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5民终10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茂新，男，196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胜，男，196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上诉期间去世）。 权利义务承继人：王超，男，198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东营市，系王新胜之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庄，男，195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阁，男，195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房，男，195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爱元，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金忠，男，197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东营市河口区人，现住该村。 上诉人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作鹏，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河王村村民委员会，驻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河王村。 法定代表人：张茂国，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杰，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芳，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因与被上诉人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河王村村民委员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3民初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张茂新、王新庄、王新阁，上诉人王新胜的权利义务承继人王超，上诉人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作鹏，被上诉人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河王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杰、王素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3民初57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停止侵犯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上诉人土地承包流转收益的行为；三、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2011年至2016年承包流转收益款人民币4221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2008年10月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准许冯永恒、魏知军开发的协议属于行政许可，不属于民事合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却因为海洋与渔业局同魏知军、冯永恒签订的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协议而否定其效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1、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申请调取了2011年8月18日东营市人民政府做出的东政信复核字【2011】第02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见原审判决第10页第9行），该意见书所载：2008年10月10日，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与冯永恒、魏知军签订补充条款，准许其开发（见判决书第11页第10行）；在准许使用的情况下，向海洋渔业局交纳10.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见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7行）；区海洋与渔业局开始向市海洋渔业局申报办理海域使用证（见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6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海域使用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国务院批准用海的，由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用海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第二十一条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当向社会公告。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除依法收取海域使用金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又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海域使用权证属于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政许可行为，依申请进行。因此，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同冯永恒、魏知军签订的准许其开发的条款，向海洋渔业局交纳海域使用金，申办海域使用证属行政许可手续，不具有平等民事主体意思表示协商一致的基础，并非民事合同关系，而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能进行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原审法院将该法律关系认定为民事合同性质从而改变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义务履行，属事实认定错误。2、《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仅是依据案外信访申请人的诉求，由案外信访部门解决信访问题作出的主观陈述，其中并没有上诉人或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参与其中，并不能影响及改变原、被告之间的承包经营法律关系，同时海洋与渔业局的行政许可的管理行为也无权改变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该意见书及其反应的内容性质上属于间接证据，且其引用的所谓海洋局补充条款及文书，并没有作为本案证据接受质证。而本案出具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是原、被告之间直接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是提起本案的直接证据和依据，依法在无反证的情况下，应当最优先认定其所反映的事实，及保护其应有的合同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由此《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作为间接证据，其证明力明显弱于作为直接证据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不应据此优先认定间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原审法院引述的所谓“海洋局协议”也并未在庭审中出示及接受质证，就其是否存在，及协议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从得知，原审法院便凭间接证据案外人转述的内容认定原审事实，并据此作出判决，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无依据，并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改判。3、《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见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5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据《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中第五项中约定，上诉人在承包期内有独立开发经营，管理权和转包权。第四条第二项中约定，“上诉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向外转包，被上诉人负责给予签订合同”因此，上诉人获得承包经营权后，对涉案滩涂按照上诉人的意思表示进行了多次流转，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义对外转包，是履行合同约定的配合义务，且被上诉人也至今未否定上诉人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所以，无论上诉人将涉案滩涂流转给谁，流转多长时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关系持续存在，上诉人始终是涉案滩涂的承包方。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的履行方式，也不违反任何约定及法律规定。4、根据法律规定和《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约定，涉案滩涂承包期限为30年，在此期间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被上诉人作为发包方不能单方面对涉案滩涂进行调整和收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的承包合同关系也从未发生任何变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也接受了上诉人的履行，并向上诉人出具了相应的承包费收据，无论被上诉人是否承认交纳方均无法改变已经收取承包费的事实，且交费原件仍由上诉人持有。因此，《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中双方土地承包关系一直合法有效存续履行，上诉人持续交纳涉案滩涂的承包费且涉案滩涂一直在上诉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原审法院认定《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权利义务早已终止（见判决书第14页倒数第12行），但在该合同中，合同存续且持续履行，合同主体既无终止的意思表示合意，也无合同终止的其他客观情形。且原审认定的权利义务终止未有任何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意证据，也未说明任何法律依据，且并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终止《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的效力及利益，案外人的行为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没有关联，也无法改变《合同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合同的效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其合同利益应依法得到保障，滩涂收益款4221000元系土地流转收益，被上诉人除应返还土地流转收益外，还应支付相应利息。2010年9月25日，河口区委召开河口区北部沿海部分滩涂开发利用专题会议确定，会议统一规定滩涂承包收益扣除政府租金和海域使用费，剩余每年每亩67元（见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8行），即每年703500元的承包收益由财政渠道统一收取后发放（见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9行）。河口区政府统一规划行为，实际上是以统一行政管理的方式帮助上诉人进行涉案滩涂的承包流转，以获取更高的收益。依据《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中第五项中约定，上诉人是涉案滩涂的承包方，由财政渠道统一发放的承包流转收益应归上诉人所有。从2011年起至2016年，河口区委政府统一规划并通过财政渠道发放的涉案滩涂收益已达到4221000元，依据承包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涉案流转收益应归上诉人所有，被告应返还涉案流转收益4221000元，及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中的约定内容已充分证明合同双方构成委托关系，无需其他证据证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中的第四条第二项中约定，“上诉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向外转包，被上诉人负责给予签订合同”。上述约定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是合同双方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上诉人以委托的形式赋予了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转包合同的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委托关系意思表示合意已经以书面形式体现于合同中，并不需要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及效力错误定性，并错误适用法律，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1年6月7日签订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早已无法实际履行。二、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的2011年8月18日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客观真实的体现了涉案滩涂的流转情况，上诉人对流转的情况是知情的。综上，上诉人持有的承包合同尽管没有解除，但因客观上长期不履行而事实上已经终止，涉案土地问题因全体村民集体上访而取了财政补贴款，其性质并非是土地承包流转收益，应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原告土地承包流转收益的行为；二、判令被告返还2011年至2016年承包流转收益款4221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的利息；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0年3月20日被告河王村委会与原告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以及王新武签订了《车子沟渔村荒碱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河王村车子沟渔村以南的荒碱海滩地承包给原告等人，合同对承包土地的范围作出了约定，承包面积为10350亩，承包期限从2000年7月20日至2030年7月20日。原告称该合同项下土地于2001年被河口区土地管理局划给东六合村。 2001年6月东营市河口区土地管理局与河王村委会（主任王新庄）签订了《国有滩涂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滩涂范围和面积：1、车子沟渔村向西520米为北界东起点，以此起点向西2000米为北界，以此起点向西南方向2500米为东界，南界是东六合卤虫池北坝，西界是弯弯沟东南股。东界以不占用东六合村的集体土地为原则，甲方已将此界打桩，乙方必须在界桩以西施工，面积10000亩。2、车子沟渔村东，以河王村筑起的现有北坝为北界，以现有东坝为东界，以泰国南元公司北坝为南界，西界南起点南元公司北坝西起点向东933米，西界北起点是河王村筑起的北坝西起点向东720米，南起点与北起点形成的直线为西界，西界已由甲方打桩确定，以不占用东六合村的集体土地为原则，面积为8000亩。上述两宗地总面积合计为18500亩。承包期限从2001年6月30日起至2031年6月30日止，共计三十年。 2001年6月7日河王村委会（王新庄时任村主任）作为甲方与原告张茂新、王新胜、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书写为王金中）及王新武（书写为王新伍）作为乙方签订《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承包的国有滩涂10500亩转包给乙方开发经营，滩涂范围和面积以和土地局签订的国有滩涂合同为准；承包日期自2001年6月30日至2031年6月30日；承包费及交费方法：因乙方在前期开发中，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了30万土方的损失，甲方免收乙方6年的承包费，6年后2007年至2031年每年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费32000元，必须在每年的6月30日前交纳当年的承包费；第四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第2款约定：乙方如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外转包，或搞联合开发，甲方负责给予签订合同。 审理过程中依据被告的申请调取了2011年8月18日东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东政信复核字【2011】第02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申请人王新武等不服河口区人民政府2010年12月17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提出复核申请），其中载有以下内容：“一、申请人要求依合同规定把10500亩国有滩涂使用权归还河王村的问题。…2006年东营市人民政府为加快沿海经济开发，减少海域纠纷和用海矛盾，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印发了《关于印发东营市海岸线勘界方案的通知》，文件规定市属范围内的国有滩涂划入海洋渔业局管理。2001年6月河口区原土地管理局与义和镇河王村委会签订国有滩涂承包合同，承包面积10500亩，承包期限自2001年6月30日起至2031年6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30000元。甲方免收乙方5年的承包费，5年后，2006年-2031年每年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费3万元。2001年6月10日，河王村将此块滩涂转包给新户乡郭局村村民张纪华、黄庆堂等，期限未变，承包费从2004年6月30日至2006年6月30日，二年，每年交给甲方承包费30000元；2006年6月30日至2031年6月30日，每年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费40000元。从以上合同看，河王村从土地局拿到土地后，就立即转给了郭局村村民，在土地局前五年不向河王村收费的情况下，河王村前5年收乙方的承包费计60000元。2004年6月30日郭局村村民张纪华、黄庆堂等又将此滩涂转给了河口区新户乡国通汽修厂房建利，合同规定从2004年6月30日至2031年6月30日，每年向甲方交纳承包费5万元。房建利签订合同后，进行了开发。到2006年11月5日，房建利又将此区域转给了河北省海兴县小山乡冯永恒。收取冯永恒130万元的前期工程费，2007年-2031年，每年乙方承担向河口区原土地局交纳承包费50000元。到2008年10月10日，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与冯永恒、魏知军签订补充条款，准许其开发，2008年12月，东营市政府对国有土地(滩涂)进行清理整顿，将该块滩涂列入有存在问题复杂、清理难度较大项目，上报市土地（滩涂）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市土地清理整顿领导小组来河口时专门进行了调研，最终确定由冯永恒等开发使用，期间，2009年2月1日，魏知军等与冯永恒签订转让合同，魏知军付给冯永恒130万元的转让金后，取得其滩涂使用权，在准许使用的情况下，向海洋渔业局交纳了10.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区海洋与渔业局开始向市海洋渔业局申报办理海域使用证，因省厅的原因未能批复海域使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从每次签订的合同看，完全具备签订合同应具备的要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上述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在所有的转让合同中，均注明“乙方在承包期内有独立开发经营、管理权和转让权”，合同的延续可以认定是合理的。因此，依合同规定，河王村主张的使用权已经转让到最后一名开发者魏知军手中。因此，申请人要求把10500亩滩涂的使用权归还河王村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0年9月25日，河口区委召开河口区北部沿海部分滩涂开发利用专题办公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对沾利河东，草桥沟以西约68000亩进行了规划建设河口区高效生态海珍品养殖示范区。同时鉴于2001年区国土部门与义和镇河王村签订过使用协议的事实，由区海洋与渔业局与义和镇河王村签订利用年限（截止2031年6月30日）的该滩涂收益分配协议，该协议开发收益，除上交省政府海域使用费外，每年交区政府3万元租金，剩余部分由区海洋与渔业局全部拨付河王村使用。考虑全区滩涂的开发利用价格，确定为每亩每年80元的海域使用金，并对河王村原承包的10500亩滩涂起草了滩涂承包收益分配协议，根据区委专题会议精神每年每亩67元，通过财政渠道返还给河王村，于2011年1月17日与河王村村民见面公布。区委、区政府统筹规划，加强监管，提高海域使用金，督促开发者尽快开发利用，征收的海域使用金让利河王村，增加集体收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该复核意见书的“被申请人称”部分载有以下内容：“2009年6月份，魏知军筹集资金200余万元开始开发，在8月份被潮水冲毁，到2009年冬，又重新开发。魏知军在2010年初认为合同几经转包，害怕河王村群众阻挠开发后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为确保得到河王村的认可，与河王村支部书记协商，要求另签一份转让合同，双方分别于2010年2月24日（未盖章）、2月26日（签字盖章）签订了《转让协议》。2010年3月18日后，因河王村上访，区政府责令其停止施工。后河王村群众发现了2010年2月24日、2月2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群众认为既然原合同有效，为何又签订《转让协议》。河王村支部书记也认为原合同有效，于是与魏知军于2010年8月23日双方签订了《解除转让合同协议书》。” 一审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0年3月4日（金额为4000元、显示：海滩承包转让费09、102年）和4月20日（金额为2000元，显示：海滩管理费补交2006年度）的交费收据两份，显示交款人为原告王新阁，被告称王新阁当时兼任村委会主任和书记，不认可其自收自支的行为，其认可河王村账目上显示截至2010年每年收到涉案滩涂的管理费2000元，但不清楚是谁交纳的。被告认可已经收到涉案滩涂2011年至2016年的收益款（每年为703500元），该款现存放在义和镇财政所账户。另外，七原告称涉案滩涂系其与王新武八人合伙承包，由于王新武现任被告村委会主任，其本人表示不作为原告起诉，被告认可该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6月7日原告张茂新等人与被告河王村委会签订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合同后，委托被告于2001年6月10日将合同项下滩涂转包给张纪华、黄庆堂等人，后又继续转包给他人，截至2010年4月份其仍向被告交纳承包费，被告亦认可其承包人的身份，故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处于持续履行过程中，被告则主张涉案滩涂已转包他人，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早已无法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就其关于委托被告转包滩涂的主张，除依据合同中“乙方如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外转包，或搞联合开发，甲方负责给予签订合同”的内容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无法充分证实其该项主张；而涉案滩涂已经于2006年被划归为国有海域，海域行政管理部门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于2008年同魏知军、冯永恒签订了准许该二人对该海域进行开发的协议，原告再以其2010年的交费行为主张与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处于持续履行过程中不能成立。综上，2010年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与义和镇河王村签订涉案滩涂收益分配协议时，原、被告之间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权利义务早已终止，现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被告未向其支付2011年至2016年区财政拨付的滩涂收益款4221000元的行为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向其返还上述款项及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568元，由原告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东营市人民政府及东营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三份。证明：涉案滩涂没有关于转为国有土地的任何手续以及补偿以及公告，原审法院关于涉案滩涂为国有这一事实认定不清。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政府存在着涉案滩涂所有权争议，滩涂属于集体所有还是属于国有存在争议，并非是原为集体所有土地被政府征为国有，因此该三份答复意见没有体现滩涂的征收信息是正常的。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性质如何认定；2、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滩涂收益款4221000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2001年6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子沟滩涂承包合同》系有效合同，应予以确认，双方合同确定的承包方式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其他方式承包，并非家庭承包方式，因此应当适用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其他方式承包的规定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诉争的事由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了上诉人应当享有的土地收益款，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应当提交证据证实自己依法拥有相应的物权权利，同时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行为并导致自己权利受到损失，在本案中虽然双方订立了土地承包合同，但被上诉人否认双方按照合同实际履行，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在持续履行状态，虽然上诉人主张土地的流转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对外代为流转的，但双方并没有提交书面委托协议或足以证实双方已达成委托的共识的证据，故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截留上诉人滩涂收益4221000元及利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要综合分析上诉人主张的滩涂收益款4221000元的产生、来源及性质,根据2010年9月25日河口区委的滩涂开发利用专题办公会议载明：“鉴于2001年区国土部门与义和镇河王村签订过使用协议的事实，由区海洋与渔业局与义和镇河王村签订利用年限（截止2031年6月30日）的该滩涂收益分配协议，该协议开发收益，除上交省政府海域使用费外，每年交区政府3万元租金，剩余部分由区海洋与渔业局全部拨付河王村使用。考虑全区滩涂的开发利用价格，确定为每亩每年80元的海域使用金，并对河王村原承包的10500亩滩涂起草了滩涂承包收益分配协议，根据区委专题会议精神每年每亩67元，通过财政渠道返还给河王村”。从以上内容看出，此收益款的来源系河口区委根据土地使用现状，针对原河王村承包的10500亩滩涂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分配协议，其目的是“将征收的海域使用金让利河王村，增加集体收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该收益金的发放目的并非为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即本案上诉人，既不是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具有专门补偿土地承租人损失的目的，同时上诉人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的的权利享有人为涉案合同的土地承包权人，因此其提出被上诉人截留滩涂收益款并予返还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568元，由上诉人张茂新、王新胜、王新庄、王新阁、王新房、王爱元、王金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秀梅 审判员  魏金吉 审判员  晋 军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