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9民终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先农路2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1004881004189。法定代表人：刘松年，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勤，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兰玲，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荫展，男，195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维惠，女，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彦，福建和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硕，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定代理人：黄荫展，男，195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定代理人：林维惠，女，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上诉人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因与被上诉人黄荫展、林维惠、原审第三人黄硕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上诉请求：撤销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其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原审第三人的监护人与其签订了《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书》，将原审第三人寄养于上诉人处，委托上诉人代为照料原审第三人的生活，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并非服务合同关系。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上诉人有权解除涉案合同。退一步讲，本案性质为服务合同，《合同法》并没有就服务合同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形之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涉案合同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其享有任意解除权；2、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其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审第三人出现病情严重时，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约定将原审第三人送医院治疗，被上诉人明知原审第三人生病住院，却仍未承担医疗费和护理费，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被上诉人的行为同时表明，被上诉人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将不履行“承担第三人出现病情严重时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的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基于该事实理由，其亦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解除涉案合同；3、本案已出现上诉人履行合同艰难，上诉人亦有权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其目前的床位有限，已不能满足符合政策规定人员的入院需求，而原审第三人目前不属于福州五城区特困人员，其无法继续为第三人提供托养服务。加上其经费有限，无法继续支付因原审第三人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等其他费用。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的现状，根据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荫展、林维惠答辩称，一、本案是服务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一）2003年3月4日，上诉人（甲方）与被上诉人（乙方）签订《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将付一次性托寄养费8万元，做为寄托养人员（即第三人黄硕）的生活费终生；另赞助福利事业1万元；二、甲方提供一个床位给乙方供托寄养人员黄硕使用，黄硕在院日常食、住、医、护理享受甲方的“三无”院民同等待遇乙方不能有高于“三无”院民待遇的任何要求。由以上的合同内容可以看出，该《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系服务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服务合同是指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约定的有关权利义务的协议。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托养服务，照顾第三人黄硕在上诉人处日常食、住、医、护理等，并负责黄硕在上诉人医疗室的疾病治疗，符合服务合同的构成要件。因此，案涉合同性质应为服务合同。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是不成立的，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可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相关具体事务，与本案的具有人身服务性质的内容不相符合。（二）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案涉合同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据此，参照上述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上诉人亦享有法定任意解除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即使是委托合同，也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条件下，才可以解除合同，不存在着“法定任意解除权”之说。本案并不存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因此上诉人无权解除合同。二、被上诉人不存在着违约行为。第三人在2007年患病住院期间，上诉人并没有通知被上诉人，上诉人诉称的“有通知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不予以理会”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狡辩。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说法。三、上诉人所谓的“本案已出现上诉人履行合同艰难，上诉人亦有权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一）以“上诉人目前的床位有限，已不能够满足符合政策规定人员的入院需求”的理由提出解除合同，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社会的不断发展，需求肯定在增加，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上诉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违约解除合同来满足自身发展不足的现状。（二）“第三人既不属于福州市五城区特困人员，也不属于政府供养对象，不符合上诉人接收托养的条件，上诉人已无法继续为第三人提供托养服务”。这个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2003年签订的合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托养需要这些条件的要求和限制的话，双方的托养合同是无法签订和履行的，当时双方能够签订该合同，并履行至今十七年之久，说明合同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即使目前有新的政策法规的限制要求，也不能溯及十七年之前的合同，更何况，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该理由。（三）“加上上诉人经费有限，无力继续支付因第三人所产生的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等其他费用。该等情况的出现，已造成了上诉人合同履行艰难，如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的现状，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该种说法完全是上诉人推卸责任，肆意违约的借口。1、《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由此可见，所谓的“情势变更”的适用前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即（1）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后；（2）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3）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本案并不具有该三个条件。因此上诉人试图以“情势变更”来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2、对于上诉人所谓的“上诉人经费有限，无力继续支付因第三人所产生的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等其他费用。该等情况的出现，已造成了上诉人合同履行艰难，如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的现状”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经费有限，与被上诉人无关，更与本案无关。其次，被上诉人在2003年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一次性支付了八万元的服务费，并赞助了福利院一万元。这总共九万元的资金，对于一个月只有几百元的被上诉人来说，何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上诉人提出所谓的“不公平”的理由要求解除合同，其是否也曾为被上诉人考虑一下，合同解除了，对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也是不公平的。四、被上诉人目前的客观情况已无能力抚养第三人。被上诉人林维惠，64岁，患有严重的2型糖尿病，长期服药，视觉功能发生严重障碍，目视距离不足1米，有“宁德市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佐证。被上诉人黄荫展62岁，患有反流性胃炎，有“宁德市中医院疾病证明书”及出院记录证明佐证。两被上诉人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收入来源仅有退休金，生活自理还相当困难，还需要他人护理，即使爱子心切，也是爱莫能助。综上，上诉人主张要求解除《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解除情形，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黄硕未作答辩。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福州第二福利院与黄荫展、林维惠于2003年3月4日签订的《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书》；2．判令黄荫展、林维惠将第三人黄硕接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4日，福州第二福利院（甲方）与黄荫展、林维惠（乙方）签订《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将付一次性托寄养费8万元，做为寄托养人员的生活费终生；另赞助福利事业1万元；二、甲方提供一个床位给乙方，供托寄养人员黄硕使用，黄硕在院日常食、住、医、护理享受甲方的“三无”院民同等待遇乙方不能有高于“三无”院民待遇的任何要求；三、甲方“三无”院民的疾病治疗主要在甲方医疗室，若遇托养人员黄硕病情严重，甲方无能力治疗，由甲方通知乙方可以将托养人员黄硕送医院治疗，一切费用和护理由乙方负责；……。合同签订后，黄荫展、林维惠将黄硕送到福州第二福利院托养，并支付一次性托寄养费8万元，另支付赞助福利事业1万元。托养期间，黄硕因病于2007年1月4日至2007年1月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718.51元；于2007年2月12日至2007年4月13日在福建省立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48978.58元。黄荫展已支付医疗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福州第二福利院与黄荫展、林维惠签订《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服务合同是指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约定的有关权利义务的协议。本案福州第二福利院为黄荫展、林维惠提供托养服务，照顾黄硕在院日常食、住、医、护理等，并负责黄硕在医疗室的疾病治疗，符合服务合同的构成要件。因此，案涉合同性质应为服务合同，福州第二福利院主张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可随时解除合同，本院不予支持。从案涉合同约定的内容“托养人员黄硕病情严重，甲方无能力治疗，由甲方通知乙方可以将托养人员黄硕送医院治疗，一切费用和护理由乙方负责”可知，黄荫展、林维惠应支付黄硕在托养期间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及护理费，且福州第二福利院应履行通知义务。但本案福州第二福利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垫付医疗费后曾向黄荫展、林维惠进行催讨，或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履行支付义务，且黄荫展、林维惠亦未明确表示不支付相关医疗费。为此，福州第二福利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要求解除合同的条件不成就。此外，本案案涉合同系终生托养合同，黄荫展、林维惠已一次性支付托养费8万元，而托养人员黄硕在福州第二福利院业已生活近20年，若因黄荫展、林维惠欠付医疗费而单方要求解除合同，不利于托养人员的生活稳定。故黄荫展、林维惠未构成根本违约，合同可继续履行。福州第二福利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双方于2003年3月4日《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及原审第三人黄硕因病于2007年1月4日至2007年1月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医院治疗、于2007年2月12日至2007年4月13日在福建省立医院治疗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属于委托合同还是属于服务合同；2、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处理事务，是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处理问题。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费用给上诉人，上诉人则提供一个床位给黄硕使用，并负责黄硕在福利院的日常食、住、医、护理等，该合同具有人身服务性质，一审确定该合同为服务合同并无不当。《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实黄硕因病于2007年1月4日至2007年1月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医院治疗、于2007年2月12日至2007年4月13日在福建省立医院治疗并支出了相应的费用的事实，但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医疗费用而被上诉人拒绝支付的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黄硕的医疗费用其有权解除托养合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一次性收费托养合同》系终生托养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3月签订合同后，黄硕即托养到上诉人处，上诉人主张其福利院目前床位、经费有限等的情形，不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情势变更的情形。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鸣鸣审 判 员 林 斌审 判 员 易丽容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菊平书 记 员 陈秀招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