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40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覃章银，男，1987年6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永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道强，男，住湖北省广水市，系湖南省永顺县首车镇立烈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雅丽，女，195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培坤，男，1951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剑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克义，男，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花，女，196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喜女，女，198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某1，男，201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法定代理人：陈喜女（舒某1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某2，男，201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法定代理人：陈喜女（舒某2的母亲）。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华，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明，男，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 上诉人覃章银、黄雅丽、陈培坤因与被上诉人舒克义、刘金花、陈喜女、舒某1、舒某2（以下简称舒克义等五人）、刘国明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6民初3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章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覃章银承担10%赔偿责任，改判由黄雅丽、陈培坤及刘国明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对该起事故的性质认定、责任划分存在错误 刘国明于2016年为黄雅丽、陈培坤的房屋进行装修，该工作完成后，刘国明发现该房屋阳台底座生锈，便向黄雅丽、陈培坤表示帮其进行除锈上漆，黄雅丽、陈培坤表示“花多少钱会出”，后刘国明因一直未找到作业工人，便未对该房屋阳台底座进行处理。 2017年4月2日上午7时，刘国明以欺骗的方式给覃章银打电话，说是有外墙涂料的活要做，覃章银称一个人做不了，需要两个人做，刘国明同意。于是，当日下午2时左右，覃章银叫来有高空作业证的舒某3，到刘国明指定的黄雅丽、陈培坤家看涂料活。结果，覃章银和舒某3到现场时，刘国明却欺骗说有个油漆的活先做了再去看涂料。覃章银、舒某3与刘国明谈好工钱后，刘国明买来油漆，并与覃章银、舒某3及黄雅丽、陈培坤一起去查看案涉房屋底座铁栅栏需除锈刷油漆作业的部位。但因案涉房屋没有逃生窗，顶楼被锁，无法上楼挂设安全绳，故舒某3、覃章银与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商量并征得在现场的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同意后，徒手从底楼攀爬上六楼挂安全带作业。不料，舒某3在作业时，因安全带锁扣固定的铁栅栏支架不堪重负被拉断，导致舒某3从六楼掉下摔死的安全事故发生。 该案件是一起典型建筑的房屋维修合同关系与安全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黄雅丽、陈培坤将施工工程的维修工作，不仅承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刘国明进行施工，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三人，在未提供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任由覃章银和舒某3徒手攀爬后进行高空作业，完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导致事故发生。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舒某3作为施工人员，在没有得到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才导致事故发生，不应承担事故责任；覃章银作为施工人员，同样没有得到安全保护，生命同样受到威胁。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没有施工工人应承担安全事故责任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覃章银承担事故1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于情相悖。 二、原判决第一条和第三条含糊不清，判决存在重大错误 一审对舒某3死亡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及范围问题，从判决书第20页第15行至21页第5行，认定覃章银的责任比例为10%，显然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事故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即使覃章银与舒某3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违章等情形，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施工工人应承担安全事故责任。因此，一审认定覃章银承担10%的责任，并认定刘国明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仅认定刘国明承担黄雅丽、陈培坤50%责任的连带责任，十分错误，应予撤销或改判。 舒克义等五人辩称，一、本案定性为生命权纠纷是正确的。本案存在多重法律关系，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更多是仅界定雇佣关系内部的民事责任，不适用本案，本案定性为生命权纠纷正确。二、黄雅丽、陈培坤对死者的死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在本案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负责高空油漆阳台。根据相关国家标准，死者高空油漆阳台，显然已经属于高处作业，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5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黄雅丽、陈培坤有审核承揽人刘国明或者死者舒某3是否具有高空作业证的义务，但仍然选任了没有资质的刘国明，也默许了刘国明雇佣没有资质的舒某3和覃章银，陈坤培、黄雅丽的选任过失与刘国明的雇佣过失共同导致了舒某3的死亡结果，其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一审判决刘国明与黄雅丽、陈培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三、关于责任比例问题。为了让案件尽快生效，死者家属放弃了上诉的权利。但一审被告们最终上诉了。舒克义等五人希望法院在责任比例上适当调低死者自担的比例。死者听命于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从事高空作业，其自己已经将安全带绑在钢筋上，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四、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合情合理。 刘国明辩称，覃章银是从事高空作业，舒某3也是有高空安全作业证的。覃章银和舒某3是如何爬到楼上，刘国明不清楚，覃章银和舒某3也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告知刘国明。刘国明没有叫覃章银和舒某3从旁边爬上去，覃章银要承担责任，责任比例由法院来判。 黄雅丽、陈培坤辩称，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案涉作业内容为对旧的金属碰窗进行油漆翻新，并非覃章银所主张的房屋维修合同关系，本案作业内容属于劳务合同关系，劳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刘国明与覃章银及舒某3。涉案作业内容不涉及建造和安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所规定的建筑活动，承包该项作业的人员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所规定的承包主体资质。覃章银接受刘国明雇佣后，在施工过程中，未准备足够的安全设施、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未与刘国明及黄雅丽、陈培坤商量同意的情况下，与舒某3擅自以徒手攀爬的方式作业，导致事故发生，覃章银的主观过错非常明显。另外，黄雅丽、陈培坤并不知道覃章银及舒某3采用的作业方式为徒手攀爬方式，在开始作业前，黄雅丽、陈培坤还反复向刘国明等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因此，并不存在覃章银所称的“任由覃章银及舒某3徒手攀爬后进行高空作业”的情形。本案作业内容并非只能在室外进行操作，室内（指阳台之内）也是可以操作的。碰窗是不锈钢管组成，留有足够大的空隙，通过空隙完成作业不存在任何障碍。本案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覃章银的过错明显，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责任。 黄雅丽、陈培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黄雅丽、陈培坤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对黄雅丽、陈培坤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其一为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其二为刘国明与覃章银、舒某3之间劳务雇佣关系，其三为覃章银与舒某3之间的部分劳务转包关系。本案事故损害行为是基于劳务雇佣关系而导致，因此法律关系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生命权纠纷属于人格权纠纷的范畴，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而引起的民事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中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适用指南中明确指出，在确定侵权责任纠纷具体案由时，应先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列出的具体案由。一审判决未优先适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就责任主体而言，无形中扩大了责任承担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变更后，没有向当事人释明，在程序上明显不妥。 二、基于承揽合同关系，黄雅丽、陈培坤对本案事故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一）承揽合同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定作人不承担过错责任。本案中，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就作业内容达成一致后，双方就构成了黄雅丽、陈培坤支付报酬，刘国明安排其工人独立完成作业的承揽合同关系。基于承揽合同关系的性质，黄雅丽、陈培坤不应当为承揽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二）黄雅丽、陈培坤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 1.黄雅丽、陈培坤选任承揽人不存在过错 本案的作业内容为对旧的金属碰窗进行油漆翻新，不涉及建造和安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所规定的建筑活动。承包人员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所规定的承包主体资质。刘国明作为承揽人承接作业，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禁止性规定。黄雅丽、陈培坤选定刘国明为承揽人，不存在过错。至于承揽该作业后，需要雇佣何种技术资质的人员施工的义务，完全应由承揽人独立自主决定，而与黄雅丽、陈培坤没有关系。虽然如此，黄雅丽、陈培坤亦要求刘国明找“蜘蛛人”，并多次强调“要注意安全”，该行为也体现了黄雅丽、陈培坤尽到了合理注意和提醒义务。本案作业内容并非只能在室外进行操作，室内（指阳台之内）也是可以操作的。碰窗是不锈钢管组成，留有足够大的空隙，通过空隙完成作业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对于黄雅丽、陈培坤而言，不存在特别提醒义务。 2.刘国明在雇佣行为的过错与黄雅丽、陈培坤无关，应由刘国明自己承担责任。 刘国明承揽作业后，应当根据作业的内容和性质，选择合适的劳务人员完成作业。根据在案事实，可以明确刘国明知晓作业内容属于高处作业，需要持有高处作业证的人员来完成。但其仅凭覃章银、舒某3二人口头表示有高空作业证的情形下，未核实二人的高空作业资质即将作业交付二人操作，存在选任劳务人员方面的过错。不仅如此，其作为雇佣者，一没有提供安全保障工具集防护措施，二没有临场监督，过错明显。但该两方面的过错，均由刘国明自己承担，作为定作人的黄雅丽、陈培坤，对承揽人完成订作作业不具有管控的权利，刘国明的过错并不涉及黄雅丽、陈培坤。 同时，审查作业人高处作业资质的义务人是刘国明而非黄雅丽、陈培坤。黄雅丽、陈培坤并不知晓覃章银、舒某3是否持有高处作业证，也没有义务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黄雅丽、陈培坤明确知晓覃章银、舒某3没有高处作业证的情况下，主观推定黄雅丽、陈培坤“默许”二人进行高处作业，与事实相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三、一审判决对过错比例及责任承担方式的认定明显不妥 （一）舒某3、覃章银的行为是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 首先，覃章银、舒某3作业方式并未与黄雅丽、陈培坤及刘国明商量，其二人自作主张决定由一楼往上爬至六楼，舒某3尚未到达六楼作业地点，亦没有开始作业内容即摔下，其应当为其擅自决定危险行为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其为何摔下的原因并未查明。 其次，舒某3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未经颁证单位认可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对外宣称具有高处作业资质。作业时，未带足安全工具，且明明已经携带有安全护具（安全帽），但却没有穿戴齐全并检查安全程度，徒手从一楼通过其他楼层的防盗网向上攀爬作业。覃章银则是在作业不具备施工条件、安全工具不齐全、安全措施不完整、并明知安全操作规范的情况下与舒某3共同决定以危险方式作业。 二人的行为，不论是受谁雇佣，均极易导致事故发生。二人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其二人的过错责任不应低于70%。 （二）一审认定黄雅丽、陈培坤存在过错，并与刘国明连带承担50%责任，明显不妥 黄雅丽、陈培坤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退一步而言，即便从公平角度出发，判定黄雅丽、陈培坤承担责任，责任比例也不应超过10%。一审判决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连带承担50%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即使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划分各自之间的承担比例，以定分止争，节约司法资源。根据刘国明的过错程度及承揽合同的性质，在刘国明与黄雅丽、陈培坤之间，刘国明的责任承担比例不应低于90%。 另外，一审判决以舒某3为弱势群体为由，最终认定舒某3自身过错比例为40%，人为划分了不平等，无法体现真正的公平、公正原则。 四、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 一审认定8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高，应当以30000元为宜。 舒克义等五人辩称，答辩意见同前述答辩意见。 刘国明辩称，一审判决及黄雅丽、陈培坤的上诉扭曲了一个事实，刘国明只是好意帮房东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和其他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和承包关系，黄雅丽、陈培坤应该承担责任。 覃章银辩称，本案不是承揽关系，是旧房维修工程，存在安全保障问题，覃章银不应该承担责任，应该由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承担责任。 舒克义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覃章银共同赔偿舒克义等五人各项损失合计1831489.6元（包括死亡赔偿金925074元，丧葬费32160元，舒克义抚养费154334元，舒某1抚养费203103.54元，舒某2抚养费243076.05元，刘金花抚养费154334元，处理死者后事交通费、住宿费8700元，处理死者后事住宿费、餐饮费7138元，处理死者后事误工费357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2.判令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覃章银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8664元、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明曾于2016年为黄雅丽、陈培坤的案涉房屋进行装修（不含阳台底座除锈上漆）。彼时，刘国明发现案涉房屋阳台底座生锈，便向黄雅丽、陈培坤表示帮其进行除锈上漆。刘国明称黄雅丽、陈培坤对此表示“花多少钱会出”。此后，刘国明因一直未找到作业工人，便未对案涉房屋阳台底座进行处理。 2017年4月2日，刘国明联系覃章银，让覃章银对案涉房屋阳台底座进行除锈上漆作业。当日下午，覃章银叫上舒某3一同前往案涉房屋所在小区查看作业现场。与覃章银、舒某3一同前往作业现场的还有案外人陈俊文，陈俊文称：在途中，覃章银告知舒某3当日要去看高空工地，舒某3表示绳子没有带，要回去拿，覃章银说不用拿，先过去看；覃章银还向舒某3表示当日要在高空刮腻子粉，舒某3称其不会刮，覃章银则表示有他在没事。覃章银等人到达作业现场后，与刘国明查看了案涉房屋有关情况。刘国明与覃章银约定处理案涉房屋阳台底座工作报酬为500元，作业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砂布、油漆等材料由刘国明自行提供。陈俊文称：覃章银与舒某3一开始有商量怎么收费；在查看过程中，因案涉房屋所在楼房楼顶上不去，覃章银和舒某3就到一楼；下楼时，其与舒某3说“明天带绳子过来再做”，但覃章银与舒某3均未理会。此后，覃章银与舒某3从案涉房屋所在楼房一层往上爬，在攀爬过程中，覃章银与舒某3仅绑了安全带。舒某3在案涉房屋阳台底座作业过程中坠落死亡。舒某3死亡当日至2017年4月7日期间，黄雅丽、陈培坤向舒克义等五人支付伙食费共计1418元、住宿费共计5720元、“食宿费”922元、殡仪业务费4000元，总计12060元，并向陈喜女预支现金共计55000元，以上总计6706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刘国明称其未向覃章银、舒某3披露是为谁作业，在其与覃章银商定作业报酬后也未向黄雅丽、陈培坤说过；陈培坤称，刘国明在请人对案涉房屋阳台底座进行作业前并未告知具体作业人员。 在舒某3坠亡事故发生当日，覃章银向厦门市公安局报警称舒某3高空作业坠亡。此后，公安机关分别向刘国明、陈培坤、黄雅丽、覃章银、陈喜女、陈俊文等进行调查并形成相应笔录。刘国明在笔录中表示：其原从事装修工程承包工作，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后，再请工人进行施工；覃章银曾帮其做过高空作业，其知道覃章银会做高空作业，也知道对案涉房屋阳台底座进行除锈上漆作业需要专门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来实施；其与舒某3并不认识，舒某3是覃章银叫来帮黄雅丽、陈培坤的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除锈的工友，其并未打算向黄雅丽、陈培坤要报酬，权当帮忙；2017年4月2日下午，其带覃章银、舒某3看完现场后，与覃章银约定全部做完报酬为500元，该500元在覃章银与舒某3之间如何分配，由覃章银自己安排，谈价格时房东不在场；防锈漆、银粉漆、砂布、小滚筒由其购买，总计七十多元；虽然其心里想房东要给钱就要，不给钱也就不要了，但根据其与房东接触和对他们的了解，房东会给钱，房东如要给钱其只会报570元左右，不会赚房东的钱；在作业现场，经查看发现案涉房屋窗户防盗网出不去，也无法从该栋楼房楼顶下来，覃章银提议可以从一楼往上爬，舒某3便与覃章银从一楼往上爬至作业处进行作业；在覃章银与舒某3作业过程中，其与业主在案涉房屋内喝水，没有安排人对他们的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其本人并无高空作业资质，不了解高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也未询问覃章银、舒某3是否有高空作业证，不知道覃章银、舒某3有无高空作业证。 陈培坤在笔录中表示：2017年4月2日，刘国明打电话给黄雅丽，说要叫工人过来刷案涉房屋阳台铁架的油漆，其告知刘国明要注意安全；当日下午，刘国明带三个人到案涉房屋楼下，刘国明在案涉房屋中坐，两个工人就从楼下沿碰窗爬到五楼；后听到一声响，其与刘国明等下楼，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后经医生到场确认已死亡；其未见到死者坠落情况，也不认识死者，死者是刘国明叫来的工人，其与刘国明连价钱都没谈，刘国明做好之后会报价，其再支付给刘国明；工人是刘国明自己叫的，其只负责把工钱付给刘国明；其不清楚是谁提议从楼下往上爬，没有人与其打过招呼，其与黄雅丽不知道工人要从楼下上去，所有就没有提醒工人；其与黄雅丽作为案涉房屋的房东，将工程承包给刘国明，刘国明应该去做安全提醒和保障。 黄雅丽在笔录中表示：2016年6、7月份，案涉房屋由刘国明负责装修，刘国明在工程未完全做好的情况下，主动说要帮案涉房屋阳台铁架油漆一下，其当时说“好啊，到时候该多少钱我会算给你”，刘国明说要找到专门做高空活的工人才能做；此后，刘国明在闲聊时也会说找到工人会帮其油漆铁架子；2017年4月2日，刘国明打电话给其称“今天刚好有工人，过来给你油漆一下”，其表示可以；刘国明来到案涉房屋，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孩提着一桶油漆进来，陈培坤给他们泡茶，刚喝半杯，另两个工人（死者和另一个）已经开始从后面爬了，刘国明端着茶杯走到阳台伸出头去对工人说“注意安全”，跟死者一起干活的工人说“没事”，刘国明刚走回客厅坐下来，便听到“扑通”一声；一开始说油漆的事，刘国明就说要叫高空作业的工人来做，他自己不会做，其与陈培坤没有向刘国明及工人说明，在作业前没有看到干活的两个工人，工钱、材料款没有商量，其与陈培坤知道不是刘国明自己做，他要请人来做，都是等刘国明做完后再和他结算，完工后每次都会付现金给刘国明。 覃章银在笔录中表示：刘国明不认识舒某3，其与舒某3是工友，平时有活会互相叫，其本人没有高空作业证，不确定舒某3是否有高空作业证，但舒某3自称有，是在网上办的；2016年其曾帮刘国明干过活，2017年4月2日上午，其接到刘国明电话说有个刷外墙防盗网油漆的活要其帮忙，其表示要两个人做会比较快，并且得下午才有空，刘国明答应；后来，因舒某3自称没活干，其便叫舒某3一起去刘国明那干活，二人到案涉房屋所在小区，刘国明带其与舒某3查看了现场，其与舒某3商量后向刘国明报价500元；其与舒某3去案涉房屋时，房东在家，因案涉房屋没有逃生窗出不去，顶楼又被锁住没办法进，其与舒某3就讨论从底层往上爬，舒某3同意后，二人就带上安全带一层一层往上爬；在对案涉房屋阳台进行作业大概五六分钟，其听到一声响，便发现舒某3躺在地上，身上安全带还是完好的；作业当天，刘国明没有询问其是否有高空作业资质，也未向其与舒某3交代安全事项，没有检查其与舒某3的安全装备，在其与舒某3开始作业时，刘国明在房东家里；按规定，高空作业时除了身上要有安全带、戴安全帽，还应当从楼顶往下放一条安全主绳和副绳，人坐在主绳上吊着的座板操作，安全带通过安全扣扣在副绳上，作业当天带了主绳和副绳，没拿出来。 陈喜女在笔录中表示：舒某3于2016年3月到厦门务工，不清楚舒某3特种作业操作证（高空）如何得到，也没听舒某3说过，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期间，舒某3一直在厦门，没有去过山西省；2017年4月3日有收到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民警交付的一个纸袋子，现在能找到的就手机和身份证，找不到舒某3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陈俊文在笔录中表示：2017年4月2日，其与覃章银、舒某3跟着包工头到案涉房屋；后覃章银与舒某3到案涉房屋所在楼房一楼绑上安全带就沿着窗户往上爬，其上楼拿油漆下楼，发现舒某3躺在地上，很快包工头也下楼了；覃章银与舒某3作业时身上绑了安全带，没带安全帽，施工现场没有设置防护网，包工头在施工前没有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进行检查；舒某3平时主要做户外广告牌，偶尔接点高空作业工作；舒某3自称有高处作业证和焊工证，高处作业证怎么来的他没说。 一审另查明：舒某3出生于1985年12月29日，与陈喜女于2012年2月8日登记结婚，二人于2012年5月15日生育一子名舒某1，于2014年12月1日生育一子名舒某2。舒某3生前于2016年3月15日在厦门市公安局何厝派出所以务工为由办理了暂住证，登记暂住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塔埔西里286号，在厦单位注明为“海峡明珠”，有效期至2017年3月15日。 舒克义出生于1957年8月8日，是舒某3父亲，户籍地为江西省瑞昌市洋鸡山路**，户别为居民家庭户。刘金花出生于1962年6月28日，是舒某3的母亲，户籍地为湖户籍地为湖北省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镇中罗村委会于2017年4月11日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刘金花与舒克义是夫妻关系，于1985年12月29日生有一子舒某3。同年4月18日，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农场金桥社区居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我辖区居民舒克义、刘金花，二人是夫妻关系，生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子舒思攀（1980年11月22日生），次子舒某3，三子舒思峰（1987年9月2日生），女儿舒林芬（1982年2月5日生），该家庭居住在辖区洋鸡山路126-14号。瑞昌市赛湖农场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于同日在该《证明》上签注“情况属实”并签章，阳新县公安局洋港派出所在该《证明》上签章。 2017年4月2日，舒某3在案涉房屋作业时随身携带一张“特种作业操作证”，经查实，该“特种作业操作证”并非由法定发证机关所颁发。 舒克义等五人提交一份《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其因处理舒某3后事支出交通费8700元。该《收款收据》显示由瑞昌市顺德客运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出具，内容为：5月31日-6月1日，赣399**车辆瑞昌至厦门车费8700元。 一审再查明：舒克义等五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实际缴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根据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53.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0866.8元，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768元；2017年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018.8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2008.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点在于：一、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覃章银、舒某3相互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样态；二、对舒某3死亡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范围；三、舒某3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 一、关于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覃章银、舒某3相互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样态的问题 黄雅丽、陈培坤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在2016年刘国明为案涉房屋进行装修过程中，与刘国明就刘国明为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铁栅栏进行除锈上漆事宜达成口头一致，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黄雅丽、陈培坤为定作人，刘国明为承揽人。认定理由如下：首先，从形式上看，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虽未订立书面的承揽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4月2日及之后形成的相关笔录均表明，黄雅丽、陈培坤同意刘国明提出的帮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铁栅栏进行除锈上漆作业，黄雅丽、陈培坤亦明确表示要向刘国明支付报酬，刘国明内心也清楚在其完成作业后黄雅丽、陈培坤会支付报酬，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之间对上述作业一事已建立了口头形式的双务、有偿合同关系。其次，从双方地位看，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之间自建立口头合同关系后，仍然处于平等地位，并不因此存在隶属关系，客观上，刘国明何时作业、如何作业、将作业交由何人实施等，均由刘国明自主独立决定，黄雅丽、陈培坤并未进行干涉、安排。第三，从实质上看，刘国明的合同义务是向黄雅丽、陈培坤交付修理完毕的铁栅栏，是一种工作成果的交付，而非单纯提供劳务，刘国明在工作成果完成过程中，自行购买作业所需的材料，独立安排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无需接受黄雅丽、陈培坤的监督、指导和指挥，虽然刘国明将其中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但该行为已事先得到黄雅丽、陈培坤的默许，与承揽关系并无冲突，刘国明安排的第三人也未接受黄雅丽、陈培坤的监督、指导和指挥。最后，刘国明并非向黄雅丽、陈培坤提供无偿的劳务，双方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刘国明亦非作为黄雅丽、陈培坤的代理人为黄雅丽、陈培坤雇请第三人进行作业，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等其他法律关系。由上可见，刘国明完成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铁栅栏除锈上漆工作的独立程度很高，其只要最终向黄雅丽、陈培坤交付合格的工作成果即可，黄雅丽、陈培坤只需在收取工作成果后向刘国明支付相应报酬，双方所建立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规范要件，足以认定。刘国明主张其与黄雅丽、陈培坤存在帮工关系或是单纯为黄雅丽、陈培坤雇请人员进行作业，缺乏证据予以支持。 刘国明承揽黄雅丽、陈培坤的作业后，因自身无法完成工作成果，便雇请覃章银供给劳务，在覃章银的建议下，最终雇请覃章银及舒某3共同供给劳务，刘国明与覃章银、舒某3之间存在临时劳务关系，刘国明为接受劳务方，覃章银、舒某3为提供劳务方。认定理由如下：首先，刘国明以自己的名义经与覃章银进行磋商后，双方达成由覃章银、舒某3为刘国明提供劳务、刘国明向覃章银、舒某3支付报酬的合意，且该合意经由舒某3通过实际履行予以认可。其次，刘国明与覃章银、舒某3之间的合意所指向的标的，是覃章银、舒某3提供劳务本身，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覃章银、舒某3也仅仅是供给劳务，认真进行作业，所需砂纸、油漆等劳务过程所需材料、工具均由刘国明自行提供，覃章银、舒某3并无自主权。第三，刘国明是基于对覃章银作业技能的信赖，雇请覃章银、舒某3提供一次性的劳动服务，覃章银、舒某3必须以自己的技能亲自履行，不能将自己应负的劳动义务转移给他人承担。最后，刘国明原工作性质是以个人名义承包装修工程后再请工人进行施工，覃章银、舒某3即是受刘国明邀请从事刘国明日常性质的工作内容，属于刘国明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上可见，覃章银、舒某3向刘国明提供劳务，刘国明依约向覃章银、舒某3支付劳务报酬，双方据此形成的有偿服务法律关系，符合劳务关系的规范要件，足以认定。黄雅丽、陈培坤并未介入刘国明与覃章银、舒某3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亦未亲自作出或委托他人作出与覃章银、舒某3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舒克义等五人主张黄雅丽、陈培坤与舒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 覃章银临时接到刘国明的雇请，因独自一人不能完成工作，遂叫上工友舒某3一并为刘国明提供劳务，且得到刘国明的认可。覃章银的上述行为属情谊行为，未在其与舒某3之间建立契约关系。 二、关于对舒某3死亡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范围的问题 每个人应当就其过错，在理性能够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覃章银虽未与舒某3建立契约关系，但舒某3是经覃章银介绍后与覃章银一并接受刘国明的雇请，二人需协力共同对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铁栅栏进行作业，已进入一个特别结合状态。在实际进行高空作业前，当舒某3表示绳子没有带要回去拿时，覃章银则说不用拿，先过去看；当舒某3听闻覃章银说要高空刮腻子粉后表示其不会刮，覃章银又说有他在没事；此后，覃章银在明知高处作业“应当从楼顶往下放一条安全主绳和副绳，人坐在主绳上吊着的座板操作，安全带通过安全扣扣在副绳上”等有关安全操作规范的情况下，与舒某3进行讨论，共同违反安全操作规范，从案涉房屋所在楼房第一层逐层往上爬。覃章银的上述行为显然不符合一般人的言行标准，虽未对舒某3直接造成侵害，但客观上强化了舒某3违反安全操作规范、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进行高处作业的意识，对事后舒某3的高空坠亡具有一定的原因力。覃章银应对舒某3的损害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酌情确定覃章银的责任比例为10%。 刘国明作为接受覃章银、舒某3劳务的一方，舒某3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劳务致使自身受到伤害，覃章银作为刘国明与舒某3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在舒某3正式提供劳务前所实施的与劳务有内在牵连关系的行为时，造成舒某3的损害所负赔偿责任，刘国明应对此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刘国明与覃章银应对舒某3损害的10%承担连带责任，覃章银是该损害10%的终局责任人，刘国明若实际履行该赔偿义务，则有权向覃章银追偿。 刘国明作为舒某3的雇主，风险意识淡薄，明知高处作业需要专门的人员来从事，仍然未予谨慎选任有资质的雇员来为案涉房屋进行高处作业，且在舒某3作业过程中，既未督促雇员依法行事，提供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以防范危险，也未临场进行监督，主观上存在过错，且与舒某3的坠亡具有原因力关系，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舒某3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从事高处作业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必须经过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并经考核通过后取得相应资质证书，方可上岗从事相应作业。舒某3在自身不具备高处作业资质的情况下，随身携带一张“特种作业操作证”，接受刘国明的雇请参与案涉房屋的高处作业，且在实施作业前，因安全防护设备不齐全随行人员陈俊文提出劝阻的情况下，仍抱有侥幸心理积极参与作业，作业过程也未按照安全操作规范执行，导致其在作业过程中坠落身亡。舒某3对自身遭受的损害显然存在过错且具有原因力，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虽然刘国明与舒某3在无资质从事高处作业一事上的过错程度相当。但考虑到法律强调的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对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有利的不平等分配是符合作为公平原则要求的，而在侵权法律关系中，权利遭受侵害的被侵权人无疑是居于弱势地位。故酌情确定减轻刘国明责任比例为40%，即刘国明应承担舒某3死亡损害赔偿责任的50%。 黄雅丽、陈培坤作为定作人，在委托的定作物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情况下，应当谨慎选任具备作业资质的承揽人来完成作业。黄雅丽、陈培坤选任没有高处作业资质的刘国明作为承揽人，刘国明为此又雇请依然没有高处作业资质的覃章银、舒某3进行作业，黄雅丽、陈培坤对此不仅未予反对，相反还默许覃章银、舒某3在其现时居住的案涉房屋进行高处作业，违反一个理性谨慎的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黄雅丽、陈培坤的上述选任行为，与刘国明的雇请行为共同开启了一个不合理的危险源，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因该行为负有共同防免危险发生的义务。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对高处作业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具有共同的认识，而未能防止损害结果的实际发生，存在共同过错，构成意思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黄雅丽、陈培坤应与刘国明对舒某3死亡损害的5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内部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其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本案中，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均未对此提出意见，不予处理，若双方因内部责任比例问题发生争议，可依法另行提出主张。黄雅丽、陈培坤主张即使是定作人其亦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本案舒某3的死亡并非由黄雅丽、陈培坤唯一的单方过错造成，而是黄雅丽、陈培坤作为定作人与刘国明作为承揽人均存在过错造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司法解释》）规定的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所应承担的相应赔偿责任情形，故不予采纳。 由上分析，舒某3因劳务死亡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为覃章银、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其中覃章银的责任比例为10%，刘国明对此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的连带责任比例为50%。舒克义等五人作为舒某3的近亲属，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权利人，有权向上述责任主体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另外，因上述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基础并非都基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而导致损害，本案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有失妥当，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为生命权纠纷。 三、关于对舒某3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的问题 1.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参照《人损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舒某3死亡导致其亲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产生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支出及误工损失，侵权人应当予以赔偿。舒克义等五人主张处理死者后事误工费3570元（按每人每天170元，3人计算7天），然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参与办理舒某3丧葬事宜的人员数量、具体收入情况及实际天数等情况，依据舒某3亲属收取黄雅丽、陈培坤支付的食宿费用期间及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酌情确定按3人5天计算，每天标准为170元，总计3060元。舒克义等五人主张处理死者后事交通费、住宿费8700元，住宿费、餐饮费7138元。其中住宿费实际已由黄雅丽、陈培坤支付5720元，对该数额予以确认，超出5720元的部分，缺乏证据支持，不予确认。餐饮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交通费缺乏与舒某3亲属参与办理丧葬事宜的人数、地点、时间等相对应的正式票据为凭，酌情确定为2000元。 2.丧葬费。参照《人损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舒克义等五人主张丧葬费32160元（5360元/月×6个月），未超出法定标准，予以确认。 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因人身伤害造成死亡的特殊赔偿项目仅有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已无独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应累积计入死亡赔偿金中。故舒克义等五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与死亡赔偿金合并计算。 4.死亡赔偿金。依前述分析，舒某3因人身遭受侵害而死亡，其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产生财产性损失，侵权人应予赔偿的范围包括《人损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部分。参照《人损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舒某3在死亡前已在厦门连续工作生活一年以上，可以参照厦门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53.7元。舒某3死亡时年仅31周岁，舒克义等五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按46253.7元标准计算20年共计925074元，未超出法定标准，予以确认。参照《人损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舒克义、刘金花在舒某3死亡时均未届法定退休年龄，亦无证据证明其属于依法应由舒某3扶养的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员，无权请求侵权人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现有证据，舒某3生前需要进行扶养的人包括舒某1和舒某2，因该二人还有另一扶养人陈喜女，故舒某3仅需承担二分之一的扶养义务。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0866.8元，舒克义等五人主张以该标准计算舒某1、舒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未超出法定标准，予以照准。舒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3103.54元（30866.8元/年÷2个扶养人×13.16年）；舒某2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841.38元（30866.8元/年÷2个扶养人×15.67年）。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444944.92元，所计算的每年赔偿总额累计均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予以确认。舒克义等五人主张的其他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确认。 5.精神损害抚慰金。舒某3因人身损害导致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严重伤害，酌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0000元。舒克义等五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予以调整。 综上，舒某3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分别为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5720元、误工损失3060元，丧葬费32160元、死亡赔偿金共计1370018.92元（含舒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03103.54元、舒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41841.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以上损失总计1492958.92元。 覃章银因过错造成舒某3人身损害，需终局承担10%的责任，即149295.89元，刘国明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刘国明实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覃章银追偿。刘国明作为舒某3的雇主，应对舒某3因劳务造成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舒某3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可以减轻刘国明40%的责任比例，减轻后，刘国明需承担50%的责任，即746479.46元。黄雅丽、陈培坤作为刘国明的定作人，在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刘国明存在共同过错，对舒某3构成共同侵权，黄雅丽、陈培坤应对刘国明需承担的746479.46元负连带责任，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内部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其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自的责任比例。在本案诉讼前，黄雅丽、陈培坤已向舒克义等五人支付67060元，该款项应在746479.46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剩余679419.46元。舒克义等五人因本案诉讼财产保全实际支出申请费5000元，按各侵权人的责任比例，覃章银应向舒克义等五人支付500元，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应共同向舒克义等五人支付2500元。舒克义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人损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覃章银、刘国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舒克义等五人149295.89元，刘国明实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覃章银追偿；二、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舒克义等五人679419.46元；三、覃章银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付舒克义等五人财产保全申请费500元；四、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付舒克义等五人财产保全申请费2500元；五、驳回舒克义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均未举证。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黄雅丽、陈培坤对“舒某3在案涉房屋阳台底座作业过程中坠落死亡”有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舒某3已经开始作业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黄雅丽、陈培坤提出的异议，本院分析认为，舒某3在案涉房屋阳台底座作业过程中坠落死亡的事实，有同在作业现场的覃章银在公安机关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为证，黄雅丽、陈培坤对此事实有异议，但并无相反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覃章银、舒某3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对舒某3死亡需承担责任的主体及责任划分；三、赔偿金额的计算。 一、黄雅丽、陈培坤、刘国明、覃章银、舒某3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 黄雅丽、陈培坤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与刘国明就刘国明为案涉房屋阳台底座铁栅栏进行除锈上漆事宜达成口头一致。黄雅丽表示“有多少钱我会算给你”，可见刘国明并非提供无偿劳务，双方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黄雅丽、陈培坤也不是委托刘国明雇请他人进行作业，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从实质上看，刘国明的合同义务是向黄雅丽、陈培坤交付修理完毕的铁栅栏，是一种工作成果的交付，而非单纯提供劳务；且从刘国明在公安的笔录可知，作业工具如防锈漆、银粉漆、砂布、小滚筒等均由刘国明购买，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也都由刘国明安排。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要件，一审认定黄雅丽、陈培坤与刘国明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正确。 刘国明承揽黄雅丽、陈培坤的作业后，叫来覃章银，在覃章银的建议下，最终雇请覃章银和舒某3共同提供劳务。双方达成由覃章银、舒某3为刘国明提供劳务，刘国明向覃章银、舒某3支付报酬的合意；且工具由刘国明提供，覃章银、舒某3的工作内容仅为以自己的技能提供劳务。一审认定刘国明与覃章银、舒某3之间为劳务关系正确。 二、对舒某3死亡需承担责任的主体及责任划分 对于舒某3死亡的结果，存在多个原因。在实际进行高空作业前，当舒某3表示绳子没有带要回去拿时，覃章银说不用拿，先过去看；当舒某3听闻覃章银说要高空刮腻子粉后表示其不会刮，覃章银又说有他在没事；此后，覃章银在明知高处作业“应当从楼顶往下放一放安全主绳和副绳，人坐在主绳上吊着的座板操作，安全带通过安全扣扣在副绳上”等有关安全操作规范的情况下，与舒某3进行讨论，共同违反安全操作规范，从案涉房屋一楼逐层往上爬。覃章银的言行客观上强化了舒某3违反安全操作规范、在不具备资质和安全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高处作业的意识，是舒某3的高空坠亡的原因之一。 刘国明作为覃章银和舒某3的雇主，明知高处作业需要专门的人员来从事，仍然未予谨慎选任有资质的雇员，且在舒某3作业过程中，既未督促雇员依法行事，提供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未临场进行监督，对舒某3的死亡具有较大的原因力。黄雅丽、陈培坤作为定作人，选任没有高处作业资质的刘国明作为承揽人，刘国明又雇请依然没有资质的覃章银、舒某3进行作业，黄雅丽、陈培坤不仅未予反对，相反还默许覃章银、舒某3在其现时居住的案涉房屋进行高处作业，存在明显的过错。黄雅丽、陈培坤和刘国明的共同过错，构成意思关联的共同侵权，是舒某3高空坠亡的重要原因。 舒某3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从事高处作业对操作者本人及他人的安全健康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其在自身不具备高处作业资质的情况下，接受刘国明的雇请参与案涉房屋的高处作业。舒某3对自身坠亡的后果显然存在过错，其自身过错也是造成损害后果的重要原因。 综合分析上述导致舒某3坠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刘国明、黄雅丽和陈培坤及舒某3自身原因力较大，覃章银原因力较小。一审酌定覃章银的责任比例为10%，舒某3自担40%，刘国明、黄雅丽和陈培坤连带赔偿50%，并无不当。因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基础并非都基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而导致损害，一审将案由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变更为生命权纠纷，并无不当。 三、赔偿金额的计算 关于舒克义等五人损失的构成，除黄雅丽、陈培坤明确对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认为酌定数额过高外，各方对一审认定的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外的其他损失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除精神损害外，舒克义等五人因舒某3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5720元、误工损失3060元，丧葬费32160元、死亡赔偿金共计1370018.92元（含舒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03103.54元、舒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41841.38元），总计1412958.92元。其中鉴于舒某3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40%的责任比例。覃章银需承担10%，即141295.89元。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连带承担50%即706479.46元。在本案诉讼前，黄雅丽、陈培坤已向舒克义等五人支付67060元，该款项应在706479.46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剩余639419.46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需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0000元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酌定为48000元，其中覃章银需承担8000元，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需连带承担40000元。 综上，覃章银共需承担149295.89元（141295.89元+8000元），刘国明、黄雅丽、陈培坤共需连带承担679419.46元（639419.46元+40000元）。一审判决刘国明对覃章银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刘国明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覃章银、黄雅丽、陈培坤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43.58元，由覃章银负担1096.48元，黄雅丽、陈培坤负担3747.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南日 审 判 员 陈丽端 审 判 员 王思思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文琳 代书记员 刘佳颖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