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29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强，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敏，女，196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桂华，山东诚功（黄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润涵，山东诚功（黄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亮，男，198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旭，山东新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志敏、上诉人刘永强与上诉人徐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志敏、刘永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徐亮向刘永强、孙志敏偿还借款共计699093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徐亮向刘永强、孙志敏支付利息（以699093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徐亮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刘珈迪生前为治病向马丽萍（刘迦迪舅妈）、于玲（刘迦迪二大娘）、孙志刚（刘迦迪二舅）及刘永强、孙志敏借款出具借条真实有效。一审法院对于借款金额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4月份，刘珈迪在与徐亮婚姻存续期间被查出患有恶性乳腺癌（三阴型）。刘珈迪在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去世期间，由于因病不能上班年收入共计仅有27472元，不足以支付因住院、治疗、生活等产生的高额费用，而其夫徐亮作为中石化第十建设公司第二安装公司的员工，年收入近20万元却不履行对生病妻子的扶助义务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在一审庭审中，徐亮自认在刘珈迪生病至去世的近18个月里，徐亮仅向刘珈迪支付不足15000元。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生活费、孩子抚养费以及每月偿还的房贷费等花销，刘珈迪生前实在没有能力支付，只能向自己亲戚马丽萍、于玲、孙志刚借钱，刘永强、孙志敏为了给女儿刘迦迪治病，卖掉自己仅有一套房屋。对于上述借款，刘迦迪生前分别写下四张借条，对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中表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门诊发票、收据、微信及支付宝记录、录音光盘等证据，经本院审查和庭审质证，可以认定”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到一审法院对于刘珈迪为了治病分别向马丽萍、于玲、孙志刚及刘永强、孙志敏出具借条真实性是认可。并且一审中刘永强、孙志敏向法院提交700余页证据来佐证，刘珈迪生前所为治病所借的钱全部用于了治病，而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熟视无睹，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不是单纯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案，而是刘珈迪生前为了救命向自己亲属、父母借款，现实中，亲戚朋友之间用现金借钱非常普遍，而一审法院却机械认定，只有转款记录才能认定借款存在，而不是结合案情真实情况进行认定，一审法院对于借款金额事实认定错误。（2）刘珈迪生前因治病、生活等费用向马丽萍（刘迦迪舅妈）、于玲（刘迦迪二大娘）、孙志刚（刘迦迪二舅）及刘永强、孙志敏借款属于刘珈迪与徐亮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刘珈迪已去世，该笔借款均应由徐亮一人偿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以及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刘珈迪生前为治病所负债务全部用于了治病，属于刘珈迪、徐亮的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故该笔借款应属于刘珈迪夫妻的共同债务。而本案中，刘珈迪已经去世，刘永强、孙志敏主张699093元夫妻共同债务，应该由徐亮全部承担该笔债务，而不是承担一半。一审法院关于15.5万元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徐亮承担50%的偿还责任，是事实认定错误，因刘珈迪已经去世，徐亮应当承担全部清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处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民间借贷案件不应作狭义的理解和认定。本案中，刘永强、孙志敏借款是用在刘珈迪生前治疗费、医药费、生活费、营养费、差旅费、孩子抚养费、偿还房贷费等综合费用，而该笔借款是在刘珈迪与徐亮婚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属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众所周知，癌症治疗医疗费开销巨大。为了保障刘珈迪得到及时治疗，刘永强、孙志敏先后陪同刘珈迪两次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其中治疗费、生活费、购买营养品、差旅费、孩子抚养费、偿还房贷费等，都是通过向马丽萍（刘迦迪舅妈）、于玲（刘迦迪二大娘）、孙志刚（刘迦迪二舅）及刘永强、孙志敏借款中支付的。刘永强、孙志敏主张699093元借款，就是用于在刘迦迪生前医疗费等其他费用中，应该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第四行中表示：“结合刘迦迪生病花费医疗费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该款项应认定夫妻共同借款”，而又在判决书第5页第18行表述“对于原告诉求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并处理”，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患癌症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住院治疗仅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医疗费的支付也仅是患者支付治疗费用的一部分，为了治疗疾病，并不排除患者日常还需要其他花费，比如购买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补充适当的营养品等费用，花费差旅费去外地看病、去报销在治疗期间生活费等，这些费用均应视为治疗疾病的费用，不应对治病费用作狭义的理解和认定。2016年5月份，刘永强、孙志敏陪同刘珈迪去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后，需要靠定期化疗放疗进行治疗，一家人不得不在北京租房治病，一直到11月份才回到青岛。2017年8月份，刘珈迪癌症复发，又再次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这期间，徐亮对刘珈迪不尽扶养义务，甚至拒绝为刘珈迪出钱治病，没有办法，只有靠刘永强、孙志敏来照顾刘珈迪及孩子（刘珈迪与徐亮婚生子），四口人都在北京生活租房治病，生活费和租房费用支出巨大。刘珈迪术后，按照医嘱每个月都要前往北京打“博宁”化疗针，一针就需要1480元，连续打了18个月；每七天还要冲洗营养液，每次220元。与此同时，医生要求购买抗癌药品、保健品（海参、阿胶、破壁灵芝粉等）进行辅助治疗。刘珈迪生病期间，由于身体虚弱，刘永强、孙志敏多次陪同去北京治疗，去淄博报销医疗费、去大庆看病，差旅费支出21533元。刘珈迪去世后，徐亮不管不问，甚至连刘珈迪去世都没有参加葬礼，至今都没有过问刘珈迪埋葬在何处，其行为令人可诛。刘永强、孙志敏强忍着巨大悲痛独自处理刘珈迪的丧事并购买墓地。综上，刘珈迪生前借钱治病，该笔借款不仅仅支付医疗费、营养费、生活费，还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费、孩子抚养费、偿还房贷费等综合费用，这些借款都用在治疗刘珈迪的疾病上，属于夫妻共同借款，而且刘永强、孙志敏在原审中提交了该笔借款花销在何处的大量票据，以此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以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合法性，应属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徐亮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刘永强、孙志敏所主张的马丽萍转让的债权35万元、于玲转让的债权18万元客观事实不存在，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任何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所涉三笔民间借贷款项，刘永强、孙志敏只提交了刘珈迪单方签字的《借条》，并无徐亮的签字确认，徐亮对《借条》真实性并不认可。刘永强、孙志敏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用以证明款项交付的证据（刘永强、孙志敏一审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要么是没有银行印鉴的存款单（刘永强、孙志敏一审证据4.1），要么是取款数额和取款时间均与借条时间不一致的取现记录（刘永强、孙志敏一审证据4.2），要么是案外人个人的存款记录（刘永强、孙志敏一审证据4.3），并不能直接证明案外人向刘珈迪出借款项的客观事实，如此大额款项出借均为现金形式支付不符合常理。三笔借款的出借人也均是刘永强、孙志敏的亲属，与刘永强、孙志敏有利害关系。刘永强、孙志敏主张债权存在，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刘珈迪确实不幸罹患重病，但患病与借款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刘珈迪原系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第二安装分公司的正式职工，享受该单位的社会保险医疗报销政策，大病报销比例较高，按照刘永强、孙志敏一审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住院及慢病自费花费金额8.9万余元，门诊费12.7万余元，并不需要因病对外举债将近89万余元。故，刘永强、孙志敏所主张的对外借款685000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刘永强、孙志敏在上诉状中陈述“一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中表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门诊发票、收据、微信及支付宝记录、录音光盘等证据，经本院审查和庭审质证，可以认定’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到一审法院对于刘珈迪为了治病分别向马丽萍、于玲、孙志刚及刘永强、孙志敏出具借条真实性是认可”，系对一审判决的曲解，一审判决该句衔接的是之前的庭审查明情况，也就是对庭审情况的总结，并非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从判决第4页“本院认为”之后的表述。2.刘永强、孙志敏所主张的借款并非徐亮与刘珈迪的夫妻共同债务，徐亮并无义务承担该债务。在一审法院认为其中155000元的借款确认存在的情况下，同时认定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认定徐亮承担50%的偿还责任也显然过高。如前所述，徐亮认为刘永强、孙志敏所主张的全部债权均不存在，徐亮没有义务承担还款责任。即便一审法院认为孙志刚155000元的借款客观存在，也因刘永强、孙志敏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完成“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明义务，而不应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且徐亮就此也已经提起上诉。退一步讲，在一审法院认定上述155000元借款存在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认定由徐亮承担50%的还款责任也显然过高。因为庭审已经查明，刘珈迪的遗嘱继承人是刘永强、孙志敏二人，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换言之，刘珈迪的债务本应由刘永强、孙志敏承担，而本案债权人于玲、马丽萍、孙志刚虽然是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将债权转让给刘永强、孙志敏，但本质上是刘永强、孙志敏自行承担了刘珈迪的上述个人债务。本案的法律关系本质就是夫妻一方作为实际借款人向债务人承担了还款义务，再起诉配偶承担全部债务。而借款即便真实存在，实际用款人也是起诉方，而非被告方，一审法院要求未使用款项一方承担50%的还款责任显然过高。刘永强、孙志敏要求徐亮作为并未使用款项的一方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刘永强、孙志敏认为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处理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刘永强、孙志敏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大量的单据用以证明医疗花费金额较大，但证据并未被一审法院全部采信。即便存在医疗花费，刘永强、孙志敏也并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其要求徐亮将对应金额的款项支付给刘永强、孙志敏也并无法律依据。刘永强、孙志敏在上诉状中表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第四行中表示‘结合刘迦迪生病花费医疗费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该款项应认定夫妻共同借款’，而又在判决书第5页第18行表述‘对于原告诉求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并处理’，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系对一审判决的误读。上述前半句是对155000元借款是否应被认可时对客观证据的综合判断和自由裁量，上述后半句是对刘永强、孙志敏主张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应否被支持的评判，两者并无关联，也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徐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刘永强、孙志敏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永强、孙志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徐亮向刘永强、孙志敏偿还77500元及利息，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刘永强、孙志敏提交的2017年8月21日的借条、银行客户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刘珈迪生病花费医疗单据等证据确认刘珈迪生前向案外人孙志刚借款15.5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1）日期为2017年8月21日的借条仅有刘珈迪的签字，并无徐亮的签字，徐亮不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而刘永强、孙志敏也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借条的真实性。（2）日期为2017年8月19日的银行客户回单系打印件，而该打印件上并无银行印鉴，刘永强、孙志敏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银行客户回单的真实性，该证据并无证明力。最高法公报案例：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中对没有银行印鉴的电子回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原文表述“金核公司在一审质证中提出，电子回单可以自己打印，但应当去银行补盖印章，对其真实性并不认可。临钢公司在二审中仍未就此补强证据，其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故本案中没有银行印鉴的银行回单不应确认真实性，也不应作为确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便能够证明在2017年8月19日刘珈迪的账户有一笔15.5万元的现金存入，也不能证明该款项就是孙志刚存入的，不能证明孙志刚作为出借人履行了向刘珈迪支付借款的事实，更不能认定本案债务的客观存在。（3）刘永强、孙志敏在一审提交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对方名称为“二舅”，但刘永强、孙志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手机号码以及手机号码对应的使用人员就是孙志刚，刘永强、孙志敏也并未出具原始载体，该证据不符合证据举证形式要求，且与本案并无关联，不应被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且该短信记录显示名为“二舅”的一方表述“下午给你打过去”，其表达的是通过银行卡打款转账，这与刘永强、孙志敏提交的现金存款方式付款相矛盾。（4）刘珈迪生前系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第二安装分公司的正式职工，享受该单位的社会保险医疗报销政策，大病报销比例达80%左右，个人所需承担医疗费并不多。即便按照刘永强、孙志敏所提交的证据九刘珈迪住院及慢病自费花费金额来看，刘珈迪在2017年8月19日之后花费的医疗费用仅5万元左右，刘珈迪此时并不需要对外举债将15.5万元。结合刘永强、孙志敏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刘永强、孙志敏称刘珈迪生前与徐亮夫妻关系紧张，徐亮与刘永强、孙志敏的相处也并不好，刘珈迪在离世的前几个月还对与徐亮的通话进行录音，再结合该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孙志刚是刘珈迪的二舅，也是孙志敏的哥哥，即孙志刚与刘永强、孙志敏及刘珈迪系亲属关系，存在各方串通损害徐亮利益的可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15.5万元借款事实的证据不足。2.退一步讲，即便案涉15.5万元借款被认定为客观存在，也是刘珈迪的个人借款，并非其与徐亮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认定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显然该规定对举证责任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相冲突，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而一审法院却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对本案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2）如第一条第4点所述，刘珈迪生前虽有病在身，但其在2017年8月19日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仅5万元左右，并不需要对外借款15.5万元。如果确实存在刘珈迪个人对外借款15.5万元，那么显然属于刘珈迪个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故刘永强、孙志敏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借款是被刘珈迪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显然在一审审理中，刘永强、孙志敏对此事实并未举证。即便刘永强、孙志敏的证据全部被认可，也仅能说明刘珈迪在2017年8月19日之后仅花费医疗费5万元左右，而其在2017年10月14日就已经不幸去世。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即便该借款存在，也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由刘永强、孙志敏来共同承担。（3）刘珈迪的个人债务应自行承担，因刘珈迪已经过世，其债务应由刘珈迪的财产继承人在财产继承范围内对该债务予以承担。徐亮在另案中并未继承刘珈迪的遗产，没有义务承担刘珈迪的个人债务。该债务应由刘珈迪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刘永强、孙志敏来承担。（4）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刘珈迪的财产继承人就是刘永强、孙志敏，故本案债权人于玲、马丽萍、孙志刚等人虽然形式上是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将对刘珈迪的债权转让给了刘永强、孙志敏，实际上却是刘永强、孙志敏自行承担了刘珈迪的上述债务。刘永强、孙志敏无权依据民间借贷纠纷向徐亮主张该债权。3如前所述，徐亮与刘永强、孙志敏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徐亮不欠刘永强、孙志敏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判决利息没有事实依据。 孙志敏、刘永强辩称：1.一审判决判令徐亮向刘永强、孙志敏偿还借款本金77500元及利息（以77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对刘珈迪生前向孙志刚、马丽萍、于玲及刘永强、孙志敏出具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刘珈迪在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去世期间，由于因病不能上班年收入共计仅有27472元，不足以支付因住院、治疗、生活等产生的高额费用，而其夫徐亮作为中石化第十建设公司第二安装公司的员工，年收入近20万元却不履行对生病妻子的扶助义务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在一审庭审中，徐亮自认在刘珈迪生病至去世的近18个月里，徐亮仅向刘珈迪支付不足15000元。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生活费、孩子抚养费以及每月偿还的房贷费等花销，刘珈迪生前实在没有能力支付，只能向自己亲戚马丽萍、于玲、孙志刚借钱，刘永强、孙志敏刘永强为了给女儿刘迦迪治病，卖掉自己仅有一套房屋。对于上述借款，刘迦迪生前分别写下四张借条，对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中表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门诊发票、收据、微信及支付宝记录、录音光盘等证据，经本院审查和庭审质证，可以认定”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到一审法院对于刘珈迪为了治病分别向马丽萍、于玲、孙志刚及刘永强、孙志敏出具借条真实性是认可的。（2）2017年8月21日借条中的15.5万元系夫妻共同债务，徐亮应承担50%的偿还责任，并以77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该笔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徐亮应对该笔款项承担50%还款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徐亮所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刘永强、孙志敏在一审中提交了该笔借款花销在何处的大量票据，以此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以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合法性。刘珈迪生前借钱治病，所借款项不仅仅支付医疗费，还包括营养费、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费、孩子抚养费、偿还房贷费等综合费用，这些借款都用在治疗刘珈迪的疾病上，属于夫妻共同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徐亮应对刘永强、孙志敏所借款项承担50%的还款责任。综上，一审中判令徐亮对于15.5万元的借款承担50%的还款责任于法有据，请依法驳回徐亮的上诉请求。 孙志敏、刘永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亮向孙志敏、刘永强偿还借款699093元；2.判令徐亮支付孙志敏、刘永强利息（以699093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保全费由徐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孙志敏、刘永强系刘珈迪父母，徐亮与刘珈迪原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6月1日登记结婚。刘珈迪因病于2017年10月14日去世。孙志敏、刘永强提交2017年4月5日的借条一份，载明：我刘珈迪230603××××因病去北京治病急需用钱两次向马丽萍借现金共计35万元第一次于2016年5月6日借25万元，第二次于2017年4月5日借10万元，用于治疗、复查及维持日常生活等相关费用，此借款由我和徐亮2114xxxxx夫妻共同偿还，此借款条永久有效直至还清为止。借款人：刘珈迪（签字、按手印）。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显示2016年5月7日向刘珈迪名下账户存款5万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2016年11月10日的借条载明：我刘珈迪230603××××因病在北京治疗期间多次向于玲（二娘）借人民币现金共计18万元，用于治病和维持生活，今后由我和徐亮21xxxx夫妻共同偿还，此借款条永久有效直至还清为止。借款人：刘珈迪。孙志敏、刘永强提交2017年8月21日的借条载明：本人刘珈迪（身份证：230603××××）由于乳癌复发，看病急需用钱，向孙志刚（二舅）借人民币15.5万元，此借款永久有效，由我和徐亮夫妻二人还清为止。借款人：刘珈迪（签字、按手印）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证明2017年8月19日向刘珈迪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5.5万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与“二舅”短信记录证明打款的事实。孙志敏、刘永强提交2017年7月29日的借条载明：从患病以来借无可借，现请求爸妈卖掉家里唯一的房子用于给我治病及生活支出，共计人民币21万元整，一定偿还。借款人：刘珈迪（签字、按手印）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个人名下住宅登记记录自助查询报告证明，两孙志敏、刘永强名下现均无房产。徐亮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2.刘珈迪于2017年8月2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立下书面遗嘱载明：我于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查出乳癌晚期并骨转移，现又复发，期间多次往返于青岛、北京、大庆之间，一直由我父母照顾、陪伴，并同时照顾我们儿子徐梓贺，自从有病以来丈夫多次提出离婚，故我决定将我名下的房产：青岛市黄岛区xx号楼xx单元xx室的房产留给我的母亲孙志敏xxxx、父亲刘永强xxxx继承。另有抚恤金、丧葬费、公积金、医药报销等一切与我有关的款项（以有关部门核算为准）均由我父母继承领取……此遗嘱一式一份，由我父母持有。孙志敏、刘永强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证明马丽萍、于玲及孙志刚分别将涉案借条中的债权转让给两孙志敏、刘永强并向徐亮进行邮寄。3.一审庭审中孙志敏、刘永强及徐亮均认可刘珈迪住院及慢病自费金额为89906.61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门诊费发票及收据，证明刘珈迪因治病产生门诊费127157.98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北京协和医院住宿费发票及收据、情况说明，证明刘珈迪在北京治病期间产生住宿费金额64064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生活费发票及收据，证明刘珈迪在北京治病期间产生生活费7161.42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营养品收据，证明刘珈迪治病期间购买营养品花费57590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交通费发票及收据，证明刘珈迪治病产生交通费21533.55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青岛生活费发票、收据及物品图片，证明刘珈迪在青岛产生生活费22015.38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丧葬事宜发票、收据及收费清单，证明刘珈迪去世后因丧葬事宜产生费用97328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房贷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刘珈迪支付共有房屋贷款36378元，孙志敏、刘永强提交微信记录、支付宝记录，证明刘珈迪因病生活支出情况，孙志敏、刘永强提交刘珈迪与徐亮微信聊天记录、刘永强与徐亮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等，证明徐亮拒付刘珈迪治病等相关费用的事实。徐亮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孙志敏、刘永强提交的2017年8月21日的借条（15.5万元），有银行客户回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结合刘珈迪生病花费医疗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款项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借款，徐亮应承担50%的偿还责任即775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孙志敏、刘永强诉求徐亮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其他借条，孙志敏、刘永强未提交款项实际交付的相关证据，孙志敏、刘永强也未提交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对于孙志敏、刘永强诉求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并处理，孙志敏、刘永强可另行诉讼。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徐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永强、孙志敏款项77500元；二、徐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永强、孙志敏利息（以77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刘永强、孙志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91元（孙志敏、刘永强已预交），减半收取5395.5元，由刘永强、孙志敏负担4797.5元，由徐亮负担59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志敏、刘永强。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永强、孙志敏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刘永强于2017年7月29日与案外人韩广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自己的唯一住房卖给韩广民，房屋总价款为215000元。证据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证明：刘永强、孙志敏为了给刘珈迪治病，卖掉家里唯一住房价值21万元，卖房款分两笔入账，第一笔由大庆市房屋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汇至刘永强账户（担保金），第二笔由购房者韩广民于2017年9月26日汇至刘永强账户，上述两笔款项到账后均用于支付住院费、治疗费及办理后事的相关费用。证据三、ＰＯＳ机交易回执。证明：刘永强、孙志敏的卖房款于2017年9月21日到账后，于2017年10月1日、2017年10月14日分别向北京协和医院转账2万元，合计4万元，用于治疗及住院费用。证据四、北京市殡葬行业统一收费专用收据及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刘珈迪于2017年10月14日去世后，刘永强、孙志敏于2017年10月16日（刘珈迪去世后第二天）将卖房款用于购买丧葬用品、收殓整容、火化、服务类等共花费4880元。证据五、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收款收据、骨灰盒图片及墓碑图片。证明：刘永强、孙志敏为刘珈迪购买墓地共花费68000元。证据六、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业务收入日报表、收款收据四份及北京世纪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代开收据。证明：刘永强、孙志敏于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16日（刘珈迪去世后第一天、第二天）为刘珈迪购买寿盒、纸活等共花费21080元；于2017年10月16日向北京世纪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交纳房租20140元，共计41220元。证据七、黑龙江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电话号码137××××2050的所有人为孙志刚，系刘珈迪二舅。徐亮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中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光大银行对司活期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徐亮对刘永强、孙志敏出售房屋的情况并不知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并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债权债务有关。对证据四、五、七的真实性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刘永强、孙志敏出借款项的事实。因证据六无印鉴，真实性无法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永强、孙志敏主张刘珈迪向孙志刚借款155000元，其提供了由刘珈迪出具的金额为155000元的借条，刘珈迪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55000元的客户回单，以及刘珈迪与孙志刚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刘珈迪向孙志刚借款155000元的事实。该笔债务发生在刘珈迪与徐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刘珈迪为了看病治疗所负的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为刘珈迪与徐亮的夫妻共同债务并判令徐亮偿还该笔借款的50%即755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关于刘永强、孙志敏所主张的刘珈迪向马丽萍、于玲、刘永强、孙志敏的借款，虽然其提供了由刘珈迪出具的借条，但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刘永强、孙志敏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出借人实际向刘珈迪交付了借条上载明的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9元（孙志敏预交10791元、徐亮预交1738元），由刘永强、孙志敏负担10791元，由徐亮负担17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冷 杰 审 判 员  张晓华 审 判 员  张仁珑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徐之懿 书 记 员  吴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