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9205号原告：胡某1，男，196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颖，北京中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某1，男，193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萍，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某2，女，199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邓某3（系被告杨某之夫，兼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7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杨某，女，1978年6月4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胡某2，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职业不祥，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原告胡某1与被告邓某1、被告邓某2、被告邓某3、被告杨某、被告胡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颖，被告邓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萍、被告邓某2、被告邓某3（兼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某2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一村光明街24号院（以下简称24号院落）安置房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8-1-401、25-1-701、6-1-401、23-3-103四套房屋的四分之一相关权利份额为赵桂华遗产，由胡某1继承该四套房屋房产十二分之一的相关权利份额；2.依法继承24号院落拆迁补偿款147978.9元；3.依法确认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一村新福路十条14号院落（以下简称14号院落）安置房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4-2-301房屋的二分之一相关权利份额为赵桂华遗产，由胡某1继承该房屋六分之一的相关权利份额；4.依法继承14号院落剩余拆迁补偿款343915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邓某1与原告母亲赵桂华于2005年9月12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育有子女。2018年9月8日，原告母亲因病去世。赵桂华与邓某1结婚前，与其前夫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胡某1、胡庆伟、胡某2。邓某1与赵桂华结婚前，与其前妻育有子女两人，分别为邓文雷、邓某3。邓某1与赵桂华双方再婚时，邓文雷、邓某3已成年。邓文雷于2015年7月21日去世，去世前（早在1997年）与其前妻离婚，育有一女邓某2。被告邓某1与原告母亲赵桂华婚姻存续期间，14号院落于2009年进行翻建，系被告与原告母亲婚姻存续期间翻建。该院落于赵桂华去世前开始拆迁安置，其中邓某1所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显示，邓某1其获得安置房一套89.9平米，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4-2-301房，剩余拆迁补偿款1031745元。原告认为，邓某1所获得的该处院落中拆迁补偿利益中存在原告母亲的份额，原告作为母亲的合法继承人，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相关规定继承相应份额。24号院落我方提交正式拆迁协议和《宅基地确认单》等多份证据，均明确载明，邓某1在与赵桂华婚姻存续期间继承了该院落的相关利益，该院落邓某1权益的一半属于赵桂华遗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邓某1、被告邓某2、被告邓某3、被告杨某共同辩称，一、涉及24号院落拆迁利益归邓某2所有，涉及14号院落的拆迁利益归邓某3所有，与邓某1和赵桂华无关，不属于赵桂华的遗产，胡某1无权要求继承。邓某1与赵桂华于2005年9月12日结婚，但是早在2004年1月27日，邓某1和邓文雷、邓某3就签署了《分家协议》，邓某1在两处院落中仅各有一间房屋的居住使用权。2015年7月21日邓文雷去世后，邓某1即明确表示放弃继承，24号院落全部归邓某2继承所有。24号院由邓文雷出资，翻建时邓文雷因患病，行动不便，故翻建事宜由邓某3代为处理，14号院落由邓某3出资和处理翻建事宜，两处院落的翻建都与邓某1和赵桂华无关。邓某1和赵桂华的收入微薄，不足以承担其日常生活和医疗费用，更没有能力出资翻建房屋。邓某1是农民，其银行存折显示的半年发放一次显示为工资的款项为邓某1、李怀荣、邓某3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新建一村经纪合作社，该经济合作社每半年发放一次的股份保底收益金，归邓某1、李怀荣、邓某3共同所有，并不是邓某1的工资。邓某1与赵桂华结婚的时候就近七十岁，不可能有其他收入，分家后，其生活费及一切费用都由邓文雷和邓某3分担。因邓某1年事已高，赵桂华常年疾病缠身，二人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其日常生活支出及高额的医疗费用，不可能有钱出资翻建房屋。赵桂华不属于被搬迁腾退人，二院落拆迁时赵桂华已经去世，且户口也不在被拆迁院落内，不享有任何拆迁利益。14号院落的拆迁利益归邓某3享有，是为获得更大的拆迁利益，邓某3借邓某1的名义参与分院，邓某1只是形式上的被拆迁腾退人，该院所有拆迁利益仍归邓某3享有，14号院落的拆迁文件中产权人登记为邓某1，仅是因为户口本上的房主为邓某1，拆迁办在办理拆迁文件时就理所当然的将邓某1列为产权人，但并不代表该院落的实际产权人为邓某1，该院落系邓某1与前妻李怀荣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所有权，并登记在李怀荣名下。2004年1月27日开始，一直就归邓某3所有，该院落从2004年1月27日开始就一直归邓某3所有，该院拆迁时的实际产权人为邓某3。邓某2于2015年继承取得24号院落的所有权，同样为了获得更大的拆迁利益，拆迁办建议可以通过邓某2、邓某1继承邓文雷遗产的形式进行分院，邓某2和邓某1以继承形式签署相关拆迁文件仅是为了配合拆迁办的工作，为了满足当时拆迁政策的形式要求，故该院落所有的拆迁利益仍应归邓某2所有。且邓某2、邓某1办理该院拆迁事宜，以继承形式对邓文雷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发生在赵桂华去世后，该院的诸多拆迁利益都具有人身属性，是对搬迁腾退人的安置补偿，并非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充，邓某1作为安置对象被安置也是在赵桂华去世之后，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赵桂华无关。二、如果赵桂华留有遗产，邓某3、杨某、邓某2对赵桂华尽了全部赡养义务，邓某3应作为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赵桂华遗产的权利，且应多分，杨某和邓某2依法具有分配赵桂华遗产的资格，且应多分，胡某1对赵桂华未尽任何赡养义务，无权分配赵桂华遗产。赵桂华与邓某1结婚时就身患疾病，赵桂华从2010年开始就因疾病多次住院，直至去世。2010年，邓某1年事已高，邓文雷身体状况不佳，只能由邓某3进行照顾，2014年杨某与邓某3结婚后，就由其夫妻俩共同照顾，邓某2长大毕业后，与邓某3、杨某共同照顾赵桂华，三人还为赵桂华支付医疗费用，养老送终。胡某2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亦未参加本案庭审。胡庆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书面意见，称其放弃继承权，不参与本案审理。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邓某1与案外人李怀荣于1960年左右结婚，婚生二子，长子名邓文雷，次子名邓某3。邓某1与李怀荣（过世）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一村分别建有二处宅院，一处24号院落，另一处14号院落。1993年3月，邓文雷结婚，1994年6月20日婚生一女名邓某2。1997年4月15日，邓文雷与张怀平经本院（1997）大民初字第54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婚生女邓某2由邓文雷自行抚养。邓某3与杨某系夫妻关系。2005年9月12日，邓某1与赵桂华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赵桂华婚前育有三子，长子胡某1、次子胡庆伟、三子胡某2，与邓某1婚后未再生育子女。2012年4月9日，邓文雷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身体损伤构成十级伤残，2015年7月21日，邓文雷因病去世，去世时未留下遗嘱。2018年9月8日，赵桂华因病去世，去世时未留下遗嘱。2009年3月，14号院落进行房屋翻建。2014年4月1日，邓某3与案外人王培运签订《施工协议》，委托王培运对24号院落进行了翻建，共建有楼屋二层765平方米，总计工程款198900元。2018年9月5日，北京盛世宏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置业公司）发布告知书，称其公司为新建地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实施主体，根据项目工作部署，定于2018年9月10日启动项目搬迁补偿工作。涉案两院落均在拆迁改造范围内。2018年9月16日，盛世置业公司与邓某1、邓某3订立《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确定14号院落邓某1宅基地面积15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11.75平方米，经北京兴远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定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1349381元，搬迁补助、奖励及其它费用117480元，总计1466681元；确定14号院落邓某3宅基地面积24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17.51平方米，经北京兴远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定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2239970元，搬迁补助、奖励及其它费用109960元，总计2349930元。14号院落总计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1985174元及安置房屋4套，分别为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18号楼1单元801室（建筑面积：125.8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4号楼2单元301室（建筑面积：89.9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5号楼1单元1001室（建筑面积：89.4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12号楼1单元302室（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其中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4号楼2单元301室登记在邓某1名下，其余三套房屋登记在邓某3名下，拆迁款1031745元支付给邓某1，拆迁款953429元支付给邓某3。2018年9月27日，邓某1、邓某2对24号院进行分院，确定邓某2分得宅基地面积15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28.79平方米，确定邓某1分得宅基地面积24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45.78平方米，邓某1、邓某2在宅基地分院确认单上签字认可。同日，盛世置业公司与邓某1、邓某2订立《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确定24号院落拆迁补偿款总计1905146元及安置房屋4套，具体为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8号楼1单元401室（建筑面积：125.8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5号楼1单元701室（建筑面积：89.4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6号楼1单元401室（建筑面积：89.4平方米）、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23号楼3单元103室（建筑面积：89.9平方米）及拆迁款1905146元，其中北京市大兴区新建家园6号楼1单元401室登记在邓某1名下，其余三套房屋登记在邓某2名下，拆迁款1905146元支付给邓某1。关于二院落产权人及翻建出资情况，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主张14号院落产权人为邓某3，24号院落产权人为邓文雷，邓文雷去世后邓某1放弃继承，产权人为邓某2；并提交2004年1月27日分家协议书予以证明，该分家协议书为邓某1在证明人刘宝全、邓淑珍、刘春燕、李立军、胡敬瑞的证明下，与邓某1、邓文雷共同签署，内容载明：本人邓某1，现有住宅宅基地两处即：1.新建一村光明街24号，2.新建一村新福路十条14号。我有两个儿子，长子邓文雷，次子邓某3，我愿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两处宅基地给我的两个儿子分清，与长子邓文雷，次子邓某3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让的原则协商后达成如下协议：1.现将位于新建村光明街24号的宅基地及所有地上物归我的长子邓文雷所有；2.现将位于新建村新福路十条14号的宅基地及所有地上物归我的次子邓某3所；3.在我有生之年这两院均有我一间房屋居住及使用权，儿子不得干予。我百年后，谁的房归谁所有即邓文雷、邓某3；4.此协议一式三份，长辈邓某1，长子邓文雷，次子邓某3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5.分家之后我的生活费及一切费用由两个儿子均摊。胡某1不认可该协议书真实性，主张分配不均。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申请调取（2019）京0115民初21628号案件笔录，其中刘春燕作证称分家协议书上的签名系其所签，邓某1是其舅舅，当时签协议时候其母亲邓淑珍、父亲刘宝全、丈夫李立军、还有胡敬瑞在场，邓某1有两处房子，一处房子给邓文雷，一处给邓某3，邓某1两边一边给留下一间房子让他住，协议是在邓某1家的老房子处签字，其保证以上陈述的真实性；李立军作证称其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了，是在都同意的情况下，邓某1有两个院子，分给两个儿子，在邓某1房子那签字的，当时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还有一个大兴当地的人在场；胡汉伟作证称，2004年初邓某1找其书写分家协议书，意思是两个院给两个儿子分了，协议是我给写的，后来让他们自己抄的，其是按照自己分家时候那样写的，回去让儿子看看行不行，没毛病找家里的人做个证，签字的事情其不清楚。胡某1认可笔录真实性，但认为书写过程两位证人不知情，没有看到邓某1的两个儿子是否签字、家协议的形成过程以及邓某1、邓某3、邓文雷在协议上签字，故分家协议书真实性不能认定；胡汉伟陈述的前后不统一。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提交14号院落及24号院落数份租房协议、邓文雷住院病历、证明，合同均为邓某3与案外人签订，用于证明14号房屋实际产权人为邓某3，24号院落实际产权人邓文雷，因邓文雷身体不好，租房协议由邓某3代签，租金收入由邓某1代为管理；胡某1称不清楚租房协议真实性，认可邓文雷住院病历、证明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胡某1主张二院落并未分家，上述两套院落均由邓某1独自管理，24号院落进行翻建时邓某1分多个阶段支付工程款给施工人王培运。关于14号院落，胡某1提交宅基地确认单、产权承诺书、回迁房安置购房清单、房屋测绘成果确认表、补助和奖励明细表、拆迁前入户拍摄的院落照片、邓某1尾号为6804的北京农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该宅基地确认单、回迁房安置购房清单上载明产权人为邓某1，享受分院政策家庭成员分院1本人邓某1，分院2本人邓某3，配偶杨某；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24号院落，胡某1提交情况说明（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一村村民委员会）、宅基地确认单、邓某1和邓某2手写情况说明和承诺书、回迁房安置购房清单、房屋测绘成果确认表、宅基地分院确认单、补助和奖励明细表、拆迁前入户拍摄的院落照片予以证明；情况说明（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一村村民委员会）载明：我村村民邓某1、邓某2，宅基地位置24号院落，此宅院产权人原为邓文雷，邓文雷去世后，此院落归其父邓某1和其女邓某2共同继承，以上情况属实；宅基地确认单、回迁房安置购房清单、房屋测绘成果确认表、宅基地分院确认单、补助和奖励明细表产权人、被拆迁腾退人处均载明邓某1/邓某2；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赡养赵桂华情况，胡某1提交邓某1尾号为2879、2464、6951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邓某1原为村委会干部，每月有固定工资发放，多笔院落租金收入，其与赵桂华均有退休工资，生活和住院费用可以负担；邓某1、邓某3、杨某、邓某2对账户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认可邓某1收入情况，邓某1账户收入为代为保管邓文雷房屋租金，工资收入为村委会发放的福利，主张由邓某3、杨某、邓某2对赵桂华尽到全部赡养义务，胡某1未尽到任何赡养义务，并提交股权证、新建一村经济合作社证明、赵桂华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费用明细及证明、丧葬费用、胡庆伟的证词予以证明。胡庆伟证词载明：我叫胡庆伟，我妈赵桂华有一张工商银行的银行卡，由于我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离我妈很近，所以对这张卡的使用情况非常了解，邓文雷、邓某3的两个院子进行翻盖都没动用这张卡的钱，而且他们不知道这张卡的密码，这张卡始终在我妈和我手里掌管，我妈用钱的时候都会叫我拿这张卡去取钱，曾经有好多次我哥胡某1找我妈要钱，我妈就让我用工资卡给他转钱，还有我弟弟胡某2，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上班，就找我妈要钱，三天两百，持续了得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妈有肝病，也会买一些中药调理身体，还有等等一些其他用钱的地方，所以我妈去世的时候，这张卡里已经没有钱；胡某1认可股权证、新建一村经济合作社证明、胡庆伟的证词真实性，对赵桂华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费用明细及证明、丧葬费用真实性不清楚；赵桂华医疗费票据显示医保类型为外地医保。本案审理中，胡庆伟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称不参与本案审理，也自愿放弃继承事宜。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胡某2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涉案院落及其拆迁利益中是否存在赵桂华的份额。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邓某1、邓某3、邓文雷于2004年1月27日签订的《分家协议书》有见证人作证，且结合此后房屋翻建、出租、拆迁利益分配等情况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该分家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共利益，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分家协议书》约定履行权利义务。胡某1主张《分家协议书》无效，涉案院落均为邓某1院落且其在与赵桂华婚姻存续期间进行翻建的答辩意见，本院依据相应的风俗习惯，不予采信。邓文雷去世后，邓某1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亦符合财产向下一代际流动的一般社会认知；同时鉴于老人一直在涉案院落居住，故其在院内居住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其获得相应的房屋权益；胡某1不认可邓某1放弃继承，但未能直接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胡某1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邓某1名下拆迁利益，是其依据拆迁政策取得，并非直接依据自身或继承的财产权转化而来，且该利益是在赵桂华去世后实际取得，不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故胡某1要求对拆迁利益的继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邓某3、杨某主张其为赵桂华的继承人，应继承相应的财产份额，鉴于本院认为涉案院落中不存在赵桂华财产份额，故其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胡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胡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志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华 琳书 记 员  徐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