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6民初9297号原告：龚华中，男，1976年4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灌南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春，江苏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家馨，江苏渟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正治，男，196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被告：苏州永康消毒餐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吴中大道5055号。法定代表人：王正治，执行董事。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杨兆飞，江苏宏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龚华中诉被告王正治、苏州永康消毒餐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餐具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韩亚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华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春、曹家馨，被告王正治、苏州永康消毒餐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龚华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其合同价款372095元（2016年6月-2020年6月）及自起诉之日（2020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以起诉时银行一年期LPR即3.85%作为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23日，其与被告王正治签订《合作加工协议》，约定双方就消毒餐具加工运营展开合作，由其提供餐具及客户，两被告每月支付25500元保底金额作为利润报酬。2017年12月12日，其与两被告又签订《托管协议》一份，确认将上述《合作加工协议》延续2年。但被告自2016年6月开始拖欠其款项，至2020年6月，拖欠金额已达372095元。其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放弃了对两被告2020年6月份合同价款25500元的主张。被告王正治、永康餐具公司辩称：一、餐具消毒行业系特种许可行业，个人无法进行，案涉协议的受托方实际是被告永康餐具公司，被告王正治系代表该公司签字，故其个人不应承担付款义务。二、原告诉请金额有误，自2016年6月起，双方已确认将保底费由25500元/月调整至23500元/月。其中个别月份的付款金额低于23500元也是因为当时原告承接的婚庆项目所使用被告供应的消毒餐具的费用是由原告直接收取的，应当予以扣减；个别月份的付款金额高于23500元是因为双方每月进行对账，上个月结算少了点，这个月就补足了。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因餐饮市场发生很大变动，故此期间的保底费双方应重新协商；自2020年起，受新冠××疫情影响，被告直到2020年5月份都无法正常经营，故该期间的付款义务应当免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23日，被告王正治（甲方，一元碗业）与原告龚华中（丁方，康尔净）及案外人张红东（乙方，大众放心）、王玉林（丙方，创洁）、殷巍（戊方，康乐）签订《合作加工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一、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将现有的消毒餐具包括箱子（按各方每天的套数6倍的餐具及箱子）全部交由甲方生产加工；二、甲方每月给付乙方、丙方、丁方、戊方一定的保底金额（原告的保底金额为25500元/月）；三、生产、配送、结账、破损、房租、人员工资、管理公司费用等均由甲方承担；四、在合同期内或者期满，如果其他各方另外开消毒厂，或者与甲方产生矛盾不可调解，甲方无条件退还给其他各方进入甲方生产加工时的套数，包括1:6的餐具、箱子，同时合同解除；五、合同自2015年5月1日生效，期限2年，管理公司昆山华晟餐饮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公司”）作为见证方监督各方对合同的实施；六、如遇市场价格混乱，管理公司退出，各方另行协商保底金额。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华晟公司不参与被告永康餐具公司的经营管理，仅是起见证监督作用。两被告表示，一元碗业是王正治原来经营的公司，和永康餐具公司无关，也未参与案涉合同项下的经营，因签订合同时永康餐具公司尚未成立，故暂写了一元碗业。另，华晟公司在2016年已退出监督管理，之后由苏州品上餐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上公司”）接手，因为市场变动，品上公司在2018年3月底已停止正常工作。为证明该主张，两被告提供了由品上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国标出具的证明。原告表示，其是和王正治签的合同，对一元碗业的情况不了解，也不清楚永康餐具公司是何时创立的；品上公司并非是监督管理方，而是各经营者联合组成的餐具公司，后因各经营者之间不团结，该公司就解散了。另查明，2017年12月12日，两被告与原告及案外人张红东、王玉林、殷巍又达成托管协议一份，内容为“各位加工户老板（大众、创洁、康尔净、康乐），因合同已到期，现合同按原合同延续下去，从（2017.12.31-2019.12.31）为期两年，合同本意不变，托管金额不变，如果两年后市场量有变动，再行商谈。特此证明！”合同下方有被告王正治、原告龚华中、案外人张红东、王玉林、殷巍的签字及被告永康餐具公司的盖章。又查明，被告永康餐具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18日。还查明，案涉《合作加工协议》项下的其他受托人也已在本院起诉，要求两被告支付结欠的合同价款，本院已立案，案号分别为（2020）苏0506民初9293、9294、9302号。双方均确认，在关联案件中提供证据及陈述适用于其他案件。审理中，考虑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原、被告就2020年1-5月的合同价款支付达成一致，在该期间仅计算一个月的保底费。关于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两被告的付款一栏表，被告对付款情况无异议，对欠款情况不认可。原告表示，2015年4月23日的《合作加工协议》签订后，两被告刚开始尚能每月支付25500元；从2016年6月开始至2019年4月，两被告基本是按照每月23500元标准支付保底费的（例外月份为：2016年7月21380元，2017年3月22725元、9月20000元、10月14800元，2018年3月25700元，2019年2月10000元、4月33500元），其在一开始还向两被告催要过，但两被告一直没有补上，其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没有继续再催要；后来，两被告又提出按照保底价的80%支付保底费（23500*0.8=18800），其未同意。但两被告只按照18800元的标准支付了2019年5月的保底费，之后仅在2019年8月支付了33500元，10月支付了9000元，11月支付了10000元。两被告则表示，在2016年6月，其已与原告等人就保底金额下调达成一致，龚华中从25500元/月调整到23500元/月，殷巍从28000/月调整到26000/月，张红东从33000元/月调整到30000元/月，王玉林从39000元/月调整到36000元/月；2017年底签订托管协议时，其认为双方已经确定了保底金额为调整后的金额，故没有在合同中说明；2019年春节后，餐饮行业出现较大变化，其曾和原告协商将保底价格调整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原告坚持要求调整到50%，故双方未能谈妥。为证明上述主张，两被告提供了原告与被告永康餐具公司股东盖华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徐某,4、盖华山的证言。证人徐某,4到庭表示，其与被告王正治是2017年下半年开始合作的，合作模式与原告一致；2019年开始，全国对环保、消防、违建进行整治，苏州好多小房子都被拆掉了，因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型饭店，故受影响较大，而且一旦业务下去了，回升就比较困难；2019年的时候，王正治因涉刑事案件被限制人身自由，故王正治的妹夫盖华山与其协商将保底费调低，先是调低到50%，后来又调低到1/3，其自己是接受的，但不清楚其他人的意见。证人盖华山到庭表示，其是王正治的妹夫，也是永康餐具公司的股东；因王正治有一段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故永康餐具公司的相关事务由他来负责；2016年春节后，因市场行情不好，其曾在微信群里和原告等人谈过将保底金额调低，原告也是同意的，但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由于其已退群，现在找不到了；2019年初，因苏州市场又发生了重大变故，故其又和原告等人谈过调低保底费，先降到一半，后降到1/3，原告也是同意的，但其现在也没有相关证据。另，两被告还表示，原告龚华中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曾使用被告供应的消毒餐具承接婚庆项目，相关费用是由原告直接收取的，故有几个月份的保底费进行了扣减，但具体的金额其现在无法确定，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关证据。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合作加工协议》、《托管协议》、付款一览表、银行流水，两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工商登记信息、周国标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法院制作的庭审及询问笔录在卷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合作加工协议》及《托管协议》中受托方是被告王正治，还是永康餐具公司，亦或两者都是；二、两次保底金额调整是否经过双方确认。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合作加工协议》上载明的甲方为王正治，故王正治应为受托方；其签订该协议是出于信任王正治而非永康餐具公司；永康餐具公司在《托管协议》上盖章，应视为其自愿加入两份协议，故两被告应共同承担责任。两被告则认为，《合作加工协议》签订时，永康餐具公司已在设立过程中，原告对此是知情的，故王正治是代表公司签订的协议；《托管协议》签订时，王正治也是作为永康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餐具消毒行业需要经营资质，不可能以个人的名义经营，且案涉合同项下的业务都是永康餐具公司的名义开展的；支付给原告的保底费，有一部分是永康餐具公司的股东盖华山支付的，以上都可以说明两份协议的受托方应为永康餐具公司，而非王正治个人。本院认为，本案《合作加工协议》的内容为，原告等人将自有餐具消毒业务交由受托人统一经营并收取相应的保底费用，因此对受托人的信任是协议能否签订的重要因素。而该协议签订时，永康餐具公司尚未成立，客观上无法向原告等人展示其经营情况，故原告称协议的受托方为被告王正治具有合理性。被告称履约过程中，案涉合同的业务实际上以永康餐具公司的名义开展的，原告对此也未提出异议。综上，本院认定，两被告应对案涉协议项下的义务共同对原告承担责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两被告在2016年、2019年两次调整保底金额均未取得其同意，其在一开始还向两被告催要过，但两被告一直没有补上，其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没有继续催要，但这并不代表其认可两被告对保底金额的调整。但就其对被告调整保底费标准不满或要求补足保底费的主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则表示，在2016年6月时，其已与原告等人就保底金额下调达成一致，包括原告在内的各委托人的保底费都有所下调，原告等人均未提出过异议；2017年底签订托管协议时，双方已默认保底金额为调整后的金额，故没有在合同中说明；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其一直支付到2019年4月；2019年春节后，餐饮行业出现较大变化，其曾和原告协商将保底价格调整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原告坚持要求调整到50%，故双方未能谈妥。本院认为，关于2016年6月至2019年4月的保底费，从本案及关联案件查明的事实可知，两被告在近3年的时间中，一直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向原告等4位委托人支付保底费，而原告等4位委托人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对两被告调整保底费标准提出过异议。故本院采信两被告关于在2016年6月已与原告就保底费调整达成一致的主张。关于2019年5-12月的保底费，原、被告均表示双方曾进行过协商，但未达成一致。因双方在合同中有过“如遇市场价格混乱，管理公司退出，各方另行协商保底金额”的约定，而根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可以认定2019年之后的苏州餐饮行业确实出现了变化。同时考虑到原告对两被告按188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19年5月份的保底费也未提出过异议，且该金额与其庭审中称被告曾提出按照保底价80%的标准支付保底费相互印证。本院酌情认定，案涉合同中原告的保底费标准自2019年5月起调整至18800元/月，2020年之后的标准参照该金额。综上，对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114295元（2016年6月至2019年4月，共35个月，累计欠付16395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共7个月，每月18800元，扣除两被告在2019年8-11月已支付的52500元；2020年后按18800元标准计算1个月）保底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损失，原告主张以未付保底费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该主张与法不悖，本院亦予支持。据此，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正治、苏州永康消毒餐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龚华中合同价款人民币114295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以114295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41元，由被告王正治、苏州永康消毒餐具有限公司负担1293元，原告龚华中负担21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韩亚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