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11民初5069号原告：李丽霞，女，199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238号吉联商业中心6栋902房。法定代表人：胡科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倩文，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丽霞（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倩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劳动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5月、6月、7月、8月期间应发未发提成共计15829.31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5004.47元（10008.94元÷2)；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通过网络招聘信息后应聘进入被告处工作，利用原告不懂法，被告与原告签订《独家演艺经纪合同》以及附件《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艺人）管理条例》。但之后被告并未履行所谓的经纪合同，而是依据其公司规章制度，严格对原告进行用工管理，包括工作时间、请休假程序及工资扣除规定、保底薪资和多劳多得分配模式等。在被告与原告的关系中，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报酬，而原告从事的工作内容就是被告公司的主营业务，且根据其管理来看，明显原告是依附于被告的。所以原、被告之间名为经纪合同关系，实为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与原告签订《独家演艺经纪合同》以及附件《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艺人）管理条例》，原告的收入按平台方分成后金额的70%进行提成。但被告并未遵守该约定，在平台分成后通过后台操作，将原告账户的到账金额调低，导致原告账户在与被告进行分成前的到账金额仅为实际收益的70%。被告设置的具体换算规则是礼物换算星豆：1000星币礼物＝500元星豆，然后星豆兑换人民币：500元星豆÷125=4元。如果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价值20元的礼物，原告账户应该到账8元，但公司设置后原告账户到账金额仅为5.6元，这5.6元的70%才分给原告。被告应支付原告在其工作期间的未付提成工资共计15829.31元。原告在工作期间，被告未为其购买社保，并且原告已经得知被告擅自操作电脑系统后台，克扣原告工资，原告多次提出要求查看后台，但被告未予准许。原告不得已才因被告克扣工资、不购买社保等原因提出离职。经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特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不予受理。综上所述，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非劳动人事关系，系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确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正确。一、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内容分析，被告与原告系民事合作关系，而非劳动人事关系。1、双方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与原告于2020年5月签订《演艺经纪合同》，合同的鉴于部分明确约定：“乙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拥有良好的演艺才能或艺术天赋······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委托甲方作为其演艺事业的独家经纪人，甲方愿意接受乙方委托。”第2.1条约定：“本协议合作期限为3年，即自2020年5月20日至2023年5月20日止。协议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解约，否则构成违约。”合同第6.1.2条约定：“所有乙方收益，由甲、乙双方共享，按照乙方当月所在的视频直播平台之结算规则，扣除平台方分成后，甲方为乙方设立进入网络视频直播间的账户以及其后台实际结算到账的收入，乙方分成70%,甲方分成30%。”《独家演艺经纪合同》中有关双方关系的表述均为“合作”，根据合同整体内容双方达成的合意为：被告作为原告演艺活动方面的全球独家代理经纪人，按照合同约定将演艺活动相关事项的管理权排他性地委托为被告行使，双方就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的合作模式。而劳动关系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见，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此外，结合被告公司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被告内部有明确的组织架构，针对人事、财务、行政等部门及岗位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并非通过与原告签订其他合同文本来规避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相反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在对该行业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与被告签订《独家演艺经纪合同》，双方只存在达成合作的合意。2、合同中相关内容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上述合同内容，《独家演艺经纪合同》未按照一般劳动合同的内容约定试用期、合同的解除方式亦有别于《劳动合同法》，双方约定的收益分配更是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原告的收益系第三方酷狗平台按照其自身规则与公会进行结算，被告再按照与公会的约定以及与原告的约定再进行结算，实际上属于被告代收，再由第三方进行分配代发。一句话，原告的收入本质是直接由其取得的直播收益根据合同约定的规则换算得出。在合同签订后，被告与原告之间亦是按照此模式进行收益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6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该收入分配方式显然不同于一般基于劳动关系中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而取得报酬的情形。二、从履行合同的实际状况来看，被告与原告系民事合作关系，而非劳动人事关系。1、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但被告履行的义务有别于根据《劳动法》用人单位应履行的义务。被告与原告签订《独家演艺经纪合同》后，被告便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向原告提供宣传、包装、培训等服务。为了使原告提高排位，甚至花钱为其刷礼物、冲星豆等等。被告与原告的合作关系相比一般的劳动合同关系更为亲密，因为被告的收益高低取决于原告的“产品”即直播演艺行为，原告的收益亦离不开被告为其提供的必要服务。被告的上述行为，试问若是构成劳动关系，怎会为原告提高如此“上帝一般”的服务，安排专业经纪人、提高演艺培训、刷礼物、冲星豆等等？2、被告收取收益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发放工资额的方式。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收益分配是在第三方平台结算后，双方按照协议事先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双方均从案外人酷狗直播平台获得收益，无明显的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特征，不具有劳动合同的主要特征。双方形成的是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三、被告虽对签约主播进行了一定的管理，但这是由网络演出而衍生出来的管理行为，不是行使劳动关系的劳动管理权，且被告也从未按照任何书面管理制度对原告进行实质约束。随着网络真人演艺行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主播”、“网红”应运而生。他们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充满激情与胆识，但因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行业鱼目混杂，导致在合法合规方面需要进行及时监管。此监管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互联网行业环境，更是为了保护主播。虽然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处需要打卡，但被告认为这是根据双方合作模式的必然产物。一家传媒公司线上线下与上百甚至上千的主播有合作。针对线下主播，被告必须及早安排好直播间的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只是便于被告及时调整直播间的使用情况并了解主播的动态，以防出现意外。且结合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运营在服务于原告时均充分尊重其直播的时长，如询问其是否加播、在原告加播时表示关心！四、被告不存在扣发其收益的行为。被告在与原告合作期间均系按照原告后台数据进行的收益分配，不存在违约。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非劳动人事关系，系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原告的全部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充分考虑演艺经纪行业的特殊性及行业习惯，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通过被告在招聘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来到被告处从事直播工作。2020年5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独家演艺经纪合同》，并附《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艺人）管理条例》。合同约定，被告担任原告互联网线上电商直播、线上演艺、视频直播平台演艺及未来可能涉及到的线下演艺的经纪公司，就原告的全部直播、演艺事业提供独家经纪代理服务。双方就服务内容、业务范围、著作权、收益分配等作了详细约定。管理条例中规定了签约主播要求、主播培训制度、主播管理制度、主播收益结算方式及请假旷工制度等相关细则。合同签订后，原告使用被告提供的直播间，在第三方平台酷狗平台上从事直播演艺工作。原告上直播时需打卡，下直播间时无需打卡。原告直播的内容由其自行决定，其收益来自于在平台直播时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被告代收平台上的收益后，按照原告70%、被告30%的比例与原告进行分配，按月向原告发放了收入。2020年9月27日，原告因认为被告通过后台操作降低了其收入，原告提出离职。2021年3月11日，原告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劳动合同关系；2、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5月、6月、7月、8月期间应发未发提成共计15829.31元；3、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5004.47元（10008.94元÷2)。2021年3月16日，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原告作出雨劳人仲案不字（2021）6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另查明，双方发生争议后，被告以原告违反合同约定为由，于2021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湘0111民初2031号]，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上述事实，有《独家演艺经纪合同》、《湖南众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艺人）管理条例》、主播佣金表、微信聊天截图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结合本案的证据，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从双方是否具有达成劳动关系的合意看，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独家演艺经纪合同》，该协议约定的目的和背景、合作内容、收入及结算均不具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性质。双方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从收入来源和分配看，原告的直播收入主要来源于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被告公司并未参与原告的直播行为，仅是依据其与原告约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将原告从第三方平台获得的收入代发给原告，上述报酬性质并非劳动关系意义上的工资。再次，从人身依附性来看，原告的直播时长并不固定，原告的直播内容由原告自主决定，不由被告安排，原告的直播内容不属于被告的业务范围。因此，双方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原告上直播间需打卡，下直播间不打卡，系被告基于对直播间的安排而做出的管理规定，不应视为双方之间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规章制度。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经济、人身依附性。综上，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以及基于劳动关系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丽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李丽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正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蒋奉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