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8240号原告：王某1，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马连道鸿飞绿康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祎，北京臻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男，199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臻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刘伯良，男，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马连道紫艺砂海商贸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华，北京市丹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春红，女，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马连道紫艺砂海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住公司。被告：北京紫艺砂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院************(北京天福缘茶叶市场**)。法定代表人：葛春红，经理。原告王某1诉被告刘伯良、葛春红、北京紫艺砂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祎、李亚男、被告刘伯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华、被告葛春红即被告紫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退还定金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5万元。3.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10日，王某1与刘伯良以订金收据的形式，签署了实际内容为商铺转让的合同。合同约定：刘伯良将XX茶叶市场北门六号商铺转让给王某1，转让费16万元。2020年3月1日之前被告应从该商铺搬出（即便按照合同另一种写法2020年4月底之前被告应从商铺搬出，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构成违约）；若一方违约，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紫艺公司实际使用涉案商铺，葛春红为紫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10日，王某1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葛春红支付了5万元。在王某1已取得茶叶市场同意的情况下，三被告以茶叶市场不同意为由拒绝履行合同。因三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商铺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刘伯良辩称，2020年1月10日，刘伯良应约到朋友的茶叶店见面，商量转让XX茶叶市场北-06号商铺事宜。王某1承诺其已与XX茶叶市场的负责人说好了，商铺过户的事由王某1负责办理。经刘伯良与王某1协商一致后，刘伯良当天手写了一份订金协议。刘伯良将该协议用手机拍照后保存。之后双方在协议上捺印。后王某1将协议文本原件拿走。刘伯良让王某1将5万元打到葛春红账户上。之后在刘伯良不在场的情况下，王某1在原协议上添加了违约责任条款。王某1将该定金条拍照后用微信发给刘伯良，告知刘伯良订金已转的情况，并让刘伯良在微信上写上“同意”。转让涉案商铺的事，刘伯良之前并未经过商铺实际承租人葛春红的同意。2020年1月12日，刘伯良至茶叶市场管理部门咨询，才知道商铺转让的事刘伯良与王某1不能私下办理，必须由葛春红亲自到场。因葛春红不同意转让商铺，刘伯良向王某1表示可以将5万元退还给王某1。但王某1要求必须赔偿他20万元违约金，并向刘伯良发送了律师函。刘伯良认为其与王某1签订的是订金协议，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商铺转让的时间，因此该协议并不是商铺转让合同，并且违约条款是王某1私字添加的。刘伯良对此不予认可。王某1的陈述不属实，请求法院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被告葛春红、紫艺公司辩称：认可刘伯良的答辩意见。刘伯良转让商铺的事并未经过葛春红同意。葛春红也不同意将涉案商铺转让给王某1。葛春红认可收到王某1转款5万元，但葛春红是在2020年1月13日才知道的，葛春红做茶叶生意，每天进账很多笔，没有注意到该笔进账。知道该笔转款后，葛春红提出返还王某1，但王某1不同意。现在葛春红同意返还王某15万元，并同意赔偿利息损失。对于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同意。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日，北京XX茶叶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以下简称：茶叶市场）与葛春红（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提供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号院10幢、11幢、13幢、22幢、21幢一层（北京XX茶叶市场）内的北-06摊位，面积49平方米作为乙方的经营场地。租赁期一年。同时合同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场地/摊位交予、转租、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使用，亦不得与第三人共同使用。审理中，王某1为证明其与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就转让茶叶市场商铺订立转让合同，向本院提交抬头为“订金”的手写文件一份，其内容为：“今订XX北门6号，一次性转让费16万元：大写拾陆万元正，先付50000，大写伍万元正订金。过完春节搬出那天后，由我交以后的房租，大约订已搬出过完春节再订，不超过2020年3月1日前搬空（该句话下方还有：‘不超过4月底’字样）。特此证明。”上述内容右下方有：“转让人：刘伯良，转租房：王某12020.1.10”字样，二人名字上有指纹捺印；上述内容左下方有：“注明：双方不管谁违约返对方20万元另加大写：贰拾万元正”字样。审理中，双方均认可上述材料的正文部分经刘伯良签字确认，正文左下侧的内容为王某1在刘伯良签字后添加的。但王某1主张该添加的内容经过刘伯良认可，并提交微信通信记录一份，其内容显示2020年1月10日下午13点50分，王某1向刘伯良发送转账记录截图一张，并写明：“订金已付”；2020年1月10日下午14点12分，王某1向刘伯良发送已添加违约条款的“订金”条照片，并写明：“麻烦您写一下，同意：两字”其后刘伯良回复“同意”。刘伯良则主张王某1添加违约条款并未经过其同意，王某1给他发送微信图片时其并未仔细看就回复了同意。审理中，本院要求王某1说明与其成立商铺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主体，王某1明确表示商铺转让合同的向对方为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其认为刘伯良为紫艺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刘伯良属于表见代理。但葛春红及紫艺公司明确表示其从未授权刘伯良转让茶叶市场商铺。审理中，王某1为证明刘伯良转让茶叶市场商铺经过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同意，向本院提交视频光盘一份及证人王某2证言一份。其中视频光盘为王某2店铺内的监控视频，该视频无法显示刘伯良通话对象及通话内容。王某2在当庭作证时表示：在2020年春节之前，刘伯良和王某1在我店内签署协议，约定刘伯良要转店面给王某1。王某1和刘伯良在订约的过程中，刘伯良给葛春红打电话告知了店铺转让的事。审理中，葛春红询问证人是如何判断刘伯良是给葛春红打电话的。证人陈述：“是刘伯良自己说要给葛春红打电话，但是否具体给葛春红打电话，我就不清楚了。”本院询问证人，刘伯良与王某1商谈商铺转让时，王某1是否知晓刘伯良不是该商铺的法人？王某2回答：“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因为当时紫艺公司的法人是谁我也不知道”。本院询问证人王某1为何找刘伯良谈商铺转让的事？证人陈述：“因为听市场里其他人说刘伯良的店面要转让，王某1想要这个店面，我就通过其他人要了刘伯良的电话，王某1给刘伯良打电话约在我店里谈的事。”三被告认为该视频无声音，不能证明刘伯良是否打电话，在给谁打电话。三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无法证明刘伯良给葛春红打电话说过转让商铺的事。审理中，葛春红认可收到王某1转入其账户的5万元，但葛春红表示其在北京经营三家店铺，员工都是家里亲戚，平时都是以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向其转账，每天流水很多。直至2020年1月13日葛春红才知晓刘伯良与王某1之间签订“订金”条的事，因不同意转让店铺，让刘伯良将钱还给王某1，但王某1说要起诉，就未再转款。审理中，刘伯良为证明王某1知晓其转让商铺未经过葛春红同意，向本院提交微信通信记录一份。其中2020年1月12日，刘伯良向王某1发送内容为：“王总，事情有变，市场跟我说，我签字过不了户，因为不是法人，你哪天（原文如此）跟我说跟市场说好了，怎么市场下来跟我说过不了户呀。”王某1回复：“这个，我来办，何老大，我已说过了”王某1认可该微信通信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王某1提交的“订金”条显示的签字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此时民法典尚未实施，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地点和方式。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王某1提交的手写文件虽名为“订金”，但该文件内容包括当事人姓名、转让商铺的坐落、价款、及履行期限。根据该文件，可以认定合同双方就茶叶市场内商铺的转让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本院认定该份文件实质为商铺转让协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王某1的主张，该转让协议中的转出方应为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受让方应为王某1。但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涉案商铺的承租人为葛春红，并由紫艺公司实际使用涉案商铺进行经营。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均明确表示其从未授权刘伯良转让涉案商铺，同时其亦不同意将涉案商铺转让给王某1。王某1虽主张刘伯良构成表见代理，但王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刘伯良与王某1签订转让协议时曾获得葛春红的书面授权。其虽提交了视频证据及证人证言，但视频证据无法显示刘伯良的通话对象及通话内容。证人王某2亦表示其无法确认刘伯良是给葛春红打电话说商铺转让的事。同时，根据刘伯良提交的微信通信记录，王某1明知刘伯良在与其签订转让协议时未经过葛春红签字同意。因此本院认定刘伯良转让涉案商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同时王某1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审查刘伯良是否有权转让商铺，甚至是在明知转让商铺需经葛春红同意的情况下，与刘伯良签订了转让协议，因此本院认定王某1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因刘伯良将涉案商铺转让给王某1未取得葛春红及紫艺公司同意，葛春红及紫艺公司亦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因此该转让协议并非葛春红及紫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协议不成立。因转让协议不成立，王某1要求葛春红返还其收到的5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葛春红同意支付王某1相应的利息损失，本院不持异议。因转让协议不成立，王某1要求三被告向其支付违约金，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葛春红返还原告王某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以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3250元（已负担），由被告葛春红负担105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被告葛春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方晓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潇书 记 员 高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