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9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作建，男，197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柳瑞艳，女，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基伟，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芬，女，195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友，招远正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陈雪宁，女，198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刘作建、柳瑞艳因与被上诉人陈秀芬及原审被告陈雪宁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5民初2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作建、柳瑞艳上诉请求：1.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诉讼对象主体错误，一审确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的一审起诉状及庭审笔录均可以确定被上诉人诉称的事实存在错误，即被上诉人并非为上诉人的果园提供劳务。一审中，柳尧臣生前与西庄子村民委员会签署的承包合同完全可以证明该合同所涉及的西南沟苹果园并非由二上诉人承包，上诉人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苹果园系由柳瑞艳母亲进行经营管理。2019年1月25日庭审中，被上诉人也只是表示“他们（二上诉人）还有可能管理其他果园”，但是被上诉人却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庄子村西南沟的果园一直都是由二上诉人进行管理的，这也仅仅是被上诉人的主观推测甚至是猜测，尚无法达到民事诉讼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2019年6月13日的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被上诉人“原告，你到底是给谁套袋受的伤?”被上诉人回复“是给柳瑞艳家套袋，因为柳瑞艳的母亲岁数大了，没有能力摆弄果园了”。2020年4月10日，本案二审庭审中，法官询问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苹果地是上诉人母亲而不是上诉人的有无异议？”被上诉人回答“没有异议”。2020年11月25日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上述苹果园系二上诉人母亲的。也就意味着，被上诉人认可自己受伤的苹果园不是二上诉人的，而是阎守花的。因此，上述庭审笔录均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是为上诉人柳瑞艳母亲的果园进行的套袋工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被上诉人要求二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二、被上诉人避轻就重、以判决代替执行的做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一审法院以推测甚至猜测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曾声称，上诉人母亲阎守花8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但上诉人也已充分举证证明阎守花具备劳动能力。另外，被上诉人的逻辑结构禁不住推敲，因为被上诉人声称自己是给柳瑞艳套袋的大前提是“阎守花岁数大无力摆弄果园”，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推论甚至假设。被上诉人为谁提供劳务是不能附带任何条件甚至猜测的，被上诉人为谁提供劳务跟果园承包者的岁数大小并无任何关系。证人寺口镇西庄子村村委书记柳某1证实，2018年秋天，有一男四女去阎守花家里索要工资，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临时雇工是为上诉人柳瑞艳母亲提供的劳务，更可以证实陈雪宁及在庭审中提供了虚假陈述，其目的在于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二上诉人的利益。意图以判决来代替执行，毕竟被上诉人声称阎守花没有执行能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适格被告必须是接受劳务的人，而本案的二上诉人并未直接接受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甚至可以说上诉人并未直接受益于该劳务。一审判决书第六页使用猜测来判断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关于本案被上诉人医疗费报销、关键证据遗失等有关事实，一审法院并未调查。2020年9月11日庭审中出示的(2019)鲁0685民初29号案卷中被上诉人在烟台山医院的入院记录中载明“患者自诉于9小时前在家不慎摔倒伤及右膝”，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根据该陈述进行新农合的费用报销。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医院费用的结算单，意味着被上诉人根据目前的医保政策已经报销相应款项，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已经报销了的费用。否则，被上诉人便存在骗保之嫌。而且，一审卷宗中缺失了被上诉人主张的烟台山医院的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甚至连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的复印件都没有，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在烟台山医院的实际花费情况。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用药明细结尾部分，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曾就本次入院费用使用过商业保险垫付，如果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医疗费发票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使用发票原件进行商业保险的报销。一审法院对该损失都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便径行判决二上诉人需要承担被上诉人所谓的“经济损失”便没有任何依据。毕竟最终被上诉人是存在获益还是损失，法院没有调查。四、一审两次开庭均关闭同步录音录像，本案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本案一审庭审尤其是第二次庭审中没有录音录像，上诉人要求法院调查被上诉人的医疗费及报销情况时，主审法官不予理睬并表示“会调查”，上诉人要求“那现在调查吧”，主审法官却回复“怎么查我说了算”，之后对关键案情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便仓促结案。上述违法情形直接导致本案庭审没有调查涉及案情的关键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本院审理中补充：一、本案判决书第三、四页载明的医疗费单据缺失，上诉人代理人曾在庭审中多次提请法庭注意并进行调查，被上诉人沉默不语，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关键情节进行调查。2020年9月11日庭审中出示的（2019)鲁0685民初29号案卷中被上诉人在烟台山医院的入院记录中载明“患者自诉于9小时前在家不慎摔倒伤及右膝”，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根据该陈述进行新农合的费用报销。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医院费用的结算单，意味着被上诉人根据目前的医保政策已经报销相应款项，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已经报销了的费用。而且，一审卷宗中缺失了被上诉人主张的烟台山医院的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甚至连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的复印件都没有，根本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在烟台山医院的实际花费情况。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用药明细结尾部分，可以确定一点即被上诉人曾就本次入院费用使用过商业保险垫付，如果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医疗费发票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巳经使用发票原件进行商业保险的报销。一审法院对该损失都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便径行判决二上诉人需要承担被上诉人所谓的“经济损失”便没有任何依据。毕竟最终被上诉人是存在获益还是损失，法院没有调查。判决书中载明的“医疗费单据”并不在本案案卷中。二、被上诉人与陈雪宁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影响本案审理。一审判决书第5页载明“被告陈雪宁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其陈述原告系被告柳瑞艳所雇，应予采信”，但据上诉人了解，陈雪宁与被上诉人亦存在亲属关系,陈雪宁母亲称被上诉人为姑姑。也就意味着，陈雪宁与被上诉人的这种亲属关系已经对本案的正常审理产生了影响。三、一审法院不采纳证人柳某1的证言，其理由难以令人信服。证人柳某1出庭证实阎守花果园套袋出事后的当年秋冬，陈雪宁带人到阎守花家中索要套袋钱，而陈雪宁本人也承认自己去阎守花家中。证人在2019年出具的证言中表示是一男四女，庭审中表述是一男三女，但这本身并不矛盾。因为柳某1并未将被告陈雪宁计算在内。更何况，证人所称的时间、地点与陈雪宁的陈述都是吻合的，足以证实陈雪宁关于索要工钱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毕竟，证人没有任何理由向法庭出具虚假证言，更何况证人还是该村的村书记。四、希望二审法院依据职权及有关规定调取本案副卷，确定本案是否存在人为干预案件审理的情形。如果一审合议庭认为本案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也应当列明本案需要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归纳不同的意见与理由。根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的某位亲戚在一审法院担任要职,可能对本案进行人为干预。二审判决裁决之前，代理人向贵院提出如下建议：调取本案一审卷宗的副卷，确定合议庭的案件评议处理意见；2、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处理本案的全程记录；3、合议庭上报审判委员会时，是否存在隐瞒主要证据、遗漏重要情节等法定情形。五、针对同一事实，（2018)鲁0685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与(2020)鲁0685民初2594号民事判决书，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2018)鲁0685民初29号案件2019年1月25日庭审中，被上诉人表示“他们（二上诉人）还有可能管理其他果园”，2019年6月13日的庭审中，审判长询问被上诉人“原告，你到底是给谁套袋受的伤？”被上诉人回复“是给柳瑞艳家套袋，因为柳瑞艳的母亲岁数大了，没有能力摆弄果园了”。但是被上诉人却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庄子村西南沟的果园一直都是由二上诉人进行管理的，这也仅仅是被上诉人的主观推测甚至是猜测。2020年4月10日，本案二审庭审中，法官询问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苹果地是上诉人母亲而不是上诉人的有无异议？”被上诉人回答“没有异议”。(2020)鲁0685民初2594号案件2020年11月25日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上述苹果园系二上诉人母亲阎守花的。但本案判决书中却作出了“不足以证实原告系阎守花所雇，且无法排除原告系由被告柳瑞艳雇佣、而在阎守花果园套袋的可能”的认定结论。既然已经确定被上诉人在阎守花的果园套袋受伤，而被上诉人又坚持认为“这个地的管理收益都是柳瑞艳跟刘作建的”（2019年6月13日庭审笔录），那便应当由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六、被上诉人罔顾事实，为避免执行受阻而起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曾声称，上诉人母亲阎守花8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但上诉人也已充分举证证明阎守花具备劳动能力。另外,被上诉人声称自己是给柳瑞艳套袋的大前提是“阎守花岁数大无力摆弄果园”，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推论甚至假设，这一逻辑结构禁不住推敲。被上诉人为谁提供劳务是不能附带任何条件甚至猜测的，被上诉人为谁提供劳务跟果园承包者的岁数大小并无任何关系。事实上，在整个烟台地区年逾七旬仍在劳作的农民数不胜数，而被上诉人之所以不起诉上诉人母亲而起诉上诉人的目的便是担心后期难以执行一名年逾七旬的老人。被上诉人意图以法院判决来代替执行顺利，毕竟被上诉人声称阎守花没有执行能力((2018)鲁0685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页下数第四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适格被告必须是接受劳务的人，而本案的二上诉人并未直接接受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甚至可以说上诉人并未直接受益于该劳务。一审法院判决书第六页使用猜测来判断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陈秀芬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上诉人所说的关于被上诉人套苹果袋树上的地是二上诉人母亲承包的没有异议，而作为雇佣劳务者是上诉人柳瑞艳雇佣的被上诉人，受益人是二上诉人。望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原审被告陈雪宁述称：对上诉人柳瑞艳说去其母亲家和其母亲要钱不认同，而是我联系不到柳瑞艳，干活的工人带着我到柳瑞艳母亲家去找柳瑞艳。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原告陈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65716.8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秀芬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证人陈某、秦某的书面证词，证实2018年6月11日，陈雪宁组织二证人与原告等人到招远市为刘作建、柳瑞艳家套苹果袋。2018年6月12日，原告在套袋过程中不慎摔伤，由被告陈雪宁、柳瑞艳将原告送到医院治疗。对于上述证据，被告柳瑞艳、刘作建不认可，法院认为，原告系在栖霞市受伤，二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证言法院不予采信；2、原告的门诊病例、住院病例、医疗费单据等，证明原告受伤后招远市中医医院拍片检查，后到文登整骨医院、烟台山医院治疗，原告共在烟台山医院住院治疗13天，诊断为：右胫骨平台骨折、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共花医疗费22233.19元，被告柳瑞艳、刘作健不认可，申请对原告在烟台山医院用药合理性进行鉴定，但后放弃鉴定，亦无相反证据证实其主张，对该证据法院予以认定；3.被告提供的证人梁某出庭证明，柳瑞艳之母阎守花是其舅妈，系阎守花让其找人套袋，其联系被告陈雪宁。被告陈雪宁称梁某陈述与事实不符，证人当时讲的是柳瑞艳家雇人套袋。法院认为，证人梁某系被告柳瑞艳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虽称系为阎守花联系雇佣原告等为其套袋，但被告陈雪宁（中间人）否认，故对该证言法院不予采信；4.被告提供的证人刘某及招远市民委员会书面证明，2018年被告刘作建、柳瑞艳家中的苹果套袋全部是证人刘某雇人所为。对于该证据，原告及被告陈雪宁均不认可。原告认为，被告刘作建、柳瑞艳除去在招远市有承包的苹果园外，不排除在其它地方还有管理苹果园的可能。被告陈雪宁认为，原告受伤就是在栖霞市为被告柳瑞艳、刘作建苹果套袋的过程中受伤。法院认为，即使证人及村委会所述属实，亦不能排除被告雇佣原告在它地、为他人套袋的可能；5.被告提供的证人柳某2出庭证明，原告受伤后，被告柳瑞艳之母给被告柳瑞艳钱，并雇其车辆拉原告到医院治疗，车费也是被告柳瑞艳之母给付。6、栖霞市民委员会及书记柳某1出庭证明，阎守花果园套袋出事后的当年秋冬，其发现被告柳瑞艳之母家门口有一男三女要套袋钱。但其于2019年9月1日出具的证明中称是一男四女找阎守花要工钱，相互矛盾；被告陈雪宁称，因找被告柳瑞艳找不到，电话也联系不上，只知道那是柳瑞艳家，并不知道那是柳瑞艳母亲家，见到柳瑞艳母亲后，向其母要柳瑞艳的电话号码，柳瑞艳母亲称联系不到柳瑞艳，其并没有向柳瑞艳母亲要套袋钱。法院认为被告所提供的证据5、6不足以证明原告系受阎守花雇佣；7.被告提供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基伟与被告陈雪宁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柳基伟联系被告陈雪宁为其苹果摘袋，双方对工钱、及交通问题进行了沟通，被告柳瑞艳、刘作健以此证明谁联系雇工并不意味着谁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雪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该证据系非法取得，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主张系被告柳瑞艳雇佣原告进行苹果套袋，并不是因被告柳瑞艳联系被告陈雪宁而要求其对雇工损害进行赔偿，被告柳瑞艳对原告起诉所主张的事实理解存在偏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2018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6297元、招远市护工工资1910元/月、2018年度招远市伙食补助50元/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受谁雇佣，原告与被告柳瑞艳所述不同，原告受雇套袋系通过中间人被告陈雪宁介绍，被告陈雪宁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其陈述原告系被告柳瑞艳所雇，应予采信；原告虽在阎守花承包的果园套袋时受伤，被告柳瑞艳、被告刘作健也提供证据，但不足以证实原告系阎守花所雇，且无法排除原告系由被告柳瑞艳雇佣、而在阎守花果园套袋的可能，故应认定原告是受被告柳瑞艳雇佣，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柳瑞艳、刘作建应予赔偿。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有注意安全的义务，因其未尽到注意安全之义务，故对其损害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原告自行承担其损失的30%为宜。原告的合理损失有医疗费22233.19元、原告主张误工费8148.5元（16297元/年÷12个月×6个月）、残疾赔偿金63493.5元（42329元/年×15年×10%）、护理费5730元（1910元/月×3个月）、住院生活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交通费酌定为600元，合计100855.19元，被告承担原告损失的70%为70598.63元，扣除被告柳瑞艳先行赔偿的5600元外，被告柳瑞艳还应再赔偿原告陈秀芬经济损失64098.63元。因被告柳瑞艳、刘作建系夫妻，且该侵权债务发生二人共同生活期间，故该款应由被告柳瑞艳、刘作建夫妻二人共同负担。原告的后续治疗费，要求另行主张权利，法院依法予以准许。被告陈雪宁作为介绍人，只是收取交通费，故原告要求被告陈雪宁赔偿其损失，法院不予支持。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判决：一、被告柳瑞艳、刘作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秀芬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共计64098.63元。二、驳回原告陈秀芬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5元，鉴定费2080元，原告陈秀芬负担742元（118元+624元），被告柳瑞艳、刘作建负担2873元（1417元+1456元）。经本院审查，被上诉人陈秀芬受伤后在烟台山医院的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等相关票据，存于一审法院（2019）鲁0685民初29号卷中。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的事实看,被上诉人陈秀芬在套袋时所受伤的苹果园位于栖霞市,是上诉人柳瑞艳的母亲阎守花的承包地,而上诉人柳瑞艳及被上诉人陈秀芬均住在招远市辖区,虽然两处相距并不很远,但从一审双方的陈述看,阎守花年事已高,无论从精力、体力及信息交流能力方面，与年轻人相比较，应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客观上分析，由上诉人柳瑞艳作为其女儿帮助母亲管理经营果园，与情与相理合。故此，不宜从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来判断与谁形成雇佣关系。目前来看，陈秀芬在阎守花承包的果园套袋时受伤是客观事实，至于是受阎守花雇佣还是受上诉人柳瑞艳雇佣，双方各执一词。从法律上讲，假若陈秀芬是阎守花雇佣受伤，那么，阎守花也同样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综合本案的各项证据，认定被上诉人陈秀芬是受上诉人柳瑞艳雇佣，与法与理不悖。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所诉主体错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医疗费存在重复报销的问题，没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对一审程序所提异议，缺乏相应证据，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作建、柳瑞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5元，由上诉人刘作建、柳瑞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