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5971号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38号16楼03房。法定代表人：邱凯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锋，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惠芬，女，198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惠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锋、被告罗惠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30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9日，原告经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册成立，被告任原告执行董事兼经理、财务负责人，为原告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被告因其个人购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盐秀路1号之一桐林美苑3栋1502号房向原告借款30万元。2018年4月，被告卸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并不再担任原告的执行董事兼经理。后经原告查账发现，被告任原告法定代表人期间向原告借用的30万元购房款一直没有偿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罗惠芬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不存在借款300000元，也没有任何记录证明300000元借到被告，且被告是向原告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邱凯峰借款。第二，被告作为原告的财务，只能说原告有这笔账，原告证据中的资金来往只是正常的资金流转，是原告用被告的银行账户处理原告资金，不是借给被告个人的，而且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也没有达到300000元。第三，即使存在资金存在借用，也没有达到300000元，在2015年的时候，原告借用被告的账户进行资金流转只有180000元左右，300000元只是口头记账。第四，原、被告在2017年核对金额后，应核销了该笔借款，后期原告欠付被告的四万多元也已经支付给被告，所以双方不存在欠款。经审理查明：原告系2014年4月9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独资股东为邱凯峰，公司成立时名称为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罗惠芬（即本案被告），注册资本为500000元，经营范围为工程围栏装卸施工，桩基检测服务，建材、装饰材料批发，提供施工设备服务等等。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为法定代表人时任职为执行董事兼经理，邱凯峰为监事；2014年7月14日，注册资本由500000元变更为20500000元；2016年5月25日，被告登记为财务负责人；2017年3月31日，原告的名称由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2018年4月2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变更为邱凯峰；2018年4月26日，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邱凯峰，邱凯峰的配偶范红梅变更为监事。关于本案事实，争议焦点有三：第一，借款双方的关系以及背景事实；第二，借款经过、借款出借人、借款出借方式；第三，双方的对账是否有效以及对账核算金额是否正确。一、借款双方的关系以及背景事实。对于原、被告的关系，结合双方陈述和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0年左右，被告临近毕业求职时认识邱凯峰，通过面试后跟随邱凯峰工作，邱凯峰当时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项目。2014年7月14日，邱凯峰成立了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为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舜裕建筑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被告仍为法定代表人。对于被告的任职情况，双方存在争议。原告的主张：被告一直为公司的高管且兼任财务，其中邱凯峰负责在外承接业务，被告负责处理原告公司的内部事务，如果被告决定不了则会问邱凯峰如何处理，但邱凯峰不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11月时，被告提出其不再担任财务，并推荐其同学欧阳婷来原告处担任会计，2017年初时被告不再担任原告的财务，但是被告仍有审核原告的财务情况，而且当时被告仍然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也需要被告协助办理；被告在卸任法定代表人后，邱凯峰既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唯一的股东，自那时起故实际控制人才是邱凯峰；2019年11月时被告向原告辞职并离开了公司。被告的主张：邱凯峰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应聘时是担任项目资料的岗位，邱凯峰成立公司后要求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不用出资和占股，实际上公司所有的事务均由邱凯峰本人决策，被告仅是根据邱凯峰的指示工作；原告成立后没有办理相关资质（指建筑的营业资质），所以一直无法对外经营，在人员架构上也没有配套齐全，公司所有项目均为邱凯峰本人名下或与其他人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均由被告帮忙处理转款（包括操作网银等）、记账等财务性质的工作，但被告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所以记账未按照专业财务的格式进行登记，只是自行制作表格；2016年11月，原告表示聘请财务人员，被告便向原告推荐了其同学欧阳婷，欧阳婷入职后双方进行了工作交接，被告就不再负责财务工作，但是由于被告仍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在处理银行业务时，会根据邱凯峰的指示配合工作，在卸任法定代表人后，被告仅负责项目资料的工作；2019年11月，被告休完产假后离职，由于原告没有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故被告申请了劳动仲裁，且在法院有劳动争议纠纷，但原告仍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最后由被告申请了强制执行。对于双方劳动仲裁以及劳动争议纠纷的经过，被告提交了穗荔劳人仲案字﹝2020﹞70号仲裁裁决书、（2020）粤0103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15259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16日，被告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项目结算费2776元等。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穗荔劳人仲案字﹝2020﹞70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劳动报酬是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用人单位在修改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时应与其进行协商确定从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被申请人有告知申请人2019年8月之后的工资由广东中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放，且发放时间需延后，但该决定是被申请人单方作出并无与申请人进行协商被申请人作为申请人的用人单位，理应由其对申请人的工资发放承担责任，且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申请人工资发放的时间有明确约定，故被申请人在没有与申请人进行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变更工资发放主体并单方延长申请人工资发放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因申请人2019年11月1日才收到2019年8月工资，12月4日才收到9月工资，本委认为，被申请人的工资发放时间已超出合理的工资发放周期，被申请人存在拖欠申请人工资的事实，故申请人以此为由于2019年11月28日向被申请人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符合事实依据，本委采信并裁决原告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并驳回被告其他仲裁请求。2020年3月10日，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向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2020）粤0103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4月9日，罗惠芬入职舜裕公司，任职法定代表人兼资料员，2018年开始，罗惠芬不再任舜裕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20日，舜裕公司（用人单位）与罗惠芬（职工）签订《广州市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19日，工作内容管理和专业技术类，计时工资7000元/月，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10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应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支付，等等。2019年6月1日，罗惠芬开始连续休年休假和产假。2019年6月22日，罗惠芬生育一孩。2019年11月28日，罗惠芬向舜裕公司邮寄辞职信，载明：‘……但是，我成家已久，现生育了小朋友，生活上存在压力，在公司无法按时支付我的岗位工资的情况下，我无法维持自身现有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在产假期间提出辞职，希望在2019年11月30日（即产假结束后）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12月10日，舜裕公司开具《离职证明》，内容为：‘兹证明罗惠芬女士原系我公司资料部职员，在职时间为2014年4月9日至2019年11月30日。于2019年11月30日正式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现已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特此证明！’。罗惠芬的工资均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其中，2019年6月前的工资均是由邱凯峰个人账户转账发放上月工资，2019年6月的工资由邱凯峰个人账户于2019年8月2日转账发放，2019年7月的工资由邱凯峰个人账户于2019年9月12日转账发放，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由陈光凯个人账户于2019年11月1日和12月4日转账发放，2019年11月的工资由范红梅于2019年12月27日支付。另据舜裕公司陈述：舜裕公司与鼎诚公司是关联公司，两家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舜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凯峰与鼎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红梅是夫妻关系，邱凯峰同时也是鼎诚公司的股东。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范红梅亦是舜裕公司的监事”，该判决认定：“关于舜裕公司与罗惠芬的关系。一、舜裕公司与罗惠芬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舜裕公司与罗惠芬已签订《劳动合同》，虽合同期至2019年7月19日，但罗惠芬于2019年6月生育一孩，劳动合同因此延续；三、罗惠芬从事的工作虽涉及鼎诚公司名下的广州监狱项目，但该工作是舜裕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凯峰安排指定的业务，且舜裕公司与鼎诚公司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罗惠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为舜裕公司提供劳动；四、罗惠芬的工资长期由邱凯峰个人账户发放劳动报酬，离职前最后四个月的工资虽由陈光凯、范红梅转账发放，但该变更工资发放主体的行为是在未与罗惠芬协商并经罗惠芬同意的情况下单方作出的；五、罗惠芬的辞职信是向邱凯峰邮寄，之后舜裕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也确认了罗惠芬是其资料部员工及双方于2019年11月30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综上，本院认定舜裕公司与罗惠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罗惠芬在《辞职信》中明确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是舜裕公司无法按时支付其工资。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舜裕公司确实存在未与罗惠芬协商一致便单方更改工资发放时间，最终导致未能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发放工资这一行为，故罗惠芬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舜裕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向罗惠芬支付经济补偿金。因双方对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为44166.67元无异议，故舜裕公司应向罗惠芬支付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后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原告的上诉理由的第一项第6点中提到：“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主张其工作是由邱凯峰安排，其负责的广州监狱项目及其他项目都是邱凯峰个人拿的，可见被上诉人并不是为上诉人提供劳动，而是受雇于邱凯峰个人，与邱凯峰建立了劳务关系”；被告则在二审答辩意见中提到：“从上诉人成立之日起，本人受邱凯峰聘请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后期卸任法定代表人后担任的管理工作，均为邱凯峰以上诉人100％持股人的身份聘请，非其个人行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2020）粤01民终1525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劳动关系认定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关于被告在工作上是否收到邱凯峰管理以及被告操作转款是否需经过邱凯峰审批的问题。被告主张其应聘的岗位仅为资料员，只是根据邱凯峰的指示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兼任部分财务性质的工作，并提交了其与邱凯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凡是涉及项目费用的问题，被告均会询问邱凯峰且被告多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自己仅跟进资料，而邱凯峰也多次提及被告负责资料盖章及审阅工作，其中2018年2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摘要：被告“我跟你做野甘耐，项目跟过唔少，没收过咩提成”，邱凯峰“前面的都无乜钱赚，有些还亏的，你自己清楚，条数在你手上，要么不玩受薪制度，直接按照单项计费，如何？抽空个身，考及格有用的证出来，唔好林太多”，被告“你干脆揾人接我力算了，项目系你的，我无份，亏钱无得赚与我有关系？……原本月薪制就系话跟项目，其他有提成，资料、结算都系按0.3%，无话动力了，乜嘢杂七杂八都管事，心力都消耗晒了。你系觉得受薪加提成唔得，我转工，你有野做，咪按单计算咯”，邱凯峰“以前的就不说了，之前说的事能否处理好？那些有数字的，可以就去做，如果真的不愿意，也不强求。你的权力只在我之下的，有些事你自己平衡才好”，被告“无话唔做，但系按你讲过的0.3%计算。跟项目做分内事，其他理应有提成。至于薪酬，你觉得我管理项目数量及工作量值几多，你需要调整可以直接讲……至于你讲的权力，我就唔多讲了，领导的工作，打工的权力，我宜家学识唔多管闲事”，邱凯峰“76是我自己的，你话提成几多可以直讲，务必要扯太多话，41中也是，但是41的资料那块是你本来应份就要做出来，至于结算部分你可以提你的要求……水泥股份也是，你看看有什么未完善好的，因为支护桩和工程桩属于一个分部，他走了也要他完善……”，被告“讲左几多比几多，无问题，我唔会计较，我想讲的系，得个讲。至于76、41，唔需要讲吧，0.3%系基本，系你教我的，至于资料我跟项目时要做的，无咩好讲，我唔会提”，邱凯峰“至于水泥股份的结算你要跟可以跟，谈费用即可……只要你明确，就这样定”；后续被告陆续向邱凯峰交接手头的项目资料，邱凯峰于2018年4月2日时明确被告的工作定位仅负责资料（监狱项目及部分旧项目）。经质证，原告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仅证明被告与邱凯峰之间就被告当时的工作量就薪酬问题进行沟通，并未涉及2018年2月之前被告的工作内容，不能证明被告在2017年仅负责资料工作，且微信聊天记录提到“条数在你手上”证明被告负责财务工作，对项目的盈亏一清二楚；被告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对外有权代表公司，但对内仍需向公司股东即邱凯峰负责，从被告向邱凯峰提出的工作量、薪酬等要求可见，被告明显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并非普通员工，该证据也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被告的记账是否需要邱凯峰进行审核的问题。被告陈述为被告每个月将其经手的费用经过表格汇总后发送给邱凯峰，邱凯峰需要确认被告手头上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支付下个月的支出；被告经手的款项指其为原告进行垫付的款项以及原告农业银行账户的收支（被告称农业银行的电子账户由被告掌握，并由被告按邱凯峰指示操作，而建设银行的账户以及工商银行的账户不在被告手上）。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被告会将每个月的账目发送给其报备，但其没有细看，如果显示原告的账目上有钱（指备用金），被告则会自行处理，如果原告的账目上没有钱，邱凯峰会根据情况从私账中转钱给被告进行报销或周转。对于原告经营中的备用金以及垫资的问题。双方确认原告和邱凯峰向被告支付备用金用于原告的日常资金周转，被告也存在为原告垫资的情况，并由原告或邱凯峰向被告偿还信用卡的方式归还部分到期卡数。二、借款经过、借款出借人、借款出借方式。原告的主张：2015年，邱凯峰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桐林美苑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屋，因为跟被告关系比较好，就询问被告有无兴趣在该小区购买房屋，被告看房后决定购买，因当时原告处有资金，故由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用于被告购房使用，约定出借的300000元，由200000元系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尾数3977）分四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被告的账户，还有100000元系通过邱凯峰为被告还信用卡的形式出借，但原告对于该100000元具体出借明细（即操作方式、出借日期、金额等）并不清楚，因为原告的支出均由被告进行操作，但原告认为该100000元已出借完毕且于2015年10月26日完成了支付；原告对于该100000元于2015年10月26日完成了支付的主张，原告是根据被告在2015年10月31日制作的《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中的第5项“2015.10.26备用金，金额为-31228元，备注为房款代付还款、套现、电缆、西丽等”以及第13项“2015.10.31借用房款300000元，备注为我—桐林”；至于以该方式出借款项的原因为：第一，其中200000元系邱凯峰与被告在QQ聊天记录中提到被告还差180000元购房款，故由被告在原告的农业银行账户中提走了200000元，第二，QQ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提到已经支付的90000元系刷信用卡，由于邱凯峰一直借用被告的信用卡进行资金流转，需要为被告还信用卡，故邱凯峰就归还信用卡数的方式向被告出借100000元；双方对于借款期限和还款方式未有约定。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第1组证据：QQ电子邮件截图、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两份、《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拟证实被告在担任原告的财务期间，每月制作表格进行记账，并该记账表格发送至邱凯峰的邮箱，其中一份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与《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记载的内容一致，该表格显示制作于2015年10月31日并注明金额栏“-”表示可用金额，“+”表示已付金额，表格第1项“2015年9月，名称为上表余款，金额为-39632.69元”，第4项“2015.10.15，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200000元；2015.10.18，名称为邱现金，金额为96000元，备注为现金转账”，第5项“2015.10.26，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31228元，备注为房款代付还款、套现、电缆、西丽等”，第13项“2015.10.31，名称为借用房款，金额为300000元，备注为我—桐林”，小计载明金额为127634.98元；另一份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载明“200004元，我—备用，10.15，网上转账，公对私，房款”。对于两份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原告补充解释：一份是原告在2015年10月的总记账，另一份是原告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尾数3977）在2015年10月的记账；该两份截图来源于被告于2016年11月10日向邱凯峰发送的汇总表格，但是该两份备用金台账表格已经在2015年11月发送过给邱凯峰，所以不存在后期修改的行为，且原告补充提交了QQ电子邮件截图，显示被告于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26日分别发送了“财账11.10”、“财账11.26”两份邮件给邱凯峰，该两份邮件的附件与原告提交的表格相符。第2组证据：QQ聊天记录摘要：2015年9月22日，邱凯峰“广州19号2590，交行19号2630，广发17号5300，平安20号14670”，被告“我剩六千，其他都系桐林了”，邱凯峰“桐林差几多钱够首期”，被告“俾左九万了，仲有十八万，不过九万都系卡数”；2015年10月15日，邱凯峰“你给数我”，被告“招行25000+13442.25（24号）”，邱凯峰“你不用管是不是公家的数，把所有今个月的卡数提供出来”、“你既房款定在28号给，我这里刷9万，11万你这两天帮我做流水，明天5后天5，我今个月也要提交银行流水给银行”、“所有既资金使用都要又可行性的既计划，不要乱用有限的现金额度，有件事我提醒你，今日已经系15号了”，被告“我房款仲要比18”，邱凯峰“反正我可以刷9”，被告“卡的额度：12000、24000、9000、8700、20000”，拟证实被告于2015年9月22日以刷卡方式支付了房款90000元，其首期款还差180000元且该笔款项需要在2015年10月28日前支付，原告补充解释当时被告尚欠房款180000元，故原告从农业银行的账户中转给了被告200000元，对于被告提到其已经用信用卡支付的90000元，邱凯峰后续以帮被告还信用卡的方式又陆续支付了100000元，故合计出借的款项为300000元。第3组证据：农业银行业务凭证，拟证实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尾数3977）分四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被告的账户，原告还主张该四笔转账系由被告操作。第4组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实被告的借款目的，该合同系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显示被告向案外人佛山市南海冠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盐秀路1号之一桐林美苑3栋1502房，房价总金额为900626元，首期款270626元需于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1日内支付，剩余房款630000元应于2015年12月28日前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并按照按揭方式付款。第5组证据：农业银行业务凭证，针对被告称原告向被告转账200000元后，被告收到邱凯峰支付96000元（即仅收到备用金104000元）的情况，该证据证实邱凯峰于2015年10月26日向被告退还79765元、于2015年11月16日向被告退还14545元。经质证，被告认为第1组证据中的记账表格均系其制作并发送给邱凯峰，其中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总记账）与《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记载的“2015.10.31，名称为借用房款，金额为300000元，备注为我—桐林”系被告填写，其认为只是一个记账，但该笔款项没有实际支付，之所以记录该笔款项是因为原告没有经营资质，被告的工作流程为将资金从原告的公账账户转入被告的私人账户作为备用金，再由被告的私人账户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由被告的私人账户支付款项后，由原告或邱凯峰支付该笔款项，所以被告记账的习惯是“登记在某件事情上花费了多好钱，原告需支付多少钱才能平了被告的账，当时被告的账户上有18万元左右，原告需要再向被告支付12万元左右才能平账，所以2015年10月的小计为正数127634.98元，正数代表原告欠付被告款项”，另一份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农业银行记账），被告表示“200004元，我—备用，10.15，网上转账，公对私，房款”中的“房款”并非其填写，系原告进行了修改或者是原告修改后未告知被告，被告没有认真核对就将表格汇总后发送给原告。对于第2组证据，被告确认真实性，但认为房屋首付款需要在2015年10月28日前支付的情况是邱凯峰说的，且与事实不符，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证实有一笔款项是2015年10月29日支付的。对于第3组证据，被告确认真实性，也承认系被告进行操作，但是该200000元系原告转给被告的备用金，用于原告采购材料或代发工资，并不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对于第4组证据，被告表示该合同与其手上的房屋买卖合同不一致，但确认系其签名，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对于第5组证据，被告认为其按邱凯峰要求做流水（转账91000元、现金5000元）均在《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有记录，如2015年12月10日，被告收到邱凯峰的备用金10000元，故邱凯峰转账给被告的79765元以及14545元均为邱凯峰借用被告信用卡消费后的还款。另，邱凯峰在庭询中认可原告陈述的出借300000元的过程，并认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对于由其为被告还信用卡的100000元，其陈述如下：原告有一台POS机，该POS机只能由法定代表人的账户进行收款，被告使用该台POS机将邱凯峰个人的信用卡的款项刷到被告账户里；对于为何邱凯峰要使用被告的信用卡进行资金流转，邱凯峰解释为其信用卡额度不够或银行账单时间还没到，但是有一些私人要买的东西，也有原告公司的业务需要，因被告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所以需要被告名下的信用卡进行资金周转，但是被告名下的信用卡也有被告自己使用的款项，邱凯峰还款的时候是通过被告的提醒进行还款。关于原、被告与邱凯峰之间的资金流转，原告补充说明了一点：款项由原告账户转至被告的账户，后被告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收取原告的款项后转至邱凯峰名下，邱凯峰通过套信用卡的方式帮被告还款，但实际上款项是属于原告。邱凯峰对此表示认可，并陈述被告有时为了方便直接将款项转至原告的账户中，故邱凯峰为被告还信用卡的时候会多还了款项，该部分款项即作为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被告的主张：2015年时，邱凯峰表示手头上有闲钱，并询问被告有无兴趣在桐林美苑小区购买房子，其可以为被告提供首付款约300000元，但是邱凯峰没有将该300000元直接支付给被告，而是邱凯峰通过不断为被告归还信用卡数的形式进行出借，所以被告是向邱凯峰借款，并非是向原告借款；在2015年10月的时候，被告为原告垫资为127634.98元，即原告欠付被告127634.98元，邱凯峰后期陆续为被告归还信用卡数，多出应还部分的款项作为借款，直至2017年10月21日双方对账时，核销了该笔300000元借款，被告认为截止该日邱凯峰才实际履行完毕出借义务，且减去被告在2015年10月时为原告垫资的款项，邱凯峰实际出借不到180000元；双方对于借款期限和还款方式未有约定，但是邱凯峰与被告于2017年9月17日、2017年10月21日进行对账，均核销了该笔借款，根据双方在2017年10月22日最后的对账结果，邱凯峰还需向被告支付40470.85元，2017年11月15日，邱凯峰向被告支付40470.85元，故原、被告和邱凯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除外）已经结清。另外，被告补充陈述其在支付房屋首付款时，其用信用卡刷卡支付了部分款项，剩余不足18万元中有一部分系被告从原告转给被告的备用金中抽取，其余的是邱凯峰通过超额还信用卡的方式陆续支付完毕该300000元借款；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转给被告的200000元备用金原计划是用于采购与代发工资之类；被告购买的房屋现已转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第1组证据：QQ电子邮件截图、2015年9月至2016年11月的备用金台账表格以及支付费用汇总，拟证实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内记录的“借用房款30万”为已付金额，但该表格小计为127634.98元，在原告没有提供足够备用金且被告仅受聘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邱凯峰100%持股）的情况下，存在被告为原告垫付资金127634.98元不符合实际，实际上该“借用房款”仅作为记账目的，如被告存在借款300000元，被告当时持有原告的备用金额为172365.02元（300000元-127634.98元），该金额与邱凯峰、被告在2015年9月22日的QQ聊天记录“仲有十八万”相符。第2组证据：补充说明、《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转账凭证，拟证实《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第4项登记的“2015.10.15，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200000元；2015.10.18，名称为邱现金，金额为96000元，备注为现金转账”，实际上被告在收到200000元备用金后又向邱凯峰支付了9600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邱凯峰与被告于2015年10月15日的QQ聊天记录中提到邱凯峰要求被告做110000元的流水，可证实该笔备注为房款的200000元，被告实际仅收到104000元。第3组证据：邱凯峰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摘要：2017年9月17日，邱凯峰向被告发出“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挂账-85860元，小额-100000元，水泥厂-40486.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小计：-（198403.64+85860+100000+40486.91+150000）=-576750.55元。10.31～9.15期间为98423.71元，房贷300000元，陈文鸿投标费用99800元，小计498223.71元。-574750.55+498223.71=-76526.84元”、“实数回账数：76526.84元，自己核对一下”，被告回复“无错”，邱凯峰回复“下周款到就回款”；2017年10月21日，邱凯峰向被告发出“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挂账-85860元，小额-100000元，水泥厂-41965.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小计：-（198403.64+85860+100000+41965.91+150000）=576229.55元。10.31～10.20期间为126916.56元，房贷300000元，陈文鸿投标费用139800元，小计566716.66元”、“你核对一下是不是有误”，2017年10月22日，被告回复“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挂账-85860元，小额-100000元，水泥厂-42519.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小计：-（198403.64+85860+100000+42519.91+150000）=576783.55元。10.31～10.20期间为96512.7元，房贷300000元，陈文鸿投标费用139800元，小计536312.70元。截止至2017.10.20差额40470.85元需要退账”、“有修改表格已发邮箱”，拟证实双方对于涉案借款已经进行了对账核销，其中2017年10月22日由被告发出的对账金额是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第4组证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实被告于2015年10月29日向南海冠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首付款，该证据可证实原告主张被告需在2015年10月28日支付剩余首付款的说法不一致。经质证，原告认为第1、2组证据仅证实被告在工作过程中为原告垫付款项，系原告公司内部管理范畴，被告应按照公司规定进行报销，不影响原告向被告出借300000元，且被告主张其通过刷信用卡支付90000元，而《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记载了2015年10月26日“房款代付还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通过代被告偿还信用卡的方式出借了部分房款，所以出借的款项不仅限于被告当时手头上持有的备用金，不认可被告称该300000元仅是记账。对于第3组证据，首先，原告认为原告与邱凯峰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原告的财产独立于邱凯峰，邱凯峰无权以原告的债权抵偿其与被告或案外人的债务；其次，原告主张2017年10月22日对账的金额多项有误，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故不应采用该对账结果抵扣涉案借款。对于第4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有无按照约定去支付首付款以及何时支付不影响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另，被告对邱凯峰称被告使用POS机将邱凯峰个人的信用卡的款项刷到被告账户里的说法有异议，被告主张系邱凯峰自行刷卡操作。对于邱凯峰转给被告的款项如何区分是备用金、还款还是借款以及邱凯峰为被告归还信用卡的情况，原、被告及邱凯峰表示均无法区分清楚或详细列出。三、双方的对账是否有效以及对账金额问题。（一）原告与邱凯峰的财产是否互相独立。原告的主张：原告与邱凯峰的财产互相独立。原告开设了建设银行（账号尾数1835，该账户为原告的基本户）、农业银行（账号尾数3977，该账户为一般户）、工商银行（账号尾数6327，该账户为一般户）的银行账户，且原告于2014-2019年度均由专业税务师事务所对原告的会计资料、纳税资料进行纳税审计，并出具年度税务审计报告，证明原告的财产并未与独资股东邱凯峰混同。原告还主张无论原告的财产是否独立于邱凯峰的个人财产，均不能以公司财产偿还邱凯峰的个人债务，即使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发生混同，股东无力偿还个人债务时，法院执行的对象应是股东所持的公司股权，而非执行公司财产，不能以公司财产偿还股东个人债务，否则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以邱凯峰对其所负个人债务（即水泥项目退股及水泥项目费用）折抵被告对原告的借款，缺乏法律依据。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开设了基本户及一般户不能证明原告的财产与股东邱凯峰（100%持股）个人财产没有混同：公司开业前提是有在银行开通基本户，且一家公司只能开设一个基本户，基本户可以办理包括提现和发放员工工资福利等在内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结算，而一般户只能办理一般结算业务，但是在被告离职之前，被告的工资基本上由邱凯峰的私人账户上发出，同时被告提供的证据可证实邱凯峰利用原告的账户收取其个人与被告合作的项目投入费用，也有邱凯峰个人的项目走原告的公账的情况；对于原告提交的税务审计报告，被告认为该报告系税务审理人员根据税务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审计单位的纳税行为和纳税事项进行评估，并发表意见的书面材料，目的在于确认和评价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的经营活动和会计核算及纳税或扣缴义务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企业每年必须办理的，该报告仅体现公司资产情况，并无反映对公账户的收支情况，所以不能代表原告的财产与邱凯峰的个人财产没有混同。被告的主张：原告与邱凯峰的财产混同，邱凯峰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的股东，原告由于没有经营资质，所以承接的所有项目实际上为均为邱凯峰个人的项目。被告提交了两份银行电子回单，拟证实邱凯峰利用原告的账户收取其个人项目资金，其中一份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被告于2017年2月25日向原告转账5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为水泥厂投入，被告表示水泥厂项目为邱凯峰、被告以及案外人林伟成的合作项目；另一份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向原告转账10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为广州银行项目盛安建设履约保函费用，被告表示该项目系邱凯峰个人与盛安建设合作的项目，但履约保函费以公对公的形式向盛安建设转出。另，被告还主张邱凯峰与原告账户之间有资金往来，而且邱凯峰会指示被告将原告的备用金用于归还邱凯峰以及配偶范红梅信用卡卡数的情况。经质证，原告认为该两笔款项均由被告操作而不能证明邱凯峰利用原告账户走账的事实，且水泥厂项目为邱凯峰、被告以及林伟成的合作项目，并非原告承包，被告向原告账户转入水泥厂项目入股款已用于对外购买水泥厂项目的占股，即使被告向原告的账户内转入了水泥厂项目入股款，被告退出项目也应当与邱凯峰、林伟成进行结算，该款项系邱凯峰、林伟成与被告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被告向原告转入入股款不代表其负有向被告支付水泥退股款的义务。至于被告提到原告的资质问题，原告认为所谓资质只是行政管理范畴，不影响原告承接工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但原告有权承包、收取工程款以及开具发票。原告在庭审中还表示，被告对原告的垫资实际上等同于参股，被告也可以操作邱凯峰的农业银行账户，当原告的账户没有钱时，被告就跟邱凯峰打了招呼就通过邱凯峰的账户转账到原告的账户。关于原告与邱凯峰的财产是否混同，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原告的日常经营中，有从原告的账户中向邱凯峰的账户转账并由邱凯峰进行采购或转款；邱凯峰及其配偶范红梅的私人账户均有与原告的账户发生资金流转的情况，邱凯峰认为原告承接业务后存在多余资金，也就是有利润，邱凯峰作为原告的唯一股东可以直接拿到这个利润，但其认为这不属于财产混同；在各方的资金流转中，有时原告需要支出，被告也有款项要支付给邱凯峰，而邱凯峰又款项要支付给原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方便操作，被告就直接将款项支付给原告；对于其是否同意被告使用原告的账户支付水泥厂的支出，邱凯峰回答为没有同意，只是默认，因为不可能又叫被告将原告账户的钱转给邱凯峰；关于被告提到的盛安建设的项目，邱凯峰确认该项目并非原告的项目，但也不是邱凯峰个人的项目，而是邱凯峰的朋友的项目，只是让被告去处理该项目后期的结算事宜，邱凯峰也不清楚该款项为何转入了原告的账户。（二）对账金额问题。庭审中，原、被告以及邱凯峰均确认被告于2017年10月22日发出的“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挂账-85860元，小额-100000元，水泥厂-42519.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小计：-（198403.64+85860+100000+42519.91+150000）=576783.55元。10.31～10.20期间为96512.7元，房贷300000元，陈文鸿投标费用139800元，小计536312.70元。截止至2017.10.20差额40470.85元需要退账”为邱凯峰与被告最后一次对账，并明确：1.“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为截止至2016年10月31日，被告支付的项目垫资款（即原告应向被告返还198403.64元）；2.“挂账-85860元”为邱凯峰借用被告的信用卡进行消费（即邱凯峰应向被告支付85860元）；3.“小额-100000元”为原告以案外人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投标的而向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因原告不再参与项目，故该保证金由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退回至原告的账户中（即原告应向被告退还100000元）；4.“水泥厂-42519.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为邱凯峰、被告以及林伟成的合作项目，“水泥厂-42519.91元”为被告对水泥厂投入的费用（即水泥厂项目的支出，邱凯峰应向被告退还的款项42519.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系被告水泥厂项目退股款（即邱凯峰应向被告支付150000元）；5.“10.31～10.20期间为96512.7元”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备用金（即被告应向原告返还96512.7元）；6.“房贷300000元”为涉案争议借款；7.为邱凯峰与陈文鸿之间的投标款（即陈文鸿应向邱凯峰返还139800元）。另，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其当时以原告的股东的身份与被告对账；被告在2017年7月时提出要对账并要求将水泥厂的项目款加进对账金额内，邱凯峰也想搞清楚双方的账目，故同意与被告进行对账以及将水泥厂的项目款加到对账的范围内，后来邱凯峰提出把其与陈文鸿合作的项目款也加到对账金额中；双方对完账后，邱凯峰于2017年11月15日向被告支付了40470.85元，结清了双方的债权债务，但是在被告离职后，原告进行审计时发现该300000元的借款存疑，但因为审计机构要求原告提供的单据原告都无法提交，所以最终无法出具审计报告，原告唯有进行诉讼主张该300000元的借款。陈文鸿在庭询中表示其对邱凯峰与被告对账的事情知情，并认可双方的对账结果。被告则表示原告或邱凯峰与其对账后从未提出异议（包括原告与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的审理过程），被告在劳动争议胜诉后，原告才进行起诉，被告收到法院的通知后才知道原告对此该笔款项存在异议。关于各笔金额，双方争议如下：1.“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原告的主张：该金额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支出费用汇总》（16年10月）的小计金额185716.27元不符。被告的主张：185716.27元系被告记账的金额，但由于被告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故计算的金额有误；欧阳婷入职后与被告进行工作交接，且欧阳婷按照邱凯峰的指示对记账的格式进行调整，重新核算后的金额为197403.64元（即被告为原告垫付的金额为197403.64元），该金额由被告核对后于2017年2月4日通过邮件发送至邱凯峰的QQ邮箱，附件名称为2016年2～10月汇总明细，该明细内有三个表格，分别为“罗私账”、“邱挂账”、“荔景苑农行”，其中“罗私账”显示截至2016年10月30日的金额为“-198403.64元”。经质证，原告表示邱凯峰确实收到该邮件，但该邮件系邱凯峰与被告之间的对账，且所有的记账表示均由被告制作，所以原告不认可该账目进行了调整。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其收到该邮件，但是后来发现数字对不上，而且邱凯峰没有指示欧阳婷重新制作2016年2月到10月的账目，系欧阳婷认为原来的记账方式太乱，其提出分开邱凯峰、范红梅、被告以及其他几个账户进行记账，邱凯峰认为可以试一下，所以后面才让欧阳婷把账目全部分开来，单独列表格记账。2.“挂账-85860元”。原告的主张：不清楚该笔款项的情况。被告的主张：该款项全部为邱凯峰的私人消费，是邱凯峰要求被告套现后将现金支付给邱凯峰使用，至于邱凯峰是否用于支付原告的款项，被告不清楚。被告表示其于2017年2月4日通过邮件发送至邱凯峰QQ邮箱的附件名称为2016年2～10月汇总明细内的“邱挂账”已详细列出邱凯峰使用被告信用卡消费和套现的情况，该总额为85860元，被告另提交其与邱凯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7年7月24日，邱凯峰应被告要求进行对数，并发出“套卡余额未退为：-85860；还有微型项目的保证金：-100000”，被告主张邱凯峰明确知道该两笔款均需要退给被告。经质证，原告认为该款项系邱凯峰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其无关。邱凯峰表示该笔款项大部分用于原告的经营支出，小部分为其私人消费，但具体使用情况无法说明。3.“小额-100000元”。原告的主张：该笔款项系被告丈夫陈文鸿的哥哥于2016年2月2日以被告名义作为投资款存入原告账户，被告提交的《支出费用汇总》（16年7月）第11项“2016.7.26，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70000元，备注为还5万大佬”、《支出费用汇总》（16年8月）第2项“2016.8.3，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50000元，备注为退一万大佬”以及原告提交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显示《支出费用汇总》（16年8月）表格中载明“退齐10万大佬”，上述证据证实原告已退还该笔款项，但在邱凯峰与被告的对账中重复抵扣了该款项。经质证，被告表示《支出费用汇总》表格上为负数是代表原告进账（即原告可用金额），而不是原告需要向被告支付的款项，若为正数则是被告为原告的垫资，需要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而被告在备注写的只是其私人款项的用途，并不代表这笔款项就是由被告丈夫的哥哥出资，也不代表针原告收到该款项后的具体用途，因为被告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所以被告的记账习惯只是为了自己计算平账而记录，在备注中会登记私人款项的用途。被告的主张：该笔款项涉及的小额项目投标项目系邱凯峰个人的项目，系被告用自己的资金为原告垫付的款项，与被告丈夫的哥哥无关。被告表示邱凯峰于2017年12月24日向被告的QQ邮箱发送了《关于退回小额项目投标保证金的函》，主要内容为原告委托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小额摇珠项目（约22个），后原告不再参与对外经营，故催促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将保证金退还至原告账户。被告另表示邱凯峰在2017年7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套卡余额未退为：-85860；还有微型项目的保证金：-100000”，该“微型项目的保证金”即小额项目投标的100000元，邱凯峰确认了该笔款项未退回给被告。经质证，原告认为函件已证明该项目为原告的项目，而微信聊天记录仅为邱凯峰与被告的意思表示，与原告无关。4.“水泥厂-42519.91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原告的主张：该两笔款项系与原告无关，不应以原告的债权抵扣，而且水泥退股款已于2017年4月21日退至被告丈夫陈文鸿的账户。原告提交了工商银行（账号尾数6327）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于2017年4月21日向陈文鸿（账号尾数8651）转账105610元，备注为“水泥退股”。至于为何邱凯峰与被告的项目会由原告的账户向陈文鸿转账以及转账的金额为何是105610元，原告表示不清楚，因为该笔转款的操作系被告进行，当时被告手头上仍有财务方面的工作。经质证，被告表示工商银行的账户不在其手上，而且被告也无法进行转款操作，2016年11月欧阳婷入职后，被告已将所有的财务工作交接给欧阳婷；陈文鸿与邱凯峰之间有合作项目和资金往来，被告向邱凯峰询问过该笔款项，邱凯峰答复为水泥项目收到钱，而且陈文鸿收到的款项显示备注仅为“水泥”，不是“水泥退股”；被告第一次向邱凯峰提出水泥项目退股为2017年7月24日，该转款的时间早于被告提出退股的时间且退的金额也不对；被告认为该笔转款系邱凯峰或范红梅进行操作。被告的主张：邱凯峰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邱凯峰作为原告的唯一股东，也是被告的领导，邱凯峰的意思表示即原告的意思表示，且邱凯峰的财产与原告混同，故邱凯峰与被告的对账有效的；至于原告向陈文鸿的转账，系原告自行操作，被告认为该笔款项就是邱凯峰用了水泥厂项目的收入支付其应支付给陈文鸿的合作项目款。被告为此提交《说明》、陈文鸿的账户流水、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陈文鸿的收款仅备注为“水泥”两字，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2017年7月24日向邱凯峰发出“我只系想清晒卡数，用额度无问题，承担唔到卡还卡了，水泥厂退晒距”，邱凯峰回复“生活总是在改变，有压力才有动力，款到后就全额退就系了”。庭询中，邱凯峰表示其与范红梅均无操作过该笔转账，也没有指示过欧阳婷操作，邱凯峰认为系被告进行操作；转款后，被告和陈文鸿均无向邱凯峰询问该笔款项的事宜。陈文鸿则表示其收到转款后看到“水泥”两个字，便询问邱凯峰是什么意思，邱凯峰回复说“不用管，有钱收就行了”，陈文鸿表示该笔款项应为其与邱凯峰之间的投资项目利润。另，被告申请欧阳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欧阳婷在庭审中陈述其通过被告的介绍进入原告处工作，于2016年11月入职负责记账的工作，原告的账户均掌握在邱凯峰或范红梅的手中，但具体在何人手上不太清楚，邱凯峰和范红梅转款后会将单据给欧阳婷或者发送信息，由欧阳婷记账（但不负责转款），邱凯峰不在时偶尔会让欧阳婷帮忙操作转账；欧阳婷入职后与被告进行了交接，时间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当时因为原告的账户比较混乱，公账和私账混在一起，欧阳婷就稍微改变了记账的方式，分开了“罗日记账”（指被告的账目）、“邱日记账”（邱凯峰的账目）、“范日记账”（范红梅的账户）、“工行一般户”、“农行一般户”、“基本户”，虽然细分了但是“范日记账”以及“基本户”没有记全，“基本户”没有记全是因为“邱日记账”混杂了很多账户，所以没有分开记录；对于2017年4月21日的转款，原告向欧阳婷提问时，欧阳婷回答“具体日期不记得，但是这笔金额可以在电子邮箱中找到……工商银行一般户是我与老板娘（指范红梅）一起开户的，开户之后回单、卡及网银在老板娘手里，她有无交给被告我不清楚，老板娘收到转款信息会转发给我，我就进行记账”，法庭向欧阳婷提问时，欧阳婷回答“该笔款项是我做账，老板（指邱凯峰）会发回单给我或者告诉我一个金额，发送给我的记录我每次都有记录……所有表格都是经过邱凯峰确认的，这笔款是邱凯峰转账告诉我，我就记录在账上，具体邱凯峰是否实际转账我不清楚，也不记得是告诉我一个数字还是有回单截图……”；在2017年4月4日之后，邱凯峰让欧阳婷不需要再记录工商银行的账户，但具体原因不清楚；欧阳婷与被告交接完工作后，被告就不再负责财务工作，只是会将其垫资的款项发送给欧阳婷，由欧阳婷进行记录，欧阳婷入职时由将记账的表格发送给邱凯峰和被告，后邱凯峰说被告不负责财务，不需要发送给被告，所以欧阳婷后来只是将表格发送给邱凯峰；欧阳婷于2020年1月底辞职，当时原告出现了欠薪的情况，但后来原告发放了工资给欧阳婷，故双方没有劳动争议纠纷。另，欧阳婷还提交了QQ电子邮件截图（显示为欧阳婷于2017年6月18日向被告发送了广州监狱收支汇总表、水泥厂收支汇总、17年日记账6.14、微生物收支汇总、无着庵项目收支汇总表）以及和工商银行账户记账情况（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4日）。经质证，原告认为欧阳婷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公正性；原告向欧阳婷问及2017年4月21日的转款时，欧阳婷表示不记得这笔款项，但法庭提问时，欧阳婷却表示有这笔款项，明显前后有矛盾；欧阳婷存在大量虚假陈述，欧阳婷表示只负责记账，不经手公司的款项，但是欧阳婷作为原告的财务人员，其工作内容远远不限于记账，原告经营场所的租金均由欧阳婷通过原告的网银对外转账支付，原告员工的社保有欧阳婷持银行卡到社保机构缴纳，原告承包项目的部分收支由欧阳婷经手办理，原告报税、缴税也是由欧阳婷负责；原告的一般户工行、农行以及基本户建行的网银均由欧阳婷和被告掌握，网银密码也是由欧阳婷或被告设置；欧阳婷离职时向原告移交公司建行账户三个U盾时，还亲笔书写纸条，告知建行账户制单、主管、复核三个U盾的登入密码及网银、登入、交易密码；建行网上银行网页截图显示登记的制单管理人是欧阳婷、登记的主管管理人是被告；原告农行网银登记管理员此前是被告，直至2020年10月20日才变更为邱凯峰，原告工行网银密码器持证人也有被告，可见欧阳婷和被告对原告账户信息完全掌控，欧阳婷、被告作为原告财务人员有权限登入原告的网银，可不经原告或邱凯峰而直接操控原告账户；欧阳婷在庭审中陈述其按照邱凯峰的要求不再登记2017年4月4日之后的工行收支，而事实上，邱凯峰从未向欧阳婷提出该项要求，欧阳婷一开始陈述工行、农行两个一般户是按邱凯峰、范红梅反馈的金额、用途进行记录，并未提及邱凯峰要求其不再登记自2017年4月4日起的工行收支，在法庭要求欧阳婷提供其记录的工行台账以查明邱凯峰是否知道2017年4月21日工行账户向陈文鸿转账105610元水泥退股后，欧阳婷却突然称她按照邱凯峰的要求不再登记2017年4月4日之后的工行收支，所以其提交的工行台账没有2017年4月21日水泥退股的转账记录；综上，欧阳婷作出的证人证言不应被采纳。原告为证实上述主张，提交了欧阳婷与邱凯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欧阳婷手写的建行信息纸条、建行网上银行网页截图、农行业务回单、金融服务平台操作员管理修改客户回单、工商自助业务机截图等证据。经质证，被告认为欧阳婷的证言可证实在欧阳婷入职后，被告不再负责财务工作，也无权操作网银。对于欧阳婷提交的证据，被告表示确实有收到，但被告仅是核对其支出的部分进行核实和修改补充，因为当时被告仍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很多项目会反馈到被告处进行处理（垫资）。对于原告的补充证据，被告认为欧阳婷的财务工作为现金管理、记账、核算、报表编制、报税、财务分析、财产管理、资金运营等，而欧阳婷说其负责财务工作，只是说明与被告交接的工作是记账工作，不能认为欧阳婷作虚假陈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邱凯峰授意欧阳婷开具期票，但密码器在邱凯峰手上，实际操作仍需要邱凯峰进行；欧阳婷告知邱凯峰密码仅是欧阳婷受原告委托区银行办理开通网银业务时知道初始密码，该证据恰好证明网银在邱凯峰手上，欧阳婷对网银仅有查询功能；欧阳婷负责财务工作，在其工作范畴内办理的相关业务（如报税）肯定会涉及原告账户信息，而其直接转账行为均为邱凯峰授意；因银行网银、U盾等开通手续，必须提供不少于二人信息办理（包括经办人欧阳婷），且必须由法定代表人在内，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证明使用了被告的信息办理U盾，但是U盾不在被告手上；农业银行开通网银时，是由被告作为经办人，所以开通的相关信息均填写为本人资料，而在变更法定代表人后，所有相关信息的修改或变更手续均应由原告处理，现仅体现了邱凯峰对于相关的变更手续的拖延办理一事；工商银行账户，被告也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存在信息被原告使用，但没有具体使用网银的行为。因双方对2017年4月21日的转款争议较大，本院发函至工商银行广州宝华支行查询。该行复函：“1、单位: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在宝华支行开立账号为36×××27的一般结算账户于2017年6月26日办理账户，户名变更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现提供2016年11月21日开户申请材料复印件。2、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2016年11月21日开户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惠芬直接申请办理，没有授权他人办理。3、该账户开立时同时申请开通网银功能，我行于2016年12月7日发放1台密码器及两个U盾，密码器用于单位签发支付凭证时使用支付密码，银行审核支付密码无误后方可进行款项支付：U盾用于企业网上查询、转账、理财等业务操作，其中U盾证书1持有人为范红梅，操作权限为人民币0元，U盾证书2持有人为罗惠芬，授权权限为人民币200万元。两个U盾权限不一样，证书1用于录入操作指令，证书2用于复核证书1的指令并授权，经证书2授权通过后才支付成功。两个U盾于2016年12月7日银行双人向范红梅发放，有签收记录，签收人为范红梅，现提供签收记录凭证复印件2份。……5、上述的105610元的转账交易为网银操作交易，由于U盾持有人中途未曾理变更，根据我行网银的约定，该交易应由范红梅发起支付操作指令，罗惠芬授权后对外支付：另由于网银交易由客户自行网上操作，我行无法核实U盾实际持有人和操作人。6、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州市竣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自开通网银后没有更换U盾持有人。……根据广州市竣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账号36×××27）的交易明细及陈文鸿的交易明细，2017年4月21日单位向个人账户户名陈文鸿（账号36×××25）转账，金额105610元，该笔转出业务的备注摘要为‘水泥退股’，接收方陈文鸿收到转入业务的备注为‘水泥’原因是我行个金系统历史摘要记录中字段受到限制，如摘要为汉字的，只保留两个汉字。”经质证，原告认为复函可以证明2017年4月21日，原告转账给陈文鸿的105610元为水泥退股；虽然两个U盾均由范红梅领取，但被告在申请开户时就已经申请开通网银功能，范红梅只是经手领取两个U盾，被告以及欧阳婷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实际持有密码器及两个U盾，并负责原告的网银收支，该复函并不能证明2017年4月21日转出的105610元是范红梅经手转出；如果该笔款项是范红梅、邱凯峰经手转出或者范红梅、邱凯峰知道该笔款项存在，邱凯峰与被告进行对账时，就不可能再次抵扣被告的水泥占股款15万元。被告认为该复函虽然明确2017年4月21日经原告账户转到陈文鸿账户上的105610元备注为水泥退股，可是陈文鸿的手机短信或者查账显示的一直是“水泥”二字，当时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对方所说的是退股这件事；关于两个U盾，复函明确说明必须两个U盾同时操作，款项才能支付成功，按照对方的说法，被告未将U盾交回给原告，但原告账户上一直有金额的支出，这个说法根本就不合理，而且当日签收U盾的是范红梅本人，原告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范红梅签收了之后有交到被告手上。对于工商银行开户时为何由范红梅作为U盾的另一个授权人以及由范红梅签收U盾，原告在第三次庭审中称因为范红梅为原告的监事，而邱凯峰在庭询中则表示范红梅为其妻子，但范红梅从原告成立至今未在原告处担任任何职务，范红梅签收U盾后将U盾交给了欧阳婷或被告，但没有签收记录，现U盾在原告处。诉讼中，针对该笔转款，原告主张并非其或邱凯峰、范红梅进行的操作，故本院询问原告是否追认该笔转款的效力，原告表示：首先，原告不认可邱凯峰个人与被告的对账；其次，若这笔水泥厂项目的退股款被认定为原告需要向被告支付，那么这笔款项也应当于2017年4月21日由原告退了105610元至陈文鸿的银行账户上，在2017年10月22日的对账中不应重复核算退股款150000元；至于水泥退股款的差额，原告认为股权价值是处于一个不断变更的状态，被告的入股只有50000元，后续会不断升值，原告认为105610元系按照2017年4月时退股的价值计算，该款项也包含了被告对水泥厂项目的投入退款。对此，被告表示不予认可：首先，退款的金额与双方的约定不符；其次，该笔款项是退到陈文鸿账户上，是邱凯峰与陈文鸿的合作项目款，被告并未收到邱凯峰的关于水泥厂项目的退款；最后，水泥厂项目在2017年4月到2017年10月均有账目支出，并由欧阳婷记账，所以被告不可能在2017年4月就退出该项目。关于水泥厂项目，邱凯峰在庭询中陈述被告于2017年4月向其提出退出水泥厂项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水泥厂项目系邱凯峰、被告以及林伟成的合伙项目（也有陈述为合作项目），各方按照比例占股（按照记账表格显示为“邱：占0.6，罗：占0.1，林：占0.3”），对账时之所以由邱凯峰一人向被告支付投入款和退股款是因为“等同于我（指邱凯峰）向被告收购了水泥厂的股份”；水泥厂项目时在2017年2月开始经营直至2020年5月中旬结束，但项目一直没有盈利，账目是欧阳婷制作。5.“10.31～10.20期间为96512.7元”。双方对该金额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提出两点意见：一、既然被告手上存有原告的备用金，那就不存在被告向原告的垫资行为；二、被告到2017年10月20日之前手上存在原告的备用金证明被告仍负责财务工作。被告则表示198403.64元系被告2016年10月前的垫资，96512.7元是邱凯峰于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10月20日为被告多还的信用卡钱，邱凯峰还款是直接还到被告的信用卡中，而不是将现金交给被告还款；被告手头上存有原告的备用金不代表被告就是财务，被告只是项目负责人所以手头上有备用金可以进行操作。6.“房贷300000元”。该笔款项为涉案争议借款，双方的争议焦点已在前文论述。原告认为由被告应向其返还300000元；被告认为其向邱凯峰的借款300000元，由被告还给邱凯峰且已经于2017年10月22日对账时核销。7.“陈文鸿投标费用139800元”。原告的主张：该笔款项系邱凯峰与陈文鸿之间的投标合作款，与原告无关，不应以原告的债权抵扣，且该笔款项涉及案外人陈文鸿，对账时未经过原告以及陈文鸿的同意。被告的主张：对该笔款项的意见与水泥厂项目退款的意见一致，且陈文鸿是同意双方的核算结果。庭询中，邱凯峰表示其经被告介绍认识被告的丈夫陈文鸿，并与其合作进行投标，先有邱凯峰支付投标款，如果有盈利则由邱凯峰向陈文鸿支付相应款项，若亏损则由陈文鸿向邱凯峰返还相应款项，双方涉及很多项目；对账的时候因为被告提出要增加水泥厂项目的结算，所以邱凯峰也提出要将其与陈文鸿合作项目一并结算。陈文鸿则表示“本人与邱凯峰的投标合作，费用一直是在本人与邱凯峰之间走账。本人与邱凯峰的投标合作中，盈利的转账记录除了邱凯峰在2017年4月21日利用原告的账户转至本人账户上的105610元外，还有另外两笔：2017年9月16日转账6000元（备注代收），2017年9月27日转账10000元（备注广州），备注的摘要均非双方合作项目的名称。而且在2017年5月8日，本人曾转账45000元至邱凯峰私人账户，该笔款项为合作投标项目的失利陪标费。虽然当时同意邱凯峰把本人与其的合作费用列入其与罗惠芬之间的核账中，但是该决定是邱凯峰单方面提出的，并且是在告知了罗惠芬后经罗惠芬与本人核实情况，基于邱凯峰在双方合作的情况下没事先与本人协商就告知第三方一事，当时本人已决定马上取消与邱凯峰的后续合作”；在2017年10月22日对账后，其与邱凯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双方也未再进行其他对账。对于陈文鸿的主张，原告表示邱凯峰与陈文鸿的合作项目是走私账，陈文鸿也认可该事实，所以原告认为2017年4月21日从其账户中转到陈文鸿账户的105610元不可能是邱凯峰与陈文鸿的投标合作盈利；对于陈文鸿提到的2017年9月16日转账6000元（备注代收）以及2017年9月27日转账10000元（备注广州），是陈文鸿的摘要内容不全，原告的备注内容分别为“代收罗惠芬8月工资”、“广州监狱9.28号出料”，其中“广州监狱9.28号出料”系被告代付广州监狱项目混凝土货款，该两笔费用根本不是陈文鸿与邱凯峰投标合作的往来款，原告另提交汇款回单，拟证实被告代付广州监狱项目混凝土货款；被告与陈文鸿为夫妻关系，邱凯峰通过被告才认识了陈文鸿，被告不仅对邱凯峰与陈文鸿合作投标的事实知情，而且投标合作是被告与陈文鸿的共同意思表示，陈文鸿投入的合作投标费用属于被告与陈文鸿的共同意思表示，而被告将原告的300000元债权进行抵扣，不仅需要征得陈文鸿的同意，还需征得原告的同意。对于原告补充提交的银行流水以汇款回单，被告补充质证意见为：陈文鸿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见，2017年9月16日转账摘要为“代收”，2017年9月27日转账摘要为“广州”，因历时长，无法记忆具体情况，但邱凯峰在2017年9月28日及30日均有款项直接转账给被告本人账户上，证实被告本人的账户并没有问题，为何要多此一举转至陈文鸿账上，此行为本来就存疑，且陈文鸿并不是原告员工，无义务帮其处理其公司业务；回单仅证明被告有转账行为，并不代表款项来源。另，各方确认原告与陈文鸿之间没有经济往来、邱凯峰与陈文鸿之间没有关于水泥的合作项目。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支出费用汇总》、QQ电子邮件截图、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补充说明、转账凭证、银行电子回单、年度税务审计报告、2016年2～10月汇总明细、《关于退回小额项目投标保证金的函》、银行流水、《说明》、证人证言、记账情况、手写纸条、建行网上银行网页截图、农行业务回单、金融服务平台操作员管理修改客户回单、工商自助业务机截图、复函及附件、结婚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故本案应审查的问题为原告是否完成了出借义务、被告是否已归还涉案借款两个方面。一、原告是否完成了300000元的出借义务。原告主张其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其中有200000元系2015年10月15日通过原告农业银行账户转到被告账户，还有100000元系以邱凯峰为被告还信用卡的形式进行出借，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10月26日完成300000元的出借义务，其完成出借义务的证据主要为以下四项：1.被告在2015年10月31日制作的《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中的第5项“2015.10.26备用金，金额为-31228元，备注为房款代付还款、套现、电缆、西丽等”以及第13项“2015.10.31借用房款300000元，备注为我—桐林”；2.被告于2016年11月向邱凯峰发送的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账号尾数3977）“200004元，我—备用，10.15，网上转账，公对私，房款”；3.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尾数3977）分四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被告的转账凭证；4.2017年10月22日，邱凯峰与被告对账时，被告认可了欠付“房贷300000元”。被告认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的唯一股东即实际控制人邱凯峰，而邱凯峰实际出借不足180000元，是在被告将这笔借款记账后，由邱凯峰陆续为被告归还信用卡的方式慢慢出借，直至2017年10月22日时双方对账时，被告才确认邱凯峰完成了出借义务。邱凯峰则认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对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本院认为，原、被告未就涉案借款签订借款合同，在双方对出借人有争议的情况下，应以支付凭证等作出判定。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尾数3977）分四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被告，但该笔200000元未有备注显示为借款，因被告入职原告处做资料员兼任记账等财务性工作，双方亦确认原告在日常经营中有向被告支付备用金，再由被告对外支付项目款的工作习惯，所以单凭该转账记录不能认定为原告已支付200000借款给被告，同时在2015年10月31日制作的《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中的第4项登记为“2015.10.15，名称为备用金，金额为-200000元”亦可证实该笔款项应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备用金；而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截图（账号尾数3977）“200004元，我—备用，10.15，网上转账，公对私，房款”，被告称“房款”并非其填写，对此本院认为该表格为电子存档，有存在被修改的可能性，在被告有异议情况下不宜仅凭该表格证明原告为出借人或作为原告完成出借义务的凭证。诉讼中，原告、邱凯峰以及被告陈述的借款过程与借款目的基本一致，原告以及邱凯峰均认为涉案的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而被告在为原告记账时，将该笔款项记入原告应付款项中，被告在庭审中曾经陈述在支付房屋首付款时，其用信用卡刷卡支付了部分款项，剩余不足18万元中有一部分系被告从原告转给被告的备用金中抽取，其余的是邱凯峰通过超额还信用卡的方式陆续支付完毕该300000元借款，即实际上被告也是认可该笔款项系原告的款项中支出，而作为还款人的邱凯峰亦认可出借人为原告，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至于原告是否完成了出借义务，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均主张涉案借款通过邱凯峰向被告超额归还信用卡的形式出借（原告主张其中100000元以该形式出借，被告主张300000元以该形式出借），但是该出借金额的具体明细因与原告使用被告信用卡进行的资金流转的账目混合在一起，而且时间久远，双方均无法列举或区分出来，故原告是否完成借款义务只能以其他证据或双方的陈述进行判断；其次，被告主张其记账的习惯是正数代表“已付金额”即原告需要向被告支付的金额，负数代表“可用金额”即被告手头上存有原告的备用金，被告的主张与其制作的多份《支出费用汇总》、备用金台账表格11.10以及在2017年邱凯峰与被告对账时“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的正负数显示内容相符，故本院认可被告记账的正负数代表的内容，而在《支出费用汇总》（15年10月）第13项中“2015.10.31，名称为借用房款，金额为300000元，备注为我—桐林”，登记的为正数，即代表原告需要向被告支付该款项，该笔款项的记账一直至2016年10月31日均未有修改，证明被告已认可原告已支付该借款的事实；最后，在2017年时，邱凯峰与被告多次进行对账，被告均确认欠付涉案借款300000元，而且该笔款项并非小额借款，若被告仅收到邱凯峰不足180000元的借款，不可能直至本案诉讼才提出异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已完成了涉案借款300000元的出借义务。二、被告是否已归还涉案借款。被告主张双方在2017年10月22日对账时，涉案借款300000元已经核销，2017年11月15日，邱凯峰向被告支付40470.85元，至此原、被告和邱凯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除外）已经结清。故关于被告是否归还涉案借款涉及到2017年10月22日对账是否有效以及原告是否有证据证实2017年10月22日对账结果有误。（一）关于2017年10月22日对账的效力问题。原告自成立起一直是邱凯峰个人独资，根据原、被告的证据显示，原告的账户中确有部分流水不属于原告名下项目，原告的日常资金流转会出现款项由原告账户转至被告的账户，后被告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收取原告的款项后转至邱凯峰名下，邱凯峰通过套信用卡的方式帮被告还款的情形。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原告的日常经营中，有从原告的账户中向邱凯峰的账户转账并由邱凯峰进行采购或转款；邱凯峰及其配偶范红梅的私人账户均有与原告的账户发生资金流转，邱凯峰也有从原告的账户中直接取出股东利润的情况；为了方便操作，被告有时会将需支付给邱凯峰（邱凯峰需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直接将款项支付给原告；对于其是否同意被告使用原告的账户支付水泥厂的支出，邱凯峰表示其态度为默认。故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与邱凯峰的财产明显存在混同，同时根据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以及邱凯峰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告入职原告处为资料员，虽然其兼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仍其受邱凯峰领导和管理，平时按照邱凯峰的指示工作或操作转款，故邱凯峰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在该情况下，邱凯峰以原告的独资股东身份与被告进行对账，被告有理由相信邱凯峰的意思表示即为原告的意思表示，故邱凯峰与被告就涉案借款的对账、核销效力应及于原告。关于邱凯峰、被告以及林伟成的水泥厂项目的款项，原告主张应由邱凯峰、林伟成合伙财产中退还，对此本院认为，邱凯峰在庭询中表示其将水泥厂项目的款项纳入对账相当于其向被告收购了水泥厂的股份，那么邱凯峰该收购行为系其与被告之间的内部行为，若林伟成有异议可另行向邱凯峰以及被告主张。而邱凯峰与陈文鸿之间的合作款，陈文鸿并无异议。至于上述两笔款项能否纳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内结算，如前所述，邱凯峰以原告的独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同意将上述两笔款项进行核销，故邱凯峰与被告的对账应属有效。（二）2017年10月22日对账结果是否有误。原告主张“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挂账-85860元”、“小额-100000元”、“水泥厂占股-150000元”的金额有误。关于“备用金台账10.31前为-198403.64元”和“挂账-85860元”。原告主张被告提交《支出费用汇总》（16年10月）显示小计为185716.27元，对于挂账的85860元则表示不清楚如何得出。本院认为，198403.64元以及85860元的款项系由欧阳婷调整记账表格后核算的金额，该金额的详细情况已通过QQ邮箱发送给邱凯峰，邱凯峰已经进行了确认并已结清欠款，但原告以及邱凯峰直至本案诉讼才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关于“小额-100000元”。原告主张该笔金额系被告丈夫的哥哥投资，原告于2016年8月已退回给被告。首先，原告未有证据证实该笔款项为被告丈夫的哥哥投资；其次，原告仅根据被告填写的记账表格认为该笔款项已退还，理由牵强；最后，根据被告的记账习惯，显示为负数的为可用金额，即为被告手上的备用金，而非项目支出的款项。综上，原告主张该笔款项重复核销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水泥厂占股-150000元”。原告主张于2017年4月21日向陈文鸿的账户转账105610元系水泥项目的退款，至于退款金额如何得出以及为何退至陈文鸿的账户，原告表示不清楚，因为该转账行为系被告操作。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银行的复函，原告工商银行（账号尾数6327）于2016年11月21日开户并申请开通网银功能，并于2016年12月7日发放1台密码器及两个U盾，支付时需要两个U盾同时操作，而两个U盾均由范红梅签收，即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范红梅已将U盾交付给被告或欧阳婷，原告主张该笔转款系被告或欧阳婷进行操作，缺乏理据；其次，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被告最早于2017年7月时才向邱凯峰提出要退出水泥厂项目，双方认可的退股金额为150000元，而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水泥厂项目的项目一直有投入和支出，故该笔转款在时间和退款金额上均与水泥厂项目款不符；最后，水泥厂项目系邱凯峰、被告以及林伟成的项目，但该转款系原告转至陈文鸿的账户，各方对该次转款均未事先达成一致，故原告主张该笔转款系邱凯峰需退给被告的水泥厂项目款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主张该笔转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另，原告主张对账后被告仍负责原告的财务工作，故原告未能发现被告的记账以及对账金额存在问题。本院认为，关于被告的任职问题，双方在劳动争议中均未提及被告为原告的财务，且被告既然因工作量过大推荐欧阳婷进入原告处从事财务工作，按照常理其应当将记账工作交给欧阳婷，而非继续兼任记账的工作。邱凯峰在庭询上表示自欧阳婷入职后的账目均由欧阳婷制作，其有收到欧阳婷向其发送的记账表格，该陈述与被告的主张相互印证。退一步来说，即使被告可以修改原告的账目，但无论是欧阳婷或被告，均有将原告每个月的记账发送给邱凯峰，邱凯峰作为原告的独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有义务审查每月记账并及时提出异议，但邱凯峰并无履行审慎义务。而且邱凯峰与被告对账后，原告及邱凯峰一直未提出异议，直至原、被告发生了劳动争议纠纷后，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与常理相悖。综上，涉案借款在邱凯峰与被告于2017年10月22日对账时已经核销，即原告确认被告已归还涉案借款300000元，现原告诉请被告归还涉案借款300000元以及支付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静雯梁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