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8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虹桥上海城****。法定代表人：陈凤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晓云，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立成，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夏太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朱家垫村湖口下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夏静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群法，浙江嘉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夏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太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3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仲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晓云、乐立成，被上诉人夏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群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仲利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市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订立租赁合同并于十五日内支付设备价款与夏太公司，夏太公司亦与仲利公司及XX公司签订委托购买合同，符合《合作协议书》约定，协议书中的各方主要义务均已履行，因此协议书中的丙方就是XX公司。三份合同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2月19日，说明涉案的三个主体签订的是互为关联的协议，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仲利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及夏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本案双方在同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唯一理由。一审中夏太公司陈述《合作协议书》只是双方为了长远的业务合作而签署的框架协议，认可了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双方应按协议书内容履行。夏太公司自始至终仅有一次以作为供应商与仲利公司合作，当时的供货对象正是XX公司，因此该《合作协议书》所指丙方具有唯一性，即XX公司，无需作第二人想。诉讼时效应从另案判决生效之日起算，之后仲利公司发送过两次催告函，只是无法提供快递凭据。夏太公司辩称，协议书上丙方是空白的，因此与另两份合同没有关联。夏太公司没有为XX公司提供担保。协议书的签署具体情形已记不清，但应是在《租赁合同》签署后半个月左右，不是同一天。落款日期章是仲利公司盖的，不是真实的签订时间。协议书是框架协议，以后实际执行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签订协议。即使保证合同成立，如果成立的是一般保证，前提是无法取回标的物，仲利公司未就另案申请执行，放弃对XX公司的债权，无权再向夏太公司主张。如果成立连带保证，保证期间内仲利公司未向夏太公司主张，仲利公司亦无权主张。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仲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夏太公司承担金额为1,247,191.59元的连带保证责任及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9日，仲利公司、夏太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委托购买合同》（合同号：11A161DF-1），约定：仲利公司（出租人）委托案外人XX公司（承租人）向夏太公司（出卖人）购买标的物；标的物总价为3,300,000元。同日，仲利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号：11A161DF），约定：仲利公司（出租人）将合同“租赁事项”栏内记载之租赁标的物出租予案外人XX公司（承租人），案外人XX公司亦愿承租该租赁物；案外人XX公司承担租赁物灭失与毁损之风险；租赁期间为2011年12月29日至2014年12月29日；首付租金1,050,000元应于2011年12月29日支付。后仲利公司、夏太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将设备出售予仲利公司（甲方），仲利公司再出租予使用客户（丙方）；第八条，如丙方延滞系可归责于其之信用风险，而仲利公司于事实上无法取回标的物时，夏太公司应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金额=标的物（本金余额）×100%，于本协议书终止后，夏太公司之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直至仲利公司与丙方各租赁合同清偿为止。但该协议书的丙方名称处为空白。2014年1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325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截止2012年10月29日，XX公司向仲利公司支付了《租赁合同》（合同号：11A161DF）项下1-9期租金983,187元及第10期租金的部分19,621.41元，共计1,002,808.41元。该《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仲利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合同号：11A161DF），XX公司向仲利公司返还《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物。但该判决书生效后至今尚未进入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仲利公司、夏太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恪守。但由于协议书中的“丙方”处为空白，未涉及任何承租方之名称，故无法认定该协议与《租赁合同》（合同号：11A161DF）、《委托购买合同》（合同号：11A161DF-1）之间的联系，仲利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合作协议书》中的丙方即为案外人XX公司，一审法院无法据此认定夏太公司应为案外人XX公司向仲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对于仲利公司要求夏太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夏太公司辩称其没有为案外人XX公司向仲利公司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夏太公司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以及仲利公司未提供系争设备灭失的证据或前案执行终结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夏太公司该两点辩称的前提均为仲利公司、夏太公司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现因仲利公司诉请主张的依据不足，无法认定夏太公司应向仲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夏太公司该两点辩称的前提难以认定，故一审法院对夏太公司该两点辩称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仲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24.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012.40元，由仲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是否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XX公司是否应确定为被保证人；如果成立保证合同，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夏太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合作协议书》的理解应结合《委托购买合同》和《租赁合同》认定。从签署时间来看，《合作协议书》落款处最下方盖有“2011年12月19日”的日期章，样式与另两份合同相似，则夏太公司提出该日期章系仲利公司提供本院予以采信。但协议书甲方盖章处还有手写日期“2011.12.19”，夏太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持有的协议书落款处没有该日期字样，也未对其陈述的协议书系于另两份合同签订后半个月签订的事实提供证据，故本院认定三份文件均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然而，同日签订的文件并不必然针对同一笔交易，仍要结合具体签署方和文件措辞来理解。《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仅列明了仲利公司和夏太公司，从措辞来看，双方系为扩展业务签订该协议，且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双方得依实际取得丙方之资料评估，并决定是否依本协议书之约定共同合作”，表明双方对“丙方”的选择是有条件的。而同日签订的《委托购买合同》及《租赁合同》均未提及XX公司系《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丙方”，或引用《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为该合同的一部分。虽然《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仲利公司与丙方签订租赁合同、仲利公司支付设备价款予夏太公司等内容与另两份合同有共同之处，但《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夏太公司承担的责任大于《委托购买合同》中出卖人的责任，且《租赁合同》本身约定有违约后的处理及连带保证条款。在没有相互引用条款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委托购买合同》的三方当事人自动成为《合作协议书》的三方，或者《合作协议书》的丙方就是指向XX公司。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在不能确定主合同是哪份合同的情况下，仅凭《合作协议书》不足以在仲利公司与夏太公司之间成立有实际履行内容的保证合同。对此一审判决认定正确。综上所述，仲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24.80元，由上诉人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克强审判员  孙 歆审判员  刘丽园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