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72民初2590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何子龙，男，198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公民身份号码为362××××××××××××512。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龙，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群，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李芳，女，198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公民身份号码为360××××××××××××067。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系被告李芳的配偶，即本案被告之一。被告：张某1，男，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30××××××××××××657。第三人：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浦京工业园×栋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624。法定代表人：张某1。原告何子龙与被告李芳、张某1，第三人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李芳提起反诉，本院对被告李芳提起的反诉予以受理。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子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龙、叶志群，被告张某1（也为被告李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子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协助原告办理将其持有的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1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原告何子龙于2016年1月入职两被告开办的第三人开方公司，从业务员做到业务经理职务。在2018年6月，由于原告业务突出，为公司贡献大量业务，为留住人才，公司股东张某1和李芳夫妻决定吸收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于2018年6月2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李芳将其在开方公司所持有的10%的股份（认缴股本150万元，实缴股本60万元）作价零元转让给原告，合同第四条（中途退出）约定：1.鉴于受让方属于员工持股，该股权性质具有人身属性，因此各方确认，在公司没有上市之前，无论何子龙因何种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必须转让给股东张某1。公司股东李芳、张某1均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第三人盖章确认。双方已经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现因张某1、李芳夫妻控制公司、出资不实、未如实披露公司实际情况和责任、隐瞒诉讼风险、侵占及挪用公司巨额资产、排挤股东，并于2020年9月1日将原告辞退，并一直拖欠原告工资、提成和补偿金。现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应该立即协助原告办理将其受让的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张某1的工商变更手续，但被告迟迟不予履行。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针对原告何子龙的本诉，被告张某1、李芳及第三人开方公司辩称，一、何子龙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真实，李芳与何子龙双方之间关于开方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应以李芳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为准。关于李芳与何子龙之间就开方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何子龙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2日）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李芳与何子龙双方经最终协商一致后，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何子龙以146.4397万元的价格受让李芳所持有的开方公司1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即2019年1月26日前）一次性支付。《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于签订当日获得了开方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并经开方公司股东会决议（被告提交证据一）表决通过。股东会决议对于李芳与何子龙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以及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记载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完全一致，且股东会决议有开方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盖章），何子龙自己也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再次确认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46.4397万元。退一步而言，即便假设《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何子龙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也明确约定：“双方可以书面的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进行变更……若补充协议的内容互相矛盾或与本协议矛盾的，以在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双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时间（2019年1月16日）在后，且《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已经对《股权转让协议》包括股权对价、双方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进行实质变更，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也没有任何关于何子龙退股时需由张某1受让股权的约定，且该股权转让的合同相对方也仅为李芳与何子龙，并不能约束张某1个人。故双方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权利义务等约定应当以《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为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作废无效。况且，《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也仅为李芳及何子龙，张某1并没有以个人名义列为该协议一方或以个人名义确认该协议，何子龙不能依此要求张某1受让其股权，且该协议的股权转让事宜及私下约定特定情形将股权转让给张某1的事宜也未得到股东会决议同意，不符合法律规定，侵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才是李芳与何子龙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真实、最终的意思表示，何子龙在起诉状中称其受让李芳案涉股权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0元且要求张某1受让其股权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何子龙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李芳支付股权转让款。二、李芳已经完整、忠实地履行了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全部协议义务，原告是开方公司的登记股东并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李芳提交的证据《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及《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在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当日，开方公司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章程明确记载何子龙是开方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金额为150万元；其后公司代表于2019年1月24日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并于2019年2月22日获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何子龙的股东身份已经过工商登记确认并对外公示。同时，根据李芳提交的证据《2020年5月6日公章收据》、《2020年5月7日财务章收据》、《2020年6月8日通知》可以证明，何子龙作为开方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在案涉股权转让完成后，已经实际参与到开方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享受了表决权、知情权、分红权等各项股东权利，甚至曾经直接保管并把控着公司的公章、财务章、银行网银、U盾等重要印鉴及资产。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李芳已配合何子龙完成了包括股东及章程变更登记等全部手续，完整、忠实地履行了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全部协议义务，不存在违约，何子龙也充分享受到协议约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其应当忠实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三、何子龙声称的股权“人身属性”并不属实，更不符合法律及开方公司章程规定，其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如上文所述，在案涉股权转让完成后，何子龙的股东身份已经过工商登记确认并对外公示，法律并未要求公司股东必须要在公司任职，何子龙作为开方公司的登记股东，其股东资格并不受其是否在开方公司任职的影响。同时，根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第二条第2、3款的约定：“甲方（李芳）转让其股权后，其在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随股份转让而转由乙方（何子龙）享有与承担”，“乙方承认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以及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成为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此外，开方公司章程对何子龙的股东权利也并无“人身属性”等方面的任何特别限制，其股东权利和义务与开方公司其他股东一致，无论何子龙是否在公司任职，其作为股东也仍然享有开方公司股东权利，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现何子龙利用一份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意图不履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其对李芳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又主张由张某1回购股权，以规避何子龙自身股东责任，对其他公司股东极不公平，也极有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何子龙虚假陈述、恶意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应予训诫、罚款。因此，何子龙所声称的股权“人身属性”并不属实，更不符合法律及开方公司章程规定，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何子龙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同时，原告何子龙逾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被告李芳造成严重损失，请法院依法支持被告李芳的反诉请求，判令原告何子龙立即向被告李芳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李芳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支付拖欠被告李芳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464397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1464397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464397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暂计至2021年2月10日为123983.33元）；上述反诉请求的标的额暂共计1588380.33元；2.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关于被告李芳与原告之间就开方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被告李芳与原告双方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该协议才是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真实、最终的意思表示，且获得了开方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并经过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根据该《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约定，原告以1464397元的价格受让被告李芳所持有的开方公司1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即2019年1月26日前）一次性支付。《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签订后，被告李芳已配合原告完成了包括股东变更登记等全部手续，完整、忠实地履行了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全部协议义务。原告也已经成为开方公司的登记股东，实际参与到开方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享受了表决权、知情权、分红权等各项股东权利。然而，经被告李芳多次催告，原告至今仍未按协议约定向被告李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464397元。综上所述，原告逾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被告李芳造成严重损失，应立即向被告李芳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李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反诉，恳请法院依法判如所请。针对被告李芳的反诉，原告何子龙辩称，李芳的反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根据双方于2018年6月22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案涉股权转让款为0元，原告无需向李芳支付任何款项。一、何子龙与李芳、第三人开方公司于2018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应受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该份协议不论从拟转让股权的详细情况、目标公司即第三方开方公司的具体情况还是从实际股权转让交易具体约定来说，均贴合双方的实际情况；同时其中的转让价格、股权激励性质的条款约定以及何子龙与第三人开方公司的劳动关系等均能体现出涉案股权转让存在人身属性以及员工股权激励性质，也与客观实际相符；二、双方即协议各方于2018年6月22日在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了两份协议的效力冲突问题：在后签订的协议仅用于工商备案，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即2018年6月22日所签订的为准。三、何子龙与李芳双方虽然于2019年1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出资协议》，但是该协议所适用的均是格式条款，无任何其他特别约定，从常理来讲，更加能印证反诉被告所主张的：该《协议》仅用于工商备案需要，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股权转让款能够从0元直接提升至146万元之多。四、李芳辩称：在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是对2018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或补充，不符合客观事实。2018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当事人包括两被告以及第三人开方公司，在该协议中第三条第2、4款明确约定：2019年1月办理股权变更的过户手续，同时也明确约定“双方应工商登记机关要求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仅供登记之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为准”。这也与李芳所提交的2019年1月所签订的《股权出资转让协议》互相印证，同时本案各当事人已经就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明确的区分和确认。故李芳辩称在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是对在先签订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属于偷换概念，虽然2018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了协议变更或补充的效力问题，但是同样也限定了前提“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仅对于本协议无约定的，协议双方才可以进行书面的补充或变更，而针对两份股权效力的冲突问题，协议双方已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补充或变更的前提。五、在本案中，根据何子龙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推断出：李芳在2018年6月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即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了公司的运营管理，且其他股东也对此是知情的；2019年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然李芳也不会等到何子龙主动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才提起反诉要求支付股权转让金额。针对被告李芳的反诉，被告张某1及第三人开方公司陈述：1.2018年6月协议是变更了很多次的，没有完全确定。而该协议有一条非常明确协议写出后期有补充协议，以后期、补充协议有效。所以2019年2月签订的协议是最新的、最真实的表达。2.2019年1月协议的转让金额是李芳的实缴金额，工商登记可查到。关于追讨问题，因同事关系，天天在一起，所以都是口头追讨，没必要发文件或者发信息。在2019年1月同时也签订了股东会决议，是所有股东所确认的，而2018年的协议当时只是临时商讨中的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原告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人事变动通知以及邮件截图、仲裁裁决书、通知、快递底单以及快递物流详情、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股权转让协议（格式版本）、企业信息，被告李芳提交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收据两份及通知、实缴资金数额网上打印件。被告张某1及第三人开方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第三人开方公司的登记情况及现状。（一）开方公司系于2011年4月2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表表人为本案被告之一张某1，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何子龙、张某1、付蒋志、黄密、深圳市开方德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开方企业”）。其中：张某1以货币出资550万元，总认缴出资550万元；付蒋志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总认缴出资150万元；黄密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总认缴出资150万元；深圳开发企业以货币出资500万元，总认缴出资500万元；何子龙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总认缴出资150万元；前述出资均在2036年12月31日前缴足。前述股东曾于2019年2月22日进行变更，变更前的股东为李芳、张某1、付蒋志、黄密、深圳开方企业。（二）关于第三人开方公司的现状，两被告主张为从2020年8月份开始暂停运营，原因系开方公司的账户被原告申请冻结，员工工资未支付，且目前有大约70个诉讼在诉中；对于两被告前述陈述，原告不予确认，并称：1.开发公司已经由张某1完全进行掌控并经营，虽然有诉讼，但并未进行关闭和清算；2.开发公司不仅未停业，反而在此期间在深圳开设了分公司继续经营，另行开设了账户，收取公司款项。二、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2018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李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80622协议”），约定：第一条：目标公司为第三人开方公司。李芳拟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10%股权（认缴股本150万元，实缴股本60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按该协议的约定受让前述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第三条：1.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受让方享有股东权利、分红等；2.鉴于公司重大变更对外部客户的影响，经协定于2019年1月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过户手续，各方应当全力配合出具相关法律手续，确保股权过户变更的顺利进行；……4.为了简化办理手续，双方应工商机关要求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仅供登记之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为准。第四条：中途退出：1.鉴于原告属于员工持股，该股权性质具有人身属性，因此协议各方确认，在公司没有上市之前，无论原告因何种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必须转让给股东张某1。第四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可以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进行变更，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补充协议的内容相互矛盾或与本协议矛盾的，以在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双方还对其他内容进行约定。于该协议的落款处有原告与被告李芳的签名，并加盖第三方开方公司的印章及张某1的签名。2019年1月16日，原告与李芳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以下简称“20190116协议”），约定：第一条：1.李芳同意将所持有的开方公司10%股权共15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46.4397万元转给原告，原告同意按此价格购买李芳的上述股权；2.原告同意在合同签订十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李芳所转让的股权。双方还对其他内容进行约定。该协议的落款处有原告与李芳的签名，并加盖开方公司的盖章。同日，开方公司的原股东付蒋志、李芳、黄岳、张某1及新增股东何子龙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1.同意变更公司股东为付蒋志、黄密、张某1、深圳开方企业、何子龙；2.同意李芳将所持有的第三人开方公司10%股权共150万出资额，以146.4397万元转让给何子龙，并批准李芳与何子龙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4.同意选举何子龙为公司董事，免去李芳公司董事的职务；5.同意重新订立公司的新章程，旧章程自新章程订立之日起作废。双方还对其他内容进行约定。2020年5月6日，原告收取开方公司的公章一枚。2020年5月7日，原告收取开方公司的财务章一枚。2020年10月20日，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大朗仲裁庭作出东劳人仲院大朗庭字[2020]10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在裁决书生效后五天内由开方公司向何子龙一次性支付如下款项：1.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工资22400元；2.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6000元；以上合计78400元。该裁决书中认定系开方公司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2020年11月23日，原告向被告李芳及张某1发出通知，称张某1、李芳及开方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将原告辞退，并一直拖欠原告工资、提成和补偿金，原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张某1、李芳及开方公司在收到通知3天内协助原告办理将原告受让的开方公司10%股权转让给张某1的工商变更手续。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原告于本案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的如下四份证据：消费记录、股权转让税费支付记录、银行流水及企业信息，因前述证据并非于本案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的规定，本院对原告前述于庭后提交的四份证据均不予采纳。于本案庭审中，两被告确认第三人尚未上市。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案涉协议发生时间为2018年及2019年，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应以哪一份合同为准；2018年6月22日出具的协议是否已生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协议内容来看，20180622协议对新增股东的股东资格取得、取得红利、债权债务等全部事项作了明确约定，并确认“为了简化办理手续，双方应工商机关要求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仅供登记之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为准”。20190116协议主要涉及股权转让比例及价格，内容较为简单，且没有对第三人变更股东登记时间等重要内容进行约定。结合开方公司全体股东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关于“并批准李芳与何子龙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决议内容，本院认为20180622协议更符合原、被告针对股权转让事项所进行的约定。其次，从协议履行情况来看，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一直没有向李芳支付款项，并且双方也已于2019年2月22日变更完毕股东登记手续，将第三人的股东由李芳变更为何子龙，该履行情况与20180622协议更为符合。最后，从常理来看，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间隔不足七个月，而股权转让价格从0元变更为146.4397万元，相差悬殊，被告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认定20180622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就案涉股权的转让事宜，应以20180622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根据20180622协议关于“转让价格为0元”及“在公司没有上市之前，无论原告因何种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必须转让给股东张某1”的约定，现开方公司与原告已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前述约定，原告持有开方公司的股权应转让给被告张某1，并且原告与被告李芳的转让价格为0元，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李芳股权款146.4397万元。据此，本院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将其持有开方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1的工商变更手续的主张予以支持；对被告李芳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146.4397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李芳、张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协助原告何子龙办理将何子龙持有第三人东莞市开方实业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1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被告李芳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反诉受理费9548元（被告李芳已预交），由被告张某1及李芳承担50元，被告李芳承担95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巧勤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朱诗怡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