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102民初448号原告：唐某1，男，195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秀，吉林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某2，男，198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1，系唐某2父亲。被告：潘某1，男，196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被告：潘某2，女，195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被告：潘某3，男，195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民，吉林海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东帅，吉林海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某1、唐某2与被告潘某1、潘某2、潘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秀、原告唐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1与与被告潘某1、潘某2、潘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民、常东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将被继承人潘景隆死亡后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305792元按照被继承人生前遗嘱的要求支付给唐某1；2.本案诉讼费由潘某1、潘某2、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唐某1系潘莉之夫，潘莉为被继承人潘景隆之次女，唐某2为潘莉之子(代位继承人)。被继承人潘景隆于2019年4月3日病故，其次女潘莉早于被继承人死亡(于2018年2月病故)，唐某1之岳母早于岳父潘景隆死亡(于2014年病故)。被继承人潘景隆原为吉林省档案局离休干部，生前十多年来一直同唐某1和潘莉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与其他子女均无来往。由于唐某1和潘莉夫妻二人一直孝敬老人，潘莉于2018年2月病故后，岳父潘景隆仍与唐某1共同生活，除生活琐事全由唐某1打理外，岳父生病住院、陪护均由唐某1负责。岳父为了答谢唐某1对其常年所尽的忠孝，于2018年4月2日邀请吉林省档案局老干部处的处长刘唯芝到家里做见证，当面向吉林省档案局的领导书写了《身后事》书面材料1份，并在材料中简要阐述了与其四个子女的抚养情况，并委托唐某1全权负责其有生之年养老死后送终，其病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一切应发资金全部支付给唐某1，该《身后事》的书面材料实为遗赠抚养协议性质。2019年4月3日，潘景隆病故，其抚恤金292218元和丧葬费13574元，共计305792元。原告唐某2同意将该305792元支付给唐某1，但是潘某1拒绝执行潘景隆书写的《身后事》处理意见，致使唐某1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故唐某1诉至法院。潘某1、潘某2、潘某3辩称，《身后事》内容中的抚恤金不是遗产，《身后事》不属于遗嘱，也不属于遗赠抚养协议。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作为遗产进行处分的财产应当是自然人截止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包括生前的债权。本案涉及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抚恤金，该抚恤金不是亡者生前财产，也不属于亡者本人所有。唐某1持有的《身后事》内容是亡者生前将抚恤金进行了处分，这种行为不符合民法典关于继承和遗赠的规定。唐某1自己认为是遗赠抚养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2004]民一他字第26号:“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该答复的赔偿金与本案的死亡抚恤金属于同种性质，都属于死者之后，国家机关给予死者亲属的精神上安抚或物质上帮助性质的资金，因此抚恤金不能作为遗产处分。《身后事》的内容不属于遗赠抚养协议，也不属于遗嘱。《身后事》的内容没有涉及到老人生前财产，没有执行内容，针对抚恤金也没有执行的法律依据。《身后事》开头为“吉林省档案局领导”，内容是“我的丧葬费、抚恤金等一切应发资金全部付给唐某1”，很明显《身后事》是写给档案局领导的，提出支付丧葬费和抚恤金的要求一封信。唐某1在民事起诉状中也承认是亡者向吉林省档案局导书写的。抚恤金是依据法律规定支付给死亡者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而不是由亡者生前指定支付，所以抚恤金支付给唐某1没有法律依据。按照国家给付抚恤金的目的和给付对象，本案抚恤金不应支付给唐某1，而是应支付给潘某1、潘某2、潘某3。抚恤金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支付给因公伤残或死亡或病亡者亲属的抚慰金。亡者潘景隆有四名子女，二女儿就是唐某1的妻子，于2018年2月病故，故本次抚恤金应支付给其他三名子女，也就是本案的潘某1、潘某2、潘某3。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潘景隆与高淑珍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潘某2、潘某3、潘莉、潘某1。高淑珍于2014年5月12日死亡，潘景隆于2019年4月3日死亡，潘莉于2018年2月17日死亡。潘莉与唐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名为唐某2。2018年4月2日潘景隆留有《身后事》一份，内容为“吉林省档案局领导，我年事已高，趁头脑清醒，写此证据。我有四个子女，除潘莉外，长期以来和我无来往。惟独女婿唐某1全权负责我有生之年养老死后送终。我和丧葬费、抚恤金等一切应发资金全部付给唐某1”。另查明，被继承人潘景隆去世后，其单位应发放一次性抚恤金292218元、丧葬费13574元，合计305792元。本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遗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潘景隆生前留有《身后事》一份，从其形式上看为自书遗嘱，潘景隆意将其死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分配给唐某1。抚恤金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死者家属的一种补偿费用，丧葬费是死者单位给予死者亲属处理死者后事的一种补助，抚恤金和丧葬费均发生于死者死亡后，不属于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因此抚恤金和丧葬费并不属于遗产的范畴。潘景隆即使留有遗嘱，其没有权利在遗嘱中处分抚恤金和丧葬费，故潘景隆在遗嘱中关于处分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部分是无效的。抚恤金、丧葬费具有精神安慰和物质补偿的性质，系死者的近亲属均享有的权利，故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可以参照遗产的分配原则来处理。关于丧葬费13574元，潘景隆死后的丧葬费均是由唐某1支付的，且潘某1、潘某2、潘某3亦同意将丧葬费13574元分配给唐某1，故对唐某1主张的丧葬费13574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抚恤金292218元，潘景隆死亡时，其配偶、父母均已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潘某1、潘某2、潘某3，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潘景隆的遗嘱写明“女婿唐某1全权负责我有生之年养老死后送终”，潘某1、潘某2、潘某3认为其不是潘景隆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从潘景隆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治疗时的病历材料中亦能看出，患者或者家属签字处大部分为唐某1、潘莉签字，本院认定唐某1对岳父潘景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潘莉先于潘景隆死亡，潘莉的儿子唐某2作为代位继承人亦可参与分配。结合亲属密切程度及赡养老人情况，本院酌定潘某1、潘某2、潘某3各分得抚恤金的18%即52599.24元，唐某1分得抚恤金的30%即87665.40元，唐某2分得抚恤金的16%即46754.88元。因唐某2同意将自己的份额支付给唐某1，故唐某1共分得抚恤金的46%，即134420.2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唐某1分得被继承人潘景隆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47994.28元，潘某1、潘某2、潘某3各分得被继承人潘景隆的抚恤金52599.24元；二、驳回唐某1、唐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3元，由唐某1负担1425元，由潘某1、潘某2、潘某3各负担5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昊朋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徐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