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扬双，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浪浪，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凯文，男，198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祺玮，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翁扬双与上诉人何凯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双方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翁扬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凯文向翁扬双支付设备租赁费用178500元及利息损失(以1785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凯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挖掘机在2019年3月24日出现故障维修完毕之后，何凯文继续使用至2019年4月19日，当挖掘机再次出现故障时，由翁扬双于2019年4月25日取回。故何凯文应当支付翁扬双上述期间的租赁使用费。何凯文主张在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出现故障后，未能够维修好交付正常使用，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从何凯文提交的与翁扬双微信聊天记录之中也可以明显推断出在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出现故障后，翁扬双有立刻维修，并将维修好后的挖掘机交付给何凯文正常使用。2019年3月24日，何凯文拍视频发给翁扬双告知挖掘机坏了，翁扬双回复“马上处理”，以及2019年4月20日凌晨3点何凯文通过微信再次告诉翁扬双挖掘机坏了，无法开展工作。据此，完全可以推断出，在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出现故障后，翁扬双有进行维修，并再次交付何凯文正常使用。其次，2019年4月12日上午10点24分，何凯文发微信告知翁扬双，“我这里三月份系6船，四月系一船”。翁扬双通过微信发了《挖掘机租赁对账单》回复何凯文，该对账单上显示4月1日-4月9日共计两船，4月2日卸第七船费用8500元，并回复何凯文“总共做了这么多船对吧!我现在只收你这么多钱，对吧!”，何凯文回复“共这么多船”。翁扬双认为，通过上述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直接证明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发生故障后，翁扬双有将挖掘机修理好交付给何凯文正常使用。故一审认定涉案挖掘机在2019年3月24日发生故障后，翁扬双未能将涉案挖掘机故障已排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二、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系翁扬双与何凯文签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涉案合同的租赁主体为何凯文，其应当对涉案租赁纠纷产生的权利义务承担法律责任。至于何凯文与案外人钟某容之间的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何凯文也可另行起诉向案外人钟某容主张权利。何凯文辩称，一、挖掘机故障导致涉案船只受损影响正常运作，这是双方确认的事实。从双方的2019年4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直至合同解除翁扬双仍然没有为船只进行修复或者支付修复费用导致船只一直不能正常使用，船只作为载体是双方履行出合同的必要条件，因翁扬双的原因导致载体无法使用应当认定为机械故障过错在于翁扬双。二、关于合同相对方，应是钟某容与翁扬双，理由是合同履行前翁扬双与何凯文是互不相识，是翁扬双联系钟某容，双方达成合意后开展该项目，由于当时船只的股东在2018年9月份签订协议，委托何凯文进行日常管理，所以钟某容用何凯文的名义签订合同，但是从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上述事实，并且在双方要求检测或者取消挖掘机的事宜上，钟某容是与翁扬双直接协商并且达成一致，在微信记录中2019年4月24日翁扬双明确向何凯文表示上述事实。何凯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翁扬双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翁扬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已查明何凯文与翁扬双因钟某容而认识，钟某容与何凯文之间是代理关系。在一审中，何凯文提交了与钟某容之间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钟某容让何凯文联系翁扬双，随后订立租赁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确认。上述事实反映出何凯文与翁扬双是因钟某容而认识。尽管合同是以何凯文的名义签订的，但是结合律师见证书、聊天记录等证据至少可以证明何凯文是受钟某容的委托下，进行签订合同和实施工作、合同内容也是依照钟某容的意思进行约定的，可以确定的是合同真实相对方是钟某容。二、翁扬双明确知道钟某容才是决策人是合同相对方，一审判决却认为何凯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翁扬双明知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不能认定涉案租赁合同直接约束钟某容和翁扬双。根据何凯文提交的2019年4月24日何凯文与翁扬双之间的聊天记录中，翁扬双向何凯文明确表示：1.要求何凯文明天找车将钩机调到指定位置。2.钟某容答应帮他调走钩机，不管谁找车费用均是钟某容承担。3.翁扬双确认上述内容是与钟某容当面说的。一审已查明2019年4月25日翁扬双取回涉案挖掘机，实际终止合同。从上述聊天记录中，可以得出租赁合同的终止是翁扬双与钟某容协商沟通得出来的结果。何凯文仅是按照钟某容的意思，将挖掘机交还。翁扬双通过微信将双方协商的结论告知何凯文，可以证明何凯文清楚知道钟某容才是合同相对方，才是真正的决策人。事实上，何凯文提交与翁扬双之间的聊天记录已经充分证明了翁扬双明知钟某容是真实的合同相对方，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是代理关系，何凯文仅是钟某容雇佣的工作人员。因为翁扬双明知钟某容与何凯文之间是代理关系，所以翁扬双在想终止合同时是与钟某容直接协商，协商之后才将结论告知何凯文。翁扬双辩称，其对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钟某容与何凯文是否存在代理关系与本案不直接相关，与翁扬双签订合同的是何凯文，何凯文是租赁关系主体一方，是本案适格被告。何凯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在签订合同时，翁扬双对何凯文与案外人钟某容的关系是不知情的，在工作过程中均是与何凯文进行联系，租赁费用也是直接由何凯文支付。关于船只受损问题。涉案的租赁标的物是挖掘机而不是船只，且何凯文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船只是由翁扬双损坏，船只是由何凯文直接占有和使用的，船只的损坏不影响何凯文支付挖掘机租赁费用。在2019年3月24日之后，翁扬双有继续将挖掘机交付给何凯文使用，直至2020年4月20日挖掘机再次损坏，一审认定2019年3月24日之后，翁扬双没有将挖掘机修复好交付何凯文使用，这是认定事实错误。翁扬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凯文向翁扬双支付设备租赁款178500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从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实际结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凯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5日，翁扬双与何凯文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何凯文租赁翁扬双的神冈350超8挖掘机一台，租赁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5日；租赁方式及价格：按船租赁，15船(含15船)及以上7500元，14船(含14船)以下8500元，在机械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单月不可少于10船，少于10船按10船单价付款；结算方式为卸好一船付款，若不够10船则月底付清；另合同第七条约定：......挖掘机出现故障时，翁扬双需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抢修，以保证何凯文生产使用。上述合同签订后，翁扬双安排了一辆挖掘机到何凯文指定的名为航信868船只上进行工作，其后何凯文截至2019年4月19日合共向翁扬双支付租金76500元。何凯文最后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另查明，涉案挖掘机于2019年3月24日发生故障，后翁扬双于2019年4月25日将涉案挖掘机取回。因翁扬双与何凯文对租金支付的问题发生纠纷，遂引发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何凯文作为本案被告是否适格；2.翁扬双主张的租赁费计算方法以及金额有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关于何凯文是否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本案中，何凯文以自己的名义与翁扬双签订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但其主张系受钟某容的安排代钟某容与翁扬双签订该合同，故何凯文是否本案适格被告，关键在于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是否直接约束钟某容与翁扬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若何凯文主张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直接对钟某容、翁扬双产生约束力，那么何凯文应当证明在合同订立时翁扬双知道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且这里的“知道”，应该是“明知”，而不包括“应当知道”，因为“应当知道”属于推定，在隐名代理中，法律不应加重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诉讼中，何凯文为证明翁扬双在签订涉案合同时知道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提供了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为据。该等聊天记录能反映系钟某容首先接触翁扬双，并由钟某容告知何凯文联系翁扬双。但对于钟某容与翁扬双之间的关系、涉案合同是否预先由钟某容与翁扬双商定、钟某容是否预先告知翁扬双由何凯文代其签订涉案合同、何凯文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是否告知翁扬双其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等事实，何凯文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不能排除钟某容当时以“介绍人”身份出现的可能性。综上，何凯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代理且对方明知”的事实，即是说，即使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属实，也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认定涉案租赁合同直接约束钟某容与翁扬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合同的租赁主体应确定为何凯文，合同相对方因租赁事宜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何凯文应系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何凯文支付租金计算的方式及金额的问题。本案中,翁扬双与何凯文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翁扬双将涉案挖掘机交付何凯文使用,何凯文仅向翁扬双支付了部分租金,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租赁关系,该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而涉案挖掘机于2019年4月25日已被翁扬双取回，故涉案合同已于该日实际解除。另案涉合同约定租金的计算方式为“按船租赁，15船（含15船）及以上7500元，14船（含14船）以下8500元，在机械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单月不可少于10船，少于10船按10船单价付款”。翁扬双将涉案挖掘机于签订合同后正常交付何凯文使用，但该挖掘机于2019年3月24日出现故障，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何凯文于挖掘机故障当日已告知翁扬双，翁扬双也回应会及时处理，但对于挖掘机发生故障后至2019年4月25日被翁扬双取回期间，挖掘机是否正常工作双方各持己见。鉴于挖掘机发生故障事实存在，故翁扬双应当举证证明涉案挖掘机故障已经排除并正常工作至2019年4月25日的事实。诉讼中，翁扬双提供何凯文于2019年4月期间向其支付租金微信转让记录，认为何凯文在该月仍向其支付挖掘机租金，可以证明涉案挖掘机在正常使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何凯文与翁扬双对于涉案挖掘机的租金一直未有结算，何凯文在2019年4月期间缴纳的租金也未标注租金月份，其不能排除系补缴此前欠付租金的可能，故翁扬双还应进一步举证涉案挖掘机故障已排除的事实，翁扬双未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涉案合同第七条第1项“如因机械故障，月度保养时间不得超过三天，若有超出可按租金比例系数扣减甲方的实际误工租金。（机械双方每个月都一个维修期五天，超出按实际误工金额计数）……挖掘机出现故障时，翁扬双须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抢修，及时排除，以保证何凯文生产使用”，翁扬双有保证涉案挖掘机正常工作的义务，而双方又约定了每月可有5天的维修期，故租金应计算至维修期结束即2019年3月30日。另双方约定每月不可少于10船，少于10船则按10船单价计算，结合何凯文仅支付76500元租金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每月租赁的船次不足10船，故何凯文每月应支付的最低租金为85000元。综上，何凯文需要支付的租金期间为2019年2月15日至同年3月30日，租金合计127500元[85000元+（85000元÷2）]，扣除何凯文实际已支付的租金76500元，何凯文仍需向翁扬双支付租金51000元（127500元-76500元）。同时何凯文未能及时支付租金，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翁扬双主张从2019年4月30日开始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较为合理。至于何凯文辩称其实际已支付84500元，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何凯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扬双支付挖掘机租赁费用51000元及利息损失(具体计算方式如下：以51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为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翁扬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已由翁扬双预交)，由翁扬双负担850元，由何凯文负担3020元。翁扬双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何凯文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二审中，何凯文没有提交新证据。翁扬双提交了以下证据：翁扬双与何凯文微信聊天记录、光盘一张（钩机师傅2019年4月份凌晨在进行钩机作业的朋友圈动态），用以证明在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发生故障后，翁扬双有将挖掘机修理好交付给何凯文正常使用，直至2020年4月20日，何凯文通过微信告知翁扬双挖掘机再次损坏，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经质证，何凯文认为：翁扬双提交的前述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其未在一审庭审期间提交，且该份聊天记录与证明内容不相符，无法证明翁扬双对挖掘机进行维修和正常使用，并且船只作为载体因翁扬双的挖掘机出现故障导致损坏，船只一天不进行维修检测，双方的合同必然不可能正常履行。光盘的内容只看到一个视频，并没有朋友圈或者文字信息，从该视频上无法分辨出是在何时何地拍摄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查，翁扬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可以确定，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翁扬双提交的光盘一张（钩机师傅2019年4月份凌晨在进行钩机作业的朋友圈动态）不足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12日，何凯文通过微信向翁扬双发送信息：“数就崖了，我这里3月份系六船，四月份系一船。”翁扬双回复发送挖掘机对账单及信息：“总共是做了这么多船对吧！我现在只收了你这么多钱，对吧！”何凯文回复：“共这么多船”。2019年4月20日，何凯文在微信向翁扬双发送信息：“钩机又坏了。”“翁哥。现在钩机坏了问题，又落不了货。这里你就快跟他们说怎样解决了？”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何凯文、翁扬双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何凯文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2.翁扬双主张的租赁费是否合理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何凯文认为钟某容与何凯文是代理关系，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系受钟某容的安排代钟某容与翁扬双签订的，翁扬双明确知道钟某容才是合同相对方，进而主张何凯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此本院认为，何凯文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关键在于涉案《挖掘机租赁合同》是否直接约束钟某容与翁扬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何凯文主张其以自身名义与翁扬双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合同》直接对钟某容、翁扬双产生约束力，何凯文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时翁扬双知道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对此，何凯文在诉讼中提供了何凯文与钟某容、何凯文与翁扬双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经查，何凯文提交签订合同前其与钟某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钟某容让何凯文联系翁扬双，而对于涉案合同是否预先由钟某容与翁扬双商定、钟某容是否预先告知翁扬双由何凯文代其签订涉案合同、何凯文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是否告知翁扬双其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等事实，该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能证明。且何凯文提供其与翁扬双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后的，亦不足以证明在合同订立时翁扬双知道何凯文主张其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综上，何凯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代理且对方明知”的事实，即是说，即使何凯文与钟某容之间的代理关系属实，也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认定涉案租赁合同直接约束钟某容与翁扬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确定涉案合同的租赁主体为何凯文，认定何凯文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本案中,翁扬双与何凯文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翁扬双将涉案挖掘机交付何凯文使用,何凯文亦向翁扬双支付了部分租金,故双方之间形成了租赁关系,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关于挖掘机实际使用时间的问题。翁扬双认为何凯文实际使用挖掘机的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至4月19日，进而主张该期间的租赁费。在诉讼中，翁扬双提交了其与何凯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经查，何凯文通过微信，于2019年4月12日向翁扬双发送信息：“数就崖了，我这里3月份系六船，四月份系一船。”，于2019年4月20日向翁扬双发送信息：“钩机又坏了。”“翁哥。现在钩机坏了问题，又落不了货。这里你就快跟他们说怎样解决了？”可知，何凯文于2019年4月份仍使用挖掘机，直至2019年4月20日向翁扬双主张挖掘机损坏无法正常使用，故翁扬双认为何凯文实际使用挖掘机的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至4月19日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何凯文抗辩称，在使用挖掘机过程中，多次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经查，挖掘机虽然于2019年3月24日出现故障，但结合何凯文在微信中确认2019年4月份卸船1船及于2019年4月20日向翁扬双主张挖掘机再次出现故障的事实，可知在2019年3月24日挖掘机出现故障后，翁扬双有进行维修再次交付何凯文正常使用。故本院对何凯文该主张不予采信。何凯文又抗辩称挖掘机使用过程中致船只受损，导致船只无法正常运作。何凯文在诉讼中并未明确船只受损的具体问题及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由于翁扬双的原因而导致，且根据双方截至2019年4月20日的聊天记录，未见何凯文向翁扬双主张船只受损而无法正常运作的问题，再结合何凯文亦在微信中确认四月卸货1船的事实，本院对何凯文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租金的计算问题。涉案合同约定租金的计算方式为“按船租赁，15船（含15船）及以上7500元，14船（含14船）以下8500元，在机械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单月不可少于10船，少于10船按10船单价付款”。本案中，翁扬双主张每月卸货数量均少于10船，月租金应按10船，每船8500元计算；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何凯文支付租金的具体情况，本院确认何凯文实际使用挖掘机期间，每月卸船数量少于10船。而何凯文实际使用挖掘机的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至4月19日，期间跨度为2个月又5天，而对于2019年4月15日至19日该5天的时间，翁扬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凯文有实际正常使用挖掘机卸船，结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挖掘机的实际使用情况，该5天不宜另行计算具体租金，故对于何凯文实际使用挖掘机的期间，本院酌定具体计租租期为2个月。因此何凯文应向翁扬双支付租金170000元（8500元/船×10船×2月），扣减何凯文已支付的76500元，何凯文仍应向翁扬双支付租金93500元。何凯文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何凯文未能及时支付租金，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翁扬双上诉主张从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为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并未超出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翁扬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应予支持；无理部分，应予驳回。何凯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基于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予以改判，一审判决不视为错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二、何凯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扬双支付挖掘机租赁费用93500元及利息损失(以9350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翁扬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已由翁扬双预交3870元)，由翁扬双负担1842.86元，何凯文负担2027.14元。翁扬双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027.14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何凯文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2027.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已由翁扬双预交3870元、何凯文预交3870元)，由翁扬双负担1842.86元，何凯文负担2027.14元。翁扬双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27.14元、何凯文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42.86元，均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永强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