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1115号原告：张广，男，198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凌，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保隆英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548号E213。法定代表人：赵鹏，总经理。被告：北京中航腾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村北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A6区6号。法定代表人：王引航，经理。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1379号。法定代表人：陈相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峰，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芳，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郭静，女，198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萌萌，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广与被告北京保隆英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隆公司）、北京中航腾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虎公司）及第三人郭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民事判决，锐虎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京01民终1016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民事判决，发回至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凌、被告锐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芳、第三人郭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萌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保隆公司、中航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办理路虎揽胜4999CC越野车退货；2.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向郭静返还购车款并支付三倍赔偿款共计696万元；3.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向郭静赔偿由张广支出的车辆购置税174700元及保险费50915元；4.保隆公司、中航公司返还张广汽车装饰装修费27万元；5.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张广与保隆公司约定购买路虎揽胜4999CC越野车一辆。双方约定：保隆公司为汽车销售二级代理商，该车实际销售商为锐虎公司，该路虎车总价为174万元，27万元对该车进行装饰装修。后张广先向保隆公司转账支付定金30万元，剩余价款在保隆公司通知时全额支付。2013年2月1日，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通知张广向中航公司账户转款171万元，张广于当日在保隆公司提车时，通过该公司POS机向中航公司账户转款171万元，保隆公司向张广交付由锐虎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相关手续。张广提车后于2013年4月17日在其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税务局缴纳该车的车辆购置税174700元，上户牌号为×××。张广在车辆上户后使用该车过程中，于2013年4月13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因该车发动机故障进行维修并更换了发动机总成。2015年8月，张广将车牌号为×××的路虎车出卖、交付给郭静并转户至西安市，转户后车牌号为×××。2017年春节后，郭静准备将该车转让给案外人李峰，李峰经查后告知郭静该车在2012年8月13日由锐虎公司拆除发动机并更换附件。随后郭静向张广追问上述事项，张广这才知道该车在自己购买前就维修过发动机，但此前从未被告知。张广在购买案涉车辆时遭受欺诈，故诉至法院。被告保隆公司本案中未作答辩，但于（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民事案件中辩称：1.张广与保隆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保隆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保隆公司于2013年3月成立，而张广购车发生在2013年1月。张广通过案外人刘祥丰获知该车辆的销售信息及实际销售商为锐虎公司，中航公司代案外人马清山及锐虎公司收取了车款，174万元车款经案外人马清山最终转交锐虎公司，车辆由锐虎公司提供交付。在整个车辆交易过程中保隆公司尚未成立，没有与张广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也未占有购车款。张广所诉合同争议实际经刘祥丰和马清山牵线发生在张广与锐虎公司之间，后果也应由张广与锐虎公司实际承担。2.张广的主张已明显超出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张广主张2013年2月购车后上牌照前即对车辆发动机进行过修理，因此对车辆发动机情况应早就明知，其声称2017年春节后第三任车主告知才知道车辆销售前进行过维修并不属实，张广的诉讼已超法定时效。3.张广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在交付时是否存在发动机缺陷问题。4.张广使用车辆多年且多次转让后向保隆公司主张退还装修款于法无据。5.张广使用涉案车辆多年且多次转手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消费者高倍退赔权，适用法律依据不足，且该法系2014年3月15日实施，对之前的争议不具有溯及力和适用效力。被告中航公司本案中未作答辩，但于（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民事案件中辩称：中航公司并非张广所述买卖合同的主体，张广只是通过中航公司的POS机付款，因此张广要求中航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锐虎公司辩称：不同意张广关于锐虎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张广与锐虎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本案中，张广仅凭锐虎公司开具的发票这一孤立的间接证据，远远不能证明其与锐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以及《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等法律规定，张广主张其与锐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需举证证明其与锐虎公司存在“要约”“承诺”“合同履行（即张广向锐虎公司支付购车款、锐虎公司向张广交付车辆）”等成立合同所必需的证据。但纵观本案，张广既没有任何一份证据可以证明其与锐虎公司之间存在任何的订立合同的“要约”“承诺”等意思联络，更不能提供其与锐虎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材料，张广用来主张其与锐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唯一证据就是锐虎公司开具的发票，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印证，远远不能证明其与锐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汽车销售行业实务中，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交易习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作为汽车流通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行业协会已经证实，在汽车销售实务中，因车贩子无法直接从汽车生产厂家获得汽车商品资源，只能是先从授权经销商即正规4S店购买车辆，然后再转卖，同时车贩子暂时不让授权经销商即正规4S店向其开具发票，而是等车贩子将车辆转卖给最终买受人之后，再由授权经销商即4S店向最终买受人开具发票。因此，汽车销售实务中，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交易习惯。本案中，锐虎公司提供了与车贩子颜小华之间大量存在的与本案交易模式完全相同的类似交易凭证材料，即：车贩子颜小华先从作为正规4S店的锐虎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然后再和保隆公司将涉案车辆转卖给张广，最后由锐虎公司直接向最终买受人即张广开具发票。（三）张广及其代理人的相关自认也足以确认张广与锐虎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2018年10月30日，原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下数第2行记载，在原一审法官询问“原告你们购车是不是找的刘祥丰”时，张广明确自认“原告当时去的亚运村车市，到保隆公司店里，是刘祥丰接待的”。2.张广在一审《民事起诉状》明确自认“2013年1月，与保隆公司约定购买路虎揽胜4999CC越野车一辆”“后原告先向被告保隆公司转账支付定金30万元”“2013年2月1日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通知原告向被告中航公司账户转款171万元，原告于当日在被告保隆公司提车时，在其公司POS机向被告中航公司账户转款171万元”。从张广本人明确自认的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包括“洽谈购车、达成合意、支付车款、交付车辆”等合同成立、合同履行这一完整的交易流程，都明确指向张广与保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2018年10月30日，原一审庭审笔录第10页上数第13行张广当庭自认“去亚运村车市也看到保隆公司店面，对公司的存在也比较信任，刘祥丰以公司名义承诺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刘祥丰的行为就应当视为公司的行为”。4.张广明确认可：2013年1月底其是按照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的要求将购车定金30万元支付到了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鹏个人名下。5.张广明确认可：2013年2月1日他也是按照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的要求将剩余购车款171万元支付到了与保隆公司具有关联关系的中航公司。6.张广明确认可：2013年2月1日他是在保隆公司提车。7.保隆公司2013年3月正式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刘祥丰一直在保隆公司工作到2014年。8.从张广提交的其与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的通话录音记录中，在张广反复追问交易关系时，刘祥丰根本没有提及锐虎公司，在通话录音中一直反复提及的是“我的老板”赵鹏收取了张广的购车定金30万元以及中航公司收取了剩余购车款171万元，同时张广也明确认可他是先向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鹏支付了购车定金30万元，然后在2013年2月1日到保隆公司提车时，又按照刘祥丰的要求把剩余购车款171万元一次性刷卡支付给中航公司。9.张广在二审程序中均反复强调当时选择到北京亚运村车市的保隆公司去买车，就是因为保隆公司“有渠道，不用加钱、不用排队、就能拿到车”，显然这是张广自己主动选择了到车贩子而不是正规4S店去买车，何来现在张广所主张的“我与车贩子没有合同关系，我与4S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任何一个消费者去买车，都是自己主动去选择的销售渠道，如果张广与锐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张广为什么不直接到作为正规4S店的锐虎公司去购买，而是从车贩子处购车？张广的主张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具有最基本的可信度。（四）本案中交易相关实际情况，也足以认定案涉车辆系张广与保隆公司磋商、订立合同并购买，锐虎公司与张广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庭审中张广已经明确自认其购买案涉车辆时系与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在北京亚运村车市的保隆公司营业场所进行洽谈、磋商、达成合意。张广后续也是向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鹏支付了购车款，保隆公司向张广交付了涉案车辆。很明显，张广与保隆公司双方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2.锐虎公司收到车贩子颜小华预付款30万元的时间是在2013年1月7日，收到车贩子马清山支付剩余购车款144万元的时间是在2013年1月14日，而张广向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鹏支付30万元定金的时间是在2013年1月底，支付第二笔购车款171万元的时间是在2013年2月1日，从时间先后顺序上也明确可以发现，不可能是张广在向保隆公司付款后，保隆公司又向锐虎公司支付购车款。显然，锐虎公司与车贩子颜小华的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在前，张广与保隆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在后，这是两个相互完全独立的买卖合同。3.根据张广提交的其与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的通话录音以及2017年11月13日庭审笔录可证：张广向保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鹏支付购车定金30万元；2013年2月1日，张广在保隆公司营业场所向中航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引航系保隆公司的监事和股东）账户刷卡支付171万元剩余购车款，合计支付201万元购车款；当日保隆公司向张广交付了案涉车辆。显然，案涉买卖合同系张广与保隆公司之间订立并实际履行。4.虽然保隆公司正式设立时间是2013年3月18日，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的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及法定代表人赵鹏在保隆公司设立前以公司名义从事的行为应由保隆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五）张广主张的保隆公司与锐虎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代理或居间法律关系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假设保隆公司与锐虎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则保隆公司应将公司日常经营所得与锐虎公司进行分配，但显然，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经济往来，不存在任何合作事实。张广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保隆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了锐虎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保隆公司与锐虎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假设双方之间存在代理法律关系，则依据《合同法》第404条，保隆公司处理出售案涉车辆取得的财产应转交锐虎公司，这也显然与本案事实完全不符。假设双方之间存在居间法律关系，则依据《合同法》第424、425条，保隆公司应向锐虎公司汇报合同订立事宜，并由后者直接与张广进行磋商、订立买卖合同，这显然亦与本案事实完全不符。保隆公司、中航公司也在原审质证中明确认可，车贩子马清山2013年1月14日向锐虎公司支付涉案车辆剩余车款144万元这一事实，对于张广提出的其于2013年2月1日向中航公司支付的171万元，保隆公司、中航公司也在原审质证中明确认可其全部转给了马清山，而张广支付30万元定金时是在2013年1月底。通过该时间顺序可知，是马清山付清锐虎公司车款在先，张广下定金并付清保隆公司车款在后。试想，如果张广2013年1月底没下定金或2013年2月1日没有付余款，这个时候马清山早已于2013年1月14日向锐虎公司付清了剩余车款，车已经归颜小华、马清山所有，就算张广2013年2月1日不买，他们也只能卖给别人，没法退给锐虎公司。如果说是锐虎公司委托中间人卖车，又怎么会有中间人在没有收到买方付款的情况下，自己就把全款给卖方呢？这明显经不起正常的逻辑推理，更不符合正常情理。根据张广提交的其与刘祥丰的录音证据可知，张广说“我当时跟你联系你说先打点定金，然后就开始改车了”，由此可知，张广在与刘祥丰联系打定金的2013年1月底时，车辆就已经在保隆公司了，不可能是张广支付定金之后，保隆公司才联系锐虎公司买车。综上，张广有关保隆公司与锐虎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代理或居间法律关系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该等观点也明显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不应予以采信。（六）张广主张的其在与保隆公司接洽过程中，保隆公司主动提及车辆由锐虎公司提供，该主张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不应予以采信。庭审中，张广已经明确自认其在购买涉案车辆时系在保隆公司营业场所进行，该场所挂有保隆公司名称，接洽人员刘祥丰也是保隆公司工作人员。而张广却又提出在商谈过程中，保隆公司工作人员主动提及车辆由锐虎公司提供，该等主张明显不具有基本的可信性。1.在张广起诉状及其录音证据中所示，张广在与保隆公司沟通过程中，自始至终未提及车辆由锐虎公司销售的情况，张广前述主张并无证据予以证明。2.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假设保隆公司工作人员刘祥丰向张广称车辆将由所有权人锐虎公司提供，则不排除张广绕过保隆公司，直接与锐虎公司联系购买，或者至少应当与锐虎公司或公司授权代表进行沟通确认后才会支付价款。否则，在未确认车辆所有权人锐虎公司作出愿意出售案涉车辆的承诺时，贸然将全部合同款支付给与锐虎公司无任何关联的保隆公司，显然有违常理。这也是为什么在张广自己提交的与保隆公司员工刘祥丰的录音证据中，刘祥丰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锐虎公司。3.张广当庭明确自认，其之所以不在北京正规的4S店购买，是因为北京正规的4S店购买要排队、加价，所以才从保隆公司这种车贩子手里购买。张广支付的所谓27万元“装饰费”，就是车贩子的利润来源，不然车贩子成本价174万元卖车给张广、又成本价27万元给张广“装饰”，岂不成做慈善。所以，车贩子一定是先从广东买到车后再把车贩到北京，以“装饰费”的名义加价售车，这一点张广作为购车人应心知肚明。4.车贩子之所以存在，还因不同地区车辆销售市场的车辆畅销程度不一样。在车辆销售市场上，生产商多会为了维护市场秩序限制跨区域销售，也就是俗称的禁止“串货”，其目的是因为同一款车在不同地区畅销程度不一样，导致购买难度、销售价格存在差异，会促使很多车贩子从车辆不是很畅销的地方买车，再运到车辆畅销的地方加价出售赚取差价。如果张广去保隆公司询问时，工作人员跟他说车辆是锐虎公司来卖的，那么张广完全可以绕过保隆公司直接与锐虎公司联系购买，让锐虎公司直接把车从广东发到北京，成本也就是几千块的运费，不用在北京正规4S店排队、加价，也不用多花27万元的“装饰费”。5.锐虎公司向车贩子销售涉案车辆是打折销售的，价格低于锐虎公司从厂家的购入价格（179.9万元）。锐虎公司也如实上传了维修系统。由此足以看出，车贩子是明知涉案车辆的售前维修整备记录的，否则锐虎公司也不可能低于购入价格赔本销售。若如张广主张是锐虎公司直接向他进行的销售，且锐虎公司有意欺诈，则锐虎公司怎么可能低于购入成本价出售？综上，张广完全是与保隆公司进行接洽购买的涉案车辆，保隆公司作为职业二手车商对锐虎公司上传系统的售前维修整备记录是知悉的，即便其未向张广进行告知，也不应认定属于锐虎公司的责任，而应当是保隆公司作为销售者的责任，除非是车贩子颜小华、马清山未向保隆公司进行告知，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当由锐虎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消费者选择从车贩子手中购车，车贩子未能如实告知消费者，实施了欺诈行为，但欺诈的法律责任却由售卖给车贩子的汽车经销商承担，则车贩子以后都可以用折扣价从4S店购买具有瑕疵的车辆，然后以正常价甚至加价卖给消费者用以牟利。利润由车贩子赚取，责任是4S店承担，显失公平，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二、锐虎公司根本不构成欺诈。如前所述，锐虎公司与张广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显然锐虎公司对张广谈不上所谓的“欺诈”。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合同主体的问题，仅就锐虎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也根本不构成“欺诈”。（一）锐虎公司在向颜小华交付涉案车辆之前，已将对涉案车辆维修的信息如实予以记录，并即时上传至消费者可通过一定途径公开查询的网络，不存在所谓的欺诈“主观故意”，维修结果未影响消费者缔约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锐虎公司在向颜小华交付涉案车辆之前，已将对涉案车辆维修的信息如实予以记录，并即时上传至消费者可通过一定途径公开查询的网络。信息的录入和上传系锐虎公司自行主动完成，相关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披露。该信息的记录和上传系锐虎公司主动为之，且客观上有助于消费者查询到该类信息，足以认定锐虎公司根本没有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意图。（二）汽车4S店对于售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成文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予以规范。2012年涉案车辆销售时更是没有任何行业指引，锐虎公司通过系统上传披露的形式也可以认定锐虎公司没有欺诈的主观恶意。如果对于这种在售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一概退回到汽车生产厂家进行处理是明显不合理的，故对于从事车辆销售的授权4S店而言，按照行业惯例和汽车生产厂家的要求来操作是合理的。根据行业惯例和路虎汽车生产厂家的规定，4S店可以进行售前维修整备的。本案中锐虎公司在售前检查中发现发动机故障并进行维修，其操作获得了汽车生产厂家的认可，且相关操作已录入路虎汽车的全球系统，该行为并无违法或不当。对于这种售前检查维修信息是否需要向消费者告知，截至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予以规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作为汽车流通领域的唯一国家级行业协会，也是在2017年3月10日才制定了《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试行）》这一团体标准。但在2012年时，就连该团体标准都没有，因此，即便是锐虎公司未向车辆买受人颜小华、马清山告知该信息，也并不存在主观故意，无法达到欺诈所要求的主观恶意，顶多是构成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而且本案中锐虎公司是向颜小华、马清山打折销售的涉案车辆。退一万步讲，即便本案中售前整备维修记录应当向张广进行告知，那也应该是本案二手车商保隆公司的义务。保隆公司作为专业二手车贸易商，在锐虎公司已经通过系统上传售前整备维修记录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获悉该信息，但其在向张广销售时未告知，应属未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三）涉案车辆在交付之前的维修并没有给张广造成较大不利影响，没有影响张广的缔约根本目的。张广于2013年2月1日从保隆公司提车，4月13日即已免费维修完毕，对其没有造成任何财产损失，并且也未影响其正常使用，更谈不上影响其人身健康。2015年8月11日，张广将涉案车辆作为二手车出售给第三人郭静，对其也没有造成任何财产损失。至于二手车价值，根据评估结果，也未因之前的维修存在价值贬损的情况。（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同类汽车买卖合同欺诈纠纷案件的参考判例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可知，本案中锐虎公司根本不构成所谓的“欺诈”。在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与本案汽车买卖合同“欺诈”类纠纷完全相同的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在车辆交付之前，经销商将上述两处操作均如实予以记录，并即时上传至消费者可通过一定途径公开查询的网络。信息的录入和上传系经营者自行主动完成，相关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披露。虽然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经营者记录和上传前述信息的目的是对供应商而非消费者进行告知，但不论其主观目的如何，既然信息的记录和上传系经营者主动为之，且客观上有助于消费者查询到该类信息，可认定经营者并无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意图”。在近期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的与本案汽车买卖合同“欺诈”类纠纷完全相同的案例（2020）沪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经销商将修复记录上传至专门网站，该行为本身已经说明经销商并不存在可以隐瞒修复瑕疵事实的故意。如果经销商存在欺诈故意，完全可以对修复情况不予记载或不将修复记录录入系统。二审法院认定经销商存在消费欺诈，依据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该案中被再审改判撤销的二审判决，曾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这也充分体现了各级司法机关现在对“欺诈”类案件的整体审判趋势。综上，锐虎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正常售前检修，相关维修履历已完整如实予以记录并上传至捷豹路虎DMS全球信息系统，张广可以在捷豹路虎的任一授权经销商以及有关第三方网站公开查询到这些信息。事实上张广也是通过上述渠道获悉的这些信息。且维修结果未影响消费者缔约目的，锐虎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欺诈”的主观故意或客观行为。三、张广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张广在2013年2月份就已知晓涉案车辆的售前检查维修信息，其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审诉讼中，一审法院针对诉讼时效问题，认为锐虎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广知晓涉案车辆诉争事项的时间，因此对张广提出的2017年知晓诉争事项的主张予以采信。在锐虎公司后来提交的鄂尔多斯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通公司）2019年10月31日出具的《维修说明》，可以证明涉案车辆在2013年在该公司维修时，该公司已经把车辆的历史维修情况告知了张广。该事实与张广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惠通公司2013年4月13日的证明及当时发动机购物发票可以相互印证。而且如前所述，锐虎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的售前维修已上传捷豹路虎的DMS全球信息系统，惠通公司作为授权4S店，完全能够查询该等维修信息，惠通公司已明确告知张广涉案车辆发动机的历史维修信息。试想，4S店在维修、更换发动机这种汽车重要零部件时，怎么会不把系统上查到的发动机之前的维修记录跟车主进行详细告知呢？另一方面，按日常生活经验推断，当车辆发动机需要整体更换维修时，张广作为消费者不可能不去了解车辆历史维修信息，所以其明确提出要求生产厂家免费更换全新发动机。其所主张的“2017年才知道涉案车辆发动机的历史维修信息”，明显不符合常理，不具备基本的可信性。综上，在张广2013年4月即已知晓该等售前维修信息，却在2017年才提起诉讼，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郭静述称，同意张广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案件的审理情况，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1月，张广联系刘祥丰商谈购买路虎车事宜。2013年1月底，张广支付30万元定金。2013年2月1日，张广刷卡支付171万元（付至中航公司账户）并提走路虎车一辆。张广主张其支付的全部款项中包含车款174万元和车辆装饰费用27万元。就涉案车辆的买卖，张广未与任何个人及单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3年1月28日，锐虎公司向张广出具涉案车辆的购车发票。2013年4月17日，张广就涉案车辆交纳了车辆购置税174700元。2013年11月19日，张广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根据登记信息，该车车牌号码为×××，车架号为×××，发动机号为×××。2013年4月，涉案车辆因发动机故障在惠通公司进行了维修并更换发动机。所更换的新发动机由锐虎公司提供给惠通公司，张广并未支付更换发动机总成的费用。惠通公司于2013年4月13日出具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大架号为×××的车辆于2013年4月12日由于发动机故障在惠通公司维修，车辆更换发动机总成，旧发动机号为×××，所换新发动机号为×××。后其又于2019年10月31日出具《维修说明》，主要内容为：车辆（车架号：×××）因发动机故障于2013年2月21日送到惠通公司维修，到店后惠通公司对车辆进行检查并将该车辆的历史维修情况告知给客户，客户要求免费为其保修发动机；该车辆通过锐虎公司走车辆生产厂家的DMS系统申请免费保修，并由惠通公司更换一台全新发动机；该车辆于2013年4月维修完工。张广否认惠通公司曾告知其涉案车辆的历史维修情况。2015年8月11日，郭静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涉案车辆并办理转移登记。后该车车牌号码变更为×××。庭审中，张广要求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款项直接支付给郭静，并由郭静退车，郭静对此无异议。另因案涉纠纷，郭静已长期停驶涉案车辆，未再就该车投保车险，故张广要求返车时由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自行将案涉车辆取回。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1.张广主张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均为其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三家公司之间的合作行为对消费者而言不能排除任何一方的合同相对性。从购车过程角度考虑，张广与保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为其与刘祥丰联系购车事宜，刘祥丰为保隆公司员工。从开发票、后续维修等角度考虑，张广与锐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为锐虎公司向其开具发票并在维修过程中认可了张广的买受人身份。张广后确认与中航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起诉中航公司的理由为其支付的171万元车款通过刷POS机进入中航公司账户，认为中航公司仍应承担责任。但原审判决仅认定锐虎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张广也无异议，表示在购车时刘祥丰曾告知销售公司为锐虎公司。2.保隆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注册成立。保隆公司主张刘祥丰于公司成立后到公司工作至2014年，涉案车辆买卖时间发生在保隆公司成立前，因此其与张广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购车过程，保隆公司主张根据其了解，张广对接刘祥丰，刘祥丰对接马清山，马清山对接锐虎公司。3.锐虎公司主张其与张广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车辆由锐虎公司出卖给颜小华，颜小华通过现金方式支付30万元，余款144万元由马清山转账支付。就此锐虎公司提交了《新车销售合同》、银行转账记录、《销售出库单》等直接证据进行佐证。但《新车销售合同》上并无颜小华签字，《销售出库单》上虽有“颜小华”签名但无法确认是否为颜小华本人签署，无证据显示于2013年1月7日向严丽莉（广东鸿粤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职员）支付30万元的主体是颜小华以及支付的是案涉车辆的车款，也无证据足以确认马清山于2013年1月14日支付给锐虎公司的144万元为案涉车辆车款。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张广的申请，调取了涉案车辆的系统信息，系统显示：车架号为×××的车辆购车日期为2012年6月27日，保修开始日期为2012年6月27日，车牌号为×××，客户为张广；2012年8月13日（制单日期），涉案车辆进行维修，项目名称为拆除发动机更换附件；2012年12月27日、2013年7月25日（制单日期），涉案车辆进行维修，项目名称为拆除了所有附件的发动机。锐虎公司曾于（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称涉案车辆在出卖前并无维修更换发动机的记录，因厂家曾调整过系统，故系统反应的信息不完全正确，包括车牌号码、购车日期、保修日期等信息均不准确。本案中，锐虎公司又称，经与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核实，锐虎公司确实于2012年8月13日对涉案车辆进行过维修，并提交了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为：锐虎公司曾于2012年6月11日通过GCM提交了关于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的路虎揽胜4999CC越野车发动机故障的技术咨询；锐虎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所采取的维修措施，符合本公司的维修工艺要求，且锐虎公司已将该检查维修信息上传录入到捷豹路虎的DMS系统（汽车经销商管理系统）。（2017）京0114民初10862号判决被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时，被指出一审法院应对涉案车辆在返还时综合考虑市场因素、车辆的使用状况、是否存在贬值等问题予以审查，避免一方当事人因车辆返还而获益。本案中，涉案车辆经北京中恒正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其于2017年9月22日（起诉书送达完毕之日）的评估价值为12528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张广主张的车辆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确定。根据张广的陈述，其购买涉案车辆的对接人为刘祥丰。虽然刘祥丰曾在保隆公司任职，但保隆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8日，涉案车辆的购买时间为2013年1月。本案中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广购车当时保隆公司已在设立过程中且刘祥丰系以保隆公司作为销售主体与张广达成合意，即本案证据并不能确认保隆公司为涉案车辆的出卖人，因此本院认为保隆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出卖方依据不足。中航公司仅是借用POS机用于张广支付部分车款，张广亦认可其与中航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故本院确认中航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出卖方。锐虎公司为销售路虎车辆的4S店，其主张将涉案车辆出卖给颜小华，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锐虎公司就涉案车辆向张广出具发票，在汽车经销商管理系统中也上传客户为张广，在案涉车辆维修时也由其提供新发动机。因此综合上述情形，本院确认锐虎公司与张广就涉案车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张广主张欺诈进而要求赔偿的理由是否成立。涉案车辆的系统信息显示：涉案车辆的购车日期和保修开始日期均为2012年6月27日、车牌号为×××；2012年8月13日（制单日期），涉案车辆进行维修，项目名称为拆除发动机更换附件；2012年12月27日、2013年7月25日（制单日期），涉案车辆进行维修，项目名称为拆除了所有附件的发动机。上述系统信息说明张广在购买涉案车辆前，涉案车辆已发生销售行为且保修已经开始，而车辆的发动机被更换过附件。锐虎公司对此先是解释称因厂家曾调整过系统、系统反应的信息不完全准确。但该解释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未被采信。本案中锐虎公司又称经与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核实，锐虎公司确实于2012年8月13日对涉案车辆进行过维修且将相关信息上传至系统。但锐虎公司未对案涉车辆的购买日期、保修日期、车牌号码等问题做出合理说明。锐虎公司称其已将维修信息如实上传至系统，不存在隐瞒的故意。但发动机属于汽车的核心部件，直接与驾驶安全紧密相关，锐虎公司应当向购车人负有明确的告知义务。通过张广的购车过程可知，并没有证据证明张广在购车前被告知过相关情况。结合涉案车辆出卖前的维修情况及张广购买涉案车辆后2个月内该车即需要更换发动机的事实，本院确认涉案车辆在出售前即对发动机进行维修，锐虎公司在将车辆销售给张广时隐瞒了上述情况，构成欺诈。至此，对张广要求退车退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案涉车辆已经长期使用，故锐虎公司无需原价退还车款，按评估结果本院支持退款1252800元。张广主张的车辆购置税为其损失，亦应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就欺诈导致增加赔偿额的金额有不同的规定，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正）》自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而张广购买涉案车辆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1月，故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的规定，即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根据前述论证，锐虎公司构成欺诈，因此，对张广要求赔偿17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涉案车辆所有权已转移至郭静，张广主张由郭静退还车辆、相关赔偿支付给郭静，郭静对此亦无异议，因此，郭静应承担退车义务，锐虎公司应支付的费用亦应支付给郭静。因锐虎公司为过错方且该车现已长期停驶并无投保，故退车方式定为由锐虎公司自行安排将案涉车辆取回而郭静予以协助，较为公平合理。关于张广主张的保险费及装饰装修款。张广主张的保险费交纳给保险公司并得到相关保险保障，其要求保隆公司、中航公司、锐虎公司支付保险费没有法律依据。虽然张广主张的装饰款与车辆买卖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但已完成的装饰附着于涉案车辆上，由于涉案车辆需要退还给锐虎公司，锐虎公司对车辆的装饰享有利益，因此，锐虎公司对张广主张的装饰款应当予以适当补偿。考虑到涉案车辆的实际使用时间，本院酌定锐虎公司支付的装饰款金额为3万元，对张广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锐虎公司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广知晓涉案车辆在购买前拆除发动机更换附件的时间。惠通公司出具的《维修说明》为证言性质，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单方证言证明力不足。因此，对张广提出的2017年知晓前述情况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确认张广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郭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路虎牌越野车一辆（厂牌型号为揽胜4999CC、车辆识别代号为×××、发动机号码为×××）返还给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方式为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行将该车辆从停放地取回，第三人郭静予以协助）；二、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第三人郭静车款1252800元并支付赔偿174万元、车辆购置税174700元及装饰费3万元；三、驳回原告张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989元，由原告张广负担31609元，已交纳；由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23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6000元，由被告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笛人民陪审员  徐国海人民陪审员  侯俊安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 记 员  付琛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