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4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民，男，汉族，1978年4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娇莲，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馨，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萍，女，汉族，1980年6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华，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全茂，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发政，男，汉族，1974年8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庚生，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延昌，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王惠民、上诉人唐萍因与被上诉人姜发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2426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发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惠民、唐萍向姜发政归还借款本金463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63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从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29日，王惠民向姜发政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姜发政200000元整，特立此据。2014年5月15日，王惠民向姜发政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姜发政150000元整，特立此据。2014年6月24日，王惠民向姜发政出具《借据》，《借据》载明：今借到姜发政150000元整，特立此据。王惠民在《借条》及《借据》上签名捺印。姜发政提供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姜发政分别于2014年4月29日向王惠民转账200000元、2014年5月15日向王惠民转账150000元、2014年6月24日向王惠民转账147000元，共计497000元。姜发政主张借款500000元有3000元以现金的方式交付，双方约定借款利率为每月2%。王惠民主张，姜发政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497000元，案涉借款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姜发政及王惠民均提供了银行流水，银行流水均可一致对应，银行流水上显示：王惠民向姜发政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转款4000元、2014年5月16日转款3000元、2014年5月29日转款4000元、2014年6月16日转款3000元、2014年6月30日转款4000元、2014年7月16日转款3000元、2014年7月28日转款3000元、2014年7月30日转款4000元、2014年8月15日转款3000元、2014年8月28日转款7000元、2014年9月15日转款3000元、2014年9月29日转款6000元、2014年10月20日转款2000元、2014年10月28日转款3000元、2014年10月31日转款4000元、2014年11月17日转款3000元、2014年11月29日转款7000元、2014年12月15日转款3000元、2014年12月29日转款7000元、2015年1月16日转款3000元、2015年1月31日转款7000元、2015年2月14日转款3000元、2015年3月2日转款7000元、2015年3月14日转款3000元、2015年3月30日转款7000元、2015年4月14日转款3000元、2015年5月1日转款7000元、2015年5月15日转款3000元、2015年5月28日转款7000元、2015年6月15日转款3000元、2015年6月29日转款7000元、2015年7月17日转款3000元、2015年7月29日转款7000元、2015年8月15日转款3000元、2015年8月31日转款7000元、2015年9月15日转款3000元、2015年9月28日转款7000元、2015年10月18日转款3000元、2015年11月3日转款7000元、2015年11月16日转款3000元、2015年12月4日转款7000元、2015年12月14日转款3000元、2016年1月20日转款3000元、2016年1月30日转款7000元，合计199000元。王惠民分别于2016年1月1日、2017年1月26日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7000元、30000元给姜发政。姜发政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199000元用于支付借款利息，37000元用于归还本金。王惠民主张上述款项均用于归还借款本金。另查，王惠民与唐萍于2013年6月14日登记结婚，案涉借款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惠民与唐萍于2015年3月13日登记离婚。唐萍主张，案涉借款没有用于生活开支，其也不知道有借款的事实。唐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以上事实，有姜发政提供的《借条》、《借据》、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婚姻登记信息，王惠民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截图，唐萍提供的2013-2014年银行收入流水表格、《橱柜和衣柜制作安装合同》、2014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季庆丰的银行流水表格及明细、借条（复印件）、冯旭起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曹勇华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王惠民2011-2014年出入境表格记录及往来港澳通行证、护照，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姜发政主张向王惠民交付借款500000元，但从姜发政提供的证据看，仅有497000元的转账记录，对现金交付没有提供证据，且王惠民否认收到现金交付的3000元，结合姜发政所主张利息的支付情况，可推测姜发政已在借款中预扣利息3000元，而实际交付497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应依法认定姜发政实际向王惠民交付借款497000元，现姜发政确认王惠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归还本金37000元，故王惠民拖欠姜发政借款本金46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依法予以认定。王惠民主张案涉借款并未约定利息且已向姜发政支付的199000元用于归还本金，但从王惠民所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王惠民从2014年4月30日起于出借款项的时间之后每个月对应的日期等额支付相应的款项给姜发政，且支付的金额均是按照借款金额的2%计付，若用于归还本金，无需每个月分几次支付，且在借款后的第二天即可归还，这与常理不符，故对于王惠民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由此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月利率2%的利息约定。现王惠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向姜发政归还案涉借款460000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姜发政请求王惠民支付借款460000元及利息，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利息以46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超出上述查明的金额，不予支持。关于唐萍是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唐萍提供的离婚证虽显示王惠民与唐萍于2015年3月13日离婚，但案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属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唐萍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独立的生活资金来源，王惠民的借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为原则，按夫妻个人债务处理为例外。按个人债务处理的，须夫或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债务人夫妻间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涉案债务产生于王惠民、唐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王惠民、唐萍既未能证明姜发政与王惠民约定由王惠民个人负责清偿，亦未能证明其夫妻间实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姜发政知道该约定，故案涉的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王惠民、唐萍共同清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惠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姜发政归还借款本金460000元。二、王惠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姜发政支付借款利息（利息以46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三、唐萍对上述第一、二项判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姜发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姜发政已预交），由王惠民、唐萍负担。一审宣判后，王惠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只需向姜发政归还借款本金211000元，且无需向姜发政支付借款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惠民与姜发政之间并未约定借款利息，王惠民尚欠姜发政借款本金211000元。1.一审判决关于推测姜发政从借款中预扣利息3000元的认定无事实根据。王惠民向姜发政出具《借条》或《借据》后，姜发政在柜台向王惠民转账。案涉第三笔借款，姜发政由于账户余额不足，只向王惠民支付147000元。姜发政称另3000元是现金支付与事实不符。故第三笔借款本金应为147000元。2.一审判决根据王惠民每月向姜发政转账支付款项数额、时间推定双方之间存在月利率2%的利息约定，与事实不符。（1）根据唐萍提供的证据显示，王惠民与亲戚之间的借款关于利息的约定是在借据上明确的，而案涉三张《借条》或《借据》均未明确利息，即未约定利息。（2）王惠民与姜发政对于还款方式并无约定，王惠民根据自身情况有计划偿还借款本金，王惠民每月分几次支付的方式并不能成为推定款项性质的理由。（3）姜发政对于王惠民支付款项性质为本金是确认的。王惠民于2016年1月1日通过微信向姜发政支付7000元，按照一审判决的推定，该款应为利息，但姜发政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该款为本金。因此，王惠民与姜发政并未约定借款利息，王惠民已偿还借款本金286000元，尚欠借款本金211000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由于王惠民与姜发政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推定方式认定双方约定了利息，违反上述规定。唐萍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王惠民向姜发政偿还借款211000元，且无需支付利息，并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王惠民一审庭审陈述及本案证据，同意王惠民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除王惠民提及的适用法律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只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唐萍不清楚王惠民欠姜发政款项的具体数额，因为唐萍对于借款事实不知情。一审判决亦认定唐萍不知道借款的事实，案涉借款没有用于生活开支，且唐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时，应当由债权人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唐萍有经济收入，且唐萍的亲属也出借大额款项给王惠民，已超出家庭日常所需，在此情况下，唐萍不可能还让王惠民再对外借款，事实上唐萍也不知道有案涉借款。案涉借款被王惠民用于赌博，且是大额债务，分三次借款，姜发政没有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王惠民的个人借款，唐萍不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于王惠民的上诉，唐萍辩称，认可王惠民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的应还款数额有误。对于唐萍的上诉，王惠民辩称，认可唐萍的上诉意见。对于王惠民与唐萍的上诉，姜发政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根据王惠民和唐萍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王惠民向姜发政借款后至两上诉人离婚前，王惠民多次转账给唐萍及唐萍家属，且王惠民使用的账号正是本案借款的收款账户，由此可以证明案涉借款实际上由两上诉共同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另查明：1.各方当事人的职业及相互关系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各自的陈述，姜发政是东莞某公司股东，王惠民在惠州开公司（“惠州日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唐萍在某公司任高管、代理商。王惠民称，其与姜发政于2003年认识。唐萍称其于2005年通过王惠民认识姜发政。姜发政确认与王惠民、唐萍认识多年。2.王惠民借款用途等姜发政陈述，王惠民向其借款用于在惠州公司的生意周转和贴补家用，且其认为王惠民签名代表王惠民夫妻二人，姜发政认识王惠民夫妻有数年时间，彼此比较信任，故未要求唐萍在借条上签名，也未将口头约定的利息写入借条。而王惠民称，案涉借款实为其与姜发政共同投资项目，后因投资不成，相关款项由王惠民个人使用，故王惠民同意向姜发政还款，有钱就还，每月还一部分。王惠民称其经营的公司于2016年后因欠款被人起诉。唐萍一审提供的往来港澳通行证、护照及其制作的王惠民2011-2014年出入境表格显示，自2011年7月9日至2013年7月15日，王惠民每年多次在拱北××××等地与澳门之间往返。2014年3月7日至2014年11月19日期间，王惠民有多次出境、入境记录，出境、入境地点为福永、皇岗、罗湖等地。唐萍据此主张，王惠民经常出入澳门赌博，唐萍不应对王惠民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惠民称，上述期间其出境至澳门，有去赌场。3.王惠民、唐萍与唐萍亲属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唐萍一审提供的借条显示，王惠民于2014年7月10日书写的借条写明向唐燕国借款1350000元，注明每月18日支付利息，借款用于“惠州市日鑫塑胶包装有限公司”周转资金，除王惠民签名并加盖了该公司公章。唐萍还提供了季庆丰的银行流水表格及明细，以及冯旭起、曹勇华向王惠民汇款的凭证。唐萍陈述，唐燕国、季庆丰及冯旭起、曹勇华分别是唐萍的哥、嫂及姐夫，均借款给王惠民。上述银行流水明细、汇款凭证显示，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5月21日期间，季庆丰及冯旭起、曹勇华共向王惠民转账1310000元；2013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15日一年期间，王惠民向季庆丰多次转账，合计184609元，较常见的转账数额为7000元、17000元、29500元。二审期间，王惠民本人陈述，其向唐萍亲属借款约200多万元用于公司资金周转。季庆丰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3年4月15日，季庆丰向唐萍转账350000元。唐萍提供的其本人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3年5月7日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唐萍向唐燕国、季庆丰转账三笔款，即2014年7月3日31500元、2014年9月1日95000元、2014年9月1日5000元，合计131500元。另，根据王惠民账户流水记录及各方当事人确认的王惠民向唐萍、季庆丰转账情况，王惠民于2014年5月15日收到姜发政转账的借款后，于次日转账29500元给季庆丰；于2014年6月25日收到姜发政转账后，于当日转账8000元给季庆丰、转账20000元给唐萍。二审诉讼期间，王惠民、唐萍、姜发政一致确认，2014年5月22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王惠民共向唐萍账户转账429100元，2014年5月16日至2015年2月11日期间向季庆丰账户转账237750元。而同时期，唐萍向王惠民转账50000元。王惠民称，其向唐萍的转账均用于归还向唐萍的哥、嫂及姐夫的借款。唐萍称，上述款项除王惠民向唐萍归还20000元借款，其余均系王惠民通过唐萍账户偿还所借唐萍亲属的款项；王惠民的账户显示，至2014年7月8日仅剩5000元，说明王惠民已将向姜发政所借款项用完，故王惠民的借款与唐萍无关，王惠民的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唐萍不应承担连带责任。4.王惠民与唐萍离婚时对于相关财产的安排王惠民与唐萍的离婚协议书中载明：“婚生女归女方抚养，男方不出抚养费”；“男方的债务问题与女方无关，夫妻之间共有财产归女方独有。”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时，唐萍陈述，夫妻之间共有财产是指东莞及湖南各有一套房屋。唐萍主张，其与王惠民的孩子于2013年11月出生，作为对抚养孩子的补偿，双方协商房屋归唐萍所有。唐萍认为其小孩每年开支约4万元。第二次法庭调查时，唐萍陈述，湖南的房屋原为王惠民所有，因欠唐萍亲属款项，故在离婚时王惠民将该房屋过户给唐萍。王惠民对唐萍该陈述予以确认。以上另查明的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相应证据及各自陈述为证。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诉讼期间，王惠民主张案涉款项原为姜发政的投资款，后来应姜发政的要求，王惠民同意偿还。王惠民的该项陈述，实为主张案涉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而是投资，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但是，姜发政对此不予确认。而且，王惠民该主张与《借条》、《借据》本身内容不符，在王惠民出具《借条》、《借据》的当天或者次日，姜发政即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惠民交付案涉款项，本案证据并不能反映所谓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案涉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民间借贷。王惠民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王惠民、唐萍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一、王惠民向姜发政借款数额是多少；二、王惠民向姜发政还款数额是多少；三、姜发政与王惠民就案涉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四、唐萍对于王惠民的案涉借款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关于王惠民向姜发政借款数额。一审诉讼期间，姜发政向法院起诉，提供合计金额为500000元的《借条》、《借据》，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惠民交付借款497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3000元，合计交付借款500000元。因王惠民否认姜发政交付了现金3000元，而姜发政除了口头陈述，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姜发政以现金方式交付3000元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姜发政实际向王惠民交付借款497000元。需要指出的是，在姜发政主张以现金支付3000元借款、而王惠民否认存在该款交付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推定该3000元为姜发政预先扣除的利息，该认定与债权人姜发政的主张不符，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二，关于王惠民向姜发政还款数额。对于王惠民主张以现金方式还款50000元，因姜发政不予确认，而王惠民除了口头陈述，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王惠民主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累计还款199000元，姜发政确认收到该款项，但主张该款项用于支付借款利息，而王惠民否认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本院确认王惠民还款199000元，至于该款项是归还本金还是利息，详见以下第三点论述。对于王惠民主张以微信转账方式还款37000元，因姜发政对此予以认可，并认为该款用于归还本金，故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第三，姜发政与王惠民就案涉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借条》、《借据》未约定利息，姜发政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而王惠民予以否认。根据对本案证据的审查，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理由如下：1.姜发政与王惠民就案涉借款既未约定还款期限，姜发政也没有要求王惠民提供物的担保或者由他人保证，双方虽为认识多年的朋友，在此情况下如果姜发政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向王惠民无偿多次提供大额借款，不符合一般人对于出借大额款项的合理期待。而且，根据唐萍提供的关于王惠民向唐萍的亲属借款的证据及主张，以及王惠民对唐萍该主张予以确认的事实可知，王惠民向唐萍的亲属借款尚需支付利息，姜发政作为王惠民的朋友要求支付借款利息符合人们经济往来的一般规则。2.王惠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逐月向姜发政偿还的款项累计达数十笔，但多数为4000元、3000元、7000元（其中连续十几个月偿还的数额交替为3000元、7000元），上述数额上分别为200000元、150000元、350000元（其中两张《借条》出借的款项合计为350000元）的2%，与姜发政关于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按每月2%支付利息的主张在数额上相符；上述款项偿还时间为每月底或月初以及每月中旬，即每月偿还时间与案涉三笔借款出借时间大体相对应。与之相对照，王惠民与唐萍均确认的王惠民通过银行转账向唐萍支付的款项，无论支付数额还是支付时间方面，都不存在上述规律性现象。3.从借款之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即姜发政起诉请求支付利息的起算日之前一日）止，各笔借款如按月息2%计算，即2014年4月29日的借款200000元计21个月为84000元，2014年5月15日的借款150000元计20.5个月为61500元，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147000元计19个月为55860元，三项合计为201360元，与王惠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姜发政的199000元大体相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对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且王惠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姜发政的199000元并非本金，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合上述三点，可认定姜发政向王惠民出借款项497000元，而王惠民已偿还37000元本金及199000元利息，因此王惠民至今尚欠姜发政借款本金460000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王惠民已偿还的借款本金中，有30000元是2016年2月1日之后才偿还的，但姜发政请求判令王惠民从2016年2月1日起支付借款本金460000元的利息，一审判决支持姜发政该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四，唐萍对于王惠民的上述借款本息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案涉借款发生于唐萍与王惠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各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应当认定案涉借款为王惠民与唐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1.关于案涉借款的用途。唐萍一审提供的王惠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护照显示，王惠民在案涉借款发生前后数年间多次往来大陆与澳门，但该事实不能证明王惠民去澳门就是从事赌博等不法行为，更不能证明王惠民已将案涉借款用于去澳门赌博。王惠民虽然声称曾去过澳门赌场，但并没有表示其向姜发政所借款项就是用于在澳门赌博，相反，王惠民称款项本来用于投资。但王惠民对其所称的投资，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而王惠民称案涉款项已被其个人使用，但也没有说明该数十万元款项的去向。结合姜发政的主张，王惠民收到姜发政转账后于当日或者次日向季庆丰、唐萍转账的事实，以及王惠民在向姜发政借款前后多次向唐萍的亲属借款用于其公司周转的事实，本院采信姜发政的主张，即王惠民将案涉借款用于经营其公司及家庭共同生活。2.王惠民向唐萍转账款项的性质。王惠民向唐萍转账的数额，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但唐萍、王惠民主张该款项主要用于偿还王惠民所借唐萍家属的款项。唐萍提供的证据反映，季庆丰曾向唐萍转账350000元，在此之后的2013年5月7日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唐萍向唐燕国、季庆丰合计转账131500元。在同时期乃至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王惠民向唐萍转账数额明显多于唐萍向季庆丰转账数额，且唐萍向季庆丰转账时间与王惠民向唐萍转账时间无法对应，在唐萍与季庆丰之间亦存在交易往来的情况下，王惠民一直有向季庆丰转账，故唐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惠民是通过向唐萍转账的方式向季庆丰偿还借款。即，依目前证据无法证实唐萍已将王惠民转账的款项作为还款转付给季庆丰等人。如前所述，王惠民一直向季庆丰转账，可见王惠民可以直接向季庆丰偿还借款。对于王惠民为何要通过唐萍向季庆丰等人还款，而不是向季庆丰直接还款，唐萍、王惠民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认定王惠民向唐萍转账的款项并非全部用于王惠民向唐萍的亲属还款。由于王惠民陈述其职业是经营惠州的一家公司，诉讼中其没有说明存在其他合法收入来源，在王惠民向姜发政借款用于经营公司并将所得收益转账给唐萍的情况下，从这一角度来说，唐萍已享受因借款产生的利益，应当认定王惠民将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外，根据离婚协议书的表述及唐萍、王惠民的陈述，王惠民与唐萍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夫妻共有财产均归唐萍一人所有，且其中价值较大的不动产未作评估。按照王惠民与唐萍的最后陈述，双方协议离婚时王惠民甚至将属于个人婚前财产的房屋亦同意并过户给唐萍。因此，上述离婚协议书不排除存在损害债权人（包括姜发政）利益的可能。综上所述，王惠民与唐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个别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一审判决作出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尚未施行，一审法院根据当时的法律作出判决，并非违法。鉴于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235元，由王惠民负担5035元、唐萍负担8200元（王惠民、唐萍均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朱海晖审判员  邹 越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卢嘉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