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4322号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富南路90号101房。法定代表人：王卫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平，广东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齐清伟，男，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波，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高公司”）诉被告齐清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荣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平，被告齐清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荣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2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无须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0532.82元；3.原告无需支付2018年4月工资7085.50元；4.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在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请求为确认双方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仲裁裁决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当。首先，被告入职时填写了《员工档案登记表》，该表约定了被告的工作岗位是操作工，工作地点在广州、工资待遇为每月4200元等内容，该《员工档案登记表》具备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应视为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不应再向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其次，劳动合同法规定二倍工资的罚则，本意是要求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员工档案登记表》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且双方也是按该表内容实际履行的，法律规定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立法目的也得以实现，因此，本着利益平衡的原则，原告也不应再向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再次，即使《员工档案登记表》存在个别约定不全面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原告也应承担另行改正的责任，而非二倍工资罚则。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主动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2月11日解除，仲裁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2018年4月工资有误。第一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补充为被告2018年5月8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截止时间为5月8日，应视为其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且其5月8日后一直未上班，应视为劳动关系至5月8日实际解除；第三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补充为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于2018年4月30日已支付4月的工资5000元。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齐清伟辩称，被告于2017年3月11日入职原告，一直从事罐箱清洗工作。2018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辞退通知书，违法解除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提出确认时间至2018年6月25日仲裁开庭之日，并不是原告所说的5月8日申请仲裁之日；原告应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原告并没有按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只支付工资至2018年3月，没有足额按时向被告支付4月工资7085.5元，4月30日发放的工资5000元是3月的工资，3月的工资分了两次发放，在5月7日又发了2100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结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入职荣高公司，从事罐箱清洗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齐清伟入职当天填写了《员工档案登记表》上的个人信息，该表格“备注条款”处载有八项条款，包括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工需提前30天递交书面申请、春节和夏季不接受员工辞工等规定，其中第八条规定“由于被聘用方涉及本公司专业技术和正常的工作秩序，雇佣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年劳动合同关系，如被聘用方违约须赔偿公司伍仟元人民币”，上述下划线处未填写内容，该条款下方特别盖章注明“试用期为一个月，基本工资为2000元/月，转正时需提供相关身份证件、学历证书等资料，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拒签《劳动合同》及拒缴社会保险，相关法律责任由劳动者承担，与公司无关”。齐清伟确认落款处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主张填表时并无上述盖章内容。荣高公司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齐清伟自己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但未对此举证证明。2018年1月12日，齐清伟向荣高公司提交一份“辞工书”，内容为“尊敬的王总您好：本人因家庭原因及身体状况不行，没办法继续工作，现按照公司规定提前一个月提出辞工申请，望王总能体谅和批复，谢谢。申请辞工人：齐清伟，2018.1.12日”。齐清伟确认该辞工书系其本人书写，但表示辞工申请并未得到荣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国的批准，故继续在荣高公司继续工作至2018年5月8日。荣高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陈述称，齐清伟提交辞工书后继续上班，但从2018年3月底至5月8日期间，齐清伟虽然来公司但不做事，5月8日后请假，公司通过电话、微信均联系不到齐清伟本人，要求齐清伟提供相关请假证明亦未理会，荣高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以齐清伟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已通过微信将解除决定通知了齐清伟，并确认与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荣高公司未就齐清伟2018年5月8日前未正常提供劳动的事实提交证据证明。齐清伟确认荣高公司陈述的上述解除经过，提交一份《辞退通知》补充证明。该通知系荣高公司于2018年7月3日作出并加盖公章，主要内容为齐清伟于2018年5月15日提交了请假条要求请假半个月，荣高公司接到请假条后要求齐清伟提供病历、诊断证明及医院证明，否则视为齐清伟旷工并予以辞退，但齐清伟未能提供上述证明文件，亦未对此作出解释，荣高公司代理人在2018年6月25日劳动仲裁庭审时已当面陈述将齐清伟辞退一事，荣高公司再发此函确认自2018年5月15日解除与齐清伟的劳动关系，通知齐清伟接函后回公司办理交接手续。荣高公司以上述《辞退通知》缺乏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018年3月，齐清伟因患有疑似职业病接受治疗。2018年4月起，荣高公司将齐清伟的岗位由清洗工调整为门卫，荣高公司在庭审中自认齐清伟新岗位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基本工资4500元+补贴500元），齐清伟确认调整了工作岗位，不予认可上述工资标准，但未提供反证。齐清伟的工资为银行转账发放，当月发放上月工资，领款人需在工资单上签名确认。荣高公司提交的齐清伟2017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单显示，齐清伟每月基本工资为4500元，另有超产、加班等收入，其中2017年8月应发工资7682元，实发工资7640元，包含“中秋月饼”300元；2017年10月应发工资6455元，实发工资6420元，包含“加班”100元。每张工资单“备注”处均手写“基本工资包含社保补贴和保密奖100元”，上述备注与工资单其他内容的书写方式、文字颜色及间隔明显不一致。齐清伟确认收到上述工资单记载的实发工资数额，但主张备注部分内容系其签收后荣高公司单方添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齐清伟的工商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显示，齐清伟在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共收入荣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国转账支付的工资10笔，数额分别为2950元、7080元、7080元、6460元、7050元、7640元（5000元+2640元）、7440元、6420元、6850元、6180元；另有2018年3月12日收入5000元（3000元+2000元），4月30日收入5000元，5月7日收入2100元，上述三笔收入均为王卫国转账支付。荣高公司主张上述三笔款项分别为齐清伟2018年3月、4月、5月工资，齐清伟对此不予认可，主张3月12日发放的5000元系荣高公司支付的医疗费而非工资，另外4月30日和5月7日两笔收入合计7100元是齐清伟3月工资总额，齐清伟2018年4月工资目前尚未发放。荣高公司未提交齐清伟其他月份的工资单，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三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荣高公司主张已向齐清伟支付了2018年1月和2月工资，提交了一张《费用报销单》予以证明，该报销单载明“1月超产4200元+4500元=8700元、2月超产2425元+4500元-525元=6400元，合计15100元”，齐清伟在领款人处签名，该报销单未显示支付人、审核人及支付时间。齐清伟确认收到上述两笔金额，但主张实发数额应为8800元和6925元，差额部分为荣高公司现金支付，但未对此举证证明。双方发生争议，齐清伟于2018年5月8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荣高公司和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荣高公司向齐清伟支付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8782元；3.荣高公司支付2018年4月工资7100元。齐清伟当庭变更第一项仲裁请求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6月25日开庭之日，变更第二项仲裁请求的二倍工资计算期间为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4月10日，并明确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方式是依据齐清伟提交的银行流水计算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4月10日期间工资总额，明确2018年4月工资是按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平均工资计算所得。2018年7月9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劳人仲案〔2018〕5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荣高公司和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荣高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齐清伟支付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0532.82元；3.荣高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齐清伟支付2018年4月工资7085.50元。荣高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员工档案登记表、工资单、银行交易明细、费用报销单、辞退通知、穗开劳人仲案〔2018〕526号《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齐清伟和荣高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首先，荣高公司代理人在劳动仲裁和一审诉讼阶段，就该公司与齐清伟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及解除过程多次作出前后矛盾的陈述。该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先是述称齐清伟因存在旷工，自2018年5月15日起被解除劳动关系，后又在本案起诉状中声称齐清伟2018年1月12日提交了辞工书，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2月11日解除，再于本案庭审中声称齐清伟2018年5月8日申请劳动仲裁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至2018年5月8日，故应视为齐清伟于当日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齐清伟提交辞工书后继续工作至2018年5月8日，这一事实双方在劳动仲裁及一审阶段均无异议，且荣高公司继续向齐清伟支付了2018年2月后的工资，可见双方劳动关系在齐清伟提交辞工书后仍然存续，荣高公司在本案中就同一事实多次作出截然相反的陈述，严重背离事实，亦违反诚信，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齐清伟提交的《辞退通知》显示荣高公司已于2018年5月15日解除齐清伟的劳动关系，该通知所载内容与荣高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的自认陈述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认定荣高公司和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齐清伟在2018年5月8日后是否正常上班，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综上，荣高公司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5月8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入职，荣高公司应自2017年4月11日起与齐清伟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现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荣高公司应向齐清伟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齐清伟入职时填写的《员工档案登记表》仅单方记载员工的身份信息及任职经历，并无合同相对人，亦无合同期限、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等劳动合同的必要条款，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成立要件，不应视为双方已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不能免除荣高公司与齐清伟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虽然荣高公司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齐清伟，但未对此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而言，即使是齐清伟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订立劳动合同，荣高公司也应当依法终止其劳动关系，而荣高公司在齐清伟入职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未对齐清伟作出处理，反而继续安排其工作并发放工资，应当对由此产生的用工风险承担全部后果。齐清伟于2018年5月8日申请劳动仲裁，荣高公司应向齐清伟支付2017年5月9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齐清伟仅请求荣高公司支付自2017年5月11日起的二倍工资差额，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从其请求。关于月工资数额。《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本人的工资清单，工资清单项目及数额应当与工资支付台账相一致；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首先，荣高公司提交的报销单显示已向齐清伟支付了2018年1月及2月基本工资及超产收入8700元、6400元，该支付凭证经齐清伟签收确认，本院予以采信。齐清伟主张荣高公司另发放了上述两月部分现金工资，但未对此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认定上述金额即为齐清伟2018年1月、2月的工资数额。其次，荣高公司主张2018年3月至5月发放的款项均为齐清伟当月工资，但未提交相关支付凭证予以证明，且与齐清伟过往的工资发放周期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荣高公司确认齐清伟每次领取工资均需签名确认，且已提交了齐清伟2017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单及2018年1月、2月的报销单证明对应月份的工资发放情况，但对于齐清伟其他月份的工资支付凭证，荣高公司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本院依法采信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荣高公司2018年3月12日支付的5000元并非齐清伟当月工资，2018年4月30日、5月7日合计支付的7100元系齐清伟2018年3月工资，2018年4月工资尚未支付。再次，双方对齐清伟2017年5月至12月期间的实发工资数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荣高公司提交的工资单显示齐清伟2017年8月应发工资为7682元，10月应发工资为6455元，应作为齐清伟当月工资总额，其中齐清伟2017年8月工资中包含的中秋月饼福利300元应予扣除，但2017年10月工资中包含的加班费100元属于齐清伟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及劳动报酬，无需在计算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予以扣除。至于2017年9月虽工资单显示应发工资为6985元，但公司实际支付的数额7440元，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也无证据证实多出数额并非工资，故应按其实际支付7440元为准。综上，荣高公司应向齐清伟支付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084.82元（7080元÷21.75天×15天+6460元+7050元+7682元-300元+7440元+6455元+6850元+6180元+8700元+6400元+7100元÷21.75天×7天），荣高公司请求无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4月工资。齐清伟在荣高公司工作至2018年5月8日，荣高公司应向齐清伟支付在此期间的劳动报酬，虽然荣高公司主张齐清伟自2018年3月后仅出勤、未正常提供劳动，但并未对此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齐清伟从事罐箱清洗岗位期间，每月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4500元及加班、超产等收入，但齐清伟自2018年4月起改任门卫，脱离原有生产岗位，其未举证证明调岗后仍存在加班、超产事实，其请求按照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平均工资计算2018年4月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荣高公司在庭审中自认齐清伟门卫岗位的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4500元+补贴500元”，不低于该类岗位的一般工资标准，本院予以认可，故荣高公司应向齐清伟支付2018年4月工资5000元（4500元+500元）。对于齐清伟该项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数额以本院核定为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齐清伟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齐清伟支付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084.82元；三、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齐清伟支付2018年4月工资5000元；四、驳回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荣高罐箱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丽娜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宝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