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202民初3056号原告：张红军，男，汉族，1949年8月27日出生，住大同市。被告：石永强，男，汉族，1959年2月5日出生，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丕廷，山西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米如，男，汉族，1948年8月17日出生，住大同市。第三人：王桂兰，女，汉族，1968年11月2日出生，住大同市。第三人：任秀花，女，汉族，1959年2月16日出生，住大同市。第三人：舒精祺，男，满族，1944年12月18日出生，住大同市。第三人：昝裕云，男，汉族，1952年11月28日出生，住大同市。原告张红军与被告石永强、米如、第三人王桂兰、任秀花、舒精祺、昝裕云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2年7月24日立案，经审理于2012年11月15日依法作出（2012）城民初字第151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张红军的诉讼请求原告张红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3月7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同民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张红军不服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2016年5月9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7）晋民抗13号再审裁定，后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晋民再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遂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另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军、被告石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丕廷、第三人王桂兰、昝裕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米如、第三人任秀花、舒精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红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返还三部日本汽车；2、若不能返还，赔偿原告600000元（其中车本钱400000元，修理配件费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原任职雁北师范学院工业开发部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开发部下设进口汽车修理厂，负责人也是我。期间大同市劳动局的一名干部叫夏工，与我于1996年4月27日签订修车协议，约定我的修理厂将他的黑色皇冠3.0汽车（庚1801，机型5MEU，不清楚哪年的车，当时跑了4000km多，车的其它情况不清楚）右方向改左方向，全部改装下来是92000元，约定后车留在修理厂改装，同年7、8月份改装完毕，一直找夏工要求其付款提车，夏工以种种理由拖延，所以车一直留在修理厂停放。中国汽总大同市分公司于1995年8月14日与我签订修车协议，约定约定我的修理厂将他的丰田面包1.8（白蓝色、车牌不清楚，机型丰田16R，不清楚哪年的车，当时跑了4000km多，车的其它情况不清楚）右方向改左方向，全部改装下来是89500元，约定后车留在修理厂改装，1996年12月7日改装完毕，暂停修理厂尚未提车。另外，一个叫刘永明的人也是搞汽车修理，期间向我借配件欠款136000元，于1996年12月7日用日产萨嘎兰鸟车（浅灰色，车牌北京01-8XXXX，机型兰鸟萨嘎，1987年的车，当时跑了40000km多，车的其它情况不清楚）抵顶136000元。1996年9月3日，太原市南城区人民法院（现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到我修理厂因中国汽总大同分公司欠雁兴华北公司钱而扣走丰田面包1.8，因没给修理费，所以我不同意放车，因此法院就地查封了上述三部汽车。1997年5月9日我被羁押看守所，我通过看守所干警通知本单位职王桂兰把上述三部汽车放在雁北师院或者找地方保管。2003年5月9日我出狱，我找王桂兰打问车的下落，王桂兰说通过她姨姨任秀花（矿区雁宇公司董事在）找到石永强（皮鞋厂干部，当时皮鞋厂倒闭之后在雁宇公司打工），把上述三辆车开到皮鞋厂保管，没有找舒精祺，这事与舒精祺无关。我随后与王桂兰一起去找任秀花，任秀花也承认三辆车在皮鞋厂保管，要求我去皮鞋厂要车，并说舒精祺是厂长，找舒精祺打招呼。之后我找到舒精祺，舒精祺认可三部车在皮鞋厂保管，但说任秀花欠他80万元不给，这三部车他扣了。随后我找任秀花，她否认欠舒精祺钱，并要求我出具公函，后我出公函提车，任秀花签批让舒精祺和石永强返还三部汽车。舒精祺仍拒绝返还。随后我带着任秀花找到舒精祺和石永强，书面确认收到三部汽车，卖了两部（一部面包车、一部小车，不清楚哪部小车）共卖1200元。石永强让米某卖的，卖车款1200元当场给我。这是2003年8月14日的事。随后我向南郊区法院起诉让任秀花返还汽车三部，法院最后因未交诉讼费而自动撤诉处理。2003年至2012年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件事的控告。这三部车于2004年解封。我与任秀花不存在亲属关系。三部汽车一直由石永强保管，2003年原告获释后多次找石永强要车不给，经数十次索要无果，被告拒绝退还原告三部汽车，同时参与卖车人是第一被告米某，故提起诉讼。被告石永强辩称，1998年皮鞋厂破产，老厂长舒精祺被聘用到雁宇公司当总经理，我跟着舒精祺一起打工。1998年大约秋天的时候，雁宇公司董事长任秀花找舒精祺说有几部车让舒精祺找地方寄存保管，舒精祺找时任皮鞋厂的领导打招呼，并让我与昝裕云回皮鞋厂与门卫打招呼，让把几部车放进去。我和昝裕云回皮鞋厂与门卫打好招呼，直到几部车进厂停好后我们才走。因为天黑没看清到底几辆车，只能确定是一辆以上，是通过别的车拖进去，具体什么车记不住。直到2003年春天我碰到时任皮鞋厂管清欠的副厂长米某，让我通知车主把车拉走，我说这事不归我管。时隔一个多星期，米某到我家，因为我不在家，米某说将那几辆破车按废品处理了，卖车钱1200元交给我妻子。大约8月份舒精祺找到任秀花了，让我把钱送过去，我把钱送去并交给舒精祺，后转交给张红军。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米某未到庭应诉，但书面递交答辩意见辩称，2000年3月8日，我厂宣布破产，我作为留厂人员继续配合全厂做破产后的具体工作。2003年破产工作进入清产核资阶段，对工厂内的所有财产全部进行清点造册，同时清出工厂内所有的寄放财物。期间不断有人到厂收购废品，看到距工厂大门仅30米的地方有一辆烂汽车（汽车没有四轮，玻璃破碎，机器和传动部分几乎拆光，仅剩车架），要收购，我就去石永强家问他那辆烂汽车卖不卖（当时石永强和我同在鞋厂工作，又住同一层楼），石永强说要不卖了吧。我说卖多少钱，他说你看着办吧。没过几天，经讨价还价，以1600元价格卖给收废品的。当晚将卖车钱全部交给石永强妻子（石永强不在家）。过后，石永强说把卖车钱交给人家了。第三人王桂兰述称，我原在雁北师院工业部汽车修理厂上班，原告是我领导。1997年5月9日原告被羁押之后，我和单位职工去看望原告未果，原告向我捎话，让我找雁北师院领导，将修理厂停放的三部汽车存放在雁北师院，这三部车的情况如原告所述属实。我和姨姨任秀花说了找地方存放三部汽车的事，姨姨说她给找地方存放。第二天我和姨姨一起去修理厂，我找了三个修理工（一个叫刘某、一个姓张、还有一个姓王，均下落不明），完了让这三个修理工开着这三部车跟着我和我姨姨去皮鞋厂，我当时也在场，并跟着去了皮鞋厂。我姨姨在皮鞋厂找的石永强，三部车开进皮鞋厂停放。2003年张红军出狱找到我索要三部车，我带着原告找我姨姨，姨姨让我和原告找皮鞋厂的舒精祺要车，舒精祺是拿出一份判决书，说任秀花欠皮鞋厂80万元，用三部车顶账，与你们无关。原告向南郊区法院提起诉讼。再以后的事实我不清楚了。第三人任秀花、舒精祺未作陈述。第三人昝裕云述称，我是皮鞋厂职工，皮鞋厂经营不景气，我也不上班。1997年我在雁宇公司打工，在1998年秋季，舒精祺让我们早走，说有人往皮鞋厂存车，让我们与皮鞋厂保卫科庞金来科长打招呼，开厂门把车放进去。我与石永强回皮鞋厂打了招呼，光知道车进去了，具体几辆车和车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也没见。再以后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红军原系雁北师范学院工业开发部法定代表人。1997年，第三人王桂兰受原告委托觅地存车，后第三人王桂兰于1998年将受托事由告知第三人任秀花，第三人任秀花找第三人舒精祺帮忙，第三人舒精祺托被告石永强、第三人昝裕云联系，将车辆停放于大同市皮鞋厂内。2003年，被告米某将卖车款交给被告石永强，被告石永强于2008年将卖车款1200元转交给原告。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就诉争标的寄存事实的认定1、原告提供解除查封扣押通知，证明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12日向雁北师院工业开发部及原告发出通知，对在1996年9月3日查封的中国汽总大同联营公司丰田面包车一辆、皇冠3.0（庚-XXXX）一辆、日产萨嘎兰鸟汽车（北京01-8XXXX）一辆解除查封。被告石永强对该通知无异议。本院认为，结合第三人王桂兰当庭认可的事实，能够证实本案诉争车辆的来源情况及相关信息，故本院予以确认；2、第三人王桂兰当庭陈述，能够证明其于1997年受原告张红军委托，为上述三部汽车觅地存放；3、原告提供雁北师范学院工业开发部公函、两部汽车变卖说明，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雁北师范学院工业开发部公函中第三人任秀花的批示，能够证明第三人任秀花受托为三部汽车觅地存放；两部汽车变卖说明，能够证明1998年第三人任秀花找第三人舒精祺帮忙存放三部汽车，第三人舒精祺委托被告石永强与第三人昝裕云和皮鞋厂保卫科打招呼，临时放在皮鞋厂院内。该事实有被告石永强、第三人任秀花和舒精祺及原告张红军签名确认，本院予以认定；4、第三人王桂兰当庭陈述，辅以原审庭审中证人刘某（又名刘XX）的当庭证言，可证明当时王桂兰带刘某、张XX及一个钣金工将三部汽车送到皮鞋厂，车钥匙由王桂兰都转交给了被告石永强。时被告石永强虽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证人刘某及第三人王桂兰当庭作证和陈述时，原告已非二人领导，双方并无利害关系，且二人所述能够相互印证，亦可以与前3项认定事实上下连贯，因此，对二人的陈述，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委托他人觅地存车，经中间数次转折，最终将三部汽车停放于皮鞋厂，车钥匙均交给被告石永强。车钥匙的交付意味着保管义务的移交，因此，可认定被告石永强为三部汽车的保管义务人。二、原告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该释义并未限定保管合同的保管人必须为保管物的所有权人。本案中，原告托人觅地存放本案诉争三部汽车，最终确定由被告石永强承担该三部汽车的不定期保管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寄存人享有向保管人随时领取保管物的合同权利。因此，原告作为本案诉争标的的寄存人主张合同权利，其诉讼主体适格。三、本案案由的确定原审中，本案案由定为返还原物纠纷。返还原物纠纷案由的释义为：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本案中，保管义务人石永强对诉争标的的占有，是基于保管义务的承担，非无权占有。原告要求返还原物，是基于不定期保管合同的终止。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保管合同纠纷。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1、原告因被羁押，遂委托王桂兰觅地存车以及后续交由石永强承担保管义务均未约定保管期限，故该保管合同为无固定期限的保管合同；2、2003年5月9日原告获释后，分别找王桂兰、任秀花、舒精祺寻索汽车，直至2003年8月14日，由石永强、任秀花、舒精祺三人书面确认两部汽车已被出卖并由原告签名确认收到卖车款1200元的事实，故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晓汽车无法返还之日即知晓权益被侵害之该日2003年8月14日起计算；3、原告提供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刘竹绚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的说明，证明2005年至2006年期间，原告张红军找其报案，要求法院到大同找石永强要车。2007年9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抽调其与另一名干警赴同查处此事。2009年其退休后，该案曾多人多次办理；原告另提供大同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出具的答复书，证明原告于2009年5月6日至2011年10月30日多次向派出所报案要求石永强、米如返还汽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综上事实，原告自2005年起一直向有关部门主张自己对本案诉争标的的权利，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五、诉争标的三辆汽车的价值认定原告未提供证据直接证明诉争标的三辆汽车的实际价值。在庭审中，原告提供与刘永明签订的用车抵债协议，欲说明“该车车主”刘永明用日产萨嘎兰鸟汽车向原告抵偿债务136000元，以此证明该车价值。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该车行车本记载，该车车主为“国务院科技局”，姑且不论该抵债协议的真实性未经证实，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刘永明以车主的名义处分“国务院科技局”名下汽车的行为效力待定。故以该协议证明日产萨嘎兰鸟汽车的价值证明力不足。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石永强履行保管合同义务，返还所保管的三辆汽车，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被告石永强以两辆汽车已出卖、否认曾保管另一辆汽车为由，客观上致合同履行不能，被告石永强应当按价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被告米如尊重保管人被告石永强的意见，善意处理部分保管物并将出卖款交付被告石永强，原告未提供充分理由和法律依据证明被告米如应当承当返还财产或损失赔偿的责任，故对原告向被告米如提起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有效证明三辆汽车的价值，其以车辆“本钱”400000元主张赔偿，无据为凭，本院不予确认和支持。原告主张修理配件费200000元，属于修理合同纠纷，该笔费用不属于车辆价值损失范畴，其诉讼指向应为修理费义务承担主体，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作处理。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红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原告缓交），由原告张红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岩人民陪审员 赵志军人民陪审员 任宪荣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