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成杰，男，1989年5月17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航，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琦，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翔，男，1984年3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上诉人何成杰因与被上诉人吕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成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航、施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吕翔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成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云2901民初66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172720元（大写：拾玖万贰仟柒佰贰拾元整）；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以1727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2月7日至款项归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4.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自2017年7月起原被告一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自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12月7日，原告及原告原配偶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账户多汇款人民币172720元，该笔费用通过银行流水显示。经我方仔细核对如下：1.原告何成杰账号为62×××76的农业银行卡在双方往来期间支出1266800元，收入3301050元；2.原告何成杰账号为62×××56的工商银行卡在双方往来期间支出94970元；3.原告何成杰原配偶田云霞账号为62×××28的建设银行卡在双方往来期间支出1047000元；4.原告何成杰原配偶田云霞账号为62×××71的农业银行卡在双方往来期间支出1065000元。以上四张银行卡的共计支出为3473770元，共计收入：3301050元，现尚有款项172720元被告尚未返还原告。针对上述款项法院也予以确认了。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事实是十分明晰的。其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17272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请求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不当得利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兜底条款，上诉人正是居于原来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驳回，被驳回就代表着双方之间在法律上的民间借贷关系是不成立的，法院在否定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后，双方之间关于支付了此笔款项变得没有了法律依据。在没有其他法律关系可以救济其支付的该笔款项的情况下以不当得利起诉是应当得到支持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的要求。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责任的适用，需要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而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的情况，该案已经对转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不属于真伪不明的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吕翔经本院公告通知未到庭进行答辩。何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19272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1927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2月7日至款项归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成杰与其前妻田云霞原于2013年12月23日协议离婚。原告何成杰与被告吕翔原系大理市春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同事。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7日期间，原告及其前妻田云霞与被告之间有频繁的账目往来：1.原告名下账号尾号为4376的农行卡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1266800元；被告向原告的农行卡转账3301050元；2.原告名下账号尾号为2356的工行卡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94970元；3.田云霞名下账号尾号为4328的建行卡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1047000元；4.田云霞名下账号尾号为5371的农行卡向被告吕翔银行账户转账1065000元。原告何成杰及其前妻田云霞银行账户向被告吕翔银行账户转账的差额为172720元（1266800+94970+1047000+1065000-3301050）。庭审中，原告陈述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的金额均系原告出借给被告吕翔的款项，被告向原告名下的农行卡账户转账系被告偿还的金额，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差额192720元（一审法院查明金额为172720元）系被告吕翔尚未偿还的借款。因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被驳回，现确认被告吕翔未偿还的借款金额，故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要求被告吕翔返还该款项。2017年12月20日，原告何成杰以被告吕翔在2017年12月内多次向原告借款25万元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吕翔归还25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云2901民初335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何成杰的诉讼请求。原告何成杰提起上诉，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云29民终94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决。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根据原告何成杰提供的地址（与被告吕翔身份证载明的地址一致）与电话均无法查找到被告吕翔的具体下落，于2020年3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向被告吕翔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公告期、举证期届满后，被告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不当得利有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受益；他方受损；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受益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中，“没有法律根据”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即没有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等法律基础，而不是指“取得利益的过程缺乏法律程序”或“双方没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告何成杰在本案庭审中及其之前起诉被告吕翔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均陈述与吕翔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在这两个案件中，何成杰均表示其与被告吕翔的银行转账实际系民间借贷关系，其转账给吕翔的给付行为是明确的、有原因的，故不属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形。此外，何成杰作为主动给付款项、使得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同时作为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原告何成杰不但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一再陈述银行转账的差额系被告吕翔向原告借款后尚未偿还的金额，因此何成杰与吕翔就本案诉争的款项，并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本案系因原告何成杰缺少民间借贷纠纷的证据而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诉讼策略，是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故对原告何成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吕翔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其对在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相关权利的主动放弃，依法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后果，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成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69元，由原告何成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现确认被告吕翔未偿还的借款金额”不当，不是借款，就该异议主张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不成立，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何成杰及其前妻田云霞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吕翔银行账户转账的差额为172720元，现上诉人主张该172720元为不当得利，与其陈述的与吕翔之间是借贷关系的事实相悖，依据其陈述双方为借贷关系，其转款使自己的财产发生变动的原因就是双方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转款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且依据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主动给付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作为给付人对吕翔作为受益人占有该172720元属于不当得利负有举证责任，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转移财产没有依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关于其以借贷关系主张权利被驳回后应以不当得利支持其诉请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故上诉人上诉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何成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9元，由上诉人何成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月秀审判员  谷荣华审判员  杨晓钟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卞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