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8民终1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华，男，196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灏，河北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帅，男，197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国，河北正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李瑞东，男，1965年6月7日生，汉族，个体，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上诉人尹帅、杨国华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8民初3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帅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灏、上诉人杨国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国、原审第三人李瑞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华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8民初327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项，改判原审反诉被告李瑞东立即向杨国华支付拖欠的货款132000.00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李瑞东、尹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与上诉人签订买卖协议的是李瑞东而非尹帅。2017年4月5日，李瑞东为购买苗木与杨国华草拟了《苗木买卖协议》一份，该协议中乙方签字处为空白的。协议约定李瑞东以1.3元每棵的价格向杨国华购买樟子松苗，挖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付款。协议签订后．李瑞东共拉走64万棵苗子。在签订该协议时，李瑞东就是以自己的身份要购买苗木，从未表示其是代理人的身份，没有向杨国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杨国华根本不认识尹帅，不知其履行能力，也不可能与其签订协议。杨国华在签字时没有与尹帅交易的意思表示，在买卖过程中尹帅自始至终没有出面与杨国华办理交易事宜。另外，从后期的40万元收据能够体现，后续系李瑞东履行的合同。40万元收据记载的是收到李瑞东苗木款40万元，没有体现尹帅，而且尹帅及李瑞东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40万元系由尹帅的卡转账至杨国华卡的。（二）反诉被告李瑞东应支付欠付杨国华的苗木款，并支付违约金。通过法庭陈述及现有证据能够确定，最晚于2017年9月21日李瑞东已经拉走64万棵苗木，此时欠付132000.00元苗木款未付。因双方约定的是一车一付，故2017年9月21日李瑞东应支付132000.00元苗木款。现已经逾期，给杨国华造成经济损失，杨国华有权要求李瑞东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132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尹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冀0828民初32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予以改判或发还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尹帅违约，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4月5日，上诉人尹帅与被上诉人杨国华双方签定的苗木买卖协议明确约定“苗子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双方并非约定挖走每一车后分期付款。协议中“甲方责任：”处约定：“……乙方预付给甲方定金300000.00元，苗子挖走后按实际数量一次性付清，………。”协议中“乙方责任：处”又重复约定：“苗子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在约定之前挖走，如不能按时挖走苗子，甲方自行处理，定金不退”。从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下条款的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并非是一车一付，而是先交30万元定金，在苗子全部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拖欠被上诉人72000.00元苗子款是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是被上诉人杨国华违约，应按双方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杨国华支付给上诉人违约金。双方合同甲方责任处明确约定：“……，苗子存留期间，甲方不得因市场价格浮动随意变卖，如甲方随意变卖需按100万棵计算，按每棵人民币10.00元赔偿给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11月30日），于2017年9月份，因市场价格浮动原因将卖给上诉人的苗子卖掉，被上诉人杨国华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杨国华上诉答辩称，合同履行过程中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协议约定的是，“乙方在挖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付款”。这里的“挖走苗子时”中“时”是指当时这一时间点，也就是每次挖走苗子时，而非全部苗木被挖走后。协议中后文提到的“苗子挖走后按实际数量一次性付清”、“乙方在苗子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实际指的是装车完成后，不能有拖欠，应一次性付清当时的全部苗木款。如果是全部挖走后，用词应是“2017年11月或全部l00万棵苗子挖走后，乙方按实际数量一次性支付全部苗款”。另外从交易习惯也能证明这一点，苗木的买卖是卖方市场，而非买方市场。这体现在交易中就是一手钱一手货，也就是说李瑞东应在每次挖走苗子后支付当次应付的款项。结合本案中除定金外的其余款项给付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合同签订后李瑞东又陆续支付了共计40万元购苗款。如果像李瑞东陈述的，李瑞东不可能支付后续40万元苗木款，应是在最后合同履行完毕前一次性支付全部购苗款。（二）协议中也没有买方确定购买100万棵苗木的意思。如果有此意思表示，应明确写明100万棵总价为多少元。而协议中载明的是“卖方有樟子松100万棵”，“按实际数量付款”，“2017年11月30日之前挖走”，“如不能按时挖走苗子，甲方自行处理”。（三）尹帅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的通话时间是2018年1月，此时早已超过协议约定的履行期。录音仅能证明答辩人在上冻时出售了部分苗木，但是并非答辩人所有的全部苗木，录音中李瑞东也没有要求答辩人继续履行协议，交付苗木，而是双方又约着要去赤峰。也就是说双方均已默认不再履行协议。况且答辩人所有的苗木并非只是100万棵，也就是说当时答辩人仍具备履行能力。答辩人剩余的苗木系2018年6月左右出售的，另围场的上冻时间是11月12月左右，两个时间点均已超过协议约定的履行期。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违约。即使答辩人在协议履行期满前不交付苗木，也是在履行不安抗辩权,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现双方均认可李瑞东尚欠答辩人苗木款未付。合同中明确约定挖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付款，但李瑞东拒不支付欠付的剩余苗木款已经构成违约。在此情况下，答辩人认为李瑞东已经不具有履行能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交易风险，拒绝继续交付苗木，履行不安抗辩权,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本诉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尹帅上诉答辩称,杨国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若买方主体是李瑞东，那么签合同时李瑞东就没必要把合同拿走，双方可以直接签订买卖合同，但事实上李瑞东是尹帅的代理人，代表尹帅和杨国华谈判苗木款事宜，合同需要尹帅签订，符合谈判交易习惯，杨国华关于买卖合同主体是李瑞东的观点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李瑞东称，（1）我是中间人，受尹帅委托给尹帅购买苗木。我和杨国华谈，他在围场横河有一部分松树苗，在内蒙赤峰松山区姜家营子有一部分松树苗，计100万棵。我和杨国华谈的是每棵1.3元卖，2017年11月30日前挖走，先交30万元定金。如果我方不要苗子，定金不要，苗子由杨国华处理。我们在2017年4月5日签订的协议，签协议时是杨国华草拟好后，杨国华先签字后我拿着合同回去尹帅签字。签合同当天我替尹帅交了30万定金。我挣中介费，每棵提6分钱，合同上约定每棵苗1.3元，实际上杨国华每棵收1.24元，100万棵苗子共提中介费6万元。尹帅交完定金的第二天，杨国华通过其姑爷宋某的账户分两笔转给我6万元中介费。（2）我与杨国华不熟悉，所以签完合同的第二天他不可能借给我6万元。（3）在一审法院时，杨国华亲口承认在9月份已经把苗子全部卖掉，杨国华有违约行为。 尹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交付营养杯苗36万株。如履行不能,赔偿损失价值39.6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杨国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李瑞东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132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32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李瑞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5日，李瑞东受尹帅的委托到杨国华处洽谈购买樟子松苗木事宜，双方谈妥后，于当时订立《苗木买卖协议》，杨国华先行在协议中的甲方（卖方）处进行了签名，并在签名处和协议中的修改处摁了手印，因尹帅当时不在现场，故尹帅当时并未在协议中的乙方（买方）处进行签名。杨国华将协议拍照后，由李瑞东将该协议拿走由尹帅进行补签字。当时李瑞东没有向杨国华提供尹帅委托其购买苗木的委托手续。李瑞东承认协议上买方尹帅的名字是后来补签的，故杨国华处的苗木买卖协议没有尹帅签字。协议约定：甲方（卖方）有樟子松100万棵，15×20杯装，高度在0.3米以上，以每棵1.3元卖给乙方（买方），按乙方安排时间挖走。在2017年11月30日之前挖走。苗子不能有弯曲、畸形无正头，在挖苗时，如发现是沙土杯装，有散杯、装车不能有坏杯现象，乙方可拒绝装车，退还定金，解除合同。甲方责任：苗子在存地期间，甲方要看护好苗子，苗子在存留期间，如有损毁与乙方无关。乙方在挖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付款。乙方预付给甲方定金300000.00元，苗子挖走后按实际数量一次性付清，包装物由甲方负责，甲方负责挖苗子及装车等一切费用，乙方在车上收货。甲方要积极配合乙方挖走苗子，不能以各种理由阻扰，如出现此现象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苗子存留期间，甲方不得因市场价格浮动随意变卖，如甲方随意变卖需按100万棵计算，按每棵10.00元赔偿给乙方。乙方责任：苗子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在约定之前挖走，如不能按时挖走苗子，甲方自行处理，定金不退。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在苗木买卖协议签订的当日即2017年4月5日，尹帅经李瑞东向杨国华预付定金300000.00元，杨国华收到该款后，于当日给李瑞东出具了预付定金的收据。杨国华从300000.00元中给了李瑞东60000.00元。后尹帅两次又向杨国华支付苗木款400000.00元，杨国华于2017年5月25日给购买苗木方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中注明“收李瑞东购苗款”字样。买卖双方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尹帅从杨国华处拉走樟子松树苗64万棵，将预付的定金抵顶购买苗木款后，还欠杨国华132000.00元的苗木款没有给付。2017年9月21日尹帅又组织运输车辆到赤峰市姜家营子拉订购苗木时，杨国华以尹帅欠其树苗款，没有让尹帅装车。当日李瑞东通过李雪账户分两次，每次30000.00元向杨国华转款60000.00元，该60000.00元打在杨国华姑爷宋超鹏账户上。杨国华收到60000.00元转款后，还是不让尹帅继续拉走苗木，为此尹帅去拉苗的车辆空载返回。杨国华认可李瑞东打到宋超鹏账户这60000.00元，但认为这笔钱不是苗木款，而是李瑞东向其偿还的借款。另尹帅承认尚欠杨国华72000.00元苗木款未给付的事实。本案尹帅在苗木买卖过程中从未出面与杨国华办理交易事宜，其所有交易事宜均由李瑞东完成。杨国华处没有双方共同签字的苗木买卖协议。双方共同认可通过李瑞东已经从杨国华处共计购买64万棵苗木。尹帅在起诉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或赔偿经济损失52000.00元，庭审中其明确表示不再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396000.00元（468000.00元-72000.00元），杨国华反诉要求尹帅和李瑞东给付苗木款13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反诉被告）李瑞东受原告（反诉被告）尹帅的委托到被告（反诉原告）杨国华处购买杯装樟子松树苗，李瑞东与杨国华谈妥后，于2017年4月5日制作了书面《苗木买卖协议》，杨国华当时在协议上进行签名，并摁了自己的手印，杨国华为甲方（卖方），因尹帅当时不在现场，没有在协议中进行签字。后经李瑞东与杨国华协商，杨国华对《苗木买卖协议》进行了拍照留存，由李瑞东将杨国华已签名的协议带走，回去后让尹帅进行补签，后尹帅在李瑞东带回的协议中的乙方（买方）处进行了签名。从而形成了尹帅持有的协议是买卖双方共同签字的协议，杨国华持有的协议只有杨国华一个人签字的协议。尹帅已在《苗木买卖协议》上进行了签名，说明其对李瑞东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应当认定买卖双方签订的《苗木买卖协议》有效。买卖双方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截止到2017年9月21日之前，尹帅共在杨国华处拉走苗木64万棵，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尹帅应向杨国华支付苗木款为832000.00元，但是，包括尹帅在签订协议时预付的定金300000.00元和支付的苗木款400000.00元，杨国华共收取苗木款为700000.00元，尹帅尚欠杨国华132000.00元的苗木款没有给付。2017年9月21日尹帅再次到杨国华处拉苗木时，杨国华为了降低交易风险，拒绝继续向买方交付苗木。当日买方用李雪的名向杨国华的姑爷宋超鹏的账户内转款60000.00元，杨国华收到该款后仍然没有继续向买方提供苗木。对于这60000.00元，李瑞东与杨国华之间说法不一，存在争议，李瑞东称这60000.00元是支付的苗木款，不是杨国华所说的偿还的借款；而杨国华则称这60000.00元，是李瑞东预付购苗定金后向其借款，2017年9月21日转到宋超鹏账户内，是偿还借款，而不是支付的苗木款。杨国华对自己的该项答辩主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尹帅通过李雪的账户转到宋超鹏账户内的60000.00元，应当认定系尹帅支付的苗木款。综上，截止到2017年9月21日，尹帅实际还欠杨国华苗木款72000.00元没有给付。此案在庭审中，买卖双方对购买苗木款的支方式和支付时间存在不同观点，买方尹帅认为，自己虽然尚欠72000.00元苗木款没有给付，但是并未违约，协议约定“苗子挖走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苗款。”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卖方杨国华就不再履行给付苗木的义务，卖方杨国华构成违约。而卖方杨国华则认为，此前购买苗木方已拖欠苗木款132000.00元没有给付，自己行使了不安抗辩权，没有再给付购买苗木方苗木，按照协议甲方责任的第二行约定“乙方在挖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付款。”应该是在购买方每一次拉走苗子时按实际数量支付购苗款，购买苗木方没有按实际拉走的苗木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综上，购买苗木的尹帅对该项主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双方提供的《苗木买卖协议》和市场的交易习惯，应当认定购买苗木方每次按照实际挖走的苗木数量向卖方支付苗木款。尹帅没有按照实际挖走的苗木向杨国华支付苗木款，已构成违约。对于杨国华在反诉中提出的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主张，因双方在《苗木买卖协议》中没有进行约定，故对反诉原告杨国华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利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尹帅，没有按照其实际挖走的苗木数量向被告（反诉原告）杨国华支付苗木款，违约在先，尹帅要求杨国华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396000.00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尹帅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尹帅拖欠杨国华的苗木款72000.00元，应当给付杨国华。被告（反诉原告）杨国华在反诉中要求反诉被告给付苗木款132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因反诉被告在2017年9月21日又向杨国华支付苗木款60000.00元，此款转到其姑爷宋超鹏的账户内，反诉被告实际欠苗木款应为72000.00元，杨国华要求反诉被告给付苗木款132000.00并支付利息的反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反诉被告）李瑞东，作为受委托人，受尹帅的委托与杨国华洽谈购买苗木事宜，并制作了书面协议，但是，该《苗木买卖协议》经买受人尹帅认可签字后，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归属于委托人尹帅，李瑞东所实施的行为没有超出委托范围，李瑞东不应当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尹帅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尹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杨国华苗木款72000.00元；（三）第三人（反诉被告）李瑞东不承担民事责任；（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国华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李瑞东提交：（1）2017年4月5日由卢云龙账户转给杨国华账户30万元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尹帅是苗木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该30万元定金是尹帅打给杨国华的；（2）2017年4月6日由杨国华账户转给李瑞东账户6万元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李瑞东是中介人，其挣6万元中介费。 尹帅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杨国华质证，对以上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李瑞东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6万元是李瑞东向杨国华的借款，30万元是由卢云龙账户转给杨国华的，不能证明是尹帅转给杨国华的定金。 本院认证，2017年4月5日杨国华签订合同，当日收到合同约定的定金30万元，第二日（4月6）转给李瑞东6万元，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应认定该6万元为中介费，相应的该30万元为尹帅打给杨国华的定金。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一审诉讼过程中，杨国华主张其售卖的案涉樟子松苗每棵1.24元。尹帅提供的书面合同约定樟子松苗每棵1.30元，尹帅主张其购买杨国华的樟子松苗每棵1.30元。李瑞东主张其作为中介人，为尹帅向杨国华预购樟子松苗100万棵提供中介服务，每棵收取0.06元中介费。结合杨国华收到定金30万元的第二日，向李瑞东转账（100万×0.06元）6万元的事实，能够证明李瑞东是尹帅和杨国华买卖合同的中介人，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杨国华主张李瑞东给付其13.2万元苗木款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案涉合同的付款方式，合同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合同的相关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根据合同的文义解释无法解决。参照案涉卖樟子松苗地的交易惯例，买方每拉走一批树苗，结清当批货款。且尹帅交付30万元定金后，分几次又给付杨国华46万元的事实，能够认定尹帅每拉走一批树苗，应向杨国华结清一批树苗款。尹帅认可尚欠杨国华的苗木款的事实，杨国华依法享有不继续向其卖案涉苗木的抗辩权，故其主张杨国华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尹帅、杨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国华、尹帅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6640.00元，杨国华承担8320.00元，尹帅承担83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祝宝森 审 判 员 孟路遥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杨晓梅 书 记 员 赵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