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新阳，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通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柳营路125号10层1004B室。法定代表人：赵青，首席财务官。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静，女，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胡新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长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9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新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于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工资标准，其月基本工资系4,500元，所谓的500元奖金只要其出勤即可享有。（二）关于提成，凯长公司曾允诺试驾奖金（每次100元）以及签约奖金（每辆1,000元），但该公司予以反悔，拒绝发放。（三）关于春节加班的“额外红包”，其与案外公司没有直接联系。故基于劳动关系，凯长公司应予支付并自行处理与案外公司关系。（四）其曾填写离职申请表，明确离职理由为凯长公司“任意违反承诺，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该公司拒不出示该申请表应承担不利后果。凯长公司辩称，不接受胡新阳的上诉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无误，应予维持。胡新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凯长公司支付其：1.客户承诺的2020年1月26日至1月28日加班3天的额外奖金2,000元；2.2020年1月至3月基本工资差额1,500元；3.2020年1月至3月提成差额7,200元；4.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新阳于2019年12月31日入职凯长公司，双方在当日签订有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载明试用期两个月，月工资4,000元，执行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胡新阳的工作内容为打电话邀约客人到店试驾。应客户要求，胡新阳等员工在2020年1月26、27日春节放假期间加班两天。凯长公司运营主管郁某于2020年1月27日晚在微信工作群内发布信息取消了次日，即2020年1月28日的加班，微信内容为“关于今天上海发布了2次延长假期的事情，其实大家应该也会有很多讨论，闭线也是我们和客户反复争取的结果，所以一获得客户通知，我们第一时间通报的，请大家也体谅下”。后胡新阳向组长崔某发送微信“那个春节加班3天的2,000额外红包，是不是可以发2/3，毕竟不可抗力啊”及“初二初三26号27号，本来准备继续的，这不提前放假了吗”，崔某回复“因为这个奖励是客户给的，我也不知道不满3天会不会发”，胡新阳回复“好吧，可不可以发2/3，可不可以问问客户方，毕竟也是客户方决定停的……我还是希望能发的”，崔某回复“没办法啊”。2020年3月9日，胡新阳未能完成当日通话邀约任务，上级主管葛某在当晚向胡新阳发送微信“数据没打完就走了，什么意思？”胡新阳回复“我打得头晕了，坚持不下去了”，葛某回复“任务就是任务兄弟”，“要求要做完就是要做完的，不是你说明天打就是明天打”，“这件事等你后天上班我会找你谈的，同时我针对这事会开警告单的”。2020年3月11日，葛某向胡新阳出具了员工个人改进计划表，改进内容为“针对3月9日当日没有完成外呼进度任务，经现场劝说无效自作主张离开岗位”，改进方法为“每日根据要求完成新增1访数据及遗留23访数据，同时于下班前经DA复核无问题后方可下班”，改进周期为“立即”，复查日期为“持续”。胡新阳在员工签字栏签名。2020年3月17日，胡新阳向葛某发送微信“咳嗽身体有点不舒服，请假一天在家休息”，葛某回复“OK”，2020年3月26日，胡新阳再次发送“身体有点不舒服，请假一天”，葛某回复“你为什么所有请假都是当天的”，“3月17日你也是这样的请假，之后我不接受这样的每日早上临时请假，另外提醒一下请假会直接影响你的奖金，你已经半个月内请了两天事假了”。胡新阳填写了2020年2月21日、2020年3月17日、3月26日的假期申请表，请假类别均为事假。2020年4月7日，胡新阳向葛某发送“这个月发了过年的2天3倍工资的加班费吗”，葛某回复“应该发你了”，“但是你3月是没绩效”，胡新阳回复“为什么？”“提成也没有吗”，葛某回复“绩效因为你的警告单，上次和你说过的”，胡新阳回复“没说过没绩效”，葛某回复“你这样不认，我也没啥好说的”，胡新阳回复“什么叫我不认，你需要我去仲裁吗？”，葛某回复“你想去就去吧，一张警告单还发你绩效奖金？”，胡新阳回复“然后业绩也清零了？”葛某回复“提成整个2月份全国就卖出300多台车……有的话就会发，没有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是0”，胡新阳询问“我2月份是0吗”，葛某回复“我现在不在公司，目前我无法查看”。2020年4月9日，胡新阳离职，凯长公司出具退工手续表，退工原因栏勾选“员工提出与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胡新阳在表格最下方签收栏处签字。2020年4月13日，胡新阳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凯长公司支付：1.2020年1月26日至1月28日的红包奖金2,000元；2.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绩效奖金1,5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0.5个月工资2,250元；4.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提成差额7,200元；5.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差额92元。2020年5月2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胡新阳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胡新阳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胡新阳的工资单显示其工资发放情况如下：2020年1月基本工资4,000元（另有2019年12月31日工资181.82元）；2020年2月基本工资4,000元，奖金650元；2020年3月基本工资4,000元，奖金285元，加班费1,103.45元（2020年1月26日、27日加班两天），另有事假1天扣款183.91元（凯长公司表示为2020年2月21日事假，4,000元÷21.75）。一审中，凯长公司对胡新阳工资单中“奖金”栏金额作了如下解释：每月绩效工资及额外激励奖金结算后于次月发放，绩效工资的计算公式为500元×综合得分系数×出勤系数（如有口头警告或者轻度违规扣款100元），胡新阳2020年2月奖金650元由1月绩效奖金350元（该月综合得分70分，500元×0.7=350元）及额外激励奖金300元（成交3单，每单100元）组成；2020年3月奖金285元由2月绩效奖金185元（该月综合得分60分，应出勤160小时，实际出勤152小时，出勤系数为152÷160=0.95，500元×0.6×0.95-100元口头警告扣款=185元）及额外激励奖金100元（成交1单，每单100元）组成；2020年3月绩效工资274元（该月综合得分60分，应出勤184小时，实际出勤168小时，出勤系数为168÷184=0.913，500元×0.6×0.913=274元）于胡新阳离职后发放；考评规则在胡新阳入职当日已向其出示，但无签收的证据，为此其提交员工金某、鲍某的证人证言，证言内容为二位证人均知晓凯长公司的相关绩效考评规则。胡新阳于一审庭审中表示离职后确曾收到了该274元，但凯长公司此前未告知过绩效评定规则，不认可上述解释，也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胡新阳为证明其主张，还于一审庭审中出示了手机中保存的2020年1月8日至2月17日购车意向统计表，胡新阳表示该表格由其制作，但其中数据均为原始数据，复制于凯长公司的工作电脑，能够显示截止到2020年2月17日，客人在电话中回复愿意到店试驾的就有360个意向，因此其在职期间至少完成了一千多个意向，不可能仅有几百元提成。凯长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采证意见如下：对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系凯长公司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难以采信；对于购车意向统计表，该统计表为胡新阳自行制作，且根据双方的陈述，只有到店试驾的客人购车才发放提成，故一审法院对购车意向统计表的证明内容难以采信。一审庭审后，胡新阳向法院申请调查“XX汽车”订单交易情况以及其入职时填写的面试申请表和离职时填写的离职申请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春节加班3天额外红包2,000元系客户承诺，凯长公司并非承诺主体，况且凯长公司因疫情影响临时取消了第三天的加班亦属合理，胡新阳要求凯长公司支付春节加班3天的额外红包2,00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胡新阳主张其因凯长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而离职，曾在离职申请表上填写过该原因，但在凯长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无证据证明胡新阳曾填写过离职申请表，故对胡新阳的上述意见难以采纳，对其要求调查离职申请表的申请不予准许。胡新阳主张其在面试申请表中填写过要求4,500-5,500元的工资范围，认为其基本工资至少应有4,500元，并要求法院调查其面试申请表。对此，面试申请表仅能体现劳动者求职时所期望的薪资金额，并不能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故对胡新阳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胡新阳的工资标准为4,000元，胡新阳亦陈述签订劳动合同时，领导告知另有0-500元的绩效工资，这与凯长公司的陈述能够对应，故采纳凯长公司的意见，确认胡新阳的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4,000元，另有500元标准的绩效工资。如前所述，在胡新阳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凯长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将绩效考核的评定规则告知过胡新阳，亦未将每月的绩效打分告知胡新阳，凯长公司所主张的考核规则对胡新阳不能适用。但是，从胡新阳与领导葛某的微信谈话记录来看，胡新阳每天需完成一定的电话邀约任务，而胡新阳在2020年3月9日未完成当日任务，另在2020年2、3月曾请事假，凯长公司所主张该部分的绩效考核标准亦属合理。经酌定，凯长公司还需补足胡新阳2020年1月至3月工资差额522.50元。关于提成差额，如前所述，胡新阳作为提出主张一方，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提成标准为每单1,000元，订单数量亦为自己估算得出，故对其意见难以采纳，况且根据胡新阳的陈述，入职后听到同事议论以及询问领导的结果均为每单100元的标准，胡新阳主张提成差额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胡新阳要求调查“XX汽车”订单交易情况的申请，不予准许。胡新阳未对其余仲裁裁决提起起诉，视为服从，因无执行内容，故不在判决主文中予以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日判决：一、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胡新阳2020年1月至3月工资差额522.50元；二、驳回胡新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胡新阳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XX培训群一期”微信群聊天记录，欲以补强其一审提供的购车意向统计表的证明效力；2.凯长公司电脑屏幕照片，欲以证明该公司因虚假宣传遭客户投诉，以佐证该公司对绩效考评规则及试驾奖金也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3.其2020年4、5月的工资单，欲以证明274元的奖金系仲裁后才支付的事实；另因工资单载有扣税说明的条款，而实际发放金额未达个税起征额，故凯长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凯长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就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佐证购车意向统计表的真实性；2.就电脑屏幕照片，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3.就工资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表示扣税说明只是固定格式，不能证明存在未付工资差额。经查，本院认证如下：1.微信群聊天记录中仅记载客户下单“1元乐享基金”可享有的相关商业优惠活动，未涉及胡新阳所主张的试驾及签约奖金标准，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2.电脑屏幕照片未显示来源及拍摄地点，里面的内容也仅记载客户投诉不兑现“试驾5天”奖项，与绩效考评规则及试驾奖金约定无涉，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采信；3.工资单所列扣税规则，不能直接反证胡新阳应发工资额应超过3,000元，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胡新阳的工资标准；（二）春节加班3天“额外红包”的支付主体及条件；（三）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就月基本工资，胡新阳并未举证证明在劳动合同约定以及工资单记载的4,000元之外，凯长公司曾允诺其500元差额的事实。故本院以劳动合同与工资单为据，认定胡新阳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由此，胡新阳所主张的2020年1月至同年3月期间基本工资差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提成差额，双方对提成支付条件以及标准未在劳动合同中进行约定；胡新阳亦未举证证明凯长公司存在相关规章制度；凯长公司实际发放的奖金，亦与胡新阳所主张的试驾提成标准以及签约提成标准不符。故胡新阳未对其所主张的提成条件及标准完成证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由此，一审法院根据案情采纳的奖金支付条件以及核定的奖金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根据在案微信对话记录，胡新阳对“额外红包”的支付主体系案外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且凯长公司并未对其作出代为支付的意思表示。由此，胡新阳要求凯长公司支付该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胡新阳并未举证证明在签字确认“员工提出与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之时或之前，曾明确向凯长公司告知解除理由为拖欠工资。另外，一审所认定的工资差额，系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分配举证责任所作出的法律事实的推定，难称凯长公司存在拖欠该部分工资的主观恶意。由此，胡新阳要求凯长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其他争执，一审法院已阐明理由并据以认定，本院均予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新阳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胡新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熊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