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722民初159号 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城固县。 法定代表人：刘某甲，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乙，男，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某，系陕西达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胡某，女，汉族，住陕西省城固县。 被告：吴某甲，男，汉族，住陕西省城固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系城固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 法定代表人：董某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丙，系重庆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某某，男，系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某某公司）与被告胡某、吴某甲及第三人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被告胡某、吴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为股份制企业，第三人原为控股股东，在其管理期间聘请被告吴某甲等人作为工作人员。2018年6月，第三人将其持有的原告股份转让给了许某。2018年6月28日，重庆某某公司与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签订的《协议》，《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某某公司及其相关单位和个人合法持有某某公司的债权3301.21万元，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签订后30天内对账确认，否则以此数据为准。但之后由于账务存在重大问题，原告及许某多次要求第三人确认，而第三人答应确认，但一直没有确认，截止今日，协议各方均未进行对账、确认。2018年，第三人以《协议》第四条第3项为根据，要求原告及许某给其支付500万元及利息。经审理，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以（2018）渝0116民初11794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后许某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债务未经协议各方确认，许某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不成就，遂以（2019）渝05民终31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撤销了（2018）渝0116民初11794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了第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018年12月，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原告属于关闭退出企业，原告停止生产经营。原有的管理人员先后辞职，但为了维护职工稳定，成立了维稳维权小组，公司的行政公章由专人保管，被告吴某甲自2019年4月27日保管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实际为股份公司，但公司的维稳维权小组无视《公司法》规定，不顾股东利益，造成相应的损失。为了维护广大股东利益，2020年5月原告公告，并于2020年6月8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新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并办理了工商登记。2020年12月初，原告才得知被告以原告名义对之前《协议》中债权债务于2020年6月4日和第三人进行了书面对账确认。原告极为震惊，经调查了解得知，二被告于2020年6月3日，专程前往重庆与第三人进行密谋、串通，于2020年6月5日，被告胡某以工作之名借出原告的行政公章，被告吴某甲利用其保管的原告财务专用章，在《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上进行签章，并将上述统计表邮寄给了第三人。原告认为，根据公司管理规定，涉及财务、账务的确认，应由公司财务人员确认，但被告的行为并未经财务人员确认，且在被告签章并给第三人邮寄统计表时，被告已经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其行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不但不知情、而且也未同意，这是二被告的个人行为，原告方不予认可。特别是二被告在明知原告即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人事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前往重庆与第三人进行密谋，之后又不顾管理规定签章、邮寄统计表，这显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严重侵犯、损害了原告及许某等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的规定，特此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请。即：1、依法确认二被告2020年6月4日以原告名义签署、并给第三人邮寄的《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或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2、要求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又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由法院确认被告2020年6月4日以原告名义签署、并给第三人邮寄的《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将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变更为被告身份。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原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各一份；2、被告胡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3、被告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一份；4、第三人企业信息一份；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主体适格。 第二组：1、2018年6月28日签订的四方《协议》；2、2018.7.31关于督促《协议》各方认真执行协议约定的函；3、2018.8.2某某公司会议纪要；4、2018.8.20审计报告；5、2018.8.21许某致协议各方有关债权债务问题的函；6、2018.8.27某某公司关于督促《协议》方在约定的债权债务时间内来人就审计报告罗列的问题对话协商的函；7、2018.9.1汇报县政府《关于重庆某某控股期间有关财务问题的汇报》；8、（2019）渝05民终3164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1、2018.6第三人将其持有的原告公司股份转让给了许某，同年6.28，某某公司与原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签订了四方《协议》；2、某某公司回函，将债权债务确认时间调整至2018.8.31前，但至今未进行对账确认；3、某某公司的债权债务不真实，原告及许某多次要求某某公司进行对账、协商；4、2018年，第三人以四方《协议》第四条第三项为根据，诉至法院要求原告及许某给其支付500万元及利息，后经二审法院审理，以未对账确认为由，驳回了第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组：1、股东许某致胡某监事关于要求对10.26某某公司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文件进行公开的函2018.12.14；2、2019.2.25陕某某法【2019】3号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文件一份；3、临时议案2019.3.29；4、2019.3.30某某工发（2019）02号《关于成立维稳权工作小组的报告》；4、2019.3.31已批准经营班子辞职微信记录两份；证明：1、被告吴某甲等始终以某某公司没有开车生产为由，拒绝公开2018.10.26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更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2、2019年，原告原有的管理人员以无法正常履职为由，从而集体辞职并对维稳小组的职责只是维护稳定，保持现状。证明被告无权处理涉及公司、股东的相关事务。 第四组：1、2019.12.28某某公司全员解除劳动关系公告；2、2019.12.31关于解除吴某甲劳动关系的决定；证明：2019.12.30某某公司解除了包括两被告，不具有某某公司员工或管理人的资格。 第五组：1、2020.5.21某某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2020.6.9关于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任职的通告；3、某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2020.5.21，发布公告决定于2020.6.8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新的领导班子并办理了工商登记。 第六组：1、2019.2.25某某公司《行政公章管理规定》；2、某某公司《对账单》两份；3、2018.10.15-2019.4.27《某某公司印章使用登记和管理审批表》；3、2020.5.29-6.17《某某公司印章使用登记和管理审批表》；4、李某提交的《关于2020.6.4对账单的盖章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5、2020.6.5李某提交的《情况说明》2020.12.9及公章临时交接书；6、吴某乙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7、邮寄信息；8、《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9、财务报账单；10、电子发票；11、高速公路收费信息截图两份；12、服务区加油付款单详情截图；13、（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受理情况的材料； 第七组：1、2018.7.27吴某甲授权某某公司函告；2、2018.8.24某某公司回函；3、2018.9.26吴某甲整理加盖了公章的问题说明,证明：在某某公司发布回函之前双方对对账事宜有争议。 第八组：重庆市江津区判决书两份；证明被告吴某甲和重庆某某公司有恶意串通的事实。 被告胡某辩称，1、我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胡某无关。针对起诉书中提供的我与吴某甲专程去重庆和原股东某某集团密谋、串通纯属诬陷。我是应公司领导安排前往重庆出差，与重庆某某集团及关联单位就某某公司的欠款进行再次的确认。该次对账主要目的就是将有关债务进行一个细化和区分，因为总的债务是已经确定的，但具体的欠款明细一直没有进行最终确认。而且我是代表公司前去对账，有关的债务跟我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并非代表我个人的行为。2、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胡某的起诉。我是受安排对有关表格盖章办理后邮寄给重庆某某集团的。希望法庭仔细查清事实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被告胡某未提供相关证据。 被告吴某甲辩称，1、被答辩人（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确定，被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是确认之诉，又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对此予以撤销，如答辩人不明确诉讼请求，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2、被答辩人请求确认无效或者予以撤销的《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并非合同，只是被答辩人一方对自身负债情况的统计文书，不具备：“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这一法定形式，被答辩人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答辩人作为时任某某公司的管理者，依据公司财务部门汇总报告向公司债权人某某集团发送统计表是履行职务行为，况且该统计表是公司财务部门数年统计的结果，并非2020年6月4日的最新统计结果，更不是答辩人个人统计的数据，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起诉没有法律依据。4、从被答辩人起诉的内容来看，被答辩人之所以请求确认这份统计表无效或者撤销该统计表，目的就是为了否定该统计表所列的对某某集团的负债数额，原告可以直接通知某某集团撤销该统计表或者另行核对某某集团负债数额。答辩人对此表示理解，但两家企业之间债务与答辩人何干？根本没有起诉答辩人的必要。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其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并且其诉讼行为明显属于滥用民事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吴某甲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身份信息；2、某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证明某某公司选举吴某甲为董事长；3、某某董发{2018}第1号文件，证明经某某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聘用吴某甲为总经理；4、企查查APP截屏；某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证明吴某甲于2020年6月10日卸任某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5、2018.6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欠款统计表，证明截止2018年5月31日某某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33006484.30元；6、2018.7底某某欠款摸底汇总表，证明事实存在欠3301万元；7、2020.6.4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欠款统计表，证明某某公司2020年6月4日统计数据与2018年6月统计总金额一致。 第三人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述称，一、陕西某某公司向法院提起确认《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的诉讼系重复起诉，属于滥用诉权、增加诉累，应当予以裁定驳回起诉。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重庆某某公司诉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合同纠纷一案【（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在该案中《借款、货款统计表》系该案件主要证据之一。根据审理合同类纠纷的司法实践，当涉及到合同内容时，审查合同的效力是一种必须的程序，如陕西某某公司对《借款、货款统计表》的效力有异议，完全可以在（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件中进行抗辩，而无必要再以确认其效力或行使撤销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答辩人认为，陕西某某公司在收到（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件的传票等法律文书后，向城固法院另提起认定《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或撤销的诉讼，显然系重复起诉，请求法院裁定驳回陕西某某公司起诉。此外，（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件先于本案受理，在重庆审理的案件中必然对《借款、货款统计表》的效力进行审查和认定，如城固法院受理本案，则应当将本案中止审理，待重庆案件审理完毕后再恢复审理。二、吴某甲、胡某与重庆某某公司没有恶意串通行为，《借款、货款统计表》合法有效，不存在应当被撤销的情形，更不能认定为无效。1、《借款、货款统计表》产生的原因和来源是合法的，是某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借款、货款统计表》系根据2018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对账义务形成，本应在协议签订30日内完成对账确认，但某某公司一直拖延，在某某公司督促和要求下，2020年6月某某公司董事长吴某甲、总经理姚惠荣、工会主席胡某等高管人员到某某公司进行协商减债及查账核实财务事宜，在核实无误完毕后，某某公司才加盖公司公章和财务用章的《借款、货款统计表》邮寄给某某公司，某某公司于2020年6月7日收到该统计表，因此，该统计表是某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是某某公司的经营活动行为的合法结果，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证据，依法应予驳回。2、某某公司认为吴某甲、胡某与重庆某某公司串通、密谋，均系某某公司主观臆断和信口雌黄，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当采信。重庆某某公司早已退出陕西某某公司，不再是某某公司股东，对某某公司没有任何控制权利，而某某公司对账人员分别是新股东选举和任命的，三人均是公司高管，完全有权代表某某公司到某某公司对账，其行为具有代理性和合法性，且对账过程都是公开、透明。3、某某公司诉称，《借款、货款统计表》上某某公司印章系吴某甲、韩某私自加盖所为，但完全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不应当被采信。答辩人收到某某公司邮寄的加盖其公司行政章和财务章统计表是事实，该《统计表》与某某公司在2018年8月6日向某某公司出具的《2018年7月底某某欠款摸底汇总表》中载明第23项欠某某公司（含关联公司及个人）的款项金额是一致的，只是该《统计表》将金额进行了细化，即将金额细分化到某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和个人名下，故该《统计表》的内容完全真实可靠，盖章行为是根据其公司内部流程所盖，对某某公司而言，并不知情，更不可能操控，故该《统计表》对某某公司具有绝对的法律约束力。综上，请法院中止本案审理或依法驳回某某公司的起诉或请求。 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在答辩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件庭审笔录，认为该案法院应中止审理或依法驳回某某公司的起诉或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详见庭审笔录)，本院经质证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法律事实：第三人重庆某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控股股东，二被告吴某甲、胡某为陕西某某公司原职工，2018年6月28日，重庆某某公司与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签订了《协议》，协议明确鉴于“1、截止2018年5月31日，重庆某某公司及其关联单位和个人（含某某集团本部、骄王农开等……）合法持有陕西某某公司债权约3301.21万元人民币（以审计为准，附审计报告或相关方签章的对账单），该债权由陕西某某公司所欠重庆某某公司及其关联单位和个人货款、借款、利息、代付款等组成；2、重庆某某公司与许某于2017年10月26日签订了所持陕西某某公司1300万股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瑕疵。”等说明，为此，为了支持陕西某某公司的发展，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就重庆某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持有陕西某某公司的权益（股权和债权）和相关责任整体处置，达成以下协议,主要约定：“第四条：甲方（某某）及其关联单位和个人所持乙方（某某）债权偿付约定：1、甲方及其关联单位和个人合法持有乙方债权约3301.21万元，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对账确认，否则以此数据为准；3、本债权由乙方分三次支付：（1）在本协议签订后于2018年9月30日前由乙方支付给甲方500万元；……”2018年，重庆某某公司以《协议》第四条第3项为根据，要求陕西某某公司及许某给其支付500万元及利息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该院以（2018）渝0116民初11794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后许某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债务未经协议各方确认，许某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不成就，遂以（2019）渝05民终31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撤销了（2018）渝0116民初11794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了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重庆某某公司要求陕西某某公司出具《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2020年6月4日被告胡某按照某某公司总经理被告吴某甲安排，向重庆某某公司邮寄了加盖陕西某某公司行政章和财务专用章的统计表。2020年11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以（2020）渝0116民初14290号案件立案受理了重庆某某公司诉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2021年12月29日陕西某某公司以被告吴某甲、胡某未经公司同意，邮寄送达给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统计表无效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统计表无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是：1、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吴某甲、胡某邮寄送达给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统计表的行为有无合同效力；3、2020年6月4日《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的效力认定。 关于问题1：原告因行为效力争议将从事具体行为的个人吴某甲、胡某列为被告从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最终确认的具体诉讼请求是“由法院确认被告2020年6月4日以原告名义签署、并给第三人邮寄的《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无效”，该行为无论原告公司是否认可，对外均应认为系二被告依职权做出的职务行为，故原告起诉二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 关于问题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或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本案原告作为法人组织，其邮寄统计表的行为应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或表决程序作出，本案从表面程序看被告吴某甲是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胡某是该公司工会主席、监事，盖章及邮寄行为都是代表原告陕西某某公司，但该公司正处在控股股东、高管人员交替环节，在四方协议的两方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对2018年6月28日重庆某某公司与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签订的《协议》中债权、债务有异议的情况下，由被告吴某甲、胡某代表公司邮寄统计表行为明显不妥，但该统计表系单方作出并非合同，因而并不具备合同的效力。 关于问题3：2018.6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欠款统计表系当事人初步核算结果，具体数额应以对账后的最终数额确定，2020年6月4日《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货款统计表》系在2018.6陕西某某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欠款统计表的基础上形成，从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账行为，该份统计表仅属于判断陕西某某是否欠某某集团及关联公司债务的一份重要证据；2020年11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重庆某某公司诉陕西某某公司、许某、吴某甲合同纠纷一案，关于该案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应由受理案件的法院依法作出判断，原告与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等公司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以及存在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应以双方企业往来账目、合同、凭证等基础数据通过重新核算或通过相关机构审计清算予以确认；而该份统计表仅属于该案的一份证据，是否采信、如何采信应由该院依法定程序作出，故证据的采信以及效力认定问题不是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无论原告是否认可被告吴某甲、胡某的行为，因二被告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加之，原告以二被告未经其同意与第三人重庆某某公司进行恶意串通、意思表示不真实等理由提起诉讼，但并未提供相关充分证据证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陕西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陕西某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鲁克金 人民陪审员  王 群 人民陪审员  张 星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 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