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782民初581号 原告：诸城市美膳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昌城镇潘旺社区中疃子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2MA3RKUN63A。 法定代表人：王金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茗，女，1992年10月3日生，汉族，职工。 被告：吴国伟，男，1985年5月14日生，汉族，住湖北襄阳市樊城区。 被告：襄阳市艺樊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建设路杜甫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6743973X4。 法定代表人：杨国荣，该公司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诸城市美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均简称美膳公司）与被告被告吴国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襄阳市艺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均简称艺攀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开庭审理时，原告美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茗、被告吴国伟、被告被告吴国伟及艺樊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美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9月，原被告双方开始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多次在原告处购买产品。2020年11月23日，原告再次依据双方约定向被告供货，原告于11月25日收到物流反馈信息，被告已完成收货，原告因此向被告索要此次货款，可被告拒不支付该笔货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吴国伟辩称，其系艺樊公司员工，履行的是公司的职务，其他答辩意见同艺樊公司答辩意见。 艺樊公司辩称，1.其与原告间无合同关系，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诉称“2020年9月以来，原、被告开始存在业务来往，被告多次在原告处购买产品”无事实依据。首先艺樊公司从未与原告建立食品买卖合同关系，艺樊公司自2018年开始，与诸城市永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至今。虽然在2020年9月10日、2020年10月15日两次业务往来中，艺樊公司将款打到了王金美账户上，但该打款行为并不是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或合同成立的唯一性；况且，王金美的账户是永利公司的业务员孙金善指定的，艺樊公司按照与其建立买卖业务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的指定账号打款，并无不当，不能以指定的账号接收人视为合同相对人；其次，艺樊公司一直与永利公司的业务员孙金善沟通，并没有与美膳公司的业务员做任何联系，也从未收到美膳公司的任何货物；艺樊公司自2018年8月开始至本案涉诉食品均是从永利公司进货，货物交付的地点为永利公司仓库，食品加工人、食品的商标注册权等均归属于永利公司，且永利公司给艺樊公司出具的销售单上有仓管员孙金善的名字，联系接洽人也是孙金善；本案所涉三次货物，由永利公司货交承运人王陈东，由承运人将货物运到艺樊公司，因此艺樊公司与永利公司是合同相对方，货物是永利公司的商品。根据上述所述事实，因孙金善于2020年9月向艺樊公司供货采取的包装、商标、货物的品种均是永利公司的，接洽人也是孙金善，因此艺樊公司与永利公司间食品买卖合同依法成立。2.原告诉称“2020年11月23日，原告再次依据双方约定向被告供货，原告于11月25日收到物流反馈信息……被告拒不支付该笔货款”与实不符。自2018年8月，艺樊公司与永利公司交易以来，艺樊公司向永利公司支付预付款180万元，永利公司截止2020年1月10日仅供货1649711.85元，尚欠艺樊公司150288.15元的货物，期间经艺樊公司多次友好催促交货，永利公司一直表示公司资金困难，过后会把货物发过来，并会尽量打点款过来；考虑到双方友好业务往来关系，艺樊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10月13日才收到货物的情况下，还坚持给永利公司打款。直到2020年11月25日，永利公司价值207000元货物到达艺樊公司后，艺樊公司要求结算之前预付款时，永利公司一直没有音讯。因此，本次涉案的货款的权利主体应为永利公司，与美膳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艺樊公司选择在2020年11月25日这批货物与前期预付款相抵销并无不当，而是艺樊公司的权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原、被告认可的证据及一致的陈述可以认定，2020年8月28日，孙金善（原告美膳公司自认系其员工）与被告艺樊公司的员工即被告吴国伟通过微信联系，表示想销售一些鸡柳等“调理品”，被告吴国伟表示同意，并询问孙金善是否和郑总（指永利公司发起人之一、原法定代表人郑国栋、诸城市亿佰利食品有限公司现法定代表人）还在一起做，孙金善表示其现在自己在做，主要做“调理品”，后双方互留手机号码；同年9月初，孙金善与被告吴国伟通过微信商定由被告吴国伟这方委派司机拉货，被告吴国伟发送了司机王陈东的电话，9月10日上午9时左右，孙金善将鸡柳（38克×20支）130箱、“迷你”肉串30箱、“骨肉相连”（38克×20支）101箱装货完毕，货款共计22466元，并向被告吴国伟发送了出库单照片及收款人王金美农业银行账户，同日10时，艺樊公司通过王伟豪个人账户向王金美转账22466元；同年10月13日，孙金善再次装货“骨肉相连”（38克）300箱、鸡柳（38克）800箱、“迷你”肉串90箱，货款共计101260元，同时通过微信向被告吴国伟发送了出库单图片，并要求打款，同年10月15日，艺樊公司通过王艳高个人账户向王金美账户转账101260元。同年11月23日，孙金善又通过微信向被告吴国伟发送出库单一份，显示装货45克型号的鸡柳1925箱、38克型号的鸡柳302箱，共计货款207035元，同年11月25日艺樊公司收货，孙金善之后多次发微信消息催促被告吴国伟打款，但一直未打款。另，上述三笔货物均是带有永利公司或诸城市亿佰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原告当庭表示其经销永利公司的产品。 原告提供的2020年12月1日孙金善与被告吴国伟通话录音显示，孙金善要求把11月25日的货款打一下，被告吴国伟认可收到该批货，但称有旧账挂在公司，公司不对账是不会打款的；原告提供的2020年12月22日在艺樊公司门店的现场录音显示，艺樊公司对涉案欠款只同意给付5万，孙金善及其朋友不同意，被告吴国伟让孙金善起诉艺樊公司，其无法再管这个事了，并称孙金善起诉艺樊公司也好，艺樊公司起诉郑国栋也好，这是个三角关系，相互扯来扯去没啥意义。 原告还提供孙金善与被告被告吴国伟于2021年3月18日通话录音一份，录音时间较长，大致内容为，被告吴国伟提出不管孙金善公司与永利公司有没有关系，如果到税务部门实名举报永利公司和孙金善公司偷税漏税，因为永利公司发150万的货，孙金善公司发了30万元货都未开税票，到时谁也不好看，且找律师也需要花钱，建议孙金善到艺樊公司来和解，但前提必须认下郑国栋或永利公司尚欠的15万元左右的货，然后艺樊公司继续从孙金善处购货，陆续分多次从孙金善这方的货款中扣除这15万元；其次，被告吴国伟出于“兄弟”感情提醒孙金善，艺樊公司已找好律师，一是准备起诉郑国栋，一是应诉本案，另一个准备让律师实名举报永利公司和原告公司偷税漏税，建议孙金善去补税。孙金善在录音中一直称永利公司与其没有关系，且未同意上述被告吴国伟提出的和解建议。 被告艺樊公司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其一直是与永利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涉案三笔交易亦是与永利公司继续发生业务，其提供如下证据： 1.永利公司、山东亿佰利食品有限公司、美膳公司企业信息查询信息各一份及涉案产品的视频资料、照片，证明上述三家公司的注册时间、经营范围、法人姓名以及涉案产品的外观包装显示为永利公司或亿佰利公司的产品。经原告质证，其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2.艺樊公司整理的与永利公司之间的交易明细一份、艺樊公司打款回单五份、永利公司销售单（大部分为机打形式，二份为手写出货明细）及艺樊公司的进货单或入库单一宗、涉案前二笔货物的原告出库单及银行电子回单。其中交易明细一份显示，艺樊公司共打款六笔计180万元，仅收货1649711.85元，永利公司尚欠150288.15元货物未发。打款回单显示分五笔向郑国栋转账150万元，该打款回单可佐证上述交易明细后五笔打款记录；机打销售单中均载明仓管员为孙金善、开单员为王海丽，且显示双方自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发生业务往来；涉案的前二笔货物出库单及银行电子回单，与原告提供证据显示的货品、金额一致，但艺樊公司自行标注“永利”字样。原告经质证认为，上述交易明细、销售单及入库单，系与永利公司之间的来往记录，与其无关，对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涉案前二笔货物的出库单及打款回单，仅认可与原告所提供的原件相一致的地方，对自行添加的内容不认可。经审查，对于被告艺樊公司打款与收货的相关明细、单据，可以间接佐证其与永利公司的交易情况，与本案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关联性予以认定。对于永利公司销售单中孙金善相关信息，结合下述证据再作认定。对涉案前二笔货物的出库单、打款回单，仅认定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一致的内容，对被告艺樊公司自行标注的内容，不予采信。 3.司机王陈东与孙金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宗、艺樊公司给王陈东微信转账截图一份、司机王陈东身份证正面复印件一份及其书面证言一份，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陈东与孙金善自2019年3月31日加为微信好友，孙金善于当日发送拉货位置，2020年9月7日孙金善发送相同的拉货位置；微信转账截图仅显示转账过程及数额；王陈东书面证言载明：其自2018年开始为艺樊公司在位于诸城市昌城镇的永利公司拉冷冻食品，每次去拉货的时候都是和一个男的（微信头像中那个人），联系好之后直接去仓库找他，每次他都在，还有一个女的在发货。2020年9月、10月、11月，我又去拉过三次货，还是和那个男的联系，，地址也是一样的还是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在发货，拉的货品也和之前一模一样，都是永利公司的货物。原告经质证认为，对微信截屏和微信转账截图只能证明司机去原告处拉货，证明仓库位置没有变化；对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上述证据，亦结合下述证据的认定，再作综合认定。 经原、被告同意，孙金善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其自称系原告员工，其当时确在永利公司干仓管员，2019年10月就不在永利公司干了，其认可与司机王陈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货位置之所以一样，是因为2019年底，永利公司不在那个位置干了，其母亲王金美注册了美膳公司，继续在那里干着，主要经营鸡柳和骨肉相连等“调理品”，且永利公司授权美膳公司生产永利公司的产品；且其所说永利公司不干了，仅是不在中疃子村即微信发送位置那里干了，但仍然在永利公司的注册地干。对上述孙金善证言，原告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被告与其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则提出异议。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结合前述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综合上述证据，因孙金善当庭作证时认可其曾在永利公司担任仓管员，而被告艺樊公司提供的永利公司销售单显示截至2020年1月10日仓管员仍为孙金善，故孙金善当庭称其2019年10月份就不在永利公司工作，并不属实。孙金善当庭认可司机王陈东与其微信聊天记录，故对该聊天记录，予以采信；对该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装货位置，予以认定。对于王陈东书面证言，真实性无法认定，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主张的给付王陈东运费的微信转账记录（给付运费），真实性和关联性无从认定，不予采信。孙金善与司机王陈东在微信中发送的位置，与原告美膳公司的注册地址相一致，可以印证孙金善所称的美膳公司在该位置成立的说法，予以采信。对于孙金善所称的经永利公司许可生产永利商标的产品的说法，结合原告庭后提交的下述证据再作认定。 原告庭后提供永利公司出具的授权书一份，无落款时间，内容大致为：永利公司授权原告生产、销售其公司产品，授权时间为2020年3月份至2021年3月份。同时提供形式上显示时间为2020年10月14日、2020年11月10的入库单各一份证明其从永利公司进货，其中前者单号为0090690，显示购进45克型号的鸡柳550箱、38克的鸡柳400箱；后者单号为0090689，显示购进45克的鸡柳500箱。上述二组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授权书证据形式不合法，显然为新打印的纸张，载明的授权时间刚好为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显然是刻意为本次诉讼而制作的，没有注明落款时间，明显是制造虚假诉讼，刻意免除经办人和负责人的签名是为避免法律追究，另外永利公司和美膳公司均未取得生产本案食品的许可资格，授权书中并未载明永利公司授权美膳公司使用其注册商标，原告也没有提交许可和备案材料；对入库单，认为入库单载明的入库时间与单据编号顺序颠倒，入库单不具有完整性，应当将整本递交法院，且单据上没有填写商品的单价和金额，应当提供永利公司的销售单、双方间转账汇款，税收发票证实其发货真实性；票据非正式票据，时间和内容可以随意填写；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提供进货查验相关凭证。综上，结合庭审中原告无法明确回答和永利公司间到底是授权还是销售的事实，授权书和入库单存在造假的嫌疑，证据之间关联性存在矛盾，美膳公司作为原告，明显不适格。结合被告上述质证意见，经审查，上述二份入库单，无任何单位盖章，仅有手写字迹，且单据编号与入库时间前后顺序颠倒，存在明显瑕疵；且即便单据属实，载明的发货时间2020年10月14日位于涉案第二笔发货时间之后，二份出库单载明的货品数量与涉案的交易数量相差甚远，故对两份入库单均不予采信。对于授权书，无落款时间，不合常理，且无永利公司经办人、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形式不合法，亦不予采信。故对孙金善出庭作证所称的经永利公司许可生产的主张，本案中不予采信和认定。 本院认为，孙金善与被告艺樊公司的员工被告吴国伟联系，由被告艺樊公司购进三批货物，且被告艺樊公司已支付前两批货款，仅余最后一批货款207000元货款未付，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被告不认可孙金善系原告的员工，仅认可其为永利公司的员工，故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系原告与被告艺樊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 首先，孙金善在与被告吴国伟沟通时，已明确表明其已不和郑国栋一起共事，被告吴国伟对此知情，且连续与孙金善一方发生三笔业务往来；同时，孙金善与被告吴国伟于2021年3月18日电话联系时，被告吴国伟在话里行间是明显将孙金善这一方与永利公司相区分的，并没有将孙金善代表的原告美膳公司和永利公司混淆在一起，同时一再协商让孙金善或原告美膳公司承担永利公司尚欠被告艺樊公司的债务，但其试图将永利公司与孙金善或原告美膳公司混同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孙金善的认同；另外，涉案三笔发货单与之前永利公司销售单在样式上完全不同，收款人也发生变化，变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金美。审理查明的证据表明，被告吴国伟、被告艺樊公司对上述孙金善的声明、收款人的变化是明知的。这一点从被告艺樊公司自行整理的与永利公司交易明细也可以看出端倪，被告并没有将涉案三笔业务往来整理在内，说明其财务记账也是区分永利公司与孙金善或原告美膳公司的。被告艺樊公司仅以孙金善曾在永利公司做过仓管员、交货地点未发生变化这一客观事实，便认为其一直和永利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依据并不充分。 其次，涉案三笔业务由孙金善联系，原告及孙金善均主张孙金善为原告美膳公司员工，且原告公司的注册住所地即为被告艺樊公司司机拉货的位置，两笔货款也打入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美的账户（与被告艺樊公司向永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国栋个人账户打款的习惯相似），结合上述被告吴国伟、被告艺樊公司明知交易对象有所改变的事实，应认定系原告与被告艺樊公司发生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包括孙金善虽然不能合理说明为何销售带有永利公司或亿佰利公司包装、商标的产品，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美膳公司得到了永利公司的合法授权，因双方在交易时对货品型号、性状等均未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就此已形成合意，故并不妨碍其与被告艺樊公司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和生效。至于永利公司与原告之间如何结算，亦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对于被告艺樊公司提到有关食品安全生产、商标许可方面的行政管理规定，应由相关行政管理单位依法、依事实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不影响合同关系的认定。 综上，应系原告与被告艺樊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现被告艺樊公司尚欠207000元货款，该款并未明确约定支付时间，原告依法可随时主张权利，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及现场录音，能证明其已多次催要该款，现原告诉求被告艺樊公司还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吴国伟系被告艺樊公司职工，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襄阳市艺樊食品有限公司偿付原告诸城市美膳食品有限公司欠款2070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诸城市美膳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06元，减半收取计2203元，保全申请费1520元，共计3723元，由被告襄阳市艺樊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纪亮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