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10行初119号 原告陈夏秋，男，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原告孙慧琪，男，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潘夏夫，温岭市石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杭州市天目山路**。 法定代表人黄志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州舜，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省府路**/div> 法定代表人袁家军，省长。 委托代理人傅舒，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管瑞哲，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住，住所地温岭市松门镇松发塘边/div> 法定代表人王福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霓莹，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夏秋、孙慧琪诉被告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省海洋渔业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海域使用权行政许可一案，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夏秋、孙慧琪诉称：两原告于1992年3月在松门镇人民政府鉴证下，以32400元从陈存国等人受让得松门镇开发2号塘废塘，两原告自受让得该废塘至2005年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围涂养殖对虾等海产品，两原告对松门镇开发2号塘享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为合法有效的实际占有人。第三人于2005年底至2007年间未征得原告同意，擅自将松门镇开发2号塘（养殖）填土形成陆地，建成船厂场地，用于建造船台。2009年12月3日。第三人用前述地块以虚假的《对虾塘转让协议书》为据向温岭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海域使用许可。2012年初，两原告悉知被告前述非法占用其虾塘的相应证据，即于7月23日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遂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2）台温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判决，“确认以原告陈夏秋名义与温岭市礁山船舶修造厂签订的对虾塘转让协议书无效”，此后两原告于2012年底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第三人的海域使用权许可。该纠纷已行政复议至国务院，后国务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裁决书，确认：“两原告从1992年开始一段时间内曾占有、使用过涉案海域”。同时“撤销被申请人（即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3）50号行政复议决定”。由于第三人的不法侵占和妨害。对两原告的权益造成重大的损害。两原告曾于2018年4月13日以举报形式向被告申请撤销第三人编号为：国海证093300296号《海域使用权证书》等要求，但遭被告拒绝。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撤销第三人证书编号为国海证093300296号《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法定职责。 被告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答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从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涉案海域使用权证，未依法取得过涉案海域使用权。原告虽从1992年开始一段时间曾占有、使用过涉案海域，但从2005年12月第三人开始占有涉案虾塘填海到2012年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原告未曾行使过返还请求权。因超过法定行使期间，原告已丧失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原告与涉案海域使用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前述事实已为国务院生效裁决的效力所羁束。故涉案颁证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告诉颁证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于2013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海域使用批复，复议申请书明确原告已知悉涉案海域使用权的颁证行为，而且也知道其具体内容。但原告迟至2018年7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三、涉案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根据第三人的申请，被告经审查后于2009年12月30日作出浙政海审[2009]92号用海批复，并基于该批复向第三人颁发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根据国务院作出的国复[2016]401号行政复议裁决，认定原告与涉案用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决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裁决申请。故原告不是涉案海域使用权人，也非相关利益方，其与涉案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也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二、涉案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陈述称：一、原告虽然诉请判令被告撤销第三人取得的海域使用权证，但其并非涉案诉争海域的使用权人，不具有任何合法权益。第一、原告对案涉海域自始至终不享有海域使用权；第二、无论原告在1992年3月通过签订转让虾塘协议书来取得2号塘的使用权是否合法，从其早已因海水污染而停止养殖、长期荒废该2号塘的事实来看，依法也已丧失了该塘的使用权，既不存在任何利益可言，也不享有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第三、国务院作出的行政复议裁决书也已确认，原告对涉案海域不享有海域使用权，也不享有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二、如上所述，正是因为原告不具有任何合法权益，其和案涉争议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三、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违反“一事不得再诉”的基本原则，实系变相的重复起诉；四、对于原告向被告以举报形式申请撤销第三人所属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无理要求，被告予以拒绝，显系正确；五、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远远超过了起诉期限，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针对第三人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的申请，作出了浙政海审[2009]92号《关于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船厂填海工程海域使用的批复》，批准第三人填海面积1.1484公顷，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2010年2月2日，第三人缴纳了海域使用金861300元，2月24日，第三人办理了证书编号为国海证093300296的海域使用权证书。2013年2月1日，两原告以自己系涉案2号塘的使用权人、第三人伪造虾塘转让协议等为由，就浙政海审[2009]92号《关于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船厂填海工程海域使用的批复》向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浙政复[2013]5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浙政海审[2009]92号《关于浙江礁山船舶修造厂船厂填海工程海域使用的批复》。两原告不服，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国复[2016]401号行政复议裁决，认为：两原告未依法取得涉案海域使用权，也因超过法定行使期间而丧失了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与浙政海审[2009]92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裁决：一、驳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裁决申请；二、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浙政复[2013]50号行政复议决定。2018年4月12日，两原告以举报形式向被告提出申请，认为自己系涉案虾塘的合法占有人等为由，要求撤销第三人取得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等。2018年8月10日，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海域使用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国务院批准用海的，由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地；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海洋局国海发[2006]27号《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二十四规定“海域使用申请人应当按项目用海批复要求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国家海洋局国海发[2006]28号《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通过申请审批或者招标拍卖方式确定海域使用权后，申请人应当提出初始登记”、第十条规定“初始登记申请材料包括：……（四）项目用海批复或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可见，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是以项目用海批复为前提与基础。在本案，对涉案项目用海批复的争议，国务院在其作出的终局裁决中认为两原告与涉案用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基于该生效裁决的羁束，两原告与被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也不存在着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对其起诉应予驳回。至于两原告主张上述国复[2016]401号行政复议裁决撤销了浙政复[2013]50号维持涉案用海批复的行政复议决定，而认为涉案用海批复也已被撤销，此系对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的误读。国务院的复议裁决只是认为两原告未依法取得涉案海域使用权，不具备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其提起行政复议不符合受理条件，进而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在实体上作出复议决定不当而对该复议决定予以撤销，并非是对涉案用海批复本身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夏秋、孙慧琪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郭晓明 审判员  吴鸿滨 审判员  徐后利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王丽萍 -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