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11民初3585号原告：嘉兴市桥银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永高路29号（1）幢2楼（嘉兴市华严花边织造有限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146514901P。法定代表人：杨美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青海、杨洁，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嘉兴市中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二环北路北振兴路西（嘉兴中菲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内1、2、3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69237706XT。法定代表人：谢伟，执行董事。被告：谢伟，男，196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被告：邹政，男，1957年1月20日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贺群、贺民，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兴市桥银经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中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中迪公司）、谢伟、邹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瑞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案于2018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谢伟及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中迪公司分别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和补偿协议，双方就合作经营长安汽车和补偿事宜作了约定。2017年1月11日，双方就合作期间的账目进行核对，重新签订了两份协议，明确原告承担中迪公司向嘉兴银行、绍兴银行借款利息73.3万元中的60%，另40%（29.32万元）由三被告承担。但三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同时原告帮中迪公司垫付的保证金10万元，三被告至今不还原告，双方合作经营使用的场地已被中迪公司转租给第三方，但被告收取的租金和支付的租金有15万元的差价，三被告至今未付给原告。原告认为在合作经营期间，三被告拖欠原告利息、保证金、房屋租金等合计54.32万元。故要求：1、三被告支付原告54.32万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中迪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认为双方于2017年1月11日重新签订了两份协议，该两份协议是对已经发生事实的一种确认和约定，而并非对双方的合作进行重要的变更，所以原告使用重新二字略有误导第三方之嫌。二、原告诉请54.32万元包括三部分，分别答辩如下：1、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嘉兴银行、绍兴银行的利息73.3万元中的40%（29.32万元），中迪公司认为不能成立。其一、其二、双方2017年1月11日协议确实明确了原告承担的亏损中已包括银行借款500万元利息73.3万元中的60%，换言之，余下的40%由中迪公司承担。但是，中迪公司承担这40%的方式，应当是记载于帐簿或是用以后年度的盈余来弥补，而非原告所请求的需要中迪公司直接拿出29.32万元来支付原告。2、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垫付重庆长安公司保证金10万元，中迪公司认为不能成立。该10万元保证金是原告、中迪公司两公司合作经营长安汽车4S店后产生的往来款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桥银公司代中迪公司支付保证金，理应退还。但究其实质，根据两公司2014年11月1日《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双方合作后，长安汽车品牌销售B网4S店项目在乙方场地以乙方名义实施，乙方资金运作由甲方全面负责”。第七条“自2014年11月1日起，合作项目的资金运作由甲方全面负责”，换言之，双方合作后，原告为中迪公司支付10万元保证金，是上述合同条款中负责资金运作的具体表现，中迪公司无需返还。从合作投资角度来讲，该10万元保证金也无需返还。根据两公司2014年11月1日《合作经营协议》第二条约定桥银公司应出资375万元，而2017年1月11日协议第一条第1款中已明确“桥银公司合计投资到位3008200元，不包括装修50万”，就是说桥银公司合计投资到位300万，加上装修，才350万元，还不够375万元，显然，该10万元保证金实质也是桥银公司投资款的一部分，中迪公司无需返还。3、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房租差价15万元，中迪公司认为不能成立。房租差价的由来：双方公司2014年底开始合作，初期进展顺利，但好景不长，由于原告不能提供足够的进车款进行运作，中迪公司拿不到长安公司的新车，造成无车可卖的状况，中迪公司的经营日渐衰退，直至2016年，中迪公司被重庆长安强行清退。此后，中迪公司只得将厂房转租于他方，以取得一定的款项，来弥补经营中的其他费用。中迪公司一年68万元租金，其中还有8万元因场地拆迁极有可能再也收不到。就是这68万元租金全部收齐，其作为中迪公司的收入，也应该先支付公司成本支出，包括工资、税金、修缮费用及其他费用，然后，如果有盈余，再依法在股东间按比例进行分配。而原告在没有对中迪公司的经营全过程进行全部核算的情况下，单纯地要求中迪支付房租差价，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另，虽然谢伟、邹政是中迪公司的股东，但是，本案是原告与中迪两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争议，所以与谢伟、邹政两个人无关。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谢伟、邹政答辩称：原告在本案中起诉谢伟、邹政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诉请的54.32万元，包括三部分，即中迪公司向银行的贷款利息29.32万元、帮中迪公司垫付的保证金10万元、中迪公司房屋差价15万元，显然，这三部分诉请均是基于原告与中迪公司的《合作经营协议》而产生的，是原告与中迪公司两个公司之间的争议；而这些争议与谢伟、邹政两名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告如此诉请明显是混淆了公司与个人的关系。为此，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其二人的起诉。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以及工商信息。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合作经营协议、补偿协议各1份。证明：原、被告合作经营长安汽车品牌销售事实。证据3，协议1份。证明：被告尚结欠原告29.32万元的事实。证据4，厂房转租合同、厂房转承包合同各1份。证明：被告未支付15万元差价的事实。证据5，委托支付协议1份。证明：原告应收取的垫付保证金，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的事实。证据6，明细表1份。该材料是由被告交给原告的，证明：截止到2017年年底，被告帐面上尚有233619.65元的余额。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2017年1月11日两份协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三被告结欠29.32万元利息这个内容有异议，谢伟、邹政与本案无关，中迪公司如何来承担利息的方式，中迪公司认为应当记载于帐簿或者用以后年余来弥补，中迪公司认为这是一种财务上通行的方法，而不是由中迪公司拿出现金29.32万元来支付给桥银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两份合同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15万元差价的事实，仅仅是书面约定，但并不是实际履行的结果；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6，对对账单本身没有意见，但这是双方2017年对账过程中产生的草稿，还有一部分损失没有计算在内。被告中迪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对账单1份。证明：2017年和2018年中迪公司和原告合作项目的经营情况，2017年亏损了424068.63元，2018年经过初步核算预计亏损5万多余元，因为现在面临拆迁，很多房租都收不了了。原告质证认为：2017年中迪公司资金明细表注明总支出是682899.75元，总入数是728878.9元，余额是45979.15元，2017年原料库存数配件365728.63（含税）原告划款8万元，亏损285828.63元，同时2017年库存汽车338240（含税），原告划款15万，亏损188240元，合计428089.48元，在2017年1月1日的协议对该部分都是有约定，该部分的内容不能列入到2017年的亏损当中，对亏损不认可，这个亏损是2017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事情。2018年资金明细表当中，被告讲预计亏损5万多元，不能作为具体事实来看，从该份表格也不能看出预计亏损5万多元，被告认为该数是目前已经发生的数字是不合理的。被告称因为面临拆迁因此有一部分房租都已经不能收了，营业执照不能注册，被告的这部分解释内容，我们认为和本案诉争没有关联，原告基于起诉的依据是之前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两份租赁合同，在这之前已经实施了，不存在被告解释的范围。被告谢伟、邹政质证：无异议。被告谢伟、邹政提交（2018）浙04民终1421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该两个人与本案无关。原告质证认为：对判决书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作为邹政、谢伟是中迪公司的实际股东，也是由该两人实际掌控，实际到钱款的支配和去向都是由谢伟、邹政负责，中院的判决只是说明了原来案件当中的担保、法律关系是双方两个单位的合作，但就本案而言，谢伟、邹政还是有密切关联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进行主张，但是由于该钱款是由谢伟、邹政掌握，因此，谢伟、邹政与本案的最终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也是原告在此之前对谢伟、邹政申请冻结该两人帐户的理由。被告中迪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中迪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项目为经营长安汽车品牌销售B网4S店；中迪公司原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380万元，按经营15年计算，已经营5年，余值250万元，中迪公司以上述250万元投入合作经营，占总资产的40%，原告出资375万元（其中装饰款50万元，进车款325万元）投入合作经营，占总资产的60%；经营场所重新装饰，装饰和验收期限为3至4个月，原告每月承担中迪公司费用5万元；中迪公司原库存比亚迪汽车及配件在三个月内销售完毕，到期未销售完部分由原告一次性购入，配件按进价结算，汽车按进价扣除比亚迪公司返利结算；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原告与中迪公司、谢伟、邹政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中迪公司同意向比亚迪公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申请退出比亚迪销售网络，以使原告在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获得更好的收益，对此，原告补偿中迪公司股东谢伟、邹政500万元，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11月1日止，每年的11月1日前支付至少50万元，谢伟、邹政每次收到补偿款后，弥补2014年11月1日前的亏损；本协议不可撤销，原告对该500万元的支付义务，不因原告地位及财力状况的改变、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协议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免除。合同签订后，中迪公司依约退出了比亚迪公司的汽车销售网络，原告也依约支付了第一、第二期补偿款，计100万元。2017年1月11日，双方签订协议，主要约定：原告应付中迪公司股东的补偿款500万元中已到期的两期计100万元，由原告直接支付绍兴银行，以偿还中迪公司在绍兴银行200万元贷款中的100万元，剩余400万元，从2017年11月1日起，每年支付50万元，至付清止；中迪公司现有的7辆长安汽车，其中5辆由原告代销，同时原告于本协议确定后三日内借给中迪公司15万元，待汽车销售后，原告将销售款扣还15万元借款后，打入中迪公司账户等。同日，双方签订协议，主要约定：原告在合作期间，合计投资到位3008200元（其中不包括装修50万元，但已包括7部汽车338240元）；双方确认原告承担总亏损中的242.58万元（包括中迪公司向嘉兴银行、绍兴银行借款计500万元的利息73.3万元的60%）；对于中迪公司现持有的7辆长安汽车，价值338240元，其中5辆由原告代销，剩余2辆已抵偿中迪公司的债务；比亚迪汽车配件折价8万元，由原告于2017年2月底前支付中迪公司；上述车辆配件处理后，产生的亏损，计入合作期间的亏损总额；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6年10月27日，中迪公司与嘉兴回车健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厂房转租合同、转承包合同，主要约定了租赁期限均为5年，租期自2016年11月11日起，厂房第一年租金为37.5万元，第二年租金为40万元，每年递增2.5万元；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转承包中的租金，第一年30.5万元，以后每年递减1.5万元，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原告与中迪公司签订委托支付协议，约定：中迪公司在建店初期由原告代为支付长安汽车公司的10万元保证金，因中迪公司退网，该保证金由长安汽车公司退给原告。但该款退至中迪公司账户。2017年11月1日，补偿协议中的第三期5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期限届满，因双方协商不成，本案被告谢伟、邹政曾诉讼至法院，要求本案原告支付补偿款，经法院判决，本案原告支付应支付该款。后双方对合作经营期间的事项未能协商一致，故成讼。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中迪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补偿协议、协议等，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都双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由责任提供证据。在合作经营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告出资375万元，合作项目的资金由原告全面负责；在2017年1月11日的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告在合作期间，投资到位3008200元，确定原告承担总亏损中的242.58万元（包括中迪公司向嘉兴银行、绍兴银行借款计500万元的利息73.3万元的60%）；因此，剩余的40%由中迪公司承担，双方并未约定该部分由中迪公司支付原告；10万元保证金虽退还至中迪公司账户，但原告出资未到位，应作为原告的出资款。中迪公司将厂房等出租，虽有租金差价，但该租金的收入亦支付合作期间的日常开支，目前合作期间企业是亏损状态，而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企业是盈利的。另，被告谢伟、邹政虽是中迪公司股东，但原告无证据证明谢伟、邹政侵害了原告的利益。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反之，三被告的辩称，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嘉兴市桥银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616元，保全费3236元，合计7852元，由原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判员  袁瑞江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阮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