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5694号原告：刘某（曾用名：刘某1），女，1963年4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王某，女，1947年9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刘某2，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刘某3，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北京李顺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兼吴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男，1971年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吴某1，男，1943年1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张某1，女，1952年5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南。被告：张某2，男，1957年5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被告：张某3，女，1962年10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被告：张某4，男，1967年3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被告：张某5，女，1971年3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以上六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时某1，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时某2，女，1953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时某3，女，1970年6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闫某，女，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兼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某5，女，1962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兼时某1、时某2、时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某4，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刘某、王某、刘某2、刘某3与被告吴某、吴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5、时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王某、刘某2、刘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被告吴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被告兼吴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被告兼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某5，被告兼时某1、时某2、时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镇××××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的六间北房由我继承。事实与理由：我母亲任某于1989年与吴某5登记结婚，双方都是再婚，并未生育子女。吴某5与吴某1系同胞兄弟，二人的父母（吴某4、国某夫妇）共育有两子两女。吴某4、国某夫妇在××××号有宅院一处，吴某4在1940年左右去世。1979年，吴某1拆除该院内南房并在村内另批宅基地建房。后国某一直随吴某5共同生活。1989年，国某去世。2007年，吴某5将××号院内的四间北房拆除，新盖了三间北房，这三间北房是我母亲任某与吴某5的共同财产。2010年8月，我母亲去世。2012年4月18日，我与吴某5签订协议书，约定吴某5一直并继续由我赡养，并由我对××号院房屋进行翻建，建成的房屋归我所有。2012年6月，我找来工程队对××号院三间北房进行了翻建。这翻建后的三间北房中的一半属于我母亲任某的遗产，应依据任某2010年6月17日所立遗嘱由我继承。与此同时，吴某1在××号院内紧邻我翻建的三间北房东侧建北房三间，但其不能因建造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该三间北房也应属于吴某5的遗产，理由是吴某1建房宅基地的取得是依据其与吴某5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的“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该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吴某1是居民，无权在集体土地上建房。另外，关于刘某的继承人身份问题，刘某虽不是传统继承法理论上的法定继承人，但刘某对吴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刘某自1989年任某与吴某5结婚以来，即对二老进行赡养，特别是任某去世后，继续赡养吴某5近6年，累计赡养吴某5近27年。吴某5生前多次表示去世后将遗产赠与刘某。反观吴某1虽是吴某5的近亲属，但在2016年5月以前，没有照顾过吴某5，自2016年6月开始至吴某5去世，也仅仅照顾八个月时间。而且，根据法庭调取的银行对账单证明，吴某1在赡养吴某5期间支取的吴某5存款可以满足吴某5基本的生活需要。我国《民法典》1131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里的“适当”应理解为分得的遗产与付出的扶养行为相适应。所以，吴某5的遗产应按《民法典》1131条规定的精神由刘某继承。王某、刘某2、刘某3诉称，如果涉诉房屋有我们的继承份额，我们要求依法继承。吴某1辩称，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第一，吴某5与吴某1在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号院宅基地的东侧一半属于吴某1，吴某1于2012年在该宅基地上建房时虽是城镇户口，但其妻子郝某是本村农业户口，对该房屋拥有合法权利，该房屋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第二，吴某52007年在××号院建造的北房三间是由政府补贴和使用吴某5的存款建造而成，属于吴某5的个人财产，而刘某在2012年对该房屋翻建的出资也是取自吴某5的存款，故翻建成的房屋也属于吴某5的个人财产。且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刘某不能依据其与吴某5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取得其所翻建房屋的所有权。第三，刘某承认其不是吴某5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不同意其诉讼请求。第四，虽然刘某将吴某5送到敬老院，但是相应的费用均是从吴某5的存折中取款支付，所以不能认定刘某对吴某5尽了扶养的义务。吴某辩称，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号院是吴某5、吴某1的父母购买的。2007年的翻建属政府政策的危房改造，如果没有经政府验收是不会给补助的，房屋质量没问题。至于2010年为什么拆，是因为刘某准备在××号院重新翻盖一个大院子。由于院子有我们一半，所以我父母知道后提出不准她盖。后来经过村委会协议，将院子一分为二，一东一西。2014年，吴某5被刘某送往养老院，吴某5的钱取出来完全可以支付养老费，并不是刘某出资。2015年，有一次吴某5身体不舒服，从温馨之家养老院步行到延庆妇幼保健院找刘某给他看病，吴某5等了一天，刘某也没有露面，吴某5说“都是一路鬼”，然后步行回养老院，之后住的院。2015年期间，本是刘某在照顾吴某5，但却是吴某1带去住院的，刘某没有露面，从此吴某5寒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2016年4月份，吴某5和我签了遗赠扶养协议，因为对刘某太失望了。吴某5在温馨养老院期间，吴某1和我一直对他有照顾，衣服一直是我们拿回去洗的。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辩称，我们的意见同吴某1、吴某，如果有我们的继承份额，我们都将份额赠与给吴某1。时某1、时某2、时某3、时某5、时某4、闫某辩称，盖房也好，住养老院也好，吴某5自己的钱就足够，不用别人出钱。吴某5和任某在1991年收养闫某作为养孙女，从法律上讲，闫某是吴某5的第一继承人，吴某5的遗产应当由闫某继承，如果有我们的遗产份额，都赠给闫某。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吴某4（1940年左右去世）与国某（1989年去世）系夫妻，二人育有两子两女，分别为吴某5（2017年去世）、吴某1、吴某8（2013年去世）和吴某9（2013年去世）。吴某5与任某（2010年去世）于1989年结婚，二人未生育子女，任某与前夫育有一子刘某6（2015年去世）和一女刘某。刘某6与妻子王某生育刘某2、刘某3和刘某7（已故，未婚、无子女）。吴某8与丈夫时某7（2009年左右去世）生育时某1、时某4、时某2、时某3和时某5。吴某9与丈夫张某（1996年去世）生育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和张某5。吴某系吴某1之子，此二人与刘某均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吴某1之妻郝某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吴某4、国某夫妇于建国前购置今位于××镇××××号一处宅院。吴某4去世后，吴某1于1979年拆除××号院内的南房并在村内另批宅基地建房，后国某一直随吴某5共同生活在××号院，并于1989年去世。吴某5与刘某的母亲任某结婚后，一直居住于××号院。2007年，吴某5将××号院内原有的四间北房拆除建成三间北房；同年11月1日，吴某5、任某立《遗嘱》一份，表示上述房屋将来由刘某继承。2010年6月17日，任某立《遗嘱》、吴某5与刘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各一份，内容均为上述房屋在二人去世后由刘某继承。2010年3月22日，吴某1以吴某5为被告诉至法院，以分家协议为依据，要求法院判决××号院院落的一半宅基地归其所有，吴某5不得私建房屋，并要求吴某5给其北房半间折价款500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吴某5、吴某1均认可双方曾于1980年与母亲国某协商了分家事宜。2011年5月13日，本院作出（2011）延民初字第01369号民事判决书，以分家协议遗漏了部分继承人，且协议上只有代书人的书写且无吴某1之外继承人的签名为由，认定分家协议无效，驳回吴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判决后，吴某1、吴某5均未上诉，而是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将××号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西面属吴某5所有，东面属吴某1所有。2012年4月18日，吴某5与刘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吴某5一直并继续由刘某赡养，并同意刘某在××号院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且建成的房屋归刘某所有。2012年6月，刘某找来工程队对前述三间北房进行了翻建。同年，吴某1在××号院内紧邻刘某翻建的三间北房东侧建北房三间。2014年3月，刘某将吴某5送入养老院，并由刘某向养老院交纳费用。2016年4月14日，吴某5与吴某1之子吴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吴某5由吴某负责生养死葬，其遗产，即××号院平房归吴某所有。协议签订后不久，吴某即拿到钥匙，管理××号院房屋。2016年6月份后，吴某5的养老院费用由吴某1一方交纳。2017年1月，吴某5病重，离开养老院；2017年2月16日，吴某5去世，其丧葬事宜由吴某1和吴某操办，丧葬费亦由该二人领取。2019年4月22日，刘某诉至法院，以任某的遗嘱、其与吴某5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为依据，要求确认××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属刘某所有，要求吴某1从该房屋中撤出占有，并按每月500元支付房屋占用费。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京0119民初5518号民事判决，认为吴某5将其享有的××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让与非××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刘某，并准许其建造房屋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为无效，刘某亦不能依据翻建行为取得××号院房屋的所有权，并据此驳回了刘某的所有诉讼请求；该判决同时认定，非××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吴某与吴某5签订的受遗赠××号院内平房的遗赠扶养协议亦属无效。刘某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20）京01民终967号终审判决，驳回刘某的上诉，维持原判。现双方以××号院内房屋涉及遗产继承，诉至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时某1、时某4、时某2、时某3和时某5向法庭出示编号为（91）延证字第4号的《公证书》一份，载明吴某5、任某夫妇于1991年1月23日收养时某5之女闫某作为养孙女。经本院走访××村委会和该村村民，均不知晓吴某5有养孙女，并表示吴某5、任某夫妇多年来一直由刘某照顾。闫某本人以及时某5亦表示，闫某从未与吴某5、任某共同生活，且自小与吴某5、任某就很少来往，闫某一直由亲生父母扶养，闫某成年后亦未对吴某5、任某尽赡养义务。另查，吴某5去世后，其银行卡、存折由吴某1掌管，在吴某1管理期间，吴某5在北京农商银行的三个账户（账户号分别为××、××和××）累计被取出5271.9元。截至2021年1月22日，前述三个账户余额共计1155.76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二：一是××号院六间北房的权属及本案所涉遗产的范围；二是对给予或应当给予吴某5生活扶助的各主体及其行为如何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争议焦点一：即××号院六间北房的权属及本案所涉的遗产范围。首先，本案中涉诉的××号宅院原系吴某5、吴某1的父母（吴某4、国某夫妇）于建国前取得，在吴某4去世后，该房屋虽然转化为国某、吴某5、吴某1、吴某8和吴某9的共有状态。但结合吴某11979年拆除该院内南房并另批宅基地建房，国某、吴某5、吴某1于1980年协商过分家事宜的事实，吴某5于2007年对该院内房屋进行翻建等情形；以及自吴某1另批宅基地建房开始，至2010年起诉分割宅基地前，此期间三十多年里，××号院一直由吴某5居住，且吴某1、吴某8和吴某9均未对此院内房屋权属提出任何异议的事实；再综合考虑农村传统风俗习惯，父母生前心愿以及长期稳定的居住生活状态不宜被轻易打破的保护需求，本院确认××号院的权属已以事实分家的形式由吴某5实际取得。由于这种状态开始于吴某5与任某结婚以前，而翻建并不会导致房屋权属的变更，故××号院的房屋在经过吴某5、任某于2007年和刘某于2012年的两次翻建后，仍属于吴某5的个人财产。其次，吴某5与吴某1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将××号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西面属吴某5所有，东面属吴某1所有。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故该协议关于宅基地归吴某5、吴某1所有的约定无效。但该协议系吴某5就其占有使用的××号院东侧宅基地建设使用权利的放弃及对由吴某1建成的房屋权利的放弃，系双方的真实意思；吴某1虽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吴某1的配偶郝某系该村农业户口，故吴某1依据该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村宅基地建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现吴某5已去世，其在××号院内的遗产仅限于西侧三间北房。另外，吴某5去世后，其遗留在北京农商银行的三个账户累计被取出5271.9元，因取款发生在吴某1对该账户的管理期间，故在吴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他人取款，应推定取款人为吴某1。截至2021年1月22日，前述三个账户尚有余额共计1155.76元，该1155.76元以及前述5271.9元均应为吴某5的个人遗产。对于争议焦点二：即对给予或应当给予吴某5生活扶助的各相关主体及其行为如何评定。首先，关于闫某。吴某5、任某夫妇收养闫某作为养孙女，应当参照养父母子女关系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闫某在被吴某5、任某夫妇收养后，虽然从未与吴某5、任某夫妇共同生活，但作为法律所拟制的子女，其成年后仍有对养父母进行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然而，闫某在成年后并未对吴某5、任某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其次，关于吴某1与吴某。吴某1虽然交纳了吴某52016年6月以后的养老院费用，并和其子吴某操持了吴某5的丧葬事宜，但其二人对吴某5的扶助照料时间较短、投入的精力和物力有限，且领取了吴某5的丧葬费。相较而言，刘某并无扶养吴某5的法定义务，但自吴某5与任某于1989年结婚后，其在生活上一直对二人进行帮扶照顾，甚至在母亲任某去世后多年，也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对吴某5给予关怀照顾。基于该事实，并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本院从××村委会调查了解的情况，刘某为吴某5组织翻建房屋，以及吴某5与刘某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中吴某5对刘某长期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的积极肯定，本院综合认定刘某对吴某5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吴某1对吴某5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扶助。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闫某作为吴某5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未对吴某5尽到扶养义务，对于其要求继承吴某5遗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刘某并非吴某5的法定继承人，但却对吴某5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其应当分得吴某5适当的遗产。对于吴某1、吴某，其对吴某5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扶助，且操持了吴某5的丧葬事宜，其行为值得肯定，对于其付出，亦应当适当分得吴某5的遗产。故本院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本着公平合理、物尽其用、方便生活的原则，酌定位于××号院内属于吴某5所遗留的西侧三间北房由刘某继承；吴某5遗留的账户号分别为××、××和××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及吴某1从该账户取出的5271.9元由吴某1、吴某继承。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号院内的西侧三间北房由刘某继承；二、吴某5遗留的账户号分别为××、××和××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及吴某1从该账户取出的5271.9元由吴某1、吴某继承；三、驳回刘某、吴某1、吴某、闫某、时某1、时某4、时某2、时某3、时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王某、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刘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传生书 记 员  苏晓华-2--1--2--1--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