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1民初15722号原告：陈慕洲，男，1955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原告：陈慕江，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原告：陈慕海，男，195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立，上海市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瞿介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希会，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愉，男。原告陈慕洲、陈慕江、陈慕海与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慕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立(兼原告陈慕江、陈慕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慕洲、陈慕江、陈慕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人民币21,833元(币种下同)、住院伙食补助费520元、住院陪护费3,744元、死亡赔偿金200,940元、丧葬费25,986元、交通费1,000元、律师费50,000元共计304,023元；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请求法院根据上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最新标准来计算；2.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和理由：患者陈达育与妻子张美娣育有四个儿子：陈慕洲、陈慕海、陈慕江、陈慕水，张美娣于2009年10月16日报死亡，陈慕水于2008年12月3日报死亡，陈达育死亡时其父母均已去世。因陈慕水先于陈达育死亡，故其子陈乃渔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2012年3月31日，患者因阵发性心慌胸闷伴轻度胸痛两年被收治于被告心脏外科二病区，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病史。2012年4月3日，冠状造影提示左主干+三支病变，心内科认为无法行PCI，经心脏外科会诊，有心脏搭桥手术指征。2012年4月11日中午12：30，患者被送入手术室行OPCAB术(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15：30家属被告知需补签麻醉同意书，17：30家属在走廊里看见赵强医生穿着便服准备下班，即上前询问手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其未予理睬。当晚19：50左右，患者被推出手术室送入心外监护室。次日，患者尚未完全清醒，术后直至昏迷前十几天都处于高度精神狂躁状态，却被三进三出加护病房，最终于2012年4月26日5：05被宣告死亡。死亡证明载明死因为“高钾血症、肾功能衰竭、冠心病(OPCAB术后)”。现原告对病史资料表示：一、手术记录真实性不认可，特别是有赵强签名的手术记录不予认可。因手术时间患者家属在手术室外看到赵强，其根本没有参加手术。二、对麻醉记录不认可，麻醉记录中记录的手术医生并没有赵强，手术护士记录的手术医生中也没有赵强。麻醉记录和手术护士记录是即时记录，是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手术记录形成于手术后。手术中最后一次对病人进行核定(手术安全核定表)的记录中也显示参与手术的人员没有赵强。对麻醉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其中监测的血氧饱和度记录始终是99％，这是不可能的。手术中做了三次血气分析，报告中氧分压的数据非常低，表明病人在手术中是缺氧的。氧分压的数据与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互相矛盾，血气分析是机器测定的结果，而血氧饱和度是麻醉医生主观得出的数据。患者术后持续缺氧，造成脑细胞和脑神经损伤和心肌严重缺血，与术后患者情绪狂躁和精神失控有关。三、缺失关键病历。医嘱显示，术后医生开了多次血气分析，但术后病历中并未看到血气分析报告。根据医嘱，患者被使用了大量肝素钠药物，肝素钠的副作用是容易引起出血。根据药物说明书，需先行化验，否则容易造成大出血。但在病人病史中未找到一张凝血功能化验报告。四、病历的临时医嘱中出现大量涂改，原告无法看出涂改前的内容，故原告认为应是医嘱被篡改造假。五、死亡小结与体温单记载相互矛盾。死亡小结倒数第五行“于2012-04-23开始进行透析，患者仍无尿”，说明患者肾功能衰竭情况非常严重，而查4月23日体温单却发现，患者小便记录项下居然出量为520ml，两者记载明显互相矛盾。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以下过错：1.患者陈达育相应症状不需要做搭桥手术，属于过度治疗，被告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合乎法律规定。2.被告医院的赵强医生并未给患者做手术，却违反相应规定，在手上记录上签了名，违反医师执业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为患者手术的是赵强的学生周医生，护士记录、麻醉即时记录上均无赵强的名字。3.该案多年未审结，使原告代理人不能退休。针对被告病史十分混乱的情况，原告要求进行相应鉴定，但未获得法院准许。基于上述情况，被告在手术中存在明显过错，患者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理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辩称，患者的诊疗经过以被告提供的住院病史为准。原告曾对病史中赵强医生的签名提出异议，经笔迹鉴定，病史中的签名为赵强医生亲笔签名。原告所述麻醉医生和护士记录的手术医生均非赵强，系原告的主观推测，应以相关记录为准。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患者陈达育与妻子张美娣育有四个儿子：陈慕洲、陈慕海、陈慕江、陈慕水，张美娣于2009年10月16日报死亡，陈慕水于2008年12月3日报死亡，陈达育死亡时其父母均已去世。本案中，原告表示因陈慕水先于陈达育死亡，故其子陈乃渔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根据病史记载：2012年3月31日，患者因阵发性心慌胸闷伴轻度胸痛两年入住被告医院。2012年4月3日，冠状造影提示1.三支冠脉及分支多发斑块形成，管腔不同程度狭窄，其中LAD近段、D1近段和LCX近段管腔达重度狭窄；2.LSD中段心肌桥形成；3.主动脉增宽，左房增大。心内科认为无法行PCI，经心脏外科会诊，有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大，向患者及其家属充分告知病情，经患者及家属同意手术并同意承担手术风险后转入心外监护。2012年4月10日，原告陈慕江签署了心脏外科手术治疗知情同意书、心脏外科有创操作知情同意书等。2012年4月11日中午，患者被送入手术室行OPCAB术，术后返回心外监护室，给予呼吸机辅助、抗炎补液、营养心肌、化痰等治疗。2012年4月14日转入普通病房。2012年4月16日，患者表现烦躁，生命体征平稳，予以氯丙嗪处理后无好转，转入心外监护室，予相应治疗后，患者烦躁表现好转，转入普通病房。2012年4月21日，患者氧饱和约92％，转入心外监护室，行面罩加压呼吸机辅助并请呼吸科会诊，2012年4月22日患者氧饱和度仍低，呼吸频率仍快，两肺可及干湿罗音，请麻醉科会诊后进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肌酐进行性上升，血钾升高，于2012年4月23日开始进行透析，患者仍无尿。2012年4月25日凌晨出现氧饱和度下降，血压进行性下降，经呼吸机辅助及药物辅助，氧饱和度及血压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2012年4月26日凌晨4：30出现心率缓慢、血压及氧饱和度无法维持在正常水平，予相应胸外按压及药物治疗后，患者心率仍慢，循环不能维持，药物反应差，于2012年4月26日5：05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陈达育死亡原因：冠心术后，肾功能衰竭，高钾血症。2015年9月6日，原告申请对病历材料“手术记录”中的手术主刀医师的签名“赵强”是否为赵强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11月24日，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2015年12月14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检材上需检的“赵强”签名是赵强所写。原、被告对上述鉴定结论均无异议。2013年4月8日，原告申请进行法医临床过错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病史真伪鉴定，后数次要求进行上述鉴定。被告则要求由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本院多次向原告进行法律释明，告知相关的诉讼风险。2018年8月27日，本院告知原告：对于原告存有异议涂改过的病历可作为被告未提供病历，进行医疗损害因果关系鉴定，对此，原告仍坚持要求进行病历资料真伪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基于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医疗活动的专业性等特性，医疗纠纷中医疗单位有无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均需借助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案件审理中，原告诉称手术记录中的手术主刀医师“赵强”的签名系伪造，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材上需检的“赵强”签名是赵强所写，原告对该鉴定结论亦无异议。另，原告申请进行法医临床过错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病史真伪鉴定，但原告就被告伪造病史，未提供任何证据，被告则要求由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经本院多次释明，告知相关的诉讼风险，并告知对于原告存有异议涂改过的病历可作为被告未提供病历，进行医疗损害因果关系鉴定，对此，原告仍坚持要求进行病历资料真伪鉴定，致使未能就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相关医疗鉴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慕洲、陈慕海、陈慕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10.40元，由原告陈慕洲、陈慕海、陈慕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建波审 判 员  周红林人民陪审员  朱雯蓓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顾亮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