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1民初9586号 原告：倪立新，男，196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吴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敏，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志平，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常熟市七彩果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85579736L，住所地常熟市东南开发区黄山路。 法定代表人：郑友清。 被告：郑琦，男，198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倪立新与被告常熟市七彩果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果服饰公司）、郑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鸣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8年8月30日、10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倪立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敏、戴志平、被告郑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琦到庭参加了第一次诉讼，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两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倪立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7万元，并支付以本金2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常熟市招商城从事布匹生意，被告七彩果服饰向原告购买布匹，结欠原告货款27万元。2018年7月17日被告郑琦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后两被告至今未付款，经原告催讨未果，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郑琦辩称，被告郑琦未向原告采购布匹，被告郑琦参股的七彩果服饰公司也未向原告采购布匹，原告起诉依据的基础事实不存在，请求权基础不成立，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工商信息打印件、被告郑琦的常熟市户籍信息证明，证明原、被告双方主体资格。被告郑琦经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2、承诺书原件1份，证明郑琦向原告承诺如七彩果服饰的房产法院拍卖，有多余拍卖款郑琦能拿到，到时向原告支付货款27万元；如法院拍卖无多余资金，郑琦亦一无所有也无力偿还。被告郑琦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为承诺书上所指的欠款27万元是承诺人郑琦的父亲郑友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华斯特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采购布匹存在的未结算的货款，其基于原告和郑友清间多年的朋友关系，以及原告的一再请求，因此同意如果黄山路128号七彩果服饰的房产在2018年经法院拍卖并偿还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全部债务后还有余款，愿意代替郑友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华斯特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喜路服饰公司）向原告偿还27万元。现该房产没有拍卖，就算拍卖后偿还债务后有无余款也不知晓，所以郑琦承诺的代付款项的两个条件也未成就。原告拿到了承诺书后立即向法院起诉声称是向七彩果服饰公司以及被告郑琦供货，违背了基本事实，也欺骗了被告郑琦。 3、新宏纺织2008年10月14日、2008年10月25日、2008年11月8日的送货单存根联3张，证明送货单上的抬头均为常熟七彩果服饰公司，原告将货送到七彩果服饰公司，签收人为杨晓波和李建东，李建东是被告郑琦的姐夫，也是七彩果服饰的管理人员，杨晓波是七彩果服饰的员工。被告郑琦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在送货单上签字的杨晓波和李建东并非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员工，而是登喜路服饰公司的员工，李建东还在该公司参加了社会保险，因此他们签收货物是代表登喜路服饰公司。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苏州市常熟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郑琦，2009年7月22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郑友清。原告经质证后认为，该通知书上没有工商局的盖章，真实性无法核实。 2、付款凭单1份、资金支付审批单2份、收条2张、承兑汇票1张，并明确上述证据均来源于登喜路服饰公司，证明原告于2007年6月12日收到布款30000元，领取人为倪立新（新宏）；收条2份，证明原告于2007年7月28日收到郑友清面料款40000元、2008年2月3日收到郑友清面料款100000元；登喜路服饰公司资金支付审批单2份，证明原告于2008年1月24日从登喜路服饰公司领取面料款10000元、2008年5月21日从登喜路服饰公司领取面料款50000元；承兑汇票1份，证明原告于2008年3月2日从登喜路服饰公司领取面料款100000元。新宏纺织的送货单客户联6张，收货单位的抬头均为登喜路服饰公司。上述2组证据，均证明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是登喜路服饰公司，而不是与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及被告郑琦发生的。原告在庭审中称与郑友清认识多年，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对于原告在付款凭单、收条及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的签名，该三份材料上虽没有抬头，只是说收到款项或收到郑友清支付的款项。结合工商登记信息，上述三份材料的时间是在郑友清担任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前，因此原告收到郑友清支付的面料款肯定是登喜路服饰公司支付的面料款，而非七彩果服饰支付的面料款。原告对上述2组证据质证后认为，6份送货单上面的内容并非原告所写，对材料本身的真实性不认可；2份审批单收款单位是原告本人收到的面料款，但从2份单据上只能证明原告收到了面料款分别为10000元、50000元，无法看出原告与登喜路服饰公司间的交易，因为实际50000元、10000元由哪个主体支付给原告也不清楚；对于承兑汇票上“倪立新面料款”确为原告所签，但该份材料无法看出原告是向登喜路服饰公司收款。2007年7月28日、2008年2月3日的收条确为原告所写，但是上面写的是今收郑友清面料款，并非是登喜路服饰公司。2007年6月12日的付款凭单，收款人为倪立新，用途为布款，该材料看不出原告是向登喜路服饰公司收款。单凭被告陈述上述材料来自登喜路服饰公司，就认为原告是与登喜路服饰公司发生交易，原告不予认可。从被告所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收到的是郑友清的布款，但由于郑友清去世，因登喜路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加上被告郑琦出具了承诺书，因此本案货款是原告和七彩果服饰公司发生的。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李建东、杨晓波进行了调查。 李建东陈述，其是登喜路服饰公司的驾驶员，刚开始公司开在长江路上，后来搬到了现在的地址黄山路。其的社保自己交了一年，2011年8月开始由登喜路服饰公司给其交纳，2016年4月开始社保转到了苏州帝熊猫服饰有限公司，帝熊猫服饰也在黄山路，是向七彩果服饰公司租用的厂房。在登喜路服饰公司上班时，因为涉及到很多外地人，银行卡一直要换，所以工资是现金发放。七彩果服饰公司成立后没有进行过生产经营，没有生产厂区、设备、工人，只是把房子租给了登喜路服饰公司。经向其出示新宏纺织2008年10月25日的送货单，其确认送货单上“李建东”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其是代表登喜路服饰公司收的货，其作为驾驶员去原告在招商城那边的仓库拿货，他们出具送货单后其核对了米数，米数准的其就签字了，对于价格等其他方面其不过问的，也不归其管。杨晓波是在登喜路服饰公司上班的，他是车间、仓库的管理员，他比其晚进厂，是2008-2009左右进登喜路服饰公司工作的。 杨晓波陈述，其从2008年进登喜路服饰公司后一直在该公司上班，是仓库管理员，直到2017年3月进入苏州喜果纺织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喜果公司的地址也在七彩果服饰公司内。倪立新其是认识的，他是卖布的。其从未见过七彩果服饰公司的牌子，登喜路服饰公司的厂牌做在公司门口的墙上，今年台风吹下来了，但还可以看到字的影子。经向其出示2008年10月14日、2008年11月8日的送货单，其确认送货单上“杨晓波”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是倪立新他们送货过来时其签字的，其核对了一下米数，米数对了其就签字确认，其是代表登喜路服饰公司收货签字的。 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和双方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七彩果服饰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3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琦，股东为郑琦、郑樱花。2009年6月30日，公司股东会经决议，免去郑琦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委派郑友清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9年7月22日，经苏州市常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琦变更为郑友清。原告倪立新系在常熟市招商城从事布匹买卖生意。登喜路服饰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郑友清。2008年10月25日，李建东至原告处提取布匹18卷，并在原告制作的抬头为新宏纺织、收货单位为七彩果服饰公司的送货单存根联上签名；2008年10月14日、11月8日，原告分别将布匹34卷、58卷送至东南开发区黄山路，由杨晓波在原告制作的抬头为新宏纺织、收货单位为七彩果服饰公司的送货单存根联上签名。2018年7月17日，郑琦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今有郑琦向倪立新承诺，如今年黄山路128号七彩果房产法院拍卖，有多余拍卖款我能拿到，到时向倪立新支付货款27万元，如法院拍卖无多余资金，我亦一无所有，也无力偿还。2018年7月30日原告以两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为由诉讼来院，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27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是七彩果服饰公司。虽然原告处无法找到原始的交易材料，但从被告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原告收到款项的来源均是郑友清的面料款，而郑友清又是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也只是部分的单据，而且单据中有一部分是在七彩果服饰公司成立之后，由于原告没有与买方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另外再加上被告郑琦作为七彩果服饰公司的股东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确认了货款27万元。综合以上判断，与原告发生交易的是七彩果服饰公司。被告郑琦也需要对该27万元货款承担付款责任，因为庭审中被告郑琦陈述了原告与被告的父亲郑友清多年发生业务往来且关系较好，对账的时候原告没有带什么原始材料过去，原告与被告郑琦的姐姐经过财务大体核对了一下，被告郑琦就写下了承诺书，被告写承诺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弥补原告的损失，但是其中写到的有多余拍卖款我能拿到，原告认为“我能拿到”代表的是七彩果服饰公司，股东是拿不到多余拍卖款的，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友清去世后，法定代表人一直未变更，由被告郑琦在全面管理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日常工作。故两被告应对原告承担还款义务。被告郑琦认为，其从登喜路服饰公司取得的证据材料，其中一份收条、二份资金审批单是登喜路服饰公司的抬头，显然原告收到的是登喜路服饰公司的货款。其他的付款凭单、收条、承兑汇票上虽未写登喜路服饰公司，但上述材料保留在登喜路服饰公司，且郑友清当时还未担任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收到郑友清面料款即是收到登喜路服饰公司的面料款，不可能是收到七彩果服饰公司的面料款。关于承诺书，被告郑琦当时基于对原告的信任，同意在七彩果服饰公司房产于2018年被拍卖且有多余款项，承诺人能拿到的情况下，愿意代父亲生前经营的登喜路服饰公司向原告支付所欠的货款，当然支付的金额以拿到的为限。原告诉状中所称的向两被告供货，不符合基本事实，本案也不是债务加入。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间未发生买卖关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未成。 以上事实，由工商登记资料、送货单、承诺书、本院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主体是否是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2、被告郑琦是否应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对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当事人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一般要提供合同、送货单、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原告用以证明其与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证据，主要是由原告自行制作、由李建东、杨晓波签名的三份送货单及被告郑琦出具的承诺书。首先，对于三份送货单，收货单位抬头虽然写的是七彩果服饰公司，但上述抬头系原告书写，故原告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关键要看收货人的身份，原告认为李建东、杨晓波系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员工，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经本院向李建东、杨晓波调查，其二人均认为自己不是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员工，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名是代表登喜路服饰公司。其次，对于被告郑琦出具的承诺书，从承诺书的字面意思理解，并不能当然得出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主体是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另外，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与郑友清关系较好，是与郑友清发生的业务往来。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郑友清担任七彩果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时间远晚于原告提供的三份送货单的时间，且原告亦未提供与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等证据。综合上述分析，原告主张与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不充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给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郑琦承担给付货款义务的依据是被告郑琦出具的承诺书，根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如果黄山路128号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房产在2018年经法院拍卖并偿还七彩果服饰公司的全部债务后还有余款且被告郑琦能拿到，愿意向原告偿还货款27万元。因目前七彩果服饰公司的房产尚未被法院拍卖，即使该房产被拍卖，拍卖款偿还债务后是否有余款也未确定，被告郑琦承诺还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郑琦承担付款义务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七彩果服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庭审中质证、抗辩的权利，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倪立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75元，保全费1870元，合计4545元，由原告倪立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名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判员  王鸣燕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邱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