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大道105号。 法定代表人：刘国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女，汉族，住辛集市。 被上诉人：天津裕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区C1座603、604、605室。 法定代表人：蔡勤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李某民，男，汉族，住邯郸市复兴区。 被上诉人：建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三号院1号楼25层2901室。 法定代表人：蔡勤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英，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裕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行公司）、李某民、建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和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191民初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泽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2019）冀0191执异49号执行裁定。2.撤销（2020）冀019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3、案件诉讼费及相关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25日与2011年5月28日两份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内容对比，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条款不完整根本没法履行，没法实现经营，是虚假合同。通过两份购销合同对比发现，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不完整，合同只有约定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没有约定超出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后的扣罚标准。按照此合同无法进行结算单价、数量（吨）及总货款。1、如2011年5月28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粉率≤8%（小于25mm以下部分所占比例），若是粉率超出8%的部分按每吨1000元含税价结算。而在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天津裕行（需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粉率≤8%，没有约定超出8%后的扣罚标准，如果粉率超出8%按什么单价结算?2、如2011年5月28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水份允许8%，超出部分需要补吨。而在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合同中只有约定水（Mt）≤8%，没有约定水份超出8%的计量方式，也没有说明水份超出8%部分需不需要补吨。总不能水份超出100%也按正常质量标准收货吧。若是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合同中用1810元/吨的焦炭价格去购买7元/吨的水不合理。裕行公司按照这合同约定进货有多少资金够赔，明显是虚假运营。事实上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没有约定扣罚依据，就没办法实现真实经营，更是根本没法履行的虚假合同。签订此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抽逃注册资金3000万元。二、一审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没办法实现经营，根本没法履行。一审法院没有真实审理上诉人庭审过程中阐述的内容及2020年5月24号提交的书面庭审答辩材料，庭审中一审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裕行公司只提供了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约定不完整的虚假购销合同，并未提供真实的证据证明公司正常实际经营过程明细。如上诉人提交的庭审答辩书中提到的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约定条款分析：（1）合同第二条约定的质量标准为：灰分（Ad）≤13.5%，硫份（Std）≤0.7%，挥发份（Vdaf）≤1.9%，固定碳≥85%，M25≥88%，M10≤8%，粉≤8%，水（Mt）≤8%。一审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是按合同第二条质量要求技术标准的约定来做结算的，合同只有质量要求，没有质量扣罚标准，没办法进行每吨价格、数量（吨）的结算。（2）合同第三条交（提）货地点、方式由供方新峰焦化送货。一审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货物运输过程（司机、运费来往账）信息、运输车辆送货数量明细、供方实发数量及需方实收数量、发货及收货经办人、新峰焦化运输费用及运输税票明细证据。（3）合同的第四条约定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是由需方过磅来计算数量，供方有权监磅。一审原告没有提供裕行公司（需方）过磅人员，过磅单据，过磅日期，需方实收数量单据，亏吨数量单据，合理损耗吨数单据等明细证据，没有供方发货数量单据，供方监磅人员单据证据。（4）合同第五条约定以需方化验为准。一审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裕行公司（需方），质量化验结果单据。（如果化验结果单据中的各项指标双方有一方对化验结果不认可，有没有复检再化验，因为焦炭是由几种煤炭配比后经过高炉冶炼而成的产品，不是百分百达到质量要求。需方没有提供化验结果，也没有提供复检化验结果。）（5）合同中第六条结算方式中没有证据证明结算是用承兑或现金支付货款。用银行承兑支付货款或现金支付货款每吨单价是不一样的，用银行承兑付款是要有银行利息差价的，所以用现金支付货款与银行承兑支付货款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没有约定结算方式，不能履行购销合同）。通过以上对一审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天津裕行（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五项条款分析，此合同没办法实现真实经营，根本没法履行。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冀019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三人裕行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向新峰焦化公司转款共计3000万元。原告提交买卖合同、承兑汇票、收据、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第三人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的合同实际履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条”认定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上唐泽公司已在庭审时及2020年5月24号提交书面的庭审答辩状中说明了焦炭购销的真实业务经营过程。焦炭的实际经营过程是签订销售合同（公路运输或铁路运输）：1、公路运输：购（销）方派发货运车辆→司机开车进场地→空车过磅→装车→过磅（实装重量）→送货到合同约定场地→接货单位过磅（整车过磅）→卸货→过磅（卸货后空车过磅，确认实际数量及亏损吨数）→化验→公路运输发票。2、铁路运输：上报铁路车皮计划→调拨车皮→装车过磅→货到就近车站货场→购（销）方派发货运车辆短途运输→司机开车进场地→空车过磅→装车→过磅（实装重量）→送货到合同约定地点→接货单位过磅（整车过磅）→卸货→过磅（卸货后空车过磅，确认实际数量及亏损吨数）→化验→铁路运输发票。3、双方财务人员根据过磅单据及化验结果单据、合同约定单价（减去质量化验后扣罚后算出实际单价及每车实收数量）进行核算→确认结算单价→→出具结算单（双方签字盖章）→开具增值税发票等手续才能形成完整的实际经营业务链。如果没有上述实际经营流程中产生的明细过程，就没有办法实现真实经营，更是没法履行焦炭购销的合同。事实上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虚假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抽逃注册资金3000万元。四、一审法院在作出的《（2020）冀019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唐泽公司提出，第三人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所有冶金焦购销合同均属虚假合同，未实际履行。但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上诉人唐泽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及2020年5月24号提交的书面庭审答辩材料中，详细的阐述了新峰焦化（供方）与天津裕行（需方）在2011年5月28日与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在通过两份合同对比中发现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条款约定不完整。合同只有约定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没有约定超出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后的扣罚标准。按照此合同无法进行结算单价、数量（吨）及总货款。更没有提供真实经营过程中的流程明细。如运输信息及发票、过磅单据、化验结果单据、双方财务人员根据化验结果及过磅单据确认的数量（吨）、单价及总金额的结算单。事实已证明2011年8月25日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根本没办法实现真正履行的虚假合同。所以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新峰焦化（供方）与裕行公司（需方）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履行的虚假合同。裕行公司（需方）分别于2011年8月25日、26日汇入新峰焦化（供方）两笔预付款3000万元目的明显是为了抽逃注册资金。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20）冀019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9）冀0191执异49号裁定判决。依法追加被上诉人李某民及建和公司为唐泽贸易有限公司与裕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案件诉讼费及相关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裕行公司、李某民、建和公司辩称，首先，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其次，众所周知，“抽逃出资”属于对企业股东最为严重的指控，一旦认定成立，其股东甚至将面临最高高达五年的刑事处罚以及最高髙达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十的罚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对于抽逃出资的认定一直都是慎之又慎，即必须在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时才可进行定性和处罚，否则，一旦错误认定，势必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使相关当事人面临牢狱之灾、巨额罚金等。而本案虽表面为民事案件，但基于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直接作为其他案件（如行政案件、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因而，本案中关于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认定，应同样本着慎之又慎的原则进行认定，而不应仅凭唐泽公司所谓的主观臆断进行。纵观本案，通过我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一系列购销合同、付款凭证、收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己能够充分证明天津裕行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向新峰焦化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完全系基于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的正常业务经营往来，其支付行为正是天津裕行公司依法、依约履行合同、诚实守信的体现，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对此，我方证据确实、充分，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标准已达到并超出民事诉讼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中，裕行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焦炭类产品购销业务的贸易公司，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与新峰焦化公司存在多年购销业务交易往来，期间，双方多次签署焦炭类购销合同。对于上述预付货款，新峰焦化公司己向裕行公司供货并已向裕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新峰焦化公司为此支出税款高达331.9万余元），且裕行公司已将该部分所购新峰焦化公司货物出售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下简称“山西潞安国贸公司”）并己收到山西潞安国贸公司支付的货款、获得了收益和对价（详见我方一审证据第五组），而且，新峰焦化公司也己按照其与裕行公司购销合同中关于预付款多退少补、据实结算的相关约定，就裕行公司预付款项与裕行公司进行结箅并将结箅后剩余款项44153560元分毫不差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全部退还与裕行公司(详见我方一审证据第三组），由此足以确定本案中所谓的抽逃出资并不存在。另，通过裕行公司对外公示的公司章程可以看出，李某民、建和公司认缴的4000万元出资中，其中3200万元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由此可以看出，李某民、建和公司实际缴付3200万元出资的时间（2011年8月23日）比其认缴出资时间提前了长达一年零8个月之久。本案中，李某民、建和公司之所以放弃长达近一年零8个月之久的巨额出资的期限利益、提前出资，正是基于裕行公司当时对外经营、采购付款的急迫需要，其目的即为了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的购销合同得以顺利履行。试想如果不是当时裕行公司对外经营釆购及付款所需，李某民、建和公司是万万不会提前近20个月将3200万元缴存到公司的，因为如果不是当时经营付款所需，李某民、建和公司当时的出资必将沉睡在裕行公司账户中，相反，李某民、建和公司的提前出资还将使李某民、建和公司损失共计逾186万余元的期限利益(即便按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3.5%/年计算，3200万元存入银行20个月的利息收益也将高达186万余元）。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2011年8月当时裕行公司对外经营采购及付款的需要，李某民、建和公司才进行了近20个月的提前出资，进而该3200万元出资到位后，即被天津公司用于了对外预付货款的支付，这些均可进一步佐证该3200万元出资到位后即被天津公司用于对外货款支付的合理性、紧迫性。相反，如李某民、建和公司想要抽逃出资，其完全没有必要提前近20个月进行出资，更无必要也不可能提前由新峰焦化公司花费高达331.9万余元、由天津公司花费髙达435.8万余元（共计767.7万余元）的巨额税款为自己的所谓“愚蠢行为”买单，如其想要袖逃出资，其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更为便利、成本更为低廉甚至零成本的方式隐蔽进行，否则，即与常理相悖，由此亦可推定本案中所谓的抽逃出资并不存在。再者，如假设如唐泽公司所述裕行公司未能从新峰焦化公司购得焦炭，那么天津公司就没有焦炭可出售与其下游客户山西潞安国贸公司；山西潞安国贸公司如未从裕行公司购得焦炭，其就不可能向裕行公司支付巨额货款，更不可能后续从裕行公司继续采购大量货物并后续向裕行公司支付大量货款。而且，裕行公司如未能从山西潞安国贸公司收到巨额销售回款，在裕行公司当时实收注册资本只有4000万元的情况下，裕行公司也就绝对再无能力于上述2011年S月25日、8月26日向新峰焦化公司支付3000万元货款之后，再行继续向新峰焦化公司采购货物、支付货款。最后，关于唐泽公司所谓的合同约定不完整、无法履行、属于虚假合同等说法，我方认为均属唐泽公司的主观臆断。实践中，存在大量交易己经履行，但其合同约定并不完善、甚至并无合同，你能以此说他就是虚假吗？实践中亦存在大量交易已经履行完毕，而交易双方并未就每个交易环节留有所谓凭证，那么在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是一样可以认定。以上这些也恰恰是我国《民法典》、《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合同约定不明甚至没有书面合同如何处理、当事人对于交付事实存在争议如何处理等等进行规定的初衷所在，否则，如像唐泽公司所述合同缺乏所谓个别条款即代表没法经营为虚假合同、而且只要没有严格按照其设定的所谓交易流程进行就代表交易没有发生，那么，我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于类似合同约定不明情形、无书面合同情形、履行出现争议如何认定等情形进行规定了。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李某民、建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不得追加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为被告唐泽公司与裕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并判令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不对（2017）冀0191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泽公司与裕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冀0191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裕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所欠唐泽公司货款1548828.8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月3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判决生效后，裕行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根据唐泽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30日立案强制执行。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裕行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8年11月30日终结执行。后唐泽公司申请追加李某民、建和公司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冀0191执异4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李某民、建和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追加李某民、建和公司为唐泽公司与裕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另查明，第三人裕行公司于2011年5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营业期限至2031年5月5日。裕行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李某民，股东为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建和公司认缴出资2040万元，李某民认缴出资1960万元。建和公司于2011年4月25日缴纳出资800万元，于2011年8月23日缴纳出资1240万元；李某民于2011年8月23日缴纳出资1960万元。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裕行公司两次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向邯郸市新峰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焦化公司）分别转款1500万元，共计3000万元。2013年3月18日，原告李某民将其所持裕行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大禹恒泰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5月28日、8月25日、9月1日，第三人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签订三份焦炭购销合同。2011年5月28日合同显示：第三人裕行公司向新峰焦化公司购买焦炭10000吨，每吨1850元；2011年8月25日合同显示：第三人裕行公司向新峰焦化公司购买冶金焦17000吨，每吨1810元；2011年9月1日合同显示：第三人裕行公司向新峰焦化公司购买冶金焦11000吨，每吨1872元。合同还约定了质量标准、交货地点、送货方式、验收标准、结算方式及期限等内容。原告提供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新峰焦化公司开具的收据，用以证明第三人裕行公司已向新峰焦化公司购买货物并付款。原告称：第三人裕行公司向新峰焦化公司购买货物后，将货物卖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提供裕行公司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第三人裕行公司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合同实际履行。2020年4月1日，新峰焦化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公司（邯郸市新峰焦化有限公司）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与天津裕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裕行公司”）存在多年购销业务往来，期间，双方多次签署焦炭、冶金焦购销合同。其中，2011年度，我公司与天津裕行公司共分别于2011年5月28日、8月25日、9月1日签署三份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共计6986.2万元，约定付款方式为预付货款。该三份购销合同项下，天津裕行公司累计共向我公司支付预付货款6700万元（其中包括天津裕行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向我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我公司已供货并且已向天津裕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对应货款总额为22846440元。对于上述三份购销合同项下天津裕行公司已付款项总额6700万元扣除上述我公司已供货并已向天津裕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对应货款总额22846440元后的余额44153560元。我公司已分别于2011年7月21日、2011年8月16日、2011年11月22日、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7日，按照上述购销合同中双方关于预付款多退少补、据实结算的相关约定，退还与裕行公司。”被告唐泽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承兑汇票、收据、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所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是否应追加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为被执行人，需审查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作为第三人裕行公司股东，于2011年4月25日、2011年8月23日向公司缴纳出资。第三人裕行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向新峰焦化公司转款共计3000万元。原告提交买卖合同、承兑汇票、收据、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第三人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的合同实际履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条。被告唐泽公司提出，第三人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所有冶金焦购销合同均属虚假合同，未实际履行。但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上述观点。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情况，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故不应追加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为被告唐泽公司与第三人裕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原告李某民、建和公司不对（2017）冀0191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不得追加原告李某民、建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天津裕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二、原告李某民、建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对（2017）冀0191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即天津裕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给付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548828.83元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8739元，由被告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事实基本同一审。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某民、建和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经审理查明，李某民、建和公司作为被上诉人裕行公司股东，于2011年4月25日、2011年8月23日向公司缴纳出资。后裕行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8月26日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向新峰焦化公司转款共计3000万元。上诉人唐泽公司认为上述买卖合同是虚假行为，实际上裕行公司的转款（货物预付款）是李某民、建和公司的抽逃资金行为。对于裕行公司与新峰焦化公司的买卖合同、预付款及履行情况，被上诉人李某民、建和公司提交了买卖合同、承兑汇票、收据、增值税发票用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唐泽公司没有证据或充足理由否认上述事实，故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李某民、建和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39.00元，由上诉人河北唐泽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荣水 审判员  孟志刚 审判员  王 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伟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