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5民终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辛国臣，男，196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内蒙古众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成，内蒙古众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芝，女，195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立军，男，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被上诉人董立军、王玉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举，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孝琴，女，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上诉人辛国臣因与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张孝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20）内0502民初7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辛国臣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将股权处分给上诉人或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故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是错误的。理由是：第一，安达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15日，工商注册时的股东为上诉人、董某（王玉芝之夫、董立军之父）和被上诉人张孝琴。当时企业成立是由原科尔沁区第二货运公司转制而来。经科区交通局同意，该公司注册成立的股份资金是来源于原企业拆迁补偿款。注册完成后，拆迁补偿金分配给企业职工进行转制买断。因此安达公司成立时三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出资。第二，2004年安达公司为了完成向工商申请年检注册，上诉人以自有的座落于科区施介办事处平安西门裙房1层25室房屋以实物出资形式完成了年检注册。2006年为了完成安达公司的年检注册，在三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出资的情况，上诉人于2006年4月5日以现金的方式向安达公司缴纳了35万元，安达公司为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上诉人的缴纳款项的行为是上诉人与安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为了给三被上诉人垫付出资款，是为安达公司的生存和继续经营需要而做出的。第三，2016年6月20日，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向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内05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确认了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依法继承董某在安达公司的股权，是安达公司的合法股东。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张孝琴对于股东身份问题的陈述是：安达公司转制重组，就没有参与经营，没有出资，没有得到工资也没有分红，要求在安达公司的任何文件上不要再出现其名字，安达公司的任何事情与其无关。被上诉人张孝琴实际上就是名义股东。第四，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取得股东身份后，不仅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是没有任何的参与。2018年4月10日，安达公司通过公司员工上门书面通知及2018年4月18日通过科尔沁都市报报刊公告通知限期认缴出资，但通知发出后直至2018年11月26日也未履行出资义务。2018年11月27日，安达公司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发出《召开股东会通知》，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收到通知后未参加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会议决议通过解除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2020年4月3日，安达公司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三被上诉人邮寄了《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三被上诉人均收到了《公司股东会决议》。直至今日，三被上诉人均未对解除股东资格的会议决议提出任何异议，《公司股东会决议》已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未缴纳出资款，不参与安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安达公司通过合法的形式解除三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以后，安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只有上诉人一人，安达公司也就成为一人公司，股权自然归上诉人所有。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提出的要求确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张孝琴名下的2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请求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三、安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解除三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以后，安达公司实际上成为了一人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请求判令三被上诉人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王玉芝、董立军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予以维持。首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没有出资不符合本案事实。在一审时我们提交了原股东董某出资2万元的收据，收据中明确注明该2万元交付的是购买安达出租车公司牌子的钱。其次，上诉人称自己出资35万元注册安达公司的事实不存在。通过庭审已经明确，该35万元收据是上诉人自己伪造的，况且该票据根据笔迹可以看出不是2006年所形成的，为此我们已经在一审期间对该证据提出了申请，要求对该35万元收据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没有准予我们的鉴定申请。为了弄清上诉人造假35万元注册资金的事实，我们在二审仍然提出对35万元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笔迹司法鉴定，以便查清真假事实。第三，我们的股东身份已经由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16）内05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确认，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再次提出股东身份确认的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孝琴未答辩。辛国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王玉芝、董立军名下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21.5%股权归原告所有和被告张孝琴名下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2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原告；2.请求判决被告王玉芝、董立军、张孝琴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王玉芝、董立军名下21.5%股权和张孝琴名下的21.5%股权过户到原告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10月8日成立，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350000元，其中由原告辛国臣出资2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7%，董某和张孝琴各出资75000元、各占注册资本的21.5%。并选举原告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董某为公司监事。董某于2016年3月4日去世。2016年6月20日，被告王玉芝、董立军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董某的股权并确认王玉芝、董立军为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内0502民初XXX号判决，判决王玉芝、董立军依法继承董士仁在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并确认王玉芝、董立军系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股东。一审法院认为，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董某和张孝琴各出资75000元、各占注册资本的21.5%，董某和张孝琴从而取得了公司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董某去世后，被告王玉芝、董立军继承了董某的21.5%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并经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16）内05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王玉芝、董立军名下的上述21.5%股权归其所有，但并无证据证明王玉芝、董立军将股权处分给原告或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另外，原告提供的工商档案显示，通辽市安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实收资本已经审验，董某名下的出资是否系他人垫付并不影响股权的归属，故原告以此为由主张王玉芝、董立军名下股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原告提出被告王玉芝、董立军股东资格是否解除问题，与原告诉请确认被告王玉芝、董立军名下股权归其所有并无必然联系，本案中不予涉及。关于原告提出确认其为被告张孝琴名下的2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的确认之诉范围，故不予审理。据此，原告进而提出要求三被告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辛国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原告辛国臣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辛国臣未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之间存在股权代持、股权转让等法律关系，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辛国臣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名下股权归其所有的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辛国臣在未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张孝琴针对隐名出资问题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要求确认其为被上诉人张孝琴名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辛国臣以三被上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安达公司通过合法的形式解除三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后成为一人公司，股权自然归上诉人辛国臣所有为由，提出的要求三被上诉人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主张，不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辛国臣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不当。被上诉人王玉芝、董立军的诉讼代理人王举曾作为审判员在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任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辛国臣对王举作为出庭人员的身份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准许其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虽存在程序瑕疵，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结果。综上所述，辛国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辛国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琳琳审判员 白云飞审判员 陈婷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