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民终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注册号320407000136525，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新苑五路99号。 负责人：佘小颉，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伟，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露，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文君，男，1968年8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中，江苏法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敏，江苏法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长茂，男，1964年3月1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建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玲，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富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320583000071274，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钢材现货交易市场G座15号。 法定代表人：袁长茂，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玲，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启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320583000316088，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城北西路555号3号房。 法定代表人：白袁，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玲，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厚建材经营部，注册号310226000995830，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度假区莘奉公路4958号250室。 投资人：徐宗海，该经营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存东，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宗海，男，1963年11月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建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存东，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文君、袁长茂、昆山市富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盛公司）、昆山市启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拓公司）、上海华厚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华厚经营部）、徐宗海确认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伟，被上诉人戴文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中、卢敏以及被上诉人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华厚经营部、徐宗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已超付钢材款，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关于确认戴文君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案涉21525402元的付款主体、性质采用双重判断标准错误。案涉21525402元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的自己所承建工程的钢材款，不是戴文君支付的戴文君挂靠金陵公司、四建四局等期间施工工程的钢材款或是其个人借款。袁长茂以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名义向顺通公司承建的工程供应钢材共计59529035.58元，而戴文君本人及通过顺通公司、特巴索公司、郭迎春、蒋和芳向袁长茂、施孝祥、富盛公司、启拓公司、昆山市建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民公司）、昆山祥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旭公司）付款总计81054437.97元，远超袁长茂实际供应钢材量，超付21525402元。按照戴文君系挂靠顺通公司的逻辑，戴文君所谓的挂靠期内的款项不可能用于支付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所承建工程材料款等工程款之外的其他用途，否则戴文君如何与顺通公司进行工程款结算。2、本案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中的部分诉讼请求不存在实质性重合。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二、一审判决关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二人恶意串通而形成了2012年7月27日的《确认书》”的认定错误。1、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不仅付清了钢材款59529035.58元，而且还被戴文君与袁长茂二人恶意串通侵占以顺通公司财产支付所谓的戴文君个人债务21525402元。2、一审判决关于“按照戴文君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的《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戴文君承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如戴文君和袁长茂串通虚增债务额，最终损害的也是戴文君自己利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现主张戴文君和袁长茂二人恶意串通的依据不足”的认定错误。3、戴文君虽在本案对确认书系受胁迫出具进行了真实的描述，但是，事后这种描述不能改变戴文君盗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公章对虚假债务进行确认之时存在将个人债务转嫁给顺通公司的恶意。一审判决以戴文君“并未提及袁长茂逼迫出具《确认书》”来揣测确认书的真实性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支持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戴文君辩称：1、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的贸易往来，虽未完全对账清楚，但不存在超付情况。顺通公司与戴文君之间是挂靠关系。常州分公司称支付给袁长茂等人的81054437.97元均系戴文君个人拥有或筹措的资金，部分来源于工程款，部分来源于借款。常州分公司并不是这些款项的实际权利人和真实的付款人，故即使有超付现象，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也无权要求返还。2、2012年7月的三份确认书是戴文君在袁长茂逼迫的情况下签字，并没有经过具体对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该三份确认书实际损害的是戴文君自己的利益，所以戴文君不可能存在与袁长茂串通的主观恶意。3、上诉人称戴文君怠于提供相应付款凭证与事实不符。戴文君因刑事案件所有财务资料包括挂靠上诉人期间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制作的财务资料被公安机关查扣，一审中戴文君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未曾获准许。因此不是戴文君怠于举证，而是无法举证。4、上诉人称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侵占顺通公司资产21525402元与事实不符，戴文君被公安机关限制自由后，其承建工程所得的工程款全部被顺通公司占有，事实上是顺通公司占有了戴文君大量的应得工程款和收益。5、上诉人称戴文君盗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公章与事实不符。戴文君挂靠顺通公司承建工程期间，因经营及账务开票的需要，必须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故戴文君挂靠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营期间，其实际控制并正常使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印章，不存在盗用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共同辩称：1、（2018）苏0213民初429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查明顺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向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支付了3900万元，不能证明其他主体的付款是代顺通公司的付款，也无法排除袁长茂、戴文君、富盛公司、启拓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可能。2、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戴文君向袁长茂、启拓公司、富盛公司支付21525402元是上诉人超付的款项。3、戴文君作为上诉人的挂靠承包人否认向袁长茂等超付款项，根据戴文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戴文君明确确认其拖欠袁长茂款项。4、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有案涉钢材款以外的其他往来款项。5、本案与（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实质上都是要求袁长茂等返还款项，两案证据也一致，两个案件实质性重合，上诉人存在重复起诉。本案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形成案涉确认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确认书是顺通公司出具给袁长茂的，是顺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戴文君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认可拖欠袁长茂等人的钢材款，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确认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与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于2012年7月27日签订的3份《确认书》中确认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结欠合计31060721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戴文君、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徐宗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戴文君与顺通公司的关系 戴文君与顺通公司以及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签订《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1份，约定：为扩展顺通公司的建筑市场业务量，2010年5月18日，顺通公司在常州成立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同时聘任戴文君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承包经营常州分公司，将分公司经营权交戴文君全面经营管理。（一）经营范围。戴文君在约定的经营期限内经营分公司的行为，包括：1.经营区域为：常州地区、宜兴地区。其他地区必须书面报顺通公司确认后方可经营。2.经营项目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钢结构工程等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所有项目。顺通公司保留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优先承接施工的权利。（二）经营期限：2010年5月18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三）经营方式与原则：1.戴文君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营承包人，是经营范围内所有事项的第一责任人，代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全面履行施工合同，对项目的经营管理全面负责。2.实行风险经营，即按顺通公司规章制度自主经营、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指标核定交纳管理费。戴文君统一交纳营业税、所得税、地方或行业规定规费、税费等。3.戴文君按照“动态管理、优化组合”的原则，配备精干的项目管理班子，项目管理班子及施工人员所有工资由戴文君负责，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戴文君投入必需的周转材料及机械设备，以保证项目正常运转，各项投入以满足工程质量、安全、工期、文明施工等要求为前提。4.工程项目单独建立台账。对戴文君的经营财务状况，顺通公司有权随时检查审核。所有的资金运作均由戴文君自行完成，办理工程履约保函等手续，顺通公司予以配合，涉及费用由戴文君承担。5.戴文君根据需要派出财务管理人员、分公司管理人员、施工现场监管人员，其人员工资由戴文君根据顺通公司和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对相关人员的绩效考核标准支付给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由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再支付到相关人员。（四）经营指标及内容：1.结算收入（开票额）指标：2010年确保为1.5亿元；2011年确保为4亿元；2012年确保为10亿元。2.经营承包核缴费用规定：（1）戴文君自己承建的项目；（2）管理费核缴基数：2010年、2011年核缴基数为每年的开票额，2012年核缴基数为经营承包考核期内所有项目结算造价之和扣除2010、2011年开票额后的总产值；（3）管理费核缴标准：2010年核缴标准为开票额的1.1%，2011年核缴标准为开票额的1.3%，2012年核缴标准为本协议2.1.1条确定基数的1.7%。3.顺通公司承接交由戴文君施工的项目上缴管理费另行协商。由于顺通公司大力支持及配合，戴文君顺利承接了金匮里1A、1B组团工程，为此，戴文君同意另行交纳1000万元管理费给顺通公司，2011年上缴330万元，2012年上缴330万元，2013年缴清余款……3.经营承包期上缴管理费方法：每笔工程款进账即扣。……（六）……2.经营期内，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自行设立办公场所，其所有成本、费用（包括管理、办公、水电、房租等费用及所谓聘用人员的工资、奖金、劳保及福利）、税费及对外赔付等均由戴文君承担。……5.戴文君承包期内，所有承接施工的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必须及时将各种技术档案资料交顺通公司及建设单位存档，负责工程项目结算的审定、工程价款结算手续的办理、工程尾款的回收。承包期结束，戴文君还应继续履行回收工程款，至工程款全部回收为止，戴文君本项义务履行完毕。……7.戴文君不得以分公司名义私刻分支机构印章。所有的合同必须交由集团公司统一签订。其他任何形式对外签订的合同，顺通公司不予认可。否则，产生的一切责任及风险均由戴文君承担。戴文君不得以顺通公司名义向社会自然人办理借款、赊欠业务往来单位的材料或拖欠职工工资，不得从事违法乱纪活动。戴文君在经营期内发生的债权债务，即使承包期结束仍由戴文君承担，不得与顺通公司纠缠。……9.所有工程款项一律汇入集团公司指定账户。未经顺通公司批准，不得将本单位业务款项划转到个人账户，否则按挪用资金或侵占顺通公司资产追究相关法律责任。……14.戴文君除按本合同承担国家、地方一切税、费和向顺通公司缴纳管理费外，经结算后的其余利润全额归戴文君所有，戴文君为其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纳税人，应及时申报缴纳，与顺通公司无关；戴文君在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均由戴文君承担，包括在承包期内尚未发现的债务、承包工程竣工后保修费、赔偿费等均由戴文君承担责任。……（十）资金支持的管理办法：1.戴文君根据经营需要可向顺通公司提出融资需求，顺通公司根据戴文君的经营状况给予总量1亿元的资金支持（包含贷款担保、承兑、顺通公司资金支持），所有的资金支持，戴文君均需办理好相关的保证手续。2.顺通公司向戴文君提供贷款担保的，戴文君支付0.7%/月的财务管理费用。3.顺通公司向戴文君办理承兑汇票的，戴文君向顺通公司支付0.7%/月的财务管理费用。4.顺通公司或个人向戴文君提供1000万元-5000万元的借款，戴文君给予顺通公司或个人25%/年的投资回报。该协议由曹国祥代表顺通公司签字并加盖顺通公司印章，佘小颉代表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签字，戴文君亦签字。该协议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18日。 戴文君认为，《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的实际签署日期是2011年8月份，并非协议载明的2010年5月18日；其和王国庆原来都是挂靠在金陵建工公司承揽工程施工，后王国庆与顺通公司合作，挂靠顺通公司无锡分公司接洽项目并施工，2009年底，其经王国庆介绍挂靠至顺通公司无锡分公司，因其在常州接到龙湖洪庄项目成立常州分公司，常州分公司开始也是由王国庆负责，其向王国庆缴纳挂靠管理费；直至2011年5月，应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国祥要求，戴文君直接向顺通公司缴纳管理费；戴文君与顺通公司于2011年8月补签了《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该协议提及的金匮里工程，是2011年5月份才承接签约的。为此，戴文君提供了王国庆、许敏、孙学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 2017年12月7日，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对戴文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作出（2014）南刑二初字第0169号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如下事实：1.2010年5月以来，戴文君挂靠顺通公司，并担任该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对外以顺通公司名义承接工程，由戴文君安排人员施工，缴纳管理费，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戴文君另实际控制的公司有宜兴市君逸商贸有限公司、江苏君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市特林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林索公司）、特巴索公司、常州市联泽商贸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设立该五家公司的目的是作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贸易关联公司提供工程材料及融资。3.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间，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名义承接了多个建筑工程，因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紧张，戴文君于2010年至2012年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维持运营。4.因工程资金紧张，戴文君向他人大量借款，民间借款主要是在宜兴和常州，开始主要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后来通过他们介绍向其他一些人借，还有一些小贷公司的人员以个人名义借给戴文君，戴文君还另外安排唐宁昉和郭迎春帮忙向他人借款。郭迎春系特巴索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特巴索公司、特林索公司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现金出纳工作，戴文君是郭迎春的妹夫。 同时，该判决认定：一方面，戴文君不仅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借款，还以个人或戴文君名下控制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借款主体不特定，另一方面，戴文君系挂靠顺通公司，顺通公司除按照协议从戴文君处获取管理费外，无证据证明该公司获取戴文君的非法集资款，也无证据证明顺通公司授意戴文君进行非法集资，故本案不宜以单位犯罪论。戴文君与其辩护人提出的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的意见，与事实相符，可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该判决最终认定戴文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另案起诉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的情况 2018年5月，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向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袁长茂于2010年8月以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的名义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袁长茂实际向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供货58803027.58元，但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通过各种方式付款8000多万元，多付款2000多万元，故请求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向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返还1500万元。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以（2018）苏0213民初4298号立案受理，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30日，富盛公司与顺通公司(国电光伏项目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由富盛公司为顺通公司国电光伏项目部办公楼、研发楼及辅助楼工程供应钢材，合同期间自2010年6月30日至2011年6月30日。该合同加盖顺通公司国电太阳能一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公章，委托代理人处由戴文君签名。 2010年10月18日，启拓公司与顺通公司(融创氿园项目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启拓公司为顺通公司融创氿园项目部供应钢材，合同期间自2010年9月25日至2011年12月30日。该合同加盖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和顺通公司东氿御园项目部公章，委托代理人处由戴文君签名。 2010年10月30日，华厚经营部与顺通公司(宜兴硅谷电子项目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华厚经营部为顺通公司宜兴硅谷电子厂房及办公楼的工程供应钢材，合同期间自2010年10月30日至2011年12月30日。该合同加盖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和顺通公司宜兴硅谷电子项目部公章。 该案审理中，各方共同确认：富盛公司为顺通公司国电光伏工程供应钢材共计8369457元，启拓公司为顺通公司融创氿园工程供应钢材共计17597335.47元，袁长茂向顺通公司宜兴硅谷电子工程供应钢材共计29271157.11元，袁长茂为顺通公司金匮里盛高工程供应钢材共计4291086元。上述钢材款总计59529035.58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特巴索公司、戴文君、郭迎春、蒋和芳向袁长茂、施孝祥、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建民公司、祥旭公司付款总计81054437.97元。 该案中，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还提供了如下证据： 1.钢材款明细表及付款凭证，证明特巴索公司于2010年11月4日向富盛公司汇款200万元，特巴索公司于2010年12月10日向启拓公司汇款50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1月14日向袁长茂汇款10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1月16日向袁长茂交付票据金额合计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向袁长茂汇款200万元，郭迎春于2011年2月1日向施孝祥汇款100万元，特巴索公司于2011年4月1日向袁长茂转账500万元，特巴索公司于2011年4月21日向建民公司汇款903799.93元、向启拓公司汇款810280.1元、向富盛公司汇款879684.47元，特巴索公司于2011年4月25日向富盛公司汇款200万元，特巴索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向建民公司汇款465090.26元、向富盛公司汇款300万元、向祥旭公司汇款1086472.49元，特巴索公司于2011年5月3日向启拓公司汇款1109110.72元，戴文君于2011年5月16日向袁长茂汇款50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7月11日向富盛公司汇款700万元，郭迎春于2011年7月26日向袁长茂汇款25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8月19日向富盛公司汇款500万元，蒋和芳于2011年9月6日向袁长茂汇款50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9月22日向富盛公司交付票据金额合计8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1年11月9日向袁长茂交付票据金额合计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郭迎春于2011年11月10日向袁长茂汇款18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3月22日向袁长茂交付票据金额合计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特巴索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向富盛公司汇款250万元，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11月22日向袁长茂交付票据金额合计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向富盛公司交付票据金额合计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向富盛公司交付票据金额合计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经质证认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1月16日向袁长茂交付票据金额合计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有票据金额合计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方为特巴索公司，故上述付款中，付款人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付款金额总计3900万元，对于该部分付款，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予以认可；其他付款系戴文君用于偿还其他债务的还款，并非本案所涉钢材款，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无关。 2.郭迎春制作的2010-2012年现金日记账。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郭迎春系戴文君承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期间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特巴索公司、特林索公司等关联公司的会计，该账册记载了戴文君与供应商或有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往来的内容，可证明顺通公司向袁长茂支付了8000多万元。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经质证认为，该现金日记账系郭迎春自己制作，仅体现向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支付钢材款，并未注明是哪个工地，且从账册可以看出，所载不仅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流水，还有特巴索公司、特林索公司的支出，故该账册不能证明戴文君支付给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的款项是本案所涉的钢材款。 3.戴文君在无锡市公安局所作的讯问笔录，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在戴文君承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之前的钢材款基本结清；戴文君通过顺通公司、特巴索公司、戴文君、郭迎春、郭迎霞等账户向袁长茂支付过钢材款，且收款方有的是公司、有的是个人，具体的收支情况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财务都有反映；袁长茂与戴文君的个人借款已经基本结清，因此涉案的货款不包括袁长茂与戴文君的个人借款。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认为，江苏三得利、国电联合动力、国电太阳能三个项目的钢材款不止一两百万元，戴文君与袁长茂的钢材款也未在2010年底结清，戴文君结欠袁长茂的钢材款加上违约金不止2000多万元，结欠袁长茂的借款也不止550万元且至今未还清。 4.资金来源补充说明，证明除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以外，特巴索公司、戴文君、郭迎春、蒋和芳支付给袁长茂等的钢材款均来源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认为，如果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给袁长茂的钢材款，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可以直接转账支付给袁长茂，根本不需要通过其他账户再支付给袁长茂，且货币是种类物，因戴文君还拖欠袁长茂其他工地的钢材款及个人借款，所以非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的款项是戴文君支付的其他工地的钢材款及个人欠款。 对上述证据，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可以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向袁长茂、富盛公司支付了3900万元。证据2可以证明戴文君向袁长茂支付了8000多万元，但无法证明该付款是用来支付案涉的钢材款。在证据3中，戴文君陈述，根据其写的还款计划，截至2013年4月9日，其还结欠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钢材款31060721元，结欠袁长茂个人借款1300万元，又陈述虽然其觉得还款计划上的金额不合理，但是该金额与按照原来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也差不多。这些陈述与笔录中的其他陈述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均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证据3无法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也未能合理解释为何要将案涉钢材款先支付给其他主体而非直接支付给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等合同相对方，且货币是种类物，故证据4无法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 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为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并未向其多付款，提供下列证据： 5.金陵建工公司的3份《钢材买卖合同》（国电工程、三得利工程、苏州上景地工程）、供货单、借条、上海侠奇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侠奇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袁长茂及关联公司对戴文君有其他债权包括钢材款债权及借款债权，特巴索公司、郭迎春、蒋和芳向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建民公司、祥旭公司支付的款项系戴文君用于归还上述债务的还款。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因证据5系袁长茂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根据戴文君在证据3中的陈述，袁长茂与金陵建工公司的钢材款项已基本结清，只有几十万元因为未开票的原因没有支付，因此证据5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6.袁长茂与戴文君的谈话录音材料，证明戴文君、郭迎春、特巴索公司支付给袁长茂的款项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无关。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戴文君的措辞含糊，并未明确指向其结欠袁长茂钢材款的情况，无法看出与本案有关。 7.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出具的确认书3份，载明截至2012年7月27日，顺通公司结欠富盛公司钢材款12185910元，结欠启拓公司钢材款8811480元，结欠华厚经营部钢材款10063331元，合计31060721元，3份确认书落款处均有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盖章及戴文君签名，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尚结欠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钢材款共计31060721元。经质证，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确认书上加盖的公章系真实的，但认为上述确认书签订时间为2012年7月，此时戴文君已因资金周转困难且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调查，戴文君为让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替其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多位债权人签订不真实的债权确认书，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与袁长茂的钢材款结欠情况应以实际支付的钢材款作为依据，且戴文君签订确认书时尚未有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盖章，公司的盖章应该是后补的。 对上述证据，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的认证意见为，因证据5所指向的法律关系发生于案外人之间，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无法认定；证据6中谈话人的身份无法确定且措辞含糊，该证据无法证明相应的证明目的；证据7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盖章经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确认是真实的，该证据可以佐证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并未向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多付款。 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为证明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已将其对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袁长茂，提供下列证据： 8.华厚经营部与启拓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华厚经营部将其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启拓公司。 9.启拓公司与袁长茂于2018年5月27日共同出具的确认书，载明双方确认启拓公司已将对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顺通公司的截至2012年7月27日钢材款债权8811480元及华厚经营部转让给启拓公司的钢材款债权10063331元两项债权一并转让给袁长茂，本次债权转让包含该债权的全部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债务人支付2012年7月28日起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并转让给袁长茂。 10.袁长茂与富盛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共同出具的确认书，载明双方确认富盛公司已将对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顺通公司的钢材款债权（截至2012年7月27日的债权本金为12185910元）以及附属该债权的全部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债务人支付2012年7月28日起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并转让给袁长茂。 11.徐宗海、袁长茂在如东县公安局作的讯问笔录、如东县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出资人及实际权利义务人均是袁长茂。 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8、9、10、11均与其无关，对该4组证据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 对上述证据，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8、9、10、11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且部分证据涉及案外人利益，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认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支付了3900万元，既无法证明其他主体的付款是代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的案涉货款，也无法排除戴文君与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可能，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该院判决：驳回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戴文君在本案中认为，该份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在其没有到庭的情况下，由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与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陈述的情况，并不完整；事实上，其与袁长茂之间的往来并不限于该判决所列明的事实，袁长茂真正交易的对象也不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也无权陈述相关事实；其与袁长茂之间自2006年以来就发生钢材款与借款往来，实际往来金额有1亿元左右，其已实际支付1.2亿元左右；该份判决书不能真实、具体、完整地反映其与袁长茂实际往来情况与付款情况，不具有证明力。 三、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举证情况 1.戴文君职工录用登记表、社保缴纳情况，用以证明戴文君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其付给袁长茂等人的款项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的钢材款。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对职工录用登记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对此不知情，对社保缴纳记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顺通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缴纳的。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2.资金来源补充说明。该证据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供的证据一致。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对资金来源补充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补充说明中的资金均为其个人所有，一部分是其通过借贷、民间融资获得，部分资金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退赔给债权人，另一部分是其挂靠金陵建工公司、“中建四局”期间的工程款及其个人拥有的资金（挂靠金陵建工公司、“中建四局”所获得的工程款一部分进入了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账户）。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3.2010年-2012年现金日记账。该证据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供的证据一致。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对现金日记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日记账中的付款均是其个人付款，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无关，该日记账涉及的资金都是其挂靠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期间个人的资金，且公安机关也作为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法院在其刑事案件中已认定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未使用其非法融资的借款，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因此，刑事判决实际也证明了所有付款是其个人付款，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无关。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案件中的质证意见一致。 4.2012年7月27日的3份确认书。该证据与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供的证据相同。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确认书是戴文君与袁长茂相互串通而形成，通过出具虚假债务确认书并加盖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印章的形式，意图损害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利益。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对3份确认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是其与袁长茂串通所为，该确认书的内容实际上最终损害的也是其个人利益，而非损害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利益；3份确认书是袁长茂事先打印好逼迫其签署的，确认书中的金额是袁长茂单方以高利贷、套路贷方式结算，其并未与袁长茂依照真实意思表示和客观事实进行实际结算，因此该确认书中的金额与实际发生的事实情况不符。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确认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不存在相互串通的情形。 5.袁长茂在如东县公安局所作讯问笔录，可以证明现金日记账的形成过程。袁长茂陈述，戴文君挂靠顺通公司后，其又和戴文君签订了3份《钢材买卖合同》，以华厚经营部、启拓公司、富盛公司名义向戴文君提供了大约6000万元的钢材；2011年5月28日，其和戴文君进行钢材款结算，戴文君总共欠钢材款5600多万元，当时戴文君出具了欠款单据，后来，其就经常向戴文君要钱，戴文君先后通过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特巴索公司等给其支付钢材款，有的是现金，有的是承兑汇票，还通过郭迎春银行卡向其转账，总共支付了多少，其记不清了；个人转账给其的是戴文君归还以前结欠的借款和钢材款，且有的还款戴文君在欠款单中注明了是归还个人借款；在戴文君向其还款的过程中，其和戴文君也对过账，因为戴文君欠其的个人借款，其要收取月息3分的利息，同时《钢材买卖合同》约定每吨钢材款拖欠1天就要付4元的费用，这样就需要经常对账，经常变换还款计划和还款承诺书；2012年7月27日的3份确认书是在前面结算确认的基础上形成的，原来的确认书是3600万元，后来戴文君支付了500万元，还有31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戴文君的钢材款又产生了新的利息和违约金，所以其就找戴文君对账，把戴文君原来写的3份确认书拿出来，将利息和违约金又算了一遍，戴文君重新出具了3份确认书，总额为3100多万元，原来的3份确认书就撕掉了；当时，在确认书上没有加盖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章，章是后来补的，同时戴文君给其写了还款计划；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总共支付了3900万元钢材款，特林索公司、特巴索公司向其的付款，实际上是戴文君归还的其个人借款和前面工程的钢材款，因为特林索公司、特巴索公司是戴文君的公司，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没有关系；其与戴文君自2006年就有借款往来，戴文君陆续归还了2000多万元，因为戴文君借款时间较长，利息比较多。经质证，戴文君认为，袁长茂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单方陈述，并未得到其认可。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袁长茂讯问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 6.戴文君出具的总计2439.06万元的借条若干，用以证明袁长茂提供的与戴文君之间的个人借款往来存在重复计算和无法说明的问题。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其实际向袁长茂借款只有四五百万元，其余均是高额利息与违约金，借条不能反映真实的借款往来。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 7.戴文君于2013年4月9日在无锡市公安局所作的讯问笔录，用以证明袁长茂和戴文君之间的钢材款往来已基本结清。戴文君陈述，2006年开始，其就开始使用袁长茂提供的钢材，袁长茂能提前帮其垫资；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向袁长茂购买了1.3万吨-1.4万吨的钢材，袁长茂以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的名义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合同；向袁长茂的付款是通过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账户、特巴索公司账户，其本人和郭迎霞、郭迎春的个人账户都可能转账付款给袁长茂；到目前为止，据其估算，向袁长茂支付了钢材款有4000多万元，具体金额不清楚；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欠袁长茂的钢材款有1000多万元，还有因延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有1000多万元，总共欠袁长茂2000多万元，具体金额要财务核实；按照约定，其和袁长茂要每月对账，但因其资金紧张，并不能每月结清；袁长茂每过两三个月和其对一次账，每次袁长茂都会按照未付的钢材吨数和未付的延期时间以每吨每天5元计算违约金，每次都是袁长茂直接计算出来违约金，其也没时间和袁长茂计算究竟有多少违约金，但是其发现袁长茂将违约金重新计算进货款里，下次付款时又计算违约金，这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的；2011年底时，其不打算让袁长茂再供应钢材了，其向袁长茂支付了一千七八百万元，并约定这笔钢材款和违约金合计按照月息3.5计算，其日后归还给袁长茂，其写了一份欠条给袁长茂，欠条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欠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钢材款，具体金额多少记不清了；2012年4、5月份，其安排郭迎春向袁长茂支付了200万元；2012年7月27日，袁长茂找其谈结欠钢材款的事情，袁长茂拿了准备好的计算书给其看，连本带息总金额有3000多万元；袁长茂拿出3份确认书要求其签字确认，此前其出具的欠条载明结欠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总计欠款金额，该3份确认书是把3000多万元总欠款分别写到三家公司名下；2011年底时，其出具给袁长茂欠条上的钢材款和违约金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反正金额是按照月息3.5分算到2012年7月27日，利息应该有五六百万元，剩下的原本写的欠钢材款和违约金有2000多万元；根据其出具的还款计划，结欠袁长茂三家公司31060721元，结欠袁长茂个人本息合计1300万元，但这两笔钱都不合理；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底，其一共使用了袁长茂1.2万多吨钢材，即使一分钱没付，一年违约金也就1800多万元，如按照还款计划，扣除其结欠袁长茂的钢材款1500万元，违约金达到1600万元，实际上，其已经支付给袁长茂4000多万元，违约金得由其和袁长茂对账；至于借款，其向袁长茂借款450万元，但利息太高，月息3.5分，2006年计算至2013年，已经达到1300万元，而且其已经归还了500万元借款；其不想影响公司且按照原来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金额也差不多，其当时也没有资金，就写了还款计划给袁长茂。 经质证，戴文君认为，对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内容不予认可，3份确认书是袁长茂事先打印好，逼迫其书写的，确认书中的金额存在高额违约金，且存在重复计算利息的问题，故确认书并不真实。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认为，对戴文君讯问笔录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陈述内容不认可；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结欠袁长茂钢材款1000多万元，加上逾期付款违约金、损害补偿金等，与案涉3份确认书的数额相吻合；戴文君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也明确根据其写的还款计划，截至2013年4月9日，还结欠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钢材款31060721元，结欠袁长茂个人1300多万元，还陈述“虽然觉得还款计划上金额不合理，但该金额按照原来方法算出的也差不多”；戴文君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不能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 四、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在本案中的举证情况 1.袁长茂以侠奇公司、富盛公司名义与金陵建工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及送货单，其中，国电宜兴太阳能项目往来（2010.1.27-2010.9.29）总计7005449.58元、江苏三得利工程往来（2009.9.7-2010.5.25）总计3533083.6元、苏州上景花园项目往来（2009.7-2010.5）总计30889024.48元。该组证据与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的证据一致。经质证，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证明袁长茂及其关联公司与戴文君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款债权债务关系，且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向上述工地供应了钢材，并不能证明金陵建工公司未支付或付清钢材款。戴文君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该部分往来是其挂靠金陵建工公司期间发生的，其中，袁长茂以富盛公司名义供给苏州上景花园项目的钢材款早已结清，与本案中其支付的8200万元左右的款项无关；袁长茂以侠奇公司名义供应给国电项目、三得利项目的钢材款并未结清，在其挂靠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之后支付的款项中有一部分就是支付的该两个项目的钢材款，约1000万元。 2.富盛公司与中建四局太仓恒荣泰国际广场项目经理部签订的《采购合同》，用以证明富盛公司与戴文君挂靠的“中建四局”发生的钢材买卖往来。经质证，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根据该合同约定，付款期限最晚为2007年11月30日，故戴文君没有因该项目向袁长茂支付钢材款的客观事由。戴文君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钢材款早已结清。 3.袁长茂与戴文君之间的电话录音，该证据与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的证据及证明目的相同。经质证，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不认可该份录音的内容，且戴文君在本案中也陈述3份确认书系受袁长茂胁迫所签。戴文君认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袁长茂所称的其对3份确认书认可的事实。 五、华厚经营部与顺通公司、袁长茂之间的诉讼情况 2018年7月，华厚经营部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华厚经营部与顺通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华厚经营部向顺通公司出售钢材用于宜兴硅谷电子项目，顺通公司尚结欠货款24271257元，请求顺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并支付补偿款、律师费、违约金等。该院经审查认为，华厚经营部于2014年12月15日与启拓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明确华厚经营部就顺通公司拖欠的钢材款债权转让给启拓公司。故华厚经营部要求顺通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属主体不适格。该院裁定：驳回华厚经营部的起诉。华厚经营部不服该裁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裁定。 六、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关于收款情况的说明 诉讼中，一审法院要求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明确：袁长茂共计提供了5900余万元钢材，而从戴文君处收款共计8100余万元，且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还出具了合计金额为3100余万元的确认书，供应钢材的金额与应收款金额相差5000余万元，该部分差额是什么款项。袁长茂明确：1.在戴文君承包经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时，戴文君就金陵建工公司的三个工程、中建四局太仓恒荣泰国际广场项目尚结欠袁长茂钢材款金额为16754437.97元，其中中建四局太仓恒荣泰国际广场项目尾款2634694元；2.戴文君自2007年9月12日至2010年6月23日共向其借款1679.2万元；3.截至2012年7月27日，就案涉5900余万元的钢材往来，戴文君尚结欠本金30747784元，利息1071510元。因此，其所收到的8100余万元中，3900万元系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支付的钢材款，16754437.97元系用于支付金陵建工公司等钢材款，2530万元系戴文君归还个人借款。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就案涉59529035.58元的钢材向袁长茂等的付款金额是否已超付；二、2012年7月27日的《确认书》是否系戴文君和袁长茂恶意串通而形成，该《确认书》是否无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已超付钢材款，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关于确认戴文君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戴文君作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承包人（挂靠人）否认向袁长茂超付款项。根据戴文君与顺通公司签订的《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戴文君承包经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自行完成所有的资金运作，并向顺通公司上缴管理费。因此，戴文君对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最为清楚，也是承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期间的最终责任人。戴文君在公安机关2013年4月9日的讯问中，陈述有“到目前为止，估算已支付了袁长茂钢材款有4000多万元”“欠袁长茂钢材款有1000多万元，还有因延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有1000多万元，一共欠袁长茂有2000多万元”等内容，均说明戴文君自认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并未向袁长茂超付款项。而且，戴文君在本案的审理中也一再否认向袁长茂超付款项。 2.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有案涉钢材款以外的往来。袁长茂提供了以侠奇公司、富盛公司名义与金陵建工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送货单以及与中建四局太仓恒荣泰国际广场项目经理部签订的《采购合同》，戴文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说明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还存在本案钢材以外的其他钢材业务往来。戴文君在本案中也陈述支付的8100余万元中有1000万元左右是挂靠金陵建工公司的国电宜兴太阳能项目、江苏三得利项目的钢材款。另外，戴文君也认可个人曾向袁长茂借款并还款。因此，除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直接向袁长茂一方支付的款项外，其他支付的款项无证据证明系针对本案钢材款。况且，在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可以直接向袁长茂一方支付款项的情况下，却通过戴文君个人控制的特巴索公司等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该部分款项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项目无关。 3.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与其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中有部分诉讼请求存在实质性重合。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中，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认为，其向袁长茂一方付款81054437.97元，而袁长茂认可向其供应钢材总计59529035.58元，故要求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返还多支付的款项，仅是因考虑到执行需要，未主张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返还21525402元，而是要求返还1500万元。本案中，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提供了与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基本相同的证据，仅是由返还多支付的款项变更为确认戴文君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的行为无效，请求的本质仍然是推翻戴文君向袁长茂一方的部分支付行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二人恶意串通而形成了2012年7月27日的《确认书》。如上所述，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除发生了本案钢材业务往来以外，还存在个人借款、挂靠其他公司时的钢材业务等往来。因此，现有证据仅能表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向袁长茂一方支付了3900万元钢材款。在不考虑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情况下，尚有2000余万元钢材款本金未结清。戴文君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先是称还欠袁长茂钢材款2000多万元（包含逾期付款违约金1000多万元），后又称“其不想影响公司且按照原来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金额也差不多，其当时也没有资金，就写了还款计划给袁长茂”，并未提及被袁长茂逼迫出具《确认书》。而且，按照戴文君与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签订的《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戴文君承包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如戴文君和袁长茂串通虚增债务额，最终损害的也是戴文君自己利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现主张戴文君和袁长茂二人恶意串通的依据不足。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731元、公告费300元，由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承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戴文君提交《常州市市本级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证明自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戴文君系以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职工名义缴纳社保，一审中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提供的如东县职工录用登记表系该公司单方制作，戴文君从未有与顺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与行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袁长茂、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 一、关于上诉人请求确认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 首先，根据戴文君与顺通公司签订的《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内容以及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南刑二初字第0169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事实，戴文君系挂靠顺通公司经营并担任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对外以顺通公司名义承接工程，承接工程后由戴文君自主经营、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指标核定交纳管理费；戴文君统一交纳营业税、所得税、地方或行业规定规费、税费等；所有的资金运作均由戴文君自行完成。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名义承接了多个建筑工程，因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紧张，戴文君于2010年至2012年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维持运营，后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刑事判决中认定，因顺通公司除按照协议从戴文君处获取管理费外，无证据证明顺通公司获取戴文君的非法集资款，也无证据证明顺通公司授意戴文君进行非法集资，故对顺通公司未以单位犯罪论处。上述事实能够反映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挂靠经营期间实际是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进行工程项目运作，上诉人称戴文君使用公司资金对外超付款项缺乏充分依据。其次，根据一审中袁长茂提供的以富盛公司等名义与金陵建工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送货单，与中建四局太仓恒荣泰国际广场项目经理部签订的《采购合同》以及戴文君的陈述等，能够证明戴文君除以顺通公司名义承建项目购买钢材外，还存在挂靠其他单位与袁长茂之间进行钢材交易，而本案以顺通公司名义支付的钢材款项金额为3900万元，并未超过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4298号案件中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与袁长茂确认的戴文君以顺通公司名义承接项目所购买的钢材款59529035.58元。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超付款项而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一审法院对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要求确认戴文君向袁长茂支付21525402元的行为属于恶意超付而属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上诉人请求确认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恶意串通以上诉人名义与富盛公司、启拓公司、华厚经营部签订的三份《确认书》无效的主张能否成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事实的举证证明标准显著高于对一般事实的举证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戴文君与袁长茂之间除本案所涉钢材款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借款关系、戴文君挂靠其他公司与袁长茂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业务往来资金量大，时间跨度长，戴文君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也未明确否认其与袁长茂之间存在尚未结清的大额欠款。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确认书》载明的欠款金额系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虚构而成，戴文君当时挂靠顺通公司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以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名义出具《确认书》亦不违背常理。综合现有证据，上诉人关于《确认书》系属戴文君与袁长茂为损害上诉人利益而恶意串通形成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该主张未予支持，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案中认定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三份《确认书》系戴文君与袁长茂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属无效，但《确认书》所载明的具体欠款金额是否包含高额利息、违约金等问题，以及《确认书》是否对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当然产生约束力问题，需结合《确认书》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基于本案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上述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评判范围。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731元，由上诉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岸东 审判员  高 洪 审判员  何 斐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丛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