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38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雷仕祥，男，1965年5月22日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永祥，贵州省贵安新区贵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狗场村大狗场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6EDMG11K。法定代表人：廖国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发俊，贵州黔鹰（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行政中心政务服务大厅2楼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471278H。法定代表人：徐新芳，系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贵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6DXDU30G。法定代表人：侯中堂，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苏翃，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雨轩，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雷仕祥、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与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澳公司”）、贵州贵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仕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对本案依法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宿舍转让款150,000元是错误的。1、案涉证据：《店铺转让合同》及《餐厅物资物品清单》。《餐厅转让合同》是经庭审质证，且被上诉人认可的，具有合法证明力。根据《餐厅物资物品清单》上诉人移交给被上诉人的物资物品共64项，合计金额2,266,160元，依据《餐厅物资物品清单》第五十六项，员工宿舍1栋吊顶等150,000元，且不说该项中的床、铺盖、热水器、洗衣机、电热毯是合法财产。即使该项全部非法，则上诉人扣除该项后，其余63项物品全部是合法财产且价值已高达2,116,160元。这远高于合同约定并履行的208万元，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宿舍转让款150,000元有悖于本案事实。2、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宿舍转让款的前提只能成立于上诉人移交的物品价值等于或低于合同约定并履行的价格208万元，但这并不是本案的事实。3、本案中虽然约定有经营权转让内容，但移交物品、物资的价值即使扣除案涉非法建筑员工宿舍150,000元，也还有2,116,160元，也高于合同约定并履行的价格208万元，从而也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内容不含经营权，原审法院也确认了这一点。4、依据《店铺转让合同》、《餐厅物资物品清单》、《餐厅转让合同》，上诉人移交的63项物品物资全部是上诉人个人投资的合法财产，其价值2,116,160元的物品物资转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其转让的合法性理应得到确认和支持。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法财产2,116,160元物品物资的转让已经双方当事人依约依法履行完毕，根据合同自愿履行原则，理当得到确认和支持。二、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宿舍转让款150,000元的判决就本案而言，有失公平，公正原则。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是应被上诉人只邀，双方自愿签订《店铺转让合同》、《餐厅物资物品清单》、《餐厅转让合同》，被上诉人以合同约定支付208万元设备、设施、物品、物资转让款，上诉人移交价值2,116,160元合法投入（已扣除15万元的宿费投资款），该部分物资转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至此，《店铺转让合同》、《餐厅转让合同》约定内容已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完毕，符合自愿、公平、诚信、合法原则，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依法改判。上诉人华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将《贵澳农旅一号剥离大棚承包合同》认定为租赁合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整份合同当中从合同名称《贵澳农旅一号剥离大棚承包合同》到合同内容涉及的承包费、承包地点、承包经营期间、承包范围和违约责任中一方擅自转让承包或变相让他人承包的等，整个合同名称内容全是承包。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绿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承包合同，而非租赁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委托第三方机构就拟投资项目所涉政策风险、生态环保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就认定上诉人对此投资款可能遭受的损失已有估计，故实际投资款损失属于自甘风险的结果，且提举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具体损失情况，而驳回了上诉人要求绿澳公司的赔偿责任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所委托作《拟投资经营餐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了当时正在经营“贵安新区高峰镇贵澳生态餐厅”的经营者雷仕祥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该登记表的备案时间是2016年10月10日，并附贵安环表（2016）3号审批意见。并且还提交了《贵安新区高峰镇贵澳生态餐厅》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者为雷世祥，注册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经营范围注明各类正餐服务。所以上诉人所做的《拟投资经营餐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基于生态餐厅已经属于合法化的情况下，对经营性风险进行的评估，并未对生态餐厅的合法化进行评估，因为已经开设的餐厅是符合法律规定，取得了营业执照和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备案，根据该部分资料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尽职审查该餐厅的合法性。并且根据该《拟投资经营餐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与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十分劳动合同、退款协议以及凭证，完全证明了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完全符合诉请。三、一审认定贵澳公司在本案中依法不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的独立管理人是公司独立的重要表现，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表现在管理和对外发布文件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管理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根据《公司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贵澳公司与绿澳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贵澳公司以自身名义向上诉人发布通知，该通知对上诉人实际产生作用与绿澳公司发布通知实际产生的作用相同，故根据上述规定及事实，贵澳公司应当承担与绿澳公司之间同样的连带赔偿责任。并且在《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抵押担保涉及到七座温室大棚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说明》文件，得出两公司资产混同、财物混同，绿澳公司将包括案涉生态餐厅在内的七座大棚作为抵押物抵押给第三方，为独山贵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独山贵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贵州贵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雷仕祥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餐厅转让合同》，涉及“员工宿舍”及餐饮“经营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有效而不予支持雷仕祥返还上诉人已支付费用208万元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餐厅转让合同》无效不仅仅在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等法律法规，更在于：（一）和他第五条约定：和他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各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该份合同并未签订日期，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该合同的生效条件并未满；（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与雷仕祥签订的而合同自始无效。至于雷仕祥辩称仅仅转让餐厅设备，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份合同覆盖范围包括餐厅内设施等表述，再者、针对本案案涉餐厅，雷仕祥仅仅属于承包人，其与绿澳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一系列物品清单属于该公司所有，综合上诉人与雷仕祥签订合同的目的，其真实意思表现为该份合同核心内容为经营场所和经营权的转让，第三人雷仕祥首先不是该餐厅设备、设施、物品物资的所有权人，其无权处分该餐厅物品，其次，结合钦定合同时，上诉人支付208万元购买的只是二手物品和设备显然不符合双方签订的目的，故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雷仕祥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的经营权和经验场所的转让核心条款，不能成为合同相对无效部分，该核心条款直接影响上诉人持续经营餐厅的合法权益，该经营权无效，整个合同应当全部无效，不能直接分离，该《餐厅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第三人雷仕祥保证上诉人对该餐厅持续经营，否则退还上诉人全部费用，故第三人在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应当退还上诉人208万元费用。第五、一审认定“上诉人从事餐饮合同被叫停，是被告绿澳公司出租给其使用的“生态餐厅”未经建设审批被行政强拆，使其丧失经营场所，该行政强拆与第三人转让餐饮“经营权”没有因果关系，故上诉人主张由第三人向其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其要求绿澳公司承担该损失并不合理”属于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针对上诉人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连带赔偿上诉人损失17,112,946元、该损失实际产生的原因在于绿澳公司将未取得合法手续建筑物承包给雷仕祥，雷仕祥将该建筑物继续整体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基于合理的信赖，基于能够承包该餐厅，向案外人支付居间服务费20万元，该20万元是双方达成合作的基础，是上诉人支出的合理的必要费用；市场评估是上诉人针对现有项目投资环境，预期收益的合理判断，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中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存在共同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事实，且对于上诉人评估中预期可得利益15,278,900元利润的损失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上诉人预期损失与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意见，案涉餐厅收益是具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若被告对该份预期收益具有疑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的该份收益根据现有评估机构要求，完全可以再次进行评估鉴定该份收益损失，其次针对本次评估产生评估服务费用，亦是上诉人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上诉人为餐厅的运营支出建设员工宿舍施工费73,300元、后厨定金及违约金534,000元，订餐损失675,000元、因解除餐厅员工劳动关系支付费用521,200元，均是上诉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产生的实际损失，该损失已经发生，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效，上述赔偿金额为上诉人支出或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即上诉人为了准备履行合同或载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的行为而支出的合理经济损失，对于上述经济损失，绿澳公司在明知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依然将该餐厅转承包雷仕祥，导致上诉人遭受重大损失，绿澳公司与雷仕祥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绿澳公司、贵澳公司、雷仕祥应当承担合同无效损失赔偿的范围。综上，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应当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请。被上诉人雷仕祥辩称，一、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不能成立。1、2017年11月28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就案涉转让的餐厅委托第三方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店铺转让合同》，约定答辩人将自己经营的“生态餐厅”投资的一切设施、设备、物品、物资作价2,080,000元转让给被答辩人，双方同时就付款方式的相关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转让合同附《餐厅物资物品清单》载具物资物品总价为2,266,160元，被答辩人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依据《店铺转让合同》约定内容，不含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经营权”转让内容。《店铺转让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者合法权益，且《店铺转让合同》已经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实际履行，依据合同履行的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双方已无法律诉求的因果关系及关联性。2、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餐厅转让合同》应被答辩人要求增加约定转让范围含答辩人之餐饮“经营权”，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未在转让合同上确认合同签订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家对餐饮业实行强制许可制度，禁止未经许可的主体从事餐饮服务，禁止已具备餐饮经营资质的主体出租、出借、转让餐饮服务许可证，因此转让经营权的约定实属无效约定，其约定内容不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鉴于《店铺转让合同》《餐厅转让合同》约定内容的变化，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约定转让的实质是答辩人对案涉转让餐厅的投资转让，即转让的标的物是答辩人投资的设施、设备、物品、物资转让，其转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容置疑。更何况《餐厅转让合同》由于没有双方当事人确定签约日期，依据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一）、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各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该份合同并未签订日期，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该合同的生效条件并未满；这充分证明被答辩人也认可《餐厅转让合同》并未生效，据此逻辑，《餐厅转让合同》未生效，则《店铺转让合同》已生效且已履行。则本案不存在经营权转让之说，答辩人由此也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之依据。3、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的是《店铺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转让的标的物是答辩人对案涉转让餐厅投资的设施、设备、物品、物资，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财产转让，而不是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财产租赁，因此不存在被答辩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4、《餐厅物资物品清单》是经过庭审确认的，被答辩人也是认可的，该《餐厅物资物品清单》所列的内容是答辩人自行投资、《店铺转让合同》的标的物就是《餐厅物资物品清单》所列的内容，答辩人是《餐厅物资物品清单》的实际投资人，也就是合法所有人，否则被答辩人为什么要与答辩人签订《店铺转让合同》。二、《店铺转让合同》及所附《餐厅物资物品清单》已经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实际履行并移交，符合国家法律关于合同履行的法律规定，答辩人认为已与被答辩人不具法律关联性，由此才对原审判提出上诉，要求改判原审要求答辩人返还员工宿舍转让款150,000元，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贵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未答辩。原审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原、被告双方2017年8月30日签定《租赁合同》和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二、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三、第三人在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882,946元；五、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以诉讼中实际产生为准）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最后一次变更诉讼请求为：一、依法确认原告与二被告、第三人分别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餐厅转让合同》无效；二、依法判令第三人雷仕祥返还2,080,000元转让款；三、二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赔偿原告17,112,946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二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0日，被告绿澳公司与案外人贵安新区高峰镇狗场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该村委会将案涉土地经营权利转让给被告绿澳公司。后被告绿澳公司在案涉地块修建玻璃大棚，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其中一号大棚改造成餐饮经营用房（即案涉“生态餐厅”）。2016年7月16日，第三人与被告绿澳公司签订《生态餐厅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绿澳公司将前述“生态餐厅”发包给第三人雷仕祥经营管理。2016年9月30日，第三人雷仕祥将其承包经营的“生态餐厅”申请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登记字号为“贵安新区高峰镇贵澳生态餐厅”，登记经营者系其本人。2017年2月9日，第三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在第三人经营上述“生态餐厅”期间，原告经与其协商达成转让该餐厅的意向，遂于2017年7月15日委托贵州天一众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嗣后，原告于2017年11月28日与被告绿澳公司签订《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约定绿澳公司将其修建的“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内一号大棚（即上述改造后的餐饮经营用房）及大棚四周排水沟”出租给原告，原告应“确保合同结束时餐厅所有资产完好和不流失”等。同日，原告与第三人雷仕祥签订贵安新区高峰镇贵澳生态餐厅《店铺转让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其承包经营上述“生态餐厅”投资的一切设施、设备、物品物资作价2,080,000元转让给原告，双方同时就付款方式及相关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转让合同所附《餐厅物资物品清单》载具物资物品总价为2,266,160元，其中员工宿舍一栋价值150,000元。其后，原告与第三人再次就前述“店铺转让”事项签订《餐厅转让合同》，合同增加约定转让范围包含第三人之餐饮“经营权”。随后，原告即利用前述转让所得的“餐厅”自行办理了餐饮服务手续开始经营。2017年12月4日，原告向被告绿澳公司支付大棚租金180,000元，并陆续多次向第三人支付完毕2,080,000元转让款。2018年10月17日，贵安新区国土资源局向被告绿澳公司下达《责令违法行为通知书》，以绿澳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为由，责令自行纠正违法行为。随后，二被告分别向原告送达通知，以出现不可抗力因素为由要求原告停业。原告未予应允，贵安新区相关行政执法部门遂将上述玻璃大棚内的建筑设施予以强制拆除。原告据此向二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损失赔偿，未果，双方遂起纷争，致本案成讼。另查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前述《餐厅转让合同》后，于2018年1月29日将前述“贵安新区高峰镇贵澳生态餐厅”办理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当事人基于该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的诉辩意见，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如何确定；二、原告主张由第三人返还其2,080,000元有无事实、法律依据；三、原告是否有权向二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所涉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关于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问题。鉴于第三人与二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争议事项，故对其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不予理涉。同时，原告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贵澳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且二被告亦系各自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故原告要求贵澳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与被告绿澳公司的关系问题，双方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虽名为“承包合同”，但据其具体约定的“租金”、“确保合同结束时餐厅所有资产完好和不流失”等内容，可知该合同涉及的权利义务具备了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故该合同实为租赁合同，原告与被告绿澳公司之间据此成立租赁合同关系。该租赁关系所涉“玻璃大棚”，综合全案应属被告绿澳公司修建的临时建筑，而绿澳公司修建该玻璃大棚及大棚内的建筑设施，并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报“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且本案辩论终结前仍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双方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问题，据其双方合同约定，所涉内容系第三人将其经营餐饮服务取得的行政许可（经营权）及相应的设施、设备、物品物资等一并转让给原告，由此可以认定其双方之间成立转让合同关系。至于该转让关系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餐饮服务与普通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人身健康密切相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可知国家对餐饮业实行强制许可制度（从事食品摊贩和为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食品半成品的单位和个人除外），禁止未经许可的主体从事餐饮服务，禁止已经具备餐饮经营资质的主体出租、出借、转让餐饮服务许可证。就本案而言，第三人雷仕祥与原告签订《餐厅转让合同》，将其取得的餐饮经营权转让给原告，有悖上述法律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该转让行为无效。双方有关“设施、设备、物质物品”转让部分的合同内容，根据第三人提交的《餐厅物资物品清单》，所涉“设施、设备、物质物品”，包含员工宿舍1栋及相关炊具、餐具、音响设备等，其中员工宿舍根据前述分析应属临时建筑，亦应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修建。而第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转让给原告的该“员工宿舍”在修建时已经有关部门批准，故原告与第三人转让关系所涉“员工宿舍”部分内容应属无效。但其余转让标的物均不属法律禁止转让的对象，故对该部分转让应认定为有效。关于原告向第三人主张返还208万元有无事实、法律依据的问题。如前分析，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餐厅转让合同》，涉及“员工宿舍”及餐饮“经营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有效。合同有效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不受该合同“员工宿舍”及餐饮“经营权”约定无效的影响，仍然有效。因此，原告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要求被告绿澳公司返还已支付的180,000元租金，并要求第三人雷仕祥返还其基于转让“员工宿舍”及餐饮“经营权”取得的价款。而第三人基于转让其余“设施、设备、物质物品”所得价款，原告则无权要求返还。具体到“员工宿舍”的转让价款问题，根据第三人提交的《餐厅物资物品清单》，双方在转让时已一致作价150,000元，原告庭审中对该清单亦予认可，故本院就此予以确认并支持。至于餐饮“经营权”转让价款的问题，庭审中第三人辩解称其未就此收取转让费，上述《餐厅物资物品清单》所载转让总价不包含经营权即已达到2,266,160元，已超出双方合同约定和原告实际支付的款额，由此本院对第三人“经营权未计价”之表述内容予以采信。原告对此要求返还转让款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从事餐饮经营活动被叫停，是被告绿澳公司出租给其使用的“生态餐厅”未经建设审批被行政强拆，使其丧失经营场所所致，该行政强拆与第三人转让餐饮“经营权”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告主张由第三人向其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其次，基于前述分析，本院认为被告绿澳公司将其未经审批修建的“玻璃大棚”出租给原告使用，主观上存在过错，其应对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在对案涉餐饮经营进行投资前，已委托第三方机构就拟投资项目所涉政策风险、生态环保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可行性评估报告，由此，应当认定原告对其此次投资可能遭受的损失已有预估，故其实际投资损失属其自甘风险的结果，且其提举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具体损失情况，其要求被告绿澳公司承担该损失并不合理，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贵澳公司根据前述分析与原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原告针对其提出诉求于法无据，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及原告与第三人雷仕祥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所涉员工宿舍和经营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二、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租金180,000元。三、第三人雷仕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员工宿舍转让款150,000元。四、驳回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餐厅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2．雷仕祥是否应向华顺公司返还2,080,000元转让款；3．华顺公司能否向二被上诉人及雷仕祥主张赔偿损失，赔偿数额如何确定。争议焦点一：关于华顺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与绿澳公司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承包地点为贵安新区贵澳农旅产业示范园内一号大棚及大棚四周排水沟，根据贵安新区国土资源局发出［编号（2018）30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可以看到，一号大棚使用的土地为农用地，绿澳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将该土地上违法建造的大棚承包给华顺公司经营餐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适用土地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双方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关于华顺公司与雷仕祥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双方未在合同上确认签订日期，但雷仕祥未举证证明其反对该份合同，双方也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应该视为该份合同成立，但根据合同转让物品中的员工宿舍，雷仕祥并未举证证明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属于违章建筑，因此华顺公司要求确认《餐厅转让合同》的上诉请求中，“员工宿舍”的合同内容部分应属无效，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一审法院判决《餐厅转让合同》所涉经营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争议焦点二：雷仕祥是否应向华顺公司返还2,080,000元转让款的问题，因雷仕祥与华顺公司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且双方在该合同约定：“三、甲方如在乙方受让后无法保证乙方对受让标的的正常经营及使用，甲方应承担乙方因此产生的损失并退还乙方所支付的转让款项”，本案中华顺公司转让案涉餐厅并于2017年12月陆续向雷仕祥支付完毕2,080,000元转让款后，2018年10月17日贵安新区国土资源局向绿澳公司下达《责令违法行为通知书》，以绿澳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为由，责令纠正违法行为，绿澳通知随后以出现不可抗力因素为由通知华顺公司停业，华顺公司餐饮经营活动自此停业，根据合同约定，在受让后雷仕祥未能保证华顺公司对餐厅的正常经营，故本院认为雷仕祥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华顺公司因此产生的损失并退还乙方所支付的转让款项，应返还华顺公司2,080,000元转让款，一审法院判决雷仕祥向华顺公司返还员工宿舍转让款150,000元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雷仕祥认为不应返还员工宿舍转让款150,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三：华顺公司能否向二被上诉人及雷仕祥主张赔偿损失，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本案中，华顺公司所经营餐厅停业的原因在于绿澳公司承包给其使用的一号大棚未经建设审批，被贵安新区国土资源局将上述大棚内的建筑设施强制拆除，过错在于绿澳公司，绿澳公司应赔偿华顺公司的损失；其次，至于贵澳公司，其与绿澳公司系各自独立法人企业、且贵澳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相对人，在华顺公司与绿澳公司签订合同过程中并无过错，华顺公司要求贵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因雷仕祥与华顺公司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约定：“三、甲方如在乙方受让后无法保证乙方对受让标的的正常经营及使用，甲方应承担乙方因此产生的损失并退还乙方所支付的转让款项”，故雷仕祥应承担华顺公司的损失。但华顺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在未核实餐厅及所涉土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装修经营，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此，对于损失金额本院酌情按主要责任承担70%，次要责任占30%的比例来分摊。对于损失金额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现华顺公司提出其损失包括：向案外人支付居间服务费200,000元、华顺公司聘请贵州天一众源房地产公司出具的评估意见中评估预期可得利益15,278,900元，员工宿舍施工费73,300元、后厨定金及违约金534,000元、订餐损失675,000元、因解除餐厅员工劳动关系支付费用521,200元，结合华顺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向案外人支付居间服务费200,000元仅有服务协议及收据，无法证明实际支付该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中评估预期可得利益15,278,900元，是预算收益，不能实际代表华顺公司未来的收益情况，本院不予支持；员工宿舍施工费73,300元有施工协议及有施工公司签章的收款收据相印证，本院予以支持；后厨定金及违约金534,000元，有后厨承包协议、收据、解除协议、转账凭证及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相印证，虽后厨承包协议签订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但绿澳公司、贵澳公司于2018年11月向华顺公司发出的暂停营业的通知中，仅提及贵安新区国土资源局对贵澳生态果蔬体验馆提出暂停营业整改，并称“若等通知可以进入经营状态时，我公司将第一时间告知贵公司，贵公司即可提前开展经营工作”，直至2018年12月8日绿澳公司才向华顺公司发出停止经营及解除合作事宜的通知，在此之前并未明确告知华顺公司不能继续经营的后果，华顺公司预定后厨服务合情合理，故本院对该项费用予以支持；订餐损失675,000元，仅有协议书及解除《协议书》协议，无发票及转账记录等证据，无法证实实际支付，本院不予支持；解除餐厅员工劳动关系支付费用521,200元，系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发放总额，因2018年12月8日绿澳公司才向华顺公司发出停止经营及解除合作事宜的通知，故本院支持2018年11月至12月的工资总额378,800元，华顺公司损失总计1,507,300元，按照绿澳公司、雷仕祥负主要责任承担70%，华顺公司次要责任占30%的比例来分摊，则绿澳公司、雷仕祥共同承担1,350,940元，华顺公司承担156,360元。故华顺公司要求绿澳公司、雷仕祥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租金180,000元”；二、撤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一、确认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及原告与第三人雷仕祥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所涉员工宿舍和经营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三、第三人雷仕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员工宿舍转让款150,000元”、“四、驳回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改判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为：“一、确认上诉人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贵澳农旅一号玻璃大棚承包合同》及上诉人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雷仕祥签订的《餐厅转让合同》所涉员工宿舍部分的内容无效；三、上诉人雷仕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转让款2,080,000元”；四、由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雷仕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赔偿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损失费1,350,9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957.68元，由原审被告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0924.56元，原审第三人雷仕祥承担14842.53元，原审原告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11190.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957.68元，由上诉人雷仕祥承担14842.53元，上诉人贵州华顺禾源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11190.59元，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绿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0924.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颂审判员 朱俊蓉审判员 董伟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周婷书记员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