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4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建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雄唱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永。原审第三人：王清举，男，1再审申请人张建永与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清举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张建永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4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发出沈大检民（行）违监（2019）21010400003号再审检察建议书。2020年4月29日，本院作出2019辽0104民监18号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再审中，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张建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雄唱、原审第三人王清举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沈阳市大东区法院（2017）辽0104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将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张建永所支付的215万元购买沈阳大东区益民医院的股权款，认定为被申请人王清举向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证据“投资、入股协议书”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张建永所支付的215万元，是向申请人张建永支付的购买股权款的对价，2016年年12月15日，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甲方)与再审被申请人王清举(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公开、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入股及管理运营等事宜，签订本协议.协议的第二条合作方式第3款约定:乙方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的51%的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协议的第二条合作方式第8款约定：“医院总投资设定为700万元，其中医院目前状态估值为430万元。因此，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张建永支付的215万元的定性应为，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支付的购买大东区益民医院股51%的股权款。而不是向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如果，215万元算作投资款加上医院估值430万元，医院的总资产将为645万元，而被申请人王清举将持有医院股权的33%股权，完全不符合再审申请人张建永、被申请人王清之间的合同约定的被申请人王清举占机构51%股份的约定。所以，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张建永支付的215万元，根据双方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可以看出，是申请人王清举向被申请人张建永购买大东益民医院51%股权的行为。证明上述观点从“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可以看出：a、甲、乙双方本着公开、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入股及管理运营等事宜，签订本协议。b、合作方式第一款中:甲方负责将大东益民医院由非盈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盈利性医疗机构。c、合作方式第三款:乙方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的51％的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第八款第(1)项:医院总投资设定为700万元，其中医院目前状态估值为430万元。d、合作方式第八款第(3)项:字交接完成之日起，所有大东益民医院应收之各种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医保收入)全部归合作双方按份共享。2、原审法院认定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为新设立的公司属于认定错误。根据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甲方)与再审被申请人王清举(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公开、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入股及管理运营等事宜，签订本协议；协议的第二条合作方式第1款约定:甲方负责将沈阳市大东益民医院由非盈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盈利性机构。由上述证据可以看出申请人张建永与被申请人王清举在共同合作、运营沈阳大东益民医院的基础上，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盈利性医疗机构，也就是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大东益民医院是经过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设立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而沈阳候丽萍医院有限公司为工商局批准设立的盈利性医疗机构。也正因此产生了矛盾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备案登记的机关是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而盈利性医疗机构的备案登记机关为工商局。如大东益民医院向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由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盈利性医疗机构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不会为盈利性医疗机构办理变更备案登记。所以大东益民医院向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由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盈利性医疗机构，经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后只能向工商局申请备案登记。根据证据《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文件》沈大东卫计发【2017】13号文件(关于沈阳市大东区益民医院变更注册事项的批复)可以证明，2017年1月11日，经申请人张建永申请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文件批复同意:“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所有制由民营变更为有限公司，经营性质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他注册事项不变”也正因此，在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后，只能向工商局申请备案登记，工商登记只能显示为新设机构。综上，大东区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和工商局分属两个部门，所管理的机构性质有所不同，所以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实际上是由大东益民医院变更而来，并不是原审法院根据单纯的工商登记而认定沈阳侯丽萍医院为新设机构，能够证明沈阳侯丽医院的实际性质是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而来，就业人员，经营模式，经营设备及营业地点等均未有任何改变，所以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资产也应为沈阳大东益民医院转化而来。3、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王清举为沈阳侯丽萍医院的投资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既然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资产也应为沈阳大东益民医院转化而来，那么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200万元注册资本，恰恰应当由变更前的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将医院负担，应当用其所拥有全部资金中的200万元注入变更后的沈阳侯丽萍有限公司来充抵注册资本。而申请人张建永、被申请人王清举中的任何一人均没有义务出资200万元投入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账户。原审法院认定王清举为变更后的沈阳侯丽萍医院的投资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原审法院根据沈阳市大东益民医院的《清算审计报告》认定沈阳益民医院清算结束之日账面金额中现金492055.97元，偿还张建永出资款30万元，余额分配给张建永，银行存款130.87元分配给张建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1)申请人张建永与被申请人王清举对沈阳大东益民医院是合作关系。根据(2)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是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而来。沈阳大东医院要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势必要对沈阳大东益民医院进行审计、清算，是沈阳大东益民医院要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必经步骤，所以沈阳大东益民医院《清算审计报告》只是为变更机构性质所做的形式上的手续之一，但申请人张建永并没有分配到任何利润，并没有如《清算审计报告》中所述“沈阳益民医院清算结束之日账面金额中现金492055.97元，偿还张建永出资款30万元，余额分配给张建永，银行存款130.87元分配给张建永。”《清算审计报告》只是为了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所做的形式上的文件，没有对实际的清算结果进行实际的分配。《投资、入股协议书》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王清举向申请人张建永所支付的215万元，是向申请人张建永支付的购买股权款的对价，证据《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文件》可以证明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实际上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而来，所以沈阳侯丽萍医院的注册资本也就是沈阳大东益民医院的资本变更而来，沈阳侯丽萍医院的成立也不需要任何股东的投资。综上，申请人并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理过程中没有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予以认定，导致法院的公正审理形同虚设，过程简单敷衍，并未真正起到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原则，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申请人恳请再审法院支持申请人的申请事由，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辩称：一、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2、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3、固定共同制定公司章程；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5、有公司住所。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设立符合该规定，没有任何问题，认定卫计局批复只是行业管理的报批行为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否认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最为独立法人的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存在。二、投资、入股协议书，因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该430万元不具有实际意义；三、《沈阳侯丽萍医院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张建永以实物出资，王清举以货币出资。如果王清投资的款项为购买益民医院股份款，其张建永、王清举均不需实际出资的话，则与章程相矛盾，两股东均应是实物资产，而不应体现王清举为货币出资。四、辽宁唯实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6月30日，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负债达到241万余元。以及公司法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假设王清举支付的购买益民医院51%股份成立的情况下，王清举认缴的货币出资。便可以不再缴纳，不符合公司法的强制性要求，法院也不可能判决王清举不需缴纳。原审第三人辩称：再审申请书从头至尾说我付给张健永215万元，此款项用于购买益民医院股份51%的对价，但实际情况是：在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基本账户设立之前，我只向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法人张健永支付投资款200万元，而不是215万元，另15万元在基本账户设立后，直接转入该账户；如果投资款是购买益民医院股份的对价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不是投资入股协议；张健永出具的收条明确写明：我支付给张健永的200万元是投资款，且收款主体是沈阳侯丽萍医院，投资入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顺序是：甲方张健永负责将益民医院由非盈利医疗机构变更（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乙方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51%的股份，说明双方约定的是：在将益民医院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院后，王清举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院后占比51%，首先是对营利性医院投资，而不是个人股权转让，其次是一方以医院估值，另一方以资金注入，共同作为营利性医院的出资（结合协议第八条8款一项）。协议第二条8款一项的完整表述是：根据实际经营计划，医院目前状态估值为430万元，记在变更协议，乙方投资入股后，双方还需要按照持股比例追加投资210万元，医院目前状态指的不是益民医院目前状态，真实意思是：当前状态指的是变更完毕，乙方投资入股后，至今益民医院、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作为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依然存在，足以证明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是新设，关于清算审批报告，有明确的法规管理，有证明效力，再审申请人将其定位“走形式”无异于法盲，清算、评估均为张健永委托，如不认同，可以提出异议，是否实际分配清算结果，应由会计师事务所清算，不应对抗法院判决，实际上，再审申请人张健永说没有按照清算结果收回出资款30万元，该账户由其独立管理，也只有他自己知晓；按照公司法第28条的相关规定，股东应按应缴的出资额足额缴纳，股东以货币出资，应足额转入银行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依法办理财产转让手续，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规定：张健永持股49%，以实物资产出资，王清举持股51%，以货币出资，再审申请人将王清举的投资理解为股权转让款，明显违背常理及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此外，一审庭审时，已经查明，张健永和我约定的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出资款为450万元（已提交二审法院），正式考虑到益民医院名下实物资产极其有限，我才主张将注册资本调整为200万元，如果我的投资款被定为购买款，那么我作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股东就可以不用出资了，则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章程的制定等均可以不受公司法约束。原审原告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建永返还股东实缴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5万元(截止到2017年7月10日的损失,全部损失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原审查明：2016年12月15日，被告张建永（甲方）与第三人王清举（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第一部分“医院基本情况”中确认了大东区益民医院（以下简称“益民医院”）是在大东区卫生局注册的为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个人投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投资人为张建永个人，全资拥有。该医院位于大东区，医院使用房屋性质为租赁。张建永在协议第三部分“甲方承诺”中承诺益民医院为其独资，证照真实有效、无债权债务纠纷、无医疗事故责任纠纷、无劳动关系纠纷；王清举正式接管医院前发生的所有债务、欠款、欠费、人员工资等所有费用均由张建永承担等情况。双方在协议书第二部分“合作方式”中约定：1、张建永负责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3、王清举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51%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5、该机构后续经营与管理按照“大专科、小综合”思路进行，即以“侯丽萍”、“侯氏疗法”治疗风湿病为主。张建永同意将该机构纳入以侯丽萍教授为核心的连锁医院体系，承诺积极配合包括且不限于医院变更名称、经营性质、专科类别等工作。双方在协议书第四部分“付款（出资）方式”中约定：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王清举出资人民币1500000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至张建永账号：；户名：张建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吉祥支行。2、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且相关人员变更为乙方指定人员完成后，3日内将其余付款项支付给张建永。如变更过程中，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部门有规定的出资路径或者需要验资，张建永出资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协议签订后，王清举按协议约定向张建永的账户转账184万元，其中2016年12月16日转款100万元、2016年12月21日转款34万元、2017年1月23日转款50万元，加上协议签订前张建永尚欠王清举的16万元，张建永于2017年1月23日向王清举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沈阳大东益民医院（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收到王清举出资款贰佰万元（200万元）人民币”。另查明，2017年1月12日，王清举与张建永召开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中《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成立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2、公司住所设在。3、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其中王清举出资102万元，张建永出资98万元（公司章程中列明为实物出资），分别占公司资本总额的51%、49%。4、选举王清举为执行董事，选举张建永为经理（法定代表人），选举陈子昂为监事，任期三年。5、制定通过了本公司章程。2017年1月17日，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发“关于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注册事项的批复”，其主要内容为：名称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所有制由民营变更为有限公司，经营性质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它注册事项不变。2017年1月19日，原告沈阳侯丽萍医院经批准正式成立。2017年2月10日，沈阳侯丽萍医院经审核，获准开立基本存款账户。2017年4月12日，在被告和第三人的参与下，辽宁华之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清算审计报告》，审计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清算委员会委托审计的《清算资产负债表》、《清算财产分配表》、《清算损益表》等，同时确认上述会计报表系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其中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财产分配表》中明确记载：截至2017年4月10日，张建永占益民医院的股份份额为100%。而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货币资金明细表》中记载，截止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清算结束日账面金额中现金492055.97元—偿还张建永出资款30万元，余额分配给张建永；银行存款130.87元—分配给张建永。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净资产明细表》中记载：截至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的投资者只有张建永，占投资比例为100%。2017年7月10日，原告公司监事陈子昂根据公司股东王清举的申请代表公司，委托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志国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对被告张建永提起诉讼。本院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第三人王清举出资的200万元是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还是投资设立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出资款；2.原告请求被告返还200万元出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三人王清举投入200万元出资目的的问题。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第三人王清举向被告张建永转账200万元款项数额均无异议，但对该款项的出资目的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王清举均主张该200万元系王清举对原告公司的出资款；而被告张建永抗辩该款项系王清举购买益民医院股份的出资，同时辩称原告公司系由益民医院变更而来。本院认为，该200万元系用于设立原告公司的出资款。理由如下：一、张建永抗辩该200万元系王清举购买益民医院股份的出资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本案中，截至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财产分配表》、《清算货币资金明细表》、《清算净资产明细表》均记载：益民医院的投资者只有张建永，占投资比例为100%，该医院财产清算的收益人也只有张建永。即从益民医院的股东情况和收益分配来看，王清举既非益民医院股东，也未参与该医院的收益分配。二、张建永抗辩原告公司系由益民医院变更而来不成立。1、原告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显示，原告公司为新设机构，而非其他单位变更而来。2、原告公司与益民医院同时存续：原告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而益民医院直至2017年4月10日委托审计时尚且存续，即在2017年1月19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原告公司与益民医院是同时存在的。三、关于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发“关于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注册事项的批复”如何定性的问题，该批复只是行业管理的报批行为，与原告设立无关联性。即在本案中，从原告公司与益民医院同时存续的情况来看，虽取得了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但被告与第三人选择的是新设的方式成立了原告公司，而并未选择由益民医院变更为原告公司。四、王清举出资的目标是营利性医院。王清举与张建永在协议书“合作方式”中约定“张建永负责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王清举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51%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即王清举出资持股的前提是变更或新设营利性医疗机构，两种方式任择其一。本案中，2017年1月19日原告公司经批准正式成立，王清举占51%股份，张建永占49%股份；而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委托审计的会计报表还是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即原告公司设立后三个月，益民医院的性质还是非营利组织，显然与王清举的出资意向不符；由此可见，原告公司的成立，系由王清举与张建永用实际行动选择了“新设”这种合作方式。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王清举与张建永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目的是投资营利性医疗机构，故王清举转账给张建永的200万元系为新设营利性医疗机构而进行的出资，即是对原告公司的出资。故对被告张建永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200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建永作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收到其他股东的出资款拒不返还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建永应返还原告200万元出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本院酌定从被告收到王清举最后一笔出资款的次日起计算，即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建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款200万元；二、被告张建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款利息损失（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被告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张建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2016年11月15日，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甲方）与第三人王清举（乙方）签订《沈阳市大东区益民医院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乙方以430万元全额收购甲方拥有的目前状态的大东区益民医院完整资质和全部固定资产。收购金额之外，乙方按实际使用时间向甲方支付2016至2017年度房租。大东区益民医院实在大东区卫生局注册的民营非盈利性医院，医院具有一级综合医院资质。医院注册性质为个人投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注册登记在大东区民政局，投资人为张建永个人，全资拥有。医院固定资产详见本协议附件《固定资产清单》，前期房屋改造、装饰装潢等费用约为120万元，开办费用约为80万元（包括环评、消防、放射、医保等）。本协议签署24小时之内，乙方支付甲方第一笔收购款10万元；甲方将租赁期限与房屋所有权人协商延长至10年的3日内支付第二笔收购款190万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书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3日内，乙方支付第三笔收购款200万元；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3日内，乙方支付第四笔收购款60万元；完成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起满2个月，双方确认顺利交接医院，没有遗留问题，乙方支付甲方最后一笔收款尾款（数额以伍拾万元尾款扣除乙方接收前机房实际使用期间房租为准）。2016年11月18日，张建永（甲方）与王清举（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约定：本协议签订3日内，乙方再支付甲方第二笔收购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乙方支付上述第二笔肆拾万元收购款后双方立即开展证照变更等收购相关工作，乙方立即进驻益民医院开展接管工作，乙方进驻起承担医院房租和乙方留用人员工资，乙方不留用人员清退工作和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明确并经甲方认可，甲方出面洽谈的医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必须满足如下条件：a、房屋租赁期限延长五年，后五年房租涨幅在5%以内；b、明确现医院房屋用于医院经营所用即租赁主体为医院，租赁协议盖大东益民医院公章；c、协议必须进一步明确租赁范围应包括房后院落和房前具体场地大小，满足消防要求。甲方达不到上述要求，乙方有权放弃收购，甲方3日内将乙方所有已支付收购款全额退还乙方，乙方人员退出大东益民医院，收购终止，双方均不负担相互赔偿责任。待与医院房屋所有方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后3日内，乙方支付甲方第三笔收购款人民币壹佰五十万元整。上述两个协议签订后，王清举向张建永转账支付收购款共计65.8万元，双方均认可为66万元。2016年11月25日，张建永（甲方）与王清举（乙方）签订《关于处理大东益民医院收购事宜善后的协议》，主要约定：甲方确认，目前不能按照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承诺与房屋所有方续签2020年11月5日以后的租赁协议；乙方决定，鉴于甲方不能就标的医院房屋2020年11月5日后使用权续签租赁协议，乙方决定放弃本次收购；双方商定甲方于2016年11月30日前退还乙方已支付的收购款66万元，不能按期退还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如不能在2016年12月5日前将收购款全额退还，则乙方有权接管医院，收购款总额变更为380万元。此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2月15日，张建永向王清举退还收购款50万元。2016年12月15日，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甲方）与第三人王清举（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第一部分“医院基本情况”中确认了大东区益民医院（以下简称“益民医院”）是在大东区卫生局注册的为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个人投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投资人为张建永个人，全资拥有。该医院位于医院使用房屋性质为租赁。张建永在协议第三部分“甲方承诺”中承诺益民医院为其独资，证照真实有效、无债权债务纠纷、无医疗事故责任纠纷、无劳动关系纠纷；王清举正式接管医院前发生的所有债务、欠款、欠费、人员工资等所有费用均由张建永承担等情况。双方在协议书第二部分“合作方式”中约定：1、张建永负责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3、王清举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51%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5、该机构后续经营与管理按照“大专科、小综合”思路进行，即以“侯丽萍”、“侯氏疗法”治疗风湿病为主。张建永同意将该机构纳入以侯丽萍教授为核心的连锁医院体系，承诺积极配合包括且不限于医院变更名称、经营性质、专科类别等工作。8、根据实际经营计划，医院总资产设定为700万元，其中，医院目前状态估值为430万元，即在变更完毕乙方投资入股后，双方还需要按照持股比例追加投入270万元。双方在协议书第四部分“付款（出资）方式”中约定：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王清举出资人民币1500000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至张建永账号户名：张建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吉祥支行。2、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或新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且相关人员变更为乙方指定人员完成后，3日内将其余付款项支付给张建永。如变更过程中，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部门有规定的出资路径或者需要验资，张建永出资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双方在协议书第五部分“违约责任及相关条款变更和解除”中约定：4、如甲方单方决定不与乙方合作，或以政策性原因等为由拒绝将医院由非营利性医院变更（或新设）为盈利性医疗结构，或甲方不承认乙方拥有变更（或新设）前后医院51%股份及对应资产所有权等权益，则甲方须在3日内全额退还乙方所有出资（入股资金及接管后乙方承担的各项支出），并按乙方出资0.5%标准向乙方支付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终止之日的违约金。如乙方要求甲方继续履约，甲方同意按下列标准对医院重新估值：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甲方提出终止合作之日，以每天10000元标准扣减。此协议签订后，王清举按协议约定向张建永的账户转账184万元，其中包括2016年12月16日转款100万元、2016年12月21日转款34万元、2017年1月23日转款50万元；上述款项加上之前张建永未退还给王清举的16万元收购款，共计200万元，张建永于2017年1月23日向王清举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沈阳大东益民医院（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收到王清举出资款贰佰万元（200万元）人民币”。另查明，2017年1月12日，王清举与张建永召开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中《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成立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2、公司住所。3、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其中王清举出资102万元，张建永出资98万元（公司章程中列明为实物出资），分别占公司资本总额的51%、49%。4、选举王清举为执行董事，选举张建永为经理（法定代表人），选举陈子昂为监事，任期三年。5、制定通过了本公司章程。2017年1月17日，沈阳市大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发“关于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注册事项的批复”，其主要内容为：名称由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所有制由民营变更为有限公司，经营性质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它注册事项不变。2017年1月19日，原告沈阳侯丽萍医院经批准正式成立。2017年2月10日，沈阳侯丽萍医院经审核，获准开立基本存款账户。2017年4月12日，在再审申请人和第三人的参与下，辽宁华之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清算审计报告》，审计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清算委员会委托审计的《清算资产负债表》、《清算财产分配表》、《清算损益表》等，同时确认上述会计报表系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其中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财产分配表》中明确记载：截至2017年4月10日，张建永占益民医院的股份份额为100%。而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货币资金明细表》中记载，截止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清算结束日账面金额中现金492055.97元—偿还张建永出资款30万元，余额分配给张建永；银行存款130.87元—分配给张建永。益民医院编制的《清算净资产明细表》中记载：截至2017年4月10日，益民医院的投资者只有张建永，占投资比例为100%。再查明，原审判决生效后，张建永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辽01民申2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沈阳市大东区益民医院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投资入股协议书、关于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注册事项的批复、工资表、2016年年底红包奖励发放名单、报销单、证人证言等证据，有第三人提供的关于处理大东益民医院收购事宜善后的协议、沈阳中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01民申260号、开户许可证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案再审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第三人王清举出资的200万元是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还是投资设立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出资款。本院认为，第三人王清举出资的200万元是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理由如下。一、张建永与王清举从2017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先后共签订四份协议即《沈阳市大东区益民医院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处理大东益民医院收购事宜善后的协议》、《投资、入股协议书》，第一、三、四份协议中，双方均确认益民医院的目前价值为430万元，第一、四份协议均确认益民医院现为张建永个人所有。协议中约定的215万元，恰恰是益民医院现值430万的50%，与双方约定王清举出资后占51%的股份也基本相符，如果约定的215万是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出资款，那么王清举出资后，资产估值应变化为645万，按比例计算王清举应占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1/3股份，张建永应占2/3股份，即便是签订协议时一方有所退让，也不会最终变成王清举持有51%的股份、张建永持有49%的股份，通过上述分析，王清举实际出资的200元应为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此款即为张建永所有。二、从最后一份协议即《投资、入股协议书》内容上看合同的双方为张建永、王清举，二者才是权利义务的主体，且协议中明确约定，款项直接向合同的一方主体张建永支付，若有其它享有权利的主体或承担义务的主体应明确约定，而该协议并没有约定其它主体享有215万的所有权利，那么实际支付的200万元也只能由张建永所有。另从协议正文的第一句话即“就沈阳市大东区益民医院入股及管理运营等事宜，签订本协议”可以看出，此协议就是约定益民医院的入股事宜，王清举的出资也当然地系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再从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上看，均是张建永承担责任并退还出资，也说明了出资款应向张建永，并由其所有。协议中约定：“王清举出资215万元持有该机构51%股份及按持股比例拥有医院资产的所有权（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此条款中括号内载明“不受变更或新设之影响”，说明括号前面的所指的“医院”是原来的益民医院，那么该条款说明约定王清举出资的215万或实际出资的200万元用于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三、关于《清算审计报告》和收条的问题。2017年4月12日，辽宁华之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只是为了将沈阳大东益民医院变更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所做的形式上的要件，现没有证据证明张健永已实际按此报告进行了分配，《清算审计报告》仅以登记证书及档案记载的投资者为准，王清举购买益民医院未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事实上按双方的协议也无需变更，更不能依此报告证明王清举未购买益民医院的股份。张建永向王清举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沈阳大东益民医院（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收到王清举出资款贰佰万元（200万元）人民币”。收条中既记载了益民医院又标注了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收到此款，故不能依收条而直接推定此200万元系用于向侯丽萍医院的投资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辽0104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再审申请人张建永的其它再审请求。如被申请人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申请人沈阳侯丽萍医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郑显波审判员  周 华审判员  孟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馨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