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1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太强，男，196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应芬，女，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代理人：余胜波，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鸿，男，199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靖，男，199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远波，男，1995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兵兵，男，198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母应星，男，199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飘，男，199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维娟，女，198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本江，男，199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杰，男，199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原审原告：罗某，女，201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法定代理人：李某（原审原告罗某之母），女，199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上诉人罗太强、张应芬因与被上诉人杨世鸿、袁靖、王远波、王兵兵、母应星、刘飘、郑维娟、丁本江、李春杰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2民初6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罗太强、张应芬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382民初617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从罗太强、张应芬所提供的各被上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可证实喝酒的起因、参与喝酒的人员、喝酒的经过、散场结束离开时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罗太强、张应芬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九被上诉人是否均参与饮酒，有哪些人在聚餐过程中存在劝酒、攀酒等行为，从而致使罗锐饮酒过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被上诉人对死者罗锐发生死亡具有过错。罗锐开车前往喝酒处且车辆就停放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在喝酒喝到凌晨3点半左右已是醉酒状态，其人身安全系数显著降低处于危险状态，在共同参与喝酒的杨世鸿、王远波、母应星明知罗锐系驾车辆而来且车辆就停放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是能够预见罗锐存在可能驾驶车离开的情形但未对其进行照顾护送到安全地方；杨世鸿在散场结束时是知晓罗锐已是喝醉了的，在碧桂园路等红灯时看到罗锐驾驶车辆，罗锐告知要继续开车回东城小区时，杨世鸿以及同行的袁靖、刘飘、王兵兵等人在主观系是能够预见死者罗锐喝酒仍驾驶车辆是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而轻信会避免便未进行阻止，也未安排他人替代死者罗锐驾驶或要求靠边停车甚至报警阻止，在该阶段也未进行照顾护送。因此，罗锐发生事故系醉酒致使其辨别认识、判断操作等驾驶能力显著下降和杨世鸿等人未尽到护送照顾义务的即过失行为才共同予以导致，杨世鸿、王远波、袁靖、母应星、刘飘、王兵兵的过失行为与本案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最后，作为喝酒的召集人以及参与喝酒的人，在喝酒散场后发现喝醉了的人护送到安全地方，不管是打车还是叫代驾、还是让没有喝酒的人进行护送、还是通知一下家属来接、甚至为其开个房间休息以防出现意外这符合社会一般认知，且这也是在社会大众一般都会做到上述事宜，一审法院以“是否尽到该义务，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后果”来宣扬对于喝酒这类社交活动，不管是召集者还是参与者，在散场结束时只要自己没事儿，对其他喝酒的人是否已醉酒能否安全到家，是否会预见发生危险采取相应措施都不用管的社会价值观念是错的。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证据不足判决罗太强、张应芬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罗太强、张应芬所提交被上诉人在仁怀市所作的《询问笔录》，对于罗太强、张应芬所主张的诉请及依据的案件事实能够充分予以证实，且杨世鸿在庭审中也明确表明对死者罗锐未尽到护安全护送义务。杨世鸿辩称，2020年8月6日下午，我发微信朋友圈想喝酒，是罗锐主动邀约我喝酒的，我当时也提醒过罗锐开车不喝酒，且当时吃完宵夜后罗锐已经喝醉了，我当时也提醒他不要喝酒开车，他一意孤行将车开走后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我认为罗锐的死亡与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责任。因为死者的家离我们喝酒的地方不到500米，当时我还两次电话告知他喝酒不要开车，一审提交了电话录音证明我已经尽到了义务。袁靖辩称，我与死者不认识，也没有和他喝酒。王远波辩称，我与罗锐不认识，是通过杨世鸿认识的，我是旁边一桌吃烧烤，没有和他喝酒。罗锐的死亡与我没有关系，罗锐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造成的后果，与我无关。王兵兵辩称，我当时在别处喝酒后，我到烧烤现场是凌晨2点钟，罗锐我不认识。杨世鸿我也不认识。我只认识袁靖和刘飘，当时我是打车去的烧烤摊,且我没有和罗锐喝酒，我是和刘飘喝了两杯酒后，当时是李春杰驾驶车辆和刘飘来接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罗锐是否驾驶车辆，我与罗锐不认识，道义上的义务不是法律上的义务，我不应当承担责任。母应星辩称，我当时和我其他朋友王远波、张瑞在另处吃东西，当时已经吃完后准备回家，王远波叫我带两包烟给他，我也不认识死者，因为王远波和杨世鸿认识就让我与杨世鸿、袁靖喝了一杯。当时看见死者驾驶车辆，但是我不认识死者所以不知道车辆系死者的，后来我就提前走了。所以死者的死亡与我无关。刘飘辩称，我到烧烤摊只有十分钟时间，当时在座的我都没有参与喝酒，我只和王兵兵喝了两杯酒后就回家了。因为我不认识罗锐，我也没有义务去劝他，当时我在车上口头上说不要开车。他的车辆速度很快。所以我没有责任。郑维娟辩称，我是烧烤摊老板，这个事情与我无关。李春杰辩称，我当时没有喝酒，也不认识死者，这个事情与我无关。罗太强、张应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世鸿、袁靖、王远波、王兵兵、母应星、刘飘、郑维娟、丁本江、李春杰共同赔偿二原告7076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8月6日，杨世鸿在微信上发布几条朋友圈，声称自己想喝酒，之后，罗锐与其取得联系，邀约前往二桥喝酒，但杨世鸿之前已与王远波相约在鲁班街道喝酒，双方遂约定前往鲁班街道喝酒；8月6日晚上12时许，罗锐开车在盐津街道五转盘接到杨世鸿后一同前往鲁班大道游乐园门口郑维娟的烧烤摊处吃宵夜，二人到达时，王远波、母应星、张锐（音）已在该烧烤摊处喝酒吃宵夜，王远波邀约杨世鸿在同一桌吃，被杨世鸿拒绝，杨世鸿与罗锐另行点菜在邻桌吃喝，之后，王远波与母应星亦搬至该桌共同吃喝；8月7日凌晨1点20分左右，袁靖经杨世鸿邀约赶到该烧烤摊处同杨世鸿一起吃喝，期间，王远波与母应星自行离开，未再继续吃喝；8月7日凌晨2点左右，王兵兵乘坐出租车到该烧烤摊欲吃点东西，遇到与之相熟的袁靖，受袁靖邀约同桌共同吃喝；8月7日凌晨2点35分左右，受杨世鸿邀约的丁本江从家里来到杨世鸿等人吃喝处共同吃喝，之后，乘坐在李春杰车上准备前往中枢的刘飘在微信上看到杨世鸿在鲁班与朋友喝酒，遂与杨世鸿联系，然后与李春杰一起开车前往杨世鸿处，李春江未参与吃喝，刘飘参与吃喝；8月7日凌晨3时35分，杨世鸿向摊主买单，支付450元后，聚餐结束，丁本江先行走路回家，李春杰准备开车回中枢，并搭载杨世鸿、袁靖、刘飘等人一起返回，受袁靖请求，先行帮忙送王兵兵回鲁班街道黄家田社区的家中，杨世鸿等人乘车离开后，罗锐亦驾驶闽Ｄ×××××号小型轿车尾随李春江的车辆向仁怀市中枢方向行驶，行驶至王兵兵居住地附近时，双方相遇，杨世鸿要求罗锐回家，之后各自驾（乘）车离去，罗锐仍然驾驶往中枢方向行驶，该过程中，杨世鸿曾与罗锐有过两次简短的通话，双方车辆行驶至鲁班大道与坛茅快线交接处的红绿灯时，罗锐驾驶的车辆即超越了李春江驾驶的车辆；8月7日4点3分左右，罗锐驾驶车辆行驶至仁怀市桥桥头路段时，与道路中央隔离花坛内巨型广告牌支柱相接触，造成罗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及车辆、绿化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仁怀市查明，罗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88.95ｍｇ／100ｍｌ，已达到认定醉驾的标准。2020年9月29日，仁怀市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罗锐在该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另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地距离杨世鸿、罗锐等人聚餐的地方约11.5公里，按导航上的驾车前往时间约18分钟；罗锐生前的常住地位于仁怀市后面，与聚餐地点相距约1.7公里，按导航上的步行前往时间约25分钟。又查明，罗太强、张应芬系罗锐的父母，罗某系罗锐生前与李某的非婚生女儿，现罗太强、张应芬、罗某以杨世鸿、袁靖、王远波、王兵兵、母应星、刘飘、郑维娟、丁本江、李春杰未尽提醒、照顾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过失、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罗锐的死亡原因系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经抢救无效，并非饮酒过量引发身体不适致死，聚餐饮酒与罗锐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得知，罗锐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其驾驶车辆过程中操作不当，形成原因是其无证、醉酒驾驶，即与案涉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先行行为系罗锐无证、醉酒驾驶。“有驾照才能开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已形成社会共识，罗锐生前对无证驾驶和醉酒开车的违法性、高度危险性这一生活常识必然或者应当知道，其醉酒后仍然无证驾驶汽车上路，从法律上说，涉嫌违法犯罪，从行为后果看，必然对自己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威胁，任何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导致自身损害，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关于九名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不能概而论之。从身份上看，九名被告中有聚餐组织者、参与者、食物销售者三类；从行为上看，九名被告中有参与饮酒的、未饮酒的、旁观的；从时间上看，九名被告中有在罗锐离开之前离开的、聚餐结束时一起离开的、聚餐结束后仍未离开的；从亲密程度看，九名被告中有罗锐的朋友、有不认识罗锐的、有聚餐时才认识罗锐的。应该说，九名被告是否有劝酒行为，是否未曾劝阻罗锐饮酒后不能开车，均不是罗锐无证、醉酒驾驶汽车实施违法行为的正当事由。九名被告是否均参与饮酒，有哪些人在聚餐过程中存在攀酒、强行劝酒等行为，从而致使罗锐饮酒过量，罗太强、张应芬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罗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身酒量应有预判，是否超量饮酒由其自己决定，他人劝酒仅是外因，并不能决定其喝醉酒，同理，罗锐酒后是否驾驶车辆上路也是由其本人决定，他人是否劝阻、提醒也仅是外因，并不能决定其实施无证、醉酒驾驶车辆这一违法行为，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有人要求罗锐在酒后必须开车回家或运送他人回家。当然，同桌就餐的人有义务相互提醒、劝阻不要酒后开车，但该义务应属于道义上的义务，并非法定义务，是否尽到此义务，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后果。换言之，如果从提醒、劝阻义务看，罗太强、张应芬作为罗锐的父母，且共同生活，理应知晓罗锐系无证驾驶，对此违法行为，二人之前是否劝阻过罗锐？如果劝阻过，从案涉事故看，劝阻的效果显然甚微。关于杨世鸿作为案涉聚餐活动的召集者、组织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众所周知，聚餐是一种正常的传统的社交活动，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聚餐饮酒等行为，亦不具有高度危险性，其安全风险也为普通人所理解和认同，杨世鸿发起聚餐的目的并非为了谋利，仅是一种情谊行为，参与者纯属自愿，并非被强迫。从查明的事实看，杨世鸿虽然系乘坐罗锐的车辆前来鲁班街道，但其返程时并未再次乘坐该车，而是与另外王兵兵、刘飘、袁靖一同乘坐被告李春杰驾驶的车辆离开，罗锐驾驶的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并无其他人员乘坐。为证明自己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杨世鸿提交了与罗锐的通话记录，并声称自己在通话中提醒了罗锐不要开车、注意安全，罗太强、张应芬虽对此事实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遇到自己的熟人正在实施一项危险行为，通常都会提醒一下，故对杨世鸿辩称自己已尽到提醒义务的意见，予以采信。即便杨世鸿并未尽到提醒义务，如前所述，这种提醒、照顾义务并不足以使杨世鸿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关于郑维娟作为夜宵摊摊主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导致罗锐死亡的原因系道路交通事故，并非食物中毒，罗锐在聚餐中是否饮酒，要饮多少酒，是否有驾驶证，是否酒后开车，均不是被告郑维娟所能预知和左右，法不强人所难，在顾客有同伴的情况下，不能苛求一个摊主承担起提醒每个顾客不要去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更何况，无证不驾驶、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且司法机关一直对该类违法犯罪行为保持着持续高压打击状态，亦未能让罗锐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即便郑维娟出言劝阻，又能真正起到多大作用？顾客在酒精的刺激下，摊主的“唠叨”是否反而引起矛盾纠纷？罗锐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意外身亡，必然会给其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案件审理中，亦了解到罗太强、张应芬家庭经济较困难，安葬罗锐的费用系亲友们自发捐赠的“人情钱”。九名被告作为罗锐生前的朋友、熟人或者说一面之缘者，希望都能够理解罗太强、张应芬的苦处与困难，基于道义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希望原告能够明白，道义上的义务并非强制性的，在无法律明文规定时，任何人不能将自己的过错行为引发的不利后果强加于别人。综上所述，罗太强、张应芬以被告未尽到照顾、提醒义务等为由，主张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共同赔偿其损失707610元的诉请，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据此判决：驳回罗太强、张应芬、罗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9元（已减半），由罗太强、张应芬、罗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世鸿、袁靖、王远波、王兵兵、母应星、刘飘、郑维娟、丁本江、李春杰对死者罗锐是否应该承担提醒注意义务，以及是否应当对罗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行为人因先前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境地时，行为人负有消除或防止这种危险发生的义务。经查，杨世鸿与罗锐认识，除郑维娟作为烧烤摊营业人外，其余七被上诉人是基于与杨世鸿之间的情谊关系故而在同桌喝酒，其中有参与饮酒的、未饮酒的、旁观的；有先于罗锐离开、聚餐结束时一起离开的、聚餐结束后仍未离开的。罗太强、张应芬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在仁怀市所作的《询问笔录》已证实聚会时喝酒人员已经存在攀酒、劝酒行为。经本院审查，该《询问笔录》并没有在场喝酒人员有攀酒、劝酒行为的记载，故对罗太强、张应芬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认可。郑维娟作为营业者，当顾客有同行者陪同时，不能要求其对顾客负担提醒注意义务，故王远波、袁靖、王兵兵、母应星、刘飘、郑维娟、丁本江、李春杰并未使罗锐陷入酒后驾车的危险境地，且亦未存在攀酒、劝酒等强迫罗锐喝酒等行为，故对罗锐之死亡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杨世鸿与罗锐相约喝酒，且在聚会散场之时，罗锐已喝醉，杨世鸿有义务防止罗锐因醉酒陷入危险境地。结合杨世鸿陈述及公安接待笔录，证明杨世鸿在离开烧烤摊时曾劝阻罗锐不要驾车，或者去烧烤摊附近的洗脚城休息，且也无证据表明离开烧烤摊时，罗锐已处于意识不清的情形。并且当杨世鸿发现罗锐驾车前往中枢方向时曾两次拨打罗锐电话，劝其不要驾车，杨世鸿已履行提醒注意义务，但罗锐仍执意酒后驾车，故杨世鸿对罗锐之死亡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驾车上路需具备相应的驾驶证件，酒后不能驾车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罗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自己的酒量和无驾驶证不能开车的规定。但罗锐在明知自己醉酒、且无驾驶证的情况下，不听同行人劝阻执意驾驶车辆导致本案车祸的发生，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太强、张应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38元，由罗太强、张应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亚琼审判员  何 容审判员  喻 茜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颜穗书记员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