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民终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250-260号2号厂房4-5楼。法定代表人：周秀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琳，福建联合信实（集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祥，福建联合信实（集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淼黎，男，197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东，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惠婷，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秀琳，女，196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上诉人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淼黎、原审第三人周秀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1民初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利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秀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琳、王志祥，赵淼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东、周惠婷，周秀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淼黎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淼黎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在与吴秀云离婚时取得公司全部股权”错误。一审中，赵淼黎未提供直接证据如银行记录等证明其实际出资。调解笔录、离婚协议等关于利美公司股权的描述及分配，从法律性质上来讲也仅是证人证言，最后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中也未认定利美公司股权归属于赵淼黎或吴秀云，即在离婚诉讼中，人民法院未认定利美公司股权是赵淼黎、吴秀云的共同财产，也没有进行分割的权利基础。二、一审法院认定“周秀琳持有股权系代赵淼黎持股”错误。赵淼黎主张周秀琳代其持有股权，但未能举示如《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据证明代持关系的存在，周秀琳也不予认可其主张。一审法院将举证义务分配给周秀琳，认为“周秀琳无法另行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有偿转让或赠与等法律关系”，该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周秀琳占有股权，也没有权利依据，赵淼黎有权要求周秀琳返还无权占有的股权”错误。首先，周秀琳出资设立了利美公司，本就是利美公司实际股东。虽然时隔久远，周秀琳无法举示当年实际出资的银行记录，但是赵淼黎亦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赵淼黎作为一审原告却不能举证证明周秀琳无权占有股权，从“动产占有即所有”的推定原则以及赵淼黎作为原告却无法举证的角度上，应认定“赵淼黎要求周秀琳返还股权没有依据”。其次，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8年12月20日，任泽银将利美公司股权转让给周秀琳，对于该转让行为，任泽银、赵淼黎都认为“该转让行为是赵淼黎安排的”，并且从利美公司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2019年3月20日，赵淼黎自述其已无义务留在利美公司，让周秀琳尽快办理交接手续，并亲自和日本客户商谈合作，因此，赵淼黎是认可周秀琳实际持有利美公司股权这一客观事实的，至少，赵淼黎也认可自2019年3月20日之后周秀琳是利美公司实际股东，显然周秀琳并非无权占有股权。赵淼黎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赵淼黎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在与吴秀云离婚时取得公司全部股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理依据。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利美公司系赵淼黎、吴秀云实际出资，赵淼黎在与吴秀云离婚时已取得公司全部100%股权。二、一审法院认定“周秀琳持有股权系代赵淼黎持股”，该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和法理依据，也是完全正确的。周秀琳虽主张其自始即持有公司股份，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由于周秀琳并不持有公司股权，其也不存在从赵淼黎处受让或受赠公司股份的任何意思表示，周秀琳从任泽银处取得公司股权的行为完全符合公司股份代持的所有特征，也显属于其代持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判决认定“周秀琳占有股权，也没有权利依据，赵淼黎有权要求周秀琳返还无权占有的股权”也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周秀琳在本案诉讼中否认其代持行为，导致依股权代持关系诉求返还股权存在一定的障碍，但周秀琳占有明显属于赵淼黎所有的公司股份，其也没有任何权利依据，赵淼黎也有权要求周秀琳返还其占有的股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秀琳述称，同意利美公司的上诉请求。赵淼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赵淼黎在利美公司的股东资格，即赵淼黎持有利美公司100%的股权；2、责令周秀琳为赵淼黎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周秀琳名下的利美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到赵淼黎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利美公司于2007年2月5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元，由吴健平100%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赵淼黎、吴秀云（甲方）与吴健平（乙方）曾订立《协议书》，载明“兹有甲乙双方协议人吴健平为赵淼黎之妻吴秀云之弟，因特殊原因甲方以乙方的名义下购得和建立一系列财产，有：……以及注册成立之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项下所有财产。”赵淼黎与吴健平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09年11月16日，吴秀云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与赵淼黎离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6日进行调解，调解笔录中载明，“双方已经拟定离婚协议书如下：……3.股权分割：厦门利美包袋公司（现为吴健平名下，由吴秀云、赵淼黎实际共同出资）的股权归赵淼黎所有，吴秀云、吴健平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赵淼黎办理股权变更及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登记至赵淼黎或赵淼黎指定的人名下”。赵淼黎、吴秀云及吴健平在调解笔录上签名。同日，赵淼黎、吴秀云签订《离婚协议书》，内容与调解笔录一致，赵淼黎、吴秀云、吴健平在该《离婚协议书》上签名。同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思民初字第1095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未认定涉案股权归属。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2年8月20日，吴健平（甲方）与任泽银（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同意将所持有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50万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2012年8月31日，吴健平与任泽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任泽银持有利美公司100%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8年12月17日，任泽银（甲方）与周秀琳（乙方）签订《厦门利美包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50万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2018年12月20日，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周秀琳持有利美公司100%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在前述列举的证据与事实外，另需述明，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公司员工任泽银、前员工王水玉、前监事姚井凤、厂长叶发军出庭作证。其中任泽银称：在2012年至2018年担任利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公司所有的经营管理由赵淼黎负责，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均由赵淼黎保管并使用。股权变更登记至周秀琳名下的过程任泽银未参与，全部由财务人员王水玉代办，其本人只签字。王水玉称：公司一切工商变更和财务手续都是赵淼黎委托其办理的。周秀琳从江西将身份证邮寄给王水玉，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需要签字的材料，周秀琳的名字均为王水玉代签，周秀琳本人并未参与。在本案审理期间，赵淼黎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20）闽0211民初992号裁定书，依申请人的申请，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周秀琳名下持有的利美公司10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谁是利美公司实际出资人及原始股东？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供向利美公司出资的直接证据，赵淼黎提供其与吴秀云离婚诉讼中的调解笔录与离婚协议以证明利美公司为夫妻共同出资设立，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分配至赵淼黎个人所有，对此，利美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吴健平在前述离婚调解笔录与离婚协议上签名确认，并出具《协议书》表明其的确系代为持股。以上证据反映，赵淼黎与吴秀云共同出资设立利美公司的事实，经其前妻吴秀云与利美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吴健平反复确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对赵淼黎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认可。虽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吴健平与吴秀云又出具说明表示当时签字系受赵淼黎胁迫，但二人既未出庭作证，也未提供证据支撑其受赵淼黎胁迫的主张，对该主张不予确认。另外，证人证言【王水玉：“平时付款会先写申请单申请条给赵淼黎审批”；姚井凤：“（公司平常费用及经营）是赵淼黎在安排”；叶发军：“（安排工作及实际控制人）是赵淼黎赵总，工资都是找他拿的”】可反映，赵淼黎一直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补强了前述赵淼黎实际持有股权的证据。因此，利美公司实际出资人及原始股东为吴秀云与赵淼黎，二人离婚后，股权分配至赵淼黎个人所有。二、赵淼黎与周秀琳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方面，如在第一项争议焦点分析中所述，周秀琳并非利美公司实际出资人，无法取得原始股东身份，而赵淼黎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在与吴秀云离婚时取得公司全部股权；另一方面，周秀琳所持利美公司100%股权在工商登记中体现的来源为任泽银转让，而根据证据交换过程中任泽银所述“2018年我因为要回老家就说不要做了，赵淼黎就安排我将股份转让给周秀琳”，王水玉所述“当时是赵淼黎委托我去办理的，当时周秀琳从江西将身份证邮寄给我。工商里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只要有签名字的材料中的周秀琳名字就是我签的。在变更过程中没有见过周秀琳”，结合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从未提出以及履行该协议所约定的转让费支付义务等事实，显见，任泽银与周秀琳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在通谋意思表示下实施的一项虚假的意思表示行为，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至于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究为何种行为，周秀琳在庭审中称，案涉股权本来即为周秀琳所有，赵淼黎系将股东返还给周秀琳，但在前述第一项争议焦点的分析中，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为赵淼黎，周秀琳所述返还股权并无根据，在周秀琳无法另行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有偿转让或赠与等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依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周秀琳持有股权系代赵淼黎持股，因该代持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中，赵淼黎的诉请，系要求受托人返还股权，涵盖解除股权代持合同并返还股权等内容在内，因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现就股权权属产生争执，处于关系紧张状态，委托代持的目的已不能实现，赵淼黎据此诉求返还股权符合法律规定。退一步而言，本案中，即便依股权代持关系诉求返还股权存在一定的障碍，周秀琳占有案涉股权，也没有权利依据，赵淼黎有权要求周秀琳返还无权占有的股权。对周秀琳举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载明：“（赵淼黎陈述）周老板：利美公司从2019年3月开始一直未支付我工资，请及时安排支付。以前月薪是每月28,000元”，从该表述，并无法确定股权的归属，对周秀琳的证明对象不予支持。综上，股权的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股东资格的取得应以其是否满足实质性条件来判定。本案中，周秀琳虽名义上持有利美公司股权，但无法证明股权来源，依法应予返还。在案件审理程序上，还需述明，在本案审理期间，赵淼黎申请调取利美公司的对公账户从2007年1月1日至今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利美公司2017年2月至今的员工社保缴交名册，以证明赵淼黎的原始股东资格，因前述认定已确认赵淼黎的股东资格，无再从调取的必要。在最后一次庭审结束之后，利美公司邮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周秀琳与赵淼黎）、微信个人信息页截图（赵淼黎），因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时限，不予审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赵淼黎持有利美公司100%股权；二、利美公司及周秀琳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赵淼黎将周秀琳名下利美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至赵淼黎名下。二审中，利美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周秀琳与赵淼黎微信聊天截图，证明2019年3月20日，赵淼黎自述其已无义务留在利美公司，让周秀琳尽快办理交接手续，并亲自和日本客户商谈合作，证实利美公司股东为周秀琳，赵淼黎并非利美公司股东；2.周秀琳与赵淼黎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利美公司的经营由周秀琳决策，赵淼黎认可周秀琳为利美公司实际股东，周秀琳并非代持股权；3.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明2019年11月19日至2021年3月13日期间，周秀琳向利美公司转账13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证实其是公司实际股东，并非代持股权；4.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明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2月24日期间，周秀琳指示其子徐岩楠向利美公司转账64万元用于公司经营，证实其是公司实际股东，并非代持股权。赵淼黎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2.对证据3、4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是周秀琳及其子于2019年11月之后产生的，该期间周秀琳实际控制公司，既不能证明周秀琳是出资股东，也不能证明其股东资格。本院认证如下：赵淼黎对利美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需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加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赵淼黎主张系利美公司原始股东，有利美公司设立时登记的股东吴健平与赵淼黎及赵淼黎当时的配偶吴秀云三方共同签订的《协议书》、赵淼黎与吴秀云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予以证明。后吴健平按赵淼黎的指示将利美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任泽银的名下，任泽银又变更登记至周秀琳名下，任泽银确认上述持股及变更登记股权均受赵淼黎指示所为。二、利美公司、周秀琳主张周秀琳系利美公司原始股东，但未提交公司设立时其出资或持有股权的证据。利美公司二审提交的微信记录只能体现周秀琳与赵淼黎就利美公司经营存在争议，二审提交的转账记录只能体现2019年周秀琳登记为利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对公司的投入，均无法证明周秀琳是利美公司原始股东及出资人的事实。三、本案中赵淼黎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强于利美公司、周秀琳提交的证据，而利美公司、周秀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赵淼黎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赵淼黎的诉求予以支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利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厦门利美包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师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许歆歆）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