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森飞，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唐均，杭州市商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晖，浙江乐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恒江，男，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文通，男，196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宝康，浙江宝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森飞为与被上诉人吴恒江、姚文通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3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傅森飞上诉请求：一审认定案涉400万元借款未实际交付错误。傅森飞是以票据直接交付，借款人金瑞鸿在票据复印件上确认收到票据原件并签字以及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可以认定作为借款的票据已收取，作为担保人的吴恒江在傅森飞交付票据的同时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确认担保这一事实也可以认定借款确已交付，在一年后姚文通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的行为进一步可以证实作为借款的票据案外人金瑞鸿是收到的。根据票据的无因性，金瑞鸿占有票据后即享有票据权利，然一审以手机录音为由认定票据没有交付是无道理的。一审录音能够佐证金瑞鸿收到借条项下的承兑汇票这一事实以及该借款是由吴恒江、姚文通担保这一事实。傅森飞在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姚文通一审提供的录音不完整，且未经傅森飞同意秘密录制，故构成其来源不合法，且该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孤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证据其证明效力是相当低下的，傅森飞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大于姚文通证据的证明效力，为此一审法院判决票据未交付的错误是明显的。二审期间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1、傅森飞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完成了款项交付。傅森飞所提供的借条、收条内容明确，借款人金瑞鸿确认已收到相应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及贴息款，并详细记载了所有票据的编号及批次号。同时也附上了作为款项交付凭证的全部票据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载明原件已收的字样。故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以票据交付的，借款合同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生效。本案中，傅森飞是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款项交付的依据，事实上，傅森飞在交付涉案票据时，不可能在该票据背面记载任何信息，其从上家受让该票据时也是如此，这就是如今票据市场通常的转让方式。对于借款人来说，其获得了上述票据，既可以转让给其他个人，也可在该票据到期时进行承兑。可以说，其取得票据原件之时即已取得相应的票据权利，除非该票据本身是伪造的。首先，本案4张票据复印件，只有一张仅有票据正面，其他三张都是正反面都复印了，且详细记载了公司背书情况。其次因承兑汇票只能在单位之间背书转让，故个人作为票据转让人，不需要也无权以个人身份在票据背面进行背书。同时，票据转让人如何获得该票据，也不会影响该票据的继续转让及最终的到期兑付。可以说，只要傅森飞所交付的票据是真实的，即只要符合该票据的形式要件，那么交付票据原件即可表明已完成了款项的交付义务，借款人亦同时取得了相应的票据权利。而对于借款人来说，其真正的票据权利是通过转让该票据变现或到期承兑来实现的。2、原审法院对于傅森飞另案中同样的款项交付方式并未提出异议。3、原审判决对于“傅森飞可能是通过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重新出具借款手续，以对原有债权进行确认”的推测不符合常理。本案中，若如原审法院所说，傅森飞与借款人、担保人须对原有债务重新确认，以保证担保的有效性，那么，只要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或由借款人、担保人出具相应的债务确认书即可，完全不需要通过如本案中如此复杂的方式来对原有债权进行确认。况且，本案借款人金瑞鸿长期从事集资类经营活动，不可能不了解其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字的后果，而担保人作为生意人，对于相应后果也不会不知道。更何况，在交付上述票据的同时，傅森飞亦支付了相应的贴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姚文通辩称：傅森飞称承兑汇票400万元中有300万元是有背书栏的，但该背书栏没有吴恒江、姚文通的签字，傅森飞作为金瑞鸿的上一手应该背书，而其所谓的背书并没有傅森飞的背书或者其相关公司的背书。金瑞鸿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上讲到2013年10月26日、11月14日借条中的名字不是其所签，并讲到借款真正发生时间是2010年左右，实际上所谓承兑汇票的签字都是虚假的。一审法院也认定傅森飞只是想通过借款人、担保人重新出具借款手续，以对原有债权进行确认。姚文通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有事实依据的，依据就是吴恒江和傅森飞的谈话录音，因此傅森飞与金瑞鸿之间发生的四个案件是2010年发生了1350万元和400万元，在2010年以后发生了1000万元和400万元，所以本案2013年400万元和另135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实际交付，也即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因此姚文通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吴恒江未发表答辩意见。 傅森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恒江、姚文通归还傅森飞借款本金400万元；2.吴恒江支付借款400万元自2013年10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瑞鸿与傅森飞有多次借款往来。2013年10月26日，金瑞鸿向傅森飞出具借条及收条各1份。借条载明，金瑞鸿因经营缺资金向傅森飞借款400万元，按月利率2.5%计付利息。担保人对以上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履行还款届满之日起两年。收条载明，收到承兑汇票4份，合计金额400万元，本人收到贴息款12万元，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原件本人已收，复印件签字为凭。同日，吴恒江在借条的担保人一栏内签字。一年后，姚文通在借条的担保人一栏内签字，并注明“只担保本金”。金瑞鸿、吴恒江、姚文通至今未归还过借条项下的本金及利息。另查明，借款人金瑞鸿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6年9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被逮捕，2017年11月24日被一审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现已生效。公安机关曾将案涉借款列入侦查范围，但最终未将其作为非法集资金额予以认定，刑事判决书中也未将其作为金瑞鸿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金瑞鸿虽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案涉借款并未被纳入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之内；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及履行情况看，借贷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借款关系依法成立。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案涉借款有无实际交付。傅森飞为证明借款已经交付，提供了借款人金瑞鸿签字的收条和承兑汇票复印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生效。在以票据行为取得票据时，只有票据行为有效，持票人才能取得票据权利。以票据行为取得票据包括因出票取得和因票据转让取得，票据转让取得包括背书转让和直接交付转让。票据行为的有效要件包括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和签章的真实性。本案中，从傅森飞提供的证据看，案涉票据交付采用直接交付方式。在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上签字，实际上起到的也是收条的作用。收条作为证明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一般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案涉承兑汇票复印件仅有票据正面，缺少票据背面的背书记载情况，傅森飞取得票据的来源不明，在审理过程中也未作出明确的解释，而从傅森飞在本案诉讼后与吴恒江的对话录音显示，金瑞鸿向傅森飞所借借款中由吴恒江提供担保的款项共两笔，一笔1350万元（1280万元、50万元、20万元），一笔400万元，形成了三份借条，其中400万元借款的构成与本案借款相吻合。同时，傅森飞在对话还讲到，为了保证担保的有效性，其每隔两年均会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重新出具相关借款手续，并以重新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名的方式来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结合金瑞鸿在接受一审法院和公安机关调查时均陈述到，吴恒江提供担保的1750万元借款系其从2009年开始陆续向傅森飞所借，傅森飞在2013年10月要求其和吴恒江重新出具借条及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名。该说法与吴恒江、姚文通的抗辩及录音资料所示内容可相印证，使得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傅森飞可能只是以上述方式取得款项交付的证据但是并未实际交付款项。由于傅森飞在本案中始终主张本案借款为其与金瑞鸿之间形成的新的借款关系，与之前的借款行为无关，承兑汇票实际完成了交付，而双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相当，从而使本案款项交付的事实真伪不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应当承担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的举证责任，对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方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已经交付的事实不存在，案涉借款合同未生效。保证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亦未生效，故吴恒江、姚文通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傅森飞的诉请，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恒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傅森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傅森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傅森飞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法院依职权向付款银行调取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并核实票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兑付。姚文通认为傅森飞的调查取证申请无法达到其要证明的借款合同的借款已交付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票据背书栏未记载傅森飞姓名，故该调查申请与本案关联性不足，况且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有无实际交付，傅森飞申请的调查取证事项无法达到案涉借款已交付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可以视为具备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出借人傅森飞陈述系以直接交付票据的方式提供借款，且其以借款人金瑞鸿签字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以及借条、收条作为借款交付的主要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傅森飞无法提供确切的汇票来源情况，以及汇票中记载的出票人、收款人、背书人与本案当事人的关联。其次，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中显示编号为40200052/21491398的汇票复印件仅有票据正面，缺少票据背面的背书记载情况。再次，从查证情况看，金瑞鸿向傅森飞借款共计3笔，除本案400万元外，还有1350万元、1000万元两笔，姚文通向傅森飞借款1笔400万元；根据一审法院对金瑞鸿所作询问笔录，金瑞鸿陈述向傅森飞从2009年开始借款，到2012年陆续借到1750万元，到了2013年10月份借款到期，傅森飞提出满2年要求重新出具借条，另外1000万和400万元借条没有重新出具；再结合吴恒江与傅森飞的电话录音中傅森飞所陈述的1750万以及另外两笔合计1400万借款构成与金瑞鸿陈述吻合，傅森飞关于有担保的借款每过两年让借款人及担保人重新出具借款手续，没有担保的无需重新出具的陈述，亦与金瑞鸿陈述吻合。至于录音证据的效力，本院认为，该份录音证据是吴恒江与傅森飞关于双方及金瑞鸿、姚文通等人之间的借款及担保事宜进行沟通谈话的真实记录，其取得并未侵害傅森飞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故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在收条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的前提下，原审法院结合傅森飞与吴恒江的对话录音、金瑞鸿在接受原审法院和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的陈述，认定案涉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应属合理。因此上诉人傅森飞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上诉人傅森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