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19民特145号申请人: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东莞天安数码城**第****。法定代表人：孙旭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文，广东权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梓颖，广东权晔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东城支行，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愉景雅苑（**）综合楼**iv>负责人：何锡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文，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华，男，系该公司员工。第三人：东莞市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黄泥塘工业大道**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孙旭生。第三人：广西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崔家乡崔家村委大槽口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孙旭生。申请人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东城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及第三人东莞市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广西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盛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后，由审判员萧稚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丽莉、廖志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1日召集双方当事人举行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请人保得公司向本院请求：确认保得公司与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仲裁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补充协议》系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利用其作为金融机构的强势地位而单方制作，双方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该仲裁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二、《仲裁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丧失拘束力。虽然《仲裁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但是保得公司自行提供的《授信协议》即使没有填写日期，亦可从第二条授信期间从2017年4月30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得知签订日期应该为2017年4月30日。另外，保得公司自行提供的《授信协议》争议解决条款第13.2条并没有约定法院诉讼还是仲裁（仲裁机构并没有选定）。因此，真实的《授信协议》的签订时间是晚于《仲裁补充协议》，故《仲裁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已经丧失拘束力。三、《仲裁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处理范围明显小于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仲裁的处理范围。《仲裁补充协议》仅约定处理涉及2017年4月17日的《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然而双方关于金融贷款合同纠纷所涉包括《授信协议》、《银行承兑合作协议》、《国内信用证开证合作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对应具体授信协议）》等。被申请人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口头答辩称：一、《仲裁补充协议》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和盖章，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仲裁补充协议》约定贷款人、借款人和保证人及抵押人就授信协议签订的一系列合同达成补充协议，且各方当事人均签字确认。因此，该《仲裁补充协议》无论对主合同授信协议还是对从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均产生了效力。三、保得公司提交的授信协议并非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据招商银行东城支行经办人员确认，保得公司一方的授信协议因为当时授信时间填写错误，导致该份授信协议作废。本案中所有的合同除了《仲裁补充协议》外，签订的时间均为2017年4月17日，并且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于2017年4月24日已向保得公司发放了第一笔贷款，故授信协议不可能像保得公司推定的为2017年4月30日签订。综上，保得公司主张《仲裁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任何依据。第三人天盛公司、保盛公司未作任何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4日，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以下简称广仲东莞分会）申请仲裁，广仲东莞分会依法立案受理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与保得公司、得盛公司、天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穗仲莞案字第23228号。根据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提交的编号为0017040128的《授信协议》显示，“授信人为招商银行东城支行（甲方），授信申请人为保得公司（乙方）。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汇率按各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甲方公布的处汇牌价折算，下同）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到期日）止。”上述授信期间的时间均为手写。该《授信协议》由保得公司以及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印章，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17日，该签署日期亦为手写。另外，该《授信协议》中所有具有下横线留空部分，均有手填“√”或“/”。2017年4月17日，天盛公司、得盛公司分别向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两份担保书均显示：“贵行和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授信申请人’）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了编号为0017040128号）的‘《授信协议》’。根据《授信协议》，在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的授信期间（以下简称‘授信期间’内，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的授信额度）。经授信申请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贵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分支机构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4月18日，招商银行东城支行（贷款人）与保得公司（借款人）、得盛公司（保证人、抵押人）、天盛公司（保证人）签订一份《仲裁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显示，“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与保得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为0017040128），并与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就该《授信协议》签订了一系列的具体业务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最高额撤销担保书等合同），现合同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在上述合同（含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各方应积极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一致同意将纠纷提交至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进行仲裁，并按该会有效之仲裁规则进行书面审理。”上述《仲裁补充协议》盖有各方当事人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保得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另一份《授信协议》，编号亦为0017040128，该《授信协议》同样显示，“授信人为招商银行东城支行（甲方），授信申请人为保得公司（乙方）。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汇率按各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甲方公布的处汇牌价折算，下同）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7年4月30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到期日）止。”上述授信期间的时间亦均为手写。该《授信协议》由保得公司以及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但签署时间为空白。另外，该份《授信协议》中所有具有下横线留空部分除上述授信期间有手填时间外，其余下横线留空部分均未填写内容。以上事实，有保得公司提交的《授信协议》、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提交的《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仲裁补充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围绕申请人保得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理由进行审查。首先，保得公司与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提交《授信协议》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保得公司持有的《授信协议》中的授信时间为2017年4月30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到期日）止，而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持有的《授信协议》的授信时间为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到期日）止，可见两份《授信协议》的授信期间并不相同。保得公司持有的那份《授信协议》存在多处空白地方，协议内容并不完整，而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持有的那份则内容完整；虽然两份《授信协议》均有加盖保得公司与招商银行东城支行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印章，但保得公司那份《授信协议》没有签署时间，而招商银行东城支行的那份具有签署时间，即2017年4月17日；其次，得盛公司、天盛公司分别向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均显示招商银行东城支行向保得公司授信的期间为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到期日）止，该授信期间能够与招商银行东城支行持有的《授信协议》上的授信期间相吻合；再次，各方签订的案涉《仲裁补充协议》约定招商银行东城支行与保得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为0017040128），即各方已经明确《授信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17日。综上分析，《授信协议》的签署时间应为2017年4月17日，而《仲裁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即《授信协议》签订在前，《仲裁补充协议》签订在后。因此，《仲裁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仲裁补充协议》的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将纠纷提交至广仲东莞分会进行仲裁，保得公司主张案涉《仲裁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以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本案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李丽莉审判员  廖志明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崔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