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1,男,194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2,女,195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3,女,195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4,女,196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某5,女,198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吴健弘，浙江正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因与上诉人倪某5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倪有生（于1967年死亡）与李新娥（于1997年11月4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被继承人倪福根。被继承人倪福根与金美娟于××××年××月登记结婚，1995年5月12日，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调解自愿离婚，共同生育的倪某5由金美娟负责抚养。倪福根系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53.39平方米）的所有权人，生前独自居住在该房屋内。倪福根于2016年6月14日死亡，生前未留有任何遗嘱、遗赠，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均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处理。倪福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为29908.77元。2018年1月29日，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坐落于××村××幢××单元××室××平方米）房屋一套，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房产预估价值1500000元）；2.倪福根个人账户余额29908.77元，应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用于丧葬费用；3.诉讼费用由倪某5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倪福根生前未留有任何遗嘱、遗赠，故应按上述法定继承顺序进行继承，由第一顺位的倪某5继承。现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主张倪某5存在遗弃被继承人的情形，应丧失继承权，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但结合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倪福根去世前几年中对其扶养较多，且被继承人死亡后的丧葬事宜亦均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办理，故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可以据此分得遗产。原审法院认定倪福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29908.77元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单元××室的房屋由倪某5继承4／5产权份额，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继承1／5产权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建筑面积53.39平方米）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继承1／5的产权份额，由倪某5继承4／5的产权份额；二、倪福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29908.77元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三、驳回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183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9150元，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负担1830元，由倪某5负担7320元。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倪某5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以及倪某5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十分清楚。被继承人倪福根××××年结婚，1987年3月生下被上诉人倪某5，1995年5月12日被继承人倪福根与倪某5的母亲自愿调解离婚，倪某5随其母亲生活。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了被继承人生前居住区域的老邻居的证人证言，被继承人生前老同事的证人证言都证实倪某5自从父母离婚百从未探视过被继承人倪福根。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长期生病，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一直对被继承人予以情感的关怀、生活上的帮助和经济上的直接资助。2005年3月后，倪某5长大成年，故意无视父亲倪福根的存在，不但平日不探视和赡养父亲即被继承人，甚至她连结婚等人生大事也从不叫其父亲即被继承人倪福根参加。一审中，倪某5提供的证人即她母亲金美娟在证人证言中证实倪某5自从8岁后就再未见过生父即被继承人倪福根；一审开庭审理时，倪某5再次自认8岁后从未探视和也未赡养过被继承人倪福根。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多次和社区、证人、上诉人等反映亲生女儿即倪某5从不探视他、其生活孤苦困难，倪某5存在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但倪某5从未悔改和改过自新，故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从未宽恕过倪甜技的遗弃行为。上述事实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倪某5也未尽过赡养被继承人的事实。第二、一审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已证实倪某5从未履行赡养被继承人的义务，倪某5也未尽被继承人死后的安葬义务。倪某5存在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十分清楚，故本案的法律适用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确认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倪某5丧失继承权。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倪某5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也不得代位继承。本案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已举证证明在被继承人在世时，对被继承人生活上帮助、情感上关怀，特别是将母亲遗留的公房的买房资格的让与被继承人，买房款均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出资，购买后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上述事实证实了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被继承人死亡后，又是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操办了后事。而倪某5作为被继承人的女儿，她至今未能提供其尽过探视、赡养责任的证据。对此，二审人民法院应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和改判支持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诉讼请求。第三、本案依法应支持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2005年7月20日，被继承人倪福根下岗后生活非常困难，看到被继承人孤苦困难，2010年到2014年，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出资通过测绘、评估、公证过户，缴纳收益金和支付购房款等一系列的手续，将母亲李新娥留下的公房即上城区新工新村ｌ幢ｌ单元30ｌ室购买下来并登记在被继承人倪福根名下。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交的与购房相关的发票收据、公证书、证人证言、银行取款记录、被继承人生前在相关发票上签署“钱是哥哥倪某1付”的备注等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上述事实。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平时在生活上面也多方面扶养被继承人，不论是日常生活、看病还是购房等大支出均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主要的经济资助,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2016年6月14日，被继承人倪福根意外死亡当日，被上诉人倪某5经派出所警察、社区多次通知后，她拒不到场：第二天，倪某5极不情愿的到场后就匆忙离开。其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通过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通知被上诉人倪某5，要求倪某5尽到女儿的责任即办理被继承人倪福根火化、安葬等后续事宜，但倪某5置之不理。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无奈出资操办被继承人死后的安葬事宜。倪某5说好的火化当日会到场，但2016午6月17日火化当日没有出现；倪某5的拖延和不作为，导致被继承人火化后的骨灰被停放在殡仪馆长达17个月之久，直到2017年11月22日才入土为安：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均出现在2017年11月22日安葬现场，但倪某5仍然不到安葬现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的上述证据多次证实了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对生前、死后均不尽孝的倪某5的违法行为，法律应予以严厉的制裁。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清楚，丧失继承权；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对被继承人倪福根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本案遗产应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继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上诉，倪某5辩称：首先、一审法院对于倪某5不存在遗弃继承人倪福根的情形，认定正确。1、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一审期间，根本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倪某5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中“遗弃”的法定条件。2、倪某5对于为何常年未跟继承人倪福根来往、为何开始参与继承人倪福根后事而之后未继续参与，在一审庭审调查、一审代理词、自己的上诉状中已经明确讲述客观事实，在此不再复缀。3、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在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上诉状描述“继承人倪福根生前多次和社区、证人、上诉人等反映亲生女即被上诉人倪某5从不探视、其生活孤苦困难，被上诉人存在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但倪某5从未悔改和改过自新，故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从未宽恕过被上诉人倪某5”。这段言词，上诉人不仅在一审期间从未提起，而且也不符合常理。假设真如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描述，倪福根真不谅解倪某5，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真是好好照顾抚养了继承人倪福根、继承人倪福根真是身体极差，那继承人倪福根那么多年来，为何不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做出处置，显而易见，是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并未如实讲述事实。其次，一审法院对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扶养被继承人倪福根较多，此事实缺少有效证据证明，属于认定错误。1、在一审期间，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除了口述被继承人倪福根身体极差、经常陪同其看病之外，并未提交关于倪福根就诊病历、住院资料、为其支付医药费的任何有效证据。而一审期间，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找的证人也都证明，被继承人倪福根退休前从事保安工作且一直正常工作到退休、退休后还正常参加老职工聚会、经常打麻将娱乐。因此，只能说明倪福根可能有些病状，但是并不影响其正常工作和生活。但是生病和重病，是有本质区别的。倪某5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倪福根生前医保卡使用记录。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调取。故，一审期间，根本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倪福根是真的身患重病，那自然就不能证明上诉人出资给其看病、并对其尽抚养义务。2、对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上诉状讲述购房款全部是由上诉人出资，根本是子虚乌有。在一审期间，倪某5已经从房产档案馆调取到当年的购房全部资料包括了那张缴费单，全部清楚的显示是倪福根自己缴纳费用。而上诉人所谓的“钱是哥哥倪某1付”这张票据和房产部门留档的底单对比，是不一致的。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交的票据和房产档案馆查询到的底单相互对比，恰恰就是多了“钱是哥哥倪某1付”这几个字。而这些字，也无法证实是倪福根所写。换言之，可能是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自己添加，因为从字体笔迹、字体颜色、字体粗细都明显和票据上其他字体不同，应以房产档案馆出具的当年办理留档票据和上诉人提供的票据内容相互一致的部分为准。最后，倪某5从出生起，就从未与上诉人见面过。倪福根去世后，被上诉人倪某5接到消息，顾念血脉亲情即与第二天就立刻赶去。虽然双方在操办具体后事发生分歧，但倪某5考虑到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既是长辈、也熟知倪福根的亲友同事，客观上方便后事的操办，也就一直克己忍让至今。原本倪某5以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是因为顾念血缘亲情，才独揽操办。但后续陆续发生，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刻意不通知倪某5开追悼会日期、一直找借口拖延倪福根骨灰下葬,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不惜假借倪福根之口抹黑倪某5。综上，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根本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倪福根身患何重病、为其出资看病、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为其出资购房。既然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无法举证证实对倪福根尽到主要抚养义务的话，就不能因此获得继承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上诉请求。 倪某5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死者倪福根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均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处理”，但并未陈述清楚倪某5不能参与死者倪福根后事办理的具体原因。根据一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倪某5在接到警方通知后第二天即2016年6月15日，就前往死者倪福根生前居住的房子祭奠并敬上白包。后因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方以其是家族长辈为由，要求倪某5签订全权委托书，委托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处置死者倪福根后事。双方发生分歧后，在社区、派出所调解无果下，是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一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死者倪福根入土为安，另一方面不停去倪某5工作单位要求倪某5签字授权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全权独自处理后事。倪某5不堪其扰，只能签字委托给母亲金美娟处理。这份委托书，应该还保留在新工社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也凭此，从社区领取了死者倪福根的丧葬费用。另，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不通知倪某5开追悼会日期，客观上阻碍了倪某5参与办理死者倪福根后事。结合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主动提起诉讼，又在一审调查核实情况后的上诉状中还要继续肆意捏造弯曲客观事实，无非就是为了要达到剥夺上诉人法定继承权而由其继承死者倪福根全部遗产目的。2、一审法院认定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死者倪福根去世前几年中对其抚养较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及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申请的多位证人证言，已经查清：①死者倪福根生前一直正常工作直到2015年2月退休、退休前从事保安工作，于2016年6月14日死亡。②死者倪福根生前一直是独自居新工新村ｌ-301室。③死者倪福根将自己的住房位于杭州市石桥路356号3-2—205室于2005年5月20日以85000元价格卖给倪某1，获得一笔不菲的钱款。④死者倪福根退休后仍然保持和老同事们的聚会及平时经常和邻居们打麻将。故，足以证明死者倪福根一直正常稳定的工作、一直和常人一样的生活、有合法稳定的经济收入、有一定的经济存款、一直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一直有正常的行为能力。无证据认定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同时都对死者倪福根尽较多抚养。其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本没有罗列一样证据证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同时都对死者倪福根承担了扶养事实，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也没有提交任何一个合法有效证据证明，一起抚养死者倪福根的客观事实存在，仅凭一些证人证言，证明其和死者倪福根亲属间的日常生活走动及办理了后事，不能获得继承权。最后、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调取证据职责，在本案客观事实不清基础上，做出错误判决。1、一审期间，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始终强调死者倪福根病重，经常在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陪同下到医院看病就诊，但却没有提交任何病历、诊断证明。更何况，亲属间日常生活走动和法律上因履行较多抚养义务而能获得继承权，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2、死者倪福根去世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已经从社区领取退休人员丧葬费用，而一审法院又判决死者倪福根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余额29908.77元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用于丧葬费。那么，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到底丧葬费支出多少，不然，出现一个项目重复计算费用。本案中倪某5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1995年上诉人年仅8岁，父母离婚。离异后父亲从不探望幼女，彼此没有任何往来，使得倪某5从小缺失父爱。相隔21年后，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在茫然之余，倪某5也立刻和母亲、警方再三核实确认，并第二天立刻带同丈夫一起去派出所处理并且亲自去祭奠以敬哀思，也是对去世父亲的敬重。虽然双方在处理死者倪福根后事时，出现意见分歧和矛盾，但是倪某5认为大家同宗血脉且是长辈，一直克己忍让。从得到父亲倪福根死讯至今，倪某5从没有染指死者倪福根任何财产，并且支付过费用。倪某5从没有否认过，父母离婚后，再没有和父亲倪福根见面的客观事实。如果父亲真有心探望女儿，会没有留下任何生活痕迹，例如照片、电话等。间隔十多年不往来，等倪某5成年长大时，也不知道从何找起，何况倪某5也要顾及独自抚养自己成人的母亲心情感受。所以，造成父女不相往来的原因，是当年的离婚及离婚后父亲未履行抚养和探视，综合因素造成的。最后，虽然双方当事人之前从没有见面过，毕竟同宗血缘且是长辈，倪某5一直克己忍让。但是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一审后在上诉状的恶言，足以证明其对倪某5亲属权、名誉权侵犯。对于同一件事情，存在不同看法，很正常。但捏造、弯曲事实，肆意践踏倪某5名誉的行为，则不正常、不合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 针对倪某5的上诉，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辩称：第一、一审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成立。首先，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十分清楚。倪某5故意无视亲生父亲倪福根的存在，她不但平日不探视和赡养父亲即被继承人倪福根，甚至她连结婚等人生大事也从不叫其父亲即被继承人倪福根参加，可见她对被继承人没有任何情感，对她的遗弃行为，依法应予以严惩。其次，被继承人意外死亡后，倪某5拒不履行送终义务的事实十分清楚。最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对被继承人倪福根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2005年7月20日，被继承人倪福根下岗后体弱多病，生活非常团难。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时常从经济上资助、心理上关怀、情感上慰藉被继承人倪福根。被继承人下岗后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其收入十分微簿，他喜烟好酒，经常打麻将，微簿的收入是入不敷出的。从2010午到2014年，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出资通过测绘、评估、公证过户、缴纳收益金和支付购房歉等一系列的手续，将母亲李新娥留下的公房即上城区新工新村ｌ幢1单元30ｌ室购买下来并登记在被继承人倪福根名下。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身体多病，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除了平对在生活上面多方照顾和关怀被继承人外，在看病、购房等大额支出上对其予以直接的经济资助，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了上述事实。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却忽视了倪某5的遗弃事实，应予以纠正，依法应认定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成立。第二、一审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非常清楚，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确认倪某5遗弃被继承人倪福根的事实成立，丧失继承权，应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继承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倪某5生前不尽孝，死后不送终，她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她便没有权利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上诉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二审中共同提交的证据有：1、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证明了由于倪某5未尽到被继承人的送终义务，导致了父亲的骨灰，长期放置在殡仪馆，在2017年11月20日进行了安葬，之前已经告知了倪某5时间、地点，但是倪福根下葬的时候，未看到倪某5,可以看出，倪某5对于倪福根未尽到下葬的义务。2、照片两份（手机短信息），证明了倪某5不配合，对于倪福根不下葬，所以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去倪某5的单位反映情况，找到党委书记，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并没有去倪某5的单位吵架，是和党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的态度非常好，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是让领导做一下倪某5的工作，让倪福根早一点下葬，但是倪某5还是置之不理，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还去找了社区，社区也做了工作，倪某5也不理。 上诉人倪某5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提交的证据1，倪某5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应该举证证明其到底为死者倪福根的丧事以及后事支付了多少费用。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提交的证据2，倪某5认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的信息，是单方面自己发出的信息，而没有提供别人收到了信息的内容，而且仅仅是截了一段的内容，并没有提供给法院全部的内容。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根据倪某5的申请，向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调取了倪福根生前医疗保险支出情况。倪某5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这一组证据可以看出，死者倪福根主要是在社区医院看病，而且产生的自负金额也是比较小的，可以看出死者倪福根的疾病不严重，该证据和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一审时候提供的检查单从日期上面不吻合，以法院调的时间为准，而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提供的证据，是远远超过了医疗保险卡的使用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认为从2012年到2016年的医保卡使用记录可以看出，死者倪福根的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而且医保卡也是超支使用，死者倪福根生前有脑梗、酒精中毒，而倪某5提出死者倪福根的去世之前身体是好的，存在诬陷。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件，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倪某5系被继承人倪福根第一顺序继承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属于被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上诉认为倪某5存在遗弃被继承人的情形，应丧失继承权。虽然倪某5也自认其父亲倪福根与母亲金美娟离婚后，其再未与倪福根见面，但该情形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遗弃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现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要求倪某5赡养，而倪某5拒绝赡养的事实，故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认为倪某5丧失继承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从倪福根的医保记录看，被继承人倪福根生前体弱多病，结合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倪某5在其父母离婚后从未与倪福根见面的自认，可以认定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在倪福根去世前几年对倪福根扶养较多并办理倪福根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原审法院酌情分给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适当遗产，并无不当之处。倪某5认为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并无继承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以及倪某5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共同负担14640元，由倪某5负担3660元。倪某1、倪某2、倪某3、倪某4以及倪某5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