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4民初6551号原告：朱占彬，男，汉族，1964年7月18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淋，男，汉族，1987年6月20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开州区。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办事处开州大道西段4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745331648K。法定代表人：谭本忠。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州国，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占彬与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汽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罗鄢毅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由于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罗鄢毅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向红和人民陪审员罗礼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1月10日和2021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朱占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淋、被告华中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本忠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州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占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和被告于2013年3月9日订立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的购车款738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原告向被告购买一辆运输型拖拉机（型号：王牌ＣＤXX，车架号：××1939）。双方约定由被告代为购买保险、上户、售后。原告分两次共计支付全部价款73800元。被告在2013年3月15日代原告购买保险并交付保单。2013年4月，被告将办理好的拖拉机行驶证（登记为车辆所有人朱占彬，车牌号为鲁163××）和道路运输证交付给原告，并且办理完税手续。此后，被告委托办理假牌假证的社会人员张斌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人民法院判刑。2019年5月，原告申请开州区农机监理站查询得知车牌号为鲁163××的车辆所有人系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何坊乡开发区的李昌宝，其车架号为××0135，登记日期为2007年4月6日，该登记一直未被注销。原告了解到被告自从2012年以后就不能上拖拉机户，但是被告员工一直按照公司经理谭俊杰的安排为客户办理假的车辆合格证。原告购买的车辆在2012年1月1日就不能办理车辆牌照，但是该车在2013年由被告办理上户和年审，在2014年后由原告自己办理年检手续。原告一直认为被告代办上户是真实的，但是在2019年因案外人张斌代办类似车辆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原告到农机监理部门查询才明确知道该车辆属于假牌假户。车辆买卖合同记载的车辆发动机型号为云内动力41XX，使用国二标准的柴油发动机，而国二标准的车辆在2013年属于禁止销售的车辆。原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车辆上户手续，则被告应当对登记上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但是被告作为农机销售企业明知自己通过社会人员上户，而且在提交给社会人员的车辆资料中提供造假的合格证。被告明知自己销售的车辆系超标车且无法上户，却隐瞒该情况并承诺车辆无质量问题符合国家法定标准而且可以代为上户，被告隐瞒车辆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存在欺诈行为和重大过错，并且致使数百台车辆无法登记上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案涉购车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告没有就案涉车辆的问题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在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接受过调查。原告不清楚该车辆是否由案外人张斌代办证件，该车辆行驶证没有在原告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中被认定为假证。综上，原告坚持起诉时主张的诉讼请求。被告华中汽贸公司辩称，原告诉称的购车款73800元实际上包含购车款60971元、上户费8000元以及原告要求被告加装器具的费用4829元；其中加装费用包含送车费1749元、加高板550元、水箱550元、轮胎1980元。案涉车辆在2013年由被告代为上户，2014年以后由原告自行办理年审。原告诉称被告经理谭俊杰安排为客户办理假合格证并不属实，谭俊杰因其他案件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被告出售该车辆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是准许生产和销售的。案涉购车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系双方共同协商办理农机户。案涉车辆已经过五次年检，说明被告销售的该车辆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案涉车辆的行驶证系被告委托案外人张斌代办，该行驶证系行政机关制作的证件，被告认为具有合法真实性，至于不同行政机关查询的办证情况不一样，被告无法得知谁对谁错。被告咨询相关单位得到答复是现行法律法规无法对该证件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被告认为涉案订购车辆协议由原告亲笔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应当有效。被告出售车辆时开具了发票，整个销售行为不存在违规违法。根据本地区的相关政策性文件，涉案车辆至今可以运营使用，合同目的可以完全实现。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在销售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涉及的另一类似案件中，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同类型车辆进行了调查取证，生产商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被告出售的车辆允许生产和销售，因此被告并无过错。被告还认为生产商王牌汽车公司出具的案涉车辆文件资料与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涉案车辆产品详细信息相一致，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在销售时是允许生产和销售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而不是车辆上户的效力，因国家政策发生部分变动导致涉案车辆现在不能上户和年检的过错不在于被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9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了《用户订购车辆协议》，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一辆王牌车（发动机型号为云内41XX），车价为73800元（含上户费），被告代办上农机户，费用由原告承担等内容。签订协议后，原告支付被告73800元，被告将案涉车辆和行驶证交付给原告，其中行驶证记载：“号牌号码：鲁16／3××，拖拉机类型：运输型拖拉机，所有人：朱占彬”。该车辆在2013年由被告代为上户，2014年以后由原告自行办理年审检验合格期至2018年4月。2019年5月15日，开州区农机监理站就案涉车辆出具《全国变型拖拉机信息管理系统检索信息》记载：“车牌号：鲁163××，所有人：李昌宝，注册登记日期：2007-04-06”。2020年11月9日，开州区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就案涉车辆出具《机动车整车公告产品详细信息》记载：“车辆制造企业名称：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环保达标情况：ＧＢ18352.3-2005国Ⅲ，ＧＢ3847-2005；车辆类型：轻型自卸货车；停止销售日期：2014-12-31”。另查明：案外人张斌曾向被告原总经理谭俊杰出卖拖拉机行驶证假证而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原告购买的案涉车辆行驶证在该案中未被认定为假证，原告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查明：诉讼中，本院经被告申请依法向案外人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调取案涉车辆的基础信息，准予生产、销售的许可性以及政策性文件以及禁止生产、销售的政策性文件。该公司向本院寄交了核查情况函及相关文件。核查情况函主要内容记载如下:“一、车辆基础信息：1.车辆类型：自卸汽车2.合格证编号：××，已随车交付当地经销商3.车辆型号：ＣＤXX4.车辆识别代号：××19395.发动机号码：××66.车辆出厂日期：2013年3月7日二、该型号车辆政策性文件1.准予生产、销售的许可性及政策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工产业2010第98号2.禁止生产、销售的政策性文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年第27号；（2）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文件：（2014）中重王牌技字21号；（3）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2014）中重王牌质字143号”。原告在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后坚持按照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主张权利。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身份信息，营业执照，《用户订购车辆协议》，《拖拉机行驶证》，本院（2018）渝0154刑初239号刑事判决书，开州区农机监理站出具的《全国变型拖拉机信息管理系统检索信息》，开州区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整车公告产品详细信息》，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情况函等证据在卷佐证。前述证据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并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主要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车辆型号的问题；二、关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结合现有证据查明的法律事实作出如下分析评判。一、关于案涉车辆型号和排放标准的问题。第一，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核查情况函内容记载:“一、车辆基础信息：1.车辆类型：自卸汽车2.合格证编号：××，已随车交付当地经销商3.车辆型号：ＣＤXX4.车辆识别代号：××19395.发动机号码：××66.车辆出厂日期：2013年3月7日二、该型号车辆政策性文件1.准予生产、销售的许可性及政策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工产业2010第98号2.禁止生产、销售的政策性文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年第27号；（2）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文件：（2014）中重王牌技字21号；（3）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2014）中重王牌质字143号”。因车辆识别代码系根据国家车辆管理标准确定，包含了车辆的生产厂家、年代、车辆型号、发动机号码、车辆类型等信息，该代码对车辆进行识别具有唯一性，故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厂家出具的案涉车辆相关信息具有证据证明力。第二，开州区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就案涉车辆出具的《机动车整车公告产品详细信息》记载：“车辆制造企业名称：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环保达标情况：ＧＢ18352.3-2005国Ⅲ，ＧＢ3847-2005；车辆类型：轻型自卸货车；停止销售日期：2014-12-31”，该份证据与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情况函内容相互印证，均能确定案涉车辆系自卸货车、使用国三排放标准以及该类型车辆的停止销售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故本院据此认定案涉车辆系ＣＤXX轻型自卸货车。二、关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2014年10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委（局）下发《关于印发加强“车油路”统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的通知》，该方案第二条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三）严格新生产车辆管理载明：“提供机动车排放标准要求。2016年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实施第五阶段汽、柴油车排放标准。从2017年起，新生产的低速货车实施第三阶段轻型载货柴油车排放标准。”。2014年11月16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中取消低速货车产品类别，相关企业应停止生产、销售低速货车产品。2014年3月26日，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发出的渝环（2014）84号《关于我市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载明：“摩托车、低速货车暂不执行国四排放标准，其中摩托车执行国三排放标准，低速货车执行国二排放标准。”。原告在2013年3月9日向被告购买的案涉车辆经查系国三标准车辆，依照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原告和被告签订买卖合同时案涉车辆并非国家禁止生产和销售的车辆，该车辆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合同。综上所述，原告经本院释明后坚持要求确认案涉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占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5元，由原告朱占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鄢毅审 判 员  向 红人民陪审员  罗礼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 助理  吴章林书 记 员  谢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