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藏06民终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斌松，男，196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珂，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潍东，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尼玛县尼玛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2400585770827Q。法定代表人：张四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子豪，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四中，男，196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玉花，女，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四中（耿玉花丈夫），住河南省西平县。上诉人柴斌松因与上诉人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原公司）、被上诉人张四中、耿玉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尼玛县人民法院（2020）藏0629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斌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珂、上诉人高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魏子豪，被上诉人张四中并代理被上诉人耿玉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柴斌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尼玛县人民法院（2020）藏0629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2.依法改判张四中与耿玉花共同支付柴斌松保证金、借款、经济损失共计3,500,000元；3.依法改判张四中与耿玉花共同支付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117,794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保证金、经济损失、借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4.依法改判张四中与耿玉花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显失公正，应当予以撤销、改判。一、从证据及责任分析上讲，张四中、耿玉花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张四中与耿玉花不承担付款责任，但一审核心证据《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中载明甲方为张四中、耿玉花及高原公司，乙方为柴斌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签署方即为合同当事人，张四中、耿玉花、高原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理应共同承担《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一）按照《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约定，张四中应当对保证金、借款、经济损失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张四中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上签字，即代表其认可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并自愿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从实践角度来讲，若《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甲方仅为高原公司，由高原公司加盖公章即可，不需要张四中与耿玉花签名。综合2014年11月3日的《收条》来看，《收条》的收款人也列明了张四中，故张四中实际为《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甲方的一员，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二）耿玉花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上签字，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首先，耿玉花作为《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甲方之一，依法应当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耿玉花并非高原公司股东或员工，其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上签字不能够代表高原公司。一审中，高原公司辩称耿玉花是受到胁迫签署的协议，但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据此，耿玉花签署《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耿玉花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其次，虽《借条》上没有耿玉花的签字，柴斌松向高原公司、张四中、耿玉花出借款项时，已与三方进行了充分协商，但出具《欠条》的当天，耿玉花因故未到现场，柴斌松考虑到张四中与耿玉花为夫妻，张四中签字亦可代表耿玉花，故同意由张四中单独签字。基于以上事实，耿玉花应当承担还款义务，现耿玉花失口否认其借款的事实，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张四中作为高原公司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对高原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及其它相关网站，得知高原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元，其中张四中持股60%，认缴金额为6,000,000元。现张四中认缴期限已过，但其实缴出资仅为900,000元，尚有5,100,000元出资义务未履行，已经构成出资瑕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张四中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高原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三、张四中、耿玉花为夫妻，柴斌松诉请的款项属于张四中、耿玉花共同债务，故张四中、耿玉花应当共同偿还柴斌松诉请款项。不管从张四中、耿玉花签署相关文件或股权实缴责任中任何一个角度认定张四中和耿玉花其中一人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另外一人也应当共同赔偿该笔债务。首先，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中，甲方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按照《民法典》规定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要件。其次，《收条》由张四中签字确认，该笔款项亦的确用于张四中与耿玉花的共同生产经营。故，只要认定夫妻一方承担付款责任，另一方根据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当共同承担责任。高原公司辩称，一、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柴斌松一审诉讼请求为支付保证金、借款、经济损失共计3,500,000元。其中保证金2,000,000元，借款900,000元，经济损失600,000元，保证金及经济损失均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该两笔款项的纠纷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合同纠纷，仅有900,000元柴斌松可以借款纠纷进行诉讼。针对900,000元，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900,000元属较大金额，在一般情况下会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线上方式进行交付，若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线下交付，收款人应当出具《收条》或在《欠条》中载明已收到的相关事实。现柴斌松主张的900,000元借款，仅有一张《借条》加以证明，并未提供转账记录、高原公司的收条等柴斌松履行了出借义务的相应证据，或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仅凭一张《借条》无法证明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的借贷事实实际发生，且《借条》无高原公司的印章，这更能说明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金额为3,500,000元，完全与事实不符。针对2,000,000元，是由柴斌松支付给县机关财务室，该笔款项并未转账至高原公司账户；针对900,000元，《借条》上并没有高原公司的印章，柴斌松也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针对600,000元，柴斌松以经济损失进行起诉，也并非借贷纠纷，柴斌松也未提供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据，600,000元从何而来，具体是什么损失不得而知。二、即便法院认定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高原公司已还款完毕。张某、耿玉花及张四中受高原公司委托分别向柴斌松支付310,000元、380,000元、200,000元，共计890,000元。高原公司向法院提供了耿玉花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页；张某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7页；张四中个人业务凭证2页，对以上事实加以证明。此外，通过对证人张某某及刘某的询问可知，张四中代表高原公司已向柴斌松交付现金1200,000元，张某某作为柴斌松多年好友，且交付当日，张某某与柴斌松乘坐同一辆车，其证言具有极高的采信度。另高原公司也向法院提供了当日取款1,500,000元的书面证据，与张某某、刘某描述相同。综上，张四中代表高原公司已向柴斌松交付现金1200,000元为不争的事实。按照柴斌松所述，其代替高原公司向县机关财务室转账2,000,000元，现高原公司已向柴斌松共计支付2,090,000元，已超付90,000元。三、柴斌松已自认的580,000元为高原公司偿还的本金，并非利息。柴斌松一审诉讼请求为支付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2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判决为支付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17,794元。根据柴斌松所述，一审法院已经将其自认的580,000元减去，剩余利息为117,794元。据此说法，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应为697,794元，该金额已远远超出柴斌松共计20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超出柴斌松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违反了处分原则。一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书中对580,000元的相关情况进行阐述说明，柴斌松认为的已将580,000元作为利息扣除的想法为其一厢情愿。且高原公司向柴斌松的转款凭证上并未标注“该笔款项为利息”，此款项均为本金，法院不能违背高原公司意愿认为是利息。综上所述，高原公司与柴斌松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并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审判案件，违反了处分原则，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张四中、耿玉花辩称，本案属于公司的事情，与其二人无关。案涉款项属于柴斌松交的保证金，且《收据》是柴斌松写好让其夫妻二人在上面签字。但后面还款时，柴斌松又说以前的单据全部作废，所以其夫妻二人就没有追究，现柴斌松却起诉其二人。高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尼玛县人民法院（2020）藏0629民初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柴斌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柴斌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及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2,000,000元的保证金应由高原公司向县机关财务室交纳属事实认定错误。不管是从一审的庭审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均未涉及进行确认案涉2,000,000元的保证金是否应当由高原公司向县机关财务室交纳。高原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柴斌松向高原公司交纳保证金2,000,000元，不存在高原公司应当向县政府交纳保证金的理由。在无事实、证据、合同约定、红头文件等任何一种证据的支持下，一审法院认为该笔保证金系高原公司应当缴纳给县政府，是一种想当然行为。但是2,000,000元的保证金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确认该笔保证金为履行保证金，如果是履行保证金，高原公司作为发包人需要向县机关财务室缴纳履行保证金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况且县机关财务室作为国家机关要求高原公司缴纳保证金应当有合法依据且履行合法手续，并向缴纳人出具收费凭证。柴斌松仅提交一份向县机关财务室的转账记录，完全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也不是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如果县机关财务室进行确认收取了该款项且该款项为高原公司的保证金，应当向付款人出具收据或凭证，但县机关财务室也并未对该款项进行确认，柴斌松提交的转给县机关财务室的2,000,000元，县机关财务室是否收到、收到的为何款项、是否退还了付款人，一审没有查明。故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证据证明的前提下认定柴斌松支付的保证金为高原公司应当向县机关财务室缴纳的保证金，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2,000,000元的保证金虽未直接支付给高原公司，但是直接冲抵了高原公司应当支付给县机关财务室的工程保证金，应当认定高原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了该款项。如果保证金并非高原公司应当向县机关财务室交纳的款项，那么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就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正是认为基本高原公司存在应当向县机关财务室交纳工程保证金的前提，柴斌松是替高原公司代为交纳，进而认定该2,000,000元的保证金实际由高原公司占用使用，产生返还义务。第一，如果替高原公司交纳，作为一种委托行为，应当由委托人向被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但高原公司并未授权或委托柴斌松代为交纳保证金，且其缴纳的保证金也不属于高原公司的应付款项，其主张的已付款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当自担后果。第二，关于占用使用。系高原公司实际得到了相应的权益，可以理解为高原公司对该笔款项进行了使用。但一审法院错误认为该笔保证金属于高原公司应当向县政府缴纳的款项，因柴斌松已向县政府缴纳从而免除了高原公司缴纳保证金的义务。而对于高原公司是否应当向县政府缴纳保证金，一审法院从头到尾均未查清，县政府从未要求高原公司缴纳，高原公司也无向县政府缴纳的义务，更不可能存在该笔款项由高原公司占有使用。第三，如果不存在高原公司委托柴斌松或高原公司实际享有了该笔款项，那柴斌松缴纳保证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个人行为或者县政府的不当得利，应当向实际受让人主张返还。柴斌松主张权利的前提应为三方明确约定，如果没有约定，柴斌松自愿履行后又强加给高原公司，实际是对高原公司自由意志的强制，且剥夺了高原公司对应付款项瑕疵的抗辩权，完全是不合理的。且高原公司根本没有向县机关财务室缴纳保证金的义务。3.一审法院认为3,500,000元是基于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向柴斌松出具的《借条》而来，同时认为柴斌松向高原公司作出了出借金钱的意思表示，并通过银行转账履行，从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第一，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不能仅凭一张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柴斌松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第二，柴斌松主张的民间借贷高达900,000元，除借条外，再无任何证据证明。在高原公司未认可收到该笔款项的前提下，柴斌松亦未举证证明如何替高原公司偿还了县政府欠款900,000元，一审法院也未向第三人县政府核实是否收到款项，完全背离了对事实认定的法律标准。第三，关于借条中的2600,000元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柴斌松认为是保证金2,000,000元加经济损失600,000元。如果为民间借贷，作为双方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出借人要求返还借贷的应当证明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如果柴斌松未经高原公司同意代为履行了高原公司不存在的债务，双方就不应当为借贷关系，应当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柴斌松支付的保证金应当基于合同向高原公司支付，但柴斌松在无任何理由的前提下支付给县机关财务室，该行为既非委托付款也非代为偿还债务，当然不可能对柴斌松形成交付。双方既无借款合意，又无实际交付，故无法成立借贷关系。其次，柴斌松主张的未进场产生的600,000元经济损失，损失的主体或者权利主张人也应当是××公司西藏分公司，并非柴斌松。而且经济损失应当基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实际损失，案涉合同并未履行自然不存在损失，柴斌松突兀的主张600,000元损失，双方既无约定，也未提交损失凭证证明，该经济损失无法成立。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如果作为民间借贷又从何而来经济损失，将柴斌松主张的经济损失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显然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第四，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明确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事实的存在。对于事实的存在与否在无法进行举证的前提下，可以采用高度可能性进行推理，但是对于事实的成立，是应当由主张方进行举证。事实的存在与事实的成立是两个概念。认可存在向柴斌松曾经借款的事实，但并未认可其向高原公司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即该借贷关系存在并成立。而且本案的事实并非不可查明，需要进行推理。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并成立，除出借人出具借条外，在借款人未收到款项的前提下，出借人应当继续举证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相应款项，进而对于事实的成立进行举证，这属于主张人的一般举证责任而非法院的推理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柴斌松的诉讼请求属于民间借贷是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4.对于柴斌松自认的利息部分。一审法院完全没有进行审理。柴斌松在一审庭审中自认高原公司向其支付了580,000元的利息，并未涵盖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中。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本案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借条记载的金额为3,500,000元，但该借条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柴斌松所自认的580,000元的利息，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是多少、利息的计算期间是多少、利息的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柴斌松未作说明，一审法院也未查明，直接认定应付借款本金3,500,000元并按照出具借条的日期支付利息。柴斌松自认已收款580,000元，是否应当进行抵扣，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本案的基本事实。5.一审法院将本案变更为民间借贷是否准确。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就应当有借款合意、出借方应当实际履行出借行为，而从本案的审理来看，不管是900,000元还是2600,000元，柴斌松均无法证明其实际向高原公司履行了出借手续，这就是柴斌松为什么手中有借条的前提仍按照保证金合同纠纷来起诉，并非对其法律关系存在认识错误，而是其是否实际出借完全清楚。一审法院这种断章取义的审理，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6.作为合同纠纷柴斌松主体是否适格。如果说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柴斌松缴纳保证金的基础是基于案涉项目的承建公司委托，其要求返还并赔偿未入场经济损失不具有主体资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应由长安公司西藏分公司主张。应驳回柴斌松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柴斌松辩称，1.一审判决对于金额部分及案由认定合理合法，程序正当，不应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因诉求包含保证金、借款、赔偿损失等内容，高原公司认为一审案由错误。柴斌松的核心证据借条，因张四中和高原公司把2,000,000元的保证金、600,000元的赔偿款、900,000元的借款写在一张借条中，如其分开写，柴斌松应分开起诉，现三笔款项列在同一借条内，按照高原公司的理念，柴斌松应该将这一张借条分成三个诉讼向法院起诉。按照现行的规定以及本区、市、各县相关的判例，对于同一张单据上的不同类型的金额，一般是一并进行审理，然后统一确定一个案由，如高原公司认为这个借贷合同纠纷的案由错了，那么法院无法确定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基于借条确定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妥。2.高原公司认为本案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柴斌松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900,000元及600,000元金额的产生。关于900,000元损失在补充协议里表述的非常清楚，2,000,000元的保证金在补充调解协议的第一条，当时约定的是2,000,000元的保证金加1,640,000元的赔偿款，赔偿款是因柴斌松无法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所导致的相应的人员以及材料的损失，最初确定的是1,640,000元，其中包括660,000元、540,000元、440,000元，后期由张四中给柴斌松出具借条时，双方约定把1,640,000元降到600,000元，即2600,000元里含有600,000元的赔偿款，实际上柴斌松没有按照调解协议主张1,640,000元的赔偿款，而是按照最终的借条仅主张了600,000元，在此情况下，高原公司认为柴斌松无法证明600,000元赔偿金的产生，而柴斌松所提交的相关单据为一组证据，相互印证。关于900,000元的借款在借条中亦写的非常清楚，该借条足以证明柴斌松的主张。按照相关规定应由张四中证明其为什么承认欠柴斌松900,000元的借款及600,000元的赔偿金，而不是恶意要求柴斌松举出所有证据，因柴斌松已举证证明了基本事实。3.关于利息。高原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对于相应的利息没有审核清楚，认为其归还的金额应当视为本金。首先一审法院对于归还部分审理的很清楚。虽高原公司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向柴斌松归还过款项，但柴斌松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并自认收到对方580,000元的款项，一审法院在认定利息时已将这580,000元予以扣除，所以法院最终认定的利息仅有117,794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了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的，所归还的款项应优先清偿利息，这是符合交易习惯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同时柴斌松所主张利息的起始时间是2016年7月29日，即以最后一张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起算，但实际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柴斌松给2,000,000元保证金之际，前期的损失计算到了600,000元损失里，柴斌松未重复主张利息。关于高原公司提出2,000,000元保证金是支付给了高原公司的，未支付给张四中和耿玉花，所以张四中和耿玉花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钱是支付给了高原公司，但借条是由张四中出具，基于借款合同纠纷，甲对外借了相应的款项，由甲或乙去出具凭证，这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不是说收款人才能作为案件适格被告。本案中，虽高原公司收了柴斌松的钱给其造成了损失，实际上张四中和耿玉花也在相应的单据上签字，承认拖欠柴斌松款项，柴斌松主张张四中和耿玉花承担责任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同时，因为张四中没有履行相应的股东出资义务，所以要求张四中承担责任。高原公司称柴斌松提交的相应的司法解释系关于执行部分，柴斌松向法庭提交是最高院关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不关乎执行部分，而是案件事实部分。如果认定张四中没有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柴斌松要求张四中在其未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4.关于一审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第一、2,000,000元的保证金通过柴斌松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是由柴斌松的妻子王某在2014年11月4日转账到县机关财务室，目的是为了高原公司从县里承接扶贫项目缴纳的相应款项，缴款人是柴斌松。第二，高原公司和张四中出具的收条显示的是柴斌松的2,000,000元，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乙方是柴斌松，2015年5月23日签订的内容确认的债权人是柴斌松，最后一张在6月29日由张四中出具的借条上面写的亦是今借柴斌松人民币多少钱。另外柴斌松在一审中提交的柴斌松跟张四中的微信记录，也能看出张四中始终认为欠款的对象是柴斌松，通过柴斌松向法庭提交的张四中以及高原公司的银行回单也可以看出其还款的对象都是柴斌松的妻子王某，以上证据可以证实柴斌松是本案适格原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高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张四中、耿玉花辩称，本案是公司的事情，至于出具单据是柴斌松写好后让其夫妻二人签字，其二人是处于被动状态，请求法院调查具体情况。案涉工程是扶贫项目，可从县里领取一部分钱，结果县里出现变故，柴斌松就觉得这生意不能做，柴斌松存在违约。柴斌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保证金、借款、经济损失共计3,500,000元；2.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117,794.00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保证金、经济损失、借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6日，高原公司与江苏长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西藏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有被告张四中的签名，长安公司西藏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有原告柴斌松的签名。2014年11月3日被告高原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条》，其上载明“今收到柴斌松承包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发包的《尼玛县当惹雍措扶贫园区项目》工程保证金2,000,000元整。此工程由柴斌松承包建造。”2014年11月4日原告的妻子王某向尼玛县机关财务室转账2,000,000元。2015年5月23日，原告与被告高原公司、耿玉花签订了《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公司和柴斌松关于所签订的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在甲方处有被告高原公司、张四中、耿玉花的签章、签名，在乙方处有原告柴斌松的签名，协议载有“甲方在2015年9月1日前必须无条件归还乙方向甲方所交的保证金2,000,000元，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9月1号前归还赔偿乙方660,000元，8月1号前归还赔偿乙方为540,000元，7月1号前归还赔偿乙方440,000元。”2015年9月1日，被告高原公司、耿玉花向原告出具《关于2015年5月23日甲乙所签订的建设工程的承诺》（以下简称《承诺书》），载有“甲方经给乙方协商，乙方同意甲方再拖延五天归还《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所涉款项”。2016年6月29日被告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有“今借柴斌松人民币900,000元和前期（2015年2600,000元）到七月十五日前还2,000,000元，剩下的第二批款到付清（约一个月左右）”。原告自认其是借用××公司的资质进行承揽建设工程。被告高原公司自认被告张四中是代表高原公司进行签字确认。案涉2,000,000元保证金应是由被告高原公司向县机关财务室交纳。被告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于2016年6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于2018年6月13日开始多次向被告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催促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该案是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是属于借款合同纠纷；2.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117,794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能否得到支持；3.被告张四中是否承担付款责任；4.被告耿玉花是否承担付款责任。一、关于本案是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是属于借款合同纠纷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案涉款项3,500,000元是基于被告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而来，有被告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在2014年11月3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告与被告高原公司、耿玉花在2015年5月23日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佐证。其中的2,000,000元虽未直接支付给被告高原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张四中，但直接冲抵了被告高原公司应支付给县机关财务室的工程保证金，应当认定为被告高原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了该款项，且被告高原公司出具《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承诺书》，承诺将该款归还给原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本案案由确定为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为证实被告未支付借款提交了《银行流水》《收条》《借条》《短信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加以证明，结合原告的陈述以及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该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高原公司还款3,50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117,794.00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被告高原公司未及时支付原告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五年期贷款利率4.75%计息，承担自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17,794.00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三、关于被告张四中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认定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于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应根据借条内容、借款用途和实际由谁支付借款来确定的。本案中，公司人格与个人人格是混同的。虽然借条中载明的当事人为张四中，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张四中是为其所在的私人公司借款，应认定为公司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张四中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耿玉花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焦点一的分析，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借条》上未有被告耿玉花的签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条》对被告耿玉花无约束力，故原告主张被告耿玉花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应该以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有出借金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为基础。本案中，原告作为出借人有向被告高原公司出借金钱的意思表示，并通过银行转账等形式来履行；被告高原公司作为借款人使用了借款并出具《借条》，从而达到接受出借款项的实际行动达成合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均应受其约束，应诚信遵守，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判决：一、被告高原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柴斌松借款3,500,000.00元；二、被告高原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柴斌松自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17,794.00元；以及自2020年10月9日起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原告柴斌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柴斌松提交了1组证据，上诉人高原公司提交了2组证据，被上诉人张四中、耿玉花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柴斌松提交的证据为其从那曲市工商局调取的高原公司的章程及企业基本信息。证明被上诉人张四中未完全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上诉人高原公司认为张四中是否在法定期限完成出资义务与本案的借款行为无任何的法律关系，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被上诉人张四中与耿玉花认为该组证据显示的张四中未出资部分已以实物方式补齐，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的诉争事实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诉人高原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转款记录12页，证明高原公司授权张四中、张某、耿玉花向柴斌松陆续转账还款8900,000元。上诉人柴斌松认可已收到张四中、张某、耿玉花转款共计890,000元。但其认为其中580,000元，一审法院已进行了扣减。同时也证明了高原公司、张四中、耿玉花欠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张四中与耿玉花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本院认为，柴斌松认可收到转款凭证上载明的金额，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上诉人高原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出票日期2016年9月30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存根》复印件2份、《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收款联》原件1份、2016年9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复印件1份，2016年9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原件2份，2016年10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原件2份，《证明》1份；证人张某某与刘某证言。证明高原公司通过银行贷款5,000,000元，西藏尼玛县尼玛镇人民政府帮助高原公司提取了1,500,000元的现金，高原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归还了柴斌松1200,000元，归还1200,000元时有两个证人在场。上诉人柴斌松对该组证据中单据原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复印件单据及两名证人的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是高原公司和政府之间的项目资金结算。被上诉人张四中、耿玉花认可该组证据的三性。本院认为，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存根》2份，其中1份载有“作废”标志，另1份所载明的金额为1,500,000元、收款人为杰某、用途为购羊款，且该票据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本院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证明》仅加盖有西藏尼玛县尼玛镇人民政府印章，无该政府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或签章，不符合单位证明形式外观，虽上诉人柴斌松认可其真实性，但根据规定，本院对该《证明》的三性不予确认；《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收款联》所载明的内容为高原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向尼玛镇政府预付购羊款500,000元，2016年9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复印件1份与2016年9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原件2份为同一笔业务，所载明的内容为高原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向尼玛镇财务室出票金额为3,000,000元，2016年10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原件2份为同一笔业务，所载明的内容为高原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向尼玛镇财务室出票金额2,000,000元，以上票据与本案诉争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人张某某与刘某证言，不仅二人的陈述不一致，且其各自的陈述前后矛盾，亦不能与前述票据相印证，本院对二证人的证言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6日，高原公司与长安公司西藏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四中与长安公司西藏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柴斌松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合同载明高原公司自筹工程项目资金。该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包工包料，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5月1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5年10月1日，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为2015年4月20日，付款周期为2015年4月20日付6,000,000元、主体完付7,000,000元、竣工后扣5%保修金，其它一个月内付清。并对地下工程、隐蔽工程进行了约定。2014年11月3日，高原公司向柴斌松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柴斌松承包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发包的《尼玛县当惹雍措扶贫园区项目》工程保证金2,000,000元整。此工程由柴斌松承包建造。”2014年11月4日，柴斌松妻子王某向尼玛县机关财务室转账2,000,000元。因高原公司资金不到位导致柴斌松无法正常开工。于2015年5月23日，高原公司、耿玉花与柴斌松签订《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载明“甲方在2015年9月1日前必须无条件归还乙方向甲方所交保证金2,000,000元，并于9月1号前赔偿乙方经济损失660,000元，8月1号前归还赔偿乙方损失540,000元，7月1号前归还赔偿乙方损失440,000元”。2015年9月1日，高原公司、耿玉花向柴斌松出具《承诺书》，载明“甲方经与乙方协商，乙方同意甲方再拖延五天归还《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所涉款项”。2016年6月29日，高原公司向柴斌松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柴斌松人民币900,000元和前期（2015年2600,000元）到七月十五日前还2,000,000元，剩下的第二批款到付清（约一个月左右）”。高原公司明知柴斌松借用××公司西藏分公司的资质承建案涉工程项目。2016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高原公司通过张四中、张某、耿玉花账户向柴斌松转账支付890,000元，其中580,000元，柴斌松已在一审诉请中折抵利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前，该工程项目已由案外人丁某完成主体建设，柴斌松未实际施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应为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柴斌松是否为本案适格当事人。3.600,000元的损失是否支持。4.900,000元的借款性质。5.责任承担主体。6.一审对利息部分是否超判。1.本案的案由应为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高原公司与借用××公司西藏分公司资质的柴斌松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柴斌松承建案涉项目西藏尼玛县当惹雍措扶贫园区。后因高原公司资金不到位导致柴斌松无法正常开工，高原公司和耿玉花与柴斌松签订《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对案涉工程开展情况进行了结算，并对柴斌松所交付保证金与相关经济损失的支付节点作了详细约定，高原公司和耿玉花未按约履行给付义务。经协商，高原公司和耿玉花向柴斌松出具《承诺书》承诺延期5天支付，若到期未还，柴斌松按《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约定实现权利。于2016年6月29日，高原公司再次以《借条》的形式确认柴斌松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以上环节的事宜皆是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引起。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柴斌松是否为本案适格当事人。高原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向柴斌松出具的《收条》、高原公司和耿玉花与柴斌松于2015年5月23日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及高原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向柴斌松出具的《借条》，能够充分证明高原公司明知柴斌松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且高原公司无相反证据支持其认为柴斌松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因此，本院对柴斌松主张其为本案适格当事人的理由予以支持；高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600,000元的损失是否支持。高原公司与借用资质的柴斌松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柴斌松承建案涉工程项目，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参照该合同约定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2015年4月20日高原公司向柴斌松拨付6,000,000元、柴斌松进场时间为2015年5月1日，高原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向柴斌松拨付6,000,000元。高原公司及耿玉花于2015年5月23日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中确认柴斌松经济损失1,640,000元，高原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又出具《借条》确认柴斌松损失600,000元，现高原公司认为柴斌松未曾进场，签订案涉施工合同之前，案外人丁某已完成案涉工程的主体建设，之所以向柴斌松出具前述相关凭据，是因为柴斌松对其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及耿玉花实施了胁迫，但高原公司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高原公司既然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前，案涉项目主体工程已由案外人丁某完成，却又在施工合同中与柴斌松对进场、主体完工、竣工等付款节点作了详细约定，且对地下工程及隐蔽工程相关情况均有约定。由此可见，高原公司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高原公司认为600,000元损失不存在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其应向柴斌松履行该600,000元损失的义务。4.900,000元的借款性质。张四中与柴斌松均认可《借条》载明的900,000元为案涉工程的启动资金。本院认为，柴斌松为张四中垫付900,000元的工程启动资金，张四中代表高原公司以出具《借条》的行为方式确认柴斌松垫付该资金的性质为借款，柴斌松持有该《借条》，表明其二人针对该900,000元垫资的性质约定为借款已达成合意。虽高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四中否认收到该款项，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出具《借条》的行为，本院对高原公司认为柴斌松未履行900,000元借款的出借义务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高原公司应承担该900,000元债务的给付义务。5.责任承担主体。张四中作为高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为公司业务经营对外履行职务的行为，不需要公司委托手续，可直接签名签章。张四中在《收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承诺书》《借条》中签字的行为，均是代表高原公司协调建设工程项目事宜而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应当承担案涉《借条》中所载明的给付义务。关于耿玉花在《施工合同补充调解协议》《承诺书》中签名的行为，应为债务的加入。但在张四中于2016年6月29日代表高原公司向柴斌松出具的《借条》中无耿玉花签字，柴斌松持有该《借条》，表明其同意耿玉花退出该债权债务关系，耿玉花不再承担该《借条》中载明的给付义务。虽柴斌松认为签写《借条》时，耿玉花因故不在场，基于耿玉花与张四中系夫妻，由张四中单独签字，但该《借条》并未载明相关字样，且柴斌松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耿玉花因故不在场而委托张四中签字，柴斌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案的债务承担主体应为高原公司。6.一审对利息部分是否超判。柴斌松一审主张的3,500,000元自2016年7月29日至2020年10月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117,794.00元，其计算方法已在一审庭审辩论意见中作了详细阐述，高原公司、张四中及耿玉花针对柴斌松的辩论意见亦作了回应，应视为其知悉该计算方法，却在二审中提出质疑，认为一审法院超判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柴斌松主张的自2020年10月9日至保证金、经济损失、借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尚无法确定，本院不予支持。柴斌松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高原公司因案涉工程项目而产生的债务共计3,500,000元及还款期限。高原公司应当承担给付本金及逾期利息的义务。但柴斌松对利息数额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即：本金3,500,000元+[890,000元-2016年8月15日（还款届期日）至2020年9月25日（起诉之日）期间的利息684,130元（3,500,000元×4.75%÷365天×1502=684,130元）]=3,294,130元。综上所述，柴斌松与高原公司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尼玛县人民法院（2020）藏0629民初6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柴斌松支付3,294,130元；三、驳回柴斌松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742.35元，由柴斌松负担6,154.96元，由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29,587.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742.35元，由柴斌松负担6,154.96元，由那曲地区尼玛县高原生态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29,587.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耀 斌审 判 员 巴  央审 判 员 王 冬 梅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拉巴卓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