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8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法定代表人：李绍清，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波，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春文，男，1982年7月1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女，1984年10月5日生，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艳蕊，云南新奕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鲁春文、王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鲁春文、被上诉人王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艳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鲁春文、王桂支付207775元的货款，41555元的违约金，合计24933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鲁春文、王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础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25日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双方签订《饲料销售合同》，但鲁春文、王桂称合同系事后补签，签字时间也不对。广红公司主张欠款的三张销售单（即2018年4月30日单号GHXS180430-25，1号蛋鸡料26吨，价值67600元；2018年5月31日单号GHXS180531-30，1号蛋鸡料6吨，价值15300元；2019年1月22日单号GHXS190122-13，622肉大鸡料25吨，价值88750元；615肉中鸡5吨，价值17500元；614肉小鸡料5吨，价值18625元，合计124875元）共计全部欠款207775元。鲁春文、王桂对销售单因没有其签字也不予以认可。上诉人提供《欠款条》载明欠款金额207775元，鲁春文、王桂对欠款金额也不认可，但确认了一个基本事实，《饲料销售合同》《欠款条》的签名是鲁春文、王桂夫妻俩人亲笔签的，其他广红公司欲证明事实鲁春文、王桂一概不认可。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不以广红公司提交的《饲料销售合同》《销售单》《欠款条》是否符合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原则来综合认定该系列证据是否有效，是否能做为证据使用。而是以鲁春文、王桂认可不认可的态度来决定该系列证据能不能用。此外，一审法院还漏认定了广红公司在2020年10月26日庭审时提交的一份《区域销售对帐单》是否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能否做为证据使用。而是以广红公司亦未提交收付款凭证予以佐证，且形式不合法为据不予采信。该《区域销售对帐单》是在庭审中临时出具的，且原件在昆明，庭审后广红公司及时通过邮件专门向法庭寄去了该证据的补充说明，证明广红公司曾与鲁春文、王桂在2019年8月18日对帐，鲁春文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该单据是广红公司派人去销售区域与多位客户的对账记录，今后还要继续使用。该对帐单据不存在收起货款的事情，因此一审法院要求提供收付款凭证予以佐证，广红公司本就没有收过什么款怎么证明，该单据仅只是对交易过程中阶段性确认。二、一审法院认定鲁春文与广红公司原销售员赵星星的转帐行为均是支付货款行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查明鲁春文在2018年4月6日-2019年5月25日期间通过思茅农村商业银行网银方式27次向赵星星帐户转账591280元；鲁春文在2018年4月6日-2019年4月19日期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帐户以银行转帐方式向赵星星帐户14次转账275280元；鲁春文在2018年9月15日-2020年6月15日期间通过微信电子支付方式向赵星星12次转账92000元；也就是说自2018年4月6日起至2020年6月15日止鲁春文共计53次向赵星星转账958560元。但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有争议的交易是自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11月2日止。双方交易9次，215吨饲料，金额592550元，鲁春文、王桂己支付384775元，欠款207775元。欠款金额也就是本案有争议金额，假设鲁春文、王桂真实全额付清592550元货款，与转帐给赵星星的958560元款项也有366010元差额。试问鲁春文、王桂为什么向赵星星超大额转帐？转帐就是支付广红公司的货款吗？他们之间没有其他交易吗？另外特别说明：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11月2日止，共计交易25次饲料704.52吨，总货款1801969元。己支付1594194元，欠款207775元（其中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1月8日的交易在同月25日第一次结算，交易11次饲料336.52吨，货款821664元已结清；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4月8日的交易在同月29日第二次结算，交易5次饲料153吨，货款387755元己结清；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的交易第三次结算（2019年8月18日区域销售对帐单；2019年11月20日欠款条），交易9次饲料215吨，货款592550元，已付384775元，尚欠207775元在双方多次交易过程中货款绝大部分均是鲁春文、王桂通过广红公司指定杨聪华帐户进行转帐结算的。可见鲁春文、王桂明确的知道其与广红公司交易过程中货款结算是由指定的帐户进行结算。同时在双方签订的《饲料销售合同》第五条结算方式第二项中明确指定了杨聪华帐户作为交易结算帐户。因此，一审法院应当查明鲁春文向赵星星转帐95万8560元是做什么的？此外，就广红公司提交的证据《销售单》也需说明，一审法院认为《销售单》因没有鲁春文、王桂的签字就不予采信，但是在整个交易中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11月2日止，共计交易25次饲料704.52吨，总货款1801969元。其中2017年11月25日第一次结算货款821664元已结清(销售单11张）；2018年4月29日第二次结算货款387755元已结清（销售单5张）。双方所有交易中产生《销售单》均没有鲁春文、王桂的签字，试问鲁春文、王桂不认可双方之间交易数量、金额及货物是否收到，鲁春文、王桂为什么与广红公司结算支付货款呢？一审法院是否要考虑双方在交易中的现实情况？仅凭交易环节中有一项事务没有鲁春文、王桂签字，就全盘否认交易的不真实，合理吗？即然鲁春文、王桂不认可双方销售单载明的交易事实，那为什么要在《欠款条》及双方核对帐务的《区域销售对帐单》签字呢？如果《欠款条》《区域销售对帐单》签字存在广红公司不合法取得，一审法院也应查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是有鲁春文、王桂签字（销售合同、欠款条）也不认可，没鲁春文、王桂签字（销售单）也不认可，不考虑交易的现实情况，也未查明转账汇款的真实目的，坐而审案必然导致结论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鲁春文、王桂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为由进行了口头答辩。广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鲁春文、王桂向广红公司支付货款207775.00元、违约金41555.00元，合计24933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鲁春文、王桂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起，鲁春文、王桂向广红公司购买饲料。2018年4月25日，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签订《饲料销售合同》，合同内容为：广红公司指定鲁春文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使用广红公司生产的饲料成品，鲁春文月使用量为60吨，广红公司向鲁春文提供35吨饲料作为周转，超出部分先款后货。鲁春文、王桂在合同上签字，但鲁春文、王桂称该合同系时候补签，二人签字时间并非2018年4月25日。广红公司提交销售单载明：2018年4月30日，广红公司向鲁春文销售1号蛋鸡粉料26吨，金额67600.00元。2018年5月31日，广红公司向鲁春文销售1号蛋鸡粉料6吨，金额15300.00元。2019年1月22日，广红公司向鲁春文销售肉小鸡粒料5吨，金额18625.00元，销售肉中鸡粒料5吨，金额17500.00元，销售肉大鸡粒料25吨，金额8875（100元。鲁春文、王桂对销售单不予认可。2019年11月20日，鲁春文、王桂出具《欠款条》一份交由广红公司持有，《欠款条》内容为：“兹有鲁春文、王桂今欠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饲料款人民币（现金），小写￥207775.00元整，大写贰拾万柒仟柒佰柒拾伍元整。欠款人保证在2019年12月30日前将所欠全部款项一次付清，不再拖欠。如到期不付清全部欠款，我愿承担欠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月利率四倍计算）并自愿承担欠款总额20%的违约金给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鲁春文、王桂均在《欠款条》上签字，但鲁春文、王桂对欠款金额不认可。另查明，2018年4月6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鲁春文通过思茅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赵星星共计转账591280.00元；2018年4月6日至2019年4月19日期间，鲁春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赵星星共计转账275280.00元（其中2018年4月30日转账29820.00元、2018年5月30日转账20000.00元）；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2月13日期间，鲁春文通过微信向赵星星共计转账39000.00元；2019年11月29日至2020年6月15日，鲁春文通过微信向赵星星共计转账53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对双方之间自2018年4月起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均无异议，故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对广红公司要求鲁春文、王桂向其支付货款207775.00元、违约金4155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鲁春文自2018年4月起向广红公司购买饲料，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款后货，如客户确实存在困难，经客户向广红公司提出临时申请并经广红公司同意后，可以由广红公司先发货待客户饲养的鸡出售后再支付饲料款。第二，广红公司在普洱区域的饲料销售员为赵星星，在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买卖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广红公司销售员赵星星收取过鲁春文的饲料款，但广红公司无法区分公司收到的饲料款是鲁春文支付的还是由赵星星收取后又转付给公司的，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广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公司财务核实后提交本案鲁春文向广红公司购买饲料的货款总额及鲁春文每一笔付款情况、现尚欠饲料货款情况，但广红公司未按一审法院要求提供相关凭证。第三，广红公司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销售单》及《欠款条》，但鲁春文、王桂均不予认可。广红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31日、2019年1月22日，《欠款条》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虽以上3份《销售单》的金额与《欠款条》金额一致，但《销售单》中并无鲁春文、王桂签字确认，广红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鲁春文、王桂已收到以上三份《销售单》中的饲料。根据本案查明的以下事实：鲁春文于2018年4月30日向赵星星转账29820.00元、2018年5月30日向赵星星转账20000.00元，且鲁春文在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31日、2019年1月22日之后均陆续向赵星星转账。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王桂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款后货，根据双方提交证据看，广红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所主张三份《销售单》鲁春文、王桂向其提出过困难申请，申请由广红公司先发货后付款，即使鲁春文尚欠广红公司饲料货款未支付，但广红公司在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31日、2019年1月22日以后收取了鲁春文支付的款项后，未对鲁春文之前所欠饲料款进行扣减，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相符。第四，2019年11月20日后，鲁春文又向广红公司销售员赵星星转账53000.00元，一审法院与赵星星联系要求其于2020年11月10日到庭说明情况，但赵星星未按约定时间到庭说明情况，且2020年11月9日起一审法院无法再与赵星星取得联系，一审法院向广红公司反馈与赵星星联系的情况并要求广红公司查找赵星星到庭说明，广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赵星星已离职，广红公司也无法与赵星星取得联系，无法通知其到庭。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广红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鲁春文、王桂尚欠其饲料款207775.00元及鲁春文、王桂存在违约情形的事实，对广红公司要求鲁春文、王桂支付货款207775.00元、违约金4155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0.00元，由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广红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一组，用于证明广红公司和鲁春文从2016年12月26日至2019年11月2日发生的交易记录；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1月8日作为第一阶段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第二阶段从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4月8日双方发生交易的货款已经结清，合同履行期间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1月22日止，鲁春文、王桂未支付价值207775.00元货款。经质证，鲁春文、王桂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广红公司的资金往来明细，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加以综合评判。另，广红公司申请对其提交的《区域销售对账单》中“鲁春文”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该《区域销售对账单》并非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故本院对广红公司的该申请不予同意。本案经二审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25日，广红公司与鲁春文签订《饲料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广红公司指定鲁春文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销售（使用）广红公司生产的饲料成品，鲁春文月销售（使用）量为60吨，广红公司向鲁春文提供35吨饲料作为周转，超出部分先款后货。2019年11月20日，鲁春文、王桂向广红公司出具《欠款条》，《欠款条》内容为：“兹有鲁春文、王桂今欠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饲料款人民币（现金），小写￥207775.00元整，大写贰拾万柒仟柒佰柒拾伍元整。欠款人保证在2019年12月30日前将所欠全部款项一次付清，不再拖欠。如到期不付清全部欠款，我愿承担欠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月利率四倍计算）并自愿承担欠款总额20%的违约金给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另查明，2018年4月6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鲁春文通过思茅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赵星星共计转账591280.00元；2018年4月6日至2019年4月19日期间，鲁春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赵星星共计转账275280.00元（其中2018年4月30日转账29820.00元、2018年5月30日转账20000.00元）；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2月13日期间，鲁春文通过微信向赵星星共计转账39000.00元；2019年11月29日至2020年6月15日，鲁春文通过微信向赵星星共计转账53000.00元。赵星星系广红公司营销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鲁春文、王桂于2019年11月20日向广红公司出具的《欠款条》是否应当予以认定的问题。广红公司认为其提交的《饲料销售合同》《欠款条》《销售单》《区域销售对账单》等证据能够认定鲁春文、王桂欠其饲料款207775元；鲁春文、王桂认为《饲料销售合同》是事后补签，其二人未在《销售单》上签名，《区域销售对账单》也非鲁春文本人签名，《欠款条》是在广红公司营销员赵星星的要求下出具，出具欠条时欠款金额栏处是空白的，出具欠条时只欠广红公司饲料款53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对于鲁春文、王桂与广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饲料法律关系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即便案涉《饲料销售合同》是事后补签，也并不因此影响合同的效力。鲁春文虽然未在《销售单》上签名及否认《区域销售对账单》上的签名，但不能以此否定鲁春文、王桂向广红公司出具《欠款条》的效力；鲁春文、王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欠条后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加之鲁春文、王桂也认可出具欠条时还尚欠广红公司部分饲料款，在鲁春文、王桂不能提交足以反驳案涉《欠款条》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欠款条》作为本案重要书证，本院认为应当确认《欠款条》在本案中的证明力，对《欠款条》予以认定。鲁春文、王桂应当按照《欠款条》中载明的欠款金额支付广红公司饲料款。对于鲁春文在《欠款条》出具后向赵星星转账的53000元款项，虽然广红公司认为赵星星未将该款转入公司账户，但因赵星星系广红公司营销员，且之前的部分饲料款也以鲁春文转给赵星星的方式支付。故本院认为53000元款项也应认定为鲁春文、王桂支付给广红公司的饲料款，应当在《欠款条》载明的欠付饲料款207775元中予以扣减，即鲁春文、王桂应支付广红公司的饲料款为154775元(207775元-53000元=154775元）。对于广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因《欠款条》中明确约定鲁春文、王桂2019年12月30日前不付清欠款，自愿承担欠款总额20%的违约金。鲁春文、王桂未按照欠条约定的时间支付饲料款，应按照双方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鲁春文、王桂应支付广红公司的违约金计算为30955元（154775元×20%=30955元）。综上所述，广红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二、鲁春文、王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饲料款154775元；三、鲁春文、王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违约金30955元；四、驳回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负担1286元，由鲁春文、王桂负担37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负担1286元，由鲁春文、王桂负担37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