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卫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沙埔银沙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贺庆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晖，广东赵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安之信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村委会对面基东洲市场侧面厂房。法定代表人：李兵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卫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安之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之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4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卫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晖、被上诉人安之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卫派公司需向安之信公司支付货款31760元，且无需承担逾期利息；2.受理费由安之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卫派公司对安之信公司所提供的送货单中除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字的送货单，其余人签字的送货单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送货单为安之信公司提供，安之信公司应证实该送货单的签收人吴洪江为卫派公司员工，并非由卫派公司承担该举证责任，且卫派公司已明确衣示该送货单签收人吴洪江并非卫派公司员工。同时就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6月1日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分别签收人的姓名，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签名与2019年2月27日的送货单签名基本一致，认定是真实有效的，卫派公司就此不予认可。上述送货单的签名宁迹潦草无法辨别，且卫派公司仅认可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字的送货单，在送货单签字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且安之信公司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送货单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就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送货日期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l日期间的12张送货单，卫派公司仅认可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字的送货单，其余人签字的送货单（单号：XH2019000303013、XH2019000228007、XH2019000308003、XH2019000315007、XH2019000328003、XH2019000601007，合计金额：24767.5元）均不予认可。（二）卫派公司与安之信公司就货款利息及货款给付时间未进行过约定，且根据卫派公司与安之信公司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判令安之信公司向安之信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因卫派公司与安之信公司之间就货款未进行过核对结算，双方的货款实际上是不清晰的，因此双方一直未确定货款数额及给付时间，且根据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卫派公司从未被要求支付过安之信公司的货款利息。退一步说，哪怕需要支付逾期利息，因安之信公司在起诉之前未向卫派公司追偿过该笔货款，该笔货款的逾期之日应自安之信公司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而非最后一次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故一审法院认定卫派公司需自2019年6月2日起支付逾期利息是违背案件事实，不符合双方交易事实，于法无据，望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安之信公司辩称，（一）卫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安之信公司提交的证据7、8、9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其中证据7中，卫派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向安之信公司支付15000元，并注明“卫派付2月货款”，安之信公司为此提交2019年2月份与卫派公司进行交易的送货单：2019年2月20日送货金额为13200元，送货单上收货签字人是童万兵，2019年2月27日送货金额为1800元，收货人签字潦草。2019年2月份的送货单金额合计为15000元，与卫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是一致的。现卫派公司一方面承认2月份支付货款的金额为15000元，一方面又只承认卫派公司提交的二月份送货单中童万兵签字的13200元的那张送货单，却不承认安之信公司提交的1800元的送货单。同时卫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承认与安之信公司之间的交易送货单中的第二联客户联由其收执。安之信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明确卫派公司所收执的2019年2月份剩下的1800元的送货单与安之信公司手持的这张1800元的送货单是一致的，上面签字潦草的人是卫派公司的员工，能够代表卫派公司进行签字收货，并要求卫派公司出示自己手持的第二联客户联的送货单，一审法官亦已当庭明确要求让卫派公司限期内出示所有其收执的涉案交易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但卫派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出示。（二）卫派公司在庭审的质证环节，明确表示对安之信公司提交的证据7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安之信公司提交的证据7在证据清单上已经明确写明证明对象是：“2018年9月份至2019年2月份双方交易的货款金额合共175242．5元，卫派公司已经支付了给安之信公司”，可见卫派公司对此证明内容是予以认可的，在法庭调查环节，卫派公司也明确表示2月份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了，3月份之后的就是涉案交易的货款还没有给，但卫派公司只承认安之信公司提交的有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三人签字的送货单，其他人签字的送货单都不认可。简单点来说就是除了不认可2019年2月27日送货金额为1800元，收货人签字潦草的送货单外，卫派公司还不认可2019年1月2日在收货单上签字潦草的送货单，认为该签字潦草的人不是卫派公司的员工，不能代表卫派公司签收货物。对此，亦如同上述第1点一样，卫派公司否认安之信公司提交的该份送货单，那么卫派公司的已付货款金额就和卫派公司的送货单金额对不上了，差额部分的送货单不是安之信公司提交的这份，又会是哪份呢。既然卫派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自己也持有送货单中的第二联客户联，安之信公司主张卫派公司持有的那份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与卫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一致的，卫派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三）卫派公司在一审时认可3月份之后与安之信公司仍然存在交易，货款还没有支付，但只认可有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字的送货单，对于签字潦草的人以及吴洪江签字的送货单均不予认可，同时仍然拒绝出示由其收执的与涉案交易有关的所有单据(第二联，客户联)，并拒绝出示公司员工花名册，安之信公司则坚持主张卫派公司持有的那份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与卫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一致的，卫派公司的员工花名册中应当有吴洪江这个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以及第九十五条规定的“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比对送货单上的签字后，认为2019年3月份之前签字潦草的人与3月份之后签字潦草的人字迹高度相似，综合全案证据考虑，并适用该司法解析的有关规定，认定2019年3月份后送货单上签字潦草的人及吴洪江均能代表卫派公司签收涉案交易的货物，合理合法，所作出的判决公平合理，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四）对于卫派公司主张的无需支付逾期利息的诉求和事实理由，安之信公司认可一审判决书判决的理由，在此不再赘述。安之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卫派公司支付安之信公司货款56527.50元及利息（利息以56527.50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2.本案受理费由卫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之信公司与卫派公司素有买卖交易往来，由安之信公司向卫派公司供应化工产品。2019年1月24日，卫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安之信公司支付了30935元，转账摘要为“卫派付10月货款”；2019年4月4日，卫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分三笔分别向安之信公司支付了50000元、50000元、29307.50元，共计129307.50元，转账摘要均为“卫派付货款”；2019年6月30日，卫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安之信公司支付了15000元，转账摘要为“卫派付2月货款”。庭审中，安之信公司主张卫派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双方在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的货款，并提交了送货日期为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广州安之信化工有限公司（送货单）》（第三联，记账联）（以下简称送货单）共31张，货款金额合计为175242.50元；其中2018年10月的送货单7张，货款金额共计30935元；2019年2月的送货单2张，货款金额共计15000元。上述送货单分别由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等人签收，其中2019年1月2日及2019年2月27日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潦草，无法分辨签名人的姓名。另外，安之信公司提交了送货日期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的送货单12张，主张卫派公司仍拖欠其货款56527.50元。涉案的全部送货单上除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为手写字体外，其余均为打印字体，但送货日期为2019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打印字体载明的单价为空白，金额为0，而单价栏手写填写了23，金额手写填写了1320。上述送货单分别由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吴洪江等人签收，其中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6月1日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与2019年2月27日的送货单的签名基本一致，且因字迹潦草，无法分辨签名人的姓名。庭审中，卫派公司述称李过路是公司的业务员，童万兵、蒋代春是公司的仓管员。安之信公司主张吴洪江是卫派公司的员工，且签名字迹潦草看不清姓名的人员也是卫派公司的员工（仓管员），卫派公司否认上述人员是安之信公司的员工。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卫派公司提供其公司购买社保的员工花名册及其与安之信公司交易过程中收执的全部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其答复称无法提供。安之信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2019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商品“小包中性酵素水”的单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安之信公司与卫派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因安之信公司已按约定向卫派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卫派公司理应向安之信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卫派公司主张仅认可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名的送货单，不认可其他人签收的送货单的问题。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送货日期为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31张送货单的金额，与卫派公司向安之信公司银行转账付款情况相符，故一审法院采信上述31张送货单就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卫派公司主张其仅授权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签收安之信公司交付的货物，但上述31张送货单并非仅由上述三人签名，且卫派公司未提交其收执的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以推翻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故对于卫派公司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送货日期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的12张送货单，其中对签收人为吴洪江送货单，卫派公司主张该人并非其公司员工，但卫派公司并未提交花名册，证明其公司确不存在姓名为吴洪江的员工，故一审法院对卫派公司的该陈述不予采信；对于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6月1日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分别签收人的姓名，但上述签名与2019年2月27日的送货单的签名基本一致；为此，安之信公司主张上述12张送货单是双方交易过程中形成，且上述签收人是代表卫派公司签收货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安之信公司提交的2019年5月23日的送货单，安之信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张送货单中载明的商品“小包中性酵素水”的单价，故对于安之信公司手写填写的单价，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上述送货单载明的货物的总价款，本案暂不予支持。对于另外11张送货单对应货物的货款，经核算，货款总金额为55207.50元。为此，卫派公司仍拖欠安之信公司的货款为55207.50元。卫派公司至今拖欠安之信公司上述货款55207.50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安之信公司要求卫派公司支付货款55207.5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根据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安之信公司最后一次向卫派公司交付货物是在2019年6月1日，故安之信公司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9年6月2日起计付至付清款之日，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卫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安之信公司支付货款55207.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9年6月2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安之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6元，由卫派公司负担631元，由安之信公司负担1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卫派公司应否对涉案争议货款24767.5元承担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卫派公司认为安之信公司提交的部分送货单上显示的签收人或非其司员工、或签名字迹潦草，在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对于相应的货款金额不予认可。安之信公司则认为其已按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卫派公司应支付相应货款。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之间素有买卖交易往来。就2018年9月-2019年2月期间的交易情况，安之信公司提交了31张送货单、以及卫派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4月4日、6月30日向其转账支付货款的凭证，其中有两张送货单存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的签名潦草、无法分辨的情形。经审查，上述31张送货单所涉金额与卫派公司转账付款的情况完全相符，卫派公司虽否认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但其未能就该部分付款行为提供其他的支付依据，本院据此认定上述交易行为已真实发生，且上述31张送货单是在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其次，关于本案争议期间，即2019年3月-2019年6月期间所涉12张送货单的认定问题。卫派公司对于其中由“吴洪江”签收，以及收货单位、经手人签章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分辨的日期为2019年3月8日、3月15日、6月1日的3张送货单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卫派公司并未能举证证实其曾向安之信公司明确指定李过路、童万兵、蒋代春为货物签收人。第二，安之信公司主张“吴洪江”为卫派公司员工，经一审法院释明由卫派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并要求卫派公司在限定期限内提交其购买社保的员工花名册，但卫派公司未予提供或作出合理解释，依法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以“吴洪江”名义所签送货单的效力应及于卫派公司。第三，如前述，双方在之前的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送货单同样存在签收人签名潦草、无法分辨的情形，经比照，从签名形式来看，与上述争议的日期为2019年3月8日、3月15日、6月1日的3张送货单基本一致，安之信公司据此认为该3张送货单由卫派公司员工签收，合理有据。综上，就二审中双方存在争议的部分送货单，经审查，本院依法采信安之信公司的主张，卫派公司还应向安之信公司支付包括该部分争议款项在内的货款55207.50元。因卫派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令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向安之信公司计付自2019年6月2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卫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卫派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