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初82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利耀雄，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柴湾祥利街18号祥达中心2105-6室。授权代表：徐炳光。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雨蕾，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艳，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徐炳光，男，1949年10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A894957（6），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H0894051501。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雨蕾，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吉公司）诉被告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及被告诚兴行公司反诉原告平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婧儿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玉煦、审判员殷莉利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对本案进行证据交换，2020年4月16日进行庭前会议及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利耀雄，被告诚兴行公司、徐炳光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宋雨蕾，被告东莞诚兴公司委托代理人郭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吉公司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诚兴行公司双倍赔偿原告定金人民币1200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付清赔偿之日止）;2.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对诚兴行公司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诚兴行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6月20日在东莞诚兴公司的三楼会议室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诚兴行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东莞诚兴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意向书签订后，张发友受原告委托，按诚兴行公司和东莞诚兴公司的要求，于2019年6月21日向东莞诚兴公司账户转账支付定金600万元人民币。后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以改变交易方式，由原先的股权转让变更为房地产转让，向原告提供/快递【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土地转让协议书》及《收据》三份稿件，多次通知原告参加起草、协商房地产转让合同条款的会议。由于土地转让交易方式是否可行需要向有关部门及（集体）土地所在村委进行询问，故双方没能达成一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在双方仍在努力协商当中，在双方均无法确定土地转让交易的可行性之前，诚兴行公司竟然单方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并且公然计收原告方180万元的违约金。诚兴行公司单方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是不争的事实，实在是有失诚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诚兴行公司解除合同，原告损失巨大，为了支付涉案交易金额，原告向银行及有关企业融资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及费用。由于诚兴行公司单方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涉案交易已经不可逆转，故此，原告已经向其发出《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但是诚兴行公司拒绝赔偿。原告认为，涉案《股权转让意向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各方应遵守履行。尽管该意向书没有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加盖公章，但是意向书是在东莞诚兴公司的办公室三楼会议室签订，多次协商会议也在东莞诚兴公司的办公室三楼会议室举行，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是东莞诚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定金也是按意向书的约定转账至东莞诚兴公司的银行账户，东莞诚兴公司并没有异议，故徐炳光签订意向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徐炳光的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由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承担。后来递交/快递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及《收据》均以东莞诚兴公司的名义出具，诚兴行公司也在通知书中加盖其公司公章，东莞诚兴公司将原告支付的定金向其公司员工发放工资及使用，均可视为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对徐炳光表见代理行为的追认。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第5、6条的约定，诚兴行公司应当赔偿乙方双倍定金即1200万元人民币，东莞诚兴公司及徐炳光为诚兴行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诚兴行公司答辩称：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股权转让价款应当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比如公司盈利情况等，甚至应当进行商务调查，不应该依据公司的注册资金标准就认定股权转让的价款为8000万元，该价款明显高于市场价，原告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存在主观恶意。诚兴行公司多次催告要求商讨合同细节，但是张发友以实际行动不履行合同的主要细节，三份通知书的内容是每次会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能落实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的责任在张发友，张发友一直以未开收据为由中断谈判，直至诚兴行公司发出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通知函之前，离约定正式签订合同日期已经过去二分之一，诚兴行公司和张发友的股权转让意向书没有任何实质进展，诚兴行公司通过通知函和电话通告张发友过来协商洽谈，仅是为了推进合同进度，通知函和电话内容并不涉及双方最终的意思表示，仅是磋商谈判。东莞诚兴公司答辩称：一、东莞诚兴公司不是《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原告对东莞诚兴公司的起诉。二、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合同双方承受，东莞诚兴公司既不是合同主体，也不可能承担股权转让行为的违约责任。三、东莞诚兴公司未出具除了不动产证书外的任何文件给张发友，不存在对诚兴行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的追认，更不存在认可徐炳光的表见代理。徐炳光答辩称：第一，徐炳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未在《股权转让意向书》上的担保方处签名，其在甲方处签名属于代表行为，是代表诚兴行公司。二、原告的主体资格不当，《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署主体是深圳平吉有限公司，原告在未与诚兴行公司协商确定作为合同主体的情况下，主动将其视作合同主体。经过工商查询，深圳平吉公司的字号有上百家，不仅指向原告，且实际支付600万元款项的主体是张发友，不是原告，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徐炳光没有以个人名义对诚兴行公司的股权转让的行为在《股权转让意向书》担保方处签名，实际上，也未收取张发友支付的款项，故，无需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徐炳光的起诉。诚兴行公司提起反诉请求：1.判决诚兴行公司不予退回平吉公司的定金人民币600万元，即诚兴行公司有权没收平吉公司的定金人民币600万元。2.本案反诉费用由平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诚兴行公司是东莞诚兴公司的全资外方母公司，因东莞诚兴公司经营困难，需要巨额资金解决债务，故诚兴行公司拟将股权转让以收取款项支付债务。2019年6月20日，诚兴行公司作为甲方、张发友（平吉公司的股东，至本反诉状提起之日，尚未最终确定股权受让方为平吉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诚兴行公司将东莞诚兴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张发友，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本意向书签订后三日内，张发友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600万元；本意向书由张发友支付定金后生效，如果张发友违约，甲方可以没收定金。”并约定了其他条款内容。诚兴行公司收到张发友支付的定金后，积极准备股权转让的前置文件，多次邀请张发友商谈具体合同条款：2019年6月26日，诚兴行公司与张发友进行《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的第一次面谈。此次会谈中，张发友和另外两名人员一同参加协商，在交谈过程中得知，这两名人员有意购买东莞诚兴公司的产业，只因张发友交了定金，只能通过张发友与诚兴行公司谈判，最终也是张发友跟这两名最终买家交易，这两名最终买家才能与张发友交易。在此次会议上，诚兴行公司提出要求商议股权转让的具体交易条款，但张发友以“未开具收据”为由不予进行下续谈判，使股权转让的具体交易条款不能确定。此后，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徐炳光与张发友一直进行电话沟通，要求张发友尽快确定具体合同条款,推进股权转让交易的进程。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22天仍无进展的情况下，2019年7月12日，诚兴行公司发出第一次书面通知，即《关于重要商务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通知张发友于2019年7月17日14:30进行第二次面谈，要求确定股权转让交易的双方法律主体；价款人民币捌仟万元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担保等款项内容；税务承担等税务条款；资产清点、移交等资产条款；其他具体条款内容。张发友接到书面通知后，在电话中提出要求变更交易模式，即将股权转让交易方式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2019年7月17日，张发友到达会场，在本次会议上直接提出要求更改交易方式，将原来的股权交易方式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易方式。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诚兴行公司把按照张发友要求而准备的《终止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交与张发友，但张发友又找借口不继续进行商谈，对诚兴行公司参与商谈的人员态度恶劣、言语粗暴，最后又以“未开具收据”为由不予商谈、并拿着该两商议稿件离开谈判会场，并作为了平吉公司提起诉讼的证据。诚兴行公司认为，此两份商议稿即是张发友故意设下的圈套，以口头提出变更交易方式的形式，诱使诚兴行公司提供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而后以此文本作为主张诚兴行公司违约的证据，其恶意磋商的意图十分明显。鉴于张发友不谈而别的行为，诚兴行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发出了第二次通知，即《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0号】，要求张发友于2019年7月22日15:30起到达会议地点参加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确定是否终止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而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股权转让交易模式；确定本次交易的双方法律主体，及在会上确定交易主体需要提交的有关证照；确定本次交易的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时间、担保等实质性条款；确定股权清点、交割等交接条款；商议合同的其他条款。张发友收到该通知后，并未在2019年7月22日到达会议地点，经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徐炳光打电话问询，张发友仍以“未开具收据”、“律师不在”、“不参与谈判”为由不到场谈判，仍然缺席此次会议。为了推动本次交易的继续进程，希望够尽快取得资金解决东莞诚兴公司的困境，诚兴行公司只得于2019年7月23日发出了第三次通知，即《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1号】，通知内容为：确定是否终止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而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股权转让交易模式；确定本次交易的双方法律主体，及在会上确定交易主体需要提交的有关证照；确定本次交易的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时间、担保等实质性条款；确定股权清点、交割等交接条款；商议合同的其他条款。张发友收到该通知后，并未在2019年7月25日到达会议地点，张发友仍然缺席此次会议。而在此次会议前,张发友委托他人提交了一份《申请书》，上述内容是将股权转让款从《股权转让意向书》中约定的人民币8000万元减低为人民币5500万元，减低幅度达31%，这属于对《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实质性条款的重大变更。在张发友既不到会议现场商谈、又委托他人提交减低股权转让价款的行为，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徐炳光当场打电话问询张发友是怎么回事,张发友在电话中确认是其提出的减低价款申请并委托他人提交给诚兴行公司，要求改变《股权转让意向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鉴于张发友的多次缺席、反复变更交易内容、单方要求大幅减低交易价款、拒绝商谈股权转让具体事务等种种恶意磋商、借故拖延的行为，也为了避免诚兴行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为了及早解决东莞诚兴公司的资金困境，诚兴行公司只得于2019年7月29日发出第四次通知,即《解除通知函》【诚商函（2019）22号】，在函中具体列举了张发友的上述种种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仅收取其违约金180万元，余款要求张发友提供收款账号后予以退回。张发友在收到通知后，不但不提供银行账号收取退回款项，反而立即于2019年的8月7日以平吉公司的名义向诚兴行公司发出《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至此诚兴行公司才发现，张发友明显是冲着要求诚兴行公司赔偿双倍定金的目的而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及在此之后作出的各种不予配合商谈的行为。第一步：在明知东莞诚兴公司经营困难、需要巨额资金解决债务的情况下，在与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徐炳光仅第一次见面后，在未经任何前期商务调查的情况下就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且交易金额为远高于市场价的人民币8000万元，是为了打消诚兴行公司的顾虑、诱导诚兴行公司立即签订合的主观目的。第二步：《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的第二天，张发友立即向诚兴行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定金人民币600万元。这是张发友坐实支付定金的行为，为后续双倍赔偿定金埋下伏笔。第三步：以需要开具收据为由，不进行任何实质性条款的谈判。银行转账凭证即可作为转账的事实依据，收据并非必不可少的凭据，且在《股权转让意向书》上也没有约定诚兴行公司需要向张发友开具收据。张发友深知东莞诚兴公司经营困难，诚兴行公司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拖延；故此，张发友在以行为表明等待诚兴行公司的解除通知。第四步：进一步引诱诚兴行公司“违约”，即仅以口头形式提出变更交易模式，要求将股权转让变更为土地使用权交易，并提出要求诚兴行公司提供商议稿件，以作为张发友主张诚兴行公司违约的证据。第五步：继续引诱诚兴行公司解除意向书：前两次会议到场但不谈实质性交易条款，后两次在接到通知后干脆不到场，且又委托其他人提交没有签名、盖章的减低交易价款的申请书，从远高于市场价的8000万元变更到略低于市场价的5500万元，张发友必然预见到诚兴行公司不会答应减低价款至5500万元，也必然不可能再等待下去的情形。第六步：继续拖延，逼迫并等待诚兴行公司发出解除通知。张发友在接到诚兴行公司的解除通知后，不是按照诚兴行公司的要求提供账号用以收取退款，而是立即向诚兴行公司发出要求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张发友的行为完全符合恶意磋商的法律构成要件，其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迫使诚兴行公司解除合同从而取得双倍赔偿定金。张发友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其故意阻却交易条件的成就，故应当认定张发友违约。本案张发友以平吉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可以视为平吉公司对张发友行为的追认，故平吉公司应当对张发友的违约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平吉公司答辩称：一、诚兴行公司的反诉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诉原告为平吉公司，被告为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由于反诉是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因此反诉原告即是本诉被告，反诉被告即是本诉原告，即反诉的当事人是特定的，而且反诉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具有双重性。故本案反诉主体应当是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现仅有诚兴行公司提起反诉，与法律规定不符，有意规避另外两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诚兴行公司不追加其他反诉原告，法院应当驳回诚兴行公司的反诉。二、诚兴行公司的反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1.诚兴行公司没有提供财产清单及财务会计报表，故诚兴行公司宣称拟将收取款项支付债务没有事实依据。2.诚兴行公司陈述《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的是“诚兴行公司与张发友之间的行为”，属于断章取义，仅诚兴行公司提起反诉目的是规避东莞诚兴公司与徐炳光的连带赔偿责任。3.根据诚兴行公司及东莞诚兴公司提供的注册登记信息，东莞诚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1是徐炳光的女儿，也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之一，而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东莞诚兴公司是诚兴行公司投资兴办的企业，因此，徐炳光是关联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东莞诚兴公司公司组织架构图，徐炳光是东莞诚兴公司的总裁，《股权转让意向书》在东莞诚兴公司三楼会议室二签订，基于信赖原则，原告确信徐炳光具有代表诚兴行公司及东莞诚兴公司的代理权，徐炳光的签订股权意向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故，意向书第6条约定由徐炳光及东莞诚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视为三被告的真实意向表示。签订意向书后续三次会议徐炳光、邓建新（东莞诚兴公司的厂长）、李卫东（东莞诚兴公司的财务总监）等人均在东莞诚兴公司的签到表签名并参加了会议，可视为东莞诚兴公司追认徐炳光的代理行为。诚兴行公司以通知函的方式通知开会，可视为追认徐炳光的代理行为。故本案的被告应当为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及徐炳光，被告仅以诚兴行公司作为反诉原告，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4.双方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也有报价。《股权转让意向书》是在实地考察东莞诚兴公司的生产情况，查看土地使用权证、涉案建筑物评估汇总表、东莞诚兴公司及诚兴行公司的注册登记副本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复印件等资料后才予以签订。因东莞诚兴公司注册登记资本为8500万元港币，诚兴行公司将其全部股权转让，全部股权转让涉及东莞诚兴公司的土地、建筑物、全部设备设施、全部生产资料，转让之前债务由诚兴行公司承担，且保证没有债务、不被查封及抵押，双方基于此确定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80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交易价格是基于东莞诚兴公司经营状况及资产状况确定的。诚兴行公司主张签订合同价8000万元远高于市场价，是原告诱导诚兴行公司立即签订合同的主观目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5.原告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第二天支付定金，是诚信履约的表现，诚兴行公司主张原告故意为了后续双倍赔偿，纯粹主观臆断。6.平吉公司要求开具收据是合理要求，诚兴行公司拒绝开具定金收据不符合交易习惯。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是原告基于谨慎态度要求被告开具定金收据是合理诉求，被告拒绝出具收据，要求原告先签订终止《股权意向书协议》，改变交易方式后，再出具定金收据，让原告陷入进退两难境地。7.从被告提交的《通知函》中可以证实：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商议稿）及《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是被告方起草并事先准备，被告主张原告改变交易模式并没有证据证实。从会议视频可见，张发友到达会场没有直接提出要求更改交易形式，而是被告提出先签订终止股权意向书，改变交易形式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再出具定金收据给原告，并将起草好的两份稿件打印出来交给原告，同时起草定金收据打印出来交给原告，但被告又不愿意在定金收据上签名盖章。8.申请书是以三被告名义向东莞市××××××委会出具的，目的是请求村委会批准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该价格对双方均没有约束力，不能以此来证实原告从原来8000万元减价到5500万元。因此，被告主张张发友要求改变《股权转让意向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属于对《股权转让意向书》实质性条款的重大变更，被告该主张不能成立。9.原告发出要求双倍赔偿定金的通知，是基于《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约定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没有任何过错。10.诚兴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拖延的事实。被告后来是通知了原告三次会议协商，但被告的通知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原告不参加会议不构成违约。原告担心面谈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次面谈后，被告变更交易模式为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的交易，因为没有生产设备设施、生产资料，交易价格暂定为7000万元交易。由于原告已经支付了定金，担心资金安全，因此要求被告出具定金收据，这个合理要求被告竟然拒绝，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财务报表及资产清单，被告也竟然拒绝。到后来原告听说被告东莞诚兴公司生产设备设施已经被处理抵债、原告支付的定金也被挪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及偿还债务，公司已经停止生产经营。原告无奈被动接受土地交易模式，因被告不能确定土地产权过户问题，原告只能自己起草申请书征询村委会土地能否转让及过户，至今也没有得到村委会回复，在土地转让交易价格没有落实被告竟然要求原告必须支付6500万元，否则免谈。加上定金600万元合计7100万元的交易价格超过了暂定的7000万元，实质上是被告为难原告，再次改变交易价格。因此，被告主张原告多次缺席、反复变更交易内容、单方要求大幅减低交易价款，拒绝商谈股权转让具体事务等种种恶意磋商借故拖延行为不是事实。三、诚兴行公司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签订意向书后，被告在意向书约定的三个月期限内单方解除意向书，还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让，构成双重违约。根据意向书的约定，被告理应双倍赔偿定金，故其没收定金60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综上所述，诚兴行公司反诉主体缺失不全，反诉证据不足，请求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平吉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本诉及反诉证据：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用以证明：原被告存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事实。《股权转让意向书》明确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500万元港币，转让标的是诚兴行公司持有东莞诚兴公司的全部股份，双方是基于此种情况下确定转让价格，不存在诚兴行公司反诉主张的转让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原告构成诱导签订。证据二，电汇凭证、银行回单凭证，用以证明：原告按约履行了支付定金600万元，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拖延。证据三到证据六，四份《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号、21号、22号］，用以证明：股权转让的协商均在东莞诚兴公司进行，涉案交易谈判由被告主导，是被告提出变更交易方式，并提出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通知函》是被告单方的意思表示，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原告不参加不代表原告拖延。证据七，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及快递单，用以证明：原告通知被告双倍赔偿定金1200万元。在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被告拒绝支付，原告遂向法院起诉。证据八，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徐炳光身份证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东莞诚兴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物统计表，用以证明：签订《股权意向书》时，被告向原告递交注册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证及建筑物统计表等文件，双方是充分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是东莞诚兴公司的总裁，徐炳光在东莞诚兴公司的办公室签订涉及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证据九，申请书，用以证明：由于被告改变股权转让模式为土地转让模式后，原告为了促成交易，需要向有关部门包括雁田村会查询能否过户办证（包括建筑物办证），原告自己起草申请书交给被告，再由被告向村委会递交。对于申请书双方没有签名盖章，对双方均没有约束力，并非原告要求降价构成对股权转让实质性条款的重大变更。证据十，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用以证明：被告先起草了两份商议稿，并将该两份商议稿交给原告，并强迫原告先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然后再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最后才出具定金收据，由此证明是被告要求变更交易模式。《土地转让协议书》的甲方为东莞诚兴公司，视为东莞诚兴公司追认徐炳光的代理行为。证据十一，《证明》，用以证明：张发友接受原告的委托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以及支付定金，张发友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原告承担。证据十二，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单明细表和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保全支付保全费。诚兴行公司对平吉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股权转让意向书》仅是意向，关于具体的交易细节，要在三个月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证据二，电汇凭证、银行回单凭证，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证据三至证据六，四份《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号、21号、22号］，确认真实性和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原告作为买家，是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原告和诚兴行公司都可以为继续交易提供更好意见和建议，后续究竟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或者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方式交易，仍需要双方的合意，诚兴行公司一直在积极配合原告，以便更好的交易。诚兴行公司对每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均有在《通知函》中明确告知，但原告就是回避。对证据七，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及快递单，确认真实性。诚兴行公司确认收到《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但认为原告是冲着要求诚兴行公司赔偿双倍定金的目的，而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对证据八，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徐炳光身份证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东莞诚兴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物统计表，对于诚兴行公司的主体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认，对于东莞诚兴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确认，该营业执照没有加盖东莞诚兴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是东莞诚兴公司提供给原告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就本次交易进行了实质性的商务调查。对于组织架构图、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建筑物汇总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均未加盖东莞诚兴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东莞诚兴公司的人事关系和资产状况，故不能证明原告为本次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的主张。对证据九，《申请书》，确认真实性。此申请书恰恰证明是原告提出改变交易方式，降低合同交易价款，诚兴行公司在电话录音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对证据十，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此两份函件是双方协商过程中的磋商性文件，不代表最终的意思表示。对证据十一，《证明》，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这是原告单方面自行制作的证明，不能证实交易主体为原告。对证据十二，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单明细表和发票，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股权转让意向书》对此没有明确约定。东莞诚兴公司对平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东莞诚兴公司不是《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主体，也未在《股权转让意向书》上签字盖章，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证据二，电汇凭证、银行回单凭证，东莞诚兴公司只是作为诚兴行公司指定的收款方，并非《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主体，故东莞诚兴公司不需要承担收款产生的责任。证据三至证据七，四份《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号、21号、22号］、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及快递单，没有质证意见。证据八，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徐炳光身份证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东莞诚兴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物统计表，对于诚兴行公司的主体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认，对于东莞诚兴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确认，该营业执照没有加盖东莞诚兴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是东莞诚兴公司提供给原告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就本次交易进行了实质性的商务调查。对于组织架构图、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建筑物汇总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均未加盖东莞诚兴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东莞诚兴公司的人事关系和资产状况，故不能证明原告为本次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的主张。证据九，《申请书》，没有质证意见。证据十，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此两份函件是双方协商过程中的磋商性文件，不代表最终的意思表示。证据十一，《证明》，没有质证意见。证据十二，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单明细表和发票，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股权转让意向书》对此没有明确约定。徐炳光对平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徐炳光并没有在担保方处签字，并未承诺担保责任，况且诚兴行公司是转让方，在原告和诚兴行公司没有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情况下，徐炳光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徐炳光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证据二至证据八，电汇凭证、银行回单凭证、四份《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号、21号、22号］、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及快递单、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徐炳光身份证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东莞诚兴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物统计表，没有质证意见。证据九，《申请书》，原告在《申请书》单方写上徐炳光的名字，徐炳光并没有签字确认。证据十，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没有质证意见。证据十一，《证明》，没有质证意见。证据十二，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单明细表和发票，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股权转让意向书》对此没有明确约定。被告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向本院提交如下本诉及反诉证据：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银行转账流水，用以证明：张发友在明知东莞诚兴公司经营困难，需要巨额资金解决债务的情况下，与徐炳光仅第一次见面后，在并未进行任何前期商务调查的情况下就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且交易金额为远高于市场价。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的第二天，张发友立即向诚兴行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定金600万元人民币。证据二，《关于重要商务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17日14:30会议视频、2019年7月17日《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22天仍无进展的情况下，2019年7月12日，诚兴行公司发出第一次书面通知，通知张发友于2019年7月17日进行第二次面谈。张发友接到书面通知后，在电话中要求变更交易模式，即将股权转让交易方式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2019年7月17日，张发友到达会场，在本次会议上直接提出要求更改交易方式，将原来的股权交易方式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易方式。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诚兴行公司事先按照张发友的要求准备的《终止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交给张发友，但张发友找借口不继续进行商谈，对诚兴行公司参与商谈的人员态度恶劣，言语粗暴，最后又以“未开具收据”为由不予商谈，并拿着该两商议稿离开谈判会场，并作为了其提起诉讼的证据。证据三，《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0号】（2019年7月19日）、2019年7月22日会议视频、2019年7月22日《会议签到表》、2019年7月22日会议中通话记录及文字稿，用以证明：诚兴行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发出了第二次通知，要求张发友于2019年7月22日15时30分到达会议地点参加会议，确定交易方式、主体及具体细节。张发友接到该通知后，并未在2019年7月22日到达会议地点，经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徐炳光打电话询问，张发友仍以“未开具收据”、“律师不在”、“不参与谈判”为由不到会议谈判，仍然缺席此次会议。证据四，《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1号】（2019年7月25日）、2019年7月25日会议视频、2019年7月25日《会议签到表》、2019年7月25日会议中通话记录及文字稿，用以证明：诚兴行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发出第三次通知，张发友收到该通知后，仍然缺席此次会议。证据五，《解除通知函》【诚商函（2019）22号】（2019年7月29日）、《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用以证明：鉴于张发友的多次缺席、反复变更交易内容、单方要求大幅度降低交易价款、拒绝商谈股权转让具体事务等种种恶意磋商、借故拖延的行为，诚兴行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发出第四次通知，在函中列举了张发友的上述种种行为，依法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对其仅收取其违约金180万元，余款要求张发友提供收款账号后予以退回。张发友在收到通知后，不但不提供银行账户收取退回款项，反而立即于2019年8月7日以平吉公司的名义向诚兴行公司发出《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证明张发友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目的是为了要求诚兴行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平吉公司对被告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一，《股权转让意向书》、银行转账流水，确认真实性和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徐炳光与张发友分别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签名代表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与平吉公司，两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证据二，《关于＜股权转让意向书＞重要商务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19号、2019年7月17日《会议签到表》，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2019年7月17日14：30分会议视频，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签到表显示，此次会议包括徐炳光、诚兴行公司代表（董事徐炳光、IVYCHEUNGKATCHAN)和东莞诚兴公司的代表（邓建新、李卫东），以及其代理律师郭建军；原告代表张发友，原告代理律师利耀雄。而实际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被告方代理律师助理共十人，并非诚兴行公司所说的只有诚兴行公司与张发友先生，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发友要求改变交易方式。会议视频是在东莞诚兴公司会议室的监控视频拍摄，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并没有告知原告。证据三，《关于＜土地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20号、2019年7月22日《会议签到表》，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2019年7月22日14：30分会议视频，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019年7月22日会议中通话录像及文字稿，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发友以不正当理由故意拖延交易。虽然诚兴行公司向原告发出通知，但该通知对原告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原告不参加会议不构成违约。电话录音虽然证实徐炳光已通知过张发友，但张发友不参加面谈不构成违约。原告之所以没有出席会谈，主要原因是被告改变交易方式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式后，因东莞诚兴公司的厂长邓建新说过村委过户他搞不掂，原告必须了解清楚，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转让过户，建筑物是否可以办证。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根本就谈不了实质性的交易条款。证据四，《关于＜土地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21号、2019年7月25日《会议签到表》，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2019年7月25日会议视频，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019年7月25日会议中通话录像及文字稿，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和关联性。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发友故意拖延，也不能证明张发友要求降低合同价款。虽然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但该通知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原告不参加会议不构成违约。电话录音虽然证实徐炳光已通知到张发友，但张发友不参加面谈不构成违约。原告之所以没有出席会谈，还是因为原告查询相关部门否可以变更过户，在没有得到村委等部门的答复之前，根本就谈不了实质性的交易条款。证据五，《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的通知函》（2019）22号、《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张发友及原告均不存在拖延情况。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第4条约定，双方争取在三个月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而被告终止意向书时间为7月29日，距离签订意向书时间2019年6月20日为39天，双方还在合同期限内，在合同期限内被告单方终止合同已构成违约，原告并没有违约。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0日，诚兴行公司作为甲方与深圳市平吉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甲方拟将其所持有东莞诚兴公司的100%全部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双方初步达成如下意向：1.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8000万元；2.股权转让涉及东莞诚兴公司的资产包括12473.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6400平方米的建筑物、全部生产设备、设施、生产资料等（以资产评估及登记表为准）；转让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由甲方承担；3.甲方保证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及全部设备、设施、生产资料没有被查封、抵押担保等，没有隐瞒行政、民事责任及债务等；4.签订本意向书后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600万元人民币；双方争取在三个月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6个月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甲方指定东莞诚兴公司的银行账号作为收取定金的账号;5.本意向书由乙方支付定金后生效，如果乙方违约，甲方可没收乙方定金，如果甲方违约（不同意股权转让给乙方或者收取其他方的股权转让款或者与其他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应赔偿乙方双倍定金；6.徐炳光及东莞诚兴公司为甲方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甲方显示是徐炳光的签名，乙方显示是张发友的签名，担保方处没有任何签章。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张发友是平吉公司的股东。平吉公司主张，张发友的签名是代表平吉公司，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东莞诚兴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徐炳光的签名对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构成表见代理，《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合同主体是平吉公司和诚兴行公司。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则主张，徐炳光与东莞诚兴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徐炳光无权代表东莞诚兴公司，东莞诚兴公司亦从未进行过追认，徐炳光的签名仅代表诚兴行公司；乙方名称与平吉公司的全称不一致，结合张发友实际支付定金600万元及后续谈判由张发友参与的事实，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认为《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合同主体是张发友和诚兴行公司。原被告均认为该《股权转让意向书》属于预约合同，双方仍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6月21日，张发友向东莞诚兴公司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人民币600万元，备注显示是“购房定金”，诚兴行公司确认收到《股权转让意向书》所涉的定金,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主张，该600万元定金的支付主体是张发友，并非平吉公司；如果600万元定金需要返还，返还的主体是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并非合同主体，且未在《股权转让意向书》中签章确认，故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不负有定金返还的连带责任。另外，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确认案涉股权转让是由于迫切需要资金解决东莞诚兴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员工遣散问题。平吉公司则主张，张发友是受平吉公司的委托向东莞诚兴公司转账支付定金，故平吉公司是定金支付的主体，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约定，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负有连带赔偿责任。2019年7月11日，诚兴行公司向张发友发送《关于＜股权转让意向书＞重要商务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19号，称拟定2019年7月17日在东莞诚兴公司三楼会议室商议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务，包括确定股权转让交易双方法律主体、确定股权转让价款8000万元人民币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担保、支付方式、股权转让事务的税费承担、确定东莞诚兴公司的资产清点和移交事务、《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具体条款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具体事务。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提供2019年7月17日的会议视频及会议签到表，平吉公司确认其真实性。根据会议视频及会议签到表显示，2019年7月17日的会议有徐炳光及诚兴行公司代理人郭建华律师、张发友及平吉公司代理人利耀雄律师、东莞诚兴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参加。在会上，诚兴行公司提出，根据此前徐炳光与张发友的沟通情况，要先确定交易模式，究竟是股权转让还是土地买卖，再落实具体交易细节，并要求尽快敲定以推进协商进程，诚兴行公司称由于土地转让涉及审批手续，不能确保有关部门同意土地过户及办证。张发友则提出，要求就600万元定金先开具收据，再谈交易模式和具体交易细节。双方一度就开具收据、确定交易模式的先后顺序争执不下，最后诚兴行公司方同意现场书写收据稿件，并将事先草拟好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初稿）》、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一并交付给张发友，张发友称要回去查阅后再行商议。2019年7月19日，诚兴行公司向张发友发送《关于＜土地转让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20号，再次通知张发友于2019年7月22日在东莞诚兴公司三楼会议室商议具体交易事项，包括确定是否终止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而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股权转让交易模式；确定交易双方的法律主体；确定交易款项的具体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担保（重点事项）；确定股权（资产）清点、交割等具体事项、合同的具体条款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具体事务。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提供2019年7月22日的会议签到表及通话录音，平吉公司确认其真实性，根据会议视频、会议签到表及通话录音反映，张发友以律师不在为由，张发友或平吉公司没有参加此次会议。2019年7月23日，诚兴行公司向张发友发送《关于＜土地转让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2019）21号，再次通知张发友于2019年7月25日在东莞诚兴公司三楼会议室商议具体交易条件和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包括确定是否终止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而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模式，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股权转让交易模式；确定交易双方的法律主体；确定交易款项的具体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担保（重点事项）；确定股权（资产）清点、交割等具体事项及合同的具体条款等。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提供2019年7月25日的会议签到表及通话录音，平吉公司确认其真实性，根据会议签到表及通话录音反映，张发友或平吉公司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徐炳光致电张发友要求其参加会议，张发友称其和律师都没有时间，要另外约个时间与徐炳光、唐锦雄三人谈，徐炳光还提到张发友的申请书，称不能接受张发友将转让价格降低到5500万元-5800万元，并称价格有6500万元再谈，张发友则称要另约时间再谈。2019年7月25日，平吉公司以东莞诚兴公司、诚兴行公司、徐炳光的名义起草申请书，并将申请书交付给被告。该申请书的主要内容，是就东莞诚兴公司拟通过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房地产转让等方式将登记在东莞诚兴公司定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转让给平吉公司或张发友指定的其他公司，转让价格在5500万元-5800万元之间的转让事宜，向东莞市××××××委会征求批准同意。平吉公司主张，正是由于其不能确定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是否可以过户办证，亦没有得到东莞诚兴公司、诚兴行公司、徐炳光的明确答复，平吉公司认为双方就土地转让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没有参加2019年7月22日和2019年7月25日的会议。2019年7月29日，诚兴行公司向张发友发出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通知函，以张发友提出更改交易方式，故意不到场、借口不洽谈股权转让具体细节条款，导致自意向书签订后至今40多天的时间仍不能确定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的合同必备条款，张发友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第五条的约定，念在张发友年事已高，诚兴行公司仅按照600万元定金的30%即180万元计收违约金，剩余420万元根据张发友提供的收款账号予以退回。2019年8月7日，平吉公司向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徐炳光发出《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以诚兴行公司改变交易方式为房地产转让，由于土地转让交易方式是否可行需要向有关部门及集体土地所在村委进行查询，故双方没能达成一致签订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土地转让协议书》及收据的稿件，但在双方仍在努力协商当中，无法确定土地转让交易的可行性之前，诚兴行公司单方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且公然计收平吉公司180万元违约金，构成根本违约。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第5条、第6条的约定，诚兴行公司应当赔偿平吉公司双倍定金即1200万元，徐炳光和东莞诚兴公司为诚兴行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在庭审中，诚兴行公司、平吉公司均确认，在平吉公司收到诚兴行公司发出的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通知函时，《股权转让意向书》解除。诚兴行公司确认，案涉土地、厂房及东莞诚兴公司的股权已于2019年8月21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案外人。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意向书》、电汇凭证、银行回单凭证、四份《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号、21号、22号、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及快递单、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徐炳光身份证复印件、东莞诚兴公司组织架构图、东莞诚兴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物统计表、申请书、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商议稿、土地转让协议书商议稿、《证明》、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单明细表和发票，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意向书》、银行转账流水、《关于重要商务条款内容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19号】（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17日14:30会议视频、2019年7月17日《会议签到表》、《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0号】（2019年7月19日）、2019年7月22日会议视频、2019年7月22日《会议签到表》、2019年7月22日会议中通话记录及文字稿、《关于或股权转让协议重要商务条款进行协商的通知函》【诚商函（2019）21号】（2019年7月25日）、2019年7月25日会议视频、2019年7月25日《会议签到表》、2019年7月25日会议中通话记录及文字稿、《解除通知函》【诚商函（2019）22号】（2019年7月29日）、《关于赔偿双倍定金的通知书》以及本院证据交换笔录、庭前会议笔录、开庭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因诚兴行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徐炳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关于管辖权，由于被告东莞诚兴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东莞市××××××，本诉的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1200万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本院对本案可依法行使管辖权。关于准据法，因各方当事人没有对法律适用进行书面约定，而《股权转让意向书》拟转让股权的标的公司在中国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争议的解决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关于反诉原告的问题。本案系平吉公司先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之诉，请求诚兴行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诚兴行公司基于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请求没收定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对平吉公司主张诚兴行公司作为反诉原告的主体不适合，应当驳回其反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合同主体。《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甲方显示是诚兴行公司，乙方显示是“深圳市平吉有限公司”，落款处没有任何公司签章，而是徐炳光和张发友分别代表甲方和乙方在落款处签名，担保方没有任何主体签名。首先，徐炳光是诚兴行公司的董事，张发友是平吉公司的股东，诚兴行公司认可徐炳光代表诚兴行公司签署该合同，平吉公司亦认可张发友代表平吉公司签署该合同，可以认定《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合同主体是平吉公司和诚兴行公司。其次，虽然乙方显示的公司名称“深圳市平吉有限公司”与平吉公司的全称“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从名称上看并非完全一致，但经过工商查档显示，不存在名称为“深圳市平吉有限公司”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结合张发友在平吉公司的职务身份、平吉公司对张发友签字的追认，以及诚兴行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没收平吉公司基于《股权转让意向书》向其支付的定金600万元，诚兴行公司实际上亦认可《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一方主体是平吉公司，故对诚兴行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合同主体是张发友，请求本院驳回平吉公司作为原告的起诉，本院不予支持。再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第6条约定，徐炳光与东莞诚兴公司为诚兴行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款实质是要求徐炳光与东莞诚兴公司为诚兴行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提供担保，但徐炳光与东莞诚兴公司均没有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的担保方处签字盖章确认，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徐炳光有权代表东莞诚兴公司对外承诺担保债务，而且徐炳光是在甲方处签名，仅能视为其代表诚兴行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因此《股权转让意向书》关于担保条款的约定对徐炳光、东莞诚兴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解除原因。平吉公司与诚兴行公司均确认，在平吉公司收到诚兴行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发出的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通知函时，《股权转让意向书》解除。关于解除原因及违约方，双方各执一词，平吉公司主张是由于诚兴行公司提出改变交易方式，由股权转让方式改为房地产转让，在双方无法确定土地转让交易的可行性之前，诚兴行公司单方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构成违约。诚兴行公司则认为，是由于平吉公司多次故意不到场、借故不洽谈具体交易细节，导致不能确定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等合同必备条款，平吉公司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履行签订正式合同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确认真实性的会议视频及通话录音，结合本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股权转让意向书》是双方以转让东莞诚兴公司股权作为交易标的的框架下形成的预约合同，双方仍需要在三个月内继续洽谈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但是，在后续洽谈过程中，无论由哪方先提出变更交易方式，实际上双方均有意将交易方式从股权转让变更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如诚兴行公司事先将草拟好《土地转让协议书（初稿）》、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协议交给平吉公司，平吉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并予以接收，以及平吉公司起草申请书向凤岗镇雁田村村委征询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能否过户办证等均可以体现。但是，由于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该交易方式的变更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重大变更，相应的转让价款、履行期限及方式等其他合同主要条款亦可能随之变更，在此情况下，双方确需重新考量签订本约意愿、客观障碍、市场风险、政策因素等要件后，重新协商一致加以确定。因此，平吉公司要求开具定金收据、在未确定房地产转让可行性的情况下未出席诚兴行公司单方通知的相关会议、要求调整转让价格、以及诚兴行公司改变交易方式及发送解除函等，均不构成《股权转让意向书》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双方未能达成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书难以完全归咎于平吉公司或诚兴行公司的任何一方。因此，对平吉公司和诚兴行公司基于对方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平吉公司要求诚兴行公司向其双倍返还定金、诚兴行公司要求对平吉公司没收定金，本院均不予支持。平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担保费用的承担有明确约定，故对平吉公司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确认《股权转让意向书》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诚兴行公司应当向平吉公司返还定金600万元及支付利息。由于双方确认《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解除时间是在2019年7月29日，故平吉公司诉请利息起算时间从2019年8月15日对诚兴行公司有利，本院予以确认。故，诚兴行公司应当支付的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付清之日止。由于案涉600万元是转至东莞诚兴公司的银行账户，诚兴行公司、东莞诚兴公司亦确认款项是用于解决东莞诚兴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员工遣散问题，结合在收取案涉款项时，诚兴行公司与东莞诚兴公司存在支配与控制的关联关系，故东莞诚兴公司应对上述款项负有共同返还责任。对平吉公司诉请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东莞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定金人民币6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人民币93800元，保全费5000元（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0000元，由诚兴行实业公司、东莞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58800元；反诉受理费53800元（诚兴行实业公司已预交），由诚兴行实业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深圳市平吉贸易有限公司、东莞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可在收到判决书后十五日内、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徐炳光可在收到判决书后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潘 巍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一、关于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直辖市中级人民以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8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陕西、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4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领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本辖区级别管辖标准，除于2011年1月后经我院批复同意的外，不再作为确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四、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参照适用本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