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02民初1368号原告：张洋，女，198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光，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初祥东，男，198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洋与被告初祥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246，150元、利息170，000元（自2017年6月15日至起诉时）。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合计1，416，15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沈阳浑南赛特奥来创办了“嘉澜名品集合店”。被告因没有柜台，即没有自己的店，便主动和原告协商，要求与原告合作。经原、被告协商，双方约定，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组织货源，之后，被告以与原告商定的价格向原告进货，然后由被告利用原告的“嘉澜名品集合店”独立销售经营。2017年4月，经双方确认，价格确定的货物（包括纪梵希小鹿、纪梵希狗头、KENZO、ZARA)，被告有1，046，150元的货款没有支付。价格没有确定的品牌“AJ”货物，只确认了数量是338件，价格是待定状态（该部分货款至少价值200，000元）。2017年6月15日，被告退出经营。所以，被告共欠原告货款至少1，246，150元。原告无数次向被告索要上述货款，被告以各理由进行推托。原告现只能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被告初祥东不是本案买方，张洋也并非卖方，原告诉求之实体权利（即服装销售款）对应的法律事实均与原、被告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与本案相关的实体权利（货款）已由另案审结，经审理确认货款权利人为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大连澳盈公司），支付货款义务人为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娜薇拉塔公司），初祥东并不是案涉货物的买方。1、张洋、初祥东并不是《确认函》中服装买卖、销售及结算的主体。2017年初，张洋与初祥东系经朋友介绍认识，张洋称其常年做外贸服装，并称与沈阳赛特奥莱商场有人脉资源，由于商场只能与公司合作，所以张洋需要成立公司（即娜薇拉塔公司）后才能与商场订立协议。初祥东爱人王玉玲控股的大连澳盈公司欲与娜薇拉塔公司达成合作，但大连澳盈公司不能将巨额货款通过对公账户转给无法出具发票的张洋个人，故在2017年4月1日，由初祥东与张洋签订《确认函》，确认初祥东实际收货情况及双方后续合作的基本框架，初祥东与爱人王玉玲分4次向张洋转账4，713，973元，待娜薇拉塔公司成立后再由两公司签订合作协议。2017年4月7日，在签订《确认函》的第6天，张洋与案外人张智博成立娜薇拉塔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张洋占股60%，认缴注册资本300万元，与其收到的4，713，973元货款完全匹配。2017年4月18日，娜薇拉塔公司与大连澳盈公司根据《确认函》内容延伸签订《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下称《合作书》），约定将二公司的服装共同置于奥莱商场合作销售，而并非由大连澳盈一家独立销售，并明确买卖关系发生在二个公司之间，与初、张二人无关。2017年4月起，二公司正式在奥莱商场售卖《确认函》中所列服装，销售期间为2017年4月至6月，在此期间内，张洋从未与初祥东进行过结算，初祥东也从未销售过案涉服装。2017年7月，因娜薇拉塔公司拒绝向大连澳盈公司支付货款，双方停止合作。2017年8月，大连澳盈公司向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一、二审判决，最终判令由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支付货款366，365元（上述事实均有生效判决认定）从本案中张洋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张洋仅敢拿出《确认函》，却不敢拿出更多已发生效力的判决，是因为其清楚的知道，《确认函》仅说明了收到的货物数量等情况，约定了双方基本合作框架内容，但并未明确约定买方系初祥东，卖方系张洋。张洋也清楚知晓初祥东的背景，知道案涉货物已交付到大连澳盈公司，且日后合作销售主体是大连澳盈公司并非初祥东，才会签订《合作书》。根据最高院最新修订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另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两公司签订的《合作书》及实际履行情况，已足以推翻《确认函》，证明买卖关系发生在两公司之间。2、《合作书》视为对《确认函》权利义务的追认，一切法律后果不再由张洋与初祥东承担，该合作书经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张洋无权再以《确认函》内容向初祥东主张权利。大连澳盈公司诉娜薇拉塔公司合同纠纷二审（2018）辽01民终4500号《民事判决书》（第9-10页）认定：“初祥东与张洋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确认函》，就精品服装购买及销售一事达成框架协议，2017年4月7日张洋与张智博成立娜薇拉塔公司，以娜薇拉塔公司名义对外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合作，以“特卖”方式在奥莱商场销售精品服装。因初祥东系大连澳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张洋系娜薇拉塔公司股东，在此种背景下，娜薇拉塔公司与大连澳盈公司签订了涉案《买卖协议暨合作书》……该《买卖协议暨合作书》双方已实际履行。……对《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合作书》中明确约定了两公司关于追认货物买卖及货款结算相关权利义务，包括货物数量、质量、付款、结算等问题，但均与张洋、初祥东无关，具体约定如下：（1）“鉴于”第二点说明能够追认《确认函》权利义务的基础：初祥东系大连澳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张洋系娜薇拉塔公司股东。（2）“鉴于”第四点说明合作方式：大连澳盈将购买的服装放在“特卖”卖出，与娜薇拉塔自有服装一并对外出售。（3）第一条约定买卖内容：大连澳盈公司向娜薇拉塔公司购买的精品服装之品牌、数量、单价、总额以《确认函》为准。表格2货物结算方式为“售完结款”，指待大连澳盈公司售完全部货物后，方能与娜薇拉塔公司按约定单价结算，此前娜薇拉塔公司无权要求提前支付或未售完便结算货款。（4）第二条约定付款内容，娜薇拉塔公司认可股东张洋收到该款项即视为娜薇拉塔公司收到该款项，并因此依约履行义务。（5）第二条第3款约定，鉴于娜薇拉塔成立时间尚短，在税务机关及相关行政部门还未设立公司账户，暂不要求出具相应发票，待日后财务制度健全，娜薇拉塔公司有义务向大连澳盈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6）第四条约定货款结算内容：由娜薇拉塔公司负责收取奥莱商场支付的结算货款，后娜薇拉塔公司按实际卖出的服装款与大连澳盈按月结算。可以看出，《合作书》在《确认函》的基础上，明确了买卖双方主体，确认具体合作及结算方式，但均由两公司继续履行，均张、初二人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案中案涉货物买卖、销售及结算的相关合同权利义务责任全部应由大连澳盈公司与娜薇拉塔公司承担，张洋、初祥东对服装货款均无实体权利。3、张洋所起诉服装货款已经铁西区法院判决由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支付。首先，在大连澳盈公司诉娜薇拉塔公司合同纠纷（2017）辽0106民初7355号判决中，大连澳盈公司已举证在2017年4月至6月期间所售服装具体明细，包括了本案案涉服装明细。铁西区法院判决的是2017年5-6月娜薇拉塔公司应向大连澳盈公司结算的货款，但娜薇拉塔公司在该诉讼中也未主张“售完结款”部分服装应一并结算，相关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其次，张洋起诉结算货款的条件既不符合《合作书》约定的“售完结款”，也不符合《确认函》约定的“售完结款”。张洋起诉的1246150元货款指的是已交付全部货物结算款，并不是已售货物结算款，大连澳盈公司可举证证明表格2货物目前还有大量库存，根本不具备与娜薇拉塔公司结算的条件。因此，已售案涉服装货款已经生效判决由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支付，张洋不仅主体不适格，其起诉的实体权利也已经过另案审理，不应再审。二、张洋不是案涉货物的货款结算权利人，也不是所售服装的卖方，其作为被执行人，目前仍未清偿所欠债务，本次诉讼即是浪费司法资源，纠缠答辩人及大连澳盈公司。大连澳盈公司诉娜薇拉塔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后，因娜薇拉塔公司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大连澳盈公司申请追加股东张洋、张智博为被执行人，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06执异2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张洋、张智博为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张洋据此提出执行异议之诉。2019年10月30日，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06民初128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张洋收取服装款4，713，973元后，并未将款转至沈阳娜薇拉塔公司账面，但却以沈阳娜薇拉塔公司名义与大连澳盈公司签订合同，确认沈阳娜薇拉塔公司已收到4713980元服装款，且约定由沈阳娜薇拉塔公司承担向大连澳盈公司结算货款并开具发票的义务，……张洋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况，并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大连澳盈公司利益，因此张洋应当对沈阳娜薇拉塔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张洋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大连澳盈公司基于对张洋成立公司的信任，更基于张洋已收到471万货款，具备公司经营能力，方与娜薇拉塔公司达成合作，在娜薇拉塔公司认可张洋收到货款即代表公司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就应认定娜薇拉塔公司即是案涉货物的卖方，更不用说后续货款结算权利义务也约定由娜薇拉塔公司来履行。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张洋并没有把470多万元货款打入公司，其作为娜薇拉塔公司大股东，作为促成大连澳盈公司与娜薇拉塔公司合作的重要中间人，不仅没有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还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况，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至今不愿还钱给公司债权人，也不让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出具发票，现在还不停就同一纠纷与初祥东牵扯，实在是浪费司法资源，宁愿为滥诉支付费用也不愿承担还款责任，实另答辩人无语。三、初祥东与大连澳盈公司之间完全独立，在本案中无任何受益行为。初祥东虽是大连澳盈公司法人丈夫，但大连澳盈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从事服装销售业务，与全国各地多家商场均有合作销售精品服装，是正规经营企业，初祥东仅是经朋友介绍与张洋认识，据此从中斡旋，与张洋一起共同促成两家公司的合作，其本人并未收到来自张洋或娜薇拉塔公司支付的任何货款，在本案中无任何收益行为。综上所述，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1、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2民初5583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872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2020年5月20日曾向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管辖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浑南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2民初5583号民事裁定书，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故原告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2、《合作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合作协议，就采购国外商品和销售有关事项进行了约定。3、《确认函》，证明：1、截止2017年3月29日，被告初祥东向原告支付了三种货物（5060件Burberry、2033件EA7、2010件范思哲）的所有款项4，713，973元（无争议部分）。2、证明截止2017年4月1日，被告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单价及被告应支付的相应货款额。其中AJ的价格是待定的。被告应支付的已经确定的货款数额为1，046，150元。4、原告本人与初祥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数据恢复件）、阿玛尼现在官方售价（2017年以来价格相近）手机截图（44页），前者证明原告曾答应被告，338件AJ，原告只收200，000元，被告对此没有异议。后者说明AJ平均售价3，974元，原告交与被告的338件AJ，按官方售价，可以售出约134万余元，该数额远大于200，000元。即，对于338件AJ，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000元，是非常合理的。被告对合作协议、确认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提供原件，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原、被告双方是基于合作协议签订了确认函，未履行合作协议，又基于确认函签订了买卖协议暨协议书，确认函最终也未履行。2、确认函中仅说明了原告交付了货物数量及被告支付的货物价款，但并没有明确买方是被告，也没有明确卖方是原告，双方约定的合作事宜也非常的简陋，后续合作买卖销售事宜均是依照买卖协议暨协议书来履行的。对官方售价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阿玛尼官网售价与被告是否支付原告货款无关。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智只能证明原告为被告供货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被告尚欠货款的事实。第三组：5、《奥来5月份销售分解》，证明：相应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确认函》约定的价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纪梵希小鹿、纪梵希狗头、KENZO三种货物总货款1，046，150元，符合《确认函》第3条的约定。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这与被告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完全一致，但是该份销售分解并不完全，原告后续能举证完整销售分解，在销售分解上能够证明买卖双方是两公司，从此份销售分解上也看不出来案涉货物由被告来销售。不论原告主张货物总款是多少钱，前提是你得销售完毕，售完才能结算，但104万元的货款是总体交付货款的数量，不应当被支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货款1，046，150元的事实。第四组：6、《2017年6月15日赛特奥莱嘉澜名品集合店撤柜货品确认明细》，证明：2017年6月15日，在赛特奥莱商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被告初祥东爱人王玉玲、店铺人员5人（李玲、张某、李旭阳、吴静、刘昊文）、原告及原告的助理孙鹏云在场的情况下，对剩余货物进行了清点。270件KENZO、159件范思哲、1件纪梵希小鹿、3件AJ牛仔裤及57件商场扣押的货物，共计490件，全部由被告爱人王玉玲接收。被告对所收货物没有异议，被告应按《确认函》的约定足额支付货款。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明细仅是在撤柜时对剩余货款的确认明细，证明不了原告所称应当足额支付货款的目的。说明签订人为王玉玲，而并不是本案被告，更加说明买方是王玉玲代表的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因为王玉玲在2017年6月时仍然是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外签署的文件即代表公司，如果本案被告是买售方，应当由本案被告来签订撤柜。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要求被告应按《确认函》的约定足额支付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五组：7、柒柒奥莱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证明函复印件，证明2017年3月11日发出ZARA系列600件，阿玛尼AJ系列350件，共31箱货，至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谊通物流大连有限公司，快递单号：413999807德邦物流。于2017年3月30日发出巴宝莉5060件，范思哲2010件，EA系列2033件，共65箱货物至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快递单号：316483949德邦物流，以上货品均已签收。被告认为因该份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无法成立。经审查，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第六组：8、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交易双方为原告与被告。被告对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货款是由初祥东和王玉玲共同支付。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买卖协议暨合作书（证据来源：大连澳盈公司与娜薇拉塔公司）、（2017）辽0106民初7355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及送达地址确认书、延期开庭申请（证据来源：铁西区人民法院）、（2018）辽01民终4500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证据来源：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明：1、在另案中，大连澳盈公司已提交《确认函》及《合作书》，经审理《确认函》并未作为案涉服装买卖合同的依据；2、生效判决认定《合作书》为真实有效，大连澳盈公司为案涉服装购买人，且大连澳盈公司与娜薇拉塔公司已实际履行《合作书》，货款结算权利义务发生在两公司之间，与张洋、初祥东无关。（第37-38页）3、初祥东不是货物所有权人（第40页）；4、娜薇拉塔公司欠付大连澳盈公司的货款为366，365元。5、张洋在2017年8月即知道两公司发生了纠纷和纠纷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像其所称知道自己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才得知有判决，张洋在知道发生诉讼后也并没有参加诉讼庭审，而是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智博参加。原告认为对合作协议原告张洋不知道，事实上原告与被告初祥东是买卖的双方主体，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的所有权人是张洋，但张洋并不知道被告所提买卖协议暨协议书，事实上该买卖协议暨协议书是张智博未经过张洋的同意私自与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原告保留对张智博及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权利。这份合同中有很多问题是违法的，我不可能签订这样的合同，甲方付款条件中，乙方认可股东张洋收到该款项即视为乙方公司收到该款项，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个人行为转变为公司行为的情况下我本人应知晓，其次如只是以公司协议的话，我自己另外也有公司，已5、6年了，每年都在年检随时可以查。鉴于乙方成立尚短，公司税务部分尚未成立部分，甲方不能提供发票待乙方公司完善后，由乙方提供增值税发票，这是一个违法行为，没有增项与进项，增值税发票如何开呢，下面第三点，乙方货物质量承诺，其中第三方第三条，如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商品中出现质量瑕疵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起球、掉线、破损、磨边等情况），服装的起球、掉线、破损、磨边不符合产品质量法，产品是有质量法的，第四款货款结算与约定，第三条，双方共同确认，首先我不知情的情况以乙方名义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实际税费由乙方承担，与之前第三条已违背，款项进入之后我给他发出增殖税发票，而此处增值税的费用又让乙方承担，第四条其他费用、物业费、管理费、库房租赁费、导购工资费等，均由乙方承担，这是不合理的，谁也不会说共同经营我来承担费用，而且我还承担了双倍的增值税发票费用。还有一个问题，最早的确认函才是我本人签的，里面第7条甲方部分货物经双方协定后上品，在沈阳奥莱售卖后，乙方应当配合甲方结算，若甲方不经同意乙方售卖，售卖非指定货品，乙方有权责令甲方下架该货品，并拒绝支付该货款。在刚刚对方代理人承认的撤柜协议中，最后一条商场扣押共57件，商场扣押货物就是被告在我店中经营来路不明、没有任何手续的货物。如是公司行为就不会有奥莱的两份撤柜协议了。原告与被告之间货物与款项的交易能证明买卖双方是原告张洋和被告初祥东，与所谓的公司无关。聊天记录其中一句“师傅，AJ的成本多少钱”这个买卖从头至尾都是我与初祥东的行为，我带他入行，他叫我师傅，而并不是被告所说的两个公司的行为。询问笔录、地址确认书真实性无异议，送达地址确认书我存在异议，因为当时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同意追加张洋为被告，我无法到庭，当时法官还发了一份我不能出庭的告知，我一直在等之前的事结束，被告给我转钱是认可的，但是款项与我给被告的货物对不上，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判决结果有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奥莱4月销售分解、奥莱5月销售分解、奥莱6月销售分解，证据来源：大连澳盈公司，证明：案涉服装部分已由大连澳盈公司销售，销售明细已作为证据在另案中提交，但娜薇拉塔公司并未在另案中主张结算，系因对该部分货物其不具备结算条件，最终案涉服装货款判决由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支付。故张洋所诉实体权利已经另案审理判决，其对该实体权利不享有诉权，应驳回其起诉。原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被告在我店里销售的货，但90%是被告没有给我结算的货，其次对于售完结款的协议不是我签的，其次我主张结款，事后给初祥东打过电话，说谈谈，直接挂我电话，而且我有证据证明从头至尾都是初祥东与我合作，与王玉玲无关。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2019）辽0106执异246号《执行裁定书》、（2019）辽0106民初1282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截图，（证据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明：大连澳盈公司追加娜薇拉塔股东张洋为被执行人，经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法院认定：张洋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况，并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大连澳盈公司利益，因此张洋应当对沈阳娜薇拉塔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张洋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仍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原告对三份法律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判决结果有异议，原告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对失信人查询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商铺联营展卖协议、联销合同（大商集团）、购销合同（服装展柜定制）、证据来源：大连澳盈公司；大连澳盈公司对公账户2017年至2020年银行流水，证据来源：农业银行大连大市场支行，证明：1、不像娜薇拉塔公司为了迎合入住奥莱商场而成立，大连澳盈公司系常年从事服装销售的公司，除与娜薇拉塔公司有过合作外，还与多地奥莱商场、大商集团有合作；2、大连澳盈公司财产独立，与初祥东之间无任何账务往来，初祥东也未从本案纠纷中获得任何利益。原告对此证据真实性原告不清楚，重点是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经审查，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5、照片9张、视频6份，证据来源：大连澳盈公司，证明目前大连澳盈公司仍有大量案涉服装库存，娜薇拉塔公司不具备与大连澳盈公司结算条件。原告对该份视频内容是否真实，无法确定，也没有确定的意义，关于原、被告之间货物交接应该以2017年6月15日，被告的爱人王玉玲与张洋之间的撤柜清点协议为准，关于处理这些货物张洋与被告多次沟通被告拒绝沟通，所以被告故意拖欠原告的相应货款。经审查，上述货物是否是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6、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2020年1月9日，张洋向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7355、4500号判决，也起诉被告支付货款124万元，还起诉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向张洋支付30万元，原告之前已起诉过，刚刚原告说协议书其不清楚，不是自己签订的，是张智博签订的，保留追诉对张智博和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的权利。原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当时撤诉是因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程序要求，因此在法院释明后原告才撤诉的，并不代表对实体权利的放弃。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原告的陈述和被告的答辩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21日，原告张洋（甲方）与被告初祥东（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作为上游支持协助提供乙方线下所需之特价商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AMANI、BURBERRY等轻奢和部分快时尚品牌，如ZARA、H&M、GAP等。甲方负责商品至国外采购、运输、清关、质检，并配合乙方销售前理货，并保证为正品，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支付。由于是特价商品，故不支持退换货。乙方自行负责线下推广及销售工作，甲方可给予必要之配合。乙方单次付35万人民币作为此次采购意向保证金，待甲方确认货品后，以正式确认函通知乙方，乙方则需在甲方海外仓库发出货品前两日内支付50%货款，余款于货品抵厦门后清点交接前必须支付完毕。一期合作暂定数量为6000-8000件阿玛尼正品复线商品系列，包括但不限于EA7T恤等，货品单价预算约人民币每件181到187（关税、运费及杂费由乙方承担），运输费以具体采用的运输方式来最终确定结算。货品暂定预计在2017年2月30日-3月15日之间到达厦门高崎海关。如遇事项上的变更甲方以书面形式与乙方进行协商。甲方需于此协议签订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与乙方进行确认能否按约定完成此次采购。如甲方因货品事宜无法确定完成此次合作，则于两日内无条件退还乙方之所有保证金。2017年4月1日，原告张洋（乙方）与被告初祥东（甲方）签订确认函一份，内容为：此次协议协定货物总货款共计4，713，973元，总货物数量9103件，以上货款及货物数量均不含合作品牌及赞助品牌，经双方共同努力已达成如下合作事宜：1、截止2017年3月29日已向乙方全额支付Burberry、EA7、范思哲等品牌共计9103件服装价值4，713，973元的货款。2、截止2017年4月1日，甲方共收到乙方货物纪梵希小鹿、纪梵希狗头、AJ、ZARA、KENZO品牌服装共计2362件，货款总计1，046，150元。其中纪梵希小鹿、纪梵希狗头、AJ、Kenzo为合作品牌，货款结算形式以甲方实际售出数量及实际单价进行核算，乙方收取总货款时单价不得高于甲方实际销售价格。甲方部分货物（经双方协定后商品）在沈阳赛特奥莱售卖后，乙方每月应配合甲方结算并在7-14个工作日支付货款。2017年4月18日，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甲方）与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一份，内容为：鉴于张洋与初祥东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确认函，就精品服装购买及销售一事达成框架协议；初祥东系甲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张洋系乙方股东；张洋与张智博于2017年4月7日成立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欲以该公司名义对外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合作，以“特卖”方式在奥莱商场销售精品服装。甲方欲将购买之部分服装放置于乙方“特卖”卖场，与乙方自有部分服装一并对外销售；甲方向乙方购买的精品服装之品牌、数量、单价、总额主要应以甲方初祥东与乙方股东张洋签订的《确认函》为准。双方共同确认确认函中表格2货物（除“ZARA”外）结算方式为售完结款，即待甲方售完全部货物后，方能与乙方按约定单价进行结算，此前乙方均无权要求甲方提前支付或未售完便结算货款。双方共同确认，初祥东、王玉玲已分三次，分别于2017年1月21日、2017年2月17日、2017年3月29日，向乙方股东张洋个人账户支付货款共计4，713，980元，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乙方认可股东张洋收到该款项即视为乙方公司收到该款项，并因此依约履行乙方自身义务。鉴于乙方成立时间尚短，在税务机关及相关行政部门还未设立公司账户，甲方暂不要求乙方出具相应发票，待日后乙方财务制度完善健全后，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要求提供增值税发票。双方共同确认，以乙方名义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实际税费由乙方承担，商场提供含税销售额的10%部分由甲方承担，除此之外，销售货款的剩余部分应为甲方结算比例。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场物业管理费、电费、库房租赁费、导购工资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双方根据乙方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之协议约定，在每月固定日期进行结算。2017年，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以联营合同纠纷将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给付货款366，365元及返还税款。该院经审理后对原、被告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确认函及2017年4月18日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事实予以确认，且《买卖协议暨合作书》除加盖原、被告公司印章及法人章外，还加盖骑缝章。同时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4月7日，原告张洋与张智博注册成立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张洋占股60%，张智博占股40%），由张智博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于同年4月15日签属沈阳赛特奥莱特卖协议书，约定该公司在沈阳内（A1-106店铺）以折扣价格销售服装，合同约定：销售款由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甲方）统一收取，期限自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6月15日止，特卖期间，甲乙方的结算方式：特卖销售甲方提取乙方品牌每月含税销售额的10%。乙方可以在每月开始收发票结算日期—通常为8日（或遇节假日临时通知的结账日）到甲方的供应链系统查询结账信息，完成结算工作。乙方按照月结算单上的“本次开票数”金额，以乙方名义开出增值税发票（税率为17%）于每月10-20日前送达甲方财务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将根据增值税发票金额扣除乙方应承担费用后将剩余款项于15个工作日内汇至乙方指定账户。扣除费用为之前约定并向乙方提供费用发票。乙方须保证增值税发票的名称必须与本协议乙方名称一致，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直至乙方符合要求为止。该院经审理后认为“1、原、被告公司联营关系成立，原告公司在被告公司位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特卖场地销售服装，销售统一走被告公司在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的账目，被告公司应及时按协议约定结款。被告公司质疑原告公司出具的《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加以反驳，同时，被告公司按原告提供的4月销售分解上主张的金额向原告公司结款，4月结款金额与《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上记载的结款条件相符，即192541元扣除10%后为173287元，由被告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支付原告公司；被告公司这一行为，是以实际行动履行《买卖协议暨合作书》，故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对于原告5月销售分解上载明的销售总额，被告公司予以认可，并承认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已将5月份的销售款支付给被告公司，本庭释明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5月及6月销售分解上载明的结款金额的准确性进行质证，被告以无法查询为由拒绝对账，被告公司拒绝对账怠于向原告公司结款违反诚信守约原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出示的销售分解上的结款金额予以认可。对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未向被告公司结算6月份销售款一节，被告公司称是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公司全部股东到场才能履行结款义务，但不能举证证明，且奥莱公司与被告公司4月、5月的款已结算完毕，“特卖协议”上载明结款的条件是被告公司出具发票，被告公司怠于履行开发票义务，造成奥莱公司不结款，原告公司无过错，故被告公司的辩解不成立。被告公司应支付原告公司5月、6月货款276472元及89892元。3、关于税款38706元。《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上约定以乙方（被告公司）名义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实际税费由乙方承担；被告公司承认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已支付被告公司5月份的销售款，表明被告公司已按“特卖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开具5月份发票（交税）的义务，原告公司主张被告公司向其借款交纳4月份税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公司主张被告公司返还借款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4、关于违约金。被告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杨思亮曾在空白纸上加盖被告公司印章，且原告公司股东取得了上述纸张，有用于打印《买卖协议暨合作书》《补充协议》及《4、5、6月销售分解》的可能性，经查，杨思亮及原告公司股东初祥东的对纸张的取得及是否使用的证言自我矛盾，相互矛盾，故均不予采信，对于原告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及《销售分解》上印章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买卖协议暨合作书》因加盖了骑缝章且被告公司依合作书约定的条款履行了4月份付款义务，故对《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本院对《补充协议》上的包括违金在内的约定均不认可，原告单位的利息损失从原告主张时起算。”该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辽0106民初73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服装销售款人民币366，365元(2016年5月、6月)；被告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澳盈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垫付的税款人民币38，706元；被告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上述欠款利息自2017年7月31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时止。宣判后，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澳盈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该合作书约定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对于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提出的大连澳盈公司持有加盖娜薇拉塔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有用于打印《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可能性，故对该合作书真实性不予认可的主张。案外人初祥东与张洋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确认函》，就精品服装购买及销售一事达成框架协议，2017年4月7日案外人张洋与张智博成立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以娜薇拉塔公司名义对外与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合作，以“特卖”方式在奥莱商场销售精品服装。因初祥东系被上诉人大连澳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张洋系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股东，在此种背景下，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澳盈公司签订了涉案《买卖协议暨合作书》，大连澳盈公司将购买服装放置于娜薇拉塔公司“特卖”卖场出售。《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上除了落款处加盖有娜薇拉塔公司印章及张智博名章外，还加盖有娜薇拉塔公司的骑缝章。且结合2017年7月19日娜薇拉塔公司向大连澳盈公司打款173,287元的证据，该打款数额与四月份结算金额及《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上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一致，可以认定娜薇拉塔公司已经按照《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约定实际履行了4月份的付款义务，该《买卖协议暨合作书》双方已实际履行。综合上述事实与证据，一审法院对《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已提供了大连澳盈公司持有加盖娜薇拉塔公司公司印章空白纸张的证据，而大连澳盈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对《补充协议》及《销售分解》的真实性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销售分解》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亦无不当。该《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第四条第3款已明确约定“……以娜薇拉塔公司名义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实际税费由娜薇拉塔公司承担……”，故对一审法院判令娜薇拉塔公司给付大连澳盈公司垫付税款，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娜薇拉塔公司提出的《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约定内容损害了其公司股东张智博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本案为联营合同纠纷，上诉人娜薇拉塔公司提出的该项主张属于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之范畴，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该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辽01民终45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与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内容能够认定原告张洋系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被告初祥东系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玲的丈夫，初祥东与张洋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确认函，是双方就精品服装购买及销售一事达成的框架协议，在《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中双方确认初祥东、王玉玲分三次向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张洋个人账户支付货款4，713，980元，是代表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亦认可张洋所收取的上述款项是代表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收取，对确认函中表格2中的货物亦由上述两公司办理结算，而不是原告张洋及被告初祥东个人办理结算，由此可见，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与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暨合作书》是对确认函权利义务的追认，原、被告在确认函中确认的事项已由上述两公司确认为是公司行为，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与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也是按照《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约定履行的相关权利义务，原告张洋虽对《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真实性存疑，但《买卖协议暨合作书》已由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原告张洋对《买卖协议暨合作书》不予认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买卖协议暨合作书》的履行主体是沈阳娜薇拉塔商贸有限公司与大连澳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告张洋与被告初祥东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洋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7，545元（原告已缴纳），退回原告张洋。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利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武英锐书记员雷明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