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再3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成都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 法定代表人：刘明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熙，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伟，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雅安市雨城区凯帝斯瓷业，，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负责人：李国勇，男，196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义，四川天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卫东，男，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再审申请人成都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七建）因与被申请人雅安市雨城区凯帝斯瓷业（以下简称凯帝斯瓷业）、李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川民申33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七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熙，凯帝斯瓷业的负责人李国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义到庭参加诉讼。李卫东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雅安市精神病医院灾后重建及迁建工程项目由成都七建中标，中标通知书上载明的项目经理为雷江涛。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由李卫东负责组织施工，采购瓷砖的资金由李卫东向成都七建报送支付计划，再由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支付货款。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3月19日，在李卫东的要求下，凯帝斯瓷业多次向雅安市精神病医院灾后重建及迁建工程项目工地提供瓷砖。凯帝斯瓷业出具的送货单中存在送货单编号在前，送货日期在后的情况。2013年3月19日，经双方结算，凯帝斯瓷业向雅安市精神病医院工地提供瓷砖价款为1113861元，已支付650000元，收货方黄文兴签字确认。2013年12月28日，李卫东在结算单上备注“已付650000元，下欠463861元，欠款人李卫东”。同日，李卫东向李国勇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国勇供雅安市精神病医院墙地砖款463800元，欠款人李卫东”。 雅安市精神病医院灾后重建项目施工期间，根据李卫东所报计划，成都七建分二次向凯帝斯瓷业账户汇款共计1393000元，2012年9月12日汇款733000元，2013年1月28日汇款660000元。凯帝斯瓷业收到733000元的款项后于2012年9月14日向四川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转汇了500000元，收到660000元的汇款后于2013年1月31日向雅安市雅雨东兴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转汇260000元。 在本案庭审中，李卫东陈述：成都七建为国有企业，财务制度比较规范，支出款项必须直接汇付给供货商或相应的劳务公司。款项汇入凯帝斯瓷业账户之前，李卫东就与凯帝斯瓷业就款项到账后的分配情况进行了约定，款项到账后，凯帝斯瓷业即按之前的约定将款项汇出。这样操作的确未经公司同意，也未取得公司的授权。凯帝斯瓷业陈述其转付款项均是按李卫东授意进行。 一审法院认为，雅安市精神病医院灾后重建工程由成都七建中标承建，李卫东负责项目的具体施工。凯帝斯瓷业向成都七建承建的雅安市精神病医院灾后重建项目提供瓷砖，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的账户汇付了货款，三方当事人均主张所付款项包含了瓷砖货款，可以认定成都七建与凯帝斯瓷业建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李卫东购买瓷砖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成都七建虽主张凯帝斯瓷业提供的送货单有单号在前送货日期在后的情况，但随后又以李卫东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为依据向凯帝斯瓷业提起反诉，可以认定成都七建认可李卫东与凯帝斯瓷业之间的结算，凯帝斯瓷业向成都七建提供的瓷砖价款金额为1113861元。 凯帝斯瓷业收到成都七建汇付的1393000元中，1113861元为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支付的瓷砖货款，余款279139元并不属于凯帝斯瓷业所有，李卫东作为项目负责人要求将成都七建超出付款金额的279139元款项汇出，此行为与成都七建的项目负责人李卫东的履行职责行为有关，李卫东履行职责行为是否恰当，是否造成损失，造成损失的后果如何承担，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凯帝斯瓷业已按照成都七建的项目负责人李卫东要求汇出超付的279139元，成都七建要求凯帝斯瓷业返还已按其项目负责人的指示汇出的款项，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再者，2013年12月28日，李卫东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凯帝斯瓷业就买卖合同的价款总额进行了结算，此时，成都七建就已经知道其超付了货款，至其2016年4月10日提出反诉期间，成都七建从未向凯帝斯瓷业要求返还货款，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凯帝斯瓷业收到成都七建支付的1113861元货款时，已对该货款享有所有权，凯帝斯瓷业误认为李卫东对已支付的货款尚享有支配权，而将已享有所有权的货款汇付给案外人，其行为的后果与成都七建无关。从凯帝斯瓷业提供的欠条载明的内容看，欠款人为李卫东而不是成都七建。因此，凯帝斯瓷业货款差额部分463861元应由李卫东向凯帝斯瓷业补足，并支付凯帝斯瓷业从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起诉之前的损失，凯帝斯瓷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催收债务的准确时间，其要求从出具欠条之日起赔偿损失没有依据。凯帝斯瓷业在双方结算后，一直在向成都七建的项目负责人催收欠款，其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卫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凯帝斯瓷业货款463861元，并支付该款从2016年3月7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凯帝斯瓷业对成都七建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成都七建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521元，由李卫东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30元，由成都七建负担。 成都七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该判决第三项，改判凯帝斯瓷业返还成都七建多支付的货款279139元，并支付该款从2013年1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汇款1393000元后，凯帝斯瓷业按照李卫东的要求分两次向他人共转汇760000元，在李卫东与凯帝斯瓷业结算后，凯帝斯瓷业已得到瓷砖款650000元，尚欠463861元，李卫东出具欠条载明尚欠凯帝斯瓷业砖款463800元。上述事实说明凯帝斯瓷业在涉案工程中的货款并未得到全部支付，欠条由李卫东出具，应当由李卫东向凯帝斯瓷业支付463861元货款。成都七建虽向凯帝斯瓷业汇款1393000元，但该1393000元是根据项目负责人李卫东的支付计划所付，是李卫东履行职责的行为，对于超付的279139元，是李卫东与成都七建之间的履职与管理关系，结合凯帝斯瓷业在按照李卫东要求转付760000元后，尚有463861元货款未收到的事实，可以认定成都七建要求凯帝斯瓷业返还279139元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由于凯帝斯瓷业、李卫东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由李卫东支付凯帝斯瓷业所欠货款463861元的事项未提出上诉，在二审中不作审理。 综上所述，成都七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87元，由成都七建负担。 成都七建申请再审称：李卫东仅仅能代表成都七建与业主方签订施工合同，并且授权期限截止到2011年10月15日，并非原判认定的案涉项目负责人，原判认定李卫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缺乏依据且超出买卖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李卫东并非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无权代表成都七建对外进行资金安排或项目结算，因此，李卫东要求凯帝斯瓷业将收到的成都七建支付的货款转款给案外人的行为是李卫东的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成都七建未授权李卫东委托凯帝斯瓷业转款，对李卫东的该行为既不知晓，也不认可，相关后果应由李卫东及凯帝斯瓷业自行承担。二审判决认定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超付的货款279139元是李卫东与成都七建之间的履职和管理关系，并认定成都七建要求凯帝斯瓷业返还超付的货款279139元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予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并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凯帝斯瓷业返还成都七建多支付的货款279139元，并支付该款从2013年1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 凯帝斯瓷业辩称：一、李卫东是否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的事实是本案认定买卖合同的另一方主体是李卫东还是成都七建的前提，一、二审判决对此进行审理并未超出本案纠纷审理范围。二、李卫东对外均宣称其系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与凯帝斯瓷业联系并建立买卖瓷砖关系的是李卫东，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付款是按照李卫东制作的支付计划进行支付等事实足以证明李卫东是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三、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1月，其案涉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 经本院再审查明，各方当事人除成都七建对一、二审判决认定成都七建案涉项目由李卫东组织施工，成都七建向凯帝斯瓷业支付货款系根据李卫东报送的支付计划进行支付的事实有异议，主张系雷江涛组织施工，成都七建根据项目部的申请进行付款外，对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对成都七建有异议的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李卫东于2011年9月30日作为成都七建的委托代理人与雅安市精神病医院就案涉项目的承包修建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的成都七建案涉项目经理为雷江涛。案涉项目工程于2013年9月进行了竣工质量验收，雷江涛代表施工单位成都七建在该验收报告上签字。对李卫东与成都七建的关系，成都七建称李卫东不是其公司工作人员，但因其系雅安本地人，向成都七建介绍了案涉项目，成都七建遂授权李卫东签订了案涉施工合同；李卫东在一审、二审中陈述称其与成都七建系项目合作关系，系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项目施工所需款项由李卫东按照施工进度向成都七建申请，成都七建审批后将款项支付给供应商，再由李卫东统一安排；成都七建支付给凯帝斯瓷业的款项由李卫东安排了约70万元用以支付案涉项目其他材料款。 本院另查明：凯帝斯瓷业向案涉项目工地所送瓷砖由成都七建案涉项目上的收货人员黄文兴收货，并出具《入库通知单》。2013年3月19日，黄文兴在载明凯帝斯瓷业向案涉项目工地所送瓷砖种类、数量、价款的《收条》上签字确认总价款为1113861元。2013年12月28日，李卫东在该《收条》上备注“已付65万元，下欠463861元，欠款人李卫东”。 本院认为，成都七建与凯帝斯瓷业对其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成都七建应付凯帝斯瓷业瓷砖货款1113861元，已经向凯帝斯瓷业账户转款1393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再审中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李卫东要求凯帝斯瓷业收到成都七建所转款项后向案外人共计转款76万元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是否归属于成都七建。如果该意思表示法律后果不应归属于成都七建，则成都七建已经向凯帝斯瓷业多支付了货款279139元。因此，成都七建要求凯帝斯瓷业退还其该279139元货款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应首先审查李卫东的该意思表示法律后果是否归属于成都七建。对此，凯帝斯瓷业主张李卫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其意思表示代表成都七建，法律后果归属于成都七建，而成都七建否认李卫东是该项目负责人或其公司职员，主张李卫东该意思表示不能代表成都七建。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卫东虽系案涉项目施工合同签订时成都七建的委托代理人，但该施工合同明确载明成都七建的项目负责人为雷江涛，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代表成都七建进行签字确认的亦为雷江涛，并无李卫东，凯帝斯瓷业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李卫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凯帝斯瓷业主张的李卫东为成都七建与凯帝斯瓷业发生买卖行为的联系人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李卫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原一、二审判决仅凭现有证据认定李卫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同时，凯帝斯瓷业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李卫东系能够代表成都七建作出委托凯帝斯瓷业转款给案外人意思表示的其他职员或委托代理人，凯帝斯瓷业主张李卫东要求凯帝斯瓷业将成都七建向其支付的货款向案外人转款76万元的意思表示代表了成都七建，应认定为成都七建的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凯帝斯瓷业在收取成都七建支付的货款后按李卫东的要求转款给案外人，系其与李卫东之间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李卫东在黄文兴签字确认总货款的《收条》上备注“已付65万元，下欠463861元，欠款人李卫东”，并以其个人名义向凯帝斯瓷业出具《欠条》等行为系对其与凯帝斯瓷业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原一审判决认定该行为为李卫东作为成都七建案涉项目负责人与凯帝斯瓷业就双方的买卖合同进行结算的行为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前，李卫东要求凯帝斯瓷业将成都七建向其支付的货款向案外人转款76万元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不能归属于成都七建，应当认定成都七建已经向凯帝斯瓷业多支付了货款279139元。成都七建截至2013年1月28日已经向凯帝斯瓷业支付货款1393000元，其收货人员黄文兴于2013年3月19日确认应付凯帝斯瓷业总货款1113861元，此时，成都七建应当知晓其多支付了货款279139元，但其在2016年4月10日提起反诉主张返还多付的货款之前长达三年的时间内未向凯帝斯瓷业主张返还多付的货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其要求凯帝斯瓷业返还多支付的货款279139元的民事权利已经不受人民法院保护，其相应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成都七建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有误，但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14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 均 审判员 雷 伟 审判员 蔡源原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