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521民初1418号原告：李丰，男，199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龙，重庆子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汕尾市国有黄羌林场，住所广东省海丰县黄羌林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5006752317989。法定代表人：古日昌，场长。被告：张有国，男，197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被告：施少文，男，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被告：蔡海帆，男，198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清，广东但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锡南，男，195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原告李丰诉被告汕尾市国有黄羌林场（以下简称黄羌林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龙，被告黄羌林场法定代表人古日昌、被告张有国、被告施少文及其与被告蔡海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清、被告张锡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万元（暂计至2020年6月10日），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待伤残鉴定结论下来后再行确定），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00元（暂计至2020年6月10日，共住院73天），营养费3000元（暂计至2020年6月10日），残疾辅助器具费（另行主张），残疾赔偿金（待伤残鉴定结论下来后再行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700218.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待伤残鉴定结论下来后再行确定）,以上暂计为845518.75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83000元（2020年3月29日至2021年2月24日）、护理费79411元、后续护理费2042000元、误工费55071元、残疾赔偿金933489.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15848.8元、交通费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800元、营养费2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000元、鉴定费5478元，以上合计4165098元。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被告张有国、施少文、蔡海帆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羌林场、张锡南对上述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26日，被告施少文购买了被告张锡南承包的黄羌林场中700亩桉树，后被告施少文与被告蔡海帆合伙砍伐林木，并由工头即被告张有国负责找砍伐工人进行砍伐。原告与被告施少文、蔡海帆系雇佣关系，被告施少文、蔡海帆是涉案林木购买人和砍伐人，被告张有国是林木砍伐班组工头，负责召集提供劳务者、协助结算劳务费、协助雇主办理保险和劳动安全方面的保障措施等，被告张锡南是涉案林场（包括林木和场地）承包人，因林木采伐而享有利益（其将林场售卖并采伐的目的是清理林场树木以便采矿）。另外，被告黄羌林场将林地发包给被告张锡南的行为是非法的，构成违法发包，其应承担林场伐木工人受伤的相应责任。2020年3月29日，原告在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安排砍伐的黄羌林场朝面山工区北岸潭片采伐桉树时被倒下的桉树砸伤，后被紧急送往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3天，后转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但因无病床不得以转入海丰县黄江医院继续康复治疗50天，截至2020年6月10日原告住院共计73天。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断：1.脊柱骨折并下肢瘫痪，2.创伤性湿肺胸腔积液，3.肋骨骨折，4.右肾包膜下出血，5.菌血症，6.下肢静脉血栓，7.左眼外伤；该院的出院意见：1.加强功能康复训练和大小便功能训练，定期门诊复诊；2.继续治疗下肢静脉血栓，预防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褥疮等并发症；3、如有不适，及时门诊就诊。原告因砍伐桉树导致伤残严重，病情己基本稳定，但需要在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性治疗。虽经与各被告多方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能达成赔偿协议。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羌林场辩称，一、被告黄羌林场不存在违法发包或者其他过错的情形，无需承担因劳务纠纷产生的相关责任。首先，原告认为被告黄羌场林将涉案林地发包给被告张锡南的行为是非法的，构成违法发包，并由此要求被告黄羌林场对劳务者的意外事故承担责任，其主张并未提供任何有关证据以证实被告黄羌林场的行为构成违法发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事实上被告黄羌林场与承包者钟传猛之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根本不存在违法发包的事实。最后，被告张锡南将林地种植的桉树交由被告施少文一方进行砍伐，被告施少文一方通过向黄羌林场申请砍伐并履行申报手续，经汕尾市林业局审核批准之后，由被告张有国与被告施少文一方签订砍伐合同进行砍伐作业。可见，在此过程中，被告黄羌林场就砍伐事宜而言，已经尽到自身法定行政义务，依法监督并办理了砍伐证，被告黄羌林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该成为本案事故的责任主体。二、被告黄羌林场与原告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雇佣关系，原告对被告黄羌林场的诉请缺少请求权基础，相应诉请不应得以支持。本案中涉及了多个法律关系，包括：1.被告黄羌林场与钟传猛之间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法律关系；2.被告施少文购买被告张锡南桉树的桉树所有权转让法律关系；3.被告施少文与被告蔡海帆合作伐木，并找了工头伐木的施工工程法律关系；4.原告与除了被告黄羌林场外的他人之间的劳务法律关系。根据本案原告自认的关于提供劳务客观事实以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可知原告是基于劳务关系提起诉讼，而本案的被告黄羌林场作为发包人，与原告没有签订过劳动、劳务合同，客观上也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劳务、雇佣关系，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尤其是原告的事故发生是基于桉树所有权转让和桉树施工的法律事实，而不是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基础事实，因此原告对被告黄羌林场的诉请缺少请求权基础，被告黄羌林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有关被告黄羌林场的一切诉请。三、《林地承包合同书》明确由承包方钟传猛承担承包期间的一切事故责任，本案与被告黄羌林场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黄羌林场与承包人之间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约定“在乙方承包经营期间，若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本案事故发生在承包人的承包期间，依据双方的承包合同之约定，应由承包方自行承担和负责该事故，被告黄羌林场在此事故中无过错，因此涉案事故的发生与被告黄羌林场无关。四、依据剩余各方的合同约定，其余被告才是本案事故责任的承主体，与被告黄羌林场无关。1.首先，被告张锡南与被告施少文于2019年l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即被告施少文）在砍伐过程中所请工人日常生活、工人保险、安全生产及事故、疾病都由乙方负责……”，此处可见，本次事故约定了具体的责任承担主体。其次，从该《协议书》中可知被告张锡南在桉树转让权法律关系中作为是桉树砍伐工程的发包人的客观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还需考虑被告张锡南在选任承包单位上不存在任何过错，由此界定本案事故的责任主体。最后，无论是从《协议书》约定还是从相关法律规定，被告黄羌林场都不是本次事故的责任主体，不是适格被告。2.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与被告张有国签订的《黄羌林场砍伐桉树协议书》第3条约定“乙方（即被告张有国）为砍伐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可见，依照此三被告之间的约定，被告张有国负有为本案事故的受害者购买保险的义务，但其并未购买，属于过错方，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从此处也可知，这与被告黄羌林场无关，被告黄羌林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意外事故发生后，被告黄羌林场作为行政单位，出于人道关怀和社会维稳的态度，多次积极组织原告及其他被告召开协调会议。以便妥善处理本案事故，在此期间(2020年4月20日)，被告施少文与被告张有国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原告受伤事故的相关责任。可见，本次涉案事故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该主体并非是作为行政单位的被告黄羌林场。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关于要求被告黄羌林场承担责任的一切诉请。五、就原告受伤一事，被告黄羌林场事后履行行政调解职能，积极作为，不存在过错。1.原告于2020年3月29日受伤，被告黄羌林场的派出所、林业、调解部于3月30日主动介入，指派工作人员与桉树林地承包老板即被告张锡南、按树砍伐承包老板被告施少文进行情况询问，并要求全力做好伤员的治疗工作。2020年4月14日，对工头被告张有国进行情况询问，并于4月20召集被告施少文、张有国签具《承诺书》，承诺全力支付原告的治疗费用。2.原告于2020年6月29日通过信访反映情况，为了妥善解决此事，被告黄羌林场于6月26日、6月28日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决定于6月29日召开协调会，处理原告受伤一事。2020年6月29日，被告张锡南、施少文、张有国与原告妻子、原告丈母娘、原告的代理律师刘文龙在被告黄羌林场召开协调会。根据协调会议，拖欠医院的费用由施少文和张有国继续支付。为了进一步争取金额进行治疗及后续治疗费用，被告黄羌林场又于6月30日与被告施少文、张有国召开协调会，但双方愿意补偿金额与原告方面提出的金额差距较大，要求择日进行答复；后被告黄羌林场又于7月6日再次召开协调会，经被告黄羌林场不断的争取，最终被告施少文表示最多能补偿28万元，被告张锡南表示拿出3万元，张有国表示拿出15万元，合计46万元的赔偿金额。经与原告家属商量，原告家属要求赔偿金额需要50万元，并要求适当补偿一年内的治疗费用，经被告黄羌林场与被告施少文、张有国、张锡南等人沟通，同意补偿合计46万元（施少文28万，张锡南3万元，张有国15万元），另外再拿出2万元用于后续的治疗。后与原告及其家属沟通，原告及其家属均表示不予同意，未达成一致协议。3.2020年8月21日，经与原告的父母、表哥、丈母娘，以及被告施少文、张有国在被告黄羌林场召开协调会，根据协商内容，各方一致同意先将原告转移至更专业的医院进行治疗及诊断，判定原告后期的健康康复情况，再以诊断意见进行后续的事宜处理。2021年8月29日，经原告的父母、丈母娘与被告施少文协商，被告施少文出于人道主义，其同意借出34000元给原告及其家属，作为原告回湖南治疗的费用。该案件后续通过协商，庭外和解或由法院调解、判决结案，该笔款项在案件中予以扣减。综上所述，涉案伤害事件发生后，被告黄羌林场积极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多次组织林业、派出所、调解部门跟进协调解决，确保伤者能最大程度获得治疗，但被告黄羌林场不应承担原告受伤损害的相关法律责任，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有国辩称，被告张有国认为原告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不合理。首先，被告张有国为了砍树工人与被告施少文、蔡海帆签订的《黄羌林场砍伐桉树协议书》本身就不合理，被告张有国属于代班人员，作为老板的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应当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保险费由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出200元，其余由工人们在发工资时出。其次，被告张有国不认同原告要求其赔偿的主张，原告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海丰水电医院、海丰县黄江医院的治疗费、生活费都是被告张有国所出的。被告施少文、蔡海帆辩称，一、原告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开始参与砍树、削树枝作业，于2020年3月29日被王道贵砍下来的林木砸伤，王道贵目睹了原告出事的整个经过，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根据王道贵书写的《事情经过说明》，证实本案事发经如下：2020年3月29日早上7时许，原告与王道贵在位于汕尾市海丰县黄羌林场内的一块林地上一起做工，王道贵负责在前面砍树，并安排原告在路上削树枝。在王道贵砍树的过程中，在被砍的树要倒下时，原告突然从王道贵的后面跑过来，王道贵担心原告的安危，让原告跑开，但原告并没跑开，倒下来的那棵树恰巧砸到了原告。原告受伤后在王道贵的护送下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王道贵声称被告张有国与其本人每天都有提醒工人做工时要注意安全，王道贵不理解原告为什么要跑其他砍树施工的地方，因为原告知道王道贵当时正在砍树，其这样跑过来的话会很危险。原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对砍树的危险性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原告在工作过程中没有佩戴头盔，也没有采取其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明知同伴王道贵正在砍树仍然跑过去，且在王道贵劝阻原告时，原告没有作出应有的躲避危险的本能反应。因此，被告施少文、蔡海帆认为，原告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至少应在本案中承担五成以上的过错赔偿责任。二、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与被告张有国存在承揽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在本案中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与被告张有国存在雇佣关系，应由原告、被告张有国按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羌林场将涉案林地出租给钟传猛及被告张锡南承包，承包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36年1月1日。2019年l0月26日，被告张锡南将涉案林场要砍伐的林木出售给被告施少文、蔡海帆砍伐。2020年3月8日，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与被告张有国签订《黄羌林场砍伐桉树协议书》，约定由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将涉案林场要砍伐的林木承包给被告张有国砍伐，被告张有国完成砍伐任务后将砍伐成果按90元／吨的价格交给被告施少文、蔡海帆，由被告张有国雇请工人、负责工人的安全、管理及由被告张有国发放工资给工人，被告张有国一方在山上的一切日常生活所需、安全和工伤与被告施少文、蔡海帆无关，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不参与工人的管理，由被告张有国自行管理。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与被告张有国是承揽合同关系，本案应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规定，因履行承揽合同所产生的风险，由完成工作成果的承揽人承担责任，定作人不承担责任。被告张有国及其下属工人从事林木砍伐多年，具有相应技能和丰富经验，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并无任何选任过失。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与被告张有国、原告并无雇佣关系，对被告张有国、原告的砍伐作业无监督管理之权责，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不应成为本案的赔偿主体。被告张有国陈述其与原告是老乡关系，原告于2020年3月初自行联系到被告张有国并要求前来做工，于是被告张有国同意雇请原告参与做工，被告张有国与原告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本人对事发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张有国作为雇主也存在监督管理不到位的情形，故应由原告与被告张有国按过错比例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出于人道主义，已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等共计224484.2元，如果法院认为被告施少文、蔡海帆需在本案中承担部分责任，也应当是按份额的补充赔偿责任，且已垫付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原告出事后伤情严重，被告张有国表示没有经济能力垫付医疗费，为救治原告的性命，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出于人道主义，向亲戚朋友四处筹借款项，通过被告张有国及原告的家人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合计224484.2元。如果法院认为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应在本案中承担部分责任，也不应与被告张有国承担连带责任，而应当是按份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已垫付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赔偿项目是过于多，且多项赔偿项目计算错误，应予以纠正。1.原告主张医疗费183000元，需提供发票结合病历资料、医疗费用清单予以证实，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对没有发票、医疗费用清单的医疗费金额一律不予认可。原告出事后的所有医疗费，全部是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出于人主义而垫付的，共垫付了224484.2元，该垫付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2.原告主张护理费7941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对原告主张的金额不予认可。据被告张有国反映，原告住院期间，其一直在医院照顾原告，包括：(1)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聘请了一个护工帮忙照顾，支出了护理费1700元给护工，被告张有国本人在该医院照顾原告5天；(2)被告张有国在海丰县黄江医院照顾了原告60天；(3)原告在海丰水电医院住院期间全是张有国照顾的，即张有国照顾了原告44天。也就是说，原告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海丰县黄江医院、海丰水电医院住院期间，被告张有国共照顾了原告合计109天，另外支出了护理费1700元。被告张有国照顾原告期间的护理费及已支出的护理费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显示原告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22天（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4月20日），在海丰县黄江医院住院82天（2020年4月21日至2020年7月12日），在海丰水电医院住院44天（2020年7月12日至2020年8月26日），在慈利县住院4天（2020年8月30日至2020年9月3日），合计住院152天，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应为15200元，扣减被告张有国代为照顾及被告张有国已支付的护理费，原告应在本案中主张的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为4300元〔15200元-100元×（5天+60天+44天）-1700元＝4300元〕。即便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护理费自原告受伤之日起计至定残前一天(2020年3月29日至2021年1月9日)，其护理费也只是28700元（287天×100元／天），扣减被告张有国代为照顾的及已支付的护理费，原告自受伤之次日起至定残前一天的护理费是16100元〔28700元-100元×(5天+60天+44天)-1700元〕，而非原告所主张的79411元。3.原告主张后续护理费2042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根据该规定，原告的后续护理费应考虑原告年龄、精神状况等因素，分期支付，支付期限最长不超二十年。完全护理依赖或受害人75周岁以上的护理期限暂按5年计算（100元／天×365天×5年=182500元）。鉴于该费用尚未发生，被告施少文、蔡海帆认为该费用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4.原告主张误工费5507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项金额不予认可。原告是临时工，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事发前只是在被告张有国处工作了20天，其主张的误工费应按汕尾市的最低工资标准1410元／月予以计算，自2020年3月30日起计至定残前一天（2021年1月9日）共287天，其误工费为13489元（1410元／月÷30天×287天）。5.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933489.2元不予认可，原告是农村户口，事发前在海丰县工作未满一年，应按2019年广东省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金额为372596.4元。6.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815848.8元不予认可，截止至今，原告仅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没有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及亲属关系证明，也没有列明每项赔偿项目具体计算方式，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不清楚原告的计算依据。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不清楚原告有几个未成年子女，也不清楚原告的父母生育了几个子女，无法证实这些人是由原告抚养。即使应由原告抚养，原告子女的生活费应由原告两夫妻平摊，原告父母的生活费应由原告与其兄弟姐妹平摊。本案中，被扶养人均是农村户口，应参照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949元／年的标准、按年龄计算。7.原告主张交通费8000元没有任何票据凭证予以证实，对该项赔偿项目不予认可。8.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4800元无法确认，由法院依法认定。9.原告主张营养费20000元，该金额偏高，按500元一个伤残等级的标准计算，营养费最多只能主张4500元。10.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8000元，但没有提供购买凭证，对该项赔偿项目不予确认。11.鉴定费5478元是原告的诉讼成本，应由原告本人承担。综上所述，原告应向法院补充提交医疗费发票、亲属关系证明、各个被抚养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并列明每个赔偿项目的计算明细。以上各项赔偿项目应由原告与被告张有国按过错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与被告施少文、蔡海帆无关，即使法院认为被告施少文、蔡海帆要承担责任，被告施少文、蔡海帆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按份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已垫付的224484.2元应全部在本案中予以扣减。被告张锡南辩称，一、被告黄羌林场与被告张锡南的林地承包关系合法。在被告张锡南与被告黄羌林场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之前，该合同承包地点的山林当时被火灾烧毁，被告黄羌林场发动周边有实力的企业以及个人前来承包上述林地，进行种植经济林，但长时间无人问津。最后，被告黄羌林场通过招商引资，招到钟传猛（被告张锡南的合伙人）带资前来承包当时被火灾烧毁的林地进行种植经营管理速生经济林，2006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对承包地点、面积、期限、承包金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约定，被告黄羌林场及法律服务所对该合同进行监证。合同签订程序合法，内容合法。二、被告张锡南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原告砍伐树林导致后果不负法律上的任何责任。桉树的种植是有生长周期的，一般每六年至八年桉树就收成一次，收成完毕后又继续种植树苗。到了收成时间，被告张锡南就向被告黄羌林场提出砍伐申请，由被告黄羌林场统一向汕尾市林业局申办砍伐手续，然后持砍伐证及申报手续的范围进行砍伐。2019年10月下旬，本已到了可以申办砍伐证手续时间，被告张锡南因家庭的原因无法组织人手完成树林砍伐任务，遂将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30日这一时间段的砍伐任务约700亩桉树林出卖给被告方施少文砍伐，双方于2019年10月26日签订了《协议书》，对砍伐面积、四至范围、砍伐期限、砍伐手续的办理、砍伐的注意事项、工人保险、安全生产及事故、疾病等内容进行明确约定，同时还约定砍伐期限；届满该协议自行终止，该砍伐的林地归还被告张锡南。至于被告施少文受让的这一时间段砍伐树林任务后申办了《砍伐证》手续后，原告在砍伐树木过程受伤的问题，因原告与被告张锡南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张锡南对原告不负法律上的任何责任，原告将张锡南列为本案的被告之一，属于告错对象，依法应予纠正。至于原告起诉称被告张锡南售卖采伐的目的是以便采矿这一说法是恶意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属诬告行为，恳请法院到现场实地查明事实，并追究原告恶意诬告的责任。三、原告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自己的砍伐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原告在砍伐树木过程中，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受伤，对于这一后果，原告自身应负全部法律责任。综上，原告在起诉中恶意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妄图把其应自行承担的受伤治疗责任嫁祸给他人承担，这是法律不准许的，特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全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月1日，黄羌林场与钟传猛、张锡南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约定钟传猛、张锡南承包黄羌林场所有的位于该林场朝面山的山地用于种植树木，承包期限为30年，即自2006年1月1日至2036年1月1日；钟传猛、张锡南以每亩每年支付30元租金，在山地交付使用时起计算，每年向黄羌林场缴交租金15000元等。2019年10月26日，张锡南与施少文签订《协议书》，约定：张锡南将其承包黄羌林场林地中的部分林地所种植约700亩的桉树林木（即位于黄羌林场的北岸谭、山猪窝片）卖给施少文砍伐，总价为1508000元，砍伐时间为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30日，砍伐时间到期协议自动终止；施少文在砍伐过程中所雇请工人日常生活、工人保险、安全生产及事故、疾病等都由施少文负责，施少文承包的林地桉树树木砍伐自负盈亏，与张锡南无关等。2020年3月8日，施少文、蔡海帆与张有国签订《黄羌林场砍伐桉树协议书》，约定：张有国承包施少文、蔡海帆向张锡南购得的位于黄羌林场的北岸谭、山猪窝片中约500亩桉树，按每吨90元结算；张有国为砍伐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施少文、蔡海帆愿补贴每人200元给张有国为砍伐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施少文、蔡海帆不参与砍伐工人的管理，由张有国自行管理等内容。其后，张有国雇请多名砍伐工人对上述桉树进行砍伐，李丰经他人介绍联系张有国，并于2020年3月22日前往黄羌林场北岸潭砍伐工地，次日开始参与砍伐桉树。2020年3月29日，李丰在参与采伐桉树过程中被王道贵砍伐倒下的桉树砸伤，当天被送往海丰水电医院诊断治疗。同日，李丰因伤情紧急被转往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疗并进行手术，至同年4月20日共住院22天，产生的医疗费为109302.6元；该院出具的入院诊断：1.脊柱骨折并下肢瘫痪，2.创伤性湿肺、胸腔积液，3.肋骨骨折，4.右肾包膜下出血，5.左眼外伤；该院出具的出院诊断：1.脊柱骨折并下肢瘫痪，2.创伤性湿肺、胸腔积液，3.肋骨骨折，4.右肾包膜下出血，5.菌血症，6.下肢静脉血栓，7.左眼外伤。2020年4月20日，李丰转到海丰县黄江医院康复治疗，至同年7月12日共住院83天，产生的医疗费为31990.5元。2020年7月12日，李丰又转到海丰县水电医院继续康复治疗，至同年8月26日共住院56天，产生的医疗费为20893元。2020年8月30日，李丰到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民医院康复治疗，至同年9月3日共住院4天，产生的医疗费为2579.95元。2020年11月6日、10日，李丰分别到张家界市湘雅医院检查，共产生的医疗费为46元。李丰受伤治疗期间，施少文、蔡海帆通过张有国或李丰家属等人已垫付224484.2元（包含部分医疗费）。李丰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张有国为李丰聘请一名护理工并支付费用1700元，张有国还亲自随陪护理5天；李丰在海丰县黄江医院、海丰县水电医院治疗期间，张有国随陪护理合计56天。2020年4月20日至同年8月21日，黄羌林场就李丰因伤所需的治疗费用、所遭受的损失多次组织张有国、施少文、张锡南等人与李丰家属进行协商，因双方在赔偿（补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无法达成和解协议。2020年6月29日，李丰向本院起诉请求黄羌林场、张有国、施少文、蔡海帆、张锡南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于同年7月22日补充相关诉讼材料。经李丰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就李丰伤残程度等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以2020年12月31日作为鉴定日期，对李丰伤残程度、护理信赖程度、误工期限、护理期限等进行司法鉴定，并于2021年1月10日出具粤通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1147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李丰的双下肢瘫（左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肌力0级）评二级伤残；重度排尿功能障碍评七级伤残；胸6、10、11、12椎体压缩性骨折经行胸10、11、12椎体骨折内固定定术后评八级伤残；2.被鉴定人李丰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3.被鉴定人李丰的误工期限建议至伤残评定前一日为宜，护理期限建议至伤残评定前一日为宜。另外，本次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为5478元。李丰与陈芳芳共同生育有二名子女，分别为陈李玲、李程瑞。至事故发生时，陈李玲、李程瑞的年龄分别为5周岁、1周岁，李丰的父亲李秀清、母亲贾百翠的年龄分别为62周岁、59周岁；李秀清、贾百翠共同生育有二名儿子，分别为李丰、李红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分别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具体到本案，提供劳务者王道贵系张有国雇请砍伐树木工人，并在执行劳务即砍伐树木过程中造成李丰受伤的，王道贵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应由接受劳务者张有国承担。在山区进行树木砍伐具有一定危险性，本应配置相关工程安全帽等安全设备，但张有国未为提供劳务者李丰等人提供安全配置和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且未尽到合理管理，在李丰被树木砸伤存在一定过错，同时，李丰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而跑到王道贵砍伐树木方向拾树枝，其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正如上述，在山区进行树木砍伐具有一定危险性，定作人有义务审查承揽人伐木经验、安全生产配置等安全生产条件，因此，定作人施少文、蔡海帆在选任张有国作为承揽人中存在过错，对李丰被树木砸伤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次事故发生原因、侵权人过错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张有国，施少文、蔡海帆分别对李丰被树木砸伤所产生损失承担40%、30%赔偿责任，李丰自行承担30%责任。黄羌林场、张锡南在李丰被树木砸伤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均不应对李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七条等规定以及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本院认定李丰因此次受伤的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以医疗票据为准，109302.6元+31990.5元+20893元+2579.95元+64元＝132839.55元；2.护理费：住院护理费150∕天×（22天+83天+46天+4天）＝23250元，出院护理费（暂按5年计算，5年后发生的另行主张）120∕天×100%×5年×365天＝219000元，合计219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天×（22天+83天+46天+4天）＝15500元，李丰诉请的14800元予以准许；4.营养费：考虑李丰的受伤程度及伤残等级，酌定5000元；5.交通费：考虑李丰多次转往多家医院治疗、康复治疗等情况，酌定6000元；6.误工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误工期限为至伤残评定前一日即2021年1月9日（后续误工费发生的，可以另行主张），62521元∕年÷365天×278天＝47618.73元；7.残疾赔偿金：李丰的伤残程度已被鉴定为三个伤残等级即二级伤残、七级伤残、八级伤残，48118元∕年×20年×（90%+4%+3%）＝933489.2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中陈李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元∕年×（18年-5年）÷2人＝223756元，李程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元∕年×（18年-1年）÷2人＝292604元，李秀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元∕年×（20年-2年）÷2人＝309816元，贾百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元∕年×20年÷2人＝344240元，合计1170416元，李丰诉请的815848.8元予以准许；9.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发生的，可以另行主张）：酌定800元；10.鉴定费：以鉴定机构出具的发票为准，即5478元；以上金额（部分金额以李丰诉请的为准）合计2180874.28元。扣除张有国在亲自护理李丰61天（相关护理费为150元∕天×61天=9150元）和已支付护理费1700元，张有国应赔偿李丰经济损失861499.71元（2180874.28元×40%-9150元-1700元）；扣除施少文、蔡海帆已支付的224484.2元，施少文、蔡海帆应赔偿李丰经济损失429778.08元（2180874.28元×30%-224484.2元）综上所述，张有国应赔偿李丰经济损失861499.71元，施少文、蔡海帆应赔偿李丰经济损失429778.0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有国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丰经济损失861499.71元；二、被告施少文、蔡海帆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丰经济损失429778.08元；二、驳回原告李丰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120.78元，减半收取计20060.39元，由原告李丰负担9979.55元，被告张有国负担6207.50元，被告施少文、蔡海帆负担3873.3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永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朱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