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6民初508号原告:周凤武，男，1965年2月6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住辽宁省锦州市。原告:邢素娟，女，1965年12月25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住辽宁省锦州市。被告：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111426051147C，住所地在南京市。法定代表人：章真。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加栋，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被告：南京市中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100425800919F，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陈延年。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乐薇，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史兆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春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革非。被告：南京鼓楼医院，组织机构代码证42609044-5，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韩光曙。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玫玫，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凤武、邢素娟与被告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以下简称浦口中医院）、南京市中医院（以下简称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以下简称军区总院）、南京鼓楼医院（以下简称鼓楼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凤武、邢素娟，被告浦口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加栋，被告市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乐薇，被告军区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革非，被告鼓楼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玫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凤武、邢素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738263.9元，明细如下：医疗费263474.32元、丧葬费39870.5元、死亡赔偿金8724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300元、营养费7440元、误工费9770.18元、护理费9162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交通、住宿费5311元、交通费13529元、住宿费4868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鉴定费2200元、律师代理费33000元、复印费332.4元、其他费用23292.5元（人血白蛋白费用9600元、造口护理用品12092.5元、住院期间专家会诊费1600元）；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患者周末于2016年1月18日因“肛旁肿痛3天”入住浦口中医院肛肠科，手术记录记载当日于肛内5点直肠壁上行“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1月31日出院，出院记录记载肛门有一切口。2月2日凌晨，患者突发肛内大出血，至浦口中医院予纱布填压后急转市中医院。市中医院急诊行“经肛门探查止血术”，2月18日出院。2月22日因直肠粘膜下感染第二次入住市中医院，住院期间多次发生肛内大出血，3月16日患者转入军区总院，3月17日行“腹腔镜辅助回肠部分切除、回肠造口、回肠远端插管造口术”，23日患者转汤山分院，治疗效果不佳，5月9日出院。5月15日患者转入鼓楼医院，感染控制不佳，7月21日转仙林分院。8月3日患者转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8月10日行“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切除术+女性盆底脓肿切开引流术”，8月13日、16日继行清创术，17日患者出院，18日病理报告“非霍奇金淋巴瘤”。8月24日患者入住南钢医院。9月3日转入鼓楼医院，9月19日开始化疗，9月29日转江北人民医院，10月12日患者死亡。原告认为，浦口中医院《手术记录》与事实有三处矛盾，病历不具有真实性，手术违反操作常规，造成患者术后感染扩散、直肠瘘、外伤出血、身体免疫功能下降；市中医院病历资料未记载直肠瘘诊疗过程，未能充分重视及评估患者术后感染情况，具有过错；军区总院擅自更改手术方案，造成患者小肠瘘、小肠内长时间放置的橡胶管胶化发生感染加重病情、没有改善直肠瘘感染的状况；鼓楼医院病历资料未记载直肠瘘诊疗过程，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鼓楼医院漏诊“直肠阴道膈完全腐烂消失”。上述四被告的过错导致患者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浦口中医院辩称，我方对患者的诊疗活动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诊疗过错，本病例的手术记录在书写时的确存在不够严谨、记录不全面之处，但不影响真实性，不存在伪造篡改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中医院辩称，我方在诊疗过程中未违反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无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患者最终外院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且以肛周脓肿、便血为主要症状者实属罕见，我方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军区总院辩称，我方对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定，没有过错，患者死亡与我方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鼓楼医院辩称，我方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患者最终死亡系其自身疾病发展导致，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凤武、邢素娟系夫妻关系。患者周末，女，1992年2月出生，系原告周凤武、邢素娟之女。患者周末因“肛旁肿痛3天”于2016年1月18日入住浦口中医院肛肠科。入院查体：肛门外观不平整，肛周未触及肿胀、触痛及波动感，指诊肛内5点直肠壁可触及一大小约3.Ocm×3.5cm粘膜下肿胀，触痛（+），波动感明显;初步诊断：肛周脓肿。入院当日在局麻下行“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术后予头孢唑肟钠+奥硝唑抗感染、补液、局部换药等治疗。l月21日脓液培养报告：大肠埃希菌。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切口无感染迹象，1月28日停用抗菌药物。患者无发热，肛门切口干燥，创面引流通畅，无渗血及炎性分泌物，肉芽及上皮组织生长良好，于1月31日出院，嘱继续肛门部清洁换药，直至创面彻底愈合。2月2日凌晨患者出现肛内出血，逐渐加重，伴有心慌、四肢无力，在浦口中医院予以纱布填压后转院。03:56时患者转入市中医院肛肠科，查体：体温36.7℃，脉搏106次／分，血压115/78mmHg，神志清楚，面色苍白，肛旁尚平，后正中切口及肛门予以纱布填塞，纱布血染;初步诊断：肛周脓肿术后出血。04:21时急诊在腰麻下行“经肛门探查止血术”，术中探查后正中肛缘见一伤口，肉芽生长新鲜，置入肛门镜见直肠下段粘膜肿胀，局部有渗血，未见搏动性出血，截石位9点距肛门7cm处粘膜肿胀前方见凝血块；予电凝止血，去除血块，观察创面无明显出血；术后予抗感染、补液、止血等治疗。2月2日晨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15.3×109/L、中性粒细胞比值96.21%、血红蛋白78g/L,血生化示：白蛋白25g/L，予加强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2月5日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7.5×109/L，中性粒细胞比值62.6%、血红蛋白83g/L，2月7日停用抗菌药物，继予局部换药、纠正贫血等治疗。患者诉肛门坠胀不适，予对症处理；2月15日高频探头经肛门直肠探查超声诊断：粘膜下感染；予抗炎合剂消炎治疗。患者一般情况可，无明显便血倾向，于2月18日出院，嘱继续换药、口服抗炎合剂等。2月21日下午患者出现发热，当晚至市中医院急诊就诊，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16.12×109/L、中性粒细胞比值81.91%，予输液抗感染治疗，2月22日收住肛肠科。入院查体：肛门外观尚平整，截石位6点位肛缘处可见一约2cm手术创面，肛门指检7点位距肛缘3-4cm处可触及一粘膜隆起，向截石位11点处延伸，11点处可触及质韧包块，退指有血染；初步诊断：直肠粘膜下感染，肛周脓肿术后继发性出血止血术后；予抗感染、补液等治疗。2月23日电子肠镜示：肛缘切口边缘直肠粘膜增生、脓苔附着，予活检；2月25日病理诊断：（直肠）送检粘膜示中-重度急、慢性炎，伴炎性坏死及炎性肉芽组织增生。2月24日盆腔MR示：肛周脓肿术后改变，两侧附件区异常信号，考虑生理性囊肿可能，盆腔积液。2月25日晨患者欲排便时出现肛内出血，色鲜红，量较多，急诊在腰麻下行“探查止血术”，术后予加强抗感染、补液、营养支持、输血等治疗。患者术后持续发热，白细胞及CRP持续升高，2月26日请感染科会诊，调整抗菌药物。患者病情趋于平稳，2月28日停病重，予半流质饮食。3月3日晨换药时发现有肛内出血，色鲜红，量中等，急诊在腰麻下行“探查止血术”，术中见截石位11点靠近阴道后壁约有2.5cm×1cm的粘膜缺损，缺损最高点距肛缘约5cm，有一活动性出血，余周粘膜组织充血、水肿、苍白，肉芽组织生长较差；予缝合止血。术后予抗感染、营养支持、止血等治疗，并请血液科、风湿免疫科会诊协助诊治。3月7日请外院感染科会诊。3月8日晚患者再次突发肛内出血量约150ml，急诊在全麻下行“经肛门探查止血术”，术中见截石位5点肛管处皮肤较大缺损，向上前方延伸至截石位11点，直肠前壁远侧近会阴体处局部缺损，可见直肠阴道膈及阴道后壁，缺损区域为不规则三角形，顶端距齿线约4-5cm缺损面积约为1cm×1.5cm;予缝合止血、云南白药涂抹创面等处理。术后予输血、止血、营养支持等治疗；3月9日请外院血液科会诊，考虑暂无血液系统疾病依据；3月10日行疑难病例讨论，考虑出血病因尚不明确，进一步完善检查3月11日根据肛周分泌物培养结果调整抗菌药物。3月14日外院普通外科会诊，建议行回肠造口，并行整段结肠冲洗，拟转院治疗。当日夜间患者再次出现肛内急性出血，量较多，急诊在腰麻下行“探查止血术”，术后予输血、补液等治疗。患者肛门部切口疼痛明显，间歇性低热，于3月16日转院。当日19:19时患者转入军区总院普通外科，入院查体：肛门部敷料外观干燥，截石位6点位肛缘处创面有少量分泌物，肉芽组织苍白，生长较差；初步诊断：直肠瘘、直肠周围感染、消化道出血、肛周脓肿术后。3月17日在全麻下行“腹腔镜辅助盆腔探查、回肠造口术”（手术记录中手术名称为“腹腔镜辅助回肠部分切除、回肠造口、回肠远端插管造口术”）。术后予抗感染、抑酸、止血、营养支持、双套管持续引流冲洗等治疗。患者恢复好，未再出现发热及出血等表现，考虑需长期肠内营养支持，于3月23日转汤山分院继续治疗。3月28日左右患者出现体温升高，最高温度38.5℃;3月30日晚肛门双套管引流出鲜红色不凝血，合计约200ml，行局部压迫、止血及输血治疗后效果不佳，转回普通外科进一步治疗。入院查体：肛门部见凡士林纱布填塞，截石位6点钟方向肛缘处创面有少量分泌物，肉芽组织苍白，覆少量污苔，生长较差；予抗感染、抑酸、止血、输血、营养支持等治疗。4月1日肠镜检查见肠腔内大血凝块，予以清除；见肛缘环周溃疡及数枚线结，未见活动性出血。患者肛门周围多日无出血，双套管引流液清澈，4月11日停双套管吸引，间断冲洗。患者反复发热，考虑与局部感染有关，4月13日至4月18日予替加环素100mg治疗。4月26日腹部CT示：乙状结肠及直肠肠壁增厚并周围脂肪间隙弥漫性渗出，考虑感染性病变。病程中患者间断发热，对症处理后发热较前好转，于5月9日出院，建议转肛肠专科医院处理肛周病变。5月15日患者入住鼓楼医院普通外科，入院查体：右下腹见回肠造口，血运良好，骶尾部见长约5cm切口，裂开，深约2cm，创腔内肉芽水肿；初步诊断：直肠周围感染、肛周脓肿术后、回肠造口术后、回肠远端插管术后。入院后予抗感染、营养支持、局部换药、输血等治疗。5月18日结肠镜检查示：肛周可见溃疡伴大量脓性分泌物及坏死物;胸腹部CT平扫+增强示：会阴部及直肠增厚水肿，周围多发渗出及小淋巴结，右下腹肠管造瘘影，心包少量积液。5月20日超声检查提示肛周少量积液。患者仍反复发热，导管头及分泌物培养均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予调整抗菌药物治疗。6月11日03:00时起患者反复出现肛门排出血性液体，量约1000ml；10：00时出现血压下降，考虑存在失血性休克，不排除同时存在感染性休克：予扩容、升压、输血等治疗，并经肛门纱条填塞止血，出血控制。患者直肠及肛周感染控制不佳，6月15日经科内讨论，建议行乙状结肠造口术等，患者及其家属拒绝手术治疗。患者反复发热，感染控制欠佳，继予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7月21日自动出院。当日患者转入南京市仙林鼓楼医院，继予抗感染、营养支持、冲洗肠道感染创面等治疗，效果不佳，于8月3日出院，建议至上一级医院继续诊疗。当日患者转入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入院诊断：肛周脓肿、直肠阴道瘘、直肠周围炎。8月10日在全麻下行“肛门直肠周围脓肿切除术+女性盆腔脓肿切开引流术”：8月13日在全麻下行“清创术+淋巴活检术”。8月17日患者出院，8月18日术后病理诊断：（左侧盆壁组织）（左侧直肠残端）（骶前组织）（肛门后壁组织）结合HE形态及酶标，符合非霍奇金淋巴瘤，结外NK/T细胞淋巴瘤（符合肠道相关T细胞淋巴瘤）伴多灶化脓、坏死改变。8月24日患者入住南京南钢医院，入院诊断：直肠非霍奇金淋巴瘤、回肠造口状态、肛周脓肿术后、贫血，予抗感染等对症治疗。9月3日患者转入南京鼓楼医院血液科，经进一步检查，诊断：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IV期。9月19日起予COP方案化疗；当日下午患者出现持续性肛门出血，量多，后逐渐出现血压下降，神志不清，予输血、止血等治疗，停止化疗，肛周出血控制。9月27日患者再次出现肛周出血不止，血压下降，予补液、输血、止血等治疗，出血量减少，生命体征恢复平稳，于9月29日出院。当日患者转入南京江北人民医院，予抗感染、输血等对症支持治疗。10月12日12:00时患者出现昏迷，呼之不应，12:23时呼吸心跳停止，血压测不出,心电图示一直线，宣布死亡。原告曾于2016年12月12日诉至本院，要求四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案号为（2016）苏0106民初12040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就四被告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南京医学会于2017年6月14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患者于2016年1月18日入住浦口中医院，主诉为“肛旁肿痛3天”，专科检查“指诊肛内5点直肠壁可触及大小约3.0cm×3.5cm粘膜下肿胀，触痛（+），波动感明显”，血常规及CRP检查提示感染；医方临床诊断“肛周脓肿”明确，有手术指征，行“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符合诊疗常规，手术操作未见违规之处；肛周脓肿切开后为保障充分引流，将切口延续至肛门外，符合操作常规；医方《手术记录》对切口及术中操作描述不够准确，病历记录有一定缺陷。医方术后予头孢唑肟钠、奥硝唑联合抗感染治疗，并行脓液培养检查，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术后一般情况良好，无发热、切口红肿等感染征象，1月31日出院有指征，医方嘱继续肛门部清洁换药直至创面彻底愈合，符合诊疗常规。患者2月2日凌晨突发肛内出血，经浦口中医院纱布填塞止血处理后于03:56时转入市中医院，医方急诊行“经肛门探查止血术”，出血得到控制；相关检查提示感染、贫血、营养不良，医方术后继予肛周引流及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处理符合诊疗常规。患者病情好转，于2月18日出院。患者出院后又出现发热，于2月22日再次入院，医方予积极控制感染并完善相关检查；2月25日患者再发肛内出血，急诊行“探查止血术”，后又反复肛内出血而多次行“探查止血术”，处理符合诊疗常规。鉴于患者病情反复，医方多次请院内外血液科、风湿病科、感染科会诊，并进行了直肠粘膜病理检查，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尚无淋巴瘤的异常提示。患者2016年3月16日转入军区总院，明确诊断“直肠瘘”；患者发生“直肠瘘”考虑为在其原发直肠病灶的基础上反复出血、止血的转归。针对“直肠瘘”，医方行“回肠造口术”符合治疗原则，患方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手术记录，医方术中未切除部分回肠，手术名称表述有缺陷。医方在病程中使用替加环素的剂量不符合《药品说明书》的要求，但未由此导致不良后果。患者2016年5月15日入住鼓楼医院，仍主要表现为感染，医方予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符合诊疗常规；在明确感染的情况下，影像学检查所提示的多发小淋巴结不具有特异性，亦无活检的绝对指征；患者病情控制不佳，拟进一步手术治疗，患方拒绝并于7月21日自动出院；医方处理不存在过错。患者2016年8月3日入住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经病理检查提示非霍奇金淋巴瘤；后经进一步检查，明确为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最终于2016年10月12日死亡。淋巴瘤系血液系统恶性疾病，且患者具体类型为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属于高度侵袭性淋巴瘤，预后极差，死亡是自身恶性疾病的转归。患者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后感染难以控制继发反复肛内出血，根本原因在于其潜在的淋巴瘤；在围绕肛周脓肿及相关并发症的处理过程中，患者淋巴瘤临床表现不典型，临床难以预料并作出诊断。鉴定意见为市中医院、鼓楼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浦口中医院、军区总院医疗过程有一定缺陷，但与患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经质证，原告对南京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浦口中医院手术记录不真实，南京医学会据此作出鉴定，程序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四被告认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本案中，原告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江苏省医学会进行鉴定，江苏省医学会收案后发函告知，因原告认为浦口中医院的手术记录与事实不符，故手术记录的真实性原、被告无法达成一致，全案予以退回。如原告同意浦口中医院的手术记录可以作为鉴定依据，鉴定专家组不对真实性进行认定，但可根据手术记录对手术操作是否符合规范、手术记录是否存在矛盾之处进行判定。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坚持认为浦口中医院的手术记录不真实，不同意作为鉴定依据，理由如下：1、手术记录中没有肛门外切口的记载，但2016年1月30日的医患沟通备忘录中却记载“肛门切开干燥”，1月31日的出院记录记载“肛门切口干燥”，肛门后正中缘的切口是客观存在的，但手术记录没有记载。2、手术记录记载“肛内距肛缘4cm隆起处脓腔最下沿行纵形切口长约2cm”，但是浦口中医院陈述肛外切口是距肛缘四厘米隆起处脓腔最下沿行纵形切口的延伸，两者长度完全不相同，故是否存在顺延存疑，记录不具真实性。3、手术记录中没有结扎的记载，但1月31日的医患沟通备忘录中却记载”肛门切口干燥，无渗液，渗血结扎线全部脱落，创面上皮及肉芽组织生长良好”。4、患者肛门外切口是独立的与肛周脓肿手术无关联性，浦口中医院行该手术未经患者及患者家属同意，系违规医疗行为。被告浦口中医院针对原告医院，回应如下：肛周脓肿急诊行脓肿切开引流术符合医疗诊治规范。因脓肿位于直肠下端粘膜下，术中于脓肿隆起处作2cm大小纵行切口释放脓液，因麻醉后肛门会恢复紧缩，不利于脓腔内坏死组织的引流及术后换药引流条的置放。下端切口顺延至肛缘口利于术后脓腔引流通畅。没有肛门外另行切口的必要。脓肿切口过程中肛管两侧的组织遇有出血处，予以丝线结扎止血。术后恢复过程中结扎的丝线可自行脱落。手术记录在描述上的确存在不详尽之处，但并未伪造或篡改，应当作为鉴定材料移送鉴定。因原告与被告浦口中医院对手术记录真实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江苏省医学会对本案鉴定作退案处理。原告主张医疗费263474.32元并提供相应票据证明，四被告对医疗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丧葬费39870.5元、死亡赔偿金872440元，被告对计算方式无异议，但认为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5700元，四被告认为标准过高。原告主张营养费7710元，四被告认为无需要营养费的医嘱。原告主张误工费9770.18元并提供收入证明予以证明，四被告对患者误工4070.18元认可，对其近亲属误工不认可，且无证据证明。原告主张护理费91620元，四被告认为原告无证据证明护理期限，且患者不需要护理。原告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住宿费5311元、交通费3111元并提供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等予以证明，四被告对真实性认可，对邢素梅交通费认可，对其他票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主张交通费13529元，四被告对票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应承担。原告主张住宿费48684元并出示票据予以证明，四被告不认可该损失。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四被告认为标准过高，不予认可。原告主张鉴定费2200元，四被告对真实性认可。原告主张律师费33000元，四被告认为并非法定赔偿项目，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其他费用23292.5元，四被告认为没有票据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复印费332.4元，四被告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诊疗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由此可见，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系过错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故应由原告对被告的侵权损害负举证责任。因本案医疗行为涉及临床医学专业知识，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有赖于专业机构中的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故应由原告就此申请鉴定。原告曾在（2016）苏0106民初12040号案件中申请鉴定，本院委托南京医学会对本案所涉纠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市中医院、鼓楼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浦口中医院、军区总院医疗过程有一定缺陷，但与患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撤诉后再行起诉并在本案中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准许后，因原告不同意将浦口中医院的手术记录作为鉴定依据提交鉴定机构，致本案重新鉴定的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因此产生的举证不能的后果由原告承担。南京医学会分析意见认为浦口中医院的手术记录对切口及术中操作描述不够准确，病历记录有一定缺陷。原告虽对该分析意见不认可，但原告对于手术记录是否具有真实性的相关陈述，并不能当然确认该份手术记录存在伪造、篡改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即不能直接推定浦口中医院有过错。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主张四被告构成侵权，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主张四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凤武、邢素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周凤武、邢素娟负担（两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璇人民陪审员  吕汉宁人民陪审员  王金生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杨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