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481行初86号 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斜桥镇光明村北朱家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81845902A。 法定代表人沈朝荣，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姚福根，男，194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系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吴桂森，男，195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系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斜桥镇洛塘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4810025602478。 法定代表人洪国清，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朱剑东，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因认为被告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如实上报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法定职责，于2018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4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7日、8月9日、9月7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三次开庭时，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姚福根、吴桂森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桂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副职负责人许新峰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剑东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猪养殖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享受死猪无害化处理的国家财政补贴。取得补贴的途径是养殖企业向乡镇报告，然后由乡镇上报县市级农业管理部门，由农业管理部门统一报财政部门后再核发给养殖户。2015年至2016年的补贴标准为每头80元。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原告按程序上报给被告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2358头，但是仅拿到了2015年3月上报的143头的财政补贴款。为此，原告多次要求海宁市农业经济局和被告查明事实后予以补发，但至今无果。2018年3月，海宁市农业经济局答复原告，之所以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的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头数仅为143头，是因为被告自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共11个月未向海宁市农业经济局上报，海宁市农业经济局在上报财政部门时只能报143头。原告认为，被告是负有上报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的国家行政机关，没有任何理由对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予以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但被告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向上级农业管理部门隐瞒不报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造成原告损失了本应享受的177200元的财政补贴款。显然，被告对原告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不如实上报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损失177200元。本案审理中，原告称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并非2215头，实际应为2991头，遂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损失金额变更为23928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5年3月的原告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1份，证明被告是负责统计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行政主体，被告负有监管、检查、统计、申报等行政职责的事实。 2、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养殖环节死亡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表1份，证明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一个申报年度中被告仅为原告申报了无害化处理死猪143头的事实。 3、海财预[2016]287号文件1份，证明斜桥镇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都是由被告申报的，而被告在申报过程中漏报、隐瞒不报造成了原告损失的事实。 4、海政办发[2013]89号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1份，证明被告作为乡镇政府，负有对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的动态监管职责；海宁市人民政府在行政职责分工中明确由镇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台帐登记，统计列表，汇总申报以及发放补助资金；海宁市人民政府授权被告对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监督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必须检查相关记录；被告负有数据核查、信息上报、整理、归档、保存、备抄及发现数据不合理立即开展复查的职责；被告以及海宁市农业经济局对补贴资金负有安排专人管理、定期检查义务的事实。 5、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记录8份及疫病监测记录表1份，证明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原告的死猪数量为2991头，并且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被告没有将上述死猪如实上报的事实。 6、照片204张，证明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原告每天都按规定对死猪进行拍照，并且将照片报送给被告的事实。 7、快递单1份，证明2018年3月8日，原告向被告方畜牧专管员朱叙良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斜桥镇公开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期间死猪上报数据及无害化处理资金补助情况的事实。 8、提供证人姚某、章某出庭作证，原告拟证明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原告的死猪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死猪数量为2991头；死猪的无害化处理都由被告指派的监管员朱加荣监管；原告已拍摄照片证明进行了死猪无害化处理，但是没有拿到相应补助的事实。 证人姚某陈述:“我是原告的会计兼统计员。2015年3月之前，我每天打电话将死猪数量上报给朱某，然后每个月月底前到朱某处拿台帐，他每次给我五张左右空白台帐。有时我在牧场填好台帐后，朱某某到牧场来在台帐上签字，有时我在镇里填好台帐后，朱某某过来在台帐上签字。台帐内容填好、朱某某签字之后，我拿到镇里给朱某。无害化处理登记表也是朱某在月底给我的，每次给我一份空白的，我填好之后就给他了，至于审核人由谁签字我不知道的。台帐和无害化处理登记表有时一起拿过去，有时分开给的，基本上都是月底拿去的。我在台帐、登记表上填的内容，数据都是章某报给我的。原告死猪都是由章某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我提出来登记表及台帐公司要留底的，朱某说没有关系的。2015年3月后，朱某告诉我以后台帐没有了，他们会处理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除了台帐外，其他没有登记的。2015年3月后，我每天还是打电话给朱某向他汇报死猪处理情况，朱某、朱某某平时也还来的。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死了几头猪，我记不清楚了。死猪无害化处理时，没有拍照。” 证人章某陈述：“自2010年开始，我一直在原告处从事卫生、消毒、死猪处理工作。2015年3月后，基本每天都死猪的。我把每天死猪的数量、每只死猪的重量都口头告诉姚某。我在处理死猪过程中，基本每天都有人来看的，但是否是上面来的人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们的。至于原告有无将死猪数量报到镇里，我是不知道的，都是由姚某报的。” 被告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辩称，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原告并未按规定向被告申报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故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海政办发[2013]89号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1份，证明根据该文件第四条规定，原告应当填写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按月上报给被告，数据统计日期为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的事实。 2、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1份、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1份及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帐3份，证明应当先由原告向被告提交登记表和台帐，被告经过核准、统计以后再进行上报；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原告向被告申报的死猪数量仅仅只有2015年3月的143头，其余月份没有申报的事实。 依原告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了2013年至2016年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帐38份，原告拟证明2013年到2016年期间，所有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财政补贴申报人、审核人均是被告；2013年至2016年期间，申请财政补贴的依据不是台帐，而是由被告盖章的汇总表；行政机关在发放财政补贴的整个程序中，无任何材料需要由养殖单位签字、盖章的事实。 依原告申请，本院向海宁市农业经济局调取了2013年至2016年被告死猪无害化处理申报材料173页，原告拟证明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仅为原告申报了无害化处理死猪143头；申请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是由被告制作汇总表后进行上报，不是以养殖户的台帐为申报依据的事实。 依原告申请，本院向海宁市财政局调取了2013年至2016年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明细6份，原告拟证明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分为两种，申报主体为镇（街道），没有强制性规定要由企业申请或者提供台帐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向朱某某制作了调查笔录1份。朱某某陈述：“我是斜桥镇光明村的党支部委员，镇里指定我为村里的畜牧协管员，负责对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帐核实并作为监督人员签名，在原告公司墙上的公示牌上也有我作为协管员的信息。每月原告在向镇里报死猪数量之前，姚某会拿两份无害化处理台帐到村里找我签字，我签字之前台帐上所有的内容都已由原告自行填写好。之所以要在两份台帐上签字，是因为一份要上报镇里，另一份要原告自己留档。我是从2014年开始签字的，只要是原告自行处理死猪的，我都要在台帐上签字的，我不签字，原告无法申报财政补贴的。2015年3月后，我没有在原告台帐上签过名，因为原告没有拿台帐到我这里来签字。”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对死猪无害化处理不存在漏报、瞒报的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死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流程中，首先应由原告向被告书面申报，而原告除了已申报2015年3月的143头死猪之外，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间未进行过申报，所以被告不存在漏报、瞒报、少报的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已按规定向被告进行申报的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两位证人的证言，原告对其均无异议；被告认为两位证人都是原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两位证人的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间已就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向被告进行上报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申报死猪无害化处理资金补助的具体流程。 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原告对其均无异议；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死猪无害化处理资金补助流程中无需原告自行上报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向朱某某制作的调查笔录，原告对其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内容不完整；被告对其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结合原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证人姚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间未按规定就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向被告上报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一家生猪养殖企业。2013年4月23日，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宁市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实施办法》，原告享受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2016年2月之前，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为自行处理模式，按规定享受每头死猪80元的资金补助。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原告按规定上报了2015年3月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143头，但对其余月份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未按规定上报被告，致使原告最终仅获补助资金11440元。2018年3月9日，姚福根向海宁市农业经济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斜桥镇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无害化处理上报数据及无害化财政补贴资金的实际金额。2018年3月27日，海宁市农业经济局向姚福根公开了上述政府信息。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向上级农业管理部门隐瞒不报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造成了原告补助资金的损失，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海宁市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对自行处理模式的监管。规模猪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死亡生猪数据核实及无害化处理负总责。规模猪场的主要职责如下：……3.及时按规定对死亡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处理情况进行拍照存档。……5.建立死亡生猪“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帐（规模猪场自行处理）”。“处理台帐”应当载明：死亡生猪初步诊断情况、头数、日龄、耳标信息、无害化处理方式，粘附照片并由场方负责人、兽医、处理人签字确认，达到保险理赔标准的，应当由保险理赔员到场共同签字确认并监督完成无害化处理。6.按规定要求报送处理信息。各镇（街道）做好规模猪场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对上报的无害化处理信息进行核准。第四条规定：（一）信息报送与核查。规模猪场和集中处理点根据处理台帐分别填写“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附件1），按月上报镇（街道）；同时上报处理台帐；数据统计日期为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各镇（街道）对上报信息核实确认后，以处理点为单位汇总形成“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附件2），25日前报市畜牧兽医局，经审核汇总后，由市农经局、财政局于次月5日前将上月统计表联合上报嘉兴市主管部门。（二）资料登记与保存。规模猪场和集中处理点收集处理台帐及“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按月整理归档，保存备查；镇（街道）保存“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处理台帐、“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等三份工作台帐按月整理归档，保存备查。（三）资金拨付及发放方式。上级财政部门补助资金下达后，市财政局安排配套资金，一并下拨到各镇（街道）财政；镇（街道）要及时落实好配套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下拨规模猪场补助资金。从上述规定来看，原告负有按规定要求报送死猪无害化处理信息的职责，原告应当按月将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以特定形式上报给被告，再由被告对上报信息进行核实确认，汇总后上报至市畜牧兽医局，实际上在2015年3月前也是如此操作的。本案中，未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间已将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上报给了被告，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不如实上报原告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预交的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汪永清人民陪审员钱益民人民陪审员陈永金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许        一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