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3民终8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桥木，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勤安，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卫星，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桥木因与被上诉人刘勤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1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桥木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拆除在上诉人土地上的围墙及种植的树木;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土地权属明确，上诉人对案涉土地享有使用权，一审法院未综合考虑就认定不能核实案涉土地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范围，系事实认定不清。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一审法院制作的现场勘验图形状、面积相吻合，该证据能客观、充分地证明案涉土地的属于原告的承包地范围。一审法院在勘察现场后制作了现场勘验图，一审法院、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均采信、认可。一审法院制作的现场勘验图显示:与刘桂福、刘桂友房屋长度平齐部分土地(现场勘验图中标示“空地”，以下简称空地)属于上诉人，此事实各方均无争议;案涉争议土地位于空地右上方，且与空地相连接。结合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地块编码为4503211042003200223、地块名称为大岭上、实测面积为0.85亩的土地附图页显示:上诉人的土地形状如两个方正的长方形堆叠组成，小的长方形位于大长方形的右上方，小长方形上接秦长权地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土地附图页与一审法院制作的现场勘验图中土地形状基本一致，面积基本吻合，由此可以看出案涉争议土地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标示的土地。2、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抗辩上诉人案涉的土地只有0.56亩、案涉争议土地不属于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民法典》第2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案涉土地为0.85亩，应以登记为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案涉争议土地系上诉人的承包地，上诉人对案涉争议土地享有完整的使用权。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的土地、修砌围墙、种植树木的侵权行为阻碍了上诉人对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根据《民法典》207条、217条及179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清除建在上诉人承包地上的围墙及树木。综上，上诉人认为其对案涉争议土地权属明确，上诉人对案涉争议土地享有使用权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证，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刘勤安辩称：一、案涉土地的权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人秦某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归被上诉人，换地的长度以厂和围墙为界限;证人刘某1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原属于其和弟弟刘勤利所有，分家后属于刘勤利，之后刘勤利将案涉土地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其是见证人，案涉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后，20多年来一直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证人刘某2证明案涉土地系刘勤利转让给被上诉人使用:证人刘某3证明案涉土地一直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证人刘某4证明被上诉人10多年前就已在案涉土地上就已种植了作物;证人刘某5证明被上诉人使用案涉土地已10多年，并用石头砌了石基。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在1998年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后，即在该土地上种植了金桔，2007年在案涉土地砌了地基，2010年左右在案涉土地上种植了白果树3棵、桂花树、槐米树、竹柏树各1棵。从1998年被上诉人使用案涉士地至2020年8月上诉人提起诉讼之前，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未发生过任何争议，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所有。二、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上诉人说“争议土地2007年换地之前是被告（被上诉人）的，换了之后是我的”，显然上诉人主张其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唯一依据便是2007年2月15日的《换地协议》。而上诉人向法庭所提交的《换地协议》其中仅写明换地后各换地当事人使用土地的宽度，并未写清楚换地后各换地当事人使用土地的长度。也就是说，该《换地协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将案涉土地换给了上诉人，即并不能证明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上诉人所有。除此之外，上诉人只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一单一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等方面进行审核认定。结合本案，在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6出庭证明其是乌龙村一队队长，负责土地确认事宜，其明确指出上诉人关于案涉土地的确权其并没有参与。一审法院办案人员向阳朔县农业农村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办公室工作人员黄小明调查询问中，黄小明明确指出对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需要经过该村民小组组长在场，土地四邻经营权人没有意见，经在发包方的小组粘贴一轮和二轮公示，公示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归户表四至户主签字认可，组长、村干部签字确认等程序。同时他还指出，“现场有围墙将土地分为两部分，这种情形，测绘公司按常识应不会将两块土地绘成一块土地的”。而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承包地块调查表》等原始登记档案资料佐证，没有经过归户表四至户主签字认可，也没有组长、村干部签字确认。此外，多名证人证明案涉土地并非农田而是宅基地，而宅基地不可能会填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所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不合法，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这一孤证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分别与1998年、2010年在案涉土地上陆续种植了六棵树，在案涉土地周围砌起了围墙，管理使用案涉土地长达20多年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上诉人对上述事实非常清楚，其也已在他使用宽10.2米、长至竹席厂围墙的土地范围内下了混凝土基脚，所有基脚均下在了案涉土地被上诉人所砌的围墙之外。加之诸多证人也都证明了案涉土地长期以来系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据此，完全可以得出案涉土地使用权并非为上诉人所有的结论。综上所述，案涉土地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不存在对上诉人权利的侵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陈桥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拆除在原告土地上的围墙及种植的树木，便于原告管理；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7年2月15日，原告陈桥木与被告刘勤安等四人经协商签订了换地协议，写明“陈桥木、刘勤安、刘桂友、刘桂福四人协商同意换地，刘桂友、刘桂福二人共宽是14.9米，陈桥木宽是10.2米，余宽刘勤安所有”。四人均在换地协议上签名并按捺手印。刘桂福、刘桂友换后的土地北面与竹席厂相邻。后被告刘勤安与刘桂福、刘桂友均在换好的土地上建了房。原告陈桥木换后的土地位于被告刘勤安及刘桂友的房屋中间，东西向宽10.2米，南面与公路相邻，北面有一部分与竹席厂相邻，有一部分无遮挡物。2016年，被告沿着竹席厂围墙自西向东修建了一堵长6.12米的围墙，并在距离该围墙后13.25米处修建了一堵长约7.9米的围墙。在修建的两堵围墙内，被告分别于1998年、2010年陆续种植了六颗树。至今涉案土地均由被告管理使用。原告认为，被告已于2007年2月15日将修建两堵围墙范围内的土地换给了其，且涉案土地已经登记在其2018年领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陈桥木要求被告刘勤安排除妨害是否有合法的依据。原、被告及刘桂友、刘桂福在换地协议上写明了所换土地的宽度，但对长度、具体范围及位置未作任何约定，而且自签写协议后，涉案土地至今仍由被告使用，不能仅据此认定被告已将涉案土地换给了原告。原告虽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仅凭该证的记载，经过该院调查，仍不能核实涉案土地属于原告的承包地范围。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本案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对涉案土地具有使用权，故原告要求被告拆除建在涉案土地上的围墙及种植的树木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桥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桥木负担。 二审中，陈桥木对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证据一乡政府档案室调取的0023地块图标图，拟证明与争议地的土地承包权证是一致的。2.证据二住建局到现场绘的草图及界限图两张，上有刘勤安、覃文秀的签字，拟证明在2017年2月16日去画图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空地，被上诉人没有建围墙。3.证据三卫星图，拟证明上诉人的地属于农田保护区范围，才给上诉人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证。4.证据四刘勤安自己画的图，拟证明，秦长权的土地位置与上诉人确权证上的图形是一致的。5.证据五现场照片4张，拟证明换地以后被上诉人一直在上诉人的地上种植东西。被上诉人刘勤安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与事实不符。证据二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围墙围好的里面也是空地，这份证据不能够证明没有围墙。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而且这一片农田保护都是一样的颜色，里面的现状是看不到的。证据四不认可，并没有画到秦长权那里，这个地并没有兑换给上诉人。证据五是建房的时候放的，是经过上诉人同意的。被上诉人刘勤安对其主张提交证人刘某7证言，拟证明争议地是被上诉人刘勤安的。上诉人陈桥木质证意见：因证人不在场不清楚换地协议，不认可证人的证言。 本院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承包地块示意图，上诉人已在一审提供，故不作为新证据；上诉人证据二草图及界限图并不能证明是否存在围墙，故不予采信；上诉人证据三卫星图只能证明原刘开妹承包地属于农田保护区，不能证明争议地块的性质，故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被上诉人所绘的图，该图并不能证明争议地在换地范围内，故不予采信；上诉人的证据五照片与本案争议地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刘某7的证言与一审其他证人证言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所砌的围墙以及所种植的树木是否侵犯了上诉人的土地管理范围，是否应当予以拆除。 本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即权利人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的基础是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本案中，虽然陈桥木提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其对争议土地享有物权，但土地权利证书不是土地的来源凭证，土地的划拨、出让、转让、承包、继承等法律行为才是导致权利人取得土地权利的合法来源，政府的发证行为只是对土地权属的一种确认，并不当然增加或减损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持有的土地权利证书对外而言虽然具有物权公示的效力，但对内而言，并非证明土地权属的当然凭证，确定本案争议土地的权属还需针对土地物权来源，结合全案事实与证据综合分析。 关于争议土地物权的来源。根据陈桥木的主张，其对争议土地的物权来源为2007年与被告刘勤安、案外人刘桂友、刘贵福签订的《换地协议》，但该协议仅约定换地的宽度，对于长度、土地面积均约定不明，故仅凭《换地协议》无法证实争议土地属于《换地协议》约定范围，不能据此认定刘勤安将该土地换给了陈桥木。因此，陈桥木的主张仅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一孤证予以证明，且根据调档材料，陈桥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档案中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上，并无争议地北面毗邻地块权利人秦长权签名，难以排除存在登记错误的可能性。反之，综合全案证据，足以证实刘勤安在此生产、经营多年，故对于陈桥木要求拆除围墙、移除树木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第一条、《中华人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桥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春弟 审 判 员 李文练 审 判 员 王裕松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紫鑫 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