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东，男，197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肇源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慧，女，197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肇源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衍龙，黑龙江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方友，男，195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肇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淑贤，女，195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肇源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宝，黑龙江庆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慧、刘俊东因与被上诉人阮淑贤、刘方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俊东、王志慧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衍龙、被上诉人刘方友及其与阮淑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宝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俊东、王志慧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判项即被告刘俊东、王志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方友、阮淑贤返还80万元，裁定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事实错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主要一点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没有法律根据在学理上又称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无原因”“无正当原因”“无合法根据”。不当得利的前提是没有“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故将“合法根据”改为“法律根据”更为恰当。无法律根据包括自始无法律根据和开始有而嗣后丧失法律根据。“是否有法律根据”应依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来判断，“无法律根据”应解释为无法律规定或缺乏基础的法律关系。但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银行卡支取现金及支付资金，均是在上诉人同意下进行的关于民信公司的经营行为，这在上诉人的诉状中亦明确自认：“两个企业经常需要到银行支取卖粮款现金用来买粮或发放工资”，明显是为经营的民信公司经营办理相关业务，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诉请的是“返还保管款1,685,500元”，而保管法律关系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法律关系有法律根据是显而易见的，故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不当得利事实错误，双方之间应为家庭共同经营民信公司所得家庭共有财产法律关系。二、刘方友名下银行卡是为经营民信公司的公司卡，并非单纯的被上诉人个人资金卡。刘方友名下尾号1893农行银卡流水显示2017年10月13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为民信公司仅用于支付的沈阳铁路局运费即达16,987,878.2元，运费绝大多数从刘方友银行卡中支出，所卖粮款也均回至刘方友银行卡中，结合上诉人所递交的沈阳铁路局出具的发货单等证据，均可证明刘方友名下的银行卡实际为经营民信公司所使用的资金卡，刘方友个人资产与民信公司资产混同。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名下银行卡，是用于支取卖粮款，提取现金用来买粮或发放工资。三、上诉人处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案涉资金事宜，显然是履行民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四、一审诉讼程序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时诉请的是保管款，法律关系为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而判决却是不当得利，显然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审非所诉，判非所请，超出诉讼请求。刘方友、阮淑贤答辩称，一、民信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和所有人是刘方友，但是刘方友超过60周岁，为了贷款方便，才将自己儿子刘俊东变更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并将投资400余万元的三层楼房也登记在儿子刘俊东夫妻名下。一审当中所提交的多份证据均能够证实刘俊东只是挂名股东，和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刘俊东夫妻二人是自己在古龙镇经营建材商店，虽然刘俊东偶尔受父亲刘方友指派，为其办理了几次银行取款转款业务，但是并不能等同于参与民信公司的实际经营。二、刘俊东将刘方友银行卡内的资金168万元转到其个人名下，依法应当返还。无论是双方存在资金的保管关系，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当得利关系，我方所主张的都是个人款项，被他人占用，依法应当返还的请求权，也就是债权的请求权。在一审过程当中，我方所提供证据六的质证过程当中，二上诉人在质证时也明确说明了，是经过刘方友的同意才将资金转到刘俊东的账户之内。一审被告的证据四当中也有同样的陈述，所以我们按照代为保管资金的这种关系来提起诉讼，但是二上诉人予以否认。根据最新修订的民事证据规定，也就是法释〔2019〕第19号第53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正是基于刘方友与刘俊东之间是亲父子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其中的515,500元也就不再追究了。综上，请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阮淑贤、刘方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刘俊东、王志慧立即返还保管款1,685,5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俊东、王志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方友与阮淑贤系夫妻关系。刘俊东与王志慧系夫妻关系。刘方友、阮淑贤与刘俊东系父母、子关系。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在肇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该公司股东为刘方友、刘俊东，股东刘俊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粮食收购，粮食加工、烘干、销售等业务。刘方友、阮淑贤自认，因经营公司需要，经常委托被告刘俊东持刘方友身份证、中国农业银行卡并告知其银行卡密码支取现金。2015年12月12日，刘俊东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9514银行卡转账515,500元，刘俊东转账后尾号为9514账号余额为1,326,680元，其中1,165,588元转入账号户名为案外人张亚欧尾号为3775号银行卡中，该款刘俊东主张是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向河北中航粮油储备有限公司支付粮款。2017年5月9日，王志慧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0863银行卡转账99万元，刘俊东、王志慧主张该款为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原煤款。2018年2月3日，刘俊东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0863银行卡转账20万元。2018年2月5日，刘俊东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0863银行卡转账30万元，刘方友主张该30万元为借款。以上两笔转账合计50万元，刘俊东、王志慧主张其中支付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粮款9万元，运费28,750元。2018年2月9日，刘俊东将其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0863银行卡中39万元，向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9179银行卡转款39万元。2018年12月29日，刘俊东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在肇源农业银行开户的尾号为9179银行卡中7万元，转入刘俊东尾号为2414银行卡中。庭审中，刘方友、阮淑贤放弃该7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经审查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方友、阮淑贤主张刘俊东、王志慧未实际经营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但未出示相应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结合刘俊东系该公司的股东，且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因此，刘方友、阮淑贤该事实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方友、阮淑贤的诉讼请求。2015年12月12日，刘俊东将刘方友尾号为6570银行卡中515,500元转入自己尾号为9514银行卡后，又转入为案外人张亚欧尾号为3775号银行卡中。而刘方友尾号为6570银行卡也有向案外人张亚欧大额转账的事实，且刘方友未对该转账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刘俊东转账515,500元行为，不能排除其是履行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职务行为，故刘方友、阮淑贤请求刘俊东、王志慧返还515,5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7年5月9日，王志慧持账号户名为刘方友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尾号为0863银行卡转账99万元。刘俊东、王志慧主张该款为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原煤款，刘方友、阮淑贤不予认可，且刘俊东、王志慧未出示充分证据证明该款为购买原煤款，亦未出示证据证实该款系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财产，因此，刘俊东、王志慧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刘方友、阮淑贤请求刘俊东、王志慧返还该99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2月3日、5日刘俊东持刘方友尾号为6570银行卡，向刘俊东的尾号为0863银行卡两次转账合计50万元。其中，刘俊东、王志慧主张其支付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购粮款9万元，运费28,750元，但其未出证实其支付行为系代表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行为的证据，因此，刘俊东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刘方友、阮淑贤对刘俊东于2018年3月转账30万元行为，主张为借款行为，因该借款行为系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刘方友、阮淑贤请求刘俊东返还2018年2月3日转账2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刘俊东、王志慧应返还刘方友、阮淑贤1,190,000元，扣除刘俊东、王志慧于2018年2月9日返还刘方友、阮淑贤39万元，剩余80万元的部分，刘俊东、王志慧应予以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俊东、王志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方友、阮淑贤返还80万元；二、驳回刘方友、阮淑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70元，由刘方友、阮淑贤负担10,492元，刘俊东、王志慧负担9,47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20）黑0622民初96号庭审笔录，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的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庭审情况予以综合认定；2.薛景江书面证言一份，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3.韩某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对证人曾在肇源县民信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信公司）工作及负责业务予以认可，但对证人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庭审情况予以综合认定；4.上诉人方的账本记录及进煤的部分票据，账本系由上诉人单方制作，且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其自营项目包括煤炭，不能证明其与刘方友之间存在煤炭的买卖关系，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5.沈阳铁路局货票照片打印件，本院认为该证据无原件进行核对，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6.刘俊东尾号3068的银行卡简明明细账查询单，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实性予以认可，明细查询单上并未体现款项来源及用途，上诉人有自营业务，无法证明明细查询单中的款项系用于民信公司的经营，故本院对该份证据欲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7.偿还完毕的借据复印件10张，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8.董相臣证人证言，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证明证人经营煤炭给民信公司供应煤炭，但被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称民信公司用煤系由刘俊昌提供，并未提及还存在其他来源，被上诉人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证人是否为民信公司提供燃煤、提供燃煤的时间及数量等问题，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9.法院依职权调取民信公司2017、2018年财务凭证18张，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关于原审是否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案由确定问题已经多次强调，对其主张的既不是不当得利关系，也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进行了充分辩论，故原审未将此问题作为焦点问题审理，并无不当。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已明确被上诉人方主张系不当得利，上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及之后的庭审中均对上诉人该主张进行了辩论，充分阐明己方观点。综上，原审程序并无不当。关于本案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款项，在被上诉人主张返还时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主张其处分案涉款项系基于职务行为，但在审理期间，其仅对部分款项系用于民信公司经营提供了证据，对于剩余部分其占有、使用具有法律依据的证据不足，故原审法院按照不当得利处理并无不当，原审对法律关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案涉款项是否应予返还及返还的数额问题。首先，上诉人主张其处分案涉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为证明该主张其在本院审理中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对于韩某曾在民信公司工作，且从事的是过称的工作，与韩某陈述的工作内容一致。结合上诉人刘俊东系民信公司的股东，且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院调取的民信公司2017、2018年财务凭证中，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均有刘俊东的署名，编号为0097887入库单亦有刘俊东的签字。故上诉人处分案涉款项存在系履行职务行为的可能性。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处分案涉款项均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其仅对部分款项系用于民信公司经营提供充分证据，故对于剩余部分款项其应当予以返还。最后，对于上诉有争议的几笔款项本院分别认定如下：1.关于上诉人主张为民信公司提供煤炭的款项。上诉人仅提供单方制作的账本，且其自己经营的建材商店经营范围包括出售煤炭，故其对为民信公司提供煤炭的证据不足。2.关于上诉人主张为民信公司支付的购粮款。在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承认李宝琴、徐桂华、薛景江、范海荣均系其客户。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刘俊东尾号为0863银行卡银行流水交易明细中显示：2018年2月7日向薛景江转账50,000元、2018年2月8日向范海荣转账40,000元，该两笔款项不能排除是上诉人履行民信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原审对该两笔款项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3.关于上诉人主张铁路运输费用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018年2月4日向302241059980037账号支出28,725.2元系用于为民信公司支付铁路运输的费用，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对该笔运费是以民信公司名义产生予以认可。其虽称也存在上诉人以民信公司名义个人经营，对外发运粮食的可能，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进行证明，故被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原审对该笔铁路运输费用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681,274.8元（1,685,500元-300,000元-515,500元-70,000元-40,000元-50,000元-28,725.2元）。综上所述，刘俊东、王志慧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俊东、王志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方友、阮淑贤返还681,274.8元”；三、驳回刘方友、阮淑贤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70元，由刘方友、阮淑贤负担11,982元，由刘俊东、王志慧负担7,9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刘方友、阮淑贤负担1,751元，由刘俊东、王志慧负担10,0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丹审判员 毛瑞利审判员 田 蕾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王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