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02民初8302号原告：袁启章，男，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幸福村三角塘组39号，现住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红，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谦，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利彬，男，197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勤乐村朝阳组7号，现住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黎、王涛，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宋万飞，男，198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人：遵义市永星飞腾建筑渣土清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幸福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09502651XG。法定代表人：牟家应，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袁启章诉被告张利彬、第三人宋万飞、遵义市永星飞腾建筑渣土清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星飞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罗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启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红、林谦，被告张利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黎、王涛，第三人宋万飞、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家应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启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被告和第三人遵义市永星飞腾建筑渣土清运有限公司签订的“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930000元及支付从2015年9月10日起至该股权转让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按6%年利率计算利息，该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金额为161300元，共计1091300元；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5年9月10日，原告袁启章、被告张利彬和第三人遵义市永星飞腾建筑渣土清运有限公司签订“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以93万元对价受让被告持有的第三人遵义市永星飞腾建筑渣土清运有限公司10%的股权，原告享有该公司股东分享利润等相关权益。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第三人宋万飞支付了该股权转让款930000元整，被告与第三人宋万飞向原告出具二人签字的收条壹张，确认己经收到该股权转让价款。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然而被告却拒不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不仅未按约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且不同意通知原告参加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和会议，不同意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向原告分配利润，导致原告不能取得该公司股东资格及分享该公司利润等相关权益，未实际获得该公司10%的股权。原告曾于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多次向被告张利彬及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提出要求实际取得该公司的股权及享有该公司的相关权益，但都因被告表示拒绝，致使原告不能实现该股权转让合同目的。2018年7月3日，原告与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解除协议”，约定：原告放弃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放弃请求参与利润分配权、放弃应得利润分配权；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该93万元转让款本息由转让股东被告返还给原告，该应返还款本息由原告向被告直接追偿。综上所述，被告拒绝履行其该股权转让合同义务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已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法律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张利彬辩称：一、本案的事实：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的注册股东有牟家应和杜勇2人，但是实际股东有5人，我和其余2人是2014年10月8日入股的，入股后我们每人享有20%的股份。之后在当年年底次年年初，我口头约定转了10%的股权给宋万飞，其他股东均无异议。2015年9月，宋万飞将其享有的1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由于他和公司无任何文书合同，便只能借助我的名义与原告签约，以此完善法律手续。为此，我于2015年9月10日为宋万飞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明确将我享有的（实际是宋万飞的）股权转让10%给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牟家应亦盖章签字认可转让行为。合同签订后，原告须支付93万元给宋万飞，但为了完善手续，原告便叫我和宋万飞共同在《收条》上签字。之后协商对四位隐名股东（即我和原告，王厅华、何进中）的注册问题统一办理，相应手续文件有公司具体实施，一直处于待办完善中。由于原告入股后，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16年底就处于瘫痪状态，无利润可言分红，但从无任何人拒绝原告享有决策权、知情权等，原告的股东地位始终存在。二、原告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原因在于：1、我口头转让10%股权给宋万飞时，公司实名及隐名股东均同意；宋万飞转让股权给原告时，公司全部股东亦同意，该合同系有效合同。2018年7月3日，原告与牟家应签订的《股权转让解除协议》实际上是退股协议，应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才行，但无任何股东知晓，系牟家应个人的行为，该协议无效，且按照公司法规定，资本进入公司后是不能退股的，且在股东合作协议的第十三条明确作了规定；2、原告诉称我不同意他参会，不同意直接分红给他，其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我既没有义务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也没有权利拒绝和阻止原告参加股东会，之余分红，则由于公司很多债权未实现，无钱可分，原告以此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成立；3、实名登记注册问题仅属应完善的手续，待完善期间不属公司违约或我与宋万飞违约。三、如果牟家应能代表公司同意解约退款，也应由公司退还而不能由股东个人（我本人）退还，且利息不能得到支持。1、公司的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有公司这个企业法人承担。公司物权主宰股东个人的意志，故公司未经我同意或形成股东会决议，便越俎代庖在协议上明确由我退款，这一意思表示显然违背我的意志而无效。至于公司退款后我们内部如何确定我的责任，如何由公司向我追偿，则是另一法律关系；2、公司与原告于2018年7月3日约定退股，但未明确退款支付时间，且未约定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付息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宋万飞陈述：股权转让是我转让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93万元是我收的，其中79万元是银行转账、14万元是现金方式支付给我的。这10%的股份是张利彬口头转让给我和另外两个人的，转让股份是我们三个商量以后转让给原告的。当时从张利彬手中转让这10%的股权一共花了50多万元。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陈述：公司成立后，就法定代表人牟家应与杜勇每人占50%的股份，后来因为公司缺钱，何进中带了两个人（王厅华、张利彬）一起入股，之后一共有五个股东，每人占20%的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上公司的盖章是转让双方谈好之后，征得所有股东同意之后，请牟家加盖的；退股协议上的盖章，是因为原告要退股，找到牟家应说这个事情，牟家应也在退股协议上盖了个章，主要就是起一个证实的作用。宋万飞在张利彬的手投买10%的股份是事实，公司所有股东都是清楚并同意的。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4日，登记股东为牟家应和杜勇二人。2014年10月8日，牟家应、王厅华、何进中、张利彬、杜勇五人签订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这五人每人出资60万元，各占公司投资总额的20%，即每人享有公司20%的股权。之后，该公司即按照该协议履行各项活动，但一直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2015年9月10日，原告袁启章（受让方、乙方）和被告张利彬（转让方、甲方）签订《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永星飞腾公司的10%的股权，以人民币93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在该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甲方将该股权转让后，乙方即成为永星飞腾公司的股东，乙方按10%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等内容。该合同中有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牟家应的签名及公司盖章。合同签订后，原告袁启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79万元到第三人宋万飞名下，又支付现金14万元给第三人宋万飞。被告张利彬、第三人宋万飞向原告袁启章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袁启章转让永星飞腾渣土公司张利彬10%股份现金玖拾叁万元整（930000.00）。收款人：张利彬、宋万飞。2015年9月10。”该股权转让合同得到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2018年7月3日，永星飞腾公司（甲方）与袁启章（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解除协议》，以袁启章在转让张利彬的股权之后未能参加甲方的生产经营管理和会议，不能享有甲方股东相关应得权益等为由，就股权转让和解除事宜达成协议，部分内容如下：1、乙方自愿放弃办理10%股权转让手续和向甲方请求参与利润分配权，自愿放弃向甲方请求赢得利润分配权。2、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由于93万元转让款系转让股东张利彬所得（乙方已经按转让股东张利彬要求直接支付给宋万飞），甲方没有收到该转让款，因此该93万元转让款本息由转让股东张利彬返还给乙方，甲方不承担该93万元本息返还义务，该93万元应返还款本息由乙方向转让股东张利彬直接追偿。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乙方不再有任何关系，不得再请求分配利润或者其他经济报酬。以上协议中有甲方永星飞腾公司的盖章，法定代表人牟家应的签名及乙方袁启章的签名，并无被告张利彬的签名。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对公司近几年的经营状况不佳均不持异议，原告袁启章并未提交被告张利彬不同意其参与公司管理、不同意其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证据。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股东合作协议书》、《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收条》、《股权转让解除协议》、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袁启章与被告张利彬之间自愿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的《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已经征得其余股东的同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成立有效。原告袁启章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第三人永星飞腾公司与原告袁启章之间于2018年7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解除协议》，被告张利彬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相对人，并不同意解除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该解除协议对被告张利彬并无法律约束力，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本院对原告以此理由要求解除合同不予支持。原告以股权转让之后，不能实现股权转让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庭审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张利彬不同意其参与公司管理、参与分配公司利润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原告以此理由要求解除合同不予支持。因此，本院对原告袁启章要求解除与被告张利彬之间签订的《永星飞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及退还转让款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启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20元，减半收取731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2310元，由原告袁启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罗 静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林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