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11198号原告：上海骏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孙善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思，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虹桥空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黄建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鸥，北京兴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李侑华，董事长。原告上海骏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鼎公司”)与被告上海虹桥空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空港公司”)、第三人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佳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沪0117民初6572号民事判决。之后，原告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该院审理，于2020年6月10日以原判决认定基础法律关系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了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思，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陈海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银佳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骏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700万元债务(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前述欠款的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9月1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07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物业买卖意向书》，约定骏鼎公司将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亭南路XXX号物业出售给案外人上海徽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宗公司”)。2007年7月24日，原告与徽宗公司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后于2007年8月22日办理了前述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2008年3月27日，被告上海中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公司”)及被告徽宗公司的股东案外人黄建华之间签订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甲方(中进公司)与乙方(黄建华)以徽宗公司的名义共同收购原告的工业厂房，收购总价5,000万元，另有相关费用105万元，合计5,105万元。……以上收购款甲方应付3,828.75万元，乙方应付1,276.25万元。并且以此付款比例，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相应的股权。”2008年3月底，原告向徽宗公司交付了涉案房屋。后因徽宗公司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购房款，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徽宗公司、中进公司清偿购房款及滞纳金。本院经审理做出(2011)松民三(民)初字第1677号民事判决，判令徽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购房款1200余万元和滞纳金。根据上述判决，截止至一审判决之日，徽宗公司共需向原告支付购房款及滞纳金共计3,200余万元。徽宗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黄建华实际控制的被告虹桥空港公司表示愿意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最终原告和徽宗公司、中进公司、被告虹桥空港公司就该案在二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二审法院出具(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各方确认债权总金额共计2,000万元，其中将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沪亭南路房屋”)作价700万抵债给原告，该房屋的具体转让抵债手续由被告虹桥空港公司与原告另行协商解决。然而，前述调解完成后，被告虹桥空港公司始终未与原告就沪亭南路房屋的抵债事宜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原告突然发现沪亭南路房屋已经登记在一位名为何某的案外人名下。鉴于原告与被告虹桥空港公司迟迟无法协商解决沪亭南路房屋抵债问题，且该房屋已实际登记于其他案外人名下。故请求法院判如诉请。被告虹桥空港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兼唯一股东为孙善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建华，徽宗公司系被告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为黄建华。第三人银佳公司的股东是上海象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公司”)、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泰公司”)，营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兆鹏(曾用名李兆轩)，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侑华系李兆鹏之子，因此李兆鹏为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沪亭南路房屋的产权人原为第三人，营泰公司、象屿公司对包括沪亭南路房屋在内的小区一期房屋有约定，由营泰公司销售、财务独立，因此李兆鹏对涉案房屋有实际处分权。在前案二审的调解书中，孙善景已经明确认可李兆鹏参与了调解，同意以沪亭南路房屋抵债，原告本可申请强制执行，但时隔多年，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曾申请过强制执行。从2013年3月份开始，孙善景一直接受李兆鹏和营泰公司的委托出租和出售沪亭南路房屋，并从中获利。根据被告从中介公司取得的说明，2013年12月起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善景即已开始出售沪亭南路房屋，并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此原告称其于2018年才知晓沪亭南路房屋被出售并提起诉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自行承担败诉后果。从李兆鹏向孙善景出具的2014年6月26日承诺书、2015年7月21日协议、2018年10月26日承诺书，均能证明孙善景已经与李兆鹏另行达成协议，放弃以沪亭南路房屋抵债，接受李兆鹏另外的房屋用于抵债，最终李兆鹏确定欠孙善景共计1,800万元。孙善景已经依据李兆鹏出具的上述承诺书、协议等起诉李兆鹏，后于2020年7月29日与李兆鹏达成调解协议，由李兆鹏支付孙善景2,500万元。鉴于欠款本金已不存在，利息也不存在，故不同意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第三人银佳公司述称，第三人从未承诺过原告或虹桥空港公司将沪亭南路房屋在(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中予以抵债，在出具调解书后至今也从未同意将沪亭南路房屋作为抵债房屋。在孙善景与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达公司”)、营泰公司、李兆鹏的(2019)沪01民初223号案件中，虽然孙善景曾提出李兆鹏将属于第三人的部分房屋用于折抵租金或抵债，但该折抵亦仅是针对孙善景自己单方主张的与该案三被告的借贷债权，与前述调解书中涉及的以房抵债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7月6日，原告骏鼎公司(乙方)与徽宗公司(甲方)签订《物业买卖意向书》约定，原告骏鼎公司将125号房屋出售给徽宗公司。2007年7月24日，原告骏鼎公司与徽宗公司就125号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的转让价为2,000万元，原告于2007年12月31日前腾出房屋并通知徽宗公司验收交接，2007年10月22日前办理过户手续等。2007年8月22日，原告骏鼎公司与徽宗公司办理了125号房屋产权过户至徽宗公司名下的手续。同年9月11日，125号房屋产权经核准登记至徽宗公司名下。2008年3月18日，原告骏鼎公司(甲方)与徽宗公司(乙方)签订《交房协议》约定：“经甲乙友好协商，甲方考虑到乙方仓库需搬迁的实际需要，同意乙方在付清其所占股权尚未支付的250万元人民币余款后，将工厂厂房正式移交。乙方考虑到甲方新厂房目前尚未完全建成，同意甲方目前所使用的办公用房最迟不晚于2008年4月15日交给乙方。”该《交房协议》尾部还特别注明：“3/18收现金500,000，伍拾万元正。”2008年3月27日，徽宗公司二股东黄建华以及中进公司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其中第一条言明：“……甲方(中进公司)与乙方(黄建华)以上海徽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名义共同收购上海骏鼎电子有限公司工业厂房，收购总价人民币5,000万元，并相关费用人民币105万元，合计人民币5,105万元(以下简称收购款)。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以上收购款甲方应付人民币3,828.75万元，乙方应付1,276.25万元。并且以此付款比例，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相应的股权。甲方已付收购款人民币2,007.976万元(其中美元15万元)，甲方在受让标的公司相应75%的股权之前，标的公司尚欠收购款1,892.024万元，股权转让给甲方后，此笔欠款由甲方支付人民币1,820.744万元，作为补足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额的不足部分。同时乙方应支付剩余欠款71.28万元。除此以外，股权转让之前标的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负责……”黄建华与中进公司在该《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还约定将此协议呈送原告骏鼎公司一份。后黄建华与中进公司将《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送达了原告。2008年3月底，原告骏鼎公司将125号房屋交付徽宗公司。其后，原告骏鼎公司与徽宗公司因房款支付产生纠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1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于2011年12月11日做出(2011)松民三(民)初字第1677号民事判决如下：徽宗公司支付原告骏鼎公司购房款人民币12,763,160元及滞纳金等。后徽宗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该案二审审理期间，被告虹桥空港公司表示愿意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代徽宗公司及中进公司向骏鼎公司履行相关债务。2012年9月10日，在各方当事人协商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一份：1.各方一致确认本案项下的债权债务以2,000万元了结，由被告虹桥空港公司代徽宗公司、中进公司向原告骏鼎公司履行上述债务(其中现金1,300万元、房屋作价700万元)；2.被告虹桥空港公司于该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骏鼎公司支付1,300万元，该款项由被告虹桥空港公司先打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管款账户，再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转给原告骏鼎公司；3.作价700万元的房屋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XXX弄XXX号(即本案所称的“沪亭南路房屋”)，该房屋的具体转让抵债手续由被告虹桥空港公司与原告骏鼎公司另行协商解决；……6.各方无其他争执。自2013年12月份起，沪亭南路房屋已在中介公司处挂牌出售，留存电话为XXXXXXX****。而根据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公司在公司2019年年报中留存的联系方式为“XXXXXXXXXXX”。对此，原告称该电话归属于案外人徐某某，确为原告公司员工，但后来已从公司离职。2014年6月26日，营泰公司和李兆鹏向孙善景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李兆轩因欠孙善景女士债务，承诺以沪亭南路299弄鑫山汇众苑XXX号别墅作为抵债给孙善景女士，但5号别墅被周小金霸占后，本人又将此别墅以人民币815万元出售给周小金，因此孙善景女士决定放弃该抵债物业。现本人承诺以如下物业作为抵债给孙善景女士：一、位于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商铺……二、位、位于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商铺……三于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XXX弄XXX号XXX室……”2015年3月24日，第三人银佳公司与案外人何某就沪亭南路房屋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将沪亭南路房屋以3,824,352元的合同价款出售给何某，沪亭南路房屋于2018年2月26日核准登记于案外人何某名下。2019年4月1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原审诉讼。另查明：第三人银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侑华系李兆鹏之子。案外人营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兆鹏。营泰公司原为第三人的唯一股东，后于2007年向案外人象屿公司出售了76.5%的股权。根据原告提供的营泰公司和象屿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第6.2条显示，在签约时已建成的鑫山汇众苑一期项目剩余未售房屋由营泰公司以第三人的名义负责销售，该项目财务独立核算，营泰公司应承担已建工程项目的全部开发建设风险和债务，象屿公司不参与该项目的运作，不参与利润分配，不承担经营风险和法律责任。在原审中，原告自述在签署(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时，李兆鹏亦参与了该案的调解，原告因此才愿意相信并非产权人的被告可以将沪亭南路房屋过户给原告。再查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善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建华与李兆鹏均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被告称当初调解时李兆鹏愿意以沪亭南路房屋抵债亦是基于黄建华和李兆鹏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无法提供黄建华与李兆鹏协商以沪亭南路房屋冲抵某一笔特定债务或某一时间债权债务结算的直接证据。原告则称2014年6月26日营泰公司和李兆鹏向孙善景出具的《承诺书》中虽提及了沪亭南路房屋，但该《承诺书》涉及的是原告和李兆鹏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经查，2018年10月26日，李兆鹏曾经向孙善景出具《承诺书》，载明共计向孙善景借款1,800万元。关于前述1,800万元的构成，原告自述包括：1.孙善景出借给案外人营达公司的600万元；2.孙善景代李兆鹏向案外人祁春香归还的借款100万元；3.孙善景与李兆鹏个人之间的投资款1,000万元；4.孙善景其他以现金方式向李兆鹏出借的100万元。其中，关于前述孙善景与李兆鹏个人之间的投资款1,000万元，对应《借据》载明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载明：兹有孙善景小姐于2012年9月投资李兆鹏先生现金1,000万元整，现因所有项目都未能结案，故本人同意该笔款项转为私人借款，现经双方协议，定于2014年5月30日归还借款，如逾期则全部计息返还。对于前述投资款，原告自述无任何转账记录，均系现金交付。2019年3月7日，李兆鹏曾以孙善景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9)沪01民初45号，要求撤销李兆鹏于2018年10月26日关于确认向孙善景借款1,800万元的《承诺书》。在该案2019年4月17日的庭审过程中，李兆鹏曾提供本案所涉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用于证明其产生误解的原因是孙善景声称该调解书中所涉及的土地项目的部分权利份额转给李兆鹏，孙善景一直声称在还没有和被告虹桥空港公司结算的情况下，土地权利中有1,100万元份额属于原告；又提供营泰公司、营达公司汇付虹桥空港公司的投资款明细表及汇款凭证作为证据，证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其曾通过营泰公司、营达公司向被告虹桥空港公司汇付2,300万元，而孙善景和被告虹桥空港公司之间没有实际结算完毕，导致其一直以为其在徽宗公司处享有3,400万元的股权份额。在2019年4月17日庭审笔录第8页，李兆鹏的代理人称，被告的举证确认了1,800万元的承诺书借款来源包括营达公司的600万元和100万元的代付款，其余的1,100万元被告无法解释。该案最终以李兆鹏撤诉结案。2019年7月17日，孙善景就前述1,800万元的借款以李兆鹏、营泰公司、营达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李兆鹏、营泰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00万元和相应利息；李兆鹏、营泰公司、营达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2020年7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出具(2019)沪01民初223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前共同偿还原告孙善景人民币25,000,000元；二、若被告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从案外人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得款项分配，获得分配的50%支付给原告孙善景用于清偿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直至清偿完毕；三、若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原告孙善景可以申请执行，同时豁免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8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原告孙善景及原告孙善景作为股东投资的公司或原告孙善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及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曾经或现在作为股东投资的公司或被告李兆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或其他任何性质的或有责任义务均视为结清，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但不影响原告孙善景作为股东投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骏鼎贸易有限公司在作为原告起诉被告上海虹桥空港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银佳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原审案号为(2019)沪0117民初6572号的发回重审案件中，向上海虹桥空港投资有限公司主张权益；五、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963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38,481.5元，由原告孙善景负担人民币69,240.7元，被告李兆鹏、上海营泰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营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9,240.8元。以上事实，有(2011)松民三(民)初字第1677号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3月14日借据、(2019)沪01民初45号案卷材料、情况说明、2014年6月26日《承诺书》、2019年5月23日本院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中关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XXX弄XXX号房屋的抵债事宜是否已经得到实际履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在2012年9月10日(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出具后，2014年6月26日营泰公司和李兆鹏向孙善景出具《承诺书》，确认已将沪亭南路房屋抵债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善景的事实，该节事实也可以与中介公司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原告虽辩称该抵债是基于孙善景和李兆鹏的其他债务，但一则孙善景和李兆鹏之间的1,800万元中，2014年3月14日《借据》对应的1,000万元明确载明系调解书出具当月发生的投资款，对于该笔借款，孙善景无法提供任何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李兆鹏也在事后也曾援引(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对于该笔款项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为沪亭南路房屋的抵债与(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的履行存在紧密关联；二则若按原告所述，沪亭南路房屋抵债系基于孙善景和李兆鹏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则在2014年6月26日《承诺书》出具时，原告即已知晓(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沪亭南路房屋无法过户抵充被告700万元债务的事实，但其直至2019年4月18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清偿700万元债务，主张其在2018年因沪亭南路房屋登记至案外人名下时才知晓权利被侵害，显然不符常理。综上，本院认定(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中关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XXX弄XXX号房屋的抵债事宜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通过)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骏鼎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0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6,030元，由原告上海骏鼎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美玲审 判 员  暨秉恒人民陪审员  姚道林书 记 员  姚吉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通过）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