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3809号原告：北京木星时代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藏经胡同17号1幢一层1131室。法定代表人：尚雯婕，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威，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福，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薇，女，198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英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保全，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东阳猛犸世纪影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法定代表人：杨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博雅，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木星时代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星时代公司）与被告王薇、浙江东阳猛犸世纪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猛犸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法官任毅独任于2021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木星时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福，被告王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英杰、杨保全，被告东阳猛犸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宋博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木星时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薇、东阳猛犸公司连带赔偿损失55万元人民币及利息（以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事实和理由：在本院另案受理的(2018)京0101民初22608号原告北京黑方金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聂涛、新沂曜日影视文化工作室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各方当事人及木星时代公司等于2019年11月15日签署《和解协议》。2019年11月20日，《和解协议》生效，各方移交印章、证照、财务审批工具。2019年12月12日，木星时代公司完成公司机关变更登记。本案中，《策划服务协议》的双方为木星时代公司和东阳猛犸公司，王薇是木星时代公司经办人，签署日期为2019年11月14日，是上述《和解协议》签订的前一日，且在移交公司印章之前。王薇具备在《和解协议》签订之前，再一次使用合同专用章损害木星时代公司利益的条件和动机。《策划服务协议》约定所谓木星时代公司委托东阳猛犸公司提供影视剧《我就是这般女子》接洽居间服务及有关事项，推荐合约所述影视作品拍摄机会，服务费共计110万元。2019年12月11日，木星时代公司向东阳猛犸公司支付了首笔款项55万。此后，木星时代公司新任管理层发现，早在2019年10月28日，受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影视公司）委托制作电视剧/网络剧《我就是这般女子》的谷元（上海）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谷元文化公司）就聘请木星时代公司及其艺人侯明昊出演、拍摄该剧签订了《演员聘用协议》。中介合同性质的所谓《策划服务协议》反而签订在后，违背事理常情。木星时代公司经向电视剧《我就是这般女子》的制作方腾讯影视公司、谷元文化公司询问，被告知是制作方主动联系侯明昊出演，并无他方居间介绍，所谓居间服务从未发生。因此，《策划服务协议》是木星时代公司代理人王薇与相对人东阳猛犸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木星时代公司合法权益编造而成，故木星时代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诉至法院。被告王薇辩称，不同意木星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王薇不是木星时代公司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木星时代公司旗下艺人侯明昊的经纪人，基于公司领导安排与东阳猛犸公司对接居间服务协议，属于服从上级工作安排的职务行为，属于劳动关系项下的纠纷，木星时代公司诉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2.王薇就艺人侯明昊出演《我就是这般女子》所涉及《演员聘用协议》《策划服务协议》的签订与相对方进行对接，系木星时代公司负责人的安排，居间服务费系聂涛（王薇的上级）与东阳猛犸公司在侯明昊出演《我就是这般女子》前确认，王薇未参加、也无任何决定权；3.木星时代公司与东阳猛犸公司之间的《策划服务协议》在签订前，经过《我不是这般女子》制片方演员统筹负责人、东阳猛犸公司与木星时代公司负责人聂涛三方充分沟通，并完全达成了合意，而并非王薇与东阳猛犸公司恶意串通签署；4.《策划服务协议》签署及付款，按照木星时代公司要求进行了多级多部门审核和会签流程，且开具了发票，并获得了木星时代公司批准通过，不存在恶意串通。被告东阳猛犸公司辩称，不同意木星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存在与王薇恶意串通的事实，也不存在编造合同的事实，案涉居间服务交易是真实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我就是这般女子》宣传海报及本案中各方陈述，案外人朱某系该剧选角公司亦星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星公司）的选角项目负责人。2019年9月14日，朱某通过微信告诉案外人徐麒丰《我就是这般女子》的演员需要选角。2019年10月10日17时许，朱某将《我就是这般女子》剧本发送给徐麒丰，徐麒丰随即将剧本转发给木星时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聂涛，并向聂涛表示“你赶紧看，我先压几天”“男一容瑕”“和你这边说完我马上让人和腾讯落实了，价格比想象中低200，估计他们能接受1200。这两天等你信，成不成都告诉我”。聂涛将剧本和若干文件发送至微信群聊中（群成员为聂涛、王薇、侯明昊），侯明昊于同日19时许在群聊中表示对这部剧感兴趣可以试试。随后，聂涛将侯明昊的意愿告知徐麒丰，并就签订合同事宜进行沟通，徐麒丰表示“腾讯这边可以和我签，但合同上艺人本人要签字，你们ok吧”，聂涛不同意并提议“要不腾讯和我们签，我们和你公司签居间费合同就好了”，徐麒丰回复“先把事推进”，并询问“200ok吗”，聂涛表示“我们最高是10%”“主要是这个价格太低了，如果再200，等于到他手里很少钱”，徐麒丰继续表示“你们推进吧，事先做成”。同日19时24分，徐麒丰在微信聊天群（成员为徐麒丰、聂涛、朱某）中说“小磊，这是聂总，具体细节你们聊”，后三人在聊天群中就侯明昊的片酬问题进行简短沟通。2019年10月15日13时许，朱某向徐麒丰表示“保住侯明昊了”“1100”，后朱某在微信聊天群（成员为徐麒丰、聂涛、朱某）和聂涛表示“我给侯明昊保住了”，两人继续在聊天群中就侯明昊的片酬问题进行沟通。同日17时，聂涛建立微信聊天群（成员为聂涛、朱某、王薇），王薇表示“辛苦朱总费心了，我加您哈”，后朱某和王薇就《演员聘用协议》细节问题进行沟通。2019年10月21日，王薇通过微信向木星时代公司时任监事尚雯婕发送《我就是这般女子》的项目大纲、人物小传、剧本、评估报告等文件，并报告了侯明昊与腾讯平台分约事宜的进展，尚雯婕问“分约几年啊”王薇回答“2+6”，尚雯婕问“2+6什么意思啊”，王薇对此进行了解释，后王薇说“剧的合同挺着急的，也很多公司的男演员在抢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能定的前提是咱们要跟腾讯得有这个合作”“你也可以先看看这个项目，如果觉得项目不好，或者有更好的项目。咱们也不是非签这个不可”。尚雯婕答“好，我先看看”。2019年10月28日，谷元文化公司（甲方）与木星时代公司（乙方）、侯明昊（乙方艺人）订立《演员聘用协议》，就甲方聘请乙方艺人拍摄电视连续剧/网络剧《我就是这般女子》事宜达成协议，并约定：“一、工作任务：1.乙方受甲方之聘出演本剧【男一】号：【容瑕】之角色，保质、保量、按时、全面完成本剧的演出任务。”“三、酬金：1.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演出工作的总酬金为（含税）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元）。”“七、著作权等权利的归属：1.甲乙双方均理解并同意，本剧是企鹅影视公司委托甲方创作，企鹅影视公司享有本剧以及本剧所有乙方表演内容的所有权利以及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知识产权以及收益。”2019年10月30日15时许，聂涛建立微信聊天群（成员为聂涛、徐麒丰、王薇），表示“这是我的朋友徐总，感谢徐总帮我们小侯促成女子项目”，并安排王薇“整理一份居间合同，金额是全款的10%”“同步走流程签好”。后，王薇与徐麒丰就居间合同的具体条款和细节进行沟通，并表示“……咱们剧的合同已经签了，应该不会有变化。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个付款给你走流程的收款协议”。2019年11月14日，木星时代公司（甲方）与东阳猛犸公司（乙方）订立《策划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影视剧《我就是这般女子》接洽居间服务及有关事项达成协议，约定：“甲方联系人：王予微，乙方联系人：徐麒丰”“一、合作内容：1.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相关策划包装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保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水平，勤勉、高效、尽职尽责地按甲方要求完成本协议项下的居问服务工作，乙方应尽权利为甲方艺人推荐本合约所述影视作品拍摄机会，同时接受甲方的监督，在甲方要求的合理时间内按甲方合理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直至符合甲方要求并通过甲方验收。”“二、费用支付：1.金额：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共计含税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0】)……；2.支付方式：2.1首款：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甲方收到拍摄项目的首款，且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协议（含税）合作总金额的50%，即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550000元)。”2019年12月11日，木星时代公司向东阳猛犸公司转账55万元。关于王薇和东阳猛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木星时代公司主张本案中王薇与东阳猛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东阳猛犸公司在本院另案受理的（2020）京0101民初18365号案件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完全一致，在该案庭审中已经就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核对，原件与打印件内容一致，故本案中没有再行组织核对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的必要性。同时，木星时代公司以微信聊天记录存在篡改的可能性为由，对王薇、东阳猛犸公司提交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本案中，朱某作为东阳猛犸公司证人出庭作证，朱某认可本案中与其进行微信聊天的徐麒丰即为徐洋，且是徐洋向其推荐的侯明昊参演《我就是这般女子》。证人朱某对本案中与其本人有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因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主体名称与本人名称存在差异，经庭审询问，各方均认可聊天记录中的“聂心远”即为聂涛、“王予微”即为王薇、“朱某”即为本案证人朱某。关于“徐麒丰”的身份情况，东阳猛犸公司主张其真实姓名为“徐洋”，系其项目部总监，木星时代公司对此人的该身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审理过程中，木星时代公司主张，腾讯影视公司本身已经看中其艺人侯明昊，木星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尚雯婕与腾讯影视公司直接就此进行对接，双方本身即欲签署分约合同，《我就是这般女子》就是腾讯影视公司基于分约合同给侯明昊的演出机会，因此，侯明昊出演该剧无需东阳猛犸公司提供所谓居间服务。为证明王薇与东阳猛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木星时代公司陈卫东、谷元文化公司孙佳亮2021年1月29日至30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成员为谷元文化公司孙佳亮、亦星公司陈磊、木星时代公司陈卫东的微信群2021年2月25日的聊天记录，在上述聊天记录中，孙佳亮、陈磊均表示不知晓东阳猛犸公司、徐麒丰在《我就是这般女子》剧目中的居间服务行为。另查，2019年12月11日，木星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聂涛变更为尚雯婕。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演员聘用协议》《策划服务协议》、银行汇款回单、朱某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策划服务协议》是否系王薇与东阳猛犸公司恶意串通所订立，对此本院认为，木星时代公司虽不认可王薇、东阳猛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可打印件与原始载体内容一致，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影响现有意思表示的篡改，故对王薇、东阳猛犸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根据王薇、东阳猛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徐麒丰对侯明昊出演《我就是这般女子》事宜在木星时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聂涛与该剧选角项目负责人朱某之间起到了联络沟通的作用，聂涛系通过徐麒丰作为中间人与朱某就此事取得联系，进而进行具体沟通，故应认定徐麒丰对于《演员聘用协议》的最终达成提供了居间服务。徐麒丰在该行为中自认代表东阳猛犸公司，并同意以东阳猛犸公司名义与木星时代公司签署《策划服务协议》，东阳猛犸公司亦认可徐麒丰系其公司项目总监，在案涉居间活动中代表东阳猛犸公司，因此，根据本案事实，可认定东阳猛犸公司为侯明昊出演《我就是这般女子》剧目确提供了居间服务，木星时代公司亦实际接受了该服务，并实际获益。木星时代公司主张居间服务从未发生与事实不符，其主张王薇与东阳猛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但未提交任何足以证明该项主张的证据，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木星时代主张其支付的居间服务费是其损失，要求王薇、东阳猛犸公司赔偿居间服务费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木星时代公司主张：《策划服务协议》签署时间晚于《演员聘用协议》与常理不符、谷元文化公司孙佳亮和亦星公司陈磊均表示对案涉居间合同不知情、腾讯影视公司已经看中侯明昊，且由尚雯婕直接与腾讯影视公司进行对接，故木星时代公司没有另行由第三人提供居间服务的必要，因此《策划服务协议》系恶意串通的虚假产物。对此本院认为，《策划服务协议》与《演员聘用协议》签署的先后不足以证明《策划服务协议》不真实、其中约定的居间服务未实际发生。《策划服务协议》系东阳猛犸公司与木星时代公司订立，即使谷元文化公司孙佳亮与亦星公司陈磊对该合同及东阳猛犸公司、徐麒丰不知情，亦不足以证明东阳猛犸公司未在《我就是这般女子》选角项目负责人朱某与木星时代公司之间提供居间服务。另，根据王薇与尚雯婕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尚雯婕对于侯明昊出演《我就是这般女子》、与腾讯平台分约事宜均系通过王薇进行了解，与木星时代公司关于尚雯婕与腾讯影视公司直接对接相关事宜的主张不符，木星时代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侯明昊出演该剧系通过由东阳猛犸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以外的其他渠道促成，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木星时代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木星时代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北京木星时代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任 毅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支延杰书 记 员  王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