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粤71行终1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某，女，汉族，1985年7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女，汉族，2010年2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宁阳县。法定代理人：孟某，系韩某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秀荣，男，汉族，1962年5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凤珍，女，汉族，1960年6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宁阳县。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宁凯，男，汉族，1975年1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禺山大道**。法定代表人：李育林，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志浩、田威，该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以下简称公安番禺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8）粤7101行初107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分别是死者韩刚的配偶、女儿、父亲和母亲。2017年7月13日20时许，韩刚因吸毒后精神失常，在广州市番禺大龙街新水坑牌坊路段随意拦截过往车辆，在场群众报警，公安番禺分局属下旧水坑派出所民警到场处警，韩刚被制服后于当晚22时被传唤至旧水坑派出所。韩刚被传唤至派出所后情绪激动，神志不清，当晚23时许，公安番禺分局民警通知120医生到场对韩刚进行身体检查，医生确认病情好转，没有生命危险。后经公安番禺分局调查取证，韩刚有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2017年7月14日公安番禺分局对韩刚作出穗公番行罚决字〔2017〕077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韩刚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的处罚。2017年7月15日凌晨，公安番禺分局将韩刚送至广州市番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在公安番禺分局留置韩刚的过程中，给韩刚戴头盔，使用戒具限制其手脚，有保障韩刚的饮食和休息时间。在对韩刚投所执行拘留时，从派出所出门至上警车的过程中，韩刚双腿乏力需要人搀扶；到达广州市番禺拘留所门口下车时，公安番禺分局民警发现韩刚身体不适，立即拨打120呼叫医生到场抢救，在120医生到达前，广州市番禺羁押医院的医生（民警）对韩刚进行抢救，后经广州市番禺沙湾医院医生抢救无效死亡。为查清韩刚的死亡原因，2017年8月8日，公安番禺分局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韩刚进行死因鉴定。同年9月29日，该鉴定中心出具穗司鉴17010020100214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指出，韩刚尸体体表发现多处擦挫伤，但上述外伤程度轻微，范围局限，不足以导致死亡，其他重要器官未检出致命性外伤所导致的病理学改变，故排除其因机械性外伤导致的死亡，也排除自身原发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综合案情分析认为韩刚符合摄入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咖啡因导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公安番禺分局收到《鉴定意见书》后，将鉴定结论告知了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2017年11月6日，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向公安番禺分局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理由有四点，分别是韩刚不可能死于中毒；即使韩刚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吸毒，也是公安番禺分局相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漠视生命，延误救治导致的；韩刚的死亡与工作人员的殴打、虐待行为有关；韩刚在公安番禺分局传唤调查或执行处罚的过程中死亡的，排除韩刚自杀，公安番禺分局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上述理由，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请求公安番禺分局赔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1351380元，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向程凤珍、韩某赔付生活费。2018年1月5日，公安番禺分局作出穗公番赔决字〔2017〕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查明“本机关在办理韩刚吸毒案件的过程中，均依法行使职权，未出现侵犯韩刚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况”，认为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提出的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韩刚死亡后，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举报，2017年10月30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穗番检控申举答〔2017〕16号《答复举报人通知书》，称：“经审查，韩刚系因摄入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咖啡因导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暂未发现公安机关相关工作人员有渎职侵权的犯罪行为，故本院决定对该线索予以存查。”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条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是死者韩刚的继承人，其认为公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公安番禺分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公安番禺分局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赔偿与否的决定。本案中，通过审理查明的内容可知，在韩刚被传唤至派出所后，因韩刚情绪激动，表现失常，公安番禺分局请医生对韩刚的身体进行检查，对韩刚给予了适当照顾；为了防止韩刚自残或处于癫狂状态伤到自身，给韩刚戴头盔，使用戒具限制其手脚，也有保障韩刚的饮食和休息时间；将韩刚投所执行拘留，韩刚至拘留所门口突发身体不适，公安番禺分局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拘留所医生也一直在对韩刚进行抢救，公安番禺分局也没有消极延误救治的行为。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韩刚的死亡系因吸毒导致中毒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因此，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所称韩刚死亡是公安番禺分局相关工作人员延误救治导致的，是公安番禺分局工作人员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造成的，理由不成立。公安番禺分局认为韩刚的死亡情形不符合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能够取得国家赔偿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否认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问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鉴定人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其鉴定结论有尸表检验、尸体解剖、主要脏器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特殊检查、法医病理学诊断及相关行业标准、检验指导书等为依据，鉴定结论依据充分，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以其自己的分析否认鉴定意见书，没有依据，对其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公安番禺分局自收到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的赔偿申请后，两个月内作出不予赔偿的书面决定，并及时送达给了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程序合法。对于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所称公安番禺分局传唤韩刚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及公安番禺分局违法使用警械问题。根据前述分析，韩刚的死亡系因吸毒导致中毒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非由被告工作人员殴打、超期留置，使用警械虐待致死，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以上述理由要求被告赔偿，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公安番禺分局作出的穗公番赔决字〔2017〕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要求撤销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书》及要求赔偿的请求，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孟某、韩某、韩秀荣、程凤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原审法院侵犯了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2018年3月26日，上诉人通过顺丰速运（单号907687222548）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调取行政拘留韩刚的卷宗（穗公番行罚决字〔2017〕07766号行政处罚决定）和韩刚被故意伤害案的卷宗（穗公番立字〔2017〕11403号立案决定）等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并未调取，亦未向上诉人说明不调取的原因。其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存在违法超期留置、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违法使用械具等情形，且存在消极延误救治的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7年7月13日23时24分，广州市番禺石基人民医院急救病例载明，死者韩刚仅是情绪激动且医生到场10分钟后情绪已经稳定；并载明无意识障碍且身体五官无伤口（详见广州市120院前急救病历）。自2017年7月13日23时24分至2017年7月15日凌晨韩刚送往番禺羁押医院门口期间，再也没有其它治疗记录。上诉人认为在韩刚在2017年7月13日23时34分以后就一直情绪稳定，不应再对其使用械具，如果韩刚表现失常，被上诉人有法定的义务联系医疗机构进行检查、救治。但正是由于被上诉人超期留置、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违法使用械具、对韩刚消极延误救治等一系列违法行为最终发生了韩刚的死亡，被上诉人对韩刚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原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总结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穗司鉴17010020100214号《鉴定意见书》能否证明“韩刚符合摄入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咖啡因导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但原审判决中未载明上诉人庭审中提出的对该证据的所有质证理由，人为的剥夺了上诉人质证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韩刚死亡系因吸毒导致中毒而死，明显缺乏证据。涉案《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人未说明分析过程，不符合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而后，原审判决书称“韩刚的死亡系因吸毒导致中毒记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因此原告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所称的韩刚死亡是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延误救治导致的，是被告工作人员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造成的，理由不成立。”“韩刚的死亡系因吸毒导致中毒记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非由被告工作人员殴打、超期留置，使用警械虐待致死，原告以上述理由要求被告赔偿，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认为吸毒导致中毒的前提，不仅要有吸食毒品的行为，还要达到相应的剂量，没有证据证明韩刚摄入毒品的血药浓度达到了中毒剂量。最后，穗番检控申举答〔2017〕**《番禺区检察院答复举报人（孟某）通知书》作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其无赔偿责任，反而证明被上诉人和番禺区检察院之间相互恶意串通以达到掩盖事实真相，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撤销穗公番赔决字〔2017〕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135138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4万元及被抚养人程凤珍相应的生活费84980元、韩某相应的生活费42490元。被上诉人公安番禺分局在二审期间的答辩意见与原审答辩一致。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项、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死者韩刚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为韩刚死亡是否因被上诉人属下旧水坑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所致？本案中，韩刚因吸毒后精神失常，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13日22时将其传唤至旧水坑派出所。经调查取证，被上诉人于次日作出穗公番行罚决字〔2017〕077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韩刚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的处罚。2017年7月15日凌晨，被上诉人将韩刚送至广州市番禺拘留所执行拘留，韩刚在拘留所下车时出现身体不适，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9月2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穗司鉴17010020100214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就韩刚的死因分析说明指出，韩刚尸体体表发现多处擦挫伤，但上述外伤程度轻微，范围局限，不足以导致死亡，其他重要器官未检出致命性外伤所导致的病理学改变，故排除其因机械性外伤导致的死亡，也排除自身原发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综合案情分析认为韩刚符合摄入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咖啡因导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经审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鉴定人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其鉴定结论有尸表检验、尸体解剖、主要脏器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特殊检查、法医病理学诊断及相关行业标准、检验指导书等为依据，故该鉴定结论依据充分，合法有效。可见，该《鉴定意见书》足以证实韩刚的死因系因吸毒导致记性循环功能衰竭，并非上诉人所称韩刚死亡是因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延误救治导致，或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造成。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邮寄申请调查取证，请求调取行政拘留韩刚的卷宗和韩刚被故意伤害案的卷宗等证据材料，其目的是为了证明韩刚的死因，而该问题已有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书》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综上，被上诉人认为韩刚的死亡情形不符合申请国家赔偿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玮审判员 金 霞审判员 余树林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马淼书记员马可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