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11民初5575号原告：龙富云，男，1966年7月2日生，苗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迪、李正坤，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玲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塘双路2号自由港12楼A04号。法定代表人：毕蓉。被告：毕蓉，女，1970年8月3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胡丽梅，云南法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毕皓，男，1983年9月2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原告龙富云诉被告昆明玲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邦公司”）、毕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受理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毕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龙富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迪，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胡丽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毕皓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龙富云诉称：原告偶然得知，被告玲邦公司在注册公司时，冒用原告名义，擅自将原告注册成为了公司股东。原告对此毫不知情。原告既未参与公司的设立，履行出资义务，也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是公司的股东。因此，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原告不具有被告股东资格，不是被告玲邦公司股东；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连带承担。被告玲邦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毕蓉系朋友关系。2010年，经原告提议并与被告毕蓉、第三人毕皓商议后，决定共同出资100万元设立了玲邦公司。鉴于原告系公职人员，不能亲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且三人均不熟悉公司设立程序，经协商一致，原告向被告毕蓉交付了现金30万元作为出资款，且原告与第三人毕皓将身份证交给被告毕蓉后，被告毕蓉委托代办公司工作人员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玲邦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成立。二、玲邦公司成立后，在原告的建议及引荐下，玲邦公司与具有煤产品购销资质的个旧鼎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联合经营合同》，促成该公司与龙陵汇合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陵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至此，合作联营体成立。出于经营需要，玲邦公司指派原告作为公司代表参与联营活动，且玲邦公司股东与联营项目的投资者共同推选原告成为联营项目的总负责人，原告在此后亦作出了一系列的职责行为，例如，对联营体负责煤炭买卖采购和配煤的经办人王成报呈的《煤炭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每月价格认可）进行批示、对联营体的办公用品的购置及联营项目配套建设的用款进行审批及给付。综上，原告实施的多种行为和相关事实均表明其系玲邦公司的股东，且其一直对其股东身份知情，不存在“偶然得知”和被“冒用”的情况，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毕蓉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玲邦公司一致。第三人毕皓缺席未陈述意见。原告与被告玲邦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第三人毕皓缺席未提交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已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第三人毕皓缺席无质证。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证人万某（原告申请）所作证言。因两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辅证，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证明证人万某委托原告代为参与“联合体”资金监督以及万某系“联合体”的真实权利人之一，故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公司章程、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银行交易明细（证据第42-49页）、借条2份（2012年1月10日、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26日汇款记录、毕蓉银行卡明细账、借款凭条、事实陈述报告。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证。3.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联合经营合同，办公设备购置预算、费用报销明细（2012年4月）、收条、分红审批资料4份、借条（2012年3月27日）、投资入股协议及相应收条、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因涉及案外人，故本院按原、被告共同主张处理，并进而确定共同主张如下：（1）玲邦公司设立后，于2012年促成个旧市鼎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个旧鼎丰公司”）与龙陵公司达成了煤炭买卖协议，约定由龙陵公司向个旧鼎丰公司购买煤炭。（2）玲邦公司与个旧鼎丰公司曾签订《联合经营合同》，约定由玲邦公司与个旧鼎丰公司共同“联营”，玲邦公司负责煤炭买卖的协调工作，个旧鼎丰公司负责煤炭买卖中煤源采购、煤场建设及管理工作。（3）在玲邦公司与龙陵公司“联营”过程中，原告曾在相关办公设备购置预算上签署过“同意”字样，在费用报销明细上以审批人名义签字，在费用分摊、利润分配、股东分红审批资料上以批准人名义签字，被告毕蓉曾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转入过多笔款项。4.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洽谈笔录表、情况说明、费用报销明细（2012年6月）、“手写材料”、投资明细、“王成私人卡交易对账单”、“王成书写的情况说明”、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书、收条2份、冯建身份证复印件、云南农信自助终端客户凭条。因涉及案外人，且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证。5.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银行存款日记账。该证据系被告玲邦公司单方制作，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证。6.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玲邦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证。7.被告玲邦公司提交的（2015）个民二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书、（2017）云0111民初1191号质证笔录、（2015）红中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系人民法院所作文书或笔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玲邦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毕蓉，股东为毕蓉（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额均为50万元）、毕皓（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额均为20万元）、龙富云（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额均为30万元），至今，玲邦公司未办理过工商变更登记。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本院确认其不具有玲邦公司的股东资格。庭审时，原告明确其于2012年已知悉其系玲邦公司的登记股东。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他人冒用其名义将其作为玲邦公司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其既未履行过股东出资义务，也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据此提出要求确认其不具有玲邦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请。作为与原告诉请有利害关系的人员，第三人毕皓作为玲邦公司登记股东之一未到庭陈述公司的设立过程，亦未对原告的主张进行抗辩；作为与原告诉请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被告毕蓉作为玲邦公司登记股东之一则主张玲邦公司系其与原告及第三人毕皓共同作出设立公司意思表示后，原告与第三人毕皓将身份证交给了被告毕蓉，被告毕蓉委托代办公司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工商登记，且原告在公司设立后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提交《联合经营合同》、《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洽谈记录表》、情况说明、办公设备购置预算、费用报销明细、收条等证据材料为据。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实践中我国公司登记设立的基本情况，由他人代为办理公司登记设立手续的情况较为普遍。对于原告所主张“冒用情形”，因原告未提交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结合其是否具有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曾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玲邦公司设立后曾与他人（公司）共同进行煤炭买卖联营，且原告在联营过程中曾在相关办公设备购置预算上签署“同意”字样、在费用报销明细上以审批人名义签字、在费用分摊、利润分配、股东分红审批资料上以批准人名义签字。虽原告主张相应行为其系受万某委托而实施，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认定原告在联营过程中实施过经营管理行为。庭审时，原告主张其在2012年就知悉其系玲邦公司的登记股东。如原告无设立玲邦公司的意思表示，则原告在此后仍继续参与玲邦公司或“联营体”经营管理的行为与基本生活常理不符。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具有设立玲邦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在公司设立后曾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原告主张他人冒用其名义将其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无依据，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不具有玲邦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龙富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龙富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李 涛人民陪审员  汤治洲人民陪审员  罗绪良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曾惠祥书记员周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