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5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嘉信商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66号附907号。 法定代表人：常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女，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某1，男，200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法定代理人：易某2（系易某1之父），男，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隆春，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金堂华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滨江路二段518号1栋2楼270号。 法定代表人：佘勇，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红，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嘉信商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易某1，原审被告金堂华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华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3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嘉信公司已代扣代缴的税费、违约金的支付，改判嘉信公司无需支付已代扣代缴的税费、违约金计39353.72元；2.请求法院判决在2020年10月31日前解除保全；3.由易某1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嘉信公司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在易某1未向嘉信公司开具全部发票前，不应支付逾期违约金和商铺收益，若嘉信公司在收到发票后仍未支付商铺收益，则易某1才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嘉信公司构成违约，且应支付违约金的判决结果，没有事实依据，且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应当予以纠正。2.嘉信公司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所代扣代缴的税费属于国家所有，已经上缴国库，一审判决将己代扣代缴的税费支付给易某1，违背税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3.嘉信公司欠付全体委托经营类业主的租金约2600万元，本次批案（共400余户）欠付商铺收益共约1600余万元，但一审法院保全了金堂华地公司共2.49亿元的资产，属于严重超范围、超标的查封，给嘉信公司和金堂华地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部分判决，并改判嘉信公司对违约金、已代扣代缴的税费不承担支付责任。 易某1辩称，1.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商铺租金的支付时间，嘉信公司从2017年开始拖欠租金，虽前期经多次协调陆续补了，但从2018年9、10月开始就一直拖欠，业主同政府、商务局、政法委也多次与其协调，勉强支付了一两个月后又没有支付，嘉信公司违约事实很清楚，其陈述不存在违约行为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2.在2017年业主与嘉信公司的诉讼中，王兴琼一户关于8%的收益，成都中院明确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不管是嘉信公司还是金堂华地公司是否交税费，都应按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8%补足给业主，故不管嘉信公司是否代扣缴税，同样应按8%的收益支付业主的租金，所以嘉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而且嘉信公司非常清楚，嘉信公司对王兴琼这一户进行8%收益的补足，还有48户也进行了8%收益的补偿，前面这一系列行为金堂华地公司和嘉信公司实际上都认可了这个事实，而本次上诉又说这件事，完全是毫无诚信，嘉信公司的上诉完全是拖延时间，滥用诉讼权利，达到恶意拖欠业主租金的非法目的。3.嘉信公司的销售模式是国务院禁止的模式，嘉信公司和金堂华地公司实际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金堂华地公司与业主签合同时就承诺保证返点，最后签订这些商铺的业主却与空壳公司嘉信公司经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销售的时候一面与业主承诺，实际操作又由一个皮包公司与业主订立合同，出现了不能支付的时候就以跑转租，本次批案中有部分业主是贷款购买商铺，业主一边要支付高额利息，一边商铺的租金又不能支付给业主，业主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4.金堂华地公司用商铺抵押贷款接近5亿，除了抵押优先权的价值外，保全的价值实际不能达到1600万元，甚至不能达到判决的金额，保全的金额不足以清偿业主的租金，保全超额的说法不成立，且我们说的是前5年的商铺租金，后面又欠了1年了，所以不应解封。综上，嘉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嘉信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金堂华地公司述称，1.一审判决中租金的支付截止期间分为2020年7月30日和2020年11月30日两批，这两批具体租金金额及包含前期已代扣代缴的税费和违约金，双方在一审中都进行了核对，也在表格中进行了确认，但一审判决只对截止日期为2020年7月30日的这一批次时间期限进行了载明，未对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的这一批次的时间进行载明，金额仍是按之前核对的金额为准，嘉信公司陈述的该事实，因金堂华地公司也参与了，所以对嘉信公司陈述的该事实予以认可。2.对涉及的违约金及税费的问题，代扣代缴部分嘉信公司已经交了，根据国家税法是否应扣除在一审争议较大，一审审理时法庭也要求将这几个按税种列明、金额在表格中进行区分，但一审判决没有进行区分，判决金额中包含了截止时间的租金、嘉信公司已代扣代缴的各种税费（含违约金），所以我方认为嘉信公司提出应区分对待的理由成立。 易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信公司立即向易某1支付拖欠的商铺收益及违约金；2.判令在委托经营期届满5年时解除易某1与嘉信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判令嘉信公司在解除合同后的30日内向易某1支付剩余5年商铺收益总额10%的违约金；3.判令金堂华地公司对上述拖欠的商铺收益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诉讼中表示依法确定责任形式）；4.本案诉讼费、保全担保费由嘉信公司、金堂华地公司承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不再陈述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属有效。《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虽名为委托合同，但嘉信公司定额、定期向易某1支付的“商铺收益”与一般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性质一致，该合同实质上界定了当事人对案涉商铺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租赁权利义务关系，故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属于租赁合同的范畴，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进行确定。 一、关于嘉信公司欠付的商铺租金及违约金问题。1.已代扣代缴税费的承担主体及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成都中院（2017）川01民终14359号民事判决书，无论嘉信公司是否履行代扣代缴税费的义务，均负有向易某1如约支付商铺购买合同价的8%固定收益（租金）的义务，故其在前期履约过程中代扣代缴税费所对应的款项应作为易某1的固定收益予以补足。嘉信公司提出的在8%收益中代扣代缴的税费应由易某1承担的意见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嘉信公司持续欠付租金，且在发生欠付租金收益问题后，易某1及其他业主多次多渠道多方式提出权利主张，并未怠于行使权利，相关诉讼时效中断，故嘉信公司提出的2017年7月1日前代扣代缴的税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2.未付的租金、违约金的款额及承担主体问题。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核对情况，嘉信公司负有向易某1支付拖欠的租金和违约金的义务。3.租金收益抵扣购房款的问题。根据《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嘉信公司有权将易某1固定收益中代扣代缴税费后的款项作为易某1的应付购房款直接支付给金堂华地公司，故易某1对这部分租金不能再向嘉信公司要求给付，但其余代扣代缴税费对应的租金嘉信公司仍应支付给易某1。4.易某1未提供相关发票是否构成嘉信公司欠付租金的抗辩事由问题。经查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合同双方并未约定将开具发票作为嘉信公司支付租金的必要前提条件，故嘉信公司以易某1未提供相关发票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缓付租金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5.嘉信公司欠付的最后一期租金的支付期限是否已经届满的问题。根据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委托期限为10年，从2015年8月1日起计算……”“每半年支付一次商铺收益，每次支付6个月商铺收益，第一次商铺收益在2015年8月1日支付”等内容，第一期商铺租金（收益）与“委托期限”的起算点一致，在此模式下，每一期租金的支付时间与租赁当期的起点时间一致，即合同前5年最后一期租金的给付期限先于租赁期限6个月届达，即便部分合同有“其后的收益在每6个月期满后10日内付清”的约定，但基于嘉信公司拖欠租金时间过长的事实，嘉信公司提出的最后一期租金的支付期限尚未届满的主张和相应抗辩意见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6.嘉信公司提出的减免商户2020年2－3月租金的分担问题。嘉信公司辩称响应政府号召减免了××疫情期间商户的部分租金，但其在诉讼期间对已实际减免商户租金期间的表述前后不一，也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因××疫情导致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的具体情况，不仅怠于履行诉讼义务，也有违诚实信用诉讼原则，导致其主张的相关基本事实无法进行确认，且嘉信公司拖欠租金的起点时间远远早于××疫情的发生时间，其减免部分租金亦未与易某1协商一致，故其减免××期间商户租金的行为意义一审法院虽予肯定，但其据此提出的相应意见和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应否予以解除的问题。嘉信公司虽迟延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但所涉项目现仍能维持基本运营，嘉信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仍在努力履行合同义务，尽力支付了业主的部分商铺租金，且案涉商铺系虚拟产权式商铺，商铺间无明确分割线和物理隔离，物权所有人也无法明确其商铺的“四至”，即便汇总一审法院现已受理要求解除合同的业主数和建筑面积也仅约占项目所有业主数的49.94%、建筑面积的59.88%，不能完全体现所有甚至大部分业主的意见，且解除《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还会涉及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对其他当事人损害责任的分担问题，既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也无益于问题的妥善处理。综上所述，易某1要求解除与嘉信公司之间《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金堂华地公司应否对嘉信公司所负案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2019年5月15日《会议纪要》及2019年5月27日《关于2019年5月15日起应支付租金处理方案的沟通会议的回复》，金堂华地公司作出了在“金堂购物中心”支付案涉租金收益及违约金的能力不足时“筹集资金完成支付”的意思表示，故本案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的规定确定由金堂华地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同时，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嘉信公司通过“金堂购物中心”银行账户转易某1租金收益的事实，足以确认金堂华地公司的担保意思表示系针对嘉信公司对清偿包括本案易某1在内的金堂华地财富广场项目业主租金及违约金所为，金堂华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以担保对象为“金堂购物中心”为由提出的不应对嘉信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与查明的案件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承担上述清偿责任后，金堂华地公司有权向嘉信公司进行追偿。 四、诉讼保全费和担保费问题。因申请诉前保全，包括易某1在内的案涉金堂华地财富广场众业主于2020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共同交纳了保全申请费5000元，为便于诉讼，一审法院确定该费用在（2020）川0121民初3550号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但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未对易某1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的负担问题作出约定，故易某1要求嘉信公司承担该项费用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嘉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易某1给付截至2020年7月30日的商铺租金（含拖欠的租金139194.65元、已代扣代缴的税费23508.57元）和违约金15845.15元；二、金堂华地公司在嘉信公司不能履行前述债务时向易某1承担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金堂华地公司可以向嘉信公司进行追偿；三、驳回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35元，由嘉信公司、金堂华地公司负担。 二审中，嘉信公司向本院提交：部分买受人与嘉信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嘉信公司与部分买受人已签订商铺经营委托管理合同，早已约定了由嘉信公司对相应税费进行代扣代缴。易某1质证认为，该证据在一审开庭之前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即使签订了代扣代缴的补充协议，也不能否定主合同所约定的8%的固定收益，也就是说代扣代缴以后同样按照成都中院（2017）川01民终14359号判决的内容来看，也应当补足8%的收益，所以不能因为要代扣代缴就扣收益，嘉信公司应向易某1支付8%的固定收益。金堂华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嘉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税法规定，不管是自然人、法人有收益时都应依法纳税，这是国家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嘉信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代扣之后应由嘉信公司从收益中剔除。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中与案涉争议款项相关的条款为“经甲方（即买受人）统一，在甲方付清商品房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购房款之前，乙方（即嘉信公司）将根据原合同付给甲方的每期租金收益（备注：甲方收取的租金收益应当支付的税款由乙方代扣代缴，收费标准以地方税务局实际收费为准）直接支付至金堂华地公司，作为甲方按照商品房补充协议之约定应当支付金堂华地公司的购房款”。该约定签署双方为嘉信公司与部分未付清购房尾款的买受人就以租金抵房款的约定。但上述补充协议在2015年即已签订，并由嘉信公司持有，嘉信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上述证据；而上述买受人购房尾款是否已经付清、嘉信公司代扣代缴期间、代扣代缴具体费用的问题，嘉信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其余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嘉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易某1的答辩意见、原审被告金堂华地公司的陈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嘉信公司是否应向易某1支付代扣的税费及违约金。对此，本院论述如下： 嘉信公司上诉提出，因易某1未向嘉信公司提交税费发票，故嘉信公司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支付收益；以及嘉信公司代扣代缴了相应税费，故不应当支付该费用。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嘉信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首先，根据易某1与嘉信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之约定，双方约定了商铺收益的计算方式、给付时间，并约定由嘉信公司“承担经营管理期间的各项开支和费用”以及“确保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获得稳定收益，实际商铺收益不足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不足部分由乙方补足”，该约定合法有效，嘉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时间支付相应的费用。上述约定中，双方约定易某1应当获得的实际收益为购买商铺价格的8%，故嘉信公司应当向买受人支付的商铺实际收益即为确定的数字。由此可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嘉信公司应向买受人支付的收益即为商铺价格的8%。嘉信公司主张其代扣代缴的税费，应视为其代买受人支付税款之后，仍应以上述计价方式向买受人支付收益。故嘉信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应证据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 嘉信公司上诉提出，要求人民法院解除对案涉财产的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嘉信公司未及时足额向易某1支付款项，系违约行为。易某1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申请保全，符合法律规定。在嘉信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也未提供相应担保财产前，其要求解除保全措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该诉请亦不属于二审上诉请求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嘉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4元，由上诉人四川嘉信商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杨 晗 审判员 祝颖哲 审判员 赫耀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唐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