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民终6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路180号厂房1二楼之三。法定代表人：王丽晖，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喜聪，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斌，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诺葳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栋8层03单元E之一。法定代表人：张李志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李志光，台湾地区居民，男，1976年3月23日出生，现暂住厦门市同安区。上列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素琴，福建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艳平，福建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管义林，男，197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上诉人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诺葳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原审第三人管义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5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飞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飞黄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飞黄公司自行将其所有的案涉资产移交给张李志光，张李志光确实接受了飞黄公司的案涉资产，却认定飞黄公司主张案涉资产的对价款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律前提与认定结论相互矛盾，认定理由亦缺乏法律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依据《合约书》和《确认书》，案涉资产买卖双方为张李志光与飞黄公司，并非张李志光与管义林。首先，在《合约书》中已明确限定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是飞黄公司，并非管义林。结合《确认书》以及管义林在本案的陈述，“将”字显然指的是管义林处理具体事务的代表身份，并不能得出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是管义林或厦门市酷德卫浴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德公司）。其次，《合约书》写明案涉资产的对价为“用定单和库存总额三十万美金抵。此订单须2017年6月30日之前完成”，该约定的理解为：正如一审判决书第9页最后1段至第10页第1段和第2段所述的背景情况，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的关系由原承包经营关系变更为资产买卖关系，因飞黄公司已将全部资产出卖给张李志光，因当时张李志光表示暂无法一次性支付合同对价，故为保障飞黄公司能获得30万美元的对价款且为衔接合作模式的更改，双方约定将来可以采用“由张李志光完成飞黄公司订单、向飞黄公司交付订单货物”的形式抵偿价款，这是一种保障飞黄公司获得合同对价的保障条款，也是给予张李志光支付对价的一种付款方式。该约定并非指双方之间存在订单，而是指将来可以用完成订单的方式以物抵债。另外，关于库存，是指如有订单，张李志光可用其买受的飞黄公司的库存材料加工生产，该库存材料因已经连同设备、业务等资产卖给张李志光，所以法律上属于张李志光的财产，其用库存完成飞黄公司所下的订单，则可以与订单的加工费一并视为货款后抵扣所欠的资产对价。再次，《合约书》中涉及的“酷德”、“恒川”、“永昇隆”、“佳德”等主体的相关权利义务确实与飞黄公司无关，所以《合约书》中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除了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以外，在双方之间并没有额外设定其他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后果，《合约书》并没有把该些主体的权利义务与买卖合同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联起来。《合约书》约定：“同时必须协助酷德将恒川原有的订单3月之前的顺利完成”，该约定的理解为：飞黄公司将设备等出卖给张李志光，同时张李志光单方同意管义林提出的协助酷德公司完成酷德公司客户恒川公司下的订单，这是张李志光同意对案外第三人承担“协助”义务，与买卖关系的主合同权利义务无直接关联，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也未设定任何与该“协助”对应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后果。最后，管义林是飞黄公司委托处理其与张李志光之间的承包和买卖关系的代理人。管义林的代理权限主要是根据飞黄公司的意愿与张李志光洽谈并代为签署协议，履行相关协议是由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直接发生，资产移交是由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办理清点与交接手续，管义林没有参与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协议的履行。管义林在庭审中也确认，其在代理处理相关事务过程中，有明确告知张李志光其代表飞黄公司进行洽谈并签署相关协议，张李志光亦清楚其代理人身份。并且，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李志光时而辩称管义林是案涉资产的买方，时而辩称管义林是案涉资产的卖方，前后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也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未加以辨析评判。综上，一审判决对于案涉资产买卖主体身份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没有依据在案证据和法律事实进行判断，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对“附件”的认定违反证据规则，且没有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缺乏事实依据。首先，“附件”是一张手写字体的复印件，而且体现的文件性质是“附件一”，单看其内容，所描述事宜混乱难辨，在证据效力上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一审判决没有对相关事实和疑点进行调查核实，却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证据规则，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合作协议》约定的是厦门市瑞佳德卫浴公司（以下简称瑞佳德公司）与厦门鸿世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世亿公司）承包合作经营方面的事宜，“电子邮件”体现的是瑞佳德公司与酷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李志光与飞黄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作关系、瑞佳德公司与张李志光存在承包经营合作关系，《还款计划》载明的是张李志光与管义林之间债权债务结算清理协议，《合约书》约定的是飞黄公司将其资产出售给张李志光，张李志光可以采用“由张李志光完成飞黄公司订单、向飞黄公司交付订单货物”的形式代物清偿。可见，《合作协议》、“电子邮件”、《还款计划》、《合约书》无论是签约主体还是约定事宜和内容均无法得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相互印证的内容。相反，该些文件能够印证的恰恰是飞黄公司关于案涉案情和客观背景事实的陈述。再次，“附件”的签字主体是“瑞佳德刘某代”和“鸿世亿Ｊａｃｋ”，见证人：“酷德：”处的签名人不详。在该“附件”没有原件核对且张李志光拒绝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刘某否认该“附件”的真实性，管义林亦不予确认该“附件”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要求管义林确认“附件”内容真实性，在管义林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管义林未予以答复确认，即自行单方确认“附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律依据，且违反证据规则。最后，“附件”的签约主体既不是管义林，也不是酷德公司，就不可能存在管义林或酷德公司“用飞黄的资产和业务做抵压”，而且“抵压”不是“抵押”，更不是“出售”，因此也就不能表明酷德公司将案涉资产进行抵押处置，更不能表明管义林将案涉资产进行出售处置。综上，一审判决仅凭一张无法核实真伪的“附件”，即认定管义林将案涉资产进行出售处置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中第三点认定理由采用“不符常理”的主观进行评价，认定结论没有运用证据证明规则，缺乏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认定“飞黄公司均未参与”与事实相悖；其次，正是因为委托管义林代为洽商、处理相关事宜，所以飞黄公司才没有直接与张李志光签署承包协议，双方是由管义林代为与张李志光先口头约定参照瑞佳德公司与张李志光承包经营合作方式，然后由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直接办理资产移交，此后因张李志光将鸿世亿公司、瑞佳德公司、飞黄公司的经营进行混同，难以对承包经营进行结算，所以才委托管义林与张李志光协商采用买卖方式解决，这样就不需要对承包进行结算，因此飞黄公司特委托管义林以30万美金对价进行资产转让，并签订《合约书》，又因当时张李志光表示暂无法一次性支付合同对价，而飞黄公司资产已经移交给张李志光，飞黄公司不具有工厂加工生产能力，但可以从客户处获取订单后再委托张李志光代工生产，所以才约定资产对价可以用订单方式代物清偿。由前述背景情况，可以合理解释为何承包经营没有签署书面协议，后来买卖事宜有签署《合约书》是符合现实操作的常理性做法，也可以合理解释商谈、签约由代理人代办、具体移交由飞黄公司直接履行的做法是符合常理性的做法，也可以合理解释不是不主张承包费，而是难以结算才将承包变更为一次性买卖并签订《合约书》。再次，也正是因为张李志光与管义林、飞黄公司总经理黄进强均认识，所以飞黄公司才放心委托管义林代理处理相关事宜。管义林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其在代理相关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有明确告知张李志光其代表飞黄公司进行洽谈、签署协议，张李志光亦清楚其身份，否则张李志光肯定会提出质疑为何合约书上明确记载资产是飞黄公司的却由管义林来办理签署协议，并向飞黄公司求证，但事实是张李志光对飞黄公司与管义林之间代理关系是清楚的，才会与管义林签署《合约书》。最后，除了《合约书》约定的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的买卖关系外，管义林基于酷德公司与瑞佳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瑞佳德公司又是由张李志光承包经营实际控制的，所以，管义林才会在代签《合约书》的同一天，又与张李志光进行结算并签署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的《还款计划》。综上，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诸多“不符常理”并非如此，是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主观错误。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恰恰可以相互印证所谓“不符常理”并不存在，相反，本案的相关事实的形成过程均在常理操作范畴内，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四、一审判决认定飞黄公司的主张是建立在有权代理基础上，驳回飞黄公司的诉求又是基于无权处分作出判决，却又认定管义林行为是否涉及无权处分及相关法律后果并非本案处理范围，该认定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管义林没有处分飞黄公司的资产，管义林仅是代理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进行洽谈和签署协议，但协议的履行是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直接发生处理的，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本案飞黄公司的资产的交付处置，是由飞黄公司直接与张李志光履行交付并办理相关交付手续，管义林并没有参与处置。其次，本案《合约书》签订当日，管义林与张李志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双方还签署了债权债务清理的《还款计划》，其中并没有牵涉到飞黄公司的资产。当日，根据《合约书》的约定内容，飞黄公司的资产确定卖与张李志光，因当时张李志光表示暂无法一次性支付合同对价，张李志光承诺飞黄公司今后可以提供订单给他生产加工，应付货款可以用来抵扣资产对价。该事实表明管义林没有也不可能将飞黄公司的资产作为其自己的财产给张李志光抵债。再次，张李志光没有证据证明管义林将飞黄公司的资产当成其自己的资产，也没有证据证明管义林有擅自处置飞黄公司的资产，更没有证据证明管义林或酷德公司欠其30万美金的债务。最后，一审判决提及的其他协议内容，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飞黄公司不知情，亦未经飞黄公司确认，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飞黄公司的主张与其他协议内容不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明显不符常理，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管义林在《合约书》的案涉资产买卖过程中不是飞黄公司的代理人是毫无依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所作出的认定均建立在诸多错误的“主观臆断”基础上，忽视案件证据和事实，严重违反证据规则，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诺葳亚公司辩称，《合约书》的签约人是管义林与张李志光，飞黄公司及诺葳亚公司与合约书都没有关系，飞黄公司与诺葳亚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约书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2月22日，诺威亚公司在2017年1月10日刚刚成立。张李志光是鸿世亿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签订合约的行为是鸿世亿公司的行为，与诺葳亚公司无关，诺葳亚公司并没有在合约书上盖章确认或授权张李志光负责此行为。诺葳亚公司在2017年并没有与合约书上所涉及的飞黄公司、酷德公司、永升隆、佳德合作过。没有接收《合约书》中所述的业务资产,也没有接收过固定设备。以上，飞黄公司起诉诺葳亚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张李志光辩称，一、《合约书》的签订人为管义林与张李志光，其实际的签订主体为管义林实际控制的酷德公司及瑞佳德公司与张李志光实际控制的鸿世亿公司。该份《合约书》的内容没有体现飞黄公司的主体身份，只是体现管义林将飞黄公司的设备及资产卖给张李志光。在这里飞黄公司是不作为主体来表述，合约中的表述是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固定设备及业务全部资产，是作为一个特定物品来表述的。《合约书》签订的背景是因瑞佳德公司欠鸿世亿公司款项，瑞佳德公司和酷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管义林用酷德公司已购买的飞黄公司固定设备及业务资产抵债给鸿世亿公司，管义林与张李志光是在对账，并非代理飞黄公司卖设备。瑞佳德公司尚欠案外人鸿世亿公司货款共计240万元。因瑞佳德公司无力还款给鸿世亿公司，瑞佳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管义林便用酷德公司已购买到的飞黄公司的设备及业务资产作价200万元（即30万元美金）来抵债，剩余40万元人民币管义林个人向鸿世亿公司偿还。于是在2017年2月22日管义林与张李志光就尚欠货款对账及偿还方式共签订了三份协议，分别是：《协议》、《合约书》、《还款计划》。合约书的内容意思：《合约书》第1行“管义林将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固定设备及业务全部资产卖给张李志光”，（一）管义林是将飞黄公司的设备及资产卖给张李志光来抵债，而非受飞黄公司之托卖给张李志光。飞黄公司在合约中的并非是以主体身份体现，而是体现飞黄公司的设备和资产，是体现特定物品。（二）《合约书》中的体现的两个“订单”，第一个“订单”是瑞佳德公司、酷德公司及鸿世亿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瑞佳德公司欠鸿世亿公司货款的订单；第二个“订单”鸿世亿公司现有库存作价45万元给酷德公司，事后双方再进行实际清点核算，若有不良品或者缺货的金额，酷德公司继续向鸿世亿公司下单，以弥补45万元的差额部分。（三）《合约书》中15万元电镀费，是鸿世亿公司加工瑞佳德公司产品中有道工序为电镀，鸿世亿公司委托了案外人永昇隆公司进行加工，鸿世亿公司欠永升隆公司的电镀费管义林同意由其代瑞佳德公司进行支付，物料全归酷德公司所有。以上恒川公司、永昇隆公司与飞黄公司均没有关系，而是与酷德公司和瑞佳德公司有关系，他们的关系是恒川公司下达订单给酷德公司，酷德公司下单给瑞佳德公司，瑞佳德下达订单给鸿世亿公司，鸿世亿公司将产品的电镀部交给永昇隆公司加工。飞黄公司陈述鸿世亿公司承包经营飞黄公司，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张李志光也从未承包过飞黄公司，飞黄公司陈述想由原承包关系转为资产买卖关系，合约中却约定还要接收张李志光的库存，与事实不符。二、《协议》、《合约书》、《还款计划》是在2017年2月22日形成的，也就是形成一份完整的证据链，这三份文书又结合《录音》、邮件，可以证明管义林与张李志光之间当天是在对账，而不是买卖。还款计划中管义林备注：截止于2017年2月22日起，张李志光与管义林之间的账不再拟了。说明这一天双方是在对账。以上这三份文件又可以通过张李志光所提交的一份《录音》和《邮件》加以佐证，首先说录音，录音时间为2019年6月1日，录音中瑞佳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勇胜和张李志光，谢勇胜提到“瑞佳德欠你多少钱，你整下清单给我，我来跟管义林说，就说你这个钱欠着张李志光……管义林你能不能就清单做个答复……”，这些说明瑞佳德公司欠张李志光的款项是由管义林来承担，由此可以说明管义林系瑞佳德公司的债务人和实际控制人。其次是邮件，这份邮件发出的时间2017年2月14日，是瑞佳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维忠将邮件发给酷德公司和管义林，邮件中提到“本周进款40609.81美金，明天上午打到飞黄注塑,至于其它款，……等我司与鸿世亿对清楚后，再看后续讨论如何处理。”结合在2017年2月22日的对账说明瑞佳德公司、酷德公司与张李志光有进行过对账。以上这些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飞黄公司并非是签约主体。这份邮件中同时提到“本周进款40609.81美金，明天上午打到飞黄注塑”，飞黄公司与瑞佳德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关系。瑞佳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管义林，因此飞黄公司与管义林存在恶意串通诉讼张李志光的嫌疑。以上，在同一天时间里，管义林不可能又代理飞黄公司买卖，又代理酷德公司与张李志光进行对账。因此这几份文书的内容明显是在对账。三、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之间不可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飞黄公司与管义林存在虚假或恶意诉讼的行为。（一）飞黄公司主张其授权管义林将设备及业务资产出售并交接给张李志光，然在2016年飞黄公司交付设备、业务资产及签订《合约书》时，管义林均未出示飞黄公司的授权书也未向张李志光表明受飞黄公司委托，飞黄公司也未在《合约书》进行盖章。飞黄公司在事后追认所确认签订合约的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并非《合约书》实际签订时间2017年2月22日，而且飞黄公司在《确认书》上不仅加盖了公章，飞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签字，飞黄公司对于涉案金额高达200万元的《合约书》的签订时间也记不清，因此可以说明，《确认书》的签订是飞黄公司和管义林为了虚假诉讼而事后补签。（二）飞黄公司的陈述与事实矛盾，根据飞黄公司所述，其设备是在2016年出售并转移，此时诺威亚公司并未成立。飞黄公司既自述在2016年已移交了设备，倘若是张李志光接收的设备，为何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飞黄公司从未向张李志光和鸿世亿公司主张过款项，也没有要求张李志光和鸿世亿公司对设备的清单及价款作出确认，也不符合常理。飞黄公司黄进强与张李志光相识，卖设备却从未与张李志光沟通过，也没有催款，事后对于合约书也没有要求双方盖公章确认。在一审法院要求各方法人必须到庭的前提下，黄进强也没有到庭。（三）根据飞黄公司的陈述，飞黄公司是将设备交与本案的证人刘某，及未到庭的接收人“曾广孝”，而此二人与管义林和酷德公司及瑞佳德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刘某与曾广孝都曾是酷德公司及瑞佳德公司的员工，曾广孝的女婿至今仍在酷德公司上班，管义林与刘某系同学及同乡关系。证人证言存在利害关系。（四）管义林的陈述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1.其自述在《合约书》签订的当日即2017年2月22日既代表飞黄公司，又代表酷德公司与张李志光签订《合约书》及《协议》，即管义林在同一天里与同一个人签订协议，选择性的代表飞黄公司及代表酷德公司，明显与事实不符。2.管义林在庭审中对《合约书》中“库存”表述为：“张李志光接收了飞黄库存后，又将飞黄的库存与张李志光需支付给飞黄货款进行对抵。”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倘若张李志光接收了飞黄公司的设备及资产，为何还需要飞黄公司的库存来抵债。3.管义林表述，飞黄公司与酷德公司仅为邻居关系，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根据张李志光所提供的录音，证明瑞佳德公司欠鸿世亿公司的债务，需由管义林承担，又根据邮件的内容，瑞佳德公司欠飞黄公司的款项，为何要通知酷德公司。因此说明管义林在虚假陈述。综上，管义林购买了飞黄公司的固定设备后，与飞黄公司串通虚假诉讼诺葳亚公司及张李志光，虚假嫁接债务给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四、《合约书》也没有实际履行。（一）张李志光并没有收到案涉中的固定设备和业务资产。因瑞佳德公司欠鸿世亿公司货款，酷德公司用飞黄公司的设备进行抵债，此时的设备也并非是飞黄公司先前卖给酷德公司的全部设备，也没有相应的移交清单。张李志光代表的鸿世亿公司仅仅是收到了管义林暂放在鸿世亿公司用以抵押（《还款协议》中的40万元）的八台机台。（二）本案订单未下，瑞佳德公司仍欠鸿世亿公司款项，即使订单有下达，也是瑞佳德公司应该归还给鸿世亿公司的款项，与飞黄公司无关。飞黄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管义林述称，同意飞黄公司的上诉意见。飞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向飞黄公司支付30万美元（按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8日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汇率1：6.7167，折合人民币2015010元）；2.判令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向飞黄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0万美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7年6月30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5月4日，瑞佳德公司与鸿世亿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瑞佳德公司以现有市场订单和公司资源为基础、鸿世亿公司利用强大的管理和开发客户能力，双方共同开发和承接客户业务；鸿世亿公司从2016年5月1日起承接瑞佳德公司目前所有业务，按销售额的13%返还瑞佳德公司，其余归鸿世亿公司；未来如瑞佳德公司接回经营，需按现有业务出货额的6%返还鸿世亿公司等。在该《合作协议》落款处，除双方盖章外，刘维忠作为瑞佳德公司的“代表人”签名，张李志光作为鸿世亿公司的“代表人”签名。飞黄公司提交的模具、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工具辅助设备、生产辅助设备、机台设备等交接清单载明：2016年7、8月份，黄雅婷、刘金木代表飞黄公司将相关模具、设备、机台等资产交接由管义林、曾广绍、刘某签收。证人刘某在2016年期间系瑞佳德公司员工。刘某陈述，其自2009年起至2017年2月期间系瑞佳德公司的员工，2016年5月份之前其服从刘维忠的指派与管理。张李志光原为瑞佳德公司的客户，管义林也是瑞佳德公司的客户，均有下订单给瑞佳德公司生产。2016年5月份之后，刘维忠将瑞佳德公司承包给了张李志光，其就跟随张李志光工作，由张李志光管理和指派工作；当时刘维忠说之后的经营要由张李志光审批，实际经营过程中相关文件材料等也均由张李志光签单。2016年7、8月份，张李志光让其和同事曾广邵一起去到飞黄公司厂房接收资产，将设备等资产从灌口飞黄公司厂房接收到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后又从思明园搬到同安工业区湖里园60号，其仅受指派接收资产，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张李志光也没有告知这些资产是谁的。庭审时，张李志光陈述，当时管义林告知其上述资产系其向飞黄公司购买的，其与飞黄公司没有业务和经营往来，如果资产不是管义林的，瑞佳德公司不会到飞黄公司搬模具、设备等资产。因为瑞佳德公司顺利搬走了飞黄公司的资产，且飞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进强曾对其说过，黄进强不打算经营了，要将设备出卖；其因此相信了管义林关于其已购买了飞黄公司案涉资产的陈述，即其认为管义林对飞黄公司的资产享有处置权。正因为此，也才会有后续签订的“附件”、《还款协议》以及《合约书》。二、2017年2月14日，刘维忠向酷德小方、官丽萍发送“付款事宜”的邮件，该邮件抄送给了张李志光等，内容为：“请将本周进款40609.81美金，明天上午打到飞黄注塑；至于其他款，如我司与鸿世亿退税款等，等我司与鸿世亿对清楚后，再看后续如何处理……”管义林系酷德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提交的由刘某代表瑞佳德公司、张李志光代表鸿世亿公司、管义林代表酷德公司作为见证方签订的、未具落款时间的“附件”，载明2016年12月29日和2017年1月9日、12日、19日-21日、2月6日等的货款金额共七笔，总金额合计为145205.91元；并载明：“以上货款暂压给瑞佳德抵扣2月份到总到期540059.32元和酷德扣款，瑞佳德欠鸿世亿用瑞佳德资产抵压。鸿世亿库存全部交给酷德、酷德用飞黄的资产和业务做抵压后，3月份前的订单三方有义务全力配合完成，所造成的有可能产生的费要经协商同意扣款。三月份以后的订单与鸿世亿无关。三月份之前的所有工资由鸿世亿全部负责，不含2月19日后临时工资由瑞佳德承担。”庭审时，对该“附件”，飞黄公司、管义林的代理人质证认为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则认为其当庭提交法庭核对即为原件，且签订时为2017年2月22日，该“附件”内容与上述邮件中“等我司与鸿世亿对清楚后……”的表述，以及《合作协议》、《合约书》、《还款计划》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附件”内容的真实性，亦可以证明瑞佳德公司、酷德公司和鸿世亿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进行对账，并形成了上述文件。对此，一审法院告知管义林需庭后对“附件”内容真实性的说明，但管义林未予提交；一审法院另征询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是否就“附件”是否为原件申请司法鉴定，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以其已向法庭提交了原件核对为由未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三、2017年2月22日，管义林与张李志光签订一份《合约书》，约定：“管义林将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的固定设备（张李志光已签）及业务全部资产卖给张李志光，总金额30W，订单和库存总额叁拾万美金抵。此订单须2017年6月30日之前完成。同时必须协助酷德将恒川原有的订单3月底之前顺利完成。订单金额如未达到则延后一直到美金30万元整”。该《合约书》右下角另备注有“另外电镀费用永昇隆/佳德约RMB15万左右由管义林协助付款，物料全归酷德所有”。同日，管义林向张李志光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载明：管义林从2017年3月30日起每月还5万元人民币，到11月30日止，共八期，总金额肆拾万元整。管义林在该《还款计划》落款处另备注：“截止2017年2月22日起，张李志光同管义林之间的帐不再拟了”。就《合约书》和《还款计划》，张李志光陈述，《合约书》签订背景为瑞佳德公司结欠鸿世亿公司款项，瑞佳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管义林用酷德公司向飞黄公司购买的案涉资产抵债给鸿世亿公司。即管义林作为瑞佳德公司和酷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张李志光作为鸿世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对账，瑞佳德公司结欠鸿世亿公司款项240万元，因瑞佳德公司无力偿还，其实际控制人管义林便用酷德公司已购买到的飞黄公司案涉资产作价30万美元（即约人民币200万元）抵债，余款40万元由管义林个人向张李志光出具《还款协议》确定偿还，双方因此签订了“附件”、《合约书》和《还款计划》。《合约书》中体现两个“订单”，一是“附件”中瑞佳德公司欠鸿世亿公司货款的订单；二是鸿世亿公司现有库存作价45万元给酷德公司，事后双方再进行实际清点，如有差额，酷德公司继续向鸿世亿公司下单以弥补45万元的差额部分；另《合约书》备注中的15万元电镀费，是鸿世亿公司加工瑞佳德公司产品中有道工序为电镀，鸿世亿公司委托“永昇隆公司”进行，鸿世亿公司欠“永昇隆公司”的电镀费管义林同意由其代瑞佳德公司进行支付。飞黄公司陈述，2016年5月4日，张李志光以其控制的鸿世亿公司与瑞佳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承包经营瑞佳德公司，即瑞佳德公司自2016年5月起由张李志光实际经营和管理。飞黄公司与酷德公司经营场所曾在同一厂房，飞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进强与酷德公司的股东、总经理管义林是朋友，双方比较熟悉。管义林在行业中经验比较丰富，认识张李志光和瑞佳德公司的原总经理刘维忠，管义林知悉鸿世亿公司与瑞佳德公司的承包模式。因飞黄公司当时考虑转型，管义林知道后，建议黄进强可考虑由第三方承包，黄进强觉得可行，就委托管义林洽谈。管义林谈妥后，参照鸿世亿公司承包瑞佳德公司的模式进行，在此情况下，飞黄公司于2016年7、8月份将资产全部移交给了张李志光。后因张李志光未能兑现承诺，且张李志光将鸿世亿公司、瑞佳德公司、飞黄公司资产混同经营，飞黄公司担心无法实现将资产承包出去的目的，就委托管义林与张李志光协商将原承包合作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经张李志光同意后，飞黄公司委托管义林与张李志光签订《合约书》，将上述资产作价30万美元卖给张李志光。管义林认可飞黄公司的陈述，另陈述其负责经营管理酷德公司，酷德公司与瑞佳德公司曾经有业务往来关系，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管义林与瑞佳德公司之间没有关联，也不存在控股或持股关系，《还款计划》也是其代表酷德公司出具的，酷德公司与瑞佳德公司的债务与本案无关。因张李志光在承包过程未能守约，飞黄公司委托其将资产卖掉并把买卖关系理清楚，《合约书》中其代表飞黄公司确认了与张李志光的买卖关系，至于涉及瑞佳德公司、酷德公司的业务和债权债务等，其仅仅是协助处理义务，并非债权债务主体。四、2019年3月8日，管义林和飞黄公司签订《确认书》，载明：飞黄公司委托管义林与张李志光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合约书》，飞黄公司认可《合约书》约定的全部内容。2019年3月12日，刘金木、黄雅婷分别与飞黄公司签订《确认书》，载明：刘金木、黄雅婷系飞黄公司的员工，飞黄公司确认授权刘金木、黄雅婷于2016年移交飞黄公司全部资产（包括固定设备及业务等）给张李志光及其指定接收人员。庭审时，飞黄公司陈述《确认书》中《合约书》签订时间应为2017年2月22日，系因笔误写成2017年2月23日。2019年4月8日，飞黄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另查明，张李志光系诺葳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持有公司38%股权，系公司第一大股东），诺葳亚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登记设立，经营场所为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60号C10第1层。一审法院认为，张李志光系台湾地区居民，诺葳亚公司的住所地在厦门，本案属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一审法院集中管辖的涉台案件，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本案当事人未约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中，《合作协议》内容、证人刘某证言和《合约书》中“张李志光已签”表述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张李志光确实接收了案涉资产。但是，飞黄公司依据《合约书》和其与管义林事后签订的《确认书》向张李志光、诺葳亚公司主张案涉资产的对价款，并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纵观《合约书》内容，案涉资产买卖双方为张李志光与管义林（或其控制的酷德公司）。首先，《合约书》明确写明管义林“将”飞黄公司的案涉资产卖给张李志光，而非“代”，该句中涉及飞黄公司名称应理解为便于表述特定之物的范围，是限定物品范围的定语；其次，《合约书》写明案涉资产的对价为“用订单和库存总额叁拾万美金抵”，但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或其控制的鸿世亿公司均无业务往来，不存在相应的订单，并且，如飞黄公司所陈述，其欲转型不再经营原业务，为何又要张李志光的库存抵；再次，《合约书》中涉及的酷德公司、“恒川”、“永昇龙”、瑞佳德公司等主体的相关权利义务也均与飞黄公司无关。2.飞黄公司、管义林虽对“附件”是否系原件持有异议，但该“附件”并非孤证，其内容能够与《合作协议》、电子邮件、《还款计划》及《合约书》相互印证，且作为签字一方的管义林，在一审法院要求其确认“附件”内容真实性却未予答复，故“附件”内容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该“附件”中写明“酷德用飞黄的资产和业务做抵压后……”，表明管义林实际控制的酷德公司将案涉资产进行抵押处置，与《合约书》中管义林将案涉资产进行出售处置一脉相承。3.如飞黄公司、管义林所述，在整个承包经营和案涉资产买卖商谈过程中，飞黄公司均委托管义林与张李志光进行，飞黄公司均未参与。则首先，在案涉资产价值高达30万美元，直接委托管义林进行处理而不过问，也不签订相应的承包合作协议，本身就不符常理；其次，如飞黄公司所述，因张李志光未能兑现承诺等原因，其才欲将承包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在变更买卖关系前，未向张李志光主张承包费用，也未对承包经营进行结算，即由管义林与张李志光签订买卖协议，自始至终也未与张李志光确认，亦明显不符常理，尤其是黄进强与张李志光相识的情形下；再次，在自认为承包经营目的无法实现、张李志光已违约情况下，仍委托管义林将案涉资产出售给张李志光，自身始终未介入，也明显不符常理，毕竟案涉资产价值并非小数额；第四，张李志光控制的鸿世亿公司与瑞佳德公司合作有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而与飞黄公司所述的就涉及30万美元案涉资产的合作却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直接与飞黄公司协商，甚至于受让案涉资产也没有直接与飞黄公司协商即签订《合约书》，也不符常理；最后，张李志光从飞黄公司厂房接收案涉资产并搬走后，飞黄公司并未向其主张所谓的承包费，在签订《合约书》时飞黄公司也没有其他异议或要求对承包费用等进行结算，则对张李志光而言，其更有理由相信其交易的对象为管义林或其控制的酷德公司，并更有理由相信管义林享有案涉资产的处置权，唯有此，方能解释之后数份协议的签订及张李志光与飞黄公司始终未联系确认之疑问。综上，管义林在《合约书》中及案涉资产处理过程中，均非以飞黄公司的代理人身份进行，而是直接与自身或酷德公司利益相对应的自行处置。飞黄公司主张管义林系受其委托处理案涉资产，但该主张不仅与相关协议内容不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明显不符常理。因此，现飞黄公司以事后追认的代理关系及委托人身份，向张李志光、诺葳亚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此外，因本案飞黄公司的主张是建立在有权代理基础之上，故管义林行为是否涉及无权处分及相关法律后果等，并非本案处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厦门市飞黄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30元，由飞黄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了飞黄公司认为，1.一审判决书第5页最后1段最后1行是错误记载，这里面只有曾广绍和刘某签收，管义林没有签收，在案证据的资产交接清单都没有体现有管义林签收。2.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2段张李志光的陈述不是事实，这只是一个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事实认定来记载。3.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3段体现的邮件在庭审中有质证，2017年2月14日飞黄公司还在承包给张李志光，邮件里面只能体现瑞佳德公司与张李志光、瑞佳德公司与酷德公司之间的关系，刘维忠提到因为当时飞黄公司承包是给张李志光，所以刘维忠才会将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视为一体。而且邮件内容所陈述不清晰，谁跟谁的关系无法判断不能成为事实来认定。4.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除了第一句话，其他都是张李志光针对本案的一份证据（名称叫“附件”），这份证据只有复印件，张李志光把这份证据拿出来欲图混淆飞黄公司与张李志光单纯关系，实际上这份“附件”所陈述的内容模糊不清，法律关系无法辨析，有关款项无法核实确定，性质也是无法查明，因此这份“附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复印件里面见证方是酷德公司但是签字是模糊的，无法辨析签字人真实身份，而且管义林也否认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否认上面签字，证人刘某也否认这份材料。5.一审判决书第7页最后1段，附件是手写的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一审法院释明是否鉴定是否是原件，张李志光拒绝申请司法鉴定。6.一审判决书第8页最后1段张李志光陈述的《合约书》签订背景与事实不符，真实的《合约书》签约背景是飞黄公司在一审和本次上诉所陈述的事实。7.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合约书两个订单，这个不是合约书两个订单的事实记载。合约书所提到订单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将来可能发生从飞黄公司下单给张李志光的订单，二是第三方酷德公司与第三方恒川公司已经发生订单的关系。第一个订单是或有订单，第二个订单是第三人自行和张李志光就他们之间的关系补充的事情，与飞黄公司和张李志光之间的资产买卖没有关系。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认为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5行“2016年5月份之后，……张李志光签单”，张李志光没有承包瑞佳德公司，从来没有交过承包经营费，张李志光也从未审批过瑞佳德公司的相关文件材料。该页第8行“2016年7月、8月份，……，张李志光也没有告知这些资产是谁的”，2016年7月至8月份张李志光从未指派刘某和曾广绍到飞黄公司接收资产。刘某与管义林均是三明永安人，管义林又是瑞佳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证人证言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遗漏了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的质证意见。以诺葳亚公司、张李志光一审的庭审记录为准。管义林陈述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意见与飞黄公司一致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本案中，飞黄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明目录中的合约书，用于证明2017年2月23日管义林受飞黄公司的委托与张李志光签订《合约书》，约定飞黄公司将其所有的设备、材料等以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张李志光。但根据《合约书》内容，及落款处，签约人为“管义林2017.2.22”和“张李志光2017.2.22”，在张李志光否认管义林受飞黄公司的委托与其签订《合约书》下，飞黄公司、管义林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合约书》时管义林持有飞黄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张李志光知道管义林受飞黄公司的委托代为签订《合约书》。（二）飞黄公司一审提交的移交清单用于证明张李志光指定的人员接收了飞黄公司交付的标的物并在相关交接凭证上签字确认，但根据移交清单中的“模具交接清单”显示接收单位的日期为手写2016年7月22日，2016年7月29日；“欧宝贝模具交接清单”显示接收单位的日期为手写2016年7月23日，“电缆线、电表、电箱”显示接收人的日期为手写2016年7月26日，“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移交清单”、“工具辅助设备”、“生产辅助设备”、“机台设备移交清单”均显示接收单位的日期为手写2016年8月3日，飞黄公司提交移交清单显示接收单位的日期均发生在《合约书》之前，因此，飞黄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飞黄公司一审提交的二份确认书，均系事后飞黄公司与管义林签订，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飞黄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管义林具有代表飞黄公司出售案涉设备的权利，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至于管义林与飞黄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均不影响本案二审处理结果。综上所述，飞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30元，由飞黄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 伟审 判 员  张水波审 判 员  林巧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代书记员  张 菁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