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53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元伟，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侗族，住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柱县金源绿色再生资源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住所地：天柱县社学乡社学村苹芽寨。法定代表人：杨克连，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艳萍，女，1971年8月6日出生，苗族，住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建平，女，1978年2月10日出生，苗族，户籍住址：天柱县，住天柱县。系刘艳萍之妹。上诉人张元伟因与被上诉人天柱县金源绿色再生资源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刘艳萍、刘建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21）黔2627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元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决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刘艳萍、刘建平连带支付涉案欠款及利息；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不承担涉案债务连带偿还责任错误。被上诉人刘艳萍应认定为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的表见代理人，代理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履行与上诉人共同成立《合作协议》企业的事实，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涉案《合作协议》系刘艳萍出面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协议，该协议应作为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与上诉人具有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对于天柱金属回收公司辩解涉案《合作协议》系刘艳萍签订的个人行为，不是公司行为问题。既然协议盖的是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公章，那么该协议的当事人即是该公司。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的辩解意见不能成为否定涉案《合作协议》有效的依据。刘艳萍客观方面存在使善意第三人（上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实，这是表见代理成立的客观要件。上诉人与刘艳萍出面以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名义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并进行投资行为，主要考虑刘艳萍系天柱金属回收公司正式员工及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戚等，这足以认定是《合作协议》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基于对相信刘艳萍是该公司的代理人才实施了投资的合作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涉案《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亦是涉案《欠条》的基础。刘艳萍出具《欠条》是继续履行公司的代理行为，故该公司应承担涉案债务的连带偿还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建平的涉案保证期限已届满及不承担涉案债务偿还责任错误。依据涉案《欠条》载明的内容，涉案保证应属连带保证责任。且没有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限，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涉案《欠条》约定内容符合该法的规定，刘建平担保的除所欠“本金”外还包括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实现债权等其他费用。按照约定，涉案欠款本金确有履行期限届满的限制，而本金产生的其他费用并未有履行期的限定，故刘建平对本金的担保有时效限定，但本金产生的其他费用并无时效限定，而应随债务人的三年诉讼时效限而定。可见，涉案担保期限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并且上诉人已于2020年6月28日向保证人刘建平进行了债务追偿，刘建平亦予以认可。因而上诉人于2021年1月4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限，刘建平应为涉案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张元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刘艳萍、刘建平连带向张元伟支付欠款本金89900元及利息16249元；2、案件受理费由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刘艳萍、刘建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于2012年10月16日注册成立，从事废旧金属和固体废品的回收利用。当时公司负责人是被告刘艳萍的继子杨维彬。2018年8月12日、2018年8月9日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与原告张元伟分别签订《建设办理报废机动车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站（点）合作协议》，由原告筹资在榕江县、黎平县建设办理天柱金属回收公司报废机动车回收站（点）。2018年9月10日杨维彬与杨克连签订协议，杨维彬退出股份，将股份转让给杨克连，此后该公司由杨克连负责。2018年10月18日公司注册法定代表人为杨克连。后因不能收购报废车辆，原告退出合作关系。2019年8月7日刘艳萍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约定刘艳萍于农历2019年12月26日退还原告139900元，并由被告刘建平签字担保，到期不偿还欠款139900元，从发生欠款之日起，按月2分计算利息。因刘艳萍未按承诺退还原告139900元，2020年4月27日原告以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及其相关人员存在欺诈为由开车到天柱金属回收公司讨债，间断性地将车堵在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大门。同日，原告收到刘艳萍儿子杨棋退款4万元，2020年6月11日原告收到刘艳萍儿子杨棋退款5万元，合计收到退款9万元。2020年6月18日天柱金属回收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决张元伟立即排除妨害，移除其封堵在天柱县社学乡社学村苹芽寨原告经营场地大门的货车一辆，恢复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生活活动；2、判决张元伟赔偿经济损失111116.9元。同日，原告申请先予执行。随后一审法院立即裁定先予执行，移除被告封堵在天柱县社学乡社学村苹芽寨原告经营场地大门的货车一辆。2020年9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黔2627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元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排除妨害，移除其封堵在天柱县社学乡社学村苹芽寨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经营场地大门的货车，恢复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生活活动。2021年1月4日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89900元及利息1624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三被告应否连带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二、原告欠款及利息应如何计算。一、关于三被告应否连带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的问题。本案欠条是被告刘艳萍向原告出具，应由刘艳萍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被告天柱金属回收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刘建平虽在欠条上签字担保，但只是一般保证，且已超过保证期间，原告请求被告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刘建平承担连带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欠款及利息应如何计算问题。根据欠条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修订前后的有关规定和先息后本原则，分别计算原告欠款及利息。2019年8月7日被告刘艳萍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约定被告刘艳萍于农历2019年12月26日退还原告139900元，并由被告刘建平签字担保，到期不偿还欠款139900元，从发生欠款之日起，按月2分计算利息。因刘艳萍未按承诺退还139900元，后经原告催讨，刘艳萍于2020年4月27日、2020年6月11日分别通过其子杨棋退款4万元、5万元，原告共收到退款9万元。按约定月息2分（化为日利率0.067%）计算，2020年4月27日退款4万元，付息13122.62元，还本26877.38元，2020年4月27日退款4万元，还本付息后，欠本金113022.62元；2020年6月11日退款5万元，付息3331.9元，还本46668.09元，2020年6月11日退款5万元，还本付息后，欠本金66354.53元。关于从2020年6月12日起欠本金66354.53元应支付的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原告请求超过认定的部分，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第六百八十七条、第六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艳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张元伟支付欠款本金66354.53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20年6月12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元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2元，减半收取1211元，由原告张元伟负担333元，被告刘艳萍负担87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天柱金属回收公司是否应为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刘建平的涉案保证期限是否已届满，是否还为涉案债务承担偿还的保证责任。一、关于天柱金属回收公司是否应为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问题。上诉人称涉案《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协议，是刘艳萍具有天柱金属回收公司表见代理权的基础及依据。经过审查，涉案《合作协议》确实是以公司名义签订的，且一审法院已对此事实进行认定。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及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2019年8月7日刘艳萍向上诉人张元伟出具的《欠条》中已明确载明“关于张元伟与刘艳萍双方若开展不了涉案合作业务，则由刘艳萍本人退还张元伟投资款139900元…….”等内容，且该《欠条》上的欠款人处是刘艳萍的亲笔签字及捺印，并未签有天柱金属回收公司的名称或者盖有公司印章。故刘艳萍并未以天柱金属回收公司名义出具的涉案《欠条》，其行为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表见代理要件，即刘艳萍出具《欠条》的行为仅系其个人行为。在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刘艳萍出具《欠条》的行为与该公司存在直接关联性情形下，其据此认为刘艳萍构成对天柱金属回收公司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刘建平的涉案保证期限是否已届满，是否还为涉案债务承担偿还的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及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之规定，涉案《欠条》并未明确约定涉案保证的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限，故刘建平承担的应是是一般保证责任，且保证期限应是主债务（即涉案欠款139900元为主债务，因其产生的利息等其他费用则属于从债务，从债务保证期限随主债务定。）履行期限农历2019年12月26日（阳历2020年1月20日）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即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7月21日。而本案上诉人于2021年1月4日才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已超过涉案保证期限，故其诉请刘建平承担涉案保证责任已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称其已于2020年6月28日向保证人刘建平主张过债务追偿问题。因其无证据予以证明，且涉案保证系一般保证责任，在涉案保证期限内其未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方式向主债务人刘艳萍主张过债务，即使其在2020年6月28日向刘建平主张过债务，亦不影响涉案保证期限已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2元，由上诉人张元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冉定飞审判员  罗安松审判员  陈生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梁红云书记员蒋诚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