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7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科举，男，汉族，1982年5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即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投资人：蔡土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广，广东开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成，广东开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义乌市飘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法定代表人：顾晓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维勇，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顾晓伟，男，汉族，1975年4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维勇，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科举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以下简称永鸿泰针织厂）、原审被告义乌市飘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飘驰公司）、顾晓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7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鸿泰针织厂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飘驰公司向永鸿泰针织厂支付货款40882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顾晓伟、杨科举对飘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飘驰公司、顾晓伟、杨科举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永鸿泰针织厂曾向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刘某及杨科举支付货款795307.2元，案号为（2015）即商初字第3247号。该案经开庭审理，案外人刘某及杨科举认为永鸿泰针织厂没有证据证明是其所欠的货款，且认为涉案业务主体为青岛大×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司），大×公司已与飘驰公司达成涉案债务转让，涉案债务是飘驰公司业务，杨科举认为是职务行为。庭后，永鸿泰针织厂于2015年12月17日申请撤诉，该院裁定准许撤诉。2016年1月，永鸿泰针织厂再次向一审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大×公司、飘驰公司及杨科举支付货款1179329.2元，案号为（2016）粤0604民初80号。后经一审法院释明为清算责任纠纷，并变更大×公司股东张某、孙某为被告。永鸿泰针织厂又于2016年9月2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撤诉。2016年8月27日，永鸿泰针织厂向杨科举出具客户欠款对账单，打印的内容记载：客户杨科举，2013-2014年欠款及2015年5月7日至20日共欠款1495307.2元，付款明细为2015年4月19日付款500000元，2015年5月9日付款200000元，累计未付货款为795307.2元，并标注“截止到2016年8月27日，杨科举欠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货款总额795307.2元，以上账目核对无误，请签名盖章！”该对账单中部空白处有两种手写笔迹，较浅部分笔迹写明“总欠款795300-退布386480元=408820-律师费5万元，下欠356088元（大写叁拾伍万陆仟零捌拾捌元）。”欠款人签名盖章处有杨科举签名及加盖飘驰公司的公章。付款保证人空白处被划掉。永鸿泰针织厂对对账单中部空白处的两种手写笔迹陈述为：当时永鸿泰针织厂找了一位中间人把杨科举约出来协商，较浅颜色的字样是中间人书写的，较深颜色的字样及落款签名和日期是杨科举书写的，飘驰公司公章是杨科举加盖上去的。永鸿泰针织厂表示“减律师费5万元”是杨科举的意思，永鸿泰针织厂当时并没有确认。飘驰公司提供的2016年8月27日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退布清单，其中记载：2016年8月26日到8月27日青岛大×服饰有限公司转义乌市飘驰服饰有限公司面料共计货款386482.30元，已退回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冲减2014年青岛大×服饰有限公司应付货款。永鸿泰针织厂投资人蔡土旺在收货人处签名。永鸿泰针织厂提供的杨科举在即墨区人民法院（2015）即商初字第3247号案件中由飘驰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5年5月7日至5月20日，佛山永鸿泰针织厂向我公司销售针织面料价值422422元，我公司已付款700000元。永鸿泰针织厂提供的2015年5月7日至5月9日的六份销售单，客户为杨科举，由“李玉秋”签收，注明“未付款”。2015年5月12日至20日的三份出货单及富×物流单据，标明收货人姓名为杨科举，收货地址为山东省即墨市。广州市富×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物流送货证明，证明该货物已送给杨科举。杨科举在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时亦认为“货物到达地是即墨市小李村，收货人是杨科举”。另查明，飘驰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成立，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杨科举一人，法定代表人为杨科举，住所为浙江省义乌市。2015年10月14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顾晓伟，2015年10月27日变更股东为顾晓伟一人。2016年8月18日，变更住所为浙江省义乌市。飘驰公司本次所委托的律师所为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与杨科举在（2015）即商初字第3247号案件所委托的律师所相同。杨科举在收到本案的应诉材料后，除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外，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书面意见。在此后，对一审法院的有关法律文书送达并不配合，一审法院曾多次邮寄及多次致电、发信息等通知其开庭时间，两次开庭均缺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其主要争议焦点是：永鸿泰针织厂的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本案永鸿泰针织厂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问题，一审法院现作如下分析：首先，永鸿泰针织厂所提供的销售单，其客户写明为杨科举；富×物流单据收货人姓名亦为杨科举，收货地址为杨科举户籍所在地即墨市。永鸿泰针织厂对于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已提供了证据，故在没有其他确切证据证明交易对象为其他主体的情况下，永鸿泰针织厂有理由相信其上述交易的对象应为杨科举个人。虽然同时期，杨科举亦成立有飘驰公司，但并不妨碍杨科举以个人名义对外发生交易关系，且亦没有证据证明永鸿泰针织厂与飘驰公司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永鸿泰针织厂在本次诉讼之前已曾两次向人民法院主张涉案货款，在前述诉讼中，均有要求杨科举作为被告承担责任。而在第二次诉讼期间，杨科举于2016年8月27日在永鸿泰针织厂向其出具的客户欠款对账单上签名，表明其对该对账单上所列的交易事项及欠款事实的确认。对账单上明确写明客户为杨科举，且在欠款人签名上面明确标明为“杨科举欠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货款”的字样，杨科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在对账单欠款人处签名的法律后果，即承认自己欠永鸿泰针织厂货款的事实。虽然对账单上有加盖飘驰公司公章，但就对账单整体的表述而言，永鸿泰针织厂并未表述飘驰公司为欠款人，飘驰公司并非欠款人。故一审法院确认欠款人为杨科举个人，永鸿泰针织厂诉请杨科举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杨科举于2015年10月起不再是飘驰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虽然飘驰公司未解释为何杨科举持有该公司公章并在对账单上盖章，但永鸿泰针织厂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科举具有代理权，代表该公司确认对外承担债务，故杨科举于2016年8月27日在对账单上加盖飘驰公司公章，并不视为飘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永鸿泰针织厂请求飘驰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飘驰公司无需承担责任，作为一人公司股东的顾晓伟亦无需承担责任。而综观永鸿泰针织厂前后三次诉讼中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即便永鸿泰针织厂此前与大×公司、飘驰公司及杨科举有经济往来，但杨科举于2016年8月27日确认其本人对永鸿泰针织厂欠款的事实，亦属于向债权人作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永鸿泰针织厂亦有权向杨科举主张承担责任的权利。而至于大×公司、飘驰公司及杨科举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之间的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再次，关于杨科举需要向永鸿泰针织厂支付货款的具体金额问题。根据永鸿泰针织厂庭审的陈述，对账单中间手写较浅部分为永鸿泰针织厂所找的中间人所书写，而中间手写较深部分为杨科举所书写，杨科举书写部分最终确认欠款为356088元，杨科举得以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欠永鸿泰针织厂货款，应视为是对其更改后金额的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杨科举应向永鸿泰针织厂支付的货款金额为356088元，永鸿泰针织厂主张的货款为408820元，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虽销售单及对账单上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永鸿泰针织厂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永鸿泰针织厂主张杨科举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不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杨科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永鸿泰针织厂支付货款35608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56088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8日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永鸿泰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432元，由永鸿泰针织厂负担959元，杨科举负担6473元。杨科举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永鸿泰针织厂的起诉；3.本案上诉费用由永鸿泰针织厂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科举为交易对象属认定事实错误。永鸿泰针织厂提供的销售单、物流单据、收货地址无法证明杨科举为交易对象，只能证明货物收货人有权提取货物，至于货物是否由收货人取走另当别论。按照物流惯例，收货人记载个人有利于物流公司方便联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交易为杨科举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与永鸿泰针织厂主张相悖。一审的起诉状中，永鸿泰针织厂是主张与飘驰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杨科举是飘驰公司曾经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这是双方都未否认的事实，故双方实际上认可杨科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并非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杨科举的行为为个人行为，与永鸿泰针织厂本案起诉主张的事实以及永鸿泰针织厂在2016年1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的事实不符。三、永鸿泰针织厂向杨科举主张的是货款支付连带责任，而并非要求杨科举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迳行判决杨科举支付货款，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永鸿泰针织厂主张与其发生业务关系的是飘驰公司，其主张杨科举作为飘驰公司的曾经的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对飘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判决杨科举承担付款责任与永鸿泰针织厂的主张相悖。四、一审法院认定杨科举于2016年8月27日确认其对永鸿泰针织厂欠款并愿意承担债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永鸿泰针织厂提供的欠款对账单虽然客户抬头写的是杨科举等字样，但杨科举在欠款人签名盖章处书写“义乌市飘驰服饰有限公司”以及在经办人处书写“杨科举”字样，可以证明杨科举实际上仅仅是经办人，欠款人是飘驰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杨科举是欠款人以及有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二审庭审过程中，杨科举补充上诉意见如下：在本案中，杨科举一直没有出庭应诉是因为其已不在飘驰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且案涉买卖合同是飘驰公司与永鸿泰针织厂之间的往来，与杨科举无关。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其实是永鸿泰针织厂、飘驰公司、大×公司三方交易。2013年到2014年，杨科举在大×公司担任销售员，当时是永鸿泰针织厂与大×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产生案涉货款，永鸿泰针织厂也在即墨区人民法院起诉杨科举和刘某。刘某与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永鸿泰针织厂在该案中递交了一部分对账单等证据，注明是大×公司与永鸿泰针织厂发生业务往来，且大×公司尚欠永鸿泰针织厂货款未付，之后永鸿泰针织厂在一审法院又提起诉讼，该案的被告是张某、孙某和杨科举。此时杨科举已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2015年4月份以后大×公司与飘驰公司发生了业务关系，杨科举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向永鸿泰针织厂下单的，而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有飘驰公司2015年11月18日向即墨区人民法院开具的证明为证。针对杨科举的上诉，永鸿泰针织厂答辩称：一审认定杨科举承担货款支付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杨科举声称自己一审不来应诉的原因与事实不符，首先一审时杨科举两次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均被驳回，其次在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3段已经载明，一审法院多次向其致电、发信息等通知开庭，其多次不予配合；2.永鸿泰针织厂2015年10月30日在即墨区人民法院开庭时才知道有飘驰公司的存在，永鸿泰针织厂三次起诉均认为本案的债务应由杨科举承担，故三次都将其列为被告，而且如果杨科举认为案涉债务与其无关，那还会在2016年8月27日向永鸿泰针织厂对退还部分货物、扣减部分货款进行签字对账确认吗？一审法院认定其对永鸿泰针织厂承担付款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飘驰公司、顾晓伟述称：1.一审判决错误。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永鸿泰针织厂起诉要求飘驰公司承担主债务责任，杨科举、顾晓伟承担连带责任即次债务责任，一审判决驳回对飘驰公司的起诉，即驳回对主债务人的主张，同样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对杨科举、顾晓伟次债务人的主张；2.客观上永鸿泰针织厂主张的是2013年到2016的货物买卖款项，但飘驰公司2015年才成立，飘驰公司成立之前的货款是永鸿泰针织厂与大×公司之间的业务，故永鸿泰针织厂应当分别向飘驰公司、大×公司主张权利，而不能综合主张权利，违背客观事实。二审诉讼期间，杨科举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认为永鸿泰针织厂于2017年10月期间派人到青岛即墨跟踪骚扰杨科举及其家人，后被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环秀派出所传唤并分别制作询问笔录，期间飘驰公司曾向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认为案涉债务属公司之间的债务，与杨科举无关，请求调取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同意杨科举的取证申请，并依职权向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环秀派出所调取了如下证据：1.朱某的询问笔录；2.杨科举的询问笔录；3.陈某的询问笔录；4.飘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对上述证据，杨科举质证认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方陈述的内容不完全属实，双方自始至终并没有在佛山进行对账。永鸿泰针织厂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恰恰证明杨科举拖欠永鸿泰针织厂的货款事实存在，才发生永鸿泰针织厂委派业务员进行追收的行为。该追收情况正如笔录中业务员所述，但其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追收，永鸿泰针织厂的投资人是不清楚的。但是对于本案货款永鸿泰针织厂是一直认为欠款人就是杨科举本人，所以才有一系列包括起诉、派出业务员到青岛进行追收等行动。飘驰公司、顾晓伟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有异议，笔录内容与永鸿泰针织厂的诉讼请求是不一致的。永鸿泰针织厂一审起诉时是向飘驰公司主张货款，而笔录中反映其业务员是向杨科举个人主张货款，朱某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也与永鸿泰针织厂的主张不符。杨科举是大×公司的业务员而不是合伙人，如按朱某陈述，永鸿泰针织厂应分别向飘驰公司、大×公司主张权利；另外陈某的陈述也与朱某的陈述不一致，称欠款是杨科举个人所欠。经组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由于一审法院驳回了永鸿泰针织厂对飘驰公司、顾晓伟的诉讼主张，而永鸿泰针织厂对此又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该部分判项迳予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科举是否应对永鸿泰针织厂起诉的买卖关系项下债务承担责任。永鸿泰针织厂以《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客户欠款对账单》为凭，要求杨科举对案涉货款承担还款责任；杨科举对此抗辩案涉欠款分别为大×公司、飘驰公司所欠，与己无关。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科举应对案涉货款承担付款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从案涉对账单格式分析，对账单的抬头客户并非是大×公司或是飘驰公司，而是明确载明是杨科举；而在欠款人签名盖章的落款前，也明确注明“截至到2016年8月27日，杨科举欠佛山市禅城区永鸿泰针织厂货款总额……”，由此可见，从该对账单格式明确反映永鸿泰针织厂要求承担欠款的相对方是杨科举。其次，从案涉对账单所载尚欠货款的构成分析，对账单所载尚欠货款不但有飘驰公司成立后发生的货款，而且明确把2014年飘驰公司成立前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欠款1179329.2元列入尚欠货款数额中，同时，也把不属于飘驰公司业务的刘某仓存退布106444元作为欠款总额的扣减项目。在对账单明确载明欠款相对方是杨科举，所载欠款也包括了飘驰公司成立前发生的尚欠货款以及刘某退布扣减货款的情况下，杨科举仍然在对账单欠款人栏签字确认欠款，其承担案涉欠款债务的意思表示明确清晰，应认定为债务加入，其应对欠款承担付款责任。再次，从双方对对账单形成过程的陈述内容分析，永鸿泰针织厂认为案涉对账单的形成是其通过中间人找到杨科举并向其追收货款过程中签订的，其一直以杨科举为交易相对方并向其追收货款，上述陈述内容与永鸿泰针织厂三次起诉主张案涉货款均将杨科举列为被告以及在2017年10月其工作人员到青岛即墨向杨科举追收货款时对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一致，应予采信。而杨科举认为对账单系永鸿泰针织厂因其曾作为大×公司销售员以及飘驰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手案涉货物买卖而让其以经手人名义代为核实货款数额，其才核实并签署对账单，并无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但双方在2016年8月27日签订对账单前，永鸿泰针织厂已经分别在即墨区人民法院及一审法院两次起诉杨科举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对账单内容亦清晰明确地将杨科举列为欠款相对方，杨科举在明知永鸿泰针织厂已将其作为债务人进行追收的情况下，仍主张其并无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系因应对方要求协助核对账目而作为经手人在对账单上签名，其主张与常理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及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经对案涉主要证据及双方陈述进行全面审核，认为永鸿泰针织厂主张的杨科举签订案涉对账单自愿承担案涉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杨科举根据对账单内容承担还款责任，系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处置，其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科举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32元，由上诉人杨科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秀红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德超书记员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