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将军大街东一号。法定代表人：许世辉。委托代理人：王谟根，197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员工，现住福建省漳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地址：广东省南雄市雄州街道雄东路72号。经营者：罗继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凤麟，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世峰（罗继英儿子），男，198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南雄市。原审第三人：韶关市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车站路第二层之二。法定代表人：黄巧旭。上诉人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达利）因与被上诉人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以下简称康顺商行）、原审第三人韶关市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达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广东达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谟根，被上诉人康顺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凤麟、何世峰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源达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达利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康顺商行向广东达利返还不当得利的货物（货值70805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康顺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广东达利认为康顺商行没有占有诉争货物的合法根据，给广东达利造成了损失，康顺商行的行为应属不当得利。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关系认识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本案中，广东达利接受案外人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福建达利）的委托向源达荣发货，因广东达利员工操作失误，该批货物最终由康顺商行取得，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康顺商行并未支付广东达利任何对价。这点在一审庭审中已得到各方证据印证。在福建达利的调货申请单中明确指示是将货物发送给源达荣，源达荣在给广东达利的具体货运指示为“韶关源达荣发南雄”，并未指明是康顺商行处，且源达荣亦说明了其在南雄有其他分销商，而一审法院以源达荣在南雄仅有康顺商行一家分销商为由认定为其就是指示广东达利将货物发给康顺商行，实在是张冠李戴，错误认定事实。本案中的基本事实就是，广东达利将原本应该发送给源达荣的货物，错误地发送给了康顺商行，康顺商行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取得了广东达利价值70805元的货物，而广东达利则因此损失了相应的货物，康顺商行构成不当得利。二、原审判决法律关系认识错误。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在本案的货物发放中，双方无任何法律关系。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未签订合同，亦未收取过康顺商行款项。无论康顺商行与源达荣是否经销关系或者与福建达利有何经济往来，对广东达利而言都无关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错误地混淆各方主体，以康顺商行与源达荣的经销关系及福建达利的经济往来认定康顺商行与广东达利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实属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三、不当得利需要满足四个构成要件：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遭受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获利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康顺商行取得诉争货物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不应将全部举证责任归于广东达利。康顺商行在一审中提出的各项证据不能证明其取得诉争货物具有合法依据，亦未能证明其已支付广东达利相应货款。广东达利尽到了应有的举证责任，本案主张证据足够，理由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康顺商行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当向广东达利返还其不当得利或支付相应货款。被上诉人康顺商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广东达利的上诉请求。第三人源达荣辩称：一、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的纠纷与源达荣无关。二、在本案中，源达荣没有委托广东达利送货给康顺商行，源达荣也不清楚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之间的事情，因此本案与源达荣无关。三、源达荣作为第三人不清楚本案的相关过程和事实,源达荣对本案不发表更多意见，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广东达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顺商行返还不当得利的货物（货值7080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康顺商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东达利是案外人福建达利在广东省的子公司，第三人源达荣是案外人福建达利在韶关地区的经销商，康顺商行是第三人源达荣在南雄市的分销商。2020年5月12日案外人福建达利向广东达利发出调货申请单，内容为“发货公司：广东达利：兹有经销商韶关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蔡荣汉）向我司订购如下饮料货品：550ｍｌ和其正（1×15）1315件、1.5Ｌ和其正（1×6）500件、1.25Ｌ×6原味豆奶100件（具体客户信息及订货信息详见《电子订货单》），因该经销商仓库地址离你司较近，特申请由你司仓库直接发货，待货到客户处，由客户签收后你我公司再结算货款，货物交付指定客户前所有权跟风险责任归你司所有，交付后归我司所有。请求调货公司：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5月12日”福建达利在调货申请单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同时附上《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饮料客户电子订货单》。该《电子订货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韶关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为蔡荣汉，客户地址为“韶关市南雄”。广东达利委托湖北德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德健）承运案涉货物，承运车辆为鄂Ｈ5××××货车。湖北德健于2020年5月13日出具的派车单书写的货物运往地点为“韶关南雄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福建达利于2020年5月13日出具的2张调拨单备注栏均书写“广东直调发南雄”。2020年5月14日承运人湖北德健将案涉货物运至康顺商行卸货，康顺商行签收了案涉货物。另查明，2019年6月2日源达荣出具“委托汇款证明书”，委托康顺商行直接向福建达利电汇货款，该证明书有效期为长期。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广东达利诉称，由于广东达利员工的失误，误将发往韶关市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的一车货物发错给康顺商行，请求判令康顺商行返还不当得利的货物，因此，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及庭审调查的情况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广东达利将案涉货物送到康顺商行处是否得到了第三人或者福建达利的指示。案涉货物是否第三人主动发货给康顺商行。该院对此分析如下：福建达利出具的《电子订货单》和调拨单书写的送货地点均是南雄。湖北德健出具的派车单书写的货物运往地点为“韶关南雄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但“韶关市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的地址是在韶关市曲江区，在南雄的只有“韶关市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的分销商“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广东达利是根据福建达利出具的《电子订货单》和调拨单，按照经销商源达荣指定的地点发货到经销商源达荣下属的分销商“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且根据康顺商行提供的委托汇款证明书、汇款凭证、邮寄信封等证据能够证明康顺商行与第三人源达荣、广东达利、案外人福建达利及其关联企业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均有经贸往来关系。庭审中，第三人述称，第三人向福建达利订过这些货，但又不是这些货，第三人与福建达利的订货单与本案订货单不一样，第三人指令发货到南雄的另一个商行。但第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第三人该述称，该院不予采信。广东达利诉称与康顺商行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因此，该院认定广东达利将案涉货物送到康顺商行处是得到了第三人源达荣和福建达利的指示，案涉货物是第三人源达荣主动发货给康顺商行的。二、康顺商行收到案涉货物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本案中，案涉货物是第三人源达荣指示福建达利，福建达利又指示广东达利发货给康顺商行的，即康顺商行取得案涉货物是有合法根据的，且康顺商行取得案涉货物并不必然导致广东达利的利益受损，广东达利可依据有关的合同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康顺商行收到案涉货物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粤028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驳回广东达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广东达利负担。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针对上诉人广东达利的上诉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论述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物是第三人源达荣指示福建达利，福建达利又指示广东达利发货给康顺商行是否有事实依据。首先，从2020年5月12日案外人福建达利向广东达利发出调货申请单中的内容【发货公司：广东达利：兹有经销商韶关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蔡荣汉）向我司订购如下饮料货品：550ｍｌ和其正（1×15）1315件、1.5Ｌ和其正（1×6）500件、1.25Ｌ×6原味豆奶100件（具体客户信息及订货信息详见《电子订货单》），因该经销商仓库地址离你司较近，特申请由你司仓库直接发货，待货到客户处，由客户签收后你我公司再结算货款，货物交付指定客户前所有权跟风险责任归你司所有，交付后归我司所有。请求调货公司：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5月12日】及福建达利的《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饮料客户电子订货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韶关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为蔡荣汉，客户地址为“韶关市南雄”的事实来看，源达荣向福建达利订购涉案货物，福建达利申请其子公司广东达利直接发货到联系人为蔡荣汉（源达荣经理）的源达荣处。由此可见，福建达利申请广东达利发货送达的公司名称明确指定为源达荣，联系人也是源达荣经理，只不过将源达荣的真实地址（韶关市曲江区错写成“韶关市南雄”，并在调拨单备注栏书写“广东直调发南雄”；广东达利接到福建达利申请后，遂按照福建达利的指示委托湖北德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运案涉货物至填写地址错误的“韶关南雄源达荣商贸有限公司”，但公司名称并没有错误。由此可见，无论是福建达利或是广东达利，均没有指示湖北德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将案涉货物运至康顺商行卸货。其次，福建达利、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均没有供货合同关系，该两公司向康顺商行发货没有因由，且从源达荣辩称“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的纠纷与源达荣无关，在本案中，源达荣没有委托广东达利送货给康顺商行，源达荣也不清楚广东达利与康顺商行之间的事情，因此本案与源达荣无关，源达荣作为第三人不清楚本案的相关过程和事实”的意见中可知,源达荣并未指示福建达利、广东达利发货给康顺商行，故一审判决认定“广东达利将案涉货物送到康顺商行处是得到了第三人源达荣和福建达利的指示，案涉货物是第三人源达荣主动发货给康顺商行的。”仅是推断，缺乏事实依据。至于2019年6月2日第三人源达荣出具《委托汇款证明书》委托康顺商行直接向福建达利电汇货款一节，从该证明书中“福建达利：源达荣系福建达利在韶关区饮料经销商。现有南雄市康顺商行（何世峰）系源达荣下属终端，因源达荣业务需要，经源达荣委托直接向福建达利电汇货款。源达荣特申明如下：康顺商行所汇款项以实际打款金额为准，系源达荣所汇，其权利义务均由源达荣享有和承担，如因此而发生的任何纠纷均由源达荣负责。本证明书有效期：长期。”的内容来看，只能证明本案事发（2020年5月12日）之前（2019年6月2日）源达荣曾委托过康顺商行直接向福建达利电汇货款，并不能证明涉案货物源达荣曾委托过康顺商行向福建达利电汇货款，且从查明的事实显示，源达荣于本案明确表示没有委托广东达利送货给康顺商行，康顺商行也没有支付过涉案货款给福建达利、广东达利及源达荣，从另一个侧面亦足以证实一审判决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二、康顺商行取得案涉货物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如前所述，康顺商行没有法律根据取得案涉货物获得不当利益，致使广东达利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且广东达利发货给康顺商行并没有“（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规定，康顺商行应返还案涉货物给广东达利。鉴于案涉货物为饮料，现事隔将近一年，存在过期变质无用的问题，故康顺商行应支付案涉货款70805元给广东达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广东达利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二、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货款7080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负担。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负担。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本院退还。南雄市雄州街道康顺贸易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彭志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罗稀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