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3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波，男，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延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科员，现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学勤，吉林惠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阳，男，197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和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成暾，吉林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延边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河南街国际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苗颖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源，吉林檀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晓，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延吉市。上诉人张波因与被上诉人李富阳、原审第三人延边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富阳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李富阳向法庭提供的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方张某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这一与本案审判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没有认定，是极其错误的。2.在认定延边威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实业）与恒宇公司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时，并未查清案涉房屋是否在联建协议第十条冲抵工程款的范围之内。3.认定“施工过程中，延边威远实业有限公司陆续收到部分工程款及部分房屋用于抵顶工程款”没有证据支撑。4.李富阳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页右上角写有“2014年5月11日此房款已结清”并加盖了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在张波提出质疑，恒宇公司、王晓均不认可的情况下，法庭并未对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涉案房屋的买卖存在何种关系进行调查。5.对案件事实有选择的认定：对李富阳向物业、热力公司缴费等都一一作了认定，而对张波向物业公司、自来水公司及电力部门的缴费均未予认定。原审判决对以上事实的错误认定以及对案件审判结果有重大影响的事实不予庭审调查，直接导致审判结果的错误。二、李富阳所持有的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原审判决在未对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评判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是错误的。理由为，1.依照法律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之一，而该合同的签订恒宇公司和实际涉案房屋产权所有人王晓均不知情，事后也不予追认。有证据证明，2018年2月28日李富阳、范文立到延吉市政府处理华府嘉苑小区房屋遗留问题。工作组申报涉案房屋时，恒宇公司和王晓才知道卖给张波的房屋还有另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即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显然不是恒宇公司和实际涉案房屋产权所有人王晓的真实意思表示。2.张某所取得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来历不明。合同虽然盖有恒宇公司的公章，但恒宇公司和实际开发人王晓均不知情，该合同书第二页右上角盖有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写有“此房款已结清”，事实是威远房地产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恒宇公司或者王晓的授权或委托，虽然恒宇公司与威远实业有联建协议，但威远实业和威远房地产是分别独立的企业法人，且涉案房屋并不在联建协议第十条约定的以房冲抵工程款的范围之内，该合同中没有威远实业的痕迹，可以证明威远房地产公司非法处置了恒宇公司的房产。3.购买涉案房屋也不是张某的真实意识表示，涉嫌利用虚假合同进行诈骗。首先张某没有按合同约定向恒宇公司支付房款，张某现已下落不明。其次2011年6月23日，其与恒宇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之后相隔12天即2011年7月5日就以买卖的名义，私下未通过恒宇公司变更给了范文立，名为买卖实为抵押。范文立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假证：范文立在向市政府处理华府嘉苑问题工作组申报中提交的《范文立给张某购房款说明》中写道：2011年7月5日给张某20万（为证明2011年7月5日张某变更为范文立），2011年12月21日又给张某10万元，还有6万（为证明2011年12月21日张某与范文立签订的买卖协议，交易价格为36万元）。然而2011年11月2日，张某和郝晓娜（范文立的妻子）共同签字的“借据”中明确“张某向范文立借款20万元，月息为2分；已于2011年10月5日到期未还，双方从2011年10月6日续签2个月，月息2分，并提前支付三个月借款利息。2012年1月6日到期，到期如未归还，将不再续约，将位于华府1003号房子归范文立所有”。这里所给的信息很清楚，双方房屋买卖是假的，李富阳向法庭提供的证据：2011年7月5日张某将所涉案房屋卖给了范文立，并且私下（未通过恒宇公司）进行了变更。同年12月21日，双方又签了买卖协议，张某又出具了35万元的房款收据，既然买卖已成立并支付了房款，房屋已归范文立，为什么双方又约定到期如未归还借款，2012年1月6日到期将华府1003号房子归范文立所有，岂不矛盾。这里显然是张某与范文立恶意串通，以虚假买卖证据欺骗法庭这是其一。其二张某与恒宇公司的买卖合同房款为45万元，转眼间就以35万元卖给范文立，直接亏损1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可以证明张某自始就没有向恒宇公司支付房款的打算，而是利用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房产抵债，也就是百姓所说的“空手套白狼”，综上李富阳所持有的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原判仅以“未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的认定是错误的。三、涉案房屋张某与范文立、范文立与李富阳间的买卖合同转让行为无效。根据买卖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房屋及时房屋所有人恒宇公司与张某有房屋买卖合同，也仅是张某与恒宇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恒宇公司未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并交付张某之前，张某只有合同期待权，没有所有权，故无处分权，张某与范文立间的转让合同未经恒宇公司追认当然无效，范文立与李富阳转让同样无效。姜红艳是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售楼员，她无权代表恒宇公司见证转让合同，恒宇公司也从未追认。张波认为，张某在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未经恒宇公司同意，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恒宇公司与范文立及李富阳间没有买卖合同，无权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四、原审判决认定李富阳先于张波取得了涉案房屋钥匙，判决张波归还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根据相关规定，一房数卖且合同都有效的情况下，以产权登记、先行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合同签订的先后来确定保护当事人权益的顺位。具体到本案，李富阳与恒宇公司没有合同，不存在有没有效的问题。再说合法占有问题。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和控制的状态。张波2017年2月从开发商及产权实际所有人王晓处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钥匙，4月开始装修，10月入住至今，先于李富阳实际占有控制该房。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再谈合法性，占有的合法性应该是持有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由房屋产权人交付房屋钥匙。这是占有的合法条件。而李富阳均不具备。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恒宇公司没有给物业公司钥匙，也没有委托物业公司代表开发公司交付房屋，物业公司交付钥匙的事实不成立，不具有合法性。原审判决把李富阳先行领取钥匙作为确定先于张波的保护顺位，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2020年12月22日下午第二次开庭，法庭辩论阶段主审法官要求各方当事人简要发表辩论意见（没有记录）庭后提交书面辩论意见，没有交代提交期限。张波于2020年12月25日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辩论意见，但2020年12月24日已经作出了判决，实际上是剥夺了张波的辩论发言权，属程序违法。综上，张波认为，李富阳与恒宇公司没有买卖合同，李富阳没有诉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六、补充意见。1.原判决认定两次产权变更都经过了恒宇公司与事实不符，原审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产权变更登记表中没有恒宇公司的任何痕迹，经办人也不是恒宇公司或者王晓的工作人员。2.根据物权法关于占用的规定：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和控制状态。仅领取到了房屋钥匙不等同于占有，仅是对物占用的前提。张波在领取钥匙后，进行装修入住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占有。3.根据物权法对占有保护的规定，假设李富阳领取钥匙视为占有的话，那么其在2017年发现该房屋被他人侵占，也必须在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返还请求权。本案李富阳2020年4月16日起诉，已超过了一年，其请求权已消灭。李富阳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张波提出的张某支付房款问题，李富阳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注明此房款已结清，所以该上诉理由不成立。2.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抵账范围，李富阳所提交的联合建房协议第十条已经约定楼层定为西楼3-12层为全部住宅，案涉房屋位于西楼十层，显然属于抵账范围。3.关于本案以及李富阳所提的另案判决书，已经证明恒宇公司向威远实业交付了房屋。4.威远实业与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幅牌子。在威远实业对威远地产收取房款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张波以及本案第三人是无权干涉，威远实业以何种方式来处置是自己的权利。5.从李富阳所提交的相关缴费票据和供热合同等，足以证明李富阳先于张波取得的房屋，因此均已支持。6.原审对于各方证据的真实性均未表示异议。而张某与恒宇公司之间的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原审认定合同有效是由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张波认为张某涉嫌诈骗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进行诈骗和张某、范文立恶意串通。7.李富阳原审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变更登记还有各项缴费收据，均能证明李富阳于2015年11月取了房屋，并于2016年1月缴纳了各项费用，而张波自认从2017年2月取得钥匙，其取得时间明显晚于李富阳。所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保护顺位，李富阳的顺位优先于张波的顺位。8.关于张波所主张的张某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无权处分房屋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案是以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方式进行的房屋买卖，完全符合合同法的规定，转让登记时各方当事人同意转让的权利义务的确凿证据，所以原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驳回张波的上诉，维持原判。延边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张某的合同来路不明，应视为无效合同；合同没有挂靠人的签字，没有付款收据；张波的合同有挂靠人王晓的签字，又有收款收据，恒宇公司认为张波的合同是有效的，王晓已出庭，具体案情王晓清楚；恒宇公司未收到涉案范围的任何款项，所有案涉纠纷与恒宇公司无关。王晓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李富阳向法庭提供的张某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恒宇公司签订，买受方张某也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2.在认定威远实业与恒宇公司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时，并未查清涉案房屋是否在联建协议第十条冲抵工程款的范围之内。3.原审认定“施工过程中，延边威远实业有限公司陆续收到部分工程款及部分房屋用于抵顶工程款”没有证据支撑。4.李富阳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页右上角写有“2014年5月11日此房款已结清”并加盖了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在张波提出质疑，恒宇公司、王晓均不认可的情况下，法庭未对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涉案房屋的买卖存在何种关系进行调查。5.对案件事实有选择的认定：对李富阳向物业、热力公司缴费等等都一一作了认定，而对张波向物业公司、自来水公司以及电力部门的缴费均未予认定。原审判决对以上事实的错误认定自己对案件审判结果有重大影响的事实不予庭审调查，直接导致审判结果的错误。二、李富阳所持有的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有证据证明，2018年2月28日李富阳、范文立到延吉市政府处理华府嘉苑小区房屋遗留问题。工作组申报涉案房屋时，恒宇公司和王晓才知道卖给张波的房屋还有另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来历不明。合同虽然盖有恒宇公司的公章，但恒宇公司和实际开发人王晓均不知情，该合同数第二页右上角盖有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写有“此房款已结清”。事实是威远房地产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恒宇公司或者王晓的授权或委托，虽然恒宇公司与威远实业有“联建协议”，但威远实业和威远房地产是分别独立的企业法人且涉案房屋并不在联建协议第十条约定的一方冲抵工程款的房屋范围之内，该合同中没有威远实业的痕迹，威远房地产公司处置恒宇公司的房产行为无效。三、涉案房屋张某与范文立、范文立与李富阳间的买卖合同转让行为无效。根据买卖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房屋即使房屋所有人恒宇公司与张某有房屋买卖合同，也仅是张某与恒宇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恒宇公司未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并交付张某之前，张某只有合同期待权，没有所有权，故无处分权，张某与范文立间的转让合同未经恒宇公司追认当然无效，范文立与李富阳转让同样无效。姜红艳是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售楼员，她无权代表恒宇公司见证转让合同，恒宇公司也从未追认。王晓认为，张某在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未经恒宇公司同意，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恒宇公司与范文立及李富阳间没有买卖合同，无权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四、原审认定李富阳先于张波取得了涉案房屋钥匙，判决张波归还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相关规定，一方数卖且合同都有效的情况下，以产权登记、先行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合同签订的先后来确定保护当事人权益的顺位，具体到本案，李富阳与恒宇公司没有合同，不存在有没有效的问题。合法占有是对动产、不动产的实际控制。张波2017年2月从开发商及产权实际所有人王晓处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钥匙，4月份开始装修，10月份入住至今，先于李富阳实际占有控制该房。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再谈合法性，占有的合法性应该是持有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由房屋产权人交付房屋钥匙。这是占有的合法条件。而李富阳均不具备。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恒宇公司没有给物业公司钥匙，也没有委托物业公司代表开发公司交付房屋，物业公司交付钥匙的事实不成立，不具有合法性。原审判决把李富阳先行领取钥匙作为确定先于张波的保护顺位，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王晓认为，李富阳与恒宇公司没有买卖合同，李富阳没有诉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李富阳的起诉。李富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华府嘉苑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产权归李富阳所有。2.判令张波返还房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7月8日王晓以恒宇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与威远实业签订“联合建房协议书”，约定恒宇公司的“华府家园”项目由威远建筑公司施工，工程款用房屋冲抵。2008年4月17日，恒宇公司与王晓签订靠挂开发建设合同书，同意王晓靠挂恒宇公司开发“华府家园”项目，因此发生的一切债权由王晓享有，债务由王晓承担。合同签订后，王晓以恒宇公司的名义开发“华府家园”项目。施工过程中，延边威远实业有限公司陆续收到部分工程款及部分房屋用于抵顶工程款，双方至今未结算。2011年6月23日案外人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某购买恒宇公司华府嘉苑（同华府家园）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2011年7月张某与范文立达成协议，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范文立，并在恒宇公司房屋产权变更表中签字确认，2011年12月21日双方后补签订书面协议，范文立已全额支付购房款。2015年11月李富阳与范文立约定，范文立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李富阳，并于2015年11月12日李富阳与范文立在恒宇公司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2016年3月5日双方补充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2016年1月李富阳自华府嘉苑所在的延边三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处领取了案涉房屋钥匙、门禁遥控器、供热缴费卡，并缴纳物业费、电梯费、装修押金及其他费用，李富阳也于2016年1月到国电龙华延吉热力有限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供热合同书，缴纳当年供暖费用。2016年10月李富阳到国电龙华延吉热力有限公司办理供暖报停手续。2017年11月李富阳准备装修案涉房屋时，发现案涉房屋已由被告张波装修入住。2009年5月15日张波与恒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波向恒宇公司购买本案案涉房屋，张波支付购房款。2017年2月第三人王晓将案涉房屋钥匙交付给张波，张波4月开始装修并于10月入住案涉房屋。原审法院认为，李富阳所持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张波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虽然，王晓认为其为华府嘉苑实际开发人，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其本人签名确认不发生效力，但张某所持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恒宇公司加盖公章，王晓与恒宇公司仅为其二者内部之间的关系，对外恒宇公司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王晓主张李富阳所持张某签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不予支持。法院在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因此，本案中，李富阳与张波所持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有效且均要求履行合同，二者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应当由合法占有房屋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权利保护顺位，李富阳于2016年1月通过华府嘉苑所在延边三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处领取了案涉房屋钥匙即为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张波于2017年2月在第三人王晓处领取案涉房屋钥匙，明显晚于李富阳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时间，案涉房屋所有权应当归李富阳所有，张波应当将案涉房屋返还给李富阳。综上，李富阳要求确认华府嘉苑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产权归其所有，要求张波返还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延吉市华府嘉苑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所有权归李富阳所有。二、张波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延吉市华府嘉苑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返还给李富阳。一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张波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本院对原审查明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是否清楚、正确；2.李富阳提供的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3.张某与范文立之间、范文立与李富阳之间买卖合同转让行为是否有效；4.原审认定李富阳先于张波占有案涉房屋，并以此确定案涉二份房屋买卖合同保护顺位，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审程序是否违法且足以导致原审判决应予撤销。首先，关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问题。原审认定事实有双方各自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款收据、《联建协议》、双方各自提供物业公司及热力公司等单位的收费票据等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均具有事实依据，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等问题。张波上诉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原审根据证据所查明的事实，因此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另，关于原审认定“施工过程中，延边威远实业有限公司陆续收到部分工程款及部分房屋用于抵顶工程款”是否有证据支撑，因该事实与本案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无关联性，并不影响本案结果，不属于基本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其次，关于张某与恒宇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名义开发人为恒宇公司，且恒宇公司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预售许可证。王晓系自然人，不具备开发房地产的资质，其与恒宇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且不能约束第三人，王晓主张其为实际产权所有人依法不能成立。张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书上盖有恒宇公司的公章，张波及第三人恒宇公司、王晓均不否认公章的真实性，故该三方抗辩该合同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识表示缺乏依据，原审认定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结合原审提交的恒宇公司与威远实业之间“联建协议”，可证明威远实业与恒宇公司约定，威远实业有权对外销售案涉房地产项目的房屋，且王晓在该“联建协议”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对该协议进行了确认。据此，可认定威远实业持有恒宇公司的公章，并以恒宇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华府嘉苑”房屋的行为，系受到恒宇公司的许可或者默认。房屋购买人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盖章，有理由相信其是与恒宇公司之间进行交易。至于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合同上写明“此房款已结清”并盖章的行为，张某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房人，在购买或者抵顶房屋时，无从知晓恒宇公司威远实业、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是何种内部关系，也无义务审查收款方是否具有收款权限，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盖章确认收款行为并不能否认张某与恒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综上，张某与恒宇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无证据证明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成立并有效。第三，张某与范文立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权利转移关系、范文立与李富阳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转移关系，有原审李富阳提供的张某与范文立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范文立与李富阳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张某向范文立出具的《收据》、范文志出具的《收条》、二份《房屋产权变更表》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表明，张某同意将其与恒宇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转让给范文立，而范文立又将上述权利转让给了李富阳。两次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由当事人签字确认，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因合同权利的转让依法无须经债务人同意，恒宇公司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卖方，有向张某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而受让房屋的权利最终转让给了李富阳，故恒宇公司在应当依据上述协议及《房屋产权变更表》向李富阳履行交付案涉房屋的义务。第四，根据李富阳原审提供的证据，李富阳基于其对张某与恒宇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权利的受让，于2016年1月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钥匙并向当时负责管理华府嘉苑的延边三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交纳了房屋入住时需缴纳的相关费用。李富阳领取房屋钥匙并缴纳与涉案房屋相关费用的行为，应视为李富阳对案涉房屋已经实际控制并占有，是否实际装修并入住并不是构成实际占有涉案房屋的必然条件。而张波原审提供的其交纳房屋相关费用的收据形成于2016年6月之后，其自认2017年2月实际占有涉案房屋，该时间晚于李富阳占有房屋的时间。因此，原审认定李富阳先于张波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具有事实依据。本案中恒宇公司以案涉房屋为标的物，先后与张波、张某签订的二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为有效。李富阳作为房屋的合法买受人，先行占有了涉案房屋，应对其占有房屋的状态予以优先保护。张波在李富阳已经对案涉房屋合法控制占有的状态下占有房屋，侵害了李富阳的利益，原审判令张波向李富阳返还房屋，符合法律规定。张波对恒宇公司享有的合同权利，可依法向房屋出卖人恒宇公司另行主张。关于李富阳行使返还占有物权利是否已超过法定期限而消灭的问题，据双方陈述，李富阳于2017年11月发现案涉房屋被张波占有后，即开始通过向政府上访等行为向张波主张返还房屋，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当时并未消灭，李富阳在通过政府部门处理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故其返还原物的请求权的行使时间不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5.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经查，原审庭审中在法庭调查阶段听取了原审被告的答辩意见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在法庭辩论阶段各方表示庭后提交书面意见，原审被告及第三人应及时提交书面意见。原审在庭审程序完毕后二日作出民事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未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另，鉴于案涉房屋尚未经合法竣工验收并办理所有权初始登记，不应对所有权进行确认，原审判令确认延吉市华府嘉苑1号楼2单元1003号房屋所有权归李富阳所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475号判决第一项；二、维持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475号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李富阳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张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母龙刚审判员 叶明晶审判员 金成焕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滕 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