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1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住所：昆明市春城路62号。法定代表人：钱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映辉，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与吴井路交叉口证券大厦主楼8层。法定代表人：钱琍。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恒，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向阳，男，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石屏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柔玫，女，196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贺新苹，女，1963年5月17日出生，彝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琍，女，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田华，男，196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丽华，女，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亚萍，女，195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红英，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现住昆明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映红，女，196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以下简称“包机公司”）与被上诉人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丰源公司”）、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民初7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包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民初717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罔顾庭审认定的客观事实及（2012）官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仅以《刑事判决书》结论即否认包机公司对利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资格，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是查明事实与判决结论完全相悖的错误判决，依法应予以纠正。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确认包机公司资产早于2000年已经过省经贸委、省税务局、民航云南省管理局的清产核资、并同时取得云南省人民政府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司核发的《云南省城镇集体企业单位清产核资集体资产产权登记证书》及《云南省城镇集体企业单位清产核资资金核实确认证书》。一审法院却仍违背已经确认的法律事实不负责任的歪曲认定：第三人钱琍等十人在政府相关部门未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包机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及经营权归属的前提下，将集体所有的资产100万元用于注册归属为个人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二、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包机公司才是利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包机公司依法享有利丰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十名第三人仅是原告的股权代持人。三、根据包机公司会计凭证、支票存根的显示，包机公司用现金支票支出了100万元，借用十名第三人的身份完成利丰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刑事判决书》对此认定：这一登记行为符合《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即利丰源公司为包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包机公司作为母公司存在纵向的经营支配控制关系。四、根据全部第三人在《刑事判决书》的供述及辩解，注册成立利丰源公司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包机公司，七个人并没有对利丰源公司进行过任何出资，但是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四人却作出了明显相反的陈述，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五、《刑事判决书》以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昆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系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其注册的资金来源于国有资产。现有证据证明依据该观点包机公司注册资金来源于国资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十名第三人所谓挪用资金罪名成立的事实基础也已不存在。六、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产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的十名第三人，从未对利丰源公司进行实际出资，仅为股权代持人，包机公司对利丰源公司的出资合法有效，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辩称：四答辩人股东身份适格，均已实际履行了股东出资。四答辩人是利丰源公司的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利丰源公司的章程中亦明确了各股东的出资份额、持股比例，并明确载明了公司注册资本已经由全体股东于2010年3月9日前全部足额缴纳出资，在审理涉及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时应强调登记资格优先的原则。再者，上诉人没有主管部门，那么上诉人的全部财产均系属于公司职工的集体财产。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是从上诉人的税后未分配利润中提取出来的，当时成立利丰源公司是由上诉人召开职工大会作出的决议，一致表决通过，而表决的十位职工，就是当时上诉人方的全部在职职工，当年上诉人只是将应当分配给十位在职职工的100万元税后利润用于投资成立了利丰源公司，这100万元的出资人依然还是十位股东，因此4答辩人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刻意回避已经生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仅片面截取了未生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中部分内容予以表述，刻意歪曲的事实予法无据；我方认为钱琍不能同时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应诉，钱琍的身份发生了多重的重合和混同，构成了事实上的双方代理。钱琍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所代表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她在本案中发表的相关意见法庭不应该采纳。我方认为，法定代表人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代表公司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也就是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作为法人的意思表示，但是在本案中钱琍即是上诉人方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本案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多次以被上诉人的身份站在上诉人的角度进行答辩和陈述，且钱琍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和事实不符，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因此我方认为在本案中钱琍发表的相关意见不应被法庭采纳。综上，四答辩人均具有利丰源公司合法的股东身份，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田华辩称：当时成立公司是从包机公司提取了现金100万，公司借用了我们的身份证登记了一下，实际的钱还是包机公司的，登记在我名下的7%股份是包机公司的不是我个人的。当时开了职工大会也只是说对公司承担7%的责任，职工大会注明了不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只是对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张红英辩称：我服从官渡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钱琍、胡丽华、周亚萍、杨映红未发表答辩意见。上诉人包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是被告利丰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实际股东。二、依法判令第三人曹恒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三、依法判令第三人杨向阳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四、依法判令第三人何柔玫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五、依法判令第三人贺新苹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六、依法判令第三人钱琍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七、依法判令第三人田华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八、依法判令第三人胡丽华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九、依法判令第三人周亚萍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依法判令第三人张红英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一、依法判令第三人杨映红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包机公司于1992年12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50万元，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2010年2月24日，原告包机公司做出《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为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保障职工的民生大计，经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决定：一、在包机公司的基础上，注册成立新公司，两个公司，一个班子，以扩大经营范围，积极探索公司生存之路。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成立的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明确‘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决定董事长对公司承担51%的法律责任，其余股东承担49%的法律责任。三、讨论决定从包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里拿出100万，作为职工出资额的来源，做新公司的注册登记。按照登记的比例，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不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不量化到个人。四、讨论新公司名称。五、全体股东以不记名方式选举公司董事长，钱琍同志全票当选。六、依照《公司法》，新公司决定不设监事会，只设一名监事，田华同志全票当选。七、待新公司注册后，全体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第三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原系包机公司的职工，均在会议决议上签名。2010年3月9日，第三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提取原告包机公司未分配利润100万元作为被告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云南高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利丰源公司于2010年3月9日在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的验资专户存入企业登记注册资金100万元，钱琍实际缴纳出资51万元，田华实际缴纳出资7万元，杨向阳实际缴纳出资7万元，杨映红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贺新苹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胡丽华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曹恒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周亚萍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张红英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何柔玫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全体股东货币出资金额合计100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100%。2010年3月9日《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名录如下：钱琍，认缴出资51万元，持股比例51%，实缴出资51万元；田华认缴出资7万元，持股比例7%，实缴出资7万元；杨向阳认缴出资7万元，持股比例7%，实缴出资7万元；杨映红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贺新苹认缴出资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胡丽华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曹恒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周亚萍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张红英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何柔玫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已由全体股东于2010年3月9日前全部足额缴纳出资。被告利丰源公司于2010年3月16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股东为第三人钱琍（持股51%）、杨向阳（持股7%）、田华（持股7%）、贺新苹（持股5%）、胡丽华（持股5%）、周亚萍（持股5%）、张红英（持股5%）、杨映红（持股5%）、何柔玫（持股5%）、曹恒（持股5%）。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犯职务侵占罪；指控被告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犯挪用资金罪，于2011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1）官刑一初字第3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十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12）昆刑一抗字第1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2）官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定十被告人挪用“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资金100万元用作自己个人注册资本的法律事实已经形成，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决：被告人钱琍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杨向阳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杨映红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田华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贺新苹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周亚萍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何柔玫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胡丽华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张红英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曹恒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十被告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昆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十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包机公司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其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的股东，并要求第三人曹恒、杨向阳等十人将其名下登记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包机公司系独立法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认为原告未经职工大会决议无权诉讼，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主张依据为2010年2月24日的《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以及由第三人杨映红等十人将原告公司未分配利润100万元提取后作为被告利丰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现金进账单。因原告包机公司系集体企业，第三人钱琍等十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企改办、经贸委、发改委、国资委等）未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包机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及经营权归属的前提下，将集体所有的资产100万元用于注册归属为个人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即注册成立利丰源公司，利丰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钱琍（持股51%）、杨向阳（持股7%）、田华（持股7%）、贺新苹（持股5%）、胡丽华（持股5%）、周亚萍（持股5%）、张红英（持股5%）、杨映红（持股5%）、何柔玫（持股5%）、曹恒（持股5%）。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等十人挪用包机公司集体资产100万元用作个人成立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事实已由生效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并由法院判决钱琍等十人犯挪用资金罪。通过2010年2月24日《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决议内容“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以及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是设立利丰源公司的主体和实际出资人，其资金来源不合法，已经由法院判决挪用资金罪，刑事判决没有否定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系利丰源公司的股东资格。第三人钱琍、田华、张红英认为自己不是利丰源公司股东，因其挪用原告包机公司集体资产用作被告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事实已经形成，而且设立利丰源公司是经过其参与会议作出了相应的表决意愿，现其否定自己股东资格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包机公司的集体资产受损，可以向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追讨所挪用资金，原告包机公司据此主张确认其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的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包机公司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1、（2012）官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2、（2016）云01行终214号《行政判决书》；3、航辰公司营业执照、申请书、东航复函。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在此不再赘述。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股东取得股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出资原始取得，一种是通过受让股权取得。本案被上诉人自然人均是个人登记为股东，也属于个人名义出资，只是通过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个人出资的资金来源不合法，系挪用包机公司的资金用作个人注册资本故构成挪用资金罪，但被上诉人个人出资资金不合法，并不能因此否认其股东资格，若被上诉人因挪用导致的追缴或者返还等法律后果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并不能因此造成否定股东资格的法律效果。上诉主张包机公司为实际出资人，被上诉人个人仅属于名义股东，该观点与生效的刑事判决内容明显矛盾，若包机公司属于实际出资人，那其向利丰源公司出资完全属于合法的商事行为，客观上就不会出现他人挪用资金的行为及后果，因此上诉人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皓审判员 吴 娴审判员 杨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董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