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浙01民终6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富，男，195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忠，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启洪，男，196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月海、杨标，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千岛湖汇丰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涌金路**。诉讼代表人：汪礼水。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顺富，男，195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朱永富因与被上诉人李启洪、杭州千岛湖汇丰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朱顺富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7）浙0127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永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朱永富为被上诉人汇丰公司的合法股东，合法享有汇丰公司55.45%的股权，朱永富只与被上诉人李启洪签订了一份尚未生效的价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没有签署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及收到李启洪的股权转让款，同时上诉人也未与被上诉人达成股权转让款偿还公司债务的协议。上诉人在（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案件开庭前夕才获知其股权被转让了被上诉人李启洪，其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二、上诉人朱永富和被上诉人李启洪之间签订的价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发生效力且未得到实际履行。原审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得到实际履行属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三、朱永富转让股权的目的是获取对应的股权转让款，而不是为偿还汇丰公司所欠银行贷款以出让股权的方式引入偿还金融债务的资金。四、朱顺富与李启洪存在恶意串通签订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严重损害上诉人朱永富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以表见代理来认定朱顺富与李启洪串通伪造朱永富签字从而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行为是合法的，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启洪答辩称：一、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协议转让了股权60%，上诉人本身只有股权是55.45%，包括了第三人4.55%的股权，6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是660万元，股权转让款1536万元，将近三倍多。二、朱顺富与上诉人之间是兄弟关系，上诉人本人也讲公司都是第三人在经营管理的，在2009年，公司出现了危机，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才从外部寻找投资方。答辩人有理由相信朱顺富是代表两兄弟一起的，所以之后工商变更登记的一系列手续答辩人认为朱顺富是可以代表上诉人的，不存在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三、款项支付并没有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有特殊性，款项的交易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场内交易是要把款项先打到标的公司，本案款项交付是一种场内交易，先付到公司，再由公司支付到转让方处。四、本案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朱永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日，朱永富与李启洪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永富将在汇丰公司60%的股权以1536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启洪；签订协议时李启洪支付定金100万元，同年9月1日前支付转让款736万元，2011年8月17日前支付700万元，736万元、700万元转让款支付到位之后，100万元定金转化为转让款；定金、股权转让款经银行转账至朱永富指定的账户；朱永富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汇丰公司除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36万元，在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单位和个人没有任何其他借款；李启洪承诺承担汇丰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贷款1600万元的贷款利息。同日，朱顺富与李启洪签订一份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约定用汇丰公司的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向银行贷款1600万元，其中1500万元给李启洪使用，100万元给朱顺富使用，贷款本息由使用方按时支付，汇丰公司产生的一切损益由双方按比例分配。2010年11月10日至2011年9月15日，李启洪分四次向汇丰公司账户汇款1448万元，汇丰公司以该款偿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2010年9月28日，汇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由朱永富、朱顺富变更为李启洪（出资额660万元）、朱顺富（出资额4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顺富；李启洪为监事。2016年10月25日，李启洪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解散汇丰公司。2017年3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汇丰公司。该判决生效后，朱顺富以汇丰公司已经解散，但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汇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2017年6月9日，原审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朱顺富对被申请人汇丰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案在审理中。另查，汇丰公司于2006年5月25日设立，2008年，股东变更为朱顺富、朱永富兄弟二人，注册资本1100万元，朱永富出资6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45%，朱顺富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55%，其经营管理事务全部由朱顺富掌控，朱永富不参与经营管理。又查，汇丰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36万元，其中836万元贷款期限为2010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7日，7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0年8月17日至2011年8月16日。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李启洪是否受让了汇丰公司60%的股权。朱顺富认可其汇丰公司4.55%的股权已出让给李启洪，而朱永富否认其汇丰公司55.45%股权出让给李启洪。首先，2010年9月1日，朱永富与李启洪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其将汇丰公司60%股权以1536万元转让给李启洪。朱永富实际持有汇丰公司的股份为55.45%，而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朱永富出让的股份为60%。因此，60%的股权不仅指朱永富本人所持55.45%的股权，还应包括朱顺富4.55%的股权。此点与工商备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股权出让额为55.45%和4.55%相一致。故名义上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朱永富个人与李启洪签订的，实际上是朱永富、朱顺富二人60%的股权整体作价1536万元对外转让，是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朱顺富与股权受让人李启洪双方的意思表示。其次，李启洪作为股权受让人以转账方式向汇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48万元。再次，2010年9月28日，汇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由朱永富、朱顺富变更为李启洪、朱顺富，完成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针对朱永富关于李启洪因未支付定金100万元和后续股权转让款，朱永富与李启洪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履行的主张。原审法院审查认为，汇丰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缘由系欠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36万元贷款到期或即将到期而无力偿还，为了偿还贷款使汇丰公司得以继续存续，股东朱顺富、朱永富采用出让60%股权的方式引入偿还金融债务的资金。法律对以股权重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的股权转让未禁止。正因如此，李启洪应支付给朱永富和朱顺富的股权转让款，全部转账至汇丰公司账户，且该款全部用于汇丰公司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故朱永富认为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履行的主张不能成立。针对朱永富关于朱顺富与李启洪恶意串通，签订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朱永富权利的主张。原审法院审查认为，因原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汇丰公司股东朱顺富、朱永富二人共60%股权整体作价1536万元对外转让，股权出让份额和股权转让款未细化至股东个人，而工商变更登记作法定形式审查，必然将60%的股权细化至股东朱永富、朱顺富个人。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李启洪作为股权受让人分别与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朱顺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诉庭审中朱顺富承认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朱永富的签名是其代签的，朱顺富与李启洪均认可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为了工商变更需要而签订的。工商备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为660万元，李启洪向汇丰公司账户支付1448万元。从李启洪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可以看出，双方是按朱永富签名的转让价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朱永富认为朱顺富与李启洪恶意串通，签订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其权利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虽然朱永富未授权朱顺富对朱永富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变更，也未授权朱顺富在其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但从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与朱顺富以股权重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的股权转让目的，汇丰公司实际管理经营者是朱顺富以及朱顺富与朱永富系兄弟关系综合考量，股权受让人李启洪作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朱顺富有代理权，且李启洪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朱顺富有代理权。故朱顺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诉确认李启洪持有汇丰公司60%股权的事实并无不当。李启洪系持有汇丰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原诉生效判决解散汇丰公司的内容没有错误，未损害朱永富民事权益。综上，原诉认定李启洪受让了朱永富在汇丰公司55.45%的股权，确认李启洪持有汇丰公司60%股权，符合法律规定。朱永富认为原诉（2016）浙0127民初4454号生效民事判决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要求撤销原诉判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第三百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永富要求撤销（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朱永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是给予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虚假诉讼的侵害。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原告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即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必须是原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符合该款规定的其他条件。本案中，原案的诉讼标的是李启洪与汇丰公司、朱顺富之间的公司解散法律关系。朱永富作为工商变更登记中确定的汇丰公司的原股东对原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原案的处理结果亦不会导致其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其与原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亦非原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其不能作为第三人申请加入原案诉讼中，亦无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即使认定朱永富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知晓原案诉讼，但其在原案中未申请参加诉讼，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现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行权条件。综上，本院认为，朱永富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依法应当不予受理。但原审法院予以受理且作出实体判处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7）浙0127民撤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永富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还一审原告朱永富；上诉人朱永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楼继文审判员  张喜妹审判员  寿凯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