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杨广州，男，汉族，1965年12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名，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请人）：胡泽贵，男，汉族，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光，光山县司法局十里司法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杨洋，男，汉族，1987年3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上诉人杨广州因与被上诉人胡泽贵及原审被告杨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光山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2民再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广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名、被上诉人胡泽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广州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400万元系被上诉人胡泽贵向演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的借款，双方之间成立的是股权转让关系，并非借贷关系。2015年6月16日，被上诉人胡泽贵向上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400万元人民币，上诉人在接收到前述钱款后，立即按照被上诉人胡泽贵的指示，全部转入了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被上诉人胡泽贵的入股款，并约定该股权由上诉人替上诉人胡泽贵代持。后因被上诉人胡泽贵放弃投资，所以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由上诉人陆续向被上诉人胡泽贵退回入股款400万元。对于前述事实，有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8年8月5日其与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在电话中自认“我说钱是从你这借的不错，当时想拿去潢川搞事，潢川的事也没有搞成。”同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审被告杨洋在接收前述400万元入股款后立即全部转入了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股权转让关系，后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因此上诉人仅承担向被上诉人胡泽贵退回400万元股权款的义务，并不存在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所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胡泽贵支付的全部钱款均应当认定为退回股权款，而一审法院将其中的一部分认定为利息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虽于2017年6月17日向被上诉人胡泽贵出具借据一张，然而该借据并非对双方此前差欠入股款的结算，且被上诉人胡泽贵也并未按照该借据实际履行342万元的出借义务，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的借贷关系因未实际履行而并未成立。被上诉人胡泽贵称2015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上诉人共偿还本息300万元，经结算，其中本金58万元，利息242万元，月利息2.5%，仍差欠本金342万元。然而结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胡泽贵支付钱款的银行流水记录可知，在前述期间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胡泽贵支付钱款261万元，并非300万元，且上诉人于2015年7月、8月、9月每个月分别支付12万元，也不符合被上诉人所称的月利息2.5%的还款规律，以及对于本案最至关重要的结算方式，被上诉人胡泽贵当庭也未能予以说明。所以该借据的出具并非对此前双方差欠入股款的结算，而是2017年6月17日上诉人因资金紧缺，向被上诉人胡泽贵请求新的借款，然而在上诉人书写借据之后，被上诉人胡泽贵并未履行向上诉人出借钱款的义务，所以借贷行为并未实施，借贷关系并未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对于2017年6月17日的《借据》，被上诉人胡泽贵虽提供了2015年的银行转账流水，但是面对上诉人提供的退款银行流水及相关主张，其并不能对结算方式作出合理解释。所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的342万元借贷关系并未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然而《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6月17日的《借据》中，只约定了借款本金及借款期限，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上诉人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8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胡泽贵支付20万元、50万元，系全部偿还的本金，截止起诉之日，上诉人只差欠被上诉人本金数额为272万户元（342万元-20万元-50万元），且不承担利息。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泽贵之间成立的是股权转让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后因被上诉人胡泽贵决定撤资，故双方协商一致，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胡泽贵退回400万元入股款，双方并无利息约定。同时根据被上诉人胡泽贵于一审庭审时当庭自认，2015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上诉人共支付300万元。以及根据银行流水可见，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8日上诉人分别向被上诉人胡泽贵支付20万元、50万元。所以截止至今，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胡泽贵退回入股款共计370万元人民币，仅差欠入股款30万元未退回。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起上诉，请求贵院对本案事实予以查明后，依法撤销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2民再1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胡泽贵辩称，一、此案的性质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1、2015年6月16日被答辩人因经营缺乏资金，向答辩人借款400万元，约定月息3分，借期半年，并向答辩人出具借条一张。同日答辩人应被答辩人的要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光山县东城支行转入本案另一被告杨洋的卡里400万元。到期后至2017年6月16日期间，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还本息300万元。2017年6月16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此笔借款进行了结算，两年期间，被答辩人还答辩人300万元，其中本金58万元，利息242万元，实欠借金342万元。结算后，答辩人将被答辩人所写的借据退换给了他，被答辩人对结算后的欠款又给答辩人写了一条借据，内容为“今借到胡泽贵现金叁佰肆拾贰万元正（3420000），借款人：杨广州，身份证号4129261965××××××××，2017年6月17日”，此借据明确为借贷关系。若按当时约定月息3分的利率计算，两年期间的利息应为288万元，当时结算时，基于双方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利率按月息2.5%计算的。2、2017年6月16日，新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后，被答辩人分两次向答辩人还本息70万元。一次是2017年7月2日，通过银行还款20万元，一次是2017年8月8日通过银行还款50万元。这一事实证明，被答辩人仍在履行还款义务。3、2018年8月5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电话录音内容明确显示双方对借据利率约定为月息3分。原审时被答辩人提出对该录音内容是否自己的声音申请司法鉴定，在法庭规定的时限内，被答辩人拒不缴纳鉴定费，又不到司法鉴定机构配合相关工作，导致鉴定无法进行。被答辩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说明其不敢面对客观事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若像被答辩人所称为股权转让关系，不可能约定有利息。更进一步证实双方是借贷法律关系。再审时，被答辩人又没有对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提出鉴定申请。4、被答辩人诉称2015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6日期间只支付给答辩人261万元，并非300万元，是其故意不提供真实的还款凭证，目的是为了混淆事实，为达到其要证明是股权转让这一虚假的目的行为。或者是因为时间过久，双方之间有现金支付的情况。答辩人作为债权人，证明被答辩人多还了款，这是对被答辩人有利的，当然是真实的。5、被答辩人原始向答辩人借现金400万元，实际已还了370万元（第一次还了300万元，第二次还了20万元，第三次还了50万元），还欠342万元，总和为7342000元。充分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并约定有利息，被答辩人已实际付有利息。以上事实足以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二、被答辩人自称借答辩人400万元后打入了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是对借款用途的处置行为，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答辩人无关。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然由被答辩人承担。不能抗辩其向答辩人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上诉之请求毫无事实根据，也于法无据，其诉求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维持再审判决。杨洋未到庭答辩。胡泽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342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7年6月17日起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被告杨广州因缺乏资金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双方达成诺成后，原告胡泽贵于2015年6月1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光山东城支行将400万元转入被告杨广州指定账户，即本案第二被告杨洋账户内。截止到2017年6月17日，被告杨广州通过银行转账还款300余万元，当日原、被告对偿还的借款情况进行了结算，被告已还款项中58万元用于抵充借款本金，余款为支付借款利息。结算后，被告杨广州对下欠借款向被告出示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胡泽贵现金叁佰肆拾贰万元整。借款人：杨广州。”出示借据后，被告杨广州于2017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20万元，同年8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50万元，后再没有偿还借款，遂引起诉讼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持被告杨广州出示的借据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原告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杨广州辩称400万元借款是原告胡泽贵的投资款，双方是股权代持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且342万元借条实际借贷没有发生，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杨广州对辩称理由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杨广州向原告出示借据后，仍向原告继续还款，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是被告杨广州2015年6月16日向原告胡泽贵借款400万元的事实，经双方结算后，被告杨广州重新向原告胡泽贵出示342万元借据，印证了原告所述，该借款与400万元借款是同一笔借款，故对被告杨广州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诉借款原被告双方是否约定有借款利息的问题，本案被告杨广州借原告400万元后，在已偿还300万余元后仍向原告出示342万元借据，并继续向原告胡泽贵偿还借款，证明被告杨广州向原告胡泽贵借款400万元时，双方约定有利息。双方结算后，被告杨广州就下欠本金向原告胡泽贵出示欠据，且本案属大额民间借贷，有借款利息亦符合大额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为了支持借款约定有利息的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供了2018年8月5日其与被告杨广州的电话录音，从该录音内容可以确定双方对借款利息明确约定为月息3%。对该录音法庭明确通知杨广州本人必须到庭进行质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杨广州未能到庭参加质证。对该录音中通话人是否是自己的声音，被告杨广州申请司法鉴定，但在规定期间被告杨广州拒不交纳鉴定费，又不到司法鉴定机构配合相关工作，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故被告杨广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录音资料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判断，本院认定原告胡泽贵与被告杨广州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关于利率标准，双方约定月息为3%，该约定超过年利率24%的法定标准，现原告自愿要求按月息2%计算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告按月息3%已支付的借款利息，本院不再予以调整，没有支付的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400万元借款打入被告杨洋账户内，但庭审查明实际使用借款人是被告杨广州，杨洋账户只不过是原告胡泽贵与被告杨广州之间为实现借贷交易所提供的平台，涉诉借款没有与被告杨洋发生借贷关系，故杨洋不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辩称理由，本院予以支持。2017年6月17日被告杨广州出示借据后，通过原告胡泽贵与被告杨广州提供的银行流水，杨广州于2017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还款20万元、8月8日还款50万元，总计70万元，按先付息后付本原则，截止2017年7月20日被告结算利息87140元，抵充本金112860元，仍欠原告本金3332860元（342万元-20万元+342万元×0.03÷30天×33天）；截止2017年8月8日被告杨广州还款结息63324.34元，抵充本金436675.66元，仍欠原告借款本金2896184.34元（3332860元-50万元+3332860元×0.03÷30天×19天）。该款被告杨广州应予偿还原告，并按月息2%，从2017年8月9日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广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胡泽贵下欠借款本金2896184.34元及利息（利息以2896184.34元为基准，按月息2%从2017年8月9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泽贵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一审再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本案围绕再审请求，争议焦点主要有2项：1、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能否认定？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胡泽贵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了申请人（原审被告）杨广州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申请人对借条及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原审原告主张的借款有借据及银行记录予以佐证，足以认定。再审申请人虽辩称胡泽贵向其转账系对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申请人辩称借条出具之后被申请人并未向申请人支付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其辩解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且该借条出具至本案首次起诉时已逾一年半，杨广州未向胡泽贵提出返还借条或者出具原借条作废的证明，未起诉要求解除或者撤销该借条，其实际行为与陈述明显相悖，也不符合常理，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此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关于借款及利息的事实认定清楚，关于还款责任的承担、欠款数额的核算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2、原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庭审查明，原审判决送达后，申请人在上诉期向本院邮寄上诉状，提起上诉。原审承办人员收到上诉状后，通过彩信向申请人送达缴纳上诉费通知书，但申请人称未收到该通知书，故没能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导致原审未按上诉处理，原判决生效。本院再审认为，按照相关规定，原审承办人员收到上诉状后，应按上诉案件将卷宗移送至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由上级法院依法处理。原审在收到上诉状后，未按上诉案件移送卷宗，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剥夺了申请人的上诉权，属程序违法，再审申请人的申诉理由成立，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后，在办理上诉程序中存在瑕疵，再审中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第四项、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维持本院（2019）豫1522民初655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依据法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结合诉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款项400万元是一方的投资还是双方之间的借贷；2.原判借款利息有无依据。第一，2015年6月16日，胡泽贵向杨广州指定的杨洋账户内转款400万元，杨广州诉称收到胡泽贵转款400万元后、按照胡泽贵的指示，全部转入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胡泽贵的入股款、约定该股权由其替胡泽贵代持，并认为案涉款项400万元是胡泽贵的投资款。但杨广州既未提供胡泽贵指示其将400万元转入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泽贵已经持有潢川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00万元股权并有其代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杨广州诉称的案涉款项400万元是胡泽贵一方的投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案涉款项400万元发生后，截至2017年6月17日，杨广州向胡泽贵出具342万元借据前，杨广州通过银行先后向胡泽贵转款300万元。胡泽贵称2017年6月17日杨广州出具的342万元借据，是其与杨广州400万元借贷发生、杨广州偿还300万元本息后双方结算形成；杨广州则称其出具的342万元借据，是其向胡泽贵的借款、胡泽贵没有实际支付，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与案涉款项400万元发生后，其向胡泽贵付款300万元并出具342万元借据、至借据出具后又向胡泽贵付款70万元，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且与理相悖。因此，杨广州自案涉款项400万元发生，至其向胡泽贵付款300万元、出具借据、付款70万元，杨广州的上述300万元、70万元付款，应为杨广州偿还案涉400万元款项中的部分本金及其利息。原审法院据此认定2017年6月17日杨广州出具的342万元借据，是双方对杨广州2015年6月16日借款400万元发生后并偿还部分借款、付息结算形成适当，能够确认案涉款项400万元不是胡泽贵一方的投资，而是双方之间的正常借贷。第三，关于案涉借款400万元有无利息约定的问题。本案400万元借款发生后，至2017年6月17日杨广州出具借据时，杨广州已向胡泽贵还款300万元，该300万元胡泽贵称由还款本金58万元、付息242万元构成；而杨广州对借据出具前的300万元付款和借据出具后的付款70万元与其出具借据约定借款342万元之间，没有做出合理解释、说明，结合2018年8月5日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能够确认双方对案涉借款的利息有明确约定，也符合一般生活常识和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因此，一审法院将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由月息3%调整为2%，以及将杨广州借据出具后的付款70万元按照先利息、后本金计算方式，抵扣借款利息和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杨广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60元，由上诉人杨广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邰本海审 判 员 徐 宏审 判 员 胡晓峰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吕天雯书 记 员 罗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