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7民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 法定代表人：胡桂挺，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船生，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表人：乐可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之悦，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简称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宇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2020）皖1723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达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青阳县人民法院(2020)皖1723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案涉660万元债权属于被上诉人。 1、庭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合作协议》原件，不能证明案涉的660万元系该合作协议项下原告应出资840万元中的一部分。2、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财务凭证、工作人员、资金混同，案涉款项的经办人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乐可公，系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科长，该款经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老总王坚审批，这表明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效力高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诉人财务凭证记载，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借款660万元，期限为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7月22日，还约定了借款利息等事项，该约定的效力应当高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效力，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向法庭出具的《说明》，不应予以认定。 二、即使涉660万元债权属于被上诉人，该债权属于劣后债权而不是普通债权。 1、案涉660万债权系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股东对上诉人的债权投资款，不是普通借款。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原告于2014年1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人民币660万元，款项性质为往来款，不是借款。即使被上诉人第二次开庭提供的《合作协议》是真实的，案涉的660万元系该合作协议项下原告应出资840万元中的一部分，该款实质上也不是借款，而是配套的投资款，属于股东债权投资款。首先，从签订《合作协议》的主体看，均为上诉人股东，约定的是上诉人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与一般借款协议不同。其次，从《合作协议》约定看，上诉人注册资本明显不足以负担上诉人日常运作，案涉款项系股东为了上诉人运作提供的投资款，该款未计入注册资本，属于债权投资，而不是股权投资。第三，根据该合作协议第四条和第五条约定，可明确案涉款项形式上是借款，实质上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债权投资款。股东对所投资公司的投资除股权投资外，还有债权等投资，一审判决认为“亿达公司未能提供亿达公司股东大会的增资决议及亿达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后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等证据”，否定660万元为投资款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将案涉660万债权确认为普通借款债权不当。首先，如前所述，案涉660万元不属于普通借款。其次，本案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审理中，提供了所谓“新”的证据《合作协议》等，该证据颠覆了被上诉人申报债权时主张的基本事实，构成一项新的债权主张，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等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依据其新提供的证据重新申报债权，由管理人审查确认，被上诉人如有异议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径行判决不当。三，如前所述，案涉660万元系上诉人注册资本明显不足以负担上诉人正常运作，被上诉人为了上诉人运作而提供给上诉人的股东债权投资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破产应负相应的股东责任，根据《全国第八次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商事部分)》“关于《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中“股东以过于微小的资本从事经营，在公司因不能清偿债务而破产时，股东债权的受偿顺序安排在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之后”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第39条的规定，即使确认案涉660万债权，只能确认为劣后债权，安排在普通债权之后清偿，《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法律问题的解答》第4条中明确将此类债权规定为劣后债权，一审判决将案涉660万元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显然不当。综上，上诉人的请求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绿宇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合作协议》系上诉人100%持股股东共同签订，真实、合法、有效。第一，2014年1月15日，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原件经原审法院核对并已确认真实性，上诉人以管理人未向破产企业(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管到该份《合作协议》为由，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接管债务人资料系管理人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管理人以自身未履职到位为由拒不认定经人民法院核验真实性的《合作协议》，缺乏法律依据。第二，《合作协议》系上诉人100%持股股东的约定，对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能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借款的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向上诉人出借资金，被上诉人亦收到该款项，双方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第三，被上诉人系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两名自然人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系被上诉人上级公司。被上诉人根据企业内控制度，对大额款项出借报请上级公司审批符合规定。上诉人以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将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并未履行的《借款协议》黏贴于其内部财务账册为由，拒绝认定上诉人全部股东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15日所签订《合作协议》以及2014年1月22日被上诉人根据《合作协议》向上诉人所出借的66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缺乏充分证据予以支持。并且，就上诉人所提出的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原审法院书面确认该《借款协议》并未履行、并未向上诉人出借该《借款协议》所约定的660万元。 二、上诉人所提出的劣后债权、重新申报债权缺乏法律依据，管理人存在渎职履责的情形。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所称劣后债权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案涉款项系“股东债权投资款”、“劣后债权”、“不是普通借款”，但无论《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赋予管理人创设债权序列的权利，我国法律更未将借贷法律关系区分为“普通借贷关系”和“非普通借贷关系”。被上诉人认为系管理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且对债权人采取不平等的审核标准所致，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公平清偿权益。第二，上诉人列举《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需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4月1日在指定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所申报债权的金额、性质及上诉人收款事实等均与本案诉讼一致；且本案系因上诉人管理人拒绝对被上诉人申报债权作出确认所产生的破产债权确认诉讼。管理人在法律明确规定之外对被上诉人增设债权确认和清偿障碍，要求被上诉人重新申报债权，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绿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绿宇公司对亿达公司享有债权105792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亿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亿达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亿达公司股东为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绿宇公司原名“杭州绿宇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3月27日更名为绿宇公司。绿宇公司股东之一为福士达公司。2013年10月31日，为注册成立亿达公司，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汇款180万元注册资金。2013年11月6日，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汇款820万元。2013年11月20日，亿达公司将上述注册资金和汇款共计1000万元退还至绿宇公司账户。2014年1月15日，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亿达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绿都公司出资1650万元，占55%股份，福士达公司出资1200万元，占40%股份，绿宇公司出资150万元，占5%股份；另对项目资金的解决办法约定：“1、新城B01号地块土地价格共计约2.1亿元，由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注册资本到位后的资金差额部分，由股东三方按出资比例以借款形式向项目公司提供配套资金。土地款首期50%与第二期30%共需支付16800万元，绿都公司应出资（含投资款和提供的配套资金，下同）9240万元、福士达公司应出资6720万元、绿宇公司应出资840万元。考虑到绿都公司资金比较紧张，且在该幅地块挂牌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协调准备工作，经三方协商，同意绿都公司先行出资3000万元、福士达公司出资6720万元、绿宇公司出资840万元，先支付首期土地款及前期部分筹建费用……4、绿都公司确保项目销售款项自项目公司设立后一年内开始回笼，且一年内回笼的资金应首先用于归还福士达公司出借的300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剩余回笼资金扣除必要的工程用款外，应优先用于支付福士达公司、绿宇公司投资款共计9450万元，二年内还清。福士达公司、绿宇公司的投资款在本金部分享有优先分红权”。2014年1月17日，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上注明绿都公司、绿宇公司原各出资1800万元、180万元，各占股权60%、6%，绿都公司、绿宇公司分别将股权5%、1%转让给福士达公司。2014年1月22日，福士达公司将1%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支付给绿宇公司。同日，绿宇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将660万元配套资金和180万元注册资本汇至亿达公司。上述840万元款项在绿宇公司的会计账册申请用款审批单上注明为“付配套资金”，记账凭证科目一栏中注明为“其他应收款-亿达公司”，上述660万元在亿达公司的会计账册记账凭证摘要中注明“收到绿宇公司往来款”，会计科目中注明“其他应付款-绿宇公司”。2018年1月8日，本院依法裁定受理亿达公司破产重整，并于2018年10月22日宣告亿达公司破产。2018年4月1日,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管理人就上述660万元及其利息3979250元共计10579250元申报债权。2020年9月2日,绿宇公司收到《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其中“亿达公司债权表（不予认定）”记载，绿宇公司所申报的债权不予认定。理由为“根据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证明欠款事实”。后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管理人寄送《债权人异议申请书》，管理人收到后，未调整债权认定。为此，绿宇公司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和本院审理的焦点为：一、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汇款660万元的性质。二、诉争汇款如系借款，出借人系福士达公司还是绿宇公司。三、绿宇公司主张确认利息债权的请求能否支持。一、绿宇公司向亿达公司汇款660万元的性质。绿宇公司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出资成立亿达公司，因亿达公司注册资金仅为3000万元，不能满足房地产开发建设的需要，为此，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在注册资金之外，按出资比例向亿达公司提供配套资金，因开发建设支付土地款的需要，绿宇公司根据投资比例向亿达公司分别汇款180万元和660万元，共计840万元（含投资款180万元和提供的配套资金660万元）。综合本案证据，该配套资金应属于借款，理由如下：1、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约定，股东注册资本到位后的资金差额部分，由股东三方按出资比例以借款形式向项目公司提供配套资金，因此，该协议系亿达公司全部股东的约定，效力当然及于亿达公司，能代表亿达公司和绿宇公司达成借款的意思表示，且绿宇公司已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出借配套资金，故双方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2、亿达公司的会计账册记账凭证中的会计科目一栏注明诉争的660万元为“其他应付款-绿宇公司”，绿宇公司会计账册记账凭证科目一栏中注明为“其他应收款-亿达公司”，绿宇公司和亿达公司的会计记账科目均未将诉争的660万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若将企业会计记账科目负债类的其他应付款解释为投资款，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类的长期投资款的解释，故其法律性质应当认定为借款。3、《公司法》规定，公司增资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本案中，亿达公司认为案涉的660万元即使系绿宇公司出资840万元的一部分，该款实质上也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对此，亿达公司未能提供亿达公司股东大会的增资决议以及亿达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后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等证据。4、亿达公司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第四款以及第五条第一款约定，660万元即使系合作协议项下绿宇公司应出资840万元中的一部分，该款实质上也是投资款。上述约定虽然名义上为“出资”和“投资款”，但各方均约定上述投资款以借款的形式提供，且约定了偿还时间，和投资款的法律属性截然不同，亿达公司认为该660万元系股东的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二、诉争汇款如系借款，出借人系福士达公司还是绿宇公司。根据本院对焦点一的认定，诉争的660万元汇款系借款性质。亿达公司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福士达公司与绿宇公司存在财务凭证、工作人员、资金混同，案涉款项的经办人为乐可公，系福士达公司的科长，审批人王坚系福士达公司的总经理，该资金实际与福士达公司是混同的；亿达公司财务凭证记载福士达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与亿达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福士达公司向绿宇公司借款660万元，期限为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7月22日，还约定了借款利息等；因此，福士达公司向绿宇公司多方面混同，其向法庭出具说明，认为双方的借款协议未履行不能成立，涉嫌和绿宇公司串通损害亿达公司广大债权人的利息。经审查认为，福士达公司系绿宇公司的股东，绿宇公司的会计凭证申请用款审批单上的主管科长乐可公系绿宇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审批领导王坚系福士达公司的总经理，两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但该用款审批单只能证明绿宇公司的资金使用须经福士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批准，并不能证明两公司存在资金混同；同时，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诉争的660万元款项系绿宇公司作为股东依照合作协议向其投资的亿达公司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配套资金，该款项也由绿宇公司账户向亿达公司支付；亿达公司关于诉争款项的会计凭证后面虽然粘附福士达公司和亿达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但并未有相关证据印证福士达公司履行了上述借款协议，且福士达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双方未履行借款协议，该660万元借款也记入绿宇公司会计凭证记账科目的其他应收款。综上，亿达公司认为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串通损害债权人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诉争借款不能认定为福士达公司和亿达公司之间的借款，出借人应为绿宇公司。三、绿宇公司主张确认利息债权的请求能否支持。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中仅约定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的投资款9450万元在本金部分优先分红，未对注册资金之外以借款形式提供的配套资金约定如何计算利息，虽绿宇公司和亿达公司均非自然人，但本案系亿达公司的股东针对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投入资金，由于公司注册资金不足，由各股东通过借款的方式提供经营资金，各方已约定享有分红权利，故不应再另行支付利息。 综上，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要求确认对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借款6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要求确认利息3979250元为绿宇公司享有的债权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对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债权660万元；二、驳回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276元，减半收取计42638元，由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9000元，杭州绿宇工贸有限公司负担13638元。 当事人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15日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三方合作协议第四部分“项目资金的解决办法”明确亿达公司股东注册资本到位后的资金差额部分，由股东三方按出资比例以“借款形式”向项目公司提供配套资金；2014年1月17日绿都公司、福士达公司和绿宇公司三方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绿宇公司占股比例为6%，出资额应为180万。2014年1月22日被上诉人绿宇公司向上诉人汇款840万，该款项在绿宇公司的会计账册申请用款审批单上注明为“付配套资金”，记账凭证科目一栏中注明为“其他应收款-亿达公司”，其中660万元在亿达公司的会计账册记账凭证摘要中注明“收到绿宇公司往来款”，会计科目中注明“其他应付款-绿宇公司”。另一审法院查明，福士达公司系绿宇公司股东，绿宇公司在840万申请用款审批单由福士达公司总经理王坚审批，但资金是由绿宇公司账户支付给上诉人；且一审法院向福士达公司调取的证据亦说明福士达公司未向上诉人借款。据此，上述证据链能证明该660万属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诉称在案证据不能证明660万债权属于被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诉称即使660万属于债权也属于劣后债权而不是普通债权且要重新申报的上诉理由。根据企业破产法对债权类别的明确规定，破产债权分为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上诉人诉称该660万是配套的投资款属于“股东债权投资款”区分一般“普通借款”，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支持，且也没有法律依据；另查，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日在法定申报期内就向管理人申报660万债权，而非未申报需要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的补充申报，故上诉人诉称《合作协议》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应重新申报没有法律依据。据此，上诉人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276.00元，由上诉人池州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康启林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张金虎 书记员包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