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3民终2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8号B座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0511231XL。法定代表人：陈宝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商毅，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北，男。委托权限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沙坂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4796064738U。法定代表人:郑晓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宏建、郑蓉蓉,福建携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上诉人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开富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304民初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花开富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荔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荔隆公司系于2020年2月22日起诉要求退还已付款,故发生于2017年2月21日之前的要求返还金额均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并非花开富贵公司的举证责任,而是荔隆公司的举证义务,其应举证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二、荔隆公司起诉要求退还的款项不是预付款,而是后付款。即花开富贵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荔隆公司对其服务进行考核后才支付的款项。荔隆公司现要求花开富贵公司退款,只能主张其付款行为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欺诈、受胁迫等可撤销情形,但早已超过1年的法定撤销期。三、花开富贵公司不存在违约之处。1.所谓的鞋服城E区迟延交付,是作为建设单位荔隆公司的自身责任,不可归责于花开富贵公司。相反,花开富贵公司还可追究荔隆公司的违约责任。2.配置人员调整,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荔隆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六《荔委巡办【2018】19号文件》中载明的“2、如荔隆公司与花开富贵公司签订鞋服城物业承包服务合同…只根据花开富贵公司的单方减员提案,经分管领导及物业部负责人等现场审核落实,报集团柯田同意后执行”足以证明该事实，双方系协商一致调整人员配置,花开富贵公司不存在“擅自减少人员”。3.因花开富贵公司不存在违约,故荔隆公司依据《合同法》第60条、107条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退还款项不能成立。四、《物业服务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进场服务并通过甲方考核后,每月5日前乙方提供上月服务费的正式税务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并对物业公司进行考核合格后10日内转账支付”;根据上述约定以及付款凭证中的扣款记录，可以证实荔隆公司每次都是在对花开富贵公司所提供服务进行考核后付款,故付款行为是对花开富贵公司所提供服务的确认。花开富贵公司的服务和荔隆公司支付的报酬已经双方结算确认并履行、且已支付完毕多年。双方结算确认行为具有最后及最高的效力,如结算确认标准与原合同约定的不一致,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原合同结算条款内容的变更达成合意,应当以结算确认的债权债务认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如上所述，荔隆公司付款前有个考核、费用支付审批程序。花开富贵公司已提供了《月度考核表》,荔隆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按照证据规则,其应提供扣款付款的考核依据、费用支付审批材料。花开富贵公司一审也书面申请法院责令荔隆公司提交相关月度考核资料,但一审法院无动于衷,程序违法。此外，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的《关于鞋服城物业服务绩效提升实施方案的报告》,荔隆公司否认,但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荔委巡办【2018】19号文件》显示，花开富贵公司有提供给荔隆公司减员提案。按照证据规则,荔隆公司也应予以提供，但其拒不提供,依法应做出对其不利的判断,认定花开富贵公司主张的书证内容真实。五、一审判决支持荔隆公司的要求退款金额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合理也相互矛盾。1.招标文件中A、B、C、D、E区是在同一个标的中打包发包,合同约定价款也是统一报价,是总体打包固定总价,而不是按面积、区域计价,A、B、C、D市场交易区和配套E区为一整体做物业管理报价,不能按每平方米测算E区物业费98610元。A、B、C、D市场交易区属于商业物业,E区属于住宅物业,二者在物业费定价上有很大区别,前者价格远高于后者。作为承包人,实现合同目的、获取利益的前提是完成全部物业管理。因此,合同计价方式是针对整个物业服务区域作出的，综合平衡的报价。如果单独报价,A、B、C、D市场交易区报价(按面积算)要高于合同价,E区的报价要低于合同价。一审将E区的物业服务费按物业总区域的总面积分摊核实,对花开富贵公司明显不公平。因此,即使E区退费,退费标准也应按照市场同类物业的物业费标准鉴定评估后确定。2.人员128名针对的是A、B、C、D、E区总配置,荔隆公司主张“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E区未投入使用,应退还物业费”,又主张“扣减2015年5月份起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未到位40名物业管理人员工资等费用”,如果E区未投入使用,就不要配置128人,荔隆公司既要求E区不收费,又主张花开富贵公司应配置128人,自相矛盾。3.荔隆公司在费用核算过程中已经扣除了因花开富贵公司人员不到位的处罚105065.8元,现又要求扣减2015年5月份起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未到位费用,属于重复扣款。4.A、B、C、D、E区是同一整体,E区本来就在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设备设施均与A-D区共用,公共通道、安防、绿化同一,即使E区确未投入使用,但对于共用的公共通道、安防、绿化,也应承担费用。5.即使E区确未投入使用,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2014年9月1日后的鞋服城E区物业费,荔隆公司也理应支付。荔隆公司辩称，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本案时效应自监察委、财政、审计巡查中发现、指出合同履行争议之日起计算，即自2018年3月起计算。二、本案不是撤销之诉，是合同纠纷之诉。花开富贵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收取未提供物业服务区域的物业费，并在单方减少人员后仍按原承诺的128名物业人数收取物业费。荔隆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花开富贵公司对其不符合同约定的行为，承担减少价款，退还部分已收取物业费责任，属于合同纠纷，一审案由正确。三、《荔委巡办(2018)第19号文件》第2点内容的理解:该文件是明确指出花开富贵公司与荔隆公司并未就物业人数达成有效的合同变更，故花开富贵公司没有按约提供128名物业服务人员是不合法，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而不是认可花开富贵公司与荔隆公司就物业人员的减少达成一致。具体意见与一审判决第29页最后一段，以及一审判决第30页的审查认为内容相同。四、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的纪要等证据可以反证其观点不能成立:如:其在一审中提供的《鞋服城项目工作会议纪要》欲证明其关于物业人员减少经过荔隆公司同意，但从其内容看:1.该纪要形成时间是2015年4月22日，其议题和内容，是由花开富贵公司对2015年4月份之前的物业工作情况向荔隆公司进行汇报，并由荔隆公司审查及提出要求，故该证据主要涉及内容是花开富贵公司之前物业工作的不足；2.纪要第一页第1点，花开富贵公司在工作汇报中已承认鞋服城项目部仅配置物业服务人员91人，在纪要第三页的第4段及倒数最后1段，荔隆公司分别指出花开富贵公司配置的物业与保洁人员不足，须增加。因此，该证据的内容可以证明花开富贵公司在2015年4月已经自认物业服务人员配置不足，违反合同约定及中标文件的承诺，且荔隆公司也要求其应按合同约定配置人员。故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的证据反而证实荔隆公司既未同意花开富贵公司可以自2015年5月起进一步减少物业服务人员，也未同意放弃对相应费用应有的权利。花开富贵公司于2015年5月起，仅配置88名物业服务人员，是其单方未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其余花开富贵公司提供证据与观点的自相矛盾详见一审判决书及庭审质证意见。五、花开富贵公司在上诉状第三点第1项及第一点第5项的观点存在曲解，不能成立:花开富贵公司认为，E区物业未交付是荔隆公司的违约行为，故E区未移交也要支付物业服务费。而物业服务费的支付是建立在物业服务产生并继续发生的基础上，未接管物业，就不具有收取物业费的基本前提。如花开富贵公司认为E区未移交存在违约，应提起赔偿损失之诉。六、花开富贵公司认为E区是住宅物业，物业费标准应另行认定的观点不能成立:1.E区的房屋性质也是商业，与其他各区性质相同;2.招标时是以物业总面积招投标，不存在各区的物业费标准区分;3.花开富贵公司在上诉状第3页倒数第二行自认各区是一个整体，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依照这一逻辑，物业费也不应存在区别。七、128名物业服务人员是花开富贵公司投标时对履行合同的承诺，与物业面积没有关联:1.在E区实际交接前的合同履行初期，并未发现花开富贵公司有减少物业人员，而在E区交接后，花开富贵公司仍然单方减少物业人员。上述行为说明，E区是否交接管理，与花开富贵公司应配备128名物业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2.从花开富贵公司一审提出的减少物业人员理由看，其以购置几台了扫地机等设备为由，主张减少保洁和物业人员，故不管E区是否交接，均不能作为花开富贵公司可以减少物业人员的理由。3.招投标文件及合同均明确约定花开富贵公司的人员配置要求，但并未将人数与物业面积进行必然关联的约定。八、关于是否重复扣款的问题:荔隆公司在核算费用时扣除花开富贵公司105065.8元的款项性质是违约金，并非物业费，而本案的讼争款项是退还物业费，两者性质不同，用途不同。九、花开富贵公司认为对其他各区进行了物业管理，E区未交接也要承担公共部分的物业管理费用不能成立:招投标文件及合同均约定花开富贵公司是按面积及配置人员计算物业费，故不存在未计算物业费而一起管理的公共共用面积，一审判决以花开富贵公司未管理的E区面积核减物业费正确。当庭补充如下：花开富贵公司主张其一审申请法院责令荔隆公司提供月度考核资料，一审未处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荔隆公司先申请一审法院责令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物业服务人员的工资花名册、人员的工资支付情况等证据，以证明其人员配置减少的情况，但花开富贵公司以没有保留财务凭证为由拒不提供。花开富贵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已做调查核实，花开富贵公司主张一审没有处理与事实不符。荔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花开富贵公司支付荔隆公司款项3612784.07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之后又变更诉讼请求为：花开富贵公司返还荔隆置业公司款项4185001.17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7日，花开富贵公司就莆田鞋业服装城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招投标向案外人莆田市四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出具《莆田鞋业服装城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投标文件报价部分（副本）》一份，该文件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开标一览表》、《费用明细表》载明：莆田鞋业服装城物业服务项目年报价为3463896元，该笔款项包含年员工工资1948800元、员工福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险、事业保险等）和住房公积金等1192665.6元、行政办公费用43920元、员工服装费用49470元等。2014年8月30日，荔隆公司（合同甲方）与花开富贵公司（合同乙方）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物业座落位置为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沙坂村（莆田鞋业服装城内），包含莆田市鞋服城A、B、C、D市场交易区（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共有1402坎店面，主要经营鞋服材料、辅材、成品鞋、服装等产品）、配套的E区（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包含商业、高层住宅、办公室、地下室等）；本合同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本项目配备各专业人员128名，其中物业负责人1名，保安人员（秩序维护员）55名，水电专业人员8名，保洁人员56名，客服及其他管理人员8名，在不影响服务质量及岗位职责的前提下，人员可以做适当的兼职，但要经甲方同意方可执行；本合同期内乙方中标价格为每年3463896元，税费每年210000元，所以每月物业管理服务费为306158元，采用包干制，除本合同明确约定可以另行收取费用外，所有物业管理及服务费用均包括在内，乙方不得另行向甲方或使用人收取任何费用；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收取鞋服城内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物业服务费，所收取款项归甲方所有，每日存送，日清月结，并按季度报送台账报表；乙方进场服务并通过甲方考核后，每月5日前乙方提供上月服务费的正式税务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并对物业公司进行考核合格后10日内转账支付；为承包区域的服务工作配备承诺的人员及人员数量不低于128人，原投标拟任的项目负责人须到位，不得更换，甲方不定期抽查乙方投入的人员数量，如果抽查时发现乙方投入的人员数量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按招标文件规定进行处罚；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共同协商，并由招标代理机构鉴证，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等。《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后，荔隆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日将上述莆田鞋业服装城A、B、C、D四个区域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进行物业管理，于2015年11月25日将上述莆田鞋业服装城E区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进行物业管理，荔隆公司自2014年10月23日起按照每月306158元的标准向花开富贵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用。在上述《物业服务合同》履行期间，自2015年5月份开始，花开富贵公司将莆田鞋业服装城物业服务人员缩减至88人。2017年9月26日，荔隆公司（协议甲方）与花开富贵公司（协议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1.应甲方要求，物业服务合同期限顺延至鞋服城新一轮招投标服务合同执行之日止，甲方需提前15天（壹拾伍天）书面告知；2.顺延期实行当月考核，不再累计原考核次数，同时乙方代为收取的物业费收费率不列入考核内容。2018年3月19日，中共荔城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对莆田市荔城区商业集团党总支开展的巡察工作作出荔委巡办[2018]19号文件即《关于对区商业集团党总支巡察情况的反馈意见》一份，该《关于对区商业集团党总支巡察情况的反馈意见》就荔隆公司与花开富贵公司之间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情况作出如下反馈意见：“……如荔隆有限公司与花开富贵公司签订鞋服城物业承包服务合同，原必须配备128人对项目进行服务，而2015年5月花开富贵公司将鞋服城物业服务人员缩减至88人……”，“……花开富贵物业以128人中标，实际只有88人左右在岗履职，未按合同扣减；2014年9月至今，鞋服城E区面积5.7万平方米尚未完全投入使用，荔隆置业有限公司未扣回物业保安服务费”。2018年4月18日，莆田市荔城区审计局就对莆田市荔城区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荔隆公司为莆田市荔城区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独立法人）进行审计的情况，作出荔审报［2017］16号《审计报告》一份，该《审计报告》第15页载明荔隆公司与花开富贵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为：“（1）至2017年12月19日鞋服城E区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一直无投入使用；（2）实际合同延顺执行至2017年12月19日，执行时间为39个月20天；（3）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物业公司服务人员按128人到位服务，荔隆公司物业部也按照128人进行每月考核；2015年5月物业公司将鞋服城物业服务人员缩减至88人，当月起荔隆公司物业部也按照88人进行每月的考核。”。另查明，2015年2月份至2017年8月份期间，因花开富贵公司存在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行为，被荔隆公司于应支付给花开富贵公司的物业服务费用中扣除相应的违约金；根据莆田市房地产测绘队对莆田鞋业服装城建筑面积进行的竣工测绘，莆田鞋业服装城总建筑面积为171490.62平方米，其中E区的总建筑面积为57428.55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荔隆公司与花开富贵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在《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并生效后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荔隆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后，已经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支付物业服务费用的义务，花开富贵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莆田鞋业服装城的全部区域提供物业服务并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对物业服务人员的配置要求配置相应物业服务人员，但在《物业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花开富贵公司在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并未对莆田鞋业服装城E区提供物业服务，并在未经过荔隆公司允许的情况下自2015年5月起将莆田鞋业服装城的物业服务人员数量缩减至88人，花开富贵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荔隆公司于本案中请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其未对莆田鞋业服装城E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期间多支付的物业费用及自2015年5月份开始将物业服务人员缩减至88人后多支付的相应物业费用属于花开富贵公司部分履行及瑕疵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致使荔隆公司多增加支付的费用，现荔隆公司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上述多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用，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荔隆公司于本案中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其多支付的物业费用款项总额为4185001.17元，该笔要求返还的物业费用经荔隆公司在审理过程中确认存在计算错误，经荔隆公司在审理中明确，荔隆公司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莆田鞋业服装城E区的物业服务费用为306158元/月（合同约定）÷171490.62平方米（A、B、C、D、E区总面积）×57428.55平方米（E区面积）×14个月25天≈1520799.07元；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未到位40名物业人员的工资、福利、行政办公费用、服装费为[1948800元/年（员工工资）+1192665.6元/年（员工福利）+43920元（行政办公费用）+49470元/年（员工服装费用）]÷128人÷12月×40人×31个月19天≈2663103.48元，因上述两笔费用存在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重合的6个月25天期间，经荔隆公司确认该期间重复计算的诉讼请求款项金额为[（1948800元/年（员工工资）+1192665.6元/年（员工福利）+43920元（行政办公费用）+49470元/年（员工服装费用））÷128人÷12月×40人]×（57428.55平方米（E区面积）÷171490.62平方米（A、B、C、D、E区总面积））×6个月25日≈192841.75元，该笔重复计算的款项荔隆公司表示同意于其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故经荔隆公司明确现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的相关物业费用总额为1520799.07元＋2663103.48元-192841.75元＝3991060.8元，经核算，荔隆公司上述明确后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的物业服务费用款项计算正确，对荔隆公司诉讼请求中要求花开富贵公司返还的物业服务费用总计款项3991060.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荔隆公司计算错误的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系花开富贵公司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违约行为导致荔隆公司多支付上述3991060.8元的物业服务费用款项，故自2017年12月20日起，花开富贵公司未及时向荔隆公司返还上述多支付的物业费用款项，客观上会造成荔隆公司多支付的款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现荔隆公司要求花开富贵公司支付以上述多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用款项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花开富贵公司于本案中主张，花开富贵公司在2015年11月25日之前已经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莆田鞋业服装城提供物业服务；自2017年5月份开始，莆田鞋业服装城的物业服务人员为88人；花开富贵公司减少物业服务人员数量不构成违约；荔隆公司在费用核算过程中已经扣除了因物业服务人员不到位的违约金后又要求扣减2015年5月份起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物业服务人员未到位的费用属于重复扣款，荔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撤销权的期间及诉讼时效期间，但花开富贵公司均不能对其上述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花开富贵公司的上述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花开富贵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荔隆公司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用款项3991060.8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荔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87元，由荔隆公司负担4582元，花开富贵公司负担40005元。本院二审期间，荔隆公司未提供新证据。花开富贵公司当庭提供邮寄凭证及查收记录各一份，欲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邮寄材料给一审法院要求其责令荔隆公司提供证据。荔隆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虽形式为新证据，但证明的问题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时双方均申请对方提交证据，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询问，双方也予以回答。现花开富贵公司再次提出无意义。本院经审查认为,花开富贵公司主张其向一审法院邮寄的是申请书和补充证据，对于补充证据一审有组织质证。经审查一审卷宗庭审笔录可见，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就花开富贵公司提出的责令荔隆公司提供证据的申请进行了询问，并经合议庭合议后当庭予以答复，现花开富贵公司主张其提出的申请一审法院未予以审查，存在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庭审后，花开富贵公司向本院邮寄以下材料：2014年7月《莆田市物业管理服务采购公开招标文件》、2021年2月《货物和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文件》、《莆田鞋业服装城物业服务合同》各一份，并提供了报告和莆田鞋服城两轮招标情况对比表予以说明，其主张通过2014年与2021年招标文件对比表可见，2014年招标方案欠周全，花开富贵公司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实际用工成本情况向荔隆公司提出人数变更符合现场管理实际情况。荔隆公司质证认为，对2014年招标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招标是公开竞价，按评审标准择优录取，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花开富贵公司作为中标人，有义务履行招标文件以及根据招标文件形成的约定义务。对2021年招标文件的真实性有异议，相关招标文件没有招标单位的盖章，不能确认该招标文件是真实和合法的正式文件，且不具有关联性。2021年的物价、工资以及维修条件均与2014年不同，且招标文件的设定条件也不同，不具有对比性。从2021年招标材料看，虽然人员减少了，但规定2000元以下的维修费均由中标人承担，而2014年文件是设定300元以下的维修费由中标人承担，故2021年其实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中标人的管理成本。因为鞋服城目前很多设施设备到了需要维护的阶段，现在的中标人虽然配备的管理人员减少，但需要其他的维修单位、维修人员和成本增加，这些是通过中标人外聘或者劳务方式另行完成，实质上服务人员并没有减少。不同时期对服务人员的人数有不同的要求，只要在招标文件中设定并形成合同，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不能单方减少。如果要减少，费用也应相应变更。花开富贵公司未经法定程序，单方减少管理人员，同时又认为物业费用无需减少，于法无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荔隆公司对2014年招标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21年的招标文件未提供原件核对，也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对于《物业服务合同》一审已提供故不再审查。花开富贵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1.“于2015年11月25日将上述莆田鞋业服装城E区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进行物业管理”有异议，认为在2015年11月25日前已经将E区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根据现有证据,2015年6月19日双方就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交接；2.对“荔隆公司自2014年10月23日起按照每月306158元的标准向花开富贵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用”有异议，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支付物业费的支付凭证，在合同履行期间，荔隆公司有扣款110665.8元。花开富贵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荔隆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案涉项目的公开招标文件规定：1.人员配备与到位情况：招标人将每月不定时对本项目的人员配备情况、人员到位情况进行随机抽检，第一次发现人员未按要求配备并到位，扣发未到位人员当月的工资且对物业公司处以5000元罚款；第二次发现，扣发未到位人员当月工资且对物业公司处以10000元罚款；第三次发现，扣发未到位人员当月工资并对物业公司处以相当于月物业管理费10%的罚款；第四次发现，取消其中标资格且追究由此造成的相关责任（相应费用在次月支付物业费中扣除）。2.员工在岗情况：招标人将每月不定时对人员在岗情况进行随机抽检，按未在岗人员数量，处以每人每次200元罚款（相应费用在次月支付物业费中扣除）。3.在不影响服务质量和岗位职责的前提下，保安和保洁人员可以作适当的兼职，但要经招标人同意方可执行。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荔隆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花开富贵公司应当提供128名物业服务人员，但因花开富贵公司自2015年5月起将人员减少为88人，故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物业费中应当扣减人数不足128人的部分。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案涉合同为物业服务合同，就双方权利义务而言，主要是由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物业服务，荔隆公司支付物业费。物业费的对价系相应的物业服务，而物业服务应当以“安全、整洁、便利、优质、高效”等作为评判标准。物业服务人员的多少虽然会对服务的质量产生影响，但并非仅以人数作为物业费的计算构成标准。2.案涉合同约定的是“每月物业管理服务费为306158元，采用包干制”，且费用结算方式为“…对物业公司进行考核合格后10日内转账支付”，即物业费采用包干制且系考核后结算支付。现荔隆公司要求退还部分物业费，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花开富贵公司的物业服务经其考核存在不合格或服务质量未达到约定的情形。至于荔隆公司内部考核手续是否完整，并不影响荔隆公司对外与花开富贵公司的合同履行。3.案涉合同对于人数问题，已明确约定“甲方不定期抽查乙方投入的人员数量，如果抽查时发现乙方投入的人员数量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按招标文件规定进行处罚”。即合同已对人员不足问题明确了处罚方式即以招标文件为据，故应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合同。且一审中，荔隆公司也认可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已对花开富贵公司人员不足问题予以了处罚、扣除了相应款项。现荔隆公司主张扣除的仅是违约金，还应退还物业费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荔隆公司一审已认可扣除的系不定期抽查发现人员不足的违约金，现又主张是对服务质量而非人数所扣的费用，但也无法明确具体的扣款及考核依据，故其二审中的该主张不能成立。4.作为物业公司，花开富贵公司主张其通过科技手段，减少人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自身效益，亦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综上，在案涉物业合同已到期，相应的服务已履行完毕，荔隆公司也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物业费并对花开富贵公司物业人员不足问题进行处罚的情况下，现荔隆公司又以人员不够为由主张应当返还物业费的理由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二、荔隆公司主张花开富贵公司应退还E区未管理期间的物业费。对此，本院认为，物业服务费的支付是建立在物业服务产生的基础上；未接管物业，就不具有收取物业费的基本前提。对于花开富贵公司是否从案涉合同签订开始就对E区进行管理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从花开富贵公司提供的证据可见，《E区低压配电系统移交报告》载明的只是“现场初验”，《E区电梯初次查验报告》也只是显示2015年8月14日时电梯设备总体符合投入使用要求，实际上电梯于2015年9月1日才移交给荔隆公司。此外，《移交单》显示E区竣工图纸也是2015年10月29日才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在现场图纸及小区钥匙未接收的情况下，花开富贵主张已对E区提供物业服务的理由不符合常理。花开富贵公司以上述证据主张其从2014年9月1日案涉合同签订开始就已对E区进行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现场图纸移交单》、《工程现场移交签证》，认定花开富贵公司自2015年11月25日开始接管E区并无不当。而物业服务应是在相应的区域内进行，对未服务的区域收取物业费不符合常理，故花开富贵公司应当退还未管理E区期间即未履行物业服务期间的物业费。花开富贵公司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因建设单位原因导致未按时交付买受人的物业的服务费由建设单位缴纳，故荔隆公司应当承担物业费，但在荔隆公司未将E区移交给花开富贵公司的情况下其要求支付物业费缺乏依据；其主张E区延期交付的责任在荔隆公司，故其不存在违约、无需退还物业费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根据荔隆公司一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花开富贵公司应退还的物业服务费用为306158元/月÷171490.62平方米（总面积）×57428.55平方米（E区面积）×14个月25天=1520457.35元。对于利息，依法调整为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花开富贵公司主张ABCD和E区的物业费标准不同，但案涉合同并无体现，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主张即使E区物业费要退还，也不能按照总面积计算的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此外，本案为合同纠纷，荔隆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月支付物业费，花开富贵公司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和一年法定撤销期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花开富贵公司的上诉理由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304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二、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用款项1520457.35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87元，由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4862元，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9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87元，由莆田市荔城区荔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4862元，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97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祖青审判员  黄 征审判员  黄冰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林青婷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