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浣，男，汉族，1963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巨欢，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玲，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然雁，男，汉族，1952年3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虹，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明俊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大塘村大河埂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46335182。法定代表人：魏哲俊。上诉人陈荣浣因与被上诉人黄然雁、原审第三人昆明俊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下称“俊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3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荣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荣浣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然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当。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足以证实黄然雁收取了涉案货物。虽然收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公司，但均是应黄然雁要求填写，上述公司从未盖章确认收货或与陈荣浣进行对账。而且，上述多个公司均未登记，主体不存在，不可能成为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黄然雁实际收取了货物，其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真实当事人。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足以证实黄然雁欠款1560054元的事实。对账单载明，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结欠脚手架货款，黄然雁作为对账人在对账单上签名。但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未登记，不属于民事主体。结合黄然雁收取货物的事实，相应的还款责任应当由黄然雁承担。再次，对账单上注明魏光华的联系电话与俊哲公司联系电话一致不能证明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与俊哲公司系同一公司，魏光华作为个人或俊哲公司股东、昆明市西山区俊凯脚手架经营部的经营者，其联系方式都是一样的，在几个单位名称如此雷同的情况下，对账单上应高度注意。结合送货单上出现多处“昆明凯哲公司”字样，足以证实对账单上所列单位并非俊哲公司。最后，一审判决仅依据魏光华与黄然雁2008及2010年共计63000元的银行流水就采信黄然雁受雇于魏光华及其所在的俊哲公司明显依据不足。黄然雁上述转账记录充其量只能证明魏光华在2008－2010年间仅支付了63000元给黄然雁，但该款项并非工资，款项性质无法界定。结合送货单的时间，黄然雁于2009年多次提取货物，但2009年却没有转账记录；黄然雁于2010年12月仍提取货物，但2010年12月亦没有转账记录来看，其所谓的报酬支付记录与其提供劳务无法相印证。黄然雁无法证明其受雇于他人或受他人委托代为提取货物。二、一审程序遗漏第三人魏光华不当。一审判决仅以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俊哲公司有利害关系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未考虑到送货单上的其他公司，忽略未登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黄雁然的陈述，黄然雁受雇于魏光华及凯哲公司，其提交的转账记录均是其与魏光华个人之间的记录，魏光华与本案亦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俊哲公司而未追加魏光华明显程序不当。黄然雁辩称：一、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是俊哲公司、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主体，虽然只有俊哲公司登记注册，但送货单是陈荣浣及多个工人制作的，与黄然雁无关。陈荣浣也是基于送货单确定买卖双方关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不是黄然雁。二、陈荣浣制作的对账单上记载的不仅是俊哲公司，后面清楚备注了魏光华。魏光华不仅是俊哲公司的股东，也是对账单清楚载明的主体。三、一审法庭调查中询问陈荣浣对于送货单上的公司是否清楚其存在，陈荣浣称均不清楚。众所周知，公司的主体身份是可以通过查询工商注册登记向法庭提交的。而陈荣浣对该事实进行掩饰，企图将买卖合同关系相对人进行模糊，所以不存在一审程序漏列第三人的问题。四、哲俊、哲凯是魏光华的两个儿子。俊哲公司是一个注册公司，“凯哲”是魏光华曾经注册的个体户，所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是有关联性的。此外，一审庭审中，法庭多次询问陈荣浣是否收取俊哲公司或公司股东支付的货款，陈荣浣均陈述从未收到。但陈荣浣与俊哲公司交易期间，有多笔款项由俊哲公司及股东魏光华直接转给陈荣浣和其配偶。俊哲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陈荣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然雁向陈荣浣支付货款156005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448217.6元（从2014年10月25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27日，剩余逾期付款损失以156005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二、诉讼费用由黄然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7日，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个体工商户）登记成立，经营者为陈荣浣。2009年3月12日至2011年10月21日间，“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公司”“昆明俊凯公司”“昆明凯俊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公司”“昆明俊凯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手脚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有限公司”等向陈荣浣购买脚手架，货款合共15416238元。送货单注明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等上述公司，黄然雁在涉案的送货单中签收货物。2014年10月25日，陈荣浣与黄然雁进行对账，并签订一份《对账单》，主要内容为：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经双方核对账目，结算至2014年10月23日止，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欠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脚手架货款1560054元。落款处有陈荣浣的签章，黄然雁在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对账人栏签名。2018年11月10日，陈荣浣向黄然雁出具此《对账单》复印件，黄然雁在复印件中书写“此数已核对，请相关人员处理”，并签名捺指模。2015年7月1日，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注销登记。另查明，2008年9月29日、2010年2月5日、5月4日、7月5日、9月17日、11月20日，案外人魏光华向黄然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分别为：10000元、13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又查明，俊哲公司于2006年3月20日登记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案外人魏哲俊、魏光华，其经营范围为：建筑脚手架销售及租赁等，公司联系电话为138××××6227。“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公司”“昆明俊凯公司”“昆明凯俊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公司”“昆明俊凯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手脚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有限公司”等在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无登记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是个体工商户，其注销后，陈荣浣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的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注明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黄然雁只是在涉案的送货单中签收货物；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注明“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且落款处黄然雁只是作为“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对账人”签名，并非涉案货款的债务人；再次，《对账单》注明案外人魏光华的联系电话与俊哲公司的企业联系电话一致，且案外人魏光华是俊哲公司的股东之一；另外，黄然雁主张受雇于魏光华及其所在的俊哲公司，并领取相应报酬，对此黄然雁提交银行流水清单予以证明。因此，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提货人均为黄然雁，但黄然雁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若黄然雁是涉案货物的买受人，那么其应是收货人，但涉案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此不符合常理。因此，陈荣浣请求黄然雁支付涉案的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黄然雁在送货单中签收货物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俊哲公司或其他主体承担，陈荣浣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荣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66.17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66.17元，由陈荣浣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陈荣浣的上诉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陈荣浣、黄然雁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二、陈荣浣主张一审法院遗漏第三人魏光华程序不当是否成立。关于陈荣浣、黄然雁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中虽由黄然雁签名确认收取货物，但送货单中载明收货单位均非黄然雁，而是“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陈荣浣未能举证证明收货单位与黄然雁之间是何种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即为案涉脚手架实际买受人。尽管黄然雁主张的其与俊哲公司、魏光华之间系雇佣关系证据亦不充分，但在证明陈荣浣与黄然雁是否成立买卖关系方面，陈荣浣主张的是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关系的积极事实,其应先就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黄然雁与送货单中所列明的收货单位存在何种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黄然雁主张的是其与陈荣浣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消极事实，因此其举证责任在于就陈荣浣的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因此，陈荣浣无疑应承担在先的举证证明责任；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注明“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就该《对账单》的形式和内容来看，亦难以据此认定黄然雁即为案涉脚手架买受人。再次，陈荣浣亦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曾向其履行过付款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陈荣浣供应的货物总值为15416238元，而其在本案诉讼仅主张1560054元。陈荣浣确认差额部分货款其已收取，其中部分以现金支付，还有部分系转账支付。因此，对于该部分通过转账收取的货款由何人支付，陈荣浣应有举证的能力和便利，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在接受法庭询问时，其仅陈述为“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对应如此巨大数额的货款，其陈述明显不能让人信服。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陈荣浣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陈荣浣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是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及案涉货款的债务人，故一审法院认定黄然雁无需承担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陈荣浣主张一审法院遗漏第三人魏光华程序不当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荣浣确认曾向魏光华追讨过欠款，结合案涉《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对账单》中的注明的“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而魏光华又是俊哲公司的股东等事实，足以认定陈荣浣对案涉纠纷处理结果与魏光华之间可能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清楚的。但陈荣浣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仅选择向黄然雁主张权利，且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明确确认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魏光华为本案诉讼主体。故其在一审法院就本案作出判决后，又以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为由提起上诉，明显不能成立且有滥用诉讼权利之嫌，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荣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66.17元，由上诉人陈荣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浣，男，汉族，1963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巨欢，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玲，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然雁，男，汉族，1952年3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虹，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明俊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大塘村大河埂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46335182。法定代表人：魏哲俊。上诉人陈荣浣因与被上诉人黄然雁、原审第三人昆明俊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下称“俊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3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荣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荣浣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然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当。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足以证实黄然雁收取了涉案货物。虽然收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公司，但均是应黄然雁要求填写，上述公司从未盖章确认收货或与陈荣浣进行对账。而且，上述多个公司均未登记，主体不存在，不可能成为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黄然雁实际收取了货物，其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真实当事人。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足以证实黄然雁欠款1560054元的事实。对账单载明，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结欠脚手架货款，黄然雁作为对账人在对账单上签名。但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未登记，不属于民事主体。结合黄然雁收取货物的事实，相应的还款责任应当由黄然雁承担。再次，对账单上注明魏光华的联系电话与俊哲公司联系电话一致不能证明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与俊哲公司系同一公司，魏光华作为个人或俊哲公司股东、昆明市西山区俊凯脚手架经营部的经营者，其联系方式都是一样的，在几个单位名称如此雷同的情况下，对账单上应高度注意。结合送货单上出现多处“昆明凯哲公司”字样，足以证实对账单上所列单位并非俊哲公司。最后，一审判决仅依据魏光华与黄然雁2008及2010年共计63000元的银行流水就采信黄然雁受雇于魏光华及其所在的俊哲公司明显依据不足。黄然雁上述转账记录充其量只能证明魏光华在2008－2010年间仅支付了63000元给黄然雁，但该款项并非工资，款项性质无法界定。结合送货单的时间，黄然雁于2009年多次提取货物，但2009年却没有转账记录；黄然雁于2010年12月仍提取货物，但2010年12月亦没有转账记录来看，其所谓的报酬支付记录与其提供劳务无法相印证。黄然雁无法证明其受雇于他人或受他人委托代为提取货物。二、一审程序遗漏第三人魏光华不当。一审判决仅以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俊哲公司有利害关系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未考虑到送货单上的其他公司，忽略未登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黄雁然的陈述，黄然雁受雇于魏光华及凯哲公司，其提交的转账记录均是其与魏光华个人之间的记录，魏光华与本案亦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俊哲公司而未追加魏光华明显程序不当。黄然雁辩称：一、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是俊哲公司、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主体，虽然只有俊哲公司登记注册，但送货单是陈荣浣及多个工人制作的，与黄然雁无关。陈荣浣也是基于送货单确定买卖双方关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不是黄然雁。二、陈荣浣制作的对账单上记载的不仅是俊哲公司，后面清楚备注了魏光华。魏光华不仅是俊哲公司的股东，也是对账单清楚载明的主体。三、一审法庭调查中询问陈荣浣对于送货单上的公司是否清楚其存在，陈荣浣称均不清楚。众所周知，公司的主体身份是可以通过查询工商注册登记向法庭提交的。而陈荣浣对该事实进行掩饰，企图将买卖合同关系相对人进行模糊，所以不存在一审程序漏列第三人的问题。四、哲俊、哲凯是魏光华的两个儿子。俊哲公司是一个注册公司，“凯哲”是魏光华曾经注册的个体户，所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是有关联性的。此外，一审庭审中，法庭多次询问陈荣浣是否收取俊哲公司或公司股东支付的货款，陈荣浣均陈述从未收到。但陈荣浣与俊哲公司交易期间，有多笔款项由俊哲公司及股东魏光华直接转给陈荣浣和其配偶。俊哲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陈荣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然雁向陈荣浣支付货款156005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448217.6元（从2014年10月25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27日，剩余逾期付款损失以156005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二、诉讼费用由黄然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7日，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个体工商户）登记成立，经营者为陈荣浣。2009年3月12日至2011年10月21日间，“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公司”“昆明俊凯公司”“昆明凯俊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公司”“昆明俊凯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手脚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有限公司”等向陈荣浣购买脚手架，货款合共15416238元。送货单注明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等上述公司，黄然雁在涉案的送货单中签收货物。2014年10月25日，陈荣浣与黄然雁进行对账，并签订一份《对账单》，主要内容为：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经双方核对账目，结算至2014年10月23日止，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欠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脚手架货款1560054元。落款处有陈荣浣的签章，黄然雁在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对账人栏签名。2018年11月10日，陈荣浣向黄然雁出具此《对账单》复印件，黄然雁在复印件中书写“此数已核对，请相关人员处理”，并签名捺指模。2015年7月1日，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注销登记。另查明，2008年9月29日、2010年2月5日、5月4日、7月5日、9月17日、11月20日，案外人魏光华向黄然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分别为：10000元、13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又查明，俊哲公司于2006年3月20日登记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案外人魏哲俊、魏光华，其经营范围为：建筑脚手架销售及租赁等，公司联系电话为138××××6227。“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公司”“昆明俊凯公司”“昆明凯俊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脚手架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公司”“昆明俊凯手架有限公司”“昆明俊凯手脚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昆明凯哲有限公司”等在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无登记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开平市大荣金属制品厂是个体工商户，其注销后，陈荣浣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的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注明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黄然雁只是在涉案的送货单中签收货物；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注明“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且落款处黄然雁只是作为“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对账人”签名，并非涉案货款的债务人；再次，《对账单》注明案外人魏光华的联系电话与俊哲公司的企业联系电话一致，且案外人魏光华是俊哲公司的股东之一；另外，黄然雁主张受雇于魏光华及其所在的俊哲公司，并领取相应报酬，对此黄然雁提交银行流水清单予以证明。因此，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提货人均为黄然雁，但黄然雁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若黄然雁是涉案货物的买受人，那么其应是收货人，但涉案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此不符合常理。因此，陈荣浣请求黄然雁支付涉案的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黄然雁在送货单中签收货物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俊哲公司或其他主体承担，陈荣浣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荣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66.17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66.17元，由陈荣浣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陈荣浣的上诉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陈荣浣、黄然雁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二、陈荣浣主张一审法院遗漏第三人魏光华程序不当是否成立。关于陈荣浣、黄然雁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黄然雁应否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陈荣浣提交的《送货单》中虽由黄然雁签名确认收取货物，但送货单中载明收货单位均非黄然雁，而是“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陈荣浣未能举证证明收货单位与黄然雁之间是何种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即为案涉脚手架实际买受人。尽管黄然雁主张的其与俊哲公司、魏光华之间系雇佣关系证据亦不充分，但在证明陈荣浣与黄然雁是否成立买卖关系方面，陈荣浣主张的是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关系的积极事实,其应先就陈荣浣与黄然雁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黄然雁与送货单中所列明的收货单位存在何种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黄然雁主张的是其与陈荣浣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消极事实，因此其举证责任在于就陈荣浣的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因此，陈荣浣无疑应承担在先的举证证明责任；其次，陈荣浣提交的《对账单》注明“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就该《对账单》的形式和内容来看，亦难以据此认定黄然雁即为案涉脚手架买受人。再次，陈荣浣亦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曾向其履行过付款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陈荣浣供应的货物总值为15416238元，而其在本案诉讼仅主张1560054元。陈荣浣确认差额部分货款其已收取，其中部分以现金支付，还有部分系转账支付。因此，对于该部分通过转账收取的货款由何人支付，陈荣浣应有举证的能力和便利，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在接受法庭询问时，其仅陈述为“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对应如此巨大数额的货款，其陈述明显不能让人信服。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陈荣浣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陈荣浣未能举证证明黄然雁是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及案涉货款的债务人，故一审法院认定黄然雁无需承担向陈荣浣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陈荣浣主张一审法院遗漏第三人魏光华程序不当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荣浣确认曾向魏光华追讨过欠款，结合案涉《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为“昆明俊哲公司”“昆明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等，《对账单》中的注明的“致昆明市凯哲脚手架有限公司（魏光华，联系电话138××××6227）”，而魏光华又是俊哲公司的股东等事实，足以认定陈荣浣对案涉纠纷处理结果与魏光华之间可能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清楚的。但陈荣浣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仅选择向黄然雁主张权利，且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明确确认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魏光华为本案诉讼主体。故其在一审法院就本案作出判决后，又以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为由提起上诉，明显不能成立且有滥用诉讼权利之嫌，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荣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66.17元，由上诉人陈荣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