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8民终3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添富，男，198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经商，住福建省武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兰，女，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职员，住福建省武平县，系钟添富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英，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长欣，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住所地福建省武平县城厢镇垇坑村树子背小组垇子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824MA2YMTMT8H。经营者:钟惠琴，女，199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福建省武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杰，男，系钟惠琴之夫。原审第三人：钟贵旺，男，196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武平县。上诉人钟添富、刘福兰因与被上诉人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惠成养殖场）及原审第三人钟贵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4民初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添富及钟添富、刘福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英，被上诉人惠成养殖场的经营者钟惠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钟贵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添富、刘福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4民初93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惠成养殖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惠成养殖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钟添富、刘福兰从来不知道有惠成养殖场的存在，也根本不认识惠成养殖场的经营者“钟惠琴”，未与其产生任何经济往来，更不可能与其产生买卖合同关系，惠成养殖场并非本案（一审）适格原告。2、钟添富捞牛蛙是基于与第三人钟贵旺的合伙关系,钟添富捞牛蛙的行为是处理合伙事宜的行为，不属于买卖。2018年7月，钟贵旺邀请钟添富一起合伙养殖牛蛙，钟添富为此投入了121000元。合伙期间，钟添富一同参与养殖牛蛙、与钟贵旺一同前往江西购蛙苗、饲料，除此以外，钟添富还垫付了养殖牛蛙的工人工资、交通费等。2018年8月，钟贵旺接到政府强制整治通知，因养殖牛蛙造成环境污染，要求禁止养殖牛蛙。为此，钟添富要求对合伙事宜进行结算，但均遭其无理拒绝。多番协商后，2018年9月26日，钟贵旺表示同意让钟添富自行去塘里捞走部分牛蛙当作合伙的结算，不足部分再另行结算。因此，当天，钟添富去双方养殖牛蛙的池塘捞了约9731.24斤的牛蛙。二、惠成养殖场与钟贵旺恶意串通，企图帮助钟贵旺逃避债务，涉嫌虚假诉讼。2019年6月13日，因钟贵旺尚欠钟添富借款97500元未还，钟添富将钟贵旺起诉至武平县人民法院，起诉后，钟贵旺指示其儿子钟俊龙、女婿钟杰去钟添富、刘福兰家中有意图的引导钟添富、刘福兰说出捞牛蛙的事情，并录音作为证据（即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材料）提交给武平县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出答辩称，涉案的借款97500元已通过其于2018年9月26日卖给钟添富、刘福兰9731.24斤的牛蛙款进行抵销。从钟贵旺的答辩意见可以看出，钟添富捞的牛蛙并不是惠成养殖场的！该案经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闽0824民初1787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钟贵旺未归还借款。如今，惠成养殖场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一模一样的证据材料并称是其将牛蛙卖给钟添富的。两个案件的证据材料一模一样，主体（原告）却由钟贵旺变更为惠成养殖场，两次陈述互相矛盾。据悉，钟贵旺与惠成养殖场的经营者钟惠琴是父女关系，钟贵旺在法院有大量的被执行案件，钟添富、刘福兰有理由怀疑，钟贵旺与惠成养殖场恶意串通，逃避个人债务及合伙债务。三、即使钟添富与他人有产生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与刘福兰无关，刘福兰未与惠成养殖场或钟贵旺形成购买牛蛙的买卖合同，无需支付任何款项。惠成养殖场提供的录音是钟杰、钟俊龙蓄意到钟添富、刘福兰家中录的，作为钟添富的妻子，对合伙结算事宜进行回应并无不妥。刘福兰是武平县拘留所的员工，平时从未参与丈夫钟添富与他人的合伙事务。一审法院就凭此认定刘福兰与惠成养殖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对牛蛙价格的认定有误，并遗漏原一审法院自行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原一审案件{（2019）闽0824民初2530号}中，依职权调取了（2017）闽0824执775号案件中钟贵旺本人提交的对账单，该账单体现2018年7月-10月牛蛙的价格为8元/斤。且经原一审法官向价格部门了解，牛蛙的价格因牛蛙的大小而有所差异，本次钟添富捞走的均是大蛙，塘口价7元/斤左右。钟添富夫妇在录音中，只陈述捞走牛蛙的数量及大小，但对惠成养殖场提出的价格27元/斤予以了否认。在本次发回的案件中，一审法院直接忽略了该份证据的存在，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将牛蛙的价格认定为27元/斤。综上，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惠成养殖场的一审诉讼请求。惠成养殖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钟添富、刘福兰的上诉请求。钟添富、刘福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钟添富、刘福兰到惠成养殖场处打捞牛蛙的行为是基于与案外人钟贵旺的合伙关系，是处理合伙事宜的行为。这种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合。具体理由如下：钟添富、刘福兰在2018年9月26日到惠成养殖场的养殖场购买了9731.24斤的牛蛙苗，当时约定好了按27元/斤的价格计算，但因钟添富、刘福兰假装向惠成养殖场购买全部牛蛙（实为意图抵扣钟贵旺欠钟添富、刘福兰的其他债务），在称完9731.24斤牛蛙苗后钟添富、刘福兰却以下午还要来装货下午再签字为由而未在供货单上签字确认。为此，2019年6月20日惠成养殖场的员工钟杰与钟俊龙到钟添富、刘福兰的家里，要求向钟添富、刘福兰对2018年9月26日载走的9731.24斤牛蛙未付款作个说法。当时双方商谈这事时有录音，该录音有11：27秒。钟添富对捞走的9731.24斤的蛙数量没有异议，只是对价格是否按27元/斤来计算有异议。钟添富、刘福兰说出了到惠成养殖场捞蛙的原因，是因为钟贵旺欠钟添富、刘福兰26万多元，因钟贵旺钱又不还他们，所以要到惠成养殖场捞蛙，意图抵销钟贵旺的尚欠的债务。钟添富、刘福兰没有提到捞蛙是在处理与钟贵旺的合伙结算行为，而是双方一直都在争论价格问题，而且刘福兰只是钟贵旺要欠钟添富、刘福兰26万元的款项所以才到惠成养殖场捞蛙意图抵债。钟添富、刘福兰主张捞蛙行为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处理与钟贵旺的合伙关系是站不住脚的。2、钟添富、刘福兰主张，惠成养殖场与钟贵旺恶意串通，企图帮助钟贵旺逃避债务没有事实依据。惠成养殖场是2017年10月19日申请注册的，而钟添富是2018年7月13日借款给钟贵旺的，惠成养殖场成立在先，钟添富借款在后，故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3、关于钟添富、刘福兰称，即使钟添富与他人有产生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相对性，也与刘福兰无关，并称刘福兰未与惠成养殖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无需支付任何款项，这更与客观事实不符合。4、关于钟添富、刘福兰提出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2017）闽0824执775号案件钟贵旺提供的对账单牛蛙价格为8元/斤的问题，这个对账单是大蛙的价格，品种及大小与卖给钟添富、刘福兰的牛蛙是不一样的。钟贵旺未作陈述。惠成养殖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钟添富、刘福兰立即支付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牛蛙苗款262743.48元及该款自起诉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以来，武平县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全县流域水环境的保护，巩固环境整治工作成效，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牛蛙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惠成养殖场因养殖牛蛙，也列入被整治企业之一，惠成养殖场对其养殖的牛蛙进行出售。2018年9月26日，钟添富、刘福兰向惠成养殖场购买牛蛙苗运至其选择的在广东适宜养殖的地方进行养殖，自9月26日开始至9月27日早晨共打捞了9731.24斤牛蛙苗，打捞的牛蛙苗运至了钟添富在广东的养殖场所。后因买卖双方对牛蛙苗的价格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6月13日，钟添富与钟贵旺(惠成养殖场经营者钟惠琴之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钟贵旺欲将此货款进行抵扣向钟添富的借款，因钟添富与钟贵旺间未达成牛蛙款抵债的协议而未被法院采纳。惠成养殖场遂于2019年9月3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钟添富、刘福兰向惠成养殖场打捞牛蛙苗运至其选择的在广东适宜养殖的地方进行养殖，双方形成了买卖关系。买卖双方因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对牛蛙苗价款约定不明确产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应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应认定牛蛙苗的售价为27元/斤。惠成养殖场要求按27元/斤计算牛蛙苗价款，应予支持。故钟添富、刘福兰尚欠惠成养殖场牛蛙苗价款9731.24斤×27元/斤=262743.48元。钟添富、刘福兰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惠成养殖场支付价款，未履行合同义务，支付价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惠成养殖场要求钟添富、刘福兰承担所欠货款自起诉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惠成养殖场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钟添富、刘福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牛蛙苗款262743.48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1.2元，由钟添富、刘福兰共同负担。二审另查明，钟添富、刘福兰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是钟添富、刘福兰向惠成养殖场购买牛蛙不是事实，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钟添富打捞的是自己养殖场的牛蛙。一审还遗漏认定了2018年9月份同期牛蛙为8元/斤，塘口价7元/斤。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惠成养殖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钟添富、刘福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武平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4民初929号民事判决书，武平县人民法院（2017）闽0824执775号民事裁定书，武平县人民法院短信通知截图，共同证明：2018年7月，钟添富与惠成养殖场经营者钟惠琴之父钟贵旺一起在武平县城厢镇树子背小组凹子背合伙养殖牛蛙，钟添富在2018年9月26日捞的牛蛙是与钟贵旺合伙养殖的牛蛙，而非向养殖场购买的。证据二、劳动合同书，武平县拘留所《证明》，共同证明：刘福兰是武平县拘留所派遣制员工，其未与钟添富参与合伙养殖牛蛙，也未向惠成养殖场购买牛蛙。惠成养殖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钟添富、刘福兰的主张。钟添富打捞的9731.24斤是向惠成养殖场购买的，与钟贵旺合伙的蛙苗在这之前已经打捞完了。对证据二，当时钟添富的老婆刘福兰在场，而且录音里面刘福兰自己也称有在场，刘福兰还说可以叫人来证明她有在场。所以刘福兰应当要承担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钟添富、刘福兰的主张。二审中，钟添富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请求调取本院审理的（2021）闽08民终451号上诉人钟贵旺与被上诉人钟添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庭审笔录。本院依法调取该案询问笔录。钟贵旺在该案主审法官询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无异议时陈述“双方在2018年9月1日到5日散伙，双方以分蛙苗的方式散伙。原告（钟添富）分得9731.24斤的蛙苗。”二审再查明，钟添富在武平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4民初929号案中起诉称：“钟添富与钟贵旺系朋友。2018年7月，钟贵旺邀请钟添富一起合伙养殖牛蛙，钟添富为此投入121000元，合伙期间，钟添富与钟贵旺一同前往长汀、江西购蛙苗，并将蛙苗投入钟贵旺指定的武平县城厢镇垇坑村猪水窝水塘养殖。”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钟添富、刘福兰是否应当支付惠成养殖场牛蛙苗款262743.48元？本院认为，钟添富在一审法院（2020）闽0824民初929号案中起诉称：“钟添富与钟贵旺系朋友。2018年7月，钟贵旺邀请钟添富一起合伙养殖牛蛙，钟添富为此投入121000元，合伙期间，钟添富与钟贵旺一同前往长汀、江西购蛙苗，并将蛙苗投入钟贵旺指定的武平县城厢镇垇坑村猪水窝水塘养殖。”而钟贵旺在该案的二审中陈述“双方（钟添富与钟贵旺）在2018年9月1日到5日散伙，双方以分蛙苗的方式散伙。原告（钟添富）分得9731.24斤的蛙苗。”但钟贵旺在本案一审中陈述“钟添富、刘福兰到惠成养殖场拉走九千多斤蛙不结算…9月26日拉走的与我们合伙的是无关的”与钟贵旺在（2020）闽0824民初929号案的二审案陈述相互矛盾，钟贵旺的陈述违反民诉法上“禁止反言”的规定。结合钟添富与钟贵旺在另案中的陈述，本院认定钟添富、刘福兰的陈述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法上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钟添富与钟贵旺的陈述，以及钟贵旺为惠成养殖场经营者钟惠琴的父亲，可综合认定二人从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1日到5日期间合伙养殖牛蛙的地点为武平县城厢镇垇坑村猪水窝水塘，该地与武平县城厢镇垇坑村树子背小组垇子背为同一地点。惠成养殖场起诉要求钟添富、刘福兰支付的牛蛙苗款262743.48元（9731.24斤的蛙苗按27元/斤计算）中的蛙苗，即被钟添富、刘福兰从惠成养殖场捞走的9731.24斤的蛙苗，实际上为钟添富与钟贵旺合伙养殖的，双方以分蛙苗的方式散伙，钟添富分得9731.24斤的蛙苗。惠成养殖场虽然向一审法院提交录音证据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但该证明力不足以否定钟添富与钟贵旺在另案中的陈述主张。故，惠成养殖场起诉主张讼争的9731.24斤的蛙苗系其出卖给钟添富、刘福兰二人，惠成养殖场与钟添富、刘福兰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钟添富、刘福兰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第三人钟贵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4民初9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241.2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241.2元，均由武平县惠成水产养殖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文祥审 判 员 陈水柏审 判 员 李馀彬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 倩书 记 员 翁晓芸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