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408行初45号 原告周某2，女，197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原行政机关），住所地：衡阳市解放西路**。 法定代表人吴小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为宏，男，196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系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周琛，男，1982年2月1日出生，汉族，系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复议机关），，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蒸水大道** 法定代表人胡志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峰，男，198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系衡阳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 原告周某2不服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后，于2018年7月25日向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衡阳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某2，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罗为宏、周琛，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曹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于2018年3月2日作出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周某2及周忠杰、贺美芳、肖高珍、刘华娇等5人，趁我国即将在北京召开“两会”之际，抱团租车到北京越级无理上访，且在接访人员劝返过程中以支付金钱，解决无理诉求为由要挟对抗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敲诈勒索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且情况严重。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原告不服，向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衡阳市公安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2018年3月2日作出的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周某2诉称，衡阳市华新开发区自成立以来，先后征收八村土地四万余亩，虽然在2010年将村民征地两金基本赔偿到位，但对拆迁赔偿及非法拘禁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村民为此一直向开发区、市政府、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上访几十次，但均无结果。2018年2月26日，原告等五人再次租车进京上访。2018年2月28日9时，华新街道工作人员到京后冲进原告的房间，强行收走原告的上访报告，并动用黑保安黑公务车将原告拉回衡阳，回衡后，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以原告构成敲诈勒索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违法行为，决定对原告合并处以行政拘留二十日。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向被告衡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审查后，于2018年6月29日对原告作出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作出的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衡阳市公安局作出的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赔偿原告5694.8元。同时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2、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 3、现场录音光盘及录音记录。用以证明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4、衡高新信访复字（2017）37号关于贺美芳反映拆迁安置等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用以证明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回复有背中央精神，原告上访合法； 5、关于对贺美芳反映拆迁安置等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已就法律问题回答了华新开发区对原告拆迁补偿的答复违法； 6、衡阳市城乡建设征用土地补偿费计算表。用以证明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老百姓的房屋拆迁补偿上的徇私舞弊行为； 7、衡高新信访复字（2018）33号关于贺美芳反映拆迁安置等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诉求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原告等人的上访是合理合法合服程序的； 8、刘友良的接访承诺。用以证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接访时承诺解决上访人的诉求； 9、刘友良的欠条。用以证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接访时对上访人员的一贯做法，原告并未领取。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辩，我局根据原告及同案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认定原告敲诈勒索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次，原告等人抱团到北京越级上访已经违法，我局根据原告的违法事实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1、蒸公接字（2018）1153号接报案登记表。用以证明案件的来源； 2、蒸公（华）受案字（2018）0899号受案登记表。用以证明案件的来源； 3、抓获经过。用以证明原告的到案情况； 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用以证明被告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已告知了原告； 5、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案件已作出处理和处理结论； 6、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履行了拘留家属通知程序； 7、行政拘留回执。用以证明原告已送拘留所执行拘留； 8、谢秋兰的询问笔录。 9、李开军的询问笔录。 10、李贤平的询问笔录。 11、周忠杰、周建荣、贺美芳、肖高珍、刘华娇的询问笔录。 以上8至11号证据用以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 12、信访意见答复书六份。用以证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原告的信访事项均予以答复过； 13、证明。用以证明原告非法上访时被北京公安查获后由高新区工作人员接回； 14、人身安全检查登记表。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询问均在执法办案区进行的； 15、户籍资料。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 二、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六条。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在非正常信访过程中实施了敲诈勒索、阻碍执行职务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据此依法对原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处罚适当、程序合法。我局依法应予维持。其次，我局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办理过程中严格遵循行政复议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1、行政复议受理审批表。用以证明被告受理复议的时间； 2、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呈批表。用以证明被告延长复议期限的时间及理由； 3、行政复议决定呈批表。用以证明行政复议的时间； 4、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维持决定的法律依据及理由； 5、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用以证明复议决定书已送达给原告及送达时间； 二、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及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对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提交的1到7号、12、13、15号证据不持异议；原告及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对被告衡阳市公安局提交的1至5号证据不持异议；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衡阳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1至2号证据不持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的自认原则，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二、原告对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提交的8、9、10、11、14号证据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提交的上述证据系被告依职权依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调查材料，该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三、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及衡阳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3、4、5、6、7、8、9号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没有有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4、7号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5、6、8、9号证据与本案诉争事实无联性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某2系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金拓小区居民，因政府征地补偿等问题曾多次到相关部门及北京上访。为查明原告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遂一核实，但并未发现原告诉求中所述情况。为此，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原告出具了书面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并要求原告在无新的信访事由情况下不要无理上访。2018年2月26日，原告明知北京处于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却与肖高珍、周忠杰、刘华娇、贺美芳等五人一起相约进京上访。五人于当日14时许在衡阳找来一辆灰白色的七座商务车，并与司机谈好8000元租车费租车进京上访。2018年2月27日16时许，原告等五人所租车辆在京珠高速北京出站口准备下高速时，被执勤民警查获，执勤民警发现原告等人均存有不良信访记录，遂将原告等人移交给衡阳市驻京接访工作人员。同时将原告安置在北京市豫东宾馆。当衡阳市高新技术产开发区华兴街道工作人员接到衡阳市政府相关指令后，于2018年2月28日9时赶至北京并对原告进行劝访工作，但原告不但不听工作人员的劝说，反而以此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支付9000元的车旅费和生活费，当工作人员向原告再次表明身份并对原告进行劝访时，原告不但不予理睬，反而以言语辱骂的方式对抗工作人员履职。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原告才于2018年2月28日15时在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开北京。2018年3月1日14时许，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接到报警后，将原告依法传唤到华兴派出所。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在查明原告违法事实的基础上，于2018年3月2日对原告作出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在原告既未要求陈述，也未要求申辩的情况下，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于2018年3月2日对原告作出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衡阳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30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6月29日对原告作出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2018年3月2日作出的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作出的蒸公（华）决字（2018）第035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衡阳市公安局作出的衡公复（决）字（2018）第08D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694.8元。 本院认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法律、法规赋予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在其信访事由得到合理答复后，仍坚持上访。在明知北京即将召开重大会议时期，故意与他人抱团进京非正常上访，且在接访工作人员劝返过程中以支付金钱、解决无理诉求为由要挟对抗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其行为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违法构成，应认定其实施了“敲诈勒索”、“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且原告故意选择特殊时期信访并采取要挟、辱骂等方式对抗政府工作人员履职，其违法情节应视为严重。故被告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对原告的两项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衡阳市公安局依法对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志平 审 判 员  廖治波 人民陪审员  王小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张阳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若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