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5民初13651号原告：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琼宇路5号科技园51栋第三层西区。法定代表人：吴小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双，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远华，女，汉族，1987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俏斌，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凤，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光公司）与被告郭远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郭远华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被告郭远华不服，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粤03民辖终43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据此，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瑞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双，被告郭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俏斌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转入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瑞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双，被告郭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俏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瑞光公司向被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0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员工财务部出纳。2017年6月7日，原告将1,500,000元款项转账至被告个人账户，要求其即收即转至原告股东肖爱萍账户。当天下午，被告到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柜台进行转账操作，但款项迟迟未到账。次日，被告以其遭到诈骗为由，称该笔款项已被转至案外人陈帅个人账户，无法追回。被告作为公司财务人员，在收到公司款项后未按要求转往指定账户，反而以遭受诈骗为由导致公司财产不翼而飞，造成原告重大财产损失。被告郭远华辩称，一、本案属于劳动争议，原告依法应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人民法院依法无权直接受理本案。本案虽不属于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等典型意义上的劳动争议，但单位要求财产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损害赔偿的事实源于被告的职务行为，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两者间的权利义务首先要受到劳动合同和劳动法的调整，因此，应将此类纠纷归类于劳动争议。本案并非因被告的纯粹个人行为造成原告财产损失，而是被告在履行职务期间因担心转账安全而被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遭受诈骗最终导致原告财产损失，故本案属于劳动者履行职务引发的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仲裁前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起诉。二、本案涉及诈骗犯罪，应按“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被告履行职务期间遭受诈骗导致原告财产损失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目前仍然在侦查中。为彻底查清事实，正确认定当事人责任，本案应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确定后，再依据刑事案件之结果认定被告责任。即便本案不中止审理，原告损失也尚未确认，需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结合追回赃款情况才能认定原告的实际损失，目前原告实际损失未确认，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本案侵权主体为犯罪分子，而非被告，原告财产损失已被诈骗分子骗取，赔偿责任应由犯罪分子而非被告承担，本案遗漏了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被告主体。本案涉及诈骗犯罪，犯罪分子通过不法手段侵占原告1,500,000元，整个过程中被告均是按原告的指示履行职务，即原告所述其指示被告将1,500,000元转账至被告个人银行账户而后转入公司股东肖爱萍账户，被告收到该指示后依照进行转账，但被告始料未及的是该笔款项转入被告个人账户后遭受犯罪分子电信诈骗，使得该1,500,000元在被告不知情、不自愿的情况下转至犯罪分子账户，从而导致原告损失。被告并非与犯罪分子串通进行违规操作，不构成共同犯罪，不具有侵害原告的故意，更不构成共同侵权。就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而言，原告款项损失是由具有恶意侵占之故意的犯罪分子实施非法转账行为导致的，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本案侵权损害结果都应归责于犯罪分子而非被告，故本案遗漏了重要主体即犯罪分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退一步说，如原告不认为被告系因被诈骗而造成1,500,000元损失，而认为遭受诈骗仅为被告借口，被告则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而不应该继续通过民事侵权诉讼审理本案。四、被告履行职务虽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但被告无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综观全案情况，被告所有行为都是为履行职务并按照原告要求及程序实施。对于造成原告财产损失，被告主观并无恶意，也不是由于被告重大过失所致，而是因被告无法控制和预料的银行账号出现问题而导致损失。劳动者的职务行为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因此职务行为的风险也应当归于利益享有者，由此产生的责任应当由利益享有者即用人单位来承担。用人单位的经营活动由劳动者具体实施，劳动者的行为按用人单位意志进行，属于职务行为；本案中，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是被告职务行为的意思控制者，应当为其意思表示行为可能引发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不应主张执行其意思的被告承担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如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一旦因职务行为给用人单位带来损失，用人单位都要求劳动者赔偿，要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决策所产生风险负责，无疑加重了劳动者的责任，转移了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显失公允。五、原告财产损失是其财务制度混乱造成的，被告只是按照上级指示履行职务。原告没有明确设立可供全体员工执行的财务制度，工作一般采取随意指示的形式讲行分配，没有考虑被告是否有能力完成，加重了被告责任。在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以及工作监督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将被告无法完成能力以外的职务的情形纳入其经营风险考量范围之内。原告要求一般情况下存超过200,000元现金须两人同时办理，而本案中被告办理1,500,000元转账业务前先后向人事主管、财务主管要求派司机及陪同人一同办理，人事主管、财务主管均没有给予肯定答复，并直接要求被告独自先办理相关手续，1,500,000元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上级部门未完全执行公司制度和错误指示，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六、即使法院认定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也仅应适当承担小部分责任。损害发生时原、被告之间尚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既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管理人，又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原告财产遭受损失，其既是受害人，又是劳动者的管理者，如让被告承担所有赔偿责任，原告作为管理者不承担任何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劳动报酬与被告创造的劳动成果具有不对等性，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原告应承担的风险应大于被告。基于对社会风险分担的考虑，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保险或者将赔偿费用纳入成本来提高商品或服务价格，从而将损害转嫁给全社会，用人单位是最适当的“风险吸收者”。本案中，被告不能控制被骗的过错属于小部分过错，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仅有较小的原因力。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大部分应归咎于原告混乱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不符合规范的财务工作安排以及犯罪分子恶意占有，在责任承担分配方式方面，即便需要被告承担责任，也仅应是小部分赔偿责任。关于责任承担形式，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因履行职务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依法要其赔偿，并需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收入的20%，且扣除后剩余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标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郭远华于2016年5月10日入职瑞光公司处，任职财务出纳；郭远华入职资料显示其具有会计学本科学历和会计初级职称，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合格证书。2017年6月7日16时53分许，瑞光公司将1,500,000元转账付至郭远华名下中国工商银行62×××73账户，摘要和用途均为“退返缴款人”，客户附言和备注均为“缴款人错误，原路返回”。当晚，郭远华上述收款账户通过网上银行向案外人陈帅名下6212***********6200账户转出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509,359元。2017年6月8日0时17分许，郭远华向深圳市公安局桃源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17年6月7日21时左右在瑞光公司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被告涉及511诈骗案，为嫌疑对象，要求其对所有人保密，郭远华在公司电脑上下载安装对方提供网址链接，导致其银行账户内1,509,359.81元被转走。2017年6月8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决定对郭远华被诈骗案立案侦查。截至本案第二次庭审之日，该案尚在侦查中。郭远华在桃源派出所接受询问以及其对事发经过的陈述显示，2017年6月4日9时许，郭远华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深圳市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称郭远华在广州市荔湾区注册手机号码发送不实信息遭到投诉，郭远华认为身份信息泄露要求报警，对方直接将电话转接至荔湾区公安局。后郭远华接到自称荔湾区公安局干警的电话，称郭远华涉嫌511国际诈骗案，并添加QQ好友发送最高人民检察院逮捕批文，要求郭远华配合调查，购买新手机安装定位软件并每天定时汇报等等。2017年6月5日、6日，郭远华按对方要求汇报实时动态。2017年6月7日中午，郭远华先后与“赵警官”和“杨科长”通话，对方要求郭远华银行账户收入支出都必须提前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继续操作。期间，郭远华曾接到号码为0755-84444624的电话，对方自称为反信息诈骗中心，提醒郭远华此前接到的电话为诈骗电话，但未引起郭远华重视。当天下午郭远华返回瑞光公司，主管告知其处理之前股东肖爱萍投资款事宜，郭远华填写付款申请单经主管等人签字，后将此事向“赵警官”进行汇报，并向其丈夫账户转账10元确定网银可正常付款后将付款申请单交瑞光公司出纳付款；郭远华收款后向肖爱萍转账，因超过支付限额未操作成功。郭远华征得主管同意后拟前往银行提高支付限额，因瑞光公司无法安排车辆，郭远华自行呼叫网约车前往银行，在此期间“赵警官”告知其账户因被冻结，前往银行后只能提高支付限额，不能进行其他操作。此后，郭远华按“赵警官”和“徐科长”指示进行“账户解冻”，当晚19时50分许在瑞光公司办公室电脑上进行操作，按对方要求退出杀毒软件，下载安装对方发送链接，对方称操作设计国家机密，要求郭远华遮挡电器显示器和U盾显示屏，后于21时05分许依提示按下U盾确认键，对方告知郭远华当晚不能进行其他操作，不能查询账户，次日早上即可向肖爱萍转账。当晚23时许，郭远华丈夫发现其购置新手机，二人因查看手机问题发生不快，郭远华通过QQ询问“赵警官”，未得到回复后意识到可能被诈骗，经查询账户余额仅1元，遂拨打110并前往桃源派出所报案。关于瑞光公司向郭远华账户转账支付1,500,000元的情况，瑞光公司陈述2017年4月公司股东肖爱萍缴纳投资款1,500,000元，肖爱萍、郭远华及其他公司员工前往银行办理缴纳手续，存款凭证缴款人栏误填为郭远华。2017年6月初，负责出具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指出投资人与缴款人姓名不一致，根据银行要求缴款人应为实际股东，为更正错误，瑞光公司财务部决定由郭远华填写申请单，将1,500,000元按照银行往来账路径转至郭远华个人账户，再由郭远华转给肖爱萍。郭远华认可上述事实，但认为不能由其承担转账责任。关于2017年6月7日郭远华到银行办理支付限额提高的情况，据瑞光公司提交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电话录音和郭远华提交其与瑞光公司人员对话录音显示，瑞光公司通常要求存现金超过200,000元需要两人前往，2017年6月7日郭远华为独自前往银行办理业务，因临近下班时间，银行工作人员通过后门安排郭远华进入并办理支付限额调整业务，并告知郭远华可现场通过电脑转账，但郭远华以需回公司确认为由离开；郭远华外出办理业务期间，瑞光公司其他财务人员曾致电郭远华，但郭远华未接听电话。2017年7月1日，瑞光公司向郭远华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郭远华未按规定执行转款业务，出现重大工作失误，造成公司1,500,000元重大损失为由决定自2017年6月8日起与郭远华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郭远华办理离职手续。本院认为，瑞光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件性质问题，即本案属于劳动争议还是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二是涉案1,500,000元损失的承担问题。关于案件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本案中，郭远华虽因担任原告公司财务人员而取得涉案1,500,000元，但该款项被转走并未基于瑞光公司指示、授权或同意，非因工作原因而进行，该行为不属于履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适用情形，本案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郭远华另辩称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应按“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犯罪分子亦应作为本案被告，对此，本院认为，涉案1,500,000元被转走后，郭远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亦对郭远华被诈骗案立案侦查；瑞光公司诉请郭远华承担赔偿责任虽与该诈骗犯罪具有一定牵连性，但与诈骗嫌疑人实施诈骗的刑事犯罪行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和侦查结果不影响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以及确认当事人之间的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的相关规定，本案可以独立于刑事案件审理；诈骗嫌疑人身份不明，且其诈骗对象为郭远华而非瑞光公司，故对郭远华的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损失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多发，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均有提示，媒体也时有报道，郭远华作为具备会计学本科学历和相应计算机知识的财务工作人员，对此类诈骗行为理应具有一定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但其自2017年6月4日接到诈骗电话后一直被诈骗嫌疑人控制，接到反信息诈骗中心提示电话后仍未引起重视。郭远华按瑞光公司安排前往银行办理业务时完全可以进行现场转账或查询账户是否被冻结，但其为摆脱“犯罪嫌疑”一味听信诈骗嫌疑人指示，配合关闭杀毒软件，安装不明链接并操作U盾，导致包括瑞光公司1,500,000元在内的钱款损失，在上述过程中郭远华显然未尽到最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对瑞光公司1,500,000元财产损失的产生具有重大过失，本院对郭远华关于其主管并无过错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另一方面，涉案损失产生于瑞光公司与郭远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瑞光公司既是企业财产的所有人，也是企业内部管理者和监督者，在本案中其既是受害人，又对郭远华负有管理职责。瑞光公司因投资款缴纳路径问题将涉案1,500,000元转至郭远华个人账户，客观上增加了风险，就财务管理制度而言不尽完善，对损失的发生亦有一定责任。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郭远华承担瑞光公司财产损失70%的赔偿责任，即向瑞光公司赔偿1,050,000元（1,500,000元×7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至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远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50,000元；二、驳回原告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490元，被告郭远华负担12,8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馨人民陪审员  林映飞人民陪审员  程绍书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书 记 员  胡慧婷附相关法条：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