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404行初220号原告：梁巍，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告：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香洲大队，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负责人：陈冰，职务：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明，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恒，工作人员。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div>法定代表人：姚奕生，职务：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珠海市法制局工作人员。原告梁巍诉被告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香洲大队（以下简称“香洲大队”）、珠海市人民政府道路交通管理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巍，被告香洲大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明、郑志恒，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香洲大队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22时37分在逸仙路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采取扣留驾驶证、检验血液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该行政强制措施，向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梁巍诉称，第一，本案基本事实。2018年4月26日22时35分许,原告驾驶粤Ｃ×××**小汽车自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小学附近出发沿逸仙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400余米至美球菲诺酒店路段时,遇民警拦截检查,原告立即停车配合检查。经现场呼气酒精检测仪检测,因涉嫌饮酒后驾驶,民警当场作出行政强制决定,对原告采取检验血液强制措施,当晚约22时50分即将原告带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提取血样,2018年4月27日上午9点多被告香洲大队向原告交付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香洲大队民警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存在以下程序违法行为:1.未依法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2.未依法出示执法身份证件;3.未依法当场告知原告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享有的权利、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4.未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也未由当事人和执法民警在现场笔录上共同签名或者盖章;5.未依法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交付原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原告认为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在对原告进行提取血液样本的行政强制行为的过程中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侵犯了原告的法定权利。为此原告收到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后，于2018年5月7日向珠海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确认因此做出的提取原告血液样本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结果无效。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做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认为，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进行提取血液样本的行政强制行为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认定其结果无效，应撤销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的该结果。第二，具体理由如下：1.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未依法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原行政机关被告香洲大队无论在执法现场及在复议过程中均未出示或提供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批准的书面文件，并辩称现场已经报告副大队长并获得批准，该主张并未提供书面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副大队长是否有审批行政复议行为的资格亦未有资料证明。2.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未依法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未依法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并辩称执法过程中开警车、穿警服并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原告认为被告香洲大队的答辩主张偷换了法律条文规定的概念，开警车、穿警服并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并不能就替代或免除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在实施强制措施前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原告认为执法人员身份证是执法人员个人的警察身份的标志以及执法资格的凭证，并不能因其已经开警车、穿警服并佩戴人民警察标志等行为就免除佩戴执法身份证件的法定行为。3.在执法现场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并未依法告知原告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享有的权利、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依据法律规定，执法民警必须在执法现场或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即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及救济途径。但根据被告香洲大队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交的交警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显示，执法民警并未及时地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及救济途径。4.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并未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也未由当事人和执法民警在现场笔录上共同签名或者盖章。5.被告香洲大队民警未依法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交付原告。被告香洲大队民警于2018年4月26日晚即对原告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将原告强制带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抽取血样进行“血液检验”。之后香洲支队民警将原告带回香洲交警大队办公场所，并在2018年4月27日上午才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至此原告才能通过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知悉自己的权利和相对应的救济途径。原告认为行政强制凭证应当当场制作并交付给当事人，才能起到其告知相关事实的作用，事后补送不但不能起到及时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作用，也是违反了法定程序的做法。6.公安机关强制抽取原告血样的行为依法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非刑事侦查行为。而且，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一方面将血液检验的行为归纳为刑事侦查行为而并非行政强制措施，但一方面并未因此改变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内容及后果，明显违法应予撤销。首先，依照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法规，交警提取驾驶人血样并检验体内酒精含量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行政强制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次，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被申请人出具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将“检验血液”记载为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记载内容有误，予以指正，但行政复议决定却维持了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认为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前后矛盾。综上，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实施的提取血液样本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在改变对该行为的定性后仍作出维持的决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要求判令：一、撤销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二、撤销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梁巍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复答字[2018]第334号《行政复议答复书》、现场查处照片、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单、《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执法经过；3.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现场执法记录视频(光盘)。被告香洲大队辩称，第一，执法主体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之规定，被告香洲大队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第二，认定原告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的违法行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8年4月26日22时37分许左右，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在逸仙路美球菲诺酒店路段设卡查车时，检查一辆上路行驶的粤Ｃ×××**号小客车，发现该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于是，民警指挥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并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经检查，该车驾驶人为原告，民警指出原告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要求其接受酒精检验。民警使用酒精检测仪对原告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175mg/100ml，原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民警当场告知原告测试结果,原告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无异议且已签名确认。民警指出原告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事实，及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上事实有民警查获经过、现场查处照片、执法记录仪视频、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单、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等证据证明。第三，被告香洲大队处理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被告香洲大队工作人员当场告知原告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拟对其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认定原告的申辩理由不成立，因此未予采纳。民警制作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由于原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已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随后民警将原告带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抽取了血样待检。2018年4月27日，民警确认原告酒醒后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交由原告签收。同时告知原告如不服本决定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事项。因此，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第四，根据原告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解释。1、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员现场查获原告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时，被告香洲大队行政负责人在场负责带队，民警已当场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实施。2、被告香洲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执法时开警车、着警服，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和单警装备，外着反光背心，已向原告表明了执法身份，执法程序合法。3、被告香洲大队工作人员已当场告知原告依法享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救济途径。另外，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已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而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左下角已载明本凭证同时作为现场笔录，原告已在凭证上签名确认，也有民警的盖章。2018年4月27日，民警确认原告酒醒后已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原告。4、由于原告的行为已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被告香洲大队于2018年4月27日对原告涉嫌危险驾驶案进行立案侦查。2018年4月28日，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将该案移送至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追究原告刑事责任。第五，复议情况。2018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珠海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审查，维持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此外，市复议办认为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提取血样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并对错误将“检验血液”记载为行政强制措施予以指正。综上，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香洲大队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查处照片、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单；2.《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3.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4.证明；5.执法经过；7.珠公(香)立字〔2018〕J2072号《立案决定书》《呈请立案报告书》《起诉意见书》；8.相关法律条例。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就其复议程序辩称，第一，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强制措施，于5月8日向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后向被告香洲大队发出提出答复通知。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审理该行政复议案件认为：1.被告香洲大队具有对本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香洲大队具有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2.被告香洲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依据查明事实，经现场酒精测试，事发时原告酒精含量为175mg/100ml，按照《车辆驾驶人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第4.1的规定，原告已涉嫌构成醉酒驾驶。被告香洲大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对原告采取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第二，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被告香洲大队实施强制措施时存在未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未出示执法证件等程序性问题。对此，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认为，1.该机关行政负责人现场告知原告拟作出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即为被告香洲大队作出强制措施前已经过行政负责人批准。2.被告香洲大队民警现场执法时身着警服并佩戴人民警察标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已向原告表明执法身份。3.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已告知原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并且注明该凭证同时作为现场笔录，已充分保障了原告救济的权利。综上，原告提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不予支持。此外，关于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将“检验血液”列为行政强制措施。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警察在交通执法过程中，对机动车驾驶人进行体内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一般属于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香洲大队民警开始时对原告进行呼气检验是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而采取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但经呼气检验，原告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75mg/100ml，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的刑事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此时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液，也不再是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是为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因此涉案血液检验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并且，被告香洲大队在对原告提取血液后，已对原告进行了刑事立案。综上，对原告进行血液检测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审查范围，被告香洲大队出具的涉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将“检验血液”记载为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记载内容有误，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已予以指正。第三，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作出强制措施程序合法。被告香洲大队现场检查后告知了原告拟作出的行政措施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被告香洲大队对其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于7月7日送达给原告，7月7日送达给被告香洲大队。综上，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材料收据、《行政复议申请书》、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4.行政复议法(节选)。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6日22时37分许，被告香洲大队工作人员在逸仙路路段设卡查车时发现原告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嫌疑，于是要求原告靠边停车并接受检查。经民警使用酒精检测仪对原告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酒精含量175mg/100ml。被告香洲大队认为原告在逸仙路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检验血液。2018年5月8日，原告不服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向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6月27日，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香洲大队作出的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香洲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被告香洲大队作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二、关于被告香洲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根据被告香洲大队提交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查处照片、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单、《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关于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第4.1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的阈值大于或等于80mg/100ml为醉酒后驾车。本案中，原告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酒精含量175mg/100ml，被告香洲大队对原告作出涉案凭证，适用法律正确。四、关于被告香洲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被告香洲大队工作人员在检查现场，身着警服，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对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香洲大队于2018年4月26日晚上22时37分许查获原告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次日向原告送达涉案凭证，符合常理。原告主张被告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香洲大队作出No.44040130009721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职权依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8〕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巍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梁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郁郁人民陪审员  吴彦玲人民陪审员  肖晓丽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滕菲书记员伍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