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22482、22483号22482号案原告林红，女，汉族，1970年1月3日出生，住址山东省文登市。22483号案原告易琳，女，汉族，1976年12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雪珍，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芳，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案共同被告陈思远，男，汉族，1983年9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两案共同被告王琳雅，女，汉族，1987年1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陈思远及王琳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驰，广东青狮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两案共同被告廖垚，男，汉族，1984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案共同被告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2座2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003338XT。法定代表人廖垚。被告廖垚及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垚及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之，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林红及易琳诉被告陈思远、王琳雅、廖垚、深圳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元公司）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两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受理后，被告上元公司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两案应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依法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上元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2020）粤03民辖终1966-19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生效后，本院依法由审判员周显榕、人民陪审员陈海生、解利民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案原告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雪珍、牛芳，被告陈思远及其与被告王琳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驰，被告廖垚及被告上元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王玉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案原告诉称，2016年，被告陈思远告知两案原告，其好友被告廖垚实际控制的被告上元公司拟发行“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参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620）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被告陈思远帮被告廖垚及被告上元公司募集资金。因两案原告与被告陈思远认识多年，就委托被告陈思远代为投资前述项目，并于2016年6月8日向被告陈思远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0万元、25万元。2016年12月6日，原告林红作为乙方、原告易琳作为丙方与被告陈思远作为甲方，共同签订了《〈瑞和股份（股票代码002620）定增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通过《投资协议》，被告陈思远确认原告林红出资100万元、原告易琳出资25万元，两案原告并委托被告陈思远以其名义参与认购被告上元公司募集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合作期限至2017年7月19日止，合作期满，应对合作购买的金融产品进行清算，在被告陈思远收到被告上元公司支付的本金及收益（或抵减亏损）后，对该产品的本金及收益（或抵减亏损）按三方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协议》签订后，被告陈思远从未就瑞和定增项目向原告提供任何文件，且在上述合作期限届满后，被告上元公司未对“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进行清算，被告陈思远也未向两案原告分配任何本金及收益（或抵减亏损）。经询问，被告陈思远声称其没有直接持有“瑞和股份定增产品”的份额，其根据被告廖垚的安排将原告的投资款转给被告王琳雅，并以被告王琳雅的名义认购被告上元公司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份额，被告陈思远在两案原告转账同日将原告支付的款项汇至被告王琳雅银行账号，并向原告提供了两份日期分别为2016年9月23和2016年10月28日的瑞和定增项目的《投资收益报告书》复印件，告知投资款已全部损失。后通过被告陈思远，两案原告与被告廖垚及被告上元公司直接联系，被告上元公司指派其副总裁田丁与原告易琳通过电话和微信沟通，在沟通过程中，田丁承认“瑞和股份定增产品”亏损，确认两案原告投资该产品的份额由被告廖垚代持，以及被告廖垚承诺保底的事实，并告知瑞和定增项目是通过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2019年8月8日、9月11日，两案原告与被告廖垚、田丁等面谈，商讨如何弥补两案原告投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亏损问题，后因被告廖垚及被告上元公司多次改变方案，最终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四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两案原告遂自行对“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进行了核实。经查询，被告上元公司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网站，并未找到任何原告募集的瑞和股份相关产品。经查询巨潮资讯网，瑞和股份2016年7月15日发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明确，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李琦、方凯燕、戴勇宣、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李琦、方凯燕、戴勇宣、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获配产品为“创金合信-招商银行--恒泰华盛1号资产管理计划”、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获配产品为“北信瑞丰基金丰庆100号资产管理计划”。即被告上元公司根本没有参与瑞和定增项目，根本没有发行“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四被告共同欺骗两案原告。综上，被告陈思远受原告委托进行理财，串通另外三被告，将两案原告的投资款投资虚构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应返还原告的投资款并赔偿损失。被告上元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从未发行“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却以瑞和定增项目为名募集资金，出具虚假的瑞和定增项目的《投资收益报告书》，而导致两案原告投资款至今去向不明，应对两案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廖垚作为被告王琳雅的配偶、被告上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的信息，被告王琳雅和被告廖垚合计持有被告上元公司65%的股权）、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操纵、利用被告上元公司发行虚构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即被告上元公司不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并利用被告王琳雅的个人账户，收取两案原告投资款（即被告上元公司财产与股东被告王琳雅、被告廖垚的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的行为，已构成《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0条规定的公司人格混同，根据该条规定，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因此，被告王琳雅、被告廖垚也应当对两案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陈思远向22482号案原告林红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177636.99元（以投资款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至五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自2016年6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15.2万元；此后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3日为25636.99元）；2、被告陈思远向22483号案原告易琳返还投资款25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44409.25元（以投资款2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至五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自2016年6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3.8万元；此后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3日为6409.25元）；3、其余三被告对被告陈思远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四被告承担两案诉讼费用。被告陈思远口头答辩称，一、原告与我之间系合伙合同关系并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涉案投资协议约定由林红、易琳和我共同出资，按照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上述约定符合合伙合同关系的本质特征，三人一起合作投资。按照投资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出现投资亏损应各自承担；二、我并未对原告实施所谓欺诈行为。一是我没有欺诈的故意。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的投资门槛很高，通常是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投资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后，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告诉了原告，请求一起投资，这才有了三人共同出资的行为，我从未向原告收取任何费用，而且我本人也投了75万元到瑞和定增项目，二是我没有欺诈的行为。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标的瑞和定增项目是真实的股票定向增发，属于市场公开信息，瑞和股份就定增事宜持续持续发布公告，原告系基于上述公开信息决定投资，自始至终原告都清楚三人共同投资的200万元就是通过被告王琳雅进行投资的，我在收到原告转账的投资款后，当场就全额转给了被告王琳雅，被告王琳雅通过认购华宝信托资产收益权的方式，将全部资金用于认购瑞和股份定向增发股票，原告的投资资金投向完全符合3人的投资意图；三、原告所谓投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与我无关。投资损失是由于瑞和股份的股价下跌造成的，原告诬告我欺诈，只是为了将自己的投资损失全部转嫁给我，这违反了投资协议的约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王琳雅口头答辩称，一、我不是两案适格被告。两案原告起诉的依据，系其与被告陈思远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二、我不存在对原告进行欺诈的行为。我根本不认识原告，从未与原告有过任何联系，没有对原告进行欺诈的条件，我也没有对原告进行欺诈的动机，我是通过上元资本的介绍，决定投资瑞和项目，投资金额高达2600多万元，原告的投资款在这个总额中的比例连5%都不到，我并不缺乏资金，是由于被告廖垚和陈思远的朋友关系，我才愿意从自己的投资份额中拿出200万元给被告陈思远，被告陈思远转来的200万元确实投资了瑞和定增项目。我收到该笔200万元款项时并不知道这里边还有原告的款项，这200万元全部用于认购华宝信托的资产收益权，并最终投向了瑞和定增项目，投资亏损主要是由于股价下跌造成，与我无关。我认购华宝信托的资产收益权后，由华宝信托负责在解禁期届满后对股票进行处置变现。2018年5月，华宝信托将全部股票卖出后，向我转款300多万元，但是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清算文件，经我计算，2600多万元绝大部分都已经亏损了，只剩下一点残值，所以就没有继续太在意这个事情，而且华宝信托也一直没有提供关于结算明细的文件，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和被告陈思远进行结算。被告廖垚及上元公司共同口头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首先，我方不是两案适格被告，两案原告起诉的案由是合同纠纷，起诉的依据是其与被告陈思远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我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将我方列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我方对原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在原告于2016年11月认购上元资本发行的私募基金之前，我方根本不认识原告，而原告进行本案的投资行为发生在2016年6月，原告指责我方欺诈，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瑞和定增项目真实存在，原告的资金也真实投向了瑞和定增项目，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清楚的表明，被告陈思远在收到原告资金的当天就全额转给了被告王琳雅，然后由被告王琳雅连同自己的投资资金一起支付给华宝信托，最终由华宝信托出资购买瑞和股份定向增发的股票，这一交易过程是真实的，原告的资金并不存在被挪作他用的情况，原告也自认被告上元公司并没有就瑞和定增项目发行过任何所谓的私募基金产品，被告上元公司在被告王琳雅与华宝信托的交易过程中是起到居间顾问的作用，被告上元公司的法律角色也仅仅是一个居间顾问，并不存在所谓负责资金募集以及后续投资管理的法律地位；四、原告的投资标的是瑞和股份定向增发的股票，既然是股票就存在相应的市场风险，而且定向增发的股票在认购之后有12个月的锁定期，只有在12个月锁定期届满之后，才可以在二级市场处置变现，原告的投资损失一方面是因为锁定期届满之后股价下跌，另外一方面还与2017年5月证监会出台减持新规，限制大股东减持股票的时间，导致相关标的股票无法快速变现，原告的投资损失均是由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导致的，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8日，原告林红向被告陈思远转账100万元并备注为“投资款”，原告易琳向被告陈思远转账25万元并备注为“代持”；被告陈思远于当日向被告王琳雅转账200万元。2016年12月6日，被告陈思远（甲方）与原告林红（乙方）、原告易琳（丙方）签订了《投资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200万元，以甲方名义参与购买被告上元公司募集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其中甲、乙、丙三方分别出资75万元、100万元、25万元，款项已于2016年6月8日汇至甲方账户；该产品为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16年7月19日上市，发行价格为34元/股，杠杆比例为1:1，投资者认购股份自发行日起12个月为封闭期，产品到期赎出后，三方按各方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由此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三方合作期限为至2017年7月19日止，合作期满，三方应对合作购买的金融产品进行清算，在甲方收到上元公司支付的本金和收益（或抵减亏损）后，对该产品的本金及收益（或抵减亏损）按三方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并由甲方将上述款项于10个工作日内转汇至乙方、丙方指定账户。合同还对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9年12月26日，被告陈思远向两案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于2016年6月8日收到原告林红、易琳向其转账支付的100万元、25万元款项，作为《投资协议》项下的出资款。其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当日连同其本人的投资款75万元，共计200万元转账支付至被告王琳雅账户，用于购买被告上元公司募集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被告王琳雅系被告上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廖垚的配偶。原告提交被告上元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23日、10月28日向被告王琳雅发送的《投资收益报告书》各一份，分别显示被告王琳雅投资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自2016年7月1日至9月23日期间、自2016年7月1日至10月28日期间的产品本金收益率、变动率等内容，其中截至2016年9月23日的股价为47.86元、资产净额为73890247.37元、杠杆比例为1:1、收益率为78.76%、收益额为20876257.37元；截至2016年10月28日的股价为51.16元、资产净额为78743496.85元、杠杆比例为1:1、收益率为97.07%、收益额为25729506.85元。原告提交易琳与案外人田丁之间于2019年6月至8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案外人田丁系被告上元公司副总裁，受被告上元公司指派与两案原告协商涉案投资项目亏损解决的问题，案外人田丁确认原告投资的产品份额由被告廖垚代持，被告廖垚并承诺对原告的投资款承担保底义务。其中，原告易琳于2019年8月20日称“就是瑞和和上元4号总计：825万，其中林红500万、张尊旭200万、易琳125万，保证无损失全额补偿的协议。既然廖垚总答应了补偿我们，早早发给我们，我们也就安心了。”对方回复称“恩，目前涉及的合同是每个人单独签署的，数字是对的上的……”，原告易琳回复称“廖垚总答应的是保证给我们无损失完全补偿，过程数据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对方回复称“恩，明白您的想法，这个核心的意思在协议中有体现……”；8月28日，对方向原告易琳发送名称为“协议-201908”的文档，并称“易总您好，这是补偿协议的初拟稿…届时林总、张总分别签署的协议会跟进各自的投资额，对数字和占比进行调整……”，该《协议》内容为：鉴于2016年，乙方（易琳）作为投资人，参与了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通过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投资金额为25万元，乙方作为上元4号私募基金投资者，与上元公司签署了《上元4号私募基金合同》，乙方投资金额为100万元，总计投资金额为125万元；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前述投资亏损较严重，为保障乙方的投资权益，甲方（廖垚）同意就乙方的前述投资损失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甲方向乙方转让甲方持有的“宇瀚智慧公司”0.0446%的股份，股份转让价款为0元。“宇瀚智慧公司”预计在2021年筹备申报上市，并拟于2021年10月前开始上市筹备工作，若“宇瀚智慧公司”未在前述时间申报上市的，乙方可要求甲方回购所持股份并补足投资差额。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因其持有的“宇瀚智慧公司”股份取得收益的，收益归乙方所有，如乙方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宇瀚智慧公司”全部股份后，乙方取得的收益仍不足以弥补其投资损失的，则甲方补足乙方投资差额等；9月23日，对方向原告易琳发送名称为“备忘录-20190915（1）”的文档，该《备忘录》内容为：上元公司、廖垚以及投资人（林红、易琳、张尊旭、张丽萍四人）就投资上元资本瑞和项目及上元4号产品投资份额置换及转让事宜达成如下约定，廖垚、投资人同意以其持有深圳市宇瀚智慧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瀚智慧公司”）相应价值的股权对上述投资予以置换，具体置换股权数量和比例根据“宇瀚智慧公司”估值情况确定，届时由廖垚、投资人签订具体转让协议中确认的为准。投资人享有退出选择权，在2020年9月10日后的三个月内，可以要求上元公司、廖垚按照上述投资额价格购买投资人持有的“宇瀚智慧公司”股权，上元公司、廖垚收到投资人的书面通知后三个月内，有权寻找第三方购买投资人持有的“宇瀚智慧公司”股权，购买价格超过投资额的部分，归廖垚或上元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廖垚或上元公司补足，未能按期找到受让方的，则由廖垚或上元公司按照投资人的投资额回购等。被告上元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日，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24472，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被告廖垚，该公司共有包括被告廖垚（出资比例51%）及案外人深圳市昂迈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14%）等在内的5名股东，其中，被告廖垚、王琳雅系案外人深圳市昂迈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分别系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4.7619%）、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95.2381%）。被告上元公司发行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上元1号基金及上元2号、3号、4号、5号、6号私募基金等，但并不包括涉案“瑞和股份定增产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16年7月14日发布的《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2500万股将于2016年7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投资者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3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5000万元，截至2016年6月28日，该认购资金总额均已全部缴存于东兴证券在中国银行北京金融中心支行开设的账户。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5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82657.5万元，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分别为李琦、方凯燕、戴勇宣、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对象本次认购股份限售期为12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7月19日，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其中，“华宝信托公司”获配股数为5088235股，获配金额为172999990元。被告陈思远提交深圳前海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深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两案原告及被告陈思远均系该两家公司的主要人员，担任该两家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等职务。被告陈思远主张，其与两案原告及被告廖垚均系要好朋友关系，且两案原告具有投资经验，故被告陈思远从被告廖垚处得知“瑞和股份定增产品”的消息后，就告知两案原告，两案原告研究后也认为该产品不错，经协商，三人决定共同投资该项目，两案原告将投资款支付给被告陈思远后，被告陈思远当场将款项付至被告王琳雅账户，并将付款情况出示给了两案原告。起初，该产品投资收益很好，被告陈思远将上述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投资收益报告书》按期提供给了原告，后三方为确定投资份额，签订了《投资协议》，该协议中有关涉案产品的上市时间、杠杆比例、发行价格、投资锁定期等内容即依据《投资收益报告书》及上市公告书的有关内容拟定。因此，两案原告一开始就知晓其投资款连同被告陈思远自己的投资款共200万元均已付至被告王琳雅账户，通过被告王琳雅一起投资涉案“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被告陈思远并未从中收取任何手续费或报酬，其与两案原告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同时，两案原告对该产品的具体情况也十分清楚，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事后才得知的情形。被告王琳雅（乙方）与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甲方）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了一份《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拟通过证券市场参与标的证券定向增发，并拟向乙方转让特定资产收益权，乙方认可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收益及风险，受让该等特定资产收益权；特定资产是指初始资产总额及因初始资产总额的运用而取得的资产以及乙方追加的A类收益权保障金；标的证券是指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代码002620.SZ）于2016年6月7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定向增发的股票；合同项下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分为A类收益权和B类收益权，A类收益权出资比例为不超过50%，约定收益率为11.5%；投资期是指甲方向发行人或承销商足额划付申购价款之日起至标的证券全部变现之日止，最长为18个月。在投资期限届满前，乙方可向甲方申请延长变现期限，经甲方同意的，上述期限可延长，延长期最少为一个月，并按照整数月累计计算；结算日是指标的证券全部变现且资金交割完成之日，至迟不得超过投资期届满之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不低于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甲方应以不超过40元/股的价格区间且不超过300万股参与标的证券的定向增发询价，无论甲方最终取得的标的证券数量为多少，乙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受让全部B类收益权；A类收益权和B类收益权均结算后，特定资产收益权消灭；B类收益权转让价款为：初始资产总金额-A类收益出资额，B类收益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询价日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足额支付B类收益权转让价款之日起，成为B类收益权权利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在受让B类收益权后不得再将B类收益权进行部分或全部转让；A类收益权结算金额的支付优先于B类收益权结算金额的支付，在A类收益权结算金额和相关运作费用未全部支付前，B类收益权结算金额不予支付；乙方保证具备按时足额支付B类收益权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甲方参与定向增发后，双方确认本次甲方获配瑞和股份定向增发股票1559235股，定向增发价格每股34元，总申购金额为53013990元。A类收益权出资比例为49.99%，出资额为2650万元等。合同还对特定资产收益权的结算方式及特定证券账户的估值、预警、止损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并向被告王琳雅（特定资产收益权B类持有人）发送《风险提示函》，提示其涉案产品适合于具有较强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最终B类收益权结算金额可能显著高于或低于所支付的转让价款，甚至可能全部亏损等。被告王琳雅在该提示函签名，确认其已充分了解了标的证券“瑞和股份”以及有关风险，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风险。被告王琳雅分别于2016年6月22日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指定账户转账530万元，并备注“瑞和定增认购保证金”；于6月27日转账21213990元（1000万元+1000万元+120万元+13990元），均备注“定增认购款”；于2018年2月1日转账125万元，并备注“支付瑞和股份A类收益保障金”；于2018年2月7日支付200万元，并备注“延期诚意金”，共计26513990元。并分别于2017年11月23日收到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转账款项240822.89元，备注为“产品兑付”；于2018年4月20日收到1030877.81元，备注为“退保证金”；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3066691.2元，备注为“瑞和股份-B类权益”，共计4338401.9元。因涉案产品到期未能兑付，被告王琳雅于2020年5月23日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发送《关于要求提供瑞和定增项目B类收益权结算文件的通知》，要求“华宝信托公司”按双方签订的《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进行全部变现特定资产，并与其进行结算，同时向其提供其所受让的B类收益权有关结算文件，以说明按照合同计算出的B类收益权结算金额。被告王琳雅主张，其系通过被告上元公司居间介绍投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投资金额总计超过2600万元，基于被告廖垚与陈思远的朋友关系，被告王琳雅才同意将自己的投资份额中拿出200万元给被告陈思远，并已将被告陈思远支付的款项全部用于认购“华宝信托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并投向“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其并不认识两案原告，也不知晓该200万元中还包含有两案原告的款项。瑞和股份实际早在2015年开始就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布了多次公告，对于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财务指标、发行方案等内容进行披露，均可通过网页查询。该定向增发于2016年6月7日获得证监会核准，于2017年7月19日上市流通，均与原告转账时间及《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日期吻合，可见原告对其资金用于投资该产品以及该产品的各项指标情况等十分清楚。最终该投资亏损的原因是市场风险导致，包括锁定期间届满后股价下跌、证监会出台减持新规等情形，而该市场风险与被告无关，原告将投资损失转嫁被告没有依据。被告王琳雅也在涉案产品到期后要求“华宝信托公司”与其进行结算，并将上述通知邮寄至“华宝信托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地址，并由该公司员工夏振宇签收。夏振宇于2020年5月26日向原告发送主题为“瑞和清算报告”的电子邮件，附件有《关于之清算报告》，显示“华宝信托公司”（甲方）与王琳雅（乙方）签署的《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由于瑞和股份已于2018年5月22日变现全部投资标的，共12720588股，现按合同约定直接进行清算。其中特定资产收益权结算总金额＝标的股票变现金额＋分红＋保证金为113146229.99元；Ａ类收益＝Ａ类收益出资额（即8648.6万元）＊【1＋约定收益率（即11.5%）＊期间（即到2018年2月26日的自然天数为609天）／365天】为103080649.34元；Ｂ类收益＝标的股份收益（即113146229.99元）-Ａ类收益（即103080649.34元）-相关运作费用（包括项目运作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税费等与本项目有关的费用，计0元）为10065580.65元。该公司已于2018年5月22日将Ｂ类收益通过转账方式划入各交易对手相应的银行账户内等。被告王琳雅又于2020年11月2日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发送《关于要求提供瑞和定增项目王琳雅B类收益权结算明细文件的通知》，称上述清算报告并未提供其瑞和定增项目B类收益权结算明细，要求该公司提供被告王琳雅B类收益权的结算明细。通过巨潮资讯网查询显示，瑞和股份（002620）自2015年8月开始就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过多项公告，包括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等。被告上元公司主张，其与被告王琳雅等投资人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经过其居间介绍，被告王琳雅等投资人决定投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其与各投资人之间并签订有顾问服务协议，该产品系真实存在且实际发行的，被告王琳雅等投资人的资金也投入了该产品，就涉案产品被告上元公司从不知道两案原告，与两案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不存在欺诈两案原告的行为。此外，两案原告尤其是原告林红曾投资过被告上元公司作为管理人的上元4号私募基金产品，原告林红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风险评估能力，其对于涉案产品具有分析能力，不存在被欺诈的可能。并且，被告上元公司与其股东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原告请求被告上元公司及廖垚承担还款义务，没有依据。据此，被告上元公司提交有如下证据：1、被告上元公司（乙方）与被告王琳雅（甲方）签订的《王琳雅与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其投资业务提供顾问服务，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为甲方寻找适合的投资项目，并就专项投资提供专业分析等，甲方一旦采纳乙方的投资建议并进行投资的，按照初始投资额的2%收取顾问费等。甲方自愿接受乙方推荐的产品情况如下：“华宝信托公司”拟参与瑞和股份定向增发，增发价格和认购数量以《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为准，“华宝信托公司”在获得配售后，拟将该等受益权转让，乙方推荐甲方购买该等受益权，并直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收益权转让合同，甲方依据该合同独立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乙方对甲方的投资收益不做任何承诺，也不承担任何保本承诺或担保义务等。2、被告上元公司与案外人邱某、刘某分别签订的顾问服务补充协议，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与上述案外人邱某、刘某分别签订的《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对应合同内容与上述被告上元公司与王琳雅之间签订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以及案外人邱某、刘某的支付凭证，显示被告上元公司向该两案外人推荐涉案“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并有权依据顾问服务协议约定收取相应顾问费。案外人邱某获配瑞和股份定向增发股票11.76万股，总申购金额为3998400元，邱某于2016年7月5日向被告上元公司支付款项8万元；案外人刘某获配瑞和股份定向增发股票58.82万股，总申购金额为19998800元，刘某于2016年8月4日向被告上元公司支付款项399976元，备注为“瑞和基础顾问费”。3、原告林红作为投资者与被告上元公司（经办人田丁）于2016年11月11日签订的《上元4号私募基金合同》及《风险提示书》、《投资者告知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等文件，显示原告林红认购上元4号私募基金份额400万元，并声明其已仔细阅读并充分了解该私募基金运作方式及风险收益特征、基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基金合同的所有内容等情况下，愿意承担购买私募基金的法律责任，并作为合格投资者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4、被告上元公司后台记录，显示原告林红于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登陆被告上元公司网站查看上元4号基金的情况。5、被告上元公司自2016年至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共4份，其中并无有关披露被告上元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内容。本院认为，两案原告与被告陈思远之间签订有《投资协议书》，约定原告林红、易琳及被告陈思远分别出资100万元、25万元、75万元，共计200万元用于投资“瑞和股份定增产品”，各方按照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由此带来的收益及风险。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约定内容具有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符合合伙的实质要件，因此，两原案告与被告陈思远之间形成合伙法律关系。各方均约定，由被告陈思远代为收取两案原告的投资款，并将三人的投资款共同用于投资涉案“瑞和股份定增产品”，现被告陈思远收取两原告款项后，于当日即足额支付给了被告王琳雅。则就被告陈思远向被告王琳雅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完成其合同义务，本院认为，上述两原告与被告陈思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已经明确，三人投资标的为“瑞和股份定增产品”，股票代码为002620，系非公开发行股份。根据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查询信息以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显示，瑞和股份（002620）自2015年8月开始就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公示，最终确认发行股票数量为25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82657.5万元，发行对象为包括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在内共6名投资者，其中，“华宝信托公司”获配股数为5088235股，获配金额为172999990元。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将其获配股票的资产收益权中B类收益权，金额共计26513990元转让给被告王琳雅，并签订有《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被告王琳雅依约先后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支付价款26513990元。被告王琳雅及陈思远均确认，被告王琳雅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转账的上述款项中包含被告陈思远支付的200万元款项。因此，可以认定，被告陈思远将两案原告的投资款连同其本人的投资款均通过被告王琳雅付至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用于投资该公司获配的“瑞和股份”对应收益权，因此，被告陈思远已完成该项合同义务。现《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已经届满，被告陈思远应与两案原告进行清算，就未清算原因，被告陈思远称，因被告王琳雅未向其结算，故其也未向两案原告结算。就被告王琳雅与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有无进行清算的问题。在投资期限内，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共向被告王琳雅支付投资款及收益4338401.9元，并向被告王琳雅发送清算报告，称瑞和股份已于2018年5月22日变现全部投资标的，该公司按合同约定直接向各投资人进行清算。对此，被告王琳雅称，因其对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的清算报告及向其支付的款项存在争议，故其曾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要求提供结算明细，但尚未得到回复，因此其尚未与被告陈思远就陈思远的投资款进行结算。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清算报告，涉案“瑞和股份”项目已清算完毕，经计算，被告王琳雅收到的收益中，原告林红、易琳分别应占163626.9元（100万元/26513990元*4338401.9元）、40906.7元（25万元/26513990元*4338401.9元）。故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依法判令被告王琳雅将应属两案原告的款项分别退还两案原告，至于被告王琳雅此后与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之间是否进行进一步结算，是否获取进一步收益，两案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被告王琳雅与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瑞和股份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投资期限最长为18个月，被告王琳雅已于2018年5月22日收取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支付的“瑞和股份-B类权益”3066691.2元，则至该日，涉案“瑞和股份”的投资期限已经届满，被告王琳雅已收取分配的最后一笔款项，而被告王琳雅未及时向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询问涉案标的投资收益情况及有无清算等，应自该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两案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起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予以变更。原告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上元公司与被告王琳雅及案外人签订的《顾问服务协议》等合同，被告上元公司系向包括被告王琳雅在内的投资人提供顾问服务，向投资人推荐投资产品，故被告上元公司与被告王琳雅之间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两案原告与被告上元公司、廖垚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无论是被告陈思远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案外人田丁向两案原告发送的协议书等文件，均未经被告上元公司确认，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上元公司及廖垚存在欺诈两原告，导致两原告作出投资涉案“瑞和股份定增产品”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且依据两原告与被告陈思远签订的《投资协议》已经明确，因涉案投资所产生的风险应由各方自行负担，故原告对于其自身就该投资行为应当承担的风险应十分清楚知晓，现两原告主张被告上元公司、廖垚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九百六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琳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22842号案原告林红支付款项163626.9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2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至三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琳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22483号案原告易琳支付款项40906.7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2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至三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林红、易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2842号案案件受理费15399元（已由原告交纳），由原告负担13103元，被告王琳雅负担2296元；22843号案案件受理费5716元（已由原告交纳），由原告负担5040元，被告王琳雅负担6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显榕人民陪审员  陈海生人民陪审员  解利民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梁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