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5民初4292号 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法定代表人：曹铭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凡，湖南同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琛，湖南同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迟哲，男，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湖南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怡，女，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菜市路**财富商务楼**/div> 法定代表人：陈卫国。 被告：绍兴首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夏东村> 法定代表人：沈利法。 被告：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越北路> 法定代表人：徐作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丽，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庄嗣林，男，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告：黄怀刚，男，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泉，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娄底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洪，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中升）、诉被告迟哲、张怡、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运通公司”）、绍兴首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首润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鸿翔公司”）、庄嗣林、黄怀刚、范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黄路担任庭审记录。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凡、陈琛，被告迟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被告浙江鸿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丽，被告黄怀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峰，被告范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汤洪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怡、被告浙江运通公司、被告绍兴首润公司、被告庄嗣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60日的和解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湖南中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八被告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32.5513万元及利息损失暂计324.5032万元（利息损失以1632.5513万元为基数，暂从2013年1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7月26日止，最终计算至偿还全部款项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八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20日。原告与保山市飞龙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山飞龙公司”）签订《保山飞龙、湖南中升2013年度精矿购销合同》，约定原告作为需方向供方保山飞龙公司采购精矿等。后保山飞龙公司同意原告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并委托原告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事宜。 2013年6月6日，原告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次日由该行天心分行开出三张总额为2900万元（编号为3040005121276276、3040005121276277、3040005121276278）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为保山飞龙公司，出票人为原告，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2月7日。原告开出汇票后，联系票据中介被告迟哲，委托其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兑现，并将三张总额为人民币2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了被告迟哲。被告迟哲通过网络票据中介QQ群认识被告张怡，被告张怡称其公司即被告浙江运通公司能够提供贴现业务。在被告迟哲与被告张怡谈妥贴现月息后，被告迟哲即携带三张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6月7日前往浙江宁波办理贴现事宜。被告迟哲到达浙江宁波后，被告张怡谎称案外人贺超（已判刑）系其老板，并以工作忙为由要贺超与被告迟哲对接，诱使被告迟哲落入贺超、贺友国等人精心编制的票据诈骗圈套。 贺超、贺友国并无票据贴现能力，为了实现贴现后将贴现款非法占有用于偿还自身及辽宁海运有限公司等的巨额债务的目的，并谎称将涉案票据拿到了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办理贴现，但实际上是找到了票据中介被告庄嗣林、被告黄怀刚、被告范泉等帮助完成贴现。被告庄嗣林谎称系华夏银行的“庄行长”，在被告庄嗣林的配合下，贺超等人从被告迟哲处骗取了三张涉案票据原件，再通过被告庄嗣林、被告黄怀刚、被告范泉等的帮助，在不具备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将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依次背书到被告浙江运通公司、被告绍兴首润公司、被告浙江鸿翔公司。后被告浙江鸿翔又通过贸易方式背书给其股东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南方石化公司”）。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数次背书中，只有被告浙江鸿翔公司与浙江南方石化公司之间存在贸易合同关系，有增值税发票。2013年6月8日，浙江南方石化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完成案涉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总共贴现2801.4821万元，贴现利息为985179元。次日，浙江南方石化公司扣除自身及被告庄嗣林、被告黄怀刚、被告范泉的中介费用后的2775.271万元贴现款被贺友国、贺超侵占，用于归还自身及相关公司债务。 原告意识到遭遇诈骗，遂于2013年6月13日向湖南省公安厅报案。通过刑事案件追赃，原告收到追回部分案款，法院最终确认原告的本金损失为1937.2021万元。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原告收到案款175.010752万元，刑事案件中冻结的涉案房屋经法院委托评估后，确定评估价值为129.64万元，在扣减上述两笔款项后，截止原告提起本诉时止，原告尚有1632.5513万元未获得赔偿。 2013年11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2月7日），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支付2900万元。2013年12月7日，原告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还款2900万元。原告另行又向保山飞龙公司支付了足额的货款，本案中的所有损失已由原告承担。 原告的上述损失，系案外人贺友国、贺超与八被告共同侵权所造成，案外人贺友国、贺超非法侵占原告贴现款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已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责令退赔犯罪所得。八被告在明知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通过虚假背书，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汇至第三方即被告浙江运通公司，积极配合，帮助案外人贺友国、贺超非法侵占贴现款，八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贺友国、贺超现已无任何财产可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故八被告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基于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迟哲辩称，一、本案中，原告中升公司与被告迟哲对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均无异议，即被告迟哲持案涉票据前往浙江宁波联系票据贴现是受原告委托的一种代理行为。原告诉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势必是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依据关于代理的法律规定，在正常情况下，原告对被告在其授权范围内行使的代理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无论后果是否对其有利。只有在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且只有在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才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落实到本案，则必须有被告不履行职责，并恶意串通他人损害原告利益的法律事实。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书》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刑终13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案涉票据是以贺超为首的犯罪团伙，精心设局，在被告受原告委托前往宁波办理贴现的过程中从被告手里骗走，并在本案其他被告的帮助下完成了票据贴现以及贴现款的占有转移。在被告怀疑可能受骗后，及时将情况报告了原告，并在当地联系报案。不顾个人安危给贺超等人施压，成功迫使贺超给原告归还了490万元贴现款，这些事实足以证明：1、原告权益受到的侵害来自于贺超等人的诈骗行为和协助其完成诈骗的其他侵权行为。2、在整个票据贴现的过程中，被告一直在认真履行自己代理职责，没有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3、既没有单独，也没有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4、遭受诈骗犯罪不是被告的过错，作为被骗时票据的持票人，被告与原告一样是犯罪行为（侵权）的受害者而不是侵权行为人。二、关于原告庭审时提及被告未能尽到审慎义务，同时认为被告在案涉票据复印件上的留言是对偿还2900万银行承兑汇票的承诺，是不顾事实，对被告合同义务的歪曲，使得被告承担不应承担的损害结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具有委托代理关系，但是除了原告当面将贴现票据交付被告外，再无其他任何约定，更不用说签订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原告将2900万元的案涉票据以及办理贴现可能需要的一切手续交给被告去外省联系贴现，一不身份识别，二不订立合同，三不派员随行。由此可以看出，原告自己就未对办理案涉票据的异地贴现给予起码的审慎注意。根据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原告没有权利要求被告承担远高于对自身要求的合同义务。尽管如此，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认定，被告仍然是做到了对交易过程持有足够谨慎的态度。但是在约定的交易场所—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内，跟被告迟哲办理贴现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以及出面接洽的银行行长，均是贺超诈骗团伙成员假冒；借口进柜办理贴现，被告不能随行进入，从被告手中骗走案涉票据，这实在不是一个足够谨慎、足够小心业务代理人能够防范的了的。贺超等主犯皆被判处无期徒刑，也间接证明该团伙犯罪恶性极强危害一点都不亚于抢劫，故意伤害等他恶行。你能对一个被抢劫，被伤害的受害者苛责其没有尽到防范的义务吗？ 二、被告在写有收条的案涉票据印件上还有一段表述“此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在办理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责任由本人承担。”原告据此认为这是被告对案涉汇票贴现回款的承诺，并称如果被告当时未作此承诺，原告根本不可能将票据交给被告。而被告对此做出的说明则是，由于被告当时(2013年6月7日）受原告委托前往宁波，行程很匆忙。按理应该由原告承担的差旅费都没有从原告财务领取，而是自己全部垫付的。6月9日原告派财务经理到宁波与被告一起向贺超追索贴现款，6月10日，原告与贺超的运通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在6月12日还清全部贴现款。由于原告财务经理向被告表示，对贴现款能不能全部追回心里没底，他们可能需要在宁波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将款项全部追回，那么这种情况下，被告的费用不好由公司再出。被告当时也觉得事情办得不够漂亮，这些费用就自己承担算了，于是就在原告财务经理给他的打了收条的票据复印件上写了那么一段话。被告认为，首先，从该段表述的文字本身就不能直接得出这针对案涉票据或者票据贴现款的偿还所作出的承诺。其次，这段表述不是2013年6月7日即在被告领取三张票据时与收条同时出具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是在做出所谓承诺后才领取的票据这么回事。最重要的是，这段表述是2013年6月10日，被告在原告与贺超及运通公司达成还款协议后写下的。尽管这份《还款协议》在两年后的刑事判决里被认定为无效，但在6月10日那一天，原告与贺超及运通公司就贴现款的偿还达成过协议，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个事实，以及作为当时的参与者，被告在明知原告与运通公司达成还款协议，还会就贴现款的偿还做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承诺吗？所以说，这段表述更加符合被告自己说明的那样，针对的是贴现过程中所产生其他各种费用，而不是贴现款。只有这样才符合正常的逻辑，合理的反映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三、民事诉讼的原则之一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在其起诉状中对被告的全部指控，无一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原告指控被告与本案的其他被告共同实施了对他的侵权行为，却被自己所提供的证据一一否定，在此不再冗述。综上、被告迟哲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不实请求。 被告鸿翔公司辩称，原告要求鸿翔公司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利息及诉讼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鸿翔公司与原告之间既不存在侵权关系，也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损失与鸿翔公司无关。理由是：一、原告应从刑事追赃、退赔程序中寻求救济。（2005)长中刑二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贺超、贺友国骗取原告出票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并责令贺超、贺友国共同退赔，返还财产给原告，那么因同一事实再要求鸿翔公司承担民事上的连带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解决；二、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并非票据纠纷。从侵权行为构成要素来看，鸿翔贸易并未实施侵权行为。而原告有重大过错，应该对其损失承担所有责任。1、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陈述来看，本案应该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而鸿翔贸易非侵权行为人，2、原告在案涉承兑汇票出票、委托承兑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该承担全部法律责任，3、因本案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原告主张被告各方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故为查明案情，厘清责任，法院应该依职权追加所有参与汇票承兑的票据中介参与诉讼，在各方责任比例认定后，原告才能放弃对部分被告的追责。4、本案并非票据纠纷，原告不能依据票据法关系，向鸿翔贸易主张权利。原告也并非票据纠纷适格的原告；三、原告的损失金额应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金额为准，并扣除原告已获执行的款项及票据中介费用。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标的已包括迟延履行金（以执行标的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故原告不能就利息再次主张；四、本案中，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 被告黄怀刚辩称，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l、原告自认本案与贺友国、贺超诈骗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2、被告黄怀刚认为本案与贺友国、贺超诈骗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3、只有同一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审理才会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二、原告的主体不适格，1、原告不是涉案票据权利人，只是债务人，2、原告只是飞龙公司委托代理人，3、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不必然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三、原告以侵权纠纷作为案由，只能适用于贺友国、贺超等人骗取票据阶段的行为，后面的票据贴现应适用《票据法》，并且相关的争议应属于票据纠纷。且票据贴现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必然联系。1、票据被骗取时，贺友国、贺超等人就完成了诈骗行为，2、票据贴现应适用《票据法》，并且相关的争议应属于票据纠纷，3、票据如何贴现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必然联系；四、被告黄怀刚不存在对原告侵权，也没任何过错。1、黄怀刚没有帮助参与贺友国、贺超的诈骗，2、提供票据贴现中介信息不可能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五、原告的损失完全是由贺友国、贺超等人的诈骗行为所致。1、贺友国、贺超的诈骗行为蓄谋已久，2、对诈骗其帮助作用的是其他人，而非被告黄怀刚；六、原告自身存在过错，1、开具票据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资金。2、原告委托迟哲通过民间渠道去贴现票据，该委托人在票据贴现过程中过错明显；3、票据给骗了，迟哲以及原告还拼命帮贺友国、贺超贴现票据，4、原告对损失进一步的扩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未去追究共同诈骗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七、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签发、取得和转让涉及的法律后果。1、出票人只能向其第一手的持票人主张相关权利，2、没有真实的交易的票据背书的，票据债务人没有抗辩权，3、《票据法》第十条应属管理性规定，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更不可能会成为侵权上的过错；八、黄怀刚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1、黄怀刚为不知情的第三人，2、依据《票据法》，运通公司为持票人；九、被告黄怀刚主观上没有帮助侵权的故意，提供贴现票据信息中介与原告的损失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综上，被告黄怀刚主观上没有协助他人犯罪的故意，也不知道贺超等人的犯罪行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被告黄怀刚的起诉。 被告范泉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与保山市飞龙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公司）系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案涉票据的权利人系飞龙公司，假定侵权人侵害了飞龙公司的票据权利，也仅有飞龙公司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权利。其次，假定原告已将案涉票据项下款项偿付给飞龙公司，原告也是替可能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代偿票据权益，原告起诉其他侵权人的理由应当是各侵权人间的内部追偿，而不涉及到侵害票据权利。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 二、假定原告主体适格、各被告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案涉票据损害产生的原因包括贺超和贺友国的诈骗行为、原告的转委托、迟哲的代理行为、票据中介服务等一系列的原因，假定各被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但均不足以也不可能凭借任一被告的侵权就能造成全部损害。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三、原告票据损失已经刑事程序认定系案外人贺友国、贺超犯罪造成，且已排除被告犯罪嫌疑，被告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四、被告并不存在侵权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以真实交易关系为基础提供票据中介服务，并获得中介费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被告对案外人贺友国、贺超的犯罪行为不知情，亦未参与、帮助案外人实施犯罪行为，被告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和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五、原告提交的《保山飞龙湖南中升2013年度精矿购销合同》、《企业询证函》并不能证明原告与飞龙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和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在无真实交易的前提下办理票据贴现有过错在先，原告应当自行承担案涉票据损害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即使飞龙公司委托原告办理票据贴现合法，但原告擅自转委托办理票据贴现，且原告及转委托的受托人在办理票据贴现时无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交易基础，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案涉票据的损害原因已经刑事程序认定，已排除被告犯罪嫌疑；被告也不存在侵权的故意和过错，原告在无真实交易下办理票据贴现有过错在先，原告应当自行承担因案涉票据损害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庄嗣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被告庄嗣林认为，应裁定驳回湖南中升物资有限公司起诉。其理由是：原告在民事起诉状第三页中写明“被告六庄嗣林谎称系华夏银行的庄行长”在被告六庄嗣林的配合下，…骗取了三张涉案票据原件。这与事实不符，本人从未声称自己是银行行长，也没与涉案当事人贺友国，贺超进行过诈骗配合，自始至终是以中介贴票的身份进行正常工作和贴票，三张票据也是通过该公司的财务人员王海明拿给被告，完成此笔业务。这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中（2016）湘刑终131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以前出现的种种情况被告一概不知道，贴票以后种种的过程与情节被告也不了解，所以说这个案子被告根本没有参与和配合。现在原告，为了达到全额赔偿目的，完全是“胡子眉毛一把抓”“青布白布捏着就算数”。与这案件有关的主犯，从犯已被处无期徒刑，真正与其配合的从犯，己经都另案处理，现在再把被告这些人拖进去，并把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写进民事起诉状，实属不妥，也不应该。保留申辩权利。综上所述，望人民法院驳回湖南中升物资有限公司起诉。 被告张怡、被告浙江运通公司、被告绍兴首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 一、原告湖南中升公司与保山飞龙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保山飞龙、湖南中升2013年度精矿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保山飞龙公司采购精矿等，保山飞龙公司同意原告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由原告负责贴现及贴现费用，并于2013年1月23日出具委托函，内容为：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应贵公司要求，为降低资金成本，巩固双方长期合作关系，我公司同意委托贵公司联系相关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事宜。特此委托。保山飞龙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月23日。 二、2013年6月6日，原告（甲方）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乙方）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内容有：“……第一条、银行承兑汇票内容。1.1乙方同意承兑以甲方为出票人的见附表内容的汇票，票面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玖佰万元整。……”该附表内容记载，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于2013年6月6日向原告开出三张总额为2900万元（编号为3040005121276276、3040005121276277、3040005121276278）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被告迟哲于2013年6月7日领取上述三张汇票原件，于2013年6月10日在汇票复印件上出具说明，三张银行承兑票在办理过程中的经济责任由其负责。 四、原告提交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刑终131号《刑事裁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书》中涉及本案的事实有： 被告迟哲通过QQ群认识被告张怡（化名姚茜毓），被告张怡称其公司即被告浙江运通公司能够提供贴现服务。案外人贺超是被告运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3年6月7日，原告中升公司联系被告迟哲欲贴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迟哲经与张怡联系后答复原告中升公司可以在浙江宁波以月息4.24‰的利率贴现。当日下午，中升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具三张票面金额共计为2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三张汇票交给迟哲，委托迟哲贴现。随后，迟哲携带三张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6月7日前往浙江宁波办理贴现事宜。迟哲到了宁波后，张怡谎称贺超系其老板，并以工作忙为由要迟哲与贺超对接。2013年6月8日，迟哲与贺超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见面，贺超谎称自己是“姚茜毓”的老板，由其代为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办理三张汇票贴现业务。迟哲再次电话联系张怡，得到贺超系“姚茜毓”老板的答复。贺超在三张汇票复印件签上“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后从迟哲处取得了三张汇票。随后，贺超将三张汇票交给王海明事先联系的专门做票据贴现的中介人庄嗣林，并向迟哲称庄嗣林是华夏银行的“庄行长”。当日下午，庄嗣林与王海明、事先联系的票据中介黄怀刚、范泉、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资金部员工陶叶良到中国邮储银行绍兴钱清大钱门支行办理汇票贴现，将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先后背书给运通公司、绍兴县首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南方石化公司，最后以南方石化公司的名义贴现，贴现款2801.4821万元于当日汇入南方石化公司账户。当晚，迟哲为拿到贴现款，到舟山市与贺超见面，执意将贺超留宿在舟山市中元大酒店。次日上午，南方石化公司扣除自身及庄嗣林、黄怀刚、范泉的中介费用后将2775.271万元贴现款通过首润公司汇至运通公司账户。贺友国、贺超通过运通公司将票据贴现款侵占用于归还自身及相关公司债务，在迟哲的催促下，仅将490万元汇入中升公司账户。 2013年6月9日下午，中升公司总经理曹铭辉担心被骗，便安排中升公司财务部经理周东赶至浙江宁波与迟哲会面，向贺超追索贴现款。2013年6月10日，周东与迟哲到宁波市公安机关报案，在报案过程中，迟哲电话联系上贺超，贺超答应在舟山见面，见面后，贺超隐瞒了贴现款大部分已被其归还债务的事实，谎称因手续不全致使汇票未完全贴现，并按照贺友国的指示以浙江运通公司名义与湖南中升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当日付款100万元，6月11、12日付款500万元，余款于汇票证明到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付清。次日，贺超强行离开，仅将浙江运通公司，江洲公司账户600余万元余额中的1万元汇给湖南中升公司，将剩余款项仍用于归还其他债务，之后对迟哲和湖南中升公司避而不见。 2013年6月13日，中升公司向湖南省公安机关报案，侦查人员接报案后于2013年6月中旬赶赴浙江舟山，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多次联系贺友国和贺超。贺友国、贺超采取多次变更手机号码、租房藏匿的方式隐瞒行踪，直至2013年7月30日在浙江宁波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3年11月25日，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向中国邮储银行浙江省分行支付2900万元。2013年12月7日，原告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还款2900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了屠家珲232.0242万元、庄嗣林7.2万元、黄怀刚4.5141万元、范泉3.1万元、陶叶良2.2万元，李军7.3158万元、朱姗媛43万元、鲍开艇3.254万元，并将上述款项发还湖南中升公司。张德退还湖南中升公司70.6719万元。除了归还以及被公安机关追回的款项，湖南中升公司尚有1937.2021万元款项未追回。 五、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对最终损失的陈述如下：最初原告三张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2900万元，通过数被告从银行贴现后扣除贴现利息985179元，当时原告收到了491万元，即当时造成经济损失2310.4821万元。刑事报案后，司法机关对案外人贺友国、贺超进行刑事立案，通过刑事案件追赃追回部分案款，在贺友国、贺超的刑事案件中法院最终确认原告本金损失为1937.2021万元。刑事判决责令刑事被告人即案外人贺友国、贺超退赔犯罪所得后，就此原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收到执行案款175.010752万元，同时刑事案件中冻结的涉案房屋经法院委托评估为129.64万元，2017年8月22日，该房屋的实际拍卖金额为124.1120万元（注：该拍卖款还须扣除抵押贷款）。现原告在起诉时，根据刑事案件最终确认的本金损失1937.2021万元，减去175.010752万元（原告在刑事案件执行中收到的案款），再减去129.64万元（仅有的两套可执行房屋的评估价），即原告在本案中起诉的本金为1632.5513万元。 上述事实有《保山飞龙、湖南中升2013年度精矿购销合同》、委托函、银行承兑协议及汇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刑终131号《刑事裁定书》、收据以及转款凭证、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厘清法律关系是明确法律责任的前提。本案是原告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在无法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获得全额赔偿的情形下，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继续向其他责任人主张权利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在既有的刑事退赔判决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二、本案案由的确定即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责任比例以及赔偿原则的问题；三、赔偿的范围；四、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在有刑事案件的退赔程序的情形下，是否能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问题。被告鸿翔公司提出“原告应从刑事追赃、退赔程序中救济”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法理分析，一般认为，连带退赔责任的承担与共犯理论、民事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承担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在本案中，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性，本案财产损失的发生系多因一果。本案原告即被害人的财产损失结果可以归属于各侵权人（包括刑事被告人与民事被告）的行为，因而，各侵权人均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结果承担责任。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连带责任。即本案原告向共同侵权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数个人请求赔偿全部损失，任何一个共同侵权人都有义务向本案原告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已全部赔偿了原告的损失，则免除其他共同侵权向原告应负的赔偿责任，即应适用填平原则；侵权人连带退赔数额超出自己实际应赔付的部分，可向其他侵权人追偿。有关各侵权人内部之追偿，属于民事纠纷，享有追偿权的侵权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处理。在本案中，原告的财产权利被侵犯，其可视为侵权关系中的债权人，各共同行为人可视为债务人，对原告承担连带债务。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对刑事案件中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处理进行单独规定，一般见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法律条文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四十三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在有刑事案件的退赔程序的情形下，是否能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本院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权人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虽然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其参与了整个犯罪活动，其行为是整个犯罪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即实施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告鸿翔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的分析。实质上案由的认定问题，既解决了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也解决了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的涉案银行票据得以承兑，票据行为已经完成，原告中升公司最终承担了2900万元的给付义务，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是本案的原告，故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一般侵权纠纷，案由应定一般侵权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援引上述侵权责任的法理，七被告（除迟哲外）在贺友国、贺超诈骗原告湖南中升公司的犯罪活动中，虽然七被告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贺友国、贺超的诈骗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作用，或者是无意识联络行为，以致于贺友国、贺超的犯罪目的得逞，其在贴现票据活动中实施的行为就是共同侵权行为，应与贺友国、贺超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中连带退赔数额超出自己实际应赔付的部分，可向其他侵权人追偿。有关各侵权人内部之追偿以及赔偿比例的确认，属于另案民事纠纷，享有追偿权的侵权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处理。 原告中升公司与迟哲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中升公司委托迟哲进行票据贴现，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无异议，原告是委托人，迟哲是被委托人。本院认为，尽管迟哲在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过错，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票据被多次背书，票据贴现款被贺超等人截留的严重后果，但是原告中升公司与被告迟哲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关系，属于另案民事纠纷，原告可以另行处理。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原告中升公司在票据行为中，疏于管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各被告的赔偿责任。本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酌情认定原告中升公司承担30%的责任，其他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 三、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各被告赔偿损失本金16325513元以及利息损失暂计3245035元（利息损失以16325513元为基数，暂从2013年1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7月26日止，最终计算至偿还全部款项之日止）。损失本金部分，原告刑事报案后，司法机关对贺友国、贺超进行刑事立案，通过刑事案件追赃追回部分案款，在贺友国、贺超的刑事案件中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原告本金损失为人民币19372021元。刑事判决责令贺友国、贺超退赔犯罪所得后，就此原告中升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公司收到执行案款1750107.52元，同时刑事案件中冻结的涉案房屋1296400元，经济损失本金部分应为16325513元（1937.2021-175.010752-129.64），因有原告提交的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收据及转款凭证在卷佐证，对于经济损失本金16325513元部分，本院予以认可；被告应赔付的本金为：11427859元（16325513元×70%）；利息损失部分，因八被告对原告的侵权行为造成了16325513元损失，该款项对原告的经营造成了利息损失，对于原告要求八被告赔偿利息损失暂计3245035元（利息损失以16325513元为基数，暂从2013年1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7月26日止，最终计算至偿还全部款项之日止）的诉求，本院酌情认定，该利息损失以11427859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偿还全部款项之日止。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诉讼时效。原告中升公司的损失本金的最终是在刑事案件退赔执行之后才确认，故原告中升公司就本案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怡、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绍兴首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庄嗣林、黄怀刚、范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1427859元； 二、被告张怡、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绍兴首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庄嗣林、黄怀刚、范泉在本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利息，该利息以11427859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偿还全部本息款项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92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4223元，由原告湖南中升物贸投资有限公司承担43267元，被告张怡、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绍兴首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庄嗣林、黄怀刚、范泉共同承担10095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伟 人民陪审员 骆 兵 人民陪审员 刘丽清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黄路 代理书记员 黄 路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五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四十三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