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521行初159号 原告胡才钊，男，194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原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诗琪，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职教城。 法定代表人冯祥，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宋易眠，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工作人员。 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职教城体校。 法定代表人喻祖常，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海龙，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喻迪，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负责人。 被告毕节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南部新区行政中心E栋。 法定代表人张集智，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琼，毕节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韩韫，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才钊诉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以下简称“金海湖房征局”）、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海湖管委会”）、被告毕节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毕节市政府”）房屋拆迁管理一案，原告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7）黔0521行初341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黔05行终46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黔0521行初34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才钊的委托代理人王诗琪，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海、宋易眠，被告金海湖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海龙、喻迪，被告毕节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丽琼、韩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才钊诉称，原告拥有位于毕节市××新区××村的合法自建房屋一套，该房屋由原告于1996年建成后投入居住和生产经营，其中一楼门面主要用于经营出售百货、小家电等。2016年，被告声称由于金海湖湿地公园建设需要，原告的房屋被列为征收目标，遂与原告协商征收补偿条件。在双方协商拆迁补偿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叶某欺骗原告称“原告经营的门面不能按照门面价格给予拆迁补偿”，原告拒绝该补偿方案。后被告工作人员叶某多次做原告之子胡光平的思想工作，说此次征收门面一律按照居住性房屋的价格赔偿，并于2016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同一条件下若其他住户的门面得到门面价格补偿，则也按照门面价格补偿给原告。基于被告的承诺，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事后原告了解到，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已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的补偿，原告遂要求被告兑现承诺，但遭到拒绝。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门面价格给予原告拆迁补偿，而针对其他拆迁的相对人却按照门面价格予以补偿，其行为已违反合理行政原则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双方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在征收原告房屋时向原告作了附条件的承诺，原告基于信赖该承诺才同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现条件已成就，被告依法应履行承诺，但被告却拒绝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却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之规定，被告金海湖管委会以及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作为毕节市政府组建的行政机构，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因此毕节市政府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综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胡才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三被告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建设用地批准手续（批准书和建设许可证）。拟证明1996年原告修建涉案房屋已获得用地批准及规划建设批准。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证所体现的姓名是胡才招，本案原告是胡才钊；该两证已体现房屋的土地用途是居住，而并非商业用地，原告主张按照商业性质进行赔付的理由不成立。被告毕节市政府还认为该证载明的建筑面积是118平方米，而签订的协议认定的合法面积298.44平方米，如两证均系原告的，且均与涉案房屋有关，超出部分是否合法还需进一步确认。 3、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原告利用自建房屋经营“大方县文阁乡小家电行”商店，主要经营百货、小家电、预包装食品等商品，并经大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因此原告用于经营商店的门面依法应属于经营性房屋。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营业执照所体现的经营场所为大方县文阁乡瓦厂村，并不能体现出其具体经营的场所就是涉案房屋，同时该营业执照年审只到2013年5月30日，距今已脱审4年多。被告毕节市政府还认为在营业执照上已经记载每年1月1日至5月31日验照，无上年验照标记将被收缴并予以注销，原告持有工商营业执照不能证明其持续从事经营活动，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及相关纳税凭证，以证实在持有营业执照期间依法申报及缴纳税收，不符合41号文件所载认定门面的条件,存续不等于经营，必须有税务登记证及纳税记录才能证明现在实际经营的情况。 4、承诺书。拟证明2016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承诺，凡按金海湖71号方案规定拆迁的房屋的门面，若有任何一例按门面进行补偿的，金海湖房征局将无条件在和原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外，补给原告该房屋140平方米的门面差价，被告工作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叶某作为湿地公园征收的负责人，原告有理由相信其能代表政府部门向原告作出承诺，该承诺应作为双方签订的附件。三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309号征补协议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不属于309号协议的组成部分；该承诺书无房征局的盖章，不符合机关文书的法定形式；该承诺书的内容仅体现了征拆工作人员对老百姓房屋征拆相关事项的宣讲，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毕节市政府认可承诺系叶某本人所签，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存在金海湖征拆局这个机构，原告起诉的是毕节金海湖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承诺书上记载原告房屋面积为488平方米，而双方签订的协议上记载是298.44平方米，原告用以主张自己权利的相关证明上记载为118平方米，承诺书记载的面积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同一标的，原告未举证；金海湖71号拆迁方案对门面的认定作出了规定，应按该方案执行，承诺中所称过程中有类似情况的第一层都是按门面标准进行补偿，因为叶某只是拆迁工作人员而非房征局负责人，不能对拆迁房屋性质作出认定；承诺书的签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签署相关印章，承诺的内容不能对房征局产生约束力。 5、(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原告依法应属于被告拆迁的行政相对人，但被告未按营业性房屋的价格补偿给原告。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及金海湖管委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在309号协议的开端已经明确体现原告是完全认可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该方案已经明确对民用住房和商业铺面作了明确界定，原告所提供的营业执照上明确体现出该营业执照属于脱审状态，不具备持续经营的事实，不符合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309号协议第一条，双方已经明确认可涉案房屋是属于住宅性质，原告也实际签字，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同时在原告提供的征收补偿明细表上，原告对涉案房屋属于住宅的性质也签字认可，因此，原告以该组证据主张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对涉案房屋进行商业赔付的事实不成立，缺乏事实依据。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 6、毕节金海湖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2016）毕金棚改第597号、李世杰的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10月10日，被告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李世杰家的房屋情况与原告房屋情况基本一致，但被告却按照营业性房屋的价格补偿给李世杰，被告征收同一类型的房屋针对不同的相对人区别对待，根据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承诺书，被告应按营业性质的价格补差价669060.00元给原告，但被告拒绝履行。三被告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李世杰签订的补偿合同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合同适用的不是同一个征收补偿方案，二者不能简单类比，且与叶某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金海湖房征局辩称，1、我局与原告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下称《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且协议已经全面履行完毕。原告要求撤销《安置补偿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的函》（国办函[2013]35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建设毕节主城区，积极推进大方县撤县设区，规范建设双山新区，拓展城市空间，优化城市功能，带动产业与人口集聚，努力把试验区建成滇黔结合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新兴工业城市、商贸物流中心和生态文明示范城市。”2015年11月，经毕节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中共毕节市委办公室、毕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毕节经济开发区双山新区一体化发展整合方案》（毕委办字[2015]119号），正式成立毕节金海湖。中共毕节市委办公室、毕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经济开发区双山新区一体化发展整合方案》的通知（毕委办字[2015]119号）规定“中共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中共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机构”。据此，我局作为金海湖管委会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依据《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征收文件作为具体征收工作实施部门，其具备合同签订主体资格。2016年4月10日，我局与原告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于2016年4月26日将协议补偿款935991.93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该款后向我局出具了《领条》，我局将《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补偿给原告的安置房房源予以公示。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安置补偿协议》是我局为了公共利益在管辖的事务范围和权限范围内，与原告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协议已经全面履行完毕，该行政协议合法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经超过一年。本案中，我局与原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协议，我局于2016年4月25日将协议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于2017年7月3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协议，已超过一年之久，其合同撤销权已消灭，依法不应支持。3、本案原告与李世杰的情况不同，原告适用的是2012年双山新区征收补偿方案，李世杰适用的是2016年征收补偿方案，因此李世杰的征收补偿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叶某的承诺属于非法承诺，且与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原告不能要求以叶某的承诺进行补偿。综上《安置补偿协议》是我局为了公共利益在其管辖的事务范围和权限范围内，与原告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且已经全面履行完毕。加之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经消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金海湖房征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成立金海湖的相关文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毕节经开区整合方案第一条、第三条表述为受委托管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告金海湖管委会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拟证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的合同主体适格。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的征收主体应当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被告不具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被告金海湖管委会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3、（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征收补偿明细表》、《征收房屋平面图》、胡才钊2016年4月10日出具的《委托书》、《领条》、银行卡复印件、汇款凭证（935991.93元）、房屋安置公示表。拟证明《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所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原告到被告处领取协议补偿款935991.93元，被告通过银行汇款将该款项支付到原告持有的银行卡，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后遂向被告出具了《领条》并将安置给原告的房源予以公示的事实，至此，双方已经按《安置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原告直至2017年7月3日才诉至法院，其合同撤销权早已消灭，依法亦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是原告基于被告的承诺签订，现被告拒绝履行承诺，即该协议是在被告的欺骗下签订，因此该协议依法应予撤销。被告金海湖管委会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4、毕金管办发（2016）36号毕节金海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金海湖（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李世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李世杰房屋征收分户草图、李世杰营业执照、委托书、毕节金海湖征收补偿花名册、李世杰领款凭证。拟证明李世杰签订的补偿合同与原告签订补偿合同适用的不是同一个征收补偿方案，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的类别，且与叶某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毕金管办发（2016）36号文件及李世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余证据不持异议，但认为毕金管办发（2016）36号文件实施的时间仅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所以应以该文件规定标准补偿原告；李世杰的房屋同样是在2016年因棚改项目被征收，却与原告适用不同的标准，且被告所举证据同样不包含杨世杰提供的税务证明。被告金海湖管委会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金海湖管委会辩称，1、同意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答辩意见。2、从合同相对性上讲，本案中被诉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安置补偿协议系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与原告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金海湖管委会并不是被诉行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故金海湖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金海湖管委会的起诉。 金海湖管委会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成立金海湖的相关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被告主体身份事项。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管理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市辖区的设立、撤销、更名，应当由国务院批准，被告提交的是毕节市政府的批准文件，毕节市政府无权设立市级辖区。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拟证明被告不是被诉行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故被告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此，依法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的征收主体应当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被告不具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认为该补偿方案显示的是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而原告的房屋位于金海湖，故对涉案房屋征收不适用该征收补偿方案。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及毕节市政府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毕节市政府辩称：1、金海湖房征局与原告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具备撤销事由。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同样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经签订的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原告未提供税务登记证、纳税记录等证据证明拆迁房屋现用于经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存在违法行为。根据毕双管（2012）41号《关于印发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临街底层营业用房性质的认定要求：“将临街底层住宅改为营业用房的自然间，《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证》登记用途为住宅，现用于经营的，同时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纳税记录（一年以上），且《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所载的地点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注明的营业地点一致的，由相关部门进行丈量认定。”之规定，原告主张撤销（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被告毕节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金海湖房征局系依法履行职责，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丈量及房屋住宅性质的认定有政策性文件规定，依法履行职责及依法公示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与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情形。2、叶某作出的承诺明确表示被拆迁房屋不能按门面价格给予补偿，不存在欺诈行为。叶某个人所作的承诺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承诺书也没有加盖公章，事后也未得到追认，其个人的承诺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当然承诺书也不是（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组成部分。3、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4月10日与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金海湖房征局于2016年4月26日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935991.93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出具领条，金海湖房征局将安置房源予以公示，双方签订的合同已履行完毕。事后原告以同村同组的村民已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的补偿为由，要求金海湖房征局按营业性质的价格补差价669060.00元遭拒绝，原告向毕节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毕节市政府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并于2016年10月24日送达原告，即原告应当知道的最晚时间为2016年10月24日，而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7月1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起诉的时间显然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毕节市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毕节市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被告主体身份。原告及被告金海湖房征局、金海湖管委会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毕节双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毕双管发（2012）41号文件、胡才钊身份证及户口信息、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修建时间认定公示表（胡才钊户）、胡才钊户房屋土地等现场照片、（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公示表、委托书、领条。拟证明金海湖房征局系依法履行职责；金海湖房征局对原告胡才钊的房屋进行丈量及房屋住宅性用房性质的认定有政策、事实依据；金海湖房征局依法履行职责及依法公示，程序合法；胡才钊与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胡才钊已领取房屋征收安置全部补偿款935991.92元，双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毕节双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毕双管发（2012）41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的征收主体应当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不具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对该组证据的其余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毕节市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金海湖房征局、金海湖管委会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3、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是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起算。被告金海湖房征局、金海湖管委会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4、证人叶某的证言。拟证明叶某作出的承诺没有得到毕节市政府的授权，仅是个人行为，事后也没有得到追认。原告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持有异议。被告金海湖房征局、金海湖管委会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三被告均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2、3、5、6组证据，三被告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虽与证人叶某的证言相印证，证明叶某曾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但该证据未加盖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单位的印章，且原告未提供授权叶某进行承诺的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三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均不同程度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证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6年在毕节市××新区××村自建房屋一栋，由于金海湖湿地公园建设需要，原告修建的房屋列入被征收范围。在协商拆迁补偿的过程中，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工作人员叶某于2016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同一条件下若其他住户的门面得到门面价格补偿，则也按照门面价格补偿给原告。2016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按照贵州省省政府批准的《毕节-大方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及《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就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于2016年4月26日将补偿款935991.93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该款后向金海湖房征局出具了领条，金海湖房征局将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补偿给原告的安置房房源予以公示。之后，原告以与其条件一致的同村同组村民已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补偿为由，要求被告金海湖房征局按营业性用房的补偿标准，向原告补差价669060.00元，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予以拒绝。原告遂向被告毕节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毕节市政府作出毕府行复不字（2016）295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对原告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原告认为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山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的毕双管发（2012）41号《关于印发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临街底层营业用房性质认定进行了规定：“将临街底层住宅改为营业用房的自然间，《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证》登记用途为住宅，现用于经营的，同时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纳税记录（一年以上），且《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所载的地点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注明的营业地点一致的，由相关部门进行丈量认定。”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记载每年1月1日至5月31日验照，无上年验照标记将被收缴并予以注销，原告的营业执照年审至2013年5月30日后脱审。案外人李世杰位于毕节××××新区的房屋亦列入被征收范围，2016年10月14日，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与李世杰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597号《毕节中心城区金海湖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按照贵州省省政府批准的《毕节-大方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及《毕节金海湖（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就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依据的《毕节金海湖（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自2016年5月4日开始施行，载明原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文件同时废止，本方案施行前已签订协议的按协议执行，本方案不具有溯及力。 本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其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故本案应当按照行政协议进行审理，主要审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予以撤销的法定情形。首先，毕节经济开发区与毕节双山新区于2015年11月根据毕委办字（2015）119号文件整合后成立被告金海湖管委会，作为毕节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机构，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属被告金海湖管委会的内设机构，主管毕节××××新区辖区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工作，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且涉案房屋在原××山新区管辖范围内，故由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无不妥。其次，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李世杰与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毕节金海湖（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于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后施行，且不具有溯及力，不能作为认定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存在欺诈行为并应向原告补偿差价的事实依据。最后，涉案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经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协商一致后签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自签订时成立。原告认为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工作人员欺骗其房屋不能按营业用房标准进行补偿，在该工作人员作出附条件的承诺后基于信赖该承诺才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行为构成欺诈。但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工作人员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未加盖该单位印章，事后未得到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追认，不能认定该承诺系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作出，亦不能认定为是双方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附条件承诺。加之，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对临街底层营业用房性质认定进行了明确规定，原告未将其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进行年审，亦未向被告金海湖房征局提交税务登记证及纳税一年以上的记录，涉案房屋不符合认定为营业性用房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存在欺诈行为，故对其主张撤销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原告起诉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被废止，应适用该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的规定，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但本案中李世杰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4日，原告应当在此之后知晓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原告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此次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行为违法，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作审查。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撤销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才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胡才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勇 人民陪审员  吴兴会 人民陪审员  肖凤媛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胡元丽                                                                             书记员 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