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522民初1918号 原告：赵秀青，女，1968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军，聊城市法律服务维权协会法务部副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庆河（原告的丈夫），男，住莘县。 被告：商廷雷，男，1984年9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莘县，现住址。 被告：商维光，男，1984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被告：刘振生，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原告赵秀青与被告商廷雷、商维光、刘振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9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后，发现被告商廷雷下落不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秀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军、辛庆河，被告刘振生、商维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商廷雷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秀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商廷雷之间的租赁合同；2.判令三被告支付自2017年12月15日至判决解除租赁合同之日止期间的租赁费；3.判令三被告支付在租赁期间产生的水费6304元、电费550元，赔偿6套歌厅机器价值72000元及点歌器1台价值4000元，以上共计82854元；4.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6日经被告刘振生介绍，商廷雷租赁了原告的练歌房及练歌设备，约定每年租金15000元（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2月15日的租赁费已付），并签订了一份《练歌房租赁合同》。2017年7月有人向原告反映，原告外租的练歌房天天锁着门，2017年8月5日原告给介绍人刘振生打电话询问情况，并让刘振生跟原告一起去练歌房查看情况，到现场时发现练歌房大门紧锁，原告和刘振生一起把大门弄开，发现院子里全是草，洗澡间的水管开着，在刘振生的建议下，原告向妹冢镇派出所报警，警察到场查看，并保存了影像资料。至今被告商廷雷没有与原告终止合同，原告遂诉至法院。 商维光辩称，刘振生告知答辩人妹冢镇李庄村有练歌房欲外租，答辩人便将该消息告知了商廷雷，后商廷雷、商章峰找到答辩人称愿意共同租赁练歌房。刘振生就将答辩人及商廷雷、商章峰介绍给了赵秀青。2016年12月16日赵秀青称商廷雷、商章峰租赁练歌房事宜已商订，要在妹冢镇酒店答谢答辩人及刘振生，在刘振生有点醉了的情况下，赵秀青让刘振生在已签订好的合同上签字，刘振生就签了。刘振生与商廷雷、商章峰没有任何关系，按刘振生的真实意思不会进行担保。商定练歌房租赁事宜及清点、交接物品时，答辩人与刘振生均未参加，合同也没有载明物品的数量、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刘振生进行担保，显失公平。原告未通知商廷雷，也未报警，在商廷雷租赁练歌房期限未到的情况下，私自破门而入，无法证明物品丢失的情况。综上，原告系趁答辩人及刘振生醉酒骗取担保。 刘振生辩称，原告有练歌房欲外租，让答辩人帮忙寻找租户，答辩人将练歌房出租一事告诉了商维光，不久商维光带着两个人（后来知道其中一个叫商廷雷）找到答辩人，答辩人遂带着这两个人找到赵秀青，后如何商定租赁练歌房，答辩人不知情。赵秀青在合同签订后，邀请答辩人喝酒，并趁答辩人酒醉，让答辩人作为介绍人签字（实际上是作为担保人签字，对此答辩人不知情），答辩人与租户商廷雷并不相识，不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赵秀青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及清点物品均未让答辩人参与，答辩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赵秀青在未到租赁期限、未报警、未通知介绍人的情况下私自打开练歌房大门，属违法行为，原告称东西丢失，并独自报案，不能证明大门的打开时间，东西丢失的情况。原告提交的妹冢镇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并未说明当时的现场情况，原告称其报警当天答辩人在场不属实。 商廷雷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秀青（甲方）与被告商廷雷（乙方）于2016年12月16日签订了《练歌房租赁合同》，约定：一、经甲乙双方商定，由乙方租赁甲方歌厅，租金每年一万五千元，每年到期前叁个月交下一年的租金，租金为三年一定。（暂按三年计划）二、甲方所有的物品经清点后交乙方保管使用，与乙方歌厅无关的物品，由甲方归置原地封存，乙方无权动用。三、乙方用所有物品需找担保人进行担保，对损坏的物品要修护原样，对丢失、挪作他用或改变用途的，由己方按清单标价进行赔偿。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四、乙方对所有物品不得以旧还新，以次充好，顶替冒充。对经常易损小件（如话筒可自己再配用）。大件损坏需先告知甲方，然后原牌原样更换，不得私自自作主张。保持院落、房屋原样，不得私自改造。否则甲方有权收回，租金不退。五、甲方有征用急需时，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剩余租金按每月平均额退回。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由莘县人民法院裁决。赵秀青在甲方处签字捺印，商廷雷在己方处签字捺印，刘振生在担保人处签字。该合同背面载明“注：六套歌厅机器（全套），价值12000元/套，共计72000元，六个桌子，12个麦克风，备用点歌器一台，电脑一套，柒台空调（含一台落地空调），电字：65763水表以上货物收到：商廷雷2016年12月16日商维光188××××9811”。 原告称商廷雷、商维光合伙租赁了原告的练歌房和相关物品，其从商维光处得知其租赁给商廷雷和商维光的六套歌厅机器及点歌器一台已被商廷雷卖掉，被告商维光辩称其仅是怀疑上述物品被商廷雷卖掉了，原告提供的其与商维光的通话录音中，商维光称“我问别的人了，说他俩合伙卖的，俺这边修电脑的说的”，原告提供的两份莘县公安局妹冢派出所证明仅证明原告报案称练歌房物品丢失，怀疑是商廷雷将部分唱歌设备拿走，但是并未认定原告报警称丢失的唱歌设备系由商廷雷拿走，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商廷雷卖掉六套歌厅机器及点歌器一台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练歌房租赁期间产生的水费6304元、电费550元，并提交“妹冢供水中心孔令光”出具的证明一份，水表、电表表码照片一组，原告提交的水费收据并非正式单据，且未加盖公章，未提交电费单据，刘振生、商维光对原告的该主张提交的证据均表示不清楚且不同意承担责任，故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该租赁合同虽然是商廷雷一人所签，但实际上是商廷雷、商章峰、商维光共同租赁的练歌房，商维光在设备清单上签了字，商维光称其并没有参与练歌房实际经营，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商维光系共同承租人，故对原告主张商维光系共同承租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刘振生系担保人，对设备、租赁费及水电费等产生的各项费用进行担保，担保时间为合同签字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并提交了《练歌房租赁合同》一份，刘振生对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只是介绍人，其并未参与设备清点，其在醉酒的情况下在该租赁合同中担保人处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被告刘振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刘振生的以上抗辩事由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刘振生在《练歌房租赁合同》中担保人处的签字，合法有效，刘振生为该练歌房租赁合同中的担保人。 2018年11月7日本院依法询问原告，如不能支持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六套练歌设备及点歌器一台的相应价款76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否要求被告返还原物，原告称其确定所诉的六套练歌设备及点歌器一台已不存在了，要求被告返还原物，不具有可执行性，故原告坚持要求三被告赔偿上述物品的对应价款76000元,不同意被告返还原物。 本院认为，原告与商廷雷签订的《练歌房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明确，意思表示真实，为有效合同，刘振生系该租赁合同的担保人。商廷雷支付了自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的租金，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商廷雷应于合同到期前叁个月即2017年9月15日前缴纳下一年的租金，合同未约定租赁期限，被告商廷雷未按约定缴纳下一年的租金，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原告也已于2017年8月24日明知商廷雷已不在其租赁地经营，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12月16日解除，原告无需提起合同解除之诉，故原告要求解除练歌房租赁合同的主张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2017年12月15日之后的租赁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商廷雷卖掉其租赁给商廷雷的六套歌厅机器及点歌器一台，并未经过被告的认可及公安机关的认定，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物品出现了损坏、丢失、挪作他用或者改变用途等情况，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六套歌厅机器（12000元/套）共计72000元、点歌器一台40**元共计76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商廷雷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对原告主张的六套歌厅机器（全套）、点歌器一台承担返还责任，但原告明确表示，上述物品已不存在，不同意被告返还上述歌厅设备。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六套歌厅机器及点歌器一台存在损坏、丢失、挪作他用或改变用途的情况，根据练歌房租赁合同第三条之规定，原告要求刘振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租赁练歌房期间产生的水费6304元、电费550元，对此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亦不予认可，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案主张。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商维光系该练歌房的共同承租人，对原告要求商维光承担责任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72元，由原告赵秀青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海芹 人民陪审员  刘爱平 人民陪审员  赵家洋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杜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