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内09民终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煌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上诉人任某、翟某因与被上诉人常某、郝某、王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察右后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某、翟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常某、郝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翟某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察右后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常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常某向郝某转账90万元，但是能证明上述款项的实际所有人就是常某，更没有证据证明翟辰武与常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一，常某向一审法院出示的第2组证据，《借款协议》《证明书》《收条4份》《农村信用社流水账单》，欲证实常某与郝某、王某形成了9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首先，《借款协议》只能证实郝某、王某与翟辰武（已故）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常某，常某与该借款没有关系。同时，《借款协议》上常某的配偶林树平作为担保人之一签字、捺印的行为也能说明常某不是郝某的真正债权人；其次，《证明书》只能证实郝某从常某处收到过90万元的事实，但款项的实际所有人并不必然是常某。如果真正出借人是常某，那么其与郝某或是与翟辰武应当存在相关证据；再次，常某出示的《收条4份》，不符合常理。如果常某与郝某真正存在280万元借款当中9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应当签订借款协议，或出具借据，而不是收条。收条只能证实郝某收到款项，无法证实郝某向常某借款。此外，这4张收条上有郝某亲笔书写的“代翟辰武给转、翟辰武转代款、翟辰武转代”等字样，可以认定该90万元的借款实际支付人和出借人为翟辰武。最后，翟辰武与郝某、王某之间的《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是一年，自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3日，如果90万元款项的真正债权人是常某，常某在长达5年当中没有主张权利，而是在翟辰武去世之后、上诉人与郝某、王某发生诉讼并调解结案后，才出现此次纷争。第二，上诉人出示的第3组《察右后旗农村信用社存取款凭证两张（2015年1月22日）》以及翟辰武银行卡（卡号×××）流水对账单证据，证实翟辰武委托王志平向常某转款120万元的事实。按照时间节点分析，上述120万元款项的支付以及常某分四次向郝某代翟辰武支付90万元款项的行为存在必然的联系。首先，120万元的转账时间（2015年1月22日）是本案初始借货关系发生的前一天，虽然280万元借款发生时间是2015年1月23日，但是借贷双方达成合意不可能是在这短短的一天，应该是之前的一段时间。翟辰武既然有120万元可以打给常某，那就没有必要让常某履行出借90万元的义务。所以，是否可以理解为翟辰武之所以让常某支付90万元款项，是因为其120万元款项在常某处，要求常某代其支付理所应当；其次，原审法院以翟辰武和常某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为由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的认定无法成立。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常某向郝某转款90万元是借贷行为，那么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相关证据，也可以证明翟辰武向常某转款120万元是借贷行为，或常某替翟辰武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本身是偿还翟辰武款项的行为。第三，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第四组证据察右后旗人民法院（2019）内0928民初582号民事调解书能够说明，常某所主张的对翟辰武的90万元债权根本不存在。首先，上述《调解书》确认了翟辰武与郝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案中，上诉人任某作为原告起诉郝某、王某以及担保人刘培林、林树平（被上诉人常某的丈夫），在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除《借款协议》《借条》外，为证明借款本金余额120万元的构成，向常某复印了其给郝某转款90万元的四张收条（也就是本案常某出示的四张收条）作为证据，后在法院审理中主持调解，郝某以及担保人认可任某所提交的证据，并对包括常某转付的90万元在内的借款本金120万元和利息予以确认，最终以欠款本金120万元利息30万元共计150万元达成调解协议。由此可见，常某转给郝某的90万元，应当认定为是郝某与翟辰武的债权债务。退一步讲，如果常某与郝某、王某存在借款关系，那么按照常理，要么与上诉人任某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要么应该单独主张权利，而不是那么随意地将如此重要的凭证交给其认定的债务人（翟辰武）的继承人任某、翟某作为其主张权利的重要证据。其次，郝某向常某出具的《证明书》和在原审庭审中的言辞，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只能作为其答辩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常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只能说明其代翟辰武向被上诉人郝某、王某转款90万元的事实，无法证实该笔款项的实际所有人就是常某，更无法证明翟辰武与常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如果本案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那么首先得确定本案被继承人翟辰武确实有未被清偿的债务存在，显然，在案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常某代为支付给郝某的90万元款项就是其对翟辰武的债权，因此更谈不上由上诉人作为继承人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清偿的问题，且本案判决实际债务人郝某、王某在本案中不承担偿还义务有误。 常某辩称，证据一审时已经全部提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没有利息我也认可，请求维持原判。 郝某辩称，2015年1月23日我给翟辰武打了280万元的借条，翟辰武给我转了100万元，之后他说没钱了，我们商量和常某再借点。常某分4次给我转账90万元，我给常某打了收条。我共计收到190万元，另90万元翟辰武一直没有再给我。后续我还了翟辰武70万元，任某、翟某第一次起诉我的时候认可另90万元一直没有给我，请求给付的是120万元，当时调解后我应还任某、翟某本金120万元、利息30万元。这是我全部的借款事实。 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任某、翟某、郝某、王某连带给付拖欠原告常某借款本金900000元，利息999000元，本金及利息共计1899000元（利息：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3日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利息共计99000元，2016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共计90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元月23号，被告郝某、王某向翟辰武借款并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翟辰武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正（2800000元），借款人郝某、王某”。2015年1月24日，翟辰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被告郝某转账1000000元。2015年元月30号，被告郝某为原告常某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常某转账共计五十万元（500000元），代翟辰武给转，收款人郝某”；同日，原告常某向其转账480000元；2015年2月14日，被告郝某为原告常某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常某转账共计二十万元（200000元），翟辰武转代，收款人郝某”；同日，原告常某向其转账175000元；2015年2月18日，被告郝某为原告常某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常某转账共计壹拾万元（100000元），翟辰武转代款，收款人郝某”；2015年2月25日，被告郝某为原告常某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常某转账共计壹拾万元（100000元），收款人郝某”。另查明，作为出借人的翟辰武与作为借贷人的郝某、王某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一、经翟辰武与郝某、王某协商，郝某与王某自愿将光华宾馆抵押给翟辰武作为抵押物，向翟辰武贷款贰佰捌拾万元整，利息按信用社利率按结算，若有预期加收10%的本金利率。二、光华宾馆在贷款期内办理一切贷款、抵押、转让等，必须经翟辰武同意方可进行。三、贷款到期后郝某没有还款，自愿将光华宾馆以贷款本金贰佰捌拾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翟辰武，办理手续等一切费用都由郝某、王某负责。四、本借款林树平、刘培林作为担保人，担保本借款协议中的一切事项。五、借款期限：2015年元月23号至2016年元月23号，期限为12个月。六、本协议一式三份，出借人、借贷人、担保人各持一份。”出借人翟辰武、借贷人郝某、王某、担保人刘培林、林树平均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确认。庭审中查明抵押条款并未实际履行，且担保人林树平、刘培林并未履行担保责任。再查明，（2019）内0928民初58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如下义务“一、被告郝某、王某于2019年10月1日前连带给付拖欠原告任某（已故翟辰武妻子）借款本金及利息150万元；二、被告刘培林、林树平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郝某、被告王某如未按一项中期限偿还借款本息，则从2019年5月18日其按照月利率1.56%计算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四、双方再无其它争议。”还查明，2020年3月16日被告郝某为原告常某出具《证明》，内容为“今证明本人郝某于2015年元月23号向翟辰武出具借条，借款金额为280万，当时翟辰武收取借条后，没有当时给付我款项，之后常某于2015.元.30号；2015.2.14；2015.2.18；2015.2.25号分肆次替翟辰武向我支付共计玖拾万元（900000元），证明人郝某”。被告郝某于2016年1月19日归还翟辰武借款本金700000元。又查明，被告郝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被告任某与翟辰武（已故）系夫妻关系，被告翟某系翟辰武长女。翟辰武于2019年2月6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时间节点分析本案中的借贷关系，2015年元月23号，被告郝某、王某向翟辰武提出借款2800000元用于装修其所有的光华宾馆，同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被告郝某、王某为翟辰武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翟辰武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正（2800000元），借款人郝某、王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2015年1月24日，翟辰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被告郝某出借1000000元。纵观以上案件事实，翟辰武履行1000000元出借义务的事实是无争议的。自2015年1月24日作为出借人的翟辰武与作为借款人的郝某、王某之间的借贷合同生效。且在同日，作为出借人的翟辰武与作为借贷人的郝某、王某签订《借款协议》，自愿将光华宾馆抵押给翟辰武作为抵押物，约定按照信用社利率结算，并由林树平、刘培林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庭审中查明抵押条款并未实际履行，且担保人林树平、刘培林并未履行担保责任。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原告常某分别于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14日、2015年2月18日、2015年2月25日通过转账和其他方式代翟辰武向借款人郝某、王某履行出借900000元的义务。在被告郝某、王某为翟辰武出具2800000元的《借条》后，该《借条》项下实际出借给借款人郝某、王某借款本金1900000元，其中1000000元出借义务是翟辰武履行的，900000元的出借义务是原告常某履行的。结合被告郝某为常某出具的三张《收条》的备注内容“代翟辰武给转”“翟辰武转代”“翟辰武转代款”分析该900000元的款项来源及出借人、借款人之间达成的合意以及原告常某与四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本案定性的关键问题。首先，庭审中原告常某主张《收条》的备注内容意思是翟辰武与被告郝某、原告常某形成合意，由原告常某代替翟辰武向被告郝某出借900000元的义务，被告郝某在《收条》上进行备注就是为了证明这一情况，该款项来源是原告常某自己做工程的资金。其次，被告任某、翟某主张该900000元的资金来源是翟辰武于2015年1月22日给原告常某转账1200000元中的款项。本案的初始借贷关系发生于2015年1月23日，其中1000000元本金的借款合同生效于2015年1月24日，被告任某、翟某主张的资金来源转账时间早于以上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且庭审中原告常某、证人王志平均陈述原告常某与翟辰武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对于被告任某、翟某提出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第三，作为借款人的郝某对三张《收条》上备注内容的解释是该90万元资金来源于原告常某，也是其与翟辰武、原告常某之间形成的合意，由原告常某代翟辰武履行了上述《借条》项下的部分出借义务。综合本案案情，被告郝某的陈述作为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类型与原告常某向法庭提交的《证明》《郝某贷款》明细表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原告常某代翟辰武向被告郝某履行出借90万元的义务。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分析，原告常某与被告郝某、王某、翟辰武均系朋友关系，在被告郝某、王某为翟辰武出具《借条》之后，翟辰武只履行了1000000元的出借义务，剩余900000元的出借义务系原告常某履行的。翟辰武与被告郝某、王某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翟辰武与原告常某之间形成合意，由原告常某代为履行部分出借义务。2019年5月27日，翟辰武（已故）妻子任某作为原告以郝某、王某、刘培林、林树平为被告，以上述《借条》《借款协议》《郝某贷款》明细表作为债权凭证向本院提起诉讼，（2019）内0928民初58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由被告郝某、王某于2019年10月1日前连带给付拖欠原告任某（已故翟辰武妻子）借款本金及利息150万元，本案被告任某作为翟辰武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其合法债权。 本案原告常某请求的900000元债权与上述案件确定的债权属于同一债权凭证项下的请求权重合，在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将该债权确定于翟辰武的法定继承人名下后，本案被告任某作为翟辰武的妻子，被告翟某作为翟辰武的长女，在翟辰武去世后依法继承了其债权及遗产，本案原告常某基于代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法律关系，可以将其代翟辰武向被告郝某、王某出借的900000元向翟辰武的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故认定被告任某、翟某应给付原告常某900000元款项。关于本案借款本金900000元是否支付利息的问题。原告常某主张借期内即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3日共计11个月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利息，逾期利率从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日，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原告常某上述主张的依据是被告郝某、王某与翟辰武签订的《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是作为借款人的被告郝某、王某与作为出借人的翟辰武、作为担保人的刘培林、林树平签订的，虽约定了借款期限、利息计逾期利率，但是该《借款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并不是原告常某，对原告常某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常某也未提交其与翟辰武之间存在代履行900000元出借义务后如何支付利息方面的证据，故对于原告常某上述支付900000元款项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郝某、王某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常某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向被告郝某、王某提出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又主张被告任某丈夫、翟某作为翟辰武法定继承人应对被告郝某、王某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符合约定或者法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应以其中一个法律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在同一个诉中主张，基于以上阐述，认定本案中被告郝某、王某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任某、翟某共同给付原告常某款项90000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50元，由原告常某负担10755元，由被告任某、翟某负担1119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某、翟某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一审查明的事实基础上，另查明，2015年1月22日，翟辰武（已故）以王志海名义向察右后旗农村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商贸城信用社贷款2800000元，案外人王志平将该笔款项汇入翟辰武账户。同日，翟辰武向常某转账1200000元。2015年1月23日翟辰武与郝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郝某向翟辰武借款2800000元。之后，翟辰武分多笔向郝某汇款合计1000000元；常某分4笔向郝某汇款合计900000元，郝某向其出具收条，其中载有“代翟辰武给转”“翟辰武转代”“翟辰武转代款”等字样。郝某实际收到借款1900000元。 又查明，案外人王志平系翟辰武外甥。案外人王志平、常某均系翟辰武公司员工，本院通过对王志平询问以及王志平提交的察右后旗商贸城信用社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及个人账本，翟辰武与王志平、常某有多笔金额转账交易，王志平与常某收到转账后经常代翟辰武与他人发生经济往来。2015年1月10日，王志平受翟辰武委托向常某转账1500000元。针对翟辰武向常某转账120万元，常某向法庭提交2015年1月27日、2015年1月28日向案外人翟建华、凌雪君分别转账10万元的回单和借条；2015年3月22日-2015年4月25日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常某于2015年4月16日分别向翟辰武、吉林太、付娜英、任浩、马金龙转账。关于翟辰武向常某转账的120万元，常某认为是用于上述交易，但其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无法相吻合。 再查明，在任某向察右后旗人民法院起诉郝某、王某、刘培林、林树平的（2019）内0928民初582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郝某在案件审理中未提及案涉90万元款项是常某向其提供的借款。该案已调解解决。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任某、翟某主张被上诉人常某与被上诉人郝某不存在借贷关系，常某向郝某转账9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系翟辰武。经查明，2015年1月23日郝某与翟辰武借款事实存在，对郝某共计收到190万元款项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本案常某依据郝某出具的4张收条主张案涉9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常某，但3张收条上均载有“代翟辰武给转”“翟辰武转代”“翟辰武转代款”等字样。收条能证明出具收条的一方与接受收条的一方有经济往来，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仅依据收条无法证明该笔借款中常某系实际出借人，也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且在郝某与翟辰武签订借款协议的前一天，即2015年1月22日，翟辰武曾向常某转账1200000元。常某系翟辰武公司员工，翟辰武与案外人王志平、常某经济往来密集，常某经常代翟辰武与他人发生经济往来。依据常某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进一步佐证常某曾代翟辰武向他人提供款项。常某虽辩称其与翟辰武有多笔经济往来，1200000元转账款项是2015年4月16日分别向翟辰武、吉林太、付娜英、任浩、马金龙的转账，与案涉90万元借款无关。但经庭审查明，2015年1月10日，王志平向常某转账1500000元，翟某以此主张该1500000元系翟辰武委托常某向上述四人代付款项。对此，本院要求常某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常某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常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任某、翟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察右后旗人民法院（2020）内09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常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50元，由常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常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志国 审 判 员 王凤兰 审 判 员 强 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 刘丹妮 书 记 员 陈永升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