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63716号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后八里庄5号。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山，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穆峪南街1号镇政府办公楼401室-176。法定代表人：常红，董事长、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梁，男，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山，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房屋占用费人民币41739元，支付拖欠的水电等费用总计人民币38216.5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9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到期。该租赁物为原告搭建的四层集装箱式房屋。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应补交原告房屋租金41739元。原告已分别于2019年12月9日和2020年4月1日发函，要求被告缴纳相关费用，并搬离原建筑物。同时，原告保留向被告主张由此造成原告的一切损失。截止现在，原告尚未收到上述租金、违约金等，亦未将建筑物全部搬离原告公园。原告现向法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做出判决。被告辩称：一、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合同。《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租赁房屋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因此，《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三、被告不应支付租金41739元。前己述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租金41739元。四、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房屋占用费。《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上述期限期满后，原告便对涉案房屋加贴封条进行封锁，被告无法进入涉案房屋，更谈不上逾期占用涉案房屋，因此，无需支付房屋占用费。五、被告并不拖欠水电费38216.5元，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水电费实际发生。《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第二条第六款关于水电费用的约定：“按水电费的实际发生额计算；水费由甲方按水表数代缴，乙方每月末向甲方付费；用电乙方持卡向甲方购电；供暖方式为空调供暖。”2019年1月7日，被告关联的北京青少年社团发展促进中心向原告支付水电气费20001元，直至2019年5月1日北京青少年社团发展促进中心被原告强制搬离时，仍有大量水电费余额尚未使用。且原告并未举正证明被告所使用的水电实际发生额。综上所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查明事买后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12月11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约定：“一、租赁场地，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湖心岛。资产合计占地面积335.15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占地面积约335.1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集装箱）约660.81平方米。二、租赁期限及约定，1、租赁期限，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期限一年）。合同期限界满前三个月，乙方若有意向继续合作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4、租赁费用，自2018年12月l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为50万元/年。5、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为上付制，2019年1月31日前付清当年上半年费用，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当年下半年费用。6、水电费用，按水电费的实际发生额计算：水费由甲方按水表数代缴，乙方每月末向甲方付费；用电乙方持卡向甲方购电；供暖方式为空调供暖。…四、违约责任，4、因政策原因（如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或政府相关规定，或上级单位、公园自身发展征用时，致使租赁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甲方有无偿解除租赁协议的权利，乙方自行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由于不可抗力致使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的，在取得合法证明后，可以免于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损失”。2019年9月20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了《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就乙方承租【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处房屋】（以下简称“租赁房屋”）等具体事宜进行约定，乙方知悉租赁房屋的现状，并自愿按照租赁房屋现状承租。现经甲、乙双方进一步协商沟通后，对原合同约定的租金等合同内容做相应调整和修改，增加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合同解除条款，签订本补充协议，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一、租金，甲、乙双方同意将原合同中第二条第4点的“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为50万元／年。”变更为“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租金为5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为2.07元／天。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为600578元，大写：陆拾万零伍佰柒拾捌元整，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为2.49元／天，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5个工作日内付清补缴租金41739元，大写：肆万壹仟柒佰叁拾玖元。二、如原合同及本协议被裁判机关判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被撤销的，乙方仍然应当按照甲方要求期限，依法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日租金标准，按照实际占用房屋天数，向甲方支付房屋占用费…四、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增加如下合同解除条款，2、租赁期限届满或原合同／本协议提前解除的，乙方应付清该租赁房屋的相关水费、电费等费用，并于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或原合同／本协议提前解除之日前将租赁房屋按移交时的状况返还给甲方（以现状交付的，租赁房屋以及租赁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的可使用的状态），因乙方原因给租赁房屋造成损坏的，乙方应予以修复至交付时的状况并向甲方赔偿损失”。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送达《通知函》，内容为：“本园根据上级单位的要求及自身的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自与你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到期后将不再与你公司续签任何租赁协议，同时本园将收回全部出租房屋、场所和相关设施、设备。鉴于本园与你公司签署的相关租赁协议约定的期限尚较长时间，现特此通知你公司及早做出安排，以便到期后即完成腾退工作”。2019年12月9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关于限期搬离的通知》，内容为：“我园与贵司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及2019年9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到期。根据协议约定，请贵司应补交我园房屋租金41739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壹仟柒佰叁拾玖元整），请于12月13日前缴纳上述费用并将房屋腾空，将原建筑物搬离我园…”。2020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关于交纳租金等相关费用的函》，内容为：“我园于2019年12月9日向贵司发出《关于限期搬离的通知》。现贵司已于2019年12月13日将房屋腾空，但原建筑物一直未搬离我园，且应补交我园房屋租金41739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壹仟柒佰叁拾玖元整）至今来交纳。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如乙方未按照原合同及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租金、房屋占用费等应付全部费用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15%支付违约金”，经核算贵司应支付我园违约金6260.85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陆拾元捌角伍分）。此外，贵司应支付我园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9月19日水费6232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叁拾贰元整）；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2月9日水费484.5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肆元伍角）；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2月9日电费315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壹仟伍佰元整）。上述费用合计86216.35元（大写人民币捌万陆仟贰佰壹拾陆元叁角伍分）。请于4月30日前将缴纳上述费用，并将原建筑物搬离。同时，我园保留向贵司主张由此造成本园的一切损失”。相关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50万元/年的标准向原告交齐了房屋租金，原告主张按照2019年9月20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由50万元/年调整为600578元/年，被告应支付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房屋占用费差额41739元。被告主张该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已经搬离，并据此提交了照片。原告对照片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被告主张开始跟原告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原告与北京北青教育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北京国际青年营湖心营地合作意向书》；原告与北京宣朝力康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北青教育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关于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原《承包经营合同》腾退费用支付的协议》；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期限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签订的期限为一年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经营合作合同》；2017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的《关于继续在红领巾公园合作共建红领巾营地的函》。原告对上述证据表示与本案无关，无论真实与否都是此前的合同，本案争议的合同基础应为双方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及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主张被告尚拖欠水电费合计38216.5元，包括：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9月19日水费6232元；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2月9日水费484.50元；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2月9日电费31500元。原告据此提交了：《缴费通知单》三张，金额分别为：31500元、484.5元、6232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缴费通知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被告关联的北京青少年社团发展促进中心向原告支付水电气费20001元，被告据此提交了日期为2019年1月7日的票据，显示:收款单位为原告，金额为20001元。原告对票据的真实性认可，主张该费用是截止至2019年1月7日的，此后到2019年11月30日的水电费没有缴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原、被告均称涉案房屋至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双方就涉案房屋所签订相关协议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红领巾公园湖心岛场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30日到期，被告认可搬离涉案房屋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由50万元/年调整为600578元/年，被告按照50万元/年标准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租金，应按照600578元/年标准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房屋占用费差额，原告主张的数额不高于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水电费，原告提交了相应的《缴费通知单》显示金额与原告主张一致，被告虽不认可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应支付原告拖欠的水电费，原告主张的数额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间房屋占用费41739元；二、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拖欠的水电费38216.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8元，由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已交纳，被告北京青年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市朝阳区红领巾公园）。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晓娥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佳佳书记员  陈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