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锐，男，199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友志，四川国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雨亮，四川国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欢，男，198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普，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倪文军，男，199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上诉人陈锐因与被上诉人钟欢，原审被告倪文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案涉车辆系违法进行的拼装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车辆公里数与拼装事实均存在欺诈。钟欢作为专业从事二手车买卖的经营者，具备车辆的专业知识和检测能力，对于所销售车辆的情况系明知，其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致使上诉人对车辆状况产生错误认识，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其行为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该协议属于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应当按照购买案涉车辆价款三倍进行赔偿，所购价款应当返还。 被上诉人钟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该二手车交易合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钟欢履行了告知案涉车辆是事故车的义务，并交付了车辆。钟欢未对车辆进行维修，案涉车辆是年检合格的车辆，在交易时将修理案涉车辆的视频发给了顾客，还在交易合同特别注明已告知该车辆追尾，钟欢并非二手车经营者，无隐瞒欺诈的行为及故意。二手车交易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退还购车款以及三倍赔偿情形。 原审被告倪文军述称，二手车交易买卖合同并非倪文军签字和捺印，交易与倪文军无关，授权书是事后补签，没有授权过钟欢出卖车辆。 陈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陈锐与倪文军、钟欢之间的《二手汽车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二手车合同）；2.判令钟欢向陈锐返还已付的购车款140500元；3.判令钟欢增加赔偿陈锐损失4215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陈锐与邓超系朋友关系。2020年6月20日左右，陈锐向邓超提出想买辆车，邓超告知其有辆宝马三系在新都启立源汽车交易市场的新都区尚弘二手车店，并邀约其一起去看。当时，邓超还告知陈锐案涉车辆左右后叶子板有切割。2020年6月23日，陈锐和邓超一起到新都区尚弘二手车店见到了钟欢。钟欢带二人现场看了案涉车辆。陈锐决定购买该车辆，随即与钟欢签订了二手车合同，并分四次向钟欢支付购车款合计140500元。双方交易过程中，陈锐自始没有查验钟欢身份证件，并不清楚与之 交易人员实际为钟欢。钟欢实际冒用了倪文军名字与陈锐签订了二手车合同。陈锐向钟欢支付购车款140500元的具体方式如下：1.银行转款两笔合计10万元，付款人均为陈锐，收款人均为钟欢；2.支付宝转款两笔合计40500元，付款人均为陈锐，收款人均为钟欢。因当时车辆还处于抵押，钟欢提出待解除抵押后便将该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行驶证邮寄给陈锐，陈锐同意。当日，陈锐便开走了案涉车辆。2020年7月9日，案涉车辆抵押解除。钟欢便将案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行驶证邮寄给邓超，邓超收到后转交给了陈锐。 2020年7月10日，陈锐在成都网络理政平台投诉举报，称“6月23日在新都区××道××段××号××市场尚弘二手车购买了二手车，购买时商家并未告知车尾有切割过，实际上购买后发现车尾端有切割过，要求商家赔偿”。陈锐还委托成都验车帮科技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检验，成都验车帮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出具了《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的检测意见载明，“经实地勘察：该车停放于汽修厂，局部部件已拆检，外观件可见多处明显钣金、喷漆痕迹，内饰检查主／副驾座椅拆装，后排安全带拆装，左Ｃ柱上方内侧有严重锈迹，通过结构件检查发现该车左右Ｃ柱上端沿两侧后翼子板、至后排座椅地板含门槛进行整体环形切割，再拼装、焊接修复痕迹，拼接后排车尾结构件为红色，实际车身为白色，综合技术分析，车尾有过严重碰撞事故，虽经修复，但车身结构左右对称性、安全性严重下降，存在较大隐患，不符合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底盘检测多处零部件存在拆装现象，底盘腹部存在明显整体切割、后期焊接、打胶。综合车辆当前技术状况，根据车体骨架结构件损伤修复部位，符合国标ＧＢ30323对事故车的判定标准，鉴定意见为事故车”。 二、经查，案涉车辆品牌型号为宝马320Ｌｉ，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5144。该车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该车于2014年1月9日初始登记，登记所有权人为魏凤玲，2014年1月9日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2018年9月20日解除抵押；2019年5月24日，车辆转移登记至曹维名下，获得方式：购买；2019年6月24日，车辆又转移登记至倪文军名下，获得方式：购买；2019年6月27日，案涉车辆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2020年7月9日解除抵押。另外，案涉车辆于2020年1月年检，且检验合格，有效期至2022年。钟欢与陈锐签订的案涉二手车合同载明，售车方为倪文军（即甲方），购车方为陈锐（即乙方）。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车主倪文军的品牌型号为宝马320Ｌｉ的汽车出售给乙方。车牌号码川Ａ6××××，发动机号0408Ｄ288，车架ＬＢＶ3Ｍ2108ＦＭＣ35144，该车成交总额为140500元整。并定于2020年6月23日前付清余款，全款后过户或交车，否则过时不候，此车另行出售，定金不退。合同第四条约定：因双方交易物为旧机车，故双方自签定本合同时起，即对该车表显示里程数正常或异常表示认可，对该车车身骨架及内控电器元件状况、变速箱及发动机工作状况表示认可。合同第五条约定：该合同双方签字生效并同时车辆成交，所有口头陈述及口头承诺无效，均以本书面合同为准，成交后双方不得对金额及车况提出异议，若一方违约，需赔偿另一方成交总额30%的违约金，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其它约定的未尽事宜：已告知此车尾部追尾，保证手续齐全。甲方签字：倪文军，甲方身份证号码：510125198701××××，甲方联系电话：183××××3561。乙方签字：陈锐，乙方身份证号码：510184199106××××。售车方姓名、该车总额、违约金比例、未尽事宜、尾部双方签字处均按有手印。经查，该合同上甲方处所写身份证号码系钟欢本人身份证号、甲方处所留联系电话系钟欢本人使用电话号码。 三、还查明，钟欢于2020年6月13日从倪文军处购得案涉车辆，购买价款为13万元。钟欢向倪文军支付购车款情况具体为：1.2020年6月13日，钟欢向倪文军银行转款支付10万元；2.2020年6月15日，钟欢向倪文军微信转款支付15000元；3.2020年7月9日，钟欢向倪文军支付宝转款支付1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意见，该案争议焦点为：1.钟欢是否为案涉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的出卖方；2.若钟欢是卖方，则该案是否存在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3.若存在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则钟欢是否向陈锐需要“退一赔三”。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作如下评判： 一、关于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于本案而言，首先，案涉二车场买卖合同载明的售车方为倪文军，但根据各方当庭陈述可知，该合同实际是钟欢冒用倪文军名字所写，故不能认定倪文军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其次，钟欢于2020年6月13日以13万元价款从倪文军处购得案涉车辆，并于2020年6月23日以140500元价款将其出售给陈锐，陈锐支付了向钟欢履行了价款支付义务，钟欢则将案涉车辆交付于陈锐，双方还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可以认定钟欢为案涉车辆的出卖方。最后，钟欢虽辩称系代张勇向陈锐卖车，但陈锐不认可该主张，因钟欢所提供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在卖车时已告知了陈锐是代张勇卖车并且陈锐认可其代理行为，也不足以证实该二手车合同存在其他可以直接约束张勇和陈锐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钟欢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二、关于该案是否存在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该案中，陈锐主张钟欢存在故意隐瞒案涉车辆里程表被修改、故意隐瞒案涉车辆是事故车、故意隐瞒案涉车辆是拼装车等行为，导致其错误认知车辆真实情况并进而购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可知，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欺诈行为，包括告知对方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2.欺诈故意，包含告知对方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之故意和使对方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错误判断而作出意思表示之故意；3.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4.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于本案而言，首先，根据各方当庭陈述可知，陈锐在购车时通过朋友邓超已经知晓案涉车辆发生过追尾、左右叶子板有切割的事实。其次，双方二手车合同已经写明“因双方交易物为旧机车，故双方自签定本合同时起，即对该车表显示里程数正常或异常表示认可，对该车车身骨架及内控电器元件状况、变速箱及发动机工作状况表示认可”、“成交后双方不得对金额及车况提出异议”、“已告知此车尾部追尾”，陈锐在该合同上签字按手印，该情况足以说明两点：1.陈锐知晓案涉车辆是事故车；2.陈锐知晓案涉车辆可能存在里程数异常，且即使该车里程数确有异常，其本人对该异常也表示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1.陈锐主张钟欢存在故意向其隐瞒案涉车辆为事故车行为、故意向其隐瞒案涉车辆里程数没有事实依据；2.即使钟欢存在隐瞒案涉车辆里程数行为，也不足以认定钟欢是故意为之；3.因陈锐认可车辆交付时的里程数，即使钟欢存在故意向其隐瞒案涉车辆里程数，也并没有让陈锐陷入错误认知。 另外，关于钟欢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案涉车辆为拼装车。该案中，陈锐主张案涉车辆为拼装车，即案涉车辆（白色）尾部在发生事故后存在用另外一台红色车辆尾部拼接到案涉车辆，并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是否启动该项鉴定对该案审理结果而言并无必要，故未同意其鉴定申请，理由如下：1.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车辆系拼装车，即使陈锐单方委托机构所作检测意见也没有明确得出案涉车辆为拼装车的结论。应当看到，案涉车辆在发生严重追尾交通事故后，还发生过所有权人转移登记，并于2020年1月检验合格。2.陈锐主张案涉车辆尾部在发生事故后存在用另外一台红色车辆尾部进行拼接，但其所主张的拼接时间节点发生在钟欢从倪文军处购得案涉车辆之前，故即使案涉车辆被鉴定为拼装车，陈锐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实钟欢在向其售车时明知是拼装车并故意隐瞒。3.参照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之规定，钟欢负有向陈锐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的义务，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可知，钟欢在卖车过程中已履行了真实车况信息的义务。即使案涉车辆被鉴定为拼装车，但因陈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钟欢明知是拼装车还向其出售，由此也应认定钟欢履行了告知义务。4.承办人向多家二手车司法鉴定机构（法院委托名册内的机构）初步询问得知，现有鉴定技术仅能对案涉车辆是否拼装车进行鉴定，但无法对具体拼装时间进行鉴定，因此即使案涉车辆被鉴定为拼装车，陈锐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实钟欢在向其售车时明知是拼装车并故意向其隐瞒。5.二手车合同已明确约定，“因双方交易物为旧机车，故双方自签定本合同时起，即对该车表显示里程数正常或异常表示认可，对该车车身骨架及内控电器元件状况、变速箱及发动机工作状况表示认可”，陈锐在合同上签字按手印，因此陈锐本人在购车时实际已认可该车车况，即使钟欢故意向其隐瞒车辆为拼装车，也不足以认定钟欢的行为使陈锐对案涉车辆车况陷入了错误认知，并进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以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陈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其各项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锐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已减半收取），由陈锐负担。 二审中，倪文军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2019年4月23日《成都市友邦汽车维修中心保修单》照片，拟证明倪文军使用案涉车辆期间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2.2020年6月13日倪文军与钟欢的聊天记录，拟证明钟欢对案涉车辆进行过重大维修知情。陈锐经质证后，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钟欢经质证后，对维修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为聊天记录反映了钟欢在向陈锐售车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 本院经审查认为，钟欢在与倪文军2020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中认可维修单的真实性，且维修单记载内容反映了案涉车辆的维修情况，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二审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成都市友邦汽车维修中心保修单》载明：维修项目共计39项，主要涉及对车辆尾部、后侧部分的维修，派工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车辆的买卖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当撤销合同并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陈锐主张钟欢存在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真实里程数及案涉车辆系拼装车的行为，构成法定可撤销之欺诈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二手汽车交易合同》第四条载明：“因双方交易物为旧机车，故双方自签订本合同时起，即对该车表显示里程数正常或异常表示认可......”，尽管陈锐主张根据检测报告4S店保养维修记录，案涉车辆实际里程数远超交付时车表显示的里程数，但陈锐签订合同时明知交易标的物为二手车，对于车表显示里程数与实际里程数不一致的情况具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同时陈锐在合同上进行签字捺印，足以表明其接受该款内容，对里程数可能存在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情形表示认可，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车辆在出卖给陈锐前已经进行过多次交易，尽管钟欢于2020年6月13日已知晓案涉车辆在2019年4月23日曾进行过维修，但陈锐在购车时即知道该车左右后叶子板有切割，与维修单所记载的维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同时在合同第六款也有对追尾事故的告知，故钟欢对于案涉车辆的维修、事故等基本情况并无隐瞒。再次，陈锐主张钟欢系二手车买卖经营者，具备车辆的专业知识和检测能力，应当尽到更高的检测与告知义务。本院认为，现陈锐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钟欢为二手车买卖经营者，即使钟欢确系专业经营者，但目前并无专门法律规定二手车经营主体的检测法定义务，仅有商务部颁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作为参照。依照商务部颁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维修、事故、检验等真实情况和信息的告知义务，但该规定并非法律强制规定，亦未规定出卖人在交易车辆前负有强制检测和整备的义务，对出卖人的告知义务亦限于其现实已知的车辆真实情况和信息。在买卖双方获取车辆真实信息的渠道基本对等的情形下，对未经鉴定的二手车，相较于买受人并无明显优势，不能当然推定出卖人应当知晓交易车辆的全部真实情况，且二手车买受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对交易的安全性应具有比新车买受人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可在车辆成交前约定专业机构检测及费用负担，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及风险。综上分析，不论钟欢是否为二手车买卖经营者，陈锐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钟欢出售案涉车辆时存在故意隐瞒里程数以及拼装车之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陈锐主张钟欢构成欺诈，并要求撤销合同和给予三倍赔偿于法无据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陈锐申请重新鉴定亦无必要，一审法院已阐述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陈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20元，由陈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玉洲 审判员  陈丽华 审判员  孙 韬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