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1民终10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55号天朗经开中心9层902室。负责人：王英，该律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大谋，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杏，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森，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成，上海市海华永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桂阳，女，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东，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继文，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石堤镇沃康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谢光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东，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继文，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百望律所）与上诉人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康公司）因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2民初9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望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改判谢森、何桂阳立即向百望律所支付代理服务费19561332元，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延期支付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谢森、何桂阳、沃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遗漏和错误。（一）一审事实认定遗漏。一审判决认定遗漏补充协议的重要条款（即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所遗漏的条款，对于认定协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认定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具有重大影响。《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在仲裁过程中或执行阶段放弃对迪升公司权利的，不影响乙方的代理费额度，除非乙方书面同意甲方该种放弃。”第六条约定“对迪升公司采取的反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采取保全措施、申请破产、追加被执行人等各种必要活动，甲方应按照乙方的合法建议进行。为此而产生的仲裁费、诉讼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任何合理开支由甲方承担。”依据上述约定，如果谢森、何桂阳放弃其权利或请求、放弃推进案件程序，应自负其责，百望律所对此不承担责任，且不影响百望律所主张代理费。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均为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无视当事人在协议中的重要约定。（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本院立案后，百望律所向本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系错误认定。百望律所是先向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申请的诉前财产保全，在该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才提起的诉讼立案。2、一审判决对财产保全解除情况的认定错误。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只是解除了对谢森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产的查封，对该房产之外的其他已作诉前保全的何桂阳名下的三套房产并未解除查封。二、一审判决未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且未对合同条款的关系作出处理。（一）《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是付款条件的约定，该付款条件实际是对百望律所附加的相关义务，将百望律所完成相关义务作为了付款条件。此种附条件，势必要求谢森、何桂阳不能以自身行为任意阻碍条件成就，如谢森、何桂阳有意以自身行为阻碍条件成就，则百望律所不必完成相关义务，即百望律所不必受相关条件之约束。协议各方签署协议时尚有效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对不正当地阻碍条件成就的法律后果法律规定“视为条件已成就”。一审判决只是看到《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在事实层面未成就，忽视了这种事实层面的未成就与谢森、何桂阳行为之间的关系。当谢森、何桂阳的行为与付款条件未成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时候，就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尽管谢森、何桂阳对其自身事务和利益有权进行合法合理的处分，但其应自行承担处分后果。在谢森、何桂阳自行处分的范围内，百望律所可以豁免责任，无须再承担相应义务，预先约定的相应义务无须再履行，不能将谢森、何桂阳已作处分的内容再强加为百望律所必须完成的义务。（二）由于一审在认定事实方面遗漏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的内容，因此在司法推理部分，没有对合同条款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处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规定，是《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付款条件之后的条款，与第一条是密切关联，该两条的功能正是赋予百望律所特定的责任豁免权。由于诉讼活动是专业的法律活动，而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署的又是全风险代理协议，谢森、何桂阳又为百望律所附加了苛刻的义务和付款条件，因此，如果不约定相应的责任豁免，任由谢森、何桂阳随意作为，势必导致谢森、何桂阳自身利益受损，也将导致百望律所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审认定既认定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就应该对《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2款、《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处理。但一审判决并未对合同条款作出体系解释，没有综合有关联的重要条款作出正确的推理结论。既然《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是有效条款，则自应发生有效条款的效力。该第二条、第六条并非是对谢森、何桂阳的诉讼权利的限制条款，只是对百望律所的责任豁免条款。既然谢森、何桂阳事实上放弃了对其相关权利的救济程序，则对于谢森、何桂阳所放弃的内容，百望律所构成责任豁免。所以，一审判决所述的“条件二”、“条件三”便不应继续作为有效的限制条件。三、一审的司法推理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一审查明了“代理阶段为仲裁、财产保全、执行等全案阶段，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具体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查明了百望律所依据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通过谢森、何桂阳的具体授权完成贸仲仲裁庭审、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裁决案庭审、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财产保全等事务。但是，一审判决在司法推理部分，作出了与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的司法推理。表现在：（一）一审判决将风险代理案件按照一般代理案件进行处理。既然事实认定部分已经查明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的是风险代理案件，那么，在一审判决司法推理第四部分即便要进行所谓的“酌定”，也应该在承认风险代理案件的基础上运用所谓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将风险代理案件直接作为一般代理案件处理，不但与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而且显然对百望律所不公。一审裁判忽视了风险代理活动与一般代理活动的重大区别：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对于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标准均明确规定最高可以达到标的额30%，而西安市律协收费指导意见还明确了收费下限，即不得低于标的额的20%。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风险代理与一般代理有显著不同：1、风险代理案件的胜诉败诉与代理费密切相关。如果所代理案件败诉，则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自行承担所有已付出的服务得不到报酬的风险，这与一般代理显著不同。无论是一般代理还是风险代理，一旦代理结束，代理服务都是真实发生过了。一般代理，不论所代理案件中委托人一方是赢是输，委托人均要支付代理费，而且要在代理活动启动前支付。而风险代理，只有所代理案件胜诉，委托人才支付代理费。这种制度对代理律师造成很大的压力。代理律师势必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才思去做好案件，而且只有在案件胜诉时才获得代理费。因此，风险代理律师费当然地要高于一般代理。2、风险代理中律师费支付时间往往拖延很晚。一般代理，委托人不但无权要求代理律师对案件的结果承担责任，而且，委托人一般要在签订代理合同后至提供法律服务前就要支付代理费。一般代理，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有一定经济保障，便于律师以较宽舒的心境去工作。而风险代理（尤其全风险代理），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没有任何经济保障。诉讼（或仲裁）案件的程序繁冗，时间跨度大，在经历了漫长的诉讼（或仲裁）过程且胜诉之后，委托人才支付风险代理费。以本案而言，从2018年12月25日双方建立代理关系至今长达两年以上，委托人谢森、何桂阳仍未向百望律所支付一分钱代理费，这给百望律所造成极大损失。3、风险代理案件存在双层风险问题。风险代理案件的第一层风险是代理的案件可能失败，导致代理律师付出了法律服务却拿不到律师费的风险。第二层风险是案件代理成功后委托人违约，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发生争议的风险。风险代理律师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成本极多。接受做“全风险代理”的律所承受的风险远远大于“半风险代理”。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做的是“全风险代理”，承受了巨大的代理压力。（二）一审判决认定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有效性，却没有认定当事人之间关于收费比例的约定。《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经双方协商同意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一审判决认定了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有效性。在一审过程中，谢森、何桂阳并未对收费比例提出任何异议，并未提出代理费过高的撤销、变更主张。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约定比例仍然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无视当事人之间关于收费比例的约定，径行将风险代理变更为一般代理，自行适用一般代理的指导标准的收费区间的最低限进行计算，径行变更收费比例，滥用裁量权。（三）一审判决认定多个阶段代理事实，却只“酌定”了一个阶段的费用。《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代理每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数额依照下列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有反诉，反诉案件的代理费依照反诉标的额和上述标准另行酌减30%收费。”；“首次代理的案件，再次代理的，可以给予本标准下浮10%—20%范围内适当优惠。”第五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上述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百望律所不但为谢森、何桂阳代理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仲裁案中的“本申请”案和“反申请”案，还代理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撤销裁决诉讼案件，还代理了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财产保全的案件，完成了三个不同机关处理的三个不同案件。因此，即便参考一般代理标准计费，也应结合《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计三个阶段的费用，而不是一个阶段的费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明确写道“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经双方协商同意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一审判决以普通案件的一般代理收费标准区间最低值计算代理费，违反公平合理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四、谢森、何桂阳应自行承担处分个人利益的后果，百望律所无须担责。尽管谢森、何桂阳对其自身事务和利益有权进行合法合理的处分，但其应自行承担处分后果。在谢森、何桂阳自行处分的范围内，百望律所可以豁免责任，无须再承担相应义务，预先约定的相应义务无须再履行，不能将谢森、何桂阳已作处分的内容再强加为百望律所必须完成的义务。《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是付款条件的约定，该付款条件实际是对百望律所附加的相关义务，将百望律所完成相关义务作为了付款条件。此种附条件，势必要求谢森、何桂阳不能以自身行为任意阻碍条件成就，如谢森、何桂阳有意以自身行为阻碍条件成就，则百望律所则不必完成相关义务，即百望律所不必受相关条件之约束。协议各方签署协议时尚有效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对不正当地阻碍条件成就的法律后果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付款条件二、付款条件三未能成就，是由于谢森、何桂阳对其利益自行作出了处分，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的“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因此，谢森、何桂阳仍应对未完成的“反申请”案件向百望律所支付该部分的相应代理费。对于仲裁“本申请”案件，由于完成了受托事务，谢森、何桂阳应该支付该部分的全额费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2款、《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均是对百望律所的责任豁免约定。事实上，由于谢森、何桂阳不同意对其仲裁反申请请求在北京四中院审理的撤销裁决案件中进行救济，这使得《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条件二、条件三不再成为百望律所应履行的义务，即所附加的条件二、条件三自动解除或失效，仅剩《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条件一有效存在。换言之，无须《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三个付款条件同时满足，仅须满足条件一即应付款。而第一条件在事实层面是成就了的。因此，应该对胜诉部分的代理费依约支付。《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如果甲方败诉，则对于败诉部分，无须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如果甲方胜诉，则甲方应在胜诉后10日内将相应代理费用付至乙方账户。”如果要严格按照《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约定，则谢森、何桂阳应在案件胜诉后10日内将1956.1332万元的代理费付给百望律所。（9314.92万元×21%=1956.1332万元）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问题。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是关于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的规定。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条件二、条件三未能成就，是属于“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对于为实现条件二、条件三，委托人已经从事过的代理服务，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对于百望律所已经完成的条件一的代理事务，应该是向百望律所支付全部报酬，而不是支付部分报酬。因而，一审判决在适用该条法律规定时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该条法律适用不当。从庭审出示的证据可以证实，“连带责任”清晰地出现在相关文件中，并非“约定不明”。《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该条规定是处理本案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一审判决未能适用该规定。一审判决适用了“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对代理费金额作出了“酌定”。“公平原则”规定在《民法总则》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在《民法总则》第七条。但是一审判决陈述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时，并没有援引《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构成法律适用的欠缺。一审作出裁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生效。适用旧法还是适用新法应在一审判决中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百望律所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也应在判决中列明。六、一审的“酌定”方式及其结论违反“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以“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酌定”律师费为2528984元（10万元×8%+40万元×7%+50万元×6%+400万元×5%+500万元×4%+4000万元×3%+4314.-92万元×2%）。该“酌定”对案件标的额认定错误，违反了《西安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代理费计费规则。这种方法，不能体现一审判决认为的“公平合理”，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规定。具体表现在：1、一审判决直接替代适用一般代理标准且适用收费区间的下限进行酌定滥用自由裁量权。2、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所代理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3、一审判决错列一般代理案件的标的总额，导致计算基数错误。4、一审没有考虑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了三个阶段法律活动的代理服务事实，遗漏了两个阶段的代理费。假如按照一般代理的最低限计算代理费，那么谢森、何桂阳就应该在2018年12月25日代理协议签署日附近就立即向百望律所支付费用，而不是迟延到两年多之后才支付。这两年以上期间的代理人的损失应由谢森、何桂阳承担。由于双方约定的是风险代理，百望律所以全风险方式代理案件承受了巨大的代理风险，决非代理成功以后，以一审判决所酌定的极低的一般代理费金额所能补偿的，一审判决的“酌定”，偏袒谢森、何桂阳，严重损害法律代理服务秩序。就本案而言，2018年末谢森、何桂阳的巨额资金被查封冻结，当时谢森、何桂阳陷入极大困境，如果当时让其支付一审判定的252万一般代理费，谢森、何桂阳显然是无力支付的，必然使其案件的代理活动无法推进。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协议双方才选择了先不用支付任何代理费，待案件胜诉后才支付相应代理费的代理方式。这种代理方式在当时情境下是对谢森、何桂阳最为有利的抉择。百望律所代理案件取得胜诉，实现了为谢森、何桂阳避免了巨大损失的结果，但谢森、何桂阳拒绝支付代理费，导致百望律所重大损失，这才导致发生此代理纠纷诉讼。七、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律师费应考虑的因素及可行方案。（一）“酌定”律师费应考虑的基本因素。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署的《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收费标准是采用《西安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风险代理，以案件总标的额21%计算代理费。如果人民法院要抛开法律规则直接适用法律原则“酌定”处理，应尊重案件的基本事实，在当事人已有的共识的基础上酌定，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1、既然属于风险代理，就应该在约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比例基础上酌定。诉讼双方对于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为标的总额的21%这一基本事实均无异议。法院酌定，应在21%的基础上酌定，而不是完全抛开当事人的约定去酌定。一审直接替代适用一般代理标准且适用收费区间下限进行酌定是滥用自由裁量权。2、要在承认所代理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的基础上酌定，《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上述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明确写道“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因此，一审直接替代适用一般代理标准且适用收费区间下限进行酌定脱离了《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精神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3、要在正确认定案件标的额的基础上酌定，9314.92万元标的额，只是仲裁案件中迪升公司提出的“本申请”案的标的额，并非百望律所代理的案件总标的额。仲裁案中，百望律所代理了“本申请”案的应诉，还代理了”反申请案”，而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案件标的额为“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百望律所代理的案件标的额应为11271.0532万元（9314.92+1956.1332=11271.0532万元）如果要参考一般代理进行酌定，那么必须将反申请案的标的额纳入计算基数，因为一般代理的特点就是不论案件成败，只要进行了代理活动就应该据案件标的额计费。4、要在承认存在三个代理阶段的基础上酌定，《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代理每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数额依照下列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有反诉，反诉案件的代理费依照反诉标的额和上述标准另行酌减30%收费。”；“首次代理的案件，再次代理的，可以给予本标准下浮10%—20%范围内适当优惠。”一审参考该《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却没有正确地参考。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包含了百望律所实际代理的情况，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了三个机关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代理事项，案号分别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DS20180393号合作协议争议”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特139号撤销裁决纠纷案；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作出（2018）冀10财保26号之一裁定案。而且，三个代理阶段的事项均取得成功，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愿。因此，应收取三个阶段的代理费用，而一审判决“酌定”时只计一个代理阶段的代理费用，实属于错误处理。5、正确理解《西安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对于一般代理的收费标准和收费规则与本案有关的《西安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有：（1）《西安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四、按标的额收费指导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民事诉讼案件（含附带民事诉讼仅就民事部分代理的案件）、非诉讼调解的民事纠纷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代理每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数额依照下列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1）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收费比例为8%—10%；收费额不足5000元的每件按5000元收费起，但最高不能超过30000元；（2）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收费比例为7%—9%；（3）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收费比例为6%—8%；（4）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收费比例为5%—7%；（5）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收费比例为4%—6%；（6）1000万元至5000万元部分（含5000万元）收费比例为3%—5%；（7）5000万元至1亿元部分（含1亿元）收费比例为2%—4%；（8）1亿元以上部分，收费比例为1%—2%。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有反诉，反诉案件的代理费依照反诉标的额和上述标准另行酌减30%收费。上述收费标准是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再审、执行案件的，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首次代理的案件，再次代理的，可以给予本标准下浮10%—20%范围内适当优惠。”（2）《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上述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6、要尊重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有关约定，一审裁判既然认定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及《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那么在处理案件时，仍应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不应完全抛开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完全独立做出第三种主张。因为在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协议的约定仍适用于协议的当事人，应予以充分重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具体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如甲方胜诉,则其应在案件胜诉后10日内将相应代理费付至乙方账户。该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甲方无故不支付律师费、其他费用，不予启动诉讼、放弃诉讼请求或放弃继续推进上诉、执行等诉讼过程,或单方终止本协议，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费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该费用额度难以计算的，以本案所涉诉讼标的价值总额为基础计算。”《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界定“胜诉”的含义：“甲方完全胜诉（即甲方无须向迪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费用、或准许迪升公司撤回仲裁申请）”根据这些约定和案件实际情况，可得结论：（1）百望律所代理的案件标的额应为11271.0532万元（9314.92+1956.1332=11271.0532万元）（2）谢森、何桂阳已经实际胜诉，那么在胜诉后的10日内就应该将胜诉部分的代理费向百望律所支付。（贸仲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京04民特139号裁定，驳回了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撤销裁决的申请。谢森、何桂阳与迪升公司合作协议争议案最终定论。因此，谢森、何桂阳最晚应于2020年4月18日前向百望律所支付代理费。）（二）遵循公平与诚信原则下应然的律师费金额。1、方案一：以承认风险代理为基础进行酌定风险代理已经胜诉的部分的案件标的额是9314.92万元。可得酌定金额应为：9314.92×21%÷2=978.0666万元。2、方案二：参考一般代理的计费标准和计费规则，（1）以区间最高值计算：仲裁本申请案部分的代理费：10万元×10%+40万元×9%+50万元×8%+400万元×7%+500万元×6%+4000万元×5%+4314.92万元×4%=439.1968万元。仲裁反申请案部分的代理费：（10万元×10%+40万元×9%+50万元×8%+400万元×7%+500万元×6%+956.1332万元×5%）×70%=80.084662万元。故：贸仲仲裁阶段代理费应为：439.1968万元+80.084662万元=519.281462万元。北京四中院撤销裁决诉讼案阶段的代理费应为：519.281462万元×（90%或80%）=467.3533158万元或415.4251696万元。廊坊市中级法院撤销财产保全阶段的代理费应为：519.281462万元×（90%或80%）=467.3533158万元或415.4251696万元。一般代理按照收费区间最高值为计算标准以上三阶段总计代理费应为：519.281462万元+467.3533158万元+467.3533158万元=1453.9880936万元。或：519.281462万元+415.4251696万元+415.42516968万元=1350.1318012万元。（2）以收费区间中线值计算：仲裁本申请案部分的代理费：10万元×9%+40万元×8%+50万元×7%+400万元×6%+500万元×5%+4000万元×4%+4314.92万元×3%=346.0476万元。仲裁反申请案部分的代理费：（10万元×9%+40万元×8%+50万元×7%+400万元×6%+500万元×5%+956.1332万元×4%）×70%=66.3917296万元。故：贸仲仲裁阶段的代理费应为：346.0476万元+66.3917296万元=412.4393296万元。北京四中院撤销裁决诉讼案阶段代理费应为：412.4393296万元×（90%或80%）=371.19539664万元或者329.95146368万元。廊坊市中级法院撤销财产保全阶段的代理费应为：412.4393296万元×（90%或80%）=371.19539664万元或者329.95146368万元。一般代理按收费区间中限值为计算标准以上三阶段总计代理费应为：412.4393296万元+371.19539664万元+371.19539664万元=1154.83012288万元或者：412.4393296万元+329.95146368万元+329.95146368万元=1072.34225696万元。八、一审判决对诉讼费承担的处理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39167元（原告百望律所已预交），由原告百望律所负担121175元，被告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992元”。对案件受理费处理是错误的。百望律所一审诉请的1956.1332万元代理费，计算依据完全符合《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二款之约定。尽管一审法院自行酌定了代理费额度，但并不意味着百望律所提出的诉求缺乏合理依据。在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以风险代理方式办完受托案件后，谢森、何桂阳拒不支付案件代理费，导致长达两年多的时间百望律所没有拿到应得的代理费。一审以一般代理标准，适用收费区间下限，而且只计了一个代理阶段的代理费，已经严重损害了百望律所的代理利益。在案件诉讼费部分，一审再判令百望律所承担案件受理费的绝大部分，对百望律所不公。应判令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九、百望律所作出了巨大付出并为谢森、何桂阳避免了特别巨大损失。2018年12月25日，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署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百望律所指派专职律师，以全风险代理的方式为谢森、何桂阳提供具体的、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为使代理的案件取得胜诉，百望律所及指派的完成了长期、详细、艰苦的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承担了巨大风险（包括个人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最终实现了胜诉的良好结果，为谢森、何桂阳避免了巨大利益损失。（一）百望律所在办理“受托案件”中的巨大付出及效果。1、在办理贸仲仲裁案前完成的工作及效果具体工作：（1）调查被保全的情况2018年12月某天，谢森的公司行政主管肖连芳忽然给樊大谋律师打电话，说谢森的银行账号被冻结了。当时，百望律所是谢森、何桂阳的企业的年度法律顾问服务律所，樊大谋律师是其服务律师。樊大谋律师便让肖连芳询问银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银行工作人员给说了财产保全号（2018）冀10执保172号之十二。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7日期间樊大谋律师到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谢森、何桂阳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保全的原因是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向该法院转交了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当时从谢森、何桂阳处得知，其拒收了有关法律文件。樊大谋律师叮咛谢森、何桂阳以后不要拒收材料，并将谢森、何桂阳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寄给贸仲。樊大谋律师通过联系贸仲上海分会案件秘书龚少阳，让其再次寄送文件，此后接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寄送的文书。根据收到的文件得知，谢森、何桂阳被冻结了银行账户、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价值共计93849200元人民币。（2）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在获得谢森、何桂阳授权后，2018年12月29日，百望律所针对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保全裁定寄送了异议申请书。2019年1月4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董俊强法官给樊大谋律师打来电话让补正。代理律师樊大谋通知了肖连芳让谢森、何桂阳提交了补正的异议申请书。工作效果：由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为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保全申请提供了担保，本次异议申请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2、在办理贸仲仲裁案中完成的工作及效果【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记载了仲裁案件进行中的相关活动，其中涉及“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的活动有：（1）2018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提交主体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手续和送达地址确认书。（2）2019年1月18日，被申请人提交仲裁反请求申请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办理相关手续，仲裁反请求获得受理。（3）2019年2月1日，被申请人提交“答辩状”及其所附证据材料。（4）被申请人选定仲裁员。（5）2019年3月15日，被申请人提交“要求仲裁员吴清旺回避的申请书”及其附件。（6）2019年4月10日，被申请人提交补充证据材料。（7）2019年5月22日，被申请人提交补充证据材料。（8）就反请求案件被申请人向仲裁委申请财产保全。（9）2019年5月27日，被申请人提交文书鉴定申请。（10）2019年5月28日，被申请人及委托的代理人参加仲裁庭审。（11）2019年6月5日及10日被申请人提交“代理词”、“代理词概要”和书面质证意见。（12）被申请人选定笔迹鉴定机构。（13）2019年8月31日被申请人的代理人在贸仲上海分会参加预备鉴定会议。前述十三项活动均由百望律所指派樊大谋律师代理完成。为完成前述仲裁活动及其他必要活动，樊大谋律师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工作：（1）起草、写作法律文书起草《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答辩状》（字数：5238字）写作《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谢森、何桂阳答辩证据目录（第一批）》（字数1399字以上）、《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谢森、何桂阳答辩证据目录（第二批）》（字数：2140字以上）起草、写作《仲裁反申请书》（4061字）。制作“反申请案”证据目录（一）（字数：411）、证据目录（第二批）（字数：376）写作《商事仲裁反申请案件之财产保全申请书》（字数：15145）写作《SHDS20190393号案件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提交证据的书面质证意见》（字数：3198字）写作《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代理词（被申请方）》（字数：22344字），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对“本申请”案及“反申请”案的代理意见。写作《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代理词概要（被申请方）》（字数：14728字），进一步归纳代理意见中最重要的内容。（2）调查取证“本申请”案中，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共提交答辩证据19份，其中2份由谢森、何桂阳提供，其他17份均由百望律所指派的代理律师从网络公开渠道或委托其他律师代为调取。“反申请”案中，反申请方谢森、何桂阳提交证据总计6份，其中4份由代理律师通过网络公开渠道或委托其他律师代为调取。（3）申请仲裁员回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9年2月27日组庭通知，列明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选了“吴清旺”担任仲裁员。经樊大谋核查，仲裁员吴清旺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主任有密切关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与仲裁员吴清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合作关系，“吴清旺”担任仲裁员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因此，樊大谋律师向谢森、何桂阳及时反映情况，并写作了《SHDS20180393号合作协议书争议案要求仲裁员吴清旺回避的申请书》（字数：1996字），写作了《SHDS20180393号合作协议书争议案申请仲裁员吴清旺回避的证据目录》（字数：1220以上）将材料向仲裁委提交，申请“吴清旺”回避。导致“吴清旺”主动辞去仲裁案仲裁员职务。原定于2019年4月10日举行的开庭取消。（4）申请笔迹鉴定及参加申请笔迹鉴定会议起草拟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件文书鉴定申请书》（字数：786字）、寄送选定鉴定机构确认书。2019年8月31日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到贸仲上海分会参加预备鉴定会议。后将会议情况向谢森、何桂阳反馈。（5）办理仲裁反请求立案2019年1月18日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代谢森、何桂阳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交了仲裁反请求申请书及所附证据材料，代理办理相关立案手续。（6）参加仲裁庭审原定于2019年4月10日庭审，百望律所指派代理律师樊大谋按开庭通知提前一天到了上海，当天晚上才接到贸仲案件秘书紧急电话通知，说仲裁员吴清旺辞去本案仲裁员职务，取消了次日的庭审。2019年5月28日庭审，百望律所指派代理律师樊大谋到贸仲上海分会出庭参加仲裁庭审。谢森也一并参加了庭审。（7）多次与委托人面谈商讨案件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7日期间，樊大谋律师到谢森、何桂阳的公司北京上康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向谢森、何桂阳了解其财产被保全的相关情况，分析可能遇到的问题。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21日期间，樊大谋律师从谢森、何桂阳的湘西公司出差完毕后回到北京，与谢森、何桂阳以及谢森邀请的法律专家共同分析、研究案件代理的基本思路，并写作仲裁反请求申请书。2019年3月30日-2019年4月3日期间，樊大谋律师再次到北京与谢森、何桂阳交流案情，向谢森、何桂阳汇报工作进度，以便充分应对2019年4月10日的庭审。（8）代为收领文书及传达文书信息在仲裁案件代理中，为高效地办理案件，仲裁委寄发的文件直接寄送到百望律所，由百望律所指定的办案律师向委托人转达内容，并根据文件要求处理。工作效果：百望律所代理谢森、何桂阳处理的受托案件中的“本申请”案件取得了完胜，迪升公司的仲裁请求全部被驳回。导致此种结果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迪升公司错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在办理案件时，百望律所指派的代理律师樊大谋提出了时效抗辩，才导致仲裁庭审查该问题，从而最终以迪升公司错过形成权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了迪升公司的诉求。对于此点，仲裁裁决书有清晰记载。虽然仲裁庭对于回购条款到底产生的是形成权还是请求权的观点与代理人樊大谋不同，但是对于时效进行审查是基于百望律所指派的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仲裁庭不会主动审查时效问题，只是在一方提出时效抗辩时才审查，可见百望律所律师的代理意见对于谢森、何桂阳在仲裁案件中取胜起到了关键作用。【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记载了樊大谋律师的主要代理意见，其中“7.除此之外，被申请人还主张由于发生情势变更导致约定的回购股权的前提条件早已丧失、申请人申请仲裁的时效已过、申请人仲裁申请的金额明显虚高等，仲裁庭不再一一引述。”【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写到“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股权回购之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仲裁庭认为应当分前后两个层次进行考量：首先，需确认申请人是否有效行使本案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所规定的形成权；其次，在确认申请人有效行使此形成权之后，被申请人则负有回购股权的债务，此债务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规定，此时需确认申请人享有的回购股权之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在讨论后一个层次中的回购股权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之前，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先确定申请人是否有效行使本案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所规定的形成权。如果经仲裁庭确认，申请人并未有效行使此形成权，则申请人丧失要求被申请人回购股权的权利，仲裁庭也无必要再继续讨论回购股权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可见，在办理仲裁案时，樊大谋律师作出的仲裁时效抗辩启动了仲裁庭对于期间、时效问题的审查。事实上，仲裁庭在后续分析所谓“约定形成权”的除斥期间时所罗列的几个时间点，均是樊大谋律师在进行仲裁时效抗辩时提到的几个时间节点。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创设了“约定形成权”的概念，此创设反映了仲裁庭对股权回购条款的大胆解读。【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写到“本案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并非法定的形成权，而是合同各方通过合意创设的约定形成权。”仲裁庭的观点仍充分认识到了仲裁时效抗辩的价值。仲裁庭认为“其次，在确认申请人有效行使此形成权之后，被申请人则负有回购股权的债务，此债务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规定，此时需确认申请人享有的回购股权之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可见，一旦所谓形成权除斥期间抗辩被突破，仲裁时效抗辩仍将成为谢森、何桂阳的重要防线。3、在办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撤裁案件中完成的工作及效果具体工作：（1）向谢森、何桂阳发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DS20180393号案件关于是否同意撤销裁决以及请求支付律师费的函告》，在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向百望律所邮寄了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撤裁申请书、相关证据以及出庭通知等材料。百望律所在研判材料之后，2020年3月11日向谢森、何桂阳发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DS20180393号案件关于是否同意撤销裁决以及请求支付律师费的函告》，提出建议“如果贵方不同意仲裁裁决结果，我方建议继续推进案件进程，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并对建议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作出详细说明。该《函告》一并告知了谢森、何桂阳“浙江迪升公司已于2020年1月4日申请撤销贸仲裁决”的事实，询问谢森、何桂阳的答辩意见。该《函告》一并明确告知谢森、何桂阳尽快支付已胜诉案件的代理费，并明确表述了代理费额度及标准。（说明：该《函告》3209字）（2）起草答辩状及质证意见，在谢森以及谢森公司的员工肖连芳以微信方式明确了不同意撤销仲裁裁决之后，受谢森、何桂阳委托，百望律所指派律师为谢森起草了答辩状，由谢森自行修改，谢森、何桂阳签署确认。针对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全部证据由百望律所指派的代理律师拟定了书面的质证意见。（说明：其中《答辩状》3600字，《质证意见》1407字。）（3）参加庭审，2020年4月1日，谢森、何桂阳委托的樊大谋律师参加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特139号的法庭庭审，完成庭审各项活动。（4）代为收领、寄发法律文书代收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各项法律文书，并向该院寄交授权委托材料、书面的答辩状、质证意见等各项材料。并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特139号裁定书转交给谢森、何桂阳。工作效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京04民特139号裁定，驳回了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撤销裁决的申请。谢森、何桂阳与迪升公司合作协议争议案最终定论。4、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的工作及效果，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驳回了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百望律所指派樊大谋律师及时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谢森、何桂阳的财产查封、冻结状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作出（2018）冀10财保26号之一裁定，解除了对谢森、何桂阳的财产冻结。5、办理的其他工作及效果，向贸仲寄交所有纸质材料的打印制作成本均由百望律所指派的律师预先承担了。办理该仲裁案纸质文件内容很多，由于仲裁庭要求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必须一式五份，所以樊大谋律师付出了较多的打印费。（二）百望律所代理活动给谢森、何桂阳避免了特别巨大的利益损失。2018年10月29日，浙江迪升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向申请人支付合同价款8914.92万元、律师费400万元，并承担仲裁费。2018年11月22日，经迪升公司申请，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10财保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谢森、何桂阳名下银行存款9384.92万元，如银行存款余额不足，即查封、冻结其不足部分同等价值的财产，并立即开始执行。百望律所在接受谢森、何桂阳的委托后，积极参与应诉答辩，依约为谢森、何桂阳提供法律服务，用律师的专业知识和服务，为委托人取得了“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的成果，所涉标的额为9314.92万元；并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了对谢森、何桂阳在仲裁案中的保全措施；且在迪升公司申请撤销［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时应诉答辩并胜诉。谢森、何桂阳在贸仲SHDS20180393号仲裁案中获胜，其根本原因从【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的内容看，是仲裁庭利用了时效和期间制度，让迪升公司丧失了胜诉权，并不是说谢森、何桂阳就没有向迪升公司付款的义务。百望律所指派律师作出的时效抗辩在仲裁案件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仲裁庭不会主动进行时效审查。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避免了特别巨大的损失。根据财产类案件的代理费与案件标的额关联的计费原则，百望律所的诉讼请求是合理且有依据的，百所律所法律服务的价值应得到肯定和保护。从2018年12月25日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订代理协议及补充至今，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谢森、何桂阳未向依约向百望律所支付任何代理费，且谢森、何桂阳认为不应该向百望律所支付代理费，造成百望律所重大损失。谢森、何桂阳辩称，一、案涉协议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而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合同，百望律所作为商事主体，应自行承担商业风险。双方签订的协议并无显失公平之处，合同当事人也未依法向法院申请过变更或撤销合同。公平合理原则在本案不应适用，百望律所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协议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而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合同。百望律所也是明知采取风险代理合同存在的商业风险，双方合同应当予以严格遵守。协议（尤其是《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风险的预判及对风险后果的预先安排，是双方当事人权衡风险及利益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未按照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判决，而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变更，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违反合同法的规定。此外，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为由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合同的撤销和变更规则。为平衡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平原则之间的冲突，《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案涉合同签订于2018年12月25日，此后一年内，百望律所未主张合同显失公平，亦未行使撤销权和变更权。实际上，法律已经假定“非法人组织”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发生的风险属于商业风险，应自担其责。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裁判，系适用法律错误。百望律所在上诉状中所述“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相关内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不应作为裁判依据。涉案纠纷紧紧围绕着仲裁案发生，而仲裁案代理费并没有任何收费标准，一审法院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中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计算律师费系法律适用错误。百望律所所主张的风险代理收费比例，多个阶段收费更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发布主体是西安市律师协会，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谢森、何桂阳、湘西公司（谢森、何桂阳户籍为河北，经常居住地为北京，湘西公司住所地在湖南）也没有任何约束力。由于收费标准过高，委托人承担能力有限，即使在西安市执业的律师也不会选择依据此意见收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四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不应当作为裁判依据。三、协议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文意清晰，并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本案律师费付款条件并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谢森、何桂阳未因仲裁案件结果而获益，反而因百望律所不当代理而遭受了损失。百望律所作为受托人应当依照谢森、何桂阳的指示从事代理活动，而不应当限制委托人，甚至损害委托人利益，百望律所的行为违法，且违背律师执业道德，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百望律所在订立案涉协议过程中，2018年12月21日樊大谋律师明确说，“那公司得配合我对对方提起反申请，因为提起反申请，我就把代理费列为诉求，让对方承担。如果仲裁对方不承担，那不用谢总出。如果判决了对方承担，而对方拒不承担，那么谢总得配合我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谢森、何桂阳配合其提起仲裁反申请，但是代理费完全没有获得支持。依据订立合同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谢森、何桂阳是无需支付百望律所代理费的。谢森、何桂阳并未因仲裁案件而获益。反申请没有获得支持，导致谢森、何桂阳的经济利益受到直接损失（仲裁费支付近20万）。本案谢森、何桂阳未主张撤销仲裁裁定，是基于合理判断仲裁裁定不存在违反程序的问题，也不可能被撤销。仲裁没有支持反申请的律师费及仲裁费用，原因是反申请主张的律师费过高，明显超出双方签订合同时的预期，并且律师费没有实际发生。谢森、何桂阳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谢森、何桂阳基于理性判断，也是基于法律可行性判断没有申请撤裁，是自由处分诉权，并不存在“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四、仲裁本申请抗辩成功完全依赖于仲裁机构主动依照职权审查除斥期间是否届满以及该期间届满的效果，百望律所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答辩意见，没有任何贡献度。谢森、何桂阳也并未因仲裁本申请的结果获得任何经济利益。除斥期间的适用采取职权主义模式。即除斥期间届满后，不必对方当事人主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会主动依照职权审查该期间是否届满以及该期间届满的效果，从而确定该权利绝对、当然、确定的消灭。除斥期间是对具体权利存续期间的限定，根据权利性质约定或规定有不同的期间长短；除斥期间经过，权利本身消灭，法律关系终局确定。谢森、何桂阳与浙江迪升公司的法律关系终局确定。仲裁裁决载：“（六）关于申请人是否失去股权回购条款中权利的问题，在庭审及事后提交的书面代理、答辩意见中，被申请人、申请人的代理人均认为股权回购条款约定了申请人的债权请求权，因而适用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并据此充分发表了意见。仲裁庭认为双方的代理人均错误认定了股权回购条款的性质。”第31页载：“……构成未在合理期间内行使权利，故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在股权回购条款中的权利已经消灭。”而仲裁本申请的胜诉，完全依赖仲裁员主动审查除斥期间是否届满以及该期间届满的效果。除斥期间届满后，浙江迪升公司依法不能再向谢森、何桂阳主张股权回购，对谢森、何桂阳而言，双务合同之交易无法进行，何谈受益。因此，谢森、何桂阳并未因仲裁本申请抗辩成功而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樊大谋本身就是谢森公司的法律顾问，享受工资和社保待遇，在谢森面临被仲裁后，谢森找多家律所进行评判。仲裁申请人是没有道理的，仲裁委驳回的可能是百分之百，在此情形下樊大谋与谢森商议，可以对申请人那边提反申请，把百望的风险代理费提到反申请中，如果反申请成功了，律师费得以支持，就由百望律所拿6%，其余的由谢森所有，因为反申请的费用是由谢森支付的。协议就是这样约定的，双方有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是，仲裁案的结果是申请人的仲裁和谢森、何桂阳的反申请都被驳回。樊大谋最开始企图通过反申请得到高额律师费的期望落空，谢森白白损失了数十万的仲裁费。以上都有相关的证据和协议，能充分说明当初的约定情况。一审法院根据所谓的公平合理原则，按照西安律师收费指导意见，判决谢森支付樊大谋律师费，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既然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条件没有成就，就应该按照协议约定无需支付任何律师费。谢森的委托代理人黄成作为西安的律师，了解西安律师收费行情和标准，正常的仲裁案进行委托，不可能有250多万的代理费。如果所有的律师都先以风险代理签合同，再风险代理没有成就的情况下，以一般代理的收费标准向法院提起诉讼，恶意索要律师费，扰乱律师市场，应该坚决予以抵制。沃康公司辩称，同意谢森、何桂阳的答辩意见，沃康公司是本案的一般保证人，仅对债务人财产依法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谢森、何桂阳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沃康公司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谢森、何桂阳、沃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百望律所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百望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适用“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尊重当事人合同约定，违背法律服务市场行业规则，对谢森、何桂阳、沃康公司造成不公平的后果。百望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与谢森、何桂阳签署的《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均由百望律所提供，是百望律所的真实意愿表达，对百望律所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之处，尤其是签署补充协议时，对付款条件和标准有明确预期，“胜诉”、“完全胜诉”条款文意清晰，并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直接适用即可，无须进行任何法律解释，法律原则更不应当适用。在如此约定明确的情况下，百望律所还滥用诉权提起诉讼，索要“天价”律师费，甚至诉前保全，突破了行业底线，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损害。一审法院在确认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没有成就后，却适用“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是法定原则，而“公平合理”原则并不是法定的原则），违背《民法典》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之规定。案涉代理合同为全风险代理合同，百望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作为商事主体，在其提供《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份协议版本时，对其中的商业风险也是预先明知的，而本案一审法院在律师费支付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判决谢森、何桂阳、沃康公司承担律师费，必然会引起社会诚信危机。即使百望律所在此案中所做了一定工作，但应同时要考虑百望律所是谢森、何桂阳的公司常法顾问单位，而樊大谋律师既是百望律所委派的顾问律师，同时又在谢森、何桂阳的公司任职法务经理，一直在谢森、何桂阳公司享受工资待遇及社保长达五年之久，樊大谋律师为其受雇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是其份内之事，完全可不再另行支付报酬。一审没有考量上述因素，且没有对樊大谋律师在谢森、何桂阳公司任职的相关证据进行任何评述，属于漏审。一审判决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计算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律师费高达2528984元，超越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界限。《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并不属于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不应当作为裁判依据。谢森、何桂阳与百望律所的代理协议中，也未约定按照《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所载计费方法计算律师费，而是约定的全风险代理模式，双方也未就合同约定是否显失公平提出过异议。公平原则适用有严苛的使用条件，一审判决适用公平原则，缺乏证据支持，应予撤销。二、百望律所为获得高额律师费，缺乏诚实信用。百望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明知道律师费支付条件不具备而恶意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处处逼迫谢森、何桂阳，损害谢森、何桂阳的利益。一审判决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约束谢森、何桂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谢森、何桂阳提交的其行政经理肖连芳与樊大谋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能够证明，在讨论贸仲案件代理合同和代理费时，樊大谋已明确知道委托人的要求是不出代理费，樊大谋主动表示可提出反申请，把代理费列为诉求，并明确表示“那公司得配合我对对方提起反申请，因为提起反申请，我就把代理费列为诉求，让对方承担。如果仲裁判对方不承担，那不用谢总出”，“这样就相当于谢总打官司不用花钱，他提供个挣钱的机遇，咱们往回挣”。在获得同意后，樊大谋表示“如果能搞回来，分款完全可以，那把这个比例再提高点”。在此基础上，樊大谋拟出了代理合同，并向肖连芳说明“将风险代理比例调整到21%了。对于6%以内部分归律所，之外的部分放弃一半权利。”讨论代理费之时，百望律所是谢森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领取法律顾问费；樊大谋律师直接在谢森公司任职，领取固定工资。所以，谢森方面“不出钱”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谢森的真实意思表示，百望律所也是明知谢森不会向其支付律师费。百望律所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约束谢森、何桂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百望律所辩称，一、一审判决的错误之处在于未对合同条款的关系作任何处理，将明确约定的风险代理案件按照一般代理案件进行处理。（一）《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是付款条件的约定，该付款条件实际是对百望律所附加的相关义务，将百望律所完成相关义务作为了付款条件。此种附条件，势必要求谢森、何桂阳不能以自身行为任意阻碍条件成就，如谢森、何桂阳有意以自身行为阻碍条件成就，则百望律所则不必完成相关义务，也即百望律所不必受相关条件之约束。协议各方签署协议时尚有效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对不正当地阻碍条件成就的法律后果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一审判决没有适用。尽管谢森、何桂阳对其自身事务和利益有权进行合法合理的处分，但其应自行承担处分后果。在谢森、何桂阳自行处分的范围内，百望律所可以豁免责任，无须再承担相应义务，预先约定的相应义务无须再履行，不能将谢森、何桂阳已作处分的内容再强加为百望律所必须完成的义务。（二）一审判决未对合同条款的关系作任何处理。由于一审在认定事实方面遗漏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的内容，因此在“本院认为”的司法推理部分，便没有对合同条款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任何处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规定“甲方在仲裁过程中或执行阶段放弃对迪升公司权利的，不影响乙方的代理费额度，除非乙方书面同意甲方该种放弃。”第六条规定“对迪升公司采取的反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采取保全措施、申请破产、追加被执行人等各种必要活动，甲方应按照乙方的合法建议进行。为此而产生的仲裁费、诉讼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任何合理开支由甲方承担。”该两条规定，是《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付款条件之后的条款，与第一条是密切关联的，该两条的功能正是赋予百望律所特定的责任豁免权。由于诉讼活动是专业的法律活动，而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署的又是全风险代理协议，谢森、何桂阳又为百望律所附加了苛刻的义务和付款条件，所以，如果不约定相应的责任豁免，任由谢森、何桂阳随意作为，势必不但会对谢森、何桂阳自身利益造成损失，而且也对百望律所造成损失。一审认定既认定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就应该对《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2款、《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处理。而一审判决并未合同条款作出体系解释，没有综合有关联的重要条款作出正确的推理结论。既然《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六条是有效条款，则自应发生有效条款的效力。该第二条、第六条并非是对谢森、何桂阳的诉讼权利的限制条款，只是对百望律所的责任豁免条款。既然谢森、何桂阳事实上放弃了对其相关权利的救济程序，则对于谢森、何桂阳所放弃的内容，百望律所构成责任豁免。所以，一审判决所述的“条件二”、“条件三”便不应继续作为有效的限制条件。（三）一审判决将风险代理案件按照一般代理案件进行处理。既然事实认定部分已经查明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的是风险代理案件，那么，在一审判决司法推理第四部分，即便要进行所谓的“酌定”，也应该在承认风险代理案件的基础上运用所谓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将风险代理案件直接作为一般代理案件处理，不但与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而且对于百望律所不公。一审裁判忽视了风险代理活动与一般代理活动的重大区别。一审判决认定了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有效性，却无视当事人之间关于收费比例的约定，自行适用一般代理的指导标准的收费区间的最低限进行计算。《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明确写道“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经双方协商同意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在一审过程中，谢森、何桂阳并未对收费比例提出任何异议，并未提出代理费过高的撤销、变更主张。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约定比例仍然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径行将风险代理变更为一般代理，径行变更收费比例，滥用裁量权。二、一审判决没有考虑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多个阶段活动的事实，只“酌定”了一个阶段的费用，损害百望律所的合法利益。（一）《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代理每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数额依照下列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有反诉，反诉案件的代理费依照反诉标的额和上述标准另行酌减30%收费。”；“首次代理的案件，再次代理的，可以给予本标准下浮10%—20%范围内适当优惠。”第五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上述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百望律所不但为谢森、何桂阳代理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仲裁案中的“本申请”案和“反申请”案，还代理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撤销裁决诉讼案件，还代理了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财产保全的案件，完成了三个不同机关处理的三个不同案件。因此，即便参考一般代理标准计费，也应结合《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计三个阶段的费用，而不是一个阶段的费用。《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明确写道“双方认为，该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经双方协商同意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当事人对于案件重要性的共识。一审判决以普通案件的一般代理收费标准区间最低值计算代理费，违反公平合理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的“酌定”方式及其结论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以“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酌定”，但是其酌定的方式及结果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表现在：1、一审判决直接替代适用一般代理标准且适用收费区间的下限进行酌定是滥用自由裁量权。2、一审判决无视所代理案件系“案情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3、一审判决错列一般代理案件的标的总额，导致计算基数错误。4、一审无视百望律所为谢森、何桂阳代理了三个阶段法律活动的代理服务事实。因此，一审直接替代适用一般代理标准且适用收费区间下限进行酌定显然脱离了《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精神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百望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956.1332万元；2.判令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延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沃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谢森、何桂阳、沃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9日，迪升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向申请人支付合同价款8914.92万元、律师费400万元，并承担仲裁费。2018年11月22日，经迪升公司申请，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10财保26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谢森、何桂阳名下银行存款9384.92万元，如银行存款余额不足，即查封、冻结其不足部分同等价值的财产，并立即开始执行。2018年12月期间，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与谢森下属肖连芳就风险代理谢森、何桂阳与迪升公司仲裁案及相关财产保全等案件事宜，通过微信进行商榷。2018年12月25日，谢森、何桂阳（甲方）与百望律所（乙方）签订（2018）陕百律民字第185号《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由百望律所指派律师樊大谋作为谢森、何桂阳与迪升公司合同纠纷案中谢森、何桂阳的委托代理人，代理阶段为仲裁、财产保全、执行等全案阶段，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具体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如果甲方败诉，则无须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如甲方胜诉，则其应在案件胜诉后10日内将相应代理费付至乙方账户。该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甲方无故不支付律师费、其他费用，不予启动诉讼、放弃诉讼请求或放弃继续推进上诉、执行等诉讼过程，或单方终止本协议，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费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该费用额度难以计算的，以本案所涉诉讼标的价值总额为基础计算。该协议第十条第2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的“甲方胜诉”，是指仲裁裁决驳回迪升公司的仲裁请求，并仲裁裁决迪升公司赔偿甲方本次仲裁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包括：裁定驳回迪升公司的仲裁申请，或者迪升公司主动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撤销迪升公司的胜诉裁决等各种导致甲方实际上无须向迪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以及无须支付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代理费的情形；以及仲裁裁决迪升公司赔偿甲方本次仲裁产生的费用和损失请求。同日，谢森、何桂阳（甲方）与百望律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明确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是以仲裁裁决甲方完全胜诉（即甲方无须向迪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费用、或准许迪升公司撤回仲裁申请）、以及仲裁裁决由迪升公司承担谢森、何桂阳应向百望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条件和标准，且须在迪升公司按照仲裁裁决实际支付或被强制支付款项后支付律师代理费，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启动执行程序，由乙方继续代理甲方进行执行阶段工作。该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如仲裁支持的甲方律师代理费在仲裁案件标的额×6%的额度以内，则甲方应将迪升公司实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全部支付给乙方；如仲裁支持的律师费超过了仲裁案件标的额×6%的额度，则对于仲裁案件标的额×6%之外部分的律师费，乙方同意在代理费执行到位后放弃一半权利。该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对裁判由谢森、何桂阳承担的部分代理费，乙方放弃权利。该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与原《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内容有冲突的，以该补充协议为准。签约之后，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代理谢森、何桂阳在上述仲裁案中提出仲裁反请求，请求裁决申请人迪升公司偿付被申请人谢森、何桂阳律师费1956.1332万元并承担仲裁费。2019年12月27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及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其中，关于被申请人的律师费用承担问题，该裁决中认定“虽然被申请人与其律师约定了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但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该计费模式的约定仅能约束被申请人与其律师双方，不能约束作为该约定外第三人的申请人，尤其在该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不利于申请人的情况下，此收费模式更不应当约束作为第三人的申请人”，该案协议第13.3条约定的律师费的范围“仅限于一般的、在双方合理预见范围内的律师费，而不包括处于双方合理预见范围之外的、金额过高的风险代理律师费。鉴于被申请人主张的风险代理律师费多达人民币19561332元，远超双方在本案协议签订时的合理预见范围之外，故基于争议解决条款的可预见性标准，仲裁庭认定风险代理律师费不包含在此律师费承担条款的范围之内”，据此，仲裁庭不支持被申请人在反请求中关于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律师费用的请求。2020年1月7日，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代理谢森、何桂阳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解除财产保全申请，该院于当日作出（2018）冀10财保26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解除对谢森、何桂阳的财产保全措施。2020年1月4日，迪升公司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上述仲裁裁决的申请，该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2020年3月11日，百望律所向谢森、何桂阳发出《关于是否同意撤销裁决以及请求支付律师费的函告》，百望律所在函告中认为仲裁庭完全驳回谢森、何桂阳反请求的裁决欠妥，建议谢森、何桂阳申请撤销裁决，同时提示谢森、何桂阳一旦撤裁，其与迪升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状态可能又恢复至不稳定状态，而另行裁决的结论也未必对谢森、何桂阳有利。谢森、何桂阳在收到函告后明确表示不同意撤销仲裁裁决，百望律所律师樊大谋根据谢森、何桂阳意见进行了答辩应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京04民特13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迪升公司的申请。之后，因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就律师费支付问题无法协商一致，故形成本诉。一审法院立案后，百望律所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查封谢森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产等财产，沃康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向百望律所出具保证书，愿意以其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动产、知识产权）为限，为本案谢森、何桂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书同时载明“如果将来导致谢森、何桂阳缺乏能力向百望律所承担支付律师费的，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另查明，百望律所与北京世纪沃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谢森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于2018年3月29日和2019年4月1日签订陕百律顾字[2018]第007号和[2019]第005号《法律顾问合同书》，指派律师樊大谋为北京世纪沃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为期两年的法律顾问服务。一审法院认为，在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中，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约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并有权获得相应报酬。本案中，百望律所作为谢森、何桂阳的代理律所，理应在案件代理过程中依约为谢森、何桂阳提供法律服务，维护谢森、何桂阳的合法权益，并有权获得相应报酬。第一，关于《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庭审中，谢森、何桂阳认为樊大谋明知谢森的要求是不出代理费，且仲裁庭在裁决中也认为该代理费过高，故双方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费按照案件标的额21％收取”的条款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樊大谋与谢森本人、谢森下属肖连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谢森对“风险代理费按照案件标的额21％收取”的条款明知且清楚知道该条款的具体含义，仲裁庭的裁决意见并不能等同于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的意思表示，故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签订的《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故对于谢森、何桂阳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条件是百望律所代理谢森、何桂阳案件的完全胜诉，而“胜诉”与否，取决于双方约定的三个条件是否同时满足：一是仲裁裁决谢森、何桂阳无须向迪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费用、或准许迪升公司撤回仲裁申请；二是仲裁裁决由迪升公司承担谢森、何桂阳应向百望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三是迪升公司按照仲裁裁决实际支付或被强制支付款项。[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结果为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同时驳回谢森、何桂阳关于偿付律师费的全部仲裁反请求，且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4民特139号民事裁定生效后，百望律所关于谢森、何桂阳的代理事项也已处理完毕，至此，上述三个条件并未同时满足，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没有成就，百望律所无权要求谢森、何桂阳向其支付以案件标的额的21%为标准计算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第三，关于谢森、何桂阳是否存在阻碍该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条件成就的违约行为。庭审中，百望律所主张谢森、何桂阳不同意撤裁的行为违反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阻碍了约定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条件的成就。一审法院认为，谢森、何桂阳尽管委托了代理律师，但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在诉讼或仲裁中仍有权对自己的权利直接进行处分，百望律所作为代理人，应当充分考虑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尊重委托人的权利处分。因此，谢森、何桂阳在收到百望律所建议撤裁的函告后明确表示不同意撤销仲裁裁决，系其基于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考虑而对自己权利进行的合法合理处分。故对于百望律所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四，鉴于百望律所在接受谢森、何桂阳的委托后，积极参与应诉答辩，依约为谢森、何桂阳提供法律服务，用律师的专业知识和服务，为委托人取得了“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的成果，所涉标的额为9314.92万元；并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了对谢森、何桂阳在仲裁案中的保全措施；且在迪升公司申请撤销[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时应诉答辩。根据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百望律所仍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代理每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数额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计算，一审法院参照上述规定，酌定由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律师费共计2528984元（10万元×8%＋40万元×7%＋50万元×6%＋400万元×5%＋500万元×4%＋4000万元×3%＋4314.92万元×2%）。第五，关于沃康公司为谢森、何桂阳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是一般保证的问题，庭审中，谢森、何桂阳以及沃康公司均主张保证书载明的“如果将来导致谢森、何桂阳缺乏能力向百望律所承担支付律师费的，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连带赔偿责任”，表明沃康公司是本案的一般保证人。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书上既载明“如果将来导致谢森、何桂阳缺乏能力向百望律所承担支付律师费的，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连带赔偿责任”，又载明“沃康公司愿意以其公司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动产、知识产权）为限，作为谢森、何桂阳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属于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故沃康公司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谢森、何桂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528984元；二、被告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三、驳回原告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167元（原告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原告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负担121175元，被告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992元，被告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应负担部分于支付上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本院经审理查明，百望律所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查封谢森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产等财产。沃康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向百望律所出具保证书，愿意以其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动产、知识产权）为限，为本案谢森、何桂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书同时载明“如果将来导致谢森、何桂阳缺乏能力向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承担支付律师费的，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解除了对谢森名下财产的查封。何桂阳名下财产尚在查封中。一审中，谢森、何桂阳提交的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20）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7942号公证书，对肖连芳微信与樊大谋微信联系的肖连芳手机截屏信息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其中与本案相关的微信信息如下：2018年12月17日14:26，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肖姐，这个案件标的额较大，仲裁出庭代理得签委托代理协议。你先去看一下。我计划按风险代理去做，到我方胜诉之后才付代理费。之前只把差旅费报销掉即可。……”2018年12月17日14:34，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9000万算的话代理费就是32万了是这么算的吗”。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以胜诉标的额为基数×6%”。2018年12月17日14:39，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区间是20%-30%，我选最低点20%。然后按照顾问协议的30%的优惠比例，就相当于20%基础上再乘以30%。”2018年12月17日14:58，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如果我方打赢官司，我方代理费由对方支付，可以直接执行对方提供担保的财产”“这样在代理费部分酒不会增加我方负担了”“要从对方那搞回费用了，咱们可以一起分”。2018年12月20日08:48，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还有谢总问说风险代理费6%有什么依据吗，万一对方不认可这个数呢”“法律上对这个代理费也没有相关方面的规定”“能推理过去的条款”。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这个风险代理的依据，不是在这个风险代理合同当中写的嘛，就是这个这个案件的代理合同啊……”……“我把……律师协会收费标准我发给你。”2018年12月21日12:54，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然后就是代理费的问题，谢总说金额这么大，万一法院判代理费一人一半怎么办，反正他意思就是他不出这6%就行。”2018年12月21日13:02，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那公司得配合我对对方提起反申请，因为提起反申请，我就把代理费列为诉求，让对方承担。如果仲裁判对方不承担，那不用谢总出，如果判决了对方承担，而对方拒不承担，那么谢总得配合我申请强制执行。”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可以呀”“反正谢总不出钱就行，他还向分点呢”。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这样就相当于谢总大官司不用花钱，他提供个挣钱的机遇，咱们往回挣，挣回来了分”。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就是这个意思”。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如果能搞回来，分款完全可以，那把这个比例再提高点”。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可以，他说签个对外的，再签个对内的”“就可以了”。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可以”。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那你写协议吧”。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行”。2018年12月21日15:59，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doc”“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迪升案）【草稿】2份.doc”“肖姐，我将风险代理比例调整到21%了。对于6%以内部分归律所，之外的部分放弃一半权利。”2018年12月24日12:56，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迪升案）【…】2份谢.doc”“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谢.doc”“谢总修改了一下”。2018年12月24日14:03，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这个代理协议啊，我建议还是不要改这块儿啊，就是一切要修改的，要做的东西，在这个补充协议里面写明就行了，因为如果你代理协议你改成了在这个执行以后，那仲裁他会认为，他认为那在他们仲裁的时候，你的债权并没有确定啊，就是你这一笔费用会不会发生会不会一定会产生他并不确定……如果说你写成判决确定后啊十日内，那就说明他们只要一出裁判啊，这个债权它就一定会发生啊，这个债权它一定会发生，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仲裁呢，他就能确定说你这个损失啊，如果说我们打赢了，他就会说，当时呢，这个损失呢，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损失啊……”2018年12月24日14:12，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补充协议的第一条，其实就把代理合同啊当中啊谢总修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吗？意思是一样的，而且在而且补充协议当中已经说了，主合同跟补充协议相冲突的地方以补充协议为准吗？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呢，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主合同当中再改了哈，因为在组合当中再改这一点万一冒充，到时候他在他做裁决的时候，他说啊制裁决发生之时啊，尚未发生啊，他不予支持，那就完了。”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好”。2018年12月24日14:33，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那你看晚上修改一个最终的补充协议给我。我找谢总去说下主合同不能修改这个情况”“明天赶紧把这个事情定下来”。2018年12月25日00:57，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樊1224稿.doc”“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迪升案）樊1224稿.doc”。2018年12月25日08:43，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樊1225稿.doc”“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迪升案）樊1224稿.doc”“最后这两协议”。2018年12月25日10:24，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两页更改的文档页面以及如下的消息，“谢总加的”“你看下”“可以不”。2018年12月25日10:30，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可以行行行，就就这样吧，今天上午把这个让谢总把这个签了……”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好的”。2018年12月25日13:24，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消息，内容为“已经签了”“寄给谁”“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迪升案）樊1225稿.doc”“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樊1225稿.doc”。2018年12月25日13:34，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内容为“可以，没问题，他们签署后，你给我寄送到律所。”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已经签了”“给我地址吧”。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律所地址：陕西西安未央区……陕西百望律所樊大谋收”。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好的”。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几件后把快递单拍照发我，我让所查收”。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好的”“今天寄走”。樊大谋向肖连芳回复消息，内容为“肖姐把寄件后邮单拍照发我一下，我让所里留意查收”。肖连芳向樊大谋回复消息，内容为“要晚上才才能给我们”。2018年12月26日13:59，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韵达快递单截图一页。其余事实一审判决查明属实。本院认为，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20）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7942号公证书对肖连芳微信与樊大谋微信联系的肖连芳手机截屏信息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其中自2018年12月17日14:26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至2018年12月26日13:59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韵达快递单截图期间的微信信息内容，与2018年12月25日谢森、何桂阳（甲方）与百望律所（乙方）签订（2018）陕百律民字第185号《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相对应，可以认定该公证书证据保全公证的自2018年12月17日14:26樊大谋向肖连芳发送消息至2018年12月26日13:59肖连芳向樊大谋发送韵达快递单截图期间的微信信息内容，系双方签订案涉《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之前协商的过程，上述微信信息内容反映出《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虽为双方合意，但并非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代理费给付条件等约定，能够认定双方关于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的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应属无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案涉《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之约定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如果甲方（谢森、何桂阳）败诉，则无须向乙方（百望律所）支付代理费；如甲方胜诉，则其应在案件胜诉后10日内将相应代理费付至乙方账户。该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甲方无故不支付律师费、其他费用，不予启动诉讼、放弃诉讼请求或放弃继续推进上诉、执行等诉讼过程，或单方终止本协议，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费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该费用额度难以计算的，以本案所涉诉讼标的价值总额为基础计算。同时约定，本合同约定的“甲方胜诉”，是指仲裁裁决驳回迪升公司的仲裁请求，并仲裁裁决迪升公司赔偿甲方本次仲裁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包括：裁定驳回迪升公司的仲裁申请，或者迪升公司主动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撤销迪升公司的胜诉裁决等各种导致甲方实际上无须向迪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以及无须支付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代理费的情形；以及仲裁裁决迪升公司赔偿甲方本次仲裁产生的费用和损失请求。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明确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是以仲裁裁决甲方完全胜诉（即甲方无须向迪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费用、或准许迪升公司撤回仲裁申请）、以及仲裁裁决由迪升公司承担谢森、何桂阳应向百望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条件和标准，且须在迪升公司按照仲裁裁决实际支付或被强制支付款项后支付律师代理费，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启动执行程序，由乙方继续代理甲方进行执行阶段工作。关于百望律所与谢森、何桂阳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认为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条件是百望律所代理谢森、何桂阳案件的完全胜诉，而“胜诉”与否，取决于双方约定的三个条件是否同时满足：一是仲裁裁决谢森、何桂阳无须向迪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迪升公司聘请律师的费用、或准许迪升公司撤回仲裁申请；二是仲裁裁决由迪升公司承担谢森、何桂阳应向百望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三是迪升公司按照仲裁裁决实际支付或被强制支付款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结果为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同时驳回谢森、何桂阳关于偿付律师费的全部仲裁反请求，且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4民特139号民事裁定生效后，百望律所关于谢森、何桂阳的代理事项也已处理完毕，至此，上述三个条件并未同时满足，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没有成就，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对于谢森、何桂阳是否存在阻碍该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条件成就的违约行为，百望律所主张谢森、何桂阳不同意撤裁的行为违反了《民事委托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阻碍了约定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条件的成就，一审法院认为，谢森、何桂阳尽管委托了代理律师，但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在诉讼或仲裁中仍有权对自己的权利直接进行处分，百望律所作为代理人，应当充分考虑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尊重委托人的权利处分，谢森、何桂阳在收到百望律所建议撤裁的函告后明确表示不同意撤销仲裁裁决，系其基于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考虑而对自己权利进行的合法合理处分，对此，本院认为，百望律所向谢森、何桂阳发出《关于是否同意撤销裁决以及请求支付律师费的函告》，百望律所在函告中认为仲裁庭完全驳回谢森、何桂阳反请求的裁决欠妥，建议谢森、何桂阳申请撤销裁决，同时提示谢森、何桂阳一旦撤裁，其与迪升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状态可能又恢复至不稳定状态，而另行裁决的结论也未必对谢森、何桂阳有利，亦即，百望律所向谢森、何桂阳发出的函告中，并不能确定仲裁案件被撤销后，百望律所对仲裁案件的代理能够实现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的仲裁结果，同时，该函告亦提示另行裁决的结论也未必对谢森、何桂阳有利，谢森、何桂阳在收到函告后，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表示不同意撤销仲裁裁决，并不能就视为阻碍了约定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条件的成就。故一审法院对百望律所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鉴于百望律所在接受谢森、何桂阳的委托后，积极参与应诉答辩，依约为谢森、何桂阳提供法律服务，用律师的专业知识和服务，为委托人取得了“驳回迪升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的成果，所涉标的额为9314.92万元；并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了对谢森、何桂阳在仲裁案中的保全措施；且在迪升公司申请撤销[2019]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0474号裁决时应诉答辩，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认为百望律所应获得相应的报酬，处理并无不当。对于该费用标准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双方关于代理费为案件标的额的21%（案件标的额为迪升公司申请的标的额与谢森、何桂阳向迪升公司提出反申请的标的额之和）之约定无效，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亦未能就代理费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应视为代理费标准约定不明，一审法院参照《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酌定由谢森、何桂阳向百望律所支付律师费共计2528984元（10万元×8%＋40万元×7%＋50万元×6%＋400万元×5%＋500万元×4%＋4000万元×3%＋4314.92万元×2%），本院认为，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案涉协议、补充协议过程中均存在过错，导致代理费约定无效，现代理费约定不明，一审法院参照《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确定代理费，并无不适，结合双方在协议协商过程中明确表示律师费按照顾问协议的30%的优惠比例确定，故应以2528984元的30%即758695.2元确定律师代理费为宜。据此，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应予维持，第一项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2民初94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2民初94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谢森、何桂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代理费758695.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167元，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负担133769元，由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3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972元，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已预交123980元，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17992元，由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负担136574元，由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398元。上述款项相抵后，陕西百望律师事务所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给付谢森、何桂阳、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琪审判员 师 婷审判员 卫婉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