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8民初96号原告：程广禄，男，197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刚，天津树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兴有，男，197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龙，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120118K003732753。法定代表人：陈玉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万明，天津四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致通，天津四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广禄与被告赵兴有、第三人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广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刚（第二、三次庭审），被告赵兴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龙，第三人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万明（第一、二次庭审）、袁致通（第三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广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租赁养鱼池被征收的补偿费用331530元并赔偿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均是第三人村民，2018年3月，被告租赁了第三人的部分养鱼池，2018年4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养鱼池租赁合同》，被告将其租赁的四支北一排起一号养鱼池转租给原告。该养鱼池面积86.9亩，每亩租金1200元，合计租金104280元，合同保证金20856元，租赁期限一年，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了当年的租金及保证金，被告将养鱼池交付原告使用。2018年年末，原、被告双方达成口头合同，原告按2018年合同条款继续租赁被告上述养鱼池。原告于2019年1月8日将当年租赁费112970元通过银行转给被告，被告将养鱼池交付原告继续使用。2019年春，原告投入大量资金对养鱼池进行了修整、消毒、施肥、预购鱼苗、预交鱼料款等先期施工。但4月中旬时原告接到第三人通知，告知该租赁养鱼池已经被国有征收，养鱼户不得再蓄水养鱼，具体补偿费标准与邻村的相同。2019年7月1日，被告退回了原告交付的租赁费及保证金。2019年10月，政府部门将土地补偿费用统一交给了第三人。但是第三人并没有将补偿费用支付给原告等实际土地使用人，而是直接给了被告。此后原告多次找到第三人要求给付应得的补偿费，第三人答复已经给付被告，让原告自己索要。原告找到被告索要补偿费时，被告拒不给付。被告和第三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赵兴有辩称，原、被告2018年4月12日签订《养鱼池租赁合同》一份，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原告口头约定继续租赁。2019年4月份，因养鱼池被征收。2019年原告投入资金情况没有证据证实，没有改造；关于养鱼池被征收情况，合同第三条有约定；2019年，原告没有养鱼没有蓄水；2019年7月份被告将所收款项及相应利息返还原告，双方合同终止，原告没有任何其他损失。至于原告诉状中称第三人给被告的补偿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没有相对性，原、被告之间权利关系由原、被告之间合同约束，第三人补偿给被告款项与原告没有法律关系，原告只能就合同中过错方损失提出请求，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损失，并且获得了赔偿，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村委会辩称，该案系国家征用土地引发纠纷，第三人只与被告存在鱼池租赁关系，与本案原告不存在鱼池租赁关系，第三人与被告租赁合同规定租赁期限内不得转租，原告从被告手里转租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原告诉状中诉讼请求没有涉及第三人，本案与第三人没有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赵兴有（甲方）在与第三人村委会签订《团泊村养鱼池租赁合同书》后，于2018年4月12日同原告程广禄（乙方）签订《养鱼池租赁合同书》，约定养鱼池地点为四支北一排西起一号，面积按90亩预收，每亩1200元，租赁费108000元，合同保证金21600元，预计蓄水费3600元。实际面积待村委会确认后为准。租赁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并约定：随着团泊新城的建设用地，村委会、开发商、政府需要占用该养鱼池土地时，甲方有权终止养鱼池合同，并将该养鱼池收回。对地上建筑物、地下构筑物一律不给予任何补偿。庭审中，村委会表示不否认转租效力。另查，原告程广禄实际租赁的鱼池为一号养鱼池，面积86.9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2018年的租赁费、保证金及蓄水费用等。合同到期后，双方口头约定继续租赁，原告于2019年1月将2019年度租赁费交予被告并已着手准备年度养殖经营。2019年4月，因养鱼池地块被征收，原告未继续进行准备经营行为，双方就解除租赁关系无相关书面约定。2019年7月，原告收到被告退回的2019年度租赁费及水费、押金、利息（利息已单独支付给被告，被告转付给原告）。2019年12月9日，静海区团泊镇人民政府（甲方）与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村民委员会（乙方），赵兴友、蔺富华（丙方）签订《补偿协议》，载明：按照团泊新城东区发展规划，现对中央大道北侧部分区域进行土地整理，土地权属为团泊镇团泊村集体所有。现状土地为养鱼池，经团泊镇人民政府与团泊村两委协商，以鱼池承包人及地上物所有权人为补偿对象，现就征地范围内养鱼池及各类地上物补偿甲乙丙三方自愿达成协议。就丙方所承包的鱼池2019-2020两年补偿说明如下：1、2019-2020年鱼池承包收益补贴款：449.2亩×3100元/亩，计1392520元；2、养鱼池净池补贴：449.2亩×600元/亩，计269520元；3、增氧机：45个×500元/个，计22500元；4、发电机：1个×5000元/个，计5000元；5、投料机5个×2500元/个，计12500元；6、电线补贴：计5000元；7、船只：5个×2000元/个，计10000元；8地下闸涵管道：4个×8000元/个，计32000元，以上8项合计1749040元。以上赔偿款项已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并已由乙方支付给被告赵兴友。以上事实有《团泊村养鱼池租赁合同书》，《养鱼池租赁合同书》，《补偿协议》及原告、被告、第三人陈述为据。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争议的问题为补偿款项的分配，因补偿涵盖2019年及2020年，原告与被告之间仅在2019年存在租赁合同，并于当年4月已知不能继续履行，故原告要求分割2020年鱼池承包收益补贴款无合同及事实依据。对于2019年承包收益补贴的分配，宜考虑鱼池的实际经营状态。原、被告之间存在口头的租赁合同，被告实际可期待利益应为年租金，即112970元。针对原告承包的86.9亩，2019年补贴款为134695元，故超出年租金部分，归原告所有为宜。对于养鱼池净池补贴款52140元（86.9亩，每亩600元），考虑不存在重复净池行为，该款项不宜按年度均分。因原告对2019年度养殖已作必要准备，被告无相关养殖经营行为，故该项补贴应当归原告所有，对原告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不再计算和支持。增氧机、发电机、投料机、电线补贴、船只补贴是按照鱼池个数（5个）进行发放，故参照补偿协议约定，本案争议1个鱼池的增氧机为9个，4500元；发电机共计补贴5000元，每个鱼池平均1000元；投料机1个，2500元；电线补贴共计5000元，每个鱼池平均1000元；船只为1个，2000元。以上补贴，因是固定设备支出补偿，不宜按照年度均分。考虑原告为实际养殖经营者，故该补贴款项应归原告所有。地下闸涵管道非原告投入建设，合同中亦约定占用土地时对地下构筑物一律不给予任何补偿，故原告主张该款项缺乏事实及合同依据。综上，原告可主张补贴款为：2019年度收益补贴21275元、养鱼池净池补贴款52140元、增氧机4500元、发电机1000元、投料机2500元、电线补贴1000元、船只补贴2000元，以上共计84865元。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经多次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兴有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付原告程广禄补贴款共计8486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7元，由原告程广禄负担2335元，由被告赵兴有负担8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英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洪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