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负责人：陈朝晖。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诗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黄和欢。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敬照，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海，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刘展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负责人：罗进益。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娟，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谈杰，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法定代表人：陆军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如，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沁蘋，优美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温健灵，男，汉族，1987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俭傍，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敏，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人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华南公司”）、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外运江门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4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平安保险公司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1、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是外运江门分公司单方制作的内部文件，案涉外运江门公司的陆运部印章没有经过工商备案，也没有经过第三方公证，不能排除外运江门分公司存在不规范用章的情形，为了便于管理或提高工作效率，其完全可能自行刻制多个印章。即使《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也不能证明外运江门公司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是绝对唯一的。2、《报价单》的报价日期及生效日期为2017年6月2日，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显示的交接日期为2017年8月22日，在《报价单》报价日及生效日之后，且《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的陆运部印章制作时间不详，既不能排除外运江门公司在交接前已存在多个陆运部章的情形，也不能排除该印章是《运输合同》、《报价单》签订后外运江门公司再刻制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观点，作为证明合同虚假的对比印章至少应是在案涉合同订立时公司在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的印鉴备案章，如公司未能提供案涉合同订立时其在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的印鉴备案章，即使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检材印章与合同上盖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印盖，也无法确定检材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检材印章的唯一性，鉴定结论不足以推翻合同的效力。4、现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并不能证明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即使《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也不能证明《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无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仅凭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无法律约束力，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运输合同》、《报价单》的效力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予以认定，但一审判决明显遗漏了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运费、开具发票等事实的查明及认定。1、我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发票”“银行支付凭证”已证明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往来一直是按照《报价单》第一条规定的单价和第二条规定的结算方式，在外运江门公司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后，由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向外运江门公司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至其银行账户，并由外运江门公司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开具相应发票。由此可见，外运江门公司对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签订以及约定的内容是明确知情且认可的。2、外运江门公司单方主张其对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签署不知情，但其并未解释为何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支付及发票开具均与《报价单》约定内容一致，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与支付存在其他标准。3、在《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签订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直按照《报价单》约定的运费标准及结算方式直接进行运费结算、运费支付及发票开具足以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约定的权利义务，是认定《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真实有效的重要依据，但一审判决在“本院查明”“本院认为”中均没有对我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发票”及“银行支付凭证”予以查明和论述。一审判决完全忽略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约定内容的事实，仅以“《运输合同》、《报价单》加盖的印章来源不明，且与外运江门公司持有的印章明显不符”为由，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缺乏客观性及事实依据，亦于法无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个人运输货物，由温健灵选择实际承运公司，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一)一审判决认为“温健灵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认定其代表外运江门公司”，与本案事实不符。优美科长信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温健灵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其行为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案涉《报价单》载明外运江门公司的联系人温健灵，优美科长信公司系基于对《运输合同》、《报价单》的合理信赖，在实际运输业务对接过程中才会通过联系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进行货物运输，且在事故发生前，优美科长信公司也是一直通过联系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进行货物运输，外运江门公司对于温健灵的身份在此前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因此，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在信任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分公司接受其货物运输业务的委托，才与温健灵进行业务对接的。(二)一审判决认为“仅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与本案事实不符，优美科与温健灵个人没有委托关系，温健灵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作出与中外运江门公司解除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1、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基于对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公司接受其货物运输的委托的信赖，才与温健灵进行了业务联系。而就本次案涉集装箱运输而言，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约定，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包括案涉集装箱TCNU3329567在内的7个集装箱任务，在外运江门公司出具的声明附件中也明确载明案涉货柜号，说明外运江门公司实际接受了包括优美科长信公司对于案涉集装箱的运输委托。2、优美科长信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温健灵个人进行拖柜，没有与温健灵个人签订过委托合同，也没有向温健灵支付过任何费用，优美科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货物的运输费用，均是与外运江门公司直接结算并支付至外运江门公司的银行账户的。如温健灵以个人身份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温健灵不可能无偿为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服务。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个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缺乏客观性及合理性。3、按照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内部管理要求，为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承运人必须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有书面运输合同，优美科长信公司才会委托其进行货物运输，并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支付运费。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与鼎顺公司有过委托运输业务往来，也没有向鼎顺公司支付过运输费用，对于案涉货柜被外运江门公司及温健灵擅自交付鼎顺公司运输的情况，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事故发生前亦完全不知情。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的过往交易中，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运输的货物，温健灵既有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也有委托鼎顺公司运输”，亦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4、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约定，并基于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分公司的信赖委托外运江门分公司承运案涉集装箱，而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个人不存在委托关系，温健灵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作出与中外运江门公司解除运输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将案涉集装箱交付鼎顺公司运输。在没有经过优美科长信公司同意或授权下，外运江门公司擅自将案涉集装箱交付鼎顺公司运输，并导致货损，外运江门公司应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案涉设备的损失。因外运江门公司作为分支机构，外运华南公司系其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外运华南公司应当对优美科长信公司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我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予支持。保险代位求偿权自保险人支付赔偿金之日起成立，第三者在代位求偿权成立之日起负有向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的义务。利息作为求偿权的法定孳息，属于求偿权的附属权利，应属于保险人所有。保险人从其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相应的利息损失即已客观存在，其计算时间应从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计算。鼎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平安保险公司对鼎顺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不成立，无需向优美科长信公司作保险赔付，无权向事故责任方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其明确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的，该规定已明确保险人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前提为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并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证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保险关系的关键证据：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后又撤回对上述证据的提交。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交保险合同、保险单的情况下，应认定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存在，直接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为可依据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等证据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明显缺乏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终期报告》，其附件中不包含保险单、保险条款及保险费支付凭证等反映保险关系成立及生效的文件，公估公司在《终期报告》8.6陈述“在核实保单条款后，没有其它除外条款适用于本次事故。根据以上情况，我司建议保单责任成立”并无依据；2.《终期报告》第2页记载，“保单号：14576003900381412573”、“保单类型：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建筑期从2018年1月2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二十四时止，包括30天试车期”、“被保险人工程：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出于保密，被保险人没有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后撤回的14576003900381412573号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其中保单类型为“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项目名称为“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由此可见，公估公司作出《终期报告》时并未核对保单及保险条款，其就保险责任成立所作出的公估意见失实。3.根据14576003900381412573号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和保险条款，保单记载的保险标的信息为：项目名称为“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项目类别为“建筑工程”，《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二条记载“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分项列明的在列明工地范围内的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根据上述约定，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签署合同明细表，以确定作为保险标的的列明工地范围内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且应明确具体的工程项目和范围，但平安保险公司并未提交该合同明细表，仅凭保单中记载“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并不足以证明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4.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虽然其中条款序号连接且在页眉部分记载保单号：14576003900381412573，但清楚区分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和《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当中分别有总则、物质损失保险部分、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和通用条款三部分，其中总则部分均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根据14576003900381412573号保单记载，优美科长信公司仅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可见，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保险合同关系不涉及《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建筑工程大体包括“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即土建工程以及“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也就是安装工程两大类。根据保险条款，建筑工程与安装工程是相互区分的，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供合同明细表的情况下，应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承保的“优美科一系列工程”仅包括土建工程部分，不涉及其中的安装工程；即使将安装工程纳入到建筑工程之列，本案所涉受损设备无论如何均不属于建筑工程中配套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范围。况且，根据上述规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工程开工建设前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应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施工图纸、技术资料等，平安保险公司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投保时亦应审核该部分资料签署保险合同明细表以确定保险标的并作为理赔的依据，但平安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该部分证据，现鼎顺公司明确主张合同明细表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施工图纸、技术资料中不涉及本案所涉设备，恳请二审法院责令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该部分证据，否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认定鼎顺公司所主张的书证内容真实，平安保险公司主张本案设备属保险标的不能成立。6.《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三十八条约定：“投保人应按约定交付保险费。约定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在约定交费日后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对交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约定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实际收取保险费总额与投保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是指截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按约定分期应该缴纳的保费总额。”而2018年1月26日签发的《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保单记载保险期限为“建设安装期自2018年1月23日00时起至2019年22日24时止”、付款日期为“于2018年02月10日11时59分59秒之前交清保险费”，即保险期限早于保单签发日，付款日期迟于保险期限起始日，且并不涉及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的明确约定，因此，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其应承担保险责任，除提交保险合同、保单外，还应提交优美科长信公司的付款凭证，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交付款凭证的情况下，应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7.保险合同特别条款中的内陆运输条款约定“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供货地点到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工地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但被保险财产在运输时必须有合格的包装及装载”。先不论该条款中已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的事实是否属实，内陆运输条款明确约定承保的内陆运输范围仅为国内供货地点到本合同列明工地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而本案设备的供货地为韩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因此，即使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损失，平安保险公司亦不负保险赔偿责任。另外，被保险财产在运输时必须有合格的包装及装载。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事发后开箱照片可见，集装箱中设备并无作内部限位、固定处理，以致最终因运输过程中内部滑动、整体重心偏移而致落柜倒箱，显然不符合合格装载的约定要求，平安保险公司亦不负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涉案事故不属保险事故，平安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应予驳回。二、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无合同关系，平安保险公司以违约责任为基础请求鼎顺公司承担损失并无依据。1.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终期报告》均明确涉案设备的承运人为外运江门公司，并由优美科长信公司配合提交了加盖“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外运江门公司原名称为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变更为现名称）的《运输合同》、《报价单》、《相关方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承诺书》以及一系列对账单、付款回单及发票以证明本案设备的承运人为外运江门公司。虽然《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印文与外运江门公司出示的印章印文大小不一，但两印章均非外运江门公司的非备案公章，结合上述证据反映的一系列交易过程足以证实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报价单》与外运江门公司存在长期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事实上，当日涉及的七个集装箱的运输业务，优美科长信公司均系通过《报价单》中记载的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温生189××××4890”即温健灵联系托运的，与此前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托运业务联系过程并无二致，由此可见，温健灵是否为外运江门公司的员工均不影响对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公路运输业务的授权代表的事实认定，其身份已得到外运江门公司长期认可，《运输合同》、《报价单》上加盖印文属以外运江门公司使用的印章加盖，温健灵承接托运业务的行为应认定为属外运江门公司的行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本案七个集装箱的公路运输合同相对方为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之间并无公路运输合同关系。2.外运江门公司主张，其系接受温健灵的托运承接优美科长信公司的集装箱业务的，此前只因优美科长信公司需要开具发票时才直接由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至其公司账户，其他无需开具发票的业务则由温健灵直接向外运江门公司支付，并相应提交了温健灵于2020年3月3日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该声明记载温健灵承认其系优美科长信公司集装箱的承运人，鼎顺公司系接受温健灵个人的托运而承运涉事集装箱的。结合优美科长信公司有关外运江门公司系其承运人的主张，本案中涉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合同承运人的争议仅在于系外运江门公司还是温健灵，若温健灵构成对外运江门公司的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则本案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责任应由外运江门公司承担，否则，温健灵应根据其无权代理行为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合同责任。3.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明确提出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代表，无论温健灵最终被认定有权代理、无权代理抑或构成表见代理，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承认温健灵系其委托代理人以个人名义对外订立本案公路运输合同，故优美科长信公司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以委托人的身份向鼎顺公司主张权利。4.温健灵主张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鼎顺公司成立居间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温健灵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已承认其自行委托鼎顺公司运输，与其主张的居间关系明显矛盾。事实上，鼎顺公司在本案公路运输过程中，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无接触和交流，此从温健灵向外运江门公司员工黄勇濠发送的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Ｂｅｃｋｙ的录音中得到印证，优美科长信公司事前对鼎顺公司承运本案集装箱不知情，即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之间并无达成公路运输合同关系的合意，温健灵所称居间关系毫无依据。因此，案涉受损集装箱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只能视温健灵的身份情况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为温健灵抑或外运江门公司，但能确定的是，其合同相对方并非鼎顺公司。5.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就涉案运输不存在任何联络或意思表示，事故发生前均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双方不存在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鼎顺公司是受温健灵的委托运输涉案货物，合同相对方为温健灵。根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和举证，已充分证实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鼎顺公司系根据温健灵个人的托运承接涉事集装箱运输的，因此，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选择以违约责任为基础请求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向其主张的合同相对方即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又提出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鼎顺公司系“实际承运人”的主张，请求鼎顺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既已认定“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进行承运”，却又认定鼎顺公司需向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显然错误。三、本案事故因托运人未尽货物说明、包装等托运相关义务而引起，鼎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证据充分证明，涉事集装箱运输过程中至少存在两个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首先是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之后是温健灵与鼎顺公司之间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向温健灵告知货物类型，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时仅提供柜号，因该集装箱受海关监管并有铅封，鼎顺公司仅凭柜号无法得知集装箱内货物的重量、数量、规格、重心高度等可能影响运输要求的具体情况，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托运时有必要向其承运人(指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下同)作详细说明以便其承运人合理选择运输车辆、适当使用运输辅助工具并据此提出有别于普通货物运输的报价，但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向其承运人作具体说明。温健灵向鼎顺公司委托运输时，也未作具体说明，鼎顺公司认为属普通货物运输并按普通货物运输报价，由此可见，优美科长信公司(相对于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温健灵(相对于鼎顺公司)分别作为托运人，未尽对货物情况的准确说明义务，应对货物运输过程当中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对于鼎顺公司而言，因温健灵经常性向鼎顺公司托运胶料等普通货物，作为运输同行，相互间对于不同种类货物运输所需车辆类型、运距和运费均有行规，为交易的便捷高效，若温健灵不作特别说明，则属普通货物运输，由鼎顺公司派出运输普通货物的车辆进行运输，按装载普通货物集装箱的价格计价，此属温健灵与鼎顺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亦属默示的合同条款。根据事故照片，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后并无刹车痕迹，可见当时处于低速行使状态，事故的发生主要系温健灵未向鼎顺公司告知集装箱内货物详情，鼎顺公司按运输普通货物的要求派出车辆并因集装箱中的货物重心较高且未作内部固定以致大角度转弯时重心偏移所致，即使如平保江门公司和温健灵所称的使用了转锁，并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反而会使运输车辆随集装箱一并倾倒发生更严重的事故。另外，鼎顺公司已提交运输车辆的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证实该车辆在运输时检验合格，《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亦仅规定集装箱运输车辆应配备转锁，但并未规定所有集装箱运输过程均需使用该辅助设备。事实上，若运输车辆使用转锁固定集装箱，码头吊车进行吊柜时会出现将箱装箱及车辆一并吊起的危险情况，且外海货柜码头在吊车作业范围内禁止司机上下车，故在运输均质普通货物时外海货柜码头不建议锁上货车转锁，以避免上述事故的发生。而且，涉案货物为精密重型设备，其在装入集装箱之前就应作内固定，并且作好相关防止移动、防撞等保护措施。从事故发生后的照片来看，托运人并没有做前述措施，应承担相应货损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如托运货物存在前述情形，鼎顺公司可以依法拒绝运输，该认定忽略了涉案货物是集装箱货物进口运输的特殊性，在货物运至目的地之前，鼎顺公司是不能打开集装箱的，因此，鼎顺公司不可能事先知道托运货物存在前述问题而拒绝运输，一审判决因鼎顺公司继续运输而认定鼎顺公司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错误。综上，本案运输事故的发生，过错在于优美科长信公司和温健灵分别作为托运人，均未向各自的承运人如实告知托运货物的详情并作好内固定、防撞等保护措施，鼎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认定错误，《终期报告》程序不符合要求，其结论缺乏依据，不应采信。1、《终期报告》落款处仅记载刘斌一名注册公估师，不符合《保险公估基本准则》第十二条有关“对受理的保险公估业务，保险公估人应当指定至少两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承办。保险公估人开展法定公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公估师承办。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应当在委托权限内进行”的规定要求，该公估过程违反法定程序，应不予采纳。2、根据《终期报告》“6.0损失的程度和性质”中记载的检查报告，以及附件6“事故后原厂查勘报告”均无厂家盖章确认，公估公司如何核实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并无说明。3、其中五台设备返回韩国厂检修是否必要，维修费用是否合理亦无具体说明或依据，即使认定其中两台设备没有维修价值，但从返厂维修一次即需支出高额维修费用的情况考虑，对于该两台设备拆解用作备件的价值亦应远远高于公估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协商确定的35%残值。综上，《终期报告》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明显不足，一审认可《终期报告》对损失金额所作的公估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平安保险公司针对鼎顺公司的上诉辩称，1、外运华南公司主张其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也从来没有出具结算单，是其单方陈述，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及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外运华南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鉴定提供的陆运部章，并非备案章，并不能证明外运华南公司持有的印章是唯一的，该印章根本不具有可鉴定性，如果外运华南公司的主张可以得到支持，那么在民事交易中，所有的合同当事人都能在签订合同后以其合同章是虚假印章为由恶意违约，显然严重违反了民事交易的诚实信用原则。2、认定双方运输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应结合全案证据来看，平安保险公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明确由外运江门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和运输费发票，也提供了收款人为外运江门公司的运输费用支付凭证，如果外运华南公司否认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应就收取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的运输费用及直接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开具发票提供合理解释。优美科长信公司作为外资公司，其内部有严格的合规审查，不可能向个人或者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运输方直接委托运输业务，本案案涉运输箱是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的运输合同，委托外运华南公司运输的，外运华南公司在未经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同意下擅自将该业务转委托鼎顺公司且鼎顺公司在未规范操作下导致优美科长信公司的货物受损，鼎顺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应共同相适应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如外运华南公司认为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是伪造的，我方当庭申请法庭要求外运华南公司提供其在2017年即案涉报价单生效日前后期间的与其他运输委托方或业务方签订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以核实本案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真实性。鼎顺公司针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中仍然以合同关系为请求权为基础确认合同双对方为外运江门公司，否认可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选择鼎顺公司为承运人，故一审判决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的鼎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显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鼎顺公司请求驳回平安保险公司对鼎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辩称，一、一审三次开庭一审法院及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均反复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其持有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原件何时、何地，从谁处获得？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拒绝回答，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状中仍要求凭借伪造的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运输合同》及伪造温健灵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报价单》，主张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运输有合同关系，要求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华南外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公平正义的法理。平安保险公司提供没有签约日期，没有外运江门公司经办人、负责人签名，仅有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运输合同》，以及显示为2017年6月2日，并且外运联系人显示为温健灵，没有外运江门公司经办人、负责人签名，仅有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报价单》，经外运江门公司再三内部核查，均没有发现留存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原件甚至复印件，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工作人员均没有见过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更没有在这两份文件上盖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前从未见到过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直到平安保险公司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一审法院将平安保险公司的索赔证据转递给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时，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才第一次看到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内容。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的负责人是黄勇濠，他一直负责对外联络业务。2018年7月2日，外运江门公司收到优美科长信公司邮寄的《索赔函》（一审原告证据第150-152页，下称“优美科长信公司索赔函”），该索赔函中提及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外运江门公司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任何的运输合同，因此，黄勇濠当天马上通过QQ询问温健灵为何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并要求温健灵告知内容，但温健灵并未给予任何说明，一审庭审黄勇濠亦出庭接受了法庭和各方的询问。因黄勇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负责人的身份，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如果对外发送报价单，联系人一直是黄勇濠。2015年12月2日，黄勇濠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报价单，联系人是黄勇濠，报价地点江门外海，运费人民币450元/20GP及500元/40GP/40HQ，且特别说明报价单运输货物为普通货物，运费价格包含增值11%税率及码头提柜费用、出入闸费用（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11页）。但是，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该邮件没有任何回音。温健灵从来不是外运江门公司的员工，外运江门公司也从未委托温健灵作为代理人，温健灵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主张其是居间角色，温健灵从未主张过其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外运江门公司从来不知将温健灵伪造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的该《报价单》从何而来。因上述诸多可疑原因，外运江门公司提供了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原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印记进行司法鉴定，以便一审法院查明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上所盖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的真伪。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虽认可其《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所盖印章与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原章的印记明显不同，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狡辩说外运江门公司可能有其它陆运部印章。外运江门公司是国企规范公司，内部印章管理有严格的规范和流程，怎么可能就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还有几个？正因为外运江门公司核查上述文件存在前文中的诸多可疑之处令人怀疑系伪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申请司法鉴定，并甘愿承担司法鉴定的任何风险和后果。2021年7月24日，一审庭审当庭比对上述《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及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原章，肉眼可辨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原件的所盖印章明显小很多，一审主审法官当庭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是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哪位员工什么时间、从哪一方处获得的，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就主审法官的询问拒绝给予任何回答，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故意隐瞒《运输合同》和《报价单》的来源，两份文件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以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运输合同》及伪造温健灵为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报价单》，主张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主张温健灵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人三次开庭均反复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是何时、何地、通过何人获得的？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仍然回避拒不回答！一审法院多次开庭调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及所盖印章的来源，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无法证明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来源合法，这两份文件根本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持有伪造的证据，且拒不说明来源的，贵院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凭借伪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运输合同》，伪造温健灵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报价单》，主张涉案设备是外运江门公司委托温健灵找鼎顺公司承运货物，完全违背事实真相，平安保险公司要求外运江门公司承担契约承运人的违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和合同依据，而且违背公平、正义的法理，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涉案集装箱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外运江门公司不是涉案集装箱的契约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更不是侵权的主体，优美科长信公司对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平安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因优美科长信公司对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缺乏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能发生。二、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均不是涉案集装箱的运费发票和付款凭证，是事故发生前一年的，与涉案集装箱运输无关，平安保险公司提供显示外运江门公司的《按月结算对账单》系伪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从未出具过此种格式及内容的《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是与温健灵直接结算费用，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依照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进行过任何结算。涉案集装箱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23日，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状第2-3页提及的《发票》和《银行支付凭证》是事故前一年的，与涉案集装箱运输没有任何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而且，平安保险公司连同发票、银行支付凭证，还提供了显示外运江门公司的《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向任何客户发送过过此种《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不知《按月结算对账单》从何而来，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直至优美科长信公司一审庭审时提供此组证据才第一次看到这种格式及形式的对账单，优美科长信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更没有说明《按月结算对账单》的来源。《按月结算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没有提供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运输收取优美科长信公司或者温健灵的任何运输费用的发票或者银行支付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就涉案集装箱外运江门公司接受过优美科长信公司或者温健灵委托。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温健灵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已充分证据温健灵作为独立商业主体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业务，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直接结算，外运江门公司听从温健灵指示开票或者不开票。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依照其持有的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进行过任何结算。另一方面，鼎顺公司一审庭审中亦确认鼎顺公司也是接受温健灵的委托进行相关运输业务，鼎顺公司以往的运输业务也是直接与温健灵结算而与温健灵的客户没有任何联系。三、一审法院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涉案货物，而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因另外4个集装箱未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设备没有接受温健灵的委托，外运江门公司与温健灵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外运江门公司不是契约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温健灵自行委托鼎顺公司安排实际承运涉案货物，一审判决查明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判决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涉案集装箱，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5月16日，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BeckyZheng（郑小姐）通过电子邮件委托温健灵安排陆路运输7个集装箱货物，并告知具体的卸货地点（原审原告一审证据1.12.2，第148页）。同年5月26日，BeckyZheng（郑小姐）再次通过电子邮件书面通知温健灵“TCNU3329567（涉案集装箱）明天(2018-5-27日早上10:00左右可以安排将机柜拖回码头了，请帮忙安排拖车”。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7个集装箱的基本事实毋庸置疑。同时，温健灵出具《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内容：“2018年5月，江门市优美科长信公司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由本人温健灵经办的提单号及柜号为……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合计为7X40HQ的运输业务。本人温健灵作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公司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上述业务的实际受委托人是独立的商务活动主体，并非中外运员工。本人市场商务行为不受中外运方面约束”，亦能印证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从事包括涉案集装箱在内的优美科长信公司7个集装箱的陆路运输。另一方面，温健灵与黄勇濠的QQ聊天记录中，温健灵亦称其“都系以个人形式接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20页），黄勇濠一审庭审时到庭对相应证据当庭演示，并接受了各一审法院及各方的询问。上述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进行涉案集装箱运输的基本事实。2、一审判决查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运输接受温健灵的委托，温健灵自行寻找并委托鼎顺公司最终实际承运货物，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5月19日，温健灵通过QQ委托外运江门公司安排拖车运输优美科长信公司的4个集装箱（编号分别为NSSU7055180、WBPU7079465、NSSU7038624、NSSU7081220）。2018年5月21日，外运江门公司安排4辆车辆运输4个集装箱，但因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原因导致货物迟迟未拆箱，发生集装箱压在拖车上的情形。2018年5月22日，外运江门公司要求温健灵先确认运输上述4个集装箱产生的超时费用和压夜费用，否则不接受温健灵委托安排运输优美科长信公司剩余的三个集装箱。温健灵当天没有确认外运江门公司的要求。随后温健灵告知外运江门公司何振昌优美科长信公司后续集装箱的货物（包括涉案集装箱）温健灵告知叫客户自己安排运输了。2020年7月24日一审庭审中，外运江门公司何振昌也当庭演示上述证据，并接受了法庭及各方的询问。2018年7月2日，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黄勇濠QQ聊天，温健灵告知“区话23日要将剩下的柜拖到工厂（因为要请吊机），我同区讲仓库压了外运几个卡，未有车继续拖了，如果一定要拖，甘就要稳其他车队的”（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15页）。2018年7月3日，温健灵QQ聊天告知黄勇濠“因为不是区接的单，5月23日的柜，我个人帮优美科长信公司稳街车的，我都有同优美科长信公司讲了，外运压卡，未有车，要稳其他车队”。2020年7月24日一审庭审时，黄勇濠出庭演示上述聊天记录并接受一审法院及各方的询问。同时，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就上述事实也出具了《情况说明》。另一方面，温健灵出具《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其余提单号未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的运输与中外运无关。2018年5月23日，提单号为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的货柜系本人温健灵自行委托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当天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物跌落受损事故的一切责任，与中外运方面无关”。上述一系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没有接受过温健灵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外运江门公司更不认识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就其同批次7个集装箱的运输后自行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涉案设备，鼎顺公司一审庭审答辩状及庭审中亦确认是受温健灵的委托运输涉案集装箱，涉案货损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优美科长信公司辩称，第一，事故发生原因。首先对于案涉货物是否需要进行特种设备包装的标准，根据国家对特种设备及普通货物区别的规定，案涉货物并未被录入特种设备名录，不属于特种设备。因此对于案涉的普通货物，我司已经采取妥善并充分的包装。①案涉六台机器除铁器均以木箱作为外包装，做到了全覆盖遮蔽型的包装；②案涉六台机器的箱体重心稳定，每台除铁器的内层包装将本体与电控柜捆扎绑定，中层包装提供多重整体加固，最后封入外层包装的木箱内；③案涉六台除铁器的木箱外层包装的前后侧分别设置设备标签、左右侧分别设置警示标识；④2018年4月6日韩国发货地以木箱箱体直立、设备标签朝外的方式，将案涉的六台除铁器妥善装入集装箱内，并平稳安放完毕。除此之外，我司在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审被告二发送提单时，也已明确货物的性质、数量、重量等信息。因此案涉货物已经妥善、安全并充分的进行了包装。其次，货物实际承运人在2020年6月22日就本案一审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及鼎顺公司二审上诉状第10页中明确承认，在运输过程中主动拆除转锁，从而未将案涉集装箱稳妥固定在货运车辆上的事实足以说明实际承运人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且不符合道路行驶承运货物的标准，未达到交通工具的适行状态，从而导致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倾倒造成事故，损毁案涉货物。第二，保险合同成立的与否。对于我司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我司认为，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保险费的缴纳是否迟于保险期限起始日，且根据案涉保险合同，及第三方中立机构出具的《终期报告》足以认定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因此我司认为双方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系有效成立的。第三，鼎顺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及温健灵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司认为，是否成立货物委托运输的法律关系，不应当仅仅参照书面合同的约定及签订方式，更应当考察合同双方是否通过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案涉合同中所盖印章“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与中外运、外运江门公司提交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不一致的问题。我司认为，中外运及外运江门公司并未提交公安部门或工商部门备案的印章，因此无法与备案章进行比对，无法辨明真伪。但鉴于外运江门公司与我司之间多次的业务往来，足以认定在其与我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该公章具有代表外运江门公司的效力，因此《运输合同》及《报价单》应当对外运江门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温健灵在本案中虽然不是外运江门公司员工，作为外运江门公司在《报价单》上指明的联系人，应当视为外运江门公司对其授权，其有权代表外运江门公司处理与我司之间的业务活动。退一步讲，即使《报价单》上印章并非外运江门公司所使用，但根据以往双方业务往来历史，足以证明外运江门公司明知温健灵以其名义代理其业务处理事宜，而未明示反对，足以认定其对温健灵之授权。即使不足以作为授权，已经足以让我司有充分理由相信温健灵具有代理权限，构成表见代理。至于温健灵在原货运合同履行过程中，擅自安排不符合委托方要求的承运车辆运输我司货物的事实，我司事先并不知情，温健灵也未向我司作出释明，我司一直认为系外运江门公司为协调货物运输所做安排。综上，系我司针对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上诉所作答辩，我司尊重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温健灵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温健灵和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共同承运人，是认定事实错误。温健灵只是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鼎顺公司之间的促成运输交易的居间人，为双方提供运输业务需求信息，温健灵没有运输车辆，自己不是货运司机，也没有雇佣人员从事运输业务，温健灵没有收取过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的运输费，运输费是外运华南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结算，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至外运华南公司的银行账户。以上情况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大量微信、邮件、电话录音、相关发票、支付凭证等均可以证明。因此，温健灵不是案涉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更不是实际承运人。2、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存在重大遗漏和错误，导致错误认定温健灵为共同承运人。（1）关于遗漏事实的情况。一审判决遗漏了有关优美科长信公司、外运华南公司、鼎顺公司、温健灵等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优美科长信公司货物运输的托运、承运、结算各环节的事实情况。（2）涉案机械设备损失事故发生的原因事实没有查明，一审判决只记录了货柜倒地，但没有查明货柜倒地的原因事实。（3）没有查明涉案机械包装的情况事实。（4）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有关案涉机械设备运输当天的有关托运经过遗漏了“2018年5月16日优美科长信公司让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到涉案码头运输涉案机械”以及“2018年5月16日至23日期间优美科长信公司多次变更计划，通过温健灵通知外运华南公司”、“外运华南公司不能安排车辆转运案涉三个货柜，优美科长信公司安排车辆转运动员”。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一审判决书第7页最后一段，记载优美科长信公司通过联系温健灵安排车辆到码头提货，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安排车辆到时候码头运输涉案货物。在一审判决书是第8页第14行，另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提货”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安排车辆到码头运输涉案机械。在一审判决第9页第1行记载，“温健灵委托外运华南公司陆运部拖柜”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让温健灵找到外运华南公司承运涉案货柜。3、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货物损害事故的有重大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损失。案涉货物是大型不规则形状的机械设备，重量大容易倾倒，根据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机械生产商的买卖合同可知，对涉案设备有严格的包装要求，但从事故照片可见，涉案机械只是一个单独的木箱装载，没有防止倾倒的装置和填充物，结合公估报告引用的事故发生原因反映，货车司机在集装箱倒地前已经听到集装箱内有大的异响。综合以上情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涉案机械设备包装不符合陆运要求导致运输过程导致机械倾倒所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纠正。平安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连带赔偿原告保险赔款1374998.9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优美科长信公司从韩国购买电磁除铁器设备，并通过联系温健灵安排车辆到江门外海码头提货。经温健灵联系安排，2018年5月23日上午，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的司机郭海良驾驶车辆粤ＨＧ3149提运货物，当其驾驶车辆途经连海路××××路交界处时，转弯后车上货柜倾侧倒地，造成货柜内的6台电磁除铁器设备砸损。事故发生后，交警到场处理了交通事故。经平安保险公司委托，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终期报告》，该报告认定了保险事故，并确认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为其设备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一切险（包括扩展的内陆运输条款），“在核实保单条款后，没有其它除外条款适用于本次事故。建议保单责任成立。”被保险人此次事故的6台除铁器的索赔金额为1673875.58元，其中包括2台无法维修的是按照原采购金额索赔，4台维修部分是按照实际维修费用进行索赔。理算后认定保险金额为430000000元，定损金额1595341.31元，残值215342.4元，免赔额5000元，理算金额1374998.91元。2019年7月22日，平安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优美科长信公司赔付了1374998.91元。另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是联系温健灵提货，至于温健灵是否代表外运江门公司则存在争议。诉讼中，平安保险公司认为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并举证了《运输合同》、《报价单》(即《终期报告》中的附件4)。《运输合同》左下角落款处甲方盖有“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的印章，但没有经办人签名也没有填写日期，《报价单》盖有“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印章，右上角方框内记载了“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字样及“温生”的电话号码，温健灵在诉讼中确认该号码为其所有。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认为印章系伪造，并申请司法鉴定。优美科长信公司未能在诉讼中说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来源。经法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当庭核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检材，肉眼已能识别检材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的印章大小不一致，已当庭告知各方当事人不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经查，温健灵不是外运江门公司员工。另查明，2018年5月19日，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拖柜，拖车作业单要求外运江门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拖柜4个集装箱，于5月22日拖柜3个集装箱。2018年5月21日，外运江门公司依约拖柜4个集装箱至指定的江门市江海区江新肉联厂，部分货柜卸货后，有3台车辆无法卸货需要甩架压夜处理。2018年5月22日，温健灵要求外运江门公司将码头剩余3个集装箱货柜(即案涉货柜)拖至工厂，外运江门公司要求温健灵先予落实昨日超时及压夜费。同日下午16：43，外运江门公司员工“外运车队-昌”(何振昌)通过QQ询问温健灵“温生，明天原优美科落实了吗”，温健灵于16：44答复“落实了，我叫客户自己安排了。”事故发生后，温健灵于2018年7月3日与外运江门公司员工黄勇濠在QQ中聊天提及“5月23日的柜，我个人帮优美科稳街车的，我都有同优美科讲了，外运压车，未有车，要稳其他车队。”一审庭审中，平安保险公司选择其在本案中提起的是违约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代位追偿权纠纷。保险代位求偿权系法定请求权的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而第三者只有在对被保险人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才需向保险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责令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保险单及条款作为证据，该司举证后又撤回了该项证据，不妨碍一审法院依据《终期报告》等证据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平安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后，其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代位求偿人，有权选择最有利自己的方式要求赔偿。关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的责任问题。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的过往交易中，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运输的货物，温健灵既有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也有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根据查明的事实，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终期报告》中的附件――《运输合同》、《报价单》，也即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运输合同》、《报价单》未能认定“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的印章系外运江门公司加盖，加盖的印章来源不明，且与外运江门公司持有的印章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在实际拖柜中，依现有证据及事实，仅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温健灵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认定其代表外运江门公司。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提运本次的7个集装箱，外运江门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提运4个集装箱后，因无法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外运江门公司没有提运案涉的3个集装箱。事发前的5月22日下午，外运江门公司员工询问温健灵是否落实了5月23日的拖车时，温健灵答复确认已经叫客户自己安排。由此可见，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共同承运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共同承运合同关系解除后，案涉保险事故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外运江门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在本案中对被保险人及温健灵均不需承担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诉请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鼎顺公司的责任问题。2018年5月22日下午，温健灵虽然答复外运江门公司员工，称自己叫客户自己安排了对余下集装箱的运输，但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在答辩中确认了是受温健灵指示提供运输服务，并未接受过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进行运输，故不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联系鼎顺公司进行承运，而应认定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进行承运。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后，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提运剩余的3个集装箱，因外运江门公司拒绝提运，温健灵另行指派了鼎顺公司去码头承运涉案集装箱，就温健灵与鼎顺公司而言，构成对货主的共同承运，应认定鼎顺公司、温健灵是实际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托运人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交付运输，鼎顺公司、温健灵虽然辩称优美科长信公司没有包装好货物，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如存在这种情况，鼎顺公司、温健灵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拒绝运输，但其接受委托运送货物，反过来证明了其当时认可包装要求，故其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的地点，鼎顺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毁损，应承担违约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诉请鼎顺公司赔偿137499.91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对温健灵提出诉讼请求，属于其自行处分诉讼权利。鼎顺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后，如其认为温健灵亦需分担责任，可另行依法解决。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即平安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范围为“赔偿金额范围内”，并不包括“以及赔偿金额产生的利息损失”，因此，平安保险公司诉请的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诉请鼎顺公司赔偿损失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平安保险公司诉请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连带赔偿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鼎顺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平安保险公司保险赔偿款1374998.91元；二、驳回平安保险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55.12元，由平安保险公司负担386.12元，鼎顺公司负担17069元。二审中，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温健灵围绕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郑小姐的录音，拟证明：1、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郑小姐确认温健灵只是帮忙优美科长信公司寻找运输车队，确认没有支付过运输费给温健灵，运输费是支付给运输车队公司的。温健灵只是作为中介人提供信息，促成优美科长信公司与运输车队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2、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分公司、鼎顺公司之间对货主（即优美科长信公司）不构成共同承运合同关系，温健灵不是本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对于温健灵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审查，温健灵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中与温健灵交谈的对方身份无法确认。此外，仅凭录音内容也无法认定温健灵有关其是案涉运输业务的中介人的主张。本院对温健灵提交的证据不予以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仅针对当事人上诉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相关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2、在涉案货物的运输流程中温健灵的法律地位如何界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3、本案平安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4、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损依据；5、平安保险公司本案主张的利息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本案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相关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属于法定请求权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虽然上述规定是针对海上保险所作，但就代位权问题与其他类型保险并无差异，本案也可以参照适用。故在保险代为求偿权诉讼中，法院对保险合同仅作形式审查，而对保险合同效力、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等实质问题，不应予审理。本案中，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由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及其附件，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的赔付具有合同依据，故对鼎顺公司提出的平安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的保险关系及保险金赔付的合法性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平安保险公司根据优美科长信公司的索赔申请已于2019年7月22日赔付了1374998.91元，优美科长信公司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案涉货物损失发生后，优美科长信公司有权向相关赔偿义务人要求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平安保险公司有权得以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二、关于温健灵在涉案货物的运输流程中的法律地位的界定以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就温健灵的法律地位及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各方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平安保险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主张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形成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主张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温健灵是承运人。温健灵在承接了运输业务后，再行将业务转包给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主张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关系的合同相对人，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无直接合同关系；温健灵则主张其仅是优美科长信公司案涉运输业务的居间人，其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介绍业务，相关费用由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结算。针对前述分歧，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作如下分析认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货物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既没有证据证明温健灵在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接洽过程中作出了由其自己承接优美科长信公司案涉的运输事宜的意思表示，也没无证据表明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曾经就运费问题达成一致，故本案无法认定温健灵就案涉运输事宜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缔结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对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印章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在申请司法鉴定过程中提交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原章等检材不一致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虽上诉主张本案应由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但该项上诉主张，实质上是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对其提出的“不存在备案印章以外的其他公司陆运部印章”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而言，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没有存在的事实有现实困难，并不符合民事证据法确立的“消极事实不举证”的基本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法律意义之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者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诉讼中，无论是平安保险公司还是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无法说明加盖的印章的来源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即本案亦不能确定在《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印章的具体行为人是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讼争《运输合同》、《报价单》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无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平安保险公司还提出从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看，根据其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一审提交的“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往来一直是按照《报价单》约定的单价和结算方式进行，加之，《报价单》中载明的外运江门公司的联系人是温健灵，其有合理理由信赖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公司与其洽谈业务、缔结运输合同关系。但因1、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发票”、“银行支付凭证”针对的是其他运输业务与本案所涉的运输事宜无关。即使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以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案涉的《运输合同》、《报价单》就是外运江门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2、《报价单》中虽载有“电话：温生189××××4890”的内容，但该内容仅系对联系人与联系电话的标注，并不具有签订合同的代理意义；3、温健灵并非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现有的证据反映，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案涉运输业务在于温健灵的接洽过程中并未对温健灵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也没有要求温健灵出示任何与外运江门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主观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也不具备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条件。综上，平安保险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提出的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形成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理据亦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三）温健灵认为自己是案涉运输业务的居间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系有偿合同。本案缺乏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需要向温健灵支付居间费用，温健灵自己亦承认其没有在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直接获取过任何报酬或对价，故温健灵有关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四）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的前述主张均无法获得支持。但本案能够确认的事实是：案涉运输事宜最早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进行接洽；温健灵没有在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直接收取过报酬或对价；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对于具体事务（包括通知提货时间、卸货地点、车辆安排运输进程等）均是与温健灵进行直接沟通及协调。由此可以看出，温健灵事实上帮助优美科长信公司选择了运输公司，处理了货物运输相关具体事宜，且温健灵的行为系无偿行为。因此，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应将温健灵认定为系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理运输事宜的受托人更加合理。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形成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五）温健灵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受托人联系外运江门公司运输货物。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温健灵曾向外运江门公司明确表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其系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海江门公司联系运输事宜。故就外运江门公司而言，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外运江门公司在提运4个集装箱后，因无法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停止提运剩余的3个集装箱。温健灵另寻鼎顺公司运输，应当认为温健灵已经实际解除了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六）温健灵就剩余的3个集装箱联系鼎顺公司承运。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温健灵曾向鼎顺公司明确表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其系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联系运输事宜。故就鼎顺公司而言，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当认定为是温健灵。三、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的责任。如前所述，就外运江门公司而言，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温健灵解除运输合同后，剩余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损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不应对案涉货损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温健灵无权擅自解除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但即便是温健灵擅自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则应由委托人向温健灵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向温健灵主张，不能因此否定温健灵解除合同行为对外运江门公司产生的法律效果。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鼎顺公司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失，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鼎顺公司上诉认为涉案货物是精密重型设备，托运人未尽货物说明、包装等托运义务，且在装入集装箱之前未做好设备的内固定、防撞等保护工作，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不应由其承担。但从查明的事实看，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运输车辆转弯后车上的货柜倾侧倒地，鼎顺公司认可其在运输过程中并未使用转锁固定货柜。加之，鼎顺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货柜内的货物的包装与固定不符合相关安全规范，也没有举证证明案涉货物属于特种设备或精密设备范畴以及此类货物需要采取特殊的内固定、防撞措施而事实上托运方没有采取。此外，二审法庭调查中，鼎顺公司陈述其系凭提单提货运输。一般而言，货物提单中已经载有运输货物的相关信息情况，且鼎顺公司作为承运人本身就负有安全适航的基本义务，即应对货物装载后是否适合运输进行检查，故本案也不能认为托运人未尽说明义务。综上，鼎顺公司的该项上诉，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货物损失事实发生在鼎顺公司运输过程中，作为承运人的鼎顺公司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温健灵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受托人，在货损事故发生后，已经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披露了鼎顺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有关“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行使委托人的合同介入权，直接向鼎顺公司主张权利。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鼎顺公司应承担责任，应当视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实际上行使了委托人合同介入权，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代位权人在本案中要求向鼎顺公司赔偿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三）温健灵的责任。温健灵在解除与外运江门公司的运输合同后，安排剩余的3个货柜由鼎顺公司运输。二审法庭中，本院询问温健灵在案涉运输事务中获得何种利益或报酬，温健灵称其在运输公司处获取中介费用。但是温健灵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曾明确告知鼎顺公司其仅是为其提供居间服务，也无证据证明本案运费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直接商定，故温健灵有关费用性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后，安排鼎顺公司运输。且能够在鼎顺公司处获取费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温健灵能够获取费用的情况应当视为温健灵其能够实际参与运输费用的分配。加之，温健灵在运输中还具有运输具体指挥，协调行为，应视为其实际参与了运输活动，故应与运人鼎顺公司共同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损害赔偿责任。但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并未向温健灵提出赔偿诉求，系平安保险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不持异议。鼎顺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后，如认为温健灵需分担责任，可另觅途径解决。四、关于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能否作为本案定损依据的问题。鼎顺公司上诉主张《终期报告》落款处仅记载刘斌一名注册公估师，违反《保险公估基本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且附件中的查勘报告等文件无厂家盖章、对于维修费用合理性无说明依据，公估结论明显不足，故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损失的依据。本院认为，公估报告是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或（和）被保险人委托有资质的公估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后出具的书面文件，不属于司法鉴定范畴，形成的书面意见不属于民事证据种类中的“鉴定意见”。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其接受委托开展对涉案保险事故进行评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保险事故评估属于专门性问题。鼎顺公司若对《终期报告》有异议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诉讼中，鼎顺公司并无提出鉴定申请，现仅系凭自身理解对《终期报告》的定损金额提出异议，本院难以采纳。在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终期报告》核定的定损金额的客观正当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终期报告》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并无不当。鼎顺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本案主张的利息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述条款将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限制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不包括赔偿金额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公司的有关利息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5.12元（已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分别预交17455.12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8727.56元，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8727.56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727.56元以及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727.5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负责人：陈朝晖。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诗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黄和欢。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敬照，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海，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刘展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负责人：罗进益。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娟，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谈杰，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法定代表人：陆军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如，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沁蘋，优美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温健灵，男，汉族，1987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俭傍，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敏，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人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华南公司”）、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外运江门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4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平安保险公司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1、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是外运江门分公司单方制作的内部文件，案涉外运江门公司的陆运部印章没有经过工商备案，也没有经过第三方公证，不能排除外运江门分公司存在不规范用章的情形，为了便于管理或提高工作效率，其完全可能自行刻制多个印章。即使《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也不能证明外运江门公司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是绝对唯一的。2、《报价单》的报价日期及生效日期为2017年6月2日，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显示的交接日期为2017年8月22日，在《报价单》报价日及生效日之后，且《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的陆运部印章制作时间不详，既不能排除外运江门公司在交接前已存在多个陆运部章的情形，也不能排除该印章是《运输合同》、《报价单》签订后外运江门公司再刻制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观点，作为证明合同虚假的对比印章至少应是在案涉合同订立时公司在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的印鉴备案章，如公司未能提供案涉合同订立时其在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的印鉴备案章，即使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检材印章与合同上盖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印盖，也无法确定检材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检材印章的唯一性，鉴定结论不足以推翻合同的效力。4、现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并不能证明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即使《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也不能证明《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无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仅凭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上盖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盖印章不一致，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无法律约束力，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运输合同》、《报价单》的效力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予以认定，但一审判决明显遗漏了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运费、开具发票等事实的查明及认定。1、我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发票”“银行支付凭证”已证明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往来一直是按照《报价单》第一条规定的单价和第二条规定的结算方式，在外运江门公司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后，由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向外运江门公司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至其银行账户，并由外运江门公司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开具相应发票。由此可见，外运江门公司对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签订以及约定的内容是明确知情且认可的。2、外运江门公司单方主张其对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签署不知情，但其并未解释为何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支付及发票开具均与《报价单》约定内容一致，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与支付存在其他标准。3、在《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签订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直按照《报价单》约定的运费标准及结算方式直接进行运费结算、运费支付及发票开具足以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约定的权利义务，是认定《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真实有效的重要依据，但一审判决在“本院查明”“本院认为”中均没有对我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发票”及“银行支付凭证”予以查明和论述。一审判决完全忽略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约定内容的事实，仅以“《运输合同》、《报价单》加盖的印章来源不明，且与外运江门公司持有的印章明显不符”为由，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缺乏客观性及事实依据，亦于法无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个人运输货物，由温健灵选择实际承运公司，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一)一审判决认为“温健灵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认定其代表外运江门公司”，与本案事实不符。优美科长信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温健灵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其行为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案涉《报价单》载明外运江门公司的联系人温健灵，优美科长信公司系基于对《运输合同》、《报价单》的合理信赖，在实际运输业务对接过程中才会通过联系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进行货物运输，且在事故发生前，优美科长信公司也是一直通过联系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进行货物运输，外运江门公司对于温健灵的身份在此前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因此，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在信任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分公司接受其货物运输业务的委托，才与温健灵进行业务对接的。(二)一审判决认为“仅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与本案事实不符，优美科与温健灵个人没有委托关系，温健灵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作出与中外运江门公司解除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1、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基于对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公司接受其货物运输的委托的信赖，才与温健灵进行了业务联系。而就本次案涉集装箱运输而言，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约定，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包括案涉集装箱TCNU3329567在内的7个集装箱任务，在外运江门公司出具的声明附件中也明确载明案涉货柜号，说明外运江门公司实际接受了包括优美科长信公司对于案涉集装箱的运输委托。2、优美科长信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温健灵个人进行拖柜，没有与温健灵个人签订过委托合同，也没有向温健灵支付过任何费用，优美科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货物的运输费用，均是与外运江门公司直接结算并支付至外运江门公司的银行账户的。如温健灵以个人身份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温健灵不可能无偿为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服务。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个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缺乏客观性及合理性。3、按照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内部管理要求，为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承运人必须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有书面运输合同，优美科长信公司才会委托其进行货物运输，并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支付运费。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与鼎顺公司有过委托运输业务往来，也没有向鼎顺公司支付过运输费用，对于案涉货柜被外运江门公司及温健灵擅自交付鼎顺公司运输的情况，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事故发生前亦完全不知情。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的过往交易中，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运输的货物，温健灵既有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也有委托鼎顺公司运输”，亦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4、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约定，并基于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分公司的信赖委托外运江门分公司承运案涉集装箱，而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个人不存在委托关系，温健灵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作出与中外运江门公司解除运输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无权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将案涉集装箱交付鼎顺公司运输。在没有经过优美科长信公司同意或授权下，外运江门公司擅自将案涉集装箱交付鼎顺公司运输，并导致货损，外运江门公司应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案涉设备的损失。因外运江门公司作为分支机构，外运华南公司系其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外运华南公司应当对优美科长信公司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我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予支持。保险代位求偿权自保险人支付赔偿金之日起成立，第三者在代位求偿权成立之日起负有向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的义务。利息作为求偿权的法定孳息，属于求偿权的附属权利，应属于保险人所有。保险人从其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相应的利息损失即已客观存在，其计算时间应从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计算。鼎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平安保险公司对鼎顺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不成立，无需向优美科长信公司作保险赔付，无权向事故责任方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其明确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的，该规定已明确保险人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前提为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并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证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保险关系的关键证据：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后又撤回对上述证据的提交。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交保险合同、保险单的情况下，应认定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存在，直接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为可依据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等证据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明显缺乏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终期报告》，其附件中不包含保险单、保险条款及保险费支付凭证等反映保险关系成立及生效的文件，公估公司在《终期报告》8.6陈述“在核实保单条款后，没有其它除外条款适用于本次事故。根据以上情况，我司建议保单责任成立”并无依据；2.《终期报告》第2页记载，“保单号：14576003900381412573”、“保单类型：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建筑期从2018年1月2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二十四时止，包括30天试车期”、“被保险人工程：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出于保密，被保险人没有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后撤回的14576003900381412573号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其中保单类型为“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项目名称为“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由此可见，公估公司作出《终期报告》时并未核对保单及保险条款，其就保险责任成立所作出的公估意见失实。3.根据14576003900381412573号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和保险条款，保单记载的保险标的信息为：项目名称为“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项目类别为“建筑工程”，《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二条记载“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分项列明的在列明工地范围内的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根据上述约定，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签署合同明细表，以确定作为保险标的的列明工地范围内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且应明确具体的工程项目和范围，但平安保险公司并未提交该合同明细表，仅凭保单中记载“江门优美科一系列工程”并不足以证明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4.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虽然其中条款序号连接且在页眉部分记载保单号：14576003900381412573，但清楚区分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和《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当中分别有总则、物质损失保险部分、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和通用条款三部分，其中总则部分均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根据14576003900381412573号保单记载，优美科长信公司仅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可见，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保险合同关系不涉及《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建筑工程大体包括“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即土建工程以及“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也就是安装工程两大类。根据保险条款，建筑工程与安装工程是相互区分的，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供合同明细表的情况下，应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承保的“优美科一系列工程”仅包括土建工程部分，不涉及其中的安装工程；即使将安装工程纳入到建筑工程之列，本案所涉受损设备无论如何均不属于建筑工程中配套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范围。况且，根据上述规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工程开工建设前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应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施工图纸、技术资料等，平安保险公司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投保时亦应审核该部分资料签署保险合同明细表以确定保险标的并作为理赔的依据，但平安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该部分证据，现鼎顺公司明确主张合同明细表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施工图纸、技术资料中不涉及本案所涉设备，恳请二审法院责令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该部分证据，否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认定鼎顺公司所主张的书证内容真实，平安保险公司主张本案设备属保险标的不能成立。6.《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三十八条约定：“投保人应按约定交付保险费。约定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在约定交费日后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对交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约定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实际收取保险费总额与投保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是指截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按约定分期应该缴纳的保费总额。”而2018年1月26日签发的《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CAR)》保单记载保险期限为“建设安装期自2018年1月23日00时起至2019年22日24时止”、付款日期为“于2018年02月10日11时59分59秒之前交清保险费”，即保险期限早于保单签发日，付款日期迟于保险期限起始日，且并不涉及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的明确约定，因此，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其应承担保险责任，除提交保险合同、保单外，还应提交优美科长信公司的付款凭证，在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提交付款凭证的情况下，应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7.保险合同特别条款中的内陆运输条款约定“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供货地点到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工地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但被保险财产在运输时必须有合格的包装及装载”。先不论该条款中已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的事实是否属实，内陆运输条款明确约定承保的内陆运输范围仅为国内供货地点到本合同列明工地的内陆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而本案设备的供货地为韩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因此，即使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引起损失，平安保险公司亦不负保险赔偿责任。另外，被保险财产在运输时必须有合格的包装及装载。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事发后开箱照片可见，集装箱中设备并无作内部限位、固定处理，以致最终因运输过程中内部滑动、整体重心偏移而致落柜倒箱，显然不符合合格装载的约定要求，平安保险公司亦不负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涉案事故不属保险事故，平安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应予驳回。二、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无合同关系，平安保险公司以违约责任为基础请求鼎顺公司承担损失并无依据。1.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终期报告》均明确涉案设备的承运人为外运江门公司，并由优美科长信公司配合提交了加盖“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外运江门公司原名称为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变更为现名称）的《运输合同》、《报价单》、《相关方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承诺书》以及一系列对账单、付款回单及发票以证明本案设备的承运人为外运江门公司。虽然《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印文与外运江门公司出示的印章印文大小不一，但两印章均非外运江门公司的非备案公章，结合上述证据反映的一系列交易过程足以证实优美科长信公司基于《运输合同》、《报价单》与外运江门公司存在长期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事实上，当日涉及的七个集装箱的运输业务，优美科长信公司均系通过《报价单》中记载的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温生189××××4890”即温健灵联系托运的，与此前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托运业务联系过程并无二致，由此可见，温健灵是否为外运江门公司的员工均不影响对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公路运输业务的授权代表的事实认定，其身份已得到外运江门公司长期认可，《运输合同》、《报价单》上加盖印文属以外运江门公司使用的印章加盖，温健灵承接托运业务的行为应认定为属外运江门公司的行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本案七个集装箱的公路运输合同相对方为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之间并无公路运输合同关系。2.外运江门公司主张，其系接受温健灵的托运承接优美科长信公司的集装箱业务的，此前只因优美科长信公司需要开具发票时才直接由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至其公司账户，其他无需开具发票的业务则由温健灵直接向外运江门公司支付，并相应提交了温健灵于2020年3月3日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该声明记载温健灵承认其系优美科长信公司集装箱的承运人，鼎顺公司系接受温健灵个人的托运而承运涉事集装箱的。结合优美科长信公司有关外运江门公司系其承运人的主张，本案中涉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合同承运人的争议仅在于系外运江门公司还是温健灵，若温健灵构成对外运江门公司的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则本案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责任应由外运江门公司承担，否则，温健灵应根据其无权代理行为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合同责任。3.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明确提出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代表，无论温健灵最终被认定有权代理、无权代理抑或构成表见代理，优美科长信公司均不承认温健灵系其委托代理人以个人名义对外订立本案公路运输合同，故优美科长信公司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以委托人的身份向鼎顺公司主张权利。4.温健灵主张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鼎顺公司成立居间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温健灵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已承认其自行委托鼎顺公司运输，与其主张的居间关系明显矛盾。事实上，鼎顺公司在本案公路运输过程中，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无接触和交流，此从温健灵向外运江门公司员工黄勇濠发送的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Ｂｅｃｋｙ的录音中得到印证，优美科长信公司事前对鼎顺公司承运本案集装箱不知情，即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之间并无达成公路运输合同关系的合意，温健灵所称居间关系毫无依据。因此，案涉受损集装箱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只能视温健灵的身份情况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为温健灵抑或外运江门公司，但能确定的是，其合同相对方并非鼎顺公司。5.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就涉案运输不存在任何联络或意思表示，事故发生前均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双方不存在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鼎顺公司是受温健灵的委托运输涉案货物，合同相对方为温健灵。根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和举证，已充分证实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鼎顺公司系根据温健灵个人的托运承接涉事集装箱运输的，因此，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选择以违约责任为基础请求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向其主张的合同相对方即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又提出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鼎顺公司系“实际承运人”的主张，请求鼎顺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既已认定“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进行承运”，却又认定鼎顺公司需向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显然错误。三、本案事故因托运人未尽货物说明、包装等托运相关义务而引起，鼎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证据充分证明，涉事集装箱运输过程中至少存在两个公路运输合同关系，首先是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之后是温健灵与鼎顺公司之间的公路运输合同关系。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向温健灵告知货物类型，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时仅提供柜号，因该集装箱受海关监管并有铅封，鼎顺公司仅凭柜号无法得知集装箱内货物的重量、数量、规格、重心高度等可能影响运输要求的具体情况，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托运时有必要向其承运人(指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下同)作详细说明以便其承运人合理选择运输车辆、适当使用运输辅助工具并据此提出有别于普通货物运输的报价，但优美科长信公司并未向其承运人作具体说明。温健灵向鼎顺公司委托运输时，也未作具体说明，鼎顺公司认为属普通货物运输并按普通货物运输报价，由此可见，优美科长信公司(相对于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温健灵(相对于鼎顺公司)分别作为托运人，未尽对货物情况的准确说明义务，应对货物运输过程当中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对于鼎顺公司而言，因温健灵经常性向鼎顺公司托运胶料等普通货物，作为运输同行，相互间对于不同种类货物运输所需车辆类型、运距和运费均有行规，为交易的便捷高效，若温健灵不作特别说明，则属普通货物运输，由鼎顺公司派出运输普通货物的车辆进行运输，按装载普通货物集装箱的价格计价，此属温健灵与鼎顺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亦属默示的合同条款。根据事故照片，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后并无刹车痕迹，可见当时处于低速行使状态，事故的发生主要系温健灵未向鼎顺公司告知集装箱内货物详情，鼎顺公司按运输普通货物的要求派出车辆并因集装箱中的货物重心较高且未作内部固定以致大角度转弯时重心偏移所致，即使如平保江门公司和温健灵所称的使用了转锁，并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反而会使运输车辆随集装箱一并倾倒发生更严重的事故。另外，鼎顺公司已提交运输车辆的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证实该车辆在运输时检验合格，《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亦仅规定集装箱运输车辆应配备转锁，但并未规定所有集装箱运输过程均需使用该辅助设备。事实上，若运输车辆使用转锁固定集装箱，码头吊车进行吊柜时会出现将箱装箱及车辆一并吊起的危险情况，且外海货柜码头在吊车作业范围内禁止司机上下车，故在运输均质普通货物时外海货柜码头不建议锁上货车转锁，以避免上述事故的发生。而且，涉案货物为精密重型设备，其在装入集装箱之前就应作内固定，并且作好相关防止移动、防撞等保护措施。从事故发生后的照片来看，托运人并没有做前述措施，应承担相应货损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如托运货物存在前述情形，鼎顺公司可以依法拒绝运输，该认定忽略了涉案货物是集装箱货物进口运输的特殊性，在货物运至目的地之前，鼎顺公司是不能打开集装箱的，因此，鼎顺公司不可能事先知道托运货物存在前述问题而拒绝运输，一审判决因鼎顺公司继续运输而认定鼎顺公司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错误。综上，本案运输事故的发生，过错在于优美科长信公司和温健灵分别作为托运人，均未向各自的承运人如实告知托运货物的详情并作好内固定、防撞等保护措施，鼎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认定错误，《终期报告》程序不符合要求，其结论缺乏依据，不应采信。1、《终期报告》落款处仅记载刘斌一名注册公估师，不符合《保险公估基本准则》第十二条有关“对受理的保险公估业务，保险公估人应当指定至少两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承办。保险公估人开展法定公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公估师承办。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应当在委托权限内进行”的规定要求，该公估过程违反法定程序，应不予采纳。2、根据《终期报告》“6.0损失的程度和性质”中记载的检查报告，以及附件6“事故后原厂查勘报告”均无厂家盖章确认，公估公司如何核实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并无说明。3、其中五台设备返回韩国厂检修是否必要，维修费用是否合理亦无具体说明或依据，即使认定其中两台设备没有维修价值，但从返厂维修一次即需支出高额维修费用的情况考虑，对于该两台设备拆解用作备件的价值亦应远远高于公估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协商确定的35%残值。综上，《终期报告》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明显不足，一审认可《终期报告》对损失金额所作的公估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平安保险公司针对鼎顺公司的上诉辩称，1、外运华南公司主张其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也从来没有出具结算单，是其单方陈述，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及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外运华南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鉴定提供的陆运部章，并非备案章，并不能证明外运华南公司持有的印章是唯一的，该印章根本不具有可鉴定性，如果外运华南公司的主张可以得到支持，那么在民事交易中，所有的合同当事人都能在签订合同后以其合同章是虚假印章为由恶意违约，显然严重违反了民事交易的诚实信用原则。2、认定双方运输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应结合全案证据来看，平安保险公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明确由外运江门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和运输费发票，也提供了收款人为外运江门公司的运输费用支付凭证，如果外运华南公司否认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应就收取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的运输费用及直接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开具发票提供合理解释。优美科长信公司作为外资公司，其内部有严格的合规审查，不可能向个人或者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运输方直接委托运输业务，本案案涉运输箱是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的运输合同，委托外运华南公司运输的，外运华南公司在未经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同意下擅自将该业务转委托鼎顺公司且鼎顺公司在未规范操作下导致优美科长信公司的货物受损，鼎顺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应共同相适应优美科长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如外运华南公司认为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供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是伪造的，我方当庭申请法庭要求外运华南公司提供其在2017年即案涉报价单生效日前后期间的与其他运输委托方或业务方签订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以核实本案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真实性。鼎顺公司针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中仍然以合同关系为请求权为基础确认合同双对方为外运江门公司，否认可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选择鼎顺公司为承运人，故一审判决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的鼎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显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鼎顺公司请求驳回平安保险公司对鼎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辩称，一、一审三次开庭一审法院及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均反复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其持有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原件何时、何地，从谁处获得？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拒绝回答，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及《报价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状中仍要求凭借伪造的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运输合同》及伪造温健灵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报价单》，主张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运输有合同关系，要求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华南外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公平正义的法理。平安保险公司提供没有签约日期，没有外运江门公司经办人、负责人签名，仅有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运输合同》，以及显示为2017年6月2日，并且外运联系人显示为温健灵，没有外运江门公司经办人、负责人签名，仅有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报价单》，经外运江门公司再三内部核查，均没有发现留存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原件甚至复印件，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工作人员均没有见过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更没有在这两份文件上盖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前从未见到过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直到平安保险公司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一审法院将平安保险公司的索赔证据转递给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时，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才第一次看到该《运输合同》及《报价单》的内容。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的负责人是黄勇濠，他一直负责对外联络业务。2018年7月2日，外运江门公司收到优美科长信公司邮寄的《索赔函》（一审原告证据第150-152页，下称“优美科长信公司索赔函”），该索赔函中提及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外运江门公司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任何的运输合同，因此，黄勇濠当天马上通过QQ询问温健灵为何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并要求温健灵告知内容，但温健灵并未给予任何说明，一审庭审黄勇濠亦出庭接受了法庭和各方的询问。因黄勇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负责人的身份，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如果对外发送报价单，联系人一直是黄勇濠。2015年12月2日，黄勇濠向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报价单，联系人是黄勇濠，报价地点江门外海，运费人民币450元/20GP及500元/40GP/40HQ，且特别说明报价单运输货物为普通货物，运费价格包含增值11%税率及码头提柜费用、出入闸费用（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11页）。但是，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该邮件没有任何回音。温健灵从来不是外运江门公司的员工，外运江门公司也从未委托温健灵作为代理人，温健灵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主张其是居间角色，温健灵从未主张过其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外运江门公司从来不知将温健灵伪造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的该《报价单》从何而来。因上述诸多可疑原因，外运江门公司提供了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原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印记进行司法鉴定，以便一审法院查明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上所盖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的真伪。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虽认可其《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所盖印章与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原章的印记明显不同，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狡辩说外运江门公司可能有其它陆运部印章。外运江门公司是国企规范公司，内部印章管理有严格的规范和流程，怎么可能就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印章还有几个？正因为外运江门公司核查上述文件存在前文中的诸多可疑之处令人怀疑系伪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申请司法鉴定，并甘愿承担司法鉴定的任何风险和后果。2021年7月24日，一审庭审当庭比对上述《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及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印章原章，肉眼可辨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原件的所盖印章明显小很多，一审主审法官当庭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是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哪位员工什么时间、从哪一方处获得的，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就主审法官的询问拒绝给予任何回答，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故意隐瞒《运输合同》和《报价单》的来源，两份文件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以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运输合同》及伪造温健灵为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盖章的《报价单》，主张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主张温健灵是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代理人三次开庭均反复询问平安保险公司及优美科长信公司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是何时、何地、通过何人获得的？但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仍然回避拒不回答！一审法院多次开庭调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及所盖印章的来源，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无法证明该《运输合同》和《报价单》来源合法，这两份文件根本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持有伪造的证据，且拒不说明来源的，贵院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平安保险公司和优美科长信公司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凭借伪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运输合同》，伪造温健灵为外运江门公司联系人并伪造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盖章的《报价单》，主张涉案设备是外运江门公司委托温健灵找鼎顺公司承运货物，完全违背事实真相，平安保险公司要求外运江门公司承担契约承运人的违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和合同依据，而且违背公平、正义的法理，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外运江门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涉案集装箱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外运江门公司不是涉案集装箱的契约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更不是侵权的主体，优美科长信公司对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平安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因优美科长信公司对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缺乏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能发生。二、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均不是涉案集装箱的运费发票和付款凭证，是事故发生前一年的，与涉案集装箱运输无关，平安保险公司提供显示外运江门公司的《按月结算对账单》系伪造，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从未出具过此种格式及内容的《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是与温健灵直接结算费用，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依照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进行过任何结算。涉案集装箱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23日，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状第2-3页提及的《发票》和《银行支付凭证》是事故前一年的，与涉案集装箱运输没有任何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而且，平安保险公司连同发票、银行支付凭证，还提供了显示外运江门公司的《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向任何客户发送过过此种《按月结算对账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不知《按月结算对账单》从何而来，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直至优美科长信公司一审庭审时提供此组证据才第一次看到这种格式及形式的对账单，优美科长信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更没有说明《按月结算对账单》的来源。《按月结算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系伪造。平安保险公司没有提供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运输收取优美科长信公司或者温健灵的任何运输费用的发票或者银行支付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就涉案集装箱外运江门公司接受过优美科长信公司或者温健灵委托。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温健灵出具的《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已充分证据温健灵作为独立商业主体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业务，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直接结算，外运江门公司听从温健灵指示开票或者不开票。外运江门公司从来没有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依照其持有的伪造的《运输合同》和《报价单》进行过任何结算。另一方面，鼎顺公司一审庭审中亦确认鼎顺公司也是接受温健灵的委托进行相关运输业务，鼎顺公司以往的运输业务也是直接与温健灵结算而与温健灵的客户没有任何联系。三、一审法院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涉案货物，而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因另外4个集装箱未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设备没有接受温健灵的委托，外运江门公司与温健灵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外运江门公司不是契约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温健灵自行委托鼎顺公司安排实际承运涉案货物，一审判决查明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判决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涉案集装箱，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5月16日，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BeckyZheng（郑小姐）通过电子邮件委托温健灵安排陆路运输7个集装箱货物，并告知具体的卸货地点（原审原告一审证据1.12.2，第148页）。同年5月26日，BeckyZheng（郑小姐）再次通过电子邮件书面通知温健灵“TCNU3329567（涉案集装箱）明天(2018-5-27日早上10:00左右可以安排将机柜拖回码头了，请帮忙安排拖车”。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运输7个集装箱的基本事实毋庸置疑。同时，温健灵出具《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内容：“2018年5月，江门市优美科长信公司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由本人温健灵经办的提单号及柜号为……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合计为7X40HQ的运输业务。本人温健灵作为江门市优美科长信公司长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上述业务的实际受委托人是独立的商务活动主体，并非中外运员工。本人市场商务行为不受中外运方面约束”，亦能印证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从事包括涉案集装箱在内的优美科长信公司7个集装箱的陆路运输。另一方面，温健灵与黄勇濠的QQ聊天记录中，温健灵亦称其“都系以个人形式接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单”（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20页），黄勇濠一审庭审时到庭对相应证据当庭演示，并接受了各一审法院及各方的询问。上述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委托温健灵进行涉案集装箱运输的基本事实。2、一审判决查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运输接受温健灵的委托，温健灵自行寻找并委托鼎顺公司最终实际承运货物，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5月19日，温健灵通过QQ委托外运江门公司安排拖车运输优美科长信公司的4个集装箱（编号分别为NSSU7055180、WBPU7079465、NSSU7038624、NSSU7081220）。2018年5月21日，外运江门公司安排4辆车辆运输4个集装箱，但因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原因导致货物迟迟未拆箱，发生集装箱压在拖车上的情形。2018年5月22日，外运江门公司要求温健灵先确认运输上述4个集装箱产生的超时费用和压夜费用，否则不接受温健灵委托安排运输优美科长信公司剩余的三个集装箱。温健灵当天没有确认外运江门公司的要求。随后温健灵告知外运江门公司何振昌优美科长信公司后续集装箱的货物（包括涉案集装箱）温健灵告知叫客户自己安排运输了。2020年7月24日一审庭审中，外运江门公司何振昌也当庭演示上述证据，并接受了法庭及各方的询问。2018年7月2日，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黄勇濠QQ聊天，温健灵告知“区话23日要将剩下的柜拖到工厂（因为要请吊机），我同区讲仓库压了外运几个卡，未有车继续拖了，如果一定要拖，甘就要稳其他车队的”（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一审证据第15页）。2018年7月3日，温健灵QQ聊天告知黄勇濠“因为不是区接的单，5月23日的柜，我个人帮优美科长信公司稳街车的，我都有同优美科长信公司讲了，外运压卡，未有车，要稳其他车队”。2020年7月24日一审庭审时，黄勇濠出庭演示上述聊天记录并接受一审法院及各方的询问。同时，外运华南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就上述事实也出具了《情况说明》。另一方面，温健灵出具《关于2018年5月23日货损事故的声明》“其余提单号未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的运输与中外运无关。2018年5月23日，提单号为18HJM00817(柜号TCNU3329567）的货柜系本人温健灵自行委托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当天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物跌落受损事故的一切责任，与中外运方面无关”。上述一系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外运江门公司就涉案集装箱没有接受过温健灵及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外运江门公司更不认识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就其同批次7个集装箱的运输后自行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涉案设备，鼎顺公司一审庭审答辩状及庭审中亦确认是受温健灵的委托运输涉案集装箱，涉案货损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优美科长信公司辩称，第一，事故发生原因。首先对于案涉货物是否需要进行特种设备包装的标准，根据国家对特种设备及普通货物区别的规定，案涉货物并未被录入特种设备名录，不属于特种设备。因此对于案涉的普通货物，我司已经采取妥善并充分的包装。①案涉六台机器除铁器均以木箱作为外包装，做到了全覆盖遮蔽型的包装；②案涉六台机器的箱体重心稳定，每台除铁器的内层包装将本体与电控柜捆扎绑定，中层包装提供多重整体加固，最后封入外层包装的木箱内；③案涉六台除铁器的木箱外层包装的前后侧分别设置设备标签、左右侧分别设置警示标识；④2018年4月6日韩国发货地以木箱箱体直立、设备标签朝外的方式，将案涉的六台除铁器妥善装入集装箱内，并平稳安放完毕。除此之外，我司在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审被告二发送提单时，也已明确货物的性质、数量、重量等信息。因此案涉货物已经妥善、安全并充分的进行了包装。其次，货物实际承运人在2020年6月22日就本案一审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及鼎顺公司二审上诉状第10页中明确承认，在运输过程中主动拆除转锁，从而未将案涉集装箱稳妥固定在货运车辆上的事实足以说明实际承运人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且不符合道路行驶承运货物的标准，未达到交通工具的适行状态，从而导致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倾倒造成事故，损毁案涉货物。第二，保险合同成立的与否。对于我司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我司认为，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保险费的缴纳是否迟于保险期限起始日，且根据案涉保险合同，及第三方中立机构出具的《终期报告》足以认定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因此我司认为双方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系有效成立的。第三，鼎顺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及温健灵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司认为，是否成立货物委托运输的法律关系，不应当仅仅参照书面合同的约定及签订方式，更应当考察合同双方是否通过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案涉合同中所盖印章“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与中外运、外运江门公司提交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不一致的问题。我司认为，中外运及外运江门公司并未提交公安部门或工商部门备案的印章，因此无法与备案章进行比对，无法辨明真伪。但鉴于外运江门公司与我司之间多次的业务往来，足以认定在其与我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该公章具有代表外运江门公司的效力，因此《运输合同》及《报价单》应当对外运江门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温健灵在本案中虽然不是外运江门公司员工，作为外运江门公司在《报价单》上指明的联系人，应当视为外运江门公司对其授权，其有权代表外运江门公司处理与我司之间的业务活动。退一步讲，即使《报价单》上印章并非外运江门公司所使用，但根据以往双方业务往来历史，足以证明外运江门公司明知温健灵以其名义代理其业务处理事宜，而未明示反对，足以认定其对温健灵之授权。即使不足以作为授权，已经足以让我司有充分理由相信温健灵具有代理权限，构成表见代理。至于温健灵在原货运合同履行过程中，擅自安排不符合委托方要求的承运车辆运输我司货物的事实，我司事先并不知情，温健灵也未向我司作出释明，我司一直认为系外运江门公司为协调货物运输所做安排。综上，系我司针对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上诉所作答辩，我司尊重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温健灵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温健灵和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共同承运人，是认定事实错误。温健灵只是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华南公司、鼎顺公司之间的促成运输交易的居间人，为双方提供运输业务需求信息，温健灵没有运输车辆，自己不是货运司机，也没有雇佣人员从事运输业务，温健灵没有收取过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的运输费，运输费是外运华南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结算，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支付至外运华南公司的银行账户。以上情况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大量微信、邮件、电话录音、相关发票、支付凭证等均可以证明。因此，温健灵不是案涉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更不是实际承运人。2、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存在重大遗漏和错误，导致错误认定温健灵为共同承运人。（1）关于遗漏事实的情况。一审判决遗漏了有关优美科长信公司、外运华南公司、鼎顺公司、温健灵等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优美科长信公司货物运输的托运、承运、结算各环节的事实情况。（2）涉案机械设备损失事故发生的原因事实没有查明，一审判决只记录了货柜倒地，但没有查明货柜倒地的原因事实。（3）没有查明涉案机械包装的情况事实。（4）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有关案涉机械设备运输当天的有关托运经过遗漏了“2018年5月16日优美科长信公司让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到涉案码头运输涉案机械”以及“2018年5月16日至23日期间优美科长信公司多次变更计划，通过温健灵通知外运华南公司”、“外运华南公司不能安排车辆转运案涉三个货柜，优美科长信公司安排车辆转运动员”。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一审判决书第7页最后一段，记载优美科长信公司通过联系温健灵安排车辆到码头提货，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安排车辆到时候码头运输涉案货物。在一审判决书是第8页第14行，另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提货”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找运输公司安排车辆到码头运输涉案机械。在一审判决第9页第1行记载，“温健灵委托外运华南公司陆运部拖柜”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优美科长信公司让温健灵找到外运华南公司承运涉案货柜。3、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货物损害事故的有重大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损失。案涉货物是大型不规则形状的机械设备，重量大容易倾倒，根据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机械生产商的买卖合同可知，对涉案设备有严格的包装要求，但从事故照片可见，涉案机械只是一个单独的木箱装载，没有防止倾倒的装置和填充物，结合公估报告引用的事故发生原因反映，货车司机在集装箱倒地前已经听到集装箱内有大的异响。综合以上情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涉案机械设备包装不符合陆运要求导致运输过程导致机械倾倒所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纠正。平安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连带赔偿原告保险赔款1374998.9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优美科长信公司从韩国购买电磁除铁器设备，并通过联系温健灵安排车辆到江门外海码头提货。经温健灵联系安排，2018年5月23日上午，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的司机郭海良驾驶车辆粤ＨＧ3149提运货物，当其驾驶车辆途经连海路××××路交界处时，转弯后车上货柜倾侧倒地，造成货柜内的6台电磁除铁器设备砸损。事故发生后，交警到场处理了交通事故。经平安保险公司委托，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终期报告》，该报告认定了保险事故，并确认了优美科长信公司为其设备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一切险（包括扩展的内陆运输条款），“在核实保单条款后，没有其它除外条款适用于本次事故。建议保单责任成立。”被保险人此次事故的6台除铁器的索赔金额为1673875.58元，其中包括2台无法维修的是按照原采购金额索赔，4台维修部分是按照实际维修费用进行索赔。理算后认定保险金额为430000000元，定损金额1595341.31元，残值215342.4元，免赔额5000元，理算金额1374998.91元。2019年7月22日，平安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优美科长信公司赔付了1374998.91元。另查明，优美科长信公司是联系温健灵提货，至于温健灵是否代表外运江门公司则存在争议。诉讼中，平安保险公司认为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并举证了《运输合同》、《报价单》(即《终期报告》中的附件4)。《运输合同》左下角落款处甲方盖有“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的印章，但没有经办人签名也没有填写日期，《报价单》盖有“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印章，右上角方框内记载了“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字样及“温生”的电话号码，温健灵在诉讼中确认该号码为其所有。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认为印章系伪造，并申请司法鉴定。优美科长信公司未能在诉讼中说明《运输合同》、《报价单》的来源。经法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当庭核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检材，肉眼已能识别检材印章与《运输合同》、《报价单》上的印章大小不一致，已当庭告知各方当事人不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经查，温健灵不是外运江门公司员工。另查明，2018年5月19日，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陆运部拖柜，拖车作业单要求外运江门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拖柜4个集装箱，于5月22日拖柜3个集装箱。2018年5月21日，外运江门公司依约拖柜4个集装箱至指定的江门市江海区江新肉联厂，部分货柜卸货后，有3台车辆无法卸货需要甩架压夜处理。2018年5月22日，温健灵要求外运江门公司将码头剩余3个集装箱货柜(即案涉货柜)拖至工厂，外运江门公司要求温健灵先予落实昨日超时及压夜费。同日下午16：43，外运江门公司员工“外运车队-昌”(何振昌)通过QQ询问温健灵“温生，明天原优美科落实了吗”，温健灵于16：44答复“落实了，我叫客户自己安排了。”事故发生后，温健灵于2018年7月3日与外运江门公司员工黄勇濠在QQ中聊天提及“5月23日的柜，我个人帮优美科稳街车的，我都有同优美科讲了，外运压车，未有车，要稳其他车队。”一审庭审中，平安保险公司选择其在本案中提起的是违约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代位追偿权纠纷。保险代位求偿权系法定请求权的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而第三者只有在对被保险人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才需向保险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责令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保险单及条款作为证据，该司举证后又撤回了该项证据，不妨碍一审法院依据《终期报告》等证据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平安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后，其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代位求偿人，有权选择最有利自己的方式要求赔偿。关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的责任问题。在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的过往交易中，优美科长信公司联系温健灵运输的货物，温健灵既有委托外运江门公司运输，也有委托鼎顺公司运输。根据查明的事实，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终期报告》中的附件――《运输合同》、《报价单》，也即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运输合同》、《报价单》未能认定“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陆运部”的印章系外运江门公司加盖，加盖的印章来源不明，且与外运江门公司持有的印章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运输合同》、《报价单》对外运江门公司有法律约束力。在实际拖柜中，依现有证据及事实，仅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口头委托温健灵拖柜，温健灵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认定其代表外运江门公司。温健灵委托外运江门公司提运本次的7个集装箱，外运江门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提运4个集装箱后，因无法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外运江门公司没有提运案涉的3个集装箱。事发前的5月22日下午，外运江门公司员工询问温健灵是否落实了5月23日的拖车时，温健灵答复确认已经叫客户自己安排。由此可见，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共同承运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共同承运合同关系解除后，案涉保险事故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外运江门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在本案中对被保险人及温健灵均不需承担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诉请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鼎顺公司的责任问题。2018年5月22日下午，温健灵虽然答复外运江门公司员工，称自己叫客户自己安排了对余下集装箱的运输，但实际承运人鼎顺公司在答辩中确认了是受温健灵指示提供运输服务，并未接受过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进行运输，故不能认定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联系鼎顺公司进行承运，而应认定温健灵委托鼎顺公司进行承运。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后，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提运剩余的3个集装箱，因外运江门公司拒绝提运，温健灵另行指派了鼎顺公司去码头承运涉案集装箱，就温健灵与鼎顺公司而言，构成对货主的共同承运，应认定鼎顺公司、温健灵是实际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托运人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交付运输，鼎顺公司、温健灵虽然辩称优美科长信公司没有包装好货物，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如存在这种情况，鼎顺公司、温健灵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拒绝运输，但其接受委托运送货物，反过来证明了其当时认可包装要求，故其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的地点，鼎顺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毁损，应承担违约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诉请鼎顺公司赔偿137499.91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对温健灵提出诉讼请求，属于其自行处分诉讼权利。鼎顺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后，如其认为温健灵亦需分担责任，可另行依法解决。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即平安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范围为“赔偿金额范围内”，并不包括“以及赔偿金额产生的利息损失”，因此，平安保险公司诉请的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诉请鼎顺公司赔偿损失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平安保险公司诉请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连带赔偿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鼎顺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平安保险公司保险赔偿款1374998.91元；二、驳回平安保险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55.12元，由平安保险公司负担386.12元，鼎顺公司负担17069元。二审中，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温健灵围绕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郑小姐的录音，拟证明：1、优美科长信公司员工郑小姐确认温健灵只是帮忙优美科长信公司寻找运输车队，确认没有支付过运输费给温健灵，运输费是支付给运输车队公司的。温健灵只是作为中介人提供信息，促成优美科长信公司与运输车队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2、温健灵与外运江门分公司、鼎顺公司之间对货主（即优美科长信公司）不构成共同承运合同关系，温健灵不是本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对于温健灵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审查，温健灵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中与温健灵交谈的对方身份无法确认。此外，仅凭录音内容也无法认定温健灵有关其是案涉运输业务的中介人的主张。本院对温健灵提交的证据不予以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仅针对当事人上诉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相关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2、在涉案货物的运输流程中温健灵的法律地位如何界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3、本案平安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4、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损依据；5、平安保险公司本案主张的利息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本案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相关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属于法定请求权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虽然上述规定是针对海上保险所作，但就代位权问题与其他类型保险并无差异，本案也可以参照适用。故在保险代为求偿权诉讼中，法院对保险合同仅作形式审查，而对保险合同效力、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等实质问题，不应予审理。本案中，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由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及其附件，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的赔付具有合同依据，故对鼎顺公司提出的平安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的保险关系及保险金赔付的合法性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平安保险公司根据优美科长信公司的索赔申请已于2019年7月22日赔付了1374998.91元，优美科长信公司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案涉货物损失发生后，优美科长信公司有权向相关赔偿义务人要求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平安保险公司有权得以代位行使优美科长信公司对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二、关于温健灵在涉案货物的运输流程中的法律地位的界定以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就温健灵的法律地位及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各方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平安保险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主张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形成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主张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温健灵是承运人。温健灵在承接了运输业务后，再行将业务转包给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主张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关系的合同相对人，鼎顺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无直接合同关系；温健灵则主张其仅是优美科长信公司案涉运输业务的居间人，其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介绍业务，相关费用由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结算。针对前述分歧，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作如下分析认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货物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既没有证据证明温健灵在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接洽过程中作出了由其自己承接优美科长信公司案涉的运输事宜的意思表示，也没无证据表明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曾经就运费问题达成一致，故本案无法认定温健灵就案涉运输事宜与优美科长信公司直接缔结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对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印章与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在申请司法鉴定过程中提交的“印章销毁备案表”、“印章交接备案表”、原章等检材不一致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虽上诉主张本案应由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所持有的陆运部印章的真实性及唯一性。但该项上诉主张，实质上是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对其提出的“不存在备案印章以外的其他公司陆运部印章”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而言，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没有存在的事实有现实困难，并不符合民事证据法确立的“消极事实不举证”的基本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法律意义之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者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诉讼中，无论是平安保险公司还是优美科长信公司均无法说明加盖的印章的来源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即本案亦不能确定在《运输合同》、《报价单》中加盖的“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印章的具体行为人是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讼争《运输合同》、《报价单》对于外运江门公司无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平安保险公司还提出从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看，根据其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一审提交的“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往来一直是按照《报价单》约定的单价和结算方式进行，加之，《报价单》中载明的外运江门公司的联系人是温健灵，其有合理理由信赖温健灵能够代表外运江门公司与其洽谈业务、缔结运输合同关系。但因1、平安保险公司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提交的“发票”、“银行支付凭证”针对的是其他运输业务与本案所涉的运输事宜无关。即使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以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案涉的《运输合同》、《报价单》就是外运江门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2、《报价单》中虽载有“电话：温生189××××4890”的内容，但该内容仅系对联系人与联系电话的标注，并不具有签订合同的代理意义；3、温健灵并非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现有的证据反映，优美科长信公司就案涉运输业务在于温健灵的接洽过程中并未对温健灵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也没有要求温健灵出示任何与外运江门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优美科长信公司在主观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也不具备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条件。综上，平安保险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提出的温健灵系外运江门公司的业务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形成直接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理据亦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三）温健灵认为自己是案涉运输业务的居间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系有偿合同。本案缺乏证据证明优美科长信公司需要向温健灵支付居间费用，温健灵自己亦承认其没有在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直接获取过任何报酬或对价，故温健灵有关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四）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温健灵的前述主张均无法获得支持。但本案能够确认的事实是：案涉运输事宜最早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与温健灵进行接洽；温健灵没有在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直接收取过报酬或对价；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对于具体事务（包括通知提货时间、卸货地点、车辆安排运输进程等）均是与温健灵进行直接沟通及协调。由此可以看出，温健灵事实上帮助优美科长信公司选择了运输公司，处理了货物运输相关具体事宜，且温健灵的行为系无偿行为。因此，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应将温健灵认定为系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处理运输事宜的受托人更加合理。温健灵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形成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五）温健灵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受托人联系外运江门公司运输货物。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温健灵曾向外运江门公司明确表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其系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外海江门公司联系运输事宜。故就外运江门公司而言，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外运江门公司在提运4个集装箱后，因无法及时卸货、压夜及费用结算纠纷，停止提运剩余的3个集装箱。温健灵另寻鼎顺公司运输，应当认为温健灵已经实际解除了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六）温健灵就剩余的3个集装箱联系鼎顺公司承运。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温健灵曾向鼎顺公司明确表明其与优美科长信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其系代表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联系运输事宜。故就鼎顺公司而言，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当认定为是温健灵。三、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鼎顺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的责任。如前所述，就外运江门公司而言，温健灵是与其缔结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温健灵解除运输合同后，剩余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损与外运江门公司无关，外运华南公司、外运江门公司不应对案涉货损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温健灵无权擅自解除与外运江门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但即便是温健灵擅自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则应由委托人向温健灵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向温健灵主张，不能因此否定温健灵解除合同行为对外运江门公司产生的法律效果。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鼎顺公司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失，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鼎顺公司上诉认为涉案货物是精密重型设备，托运人未尽货物说明、包装等托运义务，且在装入集装箱之前未做好设备的内固定、防撞等保护工作，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不应由其承担。但从查明的事实看，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运输车辆转弯后车上的货柜倾侧倒地，鼎顺公司认可其在运输过程中并未使用转锁固定货柜。加之，鼎顺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货柜内的货物的包装与固定不符合相关安全规范，也没有举证证明案涉货物属于特种设备或精密设备范畴以及此类货物需要采取特殊的内固定、防撞措施而事实上托运方没有采取。此外，二审法庭调查中，鼎顺公司陈述其系凭提单提货运输。一般而言，货物提单中已经载有运输货物的相关信息情况，且鼎顺公司作为承运人本身就负有安全适航的基本义务，即应对货物装载后是否适合运输进行检查，故本案也不能认为托运人未尽说明义务。综上，鼎顺公司的该项上诉，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货物损失事实发生在鼎顺公司运输过程中，作为承运人的鼎顺公司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温健灵作为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受托人，在货损事故发生后，已经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披露了鼎顺公司，优美科长信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有关“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行使委托人的合同介入权，直接向鼎顺公司主张权利。优美科长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鼎顺公司应承担责任，应当视为优美科长信公司实际上行使了委托人合同介入权，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代位权人在本案中要求向鼎顺公司赔偿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三）温健灵的责任。温健灵在解除与外运江门公司的运输合同后，安排剩余的3个货柜由鼎顺公司运输。二审法庭中，本院询问温健灵在案涉运输事务中获得何种利益或报酬，温健灵称其在运输公司处获取中介费用。但是温健灵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运输业务初始时曾明确告知鼎顺公司其仅是为其提供居间服务，也无证据证明本案运费是由优美科长信公司与鼎顺公司直接商定，故温健灵有关费用性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温健灵接受优美科长信公司的委托后，安排鼎顺公司运输。且能够在鼎顺公司处获取费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温健灵能够获取费用的情况应当视为温健灵其能够实际参与运输费用的分配。加之，温健灵在运输中还具有运输具体指挥，协调行为，应视为其实际参与了运输活动，故应与运人鼎顺公司共同向优美科长信公司损害赔偿责任。但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并未向温健灵提出赔偿诉求，系平安保险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不持异议。鼎顺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后，如认为温健灵需分担责任，可另觅途径解决。四、关于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终期报告》能否作为本案定损依据的问题。鼎顺公司上诉主张《终期报告》落款处仅记载刘斌一名注册公估师，违反《保险公估基本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且附件中的查勘报告等文件无厂家盖章、对于维修费用合理性无说明依据，公估结论明显不足，故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损失的依据。本院认为，公估报告是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或（和）被保险人委托有资质的公估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后出具的书面文件，不属于司法鉴定范畴，形成的书面意见不属于民事证据种类中的“鉴定意见”。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其接受委托开展对涉案保险事故进行评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保险事故评估属于专门性问题。鼎顺公司若对《终期报告》有异议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诉讼中，鼎顺公司并无提出鉴定申请，现仅系凭自身理解对《终期报告》的定损金额提出异议，本院难以采纳。在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终期报告》核定的定损金额的客观正当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终期报告》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并无不当。鼎顺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本案主张的利息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述条款将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限制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不包括赔偿金额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公司的有关利息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5.12元（已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分别预交17455.12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8727.56元，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8727.56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727.56元以及江门市鼎顺物流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727.5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