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渡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925民初761号 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西县水西街道办事处文昌社区城东路269－6号。 法定代表人：李朝文，系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李朝文，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私营企业主。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彬、杨兴慧，云南匡州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奎良平，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弥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学正，云南联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与被告奎良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彬、杨兴慧，被告奎良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学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无效；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种子款49万元；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对涉案种子进行消毒防蛀、分包、冷藏等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4、判决被告赔偿已销售到农户手中的劣质种子导致减产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5、判决被告将原告代为保管的71850公斤剩余种子拉回，并自行承担拉回的费用及拉回之前所产生的保管费10万元；6、案件受理费、鉴定评估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依法接受委托从事种子经销的企业和个人。2016年10月，被告谎称其依法受托生产并销售的玉米种子有15万公斤欲出售，双方经口头约定相关事宜并实地查看后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其制作的玉米种子，收购单价为8元/公斤，种子质量标准按国家二级标准执行。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定开始收购被告提供的种子，经打包称量（50kg/包）共计120336公斤，原告应支付种子款共计962688元，截止2016年12月18日，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种子款49万元。被告提供的种子经原告包衣（消毒防蛀）、分包（1kg/包）后向云、贵、川三省的分销商销售。根据惯例，每批种子均会在全面投入市场前在海南省种子繁殖基地进行种植实验，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种子质量符合标准和要求。协议签订当日，经双方共同对该批种子抽样1公斤到海南省进行试种，种植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在海南省种下的该批种子生长过程中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生长出来的玉米杆及玉米棒参差不齐），纯度仅为75%左右。发现问题后，原告通知被告到种植实验现场看种子的情况，被告推三阻四，拒不到种植现场查看抽样种子种植的情况，但此时，原告手中的种子已由各地分销商售出48486公斤。原告立即通知各地分销商停止销售该批种子，此前已售出的种子由当地农户种植后，在2017年7月至8月份的最后生长周期，同样出现了在海南省试种的情形，各地农民怨声载道，纷纷请求赔偿，截止目前，原告已向被害农户赔偿经济损失30多万元，部分农户的赔偿请求至今仍未处理。被告却于2018年4月向弥渡县人民法院红岩法庭递交了起诉原告要求支付尾款的诉状，该案“（2018）云2925民初391号”已于2018年6月12日开庭审理，原告已向红岩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的申请书，原告认为需本案的审理结果作出后方能恢复被告提起的诉讼。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自行委托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玉米种子属于典型的劣质种子。根据玉米种子的国家标准值应为纯度≥96%，可该批种子的纯度仅为79.6%，被告提供的种子纯度不符合要求是导致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涉案玉米种子属于主要农作物种子，除了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农户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剩余种子以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本案原、被告均系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双方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因违反了种子法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结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因原告及受害农户的详细经济损失需评估后才能确定，特诉至法院，请求帮助委托评估后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及广大农户的合法权益。 被告奎良平辩称，2016年4月，答辩人接受云南省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在弥渡县境内生产玉米种子450亩，并由晨光种业提供了玉米亲本籽种，委托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2016年12月止。答辩人与晨光种业委托关系形成后，按照晨光种业的要求，在弥渡县罗营村委会区域联系种植土地450亩，在其技术指导下进行玉米种子生产。2016年9月，玉米种子成熟后，晨光种业收购了150亩的玉米种子，剩余300亩土地的玉米种子，晨光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伟介绍被答辩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进行收购。在签订协议前一个月，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朝文在杨伟的陪同下，亲自到农户家中取样鉴定合格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6年10月23日在杨伟的见证下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协议载明：预计收购数额15万公斤；单价为8元/公斤；收购期限至2016年11月30日前全部收完；付款方式为收购种子结束时支付种子款70%，余款于收购结束后次年4月30日前全部付清；如一方违约，需支付对方总价款3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1月17日，被答辩人合计向答辩人收购玉米种子2406件（每件50公斤）零36公斤，总数额120336公斤，合计货款为962688元，所有玉米种子都在弥渡县交货后，由被答辩人运输到外地。至2017年4月底，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玉米种子款49万元，剩余472888元，经过答辩人多次向被答辩人索要，被答辩人均找各种借口拖延，拒绝支付所欠款项，故答辩人不得不诉讼至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被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以上事实，答辩人特作如下主张：一、《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合法有效。1、被答辩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具备完全的种子生产经营的资质，有权实施有关玉米种子生产、经营的民事法律行为。2、李朝文本人对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具有100%的控股权，李朝文有关种子生产经营的行为就是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的行为，本质上合同的甲方是答辩人奎良平，乙方是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只是作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3、答辩人受晨光种业委托生产玉米种子，整个生产程序受晨光种业管理，并受弥渡县种子管理站的监督和认可。4、晨光种业属于股份公司，杨伟系公司控股股东、发起人和法定代表人，杨伟的有关公司的行为代表公司。答辩人所销售给被答辩人的玉米种子，是晨光种业委托答辩人生产的种子，已经由晨光种业收购了大部分，这是剩余部分，由杨伟介绍被答辩人收购，事实上是杨伟把自己委托生产的种子销售给被答辩人的行为，晨光种业生产销售种子，在自己的经营范围内，合法有效。二、种子质量合格。1、晨光种业法定代表人杨伟介绍被答辩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收购玉米种子，在签订协议前一个月，被答辩人李朝文在杨伟的陪同下，亲自到农户家中取样，认可种子质量合格后，才于2016年10月23日在杨伟的见证下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这在2018年6月12日答辩人诉共同被答辩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中，有被答辩人李朝文陈述认可。2、被答辩人在诉状中诉称已经对所交易的种子进行包衣、消毒、冷藏的行为，说明被答辩人认可在包衣、消毒、冷藏之前的种子质量是合格的，否则不应当再出现包衣、消毒、冷藏行为。3、对种子质量的鉴定，首先必须是双方认可并封存的“样本”，并且有相应时间限制。被答辩人鉴定的种子，没有证据证明是双方所交易的种子，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交易种子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7日，在时隔近三年后，被答辩人对“种子”进行鉴定，是无效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具备完全的种子生产经营的资质，答辩人受晨光种业委托生产销售玉米种子，双方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全面正确履行协议，被答辩人收购了答辩人的玉米种子，应当按照协议支付种子款项。被答辩人诉讼要求确认《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支付种子款项、赔偿“损失”，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共同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件一致的玉米种子生产委托书复印件1份，客观真实，予以确认。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吻合的陈述，查明如下法律事实：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是经营农作物种子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李朝文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被告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450亩。奎良平种植的玉米种子成熟后，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部分玉米种子，经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伟介绍，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乙方）与奎良平（甲方）于2016年10月23日在杨伟的见证下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预计产量15万公斤，全部由乙方收购；单价为8元/公斤，种子质量执行国家二级标准；11月30日前全部收完；收购种子结束时支付种子款的70%，余款于收购结束后次年4月30日前全部结清给甲方；如任何一方单方面违约，需支付对方总价款3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1月17日，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共计收购奎良平销售的玉米种子2406件零36公斤（每件50公斤），合计120336公斤。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共向奎良平支付玉米种子款49万元。2018年5月，奎良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支付剩余货款，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查明，被告奎良平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本案中，被告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奎良平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向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销售玉米种子的行为系无证经营行为，故奎良平与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李朝文系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上签名后加盖了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的公章，故李朝文签名代表的是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而不是代表其个人。原、被告双方签订《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后，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已实际收购了奎良平销售的玉米种子120336公斤，奎良平也收到了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的种子款49万元，鉴于种子本身的特殊性，即便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能够返还奎良平销售给其的玉米种子，但该种子现在也已丧失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付种子款49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无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奎良平对未付货款部分已另案提起诉讼，故原、被告签订无效协议所造成的损失，应在另一案中一并解决，本案不再作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奎良平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无效。 二、驳回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李朝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700元，减半收取计6350元，由原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负担3175元（已交），被告奎良平负担3175元（限期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交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 霞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