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1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智彬，男，199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嘉志，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杏贤，女，198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谭智彬因与被上诉人邓杏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14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谭智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杏贤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两审诉讼费用由邓杏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存疑。邓杏贤在起诉状中陈述谭智彬借款合共97438元（借款20000元、谭智彬购车首付款74438元、手续费3000元），在款项明细中陈述借款金额为85588元，但上述两份资料能够显示的只有33000元的刷卡金额和3000元的支付宝转账，共计36000元。对于邓杏贤2017年4月13日刷卡的20000元，确实存在该笔借款，但谭智彬已经归还。邓杏贤提供两张日期为2017年5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意欲证明谭智彬未归还借款，但从该两张截图中，可见双方既有文字又有语音。另外，邓杏贤没有提交之后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其既然能够提供截图，那么更加应该将双方全部微信聊天内容提供给法院，以查明谭智彬是否未还借款。邓杏贤称“双方的聊天记录已经全部删除”，其不能解释为何要这样做。对于邓杏贤通过微信转账的9550元，谭智彬在一审庭审时已经作出说明，其中100元、150元、200元的转账，邓杏贤是出于诉讼目的而凑数，毕竟当时双方存在情侣关系，如果这些转账是借款，但谭智彬同样也发过红包或转账给邓杏贤，那么也应该认定为邓杏贤向谭智彬的借款。本案从起诉到庭审，邓杏贤主张的本金数额从97438元变更为85588元，对于为何存在出入，邓杏贤没有作出解释，而且其陈述的相关事实前后自相矛盾。二、关于36000元，谭智彬一审时已经陈述其将拥有的飞度小汽车转让给邓杏贤，也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导致谭智彬举证不能。一审庭审时邓杏贤已经承认其以77800元的价格购买飞度小汽车，但一审法院却武断地认为并非真实价格。三、一审法院根据邓杏贤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而认定邓杏贤有向谭智彬追讨借款，该认定不当。因为聊天内容均有断开，前后无连续性。如2017年6月1日20:39分-20:48分，双方都在谈钱的问题，但之前和之后双方的聊天内容如何，不得而知。邓杏贤辩称，双方不是情侣关系，谭智彬隐瞒了粤Y×××××飞度小汽车其已经抵押给案外人黄某某的事实，与谭智彬存在汽车交易的是黄某某。谭智彬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自相矛盾，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邓杏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谭智彬返还邓杏贤借款97438元；2.谭智彬向邓杏贤支付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49693.38元及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50286.62元；3.谭智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4日至2017年7月22日期间，邓杏贤分别通过刷取其信用卡、支付宝转账及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谭智彬支付53138元、3000元、9550元，共65688元；在上述期间，谭智彬通过微信转账向邓杏贤支付21600元。具体款项往来情况如下：（单位：元）日期邓杏贤转出谭智彬转出刷取信用卡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2017-4-44002017-4-1350002017-4-13150002017-4-212002017-5-2250002017-5-2445002017-5-25330002017-5-251382017-5-2530002017-6-515002017-6-850002017-6-950002017-6-101002017-6-141002017-6-2030002017-6-205002017-6-261502017-7-86002017-7-131002017-7-135002017-7-135002017-7-224000合计531383000955021600邓杏贤举证的其与谭智彬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仅能显示文字内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1.2017年6月3日，邓杏贤：“你收到钱未，催我啦我。个个都”“仲未搞掂，你唔好日日推第日啦”，谭智彬：“我都好想”“我得翻100蚊”；2.2017年7月20日，邓杏贤：“我计过，最基本要还一万多”，谭智彬：“我看看月底有几多还几多比你吧。唔好意思”“我问问我妈罗1万得1万看她比不”；3.2017年7月5日，邓杏贤：“又话今日有9000，点解仲未到噶”，谭智彬：“我都唔知，我马上出去体体”；邓杏贤：“几时有9000喈”，谭智彬：“明天早上”，邓杏贤：“乜嘢明天早上又，四千定九千，疯了我”，谭智彬：“13000”，邓杏贤：“全部都要听日，咁四千银行扣左未噶，咁扑街噶”；4.2017年7月3日，谭智彬：“对不起过左时，刚罗翻台车，明早8点还比你”；5.2017年7月4日，邓杏贤：“我快疯了，几时得啊，你刷几多比我啊”，谭智彬“4000”，邓杏贤：“大哥，你唔好拖到今晚啊”；6.2017年6月1日，邓杏贤：“几时先有钱转比我”，谭智彬：“听日打1万”；7.2017年6月21日，邓杏贤：“我同学话26号等钱用，点搞”“一万都比翻一万先咯”，谭智彬：“知，我几多比几多，好”；8.2017年5月4日，邓杏贤：“二贷要点整啊”，后双方互相发送语音信息，谭智彬：“又去问大哥借，我借你个2万都还左”“还左啦？”，谭智彬：“我问你”，邓杏贤对此进行语音回复；9.2017年4月12日，谭智彬：“借2万比我，20日后还比你”，邓杏贤：“有鬼咁多，填公司的？”；10.2017年8月25日，邓杏贤：“你几时可以过钱来啊，催到我死”，谭智彬：“哎！我家下真系无钱。我都好烦。有我会比翻你”。邓杏贤举证的购车发票显示，谭智彬于2016年8月24日购买飞度牌小汽车，发票价为77800元（含税）。2016年12月26日，谭智彬将上述车辆转让给案外人黄某某的发票价格为2万元。邓杏贤举证一份佛山市顺德区XX汽车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邓杏贤作为乙方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其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原车主黄某某车辆转让给乙方，成交车价为77800元。诉讼中，邓杏贤陈述：2017年4月12日谭智彬说因为找不到欠款人，于是向邓杏贤借款2万元，5000元是谭智彬刷邓杏贤的广发信用卡转入谭智彬的建设银行卡账户，15000元是邓杏贤刷交通银行信用卡给谭智彬。74438元是谭智彬买车的首付款金额，其中4万元是现金，33000元是刷邓杏贤招商银行信用卡，连手续费138元都是邓杏贤刷农商银行卡支付的。后来谭智彬还向邓杏贤借3000元做手续费，邓杏贤通过支付宝转账到谭智彬的建设银行账户，以上合计97438元。邓杏贤通过微信转账给谭智彬的款项均是出借给谭智彬。邓杏贤原本有购买车辆的想法，那时候双方一起考车牌，谭智彬说想卖掉车辆，原价是77800元，谭智彬说愿意以55000元价格卖给邓杏贤，于是邓杏贤与谭智彬一起去办理车辆转让手续，结果去办手续时是黄某某去的，原来该车辆已经抵押给黄某某。邓杏贤为购车贷款55000元，直接支付给黄某某，与谭智彬无关。77800元是谭智彬购车的原价，当时工作人员说需要把将发票价写进去，为何这样写邓杏贤没有问。谭智彬陈述：谭智彬确实向邓杏贤借款2万元，但是当天晚上谭智彬通过现金形式向邓杏贤偿还了该笔借款。谭智彬购买新车的购车款加税费共计166800元，首付及各项费用合计83000元（2000元定金、47000元首付、邓杏贤的招商银行信用卡33000元）。除了邓杏贤支付的33000元外，剩余款项是谭智彬在大沥建设银行取现金41300元，加上谭智彬原本带着的现金交付给车行的（谭智彬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谭智彬于2017年5月25日取现41300元）。谭智彬购买飞度车辆时，新车下地需要上牌、购税、保险、4S店规定需要购买的精品，大概是88000元左右，加上谭智彬新车改装（音响，设备、外观等）支出了3万多元，所以车辆转让给邓杏贤时约定的转让价格为77800元。因为贷款要收一定的手续费、车辆过户的费用及车辆的保险，这些费用都是黄某某垫支的（后又称这些费用是谭智彬垫支的，邓杏贤向平安银行贷款的53000元先扣除这些费用后，剩余款项才到黄某某的手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借款本金数额；2.谭智彬有否清偿案涉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一。邓杏贤主张其分别以刷取信用卡、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及现金交付的形式向谭智彬出借53138元（其中138元为手续费）、3000元、9550元及4万元，谭智彬对邓杏贤通过信用卡及支付宝支出的56138元没有异议，确认其中2万元为借款，剩余36138元系邓杏贤垫支的购车款及手续费，但认为微信转账的款项不属于借款，亦否认收取了现金4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谭智彬曾于2017年4月12日向邓杏贤借款2万元，邓杏贤于次日交付了借款，其后邓杏贤又为谭智彬垫付购车款36000元并支出手续费138元，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就上述56138元成立借款关系。其次，邓杏贤举证微信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其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谭智彬出借9550元，谭智彬认为该款是情侣之间的转账，并非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谭智彬并未就其所辩称的事实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采信邓杏贤所称，认定上述9550元系邓杏贤出借给谭智彬的款项。再次，邓杏贤主张以现金形式向谭智彬出借4万元用于支付谭智彬购车的首付款，对该款项的构成又陈述为其之前向谭智彬出借的2万元与谭智彬刷取邓杏贤信用卡（包含在2017年5月25日刷卡金额33000元内）的款项之和。鉴于邓杏贤已就上述两笔款项在本案中进行主张，邓杏贤主张以现金形式向谭智彬交付4万元借款实际属于重复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本金数额为65688元（56138元+955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谭智彬辩称其与邓杏贤之间的款项已结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就邓杏贤于2017年4月13日出借的2万元，谭智彬在2017年4月12日向邓杏贤提出借款时明确承诺20日后还款，谭智彬辩称其在款项出借当日以现金形式清偿了该笔借款，但并未就该还款事实提供证据证实；谭智彬辩称邓杏贤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谭智彬于2017年5月4日向邓杏贤发送的微信“我借你个2万都还左”可以证实其还款的事实，邓杏贤对此解释称其于2017年4月13日通过刷取信用卡的方式向谭智彬出借2万元，谭智彬该表述意思是询问邓杏贤是否已经还清该信用卡账单。经查，谭智彬发送的该信息前后均有语音信息，现双方均不能举证这些语言信息的内容，也即该微信聊天记录的语境无法确定，且邓杏贤对该信息的回复为：“还左啦？”，而谭智彬对此进一步回应为：“我问你”，由此可见邓杏贤并未确认借款已清偿的事实，谭智彬对其所表述的事实也不确定，谭智彬称上述微信文字信息系双方就谭智彬还款2万元的事实进行确认与事实不符，结合双方后续的回应，邓杏贤的解释更为合理可信，故一审法院对谭智彬关于以现金形式偿还了2017年4月13日借款2万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谭智彬辩称其将车牌号为粤YXX的小汽车转让给邓杏贤，抵偿了邓杏贤为谭智彬购置新车垫付的款项，邓杏贤则主张谭智彬以55000元转让该车辆，实际过户是从黄某某名下过户到邓杏贤名下。经查，谭智彬于2016年8月24日以77800元（价税合计）的价格购得车牌号为粤Y400C的小汽车，并于2016年12月26日以2万元（发票价格）的价格将车辆过户到案外人黄某某名下。邓杏贤称其实际以55000元的价格购得该车辆，购车款的来源于为银行贷款，并举证了其与佛山市顺德区XX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及银行贷款还款计划表。虽然《汽车转让合同》载明的转让价格为77800元，但该合同的相对方为佛山市顺德区XX汽车有限公司与邓杏贤，结合谭智彬将车辆过户至黄某某名下时的发票价格为2万元且谭智彬对此解释为发票价格系为了规避税费的事实，可以反映二手车辆交易凭证载明的价格并不一定反映真实成交价格，而二手车辆交易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作高车价以低首付甚至零首付购车的情形，谭智彬也陈述该车辆的保险费、抵押费、过户费及手续费等都实际包含在邓杏贤的贷款金额中，由此可以印证该合同价格并不一定反映真实成交价格；谭智彬在2016年8月24日以77800元的价格购得该车辆，在事隔约一年之后仍能以77800元的价格出售不符合二手车辆交易的一般情形，虽谭智彬称其在该车辆上进行了改装，改装后车辆增值约3万元，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此，谭智彬所称的改装事实不足采信；双方一致确认该车辆实际是从黄某某名下过户到邓杏贤名下，谭智彬辩称该车辆在转让给邓杏贤前仍由谭智彬占有并使用，实际转让方是谭智彬，但不管交易相对方是谭智彬还是黄某某，交易双方就该车辆的转让另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谭智彬又未能举证双方达成了以部分车辆转让款抵销案涉借款的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分析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谭智彬辩称以车辆转让款抵销案涉部分借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谭智彬辩称其已结清邓杏贤的款项，但邓杏贤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邓杏贤自2017年6月至8月期间多次催告谭智彬还款，谭智彬对此一再作出还款承诺，由此可见谭智彬该项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谭智彬在2017年4月4日至2017年7月22日期间共计向邓杏贤转账21600元，可作为还款进行抵扣。经抵扣，谭智彬尚欠邓杏贤借款本金44088元（65688元-21600元）。由于本案无证据反映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因此邓杏贤可以随时催告借款人还款。邓杏贤在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25日已多次通过微信催告谭智彬还款，谭智彬应向邓杏贤归还欠款。由于无证据反映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或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以44088元为本金自2017年8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的利息，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谭智彬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杏贤归还借款本金44088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44088元自2017年8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邓杏贤，息随本清；二、驳回邓杏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48.3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124.18元（邓杏贤已预交2124.18元），由邓杏贤负担1573.88元，谭智彬负担550.3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给邓杏贤，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邓杏贤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谭智彬提交了两张收据，拟证明谭智彬以88075元落地价购买粤YXX飞度小汽车，后来再以77800元价格将车辆转让给邓杏贤是合理的。本院组织邓杏贤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邓杏贤以何价格受让车辆，对谭智彬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谭智彬是否已经还清借款。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数额为65688元，具体是刷取信用卡的53138元、支付宝转账的3000元、微信转账的9550元（详见一审判决第5页表格）。谭智彬在二审中主张如下：1.2017年4月13日刷取信用卡的20000元、2017年5月22日微信转账的5000元、2017年6月20日微信转账的3000元，合共28000元才是借款。2.2017年5月25日的36000元（33000元＋3000元）是邓杏贤支付飞度小汽车的尾款，138元是刷卡手续费。3.微信转账中介乎100元至400元的转账记不清作什么用途，可能是谭智彬帮邓杏贤购物，邓杏贤转回款项给谭智彬。4.2017年5月初谭智彬以现金形式归还了刷信用卡的2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从2017年4月12日开始，邓杏贤屡次向谭智彬催还款，反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谭智彬没有证据证明邓杏贤2017年5月25日刷信用卡的33000元和支付宝转账的3000元是支付飞度小汽车的尾款，根据谭智彬所说的邓杏贤为购车而向银行贷款的53000元是直接转给佛山市顺德区XX汽车有限公司看，收取购车款的也应当是该公司（与邓杏贤签订《汽车转让合同》）而非谭智彬。况且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20日谭智彬说“我看看月底有几多还几多比你吧。唔好意思”“我问问我妈罗1万得1万看她比不”。2017年8月25日对于邓杏贤的催促还款，谭智彬说“哎！我家下真系无钱。我都好烦。有我会比翻你”。由此可见，直至2017年8月25日，谭智彬对邓杏贤的追讨行为也只是表示其目前没有能力还款，并未提出借款已结清或充抵汽车转让款，印证邓杏贤出借的款项数目并非是谭智彬主张的28000元。鉴于谭智彬没有证据证明其接收邓杏贤的款项是基于借款之外的原因，再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谭智彬主张其已还清借款，但除了一审判决查明的其向邓杏贤转账情况之外，谭智彬没有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还款行为，而且其陈述的现金还款时间，在一审中称是2017年4月12日，二审中称是2017年5月初，前后不一。因此，本院对谭智彬主张的还款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谭智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2.2元（谭智彬已预交），由上诉人谭智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红审判员 周 珊审判员 吴绮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谢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