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9699号原告：李春玲，女，1966年5月3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遨洋，北京荣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珠，北京荣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花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连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宿娜，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春玲与被告北京花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乡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春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遨洋、肖玉珠，被告花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宿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春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花乡公司给付拆除补偿款项1300000元；2、花乡公司给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1年7月9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LPR计算）；3、诉讼费用由花乡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我购买了位于1排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2008年3月14日，我因刑事犯罪在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刑满释放后，我才得知花乡公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拆除。经了解，花乡公司对拆除同类房屋的补偿标准为1300000元。我认为，花乡公司的拆除行为构成了对我房屋权利的侵犯，且未给付我任何补偿。因此，我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花乡公司辩称：不同意李春玲的诉讼请求。1、我公司拆除安置1号房屋时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并无任何过错。2、若1号房屋的所有权确属于李春玲，也应当由无权处分人郭春杰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2年，郭某与李春玲登记结婚。2001年11月28日，海淀法院作出（2001）海民初字第14040号民事调解书，“一、郭某与李春玲离婚……”。2003年，李春玲与广信德（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丰台世界名园住宅的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李春玲购买1号房屋。2004年5月10日，案外人崔某以李春玲的名义与郭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李春玲名下平房一套，归郭某所有。崔某在尾部署名“李春玲”并捺印。2004年5月12日，李春玲与郭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并领取离婚证，协议约定“1、儿子郭某1由女方自行抚养；2、其他无共同财产”。2011年7月29日，郭某在《协议书》下方注明“此件……”。同日，花乡公司与郭某就1号房屋拆除签订《拆除补助协议》，补助费1300000元。2011年8月8日，郭某将1号房屋交付拆除。2018年，李春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花乡公司与郭某签订的《拆除补助协议》无效。2018年12月14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6民初529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春玲的诉讼请求。2019年，李春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2019年12月25日，海淀法院作出（2019）京0108民初62320号判决书，在该案件中，郭某辩称《协议书》系崔某取得李春玲授权后代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并判决：确认李春玲和郭某在2004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成立。李春玲主张系1号房屋权利人，花乡公司本应与李春玲签订《拆迁补助协议》。但花乡公司却擅自与郭某签订《拆除补助协议》并导致房屋灭失，损害了李春玲利益，故要求花乡公司参照《拆除补助协议》约定的金额给付补偿款。花乡公司对李春玲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花乡公司称其在签订《拆除补助协议》时已经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理由如下“签订协议前，花乡公司确认1号房屋的权利人为李春玲，但当时无法取得联系，1号房屋由郭某居住。郭某向花乡公司提交离婚证、《协议书》，二者相互印证用以佐证郭某系1号房屋权利人。同时，花乡公司还要求郭某在《协议书》上注明保证真实”。李春玲否认郭某居住在1号房屋内，但也无法解释郭某如何办理交房手续。李春玲认为花乡公司在签订《拆除补助协议》前未尽到审核义务，存在过错，理由如下：“1、虽然郭某提交《协议书》，但花乡公司应当知晓离婚协议应当在民政机关备案，但花乡公司并未要求郭某提交备案协议；2、即使李春玲不能直接签署协议，也应当由李春玲出具委托书；3、花乡公司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问题”。李春玲另主张花乡公司作为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故要求赔偿利息损失。本院认为：郭某与李春玲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经法院调解离婚。虽然二人又于2004年领取离婚证，但婚姻关系于2001年已经终止。李春玲在离婚后购买1号房屋，故该房屋的权利人应为李春玲一人。因此，花乡公司就1号房屋签订《拆除补助协议》，本应当与李春玲签订，但实际与郭某签订。换言之，花乡公司存在加害行为。签订协议后，1号房屋已被拆除但李春玲并未获得补偿款，故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显而易见，不再赘述。协议因生效判决已认定，郭某签订协议时出示的《协议书》不成立，故郭某签订《拆除补助协议》系无权处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花乡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是否存在过错。本院在现有证据下认定花乡公司存在过错，理由如下：1、《协议书》作为离婚时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的约定，显然应当在民政机关备案，但郭某提交的《协议书》上并没有备案章。花乡公司在就1号房屋这类重大财产签订协议时，应当尽到更加审慎的审查义务，即要求郭某提交备案协议但却并未做到。2、《协议书》签署时间早于离婚证上载明的离婚时间。花乡公司应当知晓，当协议就同一事项约定不一致时应当以后协议为准。换言之，即使《协议书》为真，那么签订协议时李春玲与郭某尚未离婚，花乡公司应当注意到二人离婚时仍然可以就《协议书》内容进行修改。花乡公司仍然应当要求郭某提交离婚当日在民政机关备案的协议。综上，本院认定花乡公司签订《拆除补助协议》的行为系侵权。虽然花乡公司与郭某签订《拆除补助协议》系侵权，但显然并非花乡公司一方行为所致，而是花乡公司与郭某二人分别签署《拆除补助协议》所致。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花乡公司与郭某存在意思联络，即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同时，郭某与花乡公司分别签署《拆除补助协议》，不存在侵权行为的时空统一性。因此，花乡公司与郭某并非共同侵权。郭某与花乡公司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每个侵权行为都符合独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两方属于分别侵权行为，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本院在确定责任时，以双方过错为主要考量因素，原因力为辅助考量因素。依据生效判决可知，郭某系明知《协议书》非李春玲所签，属于故意，且从郭某最终交付房屋的情节来看，可以认定郭某确实占有房屋。虽然前文已论述花乡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过失，但两相比较郭某的过错程度远高于花乡公司。因此，本院酌情认定花乡公司应当对李春玲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因本案属于分别侵权行为，故在李春玲仅向花乡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下，本院可以不追加郭某作为本案被告。计算财产损失时应当计算财产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然后全部赔偿。参考《拆除补助协议》，本院对李春玲主张直接损失数额为1300000予以支持，故花乡公司应当给付李春玲390000元。间接损失，指未来的可得利益而非现实利益，且如果没有侵权行为上述利益是大概率可以实现的。具体到本案中，李春玲主张的利息显然属于间接损失，故本院对李春玲主张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但亦应按照上文中的比例确定。。因1号房屋于2011年8月8日交付花乡公司，故利息损失自该日起计算。因2019年8月20日已无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故本院认定利息损失以13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0%为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为标准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花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春玲390000元；二、北京花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春玲利息损失，以1300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0%为标准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为标准计算；三、驳回李春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0元，由李春玲负担5775元（已交纳），由北京花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475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