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723民初1855号 原告：周文武，男，196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诉讼代表人。 原告：刘立臣，男，196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诉讼代表人。 原告：杨修利，男，196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田忠义，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赵文秀，男，196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李占玲，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沈峰，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谷春芝，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单金霞，女，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夏远芳，女，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荀秋香，女，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王洪禹，女，197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曹立新，男，197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牟立发，男，196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张喜春，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张做艳，男，1972年2月01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周艳玲，女，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姜德义，男，196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张德财，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原告：鞠海丰，男，196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石，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公司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负责人王立恒，公司住址：乾安县乾安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音，男，1984年2月16日出生，农行松原市分行的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波，男，1963年10月29日出生，农行乾安支行法律顾问。 原告周文武、刘立臣、杨修利、田忠义、赵文秀、李占玲、沈峰、谷春芝、单金霞、夏远芳、荀秋香、王洪禹、曹立新、牟立发、张喜春、张做艳、周艳玲、姜德义、张德财、鞠海丰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文武、刘立臣、田忠义、李占玲、沈峰、谷春芝、单金霞、夏远芳、荀秋香、王洪禹、张喜春、张做艳、鞠海丰及二十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石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音、张广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十名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存续至今；2、要求被告补发非法停止原告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1998年7月到现在，具体数额需要被告提供）和赔偿工资收入的25％；3、要求被告为原告交纳劳动统筹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五险一金；4、要求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参加中国农业银行乾安县支行工作的，并先后被劳动部门录用为农行系统集体所有制职工和储蓄代办员的。一直工作到1998年6月（有原告人事档案为证）。1998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乾安县支行仅以“一纸文书”就把原告集体辞退（乾农银发［1998］22号文件为证）。但是，被告在集体裁员时并没有履行法定手续和程序。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劳动部劳部发（1994）447号《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4条：“用人单位确需裁减人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四）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及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的意见；（五）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这五项法定程序被告一项都没做，仅以“一纸文书”，强行把原告遣散回家，而且还不给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导致原告近20年无业可就、无班可上、无保险可交，完全剥夺了宪法赋予原告的劳动权利和劳动法赋予的各项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给原告的家庭生活造成极度困难和严重经济损失。为此，原告从1998年被迫下岗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县支行、市分行和省分行以及总行等政府相关部门上访维权，但被告一直推拖没有给解决和明确的答复（有原告一直维权上访的证据为凭证）。根据劳部发[1995]223号文件关于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2条笫4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和第3条第1项规定“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按照这一规定，被告除支付原告应得工资收入外，还应赔偿原告工资收入25％的费用。《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10号）规定：“城镇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可见，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为此，根据被告的违法事实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能够依法公正判决，使原告的正当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彰显劳动法的权威，捍卫宪法的地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辩称，1、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在起诉状中已经明确，原告在被告工作时间截止到1998年6月，同时被告的相关证据表明，原、被告的《储蓄代办员合同书》为一年一签订，最后一次合同签订时间为1997年。1998年初，被告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储蓄代办员进行集中考核，原告未通过考核，被告决定不再聘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被告于1998年6月30日作出《关于辞退部分储蓄代办员的通知》，在通知中明确辞退包括原告在内的40名储蓄代办员。前述情况明确，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发生的时间为1998年。由于争议发生时间为1998年，因此，应当适用《劳动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即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的书面申请。”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是劳动合同终止而非裁员，原、被告双方已于1998年6月终止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与原告一年一签《储蓄代办员合同书》，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均为一年。在1997年双方最后签订的《储蓄代办员合同书》中约定“期满后，经甲方考核合格后，可续签下一年合同。”。在1998年初，由于原告未通过储蓄代办员集中考核，被告决定对其不再聘用，并于1998年6月30日正式下发《关于辞退部分储蓄代办员的通知》（乾农银发[1998]22号），明确决定辞退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储蓄代办员。至此，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而非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的被告集体裁员。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被告已经按照相应标准（工龄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向原告支付了安置费用，原告已领取安置补偿费用，且未提出异议。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1998年6月已经终止，被告没有义务再为原告安排岗位、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3、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事实情况为原告对我行终止合同无异议，并领取了安置费，应视作同意终止合同。同时原告均已经再就业，其中部分人员已与新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不存在原告所述无法就业的情况。社会保险方面，我行一直与原告联系，为其建立养老保险账户，并负责补缴1986年至1998年单位部分应缴纳的养老保险。1998年之后的养老保险由原告自己承担。现原告中多人，我行已为其建立了养老保险账户，并补缴了单位部分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并不存在原告诉述“没有缴纳保险费用”的情况。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已于1998年6月终止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终止后被告即没有义务再向原告支付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文武、刘立臣、杨修利、田忠义、赵文秀、李占玲、沈峰、谷春芝、单金霞、夏远芳、荀秋香、王洪禹、曹立新、牟立发、张喜春、张做艳、周艳玲、姜德义、张德财、鞠海丰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签订了储蓄代办员合同书，且自签订储蓄代办员合同书后均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工作至1998年6月。1998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进行减员增效，并组织了考试，二十名原告均否认参加该次考试，均于1998年6月被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以乾农银发［1998］22号文件清退，庭审中二十名原告均表示当时即对被清退的结果有异议，便一直处于上访状态，但原告方提交的书面证据仅有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上访记录，即“2014年9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县支行信访办公室出具的《乾安支行关于1998年清退人员上访有关问题的答复》、2014年7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信访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对松原分行1998年清退人员上访问题的复核意见》、2015年12月23日的农银访转（2015）32号中国农业银行群众来访事项转办单、2016年6月2日的农银访转（2016）68号中国农业银行群众来访事项转办单、2016年6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信访办出具的针对农银访转（2016）68号中国农业银行群众来访事项转办单的《信访答复》。至此原告方再无证据证明自1998年6月被辞退后一直再向被告方主张权利。2018年5月23日二十名原告向乾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5月28日乾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向二十名原告送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二十名原告对此不服，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二十名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缴纳劳动统筹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五险一金”的请求和“要求被告为其安排工作”的请求均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十名原告应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另外几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的书面申请，本案中，二十名原告于1998年6月被清退，如不同意被清退，其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故应在被清退的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而二十名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虽然二十名原告主张其一直在主张权利，但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最早的时间系2014年7月3日，故二十名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规定的一年时效期间和3年的诉讼时效；且二十名原告并未提交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二十名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文武、刘立臣、杨修利、田忠义、赵文秀、李占玲、沈峰、谷春芝、单金霞、夏远芳、荀秋香、王洪禹、曹立新、牟立发、张喜春、张做艳、周艳玲、姜德义、张德财、鞠海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文武、刘立臣、杨修利、田忠义、赵文秀、李占玲、沈峰、谷春芝、单金霞、夏远芳、荀秋香、王洪禹、曹立新、牟立发、张喜春、张做艳、周艳玲、姜德义、张德财、鞠海丰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兰杰 人民陪审员  郑福仁 人民陪审员  吴艳玲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纪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