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1民初1241号原告：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张坊村中二区22号。法定代表人：陈锋贤，经理。被告：于俊晓，女，198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华，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婷，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北京千岁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赵辛店村919号-2号D栋二层5门。法定代表人：欧少平，经理。原告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业兴公司）与被告于俊晓、第三人北京千岁宝商贸有限公司（千岁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聚业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锋贤，被告于俊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华、王志臻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院追加千岁宝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俊晓解除了与王志臻的委托关系，委托夏立婷为诉讼代理人。第二次开庭，原告聚业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锋贤，被告于俊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华、夏立婷，第三人千岁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少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业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1.确认聚业兴公司与于俊晓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于俊晓负担。事实与理由：于俊晓因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委作出的京房劳人仲字[2020]第1898-1号裁决书确认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于俊晓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于俊晓于2018年3月4日才与聚业兴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聚业兴公司起诉至法院。于俊晓辩称：不同意聚业兴公司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于俊晓系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千岁宝公司述称：认可与于俊晓签订过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但于俊晓是由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不由千岁宝公司管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聚业兴公司认可北京屋贝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屋贝宝公司）与聚业兴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均为陈锋贤。屋贝宝公司的经营地在房山良乡，聚业兴公司的经营地在房山张坊。于俊晓系在聚业兴公司的店面房山张坊工作。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8月期间，于俊晓收到的工资系通过屋贝宝公司账户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于俊晓收到的工资系通过陈锋贤账户支付。聚业兴公司与于俊晓均认可聚业兴公司自2018年4月开始为于俊晓缴纳社会保险。于俊晓称其于2016年12月14日即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于2017年1月25日收到的即2016年12月份工资。聚业兴公司认可于俊晓一直由其管理，但称于俊晓2018年3月4日前系与千岁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只是代千岁宝公司招聘、管理、发放于俊晓的工资，该种代管模式在家乐福等超市普遍存在；本院询问聚业兴公司于俊晓2017年1月25日收到的工资系什么期间的工资，聚业兴公司称具体时间不清楚。于俊晓称其并不知道有千岁宝这个公司；另，聚业兴公司并非是家乐福等大超市那么大的规模，于俊晓系与聚业兴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千岁宝公司称其并未直接与于俊晓签订过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都是聚业兴公司来操控的，其也未同于俊晓约定过工资待遇，是与聚业兴公司谈好店面里有一个导购名额、一个导购多少钱，于俊晓的工资系由聚业兴公司核算，聚业兴公司核算后告知千岁宝公司，从千岁宝公司的货款里扣除，千岁宝公司也不会将核算的工资情况告知于俊晓，最多是业务在中间核实一下，千岁宝公司与于俊晓之间除劳动合同外并无其他太大的联系。聚业兴公司认可店面中除千岁宝公司外还有大概几十家公司的产品，于俊晓并非仅销售千岁宝公司的产品，而是卖店面中所有公司的产品；后因千岁宝公司负担不起于俊晓销售带来的工资收入了，但于俊晓又愿意继续在店面工作，故聚业兴公司在于俊晓与千岁宝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又与于俊晓建立了劳动关系。经询问，根据聚业兴公司所述，于俊晓销售店面所有产品，千岁宝公司负担不起于俊晓销售带来的工资收入，是否也就是说于俊晓的工资中包含了销售其他公司商品的收入，聚业兴公司称不清楚。聚业兴公司提交：1、千岁宝公司与于俊晓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加盖有千岁宝公司的公章、显示有欧少平的签名，显示签订日期为2017年3月4日、于俊晓在千岁宝公司工作起始时间为2017年3月4日。于俊晓认可其签名的真实性，但称系聚业兴公司拿着空白的劳动合同让签的名字，当时合同是空白的并未写单位名称。于俊晓另称劳动关系的建立并不是看劳动合同，无劳动合同也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千岁宝公司认可合同中加盖的系千岁宝公章，但称合同中欧少平的签名并非欧少平本人所签，有过业务将劳动合同拿回去把章一盖的情况。2、屋贝宝公司与千岁宝公司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于俊晓对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千岁宝公司认可该购销合同。3、作为厂方的千岁宝公司与作为店方的聚业兴公司签订的《促销员上岗协议》。协议载明促销员隶属于厂方，日常工作于店方，厂方对其职务行为负有管理责任和义务；促销员上岗需由厂家负责人签字担保；促销员因为个人原因对店方造成损失且找不到责任人的由厂家负责人承担后果；促销员在店工作期间，厂方委托店方依据相关店规对促销员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乙方需支付甲方促销员职业技能及门店管理规章制度培训管理费100元／月／人等；厂方要求门店代发促销员工资的，由当月应结账款中扣除；并载明协议于2017年3月4日起生效。于俊晓不认可该《促销员上岗协议》。千岁宝公司认可该《促销员上岗协议》。经询问双方之间管理费的情况，聚业兴公司称按照《促销员上岗协议》的规定，千岁宝公司应支付其管理费，但对于管理费的收取方式和具体标准，协议上有明确，具体其记不住；千岁宝公司称其不清楚关于管理费的情况。4、2017年7月25日的支出凭单两张、货款明细单、千岁宝销售单、千岁宝6月份账单明细、2017年7月25日向欧少平汇款7083.27元的电子银行回单。其中一张支出凭单系原件，载明“即付千岁宝2017年6月账单-公户已回款10000.67元，代扣于俊晓17年6月工资提成2917.4元汇款7792号欧少平主管审批牛桂萍”；另一张支出凭单系复印件，载明“即付于俊晓2017年6月4日-7月3日款2917.4元”，领款人处有于俊晓签名、主管审批处有牛桂萍签名。聚业兴公司称牛桂萍系聚业兴公司的财务。于俊晓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千岁宝公司认可货款来源及往来钱款记录，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于俊晓于2020年6月29日以聚业兴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2016年12月14日至2019年6月9日期间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聚业兴公司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9日工资45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4、聚业兴公司支付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3日流产产假期间工资5000元；5、聚业兴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4日至于2020年6月9日延时加班工资36000元；6、聚业兴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休息日加班工资30000元；7、聚业兴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法定假日加班工资1500元；8、聚业兴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不合理罚款1250元；9、聚业兴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未休年假工资10000元；10、聚业兴公司支付押金850元。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20]第1898-1号裁决书和京房劳人仲字[2020]第1898-2号裁决书。其中京房劳人仲字[2020]第1898-1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聚业兴公司与于俊晓存在劳动关系；二、聚业兴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返还于俊晓押金850元；三、驳回于俊晓的其他仲裁请求。聚业兴公司于法定期限内针对京房劳人仲字[2020]第1898-1号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向房山仲裁委核实，仲裁委称仲裁裁决书中所载明的于俊晓请求中要求确认2016年12月14日至2019年6月9日期间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存在笔误，于俊晓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在仲裁阶段，于俊晓提交有2017年1月25日至2020年8月期间的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于俊晓收到了2016年12月14日起的工资，据此证明2016年12月14日起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聚业兴公司在仲裁阶段仅认可2018年4月起与于俊晓存在劳动关系，未提及2018年4月前于俊晓系与千岁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现于俊晓与聚业兴公司均未就2018年3月4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提起诉讼，视为认可，本院确认该期间于俊晓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于俊晓系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与千岁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关于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劳动关系的主体。首先，于俊晓虽然与千岁宝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但千岁宝公司自认其并不与于俊晓个人谈待遇、劳动合同的签订也是聚业兴公司来操控的、其系通过业务将劳动合同拿到公司加盖一下千岁宝公司的公章，即千岁宝公司自认其与于俊晓并非当面签署劳动合同，其与于俊晓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系经由聚业兴公司操控完成的；另千岁宝公司自认除签订有劳动合同外基本与于俊晓无联系，其仅与聚业兴公司谈给店里一个导购员名额；千岁宝公司虽与聚业兴公司之间签订有《促销员上岗协议》，但并无证据显示于俊晓知晓该协议的内容，亦未有证据证明聚业兴公司或千岁宝公司告知过于俊晓该协议内容，且千岁宝公司与聚业兴公司均未提交协议中关于管理费的任何证据，聚业兴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千岁宝公司之间有关于于俊晓任何工作情况的沟通，故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千岁宝公司与于俊晓之间符合关于劳动关系人身隶属性这一重要特征。其次，于俊晓并非仅负责聚业兴公司店面中千岁宝公司商品的销售，而是负责店面中所有商品的销售（聚业兴公司自认店面中商品分属于几十家公司），聚业兴公司未对关于于俊晓销售店面所有公司商品，千岁宝公司负担不起于俊晓销售带来的工资收入继而才与聚业兴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针对本院询问的于俊晓工资中是否包含了销售其他公司商品的收入未作出明确答复，应承担不利后果，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本院认定于俊晓的工资中应包含有其他众多家公司的商品销售收入，但根据聚业兴公司的陈述，于俊晓的工资最终却仅由千岁宝一家公司支付，该工资支付模式不合常理；聚业兴公司所提交的一张抵扣于俊晓2017年6月工资的支出凭单系聚业兴公司自行制作，并无于俊晓的确认，并无证据证明聚业兴公司告知过于俊晓其系代千岁宝公司支付该月工资，聚业兴公司所提交的其向欧少平转账的银行回单仅能证明其向欧少平转账的金额与其自行制作的支出凭单中所显示的向欧少平转账的金额一致，不能证明聚业兴公司已经与欧少平、于俊晓沟通并核实确认过抵扣的系应由千岁宝公司所负担的于俊晓2017年6月的工资。综合上述情况，对聚业兴公司关于其系代千岁宝公司支付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除千岁宝公司自认由聚业兴公司操控签署的劳动合同外，并无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千岁宝公司与于俊晓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聚业兴公司关于2018年3月4日前于俊晓系与千岁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于俊晓系与聚业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结合于俊晓收到第一笔工资的时间，本院认定于俊晓与聚业公司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聚业公司关于该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认定于俊晓与聚业兴公司2016年12月14日2020年6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聚业兴公司与于俊晓均未对返还于俊晓押金850元起诉，视为认可该项裁决结果，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于俊晓与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4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于俊晓押金850元；三、驳回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聚业兴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巧静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牛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