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润姿，女，197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建民，男，199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玲玲，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东新园小区东荷星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70423012XT。 法定代表人：王跃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王望、王翔，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祥，男，195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沈家公寓××楼××号。 上诉人叶润姿、胡建民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2年8月23日，叶润姿与徐建祥登记结婚，双方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1年12月12日，徐建祥与叶润姿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2011年12月13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出租房按原来的收，并明确了各自收取租金的房间号及水电费的收取和交纳。2014年5月20日徐建祥、徐立向原审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认为叶润姿占据徐建祥、徐立合法拥有的沈家北园38号房屋第二层，要求叶润姿赔偿损失50000元（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4月25日）。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房屋的东边二间三层虽系徐建祥、徐立与王松跃协商置换而来，但徐建祥与叶润姿结婚后，又对该房屋进行了扩建和装修。撇开双方争议，徐建祥与叶润姿在婚后对房屋进行扩建及装修属实，双方婚后出资扩建和装修部分的相应财产应属共同财产，现双方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又未经所有权确认和分割，双方离婚时和此后签订的《协议书》也未对该部分财产的使用进行约定。叶润姿系基于其与徐建祥结婚及婚后扩建、装修的事实居住使用诉争房屋至今，而并非侵占诉争房屋，故两原告要求叶润姿赔偿侵占的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驳回徐建祥、徐立的诉讼请求。2014年10月16日，徐建祥、徐立与叶润姿又签订《协议书》，约定：一、杭州市下城区二楼东面卧室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一间，二楼客厅，三楼东面卧室一间、卫生间二间、厨房一间，三楼客厅归徐建祥、徐立使用；杭州市下城区二楼西面卧室两间、卫生间一间、厨房一间归叶润姿使用。二、杭州市下城区出租房中编号附3、附6、附7、附10、附11、101、102房屋归徐建祥、徐立使用或收取租金；出租房中编号附1、附2、附4、附5、附8、附9、304、305房屋归叶润姿使用或收取租金。三、如房屋遇国家拆迁，归徐建祥、徐立使用、收取租金部分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徐建祥、徐立所有；归叶润姿使用、收取租金部分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叶润姿所有。……六、归叶润姿使用、收取租金的房屋，叶润姿的儿子胡建民也享有使用权。2016年11月2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针对下城区范围内的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发布《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具体如下：1.经区政府批准撤村建居之日登记在册的农转居人员及原农户中的居民；2.上述人员的配偶及自然增长的出生人口。2017年4月3日，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甲方、搬迁人，现变更为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户（乙方、被搬迁人）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座落于沈家北园38号，房屋用途为住宅，总建筑面积733.31平方米，其中合法批建面积为278.79米。乙方家庭符合安置常住户口的人数为4人，即徐建祥、徐立、潘顺敏、徐晨耀。甲方向乙方提供沈家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地块的安置用房，调产安置面积313.5平方米。乙方应在2017年6月30日前将所有房屋腾空交与甲方，乙方交房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补偿款1742419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乙方实际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为2343019元。其中叶润姿分得拆迁补偿款759407元。原审法院另查明，叶润姿、胡建民的户口于2006年7月19日从安徽省祁门县迁入杭州市下城区，现与户主徐建祥的关系为非亲属。 叶润姿、胡建民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2.判决确认叶润姿、胡建民为安置人口，可享受110平方米安置房屋，重新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叶润姿、胡建民主张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无效，要求确认叶润姿、胡建民系安置人口，可享受110平方米安置面积，并重新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叶润姿、胡建民的理由是：一、依据（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叶润姿、胡建民系案涉房屋共有权人，徐建祥擅自与下城城投公司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共有财产，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二、《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不合法，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故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协议无效。针对叶润姿、胡建民的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徐建祥与叶润姿对案涉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且未经所有权确认和分割，虽然判决认定双方在婚后对房屋进行扩建及装修，双方婚后出资扩建和装修部分的相应财产应属共同财产，但此处所称的共同财产并非对双方婚后出资扩建及装修部分房屋所有权的确认，故叶润姿、胡建民以该判决作为依据主张其系房屋共有权人，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理由二，《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系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针对下城区范围内的农居征收补偿安置所出台的政策，叶润姿、胡建民认为《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不合法，并无相关证据佐证，而对于《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效力问题，也并非民事诉讼主管范围。故叶润姿、胡建民认为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由于叶润姿、胡建民系撤村建居后迁入案涉房屋，且徐建祥与叶润姿已经离婚，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户的代表徐建祥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当。下城城投公司是对徐建祥户整户进行补偿，补偿款项由徐建祥户内部成员自行协商分配。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徐建祥与叶润姿之间依据双方离婚后签订的《协议书》中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已对拆迁补偿款进行分割，对此叶润姿并未提出异议，且实际取得相应拆迁补偿款。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叶润姿、胡建民主张其亦属于安置人口并要求重新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判决：驳回叶润姿、胡建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叶润姿、胡建民负担。 宣判后，叶润姿、胡建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房屋原为二间二层，占地面积为75.6平方米；另外一间为叶润姿与徐建祥婚后在原有两间房屋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建和装修，现整幢三间三层房屋均被拆迁且得到补偿，其中合法批建面积为278.79平方米，包含了叶润姿建造的部分，叶润姿是案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徐建祥曾向下城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房屋的东边二间三层虽系徐建祥、徐立与王松跃协商置换而来，但徐建祥与叶润姿结婚后，又对该房屋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双方婚后出资扩建和装修部分的相应财产应属共同共有，家庭成员均享有份额。现房屋拆迁，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第1.1条明确沈家北园38号房屋总建筑面积733.3l平方米，其中房屋合法批建面积为278.79平方米，每一层占地面积为92.93平方米，显然包含了叶润姿后来扩建部分的面积，且下城城投公司对所有733.31平方米均进行补偿。二、下城城投公司不予安置叶润姿、胡建民的理由是叶润姿、胡建民的户口没有在区政府批准撤村建居之日迁入，但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明确此次拆迁适用的是《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一审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之间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前言部分明确写明，甲方长木、草庵、沈家三村连片盖章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农居搬迁，乙方房屋属于搬迁范围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参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等文件及政策，就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如下协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人口确定。《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亦有相应规定。只要是家庭常住人口就应当得到安置，目前，叶润姿、胡建民的户口一直都在徐建祥户内，也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完全符合规定中的家庭常住人口。然而，下城城投公司却只安置了徐建祥、徐立、潘顺敏和徐晨耀，将叶润姿、胡建民排除在外，不符合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即使下城城投公司同时适用下城区农居实施办法，当下城区的规定与杭州市的规定相冲突时，应当适用杭州市的规定。三、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首先，本案应当为行政诉讼，征地拆迁是行政行为。如果本案界定为集体土地的征收行为，下城城投公司没有取得省政府的征地批文，没有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征收为违法征收，签订的协议无效。其次，如果本案界定为民事行为，案涉土地为宅基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给村民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非本村村民不得流转。下城城投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是沈家村村民，其与徐建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既然是一个民事行为，双方就要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签订合同，任何一方不得凌驾于另一方，叶润姿、胡建民不必遵守下城区的实施办法。最后，叶润姿、胡建民为案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下城城投公司不予安置构成无权处分，无效。四、本次征地拆迁与撤村建居无关，不应当以撤村建居为安置人口的标准。根据《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一条第1点、第3点的规定，因本案是由下城城投公司负责拆迁并申报建造安置房源，并不是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因此本案与撤村建居无关。叶润姿、胡建民的户口一直都在沈家村，是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和被补偿人，未与徐建祥分户，下城城投公司不予安置构成无权处分，不仅违反了《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而且严重侵犯了叶润姿、胡建民作为沈家村村民的合法权益，也剥夺了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判决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3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叶润姿、胡建民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全部由下城城投公司、徐建祥承担。 被上诉人下城城投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叶润姿、胡建民的户籍是在沈家撤村建居后迁入案涉房屋的，且叶润姿与户主徐建祥已经离婚，叶润姿、胡建民与户主徐建祥的关系为非亲属。根据《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叶润姿、胡建民既非撤村建居之日登记在册的农转居人员及原户口中的居民，亦非徐建祥户人员的配偶及自然增长的出生人口，故下城城投公司未将叶润姿、胡建民列为安置人口，与户代表徐建祥签订了《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当，合同合法有效。第二、下城城投公司已对徐建祥整户进行了补偿，案涉房屋的全部搬迁补偿款项已全额的付清，同时徐建祥与叶润姿之间也已依据双方离婚后的签订的《协议书》，对搬迁补偿款进行了分割，对此叶润姿并未提出异议，亦实际取得了相应的补偿款，因此下城城投公司不存在侵犯叶润姿、胡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叶润姿、胡建民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徐建祥未发表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叶润姿、胡建民提交：1、协议书及（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法庭审理笔录，证明案涉房屋为徐建祥与王松跃置换而来，王松跃的房屋为两间三层，合计75.6平方米，而下城城投公司补偿的房屋总建筑面积是733.31平方米，其中批准占地面积是92.93平方米，包含了叶润姿婚后扩建部分的面积。2、案涉房屋照片，证明案涉房屋南北面现场状况，案涉房屋凹凸不平，并不是一条水平线，评估报告面积测试错误。3、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办法，证明本案的拆迁是因为城中村改造，与撤村建居无关，不符合撤村建居多层公寓的条件，但是下城城投公司却以叶润姿、胡建民的户口没有在撤村建居之日迁入而不予安置，无法律依据。4、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笔录，证明案涉房屋进行过改建和扩建，叶润姿系案涉房屋合法产权人。针对叶润姿、胡建民提交的证据，下城城投公司认为：该些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房屋确权应当以判决书及相关权属文件作为依据。证据2三性无法确认，徐建祥户对评估报告等进行过签收、确认并签订了搬迁补偿合同。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办法》说明了下城区补偿办法的渊源，农转居居民是在撤村建居之前是农民，因为村建居变成了居民，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合法性无异议，但确权应当依据法院判决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确定。被上诉人徐建祥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4均系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本院予以确认，该些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在叶润姿与徐建祥结婚后扩建、改建的情况。证据2系叶润姿、胡建民拍摄的照片，下城城投公司对三性均提出异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下城城投公司异议成立，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下城城投公司提交房屋丈量示意图复印件及宗地面积计算表复印件，证明案涉房屋面积以92.93平方米为计算依据。针对下城城投公司提交的证据，叶润姿、胡建民认为，该证据不是原件，无法核实，此处92.93并非房屋建造面积，房屋实际面积远不止92.93平方米。被上诉人徐建祥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叶润姿、胡建民异议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徐建祥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润姿、胡建民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及叶润姿、胡建民应属于安置人口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叶润姿认为因其与徐建祥结婚后，对房屋进行扩建和装修，故其系案涉房屋合法产权人。本院认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下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确认徐建祥和叶润姿婚后对房屋扩建及装修的事实，认定叶润姿居住使用诉争房屋并非侵占，但对于叶润姿是否属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应当依据权属证明等予以确定。案涉房屋系徐建祥、徐立与王松跃置换而来，叶润姿认可案涉房屋置换时登记在王松跃名下。对于叶润姿与徐建祥婚后扩建及装修房屋的合法审批手续及产权认定等事宜，叶润姿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对叶润姿主张其系房屋共有权人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案涉《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效力问题，叶润姿、胡建民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下城城投公司主张，其系按照《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与徐建祥户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本院认为，该《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户签订，协议书中写明参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及市、区相关文件及政策，就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协议。该协议书中载明房屋合法批建面积为278.79平方米，下城城投公司主张其系依据王松跃户宗地面积计算表记载面积92.93平方米为计算依据，根据平面示意图记载的三层楼结构计算合法批建面积为92.93×3=278.79平方米，并以此作为协议书内容的认定标准之一。徐建祥对该协议书签字确认。叶润姿、胡建民对协议书认定的房屋面积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本院难以支持。叶润姿、胡建民主张下城城投公司与徐建祥恶意串通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叶润姿、胡建民是否属于须安置的人口。叶润姿、胡建民主张，按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其属于被补偿人家庭常住人口，应当获得安置。下城城投公司主张，按照《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叶润姿、胡建民并非安置人口，且叶润姿已经取得相应搬迁补偿款，下城城投公司未侵犯叶润姿、胡建民合法权益。本院认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杭州市所辖各县（市）征地房屋补偿，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一条明确系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安置人口范围为，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具体如下：1.经区政府批准撤村建居之日登记在册的农转居人员及原农户中的居民；2.上述人员的配偶及自然增长的出生人口。因叶润姿、胡建民系撤村建居后迁入案涉房屋，徐建祥与叶润姿已经离婚，叶润姿、胡建民与户主徐建祥的关系为非亲属，叶润姿、胡建民认为其属于安置人口缺乏依据。叶润姿、胡建民主张《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因与《杭州市征收房屋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不符而不合法，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该主张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并无不当。且叶润姿自认已经依据与徐建祥之间的协议取得补偿款，其权益已得到保障。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叶润姿、胡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骏 审 判 员  盛 峰 审 判 员  金瑞芳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曹姝隽 书 记 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