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健，男，汉族，1977年2月15日出生，高中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启钊，贵州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彦龙，男，196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权、杨晓鹏，贵州众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健因与被上诉人管彦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健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双方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协议，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双方应当遵守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二、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建房的资金由上诉人投入，建房的土地由被上诉人出，所建房屋的产权由二人竖立平均分成，面层的面积是230平方米。合建过程中上诉人分七次共计向被上诉人交付建房款2360000元，每次被上诉人均向上诉人出具收条或者借条，其中收条一张是50万元，其余186万元均系借条。三、原本规划的是七层，但是，双方在建设的过程中同意在七层的基础上再建四层，只是双方未签订补充合同而已，但是，不影响双方权利义务。四、2014年2月，第十一层封顶当天，双方共同邀请了各自的好友前来进行庆祝。五、完工后双方于2014年4月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房，但是，未竖立均分，上诉人分得二楼、四楼、九楼、十楼、十一楼和一楼三个门面中的1.5个，其余的三、五、六、七、八层及一楼三个门面中的1.5个门面分给被上诉人。自双方按照协议的约定实现了各自权利义务，协议已经终止，不存在解除之说。六、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租赁协议》的原因是房屋原本是竖立均分，因上诉人打算将一、二、三楼用于开会所，所以，上诉人就将属于被上诉人的一、二、三楼的部分承租，《租赁协议》的存在是合理的。七、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几个不合常理的判决理由作如下解释。1、合作的初忠就在于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加之合作前双方已经是好朋友，加建四层时双方已经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在建七层，加建时双方对彼此是信任的，建好后双方均平均分配房屋，因此，双方没有变更协议不存在不符合常理。2、双方在建房过程中，借条也写过，收条也写过，都是向被上诉人交付投资建房款，没有什么不合理，相反，如果要认定是借款，为什么之前的都没有偿还，还连续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甚至还没有约定利息。另外，其中有一张50万元的又写成收条。3、在2015年至2017年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的家人协商解决，协商的结果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还房屋，被上诉人称用其未建房的地基补偿上诉人，但上诉人没有答应。另外，按照一审逻辑，2014年上诉人就侵占了被上诉人房屋，长达6年了才主张不符常理。被上诉人管彦龙答辩称，一、本案《合作建房协议书》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并未依照《合作建房协议书》提供资金，而是向被上诉人提供借款，根据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与“收条”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并未依照《合作建房协议书》履行义务，双方之间虽名为合伙出资修建房屋但实为民间借贷。其次，上诉人主张其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依据是总金额为236万元的“借条”与“收条”。首先，被上诉人若与上诉人达成合伙建房协议，出资本身是上诉人的义务，而双方却以“借贷”形式，此行为与常理明显不符。双方在借条签订时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陈述自己经营会所、砂石厂等业务，故理应对出具借条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晰的认识，如若上诉人出具的是建房款，被上诉人定然不可能再向其出具借条。最后，从2013年4月20日的借条可知，其记载时间系双方发生借贷关系的第二次，上诉人私自在其借条上备注说明“此款项无借贷关系，用于合伙建房。”在庭审时上诉人也承认该备注系其事后补写，可见上诉人深知借条与合伙建房款收条的区别及后果，但在后续的五张条子上均认可被上诉人将其书写为借条，此与其庭审时陈述对其借条与收条的法律后果无法区分的辩解相矛盾。至于针对双方签订“借条”与“收条”是否完全履行，并不影响对上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判断，同时因民间借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加以赘述。二、双方未依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该协议，而是通过以签订“借条”形式解除《合作建房协议书》，终止《合作建房协议书》中权利义务的履行。同样，在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之后，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0日以租用涉案房屋为由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租房协议》，该行为也充分的证明，上诉人未实际履行《合作建房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不能享有《合作建房协议书》中约定权利，只能租用涉案房屋。如果如上诉人所述自己履行了《合作建房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依法应当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利，不需再与上诉人签订《租房协议》。可上诉人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一楼各分一半，二楼归自己所有，那《租房协议》所明确的将一、二、三层租与上诉人。哪有自己租自己房子还要付给别人租金的怪事。另，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我就将属于被上诉人的一、二、三楼的部分承租，所以2013年12月20日签订《租赁协议》”。此陈述与上诉人在庭审时及答辩状中的陈述不相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及答辩状中均明确陈述二楼属于自己，现今又在上诉状中陈述二楼属于被上诉人，相互矛盾，其陈述的真实性不攻自破。三、该案《合作建房协议书》具备法定解除条件，可以解除。因该《合作建房协议书》中的涉案房屋现已由被上诉人独自筹资修建完成，即使上诉人现在履行出资义务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符合该法条第（四）项规定，故诉请解除该《合作建房协议书》合法。四、上诉人从未参与涉案房屋的修建，更没有到施工地进行查看，上诉人陈述前后自相矛盾。首先，在法庭询问上诉人为什么要签订《租房协议》时，上诉人当庭陈述之所以签订《租房协议》系因为之前打算将涉案房屋纵向从一楼到顶楼平均分割，但因为建成后不能纵向分割，为了方便使用才签订《租房协议》将被上诉人的部分租下来。但如上诉人所述自己系修建涉案房屋的合伙人之一，且全程参与该房屋修建，故在修建前就应该清楚知悉该涉案房屋的构造，在签订租赁协议时也应知晓该房屋不能纵向分割，不应在建成后才意识到房屋不能纵向分割的问题。由此可证实上诉人并没有实际与被上诉人合作建房，更没有参与涉案房屋的修建，也没有到施工地进行查看，他并不清楚涉案房屋的构造。其次，在法庭询问上诉人是什么时候将7层房屋变更扩建为11层的，上诉人回答是在2013年8月或9月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同意将7层楼房扩建为11层，可双方签订《租房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其合同中仍明确载明涉案房屋为7层。同时，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还有多处自相矛盾的陈述，该自相矛盾的陈述，完全系上诉人的诡辩，反之通过这些陈诉更加证明了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收条并非为该涉案房屋修建款，上诉人既未实际参与房屋修建，也未根据房屋修建情况拨付修建款。一审原告管彦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判令解除原被告所签署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0日，原告管彦龙作为甲方，被告杨健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甲方负责提供土地，乙方负责投入建设资金，双方合作在威宁县方权属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520000201104083号）上修建一栋七层带简单装修的商住用途的综合楼，甲乙双方按5：5比例占有房屋产权。2013年12月20日，原告管彦龙作为甲方，被告杨健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租房协议》，该协议载明“根据乙方要求，甲方同意将草海镇星光村火星塘组双霞路中段（路牌）号待定房屋一栋七层中的一、二、三层出租给乙方”，“租用时间：十年，即2013年12月20日至2023年12月20日止”。后2014年原告管彦龙在上述地块上建成一栋十一层的房屋主体，每层为230余平方米，一楼为三个门面。被告杨健于2014年占有使用其中第一层最右边的门面及第四层、第十层、第十一层，并于2014年5月居住于该房屋第四层中。其余楼层及门面系原告管彦龙占有、处分。原告管彦龙向被告杨健出具收条一张、借条六张，落款日期期间自2013年4月14日至2013年11月7日止，涉及金额为2360000.00元。其中收条出具于2013年4月20日，涉及金额500000.00元，该收条上备注的“此款无接待关系，用于合伙建房用”系被告杨健书写。又查明：案涉地块位于威宁县，威宁县城乡规划局于2011年3月3日就该地块向原告管彦龙颁发地字第5200002011040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项目名称为“商住楼”。再查明：原告管彦龙于本案起诉前，就案涉房屋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排除被告杨健对该房屋的占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请求解除其与被告所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双方关系。本案中，原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地块具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属合法有效合同。该协议未约定解除条款。而原告主张双方间资金流动系民间借贷所产生，原告为此向被告出具了借条，被告未按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原告独自修建案涉房屋，并提交了相应借条收条及租赁合同作为佐证。而被告主张其已按约定履行相应投资义务，案涉借条收条均系其投资款项，其已按约定占有相应部分房屋。故被告是否按照约定履行相应出资义务，该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情形，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首先，案涉房屋实际修建为十一层，而原被告所签合作建房协议仅约定修建七层。原被告就该重大变更未签订书面协议不符合常理。同时，若协议实际履行，被告应知晓案涉房屋将修建为十一层，且被告将按5：5比例占有合作建设房屋产权，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中仍将案涉房屋载为七层，并向原告租用合作建设的房屋一至三层亦不符合常理。其次，被告陈述投资款项来源于其“开会所、养殖场、砂石厂”，其作为会所、养殖场、砂石厂的经营者，应当知晓借条与收条的区别，且其陈述已经他人提醒知晓“不能写成借条要写成收条”的情况下，而仍接受原告收到合作投资款后向其出具借条亦不符合常理；再次，其陈述与原告口头协商后案涉二楼、四楼、九楼、十楼、十一楼、一楼的一半（面对房屋右手边的1.5个门面）归其所有，而其于2015年知晓二楼、九楼被原告处分后，未主张权益亦不符合常理；此外，被告提交的视频中，原被告未对合作建房发生争议，双方系对经济往来发生争议。故此，可以认定被告未以合作建房为目的向原告给付相应建设资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双方间《合作建房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原告已独立修建该房屋，该协议目的已不能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该《合作建房协议书》可以解除，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杨健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管彦龙与被告杨健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被告杨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除合同前提是合同有效。而本案合同的效力尚不具备判断条件，原因是：案涉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双方合同约定合作建设的房屋是否有合法的用地手续和规划手续。从本案看，1、关于用地手续问题，双方未能提供用地手续，但双方提交了规划手续，鉴于规划部门已经颁发了规划手续，故本院即不能确定案涉地块没有合法的用地手续，也不能确定有合法的用地手续；2、关于规划手续问题，双方提交有规划手续，但实际建设情况与规划手续载明的规划许可内容不符，而目前规划部门对案涉建筑是否符合规划未有认定，在此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双方合作建房的规划手续是否合法。据此，本案不具备确定合同效力的条件，无从判断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被上诉人起诉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具备，应予驳回。双方可以就案涉建筑是否有合法的用地手续、规划手续问题由相关行政机关明确后，再行起诉合同效力问题或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综上所述，杨健的上诉理由错误，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管彦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管彦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管彦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