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1民终70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国强，男，196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志红，女，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出纳，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乡长征村。法定代表人：杨国强，董事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琴，黑龙江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君，黑龙江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杜振华，女，196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清，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峰，黑龙江东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强、李志红、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振华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3民初7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志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琴、王丽君，上诉人杨国强、友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琴、王丽君，被上诉人杜振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清、张凯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杜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杜振华诉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杜振华全部诉请，一审未予审理明显错误。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系2010年12月28日签订，自协议签订后李志红一直向杜振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房屋买卖的对价。王文成自2012年12月13日监外执行，一直居住于哈尔滨市××街××号（即友联公司楼上），至今已长达5年，从未对股权转让及房屋买卖提出任何异议，且王文成监外执行后一直在收取杨国强、李志红给付的股权转让款及房款。故王文成对股权转让一事明显系知情的。因此，杜振华的诉请明显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驳回杜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10日调解笔录，杨国强自认，杜振华诉请的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上王文成、杜振华的签字均非本人签署”明显错误。本案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另案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均是由杜振华提供。二、《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法全面履行。2010年12月28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前，杜振华因刑事责任被判刑，无法经营公司，公司面临倒闭。为保障公司存在，故经三方协商，整体将公司转让给李志红，由李志红代管理，待王文成、杜振华出狱后如需要再更回给杜振华。并且该协议约定，王文成、杜振华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李志红，转让价格3000万元其中包括案涉公司转让款500万元，与房屋转让款一并给付。该协议系杜振华亲自确认，虽协议上只有杜振华签字，但签字时杜振华与王文成系夫妻关系，杜振华对王文成形成表见代理，李志红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转让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后至王文成、杜振华出狱，李志红陆续多次向杜振华、王文成及双方指定的账户转款。杜振华、王文成收取转款并无异议。因此，王文成收取转款的行为完全证明其对转让协议的认定，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合法，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协议，三方均有义务全面履行。且杜振华自2011年出狱、王文成自2012年暂予监外执行后，二人居住在友联公司楼上长达5年之久，对公司经营状态完全明知。因此，其二人此后陆续收取李志红转款，明显系对股权转让及房屋买卖行为的认可。友联公司原股东仅为杜振华、王文成，二人又系夫妻一起共同生活，因此，二人对股权转让及公司房屋买卖的同意，即全体股东的同意。综上，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仅杜振华一人签字，且王文成监外执行后，收取李志红转款的行为即是对股权转让的追认，故虽然在形式上缺少转让的形式要件，但实质上并不影响公司已转让事实的客观存在。四、《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该《房屋买卖协议》有三方的签字，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李志红自协议签订后一直陆续向杜振华支付房款及转让款。由此，杜振华对其将公司的财产房屋转让给李志红系自愿的。且在收取房款的同时收取股权转让款，王文成的此种默认行为恰恰印证了对公司的转让是同意的。综上，王文成、杜振华将公司转让给李志红是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上有杜振华的亲笔签字确认。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王文成的签字，但王文成监外执行后，实际收取李志红转款的行为即是对股权转让的追认。因此，杜振华及王文成对转让协议均是自愿的，转让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收取转让款。故应依法驳回王文成、李志红的诉请。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杨国强在调解时陈述的事实作为后续诉讼的依据，以此作出对杨国强不利的判决，认定2017年1月17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错误，明显缺乏证据。杜振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判并驳回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签字是否真实。审理的范围是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举证据、所述理由与本案没有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所以，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一、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述诉讼主体错误一事不成立。股权争议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杜振华与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争议，就此争议，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应当是被告。二、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从权利人能够行使权利之日起计算。杜振华于2009年至2011年12月16日服刑期间不可能开展公司业务，其出狱后由于公司法人还没有出狱，公司也没有开展业务。所以，其并不必然知道权利被侵害。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没有事实证明杜振华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了侵害。三、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称杜振华陆续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而且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举证据中（票据）不论其真假，都没有一笔是股权转让款项，而是购房款或其他名目。另外，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称股权转让款已经当场付清（现金支付），现又主张为陆续支付了转让款，自相矛盾。四、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在一审庭前调解中已经自认，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会决议》的签字非杜振华签署，这是法定的协议不成立的事由。五、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述转让公司是为了保全友联公司不被吊销，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其称与杜振华签订的协议，约定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出资3000万元，取得友联公司房产，其中5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这是虚构的事实，该协议也是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伪造的。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伪造了“房屋买卖协议”的前5页，只留下有双方签字的最后一页，而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双方在每页上都有签字。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据此，该协议也是违法、无效的。六、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称《股权转让协议》由杜振华签字是对王文成形成表见代理错误。股权转让形式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定，更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在其所述中，“杜振华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章等工商变更登记材料”是错误的，王文成当时在押，不可能提供上述材料，也与其在一审中所述是代办公司提供的、并非杜振华签字的说法相矛盾，所以其理由不成立。七、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称杜振华多次收取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的转账款、“故《股权转让协议》是杜振华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举证据没有一笔是股权转让款，而是购房款。而且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至今没有付清购房款。本案争议焦点是2011年1月17日工商登记变更材料、友联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王文成、杜振华的签字是否真实，王文成、杜振华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签字是否真实。在一审当中，庭审调解笔录杨国强对签字一事的承认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认定，并不存在妥协和退让的问题。综上所述，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所述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杜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2.确认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3.杜振华为友联公司合法股东；4.由杨国强、李志红承担非法占有友联公司期间的全部法律责任（2011年1月至判决生效日）。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2003年，杜振华、案外人王文成系友联公司的股东，王文成占公司股份66%即330万元，杜振华占公司股份34%即170万元，公司总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文成。2009年，杜振华因涉税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9年至2012年3月服刑期间）。2011年1月，友联公司股东变更为杨国强、李志红，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国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杜振华服刑期满后，于2016年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17年4月27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杜振华的诉讼请求。杜振华不服判决，上诉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年7月24日，该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是否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上述协议及决议均不是杜振华本人签名，对此李志红不持异议。因此可以认定，杜振华主张的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及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的诉请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李志红举示的证据因不是在工商局备案的协议，不能证明李志红的抗辩意见。杜振华的诉请第3项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处理。杜振华的诉请第4项，因杜振华未举证证明杨国强、李志红系“非法占有”公司，且该请求与本案股权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审理。判决：一、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二、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三、驳回杜振华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杜振华与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各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举示如下证据：证人李某、高某、霍某证言。拟证明：杜振华在服刑期间，李志红多次去看望，并与其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杜振华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从真实性上讲，证人反映情况与事实情况不符，相互矛盾，不能证实当时去看望杜振华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等情况，也不能证明是否签署了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对合法性，证人证言所述的内容与公司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和股东会决议是合法及与工商登记备案材料相符的。对关联性，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会议决议》是否成立、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合法，该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上述内容，与本案没有关系。证人证明不了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想证明的问题。证人李某、高某根本对《房屋买卖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知情，通过他们的证言可以看出，李志红只是与杜振华见过面、吃饭。证人是只到监狱门口，并没有进入监区见到杜振华。二、证人霍某只是含糊其词的说，记得好像有一次拿过什么东西签字，但是对于该次签字的会见日期及签字的内容不是回答不上来就是不清楚。三、根据一审法庭的庭审笔录及行政诉讼案件的庭审笔录，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强调《房屋买卖协议》是由杨国强与杜振华签订的，与李志红所述互相矛盾。本院认证认为，该三名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李志红在杜振华服刑期间到监狱会见过杜振华，不能证明在会见期间李志红与杜振华于2011年1月17日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及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故不予采信。杜振华举示如下证据：王文君、杜振波证言、（2010）呼刑初字第286号《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1）哈刑二终字第72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拟证明：自2010年7月10日起，王文君一直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被羁押到2011年4月1日，王文君不可能向李志红传递任何工商变更所需的材料。本案李志红在一审中，明确说明工商变更材料是由王文成的姐姐王文君转交的，故李志红的陈述虚假。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质证认为，两位证人与杜振华均有亲属关系，系利害关系人，出具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两份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书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王文君、杜振波与杜振华存在利害关系，且该二人的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因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对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系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与李志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月17日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中署名“杜振华”的签字是否系杜振华本人签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均形成于2011年1月17日，杜振华及案外人王文成此时均处于服刑期间，根据常理，友联公司不具备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议决议的客观条件。虽然李志红可能到杜振华所在监狱与杜振华会面，但并不能说明其与杜振华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会议决议》。且杨国强在一审期间已明确承认时间为2011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杜振华”的签名不是杜振华本人所签，故杜振华已无需举证证明该签字系虚假，一审认定时间为2011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友联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并无不当。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上诉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将调解时杨国强陈述的事实作为后续诉讼的依据，以此作出对杨国强不利的判决，认定2017年1月17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成立错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杨国强在一审中对《股权转让协议》上“杜振华”的签名不本人所签的承认不属于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的妥协，系对案件事实的客观陈述，构成对其不利事实的承认。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上诉主张，杜振华在收取李志红房款的同时收取股权转让款；王文成监外执行后，实际收取李志红转款的行为即是对股权转让的追认。本院认为，因杜振华收取李志红款项的凭证中均没有关于股权转让款的记载，且李志红与杜振华之间存在房屋转让行为及给付房屋转让款的事实，故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上诉主张杜振华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综上，杨国强、李志红、友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国强、李志红、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祥群审判员  唐新元审判员  张 宇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薛甜书记员胡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