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2民终549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松涛，男，199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芬（高松涛之母），女，195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安定医院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秀祥，男，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芬（高秀祥之妻），女，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德，男，193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棉纺三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毅，天津晓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松涛因与被上诉人高秀祥、高德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2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松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芬，被上诉人高秀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芬，被上诉人高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松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高秀祥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原告高秀祥有坐落天津市河东区房屋12%的份额”的认定依据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自认其中有20000元为原告出资”是不符合实际的，只凭被上诉人高秀祥的自认，一审法院就认定高秀祥出资不符合证据要求。在一审判决已阐述了高秀祥与高德在此之前私自过户，诉讼期间高秀祥与王建芬夫妻还在过户，这已足够证明高秀祥与高德是恶意串通作伪证，因此，“被告自认”不能作为证据；2、关于增房问题，一审法院认定高秀祥有河东区中山门团结东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信》，社区居委会的证明只证明高德、高秀祥、王建芬目前在天津市河东区内居住，而没有证明当年拆迁时的居住情况。因此，此证明不能证明拆迁前的居住情况。关于天津市海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证明，高秀祥提供的拆迁安置协议和增房协议均未注明增房原因，现在天津市海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证明是因老两口小两口增的面积，与当年拆迁实际不符。拆迁前在天津市中山门新村X段X排X号居住的在册人员是高德、康瑞兰、高秀锁、而高秀祥居住在天津市中山门新村X段X排X号增1号里，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二、诉争之房根本没有高秀祥的份额。1、高秀祥不在诉争之房内居住，拆迁前，高德将天津市中山门新村X段X排X号的一间分给了高秀祥，户籍同时分开，即为天津市河东区增1号（户籍证明）；2、高秀祥承认天津市河东区增1号是违章建筑；3、高秀祥放弃了要房，对于违章建筑在平房改造时有安置办法，但高秀祥放弃了要房的机会，根本没要房，而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没有给予认可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违背事实真相的。三、一审法院对诉争之房产权没有明确其他涉案人员的权利份额。诉争之房从始至终都是高德、康瑞兰、高秀锁在里居住，并户籍在册，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明确其份额。被上诉人高秀祥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高德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认为厨房不是违章建筑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房屋不是边户，没有耳房，只是正房和厨房，厨房在拆迁时没有认定为违章建筑。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为与原审第三人无关，故不发表意见。高秀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高秀祥享有天津市河东区房屋50%份额；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德与案外人韩凤荣结婚后共生育两名子女，即案外人高秀锁及原告高秀祥。其后韩凤荣因病死亡，被告高德与案外人康瑞兰再婚，二人再婚后无子女。再婚时案外人高秀锁及被告高秀祥均未成年。1990年4月14日，案外人高秀锁与刘秋芬登记结婚，1991年10月22日二人婚生一子即第三人高松涛。2006年1月5日高秀锁因交通事故死亡，2013年10月5日康瑞兰因病死亡。本案涉诉房屋坐落天津市河东区，建筑面积66.27平方米，私产，产权人为被告高德。1997年10月10日，河东区危陋房屋改造中山门指挥部发布《致中山门新村危房改造片拆迁居民公开信》1份，安置标准载明：依附于正式住房的立户违章，与正式住房一并安置；不依附于正式住房的独立立户违章，经调查核实，确系久居改造片内而本片及他处无房，原则上异地安置散房一间，按安置住房的居室面积每平方米交1000元；原居住一至二间居室面积小于16平方米的居民，居住确有困难，拆迁范围之外无住房可申请增房，具体条件是：实际居住在册四口人以上（含四口人）老少三代、老两口小两口或两个以上大子女（以入户调查之日均满16周岁）同居一室，具备其中两个条件的可以增房，增房只能增加一个自然间。同时载明集资、购房标准：原地安置二厅室一套（40平方米），集资6000元；购房费标准：购二厅室一套，购房款12720元，同时对早交购房款的给予优惠。符合增房条件的住户，所增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一年内一次性交齐增房款的，或分次在一年内交齐的每平方米1200元。同日，河东区危陋房屋改造中山门指挥部发布的《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危改出售还迁安置住房办法》还规定：超出安置标准面积部分每平方米650元交款，楼层差价首层下调5%，购房户另交购房款1%作为公用部位和公用设施维修基金。1997年10月17日，拆迁人天津市河东区危陋房屋改造中山门指挥部（甲方）与被拆迁人高德（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份，载明：高德现住河东区，企产房壹间，居住面积13.4平方米，高德将上述房屋腾空交天津市河东区危陋房屋改造中山门指挥部拆除，高德就近安置贰厅单元壹套，建筑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同时载明高德已向甲方交纳集资改造费6000元。同日，中山门危改指挥部（甲方）与高德（乙方）签订《危改增房协议》1份，载明：高德拆迁还迁安置，按危改政策规定安置为独单元壹套，现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同意乙方申请，增加安置为偏单元壹套，增加建筑面积16平方米，高德预交纳保证金3000元，保证金可冲抵增房款。河东区房屋拆迁时，被告夫妻在上述房屋居住，原告夫妻在上述房屋附属增1号居住。原告夫妻没有获得拆迁安置。2018年3月22日，河东区中山门街道团结东里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信》1份，载明：“兹由中山门街道团结东里社区X楼X门X室高秀祥同志，前去贵单位办理高秀祥、王建芬、高德居住于此处，康瑞兰生前居住于此处事宜。特此证明。”天津市海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证明1份，载明：“原中山门危改拆迁户高德住，现安置在团结东里X室居住。按中山门新村危改拆迁公开信，此房属四口人以上（老两口小两口）政策规定增房户（合理增房）。特此证明”。高松涛曾于2016年在一审法院诉被告高德、高秀祥、王建芬、第三人刘秋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后一审法院作出（2016）津0102民初2622号生效民事判决，载明：“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高德与案外人韩凤荣结婚后先后生育两名子女，即案外人高秀锁及被告高秀祥。其后韩凤荣因病死亡，被告高德与案外人康瑞兰再婚，二人再婚后无子女。再婚时案外人高秀锁及被告高秀祥均未成年。1990年4月14日，案外人高秀锁与第三人刘秋芬登记结婚，1991年10月22日二人婚生一子即本案原告高松涛，现已成年。2006年1月5日案外人高秀锁因交通事故死亡，2013年10月5日案外人康瑞兰因病死亡。在被告高德与案外人康瑞兰婚姻存续期间，被告高德原住平房拆迁，经拆迁安置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房屋一套，被告高德于2006年3月26日取得该房屋产权证书。2014年3月28日被告高德与被告高秀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该房屋转让给被告高秀祥，被告高秀祥于2014年4月22日取得该房屋产权证。在本案诉讼期间，被告高秀祥与被告王建芬以夫妻更名的形式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被告王建芬名下。另，经一审法院庭后核实，并调取了被告高德与被告高秀祥之间关于涉诉房屋的交易档案，其中保存了经二被告签字确认的涉诉房屋全额交易资金不纳入监管确认书一份。2016年3月22日，原告起诉被告高德及被告高秀祥继承案件，在该案2016年4月14日庭审过程中，原告得知上述房屋产权已发生变更，已不再登记于被告高德名下，故将该案撤诉，并起诉本案来院。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被告高德与案外人康瑞兰婚后取得涉诉房屋，则该房屋应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登记结婚时，案外人高秀锁与被告高秀祥均未成年，则高秀锁、高秀祥与康瑞兰之间形成了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依法有权继承康瑞兰的遗产。同时，案外人高秀锁先于康瑞兰死亡，则高秀锁之子即本案原告依法有权代位继承其父高秀锁应当继承的康瑞兰名下遗产的对应份额。在康瑞兰死亡时，涉诉房屋中应属于康瑞兰产权的部分依法应当发生继承。但该房屋始终未进行析产继承。那么，在被告高德与被告高秀祥之间进行涉诉房屋买卖时，被告高秀祥就应当承担其属于善意取得该房屋产权的相应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高德及被告高秀祥一方面属于明知有其他继承权人但仍然买卖的行为，另一方面被告高秀祥在本案中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支付了相应合理对价，且存在交易资金未纳入资金监管的情形，综合上述情况，应当认为被告高秀祥不属于善意取得的情形，二被告的交易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原告应当继承的份额，故此，该合同应属于无效。同时，在本案诉讼期间，被告王建芬与被告高秀祥之间的关于涉诉房屋的夫妻更名的行为，亦不属于善意取得，亦当属无效。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应当恢复至被告高德名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德与被告高秀祥之间2014年3月28日所签订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无效；二、撤销被告高秀祥与被告王建芬之间关于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房屋的所有权变更行为；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原、被告相互协助将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房屋的所有权恢复至被告高德名下，所需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涉诉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出资购房款20000元，当时购房款均为被告交纳，被告自认其中有20000元为原告出资，第三人虽不认可，但无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被告出资2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购房款数额，房屋拆迁安置距今虽然因时间较长，相关票据及档案无法核实，但根据《致中山门新村危房改造片拆迁居民公开信》、《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危改出售还迁安置住房办法》、《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危改增房协议》等相关证据推算当时被告拆迁安置购房款总额与原、被告所述的47000元至48000元数额基本相符。关于增房情况，拆迁时刘秋芬夫妻及第三人并未在拆迁房居住，当时是原告夫妻及被告夫妻在拆迁房屋内居住且在安置后在涉诉房屋居住，根据天津市海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证明1份，可见当时河东区房屋拆迁是符合拆迁公开信中“四口人以上（老两口小两口）政策规定增房户（合理增房）”，当时第三人父母已婚，第三人已经出生，如第三人三口在拆迁房屋居住，就应符合“老少三代”的政策，再结合《致中山门新村危房改造片拆迁居民公开信》、《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危改出售还迁安置住房办法》等相关证据内容，可以确定拆迁房增房系因原告夫妻与被告夫妻在拆迁房居住，符合四口人以上（老两口小两口）增房政策，系对增房有所贡献。综上，被告在购买涉诉房屋时有出资，并对拆迁安置时增房有贡献，应享有一定比例的权利，故一审法院根据出资情况，增房情况，居住情况等酌情确定原告享有涉诉房屋的比例为1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三人称其对涉诉房屋拆迁安置也有贡献，也曾出资2500元购房款，但并无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亦不予认可，故第三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第三人所述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高秀祥享有坐落天津市河东区房屋12%的份额；二、驳回原告高秀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76元，减半收取2638元，由原告高秀祥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高松涛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高秀祥夫妻在被拆迁的原中山附属增1号房屋内居住，及被上诉人高德原名下所有中山门房屋在拆迁时按中山门新村危改拆迁公开信的内容，属四口人以上（老两口小两口）政策规定增房户为不争的事实。现上诉人高松涛主张在涉案房屋拆迁时，其与父母高秀锁、刘秋芬及高德夫妻共同居住在被拆迁的房屋内，拆迁增加房屋面积时考虑了其与父母在此居住的情况，即天津市海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中所指的“老两口小两口”，应指高德夫妻及高松涛父母夫妻。然，上诉人高松涛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成立。同时，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如上诉人高松涛及其父母在拆迁时确在被拆迁的房屋内居住，充分利用“老少三代”的安置政策选择增房面积则更符合常理。基于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并结合当时的拆迁政策，认定被上诉人高秀祥对于拆迁安置时增房有所贡献，进而根据增房面积与实际还迁面积的比例，确认被上诉人高秀祥享有涉案房屋12%的份额，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松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元，由上诉人高松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包 颖审 判 员 王 珊代理审判员 郭 鑫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李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