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481民初424号 原告：潘静亚，女，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江苏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江苏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宝生，男，197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原告潘静亚与被告刘宝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静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被告刘宝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静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履行的买卖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279万元，及支付货款占用利息79666.13元（自2020年4月19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以279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LPR计算，暂计至2021年1月11日）；3、判令被告拉回发给原告的本案全部机器设备；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原告经朋友介绍向被告订购口罩机及配套机器，双方通过微信沟通，就口罩机器的配置、价款、付款方式、送货及质量保证达成一致，被告承诺保证机器质量符合原告在微信沟通中提出的标准，如不符合原告要求，无条件退货。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机器定金、配套机器款项、尾款等累计279万元，但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口罩机器及配套机器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更不符合双方在微信沟通中确定的机器产量标准。为此，原告向被告要求退货及返还全部货款，但被告一直予以推诿、拒绝处理退货及返还货款问题。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请求判如所请。 刘宝生辩称，1、这都是不成立的东西，被告也搞不懂，机器又不是被告造的；2、被告是做服装的，是朋友委托被告才帮原告买的机器，所有的合同被告都给原告看过，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被告都转给机器工厂了，原告说机器退给被告，这不合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潘静亚与被告刘宝生双方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对口罩打片机及相关机器设备鼻梁条机、口罩封边机、点带机等机器种类型号、质量、数量、单价、日产量等进行了约定，达成了买卖合同。在微信中原告明确要求被告要保证涉案机器质量，被告也向原告承诺肯定会保证涉案机器质量，尤其还承诺涉案口罩机日产量13万；原告收到涉案机器后及时调试，并将调试结果向被告及时反馈（涉案机器存在的各种质量、发货机器种类型号问题，原告特别强调口罩机的日产量，与被告的承诺日产量13万严重不符，实际只有3万），并明确表示要退货，被告也有表示认可原告提出的种类型号、日产量问题，但最终被告不再回应原告。 经当庭询问，原告主张涉案货款数279万是由口罩打片机2台、鼻梁条机15台、口罩封边机10台、点带机35台构成的，并有2020年4月5日聊天记录（截屏第49页）原告发给被告确认的机器数量和货款图片印证，该图片上面显示的价格：打片机43万元/台、鼻梁条1万元/台、封边机9万/台、点带机2.6万元/台。当庭原告向被告出示该图片的手机微信原始图片，被告当庭表示认可这个数量。原告还陈述，这批货目前存储在一个仓库，即当时被告送货的一个厂房；这些货存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肖桥村，是原告找人一起拆的，原告也在现场。 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24日，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货物种类型号、质量、日产量约定以及原告就货物种类型号、质量、日产量问题提出退货要求的记录有：2020年4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12页）中，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消息“我们会长接了一个订单国企的，40个亿。现在一直在收”，原告回复“你问一下口罩上需要钢印的吗”“KN95或者N95”“我和你说是做的白板”，被告回应“白板更好”，“这个订单到4月底才截止”，原告回复“给我接单”“我来定机器”；2020年4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15页）中，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消息“你把关好质量”，被告回复“肯定的”“您放心”，原告接着问“做的N95还是KN95”“模具”，被告回答“喷码都可以”，原告接着问“这个半自动一天有多少产量”，被告回答“十二三万一天”；2020年4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20至21页）中，（被告发了一些视频后）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消息“您定的是这种”，原告问“这种是不是不容易坏”“速度还快”，被告回复“是的”，原告问“产量呢”“每天正常有多少”，被告回复“13万”，原告接着问“能不能达到”，被告回复“可以”；2020年4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77至78页）中，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信息“刘总，刘总，这个点带机有几台是坏的，可多裂了，我姐姐再拉回去坏的”（该句系语音翻译），“踩下去一动不动”“这个点带机也要退货了”“搞到没有信心了”“打片机电动机和超声波功率达不到”“4个电动机，4台超声波”“点带机不能用的要退货”；2020年4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79至81页）中，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信息“刘总当时我们定的是这种机器”，“现在完全不同”“你还是给我换这种回来”“现在发过来的速度慢不说还不能做”（原告发了一个视频）“我们要的是这种”，被告回复“对的对的，潘总，现在老吴那里发的就是这种。”（该句系语音翻译），原告回复“我们当时定的就是这种，怎么给我们发那种呢？那你有什么情况就直接跟我们说，我们这个肯定要退货的”（该句系语音翻译），“机器确定要退货了”“越看越火”，“通通退掉吧”，“其中一台出来的片不对称”“模具有问题”；2020年4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84页）中，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信息“现在搞回来的和我们说的日产量10-12万差距实在是太不像样了”，被告回复“是的”，原告接着“现在发给我们的机器日产量3万差不多”“换了你要不要退货”；2020年4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第87页）中，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信息“刘总你电话关机他们要报警了”“事情要处理好”。 原告于2021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1年2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原告的起诉状副本。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共87页）、“付款清单”（原告单方制作表格）、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3张）、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账户交易流水、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常住人口登记卡（3张）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核实，及庭审笔录记录在卷，足以认定。 另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1、机床购销合同【签订编号：HT-20200413002，签订日期2020年4月13日，卖方东莞市兴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买方宋淑娟，产品名称KN95半自动口罩机（外置），单位4台，总金额1870000元，卖方加盖公章，买方宋淑娟未签名】，证据1-2、N95口罩打片机购销合同书【该份合同书没有合同编号，也未编页码，但底部显示共3页，实际共计2页3面，第1页正面（即第1面）载有买方（甲方）常熟市碧优特服饰有限公司，卖方（乙方）东莞市炜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第2页（即第3面）乙方落款处加盖卖方公章，甲方落款处有列明“联系人：钱东良”,买方未加盖公章，被告签署“刘宝生代（钱东良）签”，甲乙双方签订日期均为2020年4月2日。注第1页反面（即第2面），甲方落款处列明“联系人：吴建飞”,买卖双方均未签章】，证据1-3、N95口罩打片机购销合同书（合同编号20200402，买方张家港市顺瑞祺纺织品贸易公司，卖方东莞市炜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双方均未签章），被告欲证明是原告委托被告去找机器，不是被告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被告是帮原告买机器。原告质证，证据1-1机床购销合同卖方原告不认识，买方原告也不认识，只是原告曾经应被告要求，向买方付过款项，该合同也没有买方签字，只有卖方的盖章，真实性无法确定，跟原告也无关。机床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通过微信发送过图片。证据1-2N95口罩打片机购销合同书需方系案外人常熟市碧优特服饰有限公司，供方是东莞市炜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盖章只有供方盖章，需方签字显示的是刘宝生，该合同真实性原告方无法认可；机床购销合同原告从未见到，N95口罩打片机购销合同书该模板被告曾通过微信向原告发过，当时是因为被告说口罩机抢疯了，要求原告配合被告提供信息，原告没有收到该份合同书原件。另外，原告与常熟市碧优特服饰有限公司系两个主体，原告向被告购买口罩机器设备，跟常熟市碧优特服饰有限公司无关。证据1-3该份合同编号为20200402合同书需方系张家港市顺瑞祺纺织品贸易公司，是由被告代签的，该公司原告没有任何的联系，与原告无关。另没有合同编号的一份，没有任何的盖章信息，也没有时间，应该不产生法律效力，跟原告也没有关系。 证据2-1、销售合同（编号为CAUV20200309063，甲方深圳市科瑞夫科技有限公司，乙方刘总，签约时间2020年3月26日，产品名称型号压条机，数量15，单价7200，总金额108000元，甲方落款处有签章，乙方落款处有被告刘宝生签名），证据2-2、销售合同（编号为CAUV20200309064，甲方深圳市科瑞夫科技有限公司，乙方刘总，签约时间2020年3月26日，产品名称型号耳带焊接机，数量3，单价65000，总金额190000元，甲方落款处有签章，乙方落款处有被告刘宝生签名），被告欲证明被告是帮原告买机器。原告质证，这两份合同甲方系深圳市科瑞夫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从未与其沟通、交流，也不认识，乙方系刘总，签字系被告，仅能证明被告向案外人深圳市科瑞夫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压条机和耳带焊接机，不能证明被告受原告委托向案外人深圳市科瑞夫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设备，即证明目的不认可，真实性由法庭依法确认。 证据3、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复印件，被告欲证明合同是原告知晓的，而且原告付过账给卖方（黄玉枝、彭文献、陈燕华）。原告质证，这份证据提供人系宋淑娟，原告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沟通交流，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该份流水仅能表明案外人宋淑娟与黄玉枝、彭文献、陈燕华等多人存在银行往来，款项性质原告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 证据4、用原告交换给被告的证据“付款清单”（原告单方制作表格），欲证明原告认识黄玉枝、彭文献、陈燕华，付款是事实，这些人都跟原告沟通过，还派过调试人员去原告的厂里调试过机器。原告质证，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付款清单系原告向被告和被告指定的收款人支付货款，所有收款人的信息均由被告提供，且被告要求原告向指定收款人账户支付相应货款，从始至终，原告仅与被告沟通协商，包括口罩机器及配套设备购买、付款、发货、质保等事宜，没有与其他人或案外人沟通协商这些事宜。产生质量问题后被告给原告提供案外人一个姓“陈”的和一个姓“黄”的联系方式，要求原告自行联系，然后被告拒绝与原告沟通协商。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为，证据1、2、3、4的内容反映的情况，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用。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达成了口罩打片机及相关机器设备鼻梁条机、口罩封边机、点带机等买卖合同，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全面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按照被告的指示支付了共计279万元货款。被告应当将相应的符合约定种类型号、质量、日产量的货物交付原告，但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货物不符合双方约定的种类型号、日产量等要求，原告收到涉案货物后及时调试，并将调试结果与约定不符及时反馈被告，尤其提出口罩机日产量严重不符合生产数量要求约定（被告承诺原告口罩机日产量13万，实际日产量只有3万左右），并明确表示要全部退货，被告有表示认可原告提出的种类型号、日产量问题，但最终被告不再回应原告。因涉案货物不符合约定的种类型号、日产量要求，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涉案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程序，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本案纠纷中，原告未通知被告解除合同，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故本院依法确认涉案买卖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即2021年2月3日解除。涉案合同解除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279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占用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拉回发给原告的涉案全部机器设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是委托合同关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潘静亚与被告刘宝生之间的涉案买卖合同于2021年2月3日解除； 二、被告刘宝生返还原告潘静亚支付的货款279万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涉案全部机器设备（口罩打片机2台、鼻梁条机15台、口罩封边机10台、点带机35台）由被告刘宝生自行运回，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四、驳回原告潘静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879元，由潘静亚负担413元，刘宝生负担144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周**永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法官 助理  蒋云飞 代理书记员  黄贵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