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5行初49号 原告朱玉杰，男，1987年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 委托代理人马旭，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兴文县古宋镇香山西路10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228696994268T。 法定代表人石进，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敏,兴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任奉密，四川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蜀南大道中段8号。 法定代表人杜紫平，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宁，宜宾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温志衡，宜宾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工作人员。 第三人朱献尧，男，1956年5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 委托代理人万云华，兴文县晏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 原告朱玉杰诉兴文县人民政府行政撤销、宜宾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玉杰及委托代理人马旭，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敏、任奉密，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宁、温志衡，第三人朱献尧及委托代理人万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玉杰诉称，兴文县××乡××村七组1980年将“狮李树”地块承包给原告的爷爷朱绍林（1998年死亡）耕种，因当时施行生补死抽政策而没有发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1999年10月18日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发包给原告父亲朱献熬（2017年死亡）耕种，并经兴文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0年5月25日，原告户继续承包该地块，登记在朱献熬为承包方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户，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8年核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表时，兴文县××乡××村七组将“狮李树”地块承包给原告耕种并经相邻户及五人小组核实确认边界。但该争议地兴文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9日确权给第三人朱献尧，地名为“新田榜背后”，面积3.0亩，四至界限为东朱玉鹏、朱玉成硬头簧竹林，南朱玉成领地高岩，西龙山村十二组朱献刚地界，北朱献熬地界石刻。2017年，兴文县万寿镇拥军采石厂需征用争议地，已与朱献尧签订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破坏地界。2019年11月，朱献尧向兴文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认为1980年《拥军大队五生产队划包产地分等级逐坨记载》没有“狮李树”地块。原告在诉讼中得知第三人《林权证》与原告承包地有冲突，故申请复议，2020年6月30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作出宜市府（2020）1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文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宜宾市人民政府宜市府（2020）17号行政复议决定；2.撤销兴文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朱玉杰提交的证据：1.朱玉杰身份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兴文县农村农业局土地承包登记薄，证明原告户1999年承包龙山村七组（原龙山村十三组）地块登记信息以及案涉争议地“狮李树”属于原告户承包无争议的事实；3.2010年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户2010年延包龙山村七组（原龙山村十三组）地块登记信息以及案涉争议地“狮李树”属于原告户继续承包无争议的事实；4.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正申请表，证明龙山村七组案涉争议地“狮李树”2018年属于原告户承包的事实以及相邻农户，原任、新任生产组长在调查审核意见栏签名确认无争议的事实；5.公证书及光碟，证明原告承包“狮李树”土地尚存原貌、边界的事实；6.仲裁裁决，证明已经经过仲裁程序；7.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证明原告的“狮李树”承包地块自1980年至今真实存在且与第三人的林地相邻的事实。8.邹守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狮李树”地块存在；9.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证明“狮李树”地块存在；10.朱献尧《林权证》及证人证言，证明2016年朱献尧补办申请书签字均系伪造。 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答辩称，第三人朱献尧于1981年7月25日取得本案争议林地权属后，由于历史原因及行政区域变动等因素，第三人在上交原有权属证明后未取得新的权属证书，故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并提交了相应资料，经核查，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规定，应当予以受理。兴文县人民政府受理后，立即组织人员前往林地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兴文县林权登记申请及现场勘验表》。2016年9月22日，兴文县大河苗族乡林业工作站在该宗林地的所在地龙山村村公所对第三人登记情况进行了为期30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兴文县人民政府依法于2017年1月4日颁发《林权证》，颁证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此外，从《林权证》的时间看，第三人2016年所取得的《林权证》是在1981年已取得原始权属后的产权证变更，是权利的延续，并非改变了原始权属的登记行为。而原告父亲1999年和2010年两次颁证，都晚于第三人取得《林权证》的时间，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和逻辑顺序上都应当维持第三人的《林权证》。综上，兴文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朱献尧颁发的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宜宾市人民政府宜市府复决字（2020）17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行政机关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朱献尧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申请办理《林权证》时提交了身份证明，证实其属于兴文县大河苗族乡拥军村村民（现龙山村）；3.申请以及《林权证》存根，证明第三人自1981年已取得三宗林权的承包权，后由于行政区域变动等因素未办理《林权证》；4.初始登记申请书（三份），证明第三人朱献尧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林权证》，并标注了三宗林四至界限，该申请经兴文县××乡××村十三村民小组以及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5.林权证明书（三份），证明第三人三宗林地的权属来源合法，四至界限清楚，权属无争议；6.林地承包合同书（三份），证明龙山村十三组发包林地给第三人朱献尧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书》；7.兴文县林权登记申请及现场勘验表，证明三宗林地经过了现场勘验，四至界限也经利害关系人签字确认，并制作了示意图，最终经龙山村十三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兴文县大河苗族乡人民政府、兴文县林业局、兴文县人民政府盖章确认；8.公告照片两张，证明在颁证前大河苗族乡林业站在林地所在地（龙山村村公所）进行公告；9.《林权证》复印件以及送达证明，证明兴文县人民政府依法向第三人颁发了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并由李启镛代第三人领取了《林权证》。 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宜宾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朱玉杰因对兴文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不服，向宜宾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宜宾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22日决定予以受理，同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兴文县人民政府限期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和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时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通知利害关系人朱献尧参加行政复议。2020年6月10日，行政复议人员到兴文县××乡××村本案争议现场调查，绘制《现场勘查草图》《朱献尧1981林地与2016林地四至界限图》，询问调查相关当事人、证人，并调取朱献文、朱献云、朱典其三户1981年《林权证》存根、2019年11月22日仲裁庭开庭笔录等材料。2020年6月15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各方当事人，因本案情况复杂，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经审理，宜宾市人民政府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二、兴文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权属来源清晰、四至清楚，并无不当。经对比,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林权证》与朱献文、朱献云、朱典其《林权证》相邻，相互间权属明确、界址清楚。由于第三人原《林权证》遗失，2016年7月申请重新颁证，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兴文县人民政府经审查核实后向其颁发《林权证》并无不当。朱献熬1999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狮李树”并无四至描述。2010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狮李树”位于朱献尧1981年《林权证》所载林地“新田榜后边”西南角。从颁证时间上判断，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林权证》显然早于朱献熬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本案争议地权属明晰，朱玉杰申请撤销第三人《林权证》的请求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朱玉杰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EMS记录，证明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情况；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依法受理；3.第三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通知利害关系人朱献尧参加行政复议；4.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证明兴文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其颁发的《林权证》并无不当；5.第三人答辩状及证据、材料，证明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情况；6.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7.现场勘查草图、朱献尧1981林地与2016林地四至界限图、行政复议案件调查笔录、叙府林字第0051343、0051344、0050658号《林权证》存根、仲裁庭开庭笔录、朱献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明行政复议机关现场勘查、调查事实；第三人《林权证》权属来源清晰、四至界限清楚；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9.送达回证、EMS记录，证明依法送达法律文书。 第三人朱献尧答辩认为，第三人于1981年就取得争议林地权属，由于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域调整，第三人上交原权属证书换发新证，但之后并未领取到新的《林权证》，经第三人申请，信息林业竹业中心核实、现场勘验，制作勘验表并经利害关系人签字确认，在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兴文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了本案《林权证》，因此，第三人经法定程序取得的《林权证》系依法有效。经核查，龙山村七组承包土地划地原始台账上根本没有“狮李树”地块，整个龙山村仅有原拥军四组地界内有小地名“狮里埂”，但此地块距离第三人《林权证》载明的“新田榜背后”地块距离100米以上，因此本案不存在地界重复的情形。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献尧提交的证据：1.朱献尧身份证，证明第三人身份；2.朱献尧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及四至界限图、初始登记申请书（三份）、林权证书（三份）、兴文县林权登记申请及现场勘验表、承包合同书等，证明第三人取得的《林权证》合法有效；3.大河苗族乡林业站关于龙山村十三组朱献尧反映其《林权证》与本村朱玉杰等三户土地承包证重叠核实情况的回复；4.兴文县农业局兴农发（2018）246号关于朱献尧信访问题回复及调查笔录、询问笔录；5.仲裁裁决书；6.朱玉成、李啓镛、朱现权等人证言；7.拥军5对80年划地台账记录，；8.朱献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9.证人证言；10.拥军五组证明。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无“狮李树”地块，第三人《林权证》合法，四至无争议。 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所承包的土地经过民事案件确认颁发不正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7、8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仲裁裁决撤销了原告的承包合同。 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并且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原告的承包合同是无效的，未支持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献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1981年颁证时较为粗放,后来经过GPS定界,且经证人签字,是准确的。 原告对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但第三人1981年《林权证》与其2016年《林权证》记载不一致。对证据4中初始登记申请书真实性不认可，对林业部门申请登记行为无异议。对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林权证》载明的地点与第三人拥有的林权不一致。对证据6-8的三性不认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合法性存疑，李啓镛自述其签名不是本人所签，颁证程序违法，公示照片不能看出其公告时间、位置，真实性存疑。 第三人争议对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提交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6、9、10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证据7现场勘验草图真实性不认可，该地形较为复杂，勘验图与实际有错漏情况。对李啓镛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朱献尧陈述真实性不认可，对朱献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异议。 第三人朱献尧对被告宜宾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兴文县人民政府、宜宾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朱献尧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朱献尧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证据2《林权证》颁证程序不合法，该证是2016年补发的，且李啓镛的签名系伪造。对1981年《林权证》存根无异议，但是林地面积大小均与朱献尧2016年所持《林权证》记载不一致。林业站、农业局的回复不具有终局性，达不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李啓镛陈述前后矛盾。台账真实性存疑，且不完整，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朱某2签字不是本人所签，盖章也不是陈大海同意盖章的。 本院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申请书、证明、《林权证》存根等材料中“朱某2”“李啓镛”部分签名真实性的问题，经本院询问调查，李啓镛认可部分“朱某2”签名系其在向林业部门申请补办新证过程中代签，存根中部分“李啓镛”签名系其填发申请材料时委托他人代签。 本院在审理期间,原告朱玉杰申请证人朱某1、刘某、朱某2出庭作证，证人陈述龙山村1981年时四组、五组就有小地名“狮李树”地块存在，第三人朱献尧出示的证明上“朱某2”签字不是朱某2本人所签。 经审理查明，1981年，原宜宾地区叙永县回龙公社拥军大队第五生产队朱献尧取得证字第（005134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存根载明的林地为3块：其一为“新田塝后边山包”地块，东界为朱献云分界，南界为古子沱枯井壁壁，西界为立路，北界为本人包产地；其二为“新田塝后边”地块，东界为本人包产地，南界为过响洞横路以下，西界为四队山界，北界为朱少林包产地；其三为“水井湾”地块，东界为本人包产地，南界为朱某2分山界，西界为四队山界，北界为朱少林分界。拥军五队朱现云取得叙府林证字第（0051343）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林地为2块，其中“新田榜后边”西街为林中大石头为界。拥军五队朱献文取得证字第（0051344）号《林权证》，该《林权证》存根载明林地为3块，其中“响洞坡坡”西界为响洞上横斗岩立路，北界为朱献尧分界。拥军四队朱典其取得证字第（0050658）号《林权证》，该《林权证》存根载明林地为4块，其中“良山水井湾师理埂”地块东界为原界岩能足直上响洞。拥军四队和拥军五队后来分别更名为龙山村十二组和龙山村十三组，2019年合并成为龙山村七组。 根据1980年9月29日《拥军大队五生产队划包产地分等级逐坨记载》，拥军五队没有小地名为“狮李树”“师李树”的包产地。 1999年朱献熬（朱玉杰的父亲，已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有“师李树”“土”1块，面积8（平方丈、亩、挑）。2010年朱献熬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府农地承包权证（2010）第0100113002001）上登记有“狮李树”“土”“0.1亩”，四至边界为：东：朱现尧山林界，南：朱献尧和朱献邦地界，西：朱典文地界，北：朱某2地界。2018年5月。朱玉杰提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正申请表》载明漏填“狮李树土0.1亩”。 2005年换发《林权证》时，朱献尧证字第（0051342）号《林权证》遗失。2016年7月，朱献尧申请重新颁证，兴文县人民政府向朱献尧核发了《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该《林权证》共记载林地3块，其中新田塝背后地块四至为：东：朱玉鹏、朱玉成硬头簧竹林，南：朱玉成林地高岩为界，西：龙山村十二组朱献刚林地界，北：朱献熬地界石刻为界。 朱献尧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记载的“新田塝背后”林地，包含证字第（0051342）号《林权证》上记载的“新田塝后边山包”“新田塝后边”2块林地。因1981年颁证时区分自留山和责任山，故分开登记，2016年颁证时统一为责任山，朱献尧申请登记为1块。 另查，朱献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府农地承包权证（2010）第0100113002001号）的“狮李树”地块位于朱献尧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所载林地“新田塝后边”四至界限范围内的西南角，面积约0.1亩。 2017年，朱献尧将其林地流转给兴文县拥军采石厂进行矿石开采，朱玉杰以朱献尧林权范围内小地名“狮李树”是其承包地为由，阻止拥军采石厂施工，由此引发纠纷。朱献尧于2019年向兴文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撤销朱玉杰承包合同上“狮李树”地块一项，确认朱献尧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的承包合同唯一合法有效。兴文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兴农仲案（2019）第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依法撤销朱玉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狮李树”地块一项；二、依法驳回朱献尧提出的请求确认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的承包合同唯一合法有效的请求。 朱玉杰不服仲裁裁决，向兴文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龙山村七组“狮李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朱玉杰。兴文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8民初6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朱玉杰的诉讼请求。朱玉杰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3月3日，本院作出（2021）川15民终13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朱玉杰是否取得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争议地块位于朱献尧《林权证》登记确认的四界范围内。在案证据证实朱献尧于1981年取得“新田塝背后”等三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已依法登记确认，其林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现有证据证明朱玉杰在该林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1999年起设立，并延续至2010年以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晚于朱献尧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和取得时间。朱玉杰主张系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时取得的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原拥军五队土地承包到户时的包产地登记台账不符。故朱玉杰主张的案涉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犯了朱献尧已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对朱献尧主张撤销朱玉杰案涉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应予支持，对朱玉杰主张对案涉争议地块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朱玉杰于2020年4月15日向宜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兴文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宜宾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20日受理，并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宜市府复决字（202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证字第（0051342）《林权证》与朱献文、朱献云、朱典其林权相邻，相互间权属明确、界址清楚。第三人证字第（0051342）《林权证》遗失，于2016年7月申请重新颁证，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兴文县人民政府经审查核实后向其颁发《林权证》，并无不当。朱献熬1999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狮李树”并无四至描述。2010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狮李树”位于朱献尧1981年《林权证》所载林地“新田榜后边”西南角。从颁证时间上判断，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林权证》显然早于朱献熬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本案争议地权属明晰，朱玉杰申请撤销第三人《林权证》的请求于法无据。故决定：维持兴文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 本院认为，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林权证》与朱献文、朱献云、朱典其《林权证》相邻，相互间权属明确、界址清楚。朱献熬1999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狮李树”并无四至描述，2010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狮李树”位于朱献尧1981年《林权证》所载林地“新田榜后边”西南角。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争议地块位于朱献尧《林权证》登记确认的四界范围内，从颁证时间上看，朱玉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时间晚于朱献尧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和取得时间，故朱玉杰是在朱献尧已经取得的林权四至范围内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不当。2016年7月，朱献尧因1981年证字第（0051342）号《林权证》遗失申请补办《林权证》，该申请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发现林权证错、漏登记的或者遗失、损坏的，有关林权权利人可以到原林权登记机关申请更正或者补办”的规定，故兴文县人民政府向其核发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并无不当。同时，本院（2021）川15民终1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朱献尧取得争议地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兴文县人民政府向朱献尧核发的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并无不当，宜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宜市府复决字（2020）17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原告朱玉杰请求撤销兴文县人民政府向朱献尧颁发的兴府林证字（2016）第0××4号《林权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玉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玉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伟林 审 判 员  骆 萍 人民陪审员  明德销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张思波 书 记 员  万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