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2民初6284号原告：赵维昌，男，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云，上海迪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王玉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继海，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劼，女。原告赵维昌与被告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维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云，被告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继海、陈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维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12日至2020年9月21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共计52,767.6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12日至2020年8月30日期间的奖金差额6,926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3,723.04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的5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386.20元；5、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3,91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曾系被告处员工。但原告在职期间，被告未能足额支付原告加班工资、奖金等。又因被告未按原告实际工资收入缴纳社保，导致原告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存在差额。原告为相关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故原告不存在休息日加班，且被告已经足额支付原告平时加班工资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对于原告主张的奖金，被告也已按原告的考核情况足额发放了其考核奖金。对于原告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因原告受伤后，仅休息了数天，即恢复上班，故不存在停工留薪期。原告于2019年度可享受的年假为4天，已休息完毕。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核算发放，与被告无关。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外省市户籍来沪从业人员。2019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招聘录用函》一份。录用函内载，“试用期内基本工资4,700元，奖金1,200元(根据个人月考核业绩发放)。转正后基本工资4,700元，奖金1,500元(根据个人月考核业绩发放)”。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进入被告处，从事机修工作。双方签订了有效期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2022年2月11日止的劳动合同，其中2019年2月12日至同年8月11日为试用期。劳动合同载明，原告实行综合工时工作制，月基本工资为3,300元。2019年9月25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的上述伤害认定为工伤。闵行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劳鉴(闵)字2001-0016号初次(复查)鉴定结论书，认定原告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原告已领取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580.10元。2020年9月22日，原告以诉请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6257号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3月考核奖1,500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处的机修工等岗位经相关部门批准，于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实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还查明，原、被告于2021年1月5日签订离职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内载：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21年1月5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支付原告2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代通金7,200元、一次性生活补助金11,66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8,740元，共计62,000元。协议书还载明：“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甲方即本案被告，乙方即本案原告)因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所有事宜的最终和全部解决。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不再向公司要求任何其他经济补偿(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工作年限，保险，年休假，加班费，年终奖等方面)，并愿意保证对公司给予的经济补偿金额外支付部分及其细节予以保密，未经公司书面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漏，否则甲方有权收回本协议给予乙方的额外支付款项(或用于冲抵员工要求并获得法律认可的任何其他经济补偿)，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录音光盘一张以及仅有不足一页纸的录音内容整理件。原告认为，其在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明确表明双方协商的内容不包括劳动仲裁的相关事项，故被告提供的离职协议书的内容不包括本案的诉请内容。经核，原告为该录音标注文件名为《解出(除)合同1月5日下午2点38分》，该录音长达1小时12分，为此法庭要求原告提供完整的录音内容文字整理件。之后原告提供了三页半的录音内容整理件，标注谈话时间为2021年1月5日下午14：38分。原告还补充陈述，2021年1月5日，被告主动找其谈话。原告下午2时左右到被告处，但被告处工作人员至下午3时方才开始与其谈话。双方一直谈到下午4时半，方才签订离职协议书。在法庭明确告知原告不提供完整证据的法律后果之后，原告提供了23页的文字整理件，并标注录音时间大概在“下午15时至16时20分”(且有改动痕迹)。被告对此则陈述，2021年1月5日，其主动约谈原告。当天14时左右原告至被告处，包括被告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钟叶平厂长与原告一共四人进行谈话协商。原告提供的录音并不完整，不是从谈话开始时就录的，且距离谈话结束至少还有十至二十分钟的谈话内容未录音。从原告提供的部分录音中可以反映出，被告询问原告仲裁裁决案件是否生效，但原告仅称其联系不上律师，现在看来系原告恶意隐瞒。被告以为仲裁裁决已生效，故欲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一揽子解决双方间的所有纠纷。在双方实际协商的过程中，被告已经充分考虑到原告的各种诉求，包括对原告提出的对伤残补助金的计算基数的疑问，故被告为原告专门增加了一个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项目，在录音中也体现出被告反复说这是打包价了。被告认为，原、被告最终达成的协商方案是包括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另还需说明的是，原告于庭审中对于被告提供的工资表明细未予认可。庭后，本院向原告指出，其提供的工资单与被告提供的工资表明细实质是一致的。原告方向本院提供书面材料，认可被告提供的工资表明细。被告于庭审中陈述，其已于2021年1月1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离职协议中约定的62,000元，另于当日在支付原告2020年12月工资时，将仲裁裁决的1,500元亦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其确实收到被告转账支付的68,919.60元，但认为上述款项与本案无关。经本院询问，原告仅回复，“该1,500元双方在签订离职协议(时)由被告已实际支付给原告”。因原告未明确该款项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本院要求其予以明确。原告为此提交书面材料称，“在2021年1月10日收到的款项是：代发工资68,919.6元”。本院为此与原告进行谈话。原告反复强调，其确实收到了68,919.6元，其也向被告要求过明细，但因被告未给予其明细组成，故其不能明确收到款项的组成。在本院多次询问之下，原告表示放弃其第二项诉请，即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2月12日至2020年8月30日期间的奖金差额6,926元之请求。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原告于2020年9月22日就相关劳动争议纠纷事宜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1月5日做出裁决。2021年1月5日，原、被告就相关解除事宜进行了协商，双方最终签订了离职协议，且被告已依约履行。现原告认为，离职协议仅系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协商，并不包括本案讼争事项。被告则认为，离职协议系打包协议，是对原、被告双方之间所有可能存在争议事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仅系原、被告双方协商过程中部分协商过程的体现，并未持续至协商结束。故原、被告于协商结束后签订的离职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是双方对各自权利的处分，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离职协议明确载明，此协议系原、被告双方因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所有事宜的最终和全部解决，且原告承诺在协议签署后不再向被告要求任何其他经济补偿(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工作年限，保险，年休假，加班费，年终奖等方面)，故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述协议当属有效。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其加班工资差额、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差额以及一次伤残补助金差额之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维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赵维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剑虹书记员  刘中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