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04民初5027号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538号达信大厦15楼10-12单元。负责人：田子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986号首层自编号3栋102号、第二层自编号3栋201-202号。负责人：雷红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力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力新、陈小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已于2020年12月14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709001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26日，被告因追偿对外债权的需要，与原告签订《民事案件代理合同》（下称：《代理合同》），委托原告代理其通过诉讼方式向广州惠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集团）追讨借款。根据被告的委托，原告历时2年6个月，先后完成了16个案件的诉讼代理工作(其中4个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且案件全部胜诉，已依约履行了合同的代理义务，被告对原告的代理成果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根据生效判决，被告完全可以通过执行程序中的拍卖、变卖抵押物等方式全额实现债权回收。2020年12月1日，原告继续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提示出具申请执行的手续，但被告一直未出具。同年12月8日，被告工作人员口头告知原告其已将涉案债权整体转让，让原告提出律师费结算方案。同年12月14日，被告告知原告已生效判决不用申请强制执行。于是，原告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以及生效判决的内容提出书面的结算方案给被告，但被告认为其通过债权转让取得的价款并非属于“由债务人或债务人指定的第三人支付”，不应支付律师费，并引用《代理合同》第5.4条约定的“若通过甲方（被告）资金和渠道受让债权、参与竞买抵押物等甲方自行买单的方式现金收回的，甲方有权不支付任何代理费”为由拒绝支付律师费。原告为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于同年12月21日再次向被告发出书面意见，对《代理合同》第5.4条的约定内容进行分析，指出被告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不属于合同5.4条的“自行购买、受让债权”情形，不能援引该条拒付律师费。同时，原告还指出：“被告向第三方转让债权实现货币回收，属于代理合同5.1.2条所指的债务人偿还债务，应当依约计付律师费”。但被告仍拒绝支付律师费用。综上，原告认为，在原告已经全部完成审理阶段的代理工作并取得胜诉后，被告以其实际行动及工作人员的即时通讯方式告知原告不再申请执行，并告知原告提出律师费结算方案，表明了被告对代理合同中执行环节的代理事务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加上被告已经转让了涉案债权，对涉案债权已不享有任何申请执行权，被告已经以实际行动表示其解除了《代理合同》。原告同意被告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故，被告应按照《代理合同》的约定和覆盖抵押物的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债权本息全额计算律师费。考虑到被告提前转让债权、减少了原告执行环节的代理工作，原告提出仅以覆盖抵押物的债权本金209835379.3元（不含利息、罚息和复利）为基数计算律师费，计得的律师费为10245884元，并自愿只主张其中85%的律师费，律师费减至8709001元，提出的报酬合情合理，但被告仍不同意。被告辩称：一、纠纷背景。2018年7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直至2019年10月，原告代理范围内的债权清收工作仍没有进展。因案件复杂且涉及刑事，被告认为原告未能胜任，希望更换律所聘请一家规模更大更专业的律所代理惠海系案件，于是与原告协商解除代理关系，但原告在系列案件无任何一宗有胜诉判决的情况下，向被告索要400万元风险代理费用，故双方协商无果，仍由原告继续代理。因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有监管指标，如果明显高出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或全国城商行平均不良率，银保监会发关注函，严重的可能会下来督导。2020年3月，被告的总行下达任务，要求被告在2020年底前消化不良资产，其中包含了原告代理权限内的一系列不良资产。2020年8月，虽原告代理清收的不良资产已有一审判决，但二审仍在诉讼中，若等法院出具生效判决再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还要等摇号选定评估机构、等评估报告、各方还要对评估报告发表意见等，耗时长，且抵押物出现流拍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被告决定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一方面可以完成总行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尽快回收资金，减少损失。2020年9月，被告向资产管理公司发出公开竞价通知，最终由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1.72亿竞价拍得此批不良资产。被告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告知原告。不良资产分明是被告以自己的渠道转让出去，但原告却要求被告依代理合同5.1.2条支付风险费用，导致双方纠纷。二、涉案情形不属于委托代理协议5.1.2条的约定，原告依据该约定主张风险代理费缺乏依据。第一、5.1.2条约定“其余报酬按甲方收到债务人或债务人指定的第三人支付的偿还债务金额以分级累进递减方式进行计算”。涉案的终结是被告自救的方式变现，债权转让款是被告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债权所得，通过第三方收购债权的方式变现债权，但该第三方并非合同5.1.2条所指的不良资产债务人或债务人指定第三方。显然不符合合同5.1.2条约定的情形，原告依据该条约定主张风险收费，缺乏依据。第二、原告主张收取效益律师费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律师的工作为委托人的债权变现。即律师不但要付出劳动，而且是有效的劳动才行。而本案原告律师的工作还只是诉讼阶段，在此阶段，没有与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变现债权。由于尚未到执行阶段，也不可能通过法院的执行变现被告的债权。在程序上，原告的代理工作并未达到被告实现债权的目的和效果。涉案债权的变现，是被告通过自己的渠道转让债权，而非代理律师的工作渠道实现的债权转让，即使从行业的角度，原告的主张都缺乏依据。第三、效益代理费的计提方式原则上以个案执行终结作为前提，且是通过律所代理案件过程，通过诉讼中和解调解追到款项，或者执行阶段的强制执行以及和解调解追到款项，前提要素有二：一是原告律师必须参与其中；二是代理案件的被告人主动或被动将财产兑现债务。但本案被告的债务变现，原告并未参与，与其工作缺乏关联度；原告代理案件的当事人（债务人），也未参与其中，更未履行债务，债权的收购方并不是双方委托范围所包括的对象。因此，不符合效益律师费计取的基本逻辑。第四、据被告证据《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公开竞价通知》、《贷款合同》可知，被告公开批量转让的不良资产的债权总金额，是以被告与各债务人签订的贷款合同，结合各债务人实际还款情况统计得出，并非依法院判决统计。即，原告代理工作的成果与被告转让债权之间并没有实质的作用和关联度，对被告转让债权并没有实际意义。依据无效用无报酬的原则，原告依据双方合同5.1.2条主张风险收费，更是缺乏依据。第五、此次批量转让的不良资产，除了涉案项下的不良资产，还有金延能源、南华铝厂、南海宏佳、裕丰控股4户是原告代理范围以外的不良资产，合计约为2.87亿，加上涉案的不良资产，债权总额为8.05亿元，而原告对应的收益只有1.72亿元，即1.72亿的债权转让款不全是原告代理范围内不良资产的转让款，与双方委托合同所针对的标的也不尽相同。第六、原告主张的2.09亿元风险效益基数，是其自拟的数据。被告总共8.05亿的债权，转让只收取1.72个亿，而其代理的不良资产部分的债权只有5.18亿元，却要按2.09亿效益基数计取风险律师费，显然是极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明明被告通过自救方式和渠道转让债权，原告并没有通过其工作为被告实现2.09亿的债权变现，何来计提效益律师费之由？因此，依据合同条款，原告无权主张，就是依据行业的基本惯例，原告也无权主张效益律师费。三、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风险费用的两大理由（一）本案情形符合委托代理合同5.4条的约定，依该约定，被告无须支付。首先，2020年9月，被告向资产管理公司发出公开竞价通知，最终由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1.72亿竞价拍得此批不良资产，随后被告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被告就这样将不良资产变现显然是被告以自己的渠道解决的，其次，涉案不良资产总债权约为8.05亿（含原告代理范围内的不良资产债权合计约5.18亿），被告以1.72亿转让8.05亿不良资产，两者间的差额损失是被告承担，被告自行承担损失也属于自行买单行为的情形。基于此，被告通过开公竞价的方式，以1.72亿转让了8.05亿的不良资产，自行承担了巨大的差额损失，符合5.4条的情形，应当适用5.4条。据此，被告不需要支付风险费用。（二）根据前述第二大点的理由，只要原告没有通过自身的工作为被告获取利益，原告就无权主张效益律师费，无论被告自救行为有无合同的对应条款。四、涉案抵押物虽有价值，但该抵押物变现难度大，流拍机率极高，且代理协议并没有约定查封到财产时，被告不可转让债权或转让债权应支付风险代理费用，被告为减少损失做出转让债权决定，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首先，涉案抵押物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有价值并不代表一定可以变现。法院查封的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是酒店，不是住宅，本身就不是好拍卖的财产。且据了解，该房产已出租给第三方，第三方对该酒店重新装修。原告是律师，也知道买卖不破租赁，并非愿意赔偿给第三方就可以解除租赁关系，该房产存在清场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该酒店是自建房，办理过户手续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可能高达1亿，税费过高。基于上述两个问题，该房产流拍的可能性极大，变现难。其次，涉案代理协议没有约定当法院查封了有价值的财产时，被告不能擅自转让不良资产，也没有约定若转让不良资产，应向原告支付诉讼风险费用。被告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五、基于本案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本来就拥有任意解除权。委托合同解除权是基于委托合同信任关系为基础，赋予合同双方的权利，因此当委托人自身的利益面临困境，受托人又无能为力时，被告通过自救方式解决问题，完全是委托人权利。本案真实如此，当时原告代理工作进展缓慢，被告又有消化不良资产指标的压力，等法院的流程，摇号选评估机构、出评估报告、询问各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意见等，执行时间长且流拍可能性很大，两次流拍后，最终被告也只能选择以物抵债终本或解除查封终本，即使被告选择以物抵债，最终也只能通过自身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转让债权，如此被告的损失就越大。综合考虑之后，被告决定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转让不良资产，以尽快收回资金、减少损失，这便是被告转让债权的初衷。因此，被告自救行为带来委托合同的自然终止，被告的行为合理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恳请贵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7月2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2018】洪粤代字第3号《民事案件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就广州惠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集团授信（十六宗案件），具体案件数以法院诉讼立案为准，聘请乙方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案件代理阶段为：诉讼阶段（一审、二审、再审〉、执行阶段；审理法院为：包括但不限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有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指派田子军律师、余婷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扦代理人,上述律师可以指派业务助理配合代理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需经甲方书面认可；具体代理内容及要求详见第5条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要求；代理方式：风险代理；甲方就前条委托代理事项给予乙方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代理期限：两年，自本合同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计算，如遇公告送达、中止审理等法定延长诉讼期限事由的，则该期限不计入代理期限；甲方若改变代理权限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按风险代理的方式支付律师费用，具体代理费用按以下方式支付：基本费用：代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费用为贰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的申请划付至乙方指定账户。除上述基本费用外，因代理案件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差旅费等）概由乙方自行负担，乙方无权在上述费用之外要求甲方增加任何费用，并不得以费用低于服务成本等为由终止、中断服务或降低服务质量；其余报酬按甲方收到债务人或债务人指定的第三人支付的偿还债务金额以分级累进递减方式进行计算，具体如下：5000万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6%计收代理费；5000万-1亿元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5%计收代理费；1亿元-2亿元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4.5%计收代理费；2亿元以上乙方按现金达账2.5%计收代理费；代理费用的计提方式原则上以个案执行终结作为前提，小额现金收回一般不单独计提，最终结算按照分级累进递减的方式计算。比如：第一个案件收回400万，就按照5000万内这一档计费；第二个案件收回7000万，先满足第一档差额部分（4600万），余额部分（2400万）列入第二档计费，以此类推；本案审理程序、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诉讼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等由甲方先行垫付，并于现金达账金额中予以扣减，该部分收回的费用不计入委托代理费用计数范围。代理费用，甲方在现金达账后十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的申请划付至乙方指定账户；若乙方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未能达成甲方代理目标，出现法院驳回甲方诉讼请求的情形，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计提代理费用给乙方；若最终通过和解、重组或以物抵债等非货币资产收回的，届时双方另行协商代理费用；若通过甲方资金和渠道受让债权、参与竞买抵押物等甲方自行买单的方式现金收回的，甲方有权不支付任何代理费；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提前解除合同；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五条约定逾期不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等。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基本费用20000元。原告依约就被告与广州惠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列案件共分成16个案件（以下简称惠海系列）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全部获得法院受理，其中有案号（2019）粤0104民初9827号、（2019）粤01民初343号等，诉讼金额为25458.93万元，逾期利息26084.81万元。案经审理，其中15个案件的处理终审结果均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胜诉，另外一件则因被发回重审，在重审后因上诉，原告以其未获得该案二审授权没有进行代理为由表示不清楚该案目前的结果。在终审已经胜诉的15件案件中，其中有4件原告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在执行后已被法院裁定终止本次执行，其中仅有一件案件执行到20000多元。2020年8月5日，被告为尽快收回不良资产，减少其损失，向总行申请转让立项，要求将包括惠海系列在内的等17户不良债权本金合计42789万元，利息合计38668.1万元，本息合计金额为81457.10万元，拟通过向资产管理公司发送转让要约、组织现场竞价会，或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2020年9月24日，被告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等公司作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不良债权资产批量转让公开竞价通知》，邀请这些公司参与被告组织的对惠海系列等17户债权资产批量转让公开竞价活动，其中基准日截至2020年7月21日，被告拟转让债权总金额约计80523.07万元，其中本金余额约计42789万元，欠息余额约计37431.96万元，债权实现费用302.11万元等。通知的附件1为江西银行广州分行批量转让惠海系列等17户债权资产明细表，其中序号第1-13涉及广州惠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金余额25458.93万元，逾期利息26084.81万元，债权实现费用94.49万元，债权合计约5.18亿元等。经被告审核，于2020年10月23日向符合要求的竞价人包括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发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要约邀请函》，拟就被告对上述17户债权类不良资产进行整体出售邀请该公司等参与被告组织的本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交易活动。最终，上述不良资产为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1.72亿元拍下。双方并于2020年10月30日签订编号GZAMC-01-J0-ZCB-2020-075《债权转让协议》，其中不良资产总债权合计805230800.41元，原告代理范围内的惠海系列的不良资产债权合计约5.18亿元。2020年11月5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1.72亿元支付给被告。原告称被告的工作人员在2020年12月8日口头告知其案涉债权已整体转让，让原告提出律师费结算方案。同年12月14日，被告告知原告对已生效判决不用申请强制执行，据此，原告表示其在同日将《律师费结算方案》交付给被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865万元，但被告根据合同第5.4条的约定口头答复拒绝支付。2020年12月21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关于广州惠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集团授信案件律师费结算的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合同第5.4条而属于合同的5.1.2条，故被告应当依约付律师费。另外，被告亦认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即已履行完毕。双方就律师费的给付协商不成，成讼。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第5条约定风险代理条款，即“委托人预先支付基本费用贰万元整，其余报酬按甲方收到债务人或债务人指定的第三人支付的偿还债务金额以分级累进递减方式进行计算：5000万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6%计收代理费；5000万-1亿元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5%计收代理费；1亿元-2亿元以下（含本数）乙方按照现金达账4.5%计收代理费；2亿元以上乙方按现金达账2.5%计收代理费。”另案纠纷以债权转让形式告终，被告据此已收到债权转让款1.72亿元。本院认为，无论另案诉讼以何种方式结案，被告签署《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及约定风险代理条款的目的在于通过律师代理其诉讼收回惠海企业系列欠付的款项。现被告认为其案涉债权实现的情形不符合《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第5.1.2的约定，而是符合第5.4条“若通过甲方资金和渠道受让债权、参与竞买抵押物等甲方自行买单的方式现金收回的，甲方有权不支付任何代理费”的约定，该理解显然有违合同本意。无论从合同目的还是风险代理条款含义，被告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且实现的债权的情形不符合双方签订的《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第5.4条的约定，亦不存在需要实际执行款项的问题，故原告已经依照《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效果业已达到被告支付相应风险代理费的条件。据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依约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系实际将价值805230800.41元的不良资产债权以1.72亿元转让出去，而原告代理的本息费用为515437400元（本金余额254589300元+逾期利息260848100元），故被告在本案应支付的风险律师费基数为：515437400元/805230800.41元×172000000×=110099157.6元，再根据《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第5.1.2条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出原告在本案中应得风险律师费为5954462.09元。由于被告2020年10月30日已将案涉债权转让他人，且在2020年12月14日通知原告就生效判决不用再申请执行，原告亦在同日向被告提交了《律师费结算方案》，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而被告亦认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即已经履行完毕，故《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实际已经不再履行，故原告要求确认《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在2020年12月14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2018】洪粤代字第3号《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已于2020年12月14日解除；二、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5954462.09元；三、驳回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36382元，由原告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负担11507元，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248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传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黎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