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英鹏，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栩，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炎浩。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馨元，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伟强因与被上诉人林炎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507民初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伟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英鹏、曾栩，被上诉人林炎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梁馨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伟强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粤0507民初921号民事判决书。二、判决林炎浩偿还何伟强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判决林炎浩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林炎浩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其他债务”所提供的证据明显与涉案借款不存在关联性的情况下，加重何伟强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前提，应该是“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然而，林炎浩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其他债务”的主张，与涉案借款明显缺乏关联性，在此情形下，何伟强根本不存在需适用上述条文继续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二、一审判决对如下事实存在认定缺漏及认定错误的情形，导致得出错误的认定结论，是适用法律不当的根本原因。1、一审判决对如下事实认定缺漏：何伟强于一审时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林炎浩于2013年12月19日向案外人杨某忠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何伟强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案外人杨某忠于2013年12月19日将该笔借款549.6万元汇入林炎浩名下工商银行长平支行621×××××××××××××889银行账户”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没有作出认定（详见《一审判决书》P11），导致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之间的转账往来金额及时间所对应的借款关系出现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即一审判决将2014年3月20日林炎浩向案外人杨某忠转出600万元作为该二人之间经济往来的初始，导致该款项本来是林炎浩向杨某忠偿还上述于2013年12月19日借款的性质，却变成看似林炎浩首先向案外人杨某忠出借，而之后杨某忠向林炎浩的出借款项则变成是还款的性质，综合该二人的转账往来，最终演变成林炎浩没有向案外人杨某忠负债的假象。2、以上述假象为前提，一审判决进而作出认定“林炎浩辩称其承接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的借款600万元并代为偿还”的主张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林炎浩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均没有体现出所谓的“承接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借款600万元债务”的事实，单纯从林炎浩证据的直接体现，就已经与其证明内容大相径庭。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已就其抗辩的‘本案转账款项系原告偿还被告代原告向案外人杨某忠清偿的部分债务’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前提应该是有证据证明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负有债务，但纵观整案证据，无一能够证明“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负有债务”的事实，一审判决所作的上述认定明显错误。再者，一审判决以2017年10月13日《确认书》中约定的“三方相互之间不再享有或承担任何权利及义务”作为何伟强主张涉案借款发生在此之前已由三方一致确认消灭的依据（详见《一审判决书》P12）更是错误。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明显体现该约定是仅仅针对并局限于2017年1月17日《协议书》中约定“林炎浩向杨某忠借款，何伟强提供汕头启捷公司20%股权担保”的三方权利义务，该约定并不因此扩大至何伟强与林炎浩彼此之间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其他权利义务。综上，一审判决依据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作出“被告已就其抗二辩的‘本案转账款项系原告偿还被告代原告向案外人杨某忠清偿的部分债务’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认定结论，明显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何伟强的上诉请求。林炎浩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林炎浩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其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需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让法官审查林炎浩证据后认为待证的借贷合意这个事实真伪不明即可。综合本二案一审证据及庭审情况，林炎浩已经通过提交相关的债权债务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举证责任并结合该等证据对涉案款项性质作出了与事实相符的情况说明。反观何伟强，其在本二案中作为依法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本证义务人，截至目前，用以证明转账给林炎浩的合计200万元（“涉案款项”）是借款的证据只有银行转账，除此之外，未能提供任何其他有效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任何认定缺漏或认定错误的情形。（一）一审判决不存在事实认定缺漏的情形。一审中，为了证明“林炎浩于2013年12月19日向案外人杨某忠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何伟强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案外人杨某忠于2013年12月19日将该笔借款549.6万元汇入林炎浩名下工商银行长平支行621×××××××××××××889银行账户”的所谓“客观事实”，何伟强提交了三份证据：《借条》、林炎浩《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杨某忠2013年12月19日的《银行流水》（见何伟强在921号案中于2020年8月27日提交的证据5）。然而，何伟强却无法提供对其主张而言最为关键的《借条》原件，而且2013年12月19日《银行流水》也仅能体现杨某忠2013年12月19日从银行卡中将549.6万元从理财转为活期。暂且不论该银行流水真实与否，仅凭该银行流水根本无法证明杨某忠向林炎浩出借了600万元。由此，一审法院不对该“客观事实”进行认定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明显正确，并不存在所谓的“认定缺漏”。（二）一审判决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就一审主张的“本案转账款项系何伟强偿还林炎浩代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清偿的部分债务”，何伟强确已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足以推翻何伟强“涉案款项是借款”的主张。具体如下：1.何伟强向杨某忠借款，并提供了其持有的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启捷公司”）股权作为让与担保。（1）在2014至2015年期间，杨某忠向何伟强提供了借款。截至2015年6月25日，借款本息金额为600万元。（2）由于何伟强未能向杨某忠还款，因此应杨某忠要求，何伟强将其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6%的股权转让给杨某忠，作为借款的让与担保。何伟强与杨某忠就此于2015年12月28日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3）之后（2017年1月17日之前），由于何伟强仍未能向杨某忠还款，何伟强与杨某忠达成约定，由何伟强进一步提供汕头启捷公司7.33%的股权（包括何伟强自己持有的4%股权和案外人郑某强代何伟强持有的3.33%股权）给杨某忠，作为借款的担保。何伟强与杨某忠就此于2017年1月17日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此，杨某忠受让了汕头启捷公司13.33%的股权。由于汕头启捷公司当时持有广东胜霏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胜霏尔公司”）75%的股权，因此杨某忠相当于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10%的股权（13.33%×75%=10%）。2.林炎浩与何伟强、杨某忠签订《协议书》，承担了何伟强对杨某忠的债务。2017年1月17日，何伟强、林炎浩与杨某忠三方协商，对何伟强与杨某忠之间的600万元本息借款和林炎浩与杨某忠之间的500万元借款（预扣砍头息55万元后，实际到账445万元）的清偿签署了《协议书》，约定：（1）确定“甲方（本案林炎浩林炎浩）于2015年6月25日向乙方（杨某忠）借到人民币600万元”，即将何伟强对杨某忠的债务转移由林炎浩承担（林炎浩实际并未收到该600万元）。加上何伟强自有债务，本息合计1529万元。（2）林炎浩以五套房和一处土地作价6422802元抵偿债务，林炎浩有权在半年内回购，超过半年则按照10%补偿利息——实质即为不动产让与担保。（3）剩余债务8867198元，林炎浩以所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20%的股权（相当于广东胜霏尔公司15%股权，即20%×75%）让与给杨某忠。杨某忠持股期间，不享有公司分红，可要求林炎浩按原作价赎回股权并按10%补偿利息。——实质为股权让与担保。3.林炎浩向杨某忠清偿了全部债务。在此过程中，何伟强向林炎浩支付了380万元（包含涉案款项），该款项支付原因是何伟强向林炎浩偿还林炎浩替何伟强所承担的债务，而非何伟强提供给林炎浩的借款。（1）林炎浩以部分房产抵债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杨某忠清偿了全部债务。2017年4月24日，何伟强、林炎浩与杨某忠三方签订《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约定杨某忠向林炎浩退回一套房产（信德华大厦甲座3304-3304复式房）和一处土地。剩余四套房产合计价值1686986元抵债。2017年5月，林炎浩向杨某忠还款800万元。杨某忠将所持有的33.33%股权全部退回给林炎浩，双方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2017年10月13日，林炎浩向杨某忠还款980万元。当日，何伟强、林炎浩与杨某忠三方签订《确认书》，结清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补偿金等全部资金成本，退还一套房产和土地的产权证书，确认“三方相互之间不再享有或承担任何权利及义务”。（2）2017年2月13日至8月7日期间，何伟强累计向林炎浩转账380万元，该380万元支付原因是何伟强向林炎浩偿还林炎浩为何伟强所承担的债务，是“还款”的性质。三、最后，需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何伟强提起的本二案诉讼完全是虚假民事诉讼，实质上属于恶意报复性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何伟强的全部请求，维持原判决。何伟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林炎浩偿还何伟强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决林炎浩偿还何伟强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判决诉讼费用由林炎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伟强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4月20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5月10日，何伟强通过其开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珠池支行的账户（账号601×××××××××××××627）向林炎浩开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金新支行的账户（账号621×××××××××××××771）分别转出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500,000元、500,000元、1,000,000元。2020年4月20日、2020年4月23日，何伟强以上述转账款项性质均系借款，林炎浩未予归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准其上述诉讼请求。另查：2015年12月28日，何伟强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伟强将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6%的股权、共60万元认缴出资额，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忠。”2015年12月31日，案外人杨某忠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向汕头启捷公司名下中国银行长平支行账户分四笔转账共计600,000元。同日，汕头启捷公司将1,350,000元转入汕头市胜霏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月17日更名为广东胜霏尔公司）名下账户，备注“投资款”；转入后，汕头启捷公司上述账户余额为965元。2017年1月17日，何伟强（丙方）、林炎浩（甲方）与案外人杨某忠（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原分别于2015年6月25日向乙方借到人民币陆佰万元正，于2015年9月2日借到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双方确认甲方向乙方结欠的总借款及利息为人民币壹仟伍佰贰拾玖万元整（￥15290000）。经甲乙双方友好磋商，同意以上结欠款项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清偿：一、甲方提供五套房产和一处集体土地给乙方实际占有，抵偿金额为6,422,802元，具体为汕头市×××××××××××××××××、甲座2307×、甲座2407房；海南省海口市×××1×虹冠大厦4单元1501×、1502房；揭阳市××××××沟头前揭东集用1998字第4770号。二、甲方有权在上述房产及土地权属未转移登记于第三方名下前，以约定价值向乙方回购上述全部或部分房产及土地，甲方回购后，乙方应无条件移交占有房产及土地。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半年内甲方回购无须向乙方提供额外补偿，超过半年回购的，甲方须按照约定价值年10%的利息补偿乙方。三、抵偿房产及土地外其余金额8,867,198元的清偿方式。具体如下：甲方原与丙方共同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85%的股权，甲方以其中15%股权作价向乙方清偿，加上乙方原持有的10%的股权，清偿后乙方实际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25%的股权。本次转让后，甲方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33%的股权，乙方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25%的股权，丙方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37%的股权，其他股东郑某强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5%的股权。乙方同意不享有广东胜霏尔公司证券市场上市前的分红。广东胜霏尔公司经营期间，如有其他战略投资者进行投资，可优先安排乙方出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权，或者股东各方按照比例缩减持股份额。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除本协议约定外，相互之间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及义务。2017年1月17日，何伟强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伟强将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24%的股权（实缴出资额240万元），以人民币24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忠。”同日，何伟强与林炎浩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伟强将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10.6667%的股权（实缴出资额106.667万元），以人民币106.667万元转让给林炎浩。”2017年1月17日，郑某强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郑某强将持有的汕头启捷公司3.3333%的股权（实缴出资额33.333万元），以人民币33.333万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忠。”2017年1月17日，广东胜霏尔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注册资本拟变更为1,600万元人民币，其中汕头启捷公司投资额增资至1,200万元人民币，持有的公司股权由原88.89%变为75%的股权。截至2017年1月17日，汕头启捷公司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为何伟强占49.3333%，林炎浩占10.6667%，案外人杨某忠占33.3333%，郑某强占6.6667%。案外人杨某忠通过持有汕头启捷公司33.3333%股权间接拥有广东胜霏尔公司25%（33.3333%×75%）的股权。2017年4月24日，何伟强（丙方）、林炎浩（甲方）与案外人杨某忠（乙方）签订《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向甲方退回抵偿债务的部分房产、土地，具体为汕头市×××××××××××××××××、揭阳市××××××沟头前揭东集用1998字第4770号。二、甲乙双方共同向原出具公证文件之公证部门办理撤销上述房产及土地之委托转让公证，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三、乙方向甲方、丙方退回原登记的汕头启捷公司33.33%的股权[即：向甲方、丙方退回间接持有广东胜霏尔公司25%的股权]。四、甲方向乙方返还债务方式、时间如下：如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乙方付清全部债务17,200,000元，甲方无须另行支付任何费用；甲方超过上述约定期限支付款项，必须按照未付款项月2.5%的利息向乙方支付补偿金。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除本协议约定外，相互之间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及义务。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7年5月10日，林炎浩（乙方）与案外人杨某忠（甲方）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汕头启捷公司33.3333%股权共333.333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333.333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2017年10月13日，何伟强（丙方）、林炎浩（甲方）与案外人杨某忠（乙方）签订《确认书》，共同确认事实如下：一、甲方已于2017年5月向乙方支付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二、甲方本日向乙方支付剩余金额人民币玖佰捌拾万元整，该款项已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补偿金等全部资金成本；三、乙方向甲方退还信德华大厦甲座×××××××××房房产证（粤房地证字第Cxx号）壹本、公证书两本，地都镇乌美村沟头前集体土地证（揭东集用1998字第xx号）壹本；四、截止至本确认书签署之日，甲方向乙方出具的借款单据全部作废。甲乙丙三方相互之间不再享有或承担任何权利及义务。又查：2014年3月20日，林炎浩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杨某忠开设在中国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的账户（账号622××××××××××542）转出一笔款项，金额6,000,000元；2014年7月28日、9月23日、10月20日，案外人杨某忠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林炎浩名下银行账户转出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4,625,000元、1,200,000元、550,000元，共计6,375,000元。2015年6月26日，林炎浩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杨某忠开设在中国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的账户（账号622××××××××××542）转出一笔款项，金额5,000,000元；2015年9月2日，案外人杨某忠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林炎浩名下银行账户转出一笔款项，金额4,450,000元。诉讼期间，何伟强称：“何伟强在2017年1月17日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汕头市启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的20%股权转移对应2017年1月17日何伟强、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的《协议书》中案外人杨某忠依约定取得的广东胜霏尔公司15%股权份额（20%×75%），该股权变动系何伟强对林炎浩向案外人杨某忠所借款项提供的股权让与担保。郑某强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忠的汕头启捷公司3.3333%的股权系何伟强所有，由郑某强代持。何伟强在与林炎浩及案外人杨某忠签订的《协议书》和《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中仅系担保人，并非债务人。林炎浩向案外人杨某忠回赎汕头启捷公司的股份后，何伟强与林炎浩协商由林炎浩代持何伟强提供的用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汕头启捷公司的股份。”诉讼期间，林炎浩对何伟强所称“何伟强与林炎浩协商由林炎浩代持何伟强提供的用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汕头启捷公司的股份”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何伟强转账款项的性质。何伟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林炎浩抗辩何伟强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同时提供了何伟强、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签订《协议书》、《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确认书》为证。何伟强反驳称其在上述多份三方协议中的身份仅为担保人，并非债务人，不存在林炎浩代何伟强清偿债务的情形。因此，本案林炎浩抗辩是否成立，应围绕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何伟强陈述的合理性予以审查。何伟强、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之间，客观上因《协议书》、《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确认书》等文书而存在法律关系，并因相关法律关系而产生经济往来。本案何伟强主张林炎浩向其借款发生在2017年4月20日至同年5月10日之间，而在同年10月13日由何伟强、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之间签订的《确认书》，共同确认截止至《确认书》签署之日，何伟强、林炎浩与案外人杨某忠三方相互之间不再享有或承担任何权利及义务。林炎浩已就其抗辩的“本案转账款项系何伟强偿还林炎浩代何伟强向案外人杨某忠清偿的部分债务”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的规定，何伟强应就其与林炎浩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转账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等承担继续举证的证明责任。由于何伟强没有继续举证证明，相关陈述缺乏合理性，故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何伟强转账款项的性质为林炎浩向何伟强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何伟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何伟强负担。二审时，何伟强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忠出庭作证，本院准许。双方对杨某忠证言分别进行了质证。何伟强认为证人证言可以直接体现出至始至终不存在林炎浩代何伟强偿还债务的情形。林炎浩认为：一、尽管法庭同意证人出庭，我方认为证人作证的内容不是新证据，在程序上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当采信。二、证人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含糊不清，与事实不符，与其提供的声明书也存在较大偏差，不应当被采信：1、证人关于居住地址的问题陈述不诚信，在证人自己提交的另案中证人也以居住的地址不在身份证地址为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并且该案管辖权也上诉到汕头中院，2、证人刚刚称2013.12之前也有借款，但声明书又写明2013.12起开始借款，这是矛盾的，3、证人称借款具体金额、次数记不清楚了，但声明书却详细列明，由此可见声明书也是量身定制的，4、关于三份协议书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问题，何伟强在一审中是多次反复变化陈述，一方面陈述是正常转让，后来又改口是让与担保，证人现在又含糊其辞，对于是否收支股权转让款没有明确回答，5、何伟强在协议上签字以人格担保林炎浩的债务明显不合理，这么大的债务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帮别人担保，6、最后股权33.33%全部退还给林炎浩也可以证明林炎浩所偿还的债务包含了何伟强的一部分，因为股权33.33%就包含了何伟强向杨某忠转让用于让与担保的一部分，即林炎浩帮何伟强还清了借款，何伟强这部分股权就直接转给了林炎浩。7、杨某忠陈述借款的利息2.8%，后来是2.5%，根据月利率来计算，在三份协议书中林炎浩所偿还的金额是远超过何伟强自身所提供的借款本息的，即林炎浩所还的款项要么是远超过杨某忠所陈述的利率，达到5%、6%的水平，要么就是帮其他人还了一部分债务，结合本案情形，何伟强也参与了协议签署和履行，最后在第三份协议中明确说明甲、乙、丙三方相互之间不再享有或者承担任何权利和义务，由此可知林炎浩为帮何伟强偿还债务合情合理，符合实际的。林炎浩向本院提交新证据（2020）粤0104民初18732号民事判决书（证照返还案），证明何伟强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证照返还纠纷诉讼（2020）粤0104民初18732号，一审已败诉并被法院认定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见该判决书第11页第4、5行），证明本案报复性诉讼的背景是因为何伟强与林炎浩之间公司争夺权所引发的。何伟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案件未生效，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而且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完全是林炎浩的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本院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伟强在本案主张林炎浩向其借款100万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何伟强仅提供转账凭证，且该转账凭证没有记载转账款的性质，既没有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的书面证据，且自2017年转账至今长达三年来其与林炎浩之间针对本案款项存在任何追讨的依据；而根据林炎浩提供的相关证据，双方当事人在此期间，多次与案外人因发生借款行为签订了多份协议，且在2017年10月13日双方与案外人签订的《确认书》上，已明确写明“三方相互之间不在享有或承担任何权利义务”。针对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何伟强在本案提起借贷纠纷之诉，但未能就其与林炎浩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转账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等继续举证，故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何伟强转账款项的性质为林炎浩向何伟强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何伟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丹华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