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3747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华谊姐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4号LQ0222。法定代表人：刘子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锋，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12层2单元1218。法定代表人：赵卫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鸿，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毓衡，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华谊姐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姐妹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蜗牛动力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华谊姐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子铭、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锋，蜗牛动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鸿、李毓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谊姐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双方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的《编剧导演合同》于2019年5月16日解除；2.请求法院判决蜗牛动力公司赔偿67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6日，双方签订《编剧导演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华谊姐妹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拟拍摄电影的《红线营救》的编剧、导演。在蜗牛动力公司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传教育中心（机构改革后为应急管理部宣传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宣教中心）签订的合同中，也明确约定刘子铭为导演。2018年11月26日，在北京饭店召开《红线营救》的新闻发布会，并在之后召开了多次宣传推广会，刘子铭均作为编剧、导演出席。之后，在华谊姐妹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蜗牛动力公司使用华谊姐妹公司提供的剧本、聘用其他导演完成了《红线营救》的拍摄。合同签订后，蜗牛动力公司仅支付华谊姐妹公司13万元，蜗牛动力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华谊姐妹公司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蜗牛动力公司辩称：涉案合同签订后，蜗牛动力公司累计支付23万元，包括13万元的片酬、10万元的预支费用。后蜗牛动力公司与应急管理部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故事梗概提交、勘景工作完成后，华谊姐妹公司并未安排进一步工作。2019年2月，宣教中心终止了拍摄合作，导致宣传安全生产的《红线营救》无法继续拍摄。2019年2月底，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拍摄，刘子铭退还5000元费用。2019年4月，蜗牛动力公司与另一编剧合作，与案外人合作拍摄了另一电影《失控对决》，该电影与华谊姐妹公司并无任何关联。综上，华谊姐妹公司仅进行了《红线营救》的故事梗概提交、勘景、参与一次新闻发布会，并未提供劳务，剧本也未用于拍摄，其要求支付赔偿67万元，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华谊姐妹公司全部诉讼请求。蜗牛动力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涉案合同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2.请求法院判决华谊姐妹公司退还片酬13万元；3.请求法院判决华谊姐妹公司退还筹备费10万元。事实和理由：涉案合同明确宣教中心与蜗牛动力公司协商聘请蜗牛动力公司刘子铭为《红线营救》的编剧、导演。在华谊姐妹公司提交故事梗概、勘景后，宣教中心发函与蜗牛动力公司终止了合作拍摄，导致量身定制的宣传安全生产题材的《红线营救》无法继续筹备及拍摄。2019年2月底，蜗牛动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卫东与华谊姐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子铭协商达成一致，《红线营救》终止筹备工作，刘子铭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赵卫东退还了5000元专项活动费用。《失控对决》系另一电影，与《红线营救》无关。蜗牛动力公司并未使用华谊姐妹公司提交的剧本梗概进行拍摄。在刘子铭参加勘景、新闻发布会之外，华谊姐妹公司并未从事涉案合同约定的其他工作，故华谊姐妹公司应返还蜗牛动力公司已支付费用13万元。同时蜗牛动力公司预支的10万元，华谊姐妹公司亦应返还。故蜗牛动力公司提出上述反诉请求。华谊姐妹公司辩称：涉案合同的解除日期应为2019年5月16日。蜗牛动力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华谊姐妹公司不应返还已支付的13万元。筹备费10万元并非涉案合同约定的片酬，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劳务费用已实际返还2万元，剩余部分实际使用完毕，不存在返还的基础。请求法院判决驳回蜗牛动力公司全部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协议签署相关事实2018年9月28日，蜗牛动力公司与宣教中心签订《合作拍摄电影（暂定名）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拍摄电影《国家红线》（暂定名），拍摄场景河北，双方协商聘请刘子铭为导演。该协议有效期一年，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29日止。2018年10月16日，华谊姐妹公司与蜗牛动力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协议“鉴于”部分约定“《红线营救》（暂定名）为国家安监总局与蜗牛动力公司，协商聘请华谊姐妹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本片编剧、导演，蜗牛动力公司已获知并尊重华谊姐妹公司编写的电影剧本《红线营救》”。涉案合同约定华谊姐妹公司的工作内容包括编剧、导演。编剧部分内容约定自支付每一笔款项之日起，《红线营救》的剧本版权及相关权益归蜗牛动力公司，华谊姐妹公司享有编剧署名权；华谊姐妹公司有权在编剧过程中按原稿进行，蜗牛动力公司有建议权；蜗牛动力公司可委派人员进行沟通并提出意见，编剧问题导致行政部门审核不通过的，华谊姐妹公司应积极修正，多次修正仍不能通过的，蜗牛动力公司有权另行聘请其他编剧进行剧本编写；华谊姐妹公司签订合同之日至开机前完善剧本创作；华谊姐妹公司在拍摄前及拍摄中有权临时修改剧情。导演部分约定华谊姐妹公司的工作包括前期筹备期、实拍期和后期制作三个阶段，筹备期的工作包括研究文学剧本、拟定摄制计划及初选全片外景等；拍摄期的工作包括完成全部拍摄等；后期制作的工作包括剪辑与后期配音等。涉案合同约定总片酬为80万元，蜗牛动力公司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13万元，于华谊姐妹公司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拍摄开机前七个工作日支付19万元，于拍摄结束之日支付24万元，于后期制作完成并取得公映许可证后付剩余24万元。涉案合同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双方均认可涉案合同的签署背景为刘子铭创作了以矿难为背景的《红线营救》剧本，2018年6月前后蜗牛动力公司想拍摄一个电影，经人介绍，与刘子铭认识，刘子铭表示有一个成熟的剧本，且与当时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曾合作过。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签订前，蜗牛动力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向刘子铭支付10万元，付款摘要为“用于剧组前期筹备”。二、电影筹拍的准备协议签订后，在名为“《雨夜惊雷》剧本讨论群”的微信群当中，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刘子铭及蜗牛动力公司工作人员对剧本及修改进行了讨论。2018年10月25日，宣教中心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提出了“关于故事影片（数字）《红线营救》备案的请示”。2018年11月13日，宣教中心向蜗牛动力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召开电影《红线营救》发布会的函”，同意《红线营救》召开发布会。中国新闻网2018年11月22日以“电影《红线营救》致敬安全生产守夜人”为题报道《红线营救》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报道，影片主演黄圣依、谢九儿、李瑞雪,出品人钱余根、李新发,导演刘子铭,制片人赵卫东等悉数亮相。2018年11月24日，央视电影频道报道电影《红线营救》开机。2019年1月9日，刘子铭通过微信向赵卫东发送了“《红线营救》故事”“红线.营救”两个word文档，前者的内容为剧本《红线营救》的故事梗概，内容为安监局调查员在调查一起矿难事故过程中，与犯罪分子斗争，维护正义的故事。2019年1月14日，赵卫东通过微信向刘子铭转账5000元。在此之后，刘子铭向赵卫东分两次转回5000元。2019年1月23日，蜗牛动力公司组织了一次山东横河煤矿的勘景，刘子铭参与了此次现场勘景。2019年3月28日，就电影《红线营救》的拍摄，北京市电影局出具影剧备案【2019】第9163号《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三、宣教中心延迟合作相关事实2019年2月20日，宣教中心向蜗牛动力公司出具《关于合作事项的函》，内容如下：“贵司与我中心拟合作拍摄的安全生产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红线·营救》，根据国家电影局有关工作程序要求，该片需由我中心主管部门出具审核意见，但由于目前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中，无法出具审核意见。经研究协商，将合作协议延迟一年时间，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29日。”蜗牛动力公司表示于2019年2月20日收到该函，但并无证据证明就该函事宜与华谊姐妹公司进行了沟通。华谊姐妹公司称宣教中心延迟的原因为蜗牛动力公司为拍摄电影进行非法融资，导致不知情的投资人上访闹事。就此华谊姐妹公司提供了使用蜗牛动力公司企业名称进行搜索的网页截屏，截屏显示多个网站中有“红线营救电影众筹被骗？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曝光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可信！”“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被骗众筹资金是假？”“红线营救不上映不备案不开拍三无产品蜗牛动力影视是骗钱”的字样。四、蜗牛动力公司自行拍摄电影的相关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蜗牛动力公司提交了其与谭雅之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2日的《编剧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蜗牛动力公司聘请谭雅之担任名为《红线营救》的电影的编剧，剧本创作时限为20天，本金10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蜗牛动力公司提交了同样名为《红线营救》的剧本，该剧本的署名编剧为谭雅之，落款的完稿日期为2019年4月14日，该故事为公安题材，讲述打击贩毒集团的故事。在宣教中心延迟合作后，蜗牛动力公司在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拍摄了名为《红线营救》的电影，蜗牛动力公司称该电影即为谭雅之担任编剧的新电影。就该电影蜗牛动力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4日的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向北京文华动力传媒有限公司出具的的公新宣【2019】551号“关于电影剧本《失控对决》的审读意见”，其中对剧本《失控对决》提出了若干问题及意见。蜗牛动力公司称《失控对决》即其拍摄的《红线营救》。蜗牛动力公司表示该电影系在未获得拍摄许可的情况下先行拍摄，在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出具意见后，因疫情影响未完成补拍，亦暂未获得摄制及发行许可。就使用“红线营救”的名字拍摄不同内容的电影，蜗牛动力公司表示系由于前期艺人已经签约、宣传工作已经进行，为了不让投资全部亏损，故延用旧壳拍摄了新电影。五、其他事实因蜗牛动力公司实际拍摄的电影并未上映，华谊姐妹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使用了其向蜗牛动力公司提交的剧本，华谊姐妹公司仅依据拍摄时间、演员、备案时间、影片名称相同或相近认定蜗牛动力公司实际使用其提交的剧本进行拍摄。在得知蜗牛动力公司在华谊姐妹公司未参与的情况下自行拍摄电影后，2019年4月27日，刘子铭发赵卫东发微信“前些天不停有人告诉我,说电影《红线营救》开机了。我很蒙圈,咱们合作的与发布会宣传的都是《红线营救》你现在告诉我,你在石家庄拍摄的电影《红线营救》和我没有关系？”赵卫东未予回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合同解除协商达成一致。另查，就10万元筹备费用的支出，华谊姐妹公司提供了明细、支出记录，包括转给赵卫东2万元，餐费支出47000元、住宿费支出23240元及其他交通费支出。蜗牛动力公司就此不予认可，称华谊姐妹公司仅向其提交共计13180.87元的支出发票。以上事实，有涉案合同、合作协议书、微信记录、备案回执、《关于合作事项的函》《编剧合同》、审读意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华谊姐妹公司与蜗牛动力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涉案合同签署背景与合同约定，国家安监总局与蜗牛动力公司合作是涉案合同履行的基础事实。宣教中心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合作事项的函》亦载明根据国家电影局有关工作程序要求，《红线营救》的拍摄需要宣教中心出具审核意见，而该审核意见的出具因机构改革而延期，《红线营救》延期拍摄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在刘子铭作为编剧、导演的《红线营救》延期后，蜗牛动力公司虽在刘子铭未参与的情况下拍摄了同样名为《红线营救》的电影，但就该电影，蜗牛动力公司提供了剧本、审读意见等作为证据，初步证据显示该电影为公安题材电影，与华谊姐妹公司作为编剧的《红线营救》并非同一电影。故华谊姐妹公司称蜗牛动力公司在未经其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刘子铭的剧本拍摄电影，并无事实依据。刘子铭作为编剧的《红线营救》已经由宣教中心确定延期，此后蜗牛动力公司使用同名剧本拍摄新电影的做法确有不当。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电影已无法拍摄，华谊姐妹公司主张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主张解除合同、支付剩余编剧费用，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合同签订后，华谊姐妹公司为履行合同进行了勘景等拍摄筹备工作。华谊姐妹公司积极履行合同，并无违约行为。收到宣教中心合作延迟的函件后，蜗牛动力公司在未与华谊姐妹公司沟通的情况下，仍使用“红线营救”作为电影名称拍摄新电影，虽不构成违约，但确有不当。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在2019年2月26日就涉案合同解除协商达成一致，涉案合同仍为有效合同，故蜗牛动力公司以此为为由反诉华谊姐妹公司退还筹备费10万元、已付片酬13万元并无事实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华谊姐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华谊姐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3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蜗牛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长  崔树磊审判员  裘 晖审判员  李 孟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品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