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8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延付，男，197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袁园，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昌宝，男，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浙江久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延付因与被上诉人林昌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9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延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林昌宝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林昌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陈延付与林昌宝30万元借款系由债权转让形成。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林昌宝称“陈延付借钱给毛某，我向毛借钱（在我们出具借条2016年9月24日之前），三个人说好，我和毛某的账解除，我直接写借条给陈延付，变成我欠陈延付钱。”由此可见，陈延付与案外人毛某之间，毛某与林昌宝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后经三方合意，由毛某将其债权转让给陈延付以抵偿其所欠陈延付之款项。为此，结合陈延付另行出借的5万元借款，林昌宝向陈延付出具了35万的欠条。因此，基于债权转让的关系，林昌宝应直接向陈延付归还欠款。（二）调解书所涉债务与本案无关。1、调解书并无明确的指向性，证明其所涉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有直接联系。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阶段，仅出示了（2017）浙0110民初13175、13176、13178号民事调解书，但该调解书所涉债权债务陈延付并不知情。调解书中只是简单列明了该案件中原被告双方身份、原告起诉要求，双方调解结论，对于证据出示、事实认定均没有涉及。仅凭该调解书，陈延付作为调解书所涉债务的案外人，根本没有可能针对该调解书所涉案件事实进行质证。且陈延付认为，单凭该调解书，不结合调解书所涉债务的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毛某的陈述等，一审法院也不可能查明本案的30万元债务与调解书所涉债务是否存在关联。2、调解书的金额与债务笔数本案存在差异，无法得出为同一笔款项。据了解，陈延付于2016年6月15日向毛某出借30万元的款项后，毛某于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6日将40万元，以20万元、20万元的两张《借条》出借给林昌宝。此处金额并不一致。而从（2017）浙0110民初13175、13176、1317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诉讼请求所列，调解书所涉的应当为三笔债务，至少存在三张《借条》，该三张《借条》所涉债务至少为40万元以上。此处债务笔数亦不一致。故，本案所涉30万元债权与调解书所涉债务无关。至少光凭调解书，无法认定款项具有关联性。3、鉴于本案所涉的30万元与调解书所涉债务并无关联，故林昌宝无论与毛某如何处理调解书所涉债务，均与本案的30万元债务处理无关。一审法院不能因为调解书所涉债务已经过调解处理而得出本案所涉30万元债务不需要归还的结论。（三）林昌宝的陈述明显前后不符，与事实有出入。当审判员问道，“35万元借条出具撕毁过程？”林昌宝回答，“陈延付借钱给毛某……变成我欠陈延付钱。后来借条写完没多久（1个月左右）毛某不承认这笔钱，于是我向陈延付拿了借条，把借条撕毁了。”当审判长问道，“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原告，两笔利息8750元，对两笔利息当时问下你老婆，你问了没有？”林昌宝称“口头双方同意的，但是没有写下字据。”从以上两段问答结合证据可以看出以下事实：1、陈延付、林昌宝、毛某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陈延付于2016年6月15日将涉案30万元款项借给毛某，后毛某将该30万元款项转借给林昌宝，后2016年9月24日毛某将对林昌宝的30万元债权转让给陈延付，同时2016年9月24日林昌宝直接向陈延付出具了包括涉案30万元借款的借条，其中包括了陈延付通过刷卡向林昌宝支付的5万元借款。2、对于涉案的35万元债权（其中包含本案争议的30万元），林昌宝在2016年10月25日、2016年11月30日分别向陈延付支付8750元利息的事实。以上事实与林昌宝的陈述存在与常理相违悖之处：ｌ、如果事实真如林昌宝所述，林昌宝就应该向陈延付支付一个月的利息而不是二个月的利息。2、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为35万元，即便其中的30万元与毛某有关联，陈延付至少应该要求林昌宝就余下的5万元借款另行出具借条方符合常理。3、35万元的借款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大额款项，在林昌宝、毛某均没有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陈延付直接将借条交回给林昌宝撕毁是不符合常理的。（四）陈延付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反观之，陈延付对于事实的描述就合情合理，2017年3月6日林昌宝与陈延付签订《浙信酒店转让协议》时，刚好距离林昌宝支付最后一笔利息相差3、4个月的时间，10万元的利息计算到3月6日大概为1万元，35万元的利息大概为3万元，经协商后，双方同意后的利息部分为4万元，因此酒店股权转让的抵债款为债权本金10万元、35万元及利息4万元，共计49万元。涉案的10万元、35万元《借条》也是陈延付在《浙信酒店转让协议》签订后，作为债转股的形式，交还给林昌宝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结论毫无事实依据，字里行间透露的本案所涉35万元借条中的30万元与调解所涉债务中的30万元有关联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假设本案所涉的30万元与（2017）浙0110民初13175、13176、13178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案件有关联，那么从庭审时笔录中可以看出，林昌宝的代理人在庭审中发表辩论意见如下：“被告陈述印证三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债权转让的行为……”也就是说，林昌宝对涉案30万元借款的债权转让事实并无异议。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假设本案所涉的30万元与（2017）浙0110民初13175、13176、13178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案件有关联，即便毛某又另行就涉案30万元向林昌宝起诉要求归还，林昌宝也可以以涉案债权已转让给陈延付进行抗辩。如果林昌宝没有进行抗辩，而自行向毛某归还的，相应责任应当由林昌宝自行承担，与陈延付无关。在陈延付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如陈延付要求林昌宝归还的，林昌宝仍应归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陈延付诉讼请求。 林昌宝答辩称：一、陈延付关于案涉借款形成的陈述前后矛盾，并且不能自圆其说。陈延付在一审中否认了其与林昌宝、毛某三人之间存在债务转移行为这一关乎本案定性的基本事实，当林昌宝对款项交付提出异议时，陈延付又辩称30万元是通过毛某交付给林昌宝的，但对林昌宝提出的几个疑问都没有作出合理说明。陈延付在上诉状里显然已经推翻了他在一审中向法庭陈述的事实，改口称案涉30万元借款是由毛某的债务转让而来。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已经构成对民事诉讼的妨害。而林昌宝在庭审中对撕毁借条的时间、毛某反悔等事件的陈述则完全基于客观事实，不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二、一审法院已经在全面调查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清楚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组织了两次庭审，查阅了毛某起诉林昌宝案件的庭审笔录，充分调查了事实。关于陈延付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调解书所涉债务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特别说明一下，在毛某起诉林昌宝的案件中，林昌宝的代理人曾经联系过陈延付，要求陈延付到庭说明情况，但被陈延付拒绝。该案庭审中，在毛某明确否认三人之间存在债务转移行为的情形下，林昌宝为了延长还款期限而无奈与毛某调解结案。结合本案陈延付在一审中的表现，有理由相信其与毛某之间已经互相串通，意图损害林昌宝的利益。三、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因陈延付在一审中完全否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导致法院无法就此展开全面的调查，也就没有将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统一定性、处理。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援引合同法第80条进行裁判是正确的，并非适用法律错误。 林昌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陈延付支付林昌宝股权转让款39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延付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昌宝、案外人方家倩于2016年9月24日共同向陈延付借款35万元，林昌宝于2016年11月9日向陈延付借款10万元，两次借款均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两次分别出具《借条》一份。案外人方家倩于2016年12月14日支付陈延付款项2500元，于2016年10月25日支付陈延付款项8750元，于2016年11月30日支付陈延付款项8750元。2016年9月24日，陈延付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刷卡方式交付林昌宝35万元借款中的5万元。2017年3月6日，林昌宝为抵销债务，与陈延付签订《浙信酒店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林昌宝将其经营的浙信酒店的14％股份转让给陈延付，陈延付以49万元的价款受让浙信酒店14％股份。另查明，案外人毛某于2017年8月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林昌宝返还其借款20万元、10万元和10万元，案号分别为（2017）浙0110民初13175号、（2017）浙0110民初13176号、（2017）浙0110民初13178号，该三案已经一审法院调解结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35万元借款是否成立及是否应在林昌宝的诉请中予以抵扣。结合35万元借条的书写内容、共同借款人方家倩支付陈延付35万元借款两期利息各8750元以及陈延付于2016年9月24日用信用卡刷卡5万元的情况来看，能证实林昌宝于2016年9月24日向陈延付借款35万元的事实成立。陈延付提供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回单》显示陈延付于2016年6月15日支付案外人毛某款项30万元。根据林昌宝的陈述，其曾向案外人毛某借款。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毛某对林昌宝亦享有30万元的债权，该债权债务在该院受理的（2017）浙0110民初13175号、（2017）浙0110民初13176号、（2017）浙0110民初13178号案件中已经过调解处理，故本案所涉35万元借条中的30万元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35万元借款中的5万元借款交付情况可以通过陈延付提供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单》予以证实，在本案中应予以抵扣。至于陈延付提出的49万元股权转让款中还包含林昌宝应支付的4万元利息，因陈延付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陈述不予采纳。因此，根据陈延付关于《浙信酒店转让协议》签订的目的是林昌宝为抵销借款债务的答辩，陈延付实际还须支付林昌宝股权转让款34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延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林昌宝股权转让款340000元；二、驳回林昌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林昌宝负担750元，陈延付负担6400元。 二审期间，陈延付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两张，证明：陈延付对林昌宝享有的案涉30万元债权系受让自毛某出借给林昌宝的款项。2、2018年1月24日的通话录音及其文字整理，证明：林昌宝和陈延付之间的债务关系成立。3、申请证人毛某出庭，证明：三方的债权转让关系。毛某当庭陈述主要内容如下：我和林昌宝是很要好的同学，和陈延付也是朋友。当时林昌宝向我借30万元，我跟陈延付说了。考虑到陈延付和林昌宝不熟，所以陈延付就把30万元先借给我，我再转借给林昌宝。2016年6月15、16日，我一共借给林昌宝40万元，包括我自己的10万元，林昌宝出了相应的借条给我。借款交付情况分别是6月15日交付15万元现金，5万元转账，6月17日10万元转账；我自己的10万元是在6月16日转账41100元，剩下现金给的。后林昌宝重新给陈延付出了借条，我就把我之前出给陈延付的借条拿回来了，林昌宝把他之前出给我的借条也划掉了。后陈延付又借给林昌宝一笔钱，因为林昌宝没有钱还，就把一个酒店的股份转给了陈延付，把之前的借条也都撕掉了。我和林昌宝之前调解的三个案件所涉借款分别是2016年8月10日的10万元借款，8月11日的10万元借款和10月24日20万元借款。这三笔借款都与本案无关。该三案审理期间，我不希望牵扯到太多事情，反正有证据了，就没有提债权转让的事情。林昌宝质证认为：证据1的借条的确是林昌宝本人所签，但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陈延付的理由与一审不一样，不能成立，也没有事实依据。证据2不是二审新证据，该录音确实是本案双方之间形成的，说明当时三人对债权转移的事实有商量过程。证据3也不真实，一审中陈延付明确毛某没有向其出具过借条，陈延付在质证中也陈述与毛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与今天证人陈述的不一致。至于证人表示其因不想牵扯太多事情，所以没有向法庭如实陈述并不属实。在毛某起诉林昌宝的案件中，有30万元就是当时转给林昌宝的，正是因该笔30万元主张了两次，所以其才在该案中隐瞒了事实。本院认证为：对陈延付提供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定。 林昌宝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根据林昌宝提供的（2017）浙0110民初13175、13176、13178号三案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该三案所涉借款对应的借条分别为：林昌宝于2016年8月10日向毛某出具的10万元借条、8月11日出具的20万元借条、10月24日出具的10万元借条，共计40万元。三案最终均以调解方式结案，协商一致由林昌宝、方家倩返还毛某借款本金35万元。上述三案庭审过程中，林昌宝曾两次述及其与毛某、陈延付之间存在三角债务，毛某欠陈延付钱，林昌宝欠毛某钱，故林昌宝代替毛某以酒店转让协议中股份转让款的形式，偿还陈延付欠款39万元。 本院认为：林昌宝起诉要求陈延付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而陈延付抗辩称该些股份系林昌宝用于抵偿此前结欠的49万元借款本息，故其无需向林昌宝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陈延付主张抵偿的借款中，除林昌宝自认的10万元以及一审判决确认的5万元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陈延付是否对林昌宝享有剩余34万元的债权（含30万元借款本金及4万元利息）。首先，林昌宝、陈延付及案外人毛某均确认，毛某曾将其对林昌宝享有的3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陈延付，但林昌宝主张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已因毛某的反悔而失效，即其与陈延付签订案涉《浙信酒店转让协议》时并无以股权转让款抵偿此前借款的意思表示。经审查，林昌宝在与毛某调解三案的庭审过程中，曾两次述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代替毛某向陈延付以酒店股份转让的形式偿还毛某所欠陈延付的39万元债务”，表明林昌宝向陈延付转让酒店股份的真实意图在于抵偿此前结欠陈延付的债务，且林昌宝对陈延付在受让股权后无需实际支付对价的事实也是明知的。现林昌宝起诉要求陈延付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有悖于双方签订协议当时的真实意图，难以得到支持。其次，关于林昌宝与毛某的调解三案中是否涉及本案30万元借款并予以重新处理。根据二审中查明的事实，林昌宝曾于2016年6月15日、6月16日向毛某出具了两张共计40万元借条，而根据毛某陈述的证言，本案30万元借款即包含于该两张借条所涉的借款之中。结合陈延付于2016年6月15日向毛某转账30万元的事实，以及林昌宝关于其与毛某、陈延付之间存在三角债务，后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变成我欠陈延付钱”的陈述，有理由相信毛某所述属实。而根据调解三案中毛某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主张的三笔借款分别发生于2016年8月10日（10万元）、8月11日（20万元）以及10月24日（10万元）。因此，从证据形式上看，本案所涉30万元借款与调解三案中毛某主张的债权在形成时间上存在很大区别，无法直接认定属于同一笔债权。退一步说，即使林昌宝与毛某擅自将案涉债权回转为毛某对林昌宝的债权，甚至由林昌宝向原债权人毛某进行了清偿；鉴于三方此前已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且林昌宝已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向陈延付进行了清偿，因此，二人在未经陈延付同意的情形下，擅自变更约定的行为不能约束陈延付，更不能对其发生清偿效力。当然，林昌宝如在此过程中权利受损，则其应向实际获益人或侵害人进行主张。最后，陈延付主张剩余34万元系由30万元借款本金以及林昌宝此前结欠的4万元利息构成，经审查，案涉10万元及35万元借款自借条出具之日起按约定利率计算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利息，扣除已支付部分后的余额，与陈延付主张的4万元利息较为接近；同时，林昌宝在另案中陈述股权转让款抵偿的借款金额为39万元，亦印证了陈延付抗辩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陈延付无需向林昌宝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陈延付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995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昌宝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均由林昌宝承担。双方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