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甘01民终13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竹，男，199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太刚，男，198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永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树霞，甘肃子之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雁道，男，199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登县。上诉人陶竹因与被上诉人刘太刚、陈雁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20）甘0121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返还的部分,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共同返还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1.本案是对承租人权利义务的转让,而非是对涉案车辆的转让。陈雁道与甘肃铁马长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铁马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陈雁道为承租方，甘肃铁马公司为出租方。陈雁道对案涉挖机具有融资租赁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本案转让的是陈雁道作为融资租赁物的承租人的权利义务,而不是转让车辆。陶竹不是案涉挖机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对该挖机不具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陈雁道与陶竹之间的经济往来,仅是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承租人的权利义务转让不具关联性。2.《融资租赁合同》是本案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没有该份证据,就无法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如发回重审,上诉人依法申请法院向本案融资租赁的出租方调取该份证据,以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根据证据穷尽原则,作为一审被告的陶竹,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了陶竹不是涉案挖机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方的有关证据。作为关键证据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双方均应持有。陈雁道作为承租方,没有提交该份关键证据,蒙蔽一审法院的判断力,致使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真相,作出不当判决。二、转让协议签署后,案涉挖机发生风险时,刘太刚对案涉挖机进行经营控制和使用收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发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案涉挖机经营承揽业务的发包方,丹江口市富达运输有限公司孙总孙恒富提供的支付凭证短信载明:丹江口市富达运输有限公司在案涉挖机发生风险时,为刘太刚支付了作为挖机收益的56000元款项。该短信是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发给支付方富达公司孙恒富的短信通知,收款人是刘太刚,收款账户尾号是3175。发生翻车风险期间,刘太刚获得该收益,确实充分的证明刘太刚是案涉挖机的实际控制使用人,对案涉挖机进行了经营使用和收益控制。被上诉人拒不称认已经发生的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违背客观真实,判决错误，应予撤销。三、刘太刚的转让费全部交给了陈雁道,陶竹没有收取刘太刚的任何费用,让陶竹返转让费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所有转让费用都是刘太刚支付给陈雁道,陶竹没有收取刘太刚的任何转让费用，不存在陶竹向被上诉人返还的问题。其次，在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2019年10月5日起,本机出现任何事故与一切债务纠纷与陶竹无关,根据约定大于法定原则,本案挖机于2019年11月2日发生的风险,应由刘太刚自己承担。刘太刚辩称，一、一审判决对“陶竹与陈雁道为合伙融资租赁关系，且二人共同将案涉挖机转让予刘太刚”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1.陶竹与陈雁道二人均为案涉挖机的承租方。本案是关于案涉挖机《转让协议》解除及其后果承担问题，陈雁道与陶竹的内部关系本就与本案没有实质性关联。首先，《转让协议》完全可以证明“陶竹与陈雁道同时作为转让方将其合伙融资租赁甘肃铁马公司现代R350LVS（机号为HJSCN9A3VJ0000301）挖掘机一台转让给了刘太刚”的事实。且该《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陶竹本人在一审庭审时也予认可。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陶竹与陈雁道作为转让协议的转让方，均为本案适格主体，应当承担《转让协议》解除及其后果承担问题。其次，陈雁道与陶竹关于案涉挖机的内部关系也有证据可以证明，陈雁道在一审时提供的一份由甘肃铁马公司开出的关于涉案挖机的《收据》上也显示承办人为陶竹。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庭审时陶竹本人当庭予以认可，确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陶竹还当庭承认其收到案涉挖机一半的转让款以及首付款自己也出资了一半，后期按揭款也有出资。综上，根据一审双方出示的证据及质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完全有理由相信陶竹与陈雁道二人均为涉案挖机的承租方且共同转让案涉挖机给刘太刚，一审判决该部分事实认定清楚。2.本案是对“涉案车辆”的转让，这在一定程度上本就潜在地包含了对承租人部分权利义务的转让。依据《转让协议》来看：“陶竹、陈雁道二人将其合伙融资的挖掘机一台以70000元转让给刘太刚，并口头约定由刘太刚从11月份开始打按揭款给陶竹和陈雁道，由其二人偿还直至还清为止,该挖机才归刘太刚所有，转让挖机于2019年11月5日交付给刘太刚。”因此，陶竹陈述本案仅是对承租人权利义务的转让而不是案涉车辆转让纯属颠倒黑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太刚受让挖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挖机为其获取收益，这本身就包含了对承租人部分权利义务的受让，而不是将两者分开，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分开。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陶竹与陈雁道作为案涉挖机的共同承租方，二人一起将挖机转让给刘太刚，就应当共同承担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导致合同解除的相关义务。二、案涉挖机自始至终都未向刘太刚“交付”，风险转移与否并不能成为陶竹不予承担合同解除后果的理由。《转让协议》约定：“2019年11月5日陶竹、陈雁道将涉案挖机交付给刘太刚，2019年10月5日之后本机出任何事故与一切债务纠纷和陈雁道、陶竹无关。”虽然双方约定了风险转移的时间点，但是本案现是因刘太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导致的合同解除及其后果承担问题，从《转让协议》签订后到刘太刚向法院提起诉讼，陶竹都没有交付案涉挖机，刘太刚也没有实际使用案涉挖机，又何来获取收益一说。关于陶竹出示的《短信截图》，首先刘太刚根本没有尾号为3175的银行卡，也没有收到过孙恒富转的56000元。其次，因为该证据是要证明收款金额及收发款的双方，应当结合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一起来证明，而陶竹并未出示相关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等，因此，刘太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况且刘太刚垫付的司机工资并不属于协议约定的“任何事故与纠纷”，该费用是当时二被答辩人因为没钱先让刘太刚垫付的，而车辆维修费虽然属于可以勉强理解为“事故”，但是合同既然解除，上述两部分费用也理应由二被答辩人予以返还，让陶竹一起承担返还的义务于法有据。三、三方并未约定转让款等有关费用的支付方式，刘太刚履行了付款义务后二被答辩人之间如何分配与刘太刚无关，且陶竹也收取了一半的转让款。首先，陶竹与陈雁道合伙转让了案涉挖机，因为三方并未约定转让款等有关费用向谁支付等具体支付方式，那么刘太刚依约向其中一方陈雁道支付了相关费用并无不妥，至于陈雁道与陶竹之间如何分配，陈雁道是否给陶竹支付与刘太刚无任何关系。其次，刘太刚确实向陈雁道支付了转让款70000元、按揭款77000元以及垫付的2019年10月份的司机工资、挖机维修费11000元，而陶竹在一审庭审当庭就承认自己收取了陈雁道转给他的35000元转让款，因此，买卖合同解除的后果理应由陶竹与陈雁道共同承担。综上，案涉《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二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进而致使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应由二被答辩人共同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陈雁道辩称，其有证据证明和陶竹就案涉挖机是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刘太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和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并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的转让费70000元;2.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银行按揭款77000元,承担上述两项费用的银行同期存款利率2664.38元;3.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司机工资及零件维修费11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10月23日,陈雁道、陶竹与刘太刚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融资的现代R350LVS(机号为HJSCN9A3VJ0000301)挖掘机转让给刘太刚,转让价为70000元,2019年10月5日之前的账与刘太刚无关,10月5日起挖掘机出现任何事故与一切债务纠纷和陈雁道、陶竹无关,其中11月5日包月5500元司机工资由刘太刚承担。协议签订当日,刘太刚分别以现金和转让方式向陈雁道支付购车款共70000元,陈雁道收取转让款后将其中的35000元支付给陶竹。2019年10月13日至11月1日期间,刘太刚通过微信向陈雁道支付司机工资及零件费共计11000元。2019年11月5日,刘太刚向陈雁道转账38452元用以支付按揭款。2019年12月5日,刘太刚向陈雁道支付38452元现金用以支付按揭款。但该挖掘机被告未向原告交付。2020年1月16日,陈雁道因融资租赁购买的现代R350LVS(机号为HJSCN9A3VJ0000301)挖掘机尚欠付916123.56元,其已不能继续经营使用该挖掘机,向甘肃铁马公司出具了放弃挖掘机使用经营权承诺书,后该挖机被甘肃铁马公司收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本案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后,原告按照约定给付了转让费、按揭款及司机工资,但被告未向原告交付挖掘机,后因被告拖欠挖掘机首付款及按揭款导致挖掘机被出租方甘肃铁马公司收回,致使原、被告转让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刘太刚要求解除与陈雁道、陶竹之间的《转让协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被告收取原告的转让费、按揭款、司机工资及配件费均应当向原告返还。关于陶竹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陶竹辩称自己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自己不是挖掘机的承租方，与陈雁道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陈雁道提交的案涉挖掘机的融资租赁方甘肃铁马公司出具的收据上显示,客户是陈雁道与陶竹,经办人处有陶竹签名,庭审中查明陶竹与陈雁道共同参与了向刘太刚转让案涉挖机的事宜,亦收取了刘太刚给陈雁道支付的35000元转让费,且庭审中,陶竹陈述挖机的首付款其出资了一半,之后的按揭款也有出资。因此应当认定陶竹与陈雁道系合伙关系,应共同承担向刘太刚返还按揭款、转让费、司机工资及零件维修费的法律责任。本案《转让协议》解除系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对此没有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4.35%计算利息共计2664.38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被告陶竹、陈雁道共同向原告刘太刚返还挖掘机转让费70000元、按揭款76904元、零件维修费及司机工资11000元、利息2664.38元,以上共计160568.38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730元,由被告陶竹、陈雁道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陈雁道提交证据1:收据一份，证明2018年5月11日陶竹向甘肃铁马公司交付涉案挖机定金2万元。证据2：收据两份，证明2018年5月28日陶竹与陈雁道共同向甘肃铁马公司以现金及刷卡方式支付24495元、176900元挖机首付款的事实，经手人为陶竹。证据3：《工程机械租赁协议》一份、证据4：欠条及证明各一份，证明：1.陈雁道本人与陶竹合伙租赁案涉挖机并共同经营，陶竹于2018年12月13日将挖机租赁给陈先统，陈先统于2019年3月18日就其所欠挖机租赁款向陶竹出具欠条一张；2.陶竹收取了案涉挖机租赁费收益的事实；3.陶竹与其就挖机合伙经营的事实。证据5：还款协议书一份、证据6：欠条、抵押担保书各一份，证明陶竹就案涉挖机于2018年5月14日向四川吉峰长城有限公司出具还款协议书及尚欠首付款18万元的欠条及抵押担保书各一份的事实，以此证明陶竹与其合伙租赁了挖机。证据7：兰州银行对私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证明陈雁道经陶竹要求于2019年10月23日向陈学攀就收取的刘太刚支付的挖机转让款的一半35000元转账以及陈学攀向陶竹转付35000元的事实。证据8：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对账单共5页，证明：1.2019年12月4日孙恒富向陈雁道转入56000元挖机事故维修费等费用；2.证明陶竹就该挖机以自己的名义及其妻子王亚平名义向其转账，其再向租赁公司支付按揭款的事实，从而证明陶竹与其共同偿还挖机按揭款。陶竹质证认为，证据1属实，当时其出了2万元定金；证据2的单据其没有签字，但其支付了部分首付款和按揭款；证据3的《工程机械租赁协议》和陈先统签过；证据4的欠条及证明属实；证据5还款协议书、证据6欠条及担保书上的签名不是其写的，是陈雁道签的；证据7属实，当时签《转让协议》时其与刘太刚、陈学攀都在场，7万元里的一半陈学攀转给其了。证据8，当时首付款、融资款中其和陈雁道一人一半。刘太刚质证认为，认可陈雁道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综合起来能够反映出，陈雁道与陶竹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挖机，共同支付首付款、按揭款，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并将挖机共同转让给了刘太刚，均收取了转让费35000元，足以证明在案涉挖机的转让中陈雁道与陶竹系合伙关系，故对陈雁道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2月4日，孙恒富向陈雁道转账56000元，陈雁道陈述该费用系挖机的事故处理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陶竹与陈雁道共同向刘太刚返还挖机转让费70000元、按揭款76904元、零件维修费及司机工资11000元、利息2664.38元,共计160568.38元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一、二审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陈雁道与陶竹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挖机，共同支付首付款、按揭款，共同经营并将挖机共同转让给刘太刚，均收取转让费35000元，足以证明在案涉挖机的转让中陈雁道与陶竹系合伙关系。在双方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转让方陈雁道与陶竹因欠付案涉挖机的融资租赁方甘肃铁马公司的首付款及按揭款到期未偿还，且陈雁道向甘肃铁马公司承诺无法继续经营使用案涉挖机，致使案涉挖机被甘肃铁马公司收回，进而导致受让方刘太刚实际未取得案涉挖机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双方之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刘太刚要求解除其与陈雁道、陶竹签订的《转让协议》，并要求该二人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费、按揭款、零件维修费及司机工资并承担利息等各项费用的请求，系因陶竹与陈雁道未履行自身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陶竹诉称其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的理由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陶竹上诉提到的孙恒富转账的56000元，根据陈雁道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可证明系2019年12月4日孙恒富向陈雁道转账的用来处理挖机事故的费用，与本案刘太刚诉请由陶竹与陈雁道向刘太刚返还的费用无关。综上，陶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0元，由陶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桂刚审判员  金文丽审判员  杨亚娟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丁健书记员  徐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