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74民终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频飞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吴春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昆，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玮桐，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频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频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9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3月2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频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人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玮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频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9341号民事判决，改判人保公司赔付保险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78，362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保险车辆违反《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但该规定仅为部门规章，不能作为保险免责情形。2．系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以下简称《保险条款》)均系人保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十条以及《保险条款》第十二条均未列明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哪些具体安全运输规定，仅泛称“国家或主管部门的各项规定”，指向不明。人保公司以该笼统模糊的条款予以免责，有违诚实信用，致使频飞公司为分散经营风险而投保的目的不能实现。且一审法院仅以条款中部分文字加黑标注就认定人保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于法无据。3．即便《保险条款》第十二条有效，系争事故发生原因也为未及时减速，与运输物体是否“可拆解”无关，保险人不能据此免责。且《保险条款》为货运险条款，系争保险产品则为承运人责任险，条款与合同性质不匹配，不应适用。4．人保公司在与其他物流运输公司签订的同类保险合同中曾予以理赔，且同行业其他物流公司也有获得理赔的例子。事故发生后，频飞公司已向货主进行赔付。一审诉请金额179，683.20元的计算方式为(货损198，180元＋调运费用1，468元)×(1-免赔率)，其中调运费1，468元无法提供证据，二审中愿意放弃该项诉请，调整后的诉请金额为178，362元。人保公司辩称，不同意频飞公司上诉请求，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保险协议书》并非格式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订立。2．其拒赔依据系《保险协议书》第九、第十条和《保险条款》第十二条。被保险车辆属于超限车辆，其行驶证上记载仅可运输不可拆解物体，现频飞公司违规装载了可拆解物体，未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并且由于驾驶车辆经过匝道内弯道处未及时减速、装载货物固定不牢，导致此次事故。因此，频飞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交通运输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和第三十八条关于安全运输的规定，属于保险免责约定范围。3．频飞公司系专业物流公司，应当知晓并遵守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保险公司已经就《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相关文字进行了加黑提示，应视为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4．保险公司根据个案不同情况予以赔付或拒赔，本案中符合拒赔情形。5．关于理赔金额，对于频飞公司已对外赔付一节予以认可，若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应予理赔。货物损失应以发票金额为准，除扣除免赔额10％外，还应再扣除16％的增值税，增值税可由开票人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故应当从货损中抵扣。调运费并非货物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频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保公司赔付保险金179，683.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3日，频飞公司(甲方)与人保公司(乙方)签订了《保险协议书》，约定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5月27日，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50万元，免赔率为10％。频飞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支付保费5万元。2018年12月1日，案外人湖北新景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频飞公司运输27桶原料(5.4吨)自湖北运至上海。频飞公司委托案外人张某实际承运，在运输过程中，车上桶装货物翻落并砸到护栏，部分装载桶当场破裂泄漏，造成货损。经检验，该事故造成了3.67吨货物损失，计198，180元，且产生了相应的调运费用1，468元，共计损失199，648元。事故发生后，频飞公司向人保公司理赔，但人保公司拒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频飞公司、人保公司之间为何种保险法律关系？2．频飞公司、人保公司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协议书》是否为格式合同？3．保险人是否不需要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4．涉事驾驶员是否违反了国家禁止性规定？5．人保公司可否因被保险人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而免责？对于争议焦点1，频飞公司表示，该保险系保险公司代理人直接上门办理，为其公司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投保，被保险人为频飞公司，具体险种不清楚。人保公司表示频飞公司当时所投保的为货物运输险，被保险人为频飞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货物运输险是保障贸易一方在货物运输过程中所应承担的风险，被保险人应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一方，而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关系中，被保险人为运输方，其在整个保险过程中对承运的货物不存在保险利益，不具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其次，频飞公司、人保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协议书》中约定，频飞公司给物流委托人造成损失，频飞公司未向该物流委托人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频飞公司赔偿保险金。根据该条款，被保险人向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成为保险金支付的先决条件，具有责任保险的特征。再次，频飞公司投保的目的系为保障自身运输风险，并非为了货主的货物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性质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确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来判定。本案中虽然合同名称为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但其内容更贴合物流责任险的法律特征，结合频飞公司表述的投保意图，一审法院确认频飞公司、人保公司之间为物流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对于争议焦点2，频飞公司认为，该协议由人保公司向同类型企业提供，系格式合同。人保公司认为，协议书经频飞公司、人保公司双方共同签署盖章而订立，且在协议中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规定的内容与使用条款内容相抵触之处，以协议内容为准。”以此可以证明该合同经双方协商确定，非格式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频飞公司、人保公司之间所签订的《保险协议书》中的条款由人保公司针对与频飞公司同类企业所事先拟定，内容一致。其次，该协议书面向不特定的主体发出，且规定了合同的全部条款。再次，人保公司所事先拟定的条款并非为频飞公司度身定做，不能得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综上，虽然协议书中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且具有非格式合同的细节特征，但与事实不符，不能得出该协议书由双方协议一致的结果，故该协议书属人保公司为特定业务事先拟定之格式合同。对于争议焦点3，频飞公司认为，《保险协议书》未经双方协商，为格式合同，在投保时，保险人亦未尽提示和说明义务。人保公司认为，由于该协议书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为特别约定，保险人无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的要求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频飞公司、人保公司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协议书》系保险人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应当按照《保险法》的要求，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对于争议焦点4，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6年9月21日前施行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规定，运输车辆的车货总宽度在2.55米以上即属于超限运输车辆，本案被保险车辆赣K9XXX挂的宽度为3米，属于超限运输车辆。而且，本案所涉运输货物为可分割的灌装液体货物，依照上述规定，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禁止行驶公路。因此，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中，驾驶员违反了有关道路安全的禁止性规定，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争议焦点5，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负有举证的义务，人保公司当庭表示因合同系与频飞公司协商一致，故无需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但从证据显示，《保险条款》中有加粗条款，此形式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可以证明人保公司履行了一定的提示义务，但由于人保公司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已履行了说明义务，故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人保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除责任的事由，于法无悖，可予准许。但禁止性规定是禁止当事人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应当根据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禁止性规定在未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时，并不会直接产生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法律后果，故保险人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条款作为免责条款时，仍应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和说明。当然，作为合法取得驾驶资质的驾驶员，应当知道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现人保公司在《保险条款》中第十二条第三款已用粗体的形式向被保险人表明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提示了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故已经符合《保险法》关于提示说明义务的要求，该条款合法有效，人保公司的免责事由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按照该解释的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故对频飞公司认为不适用该解释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频飞公司的行为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符合保险条款中的免责约定，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频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93.6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946.83元，由频飞公司负担。二审中，频飞公司提交案外人无锡远畅运输有限公司、昆山贺帝威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沪诺物流有限公司分别与人保公司签订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协议号分别为PYAEXXXXXXXXXXXXXXXXXX、PYAEXXXXXXXXXXXXXXXXXX、PYAEXXXXXXXXXXXXXXXXXX，保险期间分别为2018年5月10日至2019年5月9日、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0日、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0日)，欲对比证明《保险协议书》是人保公司向同类型物流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人保公司质证认为：认可上述保险协议的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系争《保险协议书》系格式条款。人保公司提交案外人上海川宇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协议号为PYAEXXXXXXXXXXXXXXXXXX，保险期间为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上海浙安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签订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协议号为PYAEXXXXXXXXXXXXXXXXXX，保险期限为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上海霖凯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公司签订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预约协议书》(协议号为PYAEXXXXXXXXXXXXXXXXXX，保险期限为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2月4日)、江苏天鑫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签订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保单号为PYAEXXXXXXXXXXXXXXXXXX，保险期限为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1日)，欲对比证明人保公司与不同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协议存在条款上的重大差异，不属于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频飞公司质证认为，上述保险合同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因签订合同的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各支公司，并非人保公司，且保险期间与系争保险亦不同，不具可比性，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经频飞公司申请，本院准许自然人周某出庭作证，说明系争保险合同订立过程。周某称其曾是上海龙琨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琨公司)员工，龙琨公司与人保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龙琨公司代为销售保险产品，周某任职龙琨公司期间，具体负责与频飞公司订立系争保险合同。其陈述：“频飞公司是我的老客户，每年我会联系频飞公司的黄总沟通保险事宜并询价，会把方案做好发给黄总，黄总同意后盖章付款，款项会直接付到人保公司的账户，人保公司出具保单和发票后再由我转交黄总……龙琨公司与人保公司通过电话和邮件形式沟通，询报价是通过邮件，我本人不直接对接人保公司，由龙琨公司的业管部门对接……《保险协议书》的条款是不能修改的，之前有一些投保人提出了个性化的修改意见或者异议，都被保险公司驳回了，除非抬头、赔偿限额、保费费率等可以改，其他都不能改……我方在询价过程中，附带提出投保单位的特殊需求，通过业管部门反馈给人保公司，均被驳回了……系争保险产品仅在2017年末至2018年末销售，之前频飞公司投保的是其他保险公司的产品……我与频飞公司是通过电话和面谈形式沟通，询价后的方案类似于系争《保险协议书》，包含协议中的所有条款，包括第九条‘安全运输’、第十条‘双方义务’。我将合同材料带到黄总的办公室，将《保险协议书》交给黄总阅看。阅看过程中我有进行说明解释，但不是逐条解释，主要说明保险限额、免赔率、不承保的货物，对第九条和第十条有说过，不是很详细。我说做了那么多年物流了，安全运输规定一定要遵守，黄总表示明白……频飞公司先在《保险协议书》上盖章，然后再将协议交给保险人盖章……系争《保险协议书》在订立过程中，黄总没有提出过特殊修改需求，对其中的第九条和第十条没有提出异议，如果提出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保险公司不会同意的。”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有无向频飞公司说过合同条款不能修改？”周某回答：“说过。”频飞公司质证认为，认可周某为系争保险业务的保险代理人，不认可其向频飞公司说明了《保险协议书》中的免责条款，对其他证词内容无异议。人保公司质证认为，其并未直接与频飞公司签约，而是通过龙琨公司沟通磋商，认可周某确为当时龙琨公司的员工，但按照龙琨公司的要求，其应当在介绍保险产品时就保险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逐条说明，且充分征求被保险人对条款的意见。周某陈述频飞公司的负责人黄总对条款没有提出异议，也能够证明双方在订约时有磋商的过程。本院认证认为，人保公司对频飞公司提交之三份保险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该三份保险协议所涉保险类型与系争保险合同一致，且均由人保公司签署，保险期间与系争保险相近，可用于对照判断系争《保险协议书》的条款性质，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人保公司提交的四份保险协议系其下级分支机构签署，其中部分协议为法院诉讼案件中的证据，因此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认可，亦可用于对照判断系争《保险协议书》的条款性质，予以采纳。人保公司认可周某系龙琨公司的员工，因此本院对周某是系争保险的保险代理人身份予以确认。其证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险协议书》订立的大致流程；二是相关条款为格式条款且告知频飞公司条款不可修改；三是对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因周某为本案保险代理人，其履行代理职责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人保公司承受，其证词在未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对人保公司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其第一、二方面的陈述予以采信。其关于就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的陈述，频飞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根据证据规则应由保险人就其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人保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就该部分证词难以采信。本院对于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一、《保险协议书》订立与履约情况2018年5月，人保公司委托龙琨公司与频飞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书》。龙琨公司的经办人员周某与频飞公司沟通保险需求并向人保公司询价，以此确定当事人信息、保险期间、赔偿限额、保险费等合同基本要素，然后将待签章的《保险协议书》交给频飞公司，并告知合同条款不能修改。频飞公司签署《保险协议书》并缴纳保费。龙琨公司将经频飞公司签署的《保险协议书》交至人保公司，后者出具系争保单。二审审理中，人保公司明确其主张保险免责的合同依据为《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以及《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第三款。《保险协议书》第三条“保险责任”载明：本协议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保险条款》)。第九条“安全运输”第一款载明：甲方(指频飞公司)必须谨慎选择承运人和运输工具，运输的货物和承运的工具必须符合国家或其主管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如果甲、乙(指人保公司)双方已事先就承运人、运输工具、运输包装等约定具体标准，在未征得乙方同意的情况下，甲方不得随意降低标准；乙方将不定期地对甲方的运输货物和承运工具进行安全检查，提供防灾防损方案，甲方应予以积极协作。第十条“双方义务”第三款载明：如甲方违反第九条安全运输的规定，乙方有权解除本保险协议或拒绝承担部分或全部经济赔偿责任。上述两条款的文字未见以特别字体、颜色或其他显著方式标注，协议各条款的标题均以加黑方式标注。协议第十二条“损失与索赔”第三款载明：甲方给物流委托人造成损失，甲方未向该物流委托人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甲方赔偿保险金。除非甲方确实无力先行赔偿，甲方可授权保险人直接赔偿货主。《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一章载明：由于下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依照本条款约定负责赔偿……“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一章第十二条第一款载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货物运输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的标准。第三款载明：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上述第一款文字未见以特别字体、颜色或其他显著方式标注，第三款文字以加黑方式标注。《保险条款》第十七条载明：保险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有关约定，应当由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负责赔偿部分或全部的，被保险人应首先向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提出书面索赔，直至诉讼。交警部门就系争交通事故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经调查，张某驾车经过匝道内弯道处未及时减速，且……车上装载的货物固定不牢，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认定张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频飞公司在系争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向货主进行了赔付，赔付方式为银行转账，金额为199，648元。二、人保公司或其支公司订立的同类保险合同与系争《保险协议书》的条款对照情况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共提供了7份保险合同用以对照，被保险人为不同的物流运输企业，承保人为人保公司或其支公司。经对照发现，该7份保险合同均载明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5份保险合同的第九条标题均为“安全运输条款”，第一款内容与系争《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相同或有个别字词调整；第十条标题均为“双方义务”，第三款内容与系争《保险协议书》第十条第三款相同。另有1份保险合同采用表格制式，未有条款顺号，但亦有与系争《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内容相同的条款。本院认为，根据《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的描述，以及第十七条关于“保险货物发生……损失，如果……应当由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负责赔偿部分或全部的，被保险人应首先向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提出书面索赔，直至诉讼”的约定，该《保险条款》的性质应为货物运输损失保险条款，适用于以货物所有人为被保险人的货运保险产品。系争《保险协议书》虽约定适用上述《保险条款》，但被保险人为物流公司，在第十二条“损失与索赔”中明确约定以被保险人向物流委托人赔偿损失为保险金赔付前提，且约定《保险协议书》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处以《保险协议书》为准，因此系争《保险协议书》的性质应为货物运输责任保险。一审法院关于系争保险性质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款第三款是否为格式条款；2．如果上述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则人保公司有否对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999年《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对格式条款作出了定义：“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根据该定义，格式条款最主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二是“未与对方协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多份同类保险合同均有与系争《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内容相同的条款，且均由人保公司或其支公司预先拟定，符合格式条款“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特征。“未与对方协商”是指格式条款提供方没有就条款内容与相对方进行实质上的磋商，相对方对条款内容并没有实际修改的余地。《保险协议书》签订时，人保公司经由保险代理人告知频飞公司合同条款不能修改，明确表达了拒绝磋商的意思，因此也符合格式条款“未与对方协商”的特征。综上，本院认为《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属于格式条款。人保公司主张保险代理人将《保险协议书》交给频飞公司签章，后者未对条款提出异议，即表明双方经过了磋商。对此本院认为，若提供条款的一方明确表示条款不得修改，则双方就条款内容几无协商余地。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订立合同，若无法接受条款内容，当然有权选择不订约，但不能以其订约行为反推相关条款经过了双方协商。自愿原则的内容包含“有权自主选择与谁订立合同”和“自主决定合同的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格式条款提供方的初衷并不是强制缔约，而是追求交易的便捷，相对方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不能实质上影响条款内容。因此相对方虽然未对条款内容提出异议，并且在合同上签字予以确认，但该条款并不一定是其真正的内心意愿表达。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被保险人负有安全运输义务，第十条第三款载明违反安全运输义务时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拒绝赔付保险金，上述两个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保险条款》第十二条虽未出现在“责任免除”一章，但亦载明被保险人违反安全运输规定时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也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对上述条款，人保公司应依法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由此可知，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应当足以醒目，明确说明的对象应当包括免责情形的概念、内容以及出现该情形时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并未以醒目字体、颜色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保险条款》第十二条仅就第三款进行了加黑显示，而其指向的第一款并未以醒目的字体、颜色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也即仅提示了免责的法律后果而未提示具体的免责情形。故人保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其亦无证据证明就上述条款向频飞公司进行了明确说明。人保公司主张根据《公路法》第五十条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超过道路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道路上行驶，须超限行驶的，应当经相关行政监管机构批准，且只能载运不可解体物品。被保险车辆属于超宽车辆，其行驶证副页载明“仅可用于运送不可拆解物体”，其未取得批准上路行驶，装载的货物为多个原料桶，属于可拆解物体，故违反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保险条款》第十二条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纳入免责事由，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对此保险公司仅须提示而无需再明确说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交警部门认定系争事故原因为驾车经过匝道处未及时减速，装载的货物固定不牢，并未认定被保险车辆未经批准上路行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亦未认定被保险车辆存在装载可拆解物体的情形。《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载运单个不可解体物品的大件运输车辆，在不改变原超限情形的前提下，加装多个品种相同的不可解体物品的，视为载运不可解体物品。被保险车辆装载的货物为多个原料桶，根据上述规定亦不视为可解体物品。故人保公司关于频飞公司违反超限车辆行驶运输规定而导致系争事故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保险条款》第十二条关于安全运输规定的描述，即“国家或主管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属于概括性、笼统性描述，并未明确具体系哪些部门作出的哪些规定。保险人应当对上述免责条款的具体指向加以明确，并就指向的具体内容进行提示说明。即便指向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应当将这些具体的禁止性规定纳入条款。如果指向的是部门规章层面的禁止性规定，则在提示之外还需要进行明确说明。保险人在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先后援引了《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其中既有法律、行政法规层面，也有部门规章层面，但均未在免责条款中予以具体明确，对于部门规章层面的规定亦未明确说明。故不能认为其尽到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人保公司未就《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以及《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等保险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相关条款对频飞公司不生效力。频飞公司投保系争货物运输责任保险，缴纳了保险费，在承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托运货物损毁，向托运人进行了赔偿，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人保公司应为此承担赔偿责任。频飞公司索赔金额为货物价值货损198，180元×(1-免赔率)，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人保公司主张再行扣除16％的增值税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频飞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查明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9341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频飞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178，362元；三、驳回上海频飞物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6.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93.66元，均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竹莺审 判 员 张文婷审 判 员 童 蕾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瞿 峥书 记 员 孙 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