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7民初11019号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定代表人:杨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定代表人:孙孟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卓，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泉，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定代表人:张功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强，北京市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强，男，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劳服管理中心职员，公司住单位宿舍。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雨霞光公司）与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蔡景光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春雨霞光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杨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被告建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泉、潘卓，被告首钢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强、朱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春雨霞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退还房屋租金87667元;二、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拆迁补偿款924230.59元;三、判令两被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利息(以924230.59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判令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X号楼房走廊42.34平方米的补偿款43978.56元；五、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6日，原告创典时代分公司(以下简称创典分公司)与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约定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提供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三处院西侧)的土地使用权,由原告创典分公司出资45万元改建房屋320平米(以下简称本房屋)，并负责建房前的土地平整；建成后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和原告创典分公司按照15%和85%的比例享有本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并将其15%的房屋(约50平方米)租赁给原告创典分公司，租期6年，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其中前三年房租共21000元,每年7000元;后三年房租共30000元，每年10000元;合同到期后，原告创典分公司有优先承租权;每年6月1日前原告创典分公司交付租金。合同还约定：本房屋如遇首钢拆迁，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拥有50平方米(包括土地)的所有补偿款，原告创典分公司拥有270平方米(包括土地)的所有补偿款，拆迁时按征地方实际丈量房屋的面积进行分配;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得到拆除补偿款后，十日内将原告创典分公司应得拆迁补偿款转到原告创典分公司账面。《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签字生效后,原告创典分公司筹备资金改建房屋,实际建房面积421.92平方米【即2016年10月31日首钢委托测绘《房屋、土地测绘示意图》编号:A-A-01-005(1)(2)3)中房号16171845464763，面积379.54平方米；还漏测房号45的走廊42.34平方米】，并按照合同要求租赁了本房屋15%的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的房屋，并从2014年开始陆续支付给了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房租共计10.75万元。可在本房屋使用至2017年年初，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为配合市区两级政府治乱疏解建高端的号召，动员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拆迁包括原告创典分公司的改建房屋，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本房屋于2017年5月份被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拆迁。按照《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应将拆迁款1115760元（(421.92-50)*3000）-1115760元)转到原告创典分公司账户上。另：由于本房屋被拆除，原告创典分公司租赁到2017年3月31日，实际租赁期限只有2年10个月，应该支付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租金19833元。而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已经提前收取原告创典分公司107500元租金，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应该退还原告创典分公司租金87667元。原告2019年5月份曾起诉二被告，当时因与被告和解谈判顺利，故原告于2019年11月撤诉。但谈判至今，和解没有实质进展。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辩称，答辩人是北京首钢劳动服务管理中心设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为首钢所属三级企业。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第三公证处(以下简称第三公证处)是答辩人的分支机构，第三公证处位于石景山区首钢汽运公司南侧，第三公证处所占用的土地是首钢总公司享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基于历史原因答辩人享有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后因经济环境变化，厂房闲置亦年久失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不同位置厂房分别签订三份合同，将闲置厂房出租给被答辩人。2013年4月25日与被答辩人彩虹雨分公司签订《合作翻建房及租赁房协议》；2013年4月25日与被答辩人彩虹雨分公司签订《合作翻建房及租赁房协议》及《补充协议》；2013年9月26日与被答辩人创典时代分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就上述三份合同，被答辩人已经分别提起诉讼，本案所涉是2013年9月26日与被答辩人创典时代分公司签订《合作翻建及房屋承租合同》。《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出资45万元对原有危旧厂房320平方米进行改建，翻建后答辩人享有15%房屋所有权，被答辩人享有85%所有权，被答辩人承租使用。被答辩人并没有在涉案房屋办理营业执照开展经营，被答辩人作为二房东转租获利。2017年在石景山区“疏解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中，涉案场地列入石景山区低端产业聚集人群大院综合治理范围，首钢总公司将土地使用权收回，地上房屋、建筑物拆除。首钢公司将第三公证处厂房(包含本案涉及的房屋)拆除后，并没有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给予答辩人补偿，而是按照首钢自行制定的标准予以补偿。补偿总款人民币33512703元，拆除建筑面积13207.49平方米。在被答辩人提供的《房屋、土地测绘示意图》(编号：A-A-01-005中编号16/17/18/45/63房屋是被答辩人履行本案合同改建房屋，建筑面积合计340.18平方米，依据双方合同属于原告所有面积为289.15平方米。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承改建房屋379.54平方米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所主张的补偿款人民币115760万元没有依据，答辩人从未拒绝支付其合理的补偿款，故答辩人无需支付补偿款利息。关于租金，被答辩人三份合同项下租金是一并支付，每次均是被告公司支付而不是分公司分别支付，被答辩人并未超付、多付租金，并且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0107民初1296号民事调解书答辩人已经退还被答辩人租金23834元。综上，答辩人同意支付被答辩人合理补偿同时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没有依据、不合理的请求。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对首钢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土地位于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运输部至小王庄料场及煤制气，土地的用途是工业，仓储用地（工业），使用权类型是国有土地划拨，土地总面积82万多平方米，本案诉争土地占用面积16429.92平方米。该土地是国有土地划拨给首钢集团公司使用的，北京建华公司是首钢劳服企业的下属企业，根据国家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及经济发展要求首钢公司为支持劳服企业发展，将本案涉案土地及土地上原有建筑、厂房暂时交付建华公司占有使用收益，但没有处分权。2017年首钢公司为配合北京市政府进行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腾退低端产业，节能环保，通过会议纪要确定了采取经济手段解决首钢历史遗留建设手续不完备，自建房屋及购置物拆除方案，对建华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收回。就土地上相关房屋予以拆除，制定了腾退方案。经现场核查，建华公司院内原有的部分厂房被拆除，土地上形成了新建建筑。考虑到建华公司作为生产企业，决定对其地上新建建筑进行资产评估，给予物权补偿，评估成重置成新价，按建筑成本给予建华公司适当补偿。同时考虑建华公司属于生产型企业，需要人员安置，又无法解决建华公司企业的异地安置，涉及生产资料、设备等均需要一并处理，为此经过协商给予建华公司一定数额的停产停业补偿。据此，双方在2017年4月5日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协议补偿总金额为33512703元，因建华公司此前经济困难，曾向首钢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于日常维护经营，在本协议中予以一并扣除。协议的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确定的33512703元补偿款为不可撤销和变更的条款，由乙方建华公司包干使用。截止目前，首钢公司已将补偿款总额扣除100万元后32512703元全部支付建华公司。本案原告与建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合作建房及租房协议，首钢公司自始至终不知情，从未允许建华公司或原告在该土地上进行拆改建行为。首钢公司给予建华公司的补偿款以及之间形成的书面协议，均是双方的经济自主行为，与原告无关。原告与本案首钢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首钢公司的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据京石国用（2007划）第0158号土地证书显示，涉案地上物位于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运输部至小王庄料场及煤制气之中，该地总计面积825439.82平方米，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地类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登记的使用权人为首钢总公司。建华公司为首钢下属劳资企业，两者间存在间接管理关系。后首钢总公司将涉案场地及地上物交付建华公司下属的开关厂使用。2013年9月26日，建华公司（甲方）与春雨霞光公司下属的创典时代分公司（乙方）订立《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其中约定：一、甲方依法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取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南路(建华公司三处院西侧)土地使用权。由乙方负责出资约合肆拾伍万元,在甲方提供的上述地块改建房屋320平方米,并负责翻建房前的土地平整。二、翻建新楼房需要的相关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统一按合同约定提供建房资金，双方合作建成商住楼，并按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进行产权分配。三、建房资金预计肆拾伍万元，全部由乙方提供，实际建筑成本高于或低于该预计成本的，由乙方承担并支付。甲乙双方按（甲方：15%，乙方85%）来进行分配。甲方享有50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乙方享有270平方米的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甲乙双方所持有的房屋面积的所有权，不因其他任何原因的发生而改变。四、房屋建成后,甲方将房屋建筑面积15%（甲方所有）50平方米租赁给乙方使用,年租金7000元,合同约定租期6年,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3年每年租金为7000元，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3年每年租金为10000元。合同到期后，乙方有优先承租的权利，续租期间金上调幅度不得超过现年租金的10%……六、改建后的房屋如遇国家征地或首钢拆迁，甲方拥有50平方米(包括土地)所有拆迁补偿款,乙方拥有270平方米(包括土地)所有拆迁补偿款。如拆迁得不到补偿,甲方不负责赔偿。七、乙方保证合法经营、证照齐全,并将营业执照复印件交甲方备案。发生违法事件，乙方自行负担。合同签订后，春雨霞光公司在未取得用地及规划审批许可的情况下将原有厂房进行了翻扩建，在双方无新的合意的情况下，春雨霞光公司自行将实际房屋进行扩建，并持续占有使用至拆迁腾退。对于扩建面积，春雨霞光表示涉案地块上16、17、18、45、46、47、63号房屋均为其扩建，扩建面积分别为39.54平方米、30.47平方米、43.5平方米、203.74平方米、23.63平方米、16.17平方米、22.93平方米，合计379.98平方米。对此，建华公司认可16、17、18、45、63号房屋，合计340.18平方米由春雨霞光所括建，46、47号房屋，合计39.8平方米为建华公司自己所建。房屋建成后，春雨霞光公司创典分公司按原合同约定向建华公司交纳租金，并通过转租方式取得房租收益。对于上述二主体以协议方式翻扩建房屋、自行分割地上物权属及转租行为，首钢公司表示事前不知情，亦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合同内容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2017年，首钢公司将涉案房屋纳入治乱疏解范围，并着手开展相关厂区的清理腾退工作，后其委托中财宝信（北京）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地块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设备及附属物开展估价评估，后该公司出具中财宝信【2017】拆估字第（BJ-001）号-1005北京市国有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估价结果，庭审中，原被告三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评估报告中编号为1005的地块包含涉案房屋，其中显示1005地块总体建筑面积为3856.88平方米，重置成新价款为3806350元，装修、附属物为905287元，拆迁补偿总额为4711637元。其中本案中争议的16、17、18、45、46、47、63号房屋房屋重置成新价分别为33162元、22976元、33321元、248970元、25444元、17184元、20432元。涉案地块及地上物评估完成后，2017年4月5日，首钢总公司（甲方）与建华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拆迁补偿协议》，其中载明：鉴于:1.2017年1月9日,首钢总公司关于兴华公司、建华公司房拆除立项会议纪要,按照《采取经济手段解决首钢历史遗留建设手续不完备自建房屋及建(构)筑物拆除工作方案》的有关程序。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27号、《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北估密(2016)001号文件等规定。2.拆除补偿点位内部立项认定表(项目编号拆0001)。3.甲方与乙方承诺并确认,本协议涉及的移交场地,不存在有权机关任何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和限制使用的情况。以及因乙方原因所引发的任何纠纷。4.补偿款是指甲方按有关拆迁补偿政策规定,对本协议涉及造成乙方停止经营，甲方给予乙方的全部补偿款……一、补偿款及构成、应扣除金额。1.1甲方支付乙方的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33512703元。1.2应扣除金额100万元，此款从第一次付款中扣除。就该合同履行一节，首钢公司提交了其向建华公司付款的付款财务记账凭证、通知单、建华公司收购款收据、发票。建华公司认可双方已就全部33512703元拆迁补偿总款结算付款完毕，建华公司与首钢公司就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补偿事宜已无争议。同时首钢公司主张，因了解到建华公司与春雨霞光公司存在争议，为妥善处置纠纷，故就前述款项设立了共管账户，建华公司虽名义上取得该款，但不得随意支配。除上述补偿项目外，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就首钢公司给付的停产停业补助费存在争议。庭审中，首钢公司出具了由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管理部及北京天鸿宝威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首钢治乱疏解项目石景山区古城东南区拆迁工程汇总，该工程汇总表同时显示，古城东南区拆迁工程由评估编号为1005、1006、1007、1008四个地块组成，以上四部分的停产停业补助费用合计15320671元，拆迁总补偿款合计33512703元。其中1005编号地块除前述评估报告中所列的补偿款项外，还列有停产停业补助费为4473975元，认定面积为3085.5平方米。设备迁移补助费9185元。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其表示由于1008地块与其他三个地块并非同一时间拆迁，故停产停业补助费用总额15320671元应为1005、1006、1007三个项目合计停产停业补偿。对此，首钢公司认为，上述四个项目均为首钢内部对建华公司的拆迁工程，其中1008地块拆除腾退工作早于其他项目完成，但未进行补偿，故四处地块补偿事宜首钢公司一并予以解决，并实际给付完毕。另，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为核实首钢公司提交材料中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的具体情况，对此询问了首钢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经办人员，相关人员称该补偿方案系企业内部自行确定，当时以建华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考依据，并考虑房屋建筑面积因素。本院认为，本案受理时，原告选择的立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而根据案涉主体性质及项目性质，所涉房屋拆除系首钢厂区内部治乱疏解工作安排，而首钢公司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拆迁人或征收主体，故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并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原告对该案由认识有误，但以上情节对其诉讼请求的性质及认定并无实质影响，故就本案案由本院依职权变更为合同纠纷。就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合同关系性质及效力一节。根据涉案《合作翻建房及租赁房协议》及合同当事人履行情况可知，双方之间实际上存在二种法律关系:一是合作建房后地上物权属关系；二是部分地上物的房屋租赁关系，故该协议系包含多种法律关系的混合合同。本案诉争的土地系国有划拨性质，用途为工业用地。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之间合同所涉合作事项未经国土规划部门批准,故没有也无法办理建筑审批手续并取得合法权属证明文件。且该二公司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6条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春雨霞光公司在不具有建筑施工资格的情况下未经审批开展建设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7条的强制性规定。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综上，前述涉案合同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翻扩建后房屋租赁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分割的有关约定均属无效，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对上述合同无效情节均负有一定过错。对于春雨霞光公司主张北京建华公司退还房屋租金87667元一节，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故春雨霞光公司所称租金应为房屋占有使用费。根据春雨霞光公司提交的发票显示，春雨霞光公司创典时代分公司于2015年7月6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向建华公司缴纳租金合计10.75万元。而根据双方的陈述涉案房屋与2017年5月份即无法使用，故建华公司应向春雨霞光公司退还支付的多余的房屋占有使用费86583元。建华公司辩称春雨霞光公司创典时代分公司所交“租金”为与其他分公司混同所交，因其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本院难以采信，如其认为与春雨霞光公司下属的其他公司存在未结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或租金问题可通过其他诉讼方式予以解决。同时，已查明的案情显示，首钢公司对涉案土地的拆除腾退系企业内部自主行为，其行为依据的是原首钢总公司关于《兴华公司、建华公司房拆除立项会议纪要》及《采取经济手段解决首钢历史遗留建设手续不完备自建房屋及建(构)筑物拆除工作方案》等企业内部规范。故上述合同无效情节并未影响被拆迁腾退主体获得来自首钢公司的货币补偿。而涉案《合作翻建房及租赁房协议》中，关于拆迁补偿分配一节，系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之间对于相关款项的共同合意，在首钢公司同意给予补偿的情况下，该二公司的前述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本案中原告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相关补偿款项的分配，综合在案证据及法庭询问，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就合同外超建面积所得利益分配并无书面约定，且除首钢公司当庭提交的东南区拆迁工程汇总显示的金额、估价结果外，对于该补偿款中停产停业补助费部分的具体计算依据、参考因素并无直接证据予以佐证，故就上述款项的分配问题应考虑首钢公司此次治乱疏解总体工作的历史背景因素、企业安置因素并兼顾合法性及合理性原则予以综合判断。就涉案地上物评估补偿一节。其中具体包括重置成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根据查明案情，春雨霞光与建华公司在《合作建房及房屋承租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为320平方米，然春雨霞光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扩建，其表示涉案地块上16、17、18、45、46、47、63号房屋均为其扩建，扩建面积分别为39.54平方米、30.47平方米、43.5平方米、203.74平方米、23.63平方米、16.17平方米、22.93平方米，合计379.98平方米。对此，建华公司认可16、17、18、45、63号房屋，合计340.18平方米由春雨霞光所括建，46、47号房屋，合计39.8平方米为建华公司自己所建。本院认为，根据春雨霞光公司提交的建房施工合同、证人证言的阐述等材料，本院有高度的盖然性确认46、47号房屋为春雨霞光公司所建，建华公司辩称46、47好房屋为其所建，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春雨霞光公司在涉案1005地块最终扩建了379.98平方米。现由于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仅就320平方米所得利益进行建华公司占比15%，春雨霞光公司占比85%的约定，就超出合同约定最终所建的379.98平方米房屋面积所涉利益分配事宜双方并无明确约定，对此，建华公司及春雨霞光公司均主张归自己一方所有。本院认为对此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相关建设行为违反一系列法律禁止性规定，春雨霞光公司系施工建设方，后又据此转租经营，而建华公司未提出异议，亦未进行管理，故该二公司均负有过错；二是首钢公司系根据内部会议纪要以解决其集团公司内部历史遗留问题为目的并推进治乱疏解而开展的拆除腾退工作，春雨霞光公司与首钢公司既无隶属关系亦无合同关系，其在首钢厂区内部的建设行为如没有建华公司参与，则不具备单独获得首钢公司补偿的资格。三是涉案房屋系春雨霞光公司翻扩建形成，而评估过程中，实际建筑面积系计算重置成新价的主要依据。四是根据合同约定，该二公司对于320平米房存在按比例分配的合意。剩余超建面积虽未形成书面合意，但建华公司既未在春雨霞光公司建设过程中予以阻止，亦未在后续租赁过程中提出异议。五是涉案建筑未经规划审批及竣工验收，亦无设计施工图纸，故根据现有在案证据无法具体说明翻建前后建设情况的差异，而双方在书面合同中约定的建设性质为翻建，实际情况为翻扩建。据此可以推定，在评估时点，该379.98平方米房屋的地上建筑及配套附属设施中建华公司的原有厂房、设施与春雨霞光公司的建设成果处于混同状态。综合以上情节，本院认为该379.98平方米房屋的整体重置成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分割均以尊重双方在订立协议时的共同合意为宜，即参照建华公司占比约15%，春雨霞光公司占比约85%的标准酌定分配。就停产停业补助费、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补助费一节。从庭审查明情况看，首钢公司认为该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系首钢公司与建华公司协商的结果。另经本院询问首钢公司下属首钢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原经办人员，可以进一步说明，该补偿标准系企业内部自行确定且考虑房屋建筑面积因素并以建华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考依据。对此，建华公司认可该补偿的最终数额系双方协商确定，其并不了解具体计算过程及分项依据，但认为其中应当包含对大型设备迁移及职工安置因素。就建华公司上述主张，首钢公司提交书面文件材料中未见明确记载。故综合现有在案证据及当事人诉辩意见，在缺乏直接标准予以认定的情况下，涉案停产停业补偿款项应同时兼顾合法性及合理性原则进行分配。从合法性角度考量。涉案《北京市建设设备安装公司拆迁补偿协议》载明，首钢总公司补偿参照依据包括《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根据该条例所指，停产停业损失系因征收造成被搬迁房屋停产停业的直接效益损失。对于认定发放停产停业的损失的具体条件一般应包括：一是被征收房屋具有非住宅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有关部门认定为用于非住宅的合法建筑；二是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被征收房屋；三是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故被征收房屋的合法性及被征收人经营行为的合法性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发放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至本案，涉案房屋未经规划审批且改变国有划拨土地用途，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基础，春雨霞光公司开展的转租活动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亦没有据此办理纳税。故春雨霞光公司仅因其开展了相关经营活动即主张停产停业补偿均归其所有于法无据。对于建华公司而言，涉案场地系首钢公司交付其开展生产活动的厂址，其在此办理了合法营业登记，并依托该址所得收益办理纳税，首钢公司在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认定过程中亦采信了建华公司的相关证照材料。同时，此次拆除腾退项目系首钢公司因解决建华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启动，故建华公司理应为相关补助费用的主要补偿对象。与此同时，从合理性角度而言，此次首钢公司启动拆除腾退前，建华公司已将涉案场地通过合同安排交由春雨霞光公司进行建设并开展经营，首钢公司拆除腾退前，建华公司未在此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首钢公司下属经办人员亦表示实际建筑面积亦为该补偿金额考量因素，而春雨霞光公司系主要建设方，故其亦应取得适当补偿。另鉴于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补助费与涉案场地原有经营活动存在密切联系，故应与停产停业补助费用采取相一致的处理原则，另考虑春雨霞光公司系最后实际使用人，本院在搬家补助费中对其应得补偿予以适当上浮调整。综合以上情节，本院酌定停产停业补助费用、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补助费中建华公司占比约80%，春雨霞光公司占比约20%。对于总体补偿款项数额一节。春雨霞光公司对地上物评估补偿数额不持异议，但对首钢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中关于停产停业补助费的数额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钢公司系制定具体补偿政策、评估补偿数额、发放补偿款项的实施主体，其制作的补偿费用明细与《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拆迁补偿协议》中载明的数额及首钢公司的打款明细、财务凭证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春雨霞光公司的有关异议仅为单方陈述意见，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各项判断因素，本院酌定首钢公司已经给付至建华公司的涉及本案379.98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款项中，42万元评估补偿款（含重置成新、装修附属物补偿）及12万元拆迁补偿款（含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设备迁移补助费）归春雨霞光公司，其余款项归建华公司所有，因建华公司已取得全部补偿款项，故其应承担对春雨霞光公司上述补偿款的给付义务。对于春雨霞光公司要求首钢公司连带给付其补偿款一节。如前所述，涉案拆除腾退项目系首钢公司基于其集团下属企业内部历史遗留问题而开展的治乱疏解活动，春雨霞光公司与首钢公司并无隶属关系亦无合同关系，而连带责任的承担需法定或合同约定依据，春雨霞光公司前述主张于法无据。且首钢公司已将相关款项付至建华公司账户，并已采取措施管控资金安全，故原告主张首钢公司就同一款项再次向其付款亦欠缺合理性，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春雨霞光公司要求二被告以补偿款项为本金给付其利息一节。本院认为，春雨霞光公司与建华公司《合作翻建房及租赁房协议》中，仅就各自应取得补偿款项对应的面积进行了约定，并未约定给付方式及具体期限。本案诉前，原被告双方处于持续性的争议状态，春雨霞光公司与二被告未达成过关于补偿款分配的书面合意，亦未就补偿款项的给付期间做出约定。而逾期利息的给付应以负担给付义务的一方法定或约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为前提，被告建华公司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起算点应自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故原告诉请二被告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春雨霞光公司主张的涉案房屋45号楼房走廊42.34平方米的补偿款一节，根据首钢公司所述，其对于涉案地块的拆迁补偿款是基于房屋测绘面积、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历史因素及与建华公司协商等综合因素确定，且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评估的16、17、18、45、46、47、63号房屋与测绘图面积一致，故现春雨霞光公司主张由于此前漏测了45号房屋走廊部分面积的拆迁补偿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拆除编号为中财宝信【2017】拆估字第（BJ-001）号-1005的评估报告中所指向的379.98平方米建筑所产生的各项补偿款合计54万元；二、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房屋占有使用费86583元；三、驳回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1元，由原告北京春雨霞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118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建华设备安装公司负担50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蔡景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 叶书 记 员 倪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