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81民再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珍。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艳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玲。上诉人陈伟因与被上诉人王超、李雅珍、付艳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九三人民法院（2020）黑8110民再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涉及个人隐私，于同年4月6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远，被上诉人王超、李雅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勇，被上诉人付艳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上诉请求：1.撤销九三人民法院（2020）黑8110民再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借款6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王超经营的福寿堂药店租赁柜台期间，因药店经营需要，2005年至2010年期间被上诉人王超多次向上诉人借款，并指示被上诉人付艳辉代为办理，借款用于药店经营。期间也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至2010年10月6日欠条欠款138万元，款项分为68万元借款及70万元药款、借款及药款用于药店经营。欠款人位置加盖福寿堂药店公章、王超名章、付艳辉签名，并由付艳辉标注了王超、付艳辉的身份证号。后发现结算时遗漏了一笔10万元，2010年10月10日重新出具欠条载明欠款148万元，款项分为68万元借款及80万药款，除了没有写付艳辉身份证号，其他内容相同。2011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付艳辉给上诉人出具了68万元，认可从2005年5月1日至2010年8月10日从上诉人处陆续借款68万元，用于药店资金周转。借款人位置加盖福寿堂药店财务专用章、公章、王超名章、付艳辉签名。根据工商、税务登记和药店经营许可证，九三局直福寿堂药店（现已注销、期间曾用名九三局福寿堂药店，更换过公章，上诉人已提供证据）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被告王超系经营者（负责人），其外甥女付艳辉是质量负责人、医保联系人，付艳辉的职员身份确定无疑，王超应当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王超2011年11月2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我自2004年10月1日将农垦九三局直福寿堂药店委托付艳辉全权管理，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承担。”王超又将药店委托付艳辉经营管理，王超及其药店更应对付艳辉的借款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再有，被上诉人王超将药店公章、财务专用章交给被上诉人付艳辉，该行为属于授权代理，进一步证明王超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故王超未在借据《欠条》上亲笔签名，不影响认定借款事实。被上诉人付艳辉分别在多张欠条及借条上的欠款人位置签名并按指纹，并注明自己的身份证号，当然为借款人。被上诉人付艳辉仅是药店的打工人员，本身没有借款需求，以其收入和资产，上诉人不可能向一名明显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出借如此大额借款，由此印证共同借款人为药店即王超。综上，王超与付艳辉为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审判决不仅没有判决王超、李雅珍承担责任，还判决付艳辉不承担责任，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原审付艳辉已自认借款（详见农垦中院（2019）黑81民终257号民事判决书p5），原一、二审判决付艳辉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则认为应当由王超、李雅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不服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即付艳辉认可原审事实及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再审竟然判决付艳辉不承担责任，违反诚信诉讼禁止反言规则，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条“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欠款规定”。一审不予认定的应当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一审法院在赤裸裸的偏袒被上诉人，明目张胆地枉法裁判。一审判决没有详细论述对双方证据的认证情况，只是笼统地以对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不具关联性等为由不予采纳，违反证据规定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特别是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是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能够证明付艳辉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陆续向上诉人偿还借款35100元。在原一审判决（2018）黑8104民初581号判决已认定的情况下（详见581号判决p4），本次却不予认定，当事人不讲诚信罢了，一审法院竟然也不讲诚信，让人汗颜。对于一审法院原审中调查的石桂先证言竟然也不采信，还以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采纳。石桂先是付艳辉的前婆婆，与付艳辉有利害关系，与上诉人没有关系，石桂先与付艳辉双方的婆媳关系注定其证言有利于付艳辉，而不有利于上诉人，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毫无道理。前已述及，因借款发生于上诉人租赁药店柜台期间，且时间跨度从2005年至2010年，借款多次多笔，并非一次性或几次大额给付，因此，上诉人记不清借款的所有细节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而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源自药店返还给上诉人的药款，除了2010年8月9日上诉人因在外地鸡西市虎林市，就向付艳辉银行卡存款2万元外，其余均是现金给付。上诉人已经合理解释了借款来源、交付方式，付艳辉多次出具的借据（欠款）、证明等均可证实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款项已经交付，否则为何被上诉人反反复复多次给上诉人出具借款凭证呢？另外，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又进一步强化了借款事实。《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登记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根据工商、税务登记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福寿堂药店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王超系经营者（负责人）。福寿堂是药店的字号，其公章、财务章、名章代表的是药店，无论王超是否签名，药店经营者王超均应当对药店借款承担责任。所以，借款（欠据）就是双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证明，也是借款已经交付的证明，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达到偏袒被上诉人之目的，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付艳辉系药店工作人员，有委托书可以证实付艳辉受委托管理药店的事实，一审判决不认定显然是在回避案件主要事实，掩盖本判决错误。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公章等印鉴不能代表经营者，民间借贷案件只要不能证明借款亲自交到上诉人手中借贷关系就不成立。可谓荒诞可笑，因为公章可以随便盖而不用承担责任，只有银行转账的民间借贷才能保护，现金交付的借贷统统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有意偏袒被上诉人，帮助被上诉人逃避债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上诉人提起上诉，望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上诉人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当时其给福寿堂药店的钱来源于其在该药店租赁柜台卖药的钱每次都没有如数返还给其，直接借给药店了。借条都是以药店的形式出具的，加盖药店的公章及王超本人的名章和财务专用章，所以2005年5月1日至2010年8月10日陆续累计借款68万元。2011年10月14日药店出具的借条68万元的公章和原欠条的公章多了一个“直”字，后付艳辉给其出示了公章更换说明。被上诉人王超、李雅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书面答辩称，一、陈伟对其与王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陈伟的主要证据是《欠条》、《借据》，均无王超、李雅珍本人的亲笔签名，证明不了王超、李雅珍与陈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陈伟的资金来源、款项交付的方式；也没有证据证明王超收到了陈伟的借款。陈伟主张借贷关系既不具有事实基础，更不符合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的规定。二、陈伟始终在混淆个体工商户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责任。一方面，陈伟承认福寿堂药店的经营形式是个体工商户，一方面却认为该药店的章为“公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个体工商户虽然可以起字号，但其并非法人，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权，不享有民事权利，不承担民事义务。个体工商户的权利、义务均由经营业主承担。因此，药店的章不具有法律意义上公司法人公章的性质，即使加盖了药店的章也对王超不发生法律效力。更何况，陈伟对加盖药店章的过程不能自圆其说。三、陈伟的主张不符合常理。陈伟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曾见过王超几次，却没有要求王超补签借条，这种做法不符合常理，如果是王超借钱，在前面的钱没有还的情况下，后面接着再借钱，并历时5年，王超作为一个和陈伟只有几面之缘之人，陈伟凭什么相信王超，更不符合常理的是，明明是王超借钱，却由付艳辉来打借条，并由付艳辉来还款，这种事闻所未闻。尤其是在（2020）黑8110民再2号中，陈伟说王超在药店为付艳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当时，王超、付艳辉和陈伟都在场。王超本人没有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仍然是加盖药店的章和王超的名章，该说法荒诞至极。本人在场，不补签积欠5年多的借条，却出一个《授权委托书》来证明存在借贷关系，该委托书总共两三行字，本人在场，不用手写却要花钱打印并盖章，该说法无可信度。该委托书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四、陈伟主张付艳辉是王超的职员，付艳辉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有证据证明付艳辉受雇于王超，没有证据证明王超向付艳辉支付劳动报酬并缴纳社会保险，更无证据证明王超与付艳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五、陈伟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原审中，陈伟对付艳辉前婆婆石桂先的调查笔录作为证据提交，该调查笔录程序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石桂先与付艳辉、陈伟均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另外，陈伟在原审提交的欠条和借条以及其他证据中，出现了两枚福寿堂药店的章，一枚是“九三局福寿堂药店”，另一枚则是“九三局直福寿堂药店”，而王超的名章也是两个版本。对该问题陈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六、陈伟上诉的事实和理由自相矛盾。陈伟上诉称“被上诉人付艳辉仅是药店的打工人员，本身没有借款要求，以其收入和资产，上诉人不可能向一名明显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出借如此大额借款”，由此印证共同借款人为药店即王超。而上诉状中载明“能够证明付艳辉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陆续向上诉人偿还借款35100元”，该两段表述自相矛盾。至于付艳辉和陈伟是什么关系，原审庭审中，付艳辉均已明确陈述，原审已经查明。综合全案证据，陈伟关于其与王超、李雅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除了一张3万元的转账凭证其本人明确说明与本案无关之外，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原审提供的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何况新证据也证明不了陈伟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伟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败诉的后果。前述观点是被上诉人王超的主要观点。对李雅珍而言，没有借款，当然不需要还款，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有严苛的标准和条件。付艳辉书面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伟无论是在上诉状中载明的“事实”，还是庭审中陈述的“事实”均不属实，上诉人陈伟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通过四次庭审及付艳辉当庭自述，上诉人陈伟与被上诉人付艳辉关系非同一般。“欠条”、“借条”的形成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付艳辉受陈伟蒙蔽、欺骗，为帮助陈伟圆谎所出具。付艳辉在原一审中之所以承认与陈伟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披露事实，是因为付艳辉前男友在场旁听，不便阐述真相。被上诉人付艳辉与陈伟于2004年未在福寿堂药店相识，二人相处非常融洽。陈伟与付艳辉母亲及其前婆婆一家像亲人一般相称相处。原审庭审中，付艳辉当庭陈述与陈伟的隐情，当时陈伟并未反驳，低头默认。庭审查明，陈伟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关于借贷关系成立的条件，退一步即使“借贷”关系存在，该“欠款”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并且付艳辉不是借款人。陈伟不能证明，付艳辉具有与王超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付艳辉并非担保人或保证人，陈伟主张付艳辉与王超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王超、李雅珍、付艳辉返还借款6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福寿堂药店成立于2003年5月30日，登记的经营者是王超,福寿堂药店是九三局直医保定点药店。2004年10月份左右，原告陈伟开始在福寿堂药店租赁柜台卖药，其卖药款通过福寿堂药店结算。2010年10月6日被告付艳辉给原告陈伟出具一份欠条，欠陈伟药款700000元、借款680000元，欠条上盖有福寿堂药店的公章和王超名章。2010年10月10日被告付艳辉给原告陈伟出具一份欠条，欠陈伟药款800000元、借款680000元，欠条上盖有福寿堂药店的公章和王超名章。2011年10月14日，被告付艳辉给原告陈伟出具了一份欠陈伟借款680000元的借条，借条上盖有福寿堂药店的公章和王超名章。同时查明，2010年10月6日欠条、2010年10月10日欠条、2011年10月14日借条上福寿堂药店公章及王超名章不是王超加盖。被告王超与被告李雅珍为夫妻关系，被告付艳辉为李雅珍的外甥女。福寿堂药店于2017年6月6日注销。原再审法院认为，原告陈伟主张借款人为被告王超，并要求王超偿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原告陈伟主张与被告王超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陈伟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伟提交的《欠条》和《借条》只有付艳辉签字并没有王超签字，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与王超成立了借款合同，也没有向王超提供借款的证据。故陈伟主张与王超之间成立借款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要求付艳辉与王超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理由不能成立。陈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王超、李雅珍、付艳辉返还借款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伟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陈伟二审庭审中，陈伟举示福寿堂药店的药品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该企业负责人是王超，质量负责人是李雅珍；王超与李雅珍夫妻家庭经营福寿堂药店。王超、李雅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是主张王超是否有借贷关系，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与福寿堂药店的经营形式无关。付艳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且该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认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诉争的68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否是被上诉人原福寿堂药店的经营者王超、被上诉人李雅珍作为王超的妻子，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上诉人付艳辉作为出具案涉借款借据的行为人，是否应承担案涉借款的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陈伟在原审主张借款人为被告王超，并要求王超及李亚珍夫妻共同偿还借款责任。被上诉人付艳辉在案涉借款借据处签字，也应与王超、李雅珍二人承担案涉借款的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陈伟主张与被上诉人王超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陈伟首先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伟提交的《欠条》和《借条》只有付艳辉签字，并没有王超签字，陈伟既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与王超成立了借款合同，也没有向王超提供借款的相关证据。故陈伟主张与王超之间成立借款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虽然陈伟提供的2010年10月6日欠条、2010年10月10日欠条、2011年10月14日借条上均加盖了福寿堂药店公章及王超名章，但被上诉人否认向陈伟借款，同时原审及一审再审均查明，案涉借条上福寿堂药店公章及王超名章不是王超加盖。陈伟在原审起诉状载明案涉借款的起止时间为2005年至2010年，系多笔借款，期间长达六年之久，王超均未在任何一张欠条及借条上签过名，因此，陈伟主张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王超的上诉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亦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再次，陈伟上诉称“被上诉人付艳辉仅是药店的打工人员，本身没有借款要求，以其收入和资产，上诉人不可能向一名明显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出借如此大额借款”，意在印证借款人为药店即经营者王超。而本案中，陈伟提供的欠条、借据均为付艳辉给其出具的，这是付艳辉在原审庭审笔录中均认可的事实，付艳辉仅否认上述欠条、借据上加盖的福寿堂药店的公章和王超的名章非其本人加盖，且陈伟在上诉状中载明“能够证明付艳辉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陆续向上诉人偿还借款35100元”，陈伟作为一个完全能力的行为人，既然在借款发生前已经预见到风险，为何还要付艳辉给其出具欠条、借据，而非王超本人亲笔书写出具，还款35100元的行为人是付艳辉而非王超，陈伟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故陈伟主张与王超之间成立借款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在一审再审庭审中，陈伟坚持原审诉讼请求，该请求与一审再审查明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一致，在陈伟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再审将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一审再审法庭辩论的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后，依据查明的本案事实，作出驳回陈伟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综上，上诉人陈伟主张与被上诉人王超之间成立借款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主张要求付艳辉与王超、李雅珍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陈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魁审判员 刘红丽审判员 苏 倡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鑫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