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7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玲丽，女，198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平，江苏谊沣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清，江苏览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根，男，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城花园7幢102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晨，女，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双塔桥村（7）南行军1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泽鑫，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上诉人唐玲丽因与被上诉人孙玉根、孙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6民初4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玲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玉根、孙晨承担。事实和理由：1.唐玲丽作为股东没有退出公司，唐玲丽每月工资在6000元左右，非企业高管，其实质与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关系。唐玲丽作为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与选择权利，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需承担的违约金只适用于用人单位出资培训与竞业限制情形。2.职业技能并非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根据《三方协议》第二条,唐玲丽的出资是现金入股，虽然该股份是技术及能力作价20万由孙玉根出钱赠与唐玲丽，但三股东均是现金出资，权利义务平等，一审认定以职业技能入股就需强制唐玲丽为公司服务的逻辑错误。3.一审认定不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否则就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突破了劳动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适用限制，显失公平，限制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权利。4.根据2020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自2019年8月以来，由于外围环境不佳，行业情况特殊，内部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导致公司亏损严重。公司亏损并非唐玲丽造成，也并不是所谓的唐玲丽离开公司造成。5.唐玲丽举证两公司章程，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看到，两家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均非唐玲丽，唐玲丽并非公司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但一审认为唐玲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利受限，明显有误。6.两公司截至2019年7月31日声称公司共计亏损298718.9元，要求唐玲丽赔偿30万，股东出资后公司的亏损，通过要求唐玲丽赔偿30万，弥补其个人损失，对出资人来说是兜底条款，对唐玲丽显失公平。7.赔偿金30万明显过高，孙玉根、孙晨应对其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两公司的亏损尚不足30万，且两公司的损失与唐玲丽离职没有因果关系。孙玉根、孙晨辩称，服从一审判决。1.《三方协议》的性质为公司投资设立协议，依法受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规定的调整。唐玲丽认为违约金请求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缺乏法律依据。2.《三方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三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唐玲丽在公司运营过程中中途退出，按照《三方协议》第五条，应承担违约责任。3.孙玉根、孙晨一审中提交的利润表及相关聊天记录，均可以看出唐玲丽在公司管理期间怠于履行职务，导致公司处于停业状态，所有员工均已解散，给孙玉根、孙晨造成了巨大损失。如唐玲丽认为违约金过高，应举证证明。孙玉根、孙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唐玲丽向孙玉根、孙晨支付公司亏损赔偿金18万元及违约金30万元（上述赔偿款的份额划分为：孙玉根80%，孙晨2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玉根、孙晨与唐玲丽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三方协议》，计划投资成立（待定，见附件）公司。协议第一条约定，公司股权比例为：孙玉根（或孙玉根授权的代理人）40%、唐玲丽40%、孙晨20%，其中，唐玲丽以技术及负责公司运行管理能力入股，孙玉根、孙晨以现金形式入股。协议第二条约定，公司初始资本金为50万元，孙玉根出资20万元、孙晨出资10万元，唐玲丽以技术及能力作价的20万元由孙玉根一次性出资赠予唐玲丽。协议第三条约定，唐玲丽在股东会授权下全权负责公司市场开拓、运营管理及行政配备等工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唐玲丽对公司盈亏负责，如年度盈利，则每个年度分红一次；如年度出现亏损，则唐玲丽承担亏损额的60%作为赔偿。协议第五条约定，如唐玲丽中途无故退出或因其个人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则应承担30万元的赔偿金。协议第六条约定，为激励唐玲丽的积极性，孙玉根、孙晨承诺，如公司盈利逐年上升且超过相应标准，则唐玲丽在享受分配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股权奖励。上述《三方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成立了无锡有大喜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股权构成为：孙信达（孙玉根的代理人）40%、唐玲丽40%、孙晨20%。一审另查明，2019年4月15日，孙玉根、孙晨与唐玲丽及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为解决大喜传媒公司员工缴纳养老金及购房资格问题，决定将原苏州壹圆壹方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圆壹方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孙信达40%、唐玲丽40%、孙晨20%，两个公司同时作为协议附件同步运行发展，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后壹圆壹方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完成了上述股权变更。2019年6月，孙玉根通过电话及微信方式联系唐玲丽，要求其参加当月22日的股东会，但唐玲丽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参加。后孙玉根、孙晨与孙信达于2019年6月22日形成股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分析了公司在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唐玲丽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9年7月22日，孙晨与唐玲丽及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孙信达、孙晨同意公司认缴股本从50万元增加至100万元；唐玲丽因个人原因不同意增资，但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维持20%的股份；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无锡大喜传媒有限公司从无锡迁入苏州，变更为苏州大喜传媒有限公司。后该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变更名称为苏州有大喜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喜传媒公司”），但孙信达、孙晨未实际增资，公司股权也未发生变更。2020年8月10日，孙晨与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自2019年8月以来，两公司一直处于借款维持经营状态。由于外围环境不佳、行业情况特殊、内部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公司亏损严重，已无法继续经营，故公司决定自2020年8月10日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同日，两公司向股东及员工发送了公司破产清算通知。一审又查明，唐玲丽在管理公司期间，以总经理或领导身份签署过多份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员工辞职申请及报销申请。一审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中孙信达的股份为代孙玉根持有。但唐玲丽认为《三方协议》只涉及大喜传媒公司，而不涉及壹圆壹方公司。一审庭审中，唐玲丽向法庭播放了其与孙玉根的通话录音，称根据录音内容，孙玉根已免除了其赔偿公司亏损60%的责任。但孙玉根表示，免除唐玲丽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唐玲丽对公司进行增资，而唐玲丽并未增资，故其也不会免除唐玲丽的赔偿责任。孙晨则表示该通话非股东会决议，其没有参加，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的年度亏损情况，孙玉根、孙晨称两公司中实际经营的只有壹圆壹方公司，但该公司的相关账册已被唐玲丽拿走，故只能向法庭提交自制的壹圆壹方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该利润表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壹圆壹方公司的亏损额为298718.9元。孙玉根、孙晨表示因唐玲丽在2019年7月之后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该公司后续的亏损与唐玲丽无关。唐玲丽对上述亏损金额不予认可，并表示只对大喜传媒公司的亏损负责。以上事实，由孙玉根、孙晨提供的三方协议、股东会记录、股东会通知、微信聊天记录、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股东会纪要、公司破产清算通知、辞职申请、付款申请书、报销单、证人陈某的证言，唐玲丽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法院制作的庭审、质证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本案中，唐玲丽作为职业经理人，与孙玉根、孙晨签订了《三方协议》，并以自身职业技能入股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故应按约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可以认定大喜传媒公司与壹圆壹方公司同为《三方协议》对应的公司，故《三方协议》之效力及于该两公司。唐玲丽称公司股东会未授予其相应权限，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权力受限，且根据孙玉根、孙晨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及庭审时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唐玲丽实际负责了两公司的主要工作。现唐玲丽无正当理由退出公司经营，应认定《三方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违约条件已成就。唐玲丽认为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孙玉根、孙晨要求唐玲丽支付违约金30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公司亏损的赔偿，孙玉根、孙晨要求唐玲丽赔偿案涉公司截至2019年7月31日亏损金额的60%，即18万元，但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公司亏损的具体数额，故对其该诉请，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唐玲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玉根、孙晨违约金300000元（其中孙玉根的份额为80%，即240000元；孙晨的份额为20%，即60000元）。二、驳回孙玉根、孙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250元，由孙玉根、孙晨负担1350元，唐玲丽负担2900元。二审中，唐玲丽提交如下证据：1.接处警信息公开表一份，证明唐玲丽与孙玉根、孙晨针对双方之间出现的争议进行了协商，唐玲丽并非无故退出公司;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复印件，唐玲丽在2019年5月、2019年6月薪资分别为6040元、8400元，证明唐玲丽并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3.员工工资表复印件和（2020）苏0507民初442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共同证明公司在唐玲丽离开后仍在进行经营业务，公司损失不应由唐玲丽承担。孙玉根、孙晨质证表示：1.对接处警信息公开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唐玲丽的证明目的，产生接处警记录的原因系三方因股东会决议产生分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对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唐玲丽在公司持有股份，公司薪资普遍不高。唐玲丽自愿要求发放该工资，目的是节约公司流动资金；3.工资表没有公司盖章，不认可真实性，认可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孙玉根、孙晨向唐玲丽主张的亏损金额截止到2019年7月，2019年7月以后公司确实仍在经营，孙玉根、孙晨没有向其主张之后的亏损。二审中，唐玲丽申请证人吴某出庭，吴某陈述：1.其于2019年4月入职大喜传媒公司，唐玲丽招聘吴某，面试吴某的是唐玲丽，吴某没有与公司签劳动合同，吴某担任采购。因孙玉根想让吴某调岗做业务，吴某尝试后发现不适应，故在2019年9月离职。2.吴某与唐玲丽是大喜传媒公司的同事，与孙玉根、孙晨是雇佣关系，孙玉根是大喜传媒公司的老板，孙晨是投资人。唐玲丽从事招聘工作和做业务，不清楚唐玲丽是否持股。吴某在大喜传媒公司就职时，有看到唐玲丽和孙玉根、孙晨单独开会，但不清楚是否是股东会。吴某离职时，唐玲丽不在公司就职，不清楚唐玲丽的离职时间和原因，不清楚唐玲丽与孙玉根、孙晨之间签订的协议内容，不清楚2019年7、8月时，公司有无出现无法继续经营、经营十分困难的情况；3.大喜传媒公司采购内容和采购款的交付由孙玉根决策，公司主要负责人是孙玉根。公司相关支出费用报销由孙信达负责审批，吴某离职取得了孙玉根的同意。唐玲丽质证表示，吴某的证言能够证实唐玲丽不负责公司主要决策，不是公司主要领导人，与一审中相关证言相互印证。孙玉根、孙晨质证表示：1.证人证言不具可信性，吴某与唐玲丽关系较好，其陈述事实与客观不符；2.孙玉根、孙晨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费用报销单、付款申请书等可以证明公司费用报销及款项支出审批人是唐玲丽，但吴某陈述系孙信达。员工离职由唐玲丽进行审批，一审中孙玉根、孙晨提交了相关员工离职申请。唐玲丽实际从事了《三方协议》约定的内部运行管理和行政配备等工作，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非普通员工。二审中，唐玲丽陈述：1.2019年7月16日，唐玲丽进行报警系因股东会纠纷。孙玉根和孙晨对唐玲丽的能力进行批评，产生了纠纷。唐玲丽报警，在场有唐玲丽、孙玉根、孙晨、孙信达。警察没有出警，孙玉根在中间说和，没有把矛盾扩大，股东会就结束了。第二天孙玉根跟唐玲丽讲股东会会议的内容，会议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股东之间不要把个人恩怨扩大，二是公司增资到100万，希望唐玲丽一起增资，如唐玲丽同意增资，孙玉根就取消《三方协议》第四条和第五条；2.《三方协议》约定让唐玲丽负责运营，之前唐玲丽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3.唐玲丽没有离开公司，只是没有在公司上班了，除了一审提交的录音，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唐玲丽离开公司经过股东会同意；4.2019年7月离开公司以后，公司没有向唐玲丽进行分红，孙玉根陈述公司一直在亏损；5.唐玲丽离开公司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孙玉根、孙晨承诺的工资没有到位，大喜传媒公司管理层的工资是每月15000元到2万，之前孙玉根、孙晨承诺给唐玲丽15000元，但实际发放6000多元，没有与唐玲丽签劳动合同，就工资问题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与孙玉根、孙晨进行了沟通。二是《三方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权利没有实际下放。二审中，孙玉根、孙晨陈述：1.唐玲丽一审提交的录音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在唐玲丽增资的情况下，孙玉根可以附条件取消《三方协议》第四条和第六条；2.签订《三方协议》时，孙玉根是苏州联信工程管理公司的监理，孙晨是苏州某代理公司的招标代理，孙晨是孙玉根的侄女。二审另查明，2020年9月16日的一审庭审中，唐玲丽陈述：1.其于2019年7月离开公司，不在公司工作，公司开了股东会同意唐玲丽离开；2.其没有在2019年2月至7月之间向公司股东提出过权限受限问题。该次庭审中，孙玉根、孙晨陈述其要求唐玲丽赔偿30万元系基于唐玲丽中途退出公司，目前因为唐玲丽的离职导致公司无法经营，《三方协议》约定的两个条件均已发生。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2019年2月15日唐玲丽与孙玉根、孙晨签订的《三方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孙玉根、孙晨以唐玲丽无故退出公司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唐玲丽按照《三方协议》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孙玉根、孙晨是否有权依据《三方协议》要求唐玲丽赔偿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唐玲丽以自身技术和能力入股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应按约履行经营管理职责。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唐玲丽于2019年7月离开公司。虽唐玲丽陈述离开公司系因工资待遇未按承诺发放及《三方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权利没有实际下放，但唐玲丽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唐玲丽无正当理由退出公司经营，孙玉根、孙晨有权依据《三方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要求唐玲丽承担违约责任。唐玲丽虽主张违约金标准过高，但该主张与《三方协议》的约定不符，且《三方协议》约定唐玲丽以技术及负责公司运营管理能力入股，唐玲丽的运营管理能力与公司的良好运转密不可分，考虑到《三方协议》约定唐玲丽以技术及能力作价的20万元由孙玉根一次性出资赠予唐玲丽及唐玲丽无正当理由退出公司经营的情况，唐玲丽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观点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唐玲丽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唐玲丽负担。上诉人唐玲丽多预交的上诉费2700元，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军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姚冰馨书 记 员 严苏徽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