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晋04刑终349号原公诉机关黎城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男，197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行员工，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住黎城县。2017年10月25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黎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黎城县看守所。辩护人王玮，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李某，男，198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住黎城县。2017年10月25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黎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黎城县看守所。黎城县人民法院审理黎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李某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晋0426刑初37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某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5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王某、李某在二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执行完毕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利用国家举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的机会，采取到会议举办地上访等方式勒索黎侯镇政府的钱财，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10月25日，被告人李某向黎侯镇政府索要1000元；2、2016年3月4日，被告人王某向黎侯镇政府索要20000元；3、2017年5月13日，被告人李某向黎侯镇政府索要1500元；4、2017年10月21日，被告人王某向黎侯镇政府索要15000元；5、2017年10月21日，被告人李某向黎侯镇政府索要3200元；6、2017年10月24日，被告人王某、李某在北京分别向黎侯镇政府索要48000元。综上，被告人王某三次共敲诈勒索83000元，被告人李某四次共敲诈勒索53700元。案发后侦查机关于2017年10月24日查扣王某赃款48000元、李某赃款10736元，并于同年12月26日将其中的56000元发还给黎侯镇政府。在诉讼期间，被告人李某的家属积极代其退赃款42964元，已发还给被害单位黎侯镇人民政府40000元。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受案登记表，可以证明案件的来源；2、到案经过，证明王某、李某被黎城县公安局传唤到案；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王某、李某均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前科劣迹调查表，证明王某、李某无违法犯罪前科记录；5、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证明王某、李某二人的诉讼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执行完毕的情况；6、中共黎城县纪委文件，证明本院干警高某因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因当事人违法上访被受到党记处分；7、索要钱款收据、申请书及保证书，证明王某于2016年3月4日、2017年10月21日和2017年10月24日（十九大期间）分三次敲诈勒索人民币20000元、15000元、48000元，共计83000元。李某于2015年9月16日、2017年5月13日、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0月24日分四次敲诈勒索人民币1000元、1500元、48000元，共计53700元。2017年10月21日王某、李某在收款后分别保证在十九大期间不到北京上访。同年10月24日二人分别在收到48000元钱后承诺至2018年2月份不到北京上访；8、搜查笔录，证明2017年10月24日，黎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对王某、李某的人身及车辆进行了搜查，查获王某现金657元、李某现金2736元，同时在王某驾驶的车辆内发现红色腰包内有李某的8000元现金、黑色手提包内有王某的48000元现金；9、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证明黎城县公安机关对从王某、李某人身及车辆中查获的涉案赃款进行了扣押；10、退还款申请及发还清单，证明黎侯镇政府申请对在北京筹集支付二被告人的赃款96000元予以返还，2017年12月26日发还了56000元；11、通话清单，证明王某与李某在十九大召开前和召开期间多次通话的情况；12、训诫书，证明2017年10月18日，黎城县公安局为预防王某到国家禁止上访的地点去上访进行了训诫；13、证人王某1证言（1）2017年11月4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黎侯镇党委书记。王某、李某是黎侯镇多年的上访稳控对象，2017年3月份镇政府接到消息称二人进京上访，立即派人将二人接回并给报销了相关费用，同年5月份北京“一带一路”会议期间，二人又到郑州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上访，县法院和镇政府再次派人将二人接回并给报销了相关费用，还支付了李某1500元维稳费。同年10月份为了防止二人再次进京上访，镇政府采取一系列稳控措施，对二人进行了约谈，二人分别表示可以不进京上访，但是要支付给二人生活费（指二人的吃、住、行等费用）和维稳费，镇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同意给钱，这些费用都是由二人所在的社区支付的。王某、李某二人在领取到“生活费”并写下在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上访的保证书后，又于同年10月22日进京上访，镇政府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到北京，第二日其和县委郭某书记以及镇纪检书记孙某也赶到北京与王某、李某面谈，郭某书记劝王某离京返回，王某提出不解决问题不离京仍要上访，郭某书记说会协调市中行回去解决他的问题，王某说必须当晚解决问题，解决他的生活费问题。郭某书记说“你说了半天是为了钱吧，如果不给你钱怎么办”，王某说“不给钱就上访，你们就不要管”，郭某书记说“那你要多少钱？”，王某说“按照2016年度黎城县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给付”。经过讨价还价，黎侯镇政府迫于无奈，只好按照王某的要求支付给他现金48000元，王某答应离京返回，并保证2018年2月底前不进京上访。与王某谈完后其又与李某谈话，当时信访局张某1、公安局刘某等人在场，其问李某说“你既然领了钱，写了保证，怎么又来北京上访？”，李某说“不来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其说“你的诉求是什么？”，李某说“要么恢复我与县法院的劳动关系，要么补偿我”，其说“你的问题不属于镇政府处理范围，我们只是本着属地管辖的原则对你进行稳控”，李某说“没有钱我不回，而且必须与王某的钱数一样”，期间李某以不谈继续上访为要挟，几次离开。当晚与王某谈后，郭书记问长治市中行的张某4出不出该钱，他没有表态。郭书记又对其说黎侯镇政府作为稳控责任单位出不出该款，其说为了不给县政府抹黑，由黎侯镇政府出此款，该款都是先以维稳费名义支付的，由于二人要求必须当晚支付，通过向私人借款，给了王某48000元现金，李某8000元现金，另外的4万元通过公安局干警程某的银行卡转账到李某妻子的农行卡内。不让他们在十九大期间上访是为确保不发生因信访问题引发的意外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为十九大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如果他们二人上访，将给黎侯镇政府抹黑，一系列的“五包一”干部（包括其在内）将会问责；（2）2017年11月21日的证言，证明十九大召开前期及召开期间，其告知过王某、李某二人在十九大期间不要进京上访，如果上访将会给县里和镇政府造成不良后果，也会使其和相关稳控人员被问责。接返王某、李某二人时给他们钱是因为不给钱或者不给报销费用就不回黎城。14、证人桑某证言（1）2017年10月26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侯镇副镇长。在十九大召开前，黎侯镇党委开会让其稳控王某，主要责任是保证王某在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且了解王某每日动向。在十九大开会前其和学府社区的支书梁某找到王某的妻子张某2，让他劝王某十九大期间不要进京上访，但工作没有做通，王某表示他要去北京上访，在此情况下其请示镇党委书记王某1让他做王某的工作。后来他和王某谈好给10000元，让王某不要在十九大期间上访，第二天王某反悔了说要15000元。2017年10月21日在其的办公室内当着张某2的面给了王某15000元，让他写了收据，并写保证书答应不去北京上访。第二天下午，王某1让其了解王某的行踪，其给王某打电话，他说在长治，后得知他已经到了北京，当晚其和王某1、梁某等人一同去了北京，在王某的车前发现了王某和李某，这几年王某上访的车票、饭费都找镇政府要，平时还得哄他吃饭，要不答应他就拿上访吓唬。之后次日凌晨5点多其和刘某等工作人员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之后王某提出要按照2016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给付，要不继续上访，后来镇政府给了他现金48000元，王某答应离京返回。王某和领导在谈过后说“想让回也可以，给了钱立马就回”，王某属于维稳对象，稳不住王某县里要追究其的责任，轻则党内警告，造成恶劣后果责任更重。王某每次都能要上钱是因为王某的案件都终审了，但每次会议王某都要去上访，为了稳住他只好弥补给他钱，按规定什么钱也不应给他，他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敲诈钱。第一次给他钱是2016年开两会时给了20000元。他上访的目的说是解决问题，但他的事情已经终审了，去上访就是要讹政府的钱，他每次去北京以后不去上访，躲在一个角落给驻京办打电话，接着驻京办就给县里打电话，2016年G20峰会因为怕他跑去上访，有时晚上2点多还要去他家门口转一转，看看他是否在家；（2）2017年11月20日的证言，证明十九大期间其到北京接返王某、李某时，听王某说过“让回去可以，你们得补偿钱，给了钱立马回”，没听李某说过不给钱就不回去这样的话。其给王某多次说过国家重大会议、节日期间去举办地上访，其和相关维稳工作人员会被问责，但是王某称只有国家开重大会议、节日期间去上访才能牵制住政府，才有人管他。他知道镇政府管不了他的事，和镇政府谈就是要个补助钱，要不就不让政府管他；（3）2017年11月23日的证言，证明镇政府为了稳控王某，每次在重要会议、活动到来时都召开专门会议，会后又多次找王某讲政策，多次告知他不能在重要活动时进京，不然负责稳控的人员都要受到处分，但王某不听，每次都说他的事情镇政府解决不了，给镇政府压力，能争取些钱也算。就这样每次讹政府钱，十九大前镇政府怕王某到北京上访，给了王某15000元并让他写了保证不到北京去上访，但是后来他又和李某去了北京以上访的方式威胁稳控人员并向镇政府索要了48000元。15、证人康某证言，证明2012年-2016年期间其担任黎侯镇副书记，负责该镇的综治、信访工作。遇到国家召开重大会议期间，镇政府安排专人24小时对王某进行稳控，王某根本不听，只是要求及时给予解决答复，否则就要到北京上访。2016年3月全国两会前，王某扬言如果给他解决不了问题就上访，否则就给他补偿，当时县政府下达了维稳任务，保证全县零上访，王某到北京上访，镇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劝返王某，王某提出要经济补偿，迫于无奈由学府社区支付给王某20000元，后王某以信访救助金的名义写了收据；16、证人梁某的证言（1）2017年10月25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侯镇的农业员，分管农业兼学府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某在其管理的辖区居住，其负责监管他。自从其2014年包上学府社区后王某就是重点上访户，每次重大会议王某都去上访，如每年三月份的两会、2017年的G20峰会、一带一路大型会议以及十九大，从接手学府社区至今王某经其手要过三次钱，第一次是2016年3月两会期间经社区会计杨某将钱给了王某，第二次是2017年10月21日经黎侯镇副镇长桑某给了王某，第三次是2017年10月24日在北京王某1书记亲手将钱给了王某。因为王某采取非正当方式上访，他去了北京会议召开地后不去指定部门表达诉求，而是躲在角落里拍照片发给监管人员，他知道每次会议如果有人非法上访镇政府相关稳控人员会被追责，王某就借此一次次向政府要钱。桑某因王某上访的事得了病。王某到了北京后的住宿、旅游、吃饭等费用，耍无赖把票堆给社区让给他报销，这几年给他报了20000多元钱。李某也多次和王某去上访。去北京接王某时不给他钱就不回来，一直滞留在会议地，他的话就是给钱就回，不给钱就上访。王某每次要钱的数目是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关于王某的诉求其知道市中行给了他十几万元，又安排他在市中行上班，但是他上了五天就不去了；（2）2017年11月20日的证言，证明自2014年稳控王某至今，每年两会等重大会议稳控人员都给王某说过让他平时该去哪里上访去哪里上访，不要等到开会期间去，他去了政府会以“五包一”追究责任。十九大期间到北京接返王某和李某时，听王某说过给了钱他才回来，李某的意思是说要和王某一样对待；（3）2017年11月23日的证言，证明其在镇政府担任一般干部兼学府社区党支部书记，从2014年开始稳控王某，每逢国家开两会或重大活动前，镇政府都专门召开会议安排王某等重点上访人员工作，每次会后，其都会主动找王某给他讲政策，告诉他不可在重点时间去北京，如果他在重点时间段去北京上访，他可能会受到处理而且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处分，但是王某有时会答应不去上访，事后偷偷去北京，有时就说趁机会给领导压力，其理解的趁机给领导压力是王某想通过压力让领导给他钱。2016年岳某书记在职时给过王某20000元，十九大前给过他15000元，十九大期间在北京给过他48000元，前两笔钱都是答应给他钱后他不到北京上访，但是给了他15000元的第二天他就和李某去了北京，在北京他非要王某1书记给他48000元并扬言不给钱就不回去，继续上访；（4）2018年6月21日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20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其询问完后，遇见连某时谈了谈村里换届选举的事，沟通完其就走了。其在维稳王某期间每逢国家开两会前后都和他说五包一政策，会议期间若出现越级上访、闹访，稳控人员会受到处罚。17、证人连某的证言（1）2017年10月30日的证言，证明其任黎侯镇学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从2016年春天开始对王某进行稳控，对他稳控一般是中央开重要会议的前一周直到会议结束，每次会议时王某就扬言要上访，镇政府就安排社区对他进行稳控。2016年“两会”期间，社区干部配合镇政府与王某协商上访事宜，王某提出要支付他生活费，否则就进京上访，王某一开始要价较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支付给王某20000元，王某写下了保证书，保证在“两会”期间不进京上访。2017年“两会”和“十九大”期间王某进京上访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自从其接手对王某的稳控以来，只要王某进京上访，社区都要配合镇政府上北京将他接回并为他支付所有的吃、喝、住宿、车票等费用，还得向他讲好话，才答应从北京回来。给王某的钱都是镇政府和社区共同承担，不给王某支付这些费用他就不离开北京，如果王某进京上访或者不离京，镇政府开会时要问责，其作为社区负责人要受到相应处分；（2）2017年11月20日的证言，证明其从2015年春天开始稳控王某，每年国家有重大活动前，乡镇都要召开会议安排重点人员稳控工作，并一直强调重点人员到北京上访，“五包一”的稳控干部都要被问责，会后其都会及时将会议精神讲给王某，十九大期间王某上访其没有参与接访，之前的几次上访其都参与接访了，接访时其没有听王某说过不给钱就不回去这样的话，当时主要是县里领导和他谈，其只负责接他回来；（3）2018年6月21日的证言，证明其向王某讲过维稳政策，但他口头答应，实际不听。2017年11月20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其询问前，遇见梁某时谈了谈村里换届选举的事。由于王某上访其被镇里领导桑某责备过，另外还承担了王某的路费等开支，增加了村里的负担，共支付了一万多元的费用。18、证人温某证言，证明其系黎侯镇政府工作人员，负责稳控李某。2016年10月份配合上桂花村干部李某1到北京接返过李某一次，当时直接到北京市华沿宾馆接他和王某回黎城，接回来以后北坊社区负担了王某到北京上访的费用，上桂花村负担了李某到北京上访的费用，具体给了多少钱不清楚，但是住宿费、饭费、车票都报了。2017年10月18日，李某和王某订好车票准备去北京，因正逢十九大召开期间，上面有规定要是有非访人员没有稳控好，要按照属地管辖追究责任，这样镇里联合公安部门去山东把李某接回来，可能当时黎侯派出所曹所长从山东劝返李某时答应给他误工费，同时为了保证他在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上访，这样给了他3000元，后来他又说还要200元的住宿费，张某3请示领导后又给了他200元，李某收了钱并写了保证书，保证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上访，但是他在收了钱的第二天就去了北京，最后他和王某一个人向政府要了48000元。李某平时不去上访，一到国家开重大会议就去上访，他摸索政府属地管理怕被追责的心理，一次一次的勒索钱，政府为了保证维稳工作的成绩只好迁就给他钱。其在稳控期间感觉压力大，天天紧看怕失控了，造成严重后果。其认为李某能勒索成功的原因是摸住了镇政府怕被追责的心理，每次去闹闹回来就能弄个钱花花；19、证人张某3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黎侯镇武装部长，在黎侯镇分管信访工作。李某是镇里的重点稳控对象，十九大召开前曾扬言一定去上访，所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镇政府多次进行稳控并派人到李某打工地山东冠县进行稳控，2017年10月15日镇政府派人到山东冠县对李某进行稳控，同年10月19日将他从山东接到黎城，回来后由温某具体负责稳控，10月20日下午其给温某打电话问稳控的怎么样，温某说李某要2000元钱，其和温某一起到东关社区找到段某说明了情况，拿了2000元去给李某送，但是他又说不要了，后来温某说李某要求给3200元，为了息事宁人，不去上访，只好迫于无奈给了李某3200元，并让他打了收据写了不上访保证书。根据县政府的要求，在十九大开会期间必须保证零上访，作为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又没有更好的稳控手段，只能出钱解决此事，又因为李某多次上访不好稳控只能给他钱，他上访的目的就是威胁政府勒索钱财；20、证人孙某证言（1）2017年10月27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黎侯镇政府纪委书记，王某、李某属于镇里的涉法涉诉引发非正常上访人员，镇政府负责保证二人在国家召开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时不进市、省、京非正常上访，如果非正常上访由二人所在村委会负责及时接返，对稳控失职的人员镇党委政府事后要视情节给予责任追究，2017年10月22日晚听说李某、王某二人进京上访，镇党委王某1书记便安排其与他尽快进京，第二日晚上8点多，其和王某1到达北京市丰台区华沿酒店，当晚在酒店县委郭某书记、镇党委王某1书记、县公安局刘某队长同王某谈话，当时其在楼下大厅等候，他们谈好后王某1书记让其陪他到银行取款48000元，10月24日凌晨在刘某、县信访局张某1、王某1以及到京接访人员的见证下，将48000元交给王某并让他写了收据，之后王某带钱离开。紧接着王某1、刘某、张某1同李某谈话，其和其他接访人员在场，王某1说“镇政府已经给了你钱，你也写了保证，在十九大期间不到北京上访，怎么又来了？”，李某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维持与县人民法院的劳务关系，二是如果解除关系要求赔偿10万元。否则拒不离京。王某1书记说“你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镇政府只是属地管辖维稳，你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李某说“问题解决不了，最终也是钱解决。”，王某1说“先给你20000元，回去解决”，李某说“20000元不行，给王某多少也给我多少，要不就不离开京城”。为了让李某离开，王某1安排其到银行取了8000元现金给了李某，并在李某的要求下给他的妻子转过去40000元，李某写下了保证，称收到48000元后离京并保证在2018年2月份前不再进京上访，后李某拿上钱后回了黎城；（2）2017年11月20日的证言，证明十九大在北京接访时听李某说过不给钱就不回去这样的话，王某是否说过其不清楚。其没有亲自告知过王某、李某二人如果非法上访管控干部要被问责，但是开党委会时专门说过维稳问责制度要追究“五包一”相关工作人员责任。王某、李某十九大期间进京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因为最终在北京把人稳住了，没有造成后果，如果没有稳住肯定要被追责；（3）2018年3月23日的证言，证明2015年10月份的一天，镇领导岳书记给其说李某去北京上访了，要其配合上桂花村干部到北京接访，到了北京和李某联系，他只是电话联系不见面，经做工作他明确要上访不回来，无办法只好返回，返回邯郸时驻京办的同志将他送到邯郸，其接上他返回黎城继续进行维控，直至会议结束；（4）2018年6月15日的证言，证明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所作的笔录内容全部看过，在笔录中所记录的内容是其所述意思的综合总结，不违背其的真实意思。21、证人马某证言（1）2017年10月30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黎侯镇副镇长，主要分管农业，兼黎侯镇坑东区区长，李某居住的上桂花村属于坑东区，李某属于重点稳控对象，其从2016年开始接触李某，在此期间他去上访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当时他刚一到北京××里了，经过做工作将他带了回来。由于他后来暂住在东关村，就由东关村支书段某进行稳控，在稳控时他趁人不备，又出去打工了，后在东阳关煤检站附近将他带回，他要求支付工资，为了稳控保证零上访，段某给了1500元钱并让他写了收据。第二次是召开十九大会议期间，这次不是其负责稳控的。因为县里一直要求做好维稳，保证零上访，谁如果维控不好就会被追责，所以镇里只好给钱了事；（2）2017年11月21日的证言，证明其在负责稳控李某期间，多次给他讲不让他越级上访，否则乡镇干部要受处分，他还有可能受处罚，但是他总说政府管不了他的事，还是要上访，2016年国庆节以后负责稳控他的是王某2，其没有参与接返李某。22、证人王某2证言（1）2017年10月30日的证言，证明其系黎侯镇政府工作人员，担任黎侯镇东关区区长，李某属于该区的重点稳控对象，2016年冬天其开始接受稳控李某的任务，黎侯镇党委书记王某1在开会的时候说如果稳控不好，轻则给予处分，重则撤销副科，最严重的开除公职。2017年10月15日左右，镇政府安排东关村和上桂花村的村干部到山东冠县将李某接回，李某要求赔偿他每日400元钱的工资损失，共计3200元，并写下保证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上访，但李某在收到钱两三天以后就又进京上访了；（2）2017年11月20月的证言，证明其告知过李某如果在国家举行重大会议期间到会议举办地进行上访，稳控人员会被问责，也告诉过他的母亲，李某说知道上访会给镇里找麻烦。23、证人秦某证言，证明其系黎侯镇政府工作人员，分管教育、卫计等工作。2014年11月到2016年国庆节期间负责稳控李某，每次国家有重大会议或者活动前，镇政府都要开会安排工作人员稳控他，然后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都要主动找他谈话并告知他，不可在国家有重大会议或活动时到北京等地上访，如果他不听劝阻，到北京上访，负责稳控的干部都要受到处分，可是他每次都上访。在国家有重大会议期间，镇里都会安排人员24小时在他的住所附近监控他，都怕受到处分，压力非常大。李某多次向镇政府或者村里要钱，具体数目其不太清楚，没有参与接返李某；24、证人王某3证言，证明其系黎城县黎侯镇政府工作人员，具体负责东关社区日常工作。由于李某不断上访，他在东关村居住，所以县里就把他作为重点稳控对象。其知道他在国家召开两会或者是重大会议期间到北京上访过三四次，十九大召开期间他到北京上访，其和上桂花支书把他从北京接回，其对他通过见面做工作，24小时看护的方式进行稳控；25、证人李某2证言，证明其担任黎侯镇东关社区副书记，负责维稳工作。2017年5月份北京开会时，社区接到镇政府通知要求负责稳控李某，他住在东关租房的家中，社区就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有一天他突然开车走了，其和段某在东阳关309国道口将他拦截叫回，叫回以后是否给他钱其不清楚，其只是负责叫回后又监控了一段时间；26、证人段某证言，证明其担任黎侯镇东关社区支书兼村主任。李某是重点维稳人员，他的事情法院已经判了，但是每遇开重大会议就去闹访，镇政府分管稳控的工作人员就要受处分，社区就得给他出钱。2017年5月份其支付给李某1500元钱，当时他在东关社区租房住，其负责稳控他，那段时间镇政府要求24小时稳控，其就安排人在他家附近监控他，有一天下午，负责监控的人说李某开车走了，其就和李某2书记追他，最后在309国道卡口将他拦截，后来镇政府王某1书记和他谈话，李某说他非要去山东打工，迫于无奈王某1书记答应给他1500元钱，只当是他去打工的费用，后来就经其手给了他1500元钱，他收钱后就一直在家等到北京会议结束；27、证人李某1证言（1）2017年10月30日的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黎侯镇上桂花村委会主任，负责对李某进行稳控，每遇国家召开重大会议他就去上访，因为县里、镇里一直说不让上访，保证零上访，一旦有人上访，就要被追责，所以在国家召开重大会议时通过做工作，24小时看护进行维稳，2016年全国开两会时和快过年时去北京和太原各接过他一次，十九大又到北京接访过他一次。2015年9月份镇党委副书记康某对其说李某一直上访，为了维稳让给了李某1000元钱的误工费，并让他打了收据；（2）2017年11月23日的证言，证明2014年黎侯镇政府安排其负责稳控李某，并告知其稳控不好就要受到处分。每逢国家举行重要会议、活动或重大节日期间其都对李某进行稳控，并将这些会议精神都告知过李某。李某多次进京、进省上访，其接返过他三次，镇政府让给过他1000元钱，其只负责出钱，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这个钱肯定是防止他去上访。28、证人张某1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信访局副局长。2017年10月22日晚上，其听说王某、李某去国家信访局反映他们的问题。第二日下午4点多，县公安局刘某书记和王某、李某电话联系，让他俩到北京市丰台区华沿酒店谈话，当天晚上7点多二人到达华沿酒店，领导安排将两人分开谈，黎侯镇政府党委书记王某1和刘某主要和王某谈，其他部分工作人员在场，其在酒店楼下稳控李某，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和王某谈判结束，王某写了保证，镇政府给了王某48000元，王某保证2018年2月底不再进京上访。和王某谈判结束后开始和李某谈，王某1书记、刘某负责与李某谈，其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场，王某1书记说“前几天和你们刚签了协议，还给你们钱，你们保证十九大期间不进京上访，为什么又来北京？”李某怎么回答的记不清了，王某1书记向李某声明，他和王某的事情镇党委、政府不是责任人只是负责维稳，也处理不了，还说给他们一二万元钱先回去解决案件，李某说得和王某领的钱一样多，李某的情绪有些激动，声称要出去打电话，王某1怕他走就把他拦下来，最终答应给了他48000元（现金8000元，转账40000元），并让他写了保证，保证在2018年2月底以前不再进京上访；29、证人刘某证言，证明其担任黎城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17年10月22日，其接到局国保大队刘某电话，称重点上访人员王某、李某可能已经驾车去了北京，现处于失控状态，让其进行落实，之后其根据提供的车牌号发现该车辆位置，找到车后已经是23时左右了，其回到了酒店和县信访局张某1局长简单进行研究和沟通，24时又回到王某车辆停放地，准备蹲守王某、李某并对二人做工作，凌晨6时左右，其发现该车副驾驶有人开门，就走到王某车前，向二人亮明身份并说明其是县公安局的，并告诉二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协商，后来他们准备驾车离开，其拉开后座车门上了车，王某开车拉着其往前走，拐了两个弯将车停在了停车场，在车上其继续给二人做工作，王某、李某说北京解决不了事，但是还是执意要到国家信访局递诉求书，因为国家针对维稳工作有“两个一律”规定，其不能继续跟二人往前走，就与二人分开，期间通过给镇党委书记王某1打电话，让王某1与王某通电话，并告知王某县委郭某副书记下午即将到北京与王某进行面谈，王某要求亲自与郭某书记通电话，其见事情有转机和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后来给王某打电话，在答应给二人钱后王某同意谈，具体谈话的内容和给多少钱不清楚，主要是郭某、王某1和张某1与他们谈，他们分别索要了48000元；30、证人李某3证言，证明其系黎城县公安局黎侯派出所民警。2017年10月22日晚上，因王某、李某驾车进了京，所长指派其配合和黎侯镇政府工作人员梁某、桑某一起坐车去北京，做二人工作不要让他们在十九大期间上访。当天晚上9点多王某、李某到了华沿酒店，领导指示将二人分开谈，郭某书记、王某1、建峰等人和王某谈，其、黎建带李某去另一个房间等，后来和李某谈话让他回黎城解决问题，李某拒绝回到黎城，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让领导给他写一个承诺书，二是让镇政府一次性给他十几万元，他就息诉罢访。王某1不同意，李某说“不行就不谈了，该去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出了房间，其又和黎建去房间外拉住剑刚将他劝回来，王某1继续谈说要给他20000元让回黎城，他要求与王某要的钱一样多，之后王某1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李某均不同意，最后王某1给了他8000元现金，让孙某到银行给李某的妻子打了40000元。李某拿到48000元后说只能保证到2018年两会前不上访，王某1给李某说他是硬讹钱，李某说硬讹也讹他这一次；31、被告人王某供述和辩解（1）2016年2月25日供述，证明2016年1月30日上午9时许，其到了省“两会”会场驻地，用口述的方式向省接待处的人员反映问题，反映的是法院判决不公，造成个人利益损失；（2）2017年3月10日供述，证明2017年3月7日下午其乘车到达北京，到了后和李某联系汇合，之后去了全国人大信访室、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接待处反映问题；（3）2017年10月25日的供述，证明1990年其通过招考进入中国银行黎城县支行工作，2002年10月份该行以旷工解除了与其的劳务合同。解除合同至今每年都去上诉、再审、抗诉、上访，都是在国家举办重大会议期间到全国人大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接待处，还到过郑州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进行上访。十九大期间其和李某已经买上去北京的火车票去上访，黎侯镇政府王某1书记把其和李某叫回来说要给解决事，但并没有解决，后二人又决定一起去北京上访。10月22日下午，其和李某驾驶私家车从黎城县源庄走乡道到河北涉县上高速到了北京，当天晚上7点多，黎侯镇政府王书记给其打电话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谈，不让去信访局登记，接着镇政府副镇长桑某、公安局国保大队刘某给其打电话，打电话的内容基本都相同，后来其就关机了，在北京东三环百子湾附近找了个地下室休息。23号6时左右其计划开车走，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刘某队长还有三名公安局工作人员拦住不让去信访局，刘队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县领导谈，不要去信访局，其和李某没有听他们的劝阻，坐上公交去了信访局门口排队，期间王某1、桑某、刘某多次打电话劝阻，并说县委副书记郭某和市中行纪检张书记要到北京和其见面谈解决工资赔偿问题，然后其就听从领导话没有去信访局登记，也给李某打电话说县里很重视，让他暂时不要去登记，郭书记给其打电话答应协助中行给其解决生活来源，这样其和李某就不去登记了。其要求中行按照上年度黎城县在岗职工平均数支付其生活费，王某1书记通过黎城县统计局计算下来是48000元，其就要了48000元，领导们给其48000元钱是不让在这段时间上访，钱在车里后备箱的包里放着。2017年10月21日，镇政府王某1书记为了稳控怕其去上访，黎侯镇副镇长桑某和梁某给了其15000元的生活费，说该款是中行给的。其因上访从镇政府报销过三次车票，不记得是2015年还是2016年两会召开前，镇政府岳某书记怕其上访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给过其20000元；（4）2017年11月3日的供述,证明其进京上访的目的是落实其的三个诉求，一是法院判决超诉讼范围，二是法院判决运用法律错误，三是工资、社会养老保险赔偿标准有误。其从2012年开始上访，其上访应该去最高法、最高检、全国人大信访部门解决问题，但是上访的诉求没有达到。一般都是“两会”和党代会期间去上访，这个时间去力度大，能解决问题。大约在2014年黎侯镇党委书记岳某找谈过其的问题，2015年山西省政法委书记王某4包其的案，后来省高院牛庭长带领省、市、县三级法院审理过其案件的法官在黎城县人民法院召开座谈会。同年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在黎城县人民法院调查过其的案件，2017年5月份县法院李某5院长和其谈过，10月份“十九大”期间县政法委郭某书记在北京和其谈话，10月18日黎侯镇党委书记王某1也和其谈过。2014年到2017年期间，黎侯镇党委、政府和其谈判时给过钱，2014年通过其媳妇张某2给了20000元现金说是信访救助金，2017年10月20日上午，黎侯镇政府副镇长桑某和学府社区书记梁某给了其15000元的现金，也是信访救助金。10月24日凌晨，黎侯镇纪委书记孙某、副镇长桑某给了其48000元现金，他们给钱就是为了不让其上访，最后一次给的48000元其不知道是什么钱，但是肯定不是工资，这48000元是按照2016年度黎城县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给的，其不应该多次收黎侯镇党委、政府的钱，但如果是中行的钱其认为应该要，因为他们欠其的工资。黎侯镇党委、政府给其钱是怕其去上访影响他们的政绩以及政治前途；（5）2017年11月16日的供述，证明2017年10月23日中午，其和县委郭书记通话时提出讨要“2016年度黎城县在岗职工工资”这个标准，当时虽没有明确说，但是郭书记答应了，这样其和李某去了华沿宾馆，没进国家信访局登记，在谈话期间领导同意给其20000元，但是其认为不是按照“2016年度工资标准”算的，而且其知道“2016年度工资标准”肯定比20000元多，其想拿到心里预期的26000元左右的标准，就出去不和他们谈了，其出来以后找了李某在楼道和他说话时，刘某拦住不让其走，后来他们查了查工资标准，刘某给其说是48320元，其当时愣一下，但因为贪心，这个数字比其预估的高了许多，之后就按照48000元谈了。当时刘某在给其说工资标准是48000元的时候，李某也在场他听见了这个数字，谈完以后其拿上王某1给的现金回到车上时李某看见了，其回到车上给他说其的事情谈成了，后来他就进去谈了。其只知道县法院干警因为有人上访受了处分，其和李某都知道如果去国家信访局上访，王某1以及镇政府其他维稳工作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其不清楚，但他们总是害怕其去上访才不让去；（6）2017年12月1日的供述，证明其最后一次去北京上访是2017年10月22日，当天上午9点多其给李某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北京上访，他说去，后来其就开车到县城世纪城附近接上他沿着207国道走源庄去了北京。32、被告人李某供述和辩解（1）2017年10月24日的供述和，证明其因不服与黎城县法院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多次上访要求解决。原本其在山东打工，十九大召开前黎侯镇政府派人到山东找其说要解决和法院之间的事情，并要求10月18日回黎城，其说每天在山东挣400元钱，耽误了其挣钱，镇政府就给了其3000元工资和200元住宿费，让其在黎城县待到10月24日。接到钱后其就后悔了，10月22日上午其到镇政府找王书记说要上访诉求的事情，去找王书记退钱但是他不见其，其从镇政府出来后给王某打电话，他说该去哪告去哪告。后来二人一起去了北京。到了北京后王某拉其去了一个楼里商量了一晚上二人的事情。23日早晨6时左右下楼发现有公安局的人在车跟前，后来公安局的人坐到车上，二人把车放在停车场就和公安局的人一起坐车到了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到了信访局排队的地方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查验身份证，并把二人带到了国家信访局大门口，在信访局门口排队期间政府一直有人和王某联系，之后王某接了个电话说县政法委书记打电话说给生活费，让不要去登记，后来其二人就去了华沿酒店，去了之后先找王某谈的，其在楼下大厅坐着，直到凌晨1点多郭书记和其谈话，其提了要求一是恢复劳动关系，并补偿其的经济损失，二是其工作了九年，一年给一万元，加上失业保险，一共十万元左右，给了钱其就息诉罢访。后来王书记给领导汇报说不同意其的要求，要给其20000元钱让其先回去，其不同意，最后按照2016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补给其48000元，其中8000元是现金，40000元是打在其妻子农行卡上的.其因上访从镇政府得到两次钱，一次是东关村段某给过一千多元，第二次是镇政府孙某给过一千元左右，具体数字和时间都记不清了；（2）2017年10月26日的供述，证明从2013年10月至今其单独上访过2次，和王某一起去过三次，两次去的北京，一次去的郑州，只有最近这次去上访是开车去的，其他两次都是坐动车去的。2017年5月份，当时其从郑州上访回来东关村的段某为了不让其去出车挣钱给了一千元钱；（3）2017年10月31日的供述，证明其去最高院、最高检和全国人大的信访接待室上访过，在这三个地方各登记过一次，但是没有结果，其申诉的事情省高院已经维持原裁定。2017年10月22日其在家里睡觉，王某给其打电话说让去找找自己的事，然后其去了镇政府见王书记正在开会，从政府出来给王某打电话说“人家不跟我谈”，王某说“他们说咱们出不去，咱们试试出了黎城出不了”。最终去了北京是要给县里施加压力，督促他们解决其的事情。从2014年上访至今，其共收过政府五万二三千元钱。这几年上访王某教了其许多东西，告诉其哪些地方不能去，去了就是非访，其打官司也是王某给其出主意，他比其有经验，所以其听他的。十九大期间其和王某去北京就是为了给领导施加压力解决二人的事；（4）2017年11月13日的供述，证明其去北京上访镇政府工作人员会受到处分，其在上桂花村居住时，村里有三个老人每天在门口看其，在东关村居住时，东关村支书让其不要去上访给他找麻烦。其如果从东关村去上访，镇政府就会给东关村支书处分。被告人王某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辩护人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张某2证言，证明其系王某的妻子。2016年3月份两会期间，黎侯镇负责维稳王某的领导桑某给其说镇里提出一个方案，给王某20000元困难救助金，让问一下王某是否同意，其回到家中劝他不要上访，后来他答应了。过了几天桑某让其代替王某写了保证书和申请书，又打了收到20000元的收据，其回家把钱给了他，后来他没有去北京上访；2、王某与郭某书记电话通话录音，证明给48000元钱的事不是王某主动提出，而是郭书记说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进行救济。王某反复强调这个钱不是白拿的，考虑到在法院有劳动争议纠纷的案件，明确表示钱是借的，执行款到位后可以从中扣除，而且王某表示借的是20000多元，后来镇里给的是48000元。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王某1、桑某等人的证言均有异议，因为他们均是维稳王某的人，与王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且王某没有主动要过钱，第一次收取10000元，第二次收取15000元都是王某1向中行提出的，第三次收取48000元是郭某书记提出的，均不是王某主动提出的，王某没有向镇政府要过钱，申诉是合理合法的不是非法渠道。王某没有要求拿到钱才回黎城。对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异议，有诱供的成分存在。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人李某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温某、张某3、王某2、马某、李某2、段某、李某1的证言有异议，给李某的3200元、1500元、1000元是误工费，并不是向镇政府勒索的钱财，其余证据无异议。公诉人对证人张某2的证言和电话通话录音的内容予以认可，但正好能证明王某抓住有关维稳人员害怕的心理，给政府人员施加压力从而达到自己勒索钱财的目的。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人连某2017年11月20日的证言，因当日公安机关对证人梁某询问时，证人连某在场旁听，违反了证人分别询问的规定，该证言属于非法证据，不予采信。王某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中存在诱供成分，通过查看讯问时的笔录可以看出并不存在诱供的情形，王某及其辩护人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中对得到钱款的事实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其余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可以证实二被告人通过给有关维稳人员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勒索钱财的目的。故对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余证据予以采信。王某的辩护人提供的证据公诉机关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审认为，被告人王某、李某为达到无理诉求的目的，违反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在国家举行重大会议或重要活动期间，借上访维权为由，持续缠访，多次敲诈勒索公共财物，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被告人的行为确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违法所得35000元和李某的犯罪违法所得5700元，予以退还给被害单位黎城县黎侯镇人民政府。被告人李某在庭审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积极退缴了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关于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所提48000元属于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该款转到被告人李某的名下，已被被告人李某实际控制和占有，不属于未遂，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李某的犯罪情节考虑，宣告缓刑对所居住地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经司法行政评估同意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符合缓刑条件，可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缴纳）；三、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违法所得35000元和李某的犯罪违法所得5700元（已追缴），予以退还给被害单位黎城县黎侯镇人民政府。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某不服上诉称，一、上诉人上访是为案件得到公正处理，领取的款项不是非法占有，且无威胁或要挟行为，认定敲诈钱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侦查人员有教唆、引导及伪造证人笔录的情况，其证言真实性存疑；且上诉人与原审法院有利害冲突，审判人员应当回避。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经审理，除本院查明与原审认定一致的事实及核实无误的证据外。另查明，本院审理期间，原审被告人王某出具悔过书，认罪悔罪；2018年11月24日、26日，其亲属代为退缴赃款35000元，该款已由黎城县黎侯镇人民政府领取；主动缴纳了罚金10000元；2018年12月29日，黎城县司法局对被告人王某的社会背景、一贯表现进行调查评估，意见为适用社区矫正。以上事实，有悔过书、领据、缴纳罚金银行回单、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原审被告人李某违反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借上访维权持续缠访，多次勒索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二人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王某的涉案行为，原审已根据在案证据作出了符合客观事实的有罪评价，且除部分证言认定属非法证据不予采信外，不存在侦办人员对其他证言非法取证、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等法定情形，故上诉人王某所提的上诉理由，据理不足，不予采纳。鉴于上诉人王某出具悔过书，认罪悔罪；主动退缴违法所得35000元，缴纳罚金10000元，应在法定幅度内依法从轻处罚；同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适用社区矫正评估意见，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应视其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可予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黎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6刑初37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缴纳）；二、撤销黎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6刑初37号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违法所得35000元和李某的犯罪违法所得5700元（已追缴），予以退还给被害单位黎城县黎侯镇人民政府。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0000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继续追缴原审被告人王某的违法所得35000元（已退缴）和李某的违法所得5700元（已追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冠晋审判员 史 蕾审判员 康 抗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魏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