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75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昌，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敬俞，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荔波壕坤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玉屏街道办事处时来新区阳光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2308787014R。 法定代表人:孙延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渊，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垂英，男，196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柏冬，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玉昌、荔波壕坤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波壕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2018）闽0122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玉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柳垂英于2012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6日先后向上诉人或其指定账户，转账合计1190.8万元，该汇款与讼争《借条》并无关联，很大一部分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柳垂英在2012年3月24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共向周玉昌或指定人支付4笔款项，共153.8万元，而在2014年2月17日至2014年10月24日间，柳垂英共支付18笔汇款共计1012万元；2015年1月14日、2015年7月6日柳垂英汇出2笔款项共计25万。因此，柳垂英借款给周玉昌的主要时间是2014年2月至2014年10月。但周玉昌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4年7月30日期间共付给柳垂英19笔款项，高达2270万元。就算扣除柳垂英第二次开庭提交的付款凭证1970万后，仍有200万的差距。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认定不当。2.柳垂英支付给苏晴、王苗苗、吴某、宋晓东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付给周玉昌的款项。柳垂英于2014年5月25日付给苏晴的7万，为公司往来款；2014年7月11日给王苗苗的144万，为合伙投资购车款，付给吴某的款项为双方的往来款，且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明。3.一审法院以2013年2月2日、2013年12月18日的两张《借条》作为借款延续性证明，认定不当。以上《借条》柳垂英未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也未经过质证。借条一的表述是周玉昌共向柳垂英借款93.8万；借条二的表述是对2013年12月18日柳垂英支付给福泉城旺矿业有限公司77万款项的确认。两笔借款合计170.8万元，不应视为对1848万元款项的延续。而且，在周玉昌未归还170.8万的情况下，柳垂英再行出借1000余万给周玉昌，是不合情理的。二、一审法院有失公允。1.一审审判人员于一审开庭后打电话询问证人吴某，这相当于替柳垂英调查取证。2.被上诉人一审中并未对周玉昌关于《借条》的说明进行反驳，相对于双方均予认可，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却不予认定。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1.本案是借款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合同的成立、生效进行审查，而一审法院简单适用《民法通则》，适用法律不当。2.被上诉人提供的1190.8万元的付款凭据，不能作为其已经履行了2016年5月18日所签《借条》中贷款义务的依据。该付款时间与借条上的约定不符，该付款凭证有200万的差距，且给吴某等他人的汇款也不能视为本案出借的款项。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柳垂英并未履行出借义务。 荔波壕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认定答辩人与周玉昌之间有1848万元借贷关系，认定错误。根据柳垂英、周玉昌之间往来抵扣后，刘垂英实际付给周玉昌德款项为890.8万元，如果再扣除周玉昌不予认可且柳垂英也无证据证明的付给苏晴等四人的款项（合计206万元），实际借款仅为684.8万元，还含有周玉昌不予认可的借款。由此可知，柳垂英向法庭提交的1190.8万元的付款凭证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履行出借义务的证据使用。2.两张《借条》未经质证，作为借款单据具有延续性的证据来使用，一审法院程序不当。该借条并非柳垂英提交的证据，仅仅是其庭后提供。即使作为证据，也只能是周玉昌在收到柳垂英的款项后所出具的收条，不存在“借款延续性”的问题。3.一审法院对《借条》的形成时间不予查明，是错误的。二次开庭时，周玉昌陈述《借条》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8月、9月，是为了便于柳垂英系那个上海石材公司讨要欠款而出具。柳垂英并未否认该陈述，一审法院应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而一审法院竟以两上诉人未在一审提出鉴定申请为由，对该事实进行否认。二、一审法院判令荔波壕坤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认定错误。1.借款并未实际出借，借款事实不存在。2.担保合同约定，担保的借款时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出借给周玉昌的借款。在合同已经明确对期限、金额做出约定的情况下，不应推断出荔波壕坤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柳垂英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共同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把借款时间写成2017年，正确的应该是2012年到2015年之间。2016年5月18日的结算借款，是最终的结算依据。上诉人还把双方之间其他往来款项混入其中，但是双方已经在一审中明确，往来款项不在本案借款金额范围。双方之间除了借贷关系，并未投资、股东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股东的协议都是伪造的，其上的签名、手印、时间均是伪造。本案事实清楚，有借条、担保合同、24笔转账凭证作为证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 柳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玉昌归还柳垂英借款18480000元；2.荔波壕坤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柳垂英于2012年3月24日起至2015年7月6日先后向周玉昌的银行账户或周玉昌指定的他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11908000元。2013年2月2日，周玉昌向柳垂英出具一张《借条》，确认借到柳垂英现金938000元，并约定于2013年3月20日前付清，如未还清，按约定的利息支付给柳垂英。2013年12月18日，周玉昌又向柳垂英出具一张《借条》，确认借到柳垂英现金800000元，用于玄武岩挂牌出让报名及其他费用，并约定款于矿权公示期内转让矿权还款（公示期一个月）。2016年5月18日，周玉昌向柳垂英出具一张《借条》，确认因矿山生产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向柳垂英借款1848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即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8日，借款利息为月息2%。《借条》还约定，该借款由荔波壕坤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另行制定保证担保合同等。周玉昌在上述《借条》上签名捺印。同日，荔波壕坤公司与周玉昌签订一份《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荔波壕坤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周玉昌在柳垂英处的借款，即2016年5月18日周玉昌因矿山开采经营向柳垂英的借款，借款本金为18480000元，利息为2%，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8日；保证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18480000元、利息2%、逾期利息3%、柳垂英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等。荔波壕坤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该《保证担保合同》上盖章，柳垂英亦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2017年9月1日，周玉昌向上海石财矿产品有限公司出具一份《付款委托书》，请求上海石财矿产品有限公司将周玉昌退股荔波壕坤公司的股权款11200000元支付到柳垂英的个人中国银行账户。2017年11月10日，上海石财矿产品有限公司向柳垂英支付款项2000000元。另查明，柳垂英于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间在荔波壕坤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柳垂英与周玉昌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中柳垂英向周玉昌的银行账户或周玉昌指定的他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20700000元；周玉昌通过本人或他人账户向柳垂英转账合计227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柳垂英主张诉争款项系继往借款本息结算而来，并向法院提交了转账凭证二十四张（总金额为11908000元）、《借条》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2月2日和2013年12月18日）、《付款委托书》及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等，上述证据与柳垂英提供的《借条》、《保证担保合同》等，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2013年2月2日和2013年12月18日的《借条》中均约定了还款时间，且约定的还款时间距柳垂英起诉时间均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与柳垂英庭审中陈述的，该两份《借条》因超过期限，系周玉昌交给柳垂英留存作为借款延续性的证明的陈述，可以相互吻合；诉讼中，周玉昌亦承认与柳垂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可以认定讼争借款18480000元与柳垂英和周玉昌之间的继往借款间具有延续性。柳垂英主张讼争的借款本金18480000元中，部分系前期借款利息转入本金。从2013年2月2日的《借条》中可以看出，双方就继往借款有约定，如到期未还清，按约定支付利息；而在2016年5月18日的《借条》中，双方亦有约定利息为月息2%。依据双方经济交往的惯例，可以认定柳垂英与周玉昌之间的借款往来通常有约定利息。鉴于柳垂英对款项支付过程、借款结算过程的说明已臻于合理，结合柳垂英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认定讼争款项18480000元系柳垂英和周玉昌之间的继往借款本息结算而来。周玉昌主张上述转账凭证（总金额为11908000元）中的款项并非讼争借款，而系其他款项往来，并提交了转账凭证十九张（总金额为22700000元）。就此，柳垂英补充提交了转账凭证十六张（总金额为20700000元）,主张双方虽有其他往来款项，但均已予以扣除，未在本案中主张，与本案无关，并陈述部分往来凭证因时间久远已经遗失。综合双方的全部款项往来情况来看（包含三组转账凭证），柳垂英付给周玉昌的款项要远超于周玉昌付给柳垂英的款项，而讼争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即双方在出具讼争借条时已对借款总金额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周玉昌仅凭借第二组转账凭证，主张第一组转账凭证中的款项系并非借款，证明力明显不足，依法不予采信。周玉昌主张讼争借条系因委托柳垂英追讨款项所出具，但缺乏充足证据支持，亦不予采信。荔波壕坤公司与柳垂英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为讼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柳垂英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荔波壕坤公司应依法对讼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是否违反不影响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荔波壕坤公司主张在《保证担保合同》签订时，柳垂英担任荔波壕坤公司总经理职务，可以随意使用印章。但从荔波壕坤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柳垂英庭审中的陈述来看，柳垂英担任总经理职务的时间为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两者不存在重合，故对荔波壕坤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柳垂英主张讼争款项系继往借款本息结算而来，已实际支付，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周玉昌主张柳垂英已支付的款项均与讼争借款无关，亦提供了相应证据。经综合审查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柳垂英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周玉昌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且柳垂英提供的《借条》等，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具有高度可能性。据此，柳垂英主张周玉昌归还借款，于法有据，予以保护。周玉昌已通过上海石财矿产品有限公司向柳垂英归还款项2000000元，该笔款项应在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即周玉昌应向柳垂英归还剩余借款16480000元（18480000元-2000000元）。柳垂英在保证期间内主张荔波壕坤公司对讼争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有《保证担保合同》为据，理由充足，可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周玉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柳垂英借款16480000元；二、荔波壕坤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荔波壕坤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周玉昌追偿；三、驳回柳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680元，由柳垂英负担14595元，周玉昌、荔波壕坤公司负担118085元。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 本院二审期间，因两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一审提供的张2013年2月2日、2013年12月18日的两张《借条》尚未经质证，故本院组织了当事人对前述两张《借条》进行了质证。经质证，周玉昌认为两张《借条》与本案无关，也不存在延续性问题；荔波壕坤公司认为该两张《借条》仅能表明周玉昌对借款的认可，不存在借款延续性问题；柳垂英认为，该两张《借条》已被2016年5月18日的《借条》所取代。经查，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另，上诉人荔波壕坤公司于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了证明资料：柳垂英于2017年11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一张。经质证，周玉昌对该《借条》无异议，柳垂英对该《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经审查，该《借条》系复印件且柳垂英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玉昌与柳垂英存在长期款项往来关系,周玉昌于2016年5月18日向柳垂英出具《借条》一张确认向柳垂英借款18480000元。柳垂英诉称涉诉借条系双方自2012年至2015年之间借款本息结算而来，该诉讼理由有2013年《借条》两份、11908000元转账凭证及相应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等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而且，前述2013年出具的《借条》记载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周玉昌在本案中亦确认尚欠柳垂英款项，故柳垂英对款项支付过程、借款结算过程的说明合理，本院予以采信。相反，周玉昌辩称因上海石财矿业公司欠其款项，故委托柳垂英至上海讨该欠款，周玉昌该抗辩缺乏证据支持且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关于柳垂英支付给苏晴、王苗苗、吴某、宋晓东的部分款项，周玉昌本人在一审期间认可其已收到上述款项，仅是对款项性质有异议。但苏晴、吴某等人的书面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款项性质，且柳垂英否认，故柳垂英主张上述款项均系本案借款，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诉称柳垂英主张的借款本金不实，并提交了其向柳垂英或其指定账户转账2270万元的十九张转账凭证，但柳垂英称该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补充提交了其于同时期向周玉昌或其指定账户转账总金额为2070万元的十六张转账凭证，并陈述部分往来凭证已遗失。虽然双方该组银行往来流水相差金额达200万元，但柳垂英另外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欠款本金至少1190.8万元，故周玉昌以该组银行流水为据，否认1190.8万元流水非欠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双方采信。而且，周玉昌于2017年9月向上海石财矿产品有限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要求该公司将其所有的股权款1120万元支付到柳垂英的个人账户，周玉昌对此并未进行合理解释。依据该情形和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说明周玉昌认可此时尚欠柳垂英的款项已超过1120万元。此外，上述情形亦可否定周玉昌和荔波壕坤公司关于本案借款本金仅为890.8万元或684.8元的抗辩。 综合双方的全部款项往来情况，以及双方在2016年5月18日出具讼争借条时已对借款总金额予以确认的事实，且涉诉各《借条》约定利息等内容未违反相应法律法规。一审法院认定周玉昌尚欠柳垂英欠款本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荔波壕坤公司依《保证担保合同》，应对讼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玉昌、荔波壕坤石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680元，由上诉人周玉昌、荔波壕坤石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光卓 审判员  薛闳引 审判员  王燕燕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赖钟炜 书记员卢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