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4民终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泽钦（曾用名黄春植），男，汉族，1995年5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俐葭，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晖，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泽舜，男，汉族，1994年9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黄泽钦因与被上诉人郑泽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4日对本案进行了二审法庭调查，上诉人黄泽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俐葭、蔡晖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泽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郑泽舜向黄泽钦偿还借款77196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2.改判郑泽舜向黄泽钦支付本案律师费30054元；3.郑泽舜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黄泽钦主张的237196元借款本金中，其中77196元的转账在双方间不存在借款合同、收据等其他债权凭证，一审法院即认定上述77196元不成立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黄泽钦通过其父亲黄×龙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宝及其自己的微信向郑泽舜转账共计181174元，同时郑泽舜向黄泽钦还款103978元，故郑泽舜尚欠黄泽钦借款本金77196元及相应利息。本案中，郑泽舜虽辩称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郑泽舜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仅考虑双方间款项交易次数频密认为黄泽钦诉请郑泽舜偿还借款77196元，理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郑泽舜未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亦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黄泽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泽舜向黄泽钦返还借款250506元；2.判令郑泽舜向黄泽钦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逾期违约金共计110390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2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20日起诉时共661天，共计110390元）；3.判令郑泽舜向黄泽钦支付律师费30054元。一审审理过程中，黄泽钦将诉请郑泽钦应还借款金额变更为23719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起诉时的姓名为黄春植，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为黄泽钦。黄泽钦持有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8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以下简称“借据一”）原件各一份。《借款合同》的出借人（甲方）处为空白，载明的借款人（乙方）为郑泽舜，主要内容为：借款金额14万元，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8日至＿年＿月＿日止；借款利息按借款本金每月百分之二计算；还款方式为本金在到期前由乙方一次性或分两次还清，利息由乙方收到甲方借款当日支付；乙方应严格按合同约定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否则逾期一日应按未还款金额的千分之三承担逾期违约金，因乙方违约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甲方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用以及乙方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借款合同》落款处有郑泽舜的签名捺印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借据一”载明内容为：“我方已经在2017年11月28日收到＿借款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元（小写140000.00）（其中转账的金额为140000.00，支付现金的金额为0）。前述借款已经全部交付给我方并经我方查收确认无误，我方确认前述借款完全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该《借款收据》落款处有郑泽舜的签名和捺印。黄泽钦还持有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9日的《借款收据》（以下简称“借据二”）原件一份，载明：“我方已经在＿年＿月＿日收到＿借款人民币（大写）：贰万元（小写20000.00）（其中转账的金额为0，支付现金的金额为20000.00）。前述借款已经全部交付给我方并经我方查收确认无误，我方确认前述借款完全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该《借款收据》落款处亦有郑泽舜的签名和捺印。黄泽钦提供的其父亲黄×龙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尾号4977）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黄×龙的上述银行卡账户实际向郑泽舜转款174367元，郑泽舜实际向黄×龙银行卡账户转款92000元（详见下表）。此外，黄×龙名下的上述银行账户还于2017年12月4日向案外人梁×瑜转款19000元，于2018年1月8日向案外人高×娟转款20450元。时间黄×龙银行账户向郑泽舜账户转款金额（元）郑泽舜账户向黄×龙银行账户转款金额（元）备注2017.12.12300002017.12.16410002017.12.18240002017.12.2320000当日黄×龙账户累计转给郑泽舜14万元，累计从郑泽舜账户转入12万元，净转出2万元2018.1.830000共两笔2018.1.9200002018.1.10100002018.1.1460672018.1.2616002018.1.2850002018.1.2940002018.2.13700共两笔2018.2.5360002018.2.6180002018.2.7140002018.2.273000合计17436792000黄泽钦提供其父亲黄×龙名下的支付宝账户显示，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2月27日，黄×龙支付宝账户共向郑泽舜支付宝账户转款110667元，郑泽舜支付宝账户共向黄×龙支付宝账户转款11978元（详见下表）。时间黄×龙支付宝账户转款给郑泽舜支付宝账户金额（元）郑泽舜支付宝账户转款给黄×龙支付宝账户金额（元）2017.11.27200002017.11.2942002017.12.2500002017.12.16100002017.12.187000（共三笔）2017.12.19100002017.12.304682018.1.148172018.1.278002018.1.1645102018.1.203850合计11066711978黄泽钦提供其弟弟黄×东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尾号4771）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1月29日，黄×东名下该银行账户向郑泽舜转款30000元。一审调取的郑泽舜名下的平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郑泽舜于2017年12月14日收到案外人梁×涛转入的一笔4万元和一笔3万元，随后分别转给黄×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帐户（尾号1203）。黄泽钦对此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及一份转账记录，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4日郑泽舜向黄泽钦微信发送一张卡号为623×××××××××××××376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截屏，并发送“梁×涛”，随后黄泽钦将已转账给案外人梁×涛7万元的转账记录发送给郑泽舜。黄泽钦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也显示其于2017年12月14日通过黄晓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1203）又将上述7万元款项转回给了案外人梁×涛。黄泽钦提供的其与郑泽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泽钦于2017年12月6日向郑泽舜分别转款1000元和2000元，于2017年12月9日向郑泽舜转款4140元，合计7140元。2018年4月14日，黄泽钦向郑泽舜发微信称“我算了一下总账，截止4.14号一共欠我172716元17.3万，3月说好的分期给我利息照算，3月拖4月也拖，之前转账3.6万要了半个月才要回3.4万压车有钱也不给我交房贷首付，我已经没耐心追你了……”，郑泽舜回复“你试试”“欠你14”“你现在说17”。2019年12月20日，黄泽钦与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律师事务所受黄泽钦委托并指派李俐葭律师作为黄泽钦与郑泽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期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上述案件一审终结为止，律师代理费为30054元。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5月15日向黄泽钦开具律师费发票1张计30054元。一审庭审时黄泽钦称其主张的律师费用计算基数是按照起诉标的250506元本金加上利息进行计算的。在本案一审前两次庭审过程中,黄泽钦就案涉借款作如下陈述：我和郑泽舜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在2016年左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郑泽舜向我借款说是资金周转，郑泽舜在凤凰北开了一个车行叫××豪车。郑泽舜是从2017年11月27日开始向我借款。我是做批发的，我爸妈开了一家批发公司，我还有做淘宝、拼多多。借款合同和两份借款收据上出借人处空白，是因为当时我是用我父亲和我弟弟的账户转款给郑泽舜的，所以当时不知道填谁的名字，而且当时我和郑泽舜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就没有填。2017年11月29日在郑泽舜开的××豪车的店里签署了第一份2万元的收据，另外14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收据实际签署时间是2017年12月中旬，落款时间2017年11月28日是后来补签的。补签2017年11月28日这个时间是因为郑泽舜找我借款要去买二手车，我是分批转款给郑泽舜的，后面核对之后才补签了借款合同和收据。具体是哪一天补签合同我记不清楚了。借款合同和收据的打印版本都是郑泽舜提供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上手写部分都是郑泽舜本人手写的。借款合同和两份收据签署的时候是我和郑泽舜在场，当时郑泽舜店里还有好多人。郑泽舜签署完借款合同和两份收据之后交给我本人。2万元的借款没有签订合同是因为当时2017年11月27日晚上郑泽舜找我借款2万元的时候说用一个晚上就可以还款给我，但是没有还给我，所以就在2017年11月29日出具了收据给我。该2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除了2万元和14万元以外的其他借款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当时是郑泽舜结婚需要用钱。交易明细中有些款项有零头，是因为郑泽舜结婚有时需要一些零散的开销，手头上没有钱就会找我借用。我没有用本人账户和郑泽舜进行交易，而是用父亲和弟弟的账户，因为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在家里是财务，管家里的钱，所以哪个账户有钱我就用那个账户转给郑泽舜。我父亲黄×龙和弟弟黄×东与郑泽舜没有经济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我父亲、我弟弟和郑泽舜也没有见过面。2017年12月4日转账19000元给案外人梁×瑜的账户，是当时郑泽舜要向梁×瑜买车，所以向我借款，并让我转账给梁×瑜，当时我也在定车的现场，郑泽舜和梁×瑜都在场，是梁×瑜提供了她的账号给我，我就直接转账给梁×瑜了。2018年1月8日向案外人高×娟转款20450元是因为郑泽舜开车行是向高×娟租赁的店铺，这个钱是被郑泽舜让我帮其垫付铺租的，当时也是高×娟过来店里要房租，当时郑泽舜没有钱，所以我就帮郑泽舜支付给高×娟了。14万元和2万元以外的其他借款，郑泽舜口头约定要和我补签借条，但是后来就各种推拖没有签，当时郑泽舜说要补签和14万元的借条一样的给我。2万元和14万元的借款郑泽舜没有还，郑泽舜还的都是其他没有借据的借款。我和郑泽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郑泽舜一共欠我172716元，因为当时微信和支付宝有一部分钱没有计算进去，在手机记录上没有显示出来，我是后来打印流水才发现的。郑泽舜有时候没有钱吃饭或要加油都会找我借款，微信还有一部分借款。我出借给郑泽舜的钱总共是354484元，郑泽舜还款共计103978元。郑泽舜还的这些钱是还本金，最后一次还款是2018年2月7日还款14000元，之后就没有还过其他款项了。本案借款不涉及赌债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我频繁出借款项给郑泽舜是因为郑泽舜是做豪车租赁的，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大，郑泽舜有时候需要资金周转，流水也比较频繁。在第三次庭审时，黄泽钦就案涉借款作如下陈述：我没有和郑泽舜一起合作开车行，不认识郑泽舜所说的郑×双（合伙人）。我认识郑泽舜所说的夏×江和罗×周（车行员工），是在郑泽舜的车行喝茶时认识的。郑泽舜称是与我打牌时输的钱而出具借款合同不属实，我也不会打牌。2017年12月14日郑泽舜转给黄×东名下银行卡7万元是当时我弟弟黄×东购买二手房首期款流水不够，建设银行要求有这个银行流水，我让郑泽舜还钱给我，郑泽舜说没有钱，他可以找梁×涛借，郑泽舜转给我30分钟后我打完银行流水后就转回给梁×涛。我跟郑泽舜之间还有其他微信转账记录，大多数都是我转款给他的，但是我不主张了。黄泽钦在第二次庭审时申请了证人黄×龙和黄×东出庭作证。证人黄×龙作证时称：我和黄泽钦是父子关系，我是做生意的，我开的五金店名叫××装饰。黄泽钦没有参与经营，两三年前的时候在我的五金店里跑过业务，去年到今年很少，偶尔拉下货。我不认识郑泽舜。我的支付宝账户和尾号4977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给黄泽钦支配使用是因为我不会用这些，黄泽钦会用我就给他用了。我不清楚支付宝账户是什么时候开设的，黄泽钦出来做事的时候就把我的这些东西拿去使用了。尾号4977农业银行卡大约十年前就交给黄泽钦使用。这两个账户现在还是黄泽钦在使用。我本人和郑泽舜之间没有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我不清楚黄泽钦与郑泽舜之间的借贷情况，黄泽钦也没有和我讲过。黄泽钦提交的借款合同与两份借款收据我没有见过。我不认识案外人梁×瑜与高×娟，与这两人没有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证人黄×东作证时称：黄泽钦是我二哥。我和我父亲从事五金店的经营，店名叫××装饰。黄泽钦偶尔参与店里经营，没有具体分工。我不认识郑泽舜，也没有和他见过面，与他没有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我不清楚黄泽钦与郑泽舜之间的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黄泽钦提交的尾号4771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是我名下的银行卡交易清单。我不清楚交易清单中2017年11月29日转账给郑泽舜的3万元是什么款项，卡是给我哥哥黄春植（黄泽钦）在用。自从办卡之后都是给黄泽钦在使用，具体的办卡时间不大清楚，直到现在都是黄泽钦在使用。黄泽钦没有提到过他与郑泽舜之间的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黄泽钦提交的借款合同与两份借款收据我没有见过。郑泽舜在第二次庭审之后经一审通知到庭接受询问时陈述：我不认识黄春植，（辨认黄泽钦身份证复印件后称）我只知道他叫黄×龙，不知道他叫黄春植。我是经朋友介绍大概在2017年10月-11月左右认识他的，就叫他×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开车行，叫××豪车时代，“黄×龙”当时说要跟我一起做生意，后来他就在我们公司担任老板。黄泽钦向一审提交的一份借款合同和两份借款收据都是我签名和捺印的。因为“黄×龙”说要跟我合作车行，要注入资金，要按照他的说法填写合同，车行合作失败后，他就说是我欠他的钱。2万的收据是2017年11月29日我和我老婆拍婚纱照，我手机支付到达上限不够支付，“黄×龙”就拿现金给我，2017年11月30日，我已经还了2万元现金给他，但没有收回借条。14万的借款合同我不记得大概什么时候签的，是当时合作开车行时，“黄×龙”说他有投入，为了保证他的利益，就让我写这个合同，但是具体数额有多少我不清楚。他陆陆续续投入了一些钱，所有的钱都没有结算，都是“黄×龙”亲自去管，我也不清楚里面的资金往来，后来车行倒闭，是我赔的欠款。我跟他合作开车行没有合作协议。除了这两笔2万和14万元借款以外，当时我经营车行时没有向他借过钱，“黄×龙”转给我的账户都是车行合作时的房租、工资等等正常运营时的流水，“黄×龙”2018年1月8日转给高×娟的20450元是店铺租金，2017年12月4日转给梁×瑜的19000元是其向梁×瑜收购mini车的定金。我不认识黄×东，2017年11月29日黄×东转账给我3万元不清楚是什么资金，因为我们做车行生意，资金往来比较多。黄泽钦提交的2018年4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黄泽钦称“算了一下总账，截止至4.14号，一共欠我172716元”）属实，当时车行做不下去，我和他关系破裂，他就向我索要他投入的钱，他算出来是172716元，他把所有店铺开支都算进来了，我算了一下他投入的大概是14万，所以我说“欠你14，你现在说17”。我不认识“黄×龙”的父亲和弟弟。郑泽舜在第三次庭审时就涉案借款陈述如下：大概是2017年11月11日，黄泽钦在车行开业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来到车行，我们共同开车行到2018年7月或8月，此外还有郑×双也是合伙人，车行总共4个员工，黄泽钦在车行是总经理，负责租车、押车、放贷、财务工作，车行的钱都由黄泽钦负责，车行没有专门开账户。我和黄泽钦一起开车行没有签订合同，因为第一次我拍婚纱照黄泽钦拿钱给我，双方建立了信任基础，黄泽钦说手上有闲钱，我们就一起做生意。黄泽钦提交的14万的合同是我和黄泽钦打牌输的钱，是黄泽钦叫我签的，有员工可以证明，一个叫夏×江，一个叫罗×周，这两个人也在黄泽钦提供的银行流水内，所有的银行流水没有显示当天转了14万给我。2万的借款收据日期是2017年11月29日出具的，是我和我老婆去拍结婚照时差两万，我就问黄泽钦借了钱，第二天我已经还了。我和黄×龙账户转账的款项是店铺租金、水电费、公司人情往来、员工提前预支的钱等等。至于案外人高×娟和其他案外人，是我们的店铺房东和员工，有一些是租车的客户。黄泽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属实，黄泽钦转给我的微信转账记录我记不清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转款给我，可能是客户租车的租金。我对黄泽钦提交的律师费及委托合同没有意见，但是不应由我负担，车行倒闭了不应由我一人负担，赚钱了分给他，亏钱由我一人负担。2017年12月14日梁×涛转账给我7万元，我又转账给黄×东，是梁×涛租车的押金钱，所以我叫黄泽钦要转账退回给他。一审庭审过程中，黄泽钦对其诉讼主张的借款本金250506元的组成说明如下：黄×龙农业银行账户自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2月27日共转账给郑泽舜213817元（包括转给案外人梁×瑜的19000元和转给案外人高×娟的20450元），黄×龙支付宝账户自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1月20日共借款给郑泽舜110667元，黄×东农业银行账户2017年12月23日转账3万元，合计出借354484元；郑泽舜转账还款92000元和通过支付宝还款11978元，合计还款103978元。黄泽钦向郑泽舜出借款项354484元减去郑泽舜已还款103978元，尚欠借款250506元。此外，还有黄泽钦微信转账7140元，合计郑泽舜尚欠黄泽钦借款257646元，黄泽钦在本案中按250506元进行主张。其中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14万元对应的款项如下：2017年11月29日黄×东农业银行账户转出3万元，黄×龙农业银行账户2017年12月4日转款梁×瑜19000元，2017年12月12日转款郑泽舜3万元；黄×龙支付宝账户2017年11月29日支付宝转账给郑泽舜4200元，2017年12月2日转账给郑泽舜1万元和4万元；黄泽钦微信2017年12月6日转账郑泽舜1000元和2000元，2017年12月9日转账郑泽舜4140元，合计140340元（为了凑整数当时借条写明14万元）。借款收据2万元对应的款项为：2017年11月27日黄泽钦通过其父亲黄×龙支付宝账户转账2万元给郑泽舜。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黄泽钦调整其诉讼主张的借款金额，将转给案外人高×娟的20450元从借款金额中剔除，加上微信转账的7140元，其请求郑泽舜应还借款金额变更为237196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并评析如下：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泽钦主张郑泽舜向其借款，有黄泽钦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款收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支付宝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虽然2017年11月28日当天黄泽钦没有向郑泽舜转款的记录，但黄泽钦述称《借款合同》和“借据一”是2017年12月中旬补签的，而其在2017年12月中旬前向郑泽舜转款数额累计已超过16万元，其陈述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一审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贷关系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郑泽舜虽抗辩案涉款项均为双方合作开车行的往来款项（包括店铺租金、水电费、公司人情往来、员工提前预支的钱等），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涉案款项为合伙过程中的往来款，亦未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其与黄泽钦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郑泽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款合同》、《借款收据》等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而且，郑泽舜关于为何出具14万元《借款合同》及“借据一”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先是称与黄泽钦合作开车行时黄泽钦有投入，为了保证其利益而写的合同，后来又称是与黄泽钦打牌输的钱，是黄泽钦让郑泽舜签订的，但郑泽舜对其陈述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郑泽舜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二、关于郑泽舜尚欠黄泽钦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一）黄泽钦持有向郑泽舜出借2万元及14万元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等债权凭证，并提供相应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支付宝和微信转账凭证等款项交付凭证，以及证人黄×龙、黄×东出庭证明涉案银行卡均由黄泽钦持有使用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证实其向郑泽舜合计出借16万元借款本金这一事实，郑泽舜应向黄泽钦偿还借款本金16万元。郑泽舜虽称已向黄泽钦偿还2万元现金，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该笔借款发生时双方刚认识不久，若郑泽舜已经还款则按常理应要求黄泽钦交还《借款收据》或者另行向其出具收据，而郑泽舜未向黄泽钦提出相关要求且缺乏合理解释，故一审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于2017年12月14日郑泽舜转给由黄泽钦使用的黄×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7万元，因黄泽钦已将该7万元转回给郑泽舜指定的案外人梁×涛账户，因此不属于郑泽舜向黄泽钦的还款。同时，从2018年4月14日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郑泽舜虽对黄泽钦计算的欠款数额172716元有意见，但对于欠款14万元并无异议。据此，对黄泽钦诉请郑泽舜向其返还上述借款2万元和14万元，一审予以支持。（二）除上述16万元借款以外，黄泽钦还提供相关转账凭证主张其通过其父亲黄×龙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以及自己的微信转账记录共计向郑泽舜转账181174元，同时郑泽舜已通过银行转账和支付宝合计向黄泽钦还款103978元，故郑泽舜还欠黄泽钦借款本金77196元。但是，双方之间对于上述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存疑，主要理由如下：1.从款项往来金额看，双方多笔交易的金额存在异常。例如，黄泽钦于2018年1月1日通过其使用的黄×龙支付宝账户向郑泽舜转款4817元，于2018年1月14日通过其使用的黄×龙银行账户向郑泽舜转款6067元，郑泽舜于2017年12月30日向黄泽钦使用的黄×龙支付宝账户转款468元，于2018年1月16日向黄泽钦使用的黄×龙支付宝账户转款4510元，等等，均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的出借和还款金额，相关款项发生的真实原因存疑。2.从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习惯看，双方此前两笔借款共16万元均签署借款合同或者借款收据（尤其是对于2万元的借款黄泽钦都要求郑泽舜出具借款收据），而对于此后的多笔大额转款（例如2017年12月18日向郑泽舜转款24000元，2017年12月23日向郑泽舜转款20000元，2018年2月5日向郑泽舜转款36000元），黄泽钦却没有要求郑泽舜出具借据或者借条等凭证，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和黄泽钦此前注意保存债权凭证的谨慎做法。3.从款项往来发生的时间看，双方交易次数极为频密，经常在较短时间内频繁发生资金往来，有时同一天内相互转款。例如，2017年12月18日，黄泽钦通过其使用的黄×龙银行账户向郑泽舜转款24000元，郑泽舜在当天又向黄泽钦使用的黄×龙支付宝账户转款共7000元；又如，2017年12月23日，黄泽钦通过其使用的黄×龙银行账户与郑泽舜名下平安银行账户之间反复相互转款（其中黄泽钦向郑泽舜共转款140000元，郑泽舜向黄泽钦共转款120000元）；此外，黄泽钦主张于2018年1月8日代郑泽舜向高×娟转款付房租20450元，但同日郑泽舜又向黄泽钦转款共30000元。以上这些行为均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4.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看，黄泽钦在2018年4月14日通过微信向郑泽舜追讨债务时称“我算了一下总账，截止4.14号一共欠我172716元17.3万……”，此时距离双方最后一次发生款项往来（2018年2月27日）已有一个半月，黄泽钦有充分时间对双方所有款项往来情况进行结算，而黄泽钦经过算总账也只算出郑泽舜总共欠其约17.3万元，并未达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250506元或者变更后的237196元。黄泽钦对此解释称是因为当时微信和支付宝有一部分钱没有计算进去，在手机记录上没有显示出来并不合情理，一审不予采信。综上，黄泽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于黄泽钦向郑泽舜的其他转款存在借贷的合意并成立借贷关系，不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黄泽钦现诉请郑泽舜偿还其他借款77196元，理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三、关于郑泽舜应向黄泽钦支付的借款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一）郑泽舜出具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14万元的利息按借款本金每月百分之二（即年利率24%）计算，逾期按未还款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三承担逾期违约金。该利率标准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但逾期违约金已超过年利率24%，依法一并应按年利率24%予以计算。《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款期限，则应从黄泽钦起诉之日计算逾期违约金。因郑泽舜未清偿完债务，现黄泽钦请求郑泽舜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借款14万元自2018年2月27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和逾期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二）郑泽舜在“借据二”中仅约定了借款本金数额2万元，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双方对于该笔借款2万元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率，该笔借款依法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黄泽钦主张郑泽舜对该2万元借款也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8年2月27日起的利息理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郑泽舜应向黄泽钦支付该2万元借款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四、关于黄泽钦主张的律师费负担问题。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因郑泽舜违约所产生的黄泽钦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等费用均由郑泽舜承担，现黄泽钦主张郑泽舜负担本案律师费有合理依据，但黄泽钦主张的律师费用30054元是按照起诉标的（借款本金250506元加上利息）作为基数进行计算的，而双方仅对借款14万元约定了律师费的负担，未就其他借款的律师费负担问题作出约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对黄泽钦主张的律师费酌情支持18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如下：一、郑泽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泽钦偿还借款本金14万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违约金（以借款本金1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2月2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郑泽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泽钦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并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3月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郑泽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泽钦支付本案律师费18000元；四、驳回黄泽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64元，由黄泽钦负担2664元，郑泽舜负担4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关于16万元外的其他借款，黄泽钦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称，“我一直追着郑泽舜签借款合同，但是郑泽舜一直不签”，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曾要求郑泽舜签订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对于案涉77196元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一审确定的律师费是否合理。关于双方对于案涉77196元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黄泽钦以其与郑泽舜就案涉77196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提起上诉，其就该主张应该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泽钦提供的证据仅为转账记录。一般来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借贷合意的事实，二是要有款项出借的事实。也就是说，不能仅凭款项支付凭证就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同时还需查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对于接受涉案款项的事实，郑泽舜抗辩称涉案款项是因双方合作开车行期间用于店铺经营等支出，使得民间借贷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在此种情况下，黄泽钦应当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郑泽舜之间就案涉77196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因黄泽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其仅凭转账记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要求郑泽舜返还款项77196元，证据不足。黄泽钦于二审期间对于双方是否就案涉争议77196元款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其陈述称：“我一直追着郑泽舜签借款合同，但是郑泽舜一直不签”，但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曾要求过郑泽舜签订借款合同。另，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案涉争议款项的发生经过亦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及民间借贷常理，且黄泽钦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黄泽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黄泽钦诉请郑泽舜偿还其他借款77196元理据不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确定的律师费是否合理的问题。黄泽钦依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主张郑泽舜应当向其支付律师费30054元。经审查，案涉《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借款数额为14万元，应当认定双方仅对黄泽钦为实现14万元的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应由郑泽舜承担达成合意。而黄泽钦本案中主张的律师费30054元是以其一审诉请的250506元为基数计算，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结合本案实际，对黄泽钦主张的律师费酌情支持18000元，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黄泽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9.9元，由黄泽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麦永明审判员  孟庆锋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游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