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2民终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泽素，女，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平，重庆尚可尚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燕，女，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重庆文才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洲，重庆文才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梁平区旭茂内衣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梁平工业园区双桂组团美城.标准厂房4#第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YPOTU3C。法定代表人：杨燕，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孙泽素因与上诉人杨燕、被上诉人重庆市梁平区旭茂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5民初5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泽素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5民初5149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支持孙泽素未得到支持部分赔偿60333.33元。2.由旭茂公司、杨燕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为孙泽素与杨燕之间的合作协议已于2020年4月24日解除，这一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真实情况是杨燕当时认为没有货做而与孙泽素商量暂时性停产，而不是约定解除协议，孙泽素向杨燕出具欠条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孙泽素欠杨燕所代发的工资，而是因为孙泽素在另外一个厂为杨燕加工货物，杨燕欠孙泽素货款，孙泽素与杨燕结算后，孙泽素因欠杨燕费用写下的欠条。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泽素与杨燕的合作协议于2020年4月24日解除是错误的。其次，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孙泽素与杨燕的合作协议于2020年4月24日解除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杨燕应从2020年4月25日起至2020年10月21日期间，按双倍工资赔偿孙泽素可预期损失。第三，孙泽素要求杨燕赔偿的是基于双方协议约定的可预期损失，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双倍工资赔偿，而不是违约损失；杨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从未抗辩违约损失过高，要求人民法院进行调整；本案过错方在于杨燕而不是孙泽素。因此，人民法院即使主动调整，也不应调整得如此低，15000元远远无法补偿孙泽素受到的损失。杨燕二审答辩称：1.请求不支持孙泽素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按孙泽素的陈述是双方解除了合作协议，则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不应当再对合作协议进行部分履行，违约损失不应当得到支持。3.杨燕是做外贸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才终止了合同，杨燕解除合同的原因是不可抗力，不是杨燕违约在先，是孙泽素违约。因此孙泽素上诉的理由和事实是不成立的。杨燕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渝0155民初5149号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孙泽素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泽素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孙泽素两次变更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同时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未给杨燕答辩期。2.一审法院超出孙泽素诉讼请求作出错误判决。孙泽素没有主张违约损失，而一审判决超出孙泽素最后主张“被告赔偿支付原告既得利益损失75333.33元”的诉讼请求判决违约损失，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3.一审法院认定杨燕与孙泽素2020年4月24日解除合作协议，双方对解除后果已确定不再履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杨燕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孙泽素安排生产自己的订单，费用自己承担，其亲笔出具的欠条进一步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再要求杨燕向孙泽素支付任何名目的费用都显失公平。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合同解除不属于不可抗力。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众所周知，合作协议约定杨燕负责货源、资金，证人出庭也证明2020年4月前生产的是杨燕提供的涉外订单（即外单），杨燕无法提供货源已属客观不能，完全符合《合同法》第117条和《民法典》563条的规定。虽然合作协议中约定不能解除合同，但法定解除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排除法定解除理由，约定排除法律强制规定的条款本来就是无效的，故杨燕因不可抗力通知孙泽素放假，双方终止合作，杨燕不存在违约事由。5、6月孙素泽利用公司资源生产其自有工厂内销订单也与其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回避客观事实作出错误认定。5.合作期间，孙泽素严重违约，因其管理不到位导致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多次返工致公司受损。2020年5月后孙泽素再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不应当享有任何权利。6.按照杨燕和孙泽素在合作协议中的约定，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劳务关系，杨燕雇请孙泽素作为管理人，管理工厂的一切事务。二审庭审中，杨燕放弃主张一审法院未给其答辩期而导致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孙泽素二审答辩称：1.孙泽素在一审中确因各种原因进行了两次诉讼请求的变更，期间给予了杨燕和旭茂公司答辩期，双方后面开庭是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协商确定的，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的事实。2.一审法院所作出判决的错误点在于没有全部支持孙泽素的诉讼请求，主动改变了诉讼请求的金额，而不是杨燕所陈述的错误理由。3.孙泽素与杨燕之间的协议虽然在2020年4月24日前后进行协商，但不是协商解除协议本身，而是协商停产待工。此后双方协商将孙泽素另一个工厂的货源拿到工厂进行生产，以确保工人不流失。2020年6月27日，因杨燕认为做内销利润差距大，不想做了，孙泽素想继续做，双方发生纠纷后才停工。因此孙泽素认为双方协议终止时间应当为2020年6月27日。4.合同解除实际上不是因为疫情原因和不可抗力，工厂在2020年3月到6月期间一直在生产，是杨燕单方面强行搬走设备，强行终止合作。5.双方在合作期间均是以旭茂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订单，孙泽素和杨燕之间只是内部合伙关系，其生产产品的质量问题应当由旭茂公司承担责任，内部追责应当按约定进行。因此不能以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认定孙泽素违约。孙泽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燕、旭茂公司赔偿孙泽素双倍工资(劳务费)75,333.33元(3个月×10,000元/月×2+23天×10,000/30天×2)；2、由杨燕、旭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孙泽素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杨燕、旭茂公司赔偿孙泽素违约预期损失75,333.33元((3个月×10,000元/月×2+23天×10,000元/30天×2)；2.由杨燕、旭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1日，杨燕作为甲方与孙泽素作为乙方签订了《重庆市梁平区旭茂内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责任：甲方提供生产场地机器设备及资金运转，提供充足货源，甲方不参与工厂任何管理，合作期间甲方需要支付乙方工资，前三个月为7,000/月，三个月后10,000/月，工厂扩充至四条生产线后12,000/月。乙方责任：乙方负责技术生产及工厂全权运作，包括人员招聘及培训，由于乙方是投入技术股，不承担工厂一切经济债务，乙方保证合作期间，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以最快速度发展生产线，让工厂尽快走上正轨创造价值。利润分配: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各享50%利润分成，利润产生后每月分成。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为一年，在合作期间不管盈亏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终止合约，如果甲方退出需支付乙方合同期间未满月份的双倍工资(如合作9个月甲方退出需支付乙方3个月的双倍工资)；如果乙方退出，需提前2个月向甲方提出，待一切工作交接完毕后方可离开，否则因此给甲方带来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甲乙双方各尽其责携手共进。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此合同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法律效力。”杨燕在甲方处签字捺印，孙泽素在乙方处签字捺印。2020年4月24日下午16：31分，孙泽素要求杨燕发放2、3月份工资，并清算4月份工资，并表示这里的货自己负责，杨燕回复可以，并表示先转员工的工资。2020年7月25日，孙泽素因杨燕代发梁平旭茂内衣工厂工人工资16,700元而向杨燕出具《欠条》。另查明，孙泽素于2019年10月14日以个人名义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经验范围为加工及销售内衣内裤等。一审法院认为，杨燕与孙泽素签订的《重庆市梁平区旭茂内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杨燕、旭茂公司关于孙泽素只享有利润不承担亏损显失公平、无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燕在合作期限届满前于2020年4月24日通过微信向孙泽素提出清货停产，孙泽素于当日通过微信向杨燕表示发放2、3月份工资，并清算4月份工资，个人的货物自己负责，综合2020年7月25日孙泽素因杨燕代发梁平旭茂内衣工厂工人工资16,700元而向杨燕出具《欠条》、证人谭方娟、李华芳的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孙泽素与杨燕于2020年4月24日已经达成了解除合作协议的一致意见，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孙泽素与杨燕之间的合作协议已于2020年4月24日解除。孙泽素主张杨燕、旭茂公司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违约损失75,333.33元，杨燕、旭茂公司抗辩因孙泽素不尽职、侵害公司利益等原因及疫情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才解除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杨燕、旭茂公司所提供相关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案涉合同解除属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等原因导致，因此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双方在解除协议后并没有进行结算或对违约责任另行约定，因此孙泽素有权基于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杨燕主张违约损失，但杨燕抗辩孙泽素主张的违约损失过高，要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由于孙泽素未提供其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考虑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酌定杨燕支付孙泽素违约损失15,000元。旭茂公司不是合作协议的相对方，对孙泽素要求旭茂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燕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泽素违约损失15,000元；二、驳回孙泽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4.00元，减半收取842.00元，由孙泽素负担754.50元，由杨燕负担87.50元。二审中，孙泽素向本院提交了1份新证据：4月的工资单复印件，拟证明孙泽素是旭茂公司的工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管理，是领取的工资，所以在双方协议当中约定,如果杨燕违约解除合同就要向孙泽素赔偿双倍工资。杨燕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孙泽素提供的4月份工资单仅为复印件，真实性尚不能核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是否超出孙泽素诉讼请求作出裁判；二、解除合同的时间点是2020年4月24日，还是2020年6月27日；三、杨燕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应否调整。本院予以分别评析如下：一、一审不存在超出孙泽素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一审中，孙泽素最终的诉讼请求杨燕赔偿孙泽素违约预期损失75,333.3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违约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预期的利益损失，与孙泽素主张的“违约预期损失”内涵一致，一审法院不存在超过孙泽素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情形。二、一审认定双方于2020年4月24日协商解除合同与微信聊天中的意思表示相符。综合孙泽素和杨燕的微信聊天记录、孙泽素向杨燕出具的欠条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双方于2020年4月24日已达成解除合作协议的一致意见。孙泽素以解除合同后杨燕将设施设备撤出场地的时间点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点，本院不予采纳。三、对于杨燕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应否调整问题，杨燕上诉主张是由于疫情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和孙泽素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合同。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重庆市梁平区旭茂内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明确由杨燕提供货源，双方均认可杨燕一直提供的货源为国外订单，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外订单受到较大影响，杨燕很难再提供国外订单供加工。孙泽素自己承接其他厂的国内订单加工，其自己陈述无利益可赚，也未能与杨燕协商一致，致使双方产生矛盾而协商解除合同，比较符合情势变更情形，而不构成不可抗力。故孙泽素要求杨燕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显失公平。一审中杨燕也抗辩孙泽素主张的违约损失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酌情变更违约金数额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案涉合同履行存在情势变更情形，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酌定的违约损失金额适当，对其他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孙泽素和杨燕的上诉请求不均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3元，由孙泽素负担1308元，由杨燕负担1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善进审 判 员 李洪武审 判 员 刘 康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谭 欣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