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陕71行终3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录良，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户县，现住西安市临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 负责人童琦，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小奇，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董小伟，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南录良与被上诉人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斜口街办）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5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8月28日，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下发临政办发[2018]6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各街办应设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室，负责指挥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非洲猪瘟疫情的控制和扑灭工作。”2019年2月15日，西安市临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对原告下发了编号为0009553的《西安市临潼区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报告单》，对原告南录良在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XX组饲养的数量为325头生猪现场监督，由被告作无害化处理。该报告单经原告签字确认。原告认为被告的强制扑杀行为违法，故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西安市临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对原告养殖场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检查表（00105551号）记录：“畜主口述自2019年2月10日开始有猪发病死亡，症状为皮肤发干，口鼻有血……死亡76头……”该检查记录表有原告签字确认。原告生猪被扑杀处理后，西安市临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支付了原告南录良补偿费用。上诉人南录良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于2019年2月15日对原告所养生猪强制捕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临政办发[2018]6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明确要求被告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且对于原告生猪的扑杀行为系被告作出。据此，被告斜口街办系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非洲猪瘟现已被我国列为一类动物疫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据此，被告实施的扑杀行为系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中，经现场检查，原告畜养生猪有泔水养殖的迹象，泔水养殖，系造成非洲猪瘟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且非洲猪瘟自2018年起在我国传播后，其扩散速度之快，扩散范围之广众所周知，而原告畜养生猪又已出现陆续死亡的情形，故而被告的强制扑杀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并不相悖。就其实施行为的程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笔录等，本案中，被告并未告知原告救济途径，亦未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其程序存在违法情形。综上，被告斜口街办对原告南录良所畜养的325头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行为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2月15日扑杀原告南录良所畜养的325头生猪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办事处负担。 上诉人南录良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原判第三页第二段末,该报告单经原告签字确认有误,事实上,南录良的这个签字仅是对扑杀自己生病猪头数的认可,而并非对扑杀行为的认同。扑杀行为是政府行为,是行政强制,不以南录良的意志所改变和抗拒,且不会因南录良的抗拒而不发生,故无需征得其同意或以此为前提。第二段“另查明”，该检查记录表有原告签字确认。上诉人此处的签字只对有病猪,但头数是否需全部扑杀并不认可,这两个报告单和记录表系被上诉人签字作出,属格式合同,双方对此理解有误或发生纠纷,应按《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的一方解释。南录良的猪有无猪瘟、染病患或疑似非洲猪瘟迹象,需以事实为据,证据支撑,否则不能不讲科学。二、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原判第3页,本院认为至结尾,存在适用法律不当。表现在:1.《行政强制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但被上诉人仍应对其扑杀强制行为是否合法给予举证。应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只有出现确诊一类传染病才可扑杀,且程序要合法。且《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是针对确诊的一类动物传染病,而南录良的猪是否已定非洲猪瘟或确诊为传染病有待确认和举证,故原判适用法律不当。2.原判只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认为被上诉人只程序违法,违背事实。因为被上诉人对南录良的养猪是否有传染病和符合法律规定的扑杀范围和条件证据不明确,无从说明,是否应全部扑杀。3.原判引用的临潼区政府文件不是法律,而《动物防疫法》才是法律,应适用法律规定。三、原判对被上诉人违法事实认定不全面,审限超期。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而被上诉人扑杀猪选在夜晚,不见阳光,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立案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结案为2020年12月28日,有违《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审限规定,一审法院应对此负责并解释。综上请求：1.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改判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15日对上诉人所养生猪325头强制扑杀的行政行为和程序违法；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斜口街办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是依照西安市临潼区农业农村局的安排进行工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本案中，西安市临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查表记录：“畜主口述自2019年2月10日开始有猪发病死亡，症状为皮肤发干，口鼻有血……死亡76头……。经畜主确认同意对该325头生猪扑杀并无害化处理”。上诉人南录良在该检查表上签字确认。临政办发[2018]6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明确：“二、疫情应急指挥机构和部门职责（一）指挥机构……各街办应设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室，负责指挥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非洲猪瘟疫情的控制和扑杀工作。”结合上述事实以及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这一特点。非洲猪瘟防控期间,系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故被上诉人斜口街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南录良所饲养的生猪进行扑杀，应当认定具备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笔录等。本案中，被上诉人斜口街办并未依照上述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故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斜口街办于2019年2月15日扑杀上诉人南录良所畜养的325头生猪的行为违法，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一审于2019年4月17日受理案件，于2020年12月25日结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存在法定应扣除审限情形且履行相应审批手续，因此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南录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南录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伟 审判员 张 博 审判员 侯 斌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