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81民初5177号原告：唐承法，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浏阳市，现住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思思，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蕉溪窑前采石场，住所地浏阳市蕉溪乡窑前村。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正武，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卫民，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治国，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原告唐承法与被告浏阳市蕉溪窑前采石场（以下简称窑前采石场）、钟治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承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思思、被告窑前采石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卫民、被告钟治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承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其从2015年3月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被告钟治国向原告借款10万元用于被告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2015年3月1日，钟治国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此后，原告多次催要无果，从而引发诉讼。被告窑前采石场辩称，被告窑前采石场于2010年9月14日注册成立，其成立时的合伙人为李习文和董正武，其中董正武为执行事务合伙人，2014年12月24日，窑前采石场的合伙人由李习文、董正武变更为欧阳熙、董正武、朱婷婷、任萍，董正武仍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被告钟治国在2014年3月和2015年3月都不是窑前采石场的负责人。2014年3月，窑前采石场没有委托钟治国向原告借款，原告的资金也没有汇入窑前采石场的银行账户，更没有用于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因此，窑前采石场与原告之间没有借贷关系。2014年3月，窑前采石场的公章由钟治国保管，如果钟治国在2014年3月确实向原告借款10万元用于了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钟治国应当会在2014年3月向原告出具借条，并加盖窑前采石场的公章，原告没有钟治国于2014年3月出具的借条，也没有2014年3月汇款给钟治国的银行流水，因此，钟治国在2014年3月向原告借款10万元的事实不成立。2014年3月左右，钟治国向外界大量借款用于个人投资或偿还个人债务，即使钟治国确认在2014年3月向原告借款10万元属实，该10万元也属于钟治国个人借款个人使用，与窑前采石场无关。2015年3月1日，钟治国向原告出具借条属于钟治国的个人行为，对窑前采石场没有约束力，由此产生的责任应当由钟治国承担。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窑前采石场的诉讼请求。被告钟治国辩称，董正武是被告钟治国聘请的法人代表，董正武在窑前采石场没有股份。本案借款属实，当时借款确实用于了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1日，被告钟治国向原告唐承法出具了《借条》，《借条》写明：“今借到唐承法现金壹拾伍万元整（￥150000），此款于2014年3月借于窑前采石场资金周转”。此后，唐承法多次催要借款无果，遂于2018年7月30日诉至本院。庭审中，唐承法陈述交付借款、出具《借条》的经过是：2013年12月18日，钟治国要求向唐承法借款10万元，唐承法同意后，即根据钟治国的要求将10万元借款汇入了钟治国指定的钟文波的银行账户，钟文波取出该10万元交给钟治国后，钟治国用于了被告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当时，钟治国没有出具借条，后来因为窑前采石场内部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唐承法在2015年3月1日要求钟治国出具了《借条》，为此，唐承法提交了《长沙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对账单》，以此证明唐承法根据钟治国的要求于2013年12月18日将钟治国所借的10万元借款汇入了钟治国指定的钟文波的银行账户，提交了2013年9月30日的《授权委托书》，以此证明窑前采石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正武于2013年9月30日向时任窑前采石场安全员的钟文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钟文波负责处理窑前采石场的相关事务，提交了（2016）湘018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钟治国是窑前采石场的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钟治国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确认其向唐承法借款10万元属实，钟治国陈述的交付借款、出具《借条》的经过是：2010年，钟治国与李习文等人共同投资购买了窑前采石场，后因窑前采石场的经营状况不好，钟治国便收购了李习文等人的投资，由钟治国一人经营，当时，唐承法有10万元投资在李习文的名下，钟治国向李习文退还投资款后，李习文将10万元还给了唐承法，钟治国便向唐承法提出借款10万元，并要求唐承法将10万元汇入钟文波的银行账户，唐承法同意后，即根据钟治国的要求于2013年12月18日将10万元借款汇入了钟文波的银行账户，钟治国将该10万元用于了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借款当时，钟治国没有向唐承法出具借条，后来，任萍等人要求购买钟治国在窑前采石场的部分股份，但协议签订后，任萍等人并没有完全履行，从而产生矛盾，在此情况下，唐承法于2015年3月1日要钟治国出具借条，钟治国考虑窑前采石场当时赚了钱，所以在出具《借条》时加了5万元利润，即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窑前采石场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认为：《长沙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对账单》只能证明唐承法与钟文波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其与钟治国于2015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中写明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不符，《长沙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对账单》与本案无关；《借条》是钟治国个人于2015年3月1日出具的，出具《借条》时，钟治国并不是窑前采石场的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借条》中写明的“此款于2014年3月借于窑前采石场资金周转”的内容明显是钟治国在写好《借条》后再加写的，其目的是钟治国为了将自己的个人债务转嫁给窑前采石场，窑前采石场在2014年3月并没有向唐承法借款，也没有收到和使用唐承法的借款，《借条》与窑前采石场无关；《授权委托书》中没有授权钟文波为窑前采石场对外借款的委托事项，《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无关；（2016）湘018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该判决书也不能证明钟治国在2015年3月1日出具《借条》时还占有窑前采石场99%的份额及是窑前采石场的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同时，窑前采石场提出，窑前采石场2014年12月19日的《合伙人决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显示，在2014年12月19日，窑前采石场的合伙人由李习文、董正武两人变更为董正武、欧阳熙、朱婷婷、任萍四人，并在2014年12月24日进行了变更登记，钟治国在2015年3月1日并不是窑前采石场的实际控制人；朱婷婷于2014年12月19日入伙窑前采石场的《入伙协议》中第五条写明，“现本厂创造了一定利润，无债务，经营情况正常”；钟治国在（2016）湘0181民初286号案件中承认，钟治国所借的大量债务，其中包含2014年1月9日转至钟文波卡上的55万元借款均系个人债务，与窑前采石场无关；（2016）湘018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窑前采石场的公章在2014年4月17日前由钟治国保管，如果钟治国向唐承法借款用于了窑前采石场，钟治国应当会在借款当天向唐承法出具借条，并加盖窑前采石场的公章；综上，钟治国向唐承法借款是钟治国的个人借款，其借款未用于窑前采石场，钟治国向唐承法出具《借条》的行为是钟治国的个人行为，与窑前采石场无关。为此，窑前采石场提交了2014年12月19日的《合伙人决议》和《入伙协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016）湘018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针对上述证据，唐承法提出异议认为，钟治国因窑前采石场生产经营需要向唐承法借款实际发生在2013年12月18日，当时没有出具借条，2015年3月1日的《借条》是钟治国补出的，借款当时，钟治国在窑前采石场占有99%的份额，是窑前采石场的实际控制人，钟治国已确认向唐承法借款10万元用于了窑前采石场；钟治国提出异议认为，当时，钟治国与任萍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钟治国将其占有的窑前采石场100%股份中的70%的股份转让给任萍等人，任萍等人支付200万元后，窑前采石场作出了《合伙人决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确定任萍等人占有70%的股份，剩余30%的股份，钟治国将其中29%的股份登记在其朋友朱婷婷的名下，1%的股份登记在董正武的名下，后任萍等人并没有根据约定履行全部义务，因而窑前采石场仍属钟治国个人所有。另查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写明：窑前采石场是2010年9月14日注册成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其投资额为400万元，其合伙人为董正武、李习文，2014年12月24日，窑前采石场的合伙人由董正武、李习文两人变更为董正武、朱婷婷、任萍、欧阳熙四人，其中，董正武的出资额为4万元、持股比例为1%，朱婷婷的出资额为116万元、持股比例为29%，任萍的出资额为160万元、持股比例为40%，欧阳熙的出资额为120万元，持股比例为30%。（2016）湘018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中写明：2014年4月17日，钟治国向唐建辉出具378万元的《借条》时，窑前采石场是钟治国、董正武共同投资经营的合伙企业，其中，钟治国占有窑前采石场99%的份额，董正武占有窑前采石场1%的份额，董正武任窑前采石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窑前采石场的公章由钟治国保管。本院认为，原告唐承法于2013年12月18日汇入钟文波个人账户的10万元，被告钟治国确认是其向唐承法所借的借款，并于2015年3月1日向唐承法补出《借条》后，唐承法与钟治国之间就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钟治国应当根据唐承法的要求偿还借款。《借条》中写明的借款金额虽然是15万元，但唐承法、钟治国均确认借款金额是10万元，另外的5万元是钟治国在借款一年多后自愿给付的利润，因此，唐承法仅要求钟治国偿还借款10万元及以10万元为基数从出具《借条》的次日（即2015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唐承法是根据钟治国的要求将钟治国所借的10万元汇入了钟文波的个人账户，虽然钟文波当时是根据《授权委托书》的委托负责处理被告窑前采石场的相关事务，但钟文波收到该10万元后即交给了钟治国，因此，不能以此认定10万元是汇给了窑前采石场或者用于了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借条》是钟治国个人出具的，《借条》上并没有加盖窑前采石场的公章，虽然钟治国在借款时是窑前采石场的实际控制人，但钟治国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该10万元后用于了窑前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因此，该10万元应当认定是钟治国与唐承法之间的经济往来，与窑前采石场无关，窑前采石场不应承担责任。故唐承法要求窑前采石场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钟治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唐承法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唐承法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钟治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德贵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王 雅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