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3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德红，男，196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登科，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嘉佳，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汉寿县恒晖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太子庙镇太子庙居委会（太子庙中心医院对面）。法定代表人：廖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登科，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嘉佳，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勇，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骄，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天仁，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德红、汉寿县恒晖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薛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452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德红、恒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曾德红、恒晖公司偿还本金230万元，对薛勇超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曾德红、恒晖公司2019年9月6日偿还的50万元、2019年9月30日偿还的20万元应当计算在2019年9月5日结算之前，因此曾德红、恒晖公司仍欠本金300万元，无证据证明，且与客观证据相违背，与事实不符。双方于2019年9月5日结算并重新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合同》和借条各两份（合同和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均只有300万元），曾德红于2019年9月6日还款50万元、2019年9月30日还款20万元，均备注为“往来款”，故曾德红、恒晖公司欠付薛勇的借款本金只剩230万元。薛勇诉称2019年9月6日的50万元系偿还2019年9月5日结算前的利息、20万元系偿还结算前的本金的意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薛勇的诉称意见予以采纳和支持，缺乏证据证实。综上，曾德红、恒晖公司2019年9月6日偿还的50万元、2019年9月30日偿还的20万元无论从支付时间还是转账备注上，均应当认定偿还结算之后的欠款本金，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曾德红、恒晖公司的上诉请求。薛勇辩称，曾德红、恒晖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偿还的50万元和2019年9月30日偿还的20万元均是2019年9月5日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之前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薛勇和曾德红的手机短信、薛勇与恒晖公司的会计彭艳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周进出具的《证明》，均可以证明2019年9月6日的50万元以及2019年9月30日的20万元偿还的是2019年9月5日之前产生的本息。二、薛勇和曾德红、恒晖公司于2019年9月5日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最早还款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50万元和20万元的还款时间远早于合同约定的最早还款时间，曾德红、恒晖公司称2019年9月6日的50万元和2019年9月30日的20万元是偿还《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的本金严重违背生活常识，也不符合逻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曾德红、恒晖公司的上诉。薛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德红向薛勇返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9月5日起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曾德红向薛勇支付违约金90000元；3.判令曾德红承担薛勇为实现债权需支付的律师费240000元；4.判令恒晖公司对上述第1、2、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曾德红、恒晖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勇与曾德红系朋友关系，曾德红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薛勇借款。薛勇向曾德红转账记录如下：2015年8月25日薛勇分两次向曾德红转账共计1600000元；2015年8月28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200000元；2015年11月17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600000元；2015年12月9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600000元；2016年2月3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400000元；2016年5月27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100000元；2016年5月30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150000元；2016年7月12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228000元。此外，2016年2月5日案外人许静向曾德红转账300000元；2016年5月5日薛勇向案外人彭艳珍转账400000元。以上共计4578000元。案外人许静与薛勇系夫妻关系，于1995年9月28日登记结婚。2020年8月6日许静出具《证明》载明：“本人许静与薛勇系夫妻关系，本人于2016年2月5日通过卡号为6228××××7071的银行账户向曾德红转账了30万元，该项转账是受我配偶薛勇委托，性质属于借款，该项转账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由我的配偶薛勇享有和承担，本人与曾德红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和纠纷”。曾德红、恒晖公司委托案外人彭艳珍向薛勇转账记录如下：2015年11月25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利息；2016年2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利息；2016年2月2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3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并附言借款利息；2016年5月3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400000元，附言为往来款；2016年5月5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630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5月2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并附言借款利息；2016年5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并附言季度结息；2016年6月1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7月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2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6年8月29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66500元，并附言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并附言借款利息；2017年1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7年1月2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7年5月2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600000元，并附言支付本金；2017年7月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7年7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7年9月2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44833元，并附言利息；2017年12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并附言借款利息；2018年2月1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并附言利息；2018年2月1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并附言利息款；2018年4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并附言借款利息；2018年7月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并附言利息；2018年7月12日彭艳珍向薛勇分两次共计转账150000元，并附言利息；2018年8月2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并附言利息；2018年9月21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并附言恒晖利息；2019年2月4日彭艳珍分4次向薛勇转账共计200000元，并附言利息款；2019年7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并附言利息；2019年9月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2019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并附言往来款。此外，2019年3月31日曾德红向薛勇转账200000元。以上共计5248333元。2020年7月13日彭艳珍出具《证明》内容载明：本人彭艳珍，系恒晖公司出纳，本人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岳麓支行6226××××1341账户交易流水中与薛勇中国建设银行6217××××4839账户往来，系受曾德红、恒晖公司的委托代为偿还与薛勇之间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薛勇与曾德红、恒晖公司均认可：上述转账记录中，2016年5月3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400000元与2016年5月5日薛勇向案外人彭艳珍转账400000元、2016年7月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20000元与2016年7月12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228000元，为短期拆借往来，相互抵扣。但薛勇主张：多出的8000元转为本金，按月息3分的标准计算利息。2017年6月17日薛勇与曾德红签订《薛勇本金利息结算清单》，载明：借款160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2月25日）、借款20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2月28日）、60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2月18日）、60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3月9日），上述借款共计300万元，按月息2%计息；借款75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4月7日）、借款10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2月27日）、15万元（上次计息及付款日期2017年2月28日），上述借款共计100万元，按月息3%计息。截止2017年6月17日共计利息247500元，2017年5月27日还款600000元，偿还上述利息后偿还本金352500元，截止2017年6月17日欠款余额:4000000-352500=3647500元，又注明：欠款余额3700000元。2019年9月5日薛勇作为出借人（甲方），曾德红作为借款人（乙方），恒晖公司作为法人担保人（丙方），曾德红作为自然人担保人（丁方）三方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载明：甲方同意出借1000000元给乙方，上述借款以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乙方收到甲方借款后，须另行单独出具《收条》确认已经收到甲方的出借款，甲方取得乙方出具的《收条》后视为借款已交付乙方。借款期限为2020年9月5日，以乙方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日期为借款期限起算日。借款利率为3%每月，利息支付方式为按季支付，第一个季度支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丙、丁无条件同意向甲方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甲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并约定了相关违约责任。同日，三方又签订了另一份《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出借2000000元给乙方，1000000元的借款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另外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20年3月31日，以乙方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日期为借款期限起算日。借款利率为2%每月。其他约定内容与上述《借款及担保合同》一致。当日，曾德红向薛勇出具两份收条，内容分别如下：“今借到薛勇现金1000000元”、“今借到薛勇现金2000000元”。以上两份条据均加盖了恒晖公司公章，并有曾德红的签字。2020年4月8日薛勇委托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纠纷，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不收前期律师代理费，后期律师代理费标准为本金部分按6%计算，利息和违约金部分按12%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薛勇向曾德红转账记录中（已剔除短期拆借往来金额，即2016年5月5日薛勇向案外人彭艳珍转账400000元、2016年7月12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228000元）：2015年8月25日薛勇分两次向曾德红转账共计1600000元、2015年8月28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200000元、2015年11月17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600000元、2015年12月9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借款共计300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息2%；2016年2月3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400000元、2016年5月27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100000元、2016年5月30日薛勇向曾德红转账150000元。此外，2016年2月5日案外人许静向曾德红转账300000元，综合已偿还利息情况、《薛勇本金利息结算清单》及《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约定等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借款共计95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曾德红、恒晖公司已按月利息3%标准支付的该借款利息不能主张退还。经核算，截至2017年6月17日止按约定的利率标准曾德红应支付利息：2015年8月25日借款1600000元利息为696533元、2015年8月28日借款200000元利息为86666元、2015年11月17日借款600000元利息为228000元、2015年12月9日借款600000元利息为219200元，共计利息1230399元。2016年2月3日借款400000元利息为197600元、2016年5月27日借款100000元利息为38100元、2016年5月30日借款150000元利息为56700元、2016年2月5日借款300000元利息为147600元，共计利息为440000元。两项共计1670399元；截至2017年6月17日为止曾德红、恒晖公司实际还款（已剔除短期拆借往来金额，即2016年5月3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400000元）：2015年11月25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借款季度利息)、2016年2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借款季度利息）、2016年2月2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3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借款利息）、2016年5月5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63000元（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5月2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借款利息）、2016年5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8000元(季度结息)、2016年6月1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8月29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66500元（借款季度结息）、2016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6000元（借款利息）、2017年1月1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往来款）、2017年1月2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往来款），以上共计1333500元。2017年5月2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600000元（支付本金），以上合计还款1933500元。因此，依据上述核算金额，截止2017年6月17日涉案借款结算金额为3950000元+1670399元-1933500元=3686899元。而薛勇与曾德红于2017年6月17日签订《薛勇本金利息结算清单》，载明：2017年5月27日还款600000元，偿还该利息后还款本金352500元，截止2017年6月17日欠款余额:4000000-352500=3647500元，又注明：欠款余额3700000元，故该结算清单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利息计算及结算金额未超过法定标准，一审法院对结算清单的实际结算金额予以认定，即截止2017年6月17日曾德红尚欠借款本金3647500元。经核算，2017年6月18日至2019年9月4日止按约定的利率标准曾德红应支付利息：结合利息支付情况及后期出具借条的约定，其中借款本金950000元按月息3%计算为756200元。借款本金2697500元按月息2%计算为1431473元，合计利息2187673元；2017年6月17日后曾德红、恒晖公司实际还款（已剔除短期拆借往来金额，即2016年7月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20000元）：2017年7月7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300000元（往来款）、2017年7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往来款）、2017年9月2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44833（利息）、2017年12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借款利息）、2018年2月1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利息）、2018年2月1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利息款）、2018年4月28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借款利息）、2018年7月4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利息）、2018年7月12日彭艳珍向薛勇分两次共计转账150000元（利息）、2018年8月22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元（利息）、2018年9月21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100000元（恒晖利息）、2019年2月4日彭艳珍分4次向薛勇转账共计200000元（利息款）、2019年7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利息）、2019年9月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0元（往来款）、2019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往来款）。此外，2019年3月31日曾德红向薛勇转账200000元。合计2694833元。因此，依据上述核算金额，截止2019年9月5日曾德红尚欠借款为：3647500元+2187673元-2694833元=3140340元。根据上述计得金额，2019年9月5日薛勇、曾德红、恒晖公司三方签订的金额为100万元、200万元的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薛勇主张：2019年9月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500000元、2019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200000元，上述两笔款项系偿还2019年9月5日签订借款合同前应偿还的本金及利息，此后还欠借款300万元。结合上述核算情况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该主张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曾德红应向薛勇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9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依据《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约定，恒晖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薛勇要求曾德红、恒晖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综合双方利率的约定、已支付利息的情况及上述对利息的认定，对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曾德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薛勇偿还借款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9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恒晖公司对曾德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薛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80元，减半收取186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640元，由曾德红、恒晖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9月5日，薛勇向曾德红发送短信“曾总，今天能到帐吗？已经迫不得已，我一直等着，其他事我都没心情做，也没办法做，希望你抓紧时间，没有退路。”2019年9月6日，曾德红给薛勇回复“急”、“在找王功顺搞”。2019年9月6日，恒晖公司的出纳彭艳珍向薛勇发送微信“薛总：曾总找人只借到了50万元，款已转。”薛勇回复“我没有办法向战友交待，今天还有吗”，彭艳珍回复薛勇“没有了，刚转我马上就转给你了”。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中彭艳珍受曾德红、恒晖公司委托2019年9月6日向薛勇转账的50万元、2019年9月30日向薛勇转账的20万元是否应抵扣2019年9月5日薛勇与曾德红、恒晖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的款项（300万元）。经审查，第一、关于薛勇与曾德红之间的借款关系，2017年6月17日，薛勇与曾德红签订《薛勇本金利息结算清单》，约定：“截止2017年6月17日共计利息247500元，2017年5月27日还款600000元，偿还上述利息后偿还本金352500元，截止2017年6月17日欠款余款：4000000-3525000=3647500元。”根据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其中借款本金95万元按月息3%计算，借款本金2697500元按月息2%计算。第二、经核算，截至2019年9月4日，根据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曾德红、恒晖公司应支付给薛勇的借款利息是2187673元，而截至2019年9月4日，曾德红、恒晖公司已付薛勇的款项是1994833元。根据曾德红、恒晖公司的还款数据计算，至2019年9月5日，曾德红、恒晖公司约欠薛勇款项为380万元。第三、结合2019年9月5日薛勇与曾德红之间的短信内容“曾总，今天能到帐吗？已经迫不得已，我一直等着，其他事我都没心情做，也没办法做，希望你抓紧时间，没有退路。”、2019年9月6日曾德红给薛勇回复“急”、“在找王功顺搞”以及2019年9月6日，恒晖公司的出纳彭艳珍向薛勇发送微信“薛总：曾总找人只借到了50万元，款已转。”薛勇回复“我没有办法向战友交待，今天还有吗”，彭艳珍回复薛勇“没有了，刚转我马上就转给你了”，说明薛勇与曾德红在2019年9月5日签订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时，对2019年9月6日的50万元还款是存在相关约定的。第四、薛勇与曾德红、恒晖公司2019年9月5日签订的1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20年9月5日，利息按季支付，第一个季度利息支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2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其中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另外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20年3月31日，利息按季支付，第一个季度利息支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可见，曾德红、恒晖公司向薛勇还款500000元、200000元时，曾德红、恒晖公司与薛勇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未到。根据上述分析，2019年9月6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的500000元、2019年9月30日彭艳珍向薛勇转账的200000元，不可能是偿还2019年9月5日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的款项，而应是偿还2019年9月5日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签订之前的利息及本金。上诉人曾德红、恒晖公司提出的2019年9月6日、9月30日向薛勇转账的70万元为偿还双方2019年9月5日两份《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的款项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德红、恒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曾德红、汉寿县恒晖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祖湖审 判 员  王 鹏审 判 员  唐亚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威代理书记员  左 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