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82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炳豪，男，199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户籍地山东省海阳市，住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权、赵鸣皋，山东君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福星，男，1997年7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福建省光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波，海阳海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东凤大道南路19号。法定代表人：王炳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光辉，山东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炳刚，男，198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山东省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光辉，山东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学仁，男，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山东省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光辉，山东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炳豪因与被上诉人高福星、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炳刚、刘学仁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7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炳豪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给高福星退款义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炳豪与王炳刚系堂兄弟关系，徐文丽是王炳刚的配偶，王炳豪与刘学仁系表兄弟关系，因此王炳豪取款后在银行将款项交给徐文丽进行打款，没有让徐文丽出具收条。高福星打款时发生在王炳豪与王炳刚一起做业务的阶段，而高福星起诉时却发生在双方交恶的阶段，因此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拒不承认收到高福星中介费。高福顺母亲与徐文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文丽明确说明如果出国不成功，公司就给与退款，但庭审中又拒不承认收到款项。2、高福星的出国业务是由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办理的，在银行打款时的照片中能看到名单中高福星和高福顺的记载，上诉人当庭申请徐文丽出庭，一审法院未准许。钱支付给王炳豪，出国业务由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办理，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定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是出国服务合同纠纷，如果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高福星之间不存在中介出国服务合同关系，那么高福星给王炳豪与刘学仁之间的打款行为显然属于一种不当得利，那本案就应当驳回起诉。被上诉人高福星辩称，应由上诉人及其他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退款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刘学仁、王炳刚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高福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第一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交纳的出国留学学费61,000元；2、第二被告在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退款义务；3、第三人在收款范围内承担连带退款责任；4、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期间，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2019年2月16日向刘学仁个人账户汇款10000元的汇款单一份；证据二：2019年9月5日向第三人王炳豪个人账户汇款51000元的汇款单一份；证据三：2020年7月1日由原告代理人对第三人王炳豪的调查记录一份，在该调查记录中，关于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如何收取原告方的学费均作了详细的调查。证据四：原告母亲与徐文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参加培训结业后，在支付了剩余的51000元学费后，与第一被告给与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因时间拖延较长，原告方向徐文丽询问签证相关事宜。证据五：在海阳参加培训时所拍摄的合影照片两张，证明原告在海阳参加培训，毕业时拍摄照片。经质证，第一被告、第二被告以及第三人刘学仁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原告单方面向本案第三人王炳豪落实的相关情况，而本案第三人是收取了原告学费，双方存在利害关系，第三人想把责任风险转嫁到第一、第二被告身上并且本案第三人王炳豪应当承担返还学费的返还责任。该份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原告只是想向徐文丽询问签证的相关事宜，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第一第二被告收到了原告的款项，也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是在被告处办理的相关出国手续，徐文丽只是帮忙打听消息，至于办理退费手续是由学校方面办理，与第一、二被告无关。第一被告是公司而不是学校。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只是证明其在海阳参加培训，并没有证明是在第一被告处参加培训，另外照片上的广告牌是大阪恩霖留学总部而第一被告的公司名称是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公司名称，另外培训的地点也不是第一被告公司的所在地，所以证据五与第一、二被告没有任何关联性。王炳豪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均没有异议。称如果第一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留学款，则不可能跟原告讲签证下不来就退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中培训基地系第一被告租赁，与王炳豪无关，王炳豪只是负责公司的招生业务，具体营运王炳豪并不负责，本案王炳豪收取原告的部分留学款系职务行为，即使王炳豪的款项没有交给第一被告，那也是第一被告与王炳豪之间的关系，而与原告无关。如果租赁的培训基地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的学生是不会在这培训的。王炳豪主张，自己是第一被告公司的员工，在职期间担任公司业务部的招生，招收代理和学生。在收到高福星的汇款后取出了现金，后赶到民生银行，把钱给公司财务徐文丽，用徐文丽的账户来汇款。为此，王炳豪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一：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一份，证明自己在公司工作过而且担任业务部的负责人；证据二：打款时与日方微信聊天的现场截图一份，证明与刘学仁以及公司财务徐文丽共同到民生银行打款；证据三：徐文丽与日方退款事实的沟通聊天记录以及王炳豪与日方沟通已退至王炳刚账户的聊天记录，证明王炳豪系被告公司的业务人员；证据四：王炳豪与王炳刚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里面有王炳刚给王炳豪报销加油费、宣传广告费等打款记录，证明王炳豪系被告公司的业务人员；证据五：王炳豪与徐文丽的聊天记录以及移动公司收据一份，证实徐文丽在工作中向王炳豪请示相关事项如何办理。以及公司招聘的招聘信息，向王炳豪请示，是否可以的聊天记录。以上聊天记录均可以证实，王炳豪系第一被告公司的业务经理。收据证明徐文丽发给王炳豪的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的招聘信息所留的招聘电话即是上述号码，不仅可以证实与王炳豪聊天的系徐文丽本人，而且可以证实其向王炳豪请示的工作内容并非是招聘代理关系，而是业务上的管理关系。经质证，第一、第二被告以及第三人刘学仁对证据一的聊天记录有异议，认为聊天记录无法证实王炳豪与被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委托关系。王炳豪应当提供劳务合同以及其他与公司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并且从打印的所谓聊天记录也无法证实与我公司有任何的劳动关系。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通过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高福星家长的51000元确实是转到了第三人王炳豪的账户，至于王炳豪取出现金后钱的去向无从查明，公司包括徐文丽都没有收到51000元的款项。对证据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过照片无法直接证实是王炳豪在民生银行打款以及徐文丽收到款项的证明，并且徐文丽本人也无法到庭确认以上事实。另外，刘学仁不认可王炳豪讲的以上的情况，对微信聊天记录因为是王炳豪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系，也无法直接证实其所讲的是由徐文丽收到以上款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退款记录仅凭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应当提供退款记录的银行流水并且应当由大阪外语学院提供，否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另外，聊天记录中大阪学院也没有直接认可退费。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王炳豪与王炳刚之间报销加油费或者宣传费也无法证实王炳豪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因为我方认可王炳豪是我方的代理招生人员，代理招生人员所花销的费用由被告给其报销属于正常的报销范围也符合常理，不能因此就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所谓的工作人员。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从聊天记录无法证实是王炳豪与徐文丽的对话，第二即使是双方之间的聊天也无法证实王炳豪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因为作为被告的代理招生人员双方沟通关于招生的相关事宜符合常理，也不存在徐文丽向王炳豪请示的说法，应该是徐文丽代表公司向王炳豪下达代理招生的任务。即使有向王炳豪转发一些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也是让王炳豪帮忙转发一下，而不是作为工作人员的业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2019年2月份，高福星经第三人刘学仁、王炳豪介绍到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刘学仁、王炳豪自称是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高福星只和二位第三人达成了口头出国留学的协议。2019年2月16日，高福星的姐姐高晓敏通过自己的账户向第三人刘学仁6217002190029209153的账户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5日至6月原告来海阳参加出国留学的培训，在交叉口后面楼上学习两个月左右。原告一开始是与王炳豪联系，在到海阳培训期间与微信号为183××××5105（原告主张系被告公司人员徐文丽）通过微信沟通过留学事宜。培训结束后，2019年9月5日，高福星的姐姐高晓敏向王炳豪6217856000080136731的账户转账51,000元。2010年1月10日，原告得知签证没有通过后，原告向被告索要培训款，被告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服务合同纠纷。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原告应对其与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未与第一被告签订书面合同，所提交的两份汇款单也都是汇到了第三人刘学仁和王炳豪的个人账户，而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张否认其与原告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否认刘学仁、王炳豪系公司员工只是招生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仅凭提交的两份汇款单和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原告与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依照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原告向刘学仁汇款10,000元，向王炳豪汇款51,000元。刘学仁称同意在收到的10,000元范围内退还原告，王炳豪称收取的51,000元在9月6日取出现金后给了公司员工徐文丽进行汇款，但并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给了徐文丽。王炳豪提交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自己是公司的员工，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否认，除聊天记录之外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王炳豪是被告公司的员工，故不能认定王炳豪收取51,000元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代表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收取，对原告要求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炳刚承担返还款项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刘学仁自认在收到的10,000元范围内退还原告，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三人王炳豪收取培训费51,000元款项的行为是王炳豪的个人行为，应对原告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判决：一、第三人刘学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高福星培训费10,000元；二、第三人王炳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高福星培训费51,000元；三、驳回原告高福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6元，减半收取663元，由刘学仁承担109元，王炳豪承担554元。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高福星提交高福顺与徐文丽的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在2019年10月11日徐文丽明确告知“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如果拒签的话，学校会退费给你的”，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谈到了关于办理出国的其他相关信息，高福顺和高福星办理出国的事宜是由上诉人以及其他三被上诉人共同办理的，对此事他们相互知情的，应当承担连带的退款义务。质证中，上诉人王炳豪对该微信聊天真实性没有异议，高福星的签证办不下来应由学校退款，而不应由上诉人给高福星退款。被上诉人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炳刚、刘学仁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系高福顺与徐文丽之间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学校是指日本的留学学校。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高福星为办理出国留学分别向上诉人王炳豪汇款51000元、被上诉人刘学仁汇款10000元是客观事实。因被上诉人高福星没有与他人签订书面出国留学服务合同，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实高福星与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王炳豪主张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高福星间存在办理出国留学服务合同关系，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现被上诉人高福星要求返还支付的办理出国留学费用，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炳豪作为收款人将所收取的办理出国留学费用返还高福星正确、合法。上诉人王炳豪主张其代表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高福星办理出国留学服务，且将所收高福星汇款转交给了徐文丽，不应承担返还高福星办理出国留学费用，因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认可王炳豪所述代表行为，也不认可收到王炳豪转交的款项，上诉人王炳豪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故其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高福星主张应由上诉人王炳豪与其他三位被上诉人共同承担退款义务，因其没有上诉，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山东省恩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在办理出国留学服务合同关系，故其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元，由上诉人王炳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