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仁林，男，197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经营者：古贤华，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树铭，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仁林因与上诉人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以下简称“盛业木粒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仁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仁林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业木粒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履行整个买卖合同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涉案货物市场价格波动，双方当事人曾经就此进行过协商，但始终未就原合同内容或价格达到变更共识。协商过程中，陈仁林始终要求盛业木粒厂严格按原约定履行合同。故当事人原买卖合同从来未发生变更的情况，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应受原买卖合同的约束，一审法院认定原合同经双方协商发生变更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陈仁林要求合同相对方盛业木粒厂赔偿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00156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二)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合同履行期间的2019年4月份送货货款70595.25元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未对原买卖合同的变更未达成一致，应视作原合同未变更。故计算货款单价应按原合同单价计算货款，4月的货款单价应以645元/吨计收。(三)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违约金117784元的诉求属于盛业木粒厂单方违约解除买卖合同造成陈仁林另一合同违约的赔偿金额，属于直接损失，应予支持。盛业木粒厂辩称，一、从陈仁林提交的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结尾部分可以看出，双方口头协议对货物按市场价结算来继续履行合同，2019年5月3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明确列有单价550元每吨，陈仁林也签名确认，由此可证明，双方已经按变更的价格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录音与支出单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合意变更了合同的固定单价的约定，按市场价履行，双方应该按照新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二、陈仁林并没有提交2019年1月至4日与案外人之间的送货单、磅单，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明陈仁林与案外人存在木糠买卖交易。退一步说，陈仁林与案外人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陈仁林提交的与案外人刘响的微信记录显示，案外人与陈仁林的交易价格已经于2019年4月10日变成500元每吨，并非原来的580元每吨。2019年4月10日至4月13日，陈仁林仍供货给盛业木粒厂，盛业木粒厂是按550每吨结算，不存在录音所称的出现亏损。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的谈话中，也没有向盛业木粒厂透露其进货价已经下降至500元每吨，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从2019年4月10日后按550元每吨计算，陈仁林继续履行合同仍可以获利50元每吨，并没有严重损害陈仁林的利益。正是由于陈仁林不诚信，不按双方在2019年4月15日达成的协议以市场价结算货物，而想继续以645元每吨的高价强行出卖给盛业木粒厂，导致其利益受损，过错方在于陈仁林，不在于盛业木粒厂。三、从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陈仁林在2019年4月13日后停止供货给盛业木粒厂，但仍向案外人刘响继续拿货并结算货款，由此可证明陈仁林的供货对象不仅仅是盛业木粒厂这一家。鉴于双方在2019年4月15日已经协商好按市场价交易，而陈仁林在2019年4月25日才与案外人刘响解除合同，所以陈仁林与案外人解除合同的真正原因是陈仁林的其他客户所造成，并非是由于盛业木粒厂的行为导致。盛业木粒厂上诉请求：一、驳回陈仁林请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货款60197元。二、陈仁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陈仁林一审提交的支付凭证不是复印件，是手机的照片。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照片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陈仁林并没有提供照片中的书证原件，不能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陈仁林先签《现金支出证明单》，盛业木粒厂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再者，交易习惯应该是长期积累而成，而不是几次形成。陈仁林的照片仅有几张，难以体现出一种习惯，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形成时间早于涉案《刨花供销协议》，且不连续，故不能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更不能反映真实的交易习惯。最后，若存在交易习惯，双方在2019年的《刨花供销协议》无需另行约定货款的交付方式，由此可见双方并未建立长期有效的交易习惯。二、对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支付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虽然双方在2019年的《刨花供销协议》中明确约定货款“转账入指定账号为准”，但该协议也有约定在产生争议的时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因陈仁林采取堵厂扰乱秩序的行为索要货款，盛业木粒厂为避免再出现该情形而采取现金方式结清2019年4月货款是无奈之举。陈仁林在现金支付单上签名同意，表示双方已经变更了协议中支付方式的约定，足以证明盛业木粒厂已经支付了货款。一审法院在盛业木粒厂已经提交了书证原件的情况下，再将陈仁林没有收到货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盛业木粒厂不合理，应予纠正。陈仁林辩称，不同意盛业木粒厂的其上诉请求。从2019年5月10日的录音可看出，当时陈仁林打电话给盛业木粒厂，说：“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打过来？”，盛业木粒厂说：“钱打过给你，什么时候都没问题，就是说大家谈好有个了解”，由此可见，直到2019年5月10日，盛业木粒厂还没有支付陈仁林4月货款。另外，涉案合同也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是月结，并以转账为准。综合双方在履行合同的交易习惯看，双方对货款的结算也是银行转账，因此可见盛业木粒厂还欠陈仁林4月份货款未付。再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可以看出双方对于4月份已经送货100吨的事实是确认的。按照合同的约定，每月陈仁林至少供应170吨货物给盛业木粒厂。双方在通话中曾经表示4月份往后的几十吨货物再推迟十天八天，等大家协商好价格再送货。对4月份的货款，盛业木粒厂只能根据他们的结算方式去结算给陈仁林。在2019年4月20日之前，双方根据他们的合同市场价重新定一个价格后再送货。而其中所说的“他们的合同市场价”是指盛业木粒厂与隔壁的给力木粒加工厂的收货价进行对比。所以，陈仁林同意暂时不供货，只是截止至2019年4月20日，待双方按照给力木粒厂的收货市场价对比，确定价钱以后才进行送货，但最后双方对价格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无论是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还是5月10日的录音，都是双方对原来合同价格的协商，但最终协商未果。根据合同法，由于协商不成，原合同没有变更。故双方原来的刨花供销合同仍然有效，并没有发生变更。另外，对于现金支出证明单，当时是盛业木粒厂自行同意以550元先行结算给陈仁林的货款，是盛业木粒厂的单方意思表示，陈仁林并没有接受。陈仁林签收只是对先行支付货款的确认，是收款的手续，因为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最终确定的价格是到2019年4月20日，但最终还没有定下价格。而且陈仁林也收集了当时给力木粒厂的合同价是650元/吨，市场价是615元/吨，2019年5月10日以后，陈仁林也当面与盛业木粒厂出示了该价格，但最终双方面谈没成功，双方原合同没有变更。陈仁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刨花供销协议》。2、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预期利润损失100165元(1541吨×65元/吨=100165元)。3、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2019年4月货款70595.25元。4、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违约金117784元。5.本案诉讼费由盛业木粒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开始有交易往来，由陈仁林向盛业木粒厂供应刨花。2019年3月19日，双方签订《刨花供销协议》，约定陈仁林根据自身刨花数量在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每月供应约170吨至200吨橡木刨花给盛业木粒厂作为压制颗粒的使用原料，不含税单价645元/吨。如陈仁林当月供应总量未达到合同规定的，陈仁林必须将当月不足数量按市场价补给盛业木粒厂。盛业木粒厂每月给陈仁林结算货款（即每月结算一次，对账后盛业木粒厂10天内支付货款给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将按陈仁林所运到厂里的刨花过磅，就按到厂磅单上的实际重量计算货款金额，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双方可协商解决等内容。另外，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公司名称：潮润康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签订《刨花收购合同》，约定案外人把生产过程中产生所有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只卖给陈仁林，在本合同期内案外人不能把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卖给陈仁林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陈仁林须向案外人提交400000元订金，合同期满后案外人须如数把订金退回给陈仁林。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的价格是580元/吨，此单价包含案外人提供用电及电费在内。结算方式为月结，由案外人提供对账单给陈仁林对清账后5天内付款。在合同期内遇到案外人搬厂或停产时，陈仁林有权终止合同，同时双方对好账后案外人把余下订金及剩余预付款退回给陈仁林。合同期限由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止。合同期内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否则按《合同法》须向另一方赔偿相应的损失。2019年4月，刨花市场价格下跌，陈仁林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仍向盛业木粒厂继续供应刨花，但盛业木粒厂不同意按《刨花收购合同》中约定的刨花价格645元/吨计算单价，要求按送货当天的市场价格计算，并在陈仁林送货时过磅的地磅单上标注变化后的单价（具体为：2019年4月1日至4月8日期间为550元，2019年4月9日至4月13日期间为520元），但陈仁林不同意。2019年4月14日，陈仁林再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坚持以不低于600元/吨的单价计算，但盛业木粒厂不同意，并以没地方存放以及陈仁林没有提前告知送货为由不同意接收当天的刨花。2019年4月15日，盛业木粒厂与陈仁林通过电话方式再次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盛业木粒厂要求陈仁林推迟送货，先按市场价格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之前的单价计算，陈仁林表示同意。2019年5月3日，盛业木粒厂向陈仁林出具《现金支出证明单》，记载的内容为：“大泽盛业厂付给陈仁林木糠人民币60197元，109.5吨×550元，4.1-4.13共14车=60197.5元”的内容，陈仁林在收款人栏签名。2019年5月10日，陈仁林再与盛业木粒厂联系，陈仁林不同意按560元的单价结算货款，要求按620元的单价结算，但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要求陈仁林亲自到盛业木粒厂处面谈。至于此后是否再次进行面谈，是否对刨花单价达到一致以及是否继续供货，双方均未有提交证据证明。另查明，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之间，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仁林支付货款。再查明，陈仁林于2019年4月11日至4月24日期间，继续向潮润康公司收购刨花，但每吨按500元计算，且按每次提货后即支付货款。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于2019年4月25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陈仁林要求潮润康公司解除合同，陈仁林应付潮润康公司3月1日至4月10日木糠货款282216元，经双方协商同意陈仁林应付潮润康公司的货款282216元在陈仁林的押金400000元扣除，剩下117784元押金是陈仁林违约补偿给潮润康公司的经济损失。双方签字即日起不能以任何理由再追究，2019年1月12日签的合同作废，以后合作再重新签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陈仁林、盛业木粒厂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于2019年4月交付的刨花每吨的单价是多少？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付清该货款？二、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是否在履行期间协商过变更每吨刨花的单价和合同履行期？本案的《刨花收购合同》是否应解除？三、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的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是否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在本案中，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对于陈仁林于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期间共向盛业木粒厂供应刨花109.45吨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该月刨花的单价问题，根据盛业木粒厂提交的2019年5月3日《现金支出证明单》显示的内容，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109.45吨×550元），陈仁林已在收款人一栏签名确认，陈仁林本人在庭审中也确认该《现金支出证明单》所记载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因《现金支出证明单》内容简单明确，作为一般人均可理确其中的内容，陈仁林在收款人一栏签名确认即是确认了按550元/吨的单价计算货款，虽然陈仁林认为之所以在该《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只是确认109.45吨的事实，签名是为了保留证据，用以证明盛业木粒厂违约，但因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在交易中均需通过地磅单确定刨花的重量，且双方均持有地磅单，因此，陈仁林可通过地磅单即可确定刨花的重量，若对每吨单价550元有异议，可以拒绝在《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因此，对于陈仁林对其签名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结合陈仁林提交的其与盛业木粒厂一方的电话录音内容，虽然在2019年4月14日的电话录音中，双方对于刨花的单价有很大分岐，且盛业木粒厂不同意接收陈仁林在该天所送的刨花，但在2019年4月15日的电话录音中，双方在开始时对刨花的单价进行协商，陈仁林要求在该月继续安排供货，盛业木粒厂同意但要求先按市场价格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之前的单价计算，陈仁林均表示同意。基于以上双方通话的内容为前提，陈仁林于2019年5月3日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签名确认视为其明确同意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即是确认了刨花的单价为550元/吨。虽然陈仁林在2019年5月10日的电话录音中不同意按560元的单价结算货款，但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要求陈仁林亲自到盛业木粒厂处面谈，陈仁林也表示同意。因陈仁林没有提交其后来再就刨花单价与盛业木粒厂协商的证据，视为对2019年5月3日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的刨花单价的认可，故一审法院确认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经双方协商，陈仁林向盛业木粒厂供应的刨花的单价550元/吨。对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支付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原、盛业木粒厂双方签订的《刨花收购合同》明确约定货款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因此，双方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结合陈仁林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2019年1月21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复印件，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确实每月向陈仁林转账货款，且2019年1月21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的货款金额与交易明细中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1月23日转账的金额相对应，由此可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陈仁林先签《现金支出证明单》，盛业木粒厂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且从2019年5月10日的电话录音内容中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对于陈仁林提出货款何时支付的问题时的回复可见，直到当天盛业木粒厂仍没有向陈仁林支付货款，虽然盛业木粒厂辩称未支付的是560元和550元的差价10元的货款差额，因盛业木粒厂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陈仁林实际支付了货款6019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盛业木粒厂接收陈仁林供应刨花后，应履行向陈仁林支付货款的义务，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货款依法有据，盛业木粒厂应向陈仁林支付货款60197元，对于陈仁林主张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陈仁林提交的其与盛业木粒厂一方的电话录音内容看，在刨花交易单价下跌的情形下，双方在2019年4月期间多次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且对于盛业木粒厂提出双方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刨花单价后陈仁林再送货的要求，陈仁林明确同意；对于盛业木粒厂明确表示4月份的货款不可能按之前的价格结算时，陈仁林也明确同意。由此可见，原、盛业木粒厂双方在履行《刨花收购合同》期间，通过协商方式变更2019年4月份刨花每吨的单价，且双方同意先共同协商确定好刨花单价后陈仁林才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虽然陈仁林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签名后于2019年5月10日又对刨花的单价反悔，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5月10日后再次与盛业木粒厂协商刨花单价，且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后继续按《刨花收购合同》约定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没有再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双方在2019年5月10日后没有再协商刨花的单价，双方实际上已没有继续履行《刨花收购合同》。陈仁林于2019年8月14日提起诉讼时，《刨花收购合同》具备解除的条件，但因合同期限从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刨花收购合同》已到期，现已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必要，因此陈仁林主张解除《刨花收购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在履行《刨花收购合同》期间，通过协商方式变更2019年4月份刨花每吨的单价为550元，并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单价后再供货，因此，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通过协商方式已变更了合同原来约定的每吨645元，改为按市场价格确定单价，且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也没有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因此，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自2019年4月至合同期满2020年1月期间按每吨65元（645元-580元）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润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根据陈仁林提交的微信通话记录、微信截图，其于2019年4月11日至4月24日期间还继续向潮润康公司收购刨花，刨花单价为每吨500元，且每天支付货款。可见，陈仁林和潮润康公司对于刨花的单价已进行了协商变更，而对其于2019年4月25日与潮润康公司解除《刨花收购合同》，并向潮润康公司赔偿违约金117784元的行为，属于陈仁林自行与潮润康协商一致的结果，由于在当时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之间仍在协商变更合同的过程中，能否继续履行《刨花收购合同》尚未最终确定，陈仁林此时急于解除其与潮润康公司签订《刨花收购合同》并因此造成自己的损失，不能转嫁于盛业木粒厂，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赔偿其违约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仁林支付货款60197元。二、驳回陈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28.16元（已由陈仁林预交），由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负担1174.03元。陈仁林负担4454.13元。陈仁林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二审中，盛业木粒厂没有提交新证据，陈仁林提交了如下证据：给力木粒厂的价格表一份，证明当时给力木粒厂约定的他们的合同市场价是在615元/吨至650元/吨的事实，而盛业木粒厂在2019年5月10日的录音是承认只给陈仁林560元/吨的价格，陈仁林当时是不同意的，故合同价格协商不成，原合同依然有效。盛业木粒厂针对陈仁林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如果法庭认为该证据属于新证据，则发表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显示是哪个工厂作出的价目表，该表是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制作的。对于市场价，一审时陈仁林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及是跌至550元一吨，再结合对方原合同的收购价是580元每吨，卖给盛业木粒厂是645元每吨，差价是65元每吨，在2019年4月11日，陈仁林的收购价格已经变为500元每吨，盛业木粒厂仍然是以550元的价格交易，差价是50元每吨，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持续下跌的态势来说，陈仁林仍然保持50元每吨的利润，已体现了合同的公平原则，所以陈仁林才在5月3日对于550元的价格予以认可并签名确认。经审查，陈仁林提交的以上证据在本案诉前已存在，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不属于二审程序新的证据范畴，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9年4月双方交易的刨花每吨单价为多少？二、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清偿2019年4月货款？三、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依据是否充分？一、关于2019年4月双方交易的刨花每吨单价为多少的问题。陈仁林上诉认为双方虽曾经就刨花价格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按照涉案《刨花供销协议》约定，以645元/吨为单价计算货款。盛业木粒厂则认为双方已协商变更刨花单价为550元/吨，应以550元/吨为单价计算货款，双方对刨花的单价各执一词。根据陈仁林提交的电话录音，2019年4月14日盛业木粒厂拒收货物后，双方曾多次就刨花单价问题进行沟通。盛业木粒厂提出先按市场价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原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陈仁林表示同意。后盛业木粒厂向陈仁林出具《现金支出证明单》，载明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109.45吨×550元），陈仁林在收款人一栏中签名确认。由此可见，双方在2019年5月3日签订《现金支出证明单》时，已对原《刨花供销协议》中关于刨花单价为645元/吨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并确认按照550元/吨单价的标准计算货款为60197元。虽然陈仁林认为其在《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仅是为了确认货物重量为109.45吨的事实，签名是为了保留证明盛业木粒厂违约的证据，但在双方对原来约定的单价产生争议，《现金支出证明单》又明确记载刨花单价为550元/吨，及以该标准计算的货款为60197元的情况下，陈仁林仍在收款人一栏签名，已构成对《现金支出证明单》全部内容的确认。且陈仁林于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时，明确表示双方对账后，核定地榜单确定吨数，再计算货款，其在盛业木粒厂的现金支出单上面签名确认货款数额，盛业木粒厂再向其转账支付货款。亦即是说，陈仁林确认《现金支出证明单》在双方的交易习惯中具备证明货款，而不仅仅是确定货物重量的作用，故陈仁林关于其签名仅为确认货物重量的陈述不能成立。虽然陈仁林在签收《现金支出证明单》后，还曾通过电话方式向盛业木粒厂表示不同意按560元/吨的单价进行货款结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再次就单价变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双方仍应按照《现金支出证明单》确认的550元/吨的单价结算货款。陈仁林上诉主张按《刨花供销协议》约定的单价结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清偿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虽然盛业木粒厂提交的《现金支出证明单》上记载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5月3日付给陈仁林货款60197元，但陈仁林否认收到货款。从陈仁林提交的录音来看，2019年5月10日，陈仁林仍向盛业木粒厂提出何时支付货款的问题，盛业木粒厂并没有否认其未支付货款的事实，反而表示等双方协商好什么时候支付都没问题。由此可见，直到2019年5月10日，盛业木粒厂仍未向陈仁林支付货款。盛业木粒厂辩称未支付的是560元和550元单价对应的货款，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同时，盛业木粒厂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向陈仁林支付了货款60197元，与双方之间交易以来均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的习惯及《刨花供销协议》关于货款“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的约定并不相符。在此情况下，盛业木粒厂主张其已支付货款的事实存疑，其应继续对该主张进行举证，但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足以证实其已实际支付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盛业木粒厂该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预期利润损失问题。如前所述，2019年4月，因刨花市场交易价格下跌，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曾多次就刨花价格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刨花单价后再进行送货。陈仁林在签收《现金支出证明单》确认刨花价格后，虽又对刨花的单价反悔，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此后再次就变更刨花单价达成一致意见，此时双方实质上已达成了按照《现金支出证明单》确定的刨花价格进行交易的协议，但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无再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双方实际上没有再继续履行《刨花供销协议》并非因盛业木粒厂违约所致，故陈仁林据此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自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合同期满期间的预期利润缺乏依据。其次，关于违约金问题。陈仁林于2019年4月25日与潮润康公司解除合同，并向潮润康公司赔偿违约金117784元，是陈仁林自行与潮润康公司协商的结果，此时陈仁林仍在与盛业木粒厂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并未实际解除合同，故陈仁林认为盛业木粒厂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导致其该项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关于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请求，合法有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仁林该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仁林、盛业木粒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28.16元，由陈仁林负担4454.13元（陈仁林已预交5628.16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负担1174.03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已预交1304.92元）。陈仁林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多预交的130.89元，均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仁林，男，197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经营者：古贤华，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树铭，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仁林因与上诉人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以下简称“盛业木粒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仁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仁林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业木粒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履行整个买卖合同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涉案货物市场价格波动，双方当事人曾经就此进行过协商，但始终未就原合同内容或价格达到变更共识。协商过程中，陈仁林始终要求盛业木粒厂严格按原约定履行合同。故当事人原买卖合同从来未发生变更的情况，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应受原买卖合同的约束，一审法院认定原合同经双方协商发生变更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陈仁林要求合同相对方盛业木粒厂赔偿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00156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二)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合同履行期间的2019年4月份送货货款70595.25元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未对原买卖合同的变更未达成一致，应视作原合同未变更。故计算货款单价应按原合同单价计算货款，4月的货款单价应以645元/吨计收。(三)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违约金117784元的诉求属于盛业木粒厂单方违约解除买卖合同造成陈仁林另一合同违约的赔偿金额，属于直接损失，应予支持。盛业木粒厂辩称，一、从陈仁林提交的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结尾部分可以看出，双方口头协议对货物按市场价结算来继续履行合同，2019年5月3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明确列有单价550元每吨，陈仁林也签名确认，由此可证明，双方已经按变更的价格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录音与支出单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合意变更了合同的固定单价的约定，按市场价履行，双方应该按照新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二、陈仁林并没有提交2019年1月至4日与案外人之间的送货单、磅单，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明陈仁林与案外人存在木糠买卖交易。退一步说，陈仁林与案外人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陈仁林提交的与案外人刘响的微信记录显示，案外人与陈仁林的交易价格已经于2019年4月10日变成500元每吨，并非原来的580元每吨。2019年4月10日至4月13日，陈仁林仍供货给盛业木粒厂，盛业木粒厂是按550每吨结算，不存在录音所称的出现亏损。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的谈话中，也没有向盛业木粒厂透露其进货价已经下降至500元每吨，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从2019年4月10日后按550元每吨计算，陈仁林继续履行合同仍可以获利50元每吨，并没有严重损害陈仁林的利益。正是由于陈仁林不诚信，不按双方在2019年4月15日达成的协议以市场价结算货物，而想继续以645元每吨的高价强行出卖给盛业木粒厂，导致其利益受损，过错方在于陈仁林，不在于盛业木粒厂。三、从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陈仁林在2019年4月13日后停止供货给盛业木粒厂，但仍向案外人刘响继续拿货并结算货款，由此可证明陈仁林的供货对象不仅仅是盛业木粒厂这一家。鉴于双方在2019年4月15日已经协商好按市场价交易，而陈仁林在2019年4月25日才与案外人刘响解除合同，所以陈仁林与案外人解除合同的真正原因是陈仁林的其他客户所造成，并非是由于盛业木粒厂的行为导致。盛业木粒厂上诉请求：一、驳回陈仁林请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货款60197元。二、陈仁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陈仁林一审提交的支付凭证不是复印件，是手机的照片。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照片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陈仁林并没有提供照片中的书证原件，不能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陈仁林先签《现金支出证明单》，盛业木粒厂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再者，交易习惯应该是长期积累而成，而不是几次形成。陈仁林的照片仅有几张，难以体现出一种习惯，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形成时间早于涉案《刨花供销协议》，且不连续，故不能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更不能反映真实的交易习惯。最后，若存在交易习惯，双方在2019年的《刨花供销协议》无需另行约定货款的交付方式，由此可见双方并未建立长期有效的交易习惯。二、对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支付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虽然双方在2019年的《刨花供销协议》中明确约定货款“转账入指定账号为准”，但该协议也有约定在产生争议的时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因陈仁林采取堵厂扰乱秩序的行为索要货款，盛业木粒厂为避免再出现该情形而采取现金方式结清2019年4月货款是无奈之举。陈仁林在现金支付单上签名同意，表示双方已经变更了协议中支付方式的约定，足以证明盛业木粒厂已经支付了货款。一审法院在盛业木粒厂已经提交了书证原件的情况下，再将陈仁林没有收到货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盛业木粒厂不合理，应予纠正。陈仁林辩称，不同意盛业木粒厂的其上诉请求。从2019年5月10日的录音可看出，当时陈仁林打电话给盛业木粒厂，说：“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打过来？”，盛业木粒厂说：“钱打过给你，什么时候都没问题，就是说大家谈好有个了解”，由此可见，直到2019年5月10日，盛业木粒厂还没有支付陈仁林4月货款。另外，涉案合同也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是月结，并以转账为准。综合双方在履行合同的交易习惯看，双方对货款的结算也是银行转账，因此可见盛业木粒厂还欠陈仁林4月份货款未付。再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可以看出双方对于4月份已经送货100吨的事实是确认的。按照合同的约定，每月陈仁林至少供应170吨货物给盛业木粒厂。双方在通话中曾经表示4月份往后的几十吨货物再推迟十天八天，等大家协商好价格再送货。对4月份的货款，盛业木粒厂只能根据他们的结算方式去结算给陈仁林。在2019年4月20日之前，双方根据他们的合同市场价重新定一个价格后再送货。而其中所说的“他们的合同市场价”是指盛业木粒厂与隔壁的给力木粒加工厂的收货价进行对比。所以，陈仁林同意暂时不供货，只是截止至2019年4月20日，待双方按照给力木粒厂的收货市场价对比，确定价钱以后才进行送货，但最后双方对价格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无论是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还是5月10日的录音，都是双方对原来合同价格的协商，但最终协商未果。根据合同法，由于协商不成，原合同没有变更。故双方原来的刨花供销合同仍然有效，并没有发生变更。另外，对于现金支出证明单，当时是盛业木粒厂自行同意以550元先行结算给陈仁林的货款，是盛业木粒厂的单方意思表示，陈仁林并没有接受。陈仁林签收只是对先行支付货款的确认，是收款的手续，因为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录音，最终确定的价格是到2019年4月20日，但最终还没有定下价格。而且陈仁林也收集了当时给力木粒厂的合同价是650元/吨，市场价是615元/吨，2019年5月10日以后，陈仁林也当面与盛业木粒厂出示了该价格，但最终双方面谈没成功，双方原合同没有变更。陈仁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刨花供销协议》。2、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预期利润损失100165元(1541吨×65元/吨=100165元)。3、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2019年4月货款70595.25元。4、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违约金117784元。5.本案诉讼费由盛业木粒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开始有交易往来，由陈仁林向盛业木粒厂供应刨花。2019年3月19日，双方签订《刨花供销协议》，约定陈仁林根据自身刨花数量在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每月供应约170吨至200吨橡木刨花给盛业木粒厂作为压制颗粒的使用原料，不含税单价645元/吨。如陈仁林当月供应总量未达到合同规定的，陈仁林必须将当月不足数量按市场价补给盛业木粒厂。盛业木粒厂每月给陈仁林结算货款（即每月结算一次，对账后盛业木粒厂10天内支付货款给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将按陈仁林所运到厂里的刨花过磅，就按到厂磅单上的实际重量计算货款金额，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双方可协商解决等内容。另外，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公司名称：潮润康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签订《刨花收购合同》，约定案外人把生产过程中产生所有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只卖给陈仁林，在本合同期内案外人不能把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卖给陈仁林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陈仁林须向案外人提交400000元订金，合同期满后案外人须如数把订金退回给陈仁林。干橡木刨花、干橡木粉的价格是580元/吨，此单价包含案外人提供用电及电费在内。结算方式为月结，由案外人提供对账单给陈仁林对清账后5天内付款。在合同期内遇到案外人搬厂或停产时，陈仁林有权终止合同，同时双方对好账后案外人把余下订金及剩余预付款退回给陈仁林。合同期限由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止。合同期内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否则按《合同法》须向另一方赔偿相应的损失。2019年4月，刨花市场价格下跌，陈仁林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仍向盛业木粒厂继续供应刨花，但盛业木粒厂不同意按《刨花收购合同》中约定的刨花价格645元/吨计算单价，要求按送货当天的市场价格计算，并在陈仁林送货时过磅的地磅单上标注变化后的单价（具体为：2019年4月1日至4月8日期间为550元，2019年4月9日至4月13日期间为520元），但陈仁林不同意。2019年4月14日，陈仁林再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坚持以不低于600元/吨的单价计算，但盛业木粒厂不同意，并以没地方存放以及陈仁林没有提前告知送货为由不同意接收当天的刨花。2019年4月15日，盛业木粒厂与陈仁林通过电话方式再次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盛业木粒厂要求陈仁林推迟送货，先按市场价格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之前的单价计算，陈仁林表示同意。2019年5月3日，盛业木粒厂向陈仁林出具《现金支出证明单》，记载的内容为：“大泽盛业厂付给陈仁林木糠人民币60197元，109.5吨×550元，4.1-4.13共14车=60197.5元”的内容，陈仁林在收款人栏签名。2019年5月10日，陈仁林再与盛业木粒厂联系，陈仁林不同意按560元的单价结算货款，要求按620元的单价结算，但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要求陈仁林亲自到盛业木粒厂处面谈。至于此后是否再次进行面谈，是否对刨花单价达到一致以及是否继续供货，双方均未有提交证据证明。另查明，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之间，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仁林支付货款。再查明，陈仁林于2019年4月11日至4月24日期间，继续向潮润康公司收购刨花，但每吨按500元计算，且按每次提货后即支付货款。陈仁林与案外人刘响于2019年4月25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陈仁林要求潮润康公司解除合同，陈仁林应付潮润康公司3月1日至4月10日木糠货款282216元，经双方协商同意陈仁林应付潮润康公司的货款282216元在陈仁林的押金400000元扣除，剩下117784元押金是陈仁林违约补偿给潮润康公司的经济损失。双方签字即日起不能以任何理由再追究，2019年1月12日签的合同作废，以后合作再重新签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陈仁林、盛业木粒厂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于2019年4月交付的刨花每吨的单价是多少？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付清该货款？二、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是否在履行期间协商过变更每吨刨花的单价和合同履行期？本案的《刨花收购合同》是否应解除？三、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陈仁林的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是否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在本案中，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对于陈仁林于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期间共向盛业木粒厂供应刨花109.45吨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该月刨花的单价问题，根据盛业木粒厂提交的2019年5月3日《现金支出证明单》显示的内容，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109.45吨×550元），陈仁林已在收款人一栏签名确认，陈仁林本人在庭审中也确认该《现金支出证明单》所记载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因《现金支出证明单》内容简单明确，作为一般人均可理确其中的内容，陈仁林在收款人一栏签名确认即是确认了按550元/吨的单价计算货款，虽然陈仁林认为之所以在该《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只是确认109.45吨的事实，签名是为了保留证据，用以证明盛业木粒厂违约，但因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在交易中均需通过地磅单确定刨花的重量，且双方均持有地磅单，因此，陈仁林可通过地磅单即可确定刨花的重量，若对每吨单价550元有异议，可以拒绝在《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因此，对于陈仁林对其签名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结合陈仁林提交的其与盛业木粒厂一方的电话录音内容，虽然在2019年4月14日的电话录音中，双方对于刨花的单价有很大分岐，且盛业木粒厂不同意接收陈仁林在该天所送的刨花，但在2019年4月15日的电话录音中，双方在开始时对刨花的单价进行协商，陈仁林要求在该月继续安排供货，盛业木粒厂同意但要求先按市场价格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之前的单价计算，陈仁林均表示同意。基于以上双方通话的内容为前提，陈仁林于2019年5月3日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签名确认视为其明确同意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即是确认了刨花的单价为550元/吨。虽然陈仁林在2019年5月10日的电话录音中不同意按560元的单价结算货款，但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要求陈仁林亲自到盛业木粒厂处面谈，陈仁林也表示同意。因陈仁林没有提交其后来再就刨花单价与盛业木粒厂协商的证据，视为对2019年5月3日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的刨花单价的认可，故一审法院确认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经双方协商，陈仁林向盛业木粒厂供应的刨花的单价550元/吨。对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支付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原、盛业木粒厂双方签订的《刨花收购合同》明确约定货款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因此，双方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结合陈仁林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2019年1月21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复印件，盛业木粒厂自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确实每月向陈仁林转账货款，且2019年1月21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的货款金额与交易明细中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1月23日转账的金额相对应，由此可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陈仁林先签《现金支出证明单》，盛业木粒厂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且从2019年5月10日的电话录音内容中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对于陈仁林提出货款何时支付的问题时的回复可见，直到当天盛业木粒厂仍没有向陈仁林支付货款，虽然盛业木粒厂辩称未支付的是560元和550元的差价10元的货款差额，因盛业木粒厂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陈仁林实际支付了货款6019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盛业木粒厂接收陈仁林供应刨花后，应履行向陈仁林支付货款的义务，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货款依法有据，盛业木粒厂应向陈仁林支付货款60197元，对于陈仁林主张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陈仁林提交的其与盛业木粒厂一方的电话录音内容看，在刨花交易单价下跌的情形下，双方在2019年4月期间多次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且对于盛业木粒厂提出双方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刨花单价后陈仁林再送货的要求，陈仁林明确同意；对于盛业木粒厂明确表示4月份的货款不可能按之前的价格结算时，陈仁林也明确同意。由此可见，原、盛业木粒厂双方在履行《刨花收购合同》期间，通过协商方式变更2019年4月份刨花每吨的单价，且双方同意先共同协商确定好刨花单价后陈仁林才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虽然陈仁林在《现金支出证明单》签名后于2019年5月10日又对刨花的单价反悔，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5月10日后再次与盛业木粒厂协商刨花单价，且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后继续按《刨花收购合同》约定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没有再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双方在2019年5月10日后没有再协商刨花的单价，双方实际上已没有继续履行《刨花收购合同》。陈仁林于2019年8月14日提起诉讼时，《刨花收购合同》具备解除的条件，但因合同期限从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刨花收购合同》已到期，现已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必要，因此陈仁林主张解除《刨花收购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在履行《刨花收购合同》期间，通过协商方式变更2019年4月份刨花每吨的单价为550元，并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单价后再供货，因此，陈仁林、盛业木粒厂双方通过协商方式已变更了合同原来约定的每吨645元，改为按市场价格确定单价，且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也没有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因此，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支付自2019年4月至合同期满2020年1月期间按每吨65元（645元-580元）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润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根据陈仁林提交的微信通话记录、微信截图，其于2019年4月11日至4月24日期间还继续向潮润康公司收购刨花，刨花单价为每吨500元，且每天支付货款。可见，陈仁林和潮润康公司对于刨花的单价已进行了协商变更，而对其于2019年4月25日与潮润康公司解除《刨花收购合同》，并向潮润康公司赔偿违约金117784元的行为，属于陈仁林自行与潮润康协商一致的结果，由于在当时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之间仍在协商变更合同的过程中，能否继续履行《刨花收购合同》尚未最终确定，陈仁林此时急于解除其与潮润康公司签订《刨花收购合同》并因此造成自己的损失，不能转嫁于盛业木粒厂，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陈仁林要求盛业木粒厂赔偿其违约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仁林支付货款60197元。二、驳回陈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28.16元（已由陈仁林预交），由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负担1174.03元。陈仁林负担4454.13元。陈仁林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盛业木粒厂（经营者：古贤华）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二审中，盛业木粒厂没有提交新证据，陈仁林提交了如下证据：给力木粒厂的价格表一份，证明当时给力木粒厂约定的他们的合同市场价是在615元/吨至650元/吨的事实，而盛业木粒厂在2019年5月10日的录音是承认只给陈仁林560元/吨的价格，陈仁林当时是不同意的，故合同价格协商不成，原合同依然有效。盛业木粒厂针对陈仁林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如果法庭认为该证据属于新证据，则发表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显示是哪个工厂作出的价目表，该表是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制作的。对于市场价，一审时陈仁林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及是跌至550元一吨，再结合对方原合同的收购价是580元每吨，卖给盛业木粒厂是645元每吨，差价是65元每吨，在2019年4月11日，陈仁林的收购价格已经变为500元每吨，盛业木粒厂仍然是以550元的价格交易，差价是50元每吨，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持续下跌的态势来说，陈仁林仍然保持50元每吨的利润，已体现了合同的公平原则，所以陈仁林才在5月3日对于550元的价格予以认可并签名确认。经审查，陈仁林提交的以上证据在本案诉前已存在，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不属于二审程序新的证据范畴，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9年4月双方交易的刨花每吨单价为多少？二、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清偿2019年4月货款？三、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依据是否充分？一、关于2019年4月双方交易的刨花每吨单价为多少的问题。陈仁林上诉认为双方虽曾经就刨花价格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按照涉案《刨花供销协议》约定，以645元/吨为单价计算货款。盛业木粒厂则认为双方已协商变更刨花单价为550元/吨，应以550元/吨为单价计算货款，双方对刨花的单价各执一词。根据陈仁林提交的电话录音，2019年4月14日盛业木粒厂拒收货物后，双方曾多次就刨花单价问题进行沟通。盛业木粒厂提出先按市场价定好刨花的单价后再安排送货，且明确不能按原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陈仁林表示同意。后盛业木粒厂向陈仁林出具《现金支出证明单》，载明2019年4月1日至4月13日的货款为60197元（109.45吨×550元），陈仁林在收款人一栏中签名确认。由此可见，双方在2019年5月3日签订《现金支出证明单》时，已对原《刨花供销协议》中关于刨花单价为645元/吨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并确认按照550元/吨单价的标准计算货款为60197元。虽然陈仁林认为其在《现金支出证明单》上签名仅是为了确认货物重量为109.45吨的事实，签名是为了保留证明盛业木粒厂违约的证据，但在双方对原来约定的单价产生争议，《现金支出证明单》又明确记载刨花单价为550元/吨，及以该标准计算的货款为60197元的情况下，陈仁林仍在收款人一栏签名，已构成对《现金支出证明单》全部内容的确认。且陈仁林于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时，明确表示双方对账后，核定地榜单确定吨数，再计算货款，其在盛业木粒厂的现金支出单上面签名确认货款数额，盛业木粒厂再向其转账支付货款。亦即是说，陈仁林确认《现金支出证明单》在双方的交易习惯中具备证明货款，而不仅仅是确定货物重量的作用，故陈仁林关于其签名仅为确认货物重量的陈述不能成立。虽然陈仁林在签收《现金支出证明单》后，还曾通过电话方式向盛业木粒厂表示不同意按560元/吨的单价进行货款结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再次就单价变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双方仍应按照《现金支出证明单》确认的550元/吨的单价结算货款。陈仁林上诉主张按《刨花供销协议》约定的单价结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盛业木粒厂是否已向陈仁林清偿2019年4月货款的问题。虽然盛业木粒厂提交的《现金支出证明单》上记载盛业木粒厂于2019年5月3日付给陈仁林货款60197元，但陈仁林否认收到货款。从陈仁林提交的录音来看，2019年5月10日，陈仁林仍向盛业木粒厂提出何时支付货款的问题，盛业木粒厂并没有否认其未支付货款的事实，反而表示等双方协商好什么时候支付都没问题。由此可见，直到2019年5月10日，盛业木粒厂仍未向陈仁林支付货款。盛业木粒厂辩称未支付的是560元和550元单价对应的货款，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同时，盛业木粒厂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向陈仁林支付了货款60197元，与双方之间交易以来均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的习惯及《刨花供销协议》关于货款“转账入陈仁林指定账号为准”的约定并不相符。在此情况下，盛业木粒厂主张其已支付货款的事实存疑，其应继续对该主张进行举证，但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足以证实其已实际支付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盛业木粒厂该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陈仁林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预期利润损失问题。如前所述，2019年4月，因刨花市场交易价格下跌，陈仁林与盛业木粒厂曾多次就刨花价格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先按市场价格确定好刨花单价后再进行送货。陈仁林在签收《现金支出证明单》确认刨花价格后，虽又对刨花的单价反悔，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此后再次就变更刨花单价达成一致意见，此时双方实质上已达成了按照《现金支出证明单》确定的刨花价格进行交易的协议，但陈仁林在2019年4月15日后无再继续向盛业木粒厂供货，双方实际上没有再继续履行《刨花供销协议》并非因盛业木粒厂违约所致，故陈仁林据此主张盛业木粒厂支付自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合同期满期间的预期利润缺乏依据。其次，关于违约金问题。陈仁林于2019年4月25日与潮润康公司解除合同，并向潮润康公司赔偿违约金117784元，是陈仁林自行与潮润康公司协商的结果，此时陈仁林仍在与盛业木粒厂就刨花单价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并未实际解除合同，故陈仁林认为盛业木粒厂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导致其该项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关于预期利润损失和违约金的请求，合法有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仁林该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仁林、盛业木粒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28.16元，由陈仁林负担4454.13元（陈仁林已预交5628.16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负担1174.03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已预交1304.92元）。陈仁林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03元、新会区大泽镇盛业木粒加工厂多预交的130.89元，均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