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9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顺元，男，生于1975年7月15日，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现住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字正波，云南通恒律师（沧源）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顺前，云南顺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延光，男，生于1965年5月5日，布朗族，退休职工，住云南省临沧市沧源自治县，现住云南省临沧市沧源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世良，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点恩，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玥琳，女，生于1979年1月16日，佤族，个体工商户，住云南省临沧市沧源自治县，现住云南省临沧市沧源自治县。上诉人曾顺元因与被上诉人杨延光、田玥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沧源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927民初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顺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字正波、石顺前，被上诉人杨延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世良、田玥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点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顺元上诉请求：1.重新认定案件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杨延光与田玥琳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属实，而原告曾顺元和被告杨延光合作后曾顺元为了让田玥琳认可其为杨延光合作一方，方便日后的生产经营，邀约杨延光和自己共同与田玥琳签订协议”逻辑关系混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不知道杨延光与田玥琳《租赁合同》，如果知道也不会与杨延光同田玥琳签订《租赁协议》；曾顺元与杨延光同田玥琳签订《租赁合同》是为了同杨延光签订《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进行茶叶生产经营。二、田玥琳在租赁物出租给杨延光的前提下，又出租给曾顺元同一租赁物，一物数租是为了达到欺诈曾顺元与杨延光签订《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二人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三、一审认定杨延光与曾顺元签订《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后，田玥琳与杨延光和曾顺元签订《租赁协议》与事实不符，首先是杨延光、曾顺元同田玥琳签订《租赁协议》，才有杨延光与曾顺元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而被上诉人也是确认，一审认定有悖常理和法律逻辑，恰恰证明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四、一审认定田玥琳与杨延光、曾顺元签订的《租赁协议》不是同一天签订错误，一审上诉人强调日期是被上诉人填写，具体不清楚，一审的认定证明二被上诉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客观事实。五、杨延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签订《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时为汉族，而真实身份是布朗族，具有明显诈骗上诉人的情形。六、《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约定2018年12月20日签字之日生效，按照协议当天基地销售的茶叶收入应当有上诉人具体管理使用的约定，被上诉人独占65328元这笔茶叶收入，说明上诉人的欺骗性质。七、上诉人提交的小李与贺娟的录音内容说明了杨延光已不再经营该基地，不享有该基地的经营管理权，再次证明了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对上诉人的诈骗。八、二被上诉人没有该茶叶基地的营业执照，其实是一个不具有经营主体资格的零散场所，不具有收取平台费的前提。九、双方属于合作关系，就应按合同法规定，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的目的只是骗取上诉人的资金后通过各种手段逼迫上诉人无法经营，达到诈骗的目的，一审认定《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合法有效错误，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协议自始无效，而且《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不符合《合伙企业法》注明普通合伙字样，基本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是合作，不是合伙。十、上诉人已经支付平台费45万元和投入16万元系客观事实。十一、上诉人与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自始无效，请求法院确认其自始无效，返还上诉人的损失。十二、一审判决为预设立场的判决，一审可能基于同一法院裁判的一致性而预设了立场，从而导致判决错误。综上，一审判决无视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人诉人，导致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作的客观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赔偿的诉求，请求二审重新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延光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田玥琳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顺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自始无效；2.判令被告杨延光偿还原告平台费本金450000元及支付茶山管理的相关费用16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2日被告杨延光（乙方）与被告田玥琳（甲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协议对租赁时间、地点及面积、租赁费用、租赁方式、移交时间及乙方在租赁期内所购新增设备、修缮的厂房等事项均作了具体约定。其中双方对租赁费用的约定为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第一年因乙方投入修缮重建，甲方不收取租赁费用，第二年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收取租赁费100000元，第三年2018年4月至2025年4月收取租赁费300000元。对乙方在租赁期内所购新设备、修缮的厂房等，约定待乙方租赁期满后无偿归还甲方使用。2018年12月20日被告杨延光（甲方）与原告曾顺元（乙方）签订了一份《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合作期限：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15年4月10日止；合作协议生效后由乙方支付甲方合作经费（平台费）500000元；合作期内由乙方负责每年不少于1000000元的生产、销售的流动资金，具体操作由乙方滚动资金。如果某一年度的流动资金高于1000000元的部分，由甲乙双方按50%的份额承担；原甲方与田玥琳的茶叶基地租赁费每年300000元，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即甲乙双方每年承担150000元的租赁费；甲乙双方每年的销售盈利亏按50%受益或承担。上述协议中约定由曾顺元支付给杨延光的合作经费500000元，是由于杨延光与曾顺元合作前杨延光已对其向田玥琳承租的茶叶基地新增设备、修缮厂房及购买皮卡车等支出了投资费用，曾顺元与杨延光合作后曾顺元因此对杨延光付出的投资费用所作的经济补偿。曾顺元为让田玥琳认可其系杨延光合作一方，邀约杨延光和自己作为乙方共同与田玥琳（甲方）签订了一份内容与杨延光和田玥琳在2016年10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一样的《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写成2016年10月12日，但实际该合同的签订时间在杨延光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合同时间后。曾顺元与杨延光签订合作协议后任祥龙茶厂厂长兼销售总经理。曾顺元先后于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19日向杨延光支付合作经费20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共计450000元，向祥龙茶厂的财务人员保磊转款160000元，用来支付员工工资、购买肥料、机器修理及日常开销等费用。2018年12月20日杨延光出库茶叶价值65329元。一审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告曾顺元与被告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签订的协议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曾顺元称被告杨延光与被告田玥琳在签订《租赁协议》的同一天杨延光又和自己共同与被告田玥琳签订一份内容相同的《租赁协议》，认为被告杨延光、田玥琳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曾顺元利益的陈述，一审认为，杨延光与田玥琳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属实，而原告曾顺元和被告杨延光共同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在曾顺元与杨延光合作后曾顺元为让田玥琳认可其为杨延光合作一方，方便日后的生产经营，邀约杨延光和自己共同与田玥琳签订的协议，签订的时间在被告杨延光与被告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后，并非在同一天签订，故不存在被告杨延光与被告田玥琳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事实。对被告杨延光在2018年12月20日出库茶叶的事实，一审认为，出库茶叶系杨延光与曾顺元合作前杨延光生产的茶叶，且双方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中也未约定该茶叶为杨延光合伙投入的财产，故该茶叶非杨延光合伙投入的财产，不存在杨延光欺诈曾顺元的事实。原告曾顺元与被告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合作协议》自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时成立，自成立时生效，系合法有效的个人合伙协议。原告曾顺元主张被告杨延光返还已支付的合作费（平台费）及支出茶山管理的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顺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曾顺元与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协议》是否有效；杨延光应否返还曾顺元已支出的平台费及茶山管理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曾顺元与杨延光签订《茶叶生产销售协议》，从双方协议约定的“原甲方与田玥琳的茶叶基地租赁费30万元/年，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即甲乙双方每年承担15万元租赁费”内容可以看出，曾顺元知晓杨延光与田玥琳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曾顺元、杨延光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与杨延光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内容完全一致，曾顺元主张其签订的《租赁协议》具体时间不清楚，时间由被诉人填写，故应认定曾顺元、杨延光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时间应在与田玥琳签订的《租赁协议》之后。虽然田玥琳就同一租赁物与杨延光、曾顺元签订了两份同一内容的《租赁协议》，但合同的相对人均为曾顺元和杨延光，且曾顺元与杨延光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租赁协议》的内容未损害曾顺元的利益，杨延光、田玥琳认为为了让田玥琳知道曾顺元与杨延光系合伙关系，便于生产经营，田玥琳与曾顺元、杨延光签订了同杨延光签订的内容一致的《租赁协议》，该辩解具有其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曾顺元与杨延光在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协议》系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签订，合同的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实杨延光与田玥琳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曾顺元利益的故意，且该协议签订后，曾顺元以祥龙茶厂厂长的身份对茶厂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经营管理。至于《茶叶生产销售协议》能否得到全面履行，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故曾顺元与杨延光签订的《茶叶生产销售协议》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在协议有效，且未解除或被撤销的前提下，曾顺元要求杨延光返还已支出的平台费和茶山管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曾顺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曾顺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鸿武审判员  龙 伟审判员  杨宇红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梁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