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伟，四川正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许某，女，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慧，四川正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1，女，195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四川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某2，男，198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上诉人邓某、许某因与被上诉人戴某1、戴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1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未对《遗嘱》的合法有效进行审查、认定，但又直接引用了该遗嘱的第一条内容，程序违法；2.《关于房屋拆迁款分配方案》并不是夫妻之间对共同财产进行的分割，而是对该笔拆迁款分别保管的约定。根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许某某保管的3400000元属于许某某婚前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诉争的10000000中有5980000元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只有4020000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该拆迁款已经分配完毕，认定事实错误；3.许某某与邓某的母亲离婚，并不能改变许某某与邓某“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邓某不是继承人，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许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未对《遗嘱》的合法有效进行审查、认定，但又直接引用了该遗嘱的第一条内容，程序违法；2.《关于房屋拆迁款分配方案》并不是夫妻之间对共同财产进行的分割，而是对该笔拆迁款分别保管的约定。根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许某某保管的3400000元属于许某某婚前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诉争的10000000中有5980000元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只有4020000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该拆迁款已经分配完毕，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戴某1辩称，一审法院认定邓某无继承权正确，邓某未尽到对许某某的赡养义务，丧失继承权。许某某已经于戴某1就房屋拆迁补偿款分配完毕，不应再纳入继承的遗产范围。在本案中，许某某的遗嘱与案涉财产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评价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戴某2认可戴某1的答辩意见。 邓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由邓某、许某、戴某1、戴某2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被继承人许某某死亡时遗留的现金，由戴某1分割支付给邓某1997500元。 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邓某、许某、戴某1、戴某2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被继承人许某某死亡时遗留的现金，分割给许某1997500元；2.判令戴某1向许某支付上述继承款1997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许某某与案外人邓桂英原系夫妻关系，于1979年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于1995年1月20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1995）新五民初字第7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邓桂英与许某某离婚……”。邓某、许某系邓桂英亲子女、许某某继子女。1995年5月15日，戴某1与许某某登记结婚，戴某2（1980年5月31日出生）随其生活。2012年7月5日，许某某在公证处立有《遗嘱》一份，载明将其财产指定由其女儿许某继承。后许某某于2018年4月9日在新津县公证处立有一份编号为（2018）新证字第1010号的公证声明，载明：“本声明人于2012年7月5日在四川省新津县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公证书编号：（2012）新证字第1461号］，现本人声明如下：经本人慎重考虑后决定撤销该公证遗嘱”。2017年2月18日，新津县住房保障中心作为甲方与许某某、戴某1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模拟搬迁合同》，同日，许某某、戴某1向新津县住房保障中心提交一份《领取搬迁补偿安置款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承诺由许某某领取搬迁补偿款3400000元，由戴某1领取搬迁补偿款10001322元。之后，《模拟搬迁合同》生效，新津县住房保障中心于2017年10月9日将搬迁补偿款3400000元发放至许某某的中国农业银行新津县支行账号大额存单中。2017年10月10日，许某某将上述存单的3400000元转入许某账户。2018年3月26日，戴某1与许某某签订《关于房屋拆迁款分配方案》，载明：“许某某和戴某1在共同协商、平等自愿情况下，对五津北路126、128、130、132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3401322.00元分配如下：男方许某某分3400000.00元（大写：叁佰肆拾万元整），女方戴某1分10001322.00元（大写：壹仟万零壹仟叁佰贰拾贰元整）”，戴某1、许某某签字捺印。2018年4月9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法定能力鉴定意见书》，载明：“许某某精神活动属于正常范围内。目前评定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一份显示许某某于2018年4月9日签名的《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许某某，男，1939年12月28日出生。本人曾在2012年7月5日立遗嘱一份，并在当日经四川省新津县公证处公证，公证书号为（2012）新证字第1461号。现因情况发生变化，本人经慎重考虑特变更遗嘱如下：一、原新津县五津镇五津北路126、128、130、132号房屋已经拆迁，且拆迁改造赔付款已经分配。现该房屋地产已经不存在，在此不作为财产对待。代书人：焦锦清（5××××5）见证人：涂某2018年4月9日。立遗嘱人：许某某二〇一八年4月9日”。2018年6月25日，许某某去世。 一审另查明，2018年5月28日，戴某1因许某某赠与许某3400000元一事，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许某返还许某某赠送许某的3400000元，经（2018）川0132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戴某1的诉讼请求”，戴某1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2019）川01民终7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再查明，许某后为许某某立碑，碑上刻有：爱女许某。 一审庭审中，邓某、许某明确诉请标的为××路1××6、1××8、1××0、1××2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3401322.00元；邓某当庭翻阅其微信朋友圈，未翻阅出有关许某某的照片，手机相册里也未存有许某某照片，当庭提供的ＱＱ相册《冉义安仁看花花》里的照片系开庭当日上传。另，邓某提交的照片打印件系复印件，无原件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该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该案中，邓某、许某在许某某死亡后，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此时的遗产未分割，即不存在侵害邓某、许某的权利的事实发生，故邓某、许某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邓某、许某是否有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基于姻亲而发生的一种事实上的抚养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拟制的，离婚后，在继父母不愿意继续抚养的情况下，应视为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此种关系是可以解除的。所谓“抚养关系”，不仅指上对下的抚养教育，还包含下对上的赡养义务。该案中，邓某虽与许某某共同生活十余年，由许某某和其生母共同抚养教育成人，双方存在父对子的抚养教育事实，后许某某与邓某生母办理离婚手续，虽离婚手续未涉及子女问题，无法考证邓某的意思表示，但应视邓某在其母亲与许某某离婚后与许某某之间的来往以及邓某是否赡养许某某的情况来综合判定双方的继父子关系是否解除以及邓某是否有继承权，结合该案情况，邓某以证人证言来证实许某某前往邓桂英家中吃饭、打牌，其对许某某尽了赡养义务，但根据证人证言的陈述，许某某前往邓桂英家，其实是与几位老友相聚相伴，虽许某某常在邓桂英家吃饭，但其他打牌人员亦有在邓桂英家中吃饭，故该证言并不能证明邓某对许某某尽了赡养义务，在一审法院询问中，邓某对许某某的病情不了解，住院情况不了解，住院期间亦未照料许某某，其众多条微信朋友圈中亦无有关许某某的一张照片，手机里亦未存有许某某照片，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父子关系相处的情形，故邓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被继承人许某某履行了赡养义务，且邓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母亲邓桂英与许某某离婚后，其与许某某之间仍以父子关系交往的相应证据，故邓某与许某某之间的继父子关系随着其母亲与许某某的离婚手续已实际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不复存在，邓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邓某对被继承人许某某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许某在许某某与其母亲办理离婚手续后，仍以父女名义与许某某来往，且其提交了与许某某相处的生活照片，同时，许某对许某某的病情亦比较了解，在许某某生病期间亦时常照料，在许某某离世后，立下墓碑，刻有“爱女许某”字样，结合许某某于2012年立的《遗嘱》中“我的女儿”陈述，能够印证许某与许某某之间的父女情谊，故许某与许某某之间形成了抚养、赡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许某对许某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第三，戴某1与许某某之间是否达成分配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规定，许某某与戴某1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了《关于房屋拆迁分配方案》，从方案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对房屋拆迁款明确作出了分配意思表示，许某某已将其分得的3400000元赠与许某，从许某的陈述亦可以看出许某某对该3400000元再次进行了分配安置，可见戴某1与许某某之间就房屋拆迁款达成了分配协议。对于显示许某某签名的代书《遗嘱》，其内容中载明案涉财产已分配，故一审法院对该《遗嘱》暂不予评论。综上，许某某与戴某1事实上已对拆迁款进行了分配，许某某已将其分得的款项赠与许某，许某某现尚无该笔财产，无相应财产分割。综上，许某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戴某1在（2018）川0132民初1218号案的一审、二审以及再审中陈述其与许某某之间无分配意思表示，但其陈述不能否定事实的存在，故邓某以戴某1的陈述主张戴某1与许某某之间系保管财产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驳回许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778元（已减半），由邓某负担11389元，许某负担11389元。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邓某申请证人王某、陈某出庭作证，拟证实上诉人邓某对被继承人许某某尽到了赡养义务。被上诉人戴某1对以上两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上诉人许某认可以上两名证人的证言。 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两名证人的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上诉人邓某、许某要求分割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1322元，被上诉人戴某1认为，其与被继承人许某某已经就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款签订《关于房屋拆迁款分配方案》，对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款进行了约定，双方实际是就案涉特定拆迁安置补偿款是否属于遗产的争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房屋拆迁款分配方案》性质的认定问题。 就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此条规定表明，夫妻双方既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约定的方式采取分别财产制，也可以就特定财产作出分别所有的约定。本案中，涉及拆迁的土地及地面附着物既包含有许某某的个人财产，亦包含许某某、戴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因在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没有就属于许某某的个人财产部分单独评估，加之许某某、戴某1再婚时间较长、双方年龄较大及家庭关系复杂等客观情况，许某某、戴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明确对拆迁安置补偿款进行分配，具有合理性。客观上，许某某、戴某1亦在领取拆迁安置补偿款时出具了承诺书，许某某在领取案涉拆迁补偿款后立即实施了处分行为，将该款转给许某，以上行为亦说明许某某、戴某1对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款已经分配完毕，邓某、许某要求继承案涉拆迁补偿款，显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邓某、许某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许某某于2018年4月9日签名的《遗嘱》，该遗嘱是否有效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本院对该《遗嘱》不予审查。同时，对于邓某是否是继承人、是否应分得遗产的认定，对本案的审理并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评价，对一审法院认定，本院亦不予确认。邓某、许某分别提起上诉，但上诉请求相同、诉讼利益相同，应视为同一方共同上诉，依法应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多预交的22778元，本院予以退还。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某、许某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778元，由邓某、许某各负担11389元，邓某、许某各自多预交的11389元，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臧 永 审判员 周 岷 审判员 胡炀威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林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