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9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燮斌，男，197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重庆美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言钢，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审被告：崔小刚，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上诉人黄燮斌因与被上诉人刘言钢及原审被告崔小刚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5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燮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原审被告崔小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言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燮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言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黄燮斌与刘言钢之间没有建立运输合同关系。2．《收据》的作用是给崔小刚签字，不能证明黄燮斌应当向刘言钢付款。3．证人宋某的证言与《收据》相互矛盾。刘言钢辩称，《收据》和证人宋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刘言钢与黄燮斌之间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应当由黄燮斌支付刘言钢运费；黄燮斌辩称的买卖关系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至今无人向刘言钢主张任何买卖费用，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崔小刚述称，同意黄燮斌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应当改判。刘言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燮斌支付刘言钢运费44030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从诉讼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至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6日，黄燮斌出具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1258车×35元=44030元，运费金科→八颗，农商行刘言钢6212583007794544。”2020年1月14日，刘言钢向一审法院起诉黄燮斌，要求黄燮斌向其支付运费，后刘言钢撤回起诉。崔小刚、黄燮斌提交的银行流水单显示，黄燮斌在2018年8月、2019年1月分别向多个人员打款，备注为金科运费。黄燮斌提交的出渣票，显示项目为御龙苑一组团项目部，时间为2018年9月。一审庭审中，刘言钢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宋某述称，杨晓波负责帮渝长高速公路回填供料，刘言钢在2018年6、7月份联系了杨晓波，杨晓波就让我组织车辆到金科世界城项目拉渣石，我大概联系组织了10到20个车去金科世界城项目拉渣石到八颗渝长高速工地。当时进出金科世界城项目工地时都发得有渣票，倒料的地方也要发渣票，我收到两边的渣票后才算一车，我负责帮杨晓波记录，我组织的车子从金科世界城项目拉渣石去高速工地上的运费，都是我方付，共一千多车。金科世界城项目这方没有派车，我也不清楚他们具体是哪些人，我只跟刘言钢联系。金科世界城项目发出的渣票，我都给了刘言钢。2019年2月3日我转账支付给黄礼余598111元，黄礼余是我手下具体负责组织车辆的，由他付车费给驾驶员。我组织驾驶员有黄礼余、王登贵、黄勇、吕劲、吕鱼等人。御龙苑一组团项目部出渣票是杨晓波的票，但该票是古镇御龙苑的，不是高速公路那个项目的。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何法律关系及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刘言钢主张其与黄燮斌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黄燮斌首先辩称其受雇于崔小刚，其与刘言钢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后又辩称其是与杨晓波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为证明各自主张，刘言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据》并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黄燮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出渣票。通过分析上述证据，《收据》上载明了刘言钢的银行账户可推知刘言钢应为收款人，黄燮斌作为出具《收据》的一方应为付款人；同时，黄燮斌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出渣票并不能证明与《收据》上载明的1258车具有对应关系，反而证人宋某的证言与刘言钢提交的《收据》载明的内容能相互印证，故刘言钢主张的“刘言钢和黄燮斌谈的运费价格，由黄燮斌按照每车35元向刘言钢支付运费，黄燮斌和刘言钢进行了结算，结算运费为44030元（1258车×35元），刘言钢和黄燮斌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黄燮斌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刘言钢的诉讼请求如何主张的问题。刘言钢与黄燮斌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刘言钢履行了运输义务，黄燮斌对欠付刘言钢运费44030元（1258车×35元）以《收据》的形式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刘言钢主张黄燮斌向其支付运费4403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因刘言钢与黄燮斌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言钢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明显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按照刘言钢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即黄燮斌应以44030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3.85%上浮30%支付刘言钢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时止。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黄燮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言钢运费4403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44030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3.85%上浮30%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刘言钢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37元，由黄燮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刘言钢于2020年1月14日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以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黄燮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支付本案所涉运费。后刘言钢自愿撤回起诉，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115民初681号民事裁定予以准许。在该案审理中，黄燮斌答辩称，刘言钢联系崔小刚买施工挖出的弃石，价格35元／车，运费由崔小刚支付。刘言钢要求黄燮斌开张单子以便其向崔小刚领钱，领的钱与其分，所开价格是为了少骗点崔小刚的钱，崔小刚发现后未给。殷某作证称，其给崔小刚打工，负责喊车拉石头，黄燮斌负责收票和发驾驶员工资。刘言钢期间找过殷某为其运输金科世界城施工挖出的土石方，单价记不清了。殷某在接受刘言钢发问时，针对刘言钢问其“你和我之间是否达成了每车补偿我35元的协议”，殷某回答“没有这回事”。崔小刚在该案作为证人出庭，刘言钢问其“我和你是否达成协议”，崔小刚回答“没有达成协议”。黄燮斌还举示了崔小刚支付驾驶员运费的明细及付款凭证、银行流水明细。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言钢与黄燮斌、崔小刚之间是否成立并已履行运输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刘言钢以其与黄燮斌、崔小刚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为由起诉请求黄燮斌、崔小刚支付运费，但未举示运输合同、运货签收单、结算单等相关证据证明运输合同关系的成立和履行，而是仅举示了案涉《收据》和证人宋某的证言拟证明其主张。首先，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来讲，收据不同于欠条系欠款凭证，收据是出具方在收到对方支付的款项后向付款方出具的收款凭证，且收据一般由付款方持有；同时，案涉《收据》载明了刘言钢的银行账户信息，更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收据》系黄燮斌或崔小刚欠付刘言钢的运费凭证；另外，证人宋某的证言也不能直接证明刘言钢和黄燮斌、崔小刚之间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关系。其次，刘言钢于2020年1月14日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另案起诉黄燮斌时，黄燮斌举示了向案外人支付运费的运费表、付款凭证，并申请证人殷某等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与刘言钢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以上证据足以使人根据社会一般情理对双方是否成立并已履行运输合同关系产生合理怀疑，从而使刘言钢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刘言钢尚需继续对其主张的事实理由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而刘言钢未能继续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黄燮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5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言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75元，减半收取450.37元，由被上诉人刘言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00.75元，由被上诉人刘言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毅审判员 余彦龙审判员 彭海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逾婧书记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