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怡，男，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亮，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泽虎，男，197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启荣，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国怡因与被上诉人袁泽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2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国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亮、被上诉人袁泽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启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国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一审法庭调查及庭后法庭调取袁泽虎账户明细核实梁国怡从2011年7月4日至2015年2月16日期间还款记录有12笔合计73000元，一审认定梁国怡已向袁泽虎还款68000元不属实。（二）梁国怡最后一笔还款时间是2015年2月16日，一审根据袁泽虎短信记录认为袁泽虎于2017年、2019年期间一直向梁国怡主张权利，不支持梁国怡提出的诉讼时效主张。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两年，袁泽虎超过该时间主张权利，一审认定袁泽虎诉讼时效未逾期与事实不符。袁泽虎发送的短信内容，无证据证明已经送达给梁国怡，梁国怡没有收到，无从知道袁泽虎短信内容，一审认为袁泽虎短信有发出，梁国怡即收到即获知的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三）本案并非民间资金借贷而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收取货款或支付货款，双方没有约定货款利息，一审判决梁国怡还款应还利息后还货款错误。袁泽虎辩称，（一）一审对梁国怡时效主张不予采纳正确，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袁泽虎于2017年1月22日通过电话、短信催促梁国怡归还货款，根据现有通信技术、电话短信在发出后及时到达收件人，本案在2017年1月22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二）梁国怡一直以来不按约定清偿货款，恶意逃避债务，拒接电话（电话号码是梁国怡的手机号码），袁泽虎发短信提出还款要求，催告其清偿货款，袁泽虎已完成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举证。涉案诉讼金额将近35万元，梁国怡主张袁泽虎怠于催收，不符合常理。（三）一审判决少算了5000元，对货款本金数额并无影响，只需相应调整2015年2月16日前货款利息数和即可。（四）一审判决利息损失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不同意梁国怡的上诉理由。袁泽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国怡偿还货款345557元和逾期付款损失（自2011年6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货款本金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梁国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0日，梁国怡在袁泽虎出具《欠据》上签名，《欠据》内容为“永兴行结至2010年止，欠我司货款叁拾伍万叁仟贰佰壹拾伍圆正（￥353215），11月1月份货款壹万壹仟叁佰肆拾贰圆正（￥11342）。2011年1月至4月付款壹万玖仟圆正（￥19000）。2011年1月份退款35元，结至2011年4月份止，共结欠我司货款叁拾肆万伍仟伍佰伍拾柒圆正（￥345557）”，该《欠据》下方空白处备注“鹏飞厂10/5”，梁国怡在“永兴”一栏处签名并署日期“2011年5月10日”。梁国怡曾向袁泽虎还款如下：2012年8月31日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3000元，2013年5月21日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10000元，2013年8月19日转账存入袁泽虎名下账户12000元，2013年12月19日转账存入袁泽虎名下账户10000元，2014年1月27日转账存入袁泽虎名下账户5000元，2014年6月30日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2000元，2014年10月20日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2000元，2014年12月30日转账存入袁泽虎名下账户20000元，2015年2月16日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3000元。袁泽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袁泽虎向梁国怡手机发送的短信，显示袁泽虎2017年1月22日、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20日、2019年1月、2019年2月、2019年5月等时间向梁国怡催款。二、便签纸。三、照片。袁泽虎主张证据二、证据三用于证明袁泽虎使用鹏飞商号经营，该商号虽未注册，但袁泽虎实际使用该商号经营。梁国怡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不予确认，梁国怡未收到袁泽虎发送的短信，对证据二、证据三不确认，该证据系袁泽虎自行制作。梁国怡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2011年9月2日的自动提款机客户通知书，显示转账2000元。二、客户通知书三张，该三张通知书无显示转账日期、金额。袁泽虎质证认为，对梁国怡提交的票据不予确认。另，一审法院根据袁泽虎的申请调取了袁泽虎名下尾号为5103的中国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袁泽虎该账户于2011年7月4日、2011年9月2日、2012年7月1日分别有2000元的存款进账。本案庭审中，关于欠据载明的“我司”是指何主体，袁泽虎表示“我司”实际指的即为袁泽虎本人。袁泽虎在2000年前后已经在广州经营拉链生意，开设有加工厂和销售门店，用“鹏飞”或“鹏飞厂”商号进行经营，由于经营条件和经营意识的限制，到与梁国怡的结算时候，袁泽虎也没有进行工商注册，都是用“鹏飞”或“鹏飞厂”商号的个人经营，梁国怡是袁泽虎自己拓展的客户，梁国怡一直是跟袁泽虎个人进行交易，下单、付款的对象都是袁泽虎本人，涉案的欠据也是跟袁泽虎进行结算形成，之后也是向袁泽虎支付部分的货款，因此梁国怡所述拖欠鹏飞厂货款，其实就是拖欠袁泽虎货款。梁国怡则表示“我司”是指“鹏飞厂”，具体地址在广州市白云区鹏飞拉链厂，查不到该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梁国怡同时确认其与袁泽虎生意往来已有十年八年。梁国怡只跟袁泽虎做生意，业务是跟袁泽虎及袁泽虎的其他业务员洽谈，欠据上“永兴行”是梁国怡的商铺，“永兴”也没有进行注册。关于货款支付的交易习惯，梁国怡表示一般货款压两三个月后结清，但因袁泽虎一直没有催还，故没有在两三个月后结清，且梁国怡也陆续偿还了部分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袁泽虎、梁国怡之间是否行为买卖合同关系即袁泽虎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首先，《欠据》上所载的“鹏飞厂”并未实际登记设立，且梁国怡商铺“永兴行”也未实际登记设立，而根据袁泽虎、梁国怡的陈述，袁泽虎、梁国怡已经存在生意往来多年，可印证袁泽虎、梁国怡在交易中已形成了以“鹏飞厂”“永兴行”代表各自的习惯。其二，梁国怡与袁泽虎在生意往来中一直系与袁泽虎及其业务员进行洽谈，货款的支付也是支付至袁泽虎处，也印证了《欠据》中的“鹏飞厂”系指袁泽虎一方。故综上，袁泽虎主张其与梁国怡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梁国怡提出的袁泽虎不适格之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梁国怡已支付款项的数额，梁国怡主张2011年7月4日、2011年9月2日、2012年7月1日分别还款2000元，提交的了客户交易回单为证，虽然部分回单内容确实无法辨别，但梁国怡在一审法院进行调查取证前已明确上述日期及还款金额，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后上述日期确有相应款项进入袁泽虎账户，可印证梁国怡主张之上述三笔还款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梁国怡主张的2014年现金存入袁泽虎账户的款项，因梁国怡无法明确具体日期，也无回单予以印证，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梁国怡已支付款项的性质，袁泽虎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交易过程中采用月结方式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采信梁国怡的主张，并结合梁国怡首次支付款项时间（即2011年7月4日），认定货款一般是在二个月后支付。故本案所涉货款应在2011年7月1日支付。梁国怡未按时支付，自2011年7月2日起应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因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袁泽虎、梁国怡就梁国怡的还款约定系用于本金抑或利息，故梁国怡的还款应先抵扣逾期利息，后抵扣货款。经计算，截止至2015年2月15日，梁国怡尚欠货款343727.41元，利息8753.65元，故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按8753.65元计算，2015年2月16日起的利息仍按年利率6%计算。附表1计算表序号还款日期还款金额计息天数利息金额还本金额剩余本金金额欠息金额12011/7/420003170.411829.59343727.41022011/9/22000603390.19-1390.19343727.411390.1932012/7/1200030317120.45-16510.64343727.4116510.6442012/8/313000613446.69-16957.33343727.4116957.3352013/5/211000026314860.32-21817.65343727.4121817.6562013/8/1912000905085.28-14902.94343727.4114902.9472014/1/27100001619097.00-13999.94343727.4113999.9482014/6/3020001548701.48-20701.42343727.4120701.4292014/10/2020001126328.35-25029.78343727.4125029.78102014/12/3020000714011.72-9041.50343727.419041.50112015/2/163000482712.15-8753.65343727.418753.65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袁泽虎提交的短信记录，显示袁泽虎于2017年、2019年期间一直向梁国怡主张权利，梁国怡主张袁泽虎2015年2月16日之后未再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对梁国怡提出的时效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梁国怡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袁泽虎支付货款343727.41元及利息（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按8753.65元计算，2015年2月16日起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袁泽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94元（袁泽虎已预付）由袁泽虎负担191元，梁国怡负担4103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梁国怡二审中确认其手机号码未更换，仍是130××××7972，该号码与袁泽虎向梁国怡发送催款短信的手机号码一致。（二）一审判决计算梁国怡还款的附表1中，将2014年1月27日还款5000元误写为10000元，并遗漏2013年12月19日还款10000元，实际上梁国怡共还款12笔合计73000元，对少计的5000元，袁泽虎同意在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8753.65元中扣减。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袁泽虎提起本案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梁国怡应向袁泽虎支付货款及利息的数额如何认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袁泽虎于2017年、2019年期间一直向梁国怡手机号码130××××7972发送催款短信，梁国怡也确认其手机号码至今未更换，但辩称未收到短信，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袁泽虎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梁国怡出具《欠据》确认欠款后应及时支付所欠款项，梁国怡未按时支付，理应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一审认定梁国怡还款为先付利息后付货款本金正确。2011年7月4日至2015年2月16日期间，梁国怡实际上共还款12笔合计73000元，一审判决计算还款数额存在错误，对少计的5000元，也应抵扣逾期利息，袁泽虎同意在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8753.65元中扣减，应予准许，但不影响梁国怡应付货款本金343727.41元的认定。故梁国怡应向袁泽虎支付货款343727.41元及利息（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按3753.65元计算，2015年2月16日起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梁国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26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26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梁国怡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上诉人袁泽虎支付货款343727.41元及利息（2015年2月15日前的利息按3753.65元计算，2015年2月16日起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袁泽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94元，由上诉人梁国怡负担4079.3元、被上诉人袁泽虎负担21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55.91元，由上诉人梁国怡负担6391.35元、被上诉人袁泽虎负担64.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