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1民终8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1，女，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南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2，女，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行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3，女，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锋，河北龙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5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行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臣，河北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某1、严某2、严某3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5民初2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严某1、严某2、严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锋，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某1、严某2、严某3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行唐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5民初23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享有的遗产份额。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执笔人张英与上诉人严某1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共有两类：一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二是与继承人有民事债权和债务关系的人。本案中张英是严某1的大姑姐，既不是严某1的近亲属，也不是与严某1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更与严某1没有债权和债务关系，因此不属于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张英与严某1有利害关系，实为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以张英与另外两个见证人的证言内容部分不一致为由，否认遗嘱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张英和两个见证人关于代书遗嘱签订时间、地点、在场人、遗嘱内容、代书人、见证人及遗嘱人署名系严文才亲笔签名等内容，证言一致，且能互相印证，并与遗嘱内容一致，这些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更加印证了遗嘱真实性、合法性。三证人关于见证人从病房出去次数及见证人在遗嘱上的签名是否用同一只笔所签，陈述存在不一致。首先，该证言不一致部分与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形式的合法性没有必然联系;其次，不同之处是关于细节的陈述，从见证遗嘱到证人出庭作证近一年时间，一些细节因时间过长，证人记忆出现偏差很正常，符合记忆规律，如果三个证人对细节陈述完全一致，则有虚假嫌疑；再次，即使陈述不一致的证言不被采纳，也不能依据该不一致证言来否认三个证人陈述一致的证言部分，一审判决既不采纳陈述不一致的证言，也不认可陈述一致的证言，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规定的证人证言采纳原则和人类认知常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遗嘱是严文才在意识清醒、具备读懂遗嘱内容的文化程度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遗嘱真实性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也未申请对遗嘱人签名、手印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依法应确认涉案遗嘱的证明力，一审判决有法不依，违反法律规定否认了遗嘱真实性，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也认为，“一审庭审时将见证人、执笔人、被继承人签字用笔情况、见证人见证期间是否进出病房等细节作为法庭调查的重点，考虑证人出庭作证时距离见证遗嘱时已有一年有余，在一些细节陈述上出现一定出入在所难免，原审却对被继承人当时的精神及身体状况、是否具备读懂遗嘱内容的文化程度等方面未予调查”，一审判决对二审裁定意见未予考虑、采纳，违背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二审法院应予纠正。3、一审判决认为遗嘱侵犯了严新顺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争议的第一处房产是严文才和董俊英的共同财产，董俊英死亡时其母亲张青燕在世，张青燕是董俊英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严文才遗嘱处分了张青燕应享有的遗产份额，该处分部分无效，不影响遗嘱其他部分的效力。一审调查了该问题，却未对遗嘱哪部分无效、哪部分有效做出认定，也未确认遗嘱有效部分遗产的范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查清后应依法做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在遗嘱未被依法认定无效之前，法定继承人不能享有继承权。严文才死亡时其父亲严新顺在世，严文才死亡前留有遗嘱，严新顺对遗嘱处分的遗产部分不享有法定继承权。一审判决并未认定遗嘱无效，严新顺法定继承权无从谈起，认为遗嘱侵犯了严新顺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判决认为严文才死亡时严新顺没有生活来源，侵犯了严新顺合法权益，明显与本案证据和法律规定相悖。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了严新顺每月有490元的补贴，又认为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没有生活来源，是否有生活来源与能否维持正常生活是两个概念，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不等同于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来源数额少不等同于没有生活来源。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生活来源收入少就应当认定为没有生活来源。一审判决偷换法律概念，认知逻辑存在混乱，认定严新顺没有生活来源与认定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矛盾；其次，严文才去世时，严新顺有严文祥、严文江、严文周、严文国、严文翠等子女，严新顺除了每月490元生活补贴，子女还每月给付严新顺抚养费和粮、油、面等生活物品，这些都是生活来源，如果，严新顺没有生活来源，如何能活到95岁高龄，一审判决认定严新顺没有生活来源明显违背了社会常识，假设严文才死亡时，严新顺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的规定，应当为继承人留下必要遗产，但不会影响遗嘱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既然认为遗嘱应当为严新顺留下必要遗产，就应当对必要留下的遗产和剩余遗产做出认定，进而确定严文才的遗产范围，解决本案纠纷。一审判决对该问题未予查清、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查清后改判。5、一审判决认定争议的第二处房产是严文才与李某及李某的两个儿子共同生活期间所建，严文才至少享有争议房产25%的份额，上诉人要求确认享有该房产50%份额的请求如果不予支持，也应当判决享有25%的份额。一审判决认定了严文才对房产享有份额，也未否认遗嘱有效性，却对上诉人请求不予判决，明显违背了审判职责和本案事实。6、一审判决以不能确认应当继承的严文才遗产范围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请，属于拒绝裁判、不履行审判职责的渎职行为，上诉人的诉请是要求确认对遗嘱继承的财产享有的财产份额，一审判决首先应当审查该遗嘱是否有效，如遗嘱有效则应当支持上诉人请求，如遗嘱部分无效，则需清查无效部分涉及的遗产，就本案而言，严文才的遗产范围是一客观事实，并非不能查清认定，本案遗嘱无效部分涉及的遗产可按法定继承办理，一审判决认为严文才遗嘱处分了他人财产，侵犯了他人权益，遗嘱部分无效，却没有对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进行查明确认。望二审查清后予以改判。李某答辩称，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之诉,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符合民诉法处分原则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与其一审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且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严某1、严某2、严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严文才名下位于农村住宅归三原告所有；确认严文才名下位于的住宅三原告享有50%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原告系亲姐妹，严文才、董俊英系三原告父母。原告母亲董俊英1993年去世。原告父亲严文才与本案被告李某于××××年××月登记结婚。2016年1月6日严文才病逝。严文才与被告李某再婚前，三原告父母在建有房屋一处，1992年行唐县政府对该处宅基地进行了清理登记，1993年5月30日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载明户主：严文才，证号4-5-014，家庭人口5人，四至情况：东至闲地，西至道，南至伙道，北至伙道，该房产宅院现由被告居住。严文才与被告李某婚后于2000年在角又建房宅一处，现由被告李某与前夫所生两个儿子严义军、严书群及严义军的妻子、孩子居住。严义军于1977年10月1日出生，严书群于1980年1月29日出生，且系肢体二级残疾。三原告现持2015年12月20日遗嘱一份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严文才名下位于农村住宅归三原告所有；确认该26号房院西南的住宅三原告享有50%份额。被告称诉争的房屋系原告父亲与被告共同所有，原告主张的遗嘱处分了被告的财产，遗嘱无效等。严文才的父亲严洛悦生前每月领取高龄补贴50元，建国前老党员补贴金440元。另查明，严文才的父亲严洛悦于2016年7月去世，严洛悦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严文学（几十年前已经失踪）、严文祥、严文江、严文周、严文国、严文翠及代位继承的三原告严某1、严某2、严某3。三原告的母亲董俊英于1993年去世，去世时董俊英的母亲张青燕还在世，张青燕于2004年左右去世。张青燕的法定继承人包括董兰坠、董建坠、董志刚、董振英及代位继承的三原告严某1、严某2、严某3。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78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被继承人严文才死亡时其父亲在世，应追加相应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2018年3月27日，法院询问三原告，三原告表示坚持按遗嘱继承主张权利，不同意追加其他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如果法院最终确认遗嘱无效，可以驳回其起诉，原告再按法定继承另行起诉。法院询问被告是否对原告提交的遗嘱的签字及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并限被告李某在三日内到法院作出答复，被告代理人做如下回答：一、中院发还裁定是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它的正确性。二、我们认为对该遗嘱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方承担。三、遗嘱本身就处分了他人财产，申请鉴定对被告没有实际意义。四、被告方不申请鉴定，因为我方认为举证责任不在我方，具体最终意见由李某决定。被告没有在限定的三天期限内答复是否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三原告主张按其提供的遗嘱继承争议的财产，法院应当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法律规定，三原告所持遗嘱不能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依据。理由如下：第一、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且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三原告所持2015年12月20日的遗嘱从形式上看，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该遗嘱的执笔人张英虽注明其是执笔人，但实际上也是见证人之一，而且是主要见证人。因其与本案原告严某1有利害关系，故依法不应作为该遗嘱的见证人。另两个见证人的证言之间及与张英的证言内容不一致。不能证明遗嘱的真实性。第二、遗嘱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双方争议的第一处房产是严文才与董俊英的共同财产，董俊英死亡时其母亲张青燕在世，张青燕是董俊英的法定继承人，董俊英死亡时继承开始，原来严文才与董俊英的共同财产转变为严文才与董俊英的继承人共有，其中包含张青燕的份额，张青燕死亡后其遗产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告提供的遗嘱侵犯了张青燕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同理，本案被继承人严文才死亡时其父亲严新顺在世，严新顺作为严文才的继承人，继承的遗产在其死亡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告提供的遗嘱侵犯了严新顺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严文才死亡时其父亲严新顺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严新顺每月有490元的补贴，不足以维持一个高龄老人的正常生活，原告提供的遗嘱被继承人严文才没有给严新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侵犯了严新顺的权益。第四、双方争议的第二处房产是在严文才与被告李某及李某的两个儿子共同生活期间建设的，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严文才与李某二人建设的，原告主张该房产的一半为严文才的遗产没有证据证实。综上原告提供的遗嘱即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由于侵犯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不能依据遗嘱确定三原告应当继承严文才遗产的范围，三原告的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严某1、严某2、严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严某1、严某2、严某3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严某1、严某2、严某3提交的遗嘱从形式上看，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遗嘱代书人张英因与上诉人严某1有利害关系，依法不应作为该遗嘱的见证人，另外两位见证人封某、刘某出庭作证，但封某却称“遗嘱内容记不清了”，原审综合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三上诉人提供的遗嘱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并无不当。因本案遗产涉及案外人利益，且经原审法院询问三上诉人，三上诉人表示坚持按遗嘱继承主张权利，不同意追加其他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故就本案遗产的分割宜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严某1、严某2、严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严某1、严某2、严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国审判员  李 伟审判员  张 楠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