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1）粤1971执异133号 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4Ｋ。 法定代表人：周建潮。 委托代理人：罗辉，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荣桂，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四环入口处联盛汽车服务公司培训楼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0Ｂ。 投资人：钟小生。 第三人：钟小生，男，汉族，1977年5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 第三人：邓保平，男，汉族，1983年6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蕲春县。 第三人：舒斌，男，汉族，1983年3月13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委托代理人：张浩伟，广东顺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俊江，广东顺创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本院在执行（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音协”）请求追加第三人钟小生、邓保平、舒斌为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听证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称，申请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被申请人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经法院作出（2019）粤1971民初289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20）粤1971执28140号。在本案执行期间，因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财产，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查明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属个人独资企业，生效判决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12日，此时舒斌为涉案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及案件诉讼过程中，涉案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发生多次变更，分别变更为邓保平、钟小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第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现投资人钟小生及原投资人邓保平、舒斌应当为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依法追加第三人钟小生、邓保平、舒斌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第三人舒斌辩称，一、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应严格依法审查，执行依据的诉讼案件是2019年9月17日立案，2020年1月20日审结，由始自终舒斌对该案均不知情，在没有参与实体审理且舒斌并非被执行人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的现任投资者的情况下，如果裁定舒斌承担责任将不正当地剥夺舒斌实体权利；二、舒斌于2018年8月31日将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的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邓保平，双方约定被执行人享有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邓保平享有和承担，转让前舒斌对企业的债务全部进行了核算，当时申请执行人还没有向舒斌主张权利，且在一年后的案件审理中也没有向舒斌主张过权利，应当视为申请执行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三、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舒斌需要承担责任，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仍存在财产未执行完毕的情况，其经营地点仍存放有音响、空调、电视机等经营设备还没有执行，舒斌应对该部分财产执行完毕后不足部分再承担责任。 经本院依法传唤，第三人钟小生、邓保平未到庭参加听证。钟小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或证据。 第三人邓保平在听证前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应诉申请书》，辩称：一、邓保平在2018年8月份经手东莞市一路快舞厅期间，并不是实际经营者，曾在公司担任财务一职，并不知情歌曲版权被侵犯等事宜，后来才得知歌曲使用版权要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合同，也并不知情上任法人没有签订歌曲版权使用等事宜，经过多方咨询才得知版权使用事宜与法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二、邓保平于2018年8月份接手一路快车歌舞厅，而该案情于2017年发生，本人在接手担任法人的时候也未曾得知中国音协的任何电话以及书面上的任何通知，包括邓保平的上任法人，如果有的话邓保平一定会积极配合好处理歌曲版权侵犯一案。三、邓保平在得知一路快车歌舞厅经营不善的时候与实际经营者协商转让该店，于2019年7月份将一路快车歌舞厅转让给现任法人钟小生，并且有书面协议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对本人的追加申请。 经审查查明，原告中国音协与被告东莞市一路快车歌舞厅（以下简称“一路快车歌舞厅”）之间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粤1971民初28995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8月12日，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公证员刘某及公证人员黄某随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主××山商业街××楼（君子兰酒店旁）畅乐迪量贩式KTV，以消费者名义进入K16号包房进行消费，并在音像设备上选取了包含本案诉请歌曲在内的歌曲进行播放，花费80元。诉请的歌曲内容与原告主张的音乐作品实质性近似。”本院判令一路快车歌舞厅应停止相关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并向中国音协赔偿经济损失38000元。该判决于2020年8月20日生效后，根据中国音协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本案暂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裁定（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协为此请求本院追加第三人钟小生、邓保平、舒斌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被执行人。根据中国音协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商事登记信息，一路快车歌舞厅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额50万元，目前的投资人为钟小生，出资方式是以个人财产出资。企业成立时投资人为梁惠平，2017年1月10日投资人变更为舒斌，2017年9月25日投资人变更为谢俊龙，2018年7月17日投资人变更为舒斌，2018年8月31日投资人变更为邓保平，2019年7月9日投资人变更为钟小生。 其中，在2018年7月12日谢俊龙与舒斌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前者向后者以5000元价格转让一路快车歌舞厅的100%的企业财产共50万元的出资份额，谢俊龙转让财产份额后，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转由舒斌承担，舒斌按出资范围享受利润与承担亏损。 在2018年8月15日舒斌与邓保平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前者向后者以5000元价格转让一路快车歌舞厅的100%的企业财产共50万元的出资份额，舒斌转让财产份额后，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转由邓保平承担，邓保平按出资范围享受利润与承担亏损。 在2019年6月11日邓保平与钟小生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前者向后者以0元价格转让一路快车歌舞厅的财产份额，转让财产份额后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的权利和义务转由钟小生承担。 邓保平在本案听证前向本院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协议书显示邓保平作为出让方，钟小生作为受让方，双方约定：“……1、邓保平自愿将歌舞厅的100%的股权和歌舞厅内现有的所有设备、用品、装修等打包转让给钟小生，作价人民币102000元。邓保平承诺收到的转让款用于支付歌舞厅欠员工工资约60000元，欠房东的房租、水电费约42000元。2、本协议书签订后3日内，邓保平应将歌舞厅移交给钟小生。3、钟小生在接手歌舞厅后3天内，支付人民币42000元给邓保平，邓保平同意由钟小生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歌舞厅的房东，邓保平承诺在钟小生支付该款项10个工作日内将歌舞厅的投资人变更成钟小生。4、钟小生在收到变更后的营业执照3日内，将本协议书剩余款项60000元支付给邓保平，邓保平同意钟小生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歌舞厅的员工。……第二条有关歌舞厅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1、本协议书签订后，在本协议书签订前歌舞厅的盈利、债务均由邓保平自行承担（除本条第2款约定外）。2、在本协议签订时，邓保平未披露给钟小生的债务，若有第三人向歌舞厅追究债务，该债务证据齐全并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后，钟小生自愿在不超过人民币5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本协议签订前产生的债务，超过部分由邓保平自行承担，若因此造成钟小生损失的，钟小生有权向邓保平追偿。第三条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1、邓保平保证对其拟转让给钟小生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服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邓保平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中国音协主张：1、无法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经比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工商内档中的2019年6月11日邓保平与钟小生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二者内容不一致，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书》属实，邓保平收取的股权转让价款102000元应用于支付一路快车歌舞厅的案涉判决债务。2、案涉侵权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12日，在该企业没有注销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投资人舒斌应对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根据舒斌与邓保平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第二条“甲方（舒斌）保证所转让给乙方（邓保平）的财产份额是甲方在一路快车歌舞厅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财产份额、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财产份额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承担”的约定，即便舒斌转让了份额，对一路快车歌舞厅的债务仍然要承担清偿责任。 舒斌对此回应称：1、案涉侵权行为必须以审判程序进行认定，诉讼未结案、判决未生效时不能视为债务已发生，其不是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投资人。2、舒斌、钟小生与邓保平等前手出资人之间没有关于案涉纠纷和债务的特别约定，舒斌是收到本案追加被执行人法律文书后才知道案涉债务。3、舒斌于2018年8月15日与邓保平签订《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已经约定舒斌转让财产份额后，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转由邓保平承担，该协议第二条“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承担”针对的主体是财产份额，而不是一路快车歌舞厅的债务。 以上事实，有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协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企业信息报告、商事登记信息，第三人邓保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以及相关执行案件材料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第三人钟小生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听证，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或任何证据，其对此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三人邓保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听证，其对此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协请求追加第三人钟小生、邓保平、舒斌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被执行人是否于法有据。 首先，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法定追加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路快车歌舞厅系个人独资企业，钟小生受让邓保平的投资份额，双方在《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财产份额后，邓保平在一路快车歌舞厅的权利和义务转由钟小生承担。钟小生在受让一路快车歌舞厅财产份额时，理应对该企业的经营情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案涉侵权纠纷的诉讼发生于钟小生任一路快车歌舞厅出资人之后，钟小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案涉纠纷和债务有任何不知情、无需承担责任的合理理由，也未证明其与前手出资人之间有关于案涉纠纷和债务的任何特别约定。因此，对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协申请追加该企业目前的出资人钟小生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的被执行人，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案涉判决中查明公证处人员及中国音协的委托代理人于2018年8月12日到案涉歌舞厅消费时，发现该歌舞厅存在案涉侵权行为，中国音协由此主张侵权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12日，但是在时隔一年后中国音协才起诉案涉侵权纠纷，诉讼案件于2019年9月17日被受理。由于一路快车歌舞厅的历史出资人舒斌、邓保平已先后出让其投资份额，并约定转让投资份额后，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享有的权利义务转由受让人承担。中国音协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舒斌、邓保平在明知案涉侵权行为和侵权纠纷的情况下恶意出让其在一路快车歌舞厅中的投资份额，因此，中国音协请求追加该两方为被执行人，不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中国音协也未举证证明舒斌、邓保平存在《变更追加规定》所规定的应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其他法定情形。对于中国音协申请追加邓保平、舒斌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第三人邓保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由于该协议书系复印件，邓保平经本院合法传唤并未到庭参加听证、提供原件供法院核对，未到庭说明、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且该份协议书并未在中国音协提交的一路快车歌舞厅工商内档资料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之规定，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邓保平、钟小生若对该协议书发生争议，应另寻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对于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第三人钟小生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中国音协请求追加第三人舒斌、邓保平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追加第三人钟小生为（2020）粤1971执2814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二、驳回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追加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本页无正文） 审判长  刘胡光 审判员  吴晓婷 审判员  谢 奕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莫秋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