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5民终44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锋，男，198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丛卓，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宝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601号。法定代表人：陈玉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韦，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红，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龙，男，198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韦，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红，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德梅，女，198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韦，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红，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锋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宝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公司)、陈玉龙、陆德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77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文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并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文锋将其实际出资的1230万资产投资到苏州枯子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枯子达公司)，错误认定涉案资产在转让时属于枯子达公司的法人资产。文锋将其实际出资的1230万资产投入枯子达公司必须经过合法途径，文锋与枯子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协议转让涉案资产的情形；枯子达公司也未实缴注册资本，枯子达公司就是一个空壳，也没有经济实力受让文锋投资的涉案资产；文锋也未将涉案资产作为对枯子达公司的出资实缴到枯子达公司。因此，涉案资产在转让时仍然在文锋个人名下。原审裁定认定涉案资产转让时文锋将其实际出资的1230万资产投资到枯子达公司，进而认为涉案资产属于枯子达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涉案资产协议转让的主体为枯子达公司和宝胜公司，本案应认定文锋为涉案资产转让协议的转让方。首先，对于资产转让实际主体的认定，应当根据资产转让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而不是简单根据资产转让协议所列的字面意思进行认定。资产转让协议的多个条文也印证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文锋为资产转让方。1.资产转让协议明确实际投资人为文锋，这也印证了涉案资产仍然在文锋名下的事实。2.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支付至乙方银行卡(姓名：文锋)，也印证了乙方为文锋。3.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乙方从签订资产转让合同起，不占有枯子达公司股份。如果实际资产转让方为枯子达公司，那就成了枯子达公司自己不占有自己股份的约定，这也与枯子达公司为转让方相互矛盾，该条文也印证了乙方即资产转让方为文锋。4.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在约定日期内，未付款的，一个月内乙方有权收取枯子达公司酒店经营营业款作为应付转让款，超期两次未按时支付，由乙方经营收取酒店营业款直至全部投资款为止且乙方有权追究甲方违约责任。本来枯子达公司就可以收取自己的营业款，这样特别约定也说明乙方为文锋；资产转让协议履行后，枯子达公司也一并转让给对方，枯子达公司不可能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只有乙方为文锋才能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其次，涉案资产在转让时仍然在文锋名下并非在枯子达公司名下，也能够证明资产转让方实际为文锋并非为枯子达公司。再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资产转让的经办人事先得到了实际权利人的授权，虽然涉案资产不在枯子达公司名下，但资产转让的经办人以枯子达公司名义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参照《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实际权利人更应该直接成为合同主体即资产转让方，即应将文锋认定为资产转让方。三、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案应当追加枯子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追加枯子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故审理程序错误。四、文锋作为涉案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1230万元。在资产转让后文锋至今并未取得一分钱资产转让款，故文锋属于与本案涉案资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文锋完全符合起诉规定的条件，原审裁定依据该规定裁定驳回文锋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根据原合同法第402条及民法典第925条，枯子达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文锋的授权范围内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枯子达公司与文锋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该法律规定，本案的资产转让协议应当直接约束文锋和被上诉人。宝胜公司、陈玉龙、陆德梅共同辩称：一、从上诉人自己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证人章某1的证言来看，案涉转让款1230万元的用途均属于枯子达公司维也纳酒店的装修费、加盟费、酒店用品等费用，且枯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章某1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前已将协议文本交给上诉人审核，上诉人对资产转让主体为枯子达公司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即上诉人对案涉资产系枯子达公司的资产是明知且认可的。二、实际出资人与财产所有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诉人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枯子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方面又主张该出资还没有进入枯子达公司；一方面认为用于枯子达公司维也纳智好酒店的装修费、加盟费及其他资产等都是自己的出资，一方面又否认该资产属于枯子达公司。观点矛盾，不具有逻辑性，只能说明上诉人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的文本由枯子达公司单方提供，并经过上诉人文锋的审核和同意，系上诉人及枯子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加盖有转让方枯子达公司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章某1签名。内容明确，形式完备，按普通人通常思维及正常理解不会对转让人是否是枯子达公司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至于协议中提到枯子达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为文锋、转让款约定汇入文锋个人账户等内容，这与转让人为枯子达公司并不矛盾。综上，由于转让协议明确载明资产转让方为枯子达公司，上诉人文锋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款，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文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胜公司立即向文锋支付酒店股权转让款123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以12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陈玉龙、陆德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枯子达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设立，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章某2、文某分别认缴出资510万元和490万元，认缴期限为2050年12月31日。章某2持有枯子达公司51%股权、文某持有枯子达公司49%股权，章某2为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宝胜公司（甲方）与枯子达公司（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枯子达公司实际投资人为文锋（法人章某2），甲方同意受让乙方资产（详见双方确认的资产明细清单），乙方保证以上转让的资产不存在任何权属和与第三人存在其他纠葛，如发生有关资产产权纠纷由乙方负责。在转让过程中，甲方对乙方资产明细清单进行清点，乙方正式移交甲方后，后续问题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转让资产价格为1230万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分三年半付清。转让款支付至乙方银行卡（姓名：文锋，账号：62×××74，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州衡山桥支行）。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次日协助甲方办理资产清点和交接手续，同时提供合法的资产凭证。乙方从签订资产转让合同起，不占有枯子达公司股份。法人变更过程中，宝胜公司委派陈玉龙作为公司法人。本协议附设资产转让明细清单，该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资产转让明细清单需经双方签字确认，并且是本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宝胜公司及陈玉龙在协议甲方落款处签章、签字，枯子达公司及章某2在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签字。2018年10月26日，枯子达公司与宝胜公司就上述资产转让协议项下转让的资产完成核实和清点。资产明细清单包含：枯子达公司名下酒店前期装修所采购的设施、设备、已支付的房租、装修工程款、加盟费、转让费等前期各种投入合计1239.5596万元。宝胜公司及陈玉龙、枯子达公司及章某2分别在清单落款处盖章和签字。2018年10月26日，陆德梅出具担保函，内容为：本人愿意就枯子达公司转让给宝胜公司资产转让协议（资产金额124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宝胜公司不能如期付款，本人同意由原投资人收取现有酒店营业款，如营业款收不到可追究本人担保义务。2018年11月14日，枯子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章某2、文某将其持有的枯子达公司全部股权以0元价格分别转让给陈玉龙和宝胜公司，同时免去章某2执行董事职务、免去文某监事职务，重新选举陈玉龙为公司执行董事、吴永鹏为公司监事。同日，双方办理了上述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陈玉龙持有枯子达公司25%股权，宝胜公司持有枯子达公司75%股权，枯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章某2变更为陈玉龙。还查明，2017年11月14日，文锋、范燕（乙方）与宝胜公司（甲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苏州金龙华庭商务酒店租赁房屋属于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客运总站所有。宝胜公司苏州金龙华庭商务酒店内属于甲方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酒店装修、床、电视、空调等）全部按照现状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450万元。后，文锋陆续支付了450万元资产转让款，并与深圳市维也纳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加盟维也纳酒店并按照相关要求对酒店进行装修改造、配备运营物资等，为此支付了品牌使用费、加盟费等相关费用合计62.2万元。2017年12月17日，枯子达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华泰公司对枯子达公司位于苏州汽车南站客运站的维也纳智好酒店（即文锋收购的苏州金龙华庭商务酒店）进行装修，合同价款280万元，酒店装修涉及的消防许可、施工许可等均由枯子达公司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文锋已支付华泰公司装修款210万元。文锋一审陈述：我是枯子达公司实际投资人，枯子达公司与宝胜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前，章某2将协议内容发我审核，因为我不是枯子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所以同意让枯子达公司和章某2在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和签名，但枯子达公司转让的资产全是我投资，协议签订时酒店仍处于装修过程中，尚未正式营业，我认为这部分资产还没有正式转到枯子达公司名下，仍属于我个人财产，所以我有权力主张资产转让款。文锋还申请了枯子达公司原股东章某2、文某一审到庭作证，章某2陈述：文锋是枯子达公司实际投资人和幕后老板，我和文某是枯子达公司名义股东。文锋将其从宝胜公司收购的酒店资产投资到枯子达公司，枯子达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后，相应的装修款也是文锋支付，文锋向枯子达公司总共投资了一千多万元，所以我方在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1230万元转让款需支付到文锋个人账户。因宝胜公司收购枯子达公司资产需要支付1230万元转让款，所以股权转让就无需再支付对价，双方约定以0元转让股权。证人文某陈述：文锋是枯子达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幕后老板，我和章某2仅是名义股东，枯子达公司名下酒店资产收购所需费用、装修费用、员工工资及开支等都是文锋支出。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文锋提供的证据、证人章某2、文某的证人证言，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的主体应为枯子达公司和宝胜公司。文锋作为枯子达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将其收购的苏州金龙华庭商务酒店内所有资产以及后续取得的维也纳酒店特许经营权投资到枯子达公司，并承担了枯子达公司名下酒店后续装修及其他开支费用，上述投入均系对枯子达公司的投资，并且该投资也得到枯子达公司两名原始股东确认。文锋将资产投资到枯子达公司后，上述财产即转变为枯子达公司的法人财产。文锋无权再对资产主张所有权。因此，文锋无权要求宝胜公司支付资产转让款，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系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基于文锋主体不适格，其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裁定：驳回文锋的起诉。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二审经审理查明，目前枯子达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由宝胜公司、陈玉龙方管理，且案涉《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款尚未履行。以上事实，由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文锋是否是适格原告问题。形式上看，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系枯子达公司（乙方）与宝胜公司（甲方）签订。但该协议约定：“枯子达公司实际投资人为文锋”“……转让款均支付至乙方银行卡上（姓名：文锋账号……）”“乙方从签订资产转让合同起，不占有枯子达公司股份”“甲方在约定日期内，未付款的，一个月内乙方有权收取枯子达公司酒店经营营业款作为应付转让款……”“甲方同时向乙方承诺，从第四年开始至宾馆经营期届满或者宾馆停止经营为止，甲方每年于按月向乙方支付额外报酬（标准按照宾馆每月实际经营所得纯利润的30%）。租赁期满或未满甲方将酒店对外转租、转让，乙方依法享受转租转让款的30%作为投资补偿款”。从上述约定的内容来看，文锋对于案涉《资产转让协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770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陈亚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茂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