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881民初3596号原告：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淑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吉林杨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斌，吉林梓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志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武，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与被告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周宏斌；被告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违约少算奶款人民币1,094,970.36元，赔偿违约金人民币8,805,029.64元，合计人民币9,900,0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拆讼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13日，原被告签订“生鲜乳购销合同”，原告向被告出售生鲜牛乳，合同履行期限从2014年10月13日起至2022年10月12日止。合同履行过程中，2019年12月13日，原被告双方就前述“生鲜乳购销合同”签订“鲜奶购销合同朴充协议书”，双方原则约定“主合同内各项约束乙方条款，都以此补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约定“甲方(被告，下同)必须按照甲乙双方约定，从乙方(原告，下同)向甲方第一天交送鲜奶日期开始计算，甲方需在每月5日前借给乙方奶款30万元至40万元，每月23日前一次性结算，保证奶款及时到账，缓解乙方资金压力，并在交奶后的2020年3月31日前按蒙牛财务中心核算(按奶款)，给予贷款支持。”:补充协议约定“甲方需在2020年3月31日前向乙方提供贷款支持，如不能提供则终止合作，甲方欠乙方奶款及时转付，合作融洽后甲方给予乙方提供贷款支持，如果甲方未按约定期限为乙方贷款，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根据损失要求甲方给子当月奶款10倍经济赔偿。”。补充协议约定”自2019年12月1日起，甲方以最低价每公斤4.40元的价格收购乙方企业的全部合格鲜奶。乙方在向甲方交奶期间，如果牛奶市场价格上涨甲方给予乙方合理上调奶价，如果甲方有奶价上涨的情况，乙方同样享受此优惠政。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履行过程中，2020年1月至6月，原告向被告交售生鲜牛奶1541770公斤，按约定价格结算奶款应为人民币6,783,788.00元，但被告每个月均低于约定价格为原告结算奶款，实际为原告结算奶款人民币5,688,817.65元，被告违约少给原告结算奶款人民币1,094,970.36元，被告应子给付。被告没有按约向原告提供贷款支持，未能缓解原告资金压力，被告根本违约行为致原告经济损失成为不可避免。原告有理由有权按约在2020年4月终止协议履行，但原告考虑多年合作关系，对被告提供贷款支持期限给予宽限，直至2020年6月被告仍未按约履行提供贷款支持的义务，原告无奈于2020年7月按约终止了与被告的合作。按双方约定，被告应以2020年3月当月奶款1,183,688.00元的10倍即人民币11,836,880.00元向原告赔偿违约金。考虑双方多年合作关系，原告只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8,805,029.64元。就原告主张的少付奶款及违约金，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故诉至人民法院，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蒙牛公司与香儒公司之间仅签署过一份《生鲜乳购销合同》(下称“原合同”)，并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管辖。香儒公司本次起诉所依据的《鲜奶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下称“补充协议”)并未成立，也未生效，协议内容不应对蒙牛公司形成法律约束力，请求驳回香儒公司的起诉。答辩事实与理由如下:1、蒙牛公司与香儒公司在2014年10月13日签署了原合同，原合同第三条约定了合同履行期限至2022年10月12日，合同第十二条明确约定了“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则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该仲裁结果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该约定条款，原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到期，关于原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已经排除了人民法院管辖，应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管辖。2、补充协议并非蒙牛公司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显失公平。主要体现为:(1)、补充协议的格式、特征等都与原合同明显不同，应是香儒公司单方拟制，蒙牛公司并未参与起草修订，比如原合同编号MNNYWL20141013GX001是适用的蒙牛公司的合同编号规制，而补充协议的编号TNXR20200101显然为香儒公司单方设计，并不符合蒙牛公司合同编号规制。原合同定义买卖标的物为“生鲜乳”，补充协议将买卖标的物定义为“鲜奶”也能佐证。原合同词义明晰且逻辑严谨，补充协议则存在诸多违背常识和自相矛盾之处，这些情形都证明补充协议并未体现蒙牛公司的意思表示。（2）、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大量蒙牛公司无法实际履行的单方义务，与蒙牛公司经营模式相悖，比如蒙牛公司历年来在各地收购牛奶都是随行就市确定收购价格，从未承诺过最低收购价，这也是乳制品行业的通行作法，蒙牛公司不会单独为了香儒公司而改变一直以来的采购模式。还比如补充协议在不设置任何限制条件和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要求蒙牛公司为香儒公司提供无限额无期限贷款，这显然会使蒙牛公司平白背负巨大债务风险，势必严重违背一家国有控股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甚至国有资产保护底线，仅能说明香儒公司单方有此想法，不可能是蒙牛公司的意思表示。（3）、蒙牛公司与香儒公司之间只是买卖合同关系，所买卖牛奶都有交易对价，蒙牛公司并未从香儒公司获得过牛奶商品之外的其他重大利益，可是补充协议中却约定了蒙牛公司若不为香儒公司提供贷款则需承担巨额违约金，这比之前提到的无条件借款和购奶最低价等条款更为明显的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显失公平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3、补充协议上蒙牛公司盖章处的印迹为“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专用章”，蒙牛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中并无此印章，蒙牛公司没有刻制过“业务专用章”，也未在任何对外签署的合同当中使用过“业务专用章”，补充协议上所留印章不能代表蒙牛公司的意思表示。香儒公司签署原合同时，清楚知晓蒙牛公司当时加盖的公章为“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而非“业务专用章”，故该补充协议不应对蒙牛公司形成约束力。4、补充协议在末尾明确约定了协议自双方法人签字后生效，并应附双方营业执照。但蒙牛公司现在的法人陈志强先生并未在该协议上签署名字，曾在原合同上签字的原法人李海飞先生也没有签字，蒙牛公司也没有为该协议向香儒公司提供过营业执照，这都说明蒙牛公司并没有作出过承认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显然补充协议所约定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协议尚未生效，其内容对蒙牛公司没有法律效力。5、补充协议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12月，约定履行期限为一年。香儒公司自2014年向蒙牛公司出售牛奶直至2020年7月14日，之后不再向蒙牛公司出售牛奶。香儒公司在2020年1月--7月期间对蒙牛公司的售奶价格分别为3.95、3.30、3.38、3.91、3.78、3.80、4.40元/公斤，每个月都是按照市场价格向蒙牛公司开具售奶发票。由此可知，香儒公司显然也认为补充协议没有成立不需要实际履行，其已通过开发票的行为表明了自身意思，用事实行为确认了双方仍然在履行原合同。6、香儒公司在2020年7月违约停止向蒙牛公司售奶后，就立即转向为其他乳业公司售奶，售奶价格仍然是适用通用的市场价格，其行为除了给蒙牛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外，其自身并未因此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即使补充协议有效，在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情况下，香儒公司显然也不存在任何主张违约金的事实与法律基础。若定义双方系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则因借款金额、期限、出借偿还方式甚至出借主体(借款合同须有银行作为出借人)等核心内容都未具体明确，显然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尚未成立，其主张违约金自然也是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综上所述，补充协议没有成立更未生效，蒙牛公司与香儒公司之间仅存在一份《生鲜乳购销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也一直通过事实行为在履行(生鲜乳购销合同》，依照民法典规定，行为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已约定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管辖，故应驳回香儒公司的起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0年10月14日，香儒公司曾以本案相同事实及理由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蒙牛公司[案号:(2020)吉08民初71号]，并已向白城中院缴纳了诉讼费99,391.10元，白城中院通知开庭日期为2020年12月8日。可香儒公司却以主动承担一半诉讼费的代价，在开庭前向白城中院撤回起诉，转而到洮南市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起诉事实与理由毫无变化。香儒公司为规避法院级别管辖规定，在新起诉状中生硬的将违约金诉求金额从11,836,880元修改为8,805,029.64元，合计诉讼请求标的金额从12,931,850元变为990万元，最终实现了本案在洮南法院立案审理。本案中，香儒公司已申请了缓交诉讼费并获得洮南法院同意。蒙牛公司认为，香儒公司恶意规避法院级别管辖的行为显然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是在寻求地方保护或存在司法腐败的可能,其放弃已在白城中院缴纳的诉讼费，却在洮南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并快速得到支持的事实，足以让当事人及社会大众产生合理怀疑，蒙牛公司申请法院监察部门对本案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监察，蒙牛公司保留申请监察机关对本案进一步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014年10月13日生鲜乳购销合同，2、2019年12月13日鲜奶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3、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奶款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4、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12张及1-6月份鲜牛奶总量入库单；被告提交的证据：1、《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18年修正）》，2、《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3、《印鉴留存卡》，4、《香乳公司2020年1-7月发票》（66张）；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确认本案如下事实：2014年10月13日，原告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与被告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生鲜乳购销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生鲜牛乳，收购价格随行就市、优质优价，同时约定产生争议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2019年12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业务经理李洪涛签订鲜奶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2019年12月1日起收购价格价格为“最低每公斤4.4元”，并约定产生争议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并在合同上加盖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专用章。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明确，2020年1至6月，原告向被告实际提供鲜牛奶1541770公斤，被告实际向原告结算奶款5,688,817.65元。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按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公斤4.4元收购价收购，被告少支付奶款1,094,970.36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支付少算奶款及违约金。被告认为补充协议未生效，本案应按原协议约定由仲裁管辖，双方争议成讼。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生鲜牛乳，价格“随行就市、优质优价”，第二份合同约定自2019年12月1日起收购价格价格为“最低每公斤4.4元”，第二份合同中对收购价格的约定视为对第一份合同内容的变更，被告应依约定按最低每公斤4.4元价格向原告收购鲜奶。庭审中双方对2020年1-6月份原告实际向被告供应鲜牛奶1541770公斤及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1-6月份鲜牛奶价款共计5,688,817.65元并无异议。被告应依约定按每公斤4.4元向原告支付1541770公斤的鲜牛奶款共计6,783,788.00元，而被告实际支付5,688,817.65元，少支付1,094,970.35元，其未按每公斤4.4元收购鲜牛奶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少支付鲜牛奶款的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8,805,029.64元，应否得到法院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及原告主张的少支付奶款的起止期间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被告有两个违约事实，一是未按约定每公斤4.4元价格支付牛奶款，二是未依约向原告提供贷款。双方补充协议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需在2020年3月31日前向乙方提供贷款支持，如不能提供则终止合作，甲方欠乙方奶款及时转付，合作融洽后甲方给予乙方提供贷款支持，如果甲方未按约定期限为乙方贷款，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根据损失要求甲方给予当月奶款10倍经济赔偿，此合同期限以贷款期限为主。”，被告未在2020年3月31日前向原告提供贷款，构成违约，依双方约定应支付月奶款10倍经济赔偿，3月奶款1,183,688.00元的10倍即人民币11,836,880.00元，原告自行放弃部分后主张8,805,029.64元，仍属过高。依照法律规定，本院酌情调整为8,805,029.64元的30%即2,641,508.00元。关于被告主张双方补充协议中未有法定代表人陈志强签字亦未加盖被告公章而未生效，应按第一份合同中关于存在仲裁条款的约定，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的抗辩主张能否成立。本案中日期为2019年12月13日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企业的独立法人签字后生效”。该条约定为合同生效加设了条件，即该补充协议为附条件合同，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但双方约定“独立法人签字”，并未约定“法定代表人”签字，“法人”与“法定代表人”并非同一法律概念。同时被告对补充协议中甲方李洪涛确系该公司经理且负责洮南区域业务并无异议，李洪涛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系职务行为，并在协议中加盖“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专用章”，相对人有理由认为李洪涛有代理权而与之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故被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洮南市香儒奶牛有限公司牛奶款1,094,970.35元及违约金2,641,508.00元，合计3,736,478.35元。案件受理费40,550.00元，由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淼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