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再4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福民新村25栋1单元101。法定代表人：谌姜朴。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革，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擎红，女，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安营，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昆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谌姜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革，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乌鲁木齐驻深办）因与被申请人王擎红、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昆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鹏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29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粤民申25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乌鲁木齐驻深办申请再审称，王擎红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基础。依照《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十一条、《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意见》第六条规定，王擎红作为事业单位聘用人员，仅在解除聘用合同且未妥善安置的情况下，乌鲁木齐驻深办才应当给予经济补偿。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已就解除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达成一致，王擎红在乌鲁木齐驻深办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自愿放弃“三种安置意见”，特别是放弃买断工龄的一次性补偿，乌鲁木齐驻深办安排王擎红到昆鹏公司工作，保障了王擎红的劳动权益，已对王擎红进行了妥善安置，无需再进行经济补偿。而且，在王擎红与昆鹏公司没有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下，王擎红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向原用人单位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经济补偿金，一、二审判令乌鲁木齐驻深办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36642.75元不当。综上，乌鲁木齐驻深办请求依法予以再审。王擎红答辩称，《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是关于计算经济补偿金是否连续计算工作年限的规定，不是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乌鲁木齐驻深办自认、生效判决亦确认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劳动关系2016年7月1日解除，王擎红具备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条件。乌鲁木齐驻深办在仲裁及一、二审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向王擎红告知过“三种安置意见”，且其提到的“三种安置意见”的前提是乌鲁木齐驻深办事实和法律上被正式注销，但自王擎红提起仲裁直至本案再审阶段，乌鲁木齐驻深办仍然存续，并办理了延展经营期限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在乌鲁木齐驻深办继续合法存续和经营的情况下，所谓的“三种安置意见”是无效的。乌鲁木齐驻深办在明知没有注销的情况下解除与王擎红的聘用合同，欺骗王擎红到昆鹏公司工作，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被迫变更为与昆鹏公司签署的三年期勤杂岗聘用合同，已生效的（2018）粤03民终508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08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王擎红调整到昆鹏公司工作后，工资待遇明显降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行为是一种欺诈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其依法应当向王擎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而不是经济补偿金，二审判令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经济补偿金后，王擎红为避免诉累，勉强接受二审判决结果。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申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请求。昆鹏公司答辩称，同意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请求及其提及的事实与理由。王擎红于2019年3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1626.1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意见：（一）相关案件情况。王擎红曾与乌鲁木齐驻深办、昆鹏公司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争议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为深劳人仲案[2017]3606号。该案件经一审、二审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508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该判决查明及认定如下事实：其一，王擎红于1997年11月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珠海办事处（以下简称乌鲁木齐驻珠海办）工作，2001年8月入职深圳红山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系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在深圳设立的公司，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系两套牌子、一套人马。此后，王擎红又入职了乌鲁木齐驻深办，当时的身份是事业单位在编的聘用制工作人员。其二，2015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清理规范驻省会城市办事机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号），指导意见要求精简驻本省省会城市办事机构、整合驻外省省会城市办事机构。2015年7月17日，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作出《关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珠海办事处撤销工作相关事宜的请示》（乌政市〔2015〕133号；以下简称133号请示），请示中提出：“2015年2月14日，根据2014年第66次市委常委会议纪要，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汤某某在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向两办事处主任刘某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撤销市人民政府驻深圳、珠海办事处的决定”；对于撤销工作涉及编制、人员、资产的相关处置建议，请示建议由市政府办公厅向市委编委提出撤销机构、核销编制的意见建议，由市委编委会议审定后下发撤销机构、核销人员编制的相关文件，根据市委编委下发的撤销文件按规定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手续；建议对两办事处负责人刘某依规办理退休手续，对王擎红提出三种安置意见：1.将其手续转入乌鲁木齐市并按改制事业单位人员作提前退休；2.买断工龄，给予一次性补偿；3.在乌鲁木齐市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安排就业。乌鲁木齐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在深圳的独资公司昆鹏公司接管了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全部资产。因王擎红不同意此前133号请示中的三种安置方案，乌鲁木齐驻深办遂提出将王擎红调往其资产接管单位昆鹏公司工作，王擎红对此表示同意。2015年12月4日，王擎红提交《工作调动申请》：“本人于1990年9月份参加工作，于1997年11月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从事财务工作至今，为响应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清理规范驻省会城市办事机构指导意见》，撤销我市驻外办事机构，配合驻深机构人员合理安置，本人自愿放弃原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申请调入乌鲁木齐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本人服从乌鲁木齐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安排。特此申请，恳请领导批准”。相关负责人在该申请上签署意见“请城投阮总按商定的办理”、“请人力资源部按程序办理”。2016年6月13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下发《干部调动介绍信》，将王擎红由乌鲁木齐驻深办调往城投集团工作，调动原因为“工作需要”。2016年7月起，王擎红实际转入昆鹏公司工作。其三，王擎红在乌鲁木齐驻深办工作期间，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及津贴5730元、午餐费300元、特区补贴500元、住房公积金补贴73元、高温补贴150元（6至10月），另有年终奖。2016年5至6月工资每月5500元，差额部分工资已由生效判决判令乌鲁木齐驻深办补足。（二）关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仲裁时效抗辩。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王擎红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因王擎红、乌鲁木齐驻深办关于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案件于2018年9月27日才由深圳中院作出生效判决，故王擎红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时效应从2018年9月27日起计算，王擎红在本案中的请求并未超过申请仲裁时效。（三）关于王擎红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根据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自2016年7月起，王擎红实际转入昆鹏公司工作，工资由昆鹏公司支付，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聘用合同已经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调动、转移工作单位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均应通过与原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再与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来实现。在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劳动者依法解除与新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或者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时，应该将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以确定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具体数额。但该条规定并未限制劳动者依法向原用人单位请求经济补偿金的权利，仅是在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下，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赋予劳动者可以向新用人单位主张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权利，若原用人单位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则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将不再计入新用人单位。本案中，乌鲁木齐驻深办根据乌鲁木齐市政府作出的撤销办事处决定以及相关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理安排，与王擎红协商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将王擎红调入城投集团下属的昆鹏公司，王擎红因此与乌鲁木齐驻深办解除了劳动合同，与昆鹏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乌鲁木齐驻深办与王擎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依法乌鲁木齐驻深办应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王擎红可选择要求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在未来与昆鹏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将其在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入在昆鹏公司的工作年限，王擎红选择要求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其在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工作年限将不再计入在昆鹏公司的工作年限。故此，本案王擎红选择要求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关于在乌鲁木齐驻深办工作年限的计算。王擎红主张其于1990年9月11日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第一师工作，1997年11月因工作需要以干部身份调入乌鲁木齐驻深办，其工作年限应从1990年9月11日起计算。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应从1997年11月起计算。王擎红就其主张，提交了其与乌鲁木齐驻深办于2009年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133号请示、《工作调动申请》等证据为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内容记载王擎红参加工作时间为“1990年9月11日”，133号请示内容确认王擎红1990年9月参加工作、工龄25年，王擎红在《工作调动申请》已写明自己1990年9月11日参加工作。一审法院认为，王擎红虽系于1997年11月才调入乌鲁木齐驻深办工作，但133号请示已确认王擎红参加工作时间系1990年9月、工龄25年，该文中亦曾提出“买断工龄，给予一次性补偿”的安置意见，表明乌鲁木齐驻深办对王擎红的工龄是认可的，亦同意按工龄计算王擎红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故一审法院采信王擎红的主张，确认王擎红在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工作年限起算时间为1990年9月11日，计至2016年6月双方劳动合同解除，自2016年7月始，王擎红与昆鹏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五）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依照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6665.5元{[（5730元+300元+500元+73元）×12月+150元×5月]÷12}。王擎红的工作年限跨越2008年1月1日前后，《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在《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工作时间不满1年的按1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本案王擎红、乌鲁木齐驻深办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符合“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按《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规定，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封顶不超过12个月，《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因王擎红的工资未超过深圳市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的规定，应按王擎红在期间的工作年限计算。故此，王擎红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应分段计算，（1）2008年1月1日前的工作年限，按12个月计算；（2）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期间的工作年限应计为8.5个月，计为136642.75元[（12+8.5）×6665.5元]，王擎红请求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擎红主张《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经济补偿金应增加计付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就此，一审法院认为，乌鲁木齐驻深办未支付王擎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系因双方在解除是否合法、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方面存在争议，乌鲁木齐驻深办主观上并不存在不支付的恶意。另一方面，王擎红主张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50%额外经济补偿金的依据是劳动部1994年12月3日发布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而《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在《劳动合同法》中并未规定额外经济补偿金，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对王擎红主张乌鲁木齐驻深办支付50%额外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王擎红的仲裁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1626.13元。（七）仲裁案号：深劳人仲案[2018]12903号。（八）裁决结果：驳回申请人王擎红的仲裁请求。（九）诉讼请求：同仲裁请求。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粤0304民初1471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乌鲁木齐驻深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擎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36642.75元；二、驳回王擎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乌鲁木齐驻深办负担。王擎红、乌鲁木齐驻深办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王擎红上诉请求：判决乌鲁木齐驻深办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231626.13元。乌鲁木齐驻深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擎红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136642.75元；改判王擎红支付一、二审诉讼费。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即乌鲁木齐驻深办是否应当支付王擎红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2016年6月，王擎红因乌鲁木齐驻深办即将撤销，经乌鲁木齐驻深办与王擎红、昆鹏公司协商，王擎红调入昆鹏公司，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劳动关系解除。二审法院认为，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劳动关系建立于《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的规定，用人单位均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计发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最多不超过12年，王擎红主张按18年工作年限进行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王擎红上诉主张乌鲁木齐驻深办还应支付50%额外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认为，额外经济补偿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从严掌握，不仅要看用人单位是否存在未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还要看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主观恶意。本案中，双方对于解除合同及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始终存在争议，由此导致乌鲁木齐驻深办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能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因此，王擎红主张的额外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王擎红尚未与昆鹏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乌鲁木齐驻深办没有义务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认为，上述司法解释旨在解决原用人单位因其自身原因安排劳动者到新用人单位后，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工龄是否连续计算及经济补偿问题，该规定并不排除原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在其本单位工作期间的经济补偿，乌鲁木齐驻深办以王擎红与昆鹏公司尚未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王擎红2017年5月26日即以乌鲁木齐驻深办为被申请人第一次提起劳动仲裁，2018年9月27日，深圳中院作出5084号民事判决。2018年11月7日，王擎红就本案争议事项提起劳动仲裁并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二审法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粤03民终290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擎红、乌鲁木齐驻深办各负担5元。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2015年7月17日向该市政府行文的133号请示中“撤销工作涉及编制、人员、资产的相关处置建议”部分记载就王擎红的安置提出“三种安置意见”，经与王擎红联系，王擎红不同意“三种安置意见”，办公厅经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沟通，倾向“将其手续转入乌鲁木齐市并按改制事业单位人员作提前退休”的安置意见。2015年9月14日，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纪要》第十三条记录会议研究了133号请示，“会议原则同意并决定由市政府办公厅会同市人社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按照会议意见妥善做好驻深圳、珠海办事处撤销后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置工作”。乌鲁木齐驻深办再审庭审中确认未向王擎红出具过告知“三种安置意见”内容的书面材料，但主张按照133号请示记载内容，2015年2月14日乌鲁木齐市政府相关领导向王擎红口头告知了撤销乌鲁木齐驻深办以及对王擎红的“三种安置意见”。王擎红则主张2015年12月乌鲁木齐市政府派人到深圳告知驻深圳办撤销的消息，其于2015年12月4日书写《工作调动申请》，而直至本案仲裁，其才知道133号请示提及的“三种安置意见”。乌鲁木齐驻深办申请再审提交该市人社局2015年3月23日向市政府办公厅行文的《关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市珠海市办事处撤销后人员安置的意见》复印件作为新证据，该《意见》对王擎红的安置意见为“将参保手续转入乌鲁木齐市，按改制事业单位人员作提前退休处理”。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此《意见》早于133号请示，当时对王擎红的安置意见是将参保手续转入乌鲁木齐市，按改制事业单位人员作提前退休处理，王擎红没有同意，133号请示是按照此《意见》提出的“三种安置意见”。王擎红质证认为，乌鲁木齐驻深办提交的证据无原件核对，真实性不能确认，且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本院还查明，2015年9月20日，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向城投集团发出《关于将市政府驻深圳、珠海办事处资产整体移交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乌国资〔2015〕255号）。2015年12月16日，城投集团向乌鲁木齐市政府发出《关于暂缓办理乌鲁木齐市驻深圳及珠海办事处注销工作的请示》（乌城投〔2015〕188号），建议在乌鲁木齐驻深办14套微利房及1辆轿车过户等问题处理完毕后再实质注销乌鲁木齐驻深办、驻珠海办。2016年6月27日，城投集团再次向乌鲁木齐市政府发出《关于协调解决城投集团正式接收市政府驻深圳、珠海办事处资产后相关问题的请示》（乌城投〔2016〕89号），该请示载明“前期经请示并获批准在名义上保留深圳、珠海办事处至资产过户手续彻底结束”。乌鲁木齐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主办的“乌鲁木齐事业单位在线”查询信息显示，乌鲁木齐驻深办最新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效期自2018年3月9日至2023年3月9日；该单位业务范围包括：“搜集、整理和传递重要的政务、经济信息，受部门及区（县）委托办理有关事务，协助做好联络、协调工作，负责公务接待工作，监督、管理联络处国有资产等”；该单位状态为“正常”。再审庭审中，乌鲁木齐驻深办确认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未就撤销乌鲁木齐驻深圳、珠海办事处下发过正式批文，亦确认乌鲁木齐驻深办至今仍未注销。乌鲁木齐驻深办庭后提交补充说明称，按照深圳市住房改革政策，乌鲁木齐驻深办名下14套微利房不能转变为市场商品住房性质，无法过户，故乌鲁木齐驻深办注销还在暂缓中。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故本院仅围绕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请求对本案进行审理。根据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申请以及王擎红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乌鲁木齐驻深办应否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乌鲁木齐驻深办确认2016年7月解除与王擎红的无固定期限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但提出三方面理由主张不应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王擎红在乌鲁木齐驻深办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自愿放弃“三种安置意见”特别是放弃买断工龄的一次性补偿，无权主张经济补偿。本案现有证据虽能证明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等部门依据国务院要求，在2015年7月前后启动了对乌鲁木齐驻深办等驻外省城市办事机构精简整合的相关工作，但乌鲁木齐驻深办确认至今该市市委、市政府未曾就撤销乌鲁木齐驻深办下发过正式批复文件，而2015年12月城投集团向乌鲁木齐市政府发出的《关于暂缓办理乌鲁木齐市驻深圳及珠海办事处注销工作的请示》等证据显示乌鲁木齐驻深办撤销工作在2015年12月之后实际已暂缓推进。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昆鹏公司已接管其资产，但即便其资产被昆鹏公司接管，并不代表乌鲁木齐驻深办实际上已不存在，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乌鲁木齐驻深办业务职能中“搜集、整理和传递重要的政务、经济信息，受部门及区（县）委托办理有关事务，协助做好联络、协调工作……”等全部职能已被昆鹏公司完全接替和取代。乌鲁木齐驻深办最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效期自2018年3月9日至2023年3月9日，乌鲁木齐驻深办在再审庭审中亦确认其至今仍未被撤销，并称因资产过户原因短时间内暂不会被撤销。而2015年7月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厅133号请示中提及的对王擎红的“三种安置意见”是在乌鲁木齐驻深办被依法撤销前提下实施的人员安置意见，在乌鲁木齐驻深办至今未被撤销，仍客观存续且短时间内不会被撤销的情况下，乌鲁木齐驻深办认为“三种安置意见”应适用于解决王擎红的安置问题显然缺乏依据。而且，乌鲁木齐驻深办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与王擎红解除聘用合同前曾向王擎红告知过“三种安置意见”，亦不足以证明王擎红曾就放弃“三种安置意见”特别是放弃买断工龄的一次性补偿作出过明确意思表示。乌鲁木齐驻深办以王擎红自愿放弃“三种安置意见”为由主张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已对王擎红进行妥善安置，无需再进行经济补偿。前案已生效的5084号民事判决认定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无固定期限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解除后，王擎红与昆鹏公司签署的为三年期勤杂岗聘用合同，且王擎红调整到昆鹏公司工作后，工资待遇明显降低。调整到昆鹏公司工作后，王擎红的劳动合同性质改变，工作年限、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均有下降，乌鲁木齐驻深办认为已“妥善安置”王擎红的工作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依照《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十一条、《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意见》第六条规定可不向王擎红支付经济补偿，理由亦不能成立。再次，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王擎红与昆鹏公司的劳动合同尚未解除，依据《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王擎红不能向原用人单位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旨在解决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后，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计算经济补偿或赔偿金时其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能否连续计算的问题，并非对原用人单位应否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应否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等规定进行判断。乌鲁木齐驻深办以王擎红与昆鹏公司的劳动合同尚未解除为由，主张不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综上，乌鲁木齐驻深办主张不应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理由均不能成立，而根据查明事实，2015年乌鲁木齐市按国务院部署启动对包括乌鲁木齐驻深办在内的驻外省城市办事机构精简整合相关工作，乌鲁木齐驻深办在此情况下与王擎红协商解除无固定期限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王擎红提交《工作调动申请》申请调入昆鹏公司工作，王擎红与乌鲁木齐驻深办的聘用合同因此解除，之后其与昆鹏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本案劳动合同解除情形，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一、二审认为乌鲁木齐驻深办依法应向王擎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理据充分。综上所述，乌鲁木齐驻深办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2904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小娴审判员  李 芹审判员  麦晓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曹丽霞郭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