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52民终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晓彬，男，198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身份证号码：44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凯，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滢，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义勇，男，197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身份证号码：445×××××××********。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浚，广东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西洋，女，198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身份证号码：445×××××××********。上诉人黄晓彬因与被上诉人徐义勇、张西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5202民初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黄晓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凯，徐义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浚，张西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晓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徐义勇、张西洋共同偿还拖欠黄晓彬的借款本金27万元及利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利息计为12182元；自2018年6月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徐义勇、张西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黄晓彬未向徐义勇提供借款27万元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认为，黄晓彬向徐义勇、张西洋转款575265元，徐义勇、张西洋向黄晓彬转款575439.7元，二者相差174.7元，从而认为黄晓彬与徐义勇、张西洋之间互相转账的数额相当，远非黄晓彬主张的27万元。对此，黄晓彬认为，原审判决上述认定毫无依据。理由有：（一）2016年7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2日，徐义勇、张西洋因生意周转需要多次向黄晓彬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8年1月1日，徐义勇与黄晓彬结算后出具《借条》交黄晓彬存执，确认尚拖欠黄晓彬借款本金合计27万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月利率为3%。后徐义勇、张西洋仅偿还黄晓彬借款利息20218元，剩余借款本息至今并未偿还。以上事实，黄晓彬在原审已经提供了徐义勇出具并签名捺指印的《借条》、支付业务回单、银行电子回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和微信转账记录等为证。这些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黄晓彬已经尽到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足以证明黄晓彬作为出借人已经将涉案借款出借给徐义勇、张西洋。（二）虽然《借条》内容载明是现金交付，黄晓彬在当日没有现金交付涉案借款，但该《借条》实际上是双方对之前的借款具体数额进行结算，况且在《借条》出具之前，黄晓彬已多次转款至徐义勇、张西洋的银行账号或支付宝，这些足以证实黄晓彬已经交付涉案借款，涉案《借条》仅是对之前借款以及之前徐义勇、张西洋还款进行具体结算，并非必须在当日交付涉案的借款，这样的借款与没有转款记录的借款是有实质区别的。但原审判决却机械以《借条》里以现金交付方式认定黄晓彬未将借款出借给徐义勇、张西洋。另外，虽然借条载明是现金借款，但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是补签借条以确认双方之前的借贷关系和具体金额，双方以签订借条的方式确认双方之前的借款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况且徐义勇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里已签名确认此一事实，更加说明徐义勇拖欠黄晓彬借款27万元的事实。（三）徐义勇、张西洋原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徐义勇、张西洋向黄晓彬转款575439.7元，但原审判决却予以认定是错误的。根据徐义勇、张西洋提供的证据，均是徐义勇、张西洋信用卡刷卡消费记录，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这是其一；其二是原审判决认定徐义勇、张西洋转给黄晓彬共575439.7元，二者相差174.7元更是无证据证实。徐义勇、张西洋在原审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义勇、张西洋刷卡转入黄晓彬的银行账户，更无法证实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控制在黄晓彬手中，并由黄晓彬代为“养卡”的事实，根据徐义勇、张西洋刷卡记录，仅显示徐义勇、张西洋在不同的商家刷卡消费的记录，如果徐义勇、张西洋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黄晓彬必须在多个商家中去进行刷卡消费，显然是不符常理的。即使刷卡消费的金额与黄晓彬出借的金额一致也不能认定系由黄晓彬代为“养卡”的事实，不能排除徐义勇、张西洋自己消费刷卡的事实。另外，若按徐义勇所述系将银行卡放在黄晓彬处由黄晓彬去刷卡消费，那为何黄晓彬在消费和还款后还要通过网银转账给徐义勇、张西洋？而不是徐义勇、张西洋转账支付给黄晓彬，显然是不符常理的。为何在借条出具之后，徐义勇、张西洋还有继续转款给黄晓彬？徐义勇、张西洋对上述问题根本无法解释清楚，也无证据证实。而原审判决仅凭徐义勇、张西洋的单方陈述以及与黄晓彬无关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就认定徐义勇、张西洋向黄晓彬转款575439.7元明显不合理不合法。故此，原审判决认定黄晓彬未向徐义勇提供借款27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重新确认。二、黄晓彬在原审时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与徐义勇、张西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西洋应依法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审判决未予认定明显错误。在原审时，从黄晓彬提供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可以看出，有共计高达21笔的借款支付到张西洋银行账户，张西洋作为银行卡的持有人，既然收到涉案借款，就应当视为已经知道涉案借款的存在。其在原审也承认了若其银行卡有消费，手机会收到短信提醒的事实。而且其在原审也没有否认收到上述借款的事实，由此涉案借款也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在徐义勇向黄晓彬出具《借条》之后，张西洋仍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还款五千元给黄晓彬，其在原审也承认了付还该款项系因不想让别人知道其与徐义勇已经离婚。由此可见，张西洋是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但原审判决因未认定黄晓彬出借了款项，导致未认定张西洋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事实明显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当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徐义勇、张西洋除了通过微信向黄晓彬直接转款外，其余通过信用卡消费的事实无法认定徐义勇、张西洋直接向黄晓彬转款的事实，体现在：一、从徐义勇、张西洋提供信用卡消费记录看，完全是徐义勇、张西洋自行消费产生的记录，与黄晓彬无关，且有关其自行制作消费记录表格系徐义勇、张西洋根据黄晓彬转款给徐义勇、张西洋日期临近的前后二日进行的刻意筛选整理，以达到其消费的金额与黄晓彬转款金额一致的情形，显然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二、即使如原审认定徐义勇、张西洋转款给黄晓彬的金额为575439.7元，但二者相差也并非只有174.7元，黄晓彬与徐义勇、张西洋起始借款日期是2016年7月4日，因此徐义勇在2016年4月29日通过微信分别转款165元和2000元应不予计算；另外，在2017年7月31日黄晓彬还支付给徐义勇4000元应予以计算，故二者相差的金额也不只是174.7元。三、从徐义勇、张西洋信用卡刷卡记录及黄晓彬出借记录看，大多数消费记录与黄晓彬的出借记录不相吻合，只有少数记录如徐义勇、张西洋所称的黄晓彬支付记录和徐义勇、张西洋消费记录相吻合，相差不超过二天时间的事实。比如徐义勇信用卡以下消费记录：1.徐义勇在2016年8月6日分别消费200元和9800元，而2016年8月1日黄晓彬转款10000元给徐义勇，显然前后相差有五天时间，并非相差不超过二天时间；2.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0日、7月6日、9月5日、10月11日、12月3日，最近相差二天时间黄晓彬并无相应的转账给徐义勇的记录；3.2017年4月13日徐义勇分别消费9050元和10450元（19510元），而黄晓彬当天转款3万元，显然徐义勇消费的金额与黄晓彬转款的金额差距甚大。另外从张西洋的消费记录看：1.同样存在消费记录与黄晓彬无相应转账记录的情形，比如：2016年12月29日，张西洋消费金额为4450元和5535元，2017年7月21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黄晓彬在相差二日时间也并无向张西洋相对应的转账记录；2.从张西洋消费的金额看与黄晓彬转款的金额对比，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无法吻合，显然是其自行消费的金额，比如：2017年1月31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黄晓彬在1月30日转款三笔共3985元（995元、690元、2300元）给张西洋、6月1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5月31日黄晓彬转款5000元给张西洋，2017年8月1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2017年7月31日黄晓彬二次转款共7000元（3000元、4000元），2017年10月18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当日黄晓彬转款3600元给张西洋，2017年11月14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当日黄晓彬转款给张西洋8800元。3.张西洋的消费记录看，存在其消费在前，黄晓彬转账在后，显然是其自行消费的事实，比如2017年9月3日张西洋消费10000元，但2017年9月5日黄晓彬转二笔共8000元（7000元、1000元）给张西洋。四、即使徐义勇、张西洋消费的金额与黄晓彬转款的金额相吻合，相差不超过二天时间，但徐义勇、张西洋也无证据证实其消费的金额已转至黄晓彬名下的银行账户，更无法证实黄晓彬有收到徐义勇、张西洋所称的信用卡刷卡的金额。徐义勇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黄晓彬的上诉请求，其他答辩意见坚持原审的答辩意见。针对黄晓彬补充的意见回应如下：当时原审的时候说的消费记录相差不超过2天的时间，但对于回款是隔一段时间才做总的，有时是几个月才做一次回款，并不是所有的回款都是一两天内，因为信用卡刷卡的免息天是50天，双方毕竟是朋友，有时候是一两个月或者是几个月才做一次总的回款。张西洋口头答辩称：不同意黄晓彬的意见，黄晓彬说是借款关系，张西洋不知情也没有收到黄晓彬的借款，或者是张西洋有跟黄晓彬借款，到一审起诉的时候才知道在信用卡的使用期间一直是黄晓彬在帮徐义勇、张西洋养卡的，张西洋一直不知道这个事。黄晓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徐义勇、张西洋共同偿还拖欠黄晓彬的借款本金27万元及利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利息计为12182元；自2018年6月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2.徐义勇、张西洋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晓彬为支持其通过网银或支付宝转账借款给徐义勇后经核对尚欠借款本金270000元的主张，提供徐义勇于2018年1月1日立下的交黄晓彬存执的《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黄晓彬（身份证号码：445×××××××********）现金27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6月1日止，共6个月，月利息率3%，到期如不能还清本息，借款人自愿以其所有名下财产作抵押，并承担所欠款项30%的违约金及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黄晓彬还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1.支付宝账户截图、支付业务回单（付款）、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支付宝账单详情，证明徐义勇、张西洋2016年至2017年多次向黄晓彬借款，黄晓彬通过网银或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借给徐义勇、张西洋的事实。2.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证明徐义勇于2018年1月9日归还黄晓彬借款利息2000元。3.徐义勇、张西洋微信账号截图；微信转账截图，证明徐义勇、张西洋从2018年1月7日至2018年9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分9次归还黄晓彬借款利息共18218元。徐义勇质证认为：该借款并未实质支付给徐义勇，2016年至2017年多次转账并非借款，是双方其他经济往来，已付还2000元是经济往来并非付还利息。张西洋质证认为：对借款不知情，他们之间的交易其不清楚，因为其信用卡是徐义勇在使用，其不知道这件事；去银行打流水账才知道是黄晓彬帮其养卡消费。徐义勇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以下证据：信用卡消费记录，证明2016年至2018年徐义勇、张西洋的几张信用卡在黄晓彬处养卡消费的记录，这两年来的消费额度刚好跟黄晓彬主张支付给徐义勇、张西洋的数额差不多。黄晓彬质证认为：关于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消费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更无法证明其主张，消费记录仅证明消费事实，无法证实徐义勇、张西洋将信用卡交给黄晓彬养卡消费的事实，对微信转账支付的记录三性无异议。张西洋质证认为：三张卡都是被徐义勇拿去给黄晓彬养，拿到传票，打了银行流水账才知道。张西洋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以下证据：1.身份证；2.三张信用卡（建行信用卡、民生行信用卡、交行信用卡）的流水账；3.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盖章的离婚协议。黄晓彬质证认为：与对徐义勇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黄晓彬主张其从民生银行账户转入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出借给徐义勇17笔款项共439380元，黄晓彬又主张从民生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转入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出借给张西洋21笔款项合计129885元（其中支付宝代为偿还信用卡款项的11笔合计58385元，网银转账的10笔合计71500元），上述38笔共569265元。徐义勇提供信用卡消费记录，证明2016年至2018年其与张西洋的几张信用卡在黄晓彬处养卡消费的记录，消费额度刚好跟黄晓彬主张支付给徐义勇、张西洋的数额差不多，其中：徐义勇通过信用卡付给黄晓彬共309186.7元，通过微信付给黄晓彬共59248元，合计368434.7元；张西洋在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三张银行卡分别付给黄晓彬9笔计56950元、15笔计120055元、3笔计30000元，合计207005元。黄晓彬质证认为关于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消费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更无法证明徐义勇、张西洋的主张，消费记录仅证明消费事实，无法证实徐义勇、张西洋将信用卡交给黄晓彬养卡消费的事实，对微信转账支付的记录三性无异议。黄晓彬认为：一、关于徐义勇、张西洋是否拖欠涉案借款27万元的事实问题。徐义勇、张西洋拖欠黄晓彬借款本金合计27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体现在：（一）2016年7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2日，徐义勇、张西洋因生意周转需要多次向黄晓彬借款。2018年1月1日，徐义勇与黄晓彬结算后出具《借条》交黄晓彬存执，确认拖欠黄晓彬借款本金合计27万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月利率为3%。后徐义勇、张西洋仅偿还黄晓彬借款利息20218元，剩余借款本息至今并未偿还。以上事实有徐义勇出具并签名捺指印的《借条》、支付业务回单、银行电子回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和微信转账记录等为证(其中有17笔借款转入徐义勇的银行账户，有21笔转入张西洋的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因此，这些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请法庭对本案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二）徐义勇、张西洋认为其没有拖欠黄晓彬借款27万元毫无依据，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法不能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徐义勇、张西洋辩称本案借款并无实际支付，但事实上，虽然《借条》内容载明是现金交付，黄晓彬在当日没有现金交付涉案借款，但该《借条》实际上是双方对之前的借款具体数额进行结算，况且双方在《借条》出具之前黄晓彬多次转款给徐义勇、张西洋的银行账号或支付宝，这些足以证实黄晓彬已经交付涉案借款，涉案《借条》仅是对之前借款以及之前徐义勇、张西洋还款进行具体结算，并非必须在当日交付涉案的借款，这样的借款与没有转款记录的借款是有实质区别的，这是其一；其二是徐义勇、张西洋称黄晓彬提供的转账记录系其他经济往来，并提供信用卡消费记录予以证明。然而徐义勇、张西洋提供这些信用卡消费记录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仅仅能显示出徐义勇、张西洋名下的信用卡自己在不同商铺刷卡消费的事实，更不能证明黄晓彬有代徐义勇、张西洋“养卡”的事实。其三，徐义勇、张西洋辩称黄晓彬转入的全部款项均全部转入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账户毫无依据，根据黄晓彬提供的38笔转账记录中，其中黄晓彬应徐义勇、张西洋要求代徐义勇、张西洋偿还信用卡并直接转入徐义勇、张西洋信用卡账户的款项也仅仅有11笔合计58385元，其他27笔款项均是黄晓彬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出借给徐义勇、张西洋。其四，徐义勇、张西洋认为黄晓彬在《借条》签订前转账给徐义勇、张西洋的款项属于其他经济往来没有任何证据可证实。徐义勇、张西洋认为黄晓彬在《借条》签订之前是黄晓彬代徐义勇、张西洋“养卡”且黄晓彬转账给他们借款金额与徐义勇、张西洋消费刷卡的金额是一致依法不能成立，徐义勇、张西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控制在黄晓彬手中，并由黄晓彬“养卡”的事实，根据徐义勇、张西洋的刷卡记录，仅显示徐义勇、张西洋在不同的商家刷卡消费的记录，如果徐义勇、张西洋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黄晓彬必须在多个商家中去进行刷卡消费，显然是不符常理的。即使刷卡消费的金额与黄晓彬出借的金额一致也不能认定系由黄晓彬代为“养卡”的事实，不能排除徐义勇、张西洋自己消费刷卡的事实。另外，若按徐义勇所述系将银行卡放在黄晓彬处由黄晓彬去消费，那为何黄晓彬在消费和还款后还要通过网银转账给徐义勇、张西洋？而不是徐义勇、张西洋转账支付给黄晓彬。甚至在《借条》出具之后，徐义勇、张西洋还有转款给黄晓彬？徐义勇、张西洋对上述问题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因此，徐义勇、张西洋的主张完全违背事实且无足够证据予以支撑，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徐义勇、张西洋拖欠黄晓彬借款本金27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张西洋应依法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可知，张西洋辩称该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对本案借款事实并不知情，不用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不能成立。首先，从黄晓彬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中，在《借条》出具之前，黄晓彬通过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共计支付高达21笔的借款到张西洋银行账户，张西洋作为银行卡的持有人，既然收到涉案借款，就应当视为已经知道涉案借款的存在。其次，上述21笔转款借款中，均发生在徐义勇、张西洋婚姻存续期间，张西洋也没有否认收到上述借款的事实，涉案也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在徐义勇向黄晓彬出具《借条》之后，张西洋仍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还款五千元给黄晓彬，如果涉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为何张西洋在《借条》出具之后还向黄晓彬支付五千元？显然，张西洋认为其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四，张西洋提交了银行信用卡流水清单予以证明其对涉案借款不知情同样不能成立。其提供的银行信用卡流水清单恰恰能证明其知道涉案借款的事实，况且其当庭承认了若其银行卡有消费，手机会收到短信提醒的事实，这些也均证明其知道涉案借款的事实。故张西洋应依法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徐义勇认为：一、黄晓彬支付给徐义勇、张西洋的钱并非借款，而是其他经济往来。黄晓彬所提供的2016年至2018的支付记录，支付给徐义勇、张西洋共575265元，其中多数是支付到徐义勇、张西洋的信用卡上，而且，每次支付记录多数与徐义勇、张西洋的刷卡消费记录是吻合的，相差不超出两天。徐义勇、张西洋从2016年至2018年四张信用卡在黄晓彬处的养卡消费和微信转账记录共575439.7元，两个数值相差无几，正好证明双方这期间的养卡行为，这四张卡在2016至2018年间的消费记录表明，都是属透支消费养卡行为，从连续性上，时间上（还款期免费期为50天左右），每次消费都在每张卡的信用最大额。每次消费支付记录都是可追踪到最终该消费款到哪去了。徐义勇、张西洋的四张信用卡一直在黄晓彬处，每次消费都是在黄晓彬处的POS机上透支消费刷的卡，虽然从信息显示是在各大商家消费，但实际消费的钱都同时或第二天到达黄晓彬POS机绑定的民生银行卡上。黄晓彬再将钱还到徐义勇、张西洋信用卡上，或转到徐义勇、张西洋其他账号，有时几个月转一次。每次刷卡都要给黄晓彬收取刷卡费，一般是都0.5%左右。二、借条属实践合同，虽然徐义勇出具了借条，但黄晓彬并未实际支付借款。黄晓彬并未现金或转账支付借条所借款项，所以徐义勇、张西洋也不曾给黄晓彬收据。三、黄晓彬方律师主张与徐义勇、张西洋并无其他经济往来，但从黄晓彬的支付总额是57万多，黄晓彬只主张27万，那其他款是往来还是借款呢？综上，黄晓彬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不清楚，缺乏实际付款证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一审法院依据黄晓彬代理律师邹滢之申请，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20）粤5202民调令20号《律师调查令》。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8日作出《协助查询复函》，证明微信号“WL323899”的实名认证信息为徐义勇，微信号“wxid_sts5mi27n9th21”的实名认证信息为张西洋。徐义勇、张西洋原为夫妻，于2018年7月16日在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张西洋于2018年9月21日转账给黄晓彬5000元，张西洋主张当时黄晓彬到店里找她，她才知道是有借款这件事，徐义勇没正面回答她，黄晓彬说之前借给徐义勇的钱是男人之间的事，不需要知道，张西洋还钱是因为那时刚离婚，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离婚，就支付给黄晓彬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在于黄晓彬到底有没有向徐义勇、张西洋提供借款270000元问题。首先，黄晓彬主张徐义勇向其借款270000元，虽提供徐义勇于2018年1月1日立下《借条》及支付宝账户及微信转账截图、支付业务回单（付款）、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支付宝账单详情，但徐义勇否认借款，且其提供信用卡消费记录证明其与张西洋通过黄晓彬所持有的徐义勇、张西洋银行卡在2016年至2018年付给徐义勇、张西洋共575265元，而徐义勇、张西洋转给黄晓彬共575439.7元，二者相差174.7元，从银行转账交易凭证、支付宝账户及微信转账等看，黄晓彬转给徐义勇、张西洋与徐义勇、张西洋转给黄晓彬数额相当，远非270000元。其次，立下《借条》时没有现金交付，也没有转账支付。本案徐义勇在向黄晓彬出具《借条》时黄晓彬并没有向徐义勇提供借款，在出具《借条》后也没有证据证明黄晓彬向徐义勇提供借款270000元。故黄晓彬主张通过转账后向徐义勇提供借款270000元，缺乏依据，不予认定。徐义勇之抗辩，理由成立。黄晓彬请求徐义勇、张西洋偿还借款270000元及利息，缺乏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黄晓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38元，由黄晓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晓彬提交如下证据：1.手机通话录音和整理笔录，证明徐义勇立下借条之后，黄晓彬通过电话催收涉案借款27万元，徐义勇并无否认拖欠涉案借款，只是表示会边赚边还，由此可确认徐义勇拖欠涉案借款证据是确实充分的事实。2.与张西洋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张西洋向黄晓彬付还5000元后，黄晓彬多次向其催讨涉案借款，但其并无否认和提出任何异议，由此证实张西洋是知道且清楚涉案借款的事实。3.微信语音翻译笔录和微信截图，证明在2017年6月12日起至2017年11月31日前，双方通过微信就徐义勇拖欠黄晓彬借款本息双方进行结算的事实，由此证实在2018年1月1日，徐义勇向黄晓彬出具的《借条》就是双方对之前借款本息进行结算确认的事实。4.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徐义勇有开办一家电器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包含批发零售电器等，徐义勇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其妻子张西洋为该公司股东的事实。5.徐义勇付还黄晓彬借款本息记录，证明2016年7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徐义勇通过微信支付付还黄晓彬借款本息记录的事实。徐义勇对黄晓彬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无法确认通话对象是谁，里面的通话内容是否被编辑。对证据2，与徐义勇没关系，无法质证。对证据3质证意见同证据1。微信名和微信号是徐义勇的，但内容徐义勇记不清楚。证据4的工商登记信息是徐义勇的。证据5的转账内容是真实的，但是性质不一样，这是徐义勇向黄晓彬支付套卡的钱，不是借款。张西洋对黄晓彬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2，这些截图是2018年，徐义勇跟黄晓彬借款是2016-2017年，张西洋对借款事实不清楚，张西洋不知道，从2018年开始黄晓彬才添加张西洋的微信，一直都是没有联系的，因为黄晓彬多次向徐义勇催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才找张西洋。黄晓彬在2018年3月份还是4月份有去张西洋店里，张西洋在一审的时候也有阐述，黄晓彬也有说，不是因为徐义勇多次失约黄晓彬不会让张西洋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证据1应该是徐义勇的声音。对证据3不清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虽然徐义勇认为录音中不是其本人的声音，但徐义勇的原妻张西洋认为是徐义勇的声音，且录音有原始载体，没有证据证明录音曾被编辑，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录音显示，2019年11月22日，黄晓彬向徐义勇催讨27万元欠款，徐义勇表示会“慢慢赚慢慢还”。对于证据2，张西洋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徐义勇虽然表示对内容记不清楚了，但承认微信名和微信号是其本人的，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12日11：08，徐义勇发送语音信息：晓彬，暂时20万元按利息结算，利息能优惠就优惠，我这边抓紧处理还你。2017年11月8日，黄晓彬向徐义勇发送文字信息“截至10/31，249717元”。2017年12月2日，黄晓彬向徐义勇发送文字信息：“截至11/31，259717元+9820元”。徐义勇回复文字信息“现在没有了，明天在转”。对于证据4，通过企查查小程序查询，显示揭阳市维领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义勇，公司股东为徐义勇和张西洋。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徐义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徐义勇自2016年7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徐义勇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黄晓彬支付31笔款项，共计67443元。本院另查明：1.徐义勇主张黄晓彬从事养卡业务，专门帮他人透支信用卡。并称，所谓“养卡”是指信用卡持有人为了得到更高额度，每个月经常刷卡消费，同时也套取现金使用，但信用卡持有人每刷一次都要支付养卡人刷卡费用，正常帮人养卡的人都是赚取刷卡费用，把透支消费的钱再转到养卡人手里。黄晓彬则否认从事养卡业务。2.徐义勇主张黄晓彬于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多次向徐义勇、张西洋转账的款项性质为刷卡业务往来，每一次刷卡消费都转账到黄晓彬绑定的民生银行POS机，并提交了信用卡消费记录予以证明。黄晓彬则主张上述款项为借款。徐义勇提交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显示，信用卡消费的商家有多个，但没有黄晓彬（英杰科技）。3.徐义勇一审主张通过信用卡付给黄晓彬的309186.7元均为信用卡消费金额。徐义勇一审主张通过张西洋的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的3张信用卡付给黄晓彬的207005元，均为信用卡消费金额。4.二审时，徐义勇陈述，除了曾向黄晓彬借款4万元多元并于2017年还清之外，徐义勇与黄晓彬之间不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5.黄晓彬承认2018年1月1日的《借条》记载的27万元借款，其中20万元是借款本金，7万元是借款利息。6.涉案3张信用卡均是张西洋本人开立且设置了密码。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徐义勇是否结欠黄晓彬27万元及徐义勇的责任问题。2.关于张西洋的责任承担问题。关于徐义勇是否结欠黄晓彬27万元及徐义勇的责任问题。黄晓彬主张徐义勇于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多次向其借款，后来双方进行结算，徐义勇于2018年1月1日向黄晓彬出具《借条》，确认结欠黄晓彬27万元。徐义勇则否认结欠黄晓彬借款，主张其不用承担还款责任。经审查：第一，徐义勇主张其本人1张信用卡和张西洋的3张信用卡由黄晓彬保管并由黄晓彬刷卡，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黄晓彬也不予认可。因此，徐义勇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徐义勇主张涉案4张信用卡刷卡消费后的金额最终都会转账到黄晓彬绑定的民生银行POS机，但徐义勇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黄晓彬有民生银行的POS机，黄晓彬也否认有民生银行的POS机。且徐义勇提交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显示，信用卡消费的商家有多个，但没有黄晓彬（英杰科技），因此，徐义勇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黄晓彬自2016年至2017年底共向徐义勇转账38笔款项共计569265元，证据充分，可予以确认。双方确认自2016年7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徐义勇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黄晓彬支付31笔款项共计67443元，可予以认可。假设徐义勇第一和第二个主张成立，徐义勇又主张其除了曾向黄晓彬借款4万元多元并于2017年还清之外，其与黄晓彬之间不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徐义勇在2017年之后就无须再向黄晓彬还款。但是，徐义勇于2018年1月1日向黄晓彬出具《借条》后，分多次共向黄晓彬支付了15218元，张西洋向黄晓彬支付了5000元。并且，2019年11月22日的录音显示，黄晓彬向徐义勇催讨27万元欠款时，徐义勇并未否认欠款，而是表示会“慢慢赚慢慢还”。可见，徐义勇的主张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黄晓彬主张2018年1月1日的《借条》是其与徐义勇对双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由徐义勇出具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因为27万元中20万元是借款本金，7万元是利息，而徐义勇于2018年之后已偿还20218元，该款应抵扣利息，因此，徐义勇结欠黄晓彬的借款本金为20万元，结欠2018年1月1日之前的利息为70000元-20218元＝4978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的利息计算的本金基数应为20万元，计息标准应以月利率2%计算，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徐义勇主张其不结欠黄晓彬借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西洋的责任承担问题。涉案借款中有129885元是由黄晓彬转账给张西洋的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的3张信用卡。该3张信用卡均是张西洋本人开立且设置了密码。张西洋主张将这3张信用卡交给徐义勇保管使用并告知其密码，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黄晓彬向张西洋催讨欠款时，张西洋于2018年9月21日向黄晓彬支付了5000元，且揭阳市维领电器有限公司为徐义勇和张西洋共同经营。现张西洋主张其在黄晓彬向其催讨欠款之前对涉案借款毫不知情，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黄晓彬要求张西洋与徐义勇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息，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5202民初399号民事判决。二、徐义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黄晓彬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2018年1月1日之前的利息为49782元，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三、张西洋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认的徐义勇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黄晓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38元，由黄晓彬负担955元，由徐义勇、张西洋共同负担66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38元，由黄晓彬负担955元，由徐义勇、张西洋共同负担66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秋玲审 判 员 陈树城审 判 员 吴海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培蓉书 记 员 黄楚昭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