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07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坦直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姝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萌萌，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业青，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院**楼**。法定代表人：王伟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苒，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三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伟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94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萌萌、崔业青，被上诉人伟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三项，支持其原审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伟恒公司已按约向其支付了定金6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伟恒公司应向其履行义务而非向案外人郑某或其分公司履行义务。合同已明确约定将该款项汇入其指定账户，单独将电梯定金支付给案外人郑某不符合合同约定，伟恒公司存在过错并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二、原审法院认定其已实际收到60万元定金，系适用法律错误。案外人郑某并非其员工，其亦未授权郑某以个人名义接受定金，即便是其分公司具有接受货款的权利，伟恒公司也应将货款直接支付到分公司账户。伟恒公司将定金支付给郑某本人的行为无法视为其已经接受货款，伟恒公司的支付行为过错明显。伟恒公司辩称，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其已向三洋公司支付定金60万元，事实清楚，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的本诉诉讼请求为：伟恒公司支付电梯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56,5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56,5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4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审理中，三洋公司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于2016年8月16日解除。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9月19日，三洋公司（作为“卖方”）与伟恒公司（作为“买方”）签订编号为SHS(HEN)11094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首页约定了卖方的账号和开户行。合同第一条约定，买方根据项目需要，经过比较和选型，决定向卖方订购“上海三洋”商标VF320(HCEE)型的电梯22台，金额总计400万元，并约定了每台电梯的具体参数。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买方对本合同所订购的电梯采用一次性订货、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分批供货的方式。合同第三条第3项，买方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将设备合同总价的15%，即60万元汇入卖方账户为合同定金。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设备的生产和交付以买方通知单为准，买方可以分批下达生产交付通知单，在交付时间前40天支付批次款额40%提货款；货到现场后7日内，支付批次款的15%；待电梯安装、调试完毕后7日内支付批次款的25%；剩余相应电梯批次款5%即作为该批次电梯质保金，该批次电梯一年质量保证期满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买方收到生产供货通知单后，应在其后60个工作日内按时发运电梯，除电梯规格、参数变更外，供货期内无任何原因的涨价。合同第七条“质量保证条款”第1项约定，买方保证本合同产品符合买方提供的、经卖方认可的井道土建图纸要求，以及双方确认的产品规格，在产品交付使用时向买方交付《产品出厂合格证书》。该条第3项约定，在合理正常的保管和使用下，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批次电梯安装竣工移交之日起之后的12个月（不得超过该批次电梯出厂之日起24个月），质量修期内如确因产品质量产生的责任由卖方承担。合同第八条第1项约定，买方、监理公司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将按VF320(HCEE)型产品的“标准配置”和“标准功能”来验收。合同第九条第1项约定，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交货，或买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清货款的，违约方按国家合同法规和中国银行的有关规定，按逾期部分货款总额每天万分之四的比例，向守约方支付逾期交货或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合同第九条第2项约定，除不可抗力外，卖方不能供货，或买方中途退货，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不能供货部分或退货款总额20%的赔偿金额。直接损失超过约定赔偿金的，按照法律认定的且有计算依据的事实另行追赔。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合同附件有《产品安装位置表》、《产品规格表》、《电梯土建布置图》、《电梯井道建筑参数》、《部件清单标价表》。该合同卖方签章人处的签字人为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郑某。2011年9月26日，伟恒公司委托其员工扈某向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郑某支付定金60万元。同日，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向伟恒公司出具收据，称收到伟恒公司支付的“电梯货款定金”60万元。之后，三洋公司根据伟恒公司通知，向伟恒公司交付了14台电梯，其中于2013年9月6日交付6台，于2014年9月23日交付8台，价款共计为2,705,600元，并向伟恒公司开具了金额总计1,288,040元的增值税发票。伟恒公司收到电梯后，向三洋公司支付了电梯货款2,049,080元，并分别于2014年12月16日和2015年11月24日对上述电梯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为“复检合格”。2016年8月12日，伟恒公司要求三洋公司交付剩余电梯并提供电梯生产资质等文件。2016年8月16日，三洋公司向伟恒公司发送《回复函》，称，“贵司来函已收悉，我司2011年与贵司签订的电梯销售合同【合同号SHS（HEN）11094，项目名称：称伟恒·枫叶城】已顺利完成了前期的电梯交货。现我司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求作资质审核，暂无法提供电梯生产许可证、电梯生产资料等其他相关资料，如贵司需在此期间内履行合同，我司建议原合同作乙方变更处理，变更为我司同集团公司（沈阳XX有限公司），我司承诺原合同产品的质量、服务及相关内容不作变更，我司也为因此为贵公司带去的不便深表歉意，也希望能和贵公司继续携手合作、共谋发展。”但伟恒公司未同意上述方案。2017年1月11日，三洋公司向伟恒公司发送《公函》，称在合同签订时明确约定将货款汇入三洋公司账户，合同中也有三洋公司账户，但至今三洋公司只收到货款2,049,080元，余款656,520元尚未收到。另查明，2013年1月1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特函【2013】2号《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关于制造许可条件中试验井道问题。为满足电梯设备安全可靠性试验等需要，电梯制造单位应当按照《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规定（试行）》附件2的相关要求，在其制造场地拥有相应高度的电梯试验井道以及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组装、调试区域，试验井道应为本单位自有。各鉴定评审机构应在鉴定评审现场对制造单位的生产条件进行严格把关。对于已取得制造许可申请换证、升级的，以上要求可以过渡至2014年4月30日。2015年3月17日，三洋公司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续期至2016年3月14日。因三洋公司并未安装电梯试验井道，之后未再取得新的许可证。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三洋公司、伟恒公司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恪守。合同签订后，三洋公司依照伟恒公司的要求，发送了14台电梯，伟恒公司也支付了部分货款。根据三洋公司、伟恒公司在本、反诉中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三洋公司、伟恒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二、伟恒公司在《产品买卖合同》项下欠款金额是多少；三、涉案合同何时解除；四、三洋公司是否应向伟恒公司支付违约金；五、三洋公司是否应向伟恒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伟恒公司向三洋公司购买22部“上海三洋”商标VF320（HCEE）型电梯，并明确了每部电梯的参数、型号。《产品买卖合同》第七条“质量保证条款”约定，三洋公司保证产品符合伟恒公司提供的、经三洋公司认可的井道土建图纸要求；而《产品买卖合同》的附件也包含《电梯井道建筑参数》、《产品规格表》等。从上述约定内容看，伟恒公司系向三洋公司购买“上海三洋”品牌VF320（HCEE）型电梯，该型号系三洋公司自有的电梯型号，并非依据伟恒公司提供的图纸、参数特别定制的型号，且合同第八条亦约定，各方将按VF320(HCEE)型产品的“标准配置”和“标准功能”来验收，故伟恒公司购买的电梯为三洋公司生产的“标准品”。虽然合同中约定了电梯的参数及电梯井道建筑参数，但此仅为质量保证条款，即三洋公司生产的电梯应当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不能以此认定三洋公司、伟恒公司的合同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三洋公司、伟恒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三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伟恒公司交付了14部电梯，总价款为2,705,600元。审理中，双方均确认伟恒公司支付了货款2,049,080元。但就伟恒公司支付的定金60万元，双方存在争议。三洋公司诉称，伟恒公司支付的60万元系伟恒公司的员工扈某支付给郑某，与三洋公司无关，该款是履行郑某与伟恒公司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的款项；且《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当汇入三洋公司账户，而《产品买卖合同》也明确约定了三洋公司的收款账户，故伟恒公司向郑某付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定金支付义务。伟恒公司辩称，郑某系三洋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三洋公司与伟恒公司签署了《产品买卖合同》，故伟恒公司有理由相信郑某有权代表三洋公司收取定金；且在郑某收取定金后，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亦向伟恒公司出具收据，确认伟恒公司支付的60万元系电梯货款定金。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于合同签订后7天内支付，《产品买卖合同》系2011年9月19日签订，60万元的款项系2011年9月26日支付，与《产品买卖合同》的约定相吻合。而根据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出具的收据，明确三洋公司的河南分公司收到了伟恒公司支付的60万元，并明确收取的款项系电梯货款定金，故已经对上述款项的收取及其用途予以了确认。此外，原审法院注意到，《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于2011年9月26日前支付，而合同履行过程中，三洋公司也从未向伟恒公司提出支付定金的请求，反而积极履行合同，现三洋公司主张其未收到定金，亦与常理不符。综上，伟恒公司的主张更符合商业运行规则，原审法院认定伟恒公司已经按约向三洋公司支付了定金60万元。现三洋公司交付的14台电梯总价款为2,705,600元，而伟恒公司支付了定金60万元及货款2,049,080元，故该合同项下，伟恒公司尚欠三洋公司56,520元未付。《产品买卖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电梯款的5%作为电梯质保金，该批次电梯一年质量保证期满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而《产品买卖合同》第七条第3项约定，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批次电梯安装竣工移交之日起之后的12个月（不得超过该批次电梯出厂之日起24个月）。因双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二批8台电梯何时安装竣工移交，故原审法院无法以该标准计算质量保证期；又因该批次电梯系2014年9月23日交付，故根据上述约定，该批次电梯的质保期至迟在2016年9月23日就已届满，故伟恒公司至迟应于2016年9月23日后的7日内即2016年10月1日前向三洋公司付清已交付电梯项下的所有款项，现伟恒公司未付，显属违约。《产品买卖合同》第九条第1项约定伟恒公司逾期付款的按日万分之四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现三洋公司要求伟恒公司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于法有据，但其主张自2015年11月24日即起算利息，略有不当，原审法院调整为自2016年10月1日起算。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三洋公司诉称，2013年1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特函【2013】2号《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要求电梯制造单位在制造场地拥有相应高度的电梯试验井道，试验井道应为本单位自有；因电梯井道造价昂贵，三洋公司无力建造，导致三洋公司无法获取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故在2016年3月14日之后，三洋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且该情况的发生是三洋公司无法预见的，因此，三洋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向伟恒公司发送《回复函》，要求对《产品买卖合同》进行变更，但伟恒公司拒绝，故涉案合同自2016年8月16日就已解除。伟恒公司辩称，三洋公司向伟恒公司发送的《回复函》中并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只是要求变更合同主体，而之前三洋公司从未告知伟恒公司合同无法履行的事实；且国家政策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三洋公司选择不制造电梯试验井道也是三洋公司根据商业角度作出的选择，故三洋公司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现三洋公司违约解除合同，导致伟恒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伟恒公司认为合同系于本案第一次证据交换日即2018年5月4日解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三洋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电梯制造企业必须自有电梯试验井道的规定。从该项规定的内容可知，若三洋公司具备电梯试验井道，则三洋公司仍可获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故该政策变化并不直接导致三洋公司无法履行涉案合同，不属于不可抗力；审理中，三洋公司明确系电梯试验井道造价昂贵，故没有建造，因此，三洋公司系根据商业利益而主动放弃特种设备建造许可证的申请。此外，即使政策的变化对三洋公司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三洋公司而言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三洋公司基于此欲主张情势变更，也应当于该事由发生之时即通知伟恒公司；本案中，《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于2013年即已经颁布，而三洋公司在2015年3月将《特种设备建造许可证》续期至2016年3月17日，但三洋公司于2016年8月才在《回复函》中向伟恒公司进行披露，且《回复函》也仅称“现我司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求作资质审核，暂无法提供电梯生产许可证、电梯生产资料等其他相关资料”，并未将三洋公司失去电梯制造资质的事由明确告知伟恒公司，故三洋公司据此主张解除《产品买卖合同》，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显属违约。审理中，伟恒公司主张因三洋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同意《产品买卖合同》于2018年5月4日解除，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第四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除不可抗力外，卖方不能供货，或买方中途退货，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不能供货部分或退货款总额20%的赔偿金额。现三洋公司未按约向伟恒公司交付电梯，确系违约。但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的履行期较长，在履约过程中，国家电梯生产政策的变化确实对三洋公司的合同履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三洋公司失去电梯制造资质后，三洋公司也向伟恒公司提出了替代方案，即以三洋公司的关联公司沈阳XX有限公司提供剩余电梯，并由三洋公司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该方案未损害伟恒公司的利益，尚属合理，但伟恒公司对此方案并未予以采纳；审理中，伟恒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洋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实际的损失。因此，结合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三洋公司应付违约金金额为10,000元。对于第五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伟恒公司已经按约支付了货款2,649,080元，但三洋公司仅开具了1,288,040元的发票。审理中，三洋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剩余金额的开票义务，现伟恒公司要求三洋公司开具剩余1,361,04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法有据，原审法院对伟恒公司的该项反诉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与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于2018年5月4日解除；二、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货款56,520元；三、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6,52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五、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并交付1,361,040元的增值税发票。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365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0,625元，由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9,710元，由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91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91.50元，由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491.50元，由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1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三洋公司与伟恒公司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双方均应全面、切实按约履行。上述合同虽就订货方式与货款支付明确约定将设备合同总价的15%即人民币60万元汇入三洋公司账户为合同定金，但在实际履行中，伟恒公司将该款支付给三洋公司河南分公司的郑某，并由三洋公司河南分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与上述合同相关约定不符。故伟恒公司所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向三洋公司履行了支付定金的义务，系本案的争议焦点。鉴于郑某系涉案《产品买卖合同》代表三洋公司签字的“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人”，又是三洋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该款的付款事实及定金性质已由三洋公司河南分公司出具的收据证实，且该款的支付时间亦与合同所约定的支付时间相吻合。原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并考虑到三洋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向伟恒公司要求支付定金的情形，认定伟恒公司已履行支付定金的义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三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65元，由上诉人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陶永信审判员  许 京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茅海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