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10民终6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与昌，男，195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晓华，湖南华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张文兴协助）。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阳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住所地湖南省桂阳县蔡伦北路37号。 法定代表人：李忠林，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贞，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厉斌，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文海，男，199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解忠，桂阳县泰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郴州永建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南塔办南街新楼房7幢104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何浩亮，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何土红，男，197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 上诉人陈与昌因与被上诉人桂阳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以下简称桂阳国资中心）、彭文海及原审第三人郴州永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永建矿业公司）、何土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2020）湘1021民初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与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桂阳国资中心针对陈与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桂阳国资中心、彭文海负担。事实和理由：1.陈与昌自始不知案涉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贷还旧贷，且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案外人何某甲确实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第39条的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桂阳国资中心辩称：1.桂阳农商行为维护银行利益，用抵押担保替换信用担保，本身就是规避风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何某甲为了解决抵押想尽办法取得陈与昌的信任，以与陈与昌签订案涉抵押房屋的买卖合同为由，使陈与昌自愿与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而何某甲在事后又未履行其与陈与昌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何某甲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事宜，属于与本案不同的另一法律关系，何某甲违约的行为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何某甲存在双方恶意串通的行为；2.陈与昌一直主张其不知新贷还旧贷的事情，根据桂阳国资中心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自然人贷款调查表显示，案涉贷款用途明确为转据，而陈与昌签字的日期在2014年12月29日，与彭文海签字的日期一致，因此可以说明陈与昌对本案贷款的用途是明知的，而何某甲因为欺诈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该刑事案中桂阳农商行为受害人，也由此可以看出，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何某甲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3.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在办理案涉贷款时，存在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这也仅仅是由于银行在审核陈与昌提供的抵押房产实际价值时审查不严，其后果也仅仅是导致银行的贷款可能不能足额受偿，但是桂阳农商行作为受害人并没有主张撤销抵押合同，因此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存在的违规放贷的行为所产生的风险及不能足额受偿的后果，也并不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 彭文海辩称：1.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彭文海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2.桂阳国资中心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郴州永建矿业公司、何土红未参加询问，未作陈述。 桂阳国资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文海偿还桂阳国资中心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342万元、逾期利息231.04万元（正常利息按月利率9.5‰从2014年12月3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1.4‰从2018年1月1日计至2019年9月1日），本息合计1573.04万元，后期逾期利息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陈与昌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郴州市xxxx号xxxx号房，郴房权证苏仙字第xxxx号）拍卖、变卖后，桂阳国资中心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彭文海、陈与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下半年，本案案外人何某甲（已被判刑）系郴州市圣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担保公司在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信用担保的两笔共1500万元贷款到期，债务人未能偿还，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要求该担保公司办理贷款转据（以新贷还旧贷），并办好物的抵押担保手续，何某甲表示同意，并要求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新贷3370万元，除偿还原到期的1500万贷款本息外，剩余作为其流动资金。2014年12月，何某甲与陈与昌约定，准备以1848万元的价格购买陈与昌位于郴州市苏仙区xxxx号商业房产（包括二楼商业门面和一楼车库），何某甲预付了陈与昌200万元购房款，待何某甲用该房产到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办理抵押贷款的款项出来后，于9日内将全部购房款支付给陈与昌。2014年12月29日，何某甲已取得陈与昌信任后，按照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何某甲、陈与昌三方的商定，何某甲安排彭文海、郴州永建矿业公司、何土红作为借款人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xxxx）高借字﹝2014﹞第xx2号），合同第一条约定，自2014年12月29日起到2018年1月29日止，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以及借款人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向借款人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3370万元的人民币贷款，具体金额由贷款人决定。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可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每笔贷款的金额、用途、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均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第六条约定，担保合同另行签订，合同编号为（18xxxx）高抵字﹝2014﹞第xx2号。同日，陈与昌作为抵押人，彭文海，郴州永建矿业公司、何土红作为债务人，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作为抵押权人，三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18xxxx）高抵字﹝2014﹞第xx2号）。合同第一条约定，抵押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14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月29日止，在抵押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叁仟叁佰柒拾万元整提供担保。其他业务：何土红人民币贷款壹仟万元整；彭文海人民币贷款壹仟万元整；郴州永建矿业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贰仟柒佰肆拾万元，其中50%的敞口壹仟叁佰柒拾万元整。第二条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抵押权人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抵押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提前收贷产生的可得利息损失、损害赔偿金以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和其他应付费用。第三条约定，一、抵押人同意以下列财产:郴州市飞虹路xxxx作为抵押物。二、上述抵押物暂作价人民币伍仟伍佰伍拾贰万壹仟贰佰零捌元整，其最终价值以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的净收入为准。第四条约定，抵押人应主动了解主合同债务人经营状况及合同项下各类业务发生、履行情况，抵押人负有监督主合同债务人按主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及主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的义务，本合同不因主合同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约定使用借款而无效。第八条约定，抵押人应在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到有关登记机关申办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抵押物的他项权利证书、抵押登记文件的正本原件及其他权利证书交抵押权人保管。当日，陈与昌将其单独所有的位于郴州市飞虹路xxxx（产权证号：71xxxx0），办理好了最高额抵押登记（郴房他证苏仙区字第51xxxx号），债权数额为33,700,000元，债务人为彭文海、何土红、郴州永建矿业公司，债权确定期间从2014年12月29日到2018年1月29日。同日，彭文海、陈与昌与其妻子张某甲填写了《自然人贷款调查表》及《个人贷款面谈记录》，该《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上的内容以手写方式写明：“申请人姓名：彭文海，身份证号：43xxxx，申请人贷款金额：壹仟万元，期限：叁年，具体用途：转据。抵押人：陈与昌，权证号：郴房权证苏仙字第xxxx号，评估价值55,521,208元。”彭文海在《自然人贷款调查表》及《个人贷款面谈记录》的贷款申请人栏目签名捺印，陈与昌及其妻子张某甲在担保人栏目签名捺印。2014年12月31日，彭文海就3370万元新贷款中的1000万元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个人贷款合同》，即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借款用途为：还何某乙贷款，借款金额为壹仟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可适当浮动，约定合同利率（月利率）为9.5‰（其中基准利率5.0‰，利率浮动比90.0‰），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20%确定，合同项下借款为抵押贷款，担保人陈与昌。”当日，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依约向彭文海发放银行贷款壹仟万元整，该笔款项用于以新还旧，归还以何某乙名义贷款郴州市圣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的贷款，借款期限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至此，该笔贷款转据完成。另外两笔1000万元和1370万元的贷款亦均办理完成。上述3370万元新贷款到位后，除偿还原到期贷款1500万元本息外，剩余2000多万元款项均由实际使用人何某甲支配使用，而何某甲仅于2015年1月4日又支付陈与昌购房款200万元，其余款项并未用于履行与陈与昌的房屋买卖协议，而是用于其个人的其他用途。现案涉五套抵押房产仍登记在陈与昌名下。本案借款到期后，彭文海未支付分文贷款本金及利息。另查明，陈与昌早在2015年，因何某甲未支付剩余购房款，而自己的房产又被何某甲骗取为他人向银行贷款提供了抵押，遂向公某机关报警，开始，公某机关认为，陈与昌财产未受损失，还得到了400万元的购房款，未予立案。之后，郴州市公某局苏仙分局于2016年9月2日立案，何某甲于2018年5月24日归案。案外人何某甲因骗取上述3370万元贷款，至今未偿还，给银行造成特别大的经济损失，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湘1003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何某甲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并责令何某甲将违法所得三千三百七十万元退赔给被害单位湖南桂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何某甲不服上诉，2019年11月1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10刑终49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已生效。现何某甲仍未退还所骗款项。再查明，本案立案后，陈与昌于2020年5月26日向一审法院另行起诉请求确认其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已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湘1021民初1754号，陈与昌于2020年5月27日以本案需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本案的申请。还查明，2016年12月28日，为推进湖南桂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工作，桂阳县人民政府指定桂阳国资中心为受让方，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了《置换不良贷款债权协议书》，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将包括彭文海贷款1000万元在内的3亿元贷款债权及其滋生的从权利置换给了桂阳国资中心。2019年9月27日，湖南桂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刊上向彭文海、何土红发布《债权让与通知书》，告知彭文海及何土红其对二人所拥有的债权，借款本金2000万元，依法将以上贷款本息转让给桂阳国资中心，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要求彭文海及何土红自收到该债权让与通知书之日起向桂阳国资中心履行全部还本付息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能受理和审理；二、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三、本案所涉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四、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关于焦点一，虽然桂阳国资中心与彭文海、陈与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与案外人何某甲因本案贷款构成骗取贷款刑事犯罪案有牵连，在该刑事案中也已判决确定了追回本案贷款归还给出借人，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不能因承担了刑事责任就可免除民事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况且，本案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同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都不相同，刑事诉讼并不能解决民事桂阳国资中心诉陈与昌的责任问题，因此，本案与何某甲骗取贷款刑事案必然应当分别受理和审理。只是因为法律事实有牵连，在刑事案件中已确定了追赃的情况下，那么，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或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双重受偿，已追赃回来的款项应从民事责任人的责任范围中扣减。关于焦点二，彭文海与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及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该笔贷款实际用款人何某甲因该笔贷款构成骗取贷款罪，但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即使期间案外人何某甲实施了欺诈行为，而作为受欺诈方即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未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因此，该合同自然仍有效。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由该借款合同约定产生，该借款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借款合同有效。关于焦点三，本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陈与昌与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自愿签订的，形式和内容都不违反法律规定。陈与昌提出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实际借款人何某甲为转嫁不良贷款风险，恶意串通，故意隐瞒“借新还旧”的事实欺骗其签订的，应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为维护本行的利益，避免贷款形成不良，要求借款人或担保人提供物的抵押担保替换信用担保，这本身无可非议，至于何某甲想尽办法获得陈与昌的信任，使陈与昌自愿与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那也应是何某甲的单方欺骗行为，不能因此认为原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何某甲双方存在恶意串通。陈与昌还提出其不知晓该笔借款真实用途为借新还旧，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担保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需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在2014年12月29日，陈与昌填写的《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中，案涉贷款的具体用途明确注明为：“转据”，陈与昌及其妻子在担保人栏目中签名捺印，说明了陈与昌在《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上签字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案的贷款用途。而事实上，陈与昌对实际用款人何某甲新贷款总额为3370万元是知道的，而其中只有1500万元是用于转据还旧贷，何某甲在获取3370万元贷款后，除还旧贷1500万元本息外，剩余近2000万元，是足可支付陈与昌购房款的，因为何某甲获取贷款后实际未用于支付陈与昌购房款，陈与昌的目的未达到，才提出对本案借款是“借新还旧”不知情，这显然不符常理，陈与昌应对其签署抵押合同的行为负责。而且即使陈与昌是受到何某甲的欺诈才与原桂阳县信用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陈与昌也是可以主张撤销，但陈与昌并未主张撤销，该担保合同有效。另外，《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有约定，“本合同不因主合同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约定使用借款而无效”。因此，陈与昌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需承担相应风险及法律后果具有审慎注意义务，其以借款系用于借新还旧，自己不知情为由，继而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至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在办理案涉贷款时存在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陈与昌提供抵押的房产实际价值未严格审查，那也是导致不能足额受偿，自己受到损失，而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也未因此主张撤销抵押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应为有效。关于焦点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与昌于2020年5月26日在一审法院另立（2020）湘1021民初1754号案件，请求确认其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桂阳国资中心的诉请，本案的主合同为《个人借款合同》，从合同为与陈与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必然会审查桂阳国资中心与陈与昌之间是否存在抵押合同关系，及根据陈与昌的抗辩审查本案是否存在免除担保责任的事实，因此，陈与昌请求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外，本案桂阳国资中心，根据《置换不良贷款债权协议书》受让了本案债权的一切权利，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均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现案涉借款期限已届满，彭文海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显属违约，桂阳国资中心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受让该债权后，要求彭文海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自2014年12月31日彭文海获取贷款后，未偿还借款本息分文，故截止2019年9月1日，共欠借款本金1000万元，借期内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计至2018年1月1日，共计342万元（1000万元×9.5‰×36个月），逾期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计至2019年9月1日，共计231.04万元（1000万元×9.5‰×120%×608天÷30天），本息合计1573.04万元，后期逾期利息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陈与昌应按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彭文海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桂阳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借款本金10,000,000元，借期内利息3,420,000元，逾期利息2,310,400元，本息合计15,730,400元（利息暂算至2019年9月1日止，后利息期按月利率11.4‰计至清偿之日止）。对案外人何某甲追赃回来的款项，可在被告彭文海承担以上责任范围内予以抵扣；二、如被告彭文海未能按上述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桂阳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有权对登记在被告陈与昌名下，位于郴州市飞虹路xxxx号（产权证号：71xxxx）抵押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项中的借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6,182.4元，由被告彭文海、陈与昌共同负担。” 二审中，陈与昌提交了（2019）湘10刑终490号刑事裁定书、何某甲亲笔书写的要给原桂阳县农村信用社相关人员10%回扣的记录。经质证，本院对生效的（2019）湘10刑终490号刑事裁定书予以采信，何某甲的记录无法核对真实性，且与本案借贷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彭文海提交了（2017）湘1021民初927号民事裁定书，尾号6xxxx1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拟证明彭文海没有收到借款，2017年原桂阳县农村信用社起诉过彭文海，后因证据不力而撤诉。经质证，本院认为，彭文海自愿以自己的名义帮助何某甲借款，并交何某甲使用，其虽为名义借款人，但并不必然免除其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后，彭文海并未上诉，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自然人贷款调查表》内容依次为：贷款申请人及家庭情况、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情况、家庭资产与负债、借款与还款计划、担保及风险提示（担保人为借款人提供财产或信用担保，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行为，若借款人不能按期清偿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我们将依法对担保物或保证人财产进行处置，处置所用于清偿贷款和处置费用）与尾部的签字部分（首栏为“信贷员对申请借款初评意见”、第二栏为“信贷员对担保情况初评意见”、第三栏为“贷款申请人”、第四栏为“担保人签字”、最后一栏为“调查人签字”）。《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中：借款与还款计划栏，填写借款金额壹仟万元，期限叁年、具体用途转据；担保栏中，写明抵押人陈与昌、权证号郴房产权证苏仙字第xxxx号、评估价值55,521,208元；信贷员对申请借款初评意见栏、信贷员对担保情况初评意见栏中，成某签字内容与时间为“转据贷款、2014年12月30日”；贷款申请人签字栏，彭文海签字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担保人签字栏，陈与昌、张某甲签字时间为2014年12月21日；调查人签字栏，杨某甲签字为2014年12月30日；陈与昌亦自认，其在担保人签字栏签字时，《自然人贷款调查表》是一张空白的调查表，借款具体用途栏亦是空白，其对借新还旧的借款用途不知情。 何某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一案刑事判决中，已经查证认定的证据体现：2016年4月15日对杨某甲的询问记录：问：“陈与昌是否知道彭文海、何土红两个人的贷款是转据贷款？”（杨某甲）答：“他是否知道我不知道”；问：“你们信用社工作人员是否告诉陈与昌、彭文海、何土红办理贷款的用途是转据贷款”（杨某甲）答：“没有”。2018年6月6日询问杨某甲，问：“办理陈与昌的房产抵押贷款3370万元，陈与昌是否知道这3370万元的用途归还何土红、彭文海两人之前的贷款？”（杨某甲）答：“他应该知道，陈与昌本人到了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来签合同，我本人没有和陈与昌讲抵押贷款的用途，代办人成某和刘某会告诉他。”；2016年4月15日对成某的询问，问：“陈与昌是否清楚这笔贷款是转据贷款？”成某答：“我不知道陈与昌是否知道这笔贷款是转据贷款。”问：“信用社工作人员是否告诉了陈与昌这笔贷款是转据贷款？”（成某）答：“这我也不清楚，我是没有跟陈与昌说这个，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何土红在刑事案件中的证言证明，何某甲让何土红去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进行个人贷款，本人并不知道贷款用途；彭文海在刑事案件中的证言证明，何某甲让彭文海去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进行个人贷款，本人并不知道贷款用途。 2014年12月29日，陈与昌与周某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何某甲为代理人），双方约定：（第一条）甲方出售的房屋有二楼（郴房权证71xxxx号）建筑面积约1918.56平方米（商业）；一楼（281号）建筑面积约1351.12平方米；（282号）建筑面积564.57平方米。该楼房共8楼。（第二条）交易方式为乙方办理融资贷款甲方用该房屋为乙方融资贷款抵押，取得贷款后乙方一次性支付除50万元土地押金外的全部购房款。贷款前乙方的贷款帐户或一个主要印章由甲方掌握，购房款付清归还乙方。该房屋还是留在甲方名下，二年后才过户给乙方的方式交易。（第六条）如果乙方在2015年元月31日前没有付清购房款，则按月息百分之二于每月支付利息给甲方。（第七条）乙方支付除50万元土地押金外的全部购房款房租才能移交给乙方收取。（第十条违约责任之2）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支付完购房款即视乙方违约，乙方就签订合同时支付的200万元预付款作为违约金赔给甲方；同时还应把该房屋的归属转回到甲方个人名下，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全部其它费用由乙方承担。该合同第三条第一项房价为1848万元，第（二）项为付款方式：1.本合同签订时乙方支付200万元预付款；2.全部房款（除50万元土地押金外）在2015年元月31日之前支付完毕。2014年12月30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何某甲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债权债务人和唯一责任人；何某甲委托陈与昌为彭文海、何土红、郴州市永建矿业有限公司何浩亮在桂阳信用联社的3370万元借款担保，用房产抵押，是何某甲的行为，贷款实质上也是何某甲、姚某等贷款，一切责任均由何某甲负责，与陈与昌无关；合同第三条第（二）付款方式的2条取消，改为全部房款要9天内付清。合同第六条延期付款的约定取消。［房屋买卖合同中第十条违约责任未取消。］房价一楼（车库）408万元，二楼1440万元，共计1848万元，一楼未作抵押物。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桂阳国资中心是否可就本案彭文海的借款，对案涉抵押担保房产郴州市xxxx号房（郴房权证苏仙字第xxxx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旧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按照下列情形处理：（一）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相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不同，或者旧贷无担保新贷有担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新贷的担保人提供担保时对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彭文海的借款用途为以新贷还旧贷，实际也被实际借款人何某甲用于以新还旧，归还以何某乙名义贷款郴州市圣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的借款。前述新旧贷担保人不同，且旧贷无物担保，新贷有陈与昌提供的财产抵押担保。从《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上的签字时间看，陈与昌、张某甲在担保人签字栏的签字时间2014年12月21日，早于贷款申请人彭文海在该调查表上的签字时间2014年12月29日；也早于信贷员成某和调查人杨某甲在该调查表上的签字时间2014年12月30日。陈与昌也自认，其在担保人签字栏签字时，《自然人贷款调查表》是一张空白的调查表。但陈与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且从本案陈与昌签署合同设立自己权利义务的行为来看，可以认定陈与昌是一位有较高商事经验的行为人，应当知道商事活动中随便签字的后果。陈与昌在空白的《自然人贷款调查表》上签字时，明知表上借款人、借款具体用途栏等系空白，且担保栏后有独立的担保风险提示。结合陈与昌与何某甲的约定以案涉房产为彭文海、何土红、郴州永建矿业公司抵押贷款并亲自到现场办理手续的事实可以认定陈与昌在空白表格的签字行为视为其放弃了对表格其他内容的审查，亦是对他人事后填写借款人、借款具体用途等内容的放任，即其在空白表签字的行为不足以否定其对贷款用于借新还旧属“知道或应当知道”。且该放任行为同陈与昌与何某甲在《补充合同》中约定的“用房抵押是何某甲的行为，贷款实质上也是何某甲、姚某的贷款，一切责任均由何某甲负责，与陈与昌无关”的意思表示相互印证。另，《自然人贷款调查表》内容可以认定具体贷款流程中，抵押人担保人是知道且应当知道贷款用途的，陈与昌先行在空白表格签字，视为其对表格应填而尚未填内容的认同，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故陈与昌主张其对借新还旧不知情，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陈与昌主张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与何某甲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且何某甲的犯罪行为与桂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工作人员的失职并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本案借款合同与抵押担保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案涉借贷合同与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双方也依合同约定，履行了抵押手续和出款义务，至于何某甲违反了与陈与昌之间的约定，未支付清购房款，系何某甲与陈与昌之间的法律关系。何某甲是否履行与陈与昌的约定，并不能改变本案借款及抵押担保合同合法有效的事实，陈与昌主张自己是何某甲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应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判决桂阳国资中心，就本案彭文海的借款，有权对登记在陈与昌名下，位于郴州市飞虹路xxxx号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与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182元，由上诉人陈与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戴陈峰 审 判 员 李气春 审 判 员 孟晋忠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袁浩飞 书 记 员 张 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