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25338号原告：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江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志贤，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俊，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陆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凡，女,该公司员工。第三人：芜湖亚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融汇中江广场H楼1612室。法定代表人：姚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娴，北京盈科(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尤佳，北京盈科(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军，男，198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原告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澜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通知芜湖亚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罗公司)、张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志贤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凡、第三人亚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尤佳律师、第三人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运费35,571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71,48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71,488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1年1月6日止、按LPR计算；以35,571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LPR计算。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71,48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3日至2021年1月6日止、按LPR计算；以35,571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LPR计算。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被告委托原告运输货物，原告根据被告制发的《进口货物运输单》和《门到门装箱通知》，通过陆路运输方式将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分别于2019年1月28日、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开具了金额分别为24,656元、46,83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仅于2021年1月6日支付原告25,656元及10,261元，共计35,917元，尚欠原告35,571元运费未付。因原、被告之间存在半年的账期，故被告还应赔偿原告自2019年9月23日起、按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所涉金额为24,656元的发票，所对应的是2018年12月产生的运费，原、被告针对2018年12月运费的对账金额为25,656元，因此前原、被告合作结算运费时原告曾多开具了1,000元发票金额，故原告在此次开票时将金额减少1,000元，被告已按对账金额于2021年1月6日支付原告25,656元，已付清2018年12月的运费；二、关于本案所涉金额为46,832元发票，所对应的是2019年1月产生的运费，但被告认为该金额中的3,000元涉及原告私逃动检所额外产生费用的承担问题，动检查验是对入境的货物进行包括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检验等的检查，以保障物品安全卫生和商品的质量，查验后放行的货物才可以正常使用，逃检后果非常严重，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进海关黑名单等一系列后果。原告接到动检查验通知后拒不进行查验，被告与其多次交涉，原告依然坚持逃检，后原告在送货途中被被告拦下返程做查验，导致额外产生返回洋山港查验费用1,800元、落箱费用600元及其余费用600元，该费用是原告原因导致，不应由被告承担，故被告仅认可2019年1月产生的运费43,832元，且被告已于2021年1月6日支付原告10,261元；三、被告业务员张军在对接被告客户亚罗公司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原告法定代表人曾帮助张军，由原告向亚罗公司开具金额共计为33,571元的发票，亚罗公司据此向原告付款33,571元，原告法定代表人再将该笔款项转给张军，现张军因犯挪用资金罪已被判处刑罚，相应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上述事实，原告在张军套取款项行为中负有责任，故被告扣留原告33,571元运费未付。第三人亚罗公司述称，原、被告的运输合同关系与亚罗公司无关，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发表意见。亚罗公司自2015年起与被告建立长期业务往来，被告的主要联系人一直为张军。2018年11月，亚罗公司基于对张军的信任，根据张军指示及相应发票向原告付款33,571元、向案外人上海清瑞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付款11,179元，共计44,750元。亚罗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任何业务往来关系，亚罗公司是基于履行其与被告之间的合同而向原告付款33,571元，后被告因未收到相应款项而扣留亚罗公司的提单，亚罗公司经与被告协商，再次向被告付款，故亚罗公司重复支付了相应款项，亚罗公司也会另案起诉，主张其合法权利。第三人张军述称，关于亚罗公司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张军找原告法定代表人江庆要其帮忙代开票，但未告知其用途，并让原告收款后直接转入张军个人账户，江庆表示要扣除税点后帮忙开票。张军拿到原告开具的发票后寄送给亚罗公司，亚罗公司见票向原告付款，后因被告扣留亚罗公司的提单，亚罗公司再次向被告付款。张军曾向亚罗公司出具过欠条，承诺会在2020年2月底前向亚罗公司还款，但后未还过。现张军愿意向亚罗公司还款，但暂无能力履行。原告对被告的辩称意见发表补充意见如下：一、虽然存在张军欺骗原告法定代表人向亚罗公司开票的事实，但原告未从中收取额外利益，且亚罗公司已经向被告再次付款33,571元，被告并未有实际损失，不应因此扣留应支付给原告的运费。二、关于3,000元费用承担问题，原告未做动检后返程导致产生3,000元费用的事实是存在的，原告作为专业车队清楚不做动检的危害性，但原告基于自身经验及业务习惯就没有做动检，原告法定代表人曾与被告员工李平凡协商3,000元费用承担问题，李平凡曾承诺该费用由被告承担，但原告现无法提供协商的相关聊天记录。原告所开具的46,832元发票金额中包含了该3,000元，但被告对该开票金额也未提出过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至2019年1月间，被告员工李平凡、张军向原告出具《进口货物运输单》或《门到门装箱通知》共计14张。2019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编号为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载明代理运费价税合计24,656元。2019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开具编号为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载明代理运费价税合计46,832元。2021年1月6日，被告分两笔向原告付款25,656元、10,261元。另查明：2015年4月27日，被告与亚罗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合同》1份，约定被告接受亚罗公司委托代理为亚罗公司办理订舱、报关、报验、装箱、转运、代垫付海运运费等相关运输事宜。2018年11月25日，原告向亚罗公司开具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应税服务名称均为代理运费，价税合计分别为4,100元、29,471元。2018年11月28日，亚罗公司向原告支付33,571元。2018年11月28日至同年11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江庆向张军分三笔转账11,557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31,557元。2019年1月25日，被告向亚罗公司发送《催款通知》1份，载明，“贵司委托我司出口货物：2018年10月15日出运的1票货物，费用为人民币11,179元，发票号码(XXXXXXXX)；2018年10月20日出运的1票货物，费用为人民币3,220元，发票号码(XXXXXXXX)；2018年10月20日出运的1票货物，费用为美元3,779元，发票号码(XXXXXXXX)……请贵司将上述费用尽快汇入我司账户……逾期付款，我司可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包括扣押提单)作为上述款项的抵押担保，直至费用全部付清为止”。同日，亚罗公司向原告发送《回复函》1份，载明，“针对《催款通知》提及的7笔款项中的第1-3笔(金额分别为11,179元、3,220元、3,779美元)，该3笔款项我司已根据贵公司的项目对接人张军的要求支付至指定账户：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且张军也代表贵司给付我司正规发票。我司就上述三笔款项已完成支付义务……综上，我司并无违约欠付款行为，贵司无权扣押我司相关单证和凭据”。2019年1月28日，亚罗公司向被告发送《催放提单函》1份，载明，“我司将于2019年1月29日到港的货物提单，贵司本应按期(货物离港后一周)将上述提单交付我司，但贵司无理由擅自扣押该提单。贵司虽于2019年1月25日向我司发送一份《催款函》，我司已于当日通过《回复函》说明《催款函》中争议款项或业已结清或查证不属实或尚未到期。现我司无任何违约行为，贵司理应按期给付我司提单及相关单据。贵司擅自扣押我司提单，将导致我司逾期提货，给我司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为避免该损失的发生，我司决定先行支付《催款函》中的费用。我司此次支付费用仅系让贵司立刻发放上述提单，以保证我司按时提取2019年1月29日到港货物，并非认可《催款函》中的事实，相关追索权利我司仍有权保留……”2019年1月28日，亚罗公司与张军签订《还款协议》1份，载明，“2015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亚罗公司与张军所任职的浩澜公司存在出口货物运输业务往来，张军系浩澜公司的联系人，负责亚罗公司出口货物订舱出运具体事项。2018年10月25日和2018年11月28日，因亚罗公司、张军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亚罗公司根据张军的指示将44,750元应付给张军指定账户上海清瑞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现根据浩澜公司反映，该笔款项被张军挪作他用，款项未入浩澜公司账户，导致浩澜公司扣留亚罗公司价值709,939.62元的提货单一份，给亚罗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现亚罗公司、张军经友好协商，张军应于2019年2月28日前偿还亚罗公司上述款项44,750元……”2019年1月29日，亚罗公司向被告支付3,779美金、26,289元(包含11,179元、3,220元)。再查明：2020年10月9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被告人张军挪用资金罪一案作出(2020)沪0110刑初104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起，被告人张军在实际经营地位于本市杨浦区宁国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业务员，负责联系客户、收取货款等。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张军利用职务便利，要求安徽易普化工有限公司、芜湖佳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亚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坤玛机电有限公司将本应支付给浩澜公司的业务款共计14余万元转到其指定的开票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后归个人使用……”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原、被告系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原、被告对此均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认定。关于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运费金额，双方争议焦点一为3,000元额外费用如何承担，二为被告扣留运费不付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自认因其私逃动检而产生额外费用3,000元，从该费用的产生原因上来看，系原告违约行为所造成，应由原告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虽主张被告曾承诺承担该费用，但并未提出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本院将该3,000元从原告第一项诉请金额中予以扣减，被告应支付原告运费32,571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张军犯罪行为而使亚罗公司多支付的33,571元，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并无直接关联，被告因此而扣留原告运费不付于法无据，亚罗公司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其合法权利，故被告的相应辩称意见，本院难以采信，被告也应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半年账期而向原告承担相应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运费32,571元；二、被告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68,48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3日至2021年1月6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32,571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9.28元，减半收取为319.64元，由原告上海耀徽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6.96元，由被告上海浩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292.6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 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夏璐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