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6民终28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楚莹，女，198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四川锦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岷雪，四川锦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唐洪科，男，194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康彬，男，198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杨松，男，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上诉人楚莹因与被上诉人唐洪科、康彬、杨松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20)川0603民初4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庭前询问。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高岷雪，被上诉人唐洪科、康彬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松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楚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对事实认定不清，康彬对唐洪科的债务形成于2019年5月，而非2015年。首先，唐洪科于2015年12月21日出借100万元借款给杨松，指定康彬为收款人，但康彬并不认识唐洪科，康彬成为债务人是在2019年的（2019）川0603民初1770号案件中，康彬出于调解的意愿才达成调解协议，承认自己为债务人。因此，债务形成于2019年，而康彬与上诉人于2017年就已离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偿还该款项的义务。其次，案涉债务无论形成于何时，均系康彬的个人债务，该笔款项远远超过德阳地区的生活需要，且唐洪科不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康彬在之前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关于其系案涉款项的实际用款人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上诉人要求将讼争财产的所有权变更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优先于唐洪科的金钱债权。第三，一审法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2号），即若债权人不能举证证明100万元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能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唐洪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康彬的意见与唐洪科一致。 被上诉人杨松没有答辩。 楚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楚莹名下的位于德阳市××路××段××号××广场××栋××号房屋以及川ＦＵ××××车辆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资产的执行查封措施；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楚莹与第三人康彬原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6月29日购买了本案诉争房屋并登记于双方名下，于2011年5月购置了本案诉争车辆。涉案房屋首付系楚莹个人出资并以楚莹个人名义办理公积金贷款，自购房起至今均是由楚莹还贷。2017年3月24日，楚莹与康彬协议离婚，考虑到房屋购房款均由楚莹支付、楚莹本人的身体状况、儿子由楚莹抚养等情况，双方约定涉案房屋与车辆归楚莹所有。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通知楚莹已查封了本案诉争房屋及车辆，楚莹才得知：2019年5月22日，一审法院已就被告唐洪科与第三人康彬、杨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9）川0603民初177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唐洪科于2020年6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案号为（2020）川0603执1031号。楚莹对此依法提出了书面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了（2020）川0603执异71号裁定认为，唐洪科与康彬的债务为楚莹、康彬的夫妻共同债务，涉案房屋与车辆系楚莹与康彬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用于清偿唐洪科与康彬的债务，驳回了楚莹的异议请求。楚莹不服，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楚莹认为唐洪科与康彬、杨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调解书侵害了楚莹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原执行裁定适用法律不当。无论康彬实际是否应向唐洪科归还借款，该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唐洪科无权要求执行楚莹名下的资产，涉案房屋及车辆系楚莹个人财产，与康彬无关，无论康彬实际是否应向唐洪科归还借款，楚莹名下财产不应用于清偿康彬的个人债务。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楚莹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一审法院。 被告唐洪科辩称，康彬的借款时间、离婚时间、离婚协议的内容都很有问题。1.康彬向答辩人借钱是在2015年12月25日，康彬离婚的时间是2017年；2.离婚协议上相当于康彬净身出户，康彬办了公司，这个家庭是由康彬支撑起来的；3.离婚协议上康彬每月负担子女抚养费30000元，这个离婚协议书有问题。 第三人康彬称，与杨松之间是合作做市政工程生意的，由杨松负责出资金，康彬具体实际的经营。2015年杨松和唐洪科之间的借款，我是不知情的，我是在2019年唐洪科将杨松起诉到法院后，被法院追加进来的。杨松和唐洪科之间的借款，当时是由唐洪科打到了我的账户上，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借款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人杨松称，在这个借款中，杨松只承担一般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楚莹和第三人康彬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3月24日协议离婚，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主要载有：“一、夫妻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且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关于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达成的约定事项如下：儿子康子辰，出生于2012年5月21日，离婚后儿子由女方抚养，儿子的抚养权归女方所有，男方每月1日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人民币叁万元整，支付至儿子完成学业能独立生活为止，男方可以随时探望儿子，但需要提前告知女方；三、关于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的处理达成的约定事项如下：1.位于德阳市旌阳区××路××路××期××号楼××单元××楼××号按揭住房一套归女方所有，男方自愿放弃该房屋的所有权，待按揭款还清后协助女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2.川ＦＵ××××汽车一辆归女方所有；3.川Ｆ0××××汽车一辆归女方所有……”。 2016年3月，第三人杨松向被告唐洪科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唐洪科现金壹佰万元，用于工程专用，借款时间半年”。庭审中，被告唐洪科及第三人康彬一致确认，杨松向唐洪科所借的上述款项实际上是由唐洪科直接转给了康彬账户。 在一审法院（2019）川0603民初1770号案件中，被告唐洪科、第三人康彬及杨松一致确认康彬是实际借款人，并达成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一、康彬于2020年5月20日前归还唐洪科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未还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杨松对上述债务在康彬不能还款后向唐洪科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楚莹对案涉房屋及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性的民事权益。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判断本案中楚莹就案涉房产及车辆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物权规定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生效要件与物权实际发生变动的效力要件不同。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但若要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尚需进一步进行相应不动产登记程序，否则当事人仅享有合同债权，基于物权公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从本案查明事实看，楚莹和第三人康彬于2017年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只能对离婚双方当事人具有内部约束力，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具体而言是一种债的行为。根据该离婚协议书，楚莹即取得了案涉房屋及车辆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而不是享有物权请求权。故，对于楚莹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楚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楚莹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本案二审事实争点的归纳及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本院认为，康彬在之前民间借贷案的《核实笔录》中，陈述收到唐洪科的出借款项，其本人是实际使用人，唐洪科对康彬的说法予以认可；杨松则称由于与唐洪科关系很好，该借款是帮康彬向唐洪科借的，出具借条也是应唐洪科的要求，唐洪科则称杨松所述属实。虽然唐洪科和康彬在本案中均称杨松为实际借款人，这与前案调解过程中二人以及杨松的陈述截然相反，但是在原民事调解书仍然有效的前提下，该事实争点仍应按照原民事调解书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作出认定。楚莹对康彬在前案审理中关于其系案涉款项的实际用款人的陈述提出异议，实质是认为原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其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故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仍应认定为康彬。 （二）关于康彬成为唐洪科出借的100万元借款人的时间是否早于楚莹与康彬2017年3月24日协议离婚的时间。本院认为，因原民事调解书的事实基础为唐洪科于2015年12月21日将出借的100万元转账给康彬，杨松于2016年3月向唐洪科出具借条，以及本案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为康彬，故应当认定康彬成为唐洪科出借的100万元借款人的时间早于楚莹与康彬2017年3月24日协议离婚的时间。 综上，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归纳的本案二审法律争点是上诉人楚莹对案涉房产和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上诉人康彬所负案涉债务是否系与上诉人楚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以下简称《夫妻债务解释》）的规定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所吸收，强调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即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当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债务，尤其是数额较大的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时，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债权人能否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债务的负担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虽康彬在另案调解过程中自认系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但案涉100万元借款属数额较大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楚莹对此并不认可，因此，作为债权人的唐洪科还应当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楚莹和康彬的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案涉债务负担基于楚莹和康彬的共同意思表示，方能认定案涉债务系楚莹和康彬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唐洪科并未举证证明，故被上诉人康彬所负案涉债务并非与上诉人楚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系被上诉人康彬的个人债务。 （二）关于上诉人楚莹对案涉房产和车辆享有的物权期待权是否优先于债权人唐洪科为实现债权而追索债务人康彬财产的债权请求权。本院认为，康彬与楚莹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人依该协议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并已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该离婚协议仅对康彬与楚莹具有法律约束力。楚莹在离婚后未办理案涉房产和车辆的产权变更登记，该离婚协议就案涉房产和车辆的权属的约定不具有物权公示效力，但因楚莹在离婚后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和车辆，楚莹仍可以基于离婚协议享有请求名义登记人康彬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楚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刊载于2016年06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该公报案例在诉争事实、请求权内容和性质、发生的根源上与本案有一定相似性，但在请求权成立的时间上，公报案例所涉《离婚协议》的请求权要远远早于王光（申请执行人）因与林荣达股权转让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而本案楚莹享有的请求名义登记人康彬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所依据的离婚协议，签订时间晚于康彬成为唐洪科出借100万元借款人的时间，即在成立时间上，楚莹的物权期待权晚于债权人唐洪科为实现债权而追索债务人康彬财产的债权请求权，故本案不能参照公报案例的处理结果，楚莹对案涉房产和车辆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不能优先于债权人唐洪科为实现债权而追索债务人康彬财产的债权请求权。 因此，本院对本案二审法律争点的认定结果为：上诉人楚莹对案涉房产和车辆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楚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楚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华刚 审 判 员 陈叶兰 审 判 员 杨 轩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毛 竹 书 记 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