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6民初31717号原告：江建明，男，1959年4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阳，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秀冬，女，195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社会退休，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江建明与被告李秀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江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阳，被告李秀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建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对方，1、返还578989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自2015年7月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2019年8月20日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5、6月份，我因受案外人何津梅宣传购买股份投资入股之宣传，根据何津梅的指示和其提供的账户，陆续向辽宁瑞泰和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何津梅以及李秀冬的账户中合计转款1100万元。之后，我感觉受蒙骗，想找何津梅协商返还时，其要不就不接电话，要不就破口大骂，且不告知其指示的收款账户李秀冬是何许人。为此，我被气得生病，整个2017年，家人都劝我宽宽心，先把身体养好。2018年，我终于查到了李秀冬的信息，但在咨询律师后发现，我所述的客观事实，缺少足够的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于是决定先按客观事实起诉，然后根据各被告的答辩以及提供的证据情况，抽丝剥茧，直到层层击破。丰台法院审理后，向各被告送达了相关材料，李秀冬以其经常居住地在海淀区为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法院裁定将该案转辽宁省审理，我考虑到该案原告、被告的涉案人员都长期在北京，转辽宁审理会不方便。因此，决定撤回起诉，并根据李秀冬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证据，向李秀冬所述的海淀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海淀区法院立案后，李秀冬又提起了管辖权异议，海淀法院裁定驳回后，李秀冬又针对管辖权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决定将案件移送丰台区法院管辖。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时，果然如庭前所判断的，李秀冬认可收到了5789895元，但是，编造了理由，提供的证据显然虚假，且表示不认识何津梅。而何津梅和瑞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何津梅）皆否认5789895元是根据何津梅的指示而汇入该账户中，否认该5789895元与其有关，并且表明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我认为，既然何津梅否认了此事，而李秀冬承认了我提交的三笔转款事项，对于转款的金额、日期以及收款总额为5789895元，皆当庭承认，且其又表明不认识我，其所述的代收款之理由，又无有效证据支持，显然，李秀冬收款5789895元属于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李秀冬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起诉对象错误。对方与瑞泰公司的法人代表何津梅签订有投资协议，何津梅又与中悦浦利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悦公司)的法人代表刘保国签订有投资协议。江建明与何津梅共同向刘保国的中悦公司进行了投资。据此，其应起诉何津梅和(或)刘保国，而起诉我是毫无道理。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江建明的最后一笔投资汇款是2015年7月6日，其于2020年10月29日向法院起诉，已经间隔五年，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三、关于本人建行储蓄卡(卡号为×××)的说明。我系中农(北京)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的会计，中农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刘保国。刘保国要求我开立一个私人账户用于中农公司与中悦公司的财务资金之往来，并以中悦公司的名义给我开具了一份《委托收款证明》。于是我在建行开了这个尾号为550的卡。开卡之前，刘保国特意亲自制定了将要新开卡的取款密码。江建明确实向该银行卡转账共三笔，总计5789895元，但此笔钱款随后按照刘保国的指示陆陆续续地转出到中农公司、中悦公司下属各分公司以及其它跟刘保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账户，该银行卡的一切钱款出入都是按照刘保国的指示来操办。四、关于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说明。构成不当得利的第一要件是必须有一方是受益人，而尾号为550的银行卡里的钱款受益人是刘保国。该银行卡里的钱款完全是由刘保国控制和支配的。我从中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银行卡是无偿出借，绝不是有偿出租。刘保国并未因使用该银行卡而给我任何形式、任何数额的好处费，我也绝未占有卡里的钱，亦不曾将个人钱款与该卡的钱款混同。在主观上，本人毫无过错，没有侵吞江建明钱款的故意；在客观上，我也绝不是受益人，其因投资失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由其自己承担、或由何津梅承担、或由刘保国承担。总之，江建明的经济损失跟我并无因果关系与必然联系。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并未明确规定个人出借人需作为共同诉讼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亦未明确规定银行账户出借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江建明的诉讼请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支持。六、从常识常理的角度分析。我与江建明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10月31日的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而其往尾号为550银行卡汇款是在此日期之前。江建明如果因手误汇入该卡三次且都是巨额资金，不符合常理。综上，我不同意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日，江建明通过银行账户向李秀冬账户转账200万元，7月6日江建明再次通过银行账户分两笔向李秀冬账户转账金额分别为3439895元、35万元，总金额5789895元。另查，同年7月3日、7月6日，江建明通过银行账户向何津梅、瑞泰公司账户转账，金额为333.3万元、577105元。庭审中，江建明提交2019年10月31日开庭笔录，证明曾起诉李秀冬、何津梅、瑞泰公司合同纠纷，当时何津梅称570万元中的300万元转给中悦公司，与其无关，瑞泰公司向中悦公司增资，关于本案500多万元，何津梅认为与其无关，李秀冬当时称与投资无关。后江建明撤回该案起诉。在笔录中，李秀冬意见与本案意见基本一致，何津梅的抗辩意见为，“根据双方签署2015年7月1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同意将何津梅持有的33.33%的股权以333.3万元价格转让给江建明”。庭审中，李秀冬提交以下证据，1、委托收款说明，证明收款系受案外公司中悦公司委托代收款。该说明出具方为中悦公司，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内容为，现委托我公司财务人员李秀冬，代为收取我公司股权增资款，并附有李秀冬的户名、开户行、账号。2、银行客户回单以及明细，证明代收款后分别转给中农公司260万元，中悦公司380万元，后中农公司将收款转给中悦公司。江建明对两组证据均不认可，委托收款方并非中农公司，如果个人代收款项，公司通常不会出具说明，且不允许个人账户代收公司转款；银行客户回单只能证明为两公司之间的款项转账，不能证明代江建明转账，对关联性不认可。庭审中，江建明称与李秀冬不认识，没有经济往来，其账户系案外人何津梅提供，按照何津梅指示付款；当时转款用于投资一个6亿元大项目，利润可达2亿元，没有相关协议，说是要入股，引进人才增加设备，但最后没有公司将江建明列为股东；江建明认为被骗了1100万元，曾在2017年报刑事案件，但未刑事立案；曾经找过刘保国，何津梅认识刘保国，但刘保国不承认收款的事，但没有起诉过刘保国及其公司。李秀冬称，其为中农公司会计，2006年入职，2017年下半年离职；中农公司、中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刘保国，当时刘保国要求用李秀冬账户代收、转款；李秀冬并没有获利；江建明如果没有投资，不会进行打款。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第九百八十七条规定，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首先，关于诉讼时效。根据本案查明情况，江建明曾起诉包括李秀冬在内的多起案件，虽均以撤诉结案，但可以认定江建明持续向李秀冬进行了权利主张，现李秀冬辩称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诉争款项性质。虽然，在江建明提交的开庭笔录中，何津梅仅认可333.3万元系瑞泰公司股权转让款，否认与李秀冬收款存在关系，但江建明在起诉状中，称因何津梅购买股份投资宣传，按照其指示向瑞泰公司、何津梅、李秀冬转账共计1100万元，包括本案转账至李秀冬账户的5789895元，后江建明撤回该案起诉，款项性质存在争议，且并未被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再次，诉争款项的占有。江建明主张李秀冬收款并获益，李秀冬认可收到该款项，但称系中农公司会计，系受公司法定代表人指示，代中悦公司收款，并提交委托收款说明、转账记录，证明将收款均已转至中悦公司，己方没有受益。而江建明提交证据开庭笔录时，表示当时“何津梅称570万元中的300万元转给中悦公司，与其无关，瑞泰公司向中悦公司增资”，现款项占有情况亦存在争议。最后，是否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鉴于江建明所提起此前诉讼均撤回起诉，江建明在未依法向何津梅或者瑞泰公司等主张相关权利，其所称投资内容及资金范围未经依法认定前，江建明直接按照转款记录要求李秀冬返还，法律依据不足。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及案情，江建明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现本案双方间存在不当得利关系，故应依法驳回江建明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建明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洪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