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781号原告：肖**容，女，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俊波，原告肖**容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桂坚，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游富新，男，199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竹、魏玉宾，均系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端龙，男，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第三人：广州国投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80384461M。法定代表人：吴辉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该司职员。原告肖**容与被告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第三人广州国投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国投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俊波、李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及第三人国投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容诉称：国投服装市场*号档口的所有人为第三人，第三人将上述档口及其他一些档口出租给被告赵桂坚、游富新等人。被告赵桂坚、游富新将租赁的档口交由被告赵端龙统一对外出租，并以被告赵端龙的名义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租金亦由被告赵端龙收取。多年来，国投服装市场的承租人都认为被告赵端龙是出租人，服装市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都认可被告赵端龙，被告赵桂坚的所有租赁合同都是由被告赵端龙签字领取合同。被告赵端龙与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国投*号整档的租赁事宜。原告向被告赵端龙的银行账户共转账支付了235000元租赁费用，但三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履行交付租赁档口的义务，三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解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国投服装市场*号档口租赁合同；二、三被告退还原告国投服装市场*号档口的租赁费235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赵桂坚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后提交了书面意见辩称：本案所涉的《租赁合同》是被告赵端龙私自与原告签订的，被告赵桂坚既非《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也非本案档口的承租人、转租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从第三人的登记信息可知，被告赵桂坚并未承租本案档口，也未就该档口取得第三人的授权许可，更未参与档口的运营决策，与本案档口不存在权利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赵桂坚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游富新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后提交了书面意见辩称：《租赁合同》是被告赵端龙私自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租金也是由原告支付到被告赵端龙的个人账户，与被告游富新无关，被告游富新对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均不知情。据事后了解到，由于被告赵端龙当时急需用钱，因此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将档口以极低的价格私自对外放租，从而达到在短时间内迅速敛财而不被发现的目的。对于国投服装市场*号档口，被告游富新并未授权被告赵端龙对外出租，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在2018年4月27日签订合同之前被告赵端龙得到过授权。原告在起诉状中以“历年来，该国投服装市场的承租人都认为被告赵端龙是出租人”为由来主张在交易时虽然不知道被告赵端龙是否按照法律规定被授权，但是大家都认为被告赵端龙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交易，即原告认为被告赵端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于被告赵端龙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游富新认为，首先，原告明知道租金过低，为了170000元的差价仍然相信被告赵端龙，原告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不能构成善意第三人。其次，在被告赵端龙未尽到善良的代理义务、原告又明知被告赵端龙的代理行为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该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即被告游富新不发生法律效力。在案发数月之后原租赁合同到期，被告游富新准备将房屋对外出租时才发现被告赵端龙假称对档口有权出租而对外放租，在招租过程中以极低的价格对外抛售来达到在短时间内大量敛财。为了防止被告赵端龙继续假借自己名义对外放租致使更多租户上当受骗，被告游富新才出具《特别声明》。该《特别声明》的对象是未来可能被骗的租户，目的是警示，而并非意在说明被告赵端龙是否有代理权的问题，只是由于代书人不专业，没有将被告游富新的意思表达清楚，才会出现原告所理解的意思。判断被告赵端龙是否有代理权限，判断的立足点应当是签订合同时，而不应当是在签订合同后。合同签订后才出现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特别声明》的出具时间是2019年3月1日，而《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特别声明》的出现不可能对《租赁合同》签订时被告赵端龙是否具有代理权产生影响。被告赵端龙未答辩。第三人国投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7日，赵端龙（出租者/甲方）与肖**容（承租者/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国投249档出租给乙方使用，年租金225000元，租期自农历2019年1月1日至农历2019年12月30日止；押金10000元，合同期满后，交还钥匙，一切事宜后退回押金等。现肖**容主张赵端龙并未将国投249档交付给其使用，并以此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肖**容主张其与赵端龙达成租赁国投249档的合意并已向赵端龙支付了235000元，并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客户姓名为肖**容，显示于2018年4月24日向赵端龙转账支付35000元、5000元，于2018年4月27日向赵端龙转账支付195000元。二、微信聊天截屏，内容显示肖**容与赵端龙于2018年4月26日就国投249档的租赁事宜进行协商，双方确定肖**容以225000元的价格承租国投249档，加上10000元的押金，赵端龙表示“今天款齐了没，我拿你4万，加一万押金也就还有19.5”。对于证据一，赵桂坚、游富新认为交易双方是肖**容和赵端龙，其并非交易的当事人，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二，赵桂坚、游富新认为该证据并非完整，肖**容只筛选提交了对其有利的部分。肖**容主张赵桂坚、游富新在2019年3月1日前一直将国投249档委托给赵端龙打理出租，并提交了《特别声明》（复印件）作为证据。该《特别声明》显示由赵桂坚、游富新等于2019年3月1日出具，内容为赵桂坚、游富新等拥有B21、B22、B23、B24、A01、218、249、253、106、130、150、152、153等档口，以上档口一直以来委托给赵端龙打理出租，现由于赵端龙个人原因无法打理以上档口，因此赵桂坚、游富新等自2019年3月1日开始委托授权给赵容萍签订2019年档口到期后的合同，以上档口出租或者续租必须经过受托人赵容萍，私自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一概无效（包括原委托人赵端龙），期间产生的经济纠纷概由承租人自行负责等。赵桂坚、游富新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特别声明》是在原租赁合同到期，其准备将房屋对外放租时才发现赵端龙假称自己有档口出租权对外招租，在招租过程中以极低的价格对外抛售来达到在短时间内大量敛财，为防止赵端龙继续假借自己的名义对外放租致使更多的租户上当受骗，其才出具《特别声明》；《特别声明》的对象是未来可能被骗的租户，目的是警示而非说明赵端龙是否有代理权，之所以出现肖**容所理解的意思，是因为代书人不专业，没有将其意思表达清楚。庭审后，游富新、赵桂坚提交了赵端龙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复印件，以证明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后，肖**容与赵端龙之间就存在多笔交易往来，肖**容提交的交易记录并非对应租金转账，而是赵端龙与肖**容的私人交易），赵端龙的微信转账记录及赵端龙与肖**容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本案纠纷是肖**容与赵端龙的私人纠纷，双方已经私下协商解决，赵端龙已经向肖**容退回了租金，与赵桂坚、游富新无关）。肖**容认为赵端龙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均未加盖公章，无法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中多笔转账与赵端龙提交的280000元转账是重复的，该证据显示的转账是肖**容向赵端龙支付253档口、150档口、152档口、249档口、504档口等的租金。肖**容对赵端龙的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法院已于（2020）粤01民终6802号、6803号判决中认定为赵端龙向肖**容退还253档口的租金。肖**容对赵端龙与肖**容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聊天记录并未显示日期，且该聊天发生在（2020）粤01民终6802号、680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赵端龙找肖**容和解，但后来赵端龙并未退回租金，双方未达成和解，法院进行判决，该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庭审后，赵端龙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翠城花园支行的交易明细，以证明赵端龙已将280000元租金返还给了肖**容。肖**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转账是赵端龙归还253档口的租金，与本案无关。另，在本院（2019）粤0106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中，本院查明赵桂坚曾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起诉赵端龙【案号为（2019）粤0106民初15497号】，赵桂坚于该案中表示其自2016年起便口头委托赵端龙将档口以不低于指定价格对外放租，后赵端龙为提前收取租金而提前半年或一年时间以低于其指定出租价与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并直接收取租金，收取的租金未能及时交还赵桂坚，赵桂坚发现上述情形后双方就租赁情况和租金数额进行清点，赵端龙并出具欠条，赵桂坚认为其委托赵端龙代为出租档口，赵端龙接受委托，双方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等；赵桂坚于该案中诉请要求赵端龙一次性补偿租金差额1174900元。该案中，赵桂坚提交了游富新出具的《声明》（出具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内容为游富新受赵桂坚的委托，于2015年3月21日与国投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书》，以游富新名义承租国投网络服装场首层自编A01号，第二层自编49号、53号的档口，租期为五年；游富新声明上述档口的实际承租人为赵桂坚，租赁期内由赵桂坚负责对外出租并收取租客的租金，租赁期间内所发生的所有事宜都由赵桂坚负责处理，与游富新无关）。又，对于肖**容在签订租赁协议前是否知道赵端龙是受赵桂坚委托的问题，肖**容表示整个市场都知道赵端龙是赵桂坚外甥，赵桂坚、游富新、许春波、许思娜等委托赵端龙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档口并收取租金。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国投249档是由游富新承租后再出租，游富新虽抗辩称其未委托赵端龙对外出租上述商铺，但结合游富新及其他众出租人出具的《特别声明》的内容可知，游富新作为上述商铺的出租方一直以来委托赵端龙打理出租上述商铺的事宜，其自2019年3月1日开始才委托案外人处理商铺出租事宜；因赵端龙与肖**容签订《租赁合同》在前述《特别声明》之前，该《特别声明》亦可视为游富新对赵端龙代理出租国投249档的追认，《租赁合同》实际约束游富新及肖**容。根据肖**容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游富新的委托代理人赵端龙签订了国投249档的《租赁合同》后，向赵端龙支付了共计235000元。但赵端龙及游富新至今未将商铺交付给肖**容使用，《租赁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现肖**容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赵端龙是接受游富新的委托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在肖**容已明确得知赵端龙与游富新之间代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游富新作为委托方，应承担合同解除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因此，现肖**容要求游富新退还租赁费235000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利息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赵端龙作为游富新的受托人，其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游富新承担，肖**容诉请要求赵端龙返还租赁费及支付相应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可知，肖**容与赵端龙签订了多份租赁合同，承租了多个档口，在此情况下，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提交的证据并未能证明其向肖**容退还了国投249档的租赁费，故本院对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的抗辩不予采纳。另，根据赵桂坚在（2019）粤0106民初15497号案中所主张的事实以及提交的游富新出具的《声明》等证据可以显示，游富新是受赵桂坚的委托而与国投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书》，国投249档的实际承租人为赵桂坚，租赁期内由赵桂坚负责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因此，现肖**容要求赵桂坚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国投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肖**容与被告赵端龙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游富新、赵桂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肖**容返还租赁费23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35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肖**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825元，由被告游富新、赵桂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伟雄人民陪审员  刘国旗人民陪审员  何晓芬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庞慧明黄谱兰唐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