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62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32号。法定代表人：于小彬，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赵婧，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董福生，男，193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晓旸、于恋水，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单淑娟，女，195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吴振波，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王育蓉，女，1970年4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一审第三人：董继伟，男，1971年11月17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琪保险）因与被上诉人董福生、一审被告单淑娟、一审第三人王育蓉、董继伟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鸿琪保险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董福生仅是名义股东，代持其儿子董继伟公司19%的股份。董福生、董继伟也皆认可2003年公司成立时相关材料上董福生的签字，都是董继伟签的，董福生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公司成立验资后第二天被上诉人即抽逃出资款，其未实际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2.一审错误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董福生对200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皆是知情的，其自述2016年7月才得知涉案股东会决议及股转转让不能证明其直到2016年7月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一审据此认定是错误的。3.董福生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由其儿媳王育蓉代签，无需董福生的特别授权即构成表见代理。因王育蓉与董福生及董继伟系直系亲属，董福生是代持董继伟的股份，是名义股东，作为隐名股东董继伟的配偶，其本身又是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有权利代表董继伟（董福生）处理涉及公司的一系列事务。4.即使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会议，该股东会决议仍合法有效。鸿琪保险公司2003年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该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涉案股东会决议上，全体股东都签字同意，该决议依法成立。5.山东鸿琪保险公司现股东是于小彬和李瑾平，二人于2016年7月通过与单淑娟、单淑妮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取得鸿琪保险公司100%的股权，并于2016年10月在烟台市工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作为2016年股权转让的的受让方，二人是善意受让合法取得股权，根据民九会议纪要的规定，应依法保护二人的合法权益。6.一审认定单淑娟不是适格的被告，应依法解除对案外人张其良房产的查封。被上诉人董福生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被告单淑娟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第三人王育蓉述称，我作为第三人已在一审中进行陈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异议，要求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董继伟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原告董福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2008年４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03年4月28日，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王育蓉、刘顺英及原告四方共同出资200万元成立被告鸿琪保险，其中四方各出资50万元、72万元、40万元、38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25%、36%、20%、1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育蓉。2003年2月，由原告、刘顺英、王育蓉及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签章确认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六个月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开，股东出席股东会议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行使委托书载明的权利；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作为公司的档案材料予以保存。2008年4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公司股东由原来的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王育蓉、刘顺英、董福生，变更为张静、单淑娟、单淑妮、单庆东。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将出资额50万元转让给张静；王育蓉将出资额72万元中的20万元转让给单淑妮、52万元转让给张静；刘顺英将出资额40万元中的20万元转让给单庆东、20万元转让给单淑娟；董福生将出资额38万元转让给单淑娟。公司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双方于2008年5月10日结算完毕。二、转让后各股东的投资情况为：张静102万元，占公司股份的51%；单淑娟58万元，占公司股份的29%；单庆东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0%；单淑妮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0%。三、免去王育蓉执行董事职务，邓秀娟总经理职务，选举单淑娟、单淑妮、单庆东为董事，组成董事会。四、免去刘顺英、董福生监事职务，选举张静、李烟超、迟杨杨为监事，组成监事会。五、制定并通过新的公司章程。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有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盖章及“王育蓉”、“刘顺英”、“董福生”、“张静”、“单淑娟”、“单淑妮”、“单庆东”等人签名。原审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从未收到被告鸿琪保险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也未参加过2008年4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的股东会，上述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签名“董福生”并非其本人所签；2016年7月下旬，其听说被告鸿琪保险将股权全部转让，其到工商部门查询相关信息，才发现被告鸿琪保险已于2008年在未向其通知的情况下私自伪造股东会决议，变更了其股权。原告遂于2016年8月２日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鸿琪保险的股东身份，恢复原告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身份；2、判令终止两被告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及非法转让公司股权的违法行为。原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2008年4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同日署名为“董福生”和被告单淑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由被告单淑娟赔偿实际出资38万元。后，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鸿琪保险200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018年６月7日，法院作出（2016）鲁0602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书：一、确认被告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200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二、驳回原告董福生对被告单淑娟的诉讼请求。被告鸿琪保险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0月31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出具的（2018）鲁06民终489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当事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提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故裁定撤销法院（2016）鲁0602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发回法院重审。重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2008年４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具体形成经过，被告鸿琪保险在原审中称，被告鸿琪保险的发起人原告、王育蓉、刘顺英及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中，原告、刘顺英及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均系代持股东，其中，原告系代其子董继伟持股，被告鸿琪保险设立时的实际股东为王育蓉、董继伟和张其良，王育蓉与董继伟系夫妻关系，故被告鸿琪保险的股权变更事宜实际是由王育蓉与张其良商定后办理的；被告鸿琪保险作为保险代理公司，变更股权需先经保监会批准后再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而保监会与工商部门要求提交材料的格式不同，故股权变更的相关股东会决议实际是签署了两次：向保监会提交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由王育蓉打印好后，王育蓉现场签字并代原告签字，张其良代刘顺英签字，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盖章；向工商局提交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即原告所诉的涉案股东会决议，系由王育蓉打印好后当场签字，张其良代刘顺英签字，原告的签字是王育蓉将股东会决议带回家签好后，第二天带回公司的，故对于涉案股东会决议中“董福生”签字是否是原告本人所签，两被告均不清楚；由于被告鸿琪保险的实际股东仅有王育蓉、董继伟、张其良三人，且王育蓉与董继伟系夫妻关系，故当时并未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实际召开股东会，而是由王育蓉与张其良商议好后，直接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被告为证实其所述内容，提交了案外人张其良出具的股权转让签字情况说明及张其良与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各一份。其中，股份代持协议中载明，张其良出资50万元，持有被告鸿琪保险25%的股权，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自愿接受张其良的委托代为持有上述股权；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代为持有上述股权，作为上述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张其良自行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对代持股权不得做任何处分，亦不承担因代持股权产生的任何义务责任。张其良在情况说明中称，被告鸿琪保险实际由其与王育蓉、董继伟夫妇于2003年共同出资成立，王育蓉持股36%，董继伟持股19%，其持股45%。其中，董继伟的全部股权由董继伟之父即原告代持，张其良股权分别由烟台市鹏兴铜业有限公司代持25%、刘顺英代持20%。公司成立时向工商部门提交的登记材料中，王育蓉的签字系王育蓉本人所签，原告的签字系董继伟代签，刘顺英的签字系张其良代签；被告鸿琪保险成立后，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当时负责公司经营的执行董事王育蓉也于2005年6月另行成立了其他公司，更无精力顾及被告鸿琪保险的经营，故王育蓉与董继伟主动提出退出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单淑娟、张静、单淑妮和单庆东。原告对股份代持协议不予认可，并主张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对两被告所述及张其良出具的书面说明均不予认可，主张其从未收到过2008年4月10日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对涉案股东会决议完全不知情，两被告对张其良所称的代持认为不属实。两被告对其主张的原告系代其子董继伟持有被告鸿琪保险股权，在原审及重审时并未提交书面股权代持协议，但两被告主张被告鸿琪保险成立时投资款38万元的实际出资人是董继伟。原审时，原告主张2008年4月10日被告鸿琪保险的股东会决议落款处“董福生”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申请司法鉴定。对此，两被告在原审及此后的法庭调查中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签名“董福生”确非原告本人所签，而是由原告儿媳王育蓉代签，故没有必要对是否是原告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同时，两被告申请对被告鸿琪保险2003年设立时申请工商登记的材料、2008年4月股权转让时提交保监会的材料及2008年4月股权转让后申请工商登记变更时向工商局提交的材料中的签名“董福生”是否王育蓉或非原告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后两被告又称涉案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董福生”系由王育蓉带回家签好后第二天带回公司，故对于该签名是否原告本人所签两被告均不清楚。对于原、被告的上述鉴定申请原审中均未予允准。重审中，本案根据被告申请，依法追加王育蓉、董继伟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重审时，被告鸿琪保险申请对2008年４月10日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检材一）、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与董福生、单淑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检材二），以及自工商部门调取的2008年４月10日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检材三）、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即检材四）中“董福生”的签字是否是王育蓉或董继伟所签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委托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2020年４月８日，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在出具的衡信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认定，上述检材中“董福生”字迹与样本中“董福生”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2008年４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中“董福生”的签字（即检材一）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中“董福生”的签字（即检材二）均系王育蓉书写；自工商部门调取的2008年４月10日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检材三）、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即检材四）中“董福生”字迹不是出自王育蓉的笔迹。原告对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称其请求法院依法确认2008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本案系由原告董福生提起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诉讼，被告在原一审及本次庭审中均认可2008年4月10日署名为“董福生”的字迹非董福生本人所写，因此被告提起的对第三人董继伟、王育蓉签字的鉴定申请，本身与本案无关，鉴定结论也与本案无关。其次，经原告询问王育蓉检材一、二中的字迹非王育蓉所写，经原告查询，烟台市工商局档案中并不存在该两份材料，被告提交的检材一、二材料来源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检材一、二和检材三、四无论是从排版还是内容均不一样，存在明显差异，不符合同一时间形成，也不符合行政法律规定。被告鸿琪保险及单淑娟则均认可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检材的取得，检材一、二是在公司变更后按照当时的保险代理机构的规定，要将出资股东的变化、高管信息的变化首先报保监会批准，然后再向工商部门登记变更，检材一、二与留存在保监会的申请材料一致，当时由王育蓉代原告签字，在保监会批复完成后，又在2008年8月向烟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当时工商机关因所提供的格式不符合要求，又在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工商要求的格式即检材三、四，由王育蓉带回家中签上董福生的名字后提交工商机关办理的变更登记。第三人王育蓉称其上的签字并非其所签。第三人董继伟请求依法处理。经法院向被告鸿琪保险核实，被告鸿琪保险称检材一、二与保监会留存的一致。经法院向原告释明，原告表示如法院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后续问题其另案主张权利。原审时，经原告财产保全的申请，法院分别制发了（2016）鲁0602民初4852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鲁0602民初48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制作股东名册，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本案中，被告鸿琪保险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录等文件中均记载了本案原告的姓名、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并已将本案原告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故本案原告依法具有公司原始股东资格。被告鸿琪保险认为本案原告已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且在股权转让前其也非公司的实际股东，而是代董继伟持有公司股份。法院认为，首先被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董继伟存在代持事实，且原告作为登记于股东名册的原始股东，不能以其是否实际出资认定其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原告自述其于2016年7月得知涉案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后于2016年８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第三人王育蓉虽系本案原告儿媳，但原告并未授权其在涉案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代其签字，第三人王育蓉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故被告鸿琪保险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涉案股东会并未通知原告参加，且未实际召开，原告对此亦不知情，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均剥夺了其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至于第三人是否将出资款转出，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关联，法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法院认为第三人王育蓉在涉案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不可以代表本案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涉案公司决议形成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法院依法认定其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0日判决：2008年４月10日被告烟台鸿琪保险有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案件受理费100元及司法鉴定费15600元，均由被告烟台鸿琪保险有限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2420元，由原告董福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从查明事实看，上诉人鸿琪保险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录文件中记载了被上诉人姓名、出资额、股权比例，并已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被上诉人依法具有公司原始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首先，鸿琪保险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应通知全体股东，股东出席股东会议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经查涉案股东会决议中董福生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故并不适用公司法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之情形。其次，被上诉人以其股东资格身份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未曾书面委托他人代理，现第三人王育蓉亦予以否认，虽鉴于本案当事人亲属关系，就案涉的股东会决议的签字，对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达不到合理的信赖，故上诉人主张王育蓉代董福生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不予采信。一审据此认定案涉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于法有据。诉讼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的法律制度，时效期间届满即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故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涉案股东会决议在未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该股东会决议则是自始不成立、当然不成立，并不存在行使期限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烟台鸿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威审判员 付景波审判员 张秀波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田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