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5民终2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奕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泰禾广场8号楼716单元。法定代表人：欧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才，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火兴帽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东青路67号。法定代表人：袁火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火兴，男，198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小红，女，198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亚男，福建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泉州奕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奕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火兴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3民初7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泉州奕森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泉州奕森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提供虚假证据，案涉口罩存在明显质量问题。1.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在一审中自认没有案涉口罩的质量检测报告，无法证实案涉口罩质量合格，但又提供了所谓“合格证”，自相矛盾。2.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提供的CE证复印件系虚假证据，并非案涉口罩所配的CE证复印件，也与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CE证复印件不符，一审法院亦未查清，且一审法院也未能查实案涉口罩的生产厂家。3.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证据4已证实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就案涉口罩质量问题采取了补救措施，向泉州奕森公司客户INARTPRODUCCIONES,S.L.补发了6,000片口罩以弥补其口罩质量损失，由此可知，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是知晓案涉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的；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证据7载明的口罩数量与其与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之间交易的口罩数量吻合，发货时间也高度吻合，足以证实关联性。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的上述行为已初步证实交付的案涉口罩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和合同约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泉州奕森公司与案外人INARTPRODUCCIONES,S.L.之间的买卖合同系通过Pablo完成的，Pablo为交易联系人；与HELIOPOLISIMPORTEXPORT,SLU之间的买卖合同系通过Jose完成的，Jose为交易联系人。这两项交易均属涉外交易，一审法院就泉州奕森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口罩交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欠妥，该法律问题系涉外法律问题，管辖法院的准据法和法律适用的准据法均无法确认，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宜在本案中确认。2.商业交易应遵守诚实守信原则。本案中，泉州奕森公司已按照质量合格的口罩的同等价值支付货款，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亦应保证交付的口罩质量合格，现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交付的案涉口罩质量不合格，泉州奕森公司有权就案涉口罩质量瑕疵获得赔偿。3.依据《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39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第4条、第16条及《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第3章、第4章的相关规定，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对案涉口罩负有法定义务予以召回并应自行承担因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以维护泉州奕森公司的合法权益。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泉州奕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有证据证明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的CE证系伪造，并且泉州奕森公司的损失并未实际产生，其要求召回口罩和赔偿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1.一审中，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欧盟网站”打印件，以此证明第三方提供的CE证系伪造，但该打印件为英文，中文翻译也是由泉州奕森公司自行翻译，其真实性不能确定；其次，CE证的真伪应当经过国家指定的专门机构鉴定，而不是通过不知名的网站来验证真伪。2.泉州奕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口罩存在质量问题，其要求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召回口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泉州奕森公司主张按《产品质量法》《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要求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召回产品，但该依据的前提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且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销售给泉州奕森公司的口罩为非医用口罩，不属于医疗器械，不适用《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次，泉州奕森公司主张第三方提供的CE证系伪造，以此来证明口罩存在质量问题，但质量问题和CE证的真伪是两个不同的事实，CE证的真伪并不会影响口罩的质量，不能以此证明口罩存在质量问题。再者，泉州奕森公司提供往来邮件，仅仅只是对下一批货物进行确认，并不能证明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提供的口罩质量有问题，邮件里的图片，也不能够证明是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所生产的口罩。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物流单也不能证明该物流所对应的货物为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销售给泉州奕森公司的产品。泉州奕森公司提交的物流单，寄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交付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而泉州奕森公司在5月份时向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主张质量问题，明显该批货物不是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提供的。从上海寄往西班牙帕拉弗鲁格的发货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而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交货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明显该批货物也不是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销售的口罩。不能仅以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补发6,000片口罩来证明口罩存在质量问题。3.泉州奕森公司的损失并未实际产生，其要求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承担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纠纷的买卖双方是义乌火兴公司与泉州奕森公司，因此，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纠纷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泉州奕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义乌火兴公司负责召回47,000片口罩并承担运输费用；2.判决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共同赔偿泉州奕森公司经济损失338,400元（以47,000片口罩计算，每片按进货价7.2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乌火兴公司与泉州奕森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7日、2020年4月8日签订《一次性民用口罩购销合同》共两份，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民用KN95口罩购销合同》一份；根据三份合同约定，泉州奕森公司向义乌火兴公司购买KN95口罩共计57,000片，口罩单价为7.2元/片（不含税）。三份合同均对口罩的相应质量要求进行了具体约定，其中，2020年4月7日签订的合同约定“1.卖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全是合格产品，符合原厂，国家标准。2.包装必须和提供产品图片一样，25片一袋。数量50片一盒，1000片一箱。因包装不当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责。3.卖方产品必须符合CEFDA认证标准，每盒里必须要有合格证。4.口罩侧面必须有KN95/CE/FFPA2/GB2626-2006印字。”2020年4月8日及2020年4月16日签订的合同均约定“1.卖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全是合格产品，符合原厂，国家标准。2.包装必须和提供产品图片一样，25片一袋。数量50片一盒，1000片一箱。因包装不当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责。3.卖方产品必须符合CE（/FDA）认证标准，每盒里必须要有合格证。4.口罩侧面必须有KN95/CE/FFP2/GB2626-2006印字。5.每个纸箱里放一个CE证复印件。”三份合同均未约定相应检验期间。合同签订后，泉州奕森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10,400元给谢小红，庭审中义乌火兴公司确认收到上述货款。义乌火兴公司已足额交付相应数量的口罩，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口罩均有放相应的合格证及CE证复印件，口罩侧面有依约印字，义乌火兴公司确认袁火兴与谢小红系夫妻关系，但谢小红的收款行为系作为公司财务的职务行为。本案审理过程中，泉州奕森公司确认关于案涉口罩，泉州奕森公司已经通过与案外人订立买卖合同的方式全部出售并交付完毕，且已收到相应货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泉州奕森公司与义乌火兴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明确，有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据，予以认可。第二，关于本案合同的履行，庭审中泉州奕森公司已经确认收到相应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的规定，泉州奕森公司应当及时检验相应货物。现泉州奕森公司主张相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亦无法证明存在质量问题的口罩与案涉口罩的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泉州奕森公司确认其已经将相应口罩全部出售并交付给案外人且已经收到相应货款，案涉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案外人，现泉州奕森公司主张召回口罩及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可。第三，因前述相应诉求不予支持，故泉州奕森公司对袁火兴、谢小红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泉州奕森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76元，减半收取3,188元，由泉州奕森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泉州奕森公司与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1.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泉州奕森公司的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泉州奕森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1.和解协议和转账凭证，证明泉州奕森公司因卖给俞裕枝20,000片口罩而赔偿44,000元；2.具有翻译资质的翻译机构，对一审提供的与国外客户微信聊天记录、新冠疫情资料、“符合证明”等的翻译件；3.发票、装箱单、追踪详情单，证明泉州奕森公司对外出口口罩。义乌火兴公司、袁火兴、谢小红对此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泉州奕森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买卖合同以及口罩是否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泉州奕森公司的不清楚；证据2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货物是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泉州奕森公司，新冠疫情资料翻译件的证据三性不认可，“符合证明”三性认可；证据3无法证明是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泉州奕森公司的口罩以及存在质量问题。本院认为，泉州奕森公司提供的与谢小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泉州奕森公司提到“1万那些是个灾难”“25个里面断了9个”等。谢小红回复“欧姐这样可以吗你发回来邮费也高就是口罩不要发回来我这里叫工厂补个6箱过去”。因泉州奕森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因义乌火兴公司补偿6,000片口罩，故对双方买卖的57,000片口罩中1万片不追究责任，义乌火兴公司也确认有补偿6,000片口罩给泉州奕森公司。现泉州奕森公司向法院起诉义乌火兴公司提供的47,000片口罩存在质量问题，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前述泉州奕森公司与谢小红微信聊天记录中，无法体现另外47,000片口罩存在质量问题。泉州奕森公司主张另外47,000片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的主要证据是泉州奕森公司与国外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欧洲安全联盟网站公示信息、送货证明（包括二审提供的证据）等，义乌火兴公司对泉州奕森公司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并否认自己提供的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由于泉州奕森公司提供的证据所涉及的口罩，其无法举证是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泉州奕森公司的，即缺乏关联性，故对泉州奕森公司主张义乌火兴公司出卖给其口罩存在质量问题，举证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问题，泉州奕森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认定泉州奕森公司已经将相应的口罩全部出售并交付给案外人且已经收到相应货款，因该法律关系涉及案外人且为涉外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审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泉州奕森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存在审查认定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6元，由泉州奕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金顺审判员  黄有志审判员  董丽珠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钰涵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