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10民终22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爱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仕强，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李红俊，上海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吉良，男，198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委托代理人：张申，山东融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超，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上诉人临汾爱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瑞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吉良、王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2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爱瑞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红俊，被上诉人孙吉良的委托代理人张申，被上诉人王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6月5日13时许，孙吉良接受爱瑞达公司委派进行设备安装，爱瑞达公司委派王超接送孙吉良。接送期间，王超驾驶×××号“尼桑”牌小型普通客车由临汾往浮山方向行驶至临浮路路段时因躲避车辆不慎发生单方事故，致乘坐人孙吉良受伤，造成交通事故。王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孙吉良无责任。关于王超、爱瑞达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孙吉良认为，王超系接受爱瑞达公司委派，经与王超沟通了解其亦是公司正式员工，但由于事故车辆并未投保车上人员险，第三人人身损害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理赔理论根基并不相同，二者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等方面均不相同，且并未获得工伤理赔。王超与爱瑞达公司系雇佣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超认为，其当时与爱瑞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内部所制定的交通规则系事发之后才制定的，事发前没有该规则限制，其是爱瑞达公司的员工，有公司给其发放工资记录，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爱瑞达公司认为，王超已不是公司正式员工，根据公司规定，王超作为驾驶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的后果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孙吉良的损失已通过工伤理赔程序获得部分赔偿；原审法院认为，王超事发当时是接受爱瑞达公司委托接送孙吉良发生的交通事故，且有爱瑞达公司给王超发放工资记录证明王超系爱瑞达公司员工的事实，由此可见王超与爱瑞达公司之间系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王超在从事爱瑞达公司雇佣接送孙吉良进行设备安装活动中致伤孙吉良的，其民事责任应当由爱瑞达公司承担。对爱瑞达公司抗辩应当追加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一节，因保险公司非本案侵权人，如爱瑞达公司投保有车上人员险，在承担责任后可以保险公司理赔的方式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爱瑞达公司亦未能提供出充分证据证明孙吉良已通过工伤理赔程序进行理赔，故爱瑞达公司要求核减部分赔偿费的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孙吉良认为，事故发生后被送往临汾市人民医院救治及院后在山东省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门诊复查，共计花费19253.36元均有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的发票为凭，应当予以赔付；误工费主张120天为12000元，计算标准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护理费7900元，护理期限60天，护理人数为三人，参照山东省护工行业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计算住院期间19天，参照山东省公务人员出差标准；营养费3000元；伤残赔偿金147156元，受伤程度经山东省金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九级伤残，参照山东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年计算；鉴定费208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以上合计199289.36元。爱瑞达公司认为，在孙吉良住院治疗期间公司垫付医疗费4623.2元，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作出认定。对孙吉良委托山东省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鉴定，认为该鉴定机构并非官方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不予认可。且伤残赔偿金的主张，应当按受诉地人民法院标准计算损失，对孙吉良户籍系农村还是城镇存有质疑；孙吉良的其余损失请求法庭酌定；原审法院认为，对孙吉良主张的医疗费19253.36元，有孙吉良提供的临汾市人民医院住院费发票及山东省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费票据为证，予以支持；对误工费12000元，结合孙吉良在济南良迪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工作及对伤后误工时间鉴定为4个月，予以认定；护理费7900元，有孙吉良提供的伤后护理时间为2个月，需3人护理，予以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孙吉良主张住院期间19天，参照标准合法合理予以认定；营养费3000元，有孙吉良提供的伤后营养期限2个月，计算得当予以认定；伤残赔偿金147156元，考虑到孙吉良户籍虽农村户籍，但结合孙吉良在城镇务工，且收入来源于城镇符合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计算的情形，故应当按照受诉地人民法院即山西省2017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32元计算20年为116528元；鉴定费2080元，有孙吉良提供的相关票据，应予认定；精神损失费5000元，因此次事故给孙吉良身体造成残疾，应予支持；交通费1000元，该笔费用确系孙吉良为治疗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综上，孙吉良的损失为168661.36元，扣除爱瑞达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4623.2元后为164038.16元即爱瑞达公司尚应赔偿给孙吉良。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王超受雇于爱瑞达公司接送孙吉良进行设备安装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原告孙吉良的损失164038.16元应当由被告爱瑞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临汾爱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孙吉良医疗费19253.36元、误工费12000元、护理费79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3000元、伤残赔偿金116528元、鉴定费208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164038.16元（已扣除被告爱瑞达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462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孙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3元，由被告临汾爱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爱瑞达公司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2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遗漏了重要责任人。原审法院认定王超与爱瑞达公司系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判决中孙吉良的损失仅由爱瑞达公司承担，遗漏了重要责任人。2、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孙吉良是接受其所在的济南良迪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派，前来完成其所在公司交代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理应由其所在的公司承担雇主责任。其次。爱瑞达公司在事故发生之日并未委派王超来接送孙吉良，爱瑞达公司对当日的情况及王超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孙吉良使用的并非爱瑞达公司的车辆，故发生交通事故应由驾驶员王超和使用人孙吉良共同承担责任。3、一审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第一、孙吉良是接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派前来山西完成公司交代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各项损失应由其所在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第二，依据事故车辆的保单，该车辆已投有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爱瑞达公司申请追加，一审未予理会。4、原审法院对孙吉良的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不当，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孙吉良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吉良所在的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与爱瑞达公司有业务往来，孙吉良系接受公司指派来协助爱瑞达公司进行设备安装，爱瑞达公司委派王超接送孙吉良，接送途中发生事故，导致孙吉良受伤，我方一审提起的系对侵权方王超及爱瑞达公司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与良迪公司无关，良迪公司并非该案的适格诉讼参与人，关于车辆保险公司，因为车辆系由上诉人提供，我方并不知情保险情况，再者，车上人员险，保险公司也并非该案的必要诉讼参与人，一审判决已注明上诉人对保险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计算标准问题，我方一审已经提交包括劳动合同、社保证明等材料，证明孙吉良工作、收入均来源于城镇，且满一年以上，孙吉良目前所住地址即为公司提供的单位宿舍（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时代总部基地4期H5-301）。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被上诉人王超答辩称：我当时是爱瑞达公司的员工，我与孙吉良不认识，如果不是公司委托，我就不会送孙吉良去委托的地方，因此，上诉人称我应该承担责任不成立。二审查明，孙吉良系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协助爱瑞达公司进行设备安装。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超事发当时系爱瑞达公司的员工，其在接受公司委派接送孙吉良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经临汾市尧都区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超负全部责任，孙吉良无责任。上述事实有发放工资记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原审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2、王超应否承担责任。3、孙吉良的伤残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计算。关于原审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上诉人爱瑞达公司主张1、原审遗漏了孙吉良所在的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孙吉良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派前往山西完成公司交代的任务受伤，其所在的公司应承担雇主责任。2、依据肇事车辆保单，该车已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公司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其申请追加保险公司，原审法院未予理会。被上诉人孙吉良称，其是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指派协助爱瑞达公司进行设备安装，爱瑞达公司委派王超接送，接送途中发生事故，致其受伤，其起诉侵权方王超及爱瑞达公司，与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无关。王超称其是爱瑞达公司员工，受爱瑞达公司委派接送孙吉良，不应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王超作为爱瑞达公司工作人员，接受该公司委派接送孙吉良途中，致孙吉良受伤，爱瑞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孙吉良虽系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协助爱瑞达公司从事设备安装，但其伤害系第三人造成，其依法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爱瑞达公司主张肇事车辆投有车上人员责任险，应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因孙吉良基于侵权责任提起诉讼，爱瑞达公司应在其承担责任后，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主张。关于王超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爱瑞达公司主张孙吉良是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去中强安装设备，该安装行为与其无关，其不可能委派自己的员工做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事发当日，王超所开车辆所有权人并非公司所有，爱瑞达公司当日并未指派王超去做相应的工作，本案事实是孙吉良所在公司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指派孙吉良、王超完成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的设备安装任务，一审法院仅以王超在事发时，与爱瑞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判令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孙吉良称其是接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委派来协助爱瑞达公司进行设备安装，到达临汾后，系由王超来接送，因此其认为王超系接受爱瑞达公司委派，事故发生后，爱瑞达公司也垫付相应的医疗费用4000多元，王超从事公务行为中，致孙吉良受害，作为雇主方爱瑞达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超称当天其上班后，经理黄将委派其中午接一个人，送到浮山中强，其是接受公司的委派去送人，其与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孙吉良不认识，不可能接受济南良迪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派，爱瑞达公司称其没有委派不是事实。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可以认定王超系爱瑞达公司员工，事发当日王超是接受爱瑞达公司的委派接送孙吉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审判决爱瑞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爱瑞达公司主张王超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吉良的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爱瑞达公司主张孙吉良系农村户口，伤残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孙吉良户籍虽农村户籍，但根据孙吉良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保证明等材料，证明孙吉良工作、收入均来源于城镇，且满一年以上，故原审法院按照山西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爱瑞达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上诉人临汾爱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宇霞审判员  贾芝真审判员  吉 磐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