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203行初91号 原告蔡垂仁，男，194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蔡光耀，男，198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系蔡垂仁之子。 被告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518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胜，局长。 委托代理人**，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垂仁不服被告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委托代理人蔡光耀、被告委托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垂仁诉称，其原先居住在××2层与××后，其中××2层为公房（使用面积为38.4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3.48平方米），××后（下称案涉房屋）为原告继父尤金联早年购买的私房（面积为38平方米）。因原告母亲邱秀珍保管不善，致使门牌号为××后的房屋权属证明遗失。1994年，思明南路由厦门定安小区拆迁，案涉房屋也在征收拆迁范围内。因无法提供××后的产权权属证明，拆迁工作人员要求邱秀珍、尤国雄以及原告三方签字，查无对应资料放弃主张该部份权益，并与厦门市定安小区筹建处协商后该部份面积（拆迁人员测量为25平方米）按公房标准予以安置并签订《定安小区公有住房拆迁安置协议书（第017号）》。该份协议对原告门牌号为××的房屋进行相应的拆迁补偿（使用面积38.4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依据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厦计投（1992）252号《关于同意思明南路中段西侧改建工程项目的批复》，被告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厦门市定安小区筹建处以原告无法提供门牌号为××后的房屋权属证明为由，未对该部分房屋予以补偿。征拆时，原告向拆迁工作人员提起其曾经见过1980年记载表及1977年实测图等资料可以证明，其还曾为邻居作证，要求工作人员去房管部门查实，但后来工作人员以查无认证、无法确权为由拒绝原告。自1994年起，原告多次向房管部门提出申请，请求查询的房屋产权档案，但一直无法得到准许，直到2017年3月份这些材料才重见天日。原告从厦门市国土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取得《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从而证明为案涉房屋系尤金联的私有房产。与原告同批拆迁补偿的邻居白谨（房屋坐落思明南路182号），已经依据《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于1995年4月12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房屋所有权证。取得《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等证据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进行处理，并于2014年向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4）思民初字第5764号案件］，但因拆迁时间长久，被告原委托实施拆迁的房地产公司主体不适格等原因被裁定驳回起诉。2016年5月26曰，被告出具信访告知单证明原告就案涉房屋确权问题向被告进行多次信访，但被告一直隐瞒事实证明其存有1977年测绘图及1980年普查表等可以证明案涉房屋为原告私有的证据材料，而同地段的邻居已经因为这些材料及原告的证明补办房屋产权。原告多次向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中纪委反映，但被告一再推诿，未对原告诉求予以明确答复。综上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对原告提出关于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的请求事项未依法予以认定违法，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结论。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户口登记底册； 2.个人自述； 证据1-2证明，原告一家原居住在××； 3.定安小区公有房产拆迁安置协议书（第017号）； 证据3证明，1994年1月8日，厦门定安小区筹建处因拆迁原告××房屋后予以安置公房； 4.关于同意思明南路中段西侧改建工程项目的批复； 证据4证明，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于1992年批复市房管局工程项目； 5.关于同意定安小区旧城改造工程项目变更建设单位的批复； 证据5证明，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于1995年6月批复市房管局同意变更项目建设单位为厦门市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2014)思民初字第5764号民事裁定书； 证据6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3月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主体不适格被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只能向被告主张权利； 7.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实测房屋平面图； 证据7证明，原告一再向被告申请查档，但被告直至2017年3月将相关档案复印给原告； 8.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 证据8证明，案涉房屋为私有，面积38平方米； 9.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 证据9证明，与原告同批拆迁补偿的邻居白谨（房屋地址位于思明南路182号），依据《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于1995年4月12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 10.信访件； 证据10证明，原告曾向向全国人大、中纪委信访； 11.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 证据11证明，原告长期向被告要求拆迁安置，但被告未认真履职，一再推诿，导致原告在拆迁时未得到应有的拆迁安置； 12.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情况告知单； 证据12证明，被告不履行职责，对原告诉求置之不理； 13.住宅租赁合同； 证据13证明，原告一家与厦门市文安房管所租赁××2层。 被告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辩称，一、被告并非适格的被诉主体。本案原告的诉求系要求被告对其被拆除的房产进行补偿，那么其应当证明系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却未进行补偿，且被告依法应履行该行政职责。根据原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拆迁补偿安置的义务主体系拆迁人，而拆迁人是指取得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系拆迁人，故被告无法定义务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其次，原告未举证证明系由被告拆除其房产，或是被告的行为与其房产被拆除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被告申请进行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系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职责之诉，那么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曾经向被告提出履行行政职权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原告应通过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的形式解决其与拆迁人之间的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在被告未作出行政裁决之前，原告无权直接以被告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亦无权直接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补偿。最后，原告提起本次起诉超过法定期限。针对原告多次就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以及补偿等相关事宜，被告已经在2017年之前多次告知原告无法根据现有材料办理，但原告直至2018年4月才提起本次诉讼，超过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确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但在庭审后补充提供以下证据： 1.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证明案涉××后未办理权属登记，仅有《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一张，记载业主为尤金联，但该表属于普查性质，不作为所有权证明。 经庭审质证，原告、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在案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因××后的房屋权属问题多次向被告反映，要求被告确认上述房屋权属情况。被告亦多次以信访答复形式予以答复。原告称其于2017年4月再次向被告提出案涉房屋确权申请并要求按照私有房屋予以补偿。被告亦在庭审中确认于2017年4月收到原告上述申请。 2017年6月5日，被告针对原告多次反映的确权以及补偿请求进行重新核实及研究，向原告出具厦国土房函[2017]209号《关于蔡垂仁信访诉求答复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调查核实的情况 （一）××后门房屋解放前后均未办理产权登记，故没有该房屋的产权资料。经核对1950《户地原图》，该房屋是建在3段2936-1号宗地内，根据1954年《厦门市房地产调查登记表》记载，该宗地为公地；1980年《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虽有记载××后门房屋业主尤金联，但该记载内容是当时调查人员房屋清查时的询问记录，属于普查性质，不能作为房屋产权依据，不对外出具证明。 （二）××系邱秀珍所承租的公房，因在定安小区旧城改造拆迁范围内，已被拆迁拆除。1994年1月3日，邱秀珍、尤国雄、蔡垂仁向拆迁人（定安小区筹建处）出具书面承诺：愿意放弃××后门无手续的房屋，但要求增加安置面积并给予平价照顾。 (三）1994年1月8日，尤国雄、蔡垂仁作为乙方代表与拆迁人定安小区筹建处签订了《定安小区公有房产拆迁安置协议书》(第017号）。明确乙方原用房使用面积48.83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应安置人口4人，安置房为清河路3之一601单元、清河路2之二号502单元，共二套公房，建筑面积107.09平方米。 处理意见 (一）1994年1月8日所签订的《定安小区公有房产拆迁安置协议书》（第017号）以及所出具的书面“承诺书”已经生效并得到履行，尚没有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或不合法。 （二）办理权属登记是依申请登记。查阅历史档案，××后门房屋从未申请过权属登记。 （三）根据《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土地房产测绘档案信息利用制度》（厦国土房［2010］133号）规定：“厦门市城镇住房情况分幢（户）普查表、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可查阅、复印。因是普查性质，不能作为所有权证明，不对外出具证明”。××后门房屋，1980年《厦门市房屋清查情况记载表》属普查性质，不能作为所有权证明。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被告无法办理。如对被告的函复有异议，建议向厦门市人民政府或福建省住建厅提出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于2017年6月收到上述答复意见，因不服答复内容，遂于2018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在庭前以及当庭询问，原告变更并明确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提出关于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的请求事项未依法予以认定违法，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结论。 本院认为，从原告的诉讼请求看，系认定被告收到原告关于案涉房屋权属认定及补偿的相关请求后未依法作出认定，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相关认定结论。结合原告的当庭陈述，应视为系诉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原告以申请时未留存相关材料为由无法提交其2017年4月提出相关请求的材料，但被告确认有收悉相关申请，故本院对其已经提出申请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因自身原因无法提交当时原告的申请材料，不影响原告曾经于2017年4月向被告提出相关申请的事实。 被告认为其针对原告所提请求已于2017年6月出具书面意见，明确告知无法办理，原告却于2018年4月才提起本次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从在案证据看，被告确实于2017年6月书面告知原告其请求事项无法办理，明确拒绝原告相关请求。原告收到上述书面意见后，可视为知悉被告拒绝其履行确权事项的意见，应在此后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直至2018年4月才提起本次诉讼，且为举证说明具有其他正当事由。被告主张原告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予以支持。从庭审情况看，原告多年来持续提出关于案涉房屋权属方面的诉求，认为被告隐瞒相关事实，不依法处理，致使其利益受损，多有不满。被告在庭审中亦未提交实体方面的证据，原告更加质疑被告处理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角度出发，建议被告在明确原告诉求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全面、客观地核实、处理及答复，同时也应尽量根据原告需要提供相关档案材料供其查阅，做好释明工作，以便厘清争议，化解纠纷。 综上，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法定正当理由。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蔡垂仁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简振环 人民陪审员 柯丽英 人民陪审员 **龙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吴晨郁 代书记员 刘 畅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