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9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轶冬，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伦平，女，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柯，男，197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系周伦平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一段333号银泰商务中心1栋1单元7层1号。 法定代表人：冯志彬，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成都榆成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双华社区一组80号1栋1-2楼1号。 法定代表人：尹全安，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尹全安，男，194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原审被告：杨忠全，男，194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审被告：李丹，女，197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被告：熊平秀，女，195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杨轶冬因与被上诉人周伦平、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信公司）及原审被告成都榆成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榆成公司）、尹全安、杨忠全、李丹、熊平秀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轶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周伦平及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明信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通过对公账户转账给成都御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乾公司）的100万元往来款为抽逃出资款项；2.杨轶冬于2013年5月至12月并未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3.杨轶冬对案涉100万元款项性质不知情，没有协助尹全安、榆成公司抽逃出资。 周伦平辩称，1.明信公司注册资金被抽逃证据确凿。杨轶冬一直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全程独自办理了明信公司的工商核名、登记设立和注册验资等过程，全程参与明信公司出资、验资各项工作，必然知晓明信公司应在2013年12月20日前出资100万元等客观事实；2.杨轶冬向银行作出同意转款的表示，导致案涉100万元注册资金被转出，系以实际行动协助明信公司抽逃出资；3.杨轶冬长期担任明信公司监事和执行董事，其违反对公司的忠诚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实质财产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正确，周伦平能够接受判决结果。 明信公司及榆成公司、尹全安、杨忠全、李丹、熊平秀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答辩意见。 周伦平、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榆成公司向明信公司返还抽逃出资的本金95万元及利息37.05万元（从2013年12月20日起，年利率按6.5%计算），以及逾期资金利息（计算方式：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下同）；2.尹全安向明信公司返还抽逃资金的本金5万元及利息1.95万元（从2013年12月20日起，年利率按6.5%计算），以及逾期资金利息；3.榆成公司和尹全安相互对以上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杨轶冬向明信公司返还216524元及利息56296元（从2015年11月26日起，年利率按6.5%计算），以及逾期资金利息；5.杨忠全对榆成公司的以上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杨轶冬对榆成公司的以上第一项债务以及尹全安的以上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7.李丹对杨轶冬的以上第四、六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8.熊平秀对杨忠全的以上第五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9.尹怡向明信公司退还购车款11万元及利息28600元（从2015年11月26日起，年利率按6.5%计算），以及逾期资金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明信公司设立和出资经过。2013年5月31日明信公司经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公司）及尹全安为发起股东，天鹅公司出资额为95万元、尹全安出资额为5万元。2013年5月27日《公司登记申请书》载明二股东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3年8月27日前。尹全安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3年5月27日《零首付承诺书》（天鹅公司、尹全安签字盖章）载明，天鹅公司、尹全安承诺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到位100%实收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到位后，5个工作日内持验资报告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后天鹅公司、尹全安未按上述承诺出资到位，于2013年12月9日被公司登记机关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整改。2013年12月20日，四川雅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3年12月19日，明信公司的验资账户1289××××0708已收到全体股东实缴资本100万元，其中天鹅公司95万元，尹全安5万元。公司登记机关因此对明信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予以备案，该章程修正案载明天鹅公司、尹全安实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二、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变动情况。2014年8月6日，明信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天鹅公司将持有的95%的股权转让给杨忠全，并委托杨轶冬办理公司变更手续（未载明转让对价）。2015年1月27日，明信公司申请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尹全安变更登记为杨轶冬。2015年11月1日，明信公司申请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轶冬变更登记为冯志彬。2015年11月26日，明信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备案该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该公司各股东出资变更为：杨忠全出资额30万元、尹全安5万元、冯志彬15万元、李伦修10万元、叶军5万元、宋先华5万元、马五英5万元、朱开全5万元、黄加德5万元、王英5万元、张德云5万元、周伦平5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一审庭审中，杨轶冬、杨忠全述称，杨忠全从天鹅公司受让明信公司股权，是0对价取得，但系代尹全安持有，因此没有支付对价，并提交书面代持协议。周伦平、明信公司认为，以上代持协议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是事后伪造。杨轶冬、杨忠全述称，周伦平取得明信公司股权也没有对价，周伦平予以否认。2013年5月至12月，以及2014年8月期间，明信公司注册、章程变更备案、完善零首付增资手续、验资和登记实缴手续、95%股权由天鹅公司转让给杨忠全的手续，均委托杨轶冬办理。三、杨轶冬作为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况。一审庭审中，杨轶冬的代理人认可杨轶冬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但主张杨轶冬为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非本人真实意思。周伦平提交明信公司的招商银行基本账户1289××××0802开户、变更资料，其中开立单位结算账户申请书明确载明杨轶冬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并记载了杨轶冬的预留电话139××××1975。四、涉嫌抽逃出资的情况。明信公司1289××××0802的银行账号流水反映，2013年12月20日，该账号从明信公司账号1289××××0708转入1000010.69元，交易摘要为“增资成功转基本户本金100万利息10.69”。同日，明信公司1289××××0802的银行账号向御乾公司转出100万元，交易摘要为“往来款”。明信公司1289××××0802的银行账号除上述资金往来记录之外，还存在其他往来记录，但每笔交易金额都较小。周伦平还提交从招商银行调取的2013年12月20日从明信公司1289××××0802银行账号支出100万元到御乾公司的转账支票复印件，载明用途为“往来款”，背面载明业务人员书写的与尹全安（电话134××××9760）通话时间16:40、杨轶冬（电话139××××1975）通话时间16:47，周伦平述称上述通话时间即银行业务员与尹全安、杨轶冬电话联系要求确认转账的时间。一审另查明，2019年8月7日，天鹅公司更名为榆成公司。李丹与杨轶冬系夫妻关系、熊平秀与杨忠全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公司的股东和公司自身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本案周伦平系明信公司现任股东，其与明信公司共同起诉，具有程序诉权。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天鹅公司即榆成公司、尹全安抽逃出资是否成立；2.杨轶冬是否承担连带责任；3.杨忠全是否承担连带责任；4.李丹、熊平秀是否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1年施行）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根据查明事实，明信公司2013年5月31日登记设立，《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3年12月19日该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元，登记机关载明，原天鹅公司、尹全安出资2013年12月19日实缴到位。明信公司的账户已收到全体股东实缴资本100万元，其中原天鹅公司95万元，尹全安5万元。公司登记机关因此对明信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予以备案，该章程修正案载明原天鹅公司、尹全安实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2013年12月20日，明信公司对公账号1289××××0802从验资账户1289××××0708获得转账1000010.69元，同日就向御乾公司转出100万元，交易摘要为“往来款”。而该账号其他资金往来均为较小金额，明信公司主要业务是出租客运，该100万元“往来款”交易基础明显存疑。榆成公司、尹全安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和辩论的权利。该转账在100万元注册资本达到验资账户后第二天即发生，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上述转账行为没有合理基础交易关系，榆成公司、尹全安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上述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应当分别向明信公司承担返还抽逃的注册资本95万元、5万元及利息的责任。利息应当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贷款利率，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抽逃出资返还完毕之日止。由于榆成公司、尹全安的抽逃出资行为是对各自法定义务的违反，应各自承担责任。周伦平、明信公司主张两者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在2013年5月明信公司设立至12月完成验资和实缴登记期间，杨轶冬担任明信公司监事，且公司登记机关材料明确载明上述公司登记手续均系委托杨轶冬办理完成。在案证据已足以认定杨轶冬系当时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杨轶冬主张其担任财务负责人非本人真实意思，不足采信。根据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主体，并不以行为人是公司员工为必要。从查明事实来看，2013年5月，明信公司注册资本未到位，在2013年12月经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整改后，于2013年12月19日注入100万元注册资本，并由中介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次日即划走资金100万元，上述过程是一个完整的抽逃出资行为。且2013年12月20日，明信公司对公账号1289××××0802向御乾公司转出100万元，该交易转账支票上明确载明，银行业务员曾与杨轶冬电话确认，杨轶冬积极参与该无真实合理基础交易的资金转账行为。综上，杨轶冬作为当时明信公司监事、财务负责人，直接承办了上述公司登记等一系列手续，应对榆成公司、尹全安整个办理出资实缴、抽逃出资的行为知情且积极实施，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要件。因此，杨轶冬应对榆成公司、尹全安返还抽逃出资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款规定“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杨忠全于2014年5月受让原天鹅公司持有的股权，庭审中认可从原天鹅公司处受让股权系零对价取得，但辩称系为尹全安代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行为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杨忠全作为办理了登记手续的股东，其与他人的代持交易事由，不对明信公司和其他股东产生对抗效力，不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杨忠全明确陈述其零对价受让股权，且在抽逃出资行为发生之后，属于应当知道榆成公司对明信公司的出资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形。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应理解为包括抽逃出资的情形。故杨忠全受让上述股权，也应当对榆成公司返还抽逃出资的本息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其实际承担民事责任的，再根据与榆成公司的受让关系另行解决。关于争议焦点四。股东返还抽逃出资的责任为特殊的侵权责任。以上杨轶冬、杨忠全所承担的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所引发的责任，不属于夫妻为共同生活而发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轶冬、杨忠全的妻子李丹、熊平秀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关于周伦平、明信公司主张杨轶冬、尹怡侵占明信公司财产，与本案抽逃出资相关法律责任的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前置程序均不同，一审不再审查，应另行处理。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1年施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尹全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明信公司返还抽逃出资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抽逃出资返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榆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明信公司返还抽逃出资9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5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抽逃出资返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杨轶冬对判决第一、二项尹全安、榆成公司应当承担的返还抽逃出资本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4.杨忠全对判决第二项榆成公司应当承担的返还抽逃出资本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5.驳回周伦平、明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310元，由尹全安、榆成公司、杨轶冬、杨忠全负担。 二审中，周伦平提交以下新证据：1.杨轶冬在（2020）川0192民初3053号案中提交的保险赔款费用计算书及燃油补贴资料，拟证明杨轶冬实际负责明信公司财务工作，并持有明信公司的财务凭证；2.（2019）川0192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判令杨轶冬向明信公司返还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且已查明杨轶冬在此期间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实。杨轶冬质证认为，周伦平提交的上述材料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周伦平提交的保险赔款费用计算书及燃油补贴资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周伦平提交的（2019）川0192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判决已被本院（2020）川01民终14260号判决改判，并未生效。对于相关事实，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存在股东抽逃出资情形；2.杨轶冬是否应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股东抽逃出资情形的问题。明信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登记设立，2013年12月19日注入100万元注册资本，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公司登记机关依据《验资报告》载明的“截至2013年12月19日，明信公司已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实收资本100万元，其中天鹅公司（即榆成公司）实缴95万元、尹全安实缴5万元”，对明信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予以备案。次日，明信公司对公账号即向御乾公司转出100万元，交易摘要为“往来款”。明信公司主要业务为出租客运，榆成公司、尹全安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杨轶冬在二审期间亦无法对该款项性质作出合理说明，该100万元“往来款”款项性质存疑，且在到达验资账户后次日即转出，本院认定榆成公司、尹全安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关于杨轶冬是否应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明信公司工商档案登记信息显示，明信公司登记手续系杨轶冬办理完成；《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载明，明信公司2016年6月1日之前的财务负责人系杨轶冬；另案生效判决亦判令杨轶冬向明信公司返还相关财务资料。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杨轶冬系明信公司在2013年5月至12月设立、完成验资和实缴登记期间的监事、财务负责人。且2013年12月20日明信公司对公账号向御乾公司转出100万元的交易转账支票上明确载明，银行业务员曾与杨轶冬电话确认。综上，杨轶冬作为当时明信公司的监事、财务负责人，直接承办了明信公司登记等系列手续，明知榆成公司、尹全安抽逃出资的行为且积极协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杨轶冬应当对榆成公司、尹全安返还抽逃出资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杨轶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07元，由杨轶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