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1民终1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亚斌，男，汉族，1979年3月22日出生，住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闫小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曼青，女，汉族，1988年9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明，女，汉族，1988年9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信通电讯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张永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贝，女，汉族，1988年2月8日出生，住址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任亚斌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技术公司）、北京华信通电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任亚斌诉称：原告于2020-2-19在京东商城第三方卖家（第二被告华信公司）处花了3388元购买了一部华为P30手机，运费由华信公司承担，收货地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XX路XX号XX小区，通过京东物流发货后，京东物流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货物放在了丰巢柜子，未经本人当面验视并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将货物做签收处理。本人通过丰巢收到货物后拆开发现内部包装异常，进行了拍照，后拿回家发现手机无法开机，随即通过京东手机APP申请退货退款，从丰巢取出快递到申请退货退款中间经历了不到30分钟，第二天原告督促第二被告尽快审核退款申请，以便尽快退货。第二被告同意后原告将货物由京东快递取走退回，第二被告收到货物后以不是自己邮寄的手机为由进行拒收。经原告和给原告发货时取货的快寄员沟通得知，第二被告发货时并未经过京东快寄的当面验视，而是在指定的丰巢柜或者地方批量取货后送到京东物流的，因第二被告坚持不给原告在退货后退款，原告申请第一被告解决，第一被告袒护第二被告，以货物原告已签收，所退货物第二被告不认可为由，拒绝原告的退款申请，目前原告已退货，货物由第一被告保存，第一被告未给原告退款，原告多次协商无果后，投诉到12315平台，亦无结果。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第二被告退还原告支付购买华为P30手机的货款3388元；2、第二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50元。京东技术公司一审时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我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被答辩人系基于合同请求权主张权利，应向与其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主张。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其在京东商城第三方卖家华信公司购买涉案商品，其是涉案商品的实际销售者。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拥有域名为www.jd.com、名称为“京东商城”的网站，属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其为买卖双方搭建一个虚拟的交易空间，而我司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亦不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被答辩人对我司的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驳回。华信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并未证明签收的手机存在内部包装异常以及无法开机。任亚斌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本人通过丰巢收到货物后拆开发现内部包装异常，进行了拍照，后拿回家发现手机无法开机”，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签收的手机存在内部包装异常以及无法开机的情况。根据任亚斌申请售后服务单的截图，其在描述“手机无法开机，外观有损伤”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并未提供相关图片予之证实。二、被答辩人退还的手机并非由答辩人所出售。任亚斌提出，答辩人“以不是自己邮寄的手机为由进行拒收”，这并非是答辩人拒收其包裹的真实原因。客观事实是，答辩人开箱后发现被答辩人方所邮寄的手机磨损严重，且机器串码与库房发货串码明显不一致，因而予以拒签。根据答辩人系统出库串码记录等相关情况，答辩人出售给任亚斌的手机为全新未激活机器，序列号为“8KE XXXX  XXXX  XXXX 4”，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5日。以上数据均为系统操作，不可人为修改。但任亚斌所退还的手机使用痕迹明显，经查询保修期早已被激活，序列号为“8KE XXXX  XXXX  XXXX 4”，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3日。由此表明，任亚斌退还的手机并非由答辩人所出售，答辩人当然有理由子以拒收。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任亚斌在签收手机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出售的该产品存在内部包装异常及无法开机问题，同时其向答辩人所退还的手机也并非由答辩人所出售（且答辩人已拒收)，因此其要求答辩人退还手机货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鉴于此，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19日，原告通过被告京东技术公司运营的京东网络购物平台，从被告华信公司购买华为P30手机一部，商品价值3688元，商家返现300元，原告实际支付3388元，订单编号11003XXXX403，收货人：任亚斌，收货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XX街道。同年2月22日该物品由京东自有物流配送至XX小区东门岗亭对面丰巢智能柜1号柜。同年2月22日晚22:49分，原告从丰巢智能柜取回包裹。2020年2月23日9:10，原告通过京东购物平台与商家华信公司联系，表示手机不能开机并要求退货退款，华信公司客服同意原告寄回商品，如有质量问题马上退款。随后原告将手机寄回，被告华信公司验货时发现发现原告寄回的手机串码与被告华信公司寄出的手机串码不一致，认定原告寄回手机并非被告寄出手机并拒绝收货。原告遂投诉至京东售后，通过原告与被告华信公司分别举证，京东平台判定系客户（原告）责任。被告华信公司确认手机现在京东物流站点。庭审中，原告主张手机无法开机存在质量问题，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华信公司提交出库系统记录截图及手机照片，以证明其向出库订单编号11003XXXX403对应的手机序列号为XXXXXXXXXXX6905，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5日，而原告寄回手机的序列号为XXXXXXXXXXX7782，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3日。手机照片显示手机背后粘贴的进网许可证编号模糊不清。原告确认因疫情期间收货用酒精对手机擦拭消毒导致进网许可证编号模糊不清。原告主张京东物流未经其许可擅自将包裹放置丰巢智能柜中，被告就此提交京东平台提供的配送员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配送员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配送员将手机包裹照片发给原告，并询问“这个包裹，应该是电子产品，放到东门丰巢快递柜了”“这个包裹订单显示取消，就带回做拒收处理了”，原告回复称“这个先不拒收了，我看看再定吧”。配送员在录音中确认：“联系过，当时疫情期间，用户不方便签收验货，经用户同意放置丰巢快递柜”“是的，确认包裹外观完好没有损坏，达成一致放置丰巢快递柜”。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向原告核实，原告表示不能确定，未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通过京东技术公司运营的网络购物平台与被告华信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退回手机与被告邮寄手机不符一节，被告已向法庭提交了出库系统查询截图、配送员电话录音、手机照片等证据，其中出库系统截图显示原告寄回手机串码与原订单手机串码及保修期间均不一致，同时退回手机也存在进网许可证编码模糊不清的情形，结合配送员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确认原告寄回的手机串码与被告给原告发货订单对应手机串码不一致的事实，在被告方已穷尽举证能力的情况下，原告主张退回的手机与收到的手机一致，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所举证据无法就此事实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对被告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原告诉请退还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京东科技公司与原告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不受买卖合同之约束，原告主张被告京东科技公司承担退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亚斌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后由原告承担25元。一审宣判后，任亚斌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第二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支付购买华为P30手机的货款3388元；2.请求判决第一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支付购小智能米门锁的货款1287元；3.请求判决由第二被上诉人支付本案诉讼费50元;以上合计4725元。（二审期间，任亚斌申请撤回“判决第一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支付购小智能米门锁的货款1287元”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因(2020)陕0113民初11762号判决书中存在对事实认定错误、对电子证据的采信违反证据规则的事项，现依法提出上诉，具体如下：1.在第二被上诉人未提供原件且上诉人并不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官采信了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证据（第二被上诉人提供微信记录的图片并非原物原件，不能证明聊天人的身份，聊天内容不能证明第二被上诉人证明目的）; 2.在上诉人与第二被上诉人产生的商品买卖纠纷中，一审在没有查明上诉人对所购买的P30手机在签收过程中因为第一被上诉人下属的物流公司是在上诉人并未认可的情况下将货物私自放入丰巢柜而并未按照合同约定送货到上诉人住处1-3-702的情况下，导致上诉人因第一被上诉人的原因未能当面签收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该情况下第一被上诉人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行业标准快递服务》和《快递暂行条例》第25条的规定完成货物的派送流程，因此产生的纠纷应由第二被上诉人承担发货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货物交付且已验货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一审法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行业标准快递服务》5.2.2.4快件签收的规定，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3.在上诉人与第一被上诉人、第二被上诉人就纠纷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诉诸法律，一审法院在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并未判决第一被上诉人、第二被上诉人返还本案纠纷中由第一被上诉人收取的P30手机，无论何种原因对上诉人来说都属于钱财两空，显然一审的判决并非为了查明实情依法判案，而是为了急于结案；4.本案一审法官在开庭时，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规定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一审法官因第一被告缺席，如果允许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会导致当天无法开庭而剥夺上诉人的诉权，属于程序违法；5.本案一审中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记录图片来源于本案第一被上诉人提供，双方属于利害关系人，其存在串供的嫌疑。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现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京东技术公司辩称，其非本案适格被告。华信公司二审辩称，一、答辩人按照订单如实发货，出入库记录有发货系统和监控视频为证，发货为符合订单型号的全新正品新机。订单到达当地完好，派送时经用户同意放置蜂巢，不存在调换货物和包裹的情况存在。二、被答辩人并未证明签收的手机存在内部包装异常以及无法开机。任亚斌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本人通过蜂巢收到货物后拆开发现内部包装异常问题且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所签收的手机存在内部包装异常以及无法开机的情况。”根据任亚斌申请售后服务单的截图，其在描述“手机无法开机，外观有损伤”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未提供相应图片予之证实。三、任亚斌提出，答辩人“以不是自己邮寄的手机为由进行拒收”，这并非是答辩人拒收其包裹的真实原因。客观事实是，答辩人开箱后发现被答辩人方所邮寄的手机磨损严重，因而予以拒签。根据答辩人系统出库串码记录等相关情况，答辩人出售给任亚斌的手机为全新未激活机器，序列号为“**********1794”，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5日。以上数据均为系统操作，不可人为修改。但任亚斌所退还的手机使用痕迹明显，经查询保修期早已被激活，序列号为“**********4613”，预估保修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3日。由此表明，任亚斌退还的手机并非由答辩人所出售，答辩人当然有理由子以拒收。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任亚斌在签收手机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出售的该产品存在内部包装异常及无法开机问题，同时其向答辩人所退还的手机也并非由答辩人所出售（且答辩人已拒收)，因此其要求答辩人退还手机货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鉴于此，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任亚斌上诉称，本案物流公司在其并未认可的情况下将货物私自放入丰巢柜而未按照合同约定送货到其住处1-3-702室，华信公司一审时证明物流公司将货物放入丰巢柜后，任亚斌未予以拒收，自行提取货物。任亚斌以将手机通过物流公司邮寄华信公司后，华信公司辩称发现任亚斌邮寄的手机并非其公司发送任亚斌的手机，予以拒收。任亚斌承认因疫情期间收货用酒精对手机擦拭消毒导致退回手机进网许可证编号模糊不清，但其未就本人邮寄华信公司的手机系华信公司发送给其的手机提出证据予以证明。任亚斌提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问题，经查无法认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任亚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任亚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旭  忠审 判 员  张  海  荣审 判 员  何 育 凯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