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31243号原告（被告）：刘二彬，男，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被告）：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大街269号。法定代表人：何桂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姣姣，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刘二彬与被告（原告）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富红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二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陈强，中铁富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姣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二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未足额支付工资27398元（3月剩余工资6217元、4月工资14067元、5月工资7114元）；2．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38．5元、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14067元；3．判令被告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拖欠工资的三倍赔偿82194元；4．判令被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延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17936．69元；5．判令被告支付拖欠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延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双倍赔偿35873．38元；6．判令被告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2020年5月26日至2022年12月24日工资436077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12月24日入职被告处，任人力资源总监一职。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12月24日至2022年12月24日。其中试用期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1月23日。双方劳动合同书及信息核定表中载明试用期内月工资为10900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14067元，每月20日前支付。2020年5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辞退通知书，通知书中载明：“根据本公司的规定，决定终止合同，请您于2020年5月25日离开本公司。”至此，被告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成既定事实。因被告拒绝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原告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2020年10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4179号裁决书，因该裁决书未全部支持原告请求，原告特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中铁富红公司辩称，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我方主营铁路餐饮及保洁，从2020年1月开始因为疫情原因，业务量骤减，所以中铁富红公司所有员工工作量都是不饱和的，从2020年3月开始受疫情原因，所有员工都是按照基本工资发放。中铁富红公司已经支付3月份工资8000元，后来因为刘二彬离职，没有进行正常工作交接，所以我方对其4、5月工资暂缓发放。刘二彬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如果刘二彬正常到公司办理手续，4、5月份工资同意按照基本工资发放。4月份为8000元，5月份为4045．98元。针对第二项经济补偿金，因为刘二彬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针对第三项诉讼请求，刘二彬在我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负责与公司员工办理签署劳动合同在内的用工手续，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经常携带公司公章外出，因此公司认为刘二彬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在自己劳动合同里面加入拖欠工资三倍条款。该条款真实性我司不予认可，中铁富红公司从未跟任何员工签署过该条款，中铁富红公司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都是劳动合同章，从未用过公章盖过劳动合同。另外，这种条款在实践中极为罕见，不符合常理，而且中铁富红公司并没有拖欠刘二彬工资的主观恶意。确实是因为公司在疫情期间经营比较困难，而且员工工作量极少，因此刘二彬没有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如果我司不仅要按照原公司标准支付工资，还需要支付承担三倍工资的标准，这个条款过于严苛也不符合常理。针对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刘二彬不存在加班事实，从刘二彬入职到离职，北京基本上属于严格的疫情期间，本身工作量就不饱和，因此刘二彬不存在加班的情况及事实，公司所有加班都必须通过申请以及审批，因此刘二彬没有加班事实，也没有提供加班申请，所以我司不需要给付加班费，也不存在双倍赔偿的问题。对于第六项诉讼请求，刘二彬已经因个人原因于2020年5月25日离职，因此对于6月以后的工资，我司没有支付义务。中铁富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铁富红公司不向刘二彬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工资27398元；2．判令中铁富红公司不向刘二彬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拖欠工资的三倍赔偿82194元；3．判令中铁富红公司不向刘二彬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38．5元。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期间的工资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同大多数企业一样，中铁富红公司的经营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包括刘二彬在内的所有员工，不管是出勤率，还是实际工作量，与此前相比均大幅下降，此种情况下，仍要求中铁富红公司按照原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对中铁富红公司来说显失公平，中铁富红公司仅负有支付基本工资标准的义务。二、关于拖欠工资三倍的赔偿金。刘二彬提供的劳动合同第十七条关于拖欠工资需支付三倍赔偿的约定在实践中极为罕见，也不符合常理，且中铁富红公司也从未与员工签署过类似条款。因此，中铁富红公司认为，该条款系刘二彬在职期间，利用中铁富红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职务的便利，擅自添加到自己的劳动合同内容中，中铁富红公司不认可该条款的真实性，因此不应作为中铁富红公司向刘二彬支付赔偿的依据。此外，对于刘二彬的工资，中铁富红公司并无故意拖欠的主观恶意，确是由于疫情期间经营困难，因此在刘二彬没有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下，中铁富红公司不但要按原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还需承担三倍之高的赔偿，对中铁富红公司来说过于严苛，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三、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首先，中铁富红公司不认可刘二彬提交的《辞退通知书》的真实性。就劳动合同的解除事宜，中铁富红公司人力资源梳理了系统文件模板，并聘请有人力资源专业法律顾问，而落款日期为2020年5月25日的《辞退通知书》内容异常简单，且用词极为不规范，并非由中铁富红公司发出。其次，在2020年5月25日之前，刘二彬已因其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因此，刘二彬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对于刘二彬提供的劳动合同以及辞退通知书内容异同寻常，真实性疑点重重，且中铁富红公司均不予认可，而原审裁决简单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条款认定由中铁富红公司承担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支付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故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能判如所请，维护中铁富红公司的合法权益。刘二彬辩称，不同意中铁富红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刘二彬于2019年12月24日入职中铁富红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于2020年5月25日离职。双方于2020年2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至2020年1月23日，合同于2022年12月24日终止；每月20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上个月工资，试用期月工资为10900元，转正后月工资为14067元；第十七条：双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1．甲方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及时支付乙方工资的，按所欠工资标准总额的三倍赔偿给乙方。（三倍赔偿不包含所欠工资金额）；2．乙方工作加班费发生拖欠时，甲方按国家或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标准的双倍金额赔偿给乙方；3．甲方未按劳动合同约定到期日期（2022年12月24日）前辞退乙方时，按全额工资把未服务的劳动合同剩余时间内的工资作为单独赔偿一并结清发放给乙方，剩余未服务劳动合同时间内的所有社会保险费用也由甲方无条件全部负责缴纳，其中包括个人缴纳部分的费用也由甲方全部负责缴纳……5．乙方每8小时以外的自动定为加班时间，无需任何加班申请，加班费按北京市有关政策法规及劳动合同约定计算。6．乙方不代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及办理社会统筹等事务工作。2020年5月25日，中铁富红公司向刘二彬发出《辞退通知书》，上载明：根据本公司的规定，决定终止合同，请您于2020年5月25日离开本公司，您的一切待遇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办理。庭审中，双方认可刘二彬转正后税前工资为14067元。刘二彬主张其于2020年3月至5月正常出勤，但中铁富红公司仅支付其2020年3月份工资8000元，未支付2020年4月、5月工资。根据其收入纳税明细显示，其2020年4月申报3月工资薪金收入为14217元。中铁富红公司主张，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员工工作量不饱和，按照原工资标准给付工资显失公平，仅同意按照基本工资标准给付刘二彬2020年4月、5月工资。庭审中，刘二彬主张在职期间其存在工作日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但单位未支付其加班工资。刘二彬提交钉钉签到通知、加班核算表、考勤记录、数张由李天天或者何桂英签字的请假调休申请单、钉钉考勤加班签到截图、登机牌等予以佐证。其中，2020年5月11日请假调休申请单办公室主任审批签字处载明“同意，天天委托代签，何贵英”，2020年5月20日请假调休申请单本次假期结束后加班剩余天数处载明“112小时”，考勤负责人“何桂英”于2020年5月22日签字。刘二彬自行核算工作日加班38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31．5小时、休息日加班42．5小时。中铁富红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钉钉上的数据因刘二彬离职已经清除，无法对加班情况进行核实，何桂英和李天天并非考勤负责人，且其公司加班必须经过书面申请和审批。庭审中，刘二彬主张因单位无故辞退，其于2020年5月25日离职，中铁富红公司应依法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依据《中铁富红公司内部劳动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劳动保障制度）规定给付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并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给付拖欠工资三倍赔偿、拖欠加班工资双倍赔偿、剩余劳动合同期间工资赔偿。刘二彬提交的上述印有中铁富红公司公章的劳动保障制度载明：“第2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提前30天书面通知员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30天通知员工的，另多支付员工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代通知金）”。中铁富红公司对该劳动保障制度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刘二彬为其单位的人力资源总监，其利用职务之便替换自己的劳动合同，变更了劳动合同的内容，刘二彬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模板明显区别于其单位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文本模板。审理中，中铁富红公司申请对《劳动合同》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辞退通知书》中文字与公章的形成顺序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说明函》，上载明：“《劳动合同》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超出我所业务范围，故我所无法对该项目进行鉴定；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辞退通知书》右下方落款处的“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体字迹和“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101081511764”印章印文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形成文字后形成公章。中铁富红公司预交鉴定费4500元。另查，刘二彬于2020年7月21日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1．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未足额支付工资27398元；2．中铁富红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38．5元、未提前三十天通知紫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14067元；3．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拖欠工资的三倍赔偿82194元；4．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延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7936．69元；5．中铁富红公司支付拖欠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延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双倍赔偿35873．38元；6．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19年12月24日至2022年12月24日社保补缴及社保缴纳费用6467元；7．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5月26日至2022年12月24日工资436077元。2020年10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4179号裁决书，裁决：一、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二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工资两万七千三百九十八元；二、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二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拖欠工资的三倍赔偿八万两千一百九十四元；三、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二彬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七千零三十八元五角；四、驳回刘二彬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铁富红公司未足额给付刘二彬2020年3月至5月工资，根据收入纳税明细及双方约定，刘二彬主张该期间工资差额2739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中铁富红公司仅给付基本工资的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中铁富红公司主张刘二彬利用职务之便使用公章盖印相关证据、替换劳动合同，但未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经鉴定，《辞退通知书》先形成文字后形成公章，本院对《辞退通知书》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履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鉴于中铁富红公司未就与刘二彬解除劳动合同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刘二彬主张中铁富红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劳动保障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刘二彬主张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经济补偿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对刘二彬要求中铁富红公司给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拖欠工资的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刘二彬自2020年5月25日离职后不再为中铁富红公司提供劳动，亦不受中铁富红公司管理，双方自此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其依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条款要求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5月26日至2022年12月24日工资的诉讼请求，违背立法本意，显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刘二彬提交的数份请假调休申请单剩余加班时长随调休予以递减。最后一次2020年5月20日请假调休申请单显示，刘二彬剩余加班时长为112小时。该剩余加班时长与刘二彬自行统计的加班核算表、钉钉签到报表截图相吻合。虽然刘二彬无法出示钉钉签到原始记录，但其作为劳动者在离职后客观上无法取得考勤原始记录亦属合理。刘二彬作为劳动者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刘二彬存在加班事实。中铁富红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作为用人单位，中铁富红公司称因钉钉数据已经清除无法对加班情况进行核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中铁富红公司关于何桂英、李天天非考核负责人并以加班需要审批为由拒绝给付加班费的辩称，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对于刘二彬主张中铁富红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作日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刘二彬对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计算方式有误，本院予以调整。双方劳动合同第十七条第2款约定“乙方工作加班费发生拖欠时，甲方按国家或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标准的双倍金额赔偿给乙方”。结合该款文意及该条第1款对“三倍赔偿不包含所欠工资金额”进行特别约定，本院认为，该款约定的“双倍赔偿”应当包含所欠加班费。在判令中铁富红公司给付刘二彬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作日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前提下，对刘二彬主张上述加班工资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仅支持一倍赔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工资差额27398元；二、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33．5元；三、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14067元；四、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拖欠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工资的赔偿金82194元；五、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15663．11元；六、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二彬拖欠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赔偿金15663．11元；七、驳回刘二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10元，余款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4500元，由北京中铁富红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齐婵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津楠书 记 员 孙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