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19403号原告：王地，女，1989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于菁，女，1993年1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江苏宁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江苏宁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1幢6楼601室。法定代表人：蒋凡，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子，北京嘉润（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地与被告于菁、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地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熊，被告于菁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王晶，被告淘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于菁赔偿购货物品的三倍共计6999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全部的维权合理支出34920元（诉讼费用30000元，购买衣物4920元）；3.依法判令被告淘宝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退还购物款233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王地是法国品牌“sandro”“maje”的忠实爱好者。2020年4月5日，原告在闲鱼APP上看到账户为“Amelie不吃辣”的闲鱼玩家（即本案被告于菁）正在销售该类品牌服装。该账号主页声称其为法国留学生，钟爱“sandro/maje”等品牌，利用寒暑假自采带货回国销售。原告在闲鱼平台聊天栏中对被告于菁销售的货品进行了进一步确认。基于被告于菁的留法背景以及对货品承诺介绍，原告下单购买了“SandroMaje2020全新连衣裙”、“Sandro全新粉色外套”、“Sandro白色针织外套”等三件衣物，共计花费2333元。4月11日收到货品后，原告发现，所购买衣物与被告于菁在闲鱼APP主页上展示的货品以及聊天时发送的图片并不一致。为核实货品真假，原告于4月14日到该品牌授权的旗舰店购买同牌同款同型正品衣物。经比对，被告于菁销售的明显不是正品。同时，原告向Sandro品牌官方和其他在被告于菁店铺购买类似货品的消费者查证，被告于菁的销售渠道、包装外袋、既往销售记录等均存在非授权和虚假情况。更可怕的是，原告进一步查证，被告于菁在主页上的介绍信息、承诺信息、衣物信息等也存在虚假。被告于菁长期在闲鱼APP平台上批量销售物品，货品来源造假，编造谎言和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消费者购买货品，不按照约定向原告提供正品衣物，寄送衣物时重复收取原告快递费用，构成欺诈经营，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应当向原告赔偿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损失。被告淘宝公司对被告于菁长期欺诈消费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提供“信用极好”的背书和担保交易服务，损害了原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于菁辩称，第一，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严重违背客观事实，被告于菁出售给原告的案涉商品的描述与事实一致，不存在欺诈行为，被告于菁主观上并不具有欺诈的故意。第二，原告主张的三倍惩罚性赔偿，无法律依据，被告于菁不属于经营者。第三，原告主张的34920元的维权合理支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涉案商品原告已使用，不同意退还。被告淘宝公司辩称，第一，被告淘宝公司并非本案争议所涉网络购物合同的当事方，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第二，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被告淘宝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不存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被告淘宝公司亦无须承担对原告赔偿损失等法定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4月5日，原告王地通过被告淘宝公司经营的闲鱼平台，从昵称为“璃妆灬洛”（现昵称为“Amelie不吃辣”）的用户处购买商品“留法学生归国SandroMaje2020全新连衣裙”，订单编号为927996513940381644，商品总价799元，运费12元，实付款811元；商品“留法学生归国SandroMaje2020全新连衣裙”，订单编号为928007042669381644，商品总价699元，运费12元，实付款711元；商品“Sandro粉色外套全新！保真保真保真！！！！…”，订单编号为928037633610381644，商品总价799元，运费12元，实付款811元。上述三件商品通过中通快递发货，运单号为75341512697971，原告于2020年4月11日签收白色针织外套1件，白色针织连衣裙1件，米色短外套1件。白色针织外套、白色针织连衣裙商品详情页面显示“5：关于正版：Po主裙子全部购于法国，正品毋庸置疑，转的都是全新没穿过，三标全，有的原价购有的打折季购，反正转的肯定都血亏，就是想清理下衣橱”；米色短外套商品详情页面，显示“Sandro粉色外套全新！保真保真保真！！！！你我时间都很宝贵，真假问题就不回复了！！信用和评价自己看！”。原告提交其与淘宝网的短信，显示淘宝网发送短信，载明ID：璃妆灬洛，真实姓名：于菁，以及于菁身份证信息。原告主张涉案商品为假货、被告于菁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并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于菁在闲鱼平台售卖涉案商品的展示图片、原告与被告聊天中所提供的涉案商品细节图。经比对，原告认为白色针织外套实物的领口、纽扣与展示图片不一致；白色针织连衣裙实物的腰线、面料、商标与展示图片不一致；米色短外套实物的颜色、领标位置、缝合线、纽扣与被告提供的商品细节图不一致。证据二：原告在旗舰店购买同款商品实物图片。经对比，原告认为涉案商品白色针织外套的领口、版型、颜色、领标与旗舰店购买的不一致；涉案商品白色针织连衣裙的领口、面料、标签、水洗标与旗舰店购买的不一致。证据三：被告于菁国外购买涉案商品的记录截图，显示购买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证据四：sandro品牌2018、2020年订单标准样式截图。证据五：原告提交涉案商品包装袋图片、原告实体店购入同款商品的包装纸图片。证据六：原告与闲鱼工作人员的通话内容的文字版、SANDRO官网截图、原告与SANDRO官网邮箱kundenservice@sandro-paris.com的邮件往来，显示SANDRO团队邮件回复“我不相信这些衣服来自sandro。我可以确认这些不是我们的标签，而且这些义务看起来也没有他们应该有的品质”。证据七：原告与被告于菁闲鱼店铺卖家“万瑶137XXXXXXXX”的聊天记录截图、被告于菁出售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经典可乐T恤”经闲鱼初步核实涉嫌售假的举报处理截图。证据八：南京财经高职校现代服务系双选会邀请函网页截图，显示“七、联系方式：现代服务系于菁老师”；“Amelie不吃辣”闲鱼主页简介显示“法国留学，就读巴黎一大设计专业，偶尔心血来潮代购挑款，寒暑假期回国，清理闲置，不缺钱不缺德，品牌钟爱sandro/maje/sp/kenzo，真假勿扰，都是自己幸苦背回国。现居海外”。证据九：原告与被告于菁闲鱼聊天记录截图、“Amelie不吃辣”小红书截图。原告提交被告于菁闲鱼主页截图，显示有“担保交易”“信用极好”字样，拟证明被告淘宝公司为该交易担保，为被告于菁信用背书，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提交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日期为2020年4月15日，购买方名称为王地，销售方名称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鉴证咨询服务*律师费，价税合计为30000元。原告提交其于旗舰店购买涉案商品同款的购物小票，显示“针织连衣淡褐色2285元，针织上衣淡褐色2635元，合计4920元”。被告于菁提交其身份证、学生证、购物卡复印件，拟证明其为真实法国留学生。被告于菁提交其与原告闲鱼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被告于菁积极解决问题，并无欺诈故意。被告于菁提交其闲鱼主页截图，拟证明被告于菁并非经营者，不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被告淘宝公司涉提交案商品交易订单详情，拟证明被告淘宝公司并非网络购物合同当事方。被告淘宝公司提交被告于菁注册信息、联系方式，拟证明被告淘宝公司符合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信息披露的要求。庭审中，被告于菁自述涉案商品为其同学马婧于法国购买，回国带给被告于菁，被告于菁闲鱼存在一百多笔交易；原被告认可涉案商品仍在原告王地处，涉案货款冻结在被告于菁支付宝账户内。庭审后，被告提交其同学马婧的机票订单详情，显示乘机人为MA/JING，2019年9月27日周四巴黎-北京。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涉案商品为其同学马婧于法国购买，回国带给被告。被告提交其闲鱼部分交易记录截图，显示70余笔交易记录。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其在闲鱼平台进行闲置物转让，并非以此盈利。以上事实，有订单详情、商品实物图片和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告王地从被告于菁处购买涉案商品，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于菁应向原告王地提供符合合同要求标准的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符合以下两个前提: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为经营者;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关于被告于菁是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经营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或者销售的商品、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经营者从事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具有持续性。被告于菁辩称其并非经营者，不应适用三倍赔偿的规定。本案中，根据被告于菁提交的其在闲鱼平台的部分交易记录，即已存在70多笔出售物品的信息，其行为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可以认定具有从闲鱼平台出售物品获取营利的目的。故本院对被告于菁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于菁在闲鱼平台出售涉案商品的行为属于经营行为，被告于菁应认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经营者。关于被告于菁出售涉案商品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于菁在涉案商品名称及商品详情页面多次使用“保真”字样，使原告有理由相信涉案商品为正品。根据现有证据，原告所购的涉案商品与商品展示图片、旗舰店正版商品存在较大差异，原告SANDRO官网的邮件中SANDRO官网亦确认涉案商品并非正品。被告于菁在其闲鱼简介及与原告的聊天中多次表述其本人将涉案商品从法国带回，庭审中又主张涉案商品由其同学马婧于法国购买并于2019年9月27日带回国内，而涉案商品购买记录截图显示购买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被告于菁提交的证据与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之处，无法证明涉案商品存在合法来源，可以认定被告于菁故意隐瞒商品真实信息造成了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欺诈行为。综上，被告于菁出售涉案商品的行为构成欺诈，故原告主张三倍赔偿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原告应如数退还对应的涉案商品。关于合理支出的诉讼请求。对于律师费的部分，原告主张律师费过高超出必要限度，且本院已支持按照涉案商品三倍的金额增加赔偿原告受到的损失，故对律师费、取证费等支出，本院不再重复支持。关于被告淘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闲鱼平台系被告淘宝公司经营的网络交易平台，原告从闲鱼平台购买被告于菁出售的商品，原告系与被告于菁之间建立的网络购物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本案中，被告淘宝公司在其平台上已经对涉案商品销售者于菁的相关信息予以公示，淘宝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已经尽到其应负的义务。闲鱼平台在交易页面显示有“担保交易”“信用极好”字样，仅是为买家购物提供一个参考指标，并非以此为卖家提供背书或担保，原告以此为理由要求平台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地退还货款2333元，同时原告王地向被告于菁退还“SandroMaje2020全新连衣裙”1件、“Sandro全新粉色外套”1件、“Sandro白色针织外套”1件，如未能退还，原告王地按照2333元标准折价赔偿；二、被告于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地三倍货款6999元；三、驳回原告王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6元，由原告王地负担715元（已交纳），由被告于菁负担19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照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颜 君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怀文书 记 员  王越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