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1960号 原告：广州美录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何兆彬，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陶坤玲，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3552366115E。 法定代表人：罗文贤，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坚，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雷尊会，女，汉族，1974年2月3日出生，住址贵州省正安县。 委托代理人：张广超，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美录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录电子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番禺区人社局）作出的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原告补齐起诉材料后，本院于同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并向被告番禺区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雷尊会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美录电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斌律师、陶坤玲实习律师，被告番禺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坚，第三人雷尊会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广超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0月13日，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广州美录电子有限公司员工雷尊会，2016年2月25日21时下班后步行回家，途径番禺区长沙路腾枋红木对开路段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受伤，后由救护车送到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胫骨上段开放性骨折；2.左腓骨上段骨折；3.右肱骨外科颈骨折；4.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5.右额部皮肤挫裂伤’。雷尊会在事故中无责任。我局经查核：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 原告美录电子公司诉称：2016年2月25日21时7分，第三人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长沙路被无名氏驾驶的车牌号为粤Ａ×××××的摩托车撞倒，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于2016年3月28日出院。2017年8月24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决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所遭受的伤害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已超过了申请时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第三人在发生事故一年零六个月之后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其申请时效已经超过，被告应当不予受理。第二，被告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因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申请工伤认定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路线图、、住所地户口薄或居住地证明考勤表等证据材料。被告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对第三人陈述的伤害经过偏听偏信，没有严格审查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根本不能证明其受伤事故属于工伤。第三，被告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所适用的法律错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该条规定的前提是在上下班途中，在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第三人考勤记录，第三人在2016年2月25日下午17时48分正常下班，而第三人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晚上21时7分，按照生活常理，下班3小时19分足以回到家中，且无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是从原告处下班。因此，第三人发生事故不应当认定是在下班途中。被告根据该款规定作出认定书，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作出的决定系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特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番禺区人社局辩称，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程序如下：2017年10月13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10月18日、17日分别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被告立案受理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发出举证通知书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原告收到为9月12日，调查取证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本案争议焦点是：2016年2月25日晚上，第三人有没有加班，下班时间在几点。据被告调查，结合其2016年1月和2月的考勤记录，第三人加班是其工作惯例，除周日不加班，其它时间绝大部分都加班到晚上22时左右。因为2016年2月25日晚上正好是星期四，按工作规律第三人要加班是一种工作常态。且第三人与另一同事田庄欧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晚上21时7分，且第三人下班回家路径与其发生交通事故时回家路径一致。田庄欧因受伤较轻，没有申请工伤。因此，第三人雷尊会当晚21时下班后与同事一起走路回家，与交警证明、医疗机构诊断结果、工作规律相一致，形成完整一致的证据链。劳动者已离开公司并与公司一直有诉讼之争，因此作为举证弱势一方，已经尽到举证义务，无需再为2016年2月25日晚上21时下班提供更多的举证。作为用人单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则需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依据调查笔录，因时间久远，2016年2月25日当晚是否加班，现有证人表示已经记不清了。因原告又没有安排关键证人许某、魏某、田庄欧配合被告调查，原告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提供的所谓考勤记录只是一份孤证。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是其考勤记录并没有显示指纹信息。二是考勤记录也没有第三人的签名确认。为核实公司考勤记录的真实性，2017年10月12日，被告工作人员到原告考勤系统调查，无法查询到该公司员工2016年考勤资料，也无法查询2016年2月25日其它员工的考勤记录，员工考勤原始记录也已经灭失。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第三人2016年2月25日17:48分已离开公司的指纹记录不知从何而来。被告认为，公司提供的雷尊会考勤记录是自己制作的一份孤证。另一证人魏某作了两次不同的证词，因第一份证实第三人要加班的证词，当时工伤调查程序尚未启动，被告认为是真实的。后来的证词是在工伤调查阶段提供，但公司没有安排其配合被告做调查笔录，且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原告在诉讼中提供的2名员工钟秀容和邓满华的声明及考勤，是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后制作，在工伤调查阶段中没有提交给被告，也没有配合被告调查，属于无效的举证。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原告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第三人雷尊会2016年2月25日17:48分已离开公司，也无法提供2016年2月25日17时48分至晚上21时7分期间3.5小时第三人在哪里、在干什么等证据证实第三人晚上未加班的主张，原告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调查，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离公司只有几十米远，属于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第三人在事故中无责任。而原告并没有提供第三人不合理路线的证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第三人受伤认定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认定责任划分清楚，也非刑事案件，被告无需再到交警部门核实。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雷尊会述称，第三人于2016年4月6日申请工伤认定，当时劳动部门让第三人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但第三人无此材料故提起了劳动人事仲裁，在取得仲裁结果后再次于2017年8月24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故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过法定时效。第三人当天是和魏某同样时间下班的，魏某下班有看到第三人受伤的情况。根据事故发生地点和第三人平常加班惯例，第三人不加班是特殊情况，原告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当晚未加班，同时该地点与第三人租住的地点以及原告所在工作场所处于一条直线上，事发地点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线路。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合法正当。 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5日21时7分，第三人雷尊会与案外人田庄鸥行至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长沙路时，被一名无名氏驾驶的车牌号为粤Ａ×××××的摩托车撞倒，经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胫骨上段开放性骨折；2.左腓骨上段骨折；3.右肱骨外科颈骨折；4.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5.右额部皮肤挫裂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出具穗公交番认字［2016］第44011362016021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无名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雷尊会、田庄鸥无责任。2016年4月5日，第三人雷尊会向被告番禺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因无劳动关系证明材料，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于次日向第三人出具《告知书》，告知其办理工伤认定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随后，第三人雷尊会与原告美录电子公司在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6月5日期间先后就双方劳动人事争议提起劳动仲裁、民事诉讼。2017年6月5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3民初9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美录电子公司与雷尊会在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雷尊会遂于2017年8月24日再次向被告番禺区人社局申请对其2016年2月25日所受交通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同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疾病证明书、门诊病历、雷尊会上下班时间表、员工工作证、上下班线路图、《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于同日受理该申请并出具《受理回执》，并于2017年9月11日向原告美录电子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2017年9月22日，原告美录电子公司向被告提交了《关于雷尊会申报工伤认定申请的情况说明》《雷尊会2016年1月、2月份工时统计表》等证据材料，主张原告2016年2月25日晚上并没有安排雷尊会加班，雷尊会在25日下班超过3.5小时后的非工作时间及非上下班途中时间段发生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依法不能认定为工伤。其中，《雷尊会2016年2月份工时统计表》显示2016年2月25日雷尊会下午下班时间为17:48，正班时数显示为8，加班下班及平时加班栏显示空白，同月17日、18日、19日、20日、22日、23日加班下班栏时间显示为20:30许。《雷尊会2016年1月份工时统计表》显示雷尊会当月有25天晚上加班，加班的下班时间集中在22:00许。2017年10月12日，被告番禺区人社局对美录电子公司员工陈敏锋及何钦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陈敏锋在调查中自称是原告人事主管，并称考勤记录可证实雷尊会案发当天是否加班；何钦在调查中自称是原告包装组组长，并称“认识雷尊会，但她发生交通事故时我并不是她的组长。公司上下班是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加班时间看生产进度，现在的加班时间是18:00-21:00，2016年2月有没有加班因时间久远不记得。上下班要打指纹卡。不清楚雷尊会的工作岗位是否需要经常加班且于21:00下班。我没有亲眼看见她发生交通事故，听说是2个同事一起受伤。”同日，被告对第三人雷尊会进行询问调查，雷尊会在调查中陈述“我租住在石碁镇沙涌村，平时都是走路上下班。我在公司主要是叠盒子、穿线、装电池和包装说明书入袋等工作。我们上下班是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晚上加班是18：00-21:00。如果忙的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六都会加班，一般是星期天休息，受伤前的上一周我每天都加班。上下班要打指纹卡。2016年2月25日当天全厂加班，我是加班到21:00下班，跟我一起做事的同事许某、魏某跟我一起下班，但未同行。当天21:00下班后，我按原来的下班路线回家，走到沙涌13分钟左右被一台摩托车撞到晕倒。”为核实原告美录电子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的真实性，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于同日在原告公司调取电子考勤系统记录，但已无法查询2016年2月25日左右员工的考勤记录，2016年全年考勤也显示为空白。被告番禺区人社局综合上述调查情况，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于2017年10月17日送达原告美录电子公司、18日送达第三人雷尊会。原告收到该决定书后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魏某在第三人的代理律师于2017年8月6日对其进行的询问中陈述“当天我上班，晚上加班到21:00下班，雷尊会当天有上班，我们当天都是21:00下班，下班时看到雷尊会受伤”。后原告美录电子公司向被告提交魏某书面《证明》及手持该证明书的照片，该《证明》载明“雷尊会及其律师找到我，让我作假证实在2016年2月25日晚上公司需要加班并且在下班途中看到事故发生的现场情况。事故当天晚上我没有在现场看到雷尊会交通事故情况。” 再查明，第三人雷尊会案发时租住于广州市番禺区，租赁期限为2010年6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以上事实，有被告番禺区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受理回执、《告知书》、疾病证明书、门诊病历、《雷尊会上下班时间表》、员工工作证、《民事判决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房屋租赁合同》及线路图、《关于雷尊会受伤一案报告》《询问笔录》及《关于雷尊会申报工伤认定申请的情况说明》《雷尊会2016年1月、2月份工时统计表》、《证明》及照片、《调查笔录》、考勤系统截图以及《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第三人雷尊会于2016年2月25日21时7分，与案外人田庄鸥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长沙路行走时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有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出具的穗公交番认字［2016］第44011362016021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医院出具的病历资料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雷尊会是否系在下班途中遭受的交通事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美录电子公司提交雷尊会2016年1月、2月考勤工时记录、魏某书面《证明》以及魏某手持该证明的照片主张第三人案发当日于17:48分打卡下班，当晚并未在公司加班，交通事故并非是在第三人加班后的下班途中发生的。第一，由于原告提交的雷尊会2016年2月份考勤工时记录为自制统计表，并非原始考勤记录，且根据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于2017年10月12日前往原告美录电子公司调取电子考勤系统记录的情况来看，当时已无法查询2016年2月25日左右员工的考勤记录，2016年全年考勤也显示为空白，而原告向被告提交雷尊会2016年2月份考勤工时记录的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因此，在无系统电子查询数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原告提交的考勤工时记录真实性存疑，本院不将此份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魏某于2017年9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与2017年8月6日在配合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魏某声称此前系应第三人的要求作假证，但魏某未能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作调查性陈述，在本次诉讼中亦未出庭作证对其前后不一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魏某的陈述内容均不予采信。本案中，第三人雷尊会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距离原告公司所在地较近，且属于其从公司所在地到沙涌村租住地点的步行合理路线范围。第三人雷尊会对于下班时间、受伤时间、回家路线及事故经过的陈述稳定，与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及医院诊断病历资料相吻合。在此情形下，被告番禺区人社局在原告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受伤为非工伤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员工雷尊会于2016年2月25日21时许，在下班途中受到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为工伤，符合前述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原告主张第三人超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本院查明事实，第三人雷尊会曾于2016年4月5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无法提交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后提起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由前述规定可知，雷尊会在上述期限内耽误的工伤认定申请时间，不计算在工伤申请期限内，其申请工伤并未超过法定的工伤认定申请期限。 2018年6月11日，第三人雷尊会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申请对《雷尊会2016年2月份工资表》中署名“雷尊会”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鉴于第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未对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在庭审后才提出笔迹鉴定申请，故对于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被告番禺区人社局经调查后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穗番人社工伤认〔2017〕0101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美录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美录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廖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