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1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翠林大厦**2601B。法定代表人：刘勇，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伟（公司员工），男，199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公司员工），女，1989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州市可心副食商行，住，住所地河南省邓州市三贤路化东巷**/div>经营者：常焕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才（单位职工），男，196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唐河县，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苗，女，198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原审被告：南阳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信臣东路与白河大道交叉口向北300米恒大帝景综合楼div>法定代表人：贾飞，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盼盼（公司员工），女，199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垣县蒲**，特别授权。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饮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州市可心副食商行（以下简称可心商行）、周苗，原审被告南阳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置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1391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饮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豫1391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可心商行诉讼请求，或改判由周苗偿还可心商行货款73480元及利息，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可心商行、周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用未经恒大饮品公司质证的控告书、公安机关对周苗、张峰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剥夺了恒大饮品公司的诉权，程序严重违法。而且本案的事实认定证据不足，恒大饮品公司没有收到案涉货物，在没有任何交货事实的前提下，判决货款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不仅违反法定程序、法定证据规则，且造成实体上的严重不公。（2）一审法院庭审时没有将可心商行与恒大饮品公司的法律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却认为可心商行与恒大饮品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周苗是职务行为，这不仅与可心商行在公安局控告、起诉状、庭审时主张的法律关系及民事行为效力不一致，且剥夺了恒大饮品公司诉权。（3）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本案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当事人对案件的责任承担及诉讼标的争议较大，不适用简易程序。2.本案没有已经交货的事实，请求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恒大置业公司否认收到货物，一审法院认定可心商行依照周苗的指示，将涉案货物送至恒大置业公司属认定事实错误。控告书、公安机关对周苗、张峰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当庭陈述均无法证明已交货的事实。本案其他证据也不显示存在已交货的事实，可心商行与周苗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采购订单、配送单、SAP订单截图、转账记录等与案涉货物不具有关联性，且采购订单也非真正意义上的订单，SAP订单截图为废弃的企业内部流程，显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货物数量、交付地点高度吻合”并不属实，SAP订单显示送达方、送达地址与可心商行毫无关系。且恒大饮品公司提供废弃流程完整信息，显示“没有冻结”，订单时间、配送联系人都与可心商行不存在关联性。（2）本案不存在“调配水交易”的合意和交货事实。可心商行与恒大饮品公司均无“调配水交易”的意思表示，且之前也没有过此类交易，不存在“交易习惯”、“行业惯例”。可心商行一直否认是“调配水交易”，证人李连才称周苗之前从未向其买过水，可心商行诉状中主张的是周苗为货物实际经手人和收货人，一直都没有主张与恒大饮品公司存在“调配水”的习惯。恒大饮品公司提供周苗签字确认的“销售人员行为规范”显示，向经销商借货、调货是销售人员明令禁止行为，“调配水交易”并不是周苗所抗辩的行业惯例、职务行为。周苗指示可心商贸送货不是职务行为，可心商行并无合理信赖利益。可心商行没有与恒大饮品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向周苗索要采购订单、授权书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并且认定周苗为货物实际经手人和收货人。由此可见，本案中，可心商行对于恒大饮品公司并不存在合理信赖利益。周苗关于职务行为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心商行在本案中真正信赖的是周苗个人作为合同相对人和中间介绍人，并非恒大饮品公司，本案实属可心商行与周苗个人之间的代销合同纠纷，与恒大饮品公司无关。同时，可心商行与周苗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不符合“善意”要件。3.恒大饮品公司从未收到案涉货物，也未收到案涉货款，周苗在本案中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无权代理行为、越权代理行为，若可心商行举证确有货物损失，依法应由周苗承担赔偿责任。可心商行辩称，恒大饮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周苗辩称，周苗在任恒大饮品公司南阳片区主管期间，南阳恒大帝景（楼盘）开盘时一个大客户部让周苗安排往恒大帝景送水，周苗安排张峰送水，送的是可心商行的水。周苗送水的数量和价格是一审法院判决的数量和价格。周苗安排送水是职务行为，不应该由周苗承担付款责任。可心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大饮品公司、恒大置业公司、周苗共同偿还可心商行货款73480元，自2020年9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货款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恒大饮品公司、恒大置业公司、周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可心商行原系恒大饮品公司的经销商，周苗自2014年4月25日至2020年8月1日期间担任恒大饮品公司南阳业务处的业务经理。恒大置业公司南阳恒大帝景项目部于2016年4月需购进矿泉水，后周苗从可心商行处调配接近保质期的矿泉水2500箱（4L规格240箱，500ml规格2260箱），可心商行的员工在恒大饮品公司所属南阳业务处工作人员张峰的带领下，运送至恒大置业公司位于南阳的恒大帝景项目部。后恒大饮品公司向可心商行退回新批次的4L规格矿泉水240箱。后涉案的500ml规格的矿泉水2260箱既未退回、亦未付款，可心商行多次催要并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均未得到解决，后可心商行起诉至法院。另查明：1.可心商行员工李连才在向公安机关的控告书中称“当时恒大置业称与办事处联系办手续，未给我打收条”。2.针对可心商行交付货物后，系调换为相同数量的新批次矿泉水，还是支付货款，周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恒大冰泉的常规解决办法是由南阳恒大帝景房地产出钱，将钱给郑州大客户部，然后郑州大客户部返还给南阳恒大冰泉2500件货物，随后南阳恒大冰泉将这批返还的2500件水卖给其他人后，获得现金再给李连才（可心商行员工）结账。”周苗在本案庭审中称，“因为当时代理商仓库库存比较多，很多已经临近过期，我们需要把这些产品先消耗掉。但是我们是做这个生意的，肯定不可能再给代理商们钱，只能说是随后再给他们供应同样数量的水。”因可心商行家庭发生变故，退水时可心商行不要。3.恒大置业公司在庭审中称，开盘时确实使用过矿泉水，但是已经平账，因人员更换频繁，无法核实当时的情况。4.就该纠纷，周苗曾向恒大饮品公司作出情况说明，其中的“更改销售订单”显示，送达方为“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交货冻结一栏显示“库存冻结”，订单数量显示“2260”，描述显示“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周苗在情况说明中对此表述为“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下发调拨单要求还货，因邓州可心家庭发生变故，突然中止各项生意往来，且公司一直强调发货只能发2016年5月产品，所以邓州可心一直没有接货。但是此订单号在公司未发订单中可查询到”。对此情况说明中的订单，恒大饮品公司在对法庭的回复中称，该截图仅为公司SAP内部系统内订单截图，并非经销商的DMS下单系统，SAP系统仅用于内部员工向公司物流仓库提交货物出入库操作处理，并不是恒大置业公司向恒大饮品公司下单的销售订单；经查SAP内部系统，该截订单为当时内部员工所提，与可心商行无关，属于向恒大置业公司的拟发货操作，不能说明欠付货物或货款。经询问相关人员，当时系系统出现问题，先是手工单发货，然后补的SAP系统单，为避免重复发货，系统上显示库存冻结。5.对于价款，可心商行在控告书及本案诉状中表述为31元／箱，周苗及案外人张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24元／箱。一审法院认为，恒大置业公司否认收到过可心商行的2500箱矿泉水，但根据可心商行提供的控告书、公安机关对周苗以及案外人张峰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的当庭陈述，足以认定可心商行依照周苗的指示，将涉案的500ml规格的矿泉水2260箱运送至恒大置业公司的恒大帝景项目。至于为何送货后没有相关凭证，可心商行向公安机关的控告中的解释亦属合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该交付货物的行为，可心商行与恒大置业公司并未在先期达成合意，可心商行仅系根据周苗的指示进行，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可心商行主张由恒大置业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及合同依据，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周苗指示可心商行送货至恒大置业公司这一行为的性质，法院认为，可以认定其系职务行为。首先，该行为发生在周苗担任恒大饮品公司南阳业务处的业务经理期间；其次，涉案的调配矿泉水的行为与恒大饮品公司的业务联系紧密，在饮品行业内也符合行业习惯。基于上述因素，可心商行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交易对象为恒大饮品公司。故涉案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可心商行已按照指示将涉案的500ml规格的矿泉水2260箱运送至恒大置业公司的恒大帝景项目，恒大置业公司称确实使用过恒大矿泉水且已经平账，但周苗向恒大饮品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显示其系统内部仍有2260箱矿泉水未做发货处理，恒大饮品公司称该截图仅为公司SAP内部系统内订单截图，并非经销商的DMS下单系统，也从侧面印证了涉案的交易并非正常的销售交易。但在恒大置业公司已经确认矿泉水已经平账的情况下，恒大饮品公司的系统内部还有2260箱矿泉水的订单未处理，其称与可心商行无关，不能令人信服。恒大饮品公司称该订单已经手工单发货，但在货物数量、交付地点高度吻合的情况下，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理由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可心商行与周苗之间当初约定的是“调换新批次矿泉水”亦或“支付现金”，双方表述不一，但周苗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常规解决办法”与可心商行的陈述一致，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且该纠纷已经长达数年未予解决，可心商行已不再从事矿泉水销售业务，即使当初双方约定的是“调换新批次矿泉水”，时过境迁，当初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如前所述，该合同后果应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恒大饮品公司应当向可心商行退回相应价值的货款。关于涉案货物的单价，可心商行主张31元／箱，但可心商行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上述主张，周苗及恒大饮品公司的员工张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均称单价为24元／箱，该单价以24元／箱计算较为适宜，涉案货物价款计算为54240元（24元／箱×2260箱），该款项应由恒大饮品公司支付。可心商行主张自2020年9月30日起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但恒大饮品公司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未及时支付款项，给可心商行造成损失，应自2020年11月18日（可心商行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邓州市可心副食商行货款54240元，并自2020年11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邓州市可心副食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7元，减半收取计818.5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恒大饮品公司提供《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一份，拟证明截止2016年7月31日可心商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处理完毕，经可心商行盖章予以确认，可心商行已确认月度对账以外的费用为个人行为，并非恒大饮品公司的行为。可心商行对《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不包含本案的水费。周苗对《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遗留问题是指前期市场费用的问题，没有明确双方的买卖行为，恒大饮品公司与可心商行存在买卖关系。恒大置业公司对《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无异议，即使存在调配货物的基础事实，双方货款经可心商行确认已经结清。本院认为，依据该《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载明的遗留问题明细为“2015年9月传统陈列费”，并非货款，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并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但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对《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仅对该《遗留费用处理确认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恒大饮品公司与可心商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恒大饮品公司是否收到案涉货物，一审法院判决恒大饮品公司支付货款54240元是否正确。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恒大饮品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以及将未经过其质证的控告书、南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对周苗、张峰的《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程序违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南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其依据可心商行员工李连成的控告，依法对周苗、张峰作出《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所载内容对本案买卖合同的认定具有直接证明力。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恒大置业公司、周苗出庭应诉并已经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虽然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未就上述证据重新组织恒大饮品公司进行质证，程序存在瑕疵，但恒大饮品公司对证人李连才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时称“证人证言与张峰的笔录有出入”，即恒大饮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存在及内容有基本的了解，一审法院并未剥夺其诉权。在恒大饮品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询问笔录》所记载事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南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制作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否程序不当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此可见,本案并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排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另外,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已明确告之该案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对此,恒大饮品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现恒大饮品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恒大饮品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恒大饮品公司与可心商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恒大饮品公司是否收到案涉货物，一审法院判决恒大饮品公司支付货款54240元是否正确。可心商行员工李连成的控告书、南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对周苗、张峰作出的《询问笔录》、张峰签字的《情况说明》、周苗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相互印证，可心商行已经将案涉货物按照周苗的指示送至恒大置业公司恒大帝景项目，恒大置业公司也认可确实使用过矿泉水。上述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案涉货物已经交付。恒大饮品公司上诉称货物并未实际交付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周苗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货款是否应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案涉买卖关系发生在周苗担任恒大饮品公司南阳业务处的业务经理、可心商行系恒大饮品公司经销商期间。周苗有权以恒大饮品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周苗指派可心商行向恒大置业公司送水的行为符合其系履行销售经理职务行为的一般社会认知，也与恒大饮品公司的业务相关。其次,周苗指派工作人员张峰一起将货物运送至恒大置业公司恒大帝景项目部，可心商行因此有理由相信周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再次,周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提交公司的《情况说明》，在其《情况说明》中不仅有主题为“关于南阳恒大帝景项目采购一批500ml冰泉的请示”的《恒大地产集团郑州有限公司呈批报告》截图，即在本案供货前就计划采购恒大冰泉水作为恒大帝景项目部礼品一事进行了报告。且其提交的《更改销售订单》截图也显示数量为2260箱的订单已经库存冻结，这与可心商行主张的货物数量相吻合。虽然恒大饮品公司上诉称其提交的系统是废弃的系统，且其提交的截图显示库存未冻结，但其内部系统是否现在是废弃系统不能影响其作为民事主体对外做出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周苗系职务行为，可心商行与恒大饮品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恒大饮品公司向可心商行返还货款5424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7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变英审判员尹庆文审判员高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慧书记员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