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7675号原告：卢某，女，汉族，1992年6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龙川县。被告：广州通涵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楼**）。法定代表人：余丽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瑾鸿，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某与被告广州通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涵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某，被告通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瑾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037.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6年5月24日入职被告。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因被告通知原告放假在家，且通知工资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通知来发放，但事后被告却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与原告的实际工资不符，被告克扣了原告的工资，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拖欠的工资和工资条，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提供，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原告于2020年4月7日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以未拖欠工资为由，拒不支付。被告上述种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相关权利。据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第一，仲裁裁决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被告拖欠工资的数额大小，有没有对原告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与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事实没有关系，原告依据上述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有据可依，有法可依。第二，仲裁裁决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属于用法错误，且对原告提供的被告违法克扣工资的录音只字不提，显失公平。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通涵公司辩称，一、被告已经足额及时向原告支付工资，不存在无正当理由拖欠工资的事实。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劳动报酬为工资2000元、绩效工资1500元以及提成。被告由于受疫情影响，截至2020年2月17日才复工，期间经营非常困难，所有员工乃至原告的业绩均受影响，被告处于亏损状态。被告在经营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考虑到员工的健康安全，没有要求员工在2020年2月10日复工，而是延迟到2020年2月17日才复工，该期间原告均没有正常上班。因此，被告在原告不同意调休的情况下，综合被告的经营情况以及原告的业绩情况，调整绩效工资，并无不当。二、被告对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确认被告存在少发工资的认定存在异议，但被告为了避免与原告产生更多的争议，即在收到裁决结果后支付原告所谓的工资差额，这也体现被告并非存在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被告已在双方工资标准明确后即付清所有的工资。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返岗且不支付工资超过合理期限，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综合被告的行为，被告于2020年2月17日要求原告返岗，且支付了劳动报酬，仅是双方对发放工资的标准存在争议，而致使部分所谓的工资未能发放。根据上述通知的宗旨，即使被告存在拖欠行为，也应给予合理的期限，且合理期限的起算点，应在双方对工资标准明确后开始计算为宜，本案中，被告在收到裁决后已支付了有关款项，应视为在合理期限内已履行，不存在未及时支付的行为。四、综合原告的实际情况，原告在疫情期间，不顾被告经营困难以及念及同事之情，为了获取高昂赔偿以及经济补偿金，不但呈诉要求几十万元的赔偿以及向税局举报社保以及税费问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足以证明原告并非是由于未能及时支付100多元的工资而迫使原告离职，且该工资也没有对原告的日常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因此，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理据不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据不足，被告无须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案件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卢某申请劳动仲裁时间：2020年4月3日。二、卢某提出的仲裁请求为要求通涵公司支付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48元。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卢某增加仲裁请求要求通涵公司支付因拖欠工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037.80元。三、仲裁结果：1.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通涵公司一次性支付卢某2020年2月份工资差额144.91元；2.驳回卢某的其它仲裁请求。四、起诉情况：卢某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诉请如上。通涵公司未提起诉讼。五、双方在本案诉讼中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一）卢某入职时间及工作岗位：2016年5月24日入职，任职销售。（二）签订合同情况：双方共签订了三份书面劳动合同。其中卢某提交的双方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10月31日止；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按2000元+绩效工资（1500元）执行，并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及本单位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发放工资时间为每月15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应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包括业绩50000元/月，若业绩达不到目标，视情况降低绩效工资，如当月业绩不达50000元，可累计至下月。（三）卢某与通涵公司于2020年4月8日解除劳动关系。（四）卢某明确其对上述第1项裁决结果无异议。通涵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向卢某支付了该项裁决确定的2020年2月份工资差额144.91元。六、双方有争议事项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本院查明情况如下：卢某于2020年4月7日向通涵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称通涵公司拖欠其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的工资348元，鉴于通涵公司无故拖欠工资，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8日起正式解除，要求通涵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前全额付清工资和支付相当于其8个月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421元，以及办理离职手续。同日，通涵公司收到上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通涵公司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8日终止，通涵公司告知卢某不存在克扣工资行为，故卢某构成主动离职，通涵公司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要求卢某于4月10日办理离职手续。对此，卢某回复称，根据人事部门提供的工资明细显示，2020年2月10日至2月17日通涵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工资，在其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后，通涵公司也向仲裁部门承认拖欠当月工资，且其自2016年5月24日入职至2016年11月通涵公司没有为其购买社保，2016年11月至2020年3月社保没有依法足额购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其向通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及要求经济赔偿，并非其主动离职，故其要求通涵公司在2020年4月15日之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否则其将采取法律行为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案庭审中，卢某明确其向通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一、通涵公司拖欠其2020年2月份工资；二、自其入职以来通涵公司未按其工资足额缴纳社保；三、通涵公司说要解雇其不为其提供工作条件。对此，通涵公司称，卢某在穗番劳人仲案[2020]1464号案中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陈述没有提及2020年2月份工资差额和未足额缴纳社保，而是主张通涵公司改变薪酬制度，双方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通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卢某向通涵公司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也只涉及拖欠工资，并没有未足额缴纳社保一项，卢某在本案仲裁时也没有提及社保问题，且从卢某以往工资水平来看，卢某月均工资大部分超过10000元以上，通涵公司能支付这么高的工资，卢某不应该为了100多元差额造成异议或者离职，这不符合常理。卢某主张通涵公司没有足额发放其2020年2月份工资对其生活造成影响。对此，卢某提交了门诊病历和续诊记录加以证明。通涵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门诊病历和续诊记录的记载，卢某于2018年11月9日到医院就诊，诉“近年来，工作、家庭和感情生活的压力都很大，……被骗钱、出事，男友不懂事，……不开心难受，……”，诊断为“1.抑郁……；2.焦虑状态”；2018年12月12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6月11日，卢某到医院复诊；2020年3月26日，卢某到医院就诊，诉“状态可，跟公司有些纠纷，情绪也受到影响，很紧张，紧张时想吐”，诊断为“抑郁发作”。就通涵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的事实，卢某提交了2020年1月19日打印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加以证明。通涵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涵公司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理由是卢某是以拖欠工资为由主张经济补偿，并非是通涵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记载有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卢某的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费情况，缴费单位为通涵公司，其中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缴纳养老、失业保险的基数分别为3803元、2100元。该表说明栏记载“本表不反映医疗保险的缴费历史，医保缴费可以通过医保卡或医保存折查询”。此外，本案庭审中，通涵公司称，卢某就其未足额缴纳社保的情况向税务部门投诉后，通涵公司已经积极处理，通涵公司也同意重新核算卢某的缴纳基数后进行补缴。卢某提交的穗番劳人仲案[2020]1464号仲裁裁决书记载，卢某于2020年1月19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卢某与通涵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通涵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9784元；3.通涵公司支付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000元；4.通涵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3672.60元；5.通涵公司支付2016年5月24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周六加班工资193848.41元及拖欠加班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48462.10元；6.通涵公司缴纳2016年5月至2016年11月社会保险；7.通涵公司缴纳2016年12月至2020年1月未依法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双方对卢某的工资标准为底薪3500元加提成、全勤奖无争议。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卢某主张，2020年1月10日，通涵公司要改变其薪酬制度，其不同意，通涵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还协商了赔偿但是没有协商结果，通涵公司还威胁其，故其还是继续上班。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4月1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确认卢某与通涵公司于2016年5月14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卢某的其它仲裁请求。就该仲裁裁决，卢某与通涵公司均没有提起诉讼。卢某提交的显示群名为“通涵电子内部群（23）”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20年2月7日，通涵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关于延期复工的通知》，称“基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为确保全体员工的健康和安全，避开返程高峰期，降低出行风险，结合员工的意见，经研究决定，公司复工延期至2020年2月17日正式上班，本次为暂定时间，如有变动，另行通知，再次向全体员工提供以下建议：……2.关于延长放假期间的待遇标准，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20年1月25日发布的《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执行。……”卢某回复确认收到；2020年3月16日，卢某提出实际发放工资与上述《关于延期复工的通知》通知的工资标准不一样，要求通涵公司出具2月10日至2月14日工资按广州最低工资发放的通知书，并要求告知不给其充广告费的原因和告知为什么相同岗位的销售全部都有广告费，而其没有广告费的原因，同工同酬，为什么相同的工作没有提供其同等的工作条件。卢某被移出群聊；显示为卢某与莫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20年2月8日，莫某发“玉婷，想问下你的意见，延迟复工10-14号的薪资待遇计算方式，以下两个方案你选哪个？方案A：全部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方案B：在公司工作满一年以上享有5天带薪年休假，优先用年休假抵扣；超出部分的和未满一年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以上未有你想选择的，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卢某回复“两个都不选，跟国家通知走”。卢某提交其与通涵公司法定代表人余丽春的聊天记录记载，余丽春向卢某发去转账记录，告知卢某“2020年2月的所有工资和2019年半天带薪年假已发，请签收，如果有问题请回复”，卢某回复“工资金额不对。请问怎么算出来的呢，麻烦发一下明细”，余丽春回复“周一去找人事核对”；余丽春发“我现在是在跟你核对，你说不是，我就核查”，卢某回复“那你觉得表格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呢，我跟你对”，余丽春发“一月、二月责任额共10万，会扣减。客户的运费我会让工厂提供”，卢某回复“1月份跟2月份还有3月份的网销宝呢。网销宝没有给我充，为什么扣我责任额，麻烦你现在充一下网销宝”，余丽春回复“不合理的，你可以去仲裁。我按制度发放”，卢某发“制度就是说每月扣5万责任额，每个月有1500的推广费。在群里，许经理自己说的。你现在是不提供我岗位工作必须的条件吗。跟其他销售人员不一样的待遇跟职责吗”。卢某提交的其与通涵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沟通的录音内容显示，卢某反映的问题与上述其于2020年3月16日在微信群提出的问题大致相同，此外卢某要求通涵公司支付加班费，通涵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提出卢某如有异议可以通过劳动仲裁解决。本案庭审中，卢某称其不记得其本案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037.80元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卢某明确要求按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的月均工资10584元（按银行转账发放工资加上扣个人社保之和所得的应发工资核算）计算4个月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336元。卢某提交的其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记载，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来自对方户名“余某”的转账存入款项分别为5000元（一笔）、19056.80元（两笔，分别为15000元、4056.80元）、8585.60元（一笔）、25548.80元（两笔，分别为15848.80元、9700元）、20638元（一笔）、6986元（一笔）、104156（六笔，分别为20000元、20000元、20000元、4156元、20000元、20000元）、15256元（两笔，分别为5256元、10000元）、33146元（两笔，分别为20000元、13146元）、22308元（两笔，分别为10000元、12308元）、24952元（两笔，分别为20000元、4952元）、2862元（一笔）、4175元（一笔）、3405元（两笔，分别为3076元和329元。通涵公司在本案仲裁庭审中称3076元是2020年3月工资，329元是2020年4月份工资）。通涵公司确认上述转款是其向卢某发放的工资。但通涵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8日解除，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应按卢某提交的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工资表记载的应发工资核算为9002元。卢某提交的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表记载，每月应发工资（底薪3500元+提成）减去个人社保和请假、迟到扣款后为实发工资，其中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和个人社保分别为21820元和380元、8585.60元和380元、15848.80元和380元、20638.09元和380元、6986.46元和420元、4155.58元和420元、5256.48元和420元、13146.07元和420元、12308.36元和420元、4951.81元和420元、2862元和420元。判决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是通涵公司应否向卢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双方的劳动合同因卢某向通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解除，从卢某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和卢某就通涵公司对其在该通知书上提出要求作出的回复所给予的回应来看，卢某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故此，通涵公司应否向卢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于通涵公司存在相应的行为是否构成迫使卢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首先，对于通涵公司未足额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的问题，根据卢某提交的聊天记录和录音的内容可知，通涵公司向卢某发放该月份工资后要求卢某进行核对，卢某提出金额不对的异议并要求通涵公司提供工资明细，在通涵公司提供工资明细后，卢某对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发放2020年2月10日至2月17日的工资有异议，要求通涵公司提供依据，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卢某要求通涵公司按其实际工资支付2020年2月10日至2月17日的工资差额348元，经过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按卢某底薪3500元/月核算后认定通涵公司应支付卢某2020年2月份工资差额为144.91元，卢某对该裁决结果无异议，通涵公司也按该裁决结果向卢某支付了该工资差额，可见，通涵公司未足额向卢某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的原因在于双方对发放工资的标准存在争议，并非通涵公司故意拖欠，而经仲裁裁决认定通涵公司未足额支付卢某2020年2月份工资仅为144.91元，根据卢某以往工资收入，显然该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并未对卢某的日常生活用需求造成明显影响，故不足以构成迫使卢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也不属于法律规定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卢某以通涵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为由要求通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鉴于通涵公司自2016年12月起已按相关规定为卢某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卢某以通涵公司欠缴或者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法律规定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卢某以该理由要求通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通涵公司欠缴和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卢某可另循途径解决。至于卢某在本案庭审中新主张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即通涵公司声称要解雇其不为其提供工作条件。对此，根据卢某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通涵公司存在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构成迫使卢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属于法律规定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卢某以此为由主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卢某要求通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卢某已预交），由原告卢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冯悦书记员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