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6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卫东，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卫珍，女，1975年7月19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以上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福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军，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双武，男，1974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仓健，男，1985年5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练兵，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蕴泉，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卫东、于卫珍因与被上诉人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6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卫东、上诉人于卫珍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福东、连蕊，被上诉人朱军、被上诉人杨双武、被上诉人高仓健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练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卫东、于卫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证据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未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从而对证据的证明力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违法，张某不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该事实的认定，直接否定了朱军索赔行为的正当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的张某非故意，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事发经过的视频资料证明张某不是故意冲撞朱军的车辆，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用非法行为胁迫张某就范，采取激烈的手段索取远超车辆损失的赔偿，不顾张某跳楼式的反对和警告，应当认定朱军、杨双武、高仓健有重大过错，足以认定其三人的行为侵犯了张某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遗漏了对张卫东、于卫珍有利的事实，如执法记录仪中记录了朱军表达想多要点钱的陈述，回家取身份证时已经有试图跳楼的行为。一审判决对于事实细节认定错误，如高仓健并非从交警处获取张某的家庭住址，出电梯时杨双武、高仓健并非搀扶而是控制张某，在银行取款过程中朱军不断给张某施加压力逼迫张某取1万元，张某对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反映出在给了朱军7000余元时仍说事情刚解决了一半，说明朱军等人要求给1万元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不构成侵权的分析意见不具有公允性，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应当认定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侵犯了张某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并因此导致张某死亡的严重后果。朱军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视执法警察查验清楚张某身份之事实，纠集杨双武、高仓健，利用其强势的身体条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弱势、年轻、稚嫩的张某进行胁迫，对张某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侵入张某住宅，搜查其身份证，强迫其支付远超过朱军实际损失的赔偿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实施该行为时，具有明显的故意和共同的意思表示，对张某的身体、心理、财产造成严重伤害，已构成侵权。朱军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不能基于违法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直接提出索赔，且索要张某的身份证和钱款时责任认定书尚未经张某签字确认。朱军、杨双武、高仓健采用跟踪、多人交叉采取不同方式谈话、推拽、限制自由、多人督促守候等行为对张某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和压力，其行为与张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向张某索赔的过程中，张某已经实施跳楼行为，但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仍未停止非法索赔行为，其实施加害行为有明显的共同故意，目的明确就是为了让张某多赔款。朱军、杨双武、高仓健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张卫东、于卫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卫东、于卫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共同赔偿张卫东、于卫珍死亡赔偿金1050600元、丧葬费4623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16640元、交通费19944元、住宿费15590元、误工费2000元、办理张某丧葬事宜发生的修车费2870元、餐费34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60736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4日16时48分，朱军驾驶奥迪A6小轿车（车牌号为×××）自西向东行至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街路口等候右转弯时，适有张卫东、于卫珍之子张某（曾用名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自西向东从奥迪轿车右侧经过，电动自行车与排队行驶状态下的奥迪轿车发生剐蹭，造成轿车损坏。经门头沟交通队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朱军无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经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以及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就损害赔偿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10月25日早晨，张某被发现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高家园二路1号院4号楼南侧地面死亡。2017年12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出具《关于张某死亡的调查结论》，确认张某（男，22岁）符合高坠死亡，不属刑事案件。张卫东于2017年10月29日报案称张某被敲诈勒索、抢劫，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张卫东不服并申请复议，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决定予以维持。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存在争议：张卫东、于卫珍主张，朱军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无视执法警察查验清楚张某身份之事实，纠集杨双武、高仓健两人，集合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强势的身体条件、丰富的社会经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弱势、年轻、稚嫩的张某进行胁迫，继而实施了限制张某人身自由、侵入张某住宅、搜查张某的身份证、强迫张某支付大大超出朱军实际损失赔偿款等侵权行为。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对张卫东、于卫珍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张卫东、于卫珍为证实其主张，申请法院调取了张某死亡调查卷宗材料、张卫东报抢劫案卷宗材料、张卫东刑事复议不予立案卷宗材料、交通队执法录像、交通事故录像、电梯录像、银行取款录像、发生交通事故后沿途的录像。交通队执法录像显示：交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并组织双方进行协商。交警问：“怎么着啊？”朱军说：“他给我修车去呗。”交警问：“你俩不能商量？”朱军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商量？这价格怎么定啊？只能上4S店去。”路人问：“小伙子能出多少钱呀？商量商量。”张某说：“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银行卡还欠一万多块钱呢，让我怎么给？我只能每个月慢慢给。”朱军说：“我也不要你钱，你给我修车去就行，你把钱搁到4S店去，别说你一分钱没有。”交警说：“那就是没商量了是吗？你身份证在哪呢？”张某说：“在家呢，我回去拿。”交警问：“身份证号记得住吗？”张某说：“记得住。”交警说：“你们要没得商量，我就按程序给你们走了。二位是怎么着？”路人说：“你们商量商量，你别说一分钱没有。”张某说：“钱我可以给，但是我每个月只能给这么多。”路人问：“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张某说：“你要赔多少啊？”路人说：“那谁知道赔多少，你得有个差不多点的价格就得了呗。”张某说：“车我不懂，所以你说个数额。”交警说：“你俩要商量不了，只能按程序走。“朱军说：“可以跟他商量。你现在让我说这钱，我肯定不知道。”张某说：“我现在……”朱军说：“你别说那个，你想办法去。……你什么意思你？张嘴没钱闭嘴没钱的？”张某说：“我说了每月给你钱，我一个月就三千元工资，你让我怎么给你呀现在？”朱军说：“借去行吗？”张某说：“问谁借我现在？”朱军说：“我管你跟谁借呢？……”张某说：“我每个月给你钱，不是不给你钱。”交警说：“差不多要点得了。”朱军说：“我刚接个电话让我明天验车上牌去，他今天给我撞了。”交警说：“你要是商量不了只能给你出单子了，我也不能老等着你们，他也没钱，他说一分钱都没有。”这时，杨双武来到现场，跟朱军打招呼。交警问：“怎么着你看？你考虑考虑。”朱军说：“拿钱不就完了吗？给我多少钱合适你觉得？反正低于一万块钱肯定下不来。”交警说：“那你俩就甭商量了。来，小伙子过来，我给你出个单子，你俩爱怎么商量就怎么商量吧。最后，不行到时候上法院。”交警让张某写下姓名和身份证号。朱军说：“你身份证呢？你先把身份证拿来呀？”杨双武问：“身份证原件有吗？”张某说：“在租的房子里边，没带过来。”杨双武说：“你要是不相信，你就跟人家定损去，人家4S店说多少钱，你就交多少钱。”朱军说：“你能找多少钱？”杨双武说：“光哭不解决问题。”交警问：“你最多能出多少钱？”朱军说：“赶紧找钱，你说找多少钱？”杨双武说：“找朋友，小伴们。”张某说：“我来北京没有朋友，就我一个人。”杨双武说：“你原先家里边肯定有亲戚、朋友。”张某说：“我都一年没跟家里联系了。”杨双武说：“你不跟父母联系，跟亲戚、朋友应该有联系。”张某说：“不联系。”杨双武说：“现在有事，你该联系也得联系呀。”交警问：“你现在最多能出多少钱？”张某说：“我现在只能信用卡套现一千多块钱，我身上连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交警问：“你意思是最多就一千呗？”杨双武说：“那是不可能的。”交警问：“你们有商量吗？”朱军说：“你赶紧再找点钱去，行不？我跟你好好商量。”杨双武说：“你几个人一起住呢？”张某说：“合租的。”杨双武说：“跟你同事借点不就完了吗？”张某说：“不认识，合租的。”杨双武问：“你现在只有一千块钱？”张某说：“我一千块钱还是套现套来的。”朱军说：“这不是倒霉吗？”交警说：“要我说啊，给你一千块钱拿走得了。他要没钱，你怎么着也没招。”杨双武说：“一千块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关键是。”朱军说：“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谁都明白这道理。”杨双武说：“不是身份证在家呢吗？我跟你一块回家拿去。”朱军说：“走拿身份证去，完了你每月还我钱吧。”杨双武说：“我跟你一块去，老朱你跟交警在这等着吧。”随后，杨双武在前，张某在后，二人一同离开现场。约40分钟后，朱军给杨双武打电话说：“往回走了吗？还得等着他签个字呢，我接你去吧，让他出来吧。让他得签个字呀，人这缺他一个签字就完事了。”后朱军对高仓健说：“你过去找他们，把他们拉过来吧，我别走了，我在这等着吧。”高仓健从交警处问得张某的家庭住址，开车去接二人。不到20分钟，三人回到现场。交警询问：“怎么了？”张某回答：“没事，没事。”后张某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字，交警告知张某于次日上午9时持购车凭证到交通队领取电动自行车。电梯录像显示：2017年10月24日17时49分，杨双武、张某进入电梯，其间二人有言语交流，在即将走出电梯时，杨双武伸手挽张某的胳膊，张某甩开并反抓住杨双武的手腕，杨双武将张某推开，二人上述肢体接触时间约为8秒种，后二人在电梯门口处又有约25秒钟的言语交流，之后各自走出电梯。18时28分，高仓健上电梯。18时31分，杨双武、高仓健、张某进入电梯下行，出电梯时两人一左一右搀着张某。沿途录像显示：张某、朱军、杨双武、高仓健沿路边人行道步行前往银行，张某在前，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后，三人与张某之间无肢体接触。赔偿完毕后，张某一人边看手机边行走。银行监控录像显示：2017年10月24日18时37分，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张某四人一起进入自助银行。18时38分，杨双武、高仓健出来在门口等候。18时38分至18时40分，朱军与张某在取款亭内有言语交流，后朱军出来在门口等候。19时04分，张某出来，将钱交给朱军，张某、朱军、杨双武有言语交流，张某临走将身份证取出递给朱军，朱军将身份证拍照后，高仓健追上张某将身份证还给他。经法院询问，朱军、杨双武、高仓健表示，杨双武与张某进入电梯后，张某问车主是干什么工作的，能买奥迪应该挺有钱的，干嘛还在乎修车的钱，杨双武说人家有钱是人家的，蹭了人家的车就应该赔钱。张某说跟家里一年多没联系了，现在没有人管他，他的朋友也没有联系，所以借不到钱。杨双武、高仓健、张某下楼出电梯时，杨双武让高仓健搀张某一下，张某说他没事，不用搀。在取款亭内，朱军对张某说，车是新买的，再没钱也得赔点，让他有多少就给多少。张某从取款亭出来后，将钱给了朱军，杨双武对张某进行了一些教育，让他以后注意行为方式。张卫东、于卫珍对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以上所述不予认可。朱军在公安机关2017年10月26日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4日16时许，我开着车从育园小学门前的路由西向东开，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撞到我的右侧反光镜上了，警察认定骑电动车的男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的车是2017年10月20日左右新买的奥迪A6，还没上车牌。反光镜被对方撞了，镜面上和反光镜上被剐了，右前保险杠、车轮上侧被剐了。我跟对方说赔偿的事，因为修车要花多少钱我也不清楚，有旁边的人说一个反光镜可能就得四五千，再加上别的刮蹭，我就问对方支付我一万元行不行，对方说他没钱。我又说我把车送4S店修，让他给我结账，他就是说没钱，而且他也不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外地人，想看一下他的身份证留个底，我的一个朋友就和他回家取身份证，我和交警在现场等着。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回来的，对方签完字后交警离开的。然后这个孩子就到马路对面的农行取钱，我就在银行外面等着，对方在银行里鼓捣了有十多分钟，出来后甩给我一摞钱说是七千。我又跟他说让他给我身份证看一下，他把身份证扔给我就跑了，我又追上他把身份证给他。关于赔偿款，他说只有一千块钱，我最后也认了，可是他从银行出来时给了我七千块钱，当时我也有点惊讶了。杨双武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4日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4日17时许，我下班路过育园小学东侧路口，看见围了一大堆人，还有警车，还看见了我的朋友朱军，我就过去向朱军询问情况。他说有一个小孩骑电动车把他车给剐了。我听朱军对小孩说：“你要不放心，怕我讹你，就跟我一起到4S店修车。”小孩说：“我没钱，我的卡里就三千，但是只能取出一千。”不知道是交警还是朱军问小孩身份证原件在哪，小孩说在他高家园租的房子里，我记不清是谁叫他去取身份证了，我觉得朱军跟交警都离不开现场，就说我陪他去取身份证，然后我就跟小孩一起往高家园走了。路上小孩说：“前段时间，晨光饭店那儿有一个跳楼的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扯这来了？跟解决你的事有什么关系？”他说：“下一个跳的就是我。我住在11层，大不了不解决了，一死了之。”我说：“你吓唬我啊，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这样的话就先不拿了，咱先回去。”我就停下了脚步，他说：“都走到这儿了，没事都快到小区了，等我拿完咱们再回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跟你家里人联系求助一下？”他说：“我是江苏的，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我跟我家里一年多没联系了，我也不想跟他们联系，我也没亲戚没朋友，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不跟我说话，走的特快。我们上电梯到了11层他的屋子。我怕他做傻事，就一直拽着他胳膊。他找出身份证，放在写字台上，让我看看是不是他的，我就过去拿身份证，这时他就跳上床，把窗户打开，想要往下跳。我就赶紧冲上去抱着他的腰，往后一躺，我俩就同时倒地了。他从我身上爬起来以后，又往窗户跑，去开窗户，这时候我就赶紧冲上去，用我胳膊把窗户挡上，赶紧抱着他躺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就喊：“快来人。”他说：“我在家里也得不到关爱，我爸曾经指着我跟我说，让我滚，我后妈也不管我，所以一年多跟家里没联系，没亲戚朋友，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北京人就没好人，我太多不顺了，我曾被人骗过一两万，很多都不顺心。”这时候他同屋的租户一个小男孩就过来了，问我们怎么了，我就说快过来拉住他，他这寻死觅活的呢。我就顺势把他拽出了卧室，我们仨就到了客厅。我就一直劝他，这时他笑着用手指着小伙子的屋说：“这屋也有窗户。”并且往小伙子的屋跑，然后我就一直抱着他，又给他拉到了厅里。他说想喝点儿水，我说我跟你这撕把半天，我也渴的不行，小伙子就给我拿了点儿水，说让我喝，我就伸手去拿水，他就挣开了我，还把我推到了墙上。他冲进了厨房，我就赶紧冲进厨房抱着他，把他抱到了客厅。他说：“你别抱着我了，我有两次死的机会你都给我剥夺了，我不死了，没事了。”我说：“真没事了？”他说：“我今天不死了还不行？”我说你一定得好好活着，爱惜自己，什么比命还重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又劝了他半天，他说：“我不仅是一个心理阴暗固执，我还是一个偏执的人，我一直就站在悬崖上，这事谁都不怨，只不过今天这个事儿推了我一把。”我就说：“你要真站在悬崖边，我这不是一直在拉你吗？这个事车主也没逼你啊，有什么可以谈啊。”他说：“我不跟他谈。”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我帮你跟他说去。”他说：“我就一张卡，我三千块钱只能取出一千。”这时候我电话已经响了半天，我都没接，另一个小孩把我包拿过来，问我接不接，我说接，我刚接了电话一看是朱军叫我，朱军叫我俩赶紧下楼，警察等着呢，不行就找个人去接我们。我就说你赶紧来吧。一会儿朱军电话又来了，说高仓健在楼下等着，叫我们赶紧下楼，我担心孩子在下楼过程中有意外，就跟朱军说叫高仓健上来。小孩说让我把手机号留给他的室友，乐呵呵的说：“只要哪天我死了，你好算好日子，头七给我烧点纸。”我说：“别瞎说，我凭什么给他留电话？半天了，你怎么还胡说？”他就乐了一下，说：“没事儿，我就那么一说，咱们赶紧下去，下面不是还等着呢吗？”这会儿高仓健也上来了。高仓健说走吧，我就跟高仓健说：“别介，搀着他点。”然后我和高仓健就一直搀他下了楼。高仓健开车就到了育园小学东侧路口，我们就一块下车了，下车之后交警叫小孩签了字，小孩就说：“我就一张卡，三千块钱，我只能取出一千。”朱军说：“一千就一千吧，我认倒霉，赶紧取钱吧，警察都等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我们三个就跟着小孩到马路对面的农行取钱。正好这会儿交警也过来了，我就跟交警说：“这也不是耽误您时间，刚才小孩在上边出了点意外，所以耽误了好长时间。”交警说：“我也跟车主说了，赔多少是多少吧，车主也同意了。”然后交警就走了。我就接着去门口等。过了一会儿，小孩出来了，把钱和身份证给了朱军。朱军说：“我不要身份证，我拍张照片。”小孩说：“你拍吧，我不要了。”然后就走了。高仓健就赶紧拿身份证追小孩，还给他了。朱军跟我们说：“这孩子怎么回事？说好的一千，怎么给我七千？”我们也没当回事就走了。小孩跳楼的事当时没报警，因为我们下楼的时候，他说他没事了，而且在后续他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我就觉得他是那会儿吓唬我呢，我也没当回事儿。杨双武在公安机关2017年12月13日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4日下午，朱军和张某双方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字之后，张某情绪相对稳定了许多。从事故现场到马路对面的农行过程中，我们和这个男孩没有再谈赔偿价格，他在前面走着，我们三个人在后面跟着，没有再跟他说话，没有语言交流和肢体接触。我和朱军、高仓健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屋子外面等着，等了将近20分钟，他出来了，直接拿着钱和他的身份证塞给朱军就走了。朱军说怎么还有身份证，让高仓健追上张某把身份证还给了他。我和张某取身份证回到事故现场后，我是想告诉朱军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可是我刚要说，张某就拽我的胳膊，往边上拉我，还说让我到边上再聊会儿，陪他抽根烟，我看出来他是不愿意我跟朱军说这件事，所以我就没说。后来我们到农行在门口等着张某的时候，我告诉了朱军。朱军在现场明确告诉张某一千就一千吧，我们都以为张某会取一千元给朱军，谁知道他主动给了七千元。而且张某返回到事故现场后，情绪一直很稳定，我觉得我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到家了，应该不会再发生意外。高仓健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1日的笔录中陈述：那天大概下午六、七点钟，我姐夫朱军跟我说，他车被蹭了，让我过去看一下，我就到了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的胡同里，看见我姐夫和警察在那里，我姐夫说：“你过去接一下对方，警察要让对方签字，这等着着急。”然后我到了对方的家里，我看见对方男子还有我姐夫一朋友在对方家的客厅，我就把他们叫出来了，我开车回到了事发现场。对方男子签完字之后，警察问对方私了还是怎么着，对方男子说他就一千块钱，我姐夫说好，然后我姐夫还有那名男子就都去了对面农行。对方男子在ATM机处取了些钱塞给了我姐夫，然后他扭头就走了。我没看见我姐夫与对方男子有争吵。我姐夫一开始要多少钱，我不知道。对方男子说，他就一千多块钱，我姐夫说好，后来他取完钱，把钱塞给我姐夫，后来点了说有七千块钱。我没看见朱军有威胁、恐吓、敲诈对方男子的行为。我没听他说要死要活的话，我看见他就没怎么说话，情绪也比较平静，但是确实看着有点不高兴，毕竟出交通事故了。我姐夫当时还问他要身份证记一下号码，对方男子把钱取出来和身份证一把塞给我姐夫，什么话也没说就走，我姐夫记下来后，就发现他要走，于是叫我赶紧追过去，把身份证给了他，然后就走了。高仓健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4日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4日17时许，我接到我姐夫朱军的电话，说他的车蹭了，没经验，问我是先报保险还是怎么着，我说我过去看看去，然后我就开着车到事发地点。到了以后，我先看了一下车，看见车的右侧反光镜、叶子板以及前保险杠都被划伤了，我就跟他说没什么事，反正有保险，或者谁的责任谁出钱修。后来交警着急叫对方来签字，我姐夫让我把他俩接过来，我就去了高家园，出电梯右手边我看见屋门没关，看见客厅里站着三个人，这时候有一个40多岁男子问我是不是朱军的小舅子，我说是，赶紧下去，警察等着签字呢。然后我和这个四十多岁男子还有一个小孩一起坐电梯下去了。坐电梯的时候，那名40多岁的男子跟我说让我搀着这个小孩一下，我也没明白什么意思。到了事故发生地后，他俩下车去找警察，我就停车去了。我过去的时候小孩正在签字，后来警察把相关事项说了一下，问他们怎么解决，不知道谁说私了，小孩说他就一千块钱，我姐夫说一千就一千，我认倒霉了，自己修车就得了，后来我们仨就跟小孩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农行ATM机处取钱了。小孩进去取钱，我、朱军和朱军朋友我们仨就在门口等着。过了十多分钟小孩才出来，小孩先把身份证递给了我姐夫，我姐夫说他拍个照片，他又把钱塞给我姐夫了，我姐夫说：“你别走啊，把身份证给你，我要你身份证干嘛，事都解决了。”我姐夫赶紧叫我把身份证给他送去了。我当时也不清楚小孩给了朱军多少钱，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朱军说不知道为什么小孩给了他七千元。王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1日的笔录中陈述：事发时，我和张某一起住在门头沟区高家园小区的一个楼房。2017年10月26日晚上六、七点钟，张某在客厅里跟一名陌生男子聊天，大概意思是他骑电动车出了一个事故，蹭了别人的车，对方要求他赔钱，他觉得要价高了，他觉得对方坑他。那个陌生男子就安慰他说：“有事好好商量，别冲动。”他又不断重复说对方坑他，那名男子就在不断安慰他。然后，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让他下去，警察让他签个字。这时候又来了一名陌生男子，应该是对方车主的朋友，他说：“你先下去吧，有多少钱赔多少钱。”然后他们仨就一块儿出来了。到了晚上，大概九、十点钟，张某回来了，我听着他跟另外一个舍友有两句简单对话，对方问他怎么样了，他很平静地说：“没事。”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去单位上班了，得知张某跳楼了。我听说对方好像要一万，但是后来对方说有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张某最后赔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张某没有说受到威胁、恐吓、敲诈，我没有听到对方的人威胁、敲诈、勒索张某，张某说对方坑他，意思好像就是对方要价高了，我没有听他说要死要活的话，张某回家后的情绪感觉很平静。王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陈述：10月24日晚上17时许，张某和一名中年男子一起回来的，他们回来就直接进了张某的房间。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我没听到，但是我听到他的房间里喊了一声：“快来人”，我就出来了，我出来时正好看见那名中年男子拽着张某，然后他俩一起倒在张某房间门口外的地上了。他俩从地上起来之后，张某还一直往自己的房间里冲，那名男子就一直拽着他，一边拽他，一边劝他别冲动，有事好商量，他往自己的房间冲了几次都被那名中年男子拉住了。当时我的房间开着门，他又往我的房间冲了几次，也被那名中年男子拉住了。这时那名中年男子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在张某的房间里，他因为一直拽着张某不能过去接电话，又让我帮他把手机拿过来，然后我举着手机打开免提和对方通话，听着对方应该是车主，接通之后，对方说让他们赶紧下来签字，交警还等着呢，还说赔钱的事好商量，有多少赔多少就行了。挂了电话没几分钟就又上来一个男的，这个男的一上来就对他俩说：“赶紧下楼吧，交警还等着呢。”然后他们三个就下楼了，大约晚上21时许张某回来的，张某回家后的情绪感觉很平静。王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2月8日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4日下午17时左右，我下班回到家，当时家里没人。过了一会儿，张某和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回来了，我在我的屋子，不知道他俩回来干什么。一会儿我听到那名男子喊：“快来人”，我就出来，正好看到那名男子抱着张某倒在张某房间门口，嘴里在劝他别激动，同时跟我说，让我帮忙拦着张某，劝他，张某又往我屋冲了好几次，其中一次到了窗户跟前要开窗户，我给拦住的。我和40多岁男子把张某拉到客厅，我劝他冷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劝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那名40岁男子在劝他，大概就是劝他别想不开，为了这么点小事不值当等话。我听着好像是出了交通事故了。男子劝张某的时候，电话响了，因为他在抱着张某，接不了电话，我帮他接的，我打开的免提，能听出来对方是事故车的车主。车主说：“你们先下来吧，交警等着呢，有多少钱算多少钱吧。”张某说的话我听的不是很清楚，但大概意思是张某的父母离异，都不要他了，等等，情绪看起来很消极。后来又来了一个男的，说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先下去吧，交警等着呢。我在场的过程中，没有人威胁、胁迫、恐吓、殴打张某，一直都是40岁男子在劝他不要轻生。在他们出去时，40岁男子跟后进来的男的说，你看着他点，扶着他点，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明说张某轻生的事。张某几点回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21点左右出屋时他就已经在家了，在客厅取外卖，我没注意到张某有什么异常。王某1在公安机关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陈述：我是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外勤队民警。2017年10月24日17时许，接交通支队勤务指挥室布警，称门头沟区育园小学东侧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我就开着警车带着辅警出现场。到现场后经了解，一方驾驶员名叫朱军，驾驶一辆黑色奥迪A6轿车，由育园小学路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路口时因前方车辆较多，故等候右转弯。后一名叫张某的男青年骑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从奥迪轿车右侧经过时，电动自行车与排队行驶状态下的奥迪轿车发生剐蹭，造成奥迪轿车右前部有划痕、右反光镜有划痕。我当时在现场经请示事故科，认定为张某全责，并开具简易事故责任认定书，告知双方就赔偿问题可通过保险公司、自行协商、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朱军打电话询问4S店维修价格，后要求张某赔偿一万元的维修费用，张某只是说他没有那么多钱，最多能赔一千元，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这时，朱军的一个朋友经过，简单问了一下情况，朱军说要看张某的身份证，张某说身份证放在高家园租住的房屋内。这时朱军的朋友就说，他愿意陪着张某去住处取身份证。他们二人走后，我就一直在现场等候。等了20分钟左右，他们也没回来，这时朱军的另一位朋友也过来了，朱军说让他去把张某他们接过来。他看了我开具的简易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登记的张某的地址，然后就开车去接他们了。大约10分钟后，张某及朱军的两个朋友都一起回来了。他们回来之后，我让他们在简易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了字，然后他们就一起走了。我没注意他们往什么方向走。他们走后。我发现张某在签字的时候签错位置了，我就给朱军打电话，让朱军再签一下字，朱军说他们和张某都在路对面的农业银行，张某正给他取钱呢。于是我就开车去农行找朱军他们。我在农行外面看到朱军，朱军说张某在里面取钱呢，我让朱军给我签了字之后，我就回单位了。赔偿的事是他们自行商量的，开始时朱军就说让张某赔偿一万元维修费用，张某一直说没钱，后来他们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在事故现场，朱军及朱军的朋友对张某没有威胁、恐吓的语言行为，我在现场处置事故时一直开着执法记录仪。卢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0月25日的笔录中陈述：我们这屋一共4个人租住，我和我妻子姚某，张某，还有另一个男子，具体名字不清楚。昨天晚上18时许我下班回家，看见张某和我们合租的另一男子还有一个陌生人在屋里待着，当时我没看清张某，就看见两名男子抱着，我还以为是另一个租户的朋友喝多了闹着玩呢，就没当回事。后来那两个人出去以后，和我同租的人说，张某在外边好像把别人车给剐了，说叫他赔一万多块钱，我才知道那两人里有张某。当天晚上19时张某就回来了，我就问他那事处理好了吗，他说弄好了，没事了，然后我们就都休息了。姚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0月25日的笔录中陈述：10月24日18时30分左右，我回到住处时，看到他（张某）在门厅里，有一个男的在和他说话，具体说什么我没听清。之后我听见那名陌生男子说警察来了，咱们下楼说吧，之后他俩就下楼了。他们走之后，我对门住的男青年（王某）说，住在正对门口卧室的男青年（张某）骑车时蹭到那名陌生男子的车了，陌生男子让他赔一万元钱，住在正对门口卧室的男青年当时就要跳楼，被那名陌生男子抱住了。他们走后大约30分钟，他就一个人回来了，手里还拿着吃的东西，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了，解决完了。鲁某在公安机关2017年10月25日的笔录中陈述：我是××蛋糕店店长，张某最近在我们这上班，刚来十多天，还在试用期内。他是很内向的一个人，我们交流不多。我们实行双班倒，10月24日他应该下午5点上班，但是他没来，他给我发信息说是出车祸了，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接，晚上七点我给他发信息问怎么样了，他说解决一半了。之前听他说过他是单亲家庭，应该是和奶奶长大的。张卫东在公安机关2017年12月13日的笔录中陈述：我和我爱人1996年开始分居，2000年3月离婚，孩子判给我，一直由我爸妈抚养。孩子原名张某，上初一时改名叫张某。我们平时不常联系，2017年5月份左右，张某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聊聊家常。审理中，经张卫东、于卫珍申请，法院通知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当庭陈述：我那天下班回去之后就回屋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两个人进来，一开始我没出去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后来就听见外面说帮帮忙，我就出屋了，我出去之后看见那个人拦着我室友，他说我室友有轻生的念头，要跳楼，期间一直在劝他，让他不要轻生。我室友一开始是往自己屋子里跑，后来又往我屋子里跑了几次，朝着窗户跑，我们都拦着他。最后又上来一个人，他们先下去处理交通事故，再回来就是晚上了。我不知道张某为什么要跳楼，在屋子里没有听到他们谈论赔偿款的事。经质证，张卫东、于卫珍对证人证言部分不认可，主张证人在公安机关曾陈述对方坑了张某、要价过高等内容，应以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张卫东、于卫珍主张，张某所支付朱军的款项系通过贷款得来，朱军在得到7400元赔偿款后仍继续索赔。为证明上述主张，张卫东、于卫珍提供了下列证据：1.张某的手机截屏，证明张某在银行取款过程中，通过手机操作向“蚂蚁借呗”借款3100元，向“京东金融”借款3000元，向“来分期”借款3200元，从光大银行信用卡提款1440.48元，上述款项均转入张某尾号为7189的工商银行卡内，后张某从该工商银行卡内取款7400元。2.张某与同事于2017年10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18时53分同事问：“你什么情况？没事吧？”19时12分张某答：“我来不了了，抱歉啊！事刚刚解决一半。”同事问：“没事。你没事吧！”张某答：“明天就没事了，谢谢关心。”同事说：“恩，没事就好。”经质证，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朱军等人有胁迫行为，张某的死亡与朱军等人无关。关于修车费用。朱军表示，事故发生后，其以18000元的价格对车辆进行了装饰，4S店在车辆装饰服务中赠送了维修服务，其未就车辆维修单独支付费用。北京博瑞祥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孟幻于2017年11月27日向公安机关陈述，涉案奥迪A6轿车是其公司售出，无维修记录，该车的反光镜、前叶子板、前保险杠、机盖部位的喷漆费用分别是300元、1200元、1200元、1200元。根据法院调取的证据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并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朱军提出让张某到4S店修车，张某不同意，表示其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只能每个月慢慢给。交警让张某出示身份证，张某表示身份证在家里，可以回去拿。交警让双方继续协商。这时，杨双武来到现场，参与协商赔偿事宜。朱军提出低于一万块钱肯定下不来，张某说其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只能信用卡套现一千元。交警准备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让张某写下姓名和身份证号。杨双武提出陪张某回住处取身份证，张某跟随前往。在电梯里，杨双武与张某有言语交流，快下电梯时，杨双武伸手挽张某的胳膊，张某甩开并反抓住杨双武的手腕，后杨双武将张某推开，二人各自走出电梯。在张某的住处，张某多次要跳楼，均被杨双武及张某的室友王某阻拦，杨双武不停地对张某进行开导和劝慰。这时，朱军给杨双武打电话，告知交警还等着张某签字，让高仓健去接二人。高仓健从交警处问得张某的住址，来到张某的住处，三人一起下电梯。出电梯时，杨双武、高仓健一左一右搀着张某。高仓健开车接杨双武、张某回到事故现场，张某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字。后朱军、杨双武、高仓健陪同张某到附近农行取钱。张某通过手机操作借款及信用卡提款取出现金后，向朱军交付赔偿款7000元。朱军让张某出示一下身份证，张某把身份证交给朱军就走了。朱军拍照后，高仓健追上张某把身份证还给他。后双方各自离开。另查，发生交通事故时，朱军驾驶的奥迪A6小轿车系新购车，上有临时牌照。事故后，朱军在4S店对车辆进行了装饰，装饰服务中赠送了维修服务，其未就车辆维修单独支付费用。经公安机关了解，该车的反光镜、前叶子板、前保险杠、机盖部位的喷漆费用共计需要3900元。再查，关于张某的成长环境。张卫东表示，张某自幼父母离异，随祖母在乡下生活，职高肄业后到上海与父亲和继母生活过一段时间，后自行到无锡、张家港、北京打工，2017年5月最后一次与张卫东联系。庭审后，朱军向法院表示，其对张某的死亡表示遗憾，对张卫东、于卫珍的丧子之痛表示同情，自愿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张卫东、于卫珍经济补偿款4万元（包括退还7000元赔偿款在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应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侵权行为、受害人确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本案中，张某跳楼自杀，客观上发生了损害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2.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处理交通事故中的相关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主观上有无过错。对此，法院逐一论述。一、关于侵权行为。张卫东、于卫珍主张，朱军等人实施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侵入张某住宅、限制其人身自由、索要身份证、强迫张某支付超出实际损失的赔偿款的侵权行为。本案中，朱军根据自身判断提出一万元的赔偿主张，仅是其协商意见，事故双方就赔偿事宜可以自愿协商，张某可以不同意朱军的赔偿要求，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交通事故认定书亦告知双方纠纷解决途径，朱军并未强迫其支付一万元赔偿款，故朱军提出一万元赔偿主张的行为并不属于侵权行为；在双方未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朱军作为事故受害人，要求事故责任人张某出示身份证，是为处理交通事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需，不属于侵权行为；在交警在场的情况下，杨双武为帮助朱军处理交通事故，提出陪同张某回家取身份证，张某对此并未表示反对，在二人迟迟不回且交通事故相关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的情况下，高仓健到张某家中接二人回来办理交通事故相关手续，杨双武、高仓健前往张某住处系事出有因，不属于非法强行侵入张某住宅的行为；在杨双武陪同张某取身份证的过程中，虽然在电梯内双方存在拉扯行为，但时间仅持续8秒钟，无任何过激肢体冲突，对成年人而言尚不构成胁迫；在张某已有跳楼倾向且交通事故处理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的情况下，杨双武与高仓健共同搀扶张某走出电梯，其目的无论是为了防止张某发生意外，还是为了防止其离开，均无不妥，二人最终将张某送回事故现场与交警办理签字手续，并未实施拘束、限制张某人身自由的行为。张某回到现场后，交警问其怎么了，其回答说没事，由此也可说明张某在回家取身份证的过程中并未受到不法侵害。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并不能证实朱军等人对张某实施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暴力或其他非法侵害方式强索赔偿款等侵权行为，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中亦没有认定朱军等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综上，张卫东、于卫珍所提朱军等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因果关系。张卫东、于卫珍主张，在张某第一次回家时，就已经有跳楼的行为，当时被杨双武及同住室友阻止了，说明张某跳楼与索要赔偿款的事有直接因果关系；杨双武明知道其行为已经让张某产生了跳楼自杀的想法，并且实施了跳楼的行为，但杨双武、朱军等三人仍然未终止加害行为，且继续向张某索要明显超出其支付能力、与损失不匹配的高额赔偿，再一次加重了对张某的损害，其行为直接导致了张某跳楼事件的发生。对此，法院认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以一般人对事态发展规律的判断为依据。本案中，张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有足够的预知能力。张某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赔偿问题后跳楼自杀，其行为超出了一般人依日常经验可以预见和认识的结果。朱军等人向张某索要一万元赔偿款，只涉及财产利益问题，并不必然导致张某自杀，索赔行为与张某死亡在法律上不能构成因果联系。杨双武在公安机关陈述，张某提到其在家里得不到关爱，一年多跟家里没联系，曾被人骗过一两万，很多事不顺心等。以上陈述所提张某的家庭情况，与后来张某父亲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家庭情况相吻合，说明杨双武所述属实。从以上陈述内容可以看出，张某因个人生活经历等原因，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失望，从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因此，张某的死亡与朱军等人的索赔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关于过错。张卫东、于卫珍主张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以让张某多赔钱为目的，依靠身体、社会经验、心理、智力的优势，对张某实施了一系列的强迫行为，手段违法，且在已经发现张某有跳楼的表示和行为后，仍然继续实施逼迫行为，具有明显的共同故意，为严重过错。对此，法院认为，过错是指加害人在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对其行为后果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时，应侧重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角度判断，看行为人是否故意追求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应当预见或避免损害结果发生却未能预见或避免。就本案而言，朱军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其车辆损坏的情况下，向事故责任人张某进行索赔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为正当；因其并不知晓修车费用会发生多少，故提出去4S店修车，让张某将实际修车费用支付给4S店，上述要求合情合理；因朱军受损车辆系新车，在张某拒绝朱军提出的去4S店修车的合理要求，反复强调自己一分钱也没有的情况下，朱军提出一万元的赔偿要求，该数额仅是朱军的一个协商意见，其并未强迫张某接受该数额；从执法录像上看，在朱军提出一万元的要求后，杨双武仍然心平气和地与张某商量，并再次提出去4S店定损，并没有要求张某必须赔偿一万元；故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主观上并没有侵害张某人身或财产权益的故意。杨双武在发现张某有跳楼倾向后及时并成功地进行了阻拦，此后张某一切言行正常，朱军等人无法预见到张某在事故处理完毕后还会实施自杀行为，亦无法避免其上述行为，朱军等人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所实施的相关行为，均符合社会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处理方式，对张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主观上并无过失。综上，朱军等人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张卫东、于卫珍要求朱军、杨双武、高仓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深感惋惜，朱军自愿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张卫东、于卫珍经济补偿四万元，法院不持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朱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张卫东、于卫珍经济补偿款四万元。二、驳回张卫东、于卫珍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张卫东向本院申请对电梯监控、银行监控、沿途监控中张某与朱军、杨双武、高仓健之间交流时的语言（没有声音的部分），由唇语专家翻译、鉴定或者采用其他合理技术还原交流内容和真相，以证明张某是否受到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的胁迫、威胁，是否被迫给付朱军7000余元。朱军、杨双武、高仓健接受警方和法院询问时，是否提供虚假证言。因张卫东未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的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上述申请，且其未能就二审期间提出该申请的理由进行合理说明，故本院对此申请不予准许。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的涉案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朱军、杨双武、高仓健是否存在侵害张某生命权的违法行为及相应的主观过错。首先，关于因果关系。判断被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判断被诉利害关系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均应在合理预见的范围内统一考量。可预见的损害应为按照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的、可能的产生的结果。结合本案事实，张某在交警在场的情况下对于杨双武提出的陪同其回家取身份证的意见并未明确反对，且从家中回到交警处时明确表示没事，并询问交警办理领取电动车的手续事宜，朱军、杨双武、高仓健通过对张某的言行表现，按照一般情况下的理性人判断，难以预见其会于次日跳楼的可能性。杨双武在陪同张某回家取身份证时尽管发现张某有试图跳楼的意图，但有效阻止并对张某进行劝说开导，其对张某的死亡后果并未积极追求或间接放任。而张某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工作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可以陪同朱军核定损失金额后支付赔偿款项或承诺在实际维修费用发生后支付赔偿款项，也可以告知朱军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及流程维权，但其先前仅以无经济能力为由及试图跳楼等方式面对纠纷的解决，较易导致朱军一方对张某产生其仅为试图怠于或逃避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意图误解，从而轻信张某并不会真正跳楼自杀。在基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否超出实际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一万元的赔偿金额也不应会导致公民对自身生命权的轻易放弃。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本案中的行为，系出于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导致相对方自杀的损害后果。本案中，张某成长经历相对较为坎坷，其承受生活挫折的能力处于与其年龄、社会阅历以及职业收入状况所不完全匹配的非一般理性人的状态，其这一状态并非朱军在事发之时知晓的范围，其对于维权行为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张某的心理、行为及经历也无法掌控。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的涉案行为，在事实上确有可能会诱发张某内心对其遭遇的进一步不满和对生活的进一步绝望，但在法律上欠缺相当的因果关系，张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应为自身心理因素等原因。其次，关于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的行为性质及主观状态。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期限内向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涉案起因的交通事故经交警现场调查已作出相应的事故责任认定，张卫东、于卫珍虽主张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违法，但未能提出相应的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不持异议。本案中，张某经交警认定负有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朱军在新购置车辆在尚未领取牌照之时即被撞坏而张某却反复表示其无赔偿能力只能分期每月赔偿五百元的情况下，存在相对较为强烈的自助维权意愿并不违背常理。本案中，朱军、杨双武、高仓健的行为目的应为追要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其行为性质应属于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主观上并未体现出具有侵害张某生命权的过错，客观上也未采取暴力、胁迫、强制等侵害或限制人身权益等行为，其三人虽然在维权过程中实施了部分非必要的措施，而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处理方式，但就其三人的行为本身来说并不具有侵害张某生命权的主观状态以及相应的违法性。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本案中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注意义务，也未违反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张某死亡的结果亦未在其三人的合理预见范围内，故朱军、杨双武、高仓健在实施该行为方式中的欠妥并不构成对张某死亡结果的过错。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维护自身权益行为的方式及限度，应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其可以采取自助行为的条件应为时间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行为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行为限度不得超出排除危险所必要的程度，所牺牲的利益不得大于行为人欲实现或确保的利益等。本案中，张某的逝去十分值得惋惜和同情，朱军等人的维权行为与张某死亡虽不具备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但为了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尽可能避免和减少本案类似纠纷的发生，本院对朱军等人在本案中的维权方式不予提倡，并在此建议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本着诚实信用、互谅互让的道德准则，通过相关组织机构的常规处理流程正当维权。综上所述，张卫东、于卫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明显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59元，由张卫东、于卫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永钢审判员  张 琦审判员  丁少芃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吴银娇书记员张梦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