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闽03民终6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轻工业园涵庭西路12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611261496M。诉讼代表人：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福建普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系该企业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华、陈超己，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13#栋3层（集群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65948464D。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达晨文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昼）。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月平、张鹏，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投资企业）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303民初46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集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已、被上诉人湖南投资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月平、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集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增资协议》仲裁条款的约定与《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变更协议》）法院管辖的约定相互矛盾，应为无效条款，根据被上诉人湖南投资企业与上诉人全体股东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中“三、公司的债权、债务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由合营各方按所占集友公司股权比例分担，并根据修改后公司合同、章程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五、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货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因公司合同、章程和增资等均与《股权变更协议》有关，该《股权变更协议》明确约定该等事项为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增资协议》的仲裁条款为无效条款，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一审法院在判断仲裁条款是否有效时，遗漏认定《股权变更协议》的内容，错误认为《增资协议》关于仲裁条款的约定对上诉人有约束力，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二、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一）《经营合同》、《股权变更协议》和《增资协议》内容通过集友公司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莆田市涵江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审批同意以及工商登记部门的登记、章程和对外公示程序，转变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法定出资义务，湖南投资企业负有对社会公众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出资义务。（二）本案属于管理人依照《破产法》规定的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而非《增资协议》引发的合同纠纷，应当排除《增资协议》仲裁条款的适用，《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明确规定了股东出资义务：《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直接规定了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管理人追缴股东出资的依据来源是《公司法》规定了湖南投资企业的法定出资义务，《破产法》又规定了管理人应当对湖南投资企业的上述法定出资义务进行追缴。《增资协议》属于协议主体各方的约定。管理人追缴股东出资是依据《破产法》规定的法定职责，是破产法赋予管理人的权利，管理人并非《增资协议》的合同主体，不应当受到《增资协议》约定的限制，《增资协议》的仲裁条款对管理人不产生约束力。（三）管理人依据章程、《经营合同》和《股权变更协议》追缴股东出资，也可排除《增资协议》仲裁条款的适用。《验资报告》载明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和工商备案的《股权变更协议》，湖南投资企业负有缴纳新增资本的义务，管理人依据该章程规定和约定，可以追缴湖南投资企业出资，而不应当受到《增资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四）《破产法》明确了可以仲裁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了当事人之间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适用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例外情况。破产法未规定其他例外情况。本案属于追缴股东出资纠纷，不属于上述例外情况，不应当适用仲裁条款。三、仲裁委仲裁本案，不利于维护债权人利益。如若本案由仲裁委仲裁，包括仲裁费用、交通费用等破产费用将极大增加，导致集友公司破产案件的可清偿破产财产减少，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且集友公司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现阶段集友公司也没有足够破产财产用于支付上述破产费用。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裁定。湖南投资企业辩称：一、原审裁定对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一）上诉人一审就是依据《增资协议》向湖南投资企业提出支付2100万元出资款的诉请，该金额来源于《增资协议》，上诉人提交的核心证据还是双方签订的《增资协议》。首先，在原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的金额为2100万元，并且提供《增资协议》作为核心证据，其行为表明其主张湖南投资企业支付的款额即为《增资协议》内约定的增资金额，而根据《增资协议》第13.2款约定“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可见，该协议项下各方已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机制为仲裁。其次，上诉人在原审立案时提交的《增资协议》缺少上诉人作为合同主体的盖章页，否认其作为《增资协议》的主体，而原审法院根据湖南投资企业在庭审中提交的完整的《增资协议》，从而认定《增资协议》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按照《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的规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是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股权变更协议》，其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且《股权变更协议》与《增资协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成为上诉人本案诉请的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股权变更协议》，在一审根本未作为证据提交，依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如果《股权变更协议》属实，从时间顺序来说，《股权变更协议》签署及履行在先，湖南投资企业只有在依照《股权变更协议》约定成为股东后，才会与其他方约定增资，进而有签署《增资协议》的身份资格，也就是说，成立在后的《增资协议》的争议解决约定效力取代成立在先的《股权变更协议》的争议解决约定的效力。况且两协议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原审诉请的2100万元标的金额依据的是《增资协议》，而非《股权变更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纠纷解决方式，仍须以《增资协议》约定为准。此外，从《股权变更协议》内容看，即便依其约定，湖南投资企业持有上诉人15%比例股权对应的全部出资金额仅为369.86万元，而非上诉人主张的2100万元。结合上诉人一审未提交《股权变更协议》，足见其原本也不认同以《股权变更协议》作为诉请2100万元金额的依据。上诉人因为一审败诉，在二审中主张以《股权变更协议》为据，无非是为了混淆法律关系，明显不是其一审提起诉讼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一审诉请2100万元金额，非属《章程》约定的应由湖南投资企业承担的法定义务，而是《增资协议》约定的溢价增资，为约定义务。在《增资协议》约定支付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湖南投资企业不承担增资义务。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九条规定，出资的法定含义即指在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认缴的出资额，《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所指的出资亦是如此。其中，《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其指向的依据对象即为章程，而非其他。按照《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湖南投资企业认缴出资额为369.86万元，其对上诉人的法定出资义务亦止于此。至于《增资协议》所述溢价增资，则是各方股东之间附条件的约定义务；其所附成就与否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等同于湖南投资企业的当然义务，现约定条件未成就，湖南投资企业也无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混淆法定义务与附条件行为的区别，一方面以《增资协议》为依据要求答辩人支付溢价增资款2100万元，另一方面却又主张脱离《增资协议》而按照《章程》享有当然权利，其逻辑明显荒谬。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不适用破产案件的集中管辖。虽然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但《企业破产法》作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特别法，不能当然取代设定我国仲裁制度、与诉讼法一样具有基本法属性的《仲裁法》的效力。《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即明确排除对存在有效仲裁协议的案件的诉讼管辖，但以当事人放弃仲裁管辖为例外。上诉人根据《增资协议》诉请的2100万元金额，在《增资协议》已有明确仲裁管辖约定的情况下，当然应当排除《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对破产诉讼案件集中管辖的适用。至于上诉人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内容，其目的是解决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权利救济的途径，并无排除对法律明确规定的仲裁管辖适用的法律效果。（二）诉讼或仲裁，均是解决争议的法定路径。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首先，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能凌驾于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如前所言，上诉人诉请金额来源于《增资协议》约定，仲裁案件并不适用破产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在各方《增资协议》对争议解决存在仲裁约定情形下，其仲裁约定依法应得到尊重及适用。法院的审判权不应被用作纵容一方当事人肆意妄为、侵害他方合法权益的工具。其次，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不能凌驾于法律的实体性规定。但凡给付之诉，总应有据以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或是合同之债、或是侵权之债、甚或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然其给付条件成就与否，则须依事实及法律判定，而非按某一方的单方认为而判定。破产债权的主张，不仅应符合目的的正当性，更应保持手段的正当性。本案中，上诉人以仲裁费用、交通费用增加为由，强行将不同法律关系搅缠在一起，意图将本应由仲裁解决的争议交由法院诉讼，完全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和法律的明确规定。综上所述，基于上诉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增资协议》中的约定，原审法院根据《增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定，驳回上诉人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提起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集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湖南投资企业向集友公司足额缴纳出资2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立案时登记的案由为股东出资纠纷，经审查认定应为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关于涉案纠纷是否属于一审法主管的问题，需解决以下两个争点问题：一是集友公司诉请湖南投资企业足额缴纳出资2100万元的事实是否主要依据《增资协议》。集友公司提交的《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股东应按照合营合同的规定按期足额缴清各自的出资”，但集友公司未进一步提交相应的合营合同，而是提交了《增资协议》证明湖南投资企业认缴出资1.05亿元，该协议还对股东出资的期限、条件进行了约定。集友公司提交的《验资报告》中载明的“甲方（指湖南投资企业）剩余的20%新增出资款21000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739720，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金）须在贵公司（指集友公司）就其与特定关联公司完成重组，且其控制权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境内个人持有（或实际控制人转为境外身份）的事项向乙方提供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系复述《增资协议》第3.5.4条约定的内容，本身不能产生股东认缴出资的权利义务，故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仍需以《增资协议》的约定为依据。集友公司作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之一，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仲裁条款对其具有约束力。二是破产程序中的“集中管辖原则”能否排除当事人间仲裁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条规定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适用，涉及法院系统内部的管辖权问题。而本案涉及的是争议解决的途径问题，即通过仲裁还是诉讼的问题。因案涉《增资协议》系于2012年6月29日集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签订的，且该协议的仲裁条款系经双方合意，且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规定，集友公司与湖南投资企业间的仲裁条款约定不受破产程序中集中管辖的约束。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其对本案没有主管权，湖南投资企业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集友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向本院申请缓交案件受理费146800元，且裁定驳回起诉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故集友公司无需交纳本案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二一十六条规定，裁定：驳回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期间，集友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莆田市集友艺术框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一份，欲证明：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关于股权变更以及增资调整等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约定了增资处理时适用诉讼途径，其与《增资协议》约定的仲裁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既约定争议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协议无效，因此本案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湖南投资企业质证认为：属于超期举证，不予质证。附条件质证如下：1、该份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内容上看不出来与上诉人所主张的2100万元存在关联；2、该份《股权变更协议》本案上诉人并没有作为一方的主体出现，不是合约的主体，没有权利向被上诉人提出主张，《股权变更协议》涉及的被上诉人的出资金额为369.86万元，也不是上诉人主张的2100万元；3、这份《股权变更协议》签署时间一定在《增资协议》之前，因为被上诉人只有通过股权变更协议签署成为股东之后，才有资格与项目公司以及另外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2100万元的金额来源于《增资协议》；4、《股权变更协议》、《增资协议》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各自约定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在同一份协议里面既约定诉讼又约定仲裁的无效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该《股权变更协议》约定，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但该《股权变更协议》未有落款时间，无法确认其签署时间在《增资协议》签订之后，且根据《股权变更协议》、《增资协议》内容，无法判断该份协议是《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属于《增资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故不能证明《增资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系无效条款。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上诉人本案诉求的主要依据问题。集友公司主张其诉求2100万元系依据《增资协议》、《公司章程》、《验资报告》。本院经审查认为：集友公司围绕其起诉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增资协议》、《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证据，其中《增资协议》第3.5.3条约定“甲方自以下事件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支付全部出资款项的20%，即2100万元”。《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约定“股东应按照合营合同的规定按期足额缴清各自的出资”，但集友公司并未提交合营合同予以证实。《验资报告》中关于“甲方剩余的20%新增出资款2100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739720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金）须在贵公司就其与特定关联公司完成重组，且其控股股权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境内个人所有（或实际控制人转为境外身份）的事项向乙方提供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的内容亦系复述《增资协议》的约定内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集友公司诉求湖南投资企业向集友公司足额缴纳出资2100万元主要依据《增资协议》约定内容，故应以《增资协议》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与事实的主要依据，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集友公司作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之一，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仲裁条款对其具有约束力。2、关于破产程序中的“集中管辖原则”能否排除当事人间仲裁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条规定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适用，该条主要解决的是当法院系统对案件有诉讼管辖权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解决的是人民法院系统内部的管辖权问题。而本案涉及的是争议解决的途径问题，即通过仲裁还是诉讼的问题。因案涉《增资协议》系于2012年6月29日集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签订的，且该《增资协议》第13.2款约定“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可见，各方已约定了仲裁条款，且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规定，认定集友公司与湖南投资企业间的仲裁条款约定不受破产程序中集中管辖的约束，裁定驳回集友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集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林天明审判员  林容萍审判员  翁国山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凯丽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