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5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振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梦倩，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美英。法定代理人：秦某，系秦美英姐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江苏仁海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华，江苏仁海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振英因与被上诉人秦美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5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振英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秦美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秦某担任秦美英的监护人不符合法定程序。四级智力残疾并不能直接认定为××，一审法院在没有经法定程序认定秦美英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就认定秦某为监护人，允许秦某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出庭陈述，存在程序错误。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认定秦坤松与秦美英因光裕里42号房屋拆迁达成协议没有依据。原光裕里42号公房系秦坤松单独承租，光裕里拆迁与解放新村房屋的购买没有任何法定衔接，不能与秦美英的居住权挂钩。2.一审认定周振英继承了秦坤松的遗产房屋，应当履行秦坤松对秦美英负担的义务，由此要求周振英承担秦美英全部的租房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秦坤松生前让秦美英共同居住，完全基于自身对妹妹有照顾义务，该居住的承诺并非在房屋上设定用益物权，更没有继承性。即便存在继承性，周振英也仅继承了二分之一的份额，且现有新房交房时又额外支付了房款，让周振英仍承担全部费用不合理。周振英对涉案房屋具有绝对物权，丈夫去世后，家庭收入急剧减少，还要支付近退休工资一半的收入承担其本身没有的义务，显失公平。3.秦美英第二项诉讼请求包含已产生的租金损失，但一审判决在秦美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产生租金损失的情况下，仅凭推断判决周振英支付已产生的租金损失，明显缺乏依据。三、周振英并非2004年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协议书中并没有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需要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即使秦坤松本人在世，他也没有义务需要让秦美英入住现在的房屋，仅需要保障秦美英居住条件即可。现在秦坤松已经死亡，协议书实际已经无法履行，不应把协议书义务转嫁给周振英。秦美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秦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秦美英在苏州市解放新村××室拆迁后在安置房屋中的居住权利并判令周振英支付房屋拆迁后至实际居住期间的租金损失。诉讼中，秦美英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秦美英在拆迁安置所得房屋觅渡翠庭10幢602室中的一居室（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的居住权，并判令周振英支付房屋租金损失（按照每月1500元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计算至周振英实际提供房屋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坤松、秦某、秦美英系兄妹关系，秦坤松与周振英系夫妻关系，秦坤松于2016年6月20日去世。2003年1月1日，原沧浪区房产管理局与秦坤松签订苏州市市区直管住房租赁合同，原沧浪区房产管理局将坐落于光裕里42号的房租出租给秦坤松使用，独用面积为48.12平方米，每月租金29.4元。2004年6月24日，苏州市市政建设拆迁事务所（委托拆迁人，甲方）与秦坤松（承租人，乙方）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房屋坐落于光裕里42号，房屋性质公，承租人秦坤松，租赁房屋建筑面积57.28平方米，甲方对乙方实行货币补偿，补偿金额为91072.46元，乙方须在2004年6月25日前搬迁完毕，将空房交给甲方拆除。2004年6月28日，苏州市市政建设拆迁事务所与苏州盘门旅游开发公司进行会办，会办内容为该户居住公房，建筑面积57.28平方米，户口二本，一本3人，一本1人，秦美英是低保户，并患有××，此户货币款93552.54元，现已置换定销房指标一套，同意给予补贴46447.46元，苏州市市政建设拆迁事务所与苏州盘门旅游开发公司均同意。2004年8月10日，秦坤松（协议人兄）、秦美英（协议人妹）、秦某（见证人）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原住本市盘门广裕里42号，（兄）秦坤松一家三口和（妹）秦美英同住一楼一底，兄一家三口住楼上加楼下后屋，妹住楼下前屋。现因拆迁，经友好协商，秦美英现住的解放新村××室23平方米房卡房，房卡户名写（兄）秦坤松，但秦坤松承诺今后不管现住房有任何变化，确保（妹）秦美英住房条件不低于现住房条件，一直住到秦美英故逝，归还秦坤松”。协议人（兄）处有秦坤松签字，协议人（妹）无人签字，见证人处有秦某签字。此后，秦美英一直居住在解放新村××室房屋。2013年，解放新村××室房屋拆迁，秦坤松一家及秦美英从该处房屋搬出。秦坤松去世后，周振英自2016年6月起至2019年7月止向秦美英支付租金，除2017年3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租金外，每月租金为1300元。审理中，秦某陈述，秦美英目前就其一个近亲属，由其照顾，一开始将秦美英送到护理院，但秦美英一直闹，其就将秦美英送到苏州市广济医院，一开始住在普通病房，后来有点小中风，其就将秦美英送到苏州市立医院治疗，后又送至第五人民医院康复，秦美英不配合，其就又送秦美英至苏州市广济医院老人病房，秦美英生活不能自理，费用比较贵，秦美英的退休金远不够居住费用。周振英陈述，解放新村××室房屋是秦坤松购买的，是其与秦坤松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解放新村房屋是2013年5月开始拆迁，2020年取得拆迁所得房屋觅渡翠庭10幢602室，秦坤松去世后，其女儿放弃继承，由其全部继承秦坤松的房屋份额；其一家与秦美英长期不合，早在光裕里生活期间，因秦美英精神状态不稳定，脾气暴躁，屡次破坏共有物品，与家人、邻居经常性发生矛盾，长期积怨颇深，且根据秦某的当庭陈述，秦美英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不适合居住在普通住宅区，其自身长期体弱，需要定期医疗及家人照顾，涉案房屋是两居室，其住一间，女儿女婿隔三差五居住在另一间，实际情况也不允许秦美英再与其居住在一起，其之前支付秦美英租金也是因为出于对丈夫的尊重以及缓解家庭内部矛盾，并不是基于其对秦美英有相应的支付租金义务。另查明，秦美英残疾等级四级，残疾类别为智力，联系人为秦某。涉案房屋坐落于苏州市××区××路××室，为周振英单独所有，为周振英唯一一套住宅类不动产。以上事实，有秦美英提交的协议书、常住人口登记表、残疾证、苏州市市区直管住房租赁合约、拆迁房屋住户调查表、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会办单、周振英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书、不动产权登记证明、付款凭证、唯一住宅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秦坤松与秦美英因光裕里42号房屋拆迁达成协议，约定秦坤松提供房屋由秦美英居住至逝世，秦坤松亦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后秦坤松去世，周振英继承了秦坤松的遗产（房屋），亦应当履行秦坤松对秦美英负担的义务，为秦美英提供居住的房屋。现周振英居住的涉案房屋虽是两居室，但周振英陈述其女儿女婿亦会居住在另一间，现实也无法再为秦美英提供房屋，且双方矛盾由来已久，继续共同居住将会产生新的矛盾，再结合秦美英精神状况不好，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他人照料，周振英亦无法定照料义务，双方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不能保证秦美英的生活起居，再考虑本案判决周振英提供涉案房屋的执行障碍，一审法院认为不宜判决周振英提供房屋，双方共同生活，故对秦美英主张确认其在涉案一间房屋居住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周振英应负担秦美英另行租赁房屋的费用，考虑到现在房屋租赁的市场价格以及以后的价格变动，一审法院酌定按照每月1300元的标准，自2019年8月1日起暂计算2022年12月31日止，已产生的租房费用为22100元（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后续租房费用每月月底前支付，2023年1月1日起的租房费用，秦美英可再行向周振英主张，对秦美英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秦美英患有智力方面疾病，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秦某作为其唯一的近亲属，可以担任秦美英的监护人，是秦美英的法定代理人。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周振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秦美英已产生的租房费用22100元，后续租房费用按照每月1300元的标准，每月月底前支付，自2021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2年12月31日止；二、驳回秦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周振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秦美英。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二审另查明，2011年12月23日，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给秦美英发放残疾人证，载明秦美英为智力残疾，残疾等级四级，监护人为秦坤松。2019年8月27日，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再次给秦美英发放残疾人证，载明秦美英为智力残疾，残疾等级四级，联系人为秦某。秦水金户于1958年11月6日从盘门大街2号迁入光裕里42号，户内人员为户主秦水金、次子秦金生（即秦坤松）、长女秦某、次女秦美英。二审中，周振英明确2004年光裕里42号房屋拆迁时安置了一套65平方米的定销房，房屋在横塘梅亭苑，已实际拿到，这套房屋与自行购买的涉案解放新村房屋无关。以上事实由秦美英一审时提供的两份残疾人证、户口表册、当事人二审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具备监护能力的配偶担任监护人，无配偶的由具备监护能力的父母、子女担任监护人，无父母、子女的由其他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本案中，秦美英因智力残疾四级，由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于2011年12月23日发放残疾人证，明确秦坤松为监护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秦美英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并无不当。秦坤松已于2016年6月20日去世，秦某作为秦美英唯一的近亲属，可以担任秦美英的监护人。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于2019年8月27日再次给秦美英发放残疾人证，载明联系人为秦某，在没有其他当事人或组织对秦某担任秦美英监护人提出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秦某为秦美英监护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中，双方争议的2004年8月10日协议书签订于民法典施行前，而协议书中有关“今后不管现住房有任何变化确保（妹）秦美英住房条件不低于现住房条件，一直住到秦美英故逝，归还秦坤松（解放新村××室）”的约定涉及到了居住权的内容。虽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居住权，但在协议书对秦美英相关居住权益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典有关居住权的规定不会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也不会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据此本院认为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有关居住权的规定进行处理。民法典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本案中，2004年8月10日的协议书由秦坤松作为协议人签字，秦某作为见证人签字。虽秦美英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秦美英系智力四级残疾，秦坤松在生前系秦美英的监护人，且秦美英客观上也在涉案的解放新村××室房屋中居住至拆迁，故可以认定协议书对秦美英和秦坤松具有约束力。虽周振英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周振英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秦美英客观上持续居住在解放新村××室房屋中直至房屋被拆迁，此后秦坤松还以现金方式给秦美英租房款，周振英亦支付租房款至2019年7月，故可以认定周振英对协议书是知情且认可的，协议书对周振英亦具有约束力。根据协议书全文内容可知“现住房”为解放新村××室，即双方明确了设立居住权房屋的位置；协议书中有关“确保秦美英住房条件不低于现住房条件，一直住到秦美英故逝，归还秦坤松”的内容系对居住的条件、要求和居住权的期限的约定；协议书中有关“秦坤松承诺今后不管现住房有任何变化”的内容包含了对涉案解放新村××室进行拆迁的情形，结合协议书全文内容可以认定秦美英的居住权在涉案解放新村××室房屋被拆迁后会相应转移至拆迁安置房屋上。综上，2004年8月10日的协议书具备了居住权合同的主要构成要件，秦坤松、周振英与秦美英达成了为满足秦美英生活居住需要，由秦美英对解放新村××室房屋及与之相关的房屋享有居住权益的协议。至于协议书设立的基础原因。本院认为，根据秦美英提供的户口页册可知秦水金户自1958年11月6日起即居住在光裕里42号，故光裕里42号房屋并非简单的由秦坤松通过签订公房租赁合同而取得房屋使用权。结合根据拆迁时秦美英的户口在光裕里42号房屋内的情况以及协议书有关光裕里42号房屋居住情形的记载、“现因拆迁，经友好协商”的文字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因光裕里42号房屋拆迁而达成协议书并无不当。据此，本院对周振英有关涉案协议书完全是基于秦坤松对妹妹秦美英的照顾义务而签订的主张不予采信。民法典规定设立居住权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秦美英并未就协议书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亦未起诉要求周振英配合其向登记机构办理居住权登记，故秦美英尚未就拆迁安置房即觅渡翠庭10幢602室房屋取得居住权，但秦美英可以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请求周振英配合其办理觅渡翠庭10幢602室房屋居住权的登记。然就本案客观情况而言，本院认为不宜另行提起配合办理居住权登记的诉讼，亦不宜判令周振英提供觅渡翠庭10幢602室房屋并由双方共同生活，一审判令周振英另行承担秦美英租赁房屋费用的方式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体现和谐的价值目标、公平的价值取向、诚信的价值准则。理由是：首先,周振英已明确无法提供涉案觅渡翠庭10幢602室内的房屋给秦美英居住，双方矛盾由来已久，继续共同居住会产生新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且秦美英生活无法完全自理，身体状况亦不佳，与周振英共同居住也不利于秦美英的健康，不能有效提高秦美英的生活质量。其次,自涉案的解放新村××室房屋被拆迁后，秦坤松和周振英先后以支付房屋租金的方式替代了提供居住房屋的义务，秦美英方对此亦未提出异议，在协议书对周振英有效的情况下，周振英未再支付房屋租金有违诚信的价值准则。涉案的觅渡翠庭10幢602室房屋由周振英居住，其女儿女婿亦时常居住到该房屋中，可以就近照料周振英，周振英也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居住环境和更佳的生活便利，在此情况下判令周振英继续以承担房屋租金的方式来替代秦美英居住权的实现既符合双方此前的惯例，又能彰显公平的价值取向。再次,秦美英一审中主张的是房屋租金损失，该损失系因周振英未提供房屋供秦美英居住亦未支付替代的租房费用所致，并不需要秦美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了租金费用。最后,秦美英并未对一审的判决提出上诉，二审中还进一步明确认可一审判决，表明秦美英方亦认可以支付租金方式替代其居住权的实现，对此亦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秦美英与周振英系姑嫂关系，在秦坤松故逝后，双方更应和谐共处。秦美英与周振英都已经年近六十五周岁，秦美英患有精神疾病，无子女赡养，现长期在医院住院，由姐姐秦某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周振英独自居住在涉案争议的房屋中，其女儿女婿会时常与其共同生活。本院希望秦某能够妥善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秦某的子女能够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助秦某履行对秦美英的扶养照顾义务；希望周振英能够自觉履行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的义务，周振英的女儿、女婿能够自觉履行对周振英的赡养义务；更希望秦某方与周振英方就秦美英后续的生活情况能够友善的沟通协调，充分保障秦美英、周振英以及秦某三位老人的合法权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综上所述，周振英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三百六十六条、三百六十七条、三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振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斌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山钰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