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惠卿，女，195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11×1×××××，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轩，广东华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旭文，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中山路锦泰花园**×××××××，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媛，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渝，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惠卿因与被上诉人邢旭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1民初3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惠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轩，被上诉人邢旭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媛、蔡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惠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邢旭文立即向肖惠卿归还借款200000元；3、改判邢旭文立即向肖惠卿偿还借款利息（其中本金100000元利息应自2020年8月起按月利率1.15%计至邢旭文还清之日止；其余本金100000元利息应自2020年7月起按月利率1.15%计至还清之日止）；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邢旭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是肖惠卿委托邢旭文在共信赢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款，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1、肖惠卿已举证其出借款项予邢旭文及曾向邢旭文催讨利息后邢旭文随即付还利息的事实。肖惠卿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6月分别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200000元予邢旭文，邢旭文的委托代理人也当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后肖惠卿于2020年7月10日上午通过微信聊天质问邢旭文为何昨天的利息还没到账，并于当天下午通过微信电话再次催讨，邢旭文才于当天下午付还第一笔借款的当月利息1150元。上述事实肖惠卿已提供相关微信流水记录、银行流水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印证，应当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2、邢旭文提供的《收据》不具备证据三性，《微信聊天记录》也无法证明存在投资理财的事实，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1）邢旭文提供的《收据》既不具备证据三性，也无任何证明力。本案中，邢旭文提交的两份《收据》，均为拍照图片打印件，但无法提供《收据》的原件以供核对；从《收据》的形式上看，收据内容为邢旭文单方书写，落款处加盖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以下简称共信赢汕头分公司）的印章并由邢旭文签名，所有内容均为邢旭文单方制作完成，而邢旭文作为共信赢汕头分公司的负责人，掌管公司印章并盖章出具任何书面材料均无任何困难，公司与邢旭文之间是存在利害关系的；该两份《收据》，肖惠卿既不曾收到，《收据》上面也无肖惠卿签名确认，邢旭文也无法证明曾经出具《收据》交予肖惠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六十一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的规定，邢旭文提供的《收据》没有原件，内容均为单方制作，不具备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2）邢旭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印证存在委托投资理财的事实。邢旭文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但开庭质证时，邢旭文无法提供使用终端设备登陆其微信号以供验证，而从聊天内容上看，双方完全没有提及委托投资理财的内容，原审法院却以此认定《微信聊天记录》印证肖惠卿有委托邢旭文投资理财产品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邢旭文的委托代理人当庭确认收取肖惠卿的款项后，并没有转入公司，其辩称根据公司指示转账给王少鹏，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案一审开庭时，邢旭文的委托代理人当庭确认了确有收取肖惠卿的款项200000元，没有将款项转入公司，并辩称根据公司指示转账给王少鹏，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上述事实进行证明。相反，邢旭文自己提供其与王少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如果肖惠卿系委托邢旭文在共信赢汕头分公司进行投资理财，那么邢旭文作为分公司负责人，理应将肖惠卿的款项转入分公司或总公司的账户，但邢旭文并没有这么做；且如果邢旭文系根据公司指示转账给王少鹏，那么也不应由邢旭文与王少鹏之间签订借款合同，而是应当由公司与王少鹏之间签订借款合同。由此可见，邢旭文的辩解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未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也未公开判断的理由，以不具备证明力的证据认定事实并要求肖惠卿继续举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对肖惠卿和邢旭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进行说明时，只提及肖惠卿除提交转账记录外，并无提供《借条》、《借据》等相关债权凭证，却对肖惠卿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视而不见、只字未提；相反，对邢旭文辩解证据进行说明时，却根据两份不能提供原件、不具备任何证明力的《收据》以及未提交终端设备核对、无法印证委托投资理财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了不存在的委托投资理财“事实”，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并据此要求肖惠卿继续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审查证据，且未公开判断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的理由，原审法院以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要求肖惠卿继续举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肖惠卿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邢旭文也曾向肖惠卿支付利息的事实；而邢旭文提供不具备证明力的证据以及无法相互印证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审法院在未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审查的情况下，据此认定事实并要求肖惠卿继续举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原审法院也未公开其判断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的理由，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邢旭文归还肖惠卿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借款利息。针对肖惠卿的上诉，邢旭文答辩称，案涉款项实际系肖惠卿投资共信赢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款，邢旭文与肖惠卿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原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肖惠卿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依法应予维持。一、本案肖惠卿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且肖惠卿在邢旭文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情况下并未进一步举证借贷关系的成立，因此肖惠卿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肖惠卿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银行卡转账记录仅能证明：1、肖惠卿分别于2019年12月7日、2019年12月10日、2020年6月22日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邢旭文转账人民币合计20万元；2、邢旭文于2020年1月至7月期间每月通过微信向肖惠卿转账1150元的事实。本案肖惠卿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任何债权凭证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上两份转账亦无法得出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唯一结论。（二）针对肖惠卿提出的邢旭文与肖惠卿之间成立200000元的借贷关系的主张，邢旭文已提交共信赢平台注册账号截图、2019年12月9日的《收据》、2020年6月22日的《收据》、《借款借据》（编号：JK-ST12-0742号）、《借款借据》（编号：JK-ST12-230-B号）、微信聊天截图及音频资料予以抗辩，上述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上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原则。具体原因如下：其一，根据市场交易习惯，收据指的是由收款方单方出具的收款凭证。通常情况下，成立金钱往来关系的双方，由收款方亲笔书写《收据》，并由收款方单方落款签字盖章后交给出资方单独留存。换言之，《收据》上通常仅有收款方单方的落款，有且仅有一份为出资方单独留存的原件。本案肖惠卿委托邢旭文代为向共信赢汕头分公司投资理财产品后，邢旭文作为共信赢汕头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将共信赢汕头分公司就肖惠卿投资事项分别出具的2019年12月9日的《收据》、2020年6月22日的《收据》送达肖惠卿，而邢旭文仅有手机拍照留存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本案邢旭文在两份收据原件为肖惠卿单方留存的客观情况下，提交了手机系统中自动显示的2019年12月9日拍摄的《收据》以及2020年6月22日的《收据》，已证明以上两份证据与原件无异。因此，邢旭文提供的2019年12月9日的《收据》以及2020年6月22日的《收据》具备相应的证明力，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其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运用的证据规则是高度盖然性，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法官应根据案件情况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邢旭文提交的共信赢平台注册账号截图、2019年12月9日的《收据》、2020年6月22日的《收据》、《借款借据》（编号：JK-ST12-0742号）、《借款借据》（编号：JK-ST12-230-B号）、微信聊天截图及音频资料以及共信赢平台操作视频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邢旭文按照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要求，将肖惠卿的投资款转到指定的借款用户王少鹏后，由深圳市文燊威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确认投资的事实，相互印证了邢旭文系中间人，肖惠卿系投资人的身份。反观肖惠卿，仅以微信转账记录以及银行卡转账记录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且并未对邢旭文的抗辩提出进一步的举证。相较而言，邢旭文提供的证据数量较多，每份证据均具有较大的证明力，且证据与证据之间环环相扣，达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因此，邢旭文提供的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其证明的盖然性程度更高，更接近客观真实。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以及第十五条之规定以及举证分配责任原则，鉴于肖惠卿一方面并未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证明其与邢旭文之间存在事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当邢旭文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肖惠卿也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邢旭文之间存在事实的借贷关系，肖惠卿应承担举证不足的后果，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二、邢旭文与肖惠卿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鉴于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启动兑付方案，案涉款项的处理应按监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兑付方案处理。综合本案，案涉款项实际系肖惠卿向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款项，鉴于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7月18日前向监管部门提交了平台良退资料，且根据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部公布的最新信息，监管银行已于2021年2月7日完成内部审批手续，确定“第一笔金额为1亿元。出借人兑付比率为0.72%（9528.4万元除以132亿）。备注：1亿元中，等比例兑付9091.65万元，诉讼提存436.75万元，特困通道300万元，清退费用171.6万元。”，并已于2021年2月8日实行第一批兑付。按照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公布的上述兑付比例，肖惠卿可以拿到的兑付款是1440元（即200000×0.72%）。而鉴于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存在诉讼，根据公司要求肖惠卿的份额是应进行提存。但如果肖惠卿要求，邢旭文可以替公司垫付该1440元，待诉讼结束后肖惠卿再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鉴上，本案肖惠卿诉请的200000元款项实际为肖惠卿向共信赢汕头分公司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款，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未成立借贷关系，邢旭文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正确，驳回肖惠卿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予以维持。肖惠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邢旭文付还肖惠卿借款200000元；2、邢旭文向肖惠卿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15%计算，其中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自2020年8月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其余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自2020年7月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邢旭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7日，肖惠卿通过微信转账分别转给邢旭文5000元、20000元、30000元，2019年12月10日肖惠卿通过微信转账分别转给邢旭文20000元、25000元。2020年6月22日肖惠卿通过银行转账转给邢旭文100000元。而邢旭文则自2020年1月9日至7月10日先后7次向肖惠卿转账，每次转账1150元。肖惠卿以邢旭文向其借款200000元经多次催讨未予付还为由，于2020年9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关于肖惠卿与邢旭文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肖惠卿主张其转给邢旭文的200000元是借给邢旭文的借款，邢旭文则予以否认，主张该款是肖惠卿委托其在共信赢平台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款，邢旭文并没有向肖惠卿借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肖惠卿主张该200000元是借款，除了提交相关转账记录外，并无邢旭文出具的《借条》、《借据》等相关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邢旭文针对其主张，则提交了汕头分公司出具的《收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该2份《收据》出具的日期与肖惠卿转账给邢旭文的日期相吻合，且肖惠卿每月收取的1150元收益也与第一笔款项的《收据》所作记载的收益金额相一致，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印证了肖惠卿有委托邢旭文投资理财产品的事实，结合此前肖惠卿曾在共信赢公司的网络平台购买理财产品以及邢旭文是汕头分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涉案款项是肖惠卿委托邢旭文在共信赢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款，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在邢旭文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转账金额并非借款的情况下，肖惠卿未能继续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肖惠卿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肖惠卿主张邢旭文向其借款200000元，与查明事实不符，该款实际上是肖惠卿投资共信赢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款。鉴于肖惠卿与邢旭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肖惠卿要求邢旭文付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欠付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肖惠卿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549元，由肖惠卿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肖惠卿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借款合同四份，2、光盘（平台操作视频），用以共同证明：（1）肖惠卿原于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有通过“共信赢”平台居间，由肖惠卿直接作为出借人分别借款给吴小平、曾银生、郑丽萍、林雄文；（2）上述借款由肖惠卿直接在共信赢官网登陆自己注册的账号密码，直接与各借款人签订电子合同，无需假手他人，也无需通过任何人再行转借。被上诉人邢旭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深圳市文燊威投资集团共信赢平台截图及操作视频，用以证明肖惠卿委托邢旭文帮其投资共信赢平台中的“12个月期”理财产品，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庭审中，邢旭文变更该证据证明内容为：用以证明肖惠卿曾经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投资，而支付的20万元是与涉案的一审提交的借款借据相对应。2、微信截图，用以证明监管银行已于2021年2月7日完成内部审批手续，并于2021年2月8日实行第一批兑付，肖惠卿投资款的处理应按照深圳市共信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公布的兑付方案执行的事实。被上诉人邢旭文对上诉人肖惠卿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邢旭文可以确认肖惠卿曾于2018年向共信赢公司借款投资的事实，对于肖惠卿与共信赢平台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涉及肖惠卿的个人投资隐私问题，邢旭文并无相关权限能够查看到投资的具体合同，所以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能直接推断出肖惠卿和邢旭文涉案资金往来的性质为借款，相反，该证据恰能与邢旭文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涉案款项为投资款的事实。证据2如果能够确定该光盘是关于平台系统的操作以及显示四份借款合同的内容的，则质证意见与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肖惠卿对被上诉人邢旭文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具备关联性，从截图和视频内容来看，该系统是“文燊威”公司，登陆的账号所有者系邢旭文所有，其所填写的资料内容由其本人及文燊威公司所任意填写，不具备真实性。该份证据中列明所谓由肖惠卿投资的理财余额为0元，累计投资金额只有50000元，投资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借款合同编号为“JK-ST6-2018X-0052”，状态为已结清；对比涉案债权，一是200000元与50000元相去甚远，二是投资时间与本案肖惠卿转账、出借时间不符，三是该笔借款显示为已结清状态，四是借款合同编号与邢旭文一审时声称肖惠卿委托投资的借款借据编号不符，邢旭文一审中提交两份《借款借据》，编号分别为“JK-ST12-0742号”和“JK-ST12-230-B号”，并称该两份借据就是肖惠卿委托邢旭文投资后邢旭文转借他人，邢旭文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前后陈述不一致，可见其陈述的并非客观事实，无法证明其待证内容。另针对邢旭文当庭变更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回应如下：邢旭文在对肖惠卿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时候提到了肖惠卿与共信赢平台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涉及肖惠卿个人投资隐私，邢旭文无权查看，所以邢旭文提供的线上平台投资明显与上述说法不符，并且肖惠卿在2018年投资共信赢平台理财产品也已经有提交相应证据是肖惠卿使用自己的账号登录共信赢官网平台，由肖惠卿直接作为出借人借款给他人而不用通过他人进行操作或者借给他人之后再行转借，更没有通过邢旭文的账户登录文燊威平台进行转借，所以邢旭文的说法不能成立。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具备关联性，涉案款项并非投资款而且从微信聊天截图内容看不出确定和肖惠卿或者共信赢公司有任何关联。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本案二审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均无法确认，本院依法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肖惠卿要求邢旭文返还借款200000元，提供了微信及银行转账凭证，但未提供证明该款系借款的证据。邢旭文认可收到该200000元款项的同时主张其系共信赢汕头分公司负责人，且肖惠卿此前曾通过共信赢公司的网络平台进行投资，讼争款项为肖惠卿委托邢旭文在共信赢平台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邢旭文是共信赢汕头分公司的负责人及肖惠卿此前曾通过共信赢公司的网络平台进行投资，所以邢旭文于一审提交的讼争款项收据截图、借款借据、微信聊天内容，以及共信赢公司平台清退资料等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讼争200000元即系肖惠卿委托邢旭文代为投资理财的款项，但上述证据使得肖惠卿主张讼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邢旭文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肖惠卿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肖惠卿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讼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判决驳回肖惠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肖惠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肖惠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介志审判员  刘静文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炜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