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开燕，女，1982年6月9日出生，苗族，住镇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振炜，男，1969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普陀区，现租住镇远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昌军，镇远县司法局公职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文光，男，196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兴，贵州公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开燕、胡振炜因与上诉人冯文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黔2625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石开燕、胡振炜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2日，本院作出（2019）黔26民终152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镇远县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11月9日，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2625民初116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再次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石开燕、胡振炜上诉请求：1、撤销镇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625民初116号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257036.20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不当。一审判决认定“虽然被告（被上诉人）的行为能够让原告（上诉人）产生会继续履行合同的信赖，但在被告未明确需要订购红薯的具体数量，也未向原告支付相应定金的情况下，原告盲目大量提出红薯，且在发现变质腐烂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方法避免损失扩大，对该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上诉人认为：1、关于冯文光订购红薯具体数量问题。从上诉人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结合冯文光当庭的陈述，已经能确定双方15万斤红薯买卖合同订立。冯文光虽然在诉讼中予以否认，但是在当庭却认可其有向上诉人承诺过“上诉人只有几十亩的红薯，上诉人有多少红薯，被上诉人就要多少的事实。”（注：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情况从庭审直播网中可以查询），虽然，从被上诉人的陈述中，还不能完全确定具体数额，但是从其知道上诉人种植了几十亩的红薯，并且，表示几十亩的红薯都要，几十亩的红薯，完全超过15万斤。虽然，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现场称量估算为88527.10斤，是因为有部分已腐烂影响卫生已被清除库房，以及一部分因腐烂虽来不及清除，但影响重量。2、关于红薯损失的责任问题。从双方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三天发一车货的事实，如按双方的约定，三天发一车货，在发货前就不会存在红薯腐烂的发生，正因冯文光未及时提取货物，才导致红薯因堆放时间长而逐渐腐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应当由冯文光承担变质毁损的风险。因冯文光未及时提取货物而违约的情况下，上诉人已采取保温等补救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只是因冯文光未及时提取货物造成货物积压，难以有效避免损失。该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冯文光应当对全部损失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因以上失误的原因，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实属不当。上诉人冯文光上诉请求：1、撤销镇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625民初116号判决，改判驳回石开燕及胡振炜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上诉人与石开燕、胡振炜就达成3万斤红薯买卖的合意，实际上，上诉人只与石开燕、胡振炜购买了17548斤红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由判决我方承担30%的损失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就一审判决中提出的88527.1斤红薯损害的事实，我与石开燕、胡振炜并未就这批红薯达成买卖关系，更没有交付的事实，故产生的损失应该由石开燕、胡振炜自己承担。我在本案中不承担过错，更没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均未就对方上诉提交答辩意见。石开燕、胡振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57036.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石开燕、胡振炜共同生产红薯销售。2018年10月21日，原告胡振炜与被告冯文光经朋友介绍互加了微信，双方通过微信洽谈了合作事宜。被告冯文光在微信中谈到“如合作好，你几十亩不多，好的全部要”，原告胡振炜给被告冯文光的红薯报价为3700元／吨。同时，双方还通过电话、见面等洽谈了合作事宜。被告向原告订购红薯，双方约定由被告自己负责包装运货，被告冯文光为此订购了2000个包装箱邮寄到原告处。同年11月28日，冯文光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胡振炜定金10000元，同年12月5日，被告到原告处打包运货17548斤，剩余包装箱约1300个，并于同月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尾款22460元给原告，剩余包装箱约1300个。同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告诉原告此次发到香港的货有好多烂的情况。被告为了挽回损失，通过微信、电话的方式继续与原告商谈合作事宜，原告于2020年1月4日根据被告要求邮寄了三箱样品红薯，但双方未能就交易的红薯数量、质量及交付时间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认可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原告订购了三万多斤红薯。期间，原告花费6000元租房存放的红薯发生损坏，就多次要求被告提货未果。为此，原告花费6000元将坏掉的红薯清运处理。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库存红薯，经2019年1月17日称量估算为88527.10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通过微信、电话及面谈等方式达成被告向原告订购红薯的买卖合意后，被告寄给原告2000个红薯包装箱、预付定金10000元、原告提前租房将红薯提出、被告打包运走17548斤红薯、结账付清尾款，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买卖红薯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其他形式合同并已履行完毕。随后，双方以微信聊天、电话等方式继续磋商买卖红薯。2018年12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原告为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积极准备了大量红薯，给“蜜薯库”都加了保暖措施，并按照要求分选完成，并询问被告下步发货工作怎么安排等被告的安排，原告还将准备了大量红薯的图片拍照发送给了被告，被告回复原告“收到”，说明被告知晓该情况，但并未表示拒绝。2018年12月24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红薯属于快销品，闷在箱子里容易腐坏，不及时销售出去就变质了，被告原先说三天发一车货，现在原告分选完的红薯半个月都发不了货，该怎么办？被告回复原告“看怎么想办法把好的拿出去”，说明被告知道原告为继续履行合同准备了大量的红薯，并分选完毕，不及时销售可能发生腐烂变质并产生大量损失的情况，但被告并未表示该损失与其无关，并打算继续购买红薯进行销售。2019年1月3日，被告发微信给原告，要求原告寄送样品红薯，并说“如果能接受，这次过来想两车一起发”，说明被告仍打算购买原告准备的红薯进行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被告的上述行为来看，被告在第一次17548斤红薯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并未明确终止买卖关系，被告在第一批红薯的销售过程中虽发现红薯发生霉烂的情况，但仍然打算再选一些好的红薯进行销售，并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继续与原告磋商买卖红薯事宜，双方虽未能就交易的红薯数量、质量及交付时间等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的行为足以让原告对被告产生继续履行合同的信赖，被告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原告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失，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原、被告均从事红薯买卖，应当知道红薯作为鲜活产品，其存储时间、方式对质量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原、被告第一次交易的红薯是由被告到原告处取货，故在取货之前，红薯的损毁、灭失风险应由原告承担。但在原告依约向被告邮寄样品后，又将大量准备的红薯受损的事实告知被告，被告仍未明确表示该损害与其无关。结合被告称“如合作好，你几十亩不多，好的全部要”及被告订购的2000个包装箱剩余约1300个，原告租房储存红薯是为积极履行合同做准备的事实。虽然被告的行为能够让原告产生会继续履行合同的信赖，但在被告并未明确需要订购红薯的具体数量，也未向原告支付相应定金的情况下，原告盲目大量提出红薯，且在发现变质腐烂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方法避免损失扩大，对该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在原告告知其已准备大量红薯，且发现红薯变质腐烂时没有明确态度，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综合本案实际，原告的上述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70％的主要责任，由被告承担30％次要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原告申请对原告库存红薯，经2019年1月17日称量估算为88527.10斤，参照原、被告第一次交易时红薯价格1.85元／斤计算为88527.10斤×1.85元／斤＝163775.14元，原告花费租金6000元堆放红薯、花费6000元清运处理坏掉的红薯，共计损失175775.14元，被告承担原告损失的30％，即175775.14元×30％＝52732.5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冯文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石开燕、胡振炜的红薯经济损失费52732.54元；二、驳回原告石开燕、胡振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4元，由原告石开燕、胡振炜承担3607元，被告冯文光承担154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冯文光是否应对本案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2、一审认定的本案的财产损失及双方当事人承担财产损失的责任份额是否正确？关于焦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之规定，本案中，双方之前已经发生类似交易，且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石开燕、胡振炜有理由相信双方仍将继续合作。而冯文光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石开燕、胡振炜多次提到的红薯毁损和拉货的情况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导致石开燕、胡振炜将大量红薯提前从地窖提出，并租库房存放，故冯文光应对本案的财产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关于焦点2，合同应建立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可以显示双方达成了红薯买卖的意思表示，且在双方当事人完成17548斤红薯买卖后，根据冯文光为石开燕、胡振炜购买包装袋，继续让石开燕、胡振炜邮寄样品薯等行为可以看出冯文光仍有意向石开燕、胡振炜继续购买红薯。且在石开燕、胡振炜将红薯储藏数量及毁损情况告知冯文光后，冯文光并未提出异议，按照交易习惯及常理可推定双方当事人订立红薯买卖合同的数量不止17548斤，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对库存红薯进行称量后确定数量为88527.10斤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红薯数量提出异议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财产损失的承担份额问题上，冯文光应承担一定的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石开燕、胡振炜在买卖红薯过程中，由于未完全按照市场交易指示交货的规则以及过分相信冯文光将继续交易，对造成的红薯损害亦应承担一定责任。故双方当事人在红薯买卖过程中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判决由石开燕、胡振炜自行承担70%的主要责任，由冯文光承担30%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石开燕、胡振炜要求冯文光承担全部损失的上诉请求及冯文光要求不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54元，由上诉人石开燕、胡振炜负担2577元，由上诉人冯文光负担25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家良审 判 员 王山地审 判 员 郑华品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吕晓婵书 记 员 金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