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8民终3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恩，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遵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辛学良，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遵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辛理夫，男，198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连保，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遵化市。四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军，河北承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悦，男，196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原审被告：兴隆县华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兴隆县兴隆镇迎宾路西。法定代表人：刘福悦，经理。诉讼代表人：张海波，华通公司股东。上诉人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因与被上诉人刘福悦及原审被告兴隆县华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2018）冀0822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连保及上诉人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军，被上诉人刘福悦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华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冀0822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是否为原告主体资格没有进行审查，事实上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公司是委托被上诉人去完成对外筹集资金的任务，而且对利率进行了限定，而根据被上诉人陈述，他也向不同的人进行了借款，这些对外的借款也在公司的账目入了账，至此完全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是受托人的身份，不是对外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向公司出借款项的人，向公司主张债权的人应该是那些所谓的出借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借款是替公司去借，故此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原审主体，其起诉应予驳回。另外还有一点可以看出以上的结论，被上诉人手里有几张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在对外借款时，向真正的出借人出具作为担保，该协议的受让人处及价款等均是空白的，说明其不是给被上诉人用的，被上诉人当然就不是债权人了。2、作为被告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张海波也对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进行了说明，说明对外借款不是被上诉人的债务，当然债权也不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无权把自己当成债权人进行起诉。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时一再强调的被上诉人主体资格问题，没有进行认定的审查，而且判决第4页认定的事实中，也认可“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由刘福悦负责对外借款”，更加明确的说明了被上诉人只是公司对外借款的代表人身份，不是公司要向被上诉人借款，故此更加证明了被上诉人不是债权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一审判决私自改变法律关系。根据被上诉人的诉状和法院立案材料，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也未改变法律关系，庭审中也一直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权利，而一审判决却变更为“合同纠纷”，不仅违反了被上诉人的请求范围，而且违反了《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即便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和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同，应该对当事人进行释明，询问当事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并重新确定举证期限，而一审判决都没有这么做，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情、都没有主张、都没有申请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法律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程序违法。根据最新的《公司法解释四》的规定，上诉人就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无效及可撤销提出反诉，应该以华通公司为被告，而上诉人也就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是否成立提起了诉讼，尚未有生效判决，故此本案应该中止审理，但是一审却没有同意上诉人这一合理合法的要求，明显属于程序违法。四、本案一些基本事实证据缺失，一审判决对银行借款和还款认定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华通公司从国开行进行贷款、还款等情况的存在。1、被上诉人主张华通公司从国开行贷款2500万元，这是本案最基础的法律事实，但是其并没有拿出华通公司和国开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股权质押合同等基础证据。2、被上诉人另主张其向7个债权人借款了2000万元（实际1997万元），虽然拿出了借条的复印件，但是没有债权人的认可，重要的是没有这些债权人向被上诉人或者公司转款本金的证据，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还主张其偿还了国开行的2000万元债务，但是没有提供公司向国开行还款的任何凭证，更没有任何国开行出具的借款还清证明，反而被上诉人举出了公司大量向个人账户转款的凭证，显然和本案无关，对于这些本案最基础和重要的事实，一审判决没有进行仔细的审查便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而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五、一审判决对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认定错误，其就是股东会决议，不是协议性质。本案所涉的股东会决议，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是华通公司股东就相关问题进行的协商，主要内容是委托被上诉人对外借款，各股东以股权进行抵押，其本质就是股东会决议，不属于“普通民事协议”，不具有民事协议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明显错误。六、一审判决认为“所借款项后来偿还给了华通公司属于借款如何使用问题”而不予理会，明显错误，该问题对本案非常关键。资金部分用于关联公司经营后，如果关联公司已经还给了华通公司就不存在“账外经营损失”问题，更不存在上诉人用股权担保的问题，股东会决议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华通公司实际掌控在被上诉人手中，其收取了关联公司的款项后，不偿还借款、反而再次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带有明显的恶意，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事实对本案非常重要，但一审判决却认为和本案无关，显属错误。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该直接向原告承担偿还责任”是错误的，超出了被上诉人及股东会决议的范围，自创了一个理由来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但是此责任到底是因股东的担保行为引起，还是因被上诉人所述的“赔偿公司账外经营的损失”而来？始终没有进行明确，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承担的还款数额的原因的叙述自相矛盾，根据决议内容上是“回赎质押的股权”，而被上诉人当庭却称是“赔偿公司账外经营的损失”，对于自相矛盾的说法，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明确。但是一审判决都没有采纳被上诉人主张承担责任的“担保”、“赔偿账外经营的损失”这两项理由，而是自创了一个理由，就是“直接偿还”，此理由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主张范围，而且没有任何当事人及书面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此一审判决作此认定显然没有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的根本性错误。八、因为公司的债务而不判决公司承担责任，反而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显然违法。不论华通公司的债务是否存在，总之此借款的偿还的公司债务，用于了公司，股东没有得到一分钱，而一审判决把债务人抛开，偏偏判决无效担保人来承担责任，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直接实现了被上诉人侵吞其他股东股权的野心。九、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辛理夫问题进行认定论述便予以判决。辛理夫从未授权任何人参加股东会议，更未认可承担任何公司债务，也未认可以股权进行担保，其与公司债务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不予审查便对辛理夫判决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其补充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诉状中所称的要求偿还借款的1230万元与股东会决议附件中各股东分担的资金不是一回事，完全是两个性质，被上诉人张冠李戴以该股东会决议来要求偿还其他借款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从程序到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之处实在太多，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刘福悦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了审查，实质上也是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了审查，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法有效协议发生的诉讼，刘福悦作为一方当事人自然是法律上适格的主体。1、本案诉讼的事实是以“股东会决议”为前提的，针对股东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已单独发起诉讼且已形成生效判决，上诉人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等说法在相应判决中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上诉人继续以此为由上诉应属缠诉。2、华通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张海波的说明对本案争议事实和法律关系没有影响，况且张海波本人也按照股东会决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以所谓“由刘福悦负责对外借款”是代表公司借款，以此来否认自己签字承诺的义务显然是断章取义，也是对协议内容的歪曲。二、上诉人称“一审判决私自改变法律关系”是对法律的误读。针对本人的起诉，人民法院如何确定案由不影响案件的审判结果，更何况在本案中“民间借贷纠纷”与合同纠纷在法律上是没有区别的。三、上诉人说“程序违法”根本不存在，因为本案的一审判决是在一审法院就股东会决议进行判决之后做出的，更何况目前关于股东会决议的判决早已成为生效判决。四、本案事实清楚，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1、华通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借款2500万元以及偿还借款都有完整的手续，并且在庭审中上诉人都已承认。2、在几个上诉人与刘福悦签约之后，刘福悦的对外借款打入华通公司证据充分，刘福悦与债权人之间的手续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在一系列事实面前否定的行为违背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五、股东会决议在内容上非常清楚的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协议事项，仅以“股东会决议”的名称不是民事协议而否定已达成协议这一基本事实，人民法院当然不能支持。六、借款如何使用与当事人之间约定如何还款是两码事，上诉人不能以“借款如何使用”干扰案件事实、继而否认自己违约。七、按照上诉人与刘福悦签订的协议，上诉人就应该直接向原告承担偿还责任，原告是否对华通公司主张权利也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协议明确写明上诉人的偿还责任，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担保”更不是“赔偿公司账外经营损失”。对上诉人编造出来的此等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不足为辩。八、本案的核心问题就是上诉人与刘福悦之间依据协议对借款归还的权利义务问题，借款用途不影响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上诉人无权将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让华通公司承担。华通公司其他股东均依照协议履行了义务，这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的违约。九、辛学良代理辛理夫的相关事实已在几次庭审中反复说明，一审法院依据一系列事实和证据对此进行了认定，判决辛理夫承担责任依法有据。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不应支持。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通公司未有提交书面意见。刘福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四被告按照约定承担债务，其中刘国恩承担153.54万元及利息，辛学良承担152.14万元及利息，辛理夫承担123.03万元及利息，于连保承担149.61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国恩等四自然人及案外人承德天健医药有限公司均为被告华通公司的股东，原告刘福悦系承德天健医药有限公司在华通公司的代表，亦为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4月，被告华通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国开行借款2,500万元，华通公司的全体股东以股权进行质押。因华通公司未能还清贷款，2016年4月16日，华通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表决如何偿还国开行贷款的相关事宜。会议经表决通过了股东会决议，确认向国开行借款主要为给“原融创公司（原告称该公司为华通公司部分股东进行账外经营所使用的公司）”应急使用，因华通公司资金紧缺，有2,000万元资金缺口，表决通过决议，具体内容为：“一、因此笔贷款发起人承德天健医药有限公司及刘福悦已作为共同借款人，为了避免天健公司及刘福悦受到损失，先由刘福悦负责向外借款偿还贷款，借款利息不能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二、为给刘福悦借款提供保障，全体股东同意由刘福悦出售各股东的股权。但由于各股东使用公司资金存在差异，股东会决定刘广成、张海波、刘建国以所持股份的一半作为担保，另一半股权仍由本人持有；而孔庆水、于连保、刘国恩、辛学良及辛里夫用全部股权为刘福悦借款提供担保。三、刘福悦用华通公司股权担保借款时须保证在六个月内每位股东有权回收股权，每位股东回收各自股权应承担的费用见华通公司各股东借款责任分担说明（此说明为该决议的要件附后）。四、此决议通过后，每位股东应于2016年4月20日前与刘福悦完善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在该决议的附件“兴隆县华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借款责任分担说明”（以下简称“分担说明”）上，对华通公司相关股东应承担的资金责任、借款本息及业务损失等进行了确认，其中刘国恩应分担123.03万元，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利息30.51万元，回购全部股权应向公司支付现金403.54万元及再发生的利息；辛学良应分担123.03万元，借款本金（含辛理夫）220万元及利息29.11万元，承担业务损失160万元，回购全部股权（含辛理夫）应向公司支付现金327.58万元及再发生的利息；辛理夫回购全部股权应向公司支付现金327.59万元及再发生的利息；于连保应分担123.03万元，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17.58万元，回购全部股权应向公司支付现金290.61万元及再发生的利息。刘国恩、于连保、辛学良及其他相关股东均在决议书及“分担说明”上签字，辛理夫的名字由辛学良代签（辛学良系辛理夫的父亲，2015年5月27日，辛理夫向原告发送手机短信称“我名下贷款授权我父亲辛学良处置”）。另，辛学良在股东决议上签字时备注“以上内容同意对160万业务总算有异议”。上述股东会决议形成后，被告刘国恩、辛学良、于连保分别在空白“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授权原告代三人对外转让各自的股权。关于用股权作为担保的约定，双方未办理登记手续。决议签订后，原告刘福悦先后向他人借款筹集资金1997万元（原告称其实际对外借款2000万元，其中有一笔借款债权人预扣利息3万元），与华通公司的自有资金，合计2,022.2万元，于2016年5月6日转入华通公司在国开行开立的账户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关于原告对外借款的利率，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约定的利率，平均核算为月息15‰。另查明，为解决刘国恩、辛学良、于连保及另一股东孔庆水在分担说明上的借款问题，刘福悦于2015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5日分别作出（2015）兴民初字第3177号至第31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刘国恩偿还原告借款250万元，辛学良偿还原告借款220万元，于连保偿还原告借款150万元及案外人孔庆水偿还原告借款150万元。关于分担说明上辛学良（含辛理夫）承担160万元业务损失事项，原告与辛学良于2017年7月3日达成协议进行了处理。扣除以上项目后，按照协议约定，刘国恩尚未承担153.54万元，辛学良尚未承担152.14万元，辛理夫尚未承担123.03万元，于连保尚未承担140.61万元。因刘国恩等四自然人被告拒绝协助原告办理向他人转让股权的相关手续，也不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原告遂诉至本院。在庭审中，四被告称所借款项由华通公司交给其关联公司使用，后偿还给了华通公司，华通公司不存在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四被告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作为华通公司的股东，为解决公司债务承担所签订的2015年4月16日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股东而言具有股东会决议性质，对于原告而言属于被告愿意承担债务的允诺，相关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关于以股东股权作为原告对外借款担保的约定，因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发生物权效力。四自然人被告已经分别履行了部分约定义务，对剩余未承担的责任，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四被告不同意以出卖股权的方式承担责任，故应当向原告直接承担偿还责任。四被告所称“所借款项由华通公司交给其关联公司使用，后偿还给了华通公司，华通公司不存在损失”的抗辩，属于借款如何使用问题，原告所诉其为偿还国开行贷款而筹集资金的归还问题，四被告不按约偿还，属于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被告所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实际筹集借款1997万元，不足“决议”约定的2,000万元，刘国恩等四自然人被告应按实际借款比例向原告承担责任，其中刘国恩应再承担1,529,347.00元（403.54万元x1997万元/2000万元-250万元），辛学良应再承担1,513,417.90元（532.14x1997万元/2000万元-220万元-160万元），辛理夫应再承担1,228,454.55元（123.03万元x1997万元/2000万元），于连保应再承担1,401,740.85元（290.61万元x1997万元/2000万元-150万元）。原告提供的借条经核算的平均利率15‰，不超过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按该平均利率予以确定，自向国开行划款之日起计算。综上所述，四被告应当按约向原告承担相应偿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国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福悦借款1,529,347.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二、被告辛学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福悦借款1,513,417.9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三、被告辛理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福悦借款1,228,454.5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四、被告于连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福悦借款1,401,740.8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五、驳回原告刘福悦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孔庆水证明，其证言的证明目的是体外循环的资金已经全部归还给了华通公司，股东不再承担任何的债务。证据二、2015年2月28日荣创公司的记账凭证，取得时间在一审庭审之后。体外循环的荣创公司的记账凭证一张，2015年2月份收回贷款凭证11张。证明荣创公司将11个人共计3630万的债权转给了华通公司，反驳被上诉人关于国开行贷款部分用于体外循环造成损失这一点。证据三、刘福悦与孔庆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一份，没有时间。取得时间是一审庭审之后，从孔庆水处取得。证明孔庆水把自己名下但属于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刘福悦，共2100万元。在2100万其中的1800万已经由刘福悦收回，即刘福悦已经从公司债权中取得了1800万元。证据四、2015年12月30日刘福悦为孔庆水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复印件，原件在孔庆水手中。证明证据三中的2100万转让债权属于公司的债权，不是孔庆水个人。孔庆水也是股东。我方向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调取证据，但是执行部门要求审理法庭调取。是我方向法院调取的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案卷，2014中法执字161号。证明刘福悦已经从公司资产中取得1800万。上诉四份证据证明的目的就是刘福悦称其向华通公司借款1230万已经得到了足额的偿还，而且体外循环的资金都已经回到了华通公司，股东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还款责任。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刘福悦对前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孔庆水因另案被公安机关通缉在逃。所以被通缉人书写此证据无法解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华通公司的账一直由本公司管理，没有人调取过该账。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我个人和孔庆水签订的，与公司无关，也与本案诉争的款项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上诉人要求调取的中院执行的取得1800万元的案件真实性认可。时间为2017年末到今年的8月份执行完毕，但此款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无法核实证明的真实性，证据二、三、四因刘国恩等四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刘福悦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刘福悦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是否适当？二、2016年4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是否应依照协议承担违约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双方因协议的履行与违约责任的承担发生纠纷，被上诉人刘福悦依据其与上诉人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所签协议要求四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四上诉人及华通公司其他股东与被上诉人刘福悦于2016年4月6日签订协议，协议约定了各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刘福悦依约履行了自身义务，有权通过诉讼要求四上诉人履行义务，其与本案的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一审的适格原告。针对争议焦点二，2016年4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签订该协议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义务，该协议是否还同时具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及性质，不影响该协议对刘国恩等四上诉人的约束力，刘国恩等四上诉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义务，因其前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对剩余未履行的部分，应当继续履行或者承担违约责任；依照协议约定，刘国恩等四上诉人应当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刘福悦承担偿还责任，但四上诉人拒绝协助被上诉人刘福悦办理转让股权的相关手续，则刘福悦有权要求四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刘国恩等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福悦直接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刘国恩等四上诉人所称“所借款项由华通公司交给其关联公司使用，后偿还给了华通公司，华通公司不存在损失”的主张，属于借款如何使用问题，不影响本案所涉协议的履行及责任承担，其据此主张不依约偿还被上诉人刘福悦款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辛理夫曾授权其父辛学良代行股东权利，并一直对其父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可以认定其父辛学良有权代理其签订协议并处分其股权，上诉人认为辛学良属于无权代理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600.00元，由上诉人刘国恩、辛学良、辛理夫、于连保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音审判员 李红梅审判员 孙琳丽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