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72民初5048号原告：中山市东凤镇索邦广告设计部，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一。主要负责人：周卫辉，女，198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小娟，广东南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舒桃，广东南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山市鸿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曹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维帮，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山市东凤镇索邦广告设计部与被告中山市鸿程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小娟、岑舒桃，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朱维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代为收取的货款222705元及占用利息（占用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约定原告通过被告将货物交由第三人（客户）刘余花，并且由被告代为收取相应货款。2020年11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确认其已签收所有货物。但自2020年3月起，被告无故占有原告的货款不予归还。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无故侵占原告货款222705元，原告多次催讨货款，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答辩称，一、原、被告及刘余花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仅是一家货运公司，承运买卖双方的货运业务，被告作为运输方仅承担货物的数量相符和安全送达即可，不承担货物的质量保证和具体对账工作。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将货物送达给刘余花，已履行完运输义务，不存在任何其他违约问题。而本案原告实际诉求是追收货款，被告应是刘余花。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是不适格的。二、原告提交的运输单据中货物确实由被告进行承运，并且已经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收货方刘余花处，但是被告并未接到刘余花给原告的货款，因此原告提出的被告“无故侵占货款”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三、根据被告与原告、刘余花的交易惯例，被告受刘余花进行指示付款，被告并不直接对该货款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原告与刘余花的交易惯例，原告与刘余花货物交易完成后，双方进行充分对账，而后双方对数目无异议后，双方自行结账，但有时存在刘余花资金周转的问题，会向被告提出申请，由被告代开出期票并听从刘余花指示付款给原告。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货款，原告既未要求被告进行代收，被告又未收到刘余花向原告指示付款的申请。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主张该涉案货款由被告侵占是不符合事实的。综上，本案实际是原告与刘余花的货款纠纷，与被告无关，因此该“侵占货款并返还货款”这一事实理据不足，请求权基础缺失，请求法庭驳回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3月27日至2020年8月17日的14张托运单反映托运单位为索邦，收货人为刘余花，并载明货物名称、数量、体积、运费及代垫货款，其中13张托运单载明的代垫货款金额分别为29930元、14265元、17020元、3800元、7600元、22080元、2370元、2370元、5750元、6095元、26600元、18500元、48010元，而2020年8月17日的托运单并未载明代垫货款金额，且备注“等通知放货”。另，原告提交的销售单载明的有关事项与上述托运单载明的对应事项一致，2020年8月17日的销售单反映交易金额为18315元，销售单反映的交易金额合计为222705元。2020年11月18日，被告出具《证明》证明上述14张托运单对应的托运货物已交给刘余花签收。庭审中，被告确认其已将涉案14张托运单对应的托运货物交给刘余花，但不确认其代为运输的货物的价值（货款）。此外，被告称托运单上载明的代垫货款为原告与刘余花对账后，由刘余花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向被告提出代付部分货款的要求，被告按照刘余花付款申请的要求开出期票指示付款，而非按照托运单上载明的金额进行代付，并向本院提交其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作证。经查，微信聊天反映如下内容：1.2019年11月4日，原告向被告询问刘余花开支票的通知发过来没有，被告回复还没；2019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一份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该协议书为被告与刘余花于2019年11月3日签订，反映刘余花购买索邦公司热水器货物价值112485元，由于短期资金紧张，向被告申请垫付货款112485元，刘余花需在2019年12月25日前将本次垫付货款足额归还被告）。2.2020年3月12日，原告询问被告开始开支票了吗，被告回复还没时间去弄协议；2020年4月7日，原告询问刘余花的支票可以开了吗，被告称没有收到协议，随后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一份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该协议书为被告与刘余花于2020年4月3日签订，反映刘余花购买索邦公司热水器货物，由于短期资金紧张，向被告申请垫付货款100000元，垫付期限90天，刘余花需在2020年5月15日前将本次垫付货款足额归还被告）；2020年4月8日，被告通知原告可以拿支票了。3.2020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一份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反映刘余花购买索邦公司货物价值100000元，由于短期资金紧张，向被告申请垫付货款100000元，刘余花需在2020年7月25日前将本次垫付货款足额归还被告），被告称这个要6月底才能开；2020年6月23日，被告通知原告拿支票。被告另向本院提交《现金支出证明单》一份证明其已按刘余花的指示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50000元。经查，2020年10月20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载明“今付索邦7月份代垫货款150000元”，收款人处有原告的主要负责人周卫辉签名确认。原告确认收到该150000元，但称该150000元货款并不包含在本案其主张的货款222705元内。而被告则称其只是根据刘余花指示向原告代付货款，至于该150000元货款对应哪一笔货物其不清楚，其亦未参与货款的对账。同时，原、被告均确认涉案货款为刘余花欠原告的货款，且被告称刘余花没有直接向其支付涉案的222705元。本院认为，涉案的托运单均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案外人刘余花，被告为承运人，且原、被告均确认原告主张的涉案货款为刘余花欠原告的货款，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为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案外人刘余花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刘余花欠原告的货款。首先，原、被告之间为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刘余花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由刘余花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其次，被告辩称其是依照刘余花的要求而向原告代付货款，并非根据托运单上的金额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告与刘余花不定期签订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被告应刘余花要求向原告代付货款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上述辩称意见予以采信。虽然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部分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的日期为2020年4月3日、2020年5月29日，上述时间在原告主张的货款发生期间内（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但原告不确认2020年10月20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反映被告代付的150000元为其主张的涉案货款222705元，且被告亦不清楚该150000元是否为原告主张的涉案货款，故不能以2020年4月3日、2020年5月29日的委托垫付货款协议书来认定刘余花已经委托被告代付原告主张的涉案货款的事实。此外，托运单上载明了代垫货款金额并不能视为原、被告之间明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代付刘余花的货款，且被告并不确认托运单所载的金额。本院认为，原告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刘余花委托被告代付涉案货款，亦未举证证明刘余花已向被告支付了涉案货款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返还代为收取的货款222705元并支付占用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山市东凤镇索邦广告设计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0元，减半收取计2320元（已由原告中山市东凤镇索邦广告设计部预交），由原告中山市东凤镇索邦广告设计部负担23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阮明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