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民终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白沙村西。法定代表人：孙国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翔，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宁勤，女，汉族，1969年11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曦之，男，汉族，1943年9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系周宁勤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一明，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菊，女，汉族，1946年1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系周宁勤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一明，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郑民一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铭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国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翔，被上诉人周曦之、杨春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一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周宁勤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铭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5）郑民一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铭康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为铭康公司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与周曦之诉铭康公司的合同之诉虽有联系，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该案判决书并不能排除周曦之、周宁勤、杨春菊通过虚构协议、收据侵吞铭康公司财产，损害铭康公司利益的事实。一审判决以铭康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认定，驳回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依职权查清事实。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三人在担任非法股东期间，滥用股东权利和关联关系，虚构协议和收据，在公司其他股东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条件，以诉讼判决的形式将属于公司的财产侵吞为己有。本案中，铭康公司提供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证实协议和收据均是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伪造的，并申请法庭进行鉴定、查证，一审法院仅以另案判决中“周宁勤一审到庭认可真实性及二审中周宁勤到庭接受询问认可真实性”为由，不予进行鉴定及查证。铭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是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一审判决对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没有鉴定、查证的情况下驳回铭康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二、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利用2004-2011年担任公司非法股东控制公司的便利条件，利用父女、母女的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构成要件。1、该期间铭康公司被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控制，周曦之对外称其是铭康公司的负责人、董事长，亲笔书写的委托书直接写明周曦之为铭康公司的负责人，同时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又是父女、母女的关联关系，周曦之提起的合同之诉的判决是一种“左手倒右手”的非对抗性虚假诉讼，不能作为排除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使用。2、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铭康公司与周曦之没有任何的“产权归周曦之”的协议约定，更没有给周曦之出具收到周曦之1850万元款的收据，铭康公司举出的司法鉴定书已经证明协议和收据是虚假的。协议书的内容从事实上看也是虚假的，协议书内容中称2011年8月18日前铭康公司已经支付征地款710万元，杨春菊给其丈夫周曦之出具的收据上也写的是710万元，而实际上在此日期前铭康公司仅支付550万元征地款，根本不存在710万元，充分证明了协议和收据的虚假性。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协议和收据是真实的，而虚构协议书正是其损害公司利益的重要手段。3、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的行为造成了铭康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该三人通过虚构协议、收据，通过“左手倒右手的”的诉讼判决，将铭康公司全部土地和房产侵吞，严重损害了铭康公司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铭康公司的诉讼请求。周曦之、杨春菊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一、本案产生的背景是，孙国伟在2004年主动退出铭康公司，并替原始股东孙元杰在工商变更登记中签字，留下了工商登记瑕疵。孙国伟在8年后利用该瑕疵获取了铭康公司的法人身份，从而控制铭康公司后以铭康公司名义对周曦之、杨春菊等人进行缠诉。二、本案铭康公司所称的公司利益，实际上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归周曦之享有的原白沙水暖洁具市场这个不动产，这个市场经过判决确定归周曦之所有，不属于铭康公司的利益。三、铭康公司成立时仅有51万元的注册资本，从征地、建设到后来的经营，铭康公司本身没有资产来源，其原始股东孙元杰、孙国伟也没有实质投资，生效判决也已确定这个事实。四、本案没有损害行为，关于铭康公司与周曦之之间就白沙水暖洁具市场的诉讼属于双方正常的行使民事诉讼权利，不是铭康公司所称的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五、铭康公司起诉状中的实质内容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完全一致，一审中铭康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在判决书中均有详细评析。铭康公司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铭康公司与本案诉争的不动产有任何层面的投资关系或权属关系。周宁勤未出庭应诉，庭后未提交答辩材料。铭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三被告在任非法股东期间滥用股东权利和关联关系，损害原告公司利益；2、判决被告周曦之将侵占原告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白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返还原告公司，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标的物原告投资4000万元）；3、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10年之前租金收益1000万元，2010年之后至起诉之日5817.44余万元，以上共计6817.4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铭康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5日，注册资本为51万元；成立之时的股东为孙国伟和孙元杰；其中孙国伟拥有80%公司股份，孙元杰拥有20%公司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国伟，孙元杰系孙国伟的侄子。铭康物业公司于2004年7月7日申请变更，2004年8月11日将法定代表人由孙国伟变更为周宁勤，孙国伟将其个人公司股份转让给周宁勤，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和孙元杰。此次股权变更的出资转让协议和变更登记事项上均有孙国伟的签名。铭康公司又于2005年7月15日申请变更，将孙元杰的股份转让给周曦之，周宁勤将其25%的股份转让给杨春菊，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2011年3月18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铭康公司作出郑工商经检字（2011）00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以铭康公司2004年8月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供伪造股东孙元杰的虚假“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2005年7月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供了伪造股东孙元杰签名的虚假“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收款证明”等材料，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责令铭康公司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11年11月18日该局作出郑工商处经检（2011）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述两次变更提供伪造孙元杰签名的相关材料为由，撤销了上述两次变更登记，之后恢复了孙国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孙元杰的股东身份。关于铭康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书认定：“申请成立公司时孙元杰的签名均由孙国伟代签”、“此次（指2004年的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均由孙国伟亲自办理”。2011年3月4日，周曦之作为原告以周宁勤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康公司为被告，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以双方在2004年8月18日就中牟县白沙镇投资建设物流园区项目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书和铭康公司的收条为依据，请求法院查明该物流园区项目虽以铭康公司的名义报建、登记，但实际产权依据协议书和投资应归周曦之所有的事实，诉请铭康公司履行协议，向其返还租金并确认登记在铭康公司名下的该物流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归其所有。2011年6月2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以下简称57号判决）。该判决书认为：周曦之与铭康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铭康公司未依据该协议履行向周曦之交付租金的义务构成违约，周曦之要求铭康公司终止履行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尽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在铭康公司名下，但铭康公司对上述财产的取得是基于双方的合同约定，因铭康公司违反合同的约定，周曦之有权要求铭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该判决书判决：铭康公司将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交付周曦之，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铭康公司未就该判决提起上诉。该次诉讼中争议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即是本次诉讼中原告铭康公司所诉请的“判决被告周曦之将侵占原告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返还原告公司，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中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2012年铭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为孙国伟后，铭康公司作为申请人以周曦之为被申请人就郑州中院的57号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5日作出（2012）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1857号民事裁定，指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在该案的再审程序中，铭康公司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周曦之）的诉讼请求；2、将过户至被申请人名下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退还给申请人，将产权登记恢复到原登记人申请人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3、判令被申请人将所收的房屋租金退还给申请人。其申请理由是：1、周曦之及其妻子杨春菊、女儿周宁勤系铭康公司的原非法股东，周曦之起诉铭康公司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铭康公司巨额财产的非法目的。2、57号民事判决系周曦之父女通过伪造协议书、收据、收条，恶意串通，形成的虚假诉讼。该案周曦之是2011年4月3日立的案，而周曦之、杨春菊、周宁勤在2011年3月18日被工商部门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该三人自知他们难继续掩盖其虚伪行为，为达到侵吞申请人全部公司资产的目的，伪造协议书和壹仟伍佰多万元的虚假收据、收条，骗取郑州中院的信任，形成假案件，将申请人价值巨额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周曦之名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2012）郑民再初字第204号判决（以下简称204号判决）。该判决书认为：铭康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只有51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在以周曦之的资金支付了首笔200万元购地款后，截止2004年7月27日由周曦之承包经营的郑州二公司向铭康公司转款350万元之前，公司账户上显示余额仅为一千余元，而涉案物流园区的投资建设则需要巨额资金，周曦之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了其对涉案市场的征地、开发及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原审所提交的与铭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能够互相印证，而且从2004年物流园区开建之初，孙国伟即主动将其公司股份转给周宁勤，同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国伟变更为周宁勤，在此次变更过程中又主动代替孙元杰签名的行为亦印证了该物流园区以公司名义办理手续，实由周曦之投资建设并归其所有的事实。铭康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不能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维持(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原告铭康公司就204号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月9日作出（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以下简称216号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曦之在原一审时提交了2004年8月18日的《协议书》。原一审卷宗中装订的该《协议书》系复印件，未加盖“与原件核对无异”章。再审一审时，铭康公司对该《协议书》及周曦之提交的加盖铭康公司印章的收条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及收条上加盖的铭康公司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要求周曦之提交原件，并要求对该《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周曦之称《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在原一审判决生效及执行完毕后丢失。2014年8月15日，周宁勤到庭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与孙国伟进行了对质。周宁勤称：2004年8月18日的《协议书》是其与孙国伟一起和周曦之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后，孙国伟还拿走了一份原件。《协议书》上铭康公司的印章是其加盖的。在原一审诉讼时，周曦之提交了《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其对原件进行了核实，无异议。孙国伟对周宁勤的说法不予认可。关于《协议书》中涉及的710万元投资问题。二审审理中，该院对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1)二七发展部于2004年7月26日转汇给铭康公司的160万元。该院调取了二七发展部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路支行的账户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0日明细及相关支付凭证。从建行提交的账户明细来看，截止2003年1月1日当天，二七发展部账户余额2732．78元。截止2004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仅有利息的增长，余额是2757．8元。自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0日，二七发展部账户仅转入两笔款项——2004年4月27日转入318．7113万元，转款单位是上海美林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康公司)；2004年5月9日转入100万元，转款单位是郑州二公司。2004年7月27日，二七发展部往铭康物业公司账户转款160万元。除上述转账之外，二七发展部账户还发生过几笔取现业务，取现数额分别为3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4.9万元、12万元等。从银行提供的转账凭证来看，取现手续加盖的都是二七发展部财务专用章和孙普选的个人印鉴，没有经手人签名。转入铭康物业公司的160万元的凭证上，除加盖二七发展部财务专用章和孙普选个人印鉴外，还有经手人杨春菊签字。2014年11月11日、11月13日、11月20日，该院三次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就法院调查的情况向双方进行了说明，并听取了双方对法院调查情况的质证意见。周曦之一方认为，进入他们公司账上的钱都是之前与周曦之有经济来往，需要在中牟买地付款收回的钱。至于中间来往手续，因时间久远，现在找不到了。铭康物业公司认为二七发展部进账的318.7113万元有零有整，应该是周宁勤带到香港注册香港公司的400万元，后香港公司解散后港币兑换成人民币，转到了美林康公司账上，美林康公司又转到了二七发展部账上，所以仍是铭康物业公司的钱。为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该院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营业部查询了2004年3月1日至2004年4月26日美林康公司的银行账户情况。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向该院寄来查询结果。查询结果显示：从美林康账户转出318.7113万元的时间是2004年3月21日。2004年3月1日至2004年4月21日，美林康公司同一账户发生交易490笔，其中转出255笔，转入235笔。转出最大款额是3月9日的800万元(转账支取)，最小款额是4月20日的1.3元(交换支取)；转入最大款额是3月31日的680万元(划款)，最小款额是4月15日的300元(划款)。没有刚好转入一笔318．7113万元的情况。(2)2003年11月21日存入铭康公司的200万元。周曦之提交的证据是其妻子杨春菊于2003年11月18日分四次从邮政储蓄银行取现200万元，但存入铭康物业公司200万元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1日，之间间隔3天。孙国伟称该200万元是其存入铭康物业公司的，并要求鉴定现金缴款单上的书写笔迹。周曦之认可缴款单确为孙国伟填写；(3)2004年7月27日转入铭康公司账户内的350万元。周曦之提交的证据证明系其所承包经营的郑州二公司于2004年7月27日向铭康物业公司转款350万元。铭康公司认为该款是孙国伟将解散香港公司后的375万元转入其妻子周宁勤的银行卡内，周宁勤将该款转入了郑州二公司，故申请调查周宁勤的银行卡账户收支明细。经查询周宁勤的个人银行账户情况，周宁勤名下有20多个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分另别是上海浦发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很多银行账户周宁勤已经进行了注销。现在周宁勤名下存在的账户，经查询基本都是2005年之后开办的，这与需要查询的2003年——2004年这个时间段的转账情况没有关系。唯一一个在2003年开办的工商银行账户没有注销，该账户是周宁勤在上海居住期间用来交纳水电费的，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对于郑州二公司账户上转出的350万元的款项来源，该院到郑州二公司的开户银行进行了查询，调取了郑州二公司账户明细。明细显示：自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27日，郑州二公司账户共计进账5笔，其中，2004年4月8日进账40万元；2004年4月20日进账130万元；2004年5月9日进账78万元；2004年7月5日进账52万元；2004年7月27日进账200万元。通过查询进账凭证显示，前4笔进账共计300万元，转款单位是郑州安通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信息公司)，载明的转款用途是“工程款”。最后一笔200万元的转款单位是德盛公司，裁明的转款用途是“还款”。2014年11月11日、13日、20日，该院就有关调查情况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明时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安通信息公司转入郑州二公司的300万元，铭康物业公司予以认可。铭康物业公司陈述意见时称听说过安通信息公司，也听周曦之说过安通信息公司向周曦之借过钱。德盛公司转给郑州二公司的200万元，铭康公司称该200万是铭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国伟让德盛公司转到郑州二公司的，算是周曦之向铭康公司的借款。这种说法和转款凭证上裁明的转款用途相矛盾，且无相应证据支持，该院询问铭康公司，现在他们是否还认为该350万元和他们所称的转往香港的400万元有关系，铭康公司称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了，两者没有关系。关于香港公司问题。铭康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03年确实从其账户上转给德盛公司400万元，德盛公司认可收到该400万元。德盛公司出具证明称，通过朋友将该400万元转入香港，交给了周宁勤，由周宁勤用该款注册成立了“香港洲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但未提交该400万元如何转入香港的相关证据。铭康公司也称香港公司是周宁勤去香港注册。但从铭康公司提交的材料来看，公司名称是“香港洲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03年7月25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卢押道**其康大厦****。公司股东是周曦之、杨春菊，董事也是周曦之、杨春菊，没有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港币，周曦之出资51万港币，杨春菊出资49万港币。该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解散。该院另查明：二七发展部又于2004年10月8日、2004年12月2日、2005年5月13日、2005年7月26日分四次向铭康公司共计转款230万元，加上2004年7月27日的转款160万元，二七发展部共计向铭康公司转款390万元。其中2005年7月26日二七发展部向铭康公司转款10万元，周曦之向原审法院提交的铭康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是100万元。2006年孙国伟、周宁勤向孙家伟借款100万元，周宁勤于2011年2月8日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150万元。周宁勤在2014年8月15日到法院陈述情况时称该150万元是周曦之的钱。铭康公司不予认可。认为该150万元系涉案项目收取的租金，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起的纠纷。构成该责任的基础是确实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本案原告铭康公司诉称三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在任铭康公司股东期间损害铭康公司利益的行为是：三被告伪造虚假协议书和收据，利用虚假诉讼，将属于铭康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白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非法转移到被告周曦之名下。原告铭康公司本次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与该院对（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进行再审时铭康公司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而该事实和理由已经（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生效判决作出不成立的终审认定，就该审理结果原告铭康公司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业已作出终结审查的裁定，并告知铭康公司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现铭康公司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之情况下，仍以经过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诉请三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承担损害铭康公司利益之责任，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铭康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郑州市工商局的“责令整改通知书”与虚假诉讼的“缴费单”。2、涉嫌犯罪的报案材料与证据。3、司法鉴定意见书。4、160万元征地款证据。5、2011年新刻制的非法公章，与虚假投资协议、收据上的印章对比。6、对周宁勤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目的：周曦之、杨春菊、周宁勤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虚假诉讼，诈骗铭康公司巨额财产，应予赔偿。周曦之、杨春菊对铭康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铭康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报案材料与本案无关。二审中，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并征得当事人同意，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本案与已经生效的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三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本案应如何处理。本院认为，2012年11月25日本院以（2012）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1857号民事裁定，指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原告周曦之诉被告铭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的再审程序中，铭康公司的提出的主要再审事实理由是：“周曦之及其妻子杨春菊、女儿周宁勤系铭康公司的原非法股东，周曦之父女及妻子，在工商部门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三人为达到侵吞铭康公司全部公司资产的目的，恶意串通，通过伪造协议书和壹仟伍佰多万元的虚假收据、收条形式，骗取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形成假案件，将铭康公司巨额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周曦之名下”。本案是铭康公司以周曦之、杨春菊、周宁勤为被告，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之诉，铭康公司在本案中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与其铭康公司在申请再审时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一致，而该事实和理由业经本院已生效的（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作出不成立的终审认定。本院（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是生效判决，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该判决有误并撤销前,该判决具有既判力。铭康公司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其实质上是以变更案由的形式，通过另案主张的形式来达到否定、推翻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目的,故铭康公司的诉请依法不应予以保护，一审法院驳回铭康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铭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周新峰审判员 焦新慧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郭培红书记员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