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6民终1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峰，男，197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乃胜，安徽国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6号海恒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王晓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男，1985年3月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原审被告：合肥二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10号铜凤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李欣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珏，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高峰、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因与原审被告合肥二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10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高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乃胜、上诉人中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原审被告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高峰上诉请求：1.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在维持中建公司支付货款及2020年6月20日以后违约金的基础上，支持李高峰2016年8月6日至2020年6月20日期间违约金（以中建公司应付材料款为基数，以24%的比例来计算确定）的诉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中建公司应该支付2016年8月6日至2020年6月20日期间违约金。2014年7月8日合同第五条约定每月一结账，甲方在下月5日前支付上月材料款。合同6.5条约定甲方如不能按期支付材料款，逾期10日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材料款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2015年3月27日补充协议约定自2015年4月1日起所供材料，每月一结账，每月所供材料甲方在下月5日前支付上月材料款。同时2020年6月20日结算单第二条约定未支付货款违约金按原合同约定履行。货款最后形成的时间是2016年7月，按双方约定2016年8月6日应该全部支付中建公司所欠的所有货款，但该日以后中建公司未支付任何货款，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二、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违约金应该以中建公司应付材料款为基数，以24%的比例来计算确定。2014年7月8日合同6.5条约定:甲方如不能按期支付材料款，逾期10日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材料款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超出法律保护的最上限，李高峰按中建公司应付材料款为基数，以24%的比例来计算确定违约金起诉，符合当时的政策，应该予以支持。综上，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中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于违约金部分认定正确。 合肥二建工程公司述称，一审判决对于违约金部分认定正确。 中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李高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高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没有中建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的合同、没有中建公司付款的凭证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中建公司是合同签订、履行主体，承担付款责任是没有依据的。中建公司不是合同的签订、履行主体，案涉合同、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均不是中建公司的印章，均是二建二公司的章，足以证明中建公司没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李高峰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有中建公司授权何彬处理案件就认定何彬是中建公司的员工，是错误的。首先，一份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证明何彬是中建公司员工，更不能证明何彬有权代表中建公司处理案涉合同的事宜，中建公司的授权仅是对其诉讼的授权，而不是针对案涉合同相关事宜的授权，并且即使作为公司员工，不代表中建公司任何事宜都有权处理，代理的权限不应扩大解释；其次，李高峰提交该份授权是在合同行为之后，不能证明李高峰在签订合同时就知晓何彬的身份，正常合同的签订，也是应当出示对案涉项目有权处理的授权，而不是一个诉讼授权，不合常理；再者，案涉大唐国际项目工程中建公司是不参与管理和施工的，这个事实在其他生效判决中也予以查明，而何彬在授权委托书中提到的是项目部员工，这点也恰恰证明了何彬不可能是中建公司的员工，从合同、补充协议上来看项目部章，也只能认定何彬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对何彬身份的事实未能查明。另外，就案涉合同的履行主体的证据也是不充分的，没有中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关证据材料。并且，一审法院认定中建公司委托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对案涉项目管理，这个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中建公司与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关系是在于整个工程所取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建公司，中建公司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利益主体，但是这个是建设工程转包、分包的事实，中建公司根本就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利益主体，一审法院以委托关系来规避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严格遵守合同相对性原则，即谁签合同谁履行合同，由谁承担责任，但在本案中，均与中建公司无关。因此，中建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按照案涉合同的约定，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6年8月5日，诉讼时自2016年8月6日开始计算3年，诉讼时效于2019年8月5日到期，在此期间李高峰来主张权利等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2019年8月6日开始李高峰就丧失了胜诉权，而2020年6月20日的结算是不构成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都没有了诉讼时效，哪儿来的继续呢。另外，何彬必须得是员工的情况下或者有权代表的情况下的确认行为才能认定代表中建公司，即使2015年何彬是公司员工，不代表现在也是，不代表2020年6月20日何彬有权代表中建公司签字确认，如果这样，员工只要在哪儿公司工作过就都可以代表原公司，这会极大地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事实上，何彬也不属于有权代表，因为在诉讼时效丧失、工程都退场、且李高峰知晓公司变更的情况下，李高峰应当先行找到中建公司，而不是找何彬，其行为不属于善意。况且，这么长时间，李高峰都没有主张过权利，也不合常理，本身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超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李高峰辩称，一、中建公司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该依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38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第5-6页）己经查明亳州市大唐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建公司前身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建公司承建大唐国际1-10#楼及相关地下室、裙房工程。中建公司将上述工程委托其下属合肥二建工程公司进行管理。本案案涉合同抬头是被告一中建公司前称的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大唐国际项目部，加盖的印章是合肥二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38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己经查明的事实：中建公司将上述工程委托其下属子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进行管理（判决书第6页）。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不是该工程承包人，系接受中建公司委托进行项目管理（判决书第6页）。依法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的行应该由委托人中建公司承担。即使中建公司委托第三方支货款，也不影响合同主体对合同相对方承担付款责任。二、何彬、王洪分别系中建公司及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的合同签约代表和材料员。对两人的职务行为，中建公司应该承担责任。本案的补充协议显示，何彬是当时签约时被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的代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合同履行后，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均未向李高峰表示改变对何彬的授权，因此何彬有权代表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签订合同、接受货物并进行结算。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亳民二初字第00047号民事卷宗的授权委托书、民事调解书及《钢材釆购合同》均能显示何彬系中建公司前身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合同代表，王洪系公司的材料员，两人分别代表公司履行相应的职责，其法律后果依法由公司承担。三、本案不超出诉讼失效。由于大唐国际项目的特殊原因，2020年6月双方才进行最终的结算，2020年9月李高峰起诉，不超出诉讼失效。如上所述，何彬系对方的签约代表，合同签订后至今，对方未通知李高峰何彬不能代表公司，因此何彬有权代表中建公司及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签订合同、接受货物并进行结算。找何彬结算本身也说明原告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建公司主张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中建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高峰一直在主张权利。因此中建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合肥二建工程公司述称，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签订履行主体系中建公司是错误的。案涉合同和补充协议上均加盖的是合肥二建工程公司项目部章，补充协议上何彬作为代表签字，李高峰所提交的调解书中何彬作为中建公司代理人完全可以证明何彬的身份不能完全代表中建公司。因此仅凭调解书中的委托代理人就认定何彬系中建公司的员工是错误的，另外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应当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是事实不清，法律错误。根据李高峰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可以确定最后一期的供货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货款应当支付的最后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5日，则2019年8月5日诉讼时效到期，但该期间内李高峰未向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本案诉讼时效早已超过，即使认定何彬有权代表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但其权限依然是有范围和时间限制的。如果发生在合同履行期内或合同履行期后合理期限内认定何彬有权代表合情合理，但是时隔四年之久，何彬是否有权继续代理，李高峰应当举证证明，且一审法院也未查明该事实，容易产生恶意之债，且何彬承诺支付款项应当追加其为本案的被告，由其告知法院其所写结算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公司授权以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李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中建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向李高峰支付货款人民币524425.14元、违约金元503448.13元（违约金以524425.14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6年8月6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8月6日，剩余违约金按上述计算方式计算至货款及违约金付清之日止），暂共计1027873.27元；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均由中建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8日，合肥二建工程公司所设的合肥二建第二建工程公司亳州大唐国际城1#-3#楼项目部（甲方）与李高峰（乙方）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黄沙、石子、水泥，付款方式为：产品累计垫资金额达100万元作为垫资底款，乙方同意以垫资款，在甲方开发的大唐国际城2#、3#楼商品房做购房首付款，不得少于二套抵付所供材料垫资款，房价按照当期售楼部定价为准。垫资满100万元后，每月一结账，甲方在下月5日前支付上月材料款。甲方如不能按期支付材料款，逾期10日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材料款每日2‰的违约金（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2015年3月27日，合肥二建第二建工程公司亳州大唐国际城1#-3#楼项目部（甲方）与李高峰（乙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垫资时间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自2015年4月1日起所供材料，每月一结账，每月所供材料在下月5日前支付上月材料款。2015年4月1日前乙方所垫资材料款，乙方在甲方大唐国际城2#、3#楼商品房做二套购房首付款，多余部分也可做第三套购房款。2020年6月20日，经双方（何彬与李高峰）结算，自合同签订后至2016年7月28日，李高峰向被告案涉项目供应黄沙、水泥等建筑材料共计2247313.14元，已支付货款1722888元（其中包括2015年12月17日，乙方购买大唐国际11栋397铺房屋首付款抵扣635888元），尚欠货款524425.14元。另查明，亳州市大唐置业有限公司系亳州大唐国际城项目的发包人，中建公司系亳州大唐国际城项目的总承包人。合肥二建工程公司系由中建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4月10日和2013年11月25日，中建公司与亳州市大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中建公司承建亳州大唐国际城1-10#楼及相关地下室、裙房工程。后中建公司委托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对案涉项目进行管理，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以项目部名义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建公司前身是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谁是签订、履行合同的主体问题；二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谁是签订、履行合同的主体问题。第一，从李高峰提交的证据六中授权委托书和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亳民二初字的00047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信息：“委托单位：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中建公司），受委托人：何彬，工作单位：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驻亳州大唐国际城项目部”“委托代理人：何彬，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驻亳州大唐国际城项目部员工”，可知，何彬系被告中建公司员工，何彬作为代表人与李高峰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对任明、杨忠军作为代表人与李高峰签订《供货合同》进行了确认；第二，李高峰提交证据六中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亳州市森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约定中建公司购买钢材所用之项目与本案系同一项目，且中建公司指派的工程项目部材料员王洪为现场材料验收人员。本案中，材料对账单上均有王洪签字，部分对账单有合同签字代表何彬签字；第二，根据已查明事实，中建公司系案涉项目的总承包人，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受中建公司委托对案涉项目进行管理，包括对外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故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仅仅是受委托后名义上的合同签订主体，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因受中建公司委托而签订《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中建公司承担。关于焦点问题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如上所述，何彬是中建公司员工，是签订合同代表人，其在对账单和结算单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在公司承担。2020年6月20日，何彬与李高峰就双方之间货款进行结算，至李高峰起诉之日，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建公司未举出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签字代表人何彬及对账单、结算单中王洪、何彬并非中建公司员工，且在中建公司前身与亳州市森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中建公司前身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何彬系公司员工，《钢材采购合同》中明确王洪系案涉项目现场材料员，中建公司辩称其并非合同签订、履行主体，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合肥二建工程公司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综上所述，中建公司是本案《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履行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规定，李高峰诉请中建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共同支付货款524425.1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即由中建公司向李高峰支付货款524425.14元。另外，双方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甲方如不能按期支付材料款，逾期10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材料款每日2‰的违约金（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其一，该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予调整，李高峰起诉时间为2020年9月23日，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可参照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规定，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其二，双方于2020年6月20日确认的结算单载明已支付货款1722888元，现李高峰未举证证明中建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已支付货款与供货对应批次、时间，故2020年6月20日结算日前的违约金起始时间及违约金的计算基数无法确定，其不利后果由李高峰承担。对结算日后的违约金，计算违约金的起始日期可按照双方结算日期确认，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即结算后下欠的货款金额524425.14元，故李高峰请求以524425.1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6年8月6日开始计算至货款及违约金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即以524425.14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0日起，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一审判决：一、中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高峰支付货款524425.14元及违约金（以524425.14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0日起，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李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51元，减半收取7025.5元，由中建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李高峰新提交证据为（2017）皖1602民初6730号买卖合同纠纷判决书，证明中建公司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李高峰、中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李高峰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何彬在本案中与李高峰结算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李高峰所举的证据，相关民事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中建公司承建了案涉亳州大唐国际城相关项目工程并委托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肥二建工程公司对案涉项目进行管理。故对于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作为受托人以项目部名义与李高峰签订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李高峰可以选择委托人中建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案涉《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补充协议》系何彬代表合肥二建工程公司亳州大唐国际城1-3#楼项目部与李高峰所签，部分结算单上亦有何彬的签名，对于2020年6月20日何彬与李高峰的结算行为，系其履行职务，相关理由一审法院已经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对中建公司主张李高峰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另对于李高峰主张的违约金，其并未提供详细的未付货款的批次、时间，且2020年6月20日结算时也未列明详细的违约金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从结算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1元，由上诉人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915元，由上诉人李高峰负担31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强 审 判 员  朱晓非 审 判 员  李红波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欧阳萍 书 记 员  陈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