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37419号原告：翟元萌，女，199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新月，北京刘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宁，北京刘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安振，男，198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被告：刘昉，女，1960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原告翟元萌与被告安振、刘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翟元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新月、梁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振、刘昉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元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安振返还借款90万元及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24%的标准，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安振承担律师费3.4万元；3.判令刘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判令安振、刘昉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翟元萌与安振曾系男女朋友，刘昉系安振的母亲。安振多次以投资或者向他人偿还借款为由向翟元萌借款，共计借款90万元。双方对此签署了借条、收条、还款协议，约定刘昉对安振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还款期限届满后，安振、刘昉拒不偿还借款。故翟元萌诉至法院。安振、刘昉未作出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举证并核对，对翟元萌提交的证据：借条、收条、还款协议、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委托代理合同、通话录音，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翟元萌与安振曾系男女朋友关系，刘昉为安振的母亲。2019年5月1日，安振（借款人）向翟元萌（出借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人安振因用于房屋还贷和投资急需资金周转，陆续从2016年3月至今从出借人翟元萌处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借款9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1日到2019年5月7日为止。于2019年5月7日还清，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付罚息和复利。如不能按时归还，借款人和担保人愿承担以上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安振作为借款人、刘昉作为担保人在借条落款处签名。同日，安振出具《收条》两份，两份《收条》内容一致，其中一份均为手写字体，内容为：“本人安振确认已收到出借人翟元萌提供的借款人民币（其中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40万元，出借人及其家人的现金50万元）共计90万元整。”2019年8月1日，翟元萌（甲方、出借人）与安振（乙方、借款人）签署《还款协议》，双方约定：安振因房屋还贷及投资等压力，急需资金周转，陆续从2018年3月起即开始从翟元萌处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获取现金的方式借款共计90万元整，安振确认已收到该上述借款款项，并承诺于2019年5月7日还清，如不能还清，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罚息和复利。但时至今日，乙方因资金问题，仍处于暂时无法还款的困境。现本着双方互助、共赢的立场，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现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所提供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整，甲方通过其家人提供的多笔现金借款总数为50万元，总额为90万元。甲方同意该借款还款期限延长至2019年8月27日，乙方最迟应于2019年8月27日前将借款本金人民币90万元及利息全部还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如乙方未能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还清借款本息，则自开始借款之日起利息全部按照年息24%的标准计算至还款之日为止。如乙方不能按时还款，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用、律师费、评估费、审计费、差旅费、执行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翟元萌主张，其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年底与安振系恋爱关系，在此期间，其通过微信向安振出借89679元，安振偿还73032元，尚欠16647元；通过支付宝向安振出借395050元，安振偿还26500元，尚欠368550元；另外50万元是现金交付，还有14803元是安振购物或消费时代安振付款的费用。就此翟元萌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支付部分。翟元萌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自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9日，翟元萌共通过微信向安振转账74679元，2018年6月28日向案外人孔笑转账15000元，共计89679元，翟元萌称均系出借给安振的借款。2.支付宝支付部分。翟元萌提交2018年3月2日至2019年2月16日的支付宝转账记录，金额共计395050元。其中包括翟元萌直接向安振转账的金额，翟元萌向孔笑、刘昉、王利娅等人的转账金额，以及机票、火车票的价款。翟元萌提交了机票订单、火车票订单，可以显示出行人包括安振，翟元萌主张安振个人的交通费用系翟元萌为安振垫付，应为借款。翟元萌主张微信和支付宝转给安振的款项均是借款，安振没有固定住处，小到买烟的钱都是跟翟元萌借，所以会有多笔小额转账。3.翟元萌提交孔笑的书面证言及其与孔笑的微信聊天记录。书面证言载明：“我叫孔笑，我想证明我与安振存在借贷关系，安振有时还不上我钱的时候，是翟元萌替安振向我还的。翟元萌于2018年6月28日通过微信替安振还款15000元，2018年3月8日和2018年3月16日通过支付宝还款共71000元，2018年3月30日通过支付宝还款2万元，2018年4月25日通过支付宝还款25000元，2018年5月10日通过支付宝还款1万元，2018年6月18日通过支付宝还款3500元，2018年11月20日通过支付宝还款3000元。以上共计147500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孔笑通过微信向翟元萌发送了上述书面证言的照片，并称“你给我地址我明天给你寄过去。”4.现金交付部分。翟元萌称2018、2019年分四五次向安振出借现金50万元，均是从家里的保险箱里拿的现金。第一次是15万元，有一次是8万元，之后有两三次三两万元，最后一次是20万元。翟元萌提交其母亲关艳的书面证言，载明：“我叫关艳，我想证明我与原告母女关系。原告从家里拿走50万（先后共50万元）现金，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5.代付款部分。翟元萌称其代安振向第三方支付安振的消费款14803元，应为借款，未就此提交证据。诉讼中，翟元萌提交了其与安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25日，翟元萌说：“反正最晚周二给我你要是非给喜欢骗我不还我这90万非给让我隔三差五跟你要债”。安振：“不50万么怎么又90万了”。翟元萌：“我是说你总共差我90万咱们不是协议这次先还给我50万么”。安振：“知道那你就一次一次说”。翟元萌：“对呀你总共差我90万这次周二先给我50万没毛病呀”。安振：“这样说对。”后续翟元萌又通过微信向安振催要借款。诉讼中，翟元萌认可案涉借款中有10万元左右来自于支付宝网商银行或者京东白条、金条借贷平台。2021年1月，翟元萌与刘昉的通话录音显示双方有如下沟通记录：翟元萌：“之前法院的那个通知，然后不是发给安振的通知，我不是发到他奶奶家了一个，然后发到您家了一个，然后您那不是都已经收到了吗？”刘昉：“我收到了。”翟元萌：“就法院的那个告示，然后发的那个邮件，然后您是告诉他了，然后他也收到了，他知道了是吧？”刘昉：“我跟他说了”“我说咱看看怎么解决，你要是把这么大的数额，我一次性肯定给不了是吧，咱们看看怎么就得解决个方法是吧？”翟元萌：“我也没说让你们一次给，那也可以，就是说商量说不让一次给那么多，但是这就一直避着就没下文了，这就有点过分，对不对”“毕竟当时那个钱也不光是我的，也有我从家里拿的。然后当时您也是签字，安振也是签了字了，这个借条”“然后您也是担保人，对不对？您也是签了字，摁了手印的，所以我不光是找他，我也得找您……我就只能起诉了”。诉讼中，翟元萌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一份，用以证明翟元萌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4000元。翟元萌于2020年7月30日向本院提交本案起诉材料。以上事实，亦有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据翟元萌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其与安振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翟元萌主张截止到2019年5月1日，安振还欠90万元，并提交了部分支付记录证明款项的实际出借。虽然部分款项是支付给案外人，或用于支付火车票、机票价款，亦有部分款项翟元萌主张系现金出借，或用于代安振支付消费支出。但考虑到翟元萌与安振的身份关系，翟元萌代安振垫付火车票、机票价款或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振前后签署了《借条》《收条》《还款协议》，对90万元的借款金额均予以确认，并对50万元现金出借这一事实多次确认。事后，翟元萌通过微信催促安振还款，双方在沟通中提到欠款总额为90万元，安振亦表示认可。故本院对翟元萌主张的安振尚欠90万元借款本金的主张予以采信。翟元萌自认其出借给安振的款项有10万元左右来源于网商银行或京东白条、金条等。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翟元萌不能明确出借给安振的款项中，具体有多少来自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本院以翟元萌自认的10万元为限，认定为来自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并认定该10万元部分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翟元萌与安振就其他借款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就无效合同部分，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安振因合同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予以返还。就有效合同部分，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翟元萌已实际履行款项出借义务，安振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故翟元萌要求安振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就利息一节，就有效合同部分，安振逾期还款，应当按照约定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翟元萌主张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利息，本院不持异议。就无效合同部分，考虑到款项出借给安振确实给翟元萌带来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安振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同样翟元萌不应当获取远高于正常利率的高额利息，故本院按照翟元萌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85%）计算上述该部分借款自2019年5月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资金占用费。关于律师费，安振逾期还款，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翟元萌为本案实际支出的律师费3.4万元。故对翟元萌主张的律师费一项，本院予以支持。刘昉自愿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各方未约定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9年5月7日，之后，翟元萌与安振协商延长债务履行期间，但未征得刘昉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翟元萌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自2019年5月8日起六个月内要求刘昉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翟元萌关于刘昉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安振、刘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庭审抗辩权，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原告翟元萌与被告安振就本案借款合同中关于10万元借款的部分无效；二、被告安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翟元萌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并支付利息及资金占用费（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均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安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翟元萌支付律师费支出34000元；四、驳回原告翟元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安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4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原告翟元萌已预交，由被告安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真真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江红梅书记员  李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