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8民终2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永付，男，汉族，农民，现住盖州市十字街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梅，女，汉族，农民，住盖州市矿洞沟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树仁，男，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万福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树生，男，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万福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善强，男，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什字街镇于家屯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术礼，男，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什字街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述兰，女，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万福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述芬，女，汉族，农民，住抚顺市。上述七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昌，营口开发区红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尹永付因与被上诉人刘玉梅、尹术礼、尹述兰、尹树仁、尹树生、尹善强、尹述芬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盖州市人民法院（2018）辽0881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永付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被上诉人尹术礼、尹述兰及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永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盖州市人民法院（2018)辽0881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尹树义与尹永付于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有效；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上诉人尹善强的父亲尹树义（已故）与村委会签订土地和果树的承包合同中不包括被上诉人尹术兰、尹术芬、尹树仁、尹树生、尹术礼、和刘玉梅的承包地份额，因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尹术兰、尹术芬已经出嫁，而尹树仁、尹树生、尹术礼已经分家另过，有自己的承包地。2、1998年二轮承包时，以尹树义的名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和》和《果树承包合同》是其个人家庭成员的承包份额，当时被上诉人尹善强已经出生（尹善强是1994年4月1日出生），尹树义领名签订的土地和果树承包合同与其余被上诉人无关。3、上诉人与尹树义在签订《转让合同》时虽然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没有加盖盖章，但当时有村委会的两名公职人员孟凡友和刘兴林在转让合同上签字，这两个人是代表村委会参与案涉土地转让事宜，更重要的是，当时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主任尹永志是上诉人的亲弟弟，其本人对该事实也是清楚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发包方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未参与,也未签字盖章”实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我国农村土承包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包方无法定理由或拖延表态，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有效；据此,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没有法定理由不同意案涉土地转让行为,即使双方土地转让协议无村委会盖章，也应当依法认定双方转让合同有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意；...。”由此可见，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并没有限定必须签字盖章同时具备，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生效也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同时具备签字盖章合同才生效。同理，发包方对于土地经营权转让同意方式可以加盖公章也可以签字，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民兵连长孟凡友和会计文书刘兴林的签字是职务行为，是代表村委会的，二人签字的行为已经证明案涉土地的转让行为发包方是同意的。另外，本案中尹树义与尹永付于2008年1月19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之所以没有加盖村委会公章，是因为这种转让行为并非尹树义个例，而是当时所有转让土地的合同，什字街镇于屯村民村委会都不给盖章这也是为什么孟凡友和刘兴林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的原因。—审判决“未经发包方签字盖章，该转让合同因未得到发包方同意，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案涉争议的土地上诉人已经耕种了十年，在这十年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诉人对土地进行了改良、投资。现一审判决仅以转让合同不具备盖章的形式要件继而认定合同无效，这样的判决显然不利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更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玉梅、尹术礼、尹述兰、尹树仁、尹树生、尹善强、尹述芬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1998年1月1日签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199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尹树义父亲尹文已经去世，尹树义是代表全家8人包括本案被上诉人（尹善强除外）与村委会续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果树承包合同，上述合同是在1983年第一轮承包基础上的延续，不是尹树义个人承包，更不是尹树义一人的份额。2、上诉人与尹树义在签订《转让租地合同》时，是二人个人协商后找刘兴林执笔，孟凡友做为见证人在该合同上签字，这从刘兴林、孟凡友书面证实上可以看出，此二人签字是以私人名义出现，其它情况一律不知，更不是代表村委会签字。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尹树义与尹永付于2008年1月19日签订的《转让租地合同》“未经发包方签字盖章，未得到发包方同意，而不具有法律效力”。3、尹树义与尹永付所签《转让租地合同》不具有法定转让条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本案诉争土地是被上诉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如果被上诉人失去了诉争土地，就等于剥夺被上诉人的生活保障和生存权利，由此可能引发双方新的矛盾出现和其它问题发生。另外，上诉人自己有承包地和果树地，有稳定的农业收入。本案诉争土地上诉人与发包方也未确立新的承包关系，被上诉人与发包方原承包关系也未改变，被上诉人对诉争承包地和果树承包经营权仍然有效。二、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无可非议。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明确规定，釆取转让方式来流转承包经营权的，需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转让租地合同》只有尹术义、尹永付以及中证人签字，并没有发包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上诉人也未到村委会或政府备案。被上诉人与发包方原土地和果树承包关系未终止。2、由于上诉人与答辩人诉争土地和果树地不是尹树义一个人的承包份额，尹树义在与尹永付签合同时，未经其他答辩人的同意，其他答辩人不知情，所以尹树义与尹永付所签的《转让租地合同》侵害了其他答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份合同未有法律效力。另外，于2017年春天由于上诉人阻挠答辩人土地确权，答辩人才知道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害，上诉人诉称“在这十年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诉人对土地进行了改良投资”。这是其在无理辩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玉梅、尹术礼、尹述兰、尹树仁、尹树生、尹善强、尹述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返还承包3.8亩，果树地2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梅等七人系一家人，1983年生产队解体时，由父亲尹文（已故）领名同村委会承包了8人份果树、土地。1998年二轮延包时上述承包项目由尹善强的父亲尹树义（已故）领名同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2008年1月19日尹树义与尹永付通过中证人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合同明确尹树义将位于本村六天地14.5垄，位于本村大北沟果园地转让给尹永付，转让时间200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转让金额为9000元。双方签订转让合同时，发包方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未参与，也未签字盖章。争议土地2018年度仍由尹永付耕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间采取转让方式来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经发包方同意，明确了农户间土地转让需经发包方审批才能生效。本案中尹树义与尹永付于2008年1月19日签订了了土地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签字盖章，该转让合同因未得到发包方同意，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尹永付因该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返还刘玉梅等七原告。该合同中明确尹永付给付尹树义承包金9000元，承包期限20年（2008年至2027年）按此折算每年承包金450元，扣除尹永付实际经营年限，刘玉梅等七人尚应返还尹永付土地承包金4050元（2019年至2027年）。判决：一、尹树义与被告尹永付于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尹永付于2019年1月30日前将承包尹树义名下位于本村六天地14.5垄，大北沟果树地返还给原告刘玉梅等七人。三、原告刘玉梅等七人共同返还被告尹永付土地承包金4050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原告刘玉梅等七人对给付此款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尹永付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83年由尹文领名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的果树和土地系家庭成员承包。1998年由尹树义领名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二轮延包，亦属于家庭成员承包，2008年1月尹树义与尹永付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将案涉的土地及果树转让给了尹永付，其转让行为未获得具有承包经营权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亦未征得发包方什字街镇于屯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尹树义与尹永付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该案涉土地仍归七被上诉人承包经营。因此，上诉人提出的其与尹树义签订的土地转让合法有效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尹永付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尹永付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耿丽审判员  杨健审判员  李亮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健华书记员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