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延吉插秧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长白山东路**。法定代表人：柴晓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建国，男，汉族，1970年3月5日出生，无职业，现住延吉市河南街白桦社区。上诉人延吉插秧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吉插秧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建国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延吉插秧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公正审理此案。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第二十条规定中明确指明：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以上支付工资,支付实际额度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我公司在与魏建国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已经明确进行了约定：“在生产任务不足待工时,公司支付给魏建国月生活费333元或按现行规定或依据企业经济情况执行”,魏建国本人并无异议,并且签字确认。另外，企业按照标准对其进行支付的生活费,需要劳动者本人承担的各项社会保险等费用,由企业进行了代扣代缴。根据《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第二章第十条第二款(二)企业代扣代缴的应当由劳动者个人承担的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另外,《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是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而该处理情况的发生时间范围为2018年12月31日,适用时间不合理。我们认为应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条和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6年8月24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4条的规定执行。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合法有效。上诉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中提到还应在魏建国解除劳动合同时为魏建国提供健康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其中规定的是在其离岗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在魏建国离岗前,我公司已经对其进行了健康检查。另外,在第四十二条中并未规定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进行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所以属于合法解除。三、不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被上诉人的劳动终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上诉人在2018年11月以合同到期为由正式向申请人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工资。期间我公司进行了通告和公示,我公司尝试与劳动者多次联系,由于劳动者提供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经过辗转才找到劳动者本人,并且对劳动者告知并宣读了《通知》《决定》。在以上情况全部实施后,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由公司两位主管领导在《解除终止证明书》上签字,并办理了合同解除,保险停保。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于合法解除。另外在合同终止后2019年1月-2月魏建国并未提供任何劳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不存在支付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的情形。所以，不存在支付双倍工资的问题。此外，申请劳动仲裁期限是1年，我公司在2019年2月21日就已经正式通知对方，其申诉书的时间是2020年2月24日。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超出劳动争议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主观存在故意，在延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书中写明，被上诉人认为劳动合同到期时间为2018年10月，而在明知劳动合同已经到期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并没有联系或者处理这件事，而是故意以各种理由躲避公司的联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月工资是指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公司可以按照上一年度上诉人平均年工资430元给予经济补偿的前提下，给予被上诉人较高的经济补偿，主要是为了妥善解决安置职工，充分显示了企业在处理职工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根据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缴纳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由所在单位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其中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用人单位负责代扣代缴，按月缴纳。魏建国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提出本案诉讼的原因是为了拖延时间。延吉插秧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延吉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延市劳人仲（2020）11号仲裁裁决书，改判驳回魏建国的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02年1月始，魏建国到延吉插秧机公司工作，2005年调入喷漆车间从事喷漆、烤漆工作。期间，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2008年1月22日，延吉插秧机公司与魏建国续签劳动合同，约定魏建国在延吉插秧机公司安装车间从事喷漆或其他工作，劳动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并约定如延吉插秧机公司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魏建国待工的，延吉插秧机公司支付给魏建国月生活费333元或按现行规定或依据企业经济情况执行。如企业遇到严重困难，不能正常生产经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裁员。2015年5月份开始，因延吉插秧机公司生产任务不足，延吉插秧机公司要求魏建国待工，魏建国待工期间，延吉插秧机公司根据企业经济情况按照每月430元的标准向魏建国支付生活费，但是每月扣除了应由魏建国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实际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不足430元，其中2015年5月至12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210.72元，2016年1月至7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188.10元，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194.39元，2017年3月至2017年7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175元，2017年8月至11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172.70元，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生活费是160.39元。在魏建国与延吉插秧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即将期满时，延吉插秧机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及“公告”，内容是：由于魏建国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延吉插秧机公司因为生产经营困难，经董事会决定不与魏建国续签《劳动合同》，特此通知（公告）。2018年12月20日，延吉插秧机公司又作出“决定”，内容是：由于魏建国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延吉插秧机公司因为生产经营困难，经董事会决定不与魏建国续签《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款金额17380.00元，特此通知。2019年2月2日，延吉插秧机公司在延边日报刊登公告，内容是：魏建国，多种方式与你联系未果，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30日内请你与公司联系处理你劳动合同的相关事宜，逾期未到，将按自动辞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2019年2月21日，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送达“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但魏建国以劳动部门未给其认定特殊工种为由拒绝签收。2020年3月，魏建国向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3月20日，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延市劳人仲（2020）11号仲裁裁决书，一、以延吉市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430元，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480元，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530元，2017年4月至2018年11月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550元,2018年12月开始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620元为标准裁决由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差额合计16482.22元；二、由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50元×9+620元×2+836.39）÷12×17.5×2-17380元=3113.64元；三、由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550元×2+620元×2+836.39元=3176.39元”。另查明，延吉插秧机公司在2015年5月4日在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魏建国进行了有害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双方认可最低工资标准为1580元。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一、针对魏建国提出本案属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应该由延边中级法院管辖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的规定，本案中，延吉市劳人仲裁（2020）11号仲裁裁决中二、三两项属于终局裁决事项，一项属于非终局裁决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据此，本案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应当依法受理。对于魏建国提出的非本院管辖问题，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自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延吉插秧机公司每月按最低生活保障费430元的标准是否合理，其在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基础上扣除魏建国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第二十二条“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以上支付工资，支付实际额度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魏建国自2015年开始待工，延吉插秧机公司在每月支付魏建国最低生活保障费时扣除了养老保险等费用，但是依据该条例规定，延吉插秧机公司应当支付实际额度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扣除养老保险等费用显然每月支付给魏建国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远不能保障其基本生活。而且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增加，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支付的待工最低生活保障费亦应随之增加。故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该项的仲裁裁决正确，对于该项争议，该院支持魏建国的主张。三、关于延吉插秧机公司公告解除与魏建国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的问题。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魏建国自2005年开始在延吉插秧机公司一直从事手工喷漆、烤漆工作，属于有毒有害性工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本案中，延吉插秧机公司主张在2015年已经对魏建国进行了健康检查，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延吉插秧机公司还应在与魏建国解除劳动合同时为魏建国提供健康检查，其在未为魏建国提供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情况下解除与魏建国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向魏建国支付经济赔偿金。延吉插秧机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赔偿金按最低工资标准的70%计算，计算期限从2002年1月至2019年2月，但应扣除其已支付的经济赔偿金，即1580元x70%x17.5-17380元=21330元。对于该项争议，仲裁裁决在此处计算有误，该院予以更正。但魏建国在诉讼中明确只要求延吉插秧机公司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承担的经济赔偿金数额是3113.64元，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该院对魏建国的请求予以支持。四、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需要支付二倍工资的问题。该院认为，魏建国与延吉插秧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合同到期后，延吉插秧机公司没有及时与魏建国续签劳动合同，也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与魏建国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故延吉插秧机公司应当承担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从用工次月2019年2月开始向魏建国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工资标准按最低工资标准的70%计算，即1580元x70%x2x2=4424元，对于该项争议，仲裁裁决在此处计算有误，予以更正。但魏建国在一审法院诉讼中明确只要求延吉插秧机公司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应承担的双倍工资数额是3176.39元，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该院对魏建国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延吉插秧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魏建国支付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差额合计16482.22元；二、延吉插秧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向魏建国支付经济赔偿金中的3113.64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经济赔偿金后）；三、延吉插秧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魏建国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的双倍工资中的3176.39元。如延吉插秧机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延吉插秧机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延吉插秧机公司在吉林省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内公章备案2次。第一次登记日期为2017年12月15日，印章编码为2224011287385；第二次登记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印章编码为2224011348082。魏建国在一审中举示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的《证明》中加盖的公章印章编码与前述登记备案的公章不一致。延吉插秧机公司在二审中陈述不清楚其曾使用的公章数量。二审中，延吉插秧机公司认可其主张魏建国离岗前进行的健康检查系指2015年4月进行的有害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此后魏建国未再进行健康检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是本案应否适用《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二是延吉插秧机公司与魏建国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一、关于本案应否适用《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延吉插秧机公司为解除与魏建国的劳动关系，曾于2019年2月21延吉插秧机公司向魏建国送达“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被拒收。据此，应认定截止该办法开始实施的2019年2月1日，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尚未终止，本案可以适用该办法相关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条中，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为：延吉插秧机公司支付给魏建国月生活费333元或按现行规定或依据企业经济情况执行。表明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标准。一审根据《吉林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吉政令第268号）相关规定确定延吉插秧机公司应支付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差额，符合前述约定，并无不当。二、关于延吉插秧机公司与魏建国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的问题。魏建国在一审中所举示的延吉插秧机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的《证明》显示，魏建国在延吉插秧机公司从事过有毒有害工作。延吉插秧机公司虽抗辩该《证明》上加盖的公章并非真实有效，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延吉插秧机公司于2015年4月安排魏建国进行过有害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应认定魏建国在延吉插秧机公司从事过有毒有害工作。而此后魏建国未再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故延吉插秧机公司单方与魏建国解除劳动关系，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相关费用。至于延吉插秧机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魏建国申请仲裁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因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并作出实体裁决,延吉插秧机公司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并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在一审时亦未提出，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延吉插秧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延吉插秧机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池东波审判员 秦承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