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9民终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燕，女，1962年12月14日生，汉族，临沧市临翔区人，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雨生，男，1964年6月14日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柏，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春燕因与被上诉人徐雨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被上诉人徐雨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林春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燕上诉请求：1.撤销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19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李春燕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徐雨生承担鉴定费用79,299元；3.由被上诉人徐雨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关于《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不是徐雨生本人所写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的笔迹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先后出具了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第77号鉴定意见书”）、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第77-1号鉴定意见书”），前者的鉴定意见是：根据李春燕提供的样本，《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是徐雨生本人所写，根据徐雨生提供的样本，《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不是徐雨生本人所写。在第77号鉴定意见书出现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做了补充鉴定出具了第77-1号鉴定意见书。该补充鉴定用做样本的徐雨生签名笔迹，不应采用本案发生后徐雨生现场书写的签名笔迹，因为徐雨生可以制造伪装笔迹，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采用的样本是徐雨生在案后书写的笔迹，样本采用错误，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徐雨生在临翔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多个案件中已经提交过其本人所写的不同笔体的签名，徐雨生具备书写伪装笔迹的能力，本案的样本采集方式给了徐雨生制造伪装笔迹的机会。本案的检材《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是徐雨生当着李春燕的面所写，但却鉴定出不是同一人笔迹的结果，正是因为样本采用了徐雨生的伪装笔迹导致的。第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采用鉴定样本（二）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是徐雨生本人所写。首先，本案鉴定的内容是徐雨生的笔迹，李春燕或第三人不可能写出徐雨生本人所写的笔迹，因此李春燕提供的样本具有可信性与真实性。其次，李春燕在第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供的样本是徐雨生在经营管理京临水电公司过程中所写的费用报销单，是徐雨生在自然状态下所写的正常笔迹，采用正常笔迹所得出的鉴定结论才是正确的。从《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的内容上看，徐雨生的签名不可能是李春燕伪造的。《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对双方间签订的未履行完毕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最终结算，一定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李春燕单方既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单方伪造也没有任何意义。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鉴定人出庭，鉴定人拒绝出庭，前述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鉴定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李春燕承担。2017年10月25日，徐雨生与李春燕签订了《2017年10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双方之间发生的多次股权转让和未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性的约定，徐雨生在该补充协议上亲笔签字。该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如下：（一）甲方以2017年10月30日前付第一笔款1200万元。（注：对应2017年10月25日签署的转让12%股权的第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二）2017年11月30日前付足2014年4月1日的转让款1,241.04万元（本金是592.6万元+利息662.04万元，共计1,241.04万元）。（注：对应2014年4月2日签署的转让19.43%股权的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三）2017年12月31日前付足2015年7月6日的转让款1,558.91万元（本金是857.5万元+利息701.41万元，共计1,558.91万元）。（注：对应2015年7月8日签署的转让12.86%股权的第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四）2018年1月30日前付足剩余转让款1000万元。（注；因为双方协商总价是7000万元，扣除徐雨生此前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还有5000万元未付，扣除前三项股权转让款后余款近1000万元，因此双方第四笔约定的是1000万元。）四笔共计4,999.91万元。该补充协议第三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不按时支付和足额支付任何一笔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的该转让协议自动撤销。”第（二）款约定：“合同解除后，乙方退回甲方己付款，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及其他费用或其他法律责任。”签署前述补充协议后，徐雨生仅在2017年11月9日逾期支付给李春燕第一笔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1000万元，此后便拒绝支付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未付款项3,999.91万元，亦未实缴其自2012年起即承诺的实缴增资（先为3,616.66万元，后降为2,216.66万元），李春燕根据前述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关于李春燕向徐雨生转让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2%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徐雨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李春燕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根据和事实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李春燕的上诉。上诉人对鉴定意见的解析错误。第77号鉴定意见书检材是李春燕提交的补充协议，样本一是徐雨生提交的材料，样本二是李春燕提交的材料。鉴定意见为补充协议（即检材）上的“徐雨生”三个字（签名），与徐雨生提交的样本上的“徐雨生”三个字（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补充协议（即检材）上的“徐雨生”三个字（签名），与李春燕提交的样本上的“徐雨生”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李春燕所提交的样本，是一系列的费用报销单，徐雨生不认可李春燕提交样本的真实性。上诉人关于徐雨生制造伪装笔迹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测。上诉人所称《补充协议》上的“徐雨生”签名是徐雨生当着李春燕的面所写为上诉人单方陈述，没有事实根据，徐雨生从来没有签署过该补充协议、也不认可该补充协议。通过司法鉴定，得出补充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徐雨生本人书写的鉴定意见的情况下，需要被上诉人证明补充协议真实性，但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仅以单方陈述补充协议是徐雨生当面所签，以此来否定科学的鉴定意见，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上诉人称鉴定人拒绝出庭，涉案鉴定意见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载明未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上诉人关于不应采信涉案鉴定意见、不承担鉴定费用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双方此前多年的股权交易实际情况是矛盾的，完全经不起推敲，是虚假的。在2017年10月25日上午，徐雨生与刘东签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刘东持有的京临公司1.5%股份。当天上午，徐雨生还与李春燕代表的俞捷，签署了收购俞捷所持有的京临公司1.5%股份。关于签补充协议的说法，是违反常理的。2017年10月25日上午双方已经签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徐雨生只需要付1200万，就把李春燕的12%股权买过来了；同时，徐雨生再支付刘东150万元、支付俞捷150万元，整个京临公司100%的股权就已经完全属于徐雨生，徐雨生没有必要下午再跟李春燕签支付高达4,999.91万元巨款的补充协议，徐雨生与李春燕之间不可能签订该补充协议，事实上也没有签订过该补充协议。本案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需要根据民诉法第170条第一款第四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5条规定的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将案件发回重审的情节。李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关于原告李春燕向被告徐雨生转让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临公司）12%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京临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由张洁、李春燕出资50万元设立，于2011年5月10日增资至3050万元。2012年12月28日，张洁、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张洁、李春燕）将其持有的66.67%的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雨生）；转让后，甲方（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乙方（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实际资本金投入比例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增加投入的3,666.66万元由乙方（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京临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2013年4月14日，张洁将其在公司50%的股权折合1525万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3年4月15日，京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决议：1.李春燕将公司32.13%的股权折合98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俞捷，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刘东；2.张洁将公司34.44%的股权折合102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3.转让完成后，徐雨生占公司股权65.57%（2000万元）、李春燕占公司股权21.31%（650万元）、张洁占公司股权6.56%（200万元）、俞捷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刘东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京临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为满足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被告徐雨生85%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原、被告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原告李春燕将公司股权的19.43%（合计592.615万元）于2014年4月1日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协议签订后，被告徐雨生未向原告李春燕支付过转让款。2014年4月16日，京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4年7月31日，京临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原公司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616.66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2.同意玉带河公司为新股东，实物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1400万元；3.由老股东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2,216.66万元，并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实缴；4.注册资本实缴完成后，注册资本由3050万元变更为6,666.66万元；增资完毕后，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比例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比例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比例21%。京临公司于2014年8月5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的股权折合1400万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4年9月26日，京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1,657.5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4,809.1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24.86%、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72.14%。玉带河公司退出后，为了保障被告徐雨生的股权比例为85%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原、被告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李春燕在京临公司的24.86%的股权中的12.86%折合857.5万元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同日，京临公司对该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2015年7月15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徐雨生未向李春燕支付857.5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李春燕剩余的12%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同日，被告徐雨生分别与俞捷、刘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俞捷、刘东分别将各自在京临公司的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2017年11月7日，李春燕出具承诺书给徐雨生，载明“今承诺收到徐雨生打款后三天之内变更股权（金额1350万元），否则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2017年11月9日，被告徐雨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李春燕1000万元。同日，原告李春燕出具给被告徐雨生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徐雨生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京临公司未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另，京临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第十一条约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李春燕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京临公司中属于原告名下的12%股权予以冻结，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5月4日作出（2019）云0902民初1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京临公司中属于原告李春燕名下的12%股权予以冻结。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徐雨生对原告李春燕提交的《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79,299元。另查明，原告李春燕曾于2018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云0902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李春燕的诉讼请求。后因李春燕不服，向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云09民终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的一、二审中均认定原被告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合法有效。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京临公司的12%股权以1200万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在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徐雨生已经于2017年11月9日向原告李春燕履行了股权转让款中的1000万元，被告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原告在收到被告的股权转让款至今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无任何法定解除的情形。对于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双方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中的约定解除情形，但该份《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经在本案中鉴定，甲方“徐雨生”的签字并非被告徐雨生本人所签。不能证实原、被告双方对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另行约定过解除情形。综上，原告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诉讼过程中，为确定原告李春燕提交的《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是否为被告徐雨生本人所签，被告徐雨生为此提起鉴定，并支出鉴定费79,299元。经鉴定，被告徐雨生鉴定目的成立。该费用为被告徐雨生反驳原告李春燕提交证据而支持的合理费用，该费用一审法院确定由原告李春燕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春燕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徐雨生支付鉴定费79,299元；二、驳回原告李春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春燕负担。归纳双方诉辨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春燕所举证据《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是否具有真实性。二审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诉讼过程，李春燕据以主张权利而提交的《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徐雨生认为该协议系李春燕伪造，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徐雨生为此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2017年12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是否为徐雨生所签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对比样本，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5月18日出具“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春燕提交的对比样本与《2017年10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为同一人签字；徐雨生提交的对比样本与《2017年10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非同一人签字。经质证，当事人双方均不认可对方提供样本的真实性，为此，一审法院要求当事人双方选取提供共同认可的对比样本进行补充鉴定，但最终双方均未能提供共同认可的样本，后一审法院组织对徐雨生的签字进行现场采样及在本案鉴定过程中徐雨生在一审法院制作笔录中的签字作为样本，进行补充鉴定，经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补充鉴定中提供的样本签字与检材《2017年10月25日12%的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非同一人所签。一审诉讼过程中，李春燕以“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号”“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1号”鉴定结论彼此矛盾，对样本的采用错误，对检材和样本的笔迹特征表述过于简单，鉴定结论理由不充分等为由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为此，一审法院将申请书送达给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关于徐雨生笔迹鉴定一案相关问题的复函”，书面说明了李春燕要求鉴定人员出庭说明的问题为鉴定样本真实性认定问题，不属于鉴定机构、鉴定人解决的范畴。故此，一审法院未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号”和“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经徐雨生申请鉴定，李春燕同意鉴定，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经双方选定且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具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鉴定人，根据《文书鉴定通用规范（GB/T37234-2018）》《笔迹鉴定规范（GB/T37239-2018）》，《篡改（污损）文件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8-2018）》，使用蔡司stemiDV4显微镜对送检材料进行检验后，对专门性问题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鉴定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李春燕虽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但鉴定机构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关于徐雨生笔迹鉴定一案相关问题的复函”，书面说明了李春燕要求鉴定人员出庭说明的问题为鉴定样本真实性认定问题，不属于鉴定机构、鉴定人解决的范畴，因此，一审法院未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质证及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李春燕虽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错误，综上，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号”和“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鉴定意见，李春燕所举证据《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并非徐雨生所签，该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李春燕据以主张权利的《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春燕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故李春燕主张解除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李春燕所举证据《2017年10月25日12%补充协议》中甲方“徐雨生”的签字并非徐雨生所签，该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因此，徐雨生向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支出的鉴定费79,299元，一审法院确定由李春燕负担，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春燕上诉主张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春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明审判员 张建红审判员 赵艳洁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李丹书记员张盒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