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882民初1004号原告：黄发昌，男，194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黄金祥，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连州市农村能源服务中心。住所地：连州市连州镇番禺路128号。法定代表人：朱志明，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欧晓梅，广东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发昌诉被告连州市农村能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能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熊伟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发昌的委托代理人黄金祥、被告农能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朱志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欧晓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发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工程款235857.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8年12月15日，连州市计划局批复由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现更名为连州市农村能源服务中心）负责筹建沙浦电站领导小组，并发出书面通知。由时任农能办办公室副主任黄发昌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由于农能办本身没有任何资金，便于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期间，通过《招工借款合同书》向邓勇泽、唐寿强、唐贤福、李海波、李代传、张国富、梁军妹、欧志强、李素娟、唐少军十人，共借款207000元作为筹建沙浦电站的启动资金。原告黄发昌没有参与集资，207000元集资款也全部交由农能办财务会计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农能办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并不能直接作为沙浦电站的持股股东。便只能以原告黄发昌个人名义将207000元集资款投入沙浦电站。由于筹建过程的融资需求，先后吸收社会人士投资130万元用于工程建设（其中文帮灵55万元、梁春华25万元、罗质彬40万元、王汉辉5万元、付木余5万元）。股东间为此签订了合伙协议，确定了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利润分成等事项，并经全体合伙人推选黄发昌为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人，共同兴建电站。最终，在电站建成但尚未真正投入使用并产生盈利之际，上述股东于2002年1月31日书面决议将沙浦电站股权全部转让给林才伟，各股东收回投资款及利息。农能办财务处收回205000元，并通过会计将这笔款项全部退还给参与集资的能源办职工。原告黄发昌在这之间没有碰过一分钱，更谈不上任何的收益。黄发昌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农能办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纯属职务行为。电站筹建过程中与案外人朱庆亮、龙文普等产生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经两级法院审理后，作出（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及（2011）清中法民一终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月9日，原告因上述案件被连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划扣了235857.8元。原告认为，农能办与原告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接受农能办委托以个人名义参与沙浦电站的合伙，其行为后果即合伙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也应当由农能办享有和承担。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后，判允所请。原告黄发昌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2016年12月28日的执行裁定书、广东省人民法院案款收据、2017年6月5日的执行裁定书复印件（证明黄发昌已经支付了235857.80元的执行款）；证据二、计息明细及转账记录复印件（证明王汉辉支付了156574.69元的利息）；证据三、（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2011）清中法民一终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黄发昌所支付的235857.80元属于沙铺电站合伙人所应当承担的工程款，黄发昌是为连州市能源服务中心对外承担了责任）；证据四、黄发昌退休证和工作证复印件（证明黄发昌在沙铺电站筹备之初时任农能办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证据五、（2005）清中法民三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连州市能源中服务中心才是沙铺电站的真正投资人，黄发昌筹办沙铺电站并用自己名字登记都只不过是履行职务行为）；证据六、收据复印件（证明沙铺电站转让给林才伟后，向其收取的转让款193.71万元也是黄发昌与农能办负责人曹章成共同收取）；证据七、《关于开发沙铺电站的请示》复印件（证明沙铺电站的筹建得到连州市政府的支持和批准）；证据八、《关于终止“投资兴建沙铺电站协议意见”》复印件（证明以投资人身份对外经营事务的时候都是指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黄发昌与曹章成两人都只是作为单位的负责人签名）；证据九、《通知》、《公证书》复印件（证明连州市公证处清晰无误的列明：连州市农能办系沙铺电站的组建方，黄发昌系连州市农能办的代表人）；证据十、出资配额会会议记录复印件（证明直到2004年，沙铺电站所有股东都清楚直到黄发昌与曹章成石电站筹建人农能办代表，责任出资也实际由农能办负责）；证据十一、招工借款合同书复印件（证明连州市农能办向邓勇泽、唐寿强、唐福贤、李海波、李代传、张国富、梁军妹、殴志强、李素娟、唐少军十人，总共借款贰拾万柒仟元作为筹建沙铺电站的启动资金）；证据十二、欧卫珍身份证复印件及证人证言、唐福贤身份证复印件及证人证言（证明连州市农能办向其借款2万元启动连州市沙铺水电站的筹建，在电站转让给林才伟时，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归还）。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一、二与本案被告无关，案件的执行对象是黄发昌等人，与被告无关；对证据三工程款是属于黄发昌个人合伙所欠的工程款，与被告无关，且判决书没有认定黄发昌代表能源办对外承担责任；对证据四与本案无关，从退休证所记载的时间2000年11月黄发昌已退休，说明其作为退休人员没有权利代表单位执行事宜，能源办也没有返聘他；对证据五判决书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沙铺电站是属于黄发昌个人合伙的电站，如果款项是能源办承担的，为什么从2005年判决到现在，黄发昌从来没有向被告提出；对证据六收据所反映的并非能源办收取，而且这个款项没有入到单位账号；对证据七无异议；对证据八与本案的被告无关，能源办仅仅是作为当时筹建的单位，而不是沙浦电站的投资者；对证据九、十证明的目的电站由黄发昌个人去合伙承办的电站，与被告无关；证据十没有原件核对的证据被告没有办法核对其真实性，对于没有原件的证据三性都不予认可。对证据十一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在借款合同书盖章，有盖章的是沙浦电站，这是黄发昌自己去筹集资金，与被告无关。对证据十二证人证言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认为这些证人证言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能源办并没有收到林才伟股权转让的款项，同时这两个证人证言是用打印的字体，两份的证人证言格式是一模一样，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可能两个人作证所说的话一模一样，所以客观上来说是不真实的。被告农能中心辩称：一、能源办与黄发昌不存在授权委托关系，能源办没有授权委托黄发昌以个人名义参与沙铺电站的合伙，能源办从来没有因为此事出具过委托书或授权书。能源办与黄发昌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如果能源办委托黄发昌代表自己与他人合伙办企业，能源办应与黄发昌签订《委托合同》或者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黄发昌，事实上能源办从来没有授权黄发昌代表能源办与他人合伙经营沙铺电站，双方没有为此事签订任何的委托代理合同。黄发昌称能源办与黄发昌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黄发昌起诉称“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其所谓的“代理权限”是什么？难道拖欠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等人的工程款也是能源办授权拖欠的？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并且黄发昌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事项属于代理权限的范围。二、黄发昌是自己个人与罗质彬、王汉辉、付木余、梁春华、文帮灵合伙经营沙铺电站，并于2001年3月26日在工商部门领取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黄发昌为执行合伙企业司事务的合伙人），沙铺电站的债权债务与能源办无关。虽然沙铺电站最初于1998年年底由能源办筹建，开始由电站向能源办职工集资了六七万元作为电站的启动资金，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因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能源办就脱离沙铺电站，沙铺电站转由社会人员开办。当时由黄发昌与罗质彬、王汉辉、付木余、梁春华、文帮灵合伙办沙铺电站，六个股东为合伙经营电站，股东间为此签订了合伙协议，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沙铺电站原从能源办职工集资的款项转由黄发昌个人承担，作为黄发昌的入股资金。即使沙铺电站是能源办筹建的，在沙铺电站推向市场由社会人员（黄发昌与文帮灵等六人）合伙承办后，能源办与沙铺电站就没有关系了。三、2002年黄发昌、罗质彬、王汉辉、付木余、梁春华、文帮灵等人将沙铺电站股权全部转让给林才伟，各股东收回投资款及利息。林才伟支付的电站转让款并没有给能源办，黄发昌称“农能办财务处收回贰拾万伍仟元，并通过会计将这笔款项全部退还给参与集资的能源办职工”不是事实。能源办是没有投资的，黄发昌收到林才伟电站转让款后，将原向职工集资的款项归还原职工，是最正常不过的。黄发昌自己同罗质彬等人合伙时，就是以能源办职工的集资款及部分向社会人员的招工借款作为自己的入股资金，黄发昌自己入股不能算作是能源办的入股。四、连州市人民法院（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民事决书》判决黄发昌、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沙铺电站的合伙人）承担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工程款与能源办无关。能源办不是沙铺电站的合伙人，黄发昌是代表他自己与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合伙建沙铺电站，黄发昌作为合伙人，应由其自己承担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的工程款。况且，自2008年法院判决后至今这么多年，如果黄发昌是代表能源办合伙的，为什么黄发昌在收到法院判决书后，不告知能源办并要求能源办履行判决呢？这分明是黄发昌自己的事情，与能源办无关。综上所述，能源办与黄发昌没有委托合同关系，能源办没有授权黄发昌以个人名义与他人合伙建设经营沙铺电站。（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沙铺电站合伙人承担的工程款应由黄发昌与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共同承担，与能源办无关。请法院依法驳回黄发昌的诉讼请求。被告农能中心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广东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调查笔录2份复印件、黄洁身份证、曹章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沙浦电站从来没有收到过林才伟的股权转让款项，而且沙浦电站最初是能源办筹建，后来因为政策原因，所以转为个人合伙，所以沙浦电站与被告是没有关联性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两份笔录的三性不予认可，这两份调查笔录因属于证人证言，但被告没有向法庭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这两位证人也没有到庭接受审判长和原告的询问，关于黄洁的职务和身份没有任何的旁证，他的证言不能被采信。关于曹章成的证言与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矛盾，并且其在笔录中声称出庭当日是可以出庭作证的，但是开庭当天并没有出庭，所以这达不到证据规定的标准，应当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1998年10月10日，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向连州市人民政府递交《关于开发沙铺电站的请示》，该请示主要内容为该办公室经过与相关部门协商，下决心多方筹集资金，兴建沙铺电站。1998年12月15日，连州市计划局批复同意由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通过集资、引资等形式兴建连州市农能办沙铺电站。该电站在立项筹建期间，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的部分职工先后筹集20.7万元作为电站的启动资金，后因缺乏资金，2000年11月2日决定吸收社会资金，以合伙形式兴建连州市农能办沙铺水电站。上述向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部分职工所筹集的资金，原告黄发昌以个人股金的名义投入电站，随后先后吸收了文帮灵、王汉辉、梁春华、罗质彬为合伙人，合伙人之间签订了合伙协议，确定了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利润分成等事项，并经全体合伙人推选黄发昌为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人，共同出资兴建电站。电站建成后，原告黄发昌与文帮灵、王汉辉、梁春华、付木余、罗质彬于2002年1月31日书面决议将沙铺水电站股权转让，各股东（合伙人）收回投资款本金及利息，各人均在决议上签名，同时决定由合伙执行人（即本案原告）负责该水电站转让的各项事宜。2002年2月1日，原告作为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与林才伟签订了《广东省连州市丰阳镇沙铺水电站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将沙铺水电站以288万元转让给林才伟，林才伟于2002年3月1日接收该电站并开始生产经营。2008年10月28日，本院作出原告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诉被告曹章成、黄发昌、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重审一案的一审民事判决，案号为（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该判决认定黄发昌、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是沙铺水电站的合伙人，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判决上述合伙人清偿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工程款193933元及垫付款55000元及利息。黄发昌、文帮灵、罗质彬、梁春华、王汉辉、付木余不服该判决，向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在认定黄发昌是否为沙铺电站合伙人的问题，认为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清中法民三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与（2002）清中法民终字第397号民事判决及（2005）清中法民一终字第47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矛盾，认为黄发昌是沙铺水电站的合伙人，同时提出能源服务中心与黄发昌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的说法。该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2011）清中法民一终字第52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朱庆亮、龙文普、蒋忠明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6）粤1882执507号立案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在本案原告黄发昌的银行账户中扣划了人民币235857.8元。另查明，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于1987年1月22日成立，后变更为连州市农村能源服务中心，是经连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登记的事业单位。再查明，原告黄发昌原系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其于2000年11月退休。本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工程款的依据是原、被告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委托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来实现委托人追求的结果。首先，从本院作出的（2008）连法民重字第6号、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清中法民一终字第527号等生效民事判决虽然认定沙铺电站是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立项、筹建，但是并无认定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是沙铺电站的投资者或者经营者。其次，原告黄发昌是以合伙人的名义参与了沙铺电站的兴建、生产经营及转让，同时又是沙铺电站的合伙执行人。再次，从沙铺水电站的兴建、经营及转让，原告均以合伙人的名义从事各项活动，其从事活动无需经过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的批准，涉及沙铺水电站的各项法律效果均指向原告黄发昌，无证据证明显示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对沙铺电站进行出资并参与经营，亦无证据显示原告系受连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委托参与电站的经营。同时，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被告是事业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不成立口头委托的情形，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因此原告以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为由诉请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发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18.93元，由原告黄发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熊伟敏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廖妍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