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29B。法定代表人：李晓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柱国，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小霞，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植建玲，女，汉族，1985年8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２号。公民身份号码：440××××××××××××14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云，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焕明，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下称“金逸电影城”）因与被上诉人植建玲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1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逸电影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金逸电影城与植建玲签订的《台山地王广场金逸国际影城房屋租赁合同》（下称“《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三、改判植建玲向金逸电影城返还房屋租赁保证金100000元；四、改判驳回植建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五、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植建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金逸电影城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行使法定解除权错误。2020年9月2日，金逸电影城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是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行使解除权，而非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除合同。且双方一审庭审中就本案是否满足《租赁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进行了辩论，一审判决未分析金逸电影城是否享有约定解除权，仅分析金逸电影城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系事实认定错误。二、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发函解除合同之日，《租赁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金逸电影城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若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致使房屋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金逸电影城在此营业的市场、环境基础不复存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则金逸电影城有权选择提前终止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20年1月24日，针对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影城营业，直接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期间，金逸电影城无法营业且恢复营业无望，合同持续不能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故2020年4月29日，金逸电影城依据约定解除合同，向植建玲发出解除合同的函，该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租赁合同》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即使法院认为2020年4月29日合同可以继续履行，金逸电影城无权行使上述约定解除权，但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7月间，金逸电影城无法经营，影城持续半年以上收入为零。2020年7月16日，主管部门宣布低风险地区在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营业，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本次疫情致使金逸电影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效较长、冲击较大，目前市场营业环境已不存在，案涉《租赁合同》应当解除。三、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可以继续履行错误。金逸电影城已明确不履行《租赁合同》，并与涉案影城其他业主协商合同解除事宜，该义务性质不宜强制履行。2020年4月29日，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发出《解约函》。同年8月5日，金逸电影城再向植建玲发出《解约沟通函》，重申合同已于2020年5月15日终止，希望就后续事宜达成一致，避免因此扩大损失。2020年9月2日，金逸电影城在本案一审程序中提起反诉，请求法院确认《租赁合同》解除。本案影城租赁场地由《租赁合同》及其他合同所涉共计四间房屋组成，2020年10月17日，金逸电影城已与涉案相邻房屋的业主签订协议，2020年11月30日，金逸电影城已将D303、D321、D322以及公共区域内的可移动设备清理完毕，并与业主签署交还确认书。2020年12月3日，金逸电影城发布闭店公告。合同事实上无法实际履行，若其他合同解除而案涉《租赁合同》继续履行，不符合实际需要。四、《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有违诚信原则。即使法院认为金逸电影城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金逸电影城发函解除合同属于违约，但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有违诚信原则。首先，金逸电影城因疫情防控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不能营业且复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才提出解除合同，并履行了提前通知义务，且再次发函与植建玲沟通解约后续事宜，以上行为均体现金逸电影城非恶意违约。其次，继续履行合同对金逸电影城显失公平。金逸电影城已将租赁房屋内放映设备搬出，合同若不解除，将导致租赁房屋长期空置，金逸电影城在不占有使用房屋情况下还将承担租金损失。再次，植建玲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信原则。在金逸电影城已持续半年以上无任何经营收入的情况下，植建玲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金逸电影城一次性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及明显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违约金有违诚信原则。五、在金逸电影城已明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植建玲负有减少损失扩大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在金逸电影城早已明确解除合同、一直未营业和占有使用租赁房屋且多次发函沟通的情况下，植建玲即使作为守约方，也负有减少损失扩大的义务，应当与金逸电影城协商解约后续事宜，而非使租赁房屋一直处于空置状态，要求金逸电影城承担该期间的租金损失。六、即使金逸电影城应当向植建玲支付租金，一审判决迟延给付租金的违约金明显高于植建玲的实际损失，金逸电影城有权请求酌减。一审中，金逸电影城已主张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调整。但一审判决未予调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拖欠的租金428064元为基础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而6月18日影城仍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营业，自该日起计算违约金不符合公平原则，且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金逸电影城有权请求酌减。植建玲辩称：一、金逸电影城以疫情影响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理依据。案涉合同是《租赁合同》，植建玲已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金逸电影城作为承租人使用该租赁物理应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根据相关规定，金逸电影城于2020年7月20日是可以对外营业的，其未营业与疫情没有关联，疫情并未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需解除。而且，植建玲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给予金逸电影城免租三个月的优惠。因此，金逸电影城以疫情为借口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有违诚信原则。二、《租赁合同》仍在租赁期内，并未出现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合同合法有效。案涉《租赁合同》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在未出现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情况下，合同对双方仍有约束力，任何一方违约，都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金逸电影城未营业，并不是其诉请解除合同而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而且，根据合同相对性，金逸电影城与其他业主解除相关《租赁合同》，并不意味着案涉《租赁合同》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三、一审关于违约金的判决合理、合法。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金逸电影城逾期支付租金或相关费用，需按应付款额的日千分之一向植建玲支付违约金。且一审法院已酌情调整违约金的计算起始日，实际上已对违约金进行了调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逸电影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植建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支付租金428604元；2．判令金逸电影城支付延迟给付租金的违约金19287.78元（以租金428604元为基础，按每日1‰计算，暂计至2020年6月15日止，其余部分计至支付租金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金逸电影城承担。金逸电影城反诉请求：1.确认金逸电影城与植建玲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2.判令植建玲向金逸电影城返还房屋租赁保证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植建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5日，台山市地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台山地王公司”）与广州金逸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台山地王公司将其享有产权的位于台山市台城*********商铺出租给广州金逸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于开设影院，并约定了租金、租赁期限、租赁房屋交付条件等。2010年5月28日，广州金逸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台山地王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400000元，根据《租赁合同》第2.7条款之约定，该履约保证金中的300000元转为租金，剩余100000元转为租赁保证金。2012年2月9日，台山地王公司已向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开具了保证金100000元的收据。根据《租赁合同》第2.7条款之约定，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台山地王公司缴纳了租赁房屋保证金100000元，台山地王公司开具了收据。2012年4月27日，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地王公司、金逸电影城签订《协议书》，约定《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变更为金逸电影城。2015年2月13日，台山地王公司、金逸电影城与植建玲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植建玲取代台山地王公司成为出租方，承接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权利与义务。补充协议第2.1条款约定金逸电影城应依约定直接向植建玲缴纳201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的租金。租金按年度缴纳（每一年度为“每年的5月1日至次年的4月30日止”的期间），金逸电影城应于每年的4月30日前向植建玲缴纳次年度租金。植建玲应在收取租金前向金逸电影城出具等额有效发票。否则，金逸电影城有权迟延支付相应款项直至植建玲出具合格发票之日止。2020年1月24日，受新冠疫情影响，金逸电影城根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指令，停止营业。同年3月16日，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发出《关于疫情期间减免租金的沟通函》，请求植建玲减免疫情期间（自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相应租金，以及金逸电影城恢复经营之日的8个月内（自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继续给予租金优惠。同年4月16日，植建玲回复同意减免疫情期间（自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相应的租金，并表示其他任何租金减免方案植建玲均不同意。同年4月29日，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发出了《解约函》，认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函告植建玲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5月15日终止。同年5月12日，植建玲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依合同继续履行。同年6月1日，金逸电影城收到植建玲开具的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租金发票。同年8月5日，金逸电影城再次提出解约，植建玲同月18日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租赁合同是否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关于双方就解除合同协商未果，金逸电影城能否以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在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下，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金逸电影城称新冠疫情属于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租赁房屋经营影院的市场基础不复存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对此，植建玲称根据相关规定，金逸电影城可于7月20日对外营业，至今没有营业与疫情政策无关，疫情并不是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同时植建玲已经响应相关政策给予金逸电影城免租3个月的优惠。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2020年上半年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应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避免疫情扩大，相关部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以及应急处置措施来限制人口流动。这给金逸电影城使用涉案房屋带来不便，造成金逸电影城实际经营的不利局面，确实对金逸电影城签订合同目的实现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疫情防控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积极效果的显现，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有效控制的局面，且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全国电影院在7月20日已对外营业。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金逸电影城的经营造成了影响，但该影响程度有一定的时效性，且植建玲已经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给予金逸电影城免租三个月的优惠，金逸电影城因此次新冠疫情影响程度现在也得到了好转。目前，涉案租赁物能够正常使用，金逸电影城可以恢复营业。故一审法院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及应急处置措施在前期确实会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尚不足以达到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并解除合同的程度。一审法院经过综合考虑后认为不宜解除本案《租赁合同》，故对金逸电影城确认涉案《租赁合同》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对其因确认解除合同而产生的返还保证金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对于植建玲主张的金逸电影城向其支付租金428604元（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请求，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且已超过约定的支付期限，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金逸电影城提出双方口头变更按月支付租金的约定，植建玲不予认可，金逸电影城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植建玲主张的支付延迟给付租金的违约金19287.78元的问题，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金逸电影城应当在收到植建玲出具合格发票之日时支付租金，而金逸电影城在2020年6月1日收到了植建玲开具的租金发票，金逸电影城理应从2020年6月2日起按照合同的约定以拖欠的租金为基础按每日1‰计算违约金，但考虑支付租金的时间仍在新冠疫情局部防控期间，电影行业暂未完全开放，从公平原则出发，应该给予金逸电影城适当的支付宽限期，综合考虑疫情防控对电影放映行业的影响，一审法院酌情调整违约金的起付时间从植建玲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20年6月18日开始计算，以拖欠的租金428604元为基础按每日1‰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金逸电影城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植建玲支付租金428604元（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及违约金（以拖欠的租金428604元为基础，从2020年6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1‰计算）；二、驳回金逸电影城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4009.19元，由金逸电影城负担，植建玲预交的4009.19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金逸电影城应向一审法院补缴4009.19元。反诉受理费4206.88元，由金逸电影城负担。二审中，金逸电影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金逸电影城D303房屋重新开业协议书及附件，拟证明台山市永和综合市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永和公司”）接受业主委托就D303商铺对外出租,金逸电影城承租了D303商铺以经营影院，租赁建筑面积233.45平方米；2.台山金逸电影城D321、D322区域房屋重新开业协议书及附件，拟证明永和公司接受业主委托就D321、D322商铺对外出租，金逸电影城承租D321、D322商铺以经营影院，租赁建筑面积87.51平方米；3.台山市地王广场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拟证明永和公司受台山地王广场业主委员会的委托，向台山市地王广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其有权收取台山市地王广场公共区域租金及物业管理费；4.金逸电影城公共区域房屋重新开业协议书，拟证明金逸电影城与永和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了台山市地王广场公共区域以经营影院，租赁面积为108.32平方米；5.金逸电影城E3073、D303、D321、D322区域物业管理重新开业协议书，拟证明涉案影城由E3073、D303、D321、D322及公共区域组成，金逸电影城作为E3073、D303、D321、D322商铺的承租人，统一向永和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6－8.《台山地王金逸影城房屋租赁合同之解约协议》三份，拟证明2020年10月17日，金逸电影城与永和公司签订解约协议，确定终止D303、D321、D322商铺及公共区域租赁合同关系；9.收付款业务回单，拟证明因金逸电影城无任何收入来源，无力支付证据6－8三份解约协议的款项，其母公司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代为支付解约协议的全部应付款项198761.92元；10.一审庭审笔录第22页，拟证明一审庭审中，植建玲并非不同意解除合同，只是提出了远超金逸电影城承受范围的赔偿金额；11.电影城现场照片，拟证明2020年11月30日，金逸电影城已将D303、D321、D322及公共区域内的可移动设备清理完毕；12.商铺交还确认书，拟证明2020年11月30日，金逸电影城已将D303、D321、D322及公共区域场地交还给永和公司，永和公司确认接收场地；13.闭店公告，拟证明2020年12月3日，金逸电影城于微信、微博平台及电影城现场发布正式闭店公告；14.告知函；15.短信记录；16.微信聊天记录；17.EMS快递单、跟踪记录及快递原件，证据14－17拟证明2020年12月5日，金逸电影城通过短信、微信以及EMS方式告知植建玲电影城撤场情况，要求其协助处理撤场事宜，并提示其有权也应当寻找新的承租人，避免损失扩大。植建玲通过其配偶微信回复租赁合同纠纷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未做出履行减少损失扩大义务的意思表示。2020年12月6日，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寄出告知函的EMS被拒收，12月18日，金逸电影城收到退回的快递。对金逸电影城提交的上述证据，植建玲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5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法庭不应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该部分证据也不能作为二审定案的依据。植建玲不是该部分合同的当事人，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该部分合同与案涉纠纷没有关联性。而且，该部分合同所涉租赁面积共计320.96平方米，而植建玲向金逸电影城出租的铺位是1377.05平方米，已占了金逸电影城经营场地的80%。即使金逸电影城与其他业主解除租赁关系，也非其与植建玲解除合同关系的约定或法定条件。证据6－9植建玲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由合议庭予以认定。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植建玲不予确认，该部分证据与案涉《租赁合同》纠纷无关。且金逸电影城无收入并非其解除合同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其不能将自身的经营风险强加给植建玲。证据10不是完整庭审笔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植建玲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证据10只是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调解过程中，金逸电影城称调解的前提是解除合同，植建玲明确表示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支付违约金。证据11拍摄地不明，且即使金逸电影城清理移动设备也与植建玲无关，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植建玲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金逸电影城私自处理资产已属违法行为。证据12植建玲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由合议庭予以认定。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植建玲不予确认，该部分证据与案涉租赁合同纠纷无关。证据13拍摄地不明，植建玲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不予确认。金逸电影城自行结束营业并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证据14－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金逸电影城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单方面解除合同，违背契约精神及诚信原则，其应承担违约责任。金逸电影城欲以疫情为借口达到解除合同而不支付违约金的目的，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植建玲，对植建玲极不公平。对金逸电影城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些证据系金逸电影城基于一审判决结果对其诉讼主张作出的证据补强，无证据突袭的故意，植建玲虽对其中部分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些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些证据反映的事实与认定涉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存在关联，故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证明力。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另查明：金逸电影城经营用房由E3073、D303、D321、D322及公共区域组成，其中，D303、D321、D322及公共区域统一由永和公司出租并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0年10月17日，金逸电影城与永和公司签订解约协议，确定终止D303、D321、D322商铺及公共区域租赁合同关系，并于2020年11月30日签订《商铺交还确认书》，金逸电影城交还了D303、D321、D322商铺并撤走了商铺内的可移动设备。2020年12月初，金逸电影城于微信、微博以及现场张贴的方式，发布金逸电影城台山地王店终止经营告知书，告知该店于2020年11月30日起正式闭店。2020年12月5日，金逸电影城通过短信、微信以及EMS方式告知植建玲电影城撤场情况，要求其协助处理撤场事宜，并提示其有权也应当寻找新的承租人，避免损失扩大。植建玲回复《租赁合同》纠纷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2020年12月6日，金逸电影城向植建玲寄出告知函的EMS被拒收。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金逸电影城的上诉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若予以解除，解除的原因及时间应当如何确定；二、对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提出的本诉和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关于涉案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若予以解除，解除的原因及时间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案涉租赁合同第九章9.3条约定“若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致使房屋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乙方（金逸电影城）在此营业的市场、环境基础不复存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则乙方有权选择提前终止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条款系合同当事人对金逸电影城单方解除合同的事由作出的约定，即在金逸电影城营业的市场、环境基础不复存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金逸电影城享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案涉租赁合同性质，本院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虽对金逸电影城的营业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该影响具有时效性，并非营业市场、环境基础不复存在，导致合同不能断续履行的终局性障碍，双方约定的金逸电影城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并未成就，金逸电影城不享有约定或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权利。金逸电影城在不具备合同约定终止情形的情况下，于2020年4月29日在植建玲同意的租金免除期内又向植建玲发出《解约函》，以“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为由，函告植建玲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5月15日终止。因植建玲不同意解除，金逸电影城又于同年8月5日再次提出解除合同，并且后续与永和公司协议解除了与涉案租赁场地共同用以经营电影城配套使用的D303、D321、D322商铺及公共区域租赁合同关系，实质是明确表示拒绝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但本院基于植建玲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表示根据现实情况可以解除合同，故在承租人金逸电影城已明确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且已与其他业主协商解除经营电影城配套场地的租赁合同的情况下，考虑到案涉租赁合同事实上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若仍判令金逸电影城与植建玲继续履行合同，极有可能造成涉案房屋空置或双方当事人的其他损失。故出于减少当事人损失及物尽其用、节约社会资源等因素，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案涉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可予本判决作出之日解除。但案涉租赁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系因金逸电影城根本违约所致，因此，金逸电影城应赔偿由此给植建玲造成的相关损失。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提出的本诉和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金逸电影城并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故其无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方式解除其与植建玲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对于金逸电影城请求确认其与植建玲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涉租赁合同第11.2条明确约定，因金逸电影城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租赁保证金不予退还，本案系因金逸电影城的违约行为导致案涉租赁合同于租期届满前终止，故其请求植建玲退还租赁保证金100000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植建玲的本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根据案涉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金逸电影城于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每年应向植建玲支付租金520257元。植建玲根据一审法院（2018）粤0781民初390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管理费金额及承担方案，在扣减相应管理费后，主张金逸电影城向其支付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租金428604元，并未超过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但因本院认定双方间的租赁合同应于本判决作出之日起解除，故金逸电影城应向植建玲支付的租金亦应作相应扣减，经核算，金逸电影城应向植建玲支付2020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6日止的租金金额为400421.8元（428604元÷365天×341天≈400421.8元），植建玲请求超出本院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此外，植建玲主张金逸电影城支付以428604元为基数，按每日1‰计算的违约金。经折算，按每日1‰计已超过年利率36%，该计算标准明显偏高，且金逸电影城亦就此提出抗辩。本院结合租赁合同中“逾期支付租金或相关费用的，需按应付款额的1‰计付每日违约金”及以年为周期预付租金的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本院酌情调整金逸电影城应以400421.8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向植建玲计付违约金。此外，合同解除后，双方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相互配合，依法履行通知、协助、保护、移交、接收等后合同义务，妥善处理租赁房屋交接等相关后续事宜。金逸电影城应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及时将案涉租赁房屋交还植建玲，在房屋实际交还前金逸电影城仍应向植建玲承担相应的占有使用费。植建玲亦应积极履行协助、配合和接收义务，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其应无权就扩大的占用费损失请求赔偿。另，由于植建玲于本案主张金逸电影城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系以其主张的合同继续履行为前提。而本院综合本案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关系应予解除。但囿于植建玲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仅对植建玲主张的2020年5月1日起至案涉合同解除之日止的租金及违约金予以处理。因此，植建玲若认为因金逸电影城违约解除涉案合同给其造成的损失在本案未充分主张，其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综上所述，金逸电影城关于解除涉案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主张，经二审审理后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确认其单方解除合同的效力及其他诉讼请求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因二审期间金逸电影城提交了新的证据，且植建玲亦明确表示可以解除合同，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1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二、解除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与植建玲之间的《台山地王广场金逸国际影城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三、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植建玲支付租金400421.8元（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6日）及违约金（以400421.8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四、驳回植建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4009.19元，由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负担；植建玲预交的4009.19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4009.19元。反诉受理费4206.88元，由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77.84元，由台山市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