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1民初363号原告:武汉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昌区徐家棚街三角路村第2幢26层3号。法定代表人：李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佳华街7号帅科大厦8层。法定代表人：侯建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荣，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礼东，男，1970年6月18日出生，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现住太原市，身份证号：×××。原告武汉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山西能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4）并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被告提出了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晋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此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5月2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被告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付货款4381109.71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00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自2014年10月20日至上述7381109.71元支付完毕之日按银行贷款利率4倍赔偿原告利息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被告作为供方，原告作为需方进行煤炭交易，被告向用煤方山东菏泽发电厂发货。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预付货款，被告向特定的发电厂发货，共进行五批次交易。2014年1月15日，因用煤方增加为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兴安化工有限公司等三家，原被告重新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该合同同样约定被告作为供方，原告作为需方进行煤炭交易，被告将煤炭发往上述3家用煤方。截止2014年1月15日合同签订时，原告的预付货款余额为6881109.71元。2014年1月1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因被告原因无法履行，被告于2014年1月24日退还原告货款100万元元，2014年6月26日退还原告货款150万元，至起诉之日仍有4381109.71元未退还给原告。另因被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给原告世纪秋阳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被告山西能投公司辩称，一、原被告名为购销实为委托，原告系委托人，被告是受托人，在原告起诉书中载明的购销合同前双方口头约定该合同仅为形式合同，被告不需履行这两份合同，实际履行中原告委托常某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与被告进行接洽，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了委托付款指令，要求原告将办理委托事务所收的煤款转给第三方，并承诺被告对此行为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事项均由常某实际经办，且事实上，原告诉请的这些款项，最终由被告将款转给第三方，后由第三方全部转付给原告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常某。最终由常某实际履行了煤炭的采购、存储和发运。被告在此过程中仅有两个行为一是按原告的指令接受货款并转给第三方，第二是向原告提供了最终结算的发票，被告实际的获得仅为每吨煤2元的服务费。二、原告主张返还的煤款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三、原告已经采购的煤款是其自己经营的原因造成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在庭审中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证据二、被告工商信息。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证据一、2014年1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证据二、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2013年原告与山西荷泽发电厂签订的5份购销合同。提供该合同是证明一下第一份煤炭购销合同的履行。证据三、对账单5份。第三组证据：证明在对账单出具之前，被告向原告指定的账户转款100万元，在2014年6月26日以后双方对账单出具后被告向原告的指定账户转款150万元，即在2月20日被告欠付原告后被告又向原告退款150万元，所以截止起诉之日被告仍欠原告438万余元。证据一、2014年2月20日对账单一份。证据二、被告向原告指定账户退款250万元的转账凭证。被告山西能投公司质证如下：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与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对于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两份合同并不能证明原告确实是需方的角色，被告确实是履行义务的角色。对于五份对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确实存在煤炭供应的关系。对账单仅仅是票面金额，是基于被告接到原告委托付款转款的行为而已，并不是被告实际采购煤炭向原告供应，因此不能证明双方确实属煤炭购销关系。第三组证据：退款事实认可。退款原因并不是被告不能履行义务造成的而是原告自身经营需要原因作出的退款。被告山西能投公司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一、被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明被告是合法注册设立的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包括煤炭运输、销售及服务等。第二组证据：证据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2013.08.01签订），证明原被告双方曾于2013年8月1日签订形式上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单价为490元每吨。第三组证据：证据三、原告给常某出具的委托书及常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四、《煤炭购销合同》及附件“孝义市金正威煤业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证据五、被告与孝义市金正威煤业有限公司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支付回单”（2014.01.09），证据三-五共同证明1、常某系原告全权委托的受托人，代表原告实际履行“煤炭采购、铁路计划报批、发运”事务，2、被告根据原告全权代理人常某要求，与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孝义市金正威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形式上的《煤炭购销合同》，为了实现原告自行煤炭采购事务，被告与2014年1月9日向第三方预付煤炭150万元。第四组证据：证据六、孝义市金正威煤业向被告出具“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09.232013.10.242014.02.12），证据七、被告向原告出具“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09.242013.10.252014.02.18）证据六-七共同证明1、被告与孝义市金正威公司结算的票面显示金额总计为7413857.5元，煤炭总量19998.31吨，每吨煤炭价370.73元，2、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委托事务结算票面显示金额为7453826.49元，煤炭总量为19998.31吨，每吨煤炭价372.73元，3、基于原告自行组织煤源、存储、发运的事实，结算过程中被告按此前合同外双方口头约定，仅实际收取每吨煤炭2元的服务费。第五组证据：证据八、煤炭购销合同（原被告于2014.01.15签订），证明原被告双方曾于2014年1月15日二次签订形式上的《煤炭购销合同》。第六组证据：证据九、原被告之间“往来对账单”（2014.02.20），证明1、原被告双方通过传真对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开票金额和退还款项予以确认，至2014年2月7日剩余未转出和开票金额为5881109.71元，2、双方确认2014年1月8日武汉益倍特公司曾向被告汇款800万元，原告与益倍特公司系关联公司。2014年1月22日向原告退款100万元，也是由益倍特公司收取，3、原告提供的传真号为027-88045017第七组证据：证据十、《煤炭购销合同》（2014.01.21签订）及附件包头市日成商贸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据十一、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委托付款协议书”，证据十二以及被告向原告汇款的凭证“银行汇款回单”孝义市金正威煤业有限公司与吕梁聚晟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代发协议》（2014.06.01签订）证据十一-证据十二共同证明1、被告按原告及其全权代理人常某要求，与其指定的第三方形成形式上的煤炭买卖关系，并按原告和实际付款人“武汉益倍特贸易有限公司”指令给付第三方预付煤款310万元，原告和实际付款人“武汉益倍特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被告对此指令付款后果不承担责任。2、原告确认第三人为其采购煤炭的采购人和组织发运人孝义金正威煤业有限公司作为原告指定的煤炭供应方，为向原告履行供煤义务，积极联络煤炭发运事宜。第九组证据：证据十三、常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及补充情况说明，证明1、常某为原告采购煤炭的全权负责人和实际经办人，2、常某根据原告委托，组织原告所需煤炭的采购、发运等事宜，3、对于形式上的《煤炭购销合同》，实际履行中被告仅以提供服务原因收取每吨煤炭2元的服务费，4、原告诉请主张的煤款，已由其全权代理人常某实际用于煤炭的采购、存储和申报铁路车皮计划等事项，5、原告采购的煤炭销售遇阻，导致其存储煤炭上万吨销售不能，是原告起诉的真实原因，而并非其诉称的“因被告原因无法履行”供应煤炭所致，6、原告和“益倍特公司”为常某出具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书，以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均系由常某提供给被告。第十组证据：证据十四、场地租赁协议书（2014.02.28签订），证明原告为方便自行采购的煤炭存储、发运，由其代理人常某借用他人名义实际租赁场地供原告适用煤炭存储和发运使用。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所需煤炭，实际由原告自行采购、存储、发运，证据十五、退款申请函（2014.1.22和2014.06.24出具）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4.06.27），证明1、2014.1.22原告因经营需要，向被告主张退还煤款100万元，被告于当天完成退款，2、2014.06.24原告因经营需要向被告主张退还煤款1778176.08元，因该金额是当时被告账面上剩余原告的全部煤款，双方尚未结算完成，故被告于2016.6.26日向原告退还煤款150万元，账面剩余金额为278176.08元。即：原告能够清楚知道被告账面剩余的每款数额，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证明其对被告向第三方办理委托付款事宜完全知情。第十一组证据：证据十六，证人常某出庭作证，陈述如下：我是受原告老总李辉的委托，在孝义市租了房子等，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手上有一些资金票据压在手里，煤炭已经购买了。这部分货款都是经我手出去的，通过孝义市金正威公司和包头市日成公司。关于退款是从哪来的退到哪里，不可能直接退到李辉那里。原告主张的煤款有煤也有票，剩下的都退还了。委托书上的公章是李辉给我们在孝义市租的场所，拿回武汉盖的。我与原告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委托书原件没有。煤炭代发协议是我提供给被告，履行目的是向原告组织发运。我有录音证明与李辉认识。金正威与包头日成是我们找到的，我们提供给李辉，李辉同意后才与被告谈的。我代表原告与被告合作是2013年开始开始的。我还要提供煤炭基金票，证明票已经开出来了，没有发出去。原告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我认为原被告不是真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世纪秋阳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是每吨基数490元合同约定已经很清楚。对证据三有异议，我的当事人否认出具此委托书。对证据四是被告与孝义市金正威签订的与本案无关，包括网上支付的回单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五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是贸易公司，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八没有异议，当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形式上签订购销合同这与2013.08显然不一样。对证据九对账单是第一次见到待我核实以后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十，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一原告出具委托付款协议书，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不是双方盖章，我的当事人从始至终否认这份委托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没有原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付款回单是与包头付款，这与我们无关。对证据十二没有原件，甲乙双方与本案无关，不符合证据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三只是他单方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这是一个孤证，证人证言虚构事实。对证据十四甲乙双方均与原告无关，原件在常某处不合理。这是一个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五退款函没有异议，我们诉状中是说被告无法履行义务，当时退款函里面是客套话，退款有整有零是正常的。对于情况说明，是单方作出的说明，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证人常某与原告无劳动合同关系，两份委托书是伪造的，我们没有见到给孝义市的委托，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8月1日，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又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山西能投公司每月供给原告世纪秋阳公司2万吨以上的煤；2、交货方式为到厂交货；3、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结算单价为（电厂和化工厂结算单价-20元），本月执行基准单价为490元/吨；4、煤炭的质量以电厂的化验结果和数量以电厂的过磅单为结算依据；5、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向被告山西能投公司预付200万元煤款；6、被告山西能投公司收到货款后，在当月未组织发运完毕的，计入下一月度，或在月度结束时原告世纪秋阳公司递交不再发运的书面申请，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应在随后的5个工作日内退还还未兑现部分货款及铁路运费，超过则承担每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7、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开具当月已发运煤炭总量的增值税发票；8、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协助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完成与电厂的合同签订和货款结算。2014年1月15日，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山西能投公司每月供给原告世纪秋阳公司2万吨以上的煤；2、交货方式为到厂交货；3、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结算单价为（电厂和化工厂结算单价-15元）；4、煤炭的质量以收货人的化验结果、数量以收货人的过磅单为结算依据；5、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向被告山西能投公司预付150万元煤款；6、被告山西能投公司煤炭发运完毕后向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开具当月的增值税票，双方对账后结算当月货款，多退少补；7、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发运煤炭未达到其申报的数量时，未达到部分则按15元/吨作为利润向原告世纪秋阳公司补偿计入当月已发运煤炭中开具增值税发票；8、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协助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完成与电厂和化工厂的合同签订和货款结算；9、每月末，双方应尽力配合对方财务对账工作。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签订上述两份合同后，原告世纪秋阳公司与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义务，双方于2014年2月20日经对账，原告世纪秋阳公司在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处留存的预付货款余额为5881109.71元。2014.1.22武汉易倍特贸易有限公司以因经营需要为由，向被告主张退还煤款100万元，被告于当天完成退款。2014年6月24日，武汉易倍特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出具退款申请函，该函载明：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我公司因业务需要，请贵公司将与我公司的业务往来款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八千一百七十六元零八分（1778176.08元），退回我公司。2014年6月27日，被告山西能投公司向武汉易倍特贸易有限公司退煤款150万元。另查明，为了实现原告自行煤炭采购事务，被告与第三方孝义市金正威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形式上的《煤炭购销合同》，被告与2014年1月9日向第三方预付煤炭150万元。本院认为,被告山西能投公司与原告世纪秋阳公司曾于2013年8月1日和2014年1月15日两次签订书面的《煤炭购销合同》，双方对两次签订的合同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实际履行义务存在较大争议。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原被告之间先后签订了两份《煤炭购销合同》，第一次发生于2013年8月1日，该合同已实际执行完毕。综合分析以上原、被告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形式上为买卖合同，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实际由原告自行承担履行，被告仅负责按原告指令向第三方完成委托付款、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和出具结算发票。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原告诉请主张的《煤炭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双方为原告与孝义金正威公司和包头日成商贸公司，被告已全面完成了委托事务，不应对原告诉请主张的煤款和损失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另外，通过庭审查明可知，被告向原告两次退还预付煤款250万元，并非基于原告直接向被告请求退款原因。事实上，这两次退款是基于实际付款人武汉益倍特公司“因自身经营需要”，单方向被告提出书面《退款申请》和《退款申请函》后，被告向武汉益倍特公司退还的。而原告在起诉书中对武汉益倍特公司单方向被告提出退款申请事实的认可，即表明武汉益倍特公司作为实际向被告给付预付煤款的付款人，有权在不经原告确认的前提下，就其向被告给付的预付煤款向被告作出委托指令。故本案中武汉益倍特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被告作出的《委托付款协议书》，与此前作出的《退款申请》和《退款申请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和可信度，加之武汉益倍特公司与原告系明确的关联公司等事实，被告依武汉益倍特公司《委托付款协议书》指令要求，向第三方转付煤款，实为完成委托方委托事务的具体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请所主张的“买卖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缺乏相应证据和法律依据，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具有委托性质。原告应当就履行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主张相关权利。现要求被告返还煤款，赔偿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468元，由原告武汉世纪秋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牛晓斌审判员 冯金林审判员 申延艳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连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