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维国。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金壁。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冬娜，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延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钦，广东沧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维国、上诉人余金壁因与被上诉人黄延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5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维国、余金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判项“被告余维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原告黄延生的借款894000元”，改判为余维国应付还黄延生借款597909元；二、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二判项；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延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当天原告黄延生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余维国支付494000元。借款后，被告余维国自2012年9月起按月固定向黄延生支付6000元”此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余维国自2012年8月1日收到黄延生的494000元借款后，余维国并非每月固定付款6000元，从余维国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余维国农业银行还款清单及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2年9月、2012年12月、2013年5月、2013年7月、2013年10月及2013年12月余维国每月均合计还款12000元，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每月固定支付6000元。（二）一审法院对“当天原告黄延生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余维国支付350000元。此后，被告余维国自2014年2月起按月固定向原告支付12750元直至2014年10月”此部分事实的认定错误。余维国自2014年2月8日收到黄延生第二笔借款350000元后，共向黄延生付还款项102000元（详见余维国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余维国农业银行还款清单及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据二《余维国民生银行还款清单及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但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自2014年2月起按月固定向黄延生支付12750元直至2014年10月，其中余维国2014年3月份就未曾付还黄延生分文，若按一审法院认定自2014年2月起自2014年10月每月固定支付12750元，那么此期间，余维国应合计支付了9×12750元=114750元，这与余维国及黄延生在一审中共同确认的自2014年2月8日起余维国共支付了102000元的事实相违背。更何况，应黄延生的要求，余维国以替黄延生缴交电费，用来偿还债务（详见余维国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3《余维国以代黄延生缴付电费付还借款明细及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明细、工商银行信用卡消费明细》），2014年至2015年期间，余维国合计向广东电网汕头澄海供电局缴交电费8次合计92091元，那么与上述农业银行与民生银行的付还款项相结合，其中2014年4月份付还27133元、2014年5月份付还24757元、2014年10月份付还22076元，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每月向黄延生固定支付12750元。（三）一审法院对“现原告黄延生诉称自2018年2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后没有向被告余维国、被告余金壁催讨、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黄延生在2018年2月1日之后有向二被告催讨”此部分事实的认定错误。黄延生在庭审中多次提及其在2019年8月份以余维国未还款为由向汕头市澄海区凤翔派出所报案，控诉余维国涉嫌诈骗，双方亦在汕头市澄海区凤翔派出所针对本案借贷纠纷做过笔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法律规定，黄延生已于庭审中多次承认其于2019年8月份向余维国进行催讨的事实，那么本案自2020年6月黄延生提起诉讼时，早已超过余金壁的保证期限，余金壁依法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黄延生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显示余维国与黄延生有约定利息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对黄延生所称的“口头约定月利率1.2%及1.5%计算的利息标准”，以余维国每月付款的数额与黄延生所主张的利率约定相吻合，符合本地借款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常理为由进行倒推，且不论其所进行推理依据的事实存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这一推理行为，更是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余维国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证明其已付还黄延生296091元，其中经黄延生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即有204000元，在黄延生无证据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是有息借款合同，即将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时，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事实，并依据其所认定的错误事实，将本案的借款纠纷倒推认定为月息为1.2%或1.5%的借贷关系。又忽略黄延生在一审中多次自认的其于2019年8月向余维国催讨借款的事实，错误计算保证期限，而要求一个年逾70岁的老人对儿子的巨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属判决不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黄延生辩称，一、依法驳回余维国、余金壁的上诉请求；二、依法改判余维国应付还黄延生借款900000元；余金壁对余维国向黄延生借款的85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由余维国、余金壁承担。余维国、余金壁上诉理由不属实，裁定驳回其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依据法律，根据证据、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常理，查明的本案事实客观公正。但一审认为第一笔借款500000元，银行划款494000元，是预先扣除利息6000元。黄延生认为该项认定有瑕疵，因为黄延生对500000元本金确实是通过银行划款494000元和现金6000元的方式提供给借款人余维国，2012年8月1日的《借条》和2018年2月1日重新确认的《借条》中都确认借到500000元，因此不能因黄延生没有6000元现金的证据就认定借款是494000元。对于该6000元争议，黄延生因没能力承担二审上诉费而选择认可一审判决，现在本案进入二审，黄延生也请求二审法院依据职权查明认定和改判。二、余维国、余金壁认为没有约定利息，其银行划款还款性质就是本金，是极其错误的观点，也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黄延生与借款人余维国非亲非故，第一笔借款500000元、第二笔借款350000元，如果没有口头约定利息，试问谁会无缘无故的出借大笔借款给不认识的人？并且在2012年8月1日500000元借款本金未还和假定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谁还会再于2014年2月1日再出借350000元呢？从余维国提供的每月稳定金额银行清单，清楚反映2012年9月份至2014年1月份500000元本金月利率1.2%即6000元。2014年2月份至2014年10月份850000元本金月利率1.5%即12750元。每月稳定还款利息数额与本金和月利率的计算数额完全吻合，足以认定。其次，余维国、余金壁在2018年2月1日重新确认债务时，仍然是确认尚欠借款金额500000元和350000元，而不是剔除递减银行划款累计的大笔数额204000元后确认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因此，无论从证据、民间借款的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常理，都能印证和认定之前余维国的银行划款性质是利息而不是本金。本案不存在余维国、余金壁所称的借款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再次，余维国、余金壁所称不是每月固定6000元，2012年9月等有些月份两次6000元合计12000元。那是因为余维国不按时付还利息，有时上个月没有还利息6000元，有时在月底提前还下一个月的利息6000元，因此会出现余维国、余金壁所称的该月份合计12000元的情况。但都没法否认该稳定还款每月6000元是利息的事实。三、余维国称2014年至2015年期间存在代黄延生缴付电费付还借款92091元，该说法不属实，不存在以代缴电费的方式抵扣借款本金的情况。如果真如所称，那么为何2018年2月1日重新确认债务时，仍然是确认尚欠借款金额500000元和350000元呢？为何不抵扣电费92091元递减借款本金呢？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没有超过保证期间，余金壁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应予维持。首先，2018年2月1日余维国、余金壁重新确认500000元和350000元两笔借款债务时，余金壁仍为保证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9年6月份，因黄延生获悉手中保留的余维国、余金壁曾提供作为借款担保登记于余金壁名下的房地产权证是伪造的，2019年8月3日，黄延生以余维国和余金壁涉嫌诈骗为由前往澄海凤翔派出所报警，要求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各自都没有当场对质，后派出所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立案。该次2019年8月3日的报警，是要求追究余维国、余金壁的诈骗刑事责任而不是余维国所称的催讨借款。其次，余维国、余金壁和黄延生在一审庭审中回答法官询问2018年2月1日重新确认债务后是否有追讨凭证，双方都回答没有。因此，本案借款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是从黄延生2020年6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再次，本案2018年2月1日确认的500000元和350000元两笔借款债务，没有写借款主债务的还款履行期限、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无论是保证期间或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均没有超过，余金壁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所有借款的发生都由余金壁引起，借款的发生都是作为父亲的余金壁带儿子余维国请求老朋友老同事黄延生帮忙出借资金帮助其儿子，并签名确认担保借款债务。现在巨额债务，借款本金都是黄延生一生的积蓄，余维国、余金壁本金分文未还，作为父亲和保证人的余金壁却以年逾70岁为由准备撒手不管，公道何在！黄延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维国付还黄延生的借款本金900000元；2.判令余金壁在余维国上述借款本金中的850000元向黄延生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余维国和余金壁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日，余维国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黄延生借款5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交黄延生收执，《借条》载明“兹本人余维国借到黄延生伍拾万元整（￥500000元）”，由余维国在借款人处签名，余金壁在担保人处签名，当天黄延生通过银行转账向余维国支付494000元。借款后，余维国自2012年9月起按月固定向黄延生支付6000元。2014年2月1日，余维国再次向黄延生借款3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交黄延生收执，《借条》载明“兹本人余维国借到黄延生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由余维国、余金壁在借款人处签名确认，当天黄延生通过银行转账向余维国支付350000元。此后，余维国自2014年2月起按月固定向黄延生支付12750元直至2014年10月。2018年2月1日，余维国将上述两份《借条》收回并重新出具两份《借条》交黄延生收执，两份《借条》分别确认借到黄延生500000元和350000元，余维国、余金壁分别在借款人处签名确认。同日，余维国再次向黄延生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借到黄延生50000元，余维国在借款人处签名确认。现黄延生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其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民间借贷纠纷。余维国向黄延生借款有《借条》为据，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明确，双方借贷行为合法、有效。黄延生主张第一笔借款本金为500000元，余维国予以否认，认为该笔借款本金为494000元，因黄延生主张该笔借款利息为月6000元，且其未能对其以现金方式出借6000元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可认定黄延生于出借该笔借款本金时已预先扣除其主张的月息6000元，该笔借款实际出借本金应认定为494000元，三笔借款本金合计为894000元。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约定借款利息、余维国所支付的款项系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黄延生、余维国虽无书面约定利息，但存在口头约定按月利率1.2%和1.5%计算的利息标准。首先，从余维国每次还款日期和金额看，余维国在第一次借款次月起按月固定还款6000元，这与黄延生在出借该笔借款本金时预扣的6000元相印证，也与黄延生所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1.2%、500000元借款每月利息6000元相吻合。余维国在第二次借款当月起按月固定还款12750元，这与黄延生所主张双方将两笔借款月利率统一为1.5%计算、850000元借款每月利息12750元相吻合，黄延生的陈述更符合本地民间借款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常理；其次，余维国在2018年2月1日重新出具的两份《借条》仍然确认借到黄延生500000元和350000元，如若余维国前所支付的款项是本金，那么在2018年2月1日重新出具两份《借条》时就应予以扣除已还本金，所以余维国辩称其所支付款项为借款本金依据不足，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现余维国尚欠黄延生借款本金894000元，黄延生要求余维国付还所欠借款本金，理由成立，请求合法，予以支持。关于余金壁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余金壁在2012年8月1日的《借条》上的担保人处签名，而在2014年2月1日的《借条》和2018年2月1日重新出具的两份《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名，但庭审中黄延生、余维国、余金壁三方均确认余金壁在本案借贷中系保证人的身份，故认定余金壁为余维国向黄延生借款494000元和350000元的保证人。虽然余维国、余金壁均辩称黄延生自借款后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多次向余维国催讨，而从未向保证人也即余金壁主张权利，故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限，但在2018年2月1日黄延生和余维国就两笔借款重新确认并签订《借条》时，余金壁仍愿意继续为该两笔债务作担保并在《借条》上签名，应视为三方就债务和担保重新约定。因本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余金壁应对其所担保的两笔借款共计8440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黄延生要求余维国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黄延生诉称自2018年2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后没有再向余维国、余金壁催讨，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黄延生在2018年2月1日后有向余维国、余金壁催讨，故黄延生向余维国主张权利应自起诉之日起算，本案没有超过保证期限。余维国、余金壁辩称本案已过保证期限，余金壁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现黄延生在保证期限内要求余金壁对余维国的上述两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成立，请求合法，予以支持。黄延生的诉讼请求超出部分，予以驳回。余维国辩称自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共替黄延生交纳电费8次合计92091元，因其没有证据证明其帮黄延生交纳电费，且交纳电费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余维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黄延生借款894000元；二、余金壁应对余维国向黄延生借款的844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延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减半收取计6400元，由黄延生负担400元，余维国、余金壁负担6000元。二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2年8月1日、2014年2月1日余维国分别两次向黄延生借款，均有《借条》为凭，银行转帐为记录；2018年2月1日余维国再次向黄延生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同时重新出具《借条》确认500000元、350000元的债务，本案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明确，合法的债务关系应依法受到保护。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债务利息的约定和保证责任的问题。当事人虽然没有书面约定利息，但是根据口头约定按月利率1.2%和1.5%的陈述和余维国每次还款日期、金额及本案其它事实综合来看，一审法院认定黄延生的陈述更符合本地民间借款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常理的处理恰当，可予维持。关于保证责任的问题，2018年2月1日黄延生和余维国就两笔借款重新确认并签订《借条》时，余金壁仍愿意继续为该两笔债务作担保并在《借条》上签名，应视为三方就债务和担保重新约定。因本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确认黄延生向余维国主张权利应自起诉之日起算，故本案没有超过保证期间的处理正确，可予维持。综上，余维国、余金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40元，由上诉人余维国和上诉人余金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珣审判员  刘静文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