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7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邱德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嘉仪，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法定代表人：徐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英，广东方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滨，广东方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菲恩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4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彩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江苏菲恩公司向彩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875000元；3、判令江苏菲恩公司向彩艳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苏菲恩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往来款”不是增资款，属于往来借款。从彩艳公司和江苏菲恩公司的会计帐薄来看，双方都是按照注册资金款、往来借款性质的不同分别建账。对于注册资金款，彩艳公司账面反映长期股权投资--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5000万元，而江苏菲恩公司账面反映实收资本--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元，两者的会计账册登记一致。对于4337.5万元的往来资金，至今彩艳公司的会计账册是按借款往来记录，所有款项也记录为其他应收款--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而江苏菲恩公司对于所有汇入资金均记入借款(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至今，彩艳公司已出资5000万元，余下的5408.16万元彩艳公司按照江苏菲恩公司章程规定有权在前缴足。若将彩艳公司对江苏菲恩公司的4337.5万元往来借款解释为增资款，不符合《企业会计通则》对长期投资款的解释。二、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有借款合意。1、按《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彩艳公司借款给江苏菲恩公司经营的款项，只能作为借款，不能作为投资款。2、《对账函》明确了本案是借款性质。自起，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已移交给江苏菲恩公司的经理陆某1保管。《对账函》上江苏菲恩公司的盖章，是江苏菲恩公司的经理陆某1通过江苏菲恩公司的财务对账并经内部审批手续后才盖的章。《对账函》上印章的效力代表着江苏菲恩公司的行为。补充上诉意见：一、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的会计帐面和审计报告均反映本案“往来款”的性质不是投资款，而是属于应收应付的往来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1、彩艳公司向江苏菲恩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上，有5000万元的款项全部为“注册资金款”，而4337.50万元的款项全部为“往来款”，两者性质完全是不同的。从彩艳公司和江苏菲恩公司的会计帐薄来看，双方都是按照注册资金款、往来借款性质的不同进行分别建帐。（1）对于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款，彩艳公司的会计帐薄帐面反映（会计科目：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投资单位：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而江苏菲恩公司帐面反映（摘要：收到广东彩艳注册资本，会计科目：实收资本）。（2）对于4337.5万元的往来款，彩艳公司的会计帐册是按往来借款记录，帐面反映（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其他—其他往来/其他往来-江苏菲恩科技有限公司），而江苏菲恩公司对于所有汇入的往来款均记入往来借款（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双方的会计帐册登记也一致。涉案“往来款”的性质与双方帐薄和记帐凭证记载反映的“往来款”的性质完全一致，属于应收应付的往来借贷的债权债务的关系。2、北京某甲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江苏菲恩公司进行审计后出具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可以证实：截止，江苏菲恩公司的负债包括应付彩艳公司3014.5万元，江苏菲恩公司实收彩艳公司的资本为5000万元。而出具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证实：截止，江苏菲恩公司的负债包括应付彩艳公司4087.5万元。两份审计报告均证实了本案争议的“往来款”性质不属于投资款，而是属于应收应付的债权债务关系。3、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在一借一还的银行转帐中备注“往来款”，在财务记帐中把借款还款记帐为“往来款”，是因为设计借款利息的财务记帐问题。若写成“借款”，出借方是可以收取借款利息，借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资金使用利息，但这种利息收入是需要进入企业收入帐户，并且交纳所得税。而写成“往来款”则不同，一般情况下尽管也会支付利息，但往来款只是企业之间的行为，不会涉及银行，所以不但手续简便，而且利息收入会更加隐蔽，通过相互负担费用的形式用来避免所得税。所以一般企业在借款往来时，绝大部分都使用“往来款”。本案中，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正因上述的考虑，而形成了将借款往来记帐为“往来款”的交易习惯。另外，彩艳公司借给其他子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同属彩艳公司子公司的江门市奥斯龙机械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交易习惯中，双方的一借一还也是以“往来款”的名义进行银行转帐，也是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进行财务上的归类记帐管理，从这个交易习惯从而印证本案也是名为“往来款”，实为“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4、假设涉案“往来款”如江苏菲恩公司所说是投资款，那么江苏菲恩公司应该依法到工商登记办理变更彩艳公司实缴出资为9337.5万元，但至今在工商部门登记彩艳公司的实缴出资仍为5000万元。假设涉案往来款如江苏菲恩公司所说是投资款，那么为何江苏菲恩公司后来又向彩艳公司偿还其所说的“投资款”250万元，江苏菲恩公司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且法律是不允许公司向股东偿还投资款的。事实上，该250万元是偿还往来借款。本案有借有还的行为，证明是往来借贷关系，不是投资关系。二、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有借款合意，因出于多种考虑才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当初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就涉案借款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主要是经过如下多方面的考虑：1、由于江苏菲恩公司是彩艳公司的子公司，双方是关联关系，而关联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有较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有法律学者认为企业之间相互借贷，历来为我国法律和政策所禁止。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由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后果的危害性，在一般情况下，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其借贷行为属无效行为。因此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当时从这个角度考虑，故约定了不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2、如果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在出借方的利息票开具方面或借入方的税前扣除等都会可能存在较多复杂的问题，所以当初双方约定不签订相关的书面借款合同，以避免双方税务上的复杂问题。3、当初双方约定借款是用于资金周转，是短期行为。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双方借贷事实已存在。签订书面合同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的规定，表明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借款法律规定的绝对标准，如果从当事人已经作出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形成借款法律关系意愿的，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成立。虽然无书面借款合同，但双方已产生了借款合意，即可发生借款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尽管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彩艳公司给付了4337.5万元给江苏菲恩公司，以其行为实际地履行了出借行为，并且该借款完全符合江苏菲恩公司的利益，接着江苏菲恩公司偿还了250万元给彩艳公司，江苏菲恩公司也以其行动实际地履行了偿还部分借款的行为，最后双方进行对账确认欠余款4087.5万元。因此，双方之间已通过借款及还款的资金往来事实形成了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根据双方此行为可以推定借款合同成立。江苏菲恩公司辩称：一、彩艳公司控制江苏菲恩公司的财务，不能凭财务做帐情况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江苏菲恩公司章程第40条规定，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由彩艳公司委派担任，公司章程第41条规定执行董事行使的职权包括聘任或者解散公司财务负责人。以上清晰反映，江苏菲恩公司的财务受彩艳公司控制，彩艳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进行做帐，所以不能凭财务做帐情况认定本案款项的性质。二、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根本不存在借款合意。（一）彩艳公司主张《资产转让协议》可以证明存在借款合意严重缺乏依据，也严重违背常理。1、《资产转让协议》第九条的原文为“乙方（彩艳）借给江苏菲恩公司经营的款项，只能作为借款，不能作为投资款来改变双方的持股比例，确保甲乙双方的股份比例不变”，这里提到的“只能作为借款”的前提是“如果彩艳借款给江苏菲恩公司”，本案中彩艳公司连本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也缺乏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引用本条约定是根本无法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况且，上述约定的目的是限制彩艳公司通过增加投资款的方式改变双方之间的股份比例，是为了保持双方持股比例，但本案由于彩艳公司已经认缴了10408.6万元的注册资本，并且尚未全部实缴到位。因此，涉案款项认定为增资款，不会改变双方的持股比例，并不违反双方之间的约定。2、从时间上来看，《资产转让协议》早于2018年11月28日就已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中并没有具体的借款合意（没有具体的借款时间及金额），此种情况下，彩艳公司主张其于10个月后（即2020年9月）才开始发放借款，且出借款项的时间跨度长达5个月（至2021年1月），期间没有任何一份书面的借款合同，尤其对于彩艳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来说是严重违背常理的。3、事实上，2019年7月20日，江苏菲恩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加至20408.16万元，新增加的10408.16万元由彩艳公司以货币形式缴足。因此在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彩艳公司根据该决议逐步向江苏菲恩公司出资，本案的款项就是增资款，并非借款性质。（二）对帐函是彩艳公司在掌控江苏菲恩公司公章期间单方制作的，不能证明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1）江苏菲恩公司章程第五十四条规定，由彩艳公司负责保管公章，涉案的对账函就是彩艳公司掌控江苏菲恩公司公章期间单方制作的，不具有证明效力。（2）根据江苏菲恩公司提交的“公章交接说明”显示2019年7月23日江苏菲恩公司已经移交给彩艳公司。江苏菲恩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彩艳公司是大股东，在有证据证明公章已移交给彩艳公司的情况下，此后，彩艳公司无论将公章移交给谁保管，只要不是移交给小股东，那么公章就一直还是处于彩艳公司的控制之下。尤其彩艳公司是江苏菲恩公司的大股东，即使其将公章移交给所谓江苏菲恩公司的人员，彩艳公司仍对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具有绝对的控制权。（3）彩艳公司作为江苏菲恩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财务的控制权，其对借款给江苏菲恩公司的行为负有谨慎义务。如果涉案的款项是借款，那么彩艳公司作为江苏菲恩公司的控股股东，可以提议召开股东会对借款事项形成决议，要求与江苏菲恩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但彩艳公司在明知其掌握公章，所盖公章无法代表江苏菲恩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要求召开股东会，也没有要求签订合法借款协议，便将款项汇入江苏菲恩公司帐户，不顾资金安全，严重违背常理。因此，该笔款项从合理角度来解读，也应该解释为增资款，《对账函》上的盖章并不能代替借款协议的效力，不能以此断定江苏菲恩公司有借款的合意。三、从保护债权人及小股东的权益的角度考虑，本案也不能确认为借款。彩艳公司曾以江苏菲恩公司的名义向中行宿迁分行及工行宿迁分行分别贷款共3000万元，后被银行起诉至法院，如确认本案为借款，则将会加重了江苏菲恩公司的债务负担，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及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目前彩艳公司实际掌握公章，其作为控股股东，对外是否以江苏菲恩公司的名义的举债行为，江苏菲恩公司无法得知。因此，在没有确切充分的证据显示该笔款项为借款，而彩艳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又尚未足额缴纳的情况下，从保护债权人及小股东权益的角度不能认定本案款项为借款。四、彩艳公司以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严重违背常理。彩艳公司作为江苏菲恩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实际控制公司公章及财务，其完全可以以股东会决议方式让江苏菲恩公司直接还款，而无需通过诉讼的方式追偿。正是由于该笔款项为增资款，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抽逃。因此，彩艳公司只能提起本案的虚假诉讼，目的就是抽逃出资，达到使江苏菲恩公司陷入债务危机。综上所述，彩艳公司的诉讼请求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彩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苏菲恩公司向彩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875000元；2.江苏菲恩公司向彩艳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30日的利息为3494554.17元）（以上两项合计44369554.17元）；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江苏菲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苏菲恩公司的股东原为一人股东，股东为菲恩科技（江门）有限公司，2018年8月22日该一人股东变更为广东菲恩实业有限公司。广东菲恩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徐长长（1%股份）、冯某1（99%股份），冯某1为广东菲恩公司的主要股东，也是江苏菲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11月28日，彩艳公司由邱德厚为代表，与冯某1签订了一份《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彩艳公司对江苏菲恩公司增资，第九条还约定“彩艳公司借款给菲恩公司经营的款项，只能作为借款，不能作为投资款来改变双方之间的持股比例……”。2019年7月19日，江苏菲恩实业有限公司的章程约定，彩艳公司与广东菲恩实业有限公司成为江苏菲恩公司的股东，彩艳公司认缴出资10408.16万元，在2030年8月15日前缴足。彩艳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分3次出资共4300万元至江苏菲恩公司，所转账的银行凭证用途备注为“注册资金款”。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彩艳公司向江苏菲恩公司转账支付4337.5万元，所转账的银行凭证用途备注为“往来款”。2020年2月10日、4月1日，菲恩公司以转账方式向彩艳公司交付各200万元、50万元。彩艳公司认为上述“往来款”为借款，江苏菲恩公司只偿还了250万元，尚欠4087.5万元至今未付，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企业借贷纠纷。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江苏菲恩公司对彩艳公司以“往来款”交付的款项金额无异议，但认为是彩艳公司按章程约定交付给江苏菲恩公司的增资款。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彩艳公司与江苏菲恩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涉案款项是否属于借款。彩艳公司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认为与江苏菲恩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菲恩公司提交了江苏菲恩公司的《章程》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江苏菲恩公司提交的《章程》，能证明彩艳公司存在向江苏菲恩公司交纳增资款的义务。该证据可以合理解释彩艳公司转账所交付的款项的用途。根据江苏菲恩公司提交的《章程》证明的内容，彩艳公司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彩艳公司再无进一步证据证明其与江苏菲恩公司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当由彩艳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彩艳公司作为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与他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应当持合理注意义务，尤其对于款项较大的往来，应当签订对应的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彩艳公司在缺乏其他合同、书面材料的情形下，向他人交付大额款项，不符合一般常理。故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对彩艳公司认为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向江苏菲恩公司转账支付4337.5万元为借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彩艳公司据此要求江苏菲恩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彩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为263647.7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8647.77元（已由彩艳公司预交），由彩艳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彩艳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公章交接书；2、（1）宿迁市劳动合同书；（2）居民身份证；3、江苏菲恩—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审批表；4、广东彩艳--（1）付款凭证；（2）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电汇凭证；5、广东彩艳--（1）付款凭证；（2）收款凭证；6、江苏菲恩—核算项目明细帐；7、江苏菲恩--（1）记帐凭证；（2）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3）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4）江苏银行业务回单（二代支付渠道）；（5）电子回单；8、江苏菲恩—明细分类帐；9、江苏菲恩—记账凭证；10、江苏菲恩—2019年度报告；11、江苏菲恩公司审计报告（2019年度）；12、江苏菲恩公司审计报告（2020年度）；13、（1）江门奥斯龙的企业信用信息；（2）彩艳公司的付款凭证、业务回单（付款）、中国银行对公客户付款通知单；（3）江门奥斯龙的收款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业务回单（收款）。彩艳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涉案款项4337.5万元为借款。江苏菲恩公司对此质证意见认为：对于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江苏菲恩公司一审提交的公章交接说明已经反映早在2019年7月23日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已经移交给彩艳公司，这份落款为2019年9月2日的公章交接书是彩艳公司控制江苏菲恩公司公章期间单方制作的文件，不具有证明力。且需要强调，公章移交给彩艳公司后，彩艳公司无论将公章移交给谁，只要不是移交给小股东广东菲恩公司，那么公章也还一直由彩艳公司控制。对于证据2没有原件，对其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鉴于彩艳公司是实际控制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且彩艳公司也是江苏菲恩公司的大股东，是可以随意使用公章的，所有的审批流程都是虚设的。对于证据4、5是彩艳公司的造帐凭证，是其单方制作，对其三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但江苏菲恩公司确实有收过彩艳公司支付的注册资金及增资款。对于证据6-12，江苏菲恩公司认为是彩艳公司单方制作，对其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根据江苏菲恩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江苏菲恩公司的财务是由彩艳公司控制，彩艳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需要进行造帐，因此本案不能凭财务造帐情况认定本案的性质。尤其是证据11、12是彩艳公司单方委托制作的，且审计报告的数据来源也是彩艳公司控制之下所造的财务帐册资料，不能真实反映涉案款项的性质。对于证据13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内容也有异议。江苏菲恩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20）苏1302民初7658号《民事判决书》；2、（2020）苏1302民初8160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拟证明彩艳公司以江苏菲恩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并转到其关联公司，导致江苏菲恩公司负债严重，涉案款项应认定为增资款。彩艳公司对此质证意见认为：对于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两个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法庭不应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且证明的事实不是真实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1、江苏菲恩公司的《章程》第五十四条规定，彩艳公司负责保管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2019年7月23日，广东菲恩公司将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移交给彩艳公司保管。彩艳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一份《公章交接书》，其内容显示彩艳公司将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移交给江苏菲恩公司的经理陆某1保管，记载的交接日期为2019年9月2日。2、《江苏菲恩公司运营管理制度》规定，由控股公司（即彩艳公司）聘请或派出财务主管或会计、出纳。3、彩艳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一份《对账函》，该函记载“截止2020年6月30日，江苏菲恩公司欠彩艳公司借款本金40875000元及利息3494554.17元”的内容，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1日，并加盖了江苏菲恩公司和彩艳公司的公章。4、彩艳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一份《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审批表》，该表主要记载江苏菲恩公司的经理陆某1申请使用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申请原因记载为“和广东彩艳借款的对账”，审批人为梁伟旋，日期为2020年7月1日。5、梁伟旋是彩艳公司的财务兼任江苏菲恩公司的执行董事。6、彩艳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彩艳公司和江苏菲恩公司就涉案款项的记账凭证，记账凭证显示会计科目记载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企业借贷纠纷。因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彩艳公司在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向江苏菲恩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4337.5万元是否为借款。本案中，彩艳公司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认为其与江苏菲恩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江苏菲恩公司则抗辩彩艳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是增资款而并非借款并就此提交了《资产转让协议书》、《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江苏菲恩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彩艳公司存在向江苏菲恩公司缴纳增资款的义务，对江苏菲恩公司收取涉案款项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彩艳公司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彩艳公司在本案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江苏菲恩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1、彩艳公司向江苏菲恩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转账凭证中备注转账用途为“往来款”而并非“借款”，彩艳公司作为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财务管理应当比较规范，应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且其作为出借人，对转账凭证中的备注内容完全享有主动权，如果该款项为借款，其在转账凭证中不备注为“借款”，反而备注为“往来款”，明显不符合常理。2、从彩艳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记账凭证来看，记账凭证显示的会计科目也是记载为“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而并非彩艳公司所述的“借款”，彩艳公司认为该记载内容“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就是借款没有依据。3、根据江苏菲恩公司《章程》规定，彩艳公司对江苏菲恩公司负有增资的义务。虽然彩艳公司认为《章程》规定的缴纳出资期限未届满从而认为涉案款项不是出资款，但彩艳公司在涉案款项发生前实际上已陆续出资共5000万元，双方对此部分出资也无异议，也就是说，彩艳公司实际上已在提前履行出资义务。而彩艳公司在履行出资义务过程中，其对其中部分款项没有明确款项的用途也没有明确排除出资款用途，且在双方之间没有其他应付应收款的情况下，江苏菲恩公司有理由相信该部分款项是彩艳公司的出资款。4、关于江苏菲恩公司曾向彩艳公司转账支付250万元的问题，彩艳公司认为是偿还借款，但从其提交的转账凭证和记账凭证来看，均没有记载关于借款的信息，且江苏菲恩公司对此抗辩认为彩艳公司控制了江苏菲恩公司的财务和公章并进行操作，因此，该转账行为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5、关于《对账函》，首先，该《对账函》中没有双方的代表签名，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也不符合企业对账的一般习惯。其次，虽然该《对账函》加盖了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但是从彩艳公司提交的《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审批表》可知，江苏菲恩公司此次使用公章是经梁伟旋审批，而梁伟旋是彩艳公司的财务兼任江苏菲恩公司的执行董事，结合江苏菲恩公司《章程》规定由彩艳公司负责保管公章以及公章已于2019年7月23日移交给彩艳公司保管以及《江苏菲恩公司运营管理制度》约定由彩艳公司聘请或派出财务主管或会计、出纳等事实，江苏菲恩公司辩称此时其公章已由彩艳公司控制，本院予以采信。虽然彩艳公司提交的《公章交接书》显示彩艳公司在2019年9月2日将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移交给江苏菲恩公司的经理陆某1，但并非移交给江苏菲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移交方式不符合常理，且从陆某1在2020年7月1日申请使用公章时仍需梁伟旋审批的事实来看，此时江苏菲恩公司的公章并没有脱离彩艳公司的控制。因此，江苏菲恩公司主张彩艳公司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和控制的江苏菲恩公司公章与自己进行对账并在《对账函》上加盖江苏菲恩公司公章具有高度可能性，结合《对账函》上没有江苏菲恩公司一方代表签名的疑点，本院无法认定该《对账函》的内容是江苏菲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在没有其他体现双方借款合意的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仅凭该《对账函》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彩艳公司主张其在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向江苏菲恩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4337.5万元是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此，一审判决驳回彩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彩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647.77元（已由上诉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由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