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初591号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法定代表人：闫桂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兵,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沛,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迪，女，196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强，北京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北京蔚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君，男，195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信托公司）与被告刘迪、张君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兵、钱沛,被告刘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强、刘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合同编号为J2016060gyzys001-差额补足001《差额补足协议》向原告支付差额补足款人民币33946353.35元；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6月20日至被告实际支付差额补足款之日的违约金(按应付而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点七四计算)；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本案的律师费人民币l0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34046353.35元；4.判令所有被告连带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原告设立“光大信托·广义祯影视产业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实际募集信托本金5000万元。2016年8月，原告与北京广义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义祯公司)签订了《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并向合伙企业实缴注资4950万元(另外50万元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于2016年9月9日办理了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8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2016060gyzys001-差额补足001《差额补足协议》。该协议约定：在合伙协议约定的清算基准日，若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已向原告分配的出资本金(不含基准收益)不足前述信托本金的，由被告无条件向原告承担补足义务，补足上述差额。2016年被告张君(被告刘迪配偶)向原告出具配偶同意函，同意刘迪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的条款向原告承担责任，且同意以刘迪及本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2年，自2016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9日。2017年底普通合伙人广义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出现问题，2018年2月，广义祯公司以及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所有公章被其股东上市公司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虹普公司)的法人刘迪(被告)安排统一接管，导致广义祯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并最终事实上破产，同时导致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处于无人管理状态。2018年9月9日，沐尔福慧合伙企业期限届满，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多次与被告刘迪沟通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到期解散清算等事宜，但被告刘迪一直不予配合，客观上阻碍并最终导致沐尔福慧合伙企业一直无法正常清算。基于此，原告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合伙企业解散一案，案号为(2020)浙0481民初l30号。2020年4月2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就合伙企业解散一案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解散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0年6月18日，原告依据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l30号民事判决书对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进行解散清算。根据合伙企业清算分配顺序，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原告)分配实缴出资本金余额：l6053646.65元。根据《差额补足协议》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差额为信托本金总额减去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已向原告分配的出资本金。现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已经解散，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向原告分配的出资本金为16053646.65元，原告的信托本金为5000万元，被告应当补足的金额为：50000000元-l6053646.65元=33946353.35元。被告在收到原告差额补足通知后未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综上所述，被告刘迪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立即向原告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33946353.35元、延迟支付该差额补足资金所产生的违约金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被告张君对以上差额补足资金、违约金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讼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刘迪辩称，第一，刘迪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应以2016年的《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同）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16合伙协议》）的存在为前提，但其已被2017年的《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同）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17合伙协议》）所取代，故原告要求刘迪再承担任何差额补足义务无法律依据。《17合伙协议》为目前最新的合伙协议，《17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协议做了实质性变更，合伙期限由2年延长至20年、删除禁止利益输送条款、延长出资期限、修改清算及分配条款、删除普通合伙人的免责条款等，以上内容对合伙协议执行的核心条款做出实质性改变，且该协议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481民初130号生效判决已证明《17合伙协议》取代《16合伙协议》的事实。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实际投资行为也证实《17合伙协议》已经实际取代《16合伙协议》，《差额补足协议》应随《16合伙协议》自动失效，原告要求被告再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无法律依据。第二，即使按照《16合伙协议》，刘迪应负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资产分配以“企业全部项目退出且商定清算基准日”为前提，但该前提目前尚未成就。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第一条约定，被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前提是“在合伙协议约定的清算基准日，合伙企业已向光大信托公司分配的出资本金（不含基准收益）不足前述信托基金。”首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清算基准日的确定应当是在合伙企业投资退回，合伙事务基本完毕，资产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由全体合伙人根据合伙情况商定清算基准日。其次，根据《16合伙协议》对退出的定义为，指合伙企业被投资项目的发行上映、版权出售实现退出，以投资收益结算或其他方式处置持有的被投资项目资产的对价价款全部回收至托管账户。但截至目前，由光大信托公司代位沐尔福慧合伙企业提起的有关收回企业项目投资的系列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因此，合伙企业全部项目投资何时退出以及退出数额，目前无法确定，清算基准日也无法确定。第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481民初130号判决书判决“解散被告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未判决对合伙企业清算，如上所述，由于目前尚不满足“合伙企业全部项目投资退出”的条件，清算基准日也无法确定。原告无视《合伙企业法》及《16合伙协议》的约定，自行清算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及约定。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资产数额远高于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应当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期末收益分配，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基金托管户银行向原告返还1605.364665万元，根据（2019）京0105民初208号、（2019）京0105民初211号、（2019）京0105民初212号、（2019）京0105民初213号四案可知，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债权总额超过5025.7万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以上总金额高达6631万元，以上财产分配给原告作为在合伙企业中应分配实缴出资本金，完全可以满足原告信托本金的出资。即使《16合伙协议》中约定的被告应负差额补足义务的前提条件表面看似成就，但因原告委派代表与执行合伙人广义祯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串通抽逃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资金等不正当及违法行为，构成不正当或恶意促成差额补足义务前提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不成就。被告一直积极推进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退出，原告指责刘迪客观上阻碍并最终导致沐尔福慧合伙企业一直无法正常清算无事实根据。原告要求被告张君对差额补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君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当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光大信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同）之合伙协议》、《差额补足协议》、《配偶同意函》、（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解散暨债权申报公告、《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报告》、浦发银行业务凭证、《关于履行信托计划本金差额补足的函》、《光大信托·广义祯影视产业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临时报告》，实缴注资通知书、划款指令、打款凭证、出资证明书及银行流水、委托合同、付款凭证及律师费票据，拟证明光大信托公司已向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实际打款5000万元，案涉《差额补足协议》法律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广义祯海宁沐尔福慧基金已到期，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已经解散完毕，差额补足条件已成就，刘迪、张君负有差额补足义务。合伙企业解散后，基金托管银行向原告返还实缴出资16053646.65元，刘迪需差补金额为33946353.35元。原告为提起本诉与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产生代理费10万元。被告刘迪经质证，对《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同）之合伙协议》、《差额补足协议》、《配偶同意函》、（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16合伙协议》已被《17合伙协议》所取代，法院判决解散合伙企业，但并未进行清算，原告自行清算的行为违反合伙企业法及双方协议的约定，因此，在未确定基准日的情况下，差额补足的条件并未成就，律师费并非必要，该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光大信托公司提供的《海宁沐尔福慧文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同）之合伙协议》、《差额补足协议》、《配偶同意函》、浦发银行业务凭证、实缴注资通知书、划款指令、打款凭证、出资证明书及银行流水、委托合同、付款凭证及律师费票据等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刘迪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6合伙协议》、《17合伙协议》、（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差额补足协议》、（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5民初208号、（2019）京0105民初211号、（2019）京0105民初212号、（2019）京0105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举报信及通信记录，拟证明《16合伙协议》已被《17合伙协议》所取代，差额补足的条件未成就，目前合伙企业全部项目投资未退出，且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四个案件诉讼判决本金及固定收益合计超过5025.7万元,刘迪不需要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原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促成被告差额补足义务条件成就的，依据合同法及民法典的规定，应视为条件不成就。原告光大信托公司经质证对《16合伙协议》、《17合伙协议》、（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差额补足协议》、（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5民初208号、（2019）京0105民初211号、（2019）京0105民初212号、（2019）京0105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在《差额补足协议》中，刘迪承担为信托计划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实际投资额5000万元，应全部由原告募集，募集款本金全部由刘迪进行差额补足，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即无论协议怎么变，差额都是由刘迪补足。另外，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已经由（2020）浙0481民初130号判决书判决解散，原告公告决定进行清算，因此，刘迪的差补条件成就，清算基准日应当在清算的当日即为基准日。对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刘迪提供的《16合伙协议》、《17合伙协议》、（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差额补足协议》、（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5民初208号、（2019）京0105民初211号、（2019）京0105民初212号、（2019）京0105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张君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案外人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被告刘迪系该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同时案外人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案外人广义祯公司的股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晓航，而案外人广义祯公司系涉案信托计划中目标公司沐尔福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本案原告系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该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为广义祯公司。2016年8月17日，光大信托公司与广义祯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合同编号为MEFH-HT-2016-YW001），合同约定：合伙企业原普通合伙人为广义祯公司、原有限合伙人为朱晓航，现朱晓航从合伙企业退伙，光大信托公司以其设立的信托计划受托人身份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第2.3.2条明确朱晓航为广义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2.3.1条约定“合伙企业共2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1名，为北京广义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1名，为光大信托公司。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未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不得增加或减少普通合伙人的数量。”第3.1.2条约定“广义祯公司与光大信托的出资认缴比例为1:2.475，出资比例为：广义祯公司认缴出资额为2000万元，光大信托认缴出资额为4950万元。”第2.6条约定“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2年,自该协议合伙人入伙且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算。”第2.14条约定“合伙企业从每一个项目退出所得的收入，不得再次对外投资，但合伙企业按本协议第2.9.1条约定对外投资的除外。”第13.3.1条约定“合伙企业全部项目投资退出后20个工作日内，全体合伙人商定清算基准日，并在清算基准日按以下优先顺序分配合伙企业剩余货币资产，若下述某一项所涉款项无需分配的，直接进入下一项的分配：（1）向有限合伙人支付其A类基准收益余额；（2）向有限合伙人分配其实缴出资本金余额；（3）向有限合伙人分配其B类基准收益……”第16.1条约定了应当解散事由，第16.3条约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如果全体合伙人未能担任清算人，经合伙人大会过半数同意，可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组织清算工作，合伙企业资产托管人协助清算工作。”同时对具体的清算事宜也进行了约定。2016年8月15日，光大信托公司与刘迪签订差额补足协议（合同编号为J2016060gyzys001-差额补足001），约定：光大信托公司拟设立信托计划，光大信托公司拟认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并签订合伙协议。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为广义祯公司，广义祯公司的股东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刘迪作为该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光大信托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承诺为信托计划提供信托本金安全的保障性措施。信托计划规模约为人民币5000万元（信托本金），全部由光大信托公司负责募集（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光大信托公司以该信托本金向合伙企业缴付出资。协议还约定：在合伙协议约定的清算基准日，若合伙企业已向光大信托公司分配的出资本金（不含基准收益）补足前述信托本金的，由刘迪无条件向光大信托公司承担补足义务，补足上述差额，刘迪应向光大信托公司支付的差额为信托本金总额减去合伙企业已向光大信托公司分配的出资本金（不含其准收益）。在合伙协议约定的基准日，如满足所述差额支付条件，光大信托公司有权向刘迪以专人手递、特快专递、电子邮件、电话等双方认可的方式发出书面通知，刘迪在接到书面通知后有义务无条件支付全部差额金额。并在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如刘迪违反差额补足义务，应在逾期期间按照应付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点七四的违约金。被告刘迪与被告张君系夫妻关系，张君向光大信托公司出具《配偶同意函》，同意刘迪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的条款向光大信托公司提供责任，且同意以刘迪及本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该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光大信托公司与广义祯公司均完成了各自的出资义务,并于2016年9月9日变更了沐尔福慧合伙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2017年3月13日，光大信托公司与广义祯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一份，明确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20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开始起算，其余条文与2016年8月17日签订的16合伙协议基本一致。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广义祯公司与光大信托公司作出合伙会议决议，决议内容为“鉴于合伙期限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一致，形成以下决议：一、合伙企业解散、解散情形发生之日为清算基准日，双方就此签订合伙协议修正案。”朱晓航代表广义祯公司签字，光大信托公司盖章确认。该决议未载明签署时间。合伙企业按照相关前述决议作出合伙协议修正案，在合伙协议16.1条中增加一款：“上述解散情形发生之日即为合伙企业清算基准日。”2017年年底，普通合伙人广义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出现困难，2018年3月，广义祯公司以及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被三联虹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迪实际接管，相关印章均被刘迪收回，此后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实际处于未经营状态。2018年10月，原告代位沐尔福慧合伙企业提起诉讼，要求相关投资单位支付回款，遂产生（2019）京0105民初208号、（2019）京0105民初211号、（2019）京0105民初212号、（2019）京0105民初213号等民事判决书。2018年10月10日，原告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差额补足款5000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因刘迪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亦否定了广义祯公司与光大信托公司“鉴于合伙期限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一致，形成以下决议：一、合伙企业解散、解散情形发生之日为清算基准日，双方就此签订合伙协议修正案”的合伙会议决议，并认为被告张君个人没有向原告承诺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之后，光大信托公司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沐尔福慧合伙企业，2020年4月2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该判决于当日送达各方当事人，各方对该判决均未提出上诉，判决于2020年4月17日生效。同时，该判决亦确定“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应认定为20年”。2020年5月9日，光大信托公司在报纸刊登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解散暨债权申报公告，后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清算报告。2020年6月19日，基金托管行浦发银行北京丰台支行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原告)返还实缴出资本金余额：l6053646.65元。现光大信托公司认为刘迪及张君应承担其余款项的差额补足义务，遂诉讼来院。本院认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光大信托公司与刘迪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光大信托公司与广义祯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同时，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亦认定：“被告（合伙企业）工商登记备案的合伙协议有2份，一份是2016年8月17日，一份是2017年3月13日，双方当事人对2份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已经工商备案公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基于上述两份生效判决书的认定，涉案的两份合伙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法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不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涉案的两份合伙协议并不存在主从关系，不能简单割裂两份协议之间存在的延续性与关联性，被告刘迪针对两份合伙协议的相关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合伙协议第16.3条约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如果全体合伙人未能担任清算人，经合伙人大会过半数同意，可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组织清算工作，合伙企业资产托管人协助清算工作。”按照上述约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进行清算，经合伙人大会过半数同意，可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清算人。2020年4月2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以(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解散沐尔福慧合伙企业,该判决于当日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于2020年4月17日生效。据此，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已经出现，按照上述约定，当事人应当在2020年4月17日之后的十五日内指定清算人，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即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状态。同时，由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已否定了广义祯公司与光大信托公司确定清算基准日的合伙会议决议，因此，合伙企业的清算基准日仍然需要确定。2016年合伙协议第13.3.1条约定：“合伙企业全部项目投资退出后20个工作日内，全体合伙人商定清算基准日，并在清算基准日按以下优先顺序分配合伙企业剩余货币资产，若下述某一项所涉款项无需分配的，直接进入下一项的分配：……”，该条款是合伙企业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全部项目投资退出后确定清算基准日的约定，但合伙企业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合伙企业应当及时进入清算状态，在前提条件已然不同的情况下，无法再适用该条款来确定清算基准日。据此，在当事人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首先应当积极协商确定清算基准日，如经协商仍无法确定，根据本案已查明的基本事实，合伙企业本应在解散事由出现后的十五日内指定清算人，进入清算状态，基于目前现状，相关各方可参照2016年合伙协议第16.3条的约定来确定具体的清算基准日。基于两份生效判决及各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在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沐尔福慧合伙企业后，合伙企业本应先清算，再解散的相关约定已无法完全适用，在协议条款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并未积极协商确定具体的清算基准日，而原告所做的所谓清算并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据此，至本案开庭之时，各相关方并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清算义务，被告刘迪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仍然未能完全成就，其应补足的金额仍然无法确定，原告请求被告刘迪向原告支付差额补足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各相关方可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合伙企业依法清算，在确定被告刘迪应补足的金额后，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被告张君的相关责任问题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认定，因此，原告针对被告张君的相关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53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6532元，由原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向阳审 判 员  阎文虎人民陪审员  任惠琴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陶生莲书 记 员  宁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