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2民终2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明，男，1964年10月出生，苗族，住广西融水县融水镇，现住融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曾用名邓某林，男，197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融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金某，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苗族，住广西融水县融水镇，现住广西融水县。 法定代理人：邓某，女，约50岁，苗族，住广西罗城县，系邓金某的同胞妹妹。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世崇，融水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邓某，女，约50岁，苗族，住广西罗城县。 上诉人邓某明、许某因与被上诉人邓金某、原审第三人邓某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桂0225民初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曾庆斌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智文和审判员谭皓匀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9月19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杨荣蓉担任记录。上诉人邓某明、许某，被上诉人邓金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世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某明、许某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7)桂0225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二、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地的使用权自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至今，均没有进行权属的变更、调整或者对换以及流转等情形，上诉人仍对该土地权属享有支配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在我国林改制度，林权证的登记也均以户为单位进行，每户登记时只能由一户的一人来记载登记，因它的登记不同于房产登记的性质，即可以按份共有、共同共有、产权登记不限等形式登记。据此，我户的林权证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并不影响上诉人对该土地权属享有权，更不能排除上诉人所享有的权利。现行法律规定，家庭承包经营户是权利主体，系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上。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平等的家庭成员，对分割诉争款时，每个家庭成员又均系独立的民事主体，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参照本章规定。”据此，土地承包经营系用益物权，可参照《物权法》关于共有的相关规定，认定本事涉诉土地征地补偿款属于双方家庭成员共有。而不是个人独有的类型，又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约定下明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结合本案，上诉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对征地补偿款具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享权利、共负义务的特点。基于此，本案对诉争款的征地补偿款性质，应认定为承包户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不应以被上诉人持有所谓的“林权证”就简单、片面地断定只属被上诉人所有，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脱离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查清被征用地的来源，如果只属被上诉人所有，他不可能一人获在林权证已登记在内的那么多土地面积，还有没有上证的不计在内呢？那么集体分给上诉人的土地到哪里了呢？因此，一审以被上诉人持有证书为由，直接判决失地对象为被上诉人是错误的。二、在承包期限内，无论哪一个家庭成员使用的任何部分家庭承包地被征收、征用，除青苗等补偿费用归使用者个人外，其他因土地被征用而由集体分配的各种补偿款项，均属家庭成员共用共有、平均分配。由于在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俗称的“分田到户”而不是“分田到人”，因此，在此制度下，作为家庭成员之集合的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唯一主体，单个家庭成员不能单独享有此项权利，故属共同共有关系，一审判决显然有悖于法。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征地款作三分平均分配，且有邓某之夫在场及在被上诉人租房地签订，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处于正常状态，协议内容系在自愿、合法、根据历史依据符合历史事实的情形下成立，并没有损害或者侵害被上诉人的利益。况且被上诉人一直均独自一人在县城租房居住，独立生活，已完全处于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其实施的行为应合法有效。上诉人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四、一审程序上有误，因邓某作为上诉人胞妹，在本案中应处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地位，但一审法院却未作任何的实体处理。综上，一审判决不客观、不公正，认定事实错误，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遂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邓金某辩称，我方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应当追加邓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不采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邓某明、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邓金某支付邓某明、许某征地补偿款28173元；二、由邓金某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系同胞兄弟关系，在1982年村里分田到户时，邓某明、许某、邓金某以及他们的母亲贾玉花和同胞姐妹邓某在一个家庭户里共同生活，此时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家庭户分得“大树塘面”、“石磷车路面”（地名）等集体土地进行承包经营。此后，邓某明从1990年起成为国有林场职工，一直在林场工作生活至2016年，期间户口迁至林场并缴纳有职工社会保险。许某于1987年随母改嫁到广东并一直在广东定居生活，户口也迁至广东住址，从2014年起才回到融水县居住至今。邓金某一直在村里居住，家庭户只有邓金某一人，并被政府登记为五保户。 2010年1月13日，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邓金某颁发了融林证字（2010）第0000380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大树塘面”、“石磷车路面”（地名）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权利人均为邓金某。 2012年1月4日，融水苗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向邓金某颁发了残疾人证，该证将邓金某登记为贰级精神残疾，监护人为邓某明。 2016年11月22日，邓某明、许某和邓金某共同签订了两页协议，主要载明“所片用土地属三兄弟祖留山场，所获赔偿款应属家庭共有财产”、“邓某明从2009年所种的杉树地面材属邓某明所有”、“所有土地属三兄弟有份”“所有获款项分成三份，三兄弟各执一份”等内容。 2017年1月26日，因国家征收邓金某名下林地1.083亩（地号J-149）用于四级路建设，邓金某获得土地补偿款42260元，其中包含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38988元，青苗及附着物类补偿费3272元。在邓金某获得上述补偿款后，邓某明、许某要求邓金某将该款平分，遭到邓金某拒绝，邓某明、许某遂诉至该院。 另查明，2017年8月29日邓金某的监护人变更登记为邓某。 再查明，本案在庭审中邓金某自认被征收土地上的林木是邓某明、许某种植，属于邓某明、许某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邓金某获得的涉案补偿款，其性质是对失地者的一种补偿，故要判断涉案补偿款是否属于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所共有，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邓某明、许某是否享有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是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签订的协议能否作为邓某明、许某享有补偿款的依据。 关于邓某明、许某是否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由于邓金某持有的林权证明确载明邓金某是林地使用权利人，且邓金某的家庭户只有邓金某一人，故仅有邓金某一人享有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邓某明、许某不享有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邓某明、许某提出意见认为当年分山时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等都在一个家庭故邓某明、许某应当一直有份，该院认为这种理由于法无据，我国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由政府颁证确权，涉案土地的林权证上既然没有载明邓某明、许某是权利人或者共有人，邓某明、许某当然就不具有相关物权权益，而且山林土地的确权属于政府专有职权，如果邓某明、许某对邓金某持有的林权证有异议，只能通过法定程序要求政府予以变更或撤销，人民法院无权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实质审查，故对于邓某明、许某主张该院无法支持。 关于邓某明、许某与邓金某签订的协议能否作为邓某明、许某享有补偿款依据的问题。该协议并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地名和金额等约定，无法证实涉案土地和金额受该协议约束，而最主要的是邓金某属于智力残疾的被监护人，按法律规定邓某明作为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是不能处分被监护人邓金某财产的，更何况该协议是以损害被监护人利益从而使监护人获益，故该院认定该协议不能作为邓某明、许某享有补偿款的依据。 综上，因涉案土地是由邓金某承包经营，故涉案林地征收补偿款中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用部分即38988元应属于邓金某所有。另外邓金某自认涉案林地上的林木属于邓某明、许某所有，故征地补偿款中的青苗及附着物类补偿费部分即3272元应属于邓某明、许某所有。本案在审理中经该院多次调解，邓金某愿意向邓某明、许某支付一万元青苗补偿费，但邓某明、许某方不同意该调解方案，后经该院多次调解依然未果，本案只能依法判决，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邓金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邓某明、许某支付3272元；二、驳回邓某明、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4元，减半收取252元（邓某明、许某已预交），由邓某明、许某负担227元，由邓金某负担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亦未持异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原则。承包户基于承包土地被征收而产生的收益，承包户内部的成员均有权获得分配。本案中，虽然在1982年实行农村生产联包责任制时双方所在的承包户内成员为五人，但是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在涉案的土地补偿款产生时，双方所在承包户内成员已较1982年时发生变更，则应当由变更后的承包户内成员享有上述土地补偿款。从本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来看，上诉人邓某明从1990年起成为国有林场职工，一直在林场工作生活至2016年，期间户口迁至林场并缴纳有职工社会保险；上诉人许某于1987年随母改嫁到广东并一直在广东定居生活，户口也迁至广东住址，因此上诉人邓某明、许某已经不再依靠原承包的土地获得主要生活来源，不属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承包户内成员，因此其无权获得本案涉案的土地补偿款。 关于涉案的2016年11月22日的协议书效力问题，因被上诉人邓金某系二级精神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其监护人的邓某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之规定，合法处理邓金某名下财产，而邓某作为代理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实质上是损害了邓金某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述协议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观点，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邓某作为上诉人胞妹，在本案中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处理，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邓某在本案中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请，根据“不诉不理”原则，一审判决未对邓某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土地补偿款相应份额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金某、许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元（邓金某、许某已预交），由上诉人邓金某、许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庆斌 审判员  黄智文 审判员  谭皓匀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荣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