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28262号原告：田源，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少铜，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红超，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回族，户籍住址：河南省宁陵县。被告：赵家铭，男，1998年10月10日出生，回族，户籍住址：河南省宁陵县。被告：吕玉玺，男，1969年1月25日出生，回族，户籍住址：河南省宁陵县。原告田源诉被告赵红超、赵家铭、吕玉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田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少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红超、赵家铭、吕玉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96000元以及利息（以96000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本息支付完毕之日止）；2.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均是在广州市站西路从事皮料批发。原告档口是恒盛皮厂，位于站××楼××室。被告档口是豫鑫皮行，后改名海鑫皮行，位于站××号档，现搬迁至**档。被告赵红超、被告赵家铭是父子关系，被告赵红超是被告吕玉玺的小舅子。三被告与被告三的妻子赵冬梅共同经营豫鑫（海鑫）皮行。2018年4月12日起，被告多次向原告购买皮料，被告赵红超、被告赵家铭、被告吕玉玺的妻子赵冬梅均有在送货单上签字。期间，被告亦支付了部分货款。经原告统计，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货款96000元。原告经多次催款无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三被告无答辩，也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案涉买卖合同交易，提交了以下送货单：2018年4月12日客户为“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1865），金额为24111元（收货人签名为“家铭”，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5月11日客户为“豫鑫（海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1938），金额为28499元（无收货人签名，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6月26日客户为“海鑫（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038），金额为25339元（收货人签名为“家铭”，制单人签名为“袁”）；2018年6月29日客户为“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042），金额为30978元（收货人签名为“家铭”，制单人签名为“袁”）；2018年7月2日客户为“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050），金额为15995元（收货人签名看不清名字，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7月9日客户为“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066），金额为5013元（无收货人签名，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7月22日客户为“豫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106），金额为2451元（收货人签名为“家铭”，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8月12日，客户为“豫鑫（海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145），金额为5149元（收货人签名为“家铭”，制单人签名为“田”）；2018年8月20日客户名称为“豫鑫”的《退（换、补）料单》（编号为4415470），金额为13649元（经手人签名为田某，签名模糊不清）；2019年8月21日客户为“豫鑫（海鑫）”的《恒盛皮厂送货单》（编号为0002170），金额为5764元（无收货人签名，原告庭审中称制单人签名为“超”）。原告在庭审中称，送货单上的单字签名分别是被告赵家铭、赵红超和被告吕玉玺的妻子赵冬梅的签字。原告所提交的其手写的《豫鑫4-7月份对帐单》载明：4月12日至8月20日，共10单，总计129650元;11月20日、12月1日、12月20日分别偿付5000元，余款114650元；12月31日偿付5000元余款109650元；3月31日付5000元，11月3日偿付2000元，余款102650元。同时原告提供了打印的《恒盛皮厂对账单》载明与客户“豫鑫（海鑫）”2018年4月12日至2020年4月26日的往来款，其中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4月26日合计付款6650元，客户“豫鑫（海鑫）”仍未付96000元尾款，但该打印对账单无原告和被告双方的签名。原告与微信昵称为“吕玉玺”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提交原件供核对）显示：原告于2019年12月25日向其出示上述手写对账单并向其追讨货款；2019年12月27日，原告向“吕玉玺”出示新修正的上述手写对账单和上述打印对账单的电子版，“吕玉玺”回复“好”；2020年1月18日，原告称“吕哥，款明后天一定了”“快过年了，别再让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真不好过”，“吕玉玺”回称“我现在国外，礼拜二吧，”；2020年1月23日，“吕玉玺”再次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并称“实在没办法，款没有收到，先用着，”；2020年4月27月，“吕玉玺”向原告出示转账1038.64元和38.64元的转账记录截图；2020年5月18日，原告称“吕哥，款还剩96000，今年才结了1000，你这样结哪个档口能顶的住，别推了，给我结点吧”；2020年5月28日，原告称“你要把我逼倒闭”，“我这顶不住你这样欠”，“吕玉玺”回复“我倒啦你也倒不了！”“我正在想其他办法，一有动静就好了，暂时啥也动不了”，原告称“赶紧帮我安排吧，9万多啊，对于我这小档口这都是大款了”，“你这早就说卖房，不是卖了吗”，“不能没有信用啊吕哥”,“我帮了你，现在你得帮我吧”，“吕玉玺”回复“现在卖出去除了贷款就没钱了”。原告与备注为“赵冬梅”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提交原件供核对）显示：2018年12月24日，原告向“赵冬梅”出示手写对账单；2019年1月19日，原告再次向“赵冬梅”出示上述手写对账单；2019年3月21日，原告称“老板娘，款啊，有那么久了，现转点行不”，“赵冬梅”回复“在等个几天”；2019年3月31日，原告称“109650-5000”，“赵冬梅”回复一段时长为4秒的语音，原告称“还有104650”；2019年8月23日，“赵冬梅”称“房子这两天有人在谈看能不能成交给点定金也行”，原告回复“尽快吧，我这边很着急，这个月想办法结点，档口都转不开了”；2019年10月14日，原告向“赵冬梅”出示手写对账单和以往向其出示手写对账单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称“对账单自己看看”；“赵冬梅”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但金额及转账日期不清，原告则再次向其出示手写对账单。上述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没有提交原件核对。庭审中，原告称案外人赵冬梅是被告吕玉玺的妻子，被告赵红超、赵家铭是父子关系，被告赵红超是被告吕玉玺妻子赵冬梅的弟弟。被告赵家铭、赵红超与原告合伙经营。各被告向原告店铺下单，原告再去仓库准备相应的皮料送货给不同的被告，有时各被告也会到原告处提货。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是先拿货后结算，没有约定具体的结算时间，双方也未签订书面协议或买卖合同。原告经营的店铺是租借，未领取营业执照。被告经营的“豫鑫”皮行（后改名为“海鑫”皮行）也未领取营业执照。原告除通过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向被告追讨货款外，还通过打电话、上门方式进行追讨，但三被告仍欠货款96000元未付。2020年7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三被告拖欠货款96000元，原告应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履行供货义务、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出具的以证明其与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恒盛皮厂送货单》上的收货人签名不清，无法证明三被告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原告出具的手写对账单和打印对账单皆为原告单方制作，被告未签名确认。原告主张被告已通过微信聊天予以确认，但无证据证明微信昵称为“吕玉玺”和微信备注名为“赵冬梅”的两微信账号属于被告吕玉玺和其妻子赵冬梅，且原告未向法庭出示对应原件。因此，对于原告主张三被告尚欠原告96000元货款，在目前情况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请三被告支付货款96000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00元，由原告田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徐声铃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