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2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治帼，男，197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明，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仕秀，男，195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临猗县郇阳市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治帼因与被上诉人刘仕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治帼、被上诉人刘仕秀及其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治帼的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517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三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涉案合同的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必须进行审查的事项，合同的效力直接关系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处置。本案中，原审法院据以认定被上诉人相应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主要包括（2006）运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角杯乡潘西村委会与运城唐牧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唐牧公司）签订的《滩涂开发合同书》、《增值协议书》、运城唐牧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转让潘西滩涂开发合同书协议》等证据，但上述所有证据均是被上诉人在庭审后补交的复印件，既无原件予以印证，复印件的字体亦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根据 2、通过上诉人庭后阅卷得知，即使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真实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也存在着严重瑕疵。首先，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2003年角杯乡潘西村委会与唐牧公司签订的《滩涂开发合同书》第一条可知，该公司在潘西村承包的滩地总亩数为3000亩，而（2006）运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中明确载明，唐牧公司和潘西村均同意为潘西村保留2000亩滩地，唐牧公司在该调解书出具后应当向潘西村交回共2000亩滩地。因此，在2010年11月10日运城唐牧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转让潘西滩涂开发合同书协议》时，唐牧公司名下仅享有潘西村1000亩滩地的承包权，根本不可能将涉案的近2000亩转包给被上诉人，该合同第三条中亦明确表述如2016年元月15日前土地面积不足1500亩，承包款另议，足以说明当时合同签订双方均明知该承包协议涉及的滩地面积连1500亩都无法保障，那么被上诉人何来2000亩滩地转包给上诉人，该合同约定明显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其次，据上诉人调查了解，唐牧公司已于2017年10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那么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已终止，其基于该法入主体所承受的权利义务均已消灭，该公司自注销之日起已不再享有对涉案滩地的承包经营权，故被上诉人刘仕秀即使基于2010年11月10日《承包转让潘西滩涂开发合同书协议》从唐牧公司处受让涉案滩地的承包经营权，该经营权也已于2017年10月9日终止，如被上诉人欲继续承包相关滩地，亦应当与潘西村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再次，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9日后并未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2019年12月9日与潘西村签订的《增值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声称其系唐牧公司负责人，但其既不是唐牧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于2017年即宣告注销的唐牧公司也不可能为被上诉人出具任何委托手续，《增值协议书》上也未加盖唐牧公司的公章，故该《增值协议书》中的内容明显是虚假的。因此，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内容之间互相矛盾，完全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滩地享有合法承包权，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的事实亦缺乏证据支持，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仕秀答辩称，其一、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上诉人并未对案涉土地权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一审法院已就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即被上诉人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查明，其结果是被上诉人对案涉土地有承包经营权。故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之处。其二、经一审法院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案涉滩地进行了测绘，案涉土地总面积为2020.8亩己远远大于合同约定的1900亩。而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连1500亩都无法保障，那么被上诉人何来2000亩滩地转包给上诉人……”，这一上诉理由纯属无稽之谈。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刘仕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立即支付2020年剩余的承包款22938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原、被告系同村居民，2019年12月，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原承包唐牧公司在潘西村开发的4、5、6、7、8号方块滩地承包给被告，承包期9年（2020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总面积1900亩，每亩价格306元，合同总金额581400。交款方式第一年（2020年）地租于2019年12月8日前交付30万元，剩余部分2020年5月1日前交清；以后每年12月1日至12月20日交清下年承包款。承包合同第6条约定：“交地时间元月1号交500—1000亩，剩余地正月20至正月底全部交清，如到时有剩余地交不了，影响开发，当年地租降30%，不影响开发的情况下分文不降。”第10条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违约，若一方违约，违约方赔偿被违约方合同金额的15%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如下三点：1、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即原告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3、《土地承包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理解及适用问题。就上述三个焦点问题，下文中将逐一论述。 1、关于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提出原告对案涉的滩地不具有承包经营权，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但被告就其主张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也承认截止目前并没有第三人对案涉滩地主张权利。基于审慎态度，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证据用以证实其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在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递交了（2006）运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角杯乡潘西村委会与唐牧公司签订的《滩涂开发合同书》、《增值协议书》、唐牧公司与本案原告刘仕秀签订的《承包转让协议》等材料，以说明其对案涉的滩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结合原告提交的上述材料及本案的其他情况，能够得出原告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结论，基于此，一审法院对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如被告有新的证据能够证实《土地承包合同》确系无效合同或第三人对案涉土地主张权利，可另行诉讼。 2、就原告是否违约的问题。庭审中可以查实原告在向被告交付土地过程中，4号地确实存在315.5亩土地未交付的情况，对于此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在此不做赘述。现双方就这一问题尚以下两点争议之处：（1）承包地内的路径和排碱漕等设施是否应计入承包面积，即合同总面积是否完整的问题；（2）8号地未开发的滩地是否应视为未交付土地。 就问题（1），被告承包案涉土地主要用于水产养殖（虾、螃蟹），被告亦当庭认可排碱漕系黄河滩地水产养殖所必须的附属设施，故对于排碱漕的面积应当计入承包地总面积；对于承包地方块内的路径，用于水域分割及日常通行使用，也应当计入承包总面积；对于4、5、6号地与7、8号地之间南北向的路及引水漕，系包含但不限于案涉滩地所使用的公共设施，不应计入本案承包土地的总面积。对于被告已实际开发使用的承包土地面积，本院依法认定为：4号地141亩、4号地与5号地之间排碱漕7米×420米=2940㎡≈4.4亩、5号地372亩、6号地295亩、7号地427亩、7号地及8号地之间排碱漕13.8米×500米=6900㎡≈10.4亩、8号地329.5亩、8号地内部排碱漕12米×500米=6000㎡≈9亩，以上共计1588.3亩。被告未开发使用的土地包括：4号地未交付的315.5亩和8号地未开发的土地。对于8号地未开发的部分，原告认可167亩、被告认可117亩，现原告未能举证证实交付土地时确定了8号地的准确面积以及四址，应当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该部分土地的面积按照被告认可的117亩认定为宜。综合上述被告已经使用、未使用的土地以及原告未交付的土地面积，案涉土地总面积为2020.8亩，远大于合同约定的1900亩，不存在被告所主张的总面积不足的问题。 就问题（2），对于8号地未开发的土地，被告在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时，即对8号地东侧存在引黄漕可能影响开发的状况明确知晓，在此种情况下签订承包合同即表明其对8号地整体纳入承包面积没有异议，原告已经履行了交付该块土地的义务，8号地内存在未开发的土地并非原告的责任，未开发的土地不应视为未交付土地，故对8号地应视为原告已整体交付给被告。 综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经交付给被告的土地面积为1705.3亩，未能按约如期向被告交付4号地中的315.5亩土地。 3、就原告的违约行为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实质上有两条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即第6条与第10条，其中第6条是专门就土地交付问题的约定，第10条是一般性违约条款。就本案来说，原告的违约只涉及到了土地的交付问题，在其他方面没有违约表现，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在违约条款的适用选择中不应叠加适用，而是以适用关于土地交付的特殊约定为宜。具体到第6条的适用，原告未向被告完整的交付4号地，确实影响到了4号地的开发，但由于滩涂方块地的特殊性，其余几块土地的开发实际上并未受到影响，故对于违约责任的适用应限于4号地。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计算租金的土地面积是1900亩，原告已经向被告交付土地的面积是1705.3亩，即计算租金部分的土地仅剩194.7亩没有交付。虽然原告在4号地中有315.5亩土地未实际交付，由于其中部分土地原告并未计算租金，本案中因原告未实际交付土地的租金应当计算194.7亩（1900亩-1705.3亩），即在当年地租中扣除194.7亩×306元/亩=59578.2元；同时4号地剩余土地（141亩）当年的地租下降30%，具体计算为141亩×306元/亩×30%=12943.8元。 综上，对于原告未完全交付4号地的行为，原告应当承担12943.8元的违约金并在当年的地租中扣减59578.2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首款300000元，被告尚应支付的租金为581400元-300000元-59578.2元-12943.8元=208878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治帼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刘仕秀208878元。二、驳回原告刘仕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0元，由被告刘治帼负担2100元，原告刘仕秀负担27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06）运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2019年12月9日潘西村委会与唐牧公司签订的《增值协议书》,2010年11月10日唐牧公司与刘仕秀签订的《承包转让协议》,2003年6月8日潘西村委会与唐牧公司签订的《滩涂开发合同书》等四份证据。认为该四份证据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提供的，因民事调解书、《滩涂开发合同书》没有原件，对真实性质疑。其余两份证据，2017年唐牧公司已经注销，不能证明2017年后刘仕秀仍享有合法的经营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该四份证据是我方在一审庭审后提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据我方对涉案滩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经本院审查认为，对该四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同时查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案涉滩地进行测绘，并形成平面图，双方除对8号地未开发的荒地亩数存在争议外（原告认为未开发荒地为167亩，被告认为未开发荒地为117亩），对其余数据均无异议，具体数据如下：4号地共计456.5亩（已交付141亩，未交付315.5亩），4号地与5号地之间排碱漕7米×420米，5号地共计372亩（包含两条路及排碱漕2.76米×500米、11米×500米），6号地295亩（包含两条路2.8米×460米、2.5米×460米），7号地427亩（包含路及两条排碱漕13米×606米、6米×606米、17.7米×606米），7号地及8号地之间排碱漕13.8米×500米，8号地已开发329.5亩（包括两条路及排碱漕3.85米×500米、6米×310米、12米×500米），4、5、6号地与7、8号地之间南北向的路4米×1720米、引水漕10米×1720米。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治帼与被上诉人刘仕秀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为有效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认为在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提供四份证据，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程序违法。经审查，该四份证据是一审法院为了审慎处理该案，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该四份证据对本案的判决不是起决定性因素。在二审时，本院组织双方对该四份证据进行了质证，虽然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该四份证据进行质证，程序有瑕疵，但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故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在一审时，法院组织双方对案涉滩地面积进行了测绘，并且双方均签字确认。根据双方认可的测绘面积，一审认定案涉滩地总面积为2020.8亩，已经大于双方合同约定的1900亩，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转包其滩地面积不足1900亩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4433元，由上诉人刘治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山平 审判员  任国强 审判员  梅智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宁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