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6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北京市道可特（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北京市道可特（太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一巷社区卫生服务站（原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14011OMY145884M。法定代表人：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山西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某与被上诉人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一巷社区卫生服务站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20）晋0110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20）晋0110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康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康某与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下称卫生服务站）之间系合作经营关系，那么在卫生服务站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下，康某实际合作经营的收入就应该是在扣除管理费之后卫生服务站的全部营业所得。但一审法院却以合同约定不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属自相矛盾。合作经营是一种“契约式”经营，合作各方按合同约定承担风险和损益。康某与卫生服务站签订的《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和《合作协议书》均明确约定了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且明确约定了卫生服务站按月收取管理费，即管理费就是卫生服务站在与康某合作经营过程中的收入。因此，卫生服务站的全部营业收入在扣除管理费后就是康某在合作经营中应得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明确经营收入的分配，更不能推定全部收入应由康某取得是对合作协议约定的误读。既然双方系合作经营关系，那么双方都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益。若仅仅只有卫生服务站在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情况下按月收取固定管理费，那么实际经营人康某就是在合作经营的幌子下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一审法院这种偏颇的解释是对上诉人康某明显的不公平，更是对被上诉人卫生服务站不诚信行为的纵容和偏袒。二、山西泽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程序合法、依据充足。在卫生服务站没有提供证据足以推翻审计报告的情况下，该份审计报告理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山西泽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虽系康某单方委托，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并未禁止单方委托行为，更未否定单方委托后鉴定意见的效力，同时，该审计报告的审计依据来源于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卫生服务站对公账户华夏银行及建设银行流水，案外人孟俊峰记载的2017-2019年现金流水账、卫生服务站与市府南街卫生服务站（兰亭）相互调药及代刷医保卡记录，财务记账软件记载等，审计报告依据客观、真实、充足，程序合法，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审计报告中记载“银行收入”与卫生服务站聘请的财务公司的记账存在差异，数字不符。这恰恰说明了掌控财务的卫生服务站在日常账务中进行了虚假不实的记载，也正好印证了康某与卫生服务站产生纠纷的原因。而审计报告中记载“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进行函证程序，应付牛林款项和应收牛林款项需要双方对账确认”。这一记载充分体现了该份审计报告客观中立的立场，同时说明康某与卫生服务站产生纠纷恰恰是因卫生服务站不愿意双方对账而产生的。但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对该项事实并未查明，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同时，卫生服务站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足以反驳或推翻该份审计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服务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或者法院应依职权对该份审计报告记载的事实进行审查，或组织双方重新进行审计。因此，山西泽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依据客观、真实、充足，程序合法，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三、本案是康某与卫生服务站之间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纠纷，即使2017年6月底之前该合作经营是康某与案外人孟俊峰、常莉共同进行的，那么康某与案外人之间因合伙产生的纠纷亦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认定康某参与的整个经营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这与康某主张卫生服务站退还对公账户收入的期间一致。因此，康某作为实际经营者对该期间对公账户中的经营收入有权利向卫生服务站主张退还。案外人孟俊峰和常莉与康某之间系合伙关系。案外人孟俊峰和常莉于2017年6月底退出合伙后，因合伙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均与卫生服务站没有任何关系。康某与案外人孟俊峰和常莉之间因退伙产生的纠纷亦不属于本案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以康某未提供其与案外人孟俊峰和常莉合作期间收益、费用的证据来否定康某与卫生服务站之间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纠纷，有失偏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晋0110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康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被上诉人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一巷社区卫生服务站辩称，一、答辩人认为与被答辩人不是合作承包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4条规定“医疗机构依法取得执业许可证。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如果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是承包关系，那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是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合同是无效的。如果合同是无效的，被答辩人就没有权利向答辩人主张。依据事实，从合同签订的内容及合同履行情况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并不是承包关系：1.双方采取的是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从文义解释“目标责任制”就是答辩人雇佣被答辩人管理，如果被答辩人达成一个既定目标，那么答辩人将会相应的奖励答辩人，如果达不到，奖励是没有的。2.从实际履行情况看，被答辩人没有出资，更没有投入，答辩人经营所需的房屋及购买药品都是答辩人提供，在被答辩人没有投入的情况下，想要获取收益，与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规定相悖，这是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3.在协议上也明确“答辩人负责社区服务站所有日常工作”，“被答辩人所有资金纳入统一财务管理，购药费用结算经被答辩人确认，由答辩人同意支付，其他费用的结支答辩人审批后结算”，第六条违反相关规定处理方法中“自动解除岗位”、“立即终止被答辩人的工作”、“答辩人单方终止被答辩人工作”等约定，可以看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雇佣关系。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工作期间一直为被答辩人支付基本工资（在结算表中《款项明细》第八项康某20年1月至4月工资12000元可以体现）及缴纳社会保险，如果答辩人认为是承包关系，那么答辩人为何要给被答辩人支付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原因呢。5.如果被答辩认为是承包关系，那么被答辩人在承包时应交纳承包费，但是被答辩人并没有，而是利用答辩人的日常经营所得收入上交管理费，这与承包的相关法律规定不相符。6.在双方终止协议及结算清单上，答辩人承担了物业费、房租、监控费、医疗垃圾费、医保款，被答辩人2020年1月至4月的12000元工资，以及被答辩人经营期间所负的对外745554.77元债务，如果是承包显然是不应答辩人承担的，而是由被答辩人自己承担，但事实上答辩人承担了上述费用。截至今日，答辩人已经将上述大部分对外债务清偿。二、关于被答辩人审计报告，答辩人认为是程序违法，事实不清。首先审计报告是程序违法。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原告的审计报告中的材料未经质证，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原告所出示的审计报告只是原告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经答辩人了解，该审计报告系被答辩人委托与被答辩人存在的利害关系的审计机构、审计人员鉴定，其证明力不足。其次审计报告事实不清。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签订的是2018、2019年的合作协议，并没有签订2017年的协议，2017年的协议是和案外人孟俊峰签订，而被答辩人却审计2017年至2019年的账目，2017的账目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在审计范围之内。虽然被答辩人与孟俊峰是合作关系，但是2017年的合同的相对人是孟俊峰，被答辩人康某主张该权利是诉讼主体不适格。审计报告中也明确记载，银行收入与答辩人财务公司的记账存在差距。数字不符，还记载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进行函证程序，应付牛林款项和应收牛林款项需双方对账确认其他费用支出或有被答辩人自行记载或系被答辩人自称从财务成立处所得，因此裁定报告并非客观、真实公正的，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三、在被答辩人没有与合作者孟俊峰成立清算之前，单方面主张2017年的收入收益，显然是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其2017年的协议的签订是孟俊峰，被答辩人并不是合同相对人，亦无权主张。四、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经对账结算，在被答辩人没有推翻其本人签字确认的对账结果之前，被答辩人没有权利向答辩人主张任何诉求。2020年4月30日因答辩人疏忽管理，被答辩人在负责管理的过程中任意挥霍公款，从而欠下巨额外债，答辩人不得已终止与被答辩人协议。在工作人员常莉的见证和协助下，在经双方协商一致，答辩人与被答人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并进行了对账，在答辩人承担了经营期间的所有对外债务后，被答辩人给答辩人出具欠条，今欠到答辩人335987.92元，在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认推翻该对账结果之前被答辩人向法院主张任何权利，任何权利是虚假诉讼，是不应支持被答辩人的不诚信行为。康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原告康某经营收入2935235.29元；2.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支付原告康某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的利息为53871.62元），以上共计2989106.91元；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6年12月12日，案外人孟俊峰（乙方）与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甲方）签订《岗位责任制目标书》，约定，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及需求，双方采取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合作，甲方负责医疗的控制管理，乙方负责进行科室管理，负责医务人员岗前及在岗培训，承担医疗、市场营销推广、企划宣传的投入及费用。岗位负责范围：社区服务站所有日常工作。责任制负责时间：2017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关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甲方负责监管服务站的行政管理，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核定岗位编制，规范人员聘用，负责药品、耗材供应单位资质的审核，统一结算相关费用，统一管理公章、财务章、名章、单位资质的使用；甲方提供服务站现有的房屋、办公设施、诊疗设备等供乙方使用，水、电、暖等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配备财务、行政人员，对收支经营活动情况和经费监督管理，监管乙方公共卫生项目工作进程；监管乙方日常诊疗工作规范管理等。乙方负责缴纳日常所用水、电、暖等费用；根据实际所需可投资购买所需的医疗设备；根据业务需要，开拓市场、制订对外宣传计划，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医、技、护等人员短缺，由乙方负责招聘；若发生医疗纠纷和差错，由甲方协助乙方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解和处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乙方负责服务站日常管理、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等；乙方必须严格审核药品供应商，把控药品质量，合理进药，杜绝药品过期；乙方所有资金纳入统一财务管理，购药费用的结算经乙方确认，由甲方统一支付，其他费用的结支报甲方审批后结算等。双方还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医疗风险保证金300000元；乙方向甲方缴纳岗位管理费：第一年1月-2月每月缴纳25000元，3月-12月每月缴纳45000元，全年共计500000元；第二年1月-2月每月缴纳25000元，3月-12月每月缴纳50000元，全年共计550000元。乙方承担日常诊疗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做到收支账目清晰，省、市医保、农合、银联收入所得，下月初对账结算，甲乙双方账目实行日清月结，每月5日结算（节假日顺延）。甲、乙双方其中一方若违反本责任书或单方面无正当理由终止本责任书，应向对方赔偿相应损失，并支付保证金的30%作为违约金。该《岗位责任制目标书》上有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盖章及经办人牛林的签名，有孟俊峰的签名捺印。上述《岗位责任制目标书》签订后，孟俊峰与常莉、本案原告康某共同经营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后，孟俊峰、常莉于2017年6月底退出经营。由原告康某向该二人返还已缴纳的风险保证金各100000元。孟俊峰于2020年8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6年11月中旬，药厂实际负责人牛林（系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法人高某爱人）与我（孟俊峰）、康某、常莉三人就合作经营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一事进行协商，于2016年12月12日牛林与我三人共同确定此事宜并由我作为代表签订“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同时由我三人各付10万元作为保证金于牛林。2017年6月底，我和常莉由于个人原因终止合作，由康某单独完成合作，并代牛林向我和常莉退还每人10万元保证金，特此说明”。前述《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到期后，2018年12月31日，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又作为甲方与原告康某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责任制负责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并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医疗风险保证金100000元，乙方向甲方缴纳岗位管理费：1月-2月每月缴纳25000元，3月-12月每月缴纳50000元，全年共计550000元。该协议其他内容与前述《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内容一致。该《合作协议书》上有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高某的签名，原告康某于2019年1月1日在该《合作协议书》签名确认。2020年4月30日，案外人牛林（甲方）与原告康某（乙方）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确认甲乙双方签订的《岗位责任制协议》（后称原合同），现因经营期间，无法继续下去，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原合同。合同终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在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乙方与甲方做如下交接工作，关于设备交接，该《终止合同协议书》上载明：已盘点，附后。关于费用交接，该《终止合同协议书》上载明：中西药已盘点，附后。《终止合同协议书》上有牛林与原告康某的签名确认，并由原告康某备注：“详细清单，随后附上”。同日，原告康某还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牛林费用335987.92元”。又出具《结算清单》一份，载明“截止2020年4月30日，康某欠单位款项共计174544.28＋161443.64＝335987.92元（中草药及19年员工提成另算）。”该《结算清单》上还有牛林的签名确认。另，2020年11月19日，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兹说明牛林系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法定代表人高某的配偶，在与康某解决双方的岗位责任制《合作协议》中代表我社区谈判。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授权牛林在双方的《终止合作协议》和结算清单、款项明细上签字确认”。现原告康某与被告发生纠纷，原告康某依据山西泽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泽亮鉴字（2020）0005号康某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30日经营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期间资金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退还其经营收入2935235.29元。认定证据有庭审笔录、原告康某提交的《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孟俊峰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合作协议书》、被告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情况说明》、《终止合作协议书》、《欠条》、《结算清单》。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结合原、被告双方所提交证据可知，被告与原告康某、案外人孟俊峰、常莉系合作经营关系，从2017年1月1日起共同经营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由被告负责行政管理、统一结算相关费用、统一管理公章等事务，由原告康某、案外人孟俊峰、常莉负责日常事务管理及日常费用缴纳、进药、对外宣传、医疗纠纷解决等工作，该三人向被告一次性缴纳风险保证金并按月缴纳岗位管理费。后孟俊峰、常莉于2017年6月底退出，由原告康某一人与被告合作经营。2018年12月31日，被告又与原告康某重新签订《合作协议》，期限为一年，后原告康某实际与被告合作经营至2020年4月30日。原、被告在上述合作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未定期进行对账、结算，现原告康某主张由被告退还其经营收入2935235.29元。本院认为，第一，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及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双方对于经营收入的分配，均未有明确约定。虽原告康某称，其向被告缴纳岗位管理费，费用全部由其支出，收入由其取得。因上述协议约定，原告康某承担日常诊疗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做到收支账目清晰，省、市医保、农合、银联收入所得，下月初对账结算，甲乙双方账目实行日清月结，每月5日结算（节假日顺延）。但上述协议同时还约定，原告所有资金纳入统一财务管理，购药费用的结算经原告确认，由被告统一支付，其他费用的结支报被告审批后结算。因此，原告康某称日常费用全部由其支出，收入由其取得并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同时，原告康某并非每月足额向被告缴纳岗位管理费，部分从调药款中扣除，部分从其他支出中扣除，部分付现金，部分银行转账，且其认可至今仍欠岗位管理费438742.91元未付，即双方并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每月对账结算、每月缴纳岗位管理费等约定。故依据原告康某现有证据，并不能明确经营收入的分配，更不能推定全部收入应由原告康某取得。第二，原告康某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应退还其经营收入2935235.29元），提供了审计报告一份，该审计报告认为，经营期间，原告康某应缴纳管理费1650000元，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收入（市医保、省医保、农合、公共卫生补助、银联收入、现金收入等）应归原告康某。被告应退原告康某款项的计算方法为：银行收入4574781.65元－支出966698.32元－康某未付管理费438742.91元－康某未支付药款394609.58元＋药品量差71017.86元－应付牛林款项265914.49元＋应收牛林款项355401.08元＝2935235.29元。上述项目中，审计报告记载，“银行收入”与被告财务公司的记账存在差异，数字不符；还记载，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进行函证程序，“应付牛林款项”和“应收牛林款项”，需双方对账确认；其他费用支出或由原告康某自行记载，或系原告康某称从财务常莉处得来。因此，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数据并不准确，部分材料系原告康某单方提供。同时，被告对该份审计报告亦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所提供审计报告中的账目未经质证，不能作为鉴定的依据。同时认为，本案双方已经进行结算，不应再予以鉴定。故本院对于原告康某提供的该份审计报告不予采信，就原告康某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应退还款项。第三，本案中，有原告康某参与的整个经营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但实际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底系原告与案外人孟俊峰、常莉共同合作，该二人退出后，原告康某退还了该二人的风险保证金各100000元，但对于该二人合作期间的收益、费用是否结清，原告康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故现原告康某主张上述期间所涉的全部应退还款项并无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康某的全部诉讼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20年11月19日，经太原市晋源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名称变更为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一巷社区卫生服务站。本院认为，太原市晋源区药厂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孟俊峰签订的《岗位责任制目标书》、与康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社区卫生服务站是按照国家医改规划而设立的非营利性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店等医疗机构。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根据《岗位责任制目标书》、《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实际上将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外承包，是变相出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形。双方系以目标责任、合作的合法形式，掩盖其行为上的非法性，以此规避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对无效合同，双方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康某规避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以及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处罚。故对康某要求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一巷社区卫生服务站支付经营收入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12元，由上诉人康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李 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梓余书记员 李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