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7民初2527号 原告：朱绪发，男，1973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凯，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住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城关镇城东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62957098W。 法定代表人：王章贵，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史洪学，贵州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绪发诉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绪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洪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绪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8,000.00元；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扣减原告的劳动报酬，共计13,5100.00元；4、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未支付的劳动报酬26,400.00元；5、依法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1997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以上第2至4项共计18,9500.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因与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赫劳人仲案字[2018]第0032号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现提出起诉。一、裁定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诺与声明书》真实合法有效，既不符合真实的情形，也违反了强制性规定。裁决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是被告出具，让原告签署的《承诺与声明书》是否有效。这确实是本案在仲裁阶段，双方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但是，裁决在认定《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上，却没有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来分析，同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有错误。首先，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所有条款都是被告事先拟定的，也就是说，该条款是一个典型的格式条款，作为原告来说只有选择签与不签的权利，却没有改变其中条款的权利。但结合庭审中证人的证言来看，当时签这份《承诺与声明书》时，被告是以不签则不发放拖欠的工资作为要挟的。也即是说，当时的原告连不签的权利都没有，只有选择签字。而仲裁却认为：“本委认为，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相关离职承诺书时，应仔细阅读离职承诺书相关内容，对工资报酬、经济补偿等的支付、仲裁诉讼权利的放弃、有无其他争议等关键条款要特别注意，否则一旦签署，视为双方自愿。”这样的认定，可以看出，仲裁裁决在判定此案时完全没有结合庭审时证人在庭审上作证的情况，完全照搬法律的条条款款，使得整个仲裁的庭审完全流于形式。势必无法做到真正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因此，结合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劳动者已数月未领到工资，迫于生活的压力，才不得已在该《承诺与声明书》上签名。却发现并非《承诺与声明书》所称将所有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全部结清，而仅是领到22个月的工资和2000的补贴。而22个月的工资还是在扣除了1900元的基础之上发放的。但此时，被告己拖欠了申请五六年的工资了。由此可见，被告是采取胁迫的方式，在原告急需工资以满足生活需要前提下，强迫原告签订，属于乘人之危的方式，己违背了自愿的基本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既然该《承诺与声明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就应属无效。其次，裁决在法律适用上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该《承诺与声明书》已在庭审中出示过，上面的记载中均不能反映原告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原告工作岗位及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故该《承诺与声明书》即使有效，也不具备被告所称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但让原告不能理解的是，对于这点原告既在庭审中反复强调，原告的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也再次提及，但遗憾的是仲裁裁决居然对于该条的规定只字不提，径自认定该《承诺与声明书》具备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完全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于不顾。这样的仲裁裁决显然不能让原告接受。二、仲裁裁决认为要求被告补缴社保仲裁时效已过，于法无据；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是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要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和不可免除性。本案庭审已经明确了，被告只为原告缴纳过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也就是明确了被告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作为劳动仲裁机构，此时理所应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让人遗憾的是，仲裁裁决居然以仲裁时效已过为由对劳动者明显被侵害的利益不予保护。这既违反了一个劳动部门所应该履行的基本职责，同时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凡是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均应全额补缴，没有时效的限制。退一步说，即使缴纳社保应受时效的限制，因为没有缴纳社保的事实是在延续的，且被告应该是每月定期缴纳而没有缴纳，故时效的起算应该在被告每月该缴纳而没有缴纳时重新计算的，不存在时效已过之说；三、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陈述以下内容。原告于1997年10月进入到被告处工作，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在被告处担任煤气车间主任的工作。2011年10月，被告因市场疲软及其他原因而导致停产，于是决定让包括原告在内的数名职工从事看厂、护厂、参加日常管理、财务等工作。为了确保原告不离开公司以扣缴保证金的形式每月扣发原告300元的劳动报酬，并承诺待将来该厂再次生产或清算时一次性补给被扣人员。双方至今未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公司于2011年10至11月就已经停产了；二、被告已于2017年7月20、21日和原告等二十余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自愿离开被告公司另外发展，另外被告已经结清原告工资以及经济补偿，因此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劳动报酬等；三、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根据法律的规定已经超过时效了；四、被告停产停业后被告大部分人都没有在工厂上班，实际看厂的只有三到五人，部分员工已经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早就和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被告质证意见：无异议。 二、被告公司出具的回复函，用以证明被告承认2011年10月后向原告个人减薪三百至五百元不等，但是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该证据只是向县政府以及拆迁办陈述26个员工的情况。 三、《承诺与声明书》，用以证明该组证据是被告出具的单方格式合同，没有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的法律条款，也是在违背原告真实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质证意见：三性均无异议，刚好证明原被告之间2017年7月20日、21日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结清了工资待遇等问题，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四、扣减工资清册，用以证明原告工资在2012年1月工资减少额部分，和回复函中减少工资的情况相互印证。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没有签名或者盖章，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五、2016年9月份的工资表，用以证明2016年原告实际领取的工资数额，并证明2016年9月被告仍然向原告发放部分工资，因此被告所言公司停产后原告没有在工厂上班且已和他人建立劳动关系的说法不属实。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六、2013年1月到12月的话费领取名单，用以证明原告可以领取的话费金额，但是被告没有实际发放给原告。被告质证意见：因为没有公司盖章以及签名，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七、光盘一张（2018年4月20日12时49分，徐仁卫与张化举的通话），通话清单，用以证明签订《承诺与声明书》之前被告威胁原告签订该《承诺与声明书》。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一直是原告两人在通话，没有公司人员参与，况且该录音也听不清楚其在说什么。 八、证人徐某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从2018年6月14日在金盾保安公司当保安，之前职业都不是固定的，以前也在中建公司上班；我今天来就是证明从2017年7月份之前22个月的工资被公司拖欠起，我们当时讲养老保险等问题，但是发工资的人不回应这些问题，就说工资领不领在于我们，不领他打回广州总部我们自己去找，当时领工资还弄什么承诺书等来给我们签字，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签了承诺书，但是当时是违背我们自己真实意愿的。今天到庭的原告当时都去的，大家都不愿意，牢骚满腹。原告用以证明签订《承诺与声明书》时是被被告以不签订《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工资威胁后签订的，违背劳动者意愿，该《承诺与声明书》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质证意见：证人属于与公司有争议的劳动者之一，证明力不大；证明内容不属实，没有什么总部；原告说违背劳动者意志，但是原告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救济措施，说《承诺与声明书》不具有效力是不属实的。 九、证人张某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公司员工，发工资当天是2017年11月7日在小额贷款公司，说是20多个月没发工资，来给我们发点工资，当时说发工资要签承诺，否则就把钱打回总部去，我们考虑到要生活，怕一点都得不到，所以就被迫签订了。包括今天这些原告，大家都不愿意。原告证明目的与证据八证明目的一致，被告质证意见与证据八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身份证以及证明，用以证明被告主体资格以及总部就在赫章。原告质证意见：无异议。 二、《承诺与声明书》，用以证明2017年7月20至21日原告自愿申请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一次性支付了原告工资、福利等所有待遇，并且该《承诺与声明书》是双方自愿行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双方工资待遇等全部一次性结清了，不存在拖欠未发的情况。原告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的确是原告所签订的，代签的我方也是认可的，但是该《承诺与声明书》是以不签订不发工资要挟使原告签订的；该《承诺与声明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有劳动者合同期限、岗位以及工作年限等内容，该承诺书缺乏上述法定条款，故达不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同时该承诺书一半为他人代签，但是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人身性，不适用代理；即便有效也只能证明原告领取到了上面记载的工资但不是全部工资，至于保险等是不真实的。 三、工资条（2015年11月至2017年7月），用以证明被告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及其其他福利。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的工资被告已发放，但是不能证明减薪及话费已经向原告发放，也不能证明被告缴纳了原告的社会保险。 四、一次性补偿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之前双方就经济补偿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已经如实支付了该补偿。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过2000元的补贴，但是不能证明被告一次性发放了原告所有的补偿金，结合被告认可的员工工作年限，因员工年限不一样，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也肯定不一样，原告领取的2000元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补偿金。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职工。被告在2008年为原告缴纳过2个月的社会保险。2011年，被告公司因严重亏损而停产，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余名员工留下来看厂护厂，部份人员的工资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或不变，大部份人员的工资适当降低。 2017年7月下旬，原告朱绪发等二十余人与被告协商后，被告提供了一份承诺与声明书给原告等人签署，原告等人签署了《承诺与声明书》，内容为：“本人朱绪发因个人原因特向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申请辞职。在本人辞职之日，公司向本人支付人民币12,948.20元（包含工资和一次性补贴）后，本人与公司之间的所有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已全部结清。本人保证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离职后不作出有损公司利益之行为，也不再向公司主张权利，所有行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本承诺与声明书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本人签名出具之日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与声明”。承诺与声明人：朱绪发。《承诺与声明书》签署后，被告向原告付清了该12,948.20元款项，该款包含原告2015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工资10,948.20元及一次性补贴2000.00元。 2018年6月24日，原告等十余人以该《承诺与声明书》非本人意愿为由分别向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等。后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赫劳人仲案字【2018】第0032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18年8月17日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无异议，但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双方存在争议，被告认为依据《承诺与声明书》，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则认为该《承诺与声明书》是受被告协迫而签署，是无效的，因而劳动合同未解除。 关于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该《承诺与声明书》给原告签署，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清楚的认知和辨识能力，对于该《承诺与声明书》中写明的内容，权利义务约定，其应该是知晓和清楚的，其签署了该《承诺与声明书》并领取了相应的报酬和补助，表明其认可同意了该《承诺与声明书》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其称被告提出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系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署，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系同时参与签署《承诺与声明书》的其中两位人员的对话，通话中没有“被告称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的内容，原告提供的证人也是参与签署《承诺与声明书》的员工，并且该两位证人也向本院起诉，其与原告是具有相同利益关系的一方，其证言不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称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的事实存在，即便该事实存在，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其他方式追讨工资，原告称此为胁迫、乘人之危情形不成立；原告称该《承诺与声明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这一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该规定中所称的证明是指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出具的证明，本案中的《承诺与声明书》不是这种证明，不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该《承诺与声明书》无效，但原告提出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情形规定，因此，原告签署的该《承诺与声明书》有效。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协商解除合同。”原告签署的《承诺与声明书》，就是原、被告经邀约和承诺所达成的合议，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合议结果存在无效的情形，故本院认定该《承诺与声明书》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因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自原告签署《承诺与声明书》之日起已经解除。被告已将《承诺与声明书》上约定的金额支付给原告，其中的一次性补贴2000元是作为经济补偿，自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支付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扣减原告的劳动报酬13,51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称被告扣减原告的工资部份还未补发一事，根据原告提供的扣减工资清册，该清册上所列明的员工，有的工资不变，少部份人的工资还有所增长，大部份人的工资确实降低了300至500元不等，清册上注明工资为变动前和变动后的工资，并没有注明是暂扣的工资。结合被告工厂已经亏损停产多年的情况，原告等二十余人是留下来看厂，没有具体的工作，可以认定被告是对原告等二十余人的工资在停产前后进行的调整，而不是暂扣原告的工资，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29条规定：“下列社会保险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应告知劳动者向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解决：（2）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但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规定的工资基数、缴纳费率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要求予以补缴的”。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绪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朱绪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明俊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张玲 书记员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