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307民初1664号原告：张凤超，男，1975年6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队工业区ＡＢＣＤ栋。委托代理人：刘超，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晗，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慷，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代理人：陈兆方，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蔚，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张凤超与被告王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于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凤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超、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兆方、邓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经变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代持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万股股票收益1512000元（以最后一次庭审之日有方公司股票收盘价每股21.07元×10万股-59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日，原告入职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方公司”），被告系有方公司之实际控制人，原告入职时有方公司正在筹备公司上市事宜，有方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及被告承诺将会对原告实施员工股权激励。具体计划是原告以每股5.95元的价格从被告处购买被告持有的公司股票10万股。2019年5月27日，原告将受让上述股票购买款项以现金的方式缴纳至有方公司财务部门，原告支付上述款项之后，被告并未按约定将股权激励股票交付给原告。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原告以每5.95元的价格受让被告持有的有方公司的股票10万股，在原告履行了支付了股票认购价款后，原告应享有相关股权的所有权及收益权，被告应交付相应的股票或收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判决如诉所请。被告王慷答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因如下：一、原告未获得参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配售资格，无权通过网下配售取得公司股票。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2019）2971号文同意注册。根据2020年1月13日的《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发行股票的价格为20.35元每股，同日公告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止战略配售事项止专项核查意见》显示，2019年10月21日，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2019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管核心员工参与科创板IPO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由王慷、魏琼、杜广、张增国、熊杰、贺降强、张楷文、肖悦赏、付国武、谭延凌、郭建林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2019年10月23日，以上人员设立了相应的华创证券前景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资管计划于2019年10月24日获得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也就是说获准有资格在网下通过资管计划配售公司的股票的员工只有王慷、魏琼、杜广、张增国、熊杰、贺降强、张楷文、肖悦赏、付国武、谭延凌、郭建林，这11个高管和核心人员。以上高管和核心人员并不包括原告张凤超，因此张凤超无权以员工身份参与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通过网下配售取得公司股票，并且该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配售的价格也是20.35元每股，不存在5.95元每股的股票配售价格。第二，本案不存在被告转让公司股票给原告的情形，原告一直都是希望参与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取得有方科技公司的股票，而公司实施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方式就是成立华创证券钱景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有符合条件的员工参与该计划，按照股票发行价配售股票，并不存在被告转让股票给员工的情形。被告亦未收取过原告的任何款项。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股票转让行为，原告也未取得通过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配售公司股票的资格，更不存在5.95元每股取得公司股票的价格。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依据，不能成立。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日，原告与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入职有方公司，工作岗位为交付管理，合同期限2018年8月1日至2023年8月1日。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任有方公司交付中心副总裁。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主题是“近段时间工作汇报”，原告在该汇报中提到：“公司的股份制度是如何的？昨天我同江林聊了下这个问题。在我入职前江林同我谈薪资时，他看到我以前的薪资银行流水，当时他说我们开不起这么高，但可以用股份来弥补，他说副总可以有20-30万股，但需要3点几折购买。昨天谈这个问题时，是他说制度应该没变，他说具体他不负责这方面。我对公司企业文化认可，对公司的前景比较看好，对大家的冲劲感染。是否有机会购买一些呢？另外，后端的采购与供应商管理也是敏感部分，我相信我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我们公司，也可以更显示出我个人对廉洁的决心，股份问题只是提一下，没有也没有关系的。”被告向原告回复称：“股份我强烈支持，公司没有主动提，担心为难大家。凤超请你立即联系谭。”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有方公司企业文化总监谭延林发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谭姐，现方便吗？如方便，我电话同您聊下股份事宜”。谭延林于2019年4月13日微信回复原告，内容为“凤超，公司在讨论中，定后会通知你”。原告又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谭姐，我讲下背景，当时在入职前薪资沟通时，江林说我们公司给不到以前的薪资，但可以通过股份激励的方式，江林当时大概说了下。前天问了老王下，老王回复如下截图内容，所以我就发了个信息给您，谢谢！”，截图为被告上述微信聊天内容“股份我强烈支持，公司没有主动提，担心为难大家。凤超请你立即联系谭。”谭延林微信回复原告，内容为“凤超，刚我在开会，11：30可以给我电话说一下，实际已经在商定中了”。2019年5月27日，原告向公司财务部长李银耿表示，其已就购买公司股份事宜与谭延林沟通好了，现在过来交钱。同时，原告在有方公司财务办公室将涉案59.5万元投资款以现金的方式交给李银耿，并全程拍摄录像。2020年5月12日，原告向有方公司财务部长李银耿发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我购买的那10万股票一年能抛一部分号？”，李银耿微信回复原告，内容为“我还没收到这方面的具体规划，可以咨询一下谭姐”。这里的“谭姐”是指有方公司企业文化总监谭延林。2020年5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老王，实际问题也比较简单，看您能够同意我购买的那10万股票以什么价格回购”，被告未回复原告。原告于2020年6月16日又向原告发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老王，您好，刚给你发了一封邮件……，请您抽时间查阅”，被告微信回复“好”。2020年6月19日，原告向有方公司研发副总郭建林发送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我们都购买了10万股股票，但有方没给我们任何凭证，你担心吗？”，郭建林微信回复原告，内容为“是啊，都没有凭证”。2020年6月24日，原告从有方公司离职。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有方公司监事会副主席贺降强与原告的谈话录音，谈话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贺降强与原告就奖金、股票等事宜进行谈话沟通。贺降强在谈话中提到“老王（被告王慷）昨天找我非要我今天尽快跟你联系沟通一下他的想法…奖金也告诉你基数了，对不对，就是二十万，对吧…”、“然后现在股票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就是业绩没有达到期望嘛，那首先那个十万股票就退一半，剩下一半就分三年，按市场价退给你，这是他的想法”、“50%按原价退给你，剩下50%按市场价三年退给你”、“行，那你就和老王聊了，行吧，这个事我只负责传达”等内容。同时，原告在庭审中还陈述称，其2019年5月份购买公司股票时，公司对其股票价值做了评估，谭延凌当时在电话中告知原告，原告可以按3.8折购买公司股份，购买价为每股5.95元。这样核算公司股价约为每股15.65元。另据证券之星软件中显示，广东美的智能科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19年5月份购入有方公司股份的价格为每股15.8元。另查，有方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18日，于2020年1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20.35元，被告王慷直接持有股票466.7万股。最后一次庭审之日即2021年4月27日，有方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21.06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李银耿于2021年3月9日根据有方公司法务经理金四化的指示及其提供的银行帐户，将涉案款项59.5万元转入原告银行账户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其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其二，如果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则这种股权代持关系的法律效力如何；其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针对第一点，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内容、原告与有方公司企业文化总监谭延林及有方公司研发副总郭建林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向有方公司财务部长李银耿交款的录像资料、以及原告与有方公司监事会副主席贺降强的谈话录音资料等，证据之间首尾交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再结合庭审，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且被告王慷代原告张凤超持有有方公司股票10万股。针对第二点，《证券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管理层等相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在信息获取上占有优势地位，如果没有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就缺乏对信息优势人员的法律约束，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秩序也就无从谈起，投资者的利益无从保护，证券市场的根基也就被破坏，因此，信息的正确披露是证券交易维持正常运行的起码要求，也是公司进入证券市场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2号）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30日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2号）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规定等可以看出，在面向公开市场上潜在的广大投资者开放股权投资之前，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清晰十分重要，公开发行股票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股份公司要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这是确保证券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需要。据此，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过程中不得隐匿真实股东，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代持，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王慷隐瞒被告王慷名下有部分股份代原告持有的事实，实际隐瞒了该部分股权的真实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违反了发行人如实披露义务，此行为不仅使得有方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等监管举措落空，还涉及到不特定多数潜在投资人的证券市场公共秩序，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的公序良俗。故原告与被告王慷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针对第三点，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王慷之间的代持行为虽无效，但属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被告王慷应当折价补偿原告。对于原告支付的投资款59.5万元，被告应予以返还，且其也已向原告返还。对于涉案代持股份的收益，根据原告的陈述，再结合同时期（即2019年5月份）广东美的智能科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购入有方公司股份价格，可以采信原告系以每股15.65元的价格的3.8折（即每股5.95元）购入有方公司股份，再结合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之日（即2021年4月27日）有方公司股票收盘价每股21.06元，经核算，涉案代持股份的收益为541000元（21.06元×10万股-15.65元×10万股）。故被告王慷应向原告返还涉案代持股份的收益205580元（541000元×3.8折）。原告请求与本院支持的差额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凤超返还投资收益205580元；二、驳回原告张凤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75元，由原告张凤超负担4175元，被告王慷负担7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颜梅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