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鲁0305行初31号原告王锦太，男，1942年3月7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代理人王敬民（原告王锦太之子），男，1961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代理人冯凯，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368B。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法定代表人高晋，主任。负责人赵刚，男，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赵慧，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桑玉美，女，1939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代理人李晛，山东稷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锦太因要求确认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桑玉美及杨荣富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于2017年6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桑玉美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6月9日向其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8日、2018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王锦太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敬民、冯凯，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赵刚、委托代理人赵慧，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曾于2017年8月7日中止诉讼，2018年9月20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锦太诉称，临淄区人民政府为实施恒生地产房地产开发项目，组建拆迁工作组对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发出《拆迁通知书》，拆迁范围包含了原告的房屋在内，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要求原告限期与被告签订拆迁协议，否则将采取果断措施，截至目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已经开始采用“停电、恐吓”等方式逼迁，并称将组织强制拆迁，之后临淄区房产管理局发布《恒生国际二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但临淄区人民政府并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为了逼迫原告签订拆迁协议，采取打、砸等多种不正当的手段骚扰、恐吓原告，并在2016年12月未经原告知情的前提下，将原告的房屋予以强制拆迁，原告认为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的行为明显违法，依法诉至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2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孙立平找其子王敬民作《调查笔录》时，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给原告，原告才知自己拥有的房屋让第三人及杨荣富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知悉该拆迁协议后认为其明显违法，依法应确认无效。原告认为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及杨荣富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依法向临淄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及杨荣富所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原告王锦太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孙娄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与涉案协议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适格；2、原告购买房屋交款凭证，证明原告是孙娄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与涉案协议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适格；3、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证明涉案行为存在且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4、王敬民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涉案行为存在且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原告的起诉在法定起诉期限内；5、涉案房屋建设时任职孙娄南村村主任、村会计、村委委员出具的证明三份和村干部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原告是孙娄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与涉案协议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适格；6、调取证据申请书，证明原告已经就本案房屋购买手续档案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7、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四份及部分卷宗，证明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中的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已经通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确认。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告王锦太不是安置补偿协议的相对人，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涉及拆除房屋无任何利害关系，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请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孙娄南村64号小楼平面图，证明原告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涉及拆除房屋无任何关系，房主为第三人及杨荣富，第三人及杨荣富自愿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2、孙娄南村64户小楼房主联系方式汇总表，证明原告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涉及拆除房屋无任何关系，房主为第三人及杨荣富，第三人及杨荣富自愿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3、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行初57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无法证明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第三人桑玉美述称，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涉及的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4号房屋，为桑玉美及其丈夫杨荣富购买，其二人是房屋所有权人，并一直居住在该房屋中，并自愿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原告王锦太与涉案房屋无任何关系。原告不是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的相对人，与该补偿协议无任何利害关系，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曾经向临淄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桑玉美与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原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号楼4号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王锦太，并要求所涉房屋的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属于王锦太所有，临淄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王锦太不服提起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说明本案被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与原告无任何关联，即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第三人桑玉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死亡证明及火化证，证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第三人杨荣富于2017年7月2日死亡；2、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5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书》、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145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不是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的相对人，与该补偿无任何利害关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1、2号证据有异议；原告对被告的3号证据无异议，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第三人对被告的1-3号证据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1、3、4、6、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2、5号证据有异议。原告对第三人的1、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号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的1、3、4、6、7号证据，因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的2、5号证据，因被告及第三人有异议，且与第三人生效的2号证据相悖，故不予认定。对于被告的1、2号证据，第三人无异议，虽然原告不予认可，因其无证据推翻，故予以认定；对被告的3号证据，因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第三人的1、2号证据，因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8日，被告与第三人及杨荣富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及杨荣富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房屋归其所有，故于2017年6月8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所签上述协议书无效。本案诉讼过程中，就涉案房屋所有权问题，原告提起了民事诉讼，其中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以（2017）鲁0305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2018）鲁03民终145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2017）鲁0305民初2999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民事判决。诉讼中，原告坚持涉案房屋归其所有，除递交了1-7号证据外，还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到庭作证，其证明原告在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孙娄南村买过二层楼房。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况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又驳回了原告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请求，故涉案行政行为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即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锦太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晓辉审 判 员  于洪美人民陪审员  张 雪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代理书记员  边垚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