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71行终3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爱包花饰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合和路**第1/**及**、4层半。法定代表人：张志刚，经理。委托代理人：龙开茂、吴海芳，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div>法定代表人：刘锦东，局长。原审第三人：彭锡玉，男，汉族，1966年9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新田县。原审第三人：邓广荣，女，汉族，1969年6月6日出生，住湖南省新田县。上诉人广州爱包花饰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37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审第三人之子彭振兴于2016年3月29日进入爱包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仓库搬运工。同年4月20日20时许，爱包公司安排员工李某、黄某、彭振兴等人加班搬运货物，李某安排彭振兴到公司三楼将货物搬入电梯。当日21时许，彭振兴被发现侧卧于爱包公司一楼门口处，身上多处受伤。后彭振兴被120送至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120出车证明记载，彭振兴初步诊断为“高处坠落伤”。4月21日0时，彭振兴经抢救无效死亡。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的彭振兴死亡原因为“高处坠落伤”。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合益派出所工作人员对相关人员作了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程建升在笔录中称其发现彭振兴侧躺在爱包公司门口往南走大概5米的拐角处，其叫来保安并报警。120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彭文积在笔录中称：“……我们叫那名男子他会回应我们，问他为何躺在地上，他说不知道，还问他有没有跳楼，他说没有。……”。彭振兴的同事李某在笔录中称：“……我叫一名叫彭振兴的工人上三楼搬货进电梯，……我在一楼电梯接完第三次货后就等了很久也没有发现电梯继续送货下来一楼，于是我就上三楼看看什么回事，我上三楼找彭振兴，但没有找到，于是我继续搬货，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说有一名男子倒在了公司一楼侧边，……我过到去就看到是彭振兴倒在了地上，……”，李还在笔录中称：“一共五层，二楼是泷鑫皮具厂（是我厂另外租出去的，当晚该厂的工人都下班的），三楼是我厂的检针室和仓库，四楼是我厂的车间和办公室，五楼是我厂的饭堂。”彭振兴的同事黄某在笔录中称：“……装完了才发现‘靓仔’（彭振兴）不知道去哪了，这时工业区巡逻的保安已经报了警，警察到场确认躺在地上的就是‘靓仔’，我才听说他是从楼上摔下来的。”2017年5月26日，彭振兴的父母，即本案原审第三人彭锡玉、邓广荣委托律师向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请求认定彭振兴死亡情形为工伤，并提交了病历、死亡证明、仲裁裁决书、信访答复意见书等材料。其中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记载：“……现阶段证据确定彭振兴符合高坠致死，……”2017年7月5日，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向爱包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2017年7月10日，爱包公司向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出具情况说明，称彭振兴的死亡原因应该是自己爬上窗户后自行坠楼的，属于自杀，不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后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向公安机关调取了询问笔录9份、职工登记表1分，并于2017年8月4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0633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彭振兴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爱包公司不服以上工伤认定决定，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并确认彭振兴不构成工伤。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作为其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九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爱包公司、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及第三人对彭振兴与爱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依据询问笔录、死亡证明、信访答复等证据，查明彭振兴系在工作时间从高处坠落致死，认定准确。结合彭振兴坠落后被发现的位置以及坠落前曾被安排至公司三楼工作的情况、爱包公司所在大楼的结构分布情况，不能排除存在彭振兴因工作原因从工作地点坠下的可能。爱包公司主张彭振兴坠落之处并非其工作场所范围之内，未能举证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爱包公司关于彭振兴系自杀坠楼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并未有相关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认定彭振兴有自杀的情形，爱包公司的相关意见没有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爱包公司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州爱包花饰箱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爱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排除彭振兴坠落之处属于其工作场所范围之内，排除其坠落是因为工厂安全事故或受到其他意外伤害而引起，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当天和彭振兴一起上夜班的证人李某、黄某两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都陈述彭振兴的工作场所是在公司办公区域一楼到三楼。三楼以上并非其当天的工作场所，也非其工作场所的延伸处。彭振兴当天的坠落处可以确定为公司办公区域五楼步梯外窗户，由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记录可以证明。彭振兴坠落的窗户高1.1米，宽0.6米，彭振兴当天根本没有在该窗口处作业，也即按其工作职责无需靠近该窗口，如果仅仅是在步梯行走，按生活常识，不可能踏空从该窗户坠落。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查勘现场后，已经排除彭振兴是受到其他外力而坠落，并定性其为非刑事案件。按生活常理，在排除他人意外伤害下，彭振兴当天是自行爬上该窗户而坠落的，不管他是自杀还是意外坠落，由于该处非其工作场所，其坠落也非公司安全事故引起，其坠落死亡都不符合工伤的构成要件。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保障上诉人的诉讼权，纠正原审法院的不当做法。在一审庭审前，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前往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调取彭振兴坠落事件的视频监控、现场照片、现场痕迹等证据，但原审法院在庭审前未予答复上诉人代理人的申请，在庭审中，主审法官陈述需要代理人提供公安机关不允许律师查阅、复制案卷材料的证明后，法院才考虑是否前往调取。原审庭审后，在法官规定的时间内，上诉人代理人通过快递邮件方式向法院提交了公安机关的回复函，但原审法院仍未去调取相关证据，就匆忙作出判决。上诉人认为，现场照片、现场痕迹、视频监控、查勘笔录等证据是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对查清案件事实有重要影响，法院应调取或开具律师调查令给上诉人的代理人去调取，或法院也可前往了解案发时的现场环境，以此判断彭振兴坠落处是否为其工作场所，彭振兴是否可能意外坠落。三、彭振兴的救护人员虽然有彭振兴陈述说自己不是跳楼的证词，但不能就此排除彭振兴自杀的情形。根据现场医生的陈述，彭振兴当时处于嗜睡状态，也即头脑、意识不清醒状态，其陈述未必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不能排除彭振兴避重就轻，故意不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判决彭振兴不构成工伤。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过程中，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彭振兴受伤至死亡时间约为2016年4月20日20时至次日凌晨零时，其在受伤及死亡当天系根据公司安排加班搬运货物，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可以认定彭振兴系在工作时间受到事故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对于职工工作场所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职工从事劳动的场所如工位、车间、仓库等，与工作有关的基本生活场所如就餐、如厕、上下班途中等，也是工作场所的必要延伸，职工在上述场所内发生的伤害一般也应认定为工伤。工作原因系指职工工伤与所从事工作的关联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本案中，事故地点三楼系上诉人的仓库，五楼则为上诉人的食堂，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其主张彭振兴坠楼地点在五楼，原审第三人亦并不否认彭振兴可能是从五楼坠落。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彭振兴系因非工作原因从五楼坠落，其认为彭振兴非因工作原因坠楼仅仅是推测，并没有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并且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作为证据证明彭振兴为自杀。故被上诉人将本案中彭振兴的死亡认定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做出的认定正确。另外，彭振兴是否系从五楼坠落不是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原审过程中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视频监控、现场照片、现场痕迹等证据，只是为了证明双方并不存在争议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未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向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程序并不违法，对上诉人的有关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爱包花饰箱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付洪林审判员  谭建军审判员  邓 军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石书记员马可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