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207民初129号 原告：杜立彬，男，197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天津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桐城村村民委员会（曾用名：唐山市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桐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130207ＭＥ32141957。 法定代表人：于明九，职务：书记兼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珍，河北段长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爱萍，河北段长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杜立彬与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桐城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冀0207民初1734号民事判决。杜立彬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20）冀02民终5750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立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被告桐城村委会书记于明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珍、檀爱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立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占地补偿款人民币10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春，被告为解决桐城村东二区、东五区、西五区、大岭南、东六区等耕地的排灌水渠贯通问题，决定对桐城村西五区境内的小岭泡进行清淤，清淤过程中压占原告一家的口粮田计20亩。经被告与原告平等协商后，达成了补偿协议，约定占地补偿费为每亩每年人民币2,000元。被告的占地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始终未依约定支付补偿费用，原告多次要求支付，然而被告始终以无力支付等各种理由予以拖欠，致使上述未支付的占地补偿费累积到人民币100,000元。被告拒不支付占地费用，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 桐城村委会辩称，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应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原告对本案案涉土地享有经营权、使用权，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二，首先原告所述案件事实情况与真实情况完全相悖，原告一家的人口田共计20余亩，包括原告、其父母、哥嫂、姑姑一家，原告称其父亲领取26亩棉花专项补贴与原告的清淤占地20亩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那么原告一家共计20余亩土地，且无证据证明其承包本村其他土地，原告一直称二者无任何关联，那领取棉花专项补贴的26亩土地就是凭空出现的，这与事实及常理也是相悖的，恳请法院通过法庭调查查明原告领取26亩棉花专项补贴与原告的清淤占地20亩口粮田之间存在关联性，被告将保留追究其骗取国家补贴的刑事责任。其次原告称2012年春至2018年为解决本村耕地的排灌水渠贯通问题，清淤过程中压占原告的口粮田计20亩长达六年之久，从事实及常理层面分析此观点根本无立足之地，被告通过获取的卫星定位图可以展示2012年至2020年本案涉案土地压占范围，完全可以认定原告诉称的压占20亩地六年之久为虚假陈述。第三，首先原告提交的《补偿协议书》，涉及村集体成员合法权益，此协议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完全不能得到认可，此补偿协议产生的程序不合法，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仅有时任成员事后补签签字，此协议并未产生生效要件。其次原告诉称，此涉案土地占地补偿款于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被告虽未支付但村委会的账目中已然存在，就此认定此协议真实、有效应当履行下去，被告认为一个错误发生了是应当纠正它，而不是继续地发展下去，同时依据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对于本村受侵害的集体成员享有对此协议的撤销权，补偿协议即便已经上账，也不能用以证明此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请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月1日桐城村委会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约定2012年春至2013年年底因占用原告20亩土地，被告同意按每亩2000元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告人民币80000元；2、2019年7月9日时任（2009年1月至2018年9月）书记杜某1、主任于树森、副主任于明河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8年20亩土地占地补偿款每亩按人民币1000元补偿，共计人民币20000元；3、2020年7月9日律师对杜某1、于树森的调查笔录和杜某1、于树森证人证言，证明证明桐城村委会占用原告土地20亩，2012年春至2013年每亩按人民币2000元补偿，2018年每亩按1000元补偿的事实；4、2017年11月11日桐城村委会与杜立彬签订的《占地补偿协议》一份，证明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被告承诺占原告20亩土地的补偿款每亩每年为人民币1000元；5、申请法院调取海北镇的凭证、应付款明细账、海北镇桐城村付款单，可进一步证明2012年至2013年占地的事实，也证明2014年1月1日《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2012年至2013年为占地的第一时间段，与2017年的占地补偿协议是连续的，该两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并且被告已经对其占用原告土地2014年至2017年补偿款进行了上账，既然两份协议是连续的，被告理应为2012年、2013年的占地进行补偿；6、申请法院调取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笔录，在二审中证人杜某1、杜某2的证人证言均可以证明是2012年开始占地延续到2018年的事实，该二人的证言中均写明截止点是至重新调地为止，如果不调地，以后按照每亩人民币1000元补偿；7、证人杜某3出庭作证，因该证人是杜立彬分地时的实际负责任人，其证明杜立彬被占20亩土地是如何获得，以及调地的实际情况。 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2杜某1、于树森、于明河的证明和证据3律师调查笔录，因证人未出庭，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即2014年《补偿协议书》和证据4即2017年《占地补偿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杜立彬与杜某1具有亲属关系，两份协议未经三会决议，程序不合法，对该两份协议的三性均不认可，协议产生的程序不合法，侵犯了其他村民的利益；对证据5即贵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所调查的转账凭证、应付款明细，付款单等所依据的是程序不合法的协议，即便是已经支付给了原告的款项，被告也会以侵害其他成员利益为由追加该笔款项；对证据6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笔录中两位证人在二审时出庭作证的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人杜某1与杜立彬存在亲属关系，两个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证人杜某1称本案占地的测量结果签订的协议经过了班子讨论，但没有会议记录，而证人杜某2说只要经过讨论的均有会议记录，且杜某1说村中事务不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而证人杜某2说一般事务都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只有小事不经过，杜某1说杜立彬的地属于荒地，但在确定占地补偿标准时说杜立彬的地种的好，无青苗也要补偿人民币2000元；证据7即证人杜某3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因证人与杜立彬为亲属关系，对真实性存在质疑，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人讲述杜立彬在本村西五区一共分得三口人即一亩半土地，即便土地再贫瘠，一亩半与20亩也相差甚远。 被告为抗辩原告主张的事实提交如下证据：1、海北镇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移交表一份，证明2018年新旧存委会成员进行财务交接，前任村委会成员明确说明已没有需要交接的其他财务事项和未入账的票据，从而说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2、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制度等相关制度一份，证明被告村委会按照规定进行财务公开，并没有原告主张的债务。原告所提交的时任村书记、村主任和村副主任出具的情况说明程序不合法，从而说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3、2017年、2018年棉花专项补贴发放表，证明原告所主张的20亩口粮田没有被压占，一直在种植；4、证人于某1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土地被清淤压占的范围，与原告主张的20亩土地不符；5、证人于某2出庭作证，证明清淤占原告土地实际情况与原告诉状中所主张的亩数不一致，同时还证明原告在被告本村享有口粮田的亩数，两委班子交接时没有对原告所主张的该款项进行交接和确认，且交接时已经确认除两委班子交接的事项以外没有其他债权债务；6、2006年至2020年卫星定位打印照片及现场软件操作，证明西五区被占地一共不足5亩，被告实际压占西五区土地的面积和时间与原告陈述完全不一致。 原告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海北镇出具的证明和证据5于某2的证言都只能证明2018年11月14日桐城村新老班子财务交接时的情形，并且庭审中，证人于某2明确说在交接时并未对杜立彬的账目进行单独交接，也就是说交接只是对总账目的交接，只是形式上的交接，对于是否存在遗漏账目，新旧领导班子并不知情。于某2说知道占地，占了一小条，“一小条”这一概念本就是模糊不清的，对于实际压占面积应当对压占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测量，因此对证据1、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2、证据2村务公开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3、证据3即2017年、2018年棉花专项补贴发放表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被告自己出具并且在该两张表中并没有杜立彬领取棉花补贴款的记载，退一步讲即便原告领取了棉花直补也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原告除了案涉的20亩土地外，还有其他的土。且被告已将原告2017年的占地补偿款上账，被告的做法前后矛盾；4、证据4证人于某1的证言三性不予认可。于某1自述自己的土地与杜立彬的土地并不重合，又说自己过去从原告的土地上经过，前后矛盾。于某1分得的土地离原告的土地相隔很远，两家的土地并未在同一片，对于原告土地被压占、压占多少亩，于某1只是听说，并不知情；5、证据6卫星定位图和软件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提取程序不合法，应由相关部门对该证据提取的真实性、合法性出具证明，且该证据无法确定图片中的位置即是涉案20亩土地的位置。 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4即唐山市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签订的两份补偿协议书，该两份协议书均盖有被告的公章，其中2017年11月11日的《占地补偿协议书》已在被告所属镇政府唐山市农工商联合社农经服务管理站进行备案，补偿款人民币80000元计入应付款明细账（证据5）。被告未对两份补偿协议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对两份补偿协议地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5本院依原告申请向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政府调取的档案材料，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2杜某1、于树森、于明河的证明和证据3律师调查笔录，该三人作为证明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对其证言和律师调查中陈述的真实性不予直接采信；证据6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笔录中杜某1、杜某2出庭作证，证明清淤占地及签订补偿协议的过程，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在无充分证据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对其二人陈述的占地及签订补偿协议的过程应予采信；证据7证人杜某3作为案涉争议土地分配土地的参与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在无充分证据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对其陈述争议土地分配时的情况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1海北镇出具的证明及移交表，是在桐城村新旧领导班子换届交接时形成的记录材料，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两份证据记录的是桐城村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交接过程，包括证据唐山市农工商联合社农经服务管理站及三位工作人员的证明和证据5于某2出庭做证，也只是证明交接现场对原村委会支部书记进行了询问有无需要交接的其他财务事项和未入账的票据，并未就原村委会账务进行现场清理并与相关权利人进行核对，因此不能仅凭此两份证据就简单认定在新旧村委会班子交接时对全部财务进行了清点，不存在遗漏问题；被告提交的证据2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制度等相关制度均为复制件，即便真实存在，亦不能直接证明原告的债权已按照相关制度及时公开，其与本案的关联性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3棉花专项补贴发放表，为被告单方自行出具，被告未提供款项已由原告父亲实际支领或签收，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原、被告均当庭表示2019年重新分配土地前，桐城村的土地无确权证，地亩账由被告掌握，但未提交，无法查清原告一家人实际口粮田亩数，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4证人于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桐城村清淤压占原告土地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6卫星定位图及软件操作未能提供其合法的证据来源，且图中所标注计算面积的边界无法确定与现场相关边界是否一致，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在2004年、2005年左右桐城村进行第二次调整土地，按每口人半亩地进行分配，负责分地人员在西五区分地时由西向东丈量，丈量出一亩半的地加上东侧荒地（未丈量），计作三口人地进行分配，由村委会成员抽签决定分配到户，原告家庭抽到该土地（包括荒地）进行农业种植。该承包地为东西方向的三角形长条地，承包地的南侧有一条排水沟。2012年被告为解决耕地排水问题，对桐城村西五区进行清淤，清淤的排水沟即为原告承包地（包括荒地）南侧的排水沟。清淤过程中，压占了原告杜立彬承包的位于西五区的土地（包括与人口地一起搭配的荒地）。2014年1月1日，唐山市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2012年5月中旬五区排涝太过受阻，直接影响五区沥水无法排出，大大影响了农业增收，现经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决议：将三洋拥干变为用排两用，实施彻底清淤工程，但因拥干淤积严重，又因淤泥无法外运，土方量大，因而造成挤压占地，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协议如下：一、占地期限：自2012年青苗期至2013年底两年；二、占地亩数：东西长510米，南北宽26米，合亩20亩；三、补偿办法：每亩每年2000元，共计人民币80000元；四、待村委会有偿还能力时付给杜立彬，但不附加任何利息。空口无凭，特此协议。甲方由被告签章，乙方由原告签名并捺印。时任村委支部书记杜某1、时任副主任于岳云、于术森在协议下方签名捺印。2017年11月11日，唐山市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又签订一份《占地补偿协议》，约定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止（此时间段为第二时间段），占地20亩，每亩每年补偿1000元，共计人民币80000元。该协议加盖被告唐山市桐城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原告杜立彬签字捺印。时任村支部书记杜某1在协议下方签字捺印。 2017年11月11日唐山市桐城村委会开具关于杜立彬2014年1月-2017年12月占地补偿款人民币80000元的付款单，该付款单与2017年11月11日占地补偿协议一起在唐山市农工商联合社农经服务管理站备案，计入2017年12月31日应付款。而2014年1月1日补偿协议未在唐山市农工商联合社农经服务管理站备案，也未计入桐城村的应付款账。 2018年11月14日桐城村新老班子进行财务交接事宜，由唐山市农工商联合社农经服务管理站派出三人主持桐城村新老班子交接工作。在交接签字前，主持人向桐城村第十届村党支部书记杜某1和村主任于术森就有没有需要交接的其他财务事项和未入账的票据进行了询问，在得到杜某1和于术森答复“没有了”之后进行的交接及签字，三位主持人在监交人处签字。杜某1、于术森与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于明九进行了工作交接。2018年底桐城村委会新旧领导班子交接时，对村内财务进行公示，原告得知自己与桐城村委会2014年签订的补偿协议即2012年、2013年和2018年（无协议实际占用）三年的占地补偿款被漏报。 2019年桐城村委会对西五区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案涉土不再由原告承包。西五区南侧排水沟清淤时压占西五区土地有一部分仍持续存在。因2017年原、被告签订的《占地补偿协议书》及应付补偿款已由被告记入应付账款并报唐山市备案，原告本次诉讼向被告主张支付2012年、2013年和2018年三年的占地补偿款。 本院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原告主张在2019年以前，桐城村没有土地确权凭证，但提交了两份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证人杜某3证言，证明其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享有西五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人杜某3作为桐城村第二次土地调整人员参与西五区土地调整测量及土地分配过程，通过其证言可以认定西五区土地在分配给原告时包括三口人的一亩半口粮田和部分荒地，但荒地的亩数在分地时未进行测量，与一亩半的人口地一起搭配给中签人即本案原告。根据原告方证人杜某3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家庭在桐城村××三口人的口粮田1.5亩，同时桐城村委会将西五区部分荒地搭配给原告。被告认可2019年以前，本村分配土地没有确权证，有分地的底账。该证据由被告掌握，但被告并未提交，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抗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为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在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原桐城村委会支部书记杜某1和副书记杜某2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占地及签订补偿协议的过程，即由时任村委会主任于树森、副主任于岳云、副书记杜某2找原告协商占地事宜，并对所压占土地进行测量，确定为20亩，双方商定了补偿方案，于2014年补签了2012年至2013年的占地《补偿协协议书》。通过已查明事实可知《补偿协议书》中所描述的20亩土地，其中仅有1.5亩为口粮田，其余18.5亩为荒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规定了荒地的承包应当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并签订承包合同取得，原、被告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根据公平原则口粮田应补偿占地当年的青苗、占地损失和其余承包期内的占地损失，荒地只补偿占地当年的青苗、占损失。鉴于2012年原告实际对案涉20亩地进行种植，存在青苗、占地损失，根据桐城村委会惯例按每亩人民币2000元补偿，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2年被压占的1.5亩口粮田和18.5亩荒地的青苗、占地损失人民币40000元。原告承包的1.5亩口粮田被占之事实一直持续至2018年，因此原告有权主张2013年和2018年的占地损失，应按桐城村惯例以每亩人民币1000元为标准进行补偿。综上所述，被告应赔偿原告2012年、2013年和2018年的占地损失计人民币43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六、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桐城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杜立彬2012年、2013年和2018年三年的占地损失人民币43,000元； 二、驳回原告杜立彬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桐城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人民币875元，由原告杜立彬承担人民币1,4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宝柱 审 判 员  孙慧洁 人民陪审员  王广英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白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