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4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胡存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盛京精益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定代表人：杨伟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婧英，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盛京精益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精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4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丰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4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及司法鉴定费用等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属于管辖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不存在适用特殊管辖情形，应适用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修正）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履行地点为上海，故被上诉人只能向被告人（即上诉人）住所地（即浙江龙湾区）和合同履行地（即上海市嘉定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二、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系违法，依法应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第十四条规定,对于移动通信工具能够接通但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外，可以采取电话送达的方式，由送达人员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书内容，并记录拨打、接听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内容，通话过程应当录音以存卷备查。第十五条规定，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胡存峰电话（139××******，该电话可接通）的情况下，在一审开庭前未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向上诉人送达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材料（上诉人在该阶段未收到传票及开庭时间及地点等信息的短信），却在2021年1月28日审结案件后向上述电话号码发送审结短信（上诉人在该阶段收到“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您好！（2020）辽0124民初1900号案件已于2021.1.28审结”的短信），即一审法院在可以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联系上诉人的情况下，未穷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径行采取公告送达，进而采取缺席判决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有关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的严格规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等诉讼权利和诉讼时效抗辩等实体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案涉4台规格型号的数控车床及相关备件提供给上诉人的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4台数控车床，缺乏确实充分证据支持，上述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只是认定案涉4台数控车床运送至上海，并没有确定交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按合同约定将4台数控机床均运送至上海，并应被告要求为被告提供了设备备件，价格共计8210元”。而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提供了4台数控机床及相关零部件。”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并没有查清案涉4台数控车床是否由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即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案涉4台数控车床交付给上诉人证据的情况下，却直接得出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4台数控车床，与真实情况相悖。第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为证据三（即第三组证据）和证据四（即第四组证据），上述证据没有案涉数控车床卸货地址、收货人、电话和托运案涉数控车床的具体规格型号清单（关键证据），没有上诉人签收案涉数控车床的记录（关键证据），没有案涉数控车床验收记录（关键证据），故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将案涉4台规格型号的数控车床运送并交付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认定，应被上诉人要求为被上诉人提供了设备备件，价格共计8210元，缺乏确实充分证据支持，上述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被上诉人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证据。第一，证据1：2013年6月17日联络函1份，联络函的主要内容是“1台Ｃ×××**数控车床的液压卡盘不好了，麻烦您帮我查一下，这液压卡盘的型号是多少”，落款为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由上内容可知，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只是请求被上诉人查询下液压卡盘的型号，并未请求被上诉人提供液压卡盘、油缸等备件。第二，证据2：发票编号22039774、22039775《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该发票中的购货单位为被上诉人，销货单位为上海三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票开票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而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请求其更换案涉设备备件的时间为2013年6月17日（联络函）当日或之后，换言之，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更换案涉设备备件前就已提前买好了被上诉人所需的所有设备备件，真是未卜先知，与常理相悖。故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向第三人上海三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购买过发票所列备件，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或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销售并发送过发票所列备件。第三，证据3：发票编号00004835《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1张，（1）该发票中发货人和收货人均是被上诉人；（2）起运地和目的地均是沈阳。因销货单位为第三人上海三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如被上诉人需将发票所列备件运送并交付给上诉人或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应是在上海直接运送并交付给上诉人或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即可。而运输发票却显示从沈阳运送，与常理相悖。（3）运送的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6月30日，而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请求其更换案涉设备备件的时间为2013年6月17日（联络函）当日或之后，换言之，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更换案涉设备备件前就已提前买好了被上诉人所需的所有设备备件并办好了托运手续，真是未卜先知，与常理相悖。故该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或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销售并发送过发票所列备件。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修正）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虽提供的一些间接“证据”，但未提供案涉数控车床卸货地址、收货人、电话和托运的案涉数控车床的具体规格型号清单（关键证据），上诉人签收案涉数控车床的记录（关键证据），上诉人签章确认的案涉数控车床验收记录（关键证据），上诉人签章确认的案涉数控车床维修记录（关键证据），故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案涉4台规格型号的数控车床及相关备件运送并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案涉4台规格型号的数控车床及相关备件提供给上诉人的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认定SJY136型号买卖合同中合同价款金额为小写27.8万元（比大写贰拾伍万圆整多）是错误的，依法应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5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纠错传真明确“实际价款：贰拾柒万捌仟元整”，上诉人没有回复。但上诉人在2010年11月19日要求被上诉人维修CK3240型机床函中并未否认纠错事实，且被上诉人指派韩某到上诉人处进行了维修处理，显然双方在被上诉人发出纠错传真后有过接触，因此认定上诉人知晓SJY136型机床的价额纠错事实，故认定SJY136型机床价款金额为27.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SJY136型号买卖合同中合同价款金额为小写27.8万元（比大写贰拾伍万圆整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第一，证据2010年5月17日联络函。（1）该联络函非原件，未加盖被上诉人公章，真伪不明；（2）联络函上没有上诉人名称，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联络函已向上诉人发送且上诉人已收到；（3）被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对该联络函内容表示认可。第二，证据2010年11月19日联络函，（1）该份联络函非原件，未加盖上诉人公章，右下角“胡存峰”的签名明显系伪造。对于这份证据，请求法院追究被上诉人做伪证之责。（2）即使这份联络函为真，该联络函的出具人为第三人上海治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非被上诉人，且该联络函仅提及案涉1台Ｃ×××**数控车床的维修事宜，未涉及SJY136型车床价款事宜。（3）2010年11月19日联络函与2010年5月17日联络函相距半年多，前者所述内容不是对SJY136型车床价款的回应。第三，大写相比小写，笔画更复杂，篡改更难，更接近客观真实。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是提供《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格式合同一方，合同中约定，SJY136号数控车床销售价格为大写金额（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而小写金额为（人民币27.8万），销售价格大小写不一致时，存在两种不同解释，故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被上诉人）的解释，即该台车床的销售价格应认定为人民币25万元。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三份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即使被上诉人主张其将案涉4台规格型号的数控车床及相关备件提供给上诉人的事实成立，也因三份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主张《工矿产品购销合同》（CK3240型号数控车床）项下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认定，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CK3240型号数控车床）中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预付合同总额的50%合同生效，货到上海后全款付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已向上诉人提供了案涉数控车床，并提供的证据《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证明。经查，该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0年7月9日，假设汽车货运从沈阳到上海需一周左右，可推定该案涉车床2010年7月15日左右可到上海，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在案涉车床到达上海之日（即2010年7月15日左右）向上诉人索要货款。根据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权利的期限为2010年7月15日-2012年7月14日。现被上诉人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限内曾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据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二）被上诉人主张《工矿产品购销合同》（SJY135型号数控车床）项下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SJY135型号数控车床）中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预付合同总额的30%合同生效，预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40%，终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20%，余款10%终验收结束后三个月内全款付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已向上诉人完成案涉数控车床终验收，并提供的证据《出差旅费报销表》和火车票证明。经核实，被上诉人工程师前往验收的时间为出发日期2010年7月12日，返回日期2010年8月27日。由上可知，假设案涉数控车床的终验收时间为2010年8月27日左右，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在案涉车床终验收结束后三个月内（即2010年11月26日左右）向上诉人索要货款。根据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的期限为2010年11月26日-2012年11月25日。现被上诉人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限内曾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三）被上诉人主张《工矿产品购销合同》（SJY136型号数控车床）项下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SJY136型号数控车床）中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预付合同总额的30%合同生效，预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40%，终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20%，余款10%终验收结束后三个月内全款付清。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已向上诉人完成案涉数控车床终验收，并提供的证据《出差旅费报销表》和火车票证明。经核实，被上诉人工程师前往验收的时间为出发日期2010年7月12日，返回日期2010年8月27日。由上可知，假设案涉数控车床的终验收时间为2010年8月27日左右，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在案涉车床终验收结束后三个月内（即2010年11月26日左右）向上诉人索要货款。根据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的期限为2010年11月26日-2012年11月25日。现被上诉人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限内曾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据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该合同项下的货款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存在管辖、公告送达、缺席判决错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盛京精益公司辩称，盛京精益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恒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现盛京精益公司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如下答辩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一、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双方未就合同履行地进行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亦未认定履行地点在上海，仅认定“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上海”，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履行地点为上海”与一审判决书不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由被上诉人即主张给付货币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具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及缺席判决均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三、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将案涉4台数控机床及备件提供给上诉人的认定，符合事实，认定正确。被上诉人为了证明“已交付机床”的事实，在一审中提供了2010年6月25日联络函1份、法库县地方税务局代开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1张、韩某《出差旅费报销表》1张、韩某火车票1张、2010年11月19日联络函1份及证人韩某、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为了证明“按上诉人要求提供备件”的事实，在一审中提供了2013年6月17日联络函1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法库县地方税务局代开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1张，另外，案涉备件并不是为了提供给上诉人而特意购买，机床厂家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均会常备卡盘、油缸等备件，故，被上诉人购买备件日期早于上诉人提出需求日期，完全符合常理，关于备件运输发票，被上诉人与承运人顺丰速运（沈阳）有限公司系月结运费，故，发票备注中写明“期间：6.1-6.30”。被上诉人关于“已交付机床”及“按上诉人要求提供备件”的事实主张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相关事实存在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关于案涉SJY136数控机床合同价款金额为27.8万元的认定，符合事实，认定正确。首先，2010年5月17日及2010年11月19日联络函均系双方履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过程中真实发生的，不存在伪造情形；其次，上诉人确实已收到2010年5月17日联络函，现有证据即可证明：被上诉人在2010年5月17日联络函中向上诉人反馈两张金额共计7万元的承兑汇票无效，上诉人便于2010年6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另行向被上诉人支付7万元货款（详见一审第一组证据），该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已收到该函件，但上诉人从未就机床价款提出异议，如有，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再次，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系由于案涉另一台机床即SJY135机床合同金额为25万元，工作人员在制作SJY136机床合同时仅调整了小写金额、忽略了大写金额，而非上诉人所述大写更接近客观事实；最后，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价款的约定系双方经充分协商后达成的，并非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该条款非格式条款，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五、本案不存在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情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得到法院支持。案涉3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均于2019年10月28日签订，自2010年7月起至被上诉人起诉前，被上诉人曾多次安排工作人员至被告处催收货款及备件款，并于2019年12月23日、2020年1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上诉人成功发送《催款函》，于2019年12月24日通过顺丰速运向上诉人成功邮寄《催账函》。故，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在积极主张债权，而上诉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毫无契约精神，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盛京精益公司的合法权益。盛京精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恒丰公司向盛京精益公司支付设备及备件款共计732,210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恒丰公司向盛京精益公司支付欠付设备及备件款利息（以732,21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恒丰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恒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28日，盛京精益公司与恒丰公司签订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恒丰公司向盛京精益公司购买数控机床4台，质量标准及技术标准为国家标准，保修期二年；运输方式为汽运；交货地点上海；CK3240型号2台结算方式及期限：预付合同总额的50%合同生效，货到上海后全款付清；SJY135型号和SJY136型号结算方式及期限：预付合同总额的30%合同生效，预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40%，终验收结束后再付合同总额的20%，余款10%终验收结束后三个月内全款付清。其中CK3240型号2台，单价24.8万元，总金额49.6万元；SJY135型号1台，金额25万元；SJY136型号1台，金额27.8万元。价款共计102.4万元。合同履行期间，盛京精益公司按合同约定将4台数控机床均运送至上海，并应恒丰公司要求为恒丰公司提供了设备备件，价格共计8210元。截至盛京精益公司提起诉讼，恒丰公司共计向盛京精益公司支付设备款30万元，尚欠付盛京精益公司设备款72.4万元及备件款8210元，合计尚欠盛京精益公司73.22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恒丰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并承担不利己方后果。盛京精益公司与恒丰公司之间的买卖数控机床及相关零部件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并按合同约定恒丰公司已经履行了给付货款部分义务，故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成立。盛京精益公司向恒丰公司提供了4台数控机床及相关零部件，恒丰公司未按期将全部货款交付给盛京精益公司，恒丰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向盛京精益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关于盛京精益公司要求判令恒丰公司支付欠付设备及备件款利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恒丰公司接收数控机床后未在终验收结束后的三个月内付清全款，故恒丰公司应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向盛京精益公司支付利息。关于SJY136型号买卖合同中，价款金额小写27.8万元，与大写贰拾伍万圆整不一致如何认定问题。2010年5月17日，盛京精益公司向恒丰公司发出纠错传真明确“实际价额：贰拾柒万捌仟元整”，恒丰公司没有回复，但恒丰公司在2010年11月19日要求盛京精益公司维修CK3240型机床函中并未否认纠错事实，且盛京精益公司指派韩某到恒丰公司处进行了维修处理，显然双方在盛京精益公司发出纠错传真后有过接触，因此认定恒丰公司知晓SJY136型机床的价额纠错事实。故认定SJY136型机床价款金额为27.8万元。关于购销合同中的仲裁约定。《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购销合同约定“解决合同纠纷采用由经济合同仲裁机构仲裁”，该约定因没有具体约定仲裁委员会，双方又没有补充协议，故该约定条款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盛京精益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货款73.221万元；二、被告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沈阳盛京精益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自2020年8月13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沈阳盛京精益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1,122元，由被告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京精益公司提交案外人沈阳盈发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货物运输合同》1份，证明内容：被上诉人盛京精益公司于2010年6月16日委托案外人沈阳盈发运输有限公司将案涉4台数控机床运输至上诉人指定地点，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金额为11,300元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及上诉人于2013年6月17日以传真方式发给被上诉人的联络函等材料，可证明被上诉人已将案涉4台数控机床交付上诉人。恒丰公司质证意见：根据这份合同第2条规定甲方需要将卸货地址填清，这份合同中写的非常笼统，与常理相悖。收货人下写了电话，正常应当通过电话核实并填写清楚地址。事实填写不准确，只事后补签合同有关。胡存峰是法定代表人，不可能对货物验收签收验货都负责，与常理相悖。00172128号运输发票写的很清楚，收货人与发货人均是被上诉人，没有写上诉人名字或者具体对接人员。对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的三性不认同，证明内容也不认同。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应当将时间、地点、对接人员、有无签收、细化的地址、途中多长时间等事情说清楚，构成完整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与之前的货物运输合同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运输合同是3月29日被上诉人发给我的，情况说明是3月30日被上诉人发给我的，既然两份证据内容一致，为什么要提供两份一样的证据，我方认为这两份证据是事后根据前面证据不足的部分重新拟定盖章，我方不认可。情况说明没有原始凭证作为依据，存在主观性。该证据属于书面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中缺失很多事实。请求法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上述证据欲证明的问题，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盛京精益公司于2010年5月17日向恒丰公司胡存峰发送传真件，内容为：一、合同：由于笔误将SJY-136机床价格大、小写不一致，实际价格为27.8万元。……三、SJY-136机床正常，所用刀杠在第一次加工完毕后，经调试发现刚度不够，无法使用，前几日，又补做两只，每只500元，今到货，其他3台机床正常。刀具到后立即调试几件送金杯公司检验。盛京精益公司提交其作为甲方与沈阳盈发运输有限公司（乙方）补签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16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将4台数控机床从沈阳运送至上海。沈阳盈发运输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公司将4台数控机床运输至盛京精益公司指定地点并收取运费。本院又查明，二审中，经与全国审判流程公开应用服务核实，（2020）辽0124民初1900号案件从一审法院立案至确定承办人均向恒丰公司发送了通知信息。本院认为，盛京精益公司与恒丰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盛京精益公司向恒丰公司提供4台数控机床，共计102.4万元，并约定运输方式为汽运，交货地点为上海，现盛京精益公司提供了运输合同等证据证明其已将设备及价值为8210元的备件款运送至合同约定的地点，故一审法院判令恒丰公司支付剩余未付的货款73.221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关于恒丰公司以仅收到一审审结案件信息为由，上诉提出一审送达程序违法问题。经与全国审判流程公开应用服务核实，一审案件从一审法院立案至确定承办人均向恒丰公司发送了通知信息，恒丰公司主张其仅收到一审审结信息，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恒丰公司上诉提出其公司仅收到1台数控机床的主张，盛京精益公司已于诉讼中提供了其委托运输公司将4台机床运输至合同约定地点的相关证据，且盛京精益公司于2010年5月17日向恒丰公司胡存峰发送的传真件中亦载明“其他3台机床正常”，恒丰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盛京精益公司主张的证据，故对恒丰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恒丰公司上诉提出SJY136型号买卖合同中合同价款应为大写金额25万元的问题，从双方签订的SJY136型号机床合同约定来看，小写金额为27.8万元，盛京精益公司对此向恒丰公司发送传真说明SJY136型号机床存在笔误，导致价格大、小写不一致并明确价格为27.8万元，恒丰公司亦未提供提供足以反驳盛京精益公司主张的证据，故对恒丰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恒丰公司上诉提出盛京精益公司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恒丰公司于一审中未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故对其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恒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2元，由上诉人浙江恒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妍审判员 李 涛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金慧光书记员阎玉洁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