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2民初710号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381号（商务楼26层）。法定代表人：董桐江，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明轩，系甘肃现代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平，系甘肃现代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信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伏龙坪路4号办公楼302室。法定代表人：郑兰花，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媛，系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光路20号丰树物流园内B座3单元北侧。法定代表人：胡运韬，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之光，男，汉族，1979年8月15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系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78号一层南侧大厅办公间。法定代表人：黄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之光，男，汉族，1979年8月15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滨海旅游区1号楼二层240室。法定代表人：黄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之光，男，汉族，1979年8月15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系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翔公司）诉被告兰州信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信胜公司）、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甘0102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11日，该院作出（2019）甘01民终42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甘0102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2020年1月17日，本院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平，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媛，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之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海翔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或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并依法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损失107749.83元，支付违约金53176元，合计1080925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初，原告拟购买一辆高档商务车，考虑到西安市场高端车型丰富，经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介绍，选中了一辆厂牌型号为“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乘用车”。陕西远大公司介绍该车为原装平行进口车，原告若购买将是国内第一个购买人。在陕西远大公司人员陪同下，2018年2月初，原告到了陕西远大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天津自贸区，天津远大集团公司提供了一辆自称是原装进口“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乘用车”交付给原告。在支付购车款时，陕西远大公司称自己公司在兰州市有经销商即兰州信胜商贸有限公司，购车款支付给兰州信胜公司即可。原告向兰州信胜公司支付了购车款920000元。原告随后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登记的车辆信息如下：号牌甘ＡＡ××××，发动机号×××54，制造厂名称美国戴纳肯汽车公司，车辆品牌戴纳肯维特斯，海关进口，进口商为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天津远大销售公司是天津远大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涉案车辆交付原告使用后，多次出现事故。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发生于2018年11月22日，原告工作人员驾驶涉案车辆载乘三人自甘肃嘉峪关往兰州方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到张掖东，突然车辆后轮悬挂半轴断裂，险些发生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事发后被告安排拖车将涉案车辆拖运至兰州（德国）博世汽车维修站。经专业人员查看，涉案车辆并非原装进口戴纳肯维特斯，车辆的前轮为弹簧悬挂，后轮却是空气悬挂，这不符合原装进口车的标准，后轮空气悬挂明显是经改装的。车辆控制面板、天窗、地板、坐椅等多处都是改装过的。被告以改装车冒充原装平行进口车出售给原告，对原告进行欺诈。原告找兰州信胜公司解决问题，兰州信胜公司认为自己仅是陕西远大公司的经销商，应当找陕西远大公司。原告找陕西远大公司，陕西远大公司认为车是从天津远大集团公司提取的，应当由天津远大集团公司承担责任。涉案车辆至今仍在维修站无人问津，各被告互相推诿，原告多次催要无果，遂诉至法院。原告海翔公司当庭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请依法判令被告共同在全国性媒体上对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申请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或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并依法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损失119652.75元，支付违约金55200元，合计1094852.75元”变更为“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损失119652.75元，支付违约金53176元，合计1094852.75元”。被告兰州信胜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签订过买卖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被答辩人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起诉属主体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首要应确定的是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即与被答辩人订立买卖合同并实际进行交易的合同相对方。因案涉车辆买卖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且买卖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则应当根据订立合同的要约与承诺的发出主体，车辆型号规格、质量价款维修、履行方式时间地点等合同主要条款的协商主体，交付车辆的履行主体等几个构成合同方面综合予以认定。首先，订立合同的要约与承诺主体为被答辩人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被答辩人在诉状中陈述“原告经陕西远大公司介绍选中案涉车辆，并在陕西远大人员陪同下从天津远大提走案涉车辆”，该陈述构成对要约与承诺主体的自认，且确系被答辩人看车及购买车辆的实际情况。《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被答辩人在陕西远大看车，提出购买车辆的意愿，即为被答辩人“买车要约”的发出；陕西远大陪同并介绍从天津远大提车，则为陕西远大或其与天津远大共同对买车要约作出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及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的规定，被答辩人与陕西远大、天津远大的买卖合同自车辆交付时成立。具体与陕西远大还是天津远大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作为未参与的合同洽谈及订立的第三人，无法知晓和确定。其次，合同主要条款的协商主体亦为被答辩人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关于车辆的型号规格，系被答辩人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看车后选购确认；关于车辆的价款质量，亦为被答辩人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协商后确定；关于车辆的维修，从第一次一审庭审笔录第10页（“被三被四安排的拖车，运至被三被四指定的博世维修点”）、第12页（“被三：博世维修点是我们的合作店”）中均可以看出系天津远大负责。故，合同的主要构成条款均为被答辩人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协商确定，答辩人从未参与且并不知情。再次，天津远大系交付车辆的合同履行主体。被答辩人、陕西远大、天津远大三方均自认案涉车辆系天津远大直接交付给被答辩人的（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2页“被二：由第四被告交付给原告”、13页“被四：涉案车辆是由第四被告直接交付给原告的”、“原：车辆是天津远大交付的”）。因此，合同订立后是由天津远大直接向被答辩人交付车辆以实际履行的，合同订立与交付车辆的合同履行主体一致。综上，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协商、订立到实际履行交付义务的全部过程，均系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公司实施，答辩人从未参与任一环节，故答辩人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被答辩人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二、答辩人不论与陕西远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不论是否接受陕西远大的委托收款要求而代为收取被答辩人的购车款，均对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确定不产生影响。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被答辩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合同外第三人主张权利。原一审阶段，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从未提出案涉车辆的卖方为答辩人。而在一审败诉的二审上诉阶段，却均以答辩人收取车款、指示交付车辆为由，以书写内容基本一致上诉状的形式，企图合谋将双方的合同责任推卸给答辩人，此种行为，完全是栽赃陷害、转嫁责任的不诚信的表现。首先，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指示交付制度，不存在车辆“指示交付”的情形。《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根据该规定，本案适用指示交付需同时具备：车辆系答辩人所有+答辩人负有交付车辆的义务+天津远大作为合同外第三人且对车辆不享有所有权+答辩人对天津远大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而本案中，对车辆享有所有权的为陕西远大及/或天津远大、与被答辩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为陕西远大及/或天津远大，负有交付义务的也自然为该两方，且天津远大在原一审中陈述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原一审笔录13页“被四：我方与第一被告没有关系”）。故，本案完全不符合适用“指示交付”的情形，不存在指示交付，案涉车辆交付为天津远大对被答辩人的“直接交付”。其次，答辩人仅仅是根据陕西远大的委托，按照陕西远大的要求代为收取被答辩人购车款的“委托收款”行为。因案涉车辆系在天津购买，存在在兰州上户困难无法办理车辆登记的实际情况，答辩人作为陕西远大在兰州区域的宝马汽车外展合作方，在本案的行为仅仅为经陕西远大要求并支付一定的委托费用，代为收取案涉车款并协助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的“委托收款”行为。答辩人与陕西远大之间就案涉车辆仅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答辩人代收车款并预先扣除部分费用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及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的规定。综上，本案不符合“指示交付”的规定，不存在答辩人指示天津远大交付车辆的行为；答辩人与陕西远大仅为“委托收款”关系，更进一步印证了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为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的事实。三、本案不构成欺诈，案涉车辆未达到法律规定的退货条件，不符合撤销或解除合同的情形，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合同具有稳定性，合同订立后，双方均应全面履行，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被答辩人未就案涉车辆签订书面合同，且在车辆交付使用9个月后，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且与约定交付内容不符，存在欺诈为由提起本案之诉，但在原一、二审阶段，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首先，本案不构成欺诈。被答辩人诉称“被告以改装车冒充原装平行进口车出售给原告存在欺诈”，则应当对“存在欺诈”予以证明，即需要同时对案涉车辆为改装车辆，以及被答辩人与合同相对方约定购买的案涉车辆为原装平行进口车辆两个事实均加以证明。而根据原一审证据，虽天津远大公司就案涉车辆进行过升级改装予以自认，但否认双方约定交付车辆为未经改装的平行进口车辆。对这一事实，被答辩人未对其与合同相对方就车辆型号规格、是否平行进口、是否可升级改装等车辆具体各标准、系数等的明确约定进行举证证明，不能证明交付车辆与双方约定不符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即便认定构成欺诈，欺诈的主体也应当为天津远大。案涉车辆系天津远大所有，天津远大亦承认对该车辆进行过升级改装，且与被答辩人订立买卖合同的为天津远大，履行合同告知义务的为天津远大。答辩人作为接受陕西远大委托代为收款的一方，对案涉车辆的情形完全无从知晓，陕西远大作为委托方，亦在原一审庭审中当庭认可答辩人不知道车辆情况的事实（笔录第5页“被告二从未向被告一及原告表明过该车辆是否为改装车辆”）。故，被答辩人的合同相对方应为履行合同告知义务的主体，即便存在欺诈，欺诈主体也应为天津远大，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再次，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退车条件。其一，《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消费者选择更换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本案中，被答辩人陈述案涉车辆“后轮悬挂半轴断裂”，根据上述规定，退货条件为“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但案涉车辆悬架系统仅为第一次维修，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能进行退货。其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未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民事责任仅为合同主体之间的责任，不存在超越合同主体由所有销售者与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是根据产品质量责任消费者主张权益的规定，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与产品质量责任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一并处理。综上，本案不符合欺诈及退车情形，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四、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依法应不予支持。被答辩人对于合同的“撤销”或“解除”无明确的诉讼请求。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所提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或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而“撤销”与“解除”是不同的请求权，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后果也完全不同。被答辩人在本案并未对其主张究竟是“撤销”还是“解除”予以明确，而是采用“或”的表述，说明被答辩人自身对提起本案的请求权性质不清楚，导致法院无明确的诉讼请求审理本案，故对其请求应予明确，不能明确的，应予驳回。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与被答辩人签订合同的相对方，在本案中仅进行了接受陕西远大委托代收车款并协助办理登记手续的委托行为，且本案不构成欺诈，不符合撤销或解除合同的情形。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且其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法庭审查后予以驳回，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请求依法撤销合同存在法律意识模糊的情况，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的事实，因价款不对等，双方不会存在买卖关系；本公司既未与原告签订过车辆买卖合同，也未收取过原告的购车款920000元。因此，原告诉称解除合同无从谈起，我方既不应承担退还车款的责任也不应承担赔偿损失及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二、本案涉诉车辆三证齐全，方能办理车辆登记手续，案涉车辆已经办理登记，这已表明该车辆符合中国现行车辆管理的相关规定，案涉车辆是国家认可的，属于合法正规的平行进口车辆。原告诉称改装车冒充原装车缺乏事实依据；三、如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我们只能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维修；原告应向兰州信胜公司主张三包责任。如果原告购买车辆不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3年颁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关于退货的相关规定，则原告无权主张退货。四、该车辆是由本公司销售给信胜公司的，销售价格为780000元。信胜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向本公司支付了购车款，本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向信胜公司开具了78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只要是能够合法上牌，进口手续齐全，且信胜公司与原告实际查验过车况后进行的买卖行为，并不能构成欺诈。本公司从未向信胜公司及原告表明该车辆是否为改装车辆，车况需要以实际查验车辆为准。综上，本公司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主体，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海翔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兰州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目的：证明原告为购买案涉车辆向被告兰州信胜公司付款920000元。兰州信胜公司收款后向原告开具了售车发票。进而证明买卖关系成立。证据二、机动车登记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证明目的：证明1、案涉车辆在中国登记的牌号为甘ＡＡ××××，发动机号×××54；2、车辆由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从天津海关进口；3、车辆为奔驰、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平行进口车、美规。证据三，车况影像；证明目的：证明案涉车辆受损后的现状。车辆现存放于被告指定的地方兰州（德国）博世汽车维修站。车辆前轮为弹簧悬挂，后轮为空气悬挂，后轴断裂。证据四、外展合作协议、网上截屏信息；证明目的：证明1、兰州信胜公司与陕西远大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2、陕西远大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津远大集团公司；3、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为天津远大集团公司独家出资的一人有限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与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的高管兼法定代表人同为自然人黄炜。因几家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买车时在陕西远大公司看中的车样，在陕西远大公司陪同下去天津看实物，最终在天津开走了车辆，难以分辩提供车辆的是天津远大集团公司还是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交易完成后，从被告相互之间走账看，被告是利益共同体。故，案涉车辆应当由四个被告共同承担责任。证据五：税收完税证明、保险费发票等；证明目的：证明原告购买车辆后发生的部分费用，合计116285.73元。该费用被告应当给予补偿。被告信胜公司对原告海翔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结算申请书系原告在银行的汇款凭证，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机动车发票系我方接受陕西远大公司委托，接受车款后出示的，亦不能证明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意，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货物进口证明书中明确载明车辆系平行进口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有明确记载，其中前悬挂，后悬挂明确，随车清单系与车辆一同由天津远大向原告直接交付，以上材料均系天津远大直接交付，这组证据证明该车辆的交付是天津远大公司，与我方无关。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为拍摄照，不能直接反应车辆悬架系统前挂为弹簧，后为空气悬挂，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外展合作协议载明我方与陕西远大合作为2018年4月20日开始，合作车型为宝马系列，与案涉车辆购买时间及车型均不一致，该证据证明我方与案涉车辆无关，对网上截屏信息的三性均无异议，该信息能证明陕西远大与天津远大间存在控股关系，且与原告在诉状及第一组证明目的中自认的其在远大公司看车，在天津远大提车能够予以印证，对回单和发票，我方收取车款，扣取相应的委托费用后，将购车款交付给陕西远大的事实，购车款最后有陕西远大交付给天津远大，与天津远大交付车辆，恰好构成完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履行的相对方天津远大。对第五组证据，税收完税证明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保险费发票其他损失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他损失费用为保养和维修费用，对拖车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时间事隔四个月，故我方不予认可。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对原告海翔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原告只想证明该车辆是进口车吗？对第三组证据，从图片的角度上来看，无法看出空气悬挂是谁安装的，确实存在空气悬挂；对于这个图片体现出的空气悬挂是坏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坏的，无法证明。对第四组证据，利益共同体我认为不合适。对第五组证据，1、产生的保养费用不予认可；2、原告购买的交强险之外的商业险不予认可；3、空气悬挂的损害是休理好了的，原告也无法证明空气悬挂是什么时候损坏的。被告信胜公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微信朋友圈截屏3张；证据2、原告购买案涉车辆看车过程视频记录1份；证明目的：1、李佳伦系陕西远大员工，案涉车辆系原告经陕西远大介绍购买，天津远大为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2、本案与被告信胜公司无关，原告针对信胜公司的诉讼请求显属主体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第二组证据：证据3、兰州银行对公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1份；证据4、兰州银行对私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1份；证据5、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证据6、微信截屏4份；证明目的：1、被告信胜公司根据陕西远大委托代为收取920000元购车款；2、被告信胜公司按照陕西远大指示向李映辉支付25000元；3、被告信胜公司根据陕西远大指示，向陕西远大公司员工李佳伦转付购车款共计75386.83元；4、被告信胜公司向陕西远大公户转付购车款780000元；5、案涉车辆购车款共计920000元，信胜公司根据陕西远大要求向其或其指定收款人转付购车款共计880386.83元。第三组证据：证据7、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联1份，证据来源：税务部门出具；证据8、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证据来源：陕西远大开具；证明目的：1、案涉车辆销项税款为133675.21元，进项税款为113333.33元，经抵扣，信胜公司共计支付案涉车辆税款20341.88元；2、信胜公司扣除办理委托事宜（即信胜公司接受委托代收购车款及协助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的费用19271.29元后，将剩余购车款转付给陕西远大，陕西远大向信胜公司开具了发票。原告海翔公司对被告信胜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李佳伦未出庭，无法证明该证据是否属实。对第二组证据，兰州银行对公存款明细三性无异议，恰好可以印证证据四至证据六，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印证被告兰州信胜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证据一与该证据相吻合。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对被告信胜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李佳伦是什么人需要核实，信胜公司认为合同向对方应当是陕西远大，前后不一致，该人员的视频不能证明是否有买卖合同成立。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笔钱的用途是什么不知道，个人之见的打款不本案无关，无法证明任何问题。对第三组证据，我们与信胜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回单、专用发票；证明目的：销售给兰州信胜公司的。原告海翔公司对被告陕西远大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据四，该发票不能显示实物的流向，不能证明实物的交付。被告信胜公司对被告陕西远大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为双方的款项往来，不能反映天津远大交付给陕西远大，陕西远大交付给我公司，而事实上确实也不存在，我方提交的证据中也能证明我们收到款项交付给天津远大，我们先给陕西远大，后陕西远大给天津远大。合同相对方究竟是谁，我方是案涉车辆收款的一方，我们没有经行案涉车辆的买卖和交付，无法确定买卖相对方。原告明确自认认为陕西远大，天津远大是共同销售行为，而实际情况是原告与陕西、天津远大进行了商谈和订立合同。被告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对被告陕西远大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经质证认为：无异议。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客户回单，专用发票；证明目的：销售的价格。原告海翔公司对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据四，该发票不能显示实物的流向，不能证明实物的交付。被告信胜公司对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为双方的款项往来不能反映天津远大交付给陕西远大，陕西远大交付给我公司，而事实上确实也不存在，我方提交的证据中也能证明我们收到款项交付给天津远大，我们先给陕西远大后陕西远大给天津远大，合同向对方究竟是谁，我方是案涉车辆收款的一方，我们没有经行案涉车辆的买卖和交付，无法确定买卖向对方，原告明确自认我们认为陕西远大，天津远大是共同销售行为，而实际情况是原告与陕西、天津远大进行了商谈和订立合同。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对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所举证据经质证认为：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5日，原告海翔公司向被告兰州信胜公司转款920000元，转账结算业务申请书中载明系车款。2018年3月7日，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向原告海翔公司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载明：车辆类型为商务车，厂牌型号为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乘用车（以下称为涉案车辆），产地为德国，进口证明书号为Ｈ02180009278，价税合计920000元。2018年1月10日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载明：涉案车辆经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按章办结进口手续。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为汽油型、整车、7座、奔驰、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ＭＥＴＲＩＳ、平行进口车、美规，产地德国。2018年2月5日，被告兰州信胜公司根据被告陕西远大公司要求向其或其指定收款人李映辉、李佳伦通过银行转账转付购车款共计880386.83元。案涉车辆销项税款为133675.21元，进项税款为113333.33元，经抵扣，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共计支付案涉车辆税款20341.88元；被告兰州信胜公司扣除陕西远大公司办理委托事宜（即兰州信胜公司接受委托代收购车款及协助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的费用19271.29元后，将剩余购车款转付给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并由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向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机动车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乘用车。同日，被告陕西远大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维特斯车款752000元，并由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给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机动车戴纳肯维特斯1991ＣＣ乘用车。2018年3月19日，原告海翔公司在兰州市××队办理了涉案车辆的登记，登记编号为甘ＡＡ××××。2018年11月22日，原告海翔公司的工作人员驾驶涉案车辆载乘三人自甘肃嘉峪关往兰州方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至张掖东时，突然车辆后轮悬挂半轴断裂。事发后，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安排拖车将涉案车辆拖运至兰州（德国）博世汽车维修站。经检修，原告得知该车前轮为弹簧悬挂，后轮为空气悬挂，车辆控制面板、天窗、地板、座椅等多处改装。原告海翔公司遂诉至法院，主张该车系改装车，各被告构成欺诈，遂形成本诉。庭审中，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认可涉案车辆是其直接交付与原告海翔公司，其不仅承认对涉案车辆进行了升级改装，而且认可未将升级改装情况告知原告海翔公司。另查，兰州信胜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双方签订的外展合作协议载明：“我方与陕西远大合作为2018年4月20日开始，合作车型为宝马系列。”双方开始合作时间与案涉车辆购买时间及车型均不一致。被告陕西远大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被告天津远大集团公司；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为被告天津远大集团公司独家出资的一人有限公司。被告天津远大集团公司与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的高管兼法定代表人同为自然人黄炜。原告购买涉案车辆后缴纳车辆购置税78632.48元，购买车辆保险23057.35，支出车辆登记工本费120元，共计10181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兰州信胜公司、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海翔公司能否以被告改装车冒充原装平行进口车出售与原告，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关系；3.在撤销合同的情况下，案涉车辆是否应一并返还以及原告海翔公司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4.原告海翔公司主张由被告承担违约金53176元的诉求有无依据；对此，本院分别作如下分析认证：一、关于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兰州信胜公司、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如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所谓合同关系的相对性，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发生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和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概括起来，其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和责任的相对性三方面的内容。1.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2.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从合同关系内容的相对性原理分析：一是，合同规定由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及于第三人；二是，合同当事人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3.合同权利与义务主要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3.责任的相对性，所谓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五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首要应确定的是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即与被告订立买卖合同并实际进行交易的合同相对方。因案涉车辆买卖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且买卖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则应当根据订立合同的要约与承诺的发出主体，车辆型号规格、质量价款维修、履行方式时间、地点等合同主要条款的协商主体，交付车辆的履行主体等几个构成合同方面综合予以认定。首先，订立合同的要约与承诺主体为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公司。原告海翔公司在其民事诉状中陈述“原告经陕西远大公司介绍，选中案涉车辆，并在陕西远大公司的人员陪同下从天津远大公司提走案涉车辆”。该陈述构成对要约与承诺主体的自认，且确系原告海翔公司看车及购买车辆的实际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其他方式”。原告海翔公司在陕西远大公司看车，提出购买车辆的意愿，即为原告海翔公司“买车要约”的发出；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工作人员陪同从被告天津远大公司提车，则为被告陕西远大公司与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共同对买车要约作出的“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八十三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四百八十四条“以通知方式作出的承诺，生效时间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的规定，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的买卖合同自车辆交付时成立。其次，合同主要条款的协商主体亦为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及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关于车辆的型号规格，系原告海翔公司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及被告天津远大公司看车后选购确认；关于车辆的价款质量，亦为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及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协商后确定；关于车辆的维修，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在原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亦陈述该公司安排拖车，运至其指定的博世维修点及博世维修点是该公司合作店。由此，证明案涉车辆的维修由其负责。因此，合同的主要构成条款均为原告海翔公司与陕西远大及天津远大协商确定。再次，被告天津远大公司系交付车辆的合同履行主体。原告海翔公司、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公司三方在原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亦陈述并自认案涉车辆系天津远大公司直接交付给原告海翔公司的。因此，合同订立后是由被告天津远大公司直接向原告海翔公司交付车辆以实际履行的，合同订立与交付车辆的合同履行主体一致。综上，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协商、订立到实际履行交付义务的全部过程，均系被告陕西远大公司与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实施。本案中，原告海翔公司与被告兰州信胜公司、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告已将涉案车辆购车款支付给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委托的收款人即被告兰州信胜公司；被告兰州信胜公司收取920000元款项后又依委托人被告陕西远大公司指示，支付给被告陕西远大公司。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后将购车款交付与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最后由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将涉案车辆交付与原告海翔公司。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原告海翔公司作为买受人支付了价款，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作为出卖人交付了标的物，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原告海翔公司能否以被告改装车冒充原装平行进口车出售与原告，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案涉车辆系被告天津远大公司所有，被告天津远大公司亦承认对该车辆进行过升级改装，且与原告口头订立买卖合同的为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履行合同告知义务的主体亦为被告天津远大公司。2018年2月5日，原告海翔公司向被告兰州信胜公司转款920000元，转账结算业务申请书中载明系车款。2018年3月7日，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向原告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载明：车辆类型为商务车，厂牌型号为戴纳肯维特斯1991CC乘用车（以下称为涉案车辆），产地为德国，进口证明书号为H02180009278，价税合计920000元。2018年1月10日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载明：涉案车辆经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按章办结进口手续。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为汽油型、整车、7座、奔驰、戴纳肯维特斯、1991CC、METRIS、平行进口车、美规，产地德国。2018年2月5日，被告兰州信胜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奔驰麦斯特车款780000元，并由被告陕西远大公司于给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机动车戴纳肯维特斯1991CC乘用车。同日，被告陕西远大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维特斯车款752000元，并由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给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机动车戴纳肯维特斯1991CC乘用车。被告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向原告海翔公司交付的涉案车辆进行了升级改装，并未将升级改装情况告知原告，但是，货物进口证明书中明确载明车辆系平行进口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有明确记载，其中前悬挂，后悬挂明确，上述随车清单系与车辆一同由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向原告海翔公司直接交付，且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与原告海翔公司就案涉车辆交易时口头约定过交付与买方的车辆系升级改装的车辆。故对于原告海翔公司主张被告以改装车冒充原装平行进口车进行出售，对原告构成欺诈，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在撤销合同的情况下，案涉车辆是否应一并返还以及原告海翔公司的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原告海翔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兰州信胜公司、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共同向原告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实际损失119652.75元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兰州信胜公司、天津远大集团公司并非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该诉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本院对原告诉请由被告陕西远大公司、天津远大销售公司向原告海翔公司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实际损失119652.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原告海翔公司主张由被告承担违约金53176元的诉求有无依据，对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违约金53176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二、由被告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购车款920000元，赔偿损失119652.75元；三、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返还甘ＡＡ××××机动车一辆；四、驳回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在本判决生效后，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54元，由原告甘肃海翔酒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元，被告陕西远大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远大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46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燕林人民陪审员  李建红人民陪审员  周慧颖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孙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