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0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徐家台1号。 法定代表人：刘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娜，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蓉兴茂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三星村12组58号。 法定代表人：赵金堂，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杨，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蓉兴茂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兴公司”）买卖合同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3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蓉兴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蓉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张振新、汪正红均未得到博安公司的授权，张振新不是双方指定的结算人员，不具备结算权限。2.蓉兴公司不能提供任何交付货物的证据，所谓结算单并未进行对量、对账，签有张振新名字的单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原审法院认定张振新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属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错误，蓉兴公司与汪正红通过伪造人员工资的形式损害博安公司的权利。4.原审法院已查明蓉兴公司明知2019年9月12日起必须以博安公司、项目部、蓉兴公司三方指定代表签字确认后对量清单才能作为结算依据，77万元的结算并未通过正常的结算程序进行，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 蓉兴公司辩称：1.本案双方之间合同履行一直是由张振新、汪正红代表双方签订履行合同，通过一审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合同的签订、供货、结算均是由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现场负责人汪正红、张振新进行对接。一审庭审中博安公司确认汪正红、张振新均系其项目人员，其所称的易文瑞仅是其在签订合同中备注的博安公司委托代理人，并未实际在工程现场。张振新一直在负责人项目现场材料收转以及确认，蓉兴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与蓉兴公司办理结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2.博安公司称蓉兴公司未按照其要求办理结算，并认为蓉兴公司与汪正红等人存在串通是对一审证据的曲解。在其指定的期限蓉兴公司到博安公司所在项目，在2019年9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汪正红让蓉兴公司将之前对账的清单给汪正红。蓉兴公司方一直都是与汪正红、张振新接洽，所谓的易文瑞从未见过。一审庭审中蓉兴公司也陈述了结算单形成过程以及开票过程，一审法院已认真核实了具体办理结算过程，并就张振新身份以及电话进行了仔细核实。博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博安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蓉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博安公司支付蓉兴公司货款774481.17元，并支付垫资利息（从2019年1月31日起以557265.2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至2019年10月18日；从2019年10月19日起以774481.17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博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11月11日，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作为供方的蓉兴公司向作为需方的博安公司供应胶合板、各类覆膜模板等货物，同时约定了货物规格、单价等。关于货物价格及付款时间，合同第3条约定“价格：①以上单价为开票单价。②货送到工地后经验收合格，不管胶合板或覆膜模板（花色、黑色）覆膜模板（大板）应付50%，余下货款等2019年1月底前付清，如果货到工地时未按合同及时付款，供方有权随时停止供应货源，一切损失由需方自己承担。③结算时，供货方提供收据以及发票。”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第7条约定“索赔：如需方违约到2019年1月底货款未能付清，则按小板每月每张加2元，大板每月每张加3元的垫资利息计算。”蓉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金堂在合同落款处签字确认，博安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盖章、同时易文瑞在合同落款处作为博安公司的代表签字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蓉兴公司按约向博安公司的“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桐庙停车场上盖物业工程III标段”项目供货。 蓉兴公司出具供货时间为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7月6日、期间合计未付款金额为548519元的对账单。案外人“张振新”于2019年10月18日在该对账单下方签字。该对账单右侧空白处另有“总计下欠材料款木板、木方共计：774481.168元”的手写内容。 2019年10月18日，蓉兴公司向博安公司出具《收款证明》一份，载明“致：武汉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我公司向贵公司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桐庙停车场上盖物业工程Ⅲ标段分包工程提供建筑材料，货款总金额累计1630599.6元，贵公司已累计支付款项900000元，本次申请支付730599.6元，请予以办理。”“张振新”在《收款证明》的“以上材料货款信息已核对无误”处作为经手人签字确认。该《收款证明》主文下方空白处另有“另加木方税款43881.568元，共计下欠774481.168元”的手写内容。 2019年9月12日，博安公司向蓉兴公司发出《针对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通庙上盖物业工程III标段项目通知》，载明：因蓉兴公司未按月提供对量清单，博安公司无法对项目进行管控，博安公司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向博安公司提供对量清单；博安公司已收到公司项目部确认的截止到2019年9月12日的对账单，对于后期蓉兴公司提交的其他工程量不予认可；针对案涉项目的送货对量清单，从2019年9月12日起必须以博安公司、项目部、蓉兴公司三方指定代表签字确认后的对量清单，博安公司才予以认可。蓉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金堂知晓上述函件内容后，于2019年9月14日通过微信方式向案外人汪正红（音）发送该函件照片并询问情况。 2020年6月4日，蓉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金堂通过微信向博安公司员工刘某某发送了对账单、收款证明等图片资料，欲办理结算和收款事宜，并说明蓉兴公司已将相应的送货单原件交给案涉项目部“张振新”；刘某某告知，其公司将在核实具体货款金额后再与蓉兴公司沟通。 另查明，博安公司与案外人中交二航局成都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桐庙停车场上盖物业工程III标段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博安公司作为该合同约定标段的劳务分包公司。 庭审中，当事人对于供货和支付货款的情况、各方联系人员的情况均作了陈述。一、关于供货和支付货款的情况：蓉兴公司陈述，其公司向博安公司案涉项目供货总金额为1630599.6元，博安公司已向蓉兴公司支付货款共计900000元；博安公司认可已收到蓉兴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2019年2月25日开具的共计10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票号为：06429082、06429083、06429084、06429085、06429086、32456964、32456965、32456966、32456967、3245696，以上发票金额合计1050400元），博安公司亦陈述其公司已向蓉兴公司支付货款共计900000元。二、关于各方联系人员的情况：蓉兴公司陈述，其在供货期间主要联系案外人汪正红（音），在其后催收货款过程中主要联系案外人汪正红（音）、“张振新”，汪正红（音）指定由“张振新”办理结算等事宜；汪正红（音）系博安公司案涉项目的劳务负责人，“张振新”系案涉项目的财务人员，蓉兴公司通过“张振新”得知了博安公司员工刘某某的联系方式。博安公司陈述，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的易文瑞系其公司案涉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汪正红（音）系案涉项目的劳务负责人；“张振新”系案涉项目的劳务班组负责人，但案涉项目上并无张姓财务人员；刘某某系其公司正式员工，职务为总经理助理。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均陈述其无法通知案外人汪正红（音）、“张振新”到庭说明情况。 蓉兴公司提交支付宝软件页面截图，拟证明“张振新”的微信关联手机号码与其已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系同一号码，博安公司对此份证据质证意见为此份截图上显示的手机号码确为“张振新”的手机号码，但不清楚此支付宝软件是否由“张振新”本人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拨打了蓉兴公司、博安公司均确认的“张振新”手机号码（139××××＊＊＊9）。“张振新”陈述：其领取博安公司发放的工资，根据汪正红（音）的安排，在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上签字，结算金额为77万余元；关于蓉兴公司的材料送货单原始单据，已由项目上管材料的人收了，但是已无法找到；其个人仅仅在博安公司项目上的上班，款项应由公司负责。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营业执照和企业信息复印件、《供货合同》、结算清单、《收款证明》、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桐庙停车场上盖物业工程III标段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微信截图、支付宝页面截图等证据在案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蓉兴公司向博安公司提供了货物，博安公司应按约支付。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未付货款金额是否结算及具体金额；案涉货款的垫资利息。 关于案涉未付货款金额是否结算及具体金额的问题，双方在本案中的主要分歧在于“张振新”在对账单和《收款证明》的签字能否视为博安公司对于案涉款项的确认。庭审中，虽蓉兴公司陈述“张振新”为博安公司案涉项目的财务人员、博安公司陈述“张振新”仅系劳务班组负责人，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张振新”不管为何种职务或从事何种岗位，其确系在博安公司案涉项目上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张振新”在对账单和《收款证明》上签字的行为系以博安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关于应付款金额，蓉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账单和《收款证明》上的手写内容部分系经博安公司认可的金额，故对于对账单和《收款证明》手写部分内容的金额，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结合上述证据以及蓉兴公司和博安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博安公司尚欠蓉兴公司货款金额为730599.6元。对于蓉兴公司主张博安公司向其支付730599.6元货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案涉货款的垫资利息问题，双方签订的《供货合同》第7条约定“索赔：如需方违约到2019年1月底货款未能付清，则按小板每月每张加2元，大板每月每张加3元的垫资利息计算。”蓉兴公司主动调整案涉合同约定的垫资利息，主张按照按月息2%计算垫资利息；博安公司认为己方未违约，对蓉兴公司的垫资利息调整方式不持异议，但认为调整后的垫资利息仍然过高。对于博安公司、蓉兴公司关于垫资利息的调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垫资利息酌情按年利率15%计算更为适宜。故垫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收款证明》确定的未付货款730599.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从《收款证明》确认的次日即2019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博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蓉兴公司支付货款730599.6元并支付垫资利息（垫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730599.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从2019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驳回蓉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5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53元，由博安公司负担11275元，蓉兴公司负担678元。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张振新于2019年10月18日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能否视为蓉兴公司与博安公司对货款的最终结算。本院认为，从双方在庭审中关于履约情况的陈述来看，蓉兴公司前期向博安公司所供货物的签收、付款均由博安公司设立在案涉工程的项目部具体负责。而张振新为项目部现场班组人员，在前期供货过程中也是具体负责人员。虽然博安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向蓉兴公司发出《针对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TJ05B标五通庙上盖物业工程III标段项目通知》，说明从2019年9月12日起必须以博安公司、项目部、蓉兴公司三方指定代表签字确认后的对量清单，博安公司才予以认可。但该通知并未明确有权结算的人员名单。事实上，张振新确系博安公司项目部人员，其以项目部工作人员的身份确认蓉兴公司供货数量，与其在项目部具体经办与蓉兴公司合同项下收货、结算的工作范围相符。张振新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能够代表博安公司项目部已与蓉兴公司办理了结算手续。现博安公司提出应由三方共同办理结算手续，但事实上却未提出与蓉兴公司主张货款数额相反的结算意见，其仅主观否定其项目部的结算意见的行为，应视为故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一审法院为全面了解本案事实，通过电话与张振新取得联系，张振新陈述蓉兴公司已将送货凭证交给了博安公司项目部，其陈述的内容与蓉兴公司陈述的事实相符，也与本案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的规定，博安公司的上诉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武汉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6元，由上诉人武汉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冷雪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唐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