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106行初183号原告刘棣华，女，193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刘玲、吴茜，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法定代表人黄宇，局长。委托代理人黄田，武汉市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诚泽，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棣华因认为被告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以下简称市不动产局）不履行更正登记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鄂0106行初3号行政裁定，原告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鄂01行终492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8）鄂0106行初3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刘棣华的委托代理人刘玲、吴茜，被告市不动产局的委托代理人黄田、黄诚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横街**房屋的产权人，该房屋面积63.3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武房权证昌字第**，该房屋是原告公公王子荣于1953年从汪志成手中购买的，原告公公和丈夫相继过世后，原告继承该房屋，取得房屋的产权，2015年颁发的新的房权证上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2017年6月，原告在清理该房产的资料时，发现该房屋1951年的房契以及1954年的保险单。其房契的正契上有明确的记载“老36号铺面一栋”，且原告公公购买此栋房屋也是作为铺面，在此修理缝纫机，后该房屋一直为商业用途直到现在。鉴于此，原告于2017年10月24日向被告提交了申请书，要求更正房屋规划用途。2017年11月27日，被告出具了《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决定对原告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原告认为，根据房契、保险单以及该房屋一直以来的用途来看，从原始购得直到现在该房屋一直是商业用途。被告在登记时没有谨慎核实，随意变更原告房屋规划用途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履行房屋更正登记法定职责，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房权证昌字第**）屋规划用途由住宅更正为商业（商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1..原告为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横街**房屋的产权人，本案适格的主体；2.原告于2015年7月2日取得房屋产权证；3.原告房屋用途在产权登记簿上被错误记载为“成套住宅”。证据2.《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明：1.原告《房屋所有权证》上规划用途为“住宅”；2.原告《土地使用权证》上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第二组证据：证据1.关于刘棣华来信问题的回复2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发现房屋规划用途登记错误后，立即向武汉市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更正登记，武汉市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两次回复要求原告向不动产部门申请变更。证据2.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发现房屋规划用途登记错误后，向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出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据3.（2017）鄂0106行初163号行政裁定，证明：1.原告收到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后，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格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原告自2017年6月发现房屋用途登记错误后，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组证据：证据1.申请书，证明原告所有的武汉市武昌区横街19号房屋被错误登记为住宅用途，原告于2017年10月24日书面致函被告，要求更正登记。证据2.《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更正登记申请不予受理，且未给予充分的理由。第四组证据：证据1.1950年房契、1953年房契，证明：1.1950年地契上记载，汪志成向周长偆购买涉案的房屋——横街老36号铺面一栋，说明该房屋为商业用途；2.1953年汪志成又将横街老36号铺面出卖于原告公公王子荣，原告公公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且该房屋一直为铺面用途。证据2.火灾保险单据，证据3.保费收据；证明1954年，原告公公为该房屋购买的火灾保险，火灾保险单上记载，该房屋的用途为“专做修理缝纫机用途”，即该房屋是商业用途。从1950年起至今，该房屋一直为商业用途。被告辩称，一、房屋登记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案房屋的权属及相关事项进行了登记。根据房屋登记机关的房产档案资料分析，涉案房屋系王子荣于1953年9月21日从汪志成处受让取得，王子荣于1992年3月20日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向房屋登记机关提交的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即“市契武字第004907号契纸”上并未注明涉案房屋为“商铺”（或铺面）；登记机关于1992年4月1日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至王子荣名下，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在《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用途”一栏记载为“住宅”，王子荣对此未提出异议。1994年8月5日，王子荣之子王忠惠以遗产继承为由，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涉案房屋异动至其名下，1994年8月18日房屋登记机关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至王忠惠名下，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在《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用途”一栏仍然记载为“住宅”，王忠惠对此未提出异议。2015年6月1日，原告以继承遗产为由，向房屋登记机关提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2015年6月9日房屋登记机关向原告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房权证昌字第**）该证中“规划用途”一栏仍记载为“住宅”，原告于2015年7月2日领取该证，并未提出异议。综上，涉案房屋用途自1992年开始登记时起，就登记为“住宅”，而且在原告之前的权利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另外，从涉案房屋开始登记时所提供的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并未载明该房屋为“商铺”或“铺面”，故房屋登记机关登记为“住宅”并无不当。二、被告不予受理原告提出更正房屋规划用途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基于前文的分析，房屋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的权属及相关事项登记无误，被告不予受理原告的申请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王子荣申请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资料。证据1.《武汉市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证据2.《武汉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印发规定买契纸》（市契武字第004907号）。证据3.《武汉市房屋土地调查测丈表》。证据4.《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武房05-92字第264号）。证据5.《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根》（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上述证据证明房屋登记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为王子荣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并且在土地使用证存根中明确载明用途为住宅。第二组证据：王忠惠申请诉争房屋产权异动登记资料。证据1.《武汉市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证据2.《房地产产籍异动登记表》。证据3.《武汉市房屋土地登记书证收据》。证据4.《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证据5.《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根》（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证据6.《公证书》（[94]武昌证字第4500号）。证据7.《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武房05-92字第264号）。证据8.《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根》（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证据9.《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登记收费表》。上述证据证明房屋登记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为王忠惠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异动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证也明确载明了用途为住宅。第三组证据：原告申请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资料。证据1.《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审批表》。证据2.《房屋登记申请书（所有权转移登记）》。证据3.原告刘棣华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证据4.《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证据5.《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证据6.《公证书》（[2014]鄂黄鹤内证字第12526号）。证据7.《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武房权证房权证昌字第**）div>证据8.房屋产权登记费及印花税缴费凭证。上述证据证明房屋登记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为原告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证也明确载明了用途为住宅。以上三组证据均证明，涉案房屋从开始办理权属登记时，依据当时提交的资料其用途登记为“住宅”，且权利人均未提出异议，房屋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合法，从而证明被告市不动产局不予受理原告更正登记申请合法。法律依据：一、房屋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权属登记的法律依据：1.《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国务院国发[1983]194号）第六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条；2.《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建设部[1987]城住字第242号）第七条、第八条；3.《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12月31日建设部令第7号）第六条、第十条；4.《武汉市房产局关于城镇房地产异动登记发证工作的有关规定》（市房地局武房产[1991]144号）；5.《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第三十三条。二、被告不予受理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至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予以采纳；对于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1953年的房契与被告提交的一致，是房屋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原所有权人王子荣进行房屋登记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该组证据中的其他材料因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横街19号，该房屋原所有权人王子荣与王忠惠系父子关系，王忠惠与原告刘棣华系夫妻关系。王子荣于1953年9月21日从汪志成处受让取得该房屋，于1992年3月20日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内容为：所有权人，王子荣；所有权性质，私有；房屋座落，横街19号；建筑结构，砖木；建筑面积，63.34平方米。王子荣并办理了《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附记：准予王子荣使用，该证载明用途为住宅。1994年王忠惠因继承取得其父亲王子荣涉案房屋所有权，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05-92字第264号），内容为：所有权人，王忠惠；所有权性质，私有；房屋座落，横街19号；建筑结构，砖木；建筑面积，63.34平方米。王忠惠并办理了《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籍92字第264号)，附记：准予王忠惠使用，该证载明用途为住宅。2015年6月1日，原告以王忠惠死亡后涉案房屋发生继承为由，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申请人身份资料、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材料等资料。房屋登记机关于2015年7月2日向原告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昌房权证昌字第**）房屋所有权人刘棣华，房屋坐落武昌区横街19号，规划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63.34平方米。2017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房屋更正登记的申请，要求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昌字房权证昌字第**）为“住宅”的登记事项更正登记为“商业用房”。其理由是规划用途登记错误，根据其提供的1953年的契纸记载的“（老36号）铺面一栋”以及1954年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火灾保险单载明的“修理缝纫机用途”的内容，涉案房屋的用途应该为商业用房（商铺）。被告于2017年11月27日对原告作出《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履行更正登记职责。本院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市不动产登记职责及设立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通知》（武编〔2015〕169号）的规定，被告作为本市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具有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进行登记的法定职责。《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四）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五）其他必要材料。前款第（四）项材料，可以是买卖合同、互换合同、赠与合同、受遗赠证明、继承证明、分割协议、合并协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本案中，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原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申请，收讫上述材料、进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向原告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昌字第房权证昌字第**）确，符合法定程序。从涉案房屋登记历史来看，该房屋自1992年初次登记以来，无房屋用途为商业用途或商铺的记载，后来历次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只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发生改变，未涉及房屋坐落、建筑面积以及用途等事项的改变，因此被告将原告的房屋用途登记为住宅正确，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用途登记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更正登记：（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房屋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需要更正房屋权属证书内容的，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记载无误的，应当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但在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填制错误以及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更正登记中，需要更正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内容的，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发，并把换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事项记载于登记簿。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无误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由此可见，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申请人的更正登记申请后，经审查，对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无误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本案中，被告没有当场书面告知原告不予受理，视为受理。被告受理原告房屋更正登记的申请后，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经审核，你申请的登记事项属于《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不予登记的情形，不予受理”，实质是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经过审核后作出的明示拒绝，履行了法律规定的通知职责，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但该告知书对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受理”“不予登记”概念混淆，而且在《房屋登记办法》《不动产登记条例》以及《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细则》对更正登记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告不适用关于房屋更正登记的相关条款，而适用关于房屋登记的一般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准确，本院在此予以指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棣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棣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冠华人民陪审员  唐勋光人民陪审员  徐绪秋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邓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