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3民终1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钟元，男，196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权，福建升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连国平，男，196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元灿，仙游县大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余钟元与被上诉人连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21）闽0322民初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钟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权、被上诉人连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元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钟元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21）闽0322民初175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余钟元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连国平有向余钟元借款，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系错误。余钟元与连国平系亲戚关系。自2012年起，连国平与其弟连喜平时常向余钟元借款，每次借款均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这从余钟元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清楚看出来。余钟元与连国平、连喜平之间的款项，均是通过连喜平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2013年5月27日，连国平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余钟元借款30万元，口头约定月利率3%。余钟元同样将款项转入连喜平名下银行账户。次日，连喜平将该30万元转账给连国平。2013年10月31日，连国平同样通过连喜平名下的账户转账偿还了4万元。之后，连国平未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7年1月28日，经余钟元催讨，连国平才向余钟元出具了案涉《欠条》一张。一审期间，余钟元提供了2013年5月27日自己汇款到连喜平名下30万元的银行流水，以及连喜平于次日将该款项转账给连国平的银行流水，还有连国平于2013年10月31日通过连喜平偿还的4万元的银行流水，及连国平出具的欠条一份。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余钟元与连国平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一审判决认定“连国平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讼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的可能性，致余钟元主张的款项系借款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的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期间余钟元提供两组证据。一是银行流水清单证明余钟元于2013年5月27日转账30万元到连喜平名下，而连喜平于次日转账35万元到连国平名下的事实。连国平辩称连喜平转账35万元中的30万元是余钟元的投资款，占股份的60%，而5万元是连喜平的投资款，占股份的10%。但连喜平汇给连国平的5万元是否是投资款并未得到连喜平的确认。二是“长沙芙蓉区罗岩山食品加工厂营业登记信息”一张，该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是连国平的女婿，实际上是由连国平和其女婿一起经营的。当初连国平借款也是因经营生意需要。连国平却辩称该加工厂是多方合伙经营的，但并未得到连喜平的认可。2.余钟元是仙游大济人，因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厦门经商，故早已安家居住在厦门。一审期间，连国平也承认余钟元从未去过长沙芙蓉区罗岩山食品加工厂。余钟元不可能参与合伙经营。3.连国平主张是合伙纠纷，但却无法提供“合伙协议，记账凭证，工作人员如何分工、如何经营操作”等实质性证据。4.一审期间，连国平对合伙经营的事宜并未作出合理回答。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法院审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连国平虽然辩解为合伙纠纷，但其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为此认定余钟元的主张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显然是草率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余钟元在一审不但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也提供了相应的债权凭证。且从2012年起的多笔银行流水也可以证明余钟元与连国平、连喜平的款项往来也都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显然是错误的。该条是针对只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而提起民间借贷”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理应据此判决支持余钟元的诉求，但一审判决却适用了上述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借贷事实不存在，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且程序错误。一审判决一边认定“双方的初步证明已形成有效对抗，不能排除连国平主张的本案款项系合伙投资款的可能性”，一边又认定“余钟元与连国平之间因合伙投资产生的纠纷，余钟元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也没有对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释明。连国平辩称，余钟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案涉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合伙参股款项。连国平一家在湖南长沙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早年营销对路，连国平确实赚到了钱，之后扩大经营范围与经营项目。余钟元与连喜平两人得知连国平要扩大经营规模后有意参股。连国平同家人协商后同意余钟元、连喜平的参股请求。故连喜平才汇给连国平35万元。连喜平汇款时电告连国平说，30万元是余钟元参股，5万元是连喜平参股。鉴于三方都是亲戚关系，故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后因经营不善导致食品加工厂亏损倒闭。连国平曾把合伙亏损的账目清单拿给余钟元过目。但余钟元不认可亏损账目，多次吵着要全额退还投资款。连国平无奈之下，看在余钟元是舅舅的份上，写了一份欠款26万元的欠条给余钟元。从余钟元自己陈述连国平经营大型面条加工、水饺厂可以证实余钟元知道连国平开办食品加工厂的事实；从连喜平汇款35万元，而不是30万元的事实，可以证实余钟元与连喜平共同投资的事实；从连国平书写的是欠条而不是借条可以证实涉案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合伙投资失败后尚欠的投资款。2.余钟元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的后果。连国平举出证据反驳余钟元所述涉案汇款为借款的陈述后，余钟元若坚持认为该汇款是借款，就必须进一步举证证实其主张。但余钟元拿不出任何新证据。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余钟元举证不能，就必须承担不利的后果。余钟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连国平偿还给余钟元借款30万元，并支付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3年5月27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应当就款项的支付及借贷合意承担证明责任。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借贷关系发生的复杂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划分为款项交付的初步证明责任及借贷合意的进一步证明责任。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仍是款项交付及借贷合意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只不过其借贷合意的证明责任有待于被告抗辩主张可能性成立之后承担；同时，由于原告仅是完成款项交付的初步证明责任，被告亦只需证明抗辩主张存在的可能性，足以动摇原告主张的初步证据，致原告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原告即应承担借贷合意的进阶证明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这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案中，余钟元依据其向案外人连国喜的银行转账流水及连国平出具的欠条主张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余钟元即已完成民间借贷款项交付的初步举证责任。连国平抗辩讼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其向该院提交了连国喜于收款后的次日连同自己投资款5万元总共35万元汇入连国平银行账户的转账流水和长沙芙蓉区罗岩山食品加工厂营业登记信息，以及结合本案所出具的是欠条等内容看，不能排除连国平所主张的本案款项系合伙投资款的可能性。余钟元提供的涉案证据仅能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的可能性，连国平提供的涉案证据亦能证明讼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的可能性，双方的初步证明已形成有效对抗，致余钟元所主张的本案款项系借款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上述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余钟元仍应当就借贷合意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但本案中，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连国平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余钟元主张本案款项系借款的依据不足，余钟元要求连国平偿还借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余钟元与连国平之间因合伙投资产生的纠纷，余钟元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余钟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0元，减半收取计4480元，由余钟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未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余钟元与连国平系舅甥关系。2013年5月27日，余钟元向连国平的弟弟连喜平转账汇款30万元，2013年5月28日，连喜平向连国平转账汇款35万元（其中30万元为余钟元的款项）。连国平在一审中对收到余钟元30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2017年1月28日，连国平向余钟元出具《欠条》一份交余钟元收持，《欠条》载明内容：“欠条今欠余章元26万元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欠款人连国平2017.1.28”。连国平在一审中确认《欠条》中的“余章元”即余钟元。后余钟元多次向连国平催讨，因连国平拒不偿还，致讼。一审中，双方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产生争议，余钟元主张是借款，连国平主张是合伙结算款。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余钟元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及连国平出具的《欠条》主张连国平尚欠余钟元借款26万元未清偿，已经完成了民间借贷款项交付和借贷合理的证明责任，不属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显属不当。连国平主张案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应当举证予以证明，但连国平在一审中并未提供双方存在合伙投资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便，连国平主张的投资合伙关系成立，连国平在一审中亦确认双方已经对合伙投资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案涉《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余钟元与连国平的合伙投资关系已经结算清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本案亦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余钟元应另行主张权利实属不当，应予纠正。《欠条》中并未载明还款期限及利息约定，余钟元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案涉款项有约定利息的事实，故本院对余钟元主张案涉款项口头约定月利率3%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连国平应当偿还余钟元26万元及该款自2021年1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综上，余钟元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21）闽0322民初1754号民事判决；二、连国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余钟元26万元及该款自2021年1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三、驳回余钟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余钟元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3元，减半收取计5501.5元，由连国平负担2600元，余钟元负担290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3元，由连国平负担5200元，余钟元负担58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自觉主动前往一审法院申报经常居住地及财产情况，并不得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妨碍或逃避执行的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暨财产报告条款，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执行立案后，执行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相关当事人依法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令、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谢志健审判员  陈 凡审判员  陈 銮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林 利附：一、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二、申请执行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