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7512号原告：崔兴萍，女，198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云大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安达，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云大雄，男，198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安达，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怡，女，198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邮电大学党委组织部主任科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龙，北京盈科（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兴萍与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兴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被告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车安达，被告张怡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兴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巴迪公司、云大雄、张怡立即归还借款48万元，并以48万元为基数，按照0.5%月利率支付自2018年6月20日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巴迪公司、云大雄、张怡承担。事实与理由：巴迪公司因企业经营资金周转需要，自2017年2月起，陆续向崔兴萍借款。2018年6月20日，巴迪公司与崔兴萍签署《借条》，确认双方借款金额为48万元，月利率为0.5%。同时巴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云大雄对上述借款的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后，崔兴萍多次要求巴迪公司偿还借款，但巴迪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截至本诉状提交之日，巴迪公司分文未还，故崔兴萍诉至法院。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共同答辩称，不认可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应为委托理财纠纷；借据存在倒签，与事实不符；基于委托理财关系及借据倒签的事实，云大雄、张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不认可崔兴萍的诉讼请求。张怡答辩称，不同意崔兴萍的诉讼请求。第一，张怡并非涉案民间借贷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人是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作为担保人签字，而张怡既非借款人亦非担保人，故崔兴萍无法依据该借条将张怡列为本案被告。崔兴萍错将张怡列为本案的被告，法院应当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崔兴萍对张怡的起诉，或者驳回崔兴萍对张怡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二，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怡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云大雄与张怡于2019年3月11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解除了婚姻关系。涉案债务并非在张怡与云大雄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而是在二人离婚后设立的。据张怡掌握的证据显示，涉案借条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9年6月，而借条显示的签署时间却为2018年6月20日，二者不符，借贷关系成立的时间应以借条实际签署时间为准。且崔兴萍提供的证据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企图损害张怡的合法权益，应当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2.退一步讲，即便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张怡与云大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云大雄负担的债务系担保之债，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张怡并非涉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借贷关系发生在张怡与云大雄解除婚姻关系之后，且云大雄所负系担保之债，故张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巴迪艾斯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云大雄、张怡；2019年1月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云大雄、陈桂花。云大雄与张怡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10月21日之前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存在婚姻关系。崔兴萍于2016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多次给巴迪艾斯公司转账共计551313.85元，包括：一、支付宝转账共计51万元，详情如下：2016年5月10日转账2万元，摘要显示“债券投资理财5月份”；2016年7月18日转账3万元，摘要显示为“转账”；2016年8月22日转账1万元，摘要显示为“一年期理财”；2016年10月24日转账2万元，摘要显示为“投资（崔兴敏）”；2017年1月7日转账2万元，摘要显示为“崔兴敏巴迪宝投资”；2017年1月27日转账1万元，摘要显示为“巴迪宝一份”；2017年4月18日转账10万元，摘要显示为“崔兴敏巴迪宝”。2017年8月18日转账2万元，摘要显示为“崔灵元巴迪宝两份”；2017年9月28日转账5万元，摘要显示为“崔灵元巴迪宝5份”；2017年9月29日转账1万元，摘要显示为“崔灵元巴迪宝1份”；2018年4月26日转账10万元，摘要显示为“崔兴敏巴迪宝10份”；2018年7月5日转账2万元、5万元、5万元，摘要均显示为“崔灵元巴迪宝12万”。二、微信转账共计41313.85元，详情如下：2017年1月5日转账100元、100元，两笔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宝”；2017年1月13日转账1000元，2017年1月14日转账1164元，2017年1月23日转账100元，2017年1月24日转账1万元，2017年1月29日转账350元，以上五笔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家庭理财”；2017年8月12日转账2700元，2017年12月10日转账11500元，2018年1月11日转账5000元，2018年1月15日转账3500元，2018年3月11日转账4000元，2018年6月19日转账1799.85元，以上六笔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计划”。诉讼中，崔兴萍称崔灵元系其父亲、崔兴敏系其妹妹，案涉款项包含该二人转账的款项，签借条时，其二人亦在场。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对此表示认可。巴迪艾斯公司向崔兴萍支付宝转账共计7万元，详情如下：2017年5月1日转账1万元、5万元，摘要显示为“巴迪钱包余额提现”；2018年4月25日转账1万元，摘要显示为“转账”。崔兴萍提交的借条显示：“现收到出借人崔兴萍借出人民币48万元，月利率5‰。借款公司归还借款时需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借款用途为企业经营，以下担保人对借款的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立此为据。借款公司：巴迪艾斯公司；借款公司法人：云大雄；担保人：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在借条上加盖了印章，云大雄在借条上签署了姓名并捺手印，借条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诉讼中，崔兴萍称其向巴迪艾斯公司转账的551313.85元减去巴迪艾斯公司向其转账的7万元取整后即为案涉款项48万元，是崔兴萍作出的让步；落款日期往前写是对双方对利息起算日期的合意，亦是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作出的让步。诉讼中，崔兴萍陈述，其与李法昌为夫妻关系，李法昌为巴迪艾斯公司员工，经李法昌介绍将钱借给巴迪艾斯公司，关于交付款项时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崔兴萍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巴迪艾斯公司陈述，其名下曾有两个理财项目，一个叫家庭理财，一个叫零钱计划，崔兴萍转入案涉款项是委托理财行为，并非借贷。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及张怡均主张崔兴萍所提交的借条的实际签署时间并非落款显示的2018年6月20日，而是2019年6月。其提交的云大雄与崔兴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21日，崔兴萍通过微信给云大雄发送三份Word文档，名称分别为“借条-黄吉艳、借条-李法昌、借条-崔兴萍”，并发送微信信息：“大雄哥，打印这三份合同签字就可以，借款公司法人、身份证号，担保人姓名、身份证号都写你的，然后按手印。按照这个里面写的金额，……日期都写20180620，也就是去年的昨天。”2019年6月22日，崔兴萍给云大雄发送微信信息：“大雄哥，麻烦尽快给我寄一下快递吧……我在合同中写的金额也做了很大的让步，利息也写的比原来低得多，我们诚意很大。”云大雄回复：“嗯，今天已经在弄了，章现在不在身边，晚上回家盖，明天可以寄。”上述事实，崔兴萍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条；2.微信转账凭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3.巴迪艾斯公司工商查询报告；4.巴迪家族办公室微信聊天记录；5.张怡与崔兴萍微信聊天记录；6.巴迪艾斯公司员工交流邮件；7.（2020）京01民终3912号判决书。巴迪艾斯公司与云大雄共同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云大雄与崔兴萍的微信聊天记录；2.米丽运营管理沟通群记录。张怡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崔兴萍微信账户信息、云大雄与崔兴萍微信聊天记录；2.张怡与云大雄离婚证；3.投资咨询与服务协议；4.张怡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张怡纳税记录；4.张怡与刘瑞微信聊天记录、张怡与许琼来微信聊天记录；5.张怡飞行记录、云大雄控制的三家关联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关于巴迪艾斯公司的新闻。亦有本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受理在2020年8月20日前，故应适用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依据崔兴萍所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6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向巴迪艾斯公司的账户转账共计551313.85元。就该款项的性质，各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崔兴萍主张系借款，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主张系委托理财款。而崔兴萍转账时显示的转账原因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家庭理财、零钱计划、零钱宝”，“巴迪宝”等，故崔兴萍最初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并非借贷关系，其投入该款项，系从巴迪艾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此后崔兴萍不能回赎理财产品，巴迪艾斯公司出具借条，应视为双方就理财产品进行清算后所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故现崔兴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就本案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巴迪艾斯公司及云大雄主张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6月，依据其所提交的云大雄与崔兴萍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予以采信，但该事实不足以否定上述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出具的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应当按照借条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48万元，有相应款项交付证据，且崔兴萍已予合理解释，本院采信崔兴萍关于借款金额为48万元的主张。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则崔兴萍作为债权人有权在给予合理催告期的情形下随时要求巴迪艾斯公司返还款项。崔兴萍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视为催告起始之日，本院确定的开庭之日视为催告期限届满之日，故本院对崔兴萍要求巴迪艾斯公司返还借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崔兴萍主张的借款利息起算日期及利息计算标准，未超出借条约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云大雄作为巴迪艾斯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就巴迪艾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大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巴迪艾斯公司追偿。关于崔兴萍要求张怡承担还款责任一节，本院认为，崔兴萍将款项投入到巴迪艾斯公司时，系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此时，云大雄、张怡均非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至2019年6月，因巴迪艾斯公司无法兑现投资者的理财权益，云大雄参与到巴迪艾斯公司与投资者的结算关系中，成为巴迪艾斯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即，虽然崔兴萍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早已成立生效，但云大雄与崔兴萍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实际成立、生效的时间为2019年6月签署借条之时。自保证合同成立生效后云大雄才开始负有保证责任之债，而此时张怡与云大雄早已解除婚姻关系，云大雄所负债务与张怡无关。故就崔兴萍要求张怡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崔兴萍借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利息（以4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6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云大雄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所负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大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崔兴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云大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崔兴萍已预交），由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云大雄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 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