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6刑初862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彬，男，1972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羁押，同年3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8年10月29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辩护人张黎明，北京东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公诉刑诉[2018]8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彬犯诈骗罪，于2018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晓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彬及其辩护人张黎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11月期间，被告人王彬在本市丰台区方庄桥南天天渔港饭店的路边等地，以自己有民警身份，可以帮助被害人于某办事为名，骗取被害人于某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王彬于2017年3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洋桥派出所抓获。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彬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予以惩处。被告人王彬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诈骗罪没有异议，但辩解称其没有冒充警察。被告人王彬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彬当庭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相对轻微，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且王彬此前没有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系初犯、偶犯，王彬尚有6岁幼儿需要照顾抚养。综上，建议法庭依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考虑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罚效果，依法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期间，被告人王彬在本市丰台区方庄桥南路边等地，谎称自己有民警身份，可以帮助被害人于某办事，并以办事需要疏通关系为名骗取被害人于某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王彬于2017年3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洋桥派出所抓获。赃款未起获。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出示了以下证据：1、被告人王彬供述：于某一共给了我七万元人民币，于某给我这些钱就是让我托人找关系追回被骗的钱款。于某给我的钱，一部分请人吃饭花掉了，大部分都留着。后来因为离婚分家析产，我确实把剩余的钱自己用了。因为于某的这起案件，我找过昌平法院书记员苏玉，真实姓名苏某，昌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某。因为缺钱，我曾向于某借过一万三千元人民币。2、被害人于某陈述：2005年8月，我想承包昌平区体育馆东侧路南清池园洗浴中心，就找到了这家洗浴中心的实际经营者赵华，并签订了转让协议。2005年9月，这家洗浴中心的真正法人找到我，拿出一份与赵华签订的承包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赵华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洗浴中心转包给他人经营，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当月我就在昌平分局报了案，10月底昌平分局将赵华抓获归案。在等待案件处理过程中，陈某1说给我介绍一个昌平分局的民警王彬，想办法通过公安局内部关系尽快处理这起案件。我也想案件尽快审结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就让陈某1安排我和王彬见面。2005年11月中旬，在劲松附近的一家三千里烤肉店，陈某1带着张某、王彬与我见了面。我们在饭桌上边吃边聊，王彬自我介绍是昌平分局民警，当天王彬虽然穿着便装，但我看到他穿的衬衣和腰带都是警察的制式服装。我将整个案件过程说给王彬后，王彬先到饭馆外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办成这件事需要十万元人民币，我说只要这件事能办成十万元没有问题。王彬称第二天他就去找人办事，让我先给他两万元。正好当天我身上装着两万元现金，就直接交给了王彬。没过几天，我们四个人在光明桥摩力盛会又见面，王彬说关系人已经联系好，让我再拿五万元现金。我当时没有那么多现金，就说好第二天凑了钱送到陈某1家，王彬自己去找陈某1拿钱。第二天上午我把钱送到了陈某1家，王彬当天就把钱拿走了。又过了几天，还是王彬主动约我出来见面，我们在丰台区方庄桥南的一家郭林家常菜吃饭，饭后我们又去了天天渔港酒楼旁的一家歌厅唱歌。在歌厅包房里，王彬拿出一份标题为昌平分局的文件让我签字，说这是一份审批材料，我签字后让关系人交上去很快就能拿回被骗的钱，并提出让我尽快把剩下的三万元给他。我还想问问具体细节，王彬马上就变了脸，嫌我怀疑他办事的能力。我想七万元都已经给了不差那三万元，当天就又给了王彬三万元人民币，王彬接过钱后表示二十天肯定能把事情办妥。我等了二十多天没有任何消息，就打电话联系王彬询问事情办理的进度，王彬电话中说事情已经办的差不多。从那时起，王彬就拉着我来回往昌平分局和昌平法院跑，每次到这两家单位，王彬都是让我在外面等着，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进去找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进去找了什么人，可每次出来他都跟我说没问题让我耐心等消息。一直到2013年1月份，王彬还向我借钱，我借给他一万三千元后，他告诉我事情马上就有眉目了，等我第二天再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我去到他在十里河的住处，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有见过王彬。后来我到昌平看守所查询赵华的情况，根据看守所记录，赵华在刑拘十五天后就被取保候审释放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王彬骗了。这期间我也怀疑过王彬，大概在2011年，为了这件事我把陈某1、张某都约到王彬家楼下，我和王彬大吵了一架，王彬还信誓旦旦理直气壮的说为了这事他找了多少人。本来那时我就对他的警察身份深信不疑，见他说的那么真，我也觉得王彬不会因为这点钱来骗我，虽然当时张某建议我报警处理，我还是没有选择报警。我给王彬的十万元都是现金，第一次陈某1、张某都在，第二次我把钱交给陈某1，陈某1转交给王彬，第三次还是陈某1、张某都在场。3、证人陈某1证言：2005年9月份左右于某在昌平接了一家洗浴中心，转给二房东三十四万元人民币，后来发现被二房东骗了。于某在昌平分局报了案，但迟迟没有消息。有次我跟朋友张某提起这事，张某说他认识一个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警察，能办这事，于是我们就约着一起吃饭。2005年11月的一天，我和于某到朝阳区武圣东里三千里烤肉店，跟张某和王彬见了面。见面后，张某向我们介绍说王彬是昌平分局民警，接着于某跟王彬说了自己被骗的情况，并表示想把诈骗他的人抓起来并追回损失的三十四万元。王彬说能办，让于某先拿两万元给人家买点烟酒。于某给完钱后没过几天，还是在11月份，于某打来电话说王彬约他出来谈那件事，让我到光明桥摩力盛会一起聊聊。见面后王彬说关系人已经联系好了，让王军再拿五万元现金。因为于某当时没带那么多现金，就跟王彬商量好第二天凑了钱送到我家，然后王彬到我家取钱。第二天早上8时许，于某将钱送到我位于西城区滨海胡同10号的家中就走了。王彬9时许到我家，我当着王彬的面给于某打了电话，将五万元给了王彬，王彬拿走钱后我还通知了张某。又过了几天，于某给我打电话说王彬又要约他见面，我们四个约在方庄郭林家常菜吃饭，饭后我们又去了方庄桥南天天渔港旁的一个歌厅唱歌。在歌厅包房，王彬拿出一份公安材料让于某签字，并让于某再拿三万元人民币。于某当时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从歌厅出来后，我和王彬、张某在歌厅门前路边等着，于某开车回家取了三万元现金交给王彬。后来有一次一起吃饭时，我得知王彬总是拖着不办这事，一拖就是好几年。有一天晚上于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到王彬家里去，将此事做个了断。在王彬家楼下，于某和王彬吵了起来，张某还让于某报案，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再后来我从于某那里得知王彬找不到了，直到今天，于某给我打电话说抓到王彬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于某给王彬的都是现金，一万一捆的百元现钞，第二次是用报纸包着的。我一直听张某介绍说王彬是警察，我也一直认为他就是警察，直到王彬拿钱跑路了，于某找人查了一下，才知道王彬根本就不是警察。4、证人张某证言：1998年我在北京十里河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王彬那时租住在十里河附近，在朋友聚会时我与王彬相识，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与王彬认识时，王彬自称是昌平分局民警，我去王彬十里河暂住地做客时，见过他放在家中的警服，也见过他的警察证件。王彬的警察证是黑色皮质的，打开后上面是警徽，下面是带有照片和警号的卡片。我是通过街坊陈某1认识的于某。我从陈某1那里听说于某在昌平承包一家洗浴中心被骗了，我想到王彬正好就是昌平分局民警，就通过陈某1把王彬介绍给了于某，从那时起我和于某才正式有了交往，在此之前我和于某并不认识。2005年11月，陈某1、王彬、于某和我约在朝阳区武圣东里的一家福华肥牛饭馆见面，见面后我向于某介绍了王彬，说王彬是昌平分局刑警队的民警。于某将案件的过程简单描述了一下，想让王彬找找关系，看能不能把被骗的钱款追回。王彬听了以后当即就表示这件事能办，同时王彬提出办事需要找关系运作，于某问王彬需要多少费用，王彬说大概需要十万元人民币。当时于某表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将身上的两万元现金交给了王彬，并表示如果后续有需要马上会去凑钱。第一次见面后没过几天，还是在11月份，于某打电话说王彬约他出来谈那件事，叫我过去一起聊聊。在光明桥摩力盛会我们四个见面后，王彬说关系人已经联系好了，让于某再拿五万元现金。于某当时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就跟王彬商量好第二天凑了钱送到陈某1那里，王彬自己到陈某1那里拿钱。第二天上午我接到陈某1电话，说王彬已经从他那里把五万元人民币拿走了。王彬是我介绍给于某的，陈某1打电话通知我就是让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做个印证。又过了几天，还是在11月份，王彬说事情办的差不多了，我们四个人又约在丰台区方庄桥附近的郭林家常菜吃饭，饭后我们又去天天渔港酒楼旁边的一家歌厅唱歌。在歌厅包房，王彬拿出一份文件让于某签字，说于某签了字他把材料交给关系人很快就能拿回于某被骗的钱款。签完字王彬就让于某把剩下的三万元交给他，于某当时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从歌厅出来以后，我和王彬、陈某1在歌厅门前路边等着，于某开车回家取了三万元人民币交给了王彬。5、证人苏某证言：我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小名叫苏玉，我通过朋友认识的王彬，认识了十多年了。王彬没有找我办过于某被诈骗一案，但王彬确实带着一个男子找过我。2008年一天上午我在上班，突然接到王彬的电话，让我下去一趟，我就出去和王彬在立案大厅门口见面，当时他身边还跟着一名男子，王彬向我介绍该男子是他舅舅。后来王彬又莫名其妙的问我，法院执行回来的钱在哪，我回答说钱都在法院财务室，说完王彬将我拉到一旁抽了支烟就走了。我当时感觉非常诧异，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彬带着这名男子找我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在这之前三四个月，王彬给我打过电话咨询过案子的事情，但我反问他具体案情时，他又不回答我，我就把电话挂断没再管他的事。王彬的舅舅50岁左右，178厘米左右，中等身材，短发，北京口音，其他的我不清楚。王彬没有给过我东西。6、证人陈某2证言：王彬从1998年开始在我家中租住，一直住到2012年左右，王彬搬走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联系了。我不知王彬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过王彬好像说过自己是警察。我没见过王彬的警察证，只是见王彬穿过一次警服，王彬穿的警服是打领带像西服样子的那种。王彬是偷偷搬走的，没跟我打招呼，他搬走的时候有些东西和衣服留在我这里，可能是他来不及拿走的，这些衣服中就有一件这样的警服。王彬自称是警察，我也见过他穿警察的衣服，他还经常带着自称是警察的朋友来往家中，所以当我女儿中专毕业后，我就想托王彬给我女儿在公安口找份工作，给了他二十多万。这些钱都是王彬主动向我索要的，说是托人办事需要打点。我还挺信任他的，所以他每次向我要钱我都很痛快的给了，连收据或者凭证都没留下。王彬没有给我女儿解决找工作的事情，我们都是老实人，给王彬这些钱无凭无据的，我就没有报案。王彬搬走后我也想找他要回这些钱，但是他的手机号都换了，也不跟我见面，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7、证人李某证言：我和王彬在1995年认识，当时我是崇文分局防暴队民警，经常去单位旁边的台球厅打球，在打球过程中我与王彬相识，王彬自称是北京显像管厂工人。2005年，王彬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在昌平被骗了，并跟我简单描述了那个朋友被骗的经过，我听了后认为应当属于经济案件，就告诉王彬让他的那个朋友去昌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之后王彬也没有再找我说此事，我也不清楚他说的那个朋友后来是否去经侦大队报案。王彬曾带着那个被骗的朋友来找过我，我们一起吃饭，期间王彬就那件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也没有让我帮忙处理那个案子。我只知道那个朋友姓于，男性，50多岁，北京人，其他情况不清楚。8、接受证据清单、扣押清单、照片：证明对陈某2提交的一件警察男春秋常服上衣予以扣押的基本情况。9、公安机关工作记录：证明王彬拒绝提供高春月的联系方式，民警联系高春月原工作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崇文门派出所，该单位答复称高春月已于2004年之前被开除公职，目前无法联系；民警又通过人口户籍信息等方式查找高春月，均无法联系该人进行核实。10、到案经过及破案报告：证实抓获被告人王彬的经过及本案破获的基本情况。1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王彬的基本身份信息。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王彬供述中有关收取钱款数额的内容与被害人于某陈述、证人陈某1、张某证言相悖，本院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经查，被告人于某陈述，证人陈某1、张某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人王彬在与三人交往过程中自称为昌平分局民警的事实，且证人陈某2证言亦证明王彬在日常生活中冒充民警身份的情况，故对被告人王彬有关没有冒充警察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彬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王彬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故对其酌予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王彬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酌情采纳。鉴于被害人于某给予被告人王彬钱款是用于“请托办事”等非法目的，故对该部分钱款依法追缴没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2017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25日先行羁押12日予以折抵刑期，即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2021年10月1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继续追缴被告人王彬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没收上交国库。三、随案移送警服上衣一件，没收存档。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李红华人民陪审员  石淑荷人民陪审员  张崇燕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苗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