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60647号原告：高雅卿，男，汉族，1965年6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告：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8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G347820270。负责人：高中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雅莲，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楠，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雅卿与被告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本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雅莲及李楠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五条第（一）项第2款和第3款、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均无效；二、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三、被告返还原告已收取的律师费10万元；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明确在本案中只主张撤销《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日，原告妻子的一个租赁合同产生纠纷，标的物月租金12000元，当时租赁期已经届满，合同相对方却无理由拒绝腾退房屋。原告妻子需要聘请律师进行民事诉讼，原告的一位校友介绍了其师姐孙雅莲律师给原告，原告遂聘请孙雅莲并共同代理了原告妻子租赁合同纠纷案，官司胜诉结案，原告给孙雅莲个人账户支付律师费2万元。2018年4月5日，案外人深圳某公司（以下简称“案外人”）突然宣布与原告的借贷合同不再继续履行。原告当时身处外地，紧急赶回深圳。2018年4月7日晚上8点左右，原告联系了被告律师孙雅莲，并提供了原告与案外人的债务清单，和案外人的工商信息，向孙雅莲简单介绍情况，请求孙雅莲帮助原告到法院立案。2018年4月8日下午4点半左右，原告与孙雅莲律师在东海广场太平洋咖啡厅见面，原告随身携带了2013年12月02日、2014年12月01日、2015年12月14日、2015年12月18日、2016年1月15日（两组）、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30日、2016年09月13日、2017年4月25日，共九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案外人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并画了历史沿革图，其中，下划线的4组已经续签或履行完毕。孙雅莲律师接受了上述没有下划线的5组证据复印件用于立案，带下划线的4组证据未留复印件，说是足够了，不用都提供了。上述所有资料原件都退还给了原告。原告请孙雅莲帮忙起草诉状、书写证据目录清单等立案所需资料。2018年4月9日上午8点23分，原、被告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会合。递交立案材料前的几分钟，被告律师突然拿出其事先准备好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要求原告签字。当时，因为原告与案外人的借贷纠纷数额巨大，有全部损失的可能。而原告在此之前已有多项对第三人承诺的出资无法兑现，资金使用计划全部被打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已经几天几夜无法休息了，身心疲惫。当时原告心情很焦躁，一心想着快点立案。本想先请熟人帮忙立案，赶时间，等心情平静点再看看谁有能力可以帮原告收回借款，再做决定。原告当即就表示可以给孙雅莲律师一定的辛苦费，请她开个价。被告律师非常不高兴，表示由被告律师帮助立案，官司却让别人打，不公平也不合规矩，不能接受给别人做嫁衣。原告询问被告律师，如果请她代理是怎样收费的，被告律师讲有一般代理和风险代理两种收费方式，并分别介绍了具体收费办法。被告律师声称他们是正规律师事务所，所有标准都是统一的，当然也不是不能灵活，但空间很小。原告考虑到还什么都没谈呢，被告律师就连夜帮助原告准备立案的资料，给原告的感觉不错，认为孙雅莲人品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道孙雅莲有没有这个能力帮助被告顺利收回这么多钱。原告确实输不起，不得不权衡、犹豫。被告律师强调她做律师20多年了，什么案子都做过，一般的问题是难不住她的，表现出很强的代理意愿。原告同意请被告律师代理案件，只是时间这么短，具体细节来不及协商，看以后再签行不行。被告律师表示她是正规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标准，让原告放心，只要认可了这个收费的额度，其他条款都是标准的，不要担心。原告表示只认识你孙雅莲，和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并不熟悉，签合同心里没底。孙雅莲表示，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也就是个名义合同方，实际上完全是和孙雅莲个人的合同，请原告务必放心。原告表示首先同意他们的收费标准，但对风险代理和一般代理心里拿不准主意。孙雅莲表示，原告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的合同先签一下，被告律师给予原告两种代理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但选定了代理方式，任何一种方式的收费标准就固定下来了，不可以要求降低，因为这是大家谈妥的，原告同意。对选择什么方式签代理合同，被告律师给出的方案解除了原告的顾虑。但是原告表示，时间这么仓促，合同具体条款来不及理解，要求先立案后再仔细读读合同。被告律师声称她用的是正规律师所的标准合同，收费也都是按规定来的，只要同意费用的具体额度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都是标准格式，要原告务必放心。被告律师代理案件都是凭实力的，绝对不会在合同上做手脚。因为原告这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官司胜诉没有任何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能否执行到款项。因为孙雅莲是熟人介绍，又和原告是校友等原因，加之孙雅莲承诺原告可以在两种方式之间自由选择。原告打消了顾虑，为了尽快交立案材料，原告确实没来得及看合同条款，就签了字。被告律师愉快地提交了立案材料，拿着原告签完字的三份委托合同走了，说是去所里盖章。2018年4月10日晚上8点多，原告“我昨天签协议之前也没来的及看，是充分相信您，才根本来不及看就签的，我相信您的人格。我希望心情平复下来协议还是要稍微认真看下的，行吗？”。当时，被告律师在原告提供了完备的财产线索后，正在书写保全财产申请和保全财产线索。12时许，被告律师发送了一个微信版委托合同（38.6KB），声称和原告签字的一模一样，并表示“这个合同虽然签字了，除了商定的费用条款外，其他原告随时可以修改，重新签订也没问题，但是付款条件确定了，所以这个不能变。”声称“被告律师代理案例是实打实的做事，靠质量取胜的，从不会在合同尤其是代理合同上留下任何问题，这点请放心”。原告在微信中写到“我说过的话不签字都算数，只是从来没有签署过没认真读的合同”。“被告律师是原告第一个敢闭眼签的”，“对被告信任爆棚”。后来，被告律师又陆续发送过来几次文件，说是修改了一些有笔误的地方，原告只是注意收费金额对不对，其他就没在意了，也不知道被告律师具体改了哪里，反正收费金额没问题。2018年4月17日晚，被告发送了两个委托合同微信版（38.6KB），声称只有收费内容修改了一下，其他未修改。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向被告律师的个人账号支付了首期律师费1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该《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是被告律师提供的，被告律师不同意原告对《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关键条款进行修改，对约定不明的条款拒绝进行详细说明。事实上，原告提出修改第五条（一）2、由于上述案件中甲方为原告，因此如果甲方撤销诉讼或者原被告双方以和解、调解、以物抵债等替代还款的方式结案的，或者甲方中途取消对乙方委托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上述律师服务费金额不变。原告指出凭这个霸王条款，被告律师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也照样收钱，对原告不公平。被告律师声称这是标准合同条款，律师所不会同意改。况且，该做的我们都会做到，一样都不会少。后来，原、被告就该条款多次发生激烈争吵。被告律师一直坚称委托合同就是这样的，律师所合同都是这样的，不能修改。原告提出修改第五条（一）3、如本案发生二审、强制执行程序的，乙方继续代理，每个程序均按照上述费用金额的50%收取律服务师费。原告指出此条款容易混淆，原告担心是不是容易被错误解读为如果案件发生了二审、强制执行程序，被告就必然代理。否则，任何其他律师实际代理案件的二审、强制执行程序，都不影响被告继续按上述费用金额的50%收费。该条款，如果理解为一旦案件进入了二审、强制执行程序，乙方当然继续代理，并按上述金额收费。显然不是甲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因为委托合同签订的时候，以甲方对法律的理解能力并不能预见到案件必然进入二审、强制执行程序。无论乙方在代理一审程序阶段是否尽职、尽责，是否能圆满完成委托事务达到原告的合同目的，甲方都被强迫约定未来可能发生的诉讼案件程序必然委托给乙方继续代理。显然对甲方不公平。甲方作为委托人应该依法享有的任意合同解除权被排除，还要加重甲方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负有的责任。被告声称是原告理解错了，没有二义性。代理就收费，不代理就肯定不会收费，这是天经地义的。要相信专业律所的专业水平。原告认为该条款约定不明，应该进一步明确，以减少误读。原告认为以下合同条款对“委托事项”的约定不明第一条委托事项受甲方委托，乙方指派孙雅莲律师等作为甲方与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永弟、沈少玲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所有诉讼程序的委托代理人。案件的基本情况原告名称高雅卿,被告名称深圳市某公司、陈某、沈某,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受理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估算涉案金额为3000万元。原告认为该条款系甲、乙双方约定具体委托事项的条款。其中，“民事诉讼案件所有诉讼程序”约定不明。而对案件的基本描述，其显著特征案由、受理法院说明应该具体指“民事诉讼案件的一审诉讼程序”。显著位置有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受理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原告始终认为委托事项是指“案件的一审程序”，受理法院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若仔细阅读上述内容，其中又包含“所有诉讼程序”，容易产生混淆。而在合同签订的时候，所谓“所有诉讼程序”约定不明确，只有一审程序确认发生，其他程序并不必然发生。原告以为所谓“民事诉讼案件所有诉讼程序”是指“一审程序”的所有法律事务。所以，原告认为委托事项应明确描述为“甲方与深圳市某公司、陈某、沈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的一审程序”,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其他约定（二）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署之前，已对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和所涉及的委托事项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和了解。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经向甲方全面告知了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规定、收费方式和标准及相关的诉讼风险。这是格式条款，被告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原告注意，并未对该条款的内容进行说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一条,合同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一方律师完成本合同的委托事项时（包括收到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当事人和解书等文书、或者收到案件款项），本合同终止。原告认为本条款中本合同产生效力的时间约定没有表达原告的真实意思。因为《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系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生效需要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没有原告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被告就无法开始处理委托事项，因此，原告认为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并且乙方律师获得甲方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之日起生效。综上所述，被告以及被告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单位，充分利用原告因为是熟人介绍、校友关系对其产生的信任和特定时间、特定境况下，原告焦虑、恐慌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在递交诉状前的几分钟，诱导、催促原告签订被告律师事先准备好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甚至都不给原告浏览合同条款的时间，显失公平。事后的所谓修改都是在被告律师完全控制下进行的，原告的真实意思都不能表达。原告被误导草率签署后，就一直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被告律师刻意误导了原告。原告认为被告自己承认提供了格式文本合同。被告对委托合同关键条款故意约定不明。被告故意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被告一直误导原告说“委托合同就是这样的，律师所合同都是这样的”；“没有排除原告的合同解除权，原告随时可以解除委托合同，但要全额支付律师费”。被告没有和原告协商合同条款；没有利用合理方式提请原告注意第九条其他约定（二）。没有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原告提起的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构成重复诉讼，请求依法驳回其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与此前（2020）粤0304民初34014号案件构成重复诉讼。被告起诉原告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被告诉请原告支付律师费用65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用等。原告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返还已付律师费用100000元及利息、赔偿损失200000元并承担反诉费用。上述案件已经于2020年10月20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被告与原告因诉讼代理合同产生纠纷，双方正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在已经参与诉讼，且提起反诉的情况下，法院已经对案涉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审理。现原告起诉主张案涉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亦相同，且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因此，明显属于重复起诉，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9日，原告（委托方）与被告（受托方）签订《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受原告委托，被告指派孙雅莲律师作为原告与深圳某公司、陈某、沈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所有诉讼程序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本合同所约定的法律工作，尽最大努力维护原告的利益和合法权益；被告收取原告一审程序律师服务费50万元，于本合同签订三个工作日内支付10万元，余款于案件开庭审理前三个工作日内付清；原告中途取消对被告的委托的，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上述律师服务费金额不变；如本案发生二审、强制执行程序的，被告继续代理，每个程序均按照上述费用金额的50%收取律师费服务费。原告逾期未付律师费，应当每日按应付律师服务费总额千分之五的标准向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2018年4月9日，原告向被告指派律师孙雅莲、李楠楠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日，被告指派律师为原告拟定起诉状并整理证据材料，与原告一起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原告诉深圳市某公司、陈某、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立案，该院进行受理。同日，原告缴纳了诉讼费。2018年4月11日，被告指派律师代理原告向法院递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并递交了财产保全线索“深圳市某公司在浙江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的全部投资份额及其收益”及相关材料。被告指派律师并向担保公司提交材料，要求为财产保全出具保险单，并于2018年5月22日向担保公司缴纳担保费。2018年4月13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了原告就该案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2018年4月20日，被告指派律师代理原告向法院递交《变更被保全财产申请书》，申请将保全财产变更为深圳市某公司、陈某在深圳市某公司2017年度待分配利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申请，向深圳市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暂停向深圳市某公司、陈某暂停支付2017年度权益分配中待分配的相应数额的现金红利。2018年6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律师费10万元。2018年7月2日，原告作出《撤销授权委托书》，撤销了其与孙雅莲、李楠楠的就（2018）粤0305民初9301号的委托代理关系。2018年11月27日，原告与深圳市某公司、陈某、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原告独自参加了庭审。2018年12月21日，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就该案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庭审中，原被告向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被告同意原告于2018年7月2日发出的《撤销授权委托书》；2.原告在支付委托服务费用10万元之前，已知晓《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的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其在庭审中确认在本案中只主张撤销《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故本院依法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审查原告申请撤销合同的主张是否于法有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等情形，但无论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原告所列的其他相关证据分析，均无法得出结论认定存在上述情形，原告表示在订立合同时，被告曾利用其处于危困、缺乏判断能力的状态，误导其签订《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但就此情形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且本院注意到，在原告知晓《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并签字确认后，主动向被告支付了部分委托服务费10万元，应视为其对合同内容的认可。案涉纠纷，实为双方在后续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撤销案涉合同的理由不足，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雅卿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由原告高雅卿预交），由原告高雅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威人民陪审员  邱卫华人民陪审员  曾桂胜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丽璇书 记 员  龚 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