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8民初725号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富岭路31号（厂房A3）第三层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33333209。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茵，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群英，女，198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瀚涛，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顺公司）诉被告刘群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灏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被告刘群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瀚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灏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20年1月1日至17日工资差额1255.17元、2020年1月18日至2月17日的工资5084.1元及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4592元，合计10931.27元；二、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130.75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已足额支付被告2020年1月工资，不存在需要补足2020年1月工资差额的情形，更不需要支付被告2020年1月17日以后的任何费用。被告于2013年3月21日入职原告处，从事车位工作，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工资计件计算，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此事实在仲裁庭审中已经被告确认。被告2020年1月1日至17日期间，被告没有上班，所有原告不需要支付被告该期间工资。1月18日至2月2日为原告工厂春节放假及国家春节假期期间，被告亦回老家过年，没有劳动，所以原告无需支付被告1月18日至2月2日的任何费用。因疫情原因，春节假期后原告停工停产，被告也没有到原告处上班。2020年3月15日，原告申报复工并通知被告回到工厂上班，但直到2020年3月20日原告正式复工复产，被告都没有回厂上班。后经了解，被告已到新塘镇其他工厂上班，领取其他工厂的工资报酬。2020年1月17日后，被告没有到原告处上班，更没有为原告创造一分劳动价值，所以，原告不需要向被告支付2020年1月17日以后的任何费用。本公司对春节放假期间和复工复产前（停工停产期间）的所有员工没有发放工资和生活费，广州地区以及增城辖区包括新塘镇范围内所有民营企业对于疫情期间没有上班的员工都没有发放工资和生活费。所以本公司也只是对复工复产后回到工厂上班的员工发放了上班期间的工资，如果对本案被告发放工资和生活费，相对于返厂上班的员工是极不公平的，也会带来极坏的负面影响。二、劳动仲裁委认定被告于2020年5月9日离职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复工复产，且在3月15日申报复工的时候已通知被告回到工厂上班，但除了被告外的其他员工都回到了原告工厂正常上班，被告经通知不到原告处上班，视为其用行动表示自动离职的意愿，原告也没有权利强制其上班。所以，原告认为被告的离职时间应该是接到复工通知的时间2020年3月15日。仲裁委以被告提供的《要求补缴社会保险和发放工资催告函》、《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送达证明》采纳被告于2020年5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如上所述，被告在2020年春节后便没有回到原告处上班，其以行为表示自动离职的意愿，如果被告真的需要维权，大可在原告复工复产时或者更早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但本案关联案件的五名被告（刘江斌、曹宏建、唐海青、刘群英、江丽）在原告复工复产后的两个多月不来上班，还纠结一起、同一时间向原告寄出格式内容高度一致的所谓《要求补缴社会保险和发放工资催告函》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两份文书均是被告自行制作，是被告片面之词，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原告认为，被告在接到复工复产通知后未回来上班，视为被告作出自动离职的行为表示。三、劳动仲裁委计算生活费的期间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于2020年2月3日因疫情停工停产，于2020年3月15日复工复产。中间间隔42天，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所以即使原告要支付被告生活费也只是支付2020年2月3日至3月15日这42天的生活费2352元（2100元/月×80%+2100元/月×80%÷30天×12天）。四、因被告系自动离职，且不愿意支付部分工资参保，原告也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故依法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如上文，被告入职原告处，其工作方式、工资计算方式（计件工资）决定了原被告属于灵活用工方式，且被告在工作期间从未提出要购买社会保险，原因是不愿意支付部分工资参保。并且，原告已足额发放被告2020年1月1日至1月17日的工资，现如今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是不诚信的行为表现。综上所述，被告的劳动仲裁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原告特具此状，请法庭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庭审中，原告灏顺公司补充以下事实与理由：1、2020年疫情缓和后，政府公开信息要求3月份复工复产，被告接到原告通知，也应当知道政府公开信息回厂上班，而且原告工厂的除5名被告之外的其他员工都回厂上班。所以说仲裁裁决认定支付工资及生活费到2020年5月9日，我方认为于法无据。如果说五被告在更晚的时间提出离职，那是否意味着原告要支付被告方生活费到更晚的时间。实际情况是五被告在2020年3月份后回厂并且在厂里的住宿情况，尤其是到了其他工厂上班。2、五被告的工资支付形式是计件工资，2020年1月份只做了半个月，仲裁委裁决按最低工资标准补齐工资差额是不合理的，原告不服。假如说2020年1月份五被告做满了一个月，不是遇到春节假期，而是像此前的每个月做满一个月，是否就不存在仲裁裁决认定的补齐差额的问题。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2月17日是春节放假，五被告都回老家过年，没有上一天班，仲裁委按照上班期间月平均工资发放每月几千元的工资，显然不合法。哪怕是比照一月份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费还符合情理。被告刘群英答辩称：一、要求原告支付工资差额、拖欠工资及相应生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诉状中主张，无需支付被告2020年1月工资差额，其援引的理由是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但在原告提供的证据《劳动合同》第4页第五项第三条中明确表述了工资计算方式为计时，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2100元／月。原告枉顾事实，违反法律规定未足额发放被告1月工资，被告主张要求足额发放与法有据。《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明确表述“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原告无视法律规定，歪曲事实，试图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主张1月18日至2月2日春节期间被告未在工厂工作，不应当发放工资实属无理。法定节假日系国家确定每个劳动者均应当享受的福利，节假日期间的工资应当正常发放，如若进行劳动还应当支付相当于三倍工资的劳动报酬。原告认为被告春节期间未在工厂工作就不应当发放工资，那原告是否应当在春节期间继续开工给被告提供相应的劳动环境并按照国家要求向被告支付三倍工资？以此作为不向被告发放基本工资的理由未免过于牵强。原告主张2020年1月17日后被告未在原告处上班，未给原告创造任何收益，所以其无需支付任何工资。但在穗增劳人仲案[2020]912号仲裁裁决书中，仲裁委对此已有明确表述，原告应当对被告未返岗上工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原告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在无法证明被告系因自身原因拒绝到岗上班的情况下，向被告发放相应的基本生活费。原告在诉状中表述：“本公司对春节放假期间和复工复产前（停工停产期间）的所有员工没有发放工资和生活费，广州地区及增城辖区包括新塘镇范围内所有的民营企业对于疫情期间没有上班的员工都没有发放工资和生活费。”以此为由拒绝向被告支付相应生活费。被告告知原告一句，所有人都做的事情不代表它都是对的，即便大家都在做，但违法就是违法。法律法规对如同被告此类情况的工资发放有明确的规定，原告却试图将其违反规定的责任推给其他民营企业甚至是工厂其他员工，未免过于歪曲。二、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赔偿金合法合理。在仲裁案中，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已于2020年5月9日书面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为原告未足额发放工资，未按规定缴纳社保。原告业已确定收到了相应文件，此事实在仲裁裁决中已经确认。原告主张被告系2020年2月21日离职，但其同样在起诉状中表述被告系2013年入职被告公司，虽然合同为一年一签，但按照法律规定双方早已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双方未经协商也没有任何法定解除事实出现的情况下，原告无权单方解除，但直到被告向原告发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之时，原告也从未向被告表示双方合同已解除，也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告知。原告认为被告不愿购买社保，但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况且用人单位未劳动者购买社保系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便劳动者不愿购买，用人单位也应当主动购买，并应当向劳动者示明拒绝购买社保的相应法律后果。但原告却迟迟不为被告购买社保，也迟迟不足额发放被告应得的工资报酬，被告迫于无奈解除劳动合同，向原告主张相应的赔偿，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所表述的事实，在穗增劳人仲案[2020]91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十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计算方法无误，被告却在收到裁决后拒不履行义务，反而提起诉讼，实属无理取闹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灏顺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成立，经营范围纺织服装、服饰业，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富岭路31号（厂房A3）第三层之一。2013年3月21日，刘群英入职灏顺公司，任车位一职。入职后，双方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在刘群英就职期间，灏顺公司没有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工资由计件工资及考勤奖构成，工资按月发放，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刘群英2019年1月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84.1元。灏顺公司自2020年1月18日开始放假，此后刘群英未上班。刘群英于2020年5月9日，以灏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按照法律规定为其缴纳社保被迫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以邮寄方式向灏顺公司送达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群英等5名劳动者作为申请人，均以灏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其中刘群英请求：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1月份的工资5084.1元、2020年2月份的工资5084.1元、2020年3月份的工资5084.1元、2020年4月份的工资5084.1元、2020年5月份（5月1日至5月8日）的工资1870.4元，合计22206.8元；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756.9元；三、被申请人承担律师费5000元。2020年10月28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912号《仲裁裁决书》，并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灏顺公司一次性支付刘群英2020年1月1日至17日工资1255.17元、2020年1月18日至2月17日的工资5084.1元及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4592元，合计10931.27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灏顺公司一次性支付刘群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130.75元；三、驳回刘群英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于2020年11月13日送达灏顺公司，灏顺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不成后转本案诉讼。刘群英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本案中，双方对刘群英的离职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有争议。刘群英主张于2020年3月15日到公司报到时，发现原公司所在的大厦三楼已经搬空，公司人事部通知其到同一栋大厦五楼的口罩厂从事口罩生产工作，刘群英不同意到该口罩厂上班，故一直等待公司安排工作，直至2020年5月9日，刘群英向灏顺公司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因灏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按照法律规定为其缴纳社保，刘群英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而解除。灏顺公司回应称刘群英原在大楼三楼制衣厂上班，因疫情原因，复工复产仍在持续，故公司安排部分工人在制衣厂上班，安排包括刘群英在内的部分工人到同一栋大厦五楼的口罩厂上班。灏顺公司主张该口罩厂是公司新开办的。灏顺公司主张因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15日因刘群英不服从公司调岗安排，拒绝到口罩制造岗位上班，故双方的劳动关系按刘群英自动离职而终止。刘群英主张在2020年1月1日至1月17日正常上班，灏顺公司未支付该期间工资，灏顺公司则主张刘群英该期间没有上班。本院认为：原告灏顺公司与被告刘群英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劳动合同以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刘群英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刘群英没有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本院起诉，视为其服从、接受仲裁裁决，因此，本院仅对灏顺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对于灏顺公司未提出的诉讼请求，视为其服从、接受仲裁裁决。一、关于刘群英离职时间、离职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灏顺公司主张刘群英系主动离职，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于灏顺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刘群英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5月9日因灏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按照法律规定为其缴纳社保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有仲裁庭审时提交的《送达证明》、《要求补缴社会保险和发放工资催告函》，及庭审中灏顺公司自认收到该通知书的陈述为证，故对于刘群英的该项主张，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2020年1月至5月份工资问题。关于刘群英2020年1月1日至1月17日的工资。刘群英主张灏顺公司未支付其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且未支付2020年1月18日之后的工资，自2020年3月15日复工，其于3月15日报到，灏顺公司要求其到口罩厂工作，但其不同意之后一直在等待工作安排。灏顺公司确认未支付刘群英在2020年1月1日至1月17日期间的工资，但主张刘群英在该期间未上班；灏顺公司确认未支付刘群英2020年1月18日之后的工资，但主张其在2020年3月15日申报复工，并于2020年3月20日正式复工，其曾通知刘群英上班，刘群英于2020年3月15日报到后并未返回其处上班。1、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的工资。灏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主张刘群英在该时间段没有上班，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群英主张，其在该时间段有上班，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鉴于刘群英实行计件工资，故本院按照广州市2018年7月1日起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即2100元/月进行核算，故刘群英上述期间的工资应为1255.17元（计算公式：2100元/月÷21.75天×13天）。故灏顺公司应支付刘群英上述期间工资1255.17元。2、关于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的工资。灏顺公司自2020年1月18日对刘群英进行放假，此后刘群英并未上班。灏顺公司主张刘群英在复工报到后并未返回其处上班。本院认为，灏顺公司在刘群英报到时向刘群英提出调岗要求。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视为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一）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需要；（二）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三）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四）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本案中，灏顺公司将刘群英的工作岗位由车位调整为口罩制造，首先超出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且口罩生产亦不属于灏顺公司的经营范围；其次安排刘群英工作的地点为同一栋大厦的五楼，与灏顺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第三层”明显不符，灏顺公司主张五楼系其新开办的工作场所，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再次，灏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调整工作岗位后刘群英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相当，没有不当损害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经济权益。综上，灏顺公司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均不足以证明和说明其调岗行为的合法性。灏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掌握用工管理的主动权，在刘群英拒绝灏顺公司的不合理调岗后，灏顺公司未安排刘群英工作，故本院对刘群英关于灏顺公司复工后未安排其工作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刘群英2019年1月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84.1元，故灏顺公司应支付刘群英2020年1月18日至2月17日的工资5084.1元，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4592元（计算公式：2100元/月×80%×2个月+2100元/月×80%÷30天×22天）。综上，灏顺公司向刘群英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工资差额1255.17元，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2月17日的工资5084.1元及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4592元，合计10931.27元。三、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灏顺公司未为刘群英参加社会保险，同时，根据前文认定，灏顺公司亦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发工资的情形。刘群英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灏顺公司应向刘群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130.75元（计算公式：5084.1元/月×7.5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群英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工资1255.17元，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2月17日的工资5084.1元及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9日期间的生活费4592元，合计10931.27元；三、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群英支付经济补偿金38130.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灏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关韵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