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8民初1158号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大道旁。法定代表人：朱敬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光辉，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光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被告胡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35000元社保补偿金；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原为原告处员工，在2009年3月12日至2018年12月8日在原告处工作，2018年12月10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由于被告在职期间不愿意承担社保的应缴个人部分，因此未向原告提交办理社保的相关资料，导致被告无法为其办理社保缴纳。2018年12月10日被告离职时，原告与被告经平等协商，签订了关于社保补偿的《协议书》，约定：原告一次性支付35000元给被告，作为未缴纳社保待遇的补偿。如被告违反该《协议书》约定向相关部门主张社保待遇，被告应双倍返还原告支付的款项。协议签订后，原告支付了35000元给被告，被告书写收据给原告收执。被告收款后，又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主张原告为其补缴社保，后地税部门也多次联系原告，要求原告为被告补缴社保。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其退回款项，同意为其补缴社保。但被告予以拒绝。原告认为：被告出而反而，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已违反双方协议约定。同时，社保缴纳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社保补偿《协议书》应属无效。据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胡光辉辩称：1．原告未赔偿任何损失、未补缴社保，要求退还35000元无法律依据。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保法》、《社保申纳规定》相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三十天内必须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费，职工应交缴社保费由用人单位代缴代扣；由此可知，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购买社保的主动权在于用人单位。答辩人于2009年3月12日入职原告公司时已经提交了身份证、上岗证、资格证等资料，原告为答辩人办理入职手续，工资卡由原告代办，原告与答辩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亦未买社保。2013年8月17日原告要求答辩人补签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领书及所有文件公章为广州创和机电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劳动合同而补签。2013年4月之前原告名称为广州创和机电实业有限公司，直到2015年10月原告才开始按广州最低基数购买社保。答辩人工资高于广州最低社保基数，因此原告存在连续违法事实。自入职至解除劳动合同，答辩人从未口头和书面承诺过不买社保。原告与答辩人并非平等主体，而是隶属关系。综上，原告利用答辩人的弱势地位故意不缴社保，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答辩人权益，存在明显过错，答辩人造成生育保险待遇损失、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子女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及追缴社保而支付的律师费、资料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人民币8万多元。协议系原主动自愿签订，并免除自己法定责任，排除答辩人权利，对答辩人极为不公。协议确无效原告应赔偿答辩人各项社保待遇损失80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000元，并补缴社保。2．协议书中一次性补偿金包含调岗降薪离职补偿，答辩人系原告单方面调岗降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未出示答辩人不服从工作安排的书面证据。答辩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要求补缴社保及离职补偿，原告以资料丢失，社保过时效为由拒绝办理，甚至发律师聊天截图恐吓。答辩人明确提出工作10年调岗降薪被逼离职必须补偿，否则不同意离职。即使原告按广州最低社保基数把个人部分补偿给答辩人，经核算也只有16653元。协议书写明一次性支付35000元，原告与答辩人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答辩人承诺不因此合同的解除履行要求其它任何赔偿或补偿，充分证明含有离职补偿。原告故意将社保补偿和离职补偿混为一体，既未列具体补偿明细和金额，也未尽告知义务。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9年3月12日入职被告处，任电工一职。2018年12月8日，原告填写《辞职申请单》，提出因个人原因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2018年12月10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载明：“乙方系甲方员工，于2009年3月12日至2018年12月8日任职电工职务，2018年11月7日乙方向甲方申请离职，并于2018年12月8日办理完离职手续。乙方在职期间，甲方依据《劳动法》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同时领取甲方《员工手册》一份，乙方知悉甲方《员工手册》第三章第十二条‘甲方依据《劳动法》为员工办理社保（五险，以下同）’之规定，因乙方自己考虑到外省务工人员社保全国统筹不便，及不愿承担公司应缴费用除外的个人费用，未按甲方要求递交办理乙方社保的材料，致使甲方未能及时为乙方购买2009年4月至2015年9月的社保。从2015年10月份起至2018年12月份止，甲方已为乙方足额购买广州市社保。现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社保补偿等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供双方共同遵守：第一条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小写：35000元），甲方与乙方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及社保终止。甲方已付清乙方所有劳动报酬，乙方承诺不再因此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要求甲方支付补偿、赔偿及其他费用。第二条自乙方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乙方就甲方应缴社保问题，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否则乙方按违约责任第五条约定承担责任;第三条乙方承诺：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不得借助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工具诋毁损害甲方声誉，否则，因此导致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第四条保密责任：乙方就此次事件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甲方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本协议之内容，否则，因此导致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第五条违约责任：乙方违反本协议任意条款需双倍返还甲方支付的上述款项。”2019年11月份，被告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新塘税务所反映，其于2009年3月至2015年9月在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但单位未为其参加社保，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责令该公司为其补缴上述时间的社保费用。在庭审中，原告表示目前尚未为被告补缴2009年3月至2015年9月份的社会保险费，但同意在被告退回35000元后即为被告补缴上述社保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由此可见，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逃避上述法定责任。因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来规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应属无效。关于在合同无效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协议中约定的35000元补偿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上述规定，在合同无效后，被告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然而，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时仍未为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用，意味着用人单位并未发生实际的损失。相反，由于用人单位至今仍未承担缴纳部分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致使被告的社保利益仍然无法落实到位，被告在当前并未因该合同的无效而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假如，被告先行向原告返还了上述补偿金，而原告日后不主动履行或者因经营的客观原因无法履行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经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强制追缴后仍无法履行，那么，原告将因该合同的无效而获得了额外利益，却由被告承受了合同无效后的利益减损风险，双方的利益将处于失衡状态，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鉴于此，用人单位应当先为劳动者补缴上述社会保险费用后，再向劳动者主张返还补偿金。据此，在原告未履行上述补缴社保费用义务的情况下先行要求被告返还补偿金，条件尚不成就，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告提出的返还请求权条件不成就，对于上述补偿金是否包括社保费用补偿金和经济补偿金两部分，本案在此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光辉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驳回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元，由原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叶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