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126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贵荣，男，1984年5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舒福兴，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810043039。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宫连本，男，1971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树平，贵州源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510358196。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柯贤军，男，1977年6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仁凯，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510358196。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德举，男，1952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威宁县。上诉人刘贵荣与被上诉人宫连本、柯贤军、黄德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黔0526民初5663号裁定，驳回刘贵荣的起诉；刘贵荣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本院认为原审适用法律有误，作出（2020）黔05民终2827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黔0526民初302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贵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贵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对刘贵荣原系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工人，曾从事过掘井、采煤等工作的认定与事实关系相符，但是一审判决没有明确注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的劳动关系。2.一审认定2015年刘贵荣曾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业务。2016年，刘贵朝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原告刘贵荣受雇于刘贵朝从事皮带机管理、维修工作，其工资由刘贵朝发放。因刘贵朝仅仅是煤矿的管理人员，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受雇于刘贵朝，这一点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管理规定中可以看出。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上诉人在2015年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的业务，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之间同样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从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主体身份以及从事行业内别来看，威宁县连昌煤矿系从事井下矿山开采的组织，上诉人系不具有承包井下业务资质的自然人，该承包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当然不能以无效合同约定的内容而予以对抗上诉人应享有的劳动权利；其次，根据劳动部劳险字［1992］27号《关于企业内部个人承包中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指出：“企业与职工个人签订承包合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并未改变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也未改变承包者的职工身份，因此企业应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之规定，该规定隐含了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在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同时也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存在，即二者可以并存，上诉人既是劳动合同的主体又是承包合同的主体，双方其中一种关系的解除或者存在并不影响另外一种关系的存在，故从法理和劳动部的文件精神也应当认定为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存在2015年同样存在劳动关系；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及50条之规定，上诉人自2012年开始即在威宁县连昌煤矿开始上班，因威宁县连昌煤矿违反法律规定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则视为上诉人自2012年开始即与威宁县连昌煤矿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同时即使存在2015年上诉人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皮带机管理，但因原威宁县连昌煤矿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而致使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劳动关系存在期限为2012年至2017年9月。综上所述，上诉人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具有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及依据与现有生效判决相互冲突。虽然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但上诉人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存在劳动关系，而威宁县连昌煤矿现已被注销，上诉人诉请三被上诉人承担经济赔偿金的诉请于法有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系威宁县连昌煤矿注销的清算小组成员及合伙人，而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劳动关系发生于2012年，威宁县连昌煤矿未就注销前的债务进行清算，也并未在清算注销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告知及公告义务，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及时主张和申报，三上诉人当然应当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终98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的理由为威宁县连昌煤矿已经于2017年9月27日核准注销，新成立的贵州鸿熙矿业威宁县连昌煤矿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判决与一审判决形成了在公司注销后劳动者权利无法得到任何保障的裁判指引。被上诉人宫连本、柯贤军、黄德举二审未作答辩。一审原告刘贵荣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300000元；2.被告为原告办理离职体检；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事实：刘贵荣原系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工人，曾从事过掘进、采煤等工作。2015年，刘贵荣曾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业务。2016年，刘贵朝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原告刘贵荣受雇于刘贵朝从事皮带机管理、维修工作，其工资由刘贵朝发放。皮带机管理费用为每台每月5000元加出煤吨位算提成，皮带机运作由刘贵朝雇工管理，刘贵朝在威宁县连昌煤矿处领取的承包费用每月均不等，刘贵朝雇来的工人报酬由刘贵朝从威宁县连昌煤矿处领取承包费后，由刘贵朝自行发放。2017年9月6日威宁县连昌煤矿通知刘贵朝不要来上班了，来结算奖金。之后，由刘贵朝雇来的原告刘贵荣等人也未到煤矿上班。另查明，威宁县连昌煤矿于2004年9月20日注册成立，系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被告宫连本、柯贤军、黄德举，宫连本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因贵州省实行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政策，威宁县连昌煤矿被兼并重组至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名下，名称变更为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原威宁县连昌煤矿随即于2017年9月27日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注销登记。原告刘贵荣以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裁决，要求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支付其经济补偿金300000元，后原告在代理词中把工资标准变更为每月5000元，经济赔偿金变更为77000元。（2019）黔05民终986号判决认为，原告刘贵荣与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支付其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后原告又以本案被告为申请人向威宁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一审认为，根据原告所提起的诉讼主张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本案纠纷为劳动争议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劳动法》之规定，劳动争议的主体为订立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所以，劳动争议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关系的主体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第二、争议的主体之间必须订立有劳动合同或者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有意思表示明确的口头约定，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本案中，首先，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其次，三被告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劳动法等法律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因此，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因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而应支付给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贵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刘贵荣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煤矿安全群众监督员》（证件）、13份《借据》、1份《收据》，拟证明：2015年至2016年间上诉人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具有劳动关系。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未到庭进行质证。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13份《借据》，只有2015年9月25日的《借据》有宫连本及蔡云的签名，内容为同意借款7000元给刘贵荣，但该证据不能体现上诉人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余《借据》均无威宁县连昌煤矿相关人员的签名及印章，真实性不能认定。《煤矿安全群众监督员》和《收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所举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上诉人二审主张：发生劳动争议时威宁县连昌煤矿是存续的，上诉人申请仲裁时经查询工商信息，才知道威宁县连昌煤矿已经注销，上诉人以为威宁县连昌煤矿就是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就起诉了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因为威宁县连昌煤矿注销时并没有向社会告知和贴出公告，所以注销时上诉人不清楚。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未主张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主张与原威宁县连昌煤矿存在劳动关系，因威宁县连昌煤矿已经被注销，主张合伙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以被上诉人不是劳动关系主体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6日期间其与威宁县连昌煤矿存在劳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安排其进行离职体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主张提出了时效抗辩。经查，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期间，被上诉人一审提出的时效抗辩主张成立，上诉人的请求不应支持，理由如下：首先，生效的（2019）黔05民终986号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刘贵荣系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工人，曾从事过掘进、采煤等工作。2015年，刘贵荣曾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业务。2016年，刘贵朝向威宁县连昌煤矿承包井下皮带机管理，每台每月5000元加出煤吨位算提成，皮带机运作由刘贵朝雇工管理，刘贵朝在威宁县连昌煤矿处领取的承包费用每月均不等，刘贵朝雇来的工人报酬由刘贵朝从威宁县连昌煤矿处领取承包费后，由刘贵朝自行发放。刘贵荣受雇于刘贵朝从事皮带机管理、维修工作，其工资由刘贵朝发放。2017年9月6日威宁县连昌煤矿通知刘贵朝不要来上班了，来结算奖金。之后，由刘贵朝雇来的刘贵荣也未到煤矿上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因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推翻（2019）黔05民终98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故自2015年上诉人是基于承包关系招用工人、实施管理、付出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承包项目的对价，收取承包费，而非基于劳动关系为威宁县连昌煤矿提供劳动，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其次，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建立承包关系，系双方以实际行为表示原劳动关系不再继续，故至2015年，上诉人与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针对上诉人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及离职体检，因上诉人在劳动关系终止时就应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上诉人的前述主张应当在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提出，上诉人2019年7月17日申请仲裁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时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再次，根据上诉人二审陈述，其在以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时就已经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得知威宁县连昌煤矿被注销了，上诉人以为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就是威宁县连昌煤矿，系上诉人自身的错误认识导致其向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向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威宁县连昌煤矿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后果。故即使如上诉人所述其与威宁县连昌煤矿的劳动关系存续到2017年9月6日，至2019年7月17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申请人主张权利时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其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贵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孝春审 判 员 郭少华审 判 员 吉 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任云娇书 记 员 陈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