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2民初7882号原告：融惠玲，女，196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融国英，男，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姜宏，女，195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光太，北京晋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融惠玲与被告融国英、姜宏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融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咚、被告融国英、姜宏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光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融惠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认定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2.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给予书面的赔礼道歉，并将道歉信刊登至公开的媒体（北京晚报）；3.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五万元整；4.请求法院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融占海与白宝琴系夫妻。1966年8月二人收养尚在襁褓之中的原告融惠玲为女。2007年3月2日融占海去世。自此原告与母亲白宝琴及儿子任瑞哲祖孙三人生活在一起。2017年9月22日原告因乳腺癌住院治疗，并在2017年10月18日进行双侧全乳切除手术。期间因病在医院治疗的母亲白宝琴出院。因念及母亲白宝琴年迈，独自在家生活无法自理（其母从不会做饭），且家中仅有一子无法兼顾住院的原告和在家的祖母，故原告电话被告融国英寻求帮助，让其为母亲找一家养老院暂时居住并代为照顾一段时间。不料自此母女双方未能再生活在一起。2017年11月原告还未出院就得知母亲白宝琴欲出卖其与父亲的共同房产，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诉讼阻止。2017年12月5日原告出院，因右下肢静脉血栓需要借助轮椅才能下床行动。原告在恢复行走后欲从养老院接回母亲白宝琴，但被告融国英却不告知原告母亲白宝琴所居何处。后原告了解到母亲居住在石景山区颐养年养老院，前往敬老院看望母亲时，母亲白宝琴拒绝见面，其他朋友前往看望白宝琴时也遭拒绝，且被接待人员告知，除被告融国英外其他人不予接待。此后在二被告的掌控下，原告母亲白宝琴被多次转移至不同养老院。2018年2月6日原告母亲白宝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解除与原告的收养关系，被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在2018年7月17日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2019年7月18日原告在多方寻找母亲白宝琴无果的情况下，提起认定母亲白宝琴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2019年9月2日白宝琴到庭参加庭审(是2017年9月以来原告第一次见到母亲白宝琴)。原告母子见白宝琴状况并不好，尤其是眼神失去光泽，其子任瑞哲欲带走奶奶，受到被告融国英和代理人的阻挠。2019年9月原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被法院驳回。2019年11月6日原告母亲白宝琴第二次提起诉讼，要求与原告解除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后，在2020年6月23日白宝琴又提起上诉，但最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在这过程中原告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原本重病在身的身体又受摧残。她一遍遍自问我妈这是怎么了？这五十多年的母女关系中我做错了什么？我姓了五十多年的融姓这如果解除了收养关系后我姓什么？2020年9月8白在白宝琴病危的情况下，原告才从石景山法院处知道母亲白宝琴病重住院（当时老人已经在医院多次抢救，原告找到老人后，电话被告融国英问具体情况，被告融国英在电话中还告知原告，老人无生命危险)。因航空总医院白宝琴居住的是多人间大病房，2020年9月14日原告母子二人将白宝琴转至其以前的常住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单人间病房，陪伴其两天后老人过世。直至母亲白宝琴过世后，原告才了解到原来母亲早在2018年5月就被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型）。并且早2019年5月就被航空总医院确诊患上乙状结肠恶性肿瘤。二被告不但长时间对原告隐瞒老人的病情，不给予老人积极的治疗，并且再三急于让母女二人脱离关系。还急于让老人立将财产归于他们的遗嘱。试问一个年过八十又患痴呆的老人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提起诉讼？自1966年来到这个家，原告成年后，父母并没有隐瞒她是被收养的这一事实，原告也一直以自己是融占海白宝琴的女儿为傲。几十年来家庭关系都极为融洽。1995年融父患病，2006年融父自感时日无多要求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原告把父母接回家一同照顾。融父从2004年至2007年去世前这前三年大部份时间都在石景山区医院度过(在这期间被告融国英从未曾代原告照顾过一天融父），所花费的护工钱和住院期间的所有自费部份都是原告在负担。原告从1999年单身之后，没有什么积蓄。为了给父亲看病，卖了单位分的房子。在没有要父母一分钱情况下，独立承担融父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融父的寿衣墓地都是独自一人出资购买，并且融父的抚恤金也一份没拿，由母亲白宝琴领取。融父去世后，母亲白宝琴的衣食住行都是原告在负担。在收养关系诉讼中，原告的朋友邻居都证明，原告是在尽心尽力照顾母亲。在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中就连母亲白宝琴本人除了提及原告起诉继承纠纷这一情况，也提不出任何原告有虐待老人的情形。原告说：我一直记住来到这个家我的责任和承诺，我要为我爸我妈颐养天年！看着母亲白宝琴的一份份过往病历，原告想到这几年自己所遭遇的精神折磨和在诉讼中的付出；念及自己对母亲白宝琴的误会、母亲白宝琴罹患重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无助、母亲白宝琴耄耋之年拖着病身居住在养老院时的凄凉……是怒是怨也是恨。如果不是二被告对母亲的财产生出的凯觎之心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母女之间不会有这样的误会，母亲也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离世。并且二被告不但不给予老人积极的医疗救治，连欲求于人时虚假的关心呵护都做不到，还对老人给予威胁(见证据白宝琴笔记）。原告认为二被告不但侵犯了母亲白宝琴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更是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等权利。具体体现如下：第一，由于二被告在没有监护权的情况下行使了监护权利，并且一再怂恿白宝琴跟原告解除收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原告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导致从大病过后身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原告的名誉受损，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解除收养关系诉讼，导致舆论的推测认为融惠玲不好或者认为融惠玲没有尽孝。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原告在经济方面的付出，要不停的应付诉讼，要请律师要支付庞大的费用。总的来说，被告的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一般人格权也包括一部分名誉权。因母亲白宝琴已离世，原告无法让二被告弥补对老人的伤害，但亦无法原谅二被告对原告自己的伤害，故提起诉讼。被告融国英、姜宏辩称，被告对于原告的诉求不予认可。原告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表示是因为本案中的其他人白宝琴要与原告解除收养关系，因此认为是二被告从中挑拨的，这个理由是毫无根据的指责。相反原告作为一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其养母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谁能够解几句话挑拨离间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这中间既没有证据能证明二被告挑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谈不上二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权。人格权有很具体的内容。另外原告提到了还侵犯了其母亲白宝琴的权利，这一点原告既没有证据支持和本案的诉讼也没有直接的不管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关联性。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被告方认为原告的诉求是毫无依据的，完全不能成立的。因此请求法庭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融占海与白宝琴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6年收养融惠玲。2007年3月2日，融占海去世。融占海去世后，白宝琴与融惠玲共同生活。2018年1月2日，融惠玲以白宝琴为被告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融占海遗产，确认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三区教工楼X-X-XX房屋的法定继承份额及一次性抚恤金24000元、国债40322.10元、活期银行存款41679元。2018年2月6日，白宝琴向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以融惠玲对其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其与融惠玲的收养关系，并要求融惠玲支付其生活教育费30余万元，石景山法院判决驳回了白宝琴的诉讼请求，白宝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2019年7月18日，融惠玲向石景山法院申请宣告白宝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石景山法院于2019年9月5日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融惠玲请求宣告白宝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申请，驳回融惠玲要求指定其为白宝琴监护人之申请。该判决书记载“申请人融惠玲提交北京大学首钢医院2017年11月21日的住院病案，以证明白宝琴患有脑梗死后遗症、焦虑状态等疾病。庭审中，白宝琴到庭陈述意见，不同意融惠玲的申请，其思路清晰，神清语利，情绪稳定，未有异常表现。”2020年1月2日，白宝琴再次向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融惠玲的收养关系，并要求融惠玲支付其生活教育费30余万元，理由如下：1.2017年11月21日白宝琴出院后融惠玲拒绝将白宝琴接回家里扶养。2.融占海去世后,融惠玲先后两次将白宝琴诉至本院。3.庭审中及庭审后融惠玲及其亲属言语威胁并意图强制带走白宝琴,二人关系已无法调和,且无法再共同生活。石景山法院判决驳回了白宝琴的诉讼请求，白宝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另查，2017年9月22日，融惠玲因病住院治疗，于2017年12月5日出院。期间，白宝琴于2017年10月16日因心脏病入院治疗，并于2017年11月21日出院。故融惠玲电话融国英寻求帮助，委托其为母亲白宝琴找一家养老院暂时居住并代为照顾一段时间。融国英与姜宏表示征得白宝琴同意后，白宝琴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颐养年养老院。此后，白宝琴因心脏方面疾病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2019年4月13日入院治疗，住院病案上显示联系人为融国英，2018年5月11日住院病案显示其它诊断有阿尔茨海默病（老年型）。2019年5月14日，白宝琴因大便带血入院治疗，出院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住院病案上记载联系人为融国英。2019年5月24日，白宝琴入住肿瘤血液科住院治疗，住院病案上记载联系人为融国英。此后，白宝琴又于2020年9月3日因心脏疾病入院治疗，联系人登记为融惠玲；于2020年9月14日因肿瘤入院，登记联系人为任瑞哲（融惠玲之子）。2020年9月15日，白宝琴死亡。医院对白宝琴的死亡病例讨论记录显示，患者结肠癌晚期，该类型肿瘤整体预后差，既往未行积极治疗，对症处理不能有效控制肿瘤进展，肿瘤负荷重，最终多脏器功能衰竭，临床死亡。融国英与姜宏亦表示上述相关住院登记系其二人代为办理。融国英表示融惠玲与母亲白宝琴之间有联系，白宝琴居住在养老院，我与融惠玲说过其与母亲之间自己沟通，我不负责传话。融惠玲表示白宝琴身患重病二被告不告诉我，在无监护权的情况下行使监护职责不对病重的白宝琴进行积极治疗，对我和母亲造成了伤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本案中，融惠玲表示融国英及姜宏在白宝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怂恿白宝琴两次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且在没有监护权的情况下行使监护人权利义务，向其隐瞒白宝琴的病情，并未对白宝琴积极治疗，导致白宝琴病情恶化并最终去世。上述行为融惠玲认为融国英、姜宏侵害了其名誉权及一般人格权利益。本院认为，白宝琴起诉融惠玲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相关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认定白宝琴提起解除收养关系诉讼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融惠玲提交的白宝琴2018年5月11日入院病案，仅显示其它诊断有阿尔茨海默病（老年型），但未能证明患病程度。且在2019年7月18日立案的宣告白宝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案的庭审中，白宝琴到庭陈述意见，思路清晰，神清语利，情绪稳定，未有异常表现。故本院对融惠玲主张融国英、姜宏怂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白宝琴违背真实意思提起解除收养关系诉讼一事，本院不予采信。白宝琴起诉融惠玲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系母女二人存在矛盾纠纷引起，融惠玲所称的名誉权受到影响均发生在解除收养关系诉讼中，故与融国英、姜宏不具有关联性。故融惠玲以融国英及姜宏在白宝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怂恿白宝琴两次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为侵害其名誉权或一般人格权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通过庭审调查可知，融惠玲在2017年12月出院后不久即掌握母亲白宝琴所居住养老院情况；在2019年的宣告白宝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案中，白宝琴亦出庭参加庭审；且除此之外，双方在2018年至2020年存在多起诉讼。基于以上事实，融惠玲与母亲白宝琴能够取得联系，融惠玲称因融国英、姜宏的原因不了解母亲病重，融国英、姜宏侵害其监护权有违常理。融惠玲作为融国英的女儿具有法定的扶养老人的义务，其应该更多地陪伴老人，了解老人身体状况，并积极地与老人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故白宝琴去世与融国英、姜宏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白宝琴的去世给融惠玲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亦与融国英、姜宏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人生在世，难免会有一些遗憾和伤感，融惠玲与母亲白宝琴存在隔阂多年，导致融惠玲未能在母亲晚年病重时陪在膝下，本院深表同情，希望融惠玲能够慢慢放下过往，积极生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融惠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融惠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宇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任 杰书 记 员 胡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