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龙，男，1973年8月9日出生，汉族，建筑行业从业者，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红军，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楼，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建筑行业从业者，住江苏省阜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洋，男，1973年7月4日出生，汉族，建筑行业从业者，住江苏省埠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胥浦长江路**华兴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817344248499。法定代表人：李卓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军，男，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669339882A。法定代表人：孙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大伟，男，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女，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何龙因与被上诉人刘志楼、刘志洋、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劳务公司）、日照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6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共同支付上诉人劳务承包款531122.58元及利息、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在欠付款范围内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欠付的工程款，应以2016年9月1日的结算单为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点为2016年9月1日。当事各方在结算时已经就双方之工程量、工程总额、抵付工程款、结算工程款做了完全结算。当事各方对应付金额作出了明确约定。该结算单在没有相反证据证伪前，应当当然适用。本案当事各方对结算单无任何异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结算单进行审理。《山东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当事人主张以诉前达成的结算协议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如何审查处理？当事人诉前达成结算协议，经审查协议有效的，应当以结算协议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2.一审判决将崇庆将2016年2月4、5、6日转给上诉人的485000元认定为支付涉案工程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涉案工程结算单债务发生于争议款项债务之后，而被上诉人在涉案工程结算单中已经抵扣了部分款项，不可能放弃如此大额款项抵扣权利。此项判决严重违背生活常识，且被上诉人无法就该笔款项作出合理解释。(2)2017年1月19日被上诉人刘志洋再次出具的32万元欠条明示了恶意拖欠工程款的事实。在上诉人的追讨下，被上诉人刘志洋于2017年1月19日再次为上诉人出具32万元的欠条(为回款需要，在对方保证及时付款的条件下，上诉人才同意折扣支付)，该欠款为工程款的事实已经(2017)苏0923民初1537号案件判决书确认。该次再次出具的借条仍然无涉案485000款项的计算，再次排除了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上诉人基于该2017年1月19日的欠条才同意接受华兴劳务公司不足额支付的1077500元工程款，并承诺与华兴劳务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该约定系后续与华兴劳务公司结算的条件，条件未成就，后续债权债务结清的承诺不能实现。(3)该汇款与被上诉人刘志洋向何龙借款60万元的约定偿付日期(2016年1月22日)具有对应性。基于民间借贷之实践性特征，被上诉人以在后债务充抵在先债务没有事实基础。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该涉案三笔款项与借条具有对应性。上诉人用以充抵在先债权具有合理性。且被上诉人在先庭审时明确否认了该债务，属于虚假陈述，符合被充抵完成之特征。3.基于我国转帐支付实践，华兴劳务公司转支何荣的50000元，因名称的不对应性，该款项无支付成功的可能性，不应认定。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论证时相互冲突，有断章取义之可能。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涉案崇庆将转款485000元的事实，因涉第三人，应当由崇庆将本人明示涉案款项支付的理由及支付用途。一审法院拒绝查明的事实，可能致其他纠纷，不能达到案结事了之效果。且一审时，上诉人已经通知证人到庭，法庭拒绝质证，明显不当，加重了当事人负担。2.涉案崇庆将转款485000元之抵充哪一笔债务，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按照《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被上诉人尚需支付剩余工程款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已经提供结算单加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案外人崇庆将转给何龙的款项为支付何龙涉案工程款”也即意味着其主张工程款已经清偿，法律关系已经消灭，属于上述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被上诉人应证明该款项充抵了工程款、而不是由上诉人证明该款项不能充抵工程款的责任。当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时，该款项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复印件，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款项不具有充抵的证明效果。且，因被上诉人已经偿付了借款款项，如果二审法院支持一审观点，必将致本案一款两用，而上诉人债权被判决文书灭失的严重后果，对建设诚信社会之导向有百害而无一利。3.华兴劳务公司对刘志楼、刘志洋欠付的涉案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基于2017年1月19日的32万元欠条及时支付之条件，同意刘志楼、刘志洋挂靠华兴劳务公司债权债务清偿。而因该条件未成就，华兴劳务公司与上诉人之合同不具可履行性。又因本案涉违法分包，华兴劳务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应对刘志楼、刘志洋欠付的涉案工程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4.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应该在其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诉人承担清偿责任。日照苏宁易购公司是工程的发包人，按照《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2020)鲁1102民初1816号案件庭审中，日照苏宁易购公司承认尚有工程款没有付清。5.对于被上诉人自述之矛盾之处，法庭应当依其自述作出对其不利之后果认定。被上诉人对于工程合同无异议，但是举证了远超过工程款总额的支付凭证以证明工程款项已经支付完成。但因案件事实的逐渐清晰，被上诉人不停推翻自己陈述，属于未举证，且属于明显的虚假陈述。三、被上诉人刘志楼在法庭上屡次说谎，属于应受法庭制裁的行为，且其陈述应当不予采信。法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刘志楼屡次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建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其予以处罚。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表述：首先，刘志楼开始否认存在任何借款，而后在证据面前又承认借款事实，被证明作了虚假陈述；其次，刘志楼开始在法庭一再询问的情况下坚定主张崇庆将和徐井胜转给何龙的款项都是工程款，而后在证据面前又主张有的是借款，被证明作了虚假陈述；最后，刘志楼开始主张华兴劳务公司转给孙某的款项是给何龙的工程款，否认孙某给自己干过活，而后在证据面前又承认转给孙某的5万元是孙某给自己和刘志洋另外干活的工程款项，被证明作了虚假陈述。四、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工程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请求二审法院依照无效合同对于管理费进行依法处置，并依据无效合同对于双方结算清单当中的10万元扣款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该款项因无效合同而得上诉人请求返还。综上，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且未能依法公正适用法律，未对被上诉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扼止和制裁，提升了社会对非诚信诉讼后果的期待性。一审法院对一款两用的错误认定，不仅通过判决文书的形式灭失了上诉人的实体债权(证据被偿付行为灭失)，更增强了生活实践中款项交叉时非诚信充抵的司法期待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上诉人合法权利，进而维护诚信的社会经济交往秩序。刘志楼辩称，何龙于2015年与刘志楼签订劳务合同，2015年年底刘志楼的朋友崇庆将、徐井胜两人转账给何龙的两笔款项共计93万元是支付何龙的农民工工资，该两笔款项应该是何龙最后结算的预付款，都是走的何龙的同一个账户。最后2016年结算160万，扣除华兴劳务公司代支付的107.75万元、崇庆将代付的48.5万元、徐井胜代付的45万元、刘志洋付款的75.5万元、华兴劳务公司转账给张小军的10万元、转账给孙某的5万元，加上2020年年底日照市农民工工资清欠办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代扣7.5万元给孙某，以上总计付给何龙的瓦工班组劳务费是299.25万元。关于华兴劳务公司支付给张小军、孙某的工程款，我们公司有权把工程款直接打给工人，上诉人所述不符合事实。刘志洋未答辩。华兴劳务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准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对华兴劳务公司的上诉。华兴劳务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提交了证据，二审无新的证据提供。日照苏宁易购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劳务款项已被结清，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不具备主张日照苏宁易购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已收劳务款金额超过应收款金额，其案涉劳务款已结清。上诉人业已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与华兴劳务公司款项已结清。综上，上诉人案涉劳务款项已结清，不具备向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主张权利的请求权基础。二、上诉人与刘志楼、刘志洋为劳务雇佣关系，与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且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并不知晓上诉人与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诉人无权突破劳务合同相对性向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主张给付责任。本案案情为刘志楼、刘志洋挂靠华兴劳务公司进行施工，二者为内部承包关系，上诉人为刘志楼、刘志洋雇佣从事砼工、瓦工劳务的负责人员。为此，上诉人与华兴劳务公司签订的是《劳务承包协议》，其与华兴劳务公司之间系劳务法律关系，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诉讼请求款项实则为劳务款而非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承担责任。”上诉人系刘志楼、刘志洋雇佣的内部人员，并非前述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具备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前提条件。综上，上诉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主张责任。根据2020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为充分发挥类案检索作用，统一法律适用，《意见》要求，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日照苏宁易购公司经检索案件，可提供案号为（2019）最高法民申5594号“乐殿平、福建四海建设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该案件与本案高度类似，可供参照。三、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有权向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主张权利，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也不存在欠付工程款行为，对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日照苏宁广场的总承包单位为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在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总承包项下，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不存在应付未付工程款的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何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支付何龙劳务承包款531122.58元及其利息；2.判令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在欠付款范围内承担责任；3.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一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龙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务承包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9月10日何龙与华兴劳务公司的员工刘志楼签订合同，约定何龙施工涉案工程部分劳务，何龙按约进场施工完毕；证据二、工程结算单一份，证明2016年9月1日经华兴劳务公司的员工刘志洋与何龙核定，施工的劳务款为1608622.58元；证据三、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华兴劳务公司委托公司副总经理周小林向何龙支付款项1077500元，尚欠工程款531122.58元；证据四、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三。刘志楼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但对尚欠款有异议。刘志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刘志楼的签名认为是受刘志洋委托，真实与何龙签订协议的是刘志洋；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何龙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四无异议。华兴劳务公司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与其无任何关系，证据上面没有公司盖章；对证据三、四无异议。诉讼中何龙就其提供的证据二结算单合计数字1608622.58元，确定是由其中1、2、3项相加扣除4、5项得出，第4项是现场扣除的，也是何龙放弃的，第5项是何龙已收到的款项。刘志楼、刘志洋对此予以认可。刘志楼、刘志洋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证明2016年8月30日由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何龙的瓦工负责人张小军100000元；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证明2016年8月30日由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何龙瓦工孙某50000元；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证明2016年8月30日由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何龙50000元；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刘志洋委托崇庆将于2016年2月4日汇款200000元，2月5日汇款200000元,2月6日汇款85000元，合计汇款485000元汇至何龙账户，请求法庭调取该份证据；证据五、2016年2月5日由刘志洋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汇款450000元，庭后提交；证据六、（2020）鲁1102民初1816号案件开庭笔录一份及（2020）鲁1102民初181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何龙就本案起诉过，后撤诉，刘志洋已向何龙支付的款项已超出了何龙主张的款项。何龙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2016年8月30日华兴劳务公司前三次转款的收款人分别是张小军、孙某、何荣而非何龙，只认可转给何龙的50000元。张小军、孙某虽是何龙的人员，但刘志楼、刘志洋支付给他们的款项是刘志楼、刘志洋与其二人其他业务产生的账务，与何龙无关，对“何荣”的收款，何龙并不认识何荣，但收款账号与何龙的一致，应该是名字写错了，因名字错误，何龙不可能收到该款。对于何龙收到的50000元，在何龙与刘志洋、刘志楼结算时已包括在结算中的755000元。双方结算时间为2016年9月1日，时间如此之近如果该款项确实是工程款的话，不可能不在刘志洋、刘志楼应付工程款中予以计算，所以刘志洋、刘志楼主张该款项是在结算单中应付款遗漏的不符合常理，因为双方结算不可能是一天完成的。2016年2月4日、5日、6日由崇庆将账户转给何龙的三笔款项都发生在结算之前，且数额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8.5万元，如此大的数额并不是经过几年而是在当年就发生的，如果真是工程款双方在结算时不可能不说。且不能将崇庆将转给何龙的款作为工程款，若刘志楼主张该笔款项是转给何龙的工程款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之间有此合意；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华兴劳务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诉讼中，何龙又主张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还存在欠款关系和借贷关系，提供欠条一份，证明刘志楼、刘志洋于2017年1月19日欠何龙款32万元，欠款32万元系刘志楼、刘志洋在2017年初周小林支付107.75万元工程款后向何龙承诺支付剩余工程款时书写的；提供借条四份，证明刘志洋于2015年9月22日向何龙借款60万元，2016年3月10日借款104000元，2017年3月31日借王斯峰25万元。另外，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还存在6万元、10万元、11万元、20万元、30万元数次借贷关系，但因上述款项已归还，借据已归还给了刘志楼、刘志洋，上述借款的出借人为王成清、王斯峰等人，因刘志洋和他们不认识，是何龙跟出借人打的借条，刘志洋给何龙打的借条，所以刘志洋把款打给了何龙。刘志楼对借条有异议，要求何龙提供6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证据，同时该借款60万元已付清，60万元之后的多次借款也已经还完；对其本人打给何龙的欠条是当时在年底何龙跟刘志洋账目不清楚的情况下打下的欠条，结算后刘志洋没有收回，这张欠条诉讼时效已过不具备法律效力。刘志洋、刘志楼打给何龙的款项都是在瓦工何龙承包工作当中所产生的工程款，不存在额外的经济往来，所有的经济往来作为何龙都必须无条件第一时间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应该把刘志楼、刘志洋提供的证据所体现的款项作为其他经济往来相抵扣。另外刘志楼、刘志洋已付给何龙工程款251.75万元（包括107.75万元，48.5万元，20万元，75.5万元），还委托徐井胜向何龙付款45万元（未提供证据）。何龙对此认为刘志楼、刘志洋所支付的251.75万元不全是工程款，徐井胜支付的是借款，付给张小军、孙某的15万元结算的不是何龙的工程款。华兴劳务公司认为上述账务系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其无关。同时提供刘志楼的结算声明及何龙的承诺书各一份，证明公司与何龙及刘志楼、刘志洋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何龙对附件一结清声明认为系发生在刘志楼和华兴劳务公司之间，与何龙无关，刘志楼、刘志洋借用华兴劳务公司资质对工程劳务进行违法分包，应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责任；对附件二承诺书认为系2017年春节之前何龙为尽快拿到部分工程款给付农民工工资，因上述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要求何龙签订该承诺书，否则即不予给付本案的1077500元工程款，何龙迫不得已所签署。刘志楼、刘志洋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为证明转款给张小军、孙某的款项非刘志楼、刘志洋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何龙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是日常用名，其身份证姓名为孙同省，何龙及刘志楼均与之相识，其证实刘志楼、刘志洋付款50000元系其与刘志楼、刘志洋另外的工作关系产生的款项，非何龙与被告刘志楼、刘志洋之间的工程款。对此，何龙与刘志楼均无异议。刘志楼另认可徐井胜支付的45万元款项是用于处理何龙与刘志洋之间的借贷关系。诉讼中何龙还提供了（2017）苏0923民初153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证明刘志楼、刘志洋欠付何龙工程款320000元的事实。刘志楼对书写欠条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叙明与何龙提供的320000元欠条一致。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结合证据内容，对何龙、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证如下：一、何龙提供的证据。证据一劳务承包协议一份，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刘志楼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9月10日与何龙签订该协议；证据二工程结算单、证据三交易明细、证据四证明，刘志楼、刘志洋无异议，均可以作为定案根据；证据五借条四份，可以证明何龙与刘志洋、刘志楼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六欠条一份，该证据可以证实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曾结算过相互账目；二、刘志楼、刘志洋提供的证据。证据一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因何龙虽然招用了张小军工作，但由于何龙并不认可张小军所收款项系支付给何龙的款项，而且刘志楼、刘志洋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何龙指示其支付或委托张小军代收，不排除该款项系刘志楼、刘志洋与张小军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往来款项，该证据仅可以证明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张小军100000元，不能证实是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该证据可以证明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孙某50000元，但并非是支付给何龙的款项；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份，该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8月30日由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何荣50000元，虽然收款账号系何龙的银行账号，但因收款人“何荣”与何龙姓名不一致，故不能证明何龙已收到该款项；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该证据可以证实刘志洋委托崇庆将汇款485000元汇至何龙账户，刘志楼主张系支付工程款，何龙认为崇庆将支付的是借款，因何龙与刘志洋之间除存在涉案工程合同关系外，还存在着借贷关系，而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并未就所付款项达成是归还借款还是工程款的协议，何龙虽提供部分刘志洋向其借款的证据，但不能提供系归还借款的证据，并且假如何龙用该款归还了其本人借款也是其本人对所收款项的处分行为，并不能就此说明刘志洋归还的是借款，故对何龙关于归还的系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交易清单可以作为刘志楼、刘志洋向何龙支付工程款的证据；证据五由刘志洋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汇款450000元，刘志楼、刘志洋虽未提供证据原件，但双方均认可支付的是借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证据六开庭笔录及裁定书一份，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根据；三、华兴劳务公司提供的证据。对刘志楼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的结算声明，刘志楼、刘志洋无异议，虽然何龙存在异议，但没有否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故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对何龙出具的承诺书，刘志楼、刘志洋无异议，何龙虽有异议，但并无证据证明其系受胁迫、欺诈而为，故该证据可以证明华兴劳务公司与何龙及刘志楼、刘志洋的债权债务已结清。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4年前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了日照苏宁广场建设工程，2014年2月其将其中土建及脚手架劳务工程分包给华兴劳务公司。2015年9月10日刘志楼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甲方）与何龙（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协议》，约定承包范围为：11层结构完成的所有砼工程、二次结构砌筑工程及本工程范围内小型机具及辅材；承包方式为包清工、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包辅材、小型机具及其他费；承包单价为：1.11层到结构封顶的所有砼内容，按建筑面积25元/㎡，现场零用工单价160元/工日；2.二次结构砌筑工程，260元/立方米等，双方还就其他具体事项作了约定。后何龙组织人员施工完毕。2016年9月1日，刘志洋与何龙就何龙已完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并制作清单一份，清单载明：一次结构主楼砼浇筑计款620236.50元，二次结构墙体砌筑1619880.08元，现场零工223506元，扣现场收尾人工费100000元，刘志洋已付款755000元，以上合计1608622.58元。2017年2月15日华兴劳务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其委托其公司周小林总经理处理并代付日照苏宁广场项目劳务分包工程款，其中应付何龙瓦工工程款107.75万元。2017年1月20日，何龙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收到刘志洋委托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苏宁日照项目工程款1077500元，与中核华兴、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其他款项由本人向刘志洋、刘志楼索要。之后何龙陆续收到了该1077500元。2017年6月3日刘志楼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结算声明，内容为：本人刘志楼和弟弟刘志洋以贵公司名义在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盐城中环紫郡、南京绿地滨江和日照苏宁广场三个项目的劳务分包业务，已经于2017年春节前后和总包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全部结算完成，所有款项付至贵公司，贵公司已全部付至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我们确定的班组工资账户，人员工资全部结清退场。现声明如下：一、以上三个项目，与总包方在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所有工程项目均已全部结清，全部工程款项和保证金均已支付完毕，无其他遗留或争议问题。二、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在扣除管理费之后所有工程款项目已支付给我或我所指定的班组，贵公司再无我兄弟俩的任何债权。以上三个项目的人工工资全部结清，余下部分欠款属个人借款，由本人兄弟负责。今后如发生任何工人工资及其他纠纷，与贵公司无关，均由本人兄弟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等。对于刘志洋已付款755000元，何龙确认为：2015年11月12日付款100000元，2015年12月18日付款200000元，2016年转账30000元，2016年4月29日转账15000元，2016年6月6日华兴劳务公司转账350000元，2016年6月10日现金付款60000元。对各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结合证据内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依法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关系主体问题。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或多或少回避了分包主体问题，但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首先是华兴劳务公司于2014年2月通过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订立土建劳务分包合同分包了日照苏宁广场土建及脚手架劳务工程，尔后由刘志楼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与何龙签订了《劳务承包协议书》，通过该协议，何龙承包了工程中的砼工和瓦工劳务。诉讼过程中华兴劳务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9月将工程一部分分包给刘志楼、刘志洋，刘志楼、刘志洋及何龙均未否认，虽然华兴劳务公司与刘志楼、刘志洋没有直接订立分包合同，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相关规定并结合刘志楼与何龙订立的劳务承包协议这一事实，对华兴劳务公司的该项主张应予采信，据此应确认刘志楼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与何龙订立的劳务承包协议实际是刘志楼与何龙订立的。同时，根据华兴劳务公司的主张，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刘志楼、刘志洋，而刘志楼、刘志洋系兄弟关系，且与何龙订立协议的是刘志楼，为此对于刘志楼、刘志洋主张的刘志楼仅系受刘志洋的委托、实际合同主体为刘志洋个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及借贷关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关系，但何龙诉讼中还主张其双方另存在借贷关系，对此，何龙提供了由刘志洋签名的借条、收条及刘志楼、刘志洋共同签名的欠条佐证，而刘志楼、刘志洋在诉讼中认可了其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支付450000元是归还借款的事实，同时在刘志楼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的结算声明中亦明确尚有余欠部分属个人借款，根据上述事实，应当认定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除劳务分包关系外还存在借贷关系。三、对于华兴劳务公司及刘志洋、刘志楼其他付款情况，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2016年8月30日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何龙的50000元，对该款项何龙主张已包含在755000元中，但上述755000元中并不包含该50000元，故应当认定系何龙收到的系工程款且何龙在请求的款项中没有折算；2.刘志洋委托崇庆将汇款485000元。何龙主张系刘志楼、刘志洋支付给何龙的借款，非工程款，但刘志楼、刘志洋认为支付的是工程款。诉讼中，何龙认可因刘志洋与出借人不熟悉而由其向出借人书写了借条、刘志洋又向其书写借条的事实，同时还主张刘志洋委托崇庆将的汇款485000元其已归还了借款。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何龙与出借人之间及何龙与刘志洋之间存在两个不同的借贷关系，在何龙与刘志洋之间没有达成关于崇庆将汇款是支付借款或工程款的前提下，可以认定崇庆将的汇款是刘志洋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至于何龙如何处置其后果应由何龙自行承担，而且该认定结果并不影响何龙再向刘志洋或刘志楼主张其权利；3.对于刘志洋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支付的450000元，因何龙与刘志洋、刘志楼均认可系支付了借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4.对于2016年8月30日华兴劳务公司付款给张小军的100000元、孙某的50000元、何荣名下的50000元，何龙均不认可系刘志楼、刘志洋支付的工程款。对于孙某的50000元，当事人均认可系支付的其他款项，故不能视为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对于转给张小军的款项，因张小军与刘志楼、刘志洋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确定，且刘志楼、刘志洋不能提供转款是受何龙指定或其双方存在约定的证据，故不能确定系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对于转给“何荣”的款项，刘志楼、刘志洋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何龙是否已收取该款项，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5.对于何龙提供的2017年1月19日的欠条问题。刘志楼、刘志洋认为系双方在账目不清的情况下出具，何龙认为该欠款为工程款。刘志楼、刘志洋书写的欠条中只是载明“今欠到何龙三十二万元”，并没有载明所欠款系借款还是工程款，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刘志楼、刘志洋或其委托代付款单位在2016年9月1日与何龙确定欠款数额1608622.58元之前后已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为1612500元[1077500元+485000元+50000元（2016年8月30日汇款给何龙）]。一审法院认为，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内容虽是劳务承包，但也是苏宁广场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实际应为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协议，亦应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法律规范，因涉案工程为建设工程，而何龙及刘志楼、刘志洋均无施工资质，华兴劳务公司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刘志楼、刘志洋个人系违法分包，无论是华兴劳务公司与刘志楼、刘志洋的劳务分包协议，还是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的劳务承包协议均属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依法应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本案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中关于工程量的计价标准是合同双方解决争议的方法和标准，在何龙按照协议约定施工后，刘志楼、刘志洋及华兴劳务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计价标准计算确定何龙已完成工程量的工程价款。2016年9月1日刘志楼、刘志洋与何龙已共同确认了何龙的工程价款，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志楼、刘志洋已实际支付给何龙工程款项1612500元，超出了其按照结算应支付的数额，故对何龙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至于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没有结清的借贷款项，何龙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何龙要求刘志楼、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支付何龙劳务承包款531122.58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何龙要求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在欠付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12元，减半收取4556元，由何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过程中，关于崇庆将向何龙汇款的48.5万元、徐井胜向何龙汇款的45万元、华兴劳务公司向张小军转账的10万元、华兴劳务公司向孙某转账的5万元，刘志楼、刘志洋主张均系向何龙支付的案涉工程款，后刘志楼、刘志洋确认徐井胜汇款的45万元是为了处理何龙与刘志洋的借贷所发生。刘志楼、刘志洋陈述崇庆将、徐井胜向何龙汇款系受刘志洋委托。二审调查过程中，刘志楼陈述，崇庆将向何龙汇款的48.5万元、徐井胜向何龙汇款的45万元、华兴劳务公司向张小军转账的10万元、华兴劳务公司向孙某转账的5万元，均系向何龙支付的工程款；崇庆将向何龙汇款的48.5万元、徐井胜向何龙汇款的45万元均是刘志楼办理的，刘志洋不知情，故在刘志洋与何龙进行结算时，未将该两笔款项计入已付款。2017年1月19日刘志楼、刘志洋向何龙出具欠条一份，记载：“今欠到何龙人民币32万元欠款人刘志楼刘志洋2017年1月19日还款日期2017年10月份后证明人戴拥军。”关于上述欠条的形成，何龙陈述，2016年双方结算后，刘志楼、刘志洋一直拒绝付款，何龙多次找刘志楼、刘志洋，刘志楼、刘志洋协调华兴劳务公司付款，后双方协商同意由华兴劳务公司支付107.5万元，剩余50多万元由刘志楼、刘志洋支付，为了让刘志楼、刘志洋尽快付款，何龙对工程款作出让步同意刘志楼、刘志洋仅支付32万元，故刘志楼、刘志洋出具了该欠条。刘志楼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何龙的陈述不认可，该欠条是在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何龙三方对工程款均不清楚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何龙主张工程款140万元，考虑到当时结算不清楚，只暂时支付107.5万元，对其余有争议的数额刘志楼打了欠条，在以后工程款计算清楚后此欠条应作废。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华兴劳务公司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以及刘志楼、刘志洋与何龙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2017年6月3日刘志楼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的结清声明记载的内容，刘志楼、刘志洋是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自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揽的日照苏宁广场劳务分包业务，刘志楼、刘志洋与华兴劳务公司形成借用资质关系。后刘志楼、刘志洋以华兴劳务公司的名义与何龙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书》，何龙承揽了日照苏宁广场工程中的砼工和瓦工劳务，华兴劳务公司未在协议书上盖章，从何龙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合同履行及结算情况看，何龙亦认可其合同相对方为刘志楼、刘志洋，刘志楼、刘志洋与何龙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二、关于刘志楼、刘志洋是否尚欠何龙工程款的问题。何龙施工完毕后，刘志洋与何龙进行了结算，扣除已付款，尚欠工程款为1608622.58元，2016年9月1日刘志洋在结算单上签字。根据该结算单可以确认，至2016年9月1日刘志楼、刘志洋尚欠何龙工程款1608622.58元。刘志楼、刘志洋主张结算时尚有部分款项未计入已付工程款，包括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转账给张小军10万元、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转账给孙某5万元、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转账给何龙5万元、2016年2月刘志洋委托崇庆将共计向何龙汇款48.5万元、2016年2月5日刘志洋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汇款45万元。关于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向张小军转账的10万元。在2016年9月1日双方结算时并未将该笔款项作为刘志楼、刘志洋已付工程款，何龙不认可是支付给其的工程款，刘志楼、刘志洋亦未提供是受何龙指示或双方约定将工程款支付给张小军的证据，刘志楼、刘志洋主张该笔款项是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证据不足，一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向孙某转账的5万元。一审过程中，孙某出庭作证证实该笔款项系与刘志楼、刘志洋之间的工程款，与何龙无关。刘志楼对孙某的证言无异议，据此一审认定该笔款项并非支付何龙的工程款并无不当。刘志楼二审过程中再次主张该笔款项系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但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8月30日刘志洋委托华兴劳务公司转账给何龙的5万元。根据刘志楼、刘志洋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记载收款人为“何荣”，收款人名称与账号不符，刘志楼、刘志洋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何龙已实际收到该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未予认定亦无不当。关于2016年2月刘志洋委托崇庆将向何龙汇款的48.5万元。刘志楼、刘志洋主张系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对此何龙不予认可，主张系刘志楼、刘志洋偿还给何龙的借款，并非工程款。该笔款项在2016年9月1日双方结算时并未作为刘志楼、刘志洋已付工程款，如确系预付工程款，在结算时遗漏如此大额的款项与常理不符。刘志楼解释该笔款项系刘志楼经办，刘志洋不了解情况，导致结算时未计入已付工程款，但根据一审刘志楼、刘志洋的陈述，崇庆将向何龙汇款系受刘志洋委托，刘志楼的上述解释不能成立。并且，刘志楼、刘志洋与何龙之间除本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之外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志楼、刘志洋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确非与何龙之间其他业务的往来而系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然刘志楼、刘志洋并未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刘志楼、刘志洋主张该笔款项系支付何龙的工程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2月5日刘志洋委托徐井胜向何龙汇款的45万元。一审过程中，刘志楼、刘志洋起初主张该笔款项是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后确认该笔款项是为了处理何龙与刘志洋的借贷关系所发生，据此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未认定工程款并无不当。二审过程中，刘志楼再次主张该笔款项亦是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对于刘志楼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志楼、刘志洋关于上述款项均为支付给何龙的工程款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何龙提供的结算单，至2016年9月1日刘志楼、刘志洋尚欠何龙工程款1608622.58元，2017年1月华兴劳务公司代刘志楼、刘志洋支付工程款107.75万元，后刘志楼、刘志洋未再向何龙支付工程款。2017年1月19日，刘志楼、刘志洋向何龙出具欠款32万元的欠条一份，何龙陈述该欠条是在同意华兴劳务公司付款后刘志楼、刘志洋尚欠其工程款50余万元，为了让刘志楼、刘志洋尽快付款，何龙同意刘志楼、刘志洋仅支付32万元工程款，遂刘志楼、刘志洋出具了该欠条。刘志楼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何龙的陈述不认可，认为该欠条是在刘志洋、华兴劳务公司、何龙三方对工程款均不清楚的情况下产生的，何龙主张工程款140万元，考虑当时结算不清楚，只暂时支付107.75万元，对其余有争议的数额刘志楼打了欠条，在以后工程款计算清楚后此欠条应作废。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欠条是基于案涉工程款产生的，何龙同意刘志楼、刘志洋仅支付32万元的工程款，刘志楼、刘志洋虽然认为该欠条应当作废，但没有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根据何龙的自认及欠条记载的内容，可以认定在2017年1月19日双方对尚欠工程款数额重新进行确认。何龙主张其放弃其余工程款的前提条件是刘志楼、刘志洋及时付款，但根据欠条内容双方并未有关于如刘志楼、刘志洋不及时付款仍需按原欠款数额支付的记载，何龙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类似约定，故刘志楼、刘志洋应按照重新确定的欠款数额32万元向何龙支付工程款，何龙要求刘志楼、刘志洋支付531122.58元工程款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0号）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按照刘志楼、刘志洋出具的欠条记载，双方约定32万元工程款支付时间为2017年10月以后，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志楼、刘志洋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工程款，应当自2017年11月1日起向何龙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以32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关于华兴劳务公司、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对刘志楼、刘志洋欠付工程款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2017年1月20日何龙出具承诺书，承诺“本人在收到受刘志洋委托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苏宁日照项目工程款1077500元，与中核华兴、江苏中核华兴劳务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其他款项由本人向刘志洋和刘志楼索要。”根据上述内容，何龙同意在收到华兴劳务公司支付的1077500元款项后，其他款项即不再向华兴劳务公司主张，属于何龙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现何龙要求华兴劳务公司对刘志楼、刘志兴欠付工程款承担责任违反了自己的承诺，本院不予支持。何龙主张基于2017年1月19日刘志楼、刘志洋出具的32万元欠条及时支付的条件，同意与华兴劳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结，因该条件未成就，华兴劳务公司对刘志楼、刘志洋的工程款仍应承担清偿责任，但何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作出上述承诺是以刘志楼、刘志洋及时支付32万元工程款为前提条件，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在多层转包关系中，实际施工人请求发包人担责的前提是承包人与次承包人未结清工程价款。2017年6月3日刘志楼向华兴劳务公司出具结清声明，确认就日照苏宁广场劳务分包业务与华兴劳务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已全部结算完毕，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华兴劳务公司已不欠刘志楼、刘志洋工程款，何龙不具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向发包人即日照苏宁易购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故对于何龙要求日照苏宁易购公司在欠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何龙主张双方结算清单当中的10万元扣款因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的问题，上诉人与刘志洋进行的结算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结算时上诉人同意“扣现场收尾人工费”10万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现要求刘志楼、刘志洋予以返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何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当，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64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64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被上诉人刘志楼、被上诉人刘志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何龙工程款32万元及利息（以32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上诉人何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12元，减半收取4556元，由上诉人何龙负担1506元，由被上诉人刘志楼、刘志洋负担3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11元，由上诉人何龙负担3011元，由被上诉人刘志楼、刘志洋负担6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张卫华审判员 刘丽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辛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