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沫霏。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淑娜，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水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昭义，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妍，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沫霏因与被上诉人郑水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3民初1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沫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淑娜，被上诉人郑水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昭义、蔡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沫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郑水芸应向李沫霏偿还借款共计149,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郑水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郑水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149,000元为双方协商分手时对过往账务进行结算的结算款，而认定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的结算款，实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改判。一、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于2017年12月份，2017年12月6日，李沫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水芸出借人民币共计149,000元，郑水芸应依法向李沫霏进行返还。2015年尾，李沫霏与郑水芸结识并成为恋爱关系，双方在交往期间感情十分稳定，2017年12月2日，由于李沫霏与郑水芸打算购房结婚，李沫霏的母亲谢某某欲帮助李沫霏购房便向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贷款共计150,000元，并每月向银行返还贷款6845.14元，但由于李沫霏对上述房屋不太满意二人便未进行购买，之后，郑水芸便以其经营的生意有困难而向李沫霏请求借款150,000元周转生意三个月，并约定由郑水芸每个月向李沫霏还款6845.14元用来向银行返还贷款150,000元，李沫霏考虑到女友有经济困难便同意帮助郑水芸，2017年12月6日，李沫霏便将出借款149,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给郑水芸，但由于双方感情十分稳定已有结婚打算，故双方未以此借款签署借条等，一审法院亦认定恋人之间的借贷未出具借条等凭证是符合日常生活的情理，该认定李沫霏认为是正确。2018年1月4日，郑水芸便向李沫霏返还6850元用作返还贷款，然而之后郑水芸便以其生意亏损资金迟迟无法周转，而不断逃避返还借款，而李沫霏的母亲为此还需每月向银行返还贷款6845.14元。李沫霏及李沫霏的母亲曾多次催告郑水芸尽快还款，郑水芸仍一直拖欠不还，故双方约定郑水芸返还给李沫霏的6850元作为郑水芸的借款利息，2019年5月份，李沫霏与郑水芸正式分手，至今郑水芸仍未向李沫霏返还借款149,000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综上，李沫霏与郑水芸在借贷开始发生期间是恋人关系，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的借贷未出具借条等凭证是符合日常生活的情理，从李沫霏提交的证据亦可看出，李沫霏在给郑水芸转账出借款后曾多次催促郑水芸尽快还款，李沫霏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故郑水芸应向李沫霏返还借款149,000元。二、郑水芸主张郑水芸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出借款项共计218,571元，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李沫霏向郑水芸转账的149,000元并非借款而是还款，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郑水芸于一审庭审主张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累计转账款项共计218,571元是出借给李沫霏的，实际上该转账记录中的大部分款项为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货款后转还给李沫霏的，该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2016年3月份，由于李沫霏家里经营生意，加之李沫霏与郑水芸感情稳定，李沫霏便带郑水芸于李沫霏家中所经营的店铺帮忙经营生意。李沫霏与郑水芸此时已如同家人，郑水芸对李沫霏家里的店铺生意亦会进行收账等，故对于李沫霏家里店铺对外出售产品的生意，郑水芸亦会直接向李沫霏的客户收取货款，郑水芸收到货款后即会转账给李沫霏，即郑水芸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大多数转账记录是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的货款。郑水芸于一审庭审中主张郑水芸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出借款项共计218,571元，该款项大部分实际是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的货款后再转给李沫霏的。从李沫霏所提交的证据可看出，李沫霏的客户连志远于2017年6月9日向郑水芸支付李沫霏的货款7000元，郑水芸于2017年6月10日即转账给李沫霏（郑水芸一审的证据1页）、李沫霏的客户张记永于2017年6月16日向郑水芸支付李沫霏的货款1080元，郑水芸即于当日向李沫霏转账1080元（郑水芸一审的证据2页）、于2017年6月16日向郑水芸支付李沫霏的货款3435元，郑水芸即于当日向李沫霏转账3435元（郑水芸一审的证据3页）等等。以及从郑水芸一审提交的证据第44页转账记录备注着“剩余现金700”、证据第2页备注“手表钱”、证据第4页备注“背夹”、“手表”、证据第6页备注“西瓜刀”等可看出，郑水芸所提交的转账记录共计218,571元中的多份大额转账实则是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的货款后再转给李沫霏的。并非郑水芸于一审庭审中所称的向李沫霏出借的款项，郑水芸亦未提交任何催款记录、借条等进行举证。第二、郑水芸于一审庭审主张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累计出借共计218,571元已过诉讼时效。2020年10月21日，本案进行一审开庭庭审，郑水芸于当庭提交多份转账记录共计218,571元，并主张该些款项为郑水芸出借给李沫霏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郑水芸于一审庭审当庭提交的证据明显已过举证期限，属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处罚。一审法院于当庭不但没有责令郑水芸说明理由，还单凭一些零散的转账记录就认定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实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退一步，根据郑水芸的主张，李沫霏认为郑水芸所主张的借款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本案郑水芸是于开庭当日才主张其所提交的转账记录为其出借给李沫霏的款项，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规定，其于2017年10月份之前的所有转款已过诉讼时效。第三、一审法院仅以郑水芸提交的零散转账，即认定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分手时的结算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郑水芸的主张，郑水芸所提交的转账记录全为其向李沫霏出借的，是严重与事实不符的，若是出借，为何郑水芸从未催告过款项亦从未有过借条、沟通记录。二人是情侣关系，转账中亦有几笔是“520元”是李沫霏生日郑水芸转款给李沫霏的，现郑水芸却主张该些款项是借款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亦不符日常生活情理。加之李沫霏亦在二人交往期间向郑水芸转款亦有十几万元，且二人正式分手是于2019年5月份，并非郑水芸所说的2017年11月。综上，郑水芸主张其与李沫霏交往期间所转账的共计218,571元大多数金额实则是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货款后转账给李沫霏的，并非是郑水芸所主张的借款。故郑水芸一审所提交的所有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却认定李沫霏向郑水芸出借的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郑水芸应就其主张的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出借款项共计218,571元，以及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是还款并非借款承担举证责任，否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郑水芸主张其与李沫霏交往期间共向李沫霏转账共计218,571元是其出借给李沫霏的，之后双方协商分手后进行过往账务的结算，涉案借款149,000元是双方分手的结算款。然而，郑水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转账款项共计218,571元是其出借给李沫霏的，以及涉案款项是双方分手后对过往账务进行结算的结算款。首先，郑水芸所称的转账218,571元的大多数金额实际上是郑水芸代李沫霏收取货款后转账归还李沫霏的，并非郑水芸主张的借款，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其次，李沫霏所出借的借款金额是149,000元，根据郑水芸一审的陈述，双方的结算款是150,000元，并非是149,000元，若涉案借款149,000元是双方交往期间来往账务的结算，为何郑水芸从未向李沫霏提及转账款项不足150,000元，亦从未进行催款过，且从李沫霏所提交的证据可看出，2017年11月份，二人并未分手，二人是在2019年5月份方才分手的，故何来郑水芸所主张的分手后过往账务的结算款郑水芸亦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进行举证证明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单凭一些转账记录并无法说明涉案借款是双方分手的结算款，故郑水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退一步，李沫霏在与郑水芸交往时亦经常向其转账款项给予其日常消费，以及郑水芸是在李沫霏家中所经营的店铺打工的，其何来如此多款项不断向李沫霏进行转账，以及郑水芸作为李沫霏的女朋友，李沫霏对其关爱有加，视如己出，李沫霏每月的工资亦都是存放在郑水芸处，故郑水芸所主张其转账是出借给李沫霏的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的情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郑水芸应就其主张的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出借款项共计218,571元，以及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与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进行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于2017年12月6日向郑水芸出借的，而郑水芸一审所提交的转账记录均是在此之前，涉案借款149,000元是李沫霏向郑水芸的出借款，并非郑水芸所主张的分手结算款，一审法院在郑水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转账款项共计218,571元是其出借给李沫霏的，以及涉案借款149,000元是二人的分手结算款的情况下即以高度盖然性规则推论涉案借款为双方分手的结算款是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一审法院亦不应以“考量”等自由心证进行推论而驳回李沫霏的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改判。针对李沫霏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郑水芸当庭口头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李沫霏一审起诉要求郑水芸还款149000元，仅仅是依据其向郑水芸转款的银行转款记录。但该转款是李沫霏偿还郑水芸的款项，并非借款，对此，郑水芸也提交了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双方交往多年来，郑水芸累计通过微信、支付宝向李沫霏转款21万多元的事实，双方在协商分手时确定由李沫霏付还郑水芸149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和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沫霏要求郑水芸付还借款并没有任何借款凭证，仅仅有其向郑水芸的转款记录，李沫霏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沫霏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无不当。二、李沫霏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同样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第一，李沫霏提交了大量微信聊天记录，从其所提交的所有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均不能看出郑水芸有向李沫霏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无法体现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第二，客户与李沫霏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客户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郑水芸向李沫霏的大部分转款是收取客户货款后转还李沫霏。因为，客户的转款郑水芸并不知情，且客户的转款与郑水芸向李沫霏的转款并不能对应。第三，李沫霏向郑水芸的转款全部是李沫霏要与郑水芸换现金的转款，该转款记录与本案也无任何关系。从李沫霏提交的该证据来看，可以看出双方之间来往款项非常多，而李沫霏单独就其中149000元起诉要求郑水芸还款，更应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李沫霏并无法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综上，郑水芸认为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并不存在该笔149000元借款的合意，该笔款项确是双方协商分手时李沫霏付还郑水芸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沫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李沫霏的上诉。李沫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水芸偿还借款149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郑水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沫霏、郑水芸于2015年在上海相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后双方一起到河南郑州李沫霏父母经营处所帮工；之后，郑水芸独自回到广东普宁创业。交往期间，郑水芸自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通过微信、支付宝向李沫霏共支付218571元；李沫霏于2017年12月6日向郑水芸转账49000元、100000元，共计149000元。2020年7月14日，李沫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郑水芸偿还借款149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沫霏、郑水芸原系恋人，曾一度谈婚论嫁。因此，在恋爱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李沫霏、郑水芸双方互相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或转账、甚至现金给付而没有出具诸如借条、借据、欠条、收条、收据等凭证，符合日常生活的情理。所以，郑水芸提出案涉14.9万元的款项缺乏借款凭证的辩解，于理有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然而，从李沫霏、郑水芸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考量，与李沫霏提出郑水芸给付21万多元与本案无关的说辞，但没有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相比，郑水芸认为案涉14.9元的款项是李沫霏、郑水芸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往账务结算后的结果，更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此外，李沫霏还主张郑水芸曾经给付其母亲6千多元，系郑水芸支付案涉款项14.9万元的利息，以佐证其诉请；但这两者之间客观上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在本案现有的证据中并未完整体现。综上，李沫霏的诉讼请求，事实根据不充分，缺乏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沫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80元，减半收取计1640元，由李沫霏负担。二审期间，李沫霏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李沫霏与郑水芸的聊天记录，证明郑水芸与李沫霏之间的借贷事实，且由于郑水芸拖欠李沫霏借款一直不予归还，2018年12月11日，李沫霏与郑水芸便再次约定：郑水芸所借款项应每月进行偿还。证据2：借款合同及借款详情。证据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郑水芸还款记录）。证据4：李沫霏母亲与郑水芸的微信聊天记录（催款），证据2、3、4共同证明李沫霏向郑水芸出借的款项149000元是李沫霏母亲谢某某向银行贷款后转给李沫霏出借给郑水芸的，李沫霏的母亲为此需每个月向银行还贷6845.14元，2018年1月4日（即李沫霏出借款项的第二个月）郑水芸按照双方的约定向李沫霏还款6850元用以向银行还贷；李沫霏的母亲亦多次代李沫霏向郑水芸催告还款，郑水芸从未否认该借款的事实，而是不断用各种借口拖延借款不还。证据5：情况说明（张记永）。证据6：李沫霏母亲与李沫霏的客户张记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7：客户张记永向郑水芸支付贷款的转账记录。证据8：情况说明（吴某某）。证据9：李沫霏母亲与李沫霏的客户吴辉灵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0：客户吴某某向郑水芸支付货款的转账记录。证据11：情况说明（连某某）。证据12：李沫霏母亲与李沫霏的客户连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3：客户连某某向郑水芸支付贷款的转账记录。证据5至13共同证明郑水芸于一审庭审主张其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李沫霏转账款项共计218571元，该款项大部分是郑水芸代李沫霏的客户收取货款后转还给李沫霏的。证据14：李沫霏母亲与郑水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郑水芸向客户带收取货款后将货款转还给李沫霏的母亲。证据15：李沫霏向郑水芸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据16：李沫霏向郑水芸的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据17：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据15至17共同证明李沫霏在与郑水芸交往期间曾多次向郑水芸转账共计116837元；2018年1月20日李沫霏亦向郑水芸的父亲郑某某转账50000元。证据18：李沫霏与郑水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9：李沫霏母亲与郑水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8、19共同证明李沫霏与郑水芸在2017年11月并未分手，二人正式分开的时间2019年5月份，故并无郑水芸主张的涉案借款149000元为二人协商分手时对双方过完账务结算后的结算款一事。证据20：谢某某与郑水芸的聊天记录，证明郑水芸与李沫霏之间的借贷事实，2018年1月4日，李沫霏的母亲谢某某于微信向郑水芸催促还款，郑水芸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谢某某转账6850元（对应证据第五页的银行流水）。2018年3月4日李沫霏的母亲谢某某向郑水芸再次进行催款后，郑水芸于微信向谢某某转账2000元。李沫霏及李沫霏的母亲谢某某在向郑水芸催促还款时，郑水芸从未否认过欠款149000元的事实，反而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的方式进行还款，故证明本案郑水芸向李沫霏借款149000元的真实事实。针对李沫霏提交的上述证据，郑水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李沫霏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ZBY”并非郑水芸微信，且李沫霏没有提供该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从聊天记录的内容看也不能看出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李沫霏母亲向银行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李沫霏向郑水芸的转款资金来源于其母亲，即使转款资金来源于李沫霏母亲，也不能证明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有借款合意。证据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郑水芸向李沫霏母亲转款的事实，不能证明郑水芸是向李沫霏还款。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李沫霏母亲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沫霏没有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而且从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一直是李沫霏母亲在哭诉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要郑水芸帮忙偿还，郑水芸从来没有确认过向李沫霏或李沫霏母亲借钱，一审时，郑水芸说过，郑水芸与李沫霏交往后在经济方面有帮助李沫霏母亲，对此，李沫霏并没有否认。而且在证据第6页郑水芸也明确对李沫霏母亲说“这个啊涛每月会给你”“他彻底和我分手了”等，就是因为双方已经分手，因此郑水芸才不想再继续帮忙承担李沫霏母亲对外的债务。对证据5至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情况说明是证人证言，证人本人今天没有出庭，情况说明上的签字无法确认是他们本人所签，且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对于该份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从内容看，该份情况说明内容也不属实，李沫霏店里的钱都是顾客通过扫店里二维码或者扫给李沫霏母亲和店里帮忙的小妹的，郑水芸从来没有收过顾客的钱款。且即使确有客户转款给郑水芸，该转款也与郑水芸一审提交的转款记录无关。对李沫霏母亲与三个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双方交往期间，该微信是李沫霏在用，转款情况郑水芸不知情，对证据15、16转款的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转款性质的真实性有异议，转款并不是李沫霏给郑水芸的，而是李沫霏要跟朋友出去吃饭出去玩，转款跟郑水芸换现金。证据17李沫霏向郑水芸父亲转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且该笔转款是发生在2017年12月之后，当时李沫霏与郑水芸分手，李沫霏一家极力劝和双方，2018年时郑水芸得知自己怀孕，郑水芸父亲为了试探李沫霏的诚意，要求李沫霏转款50000元。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李沫霏提供虚假证据，郑水芸从来没有向李沫霏及其母亲发过这些微信聊天内容，当时双方已经彻底分手，不可能发这些信息。即使内容属实，情侣之间正式分手后又和好也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该笔149000元款项是借款。对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郑水芸和李沫霏均是李沫霏的母亲一人的陈述，郑水芸从来没有肯定过有向李沫霏或郑水芸借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李沫霏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与郑水芸之间就案涉149000元达成借贷合意，故李沫霏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李沫霏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李沫霏与郑水芸之间是否就案涉149000元达成借贷合意。民间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合同，既需要有款项的实际交付，也需要有借贷合意。本案中，李沫霏与郑水芸在恋人关系存续期间，相互之间有大量的转账汇款记录，现李沫霏主张其于2017年12月6日向郑水芸转账的49000元、100000元属借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郑水芸之间就该149000元达成借贷合意。即李沫霏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就该149000元转账，郑水芸有向李沫霏表达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但李沫霏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郑水芸之间就案涉149000元达成借贷合意，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上诉人李沫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丹华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炜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