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103行初186号原告谭芳，女，195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代理人郭子僮，河北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丁渝，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肖芳，女，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量，男，系该局常青所教导员。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住，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div>法定代表人李义龙，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熊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代远鸣，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文蕾，女，系该局工作人员。原告谭芳（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武汉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被告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受理后，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子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行政机关负责人丁渝、委托代理人肖芳、李量，被告市公安局行政机关负责人熊波、委托代理人代远鸣、郭文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7年12月31日，江汉公安分局常青街派出所接到江汉区信访局反映：2017年12月30日16时许，谭芳在北京市府右街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2017年12月31日，常青街派出所进行询问，经询问谭芳交代其在2017年12月30日16时许在北京中南海附近府右街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另查明，谭芳因在京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于2017年3月7日、3月23日、5月5日被我局行政拘留。以上事实有查获经过、违法嫌疑人谭芳的陈述、违法嫌疑人谭芳的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对违法行为人谭芳行政拘留十日。执行方式和期限：本决定书送达后，由本机关将被处罚人谭芳送交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执行拘留（时间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0日止）。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提交以下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依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事实证据包括：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受理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证据2、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前依法告知其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证据4、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将原告送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执行拘留。证据5、送达回执，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6、传唤证，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对原告进行传唤。证据7、查获经过，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开展调查工作。证据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告知原告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证据9、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对原告开展调查，原告承认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邮寄信件的事实。证据10、原告的照片，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开展调查工作。证据11、原告的人口信息，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核实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12、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证明原告因非正常上访于2017年12月30日被北京警方训诫。证据13、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0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2017年5月5日被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十日。证据14、情况说明，证明江汉区信访局将原告的违法行为反映给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证据15、武公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6、武公复意字〔2018〕3号，被告市公安局建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整改。证据17、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03行终6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因同一事由多次非法上访，不听劝阻。法律及程序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九条。原告诉称：原告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贺家墩复兴三村135号（即常展里489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因合法财产遭到不法强拆，致使房屋完全毁坏，财产尽数被掩埋。原告多次向被告及相关单位要求予以调查和处理，但是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无奈原告只得进京寻求帮助。2017年12月30日，原告正常上访，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或采取暴力等方式进行上访，而原告就是在合法上访的情况下被强行拘留，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的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原告十日。原告认为，被告江汉区公安分局所做《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于2018年2月12日向被告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撤销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被申请人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存在瑕疵，但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为由，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所做《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市公安局所做《行政复议决定书》虽认定了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所做《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存在瑕疵，但是对此却不认定为违法，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人身权等合法权益，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本次行政诉讼，请求：l、依法撤销被告市公安局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撤销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的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原告手写的信件；证据2、邮寄信件的凭证。这两份证据证明原告2017年12月30日去北京是邮寄信件，而不是非访；因为信件已经寄出，所以证据1是复印件，邮单是原件。证据3、武汉市公安机关涉法涉诉事项引导单三份、江汉分局领导接待处理群众来访登记表一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反映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书面答辩称：一、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依据，证据确凿。2017年12月31日，我局常青所接到江汉区信访局反映：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因其位于江汉区常展里489号的房屋拆迁一事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后被北京警方查获并予以训诫。同年12月31日我局常青所依法将原告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询问，经询问，原告交代了其在2017年12月30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另查明：原告曾因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我局于2017年3月7日、3月23日、5月5日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分别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询问笔录，民警的查获经过、训诫书等证据证实。因原告本次赴京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我局以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该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的居住地在我局常青街派出所辖区，我局对其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原告明知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人员走访，却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屡次非法上访，不听劝阻，情节严重，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我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具有法律依据且处罚适当。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特请求江汉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书面答辩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8年2月12日向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我局依法受理后，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以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月12日依法送达。本局认为：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存在瑕疵，但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上的影响，故我局作出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我局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作出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谭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依据：事实证据材料包括：证据1、谭芳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及补充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证据2、武公复答字[2018]32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要求被申请人答复。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履行答复义务。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决定。证据5、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送达。法律及程序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综合证据14可以看出，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是接到江汉区信访局的报案才接受的案件，并非属于“工作发现”，证据1未如实记载受案情况。证据2属行政行为载体，不应作为证据。证据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在对原告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未告知当事人家属。对证据6、7、8、10、11无异议。综合证据7、9可以看出原告仅仅是到北京邮寄信件，并非非法上访。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训诫书无编号、公章不清晰、无记载日期，训诫书本身就是行政处罚，原告已经受到训诫，不应再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该训诫书不能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证据13与本案无关。证据15是涉诉行政行为。证据16不发表意见。证据17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3。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职权依据有异议，对适用《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均有异议，原告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问题，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到北京邮寄信件，即便认定为信访行为，原告也有权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通过电话、走访、信件等方式向有关部门表达意见。被告市公安局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事实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依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3、4、5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的程序，但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结论不予认可。对其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均无异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被告市公安局的事实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依据均无异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信访的场所应是指定的接待场所，但原告邮寄信件的地址为北京中南海周边，并非指定的接待场所。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曾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处进行信访，但与本案行政处罚无关。被告市公安局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及被告市公安局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可，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事情的调查及处罚经过。综合以上证据可以查明事实如下：原告系武汉市江汉区居民。2017年12月30日，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因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向原告出具《训诫书》。2017年12月30日，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接武汉市驻京办通知，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该局工作人员将原告劝返回汉，并向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常青街派出所报案。常青街派出所接到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报案后，于2017年12月31日依法受理了该案，对原告予以传唤，向原告告知其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对原告进行询问。询问中有如下内容“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你的家属，我们如何通知你的家属？答：我自行通知我的女儿谭园。”“问：你信访的地点？答：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问：你信访反映何事？答：我反映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常展里489号的房子于2014年10月国庆节被非法强拆一事。”“问：你这次到北京都到了哪些单位？答：12月30日中午1点多钟我在北京西站下车后，在火车站附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在北京西站乘坐一辆出租车在西城区府右街邮政局寄了一封信，大概4点左右出了邮政局向右走到离邮政局壹佰米左右时（当时准备到14路车站乘车到公安部反映情况）就遇到了街面巡逻的警察检查身份证，警察核对我的身份证后，说我是上访人员，并将我送到府右街派出所分流中心，后来又转到了久敬庄的接济中心，再后来就被送回了武汉”。常青街派出所调查了相关情况后，收集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出具的《训诫书》及相关证据，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7年12月31日，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并向原告送达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拒绝签字。原告于2017年12月31日至2017年1月10日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执行行政拘留。原告曾于2017年3月7日、3月23日、5月5日因进京非正常上访被行政拘留。还查明，原告不服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13日受理后，向被告江汉公安分局送达了武公复答字[2018]32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2018年2月22日，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2018年4月10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被告市公安局向被告江汉公安分局送达了武公复意字〔2018〕3号《行政复议意见书》，对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北京市府右街”书写为“北京市府佑街”以及未具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予以指出，并建议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办案人员及案件审核人员认真制作法律文书，正确履行职责。2018年4月12日，被告市公安局向原告直接送达武公复决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公安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复议工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正确，程序合法。1、本案中，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证据11原告的人口信息能够证明原告的户籍地为武汉市江汉区，属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治安管辖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下辖常青街派出所对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具有本案的行政管辖权。2、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民警依法告知了原告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证据材料，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实施了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上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3、被告市公安局经过调查，维持了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常）行罚决字〔2017〕134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谭芳负担（原告谭芳已预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梅小丽人民陪审员  郭家乐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肖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