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6民终4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府前路**。负责人：鞠耀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永利，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瑞，男，195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招远市。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与被上诉人李明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建立储蓄存款关系的意思表示。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案外人秦守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看，秦守军是为收取被上诉人的借款而开立账号22×××96的活期存折（下称“涉案存折”)，目的在于取得并支配出借款项。秦守军之所以用被上诉人名义开立涉案存折，据其供述是因为“单位不允许职工账户上有大额资金，所以我用他的身份证号重新办理了一个存折。”故秦守军并没有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为其开立账户的意思。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行为。秦守军以被上诉人名义开立并持有涉案存折，属于“冒名行为”，行为后果由冒名行为人承担，被冒名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就涉案账户与上诉人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是秦守军，而非被上诉人。涉案存折由秦守军支配控制，被上诉人向该账户转入款项，是其向秦守军出借资金而非履行与上诉人“储蓄存款合同”的行为。第三，被上诉人的索款行为也表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为收回款项，于2015年10月20日以“秦守军盗窃其银行卡里100万元钱”为由向公安报案，在公安机关未立案的情况下，其又于同年12月31日到公安机关催促立案。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与上诉人存在储蓄存款关系，则理应向上诉人要求取回“存款”，而不应采取向公安报案的方式要求秦守军还款。第四，公安机关撒销案件决定表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公安机关经侦查撤销案件，表明被上诉人就转入涉案存折的款项对上诉人不享有返还请求权，双方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向秦守军出借涉案款项,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第一，被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前，秦守军已向其返还15万元本金。这反映了被上诉人与秦守军就涉案款项发生了借贷关系，且秦守军已偿还了部分款项。由此可见，秦守军以被上诉人名义开立涉案存折，是其获得及支配借款的手段；被上诉人转入款项，与秦守军形成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储蓄存款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第二，被上诉人收取了秦守军因借款而支付的利息。根据秦守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按照“每月一分二”计息，从上诉人提交的李翠芬在中国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看，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7月3日期间，有7次收到金额为24000元、12000元、162000元、20400元、10200元的转账记录。上述金额，与秦守军所说的借款利息相符，即100万元月息为12000元，85万元的月息为10200元。且2015年3月31日收到转账款162000元，正是15万元本金及一个月的利息，与被上诉人在公安报案所称“他往我妻子中国银行卡里存了15万元钱”相符。此后，转账数额均显示为按照85万元计算的月息数额，即每月10200元。被上诉人虽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但并未否定秦守军向李翠芬打款的真实性，且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第三，秦守军在公安的供述应当作为认定涉案法律关系的依据。秦守军的三份笔录供述一致，在公安第一次讯问其与李明瑞有何经济往来时，在猝不及防不可能详加思索的情况下即供述了其向李明瑞借款的事实。与之相反，李明瑞的报案必然经过认真揣度，反复考虑，但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不合常理：一是其称“我在中国银行办了一个存折，……把存折让秦守军给我保管着”，与上诉人提交的秦守军冒名办理涉案存折的事实不符；二是将存折交给秦守军保管的陈述超出了帮助其完成揽储任务的目的，与常理不符。由此可见，李明瑞报案时隐瞒了其向秦守军出借涉案款项的事实，这已是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捕决定及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原因。而如前所述，李明瑞通过报案追索欠款，也正反映了其向涉案存折转款的真实意思是出借款项给秦守军，没有与上诉人建立储蓄关系的意思。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适用实体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合同生效、履行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发生合同生效及履行的问题。本案事实已经表明被上诉人与秦守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涉案存折由秦守军以被上诉人名义开立、持有并掌握密码，用于接收被上诉人出借款项。被上诉人向涉案存折转入款项是履行出借资金义务，并不享有存折及存入资金的权利，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资金。故一审判决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司法解释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程序法律错误。其一，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存在重大分歧，且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方可查明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56条规定，不属于“事实清楚”的案件，不应适用筒易程序审理。其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1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于2018年2月6日立案，至判决作出之日已超过规定期限，一审法院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符合程序规定。被上诉人李明瑞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李明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上诉人返还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10万元；2、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守军在2015年7月28日之前系中国银行职工，曾担任个人金融部主任。2014年9月30日，秦守军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办理了账号为22×××96的凭密码取款的活期存折一张，同日，被上诉人分两次向该账户内打款共计100万元，从2014年9月30日至2014年10月6日，该100万元被秦守军分8次以转账或提现（共3次，每次5万元）方式全部取走。2015年10月20日，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秦守军取走了其存折里的100万元，偿还了15万元。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提交的李翠芬（系被上诉人妻子）账号为24×××49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上载有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7月3日期间，有7次向该账号转账金额为12000元、24000元、10200元等的打款记录，欲证明该100万元系秦守军个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且秦守军按双方的约定支付了利息。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秦守军往案外人李翠芬的账户打款与本案无关。应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被上诉人、秦守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中国银行招远支行副行长阎振杰的证言。被上诉人称其是为了帮助秦守军完成存款任务，所以告知秦守军其身份证号码，让秦守军帮其开户，后其向账户内打款100万元。2015年5、6月份，其需要用钱，找秦守军要存折，秦守军一直拖延不给，期间秦守军偿还给他15万元。2015年8月份，其发现他存在账户内的100万元早已全部被秦守军取走，其未找到秦守军便于2015年10月2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秦守军在公安机关供述，2014年9月底，他向李明瑞借款100万元，他向李明瑞要了身份证号码以“李明瑞”的名字在中国银行开设账户，李明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该存折存款100万元，他陆续将该100万元取走用于还款或炒期货。他和李明瑞约定的还款利息是月一分二，他还给李明瑞写了借条。他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明瑞指定的李翠芬的账户上支付利息，每月12000元，后他还给李明瑞15万元，就按照本金85万元支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后没钱了，就再没有支付过。阎振杰证明账号为22×××96的存折是凭密码取钱的活期存折，户主是“李明瑞”，持该存折到营业厅凭密码就可以提取现金或者转账；提取现金超过5万元的，应该核对账户主人的身份证；可以委托代理人，拿代理人和账户主人的身份证凭密码转账或提钱。被上诉人认为秦守军说是其向李明瑞借款100万元与事实不符，如果是秦守军个人向李明瑞借款，应当有借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上诉人认为李明瑞在笔录中已明确承认还款15万元，系自认，对其他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秦守军称其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明瑞指定的李翠芬的账户支付利息，证据不足，故不能认定李翠芬账户上的打款是秦守军与李明瑞之间的借款利息。2、上诉人提交的账号为22×××96的涉案存折的开户记录、个人业务交易单8份，客户（代理人）处的签字“李明瑞”均不是被上诉人本人所签。原告认为上诉人在没有被上诉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违规进行了大额的转账或提款。上诉人认为，涉案存折并非李明瑞本人开户，个人业务交易单客户（代理人）处的签字“李明瑞”也不是李明瑞本人所签，这是秦守军借用李明瑞的名义开设账户，该帐户系谁开设，谁控制，因此该账户并非李明瑞的账户，应当是秦守军借用李明瑞的名义开立的由秦守军实际控制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100万元是存入了上诉人而非秦守军的个人账户，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秦守军只是上诉人的在职工作人员，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签名将其名下的100万元存款全部取走系过错行为，应当承担返还被上诉人100万元的责任。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被上诉人承认已还款15万元，这是原告对偿还15万元事实的自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还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存款85万元。3、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利息10万元，称系根据存款100万元一年利息为35000元从2014年10月1日开始计算的约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不认可，认为原告应当提交利息的计算方式及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该10万元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应当以本金8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上诉人还清本金之日止。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0日报案至公安机关，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起诉，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相关辩称意见不正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存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数额不准确，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被上诉人李明瑞存款85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850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明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元，减半收取7350元，由被上诉人李明瑞负担1350元，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负担6000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办理的存折为活期存折且需凭密码支取存款，被上诉人有义务保管好存折、密码以保障资金安全。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二次报案时均称，涉案存折是自己开立的，交给秦守军保管。上诉人在本案起诉时称，是其告知秦守军身份证号码，让秦守军代办存折，后秦守军通过短信告知被上诉人存折卡号和密码。被上诉人上述陈述虽前后矛盾，但可以认定一个事实，即被上诉人自己不保管自己的存折，将自己的凭密存折交由秦守军保管。本院认为，虽不能仅凭秦守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本案能够认定的事实是，在秦守军将存折内存款全部提取后，秦守军又给被上诉人妻子账号七次转账，秦守军称该款项双方约定的1.2%月息及本金15万元，被上诉人认可秦守军返还其本金15万元，但称其妻子账号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提供不出其妻子与秦守军还有其他经济往来的证据。在被上诉人向秦守军继续索要涉案款项，秦守军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在其存款100万元的一年后，其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是秦守军盗窃其存折内的存款。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存折内的存款损失系其自行过错导致的，其主张系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与其自己陈述的事实不符。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明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减半收取73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均由被上诉人李明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梅审判员  张建庆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