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51号 原告赵勇，男，汉族，1943年3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代理人马越平，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淑琴，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育岗支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区东岗路与育才街交叉口。 负责人霍柳杨，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伟乐，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红英，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211号。 负责人韩立杰，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伟乐，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红英，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勇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育岗支行（以下简称育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以下简称建南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16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委托代理人马越平、陈淑琴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育岗支行和建南支行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志军、宋建宏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6年9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原告及委托代理人马越平、陈淑琴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育岗支行和建南支行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志军、宋建宏到庭参加了诉讼。2016年10月8日本案因范丽曼刑事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而中止审理。2018年9月10日恢复审理并再次公开开庭，原告及委托代理人陈淑琴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育岗支行和建南支行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伟乐、陈红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勇诉称：获悉中国工商银行贴息存款业务，人民币500万元起存，定期一年，银行除定期利息外，再支付4%的利息，2014年5月16日，原告到育岗支行开户并办理3000万元一年期定期存款业务；2014年5月19日，原告又应邀到建南支行，建南支行工作人员查验了原告的定期存款银行卡，并要求原告在建南支行再开立一张借记卡，用于收取利息，开卡时银行工作人员向原告提供了一张字条并要求原告按照字条上的数字设置初始密码，原告按其要求进行操作，办理了卡号为62×××31的银行卡。开卡完成后，银行工作人员又让原告到自动柜员机上修改了初始密码，办完后原告离开了建南支行。 2015年5月，原告到建南支行查看存款。建南支行工作人员称其已于2014年5月19日在建南支行开通网银，在育岗支行的存款3000万元已通过工商银行的网银转走，拒绝支付存款本息。但原告本人从未办理过该网银，也没有任何网银的手续，更未使用过网银。后经查询银行流水，存款确系被网银转走。 原告认为，在育岗支行开户并将款项存入该行，双方即建立储蓄合同关系，育岗支行享有占有使用该款的权利，也负有向存款人还本付息的义务。现该行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支取存款的情况下，拒绝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纯属违约行为。在原告未申请开通网银的情况下，建南支行却擅自为原告开通网银并导致存款被转走，属于严重违规操作，怠于履行安全义务的行为，故建南支行也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综上，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育岗支行给付原告存款本金3000万元；二、判令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育岗支行给付原告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银行利息，其中自存款之日起至2015年5月16日止为一年定期存款利息，此后为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截止2015年6月16日为1123750元；三、判令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对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责任；四、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共同辩称：一、被告为原告办理存款的业务中，严格按照银行规定的程序和利率水平办理，从未承诺或支付额外的高息，且原告对存款业务的事实亦无争议，同时原告也认可存款已通过网银渠道转走，故存款已经不在被告处存储，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二、被告系根据原告签字的业务请求才为原告办理网银业务，原告也自行设定了密码，被告向原告交付了与其申请相匹配的U盾，原告在领取U盾的业务凭证上签字已充分证明被告将U盾交付给原告。故，被告尽到了最大的风险提示义务，在业务凭证上载明了U盾的编号，也有加粗的“特别风险提示”，其他凭证上多次打印“特别提示”，要求原告“妥善保管”“切勿交给他人”等，被告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无任何主观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虽然范丽曼是建南支行工作人员，但其只做引导工作，并未直接进行业务操作。范丽曼未经银行授权所做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所以银行不应对范丽曼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三、原告自行激活网银并进行有关操作代表其本人的意思表示，视为其本人的行为，后果由本人承担，对此《电子银行服务协议》中有明确约定。原告通过网银将其资金转移给董泽霞所控制的账户是其自愿向董泽霞出借款项的行为，被告按照系统输入的电子指令处理转账等操作没有任何过错。四、原告诉称的高息揽储、银行工作人员指定密码、未收到U盾等仅仅为其陈述，均无充足证据予以支持；同时其他同类案件储户与原告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均未出庭作证，其陈述也未经法院认定，不能作为客观证据使用。原告听信非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工商银行的高息揽储业务，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审查核实；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违反私密原则设定密码的行为均系原告重大过错，对造成最终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原告已在刑事案件中报案，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应当通过刑事案件程序进行救济。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1、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证明原告在育岗支行办理开户，卡号为62×××24，原告与育岗支行存在储蓄合同关系。 证据2、工商银行借记卡，证明原告在育岗支行开户存款，银行卡号为62×××24。 证据3、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对账簿，证明原告在育岗支行开户办理存款业务，卡号为62×××24，存入3000万元一年定期存款。 证据4、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尾号8824银行卡内的存款3000万元通过工商银行的网银被转走。 原告补充证据： 第一组：原告未取得网银U盾，未操作网银进行转款；而建南支行为原告办理开卡和网银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造成客户账户资金损失。 证据1、同类案件另十二份起诉状及受理案件通知书（2015年8月12日） 证据2、证人证言（范某、陈某、郑某） 证据3、证人证言（张某、刘某） 证据4、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视频资料（2015年5月20日） 证据5、关于工商银行正常办理开卡和网银流程的公证书（附录音资料）（2015年9月16日） 第二组：涉案存款业务是工商银行多地域、大范围、且已执行多年的业务，有多名银行工作人员参与。 证据6、建南支行谢副行长的录音（证人蒋某亲属录制），证明储户的网银登陆密码和Ｕ盾被他人掌握即可转款，工商银行之前就办理此类业务，且存款都收回返还给储户了。 证据7、业务介绍人尤瑞仙的录音（证人张田甜录制），证明建南支行范丽曼为储户直接办理开卡和网银，且不让业务介绍人接触；该业务已经办理一年多；范丽曼明知将存款转用于企业。 证据8、长安支行梁丽的短信（证人范某录制），证明长安支行营业室主任梁丽向范某推荐工商银行的该存款业务，且称其魏行长也在介绍客户办此类存款。 证据9、建南支行范丽曼的录音（证人赵明杰录制），证明范丽曼认可将储户的存款用于其朋友的公司，储户在存款到期无法支取时才知道存款被用于其他公司。 被告育岗支行、建南支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目录（一）第一组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来源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关联性有异议，我们认为原告已经在建南支行开通了网银，原告的存款通过网上银行操作被转走，是原告本人个人行为，他的相关网上银行电子指令通过网上银行系统的自动生成相应的交易结果，第一被告已根据这个电子指令和交易结果按照原告的指示把存款进行划转。 目录（二）第一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另外12个案件受理通知书和起诉书证明建南支行和其他当事人存在纠纷，目前相应的法院正在审理中，起诉书和案件通知书主张的事实并不是被认定的事实，起诉书也没有附相应的起诉证据，我们认为不能作为和本案有关的证据。 证据2和证据3因证人未出庭，暂不发表意见。 证据4，暂不发表意见，回去需要看一下。 证据5-9，暂不发表意见。 被告育岗支行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4年5月16日个人开卡及业务凭证填单6份，证明原告分6次办理存款业务，金额3000万元，存期12个月，储种为卡内定期，利率为3.3%，从原告7577卡账户转至8824卡内存款。 证据2、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8824卡内3000万元存款通过网银转为活期并转出，银行已经支付了相应存款及利息。 原告对第一被告育岗支行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第二组证据虽然是存款经过网银转走，但并不能说明银行确实已经合法的支付了相应的存款和利息。 被告建南支行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4年5月19日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开通灵通卡及网银业务，卡号后四位4531，U盾身份确认工具序号6306491959，开通了对外支付业务，原告预留密码并核对、领取了U盾。 证据2、2014年5月19日业务凭证，证明原告申请电子银行加添注册账户，将其名下8824卡增加为其网上银行注册账户，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可以管理8824卡账户内资金。 证据3、银行业务凭证填单空白样本，结合证据1、2，证明：1、原告已经签字确认了解并遵守与工行之间达成的有关银行账户卡、电子银行等合同。了解了有关网银业务事项。2、工行已经就开通电子银行业务事项及相关注意事物，多次向原告作出明显的提示，提别是关于保管U盾、个人密码等事项，已经尽到告知及提示义务。 证据4、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8824），证明8824卡内3000万元存款通过网银转为活期并转出，相关操作是系统对相符的U盾及密码及操作信息生成的结果，建南支行没有过错。 证据5、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4531），证明原告于2014年5月19日当天收到他人支付的与其起诉书对应的利息120万元，证明原告知道付款人及用款人，知道资金去向。 证据6、客户注册网银、使用网银概要及已开通未激活工行网银演示证据，证明因激活、使用网银均需要使用原告持有的U盾、原告自设密码等私密信息，通过操作的电子指令具备不可撤销性，使用网银即代表原告本人行为，原告对网银操作后果承担责任。 原告对第二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证据1、对证据本身作为工商银行的存档资料与原件的一致性无异议，但是也不能证明原告已预留密码并领取U盾。我们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编号（1959）的U盾。 证据2、原告对将8824卡填加网银并不知情。 证据3、证据6关于业务办理程序的说明，其本质并不是作为证据来用，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依此作说明，这二个证据我们不作质证。 证据4、5，对于本身和银行存档原件的一致性无异议，由于原告并没有对网银行进行过任何操作，所以对于转款事实并不了解。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要求调取有关涉案证据。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调取了关于范丽曼涉嫌受贿罪案件的卷宗材料，其中有范丽曼、董泽霞、刘某、张某、赵强等人的证词共计54页，说明了原告5000万元存款的办理过程。本院将调取的证据一并向原告和二被告送达。 原告对于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一、该证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及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及证人和有关人员所做的讯问和询问笔录，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该证据由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证据来源合法，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三、该十二份笔录能够证实如下四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范丽曼自认其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包括给客户办卡、开通网银、办理银行贷款。范丽曼在工作中利用其职务便利主动在董泽霞无法正常办理企业贷款时提出向其非法提供资金。第二，范丽曼在为储户办卡、开通网银的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获取储户网银密码和U盾，并交给董泽霞后用于转走储户账户内的资金。第三，范丽曼将储户的U盾、网银密码提供给董泽霞并非法获利，好处费的提成比例自2%至10%不等。第四，本案原告赵勇合计存款5000万元，董泽霞支付了26.7%（5000万元乘以26.7%等于1335万元）的利息，其中范丽曼获得10%即500万元好处费。综上，该证据证明范丽曼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便利，在给储户办理开户和网银的过程中违规获取储户网银密码、U盾，并提供给董泽霞后获得高额好处费，最终导致储户账户资金被非法转移。范丽曼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此给储户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承担全部责任。 二被告对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 1、法院调取证据均系刑事卷宗中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述证据均未经刑事案件开庭法定的查证程序，是否属实无法确认，所以不得作为证据使用。2、对于原告主张的证明事项，不能成立。（1）原告申请开卡、开通网银的具体人员不是范丽曼，笔录中也可以证明是其他工作人员办理。（2）根据业务凭证记载及原告本人与张某、刘某的证言,证明被告在为原告办理网银过程中无违规操作。。（3）证明系董泽霞转账使用了原告的资金,被告仅是按照电子验证的指令完成了业务办理。（4）原告主张范丽曼获取非法利益，与本案无关。（5）原告在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中主张自己有损失是4800万元，本案中是存款本金、利息，被告已经通过身份验证的电子指令向其支付了存款本金、利息，并提供了网银转款服务，所以其诉讼主张无根据和依据。（6）原告在遭受损失的刑事案件中有重大过错。听信农业银行的赵晶晶、农行人寿的张某等非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工商银行的揽储业务，原告未向工商银行进行查证和咨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储蓄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利率、挂牌公告存款利率不得擅自变动，属行政法规。获取高息不合理，原告有基本的审查核实义务。业务申请凭证及承诺书均系由张某等人代办，然后再签名确认。业务凭证中《协议》要求需按秘密原则设定密码，原密码被他人获悉具有完全过错责任。签署放弃重大权利的承诺书，存有疏忽。曾经将装有Ｕ盾、银行卡交给他人，让他人代办。银行业务凭证中已经向原告提示，不能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而原告未妥善保管导致信息泄露，具有完全的过错。4800万元损失完全系由其个人过错导致，工商银行没有过错。综上，法院从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刑事案卷笔录不宜作为本案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原告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城支行（简称“农行北城支行”）办理存款业务，通过该支行大堂经理赵晶晶介绍认识张某和刘某（非银行工作人员），了解到中国工商银行有贴息存款业务，人民币500万元起存，定期一年，银行除定期利息外再支付4%的利息。 2014年5月16日，原告和赵强（原告的孙女）来到农行北城支行，在农行北城支行存款3118万元。后在张某和刘某的带领下又来到育岗支行开立借记卡，卡号为：62×××24，并将农行北城支行卡上的3000万元存款分六笔每笔500万元转到育岗支行尾号为8824的卡上，分别办理了一年期定期存款业务，年利率3.3%，到期日均为2015年5月16日。 2014年5月19日，原告又在张某、刘某的陪同下来到建南支行。庭审中，建南支行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当日，原告赵勇在《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开户）、《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网银）、《电子银行注册申请书》、《电子银行个人客户变更事项申请书》上均有签字，经原告当庭辨认确认该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以上四份业务凭证上均加盖有“现场管理范丽曼”的名章。根据以上业务凭证可以看出，2014年5月19日当天，原告开立了卡号为62×××31的借记卡，开通该卡网上银行功能，并添加在育岗支行开立的尾号为8824的银行卡的网上银行功能。当日网上银行业务办理完毕后，原告在建南支行开立的尾号为4531的银行卡上收到了120万元利息，付款账号为62×××65（户名不详），庭审中二被告表示该利息并并非银行支付。 2015年5月存款到期，原告到育岗支行查看存款，被告育岗支行工作人员告知其存款已于2014年5月28日起分多笔通过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渠道转至62×××65等他人不同的银行账号上。本案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对定期存款3000万元被通过网银渠道转走的事实无异议。且银行账号为62×××65的收款账号与向原告支付120万元高息的账号为同一账号。 另，根据本院调取证据中董泽霞的系列《讯问笔录》显示，公安部门从董泽霞处搜到了与原告尾号4531的银行卡相符的Ｕ盾及其他储户的Ｕ盾；董泽霞称其在2012年即开始通过范丽曼获得银行储户的卡号、Ｕ盾和网银登陆密码，并通过网上银行将储户卡内的资金转移到自己所控制的银行卡上，并向范丽曼支付2%到10%不等的好处费；张某、刘某、赵强的证言均可证实在建南支行营业厅内由范丽曼指导原告办理业务；关于原告前后三笔合计5000万元的存款，范丽曼自认其主动介绍给董泽霞，且收到了董泽霞支付的300万元好处费；董泽霞称其向范丽曼支付了500万元的好处费，其中300万元已经支付至范丽曼指定的银行卡上，200万元为向范丽曼的借款并向范丽曼支付利息。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一、原告与董泽霞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育岗支行的储蓄合同关系与建南支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二被告在本案储蓄合同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存款本息的责任；三、原告在本案储蓄合同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和过错，其收到的高息是否合法；四、本院从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询问、讯问笔录证据，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是否能使用。 关于原告与董泽霞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育岗支行的储蓄合同关系与建南支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存款存入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原告和育岗支行均认可双方办理了合法的定期存款业务，后原告为了获取高息按照建南支行范丽曼的指导在建南支行办理重新开卡和开通网银的业务，所以该行为是原告高息存款意思表示的延续，该行为与原告在育岗支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的行为构成了一个整体行为。事实上，原告确实是在建南支行办完利息卡之后才收到120万元高息。原告赵勇并不认识董泽霞，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将巨款借给董泽霞，以换取年利率7%的利息的行为有悖常理。二被告主张原告与董泽霞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将3000万元存款存入被告育岗支行，因此原告与育岗支行的储蓄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原告虽然主观上并没有与建南支行成立电子银行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但客观上原告与建南支行已经成立电子银行服务关系。原告虽然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息才办理存款，但该情形并不影响二被告应当合法的、全面的履行储蓄合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的法定及约定义务。 关于二被告在本案储蓄合同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存款本息的责任的问题； 范丽曼作为建南支行的大堂经理，在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为原告办理开户、开通两张银行卡的网银，且在业务凭证上加盖“现场管理范丽曼”的名章，其行为代表建南支行。即便不属于范丽曼本人的职权范围，也应当由范丽曼主动按照银行内部的分工进行处理。对到银行营业场所来办理业务的普通储户原告来说，其有充分理由相信范丽曼的所说所做即代表建南银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建南支行以范丽曼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金融机构的各类业务有复杂且严格的业务流程、格式化的表格和内容繁杂的合同，理论上每一位客户都应当认真阅读、全面充分理解后再签字，但客观上即便有一定社会经验的顾客也很难在窗口办理业务的时段，对相关资料全部阅读并通过自己的认知进行充分的理解，更何况原告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加之工商银行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享有极高的商业信誉，包括原告在内的客户未必都能对相关资料未进行完整阅读和充分理解。当然，原告不签字业务就无法办理，原告亦无权与银行进行协商修改业务程序，只能被动地听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安排，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指示办理业务。故原告在银行业务凭证上签字的行为更重要的意义是按照银行程序配合办理，而不能仅凭原告的签字即认定原告对业务凭证载明的内容有了充分的理解并承担责任。 至于本案中还有其他事实情况：首先，本案并非独立发生的单个案件，范丽曼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至今，刑事案件中调查的经范丽曼办理网银业务后丢失存款的储户有几十名。其次，虽然范丽曼本人在笔录中并未直接认可其为原告指定密码以及占有U盾的事实，但范丽曼自认因本案收到300万元的好处费，且董泽霞已证明所获得的原告的U盾均由范丽曼提供。第三，董泽霞与原告赵勇互不认识，在本案发生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交往。综合以上事实情节，尽管原告已在领取U盾的制式业务凭证上签字，但是范丽曼指导原告办理业务过程时，将原告赵勇的U盾扣下。因此，银行仅凭业务凭证已不足以证明其完成了向原告交付U盾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合同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银行所举证据并未达到使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本院对银行已向原告交付与银行卡相匹配的U盾的事实不予认定。建南支行在在履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过程中的存在违规操作的严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章程》第十四条“因中国工商银行内部人员违规操作或法律规定银行负有责任的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客户账户资金损失由银行承担相应责任。”原告办理的是定期存款，其资金损失包括本金及定期期间的利息。因存款到期后银行无法兑付存款本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的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建南支行还应当自定期存款到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应付款项逾期付款违约金。 工商银行各支行系其分支机构均可办理各项业务，各支行之间相互认可对方办理的业务。本案中，原告到育岗支行开卡并办理定期存款是前提条件；建南支行开通网银过程中进行违规操作将育岗支行办理了定期存款的银行卡也开通网银是关键；而董泽霞获取原告的网银密码及U盾后，通过网银转款的行为是建南支行违规操作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二被告主张“原告的存款系通过网银渠道转账、只要电子指令正确转账即为合法、银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建南支行的违规操作是导致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故被告建南支行应对原告的本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原告赵勇将3000万元款项存在被告育岗支行，但赵勇在建南支行工作人员范丽曼的误导下开通了网银。该款项是董泽霞通过范丽曼递交U盾，以电子指令的方式转走的，作为存款行的育岗支行，在此次业务中并未侵权，亦未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育岗支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在本案储蓄合同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和过错，其收到的高息是否合法的问题： 原告作为普通储户到银行办理储蓄业务，选择了合法的营业网点、在银行对外工作的时间、有银行正式员工协助其办理，已经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到银行办理存款业务的是原告本人，不论原告本人是什么年龄、学历、知识背景，不论其代表谁办理存款，不论其因何原因来银行办理业务，不论其办理什么类型的业务，与银行建立对应业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都是原告本人，银行应当按照严格规范办理业务，不能因原告个人的特殊情况而改变、减轻或免除银行的合同责任。故，原告在本案储蓄合同、电子银行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和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原告持有的尾号为4531的银行卡上在办理定期存款后三日即收到120万元高息。经查系案外人向原告支付，该款项与3000万元存款有关，应从3000万元存款额中扣除。所以原告在本案中的存款本金为2880万元，自存款之日2014年5月16日至到期日2015年5月16日止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95.04万元（2880万元乘以3.3%乘以一年）。 关于本院从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询问、讯问笔录证据，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是否能使用的问题： 本院调取的范丽曼涉嫌受贿罪等刑事案件的询问、讯问笔录均系与本案事实密切相关的人员在侦查或检察机关所作出的笔录，经本案双方当事人按照证据规则进行质证有利于查明本案事实。经本院调查，查明该刑事案件已于2017年12月20日开庭审理，询问、讯问笔录当庭出示并经各方质证，相关人员均未否认笔录中的内容。虽然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刑事案件尚未作出裁判，但是询问、讯问笔录系案件证据资料，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和证明力均不相同，本案中引用的是该证据本身的内容，而不是经刑事案件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故该询问、讯问笔录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被告主张因刑事案件尚未审结而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观点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赵勇要求被告建南支行承担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合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赵勇支付存款本金2880万元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95.04万元； 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自2015年5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28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违约金； 三、驳回原告赵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7419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负担197000元，由原告赵勇负担41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军霞 审 判 员  史亚宁 代理审判员  张 丽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雷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