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9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葛良，男，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国，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明华，男，196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强、金耀，浙江浙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宠林，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伟，浙江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林强，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上诉人沈葛良因与被上诉人戴明华、原审被告王宠林、郑林强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平湖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2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葛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宠林“将该工程的木工工作分包给了沈葛良”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王宠林将该工程的木工工作分包给了戴明华，上诉人仅是承接该木工工作的介绍人。一审中案外人姚连观、周祥观所作的笔录指出：姚连观跟着戴明华做木工，木工工作是由戴明华负责，工资是戴明华发放，周祥观向戴明华讨要工资等事实。再结合上诉人长期跟着戴明华做木工的事实，可以分析出上诉人受雇于戴明华的事实。戴明华住院后客观上已不能管理木工工作，在戴明华住院后上诉人与其他人商量继续将木工工作做下去，王宠林也要求他们继续做。故一审判决以此来推断木工工作开始时是上诉人雇佣戴明华，显然是错误的。王宠林陈述其将木工工作发包给上诉人一人，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回避责任，不符合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戴明华在该工程楼梯处进行模板施工时不慎摔倒受伤”错误。戴明华摔倒一事无人看到，如何受伤情况不明。且戴明华本身有残疾，不排除其旧伤复发的可能。三、一审判决认定王宠林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郑林强选任王宠林施工无过错，系认定错误。王宠林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程施工资质材料，因此工程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均对事故有责任。四、王宠林作为承包方，不论是否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其对整个工程的安全事故都具有责任。王宠林将木工工作发包给身有残疾且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戴明华，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五、一审判决认定戴明华单方委托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错误的。上诉人及其他被告在一审中对此提出异议，其他被告在一审中也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故上诉人才未提出。若其他被告放弃了申请，一审法院应向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释明、告知才对。六、戴明华获得的保险理赔款均应在计算损失时扣除。戴明华辩称，第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工程木工部分分包给了上诉人，结合工程总包王宠林的陈述及在工程中工作安排、劳务承包费用的支配等实际情况，系王宠林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了承包关系。第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受伤一事无人看到，受伤情况不明，但根据当时在场的工友陈述，被上诉人确系做涉案工程时受伤，故被上诉人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至于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原系残疾人，不排除被上诉人自身旧伤复发，对此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单方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书错误，但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重新鉴定，表明其认可被上诉人所委托的鉴定意见书。第四，对于保险理赔款应予以扣除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其中房东及王宠林购买的保险理赔款可予以扣除，被上诉人在从事涉案工程劳务前自行购买的保险，与本案无关，不应扣除。王宠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宠林不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郑林强未作答辩。戴明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葛良、王宠林、郑林强赔偿戴明华人身损害损失共计1723939.59元（医疗费53567.09元、护理费68019元、残疾赔偿金850266元、误工费68019元、营养费3600元、护理依赖5499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811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鉴定费418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沈葛良、王宠林、郑林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5日，郑林强、案外人陆海中与王宠林签订《平湖市农房建筑工程施工合同》1份，约定：郑林强、案外人陆海中将徐家埭新村F区F10号宅基农房以全包形式承包给王宠林建造，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层次3层，工程承包金额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666元计价，共计500000元。合同还约定承包方应注意安全生产，如发生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负全责。合同由主管部门平湖市林埭镇村镇建设办公室盖章。合同签订后，王宠林组织施工，但其将该工程的木工工作分包给了沈葛良。从事木工劳务工作的包括戴明华、沈葛良及案外人姚连观、周祥观、王阿二等五人。2015年9月28日，戴明华在该工程楼梯处进行模板施工时，不慎摔倒受伤，被人发现后被送至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当天转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住院治疗，后又经嘉兴市中医院、平湖市中医院、嘉兴市第二医院等门诊治疗。戴明华共支付医疗费53567.09元。2017年2月17日，戴明华家属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嘉兴（新联）所对其所受之伤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7年4月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戴明华腰1、2椎体粉碎性骨折脱位，截瘫伴二便失禁，与本次外伤存在主要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戴明华腰1、2椎体粉碎性骨折脱位，截瘫伴二便失禁，遗留双下肢肌力0级及二便失禁的后遗症，评定为人体损伤二级伤残，本次外伤在伤残等级中的参与度建议为75%。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鉴定及护理依赖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戴明华之损伤，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建议自受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营养期限建议4个月；2、被鉴定人戴明华腰1、2椎体粉碎性骨折、脱位后导致截瘫状态，已构成大部分护理依赖。戴明华为此支付鉴定费4180元。事故发生后，戴明华于2017年5月10日，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平湖市第一营销服务部理赔得款270000元，又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公司理赔得款10960元。一审另查明，戴明华父亲戴云轩、母亲林福英，共生育子女三人，其中长女戴彩华已去世。现戴明华父母均年事已高，需要赡养。事故发生后，沈葛良、王宠林、郑林强均未赔偿过戴明华钱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点之一是戴明华与沈葛良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戴明华和沈葛良的主张完全相反，戴明华认为其受雇于沈葛良，沈葛良则认为其受雇于戴明华。仅就本案所涉工程而言，木工劳务由沈葛良承接，总包人即王宠林明确表示将木工劳务分包给了沈葛良一个人，没有证据证明沈葛良在劳务过程中处于受支配和约束的地位，其实施的劳务行为是为了给戴明华创造经济利益，实际上沈葛良自己也陈述，戴明华受伤后，“因为没有做工，戴明华就没有工钱了”。如果戴明华是雇主，那么受雇于他的木匠只需根据自己的工时拿到属于自己的报酬就行，其余部分的承包款都应归属于戴明华。可事实是，在其他木匠都拿到了报酬（周祥观的报酬被戴明华用于支付医疗费了）后，沈葛良只“打算将王宠林未支付的2万元中的1万元”给戴明华，可见戴明华并没有支配木工劳务承包费用的权利，相反支配权在沈葛良，因此，沈葛良主张其受雇于戴明华，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木工劳务工程的承接、劳务承包费用的支配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戴明华与沈葛良存在劳务关系，戴明华系提供劳务一方。本案争议点之二是王宠林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戴明华认为王宠林将木工工程分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沈葛良，有选任过错，王宠林又是总包方，没有提供安全保障和进行安全培训，因此王宠林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戴明华和沈葛良等人从事木工劳务多年，具备了相应的专业技能，没有证据证明农村低层住宅建造中从事木工劳务需要施工资质，戴明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宠林应该提供而没有提供哪些安全保障，因此，戴明华要求王宠林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点之三是郑林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郑林强将房屋建造发包给王宠林，王宠林具备了相应的施工资质，作为定作方，其选任没有过错，戴明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郑林强需要提供但没有提供何种安全施工环境和条件，因此，戴明华要求郑林强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点之四是戴明华是否系因劳务而受伤。王宠林、沈葛良、案外人姚连观的笔录均讲到事故发生当时是隔壁工地的人提醒涉案工地有人摔倒，才发现戴明华受伤躺在事发地。因此，虽然没有人看到戴明华如何摔倒，但可以确定戴明华在劳务过程中受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沈葛良对戴明华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有异议，但无反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点之五是戴明华获赔的保险金是否应在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本案事故发生后，戴明华已从保险公司理赔得款270000元，此保险系郑林强、王宠林各半出资投保的《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目的是为了减少整个建房工程的风险，故一审法院认为戴明华的此理赔款应在损失中予以扣除。戴明华自己投保的国寿附加绿舟意外险，受益人是戴明华，此保险系戴明华在本案工程开始前自己出钱购买，与本案无关，不应扣除。综上，沈葛良作为接受劳务方对提供劳务方的劳务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对戴明华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戴明华虽是提供劳务者，但戴明华作为一个有多年从事农村建房经验的木工，曾是多个工程的木工承包人，施工经验应较为丰富，能预见施工中的安全风险，但在本案工程中未注意安全，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应负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由沈葛良赔偿戴明华本案所认定损失的55%，戴明华自负45%的责任。关于戴明华在本案中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医疗费，根据医疗费发票计算为53567.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住院天数按每天15元计算为240元；护理费、误工费，戴明华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自受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戴明华请求参照2016年浙江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5005元计算误工费68019元、护理费68019元，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营养费，戴明华营养期限4个月，戴明华诉请3600元，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残疾赔偿金，本次受伤造成戴明华二级伤残的后果，应当赔偿戴明华残疾赔偿金，戴明华系农村户籍，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定残时戴明华未满60周岁，故残疾赔偿金应计算20年，参照2016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866元计算为411588元；戴明华定残后的护理费，一审法院根据戴明华伤残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暂计算定残后的护理期为五年，再结合鉴定机构“大部分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认定定残后的护理费为150017元（45005×5×2/3）；被扶养人生活费，戴明华主张78115.50元（17359×5×90%×2÷2），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定费4180元，有相应票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交通费，戴明华未提供票据，但其受伤治疗必然支出一定的交通费，根据戴明华受伤的治疗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2000元。综上，戴明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839345.59元，扣除保险理赔款270000元，计569345.59元。上述损失中，戴明华自负256205.52元，沈葛良承担313140.07元。本次事故造成戴明华二级伤残的后果，给戴明华带来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应当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沈葛良赔偿戴明华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综上，沈葛良共应赔偿戴明华338140.07元。对于王宠林提出的戴明华损失应按其自身疾病参与度25%进行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对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沈葛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戴明华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38140.07元；二、驳回戴明华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20元，由戴明华负担7251元，由沈葛良负担1769元。二审中沈葛良提供了两份录音材料（录音刻录光盘及录音摘抄记录），用以证明戴明华不是提供劳务一方，而是沈葛良受雇于戴明华。戴明华发表质证意见为，1、该证据是沈葛良家属到戴明华家里私自偷录的，属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2、沈葛良只提供了刻录的光盘，未提供原始录音资料，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3、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单凭这两份录音不能证明沈葛良受雇于戴明华。戴明华当着沈葛良亲属的面，不敢说得罪沈葛良的话，所以交谈中有些话是违心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宠林、郑林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为，录音证据应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沈葛良未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戴明华、王宠林、郑林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除对王宠林将案涉木工工程分包给了谁各方当事人有争议，将于本判决理由部分阐述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郑林强在与王宠林签订建房合同后的次日即购买了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1800元，由郑林强、王宠林各出资9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先后对沈葛良、王宠林、戴明华、周祥观和姚连观作过询问笔录。其中，沈葛良陈述：“原告和我一开始在同一小区造房子，造房子快要结束的时候，原告就问我，有没有小朋友建造房屋的生意介绍，我就说王宠林的木匠生意是叫前面那个木匠戴补林做的，原告就叫我硬接过来。我后来就和王宠林说了，王宠林说本来是叫戴补林做的，因为王宠林和我小时候一起捉鱼的，算是小弟兄，王宠林说我木匠做不来的，我说原告做这个木匠生意的，所以王宠林同意了，就叫我们做了。”“整个小区里面的木匠每幢房子承包费都是4万元，就是按照工人工时结算，每工130-150元都有。”“因为我接的生意，所以原告说多给我一点，具体要等结算之后看赚了多少。一开始我是120元每天，后来加一点。”“在做第二层的时候，事故前，支付了2万元，当时做生意的木工都在场，就在工地上给钱的，是王宠林拿钱过来，王宠林说给你们2万元，然后我们拿到钱后，当场分掉了，发了工钱后剩3000元，我拿到1400元，原告拿了1500元，另外100元是给了另外一个工人的。”“（戴明华摔跤当天）大概下午4点半左右，原告在东梯，我们都在西梯做，天下毛毛雨了，我们就下来了。对面的建造房屋的工人告诉我们说房屋前屋里躺了一个人，我走过去就看到原告一人躺在地上，告诉我痛来，手撑着腰，我问原告怎么了，原告说他也不知道。”王宠林陈述：“（木匠的生意我是）包给沈葛良，本来我是有木工的，叫戴补林。因为我和沈葛良是小兄弟，以前是一起捉鱼的。后来原告和沈葛良没有生意了，原告托沈葛良来说要接生意，原告叫沈葛良来问我，我说沈葛良你又做不来木工生意，沈葛良和原告一起做木匠生意。本来我是不会给原告生意的，因为原告是独眼龙，一只眼睛是假眼睛，脚又不好，我本来是生意给戴补林做的，我说沈葛良你可以跟着戴补林一起做木匠生意，然后看在小兄弟的份上我就同意让沈葛良他们做了。”“每层楼造好了之后，东家给我5万元，第一次我支付了1万元或是2万元，当时木工都在场，我把钱给了沈葛良，然后沈葛良给了原告，原告根据工的数量，把钱给了工人。”“我把木匠活包给了沈葛良一人，然后具体木匠活我认为是沈葛良和原告一起工作的。但是原告绝对不是跟着沈葛良打工的。木工结算工钱都是向原告要工钱的。”“（原告受伤经过）当天下雨，正常下班是5点，但是下雨了所以我说提前下班吧，然后原告说还是要做一下活，我和其他人就下来躲雨了，我和其他人坐在底楼西南间，原告是在东面楼梯上干活。建造房屋的时候，房屋还没有分户，等造好了之后再分房子。我是听对面建房的人说你们那里怎么有人在喊叫，所以我们走过去就看到了原告坐在平台上，原告没有昏迷，原告指着腰说痛来，我们问怎么了，原告说从上面摔下来的。”戴明华陈述：“我是木工小包头，手下有3个人，叫周祥观、姚连观、沈葛良。他们3个人跟着我做。2015年5月左右，我手下活干完后，没有下一个工程了。他们3人的保险我给他们买了。沈葛良对我说，他接到了2个房子的工程，即木工生意，总包头是王宠林，其中木工部分包给了沈葛良，是沈接进来生意的。我与王宠林不认识。沈葛良说他和王是朋友，沈对我说你生意没了那就跟着我做这笔木工生意好了，包括你手下的几个木工。我说好的，反正我当时生意没有。”“我还和沈葛良说，另外有小生意的话，我们也另外要去做的。期间，我和另外一个人叫姚连观两人去另外地方做了9工生意，后来返回去本案的工地上去做。”“2015年9月20日左右，当时我已做了50几工生意了，那天沈葛良、姚连观、王阿二发工资，我当时在楼上做活，姚对我说沈在发工资，我就去了。沈说总共有2万，姚和王发了共1万，沈说周祥观的工资让我帮忙带，其中周祥观工资7100元，我1500元，沈1400元。周的工资是寄放在我这儿，让我带一下。发工资时，周已经走掉不做了。发工资时，我还问沈保险买了没，他说还没买，我提醒他要买了，因为楼层高了，沈说再说好了。”“（木工证）几个人都没有，沈、我都没有。乡下做生意，都是泥水工包工头，木工从泥工那里包出来。”“2015年9月28日，我在楼梯附近，上面脚手是搭了，在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小雨在下了，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另外二人在插龙筋，我和王阿二商量上面部分我一人先做，你去另外找点生意做。王阿二说好的。天下雨，脚手湿滑了，我就摔了。”周祥观陈述：“（郑林强家造房子）戴明华叫我去做的。我跟着他的。”“出事的工地，王宠林烧午饭给我们一起吃的。2015年7月份有一天吃完午饭聊天时和沈葛良产生矛盾，所以我那一天就离开了工地不做了。工钿全部是戴明华给我的，沈葛良没有给我过。”“（戴明华受伤）我一开始不知道，戴明华在没受伤的前两天打我电话跟我说工钱来了，一共7420元，我叫他帮我送过来。他说他钱不送，叫我方便的时候去拿。”“我找戴明华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他出院回来后我到他家里去拿，他说他已经用掉了，他说让我到沈葛良那边去拿。”“（木工活）是戴明华负责的，他是木工老板，到泥工那边去接的。”“（工地上的木工活）戴明华在的时候由他负责，他不在的话就是沈葛良负责的。”“（戴明华和沈葛良是谁叫谁的）我不清楚，没人跟我说过。”姚连观陈述：“我的工钱是在工地上戴明华给我的。包工头给了戴明华还是沈葛良我不清楚。”“（郑林强家造房子）包工头是王宠林。（木工活谁负责）我不清楚。他们两个人（指戴明华和沈葛良）谁负责的我不清楚，他们也没有说过。”“我和戴明华一直是一起的，他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戴明华、沈葛良、王宠林三者间法律关系的认定、相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戴明华伤残等级的认定。首先，从王宠林的陈述来看，其将案涉工程交由沈葛良，是因为他与沈葛良是朋友关系，同时他知道沈葛良是跟着戴明华一起做木工活的，而沈葛良木工活做得不好，戴明华则一只眼睛是假眼，脚又不好，言下之意，如果是他俩中的单独一人找他来承揽该木工工程，他都是不会同意的。因此他才有如下判断：“具体木匠活我认为是沈葛良和原告一起工作的”，“原告绝对不是跟着沈葛良打工的”。而这一说法也与沈葛良的陈述相一致，同时也能从戴明华陈述的有关分发工钱的事实中得到印证：沈葛良陈述，“因为是我接的生意，所以原告说多给我一点，具体要等结算之后看赚了多少”；而戴明华在发工资那天实际已做了五十几工，但在分配工钱时，他却是和沈葛良一样，是在算完其他工人工钱后才就剩余部分进行分配，他分到1500元，沈葛良分到1400元，说明两人地位是相同的。此外，周祥观和姚连观两人的陈述也基本一致，那就是两人都是跟着戴明华的，工钱也是戴明华给他们的。现场沈葛良、戴明华两人都负责（周祥观陈述）或者说分不清究竟谁负责（姚连观陈述）。由此可以认定，案涉木工工程系王宠林分包给沈葛良、戴明华两人，沈葛良与戴明华间则系个人合伙关系。一审认定沈葛良与戴明华间系劳务关系不正确，二审予以纠正。有关事故责任，王宠林承建的系三层农村房屋的建造工程（建房合同约定建造三层，一审庭审中，王宠林陈述总共要建造三层半）。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或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三层（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法律法规对房屋建造者有资质及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要求，现王宠林具有村镇建筑工匠资格，故作为房东的郑林强不具有选任或指示方面的过错，无需对戴明华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王宠林在承接该房屋建造工程后，将其中的木工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建筑工匠资格的沈葛良、戴明华，且明知戴明华腿脚不便，故其在选任方面有过错，应对戴明华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戴明华作为承揽人，明知自己腿脚不便，在当天雨天湿滑的情况下，仍冒险登高作业，以致摔倒受伤，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应自负相应的责任。比较双方过错内容及大小，本院酌定由王宠林赔偿戴明华各项损失的30%，余70%由戴明华自负。具体赔偿金额应以总损失839345.59元为基数计算，一审按扣除保险理赔款后的金额计算有误，二审予以纠正。则王宠林应赔偿戴明华251804元（839345.59元×30%），因郑林强、王宠林事先各半出资为戴明华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戴明华已获保险理赔款270000元，则其中一半理赔款135000元应视为王宠林通过购买保险所转嫁的风险，此可从其赔偿款中予以扣除，则其尚需支付赔偿款116804元（251804元-135000元）。同时，王宠林应赔偿戴明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1250元。以上合计王宠林共应赔偿戴明华128054元（116804元+11250元）。至于沈葛良，其与戴明华系个人合伙关系，戴明华在从事合伙事宜的过程中受伤，沈葛良作为合伙人，亦应对戴明华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补偿金额以戴明华总损失839345.59元为基数，在扣除王宠林赔偿款251804元的基础上，本院酌定为200000元。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一审戴明华是以雇员受害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但经本院审理查明，戴明华与王宠林、沈葛良间均不存在雇佣关系（个人劳务关系），故不存在戴明华所谓雇员因受害而提起赔偿之诉的事实依据，但为避免讼累，本案仍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同时，本案案由也宜确定为健康权纠纷。有关伤残等级，沈葛良在上诉同时申请对戴明华的伤残程度、因果关系、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护理依赖等进行重新鉴定。经查，一审中，戴明华提供了其自行委托鉴定部门所作的鉴定意见书。沈葛良、王宠林、郑林强均以该鉴定意见书系戴明华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可，但均未申请重新鉴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所作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应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并申请重新鉴定。现沈葛良虽对戴明华自行委托所作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但一方面未提供反驳证据，另一方面又未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据此采信戴明华提供的鉴定结论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沈葛良二审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沈葛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平湖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2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二、王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戴明华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8054元；三、沈葛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戴明华200000元；四、驳回戴明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20元，由戴明华负担6980元，王宠林负担735元，沈葛良负担13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90元，由沈葛良负担1450元，王宠林负担6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