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5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涛，男，195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华，男，197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公务员，系上诉人李海涛之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峰，湖南瑶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负责人：李雨生，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斌，男，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农民（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子建，湖南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海涛因与上诉人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城村八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华、毛晓峰，被上诉人东城村八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斌、唐子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承包地及补差扣除李勇华部分错误。李勇华作为上诉人之子，虽然说现在早已是国家公职人员，但1994年农村土地小调整时，李勇华还是在读学生，依照当时的政策，李勇华分得了1亩的稻田，承包期间为30年。因为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承包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的，且承包期内不得调整。上诉人家的稻田亩数应该为4.34亩，而非3.34亩。为此，一审法院认定这部分事实是错误的，导致上诉人少得稻田面积及补差损失41,500元。（2）自留地及补差扣除李小勇部分错误。上诉人的自留地为0.78亩，与李小勇的0.12亩并不重复，而是相互并列的。这点从被上诉人提供给县纪委的材料上完全可以看出来，但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仍然认为该0.12亩是重复计算的，另行砍掉，进一步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导致上诉人自留地及补差损失了5172元。2、上诉人对分配方案并无意见，只对被上诉人分配的金额有异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到上诉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想当然地歪曲了上诉人起诉的意思。事实上，对被上诉人制定的分配方案，上诉人是持赞同意见的，并无意见。只是被上诉人在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将上诉人之子李勇华的1亩地剔除，并剔除了上诉人这部分应得的稻田面积分配款及补差存有不同意见，为此，才提起了民事诉讼。本案由于东城村八组的行为，导致上诉人应该得到的款项六万余元被恶意扣押达七年之久，给上诉人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东城村八组依法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以及《关于李海涛与小车村6组征地补偿款纠纷的调处意见书》（白牙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13年12月11日）都有很明确的法律条文，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利的法律条文不适用，只适用对上诉人不利的条款，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一方的合法权益。东城村八组辩称，1、原审认定上诉人李海涛无权分配其子李勇华名下1亩稻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即认定李海涛家的稻田亩数为3.34亩（包括李海涛母亲0.34亩在内）,而不是4.34亩正确。（1）李海涛家庭承包户，其承包成员包括本人和妻子，及其长子李小勇在内，只有3人，二子李勇华农转非，系东安县财政局国家公务员，承包的耕地，东城村八组已收回，李勇华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亦没有记载承包成员李勇华的名字。但为了弄虚作假骗取政府耕地补贴，把无田人员李宝华登上。李宝华是李海涛小儿子，计划生育超生，没有分到田地，李海涛在组里领了无田人员壹万元，足以证实。（2）1994年9月30日，被上诉人东城村八组与本组村民户主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合同的第四条第五款明确规定，发包人有权收回农转非户，外迁户和弃耕抛荒承包的耕地，作为集体机动田，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重新发包。以上第四条第五款的规定，充分说明被上诉人组的村民，不管是谁，只要是农转非，不必经农转非户同意，被上诉人依照合同的规定，有权收回农转非户承包的耕地，按照合同的规定农转非户无任何理由非法干涉。（3）被上诉人根据以上合同第四条第五款的规定，在耕地小调整时，收回李勇华家农转非承包的耕地，并召开了组群众大会，内容是：白牙市镇小车村6组关于李勇华农转非一事，①根据上面政策，李勇华考上大学，已参加工作（公职人员）；②已前经六组群众会议通过，稻田退出，情况属实，同意归组集体签字，全组村民都签了字同意收回归组集体所有，依法收回。（4）2020年11月20日东城村第8组村民证明，证实李海涛的儿子李勇华，毕业参加工作，长期没有回到本组集体经济组织从事生产、生活，表明其未以本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丧失和脱离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不具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李海涛二子李勇华在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职，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并于2000年9月转为非农户并单独立户，不再以承包土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不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有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同等的待遇。因此，李勇华丧失了诉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承包方分配被上诉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据此，李海涛家确定的稻田面积是3.34亩（含李海涛母亲0.34亩），而非4.34亩。因而原审认定该部分事实正确，不存在李海涛少得稻田面积及补差损失41,500元。相反，李勇华稻田补差，自留地及补差，山、田、地青苗补偿费及补差，应相应核减。2、原审认定李海涛自留地及补差应扣除李勇华0.26亩。本来李小勇、李勇华可以用李海涛户名义一起起诉，但长子李小勇为何单独诉讼，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在预支时多发放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给李海涛，其心知肚明，李海涛及其长子李小勇、二子李勇华故意规避、隐瞒事实，通过虚假诉讼，分开另行起诉，达到获取被上诉人多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之目的。如果李小勇的0.12亩不在0.78亩之内，李海涛的自留地0.78亩则＋3人（李海涛夫妻及李勇华）=0.26亩，应扣除李勇华0.26亩。3、原审认定议定的分配方案剔除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李勇华的1亩稻田，因此李海涛家庭确定的稻田面积是3.34亩（含李海涛母亲0.34亩）正确。（1）因为李海涛之子李勇华已经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不再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被上诉人在议定的分配方案时已剔除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李勇华的1亩稻田，因此李海涛家庭确定的稻田面积是3.34亩（含李海涛母亲0.34亩）。（2）由于李勇华在该分配方案确定时已经不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有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同等待遇，不能作为承包方分配被上诉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李海涛无权代替李勇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4、原审认定李海涛请求赔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正确。李海涛请求被上诉人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利息，但该土地征收补偿费按照人口数和集体议定的分配方案逐步发放，且存在争执，并不是被上诉人违法截留或恶意拖延支付，李海涛请求被上诉人赔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审认定正确。5、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公正。李海涛主张适用的法律没有具体条款，东安县白牙市镇调解委员会2013年12月11日的《关于李海涛与小车村6组征地补偿款纠纷的调处意见书》，双方没有签字，不具法律效力，其适用的法律条文，亦不正确。东城村八组上诉请求：1、撤销东安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李海涛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李海涛的起诉。李海涛家庭承包户，承包成员包括本人、妻子及其长子李小勇（另案起诉）在内3人，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子李勇华农转非，系东安县财政局国家公务员，承包的耕地上诉人已收回，不是本集体经济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亦没有记载承包成员李勇华的名字。且在原审庭审中查明争议焦点是：一、东城村八组是否应当向李海涛分配李勇华1亩稻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而李海涛以承包成员李勇华的田地没有收回为由并以李海涛的名义起诉，显然原告主体不适格，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2、被上诉人李海涛虚假诉讼，一、二审法院应追究李海涛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本案实际争议的焦点就是李海涛二子李勇华是否具有上诉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享有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李海涛二子李勇华不以自己名义起诉，用李海涛的名义诉讼，同时又为李海涛的委托代理人。李海涛及其二子李勇华，故意隐瞒事实，规避法律，通过虚假诉讼，达到获取上诉人承包地征收补偿款之目的，属虚假诉讼，应追究李海涛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3、原审认定李海涛家（含李海涛母亲0.34亩稻田、李小勇l亩稻田）应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以上十一项合计249,871.5元错误，应为十项合计246,671.5元。原审认定李海涛家（含李海涛母亲0.34亩稻田、李小勇1亩稻田）应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第9项稻田补差2亩×1600元／亩=3200元错误，因李勇华名下稻田补差1亩而不是2亩，即1亩x1600元／亩=1600元，李海涛不占，不应分得，不能计算，因此以上十一项合计249,871.5元错误，应为十项合计246,671.5元。4、原审认定“原审原告李海涛领款合计236,320元，现被告下欠原告13,551.5元未发放”错误，李海涛已领款273,174.47元，减去应分款246,671.5元，李海涛多领26,502.97元。因此，李海涛应返还上诉人26,502.97元。李海涛除领款236,320元外，还领款36,854.47元，合计领款273,174.47元，减去应分款246,671.5元，李海涛多领26,502.97元。上诉人可在李海涛长子李小勇承包地征收补偿款扣抵，但李海涛故意虚假诉讼，串通长子李小勇单独另行诉讼。为此，李海涛多领26,502.97元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应返还给上诉人。李海涛辩称，1、李海涛具有当然的主体资格。首先，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李海涛作为户主，具有当然的主体资格;其次，按照东城村八组自己的造表显示，李海涛一家也是以李海涛个人为主进行造表登记发放的;第三、东城村八组其他农户均是以户主为单位进行造表登记发放征地款的。因此，李海涛作为本案的原告没有任何问题。2、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而是东城村八组地地道道的欺压李海涛。李海涛之子李勇华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在1994年土地小调整时还是在读学生，当时并没有参加工作，户口也没有外迁，是东城村八组集体组织成员，依法分得了1亩地的耕地。虽然后来李勇华参加工作了，但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必须是本人自愿让出土地，东城村八组才能收回或者重新发包，否则，承包期内东城村八组无权收回或者重新发包，此为其一。其二、东城村八组收回李勇华的1亩耕地，并没有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和报批，也没有经集体组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在一审庭审当中提供的所谓开会收回李勇华的1亩耕地的时间却是2020年的会议记录，且所谓的会议记录也是一份“伪证”，会议记录中的大部分人员常年在外打工，根本没有出席会议。东城村八组强行剔除李勇华1亩稻田，严重违反《农村土体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而且李海涛直到取消农业四税之前一直在上交农业税。其三、李海涛长子李小勇为何单独作为一个主体进行诉讼，是因为李小勇已经与李海涛早已分户，当然应该另行起诉，这从东城村八组为李小勇单独造表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两者并不矛盾。3、东城村八组所称“原审认定李海涛家（含李海涛母亲0.34亩稻田、李小勇1亩稻田）应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以上十一项合计249,871.5元错误，应为十项合计246,671.5元。”李海涛也认为一审判定错误，李海涛应依法分得征地补偿款按4.34亩的标准计算，应该是295,199.50元，一审计算249,871.5元错误，东城村八组所称246,671.5元更是错上加错。4、东城村八组称李海涛多领26,502.97元没有任何依据。李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68,839.5元；2.请求判决被告赔偿自发放补偿款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利息12,108.8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被告东城村八组为分配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地征收补偿费，按照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口和田亩数制定了分配方案。原告李海涛及其妻蒋玉妹、其子李小勇、李勇华1994年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被告村集体的土地4.13亩（2008年重新登记的数目），原告李海涛夫妇另有一子李宝华因属于超生人口未分得承包地。原告李海涛之子李小勇婚后另行分户，一家四口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74,248元（按人口分配分得69,076元、自留地0.12亩分得5172元）。根据2014年制定的分配方案，原告李海涛家（含李海涛母亲0.34亩稻田、李小勇1亩稻田）应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为：1.稻田面积3.34亩×38,610元/亩=128,957.4元；2.自留地（0.78-0.12）亩×40,210元/亩=26,538.6元；3.经济林山1.18亩×32,420元/亩=38,255.6元；4.稻田补差3.34亩×2890元/亩=9652.6元；5.自留地补差（0.78-0.12）亩×2890元/亩=1907.4元；6.山补差1.18亩×405元/亩=477.9元；7.稻田补差2.5亩（站前广场）×4800元/亩=12,000元；8.稻田补差2.5亩（杨江边广场）×3200元/亩=8000元；9.稻田补差2亩×1600元/亩=3200元；10.现有人口分配2人×9769元/人=19,538元；11.青苗补偿费0.84亩×1600元=1344元，以上十一项合计249,871.5元。原告李海涛2014年1月18日领款163,320元（银行转账），2014年4月24日领款33,000元，2014年8月26日领款40,000元，领款合计236,320元，现被告下欠原告13,551.5元未发放。原告李海涛之子李勇华大学毕业后到东安县财政局参加工作，系正式国家公职人员，享受编内正式职工待遇。李勇华于2000年9月将户口迁入东安县财政局并单独立户，转为非农业户口。原、被告就原告李海涛户的稻田面积发生争议，被告认为，原告李海涛之子李勇华属公职人员，其应分的1亩稻田应当收归村集体重新发包，不应由原告李海涛分得土地补偿款，为此双方争执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分配李勇华1亩稻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二、原告李海涛家庭（扣除其中李小勇户分配的74,248元）应当分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数额。关于原告李海涛是否有权分配其子李勇华名下1亩稻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方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原告李海涛之子李勇华1994年与原告以一同家庭为单位承包了被告集体的土地，李勇华在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职，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并于2000年9月转为非农户口并单独立户，不再以承包土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有与被告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待遇，因此，李勇华丧失了讼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承包方分配被告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其次，土地征收补偿费在分配前属于集体资金，土地征收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统一分配，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方案要按有关规定经过民主讨论，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并接受民主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由于原告之子李勇华已经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不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被告于2014年经民主讨论议定的分配方案时剔除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李勇华的1亩稻田，为原告李海涛家庭确定的稻田面积是3.34亩（含原告李海涛母亲0.34亩），由于李勇华在该分配方案确定时已经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无权代替李勇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因此，上述分配方案并未侵害原告作为承包方的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请求按照4.34亩或4.58亩的标准计算土地征收补偿费实属对分配方案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方案属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原告对分配方案有异议，但是不能证实该分配方案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做出，或者其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国家政策，或剥夺、侵害了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权，因此，本院对原告超出分配方案确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应当分得的土地征收补偿费数额，根据前述核实确认的土地面积和被告经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除已经分配给原告之子李小勇的74,248元（按人口分配分得69,076元、自留地0.12亩分得5172元）以外，被告下欠原告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3,551.5元（其中包含原告母亲稻田0.34亩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土地征收补偿费应当发放给原告。被告将原告李海涛家庭的土地征收补偿费与原告之子李小勇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合并计算，因李小勇已经单独立户并另案向被告诉请土地征收补偿费，被告合并计算土地征收补偿款也没有获得原告及李小勇的同意，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利息，原告有权监督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但土地征收补偿费按照确定的人口数和集体议定的分配方案逐步发放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并未违法截留或恶意拖延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原告请求被告赔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李海涛请求被告东城村八组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68,839.5元及赔付拖欠支付的利息，予以部分支持，被告东城村八组欠付原告李海涛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3,551.5元应当支付给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海涛土地征收补偿费共计13,551.5元；二、驳回原告李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2元，减半收取911元，由原告李海涛负担800元，由被告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负担11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海涛提交小车六组稻田征地款、田补差、自留地补差、经济林补差、经济林分配明细表，拟证明东城村八组认可李勇华应分得1亩田的征收款38,610元，1亩田补差款1600元，共计40,210元。东城村八组质证提出：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手写部分不是李柏华所写，正因为对李勇华的分配有异议，所以单独列出，并没有发放。东城村八组提交证据一：2020年10月12日李海涛第一次民事起诉书，拟证明李海涛主张各项土地征收补偿费为28,793.4元；证据二：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2民初238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李海涛2020年11月26日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向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撤诉申请；证据三：小车6组稻田补差表、小车6组自留地补差分配表、小车6组经济林补差分配表、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拟证明上诉人已付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15,254.47元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证据四：6组杨江边车站广场稻田面积统计表（4800元/亩青苗费）3张、（3200元/亩青苗费）3张，拟证明李海涛在签名一栏上签名已领取金额现4896元、6144元、960元、3264元、4096元、640元，合计20,000元；证据五：东安县白牙市镇人民政府关于白牙市镇东城村李保平请求调查处理李勇华意图侵占征地款的信访事项白信复字（2021）8号处理意见书，拟证明村民李保平于2020年12月23日向省委第五巡视组反映请求调查处理李勇华意图侵占征地款的问题，东安县白牙市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情况、处理意见如下：李海涛与东城村八组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东安县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湘112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若对判决结果不服，建议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证据六：小车六组稻田青苗补偿表，拟证明李勇华名下补偿款1600元李海涛已领取。李海涛质证提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如果李海涛多领了钱，对方可以另行起诉，但是对方没有另行起诉和反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所有的表都没有李海涛的签名；证据四属于重复计算；对证据五、证据六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李海涛提交的小车六组稻田征地款、田补差、自留地补差、经济林补差、经济林分配明细表是从东安县纪委复印出来的，复印件经收人签字确认并加盖纪委印章，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本院予以采信。东城村八组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李海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六，李海涛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确认李海涛户的稻田面积为4.34亩。据此，李海涛应分得的承包地征地补偿款为：1、稻田补偿款167,567.4元（4.34亩×38,610元/亩），2、自留地征地补偿款31,363.8元（0.78亩×40,210元/亩），3、经济林补偿款38,255.6元（1.18亩×32,420元/亩），4、稻田补差12,542.6元（4.34亩×2890元/亩），5、自留地补差2254.2元（0.78亩×2890元/亩），6、征山经济林补差477.9元（1.18亩×405元/亩），7、稻田青苗费12,000元（2.5亩×4800元/亩），8、稻田青苗费8000元（2.5亩×3200元/亩），9、现有人口补偿款19,538元（2人×9769元/人），10、青苗补偿费1392元（0.87亩×1600元/亩），共计293,391.5元。李海涛实际已领取承包地征地补偿费用273,174.47元。分别由如下款项组成：中国工商银行转账163,320元，李海涛领取征山钱33,000元，征地款40,000元，农业银行的转账15,254.47元，稻田面积统计表李海涛领取六笔款：4896元、6144元、960元、3264元、4096元、640元，合计20,000元，还有李海涛领取的在李勇华名下的稻田青苗补偿1600元。李海涛应分得承包地征地补偿款293,391.5元，减去其已经领取的273,174.47元，东城村八组应付李海涛20,217.03元。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1、李勇华考入公务员后，其承包地是否被东城村八组收回。2、李海涛应得承包地征地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焦点一，李勇华的承包地是否应当收回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进一步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根据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于“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农户家庭成员中有考人国家公务员或‘农转非’的，发包方能否收回其承包地”的问题作出如下答复：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只有一种，即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农户家庭成员中有考入国家公务员或“农转非”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发包方不能收回承包地。此外，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成员个人不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挂钩。只要农户还在，农户内部的人员流动不应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本案中，李勇华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家公务员，并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其承包地仍由家庭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东城村八组收回李勇华承包地的决定，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再从合同约定看，小车村六组（现为东城村八组）与李海涛等农户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第5款约定：“（发包方）有权收回农转非户、死亡绝户、外迁户和弃耕抛荒户承包的耕地，作为集体机动田，在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发包。”其中，农转非户是指该农户全部家庭成员，而非农户中的某一个人员农转非。《耕地承包合同》没有赋予发包人在承包农户中某一人农转非后收回其承包地的权利，东城村八组收回李勇华承包地的决定也违反了《耕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关于焦点二，李海涛应得承包地征地补偿款的计算问题。李勇华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不是东城村八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不享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但是其承包的土地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作为承包经营户户主的李海涛可以请求东城村八组按照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支付征地补偿费。根据本院二审组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计算的结果，李海涛应分得的承包地征地补偿款为293,391.5元，已经领取承包地征地补偿款273,174.47元，二者相减，东城村八组还应给付李海涛征地补偿款20,217.03元。至于李海涛提出应支付延迟给付征地补偿款利息的上诉请求，因本案承包地征地补偿款的给付双方存在争议，在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存在延迟给付的问题，故李海涛请求支付延迟给付征地补偿款的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东城村八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李海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海涛土地征收补偿费20,217.03元；三、驳回李海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22元，减半收取911元，由李海涛负担638元，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负担2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1元，由李海涛负担1275元，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城村第八村民小组负担6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伟文审判员  彭样平审判员  杨世清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红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第二十二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