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9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强，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人杰、黄棋锋，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悦祥，男，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政，浙江宝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强因与被上诉人诸悦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8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国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诸悦祥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诸悦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书第3页“原告提供的案外人俞某出具给原告的借条及原告出具给其弟弟诸悦忠的借条能够印证原告对案涉借款成因的解释，即系原、被告及俞某就项目无果确认各自平均分摊100万元借款及利息”，该事实的认定显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明查。1、诸悦祥在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起诉主张在2013年4月23日，王国强向诸悦祥借款40万元整；而在第一次庭审中，诸悦祥又当庭推翻了此前其在诉状中的陈述，诸悦祥又陈述当时是王国强、诸悦祥以及诸悦祥的弟弟俞某三人合伙投资经营，三人达成合意后的合伙投资借款。很显然，诸悦祥的陈述前后不一，前后矛盾。2、案外人俞某是诸悦祥的亲表弟，与诸悦祥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案外人不仅与诸悦祥是亲戚关系，且本案如最终认定王国强承担债务，势必会减轻案外人俞某的责任，俞某与王国强存在直接的对立关系，因此，俞某的陈述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但原审法院却将有明显利害关系的案外人俞某的陈述作为案涉借条的成因，显然对于王国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3、原审法院将俞某作为证人的陈述再加上诸悦祥出具给其亲弟弟诸悦忠的借条，便综合起来分析，诸悦祥的陈述是合乎情理的，这对于王国强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庭审中，王国强也多次提及，本案除了王国强以外，涉及到的人员是俞某、诸悦忠，而俞某是诸悦祥的亲表弟，诸悦忠是诸悦祥的亲弟弟，也就是说，诸悦祥提供的一系列间接证据均是诸悦祥的亲戚，其证据效力显然是非常低的，是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诉讼的。而对于诸悦祥诈骗的事实，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前，王国强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了王国强、诸悦祥、俞某三人合伙经营。但纵观本案，诸悦祥在一审中未提供任何有关合伙的直接证据。（1）诸悦祥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均不能证明三人存在合伙关系，而证据2更是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诸悦祥提供的证据2即俞某于2017年4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一份及诸悦祥转至俞某账户转账凭证三份，恰恰可以印证，本案所谓的合伙仅仅是在诸悦祥和他表弟俞某两人之间发生，如果存在合伙，也是诸悦祥与俞某两个人，与王国强没有任何关系，诸悦祥没有收到任何合伙款项。（2）证据4，即俞某作为证人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俞某一开始说三人合伙是没有约定合伙经营的三人比例的，后经诸悦祥代理人的不断提醒，后又改口说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存在明显矛盾。而法官询问这100万合伙款打入俞某的账户后，这个钱是怎么花掉的，俞某说这个钱是吃掉、坐车、坐飞机花掉的，当问到俞某有没有开销的相关凭证时，俞某明确说没有。王国强认为，100万钱并不是小数目，如果是三人合伙的话，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已经是匪夷所思了，而俞某作为直接掌控100万资金的人，对于合伙期间的凭证截止一审判决时止，没有提供哪怕一份证据，这怎么能合乎日常生活经验？（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俞某掌控100万元的事实是明确的，王国强认为，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是合伙关系，诸悦祥至少得提供合伙期间该100万元的资金流向，是如何开销的，至少也得有个合理说明。但俞某仅仅是说了下吃掉了、花掉了，就将这债务判定王国强承担，这个举证责任不合理。三、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证据即王国强提交的录音证据粗略审查，未尽到审慎的原则。原审判决书第3页、第4页“被告辩称其在案涉借条上签字，系因原告为其弟弟诸悦忠说明原告的借款有被告出具的借条作为可偿还的凭据，而给予应急帮忙在案涉借条上签字，并非对债务的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并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说法，且被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负责，即使其所称真实，亦应在事后及时取回借条，故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该内容明显将王国强在一审中的录音证据排除在外，显然不合理。王国强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的当天，即在2018年6月7日8点至8点40期间（开庭前），分别向诸悦祥、证人俞某打了电话，该电话录音的光盘以及文字资料均向原审法院提交，根据该录音内容，可以明确以下内容。（1）王国强在借条上签字纯粹是帮忙行为，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也没有真实的合伙关系，对此事实，诸悦祥、证人俞某自始至终均没有否认。该录音内容是本案的直接证据，可以直接驳斥王国强提交的间接证据，但原审法院并未认真核实。从证据效力上来讲，王国强提交的录音证据是诸悦祥与关键证人俞某的录音，证据效力明显大于王国强提交的辅助证据。在录音中，也已经对借条的形成过程有完整的陈述，王国强签字纯粹是帮忙是可以证明的，但痛心的是，原审法院并未采纳。（2）在录音中，诸悦祥、证人俞某都没有提到该借条上的签字是对合伙债务的确认，也没有反驳王国强在电话中的陈述，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王国强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四、原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关于借条上利息支付的手写内容，被告辩称签字时系空白，但俞某当时与被告同时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载明内容一致，其辩称并无证据支持”，王国强认为，俞某在同一天向诸悦祥出具借条恰恰可以印证王国强的陈述是真实的，借条上的签字是纯粹帮忙，原审法院不能以主观判断的低概率事件就排除这种可能性。1、根据王国强在原审中的陈述，王国强是在事发后才知晓，诸悦祥和俞某在唱双簧，在借条签字前，诸悦祥、俞某找过王国强三次，要求王国强签字，但王国强均明确拒绝，最后一次，诸悦祥和俞某直接在王国强的厂房办公室内争吵的面红耳赤，由于是朋友关系，再加上说好仅是帮忙不会起诉的，王国强才会在借条上签字，而当王国强同意时，诸悦祥立马拿出了事先准备打印好的借条，事后想来，王国强才知晓这是诸悦祥兄弟俩自导自演的戏。2、而原审法院认定的“俞某当时与被告同时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载明内容一致”，恰恰可以印证王国强的说法，系诸悦祥与俞某的一出戏，试想下，即使按照诸悦祥的说法，三人是合伙关系，而钱又全部打到了俞某的账户，时间又是在2013年，过了将近4年，俞某才打借条？根据俞某的陈述，他的100万早就花掉了，他为什么要在2017年当着王国强的面打给他哥哥？且俞某打的借条和王国强签字的借条一模一样，更加印证是诸悦祥一手策划的。3、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庭审调查，俞某自己和诸悦祥在庭审中亲口承认，在俞某打了40万的借条以后，俞某并没有还款，而是又将该40万元债务转到了诸悦祥的亲弟弟诸悦忠的名下，也就是说，转了一圈，俞某自己拿了100万，到现在为止一分没还，却成功的让王国强吃进了40万元债务。更蹊跷的是，原审法院庭审中，当时俞某出具给诸悦祥40万元的借条原件竟然堂而皇之的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后又被当事人取回），既然债务已经转到诸悦祥的亲弟弟名下（即转化成欠诸悦祥亲弟弟40万），那么40万元的借条原件为何还会存在（正常情况重新打借条后原借条肯定会销毁）？因此，王国强认为，本案明显是诸悦祥、诸悦祥的表弟俞某、诸悦祥的亲弟弟沆瀣一气的结果，是赤裸裸的诈骗行为。王国强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40万元真的是非同小可，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王国强几乎天天失眠，身体也每况愈下，请求二审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诸悦祥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称：一、俞某虽然与诸悦祥有亲属关系，但是诸悦祥开始并不认识王国强。因俞某与王国强关系比较好，经俞某介绍认识，诸悦祥才与王国强认识并合作。另外，诸悦忠提供的证据与诸悦祥提供的证据和庭审陈述相互印证，可以采信。二、诸悦祥提供的证人证言和王国强的一审陈述可以证明，最初三人确实合伙做过生意。只是当时三个人关系比较好，时间久远，并未保存书面证据，签订合同。但是王国强自己签字确认欠条事实可以印证三个人对这100万的分担方式。三、王国强提供的录音证据模糊不清，诸悦祥接电话时对录音中的意思也理解不清楚，所以答非所问。请求法庭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诸悦祥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王国强返还诸悦祥借款4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4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4月，诸悦祥、王国强及案外人俞某曾就临安一处生态项目拟投资情况进行商议，后由诸悦祥出面借款用于项目前期工作。2013年4月24日，诸悦祥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向其弟诸悦忠借款35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1.5%。当日，该笔款项由诸悦忠妻妹徐喜乐汇入由诸悦祥个人经营的杭州萧山新街镇祥绿园艺场账户。2013年4月25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11日，诸悦祥分别向俞某汇款18万元、50万元、40万元，合计108万元，其中8万元经诸悦祥与案外人俞某确认系俞某向诸悦祥的个人借款，另100万元系用于项目前期工作的开资。后该项目无果，故诸悦祥要求王国强及案外人俞某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三者各承担1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20万元合计120万元的三分之一。2017年4月10日，由王国强及俞某分别向诸悦祥出具借条各一份，确认各向诸悦祥借款40万元，并约定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应付利息24000元，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每月必须在8日前转入借款人卡内每月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焦点为王国强在案涉借条上的签字行为是否系对合伙款项亏损转为借款的确认。其中，诸悦祥提供的案外人俞某出具给诸悦祥的借条以及诸悦祥出具给其弟弟诸悦忠的借条能够印证诸悦祥对案涉借款成因的解释，即系诸悦祥、王国强以及俞某就项目无果确认各自平均分摊100万元借款及利息。与诸悦祥、王国强关系均属不错的证人俞某的证言，亦印证了案涉借款的上述形成原因及性质。故案涉借条系诸悦祥、王国强之间确立借贷关系的有效凭据，且形成原因合理，意思表示真实，王国强未按约归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诸悦祥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国强辩称其在案涉借条上签字，系因诸悦祥为向其弟弟诸悦忠说明诸悦祥的借款有王国强出具的借条作为可偿还的凭据，而给予应急帮忙在案涉借条上签字，并非对债务的确认。原审法院认为，王国强并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说法，且王国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负责，即使其所称真实，亦应在事后及时取回借条，故原审法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借条上利息支付的手写内容，王国强辩称其签字时系空白，但俞某当时与王国强同时出具给诸悦祥的借条上载明内容一致，其辩称并无证据支持，故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王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诸悦祥借款4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4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20元，减半收取4010元，由王国强负担。诸悦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王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借条的形成原因及性质，原审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王国强在案涉借条上的签字行为系对合伙款项亏损转为借款的确认依据充分。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因民间借贷之外的其他行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在经清算后可通过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对债权进行确认。本案中，诸悦祥、王国强以及案外人俞某就案涉项目亏损确认各自平均分摊100万元借款本金及20万元利息，王国强出具借条确认向诸悦祥借款40万元，此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王国强应按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至于王国强上诉称其在借条上签字纯粹是帮忙行为，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也没有真实的合伙关系。经审查王国强一审中提交的其分别与诸悦祥、俞某之间的录音资料，王国强在通话中强调未收到钱，并称“当时都是要好的，兄弟帮忙，你阿弟这里交代不了，叫我我才签这个东西的，我一直这么长时间，我都不承认这个账的，是不是啊，我又没有碰到这个钱过”“这个40万元和我一点不搞的，你什么钞票借给我过了”“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反正这样弄弄掉，你阿弟这里好交代掉，然后才这样写写的”，对此诸悦祥称“我也没碰见过，你们总到北京去过，我还没去过”“悦利本来要起诉他的，他五块钱利息付掉了”“这下讲没有用了，钞票已经用下去了，我一分也没有到，我北京啊没去，我空牢牢去背了这一身债”。由此可见，诸悦祥在录音中并未明确确认王国强系出于帮忙用途出具借条以及其经手的合伙事务借款100万元实际无须王国强、诸悦祥偿还的事实。鉴于王国强对其上诉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王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20元，由上诉人王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