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5民初2480号原告：陈永根，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军，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芷欣，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郭伟文，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被告：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住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1号c栋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157435972905。负责人：杜永洪，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丹丹，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君，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陈永根与被告郭伟文、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永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军、被告郭伟文、被告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丹丹、梁楚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郭伟文向原告支付合伙财产征收补偿款165000元；2、被告郭伟文向原告支付利息（以165000元为本金，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20年8月31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郭伟文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郭伟文系朋友关系，2014年2月开始，相约合伙承包经营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鸡抱沙北路东大围8号鱼塘，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获益，并以郭伟文名义与广州市南沙区围垦有限公司签署相关文件。自合伙经营鱼塘以来，双方合作尚算愉快，各方面分工正常进行，鱼塘也获得了一定收益。然而，至2018年6月，政府对前述承包鱼塘进行征收，并由被告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对经营者的青苗、附着物等予以补偿，因郭伟文是文件的签署人，故相关补偿款项亦以郭伟文名义收取。此后，郭伟文于2019年8月从征收部门领取了鱼塘的征收补偿款168万余元，原告与郭伟文应各得约84万元；然而，时至起诉之日，被告郭伟文仅向原告累计支付了67.5万元，尚有16.5万元逾期未付，虽经原告多次催促，并经委托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进行催促，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甚至不予理会。面对双方合伙因经营鱼塘被征收而终止，被告郭伟文却有意拖欠应得征收补偿款。被告郭伟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原告在2014年至2015年在一起合伙经营鱼塘两年，2015年年尾分开经营，我的鱼塘与原告的鱼塘隔开了。我的合同面积是234.97亩。在2018年12月，127临时道路项目征收，征收的是我经营鱼塘的位置，也有涉及到原告小部分，总共征收了37.495亩。我总共收取了1687275元，给了原告675000元，不同意再补偿原告。被告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辩称：本案是原告与被告郭伟文关于青苗及地上补偿款的分配纠纷，与我中心无关。涉案地块是属于围垦公司发包给郭伟文承包经营的国有土地，郭伟文已经根据出租合同以及项目建设所要占有的土地面积签订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并且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支付全额的补偿款，原告向我中心主张权利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甲方）与郭伟文（乙方）签订了《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于鸡抱沙垦区东二围上间8号田（水利大堤不属于租赁范围）的234.97亩土地出租给乙方从事水产养殖。原告陈永根与被告郭伟文口头商定，从2014年至2015年共同合伙经营以郭伟文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的土地。到2016年原告陈永根与被告郭伟文就分开没有共同合伙经营以郭伟文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的土地。庭审中，双方确认，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与郭伟文签订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涉及的234.97亩土地由郭伟文经营，不计入租赁范围面积的土地约70亩由原告陈永根经营。2019年2月22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甲方）、郭伟文（乙方）、广州市南沙区龙穴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丙方）、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丁方）签订《127临时道路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征收37.495亩，合同补偿金额为1687275元，2019年4月12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向郭伟文支付了1687275元。郭伟文收取补偿款后给了陈永根675000元。原告为证明原被告是合伙经营，申请了证人霍某和郭某出庭作证。霍某作证称：在2014我与原告和被告一起在围垦公司承包了300多亩鱼塘的，租金也是三个人平分，三个之间没有书面的内部协议，我在2015年退出了，我退出没有签订过书面的退出协议，原告和被告两个人一起耕作鱼塘。后来我知道鱼塘被征收了。虽然我退出了，但是我都会过鱼塘看看朋友，所以知道征收的事情。我开车到过鱼塘，有打过电话给郭伟文，但是没有见过郭伟文。郭某作证称：我与陈永根、郭伟文都认识，我也是耕作鱼塘的，我向围垦公司租了土地耕作鱼塘，就在原、被告鱼塘附近。原、被告在2016年分开之前就一起合伙耕作过两年。两个人分开后，叫了附近鱼塘承包者在原告和郭伟文一起承包鱼塘边的木棚吃饭，吃饭的时候说好，如果鱼塘卖、征收钱都一人一半。郭伟文对郭某作证质证表示：我从来没有与证人一起吃过饭，在2016年的时候我与证人都某。原告为证明诉讼请求，提供了2020年7月24日原被告通话录音，证明双方对于被告郭伟文收取征收补偿款后仅向原告累计支付了675000元，尚有165000元未付。从原告提供了2020年7月24日原被告通话录音内容，被告只愿意再给原告20000元解决双方争议。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合同纠纷，案件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应适用旧法规定。原告以合伙关系主张权利，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口头商定，从2014年至2015年共同合伙经营以郭伟文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的土地。也确认从2016年就分开没有共同合伙经营该土地，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与郭伟文签订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涉及的234.97亩土地由郭伟文经营，不计入租赁范围面积的土地约70亩由原告陈永根经营。对于原告主张2016年分伙后，原被告双方仍然约定原合伙经营耕作的土地鱼塘遇上征收，征收补偿各占一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不认可2016年分伙后，原被告双方仍然约定原合伙经营耕作的土地鱼塘遇上征收，征收补偿各占一半。而原告提供的证人郭某陈述：我与陈伟文、郭伟文都认识，我也是耕作鱼塘的，我向围垦公司租了土地耕作鱼塘，就在原、被告鱼塘附近。原、被告在2016年分开之前就一起合伙耕作过两年，之后两个人分开，分开的时候说好，如果鱼塘卖、征收钱都一人一半，我们是一起鱼塘木棚吃饭的时候，双方说的，如果鱼塘卖、征收钱都一人一半。但被告否认这种说法，其表示从来没有与证人一起吃过饭，在2016年的时候与证人都某。本院认为，分伙后的承诺是原被告的民事行为，原告没能充分举证此承诺，证人郭某陈述亦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证人证言。原告提供了2020年7月24日原被告通话录音内容也无法证明分伙的时候说好，如果鱼塘卖、征收钱都一人一半的事实。本案征收土地发生在双方分伙之后两年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项应补偿给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永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陈永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郭汉彬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罗小燕书 记 员 许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