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03民初2955号 原告：刘明高，男，196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雪梅，女，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系刘明高之妻。 原告：陈文元，男，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 原告：胡明秀，女，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王秋民之妻） 原告：王海波，男，198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王秋民之子） 原告：王慧，女，199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王秋民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明秀，女，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系王海波、王慧的母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斌，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南充市高坪区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何祯承，局长。 委托代理人：段林林，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充市高坪区北部新城（龙门古镇）建设工程指挥部，住所地南充市高坪区祥和路**。 负责人：曹波，指挥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爱华，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明高、陈文元、胡明秀、王海波、王慧与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第三人南充市高坪区北部新城（龙门古镇）建设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文元、胡明秀、原告刘明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梅以及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斌、被告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林林、第三人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爱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交通局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南充市高坪区（原南充县小青瓦房）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614295元人民币及资金占用利息（自2014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明高、陈文元、王秋民（已病故）是交通局下属的南充市高坪区装卸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装卸公司）职工。1996年装卸公司企业改制、解体，交通局对公司所有财产进行公开出售后作为员工的遣散费用。三原告作为该公司员工，按照改制政策要求，共同购买了坐落于南充市高坪区（原南充县小青瓦房。三原告各出资4000元共计12000元向交通局共同购买了该幢房屋。由于企业的特殊的改制等原因，产权证遗失，交通局以此为由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当时交付了该房屋。2008年发生地震需排除危房，政府对原告所购买的房屋进行整改维修，并由被告交通局出具证明由原告到房管局、国土局查找相关手续。经查证，原告所购买的房屋面积318.10平方米。为了解决产权登记，2010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交通局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确认了房屋的各项事宜。原告去办理房屋过户得知，因龙门古镇打造，对房屋进行冻结，致使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直至房屋被强行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多次协商无果情况下，2014年4月28日晚，在未签订房屋拆迁合同以及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对该房屋进行拆除，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经原告多次协商与上访，第三人只认可原告的房屋面积150平方米，余下的168.3平方米不向原告进行补偿，原告在无奈情况下违心与第三人签订了拆迁协议。原告对第三人的行为不服，多次上访。在信访处理过程中，第三人告知原告所购房屋318.10平方米，经拆迁时测量面积为322.17平方米，除原告签订的153.87平方米外，其余的168.3平方米已与交通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支付了补偿款，原告应向交通局追要补偿款。交通局答复的是交通局与第三人签订了坐落于南充市高坪区（原南充县小青瓦房的拆迁协议，但指挥部没有支付补偿款，原告应直接找第三人追讨补偿款。被告与第三人互相推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此，特向贵院依法提出诉请，望贵院依法裁决。 交通局辩称：1、原告第一项诉请中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并非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原告方办证，而且该合同形式上也有问题，该合同只有被告的盖章，并没有原装卸公司的确认。2、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方购买房屋面积是150㎡，原告方自愿与第三人签订了其所购买房屋面积的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全部款项，且参与分配了未出售房屋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因此，原告的第二项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原告方的第三项诉请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指挥部辩称：1、指挥部主体不适格，只是临时成立的，应当起诉高坪区人民政府；2、诉请答辩意见赞同被告的意见；3、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收条具体载明了原告购买的是150㎡，原告与第三人也签订了所购买房屋150㎡的拆迁补偿协议，第三人将拆迁款全款支付给了原告，该拆迁协议属合法有效的；4、按原告方诉请处置价格，其所购买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37.3元，其他同时间出售房屋为每平方米102-205元，按照常理也不符合逻辑；5、《存量房买卖合同》，内容大量是空白，也没有权利签订，局长签字也是虚假的，合同内容与原始资料冲突；灾后重建数字也不准确，互相均有冲突，也不能作为依据，而且未出售部分房屋168.1㎡的拆迁补偿款已发给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职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装卸公司系交通局下属管理的集体企业，1996年11月，交通局批复同意该企业解体（该企业有职工110人），由企业组成职工领导小组，负责进行资产清理、变卖和善后工作。随后，该公司按照交通局批复成立了五人职工领导小组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理。2000年7月10日，该企业职工刘明高、陈文元、王秋民（2017年已病故）三人共同出资12000元，购买该企业办公宿舍楼，收条载明了全楼全间150㎡。该企业在此期间所处理办公宿舍楼均是以收条形式载明买卖房产的面积与总价款。除案涉房屋，其余均价在100余元至200余元之间。在收条署名处装卸公司房产处理负责人为二名职工代表与一名老职工签名，交通局在监证机关处盖章。 2008年汶川地震后，高坪区龙门镇人民政府在排除危房过程中，对尚在原南充县装卸公司（本案中装卸公司）名下的南高国用（96）字第36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980.1㎡国有土地上的三幢办公、住宅房屋进行危房鉴定时，未发现三幢房屋产权证书。2009年1月7日以原南充县装卸运输公司房产证遗失为由，补办了该三幢房屋产权证书，房产证号为南房权证高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南充县装卸运输公司，共有情况：单独所有，房屋坐落：南充县龙门镇14号，房屋状况：总层数4层建筑面积719.20㎡，总层数3层建筑面积221.8㎡，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318.10㎡，总面积为1259.1㎡。在政府危房排除中，现场勘查上述三幢房屋建筑面积记载为1480㎡。其中，4层与3层的两幢楼鉴定为D级危房，2010年拆除重建。案涉争议房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318.1㎡的小青瓦房为C级。 2010年5月12日，原、被告均陈述为了办理所购房屋产权证书，双方分别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三份。在每份合同中，建筑面积为106.03㎡，成交价格为4000元，买方分别为刘明高、陈文元、王秋民，卖方为交通局。合同中其他大部分内容均为空白。该合同签订后被装卸公司的其他职工知晓，部分职工代表到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对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提出异议。2010年7月14日，交通局向房管部门去函，函件主要内容为：因该宗房产系改制企业所有，职工对此有争议，请暂停办理刘明高、陈文元、王秋民三人的相关手续。因上述缘由，致使刘明高等三人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2013年3月，指挥部受高坪区人民政府委托，实施龙门古镇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并负责该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装卸公司位于拆迁改造范围。2014年12月16日，刘明高、陈文元、王秋民共同向指挥部书面申请要求签订拆迁协议，同日指挥部与其签订了《高坪区小龙片区棚户区改造（二期）房屋拆迁协议》等。刘明高等三人在申请书、上述拆迁协议以及《现场勘丈表》、《房屋拆迁产权确认登记表》、《房屋补偿结算清单》中均认可其购买房屋面积为150㎡。2015年3月前，指挥部将全部补偿安置款778573.2元通过银行转账已向原告支付完毕。该幢（2层）房产产权证面积318.10㎡，拆迁时测量面积为322.17㎡，除刘明高等三人所购买的所余面积168.01㎡以及其他未出售的房屋等不动产，指挥部作为征收人，装卸公司作为被征收人，指挥部与装卸公司的职工代表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补偿资金分别于2015年与2017年由该企业职工（包括原告在内）分配完毕。 2017年，刘明高等三人到市政府反映涉案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信访事项。该信访事项最后转到指挥部。指挥部于2017年8月1日以高北新指【2017】11号《指挥部关于刘明高等反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作出的答复意见：“经认真调查核实你们反映的信访问题，指挥部认为，刘明高、王秋明、陈文元等三人购买龙门装卸运输公司的房产150平方米经原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高坪区交通局认定，指挥部按照高坪区交通局、装卸运输公司和刘明高等三人在2014年12月共同确认的房屋产权划分面积，分别与刘明高等三人和装卸运输公司职工代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及相关政策规定，在协议签订后按约支付补偿安置资金，全部履行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义务。……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问题的终结性意见。” 同时查明，2017年6月王秋民病故，原告胡明秀、王海波、王慧为其法定继承人。 2018年8月6日，刘明高等五原告起诉来院，提出前述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2010年5月12日签订的三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原、被告2010年5月12日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所涉房屋产权人为原南充县装卸运输公司，而并非被告交通局所有。虽然该公司于1996年向主管部门本案被告交通局申请解体，交通局在批复中要求其同意职工领导小组对该公司财产进行处理。该公司也成立了五人职工领导小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9条的规定，关于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解散或者撤销后的清算问题，应当由其主管机关组织清算小组进行。该公司的房产在2000年出售时，被告是在监证机关处签章，公司房产处理负责人处是职工代表签名。即该公司依法成立的五人职工领导小组应是负责处理该公司财产的组织。综上，被告交通局无权处分原南充县装卸运输公司名下的房产。那么，原、被告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属效力待定。 其次，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房产所有人的公司职工代表小组及其他职工均不予追认被告交通局与原告方所签订的合同，交通局因此向房管部门去函，要求暂停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致原告方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继而引发本案诉讼。审查合同的效力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显然被告交通局与原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未能被追认。因此，交通局作为出卖方与原告方所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方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交通局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诉请问题，以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方在2000年购买的原始依据收条上记载的是150㎡的房屋，支付对价也应是150㎡。原告方主张的该项诉请主要是依据在十年后即2010年与被告方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所记载的面积，但该合同已被认定无效。即使有效，其也并未支付对价。其次原告方是依据在2000年购买时的原始收条上记载了全楼全间的字样，但同时也记载所购面积为150㎡，2014年第三人拆迁时，原告方也自认其所购买的是150㎡，所以该小青瓦房剩余的168.1㎡属装卸公司全体职工所有。第三人已于2015年将原告方应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全额支付。装卸公司负责处理资产的职工领导小组也代表该公司将该小青瓦房未出售面积168.1㎡以及其他未处理财产与第三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所得补偿款已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职工分配完毕，原告的该项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赔偿损失50000元的请求亦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方的全部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明高、陈文元、胡明秀、王海波、王慧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原告刘明高、陈文元、胡明秀、王海波、王慧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淑珍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胡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