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9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岭，男，198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苗苗，女，198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晖，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国礼，男,197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上诉人王荣岭、郭苗苗因与被上诉人耿国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2114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荣岭、郭苗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耿国礼对王荣岭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和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由杭州新融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融岭公司）归还耿国礼剩余28000元借款；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审法院进行重新确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10月16日王荣岭以个人名义向耿国礼借款的事实，有王荣岭出具的借条和银行打款凭证佐证，应认定借贷关系实际发生。案涉借条中虽有新融岭公司盖章，但没有对还款承诺共同还款或担保还款，王荣岭认为债务人不是自己而是新融岭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错误。一审遗漏当事人新融岭公司，违反法定程序。首先，根据耿国礼提交的证据可知2012年10月16日王荣岭作为新融岭公司股东（也是实际负责人）向耿国礼借款10万元用于新融岭公司经营，王荣岭代表新融岭公司与耿国礼办理借款合同事宜。虽新融岭公司股东王荣岭在借条上签字，但新融岭公司也在借条上加盖了印章，而王荣岭系新融岭公司的股东，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该笔借款的债务主体应为新融岭公司。其次，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浙高院相关指导意见规定“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法律无论对于单独借款或共同借款的借条格式并没有专门的规定，但确认了以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为此，借条上借款人处落款的签字或盖章，即视为单独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推定新融岭公司不是债务主体没有说服力。退一步，单从借条的表现形式说，如果认为王荣岭不是代表新融岭公司进行借款，那么就落款处出现的两个借款主体，也应认定是王荣岭与新融岭公司共同借款。王荣岭在一审答辩时已提出王荣岭、郭苗苗不适格的抗辩。根据民诉讼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应依法追加新融岭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被告新融岭公司，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写明利息，但根据王荣岭向耿国礼付款的规律，及王荣岭打款时对于款项性质为利息的说明分析，可以认定双方对两笔100000元本金均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口头约定存在”错误，最终推导出117000元的“利息”分配内容也错误。案涉借据没有约定利率，且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省高院相关指导意见关于“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利息的除外”的规定，法律关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作了明确规定和限制，而对除自然人之间借贷之外的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给予宽松的处理。耿国礼作为自然人，其诉的对象也是自然人，且对利息也不是约定不明，而是没有约定，故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即便存在2013年4月18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的9000元，银行流水单上记载“利息”字样；2014年2月23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18000元，银行流水单上记载“利息”；2014年8月29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18000元，银行流水单上也记载“利息”字样，也只能视为王荣岭自愿给付一定款额利息的行为，而其他几笔还款中，如2013年8月24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6000元没有记载还款用途是“利息”；2015年2月17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18000元，银行流水单上也没有记载还款用途是“利息”，仅注明“小王付”；2015年9月8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18000元和2016年9月29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5000元两笔同样没有记载还款用途是“利息”；特别是2017年1月26日王荣岭转付耿国礼10000元，银行流水单上不但没有记载还款用途是“利息”，而是特别记载用途是“还借款”；2017年2月王荣岭归还耿国礼5000元和2018年2月14日王荣岭归还耿国礼10000元两笔也没有记载还款用途是“利息”。且前述10笔还款没有程式化归还“利息”的规律。王荣岭打款时对款项性质记载为“利息”的共3笔，不能以偏概全地推定其他7笔也是还“利息”。一审判决认为“对于利息……可以认定双方对于前后两笔10000万元本金均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口头约定存在”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曲解了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省高院相关指导意见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借贷债务的，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因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根据“先借先还”原则，对王荣岭已归还的117000元款项中，针对3笔记载“利息”字样总额为45000元的转款，若确认其为实际给付的利息，应视为王荣岭自愿给付一定利息的行为，其余72000元是王荣岭代表新融岭公司归还耿国礼的，应优先折减本案借款。 耿国礼答辩称，一、王荣岭称本案遗漏新荣岭公司，事情经过是当时王荣岭经过别人介绍向耿国礼借款，约定月息1.5％，耿国礼为了收取利息改善生活，于2012年10月16日在王荣岭办公室转账10万元，王荣岭亲笔写好借条，写了身份证号并加按手印，随手把办公桌的一个圆章盖了上去，耿国礼当时没太在意，故王荣岭向耿国礼借钱与新荣岭公司无关。二、对于利息，2012年10月16日出借的10万元，王荣岭于2013年4月18日(正好半年时间)付9000元并标明利息，2013年8月24日再次出借10万元，王荣岭于2014年2月23日、2014年8月29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9月8日，每半年分别支付18000元，比较规律并在银行流水标明利息，也符合支付借款利息的客观表象，并与约定月息1.5％的数额相符(20万元每半年利息正好18000元)。王荣岭辩称偿还的是本金与常理不符，其支付的11.7万元全是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 耿国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荣岭、郭苗苗归还借款100000元，支付利息40750元（利息按月息1500元从2015年8月16日起暂算至2018年3月1日，之后利息按该利息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王荣岭、郭苗苗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6日，王荣岭签字捺印向耿国礼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耿国礼借款100000元。借条中还加盖有新融岭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日，耿国礼通过银行转账向王荣岭账户汇款100000元。2013年4月18日，王荣岭给付耿国礼9000元。银行流水个人交易明细中注明为利息。2013年8月23日，郭苗苗向耿国礼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耿国礼借款100000元，并有郭苗苗以其曾用名“郭西苗”签字并捺印。同日，耿国礼通过银行转账向王荣岭账户汇款100000元。2013年8月24日，王荣岭给付耿国礼6000元。此后，王荣岭分别于2014年2月23日给付耿国礼18000元（银行流水个人交易明细中注明为利息），2014年8月29日18000元（银行流水个人交易明细中注明为利息），2015年2月17日18000元（银行流水个人交易明细中注明为“小王付”），2015年9月8日18000元，2016年9月29日归还5000元，2017年1月26日归还10000元（银行流水个人交易明细中注明为还借款），2017年2月归还5000元，2018年2月14日归还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2012年10月16日，王荣岭以个人名义向耿国礼借款的事实，有王荣岭出具的借条和银行打款凭证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贷关系实际发生。案涉借条中虽有新融岭公司盖章，但并没有对还款承诺共同还款或担保还款，王荣岭认为债务人不是自己而是新融岭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3年8月23日，王荣岭收到耿国礼转账100000元，王荣岭确认系郭苗苗向耿国礼出具借条项下的借款，耿国礼已经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王荣岭愿意承担还款义务，应与郭苗苗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借条为郭苗苗出具，足以证明与耿国礼之间的借款关系，王荣岭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并不能免除的郭苗苗本人还款的合同义务，对王荣岭关于郭苗苗与耿国礼实际没有借贷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荣岭、郭苗苗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利息，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写明，但从王荣岭向耿国礼付款的规律，及王荣岭打款时对于款项性质为利息的说明分析，可以认定耿国礼、王荣岭对于前后两笔100000元本金均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口头约定存在，上述约定，未违反利息标准的相关法律规定，现耿国礼按照月利率1.5%主张起诉后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王荣岭付款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荣岭已付款中，除2013年4月18日9000元、2013年8月24日6000元为第一笔100000元的利息外，其余已付款102000元各半平均分配给两笔借款即各51000元，在本案中，2012年10月16日至2018年6月16日王荣岭共应支付利息103450元，王荣岭已经支付66000元，还应支付利息37450元。在（2018）浙0103民初2116号案件中，2013年8月23日至2018年6月16日王荣岭共应支付利息87900元，王荣岭已经支付51000元，还应支付利息36900元，对于耿国礼超出部分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耿国礼主张王荣岭、郭苗苗系夫妻关系，郭苗苗应对王荣岭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荣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耿国礼借款本金100000元；二、王荣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耿国礼利息37450元（计至2018年6月16日，此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5%另行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三、驳回耿国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5元，减半收取1557.50元，由耿国礼负担36.50元，王荣岭负担1521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荣岭称案涉借款是新融岭公司的借款，其在借条上签字是作为新融岭公司股东及实际负责人履行职务的行为，但王荣岭未举证证明新融岭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在借条详细记载了王荣岭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相应借款系打入王荣岭个人账户的情况下，耿国礼主张王荣岭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有事实依据。案涉借条虽未约定利息，但根据王荣岭在借款后向耿国礼付款的时间、金额及备注情况[在本案借款发生6个月后的2013年4月18日向耿国礼支付9000元（10万元×1.5%×6）并注明该款为利息；在另案借款（2013年8月23日的10万元）发生后的次日支付6000元（10万元×1.5%×4）；2014年2月23日支付18000元（20万元×1.5%×6）、2014年8月29日支付18000元（20万元×1.5%×6），均注明系利息；2015年2月17日、9月8日分别支付18000元]，耿国礼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两笔借款均按月息1.5%支付利息有事实依据。王荣岭在之后虽未按上述规律付款，且有一笔10000元的付款还注明为“还借款”，但鉴于根据王荣岭此前的付款行为应当认定双方对借款利息有口头约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及本案借款金额与另案借款金额一致，两笔借款开始欠息的时间点亦一致的事实，一审法院将王荣岭的后几次付款各半平均分配为支付两笔借款的利息，并据此得出王荣岭的欠息金额并无不当。综上，王荣岭、郭苗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5元，由王荣岭、郭苗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