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16382号原告：于明曦，女，198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然，男，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4号楼C座101。法定代表人：李阿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畅，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明曦（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因协议违约造成的额外航班支出费用15541元；2.被告赔偿因协议违约给原告造成的额外住宿支出2371.29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12日，原、被告就旅游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同时，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款项，共计39849元，但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可以完成行程的航班机票。2019年9月20日，被告多次改签航班，在原告不知晓的情况下，航班改为了2019年10月1日20点55分从北京出发至长沙（23点35分到达）及当日19点15分从长沙出发至西双版纳的航班，此航程无法完成旅游行程，在第一个航班的到达中转地长沙时，第二个航班已经飞离长沙近5小时。在此情况下，原告一再要求被告调整航班确保能够完成行程。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向被告客服提出按照合同中关于被告违约的条款进行退款，被告拒绝退款。原告在9月20日至9月24日期间多次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协商，要求被告调整航班确保完成旅游行程，被告告知无法调整航班，且对原告的要求不予理睬，在多次协商沟通无果后，原告拨打国家旅游局12301热线进行投诉，在12301的帮助下，得到被告客服人员的回复，称原告可自行购买机票前往完成预定行程，自行购买机票费用在原告完成行程后另行沟通协商，原告要求由被告购买可以完成预定行程的机票，被告拒绝，坚持要由原告先行购买，完成行程后再行协商费用问题。2019年9月24日，原告为完成行程，自行购买当时仅有能够完成行程的航班（中国国航，北京至长沙，CA1349，20840元），被告于9月25日将原定无法完成行程的航班机票费用5347元退还原告。原告通过邮件告知被告自行购买机票所产生的费用，并要求被告对额外支出的15541元进行赔偿，被告告知原告只能按照每人300元（4人共1200元）进行赔偿，原告认为赔偿金额与自行购买机票的实际支出相差巨大。后经北京市旅游局调解，双方仍未达成调解，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在2019年9月12日预定了“西双版纳6日5晚”的产品，出发时间是2019年10月1日，返回时间是2019年10月7日，出行人是四位，即原告一家四口，原告共计支付39849元。行程中机票、酒店均是原告自行选择，地接社是原告到达西双版纳后安排行程。2019年9月18日，被告接到海南航空公司的通知，原告原预定的10月6日长沙至北京海航HU7136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取消，被告联系原告后，原告确认对该航班进行退票，重新选择购买了返程长沙至北京南方航×××航班，被告协助原告进行操作，原告在9月18日进行机票差价支付48元。2019年9月20日，被告接到南方航空公司通知原告原预定的去程北京至长沙的南航CZ3718航班因航空公司原因取消，南航提供的保护航班为CZ3142，起飞时间是20点55分，到达长沙是23点35分，因该航班无法与原告第二个长沙至西双版纳的航班进行对接，原告并未接受保护航班的改签，被告没有对原预定的CZ3718进行改签。原告未能达成原预定航班并非是被告原因所导致，而是南航取消了原告的航班，原告当时选择继续出行，由此额外产生的机票差价和住宿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只有在航班合适或有合适的经济舱价格才可以进行改签，当时没有其他合适航班和合适的经济舱，原告投诉到了12301，当时协商的结果是原告自行解决去程航班，被告退还收取原告去程航班的全部费用，被告在9月24日向原告退还了购买去程航班的机票费用5347元。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航班取消并非被告的责任，原告产生机票差价和住宿差额也并非被告导致，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某某、张某某、董某某四人通过被告下单购买了“西双版纳6日5晚私家团”的旅游产品（以下简称涉案产品），原定前往西双版纳的行程为：2019年10月1日乘坐南方航×××号航班由北京至长沙，起飞时间为13点55分，到达时间为16点35分；当日乘坐昆明航×××号航班由长沙至西双版纳，起飞时间为19点15分，到达时间为21点35分。2019年9月20日，南方航空公司通知被告因公司原因取消了原告原预定的10月1日由北京飞往长沙的CZ3718号航班。9月24日，被告将原告原预定的CZ3718号航班的机票款5347元退还原告。原告主张其购买涉案产品首先需通过携程APP进行注册再下单，并且使用原告的信用卡支付了相应的购买产品的费用，故其以原告的名义提起本次诉讼。被告主张本次涉案的旅游产品是由原告下单购买，其认可原告作为本案适格主体起诉。原告称由于原定由北京前往长沙的南方航×××号航班被取消，其自行购买了国航的CA1349号航班的公务舱，该航班于9月30日19点25分起飞，因为后续由长沙飞往西双版纳的航班是就10月1日起飞的，其如果不购买该航班，其就无法继续后续的行程。另外，原告提早一天到了长沙，定了两间房，多花了一天的住宿费2371.29元。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为何不购买2019年10月1日从北京飞往长沙的其他航班。原告称如果买当时早上起飞的航班，需要在长沙的机场待10个小时，出行的有两个六十岁的老人，一个六岁的儿童，没法在机场待太久。原告另称原定航班是10月1日16点35分到长沙，第二趟飞往西双版纳的航班是19点25分起飞，但原定航班取消后，当日没有相近航班，其在9月20日至24日之间与被告协商，希望被告去定航班，或者安排原告直接飞云南，但被告直到9月24日也没有回应，最后经过投诉得到的结果是由原告自行购买机票，最后再协商机票费用的问题。原告就其主张提交：1.携程APP的截图，证明产品中定的航班无法完成行程，原告构成违约；2.飞猪APP的截图及信用卡凭证，证明原告自行购买机票的订单及费用支付情况；3.投诉查询信息，证明原告与被告通过邮件进行沟通，告知被告多花费的费用；4.旅游投诉终止调解书及调解告知书，证明双方之前存在纠纷，经过旅游局调解，双方对事实达成认可，旅游局也有视频记录，被告提出的解决意见是每个人赔偿300元，但原告不同意；5.酒店订单及招商银行凭证（酒店订单显示所订酒店为“万豪国际集团旗舰店长沙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每间房房价为1355.21元），证明9月30日晚支出的住宿费用2371.29元。被告质证意见：1.航旅携程APP的截图，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不是携程APP的截图，原告提交的产品确认单可以确认，去程航班是南航CZ3718；2.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3.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9月24日在12301介入后，双方达成的协议就是被告退还已收机票款，原告自行负担去程机票；4.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5.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被告主张原告通过携程APP购买产品时，签订了旅游电子合同，并就其主张提交相应合同文本，证明行程开始前遇到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双方经协商可以取消行程或延期出行，而本案中的原告选择继续出行，由此增加的机票差额和住宿费应由原告承担。原告主张其未见过上述旅游合同，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称其也无法演示携程APP中相关订单与合同的内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通过被告经营的携程APP购买了涉案产品，原告通过自己的信用卡向被告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双方建立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就原告的行程变更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原告的行程变更主要体现在原定于2019年10月1日13点55分从北京飞往长沙的CZ3718航班被取消，该航班的取消导致原告无法以原定的时间飞抵长沙，但航班系因航空公司的原因所取消，并非被告的过错导致行程变更，故被告在此环节不构成违约。而原定航班被取消，原告需通过购买其他航班前往长沙，客观上可能产生一定损失，被告应对此给予一定补偿。但是，原告应通过合理的费用支出完成相应行程，而并非将自己购买公务舱机票及居住于豪华酒店的成本一概交由被告承担，原告并未证明乘坐公务舱及居住于豪华酒店的必要性与唯一性，故本院将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判定被告给予原告的补偿金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原告于明曦2800元；二、驳回原告于明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元，由原告于明曦负担112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2元（原告于明曦已交纳，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于明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星晖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佟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