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2民再21号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秦克强，男，1967年8月19日出生，包头市标致科技称重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平，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范书军，男，1967年5月11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琴，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包头市标致科技称重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克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丁兆瑛，男，1967年6月18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琴，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智平，男，1973年11月6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原审第三人：王宪文，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原审第三人：刘华，男，1944年11月12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再审申请人秦克强因与被申请人范书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民终2964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内民申132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秦克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平、被申请人范书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琴，原审第三人丁兆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琴，原审第三人袁智平、王宪文、刘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包头市标致科技称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克强再审请求，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范书军以15万元价款将其持有的标致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申请人秦克强，一审判决以收条时间在股东会议纪要前为由不支持申请人的意见是错误的。(2006）包九原民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第二页第二段第六行原告诉称中记载，“同时，《股东会纪要》明确了原告丁兆瑛于2005年2月开始转让股金，原告范书军于2005年5月底开始转让股金，由第三人秦克强在2005年6月底宣布2005年2月底、2005年5月底以前的资产总报表，在下次股东会上确定解决方案。”该裁定书第二页第四段经查明部分表述，“原告范书军、丁兆瑛分别于2005年3月和5月要求转让股份，并分别收到第三人秦克强股份转让金15万元，200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范书军、丁兆瑛、袁智平与第三人秦克强、王宪文就五人间的股份比例进行了确认，同时声明：该比例的截止日期为丁兆瑛2005年2月底、范书军2005年5月底，从以上日期丁兆瑛、范书军开始转让股金。2005年6月底由秦克强宣布2005年2月底和5月底以前的资产总报表，下次股东会确定解决方案。”以上被申请人范书军为原告时的自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应当成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据此可以认定，被申请人的股份在2005年5月底就以15万元转让给申请人秦克强，其分红收益权截止2005年5月底。2005年6月27日股东会纪要议题明确是“明确1994年-2005年之间总资产及股份比例”，其中涉及股份增减中未提到上诉人的15万元股权转让金对股份增减的任何影响。并且明确股份截止日期：丁兆瑛2005年2月底、范书军2005年5月底，从以上日期丁兆瑛、范书军开始转让股金。要求下次会议宣布的也是相对应的2005年2月底和5月底以前的资产总报表。足以说明公司以后的经营状况与丁兆瑛、范书军无关。2005年5月19日范书军书写收条，“今收到秦克强转让股金110000元，截止2005年5月1日后标致公司发生业务与本人无经济关系（分红）”。以上说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经完成股权转让，2005年5月1日以后标致公司的经营活动与范书军没有任何关系。由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认为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份比例及出资是错误的，申请人又兼标致公司执行董事，所以不需要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标致公司认可就行。被申请人范书军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1、2013年5月7日，包头中院（2013）包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丁兆瑛、范书军为标致公司股东。此裁定获得了全体股东认可。2、2005年5月初，在标致办公室，秦克强提供了一份净资产约1100万的财务报表，并让全体股东（不含刘华）在该财务报表上签了字。并说以后会给每位股东提供一份。但至今再未提供这份经全体股东签字的报表。3、2005年6月27日，在标致办公楼召开了由秦克强、丁兆瑛、范书军、袁智平、王宪文参加的股东会，会上对以上5人在标致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了分配。最终确定了5个人的持股比例：秦克强37.72%；丁兆瑛20.02%;范书军23.1%；袁智平9.16%；王宪文10%。会上并约定，根据所有股东（不含刘华）都签字的净资产约1100万的财务报表，最终计算出每个股东的股份金额后，再制定具体的股份转让方案。4、2005年11月25日，由公司4名股东共同提议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程序均按公司法程序进行，期间当事人律师及青山区公证处工作人员列席参加了股东大会。作为执行董事的秦克强无故不参加此次股东大会。秦克强于2004年4月18日、2005年5月19日前分别付给丁兆瑛、范书军各15万，股东会最后明确二人在标致公司的股份比例确定日期是6月27日，时间节点上秦克强的主张就不成立。即使转让股份也是丁兆瑛从2005年3月1日，范书军从2005年6月1日开始。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也得在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并在工商局办理了相关手续后方能生效。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范书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定范书军占标致公司注册资本23.10%的股权比例；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标致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标致公司于2000年3月7日设立，200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6月27日，范书军与第三人秦克强、丁兆瑛、袁智平、王宪文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纪要，对各自在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了确认，其中王宪文占总股份10%，丁兆瑛占总股份20.02%，秦克强占总股份37.72%，范书军占总股份23.1%，袁智平占总股份9.16%。该纪要还记录了丁兆瑛、范书军分别于2005年2月底、5月底转让股金。2005年6月底由秦克强宣布2005年2月底和2005年5月底以前的资产总报表，下次股东会确定解决方案等事项。2005年11月25日，标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确认的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与2005年6月27日相同。该股东大会第三人秦克强未参加。2017年5月23日刘华起诉标致公司要求确认其在公司的股权，该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内0207民初837号民事判决，确认刘华在标志公司的出资额为157,500元，股权比例为31.50%。范书军等人提出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内02民终1034号民事判决，结论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秦克强提供了2005年5月19日由范书军出具的收条两份，内容为：“今收到秦克强现金肆万元（准备以本人名义入磁选公司，如入不进，算本人转让标致股金）”。另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秦克强转让股金11万元（截止2005年5月1日后标致公司发生业务与本人无经济关系（分红））。另查明，标致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一直未变更。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范书军在标致公司所占股份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参加2005年6月27日股东会议的全体股东对该会议确认的各自的股份比例均无异议，该会议不违反有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对此予以确认。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确认的各股东的股权比例与以上会议一致。2019年6月3日刘华在标致公司的股份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31.5%，现标致公司在设立后未变更注册资本，故范书军所占公司股权比例应扣除刘华所占的31.5%后进行折算，即范书军所占的股份比例应为15.82%｛23.1%×（50－15.75）÷50｝。秦克强只提供两份范书军的收条且该收条的时间在2005年6月27日前，并不能证明范书军已将其占有的股份转让，其辩解该院未予采信。综上所述，范书军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刘华所占的股权比例后进行折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范书军在被告包头市标致科技称重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5.82%。案件受理费2,610元，减半收取1,305元，由被告包头市标致科技称重有限责任公司负担。秦克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范书军2005年5月底是否还享有标致公司股权以及股权比例。对此分析如下：秦克强主张其与范书军转让全部股权的行为已经完成，范书军从2005年5月底后不再是标致公司股东。对此，本院认为，2005年6月27日的股东会纪要载明，范书军仍是标致公司股东，其股权比例为23.10%。结合会议纪要中关于“2005年6月底由秦克强宣布2005年2月底和2005年5月底以前的资产总报表。下次股东会确定解决方案”的内容可知，此次会议对于范书军股权转让的部分事宜仍需通过下次股东会进行解决，秦克强主张标致公司在2005年6月底按照股东会纪要的内容召开了股东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本院认定范书军的股份为23.10%。此外，范书军给秦克强出具的收到股权转让金的收条发生于2005年5月19日，即收条的出具时间形成于股东会议纪要之前，因此，不足以认定范书军与秦克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上诉人上诉所称（2006）包九原民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明的事实，仅是针对2005年6月27日的股东会纪要内容的描述，且该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标致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和出资有误、实际出资及案外人刘华的出资比例不明确、范书军和丁兆瑛与秦克强之间的股权转让完成情况不确定”，因此，该裁定书不足以作为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完成的依据。秦克强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0元，由上诉人秦克强负担。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庭审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经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审查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就本案争议的焦点审查分析如下：范书军2005年5月底是否还享有标致公司股权以及股权比例。有证据能够证实，被申请人范书军确实与秦克强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且被申请人范书军收到了秦克强部分股权转让金共计150000元，但不能因此认定范书军丧失了公司股东资格及不能否定其在标致公司应有的股份。2005年6月27日的股东会纪要明确载明，范书军仍是标致公司股东，其股权比例为23.1%，范书军给秦克强出具的收到股权转让金的收条发生于2005年5月19日，即收条的出具时间形成于股东会议纪要之前；另，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3）包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裁定书里亦载明，被上诉人标致公司及秦克强认可范书军为公司股东，其他股东对此亦不持异议，该裁定书确认了范书军为公司的股东身份；且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名册中，范书军依然为公司股东，并未变更。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范书军与秦克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全部完成。申请人所称（2006）包九原民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明的事实，经审查，该裁定仅是针对2005年6月27日的股东会纪要内容的描述，且该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标致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和出资有误、实际出资及案外人刘华的出资比例不明确、范书军和丁兆瑛与秦克强之间的股权转让完成情况不确定”，因此，该裁定书不足以作为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完成的依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秦克强的再审请求和理由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民终296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韩 楚审判员 张 宽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邵 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