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2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伟垣，男，196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文，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艳，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昌贵，男，195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伟，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辉宇，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伟垣因与被上诉人邓昌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1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伟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昌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邓昌贵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2019年1月18日微信所发手写便条不能认定杨伟垣欠邓昌贵7106200元的事实。杨伟垣从来没有与邓昌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确认由杨伟垣将邓昌贵通过佛山市南海博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地公司）参与肇庆市鼎湖天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标公司）经营的合伙投资款项以借款的方式退还给邓昌贵。950万元是邓昌贵向杨伟垣借款与邓昌贵应收回转让其股份给尹绍元的部分款项的总和。杨伟垣至今没有欠邓昌贵任何款项。首先，邓昌贵一审期间提供微信便条并称是杨伟垣太太梁惠卿立下的，但经核实，该便条不是梁惠卿出具，也不是杨伟垣出具，亦不知道如何由杨伟垣的微信发给邓昌贵。退一步而言，就算是杨伟垣出具，由于杨伟垣与邓昌贵双方是合伙关系，共负盈亏，亦只是证明未收到尹绍元余下的款项，故未能退款给邓昌贵。其次，如杨伟垣真的同意将邓昌贵的投资款变更为欠款，就如2013年1月20日杨伟垣出具给邓昌贵的收据一样，杨伟垣在该手写便条上一定会签名确认，但事实是杨伟垣没有确认欠款一事。2013年1月20日，杨伟垣出具给邓昌贵的收据清楚记录：“今收到邓昌贵投资肇庆市鼎湖项目款15000000元，现总投资款48190400元，暂约占总投资31.1%”；在邓昌贵的起诉状中亦称是“投资款”，事实是双方通过博地公司对天标公司进行投资，后来双方将投资转让给尹绍元后，双方亦对尹绍元催收款项。尹绍元在2020年7月31日的作证中清晰表明杨伟垣与邓昌贵是合伙关系。二、杨伟垣支付给邓昌贵的950万元是邓昌贵向杨伟垣借款与邓昌贵转让其股份给尹绍元所收取款项冲抵的总和，不是杨伟垣对邓昌贵的还款。杨伟垣与邓昌贵是朋友关系，当邓昌贵知道杨伟垣使用博地公司的名义于2012年11月与他人共同出资开办天标公司时，邓昌贵强烈要求通过杨伟垣参与天标公司的经营。后经杨伟垣与邓昌贵双方口头协商，双方达成以博地公司在天标公司所占股份20%为限，博地公司在天标公司的参与开发资金总额以杨伟垣占70%、邓昌贵占30%的比例，由杨伟垣与邓昌贵共同按比例承担资金投入，享受利润和承担亏损，邓昌贵不在工商局成为博地公司和天标公司注册股东的条件。杨伟垣与邓昌贵达成口头约定后，双方按比例通过博地公司参与天标公司的经营。但当邓昌贵出资16606200元后，邓昌贵对杨伟垣称自己经营困难，很难继续再投钱天标公司，杨伟垣与邓昌贵商定，最后以双方的实际投入计算出资比例并按此比例共负盈亏。2014年11月、12月期间，邓昌贵对杨伟垣称其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想通过杨伟垣向天标公司提出将其在天标公司的出资16606200元退回，后经杨伟垣向天标公司咨询，天标公司明确不同意邓昌贵的意见。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邓昌贵向杨伟垣提出以其在天标公司的16606200元投资及未来的收益作抵押向杨伟垣借款700万元，后经双方口头商定，杨伟垣同意借款700万元给邓昌贵，如到时有收益先行扣回，超出700万元部分退回给邓昌贵。由于双方是朋友并有抵押，故没有商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杨伟垣于2015年1月和2月共向邓昌贵借出款项7000000元）。由于天标公司经营的土地位于肇庆市鼎湖区，到2016年8月份，天标公司经营业绩不是太理想，杨伟垣与邓昌贵经协商决定将两人通过博地公司在天标公司的投资以原始投入资金为基数出售。经过核实，杨伟垣与邓昌贵通过博地公司共同投入天标公司的资金是76990400元，其中杨伟垣投入60384200元，占78.4309%，邓昌贵投入16606200元，占21.5691%。最后杨伟垣与邓昌贵决定将两人通过博地公司持有天标公司的20%股份以原始投入的76990400元转让给尹绍元，收回款项按比例各自取回，未收回的款项共同向尹绍元追回后分配，但先扣除邓昌贵所借款项后由杨伟垣按比例退给邓昌贵。2016年12月10日，杨伟垣以博地公司的名义与尹绍元、肇庆市亚洲金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签定《股权转让协议》，杨伟垣将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邓昌贵。《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尹绍元在2017年10月前共支付2150万元，但按杨伟垣与邓昌贵的口头约定，邓昌贵应收回的4637356.5元被扣除部分借款后尚欠杨伟垣的借款2362643.5元。2017年11月，邓昌贵用其余下但未收回的投资作抵押继续向杨伟垣借款，杨伟垣同意并于2017年11月8日借出1000000元给邓昌贵，同样没有约定具体的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尹绍元在2017年12月至2019年4月共支付800万元，但依杨伟垣与邓昌贵的口头约定，邓昌贵应收回的1725528元用于抵扣其向杨伟垣的部分借款。2019年1月22日，邓昌贵以没钱过年为由向杨伟垣借款100万元，2019年6月22日邓昌贵以发工资为由向杨伟垣借款50万元。至此，邓昌贵向杨伟垣借款950万元，杨伟垣扣除邓昌贵应取回的通过博地公司投入天标公司的款项6362884.5元，邓昌贵至今尚欠杨伟垣3137115.5元。三、杨伟垣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被告应为博地公司。1.与邓昌贵形成涉案公司盈余分配关系的是博地公司，而非杨伟垣。邓昌贵是通过向博地公司投资以获得天标公司股份，有权转让天标公司股权的只能是博地公司，而不是杨伟垣，杨伟垣只是代表博地公司收取邓昌贵的投资款，博地公司收到邓昌贵的投资款后也是以博地公司的名义转入天标公司。因此，与邓昌贵形成盈余分配关系的是博地公司。2.《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博地公司与尹绍元，杨伟垣并非该合同当事人。3.实际收取邓昌贵投资款以及尹绍元股权转让款的均为博地公司，并非杨伟垣。四、一审法院应追加博地公司为被告，追加陈鉴添、尹绍元、天标公司为第三人。一审法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五、尹绍元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将其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审理程序错误。六、本案案由应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审法院案由认定错误，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七、一审判决将博地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在杨伟垣、邓昌贵二人之间分配，忽略了另一股东陈鉴添的存在，且应在扣减博地公司相应支出后，按各股东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八、杨伟垣没有代博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公司盈余分配款的义务，一审判决混淆了付款义务主体。九、邓昌贵向博地公司预支的950万元应当优先在其应得的股权转让款中抵扣。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应待博地公司收到尹绍元的股权转让款后由博地公司分配。邓昌贵辩称，一、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意见、庭审笔录可以确定双方关于如下问题是没有争议的：1.邓昌贵向杨伟垣转账共计16606200元。2.杨伟垣向邓昌贵已返还950万元。3.尚欠7106200元没有返还。4.当时邓昌贵投钱给杨伟垣，是为了购买博地公司在天标公司的股份。5.博地公司在天标公司的股份已经转让给案外人了，不可能再转给邓昌贵。二、关于微信所发手写便条。2019年1月18日杨伟垣向邓昌贵发送微信，出现了手写便条。该微信双方均已经明确确认是杨伟垣发给邓昌贵的，且上述便条出现“转还”“尚欠”等字样。该字条的出款及还款时间、金额均非常清楚，双方无异议。只是杨伟垣认为，该便条不是杨伟垣亲手书写，不能反映杨伟垣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不论是何人书写，都是在杨伟垣授意下进行统计，并通过杨伟垣的微信发送，可以认定为杨伟垣本人对退款进度的确认。同时，在一审针对尹绍元笔录发表意见过程中，法官也要求杨伟垣的代理人对双方微信号进行确认，也要求杨伟垣代理人对便条书写人员进行确认。经杨伟垣代理人当庭电话确认，微信为杨伟垣本人微信，便条也是由其妻子或妻妹梁某书写。故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能真实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及来往的账目数额。三、关于尹绍元与本案关系。杨伟垣为扭曲事情真相，谎称退还的款项是借款和股份转让款的总和。首先，借款绝不是案件事实，既没有相关借据凭证，也没有相关的转账附言，更不用说杨伟垣在便条中对款项的界定是“转还”。尹绍元在一审中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尹绍元自行陈述与邓昌贵不熟，与杨伟垣十分熟悉。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确认函》之前及签订时都没有和邓昌贵有过联系，邓昌贵也不在场。这是该笔录的核心和重点。说明杨伟垣陈述：邓昌贵及杨伟垣及尹绍元共同谈妥股权转让，且按期收转让款，完全是虚假陈述，邓昌贵既与尹绍元不熟，又从没有与尹绍元谈过股权转让的事，更谈不上收回股权款的问题。即尹绍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与邓昌贵无任何关系。邓昌贵从未与尹绍元谈过股权转让的事，对杨伟垣（及杨伟垣关联公司）转让股权给尹绍元也不知情。其次，据尹绍元陈述，尹绍元与邓昌贵有过两次的接触，系催要转让款时陪同杨伟垣见过一面、通过一次电话，但都是催款。首先邓昌贵本人对此没什么印象，不认可该陈述的真实性。其次如出现这情况，也仅是因为邓昌贵向杨伟垣催款时，杨伟垣也声称自己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便带领着邓昌贵向其各债务人催款，尹绍元只是其中一家。再次，根据尹绍元的陈述，其作为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杨伟垣签署合法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可见杨伟垣根本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最后，尹绍元陈述支付给杨伟垣的款项有20笔之多，而杨伟垣返还邓昌贵的股资款只有6笔，且杨伟垣在其股份转让给尹绍元之前便返还邓昌贵投资款，杨伟垣返还邓昌贵的款项每笔均为整数（如50万元、100万元、200万），与投资分红无任何关系。从邓昌贵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杨伟垣已经完全承认应当返还邓昌贵的投资款，且有已经返还金额、尚欠金额。微信聊天能最真实的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四、杨伟垣有几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1.杨伟垣称邓昌贵向杨伟垣借款。该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杨伟垣尚欠邓昌贵的款，不存在也不需要借款。2.杨伟垣把尹绍元强行扯入此案，意图转移注意力，但尹绍元明确表示，只与杨伟垣熟，不知道杨伟垣与邓昌贵之间的关系，且从没与邓昌贵谈过股权的事。3.杨伟垣陈述不知道谁用其手机发了信息。杨伟垣的手机控制在其本人手上，现对其本人发的短信都不认可，不符合常理。且微信中除了对账单外，还有完整的聊天记录。4.最为明显的是，杨伟垣还款给邓昌贵是从2015年1月15日起，第二笔是2015年1月21日，第三笔是2015年2月6日，但尹绍元与杨伟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6年12月10日，即杨伟垣在还款之后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杨伟垣与尹绍元签订的《确认函》更是在2019年4月28日。故上述谎言均经不起证据推敲。五、对杨伟垣当庭变更上诉请求不认可，已经过了上诉期。六、杨伟垣当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在一审期间从未提及，完全颠覆了观点，是虚假陈述，与其一审意见不一致。本案的法律关系、款项来往都发生在杨伟垣和邓昌贵之间，便条是杨伟垣写的，未牵涉到博地公司、天标公司或其他股东。邓昌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伟垣向邓昌贵返还投资款71062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71062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杨伟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3年1月20日，杨伟垣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邓昌贵投资肇庆鼎湖项目1500万元的投资款，约占总投资的31.1%，之后，邓昌贵又转款1606200元予杨伟垣。2019年1月18日，杨伟垣通过微信向邓昌贵发送手写便条，确认邓昌贵“天标”总投资款16606200元，2015年1月15日、21日、2月6日分别转还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017年11月8日转还100万元，欠8606200元。2019年1月22日、6月22日，杨伟垣分别转款100万元、50万元予邓昌贵并将转账凭证图片通过微信发给邓昌贵。另查明二，博地公司原为自然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鉴添、杨伟垣，2019年9月30日，博地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赖路连。博地公司为天标公司股东之一，占20%股份，尹绍元为天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伟垣为天标公司董事。另查明三，2012年8月15日至2014年1月8日间，杨伟垣、梁惠珍、梁惠卿、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广镇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博地公司名义向天标公司投入74490400元，天标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收据上注明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邓昌贵、杨伟垣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争议焦点二，杨伟垣应否返还邓昌贵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经审查，分述如下：1.邓昌贵主张其通过投资获取博地公司的31%股份即天标公司的6.2%股份，邓昌贵投入后，杨伟垣不肯签合同，也不肯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杨伟垣主张邓昌贵想通过杨伟垣加入天标公司成为股东或入股博地公司间接加入天标公司，杨伟垣和天标公司、博地公司的另一股东不同意，双方对上述主张均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2.杨伟垣主张邓昌贵、杨伟垣口头约定由邓昌贵给钱杨伟垣，杨伟垣通过博地公司再投资进天标公司，该主张与杨伟垣出具的收据与杨伟垣发给邓昌贵的便条等证据印证。邓昌贵与杨伟垣就杨伟垣借用博地公司名义投资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形成的是合同关系。3.邓昌贵主张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规定，邓昌贵、杨伟垣并没有成立独立的合伙体，亦没有共同经营，邓昌贵主张其投入款项是为了获取博地公司的31%股份即天标公司的6.2%股份，即使该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双方形成的也不是合伙关系。因此，邓昌贵以合伙协议纠纷主张本案权利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审查，分述如下：1.邓昌贵、杨伟垣未签订书面合同，本案无法通过合同确定投资期限、营利分配和亏损承担等。2.根据杨伟垣于2019年1月18日通过微信向邓昌贵发送的手写便条的内容反映，杨伟垣确认收取邓昌贵投资款和归还部分款项，并确认欠邓昌贵的款项数额，据此反映，关于邓昌贵的投资，杨伟垣已经同意返还投资本金。3.杨伟垣主张返还投资本金是附带条件的，只有在尹绍元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全部款项的情况下，杨伟垣才返还邓昌贵余下的投资本金，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杨伟垣称其与尹绍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邓昌贵亦在场，经一审法院对尹绍元进行询问，尹绍元确认邓昌贵当时并不在场。经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12月签订，杨伟垣已经在协议签订前返还了三笔共700万元投资本金予邓昌贵，据此反映，杨伟垣返还邓昌贵投资本金并不以上述协议履行情况作为条件，杨伟垣称其支付给邓昌贵的款项均为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4.邓昌贵、杨伟垣对投资款的返还并未约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邓昌贵可以随时要求杨伟垣返还，但应给予必要时间。综上，杨伟垣应返还余下的投资款本金7106200元予邓昌贵，一审法院对邓昌贵上述请求予以支持，对杨伟垣相关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邓昌贵主张杨伟垣支付利息，该请求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杨伟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7106200元予邓昌贵；二、驳回邓昌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504元（邓昌贵已预交），由杨伟垣负担并应与上述款项同期迳付予邓昌贵，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杨伟垣向本院提交博地公司的企业工商信息，拟证明博地公司原为自然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伟垣，股东为杨伟垣、陈鉴添；博地公司在2019年9月30日才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赖路连；本案应追加博地公司为被告、陈鉴添为第三人，一审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杨伟垣并申请证人陈鉴添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以及陈鉴添的利益受损。邓昌贵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审查，杨伟垣提交的企业工商信息与本案待证事实、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人证言无法证实其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杨伟垣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杨伟垣代表博地公司与尹绍元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博地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标公司20%的股权以76990400元的价格转让给尹绍元等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争议的问题作如下分析：关于主体问题。杨伟垣主张收取邓昌贵投资款的主体为博地公司，其只是代博地公司收款。经审查，杨伟垣以其本人或其妻梁惠卿的个人账户收取邓昌贵的投资款，且杨伟垣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款收据，部分投资款返还也是由杨伟垣、梁惠卿或杨伟垣授意的他人账户转出，杨伟垣以个人微信确认尚欠邓昌贵款项数额。因此，与邓昌贵形成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为杨伟垣。本案证据未能反映博地公司已实际收取邓昌贵的股权转让款并将其持有的天标公司股权转让给了邓昌贵，故杨伟垣关于其只是代博地公司收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伟垣向邓昌贵支付950万元的性质。杨伟垣上诉认为该950万元是其对邓昌贵的借款，该主张既无任何关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证实，亦与杨伟垣在微信中发送给邓昌贵的便条记载的“转还”等意思表示不符，本院对杨伟垣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杨伟垣应否向邓昌贵返还7106200元。邓昌贵与杨伟垣虽然曾口头约定通过博地公司共同投资天标公司，但博地公司已与尹绍元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博地公司持有的天标公司股权转让予尹绍元，因此邓昌贵与杨伟垣通过博地公司投资天标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述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应予解除，杨伟垣应向邓昌贵返还投资款。事实上杨伟垣通过微信向邓昌贵发送的便条已反映，杨伟垣确认收取了邓昌贵对天标公司的投资款16606200元并返还了950万元投资款，尚欠7106200元，足以印证双方共同投资天标公司的合同关系已解除，故邓昌贵要求杨伟垣返还剩余投资款71062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杨伟垣主张应待博地公司收到尹绍元的股权转让款后再分配相应部分给邓昌贵的意见。因博地公司是否收到尹绍元的股权转让款与杨伟垣应否向邓昌贵返还投资款并无关联性，且杨伟垣与邓昌贵之间亦无博地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后才返还邓昌贵投资款的约定，事实上杨伟垣在博地公司未与尹绍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已向邓昌贵返还700万元投资款。故此，杨伟垣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伟垣主张本案应追加博地公司、博地公司原股东陈鉴添、天标公司、尹绍元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问题，基于前文论述，本院认为上述案外人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应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故本院对杨伟垣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另，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由于杨伟垣的举证不足以证实邓昌贵已成为博地公司的股东，参与了博地公司经营，以及尹绍元支付的款项属于公司利润，故其主张本案案由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伟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543.4元，由杨伟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周 嫄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