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11民终9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泽天润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9号2号楼3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3004971276。 法定代表人：杨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艳，河北佳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海涛,男,1975年9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利，男，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定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立，女，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立，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基本情况同上，系黄永立之妻。 原审被告：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开发区康定街1号1幢B2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5520221M。 法定代表人:刘玉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玉，河北佳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海涛诉被告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冶公司）、赵利、李建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华冶公司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4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冀11民终105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天津市东泽天润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泽公司）、黄永立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上诉人东泽公司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1102民初3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东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超出案件审理范围作判决，审判程序错误、违反法律，所作判决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规定，原审当中各方一致认为上诉人与黄永立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原审判决把劳务合同违法确定为建筑工程非法转包，且就此重大问题原审不经过庭审质辩即行认定，据此所作判决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二、从案件实体上讲，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中认定“再由东泽公司转包给黄永立”是显然错误的，错在“转包”二字。明明是劳务合同关系，原审非法认定为建筑工程转包，改变案件的法律关系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的适格被告、当然的责任主体是被上诉人李建立、黄永立夫妇，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上诉人虽然可以被列为被告,但并不是适格当事人。原审错误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作出的判决于法无据且严重不合情理，应予撤销；四、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案涉《劳务承包合同》无效，也并不能影响被上诉人黄永立与被上诉人魏海涛的买卖合同关系，相应的法律责任仍应当是各负其责，而不是胡乱归责；五、关于本案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被上诉人赵利系黄永立委托，他的行为只能代表黄永立。被上诉人李建立与黄永立系夫妻关系，她的行为也仅代表黄永立。二人没有任何对华冶公司或上诉人成立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被上诉人魏海涛卖木板，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是卖给了华冶公司或东泽公司，本案绝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原审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魏海涛辩称，上诉人所提出各项诉求缺乏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东泽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黄永立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根据2015年住建部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规定，企业承包劳务工程前必须取得相应资质，即承包劳务分包作业必须符合《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标准》，通过本案庭审已查明事实，可知华冶公司将圣丰世家1-8号楼工程以《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形式发包给东泽公司，而东泽公司又将该工程发包给黄永立，而黄永立本人不具有任何劳务施工资质。依据《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因此，东泽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有任何资质的黄永立的行为应当属于无效行为，双方签订劳务分包协议亦属于无效合同，合同中约定关于材料采购的相关约定应属于无效约定。其次，案涉工程由华冶公司承建并对外经营，赵利、李建立等人以华冶公司名义对外采购、接收货物，其行为足以使魏海涛认为二人系受华冶公司领导管理的权利外观，截至到本案一审开庭前，魏海涛才知悉东泽公司存在，无论赵利、李建立真实身份为何，二人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表见代理，作为最终受益人的东泽公司应当对赵利、李建立行为负责，应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李建立、赵利等人提交的工资明细、质量罚款通知单等证据足以证明，二人在施工现场的行为足以使得魏海涛产生系建设单位的收货行为，无论二人代表华冶公司还是东泽公司都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庭审中华冶公司、东泽公司对魏立景、陈双霞身份进行确认，结合赵利提交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赵利工资支付系由东泽公司支付，赵利属于东泽公司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赵利具有代表东泽公司权利外观，赵利行为完全可以代表东泽公司。最后，华冶公司提交的《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5.8条、9条、9.3条及附件一中已明确约定材料（周转材料模板等）、设备由承包人即华冶公司提供，承包人委托采购的工程材料由分包人凭采购凭证报销等，也可证明华冶公司仅分包劳务而不是工程。即使东泽公司与黄永立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中规定材料款由黄永立承担，但是在华冶公司已经明确材料款由其承担情况下，东泽公司不应基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就材料款一项多次获益，如免除东泽公司承担给付责任则才是有违真正公平正义。综上，基于本案庭审查明事实及东泽公司提交众多证据，可以证明东泽公司违法分包事实，且对施工现场工作的赵利、李建立具有管理的权利外观，上述行为及客观证据均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足以使魏海涛产生二人系东泽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表象，对于货款给付应当由东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所作出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李建立、黄永立辩称，1、从进厂到退场不知道有东泽公司，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华冶公司，包括工资发放都是直接发放给工人，劳务费并未经我手；2、模板实际使用方为圣丰世家项目；3、东泽公司答辩中提到“被上诉人黄永立不仅提供大型机械用具，主材及周转材料等。整个建筑市场莫不如此”对于这句话市场的不规范不能作为公司的违规操作；4、华冶公司和东泽公司的总承包合同提到辅材由华冶提供，而庭上东泽公司说与我签订合同，材料由我方提供，行为违反合同法，我方认为，他们有串通欺骗我方的嫌疑。因此我方不应承担材料费用。 华冶公司述称，我们的意见还是支持东泽公司的上诉状内容。另原审的判决是错误的，而正确审理本案必须正确认识被上诉人黄永立、李建立与魏海涛及东泽公司的各自法律关系，以及这种法律关系产生的相应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我们认为黄永立、李建立与魏海涛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黄永立、李建立与东泽公司之间是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这是由相应各自的合同决定的，黄永立与东泽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是明确具体的，黄永立班组为其“现场劳资员”赵利出具的《委托书》也能证明这样的法律关系事实。关于魏海涛，山东省法院的判决与本案无关系，没有指导意义，赵利的身份是由黄永立出具的委托书决定的而不是由谁发工资决定的，建筑劳务市场总发包方等有监督发放工资的义务，如果工资都给黄永立，在法律上总承包方是要承担责任的，华冶公司与东泽公司的合同实际是否存在变更与东泽公司和黄永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魏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五被告连带承担给付原告货款133605元及利息10000元（自2017年11月8日至2019年7月15日，以后利息另付）；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华冶公司下属的北京建筑安装分公司在承建邢台市工程期间，通过李建立在原告处购买模板及木方共计233605元，货物均送至邢台市上，并由北京建筑安装分公司工作人员赵利在结算单上签字。被告陆续给付原告货款100000元，尚欠133605元至今未付，华冶公司北京建筑安装分公司作为货物的实际使用人应承担付款责任，但其不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应由华冶公司承担。被告李建立和赵利作为联系人和收货人应同华冶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华冶公司辩称，买卖合同纠纷应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相对性是合同制度的奠基石，任何人、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随意突破。本案原告与华冶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华冶公司已经将案涉工程承包给东泽公司，就算东泽公司也最多仅仅对其劳务用工承担一定限度的工资代付义务，不可能对任何承包人的商品买卖行为负责。黄永立作为劳务分包人，其应为其委托的管理人员的行为负责，且黄永立与被告李建立为夫妻关系，李建立的买卖行为如果与黄永立施工有关，黄永立应与李建立共同向原告承担责任，如果与施工无关，被告李建立应对其买卖行为负责。被告李建立、赵利等在原一审诉讼当中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行为，总之，原告没有将货物销售给华冶公司，却以华冶公司为被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对华冶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利辩称，没有与东泽公司接触，一直跟华冶公司接触。东西确实用在华冶工地上了,出门证及在厨房领的东西都是在华冶公司进行的。 被告李建立、黄永立辩称，华冶公司作为邢台威县圣丰世家项目总承包方，所提交的分包给东泽公司的《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属于劳务合同，不包含材料，材料由华冶公司提供，东泽公司再分包合同包含施工用模板材料，两份合同存在冲突。东泽公司与黄永立未真正签订再分包合同，所签合同应该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黄永立手中并没有东泽公司盖章的合同，东泽公司在法庭上提交的盖有公章的合同属于伪造，东泽公司与黄永立签订的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成立。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都是和华冶公司联系沟通，工资也是华冶公司直接转款，东泽公司从未出现过，被告不知道东泽公司存在，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被告东泽公司辩称，根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的相对性，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答辩人从未在被答辩人处购买过任何货物，也与被答辩人无经济往来，更谈不上有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与黄永立合同约定明确，账目往来清楚，已经结账，并且答辩人多给黄永立89663.81元的工程款。与黄永立不存在其他纠纷。案涉货物购买人为李建立，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综上，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对东泽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邢台市圣丰世家住宅小区工程系由被告华冶公司承建。2016年12月24日，华冶公司与东泽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华冶公司将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8﹟住宅楼、地下车库及公建工程中的一次结构（钢筋制作安装、砼施工、模板支拆、脚手架按拆）劳务作业工作分包给东泽公司进行施工，华冶公司项目经理为吴社芳，东泽公司项目经理为霍冬梅。2017年7月19日，东泽公司与黄永立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东泽公司将威县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3﹟楼及对应地下车库脚手架施工、模板施工、砼浇筑工程委托黄永立施工,东泽公司项目经理霍冬梅及黄永立在该合同中签字。施工过程中，通过被告李建立向原告购买模板及木方，在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1月8日期间，原告共向涉案工程供应模板及木方价值233605元，被告李建立已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0元，尚欠货款133605元。载明赵利工资支付情况的圣丰世家劳务作业人员工资支付表上有华冶公司项目经理吴社芳的签字，赵利的工资系由东泽公司财务人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另查明：被告李建立、黄永立系夫妻关系。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邢台市圣丰世家住宅小区工程系由被告华冶公司承建并由其将1﹟-8﹟住宅楼、地下车库及公建工程中的一次结构分包给被告东泽公司，而东泽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1﹟、3﹟楼及对应地下车库脚手架施工、模板施工、砼浇筑工程发包给被告黄永立，因黄永立不具有资质，故双方所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属非法劳务分包，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施工过程中，原告已将模板及木方送至涉案工地并由赵利、李建立签收，用于1﹟、3﹟楼工程，因涉案工程系由华冶公司承建,对外是以华冶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原告作为供货方对工程已由华冶公司分包给东泽公司再由东泽公司转包给黄永立并不知情，其有理由相信赵利、李建立是受被告华冶公司委托接受货物，故赵利、李建立向原告购买并接受货物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东泽公司辩称从未在原告处购买过任何货物，与原告无经济往来，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不能成立，东泽公司作为非法转包人应对该买卖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华冶公司、赵利、李建立、黄永立对欠款不承担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东泽公司给付剩余货款133605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主张自2017年11月8日起计算欠款利息于法无据，利息可从原告主张权利时即起诉之日2019年7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市东泽天润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魏海涛货款本金13360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5日起，以1336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3360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魏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72元，保全费1270元，由被告天津市东泽天润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谁应该对魏海涛的货款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2016年12月24日，华冶公司与东泽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华冶公司将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8﹟住宅楼、地下车库及公建工程中的一次结构（钢筋制作安装、砼施工、模板支拆、脚手架按拆）劳务作业工作分包给东泽公司进行施工。2017年7月19日，东泽公司与黄永立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东泽公司将威县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3﹟楼及对应地下车库脚手架施工、模板施工、砼浇筑工程委托黄永立施工，双方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017年9月1日，黄永立与赵利签订《委托书》，其中约定黄永立授权委托赵利处理威县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3﹟楼主体施工范围内相关事宜，黄永立与赵利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李建立、黄永立系夫妻关系。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1月8日，魏海涛向威县圣丰世家住宅小区1﹟、3﹟楼工地供应模板及木方，出库单、入库单经手人处均为李建立、赵利签名，并没有加盖东泽公司或华冶公司印章或其工作人员签名。2019年6月16日所形成的《魏海涛给威县木方模板对账明细单》中落款处为李建立、魏海涛签名，亦未加盖东泽公司或华冶公司印章或其工作人员签名。东泽公司与黄永立系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赵利与黄永立系委托代理关系，即对于东泽公司而言，李建立、黄永立、赵利没有经其授权，也没有委托授权书，故不产生代理权。李建立、黄永立、赵利也不是东泽公司员工，也不是职务行为。李建立个人分五次向魏海涛支付货款10万元，魏海涛予以认可，李建立、黄永立夫妻与魏海涛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赵利是黄永立雇佣的人员，由赵利签名签收货物，其代表的是黄永立。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魏海涛应对“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并没有提交与李建立、黄永立交易时二人代表东泽公司或华冶公司的相关证据，也未获得两公司的追认，故东泽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应该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关于庭审中魏海涛所称赵利与其他劳务人员领取工资的工资表类的材料有华冶公司、东泽公司单位工作人员签字的问题。该行为系华冶公司、东泽公司履行相应监管职责，防止工程款被挪用，避免拖欠农民工工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避免诉讼风险的举措，不因工资表上盖章或签字而改变相对各方的合同关系，也不代表认可赵利是其公司员工，亦不是魏海涛有理由相信有代理权的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东泽公司支付魏海涛货款本金及利息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本案中，魏海涛所提交的证据中出库单、入库单上均有李建立、赵利签名，《魏海涛给威县木方模板对账明细单》中落款处为李建立签名，5次还货款10万元也是李建立支付的，根据买卖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李建立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因李建立、黄永立系夫妻关系，并且《劳务承包合同》是黄永立所签，故其夫妻二人应对拖欠魏海涛的货款承担共同支付的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东泽公司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1102民初33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1102民初33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李建立、黄永立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给付被上诉人魏海涛货款13360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5日起，以1336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3360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72元，保全费1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72元，均由被上诉人李建立、黄永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永胜 审 判 员 张竞择 审 判 员 王江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宋建伟 书 记 员 张金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