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82民初5284号 原告：晋江市新煌星鞋服皮塑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池店赤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463780268。 法定代表人：林康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华平，庄芳莉，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丽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0号6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61745605F。 法定代表人：陈克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影，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该公司财务主管。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树，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剑顺，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泉港区。 原告晋江市新煌星鞋服皮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厦门丽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刘剑顺（以下直称刘剑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华平、庄芳莉，被告之法定代表人陈克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影、刘海树到庭参加诉讼，刘剑顺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799895.69元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每期交货之后30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4月25日、8月5日共签订六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休闲鞋，货款共计799895.69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货，但被告未能按约定于原告交货30天内付清货款。 被告辩称，本案的真实交易主体系刘剑顺与原告，合同签订、履行均系原告与刘剑顺之间直接联系。刘剑顺作为经营外贸方，委托具备出口资质的被告办理出口报关退税事宜，才是实际买受人。原告对此事先已知情，相应责任应由刘剑顺承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六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并非真实，而是合同约定履行期限之后倒签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提供的报关单无法体现实际生产工厂，也无法体现与《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关联，且无法证明货物已实际交付。被告与刘剑顺系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刘剑顺的要求办理相关事宜，根据刘剑顺的委托向原告支付货款，对刘剑顺是否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并不清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1.就本案诉争货物，被告从未与原告达成买卖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买卖关系的要约、承诺。①原告提供的合同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已举证证明该合同仅仅是被告受刘剑顺委托为办理出口退税所签，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②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原告与被告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具体合意过程，包括磋商人、要约内容、承诺意见的送达等等，原告对此予以回避且拒不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就本案诉争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①被告已举证证明该合同并非被告向原告购买货物。②被告已举证证明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远远滞后于合同上载明的时间，可见并无向原告购买货物的意思表示。③该合同上仅载明货物是休闲鞋，原告根本无法仅凭此约定组织生产，且原告拒不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曾就货物的详细信息（例如款式、材料、包装、配码、唛头、验货方式等）与原告达成一致买卖合意，且拒不回答被告在庭审中表示的原告需明确货物详细信息的多次要求，可见本案诉争货物并非受被告指示而下单生产。④原告提供的报关单仅能证明有货物已报关出口，根本无法体现是原告因买卖合同关系交付给被告本案诉争货物。报关单所载明的相关货物是刘剑顺委托被告办理的报关出口手续，货物的所有权人是刘剑顺，与被告无关。⑤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不能用于证明存在已交付货物的目的。3.被告提供的证据可证实，被告仅是受刘剑顺委托办理本案诉争货物的出口退税手续，被告并非货物买受人。①被告举证证明了原告法定代表人林康河的手机号码为138××××4475，林康河确认原告的邮箱号码为ｘｈｘ×××＠163.ｃｏｍ，原告工厂的联系人为小黄。被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中有体现：刘剑顺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及被告邮箱号码发送邮件，就合同编号ＷＲ-14020-1项下的货物出口事宜作出指示，后又在邮件中指示后续邮件不要再抄送给原告。②2014年11月13日，刘剑顺向原告发邮件，就其向原告购买的货物的提货计划及原告公司地址、原告工厂负责人小黄的电话138××××3117等联系方式发邮件告知货物运输公司（ＲｉｔａＣａｉ（ＣＳＬ-ＸＭＮ））和被告。此后，刘剑顺每次向原告购买了相关货物，皆在货物报关后指示被告办理出口退税。刘剑顺系个人，无出口退税资格，因此办理出口退税需由刘剑顺指示被告与原告签订相关买卖合同，包括本案诉争的六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仅为退税用途。③被告提供的多份电子邮件可证实，在相关货物出口报关后，刘剑顺指示被告与原告签订本案诉争的六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从邮件的发送时间可清楚知悉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货物交付之后，且货物交付之后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是为了办理退税所用。4.原告与刘剑顺串通，恶意损害被告合法利益，原告的诉求依法应予驳回。①原一审中，被告提供了网络查询的刘剑顺的注册的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域名证据，但在庭审过后刘剑顺就把该网络域名更改至其配偶名下。②被告仅向刘剑顺提供过报关单复印件，但原告却从刘剑顺处获得了该复印件并作为证据在本案中向法院提交。 刘剑顺未作陈述。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副本一份；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一份；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一份；上述三组证据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情况。 4.被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一份；5.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上述二组证据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情况。 6.合同编号：WR-15005-1号《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818129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598139、00598140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136866.57元。 7.合同编号WR-15005-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757857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598141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51271.26元。 8.合同编号WR-15007-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735053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598142、00598143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164750.31元。 9.合同编号WR-15023-1《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395236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615040、00615041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197800.32元。 10.合同编号WR-15023-3《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345563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615042、00615043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186807.23元。 11.合同编号WR-15023-5《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海关编号370820150085405886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编号00615044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购销合同关系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付款条件成就，合同价款62400元。 12.2014年10月6日合同编号WR-14020-1《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10月6日合同编号WR-14020-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11月3日合同编号WR-14022-3《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4月25日合同编号WR-15008-1《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4月25日合同编号WR-15008-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4月25日合同编号WR-15008-3《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4月25日合同编号WR-15008-4《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各一份，证明被告提交的付款回单证据是用于支付本案以外的合同货款。 13.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一份二页，证明刘剑顺系被告员工等事实。 上述6-11六组证据的报关单复印件均来源于刘剑顺处。 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意见如下： 1-5五组证据无异议。 6-11六组证据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理由与答辩意见一致。6-11六组证据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同：1.该报关单原件系由被告所持有，被告从未将复印件提供给原告，该复印件是刘剑顺提供，是刘剑顺与原告串通损害被告利益；2.该报关单上未体现生产者，合同协议号与《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不一致，该报关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该报关单仅能体现被告代理出口手续，不能反映原、被告之间就本案诉争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6-11六组证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同，理由与答辩意见一致。 证据12，与上述6-11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1.该合同亦是为了办理退税所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该证据反而证明原告与刘剑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仅是受刘剑顺委托办理出口手续及退税手续，该交易习惯早在2014年就存在，并一直沿用至今；3.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合同金额与被告提交的付款金额无法相对应。 证据13，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刘剑顺在被告公司挂靠参保，是为了申领出国参展补贴，被告已举证证明刘剑顺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该证据内容体现社会保险是2015年9月才开始办理、缴交入库，刘剑顺从2014年就开始委托被告办理出口手续，所以原告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2.单凭社会保险缴交记录无法证明刘剑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出口合作协议》一份，证明①刘剑顺委托被告代办货物出口相关手续；协议约定协议项下的货物采购及出口销售均由刘剑顺自行达成，与被告无关，被告仅负责办理货物的进出口手续及退税手续；②本案诉争货物是刘剑顺自行与原告达成的买卖关系，与被告无关，被告仅是受刘剑顺委托办理诉争货物的进出口手续及退税手续；③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仅为办理出口退税手续所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 2.ＩＣＰ备案查询网备案信息查询、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结婚登记申请书、结婚登记审查处理结果、户籍登记证明、晋江电信出具的电信号码查询单各一份，证明①域名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是刘剑顺于2007年5月24日注册，于2017年7月10日更新注册人为陈淑娥，管理人电话为＋86.5952893×××1；②以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为后缀的邮箱号发出的邮件皆为刘剑顺发出；③陈淑娥系刘剑顺的配偶；④电话号码2893×××1户主为陈淑娥，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域名及邮箱号码均为刘剑顺实际所有。 3.2017年2月22日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文字资料、中国移动交费收据（林康河）、新煌星企业工商信息各一份，证明①手机号码138××××4475机主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林康河；②林康河确认原告的邮箱是ｘｈｘ×××＠163.ｃｏｍ、原告的联系人为小黄；③原告的联系人与刘剑顺在其发给原告及被告的邮件中确定的原告联系人完全吻合。 4.2014年11月13日14时8分、14时48分、15时11分刘剑顺发送给原、被告的电子邮件三份；5.2014年11月14日8时54分（附件：合同编号ＷＲ-14020的装箱清单）、2014年11月19日11时58分、2014年11月25日14时42分、2014年12月23日15时3分（附件：《新煌星的开票资料》）、2014年12月23日16时31分（附件：合同编号ＷＲ-14020-1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电子邮件五份；上述二组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履行2014年10月6日合同编号ＷＲ-14020-1《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详细过程：①刘剑顺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及被告发送邮件，就编号ＷＲ-14020-1合同项下的货物出口事宜作出指示；刘剑顺为ＷＲ-14020-1货物的买受人，被告仅是受托办理进出口手续，非货物的买受人。对前述事实，原告清楚知悉；②2014年11月13日，刘剑顺将货物的提货计划及原告公司地址、原告工厂负责人小黄的电话138××××3117等联系方式发邮件告知原告、货物运输公司（ＲｉｔａＣａｉ（ＣＳＬ-ＸＭＮ））、被告；③合同项下货物报关后，刘剑顺委托被告办理出口退税，刘剑顺将订单的开票资料发邮件给被告，让被告做购销合同，被告根据刘剑顺发来的开票资料制作了购销合同，合同是为办退税而与原告事后补签的，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6日，但合同是在货物出口之后的2014年12月23日以后才签署的。在原告出口货物之前，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买卖协议；④早在2014年，被告与刘剑顺的这种交易习惯早已形成，并一直沿用。 6.2015年10月16日10时50分（附件：合同编号WR-15008-1/2/3/4新煌星开票资料）、15时22分（附件：合同编号WR-15008-1/2/3/4《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10月19日9时32分的电子邮件三份，证明合同编号WR-15008-1，WR-15008-2，WR-15008-3，WR-15008-4四份购销合同的达成操作过程：①2015年10月16日合同项下货物报关后，刘剑顺委托被告办理退税，刘剑顺将订单的开票资料发邮件给被告，让被告做购销合同，被告根据刘剑顺发来的开票资料制作了购销合同，刘剑顺回复确认合同内容；②合同是为办退税而与原告事后补签的，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但合同是在货物出口之后的2015年10月16日以后才签署的。在原告出口货物之前，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买卖协议；③早在2014年，被告与刘剑顺的这种交易习惯早已形成，并一直沿用。 7.2015年10月19日11时7分（附件：编号ＷＲ-15005-1、ＷＲ-15005-2开票资料）、2015年10月19日11时23分（附件：编号ＷＲ-15005-1、ＷＲ-15005-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5年10月19日11时44分、2015年10月15日17时18分（附件：编号ＷＲ-15007-2《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开票资料）的往来邮件四份；8.2016年1月12日15时24分（附件：编号ＷＲ-15023-1、ＷＲ-15023-3、ＷＲ-15023-5《出口产品购销合同》）、2016年1月13日的往来邮件二份；上述二组证据证明：①为办理出口退税，刘剑顺（ｉｎｆ×××＠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将涉案合同的开票资料发邮件给被告，让被告帮忙做购销合同，被告根据刘剑顺发来的开票资料制作了购销合同发给刘剑顺让其核对确认，刘剑顺核对后发邮件给被告告知“这些购销合同ＯＫ”；②本案诉争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真实形成时间都并非合同载明的时间，都是在货物出口之后形成，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③本案诉争合同的内容不明确，根本无法实际履行；④本案诉争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是在货物已报关后，根据刘剑顺的要求，为了办理退税手续而倒签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9.2015年8月12日16时6分（附件：编号WR-15007排款通知单）、16时36分（回复编号WR-15007排款通知单邮件的汇款单）的电子邮件二份，证明本案诉争WR-15007-2合同项下货物的所有人是刘剑顺；刘剑顺将合同项下货物出售后，通过发邮件指示被告将款项代为支付至刘剑顺指定的原告的银行账户。 10.2015年10月19日11时50分、2016年1月13日10时6分的电子邮件二份，证明①刘剑顺（ｉｎｆ×××＠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发邮件给被告，告知被告将经其确认ｏｋ的购销合同邮寄到刘剑顺公司；②被告将合同编号为ＷＲ-15005-1、ＷＲ-15005-2、ＷＲ-15022、ＷＲ-15023-1、ＷＲ-15023-3、ＷＲ-15023-5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邮寄给刘剑顺，并告知刘剑顺快递单号；③被告按刘剑顺要求将经刘剑顺确认的购销合同邮寄到刘剑顺办公地址，然后由刘剑顺与原告联系，刘剑顺才是真正的买受人，被告仅是进出口代理人。 11.2015年6月10日16时47分（附件：编号WR-15005装箱清单）、2015年6月13日14时46分（附件：编号WR-15007出货清单）、2015年11月23日13时55分（附件：编号WR-15023出货清单）的电子邮件三份，证明①刘剑顺联系货代公司抄送被告的电子邮件，明确写明“我司将有一票货...，将会委托丽斯达进出口帮忙安排后续的出货事宜”，附件“香港维尔贸易有限公司装箱清单”载明该司货物的相关信息（标注详细规格,包装,数量、颜色、帮面材质、款式、图片、商标等内容）；②刘剑顺清楚的知悉诉争货物的相关信息，并将该信息发给被告以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刘剑顺才是诉争货物的买受人、所有人；③合同编号WR-15005、WR-15007、WR-15023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载明的合同内容不清，不足以让原告具备组织安排生产合同项下货物；④前述诉争合同项下货物品种繁杂，规格型号不一，原告持有在组织生产前与刘剑顺签订的生产合同或订单。被告向人民法院申请责令原告提交详细订单有事实依据；⑤被告只是受刘剑顺委托代办货物出口报关相关手续，签订诉争合同只是履行退税程序的手续，刘剑顺才是诉争货物的买受人。 12.2015年6月29日17时26分（附件：编号WR-15007出货清单）、18时23分（附件：编号WR-15005装箱清单）的电子邮件二份，证明①刘剑顺的联系货代公司抄送被告的电子邮件，明确写明“后续的所有相关出货事宜我司将都会委托丽斯达进出口帮忙操作”，附件“香港维尔贸易有限公司装箱清单”载明该司货物的相关信息（标注详细规格,包装,数量、颜色、帮面材质、款式、图片、商标等内容）；②刘剑顺清楚的知悉诉争货物的相关信息，并将该信息发给被告以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刘剑顺才是诉争货物的买受人、所有人；③合同编号WR-15005-2、WR-15007-2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载明的合同内容不足以让原告具备组织安排生产合同项下货物；④前述诉争合同项下货物品种繁杂，规格型号不一，原告持有在组织生产前与刘剑顺签订的生产合同或订单。被告向人民法院申请责令原告提交详细订单有事实依据；⑤被告只是受刘剑顺委托代办货物出口报关相关手续，签订诉争合同只是履行退税程序的手续，刘剑顺才是诉争货物的买受人。 13.微信聊天记录、2015年1月16日刘剑顺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各一份，证明①原告向刘剑顺催讨货款，刘剑顺指示被告支付货款，刘剑顺才是本案诉争货物的买受人；②刘剑顺将其应付款项指示被告支付至其指定的原告的银行账户。 14.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期间的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九份，证明①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期间，被告代刘剑顺向原告账户转账支付部分货款合计984479.43元；②刘剑顺指示被告支付的部分付款，付款时间在诉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 15.2015年度厦门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5年8月26日14时53分、2016年2月3日15时56分的电子邮件、刘剑顺签字的《说明》函各一份，证明①2015年8月刘剑顺因要申领出国参展补贴要求挂靠被告补缴社保，被告发《说明》函告知其补缴社保有不一定能获得补贴资金的风险，及补缴社保所产生的费用由刘剑顺承担；②刘剑顺对《说明》函签字确认；③刘剑顺自己承担全部社保费用；④被告为刘剑顺补缴社保的目的是帮助刘剑顺申领出国参展补贴，刘剑顺非被告员工，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意见如下： 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协议是被告与刘剑顺签订，内容没有涉及到原告，也与本案无关，原告在起诉前从未见过该份协议。 证据2、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由法庭认定，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证据4的三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原告虽有收到该邮件，但邮件内容没有明确告知被告与刘剑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证据5-13的三性均有异议，都是发生在被告与刘剑顺之间。 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支付的是诉争交易以外的货款，原告已经举证说明，而且这些付款回单恰恰证明双方之间还有其他交易。 证据15的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刘剑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第一，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1-5、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2-3，可以证明本案当事人身份情况、当事人的通讯联系方式，对方当事人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来源合法、内容明确，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反驳，可以证明刘剑顺委托被告办理货物出口相关手续的约定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13，孤证不足以支持其证明目的，未经当事者确认，且被告予以否认并提供上述证据15予以反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15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反驳。因此，对原告主张之刘剑顺系被告员工之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4-6、证据13、证据14，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12，证据中有关货物数量、付款金额、时间节点等内容记载相互可以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结合上述第一、第二点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第五，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6-11，每组证据内的各证据之间相互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予以认可其表面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第六，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7-12，来源合法、内容明确，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反驳，本院予以确认。 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涉案电话号码0595-289××××1、域名ｗｅｅｒｓｈｏｅｓ.ｃｏｍ、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以及该域名后缀邮箱，系刘剑顺用于与本案涉案交易的通讯联系方式。手机号码138××××4475、邮箱ｘｈｘ×××＠163.ｃｏｍ，系原告用于与本案涉案交易的通讯联系方式。 2014年12月21日，被告与刘剑顺签订《出口合作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刘剑顺负责提供出口货物，委托被告负责办理货物出口相关手续，合同期限至业务履行完毕后终止。刘剑顺应确保被告在货物出口后90天内收到全额外汇货款，否则造成损失由刘剑顺承担责任，后被告根据该协议向有关方支付款项。被告与刘剑顺指定工厂所签的购销合同直接约束于刘剑顺及工厂，与被告无实际债权债务关系，工厂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纠纷由刘剑顺承担全部责任。” 2014年，刘剑顺向原告下单生产休闲鞋三批次（合同编号WR-14020-1、WR-14020-2、WR-14022-3），分别约定2014年11月13日前、2014年11月25日前、2014年12月15日前交付货物，刘剑顺接收货物后交由被告代为办理出口手续，被告于2014年12月—2015年2月按照《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受刘剑顺通知五次（2015年2月3日前五笔付款回单）支付给原告货款完毕，后被告与刘剑顺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确定购销合同条款，原、被告于2014年11月23日之后倒签形成上述三份合同（倒签合同日期分别为2014年10月6日、2014年10月6日、2014年11月3日）。 2015年，除本案诉争六份合同以外，刘剑顺向原告下单生产休闲鞋四批次（合同编号WR-15008-1、WR-15008-2、WR-15008-3、WR-15008-4），分别约定2015年6月23日前、2015年6月23日前、2015年6月23日前、2015年7月9日前交付货物，刘剑顺接收货物后交由被告代为办理出口手续，后被告与刘剑顺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确定购销合同条款，原、被告于2015年10月16日之后倒签形成上述四份合同（倒签合同日期均为2015年4月25日）。 2015年，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合同编号WR-15005-1号、WR-15005-2号、WR-15007-2号、WR-15023-1号、WR-15023-3号、WR-15023-5号《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六份，前三份落款时间均倒签为“2015年4月25日”，后三份落款时间均倒签为“2015年8月5日”。被告分别于2015年6月29日、7月6日、7月14日、12月9日、12月16日、12月9日将合同项下货物报关出口，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前三份开具时间均为“2015年10月22日”，后三份开具时间均为“2016年1月15日”。 2015年8月12日—12月16日，被告分六次各支付给原告款项10万元、10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其中第1笔即2015年8月12日的10万元系支付合同编号WR-15007-2号的货款，其余5笔的排款对应合同编号不清。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合同的交易主体是发生在原告与被告还是原告与刘剑顺之间？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诉争合同的交易主体是原、被告，并提供《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票、报关单作为证据。首先，纵观原告提供的本案涉及的十三份总金额高达180余万元的《出口产品购销合同》，每份合同的多个产品名称均表述一致未加区分，如统称休闲鞋或登山鞋或休闲童鞋；每个产品名称下均只有双数、单价、总价，均未区分颜色、款式、尺寸、材质等具体细目；甚至存在同一天多份合同，其中，2014年10月6日的合同有两份，2015年4月25日的合同有七份，2015年8月5日的合同有三份；自始至终，每份合同的格式均高度一致，均未明确约定当事人住所、货物材质、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合同一般条款；在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本案诉争合同的签订过程是“刘剑顺拿着已经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合同代表被告公司与我方交易”，又陈述“有时是被告已经加盖公章的合同寄给原告，原告盖章后再寄回；有时是刘剑顺将已经加盖公章的合同交给原告，原告盖章后交给刘剑顺”。第二，在本案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是通过原、被告之间的书面邮件往来或者与刘剑顺就本案诉争合同进行联系”，却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对被告有关“原告与刘剑顺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的提问，明确答复“这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在起诉状中则对刘剑顺只字不提；在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刘剑顺与我方洽谈过程中，自称是被告公司的，没有提交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给我方”“生产之前无需交付订金”；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刘剑顺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进行诉争交易”“除诉争交易之前有过一次电子邮件联系以外，原告与刘剑顺就本案诉争交易没有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是刘剑顺到原告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进行联系，当面或电话交流”“刘剑顺提交订单详情就是样品以及具体的数量要求，没有其他的了”。第三，作为本案合同的关键人物刘剑顺，原告对2014年11月13日刘剑顺发出的三封电子邮件中所涉及的“香港维尔鞋业贸易有限公司”，置若罔闻。所有这些，显而易见，对于有关本案诉争合同的形成以及履行过程，原告存在着诸多不实陈述、自相矛盾、避重就轻、含糊应答、明显违背日常生活常理和市场交易习惯之处，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相反，被告对原告的主张则提供上述一系列证据予以反驳，主张本案诉争合同的交易主体是原告与刘剑顺。首先，被告向本院递交了其与刘剑顺签订的《出口合作协议》；第二，与本案合同密切相关的签订履约过程，被告向本院递交了其与刘剑顺往来的多份电子邮件，而原告自始至终未向本院递交其与被告或者刘剑顺就本案合同密切相关的签订履约过程的任何证据；第三，原告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以对抗被告的证据；第四，作为本案中仅存的涉及原告的唯一有关业务往来联系的关键证据，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对被告有关“邮箱ｘｈｘ×××＠163.ｃｏｍ是否你公司使用的邮箱”的提问，原告明确答复“不是”，予以回避，却在本案庭审中予以认可，从该邮箱涉及的2014年11月13日的交易之初的三封电子邮件中，均有抄送原告的邮箱ｘｈｘ×××＠163.ｃｏｍ，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刘剑顺在第三封电子邮箱中明确向所有收件人、抄送人发出指示“后续的所有邮件不要抄送ｘｈｘ×××＠163.ｃｏｍ”之后，所有电子邮件证据均未见抄送原告。显而易见，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证据优势明显高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达到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对被告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被告是本案货物出口手续代办方，刘剑顺是本案诉争合同的实际买受人。 原告与刘剑顺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以及被告与刘剑顺之间委托代理合同，二者分属独立的合同。被告与刘剑顺之间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刘剑顺委托被告办理货物出口手续范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非被告委托刘剑顺或者刘剑顺委托被告向原告购买产品。因此，原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还款，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明确向原告释明若其主张与本院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后，原告明确表示不予变更。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刘剑顺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晋江市新煌星鞋服皮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799元，保全费4519元，由原告晋江市新煌星鞋服皮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清镇 审 判 员  李金玲 人民陪审员  丁淼淼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蔡铭钊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