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4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生，男，196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朴进，男，199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伏秋，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福活，男，197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伟均，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珊珊，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生、张朴进因与被上诉人梁福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生、张朴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福活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福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张伟生与梁福活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不是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是梁福活与其合伙人黄某、司某的合伙关系纠纷所致。1、梁福活借款给张伟生的原因与客观事实不符。（1）从《借条》第一、二条的表述可知，梁福活借款给张伟生的原因是双方之间有“项目合作”，但事实上，双方不存在“项目合作关系，也没有签订任何“项目合作”合同，且梁福活也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双方之间存在“项目合作”关系，故梁福活借款给张伟生的原因与《借条》上表述的事实不吻合。（2）《伟进纸业二期造纸合作经营协议》的来源能证明张伟生与梁福活之间不存在项目合作关系，但能证明张伟生与黄某、司某、梁福活之间存在项目合作关系，同时佐证《借条》第一、二条所指的项目合作，故案涉借款是该合作协议中的借款，而不是梁福活另向张伟生出借的借款。该合作协议签订后，黄某与梁福活、司某等合作伙伴进行了合作分工，黄某安排梁福活为临时财务。梁福活分别于2020年5月16日、5月21日、5月25日、5月28日、5月31日、6月8日、6月21日共向张伟生对公使用的农行账户尾数为0411的个人银行卡汇入资金43万元，其中29万元是属于根据上述合作协议约定借给张伟生的借款，不属于梁福活个人的资金，而是借黄某、司某、梁福活三个合伙人的共同财产，其余14万元是张伟生代付与黄某、梁福活、司某合作期间的材料款。因此，即使张伟生收到了梁福活支付的借款，那也是张伟生向其合伙人借款。2、有证据证明案涉29万元借款不是梁福活的个人资金。（1）证人黄某、司某的出庭作证证实，梁福活、黄某、司某与张伟生存在项目合作关系，且梁福活负责管理《伟进纸业二期造纸合作经营协议》的合同相对方黄某一方的财务，黄某、司某均有向梁福活汇入款项；（2）银行流水显示珠海市伟进纸业有限公司有向梁福活个人账户汇入款项。梁福活于2020年5月25日汇给张伟生的5万元借款就是该公司在当天向梁福活汇入的合作货款65000元中的一部分；（3）梁福活与黄某、司某的微信群显示的账务内容及张伟生提供的证据第74、75、76页的进仓单、收据的签名等书面客观证据能与证人证言相互吻合，佐证了梁福活是为黄某管理财务，梁福活、黄某、司某与张伟生存在项目合作关系；涉案《借条》上的“根据合同”明显是指黄某代表梁福活、司某作为合作方与张伟生签订的合作协议。故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不属于梁福活所有，从而进一步证明梁福活与张伟生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3、案涉《借条》是梁福活精心设计的“圈套”。2020年7月3日下午，梁福活在黄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带上其律师及事先准备好的案涉《借条》，要求张伟生签名，张伟生当时认为梁福活是黄某安排的财务人员，负责财务管理，张伟生确实根据涉案合作协议收到了29万元借款，从而梁福活代表黄某、司某等合伙人要求张伟生对借款签名确认也是符合正常的财务手续，于是，张伟生按照梁福活的要求在《借条》及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及签署时间，实际签署时间并不是5月16日。张朴进看到其父亲张伟生已签名，就按照梁福活的要求签名、写时间，直到张伟生收到一审法院的开庭传票后，才知道自己带上了梁福活的“套”。4、本案不是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是梁福活与其合伙人黄某、司某的合伙关系纠纷所致，张伟生就此提供了大量书证及证人证言，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综上，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进行审理。二、一审法院没有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本案涉嫌虚假民事诉讼。1、梁福活作为出借人借款给张伟生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1）张伟生与梁福活素不相识，且《借条》也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及归还本金的时间，梁福活也不是因获取利息而借款给张伟生，因此，梁福活无缘无故借款给张伟生，明显不符合常理。（2）关于《借条》第二条借款期限一栏内填写的“根据合同”是指什么合同，梁福活对此无法解释，并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前后矛盾。（3）关于梁福活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有部分资金是黄某、司某的资金及梁福活为何在2020年5月25日汇入张伟生5万元借款的当天又有收到珠海市伟进纸业有限公司汇入的货款65000元，这5万元借款是不是货款65000元中的一部分，梁福活对这些事实解释不清。2、张伟生提供的大量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梁福活作为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常理。3、梁福活是必须到庭的原告，但其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法庭调查前，张伟生对此提出了异议，并要求梁福活本人亲自出庭，但遭到一审法院的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五、六项的规定，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三、张朴进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梁福活与张伟生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担保合同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条》无效而无效。四、请求驳回梁福活要求张伟生支付律师费的请求。因梁福活与张伟生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借条》是无效的，有关律师费的约定也是无效的，且支付律师费的《发票》是庭后补的，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约定，也没有提供实际支付款项的凭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判决错误。张伟生、张朴进在二审期间补充意见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梁福活可随时请求张伟生清还涉案借款”理由与其认定的“且此合同并不是梁福活与张伟生签订的，故依法视为梁福活、张伟生约定的借款期限不明确”的依据存在矛盾，主张“可随时请求张伟生清还涉案借款”的应该是签订该合同的相对方即黄某，故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予以纠正。2、如果将梁福活汇款给张伟生的银行流水作为认定张伟生向梁福活借款的证据，那为何梁福活汇入的43万元中仅有29万元为借款，其余的14万元却为材料款。一审判决认定张伟生在涉案《借条》中书写的“根据合同”是指张伟生与黄某签订的《伟进纸业二期车间造纸合作经营协议》，按此合同约定，为何上述材料款不是由黄某直接汇给张伟生。由此可见，第一，包含涉案借款29万元在内的43万元是根据涉案《伟进纸业二期车间造纸合作经营协议》发生的；第二，梁福活是替该协议相对方黄某管理财务的人员；第三，梁福活转账给张伟生的款项不是梁福活的个人款项，而是黄某等合伙人的资金，故梁福活与张伟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若认定梁福活与张伟生之间存在借款29万元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张朴进通过银行、支付宝的汇款及伟进纸业汇给梁福活的货款都应认定为张伟生的还款。张伟生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第26页显示的已收取的142280元和第66-68页显示的收到张朴进的40000元，应冲抵张伟生的借款，故一审判决张伟生还款29万元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梁福活辩称：张伟生向梁福活借款29万元，张朴进作为担保，各方在2020年5月16日签订借条。其后，梁福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伟生交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借款是真实、合法的，依法受法律保护。梁福活以现场追讨、电话以及微信方式向张伟生追讨还款，但张伟生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故梁福活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伟生、张朴进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梁福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伟生向梁福活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欠款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到还清借款时止）；2、判决张朴进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判决张伟生支付律师费23500元；4、本案受理费由张伟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16日，张伟生（借款人）向梁福活（出借人）签下《借条》一份，其主要内容如下：借款人向出借人梁福活借到290000元，并确认如下事项：1、借款用途：项目合作；2、借款期限：“根据合同”，年利率为“无息归还出借人”；3、该借款已经转入借款人尾号为“411”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4、因催收或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由借款人承担；5、借款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同时作为有效司法送达方式。借条的落款栏有借款人张伟生、担保人张朴进签名及捺指模。同时，借条注明：“借款人担保人”知悉该笔借款，愿意共同偿还。张伟生、张朴进还向梁福活出具了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中均书写“仅限用于与梁福活借款备案使用，不作其他用途”的文字，同时张伟生、张朴进分别在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中签名及捺指模。张伟生在庭审中确认：上述借条中“根据合同”的文字是张伟生书写的。2020年5月16日至5月28日，梁福活以其尾号为“482”的银行账户向张伟生的尾号为“411”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四笔款项，其明细情况如下：2020年5月16日转账支付100000元，2020年5月21日转账支付50000元，2020年5月25日转账支付50000元，2020年5月28日转账支付100000元，共300000元。2020年8月3日，梁福活委托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伟均、苏珊珊代理本案诉讼。梁福活向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3500元。另查明，2020年6月8日至6月21日期间，梁福活以其尾号为“482”的银行账户向张伟生的尾号为“411”的银行账户还转账支付二笔款项，其明细情况如下：2020年6月8日转账支付50000元，2020年6月21日转账支付50000元，共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张伟生向梁福活借款290000元，梁福活以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张伟生本人的银行账户交付此借款共290000元，且张伟生向梁福活签下借条，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张伟生主张不是向梁福活借款，而是向其他人借款，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张伟生在涉案《借条》的借款期限中书写“根据合同”，张伟生主张合同是指其与案外人黄某签订的《伟进纸业二期车间造纸合作经营协议》，但此合同没有约定借款的期限，双方也没有明确约定借款期限是指此合同的合作期限，且此合同并不是梁福活与张伟生签订的，故依法视为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不明确，梁福活可随时请求张伟生清还涉案借款，现梁福活请求张伟生清还涉案借款290000元，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梁福活与张伟生约定涉案的借款为无息借款，现梁福活只请求张伟生支付从起诉之日（2020年8月6日）起至还清借款时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没有请求张伟生支付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张朴进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且涉案的《借条》约定担保人愿意共同偿还借款，故梁福活请求张朴进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梁福活与张伟生约定因涉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故梁福活请求张伟生支付律师费23500元，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张伟生、张朴进主张在涉案的《借条》上签名存在重大误解，但张伟生、张朴进均向梁福活提交了两人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中均注明“仅限用于与梁福活借款备案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张伟生、张朴进均分别在复印件中签名及捺指模，且张伟生在庭审中确认借条中“根据合同”的文字是张伟生书写的，另外涉案的借款通过梁福活的银行账户转账至张伟生的银行账户，故张伟生、张朴进主张在涉案的《借条》上签名存在重大误解，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梁福活向张伟生转账支付的涉案款项共300000元，但涉案的《借条》注明的借款金额为290000元，对于差额款项10000元，张伟生、张朴进抗辩梁福活没有提交借条，且张伟生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张伟生与梁福活还有其他款项来往，梁福活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由梁福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梁福活请求张伟生清还此10000元，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若梁福活认为张伟生、张朴进侵害梁福活的其他民事权益，可依法另行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张伟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290000元及利息（以29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给梁福活；二、张朴进对上述第一判项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张伟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律师费23500元给梁福活；四、驳回梁福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76.25元、财产保全费2120元，合计5196.25元（梁福活已预交5196.25元），由梁福活负担160.63元，由张伟生负担5035.62元。梁福活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合计5035.62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张伟生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合计5035.62元（其中张朴进对张伟生应负担的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合计4658.1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张伟生与梁福活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伟生上诉主张其与案外人黄某、司某以及梁福活之间存在项目合作关系，涉案借款290000元是出借人黄某、司某、梁福活依据《伟进纸业二期车间造纸合作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的约定所出借的款项，而非梁福活以其自有资金向张伟生出借款项，从而梁福活无权向张伟生主张偿还借款及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梁福活持有涉案借款的《借条》原件，该《借条》上记载了出借人为梁福活，且张伟生、张朴进在其各自出具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均书写了“仅限用于与梁福活借款备案使用”的字样，可见，梁福活与张伟生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虽然张伟生主张涉案借款是案外人黄某、司某与梁福活依据合作协议共同出借的，但梁福活并非该合作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借条》中也没有涉及合作协议的内容，且张伟生在借款期限一栏中所写的“根据合同”并没有指明是“根据《伟进纸业二期车间造纸合作经营协议》”，故张伟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借条》与合作协议存在关联，也未能对其就案外人的借款向梁福活出具《借条》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二，涉案借款29万元已实际交付给张伟生，张伟生亦确认收到该款项。张伟生认为因梁福活为涉案合作协议中负责管理财务的人员，黄某、司某、珠海市伟进纸业有限公司均有向梁福活的个人银行账户汇入款项，梁福活又将该款项转给张伟生，从而主张涉案借款是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应由黄某出借的款项，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是黄某。但是，涉案借款是梁福活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直接转账支付给张伟生的，本案现有证据并无显示梁福活名下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属于黄某所有，也无显示梁福活是受黄某的指示向张伟生支付款项，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伟生作出这种推理没有任何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梁福活持有《借条》原件且已实际交付借款给张伟生，足以认定梁福活是涉案借款的出借人。虽然梁福活向张伟生转账支付的金额为300000元，与《借条》所载的金额290000元不一致，但一审法院以借条金额为准认定梁福活与张伟生之间存在290000元的借贷关系并没有加重张伟生的义务，并无不妥。此外，张伟生、张朴进上诉主张张朴进分别以银行转账、支付宝的方式支付给梁福活的142280元、40000元应予以冲抵涉案借款，但其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上述转账金额系针对涉案借款的还款，且其在二审庭审中又称该款项是合伙经营收回的营业货款，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若张朴进认为梁福活收取该款项侵害其民事权益，其可以另寻合法途径救济。据此，结合涉案《借条》关于律师费的约定以及张朴进以担保人的身份签订《借条》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张伟生偿还借款本金290000元和利息以及支付律师费给梁福活，并认定张朴进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伟生、张朴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2.5元（已由上诉人张伟生、张朴进预交），由张伟生、张朴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