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49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金良，男，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梁，天津同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文，男，196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敏，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金良因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2民初5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金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王振文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王振文在一审法院向法庭提交了虚假证据,进行了虚假陈述，欺骗法庭。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王振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上诉人孙金良在一审开庭时就主张不认可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在审理事实时也明示上诉人孙金良，既然不认可被上诉人王振文主张的事实，不认可买卖关系存在，法庭给予一周的举证期限要求上诉人孙金良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发生的。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上诉人孙金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依据当庭举证质证的情况，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并无不妥之处。且上诉人孙金良经过被上诉人王振文的电话催要后，分别于2018年9月13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所欠煤款20万元；2018年11月17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所欠煤款20万元；2018年11月29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所欠煤款20万元；2019年1月17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20万元；2019年2月1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131797元和50万元承兑汇票；2019年7月2日上诉人孙金良要求案外人高某支付被上诉人孙金良10万元整；2019年10月27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10万元整；2020年1月21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15万元；2020年4月15日支付被上诉人王振文10万元；2020年5月29日依旧通过案外人高某支付3万元后尚欠152万元。一审法院对上述款项支付的电话催款录音及支付款项的银行交易明细进行了审查、质证，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晰、明确。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查明清楚，对双方买卖关系的确认并无不妥之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孙金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振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2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损失252937.28元（自2018年2月11日分段计算至2020年7月12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之后按银行同业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查明：被告曾从原告处购买煤炭。原告2017年、2018年为被告供煤后，被告欠付煤款三百余万。2018年9月13日，被告支付原告20万元；2018年11月17日，被告支付原告20万元；2018年11月29日，被告支付原告20万元；2019年1月17日，被告支付原告20万元；2019年2月1日，被告支付原告131797元和50万元承兑汇票；2019年7月2日，被告通过证人高某支付10万元；2019年12月27日，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2020年1月21日，被告支付原告15万元；2020年4月15日，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2020年5月29日，被告通过证人高某支付原告3万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2万元。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口头订立的煤炭买卖合同，原告提供了双方的通话录音及被告多次支付货款的银行交易明细为证，被告虽抗辩称不存在自然人之间的买卖关系，但未提出任何相反证据，且煤炭交易并非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自然人从事的经营业务，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于支付货款的期限，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且事后又未达成补充协议，且不能通过交易习惯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应适用同时履行原则，即买受人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因原、被告未签署对账单，被告本人亦未签收货物，无法确认货物交付的时间，根据原、被告通话录音，被告对原告所述2017年、2018年为被告供煤的事实不持异议，故被告至迟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煤款。根据被告已付款及确认的欠付煤款的金额，可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欠煤款2831797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应从2019年1月1日起算逾期付款的损失，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该标准核算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2日期间逾期付款损失为120644.53元。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孙金良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振文煤款152万元；二、被告孙金良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振文截至2020年7月12日的逾期付款损失120644.5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512元，减半收取计20,756元。原告负担元1551元，被告负担19205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负担374元，被告负担4626元。被告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19205元和保全费4626元。”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孙金良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章程；证据二、天津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4月8日出具的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据三、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高某在2018年之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证据证明：证人高某曾是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证据四、2014年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的出库单、过磅单若干份，证明：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与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五、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转账凭证各一份，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六、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为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十八张，证明：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与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七、证人高某的出庭证言，证明：高某和王振文之间是公司间的业务往来，不是和孙金良个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在证人高某担任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和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有贸易往来。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王振文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据二、录音光盘及录音的文字内容；以上证据证明：上诉人孙金良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王振文发生煤炭买卖关系，证人高某是孙金良个人会计。上诉人孙金良承认欠付被上诉人王振文货款，并表示未给被上诉人王振文货款的原因是因天津市津热物流有限公司未给上诉人孙金良结账，说明上诉人孙金良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王振文发生煤炭买卖关系，至于上诉人孙金良如何处分从被上诉人王振文处购得的煤炭与被上诉人王振文无关。经本院主持质证，被上诉人王振文质证意见如下：上诉人孙金良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过磅单不是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的过磅单，此证据是为了当时开170多万元的发票补的过磅单，但未实际支付170多万元，仅给了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当时上诉人孙金良提供的税点，按此税点，由上诉人孙金良或证人高某直接转账给被上诉人王振文，转账备注为开票税点，会计记账的备注、银行流水不一定有。过磅单不是真实发生的过磅单。证据五承兑汇票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承兑汇票显示出票人为天津市津热物流有限公司，其支付款项相对应的收款人为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被上诉人王振文。证据六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发票开具是应上诉人孙金良的要求开给其指定的企业，作为其向下游企业销售煤炭的进项税票，这些年仅开过这一次增值税发票，这些发票是2014年开具的，但是无法入账，2016年为了被上诉人王振文入账，证人高某向被上诉人王振文寄送了承兑汇票复印件入账，但是并没有真实的承兑行为，不能证明两个企业之间有买卖关系。证人高某是作为上诉人孙金良的会计和被上诉人王振文对账的，证人高某是哪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孙金良对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的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孙金良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人高某的证言，在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对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的王振文书写的《情况说明》属于单方陈述，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的录音光盘及录音的文字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本案其他在案证据，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的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1日，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由高某和孙建伟共同出资设立，高某出资600万元，孙建伟出资400万元。高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3月29日，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雅静和天津市环渤海汽车市场有限公司。从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的供煤记录看，被上诉人王振文向上诉人发煤截至2018年2月10日止。被上诉人王振文为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注销。2014年3月28日，被上诉人王振文书写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煤款贰佰万元整（银承30511823#50万元，30511824#50万元，30511825#50万元，30511826#50万元）。”2014年4月22日，被上诉人王振文书写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煤款贰佰万元整（银承30521539#50万元，30521540#50万元，30521541#50万元，30521542#50万元）。”2014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王振文书写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煤款贰佰万元整（银承30521731#50万元，30521732#50万元，30521733#50万元，30521734#50万元）。”2014年11月，被上诉人王振文书写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煤款100万元整（银承30521757#50万元，30521758#50万元）。”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均为天津市津热物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2014年12月30日，怀来德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为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开具18张增值税发票，合计金额1799770元。高某和孙金良账户均有向被上诉人王振文账户付款的情况。2019年12月27日，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的通话录音内容如下：“王：喂，良子，你就给我打过来10万块钱啊。孙：哎呀，一点都没有啊，下礼拜能给你一点钱。王：好么，你那高某会计跟我王会计对完帐，这都十个月了，你就给10万元。孙：是啊，我想着了，下礼拜。王：你想着点，我这有困难，还有银行贷款呢。孙：知道知道。王：啊？孙：等着吧，啊，下礼拜肯定给你安排。王：下礼拜啊。孙：嗯。”双方之间其他的通话录音记录显示：通话过程中上诉人孙金良从未对欠付被上诉人王振文款项的事实进行过否认，每次在被上诉人王振文向上诉人孙金良催款时，上诉人孙金良一再表示再等等，一定给解决。被上诉人王振文催款后，上诉人孙金良有过多笔通过自己的账户付款的行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王振文此次起诉上诉人孙金良要求支付欠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双方提供的在案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被上诉人王振文于本案一、二审审理中提供了多段录音证据，其中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的对话录音显示，在被上诉人王振文向上诉人孙金良催要货款时，上诉人孙金良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欠付被上诉人王振文货款及数额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而高某与被上诉人王振文的会计王某之间的对账录音显示，双方对上诉人孙金良欠付被上诉人王振文的货款金额进行了一致确认，亦未对交易主体产生分歧。其次，上诉人孙金良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一审审理中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上诉人孙金良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存在多年的煤炭买卖关系。尽管，在被上诉人王振文收取货款的过程中，曾在2014年出现以出票人为天津市津热物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以及被上诉人王振文收到承兑汇票后出具收条的情形，但上述承兑汇票支付的款项已由被上诉人王振文计入已付货款中。且在之后被上诉人王振文向上诉人孙金良催要剩余货款时，上诉人孙金良从未以被上诉人王振文收取了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为由，要求被上诉人王振文向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主张货款。同时，鉴于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且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因此，仅凭被上诉人王振文曾于2014年收取过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即主张是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之间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依据尚显不足。而证人高某向被上诉人王振文的付款行为，仅凭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属于履行天津日盛发矿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行为，且与上诉人孙金良在通话记录中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符。第三、在证人高某与被上诉人王振文会计王某对账后以及被上诉人王振文向上诉人孙金良催款后，上诉人孙金良通过己方账户向被上诉人王振文账户进行了多笔货款的支付。综合判断双方当事人就买卖关系成立与否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被上诉人王振文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孙金良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孙金良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孙金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65.8元，由上诉人孙金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  包颖审判员  王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