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7598号原告：杨富强，男，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刘玉萍，女，196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赵红军，男，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郑华，男，197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宋京北，男，197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海林，男，197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第三人：王海燕，女，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杨富强、原告刘玉萍、原告赵红军、原告郑华、原告宋京北与被告王海林、第三人王海燕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富强、原告刘玉萍、原告赵红军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海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海林退还私自侵占的合伙资金190810.22元；2.判令王海林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31日，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与王海林、王海燕签订名称为《大兴运营中心股东协议书》的合伙协议，约定每个合伙人各出资5万元，成立大兴运营中心，加盟常来常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来常往公司）的汽车燃油添加剂项目销售，共同经营管理。协议约定初始资金均打入王海林尾号为1119的农业银行账户，并约定了初始资金用途、盈亏分配以及其他权利义务等。最初约定王海林主管经营、刘玉萍负责财务，但合伙期间资金及账目始终由王海林独揽。至2018年11月左右，王海林借口经营亏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至今其他合伙人仅收回资金各3万元。经其他合伙人多次催问，王海林提供了其自己制作的合伙账目。经核查，发现其中有190810.22元属于不明支出。王海林的行为侵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其应将侵占的合伙财产给予退还。王海林辩称，不同意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31日，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与王海林、王海燕签订了《大兴运营中心协议书》，约定：合伙人各出资5万元，成立大兴运营中心，加盟常来常往公司的汽车燃油添加剂项目销售，共同经营。协议约定利润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亏损均摊、每位股东各自提取个人小区业绩。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声称在合伙期间，资金及账目始终由王海林独揽。但事实是：杨富强个人经营一家烟酒店；刘玉萍（合伙指定的财务负责人）要照看其外孙，不能参与公司经营活动，有时打电话都不接也不回复，当时大家指定其负责财务及出纳时，其明确表示没时间；郑华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宋京北当时经营一家火锅店；赵红军是出租车司机，每天都要工作。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对于运营中心的日常经营活动均以各种借口推脱，不履行应尽义务，致使运营中心维系艰难，无法正常开展经营业务。当时，运营中心雇了一名前台（李群）负责日常给会员充值及提货，每日统计金额。所以王海林并未独揽资金及账目。且合伙人当时每一至两周开一次股东会，公开所有的开销及盈利状况，各股东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为了共同的投资能够快速收回，在经营过程中的所有的业务，包括订货、运输产品至运营中心、给客户讲解产品功能、售前售后咨询服务、组织各种产品宣传会议、为客户去总部办理业务、招待客户用餐等日常经营活动，均由王海林一人操办，这其中也有部分原告参与。具体日常开销有微信消费凭证，也有部分能联系上客户提供证明。为了提高运营中心的服务质量，争取更多客户，王海林经常带客户去廊坊总部考察，总计十数次，单次往返150余公里，所有过路过桥费、往返油钱王海林分毫未报，均自行承担。由于所售产品均由外地运输到京，所有接货、卸货大都在深夜进行，均由本人亲力亲为，原告参加过几次？王海林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王海林在经营过程中一日无休至今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为运营中心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运营中心成立于2018年4月1日，2018年5月11日正式运营。正是由于王海林的不计报酬的努力和付出，在2018年11月份之前，各合伙人每人都收到3万元的利润分配。几名原告坐享其成，正是由于王海林的“独揽经营”。2018年11月份以后，运营中心参与的常来常往公司的名为“车小将”的燃油剂项目，开始拖欠全国几家运营中心的业绩奖励，也不给已经打款到常来常往公司的运营中心发货，致使全国的运营中心都无法正常运转，这是事实，各股东对此事心知肚明，并不是王海林借口经营不善。对于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提出的不明支出中的共计89项，均系在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支出及业务往来，其中的招待费用、装卸搬运货物，原告也有部分参与。往来账目、进出明细都体现在合伙人指定的平安银行卡账单中，不存在个人侵占。王海燕发表意见称，不认可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的起诉，王海林不存在不明支出的情况。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合伙的成立2018年3月31日，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王海林、王海燕作为合伙人共同签署《大兴运营中心股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载明：以上合伙人共同出资35万元成立大兴运营中心，每人五万元，共同经营管理本中心，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投资额度及约定。1、先期每人投入5万元，共计35万元成立大兴运营中心。其中30万元用于加盟常来常往的代理权，剩余5万元用于启动后的办公地点租赁、办公家具、运输车辆置办、各种政府事项协调等开支。如资金不足，将继续增加投资，仍按照均摊原则进行追加。2、合伙人签订本协议后，将规定资金在3日内打入指定账户；打入指定账户后各股东不得以任何借口撤回投资。二、盈亏分配。1、利润按劳分配，亏损均摊。2、公司每月在扣除日常开销后（如：人员工资、场地租赁、水电、车辆运输、税金等费）进行分红。3、每位股东各自提取个人的小区奖励，运营中心的小区奖励前期均分，待收回投资成本后，按照每人业绩所占运营中心业绩的比例进行分配。如运营中心总体业绩为A万元，运营中心小区总体将近为B万元，每个人的业绩为C，个人所得的分红=B*（C/A）。4、为了保障投资人利益，各位股东均分运营中心每箱12元、总体业绩1.5%及充值1%的奖励。这样能够使业绩不佳的投资人也能顺利收回部分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5、公司首期奖励的200箱由本运营中心卖给会员，公司每月释放的300箱积分转化为吉祥币，并提现，这样能保证利益最大化。三、权利和义务。1、遇到重大事项各股东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2、运营中心后台对所有股东开放，各股东有权利随时对运营中心的账目进行监督审核。3、如运营中心需要补充资金，各股东应按规定日期、数目要求打到指定账户，如逾期不交，本中心，将有权利取消该股东各项分红并追究由于欠费对运营中心所造成的损失。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王海林与王海燕依据签署的上述协议书针对常来常往公司的产品销售而成立合伙，因常来常往公司要求以企业名义与其签订合同，而王海林在本案协议书签订之前注册了一家公司（即为北京秀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故杨富强等七人商议以该北京秀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常来常往公司签订合同，进行经济往来，但七人合伙对外仍是以“旧宫运营中心”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旧宫运营中心”未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二、关于合伙的运行模式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王海林系旧宫运营中心的合伙事务执行人。旧宫运营中心办公室设在杨富强经营的名酒批发部，并雇佣一名员工李群，李群负责与客户对接，记录商品的出售情况及商品积分兑换情况，李群不负责财务。每个合伙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登录旧宫运营中心平台的账号，每个合伙人销售产品的记录、业绩、积分等都会录入平台自己的账号中。旧宫运营中心对外销售产品采取充值制。客户向运营中心交钱充值后，在运营中心平台系统中会有相应的积分记载，客户需要使用积分购买货物。客户充值的钱都交给王海林，王海林录入旧宫运营中心平台系统，客户提货时会在系统上记录。客户资料、充值及积分信息、交易往来信息都体现在平台系统中。积分累积到一定的量后，客户有三种选择权，一是用积分兑换货，二是不要货返钱（返现），三是不要货也不申请返钱，而是存在账户中享受积分收益。关于不要货返钱的操作流程，双方存在分歧。王海林称，系由其名下银行账户向客户支付返现的积分兑换返现款项。杨富强等五原告在庭审中，认可积分返还系通过王海林返还，但表示不清楚具体操作过程，且主张即便返还给客户现金或者积分，也应当从常来常往公司的账户返钱或者积分给客户。关于合伙人的业绩，各方均认可存在小区业绩、运营中心的总业绩、赠券核销提成、客户充值佣金等，且均认可运营中心总业绩、赠券核销提成通过王海林的银行账户支付。关于合伙资金及财务的管理人，双方存在分歧。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称：旧宫运营中心刚成立时，七人口头协商由刘玉萍负责管理合伙资金并负责财务账目记录，但因与常来常往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使用的是王海林名下的公司，所以相应资金往来使用的是王海林名下的银行卡，但后来王海林未将合伙资金和账目及经营交给刘玉萍。王海林称，因刘玉萍在几个合伙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表示没有时间管理财务，所以全体合伙人口头同意由王海林管理财务。王海燕表示认可王海林的陈述。关于合伙经营过程使用的账户。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称，合伙成立时约定王海林尾号为1119的农业银行账户用于合伙经营，但后续王海林未按约定使用1119的银行账户，而是使用了王海林名下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王海林称，协议书签订时约定将投入的合伙资金打入王海林1119的银行账户用于与常来常往公司的业务往来，但并没有约定该尾号1119的银行账户为经营所用；其实际使用其名下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用于合伙经营，该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也会产生小部分的个人消费。关于合伙账目记录及监管，双方存在分歧。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称，双方没有约定，事实上也没有监管；2018年5月份至2018年11月份期间召开过几次合伙人会议，王海林在会议上陈述了经营状况，但没有详细汇报资金收入和支出情况且没有形成会议记录。王海林称，2018年5月份至2018年11月份期间，不定期召开合伙人会议，王海林在会议上口头向其他合伙人披露经营状况的账目信息，没有形成会议记录。王海燕表示认可王海林的陈述。2018年5月份至2018年7月份，旧宫运营中心进行分红，每个合伙人分得3万元，之后未再进行分红。2019年4月30日，合伙事务执行人变更为赵红军，王海林将旧宫运营中心的登录信息书面告知赵红军。2019年4月30日，王海林（转让人）与赵红军（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书》，载明：本人王海林，自愿将车小将ID233982旧宫服务中心转让给合伙人赵红军，此后此账号出现任何经济利益一切问题与本人无关。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下方有王海林与赵红军的签名和捺印。杨富强等五人称，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时，由于常来常往公司经营异常，导致旧宫运营中心平台系统无法登录。三、关于合伙资金交易款项产生的分歧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主张王海林在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时，有多笔不明支出，杨富强等五人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王海林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流水、王海林个人自行制作的日常杂项费用表、杨富强等五人制作的旧宫运营中心不明账目支出明细表。王海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王海林称，杨富强等五人所主张的不明支出均系在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支出及业务往来。王海林提交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微信账单截图打印件、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流水、尾号为1119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王海林自行制作的日常杂项费用表、王海林自行制作的对账返还交易明细表、不明支出明细表、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认可王海林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银行账户流水、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对王海林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庭审中，针对杨富强等人主张的不明支出款项，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对并形成相应对账表及问话笔录。王海林对杨富强等人主张的各项不明支出进行了逐项说明，主张各项支出均系合理支出，或用于合伙经营（具体用途：购买办公用品、修理办公用品、宣传费用、装卸费、加油费、运输费、出差费用、返还给客户的积分兑换款或货款、返还给客户的积分券款、购买客户积分用于充值、王海林的个人各种提成及积分兑换款等）或虽个人所用但已返还给合伙账户。此外王海林尾号为9135的银行转账记录记载，除杨富强等人主张的不明支出款项外，该银行账户中有向杨富强等五原告及第三人王海燕转出的款项若干笔。王海林称，王海林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给其他六个合伙人转的是积分兑换的款项，常来常往公司将王海林的个人业绩与旧宫运营中心的业绩一起发放至王海林的账户，王海林与李群核对出王海林自己的业绩金额后，将自己的业绩提成从账户中提出；其他六个合伙人的业绩、推荐奖励是常来常往公司直接给各合伙人自己银行账户进行发放。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不认可王海林关于各项不明支出的说明，称，旧宫运营中心召开过招商引资的会议，但没有产生费用；不认可客户用餐费及就餐费；不清楚王海林是否出差也不清楚其因何出差；不认可王海林陈述的给客户充值的款项支出；不认可上述9135的银行账户中王海林关于向其自己支出的提成支出，认可该9135的银行账户向王海林以外的合伙人发放了联盟券兑换款项。杨富强等五人称，每个合伙人业绩、推荐奖励应是常来常往公司打款给王海林，王海林再向各合伙人支付。王海林提交了其与杨富强等五人及王海燕的七人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杨富强等五原告与王海燕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该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以下内容：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1月3日期间，王海林发出微信：各位，账目整理好放入运营中心靠近冰箱的矮柜第二个抽屉里，有时间随时查阅！2019年3月27日，赵红军在微信中发出一份名为“股东会议”的图片，图片载明：开会时间：2019年3月27日；人员：应到七人，实到五人；决议内容：1.原股东会形成的决议限期2019年3月31日之前落实。2.车小将旧宫服务中心继续运营。3.原中心经营负责人王海林将所有账目、现金、余额、积分转交刘玉萍保管。股东签字处有郑华、赵红军、刘玉萍、王海燕、杨富强五人的签字。针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账目”，庭审中，各方均认可，王海林在2019年1月初向运营中心提交了一份包含运营中心收入、支出内容的账单，王海林在于2019年4月22日、2019年5月3日通过其9135的银行账户向郑华转账19908.47元。杨富强等五原告称，五原告当时不认可该账单中记载的内容，后来又与王海林进行了核对，仍然不认可王海林的账目，所以提起诉讼；且认为该账目与本案无关，所以未作为证据提交；王海林在交接时将其所称的合伙剩余资金19908.47元转账支付给郑华。王海林称，2018年10月份开始，各合伙人开始核对账目，一直核对到2019年1月份，核对清楚后，按照核对结果，王海林补给合伙账户4100元，并将合伙剩余的19908.47元转账支付给郑华。王海林并主张其自2019年4月30日起就退出合伙，其与合伙的账目已经结清。杨富强等五人称，王海林上述补给合伙账户的4100元是合伙资产产生的利润收入。本院认为，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与王海林、王海燕共同签订了《协议书》，协商一致共同投资经营“旧宫运营中心”，约定了盈余亏损的分担，因而杨富强等七人成立了个人合伙，该合伙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如何认定杨富强等五原告关于王海林的尾号为9135的银行转账记录中的190810.22元的支出系不属于合伙事务的不合理支出，二是五原告所谓的“不合理支出”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海林案涉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的支出款项中，有经营过程中的支出、有针对经营中的联盟券款项支出等，且客户积分返现、合伙人业绩发放是否通过王海林的账户进行各方存在分歧。因此，判断王海林执行合伙事务期间名下尾号为9135的银行账户的各项支出项目是否合理，需要结合合伙事务运行的具体情况（包括：进货信息、客户充值信息、客户积分兑换信息、合伙人业绩信息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协议书》载明，“运营中心后台对所有股东开放，各股东有权利随时对运营中心的账目进行监督审核”，结合查明的事实，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王海林虽系合伙的实际事务执行人，但合伙协议并未对账目管理作出明确约定，且各合伙人均认可每个合伙人都有一个运营中心平台的登录账号、运营中心平台系统中记载了合伙人的业绩、客户充值等信息，因此各合伙人均负有账目管理、监督的义务。其次，根据微信往来记录及庭审陈述，合伙事务执行人由王海林变更为赵红军前后，各方进行了账目的核对，但五原告未能提交双方所称的该“账目”。第三，即便平时合伙经营过程中未能记录详细账目，但合伙事务执行人由王海林变更为赵红军时，王海林将旧宫运营中心的账户登录信息移交给赵红军，至少在当时，各方均负有义务将当时的账目信息进行梳理核对，且在当时，赵红军等五原告完全有能力留存运营中心平台的各项账目信息，但五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交运营中心平台记载的账目信息。综上，杨富强等五原告作为有义务监督管理账目的合伙人，未能提交王海林合伙事务执行时期包括客户充值、合伙人业绩等信息的完整的合伙账目，仅依据王海林名下尾号为9135的银行记录主张其中的部分款项支出属于不合理支出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关于王海林退还私自侵占的合伙资金190810.2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6元，由杨富强、刘玉萍、赵红军、郑华、宋京北共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蕊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