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民终43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赵信灿，男，194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岳，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军，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诸暨市振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122号。 法定代表人：徐锡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鲁烽，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行行，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都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王家湖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章荣根，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丁丽英，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支路91号。 上诉人赵信灿因与被上诉人诸暨市振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越资产公司）、浙江**都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一审第三人丁丽英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撤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郁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延忱、黄鹏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柳珊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王薇佳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赵信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岳、丁飞军、被上诉人振越资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行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华都公司、一审第三人丁丽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信灿上诉请求：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撤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赵信灿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振越资产公司、华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关于原案生效判决内容是否错误并损害赵信灿民事权益问题”上，没有对该问题正面作出认定或者否定，且在推理上存在错误。一、赵信灿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是原案中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越建设公司）、华都公司故意隐瞒债权转让的事实，导致原案判决遗漏了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赵信灿，将1406267元保证金及相关利息错误判给振越建设公司，从而对赵信灿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在借款、债权转让以及隐瞒债权转让等相关事实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对原案生效判决予以改判。二、一审法院以债权转让通知是否到达债务人为要点进行审理，属于审理思路错误。本案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华都公司是否在原案判决生效前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仅与赵信灿在本案一审时提出的第二个诉请相关，即请求变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华都公司向赵信灿清偿债务1406267元；即使有关债权转让通知的证据证明力弱，也不影响一审法院支持赵信灿第一个诉请，即撤销原案生效判决。三、本案债权转让已通知华都公司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赵信灿，是否通知债务人华都公司不影响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二）与债权转让通知相关的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已在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中得到确认，具有证明效力。（三）债权转让通知除转让方自述外，一审法院对四位证人的调查笔录显示，各证人间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各方催讨欠款时均向华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荣当面提交了债权转让书面材料。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足以认定上述有关债权转让已经通知的证据证明力。 华都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情形。假设赵信灿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真实，原案生效判决结果亦没有实质损害赵信灿的利益。事实上，2020年11月14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81民初8315号民事判决，判决华都公司支付振越资产公司工程款6192859.35元。二、本案债权转让虚假，应属无效或可撤销。对于债权转让的时间，华都公司有理由相信是发生在振越建设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之后。因为振越建设公司和赵信灿没有通知过华都公司，也没有人正式持债权转让通知与华都公司进行沟通，直到2019年赵信灿向法院起诉，华都公司才知晓债权转让一事。同时赵信灿对振越建设公司的债权本身真实性也存疑，根据赵信灿自述，该笔200万元款项汇给了何政岳，振越资产公司在庭审中多次明确公司账上从未有过该笔200万元款项入账，结合徐仙苗的证人证言，该笔款项应是何政岳的个人借款。 振越资产公司答辩称，一、对赵信灿的债权及其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赵信灿能否作为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以相关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为准。二、认同赵信灿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围绕第三人撤销之诉要件展开的观点。三、由于振越建设公司已于2016年1月28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案涉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等相关规定的可撤销、无效行为。四、振越资产公司依据（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向诸暨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止到2019年2月1日华都公司应当支付给振越资产公司的款项金额为2831851.54元（其中保证金1406267元，利息1303766.67元，迟延履行金121817.88元），事实上华都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仅向振越资产公司支付了1406267元的执行款，该款项只是利息，至今华都公司未向振越资产公司退还全部保证金也未付清相应的利息、迟延履行金，因此，本案即便改判也无需进行执行回转。 丁丽英未提交书面意见。 赵信灿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该院（2018）浙民再299号民事判决；二、变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华都公司向赵信灿清偿债务1435333元；三、振越资产公司、华都公司承担赵信灿为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案件支付的案件受理费8859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赵信灿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华都公司向赵信灿清偿债务1406267元，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20日，振越建设公司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原案诉讼，请求判令：1．华都公司支付工程款17116430元；2．华都公司返还工程保证金3000000元；3．华都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5月20日起至上述工程款和保证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4．振越建设公司对案涉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华都公司返还工程款5%的质量保证金。2015年9月10日，丁丽英以振越建设公司已将该公司对华都公司的部分债权转让给其为由，申请并经准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请求：华都公司在其欠付振越建设公司的工程款和保证金中，将丁丽英享有的1593733元及该款自2015年7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直接支付给丁丽英，且丁丽英对该款享有优先权。 诸暨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7月30日，振越建设公司与华都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一、振越建设公司承建华都公司投资建设的坐落本市陶朱街道文种路以南的华都创业园1、2#织造浆纱车间和3、4#织造车间，工程内容包括打桩、土建、水电（包括消防设施）安装和钢结构屋盖等，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二、开工日期为2010年8月1日，竣工日期为次年1月30日；三、工程造价按每平方米650元（其中一层钢屋盖结构为550元，三层框架结构部分为741.65元）进行结算，暂估31688200元；四、振越建设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付给华都公司履约保证金3000000元，该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时由华都公司无息退还；等等。同年8月5日，振越建设公司按约付给华都公司履约保证金3000000元。振越建设公司进场施工后，因规划调整，四车间的层数由原定的三层调整为四层，双方为此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工程承包补充合同一份，约定加层工程仍由振越建设公司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建，造价为1550000元，工期在原定工期上增加45个日历天，加层部分的工程款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清。嗣后因工程未能如期完工，双方又于同年8月30日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四楼加层按280元/平方米结算（包括楼梯在内），园区内全部工程应在10月20日前竣工验收合格，交付华都公司使用；协议签订时，华都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支付振越建设公司工程款4000000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5日内付至总工程款的70%（不包括四楼及楼梯工程款），振越建设公司办好所有手续，华都公司可直接办理房产证时再付至总工程款的95%，余下5%作为质保金，满一年后且无质量问题时付清；因振越建设公司延误工期，给华都公司带来重大损失，为了减少华都公司方面的经济损失，振越建设公司要求华都公司提前入场安装设备和装修宿舍，工程验收事宜由振越建设公司负责协调解决；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0年7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仍然有效，两者如有抵触，以协议为准，协议签订之前的承诺书、补充协议则均属无效；等等。协议签订后，华都公司随即将工程投入使用，并将车间的部分楼层改为职工宿舍，在车间第一层砌筑了隔墙。2012年7月，振越建设公司完成全部工程，撤出工地。施工期间，振越建设公司已收到华都公司支付的工程款22220000元（其中1000000元以借款冲抵）。同年8月3日，振越建设公司致函华都公司，要求华都公司撤出厂房（车间），恢复原来的设计用途（原状），以便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同年8月13日，华都公司回函表示，工程至今尚未全部完工，当初也是根据振越建设公司的要求提前使用厂房，且振越建设公司承诺解决验收事宜，故工程未能通过竣工验收的责任在于振越建设公司；如搬离，则振越建设公司应落实好场地，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2012年9月27日，振越建设公司曾诉至诸暨市人民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该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工程尚未通过竣工验收，振越建设公司也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华都公司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和相关施工技术资料，不能办理房产证，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故于2012年12月6日判决驳回振越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2013年2月28日，振越建设公司发函给杭州明灏建筑审计有限公司、杭州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要求该两家单位在工程资料中签字盖章。2013年3月25日，振越建设公司又发函给华都公司，要求华都公司出面与上述两家单位协调，落实在工程资料上签字盖章事宜。2013年4月2日，华都公司回函声明工程尚不具备验收条件，并要求振越建设公司对存在的质量问题即予整改。后振越建设公司向华都公司送达了工程竣工报告，但均未有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签字盖章。2014年12月9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就丁丽英与何政岳、振越建设公司、何越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制发（2014）绍诸商初字第340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振越建设公司应归还丁丽英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015年7月20日，振越建设公司与丁丽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振越建设公司对华都公司享有的案涉工程款债权部分转让给丁丽英。振越建设公司将该债权转让事项通过邮寄方式告知华都公司。华都公司获悉后即书面函告振越建设公司，要求撤销债权转让协议。绍兴市广正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振越建设公司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造价为29908273元，加层实际完成工程量造价为2374597元。 诸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振越建设公司与华都公司于2010年7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的工程承包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施工期间因工程规划调整等原因于2011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案涉工程未通过竣工验收，不能办理房产证，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且该情形不能归责于华都公司，故振越建设公司起诉要求华都公司支付其余工程款，返还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并支付逾期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鉴于此，丁丽英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亦不予支持，对其与振越建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效力不予审查。该院于2017年3月6日作出（2016）浙0681民初4137号民事判决：一、驳回振越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丁丽英的诉讼请求。该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55166元，由振越建设公司负担；第三人诉讼案件受理费19143.6元，依法减半收取9571.8元，由丁丽英负担；评估费143700元，由振越建设公司和华都公司各负担71850元。 振越建设公司、丁丽英均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该院对上述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2016年10月10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81民破8号之三民事裁定，批准振越建设公司的重整计划。重整计划中载明，涉及振越建设公司为项目施工或其他事项垫款的，不在重整范围，分隔至专门设立的资债处置公司，由管理人继续处置。振越建设公司管理人对于涉及该案诉讼的事项剥离至振越资产公司予以认可。该院已裁定振越资产公司作为该案上诉人参加诉讼，振越建设公司退出诉讼。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振越资产公司主体资格问题。振越建设公司的重整计划已经诸暨市人民法院批准，振越资产公司依据重整计划取得处置相应资产的权利，其替代振越建设公司进行诉讼已经取得该公司管理人认可，且该院已裁定由振越资产公司替代振越建设公司参加诉讼，故振越资产公司具有该案诉讼主体资格。二、该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振越建设公司虽曾于2012年9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支持其相应诉请，被判决驳回诉请后，又于2013年5月20日提起该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但该案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亦不同，振越建设公司在该案中认为其已具备要求华都公司支付工程款和返还保证金的条件，即振越建设公司要求华都公司支付款项依据的事实原因较前诉已有变化，该案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亦不相同。故该案不构成重复诉讼。三、华都公司应否返还保证金。振越建设公司在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即认可由华都公司使用，双方对此均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应认定转移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结合双方合同中关于保证金本金（不计息）返还的约定，华都公司返还振越建设公司保证金的条件已经成就。考虑到华都公司与振越建设公司于2011年8月30日签订协议，确定3000000元保证金的利息自2011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四、华都公司应否支付剩余工程款。双方已将工程款支付至总工程款95%的条件从竣工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变更为工程验收合格且办理好所有手续并可做房产证后。现工程未经竣工验收，亦未办理房产证，就其原因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不能成为振越建设公司直接要求华都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理由。而且，振越建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将符合工程竣工验收的所有资料提交给华都公司，故不能认定案涉工程不能竣工验收及不能办理房产证的过错均在华都公司一方，振越建设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具备可要求华都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条件，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五、丁丽英请求华都公司在振越建设公司欠付款项范围内承担直接支付责任是否应予支持。案涉保证金并非法律禁止不得转让的债权，振越建设公司依法可将其转让给丁丽英。由于振越建设公司已将债权转让事项通过邮寄方式告知华都公司，该债权转让对华都公司已发生法律效力，华都公司应将转让部分的债权支付给丁丽英，相应的华都公司应支付给振越资产公司部分的款项应扣除该债权转让部分数额。但丁丽英与振越建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仅约定将截至2015年7月18日尚欠本金1200000元及相应期间内的利息共计1593733元范围内的债权转让给丁丽英，对2015年7月18日后的利息双方未作约定，故对超出该日期的利息不予支持。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4137号民事判决；二、华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振越资产公司保证金1406267元，并支付3000000元部分从2011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华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丽英1593733元；四、驳回振越资产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丁丽英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5166元，由振越资产公司负担124366元，华都公司负担30800元；第三人诉讼案件受理费19143.6元，依法减半收取9571.8元，由华都公司负担；评估费143700元，由振越资产公司和华都公司各负担71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66元，由振越资产公司负担124366元，华都公司负担30800元。 华都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浙民申64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同年9月20日作出（2018）浙民再299号民事判决：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 2019年1月30日，赵信灿以华都公司为被告、振越资产公司为第三人，以其于2015年3月受让振越建设公司对华都公司已届期的工程款及3000000元保证金中的部分债权，且已通知华都公司在1435333元范围内向赵信灿支付为由诉至诸暨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华都公司从原案生效判决确定该公司需向振越资产公司支付的工程保证金1406267元及相应利息的款项中，在1435333元范围内直接向赵信灿清偿。诸暨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以（2019）浙0681民初1949号立案，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诸暨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审理后查明，2013年4月6日，赵信灿与振越建设公司、何政岳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借款人振越建设公司、何振岳因公司生产周转需要，向出借人赵信灿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借款全额请直接划入借款人何振岳在中国银行诸暨开发区支行尾号为4948的账户；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10月6日止，借款利率为月息贰分；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清”。同日，楼珉名受赵信灿指示将2000000元汇入上述《借款合同》约定账户。后振越建设公司、何政岳出具借款本息清单，载明：“……振越建设公司应归还：本金共计100万元，利息共计43.5333万元，合计143.5333万元。”2015年3月26日，振越建设公司（甲方）与赵信灿（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鉴于甲方2013年4月6日向乙方借款200万元，但未能按约还款，现因企业经营困难持续无力清偿乙方债务。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债权债务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昭共同信守。一、甲方对华都公司工程款或300万元保证金中的部分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直接向华都公司进行催讨。二、根据双方对账清单，截止2015年1月31日，甲方尚欠乙方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43.5333万元。乙方在143.5333万元范围内向华都公司进行结算和冲抵，甲方予以认可。三、甲方配合乙方完成各种债权转让手续，出具《承诺函》及法律规定应该完善的各种手续，乙方结算完毕后，应通知甲方，以方便甲方再与华都公司进行结算。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债权转让协议》下方由振越建设公司盖章、何政岳签字捺印及赵信灿签字捺印。该案审理过程中，楼珉名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与赵信灿系翁媳关系。2013年4月6日，楼珉名接受赵信灿的委托，从其在中国银行五角广场支行尾号为4166的账户替赵信灿向何政岳在中国银行诸暨开发区支行尾号为4948的账户汇款贰佰万元支付借款。另查明原案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情况。诸暨市人民法院认为，赵信灿的诉讼主张与原案生效民事判决相违背，同时考虑到振越建设公司的重整计划已被批准，倘若在该案中由华都公司在1435333元范围内将该保证金及利息直接向赵信灿偿还，势必影响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退一步讲，赵信灿受让振越建设公司对华都公司的债权即使成立，其也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解决。该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驳回赵信灿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18元，依法减半收取8859元，由赵信灿负担。该民事判决已经生效。 2019年5月13日，赵信灿以华都公司、振越资产公司为被告，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一、变更（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华都公司向赵信灿清偿债务1435333元（从3000000元保证金余额1406267元中支付1406267元，从3000000元自2011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中支付29066元）；二、华都公司、振越资产公司承担赵信灿为（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案件支付的受理费8859元。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已为（2018）浙民再299号民事判决维持，该判决依法具有既判力，赵信灿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属于该院受理范围。该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浙06民撤2号民事裁定：驳回赵信灿的起诉。赵信灿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浙民终133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赵信灿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2018）浙民再299号民事判决，变更（2017）浙06民终1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华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信灿1406267元能否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赵信灿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符合其系原案的第三人、其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其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以及原案生效判决内容全部或者部分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等主体、程序和实体条件。 （一）关于赵信灿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该条规定的第三人，包括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进而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之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案判决华都公司支付振越资产公司保证金1406267元及利息。本案中，赵信灿以振越建设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将该公司对华都公司的工程款及3000000元保证金中的部分债权转让给赵信灿，并已于2015年3月27日通知华都公司为由，主张原案上述判项错误且侵害其民事权益。由此，赵信灿系对原案振越资产公司与华都公司之间的部分保证金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关于赵信灿是否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及是否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问题。赵信灿主张其于2019年1月获知与其债权转让经历相同的丁丽英已向华都公司追回债权，此时才知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进而以华都公司为被告、振越资产公司为第三人，提起（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民事诉讼，要求华都公司就原案判决其向振越资产公司支付的1406267元保证金，在1435333元范围内直接向赵信灿偿还。鉴于在案并无证据证明赵信灿在2019年1月之前即知晓原案判决，且现无证据证明其明知或者出于自身原因未参加原案诉讼，故本案可以认定赵信灿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赵信灿于2019年5月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亦符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的法律规定。 （三）关于原案生效判决内容是否错误并损害赵信灿民事权益问题。本案中，赵信灿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实已经生效的（2019）浙068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认定。华都公司对该债权转让事实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不予支持。但就上述债权转让是否在原案生效判决作出之前已通知华都公司，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赵信灿主张已就其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华都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从在案证据看，赵信灿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其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已通知华都公司。理由是：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负有就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否则，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振越资产公司虽然主张已就振越建设公司与赵信灿之间的债权转让通知了华都公司，但该事实主张仅有振越资产公司的陈述，并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难以认定。其二，在债权转让真实的前提下，认定债权受让人为债权转让通知行为的法律效力时，债务人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力的关键。赵信灿作为债权受让人，主张其通过章飚、徐俊女、赵洴等人将债权转让通知了华都公司，该院还依职权对徐仙苗进行了调查。结合章飚、徐俊女、赵洴、徐仙苗的证言，本案不能完全排除赵信灿主张的其曾托该四人请华都公司帮忙付款的可能性。但上述证人只是证明曾向刘国荣告知振越建设公司同意华都公司在所欠工程款里直接扣款给赵信灿。至于告知的时间、方式及具体内容如何均不明确；告知时是否出示赵信灿受让债权的相关债权凭证或者债权转让协议以供华都公司核实无法确定。而且，赵信灿与赵洴系父子关系，徐仙苗与赵洴曾系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徐仙苗与徐俊女系夫妻关系，赵洴与章飚、徐俊女均系朋友关系，亦即赵信灿与上述四人及该四人相互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难以据此支持赵信灿的事实主张。 综上所述，赵信灿主张其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已通知华都公司，并据此主张原案判决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依据不足，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19）浙民撤3号民事判决：驳回赵信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98元，由赵信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原案判决华都公司向振越资产公司支付1406267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是否存在错误且损害了赵信灿的民事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或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前述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26日振越建设公司与赵信灿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载明，振越建设公司将对华都公司工程款或300万元保证金中的部分债权转让给赵信灿，由赵信灿直接向华都公司催讨。根据双方对账清单，截止2015年1月31日，振越建设公司尚欠赵信灿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43.5333万元，赵信灿在143.5333万元范围内向华都公司进行结算和冲抵，振越建设公司予以认可。本案审理中，振越资产公司亦认可存在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华都公司虽不认可上述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协议》系伪造，一审判决结合在案证据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真实并无不当。振越资产公司虽然认为上述债权转让如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无效行为，赵信灿只能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振越建设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提起有关诉讼，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鉴于赵信灿基于《债权转让协议》取得振越建设公司（振越资产公司）对华都公司享有的部分金钱债权，在债权转让时，一审法院就（2018）浙民再299号案件尚未审结，而该案的处理结果与赵信灿有利害关系。同时，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赵信灿未能参与该案件的诉讼并非其自身原因所致。因此，赵信灿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赵信灿主张，基于其与振越建设公司之间的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原案判决华都公司将1406267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支付给振越资产公司，属于判决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债权转让虽经债权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即发生债权转让的效果，但欲对债务人发生效力，还须对其进行有效通知，尤其是在债权受让人进行通知时，应当以债务人是否知晓并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作为认定其通知能否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关键，否则债务人仍有权继续向原债权人履行债务并发生债务消灭的后果。本案中，振越资产公司虽认可振越建设公司已将其与赵信灿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华都公司，但除其陈述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华都公司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赵信灿作为债权受让人，主张其通过章飚、徐俊女、赵洴等人将债权转让通知了华都公司，根据章飚、徐俊女、赵洴、徐仙苗的证言，结合刘国荣的质证意见，虽然可以认定赵信灿曾请托该四人向刘国荣告知振越建设公司同意华都公司在所欠工程款里直接扣款给赵信灿，但关于告知的具体时间、内容以及告知时是否出示赵信灿受让债权的相关凭证或者《债权转让协议》以供华都公司核实，上述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且上述证人与赵信灿之间均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华都公司亦予以否认，故难以认定赵信灿就债权转让事宜对华都公司进行了有效通知。由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振越建设公司、振越资产公司或者赵信灿在原案生效判决作出前，已将债权转让事宜有效通知了华都公司，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未对华都公司发生效力，华都公司仍应向振越建设公司（振越资产公司）履行债务，故原案判决华都公司向振越资产公司支付相应的保证金数额及利息，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其次，因赵信灿仅受让了振越建设公司对华都公司的部分债权，原案判决亦仅支持保证金返还，未涉及剩余工程款的支付，且华都公司欠付的剩余工程款金额超过了赵信灿受让的债权金额，故赵信灿不论是否实际参与了（2018）浙民再299号案件审理过程，均可以就该案生效文书确定的华都公司应支付振越资产公司的款项，在振越建设公司欠付赵信灿款项的范围内进行主张，或者经有效通知后要求华都公司在欠付振越资产公司剩余工程款中向赵信灿清偿受让的债权。故原案判决未在实体上损害赵信灿的民事权益，亦不存在赵信灿主张的债权无法救济的情形。 综上所述，赵信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98元，由赵信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郁 琳 审判员 李延忱 审判员 黄 鹏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柳珊 书记员王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