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冀01执复307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吴建芬，女，198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才（系吴建芬之父），男，194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被执行人：高立辉，男，1976年5月4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复议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鹿泉法院）（2018）冀0110执异77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在鹿泉法院申请执行人吴建芬与高立辉离婚纠纷一案中，吴建芬对鹿泉法院作出的（2009）鹿执字第00480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不服，向鹿泉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鹿泉法院查明，2009年5月26日，鹿泉法院作出（2008）鹿民一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准予原告吴建芬与被告高立辉离婚；2、婚生女儿高鑫博随原告吴建芬生活，被告高立辉每月负担抚育费2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高鑫博年满18周岁止）；3、限被告高立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吴建芬夫妻共同财产折款10万元。判后，被告高立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9年9月20日作出（2009）石民一终字第01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2月11日，吴建芬向鹿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高立辉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相关义务。经鹿泉法院执行，于2014年4月3日给付吴建芬执行款4,200元，2014年4月18日给付其执行款3,600元，2014年6月30日给付其执行款27,193.19元，共计34,993.19元。2014年11月19日，申请人吴建芬与被执行人高立辉达成执行和解，均同意：（2008）鹿民一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书第3项由高立辉给付吴建芬夫妻共同财产折款10万元，已经执行34,993.19元，现加上诉讼费300元、执行费1,418元，高立辉再给付吴建芬66,724.81元，并同意结案。上述款项给付完毕后，鹿泉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09）鹿执字第4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鹿泉市人民法院（2008）鹿民一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的执行。2018年6月13日，鹿泉法院作出（2018）冀0110执监2号裁定书，裁定撤销（2009）鹿执字第480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6月20日，鹿泉法院作出（2009）鹿执字第00480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关于吴建芬申请执行高立辉婚姻家庭纠纷一案，鹿泉法院于2009年12月11日立案执行，双方于2014年11月19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被执行人已履行完毕，此案结案。 上述事实有（2008）鹿民一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书、（2009）石民一终字第01123号民事判决书、吴建芬与被执行人高立辉于2014年11月19日达成执行和解、（2009）鹿执字第480号执行裁定书、（2018）冀0110执监2号裁定书、（2009）鹿执字第00480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予以证实。 鹿泉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一）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本案中，申请人吴建芬与被执行人高立辉于2014年11月19日已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现其称该和解协议系其受到误导、欺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程序违法，和解无效，但申请人吴建芬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鹿泉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申请人吴建芬提出的执行异议。 吴建芬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事项：依法撤销鹿泉法院（2018）冀0110执导77号执行裁定书，恢复2008鹿民1124号判决书执行。 一、鹿泉法院执行局将违法强行“调解”行为，变为“双方和解”。如为和解，那双方一定是面对面，而本案，双方根本没见面。所以根本不存在“和解”的概念。 二、“调解协议”纯属无效“协议”。证据与理由如下： 1、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即：对于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也就是强制执行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 2、根据人民法院调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3款，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调解，属无效调解。同时也违反民事诉讼法第93、96条自愿的原则。 3、根据人民调解法第60项（条），显失公平，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其调解无效。 4、根据人民调解法第61项（条），调解自送达当事人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本案，执行局始终不给当事人协议，所以再次证明协议无效。 5、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判决书）的执行。本案死不恢复。 三、“调解协议”是误导、欺骗、胁迫所得，仍属无效。 1、牛志伟与胡玉亮都曾故意误导我说：你若不签协议，被告人就不给你钱。那他只能进监狱。到那时你的执行款也就更得不到了，这就是误导欺骗的证据。证人赵某证实，调解过程，赵占军在场，赵占军就是证据和证人。根据民诉法第64条，当事人不能收集的证据，而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应当法院收集，故法院应向赵占军调查取证。 2、本案协议，崔哲峰索要误导、欺骗、胁迫的证据，因为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乡村老人来说，当时根本没有带录音设备。而对于强（行）调（解）人牛志伟趁机是会坚决抵赖否认的。但牛志伟他们让赵占军给我打电话，并让其拉我的事实，完全可以说明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所为。并在下班后控制我两小时之多。协议不签不放人走，并且得不到执行款，这就是胁迫的证据，这也是我的无奈之举。我要求三人当面对质。以上二大条，充分证明他们是在以无效协议强行办案。 四、执行款六万多元，我们是在2015年2月份才得到，而他们的裁定书是在2014年11月20日出的。根本不存在履行完毕和得到执行款后反悔“协议”。我的恢复原判决执行申请早已在2014年11月21日递交，但他们谁都不接。 综上所述，鹿泉法院执行局多年故意死揪上当、受骗，所谓协议不放，以此进行诡辩办案，而对于应该撤销违法“协议”的正规法律条文规定依据，他们却一字不提，妄想以违法协议抗拒和抵消多条国家法律，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鹿泉法院异议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本院在审查期间，调取了鹿泉法院执行本案的有关案卷材料。2014年9月5日，鹿泉法院执行人员询问吴建芬的笔录显示，执行人员问吴建芬：你们什么时间离婚，孩子现由谁抚养，抚养费如何支付？吴建芬回答：2009年5月法院判决离婚，孩子由我抚养，高立辉出抚养费每月200元，但孩子他们不给我，所以一直在随他们生活，也没有支付抚养费。2014年11月19日，鹿泉法院执行人员给吴建芬的代理人吴志才、高立辉制作了一份执行和解笔录，主要内容为，吴志才、高立辉均同意和解解决。吴志才提出的和解意见为：“我女儿申请执行的（2008）鹿民一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判令高立辉给付夫妻共同财产折款10万元，原来已执行34,993.19元，加上诉讼费300元，执行费1,418元，再给我66,724.81元，我们就同意结案，但是高立辉不许跟我们再要孩子抚养费，从此以后，双方一笔结清，永不相互追究。”高立辉陈述，“同意关于给吴建芬的执行款，但要求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吴志才、高立辉核对笔录无误后，分别在执行和解笔录上签名、捺指印。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录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本案中，鹿泉法院执行人员将双方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了笔录，笔录名称列明为执行和解笔录，吴建芬的代理人吴志才、高立辉在笔录上签名，因此吴建芬与高立辉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符合上述规定的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本案中，吴建芬称执行和解协议是在误导、欺骗、胁迫的情况下达成的，吴建芬可就此向鹿泉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吴建芬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鹿泉法院异议裁定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建芬复议申请，维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执异77号异议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何东华 审判员  王珊珊 审判员  高福兴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玲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