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9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仁富，男，196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树、颜峰群，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王裕生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灵桥工业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王国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桢达、许洁峰，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云良，男，196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李仁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王裕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裕生公司）、张云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1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仁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王裕生公司、张云良给付李仁富货款260531元及该款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王裕生公司、张云良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一、李仁富选定的交易主体是王裕生公司，一审判决将与李仁富素不相识的案外人杭州富阳烁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烁金公司）作为出卖方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李仁富是通过张云良向王裕生公司购买瓦楞纸，张云良向李仁富出具的收据也是以王裕生公司的名义，王裕生公司最后出具的编号为4884075的收据更是明确李仁富为其买受人。李仁富与烁金公司素不相识，张云良也从未向李仁富披露过烁金公司的信息，李仁富怎么可能与缺乏资信的烁金公司发生交易。并且从交易过程看，是连续性瓦楞纸买卖法律关系。虽然李仁富与王裕生公司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一审已查明王裕生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9月23日、9月28日向李仁富指定的承运人交付瓦楞纸以及出具收据（编号为4884075），这说明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发生了瓦楞纸交易。李仁富向王裕生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王裕生公司向李仁富交付货物的行为，表明双方在相互履行合同义务。特别是编号为4884075的收据，该收据载明的内容对双方最后一笔瓦楞纸的交易如货物交付方式、货物价格、数量等做了明确约定。其次，李仁富提交的社保信息证明王裕生公司自2004年起至今为张云良缴纳社会保险，该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张云良系王裕生公司业务员。虽然王裕生公司、张云良在一审时对此做了解释并提供了劳动合同，但该解释系其单方解释且劳动合同也真伪不明。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王裕生公司、张云良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来证明张云良不是王裕生公司业务员。一审法院在李仁富提供的社保缴纳信息的证明力远高于张云良提供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张云良系烁金公司的业务员错误。虽然一审法院在对张云良系烁金公司业务员的认定上也结合了相关调查笔录中王裕生公司、烁金公司负责人的陈述，但李仁富在其所做笔录中也陈述了张云良系王裕生公司业务员，一审法院对李仁富的陈述认为是单方自认不予认可，却对王裕生公司、烁金公司负责人的陈述予以认定，有失公平。最后，张云良在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注明“王裕生纸业张云良”的行为与一审法院对张云良系烁金公司业务员的认定矛盾。应当说张云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系王裕生公司业务员。即使张云良系烁金公司业务员，也不能排除李仁富是通过张云良与王裕生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李仁富是向张云良代表的烁金公司购买瓦楞纸，王裕生公司是根据烁金公司的指示将瓦楞纸交付给李仁富，没有证据佐证，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杭州市富阳区××组对王裕生公司副总、烁金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做笔录中，两人都承认烁金公司是王裕生公司的外包单位，负责王裕生公司纸品销售。两人的陈述恰恰证明王裕生公司和烁金公司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按笔录中对烁金公司身份的陈述，结合一审法院对张云良系烁金公司业务员的认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烁金公司是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即李仁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也就是说王裕生公司（委托人）、张云良（受托人）是间接代理法律关系。其次，李仁富在与张云良建立买卖关系时是知道王裕生公司的，结合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得出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李仁富和王裕生公司。即使李仁富在与张云良建立买卖关系时不知道王裕生公司，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王裕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李仁富出具收据的行为表明王裕生公司作为出卖人的身份关系已经被披露。根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李仁富有权可向王裕生公司（委托方）主张违约请求权即要求王裕生公司归还货款。正因上述原因，烁金公司对死者家属进行补偿的行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烁金公司作为王裕生公司的代销单位，其应对由其代理的买卖业务所产生的纠纷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张云良无权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进行瓦楞纸买卖。李仁富于2017年10月2日在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灵桥派出所所做笔录、一审庭审时都陈述其是与王裕生公司业务员即张云良具体联系买卖瓦楞纸的。张云良在收取的编号为26996584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更是明确其是替王裕生公司收取的货款。王裕生公司在收到通过张云良上交的银行承兑汇票后更是在此后向李仁富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另外，李仁富提供的出库单载明的客户名字虽然是张云良，但实际上是李仁富。之所以存在此现象是因为在由业务员联系的买卖中，为此后业务员业务费的结算提供凭证以此证明该笔业务系该业务员所完成，这也就解释了出库单载明客户名字为张云良的原因。否则按一审法院的认定，出库单载明的客户名字应是烁金公司才合理。张云良作为王裕生公司的业务员是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进行交易。即使按一审法院的认定，张云良无权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进行瓦楞纸买卖，那么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王裕生公司向李仁富出具载明了货物交付方式、货物价格、数量等交易内容的收据的行为是对前面张云良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进行交易的追认。四、一审法院既然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定张云良非王裕生公司业务员，那么也应以同样的证明标准来要求张云良举证证明其系烁金公司业务员，否则张云良与李仁富进行交易的行为系代表烁金公司的职务行为的认定不能成立。 王裕生公司答辩称，一、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业务买卖关系，王裕生公司就此已在一审诉讼中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李仁富认为王裕生公司与烁金公司是代理关系，但王裕生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证明王裕生公司和烁金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李仁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二、张云良是烁金公司业务员，而非王裕生公司业务员，有张云良提交的劳动合同予以证明。正因为与李仁富发生直接业务关系的是烁金公司，所以在张四清发生意外死亡，相关部门找不到李仁富时，为了安抚死者家属情绪，找到直接发生业务关系的烁金公司出面赔偿死者家属相关费用。李仁富若认为货物未交付，可以找烁金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云良表示同意一审判决的认定。 李仁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裕生公司、张云良返还李仁富货款260531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30日起至货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王裕生公司、张云良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月1日，张云良与案外人杭州富阳烁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烁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张云良从事烁金公司的纸张销售工作。 2017年9月18日，王裕生公司与案外人烁金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烁金公司向王裕生公司购买瓦楞纸1000吨，货款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预付，由烁金公司自行派车到王裕生公司仓库提货。 李仁富分别于2017年9月12日向张云良交付货款336640.48元、9月30日交付200000元。其中2017年9月30日的2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张云良收取后，直接交付给王裕生公司，由该公司给李仁富出具收据一份。 李仁富向张云良交付货款后，分别于2017年9月23日、9月28日到王裕生公司处提货，货物价值276109元。2017年10月2日，李仁富指派驾驶员张四清到王裕生公司处提货。货物装好后，张四清在遮盖油布的过程中不慎从车上坠落死亡。 张四清死亡后，杭州市富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灵桥派出所介入调查。王裕生公司的负责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张四清是由烁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安排到王裕生公司厂区提货。烁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该公司与王裕生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先向王裕生公司预付货款，然后提货。张云良系烁金公司的业务员，案涉纸张系由张云良出售给李仁富（笔录中记载的李金龙应系笔误）。李仁富指派的驾驶员张四清到王裕生公司处提货时，从车上不慎坠落死亡。 就张四清死亡后的赔偿事宜，经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张四清的家属与烁金公司达成协议，由烁金公司补偿张四清家属510000元。 庭审中张云良陈述，2017年10月2日的一车瓦楞纸，因发生张四清死亡事故，杭州市富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调查事故时予以暂扣。后因烁金公司与李仁富之间就张四清的死亡赔偿纠纷未解决，烁金公司将该车瓦楞纸处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裕生公司是否是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 首先，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在案证据，李仁富购买瓦楞纸的交易过程是，其与张云良联系，将货款交付给张云良，根据张云良的指示，李仁富指派驾驶员到王裕生公司提货。双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销售出库单均载明，客户名字为张云良，因此，可以认定，李仁富通过张云良购买瓦楞纸。 其次，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李仁富通过张云良购买瓦楞纸时，张云良系案外人烁金公司的业务员，张云良将瓦楞纸出售给李仁富的行为，系代表烁金公司，系职务行为。张云良并非如李仁富主张的，系王裕生公司的业务员，系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1）王裕生公司为张云良缴纳社会保险，并不能当然推定张云良系王裕生公司的业务员。王裕生公司及张云良均抗辩王裕生公司为张云良缴纳的社会保险系代缴。即使张云良确系王裕生公司的职员，也无证据证明王裕生公司授权张云良与李仁富进行瓦楞纸买卖。（2）在张云良无权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进行瓦楞纸买卖的情况下，张云良与李仁富之间进行的瓦楞纸买卖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李仁富与张云良进行瓦楞纸买卖时，无证据证明王裕生公司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李仁富相信张云良有权代表王裕生公司的表象。李仁富虽提交了王裕生公司与烁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之前的销售出库单，但案涉所有的销售出库单，载明的客户名字均为张云良，并非李仁富。张云良虽在李仁富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注明“王裕生纸业张云良”，但张云良在银行承兑汇票上注明相关内容的行为系张云良的个人行为，并非王裕生公司的行为。关于李仁富提交的收据，该收据虽系王裕生公司开具给李仁富，但庭审中李仁富陈述，该收据是张四清发生事故死亡后由王裕生公司补开，时间倒签为2017年9月30日。判断表见代理的时间节点，应是李仁富与张云良进行瓦楞纸买卖的当时，并非买卖完成之后。另外，在连环买卖合同关系中，卖方受买方的指示，向次买受人直接开具发票、收据等情形在交易实践中亦确实存在。因此，张云良与李仁富进行瓦楞纸买卖时，既无权代表王裕生公司，也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王裕生公司并非是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 第三，张四清发生事故死亡后，在安监机关介入调查时，王裕生公司的负责人及烁金公司的负责人均陈述，王裕生公司将瓦楞纸销售给烁金公司，由烁金公司的业务员张云良将瓦楞纸销售给李仁富。事故发生时，王裕生公司的负责人及烁金公司的负责人不可能预见到将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合同纠纷，预先作虚假陈述。另外，如果不存在王裕生公司、烁金公司及李仁富之间的连环买卖合同关系，李仁富指派的驾驶员张四清死亡后，烁金公司自甘风险，参与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的调解，自愿补偿张四清家属510000元，明显有悖常理。 综上，李仁富系通过烁金公司的业务员张云良向烁金公司购买瓦楞纸，李仁富与王裕生公司之间无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仁富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裕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张云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李仁富要求王裕生公司、张云良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仁富与案外人烁金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案解决。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仁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8元，减半收取2604元，由李仁富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李仁富系通过张云良购买瓦楞纸，现各方争议的焦点是张云良是否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关系。李仁富主张张云良系代表王裕生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关系，但在王裕生公司、张云良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张云良就其收到李仁富的部分货款（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签署“王裕生纸业张云良”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王裕生公司收到张云良交付的20万元承兑汇票，在司机坠亡事故发生后就该部分货款向李仁富补开收据的行为亦不足以作为认定案涉全部纸张买卖关系是张云良代表王裕生公司与李仁富发生的依据。王裕生公司、张云良及烁金公司均认可张云良系烁金公司员工（有张云良与烁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证），烁金公司向王裕生公司采购纸张（有烁金公司与王裕生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为证）后，由张云良代表烁金公司向李仁富进行销售，结合李仁富派去提货的司机在2017年10月2日提货时从车上坠亡后，由烁金公司赔偿死者家属51万元的事实，王裕生公司、张云良关于张云良系代表烁金公司与李仁富发生买卖关系有事实依据。李仁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8元，由李仁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