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102行初106号 原告杨树林，男，193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现暂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浣纱路**。 法定代表人周琪，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琦、陈妍，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杭州市上城区风景旅游局，住，住所地杭州市解放路**/div> 法定代表人薛迓冰，局长。 原告杨树林诉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第三人杭州市上城区风景旅游局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次日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第三人杭州市上城区风景旅游局（以下简称区风景旅游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0年6月15日，市房管局向原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核发了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庆春路301-303、331、335、337号房屋的所有权××为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建筑面积298.45平方米。 原告杨树林诉称，原告父亲杨某某生前唯一的私房坐落于庆春街381-383号（祖屋），建筑面积153.12平方米。曾经有49.88平方米被上城区房管所接管，后于1982年11月发还产权。1986年7月24日，原告父亲立下遗嘱，将该祖屋交给原告继承，店面出租权属于原告。1987年5月原告父亲死亡。原告依遗嘱应继承前述遗产，但因原告自1956年支边建设黄河三门峡，后调至武汉工作，无暇顾及家事，祖屋于1987年被征用拆迁，直至2010年原告才知晓房屋的相关情况。经信访查明事实，2016年3月2日，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答复原告称，该房于1987年由浙江省卫生厅征用拆迁，现庆春路93、95号（原庆春路301、303号）房屋产权性质非直管公房。这足以证明上述不动产房屋权属来源于原庆春街381、383号杨某某私房的事实。2017年12月20日原告查明事实即2000年6月15日在市房管局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将庆春路301-303号登记在上城区贸易局名下。2018年5月21日原告从市房产档案馆查明事实，查档记录显示坐落于庆春街381-383号所有权人系杨某某。这足以证明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取得了房产证。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00年6月15日作出的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产权登记；二、判决被告赔偿自2000年7月起的出租金按年均24万元算至履行完毕之日，逾期赔偿，依法履行迟延履行金；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房管局辩称，一、被告发证行为合法。经查，案涉房屋庆春路301-303，331，335，337号房屋系拆迁安置房。2000年3月，申请人浙江省卫生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出让人）和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受让人）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拆迁保留产权登记，申请人提交了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申请表、房地产测绘成果表、皮市巷住宅小区商店拆迁协议书、皮市巷住宅小区商店回迁协议书、收款收据、国有非住宅划拨交接单、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资格证明书等资料。被告经受理、审核后，于2000年6月15日向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核发了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符合《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等的相关规定。二、被告已不具备撤销登记的职能。原告要求撤销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产权登记，根据2015年12月1日发布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杭政办函〔2015〕159号）规定，被告的房屋登记职责划入市国土资源局。2016年5月27日，市国土资源局在《杭州日报》上发布《关于杭州市区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承担市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故被告已没有房屋登记的职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三、杨树林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杨树林诉称杨某某名下的“庆春街381、383号”房屋与涉案房屋庆春路301-303，331，335，337号根本不是同一客体。杨某某名下“庆春街381、383号”房屋的房屋坐落、建筑年份、房屋面积、房屋间数等与案涉房屋均不相同。杨树林既不是案涉房屋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其与被诉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故杨树林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四、原告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9月26日，杨树林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取房屋的相关权属信息。2017年10月13日，被告通过政息公开告知原告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为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区风景旅游局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2000年3月，申请人浙江省卫生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出让人）和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受让人）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坐落于庆春路301、303、331、335、337号房屋的拆迁保留产权登记，并提交了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申请表、房地产测绘成果表、皮市巷住宅小区商店拆迁协议书、皮市巷住宅小区商店回迁协议书、收款收据、国有非住宅划拨交接单、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资格证明书等资料。被告经受理、审核后，于2000年6月15日向杭州市上城区贸易局核发了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建筑面积298.45平方米。 二、1992年8月20日，甲方浙江省卫生厅基建处、浙二医院基建科与乙方杭州市上城区商业局签订皮市巷住宅小区商店回迁协议书，达成协议如下：1、上商局系统商店的回迁房于1992年9月15日前基本装饰完毕。15日后按计划拆除沿街旧房，拆房计划于9月10日交乙方。根据计划，商店陆续搬入新房。新房位于庆春路301-303号、331号、335号、337号，合计建筑面积336.31平方米。… 三、1993年8月5日，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将上城庆春街309、303号（都图地号1-3-863，面积97.07平方米）、庆春街331号（都图地号1-3-865-1，面积16.76平方米）、庆春街335号（都图地号1-3-856，面积42.99平方米）有偿划拨给上城区商业局；1994年3月16日，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将上城庆春街337号（都图地号1-3-1911，面积144.87平方米）有偿划拨给上城区商业局。 四、被告市房管局于2018年5月21日出具的查档记录显示如下：据1950年人字第04100号杭州市房地所有权证存根记载：地籍：地籍&ldquo叁图第〇八五五号”，坐落“庆春街381、383号”，间数面积“楼屋四间平屋三间”，所有权人“杨某某”。该房“文革”期间接管。据局编号01039“文革”期间接管挤占私房处理审批表记载：将使用面积49.88平方米的房屋发还产权。 五、上城区商业局于1996年更名为上城区贸易局。2002年，组成上城区风景旅游局，将上城区商贸旅游局除商贸管理以外的职责划入上城区风景旅游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杨树林认为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庆春路301-303、331、335、337号系其父亲生前所有的坐落于原庆春街381-383号的私房。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于2016年向杨树林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称原庆春街381、383号“文革”期间被接管房屋已全部发还产权，该房于1987年由浙江省卫生厅征用拆迁。原庆春路301、303号即现庆春路93、95号房屋系非直管公房。第二、被告提交的国有非住宅划拨交接单显示本案涉及的庆春街331号、335号、337号、303号所涉的面积、都图地号与原告所述的祖屋情况不同，上述房屋系上城区商业局与浙江省卫生厅基建处、浙二医院基建科就皮市巷住宅小区商业回迁所涉的新房，于1993年由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杭政发（91）75号文件有偿划拨给原上城区商业局，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6月办理了产权登记。综上可知，原告父亲被接管的房屋已经全部发还产权，不存在私房未落实的问题，且原告所述的祖屋与上述所涉并不同一，故不能认定原告与被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树林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原告杨树林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丹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