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津0101行初131号原告赵复南，男，198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代理人张培尧，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152号。法定代表人李明，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春瑞，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黄明，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原告赵复南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的和公（解）行罚决字[2018]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复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培尧，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委托代理人王春瑞、黄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复南诉称，2018年1月14日原告接到被告所属解放路派出所传唤，认定原告涉嫌网上约聊嫖娼，但原告并未实施嫖娼行为。被告工作人员以到原告单位和家庭进行调查为由，威胁原告签署相关文件，并承诺只要按被告所述承认嫖娼行为存在，当天即可让原告回家，且不会通知原告家庭和单位。在此情况下，原告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签署了相关文件。但被告并未依照程序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并核实，也未向原告送达相关文书。后被告将原告非法行政拘留15日。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本人、家庭及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妻子因此与原告离婚，女儿也被妻子带走，面临单位处分和失业危险。截至现在原告也没有收到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原告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以超出复议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公安机关，应依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核实，并履行相应行政程序，应充分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而不是以通知家庭和单位进行调查为由威胁。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且给原告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和损失。故起诉来院，要求：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和公（解）行罚决字[2018]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赵复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天津市公安局津公复不受字[2018]14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行政行为作出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原告提出复议申请，天津市公安局以超过期限为由不予受理，证明原告对于行政处罚结论部分，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保留另行起诉天津市公安局的权利。证据2、原告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因为原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家庭及夫妻感情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证据3、滴滴打车订单及行车路线图，证明原告在2018年1月14日早上9时43分到达被告指定的场所接受调查询问，证明传唤原告的时间并非像传唤证所讲的10时，显示的时间是9时43分原告就到达解放路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离开时间9时56分，原告传唤时间超出24小时；同样打车记录显示1月30日9时30分原告走出看守所，而原告在解放路治安派出所接受行政强制措施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天，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部令规定，如果原告接受询问期间被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该强制措施时间应在拘留时间予以抵扣，原告接受询问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离开派出所，应在最终决策行政拘留时间予以扣除，而被告采取拘留15日甚至超出15日拘留。证据4、通话记录查询单，证明2018年1月12日下午3时48分，原告手机号码受到被告一个座机号码，这个号码是被告传唤原告到被告指定处所接受调查询问的时间，证明被告传唤原告的时间实际是1月12日，已经通知原告了，这时被告没有指定管辖函，被告在没有管辖权利情况下传唤原告程序违法，且受案登记表显示接报时间1月14日，来源是在工作中发现，结合冯某的笔录发现的，但通知原告时间在两天前，显然被告证据有造假嫌疑。被告在1月12日就掌握了原告涉嫌违法的线索或事实。1月14日当天下午1时48分，原告往外打过一个电话，据原告本人讲，原告刚进入派出所时手机就被没收了，被告在没进行调查的情况下没收原告手机没有依据，其次在1月14日下午，暗示原告找迟文琦警长沟通一下也许有缓和余地，原告认为可能要点钱，所以原告就用手机打给一个姓王的朋友，让朋友王某过来跟警察沟通一下，然后原告手机就被收回去了。原告上午到派出所，下午才询问，被告不是法律规定的即时询问，被告没有职权让原告打电话要求来沟通，也没有必要来沟通，被告属于程序违法。1月12日原告接到自称派出所警长的来电，通知原告周日9时到解放路派出所来一趟，原告问什么原因其不说，原告认为是诈骗电话，原告用单位电话报110问是否来电号码为解放路派出所电话，回复是解放路派出所的电话，说是因为原告个人信息泄露让来派出所，欺骗原告是核实公民信息去的派出所。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辩称，原告赵复南于2017年9月份的一天，通过QQ聊天工具与在网上结识的冯某，在天津市河东区××××房间内，先向冯某支付嫖资人民币600元，后以性交的方式与冯某发生卖淫嫖娼行为。解放路治安派出所调查取证证实上述事实，据此我局于2018年1月1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嫖娼为由裁决赵复南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决定送达执行后，赵复南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局对此案件进行复核后认为，赵复南的违法行为有赵复南本人的陈述和申辩、同案人冯某的陈述和申辩、辨认材料、物证照片等证据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案发当天，赵复南通过QQ认识对方，双方约定好卖淫嫖娼的价钱和地点，后在约定好的地点内，赵复南先支付嫖资人民币600元，后以性交的方式与冯某发生卖淫嫖娼行为。我局充分考虑赵复南的违法事实、情节，对其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赵复南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事实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相关法律予以支持，请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我局对赵复南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履行告知程序。证据2、和公（解）行罚决字[2018]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证据3、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法定程序通知原告家属。证据4、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将原告送至市拘留所执行拘留。证据5、2018年1月14日赵复南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调查取证，原告陈述案发当天与网上结识的女子在女子提供地点，先支付女子嫖资，后发生卖淫嫖娼行为的过程。证据6、原告书写的检查，证明原告对自己嫖娼的过程，亲笔书写的检查。证据7、2018年1月14日冯某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冯某与原告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经过。证据8、物证照片，证明原告与冯某QQ号码和昵称的内容。证据9、辨认材料两份，证明通过原告与冯某互相辨认，确定原告实施的违法行为。证据10、和公（解）行传字[2018]4号传唤证、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了传唤。证据11、人员信息，证明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证据12、和公（解）行罚决字[20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冯某因卖淫已被被告依法行政拘留。证据13、津公和（解）受案字〔2018〕5号受案登记表、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关于冯某与马某涉嫌卖淫嫖娼等三起案件指定管辖的函，证明公安机关经对管辖进行审批后，对该案件依法予以受理。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据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上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经庭审质证，原告赵复南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提交的证据1原告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对笔录中部分内容不认可，对民警迟文琦的签字真实性怀疑，和接下来迟文琦的签字有差别，包括第三页、第五页、第六页的签字，原告书写的内容都是原告本人所写，但时间不是原告本人所写，对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被告印章不清楚；证据2是本案诉讼标的，对其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关于迟文琦签字前后矛盾，通知程序不合法，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证明目的，被告并没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通知家属，并没有实际通知，程序违法，应被告的要求，原告本人在被行政拘留签名处签字，不认可该证据证明目的；证据4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还涉及迟文琦签字问题，执行期限15日，2018年1月15日至1月30日是十六天，不是15日，对该证据三性不认可，无法证明被告证明目的；证据5被告提交的卷里第15页权利义务告知书，关于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目的，该笔录共5页，第一页缺乏询问人到达时间，询问人和记录人签名涉嫌他人代签，迟文琦的签字和前面的存在不一致，申请对询问人迟文琦和记录人朱星辰二人的签名进行司法笔迹鉴定，朱星辰的前面也和其他笔录中签名不一致，对该笔录被告工作人员身份及询问程序，原告认为违法，案卷第18页关于被告问原告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只讲到9月份的一天，原告涉嫌嫖娼的具体时间没有核实，该笔录中问到关于付钱的细节问题，在笔录第19页，原告讲的先付钱，给对方600元现金，比对冯某笔录，其说事后给600元，显然在涉嫌嫖娼违法行为关键问题上，公安机关调查未核实，有明显出入，原告怀疑这份笔录是假的，第18页、第19页原告的描述与冯某描述基本一致，怀疑是从冯某笔录粘贴过来的，被告根据这样的笔录认定原告存在嫖娼行为属于事实调查不清、程序违法。证据5第二份询问笔录，询问人身份不认可，程序违法，这里仍强调先发生关系，事后给的600元，该笔录后半段问公安机关是否保证被询问人休息，实际原告自到被告场所直到转天10时，公安机关并未给原告饮食及休息的保障，这是打印好让原告签字，并不是事实，该笔录存在违法之处，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目的。证据6检查是原告应被告的要求所写，但是显然被告并未按法律规定的权利去要求违法嫌疑人写检查，属于被告滥用职权的表现，证明不了被告的证明目的，事实上原告本人在传唤、询问过程中，受到被告威胁，说聊天不好，恐吓到原告家庭和单位，迟文琦让原告先写检查，看配合态度就放原告回家。这份检查是原告在受到被告威胁压力下出具的，并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该检查一开始写了一份不行，这是最后一份，原告在检查中写只是“约定”，并没有去；对证据7冯某两份笔录相当于证人证言，根据规定证人出具证言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今天案外人冯某并未出庭，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笔录填写也不完整，有空项，关于冯某交待的时间不是确定的，没确定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该笔录提到×××小区，原告从未到过该场所，第2页问这名男子特征，答外地口音，第二份笔录第三页问描述一下男子特征，答天津口音，冯某两份笔录描述有矛盾，第二份笔录第二页关于描述违法行为当时的经过，这段话与公安机关询问原告的笔录，从语言描述、前后逻辑判断、细节描述的特征、用词用语均一致，怀疑这是复制粘贴，并不是真实的询问过程，如果是真实询问过程，时间前后相差四个月，两个人对事实描述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细节的描述，原告第一次笔录说先给600元，冯某第一份笔录1月14日上午8时，在询问原告之前，冯某说事后给了600元作为嫖资，公安机关在这非常重要的描述上没有核实准确，关于嫖资给付方式方法有矛盾，对冯某笔录三性均不认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原告的姓名，没有QQ聊天记录，公安机关主要依据的四份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的两份询问笔录，在第二次询问时，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记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证据8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真实性可言，不符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要求，不管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调查，不能拿手机截屏或网络截屏来作为证据，这不是物证，如果被告认为是物证，原告就可以忽略上面的文字了，证明被告调查取证的随意性，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一开始辨认原告没辨认出来，开始是两个警官，武所长对原告进行威胁，要求原告指这个人，原告就指的这个人，对原告的辨认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互相辨认即便可能认识，也不能确认原告实施了违法行为，对于案外人冯某辨认材料，因为冯某没到庭，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还有一处错误的地方，针对冯某辨认笔录中，冯某个人信息与冯某第二次询问笔录中第二页冯某身份证号码相矛盾，辨认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传唤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部125号令，传唤需要经过负责人批准，原告没看到公安机关审批手续文件，对传唤证合法性不予认可，该传唤证被告依据有四个，依据是错误的，究竟依据哪个法律哪条规定，不可能依据四个，和《消防法》无关，被告依据存在违法的地方，按照法律规定，传唤相对人应在传唤前向被询问人出示，实际在原告到达被告场所后，在第二天补签的，2018年1月15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之后出示的传唤证，程序违法，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这张传唤证有逻辑错误，盖章是1月14日，被传唤人离开时间是1月15日9时56分，肯定存在后补的情况，传唤通知家属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迟文琦签名涉嫌虚假，被告并未通知原告家属，这种通知家属记录不能证明被告通知到了原告家属，不认可被告证明目的，被传唤人签名处也是原告应被告的要求填写，通知应该是原告的家属，原告签字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根据公安部令传唤未通知家属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11人员信息是原告不掌握的，原告无法核实，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同案人材料从被告交的证据看，应该是扫描件，不是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与本案也无关联，因为原告并未与案外人发生卖淫嫖娼行为，结合指定管辖函，原告有合理理由怀疑；对证据13受案登记表也涉及迟文琦签字不认可，指定管辖函也是扫描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该指定管辖函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函上提到根据《天津市公安局办理行政案件流程（试行）》（津公法[2011]599号）文件，原告并未看到599号文件，这只是内部红头文件，不是法规，也不是政府规章，根据公安部125号令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机关依据内部文件进行管辖没有合法性，且如试行文件是真实存在的，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部125号令的规定，应属无效，根据125号令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第二章中规定即便该文件可以作为依据管辖，也是程序违法的，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上级机关指定管辖，前提是对管辖权有争议，本案发生在河东区，如果报请上级机关指定，应由河东分局及和平分局共同报请市公安局指定管辖，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有管辖争议。根据公安部125号令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仍然有前提条件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不存在指定管辖的前提条件。该份指定管辖函签发单位是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根据公安部125号令指定管辖应为上级公安机关，法制总队不是适格的上级公安机关，不确定是否为独立法人还是分支机构，上级公安机关应为天津市公安局，而不能为法制总队，下发时间为1月14日，受案登记表时间1月14日8时，登记接报时间为上午8时，不可能非工作时间签发指定管辖函，冯某第一份笔录也是1月14日8时，指定管辖函也是1月14日，上级公安机关只能工作时间作出，接报时间上午8时就是受案登记了，故被告受案登记时没有得到该份指定管辖函，这份函必然是后补的，被告没接到上级公安机关签发的指定管辖函之前，被告无权进行受案登记，被告通知原告是在1月12日，当时更没有指定管辖函，不认可被告最后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恰恰证明被告在管辖之初存在违法情况。对于传唤证补充质证意见，传唤证显示到达时间是1月14日上午10时，离开时间1月15日9时56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询问查证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可能适用拘留处罚的，询问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在公安部令也有同样规定。被告传唤原告超出法定调查询问时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分号前是一般规定，不能超八小时，情况复杂可能拘留的不能超二十四小时，应有延长询问调查审批材料，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原告在网上检索了，天津市近几年包括嫖娼处罚案件，被告传唤查证时间均提交了审批表，有延长询问查证的审批表，超过八小时要有审批，不是一张传唤证就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流程应该是一致的，本案传唤时间超出法定期限，该传唤证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应在答辩期内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本案中原告没有看到依据，认为被告没有依据。对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发现内容上公安机关没有处罚结论，没有告知原告处罚的结论，接下来涉及原告陈述和申辩，如果只罚款可能原告就不申辩了，如果拘留原告肯定要申辩，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利，属于程序重大违法。通过查询相关类似案件文书，公安机关均要提交行政审批材料，不能只拿出处罚决定书，重大案件要集体决策，《行政处罚法》里有明确规定，要有批准拘留等审批表，被告未提交相关材料属于作出行政行为前的违法行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对原告赵复南提交的证据1不是本案诉讼标的，也不是本案被告作出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打车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原告以滴滴打车来确认到达公安机关是9时43分不是证据，该车不会直接开到派出所里，结束时间也不能确认是询问时间，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4原告本人陈述公安机关1月12日给其打电话不是传唤，是公安机关调查原告可能涉嫌违法的一个调查手段，只是一个通知，因为此时并未确定公安机关所掌握的第三人所提供的违法事实是否原告所为，尚未受案也未确认原告是否为嫌疑人，只是公安机关工作方式，并非传唤等强制措施，以电话证明公安机关对原告违法传唤事实不存在。工作发现是公安机关在调查第三人违法事实时，发现原告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之后所做的工作，不能以此推论公安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关于电话有一个打出去的记录，电话本身是原告的，电话被没收的说法不对，只是在公安机关暂扣，原告拨打自己的电话给朋友是其自己的行为，公安机关不存在违法情况。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原告赵复南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难以显示与本案有关，亦不足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份的一天，原告赵复南通过QQ聊天与在网上结识的冯某在天津市河东区××××房间内，以性交的方式发生卖淫嫖娼行为，后以现金的形式向冯某支付嫖资人民币600元。2018年1月14日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作出公法制指[2018]7号《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关于冯某与马某涉嫌卖淫嫖娼等三起案件指定管辖的函》，根据《天津市公安局办理行政案件流程（试行）》（津公法[2011]599号）的有关规定，指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对“冯某与赵复南涉嫌卖淫嫖娼行政行为案件”等进行管辖。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所属解放路治安派出所于2018年1月14日8时受理该案。经调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和公（解）行罚决字[2018]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赵复南行政拘留十五日。原告赵复南于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30日被送至天津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具有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在履行相关行政程序后对原告赵复南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认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要求撤销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复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复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智鑫代理审判员  刘 堃人民陪审员  赵健新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张光伟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