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晓荣，男，汉族，1983年4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民身份号码：362××××××××××××612。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廷梅，广东天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歆，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负责人：韩海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桃丽、黄嫚婷，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晓荣因与被上诉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2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晓荣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自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100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的健康询问范围，一审法院对此关键事实遗漏且未作认定与处理。1、案涉保险为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投保人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保险人是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团体长期重疾保险投保单》的“投保健康告知”栏中并无关于甲状腺类的健康询问内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腾讯公司告知义务限于被上诉人询问范围和内容，对于没有健康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则腾讯公司无义务向被上诉人告知。2、涉案保险合同的构成包括保险条款、保险单以及所附上的投保单、保险计划明细、被保险人清单、批注及其它书面协议等，投保单是保险合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被上诉人试图证实其与腾讯公司及保险经纪人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工作人员在邮件往来谈及修改健康询问内容，该询问内容包括甲状腺方面的询问，但该内容未记载于投保单中。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非同一人，作为保险合同组成部分的投保单，是处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合同依据。3、被上诉人开发设计的在线投保APP系统阻断了上诉人向腾讯公司乃至被上诉人提供健康信息。被上诉人与腾讯公司双方在《长期重疾商业保险合同批注》中的投保流程明确约定：“被保险人在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的投保开放期内在线选择保障”，即该平台必须向被保险人开放。经法庭询问，被上诉人当庭确认上诉人无法了解与进入APP系统进行在线录入投保信息。被上诉人应该知道，第三方代为替写的信息，无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同时，上诉人在医院检查时，医生说甲状腺结节较为常见，无需特别注意。我国保险未对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做出规定，即使上诉人存在如实告知义务，因被上诉人开发的在线投保APP系统不对上诉人开放，上诉人也无法在被上诉人的健康询问范围内尽告知义务，也无法告诉投保人。4、团体保险合同生效时间早于投保时间，个人保单生效时间早于信息录入时间，应视为上诉人放弃健康询问的权利。被上诉人与腾讯公司约定的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而腾讯公司的投保时间2017年8月24日，案外人洪素珍录入上诉人个人身份信息的时间2017年9月20日，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份保单的核保时间2O17年9月1日，上诉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时间为2017年9月1日。从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法律规定来分析，保险基于投保人申请保险人核赔同意而成立，生效时间或与投保时间同步，或晚于投保时间。本案的保单生效时间早于投保时间，被保险人受保障时间早于信息录入时间，应视为被保险人未对投保人进行健康询问，视为其放弃健康询问的权利。二、被上诉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拒绝赔偿的行为，依法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作认定与处理。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4日做出《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的投保人为洪素珍，保险单号为88057410。因案涉保险的投保人为腾讯公司，不是洪素珍。腾讯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单为88802696300，而非88057410。被上诉人解除的保险合同因不存在而无法达到解除效果，因此，案涉保险合同至止仍未解除。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30日做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上诉人在投保前罹患甲状腺结节为由不予赔偿。被上诉人做出解除保险合同的时间在半个月之后即2018年9月14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存在不如实告知为由而拒绝赔偿，应该先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因案涉保险合同至今仍未解除，被上诉人拒绝给付人身保险金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即使被上诉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但因超过30日除斥期间而消灭。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审查，导致裁决错误。上诉人于2019年8月7日向被上诉人申请理赔并提交《保险金给付申请书》，被上诉人应该在收到完整理赔件次日起，或因资料不全应在收到理赔材料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知上诉人补充提供，在30天内完成理赔审核。依此计算，被上诉人应该在2019年9月7日前完成理赔处理。即使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存在不实告知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其应受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限制，其行使合同解除权因超过30日的除斥期间限制。因被上诉人在解除保险合同时，因解除对象与保险合同均存在错误，尽管被上诉人将该解除信息通知了保险经纪公司，但实际上未起到保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人身保险公司，投保人与保险单号是最基本的保险常识，如以录入信息出错为由进行抗辩，该理由无法令人信服。同时，因保险合同于2017年9月1日生效，至今已经超过2年，被上诉人依法丧失了保险合同解除权。四、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时间点在保险合同订立时，而案涉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生效时间早于投保时间，应认定为被上诉人未尽说明义务。案涉保险为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投保人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被保险人是上诉人，保险人是被上诉人。保险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是腾讯公司与被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投保人腾讯公司员工洪素珍的丈夫，经被上诉人同意而受该团体保险保障的被保险人，是该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时间点是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案涉保险合同投保时间在2017年8月24日，而保险合同生效时间在2017年8月15日。依保险合同生效时间推断，无法得出被上诉人已经尽说明义务的结论。被上诉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关于被上诉人健康询问范围的问题，原审法院已查明被上诉人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1、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9-12行中，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履行了明确询问的义务。2、上诉人对《投保单》的内容断章取义，仅截取对其有利的部分，不符合完整的保险合同的本意。正如上诉人自己所言，本案中完整的团体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不仅仅只包括《投保单》，还包括其他组成部分，例如《保险合同批注》、《保险条款》以及保险人与投保单位腾讯公司之间的各种往来邮件等部分。但是，上诉人仅仅只取《投保单》中的部分内容，而忽视了在《投保单》上，被上诉人和投保单位还确认了案涉保险合同需要另行填写健康告知书的情况。我方证据1第1页的“投保须知”第五点约定：“被保险人必须是投保人的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工作的成员或其他保险人认可的人员。若投保时身体有残疾、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患有疾病，请填写《团体长期重疾保险个人健康告知书》，保险人将视情况做出相应的核保决定”。也就是说，除了《投保单》记载的询问告知事项以外，对于已知或应知的疾病等情况需要另行告知。3、上诉人的配偶洪素珍，同时也是投保单位腾讯公司授权的人，其所提交投保信息的行为，视同投保单位腾讯公司的行为，产生相应的约束力。上诉人是案涉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关于上诉人的身体健康信息，由投保单位告知，而投保单位授权上诉人的配偶洪素珍履行告知义务，最恰当最合理。但是洪素珍通过网络平台提交上诉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身份证有效期、身高、体重、电话号码、个人健康信息等个人信息资料参保和回答健康问题，但是洪素珍未告知被保险人投保前已经确诊“甲状腺结节”的事实。上诉人一方面认可参保，另一方面又否认参保信息和告知事实，显然是不诚信的。二、关于案涉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汪晓荣的承保部分是否解除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原审判决第6页第6行查明被上诉人已经解除对原告的承保。1、案涉保险合同是团体保险合同，被上诉人解除的是对上诉人汪晓荣的承保部分。案涉团体保险合同的保单号为88802696300，而上诉人的个人保险凭证号为880574l0。因为团体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众多，不能因为某个被保险人的因素而解除整个合同，因此只能解除相关的部分。本案中，涉及到的是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汪晓荣的健康状况，因此被上诉人解除的是对汪晓荣的承保，而不能殃及其他被保险人。所以，在《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上记载的“编号88057410”是汪晓荣的个人保险凭证编号。该编号与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1中“个人凭证号880574l0”是一致的。上诉人故意混淆团体保险合同的整单号码和汪晓荣的个人凭证号码，意图混淆事实，显然属于不诚信的行为。2、上诉人将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既送达给了上诉人及其配偶洪素珍，也送达给了投保人腾讯公司。该事实已经在一审中查明，上诉人予以认可。3、本案并不属于保险人仅拒赔而未解除合同的情形，不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该条赋予了当事人就拒赔与保险合同存续问题另行协商的权利。案涉保险合同系投保单位腾讯公司定制的团体保险产品，保险费率相对同类产品较为优惠而保障范围较宽，因此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权利，被上诉人得知未如实告知事实以后，愿意给与被保险人一个选择权，因而在拒赔时给与《保险合同修订建议书》。在投保人的代理人洪素珍、被保险人汪晓荣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解除了对汪晓荣的承保。三、关于被上诉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出除斥期间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未超出除斥期间。原审判决第6页第12行-16行查明，2018年8月7日上诉人申请理赔，9月14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实践中，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申请后需要合理的时间进行事实调查与核赔，因此，《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2018年8月29日被上诉人致电上诉人本人核实其投保前患“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在得到上诉人的肯定答复后，被上诉人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上诉人对2018年8月29日双方电话确认投保前病史的事实并无异议。因此自2018年8月30日起的30日(截至20l8年9月29日)，是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被上诉人2018年9月14日解除合同，并未超出法定的30日。四、关于合同的生效时间、投保时间的问题。案涉保险合同是团体保险合同，涉及到多个时间点，与投保单位就汪晓荣身体健康状况的问题是否如实告知并没有必然的关系。1、就合同而言，合同双方可以自由约定合同的生效日期，不能从生效日期与提供参保信息日期不同而推断出保险人放弃询问或者未尽询问义务。投保单位在《投保单》上盖章的时间是2017年8月24日，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约定整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是2017年8月15日。因为在被上诉人与投保单位在协商定制保险计划的过程中，为了进行系统测试，有部分员工在2017年8月15日提交了相关参保信息，为了让这部分员工提早享受保障，所以将整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设置为2017年8月15日。2、就单个被保险人而言，个人保险生效日与提交参保信息时间不一致的情形，也不能据此推断出保险人放弃询问或者未尽询问义务。本案中，洪素珍提交参保信息是2017年9月20日，根据被上诉人与投保人的约定，个人保险生效日期确定为2017年9月I日，这一日期的约定缩短了保险合同的等待期，有利于被保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案涉保险合同约定整个团体保险合同的日期符合法律规定，与健康询问和告知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投保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被上诉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且已经依法解除对被保险人汪晓荣的承保，因此对解除合同前发生的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2017年8月24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向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投保《中意一生福康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双方约定，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为投保人，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员工及其亲属为被保险人，由员工自行选择参保和填写相关资料给被告。洪素珍为投保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员工，原告汪晓荣系洪素珍的配偶。2017年9月20日，洪素珍以原告汪晓荣为被保险人，向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参保信息，被告同意承保并向原告出具《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团体保险个人保险凭证》。2017年7月3日，原告汪晓荣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2018年7月9日，原告汪晓荣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被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2018年8月7日，原告因“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向被告申请索赔重大疾病保险金50万元。2018年8月30日，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出具拒赔通知书及保险合同修订建议书。2018年9月14日，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2019年6月18日，原告汪晓荣以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投保人是否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本案被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在签署保险合同之前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健康情况告知义务，并提交了《团体长期重疾保险投保单》、《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长期重疾商业保险合同批注》、《个人保险凭证》、《中意一生福康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及被告与投保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往来邮件等证据佐证，上述材料中明确说明了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义务，文件材料均有作为投保人的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对本案被告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另被告辩称投保人投保时未告知汪晓荣2017年7月3日体检发现患有甲状腺结节，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提交了汪晓荣的参保信息和资料、汪晓荣的个人保险凭证（含保险条款）等证据佐证。原告汪晓荣称涉案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主体为投保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而非被保险人汪晓荣。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保险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投保人投保前被告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原告以被告未向汪晓荣本人告知保险合同条款，也未向汪晓荣本人询问健康情况为由，主张被告未尽到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而非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被告可以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不予给付重疾保险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晓荣的诉讼请求。受理费4405元，由原告汪晓荣负担。本案中，上诉人汪晓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出具的，被保险人为洪素珍的《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团体保险个人保险凭证》，证明：1、被上诉人出具的洪素珍保险凭证，显示投保人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为洪素珍，保险生效日为2017年9月1日，证明涉案团体险的投保人是腾讯公司，并非洪素珍，而洪素珍是团体险中的被保险人之一。2、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如实告知的义务仅限于投保人，而团体保险合同中作为投保人的腾讯公司已进行了告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而团体保险合同中被上诉人并未对甲状腺结节进行过询问。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被上诉人负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对腾讯公司有进行过甲状腺结节的询问。证据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惠中法民二终字11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在同类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判例第4页：中意人寿保险公司自认团体保险合同并非个人保险合同，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中意人寿公司及投保的公司，个人均为该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2、证明被上诉人自认团体险的投保人是腾讯公司，具有告知义务的也是腾讯公司，而被上诉人拒赔原因为“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罹患甲状腺结节，但向我司投保时并未如实告知”而拒绝支付保险金。3、被保险人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第196页显示，“如果不是腾讯公司授权的员工，则无法进入下一步”，说明汪晓荣根本无法自行录入投保信息，被上诉人销售的团体险产品既然是员工及家属，但又限制家属的信息录入途径，应视为被上诉人放弃对家属的信息了解。4、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团体保险合同中对腾讯公司进行了询问后，是放弃了对被保险人的询问，不存在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对证据二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庭审时申请证人洪素珍出庭作证，证明证人代替上诉人投保情况。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汪晓荣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保险金的问题。首先，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其员工与被上诉人合作定制了团体长期重疾保险，由其员工自愿参保、自行选择投保金额并自行支付保费。由此可见，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为员工搭建了投保平台，并授权自愿参保的员工以投保人的身份填报资料。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必须是投保人的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或工作的成员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人员，且需如实填写《团体长期重疾保险个人健康告知书》，保险人将视情况作出相应的核保决定，即《团体长期重疾保险个人健康告知书》的填报内容系保险人是否接受投保的依据。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故自愿参保的员工负有法定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其次，被保险人如实告知的范围应当以保险人提出的询问范围为限。如前所述，授权以投保人身份填报信息的人系洪素珍，其应当就被上诉人提出对上诉人健康状况的询问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而被上诉人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定制该保险产品过程中，已就《健康告知书》的内容进行了磋商并于2017年8月30日形成最终文本且实际运用在线上投保系统中，直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时，未有证据显示作为投保人的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对已实际使用的《健康告知书》内容提出异议，可见对《健康告知书》修改是得到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认可。况且个人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作为用人单位的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可能清楚了解其员工甚至员工家属的健康状况，如若简单按投保单上投保健康告知中来确定健康告知事项，那么在投保系统中设置《健康告知书》的模块就失去了意义，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健康询问范围应以投保系统中的版本为准。《健康告知书》中列明患有甲状腺结节属于需告知事项，上诉人在投保前已明知自己身患甲状腺结节，而作为信息填报人的洪素珍在未向上诉人进一步核实健康状况的情况下未如实向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的健康状况，存在重大过失。最后，由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29日致电上诉人核实患病情况，故被上诉人从2018年8月29日是起三十日内享有法定解除权。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了《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并未超过上述期限，其解除行为有效，案涉保险合同于2018年9月14日解除，且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未解除合同而拒绝赔付的情况。对于《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上所列信息有误的问题，该通知书上保险单编号对应的是上诉人《个人保险凭证》中的个人凭证号，对比上诉人提交洪素珍的《个人保险凭证》可见，个人凭证号是一证一号，与被保险人的信息相对应，且《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亦列明了被保险人汪晓荣的信息，故该《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的内容并不会产生歧义。上诉人提出因《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内容错误而未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给付保险金。原审法院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1元，由上诉人汪晓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