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9民初4743号原告：路某1，男，196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学医学部饮食中心厨师，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路某2，女，1974年8月1日出生，汉族，天鼎218文化金融园停车收费管理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李某，女，1942年3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三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凤才，男，北京市鉴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路某3，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告：路某4，男，198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栗荆，男，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苏某，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代理人：杨美杰，北京杰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杰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路某1、路某2、李某诉被告路某3、路某4，第三人苏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路某1、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才、被告路某4、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栗荆、第三人苏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路某1、路某2、李某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D1地块房屋（以下简称2104号房屋）的权利由路某1、路某2享有；2.李某对2104号房屋享有永久居权。事实和理由：路增与李某系夫妻，二人生有路某3、路某1、路某2三个子女。路某3与苏某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子路某4。路增生前承租了北京市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煤集团）城子矿所有的公房，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22排2号（以下简称22排2号）。路增于1993年4月6日去世。路增去世后，22排2号公房由李某继续承租，全家人共同在此居住。在此期间，家人在此院落扩建部分房屋。2012年，22排2号房屋被政府征收，苏某、路某4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苏某获得两居室、三居室安置房各一套，路某4获得两居室安置房一套，即2104号房屋。2014年5月8日，原、被告召开家庭会议，对拆迁利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路某4所得的二居室安置房归路某1、路某2二人所有，李某对该房享有永久居住权。现2104号房屋已建成交付，故我们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被告路某3、路某4辩称：2104号房屋是苏某所有的宅基地征收所得，并不是公房征收所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与三原告无关。路某4在《协议》上的签字并不是家庭会议时签的，而是后来路某1给路某4打电话后补的。二被告对《协议》内容并不了解，且《协议》中所写的安置房的状况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三原告之前就22排2号征收补偿利益多次诉讼，但在以往的诉讼中，从来没有拿出过这份《协议》，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是和《协议》内容相反的。故我们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某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判令2104号房屋的权利归我享有。22排2号房屋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公房。该房屋是我所建，路某4并没有出资出力。之所以部分房屋由路某4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根据22排2号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可以分户，分户后能多拿补偿利益。但征收后补偿的安置房屋仍应是我的。故我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路某1、路某2、李某辩称：我们对苏某所述情况不认可，2104号房屋就是路某4本人的房屋。被告路某3、路某4辩称：我们同意苏某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路增与李某系夫妻，二人生有路某3、路某1、路某2三个子女。路增于1993年4月6日死亡。路某3与苏某系夫妻，生有一子路某4。2016年，李某、路某1、路某2以侵权责任纠纷将路某3、苏某、路某4、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及第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路某3、路某4、苏某赔偿三原告现金5万元，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二居室，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赔偿三原告现金5万元，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二居室、一套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屋。该案案号为（2016）京0109民初1152号。在该案中，法院查明了如下事实：根据京煤集团门城物业分公司（以下简称门城物业分公司）提供的七棵树东大街地区公房信息清册，22排2号公房系京煤集团的房屋，路增为公房承租人，公房建筑面积为14.35平方米。李某的户籍登记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22排3号（以下简称22排3号），路某3一家三口的户籍登记地址为22排2号，其中苏某为农业家庭户口。2012年，七棵树地区被列入征收范围，22排2号院房屋被认定为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苏某与路某4分别就22排2号院内的房屋与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订立了相应的补偿协议。根据拆迁房屋测绘示意图，22排2号院内有房屋8幢。2012年6月12日，苏某就22排2号院内的1-5幢房屋与征收单位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2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77.16平方米；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3人，分别为苏某、李某、路某3；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122.62平方米；选择安置房三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80平方米，二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60平方米；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17.38平方米，暂按标准层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被征收人应补缴差额安置面积房款7821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88030元；征收奖励、补助费共计143942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153762元。2013年4月3日，苏某与征收单位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2号补），选定位于城子村委会周边地块的一套二居室、一套三居室作为安置房屋；补发周转补助费432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1157元；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为153762元，与上述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合并计算，实发征收补偿款总额共计198119元。在苏某签订的拆迁档案中，有一份以李某名义书写的声明，载明“本人李某自愿放弃在门头沟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整体征收项目房屋征收中的安置补偿，如有争议或出现法律纠纷，后果自负。”声明下方有李某的名字并捺有手印。苏某就其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申请给予无证房补偿，属地村（居）委会在申请表上盖章同意申请并公示，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公司、龙泉镇政府均同意对无证房屋给予补偿。各方均认可李某不会写字，李某否认在声明中捺手印，但未申请鉴定。2012年6月12日，路某4就22排2号院内的6、7幢房屋与征收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3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37.93平方米；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1人，为路某4；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70.45平方米；选择安置房二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60平方米；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28201元；征收奖励、补助费共计22576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253961元。2013年4月3日，路某4与征收单位签订《补充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3号补），选定位于城子C、D地块的一套二居室作为安置房屋；补发周转补助费360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569元；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为253961元，与上述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合并计算，实发征收补偿款总额共计290530元。路某4就其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申请给予无证房补偿，属地村（居）委会在申请表上盖章同意申请并公示，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公司、龙泉镇政府均同意对无证房屋给予补偿。另查，三原告曾于2015年5月起诉路某3、苏某、路某4、北京住建新恒征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分割路某3一家就22排3号院房屋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审理中，路某3曾陈述，其一直与李某共同生活，负担房屋的房租，房屋拆迁后其开始在外租房居住，22排3号房屋由路某4与征收单位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经本院调查，门牌号为22排3号的房屋由佟某与房屋征收中心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依据为原北京市矿务局城子煤矿将22排3号房屋转给佟某的证明书，佟某的户籍登记地址非22排3号院，后三原告撤回起诉。2015年8月三原告起诉路某3、苏某、路某4、房屋征收中心，再次要求分割路某3一家就22排3号院房屋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经本院补充调查，门牌号为22排3号的房屋尚有一份由安某与房屋征收中心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其签订协议的依据为安某与门城物业分公司订立的《北京市住宅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的住宅坐落为七棵树东大街22-3号，安某的户籍登记地址非22排3号院，后三原告撤回起诉。门城物业分公司向本院确认22排2号公房为京煤集团的公房，门城物业分公司为公房的管理单位。上述两处22排3号院房屋非同一处院落。关于苏某、路某4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与路增承租的公房是否为同一地址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存在不同意见：三原告提出，22排2号公房登记的承租人为路增，路增一家均曾在此居住，路某1于1985年左右因工作搬离，路某2于1996年左右搬离，路增去世后，李某一直与路某3一家在院中居住，苏某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李某为共同居住人，门牌号登记的混乱不影响三原告的实体权利；李某提出，在路增去世后，路某3曾承担公房的承租费用，院中的自建房屋部分为公房产权单位所建，部分为路某3出资建设，三原告提交李某的户口登记簿、门城物业分公司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苏某与路某4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予以证明。路某3、苏某、路某4提出，李某长期在22排3号院居住，户籍也登记在22排3号，22排2号院房屋为路某3一家建设并长期在此居住，22排2号院没有公房，房屋和征收补偿利益均与三原告无关。龙泉镇政府提出，门城物业分公司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是征收单位在拆迁前做的前期摸排工作，看不出统计的依据，不能将此作为确定性证据。房屋征收中心对于清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22排2号公房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并不清楚，也无法判断22排2号公房与苏某、路某4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房屋为同一院落的房屋。就（2016）京0109民初1152号案件，本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本院调取的七棵树东大街地区部分房屋的相关拆迁档案及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可以看出该地区房屋存在公房产权单位内部登记的门牌号与公安部门确定的门牌号不一致的情况，无法将被拆迁人或在册人口的户籍地址与拆迁档案中记载的实际居住房屋的门牌号一一对应。本案中，李某的户籍地虽登记为22排3号院，但结合路某3在相关诉讼中曾陈述其与李某共同居住、自己负担房租及路某4就22排3号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陈述，以及22排3号公房实际承租人为案外人的事实，本院认定三原告与路某3一家此前争议的路增承租公房在22排2号院内，登记承租人为路增。22排2号公房与苏某、路某4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对应房屋所在院落为同一地址。但争议房屋无公房租赁合同，在公房产权单位未出具现承租人证明、李某自述自建房屋除产权单位建设的外全部由路某3所建、路某3一家长期在22排2号院居住、有以李某名义放弃22排2号院房屋拆迁利益书面声明、苏某与路某4填写的无证房申请公示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与苏某、路某4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并不构成侵权行为，故对三原告以侵权为由要求路某3、苏某、路某4、龙泉镇政府及房屋征收中心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作出后，三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为：“路某1、李某、路某2主张，苏某、路某4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所涉及22排2号院内有路增承租的公房两间，但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仅显示路增曾承租14.35平方米公房一间。路某1、李某、路某2无法证明拆迁时该房屋仍存在于院落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某、路某4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有该14.35平方米的公房……”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座落于门头沟区22-3号平房二间，系承租人路增承租的京煤集团的公房。路增去世后，由路增之妻李某和路增大儿子路某3继续居住。2013年，该房拆迁，取得安置房三套。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两居室一套，兰龙大队地块二居室两套。现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达成协议如下：一、座落于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二居室安置房归路某1、路某2所有；二、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安置房二居室，母亲李某享有永久居住权；三、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二居室一套，如需将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则大哥路某3、侄子路某4应积极配合，并承担相关费用；四、全体家庭成员对城子东七棵树22-3号拆迁安置房中的其他两套房产归属均无异。”该《协议》由路某3、路某1、路某2、李某、陆超签字捺印，其中李某的签字系路某1代签。时间为2014年5月8日。证明人处有宋某、曾某签字捺印。当事人对《协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苏某要求证明人宋某、曾某出庭作证。宋某证明：路增是我干爹，2014年，路某3、路某1、路某2、路某4、李某一起商量七棵树拆迁的事；路某3说拆迁补偿了三套房，肯定有李某的一套房；上午先在我家商量的，后来去新桥大街那边找了一个律所，我和我爱人曾某也去了；协议内容是路某3口述，律师写的。曾某证明：路某3一家签过一份协议，我做的证；当时签字有我爱人宋某的两个哥路某3、路某1，我爱人的干妈李某，还有路某4；协议说拆迁有一套房归李某居住；当时是在一个律所协商的。经质证，三原告对证人证言不持异议。二被告认为，两位证人证言不一致，第一位证人说房屋给李某，协商地点先在证人家后去的律所，第二位证人说房屋由李某居住，整件事协商地点都在律所；不认可路某4在现场，路某4的签字是后来补的。第三人认为，两位证人对房屋归李某所有还是居住陈述不一致；当时苏某并不在现场，对该份《协议》完全不知情。另查，苏某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两套安置房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蓝龙胜境嘉苑1502号（以下简称1502号）及北京市门头沟区蓝龙胜境嘉苑1101号（以下简称1101号），现两套均已交付，由苏某居住使用。路某4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房屋于2021年1月份交付，即为2104号房屋。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时，路某4另行补交了11610元的差额面积房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如果举证不能或不利，将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苏某、路某4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所涉及22排2号院内是否有路增承租的公房。二、路某4《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安置房是否归苏某所有。三、三原告能否依《协议》的约定获得2104房屋的相关权利。对此，本院作出如下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三原告主张22排2号院内有路增的公房证据不足。但本案中，三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即2014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写明：“座落于门头沟区22-3号平房二间，系承租人路增承租的京煤集团的公房。路增去世后，由路增之妻李某和路增大儿子路某3继续居住。2013年，该房拆迁，取得安置房三套。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两居室一套，兰龙大队地块二居室两套……”由此可见，路某3、路某4认可路增的公房拆迁后获得了相应的安置房。结合路某3在相关诉讼中曾陈述其与李某共同居住、自己负担房租及路某4就22排3号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陈述，以及22排3号公房实际承租人为案外人的事实，本院认定路增承租公房在22排2号院内。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苏某主张，22排2号房屋是苏某所建，路某4并没有出资出力；之所以部分房屋由路某4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根据22排2号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可以分户，分户后能多拿补偿利益。首先，苏某未就其主张的建房情况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第二，即便22排2号房屋系苏某所建，苏某所述通过分户多拿征收补偿利益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该行为本院不予保护。故对于苏某要求确认2104号房屋上权利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三原告及二被告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则该《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协议》写明，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二居室一套归路某1、路某2所有，李某享有永久居住权，路某3、路某4在将来办理过户手续时予以配合。结合上述约定及1502号、1101号房屋已由苏某领取并居住使用的事实，本院认定《协议》中所述的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二居室即为2104号房屋。故本院对于三原告要求确认2104号房屋上相关权利归路某1、路某2所有，李某对2104号房屋享有居住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路某4主张其签名系事后补签，但未就其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且其签名是否为补签亦不影响合同效力。二被告亦提出《协议》中所写的安置房情况为三套二居室，与苏某、路某4获得的一套三居室、两套二居室情况不符；且苏某未在《协议》中签名。对此，本院认为，涉诉的《征收补偿协议》并非三原告签订，三原告只能通过路某3一家了解安置房的具体情况；且苏某名下的房屋并非分割给三原告的房屋，三原告亦在《协议》中表示对苏某名下的两套安置房权属无异议，故上述情况对《协议》效力亦不产生影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2104号房屋上的相关权利由路某1、路某2享有；二、李某对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2104号房屋享有居住权；三、驳回苏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五十八元，由路某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五十八元，由苏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雨静书 记 员  王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