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221民初1673号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11号港天大厦1幢1单元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14306140L。代表人：黎明，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总经理。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810690580。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323565。被告：水城县保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水城县保华镇阿勒河居委会三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210094756439。法定代表人：李勇，保华镇政府镇长。被告：水城县财政局保华财政所，住所地水城县保华镇街上。代表人：周大升，水城县财政局保华财政所所长。被告：水城县财政局，住所地贵州省水城县双水兴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21009475141N。法定代表人：卢万林，水城县财政局局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柯舟，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510998853。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与被告水城县保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华镇政府”）、水城县财政局保华财政所（以下简称“保华财政所”）、水城县财政局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于2017年11月29日诉至本院，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六盘水分行”）将其对原水城县发箐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发箐乡政府”）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本案原告长城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时，双方仅于2016年12月1日在《贵州商报》上发布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于发布公告后的2016年12月27日变更登记为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故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黔0221民初3611号民事裁定，不予受理。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不服裁定并提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8）黔02民终25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上述裁定，指令本院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王浩，被告保华镇政府法定代表人李勇，被告保华财政所代表人周大升，被告水城县财政局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柯舟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保华镇政府、水城县财政局偿还原告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借款本金205,900.00元人民币，利息473,041.82元人民币，本息合计678,941.82元人民币。2016年3月20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直至付清为止；2.依法判决被告保华财政所对前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以及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发箐乡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于1994年11月30日签订《借款契约》，向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借款14万元人民币发展商品猪，借款期限为1994年11月30日至1997年11月30日。1995年11月28日，发箐乡政府又与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签订《借款契约》，再次向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借款9万元人民币种植大板栗，借款期限为1995年11月28日至2000年11月28日。两份《借款契约》均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0.24%，如果到期前借款人还款困难而没有申请延期的，则从超期之日加收20%的利息。原水城县发箐乡财政所为该两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发放且借款到期后，发箐乡政府未依约足额、按时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后农行六盘水分行向发箐乡政府、发箐乡财政所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提保人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并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但无果。2016年10月16日，农行六盘水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后，农行六盘水分行与原告共同于2016年12月1日在《贵州商报》上发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债权转让事实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并进行催收。至此，原告成为上述二笔借款的合法债权人。由于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对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请求调整水城县乡镇行政区划的请示》予以批复，同意撤销发箐乡政府建制，并入保华镇，新设置的保华镇辖原保华镇、发箐乡地域，所以保华镇政府应对本案两笔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同时因原发箐乡财政所的撤销，水城县财政局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保华财政所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保华镇政府辩称，1.发箐乡政府的撤销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撤销，不是原告所说的并入保华镇，同时，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复规定保华镇政府只管理原发箐乡的区域，并没有指定管理原发箐乡的债权债务；2.经调查，原发箐乡财政所会计凭证所附的账目银行对账单即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并没有原告所称的这两笔借款的借款记录；3.原发箐乡政府的撤销，批复的时间是2015年6月4日，在此之后保华镇政府从未收到过农行及原告方的任何催债通知书；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贷款管理的规定，行政事业单位不具有借款的资格；5.发箐乡政府依法进行撤销，应由撤销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单位承担责任。保华镇政府在发箐乡政府存续期间，并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原告的债权声明以及发箐乡财政所提供的债务清单；6.据调查了解，发箐乡政府在撤销期间，县政府组织了财政督查小组进行清算，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现原告方主张的债权问题,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两笔贷款发放到发箐乡政府的账户上；7.原告提供的收回部分贷款本金的证据，看不出是属于发箐乡政府还款的信息，虽然一些证据盖有发箐乡政府的公章，但是不能代表该款是通过发箐乡政府的法定账户进行交易，原发箐乡政府及现在的保华镇政府均不应承担责任；8.从原告提供的所有的催债通知书来看，首先债务人不明确，有多种表述，并且有关的催债通知书回执上没有政府的签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甚至有些签收时间不明确。这些都说明催收通知书发出后，发箐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对贷款是否认的，才会有没有签章或者没有具体时间的情况。并且相近两次催收的时间多次超过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保华镇财政所辩称，根据担保法规定，国家事业单位不具有担保资格，担保应该无效。水城县财政局辩称：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陈述农行六盘水分行曾与发箐乡政府签订了两份契约，第一份签订的时间1994年11月30日，借款期限为1994年11月30日至1997年11月30日，借款金额为140,000.00元人民币。第二份签订的时间为1995年11月28日，借款期限为1995年11月28日至2000年11月28日。那么依据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已经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本案中原告提供大量证据，包括司法解释和文件，均为证明2015年的公告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这是违背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规定的，原告在诉讼时效早已经过的情况下，想再通过单方发送履行通知来起算新的诉讼时效，有背于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和相应的文件，并没有说明可对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进行变更；2.水城县财政局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该两笔借款原发箐乡财政所提供担保，该财政所最终变更为保华财政所。根据法律规定，批准、撤销原发箐乡财政所的机构应该为贵州省人民政府，相应的责任应该由撤销单位承担，那么原告是否应该把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共同被告？此外，如果保华财政所是适格的被告，那么因保华镇已划归钟山区，钟山区财政局才应当是适格的主体；3.即便水城县财政局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间为不可变期间，本案保华镇财政所的担保已过了担保期限，即便三被告均是适格被告，也均超过诉讼时效及担保期限；4.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本案中涉及的款项交付给发箐乡政府，故保华镇政府不应当承担责任。同时贵州省人民政府撤销发箐乡政府，适格的被告应该是贵州省人民政府；5.保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本次借贷并非真实，且保华镇政府也自认在清算过程中，从未收到相应的权利主张；6.担保有效的前提是借贷真实，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即借贷都不真实，伴随的担保自然也无法成立；7.原告诉称的借款本息无计算标准及依据，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因不明确，没有相关依据和法律支撑，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负责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水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黔府函[2015]129号），证明原、被告的主体适格。对该组证据，保华镇政府认为原告营业执照上登载的负责人是孙刚，而诉讼授权委托书上的负责人是黎明，且委托书没有具体时间，无负责人签字，故原告主体不适格。保华财政所、水城县财政局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针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变更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该单位参与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诉讼授权委托书虽无具体落款时间及单位负责人签名，但有具体的委托事项及权限，且有单位签章，故对保华镇政府的异议不予支持，即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第二组，1.1994年11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中心支行营业部与发箐乡政府签订的贷款契约（约定借款140,000元.00人民币。该贷款契约上，借款单位有发箐乡政府签章，担保单位有发箐乡财政所签章）及借款契约（契约上记载有发箐乡政府2001年12月17日还款0.3万元人民币，2002年4月22日还款0.2万元人民币、7月8日还款0.1万元人民币、7月18日还款0.6万元人民币，2003年3月4日还款0.45万元人民币、4月22日还款0.62万元人民币、6月9日还款1,000元人民币，最后结欠本金116,300.00元人民币）、1995年11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中心支行营业部与发箐乡政府签订的贷款契约（约定借款90,000.00元人民币。该贷款契约上，借款单位有发箐乡政府签章，担保单位有发箐乡财政所签章）及借款契约（契约上记载有发箐乡政府2002年8月22日还本金额400元人民币，结欠本金89,600.00元人民币）、发箐乡财政所《贷款担保承诺书》，证明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原贷款行依约向被告发放了贷款，担保人提供的担保真实合法有效。对该证据，保华镇政府、保华财政所认为两份贷款契约上在“借款单位经手人”处分别系王涛、马玉勇签名，而该两人均不是当时发箐乡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契约也不是支付贷款凭证，不能证明发箐乡政府收到贷款。另外，《贷款担保承诺书》只是发箐乡政府与其财政所的内部约定，并不是对外担保。水城县财政局在认同前述意见的基础上，还认为，第一，《贷款担保承诺书》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性均有异议。第二，借款契约中的还款人、收款人记载不清。第三，该组证据恰好证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对贷款契约、借款契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有借、贷单位签章，而不以经办人是否系法定代表人为要件。同时，借款契约上签有发箐乡政府的公章及结欠本金，常理下也不会有他人为借款人发箐乡政府偿还部分贷款，既然偿还了部分贷款并对所欠本金进行了结算，就充分说明本案贷款已经全额如期进行了发放。故对借款契约、贷款契约签章担保以外部分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并能达到原告关于“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原贷款行依约向被告发放了贷款”的证明目的。而对1994年11月30日的贷款契约签章担保部分及1994年6月28日的贷款担保承诺书，因担保行为发生于担保法（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自然不适用担保法关于“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而1988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号）第一条规定：“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无效。”因此，对1994年11月30日的贷款契约签章担保部分及1994年6月28日的贷款担保承诺书，应属无效。对1995年11月28日的贷款契约签章担保部分及1995年10月18日的贷款担保承诺书，因发生于担保法实施之后，自然无效。2.农行六盘水分行2001年4月3日发送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份，2003年6月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份，2006年10月25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份，2007年10月11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1份，2009年9月15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1份，2011年3月3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1份，农行六盘水分行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在《贵州日报》上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证明贷款行以催收通知的方式向被告主张了债权，催收合法有效，被告也对债权进行了确认，依法应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对该证据，保华镇政府、保华财政所认为,催收通知书上对债务人有多种表述，有表述为发箐乡人民政府的，有发箐乡人民政府马玉勇等,表述不明确。同时从催收通知书上来看，2006年10月25日的催收通知书上并没有政府的盖章，张瑜签收的催收通知书具体时间不清楚，以上均超过了相应的诉讼时效。此外，2015年发箐乡政府被依法撤销，保华镇政府根据文件要求对原发箐乡区域进行了管辖，而原告催债的催告对象均是发箐乡政府和发箐乡财政所，并未向保华镇政府提出过催收。如果原告的债权属实，那么应该向保华镇政府发送书面通知，而不是继续向发箐乡政府催告。水城县财政局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出示的该证据恰好证明其未在法定期限内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主张权利，所出示的报纸公告最早的一期为2001年4月3日，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已过担保期限。本院认为，上述履行责任通知书及催收通知书，其中针对担保人的部分，因担保无效，故无分析认证的实质意义，而对针对借款人的部分，最后一期债务逾期催收通知发送时间为2011年3月3日，即便此前诉讼时效曾经经过，但根据1999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3月3日重新起算。故对上述向借款人发送的催收通知书，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特别是最后一期即2011年3月3日的催收通知书，不仅有借款人发箐乡政府签章，而且有经办人张瑜签字，故能达到原告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目的。而对农行六盘水分行分别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在《贵州日报》上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首先，借款人系单位，不存在无法联系或下落不明等主张权利的障碍，农行六盘水分行完全可以如前向借款人发送催收通知，而不必以登报方式催收；其次，农行六盘水分行在《贵州日报》上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催收对象包括发箐乡政府等数十个借款人。而根据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提出履行请求”，必备条件之一是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义务人，本案催收公告显然不能“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义务人”，故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组，2016年10月16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在《贵州商报》上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农行六盘水分行将对发箐乡政府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该债权转让依法通知到了各债务承担人，公告依法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对该组证据，保华镇政府及保华财政所认为转让协议双方所盖的公章均无防伪标识，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经办人签名，真实性有异议。对于公告没有异议，但刚好证明原告的所谓催债对象是发箐乡政府和发箐乡财政所，而在2015年发箐乡政府以及发箐乡财政所已经撤销，所以公告应该是无效的，保华镇政府和保华财政所不是适格的被告。水城县财政局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章无防伪标识及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名，不影响协议的真实与合法。而在《贵州商报》上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然而,公告的对象是发箐乡政府及发箐乡财政所，而发箐乡政府及发箐乡财政所已于此前的2015年6月4日撤销，故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对承继债务人保华镇政府不发生效力，也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第四组，《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及《财政部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农行六盘水分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清单及《财政部驻贵州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审核证明》，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将剥离的不良资产转让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又反委托中国农业银行继续对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不良资产进行催收，并履行债权人职责。本案债权为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该组证据，保华镇政府及保华财政所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水城县财政局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已经改变法律适用，而各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均不能改变法律对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规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且符合当时的金融政策，原告也基于此继受取得了本案债权，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保华镇政府提交证据有：第一组，2015年6月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水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黔府函[2015]129号），证明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发箐乡政府，设置新保华镇管辖原保华镇和原发箐乡地域，并没有说要管理发箐乡债权债务问题，保华镇政府不是适格的被告。对该组证据，原告对三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本身只是对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没有对债权债务作出相应规定，而法律明确规定债权债务应该由新设立的机构承继，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保华财政所无异议。被告水城县财政局无异议，认为同时能证明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撤、并建的行政决定，如果要承担责任，则真正的被告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告起诉的被告均不是适格主体。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本身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因系把发箐乡政府撤销而并入保华镇，故保华镇政府依法应成为发箐乡政府债权债务的承继人；第二组，1994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1995年12月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证明发箐乡政府、发箐乡财政所并没有收到过原告所说的两笔贷款。对该组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第一，该证据不是成本的财务凭证，而是从中抽取的几张，所以无法证明其完整性。第二，虽然上面记载有XX行的对账单，但并没有对账双方对金额的确认，因此并不能确认具体为哪家银行，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该组证据并不能从法律上否定发箐乡政府与农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保华镇财政所、水城县财政局无异议。结合该组证据本身的形式及内容，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通过审理及以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发箐乡政府拟向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现为农行六盘水分行）借款，发箐乡财政所于1994年6月28日出具贷款担保承诺书，提供保证担保。1994年11月30日，发箐乡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签订贷款契约，向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借款14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发展商品猪，约定月利率为2.4‰，借款期限为1994年11月30日至1997年11月30日，借、贷双方及担保人发箐乡财政所在贷款契约上签章后，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遂将贷款发放给发箐乡政府。1995年11月28日，发箐乡政府再与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签订贷款契约借款90,000.00元人民币用于种植大板栗，月利率仍为2.4‰，借款期限为1995年11月28日至2000年11月28日，发箐乡财政所亦提供保证担保，贷款于缔约当日发放。对140,000.00元人民币的贷款，发箐乡政府分别于2001年12月17日还款0.3万元人民币，2002年4月22日还款0.2万元人民币、7月8日还款0.1万元人民币、7月18日还款0.6万元人民币，2003年3月4日还款0.45万元人民币、4月22日还款0.62万元人民币、6月9日还款1,000.00元人民币，结欠本金116,300.00元人民币。对90,000.00元人民币的贷款，发箐乡政府于2002年8月22日还本金额400元人民币，结欠本金89,600.00元人民币。上述两笔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分别于2001年4月3日、2003年6月9日、2016年10月25日、2007年10月11日、2009年9月15日、2011年3月3日向发箐乡政府发送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发箐乡财政所发送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发箐乡政府、发箐乡财政所或相关经办人员均在通知书尾部签章、签名签收，但未履行还款义务。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三次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公告，对包括发箐乡政府、发箐乡财政所在内的借款人及担保人进行债权催收但未果。2015年6月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对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调整水城县乡镇行政区划的请示》以黔府函[2015]129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水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同意撤销发箐乡政府，设置新保华镇，新设置的保华镇辖原保华镇、发箐乡地域。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将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转让给财政部，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财政部受让后，又反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对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进行管理和催收。2016年，农行六盘水分行对外发布招标公告，对相关不良贷款进行处置，最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中标收购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283户债权。2016年10月16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与该办事处正式签署《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其对发箐乡政府的两笔债权共计本金205,900.00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473，041.82元人民币转让给办事处。2016年12月1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贵阳办事处（已于2016年12月27日获准变更登记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在《贵州商报》上向发箐乡政府、发箐乡财政所等借款人和担保人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原发箐乡政府是否具有借款资格；2.保华镇政府对原发箐乡政府的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贷款是否发放给了原发箐乡政府；4.原发箐乡财政所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担保期间是否已经经过；5.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6.本案被告是否适格；7.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否支持。关于原发箐乡政府是否具有借款资格的问题。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基于各自的生产、经营目的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并无乡政府不能作为向金融机构借款而成为借款人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发箐乡政府具有合法的借款人资格；关于保华镇政府对原发箐乡政府的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因原发箐乡政府已于2015年6月4日经批准被依法撤销，且原发箐乡政府地域并入保华镇政府，由保华镇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故保华镇政府应作为原发箐乡政府所欠贷款的承继人，依法应对本案贷款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贷款是否发放给了原发箐乡政府的问题。因借贷双方均在贷款契约上签章，且借款人原发箐乡政府亦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先后多次在贷款人发送的催收通知书上签章，故不仅说明借贷关系的成立及生效，而且说明原发箐乡政府如期、如数收到了贷款人发放的贷款；关于原发箐乡财政所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担保期间是否已经经过的问题，前述证据分析认证中已认定担保无效，自亦无担保期间存在的空间；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虽原发箐乡政府在2011年3月3日贷款人发送的催收通知书上签章依法应视为对债务的重新确认而导致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但此后贷款人农行六盘水分行仅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公告向原发箐乡政府及财政所催收债务，该公告催收方式并不符合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条件，不因此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3月3日起算。此外，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但这里的“有催收债务内容”的公告或通知,指的是债权转让公告或债权转让通知,并非诸如本案原债权银行农行六盘水分行在《贵州日报》上发布的单纯的债务催收公告。同时，虽《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亦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债务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但在本案原告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于2016年10月16日从农行六盘水行处受让本案债权时，距2011年3月3日农行六盘水分行最后一次催收债务时已长达五年多之久，也即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受让时，受让的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除债务人重新确认外，则不可能再因其他缘由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时诉讼时效已经不复存在。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本案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其一，原发箐乡政府虽被撤销，但其行政区域划归保华镇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权，其权利义务自然由保华镇政府承继，仅有在无相关机构承继的前提下，才由撤销机构承担被撤销单位的债务清偿责任。其二，乡镇财政所系县区级财政局的派出部门，不具有诉讼资格，其权利义务包括诉讼权利义务应由其财政局享有和承担。其三，即便保华镇已划归六盘水市钟山区，但保华镇政府、保华财政所分别以“水城县保华镇人民政府”、“水城县财政局保华财政所”名义应诉，其提交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授权委托书上的单位名称及签章亦示为“水城县保华镇人民政府”、“水城县财政局保华财政所”，说明未进行变更登记，而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应以登记公示为准。故对水城县财政局关于保华镇已划归钟山区、钟山区财政局才应当是适格主体的主张，不予支持。所以本案被告除保华财政所主体不适格外，其余主体适格；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否支持的问题。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被告提出相关抗辩，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89.00元人民币，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仕刚人民陪审员  张发祥人民陪审员  黄晓萍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姜 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