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002民初5317号原告：倪晓明，男，198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原告：单林娟，女，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侃，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云西路****。法定代表人：陈春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林放，浙江四海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云顶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C预留办公室/div>法定代表人：AngMooLim，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歆，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转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亦超，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转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源，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与被告浙江**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旅行社）、第三人云顶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顶上海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申请撤回对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因本案的审理结果可能与云顶上海旅行社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通知云顶上海旅行社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本院先后于2018年7月31日、8月13日、8月2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倪晓明、原告倪晓明与单林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侃、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林放、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转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亦超三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单林娟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庭审，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转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源熊伟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经各方庭外和解不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华夏旅行社退还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尚未实际发生的共计六日的旅行费20250元；二、被告华夏旅行社赔偿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各项损失共计701618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原告倪晓明在被告华夏旅行社处为其本人及其妻子廖青青、儿子倪炜程、父亲倪桂华、母亲即原告单林娟共五人报团参加“上海-老挝-马尼拉-日本那霸-上海”旅游线路，时间为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2月24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华夏旅行社未给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购买保险，也未曾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的健康状况提出任何要求。2018年2月17日，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五人在上海市吴淞码头登上由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旗下所经营的处女星号游轮，开始旅游行程。按原计划，轮船2月19日12时00分左右停靠菲律宾老挝旅行社办理签证。游客在此期间，可以下船登陆游玩五个半小时。但被告华夏旅行社的行程计划由于其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工作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延误。2月19日12时00分左右按计划时间准备下船时，船上所有的游客（约680人）却被告知：签证未通过，暂时不能下船，需要在船上等待，且下船的时间尚不能确定。游轮上所有的游客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游轮上空间狭隘，空气混浊，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与小孩等体弱群体开始汗流浃背、焦躁不安，身体、心理均到了近乎难以承受的边缘。期间，船长现场致歉。在场的游客情绪激动，开始焦躁不安，维权呐喊声此起彼伏。游客拒绝接受道歉，部分游客拍照取证，闪光灯闪烁不断，场面近乎失控。16时左右，广播通知签证办理已经通过，游客需在18时00分前返回游轮。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五人16时20分左右办理好下船手续。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倪桂华身体已出现不适，故随团下船进行放松调整，至18时00分左右按要求返回游轮。18时40分左右在游轮12楼餐厅就餐。期间，倪桂华出现冒汗、没有胃口等不适状况，但没有被告华夏旅行社、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19时20分左右，原告单林娟将倪桂华带回房间休息。30分钟后，倪桂华病情加重，而后拨打船上的急救电话，当晚在船上的医务室接受简单治疗。2月20日早上，倪桂华病情加剧，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认为船上的医疗条件有限，下船治疗更有利于救治，坚决要求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五人下游轮进行治疗。原告方考虑异国他乡，言语不通，根本无力独自完成救治，因此坚决不下船，反复恳请，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有效治疗措施。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予以坚决拒绝，也未见被告华夏旅行社进行劝阻。因倪桂华的病情不容耽误及对方的冷漠与蛮横，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无奈下船。考虑到儿子倪炜程同程，故原告倪晓明的妻子廖青青与儿子倪炜程未一同下船。下船后，被告华夏旅行社及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并未安排任何工作人员进陪同协助，一切行程均由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自己解决（期间包含交通/吃饭/住宿以及回国机票等）。在异国他乡、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费尽周折，终于将倪桂华送往MANILADOCTORHOSPITAL进行抢救，仅凭借船方给的一张船医医学报告与院方传递信息。旅途颠簸、救治延误、语言不畅等一系列原因，给救治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21日凌晨，倪桂华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被诊断为癫痫持续状态。此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也依旧未得到被告华夏旅行社以及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方面的任何照顾、协助及善后处理，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费用，独自完成了送医救治、遗体火化、并返程回国。原告认为，倪桂华生前虽然患有癫痫，但病情经过有效治疗，本已稳定，本次旅游所安排的内容也较为轻松，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导致死者发病；即使发病了，只要得到有效救治，也不可能导致死亡；整个事件过程中，被告华夏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共同对倪桂华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第一、被告华夏旅行社在有老年人参团的情况下，本应尽到更高标准的告知和警示义务，但事实上连旅游合同都未签订，属于未尽到安全告知义务；第二、在办理签证环节存在工作失误，让倪桂华在狭隘、闷热的船舱内长时间滞留四个多小时，嘈杂、强光、疲惫直接导致倪桂华癫痫病发作；第三、在明知倪桂华的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已经预见到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不仅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措施，反而毫无人道地强行驱逐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下船，让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自行解决后续治疗及问题，延误治疗，根本未尽到任何救助义务，放任损害的发生，致倪桂华死亡，令原告倪晓明、单林娟遭受重大的财产损失和极大的精神痛苦。综上，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认为，被告华夏旅行社对倪桂华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应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并在本案中选择违约之诉主张权利。被告华夏旅行社答辩称：一、被告华夏旅行社与游客即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不存在任何联系。在整个业务联系过程中，被告华夏旅行社与该五名游客未发生任何联系。被告华夏旅行社是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在台州地区的销售代理，并向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确认了八间邮轮舱位的销售代理，航次为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2月24日上海—拉瓦格—马尼拉—冲绳—上海7晚8天。2018年2月4日，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销售部副经理戴青与被告华夏旅行社工作人员方旭通过微信联系，说她有五名杭州的客人，希望从被告华夏旅行社这里调剂两间邮轮舱位。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八间舱位刚好没有销售完，就按照戴青的要求，将两间舱位给了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并与其商定价格为27000元。之后，戴青告知方旭，案外人杭州众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昊公司）支付了价款。因该两间舱位在被告华夏旅行社名下，根据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订单系统，只能继续通过被告华夏旅行社操作相应手续。被告华夏旅行社为此要求戴青提供游客的护照信息，戴青及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在杭州地区销售人员傅志扬提供了护照的照片。被告华夏旅行社办理相关手续后，已将相应的舱位费27000元支付给了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事故发生后，直到3月13日，戴青突然联系方旭，要求给游客即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开具发票。被告华夏旅行社一直认为，不应由被告华夏旅行社开具发票，但考虑到戴青是邮轮方的代表，且舱位费是从被告华夏旅行社公司走账的，因此就根据戴青的指示开具了发票。在整个业务联系过程中，被告华夏旅行社未曾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发生过任何联系。二、被告华夏旅行社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华夏旅行社自始至终都是与戴青进行联系的，包括舱位的确定、价格的商谈、付款确认、资料的提供、发票索取，都与戴青联系。被告华夏旅行社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仅就该两间舱位的调剂建立了合同关系。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证明其与被告华夏旅行社存在旅游合同关系的唯一书面证据就是发票。但由前述事实可知，被告华夏旅行社开具发票，是基于被告华夏旅行社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与游客的合同关系。合同是通过要约与承诺订立的，被告华夏旅行社与游客不存在任何联系，未发生要约、承诺民事法律行为。发票是在合同订立、履行完毕之后才发生的行为，与合同订立没有任何联系，不能证明存在合同关系。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是被告华夏旅行社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被告华夏旅行社与游客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三、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是本案涉讼事件的责任方。如本次事故存在违约责任，责任方只能是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一方面，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与游客即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建立了合同关系；另一方面，本次旅游服务是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提供的。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都是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主张其只是船票销售者，不是邮轮服务提供者，不承担邮轮服务的责任。照此推理，作为销售代理的被告华夏旅行社也只是船票代理销售者，即使被告华夏旅行社与游客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责任。被告华夏旅行社认为，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向原告销售的船票是邮轮服务的凭证，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当然是邮轮服务的销售者，应就此承担违约责任。因被告华夏旅行社与游客不存在旅游合同关系，当然不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方要求被告华夏旅行社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陈述称：一、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只是船票分销商，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和/或死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并未参与涉案邮轮的管理和运营，因此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邮轮票务服务；旅游信息咨询；代订酒店。”，其仅为邮轮提供票务服务。本案中，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接受丽星邮轮（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星香港公司）委托分销处女星号邮轮船票。其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委任华夏旅行社作为经销地区内的优先销售代理，为丽星邮轮船队的邮轮套餐提供相关的销售和营销服务。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并非邮轮服务的提供方，也未参与任何邮轮经营或管理，亦不构成履行辅助人。二、在不影响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上述立场的前提下，基于处女星号提供的相关材料，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认为处女星号不应当就倪桂华的死亡承担任何责任。倪桂华的死亡系因其自身疾病而非船方的任何原因所造成。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提交的死亡证明显示，倪桂华死亡的直接原因为“癫痫持续状态”，前因为“代谢性脑病”，基本原因为“急性肾损伤继发性尿毒症；急性暴发性肝衰竭、多因素休克”；船医出具的医疗医学报告显示，倪桂华服用癫痫药物已达4年。倪桂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疾病，倪桂华患病与搭乘处女星号并无关联。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签证迟延与倪桂华的癫痫病发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处女星号在办理签证环节存在工作失误，导致倪桂华在狭隘闷热的船舱内长时间滞留，嘈杂、强光、疲惫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倪桂华癫痫病发。但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提供的船长致歉视频证据未显示倪桂华本人出现在船长致歉的现场。涉案邮轮签证办理出现延迟，系因适逢菲律宾法定节假日而造成，并非船方原因所致，也非船方所能控制。邮轮上的混乱场面由第三方即其他旅客造成，船方尽了最大努力安抚游客的情绪，船长也亲自现身向游客说明情况，船方的处置并无不当。即使倪桂华曾出现在船长致歉现场，当时现场的混乱也未导致其病发。船长于2018年2月19日14时51分左右致歉，而倪桂华在2018年2月19日20时15分左右癫痫病发。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的刺激因素与倪桂华的发病时间间隔超过5个小时，在此期间倪桂华已完成了岸上行程，回到邮轮并完成了用餐。处女星号在倪桂华发病后对其进行了及时救治，已尽到了救助义务。倪桂华在2018年2月19日20分15时左右癫痫病发，随后拨打了邮轮的诊所电话寻求帮助。船方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对其进行了救治。邮轮医生以及护士当晚20时26分到达了倪桂华所在的房间。其他邮轮工作人员，包括安全经理、客房经理、邮轮保安、前台经理等于21时11分时左右开始陆续前往倪桂华房间帮助。倪桂华于21时47分左右被转移至诊所进行治疗。救护车于2018年2月20日10时34分到达码头。11时14分邮轮工作人员协助救护人员将倪桂华转移至救护车，并由救护车将倪桂华直接转移至菲律宾当地医院治疗。邮轮配备有适格的船医以及护士，船医在接到求助电话后持续监控倪桂华的身体状况，并为其提供急救以及医疗措施。在倪桂华被转移至菲律宾当地医院后，处女星号工作人员委托菲律宾当地代理积极与驻菲律宾中国领事馆取得联系，并委派翻译协助并陪同倪桂华及其家人接受菲律宾医院救治，直至倪桂华去世并运送回国。倪桂华本人及其家属对倪桂华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根据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诉称，在船医要求倪桂华前往陆地接受综合医疗机构紧急救助的情况下，原告方仍然坚持要求随邮轮回到上海接受治疗，但根据正常行程，该邮轮要在四天后即2018年2月24日才能返回上海；虽然菲律宾当地医院告知倪桂华需要及时治疗，若脱离医疗设备倪桂华可能面临死亡，但原告方仍然拒绝当地医生向倪桂华提供进一步治疗，并要求立即将倪桂华送回上海。原告方延误救治，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分别系倪倪桂华的儿子、妻子。廖青青、倪炜程分别系原告倪晓明的妻子、儿子。倪桂华生前有四年左右的癫痫病史，并已经服用癫痫药物达四年。倪桂华的户籍性质为非农业户口，其死亡时为62周岁。2017年10月3日，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与丽星香港公司签订《分销协议》一份，约定，丽星香港公司特此委任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在区域内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为船只销售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已向丽星香港公司购买的邮轮传票；如第三人上海云顶旅行社未能按约支付丽星香港公司全部款项，丽星香港公司有权不接受或取消（视情况而定）任何邮轮传票之订购，并保留拒绝让第三人上海云顶旅行社的客户登上船只的权利；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承诺，因上述理由，对于应丽星香港公司直接或间接拒绝让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顾客登上船只而引起对丽星邮轮的一切索赔，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将全部赔偿丽星香港公司，并使其不受损害；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明白并同意，其并不是丽星香港公司的代理商，而是独立订约人；本协议中提及的标题仅作为参考，不视为在解释组成本协议部分等。2017年10月11日，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与被告华夏旅行社签订《优先销售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委任被告华夏旅行社作为经销区域内，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细则为丽星邮轮船队的邮轮套餐提供广告、宣传、营销和接受预约等服务；如果被告华夏旅行社未能按约支付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一切款项，则邮轮预定即为无效，且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保留权利，可无偿拒绝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客户登上丽星邮轮船队，对于任何应该拒绝而引发的对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索赔，被告华夏旅行社应免除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责任，并赔偿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因此遭受的损失；被告华夏旅行社理解并同意，其并非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代理人，而是独立的订约人；本协议的标题仅供识别，不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且不在解释本协议时作为依据等。2017年11月4日（被告华夏旅行社关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一家所在的）处女星号2018年2月17日航次（团队号为86810）团队的切舱申请获得邮轮方确认，同日被告华夏旅行社被发送付款通知，要求支付包括两间CD类别房间在内的八间房间的房费共计111984元，被告华夏旅行社应分别在2017年11月15日前支付11198.4元、2018年1月18日前支付33595.2元、2018年2月3日前支付余款67190.4元。被告华夏旅行社已经向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支付上述房费。2018年2月初，原告方通过众昊公司及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戴青为其家人（包括倪桂华、原告倪晓明本人、单林娟、原告倪晓明的儿子倪炜程及妻子廖青青）向被告华夏旅行社报团参加处女星号2018年2月17日航次的86810旅游团（上海-拉瓦格-马尼拉-冲绳-上海，七晚八日）。经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方旭同意，最后确定价格为27000元（6999元×4.5×0.85-后返400元+落地签300元×5-871元）。2018年2月9日，原告方通过众昊公司向被告华夏旅行社支付了该27000元。团队号为86810的全体团队均需要办理菲律宾落地签。并由被告华夏旅行社于2018年3月26日向原告倪晓明开具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发票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旅游服务、旅游费。2018年2月17日，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原告倪晓明的儿子倪炜程及妻子廖青青登上处女星号开始处女星号2018年2月17日航次的86810旅游团的旅游行程。被告华夏旅行社未派遣导游或领队随团。2018年2月19日14时51许，因船方为未好签证，船长出面道歉，部分游客不满，情绪激动，现场嘈杂。当天下午，菲律宾落地签办好。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五人于16时20分左右办理好下船手续。倪桂华身体下船进行放松调整，至18时00分左右返回游轮，18时40分左右在游轮12楼餐厅就餐。19时59分许，倪桂华与原告单林娟返回其处女星号的房间内。20时15分许，倪桂华在房间内癫痫病发。原告倪晓明马上打电话到船上前台、医务室求助。20时26分许，随船医生及护士赶到房间内进行急救治疗。之后，邮轮经营方的其他工作人员陆续赶过来帮忙、协助。21时36分许，倪桂华被随船一审、护士等转移至船上急救治疗。2月20日上午，原告方曾拒绝下船。2月20日11时25分许，倪桂华被转移下船，后被救护车送往菲律宾马尼拉当地医院治疗。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亦下船，陪同倪桂华治疗。倪桂华后经救治无效于2018年2月21日上午10时53分死亡。死亡证明记载，死亡的直接原因为癫痫持续状态，前因为代谢性脑病，基本原因为急性肾损伤继发性尿毒症、急性暴发性肝衰竭、多因素休克。中间，船方曾联系当地大使馆，希望通过当地大使馆联系原告倪晓明。倪桂华在处女星号医疗室及马尼拉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分别花费医疗费港币5387.9元、人民币14071元。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为火化倪桂华的遗体支付了129860菲律宾比索。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在倪桂华亡故后乘作菲律宾马尼拉至福建泉州的飞机航班回到国内，为此支付了机票费用8200元。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并另为翻译案涉的外文证据材料，支付了翻译费103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提供的户口簿、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旅游费）、处女星号账单、马尼拉医院账单、火化费发票、携程订单、录像资料、船医医学报告、认证证明及死亡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翻译费）、注销户口证明、公证书、代付款证明，被告华夏旅行社提供的优先销售代理协议、名片、微信聊天记录、收款凭证，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提供的分销协议、优先销售代理协议、原告单林娟出具的事实陈述及翻译文本、监控录像资料及视频截图、执业医生登记证号及翻译文本、海员登记证书（护士/医务）及翻译文本、电子邮件及翻译文本、2017年11月4日的电子邮件及付款通知、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2018年2月13日的电子邮件、89810游团团员等相关信息、邮轮船票发票、境外汇款申请书，以及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与被告华夏旅行社、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事实，本院就原、被告各方的争议焦点分别作如下综合分析认定：一、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与谁发生旅游合同关系。被告华夏旅行社出具给原告倪晓明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旅游费）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旅游服务、旅游费。发票本身属于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与被告华夏旅行社签订的《优先销售代理协议》，虽约定，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委任被告华夏旅行社作为经销区域内，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细则为丽星邮轮船队的邮轮套餐提供广告、宣传、营销和接受预约等服务；但又约定，被告华夏旅行社理解并同意，其并非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代理人，而是独立的订约人，本协议的标题仅供识别，不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且不在解释本协议时作为依据等；另外又约定，如果被告华夏旅行社未能按约支付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一切款项，则邮轮预定即为无效，且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保留权利，可无偿拒绝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客户登上丽星邮轮船队，对于任何应该拒绝而引发的对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索赔，被告华夏旅行社应免除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责任，并赔偿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因此遭受的损失。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与丽星香港公司签订的《分销协议》亦作了与《优先销售代理协议》上述内容几乎相同的约定。《分销协议》、《优先销售代理协议》的上述约定内容，均与委托合同要素的内容不相符，《分销协议》、《优先销售代理协议》均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性质。该上述约定的内容与目前中国的邮轮销售中的切舱（即旅行社部分包舱）模式相符。2018年2月初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戴青与被告华夏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方旭的微信联系记录内容也可以反映，邮轮定位确认单上的价格是由被告华夏旅行社决定的，被告华夏旅行社在切得八个邮轮房间后，对该八个邮轮房间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处置权。被告华夏旅行社在庭审过程中亦认可该八个邮轮房间由其切得，但又认为将其中的两间调剂回去（即切回）卖给原告方。对于但书部分的内容，被告华夏旅行社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如果被告华夏旅行社确实将原告方的两间房间切回给了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再由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出售给原告方，则旅游费发票也应该由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出具而非由被告华夏旅行社出具。因此，被告华夏旅行社并非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其系独立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之间形成旅游合同关系。而根据《旅行社条例》，丽星香港公司不得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出境旅游服务的业务。另外，即便被告华夏旅行社与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之间存在代售等的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被告华夏旅行社与第三人华顶上海旅行社的代理关系，故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原告方也有权主张与受托人即被告华夏旅行社之间存在旅游合同关系。综上，应当认为，系被告华夏旅行社向邮轮经营公司切舱后，再向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提供邮轮服务，故本院认定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等与被告华夏旅行社之间发生旅游合同关系。二、倪桂华死亡的原因及责任主体责任比例。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邮轮经营方签证拖延导致漫长等待及现场嘈杂等，引发倪桂华癫痫病复发，但其提供的录音资料无法反映倪桂华是否在船长道歉场地的现场；即便在倪桂华在船长道歉场地的现场，船长道歉的时间距离倪桂华癫痫病复发的时间有五个多小时，中间倪桂华曾下船及至餐厅用餐，并且邮轮旅游亦比较悠闲、轻松，故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系邮轮经营方的签证拖延等原因诱发了倪桂华癫痫病复发。被告华夏旅行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有老年人参团的游团已经履行了特别安全提示义务，也没有派遣导游或领队随团，在倪桂华癫痫病复发后没有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与各方的沟通、协调等，致倪桂华的救治延误，最后死亡，故应当认为被告华夏旅行社对作为游客的倪晓明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同时考虑倪晓明的自身疾病系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倪桂华系老年人，并有代谢性脑病、癫痫病的病史，其本人及作为原告方的家人应当考虑到远赴国外旅游以及在海上航行可能遭遇的风险，显然是过于自信，缺乏对自身身体状况和适应能力的准确判断；原告方曾于2月20日上午拒绝下船，在一定程度上也延误了对倪桂华的救治以及作为履行辅助人的邮轮经营方采取了一定的救治措施等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华夏旅行社应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因倪桂华死亡导致的损失承担18%的责任。三、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返还旅游费20250元是否合理。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三人于2018年2月20日中午离开处女星号邮轮，故应当认为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三人已经事实上于离开邮轮时与被告华夏旅行社解除了旅游合同关系。而倪炜程、廖青青已经游完整个游程，应当认为其两人的旅游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另外，菲律宾的落地签已经完成，签证费用已经实际产生，并且也不属于旅游费的范畴，故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无权要求返还签证费用1500元。综上，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华夏旅行社应返还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方倪桂华、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三人的旅游费共计10625元【（27000元-1500元）÷4.5人×3人÷8天×5天】。四、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的具体赔偿项目是否合理。机票8200元，被告华夏旅行社及第三人云顶上海旅行社均无异议，本院对其金额予以确定。船上医疗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人民币5387元。因倪桂华在处女星号医疗室接受治疗期间花费的医疗费为港币5387.9元，故该部分诉请中的港币5387.9元部分的诉请金额合理，本院予以确定。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该部分诉讼请求中的超过港币5387.9元的部分诉请，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马尼拉当地医院医疗费14071元，被告华夏旅行社及第三人云顶上海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其金额予以确定。火化费属于丧葬费的范畴，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已经主张丧葬费，其关于火化费的主张属于重复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丧葬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30549.5元合理，本院予以确定。死亡赔偿金，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922698元合理，本院予以确定。翻译费，原告倪晓明、单林娟主张1030元合理，本院予以确定。经计算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976548.5元、港元5387元。按责任比例，被告华夏旅行社共应赔付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各项损失计人民币175778.73元、港币969.82元。综上，原告倪晓明、单林娟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倪晓明、单林娟旅游费人民币10625元。二、被告浙江**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经济损失人民币175778.73元、港币969.82元。三、驳回原告倪晓明、单林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18元，减半收取5509元，由原告倪晓明、单林娟共同负担4080元，被告浙江**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4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苍林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代书记员 赵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