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民再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某语，男，199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系朱某语母亲），女，196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某杰，男，201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法定代理人：赵某（系朱某杰母亲），女，198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霖，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某女，女，197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再审申请人朱某语因与被申请人朱某杰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渝民申236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某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范滔滔，被申请人朱某杰的法定代理人赵某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语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及理由：1.朱某杰的母亲赵某尚年轻，有劳动能力，且对朱某杰有抚养义务，朱某杰虽无劳动能力但有收入来源，其收来源即是赵某对朱某杰的抚养义务，且被继承人朱育川的遗嘱已经对朱某杰做了特殊安排，故本案不应适用《继承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的规定；2.朱育川的遗嘱提供了朱某杰的两种生活方式，这仅仅是对朱某杰生活方式的安排，与监护权无关，且该安排并没有剥夺朱某杰母亲的监护权，《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必要的遗产份额”，在于满足被继承人成长之必须，而不是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二审法院对朱育川的遗嘱的特殊安排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价有违立法本意和立遗嘱人朱育川的本意；3.朱某杰的母亲赵某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离婚协议约定赵某不支付抚养费不能免除其对朱某杰的法定抚养义务；4.从被继承人朱育川所立遗嘱内容来看，其在立遗嘱时是清楚、慎重考虑了朱某杰今后的生活问题的，正是在这种慎重考虑之下被继承人朱育川才做出了这种特殊安排，是因为被继承人朱育川深信该安排才是对朱某杰最为有利的。被继承人朱育川婚姻感情生活复杂，其与赵某年龄相差40多岁，被继承人朱育川对赵某能够照顾朱某杰根本就不信任，反而对朱某语能够照顾朱某杰信任有加，如果将遗产留给朱某杰，必然会被赵某掌握，这不仅是被继承人朱育川不愿看到的，对朱某杰来说，也并不符合其利益，故被继承人朱育川才在遗嘱中明确不能一次性交付财产给朱某杰。此外，朱某杰需要的，不是房屋份额，而是现金用于生活、学习，一审判决朱某语按月给付2000元，保障了朱某杰的生活，二审判决朱某杰享有房屋份额，但该份额不能变现、不能居住，反而对朱某杰并不利。朱某杰辨称：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予以维持。理由：本案一审未确定朱某杰应分得的遗产份额，违反了继承法规定的应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故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朱某女述称，本案应按照遗嘱进行分配，故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朱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朱某杰继承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遗产的百分之六十，朱某语继承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遗产的百分之四十；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朱育川原系重庆市锅炉总厂工人。其第一个妻子系申群贞，二人于1978年9月2日在朱某女出生当天将其收养，后二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协议离婚。被继承人朱育川与韩某于1992年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1993年6月19日生育一子朱某语，1995年9月6日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有7套房屋其中包括本案遗产中的3套房屋，后双方于2010年7月8日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时被继承人朱育川分得重庆市国益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45%股权和包含本案遗产中房屋的4套房产等财产。2011年3月13日，被继承人朱育川与赵某生育一子即朱某杰，2012年7月10日朱育川与赵某登记结婚，双方于2015年12月11日协议离婚并约定彼此婚后无共同财产。被继承人朱育川于2016年5月3日死亡，经当事人双方质证确定其遗产范围为：1.三套房屋即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20%产权、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房屋、位于重庆市沙坪、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尚欠银行按揭贷款）。2.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中国建设银行存款30589.71元、中国工商银行存款1096.64元。3.重庆国益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45%股权。4.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16-4号房屋内的“古董”若干。该院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组织各方对重庆国益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45%股权和“古董”进行竞买，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予竞买并确认不在本案中处分该遗产。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立有多份遗嘱，经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的遗嘱有：1.2015年7月13日公证遗嘱一份（公证号为2015渝沙证字第9610号），该遗嘱内容为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3号房屋产权全部由朱某语继承。2.2015年8月8日被继承人朱育川在5名见证人的见证下（其中两名见证人已经对该见证行为做了公证）所立的遗嘱一份，同时受益人朱某语在该份遗嘱中签字确认。该遗嘱内容为将其名下的所有一切财物（包含但不限于：三套房屋、现居住房屋内财物、股份、银行存款、现金、收入等）全部遗留给朱某语；朱某杰由朱某语按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作安排：一、朱某杰如果跟随朱某语一起生活，朱某杰的生活均由朱某语照顾、安排直至其24周岁为止，朱某杰成年后其结婚和生子均由朱某语向其各支付50000元并提供一套50平方米的房屋拱其婚后居住5年；二、朱某杰如果跟随其母赵某生活，朱某语每月支付1000元给朱某杰直至年满22周岁。3.2015年12月11日所立自书遗嘱一份（打印件），该遗嘱内容为将被继承人朱育川名下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3号房屋的产权由朱某杰继承。另查明，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后应当享受的死亡待遇金合计37152.50元，该款项已经发放至被继承人朱育川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审理中，朱某杰要求以被继承人朱育川20**年12月11日所立遗嘱内容为准，独自继承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3号房屋80%的产权。同时认为2015年7月13日公证遗嘱和2015年8月8日所立的自书遗嘱形式上合法有效但是内容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并举示证据证明其年幼患有发音障碍疾病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朱育川遗产范围的60%遗产，不认可朱某女享有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和权利。朱某语与朱某女不认可被继承人朱育川20**年12月11日所立遗嘱的法律效力，认为该遗嘱形式不合法，内容也与2015年7月13日公证遗嘱相矛盾，且系被继承人朱育川与赵某离婚当日受赵某胁迫所立。朱某语与朱某女认可被继承人朱育川于2015年7月13日公证遗嘱和2015年8月8日所立的自书遗嘱。朱某语再次明确如果朱某杰跟随其母赵某生活，朱某语愿意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每月给付朱某杰2000元直至其年满22周岁，并对该项给付行为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80%产权提供担保。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成。一审法院判决：一、朱某语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20%产权、位于重庆市沙坪、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房屋产权坝区小龙坎正街3、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欠银行按揭贷款由朱某语负责偿还；二、朱某语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中国建设银行存款30589.71元、中国工商银行存款1096.64元；三、朱某语从2016年5月起至2033年3月止每月3日前支付给朱某杰当月生活费2000元；四、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后的死亡待遇金合计37152.50元，由朱某杰分得27152.50元、由朱某语分得5000元、朱某女分得5000元；五、驳回朱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某杰负担6900元、朱某语负担6900元。朱某杰、朱某语均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朱某杰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6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朱某杰继承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遗产的60%；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朱某杰、朱某女承担。朱某语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6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并依法予以改判；2.诉讼费由朱某杰和朱某女承担。二审过程中，朱某语向该院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该院予以准许。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中，朱某杰提交了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病情证明单、门诊病历、治疗通知单、门诊收费票据、特寻组（语训）家长知情同意书等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确认朱某杰病史为“患儿吐不清，存在明显构音障碍，舌头灵活性欠佳，不会卷舌”，诊断为“构音障碍”，并建议进行“构音训练”。另提交了房屋租赁费收条、合川县南滩镇桥板沟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合江县房产交易和房屋数据中心的证明、合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证明、重庆市沙坪坝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结果，证明朱某杰在父亲朱育川死亡后跟随母亲赵某先后生活在沙坪坝区和合江县，赵某在上述区域均没有房屋，母子二人多次租房居住，朱某杰在父亲朱育川去世后学习生活质量下降。二审另查明，2015年12月11日，朱育川与赵某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朱某杰由朱育川抚养，赵某不支付任何费用。离婚后，朱某杰跟随父亲朱育川生活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朱育川家中，朱育川去世后，朱某杰跟随母亲赵某生活。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二是遗产应当如何分配；三是死亡待遇金如何分配。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首先，判断朱某杰是否系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嘱生效时间是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时间，即2016年5月3日。朱某杰于2011年3月13日出生，遗嘱生效时朱某杰年满5周岁，朱某杰作为未成年人确系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一审法院认为朱某杰的生活来源源自于赵某负有的抚养义务，该院认为此处的生活来源并非来源于抚养人的抚养义务，而是指继承人朱某杰本人的生活来源，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朱某杰作为未成年人有收入、收益或者权益等生活来源。其次，朱育川是否为朱某杰留下必要的遗产。2015年8月8日，被继承人朱育川订立了遗嘱，该遗嘱记载有“朱某杰由朱某语按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作安排：一、朱某杰如果跟随朱某语一起生活，朱某杰的生活均由朱某语照顾、安排直至其24周岁为止，朱某杰成年后其结婚和生子均由朱某语向其各支付50000元并提供一套50平方米的房屋供其婚后居住5年，朱某杰务必尊重大哥朱某语，一切服从大哥朱某语的教育和安排；二、朱某杰如果跟随其母赵某生活，朱某语每月支付1000元给朱某杰直至其年满22周岁。”朱某语认为，只要遗嘱人在处分遗产时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今后的生活做出了特殊安排，即使形式上没有指定其继承遗产，亦不应当认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该院认为，“特殊安排”要结合遗嘱的实质内容来分析，一要判断“特殊安排”是否合法，二要判断“特殊安排”是否合理，即这样的安排能否让未成年人在被继承人遗产足够多的情况下，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从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于“特殊安排”的合法性，该份遗嘱提供了朱某杰的两种生活方式，一是跟随长兄生活，一是跟随母亲生活，这实质上是为朱某杰安排了监护人。然而，监护人的确定系法定而非约定，遗嘱无权对监护人做出安排。据此，朱某杰的母亲赵某系法定的监护人，朱育川的遗嘱无权对朱某语的监护人做出安排，故这样的“特殊安排”系不合法。关于“特殊安排”的合理性，按照朱育川的遗嘱，如果朱某杰跟随母亲生活，朱某杰每月可获得1000元直至22岁。朱某杰在父亲朱育川去世之前，与朱育川共同居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16-4号房屋内，该房屋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朱某杰在朱育川去世后，朱某杰和母亲赵某没有产权房屋，先后多次搬迁，每月1000元的抚养费必然导致朱某杰原有生活水平的下降，故这样的“特殊安排”亦不合理。由此，“特殊安排”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该院认为，被继承人朱育川没有为未成年人朱某杰留下必要的遗产。综上，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即本案在遗产处理时，应当为继承人朱某杰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朱育川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遗产分配问题。二审查明了新事实，即2015年12月11日，朱育川与赵某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儿子朱某杰由朱育川抚养，赵某不支付任何费用。由此，依据离婚协议，朱育川应当负担朱某杰的全部抚养费。朱育川去世后，其支付抚养费的义务并未消失，应当在朱育川的遗产中予以扣除。二审中还查明，朱某杰存在“构音障碍”，并需要“构音训练”，故在遗产分配中，也需要酌情考虑该情节。该院结合按照离婚协议朱育川应当承担全部抚养费的约定、朱某杰患有构音障碍需要治疗的情况、朱某杰的年龄、生活实际需要、朱育川遗产的多少、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朱某杰可以继承朱育川遗产份额的23%，朱某语继承朱育川遗产份额的77%。据此，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20%产权、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房屋产权33-4-15.、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扣除朱某杰应承担的23%银行贷款金额），由朱某语继承77%的份额，上述房屋尚欠银行按揭贷款由朱某语负责偿还。关于朱育川的存款，由朱某杰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存款7287.85元，由朱某语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存款24398.50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对于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后的死亡待遇金37152.50元，该款项不属于遗产，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归死者近亲属所有。本院根据本案案情综合认定，继承人各得三分之一，即朱某杰、朱某语、朱某女各分得12384.16元。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6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二、变更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6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后的死亡待遇金合计37152.50元，由朱某杰、朱某语、朱某女各分得12384.16元；三、被继承人朱育川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20%产权、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3、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房屋产权16-4号房屋产、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4-15的23%银行贷款金额），由朱某语继承77%的份额，上述房屋尚欠银行按揭贷款由朱某语负责偿还；四、由朱某杰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存款7287.85元，由朱某语继承取得被继承人朱育川存款24398.50元；五、驳回朱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某杰负担6900元，朱某语负担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某杰负担6900元，朱某语负担6900元。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5-4号房屋20%的产，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房屋20%的产权属于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所有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031元/年。本院再审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本案中，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立有多份遗嘱，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规定，被继承人所立的多份遗嘱中，其中2015年7月13日公证遗嘱合法有效，2015年12月11日所立自书遗嘱因内容与2015年7月13日的公证遗嘱相抵触，故该份遗嘱无效。同时因2015年7月13日的公证遗嘱仅处分了部分个人财产，而2015年8月8日所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该份公证遗嘱所处分个人财产的内容，且与该公证遗嘱不抵触，故2015年8月8日的自书遗嘱亦属有效遗嘱。原审对案涉多份遗嘱效力的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在执行遗嘱过程中，对于在遗产分配前是否应当为朱某杰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即本案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的“特留份额制度”的构建旨在遗嘱自由与养老育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适用前提是继承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朱某杰是否属于法定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2.案涉遗产应当如何分配。本院围绕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当事人争议焦点，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评议如下：一、关于朱某杰是否属于法定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照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故认定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应以遗嘱生效时，即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予以确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朱某杰系缺乏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并无异议，主要分歧在于对朱某杰有无生活来源的问题上。根据查明的事实，朱育川与赵某离婚时约定朱某杰由朱育川抚养，赵某无需支付抚养费，此时朱某杰的生活来源来自于朱育川的抚养义务。而朱育川死亡时，其对朱某杰的抚养义务随即终结，朱某杰客观上即丧失了该部分生活来源。至于被继承人朱育川死亡后，赵某对朱某杰的抚养义务是否构成了朱某杰的生活来源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精神，对于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时间节点应严格界定在“遗嘱生效”之时，否则“特留份额制度”将形同虚设。如前所述，朱某杰在案涉遗嘱生效之时并无任何生活及收入来源，至于此后是否有生活来源不应作为本案的评判依据。因此，朱某杰属于继承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二、案涉遗产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前述分析，因朱某杰系“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而根据《继承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在遗产处理时，应当为其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本案中，被继承人朱育川在上述有效遗嘱中明确表示：“我的全部财产由朱某语一个人继承”，尽管遗嘱对朱某杰今后的生活作出了两种安排方式：一是跟随朱某语生活，受朱某语的照顾；二是跟随赵某生活，由朱某语每月支付1000元直至朱某杰年满22周岁。但遗嘱中对于朱某杰的该两种安排并不涉及遗产本身的处理，当然也不存在为朱某杰保留相应的遗产份额，仅是对朱某杰今后生活的安排。虽然朱某语再审称被继承人已经在遗嘱中充分考虑了朱某杰的生活问题，是对朱某杰最为有利的方式，但继承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是“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此处的“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案涉遗嘱中的对朱某杰今后生活的安排显然与继承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遗产”并不等同，故朱某语的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即使按照案涉遗嘱对朱某杰今后生活的安排，即“由朱某语每月支付的1000元（每年为12000元）直至朱某杰年满22周岁”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标准也远低于遗嘱生效时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031元/年的标准。况且本案中朱某杰患有“构音障碍”，医院建议进行“构音训练”，自然需要更大的消费支出。虽然朱某语在一审诉讼中作出将每月1000元提高至每月2000元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并非被继承人朱育川生前的意思表示，亦不涉及对于本案遗产的处理，故朱某语所作出的该项意思表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案涉遗嘱所确定的上述对朱某杰今后生活的安排内容亦不能代替朱某杰对遗产的分配权利。因朱育川所立遗嘱未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朱某杰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在尊重被执行人意愿、执行有效遗嘱的前提下，首先应当适用《继承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关于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强制性规定，为朱某杰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原生效判决在处理朱育川遗产时，综合考虑了本案的有效遗嘱及各继承人的具体状况，并结合朱某杰的年龄、生活实际需要、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确定由朱某杰继承朱育川遗产份额的23%，并扣除朱某杰应当承担的23%的银行贷款金额，余下的77%的份额由朱某语继承的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对于被继承人生前的存款的分配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97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继权审判员  张 超审判员  彭四川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