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琼97民终3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生，男，汉族，1968年12月5日出生，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荣，男，汉族，1949年7月17日出生，由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先锋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文昌，男，汉族，1962年2月9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祥钦，男，汉族，1991年5月19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原审第三人:熊运山，男，汉族，1974年2月14日出生，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刘志生与被上诉人曾文昌、曾祥钦及原审第三人熊运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3民初8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志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梅精水库发包承包、转包始末。1.梅精水库原先由雅星镇政府发包给廖明承包经营，2009年1月7日廖明又转包给上诉人签订《梅精水库经营承包合同》，主要经营养殖业。2.熊运山有酿酒技术看到上诉人转包的梅精水库具有酿酒以酒糟养鱼的优越条件，2013年5月31日签订《合同书》投资6万元与上诉人合作酿酒，主要是经营酿酒销售。3.被上诉人见上诉人转包的梅精水库与熊运山投资酿酒，酒糟养鱼经营的水生火起，被上诉人具有养鱼的一技之长，于是又与上诉人协商合作养鱼，2014年2月23日，双方签订《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主要经营专项养鱼。上述的合同应认定为依法签订，也实际履行，具有约束合同双方的法律效力。二、关于引起纠纷的原因。上述三方签订的合同履行至2014年9月，儋州市农委、雅星镇政府为全镇人民吃水难问题，利用梅精水库水源建大雅自来水厂，强制解除终止一切水库承包、转包合作经营所签订的合同，并强行推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作购置的一切经营养殖措施设备。至此，廖明转包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及与熊运山签订的《合同书》权利、义务被政府强令终止履行，导致本案的诉争。如果政府不利用梅精水库作为水源建大雅自来水厂，三方所签订的《合同书》仍继续履行，也不会产生今天的纷争。三、认定事实方面。判决书认定：刘志生违反2013年5月13日《合同书》的排他约定，将其与熊运山的合伙财产再次与曾文昌成立新的合伙关系的效力评判，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均为无效。其实《合同书》约定：“允许外来独立经营项目，双方协商与两人经营的合作无关外，并且还不能影响共同经营的项目。”本案当中上诉人与熊运山的《合同书》主要经营的是酿酒，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主要经营的独立专项养鱼项目，与此同时被上诉人的加入构筑鱼塘均经熊运山同意管理，原审判决认定《合同书》其一，不认定其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四、运用法律问题。造成本案廖明“承包”上诉人“转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及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熊运山《合同书》四方所签订《梅精水库经营合同》解除终止履行，是儋州市农委、雅星镇政府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不可抗力事件，通常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现象，如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等；一类是社会现象，如战争、政变、政府封锁禁运等。此外还有一种是政府行为，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以后，因政府当局颁布新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审判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审理本案时置上述不可抗力的事实以不顾，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判决曾文昌与刘志生之间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无效。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44913.30元。实属运用法律不当。五、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运用法律不当，对诉讼双方责任划分错误的判决显失公正，原判决应予撤销，依法改判。并提出以下请求：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全部免除上诉人责任。   曾文昌、曾祥钦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判结果合理合法有据，应当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熊运山未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   曾文昌、曾祥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曾文昌（曾祥钦代）与刘志生签订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2.刘志生赔偿曾文昌违约损失44913.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7日，刘志生与案外人廖明签订《梅精水库经营承包合同》，廖明将梅精水库承包给刘志生管理、使用，并允许刘志生转租水库。2013年5月13日，刘志生与熊运山签订《合同书》，约定由刘志生负责资金投入，项目引进，进出货管理；熊运山负责大批量酒生产，现场管理，投资60000元两年后退还。由于刘志生前期投入较大，现要充分利用其资源，固定资产利益比例合理折合。同时，双方还约定承包场地内不允许双方再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任何项目，双方合作项目除去一切成本（包括租金、幼苗、预防用药、生活费、工资、水电费等）按比例刘志生得60%，熊运山得40%进行分配，直至合作结束。2014年2月23日，刘志生与曾祥钦签订《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投资水产养殖及水库范围内其他项目开发、建设、经营。刘志生在梅精水库范围原有的一切设施设备和水库里的鱼总计作价280000元作为此次合作经营的前期出资，在盈利前，其他生产经营投资由曾祥钦负责。在盈利后，一切经营出资（包括刘志生的前期投资，饲料除外）由双方均摊，收益均分，共同负责，但鱼饲料仍由曾祥钦负责提供。签订合同后，曾文昌先后投入各项费用44913.3元，刘志生对此签字确认。   另查明，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于2016年4月14日向案外人廖明作出儋农委函[2016]145号《关于梅精水库作为大雅水厂饮用水源赔偿等问题的答复》，认为廖明违反《梅精水库承包合同书》约定，未经发包人同意将梅精水库转包给刘志生，单方面解除《梅精水库承包合同书》，考虑到廖明及刘志生实际履行情况，同意一次性补偿承包人100000元并免除水库承包人2011年至2020年承包水库租金。   庭审中，刘志生陈述其是与曾文昌合作，由于曾文昌不方便签字，由曾祥钦签订合同，合同实际履行人是曾文昌。刘志生于2014年4月份已得知梅精水库要建水厂，无法继续养鱼。儋州市农业委员会的补偿款100000元已经由廖明与刘志生分配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的合同主体；二、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的效力；三、刘志生应否赔偿曾文昌经济损失44913.3元。   一、关于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的合同主体问题。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私法领域体现最为明显和典型的表现形式，意思自治是民事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集中体现。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一般按照意思自治、法律规定、交易习惯和公序良俗等不同效力和习惯顺序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评判，保障当事人在意思自治下作出的对实体权益的合法处分权和对程序权利的合法选择权。本案中，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虽然是曾祥钦作为合同相对人签名，但曾文昌、刘志生均认可该协议是二人之间的合作合同，也是曾文昌实际履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是曾文昌与刘志生，故曾文昌关于该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有权主张权利，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刘志生辩称曾文昌主体不适格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的效力问题。民事法律关系基于不同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内容予以区分，不同类型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设置、举证责任分配等构成了民事争议的请求权基础。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本案存在两个合伙协议，分别是刘志生、熊运山于2013年5月13日签订的《合同书》与刘志生、曾文昌于2014年2月23日签订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该两个合伙协议的合伙内容均涉及利用梅精水库进行养鱼，即合伙内容具有重合之处，且刘志生均是以其梅精水库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作为合伙投入资产。刘志生与熊运山的合伙关系发生在先，双方《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承包场地内不允许双方再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任何项目”，即刘志生与熊运山关于利用梅精水库的资源进行酿酒、养鱼等内容的合伙是排他性的，刘志生关于梅精水库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已经折合成为其与熊运山的合伙财产，无权再次作为刘志生的个人财产重新与曾文昌再次合伙并作为合伙投入资产，除非曾文昌是作为新的合伙人加入到刘志生与熊运山的合伙关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如果曾文昌是作为刘志生与熊运山合伙关系的新增合伙人，需要经过熊运山的明确同意。本案中刘志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熊运山同意曾文昌作为新的合伙人加入其与刘志生的合伙关系，且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中双方并无加入刘志生与熊运山原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故无论基于未经熊运山同意、曾文昌加入刘志生与熊运山原合伙关系的效力评判，还是刘志生违反2013年5月13日《合同书》的排他性约定，将其与熊运山的合伙财产再次与曾文昌成立新的合伙关系的效力评判，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均为无效。刘志生辩称合同合法有效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志生应否赔偿曾文昌经济损失44913.3元的问题。如上所述，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刘志生明知其已经与熊运山签订《合同书》建立合伙关系，在原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又与曾文昌签订《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意欲重复建立内容相互排斥的合伙关系，导致《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无效，对该协议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同时，曾文昌基于该协议的投入44913.3元已经物化为梅精水库的附属财产，儋州市农业委员会已将包括该部分附属财产进行相应经济补偿，刘志生亦已分配到该补偿款，故刘志生应赔偿曾文昌经济损失44913.3元。刘志生辩称是因政府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该院认为，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不是如何履行问题，而是因刘志生的违法行为导致无效的赔偿问题，该赔偿是合同无效的法定后果，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无效，刘志生基于无效合同应赔偿曾文昌经济损失44913.3元。熊运山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曾文昌与刘志生之间的《梅精水库合作经营协议》无效；二、刘志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曾文昌经济损失44913.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元，由刘志生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志生是否应当返还曾文昌投资款44913.3元。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曾文昌的入伙无效并无不当。合伙的主要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正是基于合伙的上述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才做了“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本案中，刘志生已经就梅精水库合作经营事宜与熊运山存在合伙关系，且刘志生与熊运山签订的《合同书》明确约定“不允许双方再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任何项目”，现刘志生未经熊运山同意将“梅精水库范围内原有的一切设施设备和水库里的鱼总计作价二十八万元整”与曾文昌进行合伙经营，不只违反了其与熊运山的约定且未取得熊运山的明确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入伙无效有法律依据。其次，刘志生应当返还曾文昌投资款44913.3元。曾文昌就案涉合伙投入44913.3元系刘志生确认的数额，现由于刘志生的过错，导致曾文昌未能有效入伙，刘志生理应将曾文昌为入伙支出的费用44913.3元退还。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3元，由上诉人刘志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永驰   审判员 万晓霞   审判员 叶玉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白 黎   书记员 王雪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