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002民初5288号原告：蔡鉴灿，男，197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炯，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高峰，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北路**。法定代表人：王云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剑，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营业场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负责人：唐强。第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场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17号。负责人：吴伟，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宪，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寺桥村法定代表人：严海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鉴灿与被告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鉴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高峰、被告东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经被告东港公司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依法通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鉴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高峰，被告东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第三人渤海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鉴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高峰，被告东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第三人渤海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宪，第三人腾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诉讼过程中，经原告蔡鉴灿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案经当事人庭外和解届期未达成一致意见，现已审理终结。蔡鉴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东港公司立即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并支付按年利率6%从2012年6月26日起计算款清日止的利息（计算至2018年6月25日计18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6月26日，腾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严海兴经人介绍认识东港公司，在东港公司承诺高额付息且保本的情况下，腾达公司以委托投资形式向东港公司汇款5000000元，但东港公司没有将具体投资项目或理财项目告知蔡鉴灿，双方也未签订委托理财协议。2013年9月，严海兴因环境污染被定罪入刑。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委托投资事宜因无人问津而暂时搁置，东港公司也一直未就所汇款项或委托投资事项告知腾达公司，也未向腾达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2017年3月15日，腾达公司以以债抵债形式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蔡鉴灿，蔡鉴灿据此取得债权。此后，蔡鉴灿以书面形式向东港公司催讨该款，但东港公司予以推诿。东港公司辩称：蔡鉴灿与东港公司之间不存在法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关于5000000元投资款的返还义务。东港公司接受腾达公司提供的5000000元款项，并用该款项购买浙江莱曼迪卫浴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系委托关系。腾达公司认为其在不清楚具体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委托东港公司投资，并向东港公司汇款5000000元，该主张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商业习惯。另外，东港公司没有收到蔡鉴灿邮寄的关于上述5000000元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综上，蔡鉴灿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东方公司未作陈述。渤海银行述称：蔡鉴灿诉称的情况均不属实。东港公司与腾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高额付息并保本的约定，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此前也没有过业务往来。东港公司起初想单独购买渤海银行关于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资产包，因政策原因，该购买必须通过东方公司居间转让才能实现。腾达公司以及案外人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科公司）向渤海银行表示也想购买这个资产包，于是渤海银行将腾达公司、广科公司介绍给东港公司，由腾达公司、广科公司加入东港公司购买莱曼迪公司不良贷款债权资产包的投资中，以期取得相应的债权份额，故腾达公司在支付委托投资款时对投资项目是明确的，渤海银行已向腾达公司告知了上述资产包的具体内容。腾达公司述称：蔡鉴灿诉称的情况均属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东港公司、渤海银行曾对转让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事宜进行了协商。腾达公司希望加入上述不良贷款债权的购买，并经渤海银行介绍与东港公司联系。2012年6月26日，腾达公司向东港公司汇款5000000元，并附言“委托投资”。2012年6月27日，渤海银行与东方公司（原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于2017年2月17日变更为现名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渤海银行将其对包括债务人莱曼迪公司在内享有的债权及相应利息和相关权益转让给东方公司。2016年6月27日，东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东方公司汇款19615931.34元。2012年12月26日，东港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东方公司将其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以19615931.34元的价格转让给东港公司。2017年3月15日，蔡鉴灿与腾达公司签订《以债抵债协议》，约定腾达公司将其对东港公司的5000000元的债权转让给蔡鉴灿。2018年5月8日，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蔡鉴灿委托向东港公司邮寄《律师函》，要求东港公司将腾达公司汇给东港公司的5000000元及相应孳息支付给蔡鉴灿，并提及蔡鉴灿受让了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的上述债权。2018年5月9日，东港公司向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邮寄了《回函》，称东港公司收到了《律师函》，但对蔡鉴灿向其主张5000000元及相应孳息一事持有异议。上述事实有蔡鉴灿提供的汇款凭证、《以债抵债协议》、《律师函》、EMS快递单、《回函》，东港公司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合同》、银行汇款通知回执以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腾达公司在2012年6月26日将涉案的5000000元汇给东港公司时附言“委托投资”，说明其明确该款项系其委托东港公司进行投资的款项，双方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虽然东港公司与腾达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该款项具体的投资项目，但可以认定腾达公司支付给东港公司的5000000元系用于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理由如下：其一，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并不存在其他业务及经济往来，腾达公司认可其系通过渤海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与东港公司发生委托代理关系，如果腾达公司没有与东港公司对委托投资项目等内容协商一致，不可能将金额较大的5000000元款项汇给东港公司，而渤海银行已经确认当初将腾达公司介绍给东港公司就是为了购买渤海银行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由此可知腾达公司支付5000000元的委托投资款用途是明确的；其二，从汇款时间上来看，东港公司在收到腾达公司5000000元汇款的次日将19615931.34元款项支付给了东方公司，而渤海银行也于同日将其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了东方公司，东方公司虽然在2012年12月26日才与东港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了东港公司，但其合同约定的转让金额与东港公司在2012年6月27日转账的金额完全一致，说明腾达公司、东港公司、渤海银行、东方公司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问题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协商一致，甚至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东港公司已经按照协商约定将腾达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用于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腾达公司目前不具有直接要求东港公司返还委托投资款的权利。因此，无论腾达公司与蔡鉴灿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蔡鉴灿均无权要求东港公司返还5000000元投资款，也无权要求东港公司支付相应利息，故本院对蔡鉴灿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正常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鉴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400元，减半收取计29700元（原告蔡鉴灿已预交），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蔡鉴灿已预交），合计34700元，由原告蔡鉴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楚楠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樊明忠代书记员 尚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