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8民初8182号原告：段素林，女，196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告：丁永强，男，195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宪杰，北京市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百军，北京市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黄土坎村北500米。法定代表人：曹怀英，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柳天增，男，195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段素林、丁永强与被告北京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月月增合作社）、第三人柳天增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素林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宪杰，被告月月增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曹怀英、第三人柳天增及被告和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到庭参加诉讼。由于本案案情复杂，2021年1月25日转为普通程序，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素林、丁永强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宪杰，被告月月增合作社及第三人柳天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第三人柳天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段素林、丁永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无效；2．确认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无效；3．确认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无效；4．判令被告撤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2013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的所有变更登记；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10月8日，原告段素林、丁永强与柳天增、郑桂海、王金才各出资6万元，成立了月月增合作社。2007年10月9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成员大会，选举柳天增为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选举柳天增、丁永强、郑桂海三人为理事，通过了合作社章程。2013年5月20日，被告及第三人在原告丁永强及郑桂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召开理事会，并由柳天增伪造丁永强及郑桂海签字，作出了所谓的“1、同意王金才、郑桂海退出合作社。2、同意吸收谢远林等23人加入合作社，并以货币出资82．218万元”的董事会决议。2013年5月20日，被告及第三人在原告丁永强、段素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召开成员大会，并由他人伪造丁永强、段素林的成员大会决议签字及成员出资清单签字以及章程成员签字，作出了所谓的“1、同意王金才、郑桂海退出合作社。王金才、郑桂海出资的6万元现全部退还本人。2、同意成员出资总额由30万元增加到202．218万元。3、同意吸收谢远林等23人加入合作社。4、合作社成员新的出资结构柳天增113万元，曹怀英52万元，柳淑凤10万元，柳旭10万元，承秀芳5万元，武芸5万元，丁永强5万元，段素林2万元，宋亚清0．2万元，赵明春0．002万元，其余16人各0．001万元。5、同意免去郑桂海理事职务，同意选举宋亚清为理事。6、同意免去王金才执行监事，同意选举曹怀英、武芸、柳淑凤为监事。7、同意合作社新章程。8、同意其他事项不变”成员大会决议。2015年4月1日，被告及第三人在原告丁永强和段素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召开成员大会，并由他人伪造丁永强、段素林的签字，作出所谓的成员大会决议，并将理事长柳天增变更为曹怀英，并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曹怀英成为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2019年10月，政府给被告补贴399．814万元，被告仅给付两原告1．8万元的补贴款。二原告找被告及第三人询问理论时方知上文提到的2013年5月20日及2015年4月1日的所有造假事宜。两原告认为：两原告均未在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成员出资清单》和《章程》上签字，亦未在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上签字，亦未授权委托其他人签字。两原告在毫不知情且未授权委托其他人签字的情况下，被告及第三人违反法律及章程规定召开成员大会、理事会，并伪造原告签字，被告及第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3条等规定及《月月增合作社章程》中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等条款中关于成员权利、修改章程、变更出资、变更成员等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涉案三份协议当属无效。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月月增合作社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合法有效，根据合作社章程第三章第24条约定，本合作社理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理事会有决定成员入社、退社等事项的职权，第25条约定，理事会成员的决议施行一人一票，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同意方可形成决议，根据月月增合作社第一届第一次成员大会可以确定，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为柳天增、郑桂海、丁永强。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的决议同意吸收谢远林等23名成员加入合作社，该决议有柳天增、郑桂海、丁永强签字确认，其中郑桂海、丁永强因有事未到场，经柳天增电话确认两位理事同意柳天增代签字，因此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的决议有效。第二、2013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合法有效，根据合作社章程第三章第18条，成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大会有行使选举和罢免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的职权，第22条约定，成员大会选举或者作出决议经本社成员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改变成员出资标准，增加或者减少成员等重大事项作出决定，需经成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2013年5月20日，谢远林、李瑞龙等23名成员经理事会决议，并同意加入合作社，因此2013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由本社现有成员26名成员签字确认属于合法有效的决议。第三、2013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的变更登记合法有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是上述合作社理事会决议和成员大会决议，并且决议内容完全符合相关法律以及章程的规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商变更登记合法有效。事实上再补充一点，原告所说2007年10月8日原告段素林、丁永强及第三人柳天增还有其他成员郑桂海和王金才各出资6万元，与事实不符，各位成员的实际出资情况为2007年10月8日成立时，5位成员各出资2万元，后续2008年1月因合作社经营亏本，合作社要求成员追加实际投资额，其中仅有柳天增和丁永强又各出资3万元，其余三名股东郑桂海、段素林还有王金才并未实际交纳增资款，因此合作社成员实际出资情况为：段素林2万元，郑桂海2万元、王金才2万元、丁永强5万元，柳天增5万元。工商登记都是段素林办理的，登记的出资额并未按各股东实际出资额登记，各股东签字也不是本人签的，都是由段素林代签的。且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应该予以驳回。第三人柳天增述称：我们合作社就是开始成立时召开过大会，商量买猪的事，开始是段素林的老公孙庆国与我们合作，孙庆国说养殖业国家有补贴，每平米补助80元，得养殖400头以上才能给补贴，当时说我们每人出资2万元就够了，基础建完想着让孙庆国去农业局把补贴要回来，结果一找农业局，农业局说养蜜蜂才有补贴，养猪没有补贴。但是已经开了一大片山，没有办法只能让大家追加投资，只有丁永强我们俩又各出资3万元，其他人都没有再出资。建完猪圈之后就去江苏买猪，当时孙庆国、丁永强也跟着去了，买回415头猪。因为孙庆国说400头以上每头补助150元，结果一问农业局没有这回事，但是猪买回来了得喂养，饲料钱和买猪的钱都是我出的，由于买猪回来在半道上耽误了时间，下车的时候就死了十来头，等到2008年1月份就剩81头了，其余的全都死了。第一个跑的就是孙庆国，第二个是王金才，第三个是郑桂海，我买猪和猪饲料一共投入了70多万元，郑桂海和王金才要退投，每人退走了2万元，我又给了他们三个月工资2000元，他们走了之后就再也没露面。第二次买猪我又投入了68000元，当时我也想走了，但是投入那么多了只能我一个人扛着，到2009年就赔了140多万元，我实在扛不住了，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段素林和孙庆国，我说让他们再交3万元，如果不交就把2万元退给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靠贷款维持，他们理都没理我，因为当时我手里也没有钱，就没有退。我找丁永强问他弄不弄，他说不弄，我说那转给曹怀英行不行，她岁数小可以贷款，丁永强说可以，2009年秋冬季就转给了曹怀英，签字办理执照的时候我给丁永强打电话，他说他完全同意，让我替他签字。这些年都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或者理事会，有事都是打电话一说，他们同意之后让我签字我就给代签上了。我也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0月8日，柳天增、丁永强、段素林、郑桂海、王金才各出资2万元，成立了月月增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显示上述五位成员各出资6万元、出资总额30万元），饲养、销售生猪。2007年10月9日召开第一届成员大会，选举柳天增为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选举柳天增、丁永强、郑桂海三人为理事，通过了合作社章程。2008年1月，柳天增和丁永强实际追加出资各3万元，郑桂海、王金才未再实际增资，段素林称其又增资4万元并提供了盖有月月增合作社公章和柳天增人名章的收条，但遭到柳天增的否认和质疑，柳天增称每个人的投资钱都是现金，由其手写收条，从来都不盖章，且该收条上的公章并未压年盖月，而与文字内容独立存在，不符合规定。由于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养猪没有经验，导致大量死亡，致使投入的资金全部亏损。2008年1月30日，月月增合作社退还郑桂海入资款2万元并给付工资2000元。合作社由柳天增和曹怀英继续经营，在经营期间柳天增不断增资，并实际经营管理月月增合作社，丁永强、段素林、王金才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后王金才亦退出合作社。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和成员大会决议同意王金才、郑桂海退出合作社，同意吸收谢远林等23名成员加入合作社，同意免去郑桂海理事职务、免去王金才执行监事职务，并同意选举曹怀英、武芸、柳淑凤为监事成员，其中曹怀英为监事长（26位成员出资总额202．218万元）。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同意柳天增不再担任理事长，选举曹怀英为理事长，并由增资后的全体社员签名同意。国家政策规定密云水库上游禁止从事养殖业后，2017年月月增合作社未再继续经营。2019年10月，密云区政府按照国家政策给付月月增合作社禁养补贴399．814万元，月月增合作社按股份给付两位原告各1．8万元的补贴款，但两位原告均未领取。庭审中，丁永强认可第一次买猪回来时由于路途耽误时间的原因死亡了一部分，到2008年春节时还剩余81头，赔了钱之后王金才和郑桂海就撤出了合作社，其又投入3万元，但未参与经营，长期经营的就是柳天增和曹怀英。月月增合作社八年的时间从未召开过理事会，有事都是柳天增给其打电话通知争求意见。段素林称其在合作社参与经营，但对曹怀英入股之事并不知情，其作为监事，从未提议召开过理事会。柳天增称合作社成立到现在理事会签字都不是本人签的，都是电话核实后口头一说给代签的。庭审中,郑桂海出庭证实柳天增所述属实。上述事实，有2007年10月8日月月增合作社设立登记时的工商登记材料、柳天增出具的收条、月月增合作社章程、郑桂海的退股协议、2013年5月20日的理事会决议和成员大会决议、2015年4月1日成员大会决议、章程，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段素林、丁永强、柳天增、郑桂海、王金才五人设立月月增合作社时，只在成立时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在经营的过程中从未正式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执行监事也从未提议召开过理事会，有事都是由法定代表人柳天增电话通知，一些决议也是电话通知争求意见后代为签字，这完全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虽然形式上称为“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但其实只是五个农民组成的松散的合作组织，从段素林、丁永强、柳天增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农民办事的特点所在，相互之间比较信任，经常发生代笔情形。如一旦产生分歧，往往给查明事实带来很大困难，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从丁永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能证实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养猪就赔了本钱，且亏损严重，王金才和郑桂海一看赔了钱就要求退出，柳天增也代表月月增合作社同意其二人退出并退还了投资款，且给付了合作期间的工资。如严格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亏损应该共同承担，柳天增之所以同意退还二人的投资款，就是出于农民普素的想法，既然王金才、郑桂海不想合作了，就把本金退还算了，亏损由合作社承担。段素林称一直在合作社参与经营养猪，但其对王金才、郑桂海退股不知情，对2013年增资和变更合作社组织机构亦不知情，与事实严重不符。如其一直参与经营，且作为合作社的监事，对增资扩股和组织机构变更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不过问。虽然2013年5月20日的理事会决议和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以及2015年4月1日的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当中段素林、丁永强的名字系他人代签，但第三人柳天增在法庭上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也更符合逻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丁永强称2013年增资时柳天增未给其打电话征求意见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原告段素林、丁永强要求确认2013年5月20日的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成员大会决议和2015年4月1日的月月增成员大会决议无效，撤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的所有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本院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段素林、丁永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段素林、丁永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俊杰审 判 员 寻朝兰审 判 员 曲 爽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韩丽丽书 记 员 郑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