增城，此后一直与罗双如分居，其开办的金洋公司也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其离开增城后，金洋公司的财务等相关资料也由罗双如带回家，其印章也是罗双如在清理公司财务时拿走的。此外，在2015年11月27日，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对黎容桥的调查笔录中，黎容桥称“80年代我在陂下生产队买地起了五层厂房，一层7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计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办了国土使用证，但没有办房屋产权证，登记在黎容桥名下。……我不知道罗双如转让厂房的事情，后来租给其他人，其他人以装修款抵扣了房租。2013年律师将相关判决书给我看，我才知道转让洋溪厂房一事。2013年我因为广州建业大厦火灾事故导致损害赔偿，我委托律师处理赔偿财产情况，律师发现洋溪村厂房竟然被罗双如转让了。我根本不知情。……我有私章，但我使用私章是有自己的规矩，我收房款开收据的时候会用私章并盖公章。但是我向人家借款，写欠条会用签字盖指模的方式。我的私章之前是放在金洋房地产公司，由财务管，之后公司解散后，由罗双如带回家管了。至于本案所涉转让合同上的私章我没见过，我不清楚是否由我的私章盖的，我没有授权罗双如在转让洋溪村厂房的合同上盖私章。”原告黎石存及被告罗双如均称：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时被告黎容桥虽未在场，但在2003年黎石存与黎容桥、罗双如已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涉案厂房、土地作价50万元用于抵偿所欠黎石存的借款；协议达成同时，涉案厂房（仅是5层框架结构）、土地已交付黎石存使用；黎石存对涉案厂房进行兴建和装修后，出租给了张志映、汤保基；其后黎石存要求就涉案厂房、土地补签协议时，黎容桥反悔，后双方口头约定黎石存再增加30万元受让涉案厂房、土地，在得到被告黎容桥同意后原告黎石存才与被告罗双如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了上述协议，罗双如亦是在获得黎容桥的许可后才在协议上加盖了黎容桥的印章。此外，原告黎石存仍主张即便被告罗双如是在未获得黎容桥授权下签名，但从原告提交的其他购房合同上亦加盖了黎容桥的私章也足以证实被告罗双如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同时基于两被告的夫妻关系，被告罗双如的行为也构成家事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均应由被告黎容桥承担。罗双如主张出售涉案厂房、土地的款项80万元均用于还债、支付超生罚款和日常生活所需。针对上述主张，原告黎石存向本院提交了租赁厂房协议书、购房合同6份、罗双如的调查笔录、听证笔录、答辩状、(2017)粤0183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罗双如提交了借据2张为凭。6份购房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出售方即甲方分别为增城市富翔经济开发公司富盈房地产开发公司富溢房地产开发部、增城市金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洋公司），但6份购房合同上均加盖了金洋公司的公章以及黎容桥的印章。罗双如提供的一张借据显示：2000年5月2日，黎容桥欠罗双娣12万，欠罗润新4.5万；另一张借据显示：2000年6月20日，黎容桥欠罗润新4万、石李园1.2万、罗双娣14万、黄叔权5万、罗双如8万、欠李园1.3万。上述借据上均有黎容桥本人的签名。被告黎容桥对1999年2月22日、1999年8月13日、1998年3月8日的购房合同不予确认，对2000年6月18日、1999年10月9日的3份购房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清楚黎容桥的印章是谁加盖的。同时黎容桥提出在2001年左右金洋公司的公章及黎容桥的印章均由罗双如持有，黎容桥的印章在上述购房合同中是作为金洋公司经济活动的一枚法人公章，其签章代表公司，与本案中黎容桥印章代表的个人行为不同。被告黎容桥确认借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两张借据的金额无法对应，内容不明确，“欠”与“久”无法分清，“欠”或“久”字与后面的字迹不是同时书写，可能是后面添加；同时借据一般由债权人持有，现却由债务人的配偶持有不合常理。被告黎容桥确认其仅兴建了涉案厂房的5层框架结构，案外人张志映于2003年底已使用了涉案厂房，不清楚是谁将涉案厂房修建成可以使用的状态。同时，被告黎容桥表示其并未与黎石存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涉案厂房、土地用于抵债，其对罗双如与黎石存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不知情，并主张罗双如是在未获得其授权的情形下在《房屋买卖协议书》上加盖其印章。对此，被告黎容桥向本院提交了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16日对黎石存在所做的调查笔录为凭。黎石存在该份调查笔录中称“那时候最后一次借我30万，2006年买厂房的时候就一共欠我50万。那时候，罗双如无法还债，我建议她把厂房卖给我，我再补30万给她。那时候，该厂房只有框架，没有砌砖，旁边都是没有开发的。那时候，我是打了电话给黎容桥了他，打了很久，手机都发烫了，由于时间较长，具体内容我忘记了，记得黎容桥提过钱慢慢还，我回答他说不行，……购买厂房是我跟罗双如谈的，我没有跟黎容桥当面谈，罗双如说黎容桥跟他说过为了抚养孩子卖什么黎容桥他都同意，罗双如说过黎容桥同意出卖该厂房。签协议的时候，我是跟罗双如谈的，罗双如带着黎容桥的私章，当时候是罗双如拿黎容桥的私章盖的。我当时候跟罗双如说，要黎容桥回来亲自签，但罗双如说黎容桥在外回不来。……”。原告对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提出其当时并未看笔录就签名了，笔录存在漏记和错记的情形，错记的情况有“大概2012年开始向我借钱”应为“2002年开始借钱”；笔录记载2006年厂房只有框架，实际上黎石存在2003年已取得涉案厂房并装修，2006年厂房并非框架。漏记是指未记载2003年双方已口头约定以房抵债的协议，在2006年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时，黎容桥反悔不同意并称要慢慢还钱，后经双方协商再增加30万元办理涉案厂房抵债手续。又查，2015年1月28日，黎容桥就其与增城市六一幼儿园（以下简称六一幼儿园）、第三人增城市荔城街沿江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沿江居委会）、黎石存之间的所有权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为（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黎容桥在该案中诉请：1、六一幼儿园支付2014年使用黎容桥所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费6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六一幼儿园负担。经审理，该案查明了如下事实：一、1994年11月3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宗地面积1849平方米，权属性质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座落荔××××村梅岭四至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西至路，北至空地。权利人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土地权属来源划拨，抵押权人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二、2003年10月26日，黎石存（甲方）与张志映、汤保基（乙方）签订《租赁厂房协议书》，载明“……甲方同意租赁座落荔城大道新联入口路段的厂房壹栋（伍层包括厂房前的空地）给乙方使用，并订立协议条款如下：一、甲方出租厂房壹栋（伍层），每层面积720㎡，伍层合计总面积3600㎡。二、租赁期限：共捌年，从二00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0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月租金壹万元人民币，从二0一一年起即每月租金壹万壹仟元人民币。……”。三、为查明位于荔××××村梅岭土地（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的地上建筑物（五层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是否经过规划审批手续，本院向原增城市城乡规划局发函了解，2015年2月9日，原增城市城乡规划局作出增规[2015]166号《关于查询红荔毛巾厂（黎容桥）相关规划信息的复函》，载明“关于你院查询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名下位于荔××××村梅岭的土地上的建筑物（五层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是否经过规划审批的问题，现函复如下：你院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均未在我局办理任何规划报建手续。”。四、为查明位于荔××××村梅岭的土地上的建筑物（五层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是否办理了权属证明，本院向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函了解，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5年2月9日作出《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复函》，载明“经查询我局房产系统，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名下位于荔××××村梅林土地上的建筑物尚未办理相关权属登记。”。五、为查明位于荔××××村梅岭的土地（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的权属人，本院向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函了解，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5年4月8日作出《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复函》，载明“经查询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相关档案资料，未发现有红荔毛巾厂工商登记资料，档案中的《土地转让协议》、《地籍调查表》的签字都是黎容桥一人签字，未见红荔毛巾厂的签章。因此，红荔毛巾厂的性质不详，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实质应为黎容桥。申请土地登记时，黎容桥是以‘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名义进行申请，由于当时土地登记不规范，未进行红荔毛巾厂的资格审查，因此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一栏直接填写了‘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建议贵院在审理案件时，对红荔毛巾厂与黎容桥的关系进行审查。”。六、为查明红荔毛巾厂的工商登记情况，本院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发函了解，2015年3月23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出具《关于增城市人民法院的复函》，载明“经查询，增城县荔城镇四街道红荔毛巾厂成立于1987年4月23日，现存开业申请登记档案一套，档案显示该企业性质为集体，主管单位：增城县荔城镇第四街道居民委员会；没有该企业的变更和注销档案。当年尚没有数字化系统，在注册登记系统和网格化综合监督系统中没有‘增城县荔城镇四街道红荔毛巾厂’的登记信息和年检信息。注册地址现场勘查时未发现该企业”。七、为查明位于荔××××村梅岭[土地证号（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及地上的建筑物（五层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是否与六一幼儿园所占用土地为同一块土地，黎容桥对六一幼儿园所占用的土地进行红线测量，经三方质证确认后，本院向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函了解，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函》，载明“来函附件中增城区国土资源测绘院制的编号为荔G2015217号的宗地图是在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八、黎容桥、六一幼儿园、黎石存确认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是黎容桥建造。六一幼儿园陈述：张志映是六一幼儿园的合伙人，张志映向黎石存租赁土地和房屋后，用于开办幼儿园；六一幼儿园在使用涉案土地和房屋后，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加建和改建，只是为了开办幼儿园需要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六一幼儿园向黎石存租赁的土地及房屋即是经（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权的土地和房屋。黎石存陈述：因为六一幼儿园承租涉案土地和房屋十几年了，中间也签订了几份租赁合同；与罗双如、黎容桥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后，因为过不了户，所以才起诉法院要求确权；涉案房屋出租给张志映，之前是用来做厂房的，从2012年开始才开办幼儿园。本院经审理后，认为黎石存依据本院作出的（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判决，取得了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所有权，在上述判决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六一幼儿园据此相信黎石存享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与黎石存签订承租协议，并不具有过错。虽然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并未经过规划报建亦未办理相应的权属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黎石存与六一幼儿园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无效，但上述《租赁协议书》无效，六一幼儿园仍需支付涉案建筑物的占用费，现经过本院查明六一幼儿园已经按照与黎石存签订《租赁协议书》的约定向黎石存支付了2014年全年的占用费（租金），故本院认定六一幼儿园已经履行相应支付占用费的义务。黎容桥在本案中主张对涉案土地及房屋享有相关权利的依据不足，其据此主张六一幼儿园向其支付涉案土地及房屋的使用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本院作出（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黎容桥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黎容桥不服并提起上诉。2017年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终179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已被本院（2016）粤01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上诉人黎容桥与原审第三人黎石存之间关于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纠纷等，可据提审结果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且最终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7）粤01民再13号案件庭审中，黎容桥陈述红荔毛巾厂只是挂有集体名义，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实际为黎容桥个人投资，并无集体投资。经核查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在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地籍资料，该土地证所对应的土地是于1985年3月28日由庆丰村村民委员会以36980元价格转让给黎容桥的，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上载明：“甲方庆丰村，乙方红荔毛巾厂（黎容桥），1、甲方坐落在梅岭土名，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路，北至空地的土地，东西长米，南北宽米，共计1849平方米有偿转让给乙方建房使用。2、甲方以每平方米20元收回乙方的土地补偿费，人民币36980.00元。3、签字后由甲方负责办理用地、报建及其他一切证续，费用由乙方支付，4、签字交款后，土地使用权属乙方所有。”李永年代表庆丰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黎容桥作为乙方在上述协议上签名。1××8年3月22日，黎容桥就该土地以红荔毛巾厂的名义申报居民建房。1××8年6月16日，经审批同意后，增城县国土局发出了《临时土地使用证》和《建筑许可证》。《临时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用地单位（人）：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建设项目：厂房，用地面积：1849m2，土地类别：荒地，土地属境：庆丰村，土地所有制性质：国有，边界四至：东至空地、西至路、北至空地、南至空地。”。《建筑许可证》上载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在荔××××村梅岭兴建建筑陆层，长4.5米，宽14米，合计630平方米。1994年10月18日，黎容桥就该土地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证。核查后，增城市国土局于1994年11月3日填发了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本案审理中，原告黎石存确认（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案件中诉争的六一幼儿园用地和房屋即是本案诉争的厂房及土地，但又认为虽然在（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案件中已对六一幼儿园的用地进行了测绘，但测绘部门直接将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写在测绘图上，而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亦据此认定测绘的宗地图是在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是错误的，根据《建筑许可证》显示诉争厂房为六层，但现状为五层，因此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块。2017年9月12日，黎石存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申请，请求撤销其核发的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2017年10月12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作出[2017]2869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请求撤销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认为该证不存在错误，且不同意依照申请撤销。2017年12月19日，黎石存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复函》并判令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1月8日，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2018）粤7101行初54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黎石存的起诉实则是利用通过对涉诉复函的起诉重新启动对合法该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裁定对黎石存的起诉不予立案。黎石存不服该裁定，已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对此，原告黎石存主张本案的审理须以该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另查，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所对应的土地上的抵押权人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于1997年8月27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招商银行增城市支行，后变更名称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庭审中，招商银行增城支行仅提供了《借款借据》照片4张以及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拍摄发送给第三人的抵押登记照片1张予以证实。4张《借款借据》上的借款人均为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借款金额均为300万元，共计1200万元，放款日期均为1996年12月4日。抵押登记照片显示“156荔城镇红荔毛巾厂1849m2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686万元荔城镇红荔毛巾厂（黎容桥）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1995年11月30日”。原告黎石存对《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抵押登记照片不予确认，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述借款与涉案厂房、土地上的抵押权相对应，且证据未显示所借款项有无归还，抵押登记内容没有抬头，不清楚每一栏的内容意味着什么。被告黎容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涉案土地已设立了抵押，但因为时间久远记不清抵押借款的金额和借款人的情况，抵押登记照片上的686万元为1995年11月30日的评估价，与涉案厂房、土地的购买价80万相去甚远。被告罗双如表示对上述证据及事实不清楚。庭审中，本院已要求第三人招商银行增城支行在指定期限内向补充提交抵押合同等相关证据证实上述借款与涉案抵押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涉案借款的归还情况，但第三人至今未提交。再查，2017年9月27日，金洋公司作为原告以黎石存为被告、罗双如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6586号。原告主张其从未向被告出售过涉案房屋，也未收取购房款，购房合同系第三人利用保管原告公章之便与被告串通伪造的，故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增城区富鹏开发区K区16号楼2屋201号房的《购房合同》无效，并将增城区富鹏开发区K区16号楼2屋201号房返还原告。该案查明了如下事实：一、金洋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18日，负责人为黎容桥，2003年11月24日已被吊销。二、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原为增城市）富鹏开发区K区16号楼，系金洋公司20世纪90年代未开发建设销售的商品房，因涉案房屋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尚未涂销，涉案房屋建成销售后至今未能办理初始登记。三、2001年5月23日，原、被告签订《购房合同》约定，由甲方（原告）将富鹏开发区K区16号楼2层201号（面积83㎡）的商品房出售给乙方（被告），按650元/㎡计算，由乙方一次性支付楼款53950元……。该合同的“甲方”一栏盖有原告公司印章及黎容桥印章。同日，黎容桥向被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经手人”一栏盖有黎容桥的印章。四、2017年2月11日，被告与案外人龙叔铭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将上述房屋（现址编为：增城市荔城街菜园中路31号201房）以239000元转让给乙方（龙叔铭），甲方应于2017年2月19日付清房款当日按房屋现状交付乙方使用……。该合同签订后，被告及龙叔铭已实际履行合同。现涉案房屋由龙叔铭、温玉娣实际占有使用。期间，龙叔铭、温玉娣为了日后便于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又与原告重新签订《购房合同》，且该合同的落款日期倒签为2001年5月23日。五、本案庭审中，原告当庭确认原告公司早已没有正常运作。公司印章及黎容桥的印章则由黎容桥儿子掌管。对此，原告当庭提出要求对被告提供的《购房合同》及《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7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7）粤0183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购房合同》及《收据》的形成时间与其效力认定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原告申请鉴定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购房合同无效依据不足，并最终驳回了金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金洋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6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756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金洋公司提出的鉴定请求事项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一审不准许鉴定欠妥，鉴于本案事实未能查清，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现该案仍在审理中。再查，罗双如于2008年以罗双如、黎容桥为原告，以黎锦洪、林满福、李进发、李嘉喜、李嘉丽、李嘉劲、黎桂媚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其他权属侵权纠纷，立案为（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864号。在该案审理中，黎容桥及其余被告均提出起诉状上黎容桥的印章并非黎容桥加盖，黎容桥并不同意提起本案诉讼。后该案变更黎容桥为第三人。罗双如提出其并无冒用黎容桥印章的行为，该印章是黎容桥讨债前交由其保管的，并授权其处理包括出售房屋等相关事务，如黎容桥不同意其处理相关事务，完全可以将该枚印章带走。原告黎石存认为该案与本案无关，黎容桥在该案中对罗双如加盖其印章的行为的否认，并不能推翻黎容桥在本案中授权罗双如在房屋买卖协议上加盖其印章的事实。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2017）粤01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根据申诉人在再审阶段提供的证据及抗诉机关的调查材料，（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中所描述的涉案土地的四至吻合。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函》，载明“增城区国土资源测绘院制的编号为荔G2015217号的宗地图是在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增城区地籍档案详细资料、《临时土地使用证》等证据记载土地权利人为红荔毛巾厂（黎容桥）。而从居民建房申报表及建筑许可证记载的内容来看，红荔毛巾厂（黎容桥）于1998年6月获得批准建筑的房屋为6层，但本案所涉厂房为5层。因此，一审判决对涉案土地的性质、权利的归属及房屋的合法性等基本事实没有查清，本院予以撤销，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质证意见，第三人的述陈以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涉案厂房、土地是否在（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范围内；2、原、被告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的效力；3、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厂房、土地归其所有并要求两被告协助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请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确认涉案厂房和土地现由增城市六一幼儿园使用，且（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案件中诉争的增城市六一幼儿园用地及房屋即本案诉争的土地和厂房。同时，生效的裁判文书即（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并确认增城市六一幼儿园用地及房屋在（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因此，被告黎容桥主张涉案厂房所占用的土地及涉案土地的性质为国有，且办理了（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虽然，涉案厂房实为五层与《建筑许可证》上许可建筑的六层存在区别，但实际楼层与许可施工楼层不符以及原告黎石存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的查明认定的事实，故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主张本案诉争的厂房所占用土地及本案诉争的土地，与（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土地系不同的地块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首先，虽然被告罗双如并非涉案厂房及土地的所有权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罗双如作为无权处分人转让涉案厂房及土地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协议书》的效力。关于原告黎石存及被告罗双如提出罗双如构成家事代理及表见代理，系有权处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分析如下：1、虽然被告罗双如持有黎容桥的印章，但罗双如在《房屋买卖协议书》上加盖黎容桥印章的行为是否是黎容桥真实意思的表示仍需由罗双如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罗双如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其在《房屋买卖协议书》上加盖黎容桥的印章已取得了黎容桥的同意，故本院对被告罗双如提出其系有权代理、有权处分的抗辩不予采信。2、家事代理是指夫妻在日常家务处理上无需征得另一方同意即可代理另一方而作出的行为。但家事代理以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限，且一般不涉及重大夫妻共同财产特别是不动产的转让及放弃。本案中，罗双如主张涉案厂房及土地系夫妻共同财产，仅有增城市荔城街庆丰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10月2日出具《证明》为凭，但该《证明》的内容与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籍资料中的黎容桥与庆丰村村民委员会于1985年3月28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以及增城县国土局于1××8年6月16日发出的《临时土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不符。显然，国土部门备案的地籍资料中证据的证明力高于增城市荔城街庆丰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10月2日出具《证明》，故本院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并认定涉案土地系由被告黎容桥于1985年3月28日购买，涉案厂房由黎容桥于1××8年兴建。而被告黎容桥与被告罗双如的登记结婚时间为1993年6月12日。故被告黎容桥主张涉案厂房及土地为其婚前个人财产，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基于上述分析，被告罗双如处分被告黎容桥婚前个人财产的行为不构成家事代理。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由此可知，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具体至本案，即原告黎石存应就其有理由相信被告罗双如有代理权承担举证责任。尽管被告黎容桥与罗双如系夫妻关系，且罗双如持有黎容桥的印章，但鉴于本案诉争标的为不动产，从一般交易习惯和社会生活经验出发，原告黎石存仍应进一步核查并确信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是被告黎容桥的真实意思。但根据原告黎石存于2015年9月16在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调查笔录的内容来看，黎石存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前与黎容桥电话沟通时，黎容桥明确表示钱慢慢还，由此可知原告黎石存应当清楚黎容桥是不同意将将涉案厂房及土地用于抵偿欠款的。此外，原告黎石存虽然提交了加盖黎容桥印章的5份《购房合同》以及（2017）粤0183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购房合同》与《房屋买卖协议书》上黎容桥的印章一致，均是黎容桥对外签订合同所使用的印章，故应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书》是黎容桥本人签署，具有法律效力。但上述5份《购房合同》以及（2017）粤0183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购房合同》中，除黎容桥的印章外仍加盖了公司印章，黎容桥作为公司法人其个人印章的加盖是代表公司行为，与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书》上黎容桥印章代表的个人行为不同，两种行为、情形不能类比、混同。与此相印证的是，（2017）粤0183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在其后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该案被发回重审。因此，原告黎石存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有理由相信被告罗双如系有权代理。被告罗双如的处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次，《房屋买卖协议书》并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从条文内容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均未直接规定违反后的行为无效。而且在此类纠纷中，认定划拨土地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不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亦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综上，《房屋买卖协议书》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此外，虽然《房屋买卖协议书》中转让的标的涉及厂房和门前空地（约731平方米），但从该协议的名称《房屋买卖协议书》以及“甲、乙双方就买卖位于增城市××城街××洋溪村内厂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二、房屋总价款800000元，……三、因上述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如日后可办理，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等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就涉案厂房进行转让，基于房地一体原则，门前空地随涉案厂房一并转让，因此《房屋买卖协议书》应认定为转让房屋的合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规范的是直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合同标的的买卖行为，而非房屋买卖，故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再次，登记、审批并非《房屋买卖协议书》生效的条件。《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的，是否登记或者交付，影响到物权变动的效力，但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但该审批行为仅是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也即未经审批，将无法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但这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最后，《房屋转让协议》是原告黎石存和被告罗双如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书》有效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也有益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被告黎容桥主张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黎容桥据此抗辩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尽管《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但因被告罗双如为无权处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故被告罗双如转让厂房及土地的行为对被告黎容桥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因被告罗双如并非涉案厂房的所有权人，也非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涉案厂房、土地不能转移，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所签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客观上无法履行。故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厂房、土地归其所有以及要求两被告协助其办理涉案厂房、土地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黎石存可另案要求被告罗双如承担违约责任或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本院不作调处。综上，原告黎石存的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黎石存与被告罗双如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有效；二、驳回原告黎石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黎石存负担5900元，由被告罗双如负担5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旷怡人民陪审员  夏金桃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关韵仪邓敏娜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