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7101行初3479号 原告：李伟，男，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徐燚，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613号。 法定代表人：刘武彬，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泳蔓、李景文，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于娜，女，197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原告李伟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户口本发放行为一案，于2018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燚，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泳蔓、李景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于娜经本院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伟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于娜于2010年4月认识，2013年3月5日登记结婚，但未生育子女，2015年于娜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达成《民事调解书》，确认原告与于娜自愿离婚，该调解书于2015年5月12日生效。同日，原告与于娜通过天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确认：1、广州市天河区归原告所有，因该房屋产生的银行借款由原告承担；2、原告于2016年7月12日前向于娜支付补偿款人民币80万元（2015年7月12日前支付60万元，2016年7月12日前支付20万元），该协议由原告、于娜双方同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非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法院出具（2015）穗天法调确字第109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上述事实，该民事裁定书于当日生效。此后，原告依约于2016年7月12日前向于娜支付完毕补偿金，对于于娜户口仍在上述确认属于原告所有的房产地址问题，在2015年5月12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原告多次要求于娜迁出户口，于娜都予以推脱。2017年2月22日，应于娜要求原告将户口簿送至中山市平安银行贷款中心供于娜贷款买房使用，同日原告与于娜签订《迁出户口协议》，约定：1、于娜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供个人迁出户口申请报告、身份证、计生证明、无房查册证明资料；2、原告负责办理于娜在广州租赁房屋合同、协助于娜将户口迁至街道集体户口；3、若无法迁至街道集体户口，将于娜户口迁到南方人才中心南方人事网等人才中心集体户口，所发生的费用原告与于娜各承担一半；4、双方按照协议约定互相配合，两个月内将于娜户口按协议迁出落到上述其一处集体户中。上述协议签订后，于娜违约仍一直拒不迁出户口，2017年6月27日，于娜再次上门索要户口簿，并谩骂侮辱原告和原告女朋友，原告无奈打110第二次报警。次日原告与于娜一起到天河棠下街道尚景居委会进行调解，居委会出具了调解无效的《证明》。此时于娜向原告提供了其在广州的无房查册证明，也同意在由原告协助她办理广州租房合同手续后就迁出户口至街道。但是在原告为于娜完成了房屋租赁并缴纳租赁税后，于娜再次拒绝做租房合同鉴定手续，拒不履行上述协议（在此过程中，原告曾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向被告所属的棠下派出所调查2017年2月19日、6月27日两次报警所做的笔录、录像取证等。但法院调查后确认原告此两次报警，被告所属的棠下派出所均没有做任何的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以及笔录）。鉴于此，原告依法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06民初19233号］，要求确认于娜已经构成违约并支付补偿金，该案于2017年10月9日开庭审理，在开庭时于娜向法官说明其已经自行在被告下属天河区公安局办证中心办理了新的单独的户口本（当庭出具该户口本），于娜当时与原告签署的调解证明以及天河棠下街道尚景居委会出具的调解无效《证明》等就是为单独取得户口本所做的准备工作。此外，于娜在庭上要求原告支付5万元其才同意迁出户口。此时原告才意识到被于娜欺骗了，于娜在向被告下属部门咨询后采取了上述行动，最终于娜在被告下属的天河区公安局办证中心配合下单独办理了户口本。原告和于娜在天河棠下街道尚景居委会签署的《调解证明》中明确提到“李伟根据双方签订的《迁出户口协议》不予提供户口薄原件”。此后该案经法院判决，确认双方签署的《迁出户口协议》合法有效，于娜已经构成违约，但无需经济补偿。综上所述，于娜已经与原告离婚，已经失去了本案落户地址的居住权，被告及其下属派出所、户籍部门在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且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听信于娜的一面之词，而为其办理了单独的户口本，违反了广州市公安局公布的《办理市区内户口迁移的须知》规定；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给第三人于娜发放户籍地址为原告所有的广州市天河区的单人单页户口本的行政行为。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辩称，一、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期限。2017年10月9日，原告已经知道我分局向第三人于娜制发户口本，直到2018年7月12日原告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因此，原告应当最晚不能超过2018年4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以上事实有书证等证据证实。二、我分局向第三人制发户口簿行为符合相关文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对因家庭矛盾导致户内成员无法使用本居民户口簿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O09]459号的规定：为保障公民依法使用居民户口簿的权利，对于立为一户的家庭，其户主或家庭成员一方因家庭内部矛盾不愿将本户居民户口簿交与其他家庭成员使用、以致该家庭成员无法办理个人相关事务。且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说服无效的，公安派出所可凭该家庭成员的书面申请以及相关证明，为其制发仅含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的居民户口簿……本案中，公安机关根据社区提供的《调解证明》、《证明》以及于娜提供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在原告经说服无效的情况下，于娜通过申请，具备合理理由，公安机关为于娜制发户口簿符合规定。以上事实有书证等证据证实。三、我分局发放户口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对原告产主权利义务关系。户口薄作为是公民依法履行常住户口登记义务的凭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法律效力。因此，户口簿所登记的成员有权取得该证明，该证明的取得不会对其他成员造成影响。综上所述，我局向第三人制发户口簿的行为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于娜没有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据广州市公安局海幢派出所2011年4月2日签发的户口簿显示：户别居民户口家庭户，户主姓名李伟，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该户口簿中由广州市公安局棠下派出所制发，登记日期为2013年3月6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户号：145015476）载明：姓名李伟，系该户户主；广州市公安局棠下派出所2013年6月17日制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户号：145015476）载明：姓名于娜，与户主关系非亲属等。 2015年5月12日，原告李伟与第三人于娜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广州市天河区归李伟所有，李伟向于娜支付相应补偿款等。2017年2月22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迁出户口协议，约定二个月内将于娜户口按协议迁出等。2018年5月28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6民初19233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迁出户口协议合法有效，于娜未依约将户口迁出构成违约，应向李伟承担违约责任，但李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于娜未迁出户口给其造成实际损失，故对于李伟要求于娜支付违约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李伟的诉讼请求。 2017年6月28日，第三人向棠下派出所填写申请表称出售其名下房产需要户口本，但前夫不予配合不给使用，故申请制发户口本，被告经审查，于2017年6月28日向第三人制发单人单页户口本，其中载明：户主姓名李伟，户号145015476，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姓名于娜，与户主关系非亲属，婚姻状况离婚等，该单人单页户口本载明的内容与前述原户口簿一致。原告对被告核发该户口本行为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92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书、（2015）穗天法调确字第109号民事裁定书、生效证明、迁出户口协议、（2017）粤0106民初19233号民事判决书、申请表及申请资料、单人单页户口本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依第三人的申请向其制发本案单人单页户口本，该户口本的内容与原告持有的原户口簿内容相一致，并未为相关人员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因此，被告制发本案户口本的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本次起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伟的起诉。 原告预付的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书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