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1民终5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婷婷，女，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然，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正定县恒山东路**。法定代表人：韦小立，该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杰、黄金岩，河北刘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婷婷因与被上诉人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文婷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然，被上诉人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婷婷的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书；2、要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及其它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系由石市中院发还重审案件，原一审起诉时，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2011年8月30日双方鉴定的合同无效”，但在本案发还重审后却变更了诉讼请求为：确认2011年8月30日双方签定的合同不成立。上诉人认为，合同无效须经人民法院认可方为无效，而合同不成立是在合同签定前，要约行为发生时，才产生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若原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则应按照新的案件进行审理，据此应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且本案实事是无论2011年8月25日签定的合同还是2011年8月30日签定的合同，双方均系在合同已实际履行后才产生的签定行为，因此，从事实行为来看，本案不存在合同不成立的法律情形。原审法院在重审本案时，未就该案的法律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审查，故原审法院在原告变更诉求后审理该案属程序违法。其次，原审法院审理该案时，认定证据有误，原审原告在庭审提交的正定县纪检委2016年5月10日对鲍国华的谈话笔录及2016年5月4日对王建军谈话笔录只有被谈话人签字，而无谈话人及记录人签字，在该份笔录中也未注明谈话人及记录人是谁该两份证据从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且纪检委的谈话笔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该份谈话涉及的内容最终并未形成纪检委审查范围的案件。因此，纪检委的几份谈话笔录不符合《民诉法》关于证据的分类，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来使用。其三，上诉人认为，2011年8月30日双方签定的合同，系合同的变更也是根据原先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追加了投资，且原审原告也同意了该投资的追加，经司法鉴定，该份合同的公章与原合同的公章一致，因此，根据《合同法》规定，该份合同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证据效力及合同效力。其四，无论原审原被告双方，是否签定了书面合同，本案事实是：上诉方已经被上诉方同意在其所属的旧有的房屋上对房屋进行了翻盖、翻建，并投入了物力、财力，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公平原则，在合同履行期未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根据未收回投资就因政策原因被拆除，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经营损失，据此也应当对上诉人合理赔偿，但原审法院审理此案时违背了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根据法官的自由心证，而进行判决2011年8月30日的门市租赁合同不成立，故该份判决无益于事件的公平解决，同时判决合同不成立也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审理该案，程序违法，采信证据有误，故上诉人据此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书同时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本案系发还重审案件，在贵院的发还重审裁定中，要求一审法院明确释明答辩人无效合同首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没有成立的合同，不存在是否有效的问题。而答辩人自始至终就不知道2011年8月30日合同的存在，更没有与上诉人签订过该合同。因此，在二审裁定的指引和释明下，该案发还重审后，答辩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2011年8月30日签订的合同不成立，并无不妥。二、原审判决并未直接将答辩人一直提交的正定县纪检委2016年5月10日对鲍国华和2016年5月4日对王建军的谈话笔录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而是基于民诉法证据规则的规定，双方对2011年8月5日签订合同均认可，上诉人主张2011年8月30日合同是对8月25日合同的变更，并经答辩人同意追加的投资，但是对于上诉人的该主张，答辩人不认可，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审判决是严格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认定案件事实的。三、答辩人自始至终就不知道2011年8月30日合同的存在，更没有与上诉人签订过该合同。2011年8月30日合同上加盖的答辩人的印章虽为真实，但是不能单纯的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因为合同的形成行为与印章的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答辩人对于2011年8月30日合同并未与上诉人达成要约与承诺的过程，不是街道办事处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均认可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仅相差5天，但是条款、折抵租金期限、拆迁补偿条款、合同生效方式却大相径庭，而对于后合同是前合同变更的说法，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是因为投资增加而变更的合同，那么具体的追加资金数额、投资款明细应当附后并列明，但是上诉人均未提供。因此，无论熊事实上还是证据上看，都无法证实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过2011年8月30日的合同。四、本案客观事实是，双方根据2011年8月25日合同约定，上诉人对租赁房屋进行翻建，投资款折抵租金，如遇拆迁补偿，补偿款分配条款也已约定明确。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以后的拆迁事宜已经作出了预见和约定，然，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确实发生拆迁事宜，双方按照拆迁补偿条款分配补偿款，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合同条款的约定，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违背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依法应予维持。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判定2011年8月30日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与文婷婷门市租赁合同不成立。原审查明，2011年8月25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约定将原告位于正定县的房屋面积135平方米、土地面积165平方米的房产租赁给被告。租赁期限为8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同时双方约定由被告垫资8万元聘请施工队伍按双方协商标准翻新房屋，按附后表投资标准修建，折抵八年租金，改造维修后用于开餐馆。同时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如遇拆迁，该门市土地房屋固定资产及由此产生的补助款归原告，补助费、停产停业经营的损失、补偿款归被告，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该合同由正定县城区街道办事处盖章并由其经办人和文婷婷签字。原告称，2015年10月西侧房屋拆除时影响到此处房屋安全，被告找到拆除单位要求赔偿，被拒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一份2011年8月30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该合同租赁物与2011年8月25日所签合同一致，但租期约定为28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39年8月30日止，由被告垫资28万元聘请施工队伍按双方协商标准翻新房屋，按附后表投资标准修建，折抵28年租金。并规定，如遇拆迁该门市土地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其他补偿款归被告所有，合同经乙方（被告）签字甲方（原告）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该份合同，原告主张该合同并没有一个原、被告双方达成要约与承诺的过程，不是街道办事处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形成行为与印章的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合同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行为即合同行为，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另外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1年8月25日的合同，而不是2011年8月30日的合同，因为2011年8月25日的合同就租赁房屋、翻建所需的物料及人工费用均有明细，而2011年8月30日的合同没有明细，同时被告在公安机关一直陈述涉案合同是在2011年的年底交给原告方工作人员鲍国华订立，但鲍国华否认，即使说原告的陈述成立，也存在着合同的倒签行为，由此更加说明涉案合同是虚假的，不是原告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故此涉案合同虚假不成立。被告认为，自己依据原先达成的一致意见，追加了投资，且正定县街道办也同意了该投资的追加，按照新投资重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至于该新合同的是如何在街道办内部流转的，被告不知晓，被告认为公章代表单位的意志，加盖公章是单位意思外化的表现，无论是日常的生活还是法院对纠纷的审查的判断中，依据盖章认定有关文件的效力，进而确定权利义务的归属，已成为一个常识。正定县公安局及纪检委的谈话或调查笔录，并未最终立案，也就意味着该笔录的内容并非证据，且鲍国华作为原正定街道办的负责人，其陈述的内容属于原告方的陈述，而非证人证言，该陈述必须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才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来使用。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对2011年8月25日双方签订的租期8年的租赁合同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被告提交的2011年8月30日签订的租期28年的合同，租赁物与租期8年的合同一致，但租期约定为28年。被告称由被告垫资28万元聘请施工队伍按双方协商标准翻新房屋，折抵28年租金，且已经正定县城区街道办同意该投资的追加，但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原告也不认可，故对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租期8年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8月25日，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生效，租期28年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8月30日，约定乙方（被告）签字甲方（原告）盖章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两个合同签订时间仅差5天，且租赁物相同，但两个合同对合同生效的方式约定却大不相同，这不符合常理，故租期28年的租赁合同真实性存疑。租期8年的合同对租赁物、租赁时间、及土地房屋及固定资产补偿费均作了明确规定，而租期28年合同除对租赁时间变更后，还对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进行变更，被告不能对固定资产补偿费的变更作出合理解释，且一般来说，对合同进行根本性变更后，需解除或终止原合同，在租期8年的合同未进行解除或终止的情况下，如再签订租期28年的合同，这于法不符，鉴于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租期8年的合同，故对被告提供的租期28年的合同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提供的2011年8月30日的《门市租赁合同》不成立。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合同的成立是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是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合同成立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成果。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2018年8月25日的合同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对该合同予以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主张2011年8月30日的合同成立且生效的上诉理由，对此被上诉人称不知道该合同的存在，从两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后合同对前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了变更，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主要条款的变更是经过了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且对前合同进行实质变更后，双方未对前合同是解除或终止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不符合常理，故原审法院对2011年8月30日的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80元，由上诉人文婷婷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李 曼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