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5民终2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仁康，男，汉族，1975年11月13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朝敏，女，汉族，1966年07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刘世学，男，住七星关区，系杜朝敏之夫。上诉人陶仁康因与被上诉人杜朝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1801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仁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成立登记日期为2011年11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杜朝敏，社会组织类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为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为七星关区教育局。2017年10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学校买卖协议》后，已按约定履行前三期付款义务，支付被上诉人1300000元。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于2018年08月28日竣工验收，因被上诉人未将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办学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变更给上诉人，上诉人未支付剩余款项。2018年10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15%股份。2019年6月1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杨济危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上诉人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75%的份额，被上诉人持有15%，案外人杨济危持有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学校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根据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学校买卖协议》要求被上诉人将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的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认为确认或否认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属行政许可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错误。被上诉人杜朝敏答辩称：1.案涉《学校买卖协议》已经2018年10月24日双方签订的《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以及2019年6月1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杨济危签订的《合伙协议》进行变更，且《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及《合伙协议》并未约定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被上诉人现作为合伙人不同意变更，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仍应是被上诉人。2.签订《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及《合伙协议》前，本案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系因上诉人未履行完《学校买卖协议》约定的义务，工程建设没有组织验收，未向被上诉人提供工程验收资料，未提交变更法人所需的相关资料导致，与被上诉人无关。陶仁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法人变更为原告；二、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成立登记日期为2011年11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杜朝敏，社会组织类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为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为七星关区教育局。2017年10月2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学校买卖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愿将自己主办的《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卖给乙方，甲方先将《土地使用证》【编号：毕市七星国用（2015）第44号，土地面积总共17亩，其中有证面积8354.19m】、《规划用地许可证》（编号地字第520000201522005号）及相关文件、《选址意见书》交给乙方，以便乙方办理修建后续手续。学校建完工后，甲方负责把《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法人变更给乙方，乙方在办理《民办非企业证》及其他相关手续时，甲方负责及时到场签字。《办学许可证》法人变更产生的费用及公证费由甲方负责。其他手续办理费用由乙方负责。三、学校及用地、有效证件等卖价总金额大写人民肆佰壹拾肆万伍仟元（￥：4145000.00元）整。四、付款方式及时间：1、签定协议次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300000.00元）整；2、清除农作物，指清地界，砌好围墙3日内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500000.00元）整；3、2018年3月10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500000.00元）整；4、学校主体工程完工后，甲方必须把《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办学许可证法人变更给乙方；5、2019年3月10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500000.00元）整；2019年9月10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叁拾肆万伍仟元（￥345000.00元）整；2020年3月10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1000000.00元）整；2020年9月10日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1000000.00元）整；如果学校修建完工后许可证未变更完毕，甲方无权向乙方要此尾款，待甲方将办学许可证变更完毕后，乙方再于变更完毕后3日内将此尾款支付给甲方。如在2020年3月之前学校主体工程未完工，则乙方仍然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将所有款项支付给甲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签订协议后，原告按约定付款方式及时间履行了前三期付款义务，即支付了被告1300000元。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于2018年08月28日竣工验收，因被告未将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办学许可证法人变更给原告，原告未支付被告剩余款项。2018年10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约定乙方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15%股份。2019年6月19日，原告、被告、案外人杨济危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原告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75%的份额，被告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15%的份额，案外人杨济危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10%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系经行政许可登记成立的民办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九条规定：“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举办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十一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筹设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申办报告，内容应当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二)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三)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第十三条规定：“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筹设民办学校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同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登记申请书；(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场所使用权证明；(四)验资报告；(五)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六)章程草案”。第十五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见，对于确认或否定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的问题，审批机关即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审查属于实质审查，体现了相关行政机关的意志。因此，确认或否定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政权限范畴，包含了行政许可内容。据此，确认或否定举办者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当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解决。综上所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举办者是身份权，确认或否认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是我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属行政许可内容，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原告以其与被告签订《学校买卖协议》要求被告将其变更为毕节市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的法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陶仁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5.00元，退还原告陶仁康。本院审理本案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申办高中的报告、关于延缓分流七星关区思贤学校学生的申请、七星关区教育局的回复。证明目的：七星关区教育局同意办学，如果杜朝敏没有阻止，七星关区思贤学校申办高中已经成功。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无法办理高中的原因是不符合办理高中的条件。被上诉人仅仅是教师，不可能阻止上诉人办理相关事项，上诉人的主张不属实。2.七星招字（2019）20号《七星关区招生办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报名及相关工作通知》、七星教科许决字（2019）25号《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科技局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故意不变更法人登记，并用假资料办理了初中教学许可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学校面积不符合办理高中的条件，但经教育局考察符合办理初中的条件。签订《合伙协议》时，三方同意由被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杨济危担任校长，《合伙协议》明确杨济危担任校长。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系复印件，内容不全，且待证明的事实与本案纠纷无关联，不予采信。第2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29日签订《学校买卖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将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后，双方于2018年10月24日另行签订《七星关区思贤学校股份协议书》，约定由被上诉人入股300万元，持股15%；2019年6月1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杨济危又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上诉人持有七星关区思贤学校75%的份额，被上诉人持有15%，案外人杨济危持有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五条：“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筹设批准书；（二）筹设情况报告；（三）学校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四）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五）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第十八条第一款：“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第十九条第四款：“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进行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第二十条：“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根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第二十一条：“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一人。理事长、理事或者董事长、董事名单报审批机关备案。”第二十三条：“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2／3以上组成人员同意方可通过：（一）聘任、解聘校长；（二）修改学校章程；（三）制定发展规划；（四）审核预算、决算；（五）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六）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之规定，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需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同时，民办学校的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均需根据规定的程序产生。即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如何产生属民办学校的内部管理问题，需民办学校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内部程序产生后，报审批机关批准，司法不宜直接进行干预。上诉人可根据相关规定在内部程序中依法行使表决权等相应权利，上诉人径直起诉请求判决将其变更为七星关区思贤学校法定代表人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程序，应不予支付。一审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若在申请七星关区办学许可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或相关人员违反规定的相关程序，侵害上诉人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上诉人可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云审判员 胡伟科审判员 郭少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