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6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女，198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2，身份情况同上。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亚进、许凯峰，浙江金众（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继军，男，197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代理人胡肖庆，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侯冠岑，女，195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王某，女，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朱某3，男，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朱某1，男，200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3、王某，身份情况同上。 上诉人朱某2、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李继军，原审被告侯冠岑、朱某3、王某、朱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4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继军与朱某2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子李某。2014年3月20日，经原审法院判决，李继军与朱某2离婚，李某由朱某2抚养。朱某2、朱某3系兄妹，侯冠岑系朱某2、朱某3母亲，朱某3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一子朱某1。2008年4月25日，侯冠岑户（乙方）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根据项目建设需要，需拆除乙方在弄××组××号房屋，实际建筑面积689.49平方米，其中审批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乙方在册常住人口数5人，独生子女可增加安置人口1人，乙方安置人口共计6人，人均安置（高层）建筑面积44平方米，合计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人均可按成本价购买建筑面积11平方米，共可购房屋建筑面积66平方米，安置和购买建筑面积共计330平方米。高层住宅安置房价人均44平方米按建安价每平方米910元结算，人均可购建筑面积11平方米，按成本价2182元每平方米结算，其余超出面积的部分，按有关文件执行。房屋拆迁实行自行过渡的方式，过渡期为二年半，发放过渡费每人每月350元，超过二年，再增加每人每月175元，安置后再发放4个月的装修期过渡费。过渡期内人口发生变动的，按有关规定，在安置房竣工后安置前，甲方将安置人员名单造册、填写安置房确认表报市政改办等有关部门核查，经核查后，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方可予以安置。等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时，侯冠岑户的在册家庭成员有：户主侯冠岑、长子朱某3、长女朱某2、儿媳王某、孙子朱某1。李继军与朱某2结婚后，户口未迁入侯冠岑户。房屋回迁安置时，经审核，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确认，侯冠岑户除户主侯冠岑外，还有家庭成员：朱某3、王某、朱某1、朱某2、李继军、李某，核定安置人口7＋2，安置建筑面积530.43平方米。××××年×月×日，经选房，侯冠岑户选取的房包号为1东293及1东157，房源清单为：（1）1东293，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139.39平方米；（2）1东293，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85.74平方米；（3）1东293，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65.72平方米；（4）1东157，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139.39平方米；（5）1东157，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50.18平方米；（6）1东157，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50.01平方米。上述共6套房屋，合计安置建筑面积530.43平方米。经侯冠岑户家庭成员内部分配，朱某3一家分得1东293号房包，朱某2一家分得1东157号房包。侯冠岑随朱某3一家。朱某3、朱某2的房包分别独立结算。另，侯冠岑、朱某3、朱某2协商能扩面的10平方米优惠由随子安置的户主侯冠岑享受，并计入面积。《杭州铁路东站枢纽笕桥镇弄口区块集体所有土地资金结算表》载明，上述6套房屋的结算总价为760279.60元。物业维修基金为17238.98元，欠结算款129611.92元，实际应付金额为907130.50元，被拆迁人同意由弄口社区代开的存单本金42万元，利息68032.70元、社区贴补（含过渡费）208238.98元，共计696271.68元，作为房款的结算款，由弄口社区直接支付，结算款不足部分210858.82元由被拆迁人现场缴纳。李继军未支付过结算款项。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李继军申请对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了杭州建银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但在评估过程中，朱某2不配合评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勘，在原审法院对其进行释明后，朱某2仍不予配合，最终导致评估无法完成。 李继军原审诉讼请求：1.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即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东港××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房，李继军享有拆迁安置房中共计86.93平方米的份额；2.从朱某2领取的房包中分得一套房屋归李继军所有（具体由法院确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房屋回迁安置表》记载的内容，可以确认李继军作为侯冠岑户的家庭成员一同进行拆迁安置，系拆迁安置对象，应当享有拆迁安置权益，同时负有支付对价款的义务。朱某2、李某、侯冠岑、王某、朱某3、朱某1辩称李继军不具有安置资格，房屋应由拆迁部门收回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李继军享有安置房屋面积大小的问题。首先，李继军享有核定的安置建筑面积为55平方米。其次，因其与朱某2生育一子李某，享有“＋1”的待遇，该待遇系对独生子女父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和对父母的生活保障，可认定为父母共有，故李继军对奖励的55平方米享有50%，即27.5平方米。第三，超出面积35.43平方米（530.43-55×9＝35.43），其中扩面10平方米，经侯冠岑、朱某2、朱某3协商，该10平方米归属户主侯冠岑享有，并签署了书面协商意见，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对扩面10平方米归属侯冠岑享有予以确认。剩余因房屋自然间不可分割面积25.43平方米，按实际人口7人予以分配，李继军享有3.63平方米。因此，李继军共享有安置面积86.13平方米。关于房屋如何分割问题。李继军对安置房屋的共同共有关系随着其与朱某2的婚姻关系解除而终止，共有关系终止后，李继军有权要求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结合安置过程中，朱某2、朱某3（侯冠岑随朱某3安置）已经单独领取房包的实际情况，李继军的房屋从朱某2所分房包中予以分割为宜，朱某2房包中共有3套房屋，面积分别为139.39平方米、50.18平方米和50.01平方米，综合考虑李某跟随朱某2生活等实际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一审庭审陈述，原审法院确定朱某2领取的房包中，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139.39平方米）、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50.18平方米）归朱某2、朱铭所有；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房屋（50.01平方米）归李继军所有。朱某3领取的房包中的三套房屋归侯冠岑、朱某3、王某、朱某1所有。关于房屋差价补偿问题。首先，李继军应承担的款项有：1.李继军享有安置面积86.13平方米，其应承担相应的对价。其中82.5平方米的房屋对价为96063元【（44×910＋11×2182）×1.5＝96063】，剩余3.63平方米的房屋对价为22215.6元（3.63×6120＝22215.6元）。2.李继军应承担房屋物业维修专项基金为1625.325元（32.50×50.01＝1625.325）。其次，李继军实际分得的面积与其应享有的面积相差36.12平方米，朱某2应按照房屋市场价值补偿给李继军。因朱某2不配合，房屋价值评估未能进行，不利后果由朱某2承担。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房屋市场价值以李继军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主张的每平方米3万元为准。故朱某2、李某应补偿的房屋价款为108.36万元。上述两项相抵，朱某2、朱铭还需要支付李继军款项963696.075元。另，朱某2方陈述东港嘉苑二区4幢2单元1703室房屋经过简单装修，如该房屋确经过装修，朱某2、李某可另行向李继军主张装修费损失。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继军对侯冠岑户拆迁安置房（杭州市江干区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幢××单元××室）享有86.13平方米的份额；二、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东港××幢××单元××室房屋（50.01平方米）归李继军所有；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东港××幢××单元××室××平方米）、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50.18平方米）归朱某2、李某所有；三、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东港嘉苑三区××幢××单元××室、东港××幢××单元××室房屋归侯冠岑、朱某3、王某、朱某1所有；四、朱某2、李某支付李继军房屋差价963696.075元；五、驳回李继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437元，由李继军负担6718.5元，由朱某2、李某负担6718.5元。李继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朱某2、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朱某2、李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上诉人明显不公。一、被上诉人李继军不属于本案的主体。本案案由为分家析产纠纷，分家析产的前提是存在家庭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共有财产。案涉安置房屋的来源为始建于1994年由侯冠岑夫妻出资建造的房屋，2008年4月25日，侯冠岑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依据的是《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签订拆迁协议时的安置人口不包含被上诉人李继军，该安置房屋为侯冠岑的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李继军无权分得侯冠岑的家庭共有财产。二、被上诉人李继军不属于安置人口。1.被上诉人李继军提供了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出具的编号为Ｎ1ＮＤ337的《房屋回迁安置表》，欲证明其为安置人口，一审也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李继军为安置人口，但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李继军只提供了安置表的复印件，上诉人对此三性均未认可，故此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上诉人认为，作为拆迁人与侯冠岑签订案涉拆迁协议的是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房屋回迁安置表》为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控部编制。被上诉人李继军未提供证据证明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有任何承继关系，或得到相关行政机关授权处理拆迁安置事宜。因此，该证据的三性均存在问题。3.即使《房屋回迁安置表》有原件，且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得到相应的授权，此份证据只是形式真实，据侯冠岑确认，此份《房屋回迁安置表》上的签名与手印并非其本人所为，故此份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4.本案中，确定被上诉人李继军是否为安置人口，除了《房屋回迁安置表》，《弄口区块回迁安置分配方案》、杭报公告的安置人口等相关文件均有相应安置条件规定并登报公告，《房屋回迁安置表》应当与《弄口区块回迁安置分配方案》的安置条件一致，并在杭报公告，而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其符合安置条件的文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5.根据被上诉人侯冠岑与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第六条安置审核，“过渡期内乙方发生人口变动的，按《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杭政办【2004】22号文件精神，在安置房竣工后安置前，甲方将安置人员名单造册，填写安置房确认表后报市房改办等有关部门核查，经核查后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方可予以安置。”根据该协议，被上诉人李继军是否为安置人口，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填写安置房确认表及市房改办均有记录，应当以此为依据才符合规定。三、被上诉人李继军不享有因独生子女而增加的安置面积。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ｌ条的规定：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此处表述的是增加安置人口，而非计划生育政策上的独生子女奖励，原审法院认为该面积是对独生子女父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判认为“＋1”的待遇系对独生子女父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那么同样《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1条的规定：已婚尚未有子女的，也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该如何理解？由此，应当理解为是对独生子女增加的安置面积，应当由独生子女享有，而非由独生子女父母享有，案涉“＋1”增加的安置面积由上诉人李某享有。进一步说，根据前面的陈述，被上诉人李继军不是安置人口，案涉“＋1”增加的安置面积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李继军分享。四、房屋价款结算问题。原审法院计算房屋价款的结算方式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继军享有安置面积86.13平方米，其分得东港嘉苑二区××幢××单元××室的建筑面积为50.01平方米，剩余面积差额为36.12平方米。原审法院在计算补偿款时，将差额面积乘以被上诉人李继军所分的房屋的评估价作为补偿款的金额，明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李继军没有支付过房屋的结算款，如果要给予被上诉人补偿，那么也应当以房屋结算款作为依据来计算，而非所谓市场价。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请求：李继军对侯冠岑户拆迁安置房不享有86.13平方米的份额。 被上诉人李继军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李继军属于案涉拆迁安置人员”的事实正确。1.依朱某2在原审提交的《房屋回迁安置表》显示，侯冠岑户在回迁安置时，李继军已纳入案涉回迁安置人员。且该证据已由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部盖章确认，并有户主侯冠岑签字认可，真实性并无争议。2.李继军在案涉房屋回迁安置时，作为朱某2配偶纳入安置人口，符合当时拆迁安置政策，并无不当。二、李继军认为“李继军于被拆迁宅基地无贡献，不应享有拆迁安置份额”显然不符当时杭州市拆迁补偿政策，存在错误。依《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9条规定，杭州市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是依安置人口人数确定，与被拆迁房屋是否存在贡献无关。三、李继军认为“独生子‘＋1’待遇，是对独生子女的补偿”，不符政策规定，存在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独生子＋1”待遇，是对独生子女父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和对父母的生活保障，并认定李继军与朱某2共有55平方米的安置份额，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1.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5条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2条及第33条规定，我国享有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主体是夫妻，而非独生子女本身。2.依《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1条并结合上述我国独生子女奖励一贯政策，可以得知条例中规定的因独生子女，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拆迁利益应由李继军与朱某2共同享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3.至于朱某2提及李继军未尽到父亲职责，与本案无关。事实上，李继军离婚后经常探望李某，已尽到父亲职责。四、因朱某2阻挠，导致案涉房屋无法评估，原审法院据此以李继军提出的每平方米3万元价格补偿李继军，事实认定正确。五、朱某2认为“李继军应按九分之一的标准，按份享有2.82平方米扩面面积”存在错误。李继军认为因房屋具有不可分割属性，故在回迁安置时，扩面面积是由所有安置人口共同享有，但由于安置人口中有两个是独生子女增加的虚拟人口，不是真实民事主体，故原审法院以七分之一的比例，认定李继军享有3.63平方米扩面面积，并无不当。六、朱某2及李某提及的李继军需向侯冠岑支付拆迁安置款，已在朱某2需向李继军支付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侯冠岑书面答辩称：一、被上诉人李继军不属于安置人口。1.李继军提供了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房屋回迁安置表》，意欲证明其为安置人口，一审也是据此认定被李继军为安置人口，但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这份安置表，被上诉人李继军只是提供了复印件，上诉人对此没有认可，故此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即使此份《房屋回迁安置表》有原件，此份证据只是在形式上真实，据本人回忆，此份《房屋回迁安置表》上的签名与手印并非本人所为，侯冠岑就此申请笔迹鉴定。3.本案中，确定李继军是否为安置人口，除了《房屋回迁安置表》，《弄口区块回迁安置分配方案》、杭报公告的安置人口等相关文件均有相应安置条件规定并登报公告，《房屋回迁安置表》应当与《弄口区块回迁安置分配方案》的安置条件一致，并在杭报公告，而李继军并没有提供其符合安置条件的文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4.根据侯冠岑与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第六条安置审核，“过渡期内乙方发生人口变动的，按《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杭政办【2004】22号文件精神，在安置房竣工后安置前，甲方将安置人员名单造册，填写安置房确认表后报市房改办等有关部门核查，经核查后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方可予以安置。”根据该协议，李继军是否为安置人口，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填写安置房确认表及市房改办均有记录，应当以此为依据才符合规定。二、××××年朱某2、李继军结婚，××××年开始拆迁安置，按规定结婚3年才可作为安置人口，何以房屋回迁安置表会有李继军的名字。另，自女儿怀孕包括外孙李某出生，李继军没有尽到作为丈夫及父亲应尽的责任，即使《房屋回迁安置表》是真实的，法律上是支持李继军作为安置人口之一的，那么李某因独生子女获得的奖励也不应由李继军分得。情理、善良风俗也应是法院审理分家析产案件的参考依据。 原审被告王某、朱某3、朱某1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李继军是否享有侯冠岑户的房屋拆迁安置份额的争议。虽然李继军在侯冠岑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尚未与朱某2登记结婚，婚后也未将户口迁入侯冠岑户，但根据《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房屋回迁安置表》等证据，拆迁指挥部明确将李继军作为安置人口，该户安置总建筑面积为530.43平方米。侯冠岑户亦实际选取房包号为×东×及×东×的房屋共6套，总安置建筑面积530.43平方米。上述6套房屋实际应付结算价为907130.50元，相关结算款也由侯冠岑户交纳（李继军未支付过结算款）。朱某2、李某上诉提出李继军不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口，李继军提供的《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房屋回迁安置表》系复印件，其上“侯冠岑”的签名并非侯冠岑本人所签。该份回迁安置表以及资金结算表的真实性，已由原审法院向房屋所属拆迁指挥部核对了原件。朱某2、李某及侯冠岑等在原审中对李继军提交的选房确认书的形式真实性未持异议，侯冠岑户成员在选取房屋时并未对拆迁部门确定李继军属于安置人口享有安置面积一事提出异议，且已实际选取该户所有的安置房屋，享受了拆迁利益。现朱某2、李某及侯冠岑对《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房屋回迁安置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侯冠岑要求对该份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朱某2提出向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调查李继军被认定为拆迁安置人员的相关依据的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朱某2、李某提出的李继军不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口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朱某2、李某上诉提出因独生子女而增加的安置面积归属于独生子女享有的主张。本院认为，独生子女优惠政策的基础是我国2016年以前施行的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申请可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其中农村居民凭证享受的待遇包括在宅基地审批等利益分配时独生子女按照两人计算。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义务主体与《独生子女光荣证》的荣誉主体均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而非独生子女本人。由独生子女的父母享受相应的优惠权利亦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原审法院将案涉房屋拆迁安置部分独生子女“＋1”的待遇认定为朱某2、李继军共有，李继军对奖励的55平方米享有50%，即27.5平方米，并无不当。朱某2、李某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对于李继军应承担的房屋差价及朱某2、李某应补偿李继军房屋价款的计算正确。综上，本院对朱某2、李某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18.5元，由朱某2、李某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