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系被上诉人王某3的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系被上诉人王某3侄儿媳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住太原市，系被上诉人王某5的妻子。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5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7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被上诉人王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张某，被上诉人王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702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支持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之子王保青、王保亮擅自与被上诉人王某3签订《房屋契约》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未经上诉人追认属无效的法律行为，原审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及相关表见代理理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符合无代理权、有权利外观、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权利外观应归因于被代理人的构成要件。首先，本案中上诉人之子王保青、王保亮并没有以被代理人名义（即王某1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而是以自己名义擅自处分他人的宅基地使用权，区别于上述的代理行为；其次，王保青、王保亮不具备相应的权利外观，即该二人并未持有可表明上诉人意思表示的任何文件，仅依据其与上诉人间的父子关系并不足以使其具备可以信赖的权利外观；再者，被上诉人王某3在明知上诉人为户主的情况下，未对王保青、王保亮是否具有代理权限进行基本的审查，在上述人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也没有询问核实，具有一定过失，且隐瞒同院共有权利人王良的权利情况，应属恶意；最后，因上诉人未对王保青、王保亮二人有任何授意，即使其具备权利外观也无法归因于上诉人。因此，《房屋契约》的签订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另外，上诉人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表达流利，能够完全控制、辨认自己的行为，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由其子代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儿子代理父亲行使民事权利的行为亦应依法进行，不属于为立法、司法活动及社会生活所认可的习惯，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适用习惯，故该《房屋契约》应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从另一方面讲，《房屋契约》的约定因侵犯第三人权益而应为无效合同。结合宅基地使用权证书显示，涉案院落分别登记有王某1、王良、王某3三户的宅基地建筑面积，因对院内非建筑占用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而未予分割登记，为三户共同共有。后王良去世后，其多个继承人通过继承王良的房屋而共同取得该处的建筑物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涉案《房屋契约》系由王某3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单独签订，实质为共有物分割行为，不仅违反共有物处分规则而属无权处分行为，且严重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三、二被上诉人超出宅基地登记面积范围，擅自占用土地使用权共有部分，明显构成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侵犯。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某3未经上诉人同意，超出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宅基地面积范围，占用上诉人的宅基地实施建设行为，明显侵犯了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被上诉人王某5作为案涉宅基地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侵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共有部分的侵权事实清楚，亦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望判如所请。王某3辩称，一、上诉人之子王保青、王宝亮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契约》，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法律规定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原审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首先，说明在一般代理中，追认权是被代理人的权利。其次，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就是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的行为，不管被代理人愿不愿意承担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法律都强制被代理人承担。基于这种目的，法律不会赋予被代理人追认权。该案中，被上诉人与原告多年不说话，且原告年事已高，对其是否有行为能力并不知情。且多年前就听说该案房屋已经分给其子王保青、王保亮。所以，王保青、王保亮虽没有原告的授权书，但有权利外观，且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没有老人的授意，怎会擅自处分老人的财产。可见，老人对其子互换行为是完全知情的，且有中间人及村集体的盖章。二者在明知王保青、王保亮非本村村民及非房屋产权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调查清楚王保青、王保亮是否具有代理权限是不会担任中间人签字及村集体盖章的，且中间人在协商此事时，也明确告知是王某1同意让其子来协商此事的，不然也不会在此与其子来进行协商。再者，王某3虽持有本人及王良的房产证，但对分隔也是按照房屋比例及院落比例进行分隔的，多多少少也是双方在协商后，就其院落共同部分来分，双方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恶意。且王保青、王保亮在明知房屋产权是在其父亲名下，如果没有老人授意又怎敢拆除父亲名下五间东房。不论是民间风俗，还是法律都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此，《房屋契约》的签订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另外，上诉人年事已高，即使思维清晰，为何对其子的行为不予制止，也不上诉于其子。五年前，在相对人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也不说明其子无处分权，而是在五年后，对我善意的相对人追究其责任，可见其并非完全民事行为人，且表见代理并不是以被代理人有无行为能力来定，只要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代理成立。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从另一方面讲，《房屋契约》的约定没有侵犯第三人权益应为有效合同。首先，结合宅基地使用权证书显示，涉案院落分别登记有王某1、王良、王某3三户的宅基地建筑面积，但王某3早在1991年就将其房屋进行翻盖，并由村集体上报于土地局。并不能单单以房产证就认定王某3私自处分王良财产，而王某1却因在签订协议后，向村集体申请建房时，村集体查出在审批另一院落时将其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因本人无法调取他人权益，请求法院向村委会核实，在农村，一直是集体土地所有制经济。综上，为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维持原判。王某5辩称，一、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王某5使用其宅基地建房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王某5使用的宅基地仅仅是与上诉人宅基地相邻，王某5搭建的彩钢房完全是在自己家宅基地范围内且是在原有的地基上建设的，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二、上诉人的宅基地为长15.17米，宽5.9米的近似长方形的地块。上诉人诉称侵权的王某3的房屋实际上跨越了两块宅基地。该房屋东墙及往西一部分占用了王某5家的宅基地。在2015年王某3建设房屋时，王某5及上诉人均知悉该情况，由于该涉案人属于亲戚关系，并未阻止。因此，王某5不但未侵权，反而是上诉人王某1诉称侵权的房屋占用的宅基地并不完全在上诉人宅基地范围内。三、王某5的房产证上明确表示西邻是王良（王良系王某5的爷爷），王某5家彩钢房与王某1并不相邻，所以不存在侵权行为。上诉人王某1的房产证上也明确表示，南、西、北三面相邻为王良。王某5彩钢房占的是自己的宅基地，所以王某5不存在侵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共有部分的行为。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拆除房屋、恢复原状、返还宅基地；2、判令被告王某3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3、判令被告王某5赔偿原告损失1000元；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3系叔侄关系，被告王某3与被告王某5系叔侄关系。王某1父母在孙家寨村有一处祖宅，南北33.85米，东西14.7米，建有5间正房，3间西房，5间东房。1987年原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向村民发放宅基地使用权证，原告名下发放上述院内5间东房的宅基地使用权证，面积0.13亩；被告王某3名下发放上述院内东3间正房，北1间西房的宅基地使用权证，面积0.09亩；被告王某3的父亲王良名下发放上述院内西2间正房，南2间西房的宅基地使用权证，面积0.09亩。以上三处宅基地仅按照建筑面积发证。被告王某3持有其本人及王良的宅基地使用证，并在该院内居住。因被告王某3准备翻盖房屋，2015年4月11日，原告王某1的儿子王保青、王保亮（甲方）与王某3（乙方）签订一份《房屋契约》，内容为：兹有老人留有老院一座，共五间，总长33.85米，宽14.7米。现甲乙双方约定，将该院进行分割，经过双方商量决定从该院南边丈量11米归甲方王保青、王保亮所有，11米往北归乙方王某3所有。甲方计划建造房屋，高度不得超过8米。该协议上有王保青、王保亮、被告王某3以及中间人王喜成的签名捺印，并加盖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孙家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家寨村委会）的公章。次日，被告王某3向孙家寨村委会申请翻盖东房，经过四邻签字后，孙家寨村委会同意其办理建房手续。四邻签字中南邻是王保亮的签字，东邻是被告王某5的签字。当月，王保青、王保亮将五间东房拆除。后被告王某3在建房过程中遭到原告的阻拦，现东房主体建好尚未封顶，西房未建好。现院内南边为空基地。原告王某1育有三子三女，王保青系长子，王保亮系三子，原告的妻子已去世。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王某5居住在其父亲王变虎名下的宅院内，该院落的宅基地使用证显示户主为王变虎，长33.84米，房屋7间，宅基地面积0.62亩。该宅院位于王某3宅院的东边，两处院落相邻。2015年，被告王某5在院内盖起彩钢房。一审法院再查明，原告王某1在孙家寨村除案涉宅基地外还另批有宅基地，且原告在另一处院内居住，涉案的五间东房在拆除前未住人。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王某3新盖的东房，占用其原有东房的地基，被告王某5盖起的彩钢房占用其原有南房的地基，二被告侵害了其宅基地使用权。被告王某3抗辩，其按照《房屋契约》的约定建房，不存在侵权。被告王某5抗辩，其是在自家院内的西面旧地基上加盖彩钢房，并没有占用他人的宅基地。原告称，其所述南房在发证前已经被拆除。关于《房屋契约》的签订，原告称其不知情，也未在事后追认，王保青、王保亮签订该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协议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宅基地侵权纠纷，原告认为被告王某3所建房屋占用原告合法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故主张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拆除房屋、恢复原状并返还宅基地。因被告王某3的建房行为一直持续至今，建房所产生的后果仍然存续，依据法律规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为案涉《房屋契约》的效力问题，焦点二为二被告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关于焦点一，案涉宅院涉及原告、被告王某3及王良名下的宅基地，以上三处宅基地仅就地上建筑物的面积发证，对院内其他部分并未发证确权。鉴于上述特殊情形导致宅基地使用权人翻盖房屋受到限制，原告的两个儿子与被告王某3协商一致后签订《房屋契约》。原告称其对签订协议一事不知情，且未经过其追认，王保青、王保亮属于无权处分，协议属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协议签订时，原告已为高龄老人，其民事权利由其儿子代为行使，符合农村生活中的民间习惯，且签协议时有中间人见证，并由孙家寨村委会盖章确认，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被告王某3有理由相信王保青、王保亮具有代理权限，该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代理行为有效。此外，签订协议后，王保青、王保亮对院内五间东房予以拆除，随后被告王某3开始建房，对此同住本村的原告不可能不知情。综上，案涉《房屋契约》在签订时并未违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该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有效。焦点二，二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根据案涉《房屋契约》的内容可以确定原告与被告王某3是在原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基础上，对三处宅基地重新进行了分配及划分，被告王某3在其本人及其父亲王良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基础上，取得争议院内往北11米的宅基地，依据此被告王某3在履行建房手续后实施建房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违反《房屋契约》的约定。原告主张被告王某3侵犯其宅基地使用权，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称被告王某5所建彩钢房占用其原有南房地基，但其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上并没有关于南房的记载，原告主张被告王某5侵犯其宅基地使用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保护。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某1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表见代理是一种无权代理行为，是一种没有代理权的代理，它具备代理行为的表象却欠缺代理权的行为。但是相对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代理关系的存在，被代理人不得以无权代理为由，否认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被代理人仍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尽管被上诉人王某3没有证据证明王保青、王保亮的代理行为取得上诉人本人的认可，但王保青、王保亮是上诉人的儿子，客观上存在使被上诉人王某3确信其二人有代理权的因素，且双方签订《房屋契约》时还有中间人见证，并由孙家寨村委会盖章确认。事后，王保青、王保亮对案涉院内五间东房予以拆除。由此可见，本案代理人王保青、王保亮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上诉人王某3履行了建房报批手续后在《房屋契约》约定的范围内建房，并未侵犯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显示仅有东房5间，并未有南房的记载，故其主张被上诉人王某5侵犯其宅基地使用权，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关文静审判员 王庆河二O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莉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