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3民终1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成富，男，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沂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晓，山东大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县鑫华路42号。 法定代表人：解忠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东龙，山东慧勤（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苗成富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3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苗成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晓、被上诉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东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苗成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2020）鲁1323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对案件争议焦点的论述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农村信用社的各项规章制度除基于代理业务等方面的工作规则，苗成富必须遵守外，其他各项劳动管理制度诸如劳动考勤、晋升晋级、奖励处罚均不及于苗成富；报酬上不是按月支付劳动报酬以及不进行劳动保护上诉人，包括“同理，正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当初苗成富不可能成为信用社的职工”以上内容庭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没有陈述答辩或发表意见，而一审法院大篇幅的对该庭审过程中没有调查的所谓事实，进行认定论述。试想，对“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和真理”之外的事实，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双方或单方陈述的事实作为前提，作出推理认定，前提不存在，那么结论也就是不存在，由此可见相关事实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各项规章制度的管理，考勤、奖励及处罚等制度。上诉人的工资一直由被上诉人按月支付，银行流水可以证实，每个月上诉人的银行卡内都收到了用人单位即本案被上诉人的工资和代办费两笔收入，并做了标注，但被上诉人2009年至2014年只收到了工资，代办费这一部分被上诉人没有支付。上诉人脱离农业生产主要精力是负责被上诉人营业网点的客户经理职责，和管理协理员的工作，最其次是从事协理员工作，虽然是农民出身，那么一审法院也不能认定农民出身就一定从事农业生产，更不能进一步认定农民不能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假设这样的推理存在那么如何解释每月从被上诉人处收到的标注的“工资”呢？何况这样的推理不能成立。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山被上诉人提供办公场所，办公工位，办公电脑，记账本、工作服、名片、工作牌等。2007年10月，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且经济体制与是否为被上诉人的职工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荒谬，不能成立，甚至将因被上诉人违法欠缴而依法补交的社会保险和支付的两年的经济补偿金美其名曰系对“历史沿革问题的妥善处理。”社会保险的补缴客观上进一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除包括苗成富三人在内的其他12人。皆为被告书写了《承诺书》”，与该案件没有关联性。苗成富于2019年9月份中请劳动仲裁，庭外调解被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上诉人撤回申请，其他所谓的12人我们不知情，也与我们的情况不同，与本案件更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起诉关于代办费、赔偿金、年终奖不违反法律规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我们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用12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相关“协议”来证实本案的事实，不能成立。同时，在第一次仲裁环节双方没有就代办费、赔偿金、年终奖达成协议，没有涉及2009年至2014年的代办费。上诉人起诉是正当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代办费（协理费），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2009年至2014年上诉人代办费未发放的书面证据，在被上：诉人系统内明确载明.但被上诉人却不提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证据规则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赔偿金，是被上诉人进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即由被上诉人按照工作年限依法支付给劳动者的赔偿金，上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应当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止。关于年终奖是工资的一部分，工资由被上诉人支付，即使劳务派遣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绩效奖金，所以年终奖被上诉人也应支付，且主体适格，二审法院应该予以纠正。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在一审审理期间，为了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申请调取在被上诉人持有的银行流水，法院没行调取，属于程序违法。该证据被上诉人持有并不提供、法院也不调取，结合上诉人能够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证实，每个月被上诉人都分别支付工资和支付代办费用、且证实没有支付代办费，进一步证实，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协理员和客户经理的客观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认定已过仲裁时效，属于认定小实错误。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索要，且被上诉人也承诺落实解决支付代办费，且上诉人一直没有间断从事代办业务至今，所以上诉人请求并未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不遵守诚实原则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作为农民工只与雇佣其雇工的包工头存在雇佣关系，与其他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混淆了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与职工个人保险，按照人社部发2014-103号文等文件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需在开工前按项目参加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工程项目的所有参建单位包括总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等均包括在内，同时，按常识农民工起诉包工头，走人身伤害程序，而不应强求本不存在的劳动关系。 苗成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调解或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96000元；2.调解或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09-2014年的代办费100000元；3.调解或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2018年的年终奖4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沂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3年12月27日更名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苗成富于2007年10月进入原沂水县农村信用联社工作，在原沂水县信用社担任客户经理和协理员（代办员）。于2019年1月2日被告知在家等待上班。原告苗成富工资由被告方发放，每月基本工资800元，代办费按存款额的日均额的万分之四点五计算。自2014年、2015年左右开始按照正式职工考核工资的一半发放工资。社会保险费从2007年10月至2016年12月，于2019年11月18日一次性补清。2017年-2018年正常缴纳。2017年1月1日，被告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日，原告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并约定原告工资报酬由服务单位（即被告）代发。因劳动争议纠纷，申请人苗成富于2019年9月份向沂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实事劳动关系，并裁决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履行劳动合同；裁决被申请人自劳动合同届满10年后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裁决被申请人依法为申请人补缴2007年10月至今的社会保险费；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11月份、12月份的工资12000元；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自2019年1月2日起每月生活费1218元。2019年11月18日，沂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作出委员会作出沂劳人仲案字［2019］第210-212号仲裁决定书，认为：因争议得到解决，申请人苗成富提出撤诉申请。裁决：准予申请人苗成富撤诉。另查明，2019年11月18日，被告为原告补缴了自2007年10月至2016年12月的社会保险（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37327.65元，个人16131.60元及滞纳金48183.91元；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21771.54元，个人7257.18元，救助费555元）；同时，被告支付给原告苗成富自2017年-2018年经济补偿金4000元。原告苗成富为被告出具《收到条》，并注明：申请仲裁事项以解决。再查明，2019年11月27日，除包括原告苗成富三人在内的其他12人，皆为被告书写了《承诺书》，承诺：本人与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已一次性解决，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不再向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工资待遇、社保等事宜）。2020年4月17日，申请人苗成富再次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960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09-2014年的代办费100000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7年-2018年的年终奖40000元。2020年4月27日，沂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沂劳人仲案字【2020】第124-126号仲裁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已于2017年1月1日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申请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赔偿金、2009年-2014年的代办费应自2017年1月1日起算，但申请人直到2019年7月19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主张权利，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且2017年1月1日原、被告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和《劳动合同》，原告苗成富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2018年年终奖属主体不适格。决定：对申请人苗成富的仲裁申请，本委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认为，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和庭审的情况，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劳务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用人单位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在执行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就劳动权利义务发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确定了劳动关系的规定。结合本案（1）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各项规章制度除基于代理业务等方面的工作规则，苗成富必须遵守以外，其他各项劳动管理制度诸如劳动考勤、晋升晋级、奖励处罚不及于苗成富，苗成富以自己的业务技能从事信用业务代办，双方之间并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2）在报酬上，苗成富从事信用业务代办工作，按业务量领取业务手续费，以完成的业务量为支付标准，与工作年限的长短无关，与农村信用联社正式职工的按月支付劳动报酬有明显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其作为农民，一直从事农副业的生产经营。（3）在保护义务上，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劳动力使用单位有义务保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出现伤亡事故、职业危害，职工不承担商业经营的风险责任，而本案中苗成富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劳动条件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无关，苗成富自行解决办公场所问题。针对金融工作的特殊性，信用联社在与苗成富签订代理合同时往往会从信用联社管理需要出发而增加一些类似劳动合同形式内容方面的约定，但这并不改变代理合同的民事代理法律属性。应当承认，信用业务代办关系即委托关系中渗透着劳动力的使用，但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在法律上完全不同于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力的使用，两种法律关系中体现出的劳动力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苗成富从事的是不脱产的按量计酬的信用代办工作，农村信用合作社按标准计发手续费，对苗成富实施的信用代办业务进行管理和监督，不实施劳动用工管理，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同理，正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当初苗成富不可能成为信用社的职工，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信用社与苗成富以合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双方之间的关系，所给与的经济补偿以及养老保险，是对历史沿革问题的妥善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苗成富与被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实行劳动用工管理、不提供劳动保障和劳动条件，且仅按业务量计酬，原、被告双方之间不成就事实劳动关系。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2017年1月1日，原、被告分别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和《劳动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2019年11月18日，沂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作出委员会作出沂劳人仲案字[2019]第210-212号仲裁决定书，裁决：准予申请人苗成富撤诉后。2020年4月17日，申请人苗成富再次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960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09-2014年的代办费100000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7年-2018年的年终奖40000元。2020年4月27日，沂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沂劳人仲案字【2020】第124-126号仲裁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已于2017年1月1日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申请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赔偿金、2009年-2014年的代办费应自2017年1月1日起算，但申请人直到2019年7月19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主张权利，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且2017年1月1日原、被告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和《劳动合同》，原告苗成富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2018年年终奖属主体不适格。决定：对申请人苗成富的仲裁申请，本委不予受理。综上，原告苗成富在第一次申请仲裁时，因申请仲裁事项已解决，于2019年11月18日申请撤诉并被仲裁裁决准予撤诉；苗成富的撤诉申请，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2019年11月27日，除包括原告苗成富三人在内的其他12人，皆为被告书写了《承诺书》，承诺：本人与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已一次性解决，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不再向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工资待遇、社保等事宜）。综上所述，因原告苗成富与被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且原、被告与沂水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和《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同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故对原告苗成富要求被告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96000元；支付拖欠的2009-2014年的代办费100000元；支付2017年-2018年的年终奖4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及有关民事法律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苗成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苗成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苗成富提交十二份新证据：证据一、客户经理日常正常收贷结息表3张，证明上诉人作为客户经理，从事日常收贷收息工作；证据二、客户经理上诉人对贷款催缴走访表2张和电话维护表2张，证明上诉人作为客户经理从事被上诉人安排的贷款的维护催收工作；证据三、沂水农商银行客户采集表，证明作为被上诉人客户经理苗成富对客户进行日常走访，维护存款、贷款、电子银行。证据四、被上诉人下发的存贷款不良贷款指标分配计划表2张，电子银行业务计划表1张，收息任务、存款任务、零售任务计划表，证明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客户经理，受被上诉安排规划任务来履行职责。证据五、值班表4张，来源于被上诉人处，证明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统一管理，被上诉人的考勤制度管理上诉人，并有被上诉人安排给上诉人办公场所，并遵守在办公场所的值班制度。证据六、奖罚评分百分制度，证明被上诉人奖惩制度管理上诉人。证据七、会议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召开上诉人在内的会议，进行存款贷款清贷款的任务安排，客户经理的安排、考试考核，各类文件奖励通知等会议学习。证据八、代缴个人所得税单据，证明被上诉代扣上诉人个人所得税。证据九、上诉人党员学习笔记，作为党员的上诉人其日常学习由单位被上诉人同意管理学习。证据十、农民金融自助服务设备日常检查登记簿，协理业务检查、辅导登记簿，农金员代理业务访查报告书，在以上检查登记簿中，上诉人均为检查、访查人员，管理代办站，管理代办员农金员，管理自助服务设备。证据十一、上诉人档案封面一份，载有信用社厨师；社保基本信息查询照片，载有信用社厨师；与大众劳务通知领取档案人员的通话录音（2020年5月5日申成金134××××2456与151××××6777）一份，“现在看那边也不给你们交保险了，这边正好赶上我们档案室调整，你七天之内领以下这边的合同”“大众劳务与农商行之间有大合同，我们可以把合同放了他那边，他们招了人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签合同，然后把合同放在我们这边来”；再结合工资发放及保险缴纳由被上诉人直接发放，证明虽然形式上上诉人与案外人大众劳务签订劳动合同，是被劳务派遣到被上诉人处，但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掩盖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实际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证据十二、2019年6月12日，上诉人及陈安宝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解忠良农商行三楼会议室，解忠良答复协商关于代办费解决办法，证明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代办费，并再次协商承诺支付。2009年至2014年3月份5年代办费被上诉人落实支付，协商支付，且未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 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不符合证据提交规则，其中证据10、12系一审证据，一审法院已作出认定。对证据1-6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形成人及形成时间，没有被上诉人盖章或签字，退一步讲，即使真实，证据1、2、3中指向时间为2017-2018期间，该期间上诉人与大众劳务存在劳动关系，其被派遣至被上诉人处从事部分工作，因此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6仅能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的依据双方代理关系从事部分贷款收缴工作，该工作系在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产生的特殊代理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审已经认定。证据7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8不能证明代缴个税单位，也不能直接证明劳动关系。证据9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认可，据被上诉人了解，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正式工及非正式工党员均参与党组织学习，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认定依据。证据11中的书面材料一审已经提交，对录音质证如下：该录音并非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录音人员的身份不能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录音真实，根据上诉人书面录音稿中显示申成金系案外人，该录音与本案无关，从录音内容上明确显示案外人申成金人事档案存在大众劳务公司处，大众劳务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即录音稿的中间部分“大合同”），因此该录音也证明案外人与大众劳务存在劳动关系。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十和证据十二，上诉人苗成富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一到证据九，能够证实上诉人苗成富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情况，被上诉人虽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对该九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十一能够证实2017-2018年，苗成富与大众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但社保金及工资发放均系被上诉人支付，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苗成富与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苗成富原审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一、关于苗成富与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苗成富于2007年10月进入原沂水县农村信用联社工作，在原沂水县信用社担任客户经理，工资由被上诉人发放，社会保险费从2007年10月至2016年12月，于2019年11月18日一次性补清，费用由被上诉人支出，结合上诉人苗成富提交的《日常收贷结息表》、《贷款催缴走访表》及值班表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苗成富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从事被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上诉人苗成富提供的劳动是被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虽苗成富于2017年至2018年与大众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但并未改变真实的用工情况及工资发放形式、社保缴纳等情况，故上诉人苗成富与被上诉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审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苗成富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原审中苗成富起诉请求被上诉人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支付拖欠的2009-2014年的代办费、支付2017年-2018年的年终奖。 关于经济赔偿金问题。苗成富自2007年进入被上诉人处工作至2019年1月2日，后在家待岗。2019年9月份苗成富向沂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实事劳动关系，履行劳动合同；裁决被上诉人自劳动合同届满10年后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裁决被上诉人依法为申请人补缴2007年10月至今的社会保险费；裁决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11月份、12月份的工资12000元；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自2019年1月2日起每月生活费1218元。在仲裁期间，上诉人苗成富与被上诉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苗成富出具《收到条》载明“今收到2017年至2018年经济补偿金4000元，大写肆仟元正，申请仲裁事项以（应为已）解决。收款人：苗成富2019.11.18”。本院认为，苗成富领取经济补偿金而放弃了其他仲裁请求，应系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故苗成富本案中请求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代办费的问题。因代办费并非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苗成富应根据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办协议，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年终奖的问题。苗成富并未举证证实存在年终奖应发未发的情况，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苗成富的关于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应予支持；其关于代办费、经济赔偿金和年终奖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苗成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宏 审判员 徐天威 审判员 杨海荣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