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黑1084民初172号 原告：郝红敏，女，1974年6月10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宁安市。 原告：付双，女，1998年7月27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宁安市。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齐林，黑龙江森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靳奎江，男，1971年4月6日出生，汉族，宁安市农民，住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义，宁安市宁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关利臣，男，1973年1月10日出生，满族，宁安市农民，住宁安市。 被告：孟凡兴，男，1962年10月7日出生，满族，宁安市农民，住宁安市。 被告：宁安市兰岗镇红旗洞清淤采砂场，住所地宁安市兰岗镇民生村。 负责人：梁秀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淑艳（系梁秀男妻子），住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菊，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郝红敏、付双与被告靳奎江、关利臣、孟凡兴、宁安市兰岗镇红旗洞清淤采砂场（以下简称清淤采砂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红敏及其和原告付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齐林、被告靳奎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义、被告关利臣、被告孟凡兴、被告清淤采砂场经营者梁秀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淑艳、王秋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郝红敏、付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各被告连带赔偿、补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18900元，丧葬费34208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703108元的90%为632797.2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7月初付庆生受雇于靳奎江，为靳奎江家菜地干活，靳奎江负责接送，中午管饭。2020年7月18日上午靳奎江开车接走付庆生给靳奎江刷茄子秧，同时还有孟凡兴给靳奎江干活。2020年7月18日下午，原告得知付庆生掉河里没上来，东升村支书组织人员没有打捞上来付庆生，第二天把付庆生从河里捞上来时，付庆生已经死亡。 原告认为付庆生给靳奎江干活，不会溺水死亡，要求XX机关调查付庆生死亡原因及性质，2020年8月24日宁安市XX局作出鉴定意见书通知，鉴定意见为付庆生溺水死亡。2020年8月25日宁安市XX局鉴定付庆生心血乙醇含量为163.8mg/ml，2020年10月10日宁安市XX局向原告送达了刑事案件不予立案通知书。付庆生受雇于靳奎江从事劳务活动，靳奎江应当保证付庆生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被告靳奎江却伙同关利臣开车拉着已经醉酒状态的付庆生到河里捞鱼（或游泳），完全不顾付庆生的安危，对付庆生的死亡负有重大过失责任，应连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靳奎江辩称，对付庆生溺亡给家属造成的伤害深表同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要求靳奎江赔偿，没有事实、证据依据。靳奎江雇佣付庆生干活与付庆生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双方之间关系并非劳务雇佣关系，是承包承揽的关系。2020年7月18日靳奎江家里3亩地的茄子需要割茄秧，就与孟凡兴和付庆生商量确定由付庆生、孟凡兴二人承揽把3亩地茄子秧割掉，干完活按小时计算劳动报酬。付庆生并非是在给靳奎江割茄子秧劳动过程中所受的伤害。付庆生承揽的割茄子秧劳务活动已经全部完工，工钱已经全部付清，也已经吃完中午饭。饭后在另外的场所付庆生受到伤害与靳奎江没有关系。付庆生是在河里捞鱼时溺亡，不是给靳奎江捞鱼，靳奎江也不给付庆生支付捞鱼报酬，是付庆生自己要求去捞鱼，与靳奎江没有关系。死者溺亡于砂坑，砂坑的施工方在取完砂子后，未及时回填及未能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付庆生溺亡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63.8mg/ml，靳奎江没有劝酒，是付庆生自己拿啤酒喝的，靳奎江本人也没有喝酒。付庆生溺亡时靳奎江采取了救护措施，多次潜水找付庆生，但是没有救到人。死者自己捞鱼自己溺水身亡，理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死者是捞鱼组织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关利臣辩称，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付庆生的溺亡与关利臣没有任何关系。关利臣是在付庆生微信联系后应付庆生的邀请才来到现场捞鱼的，付庆生溺亡时与靳奎江实施了水中救护行为，但没有救到付庆生，付庆生溺亡关利臣不承担责任。 孟凡兴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孟凡兴与付庆生是一个村的，付庆生招呼的孟凡兴一起去干活，从8点到靳奎江的茄子地割茄子秧，每小时工钱12元，干到12点多点开始吃饭（以前经常在那喝酒吃饭，付庆生在靳奎江地那喝酒吃饭4、5次），当天孟凡兴喝了一小碗白酒，不到2两，没有劝付庆生喝酒，付庆生溺亡与孟凡兴无关。 清淤采砂场辩称，进场区只有一条道，有两个警示牌，河边也有警示牌，付庆生溺亡地点属于国家二级水库，负责江南乡所辖15000亩水田灌溉，有一个拦河闸，从每年的4月15日至9月15日供水期必须落闸拦河保持高水位，才能保证灌溉需求，其没有权利阻止村民进入砂场场区，这个岸边地方只是采砂场的堆料场所，付庆生发生溺水死亡与砂场无关。1.原告诉请清淤采砂场承担民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清淤采砂场不是河段的监管单位，不具有管理的法定义务。虽然2014年清淤采砂场在此处进行过清淤，但此次清淤完全是按照河道管理单位组织并制定的方案实施的，红旗洞采砂场承揽了河道清淤工作，清淤完成后已将工作成果交付河道管理单位。在6年之后事发地点开放式河道与清淤采砂场不再具有事实上和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未举示证据证实付庆生的溺亡与清淤采砂场清淤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仅以2014年清淤采砂场在此处清淤过而向清淤采砂场主张民事赔偿，依法不能成立。2.事发地点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采砂场在进入河道的路口已经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其已尽到了必要的安全提醒义务和安全管理义务，不符合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3.原告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在水库上游捞鱼具有危险性，且在醉酒状态下下水捞鱼，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引发不幸事件，自身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审理焦点为，四被告对付庆生的溺亡是否有过错，应否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其他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宁安市XX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两份、宁安市XX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付庆军2020年7月18日事发当天在事发现场用手机拍摄的三段视频光碟一张。证明郝红敏与付庆生系夫妻关系，有婚生女付双，付庆生的父亲付万康2004年12月4日死亡，母亲付文霞2005年5月30日死亡。宁安市XX局对付庆生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付庆生符合溺水死亡，对付庆生心血进行鉴定结论为付庆生心血中检测乙醇含量为163.8mg/100ml,付庆生死亡时属于醉酒状态。事发现场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被告砂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警示义务，事故现场河床放水后有深坑，也就是说被告砂场在取砂后未做平整，砂场负有过错。靳奎江、关利臣、孟凡兴对以上证据无异议，清淤采砂场质证认为，进场区只有一条道，有两个警示牌，河边也有警示牌，这个水库属于国家二级水库，负责江南乡所辖15000亩水田灌溉，从每年的4月15日至9月15日是供水期必须落闸拦河保持高水位，才能保证灌溉需求，水库灌溉不归清淤采砂场管理，其没有权利阻止村民进入砂场场区，只是采砂场的场址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采砂，付庆生发生溺水死亡与清淤采砂场无关。本院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客观真实，予以采信，但光碟难以看出来付庆生溺亡地点有砂坑，其称有砂坑系清淤采砂场所为等问题没有有关部门专业意见佐证不予采信。 关利臣提供证据，微信聊天语音、截图各一份（语音部分当庭播放），证明付庆生召集捞鱼，关利臣应约来到事故地点。原告质证认为，这个微信的语音通话属实，不能证明是付庆生提议去捞鱼的事实，语音通话中提到“我俩”，也就是说不是付庆生单独一个人要求去捞鱼，捞鱼需要3个人，当时只有靳奎江和付庆生两人少了一个人，付庆生才给关利臣打的电话让其来捞鱼，不能证明捞鱼的决定是付庆生作出的，渔网是靳奎江的，又是靳奎江开车拉着付庆生和关利臣去的事故点，付庆生只是在帮找一个人去捞鱼。靳奎江质证认为，付庆生发微信的时候孟凡兴和靳奎江在现场，这个微信语音属实，是付庆生张罗捞鱼。孟凡兴质证认为，这个微信语音属实，是付庆生张罗捞鱼。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 清淤采砂场提供证据，宁安市桦树川灌区中心水利站证明材料一份、河道采砂准采证一份、宁安市水务局文件宁水呈字[2014]14号一份。证明清淤采砂场于2013年依法成立，并经宁安市水务局批准取得合法的清淤采砂资质，清淤采砂范围自蛤蟆河新农村桥下游200米处开始，清淤长度3700米，边界距离事发地点约2000米，本案事件发生河段不在清淤采砂范围内，其对事故发生时的河道流域不具有安全管理、提示注意的法定义务；水务局文件证明清淤采砂场于2014年受宁安市水务局的委托承揽清淤工作，对事发河道进行过清淤，并依据河道管理单位制定的方案、技术指导进行清淤，完成工作后向河道管理部门交付工作成果，此后对此河段不再具有法定的安全管理提示义务。江南乡15000亩水田灌溉用水，都从事发的水库供水，案发时正是高水位灌溉用水的时候，水深危险，付庆生溺亡应自担风险。原告质证认为，准采证有效期是2020年4月23日至2020年12月31日是一年的准采权限，与本案事发地点是否是同一地点或有所不同不明确，不排除2020年被告曾在事发地点采挖事实的可能性。结合清淤采砂场经营者梁秀男妻子朱淑艳在XX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曾在事发地点采过砂的事实，不排除去年的采砂地点与2014年的采砂地点发生重合；依据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河道整治对于疏挖工程有明确的要求，清淤采砂场是否按照要求达到了技术要求，从这份水务局文件中无法体现，朱淑艳的询问笔录自认在2014年清理河道后对河道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清淤采砂场有义务对挖砂出的河流水深有警示的义务，同时在事发地点的入口也没有警示标志。采砂场对付庆生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靳奎江质证认为，开车去事发地点必经清淤采砂场大门路口，穿行堆砂子的场地，才能到达河边。事发当天注意有警示牌子，第二天去现场打捞尸体的时候看到了警示牌，在大门口没进院在进门的左侧有个警示牌，警示牌大概内容是禁止游泳的事，其他位置没有警示牌，警示牌的位置是事故那天经过的道路上，牌有1米多高，宽50公分，牌上字体是红色铁质的，已经多年很旧了，这个牌跟红旗洞闸门上的牌一样。本院认为，经核对宁安市水务局文件原件，与本案证据无异，其他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调取宁安市XX局刑事不予立案卷宗一册、“2020.7.19”宁安市兰岗镇红旗洞灌区付庆生死亡案现场照片7张、宁安市XX局兰岗镇派出所办案说明1份、办案人绘制死者付庆生溺亡地点平面草图1张。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郝红敏与死者付庆生系夫妻关系，付双系付庆生女儿，付庆生的父亲付万康、母亲付文霞多年前已去世。付庆生系宁安市农民，生前经常受雇他人做临时工。靳奎江有活就雇付庆生干，大约干了5、6回。2020年7月18日早晨付庆生帮他人临时劳务活动后，包括靳奎江大约8人左右在一起吃早餐，付庆生和同村村民孟凡兴二人早餐时自愿喝啤酒，靳奎江未喝酒，期间无人劝酒，餐后靳奎江开车接走付庆生及孟凡兴给靳奎江割茄子秧，约定劳务费每小时12元，靳奎江负责接送中午供饭。在靳奎江的茄子地8点左右开始割茄子秧，一共3亩多地的茄秧4个人干活，从8点干到12点多点完成割茄秧任务，4个小时合计付庆生、孟凡兴每人劳务费48元，靳奎江爱人考虑都是熟人就给每人50元劳动报酬，当着付庆生的面支付给孟凡兴100元，由孟凡兴和付庆生自己分钱。中午靳奎江爱人炒茄子，付庆生带的饺子，靳奎江带的馒头在靳奎江地头窝棚吃饭（此前付庆生、孟凡兴大约有4、5次在该窝棚喝酒吃饭）。靳奎江及其爱人、孟凡兴、付庆生4个人一起在地头窝棚里吃饭时没人张罗喝酒，在窝棚里有若干罐啤酒和瓶装白酒，付庆生自己去拿啤酒喝，靳奎江没有阻止也没有喝酒，孟凡兴也自愿喝了2两左右白酒，又喝了1罐啤酒，靳奎江爱人喝了半罐啤酒，付庆生喝了1罐多一点啤酒。喝完酒付庆生张罗去捞鱼，捞鱼需要3个人，孟凡兴明确表示不去捞鱼。因人手不够，付庆生用微信联系关利臣，邀请关利臣过来捞鱼，并让关利臣捎过来邦迪给靳奎江爱人使用。关利臣应邀开车从15公里外宁安镇的家中来到靳奎江家地头，孟凡兴去树荫下乘凉。关利臣驾驶靳奎江车辆载付庆生、靳奎江前往大约3公里以外的事发地点，车辆从位于红旗洞水库闸门岸边的堆砂场大门入口处穿过，将车停到红旗洞水库闸门上游约800米左右的西岸边。付庆生、靳奎江、关利臣三人脱衣服先洗个澡，下水约10分钟后，靳奎江面向东岸在中间，关利臣在靳奎江右前方，付庆生面向东岸在靳奎江左后侧，靳奎江与关利臣拽着兜网从蛤蟆河西岸向东岸游动，付庆生在靳奎江左后侧间隔3米远也慢慢向东岸游动，当付庆生快到距西岸两岸宽度大约三分之二处（约15米）地点时溺水。靳奎江发现及时进行救助，但无济于事付庆生溺亡不见踪影。靳奎江和关利臣立即回到窝棚，由靳奎江爱人打电话报警，随后东升村党支部书记组织人员打捞付庆生，第二天把付庆生从河里捞上来时，付庆生已经死亡。2020年8月24日宁安市XX局作出鉴定意见书通知，鉴定意见为付庆生溺水死亡。2020年8月25日宁安市XX局鉴定付庆生心血乙醇含量为163.8ｍｇ／ｍｌ，2020年10月10日宁安市XX局向原告送达了刑事案件不予立案通知书。 另查明，付庆生溺亡地点位于宁安市境内牡丹江支流蛤蟆河红旗洞水库蓄水区，距红旗洞大坝闸门上游约800米左右的河流拐弯处。该水域深浅不一，深的地方超过2米深，浅的地方不到2米。该拐弯弯度大约在90度左右，内湾西岸水浅，外湾东岸水深，约在拐弯下方河中心有一处露出水面的小岛。清淤采砂场于2013年成立，清淤采砂证每年换发一次，每年清淤采砂证准许清淤采砂河段范围不同。在红旗洞闸门大坝正南侧蛤蟆河西岸方圆大约1.5公里范围是清淤采砂场存放砂石场地和清淤采砂场房屋及仓库，堆放有砂石以及清淤采砂设备等。清淤采砂场在其方圆1.5公里的存料场入口处设置一处警示标志，红旗洞闸门附近也有一处警示标志，有“禁止游泳”的提示。2020年采砂证注明清淤位置范围在事发地点上游2公里以南，事发地点不在证范围内。2014年宁水呈字[2014]14号宁安市水务局河道清淤要求，清淤采砂场曾在事发地点清淤，完成清淤护岸工作达到技术标准后，富余的砂土归清淤采砂场，抵顶清淤费用。付庆生溺亡地点河床现状是否有坑是否与清淤采砂场清淤有关不清楚，经探察东岸根部有沟，不排除该河床经过6年河水冲刷形成现状。2019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945元，丧葬费为34208元。付庆生1971年12月2日出生，其溺亡时年龄不超过60周岁。 本院认为，付庆生在清淤采砂场附近蛤蟆河内捞鱼，不慎溺水死亡系客观事实。付庆生正值壮年时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溺亡给家庭造成重大损失，给亲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令人惋惜和痛心。靳奎江雇佣付庆生、孟凡兴割茄子秧，经过一上午的劳动已经完成任务，双方劳务费已经结算完毕，付庆生、孟凡兴与靳奎江劳务关系结束。付庆生午饭后洗澡、捞鱼活动均与劳务活动没有关系，不属于提供劳动者受害侵权纠纷，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 成年人是自身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本案事故发生时，付庆生系成年人，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和相应的安全意识，其下河捞鱼时未穿有救生衣或带有救生设备，应当知道进入蛤蟆河捞鱼具有潜在的危险，经XX机关已作出了法律结论意见，其自身溺亡，不予刑事立案。因此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对死者付庆生的溺亡后果无主观过错。死者付庆生生前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身行为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不能把自身安危寄托在对其无法定义务的他方无时无刻提醒下，其在明知自身已饮酒且可能对身体自控意识能力产生影响的情形下，处于对其自身酒量能力的过于自信而置身于涉险之地，是导致其溺亡不幸后果发生的原因之一，根据自甘风险和自担责任的侵权归责原则，死者付庆生自身在此不幸事件中应负全部责任，原告以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致其死亡后果的主要责任交由他方承担没有法律依据。 死者付庆生在两次就餐中有喝酒行为，但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与付庆生同餐人员孟凡兴对其有恶意劝酒或灌酒行为，或对付庆生饮酒所造成后果行为存在有任何的主观过错。通过微信语音难以判断付庆生在事发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作为平常人也是无法根据常识经验判断确认付庆生在餐后至下河期间已处在明显醉酒失控状态，作为同餐者孟凡兴在无法判断出付庆生身体确已处于醉酒失控状态且不知捞鱼的具体场所的情形下，原告要求孟凡兴对付庆生的酒后溺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超出对一般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和价值评判，且对孟凡兴也是显失公平和过于苛责。被告孟凡兴对付庆生意外溺亡后果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红旗洞闸门上游蛤蟆河作为当地群众灌溉农田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清淤采砂场附近的蛤蟆河段与其他江河湖海一样存在危险性是同一道理，无法亦无必要设置隔离围墙。该区域不许公民进行游泳、游玩、捕捞等活动，是全社会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不完全具有公共场所功能，不属于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清淤采砂场经营者对穿过其堆料场擅入捞鱼、游泳者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清淤采砂场不可能在所有河边全部设置警示标志，其在堆料场入口处设置警示标志，向不特定人告知禁止游泳等，已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本案捞鱼活动的3人进入事发河段必经清淤采砂场堆料场的入口处，其应当能看到警示标志。清淤采砂场对付庆生溺水死亡不存在过错责任。清淤采砂场采砂证证实溺水死亡地点不在其2020年清淤许可位置范围内，其曾在2014年进行清淤采砂作业，已经交付完工。该区域现已经出现一个河中小岛，此处水流较急，不排除是6年来河水冲积而形成，需要再次清淤。原告认为付庆生是因为清淤采砂场挖砂产生砂坑造成溺亡，该砂坑起源于清淤采砂场，清淤采砂场对付庆生的死亡应向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付庆生溺亡地点存在砂坑和该地点放净河水后出现的河床现状与清淤采砂场2014年清淤作业有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付庆生溺亡地点存在砂坑或者河床现状系红旗洞采砂场2014年清淤采砂造成的，也无证据证明事发河段归红旗洞采砂场管理，其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原告请求清淤采砂场赔偿的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付庆生在早餐、午餐中均喝酒，没有证据证实有人对其劝酒，因此其对饮酒行为自负其责。孟凡兴明确表示不参加捞鱼活动，不具备3人参加捞鱼活动的条件，付庆生用微信呼叫关利臣过来捞鱼，没有证据证实靳奎江让付庆生呼叫关利臣。在付庆生与关利臣的微信通话中没有提到靳奎江让关利臣前来捞鱼。靳奎江、付庆生、关利臣三个人中付庆生做主了两个人参加捞鱼活动，付庆生是捞鱼活动的召集人。本案捞鱼活动是付庆生召集的3人自愿参加的户外活动，3位成年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负责。各参与行为人之间虽具有相互照顾和注意义务，但彼此之间的义务应是相对有限的，各参与者均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因此原告要求靳奎江、关利臣对付庆生的溺亡后果承担组织管理的失职之责和连带责任既无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靳奎江明知付庆生已在早餐、午餐中饮酒状态下，其作为共同捞鱼者对付庆生的人身安全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互相提醒、劝告、协助、照顾等），以减少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因其在涉案事件中未能尽到其作为成年常人应当具有的上述警醒义务，但这种警醒义务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替代付庆生对其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关利臣没有参与付庆生喝酒就餐活动，但作为共同捞鱼者对付庆生的人身安全也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互相劝告、照顾等），以减少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其未能尽到其作为成年常人应当具有的上述劝告义务，但该义务也是有限的，不能超出对一般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和价值评判。原告请求各被告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靳奎江、关利臣、孟凡兴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任赔偿采用过错赔偿制度，无过错赔偿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靳奎江陪同付庆生吃早餐和午餐，对付庆生饮酒状态了解比关利臣多一些，其没有阻止付庆生召集捞鱼活动，主动提供捞鱼工具，提供车辆前往捞鱼地点，没有尽到劝告、阻止义务，但不能完全替代付庆生对其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适当给予死者家属25000元补偿比较合乎情理。关利臣应死者之约前来捞鱼，付庆生生前与之是很好的朋友，其对朋友未尽合理的劝告义务，给予死者家属8000元补偿比较合乎情理。 综上所述，原告郝红敏、付双请求被告靳奎江承担补偿25000元，关利臣承担补偿8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郝红敏、付双的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靳奎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补偿原告郝红敏、付双25000元； 二、被告关利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补偿原告郝红敏、付双8000元； 三、驳回原告郝红敏、付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27.97元，减半收取计5063.99元，由被告靳奎江负担700元，被告关利臣负担50元，原告郝红敏、付双负担4313.99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乔巨国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李勃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