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内09民终4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现住黑龙江省嫩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牧某，内蒙古瀚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原审第三人：张某，现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原审第三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子王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9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牧某，被上诉人郭某，原审第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通过第三人认识被上诉人后，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打给被上诉人200000元，在没有证据证明是替第三人支付款项情况下，只能认定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意，被上诉人利用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强行编造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第三人不承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20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一方之言认定被上诉人的陈述属于事实，其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原判决认定“被告向法庭提供的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流水单、收条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不属实，上诉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并不等同于认可，第三人明确表示需要庭后查证，也就是不予认可，原审判决强加其词，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再次，被上诉人对其法庭举证，不能以证据的形式证实属于归还借款，仅仅能够证明可能存在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原判决牵强的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认定为归还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属于孤立、片面的错误逻辑。二、本案程序违法。本案在拖延很长时间后，毫无理由的将第三人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民诉法的要求，被告申请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同意的可以追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遗漏了应该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不同意追加的，视为已放弃对该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原告遗漏了应该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依职权追加该第三人。但是在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针对第三人的诉请，也从始至终均不同意追加张某为第三人，张某与本案诉争的借款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上诉人也不认为张某参与过该笔借款的任何阶段的法律关系。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显然应另案处理，本案的判决结果及观点，显然是强行将上诉人的利益毫无道理的混淆和蹂躏到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所谓的案外纠纷中，甚至不排除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掩盖非法目的，变相侵占上诉人出借款项的可能。三、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举证证明了向被上诉人账户打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依据其抗辩主张，应该举证证明两个事实，一是与第三人存在借款合意的事实，二是证明其所举证据属于归还上诉人借款而非其它经济往来的事实，显然被上诉人均未做到，被上诉人举证与第三人存在经济往来不能直接等同于归还借款，从其证据的任何一点均无此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不属于此情形，上诉人是以打款凭证为依据的起诉。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被上诉人并未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等错误。 被上诉人郭某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杨某不存在所谓的借款事实。1.答辩人从来没有见过杨某，也从来没有向杨某提出过借款的意思表示。2.对于收到杨某转来的20万元，是答辩人在2015年6月份，经案外人武海英介绍向第三人张某借的20万元，张某让其朋友杨某转款的事实。3。答辩人已经还清借第三人张某的20万元本金及利息，答辩人与张某之前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关系。二、杨某诉答辩人与其成立借贷关系，不符合常理。1.对于从未相识的借贷双方，20万元的借贷金额不签订合同或者借条，不符合常理。2.转账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至21日，起诉时间为2020年6月28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上诉人杨某从未向答辩人要求过归还借款。3.如果上诉人与答辩人存在20万元的借款事实，则上诉人在双方不认识的情况下出借的20万元不可能不收取利息，白白让答辩人使用。不符合常理。三、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杨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杨某如果真是出借人不可能不积极主张还款。四、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作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准确，法律适用正确。上诉状中描述的均不是事实，自始至终杨某都不敢出来三方对峙，且杨某与第三人张某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转账凭证二次向答辩人主张20万元款项的目的。而且杨某从来没有向答辩人要过所谓的20万元借款，答辩人严重怀疑包括杨某的律师都是张某花钱雇佣的，目的就是虚构事实，讹诈答辩人钱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严查本案事实，追究其虚假诉讼的责任。 原审第三人张某辩称：本案借款之前，我是通过案外人武海英介绍认识的郭某的，郭某向我借钱，因为当时我没有钱，我就找了北京朋友杨某将钱借给了他，约定五分利息。杨某在催款过程中曾因抵顶房子还有另外一个诉讼，是我起诉的武海英，郭某作为第三人，那个诉讼也是因这笔借款导致的，所以借款的事情一直延续并未中断，因此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在那个案子中郭某明确表示和我没有任何借贷关系，而且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还款记录我没有看全，一审中陈述抵顶酒的事实也是我与郭某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不是郭某用来偿还借款的，我与郭某没有任何借贷事实。 原审原告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200000元。二、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借款的利息（利息从2015年6月21日开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2%支付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杨某分别于2015年6月19日、2015年6月20日、2015年6月21日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郭某转账200000元。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诉称向被告的转账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转账系被告向第三人的借款。双方当事人为支持其主张，均向法庭提供了证据。举证质证情况如下：原告向法庭提供一份中国光大银行的对帐单，欲证明杨某分四次给郭某打过200000元；一份四子王旗法院巡回法庭给郭某作的问话笔录，欲证明笔录中郭某陈述与张某没有经济往来，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对帐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郭某在答辩期间曾表示收到杨某的借款200000元是借的张某的，是通过张某好友杨某给郭某打的钱。郭某和杨某没有借贷关系，双方也没有见过面，杨某在长达五年之内也没有向郭某追要过本息。对问话笔录三性认可，郭某也表示也通过武海英联系张某的，不欠任何钱指的是作笔录时已经还完张某的钱了，所以说就不欠钱了。当时郭某是以证人身份接受的问话。因此对第二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对原告的两组证据均予认可。被告向法庭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流水单各一张，收条一张。欲证明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还张某两笔款，2016年1月27日还50000元，2016年2月1日还10000元；通过中国银行还张某两笔款，2016年3月1日还30000元，3月22日还100000元。张某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一份收到20000元的收条，被告累计还了张某210000元。第二组证据，2016年6月20日拉酒记账单，欲证明张某从郭某处拉走25件酒抵顶20000元还款。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由张某来确定，我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和杨某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还的杨某的200000元这个不知道，所以对关联性不认可，因为杨某没有收到郭某还的钱，借钱是和杨某借的，还了张某了，这个和杨某没有关系。第三人的质证意见：20000元的收条是我写的，酒款是我们业务上互相抵账的事情，是我们合伙开公司，是我退出后他退给我的钱。至于怎么收的这个酒钱的事情我不记的了，对银行流水我不清楚，庭后查证后再作出答复。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对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的对帐单、问话笔录，被告向法庭提供的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流水单、收条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中，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原告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应当对借贷合意的成立和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仅向法庭提供一份中国光大银行对账单，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被告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抗辩原告的转账系被告向第三人的借款，因原告杨某与第三人张某系朋友关系，故由杨某代张某向郭某交付借款，且郭某已还清向张某的借款。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流水单以及一份张某出具的收条，庭审中张某对郭某向其转款的用途未能作出说明。在此情况下，原告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系支付出借款项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有力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杨某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某主张其向被上诉人郭某出借20万元，要求郭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追加张某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对此，一审法院依郭某的申请追加张某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通过一二审庭审可知，2015年6月被上诉人郭某向原审第三人张某借款，张某找到杨某向郭某通过银行转账20万元，各方就上述借款均未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条。2016年1月至3月郭某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张某账户内汇入19万元，另外张某于2016年3月11日为郭某出具一张2万元还款收条。经核实张某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未说明收取该款项的原因或用途。上诉人杨某在上诉状中陈述其通过张某认识郭某后，基于对张某的信任打给郭某20万元。被上诉人郭某表示不认识杨某，其是向张某借款且已全部偿还，杨某5年来从未要求郭某偿还借款及利息。本案中，杨某在与郭某并不熟识的情况下出借20万元，未形成书面借据也未作任何抵押的情形，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且张某在一二审中对收取郭某21万元并未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故上诉人杨某仅以一份银行对账单证明其与郭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华 审判员 荣国华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史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