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2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厉建仕，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秋彬，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昊，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旺生，男，196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芬，五莲瑛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均平，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五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彦常，山东莲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镇中兴商务企业发展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MA3BX5RJ31。法定代表人：卞振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上，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厉建仕因与被上诉人潘旺生、王均平、原审被告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矿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五莲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1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厉建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潘旺生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潘旺生在本案诉争矿产资源维权过程中所出具的声明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高度存疑并以一份未出庭的书面证人证言否定该书证，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矿产资源开发合同和补偿兑付协议中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之间合伙共同开采张现军所转让的莒南县顺峰石材厂从2010年11月22日开始至2012年7月26日终止。终止后并不必然转移至本案所涉矿产资源开发合同中。一审法院混淆了两次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主体、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地点、地点等基本事实各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矿区矿产资源是上诉人厉建仕用自己的矿区矿产资源补偿异地置换取得，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声明书是被上诉人潘旺生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无论其与上诉人厉建仕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均无权主张分割涉案矿产资源补偿款。2019年3月16日，被上诉人潘旺生向上诉人厉建仕出具书面声明，自愿承诺：“因临沂临港区朱芦幸福山花岗岩矿山已停产，本人自愿承诺如下：该矿山有关的税费以及后续所有费用本人概不承担，并放弃该矿山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该矿山所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厉建仕承担”。该声明书是被上诉人潘旺生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出具原因为在本案诉争矿区被临港区管委会关闭之后，被上诉人潘旺生就回到湖北老家，从事自己的生意。在上诉人多年的维权过程中，其从未参与维权，这也充分说明其对本案诉争矿区没有投资，与上诉人不是合伙关系。2018年6月13日，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春秋矿业20个矿点赔偿情况测算汇总表予以公示，其中厉建仕矿点需向管委会交纳各种税费、费用合计1490.7665万元。因被上诉人潘旺生在该矿区拿过分红工资，厉建仕多次电话通知，让他回来商量处理方案，他都以各种借口置之不理，并在电话中多次表明，恳请上诉人做政府工作，只要政府不让交钱就行(在王均平打给厉建仕的电话录音中，王均平对该事实也是认可的)。被上诉人潘旺生因惧怕承担责任，所以签署了上述声明书。一审法院以一份未出庭的、且与本案时隔一年半之久的老城根酒店刘某的证人证言，来认定该声明书高度存疑并不予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是错误的。第一，证人刘某居住五莲县，有条件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询问，其证言虽由法院调取，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被上诉人潘旺生亦未在一审开庭前7日内申请法院调取；第三，一审法院调取的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的规定，调查程序不合法，调查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合法性；第四，证人作证时已经三十九周岁，能够清晰的陈述在一年半之前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事情，而且能看到当时是在空白A4纸上签字，与常理不符，与正常人的记忆规律不符，证人显然是在说谎，或者是在诱导的情形下做出；第五，调查笔录中涂改部分没有按手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据效力。从法律性质上讲，该声明书是被上诉人潘旺生向上诉人所做的内部声明、单方承诺，该承诺在其二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该声明书也充分说明，虽然在2012年11月2日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中被上诉人潘旺生、王均平均有签字，结合该矿区矿产资源是厉建仕投资取得的事实，说明该二人与厉建仕并非合伙关系。因此，在本案诉争的矿产资源开采合同纠纷中，无论对外的法律文件如何签订，对内来讲，被上诉人潘旺生均不享有任何权利。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潘旺生与上诉人厉建仕存在合伙关系，也因其所出具的该声明书而丧失权利。二、在本案所涉及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和补偿兑付协议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中，被上诉人潘旺生提交了7组证据，其中只有证据1、2可以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合伙共同开采莒南县顺峰石材厂，合伙期间为2010年11月22日至2012年7月26日。合伙经营期间的股份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各占三分之一，因张现军作为潘旺生所申请的证人，没有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询问，其证言不具有合法性，没有法律效力。结合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2月13日协议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潘旺生、王均平各占该石材厂23.33%的股份，上诉人厉建仕占53.33%的股份。该次合伙至2012年7月26日莒南县顺峰石材厂采矿许可证到期而终止。合伙终止后，一审法院认定该合伙自动顺延至本案诉争矿点无证据支持，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11月22日至2012年7月26日在莒南县顺峰石材厂合伙经营，投资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人，采矿许可证期限是2010年10月26日至2012年7月26日，地点，地点是朱芦镇璇子村合伙开采矿产资源，既有书面受让股份协议，也有三合伙人共同经营的事实，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但一审法院认定在本案争议的矿区内三人存在合伙经营关系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三人之间无书面或口头合伙协议，且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矿区内矿产资源是上诉人用自己以前大山石业有限公司坪上镇寨子河村矿区矿产资源补偿作价326万元异地置换取得，即投资主体系上诉人本人，采矿许可证期限是2012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2日，地点，地点是朱芦镇幸福山三矿区人合伙受让的张现军顺峰石材厂完全不同，与两被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潘旺生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认定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经营期间三人对矿山的利润分红均分，是错误的。从被上诉人潘旺生所提交的该组证据6来看，三人每次分配利润之前，上诉人首先从中提出20万元利润，余款三人才平均分配。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做出合理解释，是上诉人基于个人对该矿的投资，根据资金状况逐次支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其他项目的经营使用。被上诉人潘旺生和王均平在一审中主张上诉人每次抽取投入本金20万元，抽完后三人就成为合伙关系的说法无证据支持，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当初虽然是以坪上镇寨子河村矿区补偿作价326万元异地置换了本案诉争矿点，但随着时间推移，本案诉争矿点也在不断升值，不可能永远处于326万元。所以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的每一板抽取20万元，所抽取的是矿山经营利润，而不是本金。且诉争矿区停产之后剩余的矿产资源储量仍然是上诉人的个人财产，并没有转变为合伙财产。两被上诉人在跟随上诉人经营过程中，均等分割上诉人抽取20万元利润之后的剩余利润，是上诉人采取的一种经营模式，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不是合伙关系。三、本案诉争矿山矿产资源是上诉人厉建仕以自己原有的大山石业有限公司矿点坪上镇寨子河村矿区作价326万元异地置换取得，与两被上诉人无关，一审中两被上诉人对该事实均认可。即幸福山花岗岩矿内的45.2万立方矿产资源是上诉人投资取得。两被上诉人对本案诉争矿山矿产资源没有投资，就没有合伙。上诉人厉建仕对本案诉争矿产资源享有所有权，因该矿产资源开采后剩余矿产资源储量所产生的补偿理应属于上诉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潘旺生、王均平无关。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且超出了被上诉人潘旺生的诉求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被上诉人潘旺生的诉求是要求法院对补偿款7773724元分割属于自己的份额，对其之外的王均平、厉建仕是否应分割、如何分割，其无权主张。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潘旺生诉求，对另一被上诉人王均平的权利份额也同时做出了判决。补充意见：如果法院认定合伙，需对补偿款进行分割，上诉人认为以下两种方案较合理：1.对本案争议的补偿金额7773724元，扣除53.72%的成本，剩余46.28%作为利润由上诉人以及两被上诉人按照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分割。因该矿山系上诉人购买，潘旺生原先只是参与分配利润，所以本次补偿其也只能对其中的利润要求分割。2.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思维，假设三人在莒南县顺峰石材厂的合伙没有终止，继续顺延至本案诉争矿点。首先，应当对三人在莒南县顺峰石材厂的股份比例认定为厉建仕53.33%，其余二人各为23.33%，而不是三人股份均等。其次，本案争议矿点是厉建仕以原大山石业的矿点作价补偿327万元置换取得的，应当认定厉建仕在合伙中又增加了出资327万元，其合伙股份比例变更为71.48%，潘旺生、王均平各变更为14.26%。应按照该比例对本案所涉补偿款进行分割。合伙中的股份比例与实际经营中的利润分红比例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当事人可以约定与股份比例不同的利润分红比例。潘旺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一、一审法院对合伙事实认定正确。1.潘旺生、上诉人及王均平基于2010年11月22日与张现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对该矿山的实际开采形成合伙关系；2.2012年11月2日，潘旺生、上诉人及王均平作为乙方当事人与作为甲方当事人的临沂市临港砂石矿业有限公司签订涉案《矿产资源开发合同》及2019年6月12日与作为甲方的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涉案矿山《补偿兑付协议》的事实，能够证明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3.一审中潘旺生提交的21张利润分红支款单，能够证明三人合伙开采矿山并平均分配利润的事实；4.一审庭审中，春秋矿业对“补偿兑付协议”的质证也证明“补偿兑付协议”是其与上诉人、两被上诉人三人签订，三人是合伙；5.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六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开采涉案矿山的事实；6.王均平于一审中提供的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2日在巴基斯坦给其打电话的录音文字材料能够证明三人之间对涉案矿山是合伙开采关系。如：(文字资料第三页)厉建仕说：“他如果晚来个两三天可能咱这个钱就拨过来了，这个事已经扯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有事咱就面对，你想办法找老潘，把我说的话传给他，咱弟兄们坐下好商量的话，还按原先说的该怎么办的怎么办这个事，他如果不放心，咱可以想办法凑凑先给他也行，先给他让他拿着放心”(原先三人协商，因上诉人、王均平参与上访维权，潘旺生没有参与，潘旺生从分配的补偿款中拿出二、三十万元作为他们的费用)；(文字资料第四页)“我不瞒你说哈，他那天以后我晚上就咨询了临沂我律师伙计，他想着以后不管说咱三个人怎么分股份，口说无凭的事，口说无凭的事”(言外之意是只要厉建仕、王均平不承认各占三分之一股份，潘旺生就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等等。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就涉案矿点补偿款各享有三分之一的比例。二、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系雇佣关系不成立。1.2010年11月22日，上诉人、潘旺生及王均平与张现军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张现军将所持莒南县顺峰石材百分之七十的股份作价360万元转让给三人，三人各出资120万元；2011年6月左右，临港管委会责令停产，因转让股份时张现军承诺最少可以经营五年，可结果却是政府要求停产并罚款，为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多次找张现军交涉，最终张现军无偿退出合伙，将其所持百分之三十股份按照1：1：1的比例转给三人。2.因政府关闭上诉人厉建仕矿点，2012年8月25日，经青岛衡元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矿点采矿权价款进行评估，剩余可采储量18.44万立方米，评估价值163.17万元。矿山剥离量、房屋、土地使用权、资料费和其他设施等评估163.81526万元；该矿山企业共需补偿326.98526万元。因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从张现军处受让矿山也需要购买采储量，且当时上诉人担心政府应给予的补偿款不知何时补偿到位，在此情况下，基于上诉人的提议，三合伙人一致同意并报请政府将上诉人的关闭矿点安置到合伙开采矿点，继续由三人合伙开采该矿点，安置矿点应交纳的政府收益因已与政府应补偿给上诉人的款项相抵，所以合伙人一致同意从合伙收益中先行将被抵顶的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基于上述情形，政府将上诉人安置矿点安置在合伙采矿点。2012年9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山东总队对厉建仕安置矿点出具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矿区范围内荒料量44.2万立方米，矿区面积21425平方米，政府收益和环境治理保证金共计326.904万元，差价部分不再补(见临沂市国土资源局临港经济开发区分局关于李军祥、厉建仕矿点异地安置情况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三合伙人不一致同意将上诉人关闭的矿点安置到合伙采矿点，则政府无权这样安置，如果潘旺生和王均平不同意，上诉人也无权选择安置到合伙采矿点。3.因厉建仕安置矿点就是三合伙人从张现军处受让的矿山采矿点，安置矿点应交纳的政府收益和环境治理保证金共计326.904万元又抵顶了政府应补偿给上诉人的补偿款326.98526万元，故合伙人承担了上诉人垫付合伙采矿点储量费、环境治理，并将其原先矿点设备作价120万元予以购买，应付上诉人垫付款326.904万元，设备款120万元，共计446.904万元，实际支付447万元。合伙人每开采一板向上诉人支付20万元，剩余利润三人平均分配，直至支付完毕447万元。所以2012年11月2日王均平、潘旺生、厉建仕三人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临沂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矿产资源开发合同，且将该合同约定应付的款项按照三合伙人的约定交付了上诉人326.904万元及设备款120万元(实际支付447万元)；其中2013年1月20日向上诉人支付135万元，2013年开采十板，支付200万元，2014年度截止8月6日，支付上诉人112万元，共计447万元。自2014年8月7日至2017年11月2日(停产)，所有利润三人均分。利润均分的事实也证明了张现军将其所持原百分之三十股份按照1：1：1的比例转给三合伙人的事实。4.为了对合伙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合伙期间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均指派了自己的亲信到矿上工作，上诉人指派了其亲哥厉建周(与刘贤虎负责卖料并签字)，潘旺生指派了叔叔潘新明(负责记账)，王均平指派了其姨夫刘贤虎，王均平则全面负责矿山事务。5.原审第三次庭审中，上诉人对潘旺生所主张的其收取447万元款项虽未提出异议，但主张是其对投资的收回，这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在当时情形下，要么合伙开采的矿点购买储量交纳政府收益金和环境治理保证金，要么将上诉人的采矿点异地安置到合伙采矿点，在上诉人担心政府补偿金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其提出将采矿点予以异地安置到合伙采矿点，从合伙采矿点应交的政府收益金和环境治理保证金中交付给上诉人326.904万元。上诉人一审中质证说，根据潘旺生的说法，多收的120万元是利息，可是潘旺生从未主张该120万元是利息，该120万元是因其原采矿点关闭，设备无处存放，合伙人协商以120万元购买上诉人的开采设备，其中山工60装载机一台、矿山锯一台、螺杆机两台及锯片、电缆、道轨、铅缝钻等开采设备。6.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所谓“声明书”，其目的是想证明潘旺生放弃对涉案矿山的全部权利，并将对该矿山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交由上诉人。暂且不论该声明书的真假，从上诉人提交该“声明书”的动机来看，其是认可潘旺生对涉案矿山享有权利的，如果像上诉人所说，潘旺生与王均平均是其雇佣人员，那么雇佣人员对该矿山不享有权利。7.如果三人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为何在利润分红时要将上诉人所购石料款从应分红数额中扣除?8.上诉人未提供其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的任何证据，而大量证据证实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声明书”。1.潘旺生未出具该“声明书”。2019年3月16日之前，合伙开采矿点及其他采矿点在王均平和上诉人及其他采矿点开采人的多次上访下，已进入补偿评估阶段，不久就会签订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潘旺生不会放弃即将获得的补偿款。2.2019年3月16日晚上，三合伙人在五莲县一饭店碰面商定政府补偿事宜的维权，到该饭店时已经晚上十点左右没有其他客人了，饭店准备要关门了。上诉人在饭桌上提出其在莒南县，办理相关维权及补偿签字手续方便，怕潘旺生和王均平在办理手续时不能及时前往，提出要潘旺生和王均平授权上诉人办理相关手续签字事宜，在饭桌上潘旺生和王均平均同意了上诉人的提议。饭后，王均平在饭店吧台结账，上诉人拿出自带的两张空白打印纸让潘旺生和王均平签字，但王均平说其离莒南县较近不同意签了，潘旺生则在其中一张空白纸上签上名字，并写上时间，然后上诉人又说怕以后写错了，又让在另一张上签上名字和时间。当时签字用的笔是饭店老板(女)提供的，一审庭审中王均平证实了当时的情景，一审法院也在潘旺生提出申请后对该饭店女老板进行了调查，该老板也证实了当时的情景。3.上诉人在潘旺生提起诉讼前从未提及该“声明书”，即使在上诉人知道潘旺生申请保全后，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2日与王均平的通话中只字未提该“声明书”，原因系可能上诉人还未制作出该“声明书”。4.如果如上诉人所说，潘旺生是在其打印好的声明书上签字，则潘旺生不可能再提起诉讼，也不可能在与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偿兑付》上签字，更不可能在王均平在场的情况下将潘旺生享有的权利给上诉人一人。王均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春秋矿业公司述称，无意见。潘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对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通过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兑付给潘旺生和王均平、厉建仕的补偿款7773724元予以分割；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王均平、厉建仕、春秋矿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2日，张现军与潘旺生及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将莒南县顺峰石材厂璇子山花岗岩矿的70%股份作价360万元转让给潘旺生及王均平、厉建仕三人，三人各出资120万元，每人持有矿山23.33%的股份。2012年2月13日，张现军与厉建仕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其他股东王均平、潘旺生同意，张现军无偿退出合伙。后张现军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在2012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无偿转让的30%莒南县顺峰石材厂璇子山花岗岩矿的股份按1：1：1的比例转让给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2012年11月2日，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矿产资源开发合同》，约定由三人开发位于朱芦镇西北幸福山等矿山。从潘旺生提交的证据来看，在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经营期间，三人对矿山的利润分红是均分的。2019年6月12日，春秋矿业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补偿兑付协议》，协议约定为妥善解决前期双方签订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到期后的遗留问题，经区管委会组织聘请中介机构对矿产资源剩余储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进行核算及双方协商，解除原合同，补偿三人11105320元。春秋矿业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6日，股东为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都转到了春秋矿业公司名下，并接手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的业务，涉案《补偿兑付协议》是春秋矿业公司基于2012年11月2日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而签订的。协议签订后，已兑付3331596元至厉建仕账户，厉建仕付给王均平30万元，剩余7773724元尚未兑付。2019年12月20日，潘旺生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通过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兑付给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的补偿款7773724元，一审法院已将该笔7773724元予以冻结。厉建仕辩称潘旺生已经放弃了对涉案矿山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并提交声明书一份，载明：“声明书因临沂临港区朱芦幸福山花岗岩矿山已停产，本人自愿承诺如下：该矿山有关的税费以及后续所有费用本人概不承担，并放弃该矿山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该矿山所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厉建仕承担。潘旺生2019年3月16日”，声明书中的上半部分均为电脑打印，仅“潘旺生2019年3月16日”部分为手写。潘旺生对该份声明不予认可，称2019年3月16日，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一起在五莲老城根酒店用餐，协商矿山补偿款维权的相关事宜，厉建仕要求潘旺生、王均平给他出具委托书，委托厉建仕代为处理矿山补偿维权的相关事宜，潘旺生因是湖北人，到临港开发区不方便，所以在厉建仕提供的两张白纸上签上名字“潘旺生”和“2019.3.16”的日期。王均平对该份声明书质证称，2019年3月16日三人聚餐时，厉建仕提议因怕潘旺生、王均平没有时间到临港，故让他们写委托书，因为吃完饭就十点多了，时间比较晚来不及写书面材料，潘旺生就在吧台上在厉建仕提供的两张白纸签上了姓名和时间。经潘旺生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五莲老城根酒店的负责人刘某进行调查，刘某陈述王均平多次到其酒店吃饭，故其认识王均平，2019年3月16日晚上，王均平一行人到其饭店就餐，因王均平一行人系最后一桌离开，时间较晚，且在吧台借笔，故印象比较深刻，当时其中一人从自己的包里拿出A4白纸让另一人签字，签字时白纸上并无内容。王均平在庭审当中也认可上述说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0年11月22日张现军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2012年2月13日张现军与厉建仕签订的协议书，张现军出具的证明，2012年11月2日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2019年6月12日春秋矿业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的《补偿兑付协议》，以及双方的陈述和分红记录，能够证实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之间系合伙关系，且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厉建仕主张潘旺生自愿放弃对矿山的权利，并提交声明书，对该份声明书，首先在形式上，声明的主体内容系电脑打印，只有在签名和日期处为手写，其次结合对酒店负责人刘某的调查和王均平的陈述，结合2019年6月12日潘旺生参与签订《补偿兑付协议》，能够证实该份证据高度存疑。并且厉建仕一直否认与潘旺生存在合伙关系，这与其主张潘旺生放弃对涉案矿山的权利明显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该声明书不予认可。春秋矿业公司根据2012年11月2日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与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签订的《矿产资源开发合同》而补偿给其三人1110.5320万元，潘旺生本次诉讼主张对其中的7773724元予以分割，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方对该7773724元各占三分之一。春秋矿业公司不是本案合伙关系的主体，亦非本案所涉补偿款的分配主体，其在本案中不是适格被告，不承担本案相关的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对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通过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春秋矿业有限公司兑付的补偿款7773724元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案件受理费66216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71216元，由潘旺生、王均平、厉建仕三人各负担23738.7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厉建仕提交2013年至2015年开矿时成本明细复印件一宗，共13页；上诉人主张系潘新明在该矿中作为会计制作的，以证明涉案矿山资源在开采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参照2013年3月第一板至2015年12月第六板，合计成本8100624.73元，合计收入为15079610元，该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为53.72%，附计算明细。被上诉人潘旺生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因无原件核对无法确认真实性，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王均平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主张的扣除成本是错误的，三人合伙时每开采一板石材均是在扣除全部成本后再进行利润分配，在向上诉人支付完抵顶款和设备款447万元之前，每板石材的收入减去给付上诉人的20万元后再行分配；上诉人主张的自己所占股份比例不能成立，也与事实不符。原审被告春秋矿业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潘旺生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8月9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三合伙人支取利润分红的分款单共21张，以证明三合伙人系合伙关系，利润均分，以上七次每人分得利润1243140元。证据二，潘新明于2017年11月26日制作的其他账目说明表一份，以证明第10板板材实收770400元，入账70400元，还有700000元没有入账，第11板部分及北大墙拆除料款907500元未入账，2016年终余额358400元，转厉老板东厂区库存料石156块，该说明表证明上诉人曾合伙经营的矿山购料（第9、10、11板）324600元，同时记载了未入账部分的款项；由此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经营涉案矿山，上诉人主张的独资经营与事实不符。证据三，2017年年底总结一份，以证明三合伙人每人分得利润388850元，2018年1月30日将上诉人的款项扣除70000元借款后将318850元转至6223191618261072账户上；潘旺生的388850元于2018年2月5日转至其妻子曹金华62×××77账户中；同时提交上述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开户人为王均平和妻子高峰）。上诉人厉建仕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视为放弃权利；支款单只有支款人签名，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不能证明其中的款项支付给上诉人；该证据中显示的相应板块的利润支取并不是每一板块全部利润进行均分，而是每一板块上诉人均自行决定先提取一定数额的利润用于上诉人的个人其他经营项目，其余金额才对两被上诉人进行一定数量的分割，对此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是认可的，被上诉人潘旺生答辩时也认可，充分说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之所以给两被上诉人一定金额的分红是因为两被上诉人在本案诉争矿区内担任的是管理人角色，并非普通的打工人员。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系潘新明单方书写制作，无相应的凭证单据支持，也无上诉人签字确认，该证据无法律效力。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系被上诉人潘旺生单方制作，属于当事人陈述，无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不具有证据效力。针对证据二、三发表综合质证意见：本案一、二审期间上诉人始终主张涉案矿山系上诉人投资取得，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两被上诉人是上诉人聘请的管理人员，当时对两被上诉人薪酬待遇约定的是扣除矿山开采过程中的所有费用，每一板的剩余利润三人均分作为对两被上诉人支付的报酬，但对未开采的矿产资源补偿与两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潘旺生无权要求分割剩余矿产资源补偿，因为剩余矿产资源补偿两被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开采管理，该补偿是政府直接对矿产资源投资人的补偿，与经营管理人员无关；补偿款系矿山停产后给予的补偿，两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劳动就没有劳动报酬。被上诉人王均平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原审被告春秋矿业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王均平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年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朱芦镇旋子村开具的涉案开矿点土地租赁费收据，该收据有刘贤虎、厉建周、潘新明三人签字，其中刘贤虎是王均平的姨夫，厉建周是厉建仕的二哥，潘新明是潘旺生的叔叔；以证明三合伙人向该矿点交纳土地租赁费的事实，由各合伙人指派的人签字确认支付土地租赁费的事实。证据二，由潘新明制作的3张2017年第6、7、8板收入、支出和盈利情况，证实三合伙人2017年开采第6、7、8板石材的销售石材收入、各项费用支取及净收入情况。证据三，王均平制作的2017年10月份高台第6、7、8板、矿山第6、7、8板合伙人的利润分红情况以及厉建仕石料款从分红中扣除情况，证实合伙人利润平分的事实，以及厉建仕个人所用石料款从分红中扣除，厉建仕辩称的由其自己留有部分利润的主张不成立。证据四，2014年8月6日支款单一份，金额为5万元，事由系交环保罚款。证据五，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开具的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一张，项目名称为罚款，金额为5万元，交款人为王均平矿山。以上证据证实本案当事人合伙开采的矿山被临沂市环境保护局罚款5万元。证据六，2013年11月28日支款单，支款金额为55000元，支款事由为张纪岭伤残补助费，由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共同签字，以证明三合伙人为其雇员支付伤残赔偿金的事实。证据七，由厉建仕签字的支款单，内容为今收到璇子矿山利润壹拾伍万七千四百二十九元整，其中包含2012年度10月-12月份国税14000元，支款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以证明厉建仕支取合伙经营利润的事实及垫付国税款由合伙人承担的事实。证据八，2016年3月28日证明一份，由王均平、潘旺生、厉建仕共同签字，以证明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在2015年底至2016年3月28日王均平所经手的费用的确认。上诉人厉建仕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交承包费的事实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在该缴款单中签字，不能据此推定在该收款单中签字的工作人员的亲属即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按照被上诉人的举证思维，该证据如果能证实三人之间存在合伙，那么对合伙的出资、比例、分红、债务承担等事项无法看出，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三人合伙；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制作人潘新明与被上诉人潘旺生具有亲属关系，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潘旺生一审中未提交，且从该证据的新旧程度来看足以使人对真实性产生怀疑，同时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具体质证意见同对潘旺生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即该证据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王均平单方制作，应视为一方当事人陈述，未经其他当事人认可，没有证据效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能证明王均平于2014年5月6日支款5万元，不能证明从何处支款、支款的用途及该款项的最终去向，更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对证据五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罚款并未明确表明系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的罚款，罚款单中只有上诉人签字确认，因此不仅不能证明合伙，反而能证明本案争议矿山是上诉人投资取得。对证据六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在矿山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费用，因两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聘用人员，实际参与矿山的经营管理，所以其二人作为经办人和管理人在支款单中签字确认，但该签字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对证据七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上诉人收款的事实，不能证明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该支款单中包含2012年10月至12月国税14000元，同样可以证明上诉人作为该矿的投资人和所有权人办理相关的税务事项。对证据八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质证意见同证据五。被上诉人潘旺生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也无异议，能够证明三人系合伙关系，平均分配利润；证据三中厉建仕在该份三合伙人分红收益扣除厉建仕拉料款等记录中签字认可，该事实也与被上诉人潘旺生的陈述相互印证，证实王均平、潘旺生、厉建仕系合伙关系，利润均分。原审被告春秋矿业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厉建仕主张其与两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两被上诉人合伙共同开采莒南县顺峰石材厂，合伙期间为2010年11月22日至2012年7月26日，之后双方系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0年11月22日，张现军与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签订转让协议，张现军将莒南县顺峰石材厂璇子山花岗岩矿的70%股份作价360万元转让给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三人各出资120万元，各持有矿山23.33%的股份。2012年11月2日，临沂临港沙石矿业有限公司与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签订《矿产资源开发合同》，约定由三人开发位于朱芦镇西北幸福山等矿山。2019年6月12日，春秋矿业公司与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签订《补偿兑付协议》，约定解除原合同，补偿三人11105320元。依据以上事实，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支款单等证据，能够认定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系合伙关系。上诉人厉建仕主张2012年7月26日之后双方系雇佣关系，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厉建仕主张涉案矿区系以其原有的大山石业有限公司矿点坪上镇寨子河村矿区作价326万元异地置换取得，与两被上诉人无关的问题。对此，两被上诉人均主张：上诉人原有矿点被关闭，经评估该矿点需补偿326.98526万元；三合伙人一致同意并报请政府将上诉人的关闭矿点安置到合伙开采矿点，安置矿点应交纳的政府收益和环境治理保证金326.904万元与政府应补偿给上诉人的款项相抵，所以合伙人一致同意从合伙收益中先行将被抵顶的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并将上诉人原矿点设备作价120万元予以购买，因此应付上诉人款项326.904万元、设备款120万元，共计446.904万元，实际支付447万元；其中2013年1月20日向上诉人支付135万元，2013年开采十板，支付200万元，2014年截止8月6日，支付上诉人112万元，共计447万元。对于两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被上诉人亦于一审中提交13张收到条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对两被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上诉人厉建仕主张的涉案声明问题。被上诉人潘旺生、王均平对该声明的内容均不认可，该声明内容与上诉人厉建仕关于其与潘旺生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主张明显矛盾，结合一审法院对证人刘某的调查，以及2019年6月12日潘旺生亦参与签订《补偿兑付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该声明书高度存疑并不予认可并无不当。上诉人厉建仕另主张一审法院对证人刘某所作调查笔录不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上述调查笔录系一审法院依照当事人的申请或审理案件需要对相关证人进行的调查、调取相关书证，符合法律规定，且经过各方当事人的质证，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上诉人关于调查笔录不合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厉建仕主张的涉案款项的分配比例。上诉人主张张现军将其璇子山花岗岩矿30%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一人。依据张现军与厉建仕签订的协议书，张现军系无偿转让其份额，并非上诉人一人出资购买，结合被上诉人王均平提供的录音资料等证据，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矿产资源开发合同》、《补偿兑付协议》，以及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的相关利润支取记录等证据，一审认定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对矿山利润系均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潘旺生起诉请求为对涉案补偿款7773724元予以分割，一审据此认定潘旺生、厉建仕、王均平三人对涉案补偿款7773724元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216元，由上诉人厉建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王春燕审判员 刘丽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敏书记员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