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一）：肖文，男，汉族，1986年12月9日出生，住址：湖北省应城市××××××××××××，公民身份号码：422××××××××××××437。系死者肖子涵父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二）：曾莉萍，女，汉族，1986年7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丰顺县××××××××寨，公民身份号码：441××××××××××××226。系死者肖子涵母亲。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韩佳丽，均系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一）：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某1。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二）：惠州市惠阳区×××××××鸿泰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某1。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稳、徐国良，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及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三）：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负责人：翁伟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育夫、刘丽梅，广东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四（原审被告四）：惠州市××××林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北16号小区兴盛大酒店5层01号之一。法定代表人：黄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凤，广东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文、曾莉萍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惠州市惠阳区×××××××鸿泰股份经济合作社、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惠州市××××林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3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文、曾莉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五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各项赔偿款共计327030.30元。（1090100.97元×30%）；三、请求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水塘在案发时未采取围蔽措施，被上诉人一、二作为所有权人，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在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已认定受害人肖子涵“自行步入涉事水塘”的情况下，又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视频无法证实案发时围栏门是未关闭的状态”，显然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受害人肖子涵(仅2岁半)能够自行步入涉事水塘足以说明围栏门未围蔽，又何来无法证实案发时围栏门是已关闭的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年仅两岁半的小孩能够自行步入涉事水塘，足以证实案发时水塘是未关闭的，被上诉人一、二为作为水塘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对水塘周围的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被上诉人一、二未采取围蔽等措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一、二提交的照片未显示制作时间，无法证实案发时(即2019年1月30日)是否存在安全警示标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一在案发时设置了警示标语显然无事实依据。三、案发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五，正直农历春节之际，道路上不可能车辆较多，一审法院认定的“道路上车辆较多”仅是现场勘查所见，与案发情况并不相符。四、被告四在施工活动未完成的情况下，擅离施工现场，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围蔽，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的规定，未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四在停止施工后，有采取现场防护措施，故被上诉人四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三作为发包方，未起到监管责任，应当对上诉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本案肖子涵因溺水身亡，纵然有监护人监护不到位的情形，但是五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是导致其溺水的原因之一。水塘位于居民活动区域内，不同于远离居民服务区的水塘，被上诉人一、二理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采取围蔽措施，因其未采取围蔽措施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原因之一，被上诉人一、二应当对肖子涵的死亡负相应的责任。六、一审法院以《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认为上诉人应对肖子涵溺水身亡负全部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中“不履行监护职责”系指对被监护人虐待、遗弃，侵害被监护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监护侵害行为，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为，显而易见的是，上诉人并不存在《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监护人，存在监护不到位的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担损失”以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规定，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应对肖子涵的死亡分担责任，而非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被上诉人三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书面答辩称：一、答辩人作为工程的发包方，与施工方惠州市××××林有限公司均不是池塘的所有人，案发时池塘围栏施工已完工，发包方与施工方对池塘没有管理义务，本案溺水事故的发生与发包方和施工方无关。涉案广场是村民公共活动场所，广场改造工程的地砖铺设完成后，广场已经处于开放状态。池塘围栏是在广场地砖铺设完成后安装的，施工时间很短，3天就完成了，新的围栏除了比原来高、比原来新、比原来更安全牢固以外，对池塘的现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改变。正如一审判决所述：“被告三作为水塘周边工程发包方、被告四作为水塘周边工程施工方，该施工活动并未创设或者增加危险，反而是降低了风险”。围栏安装完工后池塘仍按原来的历史现状照常使用，不存在施工方向村集体移交池塘使用权的问题，也不存在施工方对池塘进行管理的问题，要求施工方在围栏安装完工后继续对池塘进行管理是不现实的，对施工方是一种苛求。发包方和施工方不是池塘所有人，围栏安装完毕后对池塘没有管理和安全防护义务。本案受害人肖子涵系溺水死亡，与答辩人的发包行为和施工方的施工建设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答辩人与施工方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二、涉案池塘现状不具有危险性，池塘围栏也不具有安全隐患。池塘围栏入口有平顺的台阶走下池塘，根据事故前的历史照片及向村民的了解陈述，围栏入口大门平时是没有上锁的，常年处于打开状态。这些事实说明，池塘入口台阶平顺。围栏设计安全合理，并不具有突然落水的危险性，村民并不认为围栏门打开会存在安全隐患。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幼儿无人看护所致，与池塘围栏和围栏施工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三、受害人走入池塘溺水是无大人看护所致，责任完全在其监护人。按照普通人的基本常识，2岁半的幼儿，是不应该离开大人看护独自离家外出的，离家外出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和看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年幼的受害人若有大人看护，一是不会独自离家，二是到了涉案广场也不会走进池塘发生意外。本案2岁半小孩走入池塘溺水受伤，完全是因为没有大人看护所致，全部责任在于监护人。综上，答辩人发包工程行为与本案溺水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无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理据，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四惠州市××××林有限公司书面答辩称：受害人肖子涵的死亡结果系因上诉人无履行监护职责所导致的，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应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一、溺水事故系因上诉人未能尽到安全监护的义务所致，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1、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是导致肖子涵发生落水事故的根本原因。死者肖子涵是一名2岁5个月的幼儿，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任何分辨危险意识的能力，上诉人作为死者的父母是法定监护人，依法负有监护义务，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根据一审法院法官在案发现场查看结果显示，涉案水塘与肖子涵案发前的居住地距离仅有两百米左右，而肖子涵与其亲属居住在四、五、六楼，楼房一楼的大门有密码锁，出门需要绕行到主路方可到达案发地，路上车辆较多。水塘周围已设有不锈钢栏杆，周围已设置多个警示标语。另，涉案水塘栏杆系高1.2米的不锈钢栏杆，而受害人身高只有80cm，并且水塘取水口有平缓向下的台阶，行人走在水塘边或走下台阶取水，并不存在容易落水的风险。假设真如上诉人所述，肖子涵于202O年1月30日早上10点55分在家里出门走向了祠堂前面的水塘，10点57分左右就掉在水塘里面，那么则意味着本案的发生系因上诉人作为肖子涵的监护人却未能尽到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肖子涵疏于保护而导致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出院小结显示，死者肖子涵2019年1月30日入院情况为：“溺水、心脏复苏术后4小时”入院，入院治疗14天后，2019年2月13日，家长要求停止一切治疗，拔除气管导管。已经告知家长拔管后患儿可能因为自主呼吸不能维持，出现心脏、呼吸停止导致死亡，家属表示充分知情了解，愿意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死亡)承担一切责任，签字为证。此外，据遗体火化证显示，肖子涵于出院后当天死亡。因此，上诉人要求停止对肖子涵的一切治疗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二、答辩人不应对本案事故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答辩人并非涉案水塘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涉案水塘的安全管理责任并没有因为短暂的施工而转移给答辩人。根据被告一新塘村鸿泰村民小组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提交的《鸿泰公园用地情况说明》显示，鸿泰公园位于新塘村鸿泰村民小组祠堂旁边，因周边无文化活动场所，拟用该块用地用于建设鸿泰公园及配套设施，该块用地属鸿泰村民小组集体用地。鸿泰村民小组作为土地权益人和使用人，亦是祠堂旁边水塘的权益人和使用人，对涉案水塘负有安全管理义务。此外，鸿泰村民小组祠堂旁边的水塘周围原有简陋的铁丝围网及简易的铁丝门，平时村民通过该铁丝门走下水塘边取水，且新塘村鸿泰村民小组在周边树立多个“水深危险严禁游泳、嬉水违者后果自负”的警示牌，证明该水塘一直由新塘村鸿泰村民小组管理、使用。答辩人本着尊重历史使用现状，为减少对周边人民群众日常活动的影响，案涉池塘的附属设施围栏在三天期限内就已更换完毕，由鸿泰村民小组延续原来的模式进行日常管理。在上诉人诉称发生事故之日，栏杆早已更换完毕，其安全管理责任并没有因为短暂的施工而转移到答辩人身上。2、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答辩人不存在因果关系。答辩人是通过合法程序中签的鸿泰村社区公园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依法合规对涉案水塘的栏杆进行升级加固，将原来的简陋铁丝网按标准进行施工，还在取水口台阶铺设了防滑砖，使得水塘使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未创设或者增加危险，反而是降低了致损风险，且答辩人在对栏杆施工期间已采取安全围闭等保护措施，切实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本案损害结果并非由答辩人所导致，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内的水塘归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集体所有。2019年1月30日10时58分，受害人肖子涵（2016年8月8日出生）自行步入涉事水塘后溺水，随后案外人陈闹花发现后报警。受害人肖子涵于当日被送往深圳市儿童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心肺复苏术后；2、缺血缺氧性脑损伤；3、癫痫持续状态；4、急性肺水肿；5、休克；6、心肌损伤；7、肝损伤。受害人肖子涵于2019年2月13日出院，共住院14天，花费73151.47元。2019年2月15日，受害人肖子涵在惠东县殡仪馆被火化，花费300元。惠东县殡仪馆出具了《遗体火化证》，证实受害人肖子涵已于2019年2月13日死亡，并于2019年2月15日火化。经查，受害人肖子涵于2016年10月份到2018年12月与父母哥哥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居住生活，案发前，受害人肖子涵暂住于惠州市惠阳区×××××××内。经现场查看，涉案水塘与受害人案发前居住地距离约两百米左右，受害人及其亲属居住在四、五、六楼，楼房一楼大门有密码锁，出门需要绕行到主路（村道）方可到案发地，道路上车辆较多。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案发时涉事水塘周围已围有不锈钢栏杆，从视频中无法看到水塘围栏门，四被告提交的现场图片可以证明案发前水塘周围已设有多个警示标语。另查明，2018年4月10日，为建设鸿泰公园，被告三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通过摇珠随机选取，与被告四惠州市××××林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四承包被告三组织实施的“鸿泰村社区公园建设项目”，涉事水塘的维修建设包含在上述项目范围内。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水塘在被告一、被告二的辖区之内，作为水塘的所有权人，被告一、被告二对水塘负有管理职责，应负担水塘周围安全保障的义务，但鉴于被告一、被告二并非经营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也非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不应对其安全保障义务过高要求。本案案发时被告一、被告二已在水塘周围修建好围栏并且设立了警示标语，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一、被告二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关于案发时围栏门是否关闭的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视频无法证实案发时围栏门是未关闭的状态，同时四被告辩称即使围栏门未关闭也是为了方便村民取水亦具合理性。被告三作为水塘周边工程发包方、被告四作为水塘周边工程施工方，该施工活动并未创设或者增加危险，反而是降低了致损风险，受害人肖子涵系溺水死亡，与被告三的发包行为与被告四的建设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三、被告四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受害人肖子涵的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受害人肖子涵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一、原告二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履行其监护职责，因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二原告对受害人肖子涵的死亡结果存在过错，四被告则不存在过错，因此四被告亦无需基于公平责任分担损害损失。据此，二原告诉请由四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一肖文、原告二曾莉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原告一肖文、原告二曾莉萍共同承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肖文、曾莉萍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本案事故责任承担主体的问题，当事人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应根据当事人的行为、过错及因果关系等因素确定。首先，被上诉人一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被上诉人二惠州市惠阳区×××××××鸿泰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涉案水塘的所有权人，应对水塘具有管理职责，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已在水塘周围采取修建围护栏杆及警示牌等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为方便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用水所需，在水塘取水处设置围栏门，符合当地对该水塘的使用现状，两被上诉人采取的防范措施具有合理性、适当性，两被上诉人已履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管理不善问题。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与两被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足。其次，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惠州市××××林有限公司作为水塘周边工程发包方、施工方，事发时涉案水塘维修建设工程已结束，且其施工活动并未创设或者增加水塘的危险，本次事故与两被上诉人的施工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根据一审法院现场查看，涉案水塘与受害人事发时居住地距离约两百米左右，出门需要绕行至主路（村道）方可到达涉案水塘。本案受害人肖子涵事故时仅两岁半，其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自行到达涉案水塘而致使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以及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害人肖子涵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后果缺乏充分的认知和预见能力，两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本应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切实履行职责，保障受害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安全、财产等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由于两上诉人监管责任缺位，致使受害人在脱离监护人监护的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两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综上，两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05.45元，由上诉人肖文、曾莉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