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初3511号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玉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乃栋，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云，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仁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可，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鲁公司)与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振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云，被告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可、周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长城公司向振鲁公司支付2430305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系列协议被认定无效是由于长城公司没有履行改制方案导致协议出让土地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最终审批。1.振鲁公司期望受让长城公司的出让土地无可厚非，并不构成恶意。1990年5月1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5条、1995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第39条第1款、199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6条、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5条均规定划拨土地可以转让，只是需要履行审批手续。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审批权的截止期限是起诉前。可见，在我国土地并不是禁止流转物，而是限制流转物，即划拨土地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批，办理出让手续，使划拨土地变为出让土地，再转让，出让土地的流转限于出让的期限，振鲁公司作为房地产企业，通过与长城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兼并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汽修厂）获得划拨土地、帮助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受让出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无可厚非，并不构成恶意。2.系列协议被认定无效是由于长城公司没有履行改制方案导致协议出让土地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最终审批。《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规定，“处置土地使用权应当按下列程序办理：（一）拟订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由企业或企业隶属单位拟订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企业改革的形式和内容、企业现使用土地的状况和拟处置土地的状况、拟处置方式和处置价格及理由等。（二）地价评估结果确认和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审批。地价评估结果和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应当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确认和审批，报批时还应同时提交企业改革的批准文件、资产重组方案、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权属证明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三）签订合同与变更土地登记。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经批准后，采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处置的，企业应持土地使用权处置批准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与土地所在地的市、县，并按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振鲁公司与长城公司签署的系列协议经过履行，第一阶段对汽修厂的兼并、改制工作已经完成，虽然长城公司偶尔会以兼并改制的名义要求振鲁公司支付相关费用。而第二阶段是长城公司通过自身改制方式，获得目标土地的协议出让，再转让给振鲁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2003年长城公司向主管部门农业集团公司申请改制获得同意，主管部门农业集团公司以鲁农财字（2004）30号《关于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改制方案的函》向山东省国资委报批，2004年10月8日，山东省国资委对农业集团公司做出鲁国资企改（2004）7号《关于同意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改制方案的函》，内容为同意长城公司的改制方案；整体改制，国有资产退出；按照政策规定安置好职工、处理好债权债务、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督促企业做好国有资产处置方案，到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然而长城公司迟迟不履行改制方案，根本没有按照《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的程序规定办理手续，导致济南市政府没有对协议出让目标土地予以审批，房地产开发工作最终功亏一篑。二、振鲁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1.在兼并改制汽修厂阶段，根据协议约定，兼并改制汽修厂获得划拨土地使用权，仍然以长城公司的名义进行，振鲁公司的义务就是承担兼并、改制的一切费用，为此，振鲁公司履行承担费用的义务陆续支付兼并改制费用合计27490700元。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正是基于振鲁公司2003年8月7日履行200万元的义务，二七办事处和汽修厂的两处土地使用权于2003年10月31日变更至长城公司名下，长城公司成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使用权人，双方完成系列协议约定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目标。2.在申请政府部门审批将目标土地协议出让，再将目标土地过户到振鲁公司名下这个阶段，2006年4月12日，振鲁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代替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可见，振鲁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三、长城公司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1.长城公司不履行自身改制的改制方案，欺骗政府，欺骗振鲁公司。2004年10月8日，省国资委鲁国资企改（2004）7号《关于同意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改制方案的函》，长城公司申请企业自身改制，向主管部门农业集团公司的同意，农业集团公司向省农业厅报批，省农业厅向省国资委提交《关于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改革命方案的函》鲁农财字（2004）30号，国资委作出鲁国资企改（2004）7号《关于同意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改制方案的函》的批复；1、同意长城公司的改制方案；2、整体改制，国有资产退出；3、按照政策规定安置好职工、处理好债权债务、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4、督促企业做好国有资产处置方案，到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然而，长城公司没有进行任何改制行为，没有履行改制方案，没有安置职工、没有做出国有资产处置方案，更没有到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尤其是2007年、2008年土地房屋价格大幅度上涨，爆发性增值，长城公司对协议出让不再通过企业改制去实现，导致尽管振鲁公司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却因为改制工作的不能完成阻却了划拨土地协议出让的办理。2.长城公司收到警示函后仍然向振鲁公司索取款项。在长城公司诉振鲁公司的35号案和与振鲁公司诉长城公司案合并审理后，长城公司多次提到其收到执法大队的警示函，警告其不得非法转让土地，然而在收到警示函的情况下，长城公司仍然以各种理由要求振鲁公司提供不同名目的款项。致使振鲁公司误以为土地出让的审批只是时间问题。3.为了独吞土地收益，长城公司不惜对振鲁公司提起诉讼。2011年12月21日，济南市国土局做出《关于办字570号办理意见的报告》，目标土地由协议出让改为挂牌出让，长城公司迟迟不办理收储，而是于2013年向市中区法院对振鲁公司提起确认协议无效之诉，振鲁公司不得不提起确认协议有效之诉进行应对。长城公司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4.系列协议被判无效，长城公司申请收储，意图独享利益。2016年11月7日山东高院做出（2016）鲁民终字第1789号判决，认定系列协议无效，长城公司以为可以独享利益，申请土地收储，2020年10月9日济南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公告挂牌出让目标土地市中国用（2003）0200311号。2020年10月19日目标土地成交摘牌，成交价41130万元。5.长城公司得以生存依托振鲁公司。人体存活全凭血液流动，而资金就是企业存活的血液。长城公司的现金流不是自己的经营所得，而是振鲁公司的输入，长城公司的生存完全依托振鲁公司的资金支持：2003年350万、2004年438万、2005年771万、2006年178万、2007年231.8万、2009年400万、2010年30万、2011年80万、2012年50万元，总计2749.07万元。按照长城公司兼并汽修厂的预算，兼并改制费用总计1919.4万，长城公司请求振鲁公司多支付的829.67万实际是长城公司用于企业职工工资发放等保证自身企业存续的资金，因为长城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任何经营收入，而且兼并改制费用实际用不了1919.4万元，因为该费用并没有进行评估审计。四、长城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依法承担因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系列协议无效给振鲁公司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一）长城公司的违约给振鲁公司造成巨额损失。1.兼并改制阶段，为履行系列协议的支付兼并改制各项费用，振鲁公司将开发的东莱小区房屋分期分批进行出售，筹集资金30038002.8元，陆续支付兼并改制费用27490700元。该小区房屋如果保留到现在，根据贝壳网东莱花园阁楼成交价16694元每平米，振鲁公司11530.202平米（去掉地下室面积1394.491平米）的售价总额19249万元。附近玫瑰花园小区中楼层单价17220元，11530.202平米的售价总额19855万元。2.占用资金损失：2006年4月12日振鲁公司代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协议出让变为招拍挂后，2012年5月24日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退还，6年时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应支付资金占用费应支付资金占用费6952706元。3.机会成本收益损失。兼并改制费27490700元、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近5000万的投入，致使振鲁公司丧失了许多其他投资建设机会。此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振鲁公司的损失，振鲁公司的损失为假如合同有效情况下可获得的利益，金额也为约2.4亿。（二）长城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违背诚实信用给振鲁公司造成的损失。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42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第32条的规定精神，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情况下，当事人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不应超过合同履行利益。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除非增加了合同约定之外新的工程项目，一般不应超出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由于长城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振鲁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根据最高院九民纪要精神，恳请贵院坚守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的精神，依法支持振鲁公司的诉讼请求。长城公司辩称，一、振鲁公司诉称系列协议被认定无效是由于长城公司没有履行改制方案导致协议出让土地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最终审批。长城公司认为，振鲁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振鲁公司主张其期望受让长城公司的出让土地不构成恶意。但振鲁公司明知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不合法，且不可能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仍执意与长城公司签订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并同时签订不实际履行、仅用于“应付审计”、应付“改制、财务审核、“对外协调关系”等用途的若干虚假协议，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善意的。首先，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未经政府批准不得转让的划拨性质的工业用地，并非振鲁公司期望受让的出让土地。其次，长城公司名下自始至终也没有振鲁公司期望受让的出让土地。第三，根据原国土资源部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划拨用地目录》，案涉划拨工业用地的转让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关于这一点，双方在签订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时是明知的，否则，双方不会再签订掩人耳目的，仅用于“应付审计”、“应付改制、财务审核”、“对外协调关系”等用途的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合作建房协议》。第四，长城公司授权振鲁公司张乃栋（张玉忠之子）以长城公司名义（见振鲁公司证据25），多次向主管部门提出案涉土地的变性（由划拨变更为定向出让）申请，均是根据振鲁公司的要求，为履行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并非是转让长城公司从未取得过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二）双方签订并部分履行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的事实，是长城公司未能完成改制的原因之一。基于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及履行情况，长城公司拟用于改制的资产评估报告未将案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纳入改制资产评估范围，而已收取振鲁公司的部分土地转让价款也因其非法属性，无法纳入改制资产评估范围，进而导致改制拟使用的资产评估报告无法真实反映长城公司的资产应有价值，未能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核，最终导致改制工作没有完成。事实上，若不将案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纳入改制资产范围，即便改制侥幸完成，后续也会因追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使得其权利归属不清晰、不稳定。（三）系列协议被认定无效的原因系由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部分协议被双方合意确认为无效协议的事实,与长城公司是否改制、改制是否成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首先，案涉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的原因已被生效判决和裁定【（2016）鲁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最高法民申354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是振鲁公司取得原汽修厂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土地转让之非法目的”，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第（五）项的规定。其次，案涉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合作建房协议》已被双方先后书面合意确认为虚假的无效协议（用途仅为应付审计、改制、对外协调关系等），以隐藏真实存在的，以《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为载体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双方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前述虚假意思表示的协议无效。依据如下：（1）2004年7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见证据三.a），约定：双方所签订2003年3月16日关于兼并企业的协议是无效协议，只为应付审计使用。（2）2003年3月17日，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其中第（六）条约定：《合作建房协议》属对外协调关系用，不作为双方结算依据，长城公司不参加所建楼房的分成，该项目所建楼房均归振鲁公司所有。（3）2004年7月2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见证据三.b），约定：为应付长城公司改制，财务审核，清晰资产使用，2004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无效协议。再次，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的原因也已被前述生效判决和裁定【（2016）鲁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最高法民申354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四）即使按照振鲁公司的主张，长城公司“通过自身改制方式，获得目标土地的协议出让，再转让给振鲁公司”，也无法实现振鲁公司所期望的“房地产开发”目的。因为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以相关的改制政策为依据，同意为长城公司定向出让涉案土地使用权组卷上报市政府批准的决定是附条件的，即：维持现状使用，服从规划要求，不得进行扩建、重建。二、振鲁公司诉称其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陆续支付兼并改制费用合计27490700元。长城公司认为，振鲁公司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依据如下：1、振鲁公司向长城公司支付的全部费用均为案涉国有划拨工业用地的转让价款。如前所述，案涉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合作建房协议》已被双方先后书面合意确认为虚假的无效协议，并不实际履行（用途仅为应付审计、改制、对外协调关系等）。据此，双方之间仅存在以《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为载体的国有划拨工业用地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振鲁公司向长城公司支付的费用均应认定为土地转让价款。2、振鲁公司为配合其在本案中所谓“支付长城公司兼并、改制费用”的诉讼主张，对案涉收款收据（凭证）中原始标注的款项用途进行了大量的涂改和添加，意图混淆视听，干扰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毫无诚信可言。振鲁公司为配合其在本案中所谓“支付长城公司兼并、改制费用”的诉讼主张，在至少68份原始收据（凭证）上自行添加了原本没有的“合作开发”、“合作兼并企业”、“合作兼并”、“企业兼并办理地手续”、“合作建房”等款项用途方面的文字标注（详见振鲁公司证据20和长城公司与之相关的质证意见及长城公司于省高院复制的对应收据凭证）。其不当图谋，昭然若揭。事实上，振鲁公司在案涉原始收据（凭证）中明确标注为已付地价款的金额为646万元（详见振鲁公司证据20及长城公司与之相关的质证意见）。除有一张伍万元的收据（2006年1月11日开具，见振鲁公司证据133页），振鲁公司原始标注为“记长城公司安置汽修厂职工”外，其余收据（凭证）上均原始标注为“记长城公司账”、“记长城公司款”或“记长城公司”（详见振鲁公司证据20和长城公司与之相关的质证意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城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之所以在部分收据“款项事由”栏中，将振鲁公司支付的部分土地转让价款记载为合作建房款、职工安置费、丧葬费等，是为了应付财务审计的合法性审查。关于这一点，从双方所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内容中也可得到印证。3、退一步讲，即便长城公司将振鲁公司支付的部分土地转让价款用于了兼并汽修厂的部分费用支出，这也属于长城公司对收入资金的自主使用和支配，不能据此认定振鲁公司参与了对汽修厂的兼并活动，支付了汽修厂的兼并费用。三、振鲁公司指责长城公司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长城公司的改制工作是否顺利，改制能否完成并非长城公司所能左右，更与长城公司是否诚信没有关系。长城公司必须改制，改制必须成功，既不属于长城公司的法定义务，也不属于长城公司在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义务。通过改制方式由长城公司取得案涉土地的出让使用权，再由振鲁公司受让该土地使用权，然后进行房地产开发，是振鲁公司单方设想的操作路径之一（其他操作路径还包括名义上的合作建房、合作兼并等）。但长城公司的改制工作是否顺利，改制能否成功则并非长城公司所能左右，更与长城公司是否诚信没有关系。事实上，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并非所有拟改制国企均能最终改制成功，这其中有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职工安置等诸多复杂工作需要落实，稍遇阻力改制工作便无法进行。作为农业集团公司主管的国有企业，与长城公司同期列入改制试点的共有两家国企，均未能成功改制。2、长城公司在收到有关部门的执法“警示函”（2009年）后，仍收取振鲁公司支付的部分土地转让价款的行为恰恰证明长城公司是遵约守信的；振鲁公司主张长城公司该行为致使其误以为土地出让的审批只是时间问题，不足为信。首先，如前所述，双方对于签订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的违法性是明知的。因此，双方不会仅仅因为执法警示函提示案涉转让土地行为违法而停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其次，振鲁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认已有东莱小区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成功经验），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土地政策理应熟知和了解，却称“误以为土地出让的审批只是时间问题”，其这一说不足为信。3、振鲁公司主张长城公司“迟迟不办理收储”的行为，以及提起确认协议无效之诉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济南市国有土地收储管理办法》第4条的规定：土地储备实行计划管理；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计划等，会同发展改革、建设、规划、财政等部门编制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据此，对于土地的收购、储备完全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收储计划而依法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长城公司作为与振鲁公司地位平等的普通民事主体，无权主导或决定涉案土地的收储。其次，若按照振鲁公司的这一主张，由长城公司办理案涉土地收储，其后果必然是案涉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如此，长城公司无权也无法再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因此，未办理案涉土地收储，恰恰是长城公司遵约守信的行为表现。第三，长城公司提起确认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及《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之诉，恰恰是坚守诚信底线的表现。如前所述，长城公司与振鲁公司之间只存在案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关系，由于这种合同关系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使得相关协议已丧失了事实和法律上的可履行性，而在之前的协议履行过程中，长城公司始终给予振鲁公司积极的配合及协助，但受限于明确的法律规定，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土地转让目的。为尽早结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状态，便于双方各自腾出时间和精力开展正常经营，长城公司在与振鲁公司就题述协议终止事宜多次协商未果，已成僵局的情况下，及时诉请法院予以解决，恰恰说明长城公司是理性的，是坚守诚信底线的。4、2016年11月7日，山东高院依法作出（2016）鲁民终字第1789号民事判决，案涉系列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协议。至此，振鲁公司依法享有已付土地转让价款的返还请求权，以及或有的损失赔偿请求权，而案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仍归长城公司所有，与振鲁公司无关，振鲁公司不再享有与案涉土地使用权相关的任何权益。振鲁公司享有的价款返还请求权及或有的损失赔偿请求权，不因其在长达近4年的时间里不予主张而自动转化为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其衍生权益的请求权。据此，振鲁公司关于长城公司申请收储，意图独享利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振鲁公司诉称长城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任何经营收入，生存依托振鲁公司。该项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履行期间，长城公司在青岛即墨的房地产项目也处于开发建设过程中，并非振鲁公司主张的长城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任何经营收入，生存依托振鲁公司。关于这一点，从振鲁公司提交的证据73、75页收据（凭证）“款项事由”栏标注有“即墨工地暂借款”的事实也可得到客观的印证。除此之外，长城公司还有部分房产和场地的稳定租金收入，在此不一一列举和赘述。四、振鲁公司主张长城公司应当依法承担因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系列协议无效给振鲁公司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长城公司认为，振鲁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振鲁公司主张长城公司的违约给其造成三项重大损失，不能成立。1、振鲁公司以假设的前提（假设其开发的东莱小区房屋保留到现在销售）为基础，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且该项所谓的损失与案涉系列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2、振鲁公司主张16614289.44元的资金占用损失，不能成立。首先，振鲁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从未被长城公司所占用，更未因振鲁公司的缴纳行为而获取任何利益，且长城公司在履行《土地转让协议书》过程中，始终给予振鲁公司积极配合及协助，但由于现行法律的限制，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目的，长城公司不存在违约的行为。其次，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长城公司在办理土地手续时，如果按政策需缴纳土地出让金时，振鲁公司可先付给长城公司应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所需款项。第三，2004年12月20日，振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忠向长城公司出具证明：振鲁公司购长城公司的土地，该土地的出让金由振鲁公司承担并交纳。振鲁公司基于对自身沟通协调能力的自信，始终认为获取政府对案涉土地出让的审批只是时间问题。截止到2012年8月16日，振鲁公司一直在谋求案涉土地的协议出让（见长城公司证据六.1《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对郎茂山8号土地收储、挂牌的几点承诺》），拒绝及时向财政部门申请收回预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土地是国有划拨工业用地，不是出让地，故此，振鲁公司若想通过出让实现转让，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理应由其缴纳和承担。3、振鲁公司主张的机会成本收益损失，不能成立。首先，振鲁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客观上存在其他投资建设机会，更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若抓住这些所谓的机会进行投资一定会获利，而不会损失。其次，受限于当时的土地交易政策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可履行性，振鲁公司不具备依约取得案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振鲁公司不存在客观现实的交易机会损失。其主张可获得利益2.4亿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长城公司实施了任何的不诚信行为，相反，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振鲁公司不属于依法享有损失赔偿请求权的、无过错的善意相对人。（二）如前所述，导致案涉系列协议无效的原因系由于相关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双方实施了确认部分协议无效的行为，并非任何一方的违约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所致。据此，振鲁公司主张应由长城公司承担违背诚实信用给其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如前所述，双方对于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不可能得到政府批准的结果是明知的，因此，协议中并未约定与申请政府批准相关的任何内容，双方自始至终也没有谋求政府对该协议给予批准的意图和想法，振鲁公司也从未要求长城公司去申请不可能取得的政府批准手续或文件。2、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刻意隐瞒的协议，为掩盖履行该协议行为的不法性，双方相继签订了虚假的、并不实际履行的若干协议或补充协议。基于上述行为及目的，双方不可能具有将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提交政府批准的意图和想法。3、本案中，为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共同实施了案涉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行为，签订了若干虚假协议，隐藏了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真实协议，据此，长城公司不属于不守诚信的一方当事人，振鲁公司也不属于无过错的善意相对人。本案既不符合《合同法》第42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规定的适用条件，也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第32条规定的适用条件。五、振鲁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三年的诉讼时效。自（2016）鲁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并送达振鲁公司之日，至今已近四年时间，超过了法定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振鲁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振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受理振鲁公司诉长城公司（2016）鲁01民初819号合同纠纷一案，振鲁公司诉称:振鲁公司、长城公司于2003年3月16日签订《协议书》，长城公司将其兼并企业汽修厂按原价转让给振鲁公司，兼并所需一切资金由振鲁公司承担。企业兼并完毕后，仍以长城公司名义经营。为了具体落实《协议书》，双方后续签订了相关补充协议，以实现振鲁公司取得兼并企业资产的合同目的。2003年3月17日双方又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长城公司将汽修厂所占用的55.39亩土地按每亩55万元转让给振鲁公司，长城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规划及建设施工手续。后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履行过程中，振鲁公司向长城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600万元，支付兼并费用21490700元。2006年，振鲁公司与有关部门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并交纳了出让金。由于国家土地政策调整，涉案土地须由政府收储后通过招拍挂出让，政府又将出让金退还给振鲁公司。长城公司至今未按双方约定向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收储，致使振鲁公司不能取得土地资产处置的收益。振鲁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承担了兼并企业的费用，兼并企业的所有资产应归其所有。现长城公司既不向其交付兼并企业资产，也不以合理方式处置资产，且至今占有属于振鲁公司的兼并企业资产，侵犯了振鲁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1.确认2003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03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003年7月3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和2004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长城公司因兼并汽修厂而取得的所有资产归振鲁公司所有;3.长城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03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03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003年7月3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和2004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长城公司因兼并汽修厂而取得的所有资产交付振鲁公司，或者将资产处置(包括变卖、申请政府收购储备招拍挂等方式)所得的收益交付振鲁公司;4.请求法院判令长城公司赔偿振鲁公司经济损失200万元。在案件审理中，振鲁公司放弃了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长城公司反诉称:2003年3月17日和7月30日，双方分别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长城公司将位于济南市郎茂山路8号的国有划拨土地，以每亩5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振鲁公司。2009年市国土资源局向长城公司下达《警示函》，“未经批准禁止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涉案土地”。请求确认双方于2003年3月17日和7月30日分别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做出（2016）鲁01民初819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02年10月26日，长城公司向上级主管部门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公司请示兼并汽修厂，利用该厂资源优势搞房地产开发,全部兼并费用为1919.4万元。2002年10月30日二七办事处批复汽修厂同意由长城公司兼并汽修厂。2002年11月8日，长城公司（甲方）、汽车修理厂(乙方)签订兼并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实施企业整体兼并，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乙方全部资产为准，办理交接。兼并后，乙方全部资产由甲方统一规划，统一经营和管理；债权债务由甲方全部承担。甲方接收乙方全部在册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原乙方与职工所订立的有效法律合同在企业兼并后，按甲方提交给乙方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意见》执行。乙方在职职工的工作安置及工资待遇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离退休职工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被安置职工与企业重新确立劳动关系。双方同意甲方对乙方兼并后的职工安置意见，签字盖章后做为本协议的补充条款，关于职工的安置、待遇、医疗费等问题，均按照政策规定和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执行。兼并后，依法注销乙方的企业法人地位，为有利于兼并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批准变更为甲方所属的经营单位。原乙方土地证、房产证以甲方的名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于资产交接完毕之日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长城公司称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就汽车修理厂资产委托评估，已经发生的兼并费用大概为1600万元。尚有部分后续事项未处理完毕。长城公司称兼并资产实际未进行评估，仅是就厂房、土地进行的交接，债务按账目交接的。但未提交交接记录。长城公司未提交兼并费用明细。2002年12月28日，济南市市中区经济发展计划局批准同意兼并。2003年1月14日，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公司批复同意长城公司兼并汽车修理厂。2006年4月16日，二七办事处决定成立汽修厂清算小组。2006年4月23日，形成清算报告，内容为:企业现有资产包括货币资金29991.54元，应付账款7676.92元，应付福利费-3311663.68元，所有者权益为-2114368.55元，固定资产1181524.06元；截至今日，本单位的一切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企业全部剩余财产已由投资部门收回，并清算完毕。今后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全部由现主管单位长城公司承担。当日，汽车修理厂申请注销登记，申请表注明出资人是二七办事处，企业性质属集体所有制。2003年3月16日，振鲁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经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批准，长城公司与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协商后，长城公司与汽车修理厂签订了兼并协议。在兼并实施过程中，长城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双方约定：长城公司将兼并企业（汽修厂）按原价转让给振鲁公司(按与二七办事处和通达汽车修理厂签订合同)，所需的一切资金由振鲁公司承担(包括长城公司交纳办事处和汽修厂的资金)，兼并事务仍有长城公司出面办理，所需资金由振鲁公司承担，振鲁公司监督资金使用。兼并完毕后，振鲁公司仍以长城公司名义经营。振鲁公司向长城公司交纳兼并用款额度5%的管理费，办理完兼并事务（包括土地使用权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由振鲁公司负担），完成对该厂职工安置和处理完该厂的债权债务后，一次性付清。2003年3月17日，长城公司（甲方）与振鲁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为解决本公司内部职工住房的困难，……1、甲方将其所属的汽车修理厂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作为投资，乙方投资该项目所有建设资金（包括各种规划建设手续费用），双方成立项目建设经营部，双方共同负责建设该工程，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使该工程顺利完成。……6、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双方按所建楼房的4：6分成（即甲方分得建房总面积的40%，乙方分得建房总面积的60%）。……2003年3月17日”。同日，长城公司（甲方）与振鲁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为下属企业的改制，使企业重新发展，将甲方位于济南市郎茂山路8号（汽车修理厂）全部所占用的土地转让给乙方：土地四至：东北至市中区委宿舍；南至郎茂山；西至郎茂山路。该宗土地号：02-12-29-004和0211229004，共计面积：36559平方米（合55.39亩）。最后按济南市土地局办理过户时的面积为准。（二）该土地的价格为每亩55万元，土地转让总款数约为3046.45万元，最后按土地证的面积为准。（三）因该两块土地的所有权还不属于甲方所有，待将该宗土地办理到甲方所属后，乙方付给甲方600万元，待甲方将该两宗土地过户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付清两宗土地的全部地款。（四）甲方在办理土地手续时，如果按政策需缴纳土地出让金时，乙方可先付给甲方应交纳土地出让金的所需款项。（五）该项目以甲方名义立项、办理规划定点、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甲方要尽量在办理土地过户前完成以上各项手续，使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六）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属对外协调关系用，不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执行本协议，甲方不参加该工程所建楼房的4:6分成，该项目所建楼房均归乙方所有……。2003年3月17日。根据该土地的实际情况，乙方在规划建设该项目时，需征用济南市市中区车管所的占地及搬迁由甲方负责协调，费用由乙方负担”。2003年7月30日，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振鲁公司同意在土地没有办至长城公司名下之前，先付给长城公司200万元，在土地使用权证办到长城公司名下后，振鲁公司按原协议付足600万元。在长城公司将土地过户给振鲁公司的同时，振鲁公司付足50%，余款在土地证过户完毕后付清。根据企业兼并的事实，长城公司申请将汽修厂的土地变更登记使用权人为长城公司。市国土局批准后，2003年10月31日，长城公司取得市国用(2003)第0200310和0200311号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长城公司取得土地证后将土地证原件交与振鲁公司，目前原件仍在振鲁公司处。2004年6月18日，针对2003年3月16日协议履行中出现的问题，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汽修厂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振鲁公司负责，行政管理责任由长城公司负责。汽修厂的债权债务由双方组织人员审核，由振鲁公司承担。汽修厂全部人员的安置补偿、医疗费由振鲁公司负责支付。长城公司支付的汽修厂安置补偿等费用7043510.5元转抵长城公司应付振鲁公司的借款，长城公司先期支付的费用601076.09元由振鲁公司承担。在法庭调查中，双方认可实际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振鲁公司称协议签订后多次要求长城公司提供兼并企业开支费用，长城公司至今未提供，振鲁公司是按协议付款。长城公司称因兼并汽修厂资金紧张，预支了费用，最终要冲抵土地转让款。长城公司称该协议未履行，称2004年7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应付审计使用，所签订2003年3月16日关于兼并企业的协议是无效协议。2004年7月2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应付长城公司改制，财务审核，清晰资产使用，2004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无效协议。长城公司根据上述2份补充协议主张2003年3月16日、2004年6月18日双方签订的关于兼并汽修厂的协议已经作废。双方仅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振鲁公司另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16日、2004年6月18日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复印件，该复印件除具备2003年3月16日、2004年6月18日双方认可协议的内容外，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16日的协议书增加了第5条，内容为“甲方（长城公司）为兼并市中区汽车修理厂的部分支出的5笔款项由乙方承担15万元、14万元、19万元、5万元、7万元、9万元，共计64.5万元。”（原文如此，实际是6笔，合计69万元）落款日期为2004年6月18日的补充协议增加内容为“六、为兼并汽车修理厂甲方（长城公司）先后开支现金七笔：4万元、9万元、1.5万元、9万元、8万元、7万元、6.5万元、4.7万元，共计49.7万元是经过双方同意后支出的，由乙方承担。”（原文如此，实际是8笔）振鲁公司主张为应付审计双方签订的是增加了内容的上述协议和补充协议，在审计过后，双方已经将该协议原件销毁，其只保存了复印件。且该协议的形成时间不是落款时间，该协议是后补的。宣布作废的是增加了资金负担内容的上述协议，不是双方存有原件的2003年3月16日、2004年6月18日双方签订的关于兼并汽修厂的协议和补充协议。长城公司认可双方存有原件的2003年3月16日兼并汽修厂的协议是当时签订的。山东省国资委于2004年10月批准长城公司改制。本院要求长城公司提供上述2004年7月16日《补充协议》和2004年7月26日提到的的审计报告和改制评估报告，长城公司未提供。长城公司称签订兼并协议是因为振鲁公司自己没钱，要凭该兼并协议向建设银行贷款。而建行要对资金监管，所以振鲁公司要求长城公司在收据中注明了与兼并有关的用途。长城公司称改制未最终落实。2005年7月4日，长城公司向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以市场最高价标准缴纳土地出让金，并于2005年8月31日出具包括上述内容的承诺书。2005年12月21日、长城公司向济南市规划局和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承诺服从规划要求，不进行改建、重建;如市政府决定收回该宗土地使用权时，保证按市政府统一规定的补偿标准和方式办理。经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批准，振鲁公司以长城公司的名义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1388311.52元（合计18002600.96元）。2011年6月28日，长城公司向济南市人民政府呈报《关于郎茂山路8号地块遗留问题的请示》，请求批准涉案土地协议出让。2011年12月21日，市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呈报《关于办字570号办理意见的报告》，认为根据现行土地出让政策，涉案土地应由政府收回后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应予清退。2012年5月3日，长城公司与振鲁公司共同向市国土资源局提交《关于郎茂山路8号地块退回出让金的申请》，申请退还土地出让金。2012年5月30日，济南市财政局将已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退还振鲁公司。自2003年8月7日至2012年5月28日，振鲁公司共向长城公司支付款项108笔，金额总计为27490700元。其中大部分收据未注明资金用途。有6张收据计款379万元，长城公司注明的用途分别是合作建房款和暂借款。另有5份收款收据载明用途为职工安置费、丧葬费等，金额为107万元。振鲁公司记账时，负责人审批注明土地款的有13笔，金额496万元。2004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签订后，振鲁公司应长城公司的要求继续向其付款,计20380700元.振鲁公司主张双方是兼并合作关系，2003年3月17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对2003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进一步细化，是对应付长城公司兼并协议费用的补充。根据当时的测算，长城公司应得1000万元，而兼并协议无法体现这个数，所以又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约定了转让价款3046.45万元，减去兼并费用1900余万元，就是长城公司应得的1000万元。长城公司主张双方仅存在土地转让合同关系。上述事实，由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建房协议、土地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批准兼并批复、收款收据、土地使用权证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该案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一、2003年3月17日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003年7月30日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2003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2004年6月1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根据上述规定，长城公司享有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为划拨土地使用权，且截止本案起诉前，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尚未取得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因此，双方2003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003年7月3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关于焦点二，通过双方签订各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或者说双方约定的交易流程是由振鲁公司出资帮助长城公司完成对汽修厂的兼并，完成兼并后土地使用权过户到长城公司名下，之后再由长城公司转让给振鲁公司，振鲁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从事开发。因此，双方签订的兼并协议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紧密联系的，两者标的都涉及原汽修厂的土地使用权，合同目的是同一的，对其效力应当作同一认定。涉案土地为划拨地，法律对于划拨地使用权是限制处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双方围绕涉案土地使用权于2003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2004年6月1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一、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与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2003年3月17日《土地转让协议书》、2003年7月30日《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二、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与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2003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04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20412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振鲁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和2004年6月18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长城公司工商登记的出资人为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公司，性质为国有企业。2002年10月26日，长城公司向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公司提出“关于兼并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的请示”，该请示的主要内容为：“我公司自移交集团公司后，在济南市没有新的开发项目，今年8月份以来，根据国家对建设用地的管理规定，经公司多方考察论证，并与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协商，经该厂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由该厂报请其主管单位济南市市中区二七街道办事处批准，由我公司以收购方式兼并汽车修理厂。其全部兼并费用为1919.4万元(含全部资产、工人工资、医疗费、社会统筹、职工退养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费用、企业债务)。汽车修理厂是济南市市中区二七街道办事处投资，于1991年成立的集体企业，占用土地面积36659平方米。经法定中介机构审计，截止2002年9月底该企业账面资产总额78.54万元，负债总额158.6万元，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总额-80.05万元。收购兼并该厂后，针对该厂机器设备陈旧，人员老化，技术落后，机制运行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实际，经公司研究，按照有关土地开发政策规定，利用该厂土地资源的优势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其开发的具体立项，规划审批等另行报告。2002年12月8日，二七办事处出具“关于通达汽车修理厂企业变更的说明”，内容为：“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是1991年10月由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投资成立的集体企业。根据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二七办发(2002)第8号文件精神，将对该厂投资及投资者权益全部转让与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并已收到转让权益补偿费300万元。此后，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的投资者应为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并拥有该厂的投资者权益。”2003年3月16日，振鲁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长城公司已向市中区二七办事处交款300万元，买断了办事处对汽车修理厂的所有权，也履行了与该汽车修理厂的兼并协议，但是在对该汽车修理厂的兼并实施过程中，因资金的问题，出现困难，长城公司为了解决兼并企业中遇到的困难，与振鲁公司协商后，达成协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2004年6月18日《补充协议》是否有效。通过2002年10月26日长城公司向山东省农业实业集团公司提出的“关于兼并济南市市中区通达汽车修理厂的请示”及2006年4月23日汽修厂清算小组形成的清算报告，可以看出汽修厂的主要资产是厂房和土地；长城公司兼并汽修厂的目的是利用汽修厂的土地资源进行房地产开发。长城公司向汽修厂的投资方二七办事处支付300万元转让款、成为汽修厂的投资权益人后，因开发资金因难，与振鲁公司签订了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长城公司将兼并企业(汽车修理厂)按原价转让给振鲁公司，所需一切资金由振鲁公司承担。”由此可见，在签订2003年3月16日协议前，长城公司已经成为汽修厂的投资权益人，2003年3月16日协议的性质是企业资产转让协议，并不是合作兼并协议，安置职工和承担该厂债权债务仅是振鲁公司取得汽修厂资产所应支付的对价。如前所述，汽修厂的主要资产是厂房和土地。因此，2003年3月16日协议的合同标的应是汽修厂的房地产。在此之后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包括土地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亦可以看出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是振鲁公司取得原汽修厂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汽修厂的土地为划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法律对于划拨地使用权是限制处分的，需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双方围绕土地使用权签订的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2004年6月18日《补充协议》，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振鲁公司关于2003年3月16日《协议书》及2004年6月18日《补充协议》为有效协议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鲁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振鲁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认为2003年3月16日的协议书是合作兼并协议而非企业资产转让协议，应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03年3月16日的协议书是企业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与2004年6月18日的补充协议与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具有紧密内在联系，合同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汽修厂的土地使用权，并最终转让给振鲁公司，因此双方签订的多份协议的效力应做统一认定。上述各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无效。故裁定驳回振鲁公司的再审申请。振鲁公司随即起诉本案。另，振鲁公司认可其于2006年4月12日代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2012年5月24日该款退还给振鲁公司。自2003年8月7日至2012年5月28日，振鲁公司共向长城公司支付款项108笔，金额总计为27490700元。具体付款明细如下：上述事实有（2016）鲁01民初819号民事判决、(2016)鲁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收款收据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振鲁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系列协议的合同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汽修厂的土地使用权，并最终转让给振鲁公司，因此双方签订的多份协议的效力应做统一认定，上述各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合同无效后，振鲁公司起诉本案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振鲁公司经本院释明后变更诉讼请求主张的损失243030540元，实质上包含：1.资产权益款234528000元；2.代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资金占用费6952706元；3.拆迁补偿款154983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系列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无效，长城公司因此获得的振鲁公司的款项27490700元应予返还。合同无效，协议的签订双方振鲁公司与长城公司对此均有过错，振鲁公司并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权益，故振鲁公司主张长城公司返还其涉案土地拍卖后所得收益款及相应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长城公司在应知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况下仍然履行并收取和使用振鲁公司款项，应当支付占用振鲁公司上述资金27490700元的利息损失，该损失自付款之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另外，振鲁公司代长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6614289.44元，长城公司应支付自付款之日起至退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损失亦应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对于振鲁公司超出该范围的损失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振鲁公司要求对长城公司收取涉案款项的用途进行审计、调取长城公司改制方案及涉案土地收购协议等证据的申请，因上述各项申请事项均无法推翻本案认定的案件事实，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274907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该损失以本判决认定的付款明细表中所列付款本金为基数，分别自付款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嗣后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损失（该损失以16614289.44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12日起至2012年5月2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6953元，由原告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负担946633元，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3103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山东长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许海涛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郭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