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菊，女，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斌，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霞，女，197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上诉人刘德菊因与被上诉人孙淑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4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德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在一审过程中，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同时结合录音证据来看，足以认定本案上诉人所主张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款项的真实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资金数额和时间上来看，上诉人主张的30900元与保费相吻合，时间为2017年12月份，正好是每年交纳保费的时间。第二，从上诉人支配资金能力和交付地点上来看，上诉人系经营“培龙土杂品大绳专卖店”，每天营业额及店铺周转资金都大于保费30900元，上诉人有足够的实力支配该笔资金，交付地点也是在上诉人经营的店铺内，据此,也能够证实上诉人将保费交给了被上诉人。第三，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来看，被上诉人说将款项存在了上诉人的卡中，这是被上诉人在录音中的真实第一反应，说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的该笔款项，至于存在卡中完全是被上诉人的托词，至于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该句进行解释的时候已经明显是在为自己辩解，这也于常理不符，如果根本不存在的事项正常人不会对此做过多的解释。综上所述，完全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的该笔款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第九十条第四项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属于有疑点的视听资料，而结合本案全案来看，录音证据恰恰证明了上诉人的主张，不存在疑点，反而恰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是因为上诉人学问不高，同时与被上诉人相识，再加上录音中有被上诉人认可，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收到其款项事实己足够清楚。事实上，上诉人手中还有新的未出示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受了上诉人的款项。否则,其也不可能故意编造此事与被上诉人对簿公堂，这也与常理不相符。因此，法院应该采取录音证据，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来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令上诉人不服，为此，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孙淑霞辩称，上诉人说的事实不存在，保费是从客户卡里扣的，公司每次交保费都是提前一个月短信通知客户。原审原告刘德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多收的保险费30900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被告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主管。2015年1月，原告通过被告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平安尊御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一份，保险合同号码：P110000011204231，投保人：刘德菊，被保险人：刘帅，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刘帅100%，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刘德菊100%，保险期间：终身，保险费：30831.60元，交费年限：3年，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2015年1月1日0时。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交纳了三期保险费。第一期保费原告称给被告现金交保费，后第二、三期保费从原告银行卡扣缴。审理中，原告主张2017年12月底，因误认为还有第四期保险费，在原告经营的培龙土杂品大绳专卖店处，其将现金30900元给付被告，让被告为其交纳第四期保险费。对此被告予以否认，被告主张原告说的不是事实，保费都是从原告银行卡里扣的，其没有收过原告的现金。原告提交了2019年9月3日、2020年1月3日与被告的通话录音。被告对录音没有异议，但否认收原告该笔款项。2019年9月3日双方的谈话录音其中一部分，原告问“你去年拿我钱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金管家”，被告说“你把钱去年存在银行卡哈，我没拿钱走哈”。后原告问“你忘去年一八年我临搬家的时候，一八年一月十号倒房，临搬家之前，我还说幸好临搬家之前交完了，你在俺姐夫家玩，一开始我忙，等我忙完拿钱给你，黑影你把钱拿走了，俺姐夫也知道这事”，被告说“不可能，你交上公司能扣你四期保费吗”，原告问“公司不能扣，这钱给你了”，被告答“我给你存卡上交了呀”。原告说“你给我交了哈，交完都应该有张条，俺自己上卡存都有张条，你也没给我条，你说反正不给你要就行了，我还跟俺姐说这事，说反正不给你要就行了”。被告对上述录音中“我给你存卡上交了呀”这句话解释其想表达的意思是“假设钱给我了，我也会给她存在卡上交了，不会在我这，我当时没收原告的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保险费30900元，仅提供了录音证据证明，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提交的该录音证据中，被告并未明确认可其在原告店里收到保费的事实，审理中，被告亦未认可，且原告二、三期交保费是通过银行卡扣交，原告称误认为有四期保费，给被告现金交保费，理由不充分。对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仅凭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交付给被告保险费现金309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刘德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元，减半收取286.5元，由原告刘德菊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刘德菊提交证据一、2020年5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谈话录音，以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了30900元保费。证据二、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以证明上诉人的保费都是通过现金存入卡中再扣除，被上诉人拿了上诉人第四期保费并没有存入卡中，而且也不是像被上诉人在谈话录音中所称保费都是用其儿子银行卡存钱。被上诉人孙淑霞质证称：对证据一，公司收客户的保费都是有提前一个月短信提醒。录音上说给我儿子打流水，我说我儿子打的流水上面没有，上诉人说这个钱给我了放在我家。对证据二认可。从银行流水来看体现不出这笔款。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的事实看,2015年1月，上诉人刘德菊通过被上诉人孙淑霞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交费年限为3年的“平安尊御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一份，上诉人主张因误认为还有第四期保险费，其将现金30900元给付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按照上诉人所述，第一期保费是通过交付现金给被上诉人，后第二、三期保费是从上诉人银行卡扣交。如果上诉人将其误认为的第四期保险费又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付被上诉人，毕竟30900元款项也不是一个太少的数目,一般应当要求被上诉人出具相关手续。从目前证据情况看，仅凭录音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保险费现金309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上述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刘德菊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3元，由上诉人刘德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