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丽华，女，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劲恒，广东东方星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军山，男，197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广东铭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丽华因与被上诉人徐军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8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杜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劲恒、被上诉人徐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丽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徐军山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由徐军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NINO，导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程序严重违法。从2014年起至2019年，NINO陆续向杜丽华购买手袋销往意大利。在商业往来间，NINO与杜丽华结交成为了好友。杜丽华出于朋友情谊，经常为NINO在中国大陆的货物买卖交易代收及代付货款。2016年NINO认识了徐军山，并开始向其购买箱包五金配件。NINO作为委托人，其才是与徐军山实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对本案所涉货款的支付及流向、委托代付款关系最为清楚，属于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杜丽华仅受其委托向徐军山代付货款，NINO不参与诉讼，无法查明本案事实。（二）徐军山一直是自己办理手续发送货物，拥有可收取货款的香港账户，根本不存在委托杜丽华为其代收款的必要性。且杜丽华与徐军山之间不存在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委托协议，杜丽华与徐军山此前并不认识，徐军山也从未向杜丽华支付过任何委托报酬，一审法院认定杜丽华与徐军山存在委托收款关系缺乏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NINO的所有支付都是转至香港的账户。NINO在与徐军山进行货物买卖交易过程中，因担心徐军山的产品质量有问题，一旦付款就无法追究，于是便委托杜丽华先代收货款，等徐军山所销售的货物运到意大利并交付客户验收完后才由杜丽华将货款支付给徐军山。徐军山曾向杜丽华提供过两个香港公司的收款账户，杜丽华将货款转进了这两个账户。这足以说明徐军山完全可以自己收取货款，根本不需要委托杜丽华收取货款。徐军山声称其公司因没有对外出口权，委托杜丽华的香港公司走单并代收货款纯属捏造事实。徐军山的所有货物均是徐军山自己办理相关手续运往NINO指定的意大利地址。杜丽华与徐军山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只是代NINO付款给徐军山。一审法院仅凭“杜丽华也曾多次向徐军山转付货款”，就认定杜丽华与徐军山之间存在委托收款关系，缺乏依据。（三）徐军山所提供的合计189300.29欧元的付款水单全是照片没有原件，且照片中所涉及的文件均是在境外产生，依法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手续。一审法院在徐军山仅提供了照片复印件的情况下，就采信了该证据，属程序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徐军山所提供的合计189300.29欧元的付款水单全是在香港形成的，不仅应当提交原件，而且还需要出具香港的银行开出的相关证明文件才能证明其真实性。杜丽华没有收到NINO于12月29日的汇款61×××77欧元。从杜丽华在一审阶段提交的其公司于2017年11月的银行收款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NINO向杜丽华汇款，第二天杜丽华的银行账户就能收到款项。而徐军山所主张的2017年12月29日NINO向杜丽华银行账户的汇款，直到12月31日杜丽华的银行账户都没有收到该笔款。同时，徐军山主张NINO于12月29日已汇款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没有银行印章，该照片上的文件是印有境外银行商标，属于境外形成的证据，依法应当进行境外公证国内大使馆认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杜丽华对该证据也不予确认，同时杜丽华也已出示了自己银行于2017年12月根本没收到NINO的银行流水作为证据。因此不应认定杜丽华已收到NINO于12月29日的汇款61×××77欧元。（四）杜丽华与徐军山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没有订立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合同，不存在委托关系。杜丽华仅是出于对NINO的友谊情分，受NINO的委托代其收付款，并未收取任何报酬，货款支付义务依法应由NINO承担。从一审徐军山出具的NINO转账给杜丽华单据的日期、金额及杜丽华付款给徐军山单据的日期、金额上可以看出杜丽华与徐军山不存在委托关系。NINO转给杜丽华货款后，杜丽华是间隔一段时间后才支付给徐军山的，且金额与NINO的转账金额并不对应。这是因为NINO在收到徐军山的货物后，需要一定时间验货，待验货没有问题后才指示杜丽华付出。也由于徐军山的货经常存在很多质量问题，所以NINO有时还会指示杜丽华少付甚至不付货款给徐军山。未付的货款杜丽华会等NINO来香港或大陆时当面提现还给他。如果徐军山与杜丽华存在委托收款关系的话，那么杜丽华在收到货款后必定如数且第一时间支付给徐军山。徐军山如果没有收到货款，应该是向NINO追索，而不是向杜丽华。徐军山与NINO的货物买卖若存在纠纷，应当起诉NINO而非杜丽华。若NINO认为杜丽华没有按照其指示支付货款，应由NINO向杜丽华主张权利，而非徐军山。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军山全部诉求。徐军山辩称，（一）本案的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杜丽华称一审判决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NINO，致使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与事实不符。首先，杜丽华称系案外人NINO委托其付款，但其并未提交任何与案外人NINO签订的书面合同证明，其主张与案外人NINO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非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徐军山与案外的意大利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徐军山无对外出口经营权，故徐军山才委托杜丽华代收货款。双方达成口头委托合同关系，徐军山收到案外合作公司传送过来的银行水单后，向杜丽华要求支付代收货款，杜丽华也存在依照约定向徐军山陆续支付代货款的客观行为，完成了事实上的确认，因此，本案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既已成立，徐军山与杜丽华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当依法生效，杜丽华应履行向徐军山支付剩余代收货款的合同义务。最后，杜丽华在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理由的情况下，以与本案毫无关联性，且非同一法律关系的虚妄之词提起上诉，有浪费司法资源、恶意拖延时间之嫌。（二）杜丽华与案外意大利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在无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杜丽华无理由接收案外意大利公司的款项，正因为徐军山与案外意大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徐军山授权委托杜丽华代收所属徐军山的货款的情况下，案外意大利公司才将货款支付至杜丽华指定的账户，因此，杜丽华在收到代收款项后应及时向徐军山支付代收款项，其无故占用徐军山资金的客观行为已严重侵害徐军山的合法权益及财产利益，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向徐军山支付剩余代收货款及相应利息。（三）杜丽华自述的案外人NINO担心产品质量有问题，一旦付款无法追究，便委托杜丽华先代收货款，该说法自相矛盾、逻辑不通。首先，案外公司的委托系委托代付货款，而非代收货款，事实上与案外意大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系徐军山，应收货款的亦为徐军山，只有在徐军山的授权委托下，杜丽华才可代收货款，若徐军山不同意由杜丽华代收货款，案外意大利公司又怎么会将货款支付至杜丽华指定的账号。其次，杜丽华并未举证证明该上诉理由，其提交的证据也未提交任何翻译件，微信聊天记录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均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最后，杜丽华既然接收了案外意大利公司付来的货款，那么其便应该将代收的货款支付至徐军山处，杜丽华主张其负有付款义务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杜丽华收到货款却无故占用不予支付，该行为不合法且不合理，故徐军山认为杜丽华作为实际收款方，应将其实际收到的代收货款径付至徐军山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杜丽华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徐军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丽华返还占用徐军山的货款74634.7欧元，按2018年1月28日欧元对人民币实时汇率结算为人民币585681元；2.判令杜丽华支付占用徐军山货款期间的利息共计48861元（以585681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计算，利息为3708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利息为11773元；之后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杜丽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徐军山与意大利籍男子NINO存在交易往来，“NINO”向徐军山购买箱包五金配件后转售给意大利名为“SIMAPSASDISILVIAPACILLI&C.”的公司并从中赚取差价，该意大利公司通过杜丽华在香港开设的名为“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的公司进行外汇结算，杜丽华根据“NINO”与徐军山之间的结算情况向徐军山转付货款以及向“NINO”转付佣金。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意大利“SIMAPSASDISILVIAPACILLI&C.”公司共向杜丽华开设的香港“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公司支付了189300.29欧元，具体支付时间、金额如下：2017年9月12日支付28934.29欧元，2017年10月27日支付40132欧元，2017年11月23日支付46791欧元，2017年12月29日支付61×××77欧元，2018年1月19日支付12366欧元。杜丽华否认收到2017年12月29日的61×××77欧元，确认收到其余128221欧元。徐军山与“NINO”对账后，通过微信将对账单发送给杜丽华。该对账单显示杜丽华已收款189298欧元，收款时间及金额与上述意大利公司向杜丽华开设的香港公司的收款时间与金额基本一致，并注明应付“徐生”（即徐军山）150429欧元，应付“NINO”38869欧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杜丽华共向徐军山或徐军山指定账户支付了如下款项：2017年10月27日支付美金3000元，2017年12月6日支付美金3500元，2018年1月10日支付人民币20万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美金18000元，2018年1月13日支付人民币10万元，2018年1月31日支付美金5000元，2018年4月17日支付人民币10万元。徐军山主张杜丽华未支付款项为74634.7欧元，按照2018年1月28日人民币兑换欧元实时汇率折合人民币585681元。杜丽华陈述收到意大利公司支付的128221欧元后，按照“NINO”的要求向其退还了两笔款项，一笔为12364欧元、一笔为38869欧元，剩余款项已全部转付给徐军山，且在2017年10月还曾通过其香港个人账户转付过1800-2800元美金给徐军山。杜丽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与“NINO”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反映，杜丽华询问“NINO”是否记得杜丽华曾经向其支付过一笔12000欧元、一笔38400欧元的现金，并将徐军山与“NINO”的对账单发送给“NINO”，“NINO”回答“是的”。徐军山对此不予确认，认为“NINO”是对对账单表示确认，并非对收到杜丽华支付的款项的确认。庭审中，杜丽华陈述其与“NINO”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受“NINO”的委托代向徐军山付款，但与徐军山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关系，徐军山并无委托其代收款。徐军山则主张其与杜丽华之间存在口头委托代收款关系。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如下：2017年9月12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7992元，2017年10月27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7356元，2017年11月23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8035元，2017年12月29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8023元，2018年1月19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8574元，2020年9月17日为1欧元对人民币7.8251元。2017年10月27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6473元，2017年12月6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6163人元，2018年1月11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5147元，2018年1月13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3339元。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徐军山主张与杜丽华存在委托收款关系，并提供了其交易对手“NINO”向杜丽华支付货款的付款水单，杜丽华也曾多次向徐军山转付货款，故杜丽华与“NINO”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与徐军山也存在委托收款关系。杜丽华辩称与徐军山之间无委托收款关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徐军山提交的付款水单可以证实“NINO”已向杜丽华支付了款项合计189300.29欧元，杜丽华辩称未收到其中的61×××77欧元，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杜丽华已收取的款项，系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徐军山请求杜丽华支付剩余未付的款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便于计算，一审法院统一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涉案款项。关于未付金额，杜丽华共收到189300.29欧元，经换算后为人民币1474948.67元（计算过程详见本判决附表一），已向徐军山支付的款项经换算后合计为人民币592033.05元（计算过程详见本判决附表二），剩余款项882915.62元，扣除应向案外人“NINO”支付的38869欧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8年1月19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欧元对人民币7.8574元计算，换算后为人民币305409.28元）后，杜丽华还需要向徐军山支付577506.34元（1474948.67元-592033.05元-305409.28元）。杜丽华迟延向徐军山支付款项，确实造成徐军山银行利息损失，但徐军山请求自2018年4月18日起计付利息缺乏具体依据，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为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1日起计算。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杜丽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军山支付款项577506.34元及利息（利息以577506.34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期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徐军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22元，由徐军山负担516元，杜丽华负担4606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杜丽华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徐军山向杜丽华提供两个香港收款账户的微信聊天截图；2.杜丽华代NINO向徐军山的第一个香港银行账户转账4万美元的银行汇款单据及徐军山确认已收到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徐军山在香港有自己的收款账户，没有必要委托杜丽华为其收款，徐军山与杜丽华之间不存在委托收款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组证据：1.三张中国工商银行外汇兑换单；2.2017年8月11日恒生银行汇款单；3.2016年5月16日恒生银行汇款单；4.与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5.杜丽华与NINO在中国大陆购买其五金的客户聊天记录。拟证明杜丽华还受NINO的委托在中国大陆有其他经济活动，存在大量代收代付行为，杜丽华银行账户收到的款项并不全是NINO支付给徐军山的货款。第三组证据：杜丽华一审开庭前一天及开庭后与NINO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NINO为避免自己卷入本案诉讼，不再理睬杜丽华，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NINO为本案的必要诉讼参加人，必须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第四组证据：1.2017年10月的微信聊天截图；2.2018年5月至7月的微信聊天截图；3.2019年3月20日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由于徐军山货物不良率高，杜丽华一直代NINO与徐军山沟通订货及付款事宜，代NINO验货后再付款。杜丽华与徐军山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第五组证据：2020年1月13日微信聊天截图及图片。拟证明NINO确实没有汇出2020年12月29日的61×××77欧元货款，故杜丽华确实没有收到该笔款项。经质证，徐军山意见如下：1.对第一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聊天记录截图未体现对话人信息，徐军山在委托杜丽华收款时并未在香港开设账户，香港海盛通科技有限公司系徐军山朋友的公司及账户，而非徐军山本人的公司或账户。徐军山系在2019年后为了收取外汇方便才在香港开设账户，因徐军山朋友需要美元，而刚好杜丽华拖欠徐军山款项已久，便要求杜丽华将部分美元汇至徐军山朋友处，再由徐军山朋友在大陆将对应款项人民币交至徐军山，请求法院不予采信该组证据。2.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银行回单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性，另外该组证据中恒生银行汇款单并无相应翻译件，亦未进行任何公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争议事实无任何关联性，也无法证明杜丽华的上诉请求。该组证据中聊天记录截图未体现对话人信息，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另与本案也无实际关联性。合作事项与本案无关，杜丽华与案外意大利公司并无任何法律关系，在双方无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杜丽华无理由接收案外意大利公司的货款，正因为徐军山与案外意大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徐军山口头授权委托杜丽华代收所属徐军山货款的情况下，案外意大利公司才将货款支付至杜丽华代收账户，杜丽华也存在依照约定向徐军山陆续支付代收货款的客观行为，客观上对徐军山授权委托杜丽华代收款项的事实完成了事实上的确认，因此，杜丽华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亦无任何有效证据支撑，与其自认的事实不符。3.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聊天记录截图未体现对话人信息且不完整，故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请求法院不予采信。4.对第四组证据中对于徐军山与杜丽华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案外人NINO与杜丽华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图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徐军山供货的产品不良率高，同一批次产品中存在不良情况属于正常情况，徐军山也采取了重新打磨、电镀等改良措施，这是供货交易中正常现象，聊天记录不能说明案外人NINO存在对徐军山不信任等情况。另外，该组证据中没能体现案外人NINO对徐军山的供货产品质量存在担心的情况，本组证据均为间接性孤证，无法证明待证事实。5.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杜丽华称其未收到案外意大利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向其香港公司账户支付的61×××77欧元的情况，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主张。一般情况下，意大利向香港转出的款项大约需要3天至5天的时间才可到账，而杜丽华仅提供了2017年11月及12月的香港账户流水明细，而未提交2018年1月份有效的香港账户流水明细及翻译、公证件，所以杜丽华是否收到上述款项不得而知。徐军山认为应当补充提交由银行出具的有效的2018年1月份流水明细并进行翻译及公证，银行出具的原始单据必须提供至法院核对，以防杜丽华弄虚作假。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鉴于杜丽华否认其于香港开设的“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公司收取过意大利“SIMAPSASDISILVIAPACILLI&C.”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支付给徐军山的61×××77欧元，本院为查明该事实，于2021年2月24日的庭审中要求杜丽华在20天之内提交杜丽华所有的香港公司该银行账户2018年1月份的明细并经公证后提交法庭，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杜丽华对此无异议。2021年4月12日本案第二次庭审时，本院询问杜丽华是否取得了上述证据，其回应为“上次庭审过后，我方也曾试图前往香港调取证据，但因为疫情原因，加上杜丽华业务繁忙，所以没有去调取证据”。2.关于杜丽华主张徐军山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据。杜丽华为证明其该主张，提交了其和徐军山3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发言内容为“他说这款全部都有质量问题，他问你是否要把这些有问题的都寄出来给你”。经质证，徐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当庭的回应意见为：“该份聊天记录为2019年3月15日至3月22日，而涉案争议款项意大利公司在2017年就已经打入杜丽华账户，事隔将近两年，杜丽华与我方的聊天记录是不完全的，也不清楚是否讨论的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我方认为讨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杜丽华未能提交其涉案公司2018年1月份的流水，无法证明其未收到该笔款项，杜丽华以疫情原因抗辩其未能提交2018年1月份的流水，我方认为该理由是站不住脚的”3.杜丽华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欧元当日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杜丽华在香港开设的涉案公司是否从2017年9月起至2018年1月止共收取了徐军山189300.29欧元的货款；（二）杜丽华以徐军山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其承认收到的货款是否应予支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关于徐军山主张与其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意大利“SIMAPSASDISILVIAPACILLI&C.”公司共向杜丽华开设的香港“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公司支付189300.29欧元货款的依据是否充分。徐军山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该意大利公司从2017年9月起至2018年1月共向上述香港公司转账189300.29欧元的货款。对此，杜丽华否认收到2017年12月29日的61×××77欧元。二审期间，为慎重处理该部分争议的事实，避免误判，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本案第一次庭审时要求杜丽华提供其于香港开设的香港“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公司收取该款项的账户2018年1月的资金流水明细，杜丽华在明确承诺在相应的时间内提供该证据的情况下，但却以因疫情及其个人业务非常繁忙为由，直至本案2020年4月12日第二次庭审时，都未提供该证据。鉴于杜丽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涉案公司从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未收到过该笔争议的61×××77欧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杜丽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军山主张杜丽华已收到其交易相对方61×××77欧元货款依据充分，本院维持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杜丽华为证明其该主张，提交了其与徐军山3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当时的发言内容为“他说这款全部都有质量问题，他问你是否要把这些有问题的都寄出来给你”。经质证，徐军山的意见为“该份聊天记录为2019年3月15日至3月22日，而涉案争议款项意大利公司在2017年就已经打入杜丽华账户，事隔将近两年，杜丽华与我方的聊天记录是不完全的，也不清楚是否讨论的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我方认为讨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根据双方对该部分争议问题的诉辩意见来看，杜丽华为证明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据明显单薄，故经审查，本院采纳徐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上述陈述意见。由于杜丽华未为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至于杜丽华上诉所称的程序问题。徐军山为证明与其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意大利“SIMAPSASDISILVIAPACILLI&C.”公司共向杜丽华开设的香港“DIAMONDSLEATHERGOODSCOMPANYLIMITED”公司支付189300.29欧元货款，为此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杜丽华对此的抗辩意见为：1.其未收到意大利公司2017年12月29日的61×××77欧元；2.徐军山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根据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意见可知，杜丽华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否定徐军山的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上述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分析意见可知，杜丽华未为其主张提供充分的依据，故其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杜丽华于本案中的抗辩意见不足以证明本案需追加案外人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因此本院对于杜丽华称本案需追加案外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杜丽华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75元，由上诉人杜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会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俊雅肖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