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14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英英（KAEIEI，曾用名沈英英），女，1953年10月11日出生，日本国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文毅，上海合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培丽，女，196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区，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叔炎，男，195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港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瑛，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英英因与被上诉人凤培丽、王叔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英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贺英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凤培丽、王叔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贺英英已经将涉案借款实际交付给了凤培丽、王叔炎。涉案200000元借款由140000元现金和60000元货物两部分组成。贺英英于2012年9月27日银行取款135900元交付，虽然就现金交付情况贺英英在2016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时的陈述与一审庭审陈述有所不同，仅是表述不同引起的，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贺英英回想起来2012年8月6日取款1260000元的事实，该笔款项领出后有部分存到了贺英英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即是贺英英在本案一审中陈述的在工商银行取款135900元的款项来源。关于60000元衣物的交付，凤培丽、王叔炎已在（2017）沪0106民初4453号案件中自认，双方之间存在寄售衣物的事实，在最后一次寄售过程中，凤培丽、王叔炎同意将衣物作价60000元一并作为借款，此后也未归还过衣物。因此，贺英英就涉案借款已全部交付，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亦可证明双方间借贷关系的存在，贺英英已对借贷关系存在提供了基本的证据，但凤培丽、王叔炎对其抗辩理由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故应支持贺英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凤培丽、王叔炎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双方当事人在2012年时关系良好，贺英英有一批衣物委托凤培丽、王叔炎出售，贺英英方称货物估价为200000元，凤培丽、王叔炎法律意识不强，就按照贺英英的要求写了200000元的借条，实际上并未收到200000元借款。至于证人证言，凤培丽、王叔炎不认可，证人在借条出具当时并不在场，且录音也有剪辑，不能完整反映事实情况。贺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凤培丽、王叔炎归还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日的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凤培丽、王叔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4日，凤培丽、王叔炎向贺英英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向贺英英借款200000元，定于2013年底归还。贺英英主张于同年9月27日交付凤培丽、王叔炎现金140000元，另外交付了价值60000元的衣物，凤培丽、王叔炎否认收到借款及贺英英交付的衣物。一审法院认为，贺英英为日本国公民，该案为涉外合同纠纷。凤培丽、王叔炎经常居住地在浙江省嘉兴港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准据法。借条或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和实际交付的有效凭据。依据贺英英的陈述，凤培丽、王叔炎出具借条时间在2012年9月24日，而贺英英交付借款时间在2012年9月27日。也就是说借条出具时间在前，款项交付在后，因而，上述所谓借条实为借款合同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借条。双方当事人订立借款合同这一事实并无争议，予以确认。关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另一个法律要件即借款交付问题，贺英英于2016年7月1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时是如此陈述：银行流水明细证明我从银行里面取钱出来的，2012年8月6日提取了1260000元，其中的200000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了凤培丽、王叔炎。本案一审中贺英英陈述：在2012年9月27日从银行中领取了139000元存款加上已有的现金交付凤培丽、王叔炎。贺英英关于款项交付的描述前后不一。在凤培丽、王叔炎否认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贺英英未举证涉案借款是如何交付的。同理，贺英英也未举证证明其将价值60000元衣物如何交付凤培丽、王叔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而，贺英英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贺英英要求凤培丽、王叔炎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贺英英（KAEIEI）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贺英英（KAEIEI）负担。贺英英在二审中提交证据如下：银行账户对账单（三张），用以证明贺英英资金状况良好，在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均有账户，贺英英在2016年7月1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时陈述2012年8月6日提取了1260000元，后有部分款项又存入了工商银行账户，本案借款系来源于这1260000元中。凤培丽、王叔炎质证意见：对前述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贺英英关于款项交付的多次陈述自相矛盾，且该证据并非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前述证据仅能反映贺英英在银行账户领取款项的情况，不能反映款项取出后的用途，无法证明其将前述款项交付给凤培丽、王叔炎，且取款时间、金额与借条内容以及贺英英陈述的款项交付细节不能对应，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凤培丽、王叔炎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贺英英本人在二审中陈述，凤培丽、王叔炎向其借款200000元，其中150000元是现金交付，另外50000元是贺英英委托凤培丽、王叔炎代卖衣物的款项转成借款，现金150000元分三次交付，凤培丽、王叔炎分别都出具了借条，最后一次交付借款时统一出具了200000元的借条。凤培丽、王叔炎在二审中陈述，其出于朋友关系帮贺英英代售一批衣物，贺英英将衣物估值为200000元，但凤培丽、王叔炎并不认可此项估价，且主张代售衣物所得款项及未售出的衣物均已交还贺英英。本院认为，贺英英为日本国公民，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贺英英是否实际交付借款。首先，涉案借条仅能证明双方间有借贷合意，根据贺英英在一审时的陈述，凤培丽、王叔炎出具借条在前，贺英英交付借款现金在后，该借条的内容不能证明凤培丽、王叔炎实际收到了200000元借款。凤培丽、王叔炎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对借条的出具情况作了说明，在此情况下，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从贺英英提交的证据来看，银行取款记录的时间、金额均不能与借条内容完全对应，贺英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从银行领取的款项即作为涉案借款交付给了凤培丽、王叔炎。况且，就涉案借款的交付情况，贺英英在2016年7月1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时的陈述、本案一审及二审中的陈述均不相同，特别是对于现金交付的具体金额、分几次交付、交付时间、交付地点等细节问题，贺英英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其就借款交付情况并未作出合理说明。其次，双方均确认贺英英曾委托凤培丽、王叔炎代卖衣物，但贺英英未能举证证明寄售衣物的具体价值、交付衣物的情况以及销售金额等事实，涉案借条中亦未能反映双方通过和解或清算就寄售衣物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一审法院根据贺英英的主张，认定其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以价值60000元的衣物作为借款交付给王叔炎、凤培丽，并无不当。综上，贺英英作为出借方，对于自然人借款合同的借款交付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将涉案200000元借款交付给凤培丽、王叔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贺英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贺英英（KAEIEI）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徐 瑾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王黎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舒珊珉书记员郑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