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5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健华，男，198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连芳，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惠仙，女，198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徒秀兰，女，195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巨欢，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玲，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林月匀，女，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健华因与被上诉人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及原审原告林月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健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梁健华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健华的一审证据足以证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欠付梁健华合作投资款16917770元没有返还的事实，且梁健华的一审诉求在该欠付款范围之内，而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收到梁健华钱款后没有实际用于投资，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占有梁健华钱款不应当返还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理应返还梁健华所转的合作投资款，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梁健华的一审诉请的事实认定逻辑明显混乱，证据责任分配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故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错误。(一)梁健华提交的银行流水及统计表证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欠付梁健华钱款的事实，梁健华的一审诉请在本金转账差额范围之内。1、梁健华提交的银行流水和统计表，已经经过质证，梁健华转款给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和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转回给梁健华之间的转款差额1600多万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对此也已经作出认定。2、梁健华一审诉求金额为1300万，该金额属于本金差额的主张，在对账差额范围之内，梁健华的诉求明显有充足的证据依据。(二)梁健华的对账和催款的短信证明梁健华与何连芳以银行流水进行对账结算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合作投资款没有进行结算与事实和证据不符。1、梁健华多次向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短信对账和要求返还合作投资款，梁健华的催款短信足以证明对账结算的事实。2、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收到梁健华的催款和对账短信后，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足以说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对于对账结算金额没有异议。3、一审法院认为梁健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投资款进行结算明显与事实和证据不符。(三)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一审已经表明其收到梁健华转的钱款后没有对外投资，而投资收益分配、投资风险分担需要在真实进行对外投资的基础上产生，而本案没有发生真实的对外投资，故本案中投资收益分配、投资风险分担是否明确均不影响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应当返还梁健华的所转合作投资款的事实。1、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的书面答辩状已经明确表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没有对外进行实际投资，但对于收到的梁健华钱款事实予以确定。2、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辩称其收到的梁健华钱款不应当返还，但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也没有提供任何其收到的梁健华钱款属于应得钱款的事实依据。3、投资收益分配和投资风险分担是建立在真实投资事实基础之上的，但本案的合作投资并未真实发生，故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多收的梁健华合作投资款应当予以返还。(四)在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实际没有对外投资的情况下，而梁健华也没有实际的对外投资行为和项目，故本案实际并不存在投资盈亏存在问题，且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也没有任何占有梁健华的合作投资款不应当返还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应当返还梁健华所转的合作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投资盈亏不能确定，梁健华无权要求返还合作投资款本金差额明显错误，也不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本案中，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没有实际的对外投资行为存在，而梁健华也没有对外进行投资的项目，故无论是何种合作投资关系，在双方均没有实际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所谓投资盈亏已经没有实际存在的载体，合作投资款理应返还。(五)在合作投资项目没有实际存在的情况下，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占有的梁健华合作投资款不应当返还梁健华的举证责任在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的口头辩解，而不查证具体证据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情况下驳回梁健华的一审诉求，一审法院的一审裁决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应当对反驳梁健华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证明，即对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主张收取梁健华的款项不应当返还的事实，该举证责任在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而非梁健华。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虽然梁健华提交的证据依据主要是银行流水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但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抗辩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在本案中，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也应当对其辩解或抗辩进行举证证明，该举证责任不应当归属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3、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合理合法分配举证责任，而是将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辩解的理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梁健华，进而认定梁健华的一审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二、关于司徒秀兰的连带责任问题，司徒秀兰作为实际的收款人，若其没有实际使用或控制梁健华的转款，其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本案中司徒秀兰并未供证据证明其与何连芳没有共同使用或控制收到的梁健华所转合作投资款，同时根据梁健华了解的情况，司徒秀兰名下是存在大额理财产品的，因此，司徒秀兰作为实际收款人，其应当对收到的梁健华所转合作投资款部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关于苏惠仙的连带责任问题，苏惠仙与何连芳是夫妻关系，根据梁健华申请财产保全查封的被申请人财产情况，何连芳的财产主要登记在苏惠仙名下，而苏惠仙并没有收入来源，足证何连芳收到的梁健华的所转投资款用于其家庭共同生活，因此何连芳欠付梁健华的合作投资款属于何连芳与苏惠仙的夫妻共同债务。1、梁健华与何连芳之间的纠纷发生在苏惠仙与何连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在该期间，苏惠仙是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的。2、根据梁健华申请财产保全查封的财产情况，苏惠仙名下存在车、房，而且苏惠仙名下也有大额的转入款记录。3、在苏惠仙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情况下，根据其与何连芳之间财产登记情况，足以证明何连芳收到的梁健华合作投资款项用于其家庭共同生活，苏惠仙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梁健华认为：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欠付梁健华合作投资款没有返还的事实清楚，而且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收到梁健华所转合作投资款后也没有实际用于投资，同时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也没有任何证明其占有梁健华所转合作投资款不应当返还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理应返还收到的梁健华所转合作投资款，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推理以及证据分配责任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应当予以纠正。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辩称：一、梁健华的诉讼主张前后不一，表明其主张与事实不符。梁健华于2018年11月28日起诉称何连芳向其借款用于对外投资，要求何连芳偿还借款；而在2020年5月22日的诉讼称是将其自己闲置的资金转给何连芳用于投资，庭上陈述是用于澳门的境外投资（实则是非法放贷），要求何连芳偿还的却是投资款，诉讼主张前后不一，表明其主张与事实不符。且上诉人作为银行行长，对经济交往行为具备比平常人更高的风险意识，但在涉及本案巨额资金来往的行为中却没有要求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借条，更没有约定利息，甚至在认为何连芳尚欠巨额款项的情况下仍然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借条给何连芳，明显有悖于常理。二、梁健华难以自圆其说，其主张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梁健华一方面认为其足以证明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欠其合作投资款16917770元没有返还，另一方面又认为合作投资项目没有实际存在，梁健华此陈述本已自相矛盾，在此情况下，梁健华还提出要何连芳、苏惠仙、司徒秀兰承担举证责任确实令人费解。究其原因，是梁健华虚构事实，在事实与理由方面难以自圆其说。梁健华起诉称是用其自有的闲置资金转给何连芳，但是其每年工资仅为70万元，完全不具备在短短两三年内借款3200万元给何连芳的能力，因此其又虚构是向亲友借款900万元，但是却没有向法院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说明、佐证或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的处理准确。三、司徒秀兰、苏惠仙与梁健华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合作投资关系或民间借贷关系，也与梁健华所主张的款项无关。梁健华要求司徒秀兰、苏惠仙承担责任依据不足。原审原告林月匀庭审中表示没有新的意见。梁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连芳向梁健华、林月匀偿还欠款8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000000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苏惠仙、司徒秀兰对第一项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何连芳向梁健华、林月匀偿还欠款5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00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被告苏惠仙对第3项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判令何连芳和苏惠仙、司徒秀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以及其他费用。重审期间，梁健华、林月匀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何连芳向梁健华、林月匀偿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3000000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苏惠仙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司徒秀兰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80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何连芳和苏惠仙、司徒秀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以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至2018年7月期间，梁健华与何连芳之间发生多笔银行转账款项来往，在该款项来往中，梁健华使用其控制的林月匀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8********）（以下简称林月匀账户），何连芳使用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8********）（以下简称何连芳账户）及司徒秀兰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8********）（以下简称司徒秀兰账户）。在2014年7月9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从林月匀账户转账至何连芳账户的160笔款项共23071265元，在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从林月匀账户转账至司徒秀兰账户的28笔款项共11467860元；在2014年6月9日至2018年1月29日期间从何连芳账户转账至林月匀账户的76笔款项共17621355元，从司徒秀兰账户没有转账款项至林月匀账户。梁健华主张上述款项往来是其与何连芳之间的合作投资款项，其中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何连芳出资给梁健华做私人理财，因理财没有盈利及梁健华工作的原因，双方于2016年6月决定终止合作关系，梁健华以该期间双方银行转账往来持平主张已进行对账结算；2016年7月，何连芳向梁健华称其有投资项目，由梁健华出资，何连芳负责投资并在投资取得回报再支付利息，何连芳将其款项用于对外放贷。何连芳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双方自2014年6月合作以来，一直是由何连芳支付款项给梁健华进行投资，梁健华根据情况予以回报资金（保底比银行利息高、高不封顶，具体多少由梁健华掌握），梁健华所转款项包括投资的回报及投资款本金，双方除2018年1月28日借条外，没有进行过结算；何连芳主张梁健华在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日转账的款项合共370000元是用于偿还2018年1月28日借款390万元。，梁健华经初步核算，何连芳应至少偿还梁健华投资款16000000元，、、、，梁健华发送多条短信给何连芳，催讨何连芳核对双方之间银行转账流水数据(合作投资转账款项)，要求何连芳将梁健华的投资款的一部分1000万元转回等。但何连芳没有作出回复。梁健华认为至期间其用林月匀账户转账给司徒秀兰账户、何连芳账户的款项为其转给何连芳的投资款，林月匀账户与司徒秀兰账户、何连芳账户来往款项差额为何连芳尚欠的投资款，梁健华经催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梁健华和林月匀确认本案所涉林月匀账户实际控制人为梁健华，林月匀提供其银行账户给梁健华使用。何连芳和司徒秀兰确认本案所涉司徒秀兰账户实际控制人为何连芳，司徒秀兰提供其银行账户给何连芳使用。何连芳是司徒秀兰的女婿，何连芳与苏惠仙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传唤梁健华、何连芳到庭接受询问。梁健华到庭后述称：其与林月匀之间是亲戚关系。在涉案资金往来时，梁健华在中国农业银行从事金融业工作，任职支行行长，年收入约60、70万元，于2018年7月离职。梁健华陈述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为何连芳做私人理财，款项用于黄金投资、证券期货、私人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投资本金、投资操作、投资风险分担，投资收益分配也没有具体数额，至2016年6月，因无法盈利，双方口头终止合作。梁健华陈述2016年7月5日之后将其闲置的钱款转给何连芳用于对外投资，由何连芳支付利息作为回报，双方约定回报利息为月息8%，每人各得一半，没有约定利息的支付时间和本金的归还时间；该闲置钱款有部分来源于亲戚的出借，有部分是自己的积蓄。何连芳到庭后述称：其与梁健华合作期间，一直是由何连芳支付款项给梁健华进行投资，其不清楚梁健华的投资项目，梁健华不定期支付回报，回报数额均达到保底比银行利息高、高不封顶，但无法区分梁健华所转的款项哪些属投资回报（利息）、哪些属投资款本金。何连芳没有明确所支付的投资款及所收到的投资收益，其认为双方之间投资于2018年1月基本结清，梁健华已返还全部的投资款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梁健华在原一审中以其与何连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起诉要求何连芳偿还借款本息，但何连芳否认与梁健华发生借贷关系，在原一审审理后，梁健华现以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为合作投资关系为由，请求何连芳偿还投资款本息。故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梁健华与何连芳转账款项的性质及何连芳的责任问题；二、关于苏惠仙的责任问题；三、关于司徒秀兰的责任问题。关于第一争议焦点问题。梁健华主张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为何连芳进行私人理财，因理财没有盈利，双方终止合作关系；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梁健华用林月匀账户给司徒秀兰账户、何连芳账户转账投资款项，由何连芳进行投资，并提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予以证明；2018年8月1日，梁健华经初步核算，何连芳应至少向其偿还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投资款16000000元，并通过短信向何连芳进行追讨，对此提供短信予以证明，其短信中载明上述资金为“合作的款项”、“合作投资的钱”、“合作投资款”、“投资资金”，双方是“合伙投资的关系”。何连芳则主张双方自2014年6月合作以来，一直是由何连芳支付款项给梁健华进行投资，梁健华根据情况予以回报资金（保底比银行利息高、高不封顶，具体多少由梁健华掌握），梁健华所转款项包括投资的回报及投资款本金，双方之间投资于2018年1月基本结清，梁健华已返还全部的投资款本金和利息。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相关证据，首先，原告主张双方于2016年6月就前期何连芳支付投资款进行对账结算并终止合作关系，但何连芳否认该事实，且梁健华对其主张双方有口头约定并无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梁健华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梁健华主张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其用林月匀账户转账给司徒秀兰账户、何连芳账户的款项为其转给何连芳的投资款，何连芳转给其的款项系偿还投资款本金。何连芳确认双方存在合作投资关系，但否认梁健华所述转款给其对外投资以获取回报的合作内容。梁健华作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不但没有明确说明其投资资金32111855元（20643995元+11467860元）的来源，也没有证据显示梁健华就投资资金去向、用途、投资操作、利润回报等向何连芳进行核查，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逻辑和交易习惯。梁健华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合作投资期间的投资收益分配、投资风险分担进行明确约定，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投资款进行结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投资盈亏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梁健华以转账给何连芳的款项比何连芳转账给其的款项多出16917770元（23071265元+11467860元-17621355元）主张何连芳归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承上文所述，林月匀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梁健华，司徒秀兰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何连芳，林月匀账户与何连芳账户、司徒秀兰账户来往款项实为梁健华与何连芳之间资金来往。林月匀提供其银行账户给梁健华使用，林月匀与何连芳并没有实际的资金往来，亦没有合作投资的意思表示，故林月匀与何连芳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其不享有向何连芳主张涉案款项的权利，故林月匀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经查，涉讼的款项虽发生在何连芳与苏惠仙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梁健华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梁健华主张涉案欠款为何连芳、苏惠仙的夫妻共同债务，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梁健华请求苏惠仙对何连芳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争议焦点问题。何连芳和司徒秀兰确认本案所涉司徒秀兰账户实际控制人为何连芳，司徒秀兰提供其银行账户给何连芳使用，梁健华按何连芳的要求将款项转账至司徒秀兰账户，司徒秀兰与梁健华、林月匀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故司徒秀兰与梁健华之间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梁健华请求司徒秀兰对何连芳本案中的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健华、林月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14600元、财产保全费10000元，合共诉讼费124600元﹝其中（2018）粤0783民初4402号案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并入计算，梁健华、林月匀已预交124600元﹞，由梁健华、林月匀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梁健华对其为何于2018年1月28日向何连芳出具金额为390万元的《借条》解释如下：当时梁健华要求何连芳回转投资款，何连芳则要求梁健华要先出具《借条》才能转款，梁健华便向何连芳出具了该《借条》。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梁健华主张何连芳偿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2、苏惠仙、司徒秀兰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梁健华主张其转款给何连芳用于对外投资，由何连芳支付利息作为回报，从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止双方相互之间转账款项的差额约16000000元，并据此主张何连芳偿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利息。何连芳则辩称其转款给梁健华用于投资，由梁健华向其支付回报，双方于2018年1月进行结算，梁健华应向其支付的款项以借条的形式确定，并由梁健华向其出具了金额为390万元的《借条》，其后梁健华向其支付的款项370万元就是偿还该《借条》的款项。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梁健华主张其委托何连芳对外投资，而何连芳则辩称其委托梁健华对外投资，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梁健华以其在2016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转给何连芳的款项金额大于何连芳回转的款项金额为由主张何连芳返还差额部分。何连芳对此抗辩认为其委托梁健华投资，转账金额差额部分是梁健华向其支付的回报，并就此提供了梁健华向其出具的《借条》拟证明梁健华在2018年1月结算时仍应向其返还390万元，且其后梁健华实际也向其支付了370万元。对此，何连芳已就其反驳举出了相应的证据，梁健华应就其主张委托何连芳对外投资进一步举证证明，但是，梁健华在本案中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就本案目前的证据而言，本院无法认定梁健华委托何连芳对外投资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存在相互合作投资，但因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频繁，款项往来无法一一对应，对投资款的本金和利润也无法进行区分，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作投资期间的投资收益分配、亏损负担等进行明确约定，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投资款进行了结算，在此情况下，梁健华以双方之间的转账差额主张何连芳归还投资款也缺乏依据。更何况，梁健华在2018年1月28日明知其转账给何连芳的金额多于何连芳回转的金额的情况下，其为何仍向何连芳出具金额为390万元的《借条》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梁健华对此解释称当时要求何连芳回转投资款时，何连芳要求其出具《借条》后再转款。然而，梁健华当时主张何连芳转回多出的款项，也就是说，当时梁健华是债权人，其要求债务人何连芳履行债务时，其反而向债务人何连芳出具《借条》，且在出具《借条》后还陆续向何连芳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相反，何连芳辩称双方在2018年1月结算时以《借条》的形式确定梁健华仍应向其返还390万元，该解释更加符合常理。综上，梁健华主张何连芳归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理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梁健华主张何连芳归还投资款130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即主债务不存在，故梁健华主张苏惠仙、司徒秀兰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也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健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600元（已由上诉人梁健华预交），由梁健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