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19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北高营社区。 法定代表人：何义辰，该居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保军，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昆，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盛蕾，男，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良1，男，196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伟娜，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高营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陈盛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8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高营居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851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2020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认定“何某琴”即为“何风芹”，缺乏法律依据。第一，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定，应以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部门的登记作为唯一的认定依据，而公安机关的户籍上并不显示被上诉人的祖母有曾用名；第二，治保会的公章系原村委会内部使用，没有备案，且在2012年上诉人村改居之后，带有“”字样的的公章均已经作废，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明系其父亲陈某良1自己书写并利用自己现任居委会委员的身份出具的，一审法院凭此做出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二、案涉宅基地系被上诉人的父亲陈某良1院落的一部分，并非独立宅院。一审法院以显示“何风芹”名字的宅基地审批表及宅基地证，认定何某琴宅基地真实存在，与实际不符。第一，1988年办理宅基地登记时，被上诉人的祖母何某琴（并非何风芹）并未实际单独拥有宅基地，而是与儿子陈某海组成一户，居住于北高营。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高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何某琴生前为该院落户主，2012年3月9日其户籍注销后才变更为儿子陈某海，何某琴生前未单独立户；第二，根据当时的规定，被上诉人的祖母不符合单独申领宅基地的条件，其实际没有单独的宅基地也是全社区居民众所周知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何风芹”名下的宅基地证及登记表显示的内容，全部是被上诉人的父亲陈某良1利用当时在村委会帮忙的便利条件自己填写的，属于通过不正当途径骗取登记、无宅办证的情况；第三，宅基地登记表显示，“何风芹”的西邻是“王某军”，陈某良1的西邻也是“王某军”，也说明该块宅基地系陈某良1院落的一部分；第四，1999年上诉人为全村居民重新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根据原郊区人民政府49号文件规定，1988年发放的包括“何风芹”名下的《宅基地证》已全部作废；第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委会为规范街道名称和村民门牌号，依据国家高程基准航拍绘制了《地名示意图》，对毎户居民的宅基地座落位置及当时地上建筑物现状作了标注，此后再未向村民发放过宅基地。该图与上诉人提交的原郊区法院的判决书均显示包括案涉地块在内的整个宅院的使用人为陈某良1，并无被上诉人祖母，且案涉宅院只有北屋。虽然2000年之后陈某良1在院落中间建了部分房屋自行将院落分为两处，但该处宅院仍应按一处对待。因此，一审法院将“何风芹”名下本不存在的宅基地认定为被上诉人祖母“何某琴”实际拥有明显依据不足。三、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显示标注日期为2005年8月15日的《联合证明》即认定“何风芹”将宅基地使用权赠与被上诉人，且认为合法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被上诉人祖母何某琴生前并没有实际单独拥有和使用宅基地；其次，该《联合证明》显示的人员均为被上诉人的亲属，本身没有证明效力。且从该证明的笔体和字迹来看，也是陈某良1自己书写、近期形成，“何风芹”的签名明显不是本人所签；再次，该证明显示，赠与人是“何风芹”，而被上诉人的祖母系何某琴，也就是说包括被上诉人的祖母本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不知道其祖母的真实姓名，明显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仅凭此作出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从《联合证明》内容看是单就宅基地转让，并未涉及到地上建筑物，且没有变更登记，而没有房屋的空宅基地在未经集体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转让的。故一审法院认定赠与行为生效，缺乏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北高营旧村改造拆迀协议书》和《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有效，并以此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是错误的。第一、正是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理登记宅基地使用权手续时，存在许多村民一宅多证、一户多证、甚至无宅办证的情况，为此民代表大会在确定拆迁安置方案时，并未以各户持有的《宅基地证》或《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依据，而是根据各户实际使用宅基地及所建房屋情况予以安置补偿；第二，从2010年1月15日协议内容看，上诉人与全社区居民订立的协议条款均是引用了《北高营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办法》的具体条款，并不体现旧宅情况。都是在签订拆迁协议后，再逐户核实毎户的具体情况，然后对照《方案》规定的规定补偿安置；第三、被上诉人从开发商处领取了4000元拆迁费和一个月过渡费700元后，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确实不符合安置条件，故未再继续发放过渡费，也不再其进行安置。停发过渡费后，被上诉人陈盛蕾本人从未到居委会提出过异议，只是在2016年之后，被上诉人的父亲陈某良1才向居委会提出按两处安置的请求。但对于本案中涉及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赠与问题，在本次起诉前从未提及。综上，上诉人认为，《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明确规定曾经向村委会要过新宅基地的，老宅一律按一处安置，被上诉人的祖母何某琴共五个儿子，已经安置五处，即使老宅面积大也不应另行安置，更何况被上诉人根本不符合《方案》中的安置补偿条件。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均系被上诉人的父亲陈某良1书写，且涉及其祖母的名字都是“何风芹”，一审法院却全部认定明显不公。目前北高营社区尚有与被上诉人情况相同的诸多社区居民户，如果被上诉人的请求得到支持，则必然造成集体利益的重大损失。补充意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两份协议是在尚未核实其是否拥有合法旧宅的情况下订立的，但事实上何某琴在北高营并无独立旧宅，被上诉人所诉的赠与物本身不存在，也就没有拆迁改造的目标和基础，因而不能产生履行效力，属于合同不成立，一审认定协议有效不妥。1、北高营旧村改造系石家庄市第一批城中村改造项目，由于当时村民占用宅基地的情况复杂，且存在许多村民户一户多证、无宅办证以及调新不退旧的情况，短时间内无法对全村每户予以核实。为了争取尽快得到审批，村里决定先订协议，再由拆迁小组人员对各户实际拥有宅基地的情况进行核实，然后对于经过核实确有合法合规旧宅的户对照方案根据各户的不同情况予以拆迁安置。因此，上诉人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全村村民订立的协议中均未体现旧宅情况。2、2010年1月15日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的合同条款全部都是一字不差照搬《旧村改造搬迀安置办法》（方案）的内容，无一针对被上诉人个人拆迁的实质性条款，虽然形式上看似双方之间的协议，但实质上只是对拆迁方案条款的罗列和认可，不具有合同的基本要素，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合同。3、2010年3月8日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是对村民旧宅拆除和安置楼房的约定，但在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所有协议中均没有体现被拆除原旧宅的面积以及房屋坐落位置的相关情况。而没有标的物的合同，本身是不成立的。根据原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方案）的规定，拆迀安置补偿是针对在原北高营旧村合法拥有旧宅的村民户，只有旧宅的客观存在，协议才成立并可能产生履行效力，否则协议便不能成立。本案被上诉人虽系民，但其祖母实际没有旧宅，自始没有赠与物的存在，因此该协议没有履行效力。 陈盛蕾辩称，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在上诉人的领导下，在派出所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是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对所辖社区的居民信息情况比较了解，其对外代表上诉人。另外通过上诉人提供的户籍证明及其治保会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何某琴的家庭关系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户籍信息中的何某琴与其宅基地使用证中的何风芹系同一人，故一审法院根据治保会出具的证明认定并无不当之处。被上诉人的祖父母均为上诉人的经济组织成员，并且育有五男二女，符合单独申领宅基地的条件。1988年办理宅基地登记时，郊区人民政府经过实际勘察测量，并且走访了四邻后才确权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上诉人主张涉案宅基地系被上诉人的父亲陈某良1院落的一部分，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供的地名示意图未标注拍摄时间、绘制时间及制作单位制作人员，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房屋拆迁时的现状。上诉人不能对原郊区人民政府49号文件断章取义，该文件规定的原意为换取新证后原证作废。至拆迁时，上诉人所辖社区居民换证的不足60户，何某琴并未申领新的宅基地使用证，因此涉案的131号宅基地使用证是合法有效的。何某琴系被上诉人的祖母，2人均为的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规定，同一经济组织成员间的宅基地可以有条件的流转，但流转后转让者不能再取得新的宅基地，何某琴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赠与被上诉人，且已将宅基地的使用证及地上建筑交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因此赠与有效。虽然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的合同条款，全部是按照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办法的内容罗列的，但是该协议书中的条款对于拆迁的方式、安置补偿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且上诉人的所有居民均适用该拆迁协议书进行了房屋置换，因此该改造拆迁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双方应按照上述两份协议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在部分履行了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的约定，支付过渡费后又拒不履行该协议的内容已经违反了协议的约定，现宅基地已经具备安置条件，上诉人应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向被上诉人安置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陈盛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0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协议，向原告交付置换房屋300平方米，价值约10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0年3月8日原告、被告双方签订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1年5月至实际发放钥匙后两个月的拆迁过渡安置费，暂计算至2020年8月计77700元；3.依法判令北高营居委会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20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证明》：“我村村民何某琴（芹），女，身份证号：1301061928××××××××，已去世。其生前有陈某良3、陈海军、陈某良2、陈某良1、陈某海、陈某平1、陈某平2七个子女。特此证明”。陈盛蕾系陈某良1之子。二、案涉宅基地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陈盛蕾称案涉宅基地登记在何某琴（又名何风芹）名下，提供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宅基地使用证，证明何某琴是案涉宅基地使用权的唯一使用权人，案涉宅基地位于，面积为172平米，四至为北邻陈某良1、南邻陈某良3、东临胡同、西邻王某军，宅基地使用证号为桃北字第131号，同时该宅基地证明何某琴在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时已交清了印花税；提供2005年8月15日《联合证明》：“今有何风芹宅基地壹块南邻陈某良3、东邻巷道、西邻王某军3、北邻陈某良1、送给孙子陈盛蕾与其它人无关。特此证明送给人：何风芹接收人：陈盛蕾证明人：陈某良3陈某良2陈某良1陈某海陈贵平陈某平22005年8月15日”证明何某琴将涉案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赠与了陈盛蕾，陈盛蕾表示接受何某琴的赠与，其他几个证明人系何某琴的子女，表示同意何某琴的赠与，陈盛蕾为拆迁安置的权利人，虽然联合证明中证明人中少何某琴的儿子陈海军签字，但并不影响赠与的效力；提供2009年11月28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方案）及陈盛蕾的户口页，证明陈盛蕾系经济组织成员，已婚并已独立分户，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陈盛蕾户口在，并且居住在，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陈盛蕾为独立户，陈盛蕾接受赠与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的规定，属于搬迁安置办法的安置对象；提供陈某良1的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户口本页，证明陈某良1的宅基地与本案争议宅基地为两块不同宅基地，陈某良1的宅基地四至分别为北邻南大街、南邻何某琴、东临胡同、西邻王某军，户口页证实本案陈盛蕾、何某琴、陈某良1分别独立为户。北高营居委会对何某琴的家庭关系的证明无异议，但称“何风芹”在户籍上没有显示，只显示“何某琴”，因此对涉及何风芹的证据不能认为是同一个人；对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的真实性认可，但宅基地证办理来源不合法，陈盛蕾祖母本身不符合申领和单独拥有宅基地使用条件，其本身并未实际拥有宅基地，宅基地证办理时不合规，属于无宅办理的，1999年6月份，政府相关部门将宅基地使用证变更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每家每户都有，北高营居委会认可的包括陈某良1在内的所有宅基地均重新办理，北高营居委会不清楚案涉宅基地是否重新办理，因为当时村委会工作比较乱，旧证没有收回；何某琴家的情况是老宅面积分为两处，由长子陈某良3、次子陈某良1各一处，其他三个儿子另行从村委会申请了新宅基地，还有两个女儿不发放宅基地，何某琴与儿子陈某海组成一户，一直居住在，故对于陈盛蕾提供的宅基地证的合法性不认可；对于《联合证明》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该《联合证明》涉及人员全部为陈盛蕾亲属，且何某琴名字错误，从内容上看显示的是单纯的宅基地转让，而根据相关规定，农村居民住宅没有房子的空宅基地不可转让，所以即使内容真实也属于无效，更何况陈盛蕾祖母本身不具备单独使用宅基地的条件，另外陈盛蕾本人也不具备单独申领和使用宅基地的条件；陈盛蕾系其父母的唯一儿子，按宅基地发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陈盛蕾应与其父母组成一户来计算；对于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及陈盛蕾户口页无异议，恰恰证明陈盛蕾不具备单独拥有宅基地条件的事实，陈盛蕾立户院落是其父亲陈某良1院落的一部分；对陈某良1的宅基地申请清理表中何风芹的身份不认可，且该块宅基地与之前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中宅基地为一块宅基地，从四邻中可以明显体现出来，其西邻王某军都是相同的。北高营居委会提供高营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信及户籍注销证明，证明陈盛蕾的祖母何某琴生前与儿子陈某海组成一户，居住在的事实，何某琴本人没有实际拥有宅基地，另外根据1997年11月10日原郊区政府（1997）49号文的规定，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颁发后，原郊区人民政府所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全部作废，在1999年为全体村民重新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原来宅基地证全部作废；提供原郊区法院（1996）郊赵民初字第36号判决及送达证和地名示意图，证明陈盛蕾所诉受赠宅基地系陈盛蕾父亲宅院的一部分，判决书中显示1996年8月份陈盛蕾父母离婚时，该宅院中只有三间北屋，陈盛蕾在父母离婚时随母亲杨某梅生活，地名图上显示西至王某军、北邻道路、东邻胡同，南邻陈某良3，只有此一块宅基地；提供北高营居委会与陈盛蕾父亲陈某良1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证明陈盛蕾所诉受赠地块在其父陈某良1的宅院范围内，其父全部享受了拆迁补偿并予以安置了三套住房，因此陈盛蕾再请求安置没有依据；提供三份文件，证明何某琴的宅基地使用证已经作废。陈盛蕾对于户籍证明无异议，称该证据恰恰可以证实陈盛蕾与陈某海各自独立为一户，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当以实际居住地为准，通过家庭亲子关系可证明陈盛蕾出示的证据中所载的何某琴（芹）与北高营居委会出示的户籍注销证明中的何某琴系同一人；对于郊区法院（1996）郊赵民初字第36号判决及送达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于地名示意图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图不显示绘制机关及绘制时间，不能体现何某琴申领宅基地证时的村内具体的坐落状况；对于《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陈某良1与陈盛蕾各自独自为户，陈盛蕾自其父母离婚后跟随其祖母何某琴生活，陈某良1已再婚，其拆迁协议中所对应的权益与陈盛蕾无关；1997年的49号文规定的是新的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多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证，颁发后历史遗留下来的等全部作废，本案中何某琴及陈某良1并未申领新的建设用地使用证，目前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存档的依然是1988年确权时的相关手续，因此何某琴的宅基地使用证审批程序合法，依然有效，另外根据该规定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陈某良1离婚后陈盛蕾的抚养权判归其母亲，陈某良1再婚后只有一女儿，没有儿子，属于有女无男的，因此陈某良1可独自申请宅基地一处；陈盛蕾成年后，因其系村民且另立门户，可申请宅基地一处，陈盛蕾受赠其祖母的宅基地使用权后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通过何某琴及陈某良1的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中记载的四至及宅基地使用证的证号可证明何某琴与陈某良1所属的宅基地为两块不同宅基地；在赠与陈盛蕾时，宅基地上有房屋，现在房屋已经被北高营居委会拆除。三、2010年1月15日陈盛蕾、北高营居委会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载明：“甲方：民委员会乙方：陈盛蕾……三、凡是此次涉及到拆迁户，于2010年1月16日以前到村委会签署本协议，随时听候甲方关于拆迁房屋和置换楼房的统一安排。四、平房每户置换200平米，多层100平米，高层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多层或者高层）的平价房，但是分批分期进行。第一期置换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等旧村改造完成以后，再置换100平米，实际超出的楼房面积在50平米以内的，多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200元，高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400元，50平米以上的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购买。……”2010年3月8日陈盛蕾、北高营居委会签订《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载明：“甲方：民委员会乙方：陈盛蕾……一、在2010年3月20日之前，乙方完成搬迁的，甲方支付4000元的搬迁费，之后每月安置费700元，发放钥匙后再给两个月的安置费为止。二、在2010年3月30日之前，乙方完成搬迁的，甲方支付2000元的搬迁费，之后每月安置费700元，发放钥匙后再给两个月的安置费为止。三、在2010年3月30日之后搬迁的，甲方不再支付搬迁费。四、乙方完成搬迁后的安置费，甲方于每月的5日前准时发放。……”。同日，北高营居委会向陈盛蕾出具《通知》：“陈盛蕾村民：现因地道坍塌，你户已成危房，经村两委研究决定，请你户即日起立即搬迁，如不搬迁，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本户负责特此通知。同意陈某良1委会2010年3月8日”。陈盛蕾提供2010年3月8日的收据一份，证明陈盛蕾按照《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在2010年3月20日之前完成搬迁，北高营居委会按照协议约定向陈盛蕾支付了搬迁费4000元及一个月的安置费700元，之后未再支付，故陈盛蕾主张北高营居委会按搬迁安置协议的约定支付2011年5月至实际发放钥匙后两个月的安置费，每个月700元；据陈盛蕾了解涉案宅基地已经具备置换的条件，故陈盛蕾主张北高营居委会尽快安置。北高营居委会对《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和《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称陈盛蕾不能据此作为请求安置补偿的依据，这两份协议条款均不是直接针对每家每户来签订的，所有条款均引用拆迁安置办法中的条款，并不体现包括陈盛蕾在内的所有村民的旧宅情况；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时，存在许多村民一宅多证、一户多证甚至无宅办证的情况，因此在确定拆迁安置方案的时候，并没有以村民各户持有的1988年的宅基地证或者19**年重新办理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依据，而是以各户实际使用的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实际情况作为安置补偿的依据；全村村民都是在签订协议之后在逐户核实并比照方案规定内容，分别予以安置补偿；北高营居委会签订两份协议时未进行核对，当时是把北高营居委会已加盖公章的空白协议放在村委会桌子上，老百姓自己签，签完之后村里再核对；在陈盛蕾从开发商领取4000元搬迁费和一个月过渡费700元后，居委会领导经核实，发现陈盛蕾不符合规定的拆迁安置条件，停发了陈盛蕾的过渡费，且不再对其进行安置；北高营居委会的安置房屋在2015年具备交房条件，最晚在2019年安置完毕。诉讼期间，陈盛蕾主张律师费3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根据2020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证实“何某琴”与“何风芹”系同一人，故对北高营居委会提出的身份问题，不予采信。对于何某琴（芹）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宅基地，有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宅基地使用证为证，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登记，北高营居委会虽称该宅基地并不存在，但并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北高营居委会的主张，不予采信。何某琴已将上述宅基地的使用权赠与陈盛蕾，该赠与行为已生效，且就该宅基地，陈盛蕾、北高营居委会已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于2010年3月8日签订《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由北高营居委会进行拆迁改造，上述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上述两份协议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在陈盛蕾将案涉宅基地交付北高营居委会、北高营居委会在部分履行《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的支付过渡费义务后，北高营居委会又以陈盛蕾并不符合拆迁安置及领取过渡费的条件为由，拒不履行上述两份协议，但并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北高营居委会的说法，不予采信，北高营居委会应继续履行上述两份协议约定的义务。现案涉宅基地已经具备安置条件，北高营居委会应按照《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向陈盛蕾安置房屋，并按《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向陈盛蕾支付过渡费。关于陈盛蕾主张的律师费，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陈盛蕾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向原告陈盛蕾交付300平方米的房屋。二、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原告陈盛蕾于2010年3月8日签订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书》，自2011年5月起至实际发放房屋钥匙后两个月，按每月700元向原告陈盛蕾支付拆迁过渡安置费。三、驳回原告陈盛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99元减半收取7249.5元，由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北高营居委会提交证据如下：1.2009年常住人口登记表，欲证明何某琴生前与五子陈某海在北高营××组成一户，系户主，2012年3月9日何某琴销户后，户主更改为陈某海，何某琴未单独立户，不符合单独另行发放宅基地的条件。2.北高营地名示意图绘制人胡援祯书写的证明，欲证明1998年10月为规范街道名称，根据当时现状绘制了地名示意图；该图显示陈某良1的宅基地与陈某良3相邻，两户中间并无空闲；1998年绘图时陈某良1的宅院只有北屋。3.上诉人从石家庄市长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取的2004年、2008年旧村卫星定位航拍影像一份，欲证明陈某良1与陈某良3的宅基地面积大小相近，直接相邻，中间并无空闲宅基地；该影像与北高营地名示意图显示一致，证实何某琴生前并无单独宅基地，被上诉人提交的宅基地登记表上何某琴的宅基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不符合安置的条件，从影像上显示陈某良1院落南侧的房子是陈某良1自己在2000年之后所盖。4.北高营治保会负责人何某书写的事情经过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2020年11月10日盖有治保会公章的证明是被上诉人父亲陈某良1书写，不具有证明效力。被上诉人陈盛蕾质证称，关于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登记表没有加盖户籍登记机关的户口专用章，没有申报人签章，该证据当中的住址不能证实何某琴不符合申领的条件，上诉人一直主张何某琴不具备申领新宅基地的条件，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何某琴的涉案宅基地来源为旧调，并非新领。在1988年郊区人民政府进行宅基地确权时，经过乡政府及土地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勘察测量后逐级上报，经村委会乡政府、区土管部门以及郊区人民政府逐级批准后，最终确权颁发了桃北至第131号证宅基地使用证，该证的四邻虽然显示其中与王某军为邻，但是王某军的宅基地走向为向西出行与何某琴背向为邻，何某琴与陈某良1均向东出行，因此陈某良1的宅基地与何某琴的宅基地并非同一块宅基地。关于第二份证据、第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示意图中没有绘制人绘制机关、绘制单位的印章及签字，不显示绘制时间，不能证明该房屋拆迁时的村内的宅基地的坐落情况，绘制人胡援祯出具的证明为证人证言，且该证明当中未涉及本案争议的宅基地的情况，胡援祯作为证人未出庭接受法庭及当事人的质询，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关于第四份证据，证人何某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该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对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某琴宅基证上登记的宅基与陈某良1的宅基是否为一处，何某琴是否拥有独立的宅基，以及上诉人应否按照协议继续履行相关义务。首先，关于何某琴身份认定的问题，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何某琴与何风芹系同一人，且上诉人不能举证证实同村还有其他同名同姓的人，不足以对何某琴身份产生合理怀疑，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石家庄市郊区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显示何某琴于1988年取得案涉宅基，系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确权的，现该宅基审批表未被依法撤销，且上诉人未有充足证据证实该宅基地不存在，关于上诉人称系有证无地，但亦未有其反映及处理该问题的证据，故上诉人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上诉人北高营居委会与被上诉人陈盛蕾已经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和《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且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综合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应当能够认定签订协议时上诉人是认可何某琴拥有单独宅基，与被上诉人陈盛蕾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亦是认可其安置补偿身份的。上诉人北高营居委会与被上诉人陈盛蕾自愿签订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继续履行相关义务。现上诉人称签订协议时没有核实土地实际情况，拒不履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安置房屋并支付过渡安置费，原审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99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婷 审 判 员  孟志刚 审 判 员  李荣水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郄张雨 书 记 员  杨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