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7民初67号 原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下秦村秦康西路向北6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561108054E。 法定代表人：陈某1，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甘肃陈某2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该公司经理。 被告：赵某，男，汉族，1955年12月3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某，张掖市甘州区北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卲某，男，汉族，1975年5月13日出生，现住张掖市。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刑罚，现在兰州大沙坪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某，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男，汉族，1969年4月28日出生，辽宁省法库县人，住辽宁省法库县。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缓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基公司”）与被告赵某、邵体林、王某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被告邵体林于2017年8月28日以“该案当事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现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为由，申请本案中止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甘07民初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发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孟某，被告邵体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某，被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发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张某，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孟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邵体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某，被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发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3100582.8元，且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从事农作物开发、农产品销售的农业开发公司，2016年3月，被告赵某带领邵体林与原告接洽，协商借用原告制种资质，代繁“欣喧22”和“丹玉29”玉米种子，被告还向原告提交了上述两公司的资质、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经原告查询上述公司及文件真实，同意被告赵某、邵体林挂靠并以原告公司名义进行制种，对制种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由被告赵某、邵体林具体负责。双方挂靠关系确定后，被告赵某、邵体林即在高台县新坝镇落实制种面积5000多亩并组织农户制种，其制种的亲本种子由被告王某提供，收获的玉米种子被告王某也承诺进行收购。2016年5月，张掖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对被告制种的玉米进行抽样，后经检测确定上述玉米品种父本存在转基因成分，基于上述检测报告，高台县种子管理局要求对上述玉米品种父本砍除，并按商品玉米处理。原告先行垫付农户损失13100582.8元。对原告垫付的款项，原告找被告协商处理，被告互相推诿，故原告为保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审理。 被告赵某辩称，1、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赵某之间无任何关系，原告垫付的款项系因原告及被告邵体林、王某非法经营的犯罪行为给农户造成损失所致，原告为减轻自己的刑事犯罪惩罚，自愿向农户进行赔偿，故对其主张的损失应自行承担；2、被告赵某非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刑事案件中仅是证人身份，赵某也未参与非法经营的犯罪活动，故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3、对追偿权的行使法律有明确规定且必须是合法支持，原告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追偿，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赵某不承担责任。 被告邵体林辩称，1、原告及被告邵体林、王某均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属共同案犯，对原告诉称兑付农户制种款的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犯罪成本的支出，具有刑事违法性，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2、原告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为消除刑事违法后果或减轻刑事损害后果而支付制种款的行为，是应当支付的法定义务，因犯罪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其提起民事诉讼亦不具有合法性，故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3、本案发基公司作为非法经营罪的被告人向同案犯诉请追偿所支付的犯罪成本缺乏法律依据；4、原告给农户兑付制种款的行为是自愿支付行为，与被告邵体林之间不产生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向农户支付制种款目的是为了保留其生产资质及在刑事案件中减轻自己的责任；5、原告诉请数额不当，原告在向农户兑付制种款前收购了6230.95亩的种植收益，对原告和被告邵体林的共同犯罪中实际支出数额应按照每亩1200元的市场价格计算和扣除；6、对被告邵体林支付原告的70万元，对此原告应予返还。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辩称，原、被告均非本案适格主体，被告王某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被告王某并非被告邵体林和原告发基公司共同犯罪的主体，虽在同一案件中进行了处理，但被告王某是因无经营资质非法售卖种子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告邵体林和原告发基公司是因非法制种行为被处以刑罚，所以双方并不是共同犯罪，故原告发基公司对民事主体的赔偿，被告王某并无任何过错，也不承担任何责任；2、原告发基公司向农户兑付种子款是其个人行为，被告王某并未授意也与王某无任何关系；3、原告发基公司将部分玉米转商并获取收益，对此应予查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发基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由被告进行了质证。 1、原告发基公司与被告赵某、邵体林签订的《甘肃发基农业集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拟证明2016年原告与被告赵某、邵体林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赵某、邵体林提供生产经营资质，被告赵某、邵体林自主生产经营面积不超过5000亩的玉米制种，由被告赵某、邵体林向原告上交经营利润50万元，缴纳风险保证金50万元，对农户制种款由被告赵某、邵体林负责兑付，因品种侵权、涉嫌非法经营等责任由被告自行承担；2、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724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赵某、邵体林和王某均属制种活动参与人。对上述两份证据，被告赵某质证后认为，对承包经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在制种行为涉嫌非法经营后，原告强迫邵体林签字又软硬兼施让被告赵某也签字，故该证据是原告为逃避犯罪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最终人民法院并未判处赵某承担刑事责任，故赵某在本案中也不应承担责任。被告邵体林质证后认为，承包经营协议是原告发基公司在高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过程中，发基公司为推卸责任逃避制裁先行打印的格式条款让被告赵某和邵体林签字的，故该协议不具有合法性，同时该协议也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现原告并未提交刑事被告人对犯罪成果相互追偿的法律依据，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王某质证后认为，同意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被告王某不是承包经营协议的当事人，也与被告邵体林及发基公司非共同犯罪，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被告王某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3、发基公司向高台县新坝镇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新沟村、暖泉村及高台县新坝镇镇政府支付制种款的相关凭据；4、发基公司同高台县新坝镇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新沟村、暖泉村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2016年被告赵某、邵体林借用原告资质在××县、照二村、照中村、新沟村、暖泉村制种，以原告名义签订种子生产合同，共计落实制种面积6230.95亩，原告发基农业公司实付制种款13770311元。对上述证据，被告赵某质证后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同时上述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在案发前被告邵体林已经向发基公司支付70多万元的费用，对此费用原告不得请求追偿。对原告支付农户的种子款属于原告为自己刑事责任付出的代价，其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无权追偿。被告邵体林质证后认为，刑事案件指控犯罪数额为1588.49万元，发基公司兑付种子款1551.98万元，但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实际兑付1377.0311万元，与刑事案件查明的数额不符，上述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原告支付的种子款均是原告自愿支付的，对种植的玉米最后也由原告进行了收购，对此收益应当予以扣除，同时对被告邵体林预付的70万元也应当扣除。被告王某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与被告王某无任何关联性。同时种植的玉米最终由发基公司进行了收购，对此应当从制种款中予以扣除。5、张掖市东联草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5张）及入库单、张掖市寥泉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入库单、刘振华、曹旭东青贮草款记账凭证等证据，拟证明对种植的玉米，铲除父本后，对剩余的母本原告进行了收购，部分进行了青贮，部分收获了玉米果穗，青贮共计获利1591324.92元。被告赵某的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邵体林的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对所种植的6230.95亩玉米进行了转商，所获利益不可能仅有159万元，原告不能提供全部转商获利，请求按照商品玉米的价格计算残值。被告王某的代理人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转商159万元的证据应予确认，但原告转商获利不仅仅为159万元，请求法庭应予查明。6、盖有原告发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出库单4张，拟证明对收获的玉米果穗，发基公司按照0.96元/公斤的价格进行了出售。被告赵某的代理人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赵某、邵体林、王某围绕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还调取了如下证据：1、2018年6月12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暖泉村村委会书记周定洲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周定洲陈述，2016年同发基公司签订的制种合同，被告邵体林拿盖有发基公司印章的合同出面同村委会签订的种子生产合同，签订合同时同邵体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自称“陈总”，后听说自称“陈总”的人就是赵某。所制种的玉米，前期父本进行了铲除，母本成熟后由发基公司进行了收购。2、2018年6月12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照一村原村主任夏锋明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夏锋明陈述，2016年同发基公司的制种合同，发基公司由邵体林出面签订，签订合同时邵体林说车里面坐的是陈某1，后来才知道车里面坐的不是陈某1。所制种的玉米，前期父本进行了铲除，母本成熟后由发基公司进行了收购。全村共种植了415.75亩玉米，收获玉米果穗373655公斤，并提供一份盖有照一村村委会印章，经办人郭红霞签字的《2016年制种玉米款发放明细》。3、2018年6月12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照二村村委会书记夏天祥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夏天祥陈述，2016年同发基公司签订制种合同，合同由邵体林及另外三人一起来协商进行签订的，对制种面积的落实由邵体林负责，所制玉米父本铲除后，由发基公司收购了玉米果穗，最后由发基公司以每亩2400元的价格给农户给付了种子款。4、2018年6月12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照中村原村委会主任车秀文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车秀文陈述，2016年同发基公司签订制种合同，发基公司由邵体林出面签订，制种过程中没有见过王某，赵某之前也未见过，后来知道赵某也参与制种。5、2018年6月12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村民许玉芳、照二村村民银万忠、照中村村委会主任王彦及照中村村委会书记车天飞分别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三份。6、2018年8月28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干部杨佩林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杨佩林陈述，2017年7月12日其从发基公司领取的8万元，用途为发放2016年发基公司欠付的制种款。7、2018年8月28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照二村村委会书记夏天祥、村委会主任刘发贤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夏天祥陈述，2016年照二村制种的玉米全部由发基公司收购了玉米鲜穗，发基公司共计收购玉米鲜穗590133.99公斤，全村共计种植玉米691.88亩，并提交一份盖有照二村村委会印章，经办人刘发贤签字的玉米制种款发放明细。8、2018年8月28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村委会主任盛学艺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盛学艺陈述，2016年新沟村制种的玉米全部进行了青贮，青贮吨位不清楚，新沟村的制种款是按照2500元/亩结算的，新沟村共计制种2311.86亩。并提交一份盖有新沟村村委会印章，经办人陈文清签字的玉米制种款发放明细。9、2018年8月28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暖泉村村委会主任韩海旺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韩海旺陈述，2016年暖泉村制种的玉米全部由发基公司按照商品玉米进行了收购，发基公司共收购玉米鲜穗709340公斤。并提交一份盖有暖泉村村委会印章，经办人韩海旺签字的制种面积确认表及玉米制种款发放明细。10、2018年8月28日及9月25日本院工作人员对高台县新坝镇照中村村委会书记车天飞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二份。车天飞陈述，2016年照中村制种的玉米大部分进行了青贮，仅有小部分收获了玉米果穗，全村共计制种1878.17亩，收购玉米果穗的面积是471亩，其余面积进行了青贮。对上述证据，原告发基公司制种后均无异议，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2、2018年6月14日本院工作人员对被告邵体林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原告发基公司质证后认为被告邵体林陈述不真实，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据双方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确认。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被告邵体林陈述基本真实，双方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无效。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3、2018年6月27日本院工作人员对被告赵某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赵某陈述，2016年邵体林与高台县新坝镇照一、照二等村社签订制种合同时，邵体林说把他拉上转一转，然后就跟上去到村委会院子里面转的看了一下，但对合同协商的事宜及在制种过程中的各项事务其均未参与。各村的制种具体由邵体林负责，邵体林的合作伙伴是王某，邵体林是借用发基公司的资质和名义进行制种。邵体林和陈某1协商邵体林挂靠发基公司资质要交纳两个50万元，邵体林先交了50万元，后邵体林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发基公司领取票据，我去帮邵体林取了票。后陈某1给其打电话催促让邵体林再打50万元，邵体林又凑了10万元，我又帮邵体林借了10万元，凑了20万元从我的卡上打给了陈某1。除了邵体林向发基公司交的70万元外，还给高台县种子管理局交过9万元。同发基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是2016年6月在陈某1威逼利诱之下签字的。原告发基公司质证后认为被告赵某陈述协议系威逼利诱签订无任何证据证明，邵体林与赵某属于合作关系，其应承担责任。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4、2018年6月28日本院工作人员对原告发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原告质证后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该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5、2018年9月26日本院工作人员对原告发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陈某2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该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6、2018年10月9日本院工作人员对朱开海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朱开海陈述，2016年10月，市场上大田玉米鲜穗的收购价格大约是900元/吨。17、2018年10月9日本院工作人员对殷长三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殷长三陈述，2016年大田玉米鲜穗的收购价格大约是950-970元/吨。对上述两份调查笔录，原告质证后均无异议，被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该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被告邵体林、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甘肃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8月6日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变更公司名称为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2016年1月，经被告赵某介绍，被告邵体林与陈某1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邵体林向原告发基公司缴纳50万元管理费和50万元风险保证金，原告发基公司为被告邵体林办理种子生产许可批复，提供公司生产经营种子合同文本，由被告邵体林以该公司名义自主生产经营玉米种子。2016年2月，原告发基公司收取被告邵体林50万元管理费，原告发基公司给被告赵某出具了50万元的管理费收据。遂后原告发基公司安排公司副总经理王作国与被告邵体林、赵某到高台县种子管理局办理了种子生产准入、报批手续。同年3月，被告邵体林、赵某及案外人马振英、辛志峰一起到高台县新坝镇，由被告邵体林出面先后以发基公司名义与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中村、照一村、照二村实地洽谈并落实了玉米制种面积。期间，被告邵体林与被告王某达成ロ头协议约定由被告王某有偿提供玉米种子亲本，被告邵体林落实制种面积生产种子，被告王某收购部分玉米种子。同年4月1日，被告邵体林、赵某在高台县种子管理局以发基公司名义交纳了9万元制种风险抵押金，被告赵某从高台县种子管理局领取了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由陈某1加盖发基公司印章并签名。4月11日，被告邵体林持盖有发基公司公章和陈某1签名的合同文本，以原告发基公司名义分别与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中村、照一村、照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由原告发基公司有偿提供种子亲本和农药，在上述村社生产玉米杂交种子2300亩，每亩以2400元至2600元的价格收购种子。合同签订后，被告王某提供给被告邵体林玉米种子亲本，被告赵某、邵体林安排马振英、王某的雇员王立君等人将亲本种子精选、包衣，送至上述村社干部分发给种植农户进行制种。同年5月20日，从被告赵某账户上又支付给发基公司保证金20万元。2016年6月16日，高台县种子管理局依法对上述村社种植的杂交玉米种子进行田间抽样检验，确认上述村社农户种植的玉米杂交种子含有转基因成分。同年6月，原告发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分别同被告邵体林、赵某补签《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承包协议书》，对双方之前达成的口头协议进行确认。同年7月，在高台县种子管理局的监督下，农户对种植的玉米杂交种子父本青苗进行了铲除。同年10月，原告发基公司指派公司经理王作国对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中村、照一村、照二村种植的玉米进行了收获，其中新沟村种植的2311.86亩玉米全部进行了青贮，照一村种植的415.85亩、照二村种植的691.88亩及暖泉村种植的930.79亩玉米全部收购了玉米鲜穗，照中村种植的471.17亩玉米收购了玉米鲜穗，其余1407亩玉米进行了青贮。对青贮的8840694公斤玉米秸秆，由发基公司向张掖市东联草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寥泉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刘振华、曹旭东进行了出售，青贮共计获利1591324.92元。收获的玉米果穗由原告发基公司进行了收购、出售，以0.96元/公斤计算，应收入2012842.56元。原告发基公司总计获利3604167.4元。对农户的制种款，原告发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兑付，共计兑付制种款13770311元。 另查明，因原、被告非法种植、生产转基因玉米杂交种，涉嫌非法经营，经高台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移送高台县检察院起诉，高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7）甘0724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2015）高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中对罪犯邵体林宣告缓刑四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邵体林执行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2、被告人邵体林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与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被告人甘肃发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200000元。被告人陈某1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30000元。 本院认为，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及本案案情，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行使追偿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追偿的损失数额有无事实依据；各被告应否承担责任。 （一）关于原告行使追偿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系原告发基公司违法向被告邵体林、赵某提供公司印章、文书及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书，被告邵体林、王某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生产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玉米杂交种，给农户造成损害后，原告发基公司先行对农户的损失进行补偿，现对共同侵权人所行使的追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规定，原告发基公司起诉要求各被告于法有据，原告发基公司是本案适格的主体。 （二）原告主张追偿的损失数额应如何确定。 据原告发基公司提供的××县、暖泉村、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及高台县镇政府出具的收款条据及各村委会提供的原告发基公司玉米制种款发放明细等证据综合认定，原告发基公司共计向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及高台县镇政府支付13770311元，用于发放上述村社农户的制种款，对此应予确认。对制种的玉米，事发后在高台县种子管理局的监督下，原告发基公司配合农户对种植的玉米杂交种父本青苗进行了铲除，在母本成熟后对玉米果穗及秸秆进行了收获。据原告发基公司提供的向张掖市东联草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寥泉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刘振华、曹旭东出售青贮草的发票及入库单和本院依职权向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村委会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查，上述被调查人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明细表，足以认定原告发基公司对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暖泉村、照一村、照二村、照中村收获的玉米果穗及秸秆进行了处分，共计获利3604167.4元，对此获利应从原告发基公司垫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故对原告实际垫付的款项应确认为10166143.6元（13770311元-3604167.4元）。 各被告责任承担问题。 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高台县人民法院（2017）甘0724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被告邵体林为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合同协商、签订，在种子生产过程中起了组织、指挥作用，其作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应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被告王某非法提供农作物种子亲本，并ロ头与被告邵体林达成由其有偿提供玉米种子亲本，被告邵体林落实制种面积生产杂交玉米种，被告王某收购部分玉米种子的协议。二被告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情况下，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共同生产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玉米杂交种并造成损害，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发基公司非法提供公司印章、合同文本，允许被告邵体林以其公司名义生产玉米杂交种，并协调办理种子生产许可及备案资料，其对行为人邵体林实施的非法经营活动起到了实质的帮助作用，对此亦应承担责任。对被告赵某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虽刑事案件未认定被告赵某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就其在整个种子生产过程中，介绍被告邵体林与原告发基公司协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资质挂靠、借用事宜，共同和被告邵体林在相关部门办理挂靠及生产审批手续，共同与被告邵体林协商基地面积落实并参与技术人员的选任和安排，并受被告邵体林安排向原告发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支付并办理管理费交纳等事项，同时和被告邵体林共同与发基公司签订了《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承包协议书》，上述事实足以认定被告赵某参与了此次非法制种活动，对其行为引起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对被告借用原告发基公司资质进行非法制种，给农户造成损害，作为侵权人之一的原告发基公司先行对农户损失进行补偿所支付的费用，应当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据各方当事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及造成的损害后果，本院综合认定原告发基公司承担40%的责任为宜。对原告发基公司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部分，有权向被告邵体林、王某、赵某追偿。另，2016年初被告邵体林、赵某与原告发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口头达成承包经营协议后，被告邵体林、赵某曾向原告发基公司交纳管理费及风险抵押金共计700000元，对此应从原告发基公司追偿的数额中予以扣除。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邵体林、王某、赵某向原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连带偿付5399686.16元（10166143.6元×60%-7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驳回原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403元，由原告甘肃发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9020元，被告邵体林、王某、赵某连带负担41383元。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部分随同案件款一并给付原告。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胡宏睿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尹建兵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七十八条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