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6民初8634号原告：黄某四，女，汉族，1957年9月20日生，住南京市。被告：江苏钟某镜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南京市。负责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睿，江苏钟某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辛，江苏钟某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某四与被告江苏钟某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钟某镜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丽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四，被告钟某镜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睿、王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律师代理费900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8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29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委托被告担任原告与刘某确权纠纷一案的一审期间的诉讼代理人，被告指派刘睿律师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刘睿在承办该案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应尽职责，导致原告遭受重大损失，其主要存在以下明显过错：（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黄某二是个不存在的人，南京市。刘睿没有审核刘某曾用名是黄某二的证据是否真实，没有审核刘某是否拥有39-10号房屋的全部拆迁利益，在刘某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可以39-10号房屋权利的情况下，主张与刘某进行调解，并且在原告要求停止调解的情况下，把原告拉到法庭外，以原告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懂法律为由，要求原告继续调解。事实上刘某根本没有权利对39-10号房屋提出主张，原告根本无需对刘某进行补偿，此次错误的调解，造成原告产生损失85000元。（2）被告的律师在调解的过程中对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尽到谨慎审查和合理注意的义务。原告的主张是在原告取得39-1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之后一次性补偿刘某85000元，但是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却变成“原告黄某四在2016年9月22日前补偿被告刘某85000元”。由于调解书已经生效，造成原告在未取得涉案房屋拆迁利益的情况下需向刘某支付85000元。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的律师存在重大的过错，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钟某镜律所辩称：1、原被告于2016年5月3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被告担任原告与刘某确权纠纷一案一审诉讼的诉讼代理人，合同有效期至该案终结时止。被告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标准向原告收取律师代理费9000元，并开具了发票。后该案于2016年7月22日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开庭当天原告亲自到庭参与庭审，与刘某协商一致达成调解方案并在法庭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当天出具（2016）苏0106民初5535号（以下简称5535号）民事调解书。被告已履行完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律师代理费9000元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85000元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5535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存在过错，5535号调解书确认给付的内容是原告亲自到庭自愿达成的调解方案，是原告对自己实体权利所作出的处分。（2）本案属于合同纠纷，被告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义务，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跟进代理合同，至于原告是否凭借该调解书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不在本案合同约定的范围内。（3）原告至今并未履行5535号调解书所确定给付义务，该案目前仍在强制执行阶段。3、原告曾于2017年对5535号案件申请再审，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系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庭协商一致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起诉刘某，要求刘某返还不当得利85000元，被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后原告上诉，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于2017年12月7日至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刘睿律师不尽责代理，要求退还律师代理费、赔偿损失，南京市律师协会调查后，于2018年6月4日出具宁律协复（2018）25号函，认定投诉不能成立。综上，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以及过错，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黄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了黄某四、黄某三两个子女，黄某与张某于1965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刘某是朱某的女儿，黄某与朱某于1985年登记结婚。39-10号房屋原产权人系黄某，1991年10月，黄某与朱某将该房屋赠与黄某二，并办理了公证，黄某二申请办理了过户手续，该房屋所有权登记至黄某二名下。在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的过程中，安徽和县，记载：兹有我行政村大王自然村村民黄某二因本人在今年发水搬家身份证被遗失，现在南京受赠父母亲房产，需证明办理一切手续，故此请乡政府给予办理证明。2001年，黄某去世。2015年，39-10号房屋面临拆迁，此时该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为黄某四。2015年10月31日，39-10号房屋交房并拆除，因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黄某二，黄某四未能与拆迁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黄某四至安徽和县公安局查询黄某二的户籍信息，和县公安局功桥派出所于2016年4月13日向黄某四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经常住人口信息系统查询，我辖区至今未登记有黄某二该人的户口信息。2016年5月11日，拆迁部门向黄某四出具《情况说明》，陈述由于该户存在产权纠纷，目前无法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016年5月30日，黄某四（甲方）与钟某镜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律师担任与刘某确权纠纷一案第一审诉讼的诉讼代理人，乙方指派律师刘睿到法院参加诉讼；甲方向乙方缴纳律师代理费9000元；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地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对甲方的生活隐私等不得对外泄露，并按照法院规定的时间出庭参加诉讼；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陈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的证据，乙方如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或坚持显然违法的要求时，有权终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本合同有效期至本案终结（判决、调解、安外和解或撤销诉讼）时止。黄某四向钟某镜律所支付了律师费9000元，钟某镜律所向黄某四开具相应的律师费发票。2016年6月6日，黄某四以刘某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物权纠纷诉讼，即5535号案件，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确认39-1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归黄某四所有。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刘某向本院提交《民事答辩状》，内容为：答辩人：刘某（曾用名：黄某二），答辩人就黄某四起诉39-10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本人母亲朱某与黄某四的父亲黄某于1985年结合成夫妻，本人随二某一直居住在39-10号房屋内，在十余年期间本人一直在尽着赡养义务，在此期间居委会街道一直在协调黄某四尽赡养义务，最终无果，黄某决意把房产赠与本人，并且做了公证，在办理房产赠与过程中黄某要求本人跟他姓黄，因历史原因本人自安徽农村来南京谋生，没有身份证，临时在外面刻了黄某二的私章；可以说黄某二一名就是在房产过户和做公证时临时一用，当时房产局及公证处工作程序不严谨，在无身份证的情况下，未拍照存档，未留取指纹，导致现在相关证据缺失；黄某二就是本人；原告的主张不合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2016年7月22日，黄某四与刘某在本院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刘某放弃39-10号房屋被拆迁的全部拆迁补偿利益，二、黄某四在2016年9月22日前补偿刘某85000元，三、双方就本案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纠葛；黄某四与其代理律师刘睿均参与调解并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本院据此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达成后，黄某四凭民事调解书至拆迁部门要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因不能出示刘某就是黄某二的相应证据，未能签订协议。因黄某四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刘某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尚未执行终结。黄某四向本院申请对5535号案件进行再审，本院审查后裁定驳回了黄某四的再审申请。黄某四又向本院提交诉状，其诉讼请求为要求刘某返还不当得利85000元，本院审查后认为其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裁定对其起诉不予受理，黄某四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黄某四又提起了多个诉讼，包括与黄某三之间的继承纠纷，与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之间的拆迁行政协议纠纷及不履行拆迁补偿职责纠纷，均已审理终结，但均未能解决39-1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手续办理问题，未能获得拆迁补偿利益。2018年6月21日，黄某四等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公证处为被告、刘某为第三人提起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该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2018年7月23日，黄某四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黄某四在申请对5535号案件进行再审时，在再审申请书中有如下陈述：……负责拆迁工作的龚主任通知她，他们找到了产权人刘某（曾用名为黄某二），并已约至拆迁办公室，让她过来与其面谈拆迁事宜；另外龚主任要求双方最好能起诉至人民法院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这样就可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支付拆迁款了，她为了解决拆迁事宜，按照龚主任的要求起诉至法院……庭审过程中被告（刘某）只出示了身份证，原告（黄某四）基于对龚主任的信任，以为被告的曾用名就是“黄某二”，其确实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补偿利益，所以基于此原因，原告为了和平快速的解决该纠纷，才在法院的主持下与被告达成民事调解书。在提起本案诉讼前，黄某四曾于2012年12月7日向南京市律师协会提交投诉信，投诉代理律师刘睿不尽责代理，要求刘睿退还律师费、赔偿损失。南京市律师协会于2018年6月14日给予回复，认定刘睿的行为不构成违规，不予处分，黄某四的投诉不能成立。黄某四在投诉书中有如下陈述：……付款时间是协议生效2个月，当庭我提出，要等到此调解书能拿到拆迁款再付时，因我不知道这个调解书能不能签到拆迁协议，被投诉人没有告知我，民事调解书即使签不了拆迁协议也要支付85000元，而且还不能重新起诉，而是让我打电话给拆迁办问2个月能不能拿到钱，打开免提，全法庭都听见，拆迁办说，凭调解书经过审核和批款2个月差不多，后就定2个月付款……。庭审中，黄某四陈述：当时刘某的代理人初定2016年9月22日给85000元，她不同意，要求取得拆迁款才付，法官和刘睿让她打电话给拆迁办，说她与刘某在法院调解，调解书签订后两个月内能不能拿到钱，拆迁办回复说可以拿到钱。黄某四另陈述：39-10号房屋的拆迁款金额为三十七万多元。黄某四主张刘睿告知其在拆迁办看过材料，刘某就是黄某二；钟某镜律所予以否认，并主张黄某四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告知刘睿，刘某是其继母朱某的女儿，刘某就是产权证上登记的黄某二，但是没有做过曾用名是黄某二的户籍登记；黄某四就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黄某四另主张，刘睿告知其刘某提交的答辩状就是刘某是黄某二的证据；钟某镜律所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在签署调解协议时刘睿有提示黄某四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刘某就是黄某二，给出的调解方案是在黄某四取得拆迁利益后再补偿刘某，刘某坚持要明确付款时间，黄某四当庭打电话给拆迁办负责人询问拆迁款下款时间，定了2016年9月22日这个日期，刘睿有向黄某四提示风险，黄某四称不签调解协议就无法签署拆迁协议；黄某四就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收条、律师费发票、民事起诉状、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情况说明、证明、民事答辩状、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被告提交的发票、5535号案件卷宗材料、（2016）苏0106民申36号案件卷宗材料、投诉信、宁律协复（2018）25号回复、民事裁定书及本院庭审笔录加以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黄某四与被告钟某镜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律师刘睿担任原告与刘某确权纠纷一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9000元。现原告与刘某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委托代理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原告主张被告的律师刘睿在承办该案的过程中未尽职责，导致其遭受了损失，要求被告退还律师费并赔偿损失，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真实存在。原告主张刘睿未尽职责的主要事由是刘睿未审核刘某曾用名是黄某二的证据是否真实以及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未尽审查与注意义务，首先，原告自述其在5535号案件起诉前已与刘某在拆迁部门协商过，其起诉5535号案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用于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对刘某的身份以及刘某与39-10号房屋的关联性是清楚的，且原告在起诉前已经至刘某原户籍地安徽省和县，知道并无黄某二的户籍信息，亦即原告知晓并无刘某就是黄某二的户籍证明，却依然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提起诉讼；在5535号案件中，刘某并未提交其就是黄某二的证据，作为原告代理人的刘睿无从审核证据；原告主张刘睿告知其在拆迁部门看到了刘某就是黄某二的材料及刘睿告知其刘某提交的答辩状就是刘某是黄某二的证据，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告以刘睿未审核刘某曾用名是黄某二的证据是否真实为由主张刘睿未尽职责，依据不足，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原告参与了5535号案件的调解过程，其对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完全知晓的，其中补偿款85000元的给付时间是原告当场与拆迁部门联系后确定的，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刘睿违背原告意愿与刘某进行调解的情况，故原告以刘睿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未尽审查与注意义务为由主张刘睿未尽职责，依据不足，本院对该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并无充足证据证明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或者过错，对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律师费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某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减半收取1075元，由原告黄某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丽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