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1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电子商务港第A栋1单元10层8号。法定代表人：严庄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云，北京市浩天信和（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松，男，1987年10月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红，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松确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15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和王海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海松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一方面认定王海松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时所驾驶的机动车实际车主是案外人严庄贵，另一方面又对该机动车登记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属于“挂靠”的事实避而不谈，认定事实不清；此外，原判决“同案不同判”，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认上诉人的公司独立法人资格，适用法律错误。一、王海松因交通事故受伤导致一条腿被截肢，令人同情，但是，司法机关审判案件不能“和稀泥”，更不能“谁弱谁有理”违背事实和法律强行认定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有法律制度对王海松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有了规定，王海松完全可以在不认定劳动关系的前提下获得应有赔偿。（一）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关系有明确的法律含义。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相安无事时一般不会认为其存在劳动关系，出了事故反而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从法律上讲是说不通的。从价值取向、社会影响、社会效果看，如果认定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通过认定认定劳动关系再认定工伤予以保护，对于真正存在劳动关系而受到工伤伤害的其他劳动者而言，可能会构成另一种不公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王海松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的机动车的实际车主是案外人严庄贵，车辆产权属于严庄贵（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完全符合挂靠的特征，根据前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王海松也可以请求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但是，这是另一个诉的问题，不应该与认定劳动关系混为一谈。（三）本案中，王海松驾驶涉案机动车与其他机动车相撞受伤，该次交通事故中对方负主要责任。据悉，对方机动车购买了100万元保额的第三者责任险，王海松还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等有关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相应赔偿。二、严庄贵个人出资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本案所涉机动车，将该机动车登记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进行道路运输活动，完全符合“挂靠”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文件规定，不应当认定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机动车“挂靠”具有以下特征：（1）存在名义车主和实际车主，名义车主是挂靠单位，实际车主为挂靠者；（2）车辆由挂靠者出资取得；（3）挂靠单位虽为名义车主，但不具备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二）根据上述特征，认定机动车“挂靠”关系的标准，是机动车实际车主将机动车登记在名义车主名下，以名义车主之名对外开展运输经营活动。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王海松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的机动车实际车主是案外人严庄贵，而该机动车又登记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1行至第5行），完全符合机动车“挂靠”的特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指出：“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精神，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据此，不应当认定王海松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根据上述“（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文件，机动车“挂靠”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机动车“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一审判决却以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无法证明严庄贵个人的行为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为由，判决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与该文件精神相悖。“（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文件明确指出：“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可见，“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本身就是机动车“挂靠”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能以“无法证明严庄贵个人的行为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为由而否认本案机动车“挂靠”的事实，从而进一步绕过机动车“挂靠”事实来认定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四、王海松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的机动车是案外人严庄贵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从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取得，严庄贵银行卡划扣租金给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银行卡记录，证人黄某的证言，以及严庄贵个人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机动车挂靠协议》，充分证明实际经营该机动车的是严庄贵个人，不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单位，不存在严庄贵个人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情况。（一）案外人严庄贵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从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取得本案所涉机动车，该机动车的融资租赁租金由严庄责个人支付，可以证明对该机动车承担责责任的主体是严庄贵个人，而非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单位。如果存在严庄贵个人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情况，从常理上讲，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必然有支付该机动车租金的冲动，因为这样可以将租金计入企业成本合法避税而增加和润。但证据显示，该机动车租金是严庄贵个人支付，而不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单位支付，与人格混同的假设前提不吻合。（二）王海松在劳动仲裁庭审中自认，其受黄某招聘而来驾驶本案所涉机动车，由黄某安排运输任务。在一审庭审中，黄某出庭作证证明自己是受严庄贵、李筑雁等实际车主个人委托对实际车主的车辆调度安排运输任务，而不是受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单位委托。这也能够证明对本案所涉机动车实际进行经营管理的是严庄贵个人，而非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单位。（三）严庄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机动车挂靠协议》，明确约定本案所涉机动车由严庄贵个人实际经营。严庄贵与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车辆抵押合同》，以及严庄贵个人支付该机动车的融资租赁租金和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印证了该挂靠协议的真实性。并且，因为机动车登记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有可能导致严庄贵个人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对该机动车权属及经营利益产生争议，为防止纠纷，在签订上述挂靠协议时，还专门让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何开秀签名认可。这也证明了对本案所涉机动车实际进行经营的是严庄贵个人，而不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如果本案否认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势必会进一步损害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其他股东可能会对本案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徒增诉累。（四）更重要的是，南明区劳动仲裁委“南劳人仲字（2019）第408号”案中，证人张某、黄某作出了同样的证言，劳动仲裁委认定了该案实际车主李筑雁与上诉人之间机动车“挂靠”的关系。后来该案进入诉讼，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02民初15667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民终5853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该案机动车驾驶员杨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五、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之一，虽然现代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这属于特殊的例外情况，应当严格适用。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以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无法证明严庄贵个人的行为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为由，否认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公司法人人格，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之规定，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严庄贵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法律主体，应当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第六十二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据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或“执行职务”。首先，本案所涉机动车《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确定载明的“承租人”是严庄贵，招聘王海松并安排运输任务的黄某也是受严庄贵、李筑雁等个人委托，显然不符合“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条件。另外，虽然严庄贵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严庄贵租赁本案所涉车辆并开展运输经营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反，严庄贵个人支付该机动车租金的事实、黄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南劳人仲字（2019）第408号”案、“（2019）黔0102民初15667号”案、“（2020）黔01民终5853号”案，都佐证该行为仅仅是严庄贵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三）《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第4991号建议的答复》（最高院关于严格规定公司人格否定制度适用条件的建议及答复）明确指出：“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事混同、住所混同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对上述事实，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人公司除外。”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被运用——在“（2013）民二终字第6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长城资产公司未提交证明上述公司业务混同的其他证据......因此，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上述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我国民事诉讼确定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倒置应当在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例如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一人公司的债权人不需要举证证明一人公司人格混同，而是由一人公司举证证明自己人格不混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不是一人公司，因此不能以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严庄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人格独立而认定两者人格混同，而是应当由王海松举证证明严庄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如果王海松对此举证不能，就不能认定严庄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规定并没有将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是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不适用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由于本案举证责任并不完全由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承担，王海松应当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王海松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如果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提出的反证足以推翻王海松的初步证据，那么王海松就应当重新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这时，如果王海松不能重新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本案所涉机动车是实际车主严庄贵个人挂靠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加上黄某的证人证言，足以推翻王海松所举的初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此时，王海松应当重新举证推翻原告所举证据，否则，王海松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七、在杨贵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中，该案案外人实际车主李筑雁对其车辆的经营模式，与本案案外人严庄贵对本案所涉车辆的经营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前者在南明法院、贵阳中院均判决该案所涉机动车驾驶员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如果仅仅因为严庄贵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前文已论述不能仅凭这一条件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而判决本案所涉机动车驾驶员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就属于“同案不同判”了。杨贵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南明区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黔0102民初15667号”判决书、“（2020）黔01民终5853号”判决书，均认定了该案机动车驾驶员杨贵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案所涉机动车实际车主李筑雁对其车辆的经营模式，与本案中严庄贵对本案所涉车辆的经营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案件唯一的区别是，本案碰巧严庄贵正好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只有在有证据证明严庄贵是“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或“执行职务”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本案作出和“杨贵案”相反的判决，否则就属于“同案不同判”!综上所述，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特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严格遵循“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判决撤销原判，改判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和王海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海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主张案涉的车辆系严庄贵个人挂靠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无关，以此抗辩与王海松无劳动关系不能成立，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王海松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严庄贵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虽系个人所签，但《车辆抵押合同》作为《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的从合同，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签，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为本案案涉车辆办理了抵押贷款，案外人严庄贵才得以实现办理车辆融资租赁，故本案涉案车辆并非独立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而取得的车辆。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提交的《挂靠协议》虽为案外人严庄贵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签，但是关于协议中约定的挂靠费用3000元/年，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至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实际收取挂靠费用。其在审理过程中虽然提交案外人严庄贵向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的银行转账记录，但因严庄贵身份较为特殊，其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施的上述行为不能表明为个人行为还是公司的经营行为。王海松驾驶的案涉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显示登记所有权人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王海松入职后，接受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管理与监督，按月领取薪酬，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具有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王海松入职后，接受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日常管理，按时打卡上班，听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安排的管理人员的调度，下班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要求停放的位置，按月向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交油票，车辆维修票据等，如车辆发生违反交通规则受到处罚，也由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安排专人处理。并且，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还定时安排王海松在公司和其他场所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及劳动纪律管理，另据王海松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发放工资具有周期性，是底薪加提成的计薪方式，不完全按照货运量来计算，在没有货源时，公司会发放保底工资2000元给王海松。故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和王海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庄贵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系贵Ａ×××××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2018年9月2日，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严庄贵（乙方）签订《机动车挂靠协议》，严庄贵将其所有的包括贵Ａ×××××重型自卸货车在内的六辆车挂靠在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并将该六辆车以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登记上户，车辆产权仍属严庄贵。双方还就其他问题进行了约定。王海松系ＡＣ2307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工资由杨明俊、王平通过其银行账户发放，两人通过银行转账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4月27日、5月25日、7月3日、7月27日、8月26日、9月27日、10月28日、11月27日向被告转账2560元、7960元、5000元、7730元、9860元、13635元、16315元、7740元、7370元。2019年12月12日，案外人梅成富驾驶车牌号为贵Ａ×××××重型自卸货车沿花冠路南段由贵阳方向往花溪方向行驶，当行驶至花溪区小烂塘路段时，与王海松驾驶的贵Ａ×××××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海松受伤及两车受损。该次事故中梅成富承担主要责任，王海松承担次要责任。2020年7月，王海松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申请人王海松与被申请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2019年2月20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南劳人仲字［2019］第408号《裁决书》：确认申请人王海松与被申请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2019年2月20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规定，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予以考量，用人单位要对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进行日常管理、安排工作。本案中，严庄贵的身份较特殊，即是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贵Ａ×××××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其认可由其和其他车主共同聘请一个叫黄某的人对驾驶员进行管理，并委托他人向驾驶员支付报酬，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无法证明上述行为系严庄贵的个人行为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故认为王海松驾驶的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从事的劳动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且接受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聘请的人员的管理并获得劳动报酬，故认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王海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结合王海松的工资发放情况，对王海松主张自2019年2月20日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据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海松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二组。第一组证据为南劳人仲字（2019）第408号庭审笔录、南劳人仲字（2019）第408号裁决书、(2019)黔0102民初15667号民事判决书、（2020）黔01民终585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杨贵之间的关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王海松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一模一样的，前者已经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在两个案件中，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几乎是一样的，不应该“同案不同判”。第二组证据为筑工认字（2020）020020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筑工认字（2021）0200106号认定工伤认定书。证明目的为即使杨贵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杨贵也被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如果判决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王海松的工伤认定完全不会产生影响。王海松对上述证据认为，首先，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提交的七份证据均在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均作证据予以提交，王海松的质证意见与仲裁及一审意见保持一致，再次强调本案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列举的其他案件存在本质区别，本案王海松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与一审法院的裁决是正确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不能达到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双方是否系劳动关系问题。本案中，虽然严庄贵和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签订有《机动车挂靠协议》，但该《协议》约定“从车辆开始运营之日起，乙方（严庄贵）每年向甲方支付挂靠费人民币三千元整”，然至二审审理中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未向法院提交严庄贵向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支付挂靠费的相关证据；同时，本案严庄贵虽是涉案车辆贵Ａ×××××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但其亦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贵Ａ×××××重型自卸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载明“所有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地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亦未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行为系严庄贵的个人行为，与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故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本案事实，贵Ａ×××××重型自卸货车的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王海松从事的劳动系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且接受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庄贵聘请的人员的管理并获得劳动报酬。虽然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对王海松进入公司时间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王海松的工资发放情况，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原判认定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与王海松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贵州黔应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