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8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荣君，女，197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大队科员，现住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颖，河北乐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德海，男，197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邢台市襄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文娟，女，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邢台市桥东区。 上诉人赵荣君因与被上诉人丁德海、王文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人民法院（2020）冀0502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荣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颖，被上诉人丁德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张晓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文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荣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原审原告丁德海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丁德海是购房者，上诉人是产权人，王文娟自称是受产权人委托与丁德海实际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人。现丁德海要求上诉人向其履行房屋过户义务，因上诉人未委托王文娟向丁德海售房，拒绝办理房产过户。一审认定委托关系存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上诉人应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没有事实根据。一、丁德海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不能证明委托关系客观存在。上诉人对拆迁安置协议中房屋信息没有异议，对授权委托书及房屋买卖合同均有异议。1、该房屋买卖合同中“赵荣君”是王文娟代签的，是在王文娟向丁德海出示授权委托书后代表上诉人签订的，但丁德海提供的委托书是复印件，通过庭审可以看出，本案丁德海、王文娟均未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就连王文娟现在也无法明确说明授权委托书原件的下落。2、上诉人虽然曾经委托王文娟代售房产，曾经签署过授权委托书，但绝对没有签署过丁德海提供的这份委托书。这份委托书不是真实的，王文娟持该份授权委托书与丁德海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3、即使上诉人在接受公安询问时，曾认可委托王文娟出售房产，在公安询问笔录表述为“全权委托王文娟代售房屋，等过户时我出个面就行了”，但不能证明王文娟有权代表上诉人向丁德海售房。上诉人在公安表述的有委托，并不是针对丁德海。王文娟在向丁德海出售房屋时，已经没有授权了，在丁德海之前授权已经终止。所以，在本案中王文娟始终无法提供委托书原件，也无法说出原件下落，没有委托书原件，恰恰说明委托事实根本不存在。庭审中，王文娟称委托书原件丢失，说明其无法提供原件。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书原件不仅仅在行使委托事项时向对方出具，而是应当由对方也就是买方保管，以证明代理人（王文娟）签字的行为应由授权人（上诉人）承担，就相当于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行使诉讼行为时，需要向司法部门提供委托书原件的行为是一个性质。现在，王文娟无法提供委托书原件，而丁德海也无法提供委托书原件，那么恰恰说明上诉人主张委托不存在是事实。在此情况下仅复印件形式出现的委托书和上诉人在公安说得一句委托事项不明确的表述，认定王文娟有权代表上诉人售房，证据明显不充分。二、丁德海提供的复印件形式的授权委托书是经过涂改、篡改过的，上诉人未签署过该份授权委托书。1、上诉人从未针对18层、21层房产出具过任何授权委托书。上诉人在涉案房产所在的天一港小区有两套回迁房，分别是4-2203、4-2303，就算是对王文娟授权代为卖房，也是代卖自己名下的房产，丁德海提供的以复印件形式出现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代售房产是4-1803、4-2103、4-2203，只是4-2203房产是上诉人所有，其中18层、21层并非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从未、也不可能在该份委托书上签字。2、从字体上看，丁德海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内容最后三行记载被委托房屋信息这部分内容的文字，与该委托书上半部分文字字体不一致，后三行中被委托房屋的字体明显比正文字体略大，行间距与正文也不一致。3、从上诉人夫妻二人签字落款位置看，一般的书写习惯是签字在正文内容的后面，丁德海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落款比正文位置高，超出落款签字的内容恰恰记载了代售房产信息，而代售房产信息在委托售房的委托书中属于重要内容，应该将该部分内容放在正文。从行文上看很明显看出，代售房产信息是复印件再次复印添加而来，并非原件记载的内容。综上，丁德海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且无法提供并说明原件下落，不能以该份委托书证明上诉人曾委托王文娟向丁德海出售4-2203房产。三、丁德海及王文娟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后均未与上诉人核实售房事实。1、丁德海与王文娟是如何认识、何时开始商量买卖事宜，上诉人均不知情，本案房产在协商买卖之前、签订买卖协议之时、支付房款过程中均无人与上诉人核实信息，也无人征求上诉人意见。2、拆迁安置协议中有产权人联系电话，但丁德海在向王文娟支付房款时未与上诉人电话核实售房真实性，仅依据王文娟提供的虚假的、有明显篡改痕迹、且以复印件形式出现的授权委托书，便向王文娟支付房款。未尽买方注意义务，不能以此委托书要求上诉人承担卖方义务。四、房款是王文娟收取，王文娟不但未向上诉人转交房款，还与丁德海协商退房款且实际已退部分房款。在此情况下，丁德海应继续主张要求王文娟退房款，而不是要求上诉人履行过户义务。1、一方面，王文娟以其为上诉人代理人为由与丁德海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取丁德海交纳的房款；另一方面，王文娟告知上诉人房子已经和买房人（上诉人曾委托王文娟代为向案外人梁运英（音同）售房，梁运英交房款后又退房）退清，让上诉人安心收房。王文娟在收到丁德海房款后，未将房款转交其自称的委托人即上诉人。上诉人只知有买房人梁运英，不知有买房人丁德海。王文娟从未向上诉人说明其将房子卖给丁德海，上诉人根本不认识丁德海。2、到2020年4月份，上诉人才从王文娟处知道其将房子卖给丁德海的情况，同时在4月底，王文娟告知上诉人与丁德海协商好退房事宜，并以此为由不告知上诉人丁德海的任何信息。在2020年7月份，上诉人打听到丁德海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丁德海，告知其上诉人作为产权人没有授权王文娟向其售房，并且告知丁德海，王文娟称已经与他协商好退房。丁德海向上诉人出示委托书复印件的照片，上诉人见后告知丁德海委托书是假的。此时，丁德海才向公安报案，这是卖房行为发生后上诉人第一次与丁德海联系，是上诉人主动与丁德海打的电话，并非是丁德海在公安陈述的是其打电话向上诉人核实情况在报案期间，王文娟已经向丁德海实际退房款10万元。在上诉人提供的与王文娟、丁德海在齐力中介谈话录音中，上诉人问丁德海何时开始退房，丁德海回答是4月份。这也说明了虽然房款退的晚，但退房的意向在4月份已经达成，并不仅仅是因为涉及刑事责任才谈的退房及退房款。3、王文娟在从事其所谓的代理卖房事宜中，对买卖双方两边不说实话。对委托书进行篡改是王文娟的行为，房屋买卖协议中卖方签字是王文娟代签的，丁德海支付的房款也是王文娟收取，和丁德海协商退房款事宜也是王文娟参与且实际退款的。因此，应由王文娟承担房屋买卖协议的法律后果。如果在这中间篡改委托书存在诈骗行为，也应由王文娟承担责任。针对涉案房屋上诉人没有授权王文娟代为向丁德海出售，针对买卖行为上诉人事先无授权、事后不知情、现在也不认可。五、丁德海在购房过程中未尽买方注意义务。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1、丁德海在面对以复印件形式出现的委托书，应与产权人核实售房的真实性，买卖房产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重大事项，往往伴随着一个家庭全部积蓄的支出，丁德海作为购房者应尽审慎义务，起码应与产权人通个电话核实交易信息。况且王文娟向丁德海出示的拆迁安置协议中记载有产权人联系电话，在此情况下，丁德海在实施签订协议、商定房屋价格、支付房款这些重大法律行为时却未与产权人核实，仅依据一个复印件的、有篡改痕迹的委托书，便承认王文娟全权授权的代理人行为，还向王文娟支付全部房款，未尽买方审慎义务。2、丁德海基于什么样依赖事实基础对一个复印件出现的委托书及王文娟产生如此依赖，上诉人不得而知，但这绝不符合一般人的行为逻辑。3、丁德海以没有任何可信度的委托书，轻而易举地相信了王文娟对售房行为有权代理，进而要求毫不知情的产权人承担房屋买卖法律后果，这明显是丁德海与王文娟合伙共同欺诈上诉人的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因本案购房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丁德海和王文娟承担。六、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涉案房产已经出售给案外人张萍，并且上诉人已经收到张萍房款，该房产已经不可能向丁德海过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丁德海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事实非常清楚，原审第三人王文娟向被上诉人丁德海出示有上诉人赵荣君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足以证明赵荣君委托王文娟代为出售邢台市新华北片区××号房屋，那么按照合同约定，赵荣君应当向丁德海交付房屋。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且系经过涂改、篡改过的，上诉人未签署过该份《授权委托书》”。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在赵荣君于2020年7月22日在邢台市公安局襄都分局所做的笔录中，上诉人赵荣君承认授权给王文娟代其销售位于邢台市襄都区新华北片区××号房屋。故襄都区公安局据此以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为由，不予立案。因此，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已经明确其委托给王文娟销售位于襄都区新华北片区××号房屋，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现上诉人对授权行为予以否认，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有关于委托权的表述均属不实。如果按照上诉人赵荣君在上诉状中所说，那么该案便涉及刑事案件，原审第三人王文娟伪造了《授权委托书》，骗取了丁德海的信任签订购房合同并交付46万元购房款，且王文娟将该46万元购房款据为己有，拒不交付给赵荣君。则王文娟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骗取了当事人财物据为己有，该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丁德海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未与房屋产权人（即上诉人）核实、在购房过程中未尽买方注意义务，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责任”，上诉人的表述错误，毫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何为委托，就是委托人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转给受托人，让受托人代其行使权力。如果每次交易，相对方都要向委托人确认，那委托这一行为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上诉人也称，被上诉人在购房过程中未尽买房义务，故损失应由自己承担。该表述逻辑错误，偷换概念。首先，原审第三人王文娟是有上诉人赵荣君的授权的，这是确定的事实。该交易本身就是合法的，被上诉人需要再尽什么注意义务呢？是上诉人的不守诚信行为，拒不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才导致事态发展至此，并不能将此归结为被上诉人未尽注意义务。（三）上诉人称：“房款是原审第三人王文娟收取，王文娟未向上诉人转交房款，还与丁德海协商退款，故被上诉人丁德海应继续要求王文娟退款”。该表述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收取原审第三人10万元是在上诉人拒不交房，第三人拒不退还所有房款，被上诉人担心受到诈骗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而收取的，并不能据此而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10万元的收取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这两者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四）上诉人称：“上诉人已将案涉房产出售给案外人张萍，且上诉人已经收到张萍房款，故不能向丁德海过户”。该主张无依据。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出示的证据可知，2020年8月7日案外人张萍向上诉人赵荣君建行账户转账40万元，但交易附言中注明“借款”。该事实显而易见，若是房屋交易，可直接备注“购房款”，为何要备注“借款”？该主张无任何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赵荣君应当向被上诉人丁德海交付案涉房屋。 王文娟未答辩称。 丁德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赵荣君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房房屋买卖合同》，向原告交付房屋，并为原告办理房屋登记、房屋过户等一系列手续；房屋价值46万元，房屋位于天一港4号楼2203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赵荣君与邢台市桥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3年11月24日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赵荣君作为被征收人购位于邢台市新华北片区房产一处。2、原告丁德海（乙方）与被告赵荣君（甲方、受托人王文娟）于2019年7月11日签订了一份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所拥有的位于邢台市新华北片区住房出售给乙方，该房地产建筑面积68.21㎡；房屋成交价格为四十八万元整，因本房产暂时为商品房预售合同未办理不动产证，签订合同后甲方应积极协助配合办理落宗、过户或办理不动产证手续，甲方净得四十八万元，乙方购买本房产为全款购房乙方分二次付清甲方购房房款，第一次在2019年7月11日合同签订日付甲方四十六万元即购房款；第二次本房产不动产证过户交易时付甲方购房款二万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118-02号（协议书号）。王文娟在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名。3、2019年7月11日丁德海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向王文娟建行、中行账户共计转款46万元；王文娟当日出具了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丁德海购天一城4-2203房款46万元。4、王文娟提交了委托人为赵荣君、张杰，受托人为王文娟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该复印件载明：委托人赵荣君是房屋的所有权人，现同意出售房产，由于个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办理该房产的买卖及相关手续；1.代为办理此房的买卖交易手续，代为签署以上房屋的买卖合同，代办房屋买卖合同公证；5.代为收取房屋房款和购房定金；7.其他一切与此房屋买卖有关事宜。被委托房屋为邢台市新华北片区4-1803、4-2103、4-2203。赵荣君对该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亦不认可王文娟出售涉案房屋一事；2020年7月17日丁德海、赵荣君、王文娟三人曾在齐力房产中介门市对解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一事进行了协商；王文娟曾于2020年7月14日退还丁德海购房款10万元。5、2020年7月10日邢台市对丁德海的询问笔录记载：丁德海向邢台市报案称其通过中介在王文娟自称是房屋被委托人的人手里买了房，结果王文娟联系不上，房子也一直没有给；找到赵荣君，赵荣君说和王文娟没有关系，感觉被骗了；赵荣君说王文娟提供的委托协议上的签字不是她签的，王文娟提供给丁德海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假的。6、2020年7月22日邢台市对赵荣君的询问笔录记载：赵荣君委托王文娟为其出售家乐园天一港4-2203房产（新华北片区××号），并称给王文娟签过委托书，但对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的签名不能确定，但是的确全权委托王文娟替其出售天一港4-2203（新华北片区××号）的房产，等过户的时候其出个面就行了。7、赵荣君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张萍2020年7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赵荣君将邢台市新华北片区房屋以49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张萍，2020年7月8日交定金45万元，交房日期为2020年8月7日。同日赵荣君建行账户收到张萍转账40万元，但在交易附言中注明为“借款”。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通过各方当事人诉辩及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赵荣君是否与原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该合同的效力？2、如果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认定合同效力，首先在于第三人王文娟是否有赵荣君的授权；王文娟提交了其称是赵荣君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赵荣君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但其在邢台市的询问笔录中虽然对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的签名不能确定，但其明确表示的确委托王文娟替其出售诉争房产，其仅在过户时出个面；据此一审法院确认王文娟具有赵荣君出售诉争房产的授权，且授权内容包括签订合同、代收房款等；故王文娟经赵荣君授权与丁德海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关于丁德海收取王文娟退房款10万元的问题，该10万元的发生系在赵荣君否认授权王文娟售房之后，赵荣君在邢台市询问笔录中认可其对王文娟授权出售房屋之前；是基于对是否有授权的误解导致的即在以为王文娟没有授权的前提下提出的主张即解除合同、要回房款，是可以变更的。该10万元，可由丁德海选择协商或提存等合理方式予以解决。关于赵荣君在2020年7月8日与案外人张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诉争房产出售的情况，因在张萍对赵荣君的房款转账中备注为借款，一审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丁德海与赵荣君于2019年7月11日签订的合同房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故丁德海要求赵荣君继续履行合同房房屋买卖合同、交付房屋，并为其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赵荣君继续履行与丁德海2019年7月11日签订的《合同房房屋买卖合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邢台市新华北片区房屋交付丁德海。二、待位于邢台市新华北片区房屋具备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条件后六十日内，赵荣君协助丁德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丁德海同时将剩余房款20000元给付赵荣君。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赵荣君负担。 二审查明当事人提交证据显示的内容、争议事项以及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证据情况、争议事项以及查明事实内容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当事人涉及房屋交易行为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的法律规定。 审查2019年7月11日签订《合同房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时所具备的条件，该合同签订时只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委托书复印件，而安置协议书显示案涉房产信息为邢台市新华北片区房产，被征收人为赵荣君，房屋买卖合同的卖房人应当是赵荣君。王文娟出卖该房产时只是具有代理人身份。按照社会普通人认知标准判断，在房屋的房主赵荣君与实际出卖方王文娟不一致，且存在委托书复印件真伪不明的情形下，买受人丁德海应当通过与房屋的房主赵荣君确认的方式，明确王文娟是否全权代理赵荣君出卖房产，以便确认王文娟是否享有房屋出卖的权利。而丁德海并未进行代理权限的确认，因此，就当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条件审查，当然不会得出丁德海有理由相信王文娟有代理出卖房产权利的判断结论，据此，本院认定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王文娟未能提供能够证明其享有代理权的证据，王文娟不享有出卖案涉房产的代理权。诉讼当事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产生争议后，丁德海、王文娟应当对王文娟享有本案房产出卖的代理权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或者取得赵荣君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追认。赵荣君在公安机关笔录内容，“问：你给文娟签过委托书吗？”赵荣君表述为“我签过委托书”。对于案涉委托书复印件上的签字，赵荣君表述为“这是复印件，我得看原件才能确定，但是我的确全权委托王文娟替我出售家乐园天一港4-2203号（邢台市新华北片区××号）的房产，等过户的时候我出个面就行了”。分析赵荣君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词句语义内容，结合其上诉提出的委托书中有些房产并不是赵荣君所有的房产、委托书的书写形式存在的疑问以及其委托代为向案外人梁运英售房的内容，不能得出本案委托书复印件即是赵荣君本人签署的委托书的复印件，一审以赵荣君概括性承认存在委托书，即特定化的认为是本案委托书的复印件，事实认定依据明显不足，其实质是以赵荣君概括性承认存在委托关系进而特定化的确认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追认效力。就本案而言，认定追认是否成立，应当以赵荣君明确的意思表示，或者赵荣君实际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作为追认的判断标准，故综合本案证据，审查赵荣君在公安机关笔录内容，结合公安机关笔录时间为2020年7月22日与2019年7月1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跨度，赵荣君在公安机关笔录所表述内容不能认定是对特定化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追认。再则，丁德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买卖房产交易时，没有尽到通常情况下普通人交易时所应具有的合理注意义务，未审查、核实王文娟是否具有委托权限，自身存在明显过失。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当事人应当负有民事行为判断能力而言，赵荣君对此并不存在过错。一审以赵荣君概括性承认存在委托书，即认为是本案委托书的复印件，无异于鼓励当事人从事民事交易时可以不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将交易风险的待定责任转移给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无过错、无委托代理关系（出卖房产当时无法认定王文娟有代理权）的赵荣君。因此，在丁德海、王文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委托书复印件即是赵荣君本人认可签署的委托书的情形下，并考虑丁德海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对为何长时间不给房主赵荣君联系，其当时认为案涉房产是王文娟的解释意见，基于当事人从事民事交易时应当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和合同签订、履行的安全性的现实考量，本院对于丁德海与王文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当依法给予否定性评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应当以具有高度可能性作为认定民事案件事实的判断标准。因本案委托书复印件真伪不明，根据现有证据，审查王文娟因代理权所涉及的案件事实范围以及在其中的作用，尚不足以达到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标准。丁德海如认为王文娟应负刑事责任，可依法行使报案或控告权利。 综上所述，赵荣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人民法院（2020）冀0502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丁德海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丁德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丁德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永胜 审判员  郑延铎 审判员  毕建军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姿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