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1执异170号 申请人：黄志林，男，1947年11月25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飞，国信信扬（花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 申请人：余肖**，女，1947年3月28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飞，国信信扬（花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 申请人：黄柏坚，男，1979年2月16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飞，国信信扬（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吴建为，男，1979年7月23日出生，身份证地址浙江省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娜，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中国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州仲裁委）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4525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黄志林、余肖**、黄柏坚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为：一、被申请人吴建为向仲裁庭提供了银行同意贷款100万元的证据，且该证据已被仲裁庭采信，但该证据是伪造的，是吴建为伪造了申请人的签名、捺指印骗取银行出具同贷100万元的通知。二、吴建为向仲裁庭隐瞒已收到《解约通知》的证据，而该份《解约通知》则是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关键证据。黄志林于2016年10月31日按合同的通讯地址向吴建为发出书面《解约通知》，特快专递的反馈信息是“妥投”，但在仲裁庭开庭时其否认收到该通知。现有邮政特快专递的证据和《律师调查笔录》都证明吴建为已经收到《解约通知》并持有这份证据。正是因为吴建为隐瞒和否认这一重要证据，才导致仲裁庭作出把原本已经依约解除的房屋买卖合同裁决为继续履行的错误裁决。三、吴建为隐瞒了他自己交给中介公司并通知黄志林的《同意解约函》的证据。黄志林于10月31日给吴建为发出《解约通知》，吴建为于11月16日出具《同意解约函》，并由中介公司通知了黄志林，构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合法解除。然而，吴建为事后又将存放在中介公司的《同意解约函》取回并向仲裁庭隐瞒这一重要证据，导致仲裁庭最终作出错误的裁决。四、仲裁员詹礼愿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称《仲裁法》）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称《仲裁规则》）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应回避而未回避，影响公正裁决。詹礼愿与吴建为的代理人张旭锋（广州仲裁委在册仲裁员），从2012年5月开始同在广州市律师协会管理层任职，且詹礼愿任该会副会长、党委组织委员分管该会属下专门工作委员会，而张旭锋正是该会专门工作委员会委员，两人属于上下级关系，有着工作上的密切联系与往来。但詹礼愿未向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及仲裁庭如实说明该情况。詹礼愿与张旭锋的这种关系，令当事人对仲裁员公正性、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应当披露未披露、应当回避未回避的情形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五、仲裁员缺席开庭，由办案秘书代行仲裁员职责主持庭审，严重违反《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明显的枉法裁决行为。1.2016年5月14日、8月6日合同第3条约定：“首期款，乙方应于2016年7月30日前支付房款”，吴建为不履行支付义务，应采信故意不采信。2.对两份合同第12条约定逾期违约责任应采信故意不采信，应裁决吴建为承担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首期款且逾期90日构成根本违约责任，故意不裁决吴建为承担违约责任。3.2016年8月6日合同是为了办理网签的合同，是对2016年5月14日合同关于首期款支付日期等内容的确认，但仲裁庭却故意歪曲是“履约时间在签订合同之前”，“不符合常理”，“有违诚信原则”，进而裁决有严重违约的吴建为胜诉，没有任何违约行为的黄志林、余肖**、黄柏坚败诉，还要守约方给违约方赔偿。4.对已经依法依约单方面解除合同，本应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却故意不确认，反而裁决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造成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严重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构成严重枉法裁决之情节。 被申请人吴建为辩称：1.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的规定基本一致，申请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已被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2.同贷书是银行依法发出的，不存在骗取和伪造的行为。吴建为也没有隐瞒证据的行为，并且合同是否解除的关键是在于发出解约通知的申请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而本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吴建为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申请人也就无权解除合同。3.仲裁员詹礼愿不存在根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该理由已经在（2018）粤01民特1216号案件中审查过，申请人的申请理由是不成立的。4.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对合同条款的认证与采信属于仲裁机构依法行使仲裁权，对案件进行审查和认定的问题，并不是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本院查明，广州仲裁委依据吴建为与黄志林、余肖**、黄柏 坚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于2016年12月15日受理了吴建为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广州仲裁委于2017年1月16日组成仲裁庭。2017年2月28日，仲裁庭委托经办秘书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质证，吴建为的委托代理人张旭锋及黄志林本人、黄志林与余肖**、黄柏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前质证。2017年3月4日，仲裁庭依法不公开审理本案，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6）穗仲案字第14525号仲裁裁决。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受理后，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粤01民特121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黄志林、余肖**、黄柏坚的申请。由于黄志林、余肖**、黄柏坚未履行上述仲裁裁决书确定的义务，吴建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向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发出（2018）粤01执6406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上述仲裁裁决书确定的义务。 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吴建为涉嫌伪造证据骗取银行出具同贷书，为此向本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请求由其委托诉讼代理律师持令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越秀支行调取、查阅、复印吴建为购买讼争房屋申请按揭贷款的卷宗。 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为证明仲裁员詹礼愿与吴建为的代理人张旭锋有密切关系，向本院提交了詹礼愿、张旭锋在20156月、10月的微博沟通信息以及詹礼愿言论视频等证据，后经广州仲裁委核查发现，詹礼愿、张旭锋的微博已同时删除两人互动的内容，只剩下微博头像。就詹礼愿与张旭锋的关系问题，本院经查询广州市律师协会官网，该网站发布内容如下：广州市律师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由广州市全体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组成，是广州律师的自律性组织，依法对律师行业实施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詹礼愿为该协会副会长，协会下属有数十个工作委员会，张旭锋为该协会业务发展与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该业务发展与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5名、秘书长1名，委员20名。 就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仲裁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阅仲裁卷，情况如下：2017年2月28日“开庭笔录”记载的内容显示为办案秘书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没有仲裁员参与。其中办案秘书陈述：“……，于今天依法进行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为了保证庭审顺利有序的进行，请双方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在开庭的过程中注意如下事项……”，“举证质证结束，双方当事人对今天质证程序是否有异议？”黄志林表示“没有异议”。办案秘书：“现在休庭，请双方出庭的有关人员在庭审笔录上签名”。上述笔录双方当事人均签名，未见办案秘书签名。2017年3月4日“开庭笔录”内容显示为仲裁庭开庭的全流程，其中首席仲裁员陈述“……，于今天依法进行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为了保证庭审顺利有序的进行，请双方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在开庭的过程中注意如下事项……”，“庭前已质证过，现双方均有提交证据。首先由申请人提出证据并说明证据要证明的内容……”“今天开庭到此结束。根据本会《仲裁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已进行的仲裁程序包括庭前程序及庭审程序是否需要提出异议？”黄志林方表示“无异议”。 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在（2018）粤01民特1216号案中，其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理由如下：1.仲裁庭未按送达给双方当事人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2.詹礼愿违反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规定，没有进行信息披露，应主动回避而没有回避。3.仲裁庭滥用权力，通过办案秘书打电话给黄志林等三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明示”要求其撤回仲裁反请求。4.仲裁庭在开庭时审理的是吴建为的仲裁请求与黄志林等三申请人仲裁反请求的合并案，在黄志林等撤回反请求后，仲裁庭并未对吴建为与黄志林等三人之间的纠纷再次开庭审理就径直作出裁决，程序违法。就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上述第2点撤裁理由，（2018）粤01民特1216号案认为：广州市律师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由广州市全体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组成，是广州律师的自律性组织，依法对律师行业实施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詹礼愿是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张旭锋是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詹礼愿与张旭锋作为不同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并不是广州市律师协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即使该二人均在广州市律师协会兼任相关职务的事实属实，但基于广州市律师协会的社会团体法人性质，该二人也不属于在“在同一单位工作”工作的情形，其在广州市律师协会兼任相关职务的情况不属于《仲裁法》及《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员应披露的信息及应主动回避的情形。《仲裁法》及《仲裁规则》并未禁止具有广州仲裁委仲裁员资格的律师代理广州仲裁委受理的仲裁案件。即使张旭锋同时也是广州仲裁委的在册仲裁员，也不构成仲裁程序违法的理由。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以此为由主张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因此，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经比对，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在上述撤裁案及本案中，均提出“仲裁员未进行信息披露和回避”的理由。 本院认为:一、关于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吴建为提供的银行同贷书是伪造证据的问题。《仲裁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广州仲裁委受理本案时施行的《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一）证据由仲裁庭认定。仲裁庭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参照司法解释，结合商业惯例和交易习惯，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对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鉴定意见及专家证人的意见，由仲裁庭决定是否采纳。”涉案《银行同意贷款通知书》在仲裁庭已经出示，当事人发表了质证意见。尽管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是该证据反映的是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仲裁庭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未超出其证据认定的裁量范围，亦未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或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鉴此，本院对黄志林、余肖**、黄柏坚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其调查令的申请亦不予接纳。 二、关于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吴建为隐瞒证据的问 题。一是《解约通知书》。该证据是黄志林向吴建为发出，在仲裁阶段已经举证质证，且涉案裁决书已经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该《解约通知》已经送达吴建为，因此，不存在隐瞒该证据影响公正裁决的问题。二是《同意解约函》。在仲裁庭开庭时，吴建为陈述该《同意解决函》是一份调解方案，其请求中介调解，在黄志林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其同意解除合同，但因黄志林不同意调解，吴建为便从中介手上将《同意解约函》取走。本院认为，即便存在该《同意解约函》，但因双方就解除合同未达成合意，吴建为取回《同意解约函》不能认为是隐瞒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三、关于仲裁员詹礼愿信息披露、回避的问题。詹礼愿虽为广州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但广州市律师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由广州市全体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组成，是广州律师的自律性组织，绝大多数的仲裁员都具有律师的身份，《仲裁法》及《仲裁规则》亦并未禁止具有律师资格的人担任仲裁员，同时，广州市律师协会设数十个工作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数十人，而张旭锋只是广州市律师协会业务发展与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20个委员中的其中一员，其与詹礼愿在广州市律师协会的任职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同一工作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再者，詹礼愿与张旭锋在微博中的沟通互动，也不能认为必然在本案中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詹礼愿的上述情形不属于《仲裁法》及《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员应披露信息及应主动回避的情形，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以此为由主张仲裁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 四、关于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仲裁办案秘书代仲裁员主持庭审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如前述查明的事实，第一次“开庭笔录”显然是庭前证据交换，是办案秘书套用开庭笔录格式所出现的笔误。同时，第二次“开庭笔录”记载黄志林明确表示对仲裁程序不持异议，现黄志林主张仲裁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黄志林、余肖**、黄柏坚主张仲裁员枉法裁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2号】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黄志林、余肖**、黄柏坚并未提交本案仲裁员存在已为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枉法裁决行为的相关证据，因此，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黄志林、余肖**、黄柏坚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陈晓红 审判员  张明艳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蕴琦 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