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1民初5142号原告：曾泰洪，男，1955年1月21日，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成，贵州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德，贵州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贵兴，曾用名王贵荣，男，195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大街六号。法定代表人：赵建尧，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樵，贵州继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泰洪与被告王贵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审理后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黔0111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王贵兴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20）黔01民终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黔0111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被告王贵兴申请追加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准许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泰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成、被告王贵兴、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尧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樵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疫情原因，本院依法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泰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投资款8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利息以欠款金额80万元为基数，按6%/年为标准，从2007年10月10日计算至全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贵兴收取原告80万元款项，并于2007年10月10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曾泰洪投资甘荫塘商住楼人民币捌拾万元”，并由原告签字确认。后被告要求原告退出投资，并承诺将投资款项退还给原告，原告也表示同意。后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退还原告投资款项，经原告多次讨要，被告均未给予解决。后原告无奈于2014年5月向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后被告王贵兴找到原告，同意退回原告80万元款项，并要求撤诉。但原告撤诉后，被告王贵兴仍然没有退还原告款项，经原告多次讨要，被告王贵兴于2014年8月10日与原告达成协议，协议约定：被告王贵兴将贵阳市南明区甘荫塘什锦巷10号楼商住楼2单元6-1号房大约100㎡-120㎡抵给原告，并保证此房不再卖给其他人。但截止至起诉之日，被告均未按照约定履行过户义务，且该房屋也无法过户，导致原告的权益受到侵害。经原告多次讨要，被告仍然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被告王贵兴、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辩称，1.二被告仅收到原告提供的投资款61300元，原告诉请支付80万元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2.原告与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联建协议，该协议的主体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告要求王贵兴个人支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3月14日，曾泰洪与吴顺琴、赵春亮作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筹备组人员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筹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2000年3月28日，公司章程载明，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股东出资总额3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曾泰洪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董事长，占股53.52%；赵春亮为公司副董事长，占股23.11%；吴顺琴为公司监事，占股23.37%。2000年4月3日，工商登记部门核发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1年9月4日，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办公设备、电器维修、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等”。2005年1月6日，曾泰洪与吴顺琴、赵春亮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原股东会决议》，公司原股东吴顺琴的股份、赵春亮所占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新股东王贵兴。公司股东变更为曾泰洪、王贵兴。其中，曾泰洪占股53.52%，王贵兴占股46.48%。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泰洪变更为王贵兴，王贵兴担任公司经理，曾泰洪担任公司监事。2009年11月20日，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变更为800万元，新增资部分由王贵兴出资，增资后王贵兴出资639.43万元，占股80%，曾泰洪出资160.57万元，占股20%。2015年4月27日，曾泰洪将其出资160.57万元，占股2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赵玉萍，免去曾泰洪公司监事一职，公司股东变更为赵玉萍、王贵兴。由赵玉萍担任监事，占股20%，王贵兴占股80%。2015年12月10日，赵玉萍将其出资160.57万元，占股2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赵建尧，免去赵玉萍公司监事一职，公司股东变更为赵建尧、王贵兴。由赵建尧担任监事，占股20%，王贵兴占股80%。2016年8月2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贵兴变更为赵建尧，公司监事由赵建尧变更为王贵兴。2003年3月14日，原告曾泰洪作为乙方与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兴）作为甲方签订《联建协议书》，共同联建贵阳市甘荫塘石锦巷口住宅楼项目，《联建协议书》载明：“……二、联建条件：1.甲方承诺向该项目投资伍拾万整（并视项目建设情况调增或调减），保证所投资金定于2003年2月20日到位。2.乙方以其所得土地出让权的项目开发权，及其余资金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作为联建投入。三、联建分成方法：本商住楼建成销售完毕后，双方共享该项目的税后利润分配。甲、乙双方各享有50%的利润。四、联建责任：甲方负责该项目的拆迁工作至“三通一平”。并负责在2006年8月30日前完善该项目的相关证照和批文、批件等一切手续。项目实施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风险，甲、乙双方均各自承担50%的风险。项目实施中，人为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联建双方均无过错的由双方按上述比例承担责任。五、违约责任：甲方如果未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承担双方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的违约责任。乙方未能按期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除承担百分之五的违约责任外，按实际投资额另定分配比例。……”。《联建协议书》尾部乙方处有曾泰洪签字，甲方处为王贵兴签字，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2004年2月份，曾泰洪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贵荣伍万元整，用于甘荫塘工程资金。工程完工后由工程中扣还王贵荣。其中另加叁万元红利，……共计捌万元”。2004年11月26日，曾泰洪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贵荣在2004年同曾泰洪共同开发甘荫塘工程资金伍万元整。工程完工后从利润中扣还王贵荣同志”。2005年9月7日，王贵荣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曾泰洪交来现金贰万元（人民币20000元）”。2006年4月30日（甲方）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乙方）案外人张定炯签订《联建协议书》约定：1.乙方承担向该项目投资人民币贰百万元整（并视项目建设情况调增或调减）。保证所投资金定于2006年4月30日前到位五十万元，于2006年5月30日前到位五十万。余款待该项目开始施工后到位。2.甲方以其所取得土地出让权的项目开发权作为联建投入（详见规划许可证、宗地图等）。违约责任:甲方如果未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承担项目投资总的百分之五的违约责任。乙方未能按期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除承担以上违约责任，按实际投资额另定分配比例。2006年5月20日，曾泰洪出具《说明》一份载明：2004年4月27日付给何经理伍万元，2006年4月付给何经理伍万元共计壹拾万元整。2006年5月19日付给唐书记共计叁万元，两人共计壹拾叁万元整。2007年10月10日，被告王贵兴向原告曾泰洪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曾泰洪投资甘荫塘商住楼人民币捌拾万（￥：800000元），曾泰洪两次付给何平10万元、唐书记3万元等卖了房子在（再）结账”。2009年7月14日，曾泰洪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共创房开公司人民币伍万元。曾泰洪2009.7.14。”王贵兴在该收条下方书写“请财务核实支付。王贵兴2009.7.23”。2013年11月8日，（甲方）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乙方）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变更补充如下：一、将该地块原出让合同约定的容积率由1.73调整为2.27，增加住宅建筑面积1010.28平方米。其他约定条款不变。二、容积率调整后须补交土地出让权104.46万元。该土地出让金须在2013年12月8日之前一次交清。三、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肆份，自签订协议之日起生效。2014年4月18日，贵阳市规划监察支队出具《关于办理共创房开甘荫塘商住楼项目商业部分产权手续的函》载明：“市住建局产权处：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南明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8-001）。住宅部建筑面积2656.1㎡，我队于2010年12月23日致函贵处先行办理权手续,另有住宅面积1010.28㎡正在市国土局办理出让手续，未办理。该项目尚余商业面积575.9㎡，因业主购买时间较久,要求办理产权手续,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合法购房者的利益，经我队研究，特致函贵处先办理该商业部分575.9㎡产权相关手续，余下住宅面积1010.28㎡待相关规费完善后再行办理”。2014年8月10日，（甲方）王贵荣与（乙方）曾泰洪签订《协议书》达成协议如下：王贵荣将贵阳市南明区甘荫塘什锦巷10号商住楼2单元6-1号大约100㎡-120㎡抵给曾泰洪，王贵荣保证此房不再卖给其他人，经曾泰洪本人同意，将该房产权证办给唐漫丽，代王贵荣将房屋产权手续完善后，再和曾泰洪结算。原告于2014年5月13日向本院提交的撤诉申请，载明内容：关于我诉王贵兴（又名王贵荣）、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因被告王贵兴无法找到，导致人民法院不能送达相应的诉讼材料。为此，特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原告曾泰洪为证明其所述事实，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条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经核算被告共收到甘荫塘项目投资款80万元，并由被告出具收条予以确认；2.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花民初字第846号（复印件）及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2014年5月原告向花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被告也承诺返还投资款并于2014年8月10日达成书面协议，由被告将贵阳市南明区甘荫塘什锦楼10号商住楼2单元6-1号房屋抵偿给原告，但被告至今并未履行该协议；3.短信截图两张，证明在2018年10月25日原告要求被告王贵兴返还投资款，王贵兴称在成都，等回来后联系原告；4.2003-2006年农村信用社付款凭证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XVI00508828、XVI01842559、XVI00764811、XVI01730662、XVI01730669、XVI01842565、G/0X/200288627、G/0X/02189351、G/0X/00273955及收条（11张）金额共计203100元，用于证明在原被告双方合作期间，原告所支付的相关合作款即投资款，由于时间较长，原告保留的票据仅有20余万元。被告王贵兴、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针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收条中载明的80万元投资款应当有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或时任法定代表人王贵兴本人出具的收据或银行转款凭证佐证。2.对于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于以房抵债的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协议就内容而言，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房屋抵偿原告的投资款项，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律规定，双方应当依法履行有效的合同。3.短信截图体现的时间是2018年10月25日，该时间点被告王贵兴已经不再是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人，原告向王贵兴个人主张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4.对于2003年6月24日的转账支票存根，备注栏的收款人是花保险公司及9000元保费，与本案无关，与转账支票存根贴在一起的付款凭证系空白付款凭证，并无王贵兴签名，另，原告与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达成合作开发房屋地产协议的时间是2005年，本组证据时间上与原告主张的投资款并无关联性。对于2004年7月27日的付款凭证，同样系白条，并无付款人及收款人签名及备注，就内容而言，记载的款项是支付给“何经理”，原告将支付给“何经理”的5万元要求王贵兴返还，没有事实依据。对于2006年5月19日的付款凭证，付款凭证载明的领款人为“唐书记”，与本案无关。除了上述几笔不予认可，其余均认可，认可收到原告的款项共计139300元。被告王贵兴为证明其所述事实，提交了如下证据：1.与曾泰洪的《联建协议书》、与张定炯的《联建协议书》、张定炯出具的《证明》，证明曾泰洪因无力投资“贵阳市甘荫塘什锦巷口住宅楼（暂定）”退出，张定炯方才加入该项目，曾泰洪根本无力出资投资款80万元；2.《贵阳市拆迁安置资金监督使用专户管理合同》、《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监督使用监管审批表》、王贵兴出具的《收条》，证明因该甘荫塘项目需要监管资金144万元，首期70万元，为让曾泰洪集资，故王贵兴向其出具该80万元《收条》，最终该监管资金是房开公司自行筹资支付，曾泰洪并未出资支付。3.《说明》、张碧华的《律师调查笔录》、《记账凭证》、《收条》、原告于2004年2月份及2004年11月26日收条，证明该80万元注明卖房时在结账，2009年开始买房支付材料款、工人工资时，曾泰洪并未主张债务、结账，而且因曾泰洪女儿生病急需用钱时，原告在2004年先后两次向王贵兴借款10万元，2006年向共创房开公司借款10万元，因此王贵兴根本不可能欠曾泰洪任何款项，王贵兴出具的仅是空白《收条》。4.《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关于办理共创房开甘荫塘商住楼项目商业部分产权手续的函》、《协议书》证明2014年8月10日王贵兴与曾泰洪签订的《协议书》是基于甘荫塘项目面积须补交土地出让金104.46万元，曾泰洪答应出资并要求担保而签订，后曾泰洪同样并未出资，该《协议书》条件为未成就，并未生效，故与本案无关。证人证言，证明2009年房开公司开始买房时有钱支付材料及工人工资时，当时原告并未向被告主张权利，2009年6月18日、2009年7月14日因原告女儿贵阳医学院就医时原告需要用钱向被告借款10万元，由此看出被告根本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曾泰洪针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联建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该协议刚好证明了原被告之间合作开发甘荫塘什锦巷项目，原告方已经实际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投资，双方按照80万元投资进行结算，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对于张定炯的协议真实性无法查明，对于张定炯出具的证明属于未到庭证人所出具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出示，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合同及审批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收条刚好证明了原被告之间对于原告退出项目之前投资双方均认可为80万元。对于2004年2月份及2004年11月26日的收条，形成时间是2004年，但原告与王贵兴在2007年重新签订了收条，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应当以2007年的收条为准。2009年7月14日和2009年6月18日两笔五万元原告确实收到，该两笔款项属于被告偿还给原告的款项，原告表示认可，同意在原告起诉金额中予以扣除。对律师调解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属于未经出庭作证人证言；对说明真实性认可，该份工作说明刚好能够证明原告对项目的相关投资，对此被告是给予认可的；国有土地补充协议及函三性均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该协议属于被告对原告所欠款项的抵偿。被告王贵兴、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证明其所述事实，共同提交了如下证据：1.花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9年12月9日出具的共创房开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王贵兴在2005年1月20日至2016年8月29日期间系共创房开公司的法人，2016年8月29日至今任监事职务，2014年8月10日王贵兴与原告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是代表共创房开公司实施民事活动的职务行为；2.贵阳市土地使用权预登记证（筑预登2007字第053号及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两份、商品房销售现房证明书、甘荫塘什锦巷10号商住楼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证明甘荫塘什锦巷10号商住楼系共创房开公司依法开发销售的商品房（含以房抵债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原告与时任共创房开公司法人的王贵兴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系共创房开公司开发销售的商品房；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关于办理共创房开甘荫塘商住楼项目商业部分产权手续的函，证明经批准，什锦巷10号商住楼容积率由1.73调整为2.27，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共创房开公司需补交104.46万元土地出让金，以物抵债《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暂未过户并非不可抗力或政策及法律上的障碍所致，函件中注明待相关规定完善后再办理。原告曾泰洪针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意见，但王贵兴签订的协议书及收条以个人名义签订，属于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意见，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王贵兴与原告签订的所有协议均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该组证据更能证明原被告合作开发的行为，在原告退出项目后，王贵兴与原告进行结算尚欠原告80万元的事实；3.对第三组证据中出让合同和函的真实性认可，补充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出让合同恰好可以证明原告在2003年参与了甘荫塘项目的出资建设，在原告与王贵兴结算后，原告已经脱离了该项目。后由于容积率变化应补交的相关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同时双方在2014年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由于约定的房屋尚未进行物权登记，该协议无法履行，属于无效协议，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退还80万元投资款于法有据。诉讼过程中，经本院询问2014年8月10日的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原告认为该协议无效，被告认为该协议没有解除，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由法院进行认定。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若该协议有效，则要求解除协议。被告表示不同意解除，认为该协议有履行的条件，应继续履行以房抵债的协议。因查明案情需要，本院依职权调取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工商登记档案后，分别通知了曾泰洪、王贵兴、赵玉萍、赵建尧到庭进行询问。查明曾泰洪与王贵兴系多年的朋友关系。王贵兴与赵玉萍原系夫妻关系，于2000年离婚。赵建尧与赵玉萍系亲兄妹关系。王贵兴于2005年投入140万元买走了原公司股东吴顺琴、赵春亮的股份，成为了新的股东。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曾泰洪于2015年4月27日将20%的股份转让给了赵玉萍，且监事一职也变更为赵玉萍。曾泰洪陈述：“将股份全部转让给赵玉萍的时候，没有收取股权转让款，因为与王贵兴是朋友关系，双方口头约定转让后公司的盈亏由王贵兴自行负担，与曾泰洪无关。80万是王贵兴和我对账后向我打的条子，不是退股款，是王贵兴在我这里拿去项目开支的款项，甘荫塘项目的所有前期运作和投资、开支都是从我这里拿的钱”。王贵兴陈述：“曾泰洪所述属实，我们是多年好友，无偿转让股权的条件是公司盈亏与曾泰洪无关。考虑到双方多年的朋友关系，以及曾泰洪的确对甘荫塘项目有部分支出才打的收条，收条中也明确记载了所述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赵玉萍陈述：“曾泰洪将股份转让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当时是曾泰洪和王贵兴叫我去工商部门签字，我就只是去签字，我是家庭妇女，什么都不懂，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的任何事情。后来又叫我把股份转让给我哥赵建尧，同样也是喊我去签字，没有收过股权转让款”。赵建尧陈述：“股份转让给我的时候没有支付过股权转让款给赵玉萍。从我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公司已经没有做项目了，每年都是零申报。对于之前公司向原告以房抵债的事情，我在接手时是知晓的，也同意这个事情”。因此，2007年王贵兴在签订80万收条的时候曾泰洪仍然是公司股东，担任监事一职。曾泰洪于2015年4月27日丧失股东资格。另，原告曾泰洪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向本院出具保单保函，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黔0111民初54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王贵兴价值人民币1370000元的财产，本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身份证、被告营业执照、企业信息查询单、身份证复印件、收条、短信截图、2003-2006年农村信用社付款凭证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及收条、联建协议书、证明、协议书、贵阳市拆迁安置资金监督使用专户管理合同、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监督使用监管审批表、说明、记账凭证、（2014）花民初字第846号裁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关于办理共创房开甘荫塘商住楼项目商业部分产权手续的函、贵阳市土地使用权预登记证（筑预登2007字第053号及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现房证明书、甘荫塘什锦巷10号商住楼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工商登记档案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根据花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查询单显示，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3日。王贵兴在2005年1月20日至2016年8月29日期间系共创房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29日至今任监事职务。《联建协议书》签订于2003年3月14日，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王贵兴在该期间系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原告曾泰洪与被告王贵兴签订的《联建协议书》上未加盖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公章，但《联建协议书》甲方处载明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兴，且《联建协议书》的内容是双方合作联建贵阳市甘荫塘石锦巷口住宅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自然人之间不具备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合伙开发房地产的资质。由此可以认定王贵兴在《联建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后经双方协商，原告退出投资，被告王贵兴于2007年10月10日向原告出具了收到其投资甘荫塘商住楼项目80万投资款的《收条》。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曾泰洪将股份无偿转让给赵玉萍，赵玉萍又无偿转让给赵建尧。而无偿转让的条件是公司盈亏由王贵兴自行负担。因此，可以认定收条中80万性质为投资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虽然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不足80万元，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原告的确为该项目的前期筹备进行了投资，被告王贵兴向其出具收条的金额应视为对原告退出该项目投资的结算，因此，该《收条》系被告王贵兴作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出具，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应按照该金额向原告退还投资款。针对被告王贵兴提出2004年2月及11月26日，曾泰洪向其出具《收条》二份，表示原告向其借款10万的事实，因原告分别于2004年2月及11月26日向被告王贵兴出具的二份《收条》内容均写明了工程完工后从工程利润中扣除，而2007年10月10日被告王贵兴又向原告出具了80万的《收条》，故《收条》中金额已经双方结算，不应将10万再次予以抵扣，故对被告的辩称该10万系被告王贵兴个人出借给原告款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直未退还投资款，2014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王贵兴达成以房抵债的约定并签订《协议书》，载明：“王贵荣将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抵给曾泰洪，王贵荣保证此房不再卖给其他人，经曾泰洪本人同意，将该房产权证办给唐漫丽，待王贵荣将该房屋产权手续完善后，再和曾泰洪结算”。该协议书系被告王贵兴作为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签订，且抵债的房屋亦是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开发修建，该协议书系原告与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因此，对于原告提出该协议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协议书》的主张，被告表示根据其提交的《关于办理共创房开甘荫塘商住楼项目商业部分产权手续的函》等证据可以体现《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暂未过户并非不可抗力或政策及法律上的障碍所致，函件中注明待相关规定完善后再办理，该《协议书》应继续履行，不同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规定，双方于2014年8月10日签订以房抵债的《协议书》至今已长达6年之久，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仍然未办理产权手续，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应退还原告的投资款80万元。被告王贵兴的签字行为系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王贵兴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告当庭表示同意扣除其向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的10万元，故被告共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仍需支付给原告70万元投资款。因双方在结算的收条及后期协议上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考虑到被告的违约行为及违约时间、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从公平角度出发，原告诉请的资金占用费，以70万元为基数，从被告结算后出具收条之日即2007年10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对于原告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曾泰洪与被告王贵兴于2014年8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二、被告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泰洪退还投资款7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07年10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三、驳回原告曾泰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8592元，原告曾泰洪负担1147元，被告贵阳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44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曾泰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怔秋人民陪审员  叶义荣人民陪审员  宋升光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 记 员  张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