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4253号原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营业场所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100号。负责人：李万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华，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秀臣，男，该公司员工。被告：赵亨，男，199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向芳，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与被告赵亨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华、曲秀臣，被告赵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认定原告系合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不应继续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作出的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合同的决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法律法规依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伍军人安置条例》第9条规定：“原是城镇户口的退伍军人，服役前没有参加工作的，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各接收单位必须妥善安排，但本人在部队或者退伍后待安排期间犯有刑事罪(过失罪除外)被处有期徒刑以上外罚的,退伍军队安置机构不负责安排工作”。2.制度依据。《沈阳铁路局职工奖惩实施办法》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解除劳动合同”。3.合同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25条第6项约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应予解除劳动合同”。4.事实依据。本案中，被告赵亨因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昌图县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符合单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5.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程序合法。原告经工会审议通过后向被告依法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被告已经知悉并认可单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及理由，对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文书进行了签收，双方劳动合同已依法解除，不应再继续履行。二、原告从知道被告被判刑之日起一年内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1.原告的确于2019年才知道被告曾被判刑的情况。《刑法》第100条“前科报告制度”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本案中，虽然被告被判刑是在2009年，但因被告持介绍信来铁路报到时并未向单位依法报告其曾被判刑的情况，导致原告对此事不知情，被告就业时蓄意隐瞒其前科，已经违反了法定义务，原告没有其他公开途径得以了解被告曾被判刑的情况。2019年10月15日，经司法机关反馈，原告到法院调取了被告的《刑事判决书》，此时才得知被告的前科。2.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未超过合理期限。案发当时，法律并未规定劳动者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但从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被判处刑罚之日至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未超过一年的，无论参照仲裁时效还是行使撤销权期限等规定，均应认定单位行使解除权未超过合理期限。目前我国类似案件判例中均是这样论证的，2013年8月1日起施行的《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26条也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此，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确未超出合理期限。三、原告接收被告是政策要求，接收当时不可能知道被告曾被判刑。1.被告就业前的军人身份与一般待业青年不同，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条例》规定，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具有认定被告无刑事犯罪前科的公信力。铁路接收被告是根据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政策性的为被告分配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伍军人安置条例》第9条规定：原是城镇户口的退伍军人，服役前没有参加工作的，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各接收单位必须妥善安排，但本人在部队或者退伍后待安排期间犯有刑事罪(过失罪除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处罚的,退伍军队安置机构不负责安排工作。根据该《条例》规定，被告若因退伍后待安排期间犯有刑事罪，退伍军队安置机构不会为其安排工作，也就是说，被告持有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根据《条例》规定，该介绍信应视为被告没有前科的证明文件，铁路当时认为被告无前科并予以接收具有合理预期。另外，本案中，被告隐瞒其被判刑的重要情况与原告订立合同,订立合同之时，被告就已经知晓“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合同条款中关键内容之一，已经能够证实原告告知被告“被追究刑事责任”是不予录用的情况之一，相当于向被告征询其是否具有前科的情况，但被告签约时没有告知原告，随后在填写档案的过程中，被告也一直回避该情况。因此，原告在《关于解除赵亨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中标注了，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条例》、《劳动合同书》的规定，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是合理合法的。2.根据《兵役法》第68条规定：企业单位拒绝接收、安置退出现役军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对单位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因此原告当时接收被告，是在遵守《兵役法》的基础上，基于认可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介绍信公信力的前提下，依法接收被告，在认定被告是否具有前科方面，铁路没有审查过失。四、被告涉嫌欺诈，原告在基于违反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六）项及26条第（一）项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25条第5项约定：“乙方（劳动者）以欺诈等手段使甲方（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劳动合同的，甲方应予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蓄意隐瞒其有前科的事实与原告订立合同，侵犯了原告的企业自主选择权与知情权，双方违反原告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应予解除。五、原告发现被告被判刑时双方劳动关系正在存续，应适用双方《劳动合同书》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合同书》是双方平等自愿签订，合同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及解除。被告入铁路工作后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10年11月1日,被告在签约当时就知晓：该份《劳动合同书》中第25条规定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劳动者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若被告存在被判刑的情形,单位就有权在知晓该情况以后,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原告发现被告被判刑之时,双方劳动关系正在存续中,关于《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应当适用于双方。铁路系统内部同一时期通过司法机关提供线索而发现隐瞒曾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并非被告一人，原告是在纪委主导的违法犯罪党员清查过程中，通过司法机关反馈后，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具有类似情况的人员均被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综上，请法院维护原告单位制度及运行秩序稳定。赵亨辩称，原告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理由如下：1、《劳动合同法》第39条“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条款中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是指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包括劳动合同履行之前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否则，任何一位曾被刑事处罚过的公民，在重新回归社会之后，将随时面临被用人单位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可能，那么这样的公民岂不是永远笼罩在无法确定的状态下、无法回归到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里，这显然与公民平等、就业权平等的法律原则相违背。所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须发生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本案被告是在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之前，在未成年期间被判处刑事处罚，现今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第2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2009）昌刑初字第0285号《刑事判决书》第8页记载“被告人赵亨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第10页记载“判处被告人赵亨有期徒刑一年”。因而，被告无前科报告义务。3、《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用人单位告知义务与劳动者说明义务”中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结合本案：（1）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依法负有告知义务，即原告应告知被告，曾被刑事处罚过的人员，是不予录用的。同时，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也依法享有了解被告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情况的权利，即原告有权询问被告是否接受过刑事处罚。那么，如果原告未告知被告曾被刑罚过的人员是不予录用的，或者原告未询问过被告是否接受过刑罚，那么说明被告是否曾被刑罚的情况，不是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审查事项。那么，现今原告以建立劳动关系之时的非审查事项，指责被告没有诚信、隐瞒欺诈，是颠倒是非的。（2）原告诉称根据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具的介绍信、政策性的为被告分配工作的这一说辞，在上述的用人单位告知义务规定中，没有例外规定。因而，原告的这一说辞没有法律依据。4、由于被告曾受刑事处罚一事，原告已于2019年11月29日对被告做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并且又通过扣除被告2020年1月、2月、3月全部绩效工资的方式，对被告同时进行了经济处罚。现今，又再次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属于重复处罚，即没有法律依据，更违背公平原则。《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本案被告在未成年时，因一时失足，触犯刑律被处刑罚，被告也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被告重新回归社会，其具有同等人权、平等就业权，原告需要维护单位制度及运行秩序的稳定，但被告更需要人权得到尊重与保障。故，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2日，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向沈阳铁路局出具《复退（转）军人安置工作介绍信》，将退伍军人赵亨分配至该单位。2009年12月9日，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昌刑初字第028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赵亨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自2009年6月19日起至2020年6月18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并在判决书中认定赵亨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犯罪。2010年10月29日，沈阳铁路局向旅服段出具《复退军人调配介绍信》，将赵亨分配至该单位工作。2010年11月1日，沈阳铁道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其中第二十五条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应予解除劳动合同：“（五）乙方以欺诈等手段使甲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被告一致认可2014年1月1日，被告在原告处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客运员。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纪委作出《关于给予赵亨开除党籍处分的批复》，因赵亨于2009年12月9日被昌图县人民法院认定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经集团公司纪委会议讨论，同意给予赵亨开除党籍处分。2020年9月28日，原告作出《关于解除赵亨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根据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2009）昌刑初字第0285号刑事判决书，决定按照《沈阳铁路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沈阳铁路局职工奖惩实施办法》、《退伍军人安置条例》、《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书》规定，经沈阳局集团公司沈阳车务段工会委员会议审议，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自2020年9月28日起，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上述通知。原告提交《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条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给予开除处分，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十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曾以原告为被申请人向昌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为：撤销被申请人解除与我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决定，裁定被申请人继续履行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委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昌劳人仲字[2020]第14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撤销被申请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作出的沈阳车务段劳人字[2020]第447号“关于解除赵亨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的决定，继续履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不服，诉讼来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告主张其根据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2009）昌刑初字第0285号刑事判决书，按照《沈阳铁路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沈阳铁路局职工奖惩实施办法》、《退伍军人安置条例》、《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书》规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但被告于2009年4月实施犯罪行为，2009年12月2日被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至沈阳铁路局，2010年10月29日被沈阳铁路局分配至旅服段，并于2010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被告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时间均在其劳动关系建立以前，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被告入职时向其明示入职前曾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录用，未能举证证明其所属行业或规章制度中存在劳动者曾经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予录用的规定，亦未能证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存在。况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劳动者已接受过刑事处罚，若用人单位享有随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将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故原告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合同的决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驳回原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已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车务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由成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郑晓晨书记员王皓然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