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8民初7065号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湖北省孝感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法定代表人：李四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勇，北京市曙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裕民（系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男，195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三九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密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法定代表人：黄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振伟，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峰，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远大公司）与被告北京三九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建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远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勇、沈裕民，被告三九建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振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远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九建业公司偿还借款200万元；2.判令三九建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147.551万元（自2006年9月6日起至2018年5月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之后利息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三九建业公司负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06年7月，我公司通过招标方式承揽三九建业公司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西山新村”项目工程，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历时六年，我公司共计完成39项新建、改建工程，新建改建面积10多万平方米。施工前，三九建业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向我公司借款200万元，我公司碍于双方合作关系，于2006年9月5日委托北京某商贸中心代我公司向三九建业公司支付了借款200万元。三九建业公司至今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起诉至法院。三九建业公司辩称，首先，该笔借款发生在2006年9月，我公司相关财务、项目工作人员均已离职，由于我公司前任高管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侵占公司财产，导致公司相关财务信息无法查询，无法确认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及往来情况，该笔款项是否为借款还是其他业务往来款项，我公司无法查实。其次，即使湖北远大公司主张的借款成立，该借款发生在2006年9月，且湖北远大公司在他案中曾主张2006年11月双方就该笔款项进行过沟通，根据《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湖北远大公司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已过。再次，湖北远大公司提交的北京某商贸中心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该证明系2017年出具，而借款发生在2006年，显然系北京某商贸中心事后出具，北京某商贸中心于2011年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可信度，且湖北远大公司主张其为出借人，根本无需由与其毫无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转账。最后，即使湖北远大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湖北远大公司要求我公司偿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湖北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湖北远大公司原名称为孝感远大建设有限公司，2007年9月21日更名为湖北远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6月30日，更名为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10月23日，孝感远大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人）与三九建业公司（发包人）就北京市海淀区“西山新村”项目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湖北远大公司诉称，在施工前，三九建业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向其公司借款200万元至今未还。为证明上述事实，湖北远大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及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证明湖北远大公司委托北京某商贸中心向三九建业公司支付借款200万元，北京某商贸中心将200万元借款转账给三九建业公司。转账支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06年9月5日，收款方为三九建业公司，金额为200万元整，付款方为北京某商贸中心，支票被背书人处盖有三九建业公司财务专用章；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载明：2006年9月6日，北京某商贸中心账户转出200万元。2.盖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档案查询专用章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及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复印件），证明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其公司与三九建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中调取的证据，证明目的同证据1。3.北京某商贸中心于2017年6月9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盖有北京某商贸中心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某个人印章和陈某签名；证明北京某商贸中心转账给三九建业公司的200万元系代湖北远大公司向三九建业公司支付；证明内容为：“我中心于2006年9月5日以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的方式向三九建业公司支付款项200万元，该款项是湖北远大公司向三九建业公司支付的借款，借款由我中心代为给付。”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1108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087号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113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36号判决书），证明11087号判决书在第10页至11页事实认定部分确定了三九建业公司向湖北远大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1136号判决书第15页对200万元借款做了进一步确定。5.北京某商贸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证明：北京某商贸中心与湖北远大公司有生意往来，湖北远大公司提出从北京某商贸中心借款200万元转借给三九建业公司；2006年9月5日，北京某商贸中心出具200万元转账支票给三九建业公司转款200万元，后湖北远大公司将200万元借款陆续还给了北京某商贸中心，湖北远大公司未说明借款给三九建业公司的原因，转账具体做什么用其不清楚；北京某商贸中心因经营不善在2010年前后歇业，但并未注销；2017年6月9日北京某商贸中心出具的证明是其出具并盖章、签字。6.北京某商贸中心工商档案，显示北京某商贸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某，企业类型属于个人独资，经营范围为销售建筑材料等；2010年12月1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对北京某商贸中心作出京工商朝处字（2011）第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北京某商贸中心营业执照。对于湖北远大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三九建业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及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转账支票和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北京某商贸中心向三九建业公司转账，无法确认是三九建业公司向湖北远大公司的借款；对证据3北京某商贸中心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北京某商贸中心于2011年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可信度；对证据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1087号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136号判决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认为两份判决书对200万元借款的事实没有查清楚；对证据5、6陈某证言和工商档案，认为根据陈某的陈述，其并不知晓转账原因及用途，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系湖北远大公司提供的借款，而在湖北远大公司提交的证明中，北京某商贸中心却直接表示该款项系借款，明显依据不足；北京某商贸中心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三九建业公司未就本案争议款项不属于借款提供证据。另查：2016年3月31日，湖北远大公司就承包的“西山新村”项目工程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要求三九建业公司给付工程款、补偿款及利息。在该案审理中，双方就三九建业公司向湖北远大公司借款200元是否在已付工程款中予以偿还产生争议，三九建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未予以偿还，不同意在该案中抵扣借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就借款200万元，双方对是否在已付工程款中予以偿还存在争议，在付款凭证未有明确的记载用于偿还借款的情况下，三九公司（即北京三九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下同）作为付款方有权主张该笔款项实际用途，该公司主张该笔款项未予以偿还且在本案中不同意抵扣借款，因此对该笔款项本院计入已付工程款项下，湖北远大公司可就三九公司未偿还的该笔200万元借款另行主张权利。”该案判决后，三九建业公司对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借款200万元的抵扣问题，三九公司在一审中表示其支付的款项纯为工程款并未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依据付款方三九公司的意思表示，认定其支付的款项均为工程款，而未就200万元借款进行抵扣，并无不当，应予维持。”2018年3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后，湖北远大公司于2018年5月9日，就200万元借款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北京某商贸中心证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京工商朝处字（2011）第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1108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113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诉争的200元是否属于借款，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湖北远大公司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企业账户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北京某商贸中心出具的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108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13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三九建业公司向其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三九建业公司关于因诉争款项发生时其公司相关财务人员、项目工作人员均已离职，且公司相关财务信息无法查询，无法确认诉争款项是否是向湖北远大公司借款的意见，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三九建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款项不属于借款，故本院对湖北远大公司主张委托北京某商贸中心代其向三九建业公司转账的200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北京某商贸中心虽然被工商行政机关给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但并未注销，其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其出具的证明是其法人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证明的诉争款项，三九建业公司已实际收到，故三九建业公司主张北京市四季正旺商贸中心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和可信性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三九建业公司提出的诉争款项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本案诉争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2016年3月31日，湖北远大公司在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与三九建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对诉争的200万元借款主张权利，三九建业公司主张诉争借款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诉争款项的借款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诉争借款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湖北远大公司起诉三九建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对诉争的200万元借款提出主张，视为借款期限届满；湖北远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款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其要求三九建业公司自2006年9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超出法律规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三九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二百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二百万元本金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三百零二元（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四千九百二十二元；由被告北京三九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元（限偿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任海滨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聪哲书 记 员 张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