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201号原告：孙国林，男，1962年8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赛，男，198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江苏时代演绎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法定代表人：张庆亮，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年春，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平，男，196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孙国林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胡林经合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国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老梨树的管理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2020年共计三年的老梨树补贴款1701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8-2020年3年应得梨树果实收益18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25日公布的《北京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关于加强大兴区老梨树桑树保护工作的意见》与2018年6月11日《大兴区内老梨树桑树资源管护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均明确适用主体为农户，集体或企业。孙国林作为农户，均为明确适用主体，且两份文件均早于2018年7月11日村代表会。其次2018年5月梨树保险是村里组织给承包梨树的农户的果树上保险，保险单中被保险人为孙国林，保险期为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孙国林在本村承包梨树管理约20年，有明确的能力获得老梨树老桑树保护政策的实际补贴。全村老梨树1545棵，2018年符合补贴要求的梨树1233棵，属于孙国林管理的梨树棵树为270棵，故按照补贴比例计算孙国林应得补偿款为56700元。张庆亮曾承认“梨树管理权在拆迁或者占地时才收回”。梨树每年8月份开始果实逐渐成熟直至十月，而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将老梨树管理权收回，应赔偿孙国林的梨树果实收益损失。被告东胡林经合社辩称，1.原、被告2014年至2017年期间存在村集体老梨树的承包关系，2018年度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村集体老梨树的承包关系，原告也未向被告交纳老梨树的承包费，故原告依据农业承包合同起诉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8年5月25日公布的《北京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关于加强大兴区老梨树桑树保护工作的意见》只是关于加强老梨树、桑树保护的工作意见，针对该意见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在2018年6月11日才开始就《大兴区内老梨树桑树资源管护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向各相关镇政府、单位征求意见，即至2018年6月份，老梨树桑树保护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故原告依据2018年5月25日的工作意见主张2018年度老梨树的管护补贴没有事实依据。3.老梨树管护补贴是对实际对老梨树履行管护责任的管护者的补贴，是支付给实际管护者的人工费用和生产资料费用的补贴。在2018年度，原告并未实际管护村集体的老梨树，而是被告在经过村民代表会后，将全村老梨树收回统一进行的管护。且是经过被告的管护村集体的老梨树才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查并最终获得了相应的管护补贴，故2018年度基于村集体老梨树获得的管护补贴应归东胡林村集体所有，与原告无关。4.双方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的承包关系，在2018年度双方就老梨树不存在承包关系，故被告也无义务将老梨树返还给原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自2014年开始，东胡林村村南的部分老梨树由孙国林承包管理，孙国林每年交纳承包费，承包费由被告东胡林经合社在向孙国林发放每年的分红时直接予以扣除，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之间未就老梨树的承包签订书面合同。根据东胡林经合社所提交的记账凭证、支出凭证、分红领取清单显示：孙国林交纳了2014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1008元、2015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2016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2017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上述年度的承包款均系在分红时直接扣除。东胡林经合社在向孙国林发放2018年度的分红时未扣除2018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东胡林经合社据此主张其与孙国林的老梨树承包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孙国林所提交的保险凭证显示：被保险人孙国林，保险标的项目“梨”，标的地点及方位“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保险期间153天（自2018年5月1日0时起至2018年9月30日24时止）。孙国林据此主张其所承包的老梨树2018年期间由其实际管理。东胡林经合社认可孙国林为老梨树投保的事实，但主张2018年期间孙国林未实际对梨树进行过管理。2018年7月11日，东胡林村召开村民代表会，决议内容之一为“梨树地管理权收回，归村集体管理”。庭审中，双方均确认2018年7月11日之后，东胡林经合社将老梨树的管理权收回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东胡林经合社称其收回老梨树后，聘用专门人员对老梨树进行修枝、打药等管护工作，才最终使老梨树通过审查并最终获得相应的管护补贴。经双方确认，东胡林村2018年老梨树补贴金额共计323662.5元，每棵老梨树的补贴金额为262.5元，全村补贴的棵树为1233棵。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东胡林村村东南只有孙国林、伊书民两家管理的老梨树。2021年3月20日，原、被告及伊书民三方对东胡林村村东南的老梨树进行地界确认；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当时现场清点的孙国林原管理范围内的老梨树共有272棵，其中未挂牌的有68棵。经东胡林经合社申请，本院向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调取了东胡林村村东南2018年度老梨树补贴数量的相关材料，显示：调查日期2018年3月6日，总棵树407棵。2021年4月23日，在与本院的谈话笔录中，伊书民、孙国林双方确认：2018年孙国林管理的老梨树补贴棵树为204棵，伊书民管理的老梨树补贴棵树为203棵。另查，孙国林主张其所承包的老梨树2015年的果实收益为6万元左右，据此要求东胡林经合社赔偿其2018-2020年度的果实收益损失18万元。本院认为,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就涉案老梨树存在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但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就管理期限等进行约定。2018年7月11日，东胡林村民代表会决议将老梨树管理权收回集体管理，随后东胡林经合社将孙国林所承包的老梨树管理权收回后自行管理。综合上述情况，孙国林要求东胡林经合社归还老梨树管理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老梨树补贴是对于老梨树管护者的补贴，然东胡林经合社系于2018年7月11日将老梨树管理权收回，此前其并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故孙国林有权要求东胡林经合社返还2018年7月11日之前的补贴款。经核算，应返还的补贴款数额为28022.72元。鉴于2019年、2020年老梨树系由东胡林经合社实际管护，故孙国林主张此两年的老梨树补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孙国林所主张的2018-2020年的梨树果实收益损失，其并未就上述损失的实际存在及数额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孙国林老梨树补贴款28022.72元；二、驳回孙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6元，由孙国林负担3014元（已交纳），由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胡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26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会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