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6729号原告：周红梅，女，197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永根，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南路8号。法定代表人：张金保，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楠，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娟，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航空总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3号院。法定代表人：王文标，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亚光，男，航空总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榃，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红梅（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被告航空总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合称二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扬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永根，北京朝阳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楠、航空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7284.53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5700元（按照每天300元计算1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850元（按照每天150元计算19天）、营养费2850元（按照每天150元计算19天）、误工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302408元（按照2020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75602元乘以20年再乘以20%）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2月15日至航空总医院生产，因诊断为巨大儿于次日进行剖宫产手术，并于2006年2月22日出院。此后，原告出现下腹疼痛、下腹包块，遂至北京朝阳医院就诊，诊断为“壁肿物（子宫内膜异位症）、剖宫产后”，于2009年4月30日在北京朝阳医院进行腹壁肿物切除术、腹壁无张力修补术。之后，原告进行二胎备孕，但均失败，期间常患有腹痛、痛经、阴道炎，且久治不愈。2017年5月13日，原告在北京凤凰妇科医院检查，结果为盆腔积液、阴道炎、子宫肌瘤等。同年5月15日，原告又至北京妇产医院治疗，但效果不佳。2018年2月7日，原告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此后进行手术。此时，原告才知晓二被告在对其手术过程汇总，将手术纱布遗留在原告腹腔，导致病变，造成原告多年被腹痛、痛经、阴道炎等折磨，还因遗留纱布与原告右侧输卵管发生致密粘连，导致右侧输卵管被切除，二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北京朝阳医院辩称，2009年4月29日，原告因“发现脐下腹壁包块8月，增大伴疼痛2月余”至我院主要治疗。经检查，考虑为腹壁肿瘤或子宫内膜异位症。经向原告告知手术相关风险并征得签字同意后，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出血，更没有使用过纱布压迫止血。原告术后病情平稳、恢复顺利，于2009年5月4日出院。原告所称的包块及所谓遗留纱布的位置，与我院的手术位置根本不是同一位置，可完全排除我院手术的原因。而且，我院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术中也不存在纱布压迫止血的情况，术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纱布遗留”。原告的病情、手术以及诊疗情况复杂、不明，原告所称的“纱布遗留”来源难以确定。故，我院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航空总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我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原告主张的损害也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06年2月15日，原告因“停经39+1周”至航空总医院住院待产，经检查“因漏斗骨盆，相对性头盆不称”，于次日进行剖宫产手术。《手术护理记录单》载明：小纱布：术前清点6，关前核对6，关后核对6；长纱垫：术前清点10，关前核对10，关后核对10；方纱垫：术前清点2，关前核对2，关后核对2。原告术后于2006年2月22日出院。2009年4月29日，原告因“发现脐下腹壁包块8月，增大伴疼痛2月余”至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原告于2月前至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经B超检查提示下腹壁实性包块，门诊以“腹壁肿物”收入院。次日，原告在北京朝阳医院进行“腹壁肿瘤切除术，腹壁无张力修补术”。手术经过：取仰卧位，取肿物前方纵向正中切口，长约8cm，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可见肿物，大小约3*3cm，质硬，向深层分离肿物，见肿物与周围组织粘连较紧密，肿物深达腹腔，止于子宫前壁，子宫前壁与腹直肌后方壁层腹膜粘连紧密，仔细给予分离，子宫表层被膜创面应用2/0可吸收线连续缝合，肿物完整切除送病理组织检查，充分止血，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应用2/0可吸收线连续缝合腹膜及腹直肌后鞘、前鞘，以4/0可吸收线缝合皮下、皮内缝合表层，术毕。原告术后于2009年4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腹壁肿物（子宫内膜异位症）；剖宫产术后”。2018年2月7日，原告又因“体检发现子宫肌瘤并逐渐增大2年余”至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次日进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术+肿物切除+少量大网膜切除+右侧输卵管切除”手术，手术记录载明“子宫上方，前壁腹膜正中可见一包块，包块下缘与宫底致密粘连，表面被覆小肠及大网膜，右侧与右侧输卵管致密粘连”；经病理检查，见纱布样组织及蓝色显影丝。原告于2018年2月12日出院，住院5天。原告主张，多年来其一直有腹痛、痛经、阴道炎等症状，在中日友好医院手术后才知晓二被告在对其手术过程中将手术纱布遗留在原告腹腔，导致病变，造成原告多年被腹痛、痛经、阴道炎等折磨，还因遗留纱布与原告右侧输卵管发生致密粘连，导致右侧输卵管被切除，二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司法鉴定。经委托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就二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参与度）；以及二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损害后果的伤残程度等进行司法鉴定。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经鉴定，作出京通首[2019]临床鉴字第X号《鉴定意见书》，三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4250元，该鉴定意见书主要分析意见包括：“（一）航空总医院对周红梅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其诊疗过错与周红梅存在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程度（参与度）2006年2月15日被鉴定人周红梅因‘停经39+1周’入住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待产，入院后完善各项辅助检查，因漏斗骨盆，相对性头盆不称，医方择期予其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未违反诊疗常规。术中发现子宫体部一肌瘤予以剔除，并进行了告知，医方的上述医疗行为未见明显过错。2009年4月29日患者因下腹壁肿物（子宫内膜异位症）就诊于北京朝阳医院，并于次日行‘腹壁肿瘤切除术、腹壁无张力修补术’。子宫内膜异位症为剖宫产手术中、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难以完全避免。2018年2月7日患者因子宫肌瘤入住中日友好医院，于次日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术+肿物切除+少量大网膜切除+右侧输卵管切除’，术中见纱布样组织及蓝色显影丝。结合患者的病史、手术过程、肿物的解剖生理特点判断，患者体内纱布遗留的损害后果于航空总医院行剖宫产手术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不大，理由如下：①《剖宫产手术记录》记载，手术顺利，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同时《手术护理记录单》也进一步表明纱布不存在遗留。②患者术后2年并未发现异常情况，直至入住朝阳医院前的8个月方出现腹部不适症状，且在朝阳医院切除肿物的过程中并未发现其他肿物或盆腹腔异物存在，表明纱布遗留的可能性不大。③剖宫产手术操作主要集中在盆腔部位，且切口位于子宫下段，而中日友好医院的手术记录记载，患者体内包块位于子宫上方前壁与宫底处，二者的位置存在差异。综上分析，依据现有病历资料，未见医方的诊疗行为违规，难以认定患者体内纱布遗留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二）北京朝阳医院对周红梅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其诊疗过错与周红梅存在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程度（参与度）2009年4月29日被鉴定人周红梅因发现‘脐下腹壁包块8月，增大伴疼痛2月余’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医方考虑腹壁肿瘤或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予以手术治疗，手术中送冰冻病理以明确诊断并决定具体手术方式，医方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2009年4月30日医方予患者行‘腹壁肿瘤切除术、腹壁无张力修补术’，阅手术记录未见明确违规，术前与患方签署了《手术同意书》，尽到了必要的告知义务，术后应用静脉抗炎等治疗，符合治疗原则。5月4日患者腹壁肿物经治愈出院。病历结果考虑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其病理特点是病灶范围不局限，周围界限不清。本次手术记载肿物与周围组织粘连较紧密，肿物深达腹腔，止于子宫前壁，子宫前壁与腹直肌后方壁层腹膜粘连紧密，术后连续缝合腹膜及腹直肌后鞘、前鞘。2018年2月8日被鉴定人周红梅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术中见子宫上方，前壁腹膜正中一包块，包块下缘与宫底致密粘连，表面被覆小肠与大网膜，右侧与右侧输卵管致密粘连，在手术分离过程中间纱布样组织及蓝色显影丝。比较2009年4月30日的手术记录与2018年2月8日的手术记录，发现后者肿物的所在位置与前者记载的粘连位置基本相符。综上分析，①依据提供的现有病历资料，未见患者在此期间进行过腹部手术的记录，而纱布的所在位置又与医方病历中记载的粘连位置相符，故分析认为患者体内纱布遗留与医方的治疗行为相关。②由于包块表面被覆小肠及大网膜，又与右侧输卵管密致粘连，故中日友好医院在治疗中予以切除少许大网膜及右侧输卵管。被鉴定人周红梅自身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该疾病在临床表现上具有增生、浸润、转移及复发等恶性行为，可能会造成其局部粘连等，对其腹腔粘连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三）周红梅伤残程度鉴定被鉴定人周红梅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术中发现盆腔包块，予以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术+肿物切除+少量大网膜切除+右侧输卵管切除’，目前遗留大网膜少量缺失及右侧输卵管切除术后的损害后果，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5.9.55）条之规定，一侧输卵管缺失或者丧失功能，符合九级残疾。”鉴定意见为：“1.航空总医院在患者周红梅的诊疗过程中未见明确违规行为，与患者体内纱布遗留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2.依据现有鉴定材料，患者周红梅体内纱布遗留与北京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直接相关，患者大网膜少量缺失及右侧输卵管切除的损害后果于医方的纱布遗留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患者自身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对腹腔粘连也会有不利影响。故建议医方承担主要责任。3.被鉴定人周红梅右侧输卵管切除术的损害后果符合九级伤残”。原告认可鉴定意见，航空总医院认可鉴定意见书就其医疗行为的鉴定意见。北京朝阳医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经本院通知，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指派鉴定人刘某出庭接受询问，北京朝阳医院为此支出鉴定人出庭费2000元。北京朝阳医院申请专家辅助人陈某出庭，并围绕手术部位、《手术室护理清点单》、《手术室护理记录单》、输卵管切除与医疗行为的关系等问题询问鉴定人。鉴定人对北京朝阳医院提出的问题均予以答复。北京朝阳医院在鉴定人接受质询后，仍坚持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关于损失证据的认证情况：原告提交了其在北京妇产医院的门诊收费票据2张，个人自付金额共计1570.55元；在中日友好医院的门诊收费票据及住院收费票据共3张，个人自付金额共计5882.48元；上述票据均载明医保类型为“城镇职工”。北京朝阳医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主张原告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费用系因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的，而非是“取纱布”支出的。航空总医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就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未举证。北京朝阳医院主张原告主张护理费、营养费的标准均过高，营养费与住院伙食补助费系重复主张，而且原告也未就交通费、误工费主张提交证据，所以对该部分费用的合理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确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医疗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患者起诉医疗机构要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患者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医学本身的专业性、复杂性，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其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原因力的大小等都需要通过鉴定予以明确。本案中，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专业问题作出鉴定意见，认定航空总医院在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未见明确违规行为，与原告体内纱布遗留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原告体内纱布遗留与北京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直接相关，其大网膜少量缺失及右侧输卵管切除的损害后果与北京朝阳医院纱布遗留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原告自身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对腹腔粘连也会有不利影响，故建议北京朝阳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原告的右侧输卵管切除术的损害后果符合九级伤残。原告及航空总医院对相应的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北京朝阳医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经本院通知，鉴定人亦出庭接受质询。北京朝阳医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因其重新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本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北京朝阳医院虽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鉴定意见，故本院采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定航空总医院无过错，北京朝阳医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主要责任，以及原告构成九级伤残。本院结合案情酌定北京朝阳医院按照7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航空总医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无过错，原告要求航空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关于医疗费，原告未就其在北京妇产医院就医提供病历资料，仅根据门诊收费票据，本院难以认定该部分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在中日友好医院就医系进行肿物切除、少量大网膜切除、右侧输卵管切除等，根据鉴定意见书，均与纱布遗留相关，故该部分医疗费，北京朝阳医院应按责任比例赔偿。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考虑原告的住院期间、疾病及治疗情况，以及原告户籍及“城镇职工”医保等情况，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核算调整后判令北京朝阳医院赔偿。关于误工费，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就医实际产生误工损失，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于法有据，本院考虑北京朝阳医院的过错程度，酌情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医疗费4412元；二、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交通费50元；三、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护理费600元；四、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住院伙食补助费375元；五、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营养费375元；六、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残疾赔偿金226806元；七、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周红梅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八、驳回原告周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司法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费26250元，由原告周红梅负担6000元（已交纳），由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负担20250元（已交纳2000元，剩余182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周红梅）。案件受理费7945元，由原告周红梅负担1945元（已交纳），由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负担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周红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扬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