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323民初559号 原告：刘刚臣，男，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告：陈长芬，女，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朋、肖祥飞，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明，男，1990年8月27日出生，黎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被告：王桂兰，女，1993年6月12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朝雄，男，1961年6月1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余昌粉，女，1968年5月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桂龙，男，1995年3月6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朝朋，男，1992年2月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杨国星，男，1993年2月2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朝尚，男，1994年6月15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杨贵勇，男，1997年1月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舒，男，1995年2月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陈德江，男，1981年5月1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廷志，男，1990年5月18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朝科，男，1982年9月1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告刘刚臣、陈长芬与被告黎明、王桂兰、王朝雄、余昌粉、王桂龙、王朝朋、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王廷志、王朝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刚臣、陈长芬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朋、肖祥飞与被告黎明、王桂兰、王桂龙、王朝朋、王廷志、王朝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朝雄、余昌粉、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刚臣、陈长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之子刘某俊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63532.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受害人刘某俊系原告刘刚臣、陈长芬之子。2021年1月17日，被告黎明因与被告王桂兰举办婚礼，邀请刘某俊与其到贵州省普安县王桂兰家接亲。同日15时30分左右，王朝朋、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等人与黎明的接亲人员玩“水鱼”（扑克的一种玩法）喝酒，受害人刘关俊也参与其中。刘关俊喝醉后，黎明等人便将刘某俊扶到王桂兰家一楼卧室床上休息，但未安排人员守护照顾。2021年1月18日凌晨0时40分许，黎明到卧室叫刘某俊起床准备出亲，发现刘某俊呈现匍匐状态，外衣上、嘴和鼻孔里都是呕吐物，且嘴唇发青。黎明等人遂立即将刘某俊送至XX镇卫生院急救，经卫生院确认，刘某俊已无生命迹象。原告因刘某俊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688080元，丧葬费439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共计787065元。原告认为，受害人刘某俊应黎明之邀参与黎明与王桂兰的婚礼，在刘关俊饮酒时，被告未尽到善意提醒、劝告义务。在其严重醉酒后，被告亦未尽到注意、照顾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的不作为导致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依法应连带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原告自知刘某俊自身未尽到足够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仅要求被告承担本案50%赔偿责任即393532.50元。刘某俊饮酒死亡后，仅黎明向原告支付安葬费用30000元，原告至今仍有损失363532.50元未获赔偿。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黎明辩称：答辩人与刘某俊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刘某俊与答辩人及王桂兰曾是同事关系，其主动要求与答辩人同去接亲，并在王桂兰家吃饭后开始饮酒，答辩人未参与整个饮酒过程，也没有劝酒、灌酒和言语刺激等情形。刘某俊醉酒后，答辩人积极劝阻其不要继续饮酒，并在王桂兰家人安排下，将刘关俊扶送至床上休息，答辩人已尽到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刘某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身体及酒量情况，其参与饮酒是自愿行为，且在知道自己已有醉意后仍然饮酒，其应当承担全部死亡后果的责任。 被告王桂兰、王朝雄、余昌粉、王桂龙、王廷志共同辩称：答辩人与刘关俊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答辩人系一家人，王桂兰（新娘）、王朝雄（新娘之父）、余昌粉（新娘之母）、王廷志（新娘之兄）、王桂龙（新娘之弟）均未与刘某俊饮酒。刘某俊与黎明到答辩人家接亲，刘关俊等人在饭后开始饮酒，整个饮酒过程答辩人均未参与，亦无任何劝酒、灌酒等情形，且在刘关俊醉酒后积极劝阻其继续饮酒，并安排房间让其休息，答辩人已尽到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刘某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身体及酒量情况，其参与饮酒是自愿行为，且在知道自己已有醉意后仍然饮酒，其应当承担全部死亡后果的责任。 被告王朝朋、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王朝科共同辩称：答辩人与刘某俊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答辩人与王桂兰家系寨邻，因王桂兰与黎明于2021年1月17日在贵州省普安县置办婚礼酒席，按照农村习俗，答辩人到王桂兰家帮忙，饭后便与接亲队伍自发开始饮酒。整个饮酒过程中均不存在劝酒、灌酒等情形。答辩人杨国星、王朝尚、王舒、陈德江均在未有人喝醉时就未再参与饮酒了，答辩人王朝朋未实际参与饮酒，只是在旁边帮其他人饮了点酒，答辩人杨贵勇在自己醉酒后就被安排到王桂兰家房间内休息。大家都是自愿参与饮酒的，答辩人对刘某俊的死亡结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刘某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身体及酒量情况，其参与饮酒是自愿行为，且在知道自己已有醉意后仍然饮酒，其应当承担全部死亡后果的责任。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1年1月17日，被告黎明与王桂兰在贵州省普安县王桂兰家中置办婚礼酒席。刘关俊与黎明、王桂兰曾系同事关系，受黎明之邀与其到王桂兰家接亲，并在饭后与被告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以分帮（男方和女方）“玩水鱼”（扑克的一种玩法）方式进行饮酒，轮流当庄。被告黎明（新郎）、王桂兰（新娘）、王朝雄（新娘之父）、余昌粉（新娘之母）、王廷志（新娘之兄）、王桂龙（新娘之弟）王朝科（管事）未参与饮酒，被告王朝朋未以玩水鱼方式进行饮酒，但在旁边帮忙喝了部分女方输的酒。在刘某俊醉酒后，黎明等人将刘关俊安排到王桂兰家一楼房间休息。2021年1月18日凌晨40分许，黎明到一楼房间叫刘某俊起床准备出亲之事，发现刘某俊无反应，其嘴、鼻、外衣上均是呕吐物，且嘴唇发青，便即时安排人用车将刘某俊送至楼下镇卫生院进行抢救，遂又拔“120”至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医生到现场确认刘某俊已死亡。 2021年1月19日，原告刘刚臣（刘某俊之父）与被告黎明在普安县下派出所的调解下达成如下调解协议：黎明向刘刚臣垫付30000元安葬费（该款已现场交付）；刘刚臣及其家属保留追究黎明等人民事责任权利。 原告以刘关俊死亡造成了787，065元的损失，并自愿承担50%赔偿责任即393，532.50元。在黎明支付30,000元安葬费后，现仍有损失363，532.50元未获赔偿。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均以自身已尽到安全注意保障义务为由进行答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另查明，刘关俊于1999年10月8日出生，未婚，于2021年1月18日死亡。 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被告黎明、王桂兰、王朝雄、余昌粉、王桂龙、王朝朋、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王廷志、王朝科是否应对刘关俊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因刘某俊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有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是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其中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为民事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本案中需要对各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1.被告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是否存在过错。刘刚臣、陈长芬认为死者刘某俊在事故发生前与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共同饮酒,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没有尽到相互照顾、劝阻的义务,导致刘某俊饮酒后发生事故死亡,因此,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存在过错。邀请接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刘关俊因与黎明、王桂兰曾系同事关系，其受黎之邀与黎明一道到王桂兰家接亲，并在饭后参与饮酒，共同饮酒是一种自愿行为,包括被邀请人在内,主观上均不存在过错。法律并未规定只要共同饮酒就必然产生法律上的的责任与义务,共同饮酒人之间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共同饮酒人的义务是一种派生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必然义务。共同饮酒人的义务是对其他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承担合理范围的注意义务,有对饮酒人的提醒、劝阻,对醉酒人的看护、照顾、护送等合理注意义务。本案共同饮酒人在共同饮酒期间系自愿饮酒,无相互劝酒行为,在刘某俊酒后，黎明等人便安排刘某俊到房间休息。刘某俊的死亡超出了其他共同饮酒人的合理注意义务范围。行为人只有对相对行为人存在义务却不履行义务时,才应当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本案共同饮酒人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的行为并未超出其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应当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范围,共同饮酒人对刘关俊饮酒之后发生的死亡事故无法进行预见,因而不存在应尽而未尽注意义务的行为,因此,共同饮酒人杨国星、王朝尚、杨贵勇、王舒、陈德江对刘某俊的死亡结果不存在过错。2.被告王桂兰、王桂龙、王朝朋、王廷志、王朝科是否存在过错。王桂兰、王桂龙、王廷志、王朝科自始未参与饮酒，王朝朋未参与玩牌饮酒，只是在旁边帮其他人喝了部分酒，亦对刘某俊醉酒死亡的结果无法进行预见，故王桂兰、王桂龙、王朝朋、王廷志、王朝科对刘某俊的死亡结果不存在过错。3.被告黎明、王朝雄、余昌粉是否存在过错。黎明因与王桂兰结婚事宜，邀请刘某俊一同前往接亲，是一种互助行为。黎明虽未参与饮酒，但对刘某俊饮酒未及时劝阻，刘某俊休息未进行守护，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王朝雄、余昌粉因其女王桂兰婚事，操办酒席接待亲朋好友，其二人在亲友及刘某俊饮酒时未做到提醒、劝阻义务，王朝雄、余昌粉对刘某俊也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4.刘某俊是否存在过错。刘某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醉酒后死亡,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公民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依据法律而产生,责任与义务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确认,不能将其泛化,更不能因泛化责任与义务而影响社会所普遍认可与接受的正常的社会活动。刘某俊醉酒死亡给原告所带来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应当同情的,但刘某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四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十五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因其子刘某俊死亡造成的损失认定如下：1.丧葬费，参照2019年贵州省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2,113元，丧葬费为72,113元/年÷12个月×6个月＝36,056.50元；2.死亡赔偿金，参照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04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刘某俊醉酒后死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故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酌情支持3，000元；以上损失共计727,136.50元。综上，刘某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身醉酒死亡承担90%的主要责任；被告黎明与被告王朝雄、余昌粉各承担5%的次要责任。 通过以上责任划分。刘某俊对其醉酒死亡应自行承担90%的责任，即727,136.50元×90%=654,422.85元；黎明对刘某俊醉酒死亡应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727,136.50元×5%=36,356.83元，但其于2021年1月19日垫付的30,000元丧葬费依法应予以扣除；王朝雄、余昌粉对刘某俊醉酒死亡应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727,136.50元×5%=36,356.83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刚臣、陈长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6,356.83元（已扣除垫付丧葬费30,000元）； 二、被告王朝雄、余昌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刚臣、陈长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36,356.83元； 三、驳回原告刘刚臣、陈长芬其他各项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9元(已减半)，由原告刘刚臣、陈长芬负担935元，被告黎明负担19元，被告王朝雄、余昌粉负担1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员 刘胜义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怀权 书 记 员 刘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