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内09民终4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内蒙古塞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杨某1、杨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子王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9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被上诉人杨某1及刘某、杨某1、杨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二项判决。2.本案的一、二审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没有查清。上诉人张某与吉生太镇本坝行政村苏计自然村的部分村民在2011年2月25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该村的1100亩土地，用于种植农作物，承包期为13年。当时上诉人与杨生才签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杨生才将52.3亩土地交由上诉人承包，每年每亩的承包费为80元，在每年的春播前交付承包费。合同中还特别约定，上诉人承包该土地后，关于国家补贴项目针对土地的归杨生才所有，针对种植的补贴归上诉人所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开始在承包地上种植农作物。按照合同约定，杨生才应给付上诉人当年的种植补贴，但杨生才称要用该款购买农资，并想让上诉人先行给付其当年的承包费，等以后一并结算，上诉人考虑杨生才的实际情况，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先行给付了杨生才承包费。从2011年上诉人承包土地以来的种植补贴被杨生才一直领取，直到2016年杨生才去世，地的种植补贴款被共同承包人三被上诉人领取，没有按合同约定将此款交付上诉人。原告承包地以来至2019年，应领取种植补贴款为33528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次交涉，但被上诉人分文不给，上诉人这才没有给付其后来的土地承包费，一审法院只是单方面的认定上诉人没有给付被上诉人承包费，但是没有考虑被上诉人没有给付承包费的原因，对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只是简单的以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吉生太镇2011年度至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不能证明这些款由被上诉人领取而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这是不符合案件事实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而这些都是属于种植补贴的，对这一点，一审法院并没有否定，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这些补贴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但被上诉人领取了上述补贴，且不给上诉人，这样违反合同约定的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按合同约定给付上诉人这些补贴，或者以此折抵承包费。而上诉人已经将土地承包费付到了2016年的，所以不是上诉人违约，而是被上诉人先行违约后，上诉人才没有给付其2016年后的承包费。上诉人已经将土地承包费付到了2016年的，被上诉人先行违约后，上诉人才没有给付其2016年后的承包费。至于补贴标准，在吉生太镇是统一的，认定上诉人的证据没有证明自己的主张，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刘某、杨某1、杨某2辩称，一、上诉人张某并非涉案土地的实际种植者，无权主张种植补贴，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起诉。与本案同属系列案件的杨柱小与张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庭审中，张某向法庭提交了其入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等证据，以证明其承包的847亩土地实际耕种者并非其本人，而是该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种植补贴领发放的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种植补贴须“谁种植、谁申请、谁上报”。上诉人在未实际种植的情况下，无权申领种植补贴，亦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种植补贴。二、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领取了上诉人应得的“种植补贴”，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其“种植补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关于“种植补贴”的真实含义。“种植补贴”针对的是种植，答辩人等村民出租土地时的本意即是将政府不定时期、不定品种、不定额度，在种植者种植某种作物符合国家补贴政策的情况下专门发放的种植补贴（如：种植大豆、小麦、玉米补贴等）归为租赁人所有，无论土地耕种与否均予发放的三项补贴及之后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则仍归答辩人等村民所有。此亦为答辩人等村民之合理预期。一审庭审中，证人刘秀林也明确提到种植补贴就是针对种植某种作物的补贴。本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进一步证实了“种植补贴”就是针对大豆、小麦、玉米等特定作物的补贴项目。（二）根据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其至少应当举证证明以下三个方面事实存在：1.政府种植补贴政策事实存在；2.上诉人在相应政策年度内种植了符合补贴条件的作物；3.上诉人应当领取的补贴款已由答辩人领取。本案一审过程中，答辩人向法庭出具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根据该证明及出庭证人的证言，上诉人自行申报领取过“大豆补贴”“轮作倒茬补贴”等款项，答辩人从未申领取得涉案土地的种植补贴。三、上诉人认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属于“种植补贴”完全错误。根据政策规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系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中的一种。该补贴发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耕地的地力，鼓励农民培植土地不断肥沃，不断改良土壤，是对“地”的补贴。它的发放对象原则上是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也就是土地的原始承包人，而上诉人张某既非集体组织成员，又未承包土地，显然并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权，亦不属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发放对象。四、上诉人张某拒不支付土地承包费用，属根本违约，完全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一）所谓“改变承包费用支付方式”的“口头协议”无证据证明。（二）张某以“种植补贴未向其支付”作为拒绝支付土地承包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土地承包费的支付方式为每年春播前一次性付清当年的费用，在答辩人交付土地后，张某应当如期足额支付土地承包费。（三）张某恶意拖延时间，严重侵犯了本坝苏计村民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张某在未对涉案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支付其“臆想”而来的“种植补贴”，主体错误，证据不足；其以未付种植补贴为由拒付土地承包费，于理不合，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从2011年-2019年的种植补贴33528元；二、请求判令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刘某、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被反诉人退还反诉人承包的土地52.3亩；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反诉人立即支付拖欠反诉人的土地承包费16736元；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利息损失；四、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反诉被告）张某（乙方）与吉生太镇本坝行政村苏计自然村22户村民（甲方）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第一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愿意将自己的二轮土地承包的村西地（林东西）以每年每亩80元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为13年，从2011年2月25日至2024年2月25日；合同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要在每年春播前付清甲方当年的承包费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将土地承包给乙方后，关于国家补贴项目针对土地的归甲方所有，针对种植的补贴归乙方所有，灾补、种补、有经济增用土地的都归乙方所有，在乙方承包期未满时，国家无条件收回承包地时，甲方要返还乙方长付的承包费用。甲方22户村民包括案外人杨生才及乙方张某在合同上签字。被告（反诉原告）刘某、杨某2、杨某1系案外人杨生才的妻子、长女、长子。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杨生才作为户主将部分共有土地承包给了原告（反诉被告）张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张某多次就合同第四条约定的种植补贴与案外人杨生才进行协商，但双方一直未能协商一致。案外人杨生才于2016年去世。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反诉被告）张某从2017年开始至今共欠案外人杨生才、被告（反诉原告）刘某、杨某1、杨某2四年的土地承包费16736元（52.3亩×80元×4年=16736元）未付。以上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张某向法庭提交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反诉原告）杨某1向法庭提供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应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吉生太镇2011年度至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不能证明本诉原告诉请的33528元由本诉被告实际领取，本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有力的支持其诉讼请求，故对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给付33528元种植补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反诉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并要求反诉被告退还52.3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对种植补贴产生争议未能协商一致，反诉被告要求对种植补贴进行结算后继续履行给付承包费的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反诉被告）要在每年春播前付清甲方（反诉原告）当年的承包费用。现反诉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给付反诉原告2017年至今共计四年的承包费16736元，已构成违约。反诉被告提出未付承包费系因反诉原告未给付种植补贴构成违约在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给付16736元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此未作约定，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本诉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二、由反诉被告张某给付反诉原告刘某、杨某1、杨某2土地承包费16736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反诉原告刘某、杨某2、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元，由本诉原告张某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7元，由反诉被告张某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某提交三份证据：1.四子王旗吉生太本坝行政村苏计自然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拟证明退耕还林面积加部分公益林面积再加耕地地力保护面积是原有的耕地面积，宋秀平、刘某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大约为每人六亩。2.董俊标和宋秀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拟证明董俊标承包的是田块，上诉人承包的是二轮承包土地范围内的土地。被上诉人质证称，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任何关联。3.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刘某发放各项补贴的明细，拟证明杨生才（财）、刘某户内实际领取的补贴数额。三名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记录补贴项目不是上诉人主张的种植补贴。刘某和杨某1的各项补贴都统一打在杨生才（财）和刘某的账户内。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某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吉生太镇本坝村民委员会苏计村代码为150929101200040016J的土地。承包期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承包地确权总面积19.1亩。杨某1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吉生太镇本坝村民委员会苏计村代码为150929101200040015J的土地。承包期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承包地确权总面积37.7亩。其二人合计承包地确权总面积56.8亩。按照杨生才签字确认的吉生太乡本坝行政村书记自然村土地承包费付费花名册中所记载杨生才出包土地亩数及付款金额，杨生才承包给张某的土地亩数应为56.2亩，每年承包费为4496元，故张某欠付刘某、杨某1、杨某2017年至2020年四年的土地承包费应为17984元。 2011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5687.97元，其中停发青贮玉米良种补贴50元，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35.54元，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1658.43元；2012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2420.73元，其中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35.54元，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两项461.76元、1658.43元；2013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5621.77元，其中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35.54元，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2120.23元；2014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8652.01元，其中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35.54元，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2120.23元；2015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13360.53元，其中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35.54元，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1696.11元；2016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5439.21元，其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154.11元；2017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杨生才（财）发放各项补贴共计3164.82元，其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179.88元；2018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刘某发放各项补贴共计9157.62元，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254.22元；2019年四子王旗吉生太镇给刘某发放各项补贴共计9112.6元，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222.12元。刘某和杨某1的各项补贴都汇入了杨生才（财）及刘某的账户内。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某认为被上诉人刘某及案外人杨生才（财）领取的补贴属于种植补贴应由上诉人领取，三被上诉人认为领取的补贴属于土地补贴应由被上诉人领取。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诉争的补贴应由谁领取，领取的数额是多少？ 根据《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的规定，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业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支持对象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政策目的是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明确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 农业农村部曾对“因为土地可以流转，补贴应该给谁？”的问题作出权威回应：“一般由承包户和实际经营户双方协商确定，未协商时原则上谁承包补贴谁”。具体答复如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具体确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标准。地方在确定具体补贴方案时，可按农户实际种植面积兑付，体现“谁种地，补贴谁”，切实保护好农民种粮利益。对于流转土地的补贴对象，一般通过双方流转协议确定补贴对象；如果协议没有明确，原则上，补贴发放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补贴资金通过“一卡（折）通”等形式直接兑现到户。 本案中，杨生才与张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实质是杨生才对其承包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杨生才）将土地承包给乙方（张某）后，关于国家补贴项目针对土地的归甲方所有，针对种植的补贴归乙方所有，灾补、种补、有经济增用土地的都归乙方所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某、杨某1、杨某2系杨生才的妻子及儿女，其将56.2亩土地承包给张某，被上诉人并未进行种植。结合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谁种补谁的政策目的以及农业农村部的回复，本院认为，本案中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以及2016年后合并后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系用于补贴粮食种植者，即对种植的补贴，应属于对土地实际种植者张某的补贴。张某主张2011年至2019年的种植补贴共计33528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生才及刘某账户内领取的种植补贴共计19753.22元。 另，三名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张某并非土地实际耕种者，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对此，本案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主体是张某，约定的土地承包人是张某，且合同第四条约定，国家补贴项目针对土地的归甲方，针对种植的归乙方张某，故张某具有本案诉权，主张种植补贴主体适格。 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子王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9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 二、刘某、杨某1、杨某2给付张某种植补贴19753.2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履行完毕； 三、张某给付刘某、杨某1、杨某2土地承包费17984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刘某、杨某1、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38元，由张某负担261元，刘某、杨某1、杨某2负担377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07元，由张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38元，由张某负担261元，刘某、杨某1、杨某2负担3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强 婷 审判员 王凤兰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史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