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61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范润平，男，196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朝林，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梁婉文，女，197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北京市安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明君，北京市安博（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陈婉瑕，女，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朝林，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润平因与被上诉人梁婉文、一审被告陈婉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8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润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婉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梁婉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范润平与梁婉文的父亲梁加勇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范润平与梁婉文的父亲梁加勇（已于2020年4月12日死亡）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范润平根本没有收到梁加勇的借款，梁婉文的诉求不符合事实。涉案款项是案外人黄俊于2015年底至2016年期间向梁加勇购买其名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黄埔大道涌尾六巷7号3楼房产的税费款项，因黄俊当时资金急于用在出国事务上，未能支付，经三方协商后，范润平为黄俊提供担保，承担了黄俊的支付责任，并于2016年8月向梁加勇出具了《借据》，但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梁婉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梁加勇自2016年4月起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黄俊的账户存入2700元或2800元不等，一直到2019年10月，前后达二十个月的时间，显然梁加勇的交易习惯是银行转账，况且巨大金额的支付，更不可能以现金的形式交付，其述称的交易行为没有任何生活逻辑、也极不符合生活习惯，其虚假陈述不应当被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梁加勇向范润平出借了涉案资金，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与梁加勇的交易习惯不符，显然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如前所述，涉案款项是案外人黄俊向梁加勇购买其名下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黄埔大道涌尾六巷7号3楼房产的税费款项，范润平根本没有收到梁加勇的借款，范润平与梁婉文的父亲梁加勇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范润平在一审庭审前也依法申请追加黄俊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在一审庭审时又再次提出申请，范润平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有相关证据支持，但一审法庭却不予接纳。一审庭审时经办人明确告知范润平庭后七天内举证，但在一审庭后的第六天即作出一审判决，剥夺了范润平的举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梁婉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本案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范润平主张其向梁加勇出具《借条》是对案外人黄俊欠付的购房税费提供担保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2016年3月15日梁加勇向范润平交付30万元，范润平在当天向梁家勇出具了借条，并按照借条约定连续40个月每月偿还4500元利息（30万元借款已另案起诉）；案涉3万元借款则约定每月偿还500元利息。若范润平仅系黄俊借款的担保人，其应承担的是保证责任，根据常理和习惯，范润平不应当出具借条，也不应每月支付利息，且范润平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二、黄俊与案涉处理结果并无关联，其并非案涉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对本案借贷关系亦无独立请求权，显然不属于第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2615号案的裁判要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存在直接关联的法律关系，并在事实上产生利益影响，当事人仅在事实上遭受利益影响，与原诉法律上无牵连，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据此未追加黄俊为第三人合法合理。陈婉瑕述称：同意范润平的上诉意见。梁婉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范润平归还借款本金3万元；2.范润平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自2019年9月起按月息500元计至清偿本金日）；3.范润平、陈婉瑕共同承担上述夫妻共同债务的连带偿还责任；4.范润平、陈婉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法律关系为梁婉文之父梁加勇与范润平、陈婉瑕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梁加勇于2020年4月14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一致同意由梁婉文继承本案债权、参与本案诉讼。二、范润平于2016年3月15日向梁加勇出具30万元的借条（已另案起诉），于2016年8月3日再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梁加勇人民币叁万元正。在2017年6月还清。借款人：范润平，2016年8月3日。三、范润平于2016年4月偿还2250元；自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每月偿还梁加勇4500元；签订本借条后，范润平、陈婉瑕自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平均每月偿还梁加勇5000元；其中，陈婉瑕仅在2017年2月1日、2017年4月1日各偿还5000元。较之前的还款数额，每月多了500元，梁加勇将该500元作为本案还款额。四、梁加勇与案外人黄俊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黄俊以65万元价格向梁加勇购买房屋，其中首付款20万元，余款45万元为按揭贷款。2016年3月14日，黄俊向梁加勇支付45万元。2016年3月15日，梁加勇提现45万元。该房屋买卖行为由范润平作为委托代理人。梁婉文、范润平、陈婉瑕均确认案外人黄俊尚有购房首付款20万元未向梁加勇支付。五、范润平、陈婉瑕于2004年10月2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29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梁婉文主张范润平欠其本金3万元，提供了范润平签名的借据印证其主张的事实。范润平、陈婉瑕辩称梁加勇与范润平没有发生过借贷关系，范润平向梁加勇出具的3万元借据实际上是对案外人黄俊欠付梁婉文购房税费的还款担保。此外，范润平称担保内容还包括购房首期款20万元、装修款10万元。经查，购房税费票据的开具时间为2016年2月16日，借据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3日。借据出具时间距票据开立时间间隔约半年，亦即，若如范润平所述，购房税费的担保在开票后半年才确定，早已超过合理期限，范润平辩称不符合常理。其次，若如范润平所述，其作为案外人黄俊支付购房款及税费的保证人，理应在权衡利弊得失后，通过出具书面保证合同等形式确定其地位，明确其权利、义务，以求减少自身损失；本案中，范润平以向梁加勇出具借据的方式进行担保，无疑增加了自身诉讼风险及财产风险，其行为不符合理性人假设。再次，范润平称3万借据对应梁婉文购房税费，但梁加勇与黄俊签订的购房合同并没约定3万元的购房税费的负担内容，范润平亦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对梁婉文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采信，梁加勇与范润平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范润平在2016年3月15日向梁加勇借款30万元，约定月息4500元（即月息1.5%），自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范润平每月向梁加勇还息4500元，2016年8月3日范润平出具3万元借据后，自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范润平、陈婉瑕每月向梁加勇还款金额变更为5000元，亦即范润平出具的3万元借据虽未约定利息，但范润平实际也是按月利率1.5%（即每月500元）支付利息的。合同的形式除书面外，还有口头或其他形式。范润平以其自身还息的行为确认了借款利息，故梁婉文主张要求范润平按月息500元支付从2019年9月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陈婉瑕是否对范润平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梁婉文无证据证明范润平所借款项用于范润平、陈婉瑕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故梁婉文主张陈婉瑕应对范润平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范润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婉文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并从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标准计付利息给梁婉文；二、驳回梁婉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6元，由范润平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判决第二页第十二行、第十四行，第三页第十九行，第四页第十一行的“2016年8月3日”应为“2016年8月31日”。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事实综合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范润平与梁加勇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梁婉文主张范润平分别于2016年3月15日、同年8月31日向其父亲梁加勇借款30万元及3万元，提交了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2016年8月31日的《借据》、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催款截图为证。上述账户明细清单显示梁加勇于2016年3月15日取现45万元，范润平于2016年4月向梁加勇转账2250元，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转账4500元，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转账5000元。本院认为，案涉《借据》明确载明“今借到梁加勇人民币叁万元正”，“借到”二字可见范润平确认案涉3万元已实际支付，且范润平于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每月除支付另案借款利息4500元外另支付500元，存在每月有规律按固定数额还款的行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范润平与梁加勇成立借贷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案涉《借据》虽然未约定利息计付标准，但范润平于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每月向梁加勇还款500元，梁婉文据此主张双方在实际履约过程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500元，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且不存在高息，本院予以支持。范润平抗辩称案涉《借据》系其为案外人黄俊向梁加勇的购房税费提供担保而出具，但既未能对其每月的规律还款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3万元与购房税费存在关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借款人”与“担保人”的区别及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故范润平关于其系案涉3万元的担保人而非借款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案外人黄俊是否参加诉讼并不影响范润平与梁加勇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认定，范润平关于追加黄俊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范润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6元，由上诉人范润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玉娜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