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6999号原告：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佳园23号楼901室。法定代表人：苏巧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淼，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燕园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3号院A座604室。负责人：吕林红，主任。被告：左继超，男，194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北街9号楼王鼎国贸南2单元15层。负责人：关宪法，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纬天公司）与被告北京市燕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燕园律所）、左继超、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千业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盛纬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淼，被告燕园律所负责人吕林红，被告左继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被告千业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三盛纬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退还律师代理费2072024.78元及占用该应退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自本案立案之日起至被告付清应退款之日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2.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97926元；3.三被告向原告出具与收费金额相应的发票；4.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因原告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立案诉讼，原告与被告一燕园律所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燕园律所指定被告二左继超律师担任原告诉讼代理人。合同约定左继超代理承办委托案件的诉讼全过程，约定具体事项是：1.立案准备工作；2.一审或可能出现的二审、再审的全部法律事务；3.案件胜诉后执行阶段的法律事务。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自合同纠纷正式立案之日起，若一年内结束（胜诉并取得执行款）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5%即付乙方为代理费；若二年内结束，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8%即付乙方为代理费；若三年内结束，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11%即付乙方为代理费。但是左继超律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履行了约定案件的一审程序，2017年8月17日在二审程序中以不在北京为由，不能参与即将开庭的二审诉讼活动。致使原告不得不临时仓促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额外支出代理费1597926元。此后，左继超律师在没有终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参与以后的诉讼活动和申请执行程序，而仍以委托收款方式向原告先行索取了320万元律师代理费。原告要求与左继超律师书面确认并结清律师代理费，但左继超拿到320万元律师代理费后，一直拖延至今不与原告书面确认和结清。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背了合同法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全面履行原则，只应得到一审律师代理费1127975.22元，依法不应得到3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应当退还其中2072024.78元。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原告因被告不履行约定义务而造成损失（不得不支付另聘律师服务费）1597926元，被告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间，左继超律师由燕园律所转至千业律所，其继续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燕园律所没有与原告签订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的合同，千业律所也没有与原告重新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合同，更没有就左继超转所后与原告洽谈任何委托合同事宜，左继超只是向法院递交了一份千业律所的公函。原告至今也不知道燕园律所与千业律所就原告的委托代理合同权利义务是如何转移交接的。两所均没有依规与原告办理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和重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且对左继超律师疏于管理，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共同原因。被告燕园律所辩称：一、起诉书第1项诉讼请求所涉款项从未向答辩人支付、也并非原告为履行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而支付，要求答辩人退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事实上，原告为了解决其与左继超的个人纠纷，曾于2020年6月18日向丰台律协投诉答辩人，丰台律协于2020年7月8日向答辩人发出告知函，并向答辩人转送原告的投诉书。在该投诉书中，原告自述了与本案相关纠纷的详细经过。答辩人按照告知函的要求向丰台律协提交了情况说明，详细阐述了该投诉为投诉人恶意投诉以期达到不良目的的理由。丰台律协经审查后接受答辩人的反馈意见，对于该投诉未予立案。此后原告又就相同事由提起本案诉讼，隐瞒其在投诉书中已认可的左继超并非以答辩人律所律师的身份代理其案件的事实，在本案的起诉书中虚假陈述为左继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参与一审以后的诉讼活动和申请执行而要求退费。由此可见，原告明显是在虚构事实、恶意诉讼，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首先，在原告自己提交给丰台律协的投诉书中，在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第2条中明确写道：“2015年3月18日下午代理案件首次开庭时，左继超律师提出因工作调动已离开北京市燕园律师事务所，但为了不丢掉代理案件，要求投诉人与其个人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并以投诉人公司法务身份出庭参与诉讼。”可见，最迟在2015年3月18日一审开庭时，原告就已知并且认可左继超离开燕园律所、不再是答辩人律所的律师、其行为不再是履行案涉委托合同、而是基于另行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其代理案件的事实。原告在认可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在本案的起诉书中却声称左继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参与一审以后的诉讼活动和申请执行，进而要求答辩人退费，显然自相矛盾，恶意诉讼企图明显。其次。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的记载，左继超于2015年1月12日经审核批准从答辩人律所调出，调入千业律所。左继超调入千业律所也是原告明知并且认可的，在原告提交给丰台区律协的投诉书第5条中明确写道：“2017年8月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左继超律师称其工作已调动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公函，并以该所律师身份出庭参与诉讼。”原告最迟在2017年8月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时即明确知晓左继超以千业律所律师身份代理案件、而并非答辩人律所律师的情况下，原告仍在案件二审终结并执行后的2017年12月25日、2017年12月26日、2018年1月17日、2018年1月18日分4笔共支付320万元到北京星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并且按照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的由左继超出具的委托书和收据，均明确记载左继超以千业律所执业律师身份代理案件并收取费用，原告在明知左继超并非以燕园律所名义代理案件，且由左继超本人委托他人收取律师费的情况下，即使有理由要求退费，也应要求由千业律所、左继超本人或者北京星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退费，而在本案中诉请由答辩人退费，罔顾事实，于法无据，应坚决予以驳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17年9月7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左继超不出庭、原告声称由此委托其他律所代理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原告仍在案件二审终结并执行后的2017年12月25日之后支付左继超律师费，本次诉讼又要求退费和赔偿损失，这样做显然违背常理，恶意诉讼意图明显。二、起诉书第2项诉讼请求所称损失与答辩人无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告早在2015年3月18日左继超为其代理的案件首次开庭时，已明知并认可左继超不再是答辩人律所的律师、其行为不再是履行案涉委托合同的事实，2017年8月1日其代理的案件二审第一次开庭时已明知并认可左继超调入千业律所的事实，因此左继超是否出庭参与2017年9月7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均与答辩人律所无关，即使其有理由要求赔偿其于2017年8月20日另行委托广东广和（北京）律所事务所的损失，也应要求由千业律所或左继超本人赔偿，而在本案中诉请由答辩人赔偿损失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而且，原告声称其额外支出代理费1597926元，而根据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中第4项的银行回单，其于2017年12月29日汇给北京好特美装饰有限公司100万元、2018年1月2日汇给北京好特美装饰有限公司597926元，附言均为还款，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为给付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代理费，无法证明该笔费用为其额外支付的律师费，要求赔偿该笔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在起诉书第1、2项要求答辩人退费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第3项要求答辩人开具发票和第4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更显荒唐可笑，应当予以驳回。四、答辩人保留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支付案涉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的权利。如前所述，原告所称320万元律师代理费并非为履行案涉委托合同而支付的律师费，即原告并未支付案涉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因此，原告应按照案涉委托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至少将其自认的一审律师代理费1127975.22元支付至合同约定的答辩人的银行账户，并赔偿答辩人因原告延迟支付该款项而产生的损失。若原告拒不支付，则答辩人保留对此应付款项提起反诉的权利。被告左继超辩称：一、被告已全面、适当履行完毕代理合同义务。原告和大唐公司的纠纷长达六年，诉讼又分前后两案，在原告前案胜诉无望的情况下，被告二主动不让原告支付任何费用，全风险代理方式赢得了前案胜诉，又依原告的意思阶梯式风险代理了后案。直到2017年3月31日海淀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但一审判决仅支持原告本金诉求2256万元，对于利息部分未能支持。因此，双方沟通后决定上诉，上诉争议焦点主要是未支持的利息部分。随后，2017年8月1日二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二到庭参与了全部庭审活动（连同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庭后被告二分别提交了代理词、补充代理意见。2017年9月13日终审判决驳回了对方要求大幅度削减本金的诉求，支持了原告关于利息部分的诉求。需要说明的是：被告二开始代理此案时已年满72岁，中途经历起诉后又撤诉，前后开庭近十次。其过程中还主动承担了一些法庭外与大唐公司违法行为抗争的事务，可谓殚精竭虑。从原告与被告二的微信沟通记录，也能够完整体现出在整个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阶段，被告二都在积极的履行委托事项。原告对被告二之代理工作从未有过不满或指摘，从原告及时主动支付全部风险代理费的行为可以看出，原告对被告二代理工作是全面肯定的。二、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二以“不在北京”为由，不参与第二次庭审活动。原告声称被告二“在8月17日表示，因为不在北京，不能参与二审后续诉讼代理”“导致原告仓促之间增加委托代理人”，这纯属无稽之谈。原告提供的和第二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时间是2017年8月20日，被告二未能出庭的时间是2017年9月7日，这中间相差至少17天，这就是所谓的“仓促之间”吗？而且原告又是从哪里知道在17天以后会开庭，并且被告二恰巧也不在北京呢？本案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被告二作为风险代理，结案前不仅未收分文报酬，连二审上诉费都是被告二承担并缴纳。二审庭审程序已走完，形势明朗，胜诉在望之时，却找借口不再参与此后的诉讼，这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吗？本案真实背景是：二审第二次开庭时，被告二确实没有出庭，原因是法院原通知是9月6号，被告二已做好了开庭的准备，并买了第二天的出差机票，法院突然通知延至7日开庭，被告二考虑退改机票，原告认为被告二不必出庭，有代理词就行。于是被告二将代理词交给了原告，原告交给了法庭。查看原告提供的第二次庭审笔录其中的三盛公司答辩意见，和第一次庭审的一字不差，甚至连“解读”写成“借读”也如法沿袭。原告在二次开庭时重申被告二代理意见的行为说明了被告二虽未出庭，仍在发挥着代理作用、履行了代理义务。综上所述，被告二已经完整履行了全部案件办理及后续执行义务，原告对代理工作从未有过指摘和不满。三、原告增加代理人所产生的成本与被告二无关。原告在二审已经开过一次庭后增加代理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希望加强针对上诉请求的诉讼力量，并非因原告不能出庭而增加委托。由于第二代理人也是全风险代理，如果上诉请求未获支持，原告无任何损失，如果获得支持，则是从胜诉标的增加部分中支付代理费，如此包赚不赔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原告对第二代理人支付的代理费是原告利益权衡后的自我决定。原告所签的两个委托合同，属于完全各自独立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和第二代理人签约的行为与被告二无关。根据委托协议第10条第1款之约定“甲方单方面将委托事项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不得要求退费。而且原告与第二代理人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其风险代理取费范围只包括上诉增加部分，不包括维持一审原判的部分。因此，增加代理人是为取代被告二的说法无法成立。退一步说，如果被告二表示不能或拒绝参与后续诉讼，原告为何不主张解除代理合同？为何继续和被告二商量代理意见及案件办理？为何在拿到胜诉判决书和执行案款后第一时间告知被告二？为何对被告二按约支付全部代理费？原告对被告二支付全部代理费这一行为本身，是对原告认为被告二应承担第二代理人费用这一主张的直接否定。四、依约定被告二不应承担原告增加代理人所导致的“损失”。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之约定，只有被告二“无正当理由，不准时出庭参加诉讼或仲裁活动，而导致司法机关作出对甲方不利生效裁决后果的”被告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很显然本案不存在此种情形。五、原被告在案件结束后已就律师费支付达成合意。据了解，大唐公司败诉后，一直在积极争取申诉再审，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打消原告的顾虑，双方在执行案款到账后的第三天签署了一份付款前的“清结协议”，协议中明确载明：“鉴于双方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合同书”“如果大唐联诚公司再审实现目标，乙方应按照执行回转相关规定依法退回本案所得”。该协议可以充分说明：1.双方同意按照2014年12月29日之委托代理合同支付代理费用，且在该协议签订后即实际支付完毕。2.只有在大唐公司实现再审目标后，被告退还所得。双方在代理费全部支付前所签订的该协议书，不仅是对前期代理工作的肯定、而且还对后期可能出现的代理事项、后期可能产生的代理费退还等事项达成了合意，同时也证明了原告声称被告二找借口不参与后续诉讼活动这一陈述纯属子虚乌有。六、关于千业律所代理合同关系及发票开具。本案一审通知开庭时，恰逢被告二执业关系自北京转移至郑州（72岁高龄）过程中，来不及签署案件移转协议。但从二审中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和被告三出具的出庭函可以认定：原告和被告三就本案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达成合意。结合后续风险代理费结算及支付可以佐证，双方权利义务沿用了被告一与原告所签署之代理合同。此外，原告要求被告开具发票之诉求，属于税务行政法律关系，不应归属民事诉讼管辖范围。综上所述，原告之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望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千业律所辩称：一、被答辩人追加答辩人要求退还律师代理费及出具发票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被答辩人所谓的案件事实是被答辩人和被告一燕园律所在2014年10月29日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基本依据发生的。此时，被告二左继超律师也是在被告一执业并受其委派从事被答辩人的案件代理工作。（2）根据北京市一中院2017年8月1日二审询问笔录和（2017）京01民终5533号判决书显示，被答辩人向左继超出具了委托书，并且左继超做为二审代理人，参与了二审的诉讼活动。因此，被答辩人所述的左继超未参与二审诉讼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3）被答辩人未向答辩人支付任何款项，答辩人也未向被答辩人出具任何同意其将款项转至其他单位的授权。至于被答辩人提出所谓的四张北京银行客户回单的收款人并不是千业律所，而是北京星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备注附言部分，均明确显示是：还款。对该转出款项的性质和后果，应有相关方协商解决，与答辩人毫无关系。（4）根据被答辩人所述，其向左继超支付了律师代理费，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既然向承办律师个人支付了律师代理费，应视为其对承办律师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履约行为。事后反悔，必须有充分而客观的理由，否则，不能成立。（5）根据2017年12月2日被答辩人与左继超个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内容来看，原告对左继超的代理工作是认可的，对代理结果是满意的。并且约定，如果对方通过再审翻案，并且执行回转时，左继超同意交回被答辩人已经支付的费用是有明确约定的。二、被答辩人追加答辩人要求赔偿损失和承担诉讼费等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在案件中，一个当事人可以聘请1-2位代理人代理其案件诉讼活动。在本案中，被答辩人为了在二审中能更充分的主张并维护其合法权益，另行增加一个代理人的做法完全是其对法律赋予其权利的行使，并且诉讼结果也使得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是，被答辩人却以此为损失要求第一个代理人承担其支付给增加的代理人的律师费的做法，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根据答辩人所了解的客观情况，虽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签署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是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向左继超律师出具了二审委托书后，由于这是左继超律师原来在北京执业时遗留的案件，答辩人基于对案件负责的态度，及时的向左继超律师出具了出庭公函，并且北京一中院的终审生效判决书上明确显示了左继超做为代理人履行了二审代理职责。左继超律师在答辩人律所执业期间，答辩人未收到被答辩人任何款项。所以，被答辩人追加答辩人并要求退还所谓的律师费、赔偿损失并开具发票等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恳请法庭查明事实，公正裁决，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企业信息、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据二燕园律所信息、左继超居住证，证明二被告身份。证据三原告与燕园律所签订的委托协议，证明二被告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委托阶段左继超：1.代理准备工作；2.一审或可能出现的二审、再审阶段的全部准备法律事务；3.案件胜诉执行阶段的法律事务。证据四（2015）海民（商）初字第27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左继超参加了一审的庭审程序。证据五：1.左继超2018年1月17日手写委托书；2.左继超2018年1月18日手写收据；3.原告的付款凭证，证明原告的汇款情况和汇款事实。证据六：1.原告与广东广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2.广东广和律师（北京）事务所所函；3.刘玉授权委托书；4.原告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另行委托广东广和（北京）代理该案件。证据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询问笔录时间2017年9月7日15:30-16:00、2017年8月1日9:30-11:50，证明左继超没有到庭。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认可，无异议。证据三，与本案诉求无关，本案所有证据指向的是原告与被告二个人形成委托关系，与被告一无关。证据四，认可，无异议。但该证据当事人信息显示左继超以原告法务出庭，与被告一无关。证据五，与被告一无关，原告应要求北京星座物业或千业律所或左继超退费。证据六，与被告一无关。证据七，在二审中左继超是以千业律所律师代理的诉讼，与被告一无关。被告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关于证明目的，补充一点，立案准备工作不同于立案。证据四，认可。证据五，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017年12月15日双方就案件的代理费用支付达成最后的协议及确认左继超继续代理本案的再审事务，如果再审成功，被告将律师费退回，该补充协议书说明左继超全面履行了代理义务，不存在未履行的情形。证据六，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民诉法规定，同一当事人可以委托两名代理人，原告增加委托代理人产生的成本与被告无关，在原告的付款凭证中可以看出原告是知情委托代理费支付给广和律所指定的账户，因此原告对于律师费支付至律所之外的账户代收是认可的。证据七，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次庭审左继超已经完成庭审程序直至最后陈述意见的发表，第二次未到庭不是左继超拒绝到庭，而是在开庭前一天法官突然变更开庭日期，丁桐本人也同意左继超不用本人到庭。证据第88页显示被告二在开庭前一天依然在向原告发送代理意见，证明被告二一直在履行代理义务，在9月15日原告向被告二告知二审胜诉的消息，并将判决书拍给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证据三，请法庭核实其真实性。证据四，认可，无异议。证据五，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首先委托书和收据没有千业的印章，左继超2018年1月17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原告是在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前打的款，且银行回单上面载明的收款人是北京星座物业公司，不是被告三，附言备注的是还款，并非律师费。证据六，原告增加代理人，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增加代理人支付的费用由第一代理人承担没有任何依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七，2017年8月1日二审询问笔录中每页均有左继超的签字，该笔录记录了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证明左继超履行了二审的代理义务，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说的二审左继超并未到庭的证明目的。被告一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告知函和投诉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起诉本案之前向丰台律协投诉了被告一，且原告认可左继超离开被告一律所的行为，左继超的行为不代表被告一的行为。证据二，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记录，证明2015年1月12日司法局出具的左继超从燕园律所转入千业律所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据二，认可，无异议。被告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但是对于投诉书的内容不认可。被告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投诉书的事实和理由与被告三了解的情况不同，对于投诉内容不予认可。证据二，认可，无异议。被告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委托代理协议，证明：1.被告二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2.约定委托方如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所收取代理费不予退还；3.协议第二条中有一个代理立案的规定，因左继超年龄过高，因此对于案件的事务性工作是由原告自己完成；4.在合同第八条对于什么情况退还律师费做了规定，本案不属于该规定的情况。证据二，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书，证明判决书载明代理人律所变更为千业律所，燕园律所不应该是本案被告，判决书并未载明左继超未到庭，说明左继超出庭应诉履行了代理义务，二审判决支持了原告诉求。证据三，北京市一中院2017年8月1日庭审笔录，证明：1.被告二参与8月1日开庭，并非如原告所说未参与庭审；2.庭审程序全部完毕（包括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3.左继超的答辩意见和三盛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证据四，原告实际控制人与被告二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被告二全程主导案件办理、证据收集、设计诉辩思路；2.被告二在8月1日庭审完毕后，制作代理词并由原告提交法院；3.被告二在8月1日至9月7日间依然全程沟通案件办理、提交补充上诉意见；4.被告二依然在勤勉履行代理人职责；5.原告在收到胜诉判决书后第一时间向被告二告知“我们胜诉了”并拍发判决文书；6.双方交流融洽、密切配合，原告从未对被告二之代理工作有过不满和指摘；7.原告从未向被告二主张减少代理费或增加代理人所带来的代理成本支出。证据五，丁桐与左继超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把执行案款到账信息发给左继超，与左继超说明执行到账的情况。证据六，补充合同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二就代理费支付达成合意，双方约定只有在大唐公司申请再审成功后再按照执行回转程序退还律师费。证据七，2017年4月14日被告二与原告法人的转账记录，证明因二审判决中并未支持原告方关于利息部分的主张，所以对于是否上诉，原告存在顾虑，因为被告二将这个案子作为最后一个案子，左继超希望把它弄好，因此左继超就跟原告说要帮他出上诉费，对于这样一个帮忙支付上诉费的律师，原告所说的被告二存在的未到庭及还要求将律师费退还的说法，被告二不认可。2018年4月26日原告法人与左继超达成购房协议，协议载明丁桐购买左继超在海南的一套190万元的房，如果原告要求退还律师费，应该从购房款中予以扣除。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一说的合同第八条等退还理由不适用本案，因为本案是在左继超明确表示不再代理的情况下变更的代理人。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是开了两次庭，原告承认第一次开庭时左继超到庭的事实，但在第二次庭审及执行程序中其并未参与，二审判决书支持原告的诉求，但是本案不是只有左继超律师，二审中还有其他律师参与，恰恰说明左继超没有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对于左继超到庭的事实原告也没有异议，但是这不能说明左继超全面履行了义务，因为本案并不是开了一次庭审。证据四、五，被告二应出示原始的电子介质，现有证据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认，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均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微信内容是可以随时删除修改的，应该由第三方进行认定。证据六，真实性认可，对于被告二说的双方就支付律师费达成合意不认可，该证据只是双方就大唐公司如果申请再审所做的规定。证据七，证明目的不认可，事实与被告二所说不一致，2018年的协议书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被告二代理人提出这个意见存在混淆视听的行为。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原告与被告二始终在打着律所的名义进行交易，真实性和合法性亦无法确认。证据二，认可，无异议。证据三、四、五，与被告一无关。证据六，本案原告与左继超签订的合同书就是原告说的与燕园律所签订的代理合同，案涉的合同只是作为一个幌子。证据七，属于原告法人与被告二的私人交易，与被告一无关。被告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具体情况请法庭予以核实，对左继超前期执业情况不清楚，合同内容只是约束左继超与原告。证据二，认可，无异议。证据三，每一页均有左继超的签字，真实性和关联性均认可。证据四、五，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原告的负责人与左继超对于代理案件的情况交流的很顺畅，因此可以说明左继超全面的履行了代理义务。证据六，真实性请法院予以确认，补充合同原告法人与左继超的交情很深，原告对于左继超的代理工作很满意，否则原告不会支付费用，且双方对于律师费退还的情况作了约定，只有在申请再审成功的情况下才会退还律师费，整个过程中千业律所并未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费用。证据七，该证据若属实，说明左继超与原告法人的关系很好，因此左继超不存在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原告要求返还律师费没有事实基础。上述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综合进行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9日，甲方三盛纬天公司与乙方燕园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书，主要内容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左继超担任其代理人承办甲方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讼全过程阶段。甲方委托乙方及其经办律师办理的具体事项如下：1.立案准备工作；2.一审或可能出现的二审、再审阶段的全部法律事务；3.案件胜诉后执行阶段的法律事务。律师费支付方式：自合同纠纷案正式立案之日起，若一年内结案（胜诉并取得执行款）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5%即付乙方为代理费；若二年内结案，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8%即付乙方为代理费；若三年内结案，甲方应将实际取得款项中的11%即付乙方为代理费。本合同终止后或者提前解除的，应当由双方书面确认并结清代理费。甲方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甲方单方面将委托事项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乙方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2015年1月，左继超由燕园律所调入千业律所。原告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27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合作收益款2255950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左继超以三盛纬天公司法务身份作为该案原告唯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诉讼。该案原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7）京01民终5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79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79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三、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合作收益款的利息损失（以22559504.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标准，自2013年7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该案上诉人（原审原告）三盛纬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括千业律所律师左继超、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玉。该案于2017年8月1日第一次庭审，三盛纬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千业律所律师左继超，该次庭审程序包括诉辩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该案于2017年9月7日第二次庭审，三盛纬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千业律所律师左继超（未到庭）、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玉，该次庭审三盛纬天公司的答辩意见和辩论意见同第一次庭审。上述案件自一审至执行阶段，三盛纬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桐与左继超一直以微信聊天的方式沟通案件相关情况，其中2017年9月15日丁桐向左继超发送“左律…二审我们胜诉了”信息，并拍发二审文书；2017年12月12日丁桐向左继超转发执行案款到位通知。2017年12月25日，甲方三盛纬天公司与乙方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左继超签订补充合同书，主要内容为：一、对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的动向，双方将及时交换有关信息；二、如果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立案，乙方将代理再审法律事务；三、如果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再审实现目标，乙方应按照执行回转相关规定依法退回本案所得。2018年1月17日，左继超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将本人以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身份代理的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胜诉后法院执行款项中本人应得的款项（含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等）中的320万元汇往：户名北京星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账号0117***7315。三盛纬天公司以其名下尾号8548账号向北京星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尾号7315账号汇款情况：2017年12月25日1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100万元、2018年1月17日100万元、2018年1月18日20万元，共计320万元，银行客户回单附言均标注“还款”。2018年1月18日，左继超出具收据，内容为：兹收到本人以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身份代理的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胜诉后法院执行款项中本人应得的款项（含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等）中的320万元，其中2017年12月25日1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100万元、2018年1月17日100万元、2018年1月18日20万元。另查，2017年8月20日，甲方三盛纬天公司与乙方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关于甲方与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其二审程序诉讼代理人，乙方委派刘玉律师代理案件。2017年12月29日三盛纬天公司以其名下尾号8548账号向北京好特美装饰有限公司名下尾号6433账号汇款100万元；2018年1月2日三盛纬天公司以其名下尾号8548账号向北京好特美装饰有限公司名下尾号6433账号汇款597926元；银行客户回单附言均标注“还款”。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案件认定的事实，本案需要认定如下问题：一、本案原告涉诉代理合同关系的相对方。鉴于：1.2015年1月左继超由燕园律所调入千业律所；2.在原告三盛纬天公司与被告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左继超以三盛纬天公司法务身份作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诉讼、以千业律所律师身份作为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二审诉讼。综上，三盛纬天公司与燕园律所虽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书，但左继超调出了燕园律所，也未以燕园律所律师身份参与诉讼，故双方的代理合同已实际终止；根据以上情况，三盛纬天公司与千业律所形成了事实代理合同关系。二、原告已经支付的代理费是否应予退还。鉴于：1.左继超作为三盛纬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虽未参加2017年9月7日的庭审，但该次庭审三盛纬天公司的答辩意见和辩论意见同第一次庭审，此后三盛纬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桐向左继超发送了“二审我们胜诉了”及执行案款到位通知等微信信息，并未对此表达不满；2.三盛纬天公司随后按左继超的指示支付了代理费320万元，以行为表示了对左继超代理工作的认可；3.左继超以千业律所律师名义与三盛纬天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约定“如果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再审实现目标，乙方应按照执行回转相关规定依法退回本案所得”，目前上述退款条件并不具备。综上，左继超作为三盛纬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履行了代理义务，并无违约行为，且双方约定的退款条件尚未成就，故原告要求退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鉴于：1.如前所述，左继超作为三盛纬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中并无违约行为；2.三盛纬天公司与左继超律师并未约定原告另行聘请律师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原代理人负担的条款。综上，在左继超律师履行代理合同不存在违约且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四、原告要求出具相应发票的诉讼请求。鉴于：1.如前所述，三盛纬天公司与千业律所形成了事实代理合同关系；2.左继超律师指示三盛纬天公司支付代理费320万元属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其所在千业律所承担；3.《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规则》第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及时向委托人开具合法票据。故千业律所应向三盛纬天公司出具金额为320万元代理费的发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金额为320万元的代理费发票；二、驳回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160元，由北京三盛纬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36110元（已交纳），由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永斌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坤书 记 员 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