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8民终1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婷，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湖，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玲，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永棠，男，198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丹，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升，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兴，广东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茹，广东卓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官善乐，男，1979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杰，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婷、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湖，上诉人林永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丹，上诉人林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兴，上诉人官善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婷上诉请求：一、变更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对该判决第一项承担还款责任；二、变更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案涉股票账户中，截至2018年11月13日属胡婷所有的股票盈利款1,702,341.95元及利息；三、撤销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四、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综合管理费1295000元；五、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官善乐与林升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事实等认定错误。关于林升与官善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一审在查明部分认定“另查明，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但除了官善乐、林升提供的有关双方纠纷的证据，本案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纠纷。而令人不解的是，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部分中，对该部分证据并未采纳。事实只是官善乐起诉林升借款纠纷，但林升并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可见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证据认定上存在矛盾。二、关于合同主体问题，一审法院仅凭合同系林永棠签订就认定本案实际出借人为林永棠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系林永棠以自己名义，在官善乐的授权范围内与胡婷订立合同，胡婷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官善乐为实际出借人，官善乐也很清楚其合同相对方并非林升而是胡婷，而且合同的履行过程由官善乐自行主导，林永棠对合同履行过程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控制，故应适用《合同法》第402条隐名代理之规定，根据意思表示的作出实际约束的主体、订立合同时知悉实际履行主体的存在、合同实际履行的掌控、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的实施、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和履行等方面综合作出判断，案涉合同直接约束胡婷与官善乐，即官善乐才是配资合同的配资方，而林永棠只是受托与胡婷签订《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具体体现如下：1、林永棠系通过林升接受官善乐的委托、指示，以自身名义签订的合同，但作出签订合同意思表示、与胡婷达成合意的主体实际上是官善乐。从庭审以及林升与官善乐的聊天记录看，是否出借、出借多少、是否延期、是否修改密码等等均是在官善乐作出明确的指示和授权范围内，林升才通过林永棠和李超通知胡婷的。林永棠自身并没有资金，在没有官善乐的授权、指示下，不可能与胡婷签订配资合同，甚至其与胡婷签订的合同文本亦系官善乐提供，林永棠和林升对借款金额、时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并无决定权，都须征得官善乐的同意。例如一审胡婷提供证据2018年11月12日晚上19:41微信聊天记录,林升提到“盘方今天又买进去了，不然你明天先把利息扣了，再让他用一个月，可以吗，请回复”。2018年6月6日早上09:04微信聊天记录，“林升问：官峰加1500可以吗？官善乐答复：好”。2、合同的履行主要由官善乐负责而非林永棠。（1）官善乐系资金提供方、股票账户及密码提供方。官善乐承认1500万元系其提供，股票账户和密码亦系其提供，并实际实施将1500万元借款及保证金500万元转至自己名下股票账户的行为。（2）官善乐主导合同的履行，包括接收胡婷500万元保证金，实际在案涉股票账户中转入合同约定金额2000万元的主体是官善乐；开设股票账户并提供给胡婷操作使用，实施变更股票账户密码、转出股票账户内资金、卖出账户内股票并将相应款项转走的也是官善乐。官善乐为避风险，林升、林永棠等人作为中间人为赚取佣金，才在被上诉人中形成包括居间、代理与合作在内的多层法律关系。这些事实在胡婷提供的林升与官善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印证，而且官善乐在一审庭审中也表示承认，因此官善乐主导合同的履行。（3）官善乐收取了胡婷支付的账户管理费中的绝大部分，其实际收取比例高达88.5%。胡婷每月支付195000元综合管理费，其中的172500元均由官善乐收取。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还能看出官善乐通过督促林升催收融资方交付利息，林升通知林永棠或者李超。证据2018年5月28日早上11:26微信聊天记录中，官善乐提到“两个安排了吗”，林升汇报“今天都会解决”、2018年5月28日下午15:07微信聊天记录林升汇报“我在催了，一会儿就转”、2018年5月29日早上09:19微信聊天记录林升汇报“陈玉平利息已转，官章秋早上落实”、2018年5月29日中午12:34微信聊天记录林升汇报“还差6900，已转你的账户，请查收”。3、官善乐非常清楚实际借款人系胡婷，胡婷亦清楚林永棠并非实际出借人。（1）从一审胡婷提供的官善乐与林升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其清楚林升并非借款人，而是胡婷或者是其他人。（2）官善乐直接从其股票账户中划转了2018年5月的利息，而且系按林永棠与胡婷约定的标准划转的，说明其知悉胡婷作为融资方的存在，亦认可林永棠与胡婷签订的配资合同。如果其系与林升发生借款关系的，其从账户中扣除的利息应该是172500元而不应是195000元，亦不可能再转22500元给林升。这也可以证明其并非与林升发生借款关系。（3）官善乐在广东清远起诉林升的案件，原来官善乐系按借款起诉，但之后又改为委托关系，这一前后陈述的调整，亦说明其避重就轻，故意歪曲与林升、林永棠之间的代理关系。4、从场外配资交易的惯例看，胡婷与官善乐虽未当面沟通，但均清楚对方为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场外配资合同中，出资方为了防范被证券主管部门查处的风险，居间人为了防止出资与用资方直接交易从而无法收取居间费，一般均由代理人出面与用资方直接签订合同。与本案相关的陈玉平、官峰、官章秋、周秀龙等数笔配资合同，均按此模式操作。但出资方可以从合同中的回款账户及保证金支付账户判断出用资人，而用资方可以从股票账户及银行账户判断出出资方，双方均熟悉该交易模式，故本案双方均清楚交易的对方主体。官善乐称其系与林升签订合同，与交易惯例不符。三、即便一审法院认定林永棠是合同当事人，官善乐作为实际收款人，亦应承担款项的返还责任，而且其出借银行账户供胡婷使用，并因此造成胡婷的损失，其亦应对林永棠的行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1、案涉合同虽由胡婷与林永棠签订，但合同项下作为配资方的权利义务实际由官善乐享有和履行，官善乐应承担返还案涉款项的全部责任。根据上述官善乐在履行案涉合同中的具体表现，其在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擅自修改股票账户密码将该股票账户内的股票全部卖出导致纠纷。无论依林永棠受托与胡婷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还是官善乐所主张的其与林升所签订《借款协议》的约定，官善乐修改股票账户密码均无合同依据。所以即使官善乐非案涉场外配资合同的签订人，但实际享有和履行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又在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收回股票账户并实际占有胡婷的保证金及盈余款。故胡婷主张由官善乐直接向其返还，法院应予支持。2、即便法庭认定林永棠是合同当事人，官善乐亦应当对林永棠应返还给胡婷的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中关于“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官善乐出借银行账户和股票账户的行为与胡婷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便法庭认定林永棠是合同当事人，官善乐亦应当对林永棠应返还给胡婷的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关于林升与林永棠是否应对官善乐的行为共同承担责任。（一）林升与官善乐之间存在代理、居间、合作多层法律关系，对合同无效具有相应的过错，应对官善乐的行为共同承担责任。1、林升作为官善乐的代理人，接受官善乐的指示协助进行相关操作，包括代为催款、收款、收取相关报酬、管理账户、提供决策建议等。从林升与官善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更是可以清楚反映出被告方之间的代理关系，林升受官善乐指示行事，林升根据官善乐的指示交代林永棠或李超通知胡婷相关事宜。2、林升亦系官善乐的居间方，根据官善乐的需求代为寻找具有融资需求的第三方，在此过程中，林升通过林永棠、李超，与胡婷达成合作意向，并代官善乐指示林永棠与胡婷签订合同，并收取了相关的居间费用。3、林升不仅作为官善乐的居间方、代理人，还与官善乐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是配资一方的利益共同体，负责计算、监管股票账户的利息，并基于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及时将股票情况、利息情况分享给官善乐，以规避金融与法律风险并从中获利，共同实施了侵犯胡婷权利的违约行为。林升在部分用资人账户亏损的情况下，未经胡婷等人的同意，与官善乐恶意串通，故意出具委托结算函，以至于官善乐向清远法院起诉，在判决后又未上诉，可以推定林升与官善乐存在故意串通损害胡婷利益的问题。综上所述，根据合同关系应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林升应当就胡婷所受损失与官善乐共同承担责任。（二）林永棠作为居间人、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未能阻止官善乐的违约行为，且其作为签约主体，胡婷系依据与其签订的合同将保证金转入官善乐的账户并借用官善乐的股票账户进行炒股，对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应对官善乐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五、关于返还的金额问题。1、保证金500万元。官善乐将胡婷的保证金据为己有，理应返还。2、关于账户管理费1295000元：官善乐收到了1207500元（172500元*7个月）、林升收取了52500元（7500元*7个月）、林永棠收取了35000元（5000元*7个月）账户管理费，现合同无效，相关当事人收取账户管理费的依据亦不复存在，故均应返还；一审法院认为综合管理费属于管理使用2000万元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故无需返还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关于股票盈利款1702341.95元及利息。该股票盈利款系胡婷操作产生，官善乐无权据为己有，应予返还。一审法院结合市场因素、胡婷的经营与财产增值的关联性，酌定官善乐返还利润150万元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林永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由官善乐向胡婷返还保证金500万元、相应的股票盈利款，并支付前款的相应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官善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林永棠与胡婷签订案涉《证券融资借款合同》，而不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就认定林永棠与胡婷之间存在场外配资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判决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1）“2018年4月23日，林永棠（甲方、出资方）与胡婷（乙方、操作方）就股票融资借款业务相关事宜签订《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双方主要约定如下......”（2）“......合同签订后，胡婷依约向合同约定的保证金账户（户名为官善乐）支付保证金500万元，并取得前述官善乐的股票账户进行操作。胡婷按月依约将综合管理费195000元转至林永棠账户或其指定账户，前款林永棠收取5000元、案外人李超收取10000元、林升收取7500元，余款172500元由官善乐收取。2018年5月的综合管理费195000元官善乐将股票账户的资金取出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3）“2018年11月13日前，该股票账户处于盈利状态。2018年11月13日，胡婷操作该股票账户时发现，该账户密码被更改，无法登录。”（4）“官善乐于2018年11月13日将开设在银河证券的股票账户密码进行修改并转出资金，同时将胡婷此前买入的股票分几笔平仓，所得款共计21702341.95元。”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林永棠仅与胡婷签订了案涉合同，但实际与胡婷履行合同的是官善乐，即：官善乐收取了胡婷交付的500万元保证金，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配资款1500万元，将保证金和配资款一同转入其名下的证券账户中，将该证券账户的账号和密码提供给胡婷供其进行股票交易。此后，胡婷每月因使用账户而支付的综合管理费195000元，其中172500元是由官善乐收取，另外的少部分由林永棠收取5000元、李超收取10000元、林升收取7500元。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案涉《证券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融资方是胡婷，配资方是官善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永棠与胡婷之间是场外配资关系是错误的。另外，通过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胡婷使用账户过程中，是官善乐擅自将账户密码进行了修改导致胡婷无法继续使用该账户，将胡婷买入的股票悉数卖出，并转走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到目前为止官善乐仍占有胡婷的保证金和盈利款拒不返还。在这种情况之下却判令林永棠承担前述款项的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没有证据作支撑，该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判决书中，法院采信的证据如下：（1）胡婷提供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转款凭证、公证书、官善乐开设在银河证券清远连江路营业部的股票明细对账单。（2）林永棠提供的转账凭证、公证书、身份证。（3）林升提供的公证书。除此之外的证据未予以采纳。前述证据不能证明林升与官善乐之间存在其他借款纠纷。而与林升之间存在其他借款纠纷，仅仅是官善乐在庭审中为了给自己扣留胡婷的保证金和盈利款找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而编造的谎言，试图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官善乐在庭审中称“官善乐扣留案涉保证金，是因为林升不仅向其借款，还有向案外人陈玉平、周秀龙、官章丘、官峰以相同模式借款，借款到期后，官善乐、陈玉平、周秀龙的账户盈利，官峰、官章秋账户亏损。经协商，2018年11月8日林升授权官善乐对案涉的六份借款协议进行结算，结算之后官善乐就通知相应的账户管理人进行平仓，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对亏损一方也就是官章秋及官峰进行赔偿。”为了证明其主张，官善乐提供了林升分别与官善乐、周秀龙等人签订的共计6份《借款协议》作为证据，但是从内容上看，6份《借款协议》使用的是统一的模板，其本质仍然是场外股票配资合同，其中几份合同中某些应该填写的位置却留着空白，而这些空白处分别是单票持仓比例、创业板持仓比例、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场外股票配资合同的履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事先约定清楚并严格按照约定履行，才能有效避免纠纷的产生，而前述合同的标的金额全都超过千万，如果处理不好，配资方将承担巨大的损失。因此，前述6份《借款协议》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金额上千万的合同不可能约定得如此之草率，当然，该证据最终并没有被一审法院采信。林升在庭审中称6份《借款协议》的内容并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林升是6份《借款协议》对应各账户涉及的场外股票配资的居间人，居间促成了各融资方和对应的配资方之间的合作，并在场外股票配资操作了一段时间后，应官善乐要求、在官善乐提供的合同模板上统一签署的，目的是对林升的居间行为的确认。林升提供的、被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公证书中的林升与官善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明确证实了其主张，林升与官善乐并非官善乐所主张的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场外配资关系，内容中可以看出：林升居间促成了配资方与各融资方之间的股票配资；在账户的使用过程中，林升代官善乐向各融资方收取综合管理费（对话中称为利息）；林升对账户内股票的交易情况进行监控，出现相应情况是会按照合同约定代配资方要求融资方补保证金，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障配资方的利益会先采取修改密码及强制平仓等风控措施，事后再向官善乐进行汇报。由此可见，林升与官善乐等配资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场外配资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林升是在为配资方做事的、维护的是配资方的利益，因此虽然林升与官善乐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或者居间合同，但是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和居间合同关系。另外，从2018年5月的综合管理费为账内扣取，即官善乐从证券账户内取出195000元，自己留取172500元后将剩余22500元转给林升（用于支付居间人林升、李超、林永棠的居间管理费），可以认定官善乐对于林升不是融资方而是居间人一事是明知的，由此也证明“官善乐与林升之间存在其他的借款纠纷”与客观事实不符。退一万步说，即便林升与官善乐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官善乐也没有证据证明胡婷转到其账户中的500万就是《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林升应当向其支付的保证金，庭审中也已经查明，在本案纠纷出现之前林升和胡婷根本不认识，因此也不可能是胡婷代林升交付保证金，因此官善乐抗辩称系受林升委托处置该资金的说法不成立，林升无权委托官善乐处置他人的财产。官善乐扣留胡婷的保证金和盈利款没有合法依据，依法应返还给胡婷。三、一审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认定林永棠应返还胡婷保证金500万元，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属场外配资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庭审已经查明，胡婷交付的500万元保证金并非由林永棠取得，而是由官善乐取得，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由官善乐向胡婷返还，可见，一审判决对《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适用错误，林永棠没有收取保证金，一审法院却要求其向胡婷返还，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同理，胡婷因操作股票取得的盈利也在官善乐的账户内，由官善乐占用，依法也应由官善乐向胡婷返还。因此，林永棠与胡婷签订了《证券融资借款合同》，但林永棠并非实际配资方，没有实际履行配资方的义务、享有配资方的权利，林永棠作为居间人与另外的居间人李超、林升共同促成了融资方胡婷和配资方官善乐之间的场外股票配资，同时又代官善乐与胡婷签订了案涉《证券融资借款合同》，林永棠作为居间人和代理人，未收取保证金、未提供配资款、没有控制股票账户及密码、更没有对股票账户进行任何买卖操作，依法不应承担本案保证金、盈利款的返还义务。而官善乐收取了胡婷的保证金、向胡婷提供了配资款的账户及密码授权其使用账户、按月收取固定综合管理费，是实际融资方，其修改了股票账户密码、卖出了胡婷买入的股票、扣留了胡婷的保证金及盈利款，为胡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保证金、盈利款的返还义务。林升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内容，改判林升无须给付胡婷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2、请求判令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书中案件受理费的承担方式，改判林升无须与林永棠、官善乐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44617元；3、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胡婷、林永棠、官善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发回重审一审中法院判决林升给付胡婷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以及在案件受理费的承担方式中要求林升与林永棠、官善乐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44617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说理不明、于法无据，请求予以撤销上述相关裁决内容并改判林升无须给付胡婷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也无须与林永棠、官善乐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44617元。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判决本案各诉讼主体（除林升外）应承担的责任均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了详细、明确的法律分析，有说理有依据地认定了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属场外配资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场外配资关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本案是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案由中的其他合同纠纷。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法律后果是相互返还，收取该款项的是官善乐，因此只有官善乐负有向胡婷返还保证金500万元的责任，林永棠、林升不需要承担责任。此外，本案系由场外股票融资纠纷引发，本案胡婷及晋江案原告蔡少波等人系本次名为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实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中的融资方，官善乐及晋江案被告陈玉平等人系本案名为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实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中的配资方，本次场外股票融资系配资方提供资金、融资方提供保证金共同存入配资方（官善乐等人）的专属证券交易账户，供融资方进行股票的买入卖出操作，林升在整个交易中，先是作为居间人完成撮合的居间工作，在撮合完成后又协助配资方官善乐一方与融资方沟通款项的偿还、收取利息等，林升上观上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客观上没有对款项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从本案各方在一审、二审、再审一审中均认可的公证微信记录以及胡婷的陈述，林永棠陈述中亦能反复、明确地体现，林升本质上是居间人或代理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林升仅作为居间介绍人在撮合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后，在配资方官善乐的指示下进行居间的随附协助工作（公证书第30页2018年7月4日早上10:08的微信记录“官峰的密码也改成601717吧，马上也要付息了，等他付完息再给他密码”，“平仓1800，我们先把利息逼过来再动手”公证书第42页2018年11月5日19:38的微信记录中聊天内容及拍摄的图片可以证明官善乐作为配资方实际掌控整个融资及配资的节奏、进度及流程，而林升作为官善乐为达到配资的目的而委托的居间人，除了尽心尽力居间寻找可促成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的融资方，还要按照配资方官善乐的指示居间协调处理相关事宜；公证书第7页2018年11月12日19:41的微信记录“盘方今天又买进去了，不然你明天先把利息给扣了，再让他用一个月，可以吗？请回复！”2018年11月12日20:17的微信记录“盘方是北京的，近期会过来，希望跟金主（即官善乐）面谈协调退保的事情”可以证明居间人林升在促使达成场外股票融资合同过程中不断向配资方官善乐请示，并在官善乐指示下进行下一步居间工作;公证书第25页2018年6月22日15:01的微信记录“利息已到我这，迟点回家给你转”公证书第29页2018年7月2日10:28、10:31的微信记录“利息今天可以汇么”，“答应的很好，我盯着”可以证明居间人林升通过赚取居间利息进而居间促成融资方与配资方达成场外股票融资合同），为融资方（胡婷等人）与配资方（官善乐等人）牵线搭桥，赚取居间费用，从形式上看，居间人林升不是此次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的当事方，不是本案诉争款项的返还义务人，从实质上看，居间人林升，既不接触融资款、配资款，也不具有相关证券交易账号及密码的所有权及管控权，无法转移融资方款项，另，胡婷在民事起诉状中也明确强调，官善乐（配资方）是本案诉争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胡婷（融资方）的相关款项保管于官善乐管控的账户，本案诉争的款项是由官善乐（配资方）转走的（公证书第36页2018年9月21日下午15:54的微信记录“官善乐提供的配资方与融资方的平仓协议”、公证书第37页2018年9月21日下午15:54的微信记录“不然我先去找你，你再拟文本”、公证书第38页2018年9月21日下午16:19的微信记录“官善乐提供的配资方与融资方的平仓确认函”证明融资方倪李文在其操作的配资账户爆仓后，官善乐指示居间人林升与融资方签订平仓协议，配资方官善乐想尽办法来弥补因爆仓给其造成的损失，包括擅自转走融资方的保证金和盈余款），官善乐（配资方）应承担相应款项的返还责任。另根据福州市鼓楼公证处出具的（2019）闽榕鼓证内民字第62号林升与官善乐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可以证明林升只是配资方的中间人，为配资方寻找客户，将客户情况反馈给融资方，融资方同意出借款项后再安排双方进行交易，聊天记录中“我们”的表述可以认定林升只是官善乐等配资方的中间人，不是融资的相对方。综上，本案诉争的合同虽由胡婷与林永棠签订，但合同项下作为配资方的权利、义务实际上是由官善乐等人享有和履行，官善乐又在没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收回股票账户并占有胡婷的保证金和盈余款，理应是承担本案诉争款项返还义务的主体。三、关于与本案相关联的晋江、龙岩另案涉及的五位配资方与林升和相关融资方之间的事实关系，也能认定林升只是作为配资方官善乐、官峰、官章秋、陈玉平、周秀龙的居间人，促成其与融资方胡婷、蔡少波、倪李文的场外股票配资。1、林升通过居间介绍促成了本案配资方官善乐与融资方胡婷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融资方胡婷系林升居间为配资方官善乐寻找到的融资方。具体是胡婷找到林永棠，林永棠找到李超，林超找到林升，林升找到配资方官善乐，最终促成了胡婷与官善乐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本案一审中，胡婷提交的其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中，甲方林永棠提供的接收及返还融资方保证金的银行账户是官善乐的，胡婷提供的用于支付保证金以及接收投资收益和返还保证金的银行账户为胡婷本人的。合同中约定的股票账户也是官善乐的。清远案中，官善乐提交法院的官善乐与林升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林升提供的收取融资收益的银行账户是胡婷的。且清远案中，官善乐与林升签订的《借款协议》和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1500万，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借款期限均为2018年4月23日起至2018年7月22日止；借款利息：《借款协议》月息为1.15%，《证券融资借款合同》约定胡婷每月支付林永棠综合管理费为借款资金的1.3%。可以看出，林升只是促成（融资方）胡婷与（配资方）官善乐股票融资合作的居间介绍人，收取的只是居间介绍费（即以合同中所述借款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0.15%的差额部分）。2、林升通过居间介绍促成了配资方周秀龙与融资方胡婷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同样的情况，林升通过居间介绍促成了融资方胡婷与配资方周秀龙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具体为胡婷找到林永棠，林永棠找到李超，李超找到林升，林升找到官善乐和周秀龙，最终促成了胡婷与周秀龙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本案一审程序中，胡婷提交的其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1）中，甲方林永棠提供的接收及返还融资方保证金的银行账户是配资方周秀龙的。胡婷委托案外人张凤荣提供张凤荣的银行账户用于支付保证金以及接收投资收益和返还保证金，合同中约定的股票账户也是周秀龙的。清远案中，官善乐提交的配资方周秀龙与林升签订的《借款协议》（合同编号：×××09）中，虽未填写收取融资收益的银行账户，但实际就是通过张凤荣的上述银行账户支付给胡婷的。清远案中，周秀龙与林升签订的《借款协议》和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1500万，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借款期限均为2018年4月23日起至2018年7月22日止；借款利息：《协议》月息为1.15%，《证券融资借款合同》约定胡婷每月支付林永棠综合管理费为借款资金的1.3%。可以看出，该案中，林升只是促成胡婷与周秀龙股票融资合作的居间介绍人，收取的只是介绍费（即以合同中所述借款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0.15%的差额部分）。3、林升通过上述居间介绍方式促成了案外人配资方官峰与融资方（案外人）倪李文（倪李文指定的收付款账户户名为郑祥强）的股票融资合作。4、林升通过上述方式居间介绍方式促成了案外人配资方官章秋与融资方倪李文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5、林升通过上述方式居间介绍方式促成了配资方陈玉平与融资方蔡少波之间的股票融资合作。综上，清远、晋江、龙岩四案中，涉及的融资方有胡婷、蔡少波、倪李文。在股票融资的这个过程中，作为融资方的胡婷、蔡少波、倪李文、郑祥强向作为配资方的官善乐、周秀龙、官峰、官章秋、陈玉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保证金，配资方官善乐、周秀龙、官峰、官章秋、陈玉平收到保证金后，再提供自己名下的股票账户和密码供融资方进行股票的买入卖出操作。全过程中，作为居间人的林升，既不收取保证金，也不提供融资资金，更不掌握和控制股票账户的交易和密码，实际上对整个交易没有任何的决定权，也没有充分的知情权，无从了解整个交易中融资方和配资方的盈亏情况。四、林升作为居间人，其与配资方官善乐、官峰、官章秋、周秀龙、陈玉平签订的所谓借款融资协议，都是在交易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由官善乐安排人员拿给林升补签，本质上只是对居间行为一种确认，不是所谓的借款，也不是林升找官善乐等方做股票配资。官善乐提供的六份《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六份借款协议是在林升的居间行为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配资方官善乐、陈玉平、官峰、官章秋、周秀龙才来找林升补签的，这个从一审中官善乐以及胡婷等各方都认可的经公证的林升与官善乐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体现，补签的时候也只是让林升在空白的协议上签字，目的是为了确认居间行为的完成，这个时候居间行为以及股票配资行为早已完成，林升没有借款的主观意思，配资方也没有出借资金的主观意思，借款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林升从未掌握或拿到过上述协议的原件，亦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在本案的纠纷引发后，林升还在找官善乐索要之前签订过的类似融资借款协议以期了解协议的相关内容。此外，类似的协议中和陈玉平有关的协议不仅是空白的协议，而且陈玉平也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的签订在客观上并未完成。在收到清远案、晋江案、龙岩案等诉讼文件之前，林升并不了解自己所签署文件的内容和信息。此外，场外股票融资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为规避相关法律监督及证监会监管，作为“行业潜规则”和“行业惯例”，融资方、居间方、配资方通常以借款协议之名达成场外股票融资之实，本次纠纷亦是如此，表面上是林升与配资方官善乐达成借款协议，与融资方另行达成借款协议（晋江案、龙岩二案），实际上是本次场外股票融资后，由配资方、融资方占有并使用本案所涉款项，且官善乐（配资方）等人对本案所涉款项及账户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林升作为居间方自始至终都不接触相应款项（本案及另案借款协议所涉账户信息为配资方、融资方），故上述借款协议非融资方、配资方、居间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性、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与本案事实上亦不具有关联性，林升与官善乐之间本就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存在居间关系或代理关系。五、配资方官善乐对于融资方胡婷等实际用资方的存在是知情，并且完全认可，在一审、二审、再审一审庭审中应已查明胡婷每个月应支付的资金费用有一部分是由官善乐直接从股票账户中扣出，然后提现，官善乐提现留取应得的部分后，将剩余其它居间方应得的居间费用，转账给林升按各居间人之间约定进行分配。六、本案不能机械套用“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认定林永棠、李超、林升等居间方为所谓“借款”的出借方或借款方，而让真正占用了胡婷资产的官善乐成为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从而可能导致不实际控制、取得胡婷资产的没有实际偿还能力的居间方林永棠、林升等莫名背负了巨额债务，而让实际控制、取得胡婷资产的配资方官善乐取得了本属于胡婷一方资产的巨额利益却不需要承担责任，这将导致权责不对等，也将可能导致胡婷即使取得表面上的胜诉判决，亦难以通过强制执行等法律程序收回款项，有违司法公平的基本原则。七、官善乐未经胡婷允许自行对股票进行平仓并占用资金的行为，需要承担向胡婷进行赔偿损失的责任。官善乐为本案诉争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实际享有和履行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又在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等依据的情况下收回股票账户并占有融资方胡婷的保证金及盈余款，官善乐应是本案诉争款项的返还义务人。八、退一万步讲，即使套用“合同相对性”原则，那参照与本案相类似案情的泉州蔡少波案已经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9）闽05民终4578号），亦应认定官善乐对本案应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九、无论本案是不是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林升都不需要就胡婷的诉讼请求承担任何责任。林升与胡婷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如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林升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如果不机械套用“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是实事求是地突破合同看本质，那么林升在本案中的角色是居间人，是融资方与配资方的居间方，融资方胡婷找到居间方林永棠，林永棠找到居间方李超，李超找到居间方林升，林升找到配资方官善乐，各个环节的各方签订了相类似的借款协议或股票融资合同，最终由居间方林永棠、李超、林升促成融资方胡婷与配资方的股票配资合作，本案的还款责任应由配资方官善乐承担。官善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官善乐不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婷、林永棠、林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官善乐返还盈利款150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融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没有对林升与官善乐签订的《借款协议》一并认定无效合同，是正确的，官善乐与林升的纠纷应交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依法处理。2、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胡婷和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无效原则，取得的财产应各自返还，最终判决500万元的保证金由合同相对方林永棠承担还款责任，该部分判决正确，但是在判决林永棠承担偿还500万元保证金的基础上，判决由官善乐归还胡婷盈利款150万，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在案的证据，以及判决林永棠偿还500万保证金，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是认可了官善乐在一审提出的意见，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胡婷与林永棠，官善乐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官善乐与林升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也应当按照合同有效的方式处理，由合同相对方相互返还各自财产，即由胡婷返还配资款，林永棠返还保证金，但一审法院在认定以上处理方式基础上，要求在官善乐与胡婷间分配盈利款，官善乐认为一审法院关于盈利款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和保证金的处理方式自相矛盾，最后酌定官善乐返还盈利款150万也极不合理。3、官善乐与林升之间的债务已结算完毕，也经过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林升对该判决没有上诉，表明林升对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没有异议，该判决目前已生效，若本案判决官善乐承担盈利款返还责任，官善乐则将难以再向林升追偿，也会增加诉累。二、本案案件受理费承担有误，官善乐不应承担该费用。胡婷起诉法院要求官善乐、林永棠、林升共同返还保证金及盈利款，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林永棠返还保证金500万，官善乐返还盈利款150万，案件受理费55617元，由官善乐与林永棠、林升共同负担44617元。首先不认可一审判决要求官善乐返还盈利款；其次，即使官善乐承担了这部分盈利款返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官善乐承担的诉讼费也应根据判决还款数额的比例承担诉讼费。胡婷答辩称，林升明确其与官善乐不存在借款关系，林升做的是证券行业，由林升介绍配资方，林永棠介绍用资方，达成本案的交易。场外配资合同的操作方式，大部分都是本案的这种模式，主要是因为担心证监会查。胡婷实际上不认识官善乐，否则就可以跳过林升、林永棠，直接与官善乐交易了。但是按照场外配资的交易方式，《证券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股票账户是官善乐的，大家也知道实际出资人是官善乐，林升、林永棠是居间人。其余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一致。林永棠针对胡婷的上诉答辩如下：一、胡婷要求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承担500万元保证金和盈利款1702341.95元及相应利息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依法改判由官善乐承担返还前述全部款项的责任。胡婷在一审庭审中以及上诉状中都承认，在订立合同之时已知晓官善乐是实际配资方，林永棠仅代为订立合同。并且胡婷也认可合同的履行过程由官善乐自行主导，林永棠对合同履行过程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控制。因此胡婷认为案涉合同应直接约束胡婷和官善乐，其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表示“案涉合同虽由胡婷与林永棠签订，但合同项下作为配资方的权利义务实际由官善乐享有和履行，官善乐应承担返还案涉款项的全部责任。”，但其同时又要求林永棠、林升一起共同承担，其观点前后矛盾。首先，林永棠作为居间人和代理人其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官善乐的违约行为，胡婷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表示“林永棠对合同履行过程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控制”，足以说明林永棠从客观上是无法阻止官善乐的违约行为的；并且无论作为居间人还是代理人，在法律上都没有义务干涉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其次，林永棠作为是代理人签订一事胡婷在合同订立之时已经知晓，同时也知晓实际的合同相对人是官善乐，且合同签订之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场外配资合同为无效合同，林永棠并未预见到其代为签订的合同可能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因此不能认定林永棠对于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因此这也不能成为林永棠需要承担责任的理由。本案中虽然林永棠以自己的名义与胡婷签订了案涉合同，但合同项下实际配资方是官善乐，胡婷在订立合同之时对此已知晓，案涉合同直接约束胡婷和官善乐。官善乐没有合法依据擅自更改账户密码使得胡婷不能正常登录使用账户，并将胡婷此前买入的股票全数平仓，扣留胡婷的保证金及盈利款拒不返还，现案涉合同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因此官善乐应当将取得的胡婷的保证金和盈利款依法应向胡婷返还。胡婷要求居间人林永棠、林升与官善乐共同承担案涉款项的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胡婷要求返还已支付的综合管理费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第87条第一款之规定“场外配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约定，请求用资人向其支付约定的利息和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此种情况专指在发生纠纷后起诉未付利息的情况，对于在起诉前已支付的利息，并未要求返还，这里不应肆意进行扩大解释。因此胡婷要求返还已支付综合管理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胡婷确实使用了官善乐的证券账户及相应配资款，即便合同无效亦存在资金占用和需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是合同订立时胡婷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利率也没有超过现行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并且已经支付完毕，法院不应判令退还，否则将导致胡婷因其违法行为而获利，同时也是变相鼓励民事主体多去签订场外配资合同，从而可以使用他人的资金而无需支付利息。林永棠针对林升的上诉答辩如下：林升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胡婷、林永棠、官善乐承担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林升在庭审过程中以及其上诉状中都认可案涉合同虽然是林永棠与胡婷之间签订的，但合同项下作为配资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官善乐在实际享有和履行，官善乐在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收回胡婷的保证金和盈利款据为己有，官善乐才是应承担本案诉争款项返还责任的主体。而且林升也认为本案不能机械套用“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认定林永棠为所谓的配资方，而让实际占有了胡婷资产的官善乐成为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从而导致不实际控制、取得胡婷资产的没有实际偿还能力的居间方林永棠莫名背负了巨额债务，而让实际取得胡婷资产的官善乐却无需承担责任，这将导致权责不对等，也将导致胡婷表面上胜诉，却难以收回其款项，这有违司法公平的基本原则。既然林升认为林永棠与林升作为居间人都无需承担诉争款项的返还责任，其要求胡婷、林永棠、官善乐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上诉请求就缺乏依据，不应该得到支持。林永棠针对官善乐的上诉答辩如下：一、官善乐请求依法改判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一审已经证实胡婷支付的500万元保证金是官善乐收取的，直至账户平仓后保证金都是在官善乐的控制之下，林永棠从头到尾没有接触保证金，一审法院却判令林永棠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从一审判决判令官善乐承担盈利款的返还责任不难看出，一审法院认可官善乐因取得了盈利款而应承担该款项的返还责任，同样的道理，官善乐取得了胡婷的保证金，也应当承担保证金的返还责任，从这点看一审法院对保证金和盈利款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官善乐既取得了胡婷交付的保证金又取得了胡婷操作股票产生的盈利款，案涉合同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其法律后果是取得的财产相互返还，胡婷返还官善乐的配资款，官善乐向胡婷返还保证金及盈利款，因此官善乐不仅应承担盈利款的返还责任，同时还应承担保证金的返还责任。官善乐请求改判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官善乐作为案涉合同项下实际配资方，不仅实际履行了配资方的义务、享有了配资方的权利，其还在没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擅自修改胡婷正在使用中的股票账户的密码，使得胡婷无法正常使用该账户，随后又将胡婷此前买入的股票全数平仓，并将胡婷此前支付的保证金以及其操作股票取得的盈利款一并转走据为己有，案涉合同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因此官善乐不仅应承担账户内盈利款的返还责任，还应承担保证金的返还责任。林升针对胡婷的上诉答辩如下：胡婷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由官善乐还款，而不应由林升和林永棠还款。因为合同无效，法律后果是相互返还，收取款项是官善乐，林升从头到尾没有触碰过任何资金，也没有签过任何合同。综合管理费本质上是对官善乐出借的约提供的1500万元的巨额资金使用的成本。如果股票盈利款可以返还，该综合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所谓的利息和资金占用费就不应该返还，否则会引发一个逻辑上的错误，胡婷因为违法的股票配资事项，不仅白白用了巨额资金，还取得的全部的盈利款。胡婷因违法行为导致包括本案其他上诉人共计四方的全部的利益都收归胡婷一家所有的荒谬结果。林升针对林永棠的上诉，答辩认为同意其上诉请求，即官善乐应向胡婷返还保证金500万及相应的股票盈利款及支付相应的利息。林升针对官善乐的上诉，答辩认为官善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保证金500万以及相应的股票盈利款及利息均应由官善乐支付。官善乐针对胡婷的上诉，答辩意见如下：一、官善乐与林升存在借款纠纷，是不争的事实，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双方签署的合同虽然因为涉及场外配资属于无效，但实际上属于民间借贷，且官善乐与林升之间的借款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已另案处理，本案法院没有管辖权。二、关于合同主体，胡婷在上诉状中表述林永棠是在官善乐授权范围内与胡婷签订合同，并且胡婷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官善乐为实际出借人，官善乐也清楚合同相对方实际是胡婷，是属于虚假陈述，编造事实，从以下几点可以证明：1、在本案纠纷发生之前，胡婷或者官善乐都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从未联系过，胡婷、林永棠在原审开庭中也明确陈述，基于行业的规则，胡婷是不可能知道官善乐，胡婷甚至都不认识林升。2、本案的胡婷、林永棠，还是林升，均未提供官善乐的授权文件。3、微信聊天记录中虽提到盘方，但是从未明确提到是哪个人，聊天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胡婷，据了解，林永棠从2017年开始就从事股票配资业务，他所经手的出资方及配资方众多，出资方及配资方都是相互不认识。另外，关于“盘方”的聊天记录也是林升发给官善乐，官善乐在借款给林升炒股之前，没有过炒股经验，也不清楚林升所发的“盘方”所指什么意思。4、林升向官善乐出具的所有文件，包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林升均未披露实际用资方的具体名称、联系方式。5、要求胡婷或者林永棠提供其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看是否有明确提到林升或者官善乐。三、本案不存在官善乐是实际出借人以及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人。1、官善乐借款项给林升收取利息、修改密码进行平仓均是按照官善乐与林升签订《借款协议》以及《结算委托告知函》的约定履行，官善乐只和林升有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也只认识他。2、从本案的资金走向来看，所有的利息走向都是先从胡婷汇给林永棠，林永棠再汇给林升，最后林升再汇给官善乐，没有任何一笔利息是胡婷直接汇给官善乐，官善乐也没有汇过任何一笔钱给胡婷，那么更加否定了胡婷所谓的代理关系。四、关于官善乐是否因出借银行账户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虽然国家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虽然有此规定，但该规定并没有详细规定区分不同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对应什么样的责任，如果只要出借银行账户，不问原因，都要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上述批复是1991年9月27日最高院对江苏省高院《关于如何确定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民事责任的请示》的答复，但在1995年江苏省高院《经济审判会议纪要》又对此批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第116条规定，“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应区别对待。如果出借人仅是将自己的银行帐户供他人办理转帐，当借用人与第三人发生纠纷时，出借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出借人利用出借帐户的便利，占用他人资金，应承担返还占用资金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出借人无力偿还，由借用人偿还；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合谋，利用帐户套用第三人资金的，出借人应与借用人共同承担返还资金和赔偿损失的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出借人承担还款责任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出借账户的便利占有他人资金，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这种情况属于不当得利，另一种是出借人与借用人合谋一起恶意套用第三人资金。在本案中，本案纠纷发生前，官善乐根本不认识胡婷，也从来没有出借银行账户给胡婷，是林升拿了官善乐的账户后，林升自己提供给了胡婷，官善乐自始至终都是与林升发生借款关系，之后官善乐将股票账户平仓也是根据与林升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林升出具《结算委托告知函》的约定，统一进行了结算，官善乐的行为即不属于不当得利，也没有与林升进行合谋，故不能一概适用最高院的该批复，官善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官善乐针对林永棠上诉，答辩如下：林永棠提出其实际只收取了5000元利息而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胡婷与林永棠、林升、官善乐都是各自按照各自签署的合同约定履行，林永棠已经按照其与胡婷签订《证券融资借款协议》的约定，向胡婷足额收取了195000元利息，林永棠与胡婷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义务，那么如果出现纠纷，也应按照协议约定的违约方追究责任，至于林永棠实际上拿到多少利息，均不影响其承担其责任，林永棠幕后如何和他人合作，以及在收取了这笔利息后如何分配，也属另一法律事实，和本案无关，也应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认定，本案法院无权作出处理。而且林永棠作为一个成年人，主观上应明知这么做的风险，而不能以其实际只收取5000元利息就想规避其责任，这是不合理，也是没有依据的。官善乐针对林升上诉，答辩如下：本案的事实是，在2018年4月林升提出向官善乐、陈玉平、周秀龙、官章秋、官峰分别借款1600万、1500万、1500万、1500万、1500万供其炒股，林升提供每笔借款相应的保证金400万-500万作为担保，汇入各人总计5个账户中进行股票操作，林升每个月按期支付1.15%利息。后由于林升炒股操作不当，导致官章秋、官峰2个股票账户严重亏损。2018年11月林升委托官善乐将每个股票账户进行平仓，统一进行结算，官善乐在扣留每个账户的保证金后，发现五个账户总计仍然亏损将近300万，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已判决林升偿还该笔款项。之后胡婷在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起诉官善乐、林升等人追讨保证金及股票盈利款，自始官善乐才知道账户中的保证金是胡婷所有，胡婷是背后实际操盘手，而林升在整个事件中空手套白狼赚取利息差。本案是胡婷与林永棠等人之间的纠纷，和官善乐没有关联，官善乐自始至终只认识林升，胡婷也不认识官善乐，官善乐与林升之间债权债务已经按照合同及《结算委托告知函》的约定清算完毕，至于林升与胡婷之间的纠纷，就应该由他们自己内部处理。从整个案件的过程来看，可以看出胡婷、林永棠、林升是联合起来，为了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将官善乐拉进来承担还款责任，本案胡婷的证据大多数都是林升提供，比如林升与官善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泉州蔡少波与陈玉平、林升的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书，也是林升提供，泉州案件的判决书，判决林升要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在龙岩案件中，不论是旧的一审判决还是新的一审判决，都判决林升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林升却把对自己不利的泉州案件判决书提供给龙岩法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官善乐拉进来承担还款责任，但胡婷在原一审中却陈述林升与官善乐是合伙诈骗胡婷，并且胡婷与林永棠、林升联合起来试图将本案事实很清楚的案件复杂化，最终逃避责任。胡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保证金500万元，及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截至2018年11月13日的股票盈利款118.84万元，及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承担胡婷为本案支出的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诉讼中，胡婷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截至2018年11月13日的股票盈利款1702341.95元，及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因合同效力向胡婷释明，胡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2）无效；2、请求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保证金500万元及综合管理费1295000元；3、请求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向胡婷返还案涉股票账户中，截至2018年11月13日属胡婷所有的股票盈利款1702341.95元及利息（以1702341.95元为本金，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暂计至2020年2月24日为130963.73元）；以上合计暂定8128305.68元。4、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承担胡婷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5、判令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23日，林永棠（甲方、出资方）与胡婷（乙方、操作方）就股票融资借款业务相关事宜签订《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双方主要约定如下：1.甲方提供股票投资账户（开户营业部为银河证券清远连江路营业部，资金账号×××90）；甲方提供借款金额1500万元，乙方提供股票账户保证金500万元；2.甲方收到保证金后，将总和2000万元的股票投资账户交给乙方，并告知密码；3.官善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为接收和返还乙方支付的保证金的账户，林永棠名下兴业银行账户为综合管理费接收账户；4.甲方对乙方的借款期限从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7月22日，如合同到期后且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续存至一方提出终止合同，但合同最长期限不超过两年；5.在乙方未违反合同约定情况下，该委托资产所涉及账户由乙方进行日常的交易操作，甲方有权查询每日账户资产情况，但不得进行任何账户交易；若账户资产净值触及相应预警线和平仓线时，则甲方有权进行账户交易，及时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减仓、平仓和冻结部分资金使用权限，同时有权终止本合同；本证券融资借款合同所涉及的委托资产主要投资于沪、深交易所Ａ股股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6.甲方将于触及平仓线之时，有权对合同涉及资产账户进行平仓操作，直至全部变现为止；7.合同执行期间，未发生乙方违约情况下，甲方禁止销户、撤离资金，但因不可抗拒事件发生时，双方可协商移户；7.综合管理费按月计算，标准为借款资金的1.3%；8.账户到期终止后，进入清算程序，甲方优先收回借款资金，而后返还乙方剩余保证金及乙方享有的账户剩余收益，甲方应在清算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付至合同约定胡婷银行账户；9.合同引起的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后，胡婷依约向合同约定的保证金账户（户名为官善乐）支付保证金500万元，并取得前述官善乐的股票账户进行操作。胡婷按月依约将综合管理费195000元转至林永棠账户或其指定账户，前款林永棠收取5000元、案外人李超收取10000元、林升收取7500元，余款172500元由官善乐收取。2018年5月的管理费195000元系官善乐将股票账户的资金取出投上述比例进行分配。2018年11月13日前，该股票账户处于盈利状态。2018年11月13日，胡婷操作该股票账户时发现，该账户密码被更改，无法登录。一审另查明，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官善乐于2018年11月13日将开设在银河证券清远连江路营业部、账号为×××90、户名为官善乐的股票账户密码进行修改并转出资金，同时将胡婷此前买入的股票分几笔平仓，所得款共计21702341.95元。一审诉讼中，胡婷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要求冻结官善乐开设在招商银行福州长乐支行账号为6214××××7768账户中的存款6259608.99元。2019年1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闽0802民初1424号民事裁定，冻结官善乐开设在招商银行福州长乐支行账号为6214××××7768账户中的存款6259608.99元。胡婷为此缴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2020年1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闽0802民初1424号之二民事裁定，冻结官善乐开设在招商银行福州长乐支行账号为6214××××7768账户中的存款6259608.99元。一审法院认为，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属场外配资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场外配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根据该规定，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具有与客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所签订的场外配资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取得的财产应各自返还。胡婷应返还配资款2000万元，林永棠应返还胡婷保证金500万元。2018年11月13日官善乐平仓后，账户内款项为21702,341.95元，扣除2000万元，剩余的1702341.95元属于盈利，在胡婷与官善乐进行分配。一审法院结合市场因素、胡婷的经营与财产增值的关联性，酌定官善乐应返还利润150万元。胡婷支付的综合管理费1295000元属于管理使用2000万元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要求返还，不予支持。胡婷要求支付保证金及利润从2018年11月13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胡婷要求林永棠、林升、官善乐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林永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胡婷保证金500万元，并支付以50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官善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胡婷支付股票盈利款150万元，并支付以15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胡婷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19.22元；四、驳回胡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5617元，由胡婷承担11000元，林永棠、林升、官善乐负担44617元。二审中，官善乐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002民初2819号民事判决、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1002民初2854号民事判决、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603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证明：胡婷认为官善乐实际上知道胡婷是实际用资方是基于林升与官善乐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提到“盘方”等字眼，就认为官善乐知道该“盘方”一定指向的是胡婷，首先，林升向官善乐借钱炒股，并没有告知官善乐他背后如何操作，但是即使存在实际用资方，那么从这三份判决书可以看出，林永棠从2017年就开始从事股票配资业务，合作的出资方及配资方非常多，绝不仅仅只有本案的几个当事人，微信聊天记录中所体现到的“盘方”也并不一定就是指向胡婷，也可能是其他配资方，且林永棠在合作过程中均未向对方披露过出资方或配资方具体信息。经质证，胡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生效无法确认，认为判决书不能体现其证明的内容，判决书明确林永棠只是起介绍的作用，反而可以证明林永棠并不是实际出资人，该判决认定林永棠承担责任，并非是因林永棠作为融资方或者配资方，是因为投资协议而产生的责任。林永棠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是林永棠与案外人的关系，从三份裁判文书可以看出，林永棠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股票配资的中介业务，就是居间人的身份，介绍配资方和融资方签订合同，与本案类似，林永棠是作为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才导致相应诉讼的产生，官善乐主张的林永棠很早从事配资的业务，盘方并非一定指胡婷，可能是其他的人。有一份是委托合同的纠纷，与本案不同，林永棠未上诉是因为对其实际影响不大。第一份判决已经上诉，第二份判决也是已经在二审程序中。林升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并且林永棠也陈述前两份判决未生效，第三份判决虽未上诉，与本案更没有关联性。胡婷、林永棠、林升二审未提供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官善乐二审提供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603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2819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1002民初285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尚未生效，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胡婷对一审认定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有异议，认为林升与官善乐并不存在其他的借款纠纷。林永棠对一审认定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有异议。林升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遗漏了林升跟官善乐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全部内容，该聊天记录是三次庭审的重中之重，庭审笔录里面对此都有重点的描述跟阐述以及争论，但一审法院查明部分都没有提及。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地反映林升只是居间人，官善乐才是真正的出资人，其对包括胡婷在内的全部的融资方的用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并且2018年5月份的利息也是由官善乐直接从账户里面提现予以扣除，扣除的不是官善乐跟林升所约定的172500元，而是胡婷跟林永棠约定的195000元。2、一审认定林升与官善乐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严重的错误的。林升跟官善乐不存在借款纠纷。官善乐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4月23日，林升与官善乐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1.15%，官善乐提供证券账户为借款账户，账号：×××90，证券公司：银河证券广东清远连江路营业部。2018年11月28日，官善乐向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对林升提起委托合同诉讼，该案中，官善乐将其以及案外人周秀龙、官峰、官章秋、陈玉平与林升之间的借款统一结算，诉请林升归还借款本金2933764.99元及利息。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8）粤1802民初8091号民事判决，判决林升向官善乐支付欠款2933764.99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经生效。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讼争所涉《证券融资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如何认定？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应承担责任如何认定？2、股票盈利款是否应当返还？3、综合管理费是否应当返还？4、一审判决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诉讼费的承担是否合理？本院认为，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及林升与官善乐签订的《借款协议》均属于场外股票配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融资融券业务应按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方可实施。林永棠、林升、官善乐未取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进行场外股票配资交易，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扰乱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两份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胡婷系依据其与林永棠签订的合同将保证金转入官善乐的银行账户并借用官善乐的股票账户进行炒股，且林永棠还负责直接向胡婷收取综合管理费，可以认定林永棠为讼争场外股票配资合同的当事人。林升虽未与胡婷直接发生合同关系，但林升与官善乐签订的《借款协议》，与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共同构成本案的场外配资关系，且林升亦享受了胡婷与林永棠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中综合管理费的分成，并在2018年11月8日，向官善乐出具《结算委托告知书》，对于其与官善乐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其与官峰、周秀龙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委托官善乐将前述几个借款账户中的款项按借款协议的约定统一结清，官善乐据此将胡婷操作的股票账户修改密码并将胡婷买入的股票平仓、转出资金，可以认定林升与林永棠均为讼争《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人，是讼争所涉配资合同的相对方。由于《证券融资借款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向对方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林永棠与林升应当承担返还保证金及盈余款的责任。胡婷已经支付的综合管理费1295000元，因其确实使用了官善乐的证券账户及相应配资款并获取了相应利润收益，其主张返还，本院不予支持。官善乐与林升签订内容为场外股票配资的《借款协议》，出借股票账户及与股票账户关联的银行账户，致使胡婷借用官善乐的银行账户和股票账户进行转账、炒股，官善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中关于“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关于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且官善乐修改其股票账户密码将该股票账户内的股票全部卖出，致使胡婷无法取回保证金和股票盈余款，涉案款项仍由官善乐实际占有，官善乐的出借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的行为与胡婷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该批复虽于2020年12月29日被废止，但前述官善乐的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官善乐应当对林永棠、林升应返还给胡婷的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本院认定林永棠、林升应返还给胡婷保证金及股票盈利款，官善乐对林永棠、林升应返还给胡婷的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胡婷主张林永棠、林升、官善乐给付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保全费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因保全保险费并非履约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费用，亦无合同约定，对其主张的保全保险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林永棠、林升、官善乐有关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胡婷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林永棠、林升、官善乐的民事责任认定错误，遗漏判项，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二、胡婷与林永棠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证券融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2）无效；三、林永棠、林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胡婷保证金500万元；四、林永棠、林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胡婷支付股票盈利款1702341.95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以1702341.95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以1702341.95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官善乐对本判决第三、四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六、林永棠、林升、官善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胡婷保全费5000元；七、驳回胡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5617元，由胡婷负担8898元；林永棠、林升、官善乐负担4671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5617元，由胡婷负担8898元，林永棠、林升、官善乐负担467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范文祥审 判 员 陈水柏审 判 员 李馀彬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 倩书 记 员 吴姗姗附主要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第一百六十六条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