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26行初234号原告黎平县平寨乡格湾村二组。诉讼代表人姚茂锦，组长。委托代理人姚茂贵。原告黎平县平寨乡格湾村三组。诉讼代表人吴开军，组长。原告黎平县平寨乡格湾村四组。诉讼代表人杨通会，组长。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汉杰，贵州黔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石国斌，贵州黔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肖凯旋，县长。委托代理人谭甫辉，黎平县营林管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顾崇罡，贵州全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黎平县平寨乡纪迫村九组。诉讼代表人姜绍木，组长。第三人江恒，男。第三人黄绍先，男。第三人姜昌学，男。第三人姜必中（林权证：姜必忠），男。第三人姜仁中（林权证：姜仁忠），男。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永豪，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姜昌宏，男。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不服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姜恒等5户的《林权证》，于2018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7月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1日和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诉讼代表人姚茂锦、吴开军、杨通会及格湾村二组委托代理人姚茂贵、石国斌，格湾村三、四组委托代理人杜汉杰、石国斌，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谭甫辉、顾崇罡，第三人纪迫村九组诉讼代表人姜绍木及第三人姜恒等5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永豪、姜昌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8日向姜恒等5户颁发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登记地名“龙尾巴”，小班00849号，面积6.90亩，主要树种杉木，林地所有权人纪迫村九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及林木使用权人姜恒等5户。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诉称：1952年土地改革分田地山林，从顿路坳上至龙大坳以倒水为界划给岑优寨所有，其中包括争议的“岑留山”一带山林土地，面积约1000亩，四至以坐山为向：上抵界，下抵溪，左抵公社山，右抵随溪到龙大坳。1966年平寨公社向原告颁发平林字第65号《山林管理执照》，明确“岑留山”归原告所有，1983年11月15日，黎平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黎林权字第7至12号《山林权所有证》及黎林管字第10号、11号《集体山林管理证》，也将“岑留山”明确给原告所有，1989年平寨乡人民政府和格湾村村民与原告签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明确“岑留山”一带的山林权属归原告，据此，原告于1990年将“岑留山”发包给岑优民族中青年协会营造杉木林，现尚有部分林木为据。“林业三定”时期，原告与第三人为“岑留山”一带山林土地权属发生争议，经平寨公社协商调解无效，1983年11月13日平寨公社作出《关于岑优寨和冉劝寨山林山界纠纷裁决书》，裁决争议山林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于1983年11月19日向尚重区公所提出申诉，但至今一直得不到处理结果。2008年林改期间，第三人私自将“岑留山”划分填入其农户林权证申请表中，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导致纪迫村九组姜恒等5户持有被告为其颁发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中“龙尾巴”00849号林地属“岑留山”范围内的林地。被告的颁证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的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中“龙尾巴”00849号宗地的林权登记。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尚重镇务弄村民委员会和顿路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杨冉兴等人的证言，证明土改原告隶属尚重镇务弄二村所管辖，原告所有山林田地是在务弄二村参加土改，1957年将原告及其山林田地全部划归平寨公社“明亮大队”管辖；2、平林字第65号《山林管理执照》，证明1966年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将“岑留山”上平界，下平溪，左岑流塝坳，右大优冲，登记归原告所有；3、黎林权字第7-12号《山林权所有证存根》，证明登记“岑留榜头荒”为原告二队所有，“岑留田外坎柴”为原告四组所有；4、黎林管字第10号《集体山权管理证存根》，证明登记“岑留榜脚”为原告二组、三组所有，管理者为杨正林；5、黎林管字第11号《集体山权管理证存根》，证明登记“岑留榜头”为原告二组、三组所有，管理者为杨再斌；6、《关于岑留山区域内林权证发放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证明被告颁发林权证权属未明，颁证依据错误，程序违法；7、2009年12月16日调处费收据、黎调办立案通字（2015）3号立案通知书存根，证明黎平县调处办已受理“岑留山”的纠纷，但是没有最终的结果；8、控告书、黎平县尚重镇人民政府证明，证明原告不服“83裁决”已于1983年11月19日向尚重区公所申诉；9、杨秀文证言，证明尚重区公所当年已受理原告的申诉，曾多次组织调解，但第三人均不赴案，至今未裁；10、石科昌证言，证明平寨公社在“林业三定”时期以1966年的《山林管理执照》为依据，原告所持《山林管理执照》是经石科昌审核，并在剩余空格批注“以下无文”；11、1989年《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6份、1990年《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证明原告依据《山林权所有证》分包争议山并进行管理；12、第二次开庭提交黎林权字第7-12号《山林权所有证》和黎林权字第1-6号《山林权所有证》，证明“岑留榜头荒”和“岑留榜脚柴”为原告所有。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岑留山”一带山林权属，在土改和四固定时期，原告和第三人均没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管理、使用的证照。1966年社教运动时期，双方均持有“岑留山”《山林管理执照》，但原告持有的《山林管理执照》没有能够管理“岑留山”全部林地范围，此时证据出现登记权属矛盾冲突。1983年双方为“岑留山”权属发生争议，原平寨公社作出确权裁决，明确“岑留山”一带山林权属归冉劝寨（即纪迫村九组）所有，由此得知小地名“龙尾巴”00849号宗地属于纪迫村九组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姜恒等5户享有。双方争议的“岑留山”一带山林权属于1983年确权后，原告诉称持有的《山林权所有证》和《集体山权管理证》就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山权属的依据。第三人持有黎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和“83裁决”，林改期间，本府依照法定程序给予第三人颁发《林权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颁证行为至今已九年，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黎平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岑留山”一带山林林权登记现状表、“岑留山”一带山林林权登记现状图，证明“岑留山”一带山林林权登记的现状；2、《黎平县平寨乡格湾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审批表，证明原告所在格湾村于2008年至2009年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3、格湾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外业勘界图，证明原告在林改期间并未申请“岑留山”一带的林权登记；4、黎林权字第55号《山林所有权证》，证明登记的“屋背”在“岑留山”一带山林范围内，属纪迫村九组所有；5、黎林权字第56号《山林所有权证》，证明登记的“龙疗榜脚”、“寨脚”、“地老榜”在“岑留山”一带山林范围内，属纪迫村九组所有；6、《关于岑优寨和冉劝寨山林山界纠纷裁决书》，证明1983年11月13日中共平寨公社委员会和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裁决双方以平归流溪为界，岑留山以坐山为主，左抵公社山，右随溪到龙大坳，下平溪，上平界的山林权归冉劝寨所有；7、《黎平县平寨乡纪迫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方案审批表，证明2008年纪迫村依据林改政策，结合本村村民意愿制定村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8、山林权属现状登记一榜公示表，证明涉案山林权属现状实施摸底调查并在当地进行第一榜公示；9、林权登记公示表第二榜，证明涉案山林权属经过第二榜公示；10、林权登记公示表第三榜，证明涉案林地经实地勘查、审核在当地进行三榜公示；11、林权登记申请材料，证明第三人的林权登记已依法进行确权勘界并逐级审批，颁证程序合法；12、（2015)黔东行初字第289号行政判决书、2015年7月14日《山场勘察笔录》、《关于要求调处“岑留山”一带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7月14日已知道第三人在2009年取得了“岑留山”的林权证，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3、平寨乡纪迫村九组和岑优寨“岑留山”一带对证勾图示意图，证明黎平县调处办于2017年12月20号组织争议双方到山场各自指认其山证四至情况。第三人纪迫村九组及姜恒等5户共同述称，原告所称的“岑留山”，就是第三人所称冉劝寨周围的一大片山林，该山土改属纪迫村所有，并具体明确归一、二、三队所有。1965年至1966年社教运动中，该山仍明确三个队所有，其中寨子以下是一队山，寨子左边是二队山，寨子以上是三队山，三队的《山林管理执照》保存至今，一、二队《山林管理执照》在1993年被寨火烧毁。因该片山林田土距纪迫大寨太远，为便于耕种管理，1966年公社党委发动三队迁居冉劝，成立第九队，周围山林田土全部调整给九队所有。“林业三定”时期，根据中央“稳定山权”以历史权属为依据的政策，给九队颁发了55号、56号《山林权所有证》和1-17号《自留山证》，《自留山证》所涉及的20多个小地名，全部在1966年一、二、三队的冉劝周围一带山林范围内。1983年双方因该山权属引发纠纷，平寨乡人民政府作出“83裁决”，将“冉劝”周围山林裁决归第三人所有。2008年林改时，县政府依据“林业三定”确权范围，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合法。原告于2015年请求撤销“83裁决”被黎平县人民政府及省、州两法院依法驳回，现又起诉撤销颁证，其诉求纯属无理缠讼，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纪迫村九组及姜恒等5户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新华第三队《山林管理执照》，证明登记的“冉劝榜头”山林属纪迫村九组所有；2、姜绍荣证言，证明一队《山林管理执照》登记冉劝寨脚山林属一队所有，该《山林管理执照》在1993年因发生寨火被烧毁；3、姜光前证言，证明冉劝冲至所有，二队《山林管理执照》被寨火烧毁，1966年社教运动明确归纪迫一、二、三队，一队山在田下，二队山在左边，三队山在田上，成立九队后，一二三队的山转给纪迫九队；4、黎林权字第55号《山林所有证》及存根、黎林权字第56号《山林所有证》及存根、《自留山证》及存根17份，证明冉劝寨周围一带山林属纪迫村九组所有；5、平林字第65号《山林管理执照》、公社林场、新进四队、新华三队《山林管理执照》，证明原告的平林字第65号《山林管理执照》是伪证；6、《关于岑留山区域内林权证发放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平府呈（2015）7号文件，证明原告提供的调查情况汇报是疑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证明颁证林地位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2号证据经格湾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乡政府、县林改办和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执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同一时期进行林改的情况；3号证据与2号证据互为印证，予以采信；4号、5号证据是“林业三定”时期，黎平县人民政府向纪迫村九组颁发的权属证书，经庭审核实在“岑留山”范围内，予以采信；6号证据是1983年11月13日中共平寨公社委员会和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对“岑留山”权属作出裁决（以下简称83裁决），庭审双方认可“岑留山”林木系第三人营造的人工林，由此佐证争议双方对“83裁决”已履行，该裁决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7号证据经纪迫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乡政府、县林改办和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执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明林权制度改革是对“林业三定”时期划分的自留山、承包到户的责任山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集体山换发林权证，予以采信；8号、9号、10号、11号证据是林权登记的证明材料，证明姜恒等5户依据村林改方案，对“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自留山“龙尾巴”申请林权登记，并经权属现状第一榜、现场勘界勾图、勘界人和接界人签名，第二、三榜公示和逐级审批的事实，予以采信；12号证据未记载有《林权证》的证号及林权登记的内容，故对被告的证明力不予采纳；13号证据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1号、7号、8号、9号、10号证据与本案审理之颁证行为无关，不予采信；2号证据虽然在争议山范围，但“83裁决”已认定双方属重复填写山林，并依据三有利原则作出了“83裁决”，应以“83裁决”为准；3号、4号、5号、12号证据和11号证据中的1989年《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记载的山林虽然在争议山范围，但属“83裁决”确权之后填写，因填写的涉案林地无权属来源，证明效力低于第三人的证据；6号证据无林改期间的证据印证，不予采信；11号证据中的1990年《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因无权属来源，亦无相关证据印证有实际造林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供的1号证据与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认证相同；2号、3号证据与本案审理之颁证行为无关，不予采信；4号证据是“林业三定”时期，黎平县人民政府向纪迫村九组及农户颁发的权属证书，经庭审核实在“岑留山”范围内，予以采信；5号、6号证据无相关证据印证，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黎平县平寨乡格湾村二、三、四组即“岑优寨”，第三人黎平县平寨乡纪迫村九组即“冉劝寨”。“岑留山”位于冉劝寨周围，其四至（以坐山为向）上抵界，下抵溪，左抵公社山，右抵随溪到龙大坳。被告向第三人姜恒等5户颁发的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登记的“龙尾巴”，小班00849号，面积6.90亩林地，位于“岑留山”范围。1966年社教运动时期，黎平县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向原告和第三人纪迫村九组填发的《山林管理执照》均登记“岑留山”，1983年10月5日黎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纪迫村九组及其农户持有的黎林权字第55号、第56号《山林所有权证》及《自留山证》均在“岑留山”范围。1983年岑优寨与冉劝寨为“岑留山”山林权属发生纠纷，因双方《山林管理执照》属重填之山林，中共平寨公社委员会和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经组织双方协商调解无效，依据“三有利”原则，于1983年11月13日作出《关于岑优寨和冉劝寨山林山界纠纷裁决书》，裁决内容“平归留溪为界，岑留山以坐山为主，左抵公社山，右随溪到龙大坳，下平溪，上平界，山林权归冉劝寨所有，杉木，上平田，下平溪，左抵公社山，右抵走冉劝桥脚，凡是成块成片的老存材，包括今年已砍倒和未砍的均归岑优寨所有，为便于营造，未砍的杉木限在八四年砍完，再由冉劝寨更新管业。本裁决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起生效。若双方不服者，允许向上申诉，由上级下文更正，没有下文以此裁决为准不再变动”。1983年11月15日黎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格湾大队第二生产队的黎林权字第1-6号和7-12号《山林权所有证》记载的“岑留榜头”和“岑留榜脚”在“岑留山”范围。“83裁决”之后，纪迫村九组农户在其自留山营造杉木，2008年实行林权制度改革时，平寨乡纪迫村民委会依据林改政策，制定本村的林改实施方案，第三人姜恒等5户依据村林改方案，申请“龙尾巴”林地的林权登记，该宗林地经林改工作人员现场勘界勾图，经三榜公示和村民委员会、乡政府、黎平县林业局及发证机关审批后，黎平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8日向第三人姜恒等5户颁发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该证登记地名“龙尾巴”，小班00849号，面积6.90亩，主要树种杉木，林地所有权人纪迫村九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及林木使用权人姜恒等5户。2018年6月2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中“龙尾巴”林地的林权登记。另查明：《平寨乡格湾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载明格湾村林改时只有村集体管理山林1宗，小地名“岑横山”，面积200亩。2015年格湾村二、三、四组就“83裁决”向黎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黎平县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案经本院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判决驳回格湾村二、三、四组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林权制度改革是对集体所有的林地即自留山、责任山以及仍保留为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集体山，登记换发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纪迫村九组持有“岑留山”《山林权所有证》和《自留山证》，1983年11月13日，中共平寨公社委员会和平寨公社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岑优寨和冉劝寨山林山界纠纷裁决书》，裁决原告与第三人以溪为界，“岑留山”山林权归冉劝寨所有，之后纪迫村九组农户在“岑留山”范围内的自留山、责任山营造杉木。2008年实施林权制度改革时，第三人姜恒等5户申报“龙尾巴”林地的林权登记，黎平县人民政府在对“龙尾巴”林地进行登记时，《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有现场勘界人和接界人签名，经三榜公示和逐级审批后，向第三人姜恒等5户颁发了黎府林证字（2008）第021828号《林权证》，符合林改政策的规定。林改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同属平寨乡人民政府管辖，双方同一时期进行林改，原告属于平寨乡格湾村的3个村民小组，格湾村制定的《格湾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该实施方案明确载明村集体管理山林只有1宗“岑横山”，而“岑横山”与“岑留山”不是同一幅山林，原告亦未对“岑留山”申报林权登记。现原告提供主张“岑留山”权属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而第三人提供主张“岑留山”权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并有造林的管理事实，其证明效力优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再则，依据双方认可的“岑留山”现场照片，龙大坳（以坐山为向）位于“岑留山”右边，顿路坳位于龙大坳右方，佐证顿路坳上至龙大坳未能含盖“岑留山”，因此，原告诉称1952年土地改革分田地山林，从顿路坳上至龙大坳以倒水为界划给岑优寨所有包括了“岑留山”一带山林土地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龙尾巴”林地的林权登记，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格湾村二、三、四组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龙世红审判员  陈治安审判员  张秋菊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书记员王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