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6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7层。 法定代表人：梁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芸，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399号24、25楼。 负责人：张载明，该分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红，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上海华中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辽宁路244号305室。 法定代表人：程思岚。 一审被告：中国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 法定代表人：柴崇安。 再审申请人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以下简称五交化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上海公司）、一审被告上海华中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联公司）、中国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五交化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请求：1.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27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信达上海公司对五交化公司的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由信达上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五交化公司与华中联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商建系上海中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商）和华中联公司的控股股东。自2012年起，五交化公司即与上海中商开展所谓的“铝锭贸易合作”。五交化公司按照约定向上海中商交付1500万元资金及商业承兑汇票后，在上海中商的安排下，采取由华中联公司出卖所谓的铝锭给五交化公司，再由五交化公司出卖给上海中商的合作模式。其间，三家公司之间只有资金的流转，而从无真实货物交割。上述由中商建法定代表人柴崇安一手策划的所谓的铝锭贸易合作，真实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只有五交化公司与上海中商之间的借款合同（企业借贷）关系。（二）本案系争事项与通谋虚伪表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则无关，不仅自始就不存在作为转让标的的“应收账款债权”，而且光大银行自始就不存在对华中联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的正当信赖。1.华中联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的收货确认单及“载有光大银行格式债权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正本及相应快邮收据”“买方回执正本”等也全部都是华中联公司一手伪造。鉴于华中联公司从未向五交化公司履行发货义务，本案自始就不存在《保理业务协议》所定义的“合格应收账款”。2.光大银行倘若尽到注意，就能发现华中联公司伪造假冒五交化公司名义在华中联公司递交给光大银行的一系列文件上加盖其所伪造之公章、印鉴的事实。（1）信达上海公司在其提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收货确认单、附有应收账款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上加盖有五交化公司的系争印鉴，信达上海公司还必须举证证明在以上文件上加盖系争印鉴系五交化公司所为，或者至少证明光大银行有理由相信文件上的系争印鉴是五交化公司所加盖。（2）2013年5月，光大银行上门核查场景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中商大厦1719办公室，该房间并非五交化公司的办公室；朱林娟等人并非五交化公司的工作人员。光大银行的核查人员既没有要求朱林娟等人出示五交化公司的营业执照，也没有要求朱林娟等人出示五交化公司出具的授权手续。其显然未能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3）信达上海公司提交的五份EMS寄件人存根，并不是EMS面签单。五交化公司工作人员陈武（上述EMS载明的收件人）从未收到过载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华中联公司伪造并假冒五交化公司名义使用该伪造印鉴，即在其寄件时，在“内件品名”一栏只写“发票”二字或者干脆留白，在自邮局处取得寄件人存根之后，再填写上“《商业发票》（载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条款）”等内容，然后递交给光大银行。其次，信达上海公司提交的EMS投递查询单，既不能证明五交化公司收到了华中联公司投邮的寄件人存根联填写的载有光大银行格式债权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也不能证明在此商业发票上加盖伪造公章的行为主体是五交化公司，更不能证明其上加盖有伪造公章的载有光大银行格式债权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是由五交化公司向光大银行寄交或者面交的。再次，鉴于五交化公司从不知道华中联公司实施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行为，因此，五交化公司只是按照与上海中商、华中联公司之间约定的“只走票、走资金，不走货”的合作模式向华中联公司汇付资金而已，根本不是向光大银行履行保理合同的付款义务。（三）五交化公司已经付清了与案涉华中联公司所开具的发票金额相对应的款项。在2013年度的业务合作中，五交化公司向华中联公司支付的资金超出了华中联公司向五交化公司开具的所有增值税发票的总计金额。信达上海公司主张光大银行自华中联公司处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金额就是华中联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至2013年12月9日期间向五交化公司开具的部分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金额，在五交化公司已经付清了2013年度华中联公司向五交化公司开出的所有增值税发票之金额的情况下，无论是光大银行，还是信达上海公司都不得再要求五交化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四）二审判决认定“在案外所涉授信额度9000万元保理融资业务中，五交化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五交化公司是在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背景下向作为债权人的光大银行履行了相应的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在逻辑上无法从中得出本案系争印鉴是五交化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有效印鉴的结论。特别是，在自始至终都没有证据证明五交化公司是系争印鉴的使用主体的情况下，二审判决避开光大银行是否有正当善意信赖这一问题。（五）在五交化公司业已提交确切证据证明朱林娟假冒五交化公司工作人员使用伪造印鉴，依法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拒绝履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致使其事实认定错误。 信达上海公司辩称：（一）本案不满足再审申请条件，应当驳回再审申请。1.原审程序已对事实、证据、法律关系做了充分审理和认定，在无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情况下，本案不满足再审条件。2.五交化公司可能已经超期申请。信达上海公司收到二审判决之日为2019年4月17日。虽然再审申请书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2日，但是本案案号为2020年的新立案号。（二）关于本案实体焦点。1.二审中五交化公司至始至终承认基础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只是表示相应款项已经付清。本案证据清晰表明基础关系真实存在，至于其所谓的“只走账，不走货”等交易形式，也并不影响应收款交易的实质，五交化公司承认其签订了《购销合同》，融资人进而以其应收款做了保理业务并向五交化公司告知了应收款转让事宜。2.关于系争印鉴，如果印章曾被使用或正在使用，即视为该印章能够代表所属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涉及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项下共发生过两期业务，在第一期9000万元循环放贷业务中，五交化公司作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商业发票、收货确认书上加盖本案系争印鉴，并向保理账户履行了付款义务。本案不存在虚假印鉴的问题，案涉《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收货确认书等一系列文件均加盖系争印鉴，为五交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关于银行的注意义务。本案应收款交易真实，即便当事人之间存在通谋虚伪表示，也仅在当事人之间为无效。光大银行已经充分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具有充分的信赖基础。首先，光大银行审核了所有书面材料，并按照保理业务规则进行了上门核查，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文件上的盖章印鉴均与五交化公司的预留印鉴一致，光大银行已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其次，五交化公司完成了第一期9000万元保理业务的全额还款和第二期5000万元保理业务的第一笔循环还款。该稳定、持续、来自五交化公司账户的还款行为，使光大银行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应收账款真实存在。4.五交化公司未完全付清应付款项。即便保理业务无效，也不必然导致五交化公司免责。在二审中，信达上海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自第一期第一笔保理业务开始的全部放款、还款对账单明细，五交化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金额系第一笔循环保理业务的还款记录，与本案无关。二审法院关于“五交化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还款事实”的认定准确。 本院经审查认为，五交化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即虚假通谋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五交化公司在原审中均未主张案涉保理业务基础购销合同为虚构，且即便基础购销合同并非真实存在，五交化公司无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对此知情，故不得以基础购销合同虚假为由对抗保理人。 二、光大银行授信华中联公司第一期9000万元的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为五交化公司并已履行完毕。在该保理业务中华中联公司向五交化公司寄送的销售合同、商业发票（附有应收账款转让条款）的EMS邮件由五交化公司员工陈武签收，并且在签收的商业发票上加盖的印章与本案系争印章相同，可印证在第一期的保理业务中使用了五交化公司的系争印章。 三、华中联公司将案涉第二期5000万元保理业务的商业发票邮寄送达五交化公司时，填写的收件人仍为五交化公司员工陈武，并显示已签收。五交化公司否认收件内容与寄件单存根上记载物品不一致不能成立。首先，五交化公司主张寄件单存根联内容系华中联公司单方篡改，但未提供其持有的收件单联或陈武实际收到的物品与华中联公司提供的寄件单存根联及所载内容进行比对；其次，陈武是案涉邮件的收件人同时也是五交化公司的二审诉讼代理人，其在诉讼中并未否认收到附有应收账款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故信达上海公司举证的案涉第二期5000万元的保理业务中的邮件，可证实五交化公司收到华中联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发票。 四、五交化公司提交的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单(付款)、增值税发票的总金额、每笔金额均不能与本案所涉商业发票载明应收账款金额一一对应。因此在不能排除其举证的支付业务单(付款)是支付本案所涉保理第一期循环放贷项下的应收账款的付款凭证的情况下，其主张案涉款项已履行完毕，依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五、五交化公司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立案通知书》，仅能证明公安机关针对伪造系争印章进行立案，尚不足以证明光大银行明知伪造印章之事实，亦即不能证明光大银行对系争印章缺乏信赖。 此外，五交化公司系于2019年10月14日书面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但因五交化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不规范，经本院书面告知并在五交化公司补齐材料后，本院于以正式受理，故不存在超过申请再审期限情形。 综上，五交化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君 审判员 肖 峰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邱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