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23872号原告(反诉被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代表人：黄若山，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佳楠，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刘银，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帅，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文，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审理中，被告提出反诉，本院依予以受理。2020年12月21日、2021年1月25日、2021年3月15日，本院对本案依法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佳楠，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空运订舱费640,987.20港元(按照2020年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855，折合548,044.06元人民币)；2.判令被告偿付利息(以548,044.06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20年5月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至2020年4月期间，被告委托原告为其货物提供空运订舱服务，原告接受委托向航空公司订舱，代为支付空运订舱费，并由航空公司向被告签发空运单，原告按约提供服务，但被告至今仍拖欠订舱费640,987.20港元未付，故原告诉诸法院。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辩称，对未支付订舱费金额无异议，但原告订舱延误、货物延期送达，导致下游客户向被告提出索赔，要求予以扣款，故不同意支付订舱费及利息。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赔偿运输延误损失1,639,478.57港元、运费损失35,346港元、丢货理赔损失15,397港元，共计1,690,221.57港元，按照2020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1,554,970.04元人民币。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的订舱运输合作关系，原告向被告保质保量提供订舱运输服务，被告支付相应服务费用。合作期间，因原告存在多次订舱运输延误及丢货情况，原则上应当在4-6小时完成，最迟不超过24小时，但在合作中，原告多次订舱及运输逾期达48小时，其中一单甚至超过96小时才运抵。除了航班延误造成运输逾期外，还存在因原告将货物分批分不同航班运输导致货物逾期运抵，从而导致下游客户提出索赔，造成被告损失。原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针对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反诉请求。原告在接受被告订舱委托后，积极办理订舱事宜，并未出现延误，且被告提出的各项损失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空运订舱业务合作，由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发出具体的需求，包括空运时间及仓位，由原告查询舱位信息后回复被告，之后原告向航空公司订舱位并支付舱位费，航空公司向被告出具空运单，空运单载明托运人为被告，收货人为被告的客户。之后被告根据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单价及货量确认订舱费金额，并支付费用。业务合作期间，被告尚未支付2020年3月至4月产生的订舱费用640,987.20港元。2020年4月底，双方终止业务合作。2019年10月29日，被告人员通过微信询问原告，被告自行打板，原告只需要提供舱位，价格方面能否按照之前下调每公斤1.50港元。原告人员林拥德回复“因为价格上升，无法做到；另外航空公司的11月价格还没出来，估计要明天，要知道价格才知道怎么报价。”2020年4月16日，被告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询问“林总，明天我安排来一车，能帮忙订舱吗？”原告人员林拥德回复“国泰18日没有航班”“后天的舱位难倒我，明日我再落实可否？另外，你也帮忙问问明日可否把1月结清，同步进行。”2020年1月14日至1月15日期间，原、被告人员通过微信沟通空运单160-XXXXXXXX的航班情况，1月14日，被告人员说“这票是急货，今天要过期了，要求早点飞这一票，并表示要下午1：30前飞，不然全部作废掉”。原告人员回复，“不能保证提前，只能知会航班公司尝试，航空公司反馈延误了，整班货机的货都要重新调配，要等航空公司通知。”1月15日，被告人员说“你们帮帮我，利用你们的关系也好，今天下午18：00前一定要到台北。”原告人员回复“由于今天取消航班，个别航班大机取消细机，完全没位置。目前尽量尝试安排今晚CX408或者明早CX450。”被告人员回复“请帮忙一定安排160-XXXXXXXX这票余货先飞掉，谢谢。高价给我买点也可以。”原告人员说“你们海关查车，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等因素不是我们引发，一直追着我们也没用。”被告人员回复“我们也只希望贵司帮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想下帮忙处理，我们也没有责怪你们”“自知是无法控制的问题，只求贵司做了这么些年肯定有一些关系，想请帮忙而已。”原告人员回复“我们知道，我们一直都和航空公司沟通。能要求的我们也要求了，最终都要看航空公司的安排。”此外，双方沟通中显示，160-XXXXXXXX货物存在混装，其中7件与一单打板于1月15日启航到达，另外62件与另外一单合并打板于1月16日启航到达台北。2020年5月5日至2020年7月，原告多次通过邮件催促被告支付拖欠的订舱费640,987.20港元。2020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航班延误索赔清单，7月21日，原告人员林拥德回复“关于贵司提出的三单的延迟，我方只负责空运舱位放板给贵司指定打板公司，至于贵司整个项目的其他操作，如国内揽收、包装分拣、中港陆运、报关、打板、空运、目的地清关、提货和派送等，一概没参与也不清楚，请分开查明。至于所提及到3单货实际安排如下：1.160-XXXXXXXX这单货,2019年11月12日告知当天有货到打板公司，贵司安排13日凌晨04：22完成交货交单，我司安排13日CX462航班(14：46启航)，这单怎么算延迟呢？2.160-XXXXXXXX这单货，2020年1月10日告知当天有货到打板公司，贵司安排11日早上10：54完成交货交单，我司分别安排走11日CX470(17：37启航)和CX408(22：49启航)，这单怎么算延迟呢？3.160-XXXXXXXX这单货，2020年1月13日告知当天有货到打板公司，贵司安排14日上午10：27完成交货交单，我司分别安排15日CX470(8：30启航)走7件和16日CX450(11：34启航)走62件，这单货是由于航空公司取消货机并部分航班更改上不了板，这个属于不可抗力，但我司会依照蒙特利尔公约或国际航空协会的条款与贵司协商解决。”之后，原告人员林拥德再次表示，三单货物迟延并非原告造成，为解决问题，表示诚意，对于160-XXXXXXXX航班的货物，原告愿意按照此单运费的3倍予以赔偿，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但请被告先作出所欠运费640,987.20港元的付款计划。庭审中，双方确认2020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0.91998，2020年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0.855。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系注册在香港的公司，故本案系涉港商事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原告选择适用内地法律，而本案被告住所地在上海市，故内地法律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处理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认定以及航班延误的责任承担。原告认为，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向航空公司公司进行订舱，双方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作为代理人并无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双方系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提供货物的订舱和航空运输服务，应当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运输，按照合作惯例，货物应在4-6小时之内完成订舱及运输，但原告的3次延误订舱及运输行为造成货物延迟送达，而根据被告与客户之间的约定，时效延误应当按照货物价值承担全部赔付责任，且被告已经实际承担赔付责任，故原告应当对被告损失进行赔偿。具体的延误情况如下：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于2019年11月12日发出运输需求，要求1月13日16时前到达台湾，实际部分货物于11月13日16：24分到达、部分货物于11月14日04：50到达，延迟1天；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发出运输需求，要求在1月11日16：40到达台湾，实际部分货物于1月11日19：14到达、部分货物于1月12日00：29到达，延迟1天；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于2020年1月12日发出运输需求，要求1月13日到达台湾，实际部分货物于1月15日到达，部分货物于1月16日13：20到达，延误达96小时。为此被告提供下列证据：1.被告人员与被告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运输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在2-4日内送达货物，如逾期到达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售价等；以及货物丢失延误按照售价的百分之80来赔)一组，证明被告为台湾购物网站虾皮网的买家提供运输服务，基于虾皮网以及被告对客户做出的时效保证，被告作为承运人对于未能按时送达的货物承担货值同等金额的赔偿责任的事实。2.被告客户的理赔汇总表、3个空运单项下的货物明细表(包括日用品、化妆品、保健品、服装、食品等日常消费品)、客户理赔资料(包括客户向原告提交的理赔材料及被告审核内容、客户购买的订单记录、客户与被告客服之间关于理赔的聊天记录截图。具体理赔流程为客户向被告提出理赔依据，由被告客服填写理赔申请表，经被告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提交财务进行扣款赔付，被告审核内容大部分确认为丢货)一组，证明被告按照3个空运单项下货物价值总额履行赔付义务，运单号160-XXXXXXXX项下客户理赔金额3,136,786元台币、运费9,412.80港元、运单号160-XXXXXXXX项下客户理赔金额1,826,625元台币、运费12,805.60港元、运单号160-XXXXXXXX项下客户理赔金额1,362,681元台币、运费13,127.60港元，三项总计客户理赔金额6,326,092元台币，按照2020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台币对港元汇率中间价折合1,639,478.57港元，三项运费合计35,346港元的事实。3.被告自制的运输丢失货物的理赔清单一张，证明2019年2月至8月业务合作期间，存在7个运单项下货物的丢货情况，涉及货物价值15,397港元的事实；4.原、被告人员之间的QQ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在双方业务合作中，2018年4月10日的航班发生失火，导致被告货物未能送交收货人。经双方协商，原告同意按18.20万元人民币在被告应付的订舱费中予以抵扣，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货物延误送达时被告承担赔付责任的惯例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合同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系争货物为合同项下货物，对聊天记录不认可；对证据2不予认可，无法看出与本案关联性，且大量买家退货理由是改变心意，不想买了，并非运输延误，部分商品退货与购买时间长达数月，与常理不符，且被告客服审核理由为丢货，退款金额与货值也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此外被告未提供实际赔付依据，即便赔付了，也是被告自愿行为，原告从未与被告达成任何关于交付时限的承诺；对证据3系被告自制材料，不予认可；对证据4予以确认，原告作为代理方并无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当时为了能尽快结清欠款维护合作关系才同意进行和解。原告认为，本案所涉的三票空运单的运输情况，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在11月12日15：37下单，11月13日04：22包装完毕交单，11月13日16：24到达台湾；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在1月10日14：42下单，1月11日10：54包装完毕交单，分两批于1月11日19：14、1月12日00：29到达台湾；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在1月13日下单，1月14日10：27包装完毕交单，分两批于1月15日10：01、1月16日13：20到达台湾。2次无延误，运单号160-XXXXXXXX的延误是因为航空公司取消航班造成，原告作为订舱代理人并无任何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3清单系被告自制内容，理赔资料等无法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4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应当从具体履行行为来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的陈述，被告向原告发出订舱需求，原告根据被告的舱位需求及发货时间向航空公司下单，由航空公司出具给被告航空货运单并完成运输，原告向航空公司支付舱位费，再由原、被告按照约定的价格进行订舱费结算，其中订舱费差价作为原告的利润。从双方履行来看，原告是根据被告要求来向航空公司进行订舱，由航空公司来完成承运，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是订舱服务，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其次，从航空公司出具给被告的航空运单上可看出，托运人为被告、出票承运人的代理商为原告、托运人证明一栏填写被告、承运人及空运单签发人均是航空公司，说明被告在接受运输时，原告向被告披露了原告作为承运人代理人的身份以及航空公司为承运人的身份，其运输合同关系直接约束被告和承运人。再者，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被告在发出订单需求时，被告仅要求原告订舱，并非要求原告进行运输。在出现航班延误时，被告多次表示“并非责怪原告，自知是无法控制的问题，请原告帮忙向航空公司争取。”再次说明原告仅仅为被告提供订舱服务。故本院采纳原告陈述意见，确认原、被告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在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在案证据未能证明因原告过错造成被告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本案中，被告所述的存在延误运输的三单货物，其中运单号160-XXXXXXXX、运单号160-XXXXXXXX，被告认为延迟一天，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当日到达以及当日货物已打板的事实；且根据被告提供的货物情况单显示，运单号160-XXXXXXXX货物是11月13日到达，运单号160-XXXXXXXX货物最晚是1月12日00：29日到达，延误并未达一天；况且，即便按照被告的陈述，货物也均在被告下单后48小时之内到达，未违反被告对客户所作的2-4天的时效承诺。对于运单号160-XXXXXXXX，双方均确认因航空公司延误导致最后一批货物在第4天才到达，但在案证据未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作出时效承诺，被告也未曾向原告告知过其对客户的时效承诺以及延误运输时需承担的损失赔偿。原告根据被告委托及时订舱，即便因航班延误造成货物延迟送达也并非原告过错，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依据。其次，虽然此前业务合作中，因火灾导致货物无法送达时，原告基于和解而向被告进行赔付，单次的赔付行为不能约束之后的赔付责任认定。被告将单次的赔付行为认定为双方之间关于货物延迟送达的赔偿约定，实属被告的单方扩大理解，缺乏法律依据，更无法认定为双方之间的赔付惯例。再者，被告提出的客户赔付损失，所提供的客户退货理由以及审核理由与本案所述的延迟送货导致退款不一致，且未提供具体的赔付依据，无法证明被告所述的赔付损失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原告按约提供订舱服务，被告应当支付相应订舱费用，被告要求原告承担运输延误损失及运费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已按约完成订舱服务，被告应当支付相应订舱费，被告对拖欠的订舱费640,987.20港元无异议，拖欠未付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付款及偿付利息的违约责任。关于利息的计算基数，被告认为按照2020年6月1日汇率来折合589,695.40元人民币，鉴于原告主张的计算基数548,044.06元人民币低于被告确认金额，本院予以认可。双方并未约定具体付款日期，原告自催款日起主张利息的的计算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反诉，其中运输延误损失和运费损失，前已认定，不再赘述；对于丢货理赔损失，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因原告过错造成的丢货以及理赔损失依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本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空运订舱费640,987.20港元及利息(以548,044.06元人民币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5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反诉原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80.40元人民币，由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8,794.73元人民币，减半收取计9,397.37元人民币，由反诉原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洁亭法官助理 罗林梅书 记 员 罗林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三、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