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1957号原告：范春红，女，196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越，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宿轩，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段秀芬，女，193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春红与被告段秀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春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越、宿轩，被告段秀芬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春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563014．56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以563014．56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自2020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被告因要购买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104号房屋事宜向原告借款，因被告与原告为母女关系，当时感情很好，因此没有书写借条，2011年8月25日，应被告要求，原告将借款直接支付给了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104号房屋的开发商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金额为560832元，其中购房款542894元，专项维修基金17938元。2011年9月6日，应被告要求，原告将借款2182．56元支付给了涉诉房屋物业公司，作为被告房屋第一年的物业费。上述借款共计563014．56元。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104号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一直由被告居住。此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偿还借款，但是被告不但拒不偿还，还于2013年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返还原物诉讼，被告主张原告支付的购房款等款项是用其名下的拆迁款支付的。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最终法院驳回了被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被告又向法院起诉原告和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经过一审、二审，于2016年5月27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被告的诉讼请求。至此被告拒不偿还原告借款的理由均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因被告一直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段秀芬辩称，一、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买房，也未向原告借款交付物业费，双方不成立借贷合同关系，故不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二、按原告的起诉内容，原告将房款和物业费直接交付给了房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即原被告双方不仅成立了针对购房款、物业费的两次借款合同，还成立了两次分别由原告代为缴纳房款、物业费的委托合同，但这四份合同在客观上都不存在，且原告也从未就自己主张的借款提出返还，民间借贷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一种法律关系，可以看出本案原被告的行为缺乏民间借贷案件最基本的特征。三、被告主张的案件基本事实如下：1995年4月3日被告和秦宝增、范春美共同出资购置了丰台区右外张家村×号院东院西灰房一间、北砖房二间，1999年3月23日三人做了析产公证，约定张家村×号院东院西灰房一间归被告所有，面积为9．86平方米。后丰台区右外张家村×号院东院变更为丰台区右外张家村×号。2003年被告和配偶范万清（现已去世）在丰台区右外张家村×号旁边自建房屋24平方米。2007年原告的户口迁入丰台区右外张家村×号。2011年6月10日被告就其9．86平方米的房屋和丰台区市政管委签订拆迁协议，被安置人为被告和配偶范万清二人。同日，原告就被告的24平方米自建房和丰台区市政管委签订拆迁协议。被告于2011年6月底分两次取得拆迁款529409．2元。原告于同时取得拆迁款130万元左右。2011年8月原告用取得的拆迁款为母亲购置了房屋，并于同年9月缴纳了物业费。被告认为，拆迁时原告利用被告的自建房，1人取得了130万元的拆迁款，而被告及配偶2人一共取得近53万元拆迁款，显然原告1人占有了大部分拆迁利益，且这种分配方式在签署协议时也是需要被告作为户主首肯的，故原告在取得拆迁款后，主动对拆迁款在家庭内部进行了二次分配，用大约44%的拆迁款为母亲购置了一套房屋、缴纳了首年物业费，这一行为符合生活习惯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是值得肯定的，也为被告所接受。如果法庭认为，被告、范万清、原告三人以家庭户为单位取得拆迁款合计180万元左右，且未经析产，那么原告的行为就是对于家庭户内共有财产的处分，且被告予以认可。如果法庭认为，原告基于拆迁协议已经取得了约130万拆迁款的所有权，那么其给母亲买房或支付物业费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或好意施惠行为，均不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时隔十年，原告突然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被告，被告认为其所述的法律关系系臆造的，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段秀芬与范春红系母女关系。段秀芬因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张家村×号房屋拆迁，于2011年6月21日取得拆迁款130109．2元，于2011年6月27日取得拆迁款399300元。同时期，范春红因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张家村×号房屋拆迁，亦取得部分拆迁款。2011年8月25日，段秀芬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约定：段秀芬购买丰台区宋庄路104号房屋（以下简称104号房屋），建筑面积为89．69平方米，房价款为542894元。同日，范春红以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向万科企业支付房款542894元，专项维修基金17938元，并取得了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房款发票和专项维修资金收款通知单。2011年9月6日，范春红又向长城物业支付了104号房屋2011年9月9日至2012年9月8日的物业服务费2152．56元，生活垃圾消纳费30元，并取得了相关收据。诉讼中，段秀芬认可购房款及物业费等费用共计563014．56元系由范春红支付，并称104号房屋一直登记在其本人名下，但主张范春红系以其取得的拆迁款支付的上述费用。对此，范春红称已经记不清是否系以其取得的拆迁款支付的购房款及物业费等费用，但即便使用的是拆迁款，也是范春红的个人财产。关于借款的过程，范春红称2011年8月左右，段秀芬因为拆迁获得了一个购买限价房的指标，当时段秀芬虽也有拆迁款，但让其女儿范宝英转走去理财了，所以其手头的款项不足以买房。由于双方之间是母女关系，当时关系很好，所以段秀芬向范春红借款买房，就没有书写借条，应段秀芬要求，范春红直接将购房款支付给了开发商，还替段秀芬支付了专项维修基金和物业费等。购买的房屋一直登记在段秀芬名下，后来范春红向段秀芬要求过还款，但是由于拆迁问题，段秀芬不想返还。段秀芬还曾向范春红提出返还原物的诉讼，在该案中范春红也提出其支付的购房款系借予段秀芬的借款。后段秀芬又提起确认拆迁协议无效的诉讼，也未得到法院支持。段秀芬认为范春红名下的拆迁款为其所有的主张通过两次诉讼均未得到法院支持，且段秀芬至今未偿还借款，故范春红提起本案诉讼。关于款项催要，范春红称双方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一直在诉讼，期间因为有争议，范春红就没有催要。2016年二审结束后，因为双方伤了感情，范春红想缓缓，就没有催要，但后来家庭仍有矛盾，范春红就只能起诉了，就催要款项，范春红未提供相关证据。段秀芬不认可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称范春红取得了大部分拆迁利益，段秀芬和配偶范万清两人只拿到五十几万元拆迁款，并不足以支付购房款，段秀芬未主动提出让范春红拿钱买房，是范春红自己认可出钱给段秀芬买房，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范春红所述的民间借贷关系。段秀芬另提供了段秀芬的户口本、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谈话通知书，拟佐证其主张。另查，2013年，段秀芬与其配偶范万清曾以返还原物纠纷将范春红诉至我院，称其二人以范春红名义就自建房屋24平米与丰台市政管委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其中有部分其余补偿款约130万元打入范春红名下账户。后二人委托范春红，用范春红名下属于其二人所有的拆迁补偿款购买了北京市丰台区宋庄路104号房屋，支付购房款542894元整，剩余补偿款约73万元范春红一直以各种借口不予偿还。该拆迁款系其二人自建房屋拆迁补偿款，依法应属其所有，故要求范春红向其返还拆迁款约73万元（具体数额有待法院核实确定）。2013年9月25日，我院作出(2013)丰民初字第0672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中，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名下账户内资金，二原告所持理由为被告系代父母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代父母持有拆迁补偿款项。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段秀芬、范春红分别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两份协议均真实有效，二原告并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范春红签署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均系以其名义代二原告办理。本院另需指出，拆迁过程中，拆迁补偿协议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确认了拆迁利益的归属，而被拆迁房屋的建设及居住情况并不决定拆迁利益的归属；本案中，拆迁补偿协议系段秀芬亲自签署且另有三女儿范宝英在场，故对段秀芬所述其对拆迁补偿协议内容不知情、受范春红欺骗一节，本院不予认定。综上，在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系被告代二原告持有的情况下，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诉争款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范万清、段秀芬的诉讼请求。后范万清、段秀芬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2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段秀芬与其配偶范万清又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将范春红、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诉至我院，称2011年其二人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张家村×号房屋拆迁，其中包括其二人的正式住宅9．86平方米及自建房24平方米。同年6月10日，其二人就正式住宅9．86平方米与丰台市政管委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同时，丰台市政管委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擅自与范春红就其二人所有的24平方米自建房屋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范春红就拆迁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其不具备作为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恶意串通签订的拆迁协议侵害了其二人应当依法获得的拆迁利益，故要求依法确认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2015年11月20日，我院作出（2014）丰民初字第142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中，范万清、段秀芬以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恶意串通，损害了两人利益为由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但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涉案×号的自建房屋系城镇房屋且为自建房屋，自建房屋权属性质须经房管部门确认，但签署拆迁协议时并无相关房管部门的材料确认产权归属，故不能确认涉案房屋归范万清、段秀芬所有，也就无法确认签署上述拆迁协议中的利益归属于范万清、段秀芬；关于两人主张范春红未在上述×号房屋居住，故不应作为被拆迁人一项，对此本院需说明的是，范春红是否在拆迁的房屋居住，并是否影响其为被拆迁人，并不当然构成拆迁协议是否无效的法定事由；另，该拆迁协议系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本人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签署时段秀芬在场，故其应系知情的。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据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恶意串通，损害了范万清与段秀芬的利益；另，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签订拆迁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现象，且范万清、段秀芬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故范万清与段秀芬主张要求确认丰台市政管委与范春红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范万清、段秀芬的诉讼请求。范万清、段秀芬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房款发票、收款通知单、收据、刷卡凭条、（2013）丰民初字第06728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7184号民事判决书、（2014）丰民初字第14232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414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范春红要求段秀芬偿还借款563014．56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提供了其向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支付房款的转账凭证及向长城物业支付物业费等费用的收据，但未提供证明该款项系借款的证据。段秀芬认可范春红为其支付了购房款和物业费等费用，但主张双方为母女关系，范春红系自愿为其支付购房款和物业费等费用，且范春红据以支付的款项实际上来源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张家村×号房屋拆迁所得，其支付行为系对于家庭户内共有财产的处分，是对其母亲段秀芬的赠与及好意施惠行为，均不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对此，结合当事人双方的身份关系、丰台区右安门外张家村×号房屋拆迁情况、涉案款项支付情况及当事人双方前期诉讼情况等因素，本院认为段秀芬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本案诉争款项系范春红处分自身财产，对段秀芬进行赠与及好意施惠，但其相关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使得范春红主张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段秀芬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范春红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目前范春红不能举证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故本院难以认定其与段秀芬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继而对范春红要求段秀芬偿还借款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春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5元，保全费3335元，由范春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琳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杜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