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725民初216号 原告：王江，男，197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渠县人。 被告：渠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赵明才，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云，系该院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四川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渠县中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波，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涛，系该院医疗纠纷调解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平，四川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江诉被告渠县人民医院、渠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江，被告渠县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云、王清，被告渠县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涛、吴东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因医疗过错赔偿原告护理依赖费55400元（5540元×20年×50%）；2、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残疾赔偿金等相关费用（待评定后确定）；3、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因劳动能力大部分丧失的赔偿费用55400元（5540元×10倍）；4、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被抚养人生活费161370元（22年×14670元/2人）；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明确要求判令被告渠县中医院因医疗过错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4760×20×50%=147600元、医疗费2230元、特殊耗材钢板钱5500元、误工费24×120元=2880元、字迹鉴定费2400元、生活费24×60=1440元、护理费24×120=2880元、精神损害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器具费2000元，合计176930元。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15日，原告在家受伤，先后在被告渠县人民医院、渠县中医院住院治疗。渠县人民医院做了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左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出院后左膝仍然疼痛，发现明显畸形。而后原告就诊于渠县中医院，做了膝关节平台塌陷手术，希望该院能够把塌陷的膝关节平台做上去，但治疗后原告发现被告未能将平台做上去，且造成原告的关节上下错位一公分，原告认为是二被告医护人员手术治疗过程中的过错行为，才造成原告新的伤害，原告多次要求二被告赔偿，但仅由渠县中医院赔偿了原告45000元。2020年5月，原告曾向法院提起诉讼，后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后原告委托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对自己的伤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1、劳动能力大部分丧失；2、部分护理依赖。现原告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又无经济来源，还有年满69岁父母需要原告兄妹二人赡养。综上，原告作为患者，在二被告医院就医，因二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害，理应作出赔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 被告渠县人民医院辩称，1、原告因摔伤左侧肩部及左侧膝部疼痛、活动受限，于2018年10月15日入院治疗属实。治疗期间，渠县人民医院诊断及治疗方案均正确，在原告全麻下进行的左侧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成功，术后对位对线好；2、渠县人民医院在治疗期间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有《渠县人民医院骨折内固定术知情同意书》、《渠县人民医院特殊医疗器材使用知情同意书》、《医患沟通记录》证实；3、原告出院医嘱明确告知及建议：出院后1月、2月、3月、6月、12月复查，左下肢继续石膏外固定6-8周，复查X片后视情况拆除石膏托等，但原告出院后并未按照遵循医嘱定期复查，过早拆除石膏托，过早负重甚至有外伤的可能（渠县中医院手术记录：术中见内侧副韧带断裂），造成胫骨平台塌陷等术后并发症，因此原告在出院后胫骨平台塌陷引发的再次住院治疗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损害后果与渠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4、原告于2019年3月22日入住渠县中医院，出院后引发医疗争议，但从未提及渠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对其产生了医疗损害，而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与被告渠县中医院达成赔偿协议，渠县中医院一次性赔偿原告各种费用共计45000元；5、原告先后于2020年5月8日、7月18日起诉至法院，但均未将渠县人民医院作为被告起诉；直至2020年12月9日，原告在不明真相的其他人建议下，在其撤诉后才将渠县人民医院纳入被告起诉，而非原告本人主动起诉；6、2020年1月3日，原告左侧髋部受伤，依然选择了在渠县人民医院行左侧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手术效果好，说明原告对渠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相当认可，经我院信息系统显示，原告在我院外科系统住院次数有4次之多，仅左下肢不同部位受伤治疗就有三次，每次住院治疗结果都很满意。综上，原告在渠县人民医院诊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尽职尽责，严格遵守医疗操作常规，原告的医疗损害后果，与渠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无任何关系，故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渠县中医院辩称，1、原告受伤后在渠县中医院做了塌陷平台手术，术后原告多次找到答辩人，并于2019年11月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且答辩人已按赔偿协议履行了给付义务，双方约定该事一次性终结处理后，原告放弃一切诉权，不得再行起诉，而本案原告再次以该事由诉至法院，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被告所签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但不能用双方达成的医疗赔付协议来反推答辩人存在医疗过错；3、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计算的标准不明确，部分费用重复计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经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11日，原告爬楼梯时不慎跌倒，左足着地，致左下肢疼痛，活动受限。当日，原告到被告渠县人民医院就诊，经入院诊断为：“1、左足跟距及距舟关节脱位；2、左跟骨、左距骨前缘撕脱性骨折；3、左足第5跖骨基底部骨折；4、左足第5跖骨基底部撕脱性骨折；5、左外侧楔骨外侧缘撕脱性骨折；6、类风湿关节炎；7、左下软组织挫伤”。该院经检查后拟对原告进行骨折手术治疗，但原告及家属拒绝手术治疗，而后于2018年5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一致。 2018年10月15日，原告在家附近不慎摔伤，伤及左侧肩部及左侧膝部，导致左侧肩部畸形，左侧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当日，原告到被告渠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入院诊断为：“1、左侧肱骨近端骨折；2、左侧胫骨平台骨折”。同年10月17日，原告先后签署了《渠县人民医院骨折内固定手术知情同意书》、《渠县人民医院特殊医疗器材使用知情同意书》，次日签署了《渠县人民医院麻醉知情同意书》，而后渠县人民医院针对原告伤情在全麻状态下对其进行了左侧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左侧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8年10月29日，原告出院，出院医嘱载明：“1、自动出院，后果自负；2、门诊换药，术后2周拆线；3、出院后1月、2月、3月、6月、12月复查；4、左下肢继续石膏外固定6-8周，复查X片后视情况拆除石膏托……”。 2019年3月22日，原告因在负重时出现左膝关节疼痛，并发现明显畸形，遂到被告渠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西医诊断为：“1、左胫骨平台内固定术后伴塌陷；2、类风湿性关节炎；3、左胫骨内翻畸形”。同年3月24日，原告签署了《渠县中医院手术知情同意书》，原告家属苏礼红先后签署了《渠县中医院麻醉知情同意书》《渠县中医院一次性医用高值耗材（贵重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而后被告渠县中医院针对原告伤情进行了左胫骨平台骨折内固定取出+取同侧骨植骨内固定术。2019年4月15日，原告出院，出院医嘱载明：“……出院后1、2、3、6、12月复查X片；6周后拆除石膏……”。后双方因此医疗问题发生争议，通过协商，2019年11月20日，被告渠县中医院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医疗赔付协议书》，协议约定由被告渠县中医院赔付原告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以及所有产生的一切医疗费用、续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5000元，并约定双方放弃该医疗纠纷的一切诉讼权利……。协议当天，被告渠县中医院向原告支付了45000元。 2019年12月，原告因在家上厕所时摔倒，致左侧髋部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十余天，后于2020年1月3日到被告渠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左侧股骨胫骨骨折；2、左侧肱骨近端骨折术后；3、左侧胫骨平台骨折术后。”同年1月6日，原告先后签署了《渠县人民医院骨折内固定手术知情同意书》、《渠县人民医院特殊医疗器材使用知情同意书》，次日签署《渠县人民医院麻醉知情同意书》，而后该院就原告伤情进行了左侧股骨胫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2020年1月16日，原告出院，出院医嘱载明：“自动出院……出院每月来我院随访及复查X片1次至骨折愈合，骨折愈合来我院取内固定……。” 2020年7月7日，原告就其伤情在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对被鉴定人王江依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等级》之规定，伤残等级评定为六级。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王江劳动能力大部分丧失。2.被鉴定人王江为部分护理依赖。现原告认为其伤情是因二被告医护人员在手术治疗过程中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故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在审理过程中，因对原告提供的伤残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原、被告均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的伤残程度、人身护理依赖程度以及原告的伤残与二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经本院先后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三家鉴定机构均以其鉴定能力不足而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被告作为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本案争议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患者应当对医疗机构的过错负举证证明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按照过错推定的方法确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并不意味着免除患者方的全部举证证明责任。 基于前述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定及原理，本案原告主张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在于：一是原告认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应当就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医疗过错鉴定，本院亦依法向多家鉴定机构委托鉴定，但相关鉴定机构均无法对相关专业问题进行鉴定，对此证明不能的后果应当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即本案原告承担；二是原告主张医疗机构有未履行告知义务、伪造、篡改病历等推定过错情形，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证据予以证实。从本院对相关病历的审查情况来看，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已经向原告及亲属履行了诊疗活动的说明、告知义务，且提供的病历基本完整，并无伪造、篡改之情形；三是原告提交的有关损害结果的鉴定标准系职工工伤及劳动能力鉴定标准，明显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20号）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83元，由原告王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羽丰 审判员  熊 英 审判员  杨 芳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