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7民终7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伟山，男，汉族，1983年3月26日出生，住原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女，汉族，1986年4月28日出生，住址同上，系刘伟山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莉，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国杰，男，汉族，1972年3月21日出生，住原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辉，上海段（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108号。法定代表人：王振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冬梅，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婷，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山因与被上诉人郭国杰、原审第三人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通运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5民初3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伟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王润莉，被上诉人郭国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辉，原审第三人交通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冬梅、周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伟山的诉讼请求，驳回郭国杰的反诉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郭国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性质、郭国杰是否具备车辆转让的资格及所涉车辆转让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认定错误，存在事实查明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将刘伟山与郭国杰之间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为权利转让合同是错误的。1、2019年2月20日，郭国杰与刘伟山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了车辆具体信息、两台车的价款、车辆转让时间等，双方明确针对的是车辆本身的转让。同时案涉转让协议所适用的法律系《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本办法所称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到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双方对于本合同所转让的内容是明确的，即转让的是车辆的所有权，是整个车辆。2、对合同性质的判断应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其签订合同是建立在车辆所有权归郭国杰个人所有的基础上的。一审法院将案涉转让协议认定为权利的转让系错误的，依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郭国杰仅仅将权利转让也就是其基于与交通运输公司之间的《营运客车承包合同书》项下取得的权利转让，而该合同是双务合同，如果双方是对权利的转让，那么是不是承包合同书项下的义务依然归属郭国杰本人，由其承担，显然一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二、无论本案车辆转让协议的性质如何，郭国杰并非车辆所有权人，也未取得相应的处置权，不具备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资格。1、案涉豫Ａ×××××号车辆登记在交通运输公司名下，所有权归交通运输公司，且车辆的实际出资人也并非郭国杰，也没有取得交通运输公司的授权，郭国杰无权处分该车辆。2、即使抛开车辆转让协议的性质不说，即便仅就权利资格问题来说，郭国杰亦无权进行转让。郭国杰与交通运输公司签订《营运客车承包合同书》，明确约定对承包车辆不得有擅自转包、转让、出租、抵押等情形，截至目前，双方合同仍然在履行中，并未解除。郭国杰与刘伟山签订案涉转让协议之时及事后均未取得交通运输公司的同意，郭国杰无权对车辆及车辆附随义务做任何的处理。3、即使依照原审法院的逻辑，案涉转让协议是对权利的转让，而郭国杰与交通运输公司之间的《营运客车承包合同书》是双务合同，且该合同明确限制了郭国杰的转让权，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不能进行转让的情形，即使仅仅是合同权利也不能进行转让。故郭国杰并未取得交通运输公司的同意，不论是对车辆本身还是对车辆所涉的经营权其均无权进行转让。三、所涉车辆转让协议应予以解除，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案涉豫Ａ×××××号车辆的所有权人为交通运输公司，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主张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郭国杰从未取得豫Ａ×××××号车辆所有权或处分权，刘伟山有权利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2、即使抛开所有权能否转移的问题不说，郭国杰与交通运输公司之间的《营运客车承包合同书》明确约定郭国杰不能擅自转包、转让等，截止到目前郭国杰依然没有同意承包权的转让，合同权益依然仅仅对准郭国杰。无论案涉转让协议涉及何内容的转让，均无法继续履行，刘伟山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刘伟山有权解除本协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案涉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郭国杰没有转让车辆抑或转让车辆经营权的资格，转让协议应当被解除。故上诉人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依法支持。郭国杰辩称：一、探求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关于本案《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一审法院认定系权利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认定准确，应予维持。即郭国杰系将线路运营权的承包主体资格转让给刘伟山，不涉及车辆所有权及线路运营权属的变更，刘伟山自2019年2月20日至今占有、使用案涉车辆，并从事线路运营取得收益，刘伟山的合同目的已实现。（一）从合同条款的角度出发，《车辆转让协议》第一条即明确车辆承包运营线路，指向明确为车辆运营线路；第三条表明郭国杰的合同义务是交付齐全、合法的证件；第四条表明郭国杰的义务是保证车辆信息的真实、合法。《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明显区别于通常意义的车辆买卖，没有约定郭国杰配合刘伟山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节点及费用承担。自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11月1日刘伟山起诉解除合同，期间从未向上诉人主张办理车辆所有权过户，也即其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取得车辆的所有权，而是取得豫Ａ×××××号牌车所对应的周庄至郑州线路运营权的主体资格，从事运营取得收益。（二）从合同交易目的角度，刘伟山自认之前在案涉豫Ａ×××××号号牌车当过司机，知道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公司；郭国杰将豫Ａ×××××号号牌车行驶证、营运证、进站证等证件交付刘伟山时，刘伟山知道或应当知道车辆登记的所有人。刘伟山作为长期从事公路客运的运输者，知晓公路客运营运车辆的经营需要登记于具有营运资质的运输公司名下，其从郭国杰自然人处取得车辆，真实意思不可能是取得车辆的所有权，而是取得豫Ａ×××××号牌车的承包经营权，从事运营取得收益。同样，刘伟山还自认2019年至今，车辆实际由其占有、经营并取得收益。若刘伟山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取得车辆的所有权，则车辆的营运性质即发生“营转非”，成为非营运车辆，显然刘伟山出资的目的不可能是取得无法从事营运的车辆所有权。这与其至今占有并取得收益的行为自相矛盾，更与订立《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互相矛盾。（三）从营运车辆交易习惯角度出发，公路客运营运车辆的所有权均系具备营运资质的运输公司，运输公司通过对外承包，将车辆营运的经营权承包给自然人，由自然人从事营运，运输公司收取管理费。作为长期从事公路客运的运输者，刘伟山不可能不知道营运车辆的交易习惯。（四）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发生争议，不应当仅仅依据合同“名称”认定合同性质，而应当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解释补充合同的漏洞，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关于《车辆转让协议》所提及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并非协议的条款内容，不得认定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车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郭国杰已经履行了《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交付车辆的承包经营权及相关证件，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刘伟山至今占有、使用豫Ａ×××××号牌车，并一直从事运营取得收益，其诉请解除《车辆转让协议》关于豫Ａ×××××号牌车的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刘伟山自认协议订立后，案涉车辆一直由其实际占有，并雇佣崔国安作为司机，从事营运，取得收益。而协议签订时，郭国杰将案涉车辆的证件包括行驶证、营运证等交付刘伟山，刘伟山对于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及车辆的营运属性明知或应知。郭国杰已经履行了《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二）公司作为豫Ａ×××××号牌车辆的所有权人，2019年1月1日与刘伟山签订《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协议的内容指向的是刘伟山应当履行的车辆营运结算、经营者变更等义务，其中第3.7条、4.1条更是针对车辆运营结算的约定，显而易见，合同的上述内容有且只能是车辆承包经营权人才能签订的协议。其中第3.5条明确约定经营者重新签订《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据此可知，一是豫Ａ×××××号牌车辆作为公路客运营运车辆，公司允许承包经营权的变更、转让；二是公司明知并同意豫Ａ×××××号牌车辆承包经营权已由郭国杰转让至刘伟山名下。（三）郭国杰提供了大量佐证材料证据，证明公司每月的安全例会、每月经营结算、车辆技评等日常事务均与刘伟山或其妻子联系，案涉车辆的上述事务均与郭国杰无关，2019年2月2日后公司也从未向郭国杰收取管理费、保险、税费等，更未办理结算。而上述事宜均由公司通知刘伟山或李静办理，刘伟山系豫Ａ×××××号牌车辆的实际经营者，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三、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及线路运营权的特许使用人，已经明知且同意车辆的承包经营者由郭国杰变更为刘伟山。（一）2019年2月20日，郭国杰和刘伟山已经在公司财务科办理了财务对账及交接手续，当面结清，办理了转交手续，以后的收入结算均由刘伟山负责。其实，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韩经理，已经通知了公司，豫Ａ×××××车辆承包经营权已经由郭国杰转让给了刘伟山，可以在公司内部办理承包经营者变更手续。后因韩经理去世，办理手续搁置，但是公司很清楚豫Ａ×××××已经由刘伟山实际占有、承包并收益，从管理费的交纳、签订进站协议、车辆检测、安全例会、结算领取等，公司都已经同意刘伟山承包。（二）2019年9月25日，李静出具的《保证》，该内容部分系公司时任负责人贺冬梅书写，也证明公司对于车辆承包权的转让已经明知。（三）2019年1月1日，公司与刘伟山签订《客车进站经营协议书》，载明案涉车辆由刘伟山实际承包经营。（四）2019年2月20日后，公司针对豫Ａ×××××号车每月的安全例会、每月经营结算、车辆技评等日常事务均与刘伟山或其妻子联系，对应的微信群及聊天记录郭国杰已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事宜公司再未与郭国杰联系，据此也可以得知公司明知且同意刘伟山实际承包经营案涉车辆。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审期间，公司否认《车辆转让协议》，原因在于刘伟山作为诉讼原告认为案涉协议性质系所有权及线路运营权的转让，而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及线路运营权的特许使用人，不可能将上述权利转让。四、刘伟山单单诉请解除豫Ａ×××××号牌车，实则是转嫁其经营风险，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车辆转让协议》涉及豫Ａ×××××号牌车与豫Ｇ×××××号牌车，结合二车的载客人数、线路、营运期限等，二车的价值不能简单平均计算；从管理成本角度，豫Ａ×××××号牌车管理费为10000元/月，豫Ｇ×××××号牌车管理费为100元/月，现刘伟山仅解除豫Ａ×××××号牌车的转让，存在恶意；且诉讼已查明，豫Ａ×××××号牌车与豫Ｇ×××××号牌车均系营运车辆，车辆的所有权人均系具备营运资质的运输公司，并非郭国杰个人，均不能实现办理过户登记转移所有权，现刘伟山单单解除豫Ａ×××××号牌车的转让，更能证明其解除存在恶意。刘伟山单单解除案涉车辆转让的真正原因在于，其不能妥善处理与公司和同行之间的关系，以致客源减少，加上疫情原因，收益降低，为转嫁商业风险，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五、一审法院判决继续履行《车辆转让协议》关于豫Ａ×××××号车，判决刘伟山支付剩余转让费，极大程度上实现了双方权利义务平等，避免因解除产生的恢复原状、营运损失及车辆折旧等损失的鉴定及确认，且一审法院释明后，郭国杰申请法院调取案涉车辆运营收支结算原始账簿及车燃气卡收支结算原始凭证，法院也未能调取，有效地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法律关系准确，判决结果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极大地弘扬了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维护了公平正义。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交通运输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涉豫Ａ×××××号车辆被停运后，又恢复运营的真实情况和原因的情况下，错误理解为是本公司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认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公司不知道刘伟山与郭国杰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郭国杰与本公司签订的《营运客车承包合同》和《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对承包车辆不得有擅自转包、转让、出租……等损害交通运输公司权益的行为，否则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七八月份，交通运输公司在对客运车辆经营管理过程中得知，郭国杰和刘伟山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郭国杰将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豫Ａ×××××号车辆转让给了刘伟山，依公司管理规定对豫Ａ×××××号车辆停运整顿。因营运线路属于国有资产，线路停运后很难再恢复，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且考虑到民生，线路停运百姓出行不便，同时该车辆每个月都有运营成本，一直被停运会造成车辆经营者严重的经济损失，经刘伟山多次沟通与保证，欲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与郭国杰之间的纠纷，公司从善意考虑，同意让案涉车辆继续运营，但并未认可或者是追认案涉协议的效力，并且所有运营费用均是通过郭国杰在第三人处登记的账户结算。故案涉协议中对豫Ａ×××××号车辆转让部分应当解除。二、一审对案涉协议性质的认定错误。协议性质的认定应回归案涉协议的全文。首先，该协议名称为车辆转让协议；其次，合同主体名称为卖方和买方；再次，引文部分的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正文第二部分明确写明两台车的价款……。正文第六部分以上两台车从2019年2月20日转让……；最后，综合判断该协议为车辆买卖协议，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客运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转让。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本公司与所有客运承运人签订的《营运客车承包合同》和《经营承包合同书》成文一纸空文。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案涉协议的性质，即使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线路经营权也是不得随意转让，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中，公司提交了《营运客车承包合同》和《经营承包合同书》，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对该证据无任何异议。该合同签订主体为郭国杰和本公司，合同条款明确约定不得擅自转让所承包的车辆。目的为公司管理需要，如果任何线路承运人均可在交通运输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车辆或者经营线路，无法保障国有资产的稳定性、公司的管理规程等问题，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交通运输公司将案涉车辆恢复运营视为对车辆转让协议的认可，忽视上述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导致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所述，郭国杰无权转让交通运输公司名下的豫Ａ×××××号车辆或者该车辆对应的线路经营权，公司同意案涉车辆恢复运营是为保护国有资产流失、考虑民生，便于百姓出行及善意的考虑到经营者停运期间的经济损失，并非对案涉转让协议的认定，且所有费用均通过郭国杰在公司处登记的账户结算。刘伟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关于豫Ａ×××××的车辆转让协议；2、要求郭国杰返还刘伟山购车款35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日起至返还结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要求郭国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重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将原诉讼请求第1项要求“被告返还35万元整及利息”变更为：“被告返还331000元整及利息”；2、增加第2项“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AJ6587车辆转让部分；3、第2项“要求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变更为第3项；4、由于原一审庭审中郭国杰在《答辩状》中已承认收到刘伟山共计转款66.2万元的事实，故此，撤销有关追加郭宇、李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申请。郭国杰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反诉请求：1、判令刘伟山继续履行与郭国杰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2、判令刘伟山向郭国杰支付转让费38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刘伟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郭国杰与第三人交通运输公司签订《营运客车承包合同书》和《经营承包合同》，其约定由郭国杰承包案涉车辆豫Ａ×××××号45座客车从事郑州--周庄班线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5年60个月，自2013年1月1日起到2017年12月31日止，郭国杰交纳60万元作为承包保证金，运输公司按月从承包保证金中扣除车辆使用折旧费，从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扣除60万元，2018年1月1日不再收取车辆使用折旧费，合同期内郭国杰如解除合同，应按车辆的剩余价值向运输公司支付对价，车辆所有权归郭国杰，另外郭国杰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车辆不得擅自转包、转让等条款。合同签订后，郭国杰运营至2019年初，在郭国杰运营期间，刘伟山及其妻子李静是车辆司机和售票员，2019年2月20日，刘伟山与郭国杰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刘伟山作为买方，郭国杰作为卖方，将豫Ａ×××××车辆（营运路线：郑州-周庄）及豫Ｇ×××××（营运路线：包厂-郑州）车辆转让给刘伟山，以上两台车价款为700000元，协议签订后，刘伟山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及现金的方式将协议约定的款项转给了郭国杰的妻子李楠及女儿郭宇，共计支付662000元。郭国杰将车辆手续交于刘伟山，刘伟山开始经营该车辆，有关营运手续都是刘伟山与运输公司进行结算，刘伟山经营过程中，因该车私自转让被运输公司停运，后李静于2019年9月25日写出保证，保证于2019年9月30日前解决完毕，否则车辆继续停运，后该车辆恢复运营。2019年11月11日，刘伟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有关豫Ａ×××××号车辆的转让部分，并要求郭国杰返还购车款35万元及利息，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19）豫0725民初4050号民事判决，解除了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豫Ａ×××××号车辆的转让，并判令郭国杰返还车辆转让款331000元及利息，郭国杰不服判决，上诉至新乡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发回我院重审。重审期间，刘伟山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合同并返还车辆转让款331000元及利息，郭国杰提出反诉，要求刘伟山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下余转让款3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车辆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2、本案车辆转让协议转让的权利性质；3、本案车辆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关于本案车辆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刘伟山在诉讼中主张解除双方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AJ6587车辆转让部分，也认可合同的效力，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转让时未经过第三人运输公司同意，但事后经刘伟山协调，该车辆被停运后又恢复运营，应视为运输公司对车辆转让协议的认可，故该车辆转让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关于本案车辆转让协议转让的权利性质问题，法院认为，本案系权利转让合同法律关系，郭国杰转让了其作为客运线路承包经营者通过出资获得收益的权利，也就是郭国杰从事客运业务的主体资格，本案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并不涉及该条客运线路经营权权属的变化，客运线路经营权依然属于运输公司所有，线路经营权并未流转，郭国杰只是转让了自己作为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权的主体资格，郭国杰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转让对运输公司而言只是出资人产生了变化，对外均以客运公司的名义经营该线路，合同目的依然能够实现，而且该车辆被停运后又恢复运营，说明运输公司以实际行动已经认可了双方的车辆转让行为，故本案的转让应认定为客运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转让，而不是车辆所有权的转让。关于本案的转让协议应否解除问题，法院认为，双方系亲属关系，而且刘伟山曾为郭国杰担任司机，对车辆的权属性质应该是了解的，而且在签订合同后，刘伟山已经支付了大部分车辆转让款项，郭国杰也将车辆及车辆的所有证件交与刘伟山，合同的大部分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刘伟山以郭国杰对车辆没有所有权不能办理过户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因该车辆属于营运车辆，不可能过户到个人名下，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合同应继续履行，刘伟山应向郭国杰支付下余车辆转让款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一、驳回刘伟山的诉讼请求；二、刘伟山与郭国杰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豫Ａ×××××部分继续履行；三、刘伟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郭国杰支付车辆转让款3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550元，由刘伟山负担。本案反诉费375元，由刘伟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伟山提供证据：1、录音光盘附文字。证明交通运输公司得知郭国杰将案涉车辆私自转让给刘伟山后通知双方到公司进行沟通，郭国杰未到达之前，公司不与刘伟山对接。该录音是刘伟山等待郭国杰到公司办公室沟通之前的内容。录音中双方就车辆转让内容予以沟通。上诉人此时才知道车辆归公司所有，郭国杰并非挂靠车主，这与转让协议中对整车的购买不一致。郭国杰在转让时并未告知车的具体内容。2、孙德明与郭国杰签订的P9351的协议书，证明该车的转包经营权为10万元，此与郭国杰所称因亲戚关系降低价格相矛盾。郭国杰所称100万元三辆车是整车转让。3、崔国安技术安全考核证。证明崔国安系豫Ａ×××××车辆的驾驶员，因每辆车的驾驶员均需经营车主本人到公司办理，因郭国杰未配合，其无法办理案涉6587车辆驾驶员。郭国杰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录音是在李静出具保证之后，郭国杰到公司并非受公司通知。双方均到公司协商解决车辆停运事宜，但公司仅让李静签署保证书，足以证明公司对于车辆的转让及由刘伟山实际承包经营是明知且同意。并且，录音中郭国杰明确告知上诉人转让的是承包经营权，且李静明显存在诱导行为，证据来源违法。上诉人自认证人张某,4系案涉车辆合伙购买人，证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车低价转让是因为李静2019年3月20日将该车开走后一直未给钱，后又说承包，10月份欠费退车，该车停运，又遇疫情，且为单班，还因为营运路线相同的案涉车辆尚处于诉讼。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与刘伟山陈述及所提交证明相矛盾，实际情况需要崔国安到庭落实。郭国杰从未向崔国安支付工资、办理合格证。该证据反而能证明案涉车辆的实际承包者为刘伟山。交通运输公司对证据1、2未到庭发表意见，对证据3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二审中，被上诉人郭国杰提供证据：1、崔国安证明一份。证明2019年2月20日至今，刘伟山实际经营豫Ａ×××××号车，并雇佣崔国安作为司机从事运营，崔国安的工资及上岗证均由刘伟山负责办理。2、交通运输公司结算凭证。证明该公司负责对豫Ａ×××××号车进行结算，该车至今仍由刘伟山实际经营，并负责办理结算。公司明知且同意该车由刘伟山承包经营。3、公司经营者信息群微信视频。证明2020年期间，公司负责人贺冬梅通过微信，向包括豫Ａ×××××号在内的车辆经营者发送包括车辆审验、驾驶人从业资格证报备、入市通行证升级电子版报备、线路运营情况等车辆管理日常事务，李静作为豫Ａ×××××号的负责人对接并接受客运八公司的管理。据此可得，公司对于豫Ａ×××××号实际由刘伟山承包经营完全知悉并同意。4、录音和录像。录音证明案涉车辆在2019年2月20日由公司主管合同变更的韩骞经理同意，郭国杰、刘伟山、李静、张某,4经公司财务常伟会计办理结算手续。结算通过实际承包人所持的结算票扣除二保等日常经营性支出后转入燃气卡中，由实际承包经营者投入案涉车辆的燃气费用，故公司对于车辆由刘伟山实际承包经营明知且同意。录像证明刘伟山及公司所称案涉车辆停运是因为保险到期与事实不符，公司为刘伟山提供其他车辆代替6587的营运的事实，也足以说明公司同意刘伟山运营周庄至郑州线路。上诉人刘伟山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并没有2019年2月后案涉车辆的上岗证，证言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该结算凭证并未显示刘伟山负责结算，没有任何刘伟山进行结算字样，且公司财务报表等仍系郭国杰名字。证据3虽显示上诉人配偶李静在公司微信群中，但李静系豫Ａ×××××车辆挂靠人员，其出现在微信群中并不能说明公司认可并同意刘伟山对于郭国杰承包车辆的受让行为，且该群中无论是经营者车主或者相关人员均可入群。对证据4中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中人员身份不清楚，且从该对话中明确看出目前交通运输公司所登记的案涉车辆实际经营车主及对账对象为郭国杰，印证了交通运输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对于录像，系传来证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仅能显示车辆经过情况，并不能达到被上诉人证明目的。交通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意见同上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公司2021年1月31日和2月1日的票据是对案涉车辆的结算，并非针对上诉人，因案涉车辆所属登记账户为郭国杰，故结算相对人均为郭国杰。对证据3，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初郭国杰运营期间刘伟山及李静均是该车司机和票务员，郭国杰提供的微信群视频中包含有部分经营者司机售票员，并不能达到其所述的证明目的，本公司在群里发布通知实则是针对涉车辆的经营者郭国杰。对证据4未到庭发表意见。经质证，本院对于郭国杰所提供的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4不予采信。二审中，交通运输公司提交证据：1．兑现明细表，证明案涉车辆自2019．年2月-2020年12月期间结算对象一直为郭国杰，因案涉车辆代扣各项费用后长期欠款，所以自2019年2月至今公司未向其个人打款。2．案涉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被保险人名称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3．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单，均为案涉车辆在被转让期间被保险人的承保主体。上诉人刘伟山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恰能证明案涉车辆仍系郭国杰与交通运输公司之间的经营承包，该公司仅对郭国杰本人结算。对证据2、3真实性均无异议。反而证明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为交通运输公司而非郭国杰。案涉转让协议是对车辆的转让，协议中所涉豫Ｇ×××××已完成变更手续，实际所有人为李静。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并未对两车进行区分，均系对车辆所有权的转让。郭国杰在转让车辆时隐瞒实情且未经交通运输公司同意，导致本案诉讼及合同的解除。郭国杰系违约方，不应要求损失的赔偿。被上诉人郭国杰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非原始账簿无法核对。双方在公司财务办理结算手续后，燃油卡已经转给刘伟山，此后的结算单也由刘伟山交至公司进行结算，足以证明公司对刘伟山实际承包经营案涉车辆明知且同意。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车辆转让后至今的盈余或亏损情况，需根据公司结算凭证进行结算，因存在乘客直接将费用支付给客车经营者而未纳入公司财务结算的情况，故公司称案涉车辆转让后长期亏损的依据不足，且公司也未提交案涉车辆收支结算的原始账簿及燃气卡对应的原始收支凭证。经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性质及交通运输公司对车辆转让不知情且不认可协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本案中，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有效证据足以认定郭国杰和刘伟山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后，郭国杰将案涉车辆及相关证件转交刘伟山，刘伟山支付大部分转让费用，接受车辆并实际经营。由于刘伟山原任案涉车辆司机，其妻李静曾多年任郭国杰经营车辆的售票员且与郭国杰之妻系姑侄关系，二人同时还经营其他客车运输，其对案涉车辆的权属及营运模式应当明知，并且刘伟山接手案涉车辆后直接立的经营者信息群、安全信息群、机务群等微信群接受公司对经营者及案涉车辆的安全、机务等管理，并对车辆进行经营、获取利益，经营过程中，案涉车辆因私自转让被停运后，仍由刘伟山单方书写保证并出面与公司协调继而恢复运营，同时参考实践中客车运输管理经营和案涉《车辆转让协议》中同时转让的豫Ｇ×××××客车转让履行情况及其他营运车辆的转让情况，一审认为郭国杰和刘伟山在签订协议时均明知案涉转让协议系对客运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转让，双方为权利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协议合法有效，交通运输公司以实际行动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追认，并无不当，而且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转让款项等上诉请求的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刘伟山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20.00元，由刘伟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利军审判员  李中孝审判员  张颜民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牛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