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3民终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成波，男，195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廷梅，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支路**公交大厦综合楼**。负责人：洪连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湖北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成波因与被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随县人民法院（2018）鄂132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成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廷梅，被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成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承担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保险单约定上诉人患重大疾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上诉人属于重大疾病且一审判决也认定上诉人属于重大疾病，但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所患重大疾病不属于《平安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列明的30种重大疾病，保险单非格式条款与保险条款的格式条款相冲突，应当优先适用非格式条款约定，一审法院引用格式条款，驳回上诉人请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第四条均约定初次确诊的重大疾病属于保险责任，上诉人是经随州市中医院确诊初次发生重大疾病，符合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依据非格式条款约定，上诉人所患疾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上诉人予以确认，依据格式条款，被上诉人认为不属于条款中列明的30种疾病，予以拒赔，两种条款发生冲突时，应以非格式条款为准，被上诉人应当予以支付保险金。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尽到合理的说明义务，该事实认定错误，适用举证规则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交付过保险条款，且对免除责任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免除责任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涉案保险是通过手机APP网上投保，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确认因手机屏幕太小不会显示全部保险条款，仅仅显示一个点击链接“点击可查看具体条款细则”，必须点击此链接才能进一步阅读完整的保险条款，免责条款、完整的保险条款并不会主动显示，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网上投保流程打印件，被上诉人所设计的投保程序“阅读条款”步骤中，并没有主动弹出保险条款页面，而是直接出现要求投保人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选项的投保声明页，引导投保人直接点击“确认投保”并进入下一步。投保人如要阅读保险条款，需另行点击该页面所载明的“点击可查看具体条款细则”，如未阅读亦不影响投保人直接勾选“确认投保”并点击下一步进入支付页面。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投保人曾点击链接阅读了完整的保险条款，无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主动交付了保险条款，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投保人投保时以网页方式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并未对保险条款第20条“重大疾病”释义以及“重大疾病”所涵盖的三十种疾病的详细规定等免除赔偿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颜色、符号以加黑、加粗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故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不得以免责条款为由拒绝赔偿。投保人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自2016年10月27日进入被上诉人处开始工作，在短短一个月内不可能了解被上诉人的保险产品及条款，不能因为投保人是平安人寿的员工，就免除了被上诉人的说明义务，被上诉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赋予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也是一项先合同义务。保险人必须主动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义务不因投保人的身份或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程度、区别等其他因素而免除。三、保险单以及保险条款第四条，与保险条款第二十条对“重大疾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根据《保险法》第30条和《合同法》第125条规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同时，应按照通常理解、有利于被保险人的理解、投保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解释，即认定上诉人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四、被上诉人首先在保险条款显眼的位置约定患重大疾病即属于保险责任，而后又在后面隐藏的格式条款中约定仅有30种重大疾病才属于保险责任，不符合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险期待利益，违背了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首先，保险义务的产生基于保险合同，所以说理赔范围应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约定中明确载明肺心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其次，平安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所列明的三十种重大疾病不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恰恰是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存在的。第三，被上诉人从未承认上诉人所患疾病是重大疾病，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供的重大疾病证明是复印件，我方并没有认可。第四，投保人胡超琼具有保险销售从业资格，根据其职业素养及职业要求其应清楚明确的阅读全部条款，并承担其相应的后果，且胡超琼在本案中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证人，严格说她的意见不应听取。至于她投保的疏忽造成原告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解决。我方手机投保单是可以方便浏览所有条款的，并且我方还设置了确认投保勾选项，在不勾选时是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的。另外，我方关于肺心病的条款是有标黑的。保单与保险条款不存在有两种解释，我们明确列明30种属于赔偿范围的疾病。保险公司存在的目的是有一部分人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需要严格按保险条款执行，否则就会造成保险公司的损失，造成公司的倒闭进而影响其他投保人的权利。胡成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重大疾病保险赔偿金2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损失，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从2017年12月7日起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包括投保人胡超琼于2016年11月27日为其父亲即原告胡成波在被告处投保平安E家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1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26日止的事实，2017年10月18日，原告胡成波被随州市中医院诊断为肺源性心脏病，2017年11月19日，原告被随州市中医院确诊为肺源性心脏病、肺部感染、心衰二级的事实，2017年12月7日，被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以原告身体状况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给付条件为由拒绝赔偿保险金的事实予以确认。胡超琼为原告胡成波在被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购买的平安E家B款保险为公司员工独享福利，产品仅限平安集团及其各专业子公司在职的内、外勤员工及员工的直系或旁系亲属投保。胡超琼为原告胡成波购买保险险种包括：保额20万元的身故保险、保额4万元的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额2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保额80万元的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民航班机），其中重大疾病保险适用保险条款为《平安重大疾病保险条款》（P0323）(平保养发[2014]32号，2014年3月呈报中国保监会备案)，该条款第四条第三款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除等待期期间依前款约定外，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重大疾病的，本公司按其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保险合同终止；第二十条释义，[重大疾病]指被保险人初次发生符合下列定义的疾病，或初次接受符合下列定义的手术。该条详细列举了三十项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的重大疾病。根据被告证据展示，被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用户手机购买保险过程中将“投保须知”列在“确认投保”界面中，“投保须知”内容包括《平安E家B款保障方案》及具体条款、产品说明等，并在下行设置选项“我已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投保人必须点击确认“我已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才能确认投保。被告设置的投保流程符合电子终端投保的操作习惯，原告主张虽点击该选项但被告并未对免责条款尽到合理的说明义务，原告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并不知情。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团体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中书写的职业为保险代理人，结合平安E家B款保险的产品对象，可以确认投保人胡超琼为平安集团及其各专业子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具备专业的保险知识，且该产品为其供职的平安集团的保险种类，被告已经提示应当在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后进行投保，已尽到合理的说明义务。胡超琼作为具备专业保险知识的从业人员，若放弃阅读条款内容，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消极处置，在其成功投保后主张被告未尽到说明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胡超琼与被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之间以手机终端操作、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以保险合同为依据，主张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义务。原告胡成波主张其所患肺心病是重大疾病，被告并未否认，但原告所患肺心病是否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才是确立本案保险责任的重要依据。保险条款中关于重大疾病的三十项详细列举，并不包含肺心病这一病情，即肺心病并不属于胡超琼为原告购买的重大疾病险的理赔范围，原告胡成波以其患肺心病为由要求被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重大疾病险项下进行赔付的请求无合同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成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胡成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胡成波二审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投保人胡超琼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证明目的：投保人胡超琼自2016年10月27日取得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从业资质，在为其父亲胡成波投保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对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并未完全了解，更不可能对被上诉人的保险条款充分了解。胡超琼是保险销售人员，不是保险理赔人员，投保人仅为普通保险消费者，不具备专业保险知识，对免责条款不能充分理解，胡超琼现因该案的诉讼已被迫离职。证据二、投保人胡小敏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平安附加平安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2017）条款（两页）。证明目的：该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列明了肺源性心脏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范围，该保险产品条款与本案保险条款约定的30种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范围相冲突，易对投保人胡超琼产生误导和混淆。被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一恰好证明投保人胡超琼作为一个保险销售人员，应当具有职业操守和相应的职业规范。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中的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不是一个保险公司，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以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投保人胡超琼称自己作为普通保险消费者，不具备专业保险知识。胡超琼作为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对自己所从事的保险业务充分的熟悉和理解，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理赔范围和免赔事项更应当充分的了解，才能为普通保险消费者解释和说明相关的保险内容和条款，故证据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是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该合同签订的主体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以该保险合同中约定患肺源性心脏病属于理赔范围就当然的认为患肺源性心脏病在本案的保险合同应当理赔，且本案争议的保险合同于2016年11月27日签订，上诉人提交证据二的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胡小敏签订的保险合同是2017年6月15日签订，从签订时间上看，该保险合同不可能在投保人胡超琼签订本案争议的保险合同时对其产生误导和混淆，故证据二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平安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的重大疾病指被保险人初次发生符合下列定义的疾病，或初次接受符合下列定义的手术。该疾病或手术应当有专科医生明确诊断：（三十）严重的原发性心肌病属该保险合同保障范围。该项目在手机APP界面中用红色字体注明“继发于全身性疾病或其它器官系统疾病造成的心肌病变不在保障范围内”。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主要是由于支气管-肺组织或肺动脉血管病变所致肺动脉高压引起的心脏病，属继发性心脏病。原发性心脏病是指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清楚的一种心肌损害，引起心脏扩大，最终发展成心力衰竭的一种心脏病。本院认为，投保人胡超琼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合同赔偿的范围进行了解，其作为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更加应当对保险合同内容充分的进行理解。被上诉人制作的涉案保险在手机APP上购买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和免责条款的操作流程是，投保人点击了“我已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投保人应当依照要求，即阅读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后，确定是否继续签订该保险合同。投保人点击了该选项，即表明其已充分的了解了投保须知和保险合同。涉案保险合同的相对人胡超琼称自己没有依照要求阅读投保须知和保险合同，应当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其在手机APP上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内容”选项，应当视为其已阅读了解了投保须知和保险合同内容。涉案的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初次发生严重的原发性心肌病，保险人才负责赔偿。上诉人胡成波明确诊断为“肺源性心脏病”，属继发性心脏病，依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不属于保险合同保障的范围。保险合同条款是约定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虽属于格式条款，但约定明确，没有产生歧义。故上诉人胡成波患肺源性心脏病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重大疾病的保障范围，被上诉人依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不负责赔偿。综上，上诉人胡成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胡成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亘审判员 袁 涛审判员 吕丹丹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