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381民初2584号原告:王淑萍，女，汉族，1966年7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原告：刘阳，女，汉族，1987年8月24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委托代理人：曹帅，男，1989年1月8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大石桥市。原告：刘思凡，女，汉族，2001年7月14日生，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王淑萍，女，汉族，1966年7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原告:刘宝武，男，汉族，1939年5月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原告：刘素英，女，1943年5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王莹，系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森，男，汉族，1995年1月25日生，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委托代理人：蒋运宏，系辽宁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学家，男，1987年10月27日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被告：侯桂兰，女，1958年12月27日生，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委托代理人：周振，系辽宁星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淑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诉被告翟森、丁学家、侯桂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于2018年9月28号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淑萍、刘阳、刘思凡、刘宝武、刘素英的委托代理人王莹、原告刘阳的委托代理人曹帅、原告王淑萍，被告翟森及其委托代理人蒋运宏、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以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丁学家与被告侯桂兰系夫妻关系，2017年8月29日上午，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家中房屋门前扣钢构铝塑保温罩，被告丁学家通过被告翟森找到原告亲属刘某，刘某在为丁学家、侯桂兰家干活过程中从卡凳上摔落受伤，被送往海城市中心医院抢救治疗14天后，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9月13日死亡。原告认为原告亲属为被告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三被告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78811.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翟森辩称：对于死亡事实无异议，但是对原告的票据数额有异议。另，我是死者在丁学家家里干活的介绍人，不应由我承担责任。被告丁学家、侯桂兰辩称：死者与翟森系雇主雇员关系，死者的死亡后果应由被告翟森进行赔偿。经审理查明：被告丁学家与被告侯桂兰系夫妻关系，被告翟森系从事门窗加工行业人员。2017年，被告丁学家、侯桂兰需对其所有的房屋进行钢构铝塑保温罩安装，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找到被告翟森，让其购买钢构铝塑保温罩所需材料，并安排工人进行安装工作。由于安装工作需对钢构材料进行焊接，被告翟森在征得被告丁学家、侯桂兰的同意后找到本案死者刘某，由其进行钢构材料的焊接工作，与其一起工作的还有本案的证人董某。2017年8月29日上午，死者刘某在进行焊接工作时不慎从卡凳上跌落受伤，受伤后当日被送往海城市中心医院抢救治疗14天，花费医药费共计70217.12元，经合作医疗保险赔付39398.8元。抢救期间被诊断为：“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脑干损伤，脑挫伤，丘脑出血，颅骨骨折，头皮挫伤，左眼球破裂，鼻骨骨折，呼吸衰竭，××，2型糖尿病，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心房颤动。”2017年9月13日，死者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查，刘某使用的卡凳为钢制卡凳，一个为刘某自带，一个为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提供。再查，死者刘某系农村户口其父为原告刘宝武（1939年5月4日出生），其母为原告刘素英（1943年5月8日出生）。原告刘宝武、刘素英为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子，长子刘军，次子刘某。刘某与原告王淑萍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女为长女原告刘阳、次女原告刘思凡（2001年7月14日生）。以上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海城市中心医院病志、诊疗材料、医药费收据、清单一组，2、刘某住院期间照片、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死亡注销证明一组，3、海城市西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赔偿案件告知书一份，4、刘某户口本、刘宝武户口本、介绍信两张。6、证人董某证言一份。被告翟森提供的证据有：1、诚实彩钢复合板厂订单一份，2、销售单一份。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提供的证据有：录音资料一份。以上证据，被告翟森提供的证据1、2本院认为，其上无死者刘某签字确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提供的证据因该录音材料的内容为事故发生后对继续安装保温罩工程的承包人的录音，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各证据间相互印证，所证事实足资认定，本院均予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刘某在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家工作时从卡蹬上跌落死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对刘某的死亡法律责任如何划分；三；刘某死亡后具体损失数额如何计算。关于原告与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以及被告翟森三方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一节；本院认为刘某与被告翟森系提供劳务关系，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与被告翟森系承揽合同关系。原、被告翟森双方之间虽未就双方是否为雇佣关系作出明确书面约定，但是根据已有证据可以认定。从死者刘某的工资结算方式上来看，本案原告方提供的证人对于工资的给付方式上存在前后矛盾，而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与被告翟森均认为死者工资为工程全部完成后由被告翟森统一结算，对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从刘某与被告翟森以及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双方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来看;刘某本次提供劳务的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为被告翟森指定，死者刘某虽携带工具工作且时间自由，但是该种情况应属提供劳务者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权，不影响其提供劳务的工作性质。从被告翟森与刘某之间在事故之前形成的法律来看;一方面被告翟森本身具有门窗加工资质，死者刘某此前一直与被告一形成了稳固的提供劳务关系，另一方面刘某与被告翟森雇佣工人董某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均相同，工作内容又具有附属关系。从以上三点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翟森之间存在提供劳务法律关系。被告翟森与被告丁学家之间由于被告丁学家将自己院落内的门窗以及保温罩相关工程承包给被告翟森，待工程完成后统一与被告翟森结算，被告翟森与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显系加工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关于刘某的死亡责任如何划分一节；本案中刘某的死亡的原因为从卡凳上跌落，死者刘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电焊行业，工作条件是否安全应系其可以自主判断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其仍旧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仅用两个钢制卡凳叠加进行电焊工作，导致其从卡凳上跌落死亡，死者刘某本身对其死亡具有重大过错。被告翟森系接受劳务方，其未就提供劳动者是否具有工作资质、工作能力以及提供劳务者的工作环境是否安全进行相应的审查，具有管理上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某对于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对其死亡的后果其应承担50%的责任，被告翟森具有管理上的过错，对刘某的死亡应承担30%的责任。关于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对于死者刘某的死亡应承担何种责任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四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是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做、指示或是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丁学家、侯桂兰虽系与被告翟森存在承揽加工合同关系，但是死者刘某的工作地点为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提供，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对死者刘某存在指示的行为，刘某进行电焊工作，被告丁学家、侯桂兰为刘某提供卡凳，可以认定死者刘某用卡凳叠加进行电焊工作系为被告丁学家、侯桂兰默认的行为。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对刘某具有指示上的过失，对于刘某的死亡应承担20%的责任。本院确定本案的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为：死者刘某50%，被告翟森30%，被告丁学家、侯桂兰20%。关于因刘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进行认定。对于刘某住院期间医药费一项，原告方主张为70217.12元再去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39398.8元部分，剩余未予赔偿金额为30818.32元。对于医药费数额原告方的主张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死者刘某死亡的丧葬费一项，原告主张按照辽宁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作标准62545元/年，计算六个月，共计31272.50元。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合理，对于原告丧葬费的数额，本院确认为31272.50元。对于刘某的死亡赔偿金一项，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度辽宁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747元/年，计算20年，计274940元，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死者刘某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两项；原告主张按日伙食补助费100元及日护理费115.49元赔偿，住院14天伙食补助费1400元及护理费1616.86元，本院认为，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应参照2014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标准每天100元、辽宁省2017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157元，原告的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方主张死者刘某住院期间误工费按每天收入200元赔偿14天误工费2800元一项；本院认为，本案中误工费天数应按照死者刘某住院天数14天确定。关于死者刘某的误工费计算标准，原告并无证据提供，但是根据庭审中认定的刘某长期从事电焊工作的事实，可以确定刘某的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应参照辽宁省2017年度辽宁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157元计算。本院确认死者刘某的误工费1616.86元（42157元/年÷365天×14天）。对于原告方主张交通费2000元一节；原告虽未提供交通费相关票据，但因死者住院以及五原告办理丧葬产生的交通费存在合理性，故根据原告的住院地点、天数、以及刘某死亡的事实，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方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项；本院认为，刘某的死亡确实给其家属造成的重大精神损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院酌情认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对于原告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主张被扶养人抚养费一项；本院认为三被扶养人抚养费标准应参照2017年度辽宁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787元/年确定。三被抚养人计算年限分别为：原告刘宝武（1939年5月4日出生）计算五年，原告刘素英（1943年5月8日出生）计算六年，原告刘思凡(2001年7月14日生)计算两年。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本院确定原告刘宝武的抚养费为10787元/年*2年*33%+10787元/年*3年*50%+10787元，计34158.5元；原告刘素英的抚养费10787元/年*2年*33%+10787元/年*3年*50%，计23371.5元；原告刘思凡的抚养费计算为10787元/年*2年*33%，计7191元。综上，本院确认刘某因工作中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458385.54元，其中包括：丧葬费31272.5元、死亡赔偿金274940元、医疗费30818.32元、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616.86元、误工费1616.86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告刘宝武抚养费34158.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23371.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7191元。本案中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范围，根据责任比例划分被告翟森承担30%责任，应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为458385.54元*30%为137515.662元（其中包括原告刘宝武抚养费10277.5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7011.4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2157.3元以及五原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118069.362元），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根据责任比例划分承担20%责任，应赔偿原告方各项经济损失为408385.54元*20%，计91677.108元（其中包括原告刘宝武抚养费6851.7，原告刘素英抚养费4674.3，原告刘思凡抚养费1438.2，五原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78712.908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至二十三条，二十七条至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翟森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宝武抚养费10277.55元，原告刘素英抚养费7011.45元，原告刘思凡抚养费2157.3元；二、被告翟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其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其他各项经济损失118069.362元；三、被告丁学家、侯桂兰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宝武抚养费6851.7，原告刘素英抚养费4674.3，原告刘思凡抚养费1438.2;四、被告丁学家、侯桂兰自本判决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其他各项损失78712.908元；五、驳回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44元由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承担4035元，由被告翟森承担2877元，由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承担1932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由被告丁学家、侯桂兰承担。上述款项已由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垫付，被告翟森在履行义务时加付2877元给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被告丁学家、侯桂兰在履行义务时加付2952元给原告王淑萍、刘宝武、刘素英、刘思凡、刘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递交上诉状的同时或者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否则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张明琳人民陪审员  里 玲人民陪审员  董国森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王寒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