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7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雅，女，198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九洲大厦**。 负责人：陈汶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兵，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丽雅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人益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9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丽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人益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黄丽雅与人益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事实不清，证据采信错误。其一，黄丽雅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也未收到完整的《委托代理合同》，人益律所也未能举证证明交付黄丽雅案涉合同一份，因此黄丽雅无法核实人益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为其所签订的合同。其二，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仅在最后一页有黄丽雅的签字，且落款日期系倒签，也未加盖骑缝章，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完整性的标准和要求，不应当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三，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的约定的主要事项为人益律所代理黄丽雅与王建强、戴晓敏民间借贷纠纷，费用支付为风险代理，黄丽雅按照执行获得的款项16％向人益律所支付律师费，代理期限为案件执行完毕时止。因此，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仅限上述范围，对于人益律所主张的根据案涉合同第十条约定要求黄丽雅承担律师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从未就此事项约定过，人益律所亦未告知过该项约定，因此双方更不可能就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2、一审法院将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更改、伪造可能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黄丽雅，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黄丽雅从未收到案涉合同，黄丽雅在案涉合同最后一页处的签名并不能推定人益律所在双方签订案涉合同后将案涉合同交付于黄丽雅。黄丽雅基于对人益律所的信任也未曾要求其交付双方签订的合同。因此，案涉合同自黄丽雅委托之时均掌握在人益律所处，黄丽雅没有条件也绝无可能举证证明案涉合同的真伪。一审法院在黄丽雅对案涉合同的真伪提出质疑时，也未要求人益律所提供证据证明判决所依据的合同已交付于黄丽雅。此种举证责任分配实属加重黄丽雅举证证明的责任，因此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之行为。3、一审法院判决黄丽雅应付律师费与人益律所为完成委托事项所作的工作相当实属错误。其一，就时间节点上来讲，人益律所并未完全履行委托事项，人益律所的工作期限应当至所委托案件执行完毕之日止。双方所追求的工作结果是所委托案件对方当事人实际履行还款义务。这也是双方签订风险代理的初衷。其二，人益律所自上述委托案件自开庭审理结束后，从未向黄丽雅汇报过案件进展，该案调解工作也是该案法官直接联系黄丽雅，黄丽雅在不知其行为后果后作出的撤诉决定。其三，黄丽雅撤诉后并不代表委托案件结束，就双方达成的委托意愿来说，应当直至履行款执行到位之时，人益律所均未完成其委托事项。其四，黄丽雅所委托案件直至今日仍未收到任何履行款，在履行款未到位之时，即让黄丽雅支付人益律所高达9万元的律师费实属不当，亦不利于社会和谐，甚至会毁损律师行业的社会信誉。9万元的律师费也远远高于人益律所所作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黄丽雅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确有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约定系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就黄丽雅所委托案件而言，其一，所委托事项并不存在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情形，所委托事项仍可通过诉讼以及执行的程序完成委托事项。其二，委托期限是直至案件执行完毕时止，案件执行完毕的效果其实就相当于所委托案件的黄丽雅实际履行案涉款项。因此，一审法院以所委托案件已撤诉为时间节点认定人益律所委托事项已完成实属错误认定。在此基础适用上述条款确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第十条效力认定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判定案涉合同第十条无效。案涉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实属人益律所规避其风险代理风险的行为。首先，该行为与风险代理制度的设立目的是相违背的，案涉条款虽未对黄丽雅的自主撤诉行为附加条件，但第十条的约定实质是加重了黄丽雅自主撤诉行为的责任，已是对黄丽雅自主撤诉行为设定了附加条件。其次，虽然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在采用风险代理时就决定不起诉、撤诉等情形自行约定，但本案中案涉合同第十条已然是变更了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支付方式，如果每个律师事务所在未明示告知的情况下以此约定规避委托代理的风险，无疑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侵犯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该项条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条款。 人益律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益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黄丽雅支付人益律所律师代理费90000元整；二、黄丽雅支付人益律所迟延支付利息783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此后的迟延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黄丽雅承担。诉讼中，人益律所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黄丽雅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人益律所作为受托方（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一、委托事项：甲方因与王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陈汶强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因本案系风险代理，故甲方委托乙方后不得另行委托其他人代理此纠纷。二、代理权限：甲方授予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办诉讼（起诉、上诉）立案手续、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参加调解、和解、签署相关协议，代为提起诉讼（起诉、上诉、反诉）、代为申请强制执行、代表甲方在执行过程中与对方进行和解、代领执行款项、代为结退诉讼费用、代为申请财产保全、代为提交、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和案件材料、代为出庭陈辩等。三、代理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案件执行完毕时止。……八、代理费：根据《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双方约定，甲方按风险代理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本案【（2016）浙0106民初9878号、9879号】通过乙方律师代理获得胜诉，则甲方通过执行获得的款项按16%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若分期执行的，则每次获得的执行款项按上述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九、因案件发生的鉴定费、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交通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诉讼费、执行费、各种申请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异地办案所需差旅费、通讯费等由甲方预付，按实际支出多退少补。十、代理费的特殊处理：（一）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因自身原因决定不起诉或撤诉，乙方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风险代理的，甲方应在决定不起诉或撤诉后的三天内，按准备起诉或起诉状中的标的额的1%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十四、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可另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合同落款处，黄丽雅在“甲方”处签字，人益律所在“乙方”处盖章，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是对2016年5月17日黄丽雅与人益律所之间《委托代理合同》的变更，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系在（2016）浙0106民初9878号、（2016）浙0106民初9879号案件发生后，而非落款时间“2016年5月17日”。上述合同签订后，黄丽雅作为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现委托陈汶强在我与王建强、戴晓敏借贷纠纷一案中，作为我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如下：2.全权委托，并享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及代为结退诉讼费用等权利。”人益律所接受黄丽雅委托后，以王建强、戴晓敏为被告向西湖区法院提起两起诉讼，诉请分别为“要求王建强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戴晓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要求王建强返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戴晓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西湖区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受理上述两起案件，案号分别为（2016）浙0106民初9878号、（2016）浙0106民初9879号。2017年2月21日，人益律所指派陈汶强律师出席上述两起案件的庭审。2018年3月16日，黄丽雅与王建强在西湖区法院组织下就案涉两起民间借贷纠纷达成协议，后黄丽雅向西湖区法院申请撤诉，西湖区法院于同日作出（2016）浙0106民初9878号、（2016）浙0106民初9879号民事裁定书，均裁定准予黄丽雅撤诉。黄丽雅撤诉后，人益律所以黄丽雅未按约支付律师代理费为由，起诉至法院，请求上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黄丽雅抗辩称该合同存在更改、伪造可能，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人益律所与黄丽雅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代理费的特殊处理”条款的效力问题，首先，黄丽雅作为委托代理合同当事人，理应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判决、调解、撤诉等情形下所应负担的律师代理费予以充分关注，现无证据证明该《委托代理合同》系人益律所单方拟定且未与黄丽雅协商，故不应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其次，该条款未对黄丽雅的自主撤诉行为附加条件，且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在采用风险代理时就决定不起诉、撤诉等情形自行约定；第三，双方约定在黄丽雅撤诉后“按起诉状中的标的额的1%”标准向人益律所支付律师费，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且与（2016）浙0106民初9878号、（2016）浙0106民初9879号案件中人益律所为完成委托事项所做的工作相当，综上，黄丽雅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代理费的特殊处理”条款系无效条款的相关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黄丽雅抗辩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应到案件执行完毕止，人益律所的委托事项未终结，案涉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但（2016）浙0106民初9878号、（2016）浙0106民初9879号案件根据黄丽雅的申请已由西湖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故黄丽雅的相关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人益律所未尽勤勉义务的抗辩意见，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综上，人益律所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黄丽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9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070元，减半收取1035元，由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负担10元，黄丽雅负担10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920元，由黄丽雅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黄丽雅与人益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相关约定，如果黄丽雅决定撤诉后，则应按起诉状标的额的1%向人益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现人益律所据此向黄丽雅主张律师费，黄丽雅则抗辩称上述撤诉后费用收取比例的约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经审查，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由黄丽雅本人签署，黄丽雅虽不予认可，但未能举证证明该合同内容存在明显疑点、并非双方合意，或者提供其持有的合同文本以证实人益律所在本案中提交的合同存在伪造或篡改，故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另外，黄丽雅主张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人撤诉后的律师代理费收取比例过高，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丽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黄丽雅负担。黄丽雅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