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2民终8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妹，女，汉族，1969年2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四川慧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海外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滨江大道29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736553687A。法定代表人：张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乾森，男，苗族，1992年12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国勇，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古蔺县丹桂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丹桂镇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4240083776972。法定代表人：丁瑞赞。上诉人李春妹与被上诉人中海外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建司）、何国勇，古蔺县丹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丹桂镇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5民初5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春妹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海外建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春妹与案外人赵登程向中海外建司支付保证金的事实以及何国勇与中海外建司签订承包协议的事实，中海外建司虽然辩称“该款并非收取李春妹的保证金，而是收取何国勇的工程质保金”，但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印证，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事实。其二，一审法院认定李春妹代何国勇缴纳工程质保金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案涉工程保证金系李春妹与案外人赵登程共同缴纳，一审庭审已确认李春妹转款在前，中海外建司与何国勇协议签订在后。如果认定李春妹代为缴纳保证金是源于李春妹的丈夫作为担保人在中海外建司与何国勇签订的协议中签字，那么案外人赵登程又为什么代何国勇缴纳保证金？同时从赵登程案查明的业主方返还何国勇的保证金金额也能够印证李春妹向中海外建司汇入的保证金与何国勇无关。故，一审判决认定李春妹支付的保证金系代何国勇支付的工程质保金没有事实依据。其三，在李春妹向中海外建司转入保证金后，双方并未就案涉工程达成承包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中海外建司收取李春妹的保证金已失去了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依法返还。综上所述，请求支持李春妹的上诉请求。中海外建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登程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李春妹的上诉请求。何国勇、丹桂镇政府二审未出庭，也没提交书面意见。李春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海外建司向李春妹返还保证金共计360000元；2.判决中海外建司向李春妹支付资金占有利息（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海外建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海外建司原名称为重庆市圣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9日，李春妹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中海外建司公司账户转款300000元，用途备注为保证金，2014年1月8日，李春妹再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中海外建司公司账户转款60000元，用途备注为保证金。2014年1月19日，中海外建司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到古蔺县2013年第一批通村水泥路建设项目第肆标段质保金。金额大写陆拾伍万肆仟捌佰零伍元陆角伍分。备注：凭此票工程完结时来退此款。前述收据李春妹仅持有复印件，而中海外建司称该收据原件是出具给何国勇的，与李春妹无关。另查明，对于古蔺县2013年第一批通村水泥路建设项目第4标段的工程建设，中海外建司与何国勇签订内部经济承包协议，案外人王良贵（李春妹的丈夫）是该合同的担保人。2014年3月7日，中海外建司与丹桂镇政府签订《丹桂镇正丰村通村水泥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春妹诉称中海外建司占用李春妹交纳的保证金360000元不还，而中海外建司辩称并未占用李春妹交纳的保证金，双方均应当就相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李春妹举示的两份转款凭证，能够证实李春妹将该款项支付给中海外建司的实际转移行为，转款凭证上备注为保证金，能够证实中海外建司自李春妹账户收到保证金的事实，中海外建司虽然当庭承认收到该款，但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该款并非是收到李春妹的保证金，而是收取的何国勇的工程质保金，是由王良贵（李春妹之丈夫）作为何国勇的担保人交纳的，为此提交了何国勇、王良贵与中海外建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李春妹也认可协议的真实性，能够证明何国勇实际已内部承包工程的事实。同时，李春妹提交的收据仅为复印件，收据载明的金额为654805.65元（李春妹、中海外建司均认可其中含李春妹转出的款项），款项性质为“四标段质保金”，退还方式为“凭此票工程完结时来退此款”；李春妹的该收据内容与中海外建司反驳时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与中海外建司的辩称事实更为符合，而与李春妹诉称的交保证金后未签合同的事实明显不符，故李春妹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李春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李春妹要求中海外建司返还360000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春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34元，由李春妹负担。二审中，李春妹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235民初622号，2.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渝02民终1869号（打印件）。以上两份证据证明赵登程与李春妹向中海外建司缴纳保证金的事实，同时在赵登程与中海外建司案中，中海外建司辩称赵登程及李春妹缴纳的保证金系何国勇委托缴纳，而在本案中，中海外建司又辩称李春妹所缴纳的保证金系李春妹的丈夫履行的担保义务，中海外建司上述陈述前后矛盾，可以证明其均是在为逃避返还义务找借口。中海外建司质证认为，对以上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中海外建司证据缺失，导致中海外建司在赵登程案中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中海外建司承包案涉工程后，由何国勇内部承包，同时双方约定保证金由何国勇支付，在一审中出示的内部承包协议上李春妹的丈夫作为担保人也进行了签字，能够说明李春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经二审审理，本院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李春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理由如下：一、中海外建司与何国勇、王良贵三方就案涉工程签订的《项目内部经济承包协议》的首部显示，乙方“项目经济承包责任人”处签字的为何国勇，丙方“担保人”处签字的为王良贵；落款处显示，“乙方”处签字的为何国勇，“丙方”处签字的为王良贵。李春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结合李春妹和中海外建司的陈述，可以认定本案中王良贵系何国勇的担保人的事实。二、根据《项目内部经济承包协议》第五条权利与义务第（二）项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第4款约定，向甲方交纳该工程总造价10%的工程履约风险保证金。第八条担保条款约定，本协议书的担保人（以下简称：丙方）亦自愿同意以其全部财产对因该项目部出现违约、违规、违法等导致本协议甲方受到损失、影响、责任时，提供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以上约定，可以证明中海外建司作为甲方，有权收取何国勇或者担保人王良贵交纳的保证金。三、王良贵与李春妹系夫妻关系。王良贵作为李春妹的丈夫，应当知晓李春妹分别于2013年12月19日和2014年1月8日向中海外建司转款300000元、60000元保证金的事实。李春妹作为王良贵的妻子，也应当知晓王良贵系何国勇的担保人的事实。可以推定，王良贵、李春妹夫妻二人不可能就同一工程分别与中海外建司达成相互冲突的协议。相反，李春妹作为王良贵的妻子，代王良贵转款更符合常理。四、中海外建司主张该款项系王良贵作为担保人代何国勇支付、李春妹作为妻子代王良贵转款，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李春妹主张其向中海外建司转款360000元系为自己为承揽工程签订合同向中海外建司缴纳保证金的事实，仅有其单方陈述及转账时的单方备注，但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足以反驳中海外建司主张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春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00元，由上诉人李春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健审 判 员  李迪云审 判 员  刘丽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永亮书 记 员  章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