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06民初3569号原告：林才程，男，198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被告：佛山市环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村荟智路2号车创智谷广场3栋1002室之一。法定代表人：徐琼枝。原告林才程与被告佛山市环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才程、被告法定代表人徐琼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6000元辅导费；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6日，原告在顺德发布公众号及办公OA系统上了解到被告发布的研究生招生培训公告，为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原告于2019年6月5日与被告达成考研培训服务内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考研培训服务，包含研究生考前课室教学等环节。原告于6月11日向被告员工梁佩仪老师以顺德农商行手机银行支付6000元考研辅导费。被告于6月11日建立QQ辅导群，6月12日开始陆续向该群中发送英语等辅导资料，可是直到2019年12月21日国考前都始终没有安排双方约定的课室教学考研辅导内容。由于学员在QQ群中对被告服务水平的各种质疑，迫于压力该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以工作为由一直将QQ群禁言并于2020年4月17日将部分未上考研国家线的学员踢出QQ群。根据被告的相关宣传资料承诺内容，“未能被国内高效录取者将全额退费,并无补充任何退费限制条件”，而原告从2020年4月15日起和被告负责人徐琼枝女士通过微信协商退款事宜，希望能够和对方通过面谈来解决这次服务退款事项，但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并声称全部以告知书为准。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告知书，考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学员不予退费。原被告双方自合同签订后，被告始终未提供相关考前教学培训服务，被告于其微信公众号、推广宣传的服务内容和退费规定，均不属实，欺骗消费者，已构成虚假宣传，而《告知书》内容是申请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并未与学员协商的合同文本，属于格式合同。原告请求退还原告交付的所有培训费用6000元。而根据被告服务内容，对于未上线的学员被告并未提供任何培训服务却缴纳高额服务费用，已属显失公平情形。被告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隐瞒了真实事实，被告面试过程中有意误导原告报名，导致原告因欺诈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该欺骗具有不正当性，已构成欺诈。且双方签订的告知书已明显属于显失公平情形。不能达到原告培训意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原告特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返还合同款项共计6000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一、本案案由应为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纠纷，而不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因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的是以咨询、协助、指导为主要形式的辅助性服务合同，而不是提供培养、训练为主要目的主导性教育培训合同，被告也仅仅收取了原告6000元的咨询服务费，未收取任何教育培训费用；被告不负有提供教学培训的合同义务，对于双方负有的职责，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并经被告组织的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活动，由原告在阅读书面的《2020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报考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后进行了签名确认。故，原告诉称被告未提供课堂教学等教学培训服务构成显失公平或欺诈等，是不成立的。原告与被告订立服务合同之前，先接受了被告组织的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活动，在面试面谈的过程中，双方经互动问答进行了充分的互相了解，被告已经将其负有的合同义务即服务内容向原告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告知，原告在充分知悉的情况下，并经签名确认后与被告订立了服务合同。第一，双方约定的费用性质，可以证实双方订立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根据原告签名确认的《告知书》第二条收费标准的内容，被告已收取原告的6000元以及尚未收取的16000元，都是“服务费”，不是“培训费”；而学费、教材资料费等所有与教育培训有关的费用均不属于被告收取服务费的范畴。这是与第三条有关职责所约定的内容是相互对应的。第二，双方约定的职责，可以证实双方订立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根据第三条的约定，被告的职责是“专业选择指导”、“协助报考”、“指导考前复习”；“协调学校的复试与招录”；“协助学校组织教学”、“协助导师”、“协助学校组织论文开题与答辩”。原告的职责是“完成网上报名”、“主动复习和参加考试”、“按学校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考试”、“按学校规定和由导师指导完成论文与答辩”。其中，提供“专业选择指导”、“协助报考”、“指导考前复习”，这些属于被告在收取原告的6000元服务费后提供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备考服务义务；提供“协调学校的复试与招录”的服务前置条件是原告须达到国家和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资格线；提供“协助学校组织教学”、“协助导师”、“协助学校组织论文开题与答辩”的服务前置条件是原告须已缴纳16000元服务费且被高校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并已办理注册入学。足以证实，被告所有的职责内容均是按照对应的条件要求为原告在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前、考后及研究生录取入学、入学后提供的辅助性或管理性服务，不负有任何教学培训的责任，也从未与原告达成考前教学培训的约定。所有的复习、学习及教学等专业教育培训事项，均由考生本人通过自学或学校、导师的教学培训来完成。综上，原告是完全知晓被告对其需要参加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是没有任何教学培训义务的，其需要通过自身的主动复习来达成通过初试，其向被告缴纳的6000元也仅仅是被告对其提供“专业选择指导”、“协助报考”、“指导考前复习”所收取的服务费，需要强调的是，“考前复习指导”仅仅是“咨询指导”，不是“教学培训”，是指被告会将其作为教育服务机构所能了解到考试政策、考试科目大纲的内容或所能掌握到一些与考试有关信息的电子资料共享给原告，但被告不负责对有关内容进行教学，有关内容是由原告自行理解与自主学习，被告也不对原告自行学习的效果负责。被告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如QQ群以及2019年7月14日、9月24日的现场咨询指导等）为原告提供了“专业选择指导”、“协助报考”、“指导考前复习”服务，原告也顺利完成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但因原告未取得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复试资格而终止合同。因此，原告是充分了解被告的服务内容的，被告不存在欺诈；被告所提供的服务是具有相当的价值的，也是符合市场交易与价值规律的，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所收取的6000元费用严重不合理的高于市场价值，其收费也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显失公平。二、对于“退费条款”，被告也已经向原告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并经被告组织的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活动，由原告在阅读书面《告知书》后进行了签名确认；且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是符合合同目的的合理条款。故，原告诉称被告告知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构成欺诈，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原告在与被告订立服务合同之前，双方已通过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进行了充分的相互了解，且原告已在书面《告知书》上进行签名确认。第一，双方所约定条款的具体内容，证实了原告充分知悉并同意费用退还的具体条件。根据《告知书》第二条第3款的明确约定了费用不予退还与全部退还的具体条件，其中“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统考单科初试成绩高于或等于试卷总分的35%但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复试弃考者除外），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对所缴纳的费用给予全退”的表述是清晰明确的，被告没有进行过任何虚假告知，也没有隐瞒了任何条件，不构成欺诈。原告如不同意该条款，可以自由选择不与被告订立服务合同，也可以选择不缴纳服务费用。现原告存在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情形，符合双方约定的不予退费的条件，被告有权根据约定不予退还原告缴纳的6000元。第二，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是符合合同目的的合理条款。双方约定的“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统考单科初试成绩高于或等于试卷总分的35%但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复试弃考者除外），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对所缴纳的费用给予全退”，也是符合双方合同目的的合理条款。双方订立服务合同，都是希望通过双方履行合同职责来实现原告考上研究生的合同目的。因此，必然要把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加以明确限制，以促使双方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切实履行职责。众所周知，为了将极端偏科（某些科目分数极高，但某些科目又极低）的考生排除在外，每年的研究生初试单科都会设定一个最低的资格线，该最低资格线的意义是，即使考生所有科目的总分达到或超过了总分资格线，但是只要有任何单科的成绩低于所设定的单科最低资格线，那么该考生也视为没有通过初试，没有取得复试资格。因此，单科成绩达到最低资格线，是通过研究生初试、取得参加复试资格的最低要求，单科成绩不达到最低资格线是不可能考上研究生的。而且，每年单科成绩最低资格线都会根据报考情况发生变化的，被告根据对多年研究生复试最低资格线的经验总结，才与原告明确约定了“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不予退费”。单科成绩达到35%已经是一个极低的分数，如果连该分数都无法达到，实际上跟缺考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即使每个单科成绩达到35%，所有科目总分离资格线都还有天大的距离。因此，“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是双方经过沟通后明确约定的为了促使合同目的实现的合理条款，也是被告作为教育咨询服务机构所给予原告的重要经验指导，以使原告清楚自己应达到的最低标准，以促使原告认真完成主动复习的职责。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服务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平等的、公开的。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隐瞒真实事实而有意误导原告签订的服务合同，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是在丧失自我意识与判断能力或在被胁迫下签订服务合同的。因此，该条款不仅不存在任何欺诈的情形，而且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原告应当遵守。三、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均为《合同法》所规范的范畴，具有存在的意义，格式条款是否有效、如何理解格式条款都应该从《合同法》的规定出发，而非主观推断。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告知书》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严格、诚信履行合同。故，原告以被告与其签订格式合同为由提出的退款诉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一，《告知书》中有关退费条款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以上规定主要是因为格式条款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同时，有可能影响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格式条款不一定是无效条款，若未提请注意的格式条款并同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事由，该格式条款才会归于无效。《告知书》关于“统考单科初试成绩高于或等于试卷总分的35%但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复试弃考者除外），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对所缴纳的费用给予全退”附条件退费的条款，虽然没有全部标黑加粗，但“35%”的字样均有标黑加粗，包括末尾“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这段文字均有下划线，非常显眼。且该下划线文字并非完整的句子，要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确相关内容，该标注事实上能起到提醒注意的目的。被告不仅通过部分加黑加粗字体或下划线提请原告注意该条款，同时还采取了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方式提请原告注意：被告在与原告订立合同之前，专门通过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的方式，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学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尤其对服务内容和退费条款等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并给予原告在完全了解《告知书》的内容后，经过几天的充分考虑后自行决定是否缴纳服务费，是否最终与申请人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的权利。原告所提供的其与“梁佩仪”在2019年6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表达了其知晓了“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不予退费”的约定。因此，被告在《告知书》中关于附条件退费条款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受该条款的约束。第二，《告知书》条款不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情形。《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免除其责任”是指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不正当地免除其依照法律应当负有的强制性法定的义务；“加重对方责任”是指格式条款含有对方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当承担的义务或者是不合乎常理的加重责任。在近年来的全国研究生招考的众多专业中，单科成绩均在35分以上，唯有涉农专业如农业、兽医、风景园林、林业等专业领域的考研科目英语、政治的复试资格线略低于35分。原告报考的当年，是否仍为这么低的分数只能是预估。如果每门课程都只能达到卷面分数的35%，那么总分最多只有175分，是肯定无法达到国家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录取分数线。因此，设置这个35%的退费分数线，是为了使包括原告在内的学员们清楚自己应达到的最低标准，认真主动完成学习复习计划，促使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也是被告负责任的表现，不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情形。原告的《英语》成绩仅为30分（满分100分），原告应明白订立此服务合同的目的，自己除了付款义务之外，还包括参与学习和复习、参与考试的义务。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合同，最终都是需要考生自己投入时间与精力参与学习、复习和考试。原告作为一个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本科生，英语成绩的考试只刚刚达到卷面分数的30%，说明原告根本没有为此次考试付诸很大的努力，也没有通过自己努力考上研究生的强烈意愿。该条款的设立不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情形，而是出于公平原则对不诚信的学员设置的约束。如果每个学员都如同原告一样不为考试付诸努力，次次妄想考不上就全额退款，那被告付出的劳动得不到任何回报，其权益也得不到保障，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四、“顺德发布”公众号、办公OA系统以及网站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不是被告发布也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发布的招生广告信息，属于要约邀请，对被告所作出的服务承诺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对原告和被告双方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故，广告宣传资料上的“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的条款不能对被告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第一，原告诉称“在顺德发布公众号及办公OA系统上了解到被告发布的研究生招生培训公告”、“被告于其微信公众号推广宣传的服务内容……”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告所描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所提供的《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也不是被告所提供的。被告并没有办公OA系统用户权限，也从未注册微信公众号。被告从未委托或授权第三方发布研究生服务信息，原告从第三方获取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服务信息，未经被告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名确认，广告宣传资料上的“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的条款并非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对被告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原告从第三方获取的《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中提到的招生学科专业有10多个，同时提出报名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还需要服务单位进行面试和确认，说明该广告宣传的内容既不具体也不确定。在原告提供的从第三方所获取的《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中存在完整的条款表述：“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假如对这一表述中括号内备注的条款内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没有任何附加前置条件的话，如有缺考、弃考或作弊的科目都是零分，是无法被录取的，如原告在这种情况下因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而获得全额退费，这种情形既不符合常理，也免除了原告的责任，还加重了被告的责任，这对被告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主体表述的条款内容：“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这是对确认服务合同条款的前置工作（包括面试、确认报考专业、缴费）也有清晰表述和明确要求，而且在2019年6月5日的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中，被告与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人是平等、公开、透明、互动的，原告在面试面谈过程中也有咨询、协商有关退费条件的条款的平等权利与义务，在《告知书》上签名确认更是原告并没有在丧失自我意识与判断能力或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自愿签名的，按常识原告理应完全知晓并同意《告知书》条款内容才签名确认的。第二，被告与原告在签订服务合同的过程中，经历了要约邀请—要约—反要约—承诺等多回合探讨，最终才达成双方意见一致。原告从社会或第三方渠道了解到被告的服务信息，经咨询有关工作人员并按要求提交报名资料审核通过后，再由被告通知邀请其参加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以便双方彼此相互沟通了解，协商有关服务事项要求。面试面谈结束后，由原告在《告知书》上签名确认，而且原告面试面谈后也并非当场缴纳费用，而是经过原告多日的深思熟虑后才缴费作出承诺的。在《告知书》上拟报考学校与专业一栏，明显可以看到原告先后填写了“湖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经过修改后最终确认的学校与专业是“长江大学农业管理”）。而原告是在2019年6月5日填写《告知书》，原告所提供的其与“梁佩仪”在同年6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表达了其知晓了“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不予退费”的约定，原告于同年6月11日才缴费。说明：被告是通过《告知书》向原告发出要约，并经过了双方多次确认并对其中重要条款(报考学校及专业）进行了反复修改（要约与反要约）后，由原告缴纳费用作出承诺，合同因此生效。即被告与原告在签订服务合同的过程中，经历了要约邀请—要约—反要约—承诺等多回合探讨，最终才达成一致合意。《告知书》才是要约，原告交钱是对该要约的承诺。所谓《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招生广告》以及通知邀请参加面试面谈等，均属于要约邀请。同时也说明被告在面试面谈时以及接受原告报名后，对原告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为其选择了更适合的报考学校和专业，指导服务其完成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第三，为了防止社会和第三方广告信息中的部分内容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明显偏差而产生误导，被告特别通过组织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活动，对真实意思表示所存在的明显偏差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和修正。在《告知书》中关于附条件退费的条款，虽然没有全部标黑加粗，但“35%”的字样均有标黑加粗，包括末尾“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这段文字均有下划线，非常显眼。该下划线文字并非完整的句子，要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确相关内容。而智力正常的阅读者都能清晰根据下划线和标黑加粗的“35%”字样去浏览上下文。说明该标注事实上能起到提醒注意的目的。假设没有35%的退费限制，只要没考上就可退费，根本不用考虑和提及分数的问题，也不需要面试面谈。基于上述事实情况，按常理也能推断出被告对“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有明确的提示，原告对此已经明知。被告在小组集体现场面试面谈过程中，是同时面对数名有报名意向的学员，解释了《告知书》内有关附条件退费的情形，并非单独面谈选择性的告知。更何况原告并非在填写《告知书》当天缴纳费用，而是从6月5日至6月11日共有7天时间的考虑和理解，原告是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后才缴费作出承诺的。五、原告以捏造、歪曲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滥用诉讼权利进行恶意诉讼，严重侵害了被告合法权益。故，原告林才程应承担案件对被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原告诉称的“与被告约定课室教学培训”以及前面所诉称的“被告在‘顺德发布’公众号、办公OA系统以及网站的发布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告所描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没有作出“教学培训”的承诺，也未在上述平台发布过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同时，原告诉称“《告知书》是申请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这一表述内容有明显的错漏，该“申请人”明显是指向原告本人。原告以上所诉讼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内容，竟然与来自顺德农村商业银行同一单位、相近开庭的同类服务合同纠纷的另外两名原告陈晓松（案号：（2021）粤0606民初3573号）、梁燕莹（案号：（2021）粤0606民初4189号）案件的所诉称的内容完全一样，明显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欺骗法院和法官，践踏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了法律的公序良俗原则。原告严重损害了被告坚守立德树人、崇德至善的初心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信誉，对被告的名誉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应承担案件对被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此外，原告所提供的其与“梁佩仪”在2019年6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表达了其知晓了“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的不予退费”的约定。除此之外，原告所提供的其与“梁佩仪”、“徐老师”的其它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不具体，也没有经过微信管理方的审核确定，无法确认彼此的身份和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具证明力。综上所述，经由原告签名确认的《告知书》而达成的被告与原告的服务合同，并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与条件。原告从社会上或第三方渠道获取的宣传广告等内容不明确、也没有具体指向、未经过被告承诺、且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要约邀请，不能对被告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被告与原告是在自愿、公开、公平的基础上，经双方现场面试面谈后，以原告签名确认《告知书》的形式达成了内容具体、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要约，最终由原告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后才缴费作出承诺而确认了服务合同。双方对于服务合同的收费标准、费用退还的内涵条件、双方的合同义务等全部内容，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均已明确告知原告，原告完全知晓且同意，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欺诈等可撤销事由。被告已经按照服务合同履行了义务，原告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告要求撤销合同、返还合同款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辩证。对当事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供《硕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以下简称《报考指南》），用以证明报考指南中第三条六点约定，没有被高校录取的考生，被告应该向报名考生退回全款。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报考指南》已由被告在另案中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被告提供证明材料，用以证明被告在小组集体面试面谈过程向所有参与现场面试面谈的人员详细解答不予退费的具体情况，即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35%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经审查，证明材料由多名称“已考取农业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的2020级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均参加了该公司在顺德大良组织的‘2020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报考的现场面试面谈’活动”的证人出具，出具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及2020年12月27日，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因该证明材料出具的群体具有特定性，均为“已考取”学生，无法直接有效证明被告曾就《告知书》中的退费条款内容向原告等未能考取的学生进行了提示与说明，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告知书》，《告知书》第二条“收费标准”载明，咨询辅导服务（含考前辅导费、基地服务费），考前辅导费预报名时缴纳6000元，基地服务费复试前缴纳16000元。该条款备注部分第3点载明：“报名参加辅导班后中途弃考者（即无全国研究生统考成绩）或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或已被国内高校录取（含调剂录取）者或录取后弃读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统考单科初试成绩高于或等于试卷总分的35%但未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复试弃考者除外），凭告知书、收款收据、统考成绩单对所缴纳的费用给予全退。”《告知书》第三条“有关职责”第1点载明：“被告的职责为负责考生专业选择指导，协助考生网上报考工作，指导考生考前复习；协调学校完成全国统考的复试与招录工作；协助学校组织研究生校外课程教学……，非全日制的专业课程与实践实习等持续较长的培养环节可以由所在学院会同研究生基地（校外服务点）根据实际协调安排；……”。签订《告知书》后，被告给予原告一定期限考虑是否缴费。2019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梁佩仪发送微信称：“你们报名规则里面有一点写到，如果单科考试达不到35分，是不能退回所交费用吗？”，梁佩仪回复称：“昨天徐老师已经讲过了”“这是督促大家复习，不要裸考”。原告于2019年6月11日向被告缴纳了6000元。2020年4月14日，原告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徐琼枝发送微信称：“我这个分数，调剂应该也很难吧？”，徐琼枝回复称：“总分有优势”，原告称：“如果调剂不成功，能退培训费吗？”徐琼枝回复称：“是的。”之后，被告并未向原告退费，原告也并未被国内高校录取。另查明，《报考指南》为被告向其学员发送的资料，《报考指南》第三条“报名办法”第6点载明：“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再查明，案外人张亮、梁自成、贾莲、谭琪欣、廖韵红五人分别作为另案原告起诉本案被告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本院作出生效判决，案号分别为：（2020）粤0606民初第15821号、（2020）粤0606民初第16046号、（2020）粤0606民初第16983号、（2020）粤0606民初第17007号、（2020）粤0606民初第17801号。被告不服上述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作出驳回被告再审申请裁定。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通过网站https://mp.weixin.qq.com/s/aogJvKHVxAxhVYnliKyeqg及微信公众号“顺德发布”上发布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其中报名办法一章第6点载明：“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本院认为，本案系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从《告知书》内容看，双方约定的服务费包含考前辅导费、基地服务费，双方约定的服务点职责包含指导、协助及基地培养环节，可见，被告的服务内容不仅包含指导、协助，还包含了基地培养，虽基地服务费系在原告考取相应学校后才予以收取，但该部分内容亦为本案合同所包含内容。故本案定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至于被告收取的考前辅导费6000元能否退还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一、被告并未就《告知书》中的退费条款向原告进行充分解释说明。被告通过网络平台及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的招生信息及被告向学员发放的《报考指南》内容均向学员传递“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的信息。原告接触相关宣传信息后，对被告后期出示并要求签订的《告知书》内容“报名参加辅导班后中途弃考者（即无全国研究生统考成绩）或统考单科初试成绩低于试卷总分的35%者或已被国内高校录取（含调剂录取）者或录取后弃读者，所缴纳的所有费用均不给予退费。”存有疑虑，原告在缴纳相关费用前通过微信向被告工作人员询问后期退费问题，被告工作人员称：“昨天徐老师已经讲过了”“这是督促大家复习，不要裸考”。可见，在《告知书》的退费条款与宣传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被告并未正面向原告解释《告知书》中关于退费条款的真实含义，而是含糊地进行回应。这与被告抗辩称的就退费条款已向原告履行了充分告知的义务不符。二、《告知书》中的退费条款系为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从被告与案外多名学员签订的《告知书》内容来看，《告知书》的退费条款是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该退费条款对原告有重大利害关系，被告未能就该退费条款向原告进行充分解释说明，致使原告对该退费条款存在误解，不能体现双方就《告知书》退费条款的真实意思达成合意，故，在原告对该退费条款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本院按被告以招生信息或《报考指南》向原告传递的意思表示为准，即“经面试并确认报考专业后按要求缴纳考前辅导费(未能被国内高校录取者将全额退费)”，原告的主张符合双方的退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佛山市环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林才程退回考前辅导费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洪 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凤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