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9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中心7-9层。负责人：牟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民胜、潘卫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志民，男，195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华雪，男，汉族，1984年1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因与被上诉人胡志民、华雪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0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盈科律所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胡志民支付所欠其律师费45360元及利息（以453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5月5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决华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决胡志民、华雪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胡志民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根据双方上述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一条合同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律师完成本合同的委托事项时（包括收到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或当事人和解书等文书）终止。”及第十二条“2、后续效益收费：另按赔偿所得款10%计收律师费（该款项无论通过诉讼判决、调解或和解所得均应按此标准计收）。”的约定可见，原告要取得被告胡志民支付后续效益的律师费，前提是在上述合同委托事项终止时已收到了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或当事人和解书等文书，且款项系基于诉讼判决、调解或和解所得。现原告无提供证据证实在被告胡志民申请撤回（2016）粤0304民初4829号案起诉时，已基于上述文书获得相应的赔偿或此后系基于上述文书而获得相应的赔偿。其次，被告胡志民虽然自认其通过案外人获得了部分的赔偿，但根据原告诉状中“由于深油所要求直接与当事人的诉讼代表人沟通，被告华雪系作为部分当事人的代表参与谈判，双方最终才达成和解”所作的陈述以及庭审中各方的陈述，深油所愿意与被告胡志民进行和解的条件是拒绝原告律师参与和解谈判，并要求与当事人直接和解谈判。由此可见，原告律师并无参与到案涉和解工作中，被告胡志民与深油所或案外人即使达成和解，亦并非由原告促成，且系发生在案涉代理合同终止之后。原告称其派了律师助理“假冒”胡志民儿子参与和解谈判，但原告并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若原告有派相关人员参与和解谈判，其对和解的结果应当是清楚了解的，但事实上原告对和解的对象、赔偿款的金额、支付日期等均不清楚，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而从被告胡志民、华雪庭审的陈述可知，被告胡志民就其委托华雪为挽回其损失进行谈判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故如果在和解后又需向原告支付后续效益律师费，显然对被告胡志民明显不公，亦于案涉合同给付费用的约定不符。虽原告与胡浩的短信及电话中提及将律师费支付给了华雪，但这并非胡志民本人所作出的陈述，且无证据证明胡浩当时有权代表胡志民作出该意思表示，庭审中胡志民、胡浩对该意思表示作出了修改，故不能以此视为胡志民同意向原告支付后续效益律师费。综上，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胡志民支付后续效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基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且被告华雪非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人，被告华雪亦否认有代原告收取了被告胡志民支付的律师费，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华雪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2元，由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负担。判后，上诉人盈科律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所欠律师费45360元及利息(以所欠律师费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5月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上利息合并暂计至2020年6月30日，暂计7484元)合计52844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故意遗漏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六)“何玉强和解文件(承诺书、撤诉申请及赔偿款回单)，严重影响了对本案的事实认定。该证据材料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开庭当庭提交，以证明：何玉强作为诉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深油所)及其会员单位群体案件当事人之一[案号：(2016)粤0304民初22823号]，得到了深圳福田法院统一处理，即：该群体案件因本案原告律师的“以打促谈”得以庭外和解、本案被上诉人胡志民等取得赔偿并撤诉，和解文件包括承诺函、撤诉申请等，彼案被告深油所或其会员单位(第三人)将“和解款”(通常指定相关业务员，如何玉强案，业务员王晓涛)一次性或分期支付给何玉强等当事人。因此，本案被上诉人胡志民取得了彼案赔偿款，是基于本案上诉人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结果。二、同类系列彼案原告窦晓宾得以与深油所及其会员单位庭外和解解决后，上诉人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窦晓宾，该案因上诉人与其和解解决而撤回起诉。可见，彼案中法院判决深油所及其会员单位对原共同承担承担责任或者通过调解、庭外和解的方式，并由第三方(自然人)最终代为支付，这说明上诉人律师代理彼案已经使得被上诉人胡志民取得赔偿款并撤回起诉。三、一审忽视了证据中显示了上诉人前期所做的努力与被上诉人获得和解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仅仅作出机械的判断。胡志民已经取得彼案的赔偿款，本案一审判决也予以确认的，而且胡志民也支付了华雪的款项。试问，胡志民为何要支付律师费，支付哪个案件的律师费，又为何向并非律师的华雪支付律师费，此外，上诉人律师在经过福田法院七次开庭过程中，也就此进行了沟通建议，争取将此案和谐彻底地解决以避免讼累。事实上，法院智慧地解决了彼系列案，此中也有上诉人律师的献计献策。上诉人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其他特别约定）中强调“后续效益收费：另案赔偿所得款10计收律师费（该款项无论通过诉讼判决、调解或和解所得均按此标准计收）”，也就是说在风险收费情形下，代理律师乙方承担更大的风险，委托方可能中途撤诉庭外和解，律师行业惯例中通常作出此番约定以免前功尽弃。更何况，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取得彼案的赔偿款，上诉人也在庭外和解过程中指派律师助理协助相关工作，这方面是符合双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的规定，该等事实一审判决也是确认的。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深油所的纠纷最终获得和解解决与上诉人的工作密不可分。四、一审法院没有就胡志民在彼系列案中的作为共同诉讼行为相关事实作出认定，认定事实片面、遗漏。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彼系列案件相关证据材料，表明了不容否认的事实：包括胡志民在内的众多原告共同由委托上诉人律师代理，而且此系列合并审理，且华雪作为绝大多数原告的诉讼代表，胡志民等得以一视同仁地与对方深油所及其会员单位和解解决(其他相关证据表明按彼案诉讼请求本金的7成和解，而后续实际判决支持诉讼请求本金80％及利息)，华雪收集胡志民等原告的收款银行账号后提交给对方深油所，在华雪的误导下，胡志民等收到和解款后将(部分)律师费统一支付给华雪。一审判决虽然记录了胡志民自认收到彼案部分款项，但却避而不谈具体金额即相应律师费，显然是遗漏事实。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该和解款的具体金额上诉人无从得知，但也不能否认前述事实（包括胡志民的彼案得以解决并取得和解款等），一审没有依据公平原则，忽视了律师风险收费行业惯例进行判决，至少应当认定胡志民汇付华雪的款项作为部分律师费，反而对上诉人苛以不公平的举证责任，特别是在本案庭审中，胡志民缺席庭审，这不单是放弃诉讼权利，更是逃避接受法庭调查的诉讼义务，包括询问和解款的具体金额以及汇款“律师费和感谢费”的真实意思以及具体金额。上诉人律师在一审庭审中要求法庭责令华雪提交其民生银行账户银行流水，该账户显示胡志民等投资人汇款给华雪，而一审置之不理。华雪作为非律师公民、亦非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代表，其依法不能代理或代表胡志民等进行彼案诉讼行为，比如撤诉，否则就涉嫌违规。六、一审没有就华雪在本案当中的事实民事法律关系等方面的认定和评判。一审囿于上诉人与胡志民之间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狭隘的合同关系，而无视在此合同关系之外，胡志民与华雪存在事实上委托代理(支付律师费)法律关系(当然这种委托授权显然不明)，以及华雪对胡志民等实施了欺骗、对上诉人实施了侵占的侵权行为，本案中“律师费收（付）”委托授权关系是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或者焦点问题，在此等符合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况下，既然一审法院接受列华雪作为本案被告(原本为第三人后转为被告)，又为何不对本案的案由或者诉的标的予以释明，若就律师费收付问题存在“委托授权关系”，究竟是华雪“所谓的上诉人委托其向胡志民收取律师费”，还是胡志民委托华雪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还是前述两种情形竞合或者存在三方面合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没有对该等民事行为法律关系理清以进一步确定收(付)律师费行为的委托方或受托方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胡志民没有发表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华雪发表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民终108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深油所及关联企业因存在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及利益未经批准经营等违反规定的行为是导致案涉买卖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应承担80%的主要责任，杨智勇对投资对象是否合法应具有一定鉴别能力，因其疏于对投资对象进行甄别，基于投机心理进行投资对本案损失结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杨智勇系包括本案被上诉人胡志民等委托上诉人以深油所为被告及关联企业为第三人向深圳法院提起诉讼等系列案件的原审原告。庭审中，华雪确认，被上诉人胡志民向其仅出具了委托华雪代为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进行调解的委托书，双方并无签订有偿服务协议。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胡志民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志民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正确，本案案由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经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志民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律师完成本合同的委托事项时(包括收到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或当事人和解书等文书)终止。后续效益收费为按赔偿所得款10％计收律师费(该款项无论通过诉讼判决、调解或和解所得均应按此标准计收”。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胡志民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效益律师费的条件是被上诉人胡志民基于上诉人所参与的诉讼中的判决书、调解或和解而收回投资款。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胡志民向深油所及关联企业提起维权诉讼的多次庭审及调解中，并无怠于行使陈述、举证、质证、或缺席庭审等诉讼义务，拒不履行代理合同义务的事实。虽然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之间的纠纷，以双方庭外和解的形式了结，上诉人因深油所及关联企业拒绝其参加庭外和解而未能参与和解的全过程，但上诉人仍提供了一名律师助理对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达成和解给予了指导及协助。鉴此，基于上诉人在诉讼前期代理被上诉人胡志民出庭主张诉请、提供证据等法律专业服务，并在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和解过程中派出律师助理积极参与等事实，就双方纠纷得以庭外和解整体情况而言，不可否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胡志民提供的前期服务及后期工作，对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的和解结果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因此，被上诉人胡志民经和解后，由深油所及关联企业返还的投资款项，应依据双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后续效益收费为按赔偿所得款10％计收律师费(该款项无论通过诉讼判决、调解或和解所得均应按此标准计收”的标准，由被上诉人胡志民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效益收费。被上诉人胡志民抗辩认为上诉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利用其专业能力违背基本事实、浪费司法资源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胡志民应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效益收费金额的问题。由被上诉人胡志民诉深油所一案的裁判文书可见，上诉人所指派的律师代表被上诉人胡志民参与了一系列的诉讼活动，履行了相应代理职责。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志民确认的事实，该案最终因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达成庭外和解，由法院准许被上诉人胡志民撤回起诉结案。该事实符合上述协议约定的支付后续效益收费的情形。鉴于被上诉人胡志民于本案一、二审期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庭审抗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现依据上诉人提交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律师与上诉人之间的电话和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流水凭据等证据，在被上诉人胡志民无提供相反证明材料予以否定的基础上，对于上诉人前述证据应予以采信。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胡志民确认已收回深油所及关联企业向其支付约七成的投资款，并按此款项向华雪支付10%费用，相应的汇款凭证上的转款用途也备注“维权经费（含律师费和感谢费）”。可见被上诉人胡志民对于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效益收费并无异议。被上诉人华雪抗辩认为收取被上诉人胡志民向其支付的系感谢费，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华雪的身份亦非执业律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志民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享有要求被上诉人胡志民支付后续效益收费的权利。虽然被上诉人胡志民向华雪支付律师费，但并无上诉人委托华雪代为收取律师费，或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胡志民向华雪支付律师费等事实，故被上诉人胡志民仍应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效益收费。同时，由于上诉人确实因故未能亲自参与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之间的庭外和解过程，故该后续效益收费支付可依合同约定10%的金额减半收取。鉴于两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其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之间的庭外和解协议及具体的收款金额等涉案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故本院采信上诉人所主张被上诉人胡志民已收回投资款的金额。即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效益律师费45360元（6480000×0.7×0.1=45360元）。对于被上诉人胡志民应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逾期付款利息。现有证据无法显示被上诉人胡志民实际收取赔偿费用的具体时间，故可将利息的起算时间调整为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即2020年5月l4日起开始计算，计算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对涉案双方当事人合同关系及履行事实的认定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唯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参与被上诉人胡志民与深油所及关联企业纠纷的和解，及未能提供相应的和解协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双方举证责任分配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另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华雪并非《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华雪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胡志民与华雪之间的关系，双方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0341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胡志民向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2680元及利息(利息以2268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22元，由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负担一、二审受理费各561元，由被上诉人胡志民负担一、二审受理费各5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苏晓旋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