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5民初4651号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细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34816247。法定代表人：黄国林，职务董事长。原告：黄国林，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告：汤维斌，女，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三原告委托代理人：葛向荣，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延烽，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继红，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委托代理人：覃永德、郭春玉，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与被告张继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后，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作出裁定，裁定驳回被告张继红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辖终3900号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委托代理人葛向荣、刘延烽，被告张继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覃永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汤维斌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回收被告持有的丰江公司13.2万股股份；2.被告向原告汤维斌返还丰江电池13.2万股股份的收益26400元（2016年）；3.原告黄国林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收回被告持有的丰江公司52.56万股股份；4.被告向原告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52.56万股股份的收益105120元（2016年）；5.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6.被告向原告汤维斌返还丰江公司13.2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39600元；7.被告向原告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52.56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15768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7年3月13日入职丰江公司。为激励员工，2009年9月，丰江公司与老股东（黄国林、汤维斌）、张继红等签订《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约定黄国林、汤维斌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丰江公司股权，对公司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依照上述约定，作为股权激励，2011年11月17日汤维斌将13.2万股丰江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被告，2011年12月19日黄国林将4.4万股丰江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被告，2016年1月19日黄国林又将48.16万股丰江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被告。2017年7月4日丰江公司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点第1点约定，被告的离职符合股份回购条件，故被告应向黄国林、汤维斌返还其无偿取得的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另外2018年7月20日丰江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元，张继红应向原告汤维斌返还13.2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3.96万元，向原告黄国林返还52.56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15.768万元。另外，因原告需向被告张继红支付每股1.355元的股票回购款，而被告需向原告支付每股0.2元（2016年利润分配）和每股0.3元（2017年利润分配）的分红收益，因此根据合同法规定，原告主张债务抵消，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每股0.2元和0.3元的分红收益，原告回购价变为每股0.855元（1.355元－0.5元）。被告辩称，1.被告自2007年3月13日起入职丰江公司担任经理、副总经理、监事等职务，2017年7月4日被无故开除，被告为丰江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国林、汤维斌提供超十年的优质服务，作出巨大贡献。基于该贡献，三原告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奖励被告152.72万股，因公司上市要缩股，转化为丰江公司股份的65.76万股。该股份为被告工作期间的劳动所得，股份所有权已经转移给被告，转移时间部分已有10年、最短也超过2年。2.三原告要求以现公司净资产50%回购被告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该部分股权为三原告给予的奖励，是被告的劳动所得；其次，三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来没有就该股权回购进行过任何协商，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而且，丰江公司经过上市中介机构核查不存在回购，也没有披露过股权纠纷；现有法律没有规定离职员工的股权必须回购。三原告提起诉讼严重违反诚信公平原则。经审理查明，丰江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335000元，其前身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25日成立。2009年3月10日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丰江公司，股份数合计3000万股，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公司发起人为原告黄国林、汤维斌等人，黄国林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黄国林、汤维斌系夫妻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显示，公司总股份数为60335000股，股东有黄国林、汤维斌以及被告等股东76人，其中黄国林持股22193300股，占股比例36.7834%，汤维斌持股8269900股，占股比例13.7067%。被告原系丰江公司员工，后与丰江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双方在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调解下确认于2017年7月4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被告股权变更情况如下：2011年11月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汤维斌将所持本公司132000股（占注册资本0.44%）转让给张继红，使得张继红持股132000股，持股比例0.44%。2011年12月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增资和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增加现金资本1000万元，其中张继红认购44000股，增资后张继红持股为176000股，持股比例不变，本次增资44000元为股东汤维斌出资。2016年1月1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黄国林将所持本公司股份481600股（占注册资本1.2%）转让给张继红，转让后张继红持股657600股，持股比例1.64%。丰江公司2009至2015年分别发布了2008至2014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方案、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情况表，显示被告累计获得152.72万股，转换为注册股份的持股为657600股，持股比例1.64%。2016年5月11日丰江公司的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证券简称丰江电池，证券代码837375，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在准备挂牌之前，股东对外声明的文件中未记载有股份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存在转让限制或者回购等情况。原告主张是因为未提及和披露股权激励和股权回购事实，被告认为可反映原告所称的回购事宜是不存在的。丰江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7年5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5200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040万元。被告确认已实际收到按其持股657600股换算的分红131520元。2017年4月10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丰江公司2016年出具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4019号）显示，期末公司股本共5200万股，股东权益合计140780517.61元，原告主张两者相除即为每股净资产2.71元；丰江公司对外公示的2016年年度报告亦显示2016年末归属于挂牌公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71元。被告对此予以认可。2017年10月13日丰江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显示，张继红持有数量681600，持股比例1.1297%。被告确认现持股681600股中657600股为丰江公司奖励所得。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33.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8年7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6033.5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810.05万元。被告确认收到相关分红。原告为证明丰江公司曾对被告张继红股权激励的事实，提供《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日颁发之第二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内容如下：根据公司经营理念及发展战略，结合2006年2月颁发的《股权激励管理细则》及历年股权激励的实践，特制定本规定，进一步明确股权激励的相关制度，对公司长远发展和干部事业起到远景规划的作用。一、股份的来源：用于激励的股份由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提供股份的数量视当年经营情况和老股东出让的意愿确定；二、股份的分配：分配依据为每年度终，评估小组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获取股权激励资格及对公司利润的贡献进行考评，董事会根据当年经营结果、老股东出让意愿以及考评结果审批通过当年股权激励的人员名单及相应激励股份金额；三、股份的管理：1、自公司做出股份分配决定之日起，该类激励股份即刻成为公司参与分配的资本；2、该类激励股份每隔二年才进行一次正式的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在这二年以内只进行公司内部登记管理；3、该类激励股份不能转让，也不能以抵押等形式作实质的财产转移，只能登记在本人名下；4、除了参与公司分配的权利外，该类激励股份的表决权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必须授权给公司董事会秘书；5、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股东大会和签署所有股东文件；6、该类激励股份为老股东无偿出让，视同受让股东已经作出承诺：在职期间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不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否则作为惩罚，公司将无偿收回该类股份；7、当公司出现股份上市流通或整体被收购的情况时，无须遵从以上规定；四、股份购回：1、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并将该笔金额在其离职之日起1个月至2年内全部支付；2、离职后，如不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作为惩罚，公司有权不支付该购回金额；3、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五、自公司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之日起，享有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名，以明确其自愿遵守此规定。《管理规定》打印文本最后一页尾部打印有“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3月日”，下方手写“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字样。后附另外一张签署页。签署页最上行手写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字样，左上方打印有“签署：”字样，后面有黄国林、汤维斌、张翠芬、曾某以及被告等共计71人在其上签名，其中大部分人员系丰江公司现在或曾经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签署页签名原件系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黄国林、汤维斌、张翠芬、曾某、被告等50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上述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有吴建霞等21人签名。原告主张因《管理规定》为纲领性文件，历年新增股权激励员工均会在文件上签名确认，第一次签字时为原件，黄国林、汤维斌、曾某以及被告等人签名，后由于工作疏忽，第二次新增股权激励员工签字是在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上续签。被告对《管理规定》不予认可，只认可签名为被告本人签名，但认为签署页系原告拼接伪造而成，被告与原告未曾达成有关股权回购的协议内容。原告还主张《管理规定》第四条中所称“上市”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丰江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并非“上市”；被告则认为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也属于“上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曾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曾某确认丰江公司在股东会议上曾出示《管理规定》并知悉内容，当时被告也在现场；签署页上的“曾某”签名为2009年3月其本人所写，但认为签名时签署页上并无抬头标题“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手写字样，《管理规定》落款处下方也无“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的手写内容。对该签署页是否为《管理规定》所附文件也表示记不清了。被告确认曾听说过《管理规定》，但认为既并未见过，也未签署过；而且即使存在《管理规定》，也已于丰江公司挂牌交易之前终止执行。被告为此提交《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打印件，称该文件系丰江公司发至时任董事的曾某电子邮箱中，并于股东会议时展示过，但没有进行过表决或签字。该文件无丰江公司盖章。原告否认丰江公司签署过该文件，《管理规定》仍正在执行中，并未终止。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经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受让激励股份，成为公司股东，自愿遵守《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行使如下权利：1、参加股东大会；2、以本人受让的激励股份所享有的额度行使表决权；3、签署所有股东文件。授权委托书下方为签名，有被告等人在其上签名。原件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被告等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上述签署页的签名与《管理规定》签名的情况基本相同。另，在本案审理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冻结原告黄国林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57600股股票；冻结被告张继红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57600股股票；于2018年7月2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增加冻结被告张继红名下价值131520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于2018年8月8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增加冻结被告张继红名下价值197280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庭审中，丰江公司表示在其作为案涉股份回购权利主体的情况下，同意指定股东黄国林和汤维斌作为案涉股份的接收方。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主张向被告回购丰江公司股份引发的纠纷，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管理规定》是否是签署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原告是否有权行使本案诉争的被告持有股份的回购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庭审过程中，首先被告本人确认在职期间听说过《管理规定》存在，并确认签署页上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该签署页抬头也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字样；其次，证人曾某不仅确认签署页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还确认《管理规定》曾在股东会议上出示过，而被告也在股东会现场。虽然《管理规定》签署页上的签名存在有复印的情况，但是原告已提交管理规定文件原件，并对证据形成过程作出解释说明，虽然被告提出未见过该管理规定也未签署过该份文件，但与其提供的证人曾某的证言不一致，故本院对《管理规定》及其签署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已签名确认《管理规定》，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管理规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效力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第二个问题。因被告已从丰江公司离职，根据《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约定，丰江公司有权对张继红名下所受让的激励股份进行购回。为维护公司资本三原则，防止股东抽逃出资，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一般情况下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并非绝对禁止，如对回收股权进行再分配或指定股权接收人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依法或按照约定对股东股权进行回购，原告可以指定股东黄国林和汤维斌接收案涉回购的股权。原告诉请由股东汤维斌接收张继红持有的丰江公司132000股股份、股东黄国林接收张继红持有的丰江公司525600股股份，不损害丰江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主张《管理规定》已终止执行，但是其据以佐证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并无丰江公司盖章确认，原告亦否认丰江公司曾经签署过该份文件，故对被告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管理规定》终止执行无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此外，被告认为丰江公司申请股票在“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即为“上市”，符合《管理规定》第三条第7点的规定，但是丰江公司企业类型明确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新三板”并不属于证券交易所，因此对被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丰江公司的股份在“新三板”挂牌转让不属于《管理规定》中规定的阻却原告行使回购权的事由。虽然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未对外披露股权激励内容，但是并不影响内部约定的存在或者效力。关于股份回购的价格，根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约定，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本院认为，根据约定股份回购系丰江公司的权利，宜以权利人行使权利时间为基点计算，即按原告起诉前一年度即2016年度的每股净资产金额即2.71元的50%来计算。因此，现原告主张以每股价格1.355元回购，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张继红应否返还案涉股份2016年、2017年度的股份收益问题。《管理规定》未约定股份收益返还款项的起算时间，公司法规定股东按其所持股份享有相应取得分红等权利，故在股份回购之前股东取得的股份分红系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原告要求返回该部分收益，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违背公平原则。故对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继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32000股股份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汤维斌，并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上述股份转让价款由原告汤维斌在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同时支付给被告张继红；二、被告张继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25600股股份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黄国林，并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上述股份转让价款由原告黄国林在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同时支付给被告张继红；三、驳回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汤维斌、黄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778.6元，由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4253元、被告张继红负担11525.6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348元、被告张继红负担36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皓审 判 员  崔 剑人民陪审员  梁金志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赵 丹书 记 员  谭晓琪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