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5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晓东，男，汉族，1969年2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代理人：周根兴，江苏正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斌，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地下**和地上**。 负责人:冯勍聘，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伟、席永鸿，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晓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晓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根兴、张斌，被上诉人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晓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认定彭晓东与建行杭州钱江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3、改判建行杭州钱江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本案事实认定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1、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中提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12号判决，认定的内容也是来自于该刑事判决书，但是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审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二审中都没有审理涉及彭晓东1000万元的存款，并没有就该1000万存款的犯罪行为进行审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确定的24笔存款中也不包括彭晓东的1000万元存款。因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12号判决书与本案并无关系，一审判决中引用与本案没有关系的刑事判决书系张冠李戴的行为。2、一审判决认为，“彭晓东联络出借资金公司，从提供资金的公司等关联情况看，彭晓东应知晓卢国民等人的违法行为。”彭晓东称其存入的资金不是来源于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大部分是自己的钱，其余部分是向朋友借的钱，根本不存在“出借资金公司”和“提供资金的公司”的情况。3、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中提到“钱文峰在苏州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供述：彭晓东是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的，之前彭晓东自己筹集了1000万元给我操作，利息已支付240万元，本金还没还，所以我先将这笔钱的部分本金375万元给了他，11月21日又给了他45万元。”彭晓东声称其并不是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另一方面，钱文峰、卢国民等人的诈骗犯罪行为被发现后，陶履芝和范本玉首先向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报了案，但不包括彭晓东的1000万元，随后彭晓东也向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报了案。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对彭晓东1000万元的案件进行了调查，但是，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钱文峰、卢国民等人的刑事犯罪审理中并没有对彭晓东的这笔1000万元存款案件进行审理，因此，钱文峰在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的供述内容并没有得到刑事判决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将犯罪分子的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做法不妥。二、一审判决对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将储蓄存款合同变更为金融服务合同的请求只字未提，违反了法律规定。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在本案起诉时请求确认的是存款合同无效，而在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则改变了主张，认为双方签订的是金融服务合同，而且认为合同是有效的。2018年4月10日本案庭审时，彭晓东的代理人特意询问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的代理人案涉合同的性质，建行杭州钱江支行代理人当庭明确表示双方的合同关系是金融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合同与本案的合同是同一份合同，而且在姑苏区法院审理时建行杭州钱江支行没有表示合同是无效的，这意味着建行杭州钱江支行改变了其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一审判决理应对此进行认真审核并依法作出认定。但是，一审判决对此却只字未提。三、一审判决认定彭晓东的存款行为无效与事实不符。1、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中写道“彭晓东联络出借资金公司，从提供资金的公司等关联情况看，彭晓东应知晓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涉及诈骗的团伙所从事的违法行为。彭晓东与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涉及诈骗的团伙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虚表示。”彭晓东存入的1000万元是其自己及亲属的资金，与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提供资金的公司”，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从提供资金的公司等关联情况看”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从该前提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即“彭晓东应知晓卢国民等的违法行为”也是不成立的。2、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道“彭晓东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存款的目的也是为了非法获取高额利息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俞建水与工行上海鞍山路支行、杨浦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明确指出：“俞建水虽然受案外人虚构的高额报酬所引诱而去工行鞍山路支行开户、存款，但只要工行鞍山路支行与俞建水均按照规定的开户流程办理开户业务，案外人徐某就无法获取与俞建水账户相关联的U盾，更无法在俞建水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其账户将资金转至其他人的账户。故俞建水的存款目的与存款被骗取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且存款后，俞建水亦始终妥善保管存折，显然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俞建水与工行鞍山路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在本案中，虽然彭晓东存款是为了获取高额报酬，但彭晓东在存款前已修改了初始密码，存款后也妥善保管了银行存折，已尽到了存款人应尽义务。由于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员工程钢与卢国民等犯罪分子勾结，在彭晓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开通了网银，致使银行存款被非法转走。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案原则，彭晓东与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3、彭晓东从钱文峰处拿回部分资金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一审判决在本院查明中写道“如彭晓东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处为正常存款，不存在还在银行存款状态从中介处拿回本金之情形。”彭晓东在被银行无理拒绝取款的情况下，无奈找到钱文峰要求协助其到银行催款。钱文峰担心犯罪事实败露，才拿出一部分钱交给彭晓东。彭晓东认为认定合同是否有效，应该从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正面论述，而不能用“如果怎么样，不存在怎么样”的倒推论述，否则得出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综上，彭晓东认为一审判决是不公正的错误判决，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维护彭晓东的合法权益。 建行杭州钱江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存在彭晓东所陈述的内容，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坚持认为合同无效的事实。 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建行杭州钱江支行与彭晓东于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存款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卢国民因急需资金与从事资金中介的钱文峰相识，卢国民、郑勋与钱文峰商定，钱文峰将资金存入浙江的建设银行，三个月内不查询、不挂失、不支取，三个月后卢国民、郑勋将本金及活期利息一起打入存款账户，并额外向钱文峰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钱文峰遂向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本玉、财务经理陶履芝介绍所谓的银行高息存款业务，提出只要将资金存入在浙江的建设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中，并在规定期限内不查询、不转账、不支取即可获取年利率20%-24%的高额利息。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间，范本玉、陶履芝等人通过向苏州诚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苏州爱普电器有限公司、苏州诚河清洁设备有限公司、金日清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借款所得资金共计77800.7974万元以范本玉、陶履芝等人名义分24次存入建设银行账户。2011年3月10日，彭晓东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开设个人存款账户并存入1000万元，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作案团伙在获取彭晓东开户时的账户初始密码、代开网银的方式将存款从账户上转出。 另查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12号判决卢国民、郑勋、钱文峰诈骗罪，其中钱文峰在苏州市公安局讯问笔录中供述：彭晓东是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的，之前彭晓东自己筹集了1000万元给我操作，利息已支付240万元，本金还没还，所以我先将这笔钱的部分本金375万元给了他，11月21日又给了他45万元。 并查明，案外人苏州诚河置业有限公司、苏州爱普电器有限公司、金日清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苏州诚河清洁设备有限公司、苏州诚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卞庄。 一审法院认为，彭晓东以个人筹资的方式办理存款手续，根据查明事实，彭晓东联络出借资金公司，从提供资金的公司等关联情况看，彭晓东应当知晓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涉及诈骗的团伙所从事的违法行为，彭晓东到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存款的目的也是为了非法获取高额利息回报。是否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取决于受害相对人是否明知，本案中，彭晓东到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处存款的行为并非为正当存款。一审法院查明，彭晓东存在从钱文峰处取回资金及收取回报之情形，如彭晓东到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处为正常存款，不存在还在银行存款状态从中介处拿回本金之情形，从案件整体情况分析，彭晓东与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涉及诈骗的团伙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虚表示，不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故彭晓东到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处存款的行为应认定无效，至于彭晓东的存款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过错赔偿问题及过错大小问题，一审法院不作审理，可另行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对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的诉请予以支持。2018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判决确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与彭晓东于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存款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彭晓东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一种事实判断，后者则是一种法律评价。在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成立时，主要考察是否存在当事人以及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表示；在判断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时，需要考察是否存在适格的当事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法律行为成立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法律行为的成立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条件，然而，法律行为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法律行为必然生效。在本案中，彭晓东向建行杭州钱江支行申请开立活期储蓄账户时填写《储蓄开户/个人电子银行服务申请书》，并由其本人签字确认，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审查确认且同意为其开立活期储蓄账户，彭晓东与建行杭州钱江支行之间形成了包括要约、承诺在内的完整意思表示，二者之间订立的储蓄存款合同依法成立。另一方面，根据生效的（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表明，卢国民、郑勋、钱文峰等犯罪分子采取欺骗手段使彭晓东将资金存入建行杭州钱江支行，骗取彭晓东账户号、身份证号、存款账户初始密码，私自开通存款账户网银并领取U盾后冒充彭晓东身份进入其银行账户，并将账户内资金转出。彭晓东开立活期储蓄账户并存入款项是受犯罪分子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诱骗所为，彭晓东在建行杭州钱江支行存入款项时以获取高利为目的，明知款项需固定相应期限，故不以订立活期储蓄存款合同为目的，是犯罪事实中的一个环节，案涉储蓄存款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储蓄存款合同应属无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彭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