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76。法定代表人：邱德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嘉仪，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瑞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29K。法定代表人：赵璐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嫦，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炜泉，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式忠，男，汉族，1971年4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公民身份号码：330××××××××××××935。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先波，广东明思（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澎，广东明思（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梁春梅，女，汉族，1972年2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公民身份号码：330××××××××××××940。原审第三人：冯伟强，男，汉族，1990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30××××××××××××916。梁春梅、冯伟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英，广东方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春梅、冯伟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璐瑜，广东方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彩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瑞通机械有限公司（下称“瑞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冯式忠、梁春梅、冯伟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6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彩艳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瑞通公司履行《资产转让协议》，将位于江门市××××××早禾坑（土名）面积为26659.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江国用（2011）第20***71号]和位于江门市××××××××××面积为15895.60平方米的建筑物（证号：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第0******04号）及相关配套设施办理变更登记至彩艳公司名下；二、判令瑞通公司向彩艳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2700万元转让款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约定利率每日万分之一点五计算）；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瑞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冯式忠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瑞通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冯式忠是梁春梅的代理人，代表梁春梅同意借款与定金进行抵销，梁春梅也同意抵销；二、彩艳公司已履行了支付定金400万元的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结合全案证据，应当认定彩艳公司已履行了支付定金400万元的合同义务。商业交往中，商事主体出具的收据作为收款凭证具有很高的证明力。出具收据方要反驳收款收据的证明力应当有合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其证明力度应当达到令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本案中，彩艳公司提交了瑞通公司出具的定金收据明确载明“今收到定金400万元”。瑞通公司称收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冯式忠持其财务专用章擅自出具；而冯式忠则称系预先出具收据，款项转账后才生效。上述解释并不合理，理由为:1.财务专用章是企业的重要印章，是企业对于财务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收款）表意的专门工具。瑞通公司确认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即证明定金收据已具有瑞通公司表意的外观；据瑞通公司陈述，冯式忠持有该财务专用章，并不是以盗骗等非法方式取得，而是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手交付给冯式忠。交付印章是授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代表瑞通公司在财务上对冯式忠的授权，至于授权范围，瑞通公司没有出具书面委托明确其范围，更没有告知彩艳公司，应当理解为是对冯式忠的包括出具定金收据在内的财务上的概括授权。冯式忠不但合法持有该财务专用章，并且其和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伟强是父子关系、还是涉案《资产转让协议》的保证人，冯式忠至少是与瑞通公司一体的利益关联方，该协议更是冯式忠谈判安排签订的（实际上冯式忠是瑞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作为经手人盖章出具涉案的定金收据更具有合理性。而且，事实上，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伟强当时也在场。所以，本案的定金有冯式忠签名及加盖瑞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足以认定是瑞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庭审时，冯式忠称“我方提前出具400万元定金收据是当时我方与彩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系好，从商业习惯看是先出具收据、再转账”，这一解释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且没有证据证明。收款收据是常见的收款凭证，一般情况下，收款人未收到款项不会出具收据，特别是本案的定金收据明确载明了“今收到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交来定金肆佰万元”，“今收到”即表明“收妥”之意。冯式忠辩称是由于双方的交易习惯而致。彩艳公司和冯式忠确有多次交易往来，包括借款、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但从未有先出具收据后转款的情况发生，不存在这一交易习惯，冯式忠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再者，涉案的400万元款项属于合同定金且就该400万元本息，双方在《资产转让协议》中还约定有一年左右的冷静期，瑞通公司在冷静期内有权选择归还该400万元本息以取消该协议，也就是说，这400万元的意义不止在于款项本身，更在于其承载的对于《资产转让协议》履行的意义，所以，该400万元定金的意义远大于一般的转让款、货款或借款，绝没有预先出具收据的可能。冯式忠主张上述借款未归还，而是在彩艳公司收购江门市奥斯龙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奥斯龙公司”）时予以抵扣，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当然也不是客观事实。3.从一般商业逻辑来看，彩艳公司与瑞通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涉案的400万元是该协议的定金，双方在《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至2017年7月31日的冷静期，瑞通公司在冷静期内有权选择归还该400万元本息以取消该协议。假如彩艳公司没有支付该400万元定金，该协议将无法履行，转让成交与否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于瑞通公司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按常理瑞通公司应当追索彩艳公司交付定金，经追索仍不支付的，瑞通公司应当解除合同。但是，瑞通公司既从未催索彩艳公司交付定金，也没有解除《资产转让协议》，显然有违常理。三、关于彩艳公司是否催告瑞通公司履行合同、过户义务的问题。1.彩艳公司不能举出书面证据证明催告事实，不等于催告事实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可以不认定催告这一法律事实，但不能将其等同于客观事实，然后再以该客观事实作为逻辑起点，推断出对我方不利的事实。2.彩艳公司不能举出书面证据证明催告事实，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当事人均是当地商界有身份的人物，冯式忠当时是江门市浙江商会会长，之后实际受让瑞通公司股权、实际控制瑞通公司的徐*辉、李*旺也是当地商界的知名人物，在关系没有彻底破裂之前，甚少动辄采用诉讼方式解决问题，碍于面子，也少用书面方式，至于微信，彩艳公司的联系人较少用微信，且没有保留相关信息。3.彩艳公司履行了支付定金的义务，瑞通公司在冷静期结束后，理应负责将资产在2017年9月25日前办理资产过户手续。但瑞通公司迟迟不着手办理，在彩艳公司不断催促的情况下，冯式忠称因资产过户手续繁复、过户交易税费繁重等各种理由拖延进度。2018年，彩艳公司多次催促冯式忠办理资产过户，在彩艳公司的不断追问下，冯式忠才告诉彩艳公司称瑞通公司的股权其实已过户给他人，要彩艳公司找瑞通公司的新股东交涉。彩艳公司无奈只好向新股东追讨，但新股东称与他无关，这是旧股东冯式忠父子的责任。后来，瑞通公司的股权再次发生变更，彩艳公司也曾经去找最新的股东交涉，同样遭其拒绝。就这样，在新旧股东一来一回的推脱责任以及在冯式忠以各种理由的拖延下，才导致彩艳公司最后追责无门，无奈下最后才采取诉讼方式解决。彩艳公司认为本案资产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彩艳公司和瑞通公司，过户资产给彩艳公司的责任主体是瑞通公司，不是瑞通公司的股东，过户义务不能因瑞通公司的股东发生多次变更而消除。瑞通公司承担过户义务后，其新旧股东之间的责任应由股东之间追责。综上所述，彩艳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瑞通公司辩称：一、《资产转让协议》实质为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该协议约定的所谓“定金”、“冷静期”及“利息”，实际是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转让的所谓“资产”实质为借款的担保物。瑞通公司与彩艳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根本不具有真实的不动产转让合意，双方不存在不动产买卖合同关系。该《资产转让协议》是彩艳公司为规避合同签订时法律关于禁止流押的强制性规定，而以资产转让的方式实现抵押借款的担保目的，该协议仅仅是作为瑞通公司与彩艳公司之间债务履行的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彩艳公司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按照《资产转让协议》，即使彩艳公司编造的所谓400万元定金（借款）交付给了瑞通公司，根据《民法典》第四百零一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涉案不动产作为400万元借款的担保物，彩艳公司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瑞通公司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彩艳公司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而且债权人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还需要满足抵押权设立的前提条件，即不动产抵押权经登记设立。也就是说，即使彩艳公司确实向瑞通公司出借400万元，并以涉案不动产作为担保物，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瑞通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彩艳公司也只能在办理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的情况下，才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彩艳公司既没有办理涉案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手续，更没有按合同约定出借400万元给瑞通公司。彩艳公司既不享有涉案不动产的优先受偿权，更不能根据抵押借款合同要求瑞通公司将涉案不动产过户至其名下。二、即使《资产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冯式忠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的规定，“表见代理”本是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前提条件为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对人为善意无过失。第一，根据公开的市场登记信息显示，2014年12月16日，瑞通公司的股东由冯式忠、梁春梅变更为冯伟强，冯式忠和梁春梅不是瑞通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也不再担任瑞通公司任何职务，其行为未经瑞通公司授权不能代表瑞通公司。彩艳公司应知道冯式忠于2016年8月向彩艳公司出具“定金”《收据》时，不是瑞通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在瑞通公司处担任任何职务，无权代表瑞通公司出具“定金”《收据》。第二，从交易习惯上，冯式忠仅仅是《资产转让协议》中的保证人，瑞通公司没有在《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或另行向冯式忠出具授权委托，授权冯式忠代表瑞通公司处理《资产转让协议》中的相关事务，因此，不存在彩艳公司有信以为冯式忠具有表见代理的事实和理由。第三，一审庭审中，出具《收据》时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伟强亦明确表示从未授权冯式忠向彩艳公司出具《收据》，也从未存在授权冯式忠同意以梁春梅的借款冲抵彩艳公司应支付的“定金”（即400万元借款）。因此，冯式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况且，对于400万元的大额款项交易，若确实存在以他人借款冲抵应付款项的特殊方式交易的合意，双方应有书面说明或约定。但彩艳公司仅以内容为“今收到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交来定金400万元”的《收据》作为双方达成以彩艳公司应支付给瑞通公司的400万元冲抵梁春梅借款的合意，明显违反常理。三、梁春梅并未授权冯式忠以其个人借款冲抵所谓的“资产转让定金”。梁春梅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从未向彩艳公司借款，而是向邱*隆借款，也从未同意彩艳公司所谓的抵销行为，彩艳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冯式忠得到梁春梅的授权，彩艳公司上诉称冯式忠为梁春梅代理人，代表梁春梅同意将借款与定金进行抵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瑞通公司从未收到《资产转让协议》中的所谓400万元“定金”（实质为借款本金）。如前所述，瑞通公司从未授权冯式忠经手出具《收据》，更未同意冯式忠与梁春梅以其个人借款冲抵所谓的资产转让定金，二人在庭审中亦对冲抵一说予以否认，因此，不能凭《收据》证明彩艳公司已实际支付相关款项。五、本案是彩艳公司为侵吞瑞通公司合法资产而恶意制造的虚假诉讼。如前所述，双方签订涉案的《资产转让协议》后均没有履行，彩艳公司从未向瑞通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400万元定金（借应支款），彩艳公司所主张的“以借款冲抵定金”已经冯式忠、梁春梅否认，既无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本案是彩艳公司为侵吞瑞通公司合法资产而恶意制造的虚假诉讼。彩艳公司为掩盖没有支付4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与邱*隆恶意串通，在开庭时补充提交邱*隆与冯式忠和梁春梅的抵押借款合同、收据等资料与其伪造的委托书及一份全打印的收据，企图将邱均隆对梁春梅的借款移花接木到《资产转让协议》的定金中，虚构以邱*隆对梁春梅的借款冲抵《资产转让协议》定金（借款）的事实，通过虚假诉讼，达到侵吞瑞通公司资产的非法目的。彩艳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彩艳公司的上诉请求，并对彩艳公司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制裁。冯式忠辩称：一、彩艳公司与冯式忠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彩艳公司为了逼迫冯式忠满足其要求，在江门地区四个基层法院提起诉讼近20余件，其标的存在重复虚构情形。目前，彩艳公司已撤回其多起诉讼，本案也是彩艳公司为了打压冯式忠及其交易伙伴而提起。二、《资产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均要求非常谨慎及严格，彩艳公司在没有支付定金的情况下，自认为以借款冲抵定金，又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不催告履行，违反商业交易常识，其陈述明显不可信。三、实际上，彩艳公司的涉案借款，已经转为其对奥斯龙公司的投资款。梁春梅辩称：2016年2月5日，梁春梅因资金周转需要曾向邱*隆借款400万元并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后邱均隆通过其银行账户交付借款给梁春梅。2014年12月16日，冯式忠与梁春梅将瑞通公司股份转让给冯伟强，退出了瑞通公司。瑞通公司于2016年8月2日与彩艳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时，冯式忠、梁春梅非瑞通公司股东，也未担任任何职务，二人与瑞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梁春梅对于彩艳公司以梁春梅个人借款冲抵瑞通公司与彩艳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定金400万元的主张并不知情，未就个人借款冲抵400万元定金与瑞通公司达成合意，也未授意冯式忠以瑞通公司名义向彩艳公司出具400万元的《收据》。冯伟强辩称：2014年12月16日，冯式忠与梁春梅将瑞通公司股份转让给冯伟强，冯伟强为瑞通公司唯一股东。瑞通公司于2016年8月2日与彩艳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时，冯式忠、梁春梅非瑞通公司股东，也未担任任何职务，二人与瑞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冯伟强对于梁春梅向邱*隆借款400万元的事项及彩艳公司以梁春梅个人借款冲抵瑞通公司与彩艳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定金400万元的主张并不知情。梁春梅也未与瑞通公司达成合意，瑞通公司也未授意冯式忠以瑞通公司名义向彩艳公司出具400万元的《收据》。彩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瑞通公司协助将位于江门市××××××早禾坑（土名）的面积为26659.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江国用（2011）第20****1号]和位于江门市××××××××××的面积为15895.60平方米的建筑物（证号：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第01*****04号）及相关配套设施变更登记至彩艳公司名下；二、瑞通公司向彩艳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2700万元转让款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约定利率每日万分之一点五的利息计算）；三、诉讼费由瑞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4日，彩艳公司、邱*隆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邱*隆以自己的名义代彩艳公司与梁春梅、奥斯龙公司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实际出借人（抵押权人）的权利义务归彩艳公司享有。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资金由彩艳公司委托邱*隆代为给付梁春梅。2016年2月份，梁春梅、冯式忠、奥斯龙公司、邱*隆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梁春梅向邱*隆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6日至2016年3月5日，冯式忠、奥斯龙公司以其拥有的所有权并有权处分的所有资产抵押给邱*隆，作为归还借款的担保，并对利息、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6年2月5日，邱*隆向梁春梅转账400万元。同日，冯式忠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邱*隆借给其本人的400万元，已按要求划至梁春梅相关银行账户。2016年8月2日，彩艳公司、瑞通公司及冯式忠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瑞通公司将其所有的江门市××××××早禾坑（土名）的土地使用权、江门市××××××××××的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转让给彩艳公司，转让价格为2700万元。在签订合同3天内，彩艳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元给瑞通公司。2016年8月2日至2017年7月31日为冷静期，在冷静期内瑞通公司与任何第三方洽谈出让上述资产事宜，均不构成违约。在相关管理部门将上述资产完成变更登记至彩艳公司名下并出具办理回执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彩艳公司支付瑞通公司2300万元资产转让余款。冯式忠作为保证方在该合同上签名。同日，冯式忠出具《收据》并加盖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载明今收到彩艳公司交来定金400万元；“邱均隆”亦盖章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春梅还本金400万元。另查明：2010年8月4日，瑞通公司成立。2014年12月16日，瑞通公司股东由冯式忠、梁春梅变更为冯伟强，法定代表人由梁春梅变更为冯伟强。2017年10月30日，瑞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冯伟强、珠海横琴恒泰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伟强变更为冯*莺。江门市蓬江区××××××××××的权属人为瑞通公司，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竣工时间为2014年，不动产权证号为江国用（2011）第20****1号、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第01*****4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资产转让协议》，彩艳公司应在签订合同3天内支付定金400万元给瑞通公司。彩艳公司主张其应付给瑞通公司的定金400万元与瑞通公司的原股东及高管梁春梅于2016年2月份向其所借的400万元抵销，其已履行了支付400万元定金的合同义务。瑞通公司则主张彩艳公司一直未依约支付400万元定金。对此，根据《抵押借款合同》，梁春梅作为借款人向邱*隆借款400万元。梁春梅庭审时称其从未同意彩艳公司主张的上述抵销行为。而对于由冯式忠签名并加盖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载明收到彩艳公司定金400万元的《收据》，冯伟强庭审时称当时因瑞通公司需要采购设备，故将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交给冯式忠使用；冯式忠庭审时称在《收据》加盖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未经冯伟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市场登记信息，2014年12月16日，瑞通公司的股东由冯式忠、梁春梅变更为冯伟强，法定代表人由梁春梅变更为冯伟强。故2016年8月2日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时，冯式忠早已不是瑞通公司的股东，当时也不是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瑞通公司是独立法人，即使出具《收据》时冯式忠持有其财务专用章且冯式忠与冯伟强是亲属关系，但冯式忠当时并非经瑞通公司授权可确认收取《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定金的人员，彩艳公司应当意识到冯式忠并无代表瑞通公司确认收到定金400万元的代理权，更无代表瑞通公司确认以梁春梅所借400万元抵销定金的代理权。对于冯式忠“代表”瑞通公司处理事务，尤其是涉案高达400万元的收款事务时，彩艳公司更应持谨慎态度，严格审核瑞通公司对冯式忠的授权。因此，冯式忠签名并加盖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据》并不能表明是瑞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彩艳公司庭审时称履行了向瑞通公司支付400万元定金的义务后其曾多次口头要求瑞通公司办理涉案不动产的过户手续，但瑞通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彩艳公司亦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若彩艳公司于2016年8月2日已通过与梁春梅借款抵销的形式向瑞通公司支付了定金400万元，但此后数年时间内却一直没有通过发函催促、诉讼等方式要求瑞通公司办理涉案不动产的过户手续，明显不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彩艳公司并未履行向瑞通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元的合同义务。至于梁春梅所借的400万元，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资产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8月2日，距本案诉讼已达6年多，合同的履行基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因彩艳公司没有依约履行在签订该合同3天内向瑞通公司支付400万元定金的合同义务，瑞通公司庭审时亦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资产转让协议》，故一审法院确认《资产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彩艳公司请求瑞通公司将涉案不动产变更登记至彩艳公司名下并向其支付逾期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彩艳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4988元，一审法院退还彩艳公司7674.75元，其余受理费197313.25元及保全费5000元，合计202313.25元，由彩艳公司负担。二审中，彩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梁春梅（冯式忠）支付借款利息给邱均隆明细表》、利息收据及相关转账凭证，拟证明梁春梅、冯式忠支付《抵押借款合同》项下400万元借款利息至2016年8月1日。瑞通公司对彩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利息明细表、利息收据均系彩艳公司单方制作，利息收据上也没有任何人签名，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而且，如果是邱*隆出具给梁春梅的收据，收据原件应在梁春梅手中，彩艳公司不可能存有收据原件，所以，该收据不是真实的。从收据上看，借款主体系梁春梅和邱*隆，与彩艳公司无关。至于银行转账回单，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是回单上梁春梅、冯式忠的名字与冯式忠、梁春梅在诉讼文书上的签名不一致。冯式忠对彩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即使该证据属实，也不能证明借款已转为定金，冯式忠有证据证明借款已转为奥斯龙公司投资款。对彩艳公司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梁春梅（冯式忠）支付借款利息给邱*隆明细表》系由彩艳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冯式忠或梁春梅签字，冯式忠二审中对其真实性亦未确认；利息收据亦仅加盖了“邱*隆”私章，无冯式忠或梁春梅签名，转账凭证亦无法反映与本案之间存在必然关联，不能证明其拟证事实，故本院对彩艳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该些证据证明力均不予确认。瑞通公司、冯式忠、梁春梅、冯伟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另查明，2017年11月22日，瑞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珠海横琴恒泰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6月15日，瑞通公司股东又变更为珠海横琴恒泰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2018年8月3日，瑞通公司股东变更为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至今。再查明，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彩艳公司并未就梁春梅向邱*隆的400万元借款主张过权利。冯式忠与梁春梅、冯伟强之间系配偶和子女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彩艳公司的上诉请求，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资产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二、彩艳公司诉请瑞通公司继续履行涉案《资产转让协议》以及支付违约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否成立。关于涉案《资产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虽然《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第３款约定“自2016年8月2日至2017年7月31日为本资产转让协议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瑞通公司与任何第三方洽谈出让上述资产事宜，均不构成违约。在冷静期内，瑞通公司可单方面取消本协议，但前提是必须先归还彩艳公司已支付的4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但该条第４款亦约定了“若瑞通公司2017年7月31日前无法全部偿还彩艳公司已支付的400万元本息，则需按270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资产转让给彩艳公司”。故从整体内容看，该协议明显系瑞通公司与彩艳公司协商，将其名下位于江门市××××××早禾坑（土名）的面积为26659.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江门市××××××××××的面积为15895.60平方米的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所有权转让给彩艳公司，彩艳公司支付价款并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虽作了瑞通公司可与第三方洽谈转让涉案资产或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单方取消本协议的安排，但这只是对瑞通公司在协议中享有单方解除权的约定，而并不能据此否定该协议为资产转让协议的性质。瑞通公司主张该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担保借款履行的流押合同，应属无效，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该《资产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彩艳公司诉请瑞通公司继续履行涉案《资产转让协议》以及支付违约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严守原则，相互配合，全面、适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依照《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彩艳公司应于协议签订３日内，向瑞通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6年2月份，梁春梅向邱*隆借款400万元，冯式忠、奥斯龙公司以其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处分的所有资产抵押给邱*隆。2016年2月5日，邱均隆向梁春梅转账400万元。同日，冯式忠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邱*隆借给其本人的400万元，已按要求划至梁春梅相关银行账户，即冯式忠亦确认该笔借款属于其本人所借或夫妻共同所借。2016年8月2日，即在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冯式忠出具《收据》并加盖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确认收到彩艳公司交来定金400万元，“邱*隆”亦盖章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春梅还本金400万元。从以上协议的签订、借款的实际交付及相互出具《收据》确认在400万元对等额内收到对方款项等事实，结合冯式忠合法持有瑞通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其自认是瑞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梁春梅、冯伟强的特殊身份关系，彩艳公司有理由相信冯式忠有权代理瑞通公司出具《收据》，以冯式忠和梁春梅向邱*隆所借400万元借款冲抵《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的400万元定金，冯式忠出具《收据》的行为对瑞通公司具有效力，即彩艳公司事实上通过与冯式忠、梁春梅向邱*隆的400万元借款冲抵的方式，向瑞通公司支付了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400万元定金。瑞通公司上诉主张冯式忠无瑞通公司授予的代理权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及梁春梅、冯伟强述称冯式忠无权代理瑞通公司出具《收据》、无权代理梁春梅以400万元借款冲抵定金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冯式忠虽主张该笔400万元的借款在奥斯龙公司股权投资中冲抵，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为冯式忠并无代表瑞通公司确认收到定金400万元的代理权，更无代表瑞通公司确认以梁春梅所借400万元抵销定金的代理权，从而认定彩艳公司并未履行向瑞通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元的合同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彩艳公司依约支付了定金，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在冷静期过后10个工作日内彩艳公司与瑞通公司对目标资产进行清点工作；自启动资产清点之日起，瑞通公司承诺在30个工作日内负责为彩艳公司办理目标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若逾期则彩艳公司有权对瑞通公司进行追偿”，在冷静期过后，瑞通公司未主张解除案涉协议的情况下，其依约应与彩艳公司一道就目标资产进行清点，而瑞通公司并未依约履行，其行为构成违约；彩艳公司亦可以在冷静期满后，主动催告瑞通公司履行协议义务，其称曾多次催告瑞通公司履行资产变更登记手续，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亦不予采信。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协议履行冷静期于2017年7月底已到期，而彩艳公司于2020年7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在此期间，因彩艳公司未能证明其曾催告瑞通公司办理案涉目标资产的清点及不动产变更登记，怠于行使协议约定权利，致使合同的履行基础已发生变化，现瑞通公司的股权结构已与冯式忠、梁春梅、冯伟强无关。而且，瑞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亦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协议，故一审法院确认《资产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并无不当。彩艳公司请求瑞通公司将涉案不动产变更登记至彩艳公司名下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彩艳公司诉请的违约利息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彩艳公司诉请瑞通公司以27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约定利率每日万分之一点五计算向彩艳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系以合同继续履行为前提，但彩艳公司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其主张违约利息的前提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当事人违约责任的承担及违约责任的计算。故对其关于违约利息的诉请本案不作调整，其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综上所述，彩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结果并无明显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313.25元，由上诉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