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3民终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同龙，男，1978年11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贞丰县，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林，男，1969年12月05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兴贵，男，1978年11月04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武强，男，1990年09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必军，男，1987年10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施秉县，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国耀。 上诉人李同龙因与被上诉人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8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同龙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8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四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程序违法。《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有六人，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五人外，还有梁兴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但一审未依法通知梁兴参加诉讼，剥夺了梁兴的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程序违法。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案应当依法发回重审。二、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第一，上诉人不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前，上诉人就已独自办学一段时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强学校管理，增加师资力量，添置和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设备等，才把瘫痪的符合中学办起来，使学校步入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如果没有上诉人事先的投入和管理，符合中学是办不起来、活不起来的。上诉人发放教师工资、开展学校宣传和招生活动、改善学生伙食、增加学校软硬件设施设备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亏损，因继续办学存在困难，才同意四被上诉人和梁兴加入合伙办学。但是之前上诉人办学的亏损，不可能由上诉人一个人承担，就此双方协商达成合意，以分配股份的形式，把上诉人之前的亏损估算为60万元，分成100股，由新加入的五位合伙人（包括梁兴在内）按分配的股份比例分担亏损的60万元，把钱直接转给上诉人。而符合中学之后办学所产生新的投资，包括每年租赁符合中学的租金，均由六位合伙人按分配的股份比例再行出资。双方在《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第一条第1款中对今后租金如何出资定：“今后每学期所承担的租金按照李同龙老师与法人符治和所签合同为依据，按照现有的股份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五位合伙人加入后，在共同办学的过程中，全体合伙人都按《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约定的股份分配比例承担新的投资，也实际进行了新的投资，之后向符治和支付的租金也是各个合伙人按股份比例分担出资的，也还是用各合伙人的出资交付的租金。总之，在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前，上诉人就已跟新加入的四被上诉人和梁兴说明60万元是上诉人之前办学的亏损，需要全体合伙人来共同分担以补偿上诉人的亏损，并没有说要把60万元支付给符治和，也没有说收到的钱要作为今后大家合伙办学的投资。新入伙的五位合伙人交的款项是作为补偿上诉人之前办学的亏损的。《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签订之后，办学过程中新的投入，也是由全体合伙人按约定比例重新出资投入。上诉人并没有隐瞒任何事实，各方面都是明朗的，大家也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四被上诉人和梁兴愿意承担补偿上诉人之前办学的亏损，才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这是各方的自愿和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诉人欺诈行为。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纯属错误的认定。第二，四被上诉人撤销权已消灭。如果说四被上诉人受蒙骗或者存在重大误解，那四被上诉人知道的时间应当也是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之时，而不是一审所认定的2020年7月19日之后。按照四被上诉人的理解，60万元要交给符治和，上诉人没交，就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么60万元是租金还是其他什么款项呢?如果理解成要交给符治和的租金，那么大家还在《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第一条第1款里约定今后如何承担交付租金干嘛?如果仅仅理解成上诉人对学校的硬件设施投资，那学校的硬件设施摆在那里，值不值60万元四被上诉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有这些疑问，都足以说明四被上诉人在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时，对各方面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不存在受蒙骗和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一审认定四被上诉人在2020年7月19日之后才知道有关情况，实属认定错误。如果说存在欺诈或者误解，从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到四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已超过一年，四被上诉人的撤销权也已消灭。三、一审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合同当事人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合同当事人未请求撤销，法院就不能撤销合同。而本案，因一审未依法通知梁兴参加诉讼，且梁兴也没有请求撤销，而一审却撤销了合同，因此一审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剥夺了梁兴的合同撤销权。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所作出的判决显然也是错误的，加上，一审违反法定程序，违法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剥夺遗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同撤销权，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事实，依法作出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二审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上诉人称一审必要共同诉讼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的合同当事人确实是有六人，除了双方当事人外，还有案外人梁兴。但该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案件，一审只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认为该案可以合并审理，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该案作为普通共同诉讼案件进行合并审理。一审在审理该案中已经征求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将该案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现上诉人提出一审程序违法，根本就是对法律所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合同诉讼理解不准确，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第一，在四被上诉人及梁兴与上诉人签订的《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中第一条就已明确“学校负责人李同龙老师以60万元人民币取得符合中学现有的设备设施100%股权及经营权”，再结合本协议的第五条“从签订合同起，符合学校所有办学资质和设备属于股东共同拥有，并与原始合同租用学校的时间同等”；这里的原始合同就是上诉人与符治和签订的《贵州省义龙新区符合初级中学租赁协议》，从该协议也可得知《符合中学办学协议》里的经营权是25年。第二，四被上诉人的撤销权并未消灭，在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签订的办学协议中就明确了李同龙个人用60万元取得了符合学校所有办学资质及该校25年的经营权。因四被上诉人是在2020年7月19日后才从符治和那里得知上诉人未支付60万元，并未取得该校的经营权，所以四被上诉人2020年10月起诉上诉人并未超过一年。上述事实是在一审判决中得到了确认，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四被上诉人及梁兴所出资的股金是补偿上诉人之前的亏损，更是无稽之谈，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故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根本就不成立。三、一审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未剥夺合同当事人的撤销权。本案在庭审中已查明，与四被上诉人同时入股的梁兴已退伙并退得股金，都已退股意味着该协议对其不再有任何约束力。因此，上诉人提出一审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和剥夺合同当事人的撤销权，该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四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符合中学办学协议”；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杜林现金60，000元、原告杜兴贵现金60，000元、原告蔡武强现金132，000元、原告王必军现金12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02月15日，符治和作为出租人（甲方），李同龙作为承租人（乙方），就租赁符合中学达成协议并签订《贵州省义龙新区符合初级中学租赁协议》，约定了租赁方式，租赁期限从2019年2月14日起至2044年7月15日止，共计25年。租金根据收取学生的人数确定，但第一学期最少需缴纳75，000元，支付方式为每年7月20日前（秋学期）、次年01月20日前（春学期）按上一学期实交租金的50%预付下一学期部分租金等内容。其中约定甲方应按约定为乙方提供学校及相关配套设施和经营条件，保障乙方正常经营。协议签订后，李同龙进行经营办校并担任该校校长期间，增加的设施有购买净水器一台并对灶头进行改善。同年6月22日，本案各当事人及案外人梁兴共六人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就相关合作办学进行约定后达成协议，第一条第1项内容为：学校负责人李同龙老师以60万元人民币从符合中学现有的设备设施取得100%股权及经营权，因个人能力有限。现将其股份划分为100股，其中每股为0.6万元人民币.....．李同龙老师从原始股（100股）的股权中，撤出75%的股权按资分配给以下股东。其中李同龙占有25%股份，蔡武强出资132，000元，占有23%股份，王必军出资126，000元，占有22%股份，梁兴出资78，000万元，占有10%股份，杜兴贵出资60，000元，占有10%股份，杜林出资60，000元，占有10%股份。依据协议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及梁兴分别按上述约定金额将款项交付给李同龙后六人合伙经营办学。2020年6月22日，本案五当事人及案外人梁兴、学校出租人符治和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为李同龙辞去校长职务，选举王必军为新校长；2020年7月19日，本案五当事人及案外人梁兴经口头协商散伙，李同龙及梁兴退伙。各方经协商后由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分别补偿李同龙人民币60，000元，因当时无钱支付，便向李同龙出具金额为60，000元的借条一份，定于2021年01月23日还款，梁兴的入股款项78，000元已当即退还给梁兴，并协商李同龙增设的净水器交由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管理使用，欠净水器供货方的货款由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及李同龙各承担给付一半（王诗华与李同龙及安龙县德卧符合初级中学买卖合同纠纷案已经另案处理并达成协议，由李同龙及安龙县德卧符合初级中学各自承担给付王诗华货款人民币3，000元）。同日，出租方符治和在《贵州省义龙新区符合初级中学租赁协议》上备注：“本合同于2020年7月19日终止，其原因是乙方未按时支付甲方校舍租赁费，甲方不再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等内容后签名，李同龙亦签写“同意终止”后签名。之后由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继续租赁符合中学经营。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经营期间，向符治和了解到李同龙并未向其缴纳人民币600，000元后，便向李同龙主张退回各自缴纳给李同龙的款项，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债务。本案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入股李同龙租赁经营的符合中学，并分别按协议约定向李同龙缴纳了相应入股款项，之后于2020年7月19日双方口头协商散伙时，四原告因相信被告已向出租人符治和缴纳人民币600，000元并已取得25年经营权，便与李同龙协商并同意补偿李同龙人民币60，000元，且向李同龙出具借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方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时，李同龙向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谎称其已向出租人符治和缴纳人民币600，000元并已取得25年经营权，并将该600，000元作为其“原始股”划分为100股后，按协议约定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按各自享有的股份缴纳相应款项给李同龙后，李同龙并未将收取的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的入股款项用于合伙办校期间的经营活动，各方合伙期间李同龙本人并未投资任何资金或实物、技术等，在合伙以前其投资购买的仅有净水器一台，且在散伙时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等人也自愿承担给付供货商一半货款的责任，对此李同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亦不符合合伙的规定。《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中涉及的“原始股”、“股东”、“股权”等均属公司法涉及的概念，而双方实质属于个人合伙行为，李同龙系以租赁方式取得符合中学的经营权，协议中则以“60万元人民币取得符合中学现有设备设施及经营权”，此举属于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因系李同龙于2020年7月19日与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口头协商散伙后，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才从出租人符治和处了解到李同龙并未向其缴纳人民币600，000元，至此并未超过一年，故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的撤销权并未消灭。且李同龙与出租人符治和签订的《贵州省义龙新区符合初级中学租赁协议》双方已协商终止履行，该协议对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并没有约束力，故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主张撤销权应予以支持。李同龙收取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的款项应当分别返还。各方间因合伙期间的盈余或亏损清算双方可自行协商或另寻途径解决。鉴于与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同时入股的梁兴已退伙并退得入股金，故无须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在被告并未实际出资或技术、实物的情况下，其谎称向出租人缴纳人民币600，000元后取得25年经营权，欺骗四原告等人购买其“股权”，现原告申请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收取四原告的款项亦应分别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杜林、杜兴贵、蔡武强、王必军与被告李同龙于2019年06月22日签订的《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二、由被告李同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分别返还原告杜林人民币60，000元、杜兴贵人民币60，000元、蔡武强人民币132，000元、王必军人民币12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70元，由被告李同龙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情况？2、一审判决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是否正确？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李同龙上诉主张案涉《符合中学办学协议》还有案外人梁兴参与签订，撤销该协议会损害其利益，应追加梁兴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故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梁兴已经协商退出《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且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询问案外人梁兴，其明确表示《符合中学办学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款78000元已经在2020年提出退股时由蔡武强退还，不参加本案诉讼，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未追加梁兴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符合中学办学协议》是否应予以撤销，经审查，该协议第一条约定：“1、学校负责人李同龙老师以60万元人民币取得符合中学现有的设备设施100%股权及经营权”，并对该设备设施及经营权按照比例划分为100股，四被上诉人在与李同龙签订《符合中学办学协议》时，目的是取得符合中学现有设备设施以及相应的经营权。而在该协议履行过称中，2020年7月19日从案外人符治和处得知李同龙并未取得符合中学的经营权，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撤销《符合中学办学协议》并返还相应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同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70元，由上诉人李同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鹏 审 判 员  杨 林 审 判 员  张基柱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依依 书 记 员  刘蓉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