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102民初930号原告：王某珍，女，汉族，1942年12月27日出生，住长春市宽城区。原告：刘某，女，汉族，1968年1月23日出生，住长春市朝阳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系刘某丈夫。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庆，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春市某某协会，住所地长春市。法定代表人：吴某勇，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光，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春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孙元子村。法定代理人：李某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该公司职员。第三人：郝某，男，汉族，1966年10月17日生，住长春市朝阳区。原告王某珍、刘某与被告长春市某某协会（以下简称“某协会”）、第三人长春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吉0102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某协会不服该判决，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吉01民终213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重审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珍、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于德庆，被告某协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光、第三人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第三人郝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珍、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某珍、刘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有效；2.判令某协会依据王某珍、刘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履行债务偿还本金400,000元及利息89,000元（自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12月3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3.判令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某协会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某珍、刘某依据与某公司签订的还款（债权转让）协议，某公司向某协会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即某公司欠王某珍、刘某借款40万元，约定年利率15%，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双方于2019年6月5日签订了还款（债权转让）协议，即某公司同意应由某协会返还某公司的资金，采取债权转让的方式，用于偿还某公司欠王某珍、刘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审理中，王某珍、刘某撤回对原审被告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规划局）的起诉。某协会辩称，某公司对规划协议不享有债权，2006年至2013年某协会为某公司股东，双方虽未就分红进行书面约定，但案涉款项实际为合作经营期间的分红，不属于借款，因此某公司对规划协议不享有债权。刘某并非某公司债权人，根据农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债权人为王某珍，因此刘某无权主张权利。即使该债权成立，也超过诉讼时效，该笔费用产生期间为2006年至2011年，但某公司未主张任何债权，现提出诉请超过时效。债权转让协议书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二审中王某珍、刘某称债权转让协议中有关部门裁定，指的是专项审计报告，但专项审计报告作出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因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现并无生效的裁判文书证明某公司对某协会享有债权，无权进行债权转让。某公司、郝某述称，某协会、规划局成立公司是为了占用公司经营的款项，期间主要领导曲国辉在局党委扩大会上曾确认把经营期间规划局和某协会非经营性款项（用于非公司开支的款项，如局系统编外人员开支，编外旅游开支、接待费用、会议费等。）用于偿还某公司的债权，日期是2017年7月1日，由陶颖处长组织统计过相关费用，大约是400至500万元左右。后来，某协会和公司双方又委托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审计，上述事实有相关文件、会议纪要等，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10月11日，农安县人民法院（2018）吉0122民初3894号生效判决认定郝某、某公司给付王某珍借款40万元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15%计算，从2015年1月16日开始至借款还清时止）。2018年11月20日，王某珍与刘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鉴于双方系母女关系，（2018）吉0122民初3894号判决判定郝某、某公司给付王某珍借款4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由于王某珍年事已高无能力继续办理申请强制执行要款等事宜，故将该判决确定的债权转让给刘某，并约定刘某债权转让款项40万元分两次给付王某珍。2018年12月5日，某公司出具《证明》：“今证明某公司出具给王某珍2015年1月16日欠款40万元收据一份，该收据系由王某珍与刘某母女一致持有，两人均有同等权利”。2019年6月5日，某公司与王某珍（刘某）签订《还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某公司自2014年起向王某珍（刘某）借款，借款金额400,000元，截止2015年1月26日，某公司只偿还了借款的利息，无力偿还借款本金。之后，某公司重新为王某珍（刘某）更换一份借据，借款金额40万元，约定年利率15%，该笔借款本息至今均未偿还。经双方协商，某公司同意将有关部门裁定应由规划局和某协会返还某公司的资金，采取债权转让的方式，用于偿还某公司所欠王某珍（刘某）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同日，某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依据某公司与王某珍（刘某）的《还款（债权转让）协议》，鉴于我公司拖欠王某珍（刘某）借款本息，决定将我公司在贵单位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王某珍（刘某），用于清偿我公司所欠王某珍（刘某）的全部债务……通知贵单位向王某珍（刘某）履行还款义务。2019年，长春市通盈会计师事务所受某协会、某公司委托，对某公司2006年9月-2013年3月（某协会投资期间）经营情况、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往来及费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于2019年7月19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长盈专审字【2019】第125号）。该报告共七部分内容，具体包括：第一部分某公司概况，第二项股权结构及法定代表人的变化情况，第1条“某公司于2006年9月 6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某协会实物出资轿车一辆，评估价值26万元，占注册资本52%……郝某货币出资24万元，占注册资本48%”；第2条“2008年10月30日郝某增资150万元，某公司实收资本累计200万元，其中：某协会出资26万元，郝某出资174万元”；第3条“2008年11月4日郝某与某协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某公司的78万元股权以人民币零元的价格转让给某协会……变更后某协会累计出资104万元，郝某累计出资96万元”；第5条“2013年1月31日某协会与路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某公司的26万元股权以人民币零元的价格转让给路飞……某协会将持有某公司的78万元股权转让给股东郝某，某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资料。变更后郝某累计出资174万元，路飞累计出资26万元”。第二部分截止2013年3月31日某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结果审计情况，第一项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情况，记载“1、某公司提供的审计资料不完整……2、审计过程中未得到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的配合。3、因审计范围受限，我们未对某公司的现金、存货、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未对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甘他应收账款、其他应付账款进行函证”；第二项审计调整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结果，记载“因审计范围受限，除不确定因素外……2006年9月-2013年3月（某协会投资期间）经营结果（累计经营利润）审计调整后暂定金额为 213,280.84元”。第三部分某公司与协会之间的费用情况，第一项股东郝某提供的某协会在某公司列支的费用，记载“但郝某未提供局纪检部门关于‘2006年-2012年账目表’相关调查结果”；第二项核对“2006年-2012年账目表”在某公司财务账中记载情况，记载“经核对，某公司财务账目中没有相关资料证明‘2006年-2012年账目表’列支的费用是某协会发生的费用。某公司与某协会亦未提供其他相关的证明资料”；第三项长春市规划局提供的相关证明资料，记载“根据中共长春市规划局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中共长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长纪案字【2018】26号纪律检查建议书记载：市规划局为解决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于 2006年至2011年由某公司支付临时工作人员工资30.4851万元，总结表彰和活动费用6.4303万元，为朝阳分局提供办公经费 12万元，总计48.91581万元”。第三部分尾部表述“综上所述，有证明资料可确认的规划局某协会在某公司账目中列支的费用金额为48.91581万元”。第六部分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的往来情况，记载“经查阅相关会计凭证及账目，2006年9月-2013年3月，账载体现某协会向某公司陆续借款160,000元，陆续还款160,000元，往来余额为零”及“根据审计报告‘第三部分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的费用情况’所述，经审计调整后，有证明资料可以确认的某协会欠某公司款项金额为48.91581万元”。第七部分审计报告的使用，记载“本审计报告仅为某协会了解某公司2006年9月-2013年3月（某协会投资期间)经营情况、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往来及费用情况提供参考。除此之外,本报告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如果用于其他用途，我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一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仅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作为审查的依据,因材料虚假、缺失或误导性陈述而形成的与事实相差异的结论与我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无关。”2020年5月29日，长春市通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情况说明》，对上述审计相关情况进行说明：“1、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约定，某公司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提供审计所需的全部资料，但某公司仅提供了部分资料且审计过程中未得到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的配合。因审计范围受限，我们未对某公司的现金、存货、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未对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账款进行函证。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专项审计报告》仅就提供证明材料范围内的事项进行审计。2、根据中共长春市规划局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中共长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长纪案字【2018】26号纪律检查建议书记载：‘市规划局为解决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于 2006年至2011年由某公司支付临时工作人员工资30.4851万元，总结表彰和活动费用6.4303万元，为朝阳分局提供办公经费 12万元，总计48.91581万元。’《专项审计报告》第三部分体现了上述内容，第13页记载的‘经审计调整后，有证明资料可以确认的某协会欠某公司款项金额为48.91581万元’，我们该段意思的表述是某协会有费用列支在某公司，最终的债权债务关系需综合利润分配收益减去列支费用后的净值确定其最后结论。因审计范围受限，导致利润分配收益无法确定。我们的审计报告并未对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给予最终审计定论”。另查明，庭审中某协会提交（2017）吉0193民初1111号和（2018）吉01民终288号生效民事判决证明刘某应当返还某协会30万元，刘某对判决真实性无异议，当庭表示可以冲抵本案债权。庭审中经询问某公司及郝某为何出具《证明》称刘某是你方债权人，其回答“刘某是王某珍的女儿，欠条是王某珍，钱是刘某给我的，我与刘某是同事，二人是共同债权人”；经询问刘某借给某公司的钱是谁出的，其回答“我与母亲共同出的”。庭审中经询问某公司及郝某经营期间是否对股东进行分红，其回答“某协会成立的公司，公司一直亏损没有进行过分红，且分红也由协会确定”。再查明，2018年5月28日，中共长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向长春市规划局党组下达长纪案字【2018】26号纪律检查建议书，其中记载：2017年6月至9月，在查办群众实名反映市规划局侵占某公司财物等问题中，发现和查实市规划局下属单位某协会与郝某共同出资成立了某公司。市规划局为解决办公经费不足问题，于2006年至2011年由某公司支付临时工作人员工资30.48551万元、总结表彰和活动费用6.4303万元、为朝阳分局提供办公经费12万元，共计48.91581万元。相关责任人已被市纪委立案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某公司与王某珍、刘某签订的《还款（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据此，债权转让的条件有三：一是存在有效的债权；二是债权依据法律和合同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三是债权人与受让人的转让意思表示一致。本案中，某公司与王某珍、刘某在《还款（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某公司同意将有关部门裁定应由规划局和某协会返还某公司的资金，采取债权转让的方式，用于偿还某公司所欠王某珍（刘某）的借款本金和利息”，首先该项约定中未明确“有关部门裁定”是何部门及何种裁定，同时未明确“应由规划局和某协会返还某公司的资金”是何性质以及资金数额等，而审理中某协会对于某公司主张的对其享有债权一节并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某珍、刘某主张《还款（债权转让）协议》有效，某公司对某协会享有债权并已转让给己方，应举证予以证明。现刘某、王某珍为证明某公司对某协会享有债权仅提交了专项审计报告和纪律检查建议书，某协会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虽无异议，但提出纪律检查建议书中仅说明规划局在某公司列支款项，不认可据此认定某公司对某协会享有债权。如前所述债权转让的条件之一即为存在有效的债权，而本案王某珍、刘某举证中体现的某公司“债权”指向是规划局在某公司列支过的费用，该费用在纪委查办群众实名反映市规划局侵占某公司财物等问题的纪律检查建议书中记载为“市规划局为解决办公经费不足问题，于2006年至2011年由某公司支付临时工作人员工资30.48551万元、总结表彰和活动费用6.4303万元、为朝阳分局提供办公经费12万元，共计48.91581万元”，在专项审计报告第三部分中记载为“有证明资料可确认的规划局、某协会在某公司账目中列支的费用金额为48.91581万元”，在专项审计报告第六部分中记载为“根据审计报告‘第三部分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的费用情况’所述，经审计调整后，有证明资料可以确认的某协会欠某公司款项金额为48.91581万元”。据此，对于前述费用“48.91581万元”，依据纪律检查建议书确认的是规划局在某公司列支的费用，而专项审计报告是依据该纪律检查建议书记载而做出“有证明资料可以确认的某协会欠某公司款项金额为48.91581万元”的表述，但长春市通盈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5月29日又出具《情况说明》，对专项审计报告相关情况进行说明称“因审计范围受限，导致利润分配收益无法确定。我们的审计报告并未对某公司与某协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给予最终审计定论”。因此，考虑到某公司在某协会投资期间经营结果（累计经营利润）审计调整后暂定金额为213,280.84元、某协会在投资期间某公司未对股东进行过分红和某协会在退出某公司时并未清算出资等情形，对于某协会是否实际对某公司存在欠款，以及该“48.91581万元”款项性质是否合法有效并具备转让条件等，仅凭纪律检查建议书和专项审计报告并不足以认定，而债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存在有效债权以及债权依据法律和合同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故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案涉《还款（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由此，对于王某珍、刘某主张依据该协议受让债权并要求某协会向其履行债务的诉请，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珍、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王某珍、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常  菁人 民 陪 审 员  金旭辉人 民 陪 审 员  赵  兵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吉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