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4民初1405号原告：北京鹏程安泰尔救援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西原弹簧厂院内。法定代表人：乔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云鹏，男，该公司员工。被告：北京圣东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1号35号楼1层128。法定代表人：胡孔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涛，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男，该公司员工。原告北京鹏程安泰尔救援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程公司）与被告北京圣东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鹏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咚、乔云鹏，被告圣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涛、胡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一审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鹏程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4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期付款的滞纳金73496元(以4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截至2020年9月27日为73496元。（上述二项合计：513496元）；3.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下旬鹏程公司作为供方圣东公司作为需方签定一份《北京圣东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以单价220元向被告供货2000付手套。货款共计44万元。合同中双方对质量、运输方式及供货期等均作了约定，同时约定的违约责任是：遵照国家《合同法》相关规定执行。合同约定纠纷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是被告以邮件发至原告由原告签署。2016年10月11日原告如约发货，被告收货，但未支付货款。2017年3月9日双方就原告2016年10月11日向被告所发货物，再行签定一份《销售合同》，此协议中原被告双方身份对调，原告为需方，被告为供方。被告把这44万元的标的返还给原告。至此原告认为因是同标的的买卖，前述合同被告没有付款，那么对此销售合同被告也无付款义务，双方货款应该相互抵销。2018年1月被告以《销售合同》为依据将原告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原告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企业，被告只具销售能力。但一审判令原告依《销售合同》向被告支付货款及滞纳金、保全费。原告提起上诉，二审中法官询问被告，被告认可依《北京圣东购销合同》对原告所发货物，被告没有支付货款，但二审仍维持原判。原告认为据双方所签《北京圣东购销合同》，原告已如约发货，被告应该支付货款。原告是在收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年6月4日做出的一审判决之日才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故提起诉讼。被告圣东公司辩称：不认可原告起诉和事实理由。原告诉的是销售合同，签订于2016年8月，合同中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是因为被告之前是原告在山西的代理商，2016年7月29日双方经过核算之后，原告累计欠付被告955082.5元，双方约定此后被告可以从原告处拿货，货款从原告欠付被告的款项中抵扣，因此从对账单签订之后在955082.5元之内的货物均是履行的抵扣，双方未约定我方向对方付款的时间。因此这44万货款已经从对方欠付我方的955082.5元进行了抵扣，我方不存在欠付对方货款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对方将此批货回购之后，我们在2017年9月合同中，特别注明了此货款与之前对方欠付的货款无关，这也是我方依据2017年3月9日的销售合同起诉之后得到了一审和二审法院支持的原因。本院经审理查明：鹏程公司作为甲方与圣东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有《合作代理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做山西省区域甲方资产系列产品代理商。双方之间代理销售的关系自2014年2月至2016年下半年。2016年7月29日，鹏程公司与圣东公司签订对账单，记载“2016年圣东直接从我公司拿货记录（直接按经销商价格走货）”，合计部分记载：“待长治等欠货款回后，最终结算如下：自供货1212550+雷达生命探测仪230000-标书费2000-业务费320000-扣3%费用（36376.5+6900）43276.5-太原赠品151900-16年货款684991+返利564700+押金150000=955082.5（此金额只有在长治等欠款回我公司方可生效）”；在页底备注部分记载“截止到2016.7.20日：1、圣东欠我们的发票1442550-16年拿货抵票684991（2次），还欠我们发票757559元2、长治消防支队15年11月份的合同欠款999950元一直未回，已超回款期。晋城消防支队有质保金54880.5未回。山西共有未回款1054830.5元3、需返圣东抵货款：自供货1442550+返利564700-3%43276.5-赠品151900-拿货311569-业务费320000-标书费2000+押金150000=1328504.5元。本次圣东从我公司拿货373422元，我公司可先行备货，圣东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方式（二选一）完成此单：1）圣东先行支付此笔货物全款373422元至我方现金账户。2）圣东需在我司发货前补齐欠发票757559元和交货款99748.5（1328504-1054830.5-373422）元现金至我方指定对私账户。待长治货款回到我方账户后，圣东再拿货可以从那笔货款中扣减，不再开票”。鹏程公司主张该份对账单有两页，并提交前一页，记载“北京鹏程与北京圣东公司供货结算明细单（山西区域）”，第一页记载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至11月13日，其中日期为11月9日对应的客户为“长治消防支队”，页底记载“注：2、最终结算结果为待晋城和长治款回后，我公司需付圣东款555405元（作废）”，鹏程公司据此主张对账单系一次性临时对账使用、用完作废；另鹏程公司认可长治合同款项于2017年8月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6年8月，圣东公司（需方）与鹏程公司（供方）签订《北京圣东购销合同》，产品名称为消防手套，数量2000双，单价220元，金额440000元（备注此产品确定供货期），德邦快运送货到需方指定地点，供方承担运费，供货期一个月内。该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及方式等。2016年10月11日，鹏程公司向圣东公司发货2000套手套。2017年3月9日，圣东公司（供方）与鹏程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产品名称消防手套，数量2000双，单价220元，金额440000元（含运费不含税），使用方为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及各支队，按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2017年底需方中标要求供货，交货地点为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供货期为合同签订后3日内；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约定，使用方付款到需方账户货款够本合同金额后，七天内全款付款给供方，此货款与需方之前欠供方的货款无关，不得以任何方式抵扣。合同另约定有其他内容。2018年1月4日，鹏程公司向圣东公司发送邮件“回复：北京圣东与北京鹏程对账单”，载明：“邮件收到，我大概看了下，问题应该不大，有2点需要说明：1.440000的消防手套款，是你们公司从我家拿的供太原的货，后转入山西总队的5500付手套单子里……2.另外的20多万，里面包含晋城2015年应回未回的5万多欠款和应扣未扣的15万履约保证金，欠款需要你们催回来，且余款只能从我公司拿货抵。这是以前老总们沟通好的，此事你们胡总和原来会计也知晓。”后圣东公司以鹏程公司欠付货款为由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6月4日作出（2019）京0114民初833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8月圣东公司从鹏程公司处购买2000副手套，双方签订《北京圣东购销合同》，鹏程公司于2016年10月交货，后鹏程公司从圣东公司处回购该2000副手套，双方签订2017年3月9日的《销售合同》。圣东公司依约履行了《销售合同》约定交货义务，鹏程公司应当付款。故对圣东公司主张鹏程公司支付货款4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判令鹏程公司支付圣东公司货款440000元及延期付款滞纳金等。鹏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2020）京01民终5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北京圣东购销合同》、发货单、《销售合同》、对账单、邮件、（2019）京0114民初8335号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5545号民事判决书和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和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就案涉2016年8月《北京圣东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款项抵扣达成合意。根据双方于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对账单记载，双方确认截止到2016年7月20日需返圣东抵货款为1328504.5元。鹏程公司虽辩称系临时对账使用已经作废，但根据对账单记载，除涉及“本次圣东从我公司拿货373422元”交易外，还明确了“待长治货款回到我方账户后，圣东再拿货可以从那笔货款中抵减，不再开票”，鹏程公司主张对账单已作废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长治货款已于2017年8月回款，综合《北京圣东购销合同》未对付款进行约定，以及2018年1月双方往来邮件中鹏程公司认可仍有欠款且“余款只能从我公司拿货物抵”的事实，本院对于圣东公司关于案涉货款已经抵扣的辩称，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鹏程安泰尔救援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67元、保全费2720元，由原告北京鹏程安泰尔救援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晋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谷佳琛书 记 员 刘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