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6374号原告：王某1，女，200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理人：王某2（原告王某1之父），男，1973年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兼原告丁春红、张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兼原告丁春红、张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菊，女，193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丁春红（兼原告王某1之母、法定代理人），女，197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彬彬，女，196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张菊、丁春红与被告王彬彬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春红，原告王某1之法定代理人王某2、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赵俊，被告王彬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张菊、丁春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彬彬向三原告共支付补偿款2961562.5元。事实和理由：案外人王微与翟哲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王葆翥和一女王小霞。张菊和王葆翥系夫妻关系，育有王彬彬和王某2二人。王某2与丁春红系夫妻关系，王某1系二人之女。王彬彬与钟燕京系夫妻关系，钟佩林系二人之子。王小霞和常宝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常朝晖和常春辉。北京市东城区银闸胡同×号（北房三间，使用面积47.4平方米，被搬迁房屋）系公房，原由王微承租。王微去世后由翟哲承租。该房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由原告家庭世代租赁居住，还包括自建房居室、厨房、卫生间各一间。2016年，该房屋因《东城区宣仁庙周边环境整治搬迁工程》需要而被依法征收。原告三人在其他诉讼中获知，王彬彬作为乙方，代表其他实际居住人与案外人北京东方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档案编号为XRM-24-32-7的《宣仁庙周边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及补偿协议》，该协议认定实际居住人为：王彬彬、钟佩林、钟燕京、张菊、常朝晖、王某2、王某1、丁春红，获得补偿款共计5699750.8元。后又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领取整院搬家奖30万元，综合补助费1897749.2元，以上共计补偿款为7897500元。另外，被搬迁房屋共获得五套安置房指标，分别由王彬彬、钟燕京、张菊、常朝晖、王葆翥获得。在变更承租人时，王彬彬与其他实际居住人都符合变更条件，均有权获得承租权。因此，无论承租人变更在谁名下，公房的实际居住人都是被搬迁房屋居住权益的共有人。王彬彬一家三口并未在被搬迁房屋内实际居住，却与其他实际居住人同样获得安置、补偿资格。从拆迁补偿金和房源指标来看，拆迁部门综合考虑了实际居住人数的客观情况。拆迁部门在王某2不搬家的情况下，协调要求王彬彬从补偿利益中先行支付一部分，可见其态度是拆迁利益不是给王彬彬一人的。王彬彬代表其他实际居住人签订并领取安置、补偿利益后，本应与全体被搬迁人平均分配该利益。原告三人至今未获得任何安置及补偿款分配。被告擅自将原告三人的合法安置、补偿利益占为己有，拒不进行合理、合法分配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三人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如所请。被告王彬彬辩称，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属实。首先，原告属重复起诉，恶意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本案所涉事项三原告曾与王某2一同起诉过王彬彬，经承办法官释明，原告也认识到其诉求无依据而撤诉，现原告再次起诉，所持事实和诉讼主张并未超出前案范围，属重复起诉。其次，本案所列案由不当，王彬彬所领取的补偿款不属于“物”，更不是“共有物”。王彬彬长期与祖父母共同居住，翟哲去世后，王彬彬为当时唯一具备继续承租条件的人员，故房管部门变更承租人为王彬彬，所有变更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变更后对原告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多次提供租赁合同用于户口登记、子女入学等手续办理，不存在故意隐瞒的事实，也无隐瞒的必要。翟哲去世后，相关房屋一直由王彬彬与孩子共同居住使用并交纳租金。近年因张菊与王葆翥产生矛盾，不愿共同生活，王彬彬将其接到被搬迁房屋居住。丁春红、王某1并未在被搬迁房屋实际居住，是空挂户。《宣仁庙周边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及补偿协议》是基于王彬彬原来的公租房承租合同的解除而给予补偿的合同，合同相关条款也明确补偿款归王彬彬所有。王彬彬在登记“实际居住人口”的时候确曾考虑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尽量多的填写了人数，但事后明确得知，相关补偿数额完全根据房屋面积计算得来，根本不考虑人口因素。再次，为求家庭和睦，王彬彬已主动让渡利益予原告方，原告方已实际获得数额不小的利益，现其仍得寸进尺，见利忘义。王彬彬已主动以母亲名义为王某2争取房屋一套，并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另给付王某2补偿款50万元，就此，各方已达成协议，在《关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翟哲（2001年3月2日死亡）与王微（1988年8月25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王小霞、王葆翥。王某2、王彬彬系王葆翥、张菊之子女。王某2与丁春红系夫妻关系，王某1系二人之女。2001年3月14日，王彬彬作为承租方与北京市第一房屋管理修缮工程公司一分公司（以下简称房修一公司）就被搬迁房屋签订《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起租日期为2001年3月1日。2016年，王彬彬（乙方）与北京东方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东方置地公司）签订档案编号为XRM-24-32-7的《宣仁庙周边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及补偿协议》，约定甲方代理产权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与乙方协议解除《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偿事宜达成协议，房屋所在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银闸胡同×号，承租人为王葆翥；产权单位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承租公房户籍在册人口为包括两户，分别为王彬彬、钟佩林、钟燕京及常朝晖、王某2、王某1，实际居住人口为8人，户1包括王彬彬、钟佩林、钟燕京、张菊、丁春红，户2包括常朝晖、王某2、王某1。乙方作为承租人签字，视为其取得其他合法权利人（如有）的一致同意并授权。房屋评估补偿款、奖励及补助费共计为5699750.8元。双方就被搬迁房屋的补偿签订数份补偿协议该公司与王彬彬另签订两份补偿协议。依据上述三份协议，甲方给付王彬彬各项补偿款共计7897500元，并分别给王彬彬、张菊、钟燕京、常朝晖、王葆翥每人一套购房指标。审理中，三原告提交2018年12月3日银闸社区居委会的居住证明，内容为三原告及王某2在2016年8月5日前一直在被搬迁房屋处实际居住。王彬彬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并提交署名为刘芳的说明，内容为因王某2要求报销煤火费才开具的居住证明。原告对此不认可。此外，王彬彬提交《关于的履行约定》，其中甲方为东方置地公司，乙方为王彬彬，内容为甲乙双方已签订《解除及补偿协议》，约定因乙方家庭内部原因，家庭成员王某2（第三人）户籍登记在被搬迁房屋，为保证甲方项目进度及乙方家庭和睦，乙方自愿从原协议补偿款中支付50万元用于补偿王某2；乙方所分房源地址为芍药居北里320号楼四单元605号，购房人为张菊的指标购房款由乙方支付，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29日。其上有张菊签字确认已收到购房款577829元，王某2签字确认收到补偿款50万元。甲方落款处空白，乙方落款处有王彬彬、王某2及丁春红三人签字并按捺手印。协议签订后，王彬彬于2017年5月2日通过电汇向王某2支付了50万元搬迁补偿款。被告于7月6日支付了款577829元。原告表示该协议系为尽快腾退房屋，不耽误拆迁进度在腾退后签署的，丁春红以见证人身份签名；张菊签字代表认可王某2将房屋登记在其名下。经询，当事人均认可被搬迁时王葆翥、张菊、丁春红三人户口不在被搬迁房屋处；张菊所获房屋给王某2；三原告认可《解除及补偿协议》的效力。另查，常朝晖曾向本院起诉王彬彬合同纠纷一案，以王小霞、王葆翥及王彬彬曾就翟哲、王微遗留财产达成分割协议为由，要求王彬彬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2632500元及拆迁安置指标。本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480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常朝晖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的履行约定》的内容为王某2、张菊与王彬彬达成的对腾退利益分配的一致意见，包括对于王某2货币化补偿、张菊购房指标及购房款的补偿。王某2、丁春红作为王某1之监护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代表三原告认可该分配方案。该约定合法有效。三原告关于丁春红签字系见证人的意见，与常理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三原告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系腾退利益的共有权人。王彬彬关于三原告构成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鉴于三原告虽曾起诉要求分割腾退利益，但均已撤诉，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张菊、丁春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46元，由原告王某1、张菊、丁春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崔 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碧珍书 记 员  郑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