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6民初2576号原告：上海蛟鹤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杨清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强，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江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曹建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治国，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缘，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蛟鹤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江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及戴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治国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缘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运费112,951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以112,951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市场利率(LPR)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8年8月建立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提供港口集装箱运输服务，被告将货运订单交由原告承运，原告组织货车完成货运订单。双方合作自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被告始终未支付运费，仍拖欠原告运费112,951元。原告向被告开具运费专用发票，被告已抵扣。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运费均遭拒。被告辩称，对原告诉请的运费金额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支付给原告，因为已经支付给了原告的实际负责人田某某。原告没有说明主张的合同依据有哪些，利息请求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对当事人提交的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被告提交的原告工商信息、查询汇款明细、田某某农业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审理中，被告提供下列证人证言：1、证人田某某，其称从2018年7月至12月与原告系雇佣关系，杨清泉给予其做所有业务的权力，包括客户的活分包至下面个体商，还有收账及付款。当时为了公司生存找到了被告，被告需要车队，就在一起做运输业务。对于2018年12月4日，杨治国打给田某某的84,058元，田某某称当时杨清泉缺钱，让被告提前付款，在其请求下杨治国将该款打至其个人账上，收到后又付给30多个司机运费，剩余7,000元按杨清泉的指示转给了杨清泉。田某某认可杨治国2019年1月4日、1月11日、1月31日转账给他的1万元、2万元、10万元均系运费，且案涉运费不止11万多元，没开发票的也已经支付了。田某某又称原、被告间做业务仅3-4个月，但并未有最终结算。原告公司监事吴翊东与杨清泉两人系合伙关系，其没有投入，仅拿工资，且其与吴翊栋、杨清泉之间有过结算，但其并未留底。2、证人徐某某，其称2018年在酒桌上与杨清泉认识，双方并无业务往来，多年前与杨治国认识，但对双方都不熟。其称2018年曾去原告公司玩，看到田某某与杨清泉在对账，当时在场的还有吴翊东，杨清泉喝醉酒了，嘴上来回叨，没有作出任何反映，故具体内容不清楚，结果有无签字也不清楚。其又表示吴翊东、田某某、杨清泉三个人好像是合作关系，合作物流项目。原告对于证人田某某证言不予认可：一方面，田某某是原告前员工存在利害关系，且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告与证人存在接触，证人已了解全案，故并不具备证人资格；另一方面，证人与被告将会存在追偿的债务关系，不能成为本案证人。鉴于这两点，被告并未向证人田某某发问。原告对于证人徐某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账目清算，证人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亦未向证人徐某某发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被告委托原告进行物流运输。2018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12,951元。2018年12月4日，被告员工杨治国向田某某转账84,058元，当日田某某向30余名司机转账支付运费，并向杨清泉转账支付7,000元。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1日、2019年1月31日，杨治国向田某某分别转账1万元、2万元、10万元。另查明，2018年10月30日、11月22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田某某支付工资及奖金。再查明，吴翊东系原告公司监事。庭审中，双方确认除2018年8月1日至10月31日三个月之间有业务往来外，后续业务均系被告与田某某个人发生。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田某某收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法律规定，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按照这一判断标准，本案中田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主要理由是：1、田某某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本案中，虽然田某某时任原告公司员工，对接与被告的交易活动，但原告并未赋予其收款权限。因此，田某某以原告名义向被告收款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2、田某某与原告之间具有雇佣关系，不具有足以使被告相信其有权代理原告收款的事实和理由。被告主张田某某代表原告的主要依据是工资发放凭证及两位证人的证言，证明证人田某某当时是原告员工，同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清泉、监事吴翊东三人具有合伙关系，但被告的举证没有达到其证明目的，田某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证人资格，证人徐某某虽见三人商议对账事宜，但其见杨清泉已喝醉并未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付款时相信田某某有权代表原告。3、被告具有过失。被告在与原告交易过程中，既不审查田某某的身份及有无代理权，又不要求原告出示其相应授权；在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后，也未要求原告予以确认仍将运费支付给田某某，在向田某某付款后又未向原告予以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综上田某某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另，本案诉请金额为112,951元，而杨治国转账给田某某的金额达到214,058元，除第一笔84,058元田某某支付给下游司机外，其余3笔收款后均未能证明已支付下游司机，且除本案三个月运费之外，双方都确认之后系被告与田某某个人之间的交易，故不排除杨治国的付款还有被告与田某某个人之间的交易款项。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田某某与杨清泉或原告公司进行结算的结果是田某某收款系原告公司行为，从而不能得出案涉款项被告已结清的事实。故田某某所收之款不能证明原告已收到案涉运费，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诉请运费。因双方并未约定运费支付时间，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发票开具之次日起按LPR支付逾期利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江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蛟鹤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费112,951元；二、被告上海江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蛟鹤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逾期利息[以112,951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79元，由被告上海江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红华书记员  董美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三、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四、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