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9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派对派歌厅，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投资人：艾承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法定代表人：邓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广东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派对派歌厅（以下简称派对派歌厅）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8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派对派歌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对案件事实部分，一审判决仅审查了派对派歌厅的经营资质，未审查索隆公司的经营资质。索隆公司不具备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经营资质。（二）索隆公司为证明其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编号为DWXF-2017-013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索隆公司通过该协议受让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是认定错误：1.根据涉案转让协议的约定，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权利人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转让给索隆公司的是“线下领域”的权利，且“线下领域”是指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和相关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索隆公司没有上述场所的经营资质,无权进行该“线下领域”的经营活动，即使涉案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也属于无效协议。2.涉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索隆公司与某公司对转让金额及给付事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索隆公司并未提交支付凭证证明其已支付相应对价，也没有提交关于转让对价的补充协议，更没有提交关于具体交易对价的证据材料。因此，索隆公司与某公司就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转让行为，索隆公司根本未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3.涉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款约定，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人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权利。只有授权才存在“独占使用”和“再授权”，如果是受让获得著作权则根本不存在独占许可及再授权的问题。由此可见，索隆公司与某公司之间就涉案音乐作品仅存在授权而非转让著作权，索隆公司获得的仅是著作权的“诉权”的授权，这一类型的授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无效授权，涉案转让协议是为诉讼而编造的。4.索隆公司并无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资质，其通过涉案转让协议获得授权，实际上是取得了类似《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但索隆公司并非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提起本案诉讼。5.涉案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10月15日，从2017年6月至今，索隆公司就涉案歌曲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了5起民事侵权诉讼，在重庆地区提起了数十起民事侵权诉讼。其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二审裁定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重庆地区的相关案件索隆公司全部撤回起诉。在上述珠海、重庆两地的案件中，索隆公司均未向法院提交涉案转让协议，可见涉案转让协议是为本案诉讼而编造的不真实协议。（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在判决中认定索隆公司不能证明其是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人，因此驳回了起诉。（四）派对派歌厅缴纳版权费的行为符合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规范，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即便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赔偿，赔偿标准也应按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收费标准确定。索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索隆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亦没有强制性规定限制著作权人的经营范围。索隆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依法提起诉讼具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清楚，数额合理。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派对派歌厅立即停止对《杜老师》1首作品著作权实施侵权行为；2.派对派歌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3.派对派歌厅承担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合计276.34元；4.派对派歌厅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1、诉请保护作品名称及作品类型：《杜老师》（作品登记证号：国作登字-2016-I-00339661）；著作权人：某公司；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2、索隆公司获得权利来源：《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编号：DWXF-2017-013）及《确认书》。内容及性质：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等的独占使用权。期限：永久。索隆公司当庭确认主张复制权、放映权。3、涉案公证情况（被诉侵权行为）：擅自在经营场所提供案涉MTV供顾客点播（发现侵权时间：2017年12月1日；实施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某商业中心负一楼“PARTYGO派对派量贩式KTV”的营业场所）。4、比对：公证封存光盘中内含的被诉侵权视频，相关播放画面为视频片段，所显示的词曲、演唱者、对应的演唱画面等均与案涉MTV音乐电视作品相吻合。5、派对派歌厅经营情况：2016年8月12日成立，系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歌舞厅娱乐活动，酒、饮料及茶叶零售，烟草制品零售，其他食品零售。上述各项有《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2018）湘永潇证字第0505号《公证书》、（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及附件、（2017）湘永宁证字第2046号《公证书》及附件、被告企业公示信息资料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需要审查认定的问题有三个：1、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2、索隆公司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3、派对派歌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首先，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索隆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明确了涉案作品《杜老师》的著作权人是某公司，《作品登记证书》由国家版权局依法出具。对此，派对派歌厅未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是某公司。其次，关于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索隆公司与某公司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某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在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的领域内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因此，索隆公司依法享有诉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再次，关于派对派歌厅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派对派歌厅未经索隆公司授权或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的KTV点歌系统存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向不特定的消费者公开播放，且未能提供合法来源，侵犯了索隆公司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索隆公司要求派对派歌厅方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派对派歌厅认为应按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出具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计付赔偿费用，由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不是在正常交易条件下以合同等方式确定交易价值，而是以索隆公司受损、派对派歌厅侵权获利、法定赔偿等方式来确定。虽然因知识产权的特性以及损害事实取证难等实际情况，使确定实际损失经常有较大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按照派对派歌厅主张的有关部门制定的正常交易价格计算实际损失，派对派歌厅主张的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收取费用的计算方法与本案的情况也不具有关联性，故派对派歌厅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派对派歌厅还提出其已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费，故其违法的主观恶意不大，应相应减少赔偿额度的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派对派歌厅虽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歌曲著作权使用费，但本案证据无法证明索隆公司及转让前的权利人将涉案作品许可给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派对派歌厅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许可使用费的行为并不包含涉案作品的授权使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并非仅仅是惩罚性赔偿，更多的是包括了对被侵权人权利损失的恢复和填平，派对派歌厅应在获得了授权后加强与授权组织之间就授权歌曲的使用的规范管理，合法行使权利，不宜以此理由剥夺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获取赔偿的权利，故派对派歌厅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派对派歌厅侵权行为的方式、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索隆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等因素，酌定本案的赔偿及合理开支总额为1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派对派歌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杜老师》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二、派对派歌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共1000元；三、驳回索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派对派歌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派对派歌厅负担。派对派歌厅向本院提交了另案裁判文书数份,拟证明案涉转让协议是专门为诉讼制作，索隆公司并非适格原告。索隆公司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派对派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本院对派对派歌厅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某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就涉案转让协议确认以下事项：某公司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涉案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照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某公司与索隆公司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索隆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2.派对派歌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一审法院对派对派歌厅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某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与索隆公司签订了涉案转让协议，约定某公司将涉案音乐作品在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即享有涉案音乐作品在包括KTV在内的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此为实体权利。因此，对于他人未经许可在KTV等协议约定的“线下领域”实施的侵害复制权、放映权的侵权行为，索隆公司有权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责任，其作为本案原告是适格的。派对派歌厅上诉主张涉案转让协议系为应对诉讼而制造的虚假证据、索隆公司未实际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派对派歌厅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某公司已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款项、涉案转让协议已生效、双方不存在履行协议的纠纷，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最后，支付相应对价并非转让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协议成立或生效要件，即使索隆公司未支付相应对价亦不影响索隆公司依约定获得相应著作权。因此，派对派歌厅的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索隆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无法律、法规规定著作权受让人必须具备特定经营范围方能受让相应的著作权，因此，即使索隆公司不具备KTV等经营范围，亦未实际经营上述项目，不影响其通过受让取得本案相关著作权。派对派歌厅还上诉主张索隆公司并非合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包括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索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相关著作权，而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其行为不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其提起本案诉讼亦无须具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因此，派对派歌厅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索隆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派对派歌厅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有可能是存储于第三方服务器而非其服务器上，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因派对派歌厅实施了侵害索隆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线下享有的复制权、放映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派对派歌厅停止侵权，并综合具体案情酌定派对派歌厅向索隆公司赔偿1000元，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未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派对派歌厅以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为由主张不应向索隆公司进行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派对派歌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派对派歌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正坚审判员  邱程辉审判员  潘伟丹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彭振宇书记员覃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