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3242号原告：上海顿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法定代表人：何怀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华，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菁竹，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v>法定代表人：王亦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赫，北京市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顿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顿觉公司）与被告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顿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华、赵菁竹，被告北京普林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顿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普林公司支付我公司货款1007608元及违约金170760．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普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我公司与北京普林公司就室内P2．0全彩色LED显示屏项目采购事宜协商一致，由我公司向北京普林公司提供LED显示屏设备，由该公司向我公司支付货款，后我公司依约完成交付义务。2017年6月24日，我公司与北京普林公司就上述LED显示屏设备采购事宜补签了《销售合同》一份，其中双方确认项目已在2017年5月31日完成交付，另双方约定北京普林公司在货到安装完成后3个月内向我公司支付合同款1707608元，如该公司未能按时付款，须向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每推迟一周，支付合同总价款的0．3%，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所支付的违约金不超过总货款金额10%。现在北京普林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望判如所请。北京普林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顿觉公司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不是适格被告，上海顿觉公司系与贵阳普林大数据产业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普林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贵阳普林公司系我公司的子公司，上海顿觉公司系向贵阳普林公司履行买卖合同，与我公司无关，而上海顿觉公司与贵阳普林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双方产生争议应当在贵阳普林公司的所在地法院管辖。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海顿觉公司为佐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销售合同》。载明北京普林公司（甲方）与上海顿觉公司（乙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甲乙双方签订室内P2．0全彩色LED显示屏项目，设备（产品）名称、数量、规格详见附件一：LED系统设备清单。交货时间，根据项目进度要求，本项目在2017年5月31日已经完成交付。交货地点：贵阳。联系人：柴方冬。本项目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707608元。付款方式：货到安装完成后三个月内支付所有货款，付款前乙方提供甲方17%增值税专用发票。违约责任：甲方如未能按时付款，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每迟交一周，支付合同总价款的0．3%，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但所支付的违约金不超过总货款金额的10%。合同落款处加盖有北京普林公司的公章。签订日期为2017年6月24日。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与我公司无关。并申请对其上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2、完工报告。其上载明，工程名称为贵阳市大数据安全产业展示中心LED显示屏项目；建设单位为贵阳普林大数据产业中心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上海顿觉公司；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7年5月20日；工程完成情况为“已完成，显示屏正常使用”；工程存在及遗留问题为“还没有验收！验收需上海顿觉公司配合”；本工程计划于2017年5月21日正式完工，特此报告。建设单位审批意见为“验收时请配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处载有“柴方冬”字样的签字。出具日期为2017年6月1日。北京普林公司主张，完工报告的建设单位和报告的主送单位均是贵阳普林公司，且完工时间是2017年6月1日，早于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签订时间。3、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2017年6月28日上海顿觉公司向北京普林公司出具17张金额共计为1707608元、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抗辩该公司没有收到过上述发票。4、收款回单。显示北京普林公司于2018年1月5日向上海顿觉公司支付70万元，摘要为“P2LED屏款”。北京普林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抗辩与本案无关，其上所载的金额与上海顿觉公司提供的合同也不相符。北京普林公司称该公司财务无法查实该笔款项指向的合同，但是即使是LED屏款，也可能是该公司代替贵阳普林公司付款的代付行为，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是北京普林公司。5、电子邮件及附件。显示，2017年6月26日10:07XXX@XXXXXX．com（邮件下方简介显示名片为：普林科技毛伟洁北京普林公司政企事业部）向XX@XXXXXX．com．cn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葛总，附件LED的合同钟，附件一里明细请调整，把增补的18w对应的明细列入。其他修订内容也请确认。”并抄送韩耀明（XXXXXXX@XXXXXXXX．com）。附件为《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的修订版，显示甲方为贵阳普林公司，乙方为上海顿觉公司，交货时间由“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修订为“根据项目进度要求，本项目在签订本协议前已经完成交付”；合同总价修订为1707608元。2017年6月27日7:58，wXXXXXX@pXXXXXX．com向XX@XXXXXX．com．cn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葛总好，法务稍微又调整了一版，如果您那边没有其他问题，可以先签章然后发给我。附件为《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的再次修订版，将甲方贵阳普林公司修订为北京普林公司，交货时间修订为“根据项目进度要求，本项目在2017年5月31日已经完成交付”；付款方式修订为货到安装完成后3个月内支付所有货款。上述附件与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证据1《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内容一致。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XXXXXXXX．com的邮箱后缀该公司和贵阳普林公司都使用过，通过邮箱的往来记录无法证明北京普林公司与上海顿觉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6、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上海顿觉公司主张，系该公司葛木与北京普林公司员工毛伟洁（昵称XXXX，微信号×××，电话号码139XX******）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内容：“2017年6月22日，葛：毛经理，韩总给您合同了嘛？毛：他刚发给我。2017年6月26日10:07，毛：给您发邮件了。葛：没问题我就让他们盖章了啊（传送北京普林采购顿觉LED屏合同XXXXX．doc文件）。毛：我看一下。2017年6月27日13:53，葛：合同审批完了吗？毛：发邮件了。您没收到？葛：合同没问题了，您先盖章扫描给我，我去申请发票。合同快递到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1号1幢813联系人：何怀谷137XXXX****。2017年7月6日，毛：葛总，软件的发票您是不是没寄给我。我只收到过上海寄过来的LED屏的170W。葛：我问问。软件的发票这周应该能开出来。毛：好。LED的合同全部签完我还是寄给上海何总那边吧。葛：地址上次那个不：地址上次那个不对我一下地址。葛：闵行区剑川路951号1幢813。何怀谷137XXXX****。毛：led那个签完了（传送快递详情单照片）。葛：好的。”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毛伟洁不是北京普林公司的员工，该公司无法确认该微信是毛伟洁的微信，毛伟洁是否是贵阳普林公司的员工亦无法确认。7、贵阳普林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贵阳普林公司的股东为北京普林公司，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为韩耀明。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该公司与贵阳普林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8、韩耀明的证人证言。载明：本人韩耀明，原就职于北京普林公司，且任职期间担任贵阳普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人已于2018年3月14日从北京普林公司离职，上海顿觉公司与贵阳普林公司就室内P2．0全彩色LED显示屏项目签署《销售合同》后，贵阳普林公司的母公司北京普林公司的董事长决定，解除原合同并由北京普林公司与上海顿觉公司就上述项目另行签署《销售合同》，由北京普林公司履行买方付款义务，贵阳普林公司与上海顿觉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不再履行。北京普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韩耀明的身份是贵阳普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是否曾在北京普林公司任职并不清楚。证言中载明贵阳普林公司与上海顿觉公司签订过销售合同，证明贵阳普林公司应当系与上海顿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北京普林公司为佐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上海顿觉公司与贵阳普林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载明贵阳普林公司（甲方）与上海顿觉公司（乙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甲乙双方签订室内P2．0全彩色LED显示屏项目，设备（产品）名称、数量、规格详见附件一：LED系统设备清单。交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交货地点：贵阳。联系人：柴方冬。本项目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527608元。付款方式：货到安装完成后2个月内支付所有货款，付款前乙方提供甲方17%增值税专用发票。签订日期为2017年5月4日。上海顿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主张该合同未履行，后续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增补，并重新与北京普林公司补充签订了2017年6月24日的《销售合同》。北京普林公司向我院提出对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中第三页落款处甲方处加盖的北京普林公司公章、右侧骑缝处加盖的北京普林公司公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20]文鉴字第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处盖印的“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盖印的北京普林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上海顿觉公司提出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中说明检材与样本上的印文可重合并要求鉴定机关作出书面解释或说明补充。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20]函字第144号答复函，对上海顿觉公司的相关意见进行了答复。鉴定费用6800元，由北京普林公司预付。上海顿觉公司向我院提出该公司向北京普林公司开具的17张发票是否被认证或抵扣、北京普林公司的社会保险的开户和缴费情况、毛伟洁微信的个人身份信息的调查取证申请。经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局向我院出具相关材料显示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17张发票已经被北京普林公司进行发票认证；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材料显示北京普林公司曾于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为毛伟洁（身份证号×××）缴纳社会保险；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材料显示微信号×××的注册实名认证身份为毛伟洁（身份证号×××）。本院认为，通过本院调取的证据可见，北京普林公司否认该公司有名为“毛伟洁”的员工，但通过社会保险信息显示，该公司曾于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为“毛伟洁”缴纳社会保险，而本院通过调查微信号×××的注册实名认证身份为毛伟洁，该人员身份信息与北京普林公司员工毛伟洁身份信息一致，北京普林公司均未能就上述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此本院认定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并认定其上人员为北京普林公司员工毛伟洁与上海顿觉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北京普林公司认可“XXXXXXXX．com”的邮箱后缀该公司与贵阳普林公司均予以使用，结合本院调查取证上述材料，本院认定XXXXXX@XXXXXXX．com邮箱曾由北京普林公司员工毛伟洁使用，结合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见，北京普林公司毛伟洁曾与上海顿觉公司就采购室内P2．0全彩色LED显示屏项目进行沟通并确认，北京普林公司就最后确认的合同版本邮寄至上海顿觉公司，北京普林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佐证该公司发送的合同版本并非上海顿觉公司提交的证据1即北京普林公司作为甲方与上海顿觉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虽然经鉴定机构鉴定，北京普林公司与上海顿觉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落款处盖印的“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盖印的北京普林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通过现有证据本院认定该份合同系由北京普林公司向上海顿觉公司出具，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各自的义务。北京普林公司作为贵阳普林公司的母公司，并未就《完工报告》出具作出合理解释，北京普林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佐证该公司向上海顿觉公司支付的70万元款项的用途，同时未能就该公司将涉案发票认证作出合理解释，再结合《销售合同》所载内容，本院认定上海顿觉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供货、安装义务，北京普林公司未能依约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现上海顿觉公司主张北京普林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007608元及违约金170760．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施行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上海顿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7608元、违约金170760．80元。如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用6800元，由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15406元（上海顿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均由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悠人民陪审员  梁铭全人民陪审员  彭振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尚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