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32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邵村1号。法定代表人董生桂，书记。委托代理人祝习鹏，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宗禹，男，196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徐白鸽、陈忠良，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生村经合社）因与被上诉人李宗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00年10月15日，李宗禹与新生村经合社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载明：新生村经合社坐落于大塘弄的茶山、杉树山、柴山通过公开招标由李宗禹中标，承包期限20年，自2000年至2020年止；在承包经营期间，新生村经合社尽力维护李宗禹利益，不任意变更合同或不得干涉李宗禹经营权，鼓励李宗禹开发新果木、新品种，保持长期稳定性；承包款每年2000元，需在当年1月份前交清，不准拖欠；合同期满，承包山上一切作物归甲方所有；等等。审理中，李宗禹称其据此承包的茶园总面积有50余亩；新生村经合社则表示，总的承包面积不清楚，但认可征用的面积为18.72亩，征用的面积只是承包总面积中的一部分；另双方均确认承包期限的起算时间自合同签订的2000年10月15日开始计算；涉案茶山在李宗禹中标承包之前由村内其他农户承包，李宗禹称此前虽有人承包，但共有15亩左右的茶山是荒掉的，2006年开始引进种植了共20000多株龙井及乌牛早茶苗。2017年11月15日，浙江印相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相公司）受银湖街道办委托，对涉案18.72亩茶树的相关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一份，载明：……2017年9月12日在资产占有方相关人员陪同下，进行现场查勘，对估价对象进行勘查记录并拍照，在此基础上，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市场价格的调查与比较，根据分析结果确定评估方法，对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和分析……以2017年5月1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重置成本及净收益价值方法，茶树处置评估价值为663200元［其中茶叶（老茶）10.72亩，处置价35000元／亩，合计375200元；茶叶（龙井）8亩，处置价36000元／亩，合计288000元］。印相公司在查勘茶山现场时，李宗禹及新生村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董生桂在场，并对查勘测量的面积等予以确认。新生村经合社称，政府按100000元／亩进行打包补偿，其中90000元为土地补偿费，其中三分之二可以分到农户手中；10000元为青苗补偿，给具体的农户；另外对每亩经济价值低于10000元／亩的，评估机构不予评估。2017年11月27日，银湖街道办与新生村经合社签订《富阳区杭州××路××段苗木补偿协议书》，载明：新生村经合社苗木所处区块银湖街道新生村（茶叶），苗木数量详见评估报告，货币补偿方式，苗木移栽补偿金额663200元（详见评估报告）；新生村经合社须在2017年11月30日前将净地交由银湖街道办；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后7个工作日内先行支付50%苗木补偿款，净地交付后5个工作日内再支付50%余款；等等。2017年12月4日，银湖街道办已将前述663200元款项拨付给新生村经合社。李宗禹原审诉讼请求：判令新生村经合社支付李宗禹茶叶补偿款476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李宗禹承包新生村经合社的茶山，期间曾引进龙井和乌牛早等新品种进行种植，现其中的18.72亩茶山因西复线工程被征用，街道办委托印相公司对该18.72亩茶山的茶树处置价值进行评估，确定为663200元，街道办已将该款项拨付给新生村经合社的事实清楚，并有承包合同、印相公司评估报告、邵中魁出具的证明、补偿协议、拨付清单等可证；新生村经合社辩称其18.72亩均为老茶及并未收到补偿款等与事实不符。对李宗禹引进种植茶叶新品种的面积确定，首先，承包合同明确载明“鼓励开发新果木、新品种”；其次，印相公司在现场勘查时，新生村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参与，印相公司在评估报告中明确载明了“茶叶（龙井）”的面积为8亩，因此，对李宗禹提出的由其引进种植了8亩龙井的主张予以确认；其余10.72亩则仍为老茶，双方均无异议；据此，可以确定目前被征用的18.72亩茶山中，其中8亩的茶叶为李宗禹种植，茶树的所有权人为李宗禹，10.72亩茶树的所有权人为新生村经合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明确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李宗禹据此要求将其中8亩新茶的补偿款288000元归其所有，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余10.72亩老茶的补偿款375200元，因李宗禹也确认在其承包之前即已存在，故其要求均归其所有，理由不能成立；但茶树与其他附着物或青苗不同，即如若不进行培育管理会在较短时间内荒废，综合证人到庭陈述的需要对茶树进行管理以及李宗禹实际承包管理至今的时间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该部分费用由李宗禹与新生村经合社各半享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支付李宗禹茶叶补偿款4756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李宗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32元（已预交13302元），减半收取5216元，由李宗禹负担1006元，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4210元。李宗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新生村经合社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青苗补偿费老茶为35000元／亩和新茶36000元／亩，不符合客观事实和补偿方案。2000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的大塘弄茶山、杉树山、柴山，期限自2000年至2020年共计20年，承包款为2000元／年。签约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义务。2017年下半年，因富阳区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项目工程建设需要，被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了18.72亩。依据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办事处《苗木政策处理相关规定》若成片苗木或名贵苗木，由街、村两级测绘面积后按评估为依据确定直接移栽费补偿给苗木种植户，该地块原应当补偿至村的每亩10000元相应的予以扣除。本案中，即使认定有8亩的新茶为被上诉人栽种，但是老茶属于上诉人所有无异议，老茶的补偿费当然应当依据所有权，由上诉人全部享有。二、印相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2017年9月12日，印相公司受银湖街道办委托，对涉案18.72亩茶树的相关价值进行评估，2017年11月15日出具《评估报告》一份。该份评估报告附件仅包括一张《资产评估明细表》和两页茶树照片，而并未载明评估法所要求的《现场查勘记录》、《现场清点表》、《现场平面图》。并且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为委托评估的茶树处置评估价值为663200元；新茶树8亩，老茶树10.72亩。而被上诉人实际并未进行新茶树移植，只是在很小一部分涉案土地上进行了补种。同时上诉方人员并未参与现场评估，而评估报告中却称2017年9月12日在资产占有方（即上诉人方）有关人员陪同下进行现场查勘。故上诉人认为印相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不真实。三、印相公司的评估报告未见现场查勘清点附件，一审判决认定“印相公司在评估报告中明确载明了茶叶（龙井）的面积为8亩”缺乏原始附件支撑，且附件的董生桂签字以下的部分和右侧的备注，属于事后添加，痕迹明显。要求印相公司的现场测量人员夏建杨、邵明华，签名评估师邢法祥三人出庭接受质询，说明该份《苗木测量记录表》的形成过程和填写时间以及由何人填写，并对笔迹的违和感作出合理解释。由签名评估师邢法祥对于报告中8亩新茶的判断依据做出说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评估人出庭接受质询申请书。四、一审判决中对于新茶树和老茶树补偿款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配，同一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标准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将8亩新茶树的补偿款分配给承包方即被上诉人所有，对于10.72亩老茶树的补偿款却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半享有。在同一判决中，对于同类款项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配，于理不通，不符合逻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者所有。被上诉人对于老茶树的经营管理所换取的是多年的经营收益回报，被上诉人的经营管理是承包收益的前提和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青苗补偿费分配的考虑因素。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投入将老茶树青苗补偿费均分，按照此逻辑，即使有8亩新茶，但是依据《承包协议书》“承保期满，承包地上的作物归上诉人所有”的合理期待，是否对8亩新茶按照被上诉人的所有权减退和上诉人的所有权期待，可以均分，上诉人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案涉土地上的茶树享有所有权，故案涉土地补偿款中的青苗补偿款应归上诉人所有。五、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被征用土地上是否有翻种新茶以及种植的具体位置和面积。被上诉人申请证人邵某和周某出庭作证，两者的证言仅能证明被上诉人种植过新茶，但上诉人的种植究竟是补种还是翻新改良引进新茶不得而知。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被上诉人承包的茶山面积约30亩至40亩，被上诉人具体种植新茶的位置是否在被征用的土地上以及种植面积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将8亩均认定为翻种的新茶这种判断不符合常理和事实。六、案涉的663200元并非苗木移栽补偿金额，而是由重新营造一块接近于现有标准茶树所需的成本费用，再加上现有茶树林在营造期间所能产生的净收益，构成茶树的评估值。简而言之就是现状价值加收益估计，得出的评估值。按照该评估方法，需要评估人员说明现状价值和收益估计得出的依据和理由。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新生村经合社向李宗禹支付茶叶补偿款144000元，驳回李宗禹其他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宗禹辩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认为评估报告作出的评估是正确的，本案茶树在被征收之前由银湖街道办委托的印相公司进行测量并出具评估报告。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与评估公司并不相识，无任何经济往来，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无法影响评估工作的公正性。评估公司受街道办委托，没有任何动机和目的将被征收的龙井新茶面积扩大，损害委托方或国家利益。同时，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品种、亩数有错。2017年9月12日，上诉人在苗木测量记录表上对龙井新茶和老茶树的测量面积予以确认。在2017年11月27日，在富阳区杭州××路××段苗木补偿协议书上，上诉人对龙井新茶和老茶的面积以及补偿的价值进行了签字盖章确认。2017年12月4日，上诉人收到补偿款。在此期间及之后，上诉人均未向街道办提出异议。因上诉人认为龙井新茶树的面积过大，款项应有余，也没有将其认为多收的款项退还给街道办。直到因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补偿款才提出异议，明显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二审中，上诉人新生村经合社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关于新生村茶叶青苗费的情况说明，欲证明3.5-3.6万元的评估价值已包含一万元每亩的打包费用；2、证明，欲证明将1万元打包费分归集体，属于该类征收案件集体和个人利益平衡的习惯做法，被当地村民和社员及合作社普遍认可；3、苗木测量记录表，欲证明评估附件作为报告的一个整体，需要评估人员出示原始的记录表原件并出庭接受质询；4、银湖街道新生村重大事务“一事一议”表决单，欲证明关于本次征地补偿的各项费用的分配决议；5、银湖街道杜墓村重大事务“一事一议”表决单；6、银湖街道杜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西复线土地款及青苗费分配协议；7、银湖街道千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西复线政策处理费及银行转账明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青苗补偿协议。证据4-7共同拟证明同一事宜关联村落的分配习惯和执行情况——各茶叶种植户将土地青苗打包费10000元每亩给集体。其他按照青苗所有权折25000元或26000元每亩发放到具体种植户；8、富阳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欲证明土地青苗打包费中10000元每亩给集体——大地村习惯且已经执行。大地村本次被执行收85亩地，打包费85万归集体（集体再按照决议分配或自留）。被上诉人李宗禹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上诉人新生村经合社提供的证据，李宗禹质证意见：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合法性及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据来源来看，上诉人陈述是由经办人李为强打印的，打印时间为2018年5月5日，签字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为何没有在打印当天就签字，且从形成看，是先盖章后签字的，不具有合法性。证据1的内容与苗木补偿协议书记载的内容相矛盾，补充协议书有董生桂和上诉人的盖章，该份补偿协议中也有银湖街道办相关人员签字并盖章，还有第三方经办人的签字和盖章。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与补偿协议书的内容相矛盾。（苗木移植补偿金额663200元、所以并不存在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中“每亩1万元实行包干”）。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1）从证据客观公正角度应该分别形成，应该由不同单位出具不同的证明；（2）该份证明没有形成时间。因此证据的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规定。（3）该份证明与苗木补偿协议、评估报告上的内容冲突。该份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中双方对被本案案涉被征用面积为18.72亩土地是没有争议的。18.72亩和16.78亩分别为斜面面积和平面面积。评估公司也注明龙井有8亩，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龙井8亩系事后添加，认为董生桂在签字时候并没有8亩的记载。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龙井8亩”系事后添加，且在一审中苗木补偿协议书中明确“苗木补偿金额为663200元”，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理由：(1)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案所涉事宜应该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参加会议，且需要有参加会议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签名表中参加会议只有27人，27人不符合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人参加的要求，因此对合法性有异议。(2)所记载的内容也不合法，不能以村民代表的形式来剥夺了承包户的合法权益。（3）根据记载的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表决内容中没有村里有权利留取按1万元每亩留取土地青苗费的表述。（4）村民会议表决的仅是发包方单方的行为，在没有经承包方的追认和确认，对承包方是没有约束力的。（5）该份证据是在2017年12月9日形成，在一审中其就应该向法庭提交。根据新的民诉法规定，其有证据不提交的，应当予以制裁。对证据5-8，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1）这些村里的情形不能代表新生村。（2）这些村采取的是与农户签订协议的形式对征用款进行分配，双方自愿是可以的，但是无法反证对承包方是有约束力的。（3）本案上诉人要留存1万元的话，按照千家村和杜墓村的操作方式，反而要征得被上诉人的同意，否则上诉人无资格留存。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新生村经合社提供的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新生村经合社提出其并未派员参与现场评估，印相公司的评估报告附件缺乏原始附件，且附件上董生桂签字以下部分及右侧的备注，均属于事后添加。二审中，新生村经合社对评估所涉苗木测量记录表中其法定代表人董生桂签名的真实性未持异议，该证据与李宗禹一审提供的苗木测量记录表虽然在董生桂、李宗禹签字以下部分内容形式上不一致，但两份苗木测量记录表备注栏均注明“龙井8亩”。新生村经合社称其未派员参加及备注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被征用的18.72亩茶山中，其中8亩的茶叶为李宗禹种植，茶树的所有权人为李宗禹，10.72亩茶树的所有权人为新生村经合社，该认定并无不当。新生村经合社二审中提出根据征地补偿的各项费用分配决议，及关联村的分配习惯和执行情况，土地青苗打包费中10000元/亩应给集体。对此，新生村经合社二审提供的《银湖街道新生村重大事务“一事一议”表决单》内容并未明确其所称的应扣除10000元/亩留于村集体。而银湖街道下属杜墓村、大地村、千家村与新生村分属于不同的村集体，其他村集体如何分配征地补偿款项并不当然适用于新生村，且按新生村经合社提供的证据，关联村集体实际分配补偿款也是通过与相关种植户签订协议的形式予以发放。本案新生村经合社与李宗禹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协议，故新生村经合社上诉提出应扣除10000元/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确定18.72亩被征用茶山中的8亩新茶的补偿款288000元归李宗禹所有，对其余10.72亩老茶的补偿款375200元，根据李宗禹实际承包管理的事实，酌情确定该部分补偿费由李宗禹与新生村经合社各半享有，该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新生村经合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34元，由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志军审判员  韩 昱审判员  韦 薇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