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2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东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40XL。法定代表人：梁瓒伦，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荻，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荷，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享文，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2。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林，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恒德，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东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享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0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何享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立公司向何享文支付2016、2017年度干股分红20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东立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日，何享文与东立公司签订一份《干股协议书》，约定：一、为了激励何享文更好工作，东立公司决定在每个会计年度年终时提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即待分配红利）分配给何享文：1.干股指东立公司给予何享文的干股，仅表明何享文享有参与公司年终利润的分配权，而无所有权和其他权利（包括不参与企业资产和财产的分配），不得转让和继承。2.待分配红利是由东立公司在年终税后可参与干股分红的可分配利润。3.干股分红指何享文基于干股份额及待分配红利所得之红利；二、何享文的待遇及职权：1.何享文为东立公司的劳动者，享有基本工资，加班费等福利待遇。2.东立公司同意给予若干干股何享文，何享文的干股比例占总股的10%，何享文的权限仅限于此，其作为干股持有人并非公司法意义的股东，不享有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不承担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义务，何享文不得以此干股对外作为在东立公司拥有资产的依据，何享文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干股（分红权）用于设定抵押、质押、担保、交换、还债等；三、何享文享有干股分红的条件：1.何享文在职期间必须尽忠职守，努力完成公司下达的业务要求，同意何享文在任职期间遵守东立公司的商业秘密，不得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建立劳动、雇佣关系，不得自营或与他人经营与东立公司属同类行业或竞争行业的企业。2.何享文在离职后两年内必须遵守与东立公司所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四、东立公司按以下方式将何享文的干股分红支付给何享文：1.每年会计年终，根据东立公司的税后利润计算每股的利润，何享文年终可得干股分红为何享文的干股比例数乘以每股利润。2.在召开年度总结会议后，东立公司将何享文当年可得干股分红的50%支付给何享文，余下的50%干股分红于两年后付清给何享文，在协议期间内何享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结算盈利与分红……五、何享文必须按照与东立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完成劳动服务期限，否则东立公司有权根据何享文实际履行的劳动服务期限，停止发放何享文的干股分红，同时本合同期满时，双方均同意不再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或合同期内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何享文未提取的可得干股分红在何享文离职后两年内支付完毕，东立公司如发现何享文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情况下，可停止支付余款；六、本协议期限为6年，于2012年1月1日开始，于2017年12月31日届满。2018年2月5日，东立公司的财务主管杨宝仪出具一份手写材料，载明“2016年度提留50%，29.6万。2017年度提留50%，29.6万”。何享文曾以同一诉求向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该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驳回何享文的申请。根据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顺劳人仲案终字[2019]797号仲裁裁决书，何享文于2012年1月1日入职东立公司处工作，任副总经理一职，何享文于2018年1月1日向东立公司提交离职申请表，离职原因标注为另有他就。东立公司于2019年8月5日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何享文存在竞业限制的情形，要求何享文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及2017年多付干股分红所得595345元。何享文在仲裁阶段提出反申请，请求解除何享文与东立公司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东立公司支付2018年3月至5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差额3000元及拖欠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竞业限制补偿金84000元。由于何享文与东立公司不服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先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606民初24125、24405号民事判决书。东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0）粤06民终5030、5031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东立公司关于何享文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因无事实前提而不能成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调取证据显示，东立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自行报送的税款所属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上期净利润金额5534113.54元，本期净利润为11723904.88元；东立公司于2018年5月26日自行报送的税款所属期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本期净利润为1348343.48元。一审第三次庭审中，何享文陈述称，2018年2月5日支付证明单记载496843元（按20%扣税后何享文实际收取397474元）是2016年度及2017年度何享文应得的50%分红，还有2016年、2017年提留的50%没有收取。东立公司陈述称，该支付证明单显示的496843元是2016年度提留剩余50%分红及2017年度29.6万元分红总额，扣除何享文应承担公司经营成本所得为397474元；2016年何享文应取得的分红是税前592000元已全部支付，而2017年剩余50%的干股分红因何享文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不需支付。一审第四次庭审中，何享文陈述称：1.何享文已收取东立公司支付的424365元、397474元两笔干股分红款，其中2017年1月收取的424365元是支付2015年的干股分红款，2018年2月收取的397474元是2016年第一期分红款，上述两笔款项是双方没有对账的前提下东立公司支付给何享文的款项。2.何享文认为东立公司支付的424365元是属于2015年第一期干股分红，在此基础上主张2016年、2017年两年的干股分红，至于2015年东立公司尚未支付的干股分红在本案中不主张。东立公司陈述称：1.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变更了案涉《干股协议书》的约定，实际操作是按10股计算何享文分红，且需要扣除26%提留款后再分红。由于东立公司保管不当，无法提供与何享文签订的变更干股协议分红的文件。2.其提交的《2016年度第一期50%干股分红的支付说明》所涉59.2万元是支付何享文2016年第一期干股分红及2015年第二期50%分红。3.2015年至2017年三年度的何享文干股分红，东立公司支付了2015年全年干股分红款59.2万元，2016年全年干股分红款59.2万元，2017年第一期即50%的干股分红款。由于东立公司财务不规范，且何享文不是真正的股东，不能从公司公账转款给何享文，均是由股东以现金支付给何享文，除了已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及支付说明外，没有其他书面证据。4.东立公司支付的424365元包括了2015年第二期及2016年第一期的干股分红款，2015年第一期的干股分红款之前已经支付。诉讼中，何享文明确，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东立公司擅自强行扣除的20%所得税款，因东立公司没有代何享文申报纳税，故何享文将另行向东立公司主张返还。而案涉《干股协议书》没有约定由东立公司代扣何享文干股分红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且东立公司此前扣除的20%没有代何享文申报纳税，致使何享文至今仍承担相应的税务风险，故何享文不同意由东立公司代扣何享文案涉干股分红款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何享文在取得该收入后，将自行申报纳税。一审法院认为：因何享文非东立公司股东，其基于案涉《干股协议书》主张干股分红而非基于公司股东资格主张分红，故案件为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案件审理的重点是：第一，何享文依据案涉《干股协议书》约定可取得的2016年、2017年分红是多少。第二，东立公司是否要向何享文支付2016年、2017年分红，如是，还应付多少。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关于何享文依据案涉《干股协议书》约定可取得的2016年、2017年分红是多少的问题。案涉《干股协议书》约定何享文取得东立公司的干股，但非东立公司股东，因此，何享文仅依据《干股协议书》约定取得干股分红，其不受公司法对公司股东规定的约束。其次，《干股协议书》约定，东立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年终时提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即待分配红利）分配给何享文，结合该协议书上下文约定，该比例为10%。根据东立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财务资料，东立公司的税款所属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显示，上期净利润金额5534113.54元，本期净利润为11723904.88元；东立公司的税款所属期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本期净利润为1348343.48元。因此，何享文依据《干股协议书》可取的2015年度的干股分红为553411.354元（5534113.54元×10%），2016年度的干股分红为1172390.488元（11723904.88元×10%），2017年度的干股分红为134834.348元（1348343.48元×10%）。东立公司认为其与何享文双方已更改了《干股协议书》的分红约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该司关于何享文持有10股，且应提留26%后再分红的陈述不予采信，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东立公司是否要向何享文支付2016年度、2017年度分红，如是，还应付多少的问题。东立公司提出何享文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故东立公司无需向何享文支付干股分红。根据（2019）粤0606民初24125、2440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粤06民终5030、5031号民事判决书，东立公司关于何享文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因无事实前提而不能成立。东立公司在案件中所提证据已在上述案件中提交审查，其关于何享文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主张已由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作出认定为无事实前提而不能成立。故法院对东立公司的该抗辩不予采纳。鉴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享文存在违反竞业限制的约定，亦即何享文不存在违反《干股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东立公司无权停止支付余款，应按《干股协议书》约定向何享文支付干股分红。首先，根据双方陈述，2018年2月5日支付证明单上所载的496843元是支付2016年的50%及2017年的50%干股分红；扣除20%个税后，何享文实际收取397474元，法院予以确认。其次，何享文主张在2017年1月收取的424365元为2015年度干股分红，该款项未超出2015年度何享文应得干股分红553411.354元。而东立公司认为该款项为2015年度干股分红及2016年度50%的干股分红，其作为付款公司，持有相关何享文收款等财务资料，但未提供；而其作为付款方，对已支付干股分红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包括2016年的50%分红。东立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该424365元为2015年干股分红，对东立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再者，东立公司认为手写材料“2016年度提留50%，29.6万。2017年度提留50%，29.6万”中记载的内容为何享文已取得的分红款，缺乏理据。该手写材料由东立公司财务人员杨宝仪签名，并由何享文持有，如若东立公司所述，则应由何享文签名确认并由东立公司持有。东立公司在庭后自行制作《2016年度第一期50%干股分红的支付说明》是为了与手写材料相互印证，但该支付说明明显是由东立公司指示相关员工作出，经出庭作证的证言已显示该支付说明有不属实之处。而该支付说明中记载的前十三笔款项均为转账支付给何享文，金额为3万元至4万元不等。但最后一笔高达12.2万元的款项却由具备财务知识的财务人员杨宝仪以现金支付给何享文，不合常理。故东立公司认为何享文已收取59.2万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现有证据显示，东立公司仅向何享文支付的2016年、2017年干股分红款为496843元，尚欠810381.836元（1172390.488元+134834.348元-496843元）未付，四舍五入保留小数位两位后为810381.84元。根据《干股协议书》的约定，东立公司应将何享文当年可得干股分红的50%支付给何享文，余下的50%干股分红于两年后付清给何享文；而何享文未提取的可得干股分红需在何享文离职后两年内支付完毕。东立公司支付上述干股分红款的期限已至，但东立公司至今仍未支付，应承担违约责任。何享文请求东立公司支付2016年度、2017年度尚未支付的干股分红款及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但何享文主张干股分红款200万元，缺乏理据，法院以实际情况调整为810381.84元。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收利息。需要说明的是，案件判决东立公司向何享文支付的干股分红款属何享文个人收入，何享文应自觉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东立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何享文支付2016年度、2017年度干股分红810381.84元及利息（计算方法：自2019年5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何享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00元，由何享文负担6400元，东立公司负担5000元。东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立公司无须向何享文支付2016年、2017年的干股分红款810381.84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何享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按东立公司2015年至2017年税后利润的10%向何享文支付分红款，事实认定错误《干股协议书》第一条对签订协议的目的“待分配利润”“干股分红”的用语含义作了详细的解释。据此，东立公司与何享文签订协议是激励员工工作的一种机制。东立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年终时“提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分配给何享文；“待分配利润”指“东立公司在年终税后可参与干股分红的可分配利润”；“干股分红”指何享文基于干股份额及待分配红利所得之红利。协议中约定了何享文所持干股比例占总股10%，应理解为何享文占干股股份的10%，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利润分配份额。何享文取得干股分红是基于东立公司年终税后利润提取情况。《干股协议书》对东立公司应该提取多少税后利润作为干股股东可分配的利润没有约定。根据《干股协议书》第四条关于“每年会计年终，根据甲方的税后利润计算每股的利润，乙方年终可得干股分红为乙方的干股比例数乘以每股利润”的规定可知，东立公司根据税后利润情况计算每份干股的利润，计算出每股干股利润后乘以何享文所占干股比例，才是何享文当年应得的干股分红款。证人唐某某、许某的证言证明，包括何享文在内的东立公司全体高管多次参加公司召开的高管会议及年终会议。会议中，公司对不同意转为实股股东的干股股东按预年利润1200万元进行预分配，就分配干股分红的计算方式进行讨论，并在会后向各持干股的股东送交干股分红计算清单。公司干股股东的分红按公司预算年度利润，提取13%公司发展基金、13%坏账风险金后的余下利润，除以公司股份总数150股（包括实股股东100股、干股股东50股），得出每股干股应得的分红。结合何享文提交的东立公司财务手写的“提留说明”，即2016年度提留50%为29.6万元，2017年度提留50%为29.6万元。按预计年利润1200万元计算，每年的分红为59.2万元。何享文确认并收取了分红款。《干股分红协议》的本质是股东分红，既然是股东分红，就必须按公司股东的人数及实际占股数量进行分配利润。东立公司的股权分为实股和干股，共150份，其中实股股东占100份。东立公司的股东每股分红应以公司税后可分配部分为基数，除以股份总数的比例加以计算。一审法院未考虑东立公司上述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直接按东立公司总利润的10%计算何享文应得分红，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认定2017年1月何享文收取的424365元为2015年的分红款，与事实不符根据《干股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年干股分红的50%在召开年度总结会议后即支付50%，余下的50%干股分红于两年内付清。因此，东立公司在2015年度总结会议后已向何享文支付2015年第一期干股分红。其次，何享文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称2018年2月5日支付证明单记载的49683元是2016年度及2017年度应得的50%分红，而在第四次庭审中称该款仅为2016年第一期分红并否认该款项包含2017年第一期50%的分红，其两次陈述明显不一致。况且，何享文认为2015年的干股红分尚未支付，却未在本案中主张，不符一般常理。三、一审依据代缴税款后的数额认定何享文已收取的干股分红数额，缺乏事实依据2017年1月东立公司通过公账支付给何享文的5万元，以及12名业务员代东立公司转账给何享文的款项，东立公司均向税务局申报并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款。何享文实际收取了已扣缴税款后的分红款，不存在需要继续缴纳个税的情形。即使何享文在庭审中承诺其收取干股分红款后，将另行申报纳税，也不能否认上述分红款已由东立公司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实。四、东立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东立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干股分红协议书》可以证明公司干股股东的份额为50份，实股股东的份额为100份，共150股的事实；《扣缴个人所得税汇总报告表》《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国内）》记载，2017年1月扣缴纳款显示的收入所属时间为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证明东立公司于2017年1月向何享文支付的分红款为2016年度分红款，而非一审认定的2015年分红款。何享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一审按东立公司每年净利润的10%确定何享文每年度可收取的干股分红，符合《干股协议书》相关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案涉《干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所使用的“干股”“干股分红”等词句以及对有关用语含义的解释约定具体明确，并无歧义。东立公司主张协议约定的年终税后利润应理解为该司自行决定提取的可作为干股分红的利润分配额，协议中约定的所持干股比例占总股10%应理解为占干股股份的10%，显然与《干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一项所使用的词句及对有关用语含义的解释不符，系恶意曲解。证人证言等证据亦不能证明东立公司提出的关于公司总股为150份，其中实股股东2人共占100份，干股股东15人共占50份，股东分红是按税后可分配利润除以股份总数150份的比例计算每股应分得的比例，再乘以其所占的股份比例等事实主张。因《干股协议书》没有特别约定总股比例，故按该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第四条第一项等相关条款，应确定为100%。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更改了《干股协议书》的分红约定，故一审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其次，何享文于2017年1月收取的424365元属于2015年的分红款。《干股协议书》第四条第二项约定，甲方将乙方当年可得干股分红的50%支付给乙方，余下的50%干股分红于两年后付清给乙方。因何享文可取得的2015年度干股分红为553411.354元，一审按债务清偿先后顺序认定2017年1月收取的424365元为2015年度的干股分红，符合双方约定。东立公司主张该款项为2016年度干股分红款，缺乏理据。再次，东立公司主张一审判决是按代缴税款后的金额认定何享文已收取的干股分红款，明显与一审判决认定不一致。根据2018年2月5日的《支付证明单》，东立公司2016年、2017年的干股分红税前金额是496843元，实际支付的是税后金额397474元。一审判决按税前金额496843元扣减何享文2016年、2017年度可取的干股分红后，认定尚欠干股分红款为810381.836元，并非如东立公司主张的按税后金额认定。《扣缴个人所得税汇总报告表》和《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国内）》显示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为何享文的工资薪金和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非案涉干股分红的个人所得税。对于东立公司扣缴了但实际并未代缴的干股分红个人所得税款，何享文已另案起诉要求东立公司返还。最后，东立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该司所称的事实内容。本院二审期间，东立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干股分红协议书》一组，拟证明东立公司干股股东的份额为100份，实股股东的份额为50份，共100股；2.扣税证明一组，拟证明东立公司曾在2017年1月份与何享文达成合意，通过公司12名员工代发放干股分红共420000元，后又通过公司账户支付了50000元，合共470000元；3.转账凭证一组，拟证明2012至2016年期间，东立公司通过股东梁瓒伦等人的个人账户，分笔多次向何享文预付干股分红款共747071元，故东立公司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共向何享文支付干股分红款1713914元，远超东立公司主张计算方式计算所得的应付金额；4.东立公司2012年至2014年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一组，拟证明东立公司历年净利润金额情况；5.《工资表》《工资支付明细汇总表》《公户发放工资凭证及明细汇总表》《私户发放工资银行流水及明细汇总表》一组，拟证明何享文在2012年至2015年9月的税前月平均工资为10000元，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的税前月平均工资为16000元，税前工资的计算基数包括基本工资。加班工资、职务工资、绩效奖金等项目，东立公司已足额向何享文支付前述劳动报酬。前述工资可以与案涉干股分红清晰区分，不存在混同或重复计算的情况。何享文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均在2014至2015年期间签订，东立公司一直持有该证据却未在一审时提交，故依法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信。况且，签订该组协议的乙方是东立公司的在职人员，与该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没有出庭作证，不具有真实性。该组协议书均为东立公司与其他人的约定，何享文不是该组协议当事人，该组协议对何享文不具有约束力，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东立公司主张的其干股股东的份额为50份，实股股东的份额为100份，总股为150份的事实。对证据2，该证据显示填表日期是2017年2月14日，东立公司一直持有该证据却不在一审期间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信。且《扣缴个人所得税汇总报告表》显示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属于何享文的工资薪金和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非涉案干股分红的个人所得税，与本案无关。《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国内）》显示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纳税人是梁瓒伦和梁永强，并非何享文。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根据案涉《干股协议书》，分红是根据每个会计年度年终的税后利润计算的，即诉争的2016、2017年的分红最早只能发生于2017年，而该组证据均发生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显然与本案无关。加之该组证据的转账均未注明转款的性质和用途，何享文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4，对该组证据中的审计报告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查明事实无关。该组其他证据为东立公司单方制作，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案涉《干股协议书》的约定，干股分红应在每年召开年度总结会后支付50%，剩余50%在两年后付清。该组证据反映的每笔款项均为按月支付，金额为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故不符合前述约定分红的支付方式，且支付的款项均未备注用途。顺劳人仲案终字[2019]797号仲裁裁决认定何享文每月应收工资为20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为50000元，故该组证据显示此期间支付的款项并不是干股分红，而是何享文的工资和全年一次性奖金。关于前述证据材料的综合认证意见，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分析所论。何享文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东立公司应否向何享文支付诉争干股分红款及其数额核定问题。对此，本院做如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本案合同履行争议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的《干股协议书》，其缔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合致，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成立，对缔约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要对系争分红款的数额等问题作出判定，首先须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定。本案中，双方对《干股协议书》第一条及第四条“干股分红”“待分配利润”约定的理解存在分歧。东立公司主张诉争干股分红的计算方式为：以该司年终税后利润提取26%后的剩余利润作为基数，按何享文持有干股占公司总150股比例计算何享文应得分红。何享文主张的计算方式为：按东立公司每个会计年度年终税后利润的10%计算何享文可得干股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结合《干股协议书》全文内容及双方履约情况，本院确认何享文一方的解释更符合双方订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双方约定的“待分配利润”应为东立公司每会计年度年终税后的利润。因《干股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根据东立公司的税后利润计算每股的利润”，即诉争干股分红应直接以东立公司的税后利润作为基数，加之无论案涉《干股协议书》抑或东立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案外人与东立公司签署的《干股协议书》，其中均不存在提留26%公司发展基金、坏账风险金后再计算可得干股分红之相关约定，故东立公司之主张，与合同系争条款文意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东立公司主张何享文获取的干股分红应按照其干股股份占全部150股的比例计算，但根据《干股协议书》第四条“何享文年终可得干股分红为东立公司的干股比例数乘以每股利润”之约定，何享文可得的干股分红应当依据其所占有的干股比例数10%进行计算。东立公司二审期间举示的案外人与其司签订的《干股分红协议书》虽能反映其司另有实股股东，且干股股东与实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相加共有150股，但案涉合同并无将实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及相关分红情况一并纳入计算的相关约定，故东立公司该项主张与案涉合同约定相矛盾，本院亦不予采纳。最后，东立公司虽称与何享文就变更干股分红计算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但该司二审期间举示的扣税证明、转账凭证等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此项事实主张，东立公司亦未能提供沟通记录、股东决议等证据证明双方所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及其变更的内容。综上，东立公司之主张与案涉合同约定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东立公司此项主张，进而依照《干股协议书》之约定，按照东立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年终时提取10%的税后利润予何享文的计算方法，何享文可取的2016年度的干股分红为1172390.488元（11723904.88元×10%），2017年度的干股分红为134834.348元（1348343.48元×1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东立公司主张因何享文违反案涉《干股协议书》中的竞业限制条款，故该司无需给付分红款。但综合全案在卷证据，东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何享文确有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故东立公司仍应依约足额给付诉争分红款。至于东立公司仍需给付的干股分红数额。何享文主张其仅于2018年2月5日收取了496843元干股分红，税后实际收取397474元。东立公司则主张该司已向何享文支付2016年、2017年干股分红297371元、470000元，但其举示的反证均不能证明该司前项主张。首先，2018年2月5日《支付证明单》记载东立公司向何享文支付了税后干股分红397474元，何享文确认已收到该笔分红款，故本院径予确认。其次，东立公司主张该司于2017年1月支付的424365元有部分为2016年度的干股分红，然诚如一审所论，东立公司作为付款公司，应持有完备的会计账册及原始付款凭证用以证明付款用途，却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给法院，故东立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据此推定该424365元为2015年干股分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最后，东立公司二审期间举示了转账凭证一组，拟证明该司2012至2016年期间向何享文预付干股分红款共747071元，但本案诉争款项为东立公司应向何享文发放的2016年及2017年干股分红。因干股分红系基于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利润情况进行计算，故按一般常理推断，诉争款项最早只能在2016年会计年度结束后的次日发放，即2017年1月1日。经审查东立公司举示的转账凭证，其中的记载交易均发生于2012年至2016年期间，显然与本案诉争款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同理，该司举示的2012年至2014年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等亦与本案无实质关联。《工资表》《工资支付明细汇总表》《公户发放工资凭证及明细汇总表》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该司已向何享文付清甚至超付干股分红。承上，东立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能形成其上诉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的高度盖然性优势，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司须为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东立公司仅向何享文支付的2016年、2017年干股分红款为496843元，尚欠810381.84元未付，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东立公司称该司因不服（2020）粤06民终5030、5031号民事判决，已提出再审申请。经审查，受理其再审申请的法院并未作出裁定进入再审的决定，故本案不存在需等待上述生效裁判再审案件审结的中止诉讼情形，东立公司主张本案应先行中止诉讼，等待再审案件审理结果，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东立公司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38.73元，由上诉人广东东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徐斯筠书 记 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