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237民初1949号原告：陶梓瑜，男，201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告暨法定代理人：陶家兴，男，1992年6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告暨法定代理人：郭雨鸣，女，199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晏平（特别授权），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住所地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高唐街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37451891762U。法定代表人：陶毅，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宗天（一般授权），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安琼（一般授权），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与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准许原告申请对被告在对郭雨鸣的诊疗过程中有无过错，诊疗行为与陶梓瑜错误出生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等事项进行鉴定。鉴定结束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梓瑜、原告暨原告陶梓瑜的法定代理人陶家兴、郭雨鸣和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晏平，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宗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后续治疗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住院期间生活费、后续护理依赖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约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在开庭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6672.68元、交通费6062元(包括后续治疗的四次手术交通费2800元)、食宿费1000元、后续治疗费280000元、鉴定费11000元、四次手术护理费48000元、精神损失费80000元，以上费用合计432734.6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陶梓瑜的母亲郭雨鸣在2017年9月14日，即怀孕16周时就到被告单位做妊娠检查，该次检查只对胎儿的大小进行了评估。2017年10月13日，即怀孕20周时，原告陶梓瑜的母亲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第二次产前检查，检查结果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2017年11月24日，即怀孕26周时，原告陶梓瑜的母亲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第三次产前检查，这次检查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2018年1月9日，即怀孕32周时，原告陶梓瑜的母亲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第四次产前检查，这次检查还是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2018年2月12日，即怀孕35周时，原告陶梓瑜的母亲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第六次产前检查，这次被告用的是刚刚购买的西门子X300型号的彩超，但还是显示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2018年3月1日，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待产，并作了分娩前彩超检查，显示心脏正常，2018年3月3日，郭雨鸣在被告单位通过剖腹分娩出原告陶梓瑜。原告住院7天出院后，出现嘴唇发绀，呼吸急促，体重不增。2018年4月8日，原告到被告单位做儿保时，医生考虑到原告有先天性心脏病，建议原告到上级医院检查。2018年4月9日，原告的父母带原告陶梓瑜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彩超检查，诊断原告为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II）、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三尖瓣及主动脉瓣返流（轻度）、侧支血管形成，确认原告是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需要分期手术治疗。综上，原告的父母相信被告是专业的妇幼保健医院，所以八次产前检查都是在被告单位进行的，被告在彩超检查单上也明确说明了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而单心室的四腔心切面是异常的，如果被告按照四腔心切面观察的十个方面的内容认真观察，肯定是会发现原告的四腔心切面是不正常的。如果在产前检查时检查出原告是单心室，原告的父母肯定会终止妊娠。众所周知，原告这么严重的心脏病，今后面临的是无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长期要靠医药维持生命，这不仅是父母的负担，更是社会的负担。由此可见，对原告的误诊是由于被告单位医生工作草率、敷衍造成的，故被告单位有重大过错，应该赔偿原告因此而增加的一切费用。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辩称：一、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医院不存在过错。原告郭雨鸣分别于2017年9月14日、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1月24日、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1日在我院行产前一、二级超声检查，均未发现异常结构，其出生情况与产前超声诊断结果基本符合。2018年4月9日原告陶梓瑜心脏检查为单心室等畸形。从常理来看，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与原告郭雨鸣及陶梓瑜自身疾病因素有关，根本原因是自身疾病的因素造成的，故原告陶梓瑜的心脏畸形是先天造成的，并非医院诊疗行为所造成的。在超声检查过程中，由于检查仪器分辨率的高低、胎儿在母体的位置姿势、母体的肥胖程度、羊水多少等都可以影响异常情况的检出率，不同妊娠期胎儿是一个动态的发育过程。中孕晚期及晚孕期由于胎儿骨骼声影的影响，观察胎儿解剖结构较差，加之此前已经不是筛查胎儿畸形的最佳时期。我院是做的二级超声，是严格按照卫生部的指南的要求做的，当时四腔心可见。二、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先天性心脏病的产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不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性畸形而非医院的诊疗行为所致，不是医院使用药物，接触X射线或接生过程中违反诊疗规范造成。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先天性心脏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不构成侵权，不应对其先天性心脏病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反倒是原告的救命恩人，正是被告尽职尽责的工作，帮助原告陶梓瑜来到这个世界。三、被告医院为二级妇幼保健院，原告陶梓瑜患先天性心脏病不是致命性畸形，不属于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的6种必检的胎儿致死性畸形之一，我院无法在B超检查中诊断出原告的先天性心脏病，陶梓瑜患先天性心脏病不在我院作二级超声检查范围内。根据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相关超声中产前诊断技术规范要求，根据目前超声技术水平，妊娠中、晚期妊娠胎儿超声检查的标准规定：致命性畸形包括无脑儿、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胸腹壁缺失内脏外翻、单心室、致命性软骨病发育不全。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并不在必须诊断的范围，该规定也没有对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要求。该文件还特别注明：超声检查胎儿解剖结构时，因胎位、羊水少、母体因素的影响，超声检查并不能很好地显示这些结构，原告郭雨鸣在怀孕24周时所做的B超检查就是二级检查。一般情况下这项检查的畸形检出率最高。被告的医疗行为严格遵守了这些行业技术操作规范。四、B超检查是对孕妇产前胎儿状况的一个辅助检查手段，诊断准确率不可能达到100%。B超的影像是通过反射成像，不是穿透成像。由于胎儿的生存环境、宫内羊水多少、胎位情况以及胎儿在体内活动情况都会影响检查效果，有些部位超声波反射不到，B超医生也就很可能看不到胎儿的四腔心。随着妊娠期的增加，胎儿逐渐长大，位置相对固定，羊水量也减少，对胎儿的观察受限。同时受现有医学条件限制，目前超声检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超声诊断结果受仪器分辨率、孕妇形体、胎盘位置、胎儿体位、羊水量等诸多因素影响，所以胎儿肌肉骨骼系统畸形的检出率仅有23%-55%,四腔心的畸形检出率更低。也正因为如此，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才没有把先天性心脏病放在超声必须检查的范围内。五、被告没有必要为原告作进一步的产前诊断。原告在起诉称，如果被告按照四腔心切面观察的十个方面的内容认真观察，肯定是会发现原告的四腔心切面是不正常的。被告认为：卫生部关于印发《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中的附件6《超声产前诊断技术规范》第三条规定：超声产前诊断应诊断的严重畸形：根据目前超声技术水平，妊娠16周-24周应诊断的致命畸形包括无脑儿、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单腔心、致命性软骨发育不全等。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并不在必须诊断的范围。原告郭雨鸣要检查四腔心是否正常应该去做系统的超声检查。在现阶段，这种产前诊断只能是X光检查和染色体检查。由于X光检查对胎儿的发育有一定影响，只有当B超检查发现可疑畸形时，为了进一步确诊，才可以进行。染色体检查也是在B超检出可疑畸形时才需要做。而当时的B超检查结果仅是“显示心脏正常”，并无可疑畸形。由于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的胎儿发病率仅为万分之一，因此，当时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产前诊断。六、被告的医生已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尽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2018年3月3日的超声显示：显示胎儿心脏正常，被告单位的医生当时口头告知郭雨鸣建议到上级医院去做系统、全面的超声检查，只是没有书面告知。另外，根据我国优生优育的相关法律规定，这类终止妊娠手术必须得到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原告陶梓瑜先天性心脏病畸形是否属于批准范围值得商榷。七、被告没有义务向原告父母提出终止妊娠的意见。《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细则》相关配套文件附件2《产科超声检查技术指南（试行）》规定：妊娠18-24周应诊断的致命畸形包括无脑儿、严重的脑膨出、严重的开放性脊柱裂、严重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单腔心、致命性软骨发育不全。临床对于出现这六大严重畸形时，医师才应当向产妇提出终止妊娠的意见。而原告的陶梓瑜先天性心脏病并不属于这六大畸形的范围，所以被告的医生没有向原告父母提出终止妊娠意见的义务。八、被告未侵犯原告的任何权利，不应对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退一万步讲，假设被告有义务诊断出原告的陶梓瑜先天性心脏病但没有诊断出，或被告诊断出原告陶梓瑜先天性心脏病且应当建议其父母终止妊娠但没有建议，就算这两种情况出现，被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权利，侵犯的也只是原告父母的优生优育选择权。只要原告的陶梓瑜先天性心脏病不是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的过错与原告陶梓瑜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实质性影响，被告即便要承担责任也只能承担次要责任。九、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被告认为本案原告郭雨鸣母体检查和分娩缺陷儿的费用不在赔偿范围之内。（2）关于后续费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或者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确定必要的后续治疗费，我们认为后续治疗费过高。四次的手术护理费48000元，我们认为均应该包含在后续治疗费之中，不应该重复计算。（3）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营养费均包含在渝东司鉴中心【2018】第804号鉴定书中的后续治疗费用中。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护理依赖费应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或者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确定必要的护理费。（4）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应提供实名票据据实结算，有关票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交通费主张过高，在重庆去检查的交通费我们认可，人数只能2人，后面2018年8月16日去重庆预约手术可以在网上预约手术，后续手术交通费暂时定不下来，我们认为巫山到重庆的大巴车138元/人，往返276元，2个人去的话也只能是往返552元。食宿费不认可。（5）关于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均不应赔偿。因为陶梓瑜出生至今才5个月，身体各系统未发育完善，先天性疾病未治疗终结，目前没有评定残疾，故不能主张残疾赔偿金。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论子女健康还是残疾，父母均有抚养义务，父母本来的愿望是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而非不养育孩子，并且父母养育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同样能享受到亲情与快乐，从维护伦理和子女的尊严的角度不应将父母承担一般抚养费的义务转嫁给他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故在本案中不应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述九项诉讼请求都是必须建立在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上面的阐述，可知这个基础并不存在。被告无任何侵权行为，因而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的先天性心脏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被告也没有任何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均是依法律规定及行业规范所实施的，是合法的医疗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陶梓瑜系原告陶家兴和原告郭雨鸣的儿子。原告郭雨鸣在怀孕后，于2017年9月14日到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做妊娠检查，该次检查只对胎儿的大小进行了评估，胎儿大小相当于16+2周。2017年10月13日，原告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产前检查，超声所见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估测胎儿约20+4周孕。2017年11月24日，原告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产前检查，超声所见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估测胎儿约26+4周孕、体重约947g。2018年1月9日，原告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产前检查，超声所见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估测胎儿约32+3周孕、体重约1992g+/-299g。2018年2月12日，原告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做产前检查，超声所见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估测胎儿约35+1周孕、体重约2785g+/-419g。2018年3月1日，原告郭雨鸣到被告单位待产，并作了分娩前彩超检查，超声所见胎儿的四腔心切面可见，估测胎儿孕周约37+3周、体重约3373g+/-506g。原告郭雨鸣分别于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1月24日、2018年1月9日、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1日到被告单位做产前检查的彩超检查报告单均附注：本次超声检查为二级产前超声检查，主要对胎儿大小进行评估及卫生部规定的六大类严重畸形进行筛查，只检查报告中“超声描述”的内容，没有描述的胎儿结构不在检查范围内。2018年3月3日，原告郭雨鸣在被告单位通过剖腹分娩出原告陶梓瑜，并于2018年3月7日出院，花去医疗费4847.50元，医保报2206.02元,实际花去医疗费2641.48元。2018年4月9日，原告陶梓瑜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查，诊断：原告陶梓瑜为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II）、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三尖瓣及主动脉瓣返流（轻度）、侧支血管形成、左心舒张功能未见异常，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2018年4月16日，原告陶梓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检查，其门诊诊疗证记载该病需分期手术约3-4期，一期手术需6-7万元左右。2018年6月19日至6月20日，原告陶梓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检查。2018年8月16日，原告陶梓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检查。原告提交的原告陶梓瑜、郭雨鸣的医疗费票据共计6672.68元。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共计1045元。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25日出具渝东司鉴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804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载明：“根据委托单位的送检材料及医患双方的陈述，并专家会诊意见，综合分析如下:(一)关于被鉴定人陶梓瑜的残疾等级、后续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进行评定。1、被鉴定人陶梓瑜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彩超检查提示：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Ⅱ），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等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目前检查其生长缓慢，外周皮肤、指甲、口唇紫绀明显，呼吸急促。鉴于陶梓瑜出生至今才4个月，其身体各系统尚未发育完善，先天性疾病治疗未终结，目前不具备残疾程度及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的时机，建议4周岁后进行鉴定。2、被鉴定人陶梓瑜因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Ⅱ），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等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根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诊疗证医嘱“该病需分期手术约3-4期，一期手术需6-7万元”，或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二）医疗过错责任技术鉴定。1、医方未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没有按规定指导孕妇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医方为二级专科医院，可以进行一二级产科超声检查和产前筛查。《孕期保健指南2014版》指出，孕妇应于18至24周行产科系统超声检查，排查宫内胎儿相关畸形。该院为非产前诊断技术单位，虽有相应设施设备，作为产前筛查单位应告知孕妇到具备相应资格的医院进行产科系统超声检查。根据现有资料显示，缺乏相应告知记录，存在告知不到位的医疗瑕疵或过失。2、医方产前超声检查不符合医疗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存在医疗过失。根据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相关超声中产前诊断技术规范要求，根据目前超声技术水平，妊娠16周-24周应诊断的致命性畸形包括无脑儿、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单腔心、致命性软骨发育不全。该患儿生1月后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查，彩超提示：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Ⅱ），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等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虽不是致命性畸形，不属于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的6种必检的胎儿致死性畸形之一，但仍然属于严重的先天畸形，在超声四腔心切面下容易发现，而医方报告单明确四腔心显示而未发现，不排除医方仪器设备和超声学诊断技术上存在缺陷，导致孕妇及其家属丧失或错过了最佳选择机会（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或者终止妊娠），导致该患儿在患有严重先天畸形的情况下不当出生。（备注：所谓单腔心是指房间隔和室间隔均未发育，心脏只有心房和心室两个心腔，心房通过共同房室瓣与单心室腔相连接）。3、被鉴定人陶梓瑜发生单心室（B型），肺动脉闭锁，房间隔缺损（Ⅱ），动脉导管未闭，大动脉异位等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系其自身先天疾病所致，非医方医疗行为直接致畸，且医方为二级妇幼保健院，为产前筛查医院，无产前技术诊断资质，只能进行一二级产科超声检查，设备、技术及相关经验相对不足，故医方对胎儿在产前未能作出正确诊断，与医院客观条件有关。综上所述，被鉴定人陶梓瑜在患有严重先天畸形的情况下不当出生的后果系巫山县妇幼保健院在对孕妇郭雨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缺陷或过错和产妇郭雨鸣及陶梓瑜自身疾病因素共同所致，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照重庆市司法鉴定协会渝鉴协（2016）10号《重庆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试行）》第二十一条（二）款之规定，其医疗过错考虑为主要因素。”该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陶梓瑜所患先天性心脏病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查就诊，其门诊诊疗证医嘱“该病需分期手术约3-4期，一期手术需6-7万元”，或以实际发生额为准。2、被鉴定人陶梓瑜出生至今才4个月，身体各系统未发育完善，先天性疾病未治疗终结，目前不具备残疾程度及护理依赖程度评定时机，建议4周岁后进行鉴定。3、巫山县妇幼保健院在对孕妇郭雨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缺陷或过错，与被鉴定人陶梓瑜在患有严重先天畸形的情况下不当出生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医疗过错考虑为主要因素。”原告花去鉴定费11000元，原告向被告借支11000元。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同意原告陶梓瑜的后续治疗的分期手术为3.5期，每期手术需6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郭雨鸣与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之间存在医患关系。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其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陶梓瑜所患先天性心脏病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查就诊，其门诊诊疗证医嘱“该病需分期手术约3-4期，一期手术需6-7万元”，或以实际发生额为准。2、被鉴定人陶梓瑜出生至今才4个月，身体各系统未发育完善，先天性疾病未治疗终结，目前不具备残疾程度及护理依赖程度评定时机，建议4周岁后进行鉴定。3、巫山县妇幼保健院在对孕妇郭雨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缺陷或过错，与被鉴定人陶梓瑜在患有严重先天畸形的情况下不当出生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医疗过错考虑为主要因素。”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反驳，因此，本院以该鉴定意见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依照过错责任原则，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失的，过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确认原告的损失为：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6672.68元，被告在质证时认为其中原告郭雨鸣分娩的医疗费2641.48元不应在赔偿范围，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确认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为6672.68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已发生的交通费3262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原告已发生的交通费为3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食宿费100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原告已发生的住宿费为9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原、被告同意原告陶梓瑜的后续治疗的分期手术为3.5期，每期手术需65000元，确认后续治疗费为227500元（3.5期×65000元/期）；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原告陶梓瑜在患有严重先天畸形的情况下不当出生，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医疗过错考虑为主要因素，客观上给原告陶家兴、郭雨鸣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被告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结合案情，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中的护理费、交通费等其他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解决。结合鉴定意见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告应赔偿142843.60元[（医疗费6672.68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900元+后续治疗费227500元）×60%]，但原告在被告处借支的11000元应从中品除。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后续治疗费共计142843.60元（原告在被告处借支的11000元应从中品除）；二、由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陶梓瑜、陶家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4元，减半收取1282元，由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负担700元，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担582元；鉴定费11000元，由原告陶梓瑜、陶家兴、郭雨鸣负担4400元，被告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担6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万州区百安大道506号，邮编404020）。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祁 霖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毛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