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3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春兆，男，1954年9月12日生，汉族，住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杜礼忠，男，汉族，1977年9月3日生，住址：赫章县。系郭春兆之侄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春菊，女，1959年8月1日生，汉族，住贵阳市小河区。上诉人郭春兆因与被上诉人郭春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郭春兆不服赫章县人民法院2018年6月20日作出的（2018）黔0527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春兆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7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争房产（瓦碉）是解放后上诉人郭春兆的父亲郭长成依法分得的财产，郭春兆的父亲郭长成分得该财产后，于1954年6月23日到政府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即从1954年6月23日之后，本案诉争的“瓦碉”的所有权依法就归属于上诉人郭春兆的郭长成。（二）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将本案诉争的“瓦碉”的所有权判决给被上诉人是对该解释的曲解。该解释阐述的：“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其中的“有证据”的真实含义应当是“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真正的权利人不是登记簿的记载的人”，法院才能支持，而不是只要有证据证明即可。（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郭春应，几十年以来，他就居住在本案诉争的“瓦碉”的边上，他的房屋紧挨着该“瓦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该“瓦碉”的权属及实际管理人、实际使用人是谁更为清楚。在本案未进入诉讼之前，该证人郭春应出1000元钱给上诉人郭春兆购买该“瓦碉”，在购买的当天下午由于上诉人郭春兆反悔，上诉人郭春兆叫上杜礼新、杜礼忠、杜礼成及村干部姚文宇等人一同到证人郭春应家，郭春兆将购买该“瓦碉”的1000元钱退还证人郭春应，郭春应当即撕毁了买卖协议。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郭春兆向法院提交了赫章县城××镇狮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充分证实了证人郭春应向上诉人郭春兆购买该“瓦碉”的整个事实经过。从证人郭春应的证言与一审法院法官询问他的陈述，以及他出钱向上诉人购买该“瓦碉”的行为来看，明显自相矛盾。如果说该房屋的所有权是被上诉人郭春菊的，那么，作为紧挨该“瓦碉”居住几十年的证人郭春应，为什么明知“瓦碉”的所有权人是被上诉人郭春菊，而还要出钱向上诉人郭春兆购买呢？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四）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20余人的证言不应当采信。被上诉人郭春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很多地方前后矛盾、相互矛盾，然而一审法院没有合理排除，这些证人均有其主观倾向性。上诉人现在是一个无儿无女的低保老人，对这些证人来某，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即使作出一些对上诉人不利的假证，作出的证言自然有利于被上诉人。上诉人郭春兆的父亲郭长成依法于1954年6月23日到政府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至今为止，没有被撤销、注销，也没有被其他证件所替代，那怕经历的时间再长，经历多少沧桑，只要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规定其无效或撤销。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也当然合法有效。因此，一审法院称其经历土改的重大变化，而仅凭一些证人证言就推定其权属已经改变，这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请求撤销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7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郭春菊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上诉人的理解错误。原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除了人证之外，还有被告当庭陈述的:被告从未在涉案标的物土碉（老房子）里面住过的事实。与当地众多村民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涉案土碉（老房子）已经卖给了原告的父亲，原告一家因而在买回的土碉（老房子）内居住了多年的事实；上诉人称证人郭春应购买涉案土碉（老房子）的所谓事实，其实是上诉人的一个阴谋，充分说明了上诉人是在图谋侵占原告财产。证人郭春应当庭陈述了其之所以向被告“买土碉（老房子）”的原因:被告主动找郭春应要把该土碉（老房子）卖与郭春应，价款只要1000元人民币;郭春应听被告说他手里有土改证，为了防止打官司的麻烦，郭春应就愿意拿1000元钱给被告，免得原告与被告为了土碉（老房子）的事情打官司；不想买卖合同签订了，1000元钱交付给被告了，被告却在当天下午反悔，要郭春应交出合同撕毁，退还1000元款项。涉案土碉（老房子）要值几万元钱，被告却以1000元的极低价卖与郭春应，这分明是引诱郭春应上钩；买卖合同签订了，价款付清楚了，被告要郭春应交出合同撕毁，将款退掉，这明显是假买卖。郭春应是为了防止打官司的麻烦，才想以1000元钱来息事宁人，也并非是真买卖，也并非是真认为土碉（老房子）属于被告。证人郭春应当庭陈述，涉案土碉（老房子）是原告之父亲买来的，原告家是一直居住了多年土碉（老房子）的，原告去贵阳后，是请其看管该土碉（老房子）的；上诉人认为原告证据不应采信的理由是错误的。原判决只要查明涉案土碉（老房子）是谁家的这个基本事实即可，一审诉讼中，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证人受到任何威胁，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证人有何利用价值。上诉人认为其土改证没有被撤销、注销，没有被其他证件所替代，因而合法有效，这也是错误的观点。土改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后来没有任何文件称要撤销或注销土改证，也没有文件说要用其他证件来替代土改证，但是，土改证却名存实亡了。如果以土改证来主张权利，则农村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国家的城镇化工作也无法推进，这与现实是何等的不相一致。被告当庭陈述的:被告从未在涉案土碉（老房子）居住过的事实，而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明确规定，不能说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涉案土碉（老房子）原属于原告父亲的自建房，土改时分配给了被告的父亲，但是，原告父亲又出钱给被告父亲，将该土碉（老房子）买了回来，原告家并一直居住管理土碉（老房子）至今。被告当庭陈述从未居住过土碉（老房子）。原判决就根据这些事实，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之第二条的规定，判决涉案土碉（老房子）归属原告，这种判决，完全是客观的，公正的，合法的，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完全合法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郭春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原告父亲郭长裕所修建的赫章县城××镇狮子村大地组地组的土碉（老房子）一座产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郭春兆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解放前，原告郭春菊的父亲郭长裕在赫章县城××镇狮子村子村修建有土碉（老房子）一座。在解放时，郭长裕被划为地主成分。土地改革时，政府将郭长裕的土碉（老房子）分给被告郭春兆之父郭长城家居住，办理了土改证。事后郭长城又将土碉（老房子）卖还给郭长裕，郭长裕家庭一直使用管理该土碉（老房子）。郭长裕夫妻去世后，该土碉（老房子）由原告郭春菊一直使用管理至今。被告郭春兆之父郭长城将土碉（老房子）卖给郭长裕后，又购买他人的房屋居住，被告郭春兆都是在向他人购买的房屋内出生，被告郭春兆从出生至今，没有居住和管理过土碉（老房子）。郭春菊父母现已去世。郭春菊家共有兄妹四人，其还有两个哥和一个姐，现均已去世，除其大哥有一女郭娇娇外，其二哥和姐没有子女。郭长裕夫妻的继承人就只有原告和郭娇娇，郭佼娇声明对案涉土碉（老房子）不主张权利。2017年，国家征用案涉土碉（老房子），原、被告对案涉土碉（老房子）权属产生争议，双方均主张案涉土碉（老房子）属于己方，应享有拆迁利益，争议至拆迁办未能解决，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解决。在庭审中，经询问双方，多年来对于主张的案涉土碉（老房子）是如何使用管理的，郭春菊称：案涉土碉（老房子）是我父亲郭长裕向郭长城买过来的。以前我嫁在林家，都经常回去在里面住，我在那种得有庄稼。与姓林的离婚之后，在土碉（老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后面我再婚后去贵阳，开始时都三天两头跑回来，种庄稼、照顾老的这些，就住在土碉（老房子）里面。后来因为在外做事，现在是把土碉（老房子）锁起的，让我堂哥照管着，包括我家土地。现在土碉（老房子）里面没有铺床，床是掀起来立着放的，因为瓦些垮了，房子朽了。郭春兆则称：我家从未使用管理过该土碉（老房子），从来没有居住过，也没有维修过。里面一直都没有人住。从来都是这样的。该土碉（老房子）没有锁，只有扇门，我也没有锁它，郭春应家堆东西在里面，不是我借用给他的，我也不晓得他是咋个堆东西进去的，也不和我打个招呼，是他家强行堆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对于涉案土碉（老房子）的产权归属。被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在土地改革政策时期发放的土地房屋记载凭证，至今已六十余年，我国土地政策制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证件及证人证言能证实案涉土碉（老房子）在土地改革时分给被告郭春兆家，但通过到庭的居住在案涉土碉（老房子）周围的二十位证人的当庭陈述，他们中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有村干部、有腿脚不便的，均到庭证明了郭长城将该土碉（老房子）卖给郭长裕，且距今六十年之久的日子里，郭长裕家一直居住使用该土碉（老房子），并进行维护修缮，而郭长城家从未使用过问该土碉（老房子）的事实。并且，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原告陈述其家庭一直使用维护该土碉（老房子）的事实较真实。而被告主张土碉（老房子）是他家的，却在六十年之久的日子里从未使用管理过，对于原告使用该土碉（老房子）的缘由竟不知所以然，称不知情、是原告强行占用，其又从未过问主张过权属，该种行为与解释较荒谬、不符情理，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好几位证人在作证时均提出：郭长裕家系地主成分，郭长城家系农民成分，在土地改革时期，在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年代，地主是不敢去霸占居住农民的房子的，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形势环境的。综上，可以认定郭长城将案涉土碉（老房子）卖给郭长裕的事实，郭长裕对该土碉（老房子）享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郭长裕去世时，郭春菊等郭长裕的继承人即取得了该争议土碉（老房子）的所有权。由于郭长城的继承人现在只有原告和郭娇娇，郭佼娇声明对案涉土碉（老房子）不主张权利。故郭春菊请求确认案涉土碉（老房子）归其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郭春兆称土碉（老房子）归其所有，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原被告所争议的赫章县城××镇狮子村大地组地组的土碉（老房子）所有权属于原告郭春菊。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75.00元，实际收取30.00元，由被告郭春兆负担，剩余245.00元，退回原告郭春菊。二审中我院未收到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请求确认涉案土碉（老房子）的产权归属。一审中，二十位出庭证人的证人证言，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能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的父亲郭长城于1956年将该土碉（老房子）卖给被上诉人郭春菊的父亲郭长裕，已经有六十年之久，郭长裕家一直居住使用该土碉（老房子），并进行维护管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郭长裕去世时，郭春菊等郭长裕的继承人即取得了该争议土碉（老房子）的所有权。由于郭长裕的继承人现在只有郭春菊和郭娇娇，郭佼娇声明对案涉土碉（老房子）不主张权利。故郭春菊请求确认案涉土碉（老房子）归其所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持有的其父亲郭长城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在1954年办理，至今已六十余年，该土碉（老房子）卖给被上诉人郭春菊的父亲郭长裕，郭长裕家1956年一直居住使用该土碉（老房子），并进行维护管理使用。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理由不充分，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郭春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红梅审判员  殷 勇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