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5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东阁，男，1979年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明，山东华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星，男，1978年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上诉人闫东阁因与被上诉人张红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5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东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0112民初522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红星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红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张红星所诉的款项系张红星与青岛今某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某鲜公司）的货款，不应当由闫东阁承担还款责任。闫东阁系今某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今某鲜公司长期从事牛、羊肉批发业务，2016年1月12日闫东阁作为今某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张红星对账，向张红星出具欠条一份（即张红星立案时提交的欠条），该欠条落款明确载明欠款人为今某鲜公司，并且欠条主文也明确载明350公斤羊排扣除欠款14700元。闫东阁仅仅是作为今某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条上签字。闫东阁作为个人不可能从事牛羊肉食品的运输和批发行为，个人不具备经营上述行为的合法资质。并且张红星立案时提交的转账凭证上明确备注有“今某新”、“蜂某预付款”，这足以证明这些款项系与今某鲜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货款。而张红星在庭审时又故意不提交备注上述字样的转账凭证，仅提交其转账时自己备注有“借款”字样的凭证，这明显是为了将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货款混淆为民间借贷的借款。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司系独立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一审法院错误的将公司的货款认定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借款，将导致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丧失，使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承担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康继英转账给张红星的16360元以及大润发合作利润差价26277.3元应当从欠款中扣除。闫东阁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康某英签字和上海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间称某公司）盖章的证明，该证明载明经闫东阁同意，将闫东阁的货款16360元直接支付给张红星，因此该款项应当从欠款中扣除。并且一审中证人邱某伟已经出庭作证并提交具体的计算明细证明张红星欠大某发合作利润差价26277.3元未付，该费用应当从欠款中扣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全部事实，改判驳回张红星全部诉讼请求。张红星辩称，第一，闫东阁所欠我的借款不是货款。第二，邱某伟是他表兄弟关系，所以邱某伟所做的证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张红星在维尔康有批发门市，闫东阁欠款多年未还，不可能还我款。闫东阁欠了很多人的钱。一审判决将350公斤羊排折合价款为14700元我并没有收到，对此我不服此条。张红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闫东阁支付借款186590元；2.判令闫东阁以18659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412元）。3.判令闫东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张红星将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起止时间明确为2016年1月12日至闫东阁实际偿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红星与闫东阁系同乡朋友关系，两人分别为剑某扬公司与今某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12日，闫东阁书写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张红星人民币拾捌万陆仟伍佰玖拾元玖角柒分，合计186590.97。备注：如果350公斤羊排收到后在总欠款额减掉壹万肆仟柒百元正。”欠条落款为“青岛今某鲜食品有限公司闫东阁”，张红星在备注后署名。2016年2月4日和3月23日，闫东阁分别通过网上银行向张红星银行账户支付50000元和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红星所诉款项是否为闫东阁的个人借款；2.张红星债权数额的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张红星主张所诉款项为闫东阁的个人借款，提供了如下证据：1.平安银行电子回单5份、华夏银行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1份，拟证明张红星向闫东阁付款情况；2.华夏银行电子回单2份，拟证明闫东阁偿还张红星部分款项情况；3.闫东阁书写的欠条1份，拟证明欠款数额。经质证，闫东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款项为张红星与闫东阁所在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闫东阁书写的欠条落款为今某鲜公司，且该欠条备注有350公斤羊排扣除欠款14700元的字样，可以证明上述欠款是今某鲜公司与剑阁扬公司之间的货款。对该争议焦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其一，张红星提交的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华夏银行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华夏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上述款项往来的付款方及收款方均为张红星与闫东阁的个人账户，其中张红星付款的4份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备注“东阁借款”、“闫东阁借款”，在闫东阁付款的1份华夏银行电子回单摘要中注明“闫东阁还款”。其二，在闫东阁书写的欠条中落款为“青岛今某鲜食品有限公司闫东阁”，但该欠条中没有加盖今某鲜公司的印章，欠条中体现的债权人为张红星，而非剑阁扬公司。其三，闫东阁未提供买卖合同、财务账簿等相关证据，证明剑阁扬公司与今某鲜公司之间发生了与涉案款项金额相符的业务往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红星主张所诉款项为闫东阁的个人借款。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闫东阁主张在其代表今某鲜公司出具欠条后，先后两次向张红星转账80000元偿还今某鲜公司欠款，张红星对此无异议。闫东阁另主张，今某鲜公司与上海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有常年业务往来，2016年12月29日朵思公司按照闫东阁的要求将其欠闫东阁的货款16360元通过员工康某英的银行账户直接汇至张红星账户，该16360元应当从欠款中扣除；欠条中记载的350公斤羊排已经交付给张红星，14700元应当从欠款中扣除；张红星与闫东阁共同与大某发合作供应草原兴发羊肉卷业务，双方约定大润发供货价与张红星经销价中间的差价利润归闫东阁所有，但张红星并未按照约定支付闫东阁差价款26277.3元，该差价款也应当从欠款中扣除。闫东阁对其上述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某公司出具的证明各1份，拟证明某公司向张红星账户付款16360元的事实；2.由证人邱某伟制作的“关于350公斤羊排去向说明”、“关于用大某发配送事宜说明”各1份，拟证明350公斤羊排已经交付给张红星、张红星应付闫东阁大某发合作差价利润26277.3元的事实。经质证，张红星对收到康某英网上银行转账16360元无异议，但认为该款系某公司支付剑阁扬公司的货款，并非闫东阁还款；张红星否认收到350公斤羊排，认为证人邱建伟与闫东阁、今某鲜公司之间存在利益配送关系，其证人证言有明显的倾向性，应不予采信；关于大润发配送事宜，张红星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争议焦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康某英转账至张红星账户的16360元，因涉及案外人利益，不予一并处理，双方当事人应另行解决；关于大某发配送及利润分配事宜，属于双方当事人所在公司的企业经营行为，亦不予一并处理。关于350公斤羊排问题，根据证人邱某伟的证言，其于2013年4月9日将350公斤羊排由济南某家沟冷库运至张红星销售网点，后将送货单交给今某鲜公司财务人员。证人邱某伟提供了其于2013年4月20日发给今某鲜公司财务人员的内容为“济南发货记录统计表”的电子邮件，在该统计表中记载了2013年4月9日关于350公斤羊排的发货记录。虽然闫东阁以350公斤羊排的送货单被今某鲜公司财务人员遗失为由未能提交，但邱某伟的证人证言与“济南发货记录统计表”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张红星已经收到该350公斤羊排。虽然该350公斤的交付属于双方当事人所在公司的企业经营行为，但张红星与闫东阁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欠条中备注，视为同意以350公斤羊排对个人债务进行抵销。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闫东阁的实际欠款数额为91890.97元（186590.97元－80000元－14700元）。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对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的分析认定，张红星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其诉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应予支持。通过对上述第二个焦点问题的分析认定，闫东阁的实际欠款数额应为91890.97元。对于张红星主张的借款利息，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应当自张红星主张权利即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闫东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红星借款91890.97元。二、限被告闫东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红星利息，以91890.9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30元，由原告张红星负担2198元，被告闫东阁负担2132元。二审中，闫东阁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闫东阁提交：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原件一份、证明一份,证明事项：1、康某英于2016年12月29日向张红星转账人民币16360元，该16360元系某公司欠闫东阁公司的货款，系根据闫东阁要求将该款项支付给张红星，偿还张红星欠款。2、该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系原件，只有康某英本人能够前往银行柜台打印，结合一审中康某英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该款项系根据闫东阁要求代为偿还张红星欠款。3、某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显示，该公司与张红星之间无任何业务和经济往来，足以证明一审中张红星所陈述的康某英该笔转账系某公司欠其的货款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二、配送服务合同,证明事项：1、闫东阁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今某鲜公司与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康某英于2016年12月29日向张红星转账人民币16360元系某公司欠今某鲜公司的货款。2、该合同第13条显示乙方即今某鲜公司的收款账户为闫东阁的个人账户，可见今某鲜公司经常使用其法定代表人账户进行款项往来。结合本案欠条落款中今某鲜公司字样，以及张红星在一审立案时提交而一审庭审中又刻意不予出示的载有“今某新”、“蜂某预付款”字样的转账凭证，足以证明虽然张红星系给闫东阁个人账户转账，但该款项实际为今某鲜公司的欠款，与闫东阁个人无关。经质证，张红星以该证据是针对本案出具的合同，没有签订合同的日期，系假证。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闫东阁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从该银行明细中无法看出康某英向张红星所转款项的性质，且康继英亦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闫东阁提交的配送服务合同，因该证据与本案双方争议事项之间缺乏关联性，且张红星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张红星已明确2014年2月14日和2015年6月24日备注有今某新和蜂某预付款的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不再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闫东阁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应具有相应认知能力，闫东阁虽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款项系张红星与今某鲜公司的货款。但首先，涉案欠条系闫东阁向张红星出具；其次欠条内容并未载明涉案款项系张红星与今某鲜公司之间的货款，落款处虽有“青岛今某鲜食品有限公司”字样，但并未加盖今某鲜公司公章；最后，涉案款项的收款账户亦为闫东阁个人账户。在闫东阁无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的情况下，对闫东阁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康某英转账给张红星的16360元。闫东阁主张该款项系康某英代其向张红星偿还的涉案款项，一审法院以因涉及案外人利益，不予审理并无不当。关于大某发合作利润差价的问题，因属于双方当事人所在公司的企业经营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闫东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30元，由上诉人闫东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飞审判员 刘晓菲审判员 高希亮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