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4民初5039号原告：孙**，女，汉族，1987年12月29日出生，住辽宁省朝阳县。原告：孙邈，女，汉族，1995年3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朝阳县。原告：孙建群，男，汉族，1999年3月6日出生，住辽宁省朝阳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香，辽宁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00046300194XY。法定代表人：任萍，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喜，男，该医院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孙邈、孙建群与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美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吴世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764073.93元[死亡赔偿金837600元（41880元/年×20年）、精神抚慰金10万元、丧葬费47772元（7962元/月×6个月）、医疗费53629.18元（医疗费共计98767.55元，农合报销51938.37元，剩余46829.18元，用血互助金6800元）、住院伙食费2000元（20天×100元/天）、鉴定费42500元（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鉴定费24500元、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费18000元）、交通费3000元（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来连交通费1000元、患者家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5033元（40825元÷365天×3人×15天，患者家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以上共计1091534.18元，原告按照70%的比例主张赔偿，被告应当赔偿原告764073.93元]。事实及理由：患者孙瑞贤（女，1960年11月19日生）于2019年9月25日以“间断肉眼血尿4月余，检查发现左肾占位、左侧腹膜后占位3周”为主诉病情入被告处住院治疗，并于2019年10月11日10:55行“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手术，当日19:30结束手术。患者术中大量出血，尽管术后多次输血，仍出现贫血、昏迷、休克、呼吸衰竭等症状，于10月14日20:09死亡。患者孙瑞贤死亡后，经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鉴定意见认定：孙瑞贤系在左肾癌并侵犯周围脂肪组织、淋巴组织转移的基础上，于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后，出现左侧腹后壁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在对患者孙瑞贤的医疗处置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原告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对于患者疾病的诊断医院没有过错。患者于2019年9月25日以间断肉眼血尿4月余，检查发现左肾占位、左腹膜后占位3周为主诉入院。CTU检查;左肾肿块，考虑恶性，透明细胞癌可能;腹膜后肿大淋巴结，考虑转移;左肾上腺显示欠佳，受侵不除外。胸部CT;右肺中叶小结节，良性可能大，左肺下叶索条灶;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略迂曲扩张;气管憩室可能。入院后行术前常规检查无手术禁忌，2019年10月11日于我院全麻下行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术后病理;癌，建议做免疫组化明确类型;侵犯肾周脂肪囊，累及肾窦脂肪及肾静脉，可见脉管内癌栓，未见确切神经侵犯，未侵犯肾盂，未累及肾上腺，输尿管断端及血管断端未见癌组织。肾门处淋巴结可见癌转移10/10.根据中国CUA、欧洲EAU、美国NCCN等指南肾癌局部晚期诊断明确，综上所述，对于患者疾病的诊断医院没有过错。第二，关于本次手术适应症及手术方式的把握上，医院并无过错。CTU检查;左肾肿块，考虑恶性，透明细胞癌可能;腹膜后肿大淋巴结，考虑转移;左肾上腺显示欠佳，受侵不除外;间断肉眼血尿4月余;没有远处转移证据;病人全身体能状态评估可。根据中国CUA、欧洲EAU、美国NCCN等指南，手术指证明确，故实行全麻下行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术。故对于手术适应症及手术方式的把握上，医院并无过错。第三，对于手术并发症的处理医院不存在过错。2019年10月11日于我院全麻下行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术前及术中均发现肾门淋巴结转移，术中探查淋巴结与腹主动脉黏连较重，腹腔镜手术困难故改为开放手术;切除肿块过程中因黏连原因损伤肠系膜上动脉，术中请普外科、心血管外科台上会诊，行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术中检查小肠血运良好，超声探查吻合口血流通畅;因肾动脉被肿块包绕、可暴露空间小，术中结扎线脱落，故缝合腹主动脉止血，测下肢动脉压良好;肿瘤与脾门血管黏连紧密，分离中有损伤，普外科意见;缺血脾脏可不切除等处理;术中仔细检查手术创面未见活动性出血;术中失血2200ml，输红细胞悬液1000ml、血浆670ml。对于并发症的处理及时得当，医院无过错。第四，医院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选择权，术前均针对手术效果及风险等充分尽到告知义务，这方面不存在过错。任何手术都存在相应的风险或并发症。我院术前签署手术同意书中提供了手术治疗及非手术治疗供患者及家属选择，并详细向原告及家属阐明了各种方式的利弊和风险。根据中国CUA、欧洲EAU、美国NCCN等指南，复杂肾癌根治手术常见并发症有术中出血、邻近脏器损伤、肿瘤残留;术后出血、感染、肿瘤复发转移等。手术医生均在术前详细向患者及家属重点讲解了相关风险及并发症，具体见手术同意书。绝没有任何误导之言论，患者及家属选择手术治疗完全取决于自愿并在同意书上签字，应承担相应风险。第五，对于患者术前准备、术中操作、术后诊疗过程医院不存在过错。根据中国CUA、欧洲EAU、美国NCCN等指南，患者术前均已完善了血液、影像学、心电图等必要的常规检查及药物准备等，并排除了手术禁忌症，术中严格按照手术规范进行操作，术后严密监测了血常规、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激素等血液指标，以及各项生命体征指标。2019年10月12日18;27分因血脉氧低、血压低，经充分治疗改善不明显转入ICU病房，此前输血、查血色素、腹部超声等未能明确腹腔大量失血，多科会诊考虑失血后、手术创伤、小肠缺血再灌注、ARDS等多因素所致。于ICU积极全院多专科大会诊，积极挽救生命等治疗，符合规范。但最终未能挽救生命。医院在术前、术中和术后诊疗中不存在过错。患者最终结果是因为病情复杂，恶性肿瘤发展相对较晚对周围脏器有侵犯，手术创伤大、术中并发症所致，并非为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当所致。关于本案的损害后果问题，对于晚期癌症病人医学上通常所做的是5年生存期统计，如果按三期癌计算，5年生存期对于本案的晚期癌症病人不会高于38%，如果是按四期癌计算，不高于11%。法院在确认患方相关损害的时候，完全按照正常健康人员的寿命来计算20年的死亡赔偿金，显然不符合疾病患者的真实情况。我方认为根据现有的医学统计，应当按照5年生存期来计算相关的死亡赔偿金。经审理查明，患者孙瑞贤，女，1960年11月19日出生。根据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6月16日出具的《社会关系证明》的内容，原告孙**系孙瑞贤长女、原告孙邈系孙瑞贤次女、原告孙建群系孙瑞贤长子，父亲孙国安、母亲王树勤、丈夫孙庆玲均已死亡。2019年9月25日，孙瑞贤因“间断肉眼血尿4月余，检查发现左肾占位、左侧腹膜后占位3周”至被告处入院治疗。2019年10月11日，被告对孙瑞贤施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术后返回病房。2019年10月12日，孙瑞贤转入ICU病房治疗。2019年10月14日，孙瑞贤死亡。孙瑞贤自2019年9月25日至2019年10月14日（共计20天）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发生医疗费98767.55元、用血互助金6800元，朝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孙瑞贤医疗费51938.37元。孙瑞贤自付医疗费46829.18及用血互助金6800元。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孙瑞贤死亡原因出具[2019]病鉴字第FA4388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孙瑞贤系在左肾癌并侵犯周围脂肪组织、淋巴结转移的基础上，于腹腔镜肠粘连松解、根治性左肾切除、淋巴结清扫、肠系膜上动脉搭桥术、恶性肿瘤特殊治疗后，出现左侧腹后壁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4500元。原告提供沈阳市嘉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车费发票证明其因该鉴定支付交通费100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选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接受委托，鉴定事项为：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向孙瑞贤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孙瑞贤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医疗行为在损害结果中的参与度。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20年11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被鉴定人孙瑞贤的诊疗行为存在过失；该过失诊疗行为与其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原告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18000元。被告申请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人出庭参加质询，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人韩某出庭参加质询。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住院病历、用药明细、医疗费票据、死亡证明、火化证、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鉴定意见书、社会关系证明、户口簿、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朝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凭证、鉴定费发票、交通费发票、被告提供的病历资料、本院调取的听证会视频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医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在诊疗和护理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孙瑞贤因左肾占位、左侧腹膜后占位在被告处进行手术治疗。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认为被告对被鉴定人孙瑞贤的诊疗行为存在过失，该过失诊疗行为与其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故本院酌定被告对因此产生的损害后果按照50%的比例承担责任。关于孙瑞贤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患者实际支付医疗费46829.18及用血互助金6800元，共计医疗费53629.18元。按照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被告应赔偿26814.59元（53629.18元×50%）。关于死亡赔偿金，虽然被告提出患者患有左肾占位、左侧腹膜后占位疾病，如果按三期癌计算，5年生存期对于晚期癌症病人不高于38%，如果是按四期癌计算不高于11%，但由于个体的特殊性，具体到特定患者，其生存期不能用生存率予以衡量和判断，被告主张按照5年赔偿死亡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该节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患者孙瑞贤的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患者死亡时未满60周岁，按照大连市上一年度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1880元计算，被告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18800元（41880元/年×20年×50%）。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大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7962元的标准计算合理，被告应赔偿原告丧葬费23886元（7962元/月×6个月×50%）。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患者自2019年9月25日至2019年10月14日实际住院20天，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被告应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20天×100元/天×5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患者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而被告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故本院酌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患者家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5033元（40825元/年÷365天×3人×15天×70%）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办理丧事而产生相关误工损失，故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因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而支付交通费1000元，该费用较高，本院酌情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该笔交通费350元。关于原告主张患者家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按70%比例要求被告支付21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笔费用实际发生金额，综合本案相关情况，本院酌情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800元。综上，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共计1150元。关于司法鉴定费，因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需通过鉴定才能明确，经鉴定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原告所做的两次鉴定均与本案相关，故被告应按其过错责任程度负担相应的鉴定费用，被告应赔偿原告鉴定费21250元（42500元×5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医疗费26814.59元；二、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三、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死亡赔偿金418800元；四、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丧葬费23886元；五、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鉴定费21250元；六、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交通费1150元；七、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八、驳回原告孙建、孙邈、孙建群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履行内容的条款，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40元（三原告已预交），由三原告共同负担3311元、由被告负担812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三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旖旎人民陪审员  刘 伟人民陪审员  任淑琴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