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63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心华，男，195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玉冬，男，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量，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心华因与被上诉人耿玉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心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被上诉人耿玉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心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邓心华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耿玉冬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邓心华收到耿玉冬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属事实认定错误，缺乏有效证据。事实上，2013年南京加豪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豪公司）经耿玉冬介绍曾向邓心华借款1000万元，后陆续还款，案涉两张承兑汇票是邓心华从加豪公司处拿到的，是加豪公司归还给邓心华的借款。加豪公司在还款过程中因为还款拖延等问题，与邓心华产生了矛盾，而耿玉冬与加豪公司熟识，加豪公司遂与耿玉冬恶意串通，将邓心华签字的两张承兑汇票复印件给了耿玉冬，还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谎称案涉两张承兑汇票系耿玉冬交付给邓心华的。邓心华为证明上述事实，于2018年5月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一审中，邓心华已提交了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以及与耿玉冬之间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证明耿玉冬自借款后一直没有归还案涉借款。但一审法院没有对邓心华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而是直接采纳加豪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错误的。2.案涉的借条真实有效，邓心华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耿玉冬迟迟不偿还借款，已经构成违约。邓心华于2012年5月30日向耿玉冬汇款40万元，耿玉冬向邓心华出具了借条，明确了借款本金40万元和借款利息月息一分五。邓心华在履行出借义务后，多次向耿玉冬催要还款，耿玉冬一直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2017年8月20日，耿玉冬邀请邓心华吃饭，就40万元的归还事宜进行了协商，以上事实有证人王某的证言予以印证。现耿玉冬以已经归还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还与加豪公司恶意串通，逃避还款义务，不应得到支持。3.耿玉冬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是由其交给邓心华以清偿其借款，一审法院就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所指向的对象认定错误。上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最初是由南京城开集团尚城置业有限公司向南通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的，背书转让后最终的背书人是加豪公司。2013年8月19日邓心华从加豪公司处收到两张汇票并在复印件旁手写“原件已收”，汇票复印件上没有载明是耿玉冬将汇票交给邓心华。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汇票以背书转让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倘若这两张汇票是由加豪公司交给耿玉冬的，汇票的最终背书人理应是耿玉冬，目前汇票复印件及邓心华手写签字指向的是邓心华与加豪公司，与耿玉冬无关。《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必须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耿玉冬仅出示汇票复印件，不能证明其曾经是该汇票的持有人，耿玉冬要证明其非经背书合法取得票据，必须提供转让协议及对应的银行流水等证据。耿玉冬仅提供了加豪公司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显然不足以证明该两张汇票曾经为其所有，并且是其将两张汇票交付给邓心华用于清偿借款。耿玉冬辩称：1.邓心华在诉状中称其在2013年借给加豪公司800万元，后加豪公司向其陆续还款，案涉两张承兑汇票是其从加豪公司处拿到的，这一诉称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邓心华对两张承兑汇票的质证意见是其向加豪公司供应建材，加豪公司给其的货款。而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改称是其借给加豪公司1000万元，案涉两张承兑汇票是1000万元借款的部分还款。在上诉状中，邓心华又称其借给加豪公司800万元，案涉两张承兑汇票是用于偿还部分借款。邓心华前后陈述矛盾，违反常理，显然是不真实的。2.耿玉冬已于2013年8月19日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归还案涉借款，邓心华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亲笔签收，确认收到。现邓心华主张是加豪公司让其打的收条，如按其说法，加豪公司把收条交给耿玉冬，将导致加豪公司面临再向邓心华归还40万元的风险，这样做是违背常理的。邓心华称耿玉冬与加豪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耿玉冬与邓心华之间曾经存在40万元的借贷关系，但耿玉冬已于2013年8月19日归还了借款，基于对邓心华的信任，加之缺乏法律意识，没有及时要回借条，致使邓心华利用借条提起诉讼，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心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耿玉冬立即清偿邓心华40万元，并承担利息42万元（暂按照月息1.5分自2012年6月1日计算至2018年3月1日）；2.耿玉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0日，邓心华转款40万元给了耿玉冬，同年6月1日，耿玉冬向邓心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邓心华人民币现金计肆拾万元整，利息年息壹分五计算。”2013年8月19日，邓心华收到耿玉冬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每张的出票金额为20万元，最后一个被背书人均是加豪公司。一审庭审中，耿玉冬称，其系加豪公司的供货商，此40万元系该公司支付其的材料款，其拿到汇票后就于2013年8月19日给了邓心华以偿还之前的借款。邓心华则称，其确实拿到了上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但是从加豪公司处拿到，是该公司偿还其1000万元借款的部分还款，应要求其在汇票复印件上手写了“原件已收邓心华2013年8月19日”，该汇票复印件应在加豪公司，不知为何在耿玉冬处。随后，其向法庭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并出示了耿玉冬给其发的短信、微信，以及张洪敏手写的证言，予以证明耿玉冬欠债的客观事实，以及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加豪公司用于清偿邓心华所借款项而非给付耿玉冬的货款。耿玉冬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认为证人王某的证言有相互矛盾之处，邓心华与耿玉冬间的微信记录看不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张洪敏应出庭作证，对其手写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耿玉冬为证明4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系加豪公司支付其的材料款，出示了2018年5月7日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邓心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当有单位的具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邓心华就其主张的于2012年5月30日借款给耿玉冬40万元提供了借条及给付凭证，上述证据确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过借贷关系，但耿玉冬提供了其于2013年8月19日将两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计40万元给付了邓心华，抗辩其已偿还了上述借款。对于该证据邓心华虽称系其与加豪公司之间存有借贷关系，系加豪公司给付的部分还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邓心华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邓心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减半收取60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000元，由邓心华自行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分别申请证人王某、金某、吴某到庭作证。证人王某陈述：“我与耿玉冬、邓心华均是好朋友，对二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清楚的。当时邓心华在山东经营混凝土搅拌站，耿玉冬在南京经营黄沙石子生意遇到一些困难，跟邓心华借款。加豪公司通过耿玉冬向邓心华借款1000万元，我也知道。邓心华为了40万元的事情向耿玉冬要过很多次，耿玉冬一直还不了，但耿玉冬认为他介绍加豪公司向邓心华借款，邓心华应该给一点费用。2017年8月20日左右，耿玉冬让我约邓心华、金某到十朝春酒店吃饭。吃饭时，我就帮忙协调，我问耿玉冬有没有打借条给邓心华，耿玉冬说打了，我又问耿玉冬介绍加豪公司向邓心华借款时，有没有约定好处费，耿玉冬说没有书面约定，只是口头约定，我就说耿玉冬应当还钱，还40万元的本金，邓心华在利息上作让步。邓心华也表示同意。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耿玉冬2017年年底还10万元，2018年6月之前将剩余的还掉。”证人金某陈述：“我与邓心华都是搞码头的，与耿玉冬也熟悉，经常一起吃饭。2017年8月20日我和耿玉冬、邓心华、王某一起在十朝春酒店吃饭，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耿玉冬带的朋友。吃饭之前就开始谈耿玉冬向邓心华借的40万元的事情，耿玉冬没钱还，我就劝邓心华利息算了，邓心华在吃饭时答应把本金还给他，利息不要了，当时谈的还款期限好像是几个月，具体记不清了。”证人吴某陈述：“我2012年进入加豪公司，是加豪公司办公室主任。大概2018年5月，耿玉冬到加豪公司找蔡士祥董事长，后来董事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耿玉冬有一笔黄沙款付款的情况，让我帮他写个情况说明，走一下公司程序，我就帮耿玉冬写了那份情况说明，之后董事长让我去盖章，交给耿玉冬。耿玉冬从2006年开始就与加豪公司有业务往来，两张汇票是在加豪公司财务拿的，由于耿玉冬是以个人名义与加豪公司做业务，所以汇票没办法背书给个人。汇票付给耿玉冬我没有参与，交付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也不清楚在公司财务账册上有没有记载。耿玉冬与加豪公司之间的黄沙供货合同，公司账册没有保留。加豪公司现已转为研发，账目在结清时已经销毁了，目前公司只有董事长、董事长儿子、女儿和我四人。两张汇票加豪公司背书时加盖了张洪敏的章，张洪敏当时是挂职的法定代表人。听说过邓心华与加豪公司之间有借贷关系，是高利贷，已经全部还掉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王某、金某的证人证言，耿玉冬质证意见为：其与金某、王某是朋友关系，经常在一起吃饭，2017年8月20日确实在一起吃饭，但当天他们居中协调的是邓心华要给耿玉冬好处费的事情，不认可金某、王某的证人证言。针对吴某的证人证言，邓心华质证意见为：虽然证人是出具《情况说明》的经办人，但其并不了解当时给付承兑汇票的情况，也没有进行财务上的核查，《情况说明》是加豪公司董事长跟耿玉冬商量出来的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证人陈述其知道加豪公司与邓心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更加印证邓心华陈述的事实。二审另查明：2018年2月6日，邓心华向耿玉冬发送短信称：“春节前给我点钱让我过年。”2018年4月8日，耿玉冬向邓心华发短信称：“师傅你好，年底没钱没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新茶上市了，给你准备了两斤尝尝，今天刚回来，怎么给你？”对于上述短信往来，邓心华陈述：“2017年8月吃饭时谈好耿玉冬2017年年底给我10万元，剩余30万元2018年6月30日付清，还谈好春节前不付10万元，春节后我要起诉。2018年2月份我发短信耿玉冬没回，过完年我就起诉了。”耿玉冬则陈述：“我认为邓心华2月6日的短信是开玩笑，提醒我逢年过节给他送点烟酒。4月8日我发短信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去，邓心华的好处费没有给我。”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耿玉冬代理人当庭提交有邓心华签字的承兑汇票复印件，邓心华代理人当庭发表质证意见时称：“因为被告今天当庭举证，原告没有与当事人核实，原告是做黄沙生意的，应当是原告向加豪公司提供黄沙，加豪公司支付的黄沙款，被告用他人的支付凭证企图抵偿原告的债权，具体还要回去跟原告本人核实。”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邓心华本人到庭陈述：“承兑汇票不是耿玉冬给我的，是加豪公司给我的。加豪公司跟我借过一笔1000万元，在此之前还借过300万元。当时我出售了山东的公司，手上有点钱，借款都是耿玉冬协调的。这1000万元还了以后还差37万元，后来耿玉冬又让我借500万元给加豪公司，我让他不要管这个事，加豪公司的欠债太多已经经营不下去了，耿玉冬专门在外面帮加豪公司借款。”对此，耿玉冬二审中本人到庭陈述：“2012年加豪公司向邓心华借款1000万元，我进行担保，这笔款加豪公司是2013年或者2014年还清的。”二审中，邓心华提供的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2年5月14日加豪公司向邓心华汇款20万元，2012年5月16日加豪公司向邓心华汇款310万元，2013年7月1日加豪公司向邓心华汇款400万元，2013年8月16日加豪公司向邓心华汇款100万元。邓心华陈述，上述2013年7月、8月的两笔汇款均是加豪公司对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本案所涉两张承兑汇票是加豪公司同期的还款；2012年5月的两笔汇款是加豪公司偿还的另一笔借款。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有无清偿。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邓心华主张耿玉冬偿还借款，提供了借条及款项交付凭证为证，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耿玉冬主张案涉借款已清偿，提供的证据系有邓心华签字的两张承兑汇票复印件，但该承兑汇票的最后一手背书人并非耿玉冬，邓心华所签写的内容也不能反映该汇票系耿玉冬向其交付，故上述证据仅能证明邓心华收到了两张承兑汇票的原件，尚不足以证明两张承兑汇票系用于偿还耿玉冬所欠邓心华的借款。耿玉冬抗辩的事实能否认定，需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综合本案在案证据，本院认为，耿玉冬的举证不能证明借款已经清偿，邓心华针对其抗辩提供的反证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尚未清偿，理由如下：1.加豪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力较低。耿玉冬及加豪公司出庭作证的人员均认可邓心华与加豪公司之间曾经发生过借贷关系，也认可耿玉冬与加豪公司熟识，且邓心华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加豪公司恰于2013年8月向其偿还借款，而加豪公司对其所陈述的事实有能力提供相应财务账册予以印证却托辞拒绝提供。2.证人王某、金某与双方当事人均系朋友关系，二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3.耿玉冬主张已清偿借款，对于为何没有收回借条或要求邓心华出具收条表明借款已结清，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对于借条中约定的利息如何结算，亦未能做出合理解释。4.邓心华于2018年2月6日向耿玉冬所发送的短信，与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耿玉冬对该短信未予回复的行为与其对该短信内容所作解释不符，不能自圆其说。综上，邓心华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进一步证明了案件事实，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二、耿玉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邓心华借款400000元及利息414000元（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8年3月1日止，按照年利率18%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均由耿玉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晗庆审判员  李 剑审判员  张殿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戴 苗书记员  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