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11890号原告：杨文明，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全龙，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丽翠，女，197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被告：朱明艳，男，196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胜桥镇官陂村四组06号，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原告杨文明与被告刘丽翠、朱明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文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全龙，被告刘丽翠、朱明艳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文明诉称，2017年3月24日7时许，我在由被告朱明艳向被告刘丽翠承包的房屋中装修时摔伤左下肢，经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属于伤残玖级。我认为，被告朱明艳作为该工程的承包人，疏于对工程安全的管理，对于我在其承包的工程中受到伤害，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被告刘丽翠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亦疏于工程的安全管理，也应当在收益的范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我现要求两被告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向我赔偿医疗费44235.17元、伤残鉴定费1800元、残疾赔偿金1390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0859.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50747元、护理费11550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后期医疗费5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378919.67元。被告刘丽翠辩称，我因房屋装修找到被告朱明艳，由朱明艳承揽我的房屋装修事宜，据我事后了解，原告系被告朱明艳找来贴瓷砖的。我认为，我与被告朱明艳系承揽合同关系，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而根据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我不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朱明艳在事发前的2017年3月22日下午6时左右就将涉讼房屋内瓷砖全部完工的消息向我通知，当晚我即找到制作门窗的龙师傅让其第二天去测量门窗数据，龙师傅在次日下午到涉讼房屋内测量门窗时也确认该房屋内瓷砖已全部完工（至于房屋一楼大门处的外墙砖则是由我和家人事后自行铺设的）；而被告朱明艳于2017年3月24日早上7点半左右电话通知我时则声称，是原告的妻子到朱明艳住处告诉其有关原告在涉讼房屋内摔伤之事，且被告朱明艳赶到涉讼房屋时（约十多分钟路程）看到原告倒在房屋内，在场有原告的妻子和弟弟等人，但当我马上电话通知居住在涉讼房屋附近的姐姐，我姐姐马上到涉讼房屋查看却发现房内空无一人；我的同村邻居刘某先后在事发当天早上6时及7时5分左右途经涉讼房屋时也均没有发现有人在屋内；结合原告称其系在2017年3月24日早上7点左右摔伤进行分析，原告自称在涉讼房屋内摔伤存在诸多与常理不相符之处。我不清楚原告为何会在房屋内瓷砖已全部完工后的3月24日一大早到涉讼房屋内施工，也不清楚为何原告在摔伤后会让妻子舍近求远地去被告朱明艳家中通知而非电话通知，更有甚者，被告朱明艳竟然是在等到全部人员离开现场后才通知我有关事件，可见，原告及被告朱明艳行为可疑，存在虚假诉讼及诈骗的嫌疑。被告朱明艳辩称，我不同意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涉讼房屋装修工程（贴瓷片、贴地板砖、砌墙、加建阁楼等工程）是我从被告刘丽翠处承包下来的，后我把工程中的贴瓷片、贴地板砖项目转包给原告施工，可见，涉讼工程应属于我与原告合伙进行施工，原告负责贴瓷片、贴地板砖等装修项目，我则负责砌墙、加建阁楼等装修项目。至2017年3月22日，因我负责的砌墙等装修工程已完工、原告负责的铺地板砖项目也已完工，故我在当天下午6时许就涉讼房屋交还给房东刘丽翠。2017年3月24日早上7时许，原告到涉讼房屋的情况我不清楚，只是原告的老婆在当天早上6时至7时期间到我家找我并告知原告摔跤的情况，后我就随原告老婆来到涉讼房屋（当时原告的弟弟和老乡都在现场），当我问原告到涉讼房屋的原因时，原告称其要到阁楼上看一下，我不知道原告要到阁楼上看什么，其摔倒我是不负责任的；其后，我就在7时半左右打电话告知房东刘丽翠有关情况，而被告刘丽翠当时还要求我找个车将原告送到医院。我认为，因涉讼房屋装修工程已完工并交付房东刘丽翠，故涉讼事件与我无关。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均为从事装修散工工作十多年的人员，原告主要从事贴地板砖工作、被告朱明艳则主要从事砌墙砌砖等工作，偶有互相介绍参与工程项目施工的情形，但两人却均没有取得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上岗证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2017年3月初，被告刘丽翠将其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夏茅“向西19社集资楼5栋一楼102房”（以下简称102房）的房屋装修工作（包括搭建厨房、搭建厕所、搭建阁楼、铺设地板砖、铺设墙砖等项目）发包给被告朱明艳承接施工，两被告没有就此签订书面协议以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仅口头约定由被告朱明艳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工作（工具自带），总包价为15000元；其后，被告朱明艳将上述房屋装修项目中的铺设地板砖与墙砖工程项目（工程量约100平方米）转包给原告承接施工，被告朱明艳与原告也没有就此签订书面协议以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仅口头约定由原告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工作（工具自带），工期无规定，以原告方实际所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完工面积作为计算报酬的基础。上述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原告会由其妻子作为助手协助进行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施工工作，被告朱明艳则与其两名助手协助进行砌墙、搭建厨房、搭建厕所、搭建阁楼等的施工工作。2017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原告在涉讼102房内拟使用竹梯登上屋内阁楼期间，因斜靠阁楼与地面的竹梯滑倒，导致原告从竹梯高处跌落地面受伤。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原告的损害赔偿问题上产生争议，故成讼。庭审中，被告刘丽翠承认，其将涉案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朱明艳承建时并没有审查被告朱明艳是否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诉讼中，两被告均表示，朱明艳向刘丽翠承包的仅是涉讼102房的室内装修工程，装修项目包括在房屋内搭建厨房、厕所及阁楼各一处，铺设地板砖、铺设墙砖等（承包项目中并不包括房屋外墙的装修项目），而对于朱明艳将其中的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工作转包给原告施工刘丽翠并不知情；上述装修工程已于2017年3月22日下午18时完工并交付发包方刘丽翠，且被告刘丽翠亦已先后于2017年3月5日、3月25日、6月25日各向被告朱明艳支付了工程款5000元（即涉讼装修工程的工程款15000元已结清）。被告朱明艳并同时表示，虽然其与原告已约定按每平方米20元的标准计算原告在涉讼房屋装修工程中之应得工程款，但由于涉讼事件的发生，双方至今既没有现场丈量原告所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完工工程量，也没有结算原告方的应得工程款。对此，原告表示，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属于雇佣关系，原告的计酬方式为按照工程量计算，当时被告朱明艳要求原告负责施工的项目包括铺设涉讼102房屋内阁楼与一楼的地板砖、铺设涉讼102房屋内房间与厨房厕所的瓷砖以及铺设涉讼102房一楼大门处的外墙砖，工程量大约100平方米，双方并约定以原告方实际铺设完成的工程量按每平方米22元结算报酬；至2017年3月23日傍晚时分，涉讼102房屋内的地板砖及瓷砖才铺设完成，为免他人踩踏屋内新铺设的地板砖，原告在当天离开102房时还专门在102房门口设置了交叉状阻拦木板；次日（即3月24日）早晨6时30分左右，原告与妻子来到涉讼102房准备进行铺设一楼大门处外墙砖的工作，由于原告方的工具被原告放置在102房屋内阁楼之上，故原告就挪开102房门口处交叉状阻拦木板进入房屋内，并如往常一样立起竹梯（竹梯斜靠阁楼与地面呈约70度）准备到阁楼上取回施工工具，因新铺设的地板砖光滑致无人把扶的竹梯滑倒（原告的妻子当时尚在涉讼102房屋外），这才造成原告从竹梯约1.5米高处跌落地面受伤，此后，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均没有现场丈量原告所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完工工程量，朱明艳至今也没有结算原告方的应得工程款。事发后，原告被送往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广州新市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股骨颈粉碎性骨折〔头下型〕、左足背软组织损伤、血小板减少症等，并在该院治疗至2017年4月10日（住院17天），期间于2017年3月24日在该院行左侧髋关节人工股骨头置换术，用去医疗费44235.17元（其中由被告朱明艳垫支7200元），其出院医嘱为：加强营养、定期复查血常规了解贫血愈合情况，术后2月内拄双拐下地行走、卧床期间积极行双下肢直腿抬高活动、避免肌肉萎缩，术后2月后扶双拐开始坐高凳、上下楼梯活动、术后3月弃拐扶手杖行走，术后半年内避免下蹲、盘腿、跷二郎腿等髋关节过屈、内收动作，建议长期使用坐便器、避免做髋关节过屈、内收动作，防止外伤、剧烈运动导致关节脱位，全休1年、定期复查、不适随诊，住院期间有陪护一名，出院后2月内需陪护一名，如出现关节下陷需要再次行髋关节翻修术等。另，原告住院17天，依法可计其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2017年7月31日，经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检验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粤恒〔2017〕临鉴字第266号，鉴定费1800元），鉴定意见显示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九级。虽然被告刘丽翠对原告的伤残情况表示质疑，但其在举证期限内却未能就此提供反证证据。原告出生于1965年10月25日，事件发生致其伤残时原告年满51周岁；原告原为农业户籍，但其在事件发生前已长期在广州市城镇居住、工作与生活，故原告主张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伤残赔偿项目。诉讼中，原告表示，母亲向国术及儿子杨在军、女儿杨红梅均是原告伤残前实际承担扶养义务的对象，故要求计算母亲向国术及儿子杨在军、女儿杨红梅等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0859.5元。经查，原告的母亲向国术于1940年9月14日出生（丧偶），原告的儿子杨在军出生于1986年10月22日、女儿杨红梅则出生于1988年8月19日，至原告被鉴定构成伤残之日（即2017年7月31日）止，原告的母亲向国术年满76周岁、儿子杨在军年满30周岁、女儿杨红梅年满28周岁；虽然母亲向国术属于原告实际扶养的人员，但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实母亲向国术的生育状况及其具体扶养人情况。诉讼期间，原告杨文明表示，其为从事建筑装修工程的散工，本次事故的发生使其意外受伤住院17天并需在出院后全休一年，共造成其误工365天，而在其住院治疗期间及出院后两个月休养期间（计77天），原告是需专人参与进行护理工作的，且原告仍需加强营养以利康复，原告并有可能需要进行髋关节翻修术的续医治疗，由此，为治疗伤患及处理本次事件共造成原告损失误工费50747元（按照2014年度广东省国有同行业职工年均工资50747元标准计算）、护理费11550元（按每天150元标准计算77天）、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及后续治疗费5000元；但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却既未能就其工作性质、其因伤致误工而实际减少收入的具体数额或当事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其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及后续治疗费等的具体损失情况。以上事实，有身份证、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费单据、医疗费清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亲属关系证明书》、《房屋权属证明》、照片、平面图、证明、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均为从事装修散工工作的人员（原告主要从事贴地板砖工作、被告朱明艳则主要从事砌墙砌砖等工作），两人在平时工作中偶有互相介绍参与工程项目施工的情形。2017年3月初，被告朱明艳与被告刘丽翠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被告朱明艳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工具自带）为被告刘丽翠进行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作（包括搭建厨房、搭建厕所、搭建阁楼、铺设地板砖、铺设墙砖等项目），被告刘丽翠则接受房屋装修成果并按约定以总包价15000元支付报酬，可见，被告刘丽翠为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的发包人，被告朱明艳则为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的承揽人（即承包人）。被告朱明艳在承包上述房屋装修工程后，又将房屋装修工程中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工程项目（工程量约100平方米）转包给原告承接施工，被告朱明艳与原告并口头约定由原告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工作（工具自带），工期无规定，以原告方实际所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完工面积作为计算报酬的基础；而实际上，在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也是由原告与作为其助手妻子协助进行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施工工作，被告朱明艳与其两名助手则协助进行砌墙、搭建厨房、搭建厕所、搭建阁楼等的施工工作，原告与被告朱明艳之间在从事相关房屋装修施工工作时并不存在控制、从属和支配关系，原告向被告朱明艳交付的是其实际完成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工作成果；由此，原告与被告朱明艳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形成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即被告朱明艳已将其承包的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中部分工程项目（铺设地板砖与墙砖）转交由原告承揽完成，其中分包工程的承揽人为原告，转包工程的分包人则为被告朱明艳。虽然两被告均以被告刘丽翠发包的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仅包括在房屋内搭建厨房、厕所及阁楼各一处，铺设地板砖、铺设墙砖等工程项目，并不包括房屋外墙的装修项目，且被告朱明艳承包的该项房屋室内装修工程已于2017年3月22日下午18时完工并交付发包方刘丽翠，并据此质疑原告在涉讼事件发生时（即2017年3月24日早晨时分）出现在涉讼102房屋内的缘由与动机，但由于无论是在被告刘丽翠将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朱明艳承接施工时，还是在被告朱明艳在其后将上述房屋装修工程项目中的部分施工项目转包给原告承接施工时，发包人与承包人以及分包人与分包承揽人等均没有以书面方式对相关的承发包关系或转包关系进行明确约定，当事人间的口头协议内容笼统，均没有将铺设涉讼102房一楼大门处的外墙砖这一工程项目进行明确列明或剔除，而原告承接施工的本就是涉讼102房屋的铺设地板砖与墙砖工程项目，故综合考虑全案证据及当事人对相关装修工程事宜的陈述意见并结合常理及房屋装修工程交易习惯进行分析，相较于两被告前述对房屋装修工程项目不包括房屋大门外墙装修的陈述意见，以及在进行涉讼房屋装修工程中遗留房屋大门处外墙砖无需装修施工所显现的突兀感，原告主张其承接施工的工程项目包括铺设涉讼102房一楼大门处的外墙砖以及原告在事发当天是拟到涉讼102房进行铺设一楼大门处外墙砖的工作等意见，更为合理可信，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上述陈述意见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亦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时所产生的风险应由承揽人自己承担，而定作人只有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原告作为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中部分工程项目（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施工承揽人，是依法应承担其在承揽工作时所产生相关风险的，其在进行涉讼装修承揽工作中既负有保障他人不受事故伤害的义务，也负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其应主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注意自身在承揽工作中的安全并保障他人不受安全事故的伤害。事实上，虽然原告为多年从事装修工作的从业人员，但其在从业期间却并没有取得相关的装修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书，没有做到“登记注册、持证上岗”；而涉讼102房屋内的地板砖本就是由原告负责铺设完成的，其理应知晓房屋地面在铺设地板砖前后光滑程度的重大差异，但在涉讼事件发生时，原告却无视这一差异，在没有作任何防护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就斜立起竹梯（竹梯斜靠阁楼与地面呈约70度）并攀爬竹梯拟登上阁楼，后上述竹梯也正是因地板砖光滑且无人把扶而滑倒（原告的妻子当时尚在涉讼102房屋外）；可见，原告自身的安全意识是十分淡薄的，若原告能遵守工作规程，在攀爬斜立竹梯时能小心从事并作出适当的安全保护措施（甚至只是要求同在现场作为助手的妻子把扶竹梯），涉讼伤害事件应是可以避免或减少发生机率的，因此，原告对其自身在涉讼事件中受伤的后果应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被告朱明艳作为将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中部分工程项目（铺设地板砖与墙砖）转包给原告承接施工的转发包人，由于其在对转包工程承揽人的选任方面并没有做到依法选任合资格的承揽人，是存在一定过失的，故被告朱明艳应对原告在完成承揽工作过程中造成的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次要的赔偿责任；结合案件全部证据、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在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中各自所负责完成的施工项目情况，特别是原告与被告朱明艳作为从事装修散工工作十多年的人员却本就均没有依法取得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上岗证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这一系列因素综合分析，对于原告在完成涉讼房屋装修工程承揽工作过程中跌倒受伤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而言，根据原告与被告朱明艳各自行为对损害事件发生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与参与度，被告朱明艳应在10％的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宜、原告则应自负90％的责任。与此同时，被告刘丽翠作为将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朱明艳承接施工这一法律关系的定作人，其在为涉讼房屋的装修工作选任承揽人方面也同样没有做到依法选任合资格的承揽人，该行为亦存在一定的过失，结合被告刘丽翠对被告朱明艳将涉讼102房房屋装修工程中的铺设地板砖与墙砖的工作转包给原告施工一事并不知情等因素，故被告刘丽翠依法应对被告朱明艳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为宜。至于原告以其与被告朱明艳存在雇佣关系为由，要求两被告承担涉讼事件的全部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由此，现原告要求被告方赔偿其医疗费、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赔偿的数额应以原告的实际损失依法计算为限。经审查，原告方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44235.17元、伤残鉴定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虽然原告原为农村户籍，但鉴于其已长期在广州市城镇居住、工作与生活，而本次事件确已造成原告九级伤残，故其残疾赔偿金可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757.2元计算，依法可计20年的20%，计139028.8元；虽然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就其工作性质、其因伤致误工而导致实际减少收入的具体数额或当事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其护理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等的具体损失情况，但鉴于原告确实因本次事件而意外受伤住院治疗，且依医嘱需在出院后全休1年，期间确需要专人依医嘱参与对原告的护理工作，而经鉴定原告已致九级伤残，且原告亦需要依医嘱加强营养以利康复，可见，为治疗伤患及处理本次事件而造成原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等损失是合理可信的，故本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原告的年龄、工作性质、伤残等级情况、原告在不同时期的护理依赖程度及原告的实际主张情况，依法酌情计算原告方129天（计至定残前一日）的误工费损失17047.79元（参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48236元/年计算）、住院及出院后两个月共77天期间的护理费损失8310元（150元/天×17天＋120元/天×80％×60天）、营养费损失1000元、交通费损失510元。原告仅要求计算其残疾赔偿金139028元，是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合上述各项，原告实际损失的医疗费、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等共计213630.96元。按责任分担，被告朱明艳应承担上述损失的10％，计21363.1元，扣除被告朱明艳已先期向原告垫支的医疗费用7200元，即被告朱明艳尚应向原告赔偿14163.1元。鉴于本次事件的发生已造成原告意外受伤并致九级伤残，这对于原告来说，势必会使其在精神上遭受本不需其承担的烦恼与伤害，为了抚慰原告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烦恼与伤害，在考虑当事人的受伤害程度、过错程度、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后，可酌情计算被告朱明艳应给付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为宜。虽然原告以其尚有可能需要进行髋关节翻修术的续医治疗为由要求被告方赔偿其后续医疗费5000元，但鉴于原告提及的髋关节翻修术依医嘱只是在原告出现关节下陷的情形下才需进行，有关续医治疗目前只是一种可能性，同时原告进行上述续医治疗所需的费用至今尚未实际发生且后续治疗费的实际数额亦无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准确确定，故从公平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原告应在实际发生后续治疗费用后再行主张权利为宜，本案对此暂不予调处。另外，虽然原告表示母亲向国术已年迈并由原告负责供养，并据此要求计算母亲向国术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但由于原告方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实母亲向国术的生育状况及其具体扶养人情况，故从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对原告方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亦暂不予调处。由于至原告被鉴定构成伤残之日（即2017年7月31日）止，原告的儿子杨在军已年满30周岁、女儿杨红梅亦已年满28周岁，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杨在军、杨红梅属于原告伤残前实际承担扶养义务的对象，故原告现要求计算儿子杨在军及女儿杨红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至于原告要求计算其超过上述数额部分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的诉讼请求，亦均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朱明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文明赔偿医疗费、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6163.1元；二、刘丽翠对上述判决第一项负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杨文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94.6元，由朱明艳负担102.14元，杨文明负担2292.46元，并由朱明艳于上述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向本院缴交102.14元、由杨文明于上述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向本院缴交2292.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黎艺琼人民陪审员  董淑琴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