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1，男，196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增，内蒙古典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内蒙古典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2，男，198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增，内蒙古典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内蒙古典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3，男，195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4，女，195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建设街市建行宿舍3号楼3单元4号。   上诉人董某1、董某2因与被上诉人董某3、董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6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某1、董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6542号民事判决，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董某1、董某2一审诉讼请求；2.董某3、董某4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董某1、董某2提交的《遗嘱》与《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不具有真实性而认定案涉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被继承人高萍日常有将“萍”写为“平”的书写习惯，故一审法院仅凭姓名书写习惯问题就认为董某1、董某2提交的《遗嘱》不具有真实性系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案件事实查明错误。一审中，董某1、董某2提出《遗嘱》及《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董某3、董某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出任何反驳的证据，也未就该证据的真实性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故本应由董某3、董某4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非由董某1、董某2承担该责任。二审中，董某1、董某2提出对《遗嘱》及《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第二，被继承人董然与高萍所书《遗嘱》及《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合法有效。案涉遗嘱的遗嘱人董然与高萍系夫妻关系，遗嘱虽为遗嘱人董然亲笔书写、签名，但共同遗嘱人高萍在遗嘱上签字、捺印，表明两个被继承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处理，故该遗嘱属于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订立的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遗嘱，且董然一方亲笔书写的共同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另一方高萍在共同遗嘱上有签名按捺，故应认为共同遗嘱的形式要件已经成就。因此，该遗嘱没有违反遗嘱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应认定为有效，故应尊重遗嘱内容，由董某1、董某2共同继承案涉房屋。   董某3辩称，遗嘱真实性不存在，我们从小在一个家里住，父亲什么也不管，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一个遗嘱，我怀疑遗嘱的真实性。孝为先，父母病重，董某1都不管，父母死了以后，董某1把钱都拿走不说，也没有伺候过老人，不孝敬老人，现在要把我们赶出家，父亲不可能这样做。父亲死后董某1也没有拿出遗嘱，母亲高萍去世才拿出来遗嘱，董某1应该当时拿出来让我母亲高萍看一下。   董某4辩称，父亲走了以后，董某1也没有拿出来这个遗嘱，母亲高萍去世以后才拿出来，母亲瘫痪十几年，不可能签标准的字。   董某1、董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新城区建设街市××宿舍房屋由董某1、董某2共同继承；2.由董某3、董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被继承人董然、高萍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子女，为董某3、董某1、董某4，董某1育有一子董某2。被继承人董然于2019年2月8日去世，被继承人高萍于2020年3月11日去世。双方均认可被继承人董然和高萍的新城区建设街市××宿舍房屋（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XXXX号）。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董某1、董某2称被继承人董然、高萍立有遗嘱及补充意见，指定位于呼和浩特市××区房屋由董某1及董某2继承，并且董某2于2020年5月20日知晓并接受遗赠内容。董某1、董某2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8月21日署名为董然和高平的《遗嘱》一份，内容为“园林局南楼宿舍小区三号楼二单元三楼东户房屋由长子董某3继承（已过户），建设街23号院建行小区三号楼三单元二楼西户由次子董某1继承，女儿董某4很少来往”；2、2017年12月16日署名为董然和高萍的《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一份，内容为“孙子董某2主动赡养爷爷奶奶，给老人的生活带来慰藉和保障，让老人晚年感到幸福和无忧，所以建设街23号院建行小区三号楼三单元二楼西户房屋由董某1及其子董某2共同继承”；3、2020年5月30日董某2签名的《声明书》一份，内容为“董某2得知董然和高萍所立遗嘱，并表示接受遗赠”；4、2020年10月30日董某1签名的《说明》一份，内容为“父母亲留有遗嘱，将位于××街西户房屋由董某1及董某2共同继承，2020年5月20日董某1向家庭成员公布遗嘱，董某2表示接受并出示《声明》”。董某3、董某4不予认可董某1、董某2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董某1、董某2主张《遗嘱》及《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系被继承人的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并签名，注明年、月、日。但《遗嘱》与《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被继承人高萍的姓名不同，上述证据真实性存疑，且董某1、董某2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二、董某1、董某2称董某3照顾被继承人系受雇于董某1，董某1支付其费用，董某1提交收条四张佐证，董某3、董某4称该费用系被继承人支付给董某3，系父母照顾董某3的生活，该证据与本案的继承纠纷关联性不强，故不予采信；三、董某3称其母已指定该房屋由董某3继承，董某3提交2019年9月2日署名为高萍的《遗嘱》一份，该遗嘱代笔人为董某3、见证人为姨姨高燕、董某4、张二宝、张金宝，内容为“高萍及董然生病住院都是大儿子董某3和大儿媳妇进行照料，而董某1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所以将建设街建行小区三号楼三单元二楼西户房屋赠给大儿子及大儿媳妇”。董某3当庭申请《遗嘱》见证人张金宝、张二宝、高燕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董某3未在法定限期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故不予准许董某3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庭后董某3提交见证人张金宝、张二宝、高燕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用于佐证《遗嘱》的真实性，因该证人证言未经过质证，不予采信，董某4当庭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结合双方的陈述，予以采信该《遗嘱》的真实性。四、董某3称园林局南楼宿舍小区三号楼二单元三楼东户房屋原本就为董某3的房屋，不存在董某1、董某2提交《遗嘱》中所述的过户情形，所以董某1、董某2提交的《遗嘱》系不真实的，董某3提交该房屋房改出售公有住房产权比例界定书、房屋买卖契约，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可证明该房屋登记在董某3名下，其余未能证明；五、董某3称其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故《遗嘱》系被继承人高萍的真实意思表示，董某3提交邻居三人的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仅以书面的证言，未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新城区建设街市××宿舍房屋（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XXXX号）为被继承人董然和高萍的遗产。董某1、董某2主张被继承人董然、高萍留有自书遗嘱，指定遗产房屋由董某1、董某2继承，但董某1、董某2提交的《遗嘱》与《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中被继承人高萍姓名不同，且董某1、董某2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故董某1、董某2所称自书遗嘱不予认可。董某3称被继承人高萍立有代书遗嘱，指定遗产房屋属于高萍的份额由董某3继承，董某3提交代书遗嘱一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到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但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该代书遗嘱为董某3代书，但董某3系继承人之一，故该代书遗嘱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故该遗嘱无效。因董某1、董某2及董某3提交的遗嘱均不予认可，故本案遗产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董某1、董某3、董某4作为被继承人董然、高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有平等的继承权，故位于呼和浩特市××区房屋由董某1、董某3、董某4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新城区建设街市××宿舍房屋（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XXXX号）由董某1、董某3、董某4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董某1负担2300元，由董某3负担2300元，由董某4负担23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董某1、董某2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的内容系董然亲笔书写进行鉴定;对《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中“高萍”处的捺印指纹系高萍本人的指纹进行鉴定。董某1、董某2向本院提交调查令申请，申请调取含有董然、高萍签字的相关文件材料。因对自书遗嘱真实性的认定，应由否认遗嘱真实性的一方承担对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故本院对董某1、董某2的鉴定申请及调查令申请均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董某1、董某2自认其所提交的2016年8月21日《遗嘱》及2017年12月16日《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为董然书写，董然及高萍的签字为董然所签，高萍的手印为高萍按捺。董某3、董某4不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人之间应当本着互谅互让、互相扶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董某1、董某2主张其提交的《遗嘱》与《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为自书遗嘱，上面的文字包括董然及高萍的签名均为董然书写。董某3、董某4否认《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的真实性，应由其承担对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董然所写《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2016年8月21日《遗嘱》及2017年12月16日《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内容及签名均由被继承人董然所写，高萍未亲自签字，且高萍名字书写不一致，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形式，故一审法院对董某1、董某2所称高萍自书遗嘱不予认可并无不当。本院认定董然在《遗嘱》和《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中对属于自己份额的遗产处分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一审法院将该《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全部不予认可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内容，对案涉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建设街市建行宿舍3-3-4房屋属于被继承人董然的50%应按照《遗嘱》《关于已立遗嘱的补充意见》处理，对属于被继承人高萍的50%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综上，结合《遗嘱》中载明“女儿董某4很少来往”的实际情况，对案涉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建设街市建行宿舍3-3-4房屋应由董某1、董某2按遗嘱继承共同继承50%的份额，剩余50%按法定继承由董某1继承17%的份额，由董某3继承17%的份额，由董某4继承16%的份额。   综上所述，董某1、董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6542号民事判决；   二、新城区建设街市××宿舍房屋（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XXXX号）由董某1、董某2共同继承50%的份额，由董某1继承17%的份额，由董某3继承17%的份额，由董某4继承16%的份额。   三、驳回董某1、董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董某1、董某2负担2300元，由董某3负担2300元，由董某4负担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董某1、董某2负担4600元，由董某3负担4600元，由董某4负担4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美春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宋晓瑾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小睿   书记员 余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