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初499号原告：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保庄鸿坤金融谷1号楼201-68。法定代表人：朱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娟，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航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亚（国际）贸易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郑照棠，男，1946年4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上海东亚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88号。原告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坤公司）与被告东亚（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郑照棠、上海东亚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6日立案。鸿坤公司诉称，1.依法确认鸿坤公司与贸易公司、郑照棠及羽绒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及《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于2019年4月10日解除；2.判令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返还鸿坤公司3500万元；3.判令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给付鸿坤公司自2019年4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标准以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请求判令鸿坤公司就3500万元本息，在羽绒公司向鸿坤公司所抵押房屋与土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事实与理由：羽绒公司系贸易公司于1999年在上海市青浦区全资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郑照棠为贸易公司的个人独资股东。羽绒公司名下拥有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沪青平公路3988号”面积约合50.35亩的土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鸿坤公司作为知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表示愿意和鸿坤公司合作进行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经协商，鸿坤公司与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于2017年1月6日签订了《香港东亚（国际）贸易公司与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为了明确此次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在《框架协议》鉴于条款2中，明确承诺“羽绒公司名下的土地可以通过合法的申请审批流程，将该土地的用地性质从工业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性质”。根据《框架协议》第4.1条的约定，鸿坤公司于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向贸易公司和郑照棠指定账户支付合作意向金3500万元，贸易公司和郑照棠在收到鸿坤公司支付的意向金后，应将羽绒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抵押至鸿坤公司名下。因此，在《框架协议》签署之后，鸿坤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向羽绒公司的账户支付了3500万元意向金，羽绒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将前述土地与鸿坤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框架协议》第4.2条的约定，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应在协议签署后“即行开展业务剥离工作”，即，按照鸿坤公司的要求，将羽绒公司的原有业务剥离后，将羽绒公司股权转让给鸿坤公司。同时，“各方应就本框架协议设定的公司并购和土地开发及项目合作等事宜的其他细节及相关文件进行下一步的协商，并将依照相关地区的法律规定和流程要求协商和拟定相关正式的合同和协议文件”。但是，签订《框架协议》之后，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并未开展相关的业务剥离工作，羽绒公司名下的土地转型改性亦迟迟未能获得审批。之后，在被告的要求下，各方于2018年4月又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对申办目标地块变更用地性质的期限进行了变更：自《框架协议》第5.1条约定的“收到鸿坤公司支付的合作意向金之日起的18个自然月”到期之日起，将期限顺延一年。补充协议签订之后，由于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在办理土地转型改性的工作上严重滞后，鸿坤公司考虑到市场形势已发生变化，不得已于2019年2月25日向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发函，与其商量后续合作事宜。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在收到鸿坤公司的发函之后，于2019年4月10日向鸿坤公司发送《通知函（关于及时、妥善处理“合作框架协议”终止后遗留事宜）》。之后，鸿坤公司就退还3500万元意向金事宜，多次与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进行沟通，但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始终拒绝退还。综上，鸿坤公司认为，因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在土地转型改性工作方面进度迟缓，鸿坤公司本着诚恳协商的态度，并未径行退出项目合作，而是向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提出协商方案；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在收到鸿坤公司的发函后，也回函表示同意终止项目合作，故，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了涉案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因此，贸易公司、郑照棠、羽绒公司继续占有鸿坤公司支付的3500万元意向金已经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鸿坤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被告贸易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企业法人，被告郑照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程序进行审理。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根据鸿坤公司起诉状所述，本案系基于《框架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一》履行事项引发的纠纷，故本案属于合同纠纷。经审查，鸿坤公司提交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故本案应当按照法定原则审查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本案中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就被告住所地而言，根据鸿坤公司提供的信息，本案被告贸易公司以及郑照棠住所地均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在内地司法管辖区域内，而被告羽绒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就合同履行地而言，根据现有证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未约定合同履行地，而协议主要内容是就合作开发羽绒公司拥有的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88号面积约33567平方米工业用地相关流程中涉及的公司并购、土地开发及项目合作等事宜达成的先期共同意向和合作框架，其中涉及土地用地性质变更以及羽绒公司股权变更等一系列事宜。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确立了以合同特征性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则。考察《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事项均围绕合作开发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88号的工业用地展开，且无论是变更土地用地性质还是转让羽绒公司股权，具体履行事项均应在当地进行。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鸿坤公司要求解除协议等诉讼请求，本案系争合同的履行地应当认定为上海市青浦区。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案中无论是依据被告住所地还是合同履行地，均不在本院辖区范围内，故本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本案属于涉港案件，争议标的超过2000万元但不足50亿元，以上海市青浦区为连接点，结合级别管辖标准，应当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院决定依法将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李冬梅审 判 员 梅 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