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1318号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建明，男，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琴，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秋燕，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范杏芬，女，196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范志英，女，198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上诉人金建明因与被上诉人范杏芬、范志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3民初4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建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由二审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2月18日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协议》载明“因范爱忠事故保险理赔原因，需投保人沈福根、徐柏洪、施工方金建明跟死者家属签订理赔协议”。因此，双方2017年2月1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纯粹是为了配合保险理赔需要。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被上诉人多次确认签调解协议就是为了保险理赔。上诉人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2、一审认定范爱忠的死因为“心源性猝死”，却又以范爱忠受雇于金建明，对范爱忠死亡给其家属造成的损失，要求金建明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二者之间存在矛盾。首先，一审既然认定范爱忠是因自身生理上的疾病死亡，那么上诉人就没有义务为范爱忠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但一审又认为死者家属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认定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其次，一审认为上诉人承担的是部分赔偿责任，但是根据《人民调解书》约定的金额60万元，显然不是部分赔偿责任。对于一个无赔偿义务的上诉人，要求其承担60万元的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上诉人为查明范爱忠的死因及范爱忠死亡时的原始病例，申请一审法院向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调取范爱忠的病历及被上诉人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材料，但一审并未准许。实质上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为查明被上诉人为保险理赔于2017年2月18日同时向上诉人及房东沈福根、徐柏洪出具《协议》，要求配合保险理赔的事实，上诉人申请追加沈福根、徐柏洪两位房东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既未追加，亦未认定保险理赔的关键事实。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审理程序存在明显不当之处。二审中，金建明提出双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均认为可以获得保险理赔，故双方对人民调解协议均有重大误解，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该人民调解协议也应当是可撤销的。被上诉人范杏芬、范志英共同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已经写明双方是自愿签订协议，是真实意思的表示。本案事实清楚，上诉人歪曲理解。签订协议书时上诉人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协议并非为保险理赔而签订，该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正确。范杏芬、范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金建明立即支付范杏芬、范志英赔偿款500000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金建明向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7年2月1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书无效；2、请求范杏芬、范志英返还200000元；3、反诉案件诉讼费用由范杏芬、范志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6日下午，范爱忠受金建明雇佣在桐乡市史桥新区沈福根、徐柏洪家建房工地上劳动时突然倒地，后送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载明范爱忠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同年2月19日，经桐乡经济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签订了桐开人调字[2017]第02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载明：1、由于2017年2月18日签订协议后，出现范爱忠家属与金建明出示承诺书，故带来对此协议发生争议。今天经双方自愿协商后对于此事件重新协议，并在重新签订本协议后2017年2月18日的协议作废（终止）。2、经双方共同自愿协议同意由金建明一次性赔偿给范爱忠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种费用（含保险理赔款）共计600000元。3、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确认再无其他任何争议。4、范爱忠家属有义务在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中积极配合办理。5、本协议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当事人必须共同遵守。履行方式、时限为：第一次在签约当日支付100000元；第二次为2017年2月26日前付100000元；第三次为2017年3月18日前付100000元；第四次为2017年4月30日前付300000元。其他约定：金建明在本协议约定时间内按时足额支付赔偿金，如金建明未按时足额支付赔偿金的，范爱忠家属有权申请司法诉讼；或金建明在按时支付第一笔赔偿金后未按时足额外支付剩余赔偿金的，原支付的赔偿金作违约金处理，范爱忠家属并有权申请司法诉讼。金建明按时足额支付赔偿金的话，范爱忠家属不再要求金建明及房屋主人沈福根、徐柏洪其他赔偿。2017年2月20日，金建明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按照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履行，每笔赔偿金付款时双方需到村委会办理交付手续。原于2017年2月26日应付的100000元提前至2月21日15时之前付，逾期不付承担20000元违约金。并保证手机内的录音资料对赔偿款不具有法律依据。协议签订后，金建明已支付范杏芬、范志英20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一审另查明，2017年2月18日，范志英出具协议一份，载明：因范爱忠事故保险理赔原因，需投保人沈福根、徐柏洪、施工方金建明跟死者家属签订理赔80万，协议实际经沈福根、徐柏洪、金建明及死者家属商议承诺，不履行保险以外所产生的余额（但必须配合此案房东两份保险单理赔金的纠纷一切过程直止结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于2017年2月19日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范杏芬、范志英认为2017年2月19日双方所签《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金建明应按人民调解协议书支付赔偿款。金建明认为范爱忠的死亡原因系心源性猝死，金建明没有义务为范爱忠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金建明是在得到了范杏芬、范志英承诺不需要履行保险以外的款项后，才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目的是为了保险理赔，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该协议书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为，2月19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中第一条就明确，由于出现了范爱忠家属与金建明出示承诺书（即范志英于2017年2月18日出具的协议），带来了对2017年2月18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发生争议，经双方自愿协商后对此事件重新协议。说明双方在2月19日的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前已经发生争议，正是因为有争议，双方才在桐乡经济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重新签订了2月19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明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确认再无其他任何争议，金建明应承担的义务及违约责任，金建明在协议上签名捺印，显然金建明辩称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范爱忠受雇于金建明，在劳动过程中突然倒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对范爱忠死亡给其家属造成的损失由金建明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于2017年2月19日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金建明未按约履行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范杏芬、范志英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金建明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金建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范杏芬、范志英赔偿款500000元。二、驳回金建明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16120元，由金建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金建明与范杏芬、范志英于2017年2月19日在桐乡经济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第1条载明，“由于2017年2月18日签订协议后，出现范爱忠家属与金建明出示承诺书，故带来对此协议发生争议。今天经双方自愿协商后对于此事件重新协议，并在重新签订本协议生效后2018年2月18日的协议作废（终止）。”这一条款清楚说明了本协议签订的背景，即，范爱忠死亡后，双方曾在2017年2月18日签订过一份协议，随后范爱忠家属又在当日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即范志英出具的《协议》），双方由此产生了争议，在此争议基础上，双方重新签订了本协议。可见，本协议是在先前两份协议基础上重新签订的协议。金建明现欲以先前两份协议中的一份，即范志英出具的《协议》中的内容主张本协议签订的目的只是为了配合保险理赔，不能成立。本协议签订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配合保险理赔，只能对照本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理解。纵观本协议，涉及保险理赔的仅有一条，即协议第4条，该条约定“范爱忠家属有义务在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中积极配合办理。”说明理赔的权利人应当是金建明一方，范爱忠家属只是配合理赔。而能否理赔到，从协议第2条约定来看，并不影响金建明应支付范爱忠家属的费用。该条约定，“经双方共同自愿协商同意由金建明一次性赔偿范爱忠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种费用（含保险理赔款）共计60万元。”可见，保险理赔款只是双方约定的金建明应付赔偿款中的一部分，而并非金建明所主张的其应付赔偿款需以保险理赔款为限。由此，金建明上诉认为其签订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目的只是为了配合保险理赔，既无事实依据，也与该协议约定内容不符。至于金建明上诉强调的，范爱忠系因自身疾病原因致死，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意见如下，民事活动遵循自愿原则，从双方整个协商经过来看，金建明对范爱忠因何死亡是明知的，其在明知范爱忠因何死亡的情况下，仍自愿赔偿范爱忠家属60万元，法律并不禁止。相反，在其作出自愿赔偿的意思表示并与对方签订协议后，相关协议即受法律保护，其即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综上，双方于2017年2月1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金建明上诉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人民调解协议均有重大误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有关金建明上诉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首先，如上所述，范爱忠因何死亡不影响双方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故一审未向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调取范爱忠的病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其次，理赔的经过包括有否理赔到也不影响金建明的付款义务，故一审对金建明申请追加房东沈福根、徐柏洪作为共同被告不予照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金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金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