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80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艳娟，女，199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溆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丰，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琦镜，男，199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雄，男，198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开福区谢兴寄卖行，经营场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江滨社区**重建地**2门**门面。经营者：谢泽良。原审第三人：谢泽良，男，196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上诉人龙艳娟因与被上诉人姜雄、严琦镜、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开福区谢兴寄卖行（以下简称谢兴寄卖行）、谢泽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龙艳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两被上诉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应该连带承担赔偿损失侵权责任，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即认定被上诉人姜雄无任何过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姜雄经营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寄卖行不允许从事机动车销售、借款、典当等行业，而姜雄实际以寄卖行为名，行典当、抵押、借款之实。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1、42条规定，机动车辆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车辆抵押的，为运输工具的登记部门，对此，机动车登记部门对于寄售行经营行为已确认为不属于协助登记的许可范畴。另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五条“典当行名称中的行业表述应当标明‘典当’字样。其他任何经营性组织和机构的名称不得含有‘典当’字样，不得变相经营典当业务。”第七条规定的设立条件以及第八条“典当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元。”的规定，可知姜雄不符合典当行设立的规定，其作为寄卖行不得变相经营典当业务。而姜雄在经营场所以“晖鸿当寄卖行”为字号，票据亦为“晖鸿当寄卖行票据”，姜雄实际上是以寄卖为名，行典当之实。姜雄出具的票据中表述：“如寄卖人不赎回寄卖物品，寄卖行有权将寄卖物品任意处置”，其备注涉嫌流质条款，根据《物权法》第186条和第211条规定，可知流质条款无效，但当铺质权中的流质条款有效，由于姜雄非典当行，不具有典当资质，其经营范围为：日用品寄卖服务，出具的票据中关于流质条款的备注是无效的。因此，姜雄实际以寄卖为名行典当之实，串通严琦镜将龙艳娟依法享有所有权的汽车非法处置，并获取利益，导致龙艳娟失去合法财产的占有及使用，构成共同侵权，且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未查明处置车辆时，姜雄是否尽到审查义务。严琦镜向姜雄处置上诉人车辆中，姜雄并未询问严琦镜车辆来源，也未要求严琦镜提供车辆的合法证明，一审法院只查明了上诉人与严琦镜为夫妻关系，而未查明严琦镜在处置上诉人合法财产时上诉人是否知情，是否征得上诉人同意，亦未查明姜雄在处置上诉人财产时已经通知上诉人。因此，对于车辆等特殊动产而言，姜雄在接受典当及处置时，均存在明显过错。二、严琦镜的处分行为系无权处分，姜雄亦非善意第三人，并有与严琦镜恶意串通行为，共同侵害上诉人合法财产，一审法院认为符合家事代理构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严琦镜处分上诉人所有的汽车，并非为了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也并非夫妻之间的共同意思表示，而是严琦镜仿照上诉人字迹在寄卖行票据上签名，且姜雄对此知情，姜雄也可以发现车辆登记非严琦镜，因此非善意第三人。综上所述，姜雄存在明显过错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放纵侵权方，漠视弱者的合法民事权益，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姜雄辩称，当时我的车子是债权转让给别人的，因为她的车抵押在我这超期了。我不存在与别人串通，我得不到利益，请求维持原判。严琦镜未答辩。谢泽良未予陈述。谢兴寄卖行未予陈述。龙艳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严琦镜、姜雄共同赔偿龙艳娟车辆损失共计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3日，龙艳娟购置华晨金杯小汽车一辆，车架识别号为LSYAAAABXFG445420，购买价格为60800元，购买方式为抵押贷款方式购买。2016年5月29日，严琦镜将车辆以10500元的价格交给谢兴寄卖行寄卖，姜雄作为当时谢兴寄卖行的实际经营者，向严琦镜支付了13000元，并出具抬头为“晖鸿当寄卖行”寄卖票据，其上载明寄卖日期至2016年6月29日止，寄卖人过期不赎回寄卖物品，寄卖行有权处置该物品。从2016年7月至9月期间，姜雄多次向严琦镜催要款项，要求其赎回车辆，但严琦镜并未付款。2016年9月底，姜雄遂将车辆以处置。车辆现在无法追回。案件审理过程中，经龙艳娟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南省天杰机动车鉴定评估公司对本案所涉华晨金杯小汽车价值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车辆在2016年9月的市场价格约为49726元。另查明，谢兴寄卖行于2015年12月已经转让给姜雄实际经营。还查明，龙艳娟与严琦镜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在于严琦镜、姜雄是否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侵犯了龙艳娟对本案所涉华晨金杯小汽车的财产所有权。经查明，本案起因系严琦镜在未经龙艳娟同意的情况下，将车辆以10500元的价格交给姜雄实际经营的谢兴寄卖行寄卖，后虽经姜雄多次催要，但严琦镜未能及时赎车，姜雄遂将车辆处置，导致车辆目前无法追回。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姜雄而言，其在接受严琦镜的寄卖车辆时，基于严琦镜与龙艳娟系夫妻关系，且车辆由严琦镜控制的事实而信任严琦镜将车辆寄卖获得了龙艳娟的授权，该信任符合家事代理的一般构成要件，故姜雄有理由相信严琦镜将车辆寄卖获得了龙艳娟的同意，姜雄对此并无过错；而在寄卖期截止后，经姜雄多次催要，严琦镜仍拒绝将车辆赎回，故姜雄于2016年9月将车辆处置并无不当，没有过错。而对于严琦镜而言，其在明知未获得龙艳娟授权的情况下仍将车辆予以寄卖，且在寄卖期限届满，寄卖行多次催要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向寄卖行及龙艳娟披露相关情况，导致车辆被处置，故显然严琦镜应当对其非法处置龙艳娟购买车辆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因龙艳娟与严琦镜系夫妻关系，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所取得的财产应当系夫妻共同财产，故即使严琦镜处置车辆不当导致了损失，该损失也应当由龙艳娟及严琦镜共同承担。综上，对于龙艳娟要求姜雄及严琦镜因对本案所涉车辆处置不当而造成的龙艳娟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龙艳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0元，由龙艳娟自行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严琦镜、姜雄是否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本案中，对于姜雄而言，其在接受严琦镜的寄卖车辆时，基于严琦镜与龙艳娟系夫妻关系，且车辆由严琦镜控制的事实而信任严琦镜将车辆寄卖获得了龙艳娟的授权，该信任符合家事代理的一般构成要件，故姜雄有理由相信严琦镜将车辆寄卖获得了龙艳娟的同意，姜雄对此并无过错；且在寄卖期截止后，经姜雄多次催要，严琦镜仍拒绝将车辆赎回，故姜雄将车辆处置并无不当，没有过错。对于严琦镜而言，案涉车辆是其与龙艳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即使严琦镜处置车辆不当导致了损失，该损失也理应由龙艳娟及严琦镜共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驳回龙艳娟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龙艳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龙艳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华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梁俊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