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411民初6410号原告张万荣，男，1968年5月26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代理人郭威，江苏九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先锋，江苏九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105号侨光苑侨晖阁3楼B座。法定代表人钱忠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沭怡，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万荣诉被告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民事审判庭审判员傅璟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14日、2018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郭威、王先锋，被告委托代理人马鹏飞、周沭怡（第二、三次到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服务费170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与福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中集团）、岩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石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原告代为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办理申诉事宜，为此2013年12月6日，原告委托案外人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委托办理该案的申诉事宜。康达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办理了该案的申诉工作，2014年6月23日，省高院作出（2014）苏审三商监字第0001号裁定书，裁定该案进行再审，2014年9月30日，省高院作出（2014）苏再终字第0006号判决书，判决：撤销前述案件的原一审【（2012）宁商初字第44号】、二审【（2013）苏商终字第0201号】判决，改判福中集团返还被告6500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原告按照约定完成了委托事项，被告理应按照约定付款，由于被告迟延付款，导致原告无法支付康达所律师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诉至来院。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其所承诺的服务，也没有要求付款的具体理由和条件。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1、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证明2013年12月6日原告就委托办理被告与福中集团、岩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申诉案，与康达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2、（2014）苏审三商监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4年6月23日省高院裁定受理再审。3、顾问中介服务合同（一份系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一份系高亚兴与被告签订的）及协议，证明2014年7月29日原、被告签订顾问中介服务合同及协议，2013.11.13被告和高亚兴签署顾问服务中介合同，后高亚兴转由原告负责办理相关申诉事宜，这是得到被告认可和同意的。原告的证据1签署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时间在2013年12月6日。4、（2014）诉商再终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省高院于2014年9月30日出具民事判决书：撤销前述案件的原一审【（2012）宁商初字第44号】、二审【（2013）苏商终字第0201号】判决，改判福中集团返还被告6500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5、（2016）琼0108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7年2月13日美兰区法院判决原告应偿付康达所律师费6000000元及逾期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53800元。6、通知及快递单、查询单，证明原告已通知高亚兴协助办理付款相关事宜。7、（2015）苏执复字第00069号复议决定书，证明2014年11月17日被告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2014年11月19日南京中院作出执行通知并采取执行措施，要求福中集团履行生效判决并查封、扣押了福中集团的股权、车辆、房产。2015年2月3日被告与福中集团达成执行和解。8、海口市美兰区法院（2017）琼0108执888、1551号执行通知书及限制高消费令，证明原告因本案委托事项拖欠康达所法律服务费，两案已进入执行程序，造成原告损失。损失为：原告已向康达所支付了2000000元代理费用，康达所前期向海口美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先行支付前期的律师代理费6000000元及利息，并待执行案件完结后再主张剩余的风险代理费用约10000000元，原告已被美兰区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其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马上面临拍卖执行，造成原告无法正常开展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巨大利益损失。9，2013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付款1000000元，2014年8月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向原告转账付款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付款500000元，2015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付款500000元的银行明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从未授权原告与康达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及有该份所谓的合同存在，在该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此时原告与被告无任何关系，康达所签订的该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及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并不是能够从事法律执业的主体，不具备从事法律执业的身份，且按照该中介服务合同和协议原告也并无任何履行该协议的行为，因此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无权依据该协议向被告提出付款主张。假设按该协议第3条约定，被告也并未在2014年12月31日前因原告的原因取得胜诉法律文书，也未因原告原因福中集团向被告支付款项。对高亚兴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与原告无关，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曾与高亚兴签订过顾问中介合同，并无证据证明高亚兴与原告有转委托，协议中写的是现据乙方陈述，不能证明被告在2014年7月29日之前与原告有任何法律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按照该份民事判决书显示的是原告和康达所的关系，如该案件所涉内容和被告相关，应依法追加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件诉讼，这才符合常理，如该诉讼确系康达所和原告之间进行，被告认为该案涉嫌虚假诉讼，且与本案无关，也不能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依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也不知情。对证据7，系网上打印的法律文书，与原告无关，与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也无关。原告手中并不持有该份法律文书的法院原件，说明原告与该份法律文书所显示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质证意见同证据5。按照原告和康达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第6条第3项，美兰法院判决中第2页显示，康达所的主张是6000000元，不包括执行案件原合同约定的1000000元和后续的风险代理10%收益部分，可见实际上康达所只帮助被告代理了申诉案件，并没有代理后续执行，所以该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律师费不包括执行费用。该份判决书未提及任何执行事项。对证据9，被告不需要支付原告任何费用，也未履行过顾问中介合同和协议，也未支付过3000000元。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1、委托执行专项代理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26日，系被告与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签订，该合同证明系该所代理被告处理与福中集团执行案件。2、2015年2月3日，被告与福中集团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2015年2月13日福中集团向被告出具的承诺函，证明2015年2月3日达成和解协议后福中集团仍未能履行。3、2015年6月2日，被告与福中集团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证明通过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代理执行最终直至2015年底通过执行程序全部执行到位。4、被告与福中集团在南京中院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文件，包括申请执行书、法院执行谈话笔录、执行和解协议，证明被告与福中集团的诉讼案件结束后系被告单位法务蒋蕊和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俞伯俊作为被告代理人开始向南京中院申请执行，2015年2月3日，第一次执行和解协议后福中集团并未履行，因无财产执行未果，被告后来委托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赵文、谈臻律师代理执行案件后续处理事宜，于2015年6月2日重新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由赵文律师提供新的财产线索执行到位。由此可证明原告并没有帮助被告处理任何后续执行事宜，也没有因原告的原因使被告获得执行款项。5、省高院案号（2015）苏执复字第00068号、00069号案件执行卷宗，该两案件是因为福中集团未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在执行过程中被南京中院以（2014）宁执字第417、417-1号文书处以罚款，福中集团不服罚款决定向省高院提起复议，（2014）宁执字第417、417-1号罚款决定书主要是被罚款人福中集团以及其负责人杨芬萍未按照南京中院执行要求申报财产而被处罚，复议结果维持了原先的处罚决定。证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福中集团未按照生效判决及执行法院要求履行，而是后来被告委托了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后才处理执行案件，执行到财产，同时证明了无论是原告还是之前的诉讼律师都没有参与被告与福中集团的执行案件，也没有在2014年12月31日前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况发生。6、借款协议、转账凭条共6页，2013年12月4日借款人即原告与被告达成借款协议，原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被告借款1000000元，2014年7月25日原告向被告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借款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借款500000元（原件），2014年1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借款500000元。提交2015年3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催款函以及EMS邮寄凭证及查询记录共4页，证明原告陈述的3000000元性质为借款，借款主体是原告和被告以及原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就原告借款被告向其催要还款的情况。委托事宜中还存在高亚兴向被告借款的事项，为此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转账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转账500000元，2014年8月1日转账1000000元，2015年1月12日转账500000元。7、情况说明，关于被告和福中集团最终执行的一个经过，这个执行经过实际上也与被告提交给法庭的被告与福中集团执行案件的法律文书相互印证，也就是说一开始未能有效查封到福中集团的财产、与福中集团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仍然未能履行。后来由赵文律师提供的财产线索，后来重新达成了协议才执行到位，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委托代理协议书明确约定由该所谈臻律师负责执行代理并在该协议书上声称被告已向南京中院提起执行申请，结合被告提交的2015年2月3日的执行和解协议，看不出谈臻律师参与了本案执行。对证据2，2月3日的和解协议仍是由原申诉律师继续负责。对证据3，2015年6月2日的和解协议也没有谈臻律师签名，因此该委托协议是虚假的，与执行案件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2015年1月8日谈话笔录第167页第5行已明确，这个查封是根据福中集团执行案件申报的财产情况查封的。1月19日谈话笔录第171页第5行已明确，福中集团提供了房产作为担保，远远大于债权。因为这些内容，双方已经于2015年2月3日达成和解协议，这份协议没有完全履行在于被告自愿放弃或是处置自身权利，而且对最终执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这些财产全部被法院一直查封的。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不认可。（1）、被告与高亚兴、原告签订的2份顾问合同中均约定的是办理申诉事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曾与原告约定过办理执行，被告也从未要求原告或授权原告及康达所为其办理执行事宜，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与原告履行的中介服务合同也无任何关联。（2）、该证据内容可以看出，执行前期已经查封了福中集团的股权、车辆及福中公司提供的房产担保，完全足以保证被告的债权实现。2015年1月19日谈话笔录中已明确原告所说的以上事实。卷宗中赵文律师介入时间是2015年3月12日，谈话笔录中不能看出被告说的通过赵文律师提供的新财产线索才执行到位的说法。上次庭审被告提交的委托执行专项代理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第3页倒数第2行的内容可以说明该代理协议的签署时间是虚假的，不可能在2014年12月26日就预知2015年发生的事情。（3）、被告委托原告办理申诉支付高额服务费的根本原因是想通过申诉来撤销被告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的一、二审判决，挽回3.5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原告办理的申诉工作的复杂程度、技术难度以及给被告所带来的收益是远远不是被告所说的执行工作所能比拟的，这是法律人都明知的常识。被告以此抗辩并拒绝支付服务费用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5，卷宗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卷宗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00069号的裁定书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在2014年11月19日南京中院发出执行通知并采取执行措施，查封福中集团股权、车辆及福中集团主动提供1亿元的房产担保，双方在2015年2月3日达成执行和解，被告有权处分自己权利，应视为收到申诉成功的执行回款。对证据6，原告收到的总数3000000元是属实的，当时确实是以财务上的手续、以预支借款的方式支付的相应的委托费用，原告也是拿到相应款项之后立即支付给康达所2000000元，只是具体的借据出具的日期与转让日期有出入，还有1000000元没有给康达所。对高亚兴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与原告无关，与本案以无关，但可从被告提交的（2014）常民终字第1474号民事判决书中看出高亚兴本身就是被告的高管，原告与高亚兴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高亚兴仍拖欠原告货款，故无法由此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因为该份情况说明不能看出是赵文律师制作的，因为连赵文律师的签名都没有。而且说明中所陈述的内容与被告提交的执行卷宗中的内容是存在相互的矛盾之处。而且形成的时间、形成的过程，无法判断他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3日，高亚兴与被告签订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约定被告因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高亚兴代为解决纠纷，签订该合同，服务内容为：被告委托高亚兴代为办理向省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服务费用为：因高亚兴原因，被告申诉成功的，服务费为20000000元，如申诉失败，则被告无需向高亚兴支付任何费用，申诉成功是指因高亚兴的原因，被告取得胜诉判决，并且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相应款，上述服务费自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胜诉法律文书所判款项之日起由被告支付给高亚兴。2013年12月6日，原告与康达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康达所接受原告委托，指派律师在上述再审案件中担任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费用的支付方式为：风险代理，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再审立案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3000000元，再审生效判决无效返还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4000000元，申请执行后7日内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其余按执行回款项的10%支付律师服务费。2014年6月23日，省高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载明原审上诉人即本案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高毕章，系康达所律师，裁定依法受理被告与福中集团、岩石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的再审案件。2014年7月29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因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委托高亚兴代为办理向省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双方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了《顾问中介服务合同》，据原告陈述：其受高亚兴委托就被告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代为办理向省高院申诉事宜，所有具体事务均系原告实际操作，而高亚兴并未实际履行，现因被告无法取得与高亚兴的联系，被告基于平稳处理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考虑，作出如下协议：1、原告作为处理上述纠纷的实际操作人，仍应按照既定步骤、程序处理向省高院申诉事宜，2、如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上述案件申诉成功的，在高亚兴和原告共同签字且福中集团实际向被告支付胜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之日起，被告向原告或高亚兴支付服务费用20000000元，除此之外，被告无需向原告或高亚兴支付任何费用，3、申诉成功是指因原告原因，被告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生效胜诉法律文书，并且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相应款项，4、如本合同签订后，因就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向省高院申诉事宜，原告以任何形式从被告取得任何名义的款项的，被告在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时有权扣除，5、如被告的付款条件成熟且付款期限届满，原告书面通知高亚兴配合其领取相关款项的，高亚兴收到后五日内故意不来的，被告直接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原告，6、如任一生效法律文书或其他方式认定系高亚兴的原因导致被告申诉成功的，被告有权拒付任何款项给原告，已支付的，原告应当于被告确定的期限内退还，如本合同签订后，被告履行付款条件不成就的，因就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向省高院申诉事宜，原告以任何形式从被告取得任何名义的款项的，原告均应按照被告确定的时间归还，附件为：原、被告签订的《顾问中介服务合同》，同日，原、被告签订《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被告委托高亚兴代为办理向省高院申诉等相关事宜，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服务费用为：因原告原因，被告申诉成功的，服务费为20000000元，如申诉失败，则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申诉成功是指因原告的原因，被告取得胜诉判决，并且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相应款项，上述服务费自福中集团向被告实际支付胜诉法律文书所判款项之日起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14年9月30日，省高院作出（2014）苏商再终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2013）苏商终字第0201号、（2012）宁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二、福中集团返还被告650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014年11月17日，被告向南京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依据为（2014）苏商再终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11月19日，南京中院向福中集团发出《报告财产令》，2015年1月19日，南京中院查封福中集团财产，2015年2月3日，被告与福中集团达成和解协议，2015年3月3日，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执字第417号限制出境决定书，限制杨芬萍出境，2015年4月24日，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执字第417号罚款决定书，对福中集团罚款600000元，2015年6月2日，福中集团与被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认本案本息及诉讼费合计86800000元（包括2015年2月16日已经支付的500000元），2015年6月5日，福中集团向被告支付30000000元，2015年7月27日，福中集团向被告支付10000000元。上述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未见康达所律师代理的任何签字。2017年2月13日，康达所向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并获得（2016）琼0108民初2455号判决：查明原告已向康达所支付过2000000元律师服务费，但原告应赔偿康达所律师服务费6000000元及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53800元，后该案进入执行，原告被采取执行措施。2017年8月4日，原告向高亚兴发出函，要求其协助原告办理向被告收款的事宜。另查明，2013年12月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000000元，2014年7月2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钱忠秀向原告支付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00元，2014年11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00元，以上款项部分存在借款凭证原件。原告于2013年12月向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于2014年8月向康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需要支付服务费17000000元，并承担该款的利息损失。射幸合同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当条件成立时，合同当事人可获得高额回报，当条件未成就时，合同当事人会产生损失。民事合同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表达，射幸合同也是民事合同中的一种，只是合同标的为基于未来的不确定的偶然性，可能获得高额收益，也可能一无所获，订立这种合同的主要诱因为：各当事人对向他允诺的给付，比他同意在交换中付出的给付，有更强烈的欲望。被告与高亚兴之间签订的合同、原告与康达所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及顾问中介服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公序良俗，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属合法有效。从上述协议的先后顺序、内容，以及康达所的律师确实在再审案件中获得被告授权一事可以表明，第一、原告自2013年起就开始实际履行委托合同的事宜，第二、被告对康达所指派律师代理再审案件一事是明知的，第三、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及合同系后补签订。根据合同约定，被告的委托事项为原告代为办理被告与福中集团股权转让纠纷的再审事宜，并因原告原因取得生效胜诉判决并执行到位。事实上，原告委托康达所律师为被告代理再审事宜，也确实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取得了生效再审胜诉判决，故本案的争议焦点缩小为，是否因原告的原因在约定期限内获得执行款项。关于此焦点，事实上在约定的期限内，被告并未获得生效胜诉判决确定的执行款项，而是到2015年年中才最终执行完毕，距离双方约定的时间已经延后半年多，且在再审案件的执行案件中，并未看出存在原告的因素或其聘请的康达所律师的因素导致执行到位，故达不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申诉成功的要件，即被告付款条件未成就。根据合同约定，当被告付款条件未成就时，被告无需支付原告任何款项，该约定与风险代理中的需要支付诉讼成本的约定不同，具有射幸合同的特征，故在付款条件未成就时会造成损失，但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对未申诉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明知的，即对其所要承担的风险为明知的，故应当承担申诉失败的法律风险。综上，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万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00元，由原告张万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傅璟琳人民陪审员  夏春芳人民陪审员  贡山凌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吴 烨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