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2494号原告:朱湖昌,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广东商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丛桂路123-129号14-16层。法定代表人：陈季武。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新桥路3号。负责人：姚桂桐。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邱奕彬，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中坚巷首层3号。负责人：熊颖。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翠玲，系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员工。原告朱湖昌诉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运公司）、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市运增城分公司）、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增城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湖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被告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奕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湖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派遣行为无效，原告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于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年限连续计算；2、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拖欠的加班费126480元，其中平时加班费44799元，休息日加班费65345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6336元；3、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4828元；4、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2016年6月至2016年10月、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的高温津贴2250元；5、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返还保证金4000元；6、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30日拖欠的工资60018元（原起诉请求54018元，开庭时变更为60018元）；7、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万元；8、被告市运公司、红海增城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原告的工资情况、高温补贴、加班费、年休假报酬。原告于2013年8月1日入职，入职后工作岗位一直为公交车驾驶员，原告入职后被违法收取保证金4000元，未加上拖欠的加班费，正常情况下原告的平均工资约6000元。原告的工作岗位符合高温补贴的情形，但被告从未支付过高温补贴。原告累计工作年限已经满20年，每年应享受年休假15天，但从未享受过年休假或者获得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原告的工作主要是驾驶增城区至越秀南客运站的17号线路的公交车，原告每天上班时间为13.5小时，每月上班天数普遍26天，周末、法定节假日都要上班。2017年3月16日，由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怀疑原告贪污票款，无故将原告停职，一直到5月开始才恢复上班，期间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没有发2017年3月下半月和4、5月工资，但原告根本不存在贪污票款。原告在2017年6、7月部分时间短期正常上班，但2017年8、9月又以未调查清楚为由无故停班，并且停止发放工资，到了2017年10、11、12月要求原告每日到公司签到，但不安排恢复工作，要求等待，一直到2018年1月中旬，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以没有合适的岗位为由，要求原告离职，遭到原告拒绝，其后将原告无期限停班，而且停止发放工资、停止购买社保。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以上违法行为，应视为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应支付赔偿金。二、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的行为属于逆向派遣，同时亦属于实施自我派遣，原告与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派遣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禁止性规定，不符合劳动派遣三性原则，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共利益，而且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原告与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务派遣行为自始无效。非法派遣期间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三、用人单位为规避劳动法施行非法劳务派遣，变更劳动者的用工主体，属于非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发生变更，原告一直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用人单位并未对原告进行过安置或者经济补偿，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该由用人单位合并计算。四、即使原告与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原告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的劳动关系成立，但原告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的劳动关系在先，双方没有解除劳动关系，至今仍然持续，原告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的劳动关系仍然受法律保护。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与被告市运增城分公司故意串通，实施非法劳务派遣的行为，恶意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共同辩称：一、关于运输公司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1、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运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其提供的证据恰好证明其与运输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运输公司与原告之间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已与第三方建立劳动关系至今近四年。（1）原告自2014年6月1日即与第三方签订了多份劳动合同。（2）根据原告的社保明显可知，原告在2014年6月至2018年3月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由运输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为其购买社保，可证明其与运输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3、原告与第三方公司多次签订劳动合同至今长达四年，期间原告从未向运输公司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足可说明，原告已事实上与第三方建立劳动关系，该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4、原告的请求明显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告请求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岗位补贴、保证金均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三、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原告该项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红海增城分公司辩称：一、原告在一审中将我司列为被告，并提出确认其与我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的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应予驳回。如法院对原告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则剥夺了我司在劳动仲裁阶段的法定答辩权利，严重损害了我司的合法权益，亦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原告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劳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原告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名（多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原告与我司还续了劳动合同，其继签行为足以证明其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日，甲方红海增城分公司与乙方朱湖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合同期限为有固定期限：从2014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一）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司机、乘务员等岗位（初期将派驻市运增城分公司从事司机的相关工作，后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在上述范围内进行相关安排）。……四、劳动报酬：（一）计时工资1550元/月，并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三）甲方依法安排乙方加班的，应按《劳动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十二、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6、假期、加班等相关待遇按本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作为计算依据。……2017年6月1日，甲方红海增城分公司与乙方朱湖昌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合同期限为有固定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一）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司机、站场服务、后勤等服务岗位（初期将暂派驻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从事司机工作，后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在上述范围内进行相关安排）。……四、劳动报酬：（一）计时工资1895元/月，并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三）甲方依法安排乙方加班的，应按《劳动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十二、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8、假期、加班等相关待遇按本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作为计算依据。……上述事实，有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为据。根据上述劳动合同约定，朱湖昌于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在市运增城分公司工作，但朱湖昌主张其一直在市运增城分公司工作，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不予确认，而朱湖昌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2018年3月30日，申请人黄运城、姚军政、叶远清、李伟其、杨建光、朱湖昌与被申请人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申请人朱湖昌的仲裁请求为：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市运增城分公司于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两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拖欠的加班费126480元（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44799元，休息日加班费65345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6336元）；3、两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4828元；4、两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2016年6月至2016年10月、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的高温津贴2250元；5、两被申请人返还保证金4000元；6、两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30日拖欠的工资54018元；7、两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万元。2018年8月7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8]1898-1903号仲裁裁决书，其中裁决：驳回申请人黄运城、姚军政、叶远清、李伟其、朱湖昌的全部仲裁请求。朱湖昌于2018年8月21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因不服仲裁裁决，原告于2018年9月5日向本院递交起诉资料，本院并于2018年9月6日立案。朱湖昌提起本案诉讼，将红海增城分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朱湖昌申请仲裁时未将红海增城分公司列为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并请求确认红海增城分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明确表示服从仲裁裁决，未向本院提起诉讼。朱湖昌起诉，提供以下主要证据：1、盖有市运增城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2张。（1）2014年5月22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朱湖昌司机安全保证金2000元。（2）2014年10月16日，兹收到朱湖昌司机安全保证金2000元。2、朱湖昌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表中记载：姓名朱湖昌，现在单位名称红海增城分公司，2008年5月至2013年7月（是否不间断缴纳社会保险费，以《缴费历史明细表》为准）以单位名称为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增城分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以单位名称为红海增城分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3、朱湖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该借记卡发放工资单位为红海增城分公司，借记卡记载账户发生的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至2017年12月8日。4、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运行图位。运行图位载明运行时间，司机姓名。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对证据1不予确认，并称公司没有收取过朱湖昌保证金，收款收据的印章不是市运增城分公司的财务章。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否认收取朱湖昌保证金4000元，未向本院提供其公司的2014年5月至2014年10月的原始财务账单、凭证。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对证据2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朱湖昌的工资不是其发放；对证据4运行图位因无公司名称等，不予确认。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主要提供了红海增城分公司与朱湖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两份，具体内容详见前述。劳动合同经庭审质证，朱湖昌对合同上“朱湖昌”的签名予以确认，但主张合同无效，同时主张是被胁迫之下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然而，朱湖昌未就此报警，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红海增城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但提出了书面答辩意见，答辩意见主张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同时答辩主张朱湖昌将其公司列为被告，并提出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的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剥夺了其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的法定答辩权利，严重损害了其公司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驳回。本案在庭审中，双方确认朱湖昌驾驶的客车有空调。另外，朱湖昌陈述：2016年1月后的工资情况如下：2016年1月5765.64元；2月3891.64元；3月5382.33元；4月6031.33元；5月7191.33元；6月3141.33元；7月1959.41元；8月4306.41元；9月7037.41元；10月7576.18元；11月4827.03元；12月5153.51元；2017年1月6588.01元；2月4244.05元；3月2732.06元，从2017年3月开始，市运增城分公司以朱湖昌贪污票款为由将其停工，故该月只发放半个月的工资；4月831.02元；5月0元；6月3272.57元；7月0元；8月0元；9月973.56元；10月4172.45元。从2017年11月1日之后就没有工资发放了，朱湖昌停工后市运增城分公司还要求朱湖昌每天去签到打卡，直到2018年春节后，朱湖昌就没有再去公司签到了。再有，朱湖昌主张市运增城分公司于2018年4月1日违法解除其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一、关于朱湖昌第1项诉讼请求。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劳动合同、《缴费历史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朱湖昌是红海增城分公司的员工，并被派驻在市运增城分公司工作，因此，朱湖昌与市运公司，或者市运增城分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因此，朱湖昌第1项请求中确认其与市运增城分公司于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予以驳回。对于朱湖昌与红海增城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朱湖昌请求确认其与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无效，是否合并审理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认为朱湖昌增加的诉讼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故合并审理。但因朱湖昌两次与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因此，朱湖昌请求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予以驳回。二、关于朱湖昌第2项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朱湖昌主张加班费126480元，仅提供了《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运行图位》，该运行图位不足以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且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不予承认，故朱湖昌该项请求的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三、关于朱湖昌第3项诉讼请求。由于朱湖昌与红海增城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朱湖昌请求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依据不足，予以驳回。四、关于朱湖昌第4项诉讼请求。《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每年6月至10月期间，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所需费用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朱湖昌驾驶的客运车辆，双方均确认有空调，故朱湖昌该项请求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予以驳回。五、关于朱湖昌第5项诉讼请求。朱湖昌请求市运增城分公司返还保证金4000元，有市运增城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为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市运公司、市运增城分公司否认收取朱湖昌保证金4000元无理，不予采纳。依照《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对违反以上规定的，应按照劳动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管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通知》（劳部发[1994]118）和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能否参照执行劳部发[1994]118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4]256号）的规定，由公安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立即退还给劳动者本人。”虽然朱湖昌与市运增城分公司不直接存在劳动关系，但市运增城分公司收取朱湖昌保证金4000元缺乏法律依据，理应返还。因此，朱湖昌请求市运增城分公司返还保证金4000元合法、合理，予以支持。六、关于朱湖昌第6项诉讼请求。根据劳动合同和《缴费历史明细表》，朱湖昌与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朱湖昌于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被派驻在市运增城分公司工作，因此，朱湖昌请求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30日工资共60018元（原请求54018元，后变更为60018元）的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七、关于朱湖昌第7项诉讼请求。根据劳动合同和《缴费历史明细表》，朱湖昌与红海增城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朱湖昌于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被派驻在市运增城分公司工作，因此，朱湖昌请求市运增城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依据，予以驳回。八、关于朱湖昌第8项诉讼请求，即请求市运公司、红海增城分公司对市运增城分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经审查，朱湖昌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予以驳回。红海增城分公司经本院符合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四条，《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朱湖昌保证金4000元；二、驳回原告朱湖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国杰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徐小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