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川执监54号 申诉人（被执行人、异议人、复议申请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甘洛县新市坝镇团结南街邮电巷**。 法定代表人：贾家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恒，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重庆佳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法定代表人：关秀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勋，四川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曾学元，男，195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执行人：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段**综合（栋）**。 法定代表人：荆玉华，董事长。 被执行人：成都华特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外东保和镇上街** 法定代表人：李阳斌，职务不详。 被执行人：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街**/div> 法定代表人：李阳斌，职务不详。 申诉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洛工棚公司）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执复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8年10月9日举行了听证，申诉人甘洛工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恒、吴春燕与申请执行人融通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勋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甘洛工棚公司向该院申请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以下简称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理由：1.融通小贷公司申请执行时效已过；2.甘洛工棚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3.曾学元通过黄茂恩已经归还部分借款。故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请求该院裁定不予执行。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查明，2011年3月11日，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融通小贷公司向曾学元提供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1年3月11日起至2011年9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5%。2011年4月29日，融通小贷公司向曾学元转账支付了500万元借款。后中大公证处出具（2011）川中证字第7189号公证书，对上述《个人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1年3月8日和2011年3月11日，融通小贷公司与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为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签订的一系列《个人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00万元，且最高债权额仅为主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2011年3月16日，中大公证处出具（2011）川中证字第7192号公证书，对融通小贷公司与甘洛工棚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8月20日，融通小贷公司向曾学元发出《催收函》，要求其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同日，融通小贷公司向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发出《催收函》，告知曾学元在《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已经逾期，曾学元尚欠融通小贷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要求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9月17日，中大公证处向融通小贷公司出具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载明：“……现查实，申请执行人已于2011年4月29日按约如数放款给借款人。现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未按约如数归还上述借款，上述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经债权人催收，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还款责任、担保责任。……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借款本金500万元整及相应利息（罚息）、强制执行费用及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另查明，2014年7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1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民初字第1553号民事判决，判决：曾学元向融通小贷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3589088.89元；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对曾学元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曾学元追偿。甘洛工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6月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民终8号民事裁定，以“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以及融通小贷公司与国安担保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甘洛工棚公司、成都华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上述债权文书未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或被公证机关撤销前，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根据”为由，裁定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1553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融通小贷公司的起诉。再查明，被执行人甘洛工棚公司向执行法院举示的证据载明：2011年3月11日，甘洛工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甘洛工棚公司为曾学元向融通小贷公司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人民币500万元以内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四川华特公司在该决议上加盖公章。甘洛工棚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甘洛工棚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四川华特公司为甘洛工棚公司的股东之一，其出资14502000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72.51%。黄茂恩分别于2011年7月29日、2011年8月3日向融通小贷公司执行董事周迎庆账户转账共计50万元。黄茂恩于2011年6月16日、2011年6月22日、2011年6月28日分四次向融通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叶艳账户转账共计260.8332万元。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融通小贷公司在申请执行的期间内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申请执行的期间发生中断，应自中断时起重新计算。甘洛工棚公司主张融通小贷公司申请执行时效已过，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甘洛工棚公司向执行法院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学元系甘洛工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即便甘洛工棚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其所签订的担保合同也并非当然无效，故甘洛工棚公司主张公证债权文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甘洛工棚公司主张黄茂恩向周迎庆和叶艳的转款系代曾学元向融通小贷公司偿还借款，但黄茂恩向周迎庆转账50万元在（2011）成民初字第117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被认定为成都华特公司偿还谢凌、周迎庆的借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叶艳认可收到黄茂恩转账260.8332万元，但否认该笔款项系代融通小贷公司收取，融通小贷公司亦主张未收到该笔款项。现甘洛工棚公司未能提供曾学元委托黄茂恩付款的委托书及融通小贷公司委托叶艳收款的委托书，且其在（2016）川民终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曾主张四川华特公司已于2011年4月29日代曾学元偿还全部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并未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现甘洛工棚公司向执行法院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学元已偿还部分借款，其主张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甘洛工棚公司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该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川0107执异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甘洛工棚公司不予执行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的申请。 甘洛工棚公司不服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称，1.异议裁定分配举证责任严重不当，将应由融通小贷公司承担的证明叶艳该付款行为系履行与黄茂恩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举证责任，强制分配给甘洛工棚公司，由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黄茂恩2011年3月31日、4月1日代曾学元分别支付给叶艳的525000元、85000元系“砍头利”，应当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2.融通小贷公司未审查担保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应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3.执行证书没有明确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的具体金额及计算方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证书确定的给付内容应当明确的规定。4.异议审查程序严重违法。执行法院未通知融通小贷公司外的其他被申请人听证，且合议庭成员没有参与听证。5.异议裁定认定融通小贷公司起诉系执行时效中断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异议裁定，不予执行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执行法院异议裁定查明的事实一致。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关于曾学元是否已归还借款2608332元问题。甘洛工棚公司依据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对黄茂恩的询问笔录主张黄茂恩支付给叶艳的2608332元系代曾学元付款，但由于融通小贷公司与曾学元、甘洛工棚公司等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黄茂恩询问笔录中并未陈述其代曾学元支付的款项系针对哪一笔借款，甘洛工棚公司亦未举证证明黄茂恩付款给叶艳系受曾学元委托支付本案所涉款项，也未举证证明融通小贷公司指示曾学元将本案所涉借款归还至叶艳账户，因此甘洛工棚公司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如前所述，甘洛工棚公司主张黄茂恩支付给叶艳的525000元、85000元系代曾学元支付的“砍头利”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二）关于甘洛工棚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甘洛工棚公司主张融通小贷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履行审查义务，应承担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对此，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甘洛工棚公司2011年3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有甘洛工棚公司的签章以及持股50%以上的大股东四川华特公司的签章。融通小贷公司作为出借人有理由相信甘洛工棚公司为曾学元提供担保经过控股股东同意，担保系甘洛工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对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曾学元既不是甘洛工棚公司的股东，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曾学元是甘洛工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甘洛工棚公司为曾学元借款提供担保不受前述法条的约束。由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甘洛工棚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甘洛工棚公司此项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执行证书载明的给付内容是否明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本案中，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借款本金500万元整及相应利息（罚息）、强制执行费用及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其中关于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既未明确其金额，也未写明计算方式，系给付内容不明确、不具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内容，故对该部分内容不应纳入执行范围。（四）关于异议审查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异议审查案件实行书面审查的原则，一审法院未进行听证，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甘洛工棚公司主张异议审查违反程序，不能成立。（五）关于融通小贷公司是否超申请执行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本案中，甘洛工棚公司以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其理由不属于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定情形，不能成立。综上，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对执行标的的认定中，有关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这部分内容不明确、不具体，应不予执行。甘洛工棚公司对此部分申请不予执行，应予支持。甘洛工棚公司申请不予执行借款本金500万元，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该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川01执复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执异97号异议裁定；二、不予执行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人民币借款本金500万元整及相应利息（罚息）、强制执行费用及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中“相应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的内容。三、驳回甘洛工棚公司的其余复议请求。 申诉人甘洛工棚公司不服（2017）川01执复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称，申诉人新取得的大量证据足以推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执复5号执行裁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执异97号执行裁定，证明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异议一、二审中在重大关键问题上作了大量虚假陈述且被一、二审法院不当认可，本案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大公证处出具的案涉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确有错误，依法应不予执行。具体事实与理由：1.本案借款并未真实发生，申诉人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2.即便案涉借款成立，曾学元安排黄茂恩付给叶艳银行卡上的钱，也归还了大部分案涉借款，案涉执行证书与事实不符，确有错误；3.甘洛工棚公司担保依法无效，不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4.案涉借款合同（主合同）有明显违法内容，本案公证机关对明显违法的合同内容进行公证，其公证行为依法无效，本案保证合同（从合同）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案涉公证债权文书依法应当不予执行。5.案涉公证文书严重违反公证法定程序。综上，申诉人认为，本案公证债权文书内容确有错误，公证程序违法，依法应全部不予执行。请求：1.立即通知执行法院暂缓执行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2.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执复5号执行裁定书第二、三项；3.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执异97号执行裁定书；4.不予执行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的全部内容。 申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11年4月29日曾学元向四川华特公司转账500万元现金交款单（新证据）；2.2011年4月29日四川华特公司向融通小贷公司转账500万元支票（新证据）；3.2017年12月25日甘洛县公安局对融通小贷公司当时的财务主管刘佳玲的询问笔录（新证据）；4.2018年4月18日甘洛县公安局对融通小贷公司目前唯一留守人员许讯的询问笔录（新证据）；5.2017年7月28日甘洛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曾学元的询问笔录（新证据）。证明目的：融通小贷公司对曾学元的贷款未实际发放。第二组：6.黄茂恩向叶艳付款凭据（其中部分是新证据）；7.2018年4月14日甘洛县公安局对叶艳的询问笔录（新证据）；8.2017年5月25日甘洛县公安局对黄茂恩的询问笔录（新证据）；9.2014年10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对黄茂恩的询问笔录；10.2016年9月26日融通小贷公司向执行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11.2016年11月执行法院执行裁定书。证明目的：即便案涉借款成立，叶艳收受曾学元安排黄茂恩付款是代表融通小贷公司的职务行为。2011年4月29日后黄茂恩付叶艳银行卡3658332元，应为曾学元对案涉借款的还款。第三组：12.案涉借款合同；13.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14.同证据4；15.同证据5。证明目的：融通小贷公司和曾学元相互串通隐瞒真相，骗取申诉人提供保证，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故担保无效，申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第四组：16.2011年时甘洛工棚公司章程对股东结构的记载；17.2011时四川华特公司章程对股东结构的记载；18.2011年时成都民惠公司对股东结构的记载；19.2017年8月30日甘洛县公安局对李阳斌的询问笔录；20.同证据5；21.2014年10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对李小宾的询问笔录；22.同证据4；23.同证据10；24.甘洛工棚公司股东会决议；25.甘洛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及甘洛工棚公司印鉴信息；26.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目的：证明融通小贷公司明知曾学元是四川华特公司从而是甘洛工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明知当时甘洛工棚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保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故意规避法律，且甘洛工棚公司在股东会决议和担保合同上的印章系假章，故申诉人担保无效。第五组：27.同证据12；28.同证据13。证明目的：证明中大公证处为有严重违法内容的案涉借款合同出具公证书，出具执行证书时不审查具体业务合同，其行为有严重瑕疵和错误，其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不予执行。2018年7月25日申诉人提交补充证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案号为（2018）川01民终9566号]。证明目的：2011年4月29日起黄茂恩付叶艳365万元是黄茂恩代曾学元向融通小贷公司偿还案涉借款；并证明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所载的欠款事实与已还款365万元的客观事实不符，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不予执行。2018年10月9日申诉人在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1.《再次复查申请书》；2.四川省公证协会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复查争议投诉的处理决定》。证明目的：申诉人对中大公证处作出的（2018）川中证复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已再次提出复查申请。 融通小贷公司辩称，申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源不合法，并且刑事侦查至今没有结论，没有移送检察院起诉，故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证据使用；公证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况，依法应予以执行；申诉人主张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融通小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1年4月29日融通小贷公司通过11022010219530600019的账户向曾学元6221351102108274759的账户转款500万元的成都银行进账单。2.2011年4月29日四川华特公司通过11022010219877600010的账户向融通小贷公司11022010219530600019的账户转账500万元并标注“还款”的成都银行进账单；3.2011年4月28日四川华特公司通过11022010219877600010的账户向融通小贷公司11022010219530600019的账户转账500万元并标注“代曾学元还款”的成都银行进账单。证明目的：融通小贷公司已向曾学元发放贷款500万元，2011年4月29日四川华特公司转账给融通小贷公司的500万元是四川华特公司偿还自己的贷款，并非代曾学元还款；如果是代曾学元还款，应如2011年4月28日的进账单一样备注“代曾学元还款”。第二组证据：中大公证处2018年3月27日作出的（2018）川中证复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证明目的：针对申诉人对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提出的复查申请，中大公证处已复查并作出结论，维持（2011）川中证字第7192号、（2011）川中证字第7219号公证书和（2013）川中执字第19号、（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故申诉人提出公证程序违法，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主张不成立。 本院查明的事实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一）银行单据：1.2011年4月29日成都银行进账单显示：融通小贷公司通过11022010219530600019的账户向曾学元6221351102108274759的账户转款500万元。2.2011年4月29日成都银行现金交款单显示：曾学元向四川华特公司11022010219877600010的账户交款500万元；3.2011年4月29日的成都银行进账单显示：四川华特公司通过11022010219877600010的账户向融通小贷公司11022010219530600019的账户转账500万元，并标注“还款”。（二）询问笔录：1.甘洛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25日对刘佳玲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问“现向你出示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成都民惠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银行预留印签，这两家公司都有你的印章预留，请你辨认并说明预留的原因？”刘佳玲答“我经辨认，这两家公司成都银行预留印签上面的‘刘佳玲印’就是我的，这枚印章不是我刻的，应该是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刻的。因为这个时间段我是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务主管，公司在这两家客户公司的银行预留印签上留下我的私章就是为了控制这两个账户上的资金走向。”公安局又问“现向你出示2011年4月29日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曾学元个人账户转账伍佰万元的进账单以及曾学元、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成都民惠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银行的交易明细，请你看一下。”刘佳玲答“通过对这几个公司的成都银行的交易明细和转账记录，当时应该是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四川武侯小额贷款公司贷了一笔款，可能是借款时间到了，四川武侯小额贷款公司为了拆分延续借款合同，就让曾学元和成都民惠公司各贷款伍佰万元又帮四川华特公司还回去了，这样四川华特的贷款金额就又延续了，只是贷款的主体就改变了。”公安局又问“你对这几笔贷款了解多少？”刘佳玲答“我知道当年因为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公司向四川华特公司的贷款超出了公司的放贷经营限额就要求整改，后来的拆分合同就是必须做的。”2.2018年4月18日甘洛县公安局对许迅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工作人员问许迅“你讲一下这两笔业务发生的经过？”许迅答“这两笔业务是曾学元来我们公司办理的，他办这两笔500万元的业务主要是用来归还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之前在我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因四川华特公司在我们公司的借款单笔超出了我们的经营范围，所以曾学元就用他本人的名义和成都民惠公司来在我们公司重新办理了这两笔业务为四川华特水电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进行了拆分。”公安局又问“你们公司与成都民惠实业公司、曾学元签订了借款合同以后是否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放款？”许迅答“是的，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了放款，有银行的进账单。我们公司分别在2011年4月29日通过（11022010219530600019）账户转款500万元到曾学元（6221351102108274759）账户、2011年3月31日转款到成都民惠实业公司（11022003219287600013）账户500万元。”公安局又问“根据我们调取的成都银行以上账户的银行预留印签和转账支票，在上面都有四川武侯小额贷款公司职工刘佳玲的印章，为什么这些账户由你们公司在监管？”许迅答“是因为这两笔500万元业务借给曾学元的目的就是为了归还四川华特公司在这之前在我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我们公司为了防止曾学元拿到这两笔款以后用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才监管到这两笔款从我们公司的账户上出来以后必须进入四川华特的账户，通过四川华特的账户又还回我们公司的账（户）。”公安局又问“甘洛县工棚电力公司在你们公司为他人担保贷款有多少金额？”许迅答“原来甘洛县工棚电力公司在我们公司为曾学元担保贷款1000万元、四川华特贷款2000万元、成都华特贷款2000万元，共5000万元。后来因银监会要求我们整改，拆分合同以后，就只有前面的这两笔500万的担保了。”公安局又问“为什么你们公司会让曾学元办理个人贷款、民惠公司贷款来为四川华特公司归还原1000万元贷款？”许迅答“因为我们知道，四川华特、成都华特、成都民惠这些公司都是曾学元实际控制的。”3.2017年7月28日甘洛县公安局在雷波县看守所审讯室询问曾学元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问“你成立有哪些公司？”曾学元答“我的公司有成都华特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母体’。因其他业务的需要，我又成立了四川华特有限公司、成都民惠实业开发公司。”公安局又问“以上这些公司的法人是谁？”曾学元答“成都华特公司的原法人是我，由于我成立了一个民生电器厂一直没用，也没有注销，就被工商系统纳入黑名单，在一定时限内是不能担任法人的，所以成都华特的法人是李阳斌、四川华特的法人是李阳斌、工棚公司的法人是李小宾、民惠公司的法人是李阳斌，其实他们都是代理法人，我才是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2018年4月14日甘洛县公安局询问叶艳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问“你现在从事何职业？”叶艳答“我一直都是在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任客户经理。”公安局又问“你个人与曾学元、黄茂恩有经济往来吗？”叶艳答“没有。”公安局又问“为什么黄茂恩会向你的个人银行账户转款？”叶艳答“这些钱是代四川武侯融通公司收取的，卡没在我手中，钱全部是交给公司的。”5.2017年5月25日甘洛县公安局询问黄茂恩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问“你认识曾学元吗？”黄茂恩答“认识，他原是我的姐夫，后来和我姐姐离婚了。”公安局又问“你为什么要办这么多银行卡？”黄茂恩答“都是曾学元叫我用我的身份证去开的卡，为了他办事转账方便。”公安局又问“帮曾学元转账、转款、存款等是谁在经办？”黄茂恩答“是我在经办。”公安局又问“具体是怎么经办的？要通过财务室吗？”黄茂恩答“我不通过财务室，都是曾学元要么抢先叫我去存，要么叫我去转账。他说转给谁，我就转给谁，他叫转多少我就转多少，整个过程都完全受他的支配。”6.2017年8月30日甘洛县公安局询问李阳斌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安局问“你与曾学元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让你担任民惠公司的法人？”李阳斌答“曾学元是我妻子张红英的舅舅。我从1993年开始就在他的公司里面打工，所以他让我来帮他担任法人，其实我担任法人的成都民惠公司、四川华特公司、马边富马公司这些都是曾学元的实际控制人。”公安局又问“你把成都民惠公司向四川武侯贷款的事讲一下。”李阳斌答“这个贷款的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在2010以前，曾学元在甘洛县修建水电站，当时他向四川武侯融通贷款公司贷了5000万元（伍仟万元），后来他给我们说：四川武侯融通公司向他发放伍仟万的贷款不符合规定，现在要重新签合同，把原来的伍仟万划成10份，由10个主体来承担，所以就又重新签的贷款合同。”公安局又问“你知道是由哪10个主体来重新签的合同吗？”李阳斌答“我记得有：曾学元（肖渊）、曾君员（李月华）、曾子元（张萍）、李阳斌、四川华特公司、成都华特公司、成都民惠公司、马边富马科技公司等，另外的我记不到了。当时把我们全部通知到四川武侯融通小贷公司的大会议室里面，当时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我们去了以后只是按照他们说的，应该在什么地方签字，按手印，我们就签了就是的，其实都是帮曾学元办的，都是他与四川武侯公司商量好的。”7.2014年10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询问李小宾的询问笔录记载，李小宾答“……四川华特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就是曾学元。……工棚公司实际上是曾学元在控制……”（三）2016年9月26日融通小贷公司向执行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融通小贷公司和曾学元以及其他担保人在本案曾学元借款之前、之后有多笔借款及担保，且有多笔至今未还清。（四）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1.曾学元与融通小贷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显示，合同编号为：武融个人借2011003-1；贷款用途仅限用于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5%；罚息利率为月利率5%；贷款本息归还方式为到期还本，分次付息；双方约定“借款方若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2.甘洛工棚公司与融通小贷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编号为：武融高保2011022；融通小贷公司与主合同债务人曾学元签订编号为武融个人借2011003-1的《个人借款合同》与其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00万元，该最高债权额指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甘洛工棚公司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双方还约定“担保方若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担保责任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五）公司章程记载的股权结构：1.甘洛工棚公司章程显示：四川华特公司享有该公司72.51%的股权。2.四川华特公司章程显示：李阳斌享有该公司51%的股权，成都民惠公司享有该公司49%的股权。3.成都民惠公司章程显示：张红英享有该公司70%的股权，李阳斌享有该公司30%的股权。（六）2011年3月11日甘洛工棚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该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1年度临时股东会，会议作出如下决议：“同意本公司为曾学元向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人民币伍佰万元以内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东四川华特公司在决议下方盖章，李小宾签字，落款人是四川华特公司。该股东会决议上部有甘洛工棚公司的公章。（七）甘洛县公安局2017年11月28日作出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我局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编号为‘武融高保2011022、2011017’《最高额保证合同》‘甲方’印文与甘洛县公安局提供的《印章信息》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是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源自于同一枚印章形成。……”（八）中大公证处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的（2018）川中证复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载明“……本处复查后的意见：一、2011年3月8日，时任‘甘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小宾亲自向本处申办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并现场亲自签署了公证资料及《最高额保证合同》，而该合同上最终落款时间是2011年3月11日的原因，是因为合同是双方（多方）行为，银行和小贷公司等各金融机构一直以来的行业习惯均是先由所有债务人、担保人确认合同无误在合同上签章后，最后贷款人内部流程走完后才在合同上盖章并落上时间。针对这一点，在我处制作的谈话笔录中有体现，申请人知晓且无异议。另，根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规定，公证处可以先行受理公证，需要申请人补充证明材料的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出具公证书，我处在各方提交完所有相关材料后出具了公证书，因此，不存在申请人前述第一点、第二点中所述的时间逻辑不对，公证程序违法和公证内容上有瑕疵的问题。二、关于申请人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和‘股东会决议’上印鉴不属实的问题。我处认为，第一，时任‘甘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小宾亲自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向我处提供了公司相应的证明材料，我处已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已有充分理由相信李小宾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合同的行为及合同上所加盖的公司印鉴在法律上的真实。第二，实务中，一个公司的印章一般不只一个，不一定每个印章都进行了工商备案，因此不能认为对外签署合同上的印章与工商备案章不一致的即为假章。李小宾签订上述合同及申办公证的行为属代表‘甘洛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无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所盖的‘甘洛公司’的印章是否与备案一致（申请人称系伪造），均不影响其代表‘甘洛公司’对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另，关于股东会决议上印鉴不属实的问题，第一，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公司对外的所有行为。第二，股东会决议是股东行使权力的行为，只要有表决权的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或盖章）即可。三、申请人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和《借款合同》是意向性合同，没有具体的业务合同，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未对具体业务合同进行审查。最高额保证是对一定数额债权限额内对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不特定种类债权提供的保证，这个不特定种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授信等等。本案的《借款合同》明确了贷款金额、期限与利率、贷款本息归还、贷款担保、违约责任等等，且贷款人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该合同即为具体业务合同，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四、申请人称执行证书上的金额不对，主要是利息表述不正确。我处根据申请执行的申请，在出具执行证书前，依程序分别向各债务人、各担保人进行了债务核实，当时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我处在执行证书上载明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借款本金伍佰万元整及相应利息（罚息）、强制执行费用及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并未载明利息的具体金额。现据本处了解及申请人陈述，上述执行证书均已被法院裁定执行本金，要求当事人另行通过诉讼解决利息问题，现其中一笔的利息已经法院判决，另一笔正在诉讼中。综上，本处对（2011）川中证字第7192号、（2011）川中证字第7219号《公证书》和（2013）川中执字第19号、（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予以维持。……”（九）四川省公证协会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复查争议投诉的处理决定》记载“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你公司对成都市中大公证处作出的（2018）川中证复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有异议，向省公证协会提出复查投诉。经查实该案已涉诉，根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九条第六项规定‘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复查争议投诉案件，地方公证协会才应当受理’。四川省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及惩戒委员会决定：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市中大公证处（2018）川中证复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复查争议投诉不予受理。”（十）经调阅（2016）川0107执异97号执行异议卷宗，中大公证处于2013年8月27日对甘洛工棚公司的《异议书》进行了答复，答复内容“……一、关于贵公司质疑曾学元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借款真实性的回复。曾学元本人以及贵公司于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与债权人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武融个人借2011003-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武融高保2011022），曾学元本人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名、捺指印，贵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小宾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贵公司公章。我处受理公证申请后，即按照程序审核了当事人的相关资料，曾学元本人及贵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宾均在我处存档的公证资料上签名、贵公司也加盖了贵公司的公章。以上情况均有据可查，故曾学元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借款真实性毋庸置疑。贵公司可联系相关人员进一步核实此情况。二、关于贵公司提出贵公司档案中未发现贵公司股东会为曾学元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以致担保无效的回复：我处及债权人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存档资料中均有贵公司为曾学元此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上是由贵公司当时的控股大股东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股60.8%）盖章并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宾亲笔签名出具的，且加盖了贵公司公章。经审查贵公司当时公司章程，该股东会决议符合贵公司股东会召开流程及表决程序。贵公司档案材料中若无此笔贷款的股东会决议，实属贵公司本身管理的问题。此外，尚且不谈贵公司就此笔借款出具了股东会决议，即便是没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也不会影响担保合同效力。我处就贵公司认为如无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就可以认定对外担保无效，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公司对外担保并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合同且加盖公司公章，合同业已成立并生效，公司的对外担保法律关系也已成立并生效。若公司担保中缺乏相应的公司有权机关的表决流程，实属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若因此有损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应由有过错的公司相关人员（法定代表人、签署决议的股东或董事）对内对公司其他股东承担责任，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及承担担保法律责任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上述问题，我处建议贵公司与债务人核实并积极与债权人沟通，特此复函！”2013年9月12日中大公证处对甘洛工棚公司的《补充异议书》进行了答复，答复内容“……一、针对贵公司对曾学元、成都民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民惠公司）两笔借款无具体的转款凭证的质疑。我处已经于二○一三年九月十日下午将曾学元、成都民惠公司两笔借款债权人转款凭证复印件交与贵公司工作人员何玉梅。我处也将于下周派员前往债权方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武侯小贷公司）实际核实上述转款凭证的原件，本着让贵公司放心的原则，我处也通知了贵公司工作人员何玉梅请贵公司工作人员与我处人员一同前往武侯小贷公司核实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二、针对贵公司质疑贵公司出具的为曾学元、成都民惠公司两笔借款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贵公司当时的控股大股东是四川华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特公司），四川华特公司的股东组成为自然人李阳斌持股51%、成都民惠公司持股49%，成都民惠公司股东组成为张红英持股70%、李阳斌持股30%。1.贵公司认为曾学元是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问题。我处认为通过审核上述公司的工商登记章程，实在无法找出曾学元和四川华特公司的关联关系，更无从得出曾学元是四川华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继而也是贵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结论。贵公司当时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贵公司认为成都民惠公司也是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从贵公司当时的工商登记章程显示成都民惠公司所持表决权在四川华特公司不占主导地位，同时李阳斌本人在成都民惠公司的表决权也不占主导地位。另据我处收集的资料显示李阳斌与张红英已经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在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所以贵公司所称四川华特公司是成都民惠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说法没有依据。贵公司当时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3.抛开贵公司当时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不谈，退一万步，即便是贵公司当时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也不会影响贵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民事主体对外签署的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保的规定并非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据此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法制社会中，相较于公司内部小股东利益和社会交易稳定、安全的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孰轻孰重，相信贵公司也有明确判断。诚然，贵公司的确发生了股权变更，但作为一个合法有效存续的独立民事主体，贵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担保合同并加盖贵公司公章承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现在借款人逾期、债权人要求贵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作为一个诚实守信的民事主体，贵公司不推脱责任也符合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4.此外，贵公司所称贵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上未记载是否有其他股东参加、也未有其他股东签名的问题。我处认为股东会决议皆由贵公司提供，决议上未记载是否有其他股东参加也未记载其他股东签名不排除其他股东到会了只是没有签署同意的意见而已。另，贵公司提到的贵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落款有误的问题。我处认为股东会决议的抬头均是贵公司名称且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贵公司公章，决议落款只能是通过该决议的贵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所致，但此疏忽不会对整体文意产生歧义。贵公司还提到了时间的问题，合同和决议上贵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宾亲笔签名并加盖贵公司公章，至于时间问题，因为该决议是由贵公司提交的，只能由贵公司询问贵公司当时经办人员来核实。综合第4点意见，我处认为贵公司认为贵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责任在第三方的债权人和公证处，从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都是说不通的。5.关于贵公司提出的李阳斌、成都民惠公司于二○一一年一月就将其持有的四川华特公司的股权质押给贵公司现在的控股股东重庆中环建设有限公司的问题。我处认为股权的质押担保法律关系和股权的所有权人因为持有股权而行使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参与权、表决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除非你们双方明示，作为第三方的公证处、债权人根本不可能得知这些情况。三、贵公司认为四川华特公司相关人员有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重大嫌疑问题。关于此点，我处不便于开展评论，贵公司的确有证据证明四川华特公司相关人员有经济诈骗的嫌疑，建议贵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以维护贵公司合法权益。”(十一)关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执字第20号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相应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等所有费用”部分，融通小贷公司已另行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申诉人主张本案借款并未真实发生，申诉人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问题。申诉人主张其新取得的案涉借款相关银行单据证明，该笔借款在2011年4月29日进入曾学元账户后，又于当日从曾学元的银行卡划入四川华特公司账户，又于当日由刘佳玲作为四川华特公司财务人员签章划回融通小贷公司；并提交了甘洛县公安局对刘佳玲、许讯的询问笔录，以证明融通小贷公司对曾学元的贷款未实际发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上述成都银行单据以及甘洛县公安局对刘佳玲、许讯和李阳斌的询问内容，可以看出曾学元办理这笔贷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拆分四川华特公司之前与融通小贷公司签订的1000万元贷款合同，2011年4月29日曾学元将500万元转入四川华特公司账户，然后由四川华特公司账户转入融通小贷公司账户，是为了帮四川华特公司归还贷款，而融通小贷公司为能收到四川华特公司这笔还款才对曾学元和四川华特公司的账户进行监管。从法律关系上讲，曾学元与融通小贷公司之间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融通小贷公司亦向曾学元账户发放了500万元贷款，新的借贷关系已经产生。故申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融通小贷公司未向曾学元发放贷款，也不能证明曾学元与融通小贷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未真实发生，故对申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申诉人主张即便案涉借款成立，曾学元安排黄茂恩付给叶艳银行卡上的钱，也归还了大部分案涉借款，案涉执行证书与事实不符，确有错误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尽管申诉人提供的甘洛县公安局询问叶艳、黄茂恩的笔录记载，叶艳承认黄茂恩转到她银行卡上的钱实为代融通小贷公司收取，黄茂恩也陈述他转款给叶艳是受曾学元的安排，但融通小贷公司的《情况说明》中显示融通小贷公司和曾学元以及其他担保人在本案曾学元借款之前、之后发生了多笔借款及担保，且有多笔借款及担保至今未还清。申诉人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黄茂恩转给叶艳的钱就是归还曾学元本笔借款。故申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学元已归还本案部分借款，对申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申诉人主张其担保依法无效，不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的问题。1.申诉人主张贷款人、借款人串通欺骗保证人，隐瞒案涉借款真实用途，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当时甘洛工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小宾在场并亲自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应视为申诉人对担保合同的内容知晓并认可。故双方签订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申诉人主张的受欺诈的情形。2.申诉人主张甘洛工棚公司为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学元借款提供担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甘洛工棚公司、四川华特公司、成都民惠公司的股权结构，不能证明曾学元系甘洛工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尽管申诉人提供了多份询问笔录，以证明曾学元系甘洛工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这些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不能优于公司章程的证明效力。故甘洛工棚公司为曾学元借款提供担保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3.申诉人主张担保合同以及甘洛工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印章系伪造并已通过甘洛县公安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系“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源自于同一枚印章形成”，并以此主张担保合同以及股东会决议无效。对此，中大公证处的《复查决定书》中已进行了答复。本院认为，即使股东会决议和担保合同上的印章与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签订担保合同时甘洛工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小宾在场并亲自在股东会决议和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即使印章系假章，也不影响李小宾代表甘洛工棚公司对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4.申诉人主张甘洛工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存在虚假情况，没有其他股东参加并签名。对此，本院认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公司内部如何表决不影响公司对外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综上，本院认为，申诉人主张担保合同无效，其不承办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申诉人主张案涉借款合同（主合同）有明显违法内容，本案公证机关对明显违法的合同内容进行公证，其公证行为依法无效，本案保证合同（从合同）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案涉公证债权文书依法应当不予执行的问题。1.申诉人主张案涉借款合同除前述与事实不符和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外，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复利、罚息明显违法，公证机关为明显违法的借款合同公证并发执行证书，其公证行为依法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为年利率15%，罚息为月利率5%，并没有违反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且执行证书中有关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部分已被裁定不予执行，申请执行人已对该部分另行起诉，故本院对此不再审查。2.申诉人主张中大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未审查相应的具体业务合同，对该借款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未尽相关审查义务，明显违法公证。对此，中大公证处于2018年3月27日向申诉人进行了书面答复。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即为具体业务合同，中大公证处已进行审查。综上，申诉人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申诉人主张案涉公证文书严重违反公证法定程序的问题。申诉人主张在公证对象尚不存在的情形下，中大公证处就受理了相关的公证申请，严重违反了公证法定程序；对公证对象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签发执行证书严重违反公证法定程序。对此，中大公证处于2018年3月27日向申诉人进行了书面答复。本院认为，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申诉人甘洛工棚公司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诉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周钰冰 审判员  王东风 审判员  高新玉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郭 凯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129.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