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2400号 原告：徐汝添，男，汉族，1948年3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大道**。 法定代表人：江阳生，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昌文。 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仓前经济合作社，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仓前经济合作社/div> 负责人：徐伟鹏，职务社长。 原告徐汝添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城街道办）及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仓前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仓前经济社）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委托代理人陈龙，被告荔城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吴昌文、杨进，第三人仓前经济社社长徐伟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汝添诉称：（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9月8日，第三人与荔城街道办、广州市荔城街罗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荔城街道办征用了第三人集体土地约371.287亩，征地补偿款总计为人民币58617640元。2015年2月7日，第三人会议决定挂绿湖征地款第一次分配标准为10万元/人。2015年12月28日，第三人会议决定挂绿湖征地款第二次分配标准为25000元/人。根据《罗岗村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第九章“分配方案”第六十四条第五点“关于涉及挂绿湖征地款的分配，分配时间界定为2013年9月1日，按此日期户口在册的村民无论死亡、婚嫁均可正常享受分配。”的规定，原告母亲陈郑于2013年9月21日逝世，原告母亲陈郑依法享有挂绿湖征地款的分配资格，原告作为陈郑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上述征地补偿分配款，但上述两次征地款分配均未支付给原告。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1、撤销（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荔城街道办辩称：一、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与第三人仓前经济社之间因其母亲陈郑（已去世）的村民待遇纠纷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其具体请求为：1、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征地补偿分配款12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的规定，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对其所请求的事项进行处理。原告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身份证、户口本、《证明》《陈郑医学死亡证明书》《征地补偿协议书》《罗岗村村规民约、自治章程》《会议纪要》及《仓前社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签收表》、《会议记录》及《仓前社2015年年终分配签收表》。2016年4月28日，被告向仓前经济社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并附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仓前经济社未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证据材料。被告于2016年5月25日对徐汝添进行了调查询问，2016年5月23日对仓前经济社进行了调查询问。2016年6月6日，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听证，因第三人不同意调解，因此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经过调查、调解、听证完毕后，被告依据所调查的事实和证据作出了（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向仓前经济社和原告送达了该决定书。二、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在调查时查明，原告徐汝添1948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是广州市增城区。原告的母亲陈郑1926年8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是广州市增城区，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2013年9月21日因病去世。陈郑生前育有三个子女，其他子女未向被告提出本行政处理的申请。原告主张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分配款125000元，并提供了《会议纪要》及《仓前社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签收表》、《会议记录》及《仓前社2015年年终分配签收表》，证实2015年2月7日第三人会议决定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标准为10万元／人，2015年12月28日第三人会议决定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标准为2.5万元／人，第三人亦予以确认，但第三人因原告的母亲陈郑已在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时已去世未向陈郑予以发放。三、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职权；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及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被告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在广州市增城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依法进行的职权。原告因认为其母亲在分配集体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其作为陈郑的合法继承人要求被告处理，被告依法有权进行行政处理。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而依行政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法定上的表现形式一般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决定”。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以土地为核心的社区成员共有的集体经济制，以是否农业户口并户籍在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依据之一，另外，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根据户籍并结合是否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履行社员义务为基本原则。根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及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并结合“生产加生活”的原则。陈郑生前是仓前经济社成员，户口性质属于农业家庭户口，长期稳定生产、生活和居住在第三人处，且一直是按仓前经济社集体组织成员的标准承包（分得）水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村民权益并承担相应义务，符合前述规章的规定，依法应具有仓前经济社成员资格，仓前经济社对陈郑生前具有其成员资格亦予以认可。但陈郑在2013年9月21日去世，其权利义务应于2013年9月21日消失，因此，陈郑的成员资格应当自2013年9月21日起消失。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三）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及其他资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第一款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rdquo;由此可见，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依法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而陈郑在2013年9月21日去世后已经不具备仓前经济社成员资格，其在仓前经济社的权利义务已经消失，而仓前经济社预征地补偿款分配行为发生在陈郑去世之后，陈郑在去世之后的预征地补偿款分配当中已经失去相应的权利。另外，陈郑去世之前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是行政处理的范围，由土地征收补偿款作为遗产继承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因此，被告对陈郑去世之前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集体主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进行处理，但对徐汝添是否可以继承该土地征收补偿款不作处理。即使陈郑2013年9月21日去世后仍作为仓前经济社社员参与2015年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12.5万元／人的分配，该部分的财产也应当作为遗产处理，而陈郑生前育有其他子女，尚有其他亲属，因此，该行政申请中申请责令第三人向原告支付陈郑的征地补偿分配款125000元系针对陈郑遗产分配产生的纠纷，实质是请求由徐汝添单独继承该土地征收补偿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调整的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不属于被告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综上，对于该项申请被告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第三人仓前经济社述称：2015年2月7日开会，凡是本社户口的村民就可以享受分红，2015年3月8日前出生或者结婚户口登记为本社就可以享受分红，原告其母亲在开会前去世，就不享受分红，同意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 经审理查明：徐汝添的母亲陈郑1926年8月9日出生，生**口在广州市增城区，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于2013年9月21日去世。2013年9月8日，荔城街道办与罗岗村民委员会、仓前经济社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就增城挂绿湖水利核心区建设征用仓前经济社约371.287亩土地（含66.308亩原租用地及92.213亩原预征用地）达成协议，该协议第三点付款方式称新征用地补偿款52069540元，厂房仓库用地补偿款6548100元，上述征地补偿款总计58617640元，扣除2011年11月8日签订的二环路92.181亩预征用地及2012年11月17日签订的罗岗低排渠0.032亩预征用地共计92.213亩预征用地，合计已收取预征地款6915975元，剩余总征地补偿款项51701665元在本协议签订一个月内荔城街道办一次性向罗岗村民委员会支付60%。2014年4月17日经罗岗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执行的《罗岗村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第九章分配方案第六十四条第五点规定：“关于涉及挂绿湖征地款的分配，分配时间界定为2013年9月1日，按此日期户口在册的村民无论死亡、婚嫁均可正常享受分配（具体操作及分配时间界定可由各社根据实际情况自定）。”2015年2月7日，仓前经济社户代表会议决定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标准为10万元／人。2015年12月28日，仓前经济社户代表会议决定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标准为2.5万元／人。因徐汝添的母亲陈郑在该社户代表会议讨论上述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时，已经去世，上述款项未向陈郑发放。 徐汝添对仓前经济社未向其母亲陈郑分配征地补偿款不服，于2016年4月8日向荔城街道办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仓前经济社向徐汝添支付征地补偿款125000元。荔城街道办收到行政处理申请后，于2016年4月13日向仓前经济社发出《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仓前经济社未向荔城街道办提交书面说明及有关证据。2016年5月25日，荔城街道办向徐汝添及仓前经济社主任徐华宣就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同月，荔城街道办向徐汝添及仓前经济社发出《调解及听证通知书》，于2016年6月6日就徐汝添申请事项进行调解及听证。2017年11月14日，荔城街道办作出（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陈郑生前是仓前经济社成员，但其于2013年9月21日去世，其权利义务应于2013年9月21日消失，其资格也应当自2013年9月21日消失，而仓前经济社预征地补偿款分配行为发生在陈郑去世之后，因此，陈郑在去世之后的预征地补偿款分配当中已经失去相应的权利；并且即使陈郑去世后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因涉及遗产分配，徐汝添请求单独继承该款项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街道办对徐汝添是否可以继承该土地征收补偿款不作处理，也不属于该街道办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六）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徐汝添的行政处理申请的请求不予支持。徐汝添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陈郑生前育有三个子女，除徐汝添以外其他子女均未向荔城街道办提出关于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行政处理申请。 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理申请书、身份证、户口本、《证明》《陈郑医学死亡证明书》《征地补偿协议书》《罗岗村村规民约、自治章程》《会议纪要》及《仓前社挂绿湖水利工程征地款分配签收表》、《会议记录》及《仓前社2015年年终分配签收表》、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调查笔录、调解及听证通知书、调解及听证会议签到表、调解及听证笔录、送达回执、（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因此，荔城街道办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原告徐汝添提出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作出处理决定。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陈郑生前为仓前经济社户籍人员，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陈郑于2013年9月21日去世，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已经消失，荔城街道办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确认陈郑在2013年9月21日之前具有仓前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同等村民福利待遇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郑在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发布征地拆迁公告，仓前经济社的土地被征收已经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并且部分征地补偿款已经支付之后才死亡，陈郑应当属于安置补助人员，被告荔城街道办以陈郑死亡后其村民资格消失，在之后的预征地补偿款分配当中失去相应的权利，因而作出不予支持陈郑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徐汝添作为已经死亡的陈郑的儿子有权提起诉讼，也有权向荔城街道办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徐汝添作为陈郑的遗产继承人之一，有权向荔城街道办提出申请要求仓前经济社向其支付陈郑的征地补偿款，至于徐汝添取得陈郑的征地补偿款后，在各个继承人之间如何分配，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荔城街道办以徐汝添取得征地补偿款后，徐汝添与其他继承人存在遗产继承问题而不支持徐汝添的请求，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荔城街道办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鉴于荔城街道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被撤销将对徐汝添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荔城街道办应当对徐汝添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的（2017）增荔街行决字第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原告徐汝添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姜巧玲 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 人民陪审员  伍碧霞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卜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