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8民初2047号原告：洪湖市俊朗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洪湖市新堤办事处洪林村。法定代表人：黄美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国富、曹润萍，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向仕全，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被告：向柯桦，男，199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洪湖市俊朗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简称俊朗公司）与被告向仕全、向柯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俊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国富，被告向仕全、向柯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俊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清偿拖欠的货款17418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经人介绍，自2020年7月12日始，原告开始按要求送牛仔布到被告位于增城区新塘镇××大道××号鼎盛制衣厂，截止2020年9月20日，共送牛仔布价值174186元。在货款催收过程中，两被告以货款已向业务员支付为由拒绝向原告清偿，要求出示支付凭证时两被告拒绝提供。经查，鼎盛制衣厂系他人字号并于2016年4月22日注销登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向仕全辩称：1.答辩人与原告没有任何交易往来，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答辩人与原告没有接触过，答辩人只是在对数单上签字，答辩人的供应商是张某，张某在哪里拿货答辩人不知道，原告不应该起诉答辩人。2.答辩人校对布料是与张某校对，对账也是与张某对账，付账也是付给张某，原告拿单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不敢支付，怕张某之后再找被告要货款。被告向柯桦辩称：答辩人与原告不认识，没有任何交易往来，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张某进行的。答辩人认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原告分六次向两被告送货，《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记载的客户栏为“鼎盛”，并记载有布号和缸号等内容，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张某”，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向柯桦”、“向”等，后被告向仕全在《俊朗纺织品与鼎盛2020年7月销售对账单》上签名确认2020年7月的销售金额为81908.75元。2020年8月，原告分两次向两被告送货，《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记载的客户栏为“鼎盛”，并记载有布号和缸号等内容，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张某”，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向”，后被告向柯桦在《俊朗纺织品与鼎盛2020年8月销售对账单》上签名确认2020年8月的销售金额为55098.75元，加上2020年7月的81908.75元，合计137007.5元。2020年9月原告分三次向两被告送货，《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记载的客户栏为“鼎盛”，并记载有布号和缸号等内容，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何仕豪”，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向柯桦”或“向”，《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记载的金额分别为23056元、9520元、4603元。《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下方有附加协议“1.客户请收到货物后即时验货，如有质量或数量问题，请七天内书面通知本公司，逾期或经加工裁剪，本公司概不负责；……；4.本送货单等同于购货合同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5.双方签字后即对上述协议承诺，即时生效”。庭审中，两被告陈述两被告是父子关系，是被告向柯桦与张某进行买卖交易，向仕全经营服装厂，向柯桦购买的布匹在向仕全的服装厂进行加工，客户栏的“鼎盛”代表被告向柯桦，被告向柯桦一直以“鼎盛”的名义对外交易，且其档口亦挂有“鼎盛”的招牌，但未办理工商登记；确认已收到上述2020年7月-9月《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的布匹且均未支付货款，布匹是按每码17.5元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但抗辩上述布匹的交易相对方是两被告与张某，而非原告与两被告；另抗辩两被告于2020年9月7日已退回2020年7月和8月购买的部分布匹给张某，并当庭提交了《广州市新达成布业销售细码单》两张，上记载客户为“鼎盛”，品种为“1058#”和“1060#”，缸号处均空白未填，均标注“退布”，匹数合计分别为56和22，码数合计分别为5700和2129，单价及金额合计均空白未填，收货人签字处的签名为“张某”。对此，原告陈述何仕豪为其公司员工，张某系原告的业务员，但不是专职的业务员，原告授权张某出售原告的布匹，在与两被告的交易中，张某是代表原告进行交易的；对被告当庭提交的《广州市新达成布业销售细码单》两张，质证认为三性均不予认可，张某同时与多个公司合作，退货单用的是“广州市新达成布业”的销售细码单，而不是原告的销售细码单，且退货单上面记载的布匹与原告的送货细码单不能对应，被告持有的应是存根白联，而非客户红联，且原告2020年9月份的送货码数只有2000余码，但退货却有近8000码。庭审中，双方均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到庭陈述：其是炒布的，从2017年开始售卖原告的布匹，也卖其他厂商的布匹，其是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进行交易，其是向原告买布，而非从原告处拿提成；其于2020年7月-9月销售了《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的布匹给两被告，两张《广州市新达成布业销售细码单》上记载的退布是两被告退回的原告生产的布匹，退布的原因是两被告说客户取消订单了，但其将两被告退回的布匹自行转卖给了其他人，向仕全曾于2020年9月向其支付了1万元货款，但其没有将该1万元转给原告，其以每码17元的价格从原告处拿货，但没有案涉交易的拿货单据，也没有与原告就案涉交易进行对账，其直接以原告的名义和两被告进行对账并将对账单原件交给原告是因为有些客户是由其本人出面，有些客户是厂商自己出面。当原告当庭询问证人张某，问：“2020年10月15日晚上，你和被告两父子一起商量货款，当时你有无提及你收到过货款？”答：“忘记了。”问：“2020年10月15日晚上，被告两父子有无向原告出示过你开的收条？”答：“没有。”问：“九月份的那批货不是你送的，算是你的货？”答：“不是我亲自送的货，好像是几百码。但是退布的码记不清楚了。”问：“2020年10月15日晚上会谈后，两被告是否要你补收条给他？”答：“不记得”。对证人张某当庭所作被告向仕全已支付1万元货款的证言，被告向仕全陈述是张某当时说他没有钱，故其就给了1万元现金给张某，因为其和张某已相识很久，即便没有案涉交易，其之前也经常借钱给张某，这次因为还欠张某货款，故就说先给的钱从货款里面扣。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张某在给两被告送布匹时所用的送货单为原告的送货单，在对账时用的对账单亦写明了是原告的销售对账单，上面并加盖有原告的印章，两被告抗辩交易主体为张某与两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上述送货单及对账单的原件均由原告持有，证人张某虽否认与原告存在代理关系，声称是自己与两被告进行交易，但其对为何直接以原告的名义与两被告进行对账及原件为何由原告持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证人张某的上述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再次，2020年9月的三次送货，均非张某送货，但两被告同样予以签收。现两被告已明确收到原告《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记载的布匹，故两被告理应向原告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至于货款金额，首先，两被告先当庭自认未支付过货款，却又在证人张某陈述已支付1万元货款后变更陈述，称借给张某的1万元在货款中进行抵扣，被告的变更陈述没有经原告同意，之前的自认亦非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故对两被告的变更陈述，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虽张某出具了日期为2020年9月7日的两张《广州市新达成布业销售细码单》的退布单给两被告，但退布单上没有记载与《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对应的缸号；且两被告及证人张某关于退布的理由不符合《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下方载明的关于退布的期限及事由；又两被告及张某于2020年10月15日晚上与原告协商案涉货款问题时，未向原告提及2020年9月7日已退掉7月和8月购买的大量布匹及向原告出示退布收条明显不合常理；又两被告在2020年9月7日退掉7月和8月购买的大部分1058#的布，在2020年9月1日、4日、20日又向原告采购1058#的布也不合常理；故对两被告抗辩主张扣减两张《广州市新达成布业销售细码单》上的货款金额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依据《俊朗纺织品与鼎盛2020年7月销售对账单》、《俊朗纺织品与鼎盛2020年8月销售对账单》、及2020年9月的三张《俊朗纺织品送货细码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认定双方交易的货款为174186.5元（81908.75元+55098.75元+23056元+9520元+4603元），但原告仅主张174186元，系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对此，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对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174186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向仕全、向柯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洪湖市俊朗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7418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2元，由被告向仕全、向柯桦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侯宇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