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82民初1124号原告：安长先，女，195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原告：安显群，女，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原告：安冬秀，女，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芳，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国定，男，194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芳，贵州贵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玉，贵州贵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安长先、安显群、安冬秀与被告安国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长先、安显群、安冬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芳，被告安国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芳、王素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长先、安显群、安冬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登记在被告安国定名下位于仁怀市（现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面积为119.37平方米的房屋一栋（价值约50万元）归三原告共同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安国定与杨若先（仙）原系夫妻关系，双方1957年农历十月初六结婚后，于1958年4月22日生育原告安长先，1964年4月15日生育原告安显群，1966年12月18日生育原告安冬秀。被告安国定与杨若先结婚后，因被告安国定与其弟兄安某、安国勋1966年农历冬月分家，分得所有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该房屋及猪圈一直由被告安国定和杨若先占有使用。1974年7月31日，因被告安国定犯罪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年8月，三原告之母亲杨若先向仁怀县人民法院申诉要求与被告安国定离婚，仁怀县人民法院于1974年10月18日作出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杨若先诉与安国定离婚，准予离婚：二、安国定与其弟兄分家时分得的房用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其文具，生活用具一律归杨若先所有；三、杨若先与安国定生育三个女孩，由杨负责抚养。被告安国定刑满释放后，因无房屋居住，经杨若先同意便于1999年开始暂住在杨若先所有的上述房屋内。被告安国定暂居杨若先房屋期间，经杨若先同意，由被告安国定代为其将离婚时所得的房屋及猪圈和安某调换取得本案诉争房屋，并由被告安国定继续暂时居住。2016年9月21日三原告之母杨若先病故后，因被告安国定已另购房屋，三原告作为杨若先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安国定将诉争房屋交还原告，但被告安国定却以房屋已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与三原告发生争执。为此，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向仁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询后才得知，被告安国定隐瞒诉争房屋系杨若先所有的事实，并编造诉争房屋为其父安成洲的遗产骗取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据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前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安国定与三原告之母亲于1974年离婚的事实，该事实有原告举证的仁法（1974）民字第43号卷宗，该卷宗里面的内容能充分反映安国定与杨若先离婚前，便已经与其兄弟安某、安国勋分家分得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被告对该房屋有处分权。杨若先于1974年8月申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提出要求，法院审查后，1974年10月15日被告安国定向仁怀县人民法院书面回复，因自己在改造，没有能力对三个孩子的生活负责，关于家中的几间房屋，意见是，三个孩子是杨若先的，也是我的，由于犯法造成离婚，故此房屋三小间和财产，是不要的，作为杨若先这三个孩子母亲讲，我希望她不要，给三个孩子长大了后自行解决，请求法院处理，仁怀县法院审理后，于1974年10月18日作出判决，安国定与其弟兄分家时分得的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其家具，生活用具一律归杨若先所有，三个女孩，由杨若先负责抚养。同时该卷宗中还有中枢人民街、革委在杨若先申诉材料下面盖章，并写下同意离婚，财产按分家时分配判决，及安某亲笔签名的，声明将分家时财产给杨若先，我没有意见的声明。该判决书送达后，还有被告安国定于1974年12月2日在送达回证上的签名，证明该判决书被告安国定已经签收并产生法律效力。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的当庭陈述却严重不一致，前后相互矛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首先，被告及其代理律师在答辩时当庭否认收到了该判决书，并否认分家的事实。却又陈述其母亲说的你自己的房屋为什么不回去住，及其申请的证人安某对自己签名并写下的声明将分家时财产给杨若先，我没有意见的声明的真实性的认可；均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被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次，被告作为三原告的父亲，一直以来关系比较好，被告刑满释放后，三原告之母亲考虑到被告无房屋居住，才同意被告暂住在上述房屋内，在被告居住期间，经杨若先同意，由被告代为其将离婚时所得的房屋及猪圈和安某调换取得本案诉争房屋，交由被告安国定继续暂时居住。在其居住期间，被告安国定一直告诉杨若先及三原告，该房屋是三原告的，他是不会要的，故三原告及其母亲杨若先一直让被告居住在该房屋内。后三原告母亲过世之后，因被告安国定已另购了房屋，三原告作为杨若先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将诉争房屋交还三原告，但被告却以房屋已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拒不将本案诉争房屋交还给三原告，三原告经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不得已才起诉前来。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安国定辩称，三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诉状中所称被告被仁怀市（原仁怀县）人民法院判决与杨若先离婚，判决将“安国定与其兄弟分家时分得的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家具等归杨所有”不是事实。第一，在1974年，被告安国定的父母尚在人世，并没有分家分财产，原告所提及的“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家具等”并非属于被告安国定的个人财产，房屋及猪圈是属于被告父母的财产，并不属于被告与杨若先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应在离婚纠纷中予以分割；第二，被告安国定当时在监狱服刑，并没有收到仁怀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不应以该判决内容约束被告；第三，1974年8月，杨若先的控诉申请中，控诉要求是“严格区分夫妻财产的使用”，但在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判决将财产直接分割为“安国定与其兄弟分家时分得的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其生活用具一律归杨若先所有”，已经超出了杨若先的控诉请求。且人民法院仅依据杨若先的询问笔录及安国定的说明就作出判决，证据不足。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于1987年刑满释放，1997年回仁怀。回到仁怀后，才知道杨若先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且已另嫁。1998年，安国定三兄弟商量分房屋修房子，于2001年办好房产证。在被告回到仁怀以及修房子、办理产权证等后，杨若先均知情并同意，且被告及被告现任妻子与杨若先关系亲密，杨若先去世也是。杨若先对被告的上述行为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几人对修建房屋没有任何付出，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述的“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房屋三小间的面积约20平方米，整个大家庭的房屋面积约70平方米，若当时确实分家，那安家的其他兄弟姐妹是如何均分70平方米的房屋。在经过调换后多次修建，原来的20平方米经过被告的努力，已经变成119.37平方米，前后价值远远不等。按照公平原则，原告的诉请也不应当得到支持。被告申请的证人安某的证言中，明确的讲述了诉争房屋的前因后果，也讲述了一直以来杨若先、三原告对房屋的态度，杨若先及三原告对房屋调换、修建情况均知情并同意，从未有阻拦。从本案庭审中来看，三原告均认可了其一直知道被告修建房屋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产生诉讼的原因是因为房屋即将被政府征占，对即将获得的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由此看出，三原告对房屋的前因后果完全知情，但因为贪婪的欲望，将老父亲诉至法院。对诉讼时效的抗辩称是查询后才知完全是虚假陈述，也是藐视法律的权威。三、被告于2001获得房产证及土地证，不动产的权属依据登记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二百一十六条、二百一十七条等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被告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被告安国定对该房屋享有权利办了房屋登记手续是正确的，不存在有三原告起诉的隐瞒事实骗取产权登记的事实。因为仁怀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将未分家时被告的父母亲的财产错误的判决分割给了杨若先。所以在安成洲去世后，被告安国定作为安成洲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其父亲遗产的权利。三原告在被告对房屋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利的基础上，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也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告几人作为被告的女儿，未尽到应尽的赡养义务。不论被告是当年才出狱时生活的窘迫，还是现在年老后面对女儿的起诉。三原告均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赡养义务。被告已经81岁高龄，在平时，三原告没有任何的嘘寒问暖，甚至到被告家中逼迫被告写遗嘱，原本被告对房屋被占后财产的分配是有所考虑的，但因三原告上述的种种行为，完全寒透了被告的心。在此，被告保留向原告起诉要求支付赡养费的权利。综上，原告的起诉不论从情理法均无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围绕本案调查重点，原告提交了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杨若先身份证、杨若先火化证、亲属关系证明、1963年仁怀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74年10月18日仁怀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杨若先的申诉、安国定于1974年10月15日亲笔书写给仁怀县人民法院的回复、安国定仁怀市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被告提交了安国定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证人安某的当庭证词等证据，结合双方的陈述，通过质证审查，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安国定与杨若先（又名仙，已于2016年9月24日病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1957年农历十月初六结婚后，于1958年4月22日生育原告安长先，1964年4月15日生育原告安显群，1966年12月18日生育原告安冬秀。被告安国定与杨若先结婚后，因被告安国定与其弟兄安某、安国勋1966年农历冬月分家，分得所有房屋三小间和一间猪圈，该房屋及猪圈一直由被告安国定和杨若先占有使用。1974年7月31日，因被告安国定犯罪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年8月，三原告之母亲杨若先向仁怀县人民法院申诉要求与被告安国定离婚，仁怀县人民法院于1974年10月18日作出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杨若先诉与安国定离婚，准予离婚：二、安国定与其弟兄分家时分得的房用三小间和一间猪圈，及其文具，生活用具一律归杨若先所有；三、杨若先与安国定生自三个女孩，由杨负责抚养。被告安国定刑满释放后，因无房屋居住，经杨若先同意便于1999年开始暂住在杨若先所有的上述房屋内。期间，由被告安国定将居住房屋及猪圈和安某调换取得本案诉争房屋，并改建。安国定于2001年4月23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计三层，面积119.37㎡，并注明原房屋系安成洲的，1976年安成洲去世，1991年安国定母亲去世，该房屋由安国勋、安国定、安某继承，1998年家庭协议该部分由安国定所有，系1993年改建。）之后，因房屋产生漏雨情况，安国定又加盖了两层，房屋现状是五层。2016年9月21日三原告之母杨若先病故后，三原告认为，作为杨若先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安国定将诉争房屋交还原告，但被告安国定却以房屋已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且杨若先生前已将房屋送给安国定。后，双方发生争执。另查明，被告安国定与现任妻子1999结婚并生育一子现年20岁（未就业），至今居住在诉争房屋内。本案双方争议较大，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仁怀县人民法院于1974年10月18日作出仁法（1974）民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未考量判决时房屋系安成洲继承所得，当时安成洲夫妻尚在，并未考虑其权利；该房屋当时系木结构房屋，且面积较小，原来的20平方米经过被告的努力，办证时已经变成119.37平方米，前后价值远远不等，现在又增加二层；安国定当时同意房屋判决归杨若先所有系考虑到杨若先未改嫁，且正在抚养三个孩子的因素。该判决系生效判决，其法律效力尚存。二、1987年安国定释放后回家时，杨若先已经另嫁有了稳定的家庭，杨若先同意安国定居住判决房屋属于情理之中。安国定、安国勋、安某协议和调换、改建房屋的行为，以及于2001年4月23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的评价，应结合安国定刑满释放回来后，安国定及安国定现任妻子、儿子与杨若先关系亲密，直到杨若先去世。杨若先对被告的上述行为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几人对修建房屋没有任何付出，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推定杨若先均知情并同意，视为杨若先同意将判决所得房屋赠与安国定。三、诉讼时效问题，现行法律制度下，所有权的公示方式分为交付与登记两种。大部分动产物权以交付为所有权公示的方式，部分动产与全部不动产则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如果不动产被他人非法占有，而物权人不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占有人很可能将占有物参与社会交易，此时如果允许物权人再通过公力救济方式确认其所有权并返还原物，将损害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长期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将导致第三方合理认为登记物权人所有，基于信赖利益可能产生新的交易关系，为保护新的交易秩序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物权登记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时，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案中，安国定于2001年4月23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至今已达20年之久，结合安国定一家与杨若先的亲密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推定杨若先应当是知道的，故对杨若先而言，原告诉争之房屋至今早已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保护期。且2016年9月24日杨若先病故，至今已超过3年，对杨若先的继承人三原告来说，也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四、对证人安某证词的可信度，安某作为78岁的老人，原、被告均是其至亲，在当庭签署作证保证书的情况下做出证词，并在庭后做出书面说明，其证明杨若先改嫁时将房屋交其保管，并说“若你二哥安国定回来，这个房子就给你二哥。”结合具体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该证词可信。五、被告于2001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对本案诉争的不动产的权属依据登记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百一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二百一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被告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即该房屋属被告安国定所有。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基于三原告之母遗产涉及的房屋而产生的。本案涉及的房屋，虽然其中部分系三原告之母杨若先判决所得，但现有证据证明，杨若先生前已将其赠予安国定。并且，安国定于2001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对本案诉争的不动产的权属获得登记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法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原、被告作为父女亲情关系，双方本应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尊老爱幼，妥善处理生活中发生的矛盾和分歧。遗憾的是，双方争议不断，矛盾不止，在各方的调解下，仍未有所改变，实属不该。本案中，案涉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调解未果。法官依法按照双方的举证效果依法判决，但判决结果岂能尽如人意。法律只是社会调整的一种方式，但矛盾的最终化解，双方应当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平协商处理为妥。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长先、安显群、安冬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已减半），由原告安长先、安显群、安冬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必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易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