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1民初130号 原告：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深圳市世纪工艺品文化市场**D5-06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1443200B。 法定代表人：潘建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国强，江西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兰，女，汉族，1970年12月6日生，住广东省，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妻子，特别授权。 被告：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2MA35R6CP1D，住所：西，住所：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东大道****1&mdashmdash;1、3—1。 法定代表人：余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陈静雯，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1058804132U，住所：江西省，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惟义路** 法定代表人：余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陈静雯，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与被告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宜和实业公司”）、第三人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盈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1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国强、吴丽兰，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及其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陈静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7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其持有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7.49%的股份；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潘建文是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股东为：潘建文持股57%、杜弘（代潘建文）持股33%、柯维建持股10%。2012年11月，原告出资与他人共同设立了京都盈湖公司（原告占53%股份）。2017年2月22日之前，京都盈湖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建文，股东为：深圳中泰盈嘉公司53%、江西汇盛贸易有限公司37%、自然人向霏10%。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曾向余洪借款，与余洪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7年2月12日，余洪等人通过暴力殴打及以生命威胁相要挟，胁迫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交出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公章并转让股份，2月16日，余洪抢夺了原告公章，2月19日，逼迫潘建文以原告名义签署《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一系列空白文书，将原告所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30.21%股权转让给余洪指定的银鹿公司（余洪持股85%），后来余洪、杜弘等人将上述30.21%股权转让至上饶宜和实业公司。2017年4月5日，余洪利用其非法持有的原告公章，以及之前逼迫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签字的一系列空白文书，制作了《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原告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权转让至余洪实际控制的上饶宜和实业公司名下。综上，从原告处转出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份，系余洪等人通过暴力、胁迫手段逼迫原告法定代表人签订的空白文书制作出来的协议，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企业信息、潘建文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潘建文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2、上饶宜和实业公司营业执照企业信息，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及实际控制人情况；3、京都盈湖公司企业信息，证明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1、《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原告转让股权给上饶宜和实业公司；2、股权变更登记信息，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已按协议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组证据：1、2017年2月12日影像资料，证明原告遭到余洪、杜弘等人的暴力胁迫，造成原告轻伤，其妻子轻微伤；2、潘建文、吴丽兰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7年2月12日，潘建文夫妇因不同意转股份被余洪指使的人打伤；3、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证明潘建文受到殴打逼迫； 第四组证据；《还款协议书》，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与双方真实的债权不符，为虚构债权，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 第五组证据：1、收条；2、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3、晶报刊登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公章作废公告；证明余洪于2017年2月16日抢走原告公章，潘建文作为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原告； 第六组证据；上饶县人民法院接收材料凭证，证明本案当事人于2018年2月9日向法院起诉。 第七组证据：连金伟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证明在2017年2月12日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是余洪，不是连金伟，直接指示打人的是余洪。 第八组证据：潘建文工商银行的往来交易记录，证明2012年以来潘建文与被告之间的债务往来， 第九组证据：上饶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挂牌出让信息，证明京都盈湖公司名下的一块土地价值1.35亿元，以此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 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辩称：1、本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原股东为杜弘、叶德元。潘建文自2014年陆续向杜弘借款，截止2016年8月5日，已欠款共计1,800元，潘建文于2016年3月31日向叶德元借款699万元。至2017年，因潘建文无力还款，故在三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杜弘、叶德元作为公司股东，同意原告将其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权转让至上饶宜和实业公司抵销债务，且原告转让的17.49%股权性对应的1,049.4万元的出资额系原告认缴，该款仍需被告承担。被告之所以同意以认缴的公司股权抵债，是因为京都盈湖公司没有其他财产，只有名下对外借款购买的价值3,800余万元吉阳湖的土地，原告对杜弘、叶德元的借款已达2,499万元，而抵债的仅是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权，原告法人潘建文对被告的欠款已经远远超过抵债标的物的价值。故原告的股权远远低于原告所欠的债务，且被告入股公司后为处理原告在京都盈湖公司的诉讼及土地款问题上又代为支付上千万的资金，故该份协议即使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也是对被告存在显失公平；2、本案不存在原告提出的胁迫情形。原告关于余洪等人通过暴力殴打以及生命危险相要挟迫使潘建文交出公章并转让股权的诉请不符合事实，该事实已经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事实认定，系案外人连金伟等人在与潘建文、吴丽兰发生的争执、殴打，并非系余洪、杜弘的暴力行为；其次，深圳中泰盈嘉公司的公章并未被抢夺，原告所诉称的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2017年2月12日，潘建文在当天已报案，暴力行为不可能持续到2月16日。原告的公章系双方经过协商由潘建文于2月16日交给余洪的，且在余洪收到公章后给潘建文出具收条，该行为系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在股权转让之前已召开公司股东会议，将股权转让一致告知京都盈湖公司全体股东，股权转让一事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潘建文及其原告公司其他股东均在股东会议中签字盖章。综上，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上饶宜和实业公司营业执照、企业变更信息，证明上饶宜和实业公司诉讼主体资格以及2017年6月7日前，杜弘占公司85.76%股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德元在宜和公司占股14.24%； 第二组证据：借款凭证、补充协议书、借据，证明潘建文向杜弘借款，杜弘通过家属及本人账户共计付款896.88万元，截止2016年8月15日潘建文共欠杜弘1,800万元，且潘建文向叶德元借款共计699万元； 第三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京都盈湖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京都盈湖公司在股权转让后支付购买土地款、税款的付款单据及发票以及余洪与潘建文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经原告及其法人在内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将转让事宜载入公司章程；转让京都盈湖公司股权并非无对价，胁迫转让，而是协商转让；原告在京都盈湖公司出资并非实缴而是认缴，公司的认缴出资仍需宜和公司支付；因京都盈湖公司名下只有土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告只能同意以股权抵债，该土地价格远低于债务金额；且被告入股公司后支付尚欠巨额土地交易款、税款； 第四组证据：（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诉称的暴力行为并非余洪实施，系案外人连金伟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夫妇产生的纠纷。 第五组证据：王珲民事起诉状、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调解协议、收条，2017年7月2日《协议书》、潘建文出具的收条、撤诉申请书，证明为解决王珲在德兴市人民法院的诉讼，原告股东潘建文、柯维建一致同意将原告公章交上饶宜和实业公司保管；该公章经双方协商已于2017年11月3日归还原告法定代表人，原告法定代表人已出具收条，进一步证明该公章的交付系双方协商，并非抢夺； 第六组证据：徐红梅诉潘建文、京都盈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诉状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法人潘建文多次对外借款并以京都盈湖公司名义对外为借款担保，债权人已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可以证明京都盈湖公司股权价值远远低于被告受让的价格，京都盈湖公司有巨额债务需要新股东善后。 第七组证据：京都盈湖公司1,500万元借款合同及还款明细，证明在被告入股京都盈湖公司后处理潘建文造成的京都盈湖公司的历史债务。 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述称：2017年4月5日，就原、被告股权转让行为，公司已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到场，公司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原告的股权转让行为。全体股东就股权转让后一致形成新的公司章程。京都盈湖公司作为案件第三人，希望原、被告双方和平解决诉讼争端，不要因为诉讼影响公司正常运转。 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未向本庭提交证据。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提交的2017年2月12日影像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以及连金伟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拟以此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夫妇因不同意转让股份被余洪指使的人打伤，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受胁迫的法定撤销事项。被告质证提出对2017年2月12日影像资料的来源有异议，同时提交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对于2017年2月12日发生的事情已经予以认定，其并未认定余洪胁迫潘建文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虽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夫妇在2017年2月12日被殴打受伤并报案的事实，但并无证据证明此次事件与时隔近两个月后的2017年4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必然的利害关系，更不能以此证明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余洪的胁迫下签订。且2012年2月12日的故意伤害案已经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该判决认定连金伟系殴打潘建文夫妇的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故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2、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提交的收条、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及报刊刊登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公章作废的公告，拟以此证明余洪于2017年2月16日抢走原告公章。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公司的公章是原告公司经股东同意交予被告保管的，并不存在强行抢夺公章的事实，并提交王珲起诉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民间借贷一案相关诉讼材料、2017年7月2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潘建文于2017年11月3日出具的收条以及潘建文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撤诉申请书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经查，原告提交的收条系余洪于2017年2月16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被告提交的收条系潘建文于2017年11月3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余洪交还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原告于2017年7月12日在晶报上刊登公章作废公告，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向原告出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受理案件通知书，潘建文则于2017年11月2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对该案的撤诉申请书。对原、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原、被告对于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的公章保管问题曾发生纠纷并进行过协商，且原告公司的公章从2017年2月16日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应处于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保管中，但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所诉称的被告抢夺其公司公章的事实； 3、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提交《还款协议书》、潘建文工商银行往来交易记录以及上饶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挂牌出让信息，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与双方真实的债权不符，为虚构债权，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被告质证认为，该份《还款协议书》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对于欠款事实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对于欠款事实的认可。工商银行交易记录不能说明双方所有的往来账目，应当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为准，京都盈湖公司名下的土地价格应以被告提交的支付购买土地款、税款的付款单据和发票为准，根据被告提交的付款票据可以证明京都盈湖公司名下该块土地的实际价格为38,962,655.33元，远远低于潘建文的债务金额。本院认为，《还款协议书》能真实反映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与余洪、刘秀玲、杜弘、叶德元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且被告对此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因本案双方诉争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的撤销，故对于原告提交的潘建文个人工商银行往来交易记录、上饶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挂牌出让信息以及被告提交的购买土地款、税款的付款单据和发票，因与本案诉争的纠纷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4、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提交借款凭证、补充协议书、借据各一份，拟证明潘建文向杜弘及其家属借款，截止2016年8月15日，潘建文共计向杜弘借款1,800万元，向叶德元借款699万元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于借款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借款金额不清楚，对出具给杜弘的借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借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借款凭证、借据等证据能真实反映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与余洪、刘秀玲、杜弘、叶德元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且原告对于出具给杜弘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5、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京都盈湖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原告法定代表人及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将转让事宜载入公司章程，且原告在京都盈湖公司的出资并非实缴而是认缴，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认缴出资仍需被告支付。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的潘建文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所有的签名均是被胁迫后在空白处所签，且签订股权转让时的公章已被他人控制，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系虚假的。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对于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只是抗辩称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均是潘建文被迫在空白处预先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6、对于被告提交的第六、七组证据，因本案诉争的是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纠纷，本案被告对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股权转让后的债务纠纷及债务处理与本案诉争的纠纷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以上证据的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潘建文系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原告出资设立了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在2017年2月22日前，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潘建文，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在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中占53%股份，江西汇盛贸易有限公司占37%股份，自然人向霏占10%股份。因潘建文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2012年2月12日，余洪等债权人在向潘建文夫妇索债过程中，潘建文夫妇被案外人连金伟殴打致轻伤,该案已经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2017年2月19日，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30.21%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上饶银鹿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5日，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由甲方投资创办，甲方拥有该公司22.79%的股权。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7.49%股权（共计认缴出资1049.4万元）转让给乙方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上述股权，乙方受让后应当依法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同时该协议书还约定：“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处理和承担以及股权转让金的支付等问题由双方另行商定”。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并盖章。同日，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全体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记载：“一致同意股东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将其持有的17.49的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一致同意股东上饶市银鹿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30.21%的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股东江西汇盛贸易有限公司、向霏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原告均在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转让后，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占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47.7%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余洪，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3月9日，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系受胁迫下签订，违背了其真实意思，且该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被告返还其持有的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份。 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系杜弘与叶德元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杜弘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7日，该公司投资人股权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亦由杜弘变更为余洪。 另查明，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诉案外人上饶银鹿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纠纷一案在本院另案审理中。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可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案中，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为：一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下签订的，违背其真实意思；二是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的股权价值远远高于实际所欠债务，存在显失公平。 原告以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夫妇在2017年2月12日被殴打受伤并报案的事实，主张余洪等人通过暴力殴打及以生命相要挟，胁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及其转让股份，本院认为，2012年2月12日的故意伤害案已经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该判决并未认定潘建文夫妇的受伤系受余洪等人指示，且潘建文夫妇被殴打当天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亦当天予以立案受理，故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2月12日的故意伤害案与时隔近两个月后的2017年4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必然的利害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余洪等人的胁迫下签订的。原告公司的公章虽然在股权转让期间处于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的保管中，但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均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的签名，原告主张潘建文所有的签名均是被胁迫下在空白处预先所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对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至于潘建文尚欠余洪等人债务的具体金额，并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原告系京都盈湖公司的最大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规划，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资产状况完全了解，对公司开发项目的价值评估较之他人应更为准确，更符合市场定位，现原告主张已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远远高于实际的转让对价，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不合乎经验和常理判断。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股权价值的判断显失公平，故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条件，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深圳中泰盈嘉公司主张撤销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对原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被告返还京都盈湖公司17.49%股份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4,760元，由原告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郑晓霞 审判员  李 虹 审判员  程 锐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