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7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静，女，196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新、杨永国，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君，男，199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清，女，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系刘春君母亲。以上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甜，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静因与被上诉人刘春君、刘桂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6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刘春君偿还欠款35,811元，其中27,786元由刘桂清连带偿还；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刘春君2017年8月31日书写出具，并由其父母（被上诉人）签名担保的借条（下称第一张借条），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张借条中写明的借款数额为27,786元，该数额是由记账本中的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31日，刘春君以支走、欠款、借款的形式，共计42笔累计产生的。明细如下刘春君于2016年11月19日支走300元、于2016年11月24日支走100元、于2016年11月30日支走2050元、2016年12月7日支走805元、2016年12月8日支走500元、2016年12月17日欠货款1625元、2016年12月19日支走615元、2016年12月27日支走100元、2016年12月28日支走300元、2016年12月30日支走300元、2017年1月4日支走600元、2017年1月12日支走455元、2017年1月17日支走200元、2017年2月13日支走600元、2017年2月22日支走100元、2017年2月27日支走100元、2017年2月28日支走1183元、2017年3月7日支走1980元、2017年3月8日支走1360元、2017年3月17日支走200元、2017年3月22日支走100元、2017年3月25日支走212元、2017年4月4日支走200元、2017年4月9日支走100元、2017年4月16日支走100元、2017年4月17日支走200元、2017年4月18日支走320元、2017年4月19日支走100元、2017年4月24日支走200元、2017年4月30日支走300元、2017年5月5日欠841元、2017年5月9日支走1147元、2017年5月12日支走100元、2017年5月20日支走100元、2017年5月21日欠5238元、2017年6月3日支走300元、2017年6月17日至7月3日欠4870元、2017年7月6日支走200元、2017年8月5日支走300元、2017年8月13日支走100元、2017年8月19日支走50元、2017年8月28日支走200元。对上述42笔记账，均有刘春君签名认可，其中的“支走”、“欠款”、“借款”均是刘春君自己所写，真实有效。第一张借条写的“借孔静人民币现金27,786元”，并不是上诉人拿出现金或电子转账交付给刘春君的，是刘春君把每次销货后应当返还给上诉人的货款部分截留，以“支出”、“欠款”、“借款”的形式留下自用。经过对账核实，刘春君于2017年8月31日以借条的形式书写了借上诉人27,786元。这不是一般的民间借贷，需有交付借款事实经过，而且一般的民间借贷是不会出现借款个位数的情形。第一张借款条其实际是欠货款条，这样形成的借款条不可能产生电子凭证。一审判决对第一张借条需要电子凭证予以佐证的认定，显然毫无依据。第一张借条数额对应的是42笔销货记录累计产生的，累计的数额是28,751元，大于借条的数额，上诉人以借条数额起诉并无矛盾。销货记录中由刘春君书写的“支出”、“欠款”、“借款”字样，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刘春君应交付给上诉人而没有交付的货款，如果有什么不同也应该由刘春君作出解释。对42笔所欠货款最终由刘春君以出具借条的形式予以固定，确认了上诉人与刘春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与刘春君之间尽管签有承包合同，但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与刘春君之间仅存在购销货物的关系，只是刘春君在向上诉人拿货时无需先付货款，销完后再付款。刘春君从上诉人处低价拿货，再按市场价去销售，销完货后留下差价款，按拿货时的价格把货款交付给上诉人。双方不存在支付工资的关系，差价款就是利润，利润已被刘春君自行留下，上诉人不可能扣其利润，更不存在扣工资、扣利润的事实。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习惯在下次向被告人刘春君支付工资或利润前根据实际情况将被告借款直接扣除”的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上诉人从未给刘春君发过工资，刘春君也从未向上诉人交付过利润，所谓的从借款中扣除工资利润根本不存在。上述42笔销货记录以及全部记录中均找不出上诉人在何时、何笔扣了刘春君工资和利润的记载，因此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记账本涉及的42笔记录中，其全部记载包括刘春君所写和签名，均是原始记录，不存在涂改和后期填写的情形，其记录的真实性、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一审判决对该记录的真实性存疑，却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笔记录虚假，哪一笔记录与真实不符。因此一审判决的存疑是主审法官的主观臆断，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日常记账本和表格基本是一致的，三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借条是对42笔销货记录的认可，借条数额与42笔记录数额不一致，属于核对疏漏符合常理。借条和42笔记录是原始证据，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表格是对42笔记录的整理统计，不是原始证据，如有差异以记账本中的原始记录为准。综上，上诉人提交的日常记账本和第一张借条均是真实有效的原始证据，两者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存在刘春君欠上诉人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借条是42笔记账记录产生的欠款事实，一审判决对第一张借条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对第二张借条仅认定其中的7739元，是不当的。第二张借条记载，“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刘春君欠孔静人民币8025元”，日常记账本中记载的欠7739元，刘春君在记账本中的签名时间是2018年11月2日，也就是说在2018年11月2日前刘春君欠上诉人7739元。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期间又产生了欠款，所以刘春君在2019年1月4日书写的借条中把欠款写为8025元，刘春君在借条中用了大写和小写数码来书写欠款数额，充分证明了该欠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第二张借条不予全部认定是不当的。被上诉人刘春君辩称，一、上诉人就同一笔借款向法院起诉两次，然而却向法院提交了截然不同的款项由来证据，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以现有证据拼凑借款、虚构事实，请求法庭依法核实。上诉人以本案27786元借条向栖霞市人民法院起诉两次，第一次起诉是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当时其为了证明款项由来向法庭提交了其单方制作的借款明细，该借款明细载明上述借款是其记账本中的10笔借款累计产生的，借款金额共计28796元，后因栖霞法院查明没有借款事实，且借款明细没有刘春君的签字确认，故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后上诉人又以同样的借条再次向栖霞市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合同纠纷，也就是本案的一审，在一审开庭审理阶段，为了证明27786元借款的由来，上诉人提交了其单方制作的表格，然而，经一审法院审查，仍认定其主张不成立。现在，在本案的上诉过程中，上诉人又改变了之前的主张，改口称27786元的借款是由42笔支款、欠款、借款累计产生的。同一笔借款，上诉人向法庭陈述的款项由来完全不同，本案从第一次起诉开始，每次开庭上诉人本人均到庭参加诉讼，作为当事人本人，其对于款项由来应该清楚明白，不可能搞不清楚其所谓的借款或者欠款如何计算得来，然而，其两次起诉所依据的款项来源差异巨大，由此可见，上诉人所谓的款项由来完全是根据其现有证据拼凑、虚构的，否则，不可能同一笔借款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款项来源，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算法，以上情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二、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底期间，上诉人与刘春君系聘用关系，刘春君从上诉人处签字支取的款项系领取应得的工资报酬。从2016年11月开始，刘春君受上诉人孔静聘用在其位于烟台开发区福莱商城的年丰食品店铺从事销售槟榔工作，双方签订了《销售员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刘春君每月工资2500元，应该每月从上诉人处领取工资，所以，在聘用期间，刘春君从上诉人处签字支取的款项系其领取应得的工资报酬，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拿货没有给其货款，形成的债务”。上述聘用事实在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记账本中有明显的记录，比如记账本第2页最上边，上诉人手写文字部分，上诉人记录了“2016年11月1日起每月定额25000元，工资2500元”字样，第5页倒数6行，上诉人记录了工资2690元，第24页倒数9行，上诉人记录了工资2465元，而在开庭过程中，上诉人却对聘用事实予以否认，向法庭做虚假陈述，用刘春君从上诉人处签字领取工资的字样拼凑借款事实，请法庭依法审查。而在聘用期间刘春君的其他签字，款项均未实际发生，刘春君既未从上诉人处收到借款，也并非欠付上诉人货款，而且从字面来看，也无法体现上诉人主张的刘春君拿货后没有向其支付货款的事实。至于上诉人主张的款项中刘春君没有签字确认的欠款，刘春君不予认可，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欠款系因刘春君行为造成的，故依法不应由刘春君承担。三、自2017年5月开始至2019年11月期间，双方系承包关系，刘春君从上诉人处签字支取的款项系领取应得的承包利润，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拿货没有给其货款，形成的债务”。2017年5月，上诉人提出由刘春君自己承包经营，并由上诉人起草了《承包协议》，要求刘春君签字，当时刘春君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便依照上诉人的意思签字后开始干活，为此，刘春君已经提交了《承包协议》。在实际履行《承包协议》过程中，刘春君完全受上诉人管理，每天早晨去上诉人处拿货，晚上将剩余货物和一天的全部收益送回到上诉人处，双方不进行货物清点，晚上货物由上诉人掌握，而且有时上诉人外出，还会安排邻居从承包经营的货物中销售一部分，所以，刘春君对于承包经营的货物没有控制权、管理权，然而，在上诉人月底累货算账时，却将这一个月期间丢失的货物全部记在刘春君身上，刘春君对于上诉人记账本中记录的少货、过期货产生的损失，一直不予认可，但是，因为在承包经营中刘春君不占有主动权，而且刘春君年龄较小，缺乏社会经验，便依照上诉人的意思签字，从2017年5月开始承包至2019年11月承包结束，刘春君没能从上诉人处正常领取一分一毫的承包利润，甚至按照上诉人记的账，刘春君每个月都要倒找钱给上诉人，两年多来不仅一分钱不挣，还欠了一屁股债，这着实不合常理。上诉人现在提交的证据上刘春君的签字，都是受上诉人哄骗，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形成的，并不是借款，也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拿货没有给其货款，形成的债务”，而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系刘春君拿货后没有付款产生的债务，实际上，不仅刘春君不应该支付上诉人款项，相反，上诉人应该向刘春君支付巨额承包利益。在上诉人庭审提交的记账本中，刘春君的承包利润可以充分体现，经核算，自2017年5月开始承包至2019年11月份承包关系终止，上诉人应该向刘春君支付承包利润64026元，扣除刘春君支取的5895元后，上诉人尚欠刘春君承包利润58131元，上诉人本次起诉的款项尚不足以支付刘春君的承包利润。上诉人开庭时否认承包关系，并在本次上诉主张双方系购销货物关系，然而，上诉人主张的购销关系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对于其在上诉状中主张的购销过程，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桂清辩称，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故刘桂清的担保责任也没有发生，现上诉人以借条再次主张欠款，从庭审中上诉人主张的欠款形成过程来看，刘桂清并未参与，而且，刘桂清对上述欠款并不知情，也不认可，故涉案债务与刘桂清无关，依法不应由刘桂清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告孔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春君偿还欠款35,811元，针对其中27,786元借款如刘春君不能偿还，由刘桂清承担还款责任。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负担。被告刘春君、刘桂清辩称：1、原告以同样的证据在贵院重复立案，在主张借款被驳回的情况下又以相同的证据主张欠款，属于重复起诉，依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起诉；2、原告所诉欠款不存在，相反原告尚欠被告刘春君承包利润58131元，我方在本案中要求反诉。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原告是湖南槟之榔的烟台地区代理商。2016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销售员聘用合同，约定被告作为销售员为原告销售货物，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2017年5月4日，原、被告又签订了承包协议。2020年1月8日，原告以被告借款未还为由，向法院起诉。2020年7月14日，法院做出（2020）鲁0686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该生效判决认定：原告提交的2017年8月31日借条及2019年1月4日借据，与该两张借据所对应的明细账多记载为原告与刘春君之间的结算账目，原告未能就其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提供款项来源及转款记录相互印证，且被告刘春君称系与原告之间系承包合同纠纷，故对原告所主张对这两笔借款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法院不予确认，本案不予处理，原、被告可另案处理。现原告又以诉称理由起诉。另，原告起诉时列刘春君的父亲刘仲成为被告，刘仲成已于2020年7月15日去世，原告起诉时刘仲成已去世，诉讼主体已不存在，法院作出（2020）鲁0686民初232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对刘仲成的起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了2017年8月31日刘春君向原告出具的内容为:“借条借孔静人民币27786本人自愿打工还钱。如刘春君不还由父母代还（贰万柒仟柒佰捌拾陆元正）2017年8月31日借钱人刘春君父母刘仲成刘桂清2017年8月31日”借条一张（第一张借条）和2019年1月4日被告刘春君向原告出具内容为:“借据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刘春君因本人原因欠孔静人民币捌仟零贰拾伍元正。8025元借款人刘春君2019年1月4日”借据一张（第二张借条）。原告以此证实：被告认可借原告现金27786元，被告刘桂清作为担保人签字；被告认可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欠原告人民币8025元。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认为：1、第一张借条系原告带领两名社会闲散人员到被告家中，逼迫被告及被告的父母签字出具的。事实上，两张借条的借款事实并未发生，被告及被告的父母并未收到借款，在栖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686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认定，该借条应属无效借条；2、该借条载明的是借款关系，不是欠款关系，而且从两份证据的内容来看无法看出原告主张的对账情况，所以对原告主张的系在对账后出具的该两份证据被告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与原告主张的事实没有关联性。3、原告以该两张借条一方面主张借款，在被法院驳回后，又以同样的证据提起诉讼，改要欠款，同一事实重复起诉，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法院认定，因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交的账本61页。原告以此证实：第一张借条和第二张借条的由来。其中：第一张借条的款项账本记录是1至39页，第二张借条的款项账本记录是40至61页。第一张借条实际欠款数额是28751元,第二张借条实际欠款数额是8246元，双方在打条时对账数额有误差，欠款数额以欠条为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记账本系原告孔静自己制作的，其上记载的内容也是孔静形成的，被告刘春君对该记账本的内容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但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1、原告向法庭做虚假陈述，用被告刘春君从原告处签字领取工资的字样拼凑欠款事实，请法庭依法审查。比如：从2016年11月开始至2017年5月，被告刘春君受原告孔静聘用从事销售员工作，在原告记账本第2页记录了“2016年11月1日起每月定额25000元，工资2500元”字样。在原告记账本第5页倒数第6行，记载了工资2690元（支现金2050元、领现金640元）；在记账本第24页倒数第9行，记载了工资2465元，此两处刘春君的签字系确认应得工资，并非借款，也并非欠款。所以，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之间存在相互矛盾。2、原告在记账本上记载的“借款事实”只有如下几笔：（1）2016年10月27日借现金50元（记账本第1页）；（2）2016年12月1日至31日借现金5元（记账本第11页）；（3）2017年1月1日至31日借现金77元（记账本第15页）；（4）2017年4月借现金3360元（记账本第30页）；（5）2017年7月借现金4847元（记账本第37页）；（6）2017年8月31日借现金3639元（记账本第39页）。原告主张的“借款”款项合计只有11978元；且记账本上的借款记录均由原告单方记载，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这些借款均没有实际发生，被告对此不予认可。3、对于原告在记账本主张的其他款项，被告均未收到，也并非原告主张的从原告处拿货、支款、欠货款形成的债务。原、被告承包经营槟榔生意，被告对于承包经营的货物没有控制权、管理权，不占有主动权，从2017年5月开始承包至2019年11月承包结束，被告两年多来不仅一分钱不挣，还欠了一屁股债（包括原告记账本中记录的少货、过期货产生的损失全部记在被告身上），这着实不合常理。被告也不予认可。原告现在提交的证据上刘春君的签字是被告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形成的；原告也拿不出向被告支付借款的证据，相反，原告应该向被告支付巨额承包利益。4、原告尚欠被告承包利润58131元，请法庭依法审查。法院认定，因双方对证据存在争议，法院结合其他整个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三、被告提交销售员聘用合同和承包协议。被告以此证实：从2016年11月开始，被告刘春君受原告孔静聘用在其位于烟台开发区福莱商城的年丰食品店铺从事销售槟榔工作，合同约定被告刘春君每月工资2500元；2017年5月开始，经原告孔静提议，被告开始从原告处承包经营槟榔销售业务。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货源，被告每天下班后把当天的销售款项及剩余货物交给原告，原告每十天与被告结算一次。然而，协议签订后至2019年11月承包结束，被告的销售金额高达五六十万元，却未能从原告处获得任何承包利益，经核算原告提交的记账本可见，原告尚欠被告承包利润58131元。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原告认为，双方没有实际按照聘用合同和承包合同来履行，被告每月从原告处拿货销售，货款本金归原告，利润全部归被告所有，被告也没有向原告交承包费，原告也没有向他支付工资。法院认定，因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四、被告提交了栖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6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以此证实：2016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销售员聘用合同，2017年5月4日原被告又签订承包协议；同时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两张借条，因未能提供款项来源及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后被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被告所说的证明内容，具体事实由法院查清。法院认定，因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五、被告提交了转账记录。被告以此证实：被告刘春君跟随原告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该款项由被告以女朋友周文静的名义支付，如果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责任，则请求法院依法将该款项予以扣除。原告对被告该证据不认可。法院认定，被告该证据缺乏证据的关联性，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如果应当偿还，偿还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告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本案与本院（2020）鲁0686民初140号案件当事人一致，但是两个案子的案由不同，法律关系不同，诉请也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本院（2020）鲁0686民初140号案件对本案诉请部分“不予处理”并告知原告“可另案处理”。因此，本案不属于原告重复起诉，被告的辩称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应当综合双方的证据以及本案事实对原告诉请予以认定。为证实原告的主张，原告向法院提交了被告刘春君出具的借条两张，并提交了日常记账本以及根据记账单制作的表格来作为旁证。但法院认为，该两张借条及其他证据并不足以完全认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理由如下：1、原告的“出借资金”的行为，仅有书证证实，并没有其他电子凭证等佐证，且该证据被告并不认可；2、原告提交的借条、日常记账本和表格三者之间自相矛盾，也不足以完全证实原告的主张。比如，第一，根据日常记账本的记录，部分款项是注明被告刘春君的“支取款项”，而部分款项是注明“借款”或者“欠款”，这本身就说明，原告对三种款项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不存在混同的情形。但是在原告提交的表格中，将大量的“支取款项”也列入到“借款”中；第二，除日常的每天记录之外，原告在每月均有一个月度总结，该月度总结的数额也与其日常记录（表格）不一致。而原告的借条数额均是根据日常记录而形成，尽管原告庭审称“双方在打条时对账数额有误差”；第三，根据原告的日记账可以明显看出，被告之前的借款，原告在下一次发工资或者利润时予以扣除。当然，双方款项往来的数额较小，且双方经营的合理性问题，在实际交易中没有通过相应的电子转账也属正常；庭审中，被告虽不认可其签字并认为“原告用被告刘春君从原告处签字领取工资的字样拼凑欠款事实”，但其并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也没有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因此，法院对被告辩称理由同样不予支持。综上，法院认为，因原告记录的真实性和款项性质存疑，且根据原告习惯于在下次向被告刘春君支付工资或利润前根据实际情况将被告借款直接扣除（或者扣除一部分）这一事实，法院对原告第一张借条不予认定。关于原告的第二张借条，结合前述理由，法院对该借条中的7739元--原告提交日记账中到最后一笔借款（2018年11月2日借款）予以认定；对于原告其余请求，因原告证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所支付的肇事赔偿款问题，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原告可另案处理；被告反诉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事由，被告同样可另案处理。关于被告所称“重大误解”的辩称理由，因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法院对其辩称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部分诉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二○二○年十一月三日判决：一、被告刘春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孔静偿付借款7739元，并自2020年8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孔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元，由原告孔静负担272.79元，被告刘春君负担75.21元。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现有证据材料，上诉人孔静与被上诉人刘春君间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存在聘用关系、自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存在承包关系是客观事实。上诉人孔静虽持有借条，但因被上诉人对该借条所涉款项属借款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持有的借条与日常记账本、表格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借条所涉款项系刘春君借款，结合上诉人孔静与被上诉人刘春君之间的聘用、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孔静主张的借款事实所作认定并无不妥。对此，一审法院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说理，合理、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孔静以自己制作的账本、表格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张借条，一审法院依据孔静提交的日记账的记载认定的借款数额正确、合法，上诉人孔静对此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孔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6元，由上诉人孔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