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声，男，197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0号。负责人：杨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桂梅，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正阳，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盖威电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11号1505房。法定代表人：王彬，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钟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广东盖威电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威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不得追加钟声为（2019）粤0106执2297号案被执行人；2.钟声不对（2017）粤0106民初23260号民事判决确定盖威公司的债务在23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取消对钟声的限制高消费处罚。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盖威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成立到2016年12月1日，公司法人及唯一股东均为王彬。在2014年8月20日到2016年12月1日期间，钟声与盖威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2.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与盖威公司的合同纠纷发生在2016年3月之前，而起诉是在2017年盖威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之后。钟声以及其他后来股东并不清楚该纠纷。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与盖威公司合作当初很清楚公司的股东结构是王彬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合同纠纷发生的时候不做任何的公共预警提示，而以起诉的时间来追加后来股东的责任，是明显的风险转嫁。3.盖威公司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合同纠纷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据王彬所说，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通过霸王合同条款，利用虚假的代理制度给盖威公司挖坑。且不论王彬所说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单凭起诉日期来决定追加股东责任人的名单与相应责任的比例范围，就是不合法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即便要追加股东的责任也应当以合同纠纷发生的时间为依据，而不是以起诉的时间为依据。4.盖威公司经过多次变更，但是每一次变更实缴资本的时间都是2055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应当一早预知风险。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九民会议纪要》第二项第六条的规定，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息，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界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5.一审判决不予认可钟声提交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第一，《代持股协议》表明了钟声在盖威公司的实际股份比例。如果不否认代持协议的合法性，那钟声在盖威公司的股份就不是66.5%而是22%。第二，钟声的银行往来流水，其中注入到盖威公司的账目虽然没有注明投资款，但是都应当视作钟声对盖威公司的投资款。之所以多次小额打款到公司是因为公司本身是创业型公司，在没有得到外来资本注入的情况下，钟声每次只能小额注入。至于钟声账户与其他股东的账户的资金往来是钟声与其他股东的债权债务问题，与本案无关。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辩称：1.股东出资作为公司的资产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保证，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是基于盖威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资本产生信赖交易，最终导致债权无法清偿，钟声作为盖威公司的股东应当足额缴纳认缴出资，否则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三条及其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承担责任。2.根据盖威公司股东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以及工商登记资料，钟声、王彬是盖威公司股东，为核心创始人，担任董事长等职务，盖威公司章程约定钟声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995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因此钟声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以及工商登记备案的规定在上述预定认缴期限前足额认缴出资。3.公司法虽采用认缴制，但公司注册资本充实原则未变，钟声主张按照实际出资时间作为承担责任的时间节点，是对公司法关于认缴出资制的曲解，股东应按照章程约定以及工商登记备案约定的认缴出资时间足额缴纳出资。4.关于代持协议，股权代持是股东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工商登记的效力；钟声提供的往来款项也未注明为出资款，金额与出资款相差甚远，是盖威公司日常经营支出，与认缴出资无关。工商备案材料中明确钟声实际出资为0，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钟声应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盖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盖威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钟声于2019年11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追加钟声为（2019）粤0106执2297号案的被执行人；2.钟声不对（2017）粤0106民初23260号民事判决确定盖威公司的债务在23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钟声现在已经不是盖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取消对钟声的限制高消费处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15日，盖威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钟声将占有公司注册资本21.5%的股权共21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彬，同意钟声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共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郑少鹏，同意钟声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的股权共3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超，同意钟声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的股权共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洪涛。同意钟声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共1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韩冠军，同意钟声将占公司注册资本0.5%的股权共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廖文福；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变更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为：钟声认缴出资人民币1,995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王彬认缴出资人民币645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郑少鹏认缴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陈超认缴出资人民币90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王洪涛认缴出资人民币60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韩冠军认缴出资人民币45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廖文福认缴出资人民币15万元，在2018年8月31日前缴足。同日上述股东签字确认的公司章程亦载明了上述股东出资金额、认缴时间，其中钟声股份比例为66.5%，王彬为21.5%，并载明出资认缴方式为货币，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另行出具）等内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盖威公司2017年度报告显示上述股东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认缴出资是为货币，实缴出资为0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55年12月31日。钟声提交了2016年11月22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的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其与盖威公司有数十笔金额为万元不等的款项往来，备注内容为“往来款”、“网银转账”，多数款项系由其他股东转入后再转入盖威公司账户，流水中还有“业务招待费”、“广东公关费”、“姚婵贤社保”、“报销款”的项目备注。钟声称其有实际出资，上述其个人账户转入公司账户的款项均为其出资，用于公司运营。另查，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与盖威公司因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中国移动流量红包集团批量采购框架合同》发生纠纷，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23260号民事判决，判决盖威公司应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偿付3,173,221元及违约金。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盖威公司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以（2019）粤0106执2297号案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未发现盖威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盖威公司尚在经营中。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遂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钟声、王彬等股东为该案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粤0106执异753号执行裁定，裁定追加钟声、王彬等人为（2019）粤0106执2297号案的被执行人，对（2017）粤0106民初23260号民事判决确定盖威公司的债务分别在2,330万元、4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钟声另出示《代持股协议》一份，载明：“钟声代持股份占公司总体股份比例44.5%，王彬代持股份占公司总体股份比例6%，钟声所代持股份为未来公司引入外来资本所占有股份，随外来资本的逐步进入，股权逐步释放，直至代持部分为零。王彬所代持股份为未来公司对有杰出贡献的员工，公司高管做的激励期权，激励干股……以上协议权益范围仅适用于公司原始股东：钟声、王彬、郑少鹏、陈超、王洪涛、韩冠军、廖文福，未来新进股东冲权益另做规定”。该协议有钟声、王彬、郑少鹏、陈超、王洪涛、韩冠军、廖文福的签名。钟声称该协议已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备案，但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备案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盖威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确定各股东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登记备案的认缴出资时间也是2017年8月15日，因此盖威公司的股东应当在该认缴出资时间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额。关于钟声主张登记备案的实际出资时间为2055年12月31日，尚未到出资期限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备案的实缴出资时间应为各股东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其实际缴纳出资的时间，为缴纳出资时间的事实记载，与认缴出资时间概念不同，不是约定的出资时间，钟声的上述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钟声称已通过向公司账户支付经营款的方式实际出资的意见，经查，钟声所提交的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其与公司账户的往来款项并未注明为出资款，款项金额与出资金额相去甚远，且往来频繁，多数款项系其他股东转入后再转入公司账户，该个人账户中还显示其他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费用支出，故不能认定上述个人账户中款项的实际性质及用途，亦不能认定转入公司的款项为股东出资款，更不能认定为钟声的个人出资。且盖威公司的登记备案信息中明确载明股东实际出资为0，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钟声已实际出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盖威公司的债权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2019）粤0106执异753号案中追加盖威公司的股东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盖威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原始股东为钟声，其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部分股权以对价转让给他人，其应在未出资范围内（1,000万元）对公司承担责任；作为继受股东，郑少鹏、王彬、韩冠军、陈超、王洪涛、廖文福对受让部分的股权，对钟声负有支付对价的义务，对公司的原始注册资本没有补缴义务。盖威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变更为3,000万元，对于增资的2,000万元，钟声、郑少鹏、王彬、韩冠军、陈超、王洪涛、廖文福均未实际出资，故应对盖威公司增资部分在各自认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钟声应对1,000万元以及2,000万元中的66.5%的认缴出资，即共计2,330万元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钟声称部分股份是代持，但其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供其向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工商登记的股份具有公示作用，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章程显示钟声在盖威公司的股份占有66.5%，钟声应在其认缴出资额的范围内（即2,33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钟声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盖威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钟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钟声负担。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盖威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成立，成立时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王彬，2016年12月6日，股东变更为钟声。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钟声是否需要在未足额出资的范围内对（2017）粤0106民初23260号民事判决确定盖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清偿范围应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盖威公司成立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钟声在2016年12月6日作为受让人接受王彬转让的股权之后，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再次进行股权转让，其应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未出资范围（1000万元）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之后盖威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钟声对于其认缴增资中的1330万元亦未实际出资，故应对盖威公司的债务在认缴的增资范围内（133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盖威公司经执行程序查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认定钟声在2330万元的出资范围内对盖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钟声上诉请求中提出的其不应对盖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钟声主张2014年8月20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盖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均为王彬，且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与盖威公司的纠纷发生在2016年3月之前，其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此，本院认为，盖威公司成立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彬为盖威公司成立时的唯一股东，盖威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王彬作为发起人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钟声，王彬应在该未出资范围（1000万元）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如前所述，钟声在2016年12月6日作为受让人接受王彬转让的股权之后，亦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再次进行股权转让，其与王彬均应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未出资范围（1000万元）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王彬与钟声以及钟声与其他股权受让人之间在股权转让时有无就盖威公司的债务进行内部约定不影响债权人依法主张权利。因钟声在2016年12月6日之后已成为盖威公司的股东，故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申请追加钟声作为（2019）粤0106执2297号案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钟声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钟声主张其实缴出资期限应为2055年12月31日，故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上述主张涉及的法律问题为在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也未进入破产程序清算程序的场合下，股东出资责任可否加速到期。对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具体案情，应判令盖威公司各股东的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理由为：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全部财产包含全体股东已经缴纳的部分出资和认缴后尚未到期的出资。当公司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要求尚未缴足出资的股东承担补缴责任以清偿公司债务，并未违背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盖威公司成立至今，工商登记备案载明的各股东实际出资均为0，钟声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有实际出资，而盖威公司经执行程序查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要求追加盖威公司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盖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钟声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针对钟声关于《代持股协议》以及银行流水证实其有实际出资的相关主张，一审判决已经作出了充分且合理的论述，本院不再赘述。至于钟声上诉关于取消对其的限制高消费处罚的主张，属于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钟声的该请求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范围，本院不予调处。综上所述，钟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钟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光华审判员  谭红玉审判员  邓 颖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林臻灏区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