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7）鲁02委赔8号 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宝才，总经理。 赔偿义务机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袁巍，院长。 委托代理人郝海滢、刘永涛，该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以赔偿义务机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一案，因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北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7）鲁0203法赔3号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后，于2017年12月13日召开质证会，赔偿请求人的法定代表人周宝才，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委托代理人郝海滢、刘永涛参加质证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经审查认为，赔偿请求人提起本案赔偿请求所涉及的原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方法院，2012年随行政区划改变并入市北法院)执行行为发生在1998年，并于1999年执行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提起本案国家赔偿申请早已超过了法定的申请时效。综上，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本案国家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驳回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 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诉称：赔偿请求人1996年11月4日注册成立,经营期间租赁了某部队约400平方米的仓库存放物品。1998年9月22日,四方法院突然查封其固定资产xxxxxx元,并于当月28日将查封商品、物资运走，执行错误：第一，赔偿义务人向赔偿请求人出具1998年9月22日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申请执行人是青岛市四方区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被执行人是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是案外人，所以执行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是错误的；第二，1998年9月28日四方法院《民事裁定书》附带的《扣押财产清单》，只记载了9类财产明细，对于扣押运走的其余大量商品物资，没有出具任何手续；第三，赔偿请求人与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是不同的法人企业，也没有使用华某公司的房屋，四方法院无权查封、扣押、运走赔偿请求人的仓储物品；第四，1998年9月22日、1998年9月28日四方法院（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的执行依据是（1997）四经初字第51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2000年12月1日被四方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四经再字第5号撤销。此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青经再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对四方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四经再字第5号进行改判，判决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已以装修投资折抵完毕了华某公司的全部债权，所以四方法院1998年9月22日、1998年9月28日作出的（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也应被撤销。综上请求：1、返还赔偿请求人财产或赔偿因不能返还而给赔偿请求人造成的财产直接损失xxxxxx元，装修、改造损失xxx万元，共计xxxxxxx元。2、赔偿因所执行导致赔偿请求人歇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而造成的经营利润损失xxxx万元。3、赔偿赔偿请求人利息损失xxxx万元。4、四方法院枉法执行、非法查封案外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财产，给其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给赔偿请求人造成极大的商业信誉和无法弥补的精神伤害，请求赔偿商业信誉和精神损失费xxxx万元。 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答辩称：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赔偿请求所涉及的四方法院执行行为发生在1998年，并于1999年执行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提起本案国家赔偿申请早已超过了法定的申请时效。综上，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2017）鲁0203法赔3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华某公司诉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宝才）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四方法院于1997年8月25日作出（1997）四经初字第512号《民事调解书》并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调解书记载，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派人担任商厦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商厦的经营管理。青岛某某商厦应当于1997年10月20日前支付华某公司1996年房租费xx万元，1997年12月30日前支付华某公司1996年剩余房租费xx万元，1998年3月底前支付华某公司1997年房租费xxx万，1998年6月30日前支付华某公司1997年剩余房租费xxx万元，如逾期一个月支付华某公司10%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华某公司有权终止租赁，并有权按应得租赁费及违约金同等价值扣取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在商厦柜台或库存商品作为赔偿。后因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未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华某公司于1997年10月20日向四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房租xx万元及迟延履行金,诉讼费xxxxx元。四方法院于1997年10月28日向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并对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副总经理王某俐作了询问笔录，告知其限期10月30日前还款，否则强制执行。王某俐表示，其公司现资金困难，总经理周宝才已经去银行贷款了，贷回款后就能付清欠款。 1998年1月22日，因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仍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华某公司再次向四方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xxx万元、违约金xx万元及利息，并称由于被执行人欠多家债务，已经关闭了经营场所，并将部分物品变卖处理或转移。四方法院当日即向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送达（1998）执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租赁的用于开办青岛某某商厦的房屋一、二层，包括商厦内的部分设施及部分商品及发电机一台。期间，四方法院在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办公室给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政工办主任薛某勋、企管部主任张某贵作了询问笔录，送达了查封裁定，并告知二人查封内容和义务，要求被执行人限期腾空占用的租赁房屋。其二人表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周宝才去外地联络合作单位了，青岛某某商厦因贷不到款已全部停业，工人已经回家，商品已经入库。1998年4月8日法院再次对薛某勋进行询问，告知其法院将对仓库内查封的财产进行清点。薛某勋表示被执行人除一间房屋留作办公室外，其余已经全部腾空，并表示从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后不再对法院查封的上述仓库内的财产承担保管责任。1998年5月5日，四方法院在华某公司和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查封物品进行清点并制作查封清单，薛某勋代表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签字确认。1998年9月28日,四方法院作出（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在某部队仓库内物品一宗，并制作扣押财产清单（包括格力空调x台、海尔小英才空调x台、落地钟x台、旧cnrowa牌彩电x台、旧惠尔浦微波炉x台、海尔1.5匹空调x台、松下电视x台），作价xxxxx元，薛某勋在扣押财产清单上签字并签收扣押财产清单和扣押裁定书。在1999年10月7日四方法院给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经理纪某民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纪某民称该部队仓库是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租赁的，承认仓库内存放有青岛某某商厦的部分物品。1999年7月15日，四方法院给华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某刚作执行笔录，告知其法院将上述扣押的青岛某某商厦的格力空调、落地钟等物品作价xxxxx元发还华某公司抵偿债务，同时告知其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下属的青岛某某商厦、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已经歇业，其所有的财产已经被扣押，被法院执行给其他有关债权人抵债。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也无债权可以追缴，案件依法终结执行，张某刚代表华某公司表示同意终结执行。同日，四方法院作出（1998）执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向申请执行人华某公司送达，该执行案件终结执行。 后因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申请再审，青岛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2月27日作出（2001）青经再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前述四方法院于1997年8月25日作出的（1997）四经初字第51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装修装潢的损失金额已经超出华某公司主张房屋租金的数额，故在华某公司主张的房租数额范围内予以折抵。对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主张华某公司返还以及赔偿之诉，因未提起反诉，本院不予审理。”同时，该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华某公司与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于1997年8月18日达成两份协议，约定将原合作经营协议修改为商业网点租赁协议，原合作经营协议予以终止，对已欠房租费和以后的房租交付及方法等内容双方也作了约定，上述协议双方均盖有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鉴。一审法院据此于1997年8月25日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因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履行调解书，华某公司于1998年1月2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年1月22日四方法院作出裁定，查封惠特商厦及部分设施，5月5日对惠特商厦的财产和商品进行查封，后将查封的格力空调x台、海尔小英才空调和1.5匹空调各x台、29寸彩电和松下电视各x台、惠尔浦微波炉x台、落地钟x台执行给华某公司，作价xxxxx元，1999年7月15日该案终结执行。该案被执行的财产与其他商品和财产共折价xxx万余元，因青岛某某商厦还有其他涉案诉讼，标的额为xxx万余元，其被查封的财产和商品被执行给各申请执行人。”上述（2001）青经再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对于已经终结执行的（1998）执字第115号执行案件未申请执行回转。2017年8月14日，赔偿请求人以（1998）执字第115号执行案件及（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错误执行为由向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上述事实有双方在质证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予以证实。 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质证时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1997）四经初字第512号《民事调解书》及送达回证； 证据2、华某公司1997年10月20日向四方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通知、送达回证及对王某俐询问笔录； 证据3、华某公司1998年1月22日向四方法院再次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四方法院（1998）执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对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工作人员薛某勋、张某贵询问笔录二份； 证据4、1998年5月5日查封财产清单； 证据5、（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和扣押财产清单； 证据6、1999年10月7日，四方法院对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经理纪某民调查笔录； 证据7、1999年7月15日，四方法院对华某公司人员张某刚所作的执行笔录一份； 证据8、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青经再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 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质证时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四方法院（1998）执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 证据2、四方法院1998年9月22日作出的(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租赁合同和查封清单、（2000）四经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3、执行异议材料、申诉状收到条（四方法院池丁友）及信访材料一宗。 经质证核对，赔偿请求人对于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2、3中王某俐、薛某勋、张某贵、纪某民都没有其授权证明，所说的内容是无效的。其余的民事裁定书是认可的，所有的笔录不予认可。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对于赔偿请求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事实是存在的，但认为由于赔偿请求人还有其他诉讼，被查封的财产和商品已经被执行给各申请执行人，所以不存在法院违法执行的问题。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裁定书上明确载明查封的是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在某部队仓库内物品一宗，并制作扣押财产清单。对于赔偿请求人的证据3，市北法院认为卷宗中并没有该份执行异议书等，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对于上述各方证据，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赔偿请求人提交的证据1-2，内容客观、形式合法，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采信。对于赔偿请求人提交的证据3，因其主要系赔偿请求人在涉案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所提执行异议和递交申诉状的情况，以及其对原四方法院主要领导的检举材料和检举过程，与本案赔偿请求人据以提出赔偿请求待证的赔偿事实、请求时效等事项无直接关联性，且有关申诉状的收到条既无相应申诉状附件，也无有关申请赔偿的内容表示，无法确认与本赔偿案件具有关联性，故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采信。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四方法院在执行（1997）四经初字第512号《民事调解书》一案过程中，于1998年9月28日作出（1998）法执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在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仓库内的涉案物品。在1999年10月7日四方法院给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经理纪某民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纪某民称该部队仓库是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租赁的，承认仓库内存放有青岛某某商厦的部分物品。因此，赔偿请求人青岛惠特食街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四方法院对其采取的涉案财产的执行行为应当是明知的。1999年7月15日上述执行案件终结执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2月27日作出的（2001）青经再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对以上事实也予以查明认定，且该判决中还载明“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某某经贸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为周宝才，与赔偿请求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一致，因此，进一步证明赔偿请求人对于四方法院对其采取涉案财产的执行行为和内容，以及该执行案件已经于1999年7月15日终结执行是明知的，而赔偿请求人于2017年8月14日才就该执行案件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显然已经超过上述法律规定两年的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虽然赔偿请求人主张其多年信访、申诉，未超过法定时效，但从其提交的信访、申诉材料的内容看，其自称于1998年1月22日、9月22日分别以青岛某某商厦以及青岛惠特食街有限公司名义向四方法院提出过执行异议，但涉案执行案件终结执行的时间为1999年7月15日，即以上执行异议系赔偿请求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提出的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因赔偿请求人提出本案国家赔偿申请时,其涉案的执行案件、民事再审案件的执行程序、诉讼程序均已经终结，即从已生效的民事再审案件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赔偿请求人提起本案国家赔偿申请的时间依然超过法定的两年的时效，故赔偿义务机关市北法院认定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法定请求时效并无不当。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赔偿义务机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203法赔3号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