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6民初9337号 原告：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住所：成都市观音阁后街**。 负责人：黄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通，成都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钧齐，成都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华兴东街**，现营业地：成都市望平街**望平大厦**。 法定代表人：武振荣。 被告：文殊院，住所，住所：成都市青羊区文殊院街**div> 负责人：释宗性。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林，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成蓉，男，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住成都市金牛区iv> 原告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青羊房管局）与被告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文殊院（又称成都市文殊院），以及第三人赵成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青羊房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通和曹钧齐，被告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振荣、被告文殊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林、第三人赵成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成都市金牛区房屋为原告所有，并判令两被告共同将该房产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事实及理由：1995年，文殊院经成都市规划、国土、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拆许字95第176号），拆迁西马道街、福善巷1红线范围内房屋以扩建山门、寮房。拆迁红线范围涉原告管理的国有直属公房住宅142户、非住宅1户。1995年7月27日文殊院与鸿泰公司签订《委托拆迁安置合同书》，约定：委托鸿泰公司代办拆迁西马道街房屋；文殊院按户以包干价与鸿泰公司进行拆迁安置费结算；鸿泰公司包干使用拆迁安置费。超支或者结余均由鸿泰公司自行负责；包干拆迁安置费的适用范围包括鸿泰公司自行组织安置房源、自行为拆迁安置户办理产权等。1995年8月30日，原告与文殊院签订《拆迁国有直管公房产权调换协议》，约定：文殊院用购买在光荣四组3幢、光荣二组3号楼新建成套住宅偿还原告产权；超面积和新旧房结构差互不结算。原告遂将房屋交予文殊院拆除，其中包含原告所有并出租给赵有堂（赵成蓉之父，于2016年去世）的西马道街公房。依据拆迁安置时对产权人和使用人分别安置的规定，文殊院（由鸿泰公司代办）与赵有堂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先是以光荣小区套二型房屋对赵有堂进行安置，并将该房交付给了赵有堂。后文殊院又于1996年10月16日与赵有堂签订《协议书》将原安置房屋位置变更为光荣小区两套套一型房屋。1996年10月21日，文殊院（由鸿泰公司代办）与公房承租人赵有堂，在前述《协议书》的基础上，签订了两份《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分别明确：安置房屋为光荣小区和光荣小区；房屋产权归青羊区房管局所有。其中光荣小区房屋即为案涉房屋。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当日，文殊院即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原告和公租房承租人赵有堂；1996年11月1日，赵有堂与原告签订《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编号0058317），并由赵有堂（赵成蓉）承租至今。2018年鸿泰公司以赵成蓉为被告、以其为案涉房屋产权人为由，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赵成蓉搬离案涉房屋。经查，鸿泰公司确曾于2002年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并于2017年换取不动产权证。对此，原告认为鸿泰公司取得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法律事实不能当然证明其享有物权的实体权利，原告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遂诉至法院。 被告鸿泰公司提出：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青羊房管局作为唯一被拆迁人与文殊院作为拆迁人已于1997年1月24日确认了《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和《偿还移交的房屋面积和坐落地址清单》，拆迁已完成，偿还的房屋清单中并不包含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系鸿泰公司的财产。 被告文殊院提出：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青羊房管局与文殊院已于1997年1月24日确认了《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和《偿还移交的房屋面积和坐落地址清单》，拆迁已完成，偿还的房屋清单中并不包含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系鸿泰公司的财产，与文殊院没有关系。 第三人赵成蓉提出：文殊院在拆迁过程中将自己一家安置在涉案房屋内，自己与青羊房管局签有租赁合同，有居住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1995年，文殊院经行政许可拆迁，其拆迁范围包含原告所有并出租给赵有堂（赵成蓉之父，于2016年去世）的西马道街公房。1995年7月27日，文殊院与鸿泰公司签订《委托拆迁安置合同书》，约定：文殊院将含47-22户在内的共88户被拆迁户的搬迁安置和旧房拆除工作交鸿泰公司承包；鸿泰公司以大包干的方式进行承包，即由文殊院拨付拆迁安置费，由鸿泰公司组织房源，动员、安置、完结手续，交出拆迁完毕建设用地；拆迁安置完毕后，鸿泰公司必须负责办理完拆迁的有关产权转移等手续；拆迁户的安置善后工作概由鸿泰公司负责等。 1995年8月30日，青羊区房管局（甲方）、文殊院（乙方）签订《拆迁国有直管公房产权调换协议》，约定乙方在西马道街，福善巷1号规划红线范围内，拆除甲方管理的西马道街国有直管公房住宅142户，乙方用购买在光荣四组、光荣二组楼新建成套住宅偿还甲方产权，其偿还的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3249平方米。超面积和新旧房屋结构差互不结算。 1996年10月16日，文殊院与赵有堂签订《协议书》，约定因赵有堂确存在一些困难，将原安置房屋光荣小区套二型房屋变更为光荣小区两套套一型房屋。1996年10月21日，文殊院（甲方、拆迁人）与赵有堂（乙方、被拆迁人）就上述两套房屋分别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其中涉及光荣小区房屋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西马道街乙方居住的公有房屋，建筑面积14㎡，该房产权系青羊区房管局所有；甲方以光荣小区套一房屋，建筑面积40.85㎡（不含楼梯间），安置乙方居住，产权归青羊区房管局所有。后赵有堂一家在上述房屋内居住至今。 1997年1月24日，文殊院作为移交单位与青羊房管局作为接收单位签署了《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及清单，载明“住宅应;住宅应偿还3249㎡还3459.69㎡，多偿还210.69㎡，作为补偿，不再作结算”；新建地址位于“关荣小区（34）套。”。涉案房屋未列于上述清单之中。 2002年1月1日，成都金发房屋开发公司（卖方、甲方）与鸿泰公司（买方、乙方）签订《成都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光荣三组11套房屋，建筑面积共计628.3012平方米，每平方米1200元。同日，成都金发房屋开发公司出具《四川省成都市销售（转让）不动产发票》，记载收到鸿泰公司753761元。2002年8月9日，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填发的原《蓉房权证成房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坐落于金牛区营门口乡光荣村**的幢号为3-1、房屋总层数：7；幢号3-2、所在层数：4；幢号3-3、所在层数1.5.7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另外附记中备注载明：1单元：；2单元：；3单元：等信息。《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307190号不动产权证》载明：金牛区，金牛区，金牛区，1单元：，2单元：，3单元：为权利人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单独所有。2017年9月25日，成都市不动产档案科查询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载要显示：坐落于金牛区为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单独所有。变动记录载明：更正所有权登记，坐落变更；状态：有效。2016年5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光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房屋所有权证，《蓉房权证成房监证字第××号，所登记的位于金牛区营门口乡光荣村三组的1单元，2单元，3单元共11套产权人系成都鸿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地址变更为金牛区，，2单元，3单元。上述光荣小区房屋也即该套房屋。 上述事实有《委托拆迁安置合同书》、《拆迁国有直管公房产权调换协议》、《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及清单、《协议书》及《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成都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房屋信息摘要、房产证及公安机关出具的地址变更证明，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因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被告相应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房屋产权。根据青羊房管局与文殊院所签《拆迁国有直管公房产权调换协议》和《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及清单，文殊院已按约对其所拆除的青羊房管局所管理的国有直属公房进行了产权调换偿还。原告主张其所签署的《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及清单虽未列涉案房屋于清单，但《固定资产移交说明》及清单并非全部资产的移交，并不代表不再继续向原告偿还面积，却无证据予以支持，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主张及相应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与实不符，对其诉请，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茂一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蒋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