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2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立超，男，198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经营场所广东省惠东县大岭镇富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6。投资人：林谭宋，男，198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凯，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明坤，男，199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原审被告：周祝英，女，197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崔立超因与被上诉人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原审被告刘明坤、原审被告周祝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立超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1323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货款和付息的义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第三人不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虽在第三人注销“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后重新进行注册，但上诉人仅是租借第三人的场地进行登记注册并未与第三人合伙，而且，上诉人完成工商登记后根本未实际运营。上诉人在注册时虽然使用了第三人注册时的字号，但上诉人与第三人成立的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一致，两者属于不同的企业，经营主体也不同，应当将上诉人与第三人分别成立的企业予以区分。同时，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亲属关系，第三人周祝英在《代扣条》上的签字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愿，其仅能看作对第三人刘明坤成立的“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与被上诉人之间债务关系的认可。二、本案债务不在上诉人担任经营者时形成，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签订的《鞋产品购销合同》及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和第三人周祝英共同出具的《代扣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该厂与被上诉人签订《鞋产品购销合同》是的经营者为第三人刘坤明，而向被上诉人出具《代扣条》时的经营者是上诉人崔立超，因此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鞋产品购销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9月l0日，且由第三人周祝英在合同上签字，而上诉人于2019年11月18日才注册“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字号，即本案的债务形成于第三人经营期间，而上诉人与并非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在上诉人与第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答辩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崔立超上诉请求。一、崔立超是原审被告刘明坤姐夫，是原审被告周祝英女婿，三方存在家庭关系及合伙关系，崔立超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审被告刘明坤承认被答辩人崔立超是姐夫，而原审被告周祝英也承担了崔立超系其女婿，三人之间一直以来都在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生产经营，而该工厂也是家庭合作式的经营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中，三被告是家庭关系，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系三被告家庭经营，以家庭财产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三条：“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崔立超在出具《代扣条》时系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的经营者且其并非租借场地，而是原本就共同经营才可以直接取得该字号继续经营且其一直在实际经营中，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崔立超在上诉状中辩称其仅系借用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且并没有实际营业并非事实。根据国务院下发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2012修订）》第二十一条：“请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与下列情况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登记主管机关不予核准：（三）企业因本条第（一）、（二）项所列情况以外的原因办理注销登记未满1年的。”第二十三条：“企业名称可以随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企业名称只能转让给一户企业。企业名称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协议，报原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故，崔立超可以继续使用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进行经营，一定是经过原审被告刘明坤的同意的，也是可以证明其原本就是合伙人/经营者之一。此外，从答辩人二审补充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崔立超在工商登记后，实际上是参与了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的日常经营的，并在相关送货单上签署自己的个人姓名确认，其不可能对周祝英持有公章对《代扣条》进行加盖完全毫不知情，且是否知情也不能直接对抗作为善意相对方的答辩人，如崔立超认为原审被告周祝英侵害了其个人利益，可以另案诉讼。最后，本案债权凭证《代扣条》形成于崔立超作为经营者期间，且加盖了公章，崔立超也未就公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之规定，崔立超、原审被告刘明坤、原审被告周祝英均应在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注销后，作为曾经的共同经营者应对其债务承担共同无限偿还责任。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87704元并以8770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货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包括受理费、保全费共1893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系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林潭宋，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2019年9月，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两份《鞋产品购销合同》，原告制作一份《购销合同》给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确认，2019年9月10日，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加盖公章进行确认。2019年12月2日，由被告周祝英签名并加盖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公章向原告出具《代扣条》，载明“兹有我晶苑鞋厂结欠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10月份货款共计人民币：18690元。（大写：壹万捌仟陆佰玖拾零元），以上货款请追梦人公司从我厂的货款扣除。注：如贵厂在公司或档口没有货款可代扣的情况下，此代扣条由贵工厂法定代表人支付。同时此代扣条具备有法律效应及作为依据，特立此代扣条”。2019年12月3日，由被告周祝英签名并加盖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公章向原告出具《代扣条》，载明“兹有我晶苑鞋厂结欠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11月份货款共计人民币：69014元。（大写：陆万玖仟零佰壹拾肆元），以上货款请追梦人公司从我厂的货款扣除。注：如贵厂在公司或档口没有货款可代扣的情况下，此代扣条由贵工厂法定代表人支付。同时此代扣条具备有法律效应及作为依据，特立此代扣条”。2020年8月31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诉称时的请求。经查，被告刘明坤于2018年12月15日成立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自产自销：制鞋，于2019年11月13日注销；被告崔立超于2019年11月18日再次成立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自产自销：制鞋，于2020年6月18日注销。再查,被告刘明坤与被告周祝英是母子关系，被告崔立超是被告刘明坤的姐夫，是被告周祝英的女婿。诉讼期间，被告周祝英承认其是原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实际经营者；被告周祝英认可两张代扣单签名是其亲笔所签，数额也予以认可。但辨称代扣条注明以上货款请追梦人公司从其厂的货款扣除，因为代扣条下面注明该公司没钱支付的时候其厂才代为支付，所以其才签名，并辨称上述货款应由足蝶公司进行代扣。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20）粤1323民初64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人民币87704元为限：一、轮候查封被申请人刘明坤名下位于惠东县×××××××××××××××××××××××[不动产权证号：粤（2017）惠东县不动产权第XXXXXX号]，期限为三年；二、查封被申请人崔立超名下号牌号码为粤L×××××的传祺牌小型汽车，期限为二年。一审法院认为，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拖欠原告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的货款87704元，有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与原告签订的《鞋产品购销合同》及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和被告周祝英共同出具的《代扣条》予以佐证，因该代扣条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惠东县大岭晶苑鞋厂没有归还原告的货款，该厂在与原告签订《鞋产品购销合同》时的经营者为被告刘明坤，在向原告出具《代扣条》时的经营者为被告崔立超，现因该厂已注销，被告周祝英认可其是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87704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周祝英辨称上述货款应由足蝶公司进行代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之规定，因该代扣行为未经原告同意，且被告周祝英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为此，被告周祝英的上述辩解，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问题。因被告未归还原告货款，属占用原告的资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原告诉请被告从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8月31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有理，予以支持。被告崔立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权，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刘明坤、崔立超、周祝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货款87704元及利息（利息以87704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8月31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原告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6元、保全费897元，合计1893元，由被告刘明坤、崔立超、周祝英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崔立超提交其与周祝英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厂房设备转让协议书》，证明其当时刚接手厂房进行经营。被上诉人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提交了三份《联兴鞋跟厂出货单》，第一份出货单客户为“丽苑鞋厂”，签收人为“周祝英”，第二份出货单客户为“丽苑鞋厂”，签收人为“崔立超”，第三份出货单客户由“丽苑鞋厂”改为“晶苑”，签收人为“晶苑”，拟证明2020年4月份崔立超接收联兴厂的货物，晶苑鞋厂并非停止经营。崔立超认可其签名的送货单。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明坤经营的晶苑鞋厂于2019年11月13日注销后，由崔立超于2019年11月18日注册晶苑鞋厂，案涉的两张《代扣条》虽然发生于崔立超经营期间，并加盖了原晶苑鞋厂的印章，但出具《代扣条》的经手人为周祝英，并非崔立超，且无相关证据证实《代扣条》上的印章为崔立超成立的晶苑鞋厂的印章。周祝英在经营刘明坤成立的原晶苑鞋厂时与被上诉人已经存在经济往来，不排除《代扣条》记载的债务是原晶苑鞋厂的债务，故上述《代扣条》不能证明相关欠款与崔立超成立的晶苑鞋厂有关联。崔立超与周祝英、刘明坤虽然有亲戚关系，但并不能因此推定周祝英与崔立超共同经营原晶苑鞋厂。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联兴鞋跟厂出货单》上虽然有崔立超签名，但收货单位为“丽苑鞋厂”，并非案涉“晶苑鞋厂”，故该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崔立超应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主文为，刘明坤、周祝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货款87704元及利息（利息以87704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8月31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二、驳回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明坤、周祝英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6元、保全费897元，合计1893元，由刘明坤、周祝英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元由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负担。惠东县盛泰彩印纸盒厂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崔立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一审法院及本院分别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黄弘扬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