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琼96行初217号 原告许爱春，男，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万宁市，系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许廷瑞，男，1991年10月13日出生，黎族，住万宁市，系原告之子。 被告万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万宁市万城镇红专中街。 法定代表人周高明，市长。 委托代理人杨哲，万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洪，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荷琴，女，1981年12月6日出生,黎族，住万宁市。 委托代理人杨尤君，海南国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燕，海南国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万宁市北大镇内罗村委会坡麻田经济社。 法定代表人谭青锋，社长。 原告许爱春诉被告万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万宁市政府）及第三人万宁市北大镇内罗村委会坡麻田经济社（以下简称坡麻田经济社）、黄荷琴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受理后，于同年1月25日向被告万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5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许爱春的委托代理人许廷瑞，被告万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哲、黄洪，第三人黄荷琴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尤君，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的法定代表人谭青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2002年10月10日，被告万宁市政府给第三人黄荷琴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发包方为坡麻田经济社，承包方为黄荷琴，地块名称坡麻园，面积100亩，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 原告许爱春诉称，2001年1月1日，经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坡麻田经济社将涉案40亩土地（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水电站，北至公路蒋德清园）发包给原告种植经营，承包期为30年，即2001年1月1日至2031年1月1日。当天，坡麻田经济社依据《海南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与原告签订土地发包合同书，约定了承包租金、承包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该合同经双方签名、盖章，依法成立生效。依据该合同，原告已缴纳从2001年至2021年的全部土地承包金，并在涉案土地上经营种植槟榔至今，期间还领取了国家退耕还林补助金。2018年2月，第三人黄荷琴在万宁市人民法院以坡麻田经济社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该诉讼活动中，原告才得知黄荷琴手上存有一本与原告已承包的土地四至范围完全一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的“发证时间”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记载的土地面积100亩与实际面积40亩严重不符，且该证没有编号也查无存档。黄荷琴的专业承包合同书上没有加盖发包人的印章，合同签订未经发包人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发包面积与事实不符。黄荷琴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鉴证机关“万宁市北大镇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鉴证书》中经办人栏签章“王启会”与手写签名“黄启会”不符,依据正常人不可能写错自己姓氏的常识，可以认定该经办人王启会并未实际履行鉴证的职责，鉴证程序违法。《鉴证书》的鉴证结论亦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此外，在该合同书的鉴证程序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程序中，相关经办人和责任人均未到涉案土地及土地所在的村委会进行地籍核查和颁证前的公示，也未告知原告相关的诉讼权利及起诉期限等。综上，被告给第三人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给第三人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许爱春提交的证据有：1.会议记录；2.原告与发包方签订的合同书；3.收据（2份）；4.证明；5.原告与陈光平等人签订的合同书；6.电费账单；7.民事起诉状。证据1-7证明原告作为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与被告的颁证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被告颁证认定事实不清，行政行为违法，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8.海南省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9.鉴证书；10.《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1.情况说明。证据8-11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万宁市政府辩称，2001年1月1日，坡麻田经济社与黄荷琴签订《合同书》约定，发包方坡麻田经济社将位于坡麻园（其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蒋德清园）100亩的土地承包给黄荷琴，承包期限为30年，即自2001年1月1日至2031年1月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只是对已经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确定。黄荷琴对其承包的坡麻园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来源不是承包经营权证，而是与发包方确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同一时期对同一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具有排他性，而在本案中，原告和黄荷琴都持有与坡麻田经济社承包涉案土地的《合同书》，其起因及责任在于发包方坡麻田经济社。坡麻田经济社出具证明证实涉案地块发包给黄荷琴未经该经济社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承包，涉案土地承包情况应由坡麻田经济社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解释及承担责任。此外，万宁市北大镇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其在机构改革中已取消，以下简称北大镇经管站）作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的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具有鉴定相关承包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以及材料初审的职能，虽然北大镇经管站于2002年10月7日已出具《鉴证书》，但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于2018年4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证实黄荷琴持有的《承包合同书》无相关发证原始档案。因此，黄荷琴与发包方坡麻田经济社签订的《合同书》属于民事行为，与被告无关。请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万宁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 第三人黄荷琴述称，一、第三人黄荷琴与坡麻田经济社于2001年1月1日签订承包村集体荒坡《合同书》，用于种植槟榔、橡胶等经济作物。2002年10月，黄荷琴按程序向北大镇经管站申请办理经营权证，经过个人申请、办理鉴证、缴费的法定程序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黄荷琴承包集体荒坡种植槟榔的事实清楚，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依法应得到保护。二、原告与坡麻田经济社的《合同书》是伪造的，是无效的合同书。原告的《合同书》上所盖的印章是“万宁市××镇委会坡麻田经济社”，但是万宁市北大镇是在2002年7月24日成立的，在此之前，坡麻田经济社属于万宁市禄马苗族乡管辖，因此，原告的合同是伪造的，是无效的合同。黄荷琴通过了解获知，原告伪造合同的时间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黄荷琴与原告关系还比较好，由于黄荷琴要到大陆打工一段时间，就把承包地的相关材料交由原告保管，便于其帮助办理交租金、领取退耕还林补贴等事项，但是原告在掌控相关材料后，就私自伪造了《合同书》等相关材料，目的是编造一系列的材料来通过合法的形式争夺黄荷琴的个人财产，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依法应予驳回。三、2018年7月11日，原告带领多人到黄荷琴的槟榔地抢摘槟榔青果，并将第三人黄荷琴的二哥黄永学殴打致伤。现原告又私自将该槟榔地承包给他人，导致双方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原告的以上违法行为，已经超出合同纠纷的范畴，请求法庭依法维护黄荷琴的合法权益。四、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五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责。不得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本企业利益的下列行为：（一）个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在本企业的同类经营企业、关联企业和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原告是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市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系国有企业的领导，不能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不具有承包农村集体土地经营的主体资格。五、黄荷琴的《合同书》与经营权证的荒坡面积不一致，应以四至为准。第三人黄荷琴合同书上所写的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是由于2001年承包荒坡时，该涉案土地还未被确权，未实地进行测量、丈量过，当时签订合同所确定的10亩是估算的大概面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面积写成100亩，是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笔误造成的，但是《合同书》上书写的荒坡四至与经营权证书上书写的四至是完全一致的，四至都是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旧水电站、北至公路蒋德清园。《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时，以四至为准，黄荷琴签订涉案土地合同书上的四至、经营权证书上的四至与涉案土地的实际四至是一致的，因此，实际土地面积应当以四至为准，不影响黄荷琴所签订《合同书》的效力。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黄荷琴提交的证据有：1.合同书，证明黄荷琴于2001年1月1日与坡麻田经济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水电站、北至公路蒋德清园，租期为30年。2.海南省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鉴证书、收据、经营权证书，证明黄荷琴的经营权证是经过向北大镇经管站递交办证材料后，依法经过政府管理部门审核，办理鉴证，缴费的合法程序后依法取得，应受法律保护，且黄荷琴的经营权证书已经有16年之久。3.证明，证明涉案土地附近的41名村民联名证明坡麻田荒坡一直是由黄荷琴种植槟榔和管理，槟榔果收益也是归黄荷琴所有。4.证明，证明往年涉案土地上的槟榔果都是由黄荷琴出售给陈云和，槟榔果的收益归黄荷琴所有。5.证明，证明涉案土地上的瓦房是黄荷琴在2001年出资建筑。6.退耕还林款分配协议书一份，证明黄荷琴与廖文才、盘业安、吴光辉于2003年11月16日合并办理91.3亩林地的林权证，所领取的退耕还林补贴由其四人按各自的面积分配。7.林权证，证明黄荷琴不仅承包坡麻田荒坡40亩，在相邻的土地上还承包了19亩土地用于种植槟榔。8.住院病历、照片，证明原告带领人员将黄荷琴的二哥黄永学打伤。9.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份，证明原告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具有承包农村土地经营的主体资格。10.万宁市政府关于调整我市乡镇行政区划的通知，证明万宁市北大镇是2002年7月成立，以及原告的《合同书》是伪造的。11.照片8张，证明原告擅自将黄荷琴种植的槟榔树砍掉7株。 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述称，涉案土地的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实际面积是40亩。坡麻田经济社已于2001年1月1日召开村民全体会议，民主讨论同意发包给原告种植经营，并签订了合同。原告按照合同进行了开荒，交纳了承包经营费等，一直从事种植经营。对于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原告与第三人黄荷琴的个人纠纷，与本经济社无关。据了解，原告曾雇佣黄荷琴的相关亲属在该土地上经营一段时间，后因雇佣费等问题发生争议。本经济社从未与黄荷琴签订该涉案土地的发包合同，黄荷琴也从未向本经济社交纳任何承包租金。本案的出现，与前些年农村基层常见的管理不规范问题有关，该案发生在我经济社范围内，直接影响到了本地的安全与稳定，希望法院在本着高度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本案进行公平处理。 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一、被告万宁市政府、第三人黄荷琴、坡麻田经济社对原告许爱春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0的三性无法认定，政府的档案中没有这些材料，请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政府没有查到涉案证书存底档案，通常颁发一本经营权证书都会存有申请人的申请书、身份证、户口本、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告、乡镇农村经营站作出的确认意见以及镇政府对发包方的批复，手续齐全后由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统一报万宁市政府审批进行办证，同时说明涉案经营权证不是农经部门颁发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原始档案。（二）第三人黄荷琴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有异议，会议记录使用的纸张是万宁市××乡民委员会，正好证明了当时还没有北大镇，该会议记录是原告与村民小组事后补写的，显然是伪造的证据；对证据2的三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北大镇是在2002年7月24日成立的，2001年的时候内罗村委会是由禄马乡管辖，所以该合同书是伪造的；对证据3的三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这都是原告和第三人村小组共谋谱写的，不具有证据合法性；对证据4的三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均属于事后伪造；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黄荷琴于2005年在涉案土地上盖了一间瓦房，当时原告有一个同学在镇上的供电所上班，当时第三人与原告关系比较好，就委托原告办理电表，才产生了电表上的名字是原告的名字；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黄荷琴作为原告在万宁市人民法院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经过万宁市人民法院释明建议黄荷琴撤诉以后变更诉讼请求再起诉；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在答辩中已经对100亩做了解释，这是办证机关的笔误；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鉴证书是第三人向镇政府管理部门申请后办理的鉴证，程序合法；证据10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经过合法程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经营权证是黄荷琴向万宁市北大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的，至于镇政府内部法定程序是镇政府的事情，第三人无法干涉，第三人也到北大镇经管站查询该证，该站称2010年前没有存档，2010年后才有存档，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存档就否定该证的合法性。（三）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二、原告许爱春、被告万宁市政府、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对第三人黄荷琴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两份合同前后矛盾，合同发包土地面积与实际不符，缺乏实质真实性。黄荷琴的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显然是为办假证而伪造。两份合同均没有相关村民会议进行决议，予以佐证，发包方只有个人签名，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合同不成立；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该一系列证据都是为了骗取经营权证而制作，万宁市政府已明确该证查无发证档案，其对该证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类证据，证人无法定情形不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基于黄荷琴与原告的私人关系，黄荷琴曾经帮助原告经营管理土地，旁人容易产生误解；证据4缺乏形式合法性，往年该地上的槟榔是由黄荷琴卖给陈云和，与经营权是否归其享有无关联性；证据5属于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也缺乏土地使用权归谁所有的关联性；证据6对于退耕还林分配协议书是黄荷琴与他人私下协议，缺乏关联性和真实性；证据7林权证是黄荷琴骗取退耕还林获取的，其四至范围与本案土地相矛盾，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8证明了原告自2012年至2016年承包槟榔果给陈光平、陈辉荣等人，陈光平等人雇佣黄荷琴哥哥黄永学看管槟榔园，承包期完后黄荷琴不愿退出槟榔园；证据9原告属于企业聘用制人员，黄荷琴常年在城市工作，也不属于该小组成员，原告的职业与合同效力及权利享有无直接关系；证据10的签章是行政区调整后，村委会为了规范合同管理而盖章，不影响合同成立与效力；证据11当时是原告为了修盖草房而将死掉的槟榔砍伐。（二）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8、证据11的三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定，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由法院认定；证据10是乡镇行政区划的通知，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由法院认定。（三）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的质证意见：对黄荷琴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6份证据与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认可其将坡麻园40亩涉案土地发包给原告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7、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8、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涉案土地存在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从而引起承包经营权纠纷的事实依据。证据10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对第三人黄荷琴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合同书》的土地承包面积与证据2中的《海南省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的土地承包面积不一致，证据2中收据的收款人并非为土地发包方坡麻田经济社，收据记载的土地承包金与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金金额不相符，坡麻田经济社亦不认可其将涉案土地发包给黄荷琴，故本院对证据1和证据2中《合同书》、鉴证书、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以上证据不能作为认定黄荷琴依法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证据2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5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亦未提交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关于提供证人证言要求的规定，且黄荷琴提交的其他书面证据未能与证人证言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该3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6上未载明91.3亩退耕还林土地的具体四至范围，无法证实该91.3亩土地是否包含涉案土地，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7并非涉案土地的林权证，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8-9、11与本案审查的被告给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没有关联性，故该3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于2002年7月24日批准设立万宁市北大镇的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许爱春持有其于2001年1月1日与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甲方）签订的《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坡麻园（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40亩荒坡地发包给乙方（许爱春），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种植槟榔）；承包期限为30年，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承包金额为每年350元整，10年缴付一次，一次付清10年租金3500元整。”该《合同书》上加盖有坡麻田经济社的公章。许爱春分别于2001年2月16日和2012年1月19日向坡麻田经济社缴交了2001年至2011年及2011年至2021年的土地承包金共计7000元整。黄荷琴持有其于2001年1月1日与第三人坡麻田经济社签订的《合同书》及《海南省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黄荷琴持有的《合同书》记载：“甲方（坡麻田经济社）将坡麻园（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10亩荒坡地发包给乙方（黄荷琴），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种植槟榔）；承包期限为30年，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承包金额为每年350元整，10年缴付一次，一次付清10年租金3500元整。”黄荷琴持有的《海南省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记载：“甲方（坡麻田经济社）将坡麻园（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100亩荒坡地发包给乙方（黄荷琴），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种植槟榔）；承包期限为30年，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承包金额为每年500元，承包期总金额为15000元。”2018年2月，第三人黄荷琴以坡麻田经济社为被告、许爱春为第三人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黄荷琴与坡麻田经济社于2001年1月1日签订的荒坡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2、确认坡麻田经济社与许爱春签订的荒坡承包《合同书》无效。2018年6月5日，黄荷琴向万宁市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该民事案件的起诉，万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9006民初50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准许黄荷琴撤回起诉。在该民事案件中，许爱春知晓万宁市政府于2002年给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万宁市政府的颁证行为侵害了许爱春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万宁市政府于2002年10月10日给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另查明，万宁市政府给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发包方为坡麻田经济社，承包方为黄荷琴，地块名称坡麻园，面积100亩，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农场胶园、西至内罗村旧电站、北至公路德清园。该证记载四至范围与原告许爱春持有的《合同书》记载的土地四至范围一致。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未存有黄荷琴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发证原始档案。庭审中，坡麻田经济社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以及庭审中均陈述称坡麻田经济社于2001年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将涉案40亩坡麻园土地发包给许爱春种植经营；坡麻田经济社从未与黄荷琴签订任何涉案土地的发包合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万宁市政府未提交证明其作出被诉颁证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证据，且其在书面答辩状及庭审中均述称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未存有万宁市政府给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发证原始档案。鉴于被诉颁证行为涉及到第三人黄荷琴的合法权益，因此黄荷琴提交的证据可以作为审查万宁市政府作出被诉颁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经审查，第三人黄荷琴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承包涉案土地系经过坡麻田经济社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讨论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证据，以及其申请办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表等能够证明被告颁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的证据，且坡麻田经济社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以及庭审中均陈述称坡麻田经济社从未与黄荷琴签订任何涉案土地的发包合同。故第三人黄荷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作出被诉颁证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在本案中未提交其作出被诉颁证行为的书面证据，第三人黄荷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故被告于2002年10月10日给第三人黄荷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万宁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10月10日给第三人黄荷琴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万宁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蔡 莹 审判员 汪永清 审判员 王俊明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程玲玲 书记员 符 钰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五条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