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91民初32283号原告：宋汶骏，男，199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1号B6-2005室。法定代表人：杨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女，该公司员工。被告：刘柯，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告宋汶骏与被告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识装科技公司）、刘柯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汶骏，被告识装科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汶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柯继续履行买卖合同交付商品或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2.判令被告识装科技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11日，宋汶骏在毒App上求购了一双商品型号为“TravisScottXAirJordan1HighOGTSSP倒钩深棕CD4487-100”的耐克球鞋（以下简称涉案商品），毒App作为网络服务平台为宋汶骏匹配了个人卖家，价格为5299元，交易已完成且生成了订单号码，因此宋汶骏与刘柯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刘柯未在36小时的发货时效内寄出涉案商品，违反了合同约定，导致其不能出售涉案商品，产生可得利益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刘柯未履行发货义务后，识装科技公司未向宋汶骏提供任何刘柯的信息，同时单方关闭订单，退回了宋汶骏的购鞋款，此时商品价格已上涨至8000元。宋汶骏认为识装科技公司作为球鞋类的居间交易平台，应对入驻商户负有核实义务。识装科技公司未对卖方资格进行审核，卖家若虚假发货也无处罚措施，纵容了卖家对消费者的欺诈，违反了平台的法定义务，没有履行保护消费者的职责，在明知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依然拒不提供卖家信息，导致宋汶骏无法正常要求卖家进行赔偿，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识装科技公司辩称，毒App由其开发、运营、管理，是为个人卖家提供闲置物品交易场所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毒APP仅就用户展示物品或服务信息、寻找交易对象并完成商品交易提供技术服务，同时联合第三方鉴别服务商为用户提供商品鉴别服务，并非商品销售主体，与宋汶骏和刘柯是服务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识装科技公司制定了平台规则约束个人卖家，即在个人卖家入驻平台时预交保证金，发生违约情形时扣除其保证金作为处罚。宋汶骏提交订单时同意的买家须知第2.4条约定：“买家同意授权平台在卖家未按时发货的前提下，为保护买家利益，为买家关闭交易订单，并全额退还买家所支付的货款”，第4.1条约定“卖家未按照发货时效发货导致平台关闭交易订单的，平台将按照描述标准将卖家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买家：5000-10000（不含10000）现货补偿金额为119元”。故本案订单因卖家超过36小时未发货，识装科技公司依据授权关闭订单并向宋汶骏支付了119元。识装科技公司并非商品销售主体且根据宋汶骏授权取消订单，请求驳回宋汶骏的诉讼请求。刘柯辩称，其与识装科技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宋汶骏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根据毒App的交易规则，卖家的发货时效为36小时，如果确定出售，在36小时内将商品寄送给毒App，向毒App履行交付义务，毒App向其履行付款义务。同时，毒App允许其在决定出售的36小时内取消出售。整个过程中毒App不会向其披露实际买家，其不知道是毒App购买后再行出售还是存在其他买家。宋汶骏不认可毒APP交易规则导致的纠纷，与其无关。涉案商品已经自己穿用，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识装科技公司是毒App的运营主体，该App现更名为得物。宋汶骏系毒App的注册用户。2019年5月11日11时，宋汶骏使用毒App，购买涉案商品，支付鞋款5299元及运费23元，订单编号1119051124249033（以下简称涉案订单）。订单状态为“交易关闭，卖家超时未发货，已退款至付款账号”。关于涉案订单的交易目的，宋汶骏在起诉书中自称为消费者，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主张其损失为刘柯未发货导致其不能出售涉案商品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宋汶骏在该App上还进行过多笔其他鞋类买卖交易，其毒App现金账户明细显示，在2019年5月至10月期间，有多次支付保证金费用和收到保证金退款记录，相关交易商品的码数并不相同。对于买入的交易目的，宋汶骏陈述其为自用，卖出原因为不喜欢。涉案订单的交易模式为“现货模式”，在该模式下，卖家支付保证金后在App内上架商品，标注价格，买家在App内搜索商品名称后，系统自动匹配价格最低的商品，买家提交订单并支付价款。随后，卖家在36小时内将商品邮寄至识装科技公司，识装科技公司查验后如果没有问题即交付给买家；如果有质量问题，识装科技公司称其会将商品退回卖家，同时将卖家的保证金付给买家；如果卖家未发货，识装科技公司称其会将卖家的保证金付给买家。在交易过程中，买家无法看到卖家的个人信息，只能显示卖家平台注册的ID号码，同时，买家不能选择卖家，只能对系统匹配的卖家选择是否进行交易。识装科技公司提交其后台账户记录显示，2019年5月12日向宋汶骏退款5322元并给付取消订单补偿款119元，宋汶骏认可收到前述款项。该证据另显示，涉案订单卖家信息为“个人普通商户：刘柯”，2019年5月11日11时，刘柯支付119元，未退款。宋汶骏提交其于2019年10月25日在毒App购买流程录屏显示，与涉案商品相同品牌、货号、配色的商品展示页面显示：“正品保障，多重鉴别，逐件查验，售后无忧”；“发售价格：￥1299仅供参考”；“发售日期：2019年5月11日。”识装科技公司提供与涉案商品相同品牌、货号、配色、码数的商品在毒App中交易记录汇总表显示，2019年5月12日23时退款时至5月13日24时，成交最低价为5719元，最高价为6699元。2019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涉案商品成交价格在5219元到14589元之间波动频繁。识装科技公司提交其使用毒App的过程视频显示，录制视频时该App为4.29.0版本，版本更新时间为2020年1月8日。首次打开毒App时，弹出“温馨提示”，弹窗最下方显示“请您充分阅读并理解《用户协议》及《隐私权政策》”，《用户协议》及《隐私权政策》加粗显示。点击《用户协议》跳转到《得物App用户协议》，其中第三部分“服务说明”第6条显示：“因此，当卖家出售商品买家提交订单并付款后，买卖合同即告成立。因买卖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取消订单的，得物App均将收取一定的违约金用于补偿交易相对方。”该部分内容加粗加下划线显示。第6条显示“平台具体交易规则请仔细阅读《买家须知》，《买家须知》位于用户提交订单页面，买家提交订单的行为则视为买家已仔细阅读并同意接受《买家须知》。”该部分内容以红色加粗加下划线显示。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反映涉案订单发生时的过程，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识装科技公司提交的《买家须知》（2019年版）在“交易模式及流程”约定：1.“毒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商品查验，并据此收取相应技术服务费。因此毒平台仅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并非商品销售主体。2.毒平台采取的是商品竞价出价的平台交易模式，即由卖家竞价出价，平台根据卖家出价由低至高排序后显示实时最低出价销售商品供买家选购。3.交易流程如下：1.买家购买，卖家发货至平台；2.平台实物查验，多重鉴别；3.查验通过，平台发货至买家。4.买家委托毒平台对商品进行查验。买家知悉并同意毒平台在商品查验通过后即可将买家支付的货款支付给卖家。”《买家须知》（2019年版）对现货商品、预售商品、跨境商品等规定了不同的发货时效，现货商品交易流程下，双方约定：“1.现货商品：卖家于订单生效后36小时内完成发货，平台在收货后查验并判断商品是否符合发货要求。如商品查验通过，则平台将在查验通过后48小时内向买家发货……4.买家同意授权平台在卖家未按时发货的前提下，为保护买家利益，为买家关闭交易订单，并全额退还买家所支付的货款”。在“买家可获得补偿的情形及补偿原则”中约定：“卖家未按照发货时效发货导致平台关闭交易订单的，平台将按照下述标准将卖家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买家：商品价格区间5000-10000元（不含10000）现货补偿金额为119元”。识装科技公司提交的《卖家须知》（2019年版）第一部分“交易模式及流程”中约定：“卖家出售商品应提前缴纳保证金。商品价格区间在5000-10000元（不含本数）现货保证金为119元”。刘柯提交与识装科技公司客服聊天记录显示，刘柯曾向识装科技公司客服人员询问“我如果不发货而取消订单的话，除了扣除保证金还有什么责任吗？”识装科技公司客服答复“扣除保证金还会计算履约率”及“按您出售和未履约的计算，低于70%，打款会延迟7天”。上述事实有商品交易截图、支付信息截图、识装科技公司相关后台信息截图、涉案商品成交记录、购买流程录屏视频、《买家须知》（2019年版）、《卖家须知》（2019年版）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订单采用毒App中的现货交易模式，刘柯向毒App提供涉案商品的品牌、货号、配色、码数和价格等信息，在宋汶骏按照品牌、型号等信息搜索商品并确定码数后，毒App自动将刘柯出售商品的信息作为实时最低报价为宋汶骏进行匹配，供其选择是否下单购买。综合考察毒App的经营模式和涉案订单的交易流程，识装科技公司在涉案交易中提供商品信息发布、撮合交易等服务，应为平台经营者，而非涉案商品的销售者或购买者。刘柯向毒App提供涉案商品信息，宋汶骏确认下单购买并付款，整个交易过程系宋汶骏和刘柯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宋汶骏与刘柯之间系网络购物合同关系，宋汶骏与识装科技公司之间系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中，刘柯作为出卖人，应当履行向宋汶骏交付涉案商品的义务，刘柯未在发货时效内寄出涉案商品，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柯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识装科技公司提交《买家须知》和《卖家须知》，主张依据两须知的条款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但其提交的视频证据并不能反应涉案订单交易发生时的过程，其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各方在交易时知悉并同意了两须知的内容，本院认为，不能以前述两须知来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宋汶骏首先主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刘柯明确表示涉案商品已经自用，宋汶骏亦表示不接受已经使用过的涉案商品，涉案买卖合同显然已经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宋汶骏主张要求赔偿损失5000元并明确其损失为可得利益损失，即因刘柯未发货导致其不能转售涉案商品所产生的损失。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综合考量违约方是否能够预见损失、可得利益是否具有一定的确定性、非违约方能否证明其可得利益损失金额等情况，分析刘柯是否应当承担可得利益赔偿责任。一、订立合同时，刘柯能否预见到宋汶骏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按照可预见性规则，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结合涉案交易模式，本案中，毒App为个人二手闲置物品提供交易平台，鉴于商品的特殊性，平台用户可能同时具有买家和卖家两种身份，购买商品的目的可能是自用，也可能是转售，也存在最初为自用，后改为转售的情形。宋汶骏自身也存在因为不喜欢相关商品而在毒App中转售商品的情形。因此，对于刘柯而言，在其订立涉案买卖合同时，并不必然能够预见宋汶骏购买涉案商品的目的是用于转售，亦无法预见宋汶骏主张的因转售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失。二、宋汶骏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本案中，宋汶骏并未提交证明其转售行为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证据，如转售涉案商品的合同等。同时，涉案交易模式本身就合同的履行亦存在不确定性。本案的交易模式为，买家下单后，卖家需要把商品寄到毒App的指定地点进行查验，查验通过后才会寄给买家。涉案商品为二手商品，即使品牌、货号、配色、码数相同，但每件商品的情况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如包装缺失或破损，商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存在问题的情况和程度也会有较大不同。也就是说，即使刘柯按照约定寄出了涉案商品，也存在没有通过平台查验，宋汶骏无法收到涉案商品的可能性。宋汶骏在毒App中有过多次购买或者出售的记录，对该交易模式应当知晓，对于涉案商品并不必然通过毒App的查验以及其并不必然获得涉案商品进而能够转售应当有一定的预期，在此情况下，即使宋汶骏确实存在转售交易行为，亦属于其自身应当承担的交易风险。三、宋汶骏是否能够证明其可得利益损失金额的问题。本案中，宋汶骏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商品的公开市场价格，鉴定机构在回函中亦称已经无法查询到评估基准日时公开市场的价格信息。宋汶骏主张参考涉案平台的成交价格，本院认为，从宋汶骏提交的购买流程视频显示，与涉案商品相同品牌、货号、配色的商品发售日为2019年5月11日，发售价格仅为1299元，但在发售日当日，即宋汶骏下单时支付的价格为5299元。毒App的交易记录显示，仅在涉案订单关闭后的次日，涉案商品的成交价格波动区间即已经接近千元，涉案订单下单当月，毒App中涉案商品成交最低价和最高价之间相差近万元。对于属于消费品的鞋类商品，即使是对限量版等有一定的收藏需求，其价格仍应由价值决定，受供需影响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涉案商品短期内的异常价格波动幅度已经超出该产品在正常市场供需状态下价格围绕价值受供需影响的波动范围，大大偏离了其消费品的属性，在这种交易环境下的价格不能作为确定可得利益损失的证据，不能以此计算宋汶骏可得利益损失的金额。综上所述，宋汶骏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刘柯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宋汶骏亦未证明其可得利益损失的金额，故在宋汶骏已经收到涉案商品的全额退款、运费及119元补偿金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其明确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在刘柯作为卖方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宋汶骏要求识装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新业态不断更新迭代，新的交易模式不断涌现，如与本案类似的电子商务平台为二手商品尤其是部分特定款式的二手运动鞋提供交易平台及商品查验服务，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互联网交易模式。在这类交易活动中，特定款运动鞋的实际成交价格往往远高于其发售价格，且短期内价格波动剧烈，其背后的原因不排除存在人为炒作的因素，已非单纯的二手商品交易行为，这种以投机获利为目的炒作行为促成的价格已经远远偏离商品的实际价值，最终导致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特定款运动鞋的交易活动往往被赋予新兴潮流文化、社交文化等含义，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甚至是在校学生，由于该类群体社会经验、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的不足，更难承受价格泡沫带来的风险。互联网产业模式的创新应循法而行，创新与法治并重，效率与秩序兼顾，才能保障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本案所反应的问题来看，即使涉案交易模式存在市场需求，能够满足部分用户的交易需要，但在交易规则、平台管理和风险提示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汶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汶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书涵人民陪审员  段立宁人民陪审员  周桐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