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民初6250号原告：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王裕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兴，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通，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传荣，女，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天振公司”)与被告马传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1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裕成、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兴、被告马传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1月30日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后于2020年12月22日、2021年3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裕成、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兴、孙德通、被告马传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欠款14,214,829.35元(其中包括双方往来账目收支差额及原告为被告的垫支)；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月利率2%为标准，以每年度收支差额和垫支金额为基数、自2010年1月1日起分段起算(当年度累计收支差额和垫支金额自次年1月1日起计算，即2009年度的自2010年1月1日起计算、2010年度的自2011年1月1日起计算，以此类推)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之和。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3日，原告委托被告代为经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向阳圩路XXX号的200亩水泥作业场地，负责该场地出租、维护及租金收支，租金收入后由被告代原告分配并偿还原告在外的所有债务。2016年11月26日，因被告经手的账目中存在多处争议，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一致同意对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项进行审计。2017年1月9日，上海申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亚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原、被告共同委托，对双方自2009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往来款项进行审计，并于2018年2月13日出具申亚专审字(2018)第0015号《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马传荣欠天振公司14,214,829.35元。然而，自上述报告出具后，被告至今仍未返还原告任何欠款或支付利息。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书》及《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共同委托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亦合法有效，被告应当按约定根据审计报告确定的内容返还原告欠款并支付利息。据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马传荣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接受委托之前，原告方存在大量债务并需支付高昂利息，被告接受委托后根据原告要求从委托经营收入中支付，完全符合委托合同授权范围。被告在账册中记载的支出均系根据原告要求处理的公司债务，因被告为原告垫付的诸多高利贷均是以现金形式支付，故无法在公司账户上体现，实际上被告的支出远大于审计报告认定的金额。第二，被告当时同意将双方往来款送交审计系因重大误解作出的法律行为。被告误以为审计机构会将双方所有收支情况均作为审计对象，但实际上审计机构仅对合法合规的收支进行审计，被告高达1200多万的支出因未能在公司账户体现而被审计剔除。第三，原告主张的500多万元垫付款是原告为其公司支付的款项，并非对被告的垫付款，且系公司和其他人的债权债务，均应予以剔除。第四，原、被告委托合同期限至2011年12月底结束，此后被告不再代管原告的账户，后续双方的经济往来和委托经营无关，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第五，委托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支付给刘旭阳的八笔服务费(检测费)计5,609,600.45元应当计入被告的支出，从原告诉请金额中扣除。第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过高，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即15.4%计算。原告天振公司为证明其诉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0年《委托书》，证明2010年6月3日，原告委托被告代为经营水泥作业场地，租金收入后由被告代原告分配并偿还原告对外的所有债务。2.2016年《协议》，证明2016年11月26日，因被告经手的账目中存在多处争议，原、被告一致同意对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项进行审计。3.2017年《委托书》，证明2017年1月9日，原、被告共同委托申亚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自2009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往来款项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4.《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及证人马某某当庭所作的证言，证明申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合法有效，经审计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14,214,829.35元。5.2012年《场地租赁协议》，证明案外人上海高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远公司”)与被告丈夫劳永志签订协议，其中约定的场地租金1,890,000元，被告应当返还原告。6.2012年《加油站转让合同》，证明案外人上海臻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耀公司”)与高远公司签订合同，其中约定的加油站出售款2,480,000元，被告应当返还原告。7.2009年4月上海同泰化工物品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泰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协议》，证明该协议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约定，即使同泰公司委派刘旭阳负责，仍然不能改变该合同是企业之间行为的性质。被告马传荣对原告天振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可以证明原告在外有诸多债务。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误以为审计机构会将双方所有收支情况均作为审计对象，因此构成重大误解。证据4中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中剔除了诸多实际发生的支出款，不能体现实际往来情况。对于证人马某某的证言，认为2011年12月双方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止，此后的收支情况不应纳入审计；审计过程中诸多材料均为口头形式，缺乏书面证据佐证；涉及案外人的债权债务，与被告无关；被告支付给刘旭阳的委托经营期间的检测费应当计入支出。证据5、6与本案无关。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明确，刘旭阳是同泰公司指派的负责人。被告马传荣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手写现金日记账，证明审计报告并未如实体现原始收支情况，原始账册上的支出金额远大于审计报告上的支出金额。2.手写对账单、记录单，证明2009年1月以前原告欠被告1,220,000元，由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王前滨的母亲负责做账，当时原告即存在大量债务；被告每个月的支出交由原告方确认，原告均予以认可。3.2010年《委托书》、2011年《承诺书》，证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王前滨委托被告经营管理水泥作业场地并代为归还原告的债务。4.房地产登记信息，证明原告向案外人借某，以被告房屋作为担保，后法院对被告房屋进行了查封，被告受托后代为归还相关借某，相应支出已纳入审计报告。5.2008年《转租协议书》，证明2008年7月22日被告与高远公司(即原告前身)签订协议，该协议虽未履行，但确认高远公司欠被告16,000,000元，说明原、被告2016年签订的《协议》中所称原告于2009年之前借被告约1,600,000元系笔误，实际金额为16,000,000元。6.2011年8月王前滨出具的《借某明细》，证明借某真实存在，王前滨承认借某并同意被告在委托经营期间从公司收入中归还。被告归还的借某及利息在账本上已经显示扣除，但是审计报告未将还款列入支出进行扣除。7.同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刘学君原为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同泰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已变更。8．证人刘学君、刘旭阳当庭所作的证言，证明同泰公司与原告就涉案场地操作服务事项签订《承包协议》，同泰公司委派刘旭阳为负责人，被告已将合同所涉原告应支付同泰公司的服务费支付给了刘旭阳，刘旭阳及同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学君均予以认可。原告天振公司对被告马传荣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未提交有关支出的凭证，即便确实存在不合规的收支，亦应当按照规则进行审计。证据2中的一张对账单无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张记录单有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说明双方于2010年进行过对账，不能否定审计报告的结论。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承诺书》只能说明王前滨委托被告还债，不能说明审计报告的结论有误。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有关债务并非被告偿还，具体的支出已纳入审计。证据5不予认可，高远公司与原告系两家独立公司，且所谓16,000,000元并无欠条或其他证据佐证，转租协议的基础并不存在。证据6不予认可，仅有借条不能证明已经收到钱款。证据7无异议。证据8不予认可，两位证人均未明确检测费的具体数额，其中刘学君明确其不知道，刘旭阳起初陈述是400多万，但直到最后都不清楚具体金额，故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3日，时任原告天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前滨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被告马传荣代为经营浦东合庆向阳圩路XXX号中已建成的200亩水泥作业场地，负责场地出租、维护及租金收支；租金收入后由马传荣代为分配，偿还本人在外的所有债务(法院查封、私人借某、工程欠款等)。2011年8月19日，王前滨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本人王前滨委托马传荣将浦东合庆向阳圩路XXX号已建成的200亩水泥作业场地的收入偿还本人在外的全部债务，包括2009年前经营高远公司时马传荣代本人借的所有款项，以及现在经营天振公司时本人向马传荣的借某；本人所有借某均用于公司经营，马传荣系以上所有借某的债权人，并全权代表本人从天振公司每月应收款中支付处理。2016年11月26日，王前滨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天振公司在2009年之前借马传荣约1,600,000元，马传荣为了保证每月能够收到利息和归还本金，要让天振公司在2009年11月将工商银行的应收款账户交予其使用并支付公司各项支出和本息。此账户自2009年11月至2011年底期间，马传荣经手支付各种支出中有许多手续不符合财务制度无法做账，另外一些支出有争议，经过六年多次对账未能达成一致。现经双方商定进行审计，双方按照审计报表结算支付，欠款期间应付方支付相关商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017年1月9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书》，约定：原、被告同意共同委托申亚会计师事务所对2009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原、被告之间的往来款情况，包括原告委托被告管理的银行账户(户名：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营业厅，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委托管理期限：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2018年2月13日，申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亚专审字(2018)第0015号《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查明：2009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原、被告的往来账目共计收入25,430,830.95元，支出16,346,487.60元，为被告垫支5,130,486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14,214,829.35元。原、被告在此期间的往来款明细中，2009年累计收入945,837.20元、支出631,123元，2010年累计收入7,011,227.95元、支出5,379,919元，2011年累计收入14,085,565.80元、支出8,257,759.60元；原告为被告垫付费用合计5,130,485.50元，其中包括：2012年9月场地转让费1,890,000元、2012年12月加油站出售款2,480,000元、2011年7月综合保险费11,226.60元、2009年10月杂费6,894.60元、2012年4月水电费72,922.60元、2012年4月电话费2,912元、2012年12月水电费32,305.70元、2015年12月房租131,000元、2012年4月税金363,224元、2009年11月房产证及交税款140,000元。审理中，原、被告双方认可委托合同期限自2009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底结束，期间原告将其名下尾号为5035的工商银行账户交由被告掌管，后于2011年12月底将该账户收回自行管理。关于审计报告中载明原告为被告垫付款明细，原告表示：第一，关于场地转让费1,890,000元，实为场地租赁费，系根据高远公司与劳永志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应当由劳永志支付给原告但实际并未支付的费用；第二，关于加油站出售款2,480,000元，系根据臻耀公司与高远公司签订的《加油站转让合同》，应当由原告收取，但实际由被告收取后并未转交给原告的费用；第三，关于综合保险费11,226.60元，系由原告为劳永志、马传荣缴纳的社保费用，但双方并无劳动合同关系；第四，关于杂费6,894.60元，系刘旭阳在检测场地发生的门卫及餐费等，其应当支付给原告但实际并未支付，由原告垫付的费用；第五，关于水电费、电话费等108,140.30元，系刘旭阳在检测场地发生的费用；第六，关于房租131,000元，系由被告经手的将原告建造的房屋出租未收取的租金、2间门面房改装费用、劳永志拿走3个空调的价款；第七，关于税金363,224元，系刘旭阳收取检测费后以原告名义开具发票产生的费用；第八，关于房产证及交税款140,000元，系被告购买房屋由原告垫付的费用。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约定由被告代为经营水泥作业场地并代为归还相关债务，被告予以接受并实际履行，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双方自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就上述委托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内收支差额提出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审计结算，现双方对申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确认的收支情况不持异议，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1年累计收入分别为945,837.20元、7,011,227.95元、14,085,565.80元，累计支出分别为631,123元、5,379,919元、8,257,759.60元，据此，截止2011年12月底，被告结欠原告共计7,773,829.35元。被告辩称，其代为原告支出的服务费5,609,600.45元及归还的大量借某本息均应列入其支出，从收支差额中扣除；原告则认为，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已支出相关款项，具体的收支情况应以审计报告为准。本院认为，原告所称服务费系基于原告与同泰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现被告提供的证人刘学君、刘旭阳分别系原告的前夫、儿子，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且刘学君已不再担任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旭阳称其收取服务费后未交给公司，故在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将相关服务费支付给同泰公司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的相关意见不予采信，相关服务费可由合同当事人另行处理。原告辩称其代为原告归还大量借某本息，因缺乏证据而未被审计认定，审理中被告仍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据此，原告主张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产生的欠款7,773,829.3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就2012年1月以后收支差额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原告认为，双方2016年《协议》、2017年《委托书》及持续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可以证明2012年1月以后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一直延续至2015年，且双方一致确认通过审计结算支付款项，故原告有权以委托合同关系就2012年1月以后的往来款差额提出债权主张；被告则认为双方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11年12月底结束，原告以委托合同关系提出2012年1月以后的相关主张并无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自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至2011年12月底结束，根据其提供的2016年《协议》、2017年《委托书》内容，双方仅协商约定就往来款进行审计并根据审计报告进行结算，不足以证明双方事实上延续了委托合同关系。故对原告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就2012年1月以后的往来款提出的债权主张，本案中不作处理。关于原告就垫付款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审计报告中所载原告为被告垫付款合计5,130,485.50元，根据原告自述，均系涉及案外人或某某于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故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在本案中处理。原告以委托合同经营方名为被告，实为被告及其丈夫、儿子等，该垫付款实质上系由被告家庭成员共同发生，应当参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处理为由，向被告主张还款，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欠款利息。本院认为，根据双方2016年《协议》，欠款期间应付方应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不悖，被告理应按约就上述认定的欠款金额支付利息，但因双方委托合同关系至2011年12月底终止，相关利息应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本院依法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予以调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马传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欠款7,773,829.35元；二、被告马传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7,773,829.35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88元，由原告上海天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0,871元，被告马传荣负担66,2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琼花审 判 员  陈 洁人民陪审员  施玉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董晓菲书 记 员  马 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