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7300号原告（被告）：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5号高立二千大厦5层。法定代表人：涂勤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雪，女，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威，男，该公司副总裁。被告（原告）：黄伟明，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鼎欣公司）与被告（原告）黄伟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同方鼎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雪、江威、被告（原告）黄伟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方鼎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我公司无须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25000元2．判令黄伟明承担本案日文证据材料翻译费用904元。事实和理由：黄伟明于2010年6月1日入职我公司,自2016年6月起,经三方协商,黄伟明转入日本公司负责项目,我公司负责缴纳社会保险及基础工资人民币4000元,日本公司向其承诺支付每月55万日元的项目劳务费。2018年4月,黄伟明因个人原因无法长期在日本进行项目工作,经过其与日本公司双方沟通并确认,其负责项目工作在2018年3月底结束,项目劳务费日元工资/补贴部分发放到2018年3月底。黄伟明从日本回国后,并未回到我公司办公地点得实大厦提供正常劳动,而是一直在外从事自己外接项目直至提出劳动仲裁,在此期间我公司并未为其安排相关项目工作,亦未与其就薪酬4000元的约定进行过变更,在此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黄伟明未提出任何异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企业经营不易,请依法维护企业方的相应权益，请求依法判决。黄伟明辩称，不同意同方鼎欣公司全部诉请，对方应按照我起诉数额支付我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之间克扣的工资842279元。我系对方职工，工资应该对方发放。我从未入职过日本公司，也从未长期在日本公司工作，我一直在对方安排的工作地点工作，我工资经过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确定，未有过变更，故对方应支付我工资差额；举证系参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为此产生的成本亦需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如对方认为我应承担其翻译费用，则对方应承担我翻译文件支出的费用。黄伟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同方鼎欣公司支付我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之间克扣的工资842279元。事实和理由：我于2010年6月1日入职同方鼎欣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6年5月24日，双方约定我月工资调整为人民币4000元+日元550000元。自2017年8月起，对方开始长期拖欠我日元部分工资，我多次要求支付，对方均未支付。2019年6月28日，我向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对方支付拖欠工资842279元。2019年11月28日，我收到仲裁裁决书。我认为，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裁决结果显失公正，理由如下：一、我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可以显示我的日元部分工资的支付主体并非日本清华同方株式会社，对方在庭审中也明确表述支付我日元部分工资的是第三方公司，仲裁裁决确认我认可日元部分工资由日本清华同方株式会社发放与事实不符。二、对方并未提供支付我工资的支付凭证原件，仲裁裁决以未经我确认的复印件认定对方己支付我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工资属认定错误。三、2016年5月24日我的月工资调整与工作的具体地点无关，亦和我承担的具体项目无关。我从未长期在东京工作，也从未在日本清华同方任职。根据对方认可的考勤记录可以看出，我任职部门为北京软银系统开发二期，经常工作地点为清华实验室。仲裁委以2013年5月双方协商成立的劳动合同（2013年6月至2016年5月）条款所约定的薪资标准作为依据核定对方应支付给我的申诉期间内的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我认为仲裁委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错误，裁判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为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恳请依法判决。同方鼎欣公司辩称，黄伟明自2010年6月入职公司，先后5次降职降薪。黄伟明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入职我公司以前曾在日本工作多年，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对于工作情况都会正式的以邮件形式沟通确认。但是黄伟明之所以自入职以来先后5次降职降薪，是因为他经常陷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中无法自拔，导致不能与项目同事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黄伟明日语很好，恰巧在2016年6月日本清华同方公司需要一名日语好的技术人员参与项目工作。经三方协商，黄伟明转入日本公司负责项目，日本清华同方向其支付每月55万日元的项目劳务费，但是黄伟明因为国内社保不想断缴，提出国内保留4000元工资及五险一金的要求，我公司同意了。在做日本项目的两年里，黄伟明因为个人原因不能经常赴日做项目，这违背了之前的协商结果，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交付的进度和质量。2018年3月日本公司负责人李国强微信与黄伟明沟通确认，黄伟明在日本项目做到3月底，日元工资发放到3月底。黄伟明对此也已确认。黄伟明诉称自2017年8月之后就没有收到日元工资，我公司最初是本着负责任及帮忙的态度，代其向日本清华同方问询了日元工资的支付情况，日本清华同方为了证明日元工资早已完成支付，向我司提供了相关的支付凭证。事实证明确实在2018年5月31日前完成了所有日元工资的支付。黄伟明在做日本项目时的工作内容是语音识别方面的开发研究。2018年3月份以后黄伟明出于个人兴趣，非常看好语音识别的未来发展和前景，因此还想继续从事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这对于个人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积累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个人今后从事相关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当时我公司没有相关项目及岗位提供给黄伟明。黄伟明提出保留4000元/月的薪资和五险一金，他仅偶尔支持公司的日本客户接待及翻译工作，其余时间自行安排，我公司不予干涉。黄伟明所在的清华大学研究室的负责人王东是他的师弟，黄伟明2018年3月份以后一直在王东那里从事语音识别的相关研究，我公司并未予以干涉过，也就根据协商沟通的内容，偶尔安排一些接待及翻译的工作。在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及正常思维的成年人，黄伟明没有对每月4000元的工资提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按照他本人的做事风格，如果有异议，一定会以正式的邮件形式发给公司人力资源和他自己认为的所属领导），这充分说明了他知晓并认可薪酬的发放是无误的。中国企业经营不易，恳请依法维护企业方的相应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伟明于2010年6月1日入职同方鼎欣公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约定黄伟明的岗位为高级架构师。2016年5月24日，同方鼎欣公司向黄伟明出具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约定将黄伟明的岗位由原项目组“公共服务部”调整为新项目组“日本清华同方”;原主管经理为江威，新主管经理为李国强；原岗位为公共服务部高级架构师，新岗位为高级架构师。新岗位职责为：1、作为软银语音项目技术负责人；2、对应语音项目相关技术调查；3、负责协作方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进度成果确认；4、应对日本清华同方其他项目技术支持。月工资由原薪酬人民币19000元调整为：“1、人民币：4000+五险一金；2、薪资：50万日元，由日本清华同方支付；3、5万日元特殊补贴（在东京工作期间每月发放，在北京工作期间作为赴日交通费暂不发放，均由日本子公司支付）”;工作地点调整为：“日本东京／北京得实”，调动原因为：“因日本软银调查项目需要与客户对接，长期在东京工作。因此进行社内转勤到日本清华同方，薪资及相关补贴由日本清华同方发放，国内保留最低额度的工资和五险一金。”黄伟明同意上述岗位、工资和岗位职责等的变动后，于2016年6月1日开始进入新项目工作，此后仍向同方鼎欣公司报送考勤情况，同方鼎欣公司一直按月向黄伟明支付工资4000元至今，日元工资部分由日本清华同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同方公司）支付。黄伟明提交的同方鼎欣公司与其2016年10月至2019年7月考勤确认电子邮件显示同方鼎欣公司在上述期间一直向黄伟明发送电子邮件确认黄伟明的考勤情况，黄伟明的部门自2017年2月起由“公共服务部其他”变更为“北京软银系统开发二期”。2017年12月20日，黄伟明向李国强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报销其2017年8月通勤及接待费用，2017年10月通勤报销。2018年3月15日，李国强向黄伟明发送微信信息“上次跟您说了。您继续协助这边到3月底吧。辛苦了。”黄伟明回复“已经商量好了主体，确定了标题，在沟通着的啊”。李国强回复“吴博士那边的东西不用复杂，大家有事情随时沟通吧。多谢！”黄伟明回复“知道了，工资发到3月底（实际4月发），业务做到3月底。还会给你支持的。谢谢了差不多两年的合作。”“为语音项目积累了不少技能，而且是在清华这条线上。你也考虑进去吧。”2019年7月5日，黄伟明向同方鼎欣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附件《关于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称同方鼎欣公司一直未足额交纳社保五险一金，委托日本同方公司支付的日元部分工资自2017年8月起长期拖欠至今，2019年5月，因劳动合同即将到期，其多次要求与对方签订薪资待遇不低于原待遇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对方以需请示领导为由，至今未回复，故书面要求在2019年7月12日前予以解决。黄伟明于次日将附件纸质版邮寄给同方鼎欣公司。2019年7月9日，同方鼎欣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高永军与黄伟明通话称收到邮件。双方关于工资发放及续签合同问题沟通无果。2019年7月15日，黄伟明针对同方鼎欣公司的回函向该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附件《关于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回复》称自2017年9月起对方长期拖欠工资，不足额发放约定薪酬。2019年7月18日，黄伟明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同方鼎欣公司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拖欠工资842279元。仲裁委于2019年9月6日作出裁决如下：一、同方鼎欣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2．5万元；二、驳回黄伟明其他仲裁请求。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方鼎欣公司起诉在先。2020年11月3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黄伟明自2010年6月1日至今仍在同方鼎欣公司处工作。审理中，黄伟明明确其日元工资部分系按照2019年7月16日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每1万元日元兑人民币636．92元标准换算。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同方鼎欣公司提交日文转账凭证及中文翻译件、李国强与黄伟明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及文字稿，证明已向黄伟明支付日元部分工资至2018年3月。转账凭证显示为六份转账记录明细，其中包含2017年9月29日以后的转账记录。通话录音文字稿显示为高永军与黄伟明在2019年6月5日的通话，有关内容有“高：啊，然后你去国强那边，然后从2018年3月份你们也是沟通结果是确定了，工资发放到3月底。黄：嗯，嗯。高：对吧？你也是同意的。黄：嗯，日本工资发到3月底，对！”黄伟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询问，黄伟明认可收到截至2018年1月的工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可以证明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已支付至2018年3月。2．同方鼎欣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3月以后黄伟明的工作状态，未在公司指定地点工作，未受公司管理，从事自己的事情；该证据显示2019年4月22日黄伟明称“去年4月份以后你那里我也只是零零碎碎地做了一点事而已。”“再没活干我就惨了”，提交工作安排说明，证明2018年至2019年基于要帮黄伟明在国内上社保，根据每月4000元给黄伟明安排工作，折合工作天数为14天，从事工作仅仅是交流和技术咨询。经质证，黄伟明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工作安排说明的真实性认可，称其中第4、5、6项是日本同方公司让其帮助在国内出差做项目的内容，不是同方鼎欣公司安排的；第7项是日本同方公司的客户总经理让其到国内考察，让其与江威联系，负责一下接待，因为同方鼎欣公司工作调动，其主要精力是项目研发。黄伟明为证明其持续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管理，提交考勤确认邮件、2018年共同研究年度成果报告往来邮件及报告书、2019年共同研究年度成果报告微信记录、邮件记录及报告书、日本先锋项目往来邮件及微信交流记录、内部项目总结、电力医院项目工作记录及微信交流记录、同事和合作伙伴交流的技术和业务内容、研究开发设计的技术内容、日本出差记录、护照签证记录及公司差旅费报销邮件、研究开发工作的内容记录、仲裁庭审笔录、录音、第3858460号发明专利证书、同方鼎欣公司官网2020年7月29日新闻中心发布的“坚持创新屡获成果！同方鼎欣“履历”再添发明专利认证”、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27日的先锋项目沟通邮件、2018财年度合作研究成果报告“针对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环境声音问题的通用课题的研究开发”。同方鼎欣公司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至于能否支持各自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事实统一论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黄伟明在其主张的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与同方鼎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该期间提供劳动并依据与同方鼎欣公司的约定享有劳动报酬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于2016年5月24日约定调整了黄伟明的岗位及工资标准，工资构成中的日元工资部分由日本同方公司支付，但黄伟明的劳动关系并未发生转移，同方鼎欣公司在2016年6月后仍基于黄伟明的考勤情况向其支付劳动报酬，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虽约定由日本同方公司支付，但该部分工资仍属黄伟明的工资构成部分，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日元工资部分的获取负有相应的管理保障责任。本案双方关于黄伟明上述期间的日元部分工资从何时开始欠发存有争议，根据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已支付至2018年3月，黄伟明未获得2018年4月以后的日元工资部分，故本院对黄伟明要求同方鼎欣公司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同方鼎欣公司就黄伟明由第三方支付工资差额部分的管理保障责任范围，双方虽然约定日元工资部分的支付主体为日本同方公司，但日本同方公司系依据与同方鼎欣公司的合作向黄伟明支付工资，故在该公司未依照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的约定向黄伟明支付2018年4月以后工资的情况下，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的劳动报酬仍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黄伟明在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一直在北京工作，故其主张上述期间每月5万日元的特殊补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方鼎欣公司虽主张黄伟明于2018年3月结束在新项目组的工作后未回到其公司办公地点提供正常劳动，而是一直在外从事外接项目，黄伟明认可只需支付每月4000元薪酬，但同方鼎欣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黄伟明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在2018年4月以后仍继续向日本同方公司和同方鼎欣公司提供了与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中新岗位职责相关的劳动，且上述劳动并非仅限于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的仅符合每月4000元薪酬的协助、支持类工作，因此，同方鼎欣公司在2018年4月以后仅支付黄伟明每月4000元薪酬的行为侵犯了黄伟明的合法权益，应按照每月50万日元标准向黄伟明补发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差额。黄伟明主张的日元换算人民币标准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并计算出上述期间工资差额为477690元（计算方法：31846元×15月）。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翻译费904元，但并未提交相应票据证明其主张金额，且其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工资差额477690元；二、驳回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黄伟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