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1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高新区长江东路111号华建一街区财金大厦。 负责人：石保兵，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峰，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燃，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卫仲，男，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志坤，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焦卫仲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5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峰，焦卫仲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志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525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2、请求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焦卫仲存在酒后驾驶车辆及肇事后弃车逃逸的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程序中，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的申请，在冠县人民检察院调取了卷宗材料，其中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冠县大队出具的《到案经过》记载“2018年6月8日14时48分许，焦卫仲饮酒后驾驶鲁ＰＧ××××号小型轿车，沿冠县……。事故发生后，焦卫仲弃车逃逸，于当日晚九点钟来事故科投案，……。”其次，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冠县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事故发生后，焦卫仲弃车逃逸”。上述两组证据，明确显示被上诉人存在饮酒后驾驶车辆及弃车逃逸的违法情形，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酒后驾驶车辆及肇事后弃车逃逸的事实。二、“酒驾及逃逸”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以是否签名或告知等免责事项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七十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有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报警的义务，禁止“肇事逃逸”。故“酒驾”、“肇事逃逸”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案涉保险合同亦将“饮酒”、“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车辆”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酒驾及逃逸”为法律所禁止性规定。不得以是否签名或告知等免责事项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被上诉人焦卫仲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人，具有驾驶资格，应当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所有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惩戒，肇事逃逸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三、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应按照被上诉人和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协议时（2018年6月11日）的标准计算，即2017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显然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四、赔偿比例标准过高，案发时，死者苏秀春驾驶的车辆系电动三轮车，根据法律规定，电动三轮车应认定为机动车。双方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比例应按照6：4计算。五、一审法院关于交强险赔偿限额问题属裁判错误，在一审判决书第七页已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电动三轮车2000元损失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法院竟在最终赔偿数额中加上了2000元的财产损失，显然相互矛盾，属于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理由:1、上诉人所提的报案经过及事故认定书均是被上诉人涉嫌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并非最终的权利机关出具的结论性文书，且聊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被上诉人理化鉴定检验报告显示其乙醇含量为18.8毫克每百毫升，并未达到饮酒的标准，不属于饮酒驾车。在刑事案件最终的结论性文书《不起诉决定书》也没有显示被上诉人存在逃逸和饮酒驾驶的情形，因此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饮酒和逃逸的情形是正确的。2、关于免责条款等事项，被上诉人的签字均不是本人书写，足以说明上诉人所提及的饮酒和逃逸免除其责任，并未对被上诉人进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免责条款不生效。3、原审法院按照一审辩论前死亡赔偿金额计算上诉人应赔偿的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另死者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并未认定为机动车，原审法院按照8：2的比例分配责任是正确的。4、上诉人提及的在最终赔偿金额上加2000元没有事实依据。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支付原告垫付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车辆损失费等共计543468.48元。庭审中，焦卫仲变更诉讼请求数额为529423.19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2日，焦卫仲在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处为鲁ＰＧ××××车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32032元）、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特约险（赔偿限额100万元）、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等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23日0时起至2019年3月22日24时止。2018年6月8日14时48分，焦卫仲驾驶鲁ＰＧ××××小型轿车，沿冠县红旗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冠县财政局门口，与前方顺行的苏秀春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追尾相撞，致使苏秀春死亡，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冠县大队认定焦卫仲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苏秀春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焦卫仲赔偿苏秀春亲属各项损失共计85万元，苏秀春亲属将保险索赔权转让给焦卫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焦卫仲申请，本院技术部门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对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单签章处“焦卫仲”是否为焦卫仲本人书写，免责事项说明书中“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及投保人签章处“焦卫仲”的笔迹是否为焦卫仲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投保单签章处“焦卫仲”、免责事项说明书中“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及投保人签章处“焦卫仲”均不是焦卫仲本人所写，焦卫仲支出鉴定费7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焦卫仲与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当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对该免责事由作出提示。这就要求保险人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本案中，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字均非焦卫仲本人签字，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此负有过错责任，且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已就免责事由向焦卫仲本人履行了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且依据原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原告申请在冠县人民检察院调取的焦卫仲交通肇事一案相关卷宗材料，亦不足以认定焦卫仲存在酒后驾驶车辆及肇事后弃车逃逸的事实。对被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三者死亡、车辆损失，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关于车辆损失，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了车辆损失的事实，焦卫仲提交了修车明细、车辆维修发票，且修车进厂时间(2018年7月7日)与事故发生时间(2018年6月8日)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够认定该次车辆维修与本案事故具有关联性，且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对焦卫仲因案涉事故支出317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鉴定评估费用，系投保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该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故笔迹鉴定费用7200元应由长安财险聊城支公司承担。焦卫仲主张的1万元律师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三者苏秀春的损失项目及数额，死亡赔偿金按现行赔偿标准42329元/年计算并无不当，故死亡赔偿金为507948元(42329元/年×12年)，丧葬费属于一次性支出，应按照实际死亡年度计算，即34652.5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627.78元[(15118元+10342元)÷365天×3人x3天]，因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交通费1000元、电动三轮车2000元损失的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故三者损失的数额为543228.28元。关于三者损失，依法应由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根据事故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根据责任认定及双方车辆性质，焦卫仲与苏秀春之间的责任比例以80%和20%为宜。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12000元，对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344982.62元[(543228.28元-112000元)x80%]。综上，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应支付的理赔款金额为三者损失456982.62元、评估鉴定费用7200元、车辆损失31700元，以上共计495882.62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焦卫仲保险金495882.62元；二、驳回原告焦卫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7元(已减半)，由原告焦卫仲负担178元，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4369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当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对该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在涉案保单中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以黑体字突出标有“饮酒”、“离开现场”的责任免除条款，但在投保人声明中“本人已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责任免责条款，对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并自愿投保，没有异议”，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所手抄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两处投保人签章处“焦卫仲”非投保人焦卫仲本人所写，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没有就免责条款向焦卫仲尽到提示义务，故免除责任的条款对焦卫仲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关于上诉人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所称一审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的问题。焦卫仲于2018年6月11日与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并过付赔偿款，此时焦卫仲与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的合同之债已经形成，其于2020年3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按受理案件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存在错误，应按照焦卫仲向受害人家属过付赔偿款的时间即2018年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441468元（36789元/年×12）年。 关于上诉人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所称一审法院交强险赔偿限额裁判错误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对于受害人苏秀春的电动三轮车损失2000元并未支持，却将该2000元计算在交强险限额内，认定错误，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10000元。焦卫仲驾驶车辆与骑电动三轮车的苏秀春相撞致后者死亡，焦卫仲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担80%的比例并无不当。故，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限额内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共计293398.624元［（476748.28元-110000元）×80%］。加上一审法院认定的评估鉴定费用7200元、车辆损失费用31700元，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共应向焦卫仲支付的理赔金额为442298.62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长安保险聊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5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5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给付原告焦卫仲保险金442298.62元； 三、驳回焦卫仲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547元，被告长安保险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3967元，焦卫仲负担5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38元，被告长安保险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7934元，焦卫仲负担804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丽珍 审 判 员 管玲玲 审 判 员 牛祺忠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莫陈愿 书 记 员 朱瑾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