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096号原告：朴善姬，女，1961年10月12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地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添毓，辽宁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荣仁，男，1955年4月9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地吉林省延吉市。被告：孙贞淑，女，1957年5月15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集，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朴善姬与被告李荣仁、被告孙贞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朴善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添毓、被告孙贞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集到庭参加诉讼，李荣仁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朴善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朴善姬与李荣仁、孙贞淑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名流花园兰苑1栋2单元5层（501）室的房屋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李荣仁、孙贞淑返还朴善姬购房款160000元及利息806400元（以160000元为本金，自1999年3月2日，按照年息24%计算至2020年1月13日）；3．李荣仁、孙贞淑赔偿朴善姬房屋差价2900000元。事实和理由：朴善姬与李荣仁在吉林省延吉市系同厂的工友关系。1994年朴善姬到北京定居生活，1997年李荣仁也到北京工作。1998年7月，李荣仁因“包二奶”并且有了非婚生子女，急需资金来供养“二奶”和私生子。于是李荣仁找到朴善姬称“自己着急用钱，230000元出售北京市昌平县一处房产……”，朴善姬信以为真。该房产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名流花园兰苑1栋2单元5层（501）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90.64平方米，尚未办理房产证。当时李荣仁经营画廊生意，画廊员工偶尔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但因当年昌平县北七家镇偏僻且交通不便，所以没有人愿意购买。1998年9月朴善姬入住涉案房屋，1999年3月2日，朴善姬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亚运村附近一个支行营业厅内与李荣仁签订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230000元房款分三次支付，当天朴善姬给付李荣仁涉案房屋首付款人民币60000元，同年3月27日朴善姬到李荣仁经营的延吉海东礼品公司给付第二笔房款100000元，李荣仁让朴善姬将购房款100000元直接交给公司出纳金洙香，同时，双方约定剩余房款将在办理房屋更名手续的时候一次性支付。2002年3月，朴善姬找李荣仁准备交付最后一笔房款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李荣仁不知何因总以各种理由搪塞或以本人不在北京为由拒绝见面。2008年之后受北京购房政策影响及李荣仁的多次不配合导致朴善姬现在也没办成涉案房屋过户手续。2019年1月，孙贞淑突然将朴善姬诉至法院请求排除妨碍，立即腾房。朴善姬才知涉案房屋并非自己的房屋。故朴善姬提起本案诉讼。孙贞淑辩称，一、孙贞淑与朴善姬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019年1月，孙贞淑曾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区法院）以排除妨害纠纷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朴善姬立即从涉案房屋迁出并将房屋交还孙贞淑，朴善姬主张其与孙贞淑、李荣仁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了一份《收据》和一张《收条》，与朴善姬在本案中提交的《收据》《收条》一致。其中《收据》显示100000元由延吉海东礼品公司现金收讫，《收条》显示孙某收取涉案房屋房费60000元，同时朴善姬申请证人方某、左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涉案房屋是李荣仁与朴善姬达成交易后进行的买卖。一审昌平区法院、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收据》显示的收款人为案外公司，《收条》显示的收款人为孙某，无法直接认定系孙贞淑或李荣仁所收，且所写“房费”无法体现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该两份书证的证明目的，法院均无法采纳。同时，朴善姬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两位出庭证人均非交易达成的亲历者，属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法院均不予采信。同时，二审法院认为：朴善姬所举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朴善姬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分别出具了（2019）京0114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终79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朴善姬从案涉房屋迁出并将房屋交还孙贞淑。二、朴善姬主张要求孙贞淑返还购房款160000元并赔偿房屋差价损失2900000元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一，经两级法院审理，均认定朴善姬主张其与孙贞淑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其二，孙贞淑与朴善姬并不认识，从未向朴善姬作出过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且孙贞淑更未收取过任何房款。综上，不同意朴善姬全部诉讼请求。李荣仁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荣仁与孙贞淑原系夫妻关系，1980年9月3日结婚，2013年1月9日离婚。2002年1月23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孙贞淑名下。庭审中，朴善姬提交《收条》《收据》各一份，以证明其已于1998年7月与李荣仁达成合意，以230000元价格向李荣仁购买涉案房屋，且朴善姬已向李荣仁分两笔支付购房款共计160000元。《收条》内容为“房费（名流花园）……2门501号陆万元整。99年3月2日孙”。《收据》内容为“收现金壹拾万元，延吉海东礼品公司，收款人姓名：金洙香，1999年3月27日”。庭审中，朴善姬称延吉海东礼品公司系李荣仁经营，故其根据李荣仁指示将购房款交付了延吉海东礼品公司的财务人员金洙香。为证明朴善姬与李荣仁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朴善姬申请证人左某、金某、方某出庭作证。左某称：左某在1998年左右因业务关系与李荣仁、朴善姬相识。李荣仁曾告知左某已经以230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朴善姬。但左某并未参与房屋交易过程亦不知晓房屋交易合同签订的经过以及后续具体履行情况。金某称：金某曾在吉林省延吉李荣仁的公司担任财务工作，1997年李荣仁在北京成立了新的公司。为了北京公司的办公和居住李荣仁购买了涉案房屋。1998年朴善姬电话联系金某称李荣仁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朴善姬，1999年春天金某到北京时，朴善姬向金某出示了朴善姬与李荣仁签署于一张小纸条上的合同书，合同书写着：李荣仁将涉案房屋以230000元出售给朴善姬。房款分三次支付，房屋转移登记时支付最后一笔房款。当日，李荣仁向朴善姬出具了《收条》。1999年3月，朴善姬根据李荣仁要求，将100000元给了金淑香，金淑香出了《收据》。孙贞淑对于涉案房屋出售给朴善姬事宜是知情和同意的。朴善姬与李荣仁经营的公司之间除了涉案房屋买卖关系以外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收条》所载100000元就是购房款。方某称：方某与朴善姬是邻居，同时方某是李荣仁公司的职工。1997年方某也购买了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房屋，后朴善姬搬入涉案房屋。方某曾询问朴善姬为何入住涉案房屋，朴善姬称其系以230000元价格向李荣仁购买的涉案房屋。经询，朴善姬称金某证言所称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因为保管不善已经丢失。经询，朴善姬称其在2002年3月得知涉案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其曾多次催促孙贞淑、李荣仁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但二人一直推脱很忙，故没有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就此孙贞淑不予认可。朴善姬未就催促情况进行举证。就涉案房屋占有情况，朴善姬、孙贞淑均认可自1998年涉案房屋一直由朴善姬占有使用。就涉案房屋房屋权属证明保管情况，朴善姬、孙贞淑均表示一直由孙贞淑保管。另，孙贞淑曾提起（2019）京0114民初3744号民事案件，要求朴善姬向其腾退涉案房屋，后昌平区法院以朴善姬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购买涉案房屋为由判决朴善姬将涉案房屋交还孙贞淑。前述判决已经（2019）京01民终7913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并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朴善姬主张解除与李荣仁、孙贞淑就涉案房屋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系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合法、有效存在。就此朴善姬提交的《收据》《收条》均无法直接体现相关款项系涉案房屋购房款，且收款人也无法体现系孙贞淑或李荣仁。证人方某、左某并非涉案交易亲历者，其证言属间接证据且缺乏相应直接书证予以佐证，本院实难采信。证人金某虽称其曾见过朴善姬与李荣仁签署的书面合同书，但该陈述亦缺乏相关书证予以佐证。根据朴善姬在庭陈述，其于2002年即已经知晓涉案房屋已经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系因李荣仁、孙贞淑推脱而无法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在此情况下朴善姬理应更加谨慎保管房屋买卖书面合同，并采取积极行为维护自身权益。但朴善姬称金某所见交易合同已经丢失，其亦无法举证2002年至2018年长达16年间任一一次要求孙贞淑、李荣仁配合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沟通材料，实与常理不合。综上，本院认为朴善姬所提交证据难以证明其与李荣仁、孙贞淑就涉案房屋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朴善姬全部诉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朴善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31.2元，由原告朴善姬负担（已交纳）。公告费260元，由原告朴善姬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吴青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