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21503号原告：顾美英，女，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江川佳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龚春龙，董事长。被告：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彭渡村民委员会，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黄月弟，村委副主任。上列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欧，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诸顺民，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立国，男，1942年11月5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第三人：顾天龙，男，1949年6月6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原告顾美英与被告上海江川佳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川公司)、被告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彭渡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彭渡村委会)、被告顾立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林霞独任审判，于2018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欧，被告顾立国到庭参加了诉讼。2018年9月14日，本院依法追加顾天龙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欧，被告顾立国，第三人顾天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美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三被告之间就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彭渡村6组奚家埭宅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无效；2.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对已拆除的房屋恢复原状并予以重建(21.41平方米)。事实与理由如下：2003年9月1日，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与顾立国就原告所有的涉案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作为拆迁人对涉案房屋予以拆迁。作为对价，拆迁人支付给被告顾立国拆迁补偿费人民币39,68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在合同落款处，被告顾立国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又签署了原告的名字。另，涉案房屋分东西两间，两间间隔几十公分。现已被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强行拆除了西面一间房屋(面积为21.41平方米)。虽然房屋拆迁合同上涉及东面的房屋(面积为30.39平方米)未拆除，但拆除部分理应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原告认为，首先，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非涉案房屋适格的拆迁人。涉案房屋系宅基地房屋，根据《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负责实施集体土地房屋征地工作的是区(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管理部门下属征地事务机构。而且，根据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需要拆迁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区、县房地局提出申请，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房屋。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不是适格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主体。此外，上述两被告亦未取得相应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因此，《房屋拆迁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其次，涉案房屋归原告个人所有。被告顾立国在上述合同落款处签署原告名字的做法，属于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是，原告从未追认《房屋拆迁合同》的效力，也没有委托过被告顾立国代理拆迁事务，而上述合同落款处原告的名字，也系被告顾立国冒充签署，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房屋拆迁合同》亦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属无效。最后，由于被告依据无效合同强行对属原告所有的部分房屋予以了拆除，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旨在证明被告江川公司原名上海江川(集团)有限公司。三位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房屋拆迁合同》，旨在证明该合同非原告签署，未体现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提请法庭注意：《房屋拆迁合同》签订于2003年，经多方了解及查阅相关资料，虽未发现相关授权委托书，但是结合第三人顾天龙的拆迁情况，己方认为当时是根据原告的家庭成员内部协商一致的结果与被告顾立国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被告顾立国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屋拆迁合同》尾部“顾美英”的字样确实由其代为签署。3.《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旨在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依法取得的财产。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提请法庭注意：涉案房屋部分属于第三人顾天龙。被告顾立国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清楚。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辩称，首先，《房屋拆迁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次，涉案房屋是祖传房屋，其中有21.41平方米为第三人顾天龙所有。涉案房屋在办理产证的过程中，被告顾立国利用在村里民房办工作之便，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房屋拆迁合同》签订时，被告顾立国与第三人顾天龙经协商，将涉案房屋中的21.41平方米划归第三人顾天龙所有，由第三人顾天龙取得21.41平方米的拆迁补偿款，故《房屋拆迁合同》所涉面积仅为30.39平方米。最后，《房屋拆迁合同》的签订是原告家庭内部成员协商的结果，故原告认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己方不予认同。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围绕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房屋拆迁合同》及估价表，旨在证明其与第三人顾天龙间亦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在上述合同中涉及面积为21.41平方米房屋系涉案房屋中的一部分。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请法庭注意：1)涉案房屋的权证取得于2002年，物权权属应以登记为准。无论本次拆迁是否合法，拆迁单位无权对合法登记在原告名下房屋由他人享有拆迁利益。2)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在明知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情况下，理应通知原告到场签约。现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未通知原告，故《房屋拆迁合同》无效。被告顾立国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清楚。提请法庭注意：1)涉案房屋共有两间。《房屋拆迁合同》涉及的是东面的一间房屋(面积为30.39平方米)。另外西面一间房屋面积为21.41平方米，其未与拆迁部门签订合同。原因是，人心不要太黑，拿一点钱可以活络就行了。如果一次性全部签掉，原告就会知道。第三人对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清楚。被告顾立国辩称，一、己方没有社保，只有农保，每月只有几百元。经常搓麻将，吸烟，手头钞票紧张。2003年，彭渡村委会发动村民签订拆房合同，己方趁这机会，想弄点钞票。在原告不知情、未出具相关证据、手无凭证的情况下，冒充原告与彭渡村委会签订了一份拆迁合同。签约时，未与原告进行协商沟通，一直隐瞒着原告。二、彭渡村委会在2015年前未向拆迁户公开拆迁款的发放情况。到2015年6、7月，才出具了一张简单的账单。此时，己方方才得知取得的一笔金额为46,884元的拆迁款是属于原告的(因为己方与彭渡村还签有另一处宅基地拆迁合同)。彭渡村委会给予己方两张支票，但未写明拆迁房屋，导致己方根本不知道取得了原告的拆迁款。由此可见，彭渡村委会明知涉案房屋属于原告所有，却将款项发放给己方。显然，此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如果支票上写有原告的名字，己方拿不到款项。如果彭渡村委会将支票交予原告，原告一定立即将拆迁款予以退回，并立即解除《房屋拆迁合同》。三、拆迁人从未与原告接触、协商，原告从未配合《房屋拆迁合同》的签订。合同上无原告的签名，合同上“顾美英”的字样是由己方代为签署。己方又不是被拆迁人，属于无权代理。村里没有按照合同、法律规定进行拆迁，未让原告享受拆迁利益，反而让对涉案房屋并无权利的人享受了动迁利益。四、《房屋拆迁合同》中所载明的拆迁款仅为39,684元，数目小，派不着大用场。原告不缺钱，也不去买商品房，子女已成家立业，家庭条件非常好。不拆除涉案房屋，还可出租房屋，每月有一笔房租收入。如果拆除房屋，反而损失自身利益，故原告是坚决不会签订拆迁合同的。五、直到2017年，原告得知涉案房屋要被拆除，一下子想不通了，也搞不懂。原告从未签订过拆迁合同，未享受过拆迁款，为何要被拆除房屋。六、涉案房屋是祖宅。己方名下有宅基地房屋，但房屋属于大儿子的，小儿子名下也有宅基地。将涉案房屋登记至原告名下，是己方将上述房屋赠与给了原告。七、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推卸责任，故己方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得采取法律手段，希望向法院还一个公道。综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顾立国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清单(1张)及存款单(2张)，旨在证明存款单上的款项应当由原告享有，然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发放拆迁款项的主体发生错误，即将拆迁款发放给己方。原告对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存款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该存款单只能证明被告顾立国曾经取得相关款项，但不能证明《房屋拆迁合同》合法有效，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对清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存款单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提请法庭注意：其对存款单体现的金额是否指向的是《房屋拆迁合同》所列明的拆迁补偿款不清楚，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确实由被告顾立国领取。第三人对被告顾立国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清楚。第三人顾天龙述称，一、涉案房屋是祖宅。1975年，己方服兵役回沪，向村里申请造房，后经审批，建造了21.14平方米的房屋。二、涉案房屋中面积为21.14平方米的房屋由己方申请建造，故应归己方所有。己方对于上述房屋何时、怎么会登记在原告名下并不知情。三、上述房屋所享有的动迁利益已由己方享有，该部分利益与原告无涉，现上述房屋已被拆除。综上，请法院在本案中查明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9月24日，上海江川(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江川佳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2年4月2日，原告顾美英取得涉案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产权证上载明：总面积59.20平方米；幢数2幢；1幢30.39平方米，另1幢21.41平方米。2003年9月1日，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拆迁人，签约甲方)与被告顾立国签订《房屋拆迁合同》一份，合同中与本案有关的条款内容如下：一、合同首部载明的被拆迁人为顾美英(签约乙方)。二、甲方因上海思凡文化礼品城征用土地，需拆迁乙方居住房屋。三、双方一致同意由上海市新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乙方居住房屋进行评估，并同意其评估单价：1.房屋30.39平方米，每平方米1,211.46元，金额36,816元。2.其他附着物2,868元。四、合同尾部有被告顾立国的签名及其署有“顾美英”的字样。本案争议焦点：《房屋拆迁合同》是否无效？原告提出《房屋拆迁合同》无效基于以下二点：一是违反了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二是被告顾立国未经原告授权同意，与被告江川公司、彭渡村委会签订《房屋拆迁合同》，未体现原告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上述法律规定是指当事人的订约目的、合同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民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并且还不能违反其他部门法中的禁止性规范。从原告引用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的相关规定，此系行政管理性规定，上述行政法规不属于民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及其他部门法中的禁止性规范。基于此，原告提出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房屋拆迁合同》尾部签字确实无原告本人签字。据被告顾立国称，尾部签名系由其在无任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冒签。若确如原告及被告顾立国所述，原告对房屋拆迁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那么被告顾立国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对作为属债权性质的《房屋拆迁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产生影响。综上，原告提出房屋拆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对被拆除的面积为21.41平方米的房屋予以恢复重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房屋拆迁合同》无效之诉，《房屋拆迁合同》并未涉及上述房屋，故本院在本案中对上述房屋究竟应归谁所有、是否拆除、被谁拆除及拆除的后果等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2.10元，减半收取计396.05元，由原告顾美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霞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