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广播电视台。法定代理人：刘某，台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广播电视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5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6民初5311号民事判决；2、判令山西广播电视台支付电视剧《火线三兄弟》播映权转让费6011200元；3、诉讼费用由山西广播电视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2月14日与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山西广播电视台签订协议书将其所约定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时，合同未履行完毕，原合同当事人即山西广播电视台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明显与法律及事实不符，《三方协议书》效力合法有效。1、《三方协议书》是山西广播电视台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1)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为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山西广播电视台三方共同签署。在《协议书》序言部分明确约定“经过甲方(山西广播电视台)同意，并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一致，......”；(2)《三方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乙方(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公司)自愿将其在原合同中所享有的应收款6011200元全部转让给丙方(大唐辉煌媒有公司)，丙方同意受让该债权。上述转让甲方完全知晓并同意”；(3)《三方协议书》上亦有山西广播电视台的签署及盖章，是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在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三方协议书》是三方均认可的。而一审中山西广播电视台否定《三方协议书》的效力，明显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2、法律并没有限制、禁止未到期债权的转让。(1)关于付款进度，在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根据原合同约定向丙方支付合同剩余款项计6011200元。具体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执行。并且丙方应根据甲方的具体要求在甲方支付每笔应收款之前向其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款发票。”此处已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仍按原合同的约定执行，而且这一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律并没有限制、禁止未到期债权的转让；(2)在2014年10月31日，丙方已经按照上述的约定，按甲方的要求向其开具了6张增值税发票(6011200元)，且甲方已将前述发票作了入账处理，亦未提出异议。因此，关于付款、开票约定，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丙方已履行完约定开具发票的义务。3、《三方协议》与原合同是不可分割的，效力等同，内容互补、且不冲突。(1)《三方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原合同中所约定所有条款在本协议签订后保持不变，甲乙丙三方仍应按照本协议和原合同的约定享有各自的权利并履行各自的义务”；(2)《三方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甲、乙方所签订的原合同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附件，如原合同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以本协议为准”。可见《三方协议》与2012年10月15日所签订的原合同是不可分割的，原合同与《三方协议》内容互补、互不冲突。二、《三方协议书》效力合法有效，并非效力待定的合同或无效合同。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三方协议》既没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也没有发生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应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而不应该以“效力待定或无效”排除在外。三、一审中，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的“片方(春天融和)未能按2012年10月15日所签订的原合同，向山西广播电视台提供播出母带，片方存在违约行为。”的抗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根据2012年10月15日所签订的原合同第四条约定“预计供带时间：2013年1月1日”，在供带时间上因存在国家广电部门审核的政策性事由，一般都是约定“预计”时间，合同中约定是“预计”在2013年1月1日供带，而非必须,供带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且不得影响山西广播电视台的播出。2、根据《山西广播电视报》2013年8月15日《影视周刊》第7版刊载的内容，山西卫视于2013年8月24日起播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同时后续陆续刊载山西卫视播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的节目预告。从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在山西广播电视台所属的山西卫视播出的事实来看，片方并没有发生“未按时向山西广播电视台供带”的违约事实。四、一审中，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的播映权许可期至2016年8月24日才届满，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8月25日开始起算。根据2012年10月15日山西广播电视台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公司所签订《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第二条第4款约定“授权期限：甲方播映权自签约之日起生效。有效播映权期限为甲方自上星首播该剧之日起叁年。”第六条第3款约定“在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授权期限结束日期间，授权区域内仅甲方拥有该剧的播出、转卖和转让的权利，任何无甲方授权的机构播映该剧均属侵权行为。”根据《山西广播电视报》2013年8月15日《影视周刊》第7版刊载的内容，山西卫视于2013年8月24日起播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山西卫视上星播出该剧的时间为2013年8月24日，播映权许可授权期限为叁年，即：截至2016年8月24日届满。同时根据原合同第八条第8款的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从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本合同授权期限结束日”，即原播映权许可合同期限直到2016年8月24日才履行完成并终止。因此，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8月25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终止期限直至2018年8月25日止，但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大唐辉煌公司在2017年12月12日已向山西广播电视台通过公证方式寄送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又于2019年6月起诉本案，大唐辉煌、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均是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山西广播电视台行使了催收。同时，大唐辉煌为上市公司“中南文化”(股票代码：002445)的全资子公司，大唐辉煌作为上市公司子公司需要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报告，大唐辉煌所委托的审计机构在定期审计时，均向山西广播电视台方发出过财务催收及征询函。该剧的发行人张灿灿在合同履行期间，也与山西广播电视台方工作人员刘建华屡次联系催款事宜。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五、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山西广播电视台抗辩是否合理，而是简单、武断地认为“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了抗辩，就驳回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这明显侵犯了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但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关于“未按约定提交母带”、“已过诉讼时效”抗辩均是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并没有在判决书中进行论述、说理，也没有对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针对“山西广播电视台抗辩”提出的反驳进行述及，而就武断把它作为驳回本案诉讼的理由之一。同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山西广播电视台已认可涉案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已在其频道播出，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山西广播电视报》(2013年8月15日)刊载：山西卫视于2013年8月24日起播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山西广播电视台主张原合同第八条第6款“乙方如延迟交付该剧播出带或由乙方原因造成该剧延迟播出，则每延迟一日，甲方减付乙方本合同费用总金额的10%”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山西广播电视台也没有就本诉提出反诉，或提出具体延迟天数及具体违约金的金额。而且，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未按约定提交母带”抗辩时，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仅仅为其口头陈述。即使是山西广播电视台抗辩理由成立，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规定，也应直接对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判处“承担违约责任，并从诉讼金额中直接扣减”；或者直接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而不是简单的驳回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请。六、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起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1)根据《山西广播电视报》(2013年8月15日)刊载：山西卫视于2013年8月24日起播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原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的“甲方收到全套播出母带后支付总费用20%；甲方卫视频道播出后支付总费用的40%，剩余尾款总费用的40%之后半年内付清”。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按山西广播电视台的要求向其开具了6张增值税发票(6011200元)，在卫视频道播出一年后要求山西广播电视台支付全部播映费，并没有超越原合同约定的要求付款的时限，且此时山西电视台早已收到母带并完成了播出，片方(春天融和、大唐辉煌)的义务均已履行完成，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对山西广播电视台享有的债权已明确。(2)2016年12月6日，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与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针对山西广播电视台享有的债权金额6011200元，转让给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将转让费用支付给了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并按要求通过公证方式告知了山西广播电视台债权转让事宜。前述债权转让完成符合法律之规定，也没有违反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七、法院应依法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合同权利。根据“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法院应充分尊重各方签署的合同，以维护“合同交易自由、交易稳定”为目标，而不能轻易否决各方签订的合同，破坏交易的稳定性。本案中山西广播电视台已播出涉案电视剧的事实清楚，山西广播电视台应在播出后向播映权转让方支付播映费是明确的事实。《三方协议》及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大唐辉煌的《转让协议》约定的事实清楚，交易轨迹明了，且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向大唐辉煌的付款，亦公证通知了山西广播电视台债权转让的事实。每个交易环节均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违反各方的合同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山西广播电视台辩称，一、上诉人受让的债权不是有效存在的债权，答辩人基于原合同的约定无须向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二、答辩人的在原合同项下如果有付款义务，对应的债权也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本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始终纠结于《三方协议》的效力问题，始终不关注自己受让的债权是否有效存在。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债权有效存在，以无效的债权或者已经消灭的债权转让他人属于债权转让标的不能,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或效力待定。《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中约定，案外人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春天公司”）交付电视剧播出带的时间为2013年1月1日，并且明确约定了如乙方延迟交付该剧播出带或由乙方原因造成该剧迟延播出，每迟延一日，甲方也就是答辩人减付乙方合同费用总金额的10%。结合双方在一审举证可以证明春天公司是在2013年8月13日交付的播出带，远远晚于双方约定交出播出带的日期，依照原合同约定，答辩人不仅无须向春天公司支付任何费用，春天公司反而要向答辩人承担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这就是答辩人始终联系不上这两个公司的原因。这两个公司多年来也始终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任何合同债权，上诉人对这些情况显然是清楚明了的，所以在一审时故意不向法院出示原合同，而只是出示了包括三方协议在内的两份转让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里多次提到原合同,举证时却恰恰落下了原合同，明显有悖常理。综上可知，上诉人受让的所谓合同债权根本就不存在。二、《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中的约定是双方之间经过充分协商且十分明确的，合同双方均应按原合同中的关于交付播出带的日期严格全面履行，如春天公司遭遇上诉状中所称的不可抗力因素，春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书面通知答辩人，并取得答辩人的书面确认。由于电视剧的播出具有时效性，如其他电视媒体已经播出的剧答辩人播出时，广告收入将大打折扣，将造成巨大损失。答辩人遭遇春天公司的违约行为，由于后期春天公司以及大唐公司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答辩人无法与春天公司及大唐公司有效沟通违约的后续赔偿事宜。答辩人基于双方友好合作初衷为避免损失扩大，继续播放该电视剧，并不代表答辩人对春天公司及大唐公司的违约责任的豁免，也不代表答辩人对春天公司迟延交付播出带行为的认可。上诉人用答辩人播出电视剧的行为来倒推春天公司没有违约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三、合同债权的诉讼时效是以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开始起算。答辩人在原合同项下如果有付款义务，也早已经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是分笔支付，抛开春天公司的延期交付播出带的违约行为导致答辩人无须支付许可费的前提不谈，原合同第一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是从2013年8月13日开始起算，第二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该是从2013年8月24日开始起算，最后一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2月24日开始起算。即使春天公司2014年10月31日开具发票的行为构成了主张债权，原合同项下的答辩人的付款义务所对应的债权也于2016年10月30日全部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之后的所有行为均不发生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效果。根据民法总则及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是有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约定无效。更何况原合同关于播映权的授权期限也不属于对诉讼时效的约定。上诉人将原合同约定的播映权授权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限混为一谈的说法不能成立。关于大唐辉煌委托审计机构向答辩人发出过财务催收及询证函，以及张灿灿催款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答辩人不予认可。四、上诉人应对春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如期交付播出带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内容正确。我国民事审判制度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答辩人基于诉讼时效考虑，未对春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况且春天公司最初试图转让的也是合同债权，并非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答辩人无法通过反诉来追究春天公司的违约责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答辩人未提起反诉的情况下，被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不断强调其与大唐公司的交易轨迹明了，完成了债权转让的付款义务以及公证催收环节，就回避受让债权的种种效力障碍及权利瑕疵。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西广播电视台支付电视剧《火线三兄弟》播映权转让费6011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山西广播电视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5日，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与山西广播电视台（甲方）签订《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就著作权许可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主要约定：1.剧目名称《火线三兄弟》；2.授权区域：山西省、授权性质：甲方拥有该剧在全国卫视二轮上星权、授权期限：三年；3.发行方式：甲方应在该剧全国卫视二轮黄金上星台，该剧发行模式为：首家（4＋1）卫视、二轮4加卫视；4.播出带要求：Dvcpro50、预计供带时间：2013年1月1日；5.播映权许可费：每集人民币150000元，共40集，合计人民币6000000元整，三费（磁带、复录、邮寄）：280元每集，共40集，合计人民币11200元，支付方式：甲方收到全套播出母带后支付总费用的20%，即人民币1202240元，甲方卫视频道播出后支付总费用40%，即人民币2404480元，剩余尾款总费用40%，即人民币2404480元。之后半年之内付清等。2012年12月14日，山西广播电视台（甲方）、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以及北京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1.2012年10月15日，甲乙双方就40集电视连续剧《火线三兄弟》签订《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合同总价款为6011200元，乙方与丙方共同为电视剧《火线三兄弟》的联合投资方，双方按各自实际投资比例共享投资收益，为了方便投资收益结算，现乙方同意将其在原合同中享有的剩余应收款债权一并转让给丙方；2.就剩余应收款项三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自愿将其在原合同中所享有的应收款计人民币6011200元全部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该债权，上述转让甲方同意且知晓；（2）甲方根据原合同约定向丙方支付剩余款项计人民币6011200元，具体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执行，并且丙方应根据甲方的具体要求在甲方支付每笔应收款之前向其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款发票。2014年10月31日，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向山西广播电视台出具6张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6011200元。2016年12月6日，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甲方）与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出让其依据上述乙方在原合同所享有的应收款债权，甲方同意受让。2016年12月29日，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转账6011200元，2017年12月11日，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山西广播电视总台以邮寄的形式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山西广播电视台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合同的约定，2013年1月1日，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向山西广播电视台供带，山西广播电视台收到全部母带之后支付总费用的20%,电视剧播出后在支付总费用的40%，剩余240480元在之后半年内支付，但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2月14日与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山西广播电视台签订协议书将其所约定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时，合同未履行完毕，原合同当事人即山西广播台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2016年12月6日，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受让了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就2012年12月14签订的《协议书》项下的债权，根据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举证，该债权并不明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山西广播电视台对债权人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受让人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张。综上，在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且山西广播电视台提出合理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现债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39元由原告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了一份邮寄单，用以证明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按约履行相应义务，已经将母带邮寄给山西广播电视台。山西广播电视台质证认为，该证据非新证据也没有明确的时间，不能证明履行了义务。本院认为，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的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证明力无法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其受让案涉合同项下债权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山西广播电视台抗辩该案债权已不存在，即使原合同项下存在付款义务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受让债权是否存在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将其与山西广播电视台所约定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时，合同未履行完毕，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受让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前述债权，但从山西广播电视台的抗辩及案涉合同的履行，该债权数额并不明确。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山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中对合同价款的支付时间作出了明确约定，结合山西广播电视台于2013年8月收到播出带子的实际情况，该案所涉债权的履行期限界满日为2014年2月。合同债权的诉讼时效是以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开始起算，即2014年2月，2014年10月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向山西广播电视台出具增值税票，即使将该行为认定为主张债权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对时效予以重新计算，案涉债权也于2016年10月时效界满。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在前述时效界满前还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山西广播电视台就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约定的授权期限界满之日起起算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综上所述，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78元，由上海土德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璐审判员 李铁柱审判员 安源生二O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王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