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39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夕英，女，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喜，男，195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郑，男，199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高夕英因与被上诉人孙建喜财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5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夕英上诉请求：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559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61558.98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导致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一起生活的原因系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上诉人无过错。2016年3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一次性为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所需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共计123117.96元。如因上诉人非身体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上述费用需返还被上诉人，否则，上诉人不予返还被上诉人上述费用。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全部支付上述保险费用，保险费用实际是104117元。上述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侵犯第三方的利益，协议系有效的。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明不是上诉人自己不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是被上诉人将门锁上，不让上诉人进门，以至于后来干脆将小区大门及被上诉人房门均换锁，不让上诉人进入。所以上诉人不应当返还被上诉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二、被上诉人系自愿为上诉人交纳的保险费，不是垫付,是赠与行为，是对上诉人工作的肯定，是对上诉人的福利待遇。2014年上诉人就被雇佣给被上诉人当保姆，至20l6年两年期间上诉人兢兢业业，为被上诉人操持家务等各方面工作，所以2016年3月1日为了给上诉人嘉奖，双方签订了上述协议，所以该赠与行为不应撤销。三、被上诉人所称的追偿权，已经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据新民诉法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2016年3月至2019年3月为本案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现在2020年7月被答辩人才主张权利，远远超过三年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胜诉权。四、被上诉人应当自2016年4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7月份的工资40500元。上述协议约定自上诉人领取社保退休工资之日起，被上诉人停止发放给上诉人工资。投保后2016年3月14日上诉人开始领取退休金，当时才几百元钱，被上诉人就从此以后没有给上诉人发放工资了，该退休金与1500元的保姆工资相比而言才寥寥无几。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停发工资系基于上诉人领取退休金的基础上，如果给被上诉人返还保险费，那么上述保险费等于是上诉人自己交纳的，那么被上诉人就不应当给上诉人停发保姆工资，被上诉人应当自2016年4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7月份的工资，合计为27个月工资40500元。综上所述，为答辩人交纳保险费系被答辩人自愿的，并非垫付，不存在追偿权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孙建喜辩称，高夕英诉称1.导致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一起生活的原因系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上诉人无过错。根据庭审笔录,上诉人高夕英在二人共同生活期间不顾孙建喜的感受,多次以各种理由离家,对孙建喜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并且根据二人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协议,如双方发生矛盾和分歧,双方在不违反协议主体的原则下应主动妥协,积极消除矛盾,不得将矛盾扩大化。而上诉人高夕英身为一个离异的成年人,居然不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日常生活矛盾,故意将矛盾扩大化,将被上诉人孙建喜的儿子牵扯进来激化矛盾,以上行为严重影响被上诉人孙建喜的生活安宁,也违反二人签订协议的初衷。2.被上诉人系自愿为上诉人缴纳的保险费,不是垫付,是赠与行为,是对上诉人工作的肯定,是对上诉人的福利待遇。合同明确注明：如因乙方非身体疾病的原因导致乙方未与甲方共同生活,上述费用【指保险费用】需要返还甲方。整个合同没有赠与的意思,所以上诉人赠与一说理由是不成立的。3.被上诉人所称追偿权,已经过了三年诉讼时效期，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追偿权的基本法理是“无损失,无追偿”。上诉人高夕英在上诉状要求被上诉人孙建喜应当支付2016年4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7月份的工资,即自认了其与被上诉人孙建喜结束共同生活的时间,况且合同无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从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日开始计算的,所以说上诉人以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来达到免除退赔责任不能成立。4.被上诉人应当自2016年4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7月份的工资40500元。上诉人这一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高夕英每月都可以拿到固定的生活费。这完全得益于被上诉人孙建喜垫付的巨额保险费。综上所述，1.上诉人取得高额养老保险费无任何法律依据。合同无效予以返还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是上诉人必须返还的义务。2.上诉人高夕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垫交保险费是为了和上诉人长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以此来达到提高被上诉人生活水平的目的,共同生活期间衣食住行等一切开销都由被上诉人孙建喜提供,上诉人并不满足,依然选择离开了被上诉人,带走了巨额保险费用实属不该。3.上诉人的行为显失公平。上诉人没有付出却取得终生的生活保障,而被上诉人孙建喜不仅什么没得到,还因为巨额财产的支出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因为被上诉人孙建喜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仅靠政府补贴每月200元来维持生活,超出了孙建喜的承受能力,付出却没有得到回报,是不公平的。 孙建喜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返还代缴保险费123117.9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同居关系。同居期间，原告于2016年3月为被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自2000年至2016年5月被告办理正式退休)共计123117.96元。原告在为被告缴费前，双方签订了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基于双方一直同居共同生活，如果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同居生活，被告返还原告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2018年8月，被告已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便以各种理由对付、折磨原告，后便离开了原告。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按照协议约定返还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无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时，原告孙建喜与被告高夕英经人介绍认识后欲确立恋爱及婚姻关系。2014年8月15日，原告孙建喜（甲方）与被告高希英（乙方）签订协议约定“1.甲乙双方在登记结婚前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生活期间，甲方支付乙方月薪1500元，乙方的生活费等日常开支不包括在上述月薪之内，由甲方负担。2.如甲乙双方登记结婚后，甲方无需支付乙方上述月薪，但是应当为乙方交纳社会保险，解决乙方的养老事宜……”2016年3月31日，原告孙建喜（甲方）又与被告高希英（乙方）签订协议约定“1.甲方与乙方共同生活期间，甲方一次性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所需费用均由甲方负担，共计123117.96元……2.如因乙方非身体疾病的原因导致乙方未与甲方共同生活，上述费用需要返还甲方，否则，乙方不予返还甲方上述费用。3.自乙方领取社保退休工资之日起，甲方停止支付乙方工资……”原告为被告办理补交保险手续，被告高夕英自2016年6月起领取退休金，之后双方共同居住。2018年7月，原告因家庭矛盾而与被告产生争议，之后被告高夕英再未能与原告孙建喜共同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被告经人介绍认识后为确立恋爱及婚姻关系而共同居住生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出资123117.96元为被告办理社会保险，并约定“如因乙方非身体疾病的原因导致乙方未与甲方共同生活，上述费用需要返还甲方，否则，乙方不予返还甲方上述费用”。对此法院认为，双方是以《协议书》形式对同居期间的感情、生活、人身关系作出约定，而原告以办理社保为条件对被告的人身及行动自由做了限制要求，即要求被告不得擅自离开原告，该规定使被告对原告产生人身依赖关系，有违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该约定应为无效。其次，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123117.96元属于为被告办理社保实际支出的费用，并非直接支付给被告，被告凭此在达到年龄后每月领取一定的退休金，原告因此也停止支付被告工资；双方是在2018年7月因家庭生活产生矛盾后，原告明确拒绝继续与被告共同生活，双方结束同居关系。综上，考虑到双方在《协议书》签订前后共同生活多年、被告为照顾原告生活有所付出的事实、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原则，法院酌情确定由被告返还原告办理社会保险费用的50%，即61558.98元。双方认可从2018年7月份开始再未共同生活，原告于2020年6月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代交保险的费用，不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判决：一、被告高夕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孙建喜办理社会保险费用61558.98元；二、驳回原告孙建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2元，减半收取1381元，由原告孙建喜、被告高夕英各负担690.5元。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应系非婚同居关系解除后的财产返还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孙建喜诉请上诉人高夕英返还代缴的保险费123117.96元应否予以支持。 本案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追偿权纠纷显属不当。非婚同居关系当事人的共同生活仅是一种事实状态，不同于婚姻关系因结婚而形成法定的特殊人身财产关系，不能基于其同居的事实而产生财产共有的法律效果。原则上同居期间，当事人各自的收入和取得的财产仍应归各自所有，除非是双方通过共同的劳作和经营取得的财产为共同财产。具体到本案,2014年上诉人高夕英与被上诉人孙建喜经人介绍确立恋爱及婚姻关系并同居至2018年。2014年8月15日与2016年3月31日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分别签订了两份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是以《协议书》形式对同居期间的感情、生活、人身关系作出的约定，而孙建喜以办理社保为条件对高夕英的人身及行动自由做了限制要求，该规定使高夕英对孙建喜产生人身依赖关系，有违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该约定应为无效。经审查一审法院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合考量上诉人高夕英与被上诉人孙建喜同居的时间和孙建喜已经出资123117.96元为高夕英办理社会保险、高夕英为照顾孙建喜生活有所付出的事实、涉案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等，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由上诉人高夕英返还被上诉人孙建喜办理社会保险费用的50%，即61558.98元并无不妥。本院对上诉人高夕英的不予返还被上诉人孙建喜社会保险费用主张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夕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9元，由上诉人高夕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虎成 审判员   张立宁 审判员   魏 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包福龙 书记员  石 晶 书记员 贾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