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9492号原告：于向前，男，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小民（于向前之配偶），女，196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于卫东，男，196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建国门邮政支局员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北京通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向前与被告于卫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向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小民，被告于卫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向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5日起，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兄弟姐妹共十人，分别为于学锋、于学海、于学俊、于金保、于向红、于向前、于爱民、于为民、于卫东、于学明，原告排行老六，被告排行老九。原告及配偶代小民2009年4月至2016年2月从事小卖部、家庭旅馆、棋牌室经营活动，被告系邮局职工。被告称其离婚后尚欠前妻贾雯35万元，其没有能力偿还，故于2016年1月8日左右在原告家中（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7号，以下简称107号房屋）提出向原告借款20万元，双方未商量何时交付该笔款项。2016年1月15日下午，被告到原告家中提出要借走这20万元，因从事的经营活动均为现金结算，为方便交易，原告也不往银行存，加之还有他人归还原告曾经借出去的钱，故原告家中常备有大额现金，通常为20余万元，代小民当时就将家中既有的现金归拢成20万元（共20捆，每捆1万元，每张面额均为100元），代表原告交付给了被告。交付款项时只有原告、代小民及被告三人在场，代小民将2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后，被告将该笔款项装入其随身携带的双肩包中，未出具收据。交付款项后，原告将打印好的《借款协议》（该协议内容系原、被告2016年1月8日在原告家中口头协商确定）交给被告，被告当场在承诺人处签名按捺手印并写明日期后交给原告，协议上载明的还款日期2019年底即2019年12月31日，未约定借期利息或逾期付款利息。因担心被告无法偿还借款，双方约定将被告即将被拆迁的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8号（以下简称108号房屋）所安置的朝阳区垡头启东家园一套两居室作为抵押，该房屋的房产证由原告保管，借款还清后，房产证归还被告。签订《借款协议》时，原告、代小民及被告三人在场。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催促还款，被告至今尚未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于卫东辩称：认可原告所述双方职业及家庭关系情况，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从未向被告实际交付2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款协议》未生效，被告不应返还原告20万元。2015年底2016年初，天坛南里西区面临拆迁，原、被告所在的大家庭中有107号、108号两套拆迁房，107号房主是二姐于向红，由原告和弟弟于学明在此居住，108号房主是被告，由被告、被告前妻贾雯及五哥于为民在此居住。十个兄弟姐妹商量将107号拆迁安置的两套房一套落在于向红、于学明名下，一套落在原告名下，将108号拆迁安置的两套房一套落在被告名下，一套落在于为民名下，107号、108号的拆迁补偿款则在其他未分到安置房的五人即于学锋、于学海、于学俊、于金保、于爱民之间进行分配。因贾雯自2005年至2016年一直住在108号房屋，为了不影响拆迁腾退，2016年1月初，被告答应给其20万元作为补偿，但被告当时经济困难，无法拿出该笔钱，故想等108号房屋拆迁补偿款下来后从中借出20万元给贾雯。2016年1月15日是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的最后一天，当日上午，原告、被告及大姐于学俊、三哥于金保均在原告家中即107号房屋，被告作出上述提议，于学俊提议让被告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原告、被告都表示同意，商量等补偿款下来后被告借走20万元，并将被告安置的朝阳区垡头启东家园一套两居室作为抵押，该房屋的房产证由原告保管，借款还清后，房产证归还被告。2016年1月15日中午，于学俊在原告家中将上午商量好的内容打印成《借款协议》交给被告，被告在承诺人处签名按捺手印并写明日期后交给于学俊保管，协议上载明的还款日期2019年底即2019年12月31日，未约定借期利息或逾期付款利息。签订《借款协议》时，原告、被告及于学俊、于金保在场，代小民并不在场。签订《借款协议》后，被告2016年1月15日当日与拆迁办就108号房屋签订了房屋腾退补偿协议。2016年4月，贾雯从108号房屋搬走。同年8月2日，被告获得108号房屋拆迁补偿款790465.85元，获得安置的朝阳区垡头启东家园一套两居室为期房，至今尚未建成，未办理房产证。同年8月19日，于学锋、于学海、于学俊、于金保、于爱民将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对108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作为遗产进行分割，2017年12月20日，（2017）京02民终10814号生效判决认定该房屋拆迁补偿款属于被告个人的合法财产。因被告已经获得拆迁安置房，加上此前被告炒股尚欠贾雯35万元，2018年4月11日，被告将拆迁补偿款凑整成80万元从银行账户取出，在贾雯的单位向其交付该笔款项。2016年1月15日签订《借款协议》至今，原告及代小民从未向被告支付过20万元，也未要求过被告偿还。因108室房屋的房产证至今未办下来，原告未保管该房产证。2、暂且不论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过借款事实，就《借款协议》内容而言，被告并未承诺支付利息，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利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5日，由被告签字的《借款协议》载明：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8室现面临腾退，政府给的首套两居室由于卫东享有，现于卫东愿以这套两居室作为抵押，向于向前借款贰拾万元整，还款日期为2019年底，房产证下来后由于向前保管。借款还清后，房产证交回于卫东。另查一，原告就其所述已向被告交付20万元，无证据提交。原告称其107号房屋为一楼平房，卧室外面为棋牌室，共两间20多平米，可放三至四个桌子，每天收入不等，有时候200-300元，有时候1000多元，有时候没有收入；小卖部在107号房屋旁边的自建房内，约7-8平米，生意不好，有时候不开张，有时候每天100元左右；家庭旅馆为107号房屋前后院的自建房共11间，住宿费每晚50-200元左右，从事上述经营活动均为现金结算，收取的现金面额不等。其家庭净收入2009年至2010年每年约4-5万元，2011年至2014年每年约10万元，2015年约20-30万元。其家中常备的现金，面值100元的既放在卧室衣柜的抽屉里（包括成捆及非成捆的，约5-6万元），也有用盛酒的包装袋包好放在衣柜上方靠近房顶处（均为成捆的，约18-20万元），小面值的均放在代小民随身的腰包里。2016年1月15日，其借给被告的20万元现金系代小民从卧室衣柜上方的包装袋里取出，此时家中还剩4-5万元现金。原告表示，其是兄弟姐妹中经济条件最差的，被告的经济条件虽比其好，但被告花销多，因其为人仗义又与被告是亲兄弟，故借给被告的20万元不需要偿还利息；之所以同意被告2019年底还款是因为其知道被告2019年底将获得108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房，如果被告不还钱，该房屋的房产证将作为抵押由原告保管。另查二，原告为证明其有经济能力出借20万元，提交了其配偶代小民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其中尾号为0418的账户显示起止日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29日，有自百元至万元若干数额不等的存取款记录，账户余额最高金额为74104.05元；尾号为6479的账户显示起止日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有自百元至万元若干数额不等的存取款记录，账户余额最高金额为115858.42元。原告称其家庭收入均在代小民处，就原告所述其不向银行存款与其提交银行存款记录的不一致之处，原告称因其经营的棋牌室经常需要借给客人钱，故其家中一般备有20万元现金，超过20万元的会存入银行。诉讼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另查三，被告为证明拆迁补偿款由其实际获得后已交付给贾雯，原告未实际向其交付20万元，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京0101民初16290号判决书及（2017）京02民终10814号判决书，主要载明：于振和与李淑兰系夫妻关系，于金保、于学俊、于学海、于学锋、于爱民，于卫东均为二人子女。于卫东与贾雯原系夫妻关系，现已离婚……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8号房屋是承租公房，在于振和死亡前已将承租人变更为于卫东，因此108号房屋的承租权并非于振和的遗产，除非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仅应由于卫东享有。于卫东虽与于金保、于学俊、于学海、于学锋、于爱民等人签署了《于振和、李淑兰子女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协议书》《天坛南里西区17楼2单元107号108号公有住宅租住拾个子女共享合同》等协议，但签署上述协议并未通知108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亦未取得108号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可，故不能依据上述协议而确认于金保、于学俊、于学海、于学锋、于爱民享有108号房屋的承租权。上述协议虽约定108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归于振和的10个子女共有，因于金保、于学俊、于学海、于学锋、于爱民在依据上述合同取得108号房屋拆迁利益时并未支付对价，于卫东在上述协议中将征收补偿利益与他人平分应为赠与，现于卫东在赠与利益未交付前主张撤销赠与，于法有据。综上，判决驳回于金保、于学俊、于学海、于学锋、于爱民要求于卫东将其名下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8号房屋拆迁所得余款90万元平均分配给每人18万元的诉讼请求。2、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甲方）、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丙方）于2016年1月15日与被征收人于卫东（乙方）签订的《北京市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主要载明：于卫东所有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西区17号楼2单元108号，属于本项目的征收范围，于卫东已签订公有住宅《房屋买卖协议书》记载建筑面积31.726平方米。于卫东选择货币补偿方式，房屋价值补偿、本项目专项补助、其他各类奖励、补助及补偿费用等补偿款合计2681855.09元。于卫东承租公房按照房改售房代扣款12849元，购买奖励安置房源的购房款在本协议生效签订《结算清单》时扣除。于卫东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搬离原房屋，将空房完整移交甲丙方。甲丙方根据本项目的征收补偿方案，提供给于卫东的本项目奖励安置房屋户型为二居室一套。三方根据此奖励房屋预售合同，在《结算清单》中结算。3、于卫东签字的《北京市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选择购买奖励房源结算清单》，显示：被征收人/承租人于卫东在扣除购买奖励房屋等费用后，最终获得补偿款790465.85元。4、于卫东的银行账户流水查询单，显示2016年8月2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向于卫东打款790465.85元；2018年4月11日，于卫东从该账户取出80万元。5、蔡捷的身份证复印件、蔡捷出具的载有“2018年4月11日收到贾雯预存现金10万元到我招商银行卡内（卡号为×××），用于我代为贾雯购买银行理财之用”的《收款证明》、显示蔡捷名下卡号为×××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4月11日收到柜台存现10万元的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6、贾雯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显示2018年4月11日，贾雯存入现金5万元。7、孟志新的银行开户登记单，显示2018年4月11日，孟志新存入现金共计65万元。被告称孟志新系贾雯母亲。8、贾雯的证人证言，称其2013年6月与于卫东离婚后一直住在于卫东承租的108号房屋，2016年该房屋面临腾退，于卫东的兄弟姐妹主张该房屋属于遗产，于卫东只能得到政府给的一套拆迁房，补偿款不属于他，故让贾雯无条件搬走，不给任何补偿。贾雯不同意，要求给予其50万元作为拆迁补偿，但协商未果。因贾雯不同意搬走，于卫东无法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故2016年1月15日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最后一天，于卫东与兄弟姐妹协商从拆迁补偿款中借出20万元作为对贾雯的补偿，贾雯最终同意。听于卫东讲，他们兄弟姐妹商量要拿到这20万元需要于卫东和于向前签订《借款协议》，等拆迁补偿款下来后从中拿出该笔钱给于卫东。经咨询拆迁办，房屋拆迁补偿款将直接打入于卫东账号，于卫东又多次作出承诺，故贾雯2016年2月搬离108号房屋。此后，补偿款打入于卫东账号后被银行告知该笔款项被冻结，得知是于卫东的兄弟姐妹起诉了他，最终法院判决于卫东胜诉，银行账号被解冻后，于卫东于2018年4月11日将补偿款及利息共计80万元现金交给贾雯，此后贾雯将10万元交给其同学蔡捷进行委托理财，将5万元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剩余的65万元交给其母亲孟志新存入银行账户。于卫东之所以交给贾雯80万元，是因为双方2013年离婚时，于卫东炒股尚欠贾雯35万元，加上108号房拆迁时贾雯还未实际拿到补偿款，而于卫东获得了安置房，因此在拆迁补偿款最终归于卫东个人所有的情况下，于卫东最终把80万元都给了贾雯。自于卫东承诺给贾雯拆迁补偿款20万元至今，除上述80万元外，于卫东未再给过贾雯其他钱。于向前也并未将20万元交给于向东，因为他们当时商量的就是等拆迁补偿款下来后从中拿出20万元给于卫东，后来该笔补偿款实际由于卫东获得。诉讼中，原告对除证据8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主张其向被告出借的20万元与拆迁补偿款无关；不认可被告关于签订《借款协议》具体情况的陈述，对被告所述十个兄弟姐妹关于107号、108号拆迁房安置及拆迁补偿款分配的相关情况无异议，称108号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与贾雯无关，听被告提过贾雯因为108号房屋拆迁一事向被告要过50万元，但不清楚被告与贾雯的协商情况；108号房屋的房产证一直由其保管，因被告一直想把108号拆迁安置房归于自己和贾雯，其要求被告同意将安置房一套落在于为民名下后才将房产证给他，故2016年1月15日原告跟着被告一起去签订了108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行为是在被告签完《借款协议》后；其2016年3月搬离107号房屋，贾雯2016年1月底搬离108号房屋，不清楚被告是否将20万元交给贾雯。诉讼中，被告就其所述签订《借款协议》的具体情况，未提交证据。上述事实，有协议、清单、判决书、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既要满足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形式要件，又要满足款项实际交付的实质要件。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作为出借人，应当就借贷合意的形成且已经履行出借义务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仅提交《借款协议》，主张诉争借款20万元为现金交付，所用现金是其配偶代小民将家中既有的现金归拢成20万元（共20捆，每捆1万元，每张面额均为100元）代表原告交付给了被告，被告未出具收据。被告认可《借款协议》由其所签，但否认借贷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现有证据，在原告未能就其实际向被告交付了20万元款项的行为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难以确认，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告关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事实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向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于向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高 翡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王子豪书 记 员  赵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