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01民终22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红，男，农民，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爱，女，农民，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艳良，内蒙古庆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慧，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西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银忠，男，农民，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红、张连爱因与被上诉人杨银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7）内01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伟红、张连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艳良、赵艳慧，被上诉人杨银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红、张连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由杨银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定性与划分责任与本案客观事实、法律关系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规定是适用于劳务关系，而本案属于雇佣关系。杨银忠在事发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并且在一审中也明确认可。本案是典型的雇佣关系，并且一审法院也认定死者与杨银忠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所以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是又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于劳务关系的法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应当由杨银忠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杨银忠依据公平原则给予王伟红、张连爱一定的经济补偿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判决错误。首先，从本案发生的事实来看，死者王文强受杨银忠雇佣从事装卸工作，两天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引发劳累过度而死亡。杨银忠在一审庭审中狡辩说王文强的工作强度并不大，是因为自身的疾病引发的病死，并且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首先两位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次，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明显是受到了杨银忠的干扰而做的证明。如果按照证人所说的工作强度并不大的情况下，杨银忠为什么要雇佣死者来装卸货物，为什么还要增加成本的每天给死者发放工资，这是与常理严重不符。其次，从雇佣关系归责原则来看，本案是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受害人只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民法理论上的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因为疏忽或者过于自信，不仅没有遵守法律对他较高的义务，甚至连常人一般应该注意并能够注意的要求都没有达到，以致造成某种损害后果。本案死者王文强在雇佣活动何来故意或重大过失之行为。而一审判决只是要求杨银忠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给及王伟红、张连爱一定的经济补偿，显然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最后，从证据分配责任来看，本案是雇佣关系，法律明确了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使雇主么有过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有免责事由。那么按照证据分配责任原则来看，本案中死者王文强作为提供劳务受害者，只有存在过错才能减轻接受劳务者的赔偿责任，杨银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死者王文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存在过错，也没证据证明其存在免责事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王伟红、张连爱的合法权益。此外，鉴于到现在没有解决这件事，所以产生了一部分停尸费，因此王伟红、张连爱要求增加停尸费，最后的数字以实际产生的为准。杨银忠辩称，关于死者王文强是雇佣关系或是劳动关系，王伟红与张连爱引用的是公安局的笔录，对杨银忠来说，他本身就是典型的农民，对法律并不精通，他在公安局认为是雇佣关系，但这并不是他讲的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因此杨银忠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正确的。王伟红与张连爱所述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2016年12月3日，杨银忠已经将粮食也就是玉米装到车上，王文强当时与杨银忠儿子是一个村的朋友关系，鉴于这种情况，王文强是想跟车去四子王旗顺便玩玩，这样就答应每天一百到二百，但以前并没有用过他，粮食当时是装好的，到草原上卸粮并不是给一家或是仓库里卸，而是去了牧区后，他们把粮食从车上扔到地上，并不扛。当天是凌晨走的，十点到的，十二点多卸完粮食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杨银忠帮牧区捎个羊，是由牧民自己装卸的，王文强只是抱了几个羊，在路上的时候他身体有点抽，就给120打电话，四子王旗医院的车迎面赶他们，但路上他就死亡了，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也要求做尸检，但王伟红、张连爱拒绝做。根据王伟红、张连爱所说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一审时司机和牧民都作证证明死者干了什么活。王伟红、张连爱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而本案的王文强并不是因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劳动强度过大而去世，而是他自身的疾病，所以杨银忠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停尸费用是二审要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这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当时派出所出警时也问过王伟红、张连爱是否尸检，如果不尸检可以处理尸体，王伟红、张连爱是表示同意的，但现在王伟红、张连爱把尸体放着，导致停尸费用的扩大，不应由杨银忠承担这部分费用。王伟红、张连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银忠赔偿王伟红、张连爱丧葬费、死亡赔偿金274458元；二、杨银忠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银忠雇佣司机郭浩及死者王文强去四子王旗拉运货物，死者王文强从事装卸工作。杨银忠雇佣王文强仅从事该次劳务，佣金200元。12月3日早8时许，死者王文强从土左旗与杨银忠及司机郭浩乘车到四子王旗江岸二队卸饲料。当天到达后，死者王文强与包括证人韩某在内的5、6个人一起卸完饲料，晚上共同饮酒后睡觉。2016年12月4日，王文强包括证人韩某在内的5、6个人往杨银忠半挂车上装羊，后乘车回土左旗。在途经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时王文强死亡。杨银忠在事发后处理王文强死亡事宜花费3900元。王伟红、张爱连系死者王文强的父母。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伟红、张爱连要求杨银忠承担王文强死亡的赔偿责任，其虽证实了杨银忠与王文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死者的死亡原因因未尸检而不明，王伟红、张连爱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的死亡系从事雇佣活动所致。故王伟红、张连爱要求杨银忠赔偿因死亡而造成的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作为雇主的杨银忠虽然对雇员王文强的死亡没有过错，但因其是雇佣活动的受益人，依据公平原则，死者王文强作为为杨银忠提供劳务者，其系在为接受劳务方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杨银忠作为受益人应依据公平原则给予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综上所述，由杨银忠给付王伟红、张连爱补偿款50000元为宜。因之前杨银忠已偿付王伟红、张连爱补偿款3900元，该3900元应从法院确认的50000元补偿款中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杨银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伟红、张连爱补偿款46100元；二、驳回原告王伟红、张连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6元减半收取由杨银忠负担455元，由王伟红、张连爱负担2253元。本院二审期间，王伟红、张爱连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王文强尸体进行司法鉴定，确定其死亡原因。本院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内容为：1、通过尸检确定王文强死亡原因；2、对王文强死亡与从事受雇佣劳动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文强患有右心室发育不良性心脏病，其死亡过程符合右心室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同日，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津津实【2018】法临回字第8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终止对王文强死亡与从事受雇佣劳动有无因果关系的鉴定。2018年1月29日，我院出具（2017）内01委鉴25号关于要求对《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关内容进行解释的函，针对该鉴定意见书，向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询问如下问题：一、你中心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文强患有右心室发育不良性心脏病，其死亡过程符合右心室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此结论是否可以理解为：王文强死于右心室发育不良导致的心源性猝死；二、你中心报告中“二、基本案情”、“四、分析说明”部分第四段最后一句引用的案件基本情况是本案一审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7）内01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中原告诉称部分，该表述并非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被告方杨银忠也没有完全认可；现询问你中心该部分表述是否影响你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结论；三、你中心收取的人民币两万五千元是我院委托的1尸检、2通过尸检确定死亡原因、3死亡和劳动的因果关系三项鉴定中的哪几项。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津津实【2018】法病回字第207号答复函，针对本院对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如下：一、关于你中心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文强患有右心发育不良性心脏病，其死亡过程符合右心室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此结论是否可以理解为：“王文强死于右心室发育不良导致的心源性猝死。”的问题，我们答复：是的；二、关于你中心报告中“二、基本案情”、“四、分析说明部分第4段最后一句”引用的案件基本情况是本案一审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7）内01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诉称部分，该表示并非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被告方杨银忠也没有完全认可；现询问你中心该部分表示是否影响你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结论的问题，我们答复：不影响；三、关于你中心收取的人民币两万五千元是我院委托的1尸检、2通过尸检确定死亡原因、3死亡和劳动的因果关系三项鉴定中的哪几项的问题我们答复：我中心所收取的费用是尸检、通过时间确定死亡原因两项的鉴定费九千八百元整，出诊费一万五千元二百元整，这在我中心向贵院出具的津津实【2017】法临回字第1325号函件中已标明，并且说明待确定死亡原因后再决定是否受理王文强死亡和从事受雇佣劳动有无因果关系。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津津实【2018】法病回字第207号答复函进行质证。王伟红、张爱连的质证意见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死者王文强因为雇主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引发死亡，这是主要原因，对于心脏病的致命因素第一点是疲劳过度，二是喝酒，这是在杨银忠雇佣过程中发生的，是导致心脏病致命的原因，故杨银忠对此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使是王文强自身原因引发，只要这种结果发生在雇佣活动中，雇主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并非补偿。杨银忠的质证意见为对鉴定意见书和答复函的真实性认可，对鉴定结论认可，是自身疾病猝死。除以上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文强与杨银忠系何种法律关系，本案责任如何划分。关于杨银忠与死者王文强系属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王伟红、张连爱称属雇佣关系，杨银忠称属劳务关系。所谓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律关系；而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杨银忠请死者王文强从土左旗到四子王旗装卸饲料，约定报酬为200元，故双方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及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津津实[2018]病理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可知，王文强死亡系右心室发育不良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因此不能表明王文强的死亡与从事劳务活动具有因果关系，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一审判决杨银忠给王伟红、张连爱给付补偿款50000元，已充分考虑了各方责任、收益情况及社会公平原则，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伟红、张连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6元，由上诉人王伟红、张连爱负担；二审案件鉴定费21400元，由上诉人王伟红、张连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国民审判员 徐金平审判员 张蒙江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秦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