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锦明，男，汉族，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伏秋，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权，男，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杨志，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百炎，男，汉族，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新兴县。原审被告：陆壬兴，男，汉族，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原审第三人：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人：何伟权，该公司董事。上诉人刘锦明、何伟权因与被上诉人李百炎、原审被告陆壬兴、原审第三人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锦明上诉请求：1.撤销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61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依法判令何伟权、李百炎共同偿还刘锦明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开始计算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何伟权、李百炎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刘锦明与何伟权、李百炎于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然已经生效，但刘锦明已经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而何伟权、李百炎既没有按《合作协议》的约定提供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也没有按《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东人数及股份比例等股份制的合作形式成立“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因此，何伟权、李百炎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合作协议》。（一）刘锦明在《合作协议》中的义务是投资。刘锦明于分别向何伟权个人账户尾数为3444和6986的两个账户分三笔共汇款100万元，何伟权、李百炎在收据上签名，并注明该款的用途是“安排用于上葡京老佛爷工程”，证明刘锦明已经按《合作协议》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二）《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是“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但何伟权、李百炎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的《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及《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补充约定》均是在何伟权、李百炎与刘锦明签订《合作协议》的同一天即签订的，也就是说《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补充约定》在签订《合作协议》的当天就没有了合作项目，由此证明何伟权、李百炎的签约行为根本不能实现《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既然在就没有了合作项目，那么何伟权、李百炎在收到刘锦明的款项后，该款项就根本没有用到双方的合作项目上，故刘锦明不应按《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承担资金偿还责任。（三）《合作协议》虽然约定是按股份制成立“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其中何伟权占该公司股份为40%，李百炎占该公司股份25%，陆壬兴占该公司股份20%，刘锦明占该公司股份15%，但何伟权、李百炎在与刘锦明签订《合作办议》后的第二天即，在澳门注册登记的公司却是“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为何伟权、李百炎，而不是《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公司名称“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及股东为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等四人。因此，何伟权、李百炎根本没有按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股东人数及股份比例以股份制的合作形式成立“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四）李百炎于向珠海横琴法院递交的《对于何伟权补充提交材料的情况说明》第二页第三自然段证实“何伟权并没有让他(指刘锦明)负责公司事务，没有给他发工资，也没有打算让他变成公司股东”。（五）刘锦明于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申请调取的证明显示“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至今根本没有登记注册成立。因何伟权、李百炎没有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合作项目及合作公司均不存在，故一审判决按该协议中“若本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作出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处理显属不当，对刘锦明极不公平。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项目“已经在2017年5月终止”没有事实根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即“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来源于何伟权、李百炎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的《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但是，何伟权、李百炎与刘锦明签订《合作协议》的同一天即，何伟权、李百炎又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了《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补充约定》，该补充约定已经明确“双方签订的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对双方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之效力”，由此证明合作项目在《合作协议》签订时已经没有成立。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项目“已经在2017年5月终止”没有事实根据，请求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以合作协议中的“合作细则”即“若本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作出第二、三项判项，其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错误的认定。（一）“各股东”按照该《合作协议》合作细则中“若本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承担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实际拥有了合作项目即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第二、已经成立了合作公司即“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均成为“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然而，何伟权、李百炎在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的《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及《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补充约定》，均可证明合作项目即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在签订《合作协议》的当天就不存在了。何伟权、李百炎于在澳门成立注册的“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为何伟权、李百炎，可以证明何伟权、李百炎没有依据合作协议有关按股东人数及股份比例等股份制的合作形式成立“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予以履行。退一步讲，即使何伟权、李百炎成立“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合作项目工程，但该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刘锦明的名字，在成立该公司的时候也没有告知刘锦明；且李百炎已经证实何伟权从开始找刘锦明投资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刘锦明“变成公司股东”，刘锦明及何伟权、李百炎也没有成为合作公司的股东，因此，何伟权、李百炎实际上根本没有按照《合作协议》予以履行。一审法院以没有实际履行的《合作协议》中关于“若本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作出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的处理，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减轻了何伟权、李百炎的偿还责任，对刘锦明是不公平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合作协议》约定刘锦明的出资款是要转至公司账户即“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但收条显示收款人是何伟权、李百炎，且该收条注明该款的用途是“安排用于上葡京老佛爷工程”。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书第13-14页查明了刘锦明向何伟权的个人建设银行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后，何伟权从至除有两笔共计9万元转入款外，其余均用于其个人支出。截止，该账户只剩余款项1745.25元，由此证明刘锦明支付的款项全部被何伟权、李百炎作为个人款项实际使用，故其二人理应承担款项全额返还给刘锦明的责任。（三）刘锦明的款项是根据李百炎、何伟权的指示汇入何伟权的个人账户，其二人在澳门成立的“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又故意不将刘锦明列为该公司的股东，刘锦明的投资款完全被李百炎、何伟权恶意占有使用，故刘锦明要求李百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有事实根据。综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刘锦明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锦明的上诉请求。针对刘锦明的上诉，何伟权表示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内容一致。何伟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刘锦明的起诉或驳回刘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刘锦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锦明在本案提起的诉讼为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刘锦明在本案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驳回起诉，但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理本案并作出错误判决。刘锦明已于2017年在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对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提起诉讼【一审案号：(2017粤04**民初963号、二审案号：(2018)粤04民终1808号】，其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何伟权偿还刘锦明投资款1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李百炎和陆王兴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件经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刘锦明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刘锦明依据同样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要求何伟权、李百炎、陆王兴偿还100万元投资款，本案诉讼与前诉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且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明显属于重复起诉，应依法驳回起诉。二、刘锦明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已经被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但本案一审法院对该生效判决已经查明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判决视而不见，导致作出与已生效判决相矛盾和冲突的错误裁判。（一）本案中，刘锦明主张解除《合作协议》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刘锦明所述事实不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退一步来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即使该《合作协议》被解除，刘锦明也无权据此主张何伟权偿还100万元投资款。正如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808号判决书)已经作出的认定(详见该判决书第26-27页)，何伟权并不是该100万元款项的收款人，刘锦明付至何伟权账户的100万元款项应为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由何伟权、李百炎代新太和公司收取，该100万元属于本案第三人新太和公司的资产，而非何伟权的个人财产。由此可见，何伟权不是该100万元的收款人，无论《合作协议》是否解除，何伟权依法都不应承担返还款项义务。（二）刘锦明称何伟权隐瞒事实，欺骗刘锦明投资新太和公司承接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支持。事实上，各方当事人签订《合作协议》签订后，新太和公司已经登记成立，并开展了承接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相关工作(详见1808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本案第三人新太和公司的一审答辩意见也认可这一事实。退一步来看，如果刘锦明认为何伟权隐瞒事实，欺骗其签订《合作协议》参与投资新太和公司装修工程项目，这属于合同效力的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因受民事欺诈签订的合同，可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而不是主张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刘锦明的诉讼请求与其主张的事实理由是相互矛盾的，不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更是毫无法律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进而错误适用法律作出错误判决。（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如前所述，已生效的180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刘锦明100万元出资款项的收款人为新太和公司，属该公司资产，并非由何伟权、李百炎私人收取。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认定刘锦明支付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该款项依法不能退回出资人刘锦明。已生效的1808号判决书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包含设立公司内容的协议，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实现合作项目的运作(详见该判决书26页第一段)。该协议订立后，新太和公司已经设立并依法开展业务，刘锦明作为出资人交付100万元款项的收款人是新太和公司，该100万元是新太和公司收到股东(合作项目出资人)交付的出资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以及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行为管理的基本法律原则，股东(出资人)的投资款不得抽回，只能依法对公司进行清算后方可收回投资款。因此，仅根据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即可清楚地知道，该100万元投资款依法不能退回出资人。已生效的1808号判决书也已经对此作了分析论述(详见该判决书第27页第二段倒数第七行至最后一行)，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上述基本事实以及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视而不见。三、一审法院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判决解除合作协议并判令何伟权按出资比例向刘锦明返还出资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甚至是缺乏基本的法律逻辑。（一）如上所述，根据已生效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刘锦明支付的100万元款项实为投入新太和公司合作项目的投资款，属于公司资产。刘锦明是通过向新太和公司出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出资人)，其支付10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合作经营中的出资行为，而不是与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各方当事人决定设立并用于开展合作项目的新太和公司已经登记设立，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刘锦明主张其他股东(出资人)返还其对新太和公司的出资款，该主张实质上是刘锦明企图抽回对新太和公司的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有限公司股东投资行为管理的基本法律原则，股东(出资人)的投资款不得抽回，只能依法对公司进行清算后方可根据清算情况主张收回投资款。再退一步来看，即使不认定刘锦明是新太和公司股东，将本案各方出资人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的合作关系为合伙经营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经营的相关规定，刘锦明也无权在尚未依法对合伙经营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主张返还出资款，更无权主张何伟权及其他出资人返还出资款。依照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如刘锦明主张解除《合作协议》获得支持，依法只能主张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如果是恢复原状则应主张收款方新太和公司向全体出资人返还出资款，如果是赔偿损失则应主张其他出资人及新太和公司赔偿。但一审法院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判令其他出资人返还刘锦明的出资款，这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甚至是缺乏基本的法律逻辑。按照正确的法律逻辑，如刘锦明主张返还出资款，依法应申请对合作经营主体新太和公司进行清算，待查清新太和公司款项使用情况、合作项目经营情况及盈亏情况后，方能明确应否返还刘锦明出资款项及返还金额。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刘锦明无权主张何伟权返还出资款，不能以要求何伟权、李百炎、陆王兴返还出资款项的方式抽回其对新太和公司的出资款。由此可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依据《合作协议》中关于“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判令何伟权向刘锦明返还出资款，明显是错误判决。究竟何为“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合作协议》中并没有明确，一审法院也没有对此进行查明、作出认定，却又在没有事实认定、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径直判决何伟权向刘锦明返还出资款，该判决结果显然是个无因之果，缺乏基本的法律逻辑。事实上，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是刘锦明构成违约。《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刘锦明应于协议签订后3日内向新太和公司支付300万元出资款，但刘锦明并没有依约缴纳投资款，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由于刘锦明的违约，新太和公司项目经营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公司承接的老佛爷酒店项目被迫停工，于2017年5月被要求撤场。根据本案证据反映的事实，并结合新太和公司答辩状中确认的相关事实，案涉合作关系中，刘锦明才是违约者，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但一审法院却一再对案涉证据和已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作出的认定视而不见，对新太和公司的答辩意见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甚至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和解释的情况，依据一个不明不白的合同条款作出一审判决。最后，特别提请上级人民法院注意，一审法院无理减少了何伟权的上诉期限，损害了何伟权的民事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何伟权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告知何伟权的上诉时间只有十五日。一审法院这一做法属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对已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视而不见，对案涉证据和一审第三人新太和公司的答辩意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作出的判决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何伟权特提起上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何伟权的上诉，刘锦明答辩如下：一、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一审判决书第13页已经明确，一审判决定性准确。二、何伟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成立的公司是“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是何伟权、刘锦明、李百炎、陆壬兴。但何伟权实际成立的公司是新太和公司，而不是“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且该公司至今都没有成立。再者，成立的新太和公司的股东是何伟权、李百炎，而不是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及刘锦明四人，不符合《合作协议》的约定。即使何伟权在成立新太和公司，但“新太和公司”与《合作协议》约定的“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不管是名称的表现形式，还是股东成员的组成都是完全不一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因此，何伟权完全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即使成立了该新公司，也不符合《合作协议》约定的要求，与刘锦明的出资无关。（二）刘锦明于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申请调取的《证明》显示“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至今根本没有登记注册成立，“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拥有资产，故何伟权认为刘锦明出资的100万元是“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资产的理由不成立。（三）刘锦明出资目的是以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承建并完成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承建并完成“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是刘锦明出资的最终合同目的。但何伟权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的《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补充约定》证明在也就是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当天就已经丧失了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的承建施工权，故刘锦明关于出资合作协议的最终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四）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在第8页记载何伟权已经承认在之后一直没有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另行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且何伟权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之后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另行重新签订合作协议，故双方合作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何伟权不能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提供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的施工权，何伟权根本没有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五）何伟权收取刘锦明出资款100万元款项的手续和用途不符合《合作协议》的约定，何伟权、李百炎应该共同归还刘锦明该笔出资款。理由如下：1.《合作协议》约定出资款是要支付到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而何伟权提供给刘锦明的账户不是公司账户而是何伟权的个人账户。2.《收条》的收款人是何伟权、李百炎、新太和公司，而不是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3.《收条》的落款时间是，加盖了“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而不是“新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也不是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由此证明何伟权等人收取刘锦明的出资款是其精心策划的骗局。4.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书》第13-14页查明了刘锦明向何伟权的个人建设银行账户上汇入了100万元的去向:何伟权的个人收款账户中显示，从收到刘锦明的款项后至，除有两笔共计9万元转入款外，其他都是何伟权个人支出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为公司承建的工程有关的支出。截止，该账户只剩余1745.25元，由此证明何伟权不但没有按《合作协议》合作细则的约定转到公司账户中，也没有按照《收条》上注明的用途使用，而是用于何伟权的个人消费；刘锦明的出资款是何伟权、李百炎实际收取，且是何伟权实际控制使用，理应由何伟权、李百炎共同赔偿刘锦明的损失。综上，刘锦明要求解除《合作协议》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三、关于《合作协议》的履行。刘锦明已经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但何伟权、李百炎根本没有按《合作协议》的约定成立公司，承接合同项目工程，也没有按《合作协议》的约定由新成立的公司收款；相关款项由何伟权、李百炎实际收取，由何伟权实际控制及个人消费使用。因此，刘锦明的出资款不符合《合作协议》合作细则约定的“本工程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情况”，而是何伟权、李百炎人故意占为己有，一审判决以合作协议中的“合作细则”即“若本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判决。刘锦明对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李百炎、陆壬兴、新太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刘锦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与刘锦明签订的《合作协议》，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共同偿还刘锦明1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开始计算）；2.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共同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陆壬兴（为李百炎代签）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公司名称为澳门新太和工程有限公司；合作形式为股份制，何伟权占40%股份，李百炎占25%股份，陆壬兴占20%股份，刘锦明占15%股份；合同金额为澳门币3.6亿元，权益分配：公司盈亏将按各占股份分配。该协议还约定合作细则为：由刘锦明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在该协议签订后三天内首期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并转至公司账户，余下人民币200万元在公司需要时再根据实际情况出资；在该工程资金周转方便时，首先将逐步无息退还部分刘锦明的投资款项；若该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将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刘锦明出资的资金；若公司资金再短缺时，将由各股东按各所占比例再出资。何伟权、李百炎以新太和公司负责人身份代表公司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精装修工程，合同总金额为澳门币3.6亿元；合作细则：双方共同投标、回标直至中标，中标后以全筑公司名义签署合约，全筑公司与甲方签约后七天内须与新太和公司签署本合作协议，项目现场由双方共同管理，该工程项目由新太和公司负责施工，该工程材料由全筑（澳门）有限公司负责采购。同日，双方又签订《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补充约定》，约定《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精装修工程合作协议》对双方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效力，双方就该工程的具体操作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上述两份协议均有新太和公司的盖章和何伟权、李百炎的签名。新太和公司成立，总资本为澳门币27000元，股东为何伟权（股额为澳门币14900元）、李百炎（股额为澳门币12100元）；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亦为何伟权、李百炎，任何一名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的签署即可约束公司。何伟权和李百炎共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刘锦明银行转账人民币100万元，安排用于上葡京老佛爷工程。收款人处有何伟权、李百炎签名，并加盖“太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刘锦明向何伟权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合共人民币100万元。新太和公司与全筑（澳门）有限公司签订《合约》，约定：全筑公司分判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的部分家具及云石材料提供予新太和公司，暂定金额为澳门币5千万元。刘锦明曾于2017年在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起诉何伟权，并追加李百炎、陆壬兴为第三人。刘锦明先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主张，后变更为合同纠纷，要求何伟权偿还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从暂计至起诉之日）。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何伟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锦明偿还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计至止）；二、驳回刘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何伟权对前述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认为刘锦明未明确提出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不能按解除合同的后果处理；刘锦明在案件中并未对何伟权的行为违反《合作协议》哪些约定进行说明，也没有明确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赔偿损失还是其他救济措施，要求何伟权偿还投资款及利息依据不足；就《合作协议》产生的争议问题，刘锦明应通过明确相关请求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锦明的诉讼请求。在该案庭审中，何伟权和李百炎均确认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已于2017年5月终止。一审法院认为，何伟权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具有涉澳因素,属于涉澳民事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该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案为合同纠纷，现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内地法律进行主张、抗辩，故该院依法确定内地法律作为处理该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该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以刘锦明未在该案明确提出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不能按解除合同的后果处理为理由驳回刘锦明的诉讼请求，并指明刘锦明就《合作协议》产生的争议问题可通过明确相关请求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现刘锦明在该案中先提出解除《合作协议》、再提出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与前案的诉讼请求不相同，故该院认为不构成重复诉讼，对何伟权、李百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问题。该协议是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三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李百炎代陆壬兴在《合作协议》上进行签名，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取得陆壬兴的授权，陆壬兴也已经明确予以否认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该《合作协议》对陆壬兴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应权利义务由李百炎承担，即李百炎在《合作协议》中占45%份额。关于刘锦明能否主张解除《合作协议》的问题。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合作承揽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该项目已经于2017年5月终止，可见三方早已不存在合作基础，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刘锦明有权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刘锦明以起诉方式提出解除《合作协议》，故《合作协议》在何伟权收到该案起诉状副本之日即解除（李百炎先于何伟权收到起诉状副本）。关于刘锦明要求偿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该案中，按照《合作协议》关于“工程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各股东无条件按所占股份偿还先生出资的资金”的约定，刘锦明有权要求何伟权、李百炎偿还其投资款，即何伟权按照股份份额40%偿还40万元，李百炎按照股份份额45%偿还45万元，该院对刘锦明主张过高的部分不予支持。何伟权、李百炎未能在《合作协议》解除之日向刘锦明返还相应投资款，造成刘锦明资金的利息损失，该院支持利息主张；因中国人民银行于取消贷款基准利率，从该日起采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合作协议》解除之日即计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确认刘锦明与何伟权、李百炎于签订的《合作协议》已于解除；二、何伟权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锦明返还投资款40万元及支付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计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李百炎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锦明返还投资款人民币45万元及支付利息（以4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计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刘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46800元，由何伟权负担18720元，由李百炎负担21060元，由刘锦明负担702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2.刘锦明关于解除协议和要求偿还投资款及利息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经查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1808号民事判决以刘锦明未在该案明确提出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不能按解除合同的后果处理为由驳回刘锦明的诉讼请求，并指明刘锦明就《合作协议》产生的争议问题可通过明确相关请求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以刘锦明在本案中先提出解除《合作协议》、再提出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与前案的诉讼请求不相同，故认定刘锦明在本案提起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何伟权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锦明请求解除协议和偿还投资款及利息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关于李百炎在合作体中所占股份份额问题。经审查，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没有违反内地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前提下，应视为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李百炎承认代陆壬兴在《合作协议》上进行签名，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取得陆壬兴的授权同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对陆壬兴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协议涉及的相应权利义务应由李百炎承担，李百炎在合伙体中所占股份比例应为45%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刘锦明主张解除《合作协议》的问题。刘锦明、何伟权、李百炎于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为合作承揽澳门上葡京老佛爷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经查明，案涉当事人对该项目最终未能完成竣工，项目已经于2017年5月终止，各方合作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因此，刘锦明主张解除《合作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刘锦明以起诉方式提出解除《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何伟权收到本案一审起诉状副本之日即作为协议解除之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关于刘锦明要求偿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刘锦明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故根据协议的履行情况和性质，刘锦明关于返还投资款的主张有理，应予支持。何伟权认为投资款已经实际使用的抗辩，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刘锦明有权要求何伟权、李百炎偿还其投资款，何伟权按照股份份额40%偿还40万元，李百炎按照股份份额45%偿还45万元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何伟权、李百炎未能在《合作协议》解除之日向刘锦明返还相应投资款，造成刘锦明资金的利息损失，刘锦明主张利息理据充分。一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一审法院对于何伟权上诉期限的处理确实存在瑕疵，但对何伟权的民事诉讼权利未构成实质性影响，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0元，由上诉人刘锦明负担13800元，上诉人何伟权负担7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谢达辉审 判 员 尹宇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巫江禺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