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02民初4189号原告：李直,男,195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被告：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负责人：王菁。原告李直与被告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查。李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罔顾事实，以“三无证据”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不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致原告无法享有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庭判令被告“三无证据”无效，并予以撤销。2.原告职籍及职籍存续合法性不受质疑，被告应履行法定职责，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请求法庭予以支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0月17日，原告李直到法定退休年限，被告沈阳市文联未按规定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2019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请求被告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证据①）。被告同意并配合原告向沈阳市人社局申请办理，先后于2019年11月22日和2020年4月22日，两次出具《李直工作基本情况》证明函（证据②）。但由于原告李直档案记载仅限于1994年3月30日前，此后没有记载。市人社局要求被告对原告李直“1994年3月30日到2010年10月17日”间工作、任职和工资标准等事实查证、补齐后，再行办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被告未向沈阳市人社局补齐上述所需事实和资料，致原告退休手续无法办理。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2020年9月5日，原告通过国家信访局官网向“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递交《信访申诉书》（证据③），请求督办退休手续事项。2020年9月25日，被告沈阳市文联向国家信访局及原告李直回复《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沈文联发[2020]7号）及《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20.9.25网络版）（简称：《意见书》下同）（证据④）。该《意见书》罔顾事实，以“三无证据“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不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致原告不能享有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为此，原告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11月3日，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沈劳人仲不字[2020]180号）（证据⑤）。根据该《不予受理通知书》：“申请人如对本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被申请人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裁定，原告向贵院提起“养老保险待遇纠纷”诉讼。一、被告罔顾事实，以“三无证据”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不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致原告无法享有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庭判令被告“三无证据”无效，并予以撤销。1.被告“三无证据”，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据合法性和证据证明力。被告《意见书》认定：“1992年6月市文联党组记录显示：调李直到市文联组联部临时负责工作。由此可见，当时文联安排李直同志到组联部临时负责工作。而本人于1994年取走了个人档案，选择自行离职”。毋庸置疑，被告认定上述事实唯一证据是“1992年6月的市文联党组记录”。但，该“党组记录”不是“党组决定”，更不是文联下达的《人事任免决定书》，不具有劳动人事法律效力。同时，该“证据”没有下列事实佐证：㈠该“党组记录”是否形成（强制性）“党组决定”，交由市文联劳动人事管理部门贯彻、落实的事实和证据；㈡该“党组记录”是否形成（最终）“党组决议”，由市文联正式下达《人事任免决定书》的事实和证据；㈢原告李直从未听闻或接获该“党组记录”及“调李直到市文联组联部临时负责工作”的意见或通知，被告也没有原告李直是否知晓该“党组记录”的事实和证据。尽管如此，被告仍将该“党组记录”作为对原告李直“另行安排工作”的真凭实据，在其《意见书》中加以适用。而该“党组记录”，既无公章，又无前文联负责人和当事人签字，系属“三无证据”。此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一十五条“证据标准”的规定，不具有证据合法性和证据证明力。更令人质疑的是，被告拒不向原告出示该“证据”原件或复印件，且经原告几次索要而未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请求法庭判令该“证据”无效，并依法撒销被告有关“文联安排李直同志到组联部临时负责工作”的不实认证。2.“本人于1994年取走了个人档案”认定，系属编造事实。众所周知，沈阳市文联属于“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形成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二条规定范围）之一。自1985年到2008年间，沈阳市文联机关档案管理员是涂玉华女士。2008年以后是郭克彬先生。而被告认定：（李直）“本人于1994年取走了个人档案”的时间，系发生于涂玉华女士任沈阳市文联档案管理员期间。为此，原告请求法庭向沈阳市文联调取“1994年档案管理记录”和涂玉华女士“关于李直是否于1994年取走个人档案”的证人证言。事实是，2010年10月17日原告到退休年限，请求市文联为其办理退休手续。时任市文联档案管理员郭克彬表示，文联领导不同意为其办理退休手续。要求原告取走个人档案，自行去沈阳市社保局办理退休事宜。此时，原告身在外地，特委托女儿李冰冰到市文联档案管理员郭克彬处取回个人档案。鉴于此，原告请求法庭向沈阳市文联（2010年度）档案管理员郭克彬先生取证：“李直个人档案由市文联档案室取走时间”的记录和证言。3.“自行离职”法律后果。根据国家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1992.10.16人调发18号文件）第三条第2款：“单位进行撤并或缩减编制需要，本人拒绝组织安排的可以辞退”的规定，倘若原告李直（1992年6月）“本人拒绝组织安排”或其（已分配新单位：市文联组联部）“未向单位报到”而“选择自行离职”事实成立的话，原告李直必将会受到市文联“辞退”、“除名”或“解除劳动人事关系”等严厉处罚。然而，在长达十七年时间里（截止于2010年10月），前、后两届文联均未对原告李直作出“辞退除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之类的行政处罚或职籍撤销处分。市文联档案室和原告个人档案内，也没有原告李直《辞退证明书》、《辞退费发放证明书》或《被辞退人员干部身份证明》之类的法定存档凭证。由此可见，被告没有原告李直“自行离职”的证据。4.市文联“党组记录”虽有“表述“，但无事实凭据。根据原告档案，自1984年7月至2010年10月，原告李直在市文联共有四次工资调整记录。具体为：(1)1985年9月20日填报并获批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审批表》一份（证据⑥)。本单位意见栏（标注为）：作家生活报社工资由65.5元，调整为86.5元(2)1987年11月27日填报并获审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审批表》一份（证据⑦）。本单位意见栏（标注为）：作家生活报社主管部门意见栏：市文联工资由87.5元调整为93.5元(3)1989年6月24日填报并获审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审批表》一份（证据⑧）。本单位意见栏（标注为）：作家生活报主管部门意见栏：市文联工资由94.5元，调整为101.5元(4)1994年3月30日填报并获审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职务工资审批表》一份（证据⑨）。套改工资年限：31年，其中，实际工作年限：31年现任职务栏（标注为助理记者所在单位意见（标注为）：空白，主管部门意见：市文联现工资额263.8元，套改后工资额为465.8元。根据第（4)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职务工资审批表》证明，时至1994年3月30日，原告李直“所在单位栏”填写为：空白。而“现任职务栏”内，也没有原告李直就职于“市文联组联部”或“组联部临时负责人”的记载。上述事实表明，市文联“党组记录’’虽有“表述”，但（对原告李直）“由文联另行安排工作”的凭据。况且，1994年3、4月间，恰值市文联系统进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职务工资”的申报、评议与审批阶段，被告认定：（李直)“本人于1994年取走了个人档案”的事实，系属主观臆断、编造。以上所述，被告罔顾事实，以“三无证据”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不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致原告无法享有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庭判令被告“三无证据”无效，并予以撤销。二、原告职籍及职籍存续合法性不受质疑。被告应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使原告能依法享有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1.职籍及职籍存续。原告于1964年5月参加工作，任职于黑龙江省速滑队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兼伊春市青少年业余体校速滑教练员（证据⑩)。1969年1月参军入伍（详见证据?)。1973年3月复员至伊春市体委继续任速滑教练员。1975年2月调入沈阳市广播事业局，任沈阳电台、电视台新闻记者（证据?）。1984年7月由沈阳广播事业局调入沈阳市文联，截止于1994年5月，原告李直为共和国教育、国防、体育、新闻、文化等事业服务三十余年。2.被告前文联领导未予履行法定职责。1984年7月，原告由沈阳电视台调至被告沈阳市文联作家生活报社，曾任记者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中级技术职称（证据?）。1990年初，任沈阳市文联“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沈阳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1992年1月，因国家政策原因，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沈阳分会停办。为此，沈阳市文联正式下达《关于对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沈阳分会进行调整的意见》（沈文艺字[92]第2号）文件。该文件第三条决定：“原分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李直同志，因工作需要，在向新促会筹备小组实行交接后，由市文联另行安排工作”（证据?）。但这一决定，未予落实。最初，时任市文联主席刘文玉对原告李直工作安排及任职意见为：“市文联已向市委宣传部提交报告，拟改革现行用人制度，采取‘竞聘’方式，增加一名主管经济创收的副秘书长。该项改革一经批准，就由你（原告）竞聘上岗”。此后，市文联副秘书长吴志林也曾多次同原告谈过该意见。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原告工资仍由市文联按月发放。1994年3月30日，市文联完成对原告李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职务工资》的审批和认证。工资由原来的263.8/月，套改职务工资为465.8/月。但原告工作及任职，一直未有结果。为此，原告曾多次找市文联主席刘文玉、副秘书长吴志林等领导，要求落实工作事宜。但刘、吴分别以“市委宣传部尚未批准改革报告”和“文联暂无合适职位”等理由，予以推诿、搪塞。自1992年1月到1994年3月30日，在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文联领导虽口头承诺为原告安排工作，但并没有具体落实。1994年5月，文联又以“原编制撤销”为由，停发原告工资，致使原告李直及家庭无经济来源，不得不选择“自谋生路”。3.“自谋生路”是“自我救助”唯一途径。1995年初，原告李直迫于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两个女儿读书及贍养老人）不得不远赴他乡、甚至移居海外“自谋生路不容置疑，在文联拒绝为原告安排工作，致原告及家庭没有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的前提下，原告李直选择“自谋生路”是“自我救助”的唯一途径，也是《宪法》第三十三条赋予原告的基本权力。据此，原告李直没有过错。4.前文联领导“不作为侵权”过错。事实证明，被告前文联领导明明知道，原告李直“没有工作就领不到工资，其本人及家庭就将丧失基本生活保障”的严重后果，但却执意以种种理由推诿、搪塞，不予履行为原告“另行安排工作”的法定职责，已构成“不作为侵权”主观故意过错。且于此后十六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前、后两届文联均未对上述“过错”予以糾正，致其存续和延伸多年，给原告精神和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和巨大损失，须承担“不作为侵权”民事责任。5.职籍和职籍存续合法性不受质疑。自1994年5月至2010年10月间，被告没有原告李直“停薪留职”、“个人申请离职”或“自行离职”的事实和证据。于此同时，被告也没有原告李直接获前文联发出的“另行安排工作”或“召回分配工作”告知或通知，而“拒不服从前文联工作安排”或“拒不返回前文联（另行安排）工作岗位”的事实和证据。再及，被告同样没有原告李直因“不服从工作安排”或“拒不到工作岗位报到”，而被沈阳市文联“辞退”、“除名”、“职籍撤销”或“劳动人事关系解除”等处罚的事实和证据。综上，事实和证据说明，原告李直不是自行离职，而是前文联领导未予履行为其“另行安排工作”法定职责，致其“无工作、无工资和无生活经济来源”，不得不背井离乡、甚至远赴国外“自谋生存”。过错，在被告前文联领导一方。为此，文联须承担原告李直“工作连续性中断”的全部责任。同时，证据还表明，原告李直工作连续性虽因被告前文联领导“不作为侵权”而致中断，但其职籍和职籍存续并无中断。所以，原告李直职籍和职籍存续合法性不受质疑。为此，请求法庭判令被告沈阳市文联,履行法定职责，客观、真实地向沈阳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待遇受理机构，澄清并承担前文联领导“不作为侵权”所致原告李直“工作连续性中断”的劳动人事过错责任，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使其能够享有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本院经审查认为：2020年11月3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就本案诉讼请求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当日以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作出沈劳人仲不字[2020]18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起诉来院。本案中，原告主张“三无证据”无效及办理退休手续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其他民事案件的范围，故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直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已减半收取5元，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瑞英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刘崇书记员武泽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