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南平，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兴佳，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男，197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青，湖北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培林（曾用名赵培琳），男，196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祖元，男，196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修明，湖北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立生，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修明，湖北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海中，男，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西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黄铁山。 上诉人易南平因与被上诉人高峰、赵培林、童祖元、赵海中、宋立生、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建工）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南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依法予以改判驳回高峰对易南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由高峰、赵培林、赵海中、宋立生、童祖元、长沙建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合同效力认定有误。高峰起诉的合同依据是《建设工程专业工程分包合同外墙保温系统》（以下简称《分包合同》）、《外墙砖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分包合同》因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属于无效合同，但《采购合同》系买卖合同，法律并未规定买卖合同须有资质，故而《采购合同》系有效合同。《分包合同》和《采购合同》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因此本案既是以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立案，则《采购合同》不应当在本案处理。原审法院以“周承枝出具的《保温工程结算清单》将该款项与保温工程款项一并进行了结算”为由，一并审理并判决是错误的，高峰提交的《保温工程结算清单》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无法产生结算的效力，故而不能以此为由将《采购合同》并入本案审理。二、一审对责任主体认定有误。案涉项目虽由童祖元等四人挂靠在长沙建工合伙承建，但此系童祖元等四人与长沙建工的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联。合同主体的认定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确定，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案涉两份合同的甲方为“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及“长沙建工集团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无论赵培林是否为赵海中选任，但其在案涉合同中是代表项目部签订合同，而非代表童祖元等四人签订合同，案涉工程是由长沙建工承建，赵培林代表项目部与高峰签署合同，长沙建工作为案涉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系责任主体。三、一审对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认定若赵海中“同意履行”，则其他合伙人不得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是对法律的适用及理解错误。该条款并未针对“连带债务人”，更未表明在连带债务人中只要一人同意履行，则其他人不得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一审对于该条进行了错误的扩大解释。首先，赵海中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只是对高峰承包案涉工程、四人合伙事宜以及债务进行了“自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在债务超过诉讼时效后仍“同意履行”，确认债务不能视为愿意继续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赵海中的“自认”并不对其余人发生自认的效力。其次，在人民法院审判案例中提炼出以下观点：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前，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具有涉他性并不会损害到其他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但是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债权已成为不完全债务，不具有法律强制保护力。连带之债虽由连带之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诉讼时效抗辩权为一种实体权利，该权利的放弃，应由义务人本人以明示的方式表示，而不能由其他连带债务人代为放弃而重新苛以连带债务。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形下，一连带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不具有涉他性。案涉工程竣工时间是2011年9月左右，2011年下半年项目即由易南平全面接管。而2015、2016年高峰才找早已离开项目的赵培林帮助催款，且赵培林已回复其无法帮忙，也未和童祖元等四人联系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是须当事人一方主张权利有证据证明到达对方当事人。高峰在明知后续收尾工作由易南平负责的情况下，并未找易南平办理决算，或者催要过款项，而在长达三四年后向早已离开项目的赵培林或周承枝打电话，高峰的诉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对案涉价款结算问题认定错误。首先，根据一审当庭对事实的调查，周承枝在项目上任“工长”时即并无办理结算的权限，彼时由赵培林办理。其次，自2011年下半年起案涉项目即由易南平全面接手管理并办理结算，接手所有资料及项目结算付款等事宜，赵海中并未再管项目，周承枝也离开了项目，《保温工程结算清单》签署的2012年12月，周承枝早已离开工地，再办理结算不合常理。再次，《保温工程结算清单》中周承枝结算价格远高于高峰报送价格，明显有悖常理，不排除恶意串通。最后，调取的《竣工验收报告》与提交的《保温工程结算清单》上“周承枝”的签字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而高峰提交的《证明》中签字又为“周承志”，故而，无法确认《保温工程结算清单》的真实合法性，不能作为结算依据。五、赵海中与高峰合伙人程俊、周承枝系亲属关系，该三方的证据及证言应当不予采信。案涉分包工程系高峰和程俊合伙，程俊与赵海中系亲属关系，周承枝与赵海中也系亲属关系。由于项目亏损，自2012年来，童祖元等四合伙人矛盾加深，纠纷不断。赵海中在2017年已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对其进行高消费限制。（2018）鄂1081民初436号民事调解书中赵海中应于2019年6月30日偿还的859942元至今也未偿还。赵海中明显无力偿还本案债务，但却在高峰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后，认可高峰的债务，并配合高峰将易南平等其他三人作为共同主体承担债务，明显系恶意串通损害易南平等三人利益。鉴于上述情况及各方关联关系，请求对赵海中、周承枝的证据及证言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依法予以改判并驳回高峰对易南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高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易南平的上诉请求。 童祖元、宋立生共同辩称，同意易南平的上诉意见和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责任认定主体有误，适用法律不正确，还遗漏了责任主体长沙建工，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赵海中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一审认定合同效力与主体正确。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认定高峰具有相应工程款的请求权正确。一是高峰起诉的651890元工程款欠款是事实，二是高峰承接的工程由赵海中与童祖元、易南平、宋立生合伙承包，并挂靠在长沙建工之下属实。且合伙承包《都江堰川苏工业园B地块项目》的事实已经得到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认可，其文书（2018）鄂1081民初436号民事调解书均有记载。其次，赵培林是案涉项目的工长，由四位合伙人共同所请，一审认定赵培林对外行为的效力应由四位合伙人承担正确。二、一审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三、易南平认为一审法院采纳第三方证据与证言有误的观点不正确。一审法院并不是仅凭证人证言进行认定，而是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的认定，关于易南平所述的合伙人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高峰无关。四、赵海中对一审判决高峰的工程欠款651890元应由赵海中、易南平、童祖元、宋立生共同偿还没有异议。 赵培林、长沙建工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沙建工与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连带支付工程款65189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长沙建工与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0年10月20日，“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作为甲方，高峰作为乙方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乙方承包采购甲方工地所有需求用量的外墙砖。第五．5条载明“交付使用完之后15天之内付清余款。”合同落款甲方由赵培林签名，乙方由高峰签名。 2010年11月2日，“长沙建工集团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作为甲方，高峰作为乙方签订《分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案涉工程的外墙保温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固定单价、按实收方，付款约定为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付至97%，质保金3%，保修期一年。合同落款甲方由赵培林签名，乙方由高峰签名。 案涉工程建设单位为四川东润投资有限公司，各楼栋于2011年陆续通过竣工验收，并已实际投入使用。《竣工验收报告》载明施工单位为长沙建工，落款栏加盖了长沙建工公章，该栏中“企业技术负责人”处由“周承枝”签名。 2012年12月26日，周承枝出具《决算书》，载明分包人为高峰，分包项目为屋面及墙面保温工程，落款为川苏工业园B区项目部。《保温工程结算清单》打印部分载明“A：根据实际工程量和合同约定的价格计算：工程总金额1987200元，外购外墙砖520400元，合计总金额2507600元，实际工程款借支1924400元，应进工程款583200元。”手写部分载明“B：根据审计工程量和合同约定的价格计算：工程总金额2055890元，外购外墙砖520400元，合计总金额2576290元，实际工程款借支1924400元，应进工程款651890元。”后附总金额为2055890元的计算清单。 2、2015年12月10日，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首段载明“四方共同挂靠长沙建工合作开发都江堰川苏工业园B地块项目和益阳市品阁项目，现两个项目已基本竣工，即将进入决算阶段。为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现经四方协商，达成条款如下”，第二条载明“两个项目均由赵海中负责组织管理”。 2019年1月8日，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1081民初436号民事调解书，在该文书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童祖元系湖北汉粤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粤公司）法定代表人；汉粤公司在起诉中称，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在共同合作开发“都江堰川苏工业园B地块项目”和“益阳市品阁项目”中，共同对外借款，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遂起诉要求易南平、赵海中、宋立生偿还借款，法院经审理依法通知童祖元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经法院调解，确认四被告各按25%份额承担偿还责任，汉粤公司放弃要求童祖元偿还的权利。 3、赵培林到庭后，对案涉工程相关情况进行陈述如下：（1）赵海中聘请我在“都江堰川苏工业园B地块项目”做管理工作，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当时在工地上我是项目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但名义上的项目经理是长沙建工的李旭阳，长沙建工没有向我授权，项目部的公章是由长沙建工管理，当时只有我签名而未加盖公章的合同有很多，所有分包出去的工程合同都是我签字的；（2）四合伙人均安排有特定关系人参与或分包部分工程，如童祖元的亲属童祖华是项目上的出纳，周承枝与赵海中系郎舅关系，是案涉项目总工程师，负责案涉工程的结算工作；（3）高峰是通过赵海中一方的关系承建的工程，我离开工地时，高峰的工程已做完；（4）四合伙人中先是赵海中在具体负责案涉工程，后来是易南平在接管，易南平接管后，周承枝还在工地上，具体什么时间离开我记不清楚了；（5）案外人程俊和高峰当时合伙做的这个工程，大约在2017年，程俊到深圳来找我，拿了一份提前拟定好的《证明》找我签了字，该证明中部分内容不准确，高峰办理决算的情况我不知情，因为当时已经是易南平在管理，我已经离开工地，工程款支付情况不清楚，2015年-2016年期间高峰及程俊一直都在打电话找我帮助催款，我的回复是已经离开工地，无法帮忙，我没有与四合伙人联系过，我让他们直接找易南平；其他内容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效力问题。案涉《采购合同》《分包合同》首部均载明发包方为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落款均由赵培林签名，二者均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不能作为发包方签订合同，故案涉两份合同应属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由于案涉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故高峰享有对相应工程价款的请求权。 另，根据《采购合同》载明内容，其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鉴于周承枝出具的《保温工程结算清单》将该款项与保温工程款项一并进行了结算，且与本案所涉工程具有关联性，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一审法院决定对该部分款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为宜。 2、责任主体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四人挂靠长沙建工合伙开发案涉项目，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项目开发合作协议》第二条载明“两个项目均由赵海中负责组织管理”，则赵海中选任赵培林作为案涉工程管理人员符合合伙约定，赵培林对外行为的效力应由四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据此，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四人是适格责任主体，应当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长沙建工未在《采购合同》《分包合同》上加盖公章，赵培林也不是其工作人员，故其未与高峰建立合同关系，不是高峰的合同相对方，高峰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赵培林是经赵海中选任的案涉工程管理人员，经过一审庭审审理，高峰也明确不向其主张权利，该主张是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3、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四合伙人是案涉工程价款的义务主体，赵海中是合伙事务的组织管理人，其在本案中认可高峰的工程款，该意见应当对全体合伙人产生效力，故其他合伙人不得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 4、价款问题。结合《竣工验收报告》及一审庭审中各方陈述，能够确认周承枝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鉴于其“企业技术负责人”身份，其对高峰作出的结算应当对四合伙人产生约束力；如四合伙人认为其作出的结算结果不真实，亦应当另行启动追责程序，而不应产生对外对抗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保温工程结算清单》确认案涉工程价款为651890元。 5、利息问题。《采购合同》对付款的约定是“交付使用完之后15天之内付清余款。”但高峰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使用完的时间；《分包合同》对付款的约定是“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付至97%，质保金3%，保修期一年。”但高峰未提交证据证明保温工程是否单独进行过验收；案涉工程系分楼栋分时段验收，涉及多份《竣工验收报告》，故客观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时间点。综上，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时间均不能确定，故不能作为利息起算时间。 高峰在本案中主张以《保温工程结算清单》出具时间作为利息起算时间。该证据未约定付款日期，但由于其出具时间是2012年12月26日，该时间是在所有《竣工验收报告》出具满一年之后，且明显晚于所有外墙砖使用完的时间，故高峰主张以该时间点作为计算利息的起始时间，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置，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对利率依法调整。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高峰支付工程款651890元；二、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高峰支付工程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65189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支付之日止，如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13058元，由童祖元、宋立生、易南平、赵海中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于周承枝的身份，易南平表示不清楚，童祖元和宋立生一方面表示周承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但陈述周承枝是赵海中的大舅，认可周承枝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童祖元和宋立生主张2011年之前，赵培林是赵海中聘请的工地负责人，但是后期就没有做了。高峰陈述赵培林告知其是代表赵海中签约，赵海中有合伙人，但高峰在另案诉讼前不清楚有哪些合伙人。童祖元、宋立生认可童祖华是四人合伙的财务负责人，由童祖元委派，易南平认可童祖华的财务负责人员身份，但表示不清楚由谁委派。易南平同时认可童祖华实际向高峰支付过部分款项，也认可高峰实际做了一些工程所以童祖华就支付了部分款项。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赵海中认可高峰一直向其及其他人员主张权利，因为合伙人内部合伙事务没有结算导致高峰的欠款一直未给付。赵培林一审到庭后表示对高峰办理决算的情况其不知情，但陈述2015年至2016年期间高峰一直在向赵培林打电话找他帮助催款，但其回复已经离开案涉项目，让高峰去找易南平。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峰虽然是没有劳务施工资质的个人，但案涉工程早已竣工投入使用，其付出的劳动已经物化入案涉工程，故高峰作为劳务分包方有权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高峰是否具有劳务资质虽然不影响《采购合同》的效力，但采购外墙砖亦是因应外墙保温施工所需。《分包合同》中也约定高峰的承包方式是包工包料，《保温工程结算清单》中亦载明了结算金额包含外购外墙砖的情况，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且便利当事人诉讼，将两个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合并审理并无不当。 虽然童祖元和宋立生在二审答辩时表示同意易南平的上诉意见，但二人并未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即使童祖元和宋立生二审的答辩意见为认可易南平的意见，亦不影响本案二审确定的审理范围。根据各方在二审中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高峰的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从高峰提交的合同来看，虽然《采购合同》《分包合同》均记录了川苏工业园区倒班房B区项目部，但没有加盖项目部印章，实际由赵培林作为甲方代表签字。无论项目部是否由长沙建工成立，当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赵培林能够代表长沙建工，从一、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来看，能够证明赵培林是赵海中在案涉项目上选中的管理人员，案涉项目是赵海中、易南平等四人挂靠长沙建工，且从赵海中与易南平等四人在合伙关系中的约定来看，赵海中作为负责组织管理的合伙人，其对赵培林的选择和任用实际代表了四名合伙人的意见，因此原审认定高峰的合同相对方是赵海中、易南平等四人正确，赵海中、易南平等四人作为案涉项目的合伙人，应当向高峰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易南平主张高峰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理由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高峰主张的金额应当如何认定。从赵海中在一审庭审及二审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来看，赵海中认可高峰一直向其主张工程款，赵培林陈述高峰在2015年-2016年期间一直向其催款亦能印证赵海中的主张。易南平主张高峰与赵海中恶意串通，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相反，童祖华作为四名合伙人选派的财务人员，向高峰支付过款项，亦印证了高峰实际在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高峰关于在另案诉讼后才知晓四名合伙人具体情况符合常理。由于赵海中认可了高峰一直向其主张工程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高峰向赵海中主张支付款项，即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该事由对作为合伙人的易南平，即连带债务人亦发生效力。对于相应金额的认定，诉讼中，童祖元、宋立生等亦认可了周承枝实际在负责，赵海中在一审中对周承枝签署的结算清单没有异议，易南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关于赵海中偿还能力或亲戚关系的推断不足以推翻高峰提交的书面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高峰在本案中已经完成其举证，原审根据《保温工程结算清单》等证据最终认定其应得款项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易南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58元，由易南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夏 伟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方祺 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