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7760号原告：晋亚飞，女,199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霞,广东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思妍熙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184号之五之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6735899。法定代表人：李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炎明,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玉,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第三人：李玲，女，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王子石村5组8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528198611070023。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棠,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晋亚飞诉被告广州思妍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妍熙公司）、第三人李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韵琪独任审理。原告晋亚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霞，被告思妍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炎明，第三人李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棠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晋亚飞向本院提出并明确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2月销售返利42589.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销售返利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思妍熙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要业务为销售广东思埠集团旗下产品，原告、第三人李玲均为被告思妍熙公司的股东，公司经营模式为由公司6名股东分别带领自建团队为被告销售产品。2017年公司转型加上股东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第三人李玲提出让其余5名股东退出公司，将各自原有的团队成员归还各自股东名下。后被告思妍熙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李玲为被告思妍熙公司唯一股东，但实际上原告在2019年11月正式退股。因广东思埠集团系统限制无法从系统上将原告原有的团队成员转移回原告名下，后经原、被告协商确定，原告原有的团队成员（茜茜、厂头、浩博、辣椒、小慢玉、思臻）暂时挂在第三人李玲名下，但上述5名团队成员所创造的销售利润由原告和被告思妍熙公司各占50%分成，同时被告承诺每月10日结算原告上个月的销售返利。2020年1月14日，被告在公司工作群公布了原告2019年12月份的销售返利为42589.5元，但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的销售返利，被告迟迟不予公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公布原告名下5名团队成员的销售明细并结算原告的销售返利，被告均以公司亏损为由拒绝结算，原告因此起诉请求判如所请。思妍熙公司辩称，1.我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原被告从未达成关于支付销售返利的合意或签订协议，原告所称的“销售返利”实质是第三人李玲单方向原告作出的赠与行为，与被告无关。虽然第三人李玲是被告的唯一股东，但法律上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第三人李玲从公司获得经营收益利润后并进行处分系其个人赠与行为，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在2016年10月加入公司，2017年4月退出，但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亦无权获得销售返利；2.即使第三人李玲将原告诉称人员的销售返利赠送给原告，也应建立在公司扣减运营成本后有利润且已分配给第三人李玲的基础上李玲才能自行处分，但原告诉称人员产生的销售利润应归公司所有，第三人李玲无权将被告的财产直接赠与原告。现被告已因第三人李玲个人赠与行为导致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生产经营，第三人李玲也明确撤销对原告的赠与，因此被告无须对第三人李玲已经撤销的赠与行为承担付款责任；3.原告主张的2019年12月份的销售返利为42589.5元未扣除税费及各项成本的原始数据，不是被告的净利润；4.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020年1月至4月份的销售返利40000元没有计算依据。李玲述称，1.原告诉请的2019年12月销售返利42589.5元并未扣减公司成本开支、日常经营亏损，且被告在2019年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分红的请求权基础；2.2019年11月原告已带领团队离开被告，且原告无证据证明2020年1月-4月为被告产生了实际的销售额，因此也没有对应销售额所产生的销售返利；3.第三人对原告做出的个人名下在年度被告分红收益中提取50%给予原告属于赠与行为，第三人已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对于该赠与行为予以撤销；4.关于第三人承诺给原告五名代理商的销售利润返利，主体应为五位代理商，并非原告，因为销售返利是对于代理商个人的销售返利的支付，与原告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思妍熙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1日，2017年4月21日该公司股东由陈金玉、晋亚飞、李玲、刘艳春、施嫦丹、周群玉变更为李玲，公司性质变更为一人公司，此后晋亚飞继续在该公司担任销售人员至2019年11月，期间李玲一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晋亚飞带领的销售团队中包含名为“茜茜丫头”“浩博”“辣椒”“小曼玉”和“思臻”的五名代理商。2019年11月晋亚飞退出思妍熙公司后，前述五名代理商的电子销售记录因系统限制继续登记在李玲名下，晋亚飞与李玲于2020年1月4日通过微信沟通协商一致，该五名代理商销售货物产生的销售返利中的50%归晋亚飞所有，于每月10日前结算，李玲及思妍熙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晋亚飞发送了2019年12月销售明细表，该表显示2019年12月晋亚飞可分配销售返利的50%为42589.5元。思妍熙公司认为晋亚飞主张的销售返利系第三人李玲单方作出的赠与行为,与公司无关，李玲对思妍熙公司的该项主张不持异议，且认为赠与的意思表示系对五名代理商作出的，晋亚飞无权主张。思妍熙公司、李玲均表示晋亚飞主张的2019年12月份的销售返利42589.5元未扣除经营成本及税费，并非净利润，且2019年思妍熙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利润可供赠与。思妍熙公司为此提交了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未付运费对账单等证据拟证明2019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力支付外债的事实。晋亚飞认为李玲系思妍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李玲的行为即代表思妍熙公司，并陈述其主张的销售返利计算方式为2019年12月销售明细表中每种产品的“极差价格”×总销售数量所得金额的50%，“极差价格”是广东思埠集团公司制定的，代理商每销售一种不同类型的产品便可依据极差价格直接获得50%的销售返利，与思妍熙公司运营成本无关，不管盈利与否都要向其分配，且该返利无须再分配给代理商，代理商的销售返利是另行与李玲结算的。思妍熙公司、李玲对此均不予确认，认为如不扣减运营成本明显不合理、不公平。庭审中，李玲否认2020年1月之后前述五名代理商仍登记在其名下，晋亚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前述五名代理商2020年之后仍登记在李玲名下以及该五名代理商销售货物的情况。另查明，李玲于2021年1月11日以晋亚飞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之诉，请求撤销其对晋亚飞关于涉案五名代理商产生销售利润50%的赠与。本院经审理后于2021年3月30日作出（2021）粤0114民初12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玲、晋亚飞之间并未达成一致的成立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判决驳回李玲的诉讼请求。该案尚未生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思妍熙公司是否应当向晋亚飞支付销售返利。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思妍熙公司、李玲均认为晋亚飞主张的销售返利系基于李玲与晋亚飞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但李玲与晋亚飞并未签订书面赠与合同，且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玲也并未明确作出将其财产无偿赠与给晋亚飞的意思表示，因此李玲主张与晋亚飞之间为赠与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晋亚飞自2017年4月21日起已从思妍熙公司退股，不再是思妍熙公司的股东，思妍熙公司的盈亏均与晋亚飞无关，思妍熙公司、李玲以2019年12月销售明细表载明的可分配利润未扣除公司运营成本、税费为由拒绝向晋亚飞支付由晋亚飞名下五名代理商产生的销售利润，理据不足；再次，思妍熙公司、李玲均称2019年思妍熙公司为亏损状态，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思妍熙公司的经营状况；最后，李玲已在双方微信往来中确认2019年12月应分配给晋亚飞的利润为42589.5元，李玲系思妍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晋亚飞主张李玲的行为代表思妍熙公司，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晋亚飞请求思妍熙公司支付2019年12月销售返利42589.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20年1月-4月的销售返利，因晋亚飞未提交证据证明2020年1月后涉案五名代理商的销售、收款记录仍然登记在李玲名下及产生的销售返利具体情况，思妍熙公司、李玲对此亦予以否认，晋亚飞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晋亚飞主张的2020年1月-4月的销售返利，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思妍熙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晋亚飞支付2019年12月销售返利42589.5元；二、驳回原告晋亚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2元，由原告晋亚飞负担872元，被告广州思妍熙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韵琪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许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