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11民终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香菊，女，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亮，河北志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州市爱农粮棉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深州市消防大队南100米。 法定代表人：郭浩，理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浩，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男，198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系郭浩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培，女，198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郭建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贵敏，女，195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郭建之母。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庚，男，196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立庚，男，196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系郭建之父。 上诉人孙香菊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1182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香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亮，被上诉人深州市爱农粮棉专业合作社、郭浩、郭建、王培、李贵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庚，被上诉人郭立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香菊上诉请求：l、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20)冀1182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深州市爱农粮棉专业合作社、郭浩、郭建、王培、李贵敏、郭立庚连带给付上诉人借款230473.6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爱农合作社等人在质证证据时承认“被上诉人欠上诉人为其代付的保险赔偿款、小麦冻死赔偿款，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债权”。(2020)冀1182民初1551号案正卷第87页记载:郭立庚答:……证据有(2015)冀1182民初387号案卷证据中第12页有孙香菊、李召计、郭浩的签字，证明……自2010年12月17日至2011年2月9日这段时间共给原告发货价值218732元货物。发这么多货就是因为有之前的保险款。也就是说所有的保险赔偿包括所有的补偿款已经全部结清。(2020)冀1182民初1641号案正卷第94页记载:被告共同意见……我们提供给法庭证明2015-387号案中证明两件事，第一个：证明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全部给付她(孙香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享有债权。只是被上诉人陈述已用货物抵顶了欠上诉人款项，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付清事实”，被上诉人应当对还清款项举证。2、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认为构成不当得利是错误的。不当得利是没有约定或约定的原因，一方获益、一方受损。本案中双方存在就指示交付款项、给付利息存在口头协议上约定。上诉人向农户代付赔偿款，系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协议，上诉人向第三方付款受到爱农合作社实际控制人郭立庚、郭建指示。一是，上诉人作为普通经济人，若没有被上诉人约定情况，则上诉人不会无故向第三人农户支付保险赔偿款或小麦赔偿款;二是，如被上诉人不向上诉人提供“发放人员及赔偿款明细名单条”等，则不知道向谁发(农业保险农民涉及数百人)、发多少赔偿款，无法完成指示给付款项。3、上诉人提交的郭立庚、郭浩签字条(单)证明了郭立庚、郭浩对孙香菊按他们指示向农户支付理赔款的行为予以追认;郭建签字领物条证明郭建指示孙香菊见“领取条”发放农资抵化肥抵小麦冻死赔偿款;各理赔人名单信息明细(含郭立庚在赔款名单上亲笔签“按此条折半放”字样)，根据证据来源规则，这些证据应是爱农合作社产生的，现孙香菊持有了本该属于爱农合作社的证据，证明了爱农合作社指示孙香菊按约定的条件发放理赔款、补偿款。4、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法律文书根本就不能采信，因为本案与四份法律文书无任何关联，孙香菊起诉被上诉人欠赔偿款230473.6元时间是2010年1月份至2011年2月9日之间，四份判决文书的时间是2011年2月19日至2013年8月8日之间的纠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被上诉人说己结清不是事实，请中级人民法院核对查实。每笔赔偿款都是按照被上诉人指示发放的均有被上诉人一方签字确认。孙香菊替爱农合作社没有发放赔偿款义务，是爱农合作社向孙香菊承诺之后才答应放款的(有农户领赔偿款人名单81张证明）。虽然是口头协议承诺给一分钱的利息，但是欠款事实情节都很清楚，证据确凿。能足以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付赔偿款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所载内容，均不能体现原被告双方就原告所述款项达成了借款合意，达不到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的目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4份法律文书能证明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这纯属是偏袒护被上诉人一方，只偏听偏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反复强调被上诉人一方的所谓的四份法律文书，这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四份判决主文没有关系。再说被上诉人的判决书也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上诉人为此也一直在申诉。一审法院驳回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其相关主张，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 综上，虽然本案系口头借款，被上诉人不认可民间借贷事实，综合被上诉人庭审中承认“上诉人享有债权”的事实，已排除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至此上诉人具有证据优势，能够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当对“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反驳，负有举证责任。 另，郭浩等自然人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等，对爱农合作社债务负连带责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期，上诉人在2015深民二初字第387号案一审、二审、再审等都提到了“爱农合作社欠孙香菊涉案债权要求予以审查”。双方在事前事后对于何时最晚还款没有约定，因此不能确定最晚还款日就不能核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被上诉人应当对诉讼时效起算点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不清，认定法律不当。是法院就没有认真审查上诉人提交的有关证据枉法裁判。这错误判决有失公平正义，为此特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能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秉公执法，执法为民的原则认真审查此案，坚持事实，有错必纠的原则，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公正判决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被上诉人深州市爱农粮棉专业合作社、郭浩、郭建、王培、李贵敏、郭立庚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纯粹是虚假诉讼，并浪费司法资源，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此原审法院的判决客观公正，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无理无据的上诉请求。我和上诉人没有任何借贷关系，没有借她一分钱，也没有借她一样东西，所以不存在借贷关系。她欠我的291359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她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也承认欠我这么多，在律师的掺和下，她现在说这29万余元是我们自己添加的。2016冀11民终1821号第五页判决书已经说明她也承认自己有一份对账单，让她拿出来她不拿，今天让她拿出来对一下。 一审原告孙香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爱农合作社支付原告垫付款209423.6元；二、请求判令被告郭建、郭浩、郭立庚、王培、李贵敏对被告爱农合作社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六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孙香菊为爱农合作社垫付了保险赔偿款、麦种赔偿款事实：1、2010年1月份被告爱农合作社使用农资抵项2009年尚王庄小麦倒伏保险赔偿款，让孙香菊垫付了化肥77袋×60元=4620元、赔除草剂77袋×3元=231元，合计4851元。2、2010年2月份爱农合作社使用农资抵顶2009年尚王庄小麦倒伏保险赔偿款，让孙香菊垫付了化肥1134袋，单价每袋60元，合计68040元；返利9100元，共计77140元。3、2011年1月份爱农合作社让孙香菊垫付2010年玉米倒伏保险赔偿金46878元。4、2011年1月份爱农合作社让孙香菊垫付2010年小麦保险赔偿金76887.6元。5、2009年杨朝辉、田兆瑞、张小松、李端正等人向爱农合作社购买的小麦种子“乐麦一号”，因小麦抗冻性差部分死苗，于2010年4月份-7月份向爱农合作社索赔，爱农合作社让孙香菊以农资抵社员小麦损失，孙香菊向受害社员给付农资3667元。以上5项孙香菊垫付合计款209423.6元，爱农合作社未支付给孙香菊，故被告爱农合作社构成不当得利。爱农合作社作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应保持其财务的独立性。郭建作为农合作社股东且出任法定代表人，以爱农合作社名义对外经营农资，并指派其家庭成员王培、郭浩、郭立庚等从事爱农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郭立康等人收取爱农合作社销售现金款不入合作社公户；同时郭立庚等人还是使用了王培、郭浩等人个人银行账号收支爱农合作社经营款项，系郭建与爱农合作社财产混同之行为，该财务混同行为侵害合作社的债权人本案原告的合法权益。郭建应依法对合作社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培、郭浩、郭立庚客观上协助郭建实施违反公司法第20条之规定的行为，应对爱农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培与郭建系夫妻，应对郭建从事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贵敏与郭立庚系夫妻，应对郭立庚从事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提交了补正申请书，要求将诉状中列明的案由“不当得利纠纷”改为“民间借贷纠纷”。将第一项诉讼请求补正为：要求被告爱农合作社支付原告借款 230473.6元。称由于爱农合作社资金紧张，爱农合作社实际控制人之一郭立庚向孙香菊提出借款，用于支付农户的保险理赔款，口头承诺月利率1分，孙香菊同意出借，孙香菊即按郭立庚借款指示，发放了保险理赔款。另补充：郭建等5名实际控制人实施违反公司法第20条之“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公司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被告爱农合作社成立后经营农资批发零售。2008年至2013年间，原告孙香菊与其丈夫李召计从该合作社批发农资后向当地农户销售。双方于2013年5月11日和8月8日对双方的经营活动进行了核对，出具了证明两份。2015年8月5日，爱农合作社以孙香菊夫妇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2015）深民二初字第387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判令孙香菊夫妇给付爱农合作社货款291359元；孙香菊夫妇不服提起上诉，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冀11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孙香菊夫妇仍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冀民申6519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经孙香菊夫妇向衡水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审，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冀11民再2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该院（2016）冀11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起诉称为爱农合作社垫付了保险赔偿款、麦种赔偿款，该款项爱农合作社未支付给原告孙香菊，故构成不当得利。庭审中申请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称该垫付款为爱农合作社实际控制人之一郭立庚向原告的借款，并约定月利率1分，原告是按郭立庚借款指示发放了理赔款共计230473.6元，故要求被告给付借款230473.6元。被告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原告对其与被告爱农合作社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经当庭询问，原告称该借贷关系是口头约定，并约定了一分的利息，没有证据提交。从前述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情况看，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一无书面合同证明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二无证据证明双方以口头形式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三无证据证明双方通过其他方式订立合同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即原告提交的证据所载的内容显示不出借贷关系的特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相关事实的存在；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故原告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判决：驳回原告孙香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2010年1月20日孙香菊为爱农合作社的小麦倒伏赔偿款垫付的化肥、除草剂款合计4851元，2、2010年2月9日孙香菊为爱农合作社的小麦倒伏赔偿款交付的化肥、除草剂款合计77140+3402=80542元。3、2011年1月11日郭浩借孙香菊赔偿款，用于支付爱农合作社应向农民支付的玉米倒伏赔偿金46878元。4、2011年1月18日郭立庚向孙香菊借款，用于偿还爱农合作社小麦保险赔偿金76887.6元。5、2010年4月至7月郭建让孙香菊支付农民的小麦冻死赔偿款24717元。上诉人孙香菊虽称上述争议款项为双方之间的借款，但从上诉人孙香菊提供的证据看，上述款项均记载为垫付保险赔偿款、麦种赔偿款、化肥及除草剂款，且六被上诉人抗辩与孙香菊没有任何借贷关系，并称双方之间的往来有一份对账单及法院判决。庭审中，孙香菊虽对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民二初字第387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冀11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有异议，但该判决系生效判决，且该两份判决亦对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了认定，故一审判决认定孙香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并无不妥。上诉人孙香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7元，由上诉人孙香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守文 审 判 员 安 君 审 判 员 李成立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马国飞 书 记 员 齐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