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958弄江山道17号-19号三楼B区。法定代表人:夏东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媛，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宏生,男,1971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佳，上海市辉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饶宏生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2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玉静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饶宏生的原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饶宏生系涉讼健身房的实际经营者错误。玉静公司认为对于健身房的经营者的认定不能仅以涉案的《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上的签字来认定，玉静公司认为饶宏生是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代理人，上述合同的相对方应为A公司。饶宏生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以及A公司系健身房的实际经营人已在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予以了确认。一审判决还未能查明饶宏生是否有权代表A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并履行房屋及房屋内设施设备的返还义务这一事实。即便能够认定饶宏生是健身房的实际经营者，一审判决也未查明饶宏生是否已完全履行了《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应义务。涉案的《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中还对法人变更等进行了约定，但饶宏生没有履行该义务；玉静公司注册在上述房屋中的时间早于涉案健身房的转让行为，一审法院以玉静公司注册在健身房所在房屋内为由认定房屋已完成了交接，也为不当。被上诉人饶宏生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玉静公司认为饶宏生不是转让合同主体没有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合同，前期费用也转给了饶宏生。租赁合同及终止协议与经营权转让协议是不同关系，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与租赁合同主体不同。饶宏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静公司支付拖欠的转让款150,000元;2.判令玉静公司支付违约金37,500元及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3月13日，A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A公司向B公司承租上述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道XX-XX号XX楼XX区的房屋，租赁用途为健身服务使用。租赁合同落款处，出租方栏加盖B公司公章，承租方栏加盖A公司公章，承租方的代表人处由饶宏生签名。2019年7月11日，转让方饶宏生（甲方）与受让方玉静公司（乙方）签订《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就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道XX-XX号XX楼XX区健身房经营权及所有权转让事项作出约定，相关内容如下：……二、1.双方一致同意,自2019年7月15日起甲方将健身房的永久经营权及所有权变更于乙方。2.甲方负责办理一切过户手续,各种费用由甲方承担。3.健身房经营权及所有权价格、(其中包括健身房内现有设备、设施、装修)共计250,000元整。4.自2019年7月15日起,该健身房的经营权及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同时该健身房内的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亦归乙方所有。5.自2019年7月15日起,本健身房所发生的经营费用及收益由乙方承担并享有,本协议签订前发生的所有费用及收益由甲方承担并享有。6.自2019年7月15日起,本健身房发生的各类纠纷及事故、债权等责任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之前所发生的各类纠纷及事故、债权等责任由甲方承担,如乙方接收后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甲方未结清债权债务干扰乙方的正常经营的,甲方负责赔偿因此给乙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三、转让款的支付方式。1.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约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100,000元作为定金,甲方需在2019年7月15日前向乙方办妥该健身房经营权及所有权的法人变更。在健身房设施设备清点交接完毕后,乙方确认健身房设施设备均完好且正常使用的,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款150,000元。2.甲方应当于收到每笔转让款的3日内向乙方出具收据。……四、1.甲方必须拥有该健身房经营的合法权利及所有权出让权利。2.甲方应当提供系统、设备、设施维护人员的联系方式,保证乙方进行正常维护。……5.甲方保证乙方得依法使用上海C有限公司合法授权的“XX”的产品(包括商标、系统及相应软件等)(附商标名称使用授权协议书),并保证乙方在授权期内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健身房的正常经营,否则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五、违约条款。1.甲乙任意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意一款条款约定的,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本合同标的金额的15%作为违约金,另有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等合法费用。2019年7月15日，A公司与B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一致同意于2019年7月14日解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并约定乙方（即A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返还房屋。协议落款处，甲方栏（即B公司）由夏东先签字，乙方栏由饶宏生签字。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夏东先系玉静公司以及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饶宏生原系A公司股东，后于2019年5月27日将公司股权转让他人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玉静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支付了饶宏生100,000元，饶宏生亦将上述健身房交由玉静公司经营。但玉静公司未支付余款，饶宏生遂聘请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为此支出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饶宏生、玉静公司签署的《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履行合同义务。现饶宏生要求玉静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玉静公司辩称饶宏生不具备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是饶宏生、玉静公司，转让合同签订后，饶宏生代表承租方办理了健身房原租赁合同的解除手续，而代表出租方B公司签字的就是玉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先。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A公司在2019年7月15日返还了健身房所在的房屋，故饶宏生业已将案涉健身房及相关器材、设施等交付玉静公司。玉静公司亦确认由其实际经营管理该健身房。该健身房的经营权已属于玉静公司，且玉静公司注册地址就是该健身房的经营地址，饶宏生已经履行了转让合同的相关义务，玉静公司关于饶宏生还应将A公司股权转让给玉静公司的说法，未得到饶宏生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对于健身房所涉的房屋租赁合同由A公司签订，玉静公司是明知的，但其仍与饶宏生个人签署健身房转让合同并支付了部分转让款，表明玉静公司对于饶宏生实际经营该健身房也是知晓的。故其在实际受让了该健身房后再以饶宏生不具备主体资格为由抗辩不支付剩余款项，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饶宏生要求玉静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玉静公司至今未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玉静公司辩称饶宏生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法院考虑到违约金的惩罚性和补偿性特点、饶宏生的损失情况及玉静公司的违约程度，酌情予以调整，玉静公司偿付饶宏生违约金22,500元。饶宏生为追讨上述欠款又产生律师费损失，对于饶宏生要求玉静公司偿付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参考《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及饶宏生的胜诉比例，酌情予以调整，玉静公司偿付饶宏生律师费损失15,5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饶宏生转让款150,000元；二、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饶宏生违约金22,500元以及律师费损失15,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2,206.25元，由饶宏生负担207.33元，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998.9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饶宏生提供了另案（A公司起诉B公司返还押金，B公司则反诉要求返还私教费用）中B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主要涉及B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张某健身教练的聊天内容，其中2020年7月15日的聊天中有以下内容：“对了，夏总，店里的电估计只够用今天的了”，夏总：“你去充个3,000元”，以证明7月15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先已经控制了健身房。玉静公司对于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饶宏生的证明目的，认为在该案中提供该证据是A公司和B公司核对私教费用清单。考虑到健身房如果停止经营会导致业主维权，故玉静公司为了控制小区秩序，同意临时垫付电费；但即使属于接收房屋，也属于玉静公司和A公司之间的事宜。本院认为，从该聊天记录的内容看，玉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先在健身教练提出店里快没电时，指示教练充值的行为，确实能够说明玉静公司已经接收并管理了涉案的健身房，故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玉静公司与饶宏生经协商，就涉案健身房经营权转让问题达成一致，并就此签订了《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不悖，对签约各方具有约束力。现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即为该合同的相对方是饶宏生还是A公司。玉静公司本案一、二审中均主张合同相对方为A公司与玉静公司，饶宏生仅为A公司的代理人，饶宏生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以及A公司系健身房的实际经营人已在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予以了确认。饶宏生则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合同，前期费用玉静公司也转给了饶宏生。租赁合同及终止协议与经营权转让协议是不同关系，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与租赁合同主体不同。本院认为，《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明确载明的是饶宏生、玉静公司，转让合同签订后，饶宏生代表承租方A公司办理了健身房原租赁合同的解除手续，而代表出租方B公司签字的就是玉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先。鉴于法律、行政法规均未规定就涉案的《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签署方必须与该健身房的租赁合同及其终止协议的签署方保持一致，涉案的几份合同中也均未作出诸如此类的约定，且也没有事实显示饶宏生签署了《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将涉案健身房的经营权转让给玉静公司后，该健身房的原出租方A公司对此有异议，不认可饶宏生的转让行为。实际上，A公司于另案中提起的返还押金之诉已表明该公司对于饶宏生转让涉案健身房的经营权及终止租赁协议等是认可的。因此，饶宏生是否是涉案健身房的实际经营者不影响其在《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方权利的享有及义务的负担，亦不影响其依据该合同行使权利。玉静公司认为《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应为A公司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为饶宏生是否已完全履行了《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应义务，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是否成就。本院认为，涉案的《健身房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在健身房设施设备清点交接完毕后,乙方确认健身房设施设备均完好且正常使用的,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款150,000元。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以及饶宏生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A公司在2019年7月15日返还了健身房所在的房屋，故饶宏生业已将案涉健身房及相关器材、设施等交付玉静公司。玉静公司亦确认由其实际经营管理该健身房。该健身房的经营权已属于玉静公司，饶宏生已经履行了转让合同的相关义务。玉静公司称根据双方合同中饶宏生需在2019年7月15日前向乙方办妥该健身房经营权及所有权的法人变更约定的内容，饶宏生还应将A公司股权转让给玉静公司，本院认为，因该说法未得到饶宏生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说法不能成立，并无不当。鉴于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据此对饶宏生要求玉静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具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玉静公司至今未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玉静公司辩称饶宏生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法院考虑到违约金的惩罚性和补偿性特点、饶宏生的损失情况及玉静公司的违约程度，酌情予以调整，确定玉静公司偿付饶宏生违约金22,500元。饶宏生为追讨上述欠款又产生律师费损失，对于饶宏生要求玉静公司偿付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参考《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及饶宏生的胜诉比例，酌情予以调整，确定玉静公司偿付饶宏生律师费损失15,500元。因此，一审对违约金、律师费作出的判决也恰当合理，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玉静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元，由上诉人上海玉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