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0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艳，女，1986年7月9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碧英，金堂县赵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李琼，女，198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安琴，女，198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上诉人罗艳因与被上诉人陈李琼、唐安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艳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第240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罗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罗艳与陈李琼通过微信聊天建立额温枪买卖合同关系，额温枪并非国家规定的特殊商品，对经营者的身份无任何特殊限制，案涉合同合法有效。罗艳将货款转给陈李琼，双方已形成合同上的要约与承诺，并且陈李琼也交付了部分货物。陈李琼明确向罗艳表示“一个赚五块钱”，赚取的是差价，属于营利行为，并非劳务费或代理费。一审庭审中，陈李琼对收取货款并无异议。唐安琴系由陈李琼在一审庭审中申请追加为被告，罗艳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唐安琴存在，陈李琼与唐安琴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罗艳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采信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及支付宝的转账记录，但却认定罗艳依据买卖合同要求陈李琼退还诉请款项，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陈李琼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清楚，法律使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首先，陈李琼与罗艳之间没有任何的买卖合意，罗艳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意思表示，而通过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是陈李琼从其他人处分一些给罗艳，也是其他人将罗艳、陈李琼需要的额温枪分别发给两人。陈李琼也将货源的信息发给了罗艳，罗艳清楚货源来自于他人，并非陈李琼。其次，在罗艳、陈李琼、唐安琴之间，陈李琼和唐安琴之间的差价是20元，罗艳和陈李琼之间的差价是5元。在疫情期间货源非常紧张，相互之间存在差价也是知晓和默认的。因此，差价不能来认定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综上，罗艳与陈李琼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 唐安琴辩称，其不认识罗艳，因此本案与其无关。 罗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罗艳与陈李琼之间的买卖协议；2.判令陈李琼退还罗艳货款135500元及利息；3.陈李琼、唐安琴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艳从事美容门店经营，陈李琼从事美容与育婴门店经营，唐安琴从事服装和茶叶门店经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三人互不相识，且均不能陈述在何种情形、以何种方式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建立起联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唐安琴从周川处获取额温枪货源信息并订购，陈李琼从唐安琴处获取额温枪货源信息并订购，罗艳从陈李琼处获取额温枪货源信息并订购，其他人从罗艳处获取额温枪货源信息并订购。本案之前，罗艳通过陈李琼订购两次额温枪，其付款并收到额温枪，本案是其第三次订购额温枪，双方通过微信语音进行沟通。 2020年2月20日，陈李琼发微信告诉罗艳额温枪最迟23号到货，后续是否会再发货、是否涨价等不清楚，让罗艳等通知然后再确定是否要订购。罗艳问23号这批额温枪能够分多少给她，陈李琼让其先买18只，厂里发货后再通知她。罗艳要求陈李琼有多的就留给她，并向陈李琼付款5300元。后，双方就到货情况保持沟通，罗艳问陈李琼“那边何时有货”，陈李琼称现在还没有通知。24日，陈李琼得知额温枪货源信息后，问罗艳“额温枪380元一只，你们要不？”罗艳回“可以要一点。”后因罗艳未及时将其向其他人统计到的需求数量报给陈李琼，陈李琼称九点就已经订完了。罗艳反复要求陈李琼为其增加订购数量，都被陈李琼以“没得货”为由拒绝。 2月26日，陈李琼再次跟罗艳就额温枪事宜沟通。陈李琼称要订额温枪就要先打款，罗艳转款18250元给陈李琼并询问到货时间，陈李琼称“今天下午发货，这会儿赶急忙，刚刚才收到通知书。”罗艳问能够分多少只给她，陈李琼称“跟你分50只，如果要多的要申请才行。”罗艳问“申请了还是一起发货么？”陈李琼回“我觉得有点儿悬，50只过去就申请不到了。”随后，罗艳将本人收货信息发给陈李琼，陈李琼告诉罗艳只能分41只，将多余款项3285元退还，并将额温枪的介绍书和营业执照发给罗艳。罗艳问陈李琼手上有没有现货，陈李琼回“今天都在问我要现货，我哪里去找现货。我们几个朋友早就提醒了，喊他们订，都说不要。现在工地上复工，餐饮要用，都来找我。”陈李琼问“确定要这200只，他们在催，不要的话他们就安排给其他的人。”罗艳问“刚才发的那个有没有实物图，他们要看。”陈李琼回“跟现在这个差不多，只是是另外一个牌子，都是一个厂家的。包装可能不一样。以前配一对电池跟使用说明书，现在没有盒子”。罗艳称“他们马上商量。他的意思是这个货可以，这批货到了可以的话，可能还要继续订。到时候如果谈成了你那边就订货，我这边就出货，有价钱合理的我们就都赚点儿雪糕。”陈李琼回“质量放心，一天一个价，他可不可以打200块定金过来，马上把剩余的钱转过来。”罗艳称“要得。50个你才给我整了41个。”陈李琼回“1000以下都是全款。你确定收得到钱不，收到货质量各方面不合格都可以全款退的。”随后罗艳向陈李琼转款20000元，并向陈李琼提供收货信息，“四川省西昌市张蕾收，135xx,100只。成都市武侯区苏荣辉收，138xx,100只。四川省绵竹市刘红梅收，1354xx，250只。”随后，罗艳再次向陈李琼转款53000元、23000元、57000元，要求陈李琼每个单号都提供一个视频，其要发给收货人。最终，双方确认罗艳订购额温枪490只。罗艳称“你看我比人家的多，你就好心分给人家。40个是不是单独给我发。”陈李琼回“是的。”罗艳称“这批货收到我们就走第二批，我去接点大的单子，价钱合理点好继续。有便宜的你就跟我说。”陈李琼回“我都是找最便宜的拿的，我跟你说一个就赚五块钱，就捡了你五块钱。” 2月27日至3月2日，罗艳和陈李琼一直就上述490只额温枪的发货保持沟通。罗艳反复向陈李琼催要单号，并称“今天不见单号要报警。人家要货不是要钱。”陈李琼将其与唐安琴向金堂县公安局杨柳派出所报案的图片以及额温枪收款人、发货人周川的电话给了罗艳，叮嘱罗艳“你就说你跟唐安琴、跟我，都是耍得好的朋友”。 罗艳因本案额温枪向陈李琼转款合计172000元，陈李琼将款项转给唐安琴，唐安琴又转给周川，周川收到款项后挥霍，并没有为罗艳、陈李琼、唐安琴等人办理购买额温枪的事务。因周川迟迟不发货，唐安琴于2020年2月29日晚向金堂县公安局报案，次日又与陈李琼、罗艳三人一同前往攀枝花市周川住所地，找到周川要求其退款，周川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唐安琴分别退款13000元、9500元，唐安琴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陈李琼退款22500元、13800元，陈李琼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罗艳退款36500元。期间，三人一同到当地公安机关，以唐安琴作为受害人报案，当地公安机关以周川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唐安琴报案款项中实际包含了陈李琼和罗艳所付款项。 罗艳以其是向陈李琼付款为由一直要求陈李琼退款，陈李琼向唐安琴索要款项无果，便以唐安琴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之诉，一审法院作出（2020）川0121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李琼与唐安琴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驳回陈李琼要求唐安琴退还款项的诉请。陈李琼提起上诉，成都中院作出（2020）川01民终1090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前述判决，并指出陈李琼的维权途径，认为唐安琴以受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系其行使合法权利的一种方式，若唐安琴通过刑事程序获得的退还赃款中包含陈李琼所付款项，陈李琼可另行向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2020）川0121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2020）川01民终10908号民事判决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罗艳与陈李琼未签订书面合同，仅以网络私信平台进行沟通，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罗艳和陈李琼都没有提供前两次沟通额温枪的相关对话记录，一审法院仅能根据双方第三次的微信对话及当庭一致陈述，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罗艳、陈李琼所从事的经营范围，都不包括销售或者使用额温枪，若罗艳系向陈李琼购买额温枪，则在达成“买卖合意”之前，至少应当考察对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履约能力，以确定“买卖目的”能否实现，在案证据并未显示罗艳对此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其次，根据双方微信对话，额温枪并非陈李琼所有，而是陈李琼在案外人处获得货源信息后分享给罗艳，陈李琼明确告知了罗艳额温枪的货源信息、价格等，陈李琼收取罗艳所付款项最终也转向案外人。罗艳对上述事项明确知晓，二人聊天记录中，既没有罗艳明确表示向陈李琼购买额温枪的意思，也没有陈李琼明确表示向罗艳出售额温枪的意思和能力，双方言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以及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的规定。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罗艳与陈李琼之间并不存在要建立买卖关系的要约和承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特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罗艳依据买卖合同要求陈李琼退还诉请款项，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罗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5元，由罗艳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陈李琼在案外人处获得货源信息后分享给罗艳，明确告知罗艳额温枪的货源信息、价格等，并没有向罗艳出售额温枪的意思和能力，在收到罗艳所付款项后即转汇案外人；罗艳作为经营者，知晓合同相对方并非陈李琼。在陈李琼、唐安琴发现被骗后即向公安机关控告，并将涉嫌刑事犯罪的周川退付的货款退还了罗艳。关于罗艳维权路径问题，陈李琼、唐安琴以受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系其行使合法权利的一种方式，若陈李琼、唐安琴通过刑事程序获得的退还赃款中包含了罗艳支付的款项，罗艳可另行向其主张。 综上所述，罗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10元，由罗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董荣昌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