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20230号原告：周贤芳，女，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天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亚云，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家浜路XXX号XXX-XXX室。法定代表人：赵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璇,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贤芳与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贤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亚云，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贤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443.46元；2、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进入被告处从事客户维护、招投标报价等工作。入职时约定每月工资1万元，2016年原告工资上涨为每月1.5万元左右。被告每月分两次发放工资，每月5日发放原告当月工资5,000多元，每月15日左右发放上个月的工资(2015年入职时为每月6,800元、2016年3月起为每月10,600元、2017年年初起为每月9,800元)。但2020年2月起被告突然不再向原告发放每月15日应发的工资，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不予发放。2020年4月16日，原告因被告拖欠前述工资而提出离职，最后工作日期为该月28日，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告诉如所请。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工资是由基本薪资和绩效奖金构成，被告每月5日发放员工当月基本薪资，15日发放上月绩效奖金。故被告每月15日向原告发放的是绩效奖金而非固定工资。2020年开始原告没有任何业绩，所以不能再享有绩效奖金。被告并未拖欠原告工资，原告于2020年4月自行提出辞职，不应再享有经济补偿金。故被告不同意原告所有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5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签订了2年期的劳动合同，原告在空运销售部从事海外部销售经理工作。2018年11月1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海运部大客户部经理；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被告按照本企业工资分配方案及政府规定的补贴、津贴,按月支付原告应得报酬;被告保证原告的工资收入不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被告提供的原告工资单显示：2020年3月前每月基本工资为5,234.54元。原告提供的其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被告每月5日左右向原告发放扣除社保、个税后的基本工资；被告每月15日左右，均以工资名义向原告发放9,800元款项。2020年2月起，每月15日发放的款项被告不再向原告发放。2020年4月16日，原告以邮件方式向被告递交《辞职信》写明：“本人自2015年1月进入长发国际货运公司从事经理工作，现正值疫情期间，公司运营面临困难，原本应于每月15日发放的工资迟迟未能发放。因公司该行为已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现本人正式提出辞职……”2020年7月1日，原告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965.08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2020年8月31日，仲裁委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起诉来院。另查明，原告提供的离职前相关收入纳税明细详情显示：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原告收入基本为15,000元左右，扣缴义务人为被告，所得项目小类为正常工资薪金。被告提供的抬头为2015年、2016年奖金发放清单(其中“奖金”两字为手写体，)显示金额为2015年1月6,997元、2月6,655月、3月及4月6,720元、5月至12月均为6,800元；2016年1月及2月为6,800元、3月至11月均为10,600元。前述清单上每月有原告签收记录。被告支付方式改为银行转账支付后，原告不再进行书面签收。被告认为，清单上明确写明发放的钱款系“奖金”，以此证明原告主张的钱款性质属于奖金，并非原告固定工资，被告可根据原告工作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原告表示，前述清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时间久远，原告记得签收时表格抬头上好像并无“奖金”两字。现原告诉请主张的工资差额即与清单所列款项性质相同。审理中，原告表示，自2015年入职后被告从不对其进行业绩考核，领取的就是固定金额的工资。被告处其他销售员工每月依据销售业绩工资不同，而原告除公司整体对工资调整变化外，每月领取的金额完全相同，从未和业绩挂钩。被告表示，2020年之前，原告在空运部工作时有客户有业绩，所以被告才每月向其发放奖金。原告在空运部时其上司是原告的配偶案外人张某某(已于2020年2月离职)，原告的业绩每月都是其配偶审批通过核定为固定金额9,800元。2020年开始，原告原来维护的客户流失，也没有再完成其他业绩利润，所以不再发放原告绩效奖金。现被告就原告的业务业绩考核，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若法院认为被告需补发原告工资差额，对于原告主张的金额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法律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首先，自原告入职被告后，每月收入一直由两部分构成，被告每月15日向原告发放的款项，在被告制作的工资单中虽无显示，劳动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但被告确实持续固定的每月向原告发放，相关款项在原告入职后确实成为其每月收入组成部分。被告称每月15日发放的款项系绩效奖金，但就每月15日向原告发放的固定金额款项需要经过考核并无证据提供，本院无法认定原告每月前述收入需与其业绩绩效挂钩的事实。其次，即使被告认为原告之前的绩效奖金由其配偶张某某审批，但张某某当时身份系原告上司、被告员工，被告作为用工方对张某某审批的属于原告的款项金额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故被告于2020年2月起停止向原告发放原每月15日应发的相关款项过于随意，应向原告补足。原告以被告拖欠前述款项属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离职，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相应经济补偿金，但该未足额支付报酬应理解为用人单位有悖诚信原则，主观恶意不支付。在本案中，被告对每月15日向原告发放的款项性质，一直理解为可由其自行决定发放与否的业务绩效奖金。另外，被告系国际货运公司，新冠疫情的爆发确实会对其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原告自己书写的辞职信中也写有“现正值疫情期间，公司运营面临困难……”等内容，故被告在新冠疫情期间未及时向原告发放其理解为属于“绩效奖金”的款项，并不能证明被告属于主观恶意克扣原告工资。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周贤芳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443.46元；二、原告周贤芳要求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虹君书记员  陈 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