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2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铁军，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洵熙、林德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惠民路****楼**。 法定代表人：徐国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蒋国良、邵弘璐，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松，男，196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景红，男，1976年8月8日出生，满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崇杰，男，197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赵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阮铁军因与被上诉人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铁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阮铁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一起因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假借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名义转让房屋承租权获取利益而引发纠纷。（一）惠丰公司以支付浙江展览馆改造款方式取得浙江展览馆15年承租权。惠丰公司由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现名称为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和浙江省糖烟酒公司投资设立，后股东变更为浙商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现公司名称变更为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2007年8月23日，浙江展览馆、惠丰公司、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浙江省文联）、商业集团签署了《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项目协议书”），约定由惠丰公司提供修缮资金，由展览馆自行完成修缮改造。改造完成后，惠丰公司取得约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的15年租赁权。惠丰公司以替浙江展览馆垫付修缮改造款的方式支付租金，取得相应的承租权。该项目协议书系一份租赁合同，所垫付的修缮款系租金，惠丰公司系承租人，浙江展览馆系出租人。另外，项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基于本协议取得的使用权出租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转让给协议外的第三方”。（二）惠丰公司拟以设立项目公司方式将承租权转让给阮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阮仕集团，现更名为铭壕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项目协议书签署后，惠丰公司及商业集团开始寻找合作伙伴。2011年3月11日，阮仕集团与惠丰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关于之补充协议》；同日，阮仕集团、惠丰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房屋使用协议》及《关于之补充协议》。同日，惠丰公司与阮铁军签署了《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约定，以惠丰公司与阮仕集团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将承租权由惠丰公司转让给项目公司。《关于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了物业使用费支付的前提之一是，惠丰公司将租赁物转租给阮仕集团“已经取得浙江展览馆书面同意”。相关协议签署后，惠丰公司无法取得浙江展览馆的同意，不能满足相关协议约定的履行条件。为此，惠丰公司与阮仕集团于2011年9月8日签署了《协议》，约定将合作协议、房屋使用协议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履行期延长至2012年3月10日。在延长期内，惠丰公司仍然无法取得浙江展览馆同意。（三）惠丰公司改用股权转让方式转租房屋。2012年6月26日，惠丰公司、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与浙江阮仕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阮仕珠宝，现更名为浙江丽晶实业有限公司）、阮仕集团签署了《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中“鉴于3”明确约定了合同目的为“取得物业”；1.2条约定“股权转让”后的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人员及其业务（展览馆项目除外）全部予以剥离后的公司状况”；5.3.2条规定，无论何种原因出现《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约定的浙江展览馆就该物业的租赁权提前终止时，对阮仕珠宝支付给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的补偿款和股权转让款（按总款项2900万元计算）退还。为隐匿部分转让款，根据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的要求，阮铁军又与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签署了《补偿协议书》。因此，《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实质是掩盖转租事实的“外壳”，该协议是一份转租合同，而且通过转租获取利益的当事人实质是惠丰公司的各股东，即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二、2012年6月26日签署的《补偿协议书》中的“甲方”实质是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一）从《补偿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系合同实质当事人。《补偿协议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1、鉴于阮仕珠宝向浙商食品和甲方自然人股东减少支付补偿款和股权收购款2000万元，乙方同意个人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陆佰伍拾元（含按上述甲、乙双方签定的《补偿协议》中已支付的750万元）补偿金，乙方同意在本协议书签订后30天内向甲方支付余款900万元；2、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之规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甲方使用，则甲方应向乙方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3、鉴于乙方向甲方支付了上述1650万元补偿金，甲方自然人股东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同意在阮仕珠宝收购甲方自然人股权中溢价部分减少1500万元（减少后共支付股权转让款1290万元）。（二）从《补偿协议书》签署方式来看，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系合同当事人。尽管《补充协议书》首部中“甲方”为“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但尾部签署栏中签字盖章的为惠丰公司（盖章）及刘旭松（签字）、邱景红（签字）和杜崇杰（签字）。（三）从《补偿协议书》实际获益来看，实际获益的是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自2011年阮铁军实际控制的公司与浙商集团等洽谈合作开始，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每份协议的主体有所不同，但实际的转让承租权的收益方始终是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本案所涉的《补偿协议书》也不例外。所谓《补偿协议书》实质是分解转租收益的一种手段。《补偿协议书》第四点写的很清楚，由于阮铁军支付1650万元补偿金，阮仕珠宝收购惠丰公司股东股权时可减少2000万元的股权溢价部分的转让款，即1650万元系股权溢价（实质为租金）的计价及支付方式。三、租赁物没有交付，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当返还补偿金。交付租赁物是租赁合同目的赖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租赁物实际无法交付的情况下，出租方和转租方应当退还以交付租赁物为前提取得的全部款项。这是由租赁合同性质所决定的出租方义务和责任。《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签署后，阮仕珠宝及阮铁军向浙江展览馆支付了修缮改造款项，向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支付了“补偿款“和“股权转让款”。阮仕珠宝及阮铁军已经切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租赁物一直没有交付，且也自始至终也不具备交付条件。2016年2月1日出租人、承租人、次出租人及相关当事方召开会议时，工程尚在施工中；2016年12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工程仍未竣工验收。《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根据《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之规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甲方使用，则甲方应向乙方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因此，由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条件已经成就，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当退还全部补偿金并承担利息损失。综上所述，本案系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借用惠丰公司名义转让承租权谋取利益而引发的纠纷，《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承租权转让，《补偿协议书》实质是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转移承租权转让款的方式和手段，无论是《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还是《补偿协议书》，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均为合同的实际当事人。一审判决认为，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不是适格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依法支持阮铁军的上诉请求。 浙商食品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晰、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仅为以股权转让为主要核心的合同，并非转租合同。首先，《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系由惠丰公司、浙商食品、阮仕珠宝、阮仕集团、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签署，该协议约定了转让标的股权的数量、占比、股权转让价格、付款方式、公司治理、利润分配等条款，属于特征明显的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方为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受让方为丽晶实业，标的股权所在公司为惠丰公司。其次，股权转让作为一种常见的资产出售和购入的方式，本身即不是单纯以购买股权为目的，商业活动中，以受让股权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名下的不动产、设备、渠道等，是常见的商业行为。但是，该等目的的股权转让行为不会因此变更性质，比如，以股权受让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的不动产，这仍然是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非不动产买卖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以阮仕珠宝受让惠丰投资的股权目的为获得展览馆物业的承租权，并不改变股权转让行为本身的性质，该等行为不是展览馆物业的转租行为，各方之间更不是房屋租赁关系。二、《补偿协议书》的缔约主体为惠丰公司与阮铁军，浙商食品不是合同缔约方，也不是收益方。根据阮铁军在一审阶段中提供的证据，《补偿协议书》作为阮铁军在一审中提出权利主张的主要依据，该协议书缔约方明确为甲方：惠丰公司和乙方：阮铁军，《补偿协议书》的签署处也没有浙商食品的任何签章。该《补偿协议书》与浙商食品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浙商食品不是缔约方，不受《补偿协议书》的任何约束。因此，阮铁军无权依据《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向浙商食品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如上所述，《补偿协议书》的缔约主体为阮铁军和惠丰公司，补偿款的收取方为惠丰公司，不是浙商食品。浙商食品在《补偿协议书》签署之时，仅为惠丰公司的股东。公司与公司股东本身为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惠丰公司是补偿款的收取方，并不意味着补偿款的收取方是浙商食品。浙商食品作为惠丰投资的股东，不能以补偿款作为直接收入。三、租赁物最终未能交付，是阮铁军实际控制的惠丰公司作出的认可决定，与浙商食品无关，浙商食品对此没有任何过错或者违约责任，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签署后，阮铁军成为惠丰公司的决策机构和实际控制人，对于惠丰公司的任何经营该决策事项，均由阮铁军和阮仕珠宝实际决策运营。浙商食品不是《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修缮改造协议》”）的缔约方，因此，对于《修缮改造协议》的任何执行与决策，浙商食品均没有任何话语权。目前，关于展览馆标的物业未交付，《修缮改造协议》原定的合作方式未能继续履行，阮铁军实际控制的阮仕珠宝已经在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庭目前尚未作出仲裁裁决。浙商食品了解到，截止目前，《修缮改造协议》的所有缔约方未能达成最终终止协议的一致意见，但是，惠丰公司已经在解除《修缮改造协议》上盖章确认，并且阮铁军亦以惠丰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签署确认。阮铁军作为最终实际控制的惠丰公司的主体放弃了展览馆标的物业的承租权。因此，就浙商食品与阮铁军之间的关系而言，浙商食品没有任何违约行，也没有任何过错，浙商食品不应当向阮铁军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仅为股权转让，而非承租权的转让。浙商食品不是《补偿协议书》的缔约方，阮铁军无权依据《补偿协议书》要求浙商食品承担任何责任。就浙商食品和阮铁军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是阮铁军实际控制的惠丰公司同意解除《修缮改造协议》，是阮铁军自己同意放弃了这一项权利。阮铁军应当依据《修缮改造协议》的约定，向相关方主张权利，浙商食品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晰、法律适用正确，程序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答辩称：一、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与阮铁军未建立与案涉争议相关的任何法律关系，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对阮铁军不负有任何款项返还的义务。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注意到，阮铁军提起本案诉请的依据是签署于2011年3月11日的《补偿协议》和2012年6月26日的《补偿协议书》。但是，《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书》的缔约方均为阮铁军和惠丰公司，不存在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以及浙商食品与阮铁军建立关于案涉补偿款支付的法律关系。《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书》对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无任何约束力，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对阮铁军不负有任何合同义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12年6月26日签署的《补偿协议书》中，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不是缔约方，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在签署页的签字仅为作为当时惠丰公司的签约代表，以惠丰公司的名义与阮铁军签署《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既未约定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为合同的当事方，也未约定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为担保人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因此，阮铁军在起诉状中主张“阮铁军与惠丰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签署《补偿协议书》，约定阮铁军向惠丰公司等支付补偿金共计1650万元”是错误的。该份《补偿协议书》的缔约主体仅为阮铁军与惠丰公司两方，也仅建立该两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无关。二、案涉补偿款的收款方为惠丰公司，而非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因此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不负有任何返还义务。阮铁军在本案起诉的事实陈述和举证中已经确认，阮铁军根据《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书》所支付的补偿款的收款方，均为惠丰公司，收款账户为惠丰公司的银行账户。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未收取阮铁军支付的补偿款，阮铁军向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主张该部分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早已不是惠丰公司的股东，因此也不存在“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的事实前提。2012年6月26日，阮铁军实际控制的阮仕珠宝和阮仕集团与惠丰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以及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根据该份协议的约定，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将合计持有的惠丰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阮仕珠宝。各方已经于2012年11月27日完成了该等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综上，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早已将惠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阮铁军所实际控制的主体。在此情况下，阮铁军作为惠丰公司的现任实际持股人，反而妄图要求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就惠丰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此明显为颠倒黑白的恶意诉讼行为，当然应直接驳回。四、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其他的答辩意见，与浙商食品发表的第三、四点答辩意见一致。综上，阮铁军针对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所提出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全部驳回。 阮铁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共同向阮铁军返还补偿款16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惠丰公司收到相关款项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463.4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1日，阮铁军（乙方）与案外人惠丰公司（甲方）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了鉴于甲方与阮仕集团于2011年3月11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为补偿甲方在与阮仕集团合作浙江展览馆项目中应得的利益，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订立本补偿协议：“一、乙方同意个人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整补偿金……，三、甲方在收到乙方上述补偿金后，在本补偿协议上标注“柒佰伍拾万元收到”字样，并加盖公章，除此之外，甲方无需提供其他收款收据给乙方，四、退还补偿费，根据四方签订的房屋使用协议第九（四）款之规定，甲方退还乙方已支付补偿费的计算标准为：合作期第一至第五年为每年70万元、第六至第十年为每年50万元、第十一至第十五年为每年40万元……”。2012年6月26日，惠丰公司（甲方）、浙商食品（乙方）、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丙方）、案外人阮仕珠宝（丁方）、案外人阮仕集团（戊方）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一份，约定了甲方系由乙方、丙方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有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乙方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丙方合计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9%，丁方拟出资受让丙方合计持有的甲方49%的股权（以下简称转让股权），通过向甲方投资、借款并负责经营管理等方式，使甲方按约定履行义务，取得浙江展馆西区块的第一层至第三层部分面积15年使用权（以下简称该物业），并与乙方共同通过甲方在该物业上合作经营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及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商铺，乙方、丙方拟同意丁方根据本协议约定之条款及条件受让转让股权，丁方确认并同意遵守甲方与其他三方签订的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丁方受让丙方持有的甲方49%的股权应支付股权转让总价为1290万元，股权转让款包括股本金490万元、股权溢价款650万元和盈余公积金150万元，丁方或者丁方指定第三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共计2450万元补偿款，补偿款包括补偿款2250万元和盈余公积金200万元，在乙方收到补偿款2450万元，即视为乙方向丁方让渡了对甲方的控制权等事项。同日，惠丰公司（甲方）与阮铁军（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了鉴于阮仕珠宝向浙商食品和甲方自然人股东减少支付补偿款和股权收购款2000万元，乙方同意个人向甲方支付1650万元（含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已经支付的750万元）补偿金，乙方同意在本协议书签订后30天内向甲方支付余款900万元，甲方在收到乙方上述900万元元补偿金后，在本补偿协议上标注“玖佰万元收到”字样，并加盖公章，除此之外，甲方无需提供其他收款收据给乙方，根据《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之规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甲方使用，则甲方应向乙方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若该物业一经移交甲方使用，则在任何情况下，甲方都无需返还上述1650万元补偿金，鉴于乙方向甲方支付了上述1650万元补偿金，甲方自然人股东即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同意在阮仕珠宝收购甲方自然人股权中溢价部分减少1500万元（减少后共支付股权转让款1290万元），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原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第四条“退还补偿费”废除，其750万元补偿金处理以本协议书为准等事项。惠丰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阮铁军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12年7月25日，阮铁军向惠丰公司分两次转账900万元。2012年11月27日，惠丰公司在补偿协议书第一页右上角盖章确认已收到乙方支付的1650万元（含2011年已支付的750万元整）。现阮铁军以浙江展馆西区块的第一层至第三层部分面积一直未移交给惠丰公司为由，要求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共同返还补偿款16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补偿协议书》系案外人惠丰公司与阮铁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书约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案外人惠丰公司使用，则惠丰公司应向阮铁军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故协议书约定的退还补偿金的义务主体为案外人惠丰公司。审理中，原审法院向阮铁军释明，询问阮铁军是否追加案外人惠丰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阮铁军表示不追加。因此，阮铁军要求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返还补偿款1650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阮铁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预收案件受理费147473元，由阮铁军负担。 二审期间，浙商食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惠丰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惠丰公司在移交阮仕珠宝之时，净资产超过了1300万元。2、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3、网上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惠丰公司在移交给阮仕珠宝之前，阮仕珠宝向惠丰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后惠丰公司退回阮仕珠宝440万元，因此合计惠丰公司对阮仕珠宝的应付款560万元，而惠丰公司对浙江展览馆享有的应收账款是1860万元，两者相减即为1300万元，此体现在惠丰公司的净资产上。4、网上银行转账凭证通知，拟证明2012年7月27日惠丰公司在收到阮铁军支付的900万元补偿款后，将其中400万元支付至江西同胜矿业有限公司、100万元支付至南宁同欢商贸有限公司、330万元支付至浙江朝兴国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上证据经质证，阮铁军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2013年1月惠丰公司移交阮仕珠宝时账户存款上只有几千元，对移交时惠丰公司有净资产1300万元无异议；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900万元是案涉1650万元的一部分，在阮铁军支付后，最终是由作为惠丰公司原股东的被上诉人一方进行处置的，也是由被上诉人一方实际获益的，不能说该款用于偿还惠丰公司的一些债务，就说该款不是由阮铁军出资或者说被上诉人没有受益。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系由浙商食品单方提供，未经相关方确认，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3、4均系真实，能证据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阮铁军、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如下事实： 一、2007年8月23日，浙江展览馆、惠丰公司、浙江省文联、商业集团签订《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约定由惠丰公司向展览馆提供修缮预算资金9586.76万元，惠丰公司取得浙江展览馆将西区块第一层至第三层约6000平方米的15年使用权。2011年3月11日，为寻找合作伙伴，惠丰公司与阮仕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2011年3月11日，惠丰公司、阮仕集团、浙商控股集团签订《房屋使用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惠丰公司、阮仕集团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惠丰公司将本案物业出租给项目公司使用，使用期限15年，项目公司应向惠丰公司支付物业使用费17000万元。后该项目公司未成立。 二、本案《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第1.2条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基于惠丰公司账面除注册资金1000万元及300万元法定盈余公积金外的其他资产、负债、人员及其业务（展览馆项目除外）全部予以剥离后的公司状况。惠丰公司资产剥离后，如净资产大于1300万元的，阮仕珠宝应增加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如净资产小于1300万元的，阮仕珠宝可减少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第2.1条约定，阮仕珠宝向浙商食品支付补偿款2450万元，系基于浙商食品放弃了以下权利：1、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优先受偿权；2、向阮仕珠宝让渡对惠丰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控制权；3、同意阮仕珠宝不按照出资比例取得分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第5.3.2条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出现《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约定的浙江展览馆就该物业的租赁期限提前终止时，对阮仕珠宝已支付给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的补偿款和股权转让款（按总款项2900万元计算），按物业已使用年限退还余额（具体见协议约定）。 三、在《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阮仕珠宝已于2012年11月6日支付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股权转让款490万元（股本金），因物业未交付，剩余股权转让款800万元（股权溢价款650万元+盈余公积金150万元）未支付。在阮仕珠宝于2012年11月6日支付浙商食品2450万元补偿款后，浙商食品于2013年1月29日向阮仕珠宝让渡了对惠丰公司的控制权，当时惠丰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为3381.96元，对浙江展览馆享有预付修缮款的投资债权1860万元，扣除惠丰公司欠阮仕珠宝投资款560万元，双方认可惠丰公司的净资产为1300万元，与协议中的约定数额一致。在惠丰公司与阮铁军签订《补偿协议书》后，阮铁军于2012年7月25日分两笔向惠丰公司转账计90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于2012年9月4日分两笔向惠公司转账计750万元（350万元+400万元）。惠丰公司收到900万元后于2012年7月27日将其中400万元支付至江西同胜矿业有限公司、100万元支付至南宁同欢商贸有限公司、330万元支付至浙江朝兴国贸发展有限公司（对该三笔款项走向双方均认可）。在惠丰公司2012年9月4日收到750万元后，浙商食品称惠丰公司于同日将该款支付给阮铁军实际控制的阮仕集团（阮铁军称该款系惠丰公司退回阮仕集团2011年9月8日的打款750万元；浙商食品称惠丰公司2011年9月8日确实收到阮仕集团的750万元，惠丰公司于2012年9月4日收到750万元之后将该款用于处理惠丰公司与阮仕集团的往来款项）；阮铁军称惠丰公司2012年9月4日收到750万元后将该款全部转入浙商食品账户（分两笔共计870万元，浙商食品称该款系惠丰公司与浙商食品之间的往来款）。 四、2012年11月27日，阮仕珠宝完成受让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持有惠丰公司49%股权的工商登记。2014年5月23日，阮仕珠宝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受让浙商食品26%的股权，转让价款260万元。2014年6月10日，惠丰公司的股权结构经工商登记变更为阮仕珠宝持有75%，浙商食品持有25%，由阮铁军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1日，浙江省文联、浙商集团、浙江展览馆及惠丰公司的代表就浙江展览馆西区块合作事宜进行会商达成会议纪要：各方一致同意，努力探求由浙江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收回根据协议交由惠丰公司使用的西区6000平米15年经营使用权的可行性，以保持浙江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文化功能的一体性。刘旭松、阮铁军作为惠丰公司代表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2016年12月28日的（2017）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议定：同意浙江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惠丰公司、浙江省文联、浙商集团终止履行2007年8月23日签订的《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由省文联收回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西区块6000平米的经营使用权，待上述四方签订的收回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西区块经营使用权协议生效后，返还惠丰公司投入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的修缮改造资金。另查明，惠丰公司共计向浙江展览馆支付修缮改造资金9586.76万元(含公司控制权移交前惠丰公司支付的1860万元，即惠丰公司投资款1300万元+阮仕珠宝投资款560万元），在项目协议解除后浙江展览馆已向惠丰公司返还9586.76万元(含公司控制权移交前惠丰公司支付的1860万元，即惠丰公司投资款1300万元+阮仕珠宝投资款560万元）。 五、2017年7月3日，阮仕珠宝（现名称丽晶实业）以浙江展览馆相关物业尚未移交而项目协议已提前终止为由向杭州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退还补偿款2900万元。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反诉请求裁决阮仕珠宝（现名称丽晶实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800万元（股权溢价款650万元+盈余公积金150万元），浙商食品反诉请求裁决阮仕珠宝（现名称丽晶实业）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浙江展览馆西区块第一层至第三层约6000平方米的15年使用权即案涉物业使用权，系由惠丰公司与相关部门签订《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约定以提供修缮预算资金9586.76万元的方式取得，后惠丰公司拟与阮仕集团共同成立项目公司的方式转让案涉物业使用权，但该项目公司未成立，故本案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以股权转让及惠丰公司控制权移交的方式向阮氏珠宝转让案涉物业使用权。《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约定，若出现《修缮改造浙江展览馆项目协议书》约定的浙江展览馆就案涉物业的租赁期限提前终止时，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退还阮仕珠宝已付补偿款和股权转让款2900万元，而案涉《补偿协议书》亦约定，若浙江展览馆未能将6000平方米物业移交给惠丰公司使用，则惠丰公司应向阮铁军退还补偿金1650万元。二审中，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均称2900万元系指股权溢价款650万元、补偿款2250万元，阮铁军称其以个人名义与惠丰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书》支付补偿款1650万元系根据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的要求。从合同目的分析，阮氏珠宝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案涉物业的使用权，故相关方才约定案涉物业的租赁期限提前终止时，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应退还2900万元，《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案涉1650万元亦应退还。因此，该2900万元、1650万元均与案涉物业能否实际移交使用有关。阮铁军主张案涉款项是案涉物业使用权转让的对价，符合各方当事人的本意，本院予以采信。在《补偿协议书》签订后，阮铁军向惠丰公司支付了1650万元，该1650万元均在惠丰公司控制权移交前由其管理层进行了处置，且其中750万元打入了浙商食品。另根据《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本案股权转让价格是基于惠丰公司账面除净资产1300万元外的其他资产、负债全部予以剥离后的公司状况。因此，惠丰公司的原股东浙商食品与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实际上是案涉1650万元的实际受益人。现因案涉物业使用权不能移交，虽然根据合同约定应由惠丰公司返还案涉1650万元，但在股权转让后，惠丰公司的股权结构已发生变化，并结合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的合同目的与案涉1650万元的性质，以及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系该款实际受益人的情况，阮铁军上诉要求浙商食品、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返还案涉1650万元理由正当，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予以支持。因合同未约定返还款项的期限，故本案应从阮铁军主张还款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对阮铁军要求支付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463.45万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 二、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阮铁军补偿款16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7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阮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473元，由阮铁军负担32000元，由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负担115473元。阮铁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47473元，由阮铁军负担32000元，由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负担115473元。阮铁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松、邱景红、杜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