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3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市志荣铝材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更浦桥。投资人：李国良，男，1975年1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渊民，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新强，男，197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政，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维佳，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长兴品姿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金成广场B幢4层1-4号。法定代表人：沈新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吴江市志荣铝材厂（以下简称志荣铝材厂）、沈新强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长兴品姿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资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10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志荣铝材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志荣铝材厂一审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一审财产保全费用由沈新强、品资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第一，签订案涉合同时，沈新强并未确定以哪家公司参与案涉项目，因此合同是以沈新强名义签订，并在合同中约定以公司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合同履行过程中，品资公司抵扣发票的行为，足以认定其已加入案涉合同履行，故应当认定品资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第二，一审法院根据志荣铝材厂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志荣铝材厂仅交付了价值120万元的定作物，属事实认定错误。第三，志荣铝材厂的送货单在运费由沈新强承担的情况下，由送货驾驶员签单符合本案交易惯例，可以认定志荣铝材厂已将全部金额的定作物交付给了沈新强。第四，一审法院认定志荣铝材厂多次向沈新强催讨定作款，该事实足以认定志荣铝材厂已交付全部定作物。第五，一审运费计算错误，10组销售清单所载明的定作物总重量为88107公斤，实际支出运费应为4405元，未免诉累，请求二审法院一并调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志荣铝材厂向一审法院申请定作物现场勘验调查，一审法院未予理会。沈新强针对志荣铝材厂的上诉辩称：第一，案涉合同是沈新强个人与志荣铝材厂签订的，品资公司付款仅是代付行为，合同履行、签订与品资公司无关，即便是品资公司承包了涉案项目，沈新强个人仍然可以向志荣铝材厂购买铝材，两者并不冲突；第二，一审中志荣铝材厂仅主张运费3514元，二审提出4405元属于增加诉请，应另案处理。第三，其他意见与沈新强上诉主张的事实理由一致。品资公司未作答辩。沈新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志荣铝材厂的全部诉请；2.二审诉讼费用由志荣铝材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以增值税发票认定定作物价值为1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志荣铝材厂未能举证证明其向沈新强履行了交货义务。第二，志荣铝材厂未能按时向沈新强交付建材。第三，志荣铝材厂提供的送货单等，无法证明增值税发票对应的120万元已完成交货义务。二、沈新强已累计向志荣铝材厂支付115万元，其中包含开模费用3万元，建材货款222523元，预付款897477元，沈新强不欠付任何款项，并保留向志荣铝材厂追讨预付款的权利。三、志荣铝材厂的起诉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案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是2016年6月30日，志荣铝材厂未曾在起诉前向沈新强主张过权利，故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应当驳回，一审中志荣铝材厂申请的证人均与志荣铝材厂投资人李国良存在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志荣铝材厂针对沈新强的上诉辩称：第一，沈新强主张定作物价值仅为22万元多，不符合常理。第二，沈新强主张的预付款89万元多，其并未向志荣铝材厂主张过返还，而是在诉讼中表示保留权利，不符合常理。第三，一审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沈新强的上诉请求。品资公司未作陈述。志荣铝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新强给付志荣铝材厂剩余加工材料货款419842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2.判令品姿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品资公司、沈新强承担。一审庭审中，志荣铝材厂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品资公司、沈新强支付志荣铝材厂运费3514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沈新强作为甲方、志荣铝材厂作为乙方于2016年5月6日签订了《采购合同》一份，载明甲方向乙方采购铝合金、幕墙、型材总计80吨左右，对总价款未做约定，交货期限从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6月20日，按甲方要求到项目现场，工地名称为雨润广场，收料工地地址在沭阳县上海中路雨润广场，乙方负责运输至甲方指定交货地点（甲方工地），第一批到货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第二批为5月30日，第三批为6月5日，第四批为6月20日，第七条关于验收标准约定：1、执行国家相关标准或行业标准及甲方验收、技术要求；2、没有相关标准可执行，按实用性验收或乙方合格证产品说明为依据进行验收；3、提供材质及产品的检验报告、合格证。第八条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一周内支付定金5万元，2016年6月30日付清全部款项。第九条约定定价方式为：根据合同双方签订日期后，订货价：（2016.05.06）长江价+4800元每吨加工费（含税价）。第十条约定：乙方需提供正规增值税发票。第十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图纸签字后开模生效，如任何一方图纸出错，由出错方承担责任，赔偿经济损失。第十二条工期要求约定：工期按甲乙双方约定日期生成加工送至江苏沭阳雨润广场项目。第十三条开模费用约定：由甲方承担3万元给乙方作为开模费用。该合同打印的条款一共十五条。在第十五条之后，由沈新强手写了以下内容“注：另加运费给乙方50元/T（50元每吨补贴给乙方）”。上述合同签订后，沈新强一方向志荣铝材厂发送了9份《铝型材订单》，写明的项目均为沭阳雨润广场，订单的内容包括厂家编号、型材名称、定料长度（mm）、实际数量（根）、定料数量（根）、线密度（kg/m）、单位重量（kg）、总重（kg）、型材材质、表面处理等项目，具体为：1、时间为2016年5月的“一标段装饰条&石材挂件&天窗”的订单为两页，共计40个项目，第一页包含了34个项目（从1至34），并手写注明“送工地”，第二页包含了6个项目（从35至40），其中第36项至第40项处手写注明“上海公司”、“不收口”，两页订单上铝型材的总重量为11105.7公斤。2、时间为2016年5月的“一标段&二标段开玻璃副框”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13个项目，其中序号1至11后面手写注明“送杭州”、“送玻璃厂”、“不收口”，另外的项目后面写明“送工地”、“沭阳”，该份订单上铝型材的总重量为2020.5公斤。3、时间为2016年5月的“一标段#1-#2商铺玻璃幕墙横向主龙骨”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7个项目，总重量为4055.8公斤，该订单下方空白处手写有“张金顺，2016年5月13日”，“（一标）”。4、时间为2016年5月的“二标段#1-#2商铺玻璃幕墙横向主龙骨”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7个项目，总重量为4684.4公斤，该订单下方空白处手写有“一标和二标分开装货，张金顺，2016年5月13日”，“（二标）”。5、时间为2016年5月的“一标段百叶及部分补充”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7个项目，总重量为10400.5公斤，该订单上方空白处手写有“2016.6.3张金顺第四批”。6、时间为2016年5月的“二标段百叶及部分补充”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8个项目，总重量为11371.8公斤，该订单上方空白处手写有“2016.6.3张金顺第四批”。7、时间为2016年5月的“二标段#1-#2商铺玻璃幕墙主龙骨”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29个项目，总重量为7981.8公斤，该订单下方空白处手写有“张金顺”、“2016年5月9日”。8、时间为2016年5月的“一标段#1-#2商铺玻璃幕墙主龙骨”的订单为两页，包含了41个项目，总重量为6656.9公斤，每页订单下方空白处手写有“张金顺”、“2016年5月9日”。9、时间为2016年7月的“一标段采光顶U型连接件及A面铝格栅”的订单为一页，包含了3个项目，总重量为505.1公斤，该订单上方空白处手写有“2016.7.5张金顺”。上述9份订单上所载铝型材的总重量为58782.5公斤。志荣铝材厂提交了10组销售清单及对应手写清单或磅码单，并主张已将相应的定作物交付给被告方，具体为：1、2016年5月29日的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品名为喷涂料，单价为17.25元，重量为17218公斤，金额为297010元，并附有手写的包括规格型号、件数、长度的清单，该清单尾部写明“货发：沭阳县上海中路雨润广场，总重量17218公斤，发货地：吴江市志荣铝材”。该组销售清单及手写清单上无人员的签名。2、2016年6月2日的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发沭阳雨润广场）”，品名为喷涂料，单价为17.25元，重量为10952公斤，金额为188922元，另写明“运费2200元”，右下角“送货单位”处写有“谢掌程”的名字，并附有写明品名规格、件数、长度、重量（为10952公斤）的磅码单一页。3、2016年6月7日的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品名为喷涂料，其中6月6日的重量为1980公斤，另外一行写明重量为11234公斤，单价均为17.25元，总金额为227941元。并附有2016年6月6日磅码单一页，写明“沭阳工地货发杭州”，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长度、重量（为1980），并有一个签名（该签名较潦草，无法辨认）及2016年6月7日的时间、“共65包”；还附有2016年6月7日磅码单三页，写明“货发沭阳雨润广场”，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长度、总重量（为11234），并写有“鲁Ｑ×××××”车牌号。4、2016年6月13日的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1190公斤，总金额为20527元，写明“货发上海”，该送货单上有一个签名（该签名较潦草，无法辨认），并附有写明品名规格、件数、重量（为1190）的磅码单一页。5、2016年6月16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发沭阳雨润广场”，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11148公斤，总金额为192303元，写有“胡宝苏Ｎ×××××”，并附有磅码单一页，该磅码单上仅写明“喷涂料11148kg”、“胡宝苏Ｎ×××××”。6、2016年6月17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发沭阳雨润广场）”，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9865公斤，总金额为170171元，写有“朱亮宇苏Ｃ×××××，159××××4137”，并附有磅码单四页，该些磅码单上写明了品名规格、长度、件数、重量（为9865）等。7、2016年6月25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发沭阳雨润广场）”，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12810公斤，总金额为220972元，写明“现金运费2000元+200元”，右下角“送货单位”处写有“仲国”的名字，左下角“收货单位”处无签名或盖章，并附有磅码单一页，该磅码单上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重量（为12810）等。8、2016年8月3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9115公斤，总金额为157233元，写明“发上海”，右下角“送货单位”处写有“薛成锋”的名字，左下角“收货单位”处签有“邧长春”的名字，并附有磅码单一页，该磅码单上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长度、重量（为9115）等。9、2016年9月27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发长兴”，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1900公斤，总金额为32775元，右下角收货单位处签有“潘峰代签收”，并附有磅码单一页，该磅码单上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长度等。10、2016年12月20日销售清单，写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沈总货”，品名为喷涂料，单价17.25元，重量695公斤，总金额为11988元，上面签有“张金顺”的名字，并附有磅码单一页，该磅码单上写明了品名规格、件数、重量（为695）等。上述10组磅码单所载货物的总重量为76873公斤。沈新强仅认可收到上述2016年6月13日、8月3日、9月27日、12月20日四份销售清单项下所涉及的货物，主张其余的销售清单和全部的磅码单没有沈新强或其指定的签收人的签字或者盖章，故不予认可。沈新强于2016年5月10日向志荣铝材厂的经营者李国良转账5万元。沈新强主张系支付采购合同项下约定的定金。志荣铝材厂称该5万元系支付的开模费用。品姿公司分别在2016年8月1日、10月9日、11月21日、12月16日、2017年1月24日向志荣铝材厂转账20万元、4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110万元。品姿公司、沈新强主张品姿公司系受沈新强指示向志荣铝材厂代付款项，品姿公司并非合同的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沈新强存在逾期付款、志荣铝材厂存在逾期交付的情形，因案涉工程急需那批建材，又因前期志荣铝材厂也确实有开模、设计，双方前期的合作还可以，沈新强在当时无法再找到其他的供应商，为了节省时间及经济成本，沈新强出于对志荣铝材厂的信任，故陆续向志荣铝材厂提前支付了110万元的货款；对于被告多付的货款，未约定志荣铝材厂的返还期限，被告可以随时向志荣铝材厂主张返还。志荣铝材厂向品姿公司开具了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6年10月8日开具6张、2016年11月19日开具1张、2016年12月12日开具2张、2017年1月21日开具3张），应税货物均系铝材，价税合计共120万元,重量共计70.28吨。沈新强、品姿公司确认已就该增值税发票予以抵扣。陆梅英在一张信笺纸上书写了明细一份，载明：5/29297010元，6/218892元，6/6、6/7227941元，6/1320527元，6/16192303元，6/1717071元，6/25220972元，8/3157233元，9/2732775元，12/2011988元；8/120万，10/840万，11/2110万，12/1620万，1/2420万；1519842-1100000，欠：419842元（未结清）；发货人：陆梅英，2017年1月27日。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志荣铝材厂申请姚某及志荣铝材厂的投资人李国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1、证人姚某到庭陈述称：其是做模具的，与李国良有多年的合作关系。沈新强在沭阳的一个商场项目（其记得叫雨润广场，后来陪李国良去沭阳时看到了广告牌）的铝材是向志荣铝材厂定作的，当时合同是在上海签的，其陪李国良过去的，因涉及到图纸等技术问题，李国良让其帮忙去看，其见到了沈新强，当时其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沈总，沈新强的姐夫也在现场的；铝材开模的图纸都是沈新强提供给李国良，李国良再给其的；大概2016年6、7月份，沭阳的工程说有一点质量问题，因李国良的腰不好，其开车陪李国良过去处理的，查看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补了点油漆；2018年农历年底（农历腊月二十七八），因李国良的腰不好，李国良让其开车带他到长兴的一个茶室找沈新强催讨货款，当时沈新强说因为周期耽误了，让李国良承担一部分延误工期的赔偿款，等沈新强处理好之后余款马上就付给李国良，李国良说要回去和他妻子商量，因为不是欠其的钱，其没有权利说什么，其也不清楚沈新强结欠李国良多少钱，之后的事情其就不清楚了；具体几个人去的其记不清了，其记得就是其和李国良一起去的，其认识孙勇，孙勇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找沈新强催讨货款。2、证人李国良到庭陈述称：沈新强提供模具图纸给志荣铝材厂，其将图纸给姚某，姚某做出模具后志荣铝材厂才能生产出相应的铝材产品；沈新强向其定作的铝型材发货到沭阳之后，其和姚某一起去过沭阳的工地，当时沈新强的工人在组装铝型材时需要协助，其和姚某、孙勇、汪明全（其与沈新强合同的中间介绍人）前去解决组装问题；因沈新强未按约付款，其先后两次去长兴找沈新强催要货款，一次是在2018年农历年底，因其的腰不好，由姚某开其的车子过去，其和姚某、孙勇、汪明全在长兴的一个茶室和沈新强碰面的；其多次通过打电话、上门催要等方式向沈新强催讨货款，2019年正月，志荣铝材厂的工人刚复工，其和孙勇、汪明全去长兴的一个写字楼找沈新强催要货款，沈新强说他那边的工期太长了，他也赚不到钱，让其让掉一点，故双方未谈成；2017年7、8月份，其和孙勇、汪明全也去沈新强在上海的公司找他要钱，当时沈新强说他不在，是他姐夫张金顺接待他们的。志荣铝材厂根据被告的订单进行生产，订单的数量是没有加工之前素材的重量，考虑到模具的磨损问题以及运输的磨损及表面喷涂粉末的增重，生产的数量比订单上的数量多10%到20%；销售清单及磅码单上的内容是志荣铝材厂的工作人员清点后书写的，铝材是志荣铝材厂联系物流公司，由物流公司到志荣铝材厂装货运输的，送货地点是按照沈新强的要求，有的货发到杭州萧山，有的发到品姿公司，这些铝材需要在这些地方再次进行加工，加工之后再发送到沭阳进行安装，降低了沈新强的成本；磅码单上签字的人员有沈新强上海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物流公司的司机、收货单位的工作人员，物流公司应该是要求收货方签字的，但相关的签收凭证物流公司未给其；双方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是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6月20日，因工地的土建工程一直拖延没有完工，故志荣铝材厂的交货一直持续到2016年12月20日，且在施工过程中有增加的部分，需要重新开模，并生成样品，再交给沈新强一方确认，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2016年5月10日沈新强向其转账的5万元是模具费用，其中3万元是其找人开模具的费用，另外2万元是孙勇找人开模具的费用，总的模具费用有七八万，沈新强说模具费用就算5万，当时模具都是找姚某经营的湖州宇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开的。一审庭审中，沈新强、品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长兴夹浦锋派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锋派经营部”）于2020年10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5月，沈新强因沭阳县雨润广场项目向我公司购买幕墙材料合计7.7吨，每吨单价20050元，合计价值154385元，均为现货现款交易。2、上海浙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东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2月至4月（送货期）、2017年9月19日（开票期间），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沈新强）因向我公司购买铝合金、喷涂材料、幕墙材料等合计17.278吨，每吨单价21667.99元，合计价值374379.58元。被告以此证明志荣铝材厂未按照订单向沈新强交付涉案产品，被告向其他方进行采购。志荣铝材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张内容都是说明沈新强在雨润广场项目向案外两家单位采购幕墙材料，但两份证明材料上仅有单位盖章没有经办人签字，未附清单、合同，无法证明志荣铝材厂与两被告履行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定制的铝合金产品是有图纸定制的，情况说明没有涉及这些特定产品是如何被替代的，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一审庭审中，志荣铝材厂陈述称：案涉采购合同的相对方是沈新强和品姿公司，根据采购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志荣铝材厂需提供正规的增值税发票，个人是不可能提供增值税发票，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明确一家公司作为本案合同相对方，之所以未在合同上写明公司的名称，系因沈新强名下有两家公司，一家在长兴，一家在上海，沈新强当时还未确定是以哪家公司作为增值税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发票后才确定是由品姿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之一，这也可以解释志荣铝材厂提交的销售清单及陆梅英出具的汇总清单上会显示“上海沈总”字样，指的就是沈新强；在案涉采购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品姿公司以支付货款、作为增值税发票的购买方及进行发票抵扣等行为自愿加入案涉合同，故品姿公司应当与沈新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如法庭认为应由沈新强、品姿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志荣铝材厂也没有异议。沈新强、品姿公司陈述称：沈新强、品姿公司及上海的公司，均系独立的法律主体，案涉采购合同系志荣铝材厂与沈新强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志荣铝材厂和沈新强，不涉及品姿公司；采购合同第十条约定的由乙方提供正规的增值税发票，这个仅仅是开票和计税的方便，至于发票的购买方是谁，则由沈新强指定，品姿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志荣铝材厂支付款项系沈新强指示，属于代付行为，品姿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履行方。关于本案的定作合同定作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采购合同系沈新强与志荣铝材厂所签订，未加盖品姿公司的印章，亦未显示沈新强系作为品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来签订该合同，又因沈新强系品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沈新强所述由品姿公司代为支付案涉的定作款及要求志荣铝材厂向品姿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违反常理，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品姿公司系案涉定作合同的相对方，故志荣铝材厂要求品姿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的定作合同的定作人为沈新强。志荣铝材厂与沈新强之间的定作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第一，志荣铝材厂作为承揽人，志荣铝材厂要求定作人沈新强支付剩余定作款，因双方对于结欠款项金额未进行对账确认，志荣铝材厂需证明其已将相应金额的定作物交付给被告。但志荣铝材厂提交的10组销售清单及相应的磅码单，沈新强仅认可收到其中4份销售清单项下的定作物及相应的价值，对于其余6组销售清单及磅码单，部分无收货人员签字，部分签字人员的身份无法确认，志荣铝材厂尚不足以证明已将相应重量及价值的定作物交付给沈新强，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二，沈新强于2016年5月10日即向志荣铝材厂投资人李国良支付了5万元，品姿公司代沈新强分别在2016年8月1日、10月9日、11月21日、12月16日、2017年1月24日向志荣铝材厂转账20万元、4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110万元，假如沈新强所述，其仅收到2016年6月13日、8月3日、9月27日、12月20日四份销售清单项下所涉及的货物，重量共计12900公斤，金额分别为20527元、157233元、32775元、11988元，共计222523元，根据被告的付款情况及其认可的志荣铝材厂的交货情况，沈新强的付款显然不符合常理，而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方亦无先付款的义务，且如沈新强超付了80余万元的款项，其在付款后多年来从未向志荣铝材厂主张返还，亦有违常理。至于沈新强提交的向案外单位购买本案项目铝材的证据，即便属实，一方面所购买的重量仅为24吨多，与采购合同中约定的数量80吨左右及9组订单所载的总重量58782.5公斤有较大的出入，另一方面，根据该两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所购买的铝材系替代案涉采购合同中志荣铝材厂所供应的部分，故对沈新强所举证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第三，综合上述分析，又因志荣铝材厂按照沈新强的要求开具了价税共计1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沈新强确认已予以抵扣，故一审法院推定沈新强收到了相应数量、价值的定作物，故一审法院认定志荣铝材厂交付给沈新强的定作物价值为120万元。第四，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且诉讼时效包括中断、中止等情形。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但对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举证，不应对权利人过于严苛。本案中，志荣铝材厂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陈述了曾多次向沈新强主张定作款，再结合一审法院上述关于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的分析，以及通讯部门保存通话记录的期限等因素，志荣铝材厂陈述的曾多次向沈新强主张定作款可信性更高，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沈新强仍应向志荣铝材厂履行付款义务。第五，志荣铝材厂共计向沈新强交付价值120万元的铝型材，沈新强方共计支付了115万元，对于其中沈新强支付给李国良的5万元，双方存在争议，因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签订合同一周内支付定金5万元及沈新强承担3万元的开模费用，而该5万元系在2016年5月10日即合同签订一周内支付，应视为定金；志荣铝材厂主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沈新强自愿承担了5万元的开模费用，即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了部分变更，但志荣铝材厂未对此进行证明，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5万元定金应抵作定作款，扣除沈新强承担的3万元开模费用，则沈新强已支付定作款112万元，还欠定作款80000元，沈新强应予履行，拖欠不付，应承担违约责任，志荣铝材厂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和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沈新强在采购合同中自愿承诺每吨铝型材补偿志荣铝材厂50元运费，本案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货物总重量为70.28吨，故运费为3514元，沈新强应予支付。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沈新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志荣铝材厂定作款80000元、运费3514元，共计83514元，及利息损失（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志荣铝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99元、保全费2770元，共计6569元，由志荣铝材厂负担5111元，由沈新强负担1458元。二审中，志荣铝材厂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证据1、光盘一份，内容是2021年4月1日下午拍摄的5段视频和一些照片，第一段是安装在沭阳项目的铝合金，商铺1、2、3层楼的门面房安装的，最后一段是广场名称，中央城市广场，证明志荣铝材厂已交付全部金额的定作物；证据2、统计表一份，证明案涉货物已经实际交付，并已经在实际使用。沈新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上显示的铝材并无志荣铝材厂的特定名称、标识、LOGO等，无法证明是志荣铝材厂生产的铝材。此外，沈新强在案涉工程中也向案外人采购过同类型的铝材，无法进行区分，按照举证规则，志荣铝材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证据2，该证据系志荣铝材厂单方制作，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品资公司是否系案涉合同相对方；二、案涉合同交货价值是多少；三、沈新强主张诉讼时效已过是否能够成立；四、志荣铝材厂二审变更一审诉请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志荣铝材厂系与沈新强个人签订案涉合同，品资公司并未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与志荣铝材厂缔结合同，沈新强作为品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品资公司代为付款亦属合理，志荣铝材厂仅以品资公司存在支付款项及抵扣发票的行为，主张品资公司成为合同相对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志荣铝材厂主张其已交付价值约为1519824元的货物，但其一审提交的送货凭证，沈新强予以认可的送货单货物价值仅为222523元，其余送货凭证无法证明系指向本案诉争合同。二审中，志荣铝材厂提交的视频、图片既无法判断是否系志荣铝材厂交付，亦无法判断志荣铝材厂交付的货物数量，志荣铝材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沈新强主张志荣铝材厂供货价值为222523元，但其已付款金额超过其主张送货量89万元，沈新强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志荣铝材厂、沈新强均未能明确案涉交易实际发生的送货量，一审法院结合增值税发票金额等案件情况，综合认定交货金额为12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证人姚某的陈述，志荣铝材厂投资人李国良曾于2018年农历年底向沈新强主张案涉款项，一审法院结合交付货物、付款、开票等情况，综合全案采信志荣铝材厂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沈新强主张过权利的陈述，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志荣铝材厂上诉要求沈新强支付运费4405元，但其在一审中明确运费为3514元，超出部分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综上，志荣铝材厂、沈新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84元，由吴江市志荣铝材厂负担6397元，由沈新强负担18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姚栋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泽玮书 记 员 唐 恬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