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58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翔，男，1995年1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广东耀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凯龙，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爽英，东方昆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芳，东方昆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翔因与被上诉人李凯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0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翔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粵0306民初1084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认定的事实要么没有证据支持，要么是纯粹主观臆断，判决脱离基础事实。1.原审判决主观臆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的“真实意思”，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上诉人“同意以金钱补偿李凯龙的方式换取有期限的“搁置争议”，以达到提前获得××公司控制权以及销售军产房的目的”，这一认定，纯粹是原审法官对《协议》内容采取断章取义和主观推测方式而得出的违背事实、违反常理的结论。事实是：上诉人的父亲伍炳勤于2011年1月16日因病去世后，上诉人已继承了登记在其父名下的××公司80%股权，但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公司20%股权，却因被上诉人声称自己不是代持，是真实股东，而不肯将该20%股权过户登记给上诉人，导致双方产生了股东权益争议。被上诉人利用其系公司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名义，委托律师向公司发《律师函》，要求履行所谓的“股东职责”、“股东知情权”，而上诉人当时也误认为被上诉人系公司20%股权的股东，如果对方同意将其名下的××公司20%股权过户登记给上诉人，则上诉人需对其进行补偿。因此，当被上诉人拿出由其委托的律师起草的《协议》，要求上诉人签署时，上诉人同意签署。该《协议》约定:“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伍翔同意补偿李凯龙3000万元人民币现金，……以上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可见，《协议》约定的3000万元，并不仅仅为了“以金钱补偿李凯龙的方式换取有期限的“搁置争议”，以达到提前获得××公司控制权以及销售军产房的目的”，而是为了日后解决股权争议、即确定李凯龙系该2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且李凯龙同意将该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时对李凯龙的补偿。事实上，上诉人是拥有××公司百分之八十股权、占有绝对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不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仅仅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上诉人根本没有什么必要去支付几千万的巨额资金来“获得控制权”。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协议》约定的“补偿金”的性质。如前所述，在签订《协议》时，上诉人认为《协议》约定支付给李凯龙的3100万元的“补偿金”，系“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并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的保证金，是用以保证将来纠纷解决时李凯龙作为小股东的身份落实后的股东利益的补偿。但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内容中，把双方2013年11月4日协议第四条中的其他内容罗列出来，却把“以上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内容遗漏了，直接导致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扭曲。3.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以实际行动默示地结束了搁置争议的约定、解除了协议”。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这是《合同法》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两种方式。合同解除的条件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者，其解除为法定解除（见《合同法》第94条）。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以合同形式，约定为一方或双方保留解除权的解除（见《合同法》第93条）。关于解除权的行使，合同法第96条规定：（1）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遵循其规定。就本案来说，《协议》中没有解除合同的条款，双方也没有协商解除涉案《协议》，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明确意思表示，更没有实施行使解除权的具体行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已解除，是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其次，原审判决认为李凯龙按照协议“撤回先前提起的诉讼”、“移交公司售楼资料”、“将约定的资金监管”，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没有过错，所以《协议》已解除，无须退还已经收取的3100万元。这些内容虽然写进协议，但都是作为公司老板司机的李凯龙天经地义的义务，无论是否写进协议李凯龙均应做到，因为他每个月拿着公司一万多元的工资；3000万元的保证金不仅仅是搁置争议的保障，也是“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的保证金。在双方的股东权益争议没有真正解决之前，所谓的“补偿款”就不能确定，《协议》就不可能解除或终止。可见，原审判决认为李凯龙完成“撤诉”、“移交”、“监管”即为完成协议义务，3100万即可以落袋为安了，《协议》就以解除，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再次，上诉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既是对李凯龙拿到上诉人给予的3100万保证金后违反“搁置争议、协商解决股东权益争议”的约定、再次以同样案由提起诉讼、实施其欺诈行为和骗取钱财目的之行为的反击，也是为了通过法律途径确定被上诉人是否具备拥有公司20%股权的股东资格，从而促使上诉人审视《协议》内容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而不是为了解除《协议》。二、上诉人因对涉案《协议》的性质和被上诉人的身份发生重大误解，且被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上诉人依法享有对涉案《协议》的撤销权。如前所述，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由于××公司20%股权登记在被上诉人的名下，且被上诉人声称自己不是代持，是真实股东，而不肯将该20%股权过户登记给上诉人，导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威逼下同意签署由被上诉人起草的涉案《协议》，并认为《协议》中约定的3000万元“补偿款”是“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并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的保证金，是用以保证将来纠纷解决时李凯龙作为小股东的身份落实后的股东利益的补偿。但被上诉人却将该3000万元视为其“撤诉”、“移交公司文件”及“股东权益”的“补偿款”。2014年11月上诉人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经宝安区人民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已确认被上诉人不是××公司20%股权的实际股东，表明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确实对涉案《协议》的性质和被上诉人的身份发生重大误解，而在涉案《协议》签署前（声称系公司实际股东，不承认自己是名义股东）和签署后（收钱后先撤诉然后又再起诉），被上诉人又实施了欺诈行为。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协议》依法享有撤销权。三、上诉人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原审判决对本案除斥期间的认定，违反法律原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关于本案除斥期间的认定，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必须正确适用法律；二是如何根据本案事实确定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首先，本案行为及纠纷发生在《民法总则》生效实施之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55条关于合同撤销权的规定，而不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因为，《民法总则》在2017年10月1日才实施。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3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因本案行为及纠纷发生在《民法总则》生效实施之前，故《民法总则》不适用于本案。其次，上诉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起算时间，应从上诉人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74号）之日起算，或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9月26日上诉人签收了有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终审判决（即（2016）粵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之日起算，因为，从上诉人签收了该判决之日起，上诉人才确定被上诉人不是××20%股权的实际股东，才知道在签订涉案《协议》时把被上诉人当作公司股东并约定对其“股东权益”进行补偿，是重大误解，换言之，本案涉及的撤销事由至此时才明确产生，上诉人才知道撤销事由，才取得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更何况，在有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终审判决生效之前，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尚不能发生对被上诉人的行权效力。上诉人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从本案实际来看，在2014年11月，上诉人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74号）。在该案件中，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日就向法院提出了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主张（见原审判决第6页第5行），2015年12月16日，宝安区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却以“该请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为由，没有审理上诉人在该案中提出的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主张。当2016年1月被上诉人根据本案《协议》提出支付补偿款的诉讼（2016）粵0306民初474号时，上诉人也在该案提出反诉，再次提出了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主张，但直至2017年2月16日，宝安区法院才作出（2016）粵0306民初47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的反诉，上诉人立即提出上诉，但上诉状寄给原审法院后，被置之不理。无奈，上诉人于2017年4月18日再提出本案诉讼，再次提出了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主张。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如前所述，上诉人2014年11月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74号）之日，是上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距离上诉人首次于2014年12月2日提出撤销涉案《协议》的主张，不足一个月，显然，本案没有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四、原审判决显失公平、违反公平正义原则。按照原审判决，对于一个因工作原因保管了公司资料仅仅因为物归原主交出这些东西就可以索要几千万巨款，这样的判决执行下去是否体现了公平合理的法律价值，会对社会行为出现怎样的引导作用？试想，作为一名员工，仅仅为了交出其保管的公司资料就索要几千万的款项这样的行为，无论利用何种协议或者合同的外衣，其行为的本质无异于敲诈。深陷利益的泥潭的李凯龙，为了达到目的孤注一掷，在法律的边缘铤而走险，甚至挑战司法权威，玩弄法律赋予公民的司法权利于股掌之间。作为司法公正的守护者，在被上诉人制造的纷繁复杂的假象面前，我们期盼上诉法院能够遵从入职时坚持司法公正的誓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有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有充分事实与法律依据，为了维系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人于庭审中对上诉状补充陈述如下：一、原审判决未查明本案重要事实如下：1.在《协议》约定案涉3000万元人民币是要计入今后协商解决的金额之内，这情节在判决书中没有查明。2.按照《协议》约定，3000万元是属于直接支付的补偿款，或者作为日常协商解决的保证金。一审法院没有对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查明。3.《协议》第四条约定，付了3000万元人民币后要进行协商解决的，协商过程、协商情况，最终有无进行协商解决，一审法院没有对基本事实进行查证。这都属于待证事实。二、本案诉讼程序存在瑕疵，必要当事人没有参与诉讼。《协议》见证人有伍某、蒙某、李某，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权利义务人，但参与了整个协商过程，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三个人都是清楚的。但一审法院没有把他们作为诉讼第三人进行诉讼，也没有通知他们到庭调查。因此是程序不当。被上诉人李凯龙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伍翔与被告李凯龙双方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约定，伍翔同意以金钱补偿李凯龙的方式换取有期限的‘搁置争议’，以达到提前获得××公司控制权以及售卖军产房的目的，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庭审调查情况并结合《协议》内容，《协议》签订的背景是，自上诉人伍翔父亲去世后一直全面负责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实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被上诉人李凯龙了解到××实业存在售楼款被非法转移和可能存在项目运作违法违规的情形后（××实业财务由伍翔母亲蒙某负责），于2013年5月以××实业监事和股东双重身份通过向伍翔和××实业发律师函的形式多次劝阻无果后，于2013年7月以××实业监事和股东双重身份对××实业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在此背景之下，伍翔主动找李凯龙协商，由伍翔提供合同文本，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在确保××实业正常运营、发展的前提下，以伍翔向李凯龙支付补偿金，换取李凯龙撤回股东知情权之诉并全面退出××实业核心管理层为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协议》内容是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后真实意思的表示，伍翔的母亲蒙某、××实业的法人代表伍某（亦是伍翔的堂叔）和李凯龙的亲弟李某对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性进行了见证，且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均得到双方的实际履行。现伍翔在上诉状中声称《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因为李凯龙不肯将其代持的××实业20%股权过户登记给伍翔，导致双方产生了股东权益争议，而伍翔当时误认为李凯龙系公司20%股权的股东，从而签订了由李凯龙提供的《协议》，该说辞完全是歪曲事实且不合常理，事实上，在伍翔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之前（下称“3074号案”），伍翔从未向包括李凯龙在内任何人和××实业提及或主张公司20%股东权益，××实业20%的股权如果存在代持，伍翔的父亲伍某在生病的两年多时间里，完全有时间进行处理，为其尚未成年的儿子排除继承障碍（伍某2009年病情确诊时伍翔年仅14岁）。退一步讲，即便按照（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认定2001年11月20日《协议书》具有真实性，上诉人在“3074”号案提交的该《协议书》正文系伍翔的母亲蒙某手书，伍翔自始应当知道该《协议书》的存在，伍翔作为一个签约当时正在中山大学修习法律专业的继承人不可能误认公司20%股权的实际股东，根据该《协议书》内容，伍翔应该知道李凯龙不是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伍翔仍然签订《协议》并实际履行，说明伍翔理解《协议》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认可李凯龙代持股权的行为是有偿行为。二、伍翔在其民事起诉状和一审庭审中，均以李凯龙民事欺诈为由诉请撤销其与李凯龙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伍翔以李凯龙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协议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现伍翔变更其在一审审理期间的法定撤销事由，以重大误解的法定撤销事由作为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完全背离了其在一审主张的以欺诈为由申请撤销的事实和理由，其上诉请求已超出一审审理范围，伍翔的上诉请求属于请求法院认定新事实，按照伍翔的上诉请求，其提请认定的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而且按照伍翔上诉请求中关于除斥期间起算点的计算，伍翔以新事实作为撤销《协议》的法定事由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1、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欺诈是可撤销合同的三种不同法定撤销事由，一审法院围绕伍翔以欺诈为撤销事由提起的诉求进行举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并基于认定的事实进行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伍翔一审以欺诈为撤销事由败诉后转而以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撤销事由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超出了一审的审理范围。2、伍翔变更一审法定撤销事由，以重大误解作为其主要上诉请求，该事实的认定属于新事实的认定，伍翔的上诉请求中证明该新事实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二审依法不应审理，且按照伍翔上诉请求中关于以该新事实作为法定撤销事由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起算点计算，伍翔以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协议》的除斥期间起算点是2016年9月26日即伍翔收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终审民事判决的时间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伍翔以重大误解的法定撤销事由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在2017年9月26日之前，而伍翔的上诉请求时间是2018年6月20日，其以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协议》的撤销权己消灭。3、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欺诈的情形。如前所述，伍翔签约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作为修习法律专业的××实业80%股权继承人，不应该亦无可能因李凯龙声称自己是公司实际股东就对李凯龙的身份发生重大误解，更不可能存在李凯龙威逼而签订《协议》，事实上一审庭审中伍翔始终不能提供李凯龙在签约时或签约前存在欺诈的事实。李凯龙签订《协议》后，不仅是移交了其保管的全部公司文件，而且按照双方的协议退出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退出了这家由李凯龙与伍翔父亲伍某共同创业二十多年的公司（包含公司前身宝安龙军实业公司），其间，李凯龙以股东身份和高管身份为公司的发展尽职尽责，多次以全部身家为公司贷款担保和借款，伍翔与李凯龙以《协议》约定对李凯龙退出核心管理层进行经济补偿，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合情合理合法，不存在显失公平。三、一审法院认定伍翔行使撤销权已超过1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伍翔认为本案除斥期间起算时间应以伍翔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之日起算，或从2016年9月26日伍翔签收了有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终审判决之日起算。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只能是唯一即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伍翔提出的可选择的两个除斥期间起算点都是基于伍翔声称的对李凯龙身份产生重大误解的撤销事由，一审审理中伍翔自始没有以该重大误解事由作为申请撤销《协议》的撤销事由，二审不应对超出一审诉请范围的法定事实进行审理，而且如前所述，上诉人亦不可能对上诉人的身份产生误解，因此一审认定本案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是《协议》签订时间2013年11月4日，该事实认定正确，并无不当。四、关于2001年11月20日伍翔母亲蒙某手书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伍翔提交的证据（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认定李凯龙所持有的20%公司股权为代持所依据的唯一证据是蒙某于2001年11月20日手书的《协议书》，因该《协议书》上“李凯龙”三字的签名真实性遭到李凯龙的质疑，原法院通过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下称“西政鉴定中心”）以司法鉴定的方式确认《协议书》上“李凯龙”三字为李凯龙本人书写，据此原法院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西政鉴定中心所采用的关键鉴定样本2《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见证据一）是李凯龙持有的第1联原件《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见证据二）的复写联（第2联），西政鉴定中心鉴定所用的第2联复写联与李凯龙持有的第1联原件在受理日期、印章等方面存在肉眼可辨识的差别，根据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向鉴定样本2原件《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保存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调查取证，深圳市检所调取的鉴定样本2原件《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见证据三）与李凯龙持有的《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第1联原件一致，据此证明西政鉴定中心鉴定所用的关键鉴定样本2《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系伪造，西政鉴定中心以伪造的鉴定样本进行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依法不应采信，因此西政鉴定中心出具的虚假鉴定报告不能认定《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协议书》的真实性依然存疑。伍翔以（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作为其诉请的主要事实依据，但该民事判决本身的基本事实认定存在不确定性，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伍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伍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2.判令被告依法返还已经收取的原告款项3，1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01年3月1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120万元，登记股东为伍某出资96万元（占股80%），李凯龙出资24万元（占股20%），伍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公司总经理，李凯龙为公司监事。2009年8月12日，伍某在李凯龙及甘某见证下签署《我对公司及亲属的安排》，对××公司管理实行“李凯龙、甘某及蒙某（伍某之妻）三人领导小组决定公司核心事情”，成立“伍某、李凯龙、甘某、蒙某及曾某五人领导小组决定公司重大事情”，成立“蒙某、伍某、甘某财务监督小组负责公司财务监督管理”等等。2010年8月11日，伍某签署《我的遗嘱》，蒙某、伍翔、伍某1、伍某2、伍某3、伍某、李凯龙、甘某等人在场见证并在该遗嘱上签名。遗嘱共有八项条款，主要内容是再次明确××公司管理实行“三人领导小组决定公司核心事情”、“五人领导小组决定公司重大事情”及“三人财务监督管理”，伍翔长大成年后担任公司法人，全面负责公司工作并继承公司财产，等等。伍某签署的《我的遗嘱》上还注有“本遗嘱原件已交伍某”，李凯龙为移交人，伍某为接收人。2011年1月16日，伍某因病去世。2012年9月14日，蒙某（伍某之妻）、伍翔（伍某儿子，）、伍某1（伍某之女，系伍某与前妻所生）、伍某2（伍某之养子）、黄某（伍某之养女，《我的遗嘱》上签名为伍某3）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并作了公证，协议约定：蒙某自愿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将本协议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部作为伍某的个人遗产进行分割继承。各继承人对伍某名下遗产进行了分割，其中约定:伍翔有权继承登记在伍某名下的××80％股权等财产以及伍某名下的不在《遗产分割协议》内的财产。2013年3月23日，××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伍某名下的80%股权变更至伍翔名下，伍某出任公司执行董事及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李凯龙以××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案号为（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56号。2013年11月4日，伍翔与李凯龙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为确保××公司正常运营发展，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伍翔与李凯龙的股东权益争议，因伍翔年轻及求学，双方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在时机合适时再解决，但解决时间不迟于2020年12月30日；二、为确保公司有足够运营资金，建备用金二亿元存放于公司新设的专用账户，于2014年4月10日前资金到位，该款项于2021年由伍翔决定使用；三、搁置期李凯龙从2014年1月开始每6个月收取100万元补偿费直到争议解决，但不超过2020年底；四、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伍翔同意补偿李凯龙300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3天内付2000万元，于2013年12月30日付1000万元；五、李凯龙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后三天内应撤诉及移交公司文件并支持售楼。该协议经伍翔与李凯龙双方以及见证人伍某、李某、蒙某签名确认。2013年11月5日，即伍翔与李凯龙签订上述《协议》次日，伍翔向李凯龙支付2，000万元；2013年11月8日，李凯龙向法院申请对（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56号案件撤诉；2013年12月30日，伍翔支付李凯龙1000万元。期间，李凯龙向伍翔移交了××公司包括售卖军产房相关等文件资料。2014年3月，李凯龙按协议“建立2亿元备用金”的约定与××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中国民生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60×××74”，并办理了2亿元资金的监管事宜。2014年6月30日，伍翔向李凯龙支付100万元。2014年10月，李凯龙再次向××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法院受理并立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929号。此后，伍翔未再按《协议》中“每6个月100万元补偿”的约定支付李凯龙款项。至此，伍翔合共向李凯龙支付了3100万元。2014年11月，伍翔以××公司为被告、李凯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立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74号（以下简称：“3074”号案）。伍翔在“3074”号案的诉讼请求：一、确认李凯龙不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二、李凯龙名下的××公司20%股权的股东资格及收益归伍翔所有；三、××公司依法办理将李凯龙所持有的20%股权变更至伍翔名下并办理相应的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四、李凯龙协助××公司将其所持有的20%股权变更至伍翔名下并办理相应的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五、××公司和李凯龙承担全案诉讼费。“3074”号案诉讼过程中，即2014年12月2日，伍翔提出增加诉讼请求：1.撤销伍翔与李凯龙之间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2.李凯龙返还已收取的原告款项3100万元。审理中，伍翔提交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正文由伍翔母亲蒙某手书，内容为“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于2001年3月日（注：原文此处空缺）注册成立，属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分别为伍某、李凯龙。按照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章程及有关证件规定：公司的注册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万元，其中伍某应出资96万元，李凯龙应出资24万元。而实际上李凯龙并没有投入资金，公司的注册资金120万元全部由伍某1人筹集投入。今后公司产生的经营决策、业务发展以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名称以及伍某签名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伍某1人负责，公司章程上各条约均由伍某1人执行，公司的一切亏损盈利均与李凯龙无关。李凯龙不参与公司决策，不需对公司的任何经济责任负责，也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实际上由伍某独资投资，由伍某独自拥有，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分成分利。本协议经伍某、李凯龙二人签字生效具法律效力。”协议书正文下方有“李凯龙”签名，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20日，伍某未在协议签名。李凯龙提出对协议书上“李凯龙”签名真实性、签名及协议正文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伍翔委托代理人当庭确认协议正文系由伍翔母亲蒙某手书，李凯龙申请鉴定的事项确定为“李凯龙”签名真实性及协议正文与“李凯龙”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鉴字第18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01年11月20日的《协议书》原件上落款处“李凯龙”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李凯龙签名样本字迹系同一人书写。2.上述《协议书》原件正文属陈旧性字迹，但不能确定其具体的形成时间。3.不能确定上述《协议书》原件“李凯龙”三字的形成时间。关于书写形成时间问题，法院另行咨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但该中心不做民事鉴定；法院另咨询了上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但该中心表示不能做。2015年12月16日，法院作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李凯龙名下的××公司20%的股权属伍翔所有；二、李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99250元，由伍翔负担196800元，李凯龙负担2450元；鉴定费12400元，由李凯龙负担。“3074”号案件宣判后，李凯龙不服提出上诉，李凯龙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申请重新鉴定，主张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样本采样程序不合法，且对正文形成时间和签名形成时间均为作鉴定。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原鉴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该鉴定确定了协议书上“李凯龙”签名系李凯龙亲笔所签，但正文和落款的形成时间均不能确定。原审法院就文字形成时间另行咨询了其他鉴定机构，该机构表示不能做。深圳中院审理上诉案件期间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去函，咨询能否就涉案协议书的正文书写时间和落款“李凯龙”书写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该中心回函称：经鉴定人查某案并充分讨论认为，检材正文字迹应属5年期以上的陈旧性字迹，对于陈旧性字迹，其墨迹中特定成分的含量值趋于稳定，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对其形式时间作出明确判断，因此不能对检材正文字迹的形成时间、检材正文字迹与“李凯龙”署名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作出明确判断。故目前条件下，仍以【2015】鉴字第18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此外，深圳中院向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询问能否鉴定文字形成时间，该所答复称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鉴定文字形成时间。深圳中院认为，该案没有重新鉴定的可行性，据此采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确定了协议书上“李凯龙”签名系李凯龙亲笔所签，虽然伍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并不妨碍依据李凯龙的亲笔签名认定李凯龙确认了协议正文内容，即李凯龙确认××公司全部出资由伍某一人筹集，李凯龙没有出资，不参与决策、不承担责任、不参与分配。李凯龙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该协议。2016年9月6日，深圳中院作出（2016）粤03民终3548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2016年9月26日、27日，伍翔、李凯龙签收了二审终审判决书。经法院强制执行，李凯龙名下××公司20%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伍翔名下。至此，伍翔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017年4月24日，伍翔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协议、收付款凭证、民事判决书、卷宗档案材料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伍翔与被告李凯龙双方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约定，伍翔同意以金钱补偿李凯龙的方式换取有期限的“搁置争议”，以达到提前获得××公司控制权以及售卖军产房的目的，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告主张撤销该《协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可撤销情形包括：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案件中，原告伍翔签订协议时已年满十八周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订涉及几千万给付内容的协议时，应当知晓并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协议》约定双方有条件地暂时搁置争议，李凯龙撤回起诉，交出公司相关资料，支持售楼，伍翔同意支付李凯龙补偿金，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其次，双方在《协议》上签名，同时在场见证的还有伍翔母亲蒙某、××公司执行董事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伍某及李凯龙的兄弟李某等人，该几名见证人均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伍翔与李凯龙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伍翔向李凯龙支付了3000万元补偿款以及2014年1月至6月的100万元补偿款，而李凯龙也按照协议约定撤回了（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56号案的起诉，并向伍翔移交了××公司相关文件资料（包括销售军产房有关的资料），双方还办理了2亿元资金的监管事宜等。故从合同立意及履行情况来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是在李凯龙“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伍翔在“3074”号案提交2001年11月20日的《协议书》正文系伍翔的母亲蒙某手书，伍翔自始应当知道该事实存在，双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问题存有争议，直至“3074”号案件一、二审审理终结，2001年11月20日的《协议书》经司法鉴定确定系李凯龙亲笔所签，而李凯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协议，“3074”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凯龙名下的××公司20%的股权属伍翔所有，这是客观事实所在，故不存在“李凯龙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使伍翔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2013年11月4日《协议》”的客观事实。所以，伍翔以李凯龙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协议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再者，《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涉案《协议》签订于2013年11月4日，至伍翔首次于2014年12月2日提出撤销协议的主张，已超过1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涉案《协议》约定“双方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在时机合适时再解决，但解决时间不迟于2020年12月30日”。2014年10月、11月，李凯龙和伍翔相继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伍翔自2014年6月30日之后亦未再向李凯龙支付每6个月100万元的补偿款，以上可视为伍翔、李凯龙均以自己的起诉行为默示地作出了结束“争议搁置期”、解除原协议的意思表示，故伍翔与李凯龙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于2014年11月25日（伍翔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案件合同解除是基于双方结束争议搁置的意思表示行为，不违背原协议有关“双方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在时机合适时再解决，但解决时间不迟于2020年12月30日”的约定，双方均不存在过错，亦未因此遭受可归责于对方的实际损失。且原协议签订后，李凯龙按照约定履行了包括撤诉、交出公司相关资料、支持售楼等义务，至李凯龙再次起诉，伍翔完成相关的售楼以及掌控公司等事务，伍翔声称的因李凯龙再次起诉导致其签订协议目的落空的事实不能成立。故伍翔主张李凯龙返还其按协议约定且已实际给付310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伍翔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800元，由原告伍翔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凯龙在二审调查时提供证据如下：一、西南鉴定中心鉴定采用的鉴定样本《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二、李凯龙持有的经公证的《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三、市检调取的《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主张以上证据证明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该民事判决以唯一的公证协议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份协议书因原审被告李凯龙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向中国人寿保险深圳分公司查看原件，拍照采集鉴定样本2，并以该鉴定样本作为关键的样本鉴定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而原审也正是基于该鉴定意见认定2001年10月21日由蒙某（伍翔母亲）手书的写有李凯龙签字字样的《协议书》的真实性。2018年8月1日李凯龙收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在该案民事监督审查中向中国人寿保险深圳分公司调查取证的证据。该份调查取证就是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调取的鉴定样本2。经过比对，从肉眼就可以辨识两份同样的材料在受理日期、印章大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该份鉴定样本2是李凯龙本人持有《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原件的复写联，通过对李凯龙持有的该份原件公证，显示李凯龙持有的该份原件也是第一联，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该份原件的复写联是同一份文件。这说明，西南政法大学调取的鉴定样本2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基于该伪造的鉴定样本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必然是一份虚假的鉴定报告，股东资格确定纠纷案的原审与一份虚假的鉴定意见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错误，该协议书的真伪，事实上存疑。伍翔针对李凯龙提供的上述证据主张：这几份证据是被上诉人法庭调查时提出，不属于新证据。这几份证据是被上诉人在向检察机关对另案申请监督抗诉时调取的证据，但经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已作出不予监督的决定，所以对这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11月4日，伍翔与李凯龙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为确保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正常运营发展，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伍翔与李凯龙的股东权益争议，因伍翔年轻及求学，双方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在时机合适时再解决，但解决时间不迟于2020年12月30日；二、为确保公司有足够运营资金，建备用金二亿元存放于公司新设的专用账户，于2014年4月10日前资金到位，该款项于2021年由伍翔决定使用；三、搁置期李凯龙从2014年1月开始每6个月收取100万元补偿费直到争议解决，但不超过2020年底；四、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伍翔同意补偿李凯龙300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3天内付2000万元，于2013年12月30日付1000万元，以上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五、李凯龙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后三天内应撤诉及移交公司文件并支持售楼；六、以上事情解决后，李凯龙不得无故干涉公司正常经营。原审判决遗漏查明了上述《协议》中的第四项约定中的“以上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及第六项约定等内容。另查明，李凯龙针对（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粤民申7597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凯龙的再审申请。还查明，李凯龙针对（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作出深检民（行）监[2018]4403000006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如下：一、该案司法鉴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信。该案中，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第18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涉案《协议书》上落款的“李凯龙”三个字为李凯龙亲笔所签，李凯龙以上述鉴定意见的样本1-3系伪造的、鉴定程序亦违法为由主张上述鉴定意见是虚假的鉴定报告。经审查，上述鉴定意见使用的样本共六份，样本4-6是经过庭审质证的5份证据原件，样本1-3是经该案当事人同意作为鉴定样本的李凯龙签名的《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寿保险投保单》内投保须知、《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和深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开户申请书，样本1-3的原件分别保管在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鉴定人对该三份样本采用查看原件并拍照取样的方式进行鉴定。上述鉴定意见的“检验过程及分析说明”载明该案鉴定首先对上述六份样本字迹“李凯龙”的同一性进行鉴定，经检验上述样本字迹均“能反映出同一人的签名习惯”，由此可见，上述六份样本上的“李凯龙”签名为同一人书写。因此，李凯龙在确认样本4-6其本人签名真实的情形下，否认样本1-3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并且检察院依李凯龙的申请向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阅并复印了李凯龙的《人寿保险投保单》和《转账支付保险费授权合同》，经比对该两份证据与样本1、2，并不存在李凯龙提出的二者受理时间、签名时间、合同号、文字和印章不一致的问题，李凯龙以其保存的版本与样本1、2不相符为由主张样本1、2系伪造的，理由并不充分，亦与上述证据证明的内容相悖，不能成立。李凯龙还主张样本3系变造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也与上述证据证明的内容相悖，不予釆信。关于该案鉴定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经审查，该案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事项包括鉴定机构的选定、委托鉴定事项和鉴定样本的确认、对鉴定意见书的质询和对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等，均经法院当庭释明、质证及双方当事人确认，而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均具备鉴定资质，鉴定人在确定检材具备鉴定条件、样本符合比较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鉴定及作出鉴定意见，由此可见该案法院的委托鉴定和取证行为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过程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凯龙主张该案鉴定的样本收集和鉴定程序均存在舞弊和枉法裁判的行为，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因此，该案鉴定未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证据。二审判决釆信涉案《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二、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根据上述鉴定意见，李凯龙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名，应当认定李凯龙认可协议载明的正文内容，即李凯龙确认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伍某一人筹集，李凯龙没有出资，不参与决策、不承担责任、不参与分配。李凯龙否认该协议，但其提交的《验资报告》、存折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就是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因此，二审判决根据上述《协议书》认定伍某系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以及由伍翔继承伍某在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的股份，理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条的规定，检察院决定不支持李凯龙的监督申请。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伍翔上诉请求撤销其与李凯龙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并要求李凯龙返还伍翔3100万元。关于伍翔与李凯龙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是否可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伍翔与李凯龙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协议》的起因是因为双方存在股东权益争议，伍翔主张其拥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包括伍翔名下80%股权及李凯龙代持的20%股权），但李凯龙以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登记在其名下为由，于2013年7月以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在李凯龙未败诉前存在李凯龙最终能够通过司法判决实现其所主张的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权益的可能性，结合无利益损失则无补偿的常理来判断，则双方在2013年11月4日《协议》中“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而约定的补偿，应系在《协议》约定的搁置争议期间因可能妨碍李凯龙实现股东权益而造成李凯龙损失，而由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大股东伍翔对小股东李凯龙进行的补偿。双方还约定《协议》约定的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故无论《协议》约定的补偿还是将该补偿作为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的一部分，均系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大股东伍翔基于李凯龙实际享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而向李凯龙支付的协商解决股东权纠纷的款项。其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确认李凯龙名下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系代伍翔已去世的父亲伍某持有，李凯龙仅为名义股东，不享有实际股东权益，经法院强制执行，李凯龙名下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伍翔名下，伍翔拥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李凯龙针对（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粤民申7597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凯龙的再审申请。李凯龙针对（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作出深检民（行）监[2018]4403000006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司法鉴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信，（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根据《协议书》认定伍某系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以及由伍翔继承伍某在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的股份，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据此决定不支持李凯龙的监督申请。上述情况说明李凯龙关于其实际享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再者，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均以实际股东伍某（伍翔已去世的父亲）为主导，李凯龙作为名义股东并未在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过程中投入资产、设备、资金或高价值的人力资源，其无权由代持股权关系中获取股权收益，而其作为名义股东在伍某去世后拒绝向实际股东伍某的继承人伍翔移转代持的股权，且向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提起股东权益诉讼，并以此为手段向实际股东伍翔索要巨额款项，损害了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股东伍翔的合法权益。最后，李凯龙作为名义股东不享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李凯龙在2013年11月4日《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利益损失，伍翔无需对其进行补偿，相反，伍翔的合法权益因李凯龙拒绝移转代持股权及不断提起股权纠纷诉讼的行为而遭受严重损害。在李凯龙拒绝移转代持股权及提起诉讼，并以是否交出公司相关资料和是否支持售楼作为谈判筹码的情况下，急于售楼的伍翔的谈判能力弱于李凯龙，且因李凯龙仅为名义股东，在双方约定的搁置争议期间不存在利益损失，故2013年11月4日《协议》中“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而约定的搁置争议期间的巨额补偿显失公平，基于诉讼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伍翔对于“李凯龙的利益”即李凯龙经诉讼最终能取得何种利益，亦存在重大误解。伍翔在起诉状及上诉状中已经将2013年11月4日《协议》签订的前因后果等事实陈述清楚并申请撤销协议，其申请撤销协议的意思表示明确，2013年11月4日《协议》的签订亦确有显失公平之处，故本院对伍翔申请撤销2013年11月4日《协议》关于巨额补偿约定的主张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伍翔申请撤销2013年11月4日《协议》中关于巨额补偿的第三项、第四项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李凯龙返还3100万元补偿款的上诉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2013年11月4日《协议》除第三项、第四项外的其他内容不存在撤销情形，本院对伍翔该部分撤销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伍翔申请撤销2013年11月4日《协议》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签订于2013年11月4日，双方在2013年11月4日《协议》中“为了保证李凯龙的利益”而约定的巨额补偿，系因《协议》约定的搁置争议期间可能妨碍李凯龙实现股东权益而造成李凯龙损失，而由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大股东伍翔对小股东李凯龙进行的补偿。双方还约定《协议》约定的补偿应计入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内，故无论《协议》约定的补偿还是将该补偿作为日后协商解决的金额的一部分，均系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大股东伍翔基于李凯龙享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而向李凯龙支付的协商解决股东权纠纷的款项。故伍翔在双方股东权益纠纷解决时才能确定己方权益受到何种损害及协议是否显失公平，（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确认李凯龙名下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系代伍翔已去世的父亲伍某持有，李凯龙仅为名义股东，不享有实际股东权益，双方股东权益纠纷至此才得到解决。且2013年11月4日《协议》签订后，李凯龙于2013年11月8日申请对（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56号案件撤诉，于2014年10月才再次向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故伍翔在2014年10月才知道李凯龙撤诉后再次起诉损害己方权益。故无论以2014年10月还是以（2016）粤03民终3548号民事判决送达伍翔的2016年9月26日作为伍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节点，伍翔于2014年12月2日向法院提出行使撤销权的诉讼请求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其在相关诉讼均未处理其撤销协议请求后，于合理时间内继续提起本案诉讼行使撤销权并无不当，原审关于伍翔申请撤销2013年11月4日《协议》的请求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的认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伍翔部分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0843号民事判决；二、撤销上诉人伍翔与被上诉人李凯龙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的第三项、第四项约定；三、被上诉人李凯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伍翔返还310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伍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800元，共计3936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凯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李卫峰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