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306民初4646号原告：梁其凯，男，汉族，1994年6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委托代理人：张玉玲，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仪，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钧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坣岗社区坣岗盛芳园北区一栋B单元9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0280083F。法定代表人：陈钧池。被告：陈钧池，男，汉族，1978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原告梁其凯诉被告深圳市钧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雷公司）、陈钧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2021年4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其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钧雷公司支付原告款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9,530元及逾期利息100.45元（2020年10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上浮50%计算）；被告陈钧池就此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4,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10月，被告陈钧池通过微信与原告梁其凯协商沟通钧雷公司开业活动策划事宜并正式建立合作关系，由梁其凯负责钧雷公司开业活动，双方就开业活动所需物品及细节于微信及微信语音电话进行沟通，最终确定该开业活动总费用25,330元，活动结束当日结清所有费用。2020年10月17日，钧雷公司开业活动圆满结束。当日，梁其凯根据该活动实际需要人员及所需物品制作相应物品清单并由钧雷公司管理人员张安生签字确认。自活动结束之日起，钧雷有限公司仅支付15,800元，仍欠9,530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讨无果，故诉至法院。二被告共同辩称：原告的起诉是强买强卖、完全具有诈骗的行为。30个花篮用本公司的名字送给本公司，这是任何一家礼仪公司常规都不可能犯的错误。12条横幅明确说的是横幅，原告为了省事省本，用一大块红布来做了开业活动的横幅，造成外界对我公司的评价非常恶劣。贵宾签到的签到墙原告说是为答辩人制作的，原告没有证据，答辩人的证据已提供，原告提出的总费用里面包括了迎宾地毯，迎宾地毯我们双方是最终实际丈量所扣除的款项，重点在于醒狮队，双方协商按照地方风俗醒狮采青表演后将归还大红包及一颗生菜给答辩人，作为开业的开门红。仪式开始以前，对方负责人临时对答辩人要求26,880元的大红包必须要给他们，后来现场确定更换成了一个100元的红包，仪式表演以后也没有退还给答辩人。以上陈述与原告微信记录全部有记载。原告的母亲和原告共同负责整个开业仪式的流程，后来其母亲单独开了收据到答辩人处领款，所有款项已经结清。原告他不认可他母亲的行为，答辩人认为原告的母亲也构成诈骗。经审理查明：钧雷公司就其于2020年10月17日的开业庆典活动的筹备、布置事宜与梁其凯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约定由梁其凯按照要求提供庆典活动安排、筹备服务。双方未签订确定所有服务细节的书面服务合同，而是以陈均池与梁其凯，以及钧雷公司员工张安生与梁其凯通过微信、电话、口头沟通等方式确定合同内容。现梁其凯提交了一份标注日期为2020年10月17日的物品清单，称自己在当日钧雷公司开业庆典活动中提供了该清单上的全部服务项目，总金额为25,330元。梁其凯要求钧雷公司按照该清单上列明的价款支付相应服务费用，称该物品清单上有钧雷公司员工张安生签名确认，是在开业活动当天中午11时40分左右，活动进入尾声时要求张安生签名确认的。钧雷公司确认张安生的职务，但称该物品清单签署于2020年10月15日，是提前确认开业当日需要提供的物品以及服务内容之用，当时并没有填写日期。对于该物品清单中所列明的15个项目以及收费，庭审时钧雷公司明确对其中的部分项目有异议，具体为：花篮50个当中的30个，涉及金额1,500元（原因是该30个花篮上张贴的祝贺名单错写为钧雷公司自己送给钧雷公司）；定制花牌加工花，涉及金额1,800元（理由是根据双方协商，定制花牌就是200元/个，但原告在200元以外，每个主张150元的加工花款）；醒狮特别服务，涉及金额400元（理由是原告没有按照被告提出的领头的两只舞狮要特别大，颜色有所不同的要求提供舞狮）；地毯，涉及争议金额284元（理由是经现场实际测量，红毯面积为140平方米，而不是211平方米）；条幅，涉及金额768元（理由是双方约定了12条条幅，但原告提供的是一大块红布上印了12个公司的名称）；签到处布，涉及金额240元（理由是双方约定的是签到墙，墙面红布，但原告仅提供了两块红布，没有办法使用，被告开业当天是自行准备了签到台、签到布）；赠送项目（理由是该项目是赠送，不应当再计算费用820元）。经本院按照物品清单上标注的上述有争议的项目涉及的款项合计为4,992元（原告提交的物品清单总金额未包含赠送项目的820元，故争议项目涉及金额不包含该820元）；而没有提出异议的项目涉及的金额为20,338元(25,330-4,992)。钧雷公司称2020年11月23日，梁其凯的母亲写好了收据（填写的日期为2020年10月17日）到被告处收款，经双方协商扣除活动当天梁其凯提供服务不符合要求的扣款后，确认最终应付款为15,800元，故当日钧雷公司将扣除订金5,000元后的余款10,800元全部支付给了原告的母亲。在梁其凯的母亲填写的三张收据上均列明了实际应收款的项目和金额，且在编号为752720的该张收据中还注明“实收10,800元，以上所有货款结清”的内容。庭审时，梁其凯认可其母亲于2020年11月23日至钧雷公司收款，但是在受到钧雷公司威胁的情况下按照其要求填写的收据。关于受到了何种威胁的问题，梁其凯称自己当日并没有陪母亲一起过去收款，后来听其母称张安生说如果不按照要求结算，那以后都拿不到钱，因此，梁其凯否认其母亲的收款行为是受其同意的行为。对于双方争议的数项服务内容，本院在庭审调查中均一一进行了审查，查明以下事实：1.花篮50个当中确实有30个张贴的祝贺名单错写为钧雷公司自己送给钧雷公司，根据双方此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钧雷公司实际确定了名单的花篮只有20个，对于没有确定名单的，陈均池给出的指示是“30个花篮都用公司名”。对此梁其凯的理解是都用钧雷公司的名称，但陈均池称其表意是不用个人名，让梁其凯随便定一些公司名。对于名单错误的事实，梁其凯称在10月17日早上发现后，已经安排其母亲立刻去更换，并于上午九时左右更换完毕。被告对此予以否认。2.定制花牌加工花的项目，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看，在梁其凯发出了花牌样式的照片给陈钧池后，陈钧池提出了自己需要的尺寸，双方此后对于尺寸大小的价格有商量，最终确定为200元/个。聊天记录中未能找到该200元仅为空花架的价格，而在花架上加工花需要另行增加150元/个的约定，梁其凯称双方系口头约定。3.对于醒狮特别服务，被告称当时口头要求领头的两只舞狮要特别大，颜色有所不同，但原告称其理解的特别服务就是有两只狮子的表演人员要更有经验，狮子更加生动。对此，双方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但在梁其凯与张安生的聊天记录中，张安生表示为“特别要求领头雄狮雄壮会表演”。4.对于地毯的实际使用大小，双方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最终丈量结果，但张安生曾在聊天记录中表示加大为160平方米。5.对于条幅，梁其凯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发出图片给陈钧池确认，上边竖排列了12个公司名，从图片看确实在一整块布上，但是每个公司名之间有线隔开。梁其凯称陈钧池没有在聊天记录中否定此种条幅制作方法，但陈钧池认为微信核对的是整体效果和印制的单位名称，且图片上看见有线分隔，不认为是在整体一张红布上。6.对于签到处布，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张安生提出的是需要签到墙，签到墙上铺上红布用于签到，但梁其凯则称认为签到墙就是只需要两块红布，自己不需要准备用于支撑的墙体或者物件，因此，只提供了两块红布。另查明：钧雷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陈均池是持股100%的股东。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物品清单、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庭审陈述为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钧雷公司与梁其凯对于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事实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钧雷公司以及梁其凯作为该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法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即梁其凯应当提供符合双方约定以及要求的开业活动项目和服务，而钧雷公司则应当按照梁其凯提供的服务项目支付对应的服务费用。张安生和陈钧池因开业事宜与梁其凯进行沟通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而梁其凯的母亲代为收取费用的行为也应当认定是代梁其凯收取。现梁其凯认为物品清单已经由张安生确认项目以及金额，要求按照该清单上列明的总金额25,330元结算，钧雷公司否认该清单是提供服务后的确认以及结算凭证，主张只是在活动开始前对需要的服务项目以及金额的报价及确认。其主张应当以梁其凯的母亲在收款收据中确认的金额即15,800元作为结算金额。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于物品清单上张安生的签名日期存在争议，但又均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己方的观点，鉴于双方除聊天记录和物品清单外，并没有签订其他关于服务项目以及金额的书面合同，故钧雷公司将该清单作为初步确认服务的报价性质的凭证也并非不可能，而该清单上并没有任何关于结算确认的文字表述内容，在一方当事人否认的情况下，不应当仅以张安生的签名作为确认最终结算金额的认定依据。另一方面，对于梁其凯母亲在收据上写下的“全部货款已经结清”的语句，因该种表述属于处分权利的行为，需要授权人的特别授权，但没有证据证明梁其凯已经授权其母亲放弃部分权利，故亦不能将该收款收据作为已经结算完毕的凭证。在双方均没有有效的结算凭证的情况下，钧雷公司应当支付的服务费需按照梁其凯实际提供服务项目的情况来确定。首先，根据钧雷公司在庭审时对物品清单的意见，其没有提出异议的项目，经本院核算金额合计为20,338元,该部分金额应当足额支付。其次，对于钧雷公司提出存在异议的项目，本院认为：对于挂错名牌的30个花篮款1,500元，梁其凯确实存在工作失误，没有正确理解陈钧池给出的指示，应当认定其提供的该项服务有不足，但30个花篮确实是提供了，故本院酌情让梁其凯承担60%的该项损失即900元。对于定制花牌加工花1,800元，虽然钧雷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不应当额外计算，而应当计算在定制花牌花架的款项内，但本院认为，无论该物品清单是在开业之前签署还是开业之后签署，张安生作为签名人均已经明确看到加工花与加工花架是分开为两个项目进行核算的，也就是说，即便该物品清单只是事前的报价，双方也都清楚加工花是另外一个项目，否则不可能单列，且张安生同意了该价格，因此，在梁其凯确实提供了符合条件的花牌的情况下，该笔费用钧雷公司应当支付。对于条幅768元，钧雷公司明确要求的是12条条幅，在物品清单和聊天记录中都清楚记载了数量要求，梁其凯做成一整块红布确实不符合要求，钧雷公司有权拒绝支付该费用。对于醒狮特别要求400元，梁其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服务满足了何种特别要求，故钧雷公司可以拒绝支付。对于签到处红布240元，梁其凯没有正确理解签到墙的要求，仅提供两块签到布，最终钧雷公司没有使用该两块布，故有权拒绝支付。对于地毯面积，因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共同丈量了地毯面积，但张安生与梁其凯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面积已经增加到了160平方米，故本院按照该面积计算，钧雷公司应当支付640元，扣减钧雷公司同意支付的140平方米，还应当支付20平方米即80元。综上，钧雷公司应当支付给梁其凯的服务总费用为22,818（20,338+600+1,800+80）元，因钧雷公司已经支付15,800元，故还应当支付7,018元。关于梁其凯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梁其凯的母亲于2020年11月23日至钧雷公司去领款，视为双方同意该日期为支付日，故本院从2020年11月24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关于梁其凯主张的律师费，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律师费的发生和承担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陈钧池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钧雷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陈钧池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与个人财产，故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钧雷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梁其凯支付服务费7,018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01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11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陈钧池对被告深圳市钧雷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梁其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负担35元，由二被告负担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沁  寰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郭丹丹（兼）书记员 曾    雄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