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6733号原告：许晓琳，女，198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万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吒，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海桥，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许晓琳与被告朱海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晓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吒与被告朱海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晓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海桥偿还借款本金160405元及利息（以16040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1月4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朱海桥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许晓琳在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波里公司）工作，从事高尔夫项目经理一职。2017年10月，因被告朱海桥向原告许晓琳允诺办理一张该公司高尔夫会员卡，同意许晓琳代为办理相关会员登记手续，且暂由许晓琳代为支付相应会员卡办理费用，之后予以返还，许晓琳表示同意。2018年10月23日，许晓琳代朱海桥在卡波里公司办理会员卡一张，合同金额22980美元，按照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计算，许晓琳共向该公司支付160405元人民币。办理完毕后，许晓琳即告知朱海桥相应消费金额，请求朱海桥予以返还，但朱海桥以种种理由推辞，拒不向许晓琳偿还涉案借款。故诉至法院。被告朱海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双方借贷合同并未成立和生效，假设原告已经支付高尔夫球会会员卡，原告将卡交给我方借款合同才生效，但是原告并未把卡交付我方，故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没有生效。而且我和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告与被告不熟悉，双方不存在发生借贷及委托代理的信任基础，被告没有同意原告办理会员卡及支付会员卡费，是原告为了自己的业绩自主决定办理。原告将钱转到卡波里公司的事情与我无关。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受被告的委托，也未证明钱款用于购买高尔夫会员卡，原告提交证据矛盾，也未提供当时的汇率，也未提交发票，未提交有效合同，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10月23日，原告与卡波里公司有四笔交易，这些交易明细无法证明款项用于被告，合计金额与原告主张也不一致。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理查明，原告许晓琳曾在卡波里公司工作，担任高尔夫项目经理一职。许晓琳主张其曾经向朱海桥推介卡波里公司销售的高尔夫会员卡，并经朱海桥同意后，代为充值22980美元办理会员卡一张，但事后朱海桥拒不偿还其代为支付的充值费用。对此，其提交银行交易明细、信用卡对账单及POS签购单显示，2018年10月23日，许晓琳使用其招商银行储蓄卡账户（尾号9935）通过刷POS机的方式向卡波里公司转账6万元和40405元（此外，当日另有两笔（每笔1万元）向卡波里公司转账的记录），交易摘要均显示为：“银联消费”。同日，许晓琳使用其招商银行信用卡（尾号1881）通过刷POS机的方式向卡波里公司转账6万元。许晓琳主张上述转账中的160405元，系为朱海桥垫付的办理会员卡的费用。许晓琳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6日许晓琳说：“朱总，现在可以按晚宴优惠政策办卡了”；10月20日许晓琳说：“朱总：23号晚宴政策22980美金，给您返10000打球费在会员卡里，参加晚宴买卡的送厄尼亲笔签名球包”；朱海桥说：“涨价了吧”；许晓琳说：“嗯，11月还要涨2000美金”；10月23日许晓琳说：“您明天到了打我电话，有安检，到了我去接您”；朱海桥说：“我今天临时飞上海了，抱歉参加不了了，谢谢您，我一定入会”；许晓琳说：“好的，谢谢您支持小许。”2018年12月21日许晓琳说：“现在冲刺18年业绩，我先帮您办出来，您一月份方便把钱转给我就行，拜托。”朱海桥说：“春节前，我安排好”；许晓琳说：“因为价格差好多，年费也给您免到明年年底，您把身份证正反面拍照给我，做好卡您如果来海南先用着。再提供一张证件照的照片”；朱海桥说：“在开会”。2018年12月31日许晓琳说：“朱总：您抽空把资料发给我一下”；朱海桥说：“晚点吧，身上没有带身份证”。当日晚上，朱海桥通过微信将身份证照片发送给许晓琳，但是仅将身份证正面照片发送。在许晓琳催促之下，2019年2月2日才将身份证正反面发送给许晓琳。2029年2月11日，朱海桥问：“要交会费吗，每年”；许晓琳回答：“要交的，580美金”，随后，许晓琳将“太平洋联盟国际会籍权益”的相关网页链接发送给朱海桥。期间，许晓琳多次催促朱海桥提供证件照。4月13日许晓琳问：“朱总：那天方便咱们见面签合同。”朱海桥回答：“下周再约，照片还没找到。”2019年8月24日，朱海桥应朋友之邀，曾经前往某高尔夫球场打球，其朋友支付1080元费用，但许晓琳知道消息后，从其为朱海桥代办的会员卡中扣除相应费用，并将1080元转给朱海桥，朱海桥提出异议，但收了该款项。2019年8月27日，许晓琳将会员卡拍照片发送给朱海桥，并多次催促朱海桥支付会籍费，但朱海桥均未回复。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刷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许晓琳主张被告朱海桥向其借款，但其并未出示向朱海桥的银行转账记录，亦未出示双方签订借条或者借款合同的相关证据。许晓琳原系卡波里公司的员工，其为了完成工作业绩向朱海桥推销会员卡，系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代表卡波里公司，而非其个人。许晓琳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向朱海桥推介会员卡，朱海桥确曾经答应“入会”，但此仅系意向。许晓琳在未明确告知并征得朱海桥同意的情况下，在当日即向卡波里公司转账，且转账的方式和金额与本案的对应关系并不明确。事后，许晓琳于2018年12月份，再次催促朱海桥办理会员卡，并称：“现在冲刺18年业绩，我先帮您办出来，您一月份方便把钱转给我就行，拜托。”朱海桥说：“春节前，我安排好。”在此时，许晓琳仍未向朱海桥明确表示其已经为朱海桥垫付了办卡的费用，或者明确告知其即将帮助朱海桥垫付费用，而是表示：“我先帮您办出来”，此种表述（办卡）显然仍然是作为公司的销售员在履行公司职务，虽然其亦表示：“您一月份方便把钱转给我就行”，此种表述能够产生两种理解，其一是将款项给付许晓琳个人，其二是将款项给付公司（许晓琳仅系代公司收款）。纵观上下文理解，许晓琳办卡系代表公司，收款亦应系代表公司，而非其个人。庭审中，许晓琳称卡波里公司存在上述营销模式，由销售员先行充值，然后再将充值卡出售于相应的客户。为了完成业绩，此中既包含了许晓琳的个人利益，亦包含了卡波里公司的利益，为了达成此种利益，许晓琳向卡波里公司转账或充值，此系许晓琳与卡波里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应由许晓琳与卡波里公司自行解决。对于客户而言，其针对的是卡波里公司，而非许晓琳个人。虽然上述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排除存在，但是需要双方当事人达成明确的意思表示。例如，客户需要明确告知销售公司的员工，希望员工先行帮助垫付费用，或者明确表示希望向员工借款购买产品，然后由客户向该员工偿还，但是本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客户的朱海桥并未明确作出上述意思表示，而纵观整个过程，均是许晓琳积极主动推销，而朱海桥被动接受。虽然朱海桥意思表示模糊，但其并未明确拒绝，并表示：“春节前，我安排”，且其事后亦按照许晓琳的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照片等材料，但即便如此，朱海桥亦是向卡波里公司提交，而非向许晓琳个人提交，其上述表示仅系向卡波里公司邀约其办卡做出的承诺，因此在朱海桥与卡波里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而卡波里依约为朱海桥办理了会员卡，但朱海桥并未依约支付办卡的费用，相应的权利应由卡波里公司向朱海桥主张，而非作为公司员工的许晓琳。综上分析，卡波里公司与朱海桥之间成立合同关系，许晓琳与朱海桥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许晓琳要求朱海桥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晓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8元（原告许晓琳已预交），由原告许晓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辉人民陪审员  李建华人民陪审员  程 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邢 娜书 记 员  王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