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初730号原告：甘群如，女，1972年4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运龙，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期限自2017年5月9日起至2018年8月23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辉，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期限始于2018年8月23日）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函晋，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期限始于2018年8月23日）被告：杨庆容，女，汉族，1974年9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欢，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甘群如与被告杨庆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群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运龙、被告杨庆容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甘群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辉、谢函晋、被告杨庆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欢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群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4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24万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清日止；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2010年至2011年，被告因其承包的工程需要，多次从原告处借款。原告于2010年11月24日在家中将3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于2011年4月3日，在其公司将3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另有90万元通过其母亲从银行取现金支付给被告，共借给被告150万元，后因原告的母亲治病需要，被告向原告归还了26万元。2016年4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了被告从原告处借到124万元，并由被告签名摁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借款，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脱。被告杨庆容辩称，涉案借条系其本人所出具，但涉案款项系原告借给甘文的，其本人从未收到过原告的钱，亦未曾还过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3日，杨庆容向甘群如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甘群如人民币壹佰贰拾肆万元，小写（1240000）。”该借条的落款日期处原为“2016.4.16”，其中的“16”后经涂改成“3”，涂改处有被告的摁印。原告在庭审中对借款过程陈述如下：被告做服装生意要进货，向原告借钱，原告于2010年10月24日在四川省邻水县新车站芳华园的家中借给被告30万，原告的父母及二个弟弟均在场。此笔款项系原告于2010年10月22日在香港永隆银行取出港币，到兑换处兑换成人民币带入内地。2011年4月份，被告与其姐姐杨丽在香港期间向原告借钱，原告在香港葵芳荣丰路的家中将随身携带的工程款兑换成人民币交付30万元给被告，被告姐姐杨丽亦在场。该两笔借款并未单独出示借条。另外，原告从其香港账户将款项汇入其母亲即王某账户，因其母亲不识字，不会写自己名字，无法取款，故由其母亲的账户转账至其父亲的农村信用社账户中，取现后连同存放家中的6万元现金，于2011年9月7日交付30万元、2011年9月27日交付60万元给被告，但农村信用社现在已经无法打印明细单。原告共借给被告150万元，因其母亲生病，被告多次向其还款共26万元，每次还款金额5千、1万元不等，均是现金。被告与甘文系朋友关系，被告从原告处借得的款项转借给甘文，收取三分利息。被告认可上述借条系其本人出具，但认为该借条系其代甘文出具，原告亦向甘文催收过，被告从未收到任何款项。另外，从香港入境并不能携带30万元的人民币现金通过海关，故认为原告所称不实。原告之母王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号：62×××ＸＸ）显示：2011年8月30日转存20万元，2011年9月4日转支15万元，2011年9月7日网银转账20万元、现存5万元、转支30万元，2011年9月22日转存57.33万元，2011年9月27日转支54万元。证人王某当庭陈述，2011年9月7日其与丈夫一起从其本人银行卡取出30万元，第二天在其家中交给被告。2011年9月27日，其与丈夫一起从其本人银行卡中取出56万元，隔几天又去取了4万元，凑齐60万元，在农业银行旁的报亭交给被告。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邻水城南分理处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报表》及《银行卡取款凭条》显示，2011年9月7日，王某账户（账号62×××ＸＸ）向甘明账户（账号62×××ＸＸ）转款30万元。2011年9月27日，王某账户（账号62×××ＸＸ）向雷艳账户（账号62×××ＸＸ）转款54万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手机，并当庭进行如下操作：点击屏幕桌面上的信息按钮进入信息界面，显示有一个备注为“二妹重庆”的联系人，点击与该联系人的短信记录，进入以这个联系人所有的短信记录的画面，点击屏幕上方“二妹重庆”按钮，显示了联系人的手机号码是139××××****，再回到短信记录页面，显示如下内容：2012年10月29日12:37，备注为“二妹重庆”的电话号码向原告发送了信息，“欠你太多姐、以后慢慢还、相信我”，2012年12月22日11:22，备注为“二妹重庆”的电话号码向原告发送了两条信息，第一条为“回电姐”，第二条“姐，我在转钱，你快去深圳转给甘雨”，2013年4月8日21:42，备注为“二姐重庆”的电话号码向原告的电话发送了三条短信，第一条“回电，琼如”，第二条“琼如我没有不接你的电话，前段时间手机屏幕摔坏了，看不到来电，前天我同学才给我买了一个带回来的，昨天开始用的，如果不信可以叫红红问蒋科，我知道你过得很艰难，也一直在想办法，银行卡也早被公安局冻结了……”，第三条“甘文那边也不知怎么处理，法院公安还有县政府都登记起的，天天都在研究这事儿，我全亏了，认倒霉，但我不会让你亏那么多，实在甘文那边没法我只能把我那套140多平米的新房先抵给你……”。2015年3月18日11:17，备注为“二妹重庆”的电话号码向原告的电话发了短信“姐昨晚朋友过生，喝了点酒唱歌去了，忘了给你回电话，信用社利息我晓得去存。记得的姐”。被告认可短信中的电话号码为其本人所有，认可除2013年4月8日的第二条信息并非其本人所发，认为其手机未设置密码，任何人都可以打开，该信息可能系原告在其家中居住时，用被告的手机向原告手机发送的。证人杨某当庭陈述：其为杨庆容的堂姐，甘群如和杨庆容系通过其介绍而认识，甘群如给其打电话，说她分四次借了150多万元给杨庆容，第一次在邻水的车站家中给杨庆容30万元，第二次是杨庆容去他们邻水家中拿的30万元，第三次是在开的酒店里面借了30万，第四次是60万元甘群如，杨庆容把甘群如的妈妈带去银行取了50多万元，还有几万元的现金，直接转到杨庆容的户头上，甘群如的妈妈不识字，是杨庆容抓住她妈妈的手签的字。其问甘群如为什么不直接转到杨庆容的头上，要转到别人的头上，甘群如说是她妈妈一个人在家办的，也不清楚。后来，杨庆容陆续还了一部分。甘群如要求杨庆容出借条，杨庆容不愿意出，她才带甘群如找到杨庆容在重庆市鲁能新城的家中，让杨庆容当场写的借条，具体日期不记得了，但记得借条上的日期写错了，后来改了还摁了手印。被告认可杨某系其堂姐，但对杨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证人并非直接参与原告所称的向被告提供借款的过程，证人陈述的四次借款过程与原告在第一次开庭过程中陈述的借款过程不一致，且涉案借条出具的地点在一个酒店而不是其在鲁能新城的家中。另查明，甘文向本院陈述如下：其本人并不认识甘群如，未向甘群如借过钱，亦从未委托杨庆容向甘群如代其出具借条。其本人向杨庆容借过钱，如果甘群如能出具向其打款的凭证，那也只可能是甘群如代杨庆容付款，但其本人与杨庆容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是两清了的。上述事实有《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银行卡取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报表》、短信聊天记录、《工作笔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甘群如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应当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住所地在重庆市渝**，且本院有权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我国关于地域管辖的一般管辖原则，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本案中，涉案合同的履行地在内地，且双方当事人均援引内地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故本案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了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借条系被告出具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向被告出借了涉案款项；二、如果原告向被告出借了涉案款项，责任如何承担。本院一一评析如下：一、原告是否向被告实际支付了涉案借款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借条》、短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其中，王某系原告之母，其关于涉案款项的相应陈述与《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报表》、《银行卡取款凭条》记载的内容不符，而杨某系原告的同学及被告的堂姐，其对涉案款项的相关陈述转述自原告，故，对两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是否出借了涉案款项，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合前述规定，在仅有借条作为孤证的民间借贷案件中，被告应当就其为什么在原告未提供借款的情况下出具借据进行说明，只有被告的说明能够对“交付借款”的真实性引起合理性怀疑，举证责任才能移转至原告。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已向人民法院举示了借款人出具的载明借款金额的《借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原告已就其主张的出借案涉借款事实进行了初步举证，被告若抗辩该借贷事实尚未发生，则应由其就案涉借据形成的原因进行合理解释，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从案涉《借条》本身来看，该借条对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等均有明确记载，被告亦当庭自认该借条系其出具，其虽抗辩称“该借条系其代甘文出具”，但甘文对此予以否认，且被告未能就其因何代甘文出具该《借条》做出合理说明或予以证明。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是证明借款关系存在、借款合意及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该证据的证明力。被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向他人出具案涉《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最后，从原、被告双方的聊天记录看，虽然被告认为短信记录中“我全亏了，认倒霉，但我不会让你亏那么多，实在甘文那边没法我只能把我那套140多平米的新房先抵给你”的内容并非其本人所发，可能是原告用被告的手机给原告发送。但被告的手机在该日给原告发送了三条信息，且编辑的短信内容较长，在其他信息均为被告发送的情况下，被告的上述解释不太符合常理。同时，被告一再表示会想办法给被告筹钱，并表达歉意，亦表示“以后慢慢还”，因而，被告存在欠原告钱的可能性，且从“140多平米的新房抵给你”来看，欠款的金额较大。故，综合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出借了涉案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二、责任承担。如上所述，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了涉案借款150万元，现原告自认被告已偿还26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124万元借款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原告向本院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的标准支付其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庆容偿还原告甘群如借款本金124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以12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60元，由被告杨庆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甘群如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杨庆容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娟娟审判员  张 琰审判员  谭 颖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谭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