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伯成，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代理人：罗明生，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建军，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代理人：何锦霞，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增城市石滩镇水龙村屋山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增城市。法定代表人：张镜傍。委托代理人：何锦霞，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伯成因与被上诉人彭建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5月20日，朱伯成与第三人签订《土地出租合同》，约定第三人将位于增城市石滩镇水龙村海边洲地出租给朱伯成使用，租期40年。朱伯成承租后，在该土地上兴建了建筑物，但后来被增城市城乡规划局认定为违法建筑物并强制拆除。朱伯成为此起诉第三人要求赔偿，在该案[案号：(2011)穗增法重初字第1号]重审期间，朱伯成同时因为其他行为涉嫌合同诈骗被刑事拘留。2012年1月6日，朱伯成被法警带到本院审判庭，在(2011)穗增法重初字第1号案的主审法官、书记员、朱伯成及其妻子、彭建军的代理人张镜傍、张某甲、张某乙负等人在场的情况下，朱伯成与彭建军的代理人签订了《土地承包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朱伯成将其承包经营的增城市石滩镇水龙村屋山经济合作社约5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彭建军，期限为2005年4月20日至2045年4月20日，转让金为50万元，支付时间为2012年1月6日；第九条生效条件约定“本合同须经双方签字、发包方同意并备案（或鉴证）后生效。”该合同落款处有“朱伯成”、“彭建军”的签名以及发包方一栏有“张镜傍、张某甲、张某乙负”的签名。朱伯成对合同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彭建军及第三人陈述“彭建军”的签名是事后由彭建军的代理人签上去的，彭建军的代理人张镜傍、张某甲、张某乙负同时也是第三人的负责人代表彭建军及第三人签名。除该合同外，朱伯成还同时签署了一张《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彭建军支付的转让金50万元。彭建军主张转让金已全部付清，其中16万元现金是在合同签订前一天已支付给朱伯成的妻子李某英，剩余34万元委托其代理人张某乙负在合同签订次日通过银行转账给朱伯成妻子李某英指定的账户上。之后，朱伯成的妻子李某英才将朱伯成签署的《收款收据》交付给彭建军的代理人。朱伯成妻子李某英的证言称：2012年1月6日，其去到法庭时朱伯成已签了《土地承包转让合同》，但不知道朱伯成是否签署了一份收款收据；其收到了第三人的一个干部（名字不清楚）转账支付的34万元，该款系按其指示汇入其母亲汤某的账户；对于收款的原因，其表示因为朱伯成与第三人就涉案土地的赔偿达成协议，约定第三人赔偿朱伯成220万元，朱伯成就同意返还土地给第三人。除上述证言外，李某英还提供了一份《解除合同补偿表决签名》材料（共19页），其中《解除合同表决结果》载明：第三人召开村民大会表决解除朱伯成与第三人签订租地合同的补偿：开会时间：2010年8月25日；表决人数：422人；赞成按法院判决结果赔偿：370人；赞成协商解决：39人；弃权：13人；结果：370人赞成按法院判决结果赔偿。第三人在该《解除合同表决结果》上盖章，并附上《屋山经济合作社村民签名确认表》。经质证，双方及第三人对《解除合同补偿表决签名》材料（共19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朱伯成认为依据该材料第三人同意赔偿朱伯成220万元，故朱伯成是不可能以50万元的价格转包涉案土地给彭建军的。彭建军及第三人则认为，该材料表明第三人的村民经投票过半数同意按照法院判决的数额赔偿，也就是说朱伯成提出的要求第三人赔偿220万元的方案未获通过，所以李某英代表朱伯成收取的34万元不可能是220万元赔偿款中的一部分。朱伯成于2014年7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解除朱伯成与彭建军于2012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转让合同》。2、诉讼费用由彭建军承担。庭审时，朱伯成主张涉案《土地承包转让合同》无效，理由是该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是在被羁押期间带到法庭签署的，没有代理律师在场；即使《土地承包转让合同》有效，因彭建军从未向朱伯成支付转让金50万元，亦构成违约，故朱伯成有权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一、涉案《土地承包转让合同》的效力；二、彭建军是否违约，导致朱伯成有权解除合同。关于焦点一。朱伯成在签订合同时虽然处于被羁押期间，但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由其本人或委托他人作出诸如签订合同的民事行为。法律并未规定被羁押的人需要代理律师在场才可以作出一定的民事行为。朱伯成辩称《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时受到欺诈、胁迫，故其抗辩缺乏证据，原审本院不予采纳。《土地承包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焦点二。朱伯成主张彭建军未依约支付转让金50万元，但其妻李某英的证言证实收到了34万元，虽然其主张该款非土地转包款，而是第三人依据《解除合同补偿表决签名》材料（共19页）应给朱伯成的220万元赔偿款中的一部分，但是该材料明确载明了赔偿方案并未获村民表决通过，所以李某英的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对彭建军主张李某英收取的34万元系彭建军所支付的土地转包款予以采信。至于彭建军主张另外支付了16万元现金给李某英，李某英虽否认，但彭建军持有朱伯成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李某英是在收齐50万元的情况下才将《收款收据》交给彭建军收执的。对此，朱伯成及李某英都无法对彭建军为何持有《收款收据》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原审法院对彭建军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李某英收取了彭建军支付的土地转包款共计50万元，然后将《收款收据》交给彭建军收执。李某英作为朱伯成的妻子，在双方签订《土地承包转让合同》时亦在场，且其持有朱伯成出具的《收款收据》，彭建军有理由相信其享有合法的代理权代表朱伯成收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李某英的代理行为有效，原审法院确认朱伯成收取了彭建军支付的土地转包款50万元。综上，朱伯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伯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朱伯成负担。判决后，朱伯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的合同签约是虚假的，诉讼主体亦是虚构的，甚至委托手续均为虚假的，上诉人亦未收取过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并当庭补充：至今为止上诉人没有和被上诉人见过面，也没有通过话，包括法官也没有见过被上诉人，请法院核实对方授权委托书。合同签字上彭建军签名都不是彭建军本人签字，我方质疑合同是虚假，彭建军也没有出现过。对方代理人也没有见过彭建军本人，授权是第三人转移给对方代理人的。我和第三人存在诉讼很多年，涉及的标的也是该土地。本案中我方诉讼对象是彭建军，但第三人是中立的，但对方的代理人也代理第三人，我方有理由认为彭建军签名是虚假的。本案签订合同时只有5分钟，由法警把上诉人押到法院，上诉人是有律师的，但签合同时没有交律师到场，也没有协商合同内容。签合同时彭建军也不在场。现合同上彭建军签字也是由张某乙负冒签的。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不存在的，现在诉讼主体是虚假的。上诉人是没有收款的，转账是转给上诉人妻子的母亲户口，上诉人是没有收到款的。合同是应当解除的。因此请求：一、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转让合同》；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当庭共同答辩如下：上诉人把虚构当成事实，其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彭建军委托是本律师当面和彭建军签的授权书。也是彭建军当面委托本律师代为诉讼，本代理人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本案没有虚假情况。当时上诉人在签合同时，所有法律文书都是通过一审法院法官转给上诉人签的，签合同时第三人负责人都法庭现场，法官首先询问上诉人是否同意转让，征得上诉人同意后，法官又询问第三人同意后，三方才签合同的，不是非法签订合同。对于付款过程，没有正式签合同就预付给上诉人的妻子16万元现金，由上诉人妻子将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原件交回给第三人。法庭签订转让给彭建军合同后，通过委托转账给上诉人岳母账号上，上诉人说当时还有其他债务，所以转到岳母账号上。所以合同是在法官见证下签合同的，转让是合法的。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在于涉案《土地承包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履行的真实性。上诉人认为涉案合同及50万元的收据，均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署的，并从签订的时间、环境、过程，以及合同标的涉及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彭建军的真实身份等等各方面提出了质疑。但上诉人对合同及收据的签名事实没有提出真伪异议，且无法充分举证证实属于受胁迫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签署，即无充分反证，单凭利益推断并无法对抗现有证据。本案从表面的利益关系审视，即使允许存在利益失衡的合理质疑，但从民事诉讼证据原则角度考虑，原审根据现有证据判决并无明显错误。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真实性的质疑同样也并无充分证据支持。经审核，未发现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程序错误。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伯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志军审 判 员  郭东升代理审判员  刘 卉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党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