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348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邵公喜，男，1977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龙，山东德衡（上合示范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延爱香，女，1966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广饶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斌，山东高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公喜因与被上诉人延爱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胶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1民初9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公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龙，被上诉人延爱香，被上诉人延爱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公喜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相关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虽发生在上诉人邵公喜与被上诉人延爱香之间，但实际上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延爱香与案外第三人陆继承和匡瑞香之间。根据一审邵公喜与延爱香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诉讼中的陈词可以确定，在被上诉人与被注销的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荣恒公司)之间的保健产品交易中，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上诉人，上诉人一直没有参与到此次交易，相反本案所涉及交易由陆继承、匡瑞香个人所为。二、本案有以下事实不清的部分：1、是否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涉案交易发生期间长荣恒公司的实际运营者是谁?一审中邵公喜辩称，匡瑞香与陆继承是夫妻关系，当时两人想买公司，就把公司拿去经营了，但并未办理相关手续。2、既然长荣恒公司7月份左右(判决书所载)才向被上诉人推销保健品，公司2018年6月份付给长荣恒公司的钱是否是被上诉人支付保健品买卖合同的货款。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无转账记录和交易明细。一审法庭是如何认定被上诉人2018年6、7月份，通过刷公司POS机、微信转账给陆继承、匡瑞香，交现金的方式陆续向陆继承、匡瑞香支付货款15.3万元的。4、陆继承、匡瑞香收到延爱香支付的货款后，该笔货款是否进入公司账户。5、在缺少匡瑞香、陆继承参与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不能确定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性，亦不能确定转账钱款的真实性质是货款还是其他，不能排除其他可能。三、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未追加陆继承、匡瑞香作为第三人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仅以延爱香的一面之词作出判决，程序违法。因此一审判决未能查清全部涉案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判，依法改判。 庭审中，邵公喜补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为长荣恒公司及上诉人是否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上诉人认为应补充焦点为审查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延爱香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规范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 一、对于上诉人第一条上诉理由。上诉人是原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唯一投资人，该公司系一人公司，上诉人应依法依规妥善经营，并对公司行为负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认识，上诉人是否参与到涉案交易，均不是能够排除上诉人责任的抗辩事项。在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诉讼纠纷时，上诉人不能直接面对，妥善处理，而是恶意注销，依法依规，依据上诉人向工商行政部门及对外的公示承诺，应当对公司未结债务承担责任。 二、对于上诉人第二条上诉理由。1、首先，上诉人提到的实际运营者，是否具有实际运营者的身份，并非本案中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其次，一审中已经查明，根据被上诉人调取的工商登记信息，未见有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而上诉人也在一审中明确说明了匡瑞香、陆继承把公司拿去经营了，邵公喜将公司印章等交给了该二人，但未来得及办手续就发生了纠纷。该项事实并非是事实不清，而是证据确凿。2、上诉人称“长荣恒公司7月份左右（判决书所载）才向被上诉人推销保健品”，被上诉人并未从一审判决书中找到该表述，只有在一审判决书中第三页下数第四行认定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6、7月份”。该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3、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13份提货单，法庭也进行了审慎研究，针对该宗提货单向熟悉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交易模式和相关情况的证人尹某进行了核实；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44”，法庭对该欠条进行了审慎研究，针对该欠条向证人尹某进行了核实，法庭主动调取了尹某诉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邵公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查验（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二段有相关论述）。基于以上，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已经非常明确，并非事实不清。4、陆继承、匡瑞香收到货款后有无交付至公司账户，不影响本案邵公喜的支付责任。一审已经查明，邵公喜将公司交给陆继承、匡瑞香经营，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物证照片、证人尹某证言，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确系被上诉人与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货款也是在该公司营业场所交纳的，货款有无进入公司账户并不影响该项事实的认定。5、结合以上几点，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系列证据足以证实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性，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向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交付货款，最终解除合同形成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欠款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足以认定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排除其他可能。 三、对于上诉人第三条上诉理由。一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申请追加陆继承、匡瑞香为第三人，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案件不涉及陆继承、匡瑞香实体诉讼权利的情况下，不存在法庭依职权追加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多项证据综合认定，确信以及确认了欠款事实，依法作出判决，并未有程序违法的情形，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本是身体多种疾病、生活较为困难的一般自然人，也正因此才与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纠纷，也是因为上诉人刻意逃避债务，恶意注销公司，才依据事实和法律与上诉人发生诉讼。本案虽标的不是特别巨大，但被上诉人为了本案车马劳顿，已支出了大量资金，合法权益受到了非常大的侵害。综上所述，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针对邵公喜的补充意见延爱香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基于与长荣恒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所形成的欠款欠条进行起诉主张权利，并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长荣恒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买卖合同解除后，案外人匡瑞香、陆继承代表长荣恒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被上诉人也庭审中也提交了相应的提货单，一审法院对证人尹某进行了核实，也调取了尹某诉长荣恒公司、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材料进行查验，一审判决第5页第2段也进行了论述，对被上诉人与长荣恒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才予以了认定，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了采信。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是经过审查确认的基础的法律关系，不应再列为焦点。 延爱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邵公喜退还货款15.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邵公喜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7月份，延爱香通过刷公司ＰＯＳ机、微信转账给陆继承、匡瑞香，交现金等方式陆续向长荣恒公司付款153000元购买公司的康宝保健品，长荣恒公司向买方出具了提货单，但之后并未发货。2019年1月26日，延爱香到陆继承住处索要货款，陆继承出具欠条一张，载明“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欠延爱香现金壹拾伍万叁仟元（¥153000.00）（因原单据未带，须年后带原单据来核实后此条生效）。延爱香已领走康宝产品30盒（已付1000元现金）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匡瑞香xxxx代理人：陆继承”。陆继承在欠条上当场加盖了公司印章。庭审中，邵公喜称，匡瑞香与陆继承是夫妻关系，当时两人想买长荣恒公司，就把公司拿去经营了，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庭审中，延爱香提交康宝保健品一盒，包装正面印有长荣恒公司名称，包装背面的产品信息中产品委托方也注明是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另查明，长荣恒公司成立于2014年，系由贵至和公司更名而来，曾用名还有青岛长荣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青岛长荣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5月名称由青岛长荣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至和公司在胶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的章程第二条约定的公司住所为胶州市xx号楼办公xx，2015年10月公司地址变更为胶州市胶莱镇马店社区工业园。其中2018年5月10日变更公司名称时公司指定经办人为陆继承。邵公喜系长荣恒公司唯一股东，其于2020年6月5日办理了长荣恒公司的注销登记，在其签署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明确载明：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还查明，尹某诉长荣恒公司和邵公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以（2019）鲁0281民初12890号案件立案受理，尹某在庭审中提交的欠条的形式与本案延爱香提交的欠条形式完全一致，都是由陆继承书写并加盖长荣恒公司公章，邵公喜在答辩和质证意见中称，实际该公司不是邵公喜在运营，是匡瑞香在运营，公章也不在邵公喜处，而在匡瑞香处。该案双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且长荣恒公司和邵公喜也履行了付款义务。庭审中，尹某作证称，其与长荣恒公司发生业务是在胶州天泰广场六楼，一开电梯门就有长荣恒公司的标牌，进到具体房间时也有长荣恒公司的各个部门的宣传标志，而且墙上也贴了部门电话和负责人名单；尹某交货款时陆继承是分管财务的负责人，匡瑞香是该公司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是长荣恒公司，邵公喜是否应当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首先，纵观本案买卖合同发生的整个过程，延爱香交款是到长荣恒公司原工商登记地址天泰金融广场，而且其办公地址有长荣恒公司的明显标志，卖方提供给延爱香的康宝产品的生产厂家也是长荣恒公司，陆继承同意退款后给延爱香出具的欠条也是加盖的长荣恒公司的公章，因此延爱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是与长荣恒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邵公喜自认匡瑞香和陆继承想买长荣恒公司，就把公司拿去经营了，而且2018年5月公司变更名称时指定的经办人也为陆继承，结合尹某一案中邵公喜的答辩意见，可以推定邵公喜对匡瑞香和陆继承以长荣恒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是明知的。综上，匡瑞香和陆继承以长荣恒公司的名义与延爱香发生业务，延爱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二人有权代表公司，因此相应的行为后果应由长荣恒公司承担，至于欠条中陆继承加盖印章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公司责任的承担。长荣恒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邵公喜作为唯一股东在公司债务尚未清算完毕的情况下注销公司，因此应对本案中公司尚未处理完毕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延爱香与长荣恒公司就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长荣恒公司未按约定退款，且公司股东将公司注销，因此延爱香要求公司唯一股东邵公喜承担返还货款15.2万元（15.3万-1000）并支付自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邵公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延爱香货款15.2万元；二、邵公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延爱香利息损失（以15.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40元，减半收取1670元，由邵公喜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延爱香提交证据一、延爱香向匡瑞香使用的微信转款1000元、200元的微信支付截屏以及延爱香建行信用卡刷卡8800元的账单各一份，证明：2018年6月21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延爱香将其备注为“匡芮萱～长荣恒”）1000元。2018年6月19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200元；2018年6月21日，延爱香用其尾号“3163”建行信用卡刷卡向青岛长荣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付款8800元，共计9000元。这组证据对应延爱香的10000元的提货单。 证据二、延爱香微信支付2000元的支付凭证一份，证明内容：2018年6月24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2000元。对应张玉梅2000元的提货单。 证据三、延爱金2018年6月24日微信支付凭证一份，延爱香2018年7月11日微信支付凭证一份，延爱香2018年7月11日微信支付凭证及农行卡的业务凭证和短信通知各一份，证明：2018年6月24日，延爱金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10000元，对应延爱金的提货单10000元。2018年7月11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20000元；2018年7月11日，延爱香按照匡瑞香、陆继承要求，POS机刷卡45000元，短信显示POS机终端商户名为“青岛市白美美容中心”。 证据四、2018年6月24日、6月28日延爱香微信支付凭证各一份，证明：2018年6月24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10000元。2018年6月28日，延爱香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10000元。印证李江松和李正杰的提货单。 证据五、2018年6月24日西同玲微信支付凭证，证明：2018年6月26日，按照匡瑞香、陆继承提供的二维码，西同玲微信扫码付款10000元。 证据六、2018年6月26日赵某微信支付凭证，证明:2018年6月26日，赵某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1000元。 证据七、王某2018年6月26日微信支付凭证一份，证明：2018年6月26日，王某微信扫二维码付款给匡瑞香使用的“xxxx”微信号1000元。 证据八、郑士法2018年7月27日交易明细，证明:郑士法按照匡瑞香、陆继承要求，POS机刷卡2000元，交易记录显示POS机终端商户名为“青岛市金仔鑫通讯器材店”。 证据九、延爱香尾号4963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上述证据中延爱香2018年7月11日、6月24日、6月28日、6月21日、6月19日、6月24日付款的真实性。 证据十、延爱香与朱广永、郑士法、盖元宵聊天记录各一份，李顺杰、李江松、张玉梅写的说明各一份，李江松、张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李顺杰、延爱香的结婚证、延爱香的户口本索引表各一份，证明内容为：延爱香向朱广永、郑士法、盖元宵聊天确认该三人未收到产品，且该三人同意由延爱香主张案涉款项。李顺杰、李江松是延爱香的家人，其二人声明长荣恒公司的欠款由延爱香主张，其二人不再主张。张玉梅已说明向长荣恒付款2000元的事实和欠款由延爱香主张。 延爱香补充：延爱金交付了30000元的现金，没有微信转款凭据，但本案的欠条及提货单足以证实付款的真实性。盖云霄支付的2000元，因对手机操作不熟悉，银行账户注销的原因，未向被上诉人提交支付凭证，但提货单和欠条足以证实付款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当庭展示延爱香微信支付凭证、建行信用卡刷卡记录以及农行业务凭证。 邵公喜质证称：对被上诉人已提交的全部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仅因为该微信转账记录的收款方备注为匡芮萱～长荣恒，不能明确其收款人确为本案案外人匡瑞香，更不能证明与上诉人长荣恒公司有关，且该转账未标明转账目的，不能排除上述付款为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对于第八笔西同玲转账10000元的，付款人为西同玲，与本案无关。第九笔，赵某1000元的转账，付款人为赵某，与本案无关。第十笔，王某1000元的转账记录，付款人为王某，与本案无关。第十一笔，郑士法银行交易明细，付款账户所有人为郑士法，且收款方为青岛市金仔鑫通讯器材店，与本案无关。对于第四笔、第十二笔，无任何微信或银行交易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以上是向长荣恒公司实际付款。对于延爱香用其尾号3163建设信用卡支付的8800元，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建行信用卡账单，无法证明实际收款人为长荣恒公司，证明目的无法实现。第五笔，延爱金通过ＰＯＳ机支付的4.5万元，短信显示终端商户名为青岛市白美美美容中心，与长荣恒公司无关。对于被上诉人朱广永、郑士法、盖元宵与延爱香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一家之言，不能证明买卖关系实际发生。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李顺杰、李江松的情况说明，该二人与被上诉人为夫妻、母子关系，不具有证明力。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张玉梅的情况说明，为被上诉人的一家之言，无长荣恒公司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该交易关系的实际发生。 延爱香申请证人延爱金、西同玲、赵某、王某出庭，证明：付款的真实性和债权转让的真实性。 邵公喜质证称：证人延爱金与被上诉人为姐弟关系，且证人为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六万元的提货单的所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其无证人资格，其证言无证明力。 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以及证人提交的微信转款记录、POS机刷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其付款金额与付款时间均可与提货单一一对应，结合诉争加盖长荣恒公司公章的欠条，且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推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易记录的时间、金额，可与其持有的提货单一一对应，且其提交的其他证据、申请的证人证言和其陈述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另，上诉人邵公喜确认长荣恒公司公章在匡瑞香手中。综合考量案涉产品包装、欠条上加盖长荣恒公司公章、被上诉人陈述的交易场所等情况，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是与长荣恒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故被上诉人有理由依据盖有长荣恒公司公章的欠条向长荣恒公司主张欠款。上诉人邵公喜是长荣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现长荣恒公司已注销，公司清算时未书面通知债权人，邵公喜作为唯一股东在公司债务尚未清算完毕的情况下注销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邵公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0元，由上诉人邵公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佩宇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