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04民初3388号原告：江苏诚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通达路2号。法定代表人：张渊,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宇，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龙城大道2239号。法定代表人：耿弘,该公司董事长。被告：耿弘，女，1963年11月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被告：范俊妤，女，1987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科，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嘉文，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诚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诚通公司”）与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普嘉公司”）、耿弘、范俊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受理以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诚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贺宇，被告普嘉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弘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科、许嘉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诚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普嘉公司立即返还资金借用本金及收益13045509.06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所有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并于庭审中明确为本金部分为11394283.38元加上垫付的酒款22500元，并以本金11394283.3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利息1625635.82元、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LPR的四倍计算的利息；2.由三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用80000元；3.被告耿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如被告普嘉公司、耿弘不履行上述债务，则原告有权以被告范俊妤所有的常州新城首府5号楼2903室住宅和常州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1115室至1129室房产进行折价或者就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5.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诚通公司与被告普嘉公司系商业合作关系，诚通公司同时为普嘉公司提供仓储服务。2016年至2019年8月期间，普嘉公司出于生产经营需要多次向诚通公司借款，双方对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实现债权费用承担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此后，诚通公司与普嘉公司、耿弘签订《付款计划》一份，不仅明确约定普嘉公司欠款金额及还款期限，而且约定耿弘以其个人资产对上述债务提供担保，与范俊妤签订《同意函》以其所有的常州新城首府5号楼2903室住宅和常州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1115室至1129室房产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因普嘉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耿弘、范俊妤未履行担保义务，诚通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普嘉公司辩称，普嘉公司和诚通公司之间确实有资金往来，普嘉公司因为经营期间有资金需要，故曾短暂的多次向诚通公司借款。由于被告普嘉公司也多次将所借款项归还诚通公司，所以至2020年普嘉公司与诚通公司之间的所有款项已经结清；且从账面上显示已经超额支付20余万元，所以普嘉公司已经不欠付诚通公司任何款项。另外，普嘉公司和诚通公司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诚通公司截止至2020年尚欠普嘉公司货款180余万元。因此，就双方之间总的财务账款往来来看，是诚通公司欠付普嘉公司200余万元，而普嘉公司不欠诚通公司任何款项。被告耿弘辩称，由于本案所有的往来均发生在诚通公司与普嘉公司之间，耿弘作为普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在诚通公司有签字等行为，其所代表的也是普嘉公司。耿弘作为个人没有向诚通公司借款，也从来没有对普嘉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而且耿弘个人和诚通公司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因此，耿弘对普嘉公司的所有债务均不承担责任。被告范俊妤辩称，范俊妤所出具的承诺函明确担保金额不超过提供房产的剩余价值，但由于范俊妤的房屋诚通公司并没有办理剩余价值的抵押手续，所以诚通公司并未取得相关房屋的抵押权，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此外，承诺函性质为有限连带保证，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诚通公司应付上级检查所用，并没有指定针对诚通公司和普嘉公司之间的哪笔借款，故其担保范围并不明确，当诚通公司和普嘉公司之间的款项都已结清以后，范俊妤已经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同意函》、《付款计划》、《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陈述、上述证据材料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事实如下：常州市钟楼区新城首府5幢2903室房屋登记为范俊妤单独所有，常州市新北区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1115室至1129室房屋登记为范俊妤单独所有；上述房屋未办理以诚通公司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2019年7月12日，被告耿弘作为债务人出具编号为苏诚债字2019001号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一份，主要载明：一、截止2019年7月12日，债务人耿弘尚欠债权人诚通公司670万元，债务人耿弘经过认真仔细核对，对上述债务的金额确认无误，并不提出任何异议；二、耿弘承诺并保证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470万元及欠款期间的全部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余款在2020年12月31日前偿还完毕；三、如在上述期限内未偿还完毕，自愿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一切债权人追索债权支出的费用，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绝不提任何异议；四、本《债权债务确认书》与其他债权债务互不重叠，均属于独立债务，凡归还时债权人出具的收款收据未注明本《债权债务确认书》编号的，债务人的付款行为一律与本《债权债务确认书》无关。被告耿弘、范俊妤作为债务人再次出具编号为苏诚债字2019002号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一份，主要载明：一、截止2019年7月12日，债务人耿弘、范俊妤尚欠债权人诚通公司130万元，债务人耿弘、范俊妤经过认真仔细核对，对上述债务的金额确认无误，并不提出任何异议；二、耿弘、范俊妤承诺并保证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130万元及欠款期间的全部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余款在2020年12月31日前偿还完毕；三、如在上述期限内未偿还完毕，自愿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一切债权人追索债权支出的费用，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绝不提任何异议；四、本《债权债务确认书》与其他债权债务互不重叠，均属于独立债务，凡归还时债权人出具的收款收据未注明本《债权债务确认书》编号的，债务人的付款行为一律与本《债权债务确认书》无关。2019年8月20日，被告耿弘签字并由被告普嘉公司在耿弘签字处盖章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诚通公司160万元，于2019年9月6日前分期归还结清。2019年11月5日，被告耿弘签字未有被告普嘉公司盖章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诚通公司2180345.34元，款项已打入普嘉公司。被告范俊妤向原告诚通公司出具《同意函》一份，主要内容为：范俊妤同意为普嘉公司对诚通公司的尚未结清的款项（详见尚未结清款项的付款计划）仅以本人位于常州新城首府5号楼2903室住宅和常州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1115室至1129室办公房的剩余价值提供有限连带责任担保，上述物权的剩余价值诚通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超出上述物权价值的部分本人不予承担。该《同意函》落款日期为2019年，未有具体日期。2019年11月12日，被告耿弘签字并由被告普嘉公司在耿弘签字处盖章出具的《付款计划》一份，载明：鉴于与诚通公司的业务合作，截止到2019年11月8日，经过与诚通公司对账，普嘉公司尚有12225161.44元未支付，普嘉公司承诺将分期支付诚通公司上述所有款项，具体如下：1、2019年12月31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150万元以上；2、2020年2月31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150万元以上；3、2020年6月30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200万元以上；4、2020年9月30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250万元以上；5、2020年12月31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200万元以上；6、2021年3月31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150万元以上；7、2021年5月31日前向诚通公司还款1225161.44元以上；如未按上述计划执行，普嘉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以普嘉公司与个人资产作为还款计划的担保。2020年7月2日，原告诚通公司与江苏渊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一份，约定江苏渊博律师事务所接受诚通公司委托指定律师作为诚通公司与普嘉公司、耿弘、范俊妤合同纠纷一审阶段的代理人，律师代理费用80000元。庭审中，原告诚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1月12日期间每月由被告耿弘或者被告普嘉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的《对账确认单》及诚通公司自制的普嘉公司收付款明细账打印件25张，主要显示每月期初资金占用金额及资金占用率0.012、税（2019年起初为1.16但5月份开始变更为1.13）、月息（含税）、本期发生额、期末资金占用金额及本月开票、本月应付款情况，其中2019年7月显示“期初占用金额”6615538.1元、“本期发生额”6月25日付款300000元与7月12日付款998600元、“期末占用金额”7914138.1元，2019年9月显示“期初占用金额”7614138.1元、“本期发生额”8月20日付款1599800元与8月31日付款200000元、“期末占用金额”9013938.1元，2019年11月“期初占用金额”9013938.1元、“本期发生额”11月4日付款200000元与11月5日付款2180345.34元、“期末占用金额”11394283.44元；上述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实质为名为贸易实为民间借贷，且被告耿弘作为被告普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6年1月开始每月均对双方之间的资金借贷及利息包括双方以贸易为名形成的方案进行逐一确认，被告结欠原告的本金金额及利息。2、2020年1月6日、6月18日、6月20日诚通公司工作人员与耿弘录音资料打印件各一份、2020年5月26日诚通公司工作人员与耿弘录音资料打印件两份（其中一份本案三被告代理人金科也参与），2020年1月6日录音中诚通公司工作人员述及“还有就是那个资金，因为现在有1200万，1100万本金，还有点费用，仓储费你欠我一年了，年的仓储费要四十几万，还有费用在里面，大概1200万，还有你之前答应的年底150万，当时范总担保了也签了字的，盖了章的，资金的问题也没压下来，现在就这样状况，好像之前的存货，你答应要补的货也没补进来”；耿弘回复“今年的天真的一塌糊涂”，诚通公司工作人员述及“年前你150万会不会给我们？”，耿弘回复“150万，我现在不能给你保证，但是转账也可以，150万不能说没有，但也不能给你们也不确定的东西”；2020年5月26日，诚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渊及工作人员与耿弘、金科参与的录音资料中，诚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渊首先陈述“情况已经跟律师说清楚吗？我们之间的往来，你怎么说的。或者金律师你了解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吧。”代理律师金科陈述“之前跟我讲的也不是太清楚，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大概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有过协议，借一笔钱给耿总，然后拿货物相当于做质押或者抵押一样给你们，到时候去处理，如果处理的货物有回过来的钱，就相当于抵充借款一样的，签过一份协议，但那份协议期限是一年，后面就没有再签，但是从14年到现在一直有往来，但是据耿总所说呢，在普嘉服饰的账上，往来是以双方的买卖来进行的，签正常的买卖合同，有款项打过来，我们有货出去，有开相应的发票，我知道的是这样一个操作模式。其他，我就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现在来说，你们跟她对账，说是有1000多万，跟我公司这边的钱，但是根据公司明面财务上面的账反应，我这边的票多开了两百万，超出这个应付款，账面上来说，可能你们这边还欠一部分货款，所以这两边等于对不拢，因此这次耿总找我来，也就是想对这个情况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看一下您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来配合，我大概就是这情况，可能不是很详细。”；张渊接着陈述“耿总，我没想到你跟律师讲都不讲实情，我们现在这些江苏诚通的人，包括跟你们打交道不是第一天了，不光是你、我、卞总，所有人都知道，你跟我们之间的往来是什么样的，说话要凭良心的，你到底有没有拿江苏诚通的钱，到底是不是借款，我们之间的贸易如何去体现的，你应该清楚。今天我当着金律师的面，江苏诚通在跟耿总的往来过程其实是个借款，这个借款金额将近1000万，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去年有一张承兑汇票贴现的时候，又被她扣下来200多万，因为她资金比较紧，之前我们跟她之间我从来不欠她一分钱，为什么会有形成开票的影响，因为我们借给她的钱，是有利息的，通过什么形式体现这个利息，就是通过贸易的形式开票，把她的客户变成我的客户，我中间加了一道，体现个贸易差价，这个贸易差价就是利息。其实就是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前两天我听到卞总跟我反映，还有我们卞经理跟我反映说要按照财务账，就等于说全盘否定了这个借款的行为，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耿总不会这么做，你清晰的知道你是从我这里借钱的，现在要你是个明白人，明显知道这个事实的，知道这个过程本来面目的，你要把它包装成这个财务账这种推却，我觉得别人可以这么做，你不应该这么做……”；耿弘接着陈述“这个过程是对的。”张渊接着陈述“你真实的欠我江苏诚通1000多万钱，这个事情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耿弘接着陈述“刚才张总讲了，这个也是事实，但是我表达可能误解了我的什么意思，当时商量的是我们张经理讲的，我们账目上我们是不欠诚通的钱的，如果说我们欠应该是让我们那几家客户供应客户的公司写欠款，这样子跟我们的账目都是平的，等于说我们普嘉就作为担保人或者见证人这样子来写比较好，我们财务是这样讲的，如果这样子写的话，跟我们账目上跟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太合理，就是那天张经理讲的应该就是拿那个6家公司，他欠我们诚通的，然后我们普嘉就做一个见证或者担保，就这样子可以。”张渊接着陈述“能不能写你自己应该判断，有没有拿钱，你自己应该知道。”耿弘接着说“这个里面就是说我钱肯定是要还，这个不要讲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要还的……”，后续金科述及“但是还款的话，短时间内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还，因为1000多万，如果分两年，压力也不小”，耿弘述及“我们现在做口罩，也是想尽快把钱还掉……我从来没想过不还诚通的钱！我一定还的，就是一个还法。情理上我肯定百分百要还的呀！”；2020年5月26日，诚通公司工作人员与耿弘另一次没有金科参与的录音资料中，耿弘述及“现在如果非要把还款计划马上要还的话，我现在有点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2020年6月18日、6月20日的录音资料中，主要是诚通公司工作人员催促还款、总部盯得紧，耿弘述及次日付但未到账；上述录音资料证明诚通公司与耿弘及其代理人以对话的方式确认原、被告之间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以及耿弘承认欠诚通公司1000多万元，并且耿弘直至2020年6月20日承诺还款的事实。4、范俊妤在《同意函》签字的现场视频，证明范俊妤对于诚通公司与普嘉公司之间的借款情况十分清楚，在2019年11月12日自愿提供相应担保并签字确认。三被告对原告诚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1、《对账确认单》上耿弘的签名真实性认可，但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账确认单》对资金占用利息等多个项目的记载与双方之间的真实交易往来并不一致，清账方案、本月开票、应付款等项目所载的内容也与本案借贷关系没有关联；由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账目一直未平，同时普嘉公司由于资金紧张也会临时向诚通公司借用款项，所以普嘉公司为了配合诚通公司应对国企相关检查和审计才将部分借款、买卖及仓储关系混在一起，作了有利于诚通公司的《对账确认单》，其目的是为了双方能够长期合作。所以《对账确认单》中所对应的具体金额与双方之间真实的贸易往来是完全不相符的。2、诚通公司与普嘉公司之间的收付款明细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其中部分数据和普嘉公司的数据不符，而且又没有相关数据背后对应的证据予以质证，因此对该份证据不认可；对除普嘉公司以外的其他收付款明细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普嘉公司无关，不能确认其真实性。3、2020年1月6日的录音听起来声音不太像耿弘声音，无法确认录音内容；同时，录音因未经当事人同意私下所录，在形式上不符合关于录音证据的相关规定，合法性不认可；录音内容没有对双方之间整个交易情况进行完整陈述，而且是在双方交易基本结束后就其余事项进行了商谈、调解，因此该录音内容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没有看出双方的借款合意。2020年5月26日中有代理人参与的录音是在会议室中商谈内容，录音中讲话人的身份及内容予以确认；但录音因未经当事人同意私下所录，在形式上不符合关于录音证据的相关规定，合法性不认可；需要明确的是其中代理人起初所述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为真实买卖关系、账面反映诚通公司拖欠普嘉公司货款，后期谈话中因为考虑到诚通公司与各个经销商之间尚有未结清的账款，普嘉公司出于多年买卖关系就如何为诚通公司消化应收账款应对上级部门审计和纪检的核查所进行的协商，协商内容不能视为普嘉公司对债务的自认，也不构成债务加入。普嘉公司确实想为诚通公司尽一份力，但最终因未能协商成功，之前所做的调解方案均没有约束力。2020年5月26日没有代理人参与的录音，听起来声音不太像耿弘声音，无法确认录音内容；同时，录音因未经当事人同意私下所录，在形式上不符合关于录音证据的相关规定，合法性不认可；张渊所述并不完整，其在后面的录音中也提及了‘纪检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双方所有的谈判方案均是为了解决诚通公司应付上级检查；该份录音的内容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因此无法达到诚通公司的证明目的。4、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人员的身份认可，但是在该视频最后的十秒即签字时，诚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是为了总部审计和纪检检查所用，只是为了办个手续，今后用不着’，证明目的上看恰好可以证明普嘉公司所述仅仅是为了诚通公司应付上级部门，并不代表双方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借贷关系，耿弘也不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三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意见，于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1、普嘉公司自制的《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打印件13页，证明从2016年开始普嘉公司和诚通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货物买卖关系，截止至2019年12月份诚通公司尚欠普嘉公司货款1884498元。2、2019年的《贸易采购合同》14份、《入库单》48张、发票、银行支付凭证一组，但2019年前的相应往来材料也可以提供，该组证据可以佐证上述《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账目中每一笔数据都有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相对应，证明双方之间贸易往来的真实性、合法性，最终诚通公司尚欠普嘉公司货款没有付清。3、普嘉公司自制的《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打印架4页，证明从2016年开始双方除了贸易往来之外还存在资金拆借的往来以及仓储合同的往来，从明细账可以看出截止到2019年12月已经超额支付了原告226892.07元。4、发票、银行支付凭证一组，该组证据与上述《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对应，证明该明细中的每一笔数据均有对应的发票、银行往来记录。原告诚通公司对被告普嘉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1、《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明细的制作没有包含双方所有的往来，仅仅是对双方之间的形式合同所做的财务统计。2、《贸易采购合同》、《入库单》、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等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双方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该份证据中的《入库单》可以真实反映，如果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当普嘉公司将货物交付给诚通公司时必然需要提供送货单或者相应凭证并由诚通公司在送货凭证上盖章或签字认可收到货物，但所有《入库单》中的货权人均盖有普嘉公司的仓库专用章，并没有诚通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或盖章。事实情况是诚通公司借款给普嘉公司为保证借款的安全性，普嘉公司提供了部分货物作为借款的质押；与此同时，普嘉公司租赁诚通公司的仓库用于其自身的业务往来，因此不存在普嘉公司供货给诚通公司，诚通公司再将货物销售给第三方的情况；实际上诚通公司与双方之间所称的10多家第三方从未有过任何的贸易关系或买卖关系，全部是由普嘉公司和第三方直接发生贸易往来，包括提货、发货，诚通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账目也仅仅是第三方替普嘉公司向诚通公司支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3、普嘉公司自制的《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账（跨年度）》及相应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普嘉公司之所以提交了证据1、3两份账款明细账，是因为证据1的明细账是按照形式上的贸易合同进行记账，而证据3的明细账是按照双方之间的金钱往来进行记账，经诚通公司核对，从2016年12月开始双方之间的欠款额为6725590元（普嘉公司欠诚通公司）；此后一直到2019年11月5日，如果剔除普嘉公司该份账册中的仓储费用及酒款则普嘉公司该份证据的金额与诚通公司统计的往来金额几乎是一致的，其中的差异发生在2019年11月5日诚通公司向普嘉公司提供了3张合计1290万元的承兑汇票，普嘉公司随后向诚通公司分三笔返回了500万元、500万元、719654.17元（承兑的贴息），剩余的2180345.83元作为诚通公司提供的借款予以计算，为此耿弘在2019年11月5日向诚通公司出具了《借条》，借款金额为2180345.34元，之所以存在0.49元的差异是书写《借条》时的笔误。同时，在2019年11月12日双方书面的对账单也确认了本次借款的金额为2180345.34元并明确截止至该日累计的借款金额为11394283.44元，该份对账单同时还列明了当年7-10月份普嘉公司与大洋商贸、秀丝媛等第三人开票未走账的金额及仓储费，普嘉公司在该份对账单上签字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诚通公司所谓之借贷关系，其在庭审中陈述：诚通公司与被告普嘉公司、耿弘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为耿弘是普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普嘉公司、耿弘是共同借款人；双方借贷合意与交付证据主要是《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对账确认单》及《收付款明细账》等，明确记载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及付款情况；并且2020年6月18日与6月20日的录音也可以反映双方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耿弘认可诚通公司与耿弘直至2020年6月22日仍然欠款并承诺还款的事实。关于《对账确认单》载明金额与两张《借条》、《债权债务确认书》载明金额之间的关系，原告诚通公司陈述：关于218万元的《借条》在质证中已陈述；关于2019年8月20日160万元《借条》，系2019年8月20日诚通公司向普嘉公司支付了1599800元，该金额在2019年9月的《对账确认单》中也有体现，当时双方认为可以以约数进行借条的签订，故签订的借条金额为160万元，但实际对应的金额为1599800元；关于两张《债权债务确认书》载明的金额与2019年7月的《对账确认单》中载明的7914138.1元相对应，因没有对利息进行详细计算，故进行了取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原告诚通公司为证明其与被告普嘉公司、耿弘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要提供了《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对账确认单》、《付款计划》等被告普嘉公司盖章或者耿弘签字确认的证据以及相应录音证据；三被告虽抗辩录音证据系原告私下所录而不认可合法性，但原告所录音频内容系双方谈话，并未采取非法手段录制，也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录音使用目的也仅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三被告仅以录音未经其同意为由不予认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被告耿弘及三被告代理人金科均认可的2020年5月26日由其二人均参与的谈话录音中，被告耿弘明确认可原告诚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述的双方存在1000多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事实，并且还述及如何还款事宜；结合《对账确认单》、《付款计划》所述内容，本院认为，原告诚通公司与被告普嘉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具体借款金额本院根据上述《对账确认单》、《付款计划》及原告诚通公司所诉依法确定为本金11394283.38元及截止到2019年11月12日的利息为830878.06元，合计12225161.44元。三被告虽提供了《贸易采购合同》、《入库单》及相应凭证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不足以仅凭此就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况且双方另有其他纠纷诉讼处理。因此，本院对于被告抗辩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受理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对账确认单》反映的月息（含税）标准为年利率16.272%，未超过年利率24%，故原告诚通公司主张分别按年利率16.272%、不超过年利率24%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的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诚通公司所主张之律师费与垫付款，由于《债权债务确认书中》中载明按合同约定承担律师费等，但原告诚通公司并未提供约定律师费如何承担的相应合同，现仅凭代理合同即要求三被告承担律师8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诚通公司所主张的垫付款22500元并非系借贷关系所形成之借款，不应在本案借款中处理。关于被告耿弘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本案民事纠纷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所引起，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付款计划》明确约定如被告普嘉公司未按计划还款，被告耿弘以个人资产作为还款计划担保，现被告普嘉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被告耿弘应在上述《付款计划》确认的债务12225161.4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原告诚通公司所主张之优先受偿权问题，常州市钟楼区新城首府5幢2903室房屋及新北区丰臣国际广场3号楼1115室至1129室房屋并未办理以原告诚通公司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抵押权尚未有效设立，其要求对上述房屋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至于被告范俊妤是否需要承担其他担保责任，当事人可以另行依法处理。因调解不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江苏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1394283.38元；二、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江苏诚通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上述借款本金11394283.38元截止到2019年11月12日的利息830878.06元及分别按照年利率16.272%计算的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30日、不超过年利率24%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的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耿弘对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12225161.4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55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05554元，由被告常州普嘉服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 明人民陪审员  李银华人民陪审员  陈国芬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荆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