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11民初13640号原告：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港大街17号御水岸花园1座102铺。法定代表人：吴楚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信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文娟，广东信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鸦岗村文楼（土名）自编1号。法定代表人：林仁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侯适，广东信德盛老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洪，广东信德盛老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志强，男，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原告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航峰公司）、陈志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田文娟，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侯适等均到庭参加了本案的全部庭审活动；被告陈志强仅于2017年3月13日到庭参加了诉讼，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于2018年7月17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我司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因御水岸花园一期新型墙体材料费一事曾要求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开具金额为781775.8元的发票，因该金额发票产生税金70360元，而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要求该笔税金由我司自行承担，故我司于2015年7月17日向被告广州航峰公司支付了70360元，上述款项是支付到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员工陈志强（即被告陈志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之中（帐号为62×××15）；当时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还向我司出具了有陈志强签名并盖有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其后，因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原因，其一直未能向我司开立相关的发票；我司在几经催要未果后已表示不再要求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开具发票并要求其退还已收税金70360元，但两被告对此事却一直不予理睬。我司认为，两被告继续占有属于我司的税金70360元已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其行为已经给我司造成实际损失，两被告占有我司70360元款项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我司现要求两被告共同向我司返还上述不当得利款7036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7日起计付利息。被告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辩称，我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不存在，被告陈志强不是我司的员工，我司也没有收到原告方提及的70360元款项，原告提交的收据上所盖“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之印章是伪造的，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司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陈志强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及的70360元款项实际并不是由我所得到的，原告将涉讼70360元转账给我之后，我已将有关款项转账至被告广州航峰公司之股东陈剑羽的银行账户中，因此，涉讼70360元款项实际是由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获得的。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9日，原告通过其员工华丽名下在兴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15）向被告陈志强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转账70360元。由于原告认为上述款项是其按照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要求向被告广州航峰公司支付的开立增值税发票税金（款项也是按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指示转账至被告陈志强之银行账户），而被告方在未能为原告开立有关发票的情况下拒不退还70360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成讼。诉讼中，原告表示，虽然原告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因原告方此前曾通过被告陈志强向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购买过新型建筑材料，而在交往期间被告陈志强声称其是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经销商，并承诺对于原告方购买的新型建筑材料可由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相关开立发票之税金70360元需要由原告方自行承担），故原告才于2015年7月29日委托公司员工华丽将有关开立发票所需税金70360元向被告陈志强转账支付；在支付上述款项前，被告陈志强曾向原告提供了一张收款金额为70360元的《收据》（《收据》号码：№0146451，该收据由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出具），并要求原告将有关70360元款项转账至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之中；原告并承认，就上述开立发票事宜原告一直是与被告陈志强联系并通过口头达成协商意见的，被告陈志强自始至终都没有持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委托授权手续，只是在收款前向原告提供了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为此，原告除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员工华丽出具的证明外，还提供了号码为№0146451的《收据》一张。查，上述《收据》注明的开具日期为2015年7月17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御水岸花园一期新型墙体材料发票税金〔注：开发票金额781775.8元〕柒万零叁佰陆拾零元零角零分￥70360元”，该收据上加盖有一“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该收据下方“经手人：”处有“陈志强”字样的签名。被告陈志强承认确实收取了原告于2015年7月29日向其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户（账号62×××75）转账支付的70360元，并表示其是被告广州航峰公司没有正式入职的业务员，陈志强是由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股东“陈剑羽”所雇请，负责“陈剑羽”在佛山的业务（但双方没有签订相关协议），是“陈剑羽”要求陈志强向原告收取涉讼款项的；2015年7月16日，“陈剑羽”将已加盖公章的涉讼《收据》交给陈志强，要求陈志强到原告处收取有关开具发票的税金，陈志强遂于次日在原告处按原告的要求填写了《收据》的具体内容并在签名后将该《收据》交付给原告（同时向原告提供了陈志强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信息）；在原告于2015年7月29日将涉讼70360元转账支付至陈志强的银行账户后，陈志强已将该笔款项通过妻子陈金禄的银行账户转账交还给“陈剑羽”（因“陈剑羽”此前尚欠陈志强23353元，故陈志强转账交还给“陈剑羽”的款项是先行扣除欠款23353元后的余额46907元）；其后，当陈志强于2015年8月2日向“陈剑羽”索取有关发票时才发现“陈剑羽”已失踪，陈志强遂于2015年8月3日就此报警求助。对此，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表示，广州航峰公司与原告并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广州航峰公司不认识被告陈志强或“陈剑羽”，“陈剑羽”也不是广州航峰公司的股东，广州航峰公司更没有委托被告陈志强或“陈剑羽”向原告收取所谓的开立发票税金70360元（广州航峰公司实际上也没有收取该笔款项），原告持有的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不是广州航峰公司所出具，该收据上加盖的“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也不是广州航峰公司的公章。诉讼期间，经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中“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是否为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印章进行进行司法鉴定，双方当事人并在本院主持下确定了鉴定样本；该中心经鉴定后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编号为粤恒〔2018〕文鉴字第3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上内容为“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鉴定样本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诉讼期间，原告既未能就其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存在涉讼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关系以及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属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等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涉及的70360元款项已为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实际收取；被告陈志强也没有就其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或“陈剑羽”间存在雇佣关系、“陈剑羽”是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股东以及陈志强是按“陈剑羽”的要求向原告收取涉讼款项等事项提供相应的证据。再查，2015年8月3日，被告陈志强曾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报警称：陈志强于2013年10月向“陈剑羽”采购总额78万元的轻质砖，至2015年7月要求“陈剑羽”补开相应发票时，“陈剑羽”提出需要交纳开票金额6％的税金（计46907元），而当陈志强于2015年7月31日向“陈剑羽”转账支付46907元开票税金后，“陈剑羽”就自此失踪，但陈志强报警时亦承认其此时仍存在另拖欠“陈剑羽”货款5万多元的情形。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收据》、银行卡复印件、证明、劳动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材料、《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报警回执、存款凭条、业务收费凭证、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客户缴费回单、结婚证、公安机关案卷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其构成条件包括一方获益、他方受到损失、获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等三个方面；在基于给付所产生的给付不当得利中，因受益人所得利益是受损人给予的（也即该种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的给付行为所造成），故该种给付应包括给付自始目的欠缺（如非债清偿）、给付目的不达（如预期目的不成就）和给付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等；同时，由于我国民法在财产变动上不承认无因性，因此，不当得利中受益的没有合法根据，应是指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其既包括在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依据，也包括事后丧失合法依据，即自始的无合法根据以及嗣后的无合法根据。本案中，被告陈志强对于原告曾于2015年7月29日向其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转账支付70360元是确认的，原告及被告陈志强也表示该笔70360元是原告就所谓开立发票一事需交纳的开立发票税金，而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显示，原告至今并没有取得上述70360元涉及的发票，被告陈志强至今也没有完成、甚至已不能完成所谓为原告开立发票的举措；由此可见，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涉讼70360元的预期给付目的并不成就，被告陈志强取得该笔款项利益也丧失了法律上的根据，应属不当得利，上述情形确已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因此，现原告方以被告陈志强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陈志强向原告返还不当利益7036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7日起计付利息之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虽然被告陈志强辩解称，其是受被告广州航峰公司股东“陈剑羽”的雇请，并按“陈剑羽”的要求向原告收取涉讼70360元款项，且陈志强已将所收取原告的70360元款项转账交还给“陈剑羽”（其中先行扣除了“陈剑羽”尚欠陈志强的23353元款项）；但由于被告陈志强在举证期限内既没有就其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或“陈剑羽”间存在雇佣关系以及“陈剑羽”是被告广州航峰公司的股东等事项提供相应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其是按“陈剑羽”的要求向原告收取涉讼款项；结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对涉讼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特别是被告陈志强向原告收取涉讼款项时持有的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上所加盖“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已经经司法鉴定被鉴定为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依法刻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被告陈志强在2015年8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时提及其此时仍存在拖欠“陈剑羽”债务的情况以及所谓“陈剑羽”要求其就补开发票交纳税金的数额情况（即46907元）等综合分析，被告陈志强的涉讼辩解意见（无论是开立发票所需税金的金额，还是向“陈剑羽”交还有关款项的情形）均是存在前后矛盾及严重不合常理等情形，案件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被告陈志强上述辩解意见的真实性，也不能成为被告陈志强取得原告方涉讼70360元款项的合法依据，故对于被告陈志强的前述抗辩意见，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上述理由，虽然在被告陈志强向原告收取涉讼款项时所提供的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上加盖有“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但由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坚称其与原告并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广州航峰公司也不认识被告陈志强或“陈剑羽”（“陈剑羽”亦不是广州航峰公司的股东）、广州航峰公司更没有委托被告陈志强或“陈剑羽”向原告收取所谓的开立发票税金70360元，而涉讼《收据》中“广州市航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已经经司法鉴定被鉴定为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依法刻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且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既未能就其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存在涉讼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关系以及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为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等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涉讼《收据》（号码：№0146451）涉及的70360元款项已为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实际收取，结合原告本就承认其与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并没有直接发生交往的客观因素，案件现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就原告提及的涉讼70360元款项一事被告广州航峰公司取得了不当利益，因此，原告现要求被告广州航峰公司亦在本案中承担返还不当得利款70360元的连带责任之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被告陈志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于2018年7月17日的庭审及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70360元并计付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7日起计付）；二、驳回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57元，由陈志强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由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交，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由陈志强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1657元直接支付给佛山市德富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孙 慧人民陪审员  陈惠玲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