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家涛，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岛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大玲，女，汉族，1964年9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颖、李晓玲，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家涛因与被上诉人薛大玲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34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家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己结清被上诉人的劳务费用。1、上诉人并非只支付了部分工资，而是在村委调解后，经过上诉人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结清了劳务费，被上诉人也出具了结清的收条。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系在村乡两级调解不成后，经再次协商并结清报酬后出具的收条。如果按被上诉人一审中所述，提前打条，从理论和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收到钱，其是不会打条的，如果被上诉人在打条之后，认为钱没有结清，又申请调解，则被上诉人也会将上述收条交给村乡两级调解委员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上诉人所述在村乡两级调解不成后，经再次协商并结清报酬后出具的收条。2、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附录部分，明确约定了“半路不干者，甲方不付工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没有干满约定的2020年8月1日，上诉人不需要支付工资。约定了“请假一天顶五天”，在工作期间，被上诉人也有请假的情况存在。并且约定“干的不好工资下调”，“如有一方违约付违约金1000元”。综合上述约定，被上诉人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干满至约定的2020年8月1日，上诉人不需要支付任何工资或劳务费，但上诉人本着和谐处理的原则，还是结清了被上诉人的劳务费用。3、退一步讲，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没有付清其款项，则其不会出具收条确认，其所称的欺诈、受胁迫也无证据证实。再退一步讲，被上诉人不论收到多少钱，其既然已经出具收条，也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这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因此上诉人无需进一步举证。二、被上诉人诉求的主张和法律关系不明确，应该驳回其起诉。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的辩论意见，本案案由以及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劳务报酬纠纷，并非是撤销之诉，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案由，被上诉人本身的主张和法律关系不明确，应该驳回其起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二审庭审调查中，上诉人补充称，通过村委会调解，欠被上诉人的劳务费已经付清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签了字。我和被上诉人之间都有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提前30日，试用期内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但乙方担任关键职务，或者执行重要任务，并经双方约定乙方不得解除本合同的除外”。这个合同是政府统一发的，甲乙双方经过了村委会调解，他们当天要不干，村委会让我付他们70%的劳务费，双方也同意，并有签字和手印为证。2020年6月11日与被上诉人结清了工资，所以不欠被上诉人钱。被上诉人薛大玲答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主张的未结工资，上诉人确实未实际支付。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薛大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工资款546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工资款506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唐家涛系大钦岛乡南村从事海带养殖个体业户（未办理工商登记）。2020年4月14日，被告雇佣薛大玲及另案刘长衍、公言荣、李茂兰、宋西玲五人（以下简称原告等五人）从事海带晾晒工作，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期间为2020年4月14日至2020年8月1日；劳动报酬为每月4200元；同时合同中还约定“在半路不干者，甲方（注：本案被告）不付工资。外出不打招呼，三次罚100-200元，打架罚200-500元，没有工伤。晒海带期间请假1天顶5天，旷工1天顶7天。干的不好，工资下调，干完活甲方一次性付清工资。希望双方遵守合同，如有一方违约，付违约金1000元”。原告等五人在被告处从事海带晾晒劳动至2020年6月10日，以劳动强度大、伙食不好为由终止劳动，并在向被告索要劳动报酬被拒付后，于2020年6月11日由大钦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但调解无果。庭审中，原告称2020年6月11日，原告等五人与被告协商结算工资时，妥协同意按照60%结算工资即21,900元（每人4380元），并在被告提供的本子上签字，内容大概是工资已结清，双方没有关系并写明付款数额，签完后被告将原告等五人的部分劳动报酬共计11,900元（注：每人2380元）转账到薛大玲微信，当天下午1点左右，被告以有人骂他为由拒付剩余的10,000元，原告等五人向村乡请求调解，但调解未果。同时，原告认为被告采取欺诈的手段拖延支付工资，双方并未真正达成一致，签字确认款项结清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告在庭审中辩解称，经村乡调解无果后，双方又达成一致意见，即扣除下雨天、请假等情形，劳动期间共为50天，每人劳动报酬为7000元，因未干满约定日期，根据“半路不干者，甲方不付工资”等约定内容，被告本应不支付工资，但考虑原告等五人的情况，扣除1000元违约金，剩下6000元以微信或现金方式付给原告等五人，双方结清后，原告等五人也出具了结清的收条。被告当庭出示有原告等五人署名和捺印以及被告签名的书面材料，该证据上载明：原告干活工资已结清，今日离厂，以后有事与被告无关。对此，原告称该证据与当时所写内容不相符，原告出具的材料上写有付款数额，对签字亦不认可。经一审法院当庭释明，原告不申请笔迹鉴定。原告提交2020年6月11日大钦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单》和《人民调解记录》中记载：原告等五人于2020年4月14日至6月10日在被告处从事海带晾晒工作，被告以五人未干到海带收割结束为由不支付工资，经乡、村调解，被告只支付11,900元，剩余27,300元拒不支付，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对此，被告辩解称并非只支付部分工资，而是经上述调解后原被告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结清了工资，原告也出具了结清的收条。证人唐某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原告等五人向村委反映被告不支付劳动报酬，经电话与被告沟通后，原告等五人告知被告同意按照60%结算工资（21,900元）并已经微信转账11,900元.剩余10,000元下午给付。但到了下午，被告以有人骂他为由拒下支付，原告等五人请求调解，随即通知被告及乡政府调解员一同到村委会进行调解。调解中，被告说要给原告等五人8000元，原告等五人不同意，最终未调解成功。对该证人证言，被告认为证人所述均是听原告等五人陈述并非其亲眼所见，事实上是在村乡两级调解不成后，经再次协商并结清报酬后出具的收条。庭外，经法院询问唐家涛本人，其称原告等五人工作至6月10日后以干活累为借口不干了，按照约定原告等五人应干到8月1日，因此不能按满额工资结算，后经村委调解同意按照60%-80%结算并通过微信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原告等五人也出具工资结清的条，而且是一一付清后分别签字确认；在扣除原告等五人劳动期间预支的工资和休假后，具体每个人支付多少钱记不清了。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本人陈述的事实与其代理人当庭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而原告陈述的事实和证人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原告的陈述是真实的；另外被告称剩余10,000元工资以现金方式全部付清，但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另查，原告在被告处劳动期间，预支劳动报酬4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书，但因被告不具有劳动合同法上的用工主体资格，故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在2020年4月14日至2020年6月10日期间，原告为被告提供晾晒海带劳务，被告理应在劳务结束后，依法及时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根据庭审中双方举证、质证及辩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应付原告劳动报酬数额的认定以及双方是否已实际结清劳动报酬事实的认定。关于被告应付原告劳动报酬具体数额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的劳动报酬标准为每月4200元（即140元/天），原告在被告处劳动期间为2020年4月14日至2020年6月10日。庭审中，原告主张实际劳动天数56天，劳动报酬应为7840元，扣除劳动期间原告预支的400元以及2020年6月11日被告通过微信支付的2380元，被告还应支付劳动报酬5060元。而被告先是辩解称，扣除原告休假、请假天数确认劳动天数为50天，计劳动报酬为7000元，因原告未能干满约定期限应扣除1000元违约金，剩下6000元以微信转账或现金方式付给原告；后被告又辩称经村、乡调解同意按60%-80%结算工资，并在扣除休假和预支的工资后以微信转账或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等五人。对此，根据双方陈述并结合大钦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单》和《人民调解记录》以及证人唐某的证言，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称双方曾协商过按60%结算劳动报酬但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认可并实际履行该口头协议内容，且协议内容明显违背民法之公平原则，原告当庭对该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亦不认可，故该协议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理应按原告主张的实际劳动天数56天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被告辩解扣除原告休假、请假，实际劳动天数为50天的主张，无证据证明；其以原告未能干满约定劳动期限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金1000元的辩解主张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以上辩解意见法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双方是否已实际结清劳动报酬事实的认定问题。虽然庭审中被告出示原告等五人签字并捺印的收条并据此主张已结清劳动报酬，且原告自认曾出具过工资结清内容的书面材料，但是不能因此而认定劳动报酬已实际结清。因为在涉案劳务关系中，被告作为雇主，在劳动报酬的发放上处于主导、主动地位，而原告作为雇员则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因此对劳动报酬实际发放的具体数额，被告应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主张通过微信、现金方式按约定全额支付劳动报酬，而原告仅认可在劳动期间预支的400元以及被告通过微信支付的部分劳动报酬2380元。因此被告应对其主张现金支付劳动报酬的具体数额及相应资金变动、资金来源等情况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认定原告的劳动报酬并未实际结清，被告尚拖欠原告劳动报酬5060元，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有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被告唐家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薛大玲支付劳动报酬50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唐家涛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间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书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从事晾晒海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正确、合法。被上诉人自2020年4月14日至2020年6月10日为上诉人晾晒海带是客观事实，上诉人应按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上诉人虽主张已向被上诉人付清劳务费，但从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单》和《人民调解记录》、证人唐某的证言看，现有证据和事实不足以认定其已向被上诉人付清所欠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及其数额正确、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以其持有的被上诉人签名的收条抗辩其已将劳务费支付给了被上诉人，但从当事人对收条的形成过程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双方支付款项的习惯看，一审法院对该收条不予采信，合理、合法，上诉人对此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应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唐家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家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