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3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88号院甲1号楼一层。法定代表人：卢伟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京红，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春，男，197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伟，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以下简称四海澜湖食品店）因与被上诉人杨晓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3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四海澜湖食品店给杨晓春办理退货退款，驳回杨晓春其他诉讼请求；2.判令杨晓春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杨晓春并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指的“消费者”，其购买目的是打假牟利而不是用于生活消费，不应受到该法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1.杨晓春并非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涉案红酒，其用于婚宴用酒的陈述虚假。在庭审中杨晓春自称购买涉案红酒是为了在不久之后的婚宴中使用，还自称曾在新疆当兵，以前没喝过同种红酒，可见杨晓春并不属于该进口红酒的正常消费群体，对商品也没有认可度，却在对商品没有认可度的情况下，因为“朋友”推荐而买空了四海澜湖食品店进货的全部涉案红酒，即128型号1瓶，407型号53瓶，389型号31瓶，总计85瓶。另，从婚宴用酒的购买数量特点可知，三种型号红酒的购买数量并非按照婚宴酒席的预计数量成倍数购买，而是有多少买多少，明显不符常理，说明杨晓春关于购买用途的陈述虚假，其购买动机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谋求打假利益的最大化。2.杨晓春进行工商举报的动机与普通消费者明显不同，普通消费者向工商举报通常是因涉案商品消费体验不好或因消费行为导致身体受到伤害而进行维权，而杨晓春是为了借助于行政程序获取民事诉讼证据，其庭审中关于涉案红酒已有开瓶饮用的陈述虚假。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工商档案第76页的《鉴定书》“鉴定商品详情”可知，杨晓春并没有消费涉案红酒，而是将85瓶涉案红酒全部运到工商所进行商标鉴定，可见杨晓春的购买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而是为了打假获利。3.杨晓春向工商举报和向法院起诉的时间选择与普通消费者明显不同，普通消费者在发现商品有问题后会第一时间与卖家沟通维权，必要时会尽快启动法律程序；而杨晓春却选择购买后两个月直接向工商部门举报，取得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又经过五个多月才起诉，其取证、举报、起诉的专业性也说明杨晓春只是专业打假团队的一个环节，并非消法所指的“消费者”。杨晓春自称购买时间为2016年11月7日，但直接向工商举报的时间是2017年2月，此时四海澜湖食品店经营场所的监控记录已经更新，无法查找购买当天的监控视频记录，无法还原真实的购买过程。另外，针对四海澜湖食品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2018年5月29日作出的，而杨晓春起诉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经过立案及文件转递流程，四海澜湖食品店收到起诉状并意识到杨晓春证据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提起行政诉讼的6个月时效，使得四海澜湖食品店在一审诉讼中十分被动。可见，专业打假人士不是普通消费者，他们有丰富的调查取证经验，熟悉法律法规，熟悉行政举报和诉讼程序。四海澜湖食品店认为，杨晓春的购买目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利用行政和司法程序通过打假牟取暴利，其购买行为的实质是一种经营行为，而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指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行为，故不应适用针对弱势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于涉案进口红酒为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错误。（一）涉诉商品是进口预包装食品，商品使用了中文标签且中文标签标明的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的强制性规定，即中文标签在形式上无瑕疵；中文标签实质内容如存在商标侵权，其侵权责任及后果也应依法由境外生产商、境外出口商和国内进口商承担，而不应由作为零售商的四海澜湖食品店承担。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对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样张和翻译件的报备主体及检验机构明确作出了规定，即应由进口食品的进口商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报关地的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可见涉案商品上的中文标签内容并非由四海澜湖食品店报备、制作及粘贴，四海澜湖食品店不可能了解中文标签的内容是否存在商标侵权。该办法第十八条还规定，“进口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合格证明，准予销售、使用。”即进口预包装食品进口时取得的同批次货物的“卫生证书”或“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是该批次食品从正常途径进口，且依照我国法律法规经检验检疫合格，准予销售、使用的法律凭证。四海澜湖食品店在进货查验环节只能从形式上查验中文标签的项目、内容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即从四海澜湖食品店的零售商地位来看，涉案商品来源十分清楚，四海澜湖食品店在进货查验环节不存在应承担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过错，更不存在故意欺诈及误导消费者的情况。（二）涉案红酒存在的商标侵权问题并不必然导致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指食品实质上有毒、有害或不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且应由杨晓春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由杨晓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实生活中食品商标的侵权争议大量存在，且不乏知名公司和知名品牌，例如南北“稻香村”之争、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但商标侵权争议并不会发生侵权方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必然后果。2020年2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1民初229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明确指出，“根据证据规则，杨晓春主张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应举证证明涉案商品为“有毒、有害，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及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现杨晓春仅举证证明涉案商品存在标签瑕疵，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有毒、有害，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及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应由杨晓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对于杨晓春要求被告退还给付十倍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京02民终41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维持原判，确认了上述审判口径。本案中，涉案红酒使用了中文标签，提供了随附的进口报关文件及检验检疫证书，可以证明涉案红酒实质上已经检验检疫合格，在四海澜湖食品店接受了下架货物和交纳罚款的行政处罚后，其他商标侵权责任应由商标权利人向直接责任人主张，与四海澜湖食品店无关，更与食品安全标准无关。三、一审法院关于四海澜湖食品店“虽然提交了海关进口货物报送单、检验检疫卫生证书等证据，但并不能因此免除其对涉案商品来源不明的审查责任”的认定错误。（一）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需要食品领域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参与主体都能严格执行食品领域的法律法规，尽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将应当依法归属于供应链上游国外生产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商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强加到供应链末端的零售商身上，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混淆了“来源不明”的适用对象。《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进口商应当立即停止进口，并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召回。”根据本条规定，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2016年3月1日公开发布的关于“进口食品的卫生证书”的咨询回复意见第二条“关于进口食品的产品责任主体”中再次明确，“据此，进口食品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应为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和国内进口商”。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零售商，只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地位履行应尽的进货查验义务，《食品安全法》或其他法规并未规定进口食品的销售者有义务审查进口食品的商标是否存在侵权。（二）四海澜湖食品店已经履行了必要的进货查验义务，即：确认了经销商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取得经销商合法合规承诺、审核了相应批次进口报关单及检验检疫证书、从外观及物理性状上查看涉案红酒是否与市售同类产品存在不符之处等。四海澜湖食品店没有能力亦没有义务研判涉案红酒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即实质上是否“来源不明”，从四海澜湖食品店角度考察，商品的来源十分清楚；一审法院将归属于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和国内进口商的商标合规及审查义务强加给四海澜湖食品店，于法无据，也导致对四海澜湖食品店的极不公正。（三）四海澜湖食品店不存在欺诈及误导消费者的情况四海澜湖食品店在进货查验环节不但得到经销商的合法性承诺并核验了涉案红酒随附的进口报关单及检验检疫证明文件，在四海澜湖食品店提交的涉案同批次货物于2015年6月16日取得的“卫生证书”中已经载明：“该批次货物（详见附页）经抽样检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另于2016年初取得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亦证明该等商品系从正常途径进口并通过了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四海澜湖食品店在上架销售前，有充分理由确信涉案红酒的来源合法且质量符合进口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销售的主观故意，一审法院关于四海澜湖食品店“欺诈”和误导消费者的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依据《食品安全法》一百四十八条等规定，在错误认定四海澜湖食品店“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然销售的情况下，判令四海澜湖食品店承担十倍惩罚性赔偿，是适用法律不当。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情况，假定涉案红酒存在商标侵权问题并导致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由于四海澜湖食品店在销售涉案红酒时并非“明知”也不可能明知，故应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的“经营者免责”条款，即“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鉴于杨晓春仅发生了货款损失，故应依据《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令四海澜湖食品店给杨晓春退货退款，并驳回杨晓春其他诉讼请求。杨晓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四海澜湖食品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关于消费者身份问题，四海澜湖食品店购买酒水是用于婚宴，购买的是生活资料也是用于生活消费，属于消费者。第二，酒水经过持有人配合六里屯工商所进行了两次鉴定，均鉴定为属于侵权商品，因此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第三，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在进货的时候要主动索取酒水随附单、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等相关的文件材料，但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酒类零售的经营者并没有主动索取这些单据，导致了涉案的酒水并不能一一进行对应。所以四海澜湖食品店没有尽到进货的审查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四海澜湖食品店承担退货退款以及承担赔偿10倍价款的判决正确。杨晓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海澜湖食品店退还红酒价款43244.8元，并按照价款金额的十倍赔偿43244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证明双方合同关系，杨晓春提交了发票、小票予以证明。发票显示：2016年11月7日，购买方杨晓春，销售方四海澜湖食品店，货物酒，价税合计43244.8元。小票复印件显示：奔富BIN128进口红酒1瓶、奔富BIN389进口红酒31瓶、奔富BIN407进口红酒53瓶，金额共计43244.8元，经核验原件，发现杨晓春提交的小票原件为空白，杨晓春表示因时间久远，小票已无法显示内容。四海澜湖食品店认可发票的真实性，但不能认可小票的真实性。经询，四海澜湖食品店确认在2016年11月7日出售过小票复印件所载数量的酒品。2018年5月2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工商朝处字[2018]第951号），载明：2017年3月15日，举报人反映其在四海澜湖食品店购买的奔富BIN407红酒53瓶、BIN128红酒1瓶、BIN389红酒31瓶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经奔富商标权利人鉴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上述商品销售款合计43244.8元。四海澜湖食品店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据《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决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0000元。一审诉讼中，四海澜湖食品店主张，其销售的红酒系由寰宇名庄国际酒业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宇名庄公司）向北京华泰永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永嘉公司）供货，再由华泰永嘉公司向四海澜湖食品店供货的商品，并提供了寰宇名庄公司与华泰永嘉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协议书》、寰宇名庄公司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证，四海澜湖食品店与华泰永嘉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华泰永嘉公司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证，海关进口货物报送单复印件、检验检疫卫生证书复印件、海关货物报送单复印件、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复印件、送货单、涉案红酒同型号在售商品外观照片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供货商经营资质合法，并对红酒商标和质量合格做出了承诺，涉案红酒与符合商标法要求的同型号红酒外观基本相同，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销售方已履行了正常了进货查验手续，尽到了必要的审查和注意义务。此外，四海澜湖食品店提交了涉案红酒同类商品的在售照片，证明涉案红酒不存在影响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险性，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经询，杨晓春表示其大量购买涉案酒类准备用于自己的婚宴，涉案酒类储存于六里屯工商所。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晓春提交的小票为空白内容，但其持有发票原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可以认定杨晓春在四海澜湖食品店购买涉案红酒共85瓶，双方因此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食品销售者有义务向杨晓春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庭审情况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诉商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四海澜湖食品店是否应当承担退款并赔偿十倍价款的责任。一、涉诉商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四）保质期；”，该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可见，在预包装食品包装上使用中文标签，是《食品安全法》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共同要求。本案中，涉诉商品虽然使用了中文标签，但根据六里屯工商所组织奔富商标权利人鉴定的结果，涉案商品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并非奔富商标所有权人授权生产，涉案商品未经授权但标注奔富品牌，应属于来源不明产品。被告四海澜湖食品店存在欺诈及误导消费者之情形，故涉案商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与国家强制性标准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应属不得进口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对四海澜湖食品店辩称涉案酒品商标侵权但非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四海澜湖食品店是否应当向杨晓春承担退款并赔偿十倍价款的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对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消费者向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并不以发生实际损害为前提。本案中，四海澜湖食品店作为涉诉商品的销售者，其对相关产品的各项食品安全标准应当明知，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虽提交了海关进口货物报送单、检验检疫卫生证书等证据，但并不能因此免除其对涉案商品来源不明的审查责任。涉诉商品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显然亦不属于食品标签存在瑕疵的情况。四海澜湖食品店主张杨晓春系“职业打假人”，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相应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四海澜湖食品店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杨晓春要求四海澜湖食品店退还红酒价款43244.8元，并按照价款金额的十倍赔偿432448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商品属于违反《食品安全法》之产品，不应继续在市场流通，应予销毁，不应再行退还四海澜湖食品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晓春退还货款43244.8元并支付赔偿款43244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杨晓春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二、涉案红酒是否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产品；三、四海澜湖食品店是否应当承担退款并赔偿十倍价款的责任。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争议焦点一。四海澜湖食品店上诉主张杨晓春并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指“消费者”，其购买目的是打假牟利而不是用于生活消费，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此，本院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晓春所购涉案商品并非为了生活需要，故其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四海澜湖食品店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争议焦点二。四海澜湖食品店上诉提出涉案红酒并不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情形，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有毒、有害的情形，且涉案商品已贴有中文标签，虽然标签被认定侵犯商标权，但是标签并非四海澜湖食品店所贴，四海澜湖食品店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商标侵权问题并不必然导致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此本院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中包含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并非只要是“无毒、无害、有营养”的食品就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依照相关规定，在预包装食品包装上使用中文标签，是《食品安全法》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共同要求，且该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涉诉商品虽然使用了中文标签，但已被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属于未经授权但标注奔富品牌的情况，应属于来源不明产品，故即使四海澜湖食品店提交了涉案产品的进口报关单据及检验检疫证明文件、卫生证书等材料，也难以据此认定涉案产品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四海澜湖食品店上诉提出的涉案产品仅属商标侵权但非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关于争议焦点三。四海澜湖食品店上诉提出其已经提交了涉案产品的海关进口货物报送单、检验检疫卫生证书等材料，证明已经尽到了自己能力和义务对涉案产品进行进货查验，中文标签实质内容如存在商标侵权，其侵权责任及后果亦应当是由境外生产商、境外出口商和国内进口商承担，而不应是作为零售商的四海澜湖食品店承担。四海澜湖食品店不存在欺诈及误导消费者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四海澜湖食品店虽主张自己尽到了进货查验义务，对于涉案产品商品侵权并不知情，不属于明知而故意销售的欺诈行为，但其作为专业的进口食品销售主体，应当对于相关进口食品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货价格的合理性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本案中，四海澜湖食品店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审慎审查了进货渠道、货品来源的合法性，再结合涉案商品的进货价格售价亦低于正常市场价格来看，四海澜湖食品店主张其对于涉案商品不属于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而销售的情形，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存在欺诈及误导消费者之情形，并判决其支付十倍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35元，由北京四海澜湖食品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雯雯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