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5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法定代表人：陈庆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振宇，山东远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马德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峥嵘，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凯，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育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星火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1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淄博育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庆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侯振宇、被上诉人山东星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峥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博育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山东星火公司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山东星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淄博育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庆仁从2012年10月26日起开始无法掌握企业，对账单上的印章是案外人庞允禄从淄博育才公司抢去的公章、与山东星火公司恶意串通合伙伪造的，因此对账单系伪造的证据。山东星火公司欠淄博育才公司68万元的印刷费，该对账单系庞允禄与山东星火公司合伙制造的，债务由淄博育才公司承担，利益由庞允禄与淄博铠隆印务有限公司赚取，据了解山东星火公司实际拉回了纸张，而不申请执行。不开发票必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税法是强行法，约定不开具增值税发票都是偷科，是违法行为，因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违法，以帐顶税的对账单是违法的，是无效的约定。山东星火公司主张税款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山东星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山东星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淄博育才公司支付山东星火公司欠款188053.86元及利息；2、判令淄博育才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星火公司和淄博育才公司自2010年左右即存在图书印刷加工合同关系，山东星火公司提供主要原材料与各项部件，委托淄博育才公司印制图书内文并与图书的封面、附件等配套成完整产品。双方约定了年度、月度印制总任务计划、印刷交货时间、结算方式等事项，并约定由山东星火公司提供，暂存淄博育才公司处的纸张、附件、包装物及标签为加工业务必需，所有权归山东星火公司，并有权随时调出，淄博育才公司需积极配合装卸，且不收取费用，不得擅自挪用。期间，山东星火公司多次向淄博育才公司调入纸张。2012年10月17日，淄博育才公司在山东星火公司发来的《库存纸张对账函》上加盖公章，确认纸张的实际结存数量为114.8262吨。以上事实有山东星火公司提交的图书加工合同、调纸通知单、《库存纸张对账函》为证，经质证，淄博育才公司无异议。另查明，庭审中淄博育才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庆仁陈述，自2012年10月26日之后，其不再了解淄博育才公司的经营状况，但其重新刻制了淄博育才公司的公章及财务章，现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专票。山东星火公司陈述，同意以淄博育才公司开具所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弥补其税款损失153915.38元，但如淄博育才公司不开具发票，则要求继续按153915.38元主张税款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淄博育才公司欠山东星火公司款项188053.86元的事实是否存在，2012年12月31日的《对账清单》是否系山东星火公司与案外人庞允禄等人恶意串通形成。山东星火公司为证实淄博育才公司欠款188053.86元，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2年11月3日、12月6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调纸通知单2份，证明2012年11月3日、12月6日山东星火公司分别向淄博育才公司调入纸张13.628吨和4.418吨，通知加盖淄博育才公司公章，并有其后勤工作人员陈科的签字，结合2012年10月17日的《库存纸张对账函》可证明山东星火公司在淄博育才公司的库存纸张截止2012年12月6日已达到132.8722吨。该证据经淄博育才公司质证，认为调纸通知单上的公章是在2012年10月26日法定代表人陈庆仁丧失对淄博育才公司的控制权后加盖的，对具体调纸的数额不清楚。证据2.双方于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对账清单》1份及附件3份，《对账清单》载明：“①截至2012年12月31日，山东星火公司在淄博育才公司存放的印刷业务纸张共计123.2332吨，总价714752.56元（见库存纸张结存表）；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淄博育才公司欠开山东星火公司增值税发票1059300元，涉及增值税款153915.38元；③截至2012年12月31日，山东星火公司共欠淄博育才公司印刷加工费680614.08元；④综合以上，截至2012年12月31日，淄博育才公司共欠山东星火公司188053.86元”。该结账单附有库存纸张结存表、付款欠发票清单、加工费对账单3份附件。《结账清单》及附件均加盖淄博育才公司及山东星火公司的公章。山东星火提交该证据拟证实2012年12月31日，双方分别对纸张库存、增值税税款、加工费对账，以山东星火公司在淄博育才公司的价值714752.56元的库存纸张折抵其欠淄博育才公司的加工费680614.08元，再加上淄博育才公司欠开增值税发票给山东星火公司造成的153915.38元的损失，确定淄博育才公司尚欠山东星火公司188053.86元，并形成《对账清单》。该证据经淄博育才公司质证，认为《对账清单》第②条、第④条是虚构的，淄博育才公司不存在拖欠税款的问题，也没有约定以纸款抵账；对第③条“截止2012年12月31日山东星火公司欠淄博育才公司加工费680614.08元”没有异议。淄博育才公司认为《对账清单》是庞允禄利用抢去的公章与山东星火公司恶意串通虚假对账，该对账单没有经办人签字，对淄博育才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淄博育才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淄博铠隆印务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1份，拟证实该公司于2013年1月9日成立，庞允禄、贺文俊是该公司法人、监事，不是淄博育才公司人员。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2.收到条1份，拟证实2012年10月26日淄博育才公司被抢，后经索要，2013年1月17日，庞允禄委托淄博铠隆印务有限公司的出纳高文艳与淄博育才公司的出纳刘秀美、会计孙永交接了淄博育才公司相关账册，其中公章、财务章在庞允禄处，交接人均在收到条上签字，故2013年1月17日前后淄博育才公司公章、财务章均在庞允禄手中。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淄博育才公司是否被抢，山东星火公司并不知情。3.新刻制（更换）公章证明1份，该证明系桓台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出具，载明：“淄博育才公司于2013年04月19日因公章丢失，刻制单位章贰枚”，拟证明淄博育才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重新刻制公章。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认为证据载明淄博育才公司公章是“丢失”而非其所述的“被抢”；且载明淄博育才公司公章于“2013年9月19日”丢失，该时间在双方的《对账清单》形成之后。4.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再3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1份，拟证明贺文俊不是淄博育才公司员工。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淄博育才公司的主张。5.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4）桓民初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该判决书中认定“2011年12月7日涉案车辆的注册所有人滕雪丽与淄博育才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将车辆转让给淄博育才公司，2012年10月底，淄博育才公司因故不再实际控制和管理车辆”拟证明2012年10月26日之后，淄博育才公司丧失了公司的控制权，法院已确认淄博育才公司不再实际控制和使用车辆。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确定是否已生效，且该判决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仅载明2012年10月份淄博育才公司不实际控制管理和使用车辆，而未认定不实际控制公章及公司资产等。6.淄博育才公司向桓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场地租赁合同1份，拟证实该合同是庞允禄将淄博育才公司的公章抢去，用该公章与自己公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2012年11月1日签订），淄博育才公司在2012年10月26日之后就失去了企业的控制权。该证据经质证，山东星火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实庞允禄等侵占淄博育才公司的公章及相应资产，且对淄博育才公司与铠隆印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山东星火公司并不知情也不干涉。案件审理中，淄博育才公司为证明2012年10月26日淄博育才公司的公章、账务章被庞允禄抢走至今未还，对账单系庞允禄与山东星火公司恶意串通形成，向法院申请调取桓台县公安局对庞允禄及陈庆仁的询问笔录等案卷材料。为此，法院依法调取了陈庆仁向桓台县公安局报案的材料及桓台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桓公不立字（2016）0000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桓公刑复字（2016）0001号刑事复议决定书及2015年12月9日桓台县公安局对庞允禄的询问笔录，其中：1.桓台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载明：“2015年11月26日，桓台县公安局接陈庆仁报案称：庞允禄制造各种假协议、用作废的公章冒充淄博育才公司名义诈骗其公司债权，据为己有。”2.2015年12月9日桓台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庞允禄陈述：“截止2012年8月，陈庆仁欠我借款1000余万元，因陈庆仁无力偿还，双方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陈庆仁及公司股东均在协议上签字，2012年底经陈庆仁及上级领导的要求，我接手育才公司，因育才公司外欠太多，我重新注册成立了淄博凯隆印务有限公司，2013年1月11日经育才公司股东会研究，陈庆仁出具了同意育才公司印刷许可证的名称法人与凯隆公司印刷许可证一同相互变更的会议记录，2013年1月我变更注册公司后，到公司负责经营，因发工资、交保险要用育才公司的公章，所以印章由陈庆仁的会计刘秀梅负责保管，我的会计高文艳负责监督，当时陈庆仁还在公司上班，2013年2月刘秀梅辞职，育才的印章给了高文艳，2013年1月17日陈庆仁的儿子将育才公司的全部帐目资料拿走并打了收条，当时因要给淄博育才公司的员工交保险发工资所以印章就留下了，2013年5月交完保险后印章就再未使用。我只用育才公司的印章发工资交养老保险，另外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再没有用于其他事项。我在公司时收到过10家起诉育才公司的判决书，现只找到山东星火公司与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公司的两份判决，判决书的内容是陈庆仁经营期间的经济纠纷，我没有参与诉讼，也没有参与过判决书中所说的对账”。3.桓台县公安局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的桓公不立字（2016）0000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陈庆仁于2015年11月26日提出控告的庞允禄诈骗一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的桓公刑复字（2016）0001号刑事复议决定书，载明：“陈庆仁对本局桓公不立字（2016）00002号不予立案决定书不服并申请复议，经审查，认为陈庆仁控告庞允禄抢劫、强迫交易、诈骗一案，没有犯罪事实，原不予立案决定正确，决定维持原决定。”经庭审质证，双方对上述3份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山东星火公司提交的《对账清单》中对三部分款项进行了确认，其中：1.确认库存纸张数量123.2332吨，价值714752.56元。该款项的对账过程有附件1予以说明，附件1中列明了存货编码、存货名称、结存数量及单价、金额，另，2012年10月17日的《库存纸张对账函》能够证实截止2012年9月，山东星火公司在淄博育才公司的库存纸张结存数量已经达到114.8262吨，该《库存纸张对账函》可进一步印证《对账清单》中确认的纸张库存数量。2.确认淄博育才公司欠开增值税发票金额1059300元，涉及税款153915.38元。该对账过程有附件2予以说明，附件2中列明2009年至2011年总欠票额、2012年累计开具发票额、2012年累计出版社开具发票额及当月付款欠票情况。3.确认山东星火公司欠淄博育才公司加工费680614.08元。该对账过程有附件3予以说明，附件3中列明了2011年结转的欠款余额及之后的10个月的支付印刷费、质量扣款等各项的金额及所依据的财务凭证编号，庭审中，淄博育才公司亦认可对账单确认的欠印刷费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山东星火公司提交的《对账清单》内容客观真实，并加盖双方公章，法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淄博育才公司提交的证据及申请法院调取的材料虽然可以证实其与案外人庞允禄存在经济纠纷，但不能证明其公章、企业被庞允禄抢劫、控制，更不能证明山东星火公司对此明知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形成《对账清单》，因此法院对淄博育才公司提交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山东星火公司与淄博育才公司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双方于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对账清单》及附件是双方经过对账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淄博育才公司内部的经营纠纷，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双方的《对账清单》，以山东星火公司在淄博育才公司库存的纸张款折抵山东星火公司欠淄博育才公司的加工费，淄博育才公司应当支付山东星火公司款项34138.48元，并应自原审起诉之日起（2013年2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山东星火公司利息损失。关于山东星火公司主张《对账清单》第②条的税款损失，法院认为，该部分增值税款数额的计算，符合税法规定的增值税抵扣规定；根据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淄博育才公司欠开发票，致使山东星火公司无法就所缴纳的增值税进行抵扣，应由淄博育才公司负担的此部分增值税款转由山东星火公司负担，必然给山东星火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山东星火公司关于税款损失的诉请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支持，淄博育才公司应当赔偿山东星火公司税款损失153915.38元，并自原审起诉之日起（2013年2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山东星火公司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欠款34138.4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34138.48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20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限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税款损失153915.3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53915.38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20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4061元由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淄博育才公司关于《对账清单》系山东星火公司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的、山东星火公司实际拉回了纸张等主张，因淄博育才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淄博育才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山东星火公司提供的《对账清单》加盖了淄博育才公司的公章，淄博育才公司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税收的法律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是淄博育才公司的法定义务，山东星火公司与淄博育才公司不能通过双方约定排除淄博育才公司该义务，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已经缴纳涉案税款，山东星火公司依据双方约定主张淄博育才公司支付税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淄博育才公司支付山东星火公司税款损失153915.38元及利息损失不当，应予纠正。山东星火公司与淄博育才公司在《对账清单》中关于其他部分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淄博育才公司支付欠款34138.48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庆仁的部分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19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限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欠款34138.4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34138.48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20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19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即“二、限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税款损失153915.3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53915.38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20日起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及“案件受理费4061元由被告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4061元，由上诉人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负担737元，被上诉人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3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61元，由上诉人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负担737元，被上诉人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3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淑健审判员  孙宝林审判员  吴隆新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