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8135号原告：徐某，女，198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飞，上海智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蔡某某，女，199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睿莹，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某与被告孙某、蔡某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0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飞律师，被告孙某，被告蔡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睿莹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孙某赠与被告蔡某某1,270,368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被告蔡某某返还原告1,270,368元；3、被告蔡某某支付原告利息(以1,270,36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2月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孙某为夫妻，2008年10月9日登记结婚。近期孙某主动向原告坦白其婚内外遇，2016年6月，孙某和蔡某某因服装生意来往结识，之后开始交往恋爱，一直到2019年9月分开。孙某于2017年3月28日至2019年9月30日向蔡某某转账1,331,480元，通过孙某朋友金某转账给蔡某某15万元，通过孙某朋友吴某某转账给蔡某某5万元。蔡某某系上海XX服装服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部分款项给付XX公司，实际上是赠与给蔡某某。案外人国某某系XX公司的供应商，孙某向国某某转账77,000元，系根据蔡某某指示帮蔡某某支付货款。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9月10日，孙某通过微信转账给蔡某某243,973元。关于蔡某某主张向孙某转账的款项：13,500元系孙某为蔡某某支付房租，此后蔡某某将该笔款项还给孙某；蔡某某于2018年1月11日转账给孙某12,000元，此后孙某取现后交给蔡某某；2018年3月28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83,000元系孙某代蔡某某支付货款回扣；2018年6月6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14,537.50元系孙某帮蔡某某代付货款回扣；2019年11月16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6,800元系孙某帮蔡某某购买普洱茶送客户。孙某还为蔡某某手机充值、淘宝购物、支付就餐费用等共计18,372元。孙某赠与蔡某某的款项远高于原告诉请，但原告不再增加诉讼请求。认可蔡某某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给孙某共69,098元，不认可蔡某某为孙某代购物品或购买现货。二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蔡某某提交的快递单不能证明孙某收到货物。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只能证明孙某曾打样三件衣服，不能证明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并非订货，而是孙某帮蔡某某公司设计logo，询价邮件是孙某将其同学询价的邮件转发给蔡某某。原告认为,孙某无权将婚后共同存款擅自赠与他人,且此赠与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了原告合法利益，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结婚证、银行转账明细、国某某出具的收条、XX公司工商信息、微信转账记录、手机充值信息、支付宝交易记录等。被告孙某辩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可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二被告从无生意往来。孙某害怕原告知道二被告之间不正当关系，因此要求吴某某、金某帮其向蔡某某转账，其中5万元由金某先帮孙某给付蔡某某，孙某有钱后再还给金某。吴某某、金某与蔡某某之间并无生意往来。关于蔡某某陈述的XX公司转账给上海XX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上海XX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三笔款项，本来是孙某的利润，XX公司如果直接给付孙某，则蔡某某无法拿到发票，因此由孙某拿到利润后再赠与蔡某某，蔡某某可以以此利用税收问题买车，原告已经举证孙某将前述三笔款项赠与给蔡某某，完成了举证责任，蔡某某应自行举证证明为何将款项转账给前述二个公司。被告孙某对其主张未提交证据。被告蔡某某辩称：认可二被告曾经是情侣关系，交往时间大概是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3月，二被告之间往来款并非赠与，而是业务往来款、货款、相互拆借资金。吴某某、金某转账的款项收到，但与孙某无关，可能是生意往来款项，从孙某与金某转账时间看，有一笔5万元系金某先转给蔡某某，孙某再转给金某，孙某有拼凑款项嫌疑。关于国某某的收条，并无蔡某某签名或XX公司公章，蔡某某对此不知情。孙某如果赠与蔡某某款项，不会向XX公司汇款，可见孙某明知是货款。关于孙某的微信转账记录，小额转账为样品费、印刷费、现货货款，大额转账系偿还借款、代购费、打车费、餐饮费。认可孙某为蔡某某支付房屋租金13,500元，此后蔡某某将13,500元转账给孙某，其余所谓代付货款回扣、帮蔡某某购买茶叶、帮蔡某某取现等均不认可。孙某曾帮蔡某某手机充值，也曾使用蔡某某地址收取快递，但有些物品明显不是蔡某某使用，有些女性用品也不一定是为蔡某某购买，孙某不应将其能想到的款项都算作赠与。二被告之间的资金并非单向流动，而是互有频繁往来，二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借贷关系，蔡某某及XX公司共计转账给孙某1,107,337.50元，其中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98,000元；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16万元、14万元，结合孙某银行流水明细，蔡某某通过其公司账户向前述二公司转账后，前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将相关款项转给孙某，孙某在五分钟内或间隔几天又将款项转回蔡某某，可见孙某转账给蔡某某的前述三笔款项并非赠与，蔡某某系根据孙某指示进行转账，孙某这样操作的原因蔡某某不清楚，其中款项差额可能是产生的费用。二被告不但不存在赠与关系，孙某还欠蔡某某借款20万元未归还。蔡某某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给孙某、为孙某购买现货、支付代购款等共计105,713元。因二被告曾为情侣关系，蔡某某出于对孙某的信任及行业惯例，无法提供买卖合同、收货记录等，因时间较久，孙某收货的快递单也只能查到一笔，但二被告与蔡某某哥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二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蔡某某出于对孙某的信任和行业惯例，没有留下证据，才让孙某有机可乘。赠与合同应当是单向性的，而本案二被告经济往来是双向的，与赠与合同性质不同，蔡某某在与孙某交往期间，并未在经济上占孙某的便宜。被告蔡某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银行转账明细、借条、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快递发货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邮件截图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孙某系夫妻关系，2008年10月9日登记结婚。蔡某某系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某某收到案外人金某给付的15万元，收到案外人吴某某给付的5万元。原告提交案外人国某某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言明：2018年12月17日，国某某收到孙某替XX公司支付的货款77,000元。2018年8月20日，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98,000元，2018年8月21日，XX公司股东杨永涛转账给孙某89,180元，当日，孙某将该笔89,180元转账给蔡某某；2018年11月26日，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16万元，当日，XX公司法定代表人伍某某将16万元转账给孙某，孙某将该笔16万元转账给蔡某某；2018年12月12日，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14万元，2018年12月15日，XX公司法定代表人伍某某将10万元转账给孙某，孙某将该笔10万元转账给蔡某某。除前述款项外，2017年3月28日至2019年9月30日，孙某以银行转账方式共给付蔡某某及XX公司款项共计705,300元(1,331,480元-89,180元-16万元-10万元-77,000元-5万元-15万元)。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孙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蔡某某243,973元。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1月16日，蔡某某通过其个人账户或XX公司账户转账给孙某709,337.50元(已扣除XX公司转账给XX公司、XX公司的三笔款项，即1,107,337.50元-98,000元-16万元-14万元)。其中，2017年8月31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13,500元，审理中，蔡某某认可系返还孙某为其垫付的房租；2018年3月28日，XX公司转账给孙某83,000元，转账摘要中写明“羽绒服、自然美代取”；2018年6月6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14,537.50元，转账摘要中写明“代付喜士多”，当日，孙某将该笔款项转账给案外人朱红菱；2019年1月16日，蔡某某转账给孙某6,800元，转账摘要中写明“礼品”。2016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25日，蔡某某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给孙某共69,098元。孙某与蔡某某哥哥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为：孙某：海滨，这次衣服非常感谢。我周四正好在南通野生动物园有个活动，所以时间比较赶，蔡蔡帮我赶出来了，非常感谢。蔡某某与其哥哥2019年9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为(蔡某某哥哥发送衣服照片)。蔡某某：可以，直接寄孙某这。(蔡某某发送孙某地址)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金某出庭作证称：二被告系情人关系，后来产生了经济纠纷。证人曾于2019年9月20日、9月27日、9月30日共给付蔡某某15万元，15万元是证人垫付，然后孙某还给证人的。当时蔡某某一直到公司找孙某要钱，孙某为了避免原告知道这件事，就通过证人账户转账。证人是通过孙某认识蔡某某的，证人与蔡某某无经济往来，不清楚二被告之间是否有生意往来，不清楚孙某是否从事服装生意，证人跟孙某做广告生意。关于前述证人证言，原告、孙某无异议。蔡某某认为证人系孙某朋友，证言不能采信。本院认为，从双方举证情况来看，孙某给付蔡某某款项多于蔡某某给付孙某款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孙某给付蔡某某款项，或者二被告相互给付款项差额部分是否属于赠与。从赠与行为的法律特征来看，第一，赠与应有双方合意。一般情况下，如婚姻关系中转移财产一方与“第三者”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关系，考虑到该方与“第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将涉案款项推定为赠与。然而本案中，二被告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根据在案证据，往来款项包含孙某为蔡某某垫付房租、孙某帮蔡某某向他人支付回扣等；从XX公司与XX公司、XX公司、孙某、蔡某某之间的转账流程形成闭环来看，二被告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从二被告与蔡某某哥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虽然无法从中看出具体买卖合同情况，但至少可以证明二被告之间确有服装生意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双方存在不正当情人关系，且款项往来有资金差额，本院也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形成赠与关系。第二，赠与一般具有无偿性。如果蔡某某系受赠方，无需给付孙某款项，而本案中，二被告之间资金往来并非单向流动。本案审理中，孙某认为其给付蔡某某的款项均为赠与，而对蔡某某给付孙某的款项并未举证证明给付原因或与其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综上，二被告之间的金钱给付行为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6,233.31元，由原告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宁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