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8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菲菲，女，198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四川蓝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智昊，男，199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玲，系付智昊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玲，女，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上诉人潘菲菲因与被上诉人付智昊、黄晓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于2021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潘菲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被上诉人黄晓玲及作为付智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菲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付智昊偿还潘菲菲借款本金81891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从2020年4月21日起计算至付智昊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2.黄晓玲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费用由付智昊、黄晓玲承担。事实和理由：1.潘菲菲向付智昊支付3万元属实，理由为：（1）一审认定付智昊供货金额为17084元依据即为潘菲菲通过支付宝、微信、现金的方式向付智昊支付101375元货款，上述货款扣去付智昊出具《借条》上载明的款项及支付给付智昊的回扣款所形成的即为17084元，因此，付智昊供货金额为17084元的前提是潘菲菲向付智昊支付3万元现金货款；（2）潘菲菲就现金支付提交说明，陈述支付现金的节点为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2月18日期间，因付智昊提出自己的支付宝、微信资金往来很多，转款金额受限，要求潘菲菲最好用现金支付；2.付智昊无法提供剩余大部分防疫物资，双方协商一致将剩余货款转化为借款法律关系。双方在案外人吴某见证下于2020年3月30日通过结算形成，后由付智昊出具《借条》确认，借条上所有手写部分除了担保人黄晓玲本人签字捺印、书写身份证号码外，其余手写部分均为付智昊亲笔书写。由于付智昊一直未偿还欠款，经潘菲菲多次催收后，付智昊于2020年6月30日再次出具《欠条》，载明金额同为81891元，且明确还款计划，能印证付智昊认可收到潘菲菲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现金3万元）；3.一审错误认定付智昊于2020年3月1日转款11000元为给潘菲菲个人借款的退款。理由如下：（1）付智昊将1.1万元退还给潘菲菲的时间在双方结算时间之前，该笔款不应包括在内；（2）该笔款项不是付智昊退还给潘菲菲的个人款项，而是潘菲菲所在单位即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电务维修段（以下简称成都电务维修段）委托其购买口罩帮助单位垫付的费用。潘菲菲通过用支付宝扫描店铺内付款码的方式将2.4万元款项转给付智昊，后因潘菲菲的单位后期需要大量防疫物资，故成都电务维修段告知付智昊先行退还潘菲菲垫付的2.4万元，于是付智昊于2020年3月1日退还1.1万元，该1.1万元与本案无关；4.一审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应予纠正。 付智昊、黄晓玲共同答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现金支付，而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2.付智昊向潘菲菲支付1.1万元属实；3.对潘菲菲支付57880元认可，13495元所对应的货物配送到位。 潘菲菲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付智昊向潘菲菲偿还本金81891元；2.付智昊向潘菲菲支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以81891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1日起至付智昊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黄晓玲对付智昊的上述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付智昊、黄晓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至2月，潘菲菲因向新津兴盛德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德药房）购买防疫物资，通过支付宝共计向付智昊支付货款共计57880元。其中2020年1月25日2400元、同年1月26日3800元、同年1月29日1680元、同年2月2日30000元、同年2月10日两次每次10000元；通过微信分别于2020年1月25日、同年1月26日、同年2月3日、同年2月5日、同年2月17日共计15次向付智昊支付货款共计13495元。上述货款共计71375元。 因付智昊未完全提供潘菲菲所购防疫物资，双方协商将付智昊应退货款转为借款。2020年3月30日，付智昊向潘菲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人付智昊于2020年3月30日向出借人潘菲菲借款人民币捌万壹仟捌佰玖拾壹元，小写81891元，借款期限X月。于2020年4月20日归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付智昊在《借条》尾部的“借款人”处签名，黄晓玲在《借条》尾部的“担保人”处签名。 一审另查明，付智昊通过支付宝分别于2020年1月25日向潘菲菲转账2400元，于2020年3月1日转账1.1万元，于2020年5月27日向潘菲菲转账5000元。兴盛德药房于2019年3月18日由付智昊、黄晓玲两名股东出资成立，付智昊系兴盛德药房法定代表人。 一审庭审中，潘菲菲陈述其因购买防疫物资还向付智昊支付过现金30000元，并认可付智昊仅提供了价值17084元的防疫物资，其诉讼请求金额81891元系以潘菲菲向付智昊支付货款总额即71375元加上30000元现金减去付智昊于2020年1月25日退还2400元再减去提供的价值17084元的防疫物资。因潘菲菲所就职单位成都电务维修段也在付智昊处购买防疫物资，潘菲菲将2020年3月1日付智昊的转款11000元退给了成都电务维修段，该退款并非系退给潘菲菲个人。而付智昊2020年5月27日转款5000元，潘菲菲认为系支付《借条》所欠借款利息。 一审查明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以下证据材料：《支付宝回单》、支付宝账单详情、《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借条》、企查查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 一审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潘菲菲与付智昊就买卖防疫物资退款事宜进行了结算，由付智昊向潘菲菲出具《借条》，应视为买卖双方由退款转为借款达成一致协议，故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黄晓玲辩称付智昊系在醉酒的情形下签署《借条》，其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双方借款金额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潘菲菲陈述已向付智昊支付现金货款30000元，仅系其单方陈述，并未就现金货款的交付时间、地点、资金来源作出明确说明，且就双方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发生资金往来一般采用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故能够认定潘菲菲并未向付智昊支付过30000元现金货款。关于付智昊2020年3月1日转款11000元的认定。因潘菲菲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代表成都电务维修段收取的退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笔款项应视为付智昊退还潘菲菲的个人款项，应从所退款项中予以扣除。关于付智昊2020年5月27日转款5000元的认定。因该笔款项系发生在《借条》出具后，因《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付智昊归还的借款本金。潘菲菲自认收到付智昊提供的价值17084元的货物，付智昊已完成该价值相应货物的供货义务，故应从所退款项中扣除。 综上，付智昊所退货款即潘菲菲向付智昊提供借款的金额应为35891元（71375元-2400元-11000元-5000元-17084元=35891元）。付智昊向潘菲菲借款35891元，未按照《借条》约定的时间归还，现已逾期。潘菲菲要求付智昊归还借款35891元的理由成立，一审予以支持。付智昊在向潘菲菲借款时虽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约定了借款归还期限，潘菲菲要求付智昊支付借款逾期后按照全国银行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一审予以支持，对超出的部分，一审不予支持。黄晓玲在借条尾部“担保人”处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应按连带保证责任处理，也未约定保证范围，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亦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应认定为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6个月，黄晓玲的担保在保证期间内，故潘菲菲要求黄晓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成立，一审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付智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潘菲菲借款本金35891元及利息（利息以35891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4月21日起计算至付智昊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黄晓玲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潘菲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87元，保全费839元，共计1826元，黄晓玲承担754元，潘菲菲承担1072元。 二审中，潘菲菲向本院出示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2020年12月28日成都电务维修段情况说明；2.成都电务维修段公章、营业执照、介绍信使用审批表一份。拟证明，潘菲菲的单位在疫情期间委托潘菲菲购买防疫物资，其费用中有潘菲菲个人垫付以及单位和付智昊之间关于购买防疫物资、支付货款、付智昊欠付货款的具体情况以及要使用成都电务维修段印章必须经过6个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3.成都电务维修段设备车间主任张明出具的证明以及其身份证、工作证明、照片，拟证明成都电务维修段有委托潘菲菲采购防疫物资。第二组证据：支付宝转款截屏，拟证明，2020年1月25日，潘菲菲在付智昊药店购买口罩向其支付2.4万元，2020年2月10日，潘菲菲向付智昊购买防疫物资，用现金方式向付智昊支付4352元；第三组证据：成都电务维修段疫情防控物资接收明细表1份、成都电务维修段成都车载设备车间疫情防控物资发放签收登记表2份；拟证明，部分防疫物资系潘菲菲个人垫付购买；第四组证据：借款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一份、建设银行代收付汇总清单一份、代发业务明细清单一份、银行付款凭证一份，拟证明，成都电务维修段要求付智昊将员工垫付的购买防疫物资的费用全部退还给员工，付智昊在2020年3月1日向潘菲菲退还11000元，剩余17352元未予退还。之后成都电务维修段为了员工利益不受损，单位采用通过员工张梦奇向单位借款的方式将所需报销给员工的费用50652元于2020年3月18日通过建设银行转款方式向潘菲菲报销17352元。第五组证据：潘菲菲收款凭证一份，拟证明潘菲菲收到单位报销的防疫物资费用17352元，该笔费用加上付智昊于2020年3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潘菲菲转款11000元，正是28352元，故付智昊于2020年3月1日向潘菲菲退还的11000元与案涉纠纷无关。第六组证据：内部报表一份，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付智昊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借款人、黄晓玲作为担保人向成都电务维修段出具《借条》一份，金额为50652元。拟证明，成都电务维修段于2020年2月5日、2月13日向付智昊支付了121652元货款，剩余30000元货款作为预留金。付智昊的药店开具了发票，上述金额包括潘菲菲受单位委托向付智昊支付28352元；第七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4份，拟证明，付智昊于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3日通过建设银行将20625元偿还成都电务维修段，剩余30000元付智昊提出因经济紧张用前期的货款30000元予以抵扣；第八组证据：《欠条》一份，拟证明付智昊未按照借条载明的日期及时还款，在潘菲菲多次催促下，付智昊于2020年6月30日，再次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的欠款金额为81891元，并约定了还款时间、金额，还款计划约定的3笔款项的总金额加起来仍为81891元；第九组证据：《借条一份》、吴某说明一份、吴某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2020年3月30日，因付智昊未退还潘菲菲和成都电务维修段的货款，吴某与潘菲菲受成都电务维修段的委托共同前往药店要求付智昊还款，付智昊作为借款人，其母亲黄晓玲作为担保人向吴某及成都电务维修段、潘菲菲出具《借条》3份，付智昊并非为醉酒状态下出具欠条；第十组证据：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银行流水、微信截图，拟证明邓某委托潘菲菲购买口罩，将现金30000元交付潘菲菲；第十一组证据：潘菲菲与付智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潘菲菲多次催收付智昊，付智昊对欠款没有异议，只是拖延还款时间；第十二组证据：申请邓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现金支付付智昊3万元的来源；第十三组证据：申请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付智昊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并非在醉酒状态下出具。经庭审质证，付智昊、黄晓玲认为，对第一、二、三组证据成都电务维修段情况说明不认可，不知道该说明中的2.4万元潘菲菲转给谁，但是付智昊明确有这笔2.4万元款项，付智昊也向单位供货了，不存在潘菲菲现金支付的4352元。只有通过支付宝支付购买额温枪3800元。对第四组证据认可。对第五组证据，付智昊向潘菲菲支付1.1万元认可；对第六组证据，认为增值税发票不仅仅只有2份，当时有3份增值税发票，总共票据是8张，还有2张找不到，潘菲菲主张的金额不吻合；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实转给成都电务维修段；对第八组证据，认为是逼迫所为；对第九组证据，认为当时确实给吴某出具条子，黄晓玲也确实提供担保；对第十组证据，付智昊、黄晓玲不认识邓某；对第十一组证据，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第十二、十三组证据，认为邓某的证言不应被采信，吴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付智昊不是在醉酒状态下出具《借条》。 付智昊、黄晓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欠条》一份，拟证明付智昊在潘菲菲多次威胁而出具8万余元的《借条》，为何还让付智昊出具1万元的《欠条》；2.民事起诉状；3.6张发票，证明单位出具151612元不是事实；4.供货地址4张。经庭审质证，潘菲菲认为，对证据1、2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能与成都电务维修段购买防疫物资的时间、种类相吻合；对证据4的供货地址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对潘菲菲出具第一至十组证据，因均系潘菲菲与其所在单位之间以及付智昊与成都电务维修段之间产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十二、十三组证据，鉴于邓某与潘菲菲之间系亲戚关系，在疫情期间不排除支付现金的可能，但对邓某的证言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吴某的证言能证明其与潘菲菲共同到药店要求付智昊支付欠款。对付智昊、黄晓玲出具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4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一、2020年6月30日，付智昊向潘菲菲出具《欠条》，载明，关于付智昊欠潘菲菲人民币81891元的补充协议，1.2020年5月27日还款5000元，剩余欠款76891元；2.第2笔欠款在8月18日前付款40000元；3.最后一笔款在9月30日之前结清。欠款人：付智昊，并补充说明若在8月18日前未付第2笔款，潘菲菲可以使用法律途径强制执行。二、潘菲菲与付智昊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6月18日，潘菲菲“小伙子，今天18号咯”，付智昊“好的，姐”；潘菲菲“钱钱的事情，咋说”，付智昊“姐非常感谢你”；7月14日，潘菲菲“昊昊，你最近方便不，如果方便，多少给我一点嘛，我缺现金啊”，付智昊“姐，你那需要好多，我给你找下”；潘菲菲“全部给我”,付智昊“我去问下”，潘菲菲“我实在收不住你们了，任何时候，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不用，我起诉你和你妈就是，被你们逼的，好好说，拽的很”，付智昊“姐我手机刚进水了”“我给你去想想办法”;潘菲菲“一个月钱（前）打电话就不接了，骗子，说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后来的时候，全是不耐烦，或者不接”，付智昊“我给你处理姐”“钱我去找”；潘菲菲“我最晚下周全部要，谢了”，付智昊“嗯”；潘菲菲“7月21号23:00，过时不侯”，付智昊“姐我这边尽快”；潘菲菲“发个微信，也不回电话，我觉得你是大爷”，付智昊“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去想办法给你钱”“真的不好意思姐”；8月2日，潘菲菲“8月18（日），你再不给我，我也请假住你家了哈”，付智昊“好的姐”；8月12日，潘菲菲“弟弟，我给你确定一下，18号的事情嘛”，付智昊“姐18号给你”；8月18日，潘菲菲“弟弟，今天18号咯，我是给你卡号，还是转支付宝”，付智昊“姐我在给那边打电话”“打完我给你回过来”；潘菲菲“你发个定位呢”，付智昊“姐我现在没在新津我这边弄好来找你”；8月22日，潘菲菲“付智昊，我对得起你，你这样做，不怕以后因果报应吗？”，付智昊“不是我现在不过来”，潘菲菲“那我觉得你该给我说清楚”，付智昊“姐我在外面收钱确实不好意思没收到我都不晓得咋面对你”；潘菲菲“真不用，你好辛苦，我等会把东西收拾好，一起到你家，找你父母，你爷爷一起说事，你妈现在电话也不接，还是担保人，怎么办嘛”，付智昊“该给你的肯定是给你，姐我也不会不给你，该给你算的利息也会给你”“你觉得怎么样”“确实也那么久了我们把利息和时间谈好”。三、潘菲菲于2020年9月16日向一审法院就案涉纠纷起诉，2020年7月20日、2020年9月20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为：1年期3.85%。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焦点问题在于付智昊应向潘菲菲归还的具体金额。本案中，因付智昊在收到潘菲菲购买防疫材料款项后未向潘菲菲足额发送货物，故付智昊应向潘菲菲退回货款，付智昊于2020年3月30日向潘菲菲出具《借条》，将双方之前的买卖合同关系转换为借款，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双方产生分歧在于《借条》上载明的欠款金额81891元是否真实，付智昊、黄晓玲认为潘菲菲并未向付智昊支付现金3万元以及2020年3月1日付智昊向潘菲菲转款1.1万元系归还案涉款项，而潘菲菲认为付智昊、黄晓玲应按照《借条》《欠条》上的内容履行义务。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其一，付智昊、黄晓玲称2020年3月30日的《借条》系在付智昊醉酒状态下出具并无证据证明，相反，在同一天，案外人吴某与潘菲菲到兴盛德药房对付智昊尚欠成都电务维修段、吴某以及潘菲菲的款项进行催收，付智昊分别向吴某以及成都电务维修段出具《借条》，且其亦认可按照《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向成都电务维修段进行履行，能印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付智昊、黄晓玲知晓在《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其二，《借条》上载明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付智昊再次向潘菲菲出具《欠条》，作为《借条》的补充协议，在该《欠条》上付智昊再次明确欠潘菲菲的款项为81891元，并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对《欠条》出具的原因以及款项金额的构成为何与前述《借条》金额一致，付智昊、黄晓玲并未作出合理性解释，且从《欠条》的内容反映，付智昊已履行《借条》上载明的部分还款义务即于2020年5月27日向潘菲菲转款5000元；其三，付智昊出具《欠条》后，潘菲菲通过微信多次要求付智昊按照《欠条》的日期还款，付智昊未予以反驳，相反一直积极承诺还款；其四，潘菲菲在疫情期间为购买防疫物资多次向付智昊转账或支付金额较小现金符合常理，且潘菲菲对现金支付的时间、原因均作出说明；其五，对于2020年3月1日，付智昊向潘菲菲转款1.1万元，因该转款时间发生在付智昊出具《借条》之前，该款即或与潘菲菲相关，也通过双方之间的结算予以了结，该款不应在付智昊向潘菲菲归还的借款中抵扣。综上，潘菲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即付智昊应按照出具《借条》《欠条》上载明的内容履行义务，鉴于付智昊已应潘菲菲归还借款5000元，双方并无约定利息，故该5000元应冲抵借款本金，付智昊应向潘菲菲归还借款本金76891元（81891元-5000元＝76891元）。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付智昊应向潘菲菲归还借款76891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分段计算：以本金4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18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36891元为基数，从2020年9月30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均按照年利率3.85%计算。黄晓玲作为付智昊上述债务的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潘菲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 二、付智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潘菲菲借款本金7689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分段计算如下：1.以借款本金4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1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2.以借款本金36891元为基数，从2020年9月30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均按照年利率3.85%计算）； 三、黄晓玲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付智昊追偿； 四、驳回潘菲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7元，由潘菲菲负担50元，由付智昊、黄晓玲负担937元，保全费839元，由付智昊、黄晓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元，由潘菲菲负担50元，由付智昊、黄晓玲负担192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傅敏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