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26030号原告：于某1，女，195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思佳，上海繁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田田，上海繁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于某2，女，195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介明，住上海市徐汇区。被告：于某3，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于某4，女，195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杰，上海陈海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某1与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思佳、被告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介明、被告于某3、被告于某4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某1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被继承人龚玉珍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屋(以下简称益文路房屋)折价款717,922元；2.判令原、被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龚玉珍名下存款25万元；3.诉讼费用由原、被告依法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龚玉珍与于延龄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三个女儿及一个儿子,即本案的原告于某1以及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2008年5月17日，原、被告四人及父母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三被告在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的前提下，放弃父母去世后的房屋遗产：1、龚玉珍与于延龄闻喜路房屋已卖36万元，其中30万元作为购买新房的首付款，余款为两老人所备；2、于某1、刘义华既然和龚玉珍、于延龄共同生活，以后两老人的生活照顾和伤病死痛都由于某1主要负责(包括平时的一切照顾)；3、两老人已年迈高龄，难免在脾气、性格上与于某1家人不同，希望于某1、刘义华给予全力照顾；4、购买新房的贷款由于某1及家人来还，在生活中，两老人有各自的退休工资，并愿意拿1,000元人民币作为每月的生活费，于某1表示同意；5、购买的新房由龚玉珍、于延龄、于某1、刘义华、刘园园共同居住，在两老人在世的情况下，新房需要变卖，需要征得老人和其他子女的一致同意。此后两老人一直与原告家人同住在闵行区益文路房屋内。2014年9月17日于延龄去世，2017年6月，被告于某4将被继承人龚玉珍接走，之后于某4致电原告表示被继承人不愿意回来。同年7月，于某4和龚玉珍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益文路房屋并继承于延龄名下遗产。本院判决益文路房屋归原告于某1、刘义华、刘园园所有，同时向龚玉珍支付房屋折价款717,922元。判决生效后，原告支付了房屋折价款。2018年4月29日，龚玉珍去世。原告认为，按照之前的民事判决书，原、被告2008年达成的协议，实为赡养协议，根据该协议，原告对于延龄及龚玉珍均尽了赡养义务，之前法院对三被告分割于延龄遗产的诉请不予支持，并认可原告的赡养事实。被继承人龚玉珍去世前十个月被于某4接走，希望通过分家析产保障自己以后有独立的房产份额析出。但因原告一家此前已经根据赡养协议约定对龚玉珍尽了长达九年的赡养义务，且依据合同法规定，赡养协议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因此龚玉珍去世后，原告有权根据赡养协议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房产折价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于某2辩称，原告以2008年5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为依据要求继承被继承人龚玉珍的遗产，毫无法律依据，理由：第一，协议是原告通过权钱交易与被告于某3达成的；第二，签订协议时，原告曾到于某2家表示会善待父母，但后来原告并没有兑现承诺，龚玉珍在上次庭审中也亲口承认了原告对其的虐待行为；第三，这是原、被告第二次对簿公堂，双方间没有任何谅解体贴，因此不存在协议成立的基础。被告于某2认为，在被继承人去世前达成的协议都是无效的，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龚玉珍的遗产。对于被告于某4提供的龚玉珍的遗嘱，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确定真伪。被告于某4在2017年6月从原告家中接走母亲后，马上就到律师事务所准备起诉原告，预谋霸占母亲的遗产。在上次诉讼中，被告于某4造成了其是母亲监护人的假象，但实际上，母亲仅在于某4家中居住了短短6个月，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内，被告于某4对母亲也很不好，母亲多次提出要回到原告家中居住，因此被告对遗嘱的真实性存疑。被告于某3和于某4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继承人龚玉珍在生前就主张分割益文路房屋，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三次开庭审理。在2017年8月21日的庭审中，龚玉珍亲口向法庭陈述过原告对其不好，无法和原告居住在一起。后来，法院判决分割益文路房屋，龚玉珍可取得的房屋折价款为717,922元。因此，原告提交的协议已经不再履行，717,922元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被继承人2017年6月8日搬出益文路房屋后，一直和被告于某4共同居住，由其精心照顾赡养，居委会和物业都能证明。被继承人龚玉珍生前说过“谁给我养老送终我就将遗产留给谁”，因为于某4为龚玉珍养老送终，2018年3月7日，被继承人龚玉珍将其名下银行存款中的717,922元和25万元自愿转账给了被告于某4，就是将财产赠予给于某4的意思。2018年3月15日，为了防止她去世后几个子女间产生纠纷，被继承人龚玉珍还写下了遗嘱，将其财产全部留给被告于某4继承，因此本案应该系遗嘱继承，由于某4继承被继承人龚玉珍的所有财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5月17日，原告于某1与被告于某2、被告于某3、被告于某4、被继承人龚玉珍、案外人刘义华以及于延龄共同签有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龚玉珍与于延龄住在本市闻喜路XXX弄XXX号XXX室，年老体迈；大女儿于某1外地回沪知青无房可居；经家庭商量，于某1提出将两老的现有闻喜路房屋变卖与其共同购买房屋一起生活，龚玉珍和于延龄表示同意。二、龚玉珍、于延龄的闻喜路房屋已卖36万元，其中30万元作为购买新房的首付款；购买新房的贷款由于某1一家来偿还；两老人愿意拿出退休工资中的1,000元作为每月的生活费，于某1表示同意。三、于某1、刘义华既然和龚玉珍、于延龄共同生活，那么两老人的日常生活照顾和伤病死痛都由于某1主要负责；两老人年迈高龄，难免在脾气、性格上与于某1家人不同，希望于某1、刘义华给予全力照顾。四、若老人在世的情况下，新房需要变卖，需要征得老人和其他子女的一致同意。五、在满足上述约定条件的情况下，考虑到于某1的经济情况和对两老在生活上的照顾，于某2、于某3及于某4愿意放弃两老人去世后的房屋遗产继承。2008年5月24日，被继承人龚玉珍、于某1、刘园园、刘义华与案外人贾某某、赵某某签订了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购得系争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被继承人龚玉珍、于某1、刘园园、刘义华等四人。此后，被继承人龚玉珍、于延龄一直与原告于某1、刘园园、刘义华共同生活。2014年9月17日，于延龄死亡。2017年6月，被告于某4将龚玉珍从系争房屋内接走，并一直共同生活。2017年7月，于某4和龚玉珍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益文路房屋并继承于延龄名下遗产。法院判决益文路房屋归原告于某1、刘义华、刘园园所有，原告于某1家庭需向龚玉珍支付房屋折价款717,922元。判决生效后，原告于某1家庭支付了房屋折价款。又查明，2018年3月7日，于某4在工商银行开户了定期一本通，其将被继承人龚玉珍名下工商银行的定期一本通账户内的钱款支取，金额分别为317,937.90元、200,010元、200,010元、217,852.40元，合计935,810.30元，后于某4将上述钱款存入其个人名下定期一本通账户内。于某4表示取款后，给了被告于某333万元，让于某3给于某28万元。于某3表示收到33万元后给了于某28万元，于某2表示从于某3处收到8万元。庭审中，被告于某4提供了龚玉珍的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主要如下“立遗嘱人：龚玉珍。为了防止本人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纠纷，经本人慎重考虑，本人自愿立遗嘱如下：一、本人的存款、理财等所有财产，在本人去世后由女儿于某4全部继承。二、在立此遗嘱时，本人神志清楚，精神状况良好，具有完全的理解能力、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立此遗嘱完全出于本人的自愿”。立遗嘱人处有龚玉珍的签名及手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日。同时，被告于某4为了证明遗嘱的真实性，申请证人陈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出庭表示：其系被继承人龚玉珍的妹夫。2018年3月底，当时龚玉珍住在于某4家里，她让于某4打电话给证人的儿子，叫其到家里去。证人于4月1日下午1点半左右到于某4家里，那时龚玉珍一个人躺在房间里，于某4的老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证人到了龚玉珍房间里后，双方互相问候了一下身体状况，之后龚玉珍表示于某4待她好，决定将90多万元财产全部赠予给于某4，因为证人会写字，所以想让证人帮忙写一下，以防她去世后家里人出现矛盾。证人之后根据龚玉珍的要求写了一份草稿念给其听，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证人就到楼下复印店打印了一份，打印回来以后，证人又将遗嘱念了一遍给龚玉珍听，她听后表示认可，就在上面签字，右手大拇指按了手印。2018年4月29日，龚玉珍去世。被告于某2在庭后向本院表示，其对遗嘱的真实性存疑，但其不申请司法鉴定程序确定真伪。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2008年的协议书效力和本案中被告于某4提供的遗嘱的效力问题。对于2008年的协议书，在之前的诉讼中，法院已经对上述协议进行了明确的定性，即“被告于某4和被告于某3、于某2、于某1于2008年达成的协议，不属于遗嘱，也不属于遗赠抚养协议，实质为赡养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在满足包括“于某1和两位老人共同生活，两老人的生活照顾和两老人的伤病死痛都由于某1主要负责”等几个条件的情况下，于某2、于某3和于某4自愿放弃两老人今后的房屋遗产。本案中，被继承人龚玉珍于2017年6月已经搬离于某1家中，和于某4共同生活，对于龚玉珍来说，该赡养协议其实已经不再继续履行了，故原告要求依据该协议继承龚玉珍在益文路房屋中的折价款的请求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认为按照合同法规定该赡养协议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意见，因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协议并不适用合同法的调整，故原告的上述表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于某4提供的龚玉珍的遗嘱，本院认为，该份材料的内容并非龚玉珍本人书写，也非其本人拟定打印，故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该份材料虽依证人所言内容为龚玉珍的意见表述，但该材料上并无证人作为代书人或见证人签名，且如果是代书遗嘱，法律明确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本案仅证人一人在场见证，亦不符合代书遗嘱成立的要件，故本院对该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综上，原告于某1要求以2008年家庭协议取得龚玉珍在益文路房屋中的折价款的意见及被告于某4要求以龚玉珍的上述遗嘱继承龚玉珍全部遗产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对于被告于某4从龚玉珍账户取款的行为，于某4表示系龚玉珍生前将存款全部赠与其，但被告于某4仅提供了其代为取款的凭证，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龚玉珍生前有处分其财产的意愿及龚玉珍要将其个人财产赠与于某4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于某4从龚玉珍银行卡内取出的钱款应系龚玉珍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为龚玉珍和原告于某1共同生活了多年，龚玉珍去世前和被告于某4共同生活，于某1和于某4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本院酌情确定原告于某1可得的遗产份额为26万元，被告于某4可得的遗产份额为255,810.30元，被告于某2和被告于某3可得的遗产份额均为21万元。鉴于于某4已经将龚玉珍的银行存款取出，其应该将属于其他继承人的份额归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于某3取得了25万元，应该返还给于某44万元，于某2取得了8万元，于某1未取得钱款，于某4应将两人的份额补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于某126万元，给付被告于某213万元；二、被告于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于某44万元；三、驳回原告于某1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739.61元，由原告于某1负担1,872.49元，被告于某2负担1,512.40元，被告于某3负担1,512.40元，被告于某4负担1,842.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琳妍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高珊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