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6民初9099号 原告：秦某5，男，193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秦某2，女，194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原告：秦某4，女，194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原告：贺某1，男，193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原告：贺某2，女，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 原告：贺某3，女，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贺某4，女，196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原告：贺军，男，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某3，女，194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市干道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金家坝街3号。 法定代表人：郑尚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武，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邱某，女，195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与被告秦某3，以及第三人成都市干道指挥部（以下简称干道指挥部）、邱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川0106民初6896号民事判决。原告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提出再审申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川01民再8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某5、秦某4、贺某2及原告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第三人干道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武，第三人邱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基于拆迁刘某1房屋而安置的金鱼村小区房屋为刘某1的遗产，并对遗产进行分割。事实及理由：位于成都市原东城（金牛）区的房屋，住宅3间，面积36.6平方米，产权证号，国有土地使用面积44.98平方米，该房屋系刘某1所有。1997年9月21日，刘某1病逝。刘某1之夫邱某1于1960年9月20日去世，刘某1的长女秦某1、二女秦某2、三女秦某3、四女秦某4、五女邱某，长子秦某5、次子秦某6。长女秦某1于1998年7月13日病逝，秦某1之夫为贺某1，秦某1之女为贺某2、贺某3、贺某4，秦某1之子为贺军。1993年9月7日，第三人干道指挥部与刘某1之女秦某3、邱某（秦某3以其本人名义签名，邱某以代理人的身份签名）达成《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同时干道指挥部与刘某1（非刘某1本人签名，代理人为邱某，并错误地将秦某3列为被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将拟安置给刘某1的房屋直接安置给了秦某3，并将刘某1上述房屋拆除。2012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因继承刘某1的遗产发生纠纷。2013年6月27日，原告到城建档案馆和房管局查询拆迁房屋信息后，知道拆迁人拆迁其母亲刘某1的房屋时，并未与刘某1达成协议，代理刘某1签订拆迁协议的秦某3和邱某也未取得刘某1的委托授权，并且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严重损害了刘某1及其继承人的权益。2013年8月19日，原告向锦江区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法院以代理行为有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认为，上述所签合同即使认定被告秦某3和第三人邱某的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有效，但无论是依照物权法和拆迁（现在的征收）条例，还是依刘某1对拆迁房屋及其安置的意思表示，合同的被拆迁人依法只能是刘某1，只有刘某1才能依法享有被拆迁人的权利。现刘某1已去世，刘某1的权利依法应由其合法的继承人享有，故基于拆迁刘某1房屋而安置的金鱼村小区房屋为刘某1的遗产。故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来院。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与锦江区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均不一致，根据法律规定，应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基准。生效判决确认当时答辩人与邱某代理刘某1签订的所有协议均合法有效，因此基于合法有效的合同，秦某3取得争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第三人干道指挥部述称，案涉项目房屋因第三人拆迁刘某1的房屋作为公房进行安置，在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中，也认定了第三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问题与第三人无关，实际是原告之间家庭内部问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邱某述称，当时对政策的理解不是很清楚，而且拆迁时间很快，作为本第三人与被告要住房，母亲身体不好，本第三人代母亲签字。签订协议时未考虑这些因素，家庭人口多；拆迁办人员告知被拆迁房屋为公房，然后被告写了一个申请草稿，然后让本第三人照抄，第三人对政策和法律认知不清楚，所以就照抄写了，现在才意识到公房亦有其价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8月19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与干道指挥部、秦某3、邱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顺：0052）、《拆迁安置协议书》（编号：000214）无效。2013年11月29日，该院依法作出（2013）锦江民初字第3218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以下案件事实： 刘某1与邱某1系夫妻，刘某1系再婚、邱某1系初婚。刘某1与前夫生育子女秦某1、秦某5、秦某2、秦某3、秦某4、秦某6，后刘某1与邱某1生育邱某。 位于成都市原东城（金牛）区房屋，住宅3间，面积36.6平方米，产权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44.98平方米，该房屋登记为刘某1所有，房屋性质为私产。 1993年，干道指挥部获准拆迁包括房屋在内的部分房屋。1993年8月27日，秦某2署名为家属代表向干道指挥部去信，提出对拆迁刘某1房屋的安置意见，希望能为秦某3、秦某5解决单独住房，营业用房愿返回原处分配。 1993年9月7日，秦某3（作为被拆迁人）、邱某与干道指挥部签订编号为顺0052的《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放弃房屋安置，由甲方补偿乙方经济补偿25620元；乙方自愿终结产权，已作经济补偿、安置公房。秦某3、邱某在乙方处签名。同日，干道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甲方），秦某3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另行签订编号为000214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房屋，甲方将乙方安置到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该房屋产权属公房，面积为81.05平方米；甲方再付给乙方搬迁费200元；该协议作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凭证和办理公房租用证之用；等等。该协议“乙方”处签名为刘某1，代理人为邱某，但刘某1的签名为邱某书写。 上述协议签订后，房屋交由干道指挥部拆除，干道指挥部发放了经济补偿25620元并安置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刘某1及子女将房款分为8份进行了分配，秦某4于1993年9月23日出具收条，注明从邱某处收到3150元，该款系房屋卖给干道指挥部，按8份分配，每人3150元。刘某1、秦某3、秦某6入住安置的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后该房屋在公房转为私房过程中，秦某3成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 1997年9月21日，刘某1去世，其夫邱某1已先于1960年去世。1997年9月30日，秦某1、秦某2、秦某3、秦某4、邱某、秦某5、秦某6在四川省成都市公证处作了财产公证，四川省成都市公证处出具（97）成证内民字第2822号公证书，称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拆迁房屋所安置的另一套房屋）系刘某1、邱某1因拆迁安置而来的共有财产，二人已先后死亡，秦某1、秦某2、秦某3、秦某4、秦某5、秦某6放弃继承，上述房屋由邱某继承。2012年7月18日，秦某6去世，秦某6无子女。因处理秦某6遗产，秦某1继承人、秦某2、秦某3、秦某4、邱某、秦某5发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认为：刘某1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在无刘某1书面授权的情况下，邱某、秦某3以自己的名义及以刘某1的名义与拆迁人干道指挥部签订拆迁合同，属于无权处分及无权代理的行为。本案中的拆迁合同签订后，刘某1已腾退房屋并将房屋交由干道指挥部拆迁，干道指挥部支付了补偿款并按合同约定安置了房屋。刘某1及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子女对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分配，并随后入住了安置房屋。刘某1死亡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各继承人还将安置房屋作为刘某1的遗产作了继承分配。本案所诉争的拆迁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刘某1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其对邱某、秦某3代签合同的认可，因此，本案诉争合同有效。原告还称拆迁合同内容有利于秦某3、邱某，侵害了他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因该诉称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不予支持。该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日依法作出（2014）成民终字第9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并认为，因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干道指挥部与秦某3、邱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也未能举证证明秦某3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和干道指挥部有非法拆迁的目的；从现有证据来看，秦某3、邱某在签订拆迁协议时，确实没有刘某1的书面授权，但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现有证据来看，刘某1是知晓拆迁事宜，并在拆迁协议签订之前，与其家庭成员协商了相关事宜，还安排其女秦某2代表刘某1向干道指挥部表达拆迁安置意见；拆迁协议签订后，干道指挥部按协议履行义务，刘某1还搬至依拆迁协议取得的房屋中；另外，拆迁开始前，刘某1因病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直到搬迁到依拆迁协议取得的房屋后，经过手术双眼复明，后在上述房屋中居住数年；从这个过程来看，刘某1知晓其名下的房屋面临拆迁，因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故不能亲自办理相关事宜，加之现上诉人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在干道指挥部履行拆迁协议后，刘某1双方复明，且入住依拆迁协议取得的房屋后，对秦某3、邱某代表其签订拆迁协议按照法定程序向有权机关提出过异议；故刘某1的行为表明其对秦某3、邱某的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拆迁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顺0052、《拆迁安置协议书》编号000214无效。2016年7月2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4）川民申字第195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的再审申请主张均不能成立，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现原告再次起诉来院，主张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系刘某1的遗产，请求进行分割。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各持己见，协议不成。 另查明，成都市金鱼村小区房屋即为成都市金牛区房屋（建筑面积81.05平方米，权），秦某3于1998年9月30日登记为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原因为房改购买。 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房屋信息摘要、当事人一致陈述，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基本事实系诉争房屋系对刘某1所有的财产拆迁安置所得，刘某1系拆迁房屋的权利人，而秦某3、邱某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行为均为无权处分及无权代理行为，被刘某1所追认而有效。故诉争房屋经房改，实际产权人应为刘某1，在刘某1死后，系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对原告诉请确认诉争房屋系刘某1的遗产，应予支持。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属于遗产继承纠纷，可另案主张。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基于拆迁刘某1房屋而安置的金鱼村小区房屋为刘某1的遗产； 二、驳回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其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秦某3负担（此款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已垫交，秦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秦某5、秦某2、秦某4、贺某1、贺某2、贺某3、贺某4、贺军）。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茂一 人民陪审员  谭方德 人民陪审员  刘 勇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蒋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