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忠立，男，1968年9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华国、俞成，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20号 代表人：王澍，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燎峰、张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忠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5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忠立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蔡忠立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驳回蔡忠立诉讼请求并不合理。银行作为经营存、贷款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且银行在保障交易安全上负有更多责任。诚然，蔡忠立在转账过程中存在一定疏忽，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银行，在交易活动中具有优势，其在维护和保障交易安全上理应承担明显高于储户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大额交易。而本案中，陆某从蔡忠立的账户中转出100万元资金，转入其账户，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未按上述规定进行报备。其次，一开始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营业场所，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其经营场所疏于监管，并且柜面工作人员在处理大额款项转账过程中严重违反操作规程，未让客户本人到现场进行操作，也未与其进行详细确认，该过错与之后的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严重的内部监管漏洞，理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二、一审法院“难以看出本案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过错”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案件事实“关于该转账情况，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提交的大额转账核查情况单记载，已与存款人联系核实”而事实上，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并未与蔡忠立进行联系确认，一审法院仅仅依据由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提交的日志统计表，就认定已与存款人联系核实，实属不合理。而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也认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责任。 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辩称：一、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在蔡忠立100万元资金转账过程中完全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过错，蔡忠立的资金损失与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首先，根据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在案涉100万元存款的转账过程中，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事前通过公安部联网核查系统核实了代办人与卡主的身份证原件，形成了核查记录，办理过程中也电话向蔡忠立进行了核实并由经办人摘抄记录了蔡忠立的手机电话，转账完成后，也短信通知了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上述转账情况，相关证据均能与公安机关的刑事笔录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办理流程完全合法合规。其次，蔡忠立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大额交易未报备”问题也是毫无事实依据，并且与本案所争议的事实毫无关联。1、陆鹏程系列案件的开户取款都是散发在杭城25个营业网点的，并非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集中交易。2、所谓的大额交易报备制度是专门针对反洗钱、反恐怖主义法的，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都是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将数据上报到上级总行再汇总到人民银行的。蔡忠立在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事大额交易申报制度及其功能和申报方式的情况下，就毫无根据地认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没有进行数据申报是不能成立的。更何况，是否数据上报与蔡忠立上当受骗完成的交易行为也无任何关联性。再次，蔡忠立称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营业场所疏于监管，以及大额转账存在违规操作的说法也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黑白。已有生效判决书也好、公安笔录也好，都证明了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的地点是在外面的茶馆、咖啡厅的地点，并非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营业场所实施行骗。而对于款项的转出，根据《储蓄存款条例》（34条）以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大额取款转帐可以由他人代办而并非必须本人亲自办理，而且蔡忠立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笔录中均明确载明蔡忠立当天就收到了钱款转出的短信对此不持异议，充分说明蔡忠立明确认可犯罪分子将其资金转出。因此，蔡忠立认为银行未尽义务存在过错的说法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蔡忠立事前授权他人转账，事后对转账结果予以认可，故案涉100万元转账完全符合蔡忠立当时的意思表示。根据蔡忠立的起诉状以及公安笔录，蔡忠立自认其将银行卡、身份证、密码交付给犯罪分子，这种交付行为应视为是事前授权的行为，同时，蔡忠立在笔录中还自认，100万转出后，其收到了短信通知，对此蔡忠立并无异议，而在犯罪分子陆鹏程的笔录中也说如果银行电话核实，受害人都会说知道的，以上种种证据都充分证明不管是受欺骗，也好受蒙蔽也好，蔡忠立当时的意图就是授权犯罪分子将自己卡内的资金转出。关于蔡忠立一直强调的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是否有向储户本人核实等等问题，我们认为在本案中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本案不是背着储户悄悄将钱转出，而是在储户的明确授意下将钱转出，因此，这些细节问题事实上根本没必要进行过多纠缠。三、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蔡忠立明知款项并非是银行存款，也明知这种理财方式实际上是借助银行平台而实施的场外资金拆借，银行不应对蔡忠立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关于陆鹏程等人的刑事判决书的法院认为部分，明确本案的模式是犯罪分子以银行个别领导对外投资为由向储户诈骗资金，因此包括蔡忠立在内的储户事前就明知这些钱款是给“个别领导”所用，而非正常的银行存款，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当蔡忠立收到资金被转出的短信后毫无异议，因为他们本身就知道钱是借给这些“个别领导投资所用”，而不是放在银行固定不动的。因此，纵观全案事实可知，本案的发生是由于储户受犯罪分子诈骗，授权犯罪分子将自己卡内资金转出引发损失，而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且损害结果的发生与银行也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蔡忠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立即支付存款1000000元。2、依法判令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支付从2016年3月17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6月16日，为675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9日，蔡忠立在中国银行杭州西城支行申请开立×××75的账户，并开通短信通知业务，绑定手机号为135××××7272，支取方式设置为凭密码支取。同日，蔡忠立（甲方）与中国银行杭州西城支行订立的《个人客户短信通知服务协议》中约定：甲方在申请表中指定的短信通知发送手机号码为甲方指定的唯一可用于向乙方主动发送查询短信的手机号码，接收手机号码为甲方指定的可用于接收乙方发出短信的手机号码。甲方应保证该手机号码能够正常接收短信，如因甲方等原因而造成甲方未能收到动户短信，则乙方无需承担相关责任。甲方有义务保证其动户短信不会透露给第三者，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信息泄露，甲方应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甲方收到的动户短信通知内容与本人知悉的动户情形不符的，有义务于收到该短信通知时立即与乙方核实。3月11日，蔡忠立向其开立在中国银行杭州西城支行的账户存入1000000元。2015年3月16日，案外人李华明将蔡忠立账户内上述款项1000000元转入李华明个人账户内。关于该转账情况，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提交的大额转账核查情况单记载“已与存款人联系核实”。2015年3月16日，陆鹏程以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客户经理名义向蔡忠立出具承诺函一份，其中载明：存款人蔡忠立于2015年3月16日在我行存款一百万元整，存款账号：×××75，存款期限为一年。本行保证一年到期后，即2016年3月16日存款人可无条件支取本金及利息。承诺函并加盖有印文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印章一枚。2016年11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人李剑锋、方向明、陆鹏程、李华明、贾文英等集资诈骗案作出（2016）浙01刑初40号刑事判决，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前后，李剑峰在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结识了时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工作人员陆鹏程。后李剑峰及其同居女友方向明与陆鹏程共同商量通过虚构陆鹏程当时所在的银行存在贴息存款业务、以高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李剑峰、陆鹏程、方向明、李华明通过出具伪造的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或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杭州分行《承诺函》的方式，承诺存款一年到期后无条件支付本息，隐瞒资金实际被李剑峰等非法占有的真相，以年化收益8%-15%的高息为诱饵，通过翁勤仙等中间人介绍或由方向明、陆鹏程直接出面，向包括本案蔡忠立在内的160余被害人非法集资人民币2亿余元，造成实际损失共计1.35亿余元。该案判决后，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刑终562号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李剑峰、陆鹏程、方向明、李华明犯集资诈骗罪，贾文英、翁勤仙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2015年6月8日，蔡忠立在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武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就案涉事实有如下陈述：“在2014年年底的一天，我听翁勤仙说起中国银行有一笔贴息存款业务，钱是在银行内部流转的，不出银行，没有问题的，让我放心，贴息可以到10%，我就相信了她，在2013年3月9日，我在中国银行西城支行开了一个新的中国银行账户，3月11日那天我从我的杭州银行账户转了100万元到我的新的中国银行账户里面。钱到位了以后，3月16日当天翁勤仙开着车带我来到了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旁边的一茶一坐，进门之后里面已经有一名女子在等，翁勤仙向我介绍说这个人叫方向明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工作，方向明说让我放心好了，钱是放在银行里面的，过了一会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翁勤仙说他叫陆鹏程，说是银行的客户经理，进来之后让我把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交给他，我给了他之后他就出去帮我办业务了，还说因为是内部做的，如果外人陪同影响不好，所以当时我们就留在一茶一坐等他回来，大约过了20分钟陆鹏程回到一茶一坐，回来之后当面交还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给了我一张中国银行的承诺函以及100000元利息现金”。蔡忠立并陈述，该1000000元存款在2015年3月16日转出时，其没有接到银行电话，只收到了1000000元转出的短信提醒，所以这笔钱转出其是完全知情的。2015年5月5日下午，翁勤仙打电话告诉蔡忠立说银行的老板逃掉了，让其赶紧去报案，其才发现钱出问题了。翁勤仙系蔡忠立通过其表哥杨建伟认识的。李华明、陆鹏程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里有如下陈述：每个客户都是把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交给陆鹏程，陆鹏程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李华明到银行操作转账。金额1000000元以下的转账不需要与客户核实，直接可以转账，1000000元以上金额，银行会给客户打电话确认，不过客户都是知道的，所以银行电话确认客户是否对转账知情的时候，客户都跟银行说是知情的，银行才会转账的。2011年7月29日，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与陆鹏程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杭州中院（2016）浙01刑初40号、浙江省高院（2016）浙刑终562号刑事判决书，本案纠纷的实质是李剑峰、方向明、陆鹏程伙同李华明等以高额贴息为诱饵，虚构存在银行个别领导对外投资的事实诱骗蔡忠立等存入款项而引发，蔡忠立的存款已被犯罪分子骗取，因此造成的损失该如何承担系本案的争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蔡忠立主张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未尽金融监管义务，具体的体现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员工的管理不够（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前员工陆鹏程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处工作期间开始犯罪行为，已涉案3、4千万元），以及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大额交易的监管不力（陆鹏程以李华明的身份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处进行了数百次金额巨大的转账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应当知晓），从而认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过错，需对蔡忠立的资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案涉损失的发生是否有过错是确定各方责任的根本。对此，从合同成立及履行过程来看，蔡忠立陈述系经其表哥杨建伟介绍认识犯罪分子翁勤仙，业务系翁勤仙向其介绍。从款项最终被犯罪分子骗取的过程来看，从时间上来讲，本案诈骗行为发生时陆鹏程已从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离职；从空间上来讲，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亦发生在银行营业场所以外。蔡忠立在银行办公场所以外的茶楼，怠于核实他人身份情况，听信了犯罪分子高额利息的许诺，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活期存款条件、存款当天收取10%的高额利息的情况下默许犯罪分子将其存款转出。在上述过程中，难以看出本案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过错。故蔡忠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其损失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对于蔡忠立要求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忠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08元，由蔡忠立负担。 二审期间，蔡忠立向本院提交银行交易明细17页，欲证明银行在大额转帐交易记录中未履行审查职责，未进行报备，存在过错。经质证，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对蔡忠立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能证明蔡忠立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蔡忠立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内部有无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进行报告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转账汇款并非由蔡忠立本人办理，但银行根据蔡忠立的身份证、银行卡以及密码，代理人的身份证资料等办理正常的转账汇款业务，且汇款当日已经向蔡忠立发送转款短信，业务办理符合《储蓄管理条例》以及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过错。反观蔡忠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向银行核实，轻易相信翁勤仙（已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鼓吹的所谓银行高额贴息存款；办理存款转账业务，不区分业务场所，到“茶室”会见所谓的工作人员；不核实身份，仅凭中间人介绍，轻易将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由陆鹏程（已因集资诈骗犯罪被判刑）；收到银行的款项转出短信，也未提出异议。可谓一错再错。蔡忠立未到银行柜台办理案涉业务系其本人过错，其反以此为由认为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存在过错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金融机构确实应当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但该报告系为加大对洗钱、反恐等犯罪活动的监测和打击力度，属于内部的管理性规定，并不影响正常业务的办理。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是否就案涉业务履行报告义务和本案损失的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蔡忠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8元，由上诉人蔡忠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江 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林 叶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