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21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密市大禹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高密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L。 法定代表人：程元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朝丽，山东国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福瑞祥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H。 法定代表人：梁云，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会传，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云，女，196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昌，山东森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刚，山东森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静，女，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上诉人高密市大禹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福瑞祥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祥公司）、毕会传、梁云及原审第三人陈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9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错误。上诉人大禹公司与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20年2、3月份疫情防控最严的时期，上诉人于2020年3月份通过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购买过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无纺布。后上诉人再通过孙士章购买无纺布，其表示只能等到5月份才能送到货。在无纺布价格不断翻番的情况下，上诉人为了降低成本，多方打听无纺布进购途径，无意中得知第三人陈静有途径帮助上诉人订购到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无纺布，上诉人随即委托第三人陈静向被上诉人福瑞祥订购无纺布。（一）上诉人大禹公司与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第三人陈静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处可以看出第三人陈静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4月7日上午陈静：“你们口罩还可以做呀，我们做搬家毯的怎么做，要不然我才不去做业务员呢，昨晚11点老总还烦了”、“厂里要全款的，定金都不接了，他们订单都到5月份了，全是定金的”，上诉人：“知道，你一会发我合同，我再打余款”，陈静：“我给老总打电话了，他从过了年没做合同，从无纺布涨到两万后就不敢签了，给你合同的都是中间人安排的吧，不过我录音了，你可以听一下”、“知道，我这我是知道呀，但是他们不放心，怕十号拿不到货，主要是这个他不放心，你不做吗？......”、“他出口用的他质量要求严，必须要双S啊，有段时间我们就是各做各的，行行行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联系他，我让他转过钱。”在第三人陈静与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的微信聊天记录，多处也能看出第三人陈静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福瑞祥签订书面的合同。4月6日陈静：“今天还能做合同吗？10吨的，31,000”，4月7日陈静：“10号的10吨，做个合同，就是个人做也行，他要应付老板，他出口口罩，后面好要加单，大量的要，出来合同马上全款”，孙士章：“上班后排排看吧，以交款顺序排单，你懂得”，陈静：“他说马上转，给你转了定金，银行一开门就去转，一会转28万啊，在操作着”、“31万，打齐了”。上诉人在购买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31万元的无纺布时，除了定金外，剩余28万的款项都是通过上诉人的公司账户直接打到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股东毕会传账户上的，而且定金在打款时明确备注了“购买无纺布”。第三人陈静在向福瑞祥公司沟通过程中一直用“他”来代指上诉人，而且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已生效，上诉人履行了合同的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将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全部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而挑选的部分微信聊天所表述的内容非语言之本意，必须结合整个微信聊天的语境才能正确理解，一审判决仅以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孙士章是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其一，2020年3月份，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购买过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无纺布，孙士章微信上给上诉人发送的“物品发货结算单”的发货单位即为被上诉人“福瑞祥”的公司名称（详见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1-2）。其二，上诉人委托王敏购买无纺布，王敏之前在3月份也通过孙士章购买过无纺布，货款直接打到了福瑞祥公司的账户（打款户名是山东华慕丝家纺有限公司，而王敏就是华慕丝公司的一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三，孙士章的朋友圈中宣传的无纺布、熔喷布的设备情况与福瑞祥公司网站图片、视频细节完全一致，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程元玉曾与陈静到福瑞祥公司进行交涉还报过警，都可以证实孙士章在朋友圈所发的公司情况、无纺布都是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如果孙士章不是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孙士章为什么会在朋友圈大肆宣传被上诉人公司及产品情况？如果孙士章不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为什么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孙士章会知晓开庭并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庭审？如果孙士章不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为什么被上诉人会将孙士章与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以上种种都表明，孙士章就是被上诉人福瑞祥的业务经理，孙士章在疫情3-4月份一直以福瑞祥公司名义对外与第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陈静代表上诉人向孙士章订购无纺布就等于向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孙士章是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与事实不符。依据上诉人于庭后到青岛市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调取的证据，案外人青岛聚福祥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福祥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申请企业注销登记，后于2020年6月5日被注销。联想到2020年3月份孙士章提供给上诉人的结算单中发货单位已标注为福瑞祥公司。同期，上诉人委托王敏通过孙士章联系购买无纺布时，货款也是根据孙士章的指示直接打到被上诉人的公司账户。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涉案业务时，聚福祥公司已经停止生产经营，上诉人不可能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聚福祥与福瑞祥两家公司控制股东、高管、监事均为毕会传、梁云二人，两家公司经营范围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却在同一时间、几乎同一地点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认可孙士章在朋友圈中发布的图片资料就是福瑞祥公司的，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上诉人、上诉人委托的案外人王敏在之前与孙士章联系的业务中，孙士章均是以福瑞祥公司的名义与之发生业务，对外出具的手续也体现了福瑞祥公司的名称），据此均可以推定孙士章就是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而与上诉人发生业务的只能是被上诉人，而绝非聚福祥公司。（三）上诉人无替第三人陈静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所支付款项均是为了购买被上诉人的无纺布。第三人陈静与聚福祥公司的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在第三人陈静与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的微信聊天记录中，4月7日孙士章：“上班后排排看吧，以交款顺序排单，你懂得”，陈静：“他说马上转，给你转了定金，银行一开门就去转，一会转28万啊，在操作着”“31万，打齐了”，可以明显证明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明知上诉人31万元的款项是用于购买无纺布的款项，而非陈静还款的款项。而且通过孙士章：“刚才公司排合同时财务上查了你的欠款197,008.15元，欠正信泰28,134.6元”，陈静：“好，28,000的扣下，19万的我再卖布，你能插上就给我留着呀”.....陈静：“不是我打的款”“能不能把货发了，我卖了布还”、“本来想赚个钱还你，没想到你套路我”。根据第三人陈静的当时真实反应，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开始与陈静沟通的就是上诉人购买无纺布事宜，并且许诺给第三人陈静提成，结果被上诉人在收到31万元款项后立马全盘否认合同事宜。被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为了逃避合同责任，不惜以第三人陈静欠聚福祥公司货款为由扭曲本案的案件事实，甚至强行否认孙士章为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为了达到抹平陈静所欠聚福祥公司欠款的目的。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条，毕会传、梁云同为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与聚福祥公司的股东，二人为夫妻，是这两个公司的控制股东，福瑞祥公司和聚福祥塑业公司的股东、高管、监事均为毕会传和梁云二人，且两公司经营范围完全一致，根据一审时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的公司账户信息，股东毕会传、梁云以及聚福祥公司账户与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账户往来频繁，福瑞祥公司与聚福祥公司为关联公司，本案中就是控股股东毕会传、梁云利用两公司的独立人格，来逃避福瑞祥公司的合同责任和债务。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就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且上诉人无替第三人陈静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所支付款项均是为了购买被上诉人福瑞祥公司的无纺布。二、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陈静在本案纠纷中的身份并非居间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陈静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进行牵线搭桥，期间买卖双方分别向陈静传递的交易信息，陈静均如实并不做任何更改的向双方进行了转达，陈静无权也没有以实际行动表达其作为买方或卖方的任何意思表示，据此可以认定其身份就是居间人。一审法院认定陈静在本案纠纷中实际是通过向双方买卖无纺布的行为从中赚取差价牟利，从而确认其身份非居间人，缺少事实和法律证据进行支持。首先，陈静在与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的聊天记录中虽没有明确向其表明系上诉人向其购买无纺布，但陈静也从未有自己打算直接购买无纺布，然后再转卖给他人的意思表示，相反，陈静在与孙士章的沟通过程中一直用“他”代指上诉人，并多次提出实际购买方（即上诉人）要求与其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退一步讲，即使孙士章通过二人的聊天内容不能确定准备与之签订买卖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就是上诉人，其也完全可以确定陈静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其只是一个居间人。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陈静在本案纠纷中实际是通过向双方买卖无纺布的行为从中赚取差价牟利，完全是主观推断，没有任何证据进行支持。陈静与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孙士章的聊天记录以及陈静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程元玉的聊天记录中，均没有体现陈静有低买高卖从中赚取差价的意思表示。庭审中，陈静一直主张自己只是中介人，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陈静通过向双方买卖无纺布的行为从中赚取差价牟利的方式以及牟利的数额，相反，陈静只是作为中间人，如实分别向双方传递对方发给自己的信息，这种只能如实传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有意思表示，更加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进一步说明陈静的居间人身份。而陈静在该案之前与聚福祥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关系、陈静是否欠聚福祥货款以及欠款数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之内。且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草率认定陈静与聚福祥公司存在同类业务关系、并由此推定涉案业务也是在陈静与聚福祥公司之间发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完全违背事实真相。三、被上诉人应当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在2020年4月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这时口罩需求非常严峻，口罩原料无纺布的价格更是一天3个价，上诉人在此节点向被上诉人订购无纺布，被上诉人承诺4月10日发货，但是被上诉人严重违背诚信不发货不退款，上诉人不得不向其他无纺布销售者高价购买无纺布，损失了473,145.9元，被上诉人的违约确实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被上诉人对此损失应当承担责任。四、毕会传和梁云的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往来情况，能够看出被上诉人公司股东系梁云、毕会传，二人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公司的出资人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出资体是单一的，实质上为一人公司，毕会传、梁云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梁云自公司成立以来与公司账户存在长期的、频繁的、大额的、无理由的交易往来达51次之多，毕会传个人账户更是在疫情期间充当公司的收款账户，二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贵任。 福瑞祥公司、毕会传、梁云共同辩称：陈静与孙士章的联系记录清楚地显示陈静购买无纺布对外销售的客户不止本案的上诉人，故陈静联系记录中的“他”是泛指而不是指上诉人，陈静的身份就是购买聚福祥公司的无纺布倒手转卖赚取差价从中获利。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静陈述意见称：陈静就是介绍人，王敏经陈静介绍跟孙士章购买无纺布，陈静从中提取每吨的介绍费用；孙士章是知晓不是和陈静签订合同，是跟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故陈静同意上诉人大禹公司的意见。 大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福瑞祥公司、梁云、毕会传返还大禹公司货款31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1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福瑞祥公司、梁云、毕会传赔偿给大禹公司造成的损失473,145.9元；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由福瑞祥公司、梁云、毕会传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因生产经营需要，大禹公司委托第三人陈静向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第三人陈静与福瑞祥公司经理孙士章沟通后，明确向福瑞祥公司告知了大禹公司的原料需求，价格3.1万/吨，订购10吨。福瑞祥公司要求大禹公司将货款转至其股东毕会传账户。大禹公司随即将31万元货款全额付清。福瑞祥公司收款后拒不向大禹公司发货也不退货款。大禹公司为了生产需要以高价向其他公司购买了无纺布，福瑞祥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大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福瑞祥公司股东系毕会传、梁云二人，公司出资人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出资体是单一的，实质上为一人公司，毕会传、梁云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20年4月15日，大禹公司因本案纠纷曾在高密市人民法院对福瑞祥公司、毕会传提起诉讼称：“2020年4月7日，大禹公司经朋友介绍从福瑞祥公司处订购一批口罩原料无纺布，双方电话协商后……”。本案中，大禹公司诉称：“2020年4月，因生产经营需要，大禹公司委托中间人陈静向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 二、2019年7月27日，第三人陈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昌邑市博远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公司）与聚福祥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博远公司订购聚福祥公司生产的无纺布。庭审中，福瑞祥公司称陈静尚欠聚福祥公司货款277,008.15元，陈静认可双方存在买卖无纺布业务关系，但称双方至今没有结算。 三、2020年4月6日，大禹公司委托案外人王敏（以下简称“王”）用微信联系第三人陈静（以下简称“陈”）购买无纺布时，王：“你好无纺布是什么样的价格”，陈：“双S啊……规格随便选”，王：“明天能否先看看货”，陈：“我们不是厂家啊，在青岛生产……我们是老客户，我常年用他家的无纺布，一个月用好几十吨，然后现在我这个搬家毯也没法儿做了，他说你给我卖无纺布吧，我这不就改行了嘛”。4月7日上午，当程元玉（以下简称“程”）跟陈静购买双S无纺布时，陈：“昨晚你别犹豫，我卖给南方了”。后因无纺布紧张，陈静要求程元玉抓紧时间汇款，并将毕会传的银行账号发给程元玉，程元玉共分三次分别向毕会传银行账户转款1万元、2万元、28万元。转款完毕后，程：“好，这样一共打上款31万元，订货双S的……最晚本月10号交货，货款已全清，你再确认一下，谢谢”，陈：“我马上发给他”，程：“嗯，盯紧了，拜托”。当订货出现问题时，陈：“要不咱报警吧，他要按照现在价格”，程：“我不订了，退款吧”。当陈静让程元玉联系厂家时，程：“我又不熟，怎么打，怎么说”。 四、2020年4月6日，第三人陈静（以下简称陈）与案外人孙士章（以下简称孙）用微信联系购买无纺布，陈：“咱有熔喷布吗”，孙：“有刚出了几天”，陈：“多少一吨有好几个问我的”，孙：“明天上午九点半后给我打电话吧”。4月7日，陈静向孙士章催货时，陈：“南方还有好几个要的”，孙：“上班以后排排看吧”。当陈静将程云玉的汇款截图及订货要求发给孙士章时，孙：“刚才公司排合同时财务上查了你的欠款197,008.15元，欠正信泰28,134.6元”，陈：“好，28,000的扣下，190,000元的我再卖布，你能插上就给我留着呀”，孙：“公司让你补齐欠款再安排货，欠款时间太长了，最长的快一年了”，陈：“不是我打的款你不发别人能催死我的”，孙：“我也没办法，我只是个打工的，你欠了我公司二十多万，老板工资都不给我发了”，陈：“我过去吧，你现在这样我怎么搞，人家打钱就确认了的，我说没问题，你到底能不能交货，我先告诉人家，别交不了白让人家等，我是遇到了意外呀”。当陈静确认孙士章所称的公司必须先付清欠款再发货时，孙：“付完欠款给你安排上两吨昨天的价，后面的执行市场价格”，陈：“你还是把那个31给人家退了吧，我也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本来想赚个钱还你，没想到你还套路我”，孙：“不是我套路你，你着了火后还让我们发货，公司也去你那看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原审分析如下： 第一，相对性是合同及债的一个基本特征，合同相对性原则是规制合同的重要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本案中，大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元玉是联系陈静购买无纺布，而并非本案福瑞祥公司，大禹公司与陈静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福瑞祥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第二，大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孙士章是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孙士章在其朋友圈中发布的公司图片有其主观目的性，但不能就此推断出孙士章即为在朋友圈中出现的公司的业务经理。大禹公司以孙士章发布的朋友圈中有福瑞祥公司的图像资料以此来推断孙士章是福瑞祥公司的业务经理，存在片面性、任意性。 第三，陈静与聚福祥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案外人孙士章在与陈静的聊天记录中一直称陈静尚欠公司的货款未付，陈静对此亦予以认可。在孙士章要扣留无纺布款用作偿还以前的欠款时，陈静要求先发货，让她赚取差价偿还欠款。由此可知，陈静实际是向聚福祥公司购买无纺布而非本案的福瑞祥公司。 第四，居间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商业形式，是牵线搭桥、举荐媒引，是促成交易双方成交的一种经纪活动，居间人为专项从事这种经纪活动而从中获取报酬的人。而本案陈静在与大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元玉的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向程元玉表明其是向哪个公司购买的无纺布，亦没有向聚福祥公司表明系大禹公司向其购买无纺布。陈静在本案纠纷中实际是通过向双方买卖无纺布的行为从中赚取差价牟利，而并非是促成双方交易的居间行为。故陈静在本纠纷中的身份并非是居间人。 第五，本案大禹公司在第一次诉讼时称“大禹公司经朋友介绍从福瑞祥公司处订购一批口罩原料无纺布，双方电话协商后……”，在第二次诉讼中又称“大禹公司委托中间人陈静向福瑞祥公司订购无纺布……”，现已查明大禹公司并未与福瑞祥公司进行过电话沟通，亦未委托陈静向福瑞祥公司购买无纺布，大禹公司在两次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重大矛盾且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故大禹公司在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禹公司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高密市大禹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5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5995元，由高密市大禹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证据认定情况如下： 一、上诉人提交案外人聚福祥公司企业注销申请书、简易注销投资人承诺书及聚福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以证明聚福祥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申请企业注销登记，后于2020年6月5日被正式注销，结合2020年3月份孙士章提供给上诉人的结算单中发货单位已经标注为“福瑞祥”，同期上诉人的委托人王敏也是通过孙士章联系购买无纺布，货款同样是根据孙士章的指示直接打入被上诉人的账户，由此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涉案业务时聚福祥公司已经停止生产经营，因此与上诉人产生业务往来的只能是被上诉人，而不可能是聚福祥公司。经质证，三被上诉人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聚福祥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申请注销登记，而上诉人所称的业务是发生在2020年4月份，上诉人不能就此推定聚福祥公司已经停产，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上诉人称孙士章指示王敏打入款项，与大禹公司一审所述的自相矛盾，更充分证明了上诉人虚假陈述。原审第三人陈静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根据上述证据及其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三被上诉人及陈静对上诉人所提交案外人聚福祥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予采信，但因该证据显示聚福祥公司于2020年6月5日被正式注销，上诉人由此推定2020年4月份涉案业务发生时聚福祥公司已经停止生产经营，因无合法依据，故本院对上诉人基于该证据提出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 二、三被上诉人提交陈静通过自己的抖音号xxxx（xxxx）发布无纺布的信息，以证明陈静通过自己的抖音账户对外发布销售无纺布，可以证明陈静并不是涉案买卖合同居间人。经质证，陈静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陈静没有卖无纺布，只是发布了图片。上诉人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由此认定陈静在本案中的身份，不能由此确定陈静通过赚取差价的形式牟利。 根据上述证据及其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大禹公司、陈静对三被上诉人所提交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案经调解，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无纺布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不存在无纺布买卖合同关系，其理由如下： 一、大禹公司与陈静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大禹公司与陈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4月6日，大禹公司委托案外人王敏用微信联系陈静购买无纺布时，王敏问：“你好，无纺布是什么样的价格”，陈静称：“双S啊……规格随便选”，王敏问：“明天能否先看看货”，陈静称：“我们不是厂家啊，在青岛生产……我们是老客户，我常年用他家的无纺布，一个月用好几十吨，然后现在我这个搬家毯也没法儿做了，他说你给我卖无纺布吧，我这不就改行了嘛”；2020年4月7日上午，当程元玉跟陈静购买双S无纺布时，陈静说：“昨晚你别犹豫，我卖给南方了”；后因无纺布紧张，陈静要求程元玉抓紧时间汇款，并将毕会传的银行账号发给程元玉，程元玉共分三次分别向毕会传银行账户转款1万元、2万元、28万元；在按照陈静的要求转款完毕后，程元玉说：“好，这样一共打上款31万元，订货双S的……最晚本月10号交货，货款已全清，你再确认一下，谢谢”，陈静称：“我马上发给他”；当订货出现问题时，陈静说：“要不咱报警吧，他要按照现在价格”，程元玉提出：“我不订了，退款吧”；当陈静让程元玉联系厂家时，程：“我又不熟，怎么打，怎么说”。以上事实说明，大禹公司是联系陈静购买无纺布，陈静也称其已改行卖无纺布，而陈静在本案诉讼中亦认可其与案外人聚福祥公司存在买卖无纺布的业务关系，且大禹公司并未向福瑞祥公司提出购买其无纺布，故原审据此认定大禹公司与陈静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其与福瑞祥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大禹公司上诉称陈静系代表大禹公司向福瑞祥公司购买无纺布，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二、陈静并非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的居间人。首先，大禹公司在与陈静通过微信联系购买无纺布时，并未提出委托陈静促成其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其次，陈静于2020年4月6日与案外人孙士章用微信联系购买无纺布时，也未提出其欲促成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当时，陈静问：“咱有熔喷布吗”，孙士章说：“有，刚出了几天”，陈静问：“多少一吨，有好几个问我的”，孙士章说：“明天上午九点半后给我打电话吧”；4月7日，陈静向孙士章催货时称：“南方还有好几个要的”，孙士章说：“上班以后排排看吧”；当陈静将程云玉的汇款截图及订货要求发给孙士章时，孙士章说：“刚才公司排合同时财务上查了你的欠款197,008.15元，欠正信泰28,134.6元”，陈静称：“好，28,000的扣下，190,000元的我再卖布，你能插上就给我留着呀”，孙士章说：“公司让你补齐欠款再安排货，欠款时间太长了，最长的快一年了”，陈静称：“不是我打的款，你不发别人能催死我的”，孙士章说：“我也没办法，我只是个打工的，你欠了我公司二十多万，老板工资都不给我发了”，陈静称：“我过去吧，你现在这样我怎么搞，人家打钱就确认了的，我说没问题，你到底能不能交货，我先告诉人家，别交不了白让人家等，我是遇到了意外呀”；当陈静确认孙士章所称的公司必须先付清欠款再发货时，孙士章说：“付完欠款给你安排上两吨昨天的价，后面的执行市场价格”，陈静称：“你还是把那个31给人家退了吧，我也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本来想赚个钱还你，没想到你还套路我”，孙士章说：“不是我套路你，你着了火后还让我们发货，公司也去你那看了”。由此可见，在与案外人孙士章进行微信联系时，陈静表达了有多人欲向其购买熔喷布或者无纺布的意思表示，而未提出其欲促成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审对大禹公司关于陈静系其与福瑞祥公司之间居间人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亦是正确的。大禹公司上诉称陈静系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居间人，既无证据证明，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因大禹公司与福瑞祥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禹公司诉请福瑞祥公司及其股东毕会传、梁云承担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大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75元，由上诉人高密市大禹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赵洪发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