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7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丽梅，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立萍，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亚珍，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子洋，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玲，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丽梅因与被上诉人宋亚珍民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3民初7299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已审理终结。马丽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理财款310545元及起诉后至实际付清偿款项之日的利息(以31054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遗漏和错误，应当予以撤销。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完全依照上诉人指示购买了理财产品没有事实依据，系主观推测，反而忽略了关键的书面证据，得出了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两次将其签名的《云鱼账户清单》发送给上诉人，让上诉人打印出来签字，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该清单作为补充证据。清单明确：马丽梅小组的以下账户自收到云鱼币ifish之日起，全部账户为零，已做清账结算，计算方式：按本金的剩余价值，每枚云鱼币iFish为0.2元计算。马丽梅5个账户剩余本金价值25958元，罗某剩余本金价值171219元，夏某剩余本金价值34968元，刘某剩余价值11400元，以上五人云鱼币iFish总数量为1552725枚（总价值310545元），由小组长马丽梅代为接受划转，拨币人宋亚珍（签名）。由此可见，在2018年9月平台已经崩盘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6日结算确认：上诉人等五人投资本金尚剩余总额310545元，被上诉人企图通过单方定价，将已经没有价值的1552725枚云鱼币拨付给上诉人，企图以此为由拒绝返还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310545元投资款，上诉人对此是不认可的，被上诉人有义务将该款项返还给原告。其中祖某打给上诉人代转的67000元，转账日期是2019年8月31日，被上诉人明知平台已经崩盘，仍然收取了该款项，被上诉人理应返还该款项。2、被上诉人并非平台普通投资者，而是高层人员，负责虚拟币的分拨和销售，平台崩盘后理应退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的投资款后，对于投入平台的部分，其是有营利的，而没有及时投入平台的剩余本金，被上诉人已经确认了金额310545元，平台崩盘后理应退还给上诉人。3、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积极推荐夏某、罗某、祖某、刘姐等人投资，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作为拨币和销售方，一直都是被上诉人亲自向上诉人及夏某等人推荐的，只是购买时转账给上诉人后，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并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证明是上诉人向夏某等人推荐产品才购买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上诉人对于平台及购买流程都是不了解的，需要事事咨询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能力向夏某等人推荐。二、原审判决认定证据的关联性时，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1、被上诉人提供的其转账给案外人的记录，没有提供案外人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将上诉人的款项投资到平台购买了理财产品的义务。被上诉人向案外人转账1144980元的多笔款项，与上诉人转账金额不符，日期也不尽一致，没有关联性，却被认定为被上诉人按上诉人指示购买理财产品的证据，明显缺乏关联性，属于证据的审查判断错误。2、原审判决与上诉人任原告的25682号案密切相关，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案外人祖某起诉上诉人的（2019）粤0306民初25682号案（上诉人也已上诉，二审案号为（2020）粤03民终1359号），判决第四页第三行认定“被告（上诉人）确认其收到原告的第一笔和第三笔款项后，支付给了证人代某和案外人宋亚珍（即被上诉人），但是其未能举证证明代某和宋亚珍已将原告（祖某）的投资款支付至投资平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判决上诉人需返还祖某投资款。依照25682号案判决依据，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综上，原审判决忽略了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尚余投资本金310545元的关键书面证据，得出了错误的判决，其认定被上诉人按上诉人指示购买了理财产品没有依照证据裁判，与关联案件完全相反，导致同案不同判。上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马丽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理财款人民币894988元及起诉后至实际付清借款之日的利息（以89498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原告、被告互加微信。5月28日起，双方交流“M101”项目的投资情况，被告详细介绍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展、现金积分、股权积分等；自6月下旬起，被告开始介绍“云鱼”投资项目。5月31日，原告首次表示投资“M101”项目1万美元，被告告知了案外人杨某的工商银行帐号（帐号尾数是0254)。6月初，原告在“M101”项目注册成功，取得帐号XXXX及密码，并进行了实名验证。7月6日，原告在“云鱼”投资平台注册成功，帐号ID为XXXX，电话XXXXX。原告可以自由登陆两个平台的帐号，修改密码，进行理财操作，能够看到帐号内理财产品的价格、数量及总资产。2018年6月2日至9月4日期间，原告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方式持续转款给被告，通过被告投资上述“M101”、“云鱼”两理财项目，共向被告转帐1033488元。其中：6月2日25500元，6月26日131348元，6月28日30000元，6月29日10000元，7月6日50000元，7月14日203000元，7月16日354800元，7月17日30000元，7月18日20000元，7月24日10000元，7月25日10000元，8月31日123840元，9月4日35000元。2018年6月2日至9月4日期间，被告向案外人转帐1144980元。其中：6月3日49980元（杨某），6月26日70000元（杨某），6月27日100000元（卢某），6月28日35000元（先某），6月29日10000元（杨某），7月6日50000元（卢某），7月14日210000元（卢某），7月16日270000元（郑某），7月17日100000元（郑某），7月20日50000元（郑某），7月17日50000元（郑某），7月22日20000元（郑某），8月31日82000元（郑某），9月3日28000元（郑某），9月4日70000元（欧某）。2018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帐10万元，并告知“奖金已转啊”。9月25日，原告对被告称需要还信用卡，要“挪用一下”；被告当日向原告转款35000元。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500元，称“我把定金余下的500美金转给你”。自己投资期间，原告也积极介绍、推荐他人投资“M101”项目、“云鱼”项目。“刘姐”、夏某、康某、袓某等经其介绍，向上述两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投资。夏某、康某等人均是先将款项转到原告名下，原告将款项转至被告，被告再转出并转达投资购买的理财产品。投资成功后，夏某、康某等同样能获得相关投资平台的帐号与密码。目前，“M101”、“云鱼”两投资理财平台不再运营，原告投资款无法取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结合双方陈述及案件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原、被告双方间的法律关系；2、被告向案外人转款的行为性质；3、被告向原告转款的138500元款项的性质。1、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原告委托被告代为购买理财产品。根据案件事实，原、被告间存在下述关系：原告向被告转帐是委托被告购买其指定的“M101”、“云鱼”两平台上的理财产品，被告应依原告指示处置款项；理财产品属原告所有，盈亏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报酬。由此，可以推定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原告委托被告从事的是具体的购买理财产品行为，而非概括处理原告投资项目的一切事务，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项目及金额等重要决定均是原告自行作出，被告并未代替原告作出投资决定。因此，只要被告依原告指导购买了理财产品，该投资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双方当事人对双方间存在委托关系并无争议，真正的争议点在于：被告是否依原告指示将款项用于购买其指定的理财产品。2、被告向案外人转款是依原告指示购买理财产品。原告认为，被告并没有依原告指示将款项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法院有如下考虑：（1)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再将款项向案外人转出。两个过程在时间、金额上基本相符。被告对不相符的地方作出了合理解释：①7月24日与25日的款项未转出，被告提供7月22日的转出记录称已提前垫付，金额相同；②8月31日款项123840元，被告少转出13840元，称用自有的数字货币平帐；③其他款项均很快转出，等于或大于收到款项，被告称多出的款项是自身投资款；（2)案外收款人杨某、欧某、先某、杨庆华、郑某、卢某。被告称郑某、卢某为“云鱼”平台的收款人，杨某为“M101”平台的收款人，先某、杨庆华、欧某是杨某指定的收款人。被告首次转款前即将杨某的帐号告知被告，后又多次将案外人收款情况、与案外人沟通情况告知被告。被告描述的收款人代表的理财平台与原告指定购买的理财产品对应性，原告从未提出异议；（3)被告通过介绍原告投资能够获得平台奖励，原告每次投资都经过被告帐号的行为具有合理性;(4)原告可以登陆两个平台看到帐号内理财产品的价格、数量及总资产。原告与被告并无特别的信任关系，当将款项转给被告后，理应会登陆平台核实被告是否将款项用于购买其指定的理财产品；如果被告未依指示购买理财产品，原告显然会有所察觉。现原告在三个月内仍持续进行近三十次的转帐、投资，且从未对被告进行怀疑，法院有理由认为原告有通过理财帐号核对被告是否依其指示购买理财产品，并确认无误。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虽不能确认案外人与“M101”、“云鱼”平台的真正关系，但足以说明上述平台已通过案外人、被告接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并向原告帐户提供了相应的理财产品一事存在高度可能性，应予确认。原告认为被告并未将收取款项依指示购买理财产品，法院难以采信。3、被告向原告转帐的138500元款项性质。原告认为，被告向原告转帐的138500元均是其投资款，能够证明被告并未将收到款项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法院认为，被告于2018年7月29日、9月25日、12月15日三次转帐时均告知原告款项的性质，原告当时未提异议。时隔一年后，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未依其指示购买理财产品，证据不足，法院无法认可。4、其他问题。(1)被告向原告推荐、介绍投资理财项目，但是否投资仍是原告自主决定。被告介绍他人投资能够获得投资平台的奖励是被告与投资平台间的法律关系，且与原、被告间的委托关系并不冲突。上述事实并不能改变原、被告间的委托关系。(2)本案中，被告接受原告委托的是购买理财产品具体事项，涉案理财平台是否违法与被告无关，相应法律后果依法由原告承担。原告认为案涉投资平台涉嫌违法，应另遁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被告间存在委托关系。被告将收到款项依原告指示购买理财产品后，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理财款及相关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丽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75.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2019年3月6日宋亚珍发送给马丽梅的《云鱼账户清单》，载明马丽梅小组的账户本金剩余价值。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受托人是否已完成委托的事项。“M101”和“云鱼”平台虽然是宋亚珍向马丽梅推荐，但马丽梅清楚宋亚珍只是代为将款项投入平台和开设账户给马丽梅，马丽梅也取得了账户和密码，并实际操控账户。2019年3月6日宋亚珍发送给马丽梅的《云鱼账户清单》，载明马丽梅小组的账户本金剩余价值。《云鱼账户清单》体现了平台关停后，经宋亚珍与马丽梅核算，马丽梅小组未能取出的本金余值。故可以认定马丽梅委托宋亚珍投入两平台的款项，已全部投入，宋亚珍受托事项已完成。平台并非宋亚珍开办，宋亚珍并无义务赔偿马丽梅因平台关停而导致的损失。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8元，由上诉人马丽梅负担（上诉人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 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