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光琴，女，1949年8月4日出生，满族，无固定职业，住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东，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敏，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小林，男，195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医生，住呼和浩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朴，女，1960年5月5日出生，汉族，医生，住呼和浩特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鑫，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509号中房大厦八层。   法定代表人：杨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内蒙古法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光琴因与被上诉人闫小林、张朴、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白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东、杨晓敏，被上诉人闫小林、张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高鑫，原审第三人名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光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白光琴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闫小林、张朴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购买呼和浩特名城公司城市维也纳15号楼。作为购房人，闫小林和张朴依据与名城公司购房合同的约定支付包括购房定金在内的3350万元购房款是其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但在履行与名城公司购房合同的过程中，本应由购房人闫小林和张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500万元购房定金，由购房代理人白光琴垫付。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垫付的500万元购房定金是白光琴的银行存款。闫小林和张朴称其享有上述购房款定金的所有权。货币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规则的规定，判断货币所有权的唯一依据，就是实际占有，即谁占有谁所有。银行账户里货币所有权的归属，只看该银行账户是谁的，银行账户是谁的，该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就是谁的。据此，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如有案外人提出被执行人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不是被执行人的而是案外人的，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这样的案外人异议均不会支持。二、一审判决确认白光琴银行账户中的500万元货币的所有权属于闫小林和张朴的唯一证据，是闫小林、张朴的代理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被检察机关明确定论为尚未查清事实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侦查的案外人布**诈骗案的刑侦笔录。闫小林、张朴在庭审中出示的刑侦材料属于非法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理由如下：1.来源不合法。闫小林、张朴的代理人庭审中出示的刑侦笔录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立案侦查的布**涉嫌诈骗案的刑侦机密材料，这些刑侦材料作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机密刑案材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布**的辩护律师和有权机关才可以查阅和复制。但闫小林、张朴的代理人庭审中出示的刑侦笔录，在布**涉嫌的诈骗案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就落到了既非有权机关，也非布**辩护律师的闫小林、张朴的民事诉讼代理人手里。闫小林、张朴及其民事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和复制尚处侦查阶段、尚未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侦查材料。这些刑侦材料来源不合法，且涉嫌违法、违规、违纪。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闫小林、张朴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庭审出示的刑侦笔录根本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应当予以排除。2.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确认的刑侦笔录不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刑侦笔录是尚处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尚未落实的，未经刑事审判、庭审质证、审查核实的刑侦证据，是不公开的保密刑案材料。刑侦笔录的内容是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不可以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因为侦查阶段的刑侦材料要经过检察机关的起诉审查，有被检察机关排除和否定的可能。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有可能将其排除和否定。民事诉讼可以使用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但不能使用刑事诉讼案件的侦查笔录。处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询问或讯问笔录，更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3.从证据形式来看，刑事侦查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证据只有七种形式，不符合该七种形式的材料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刑事侦查笔录只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有关人员进行讯问或询问过程的记录，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尤其不能证明金钱归属的事实，确认金钱的所有权，只能根据占有状况和账户状况。4.从证据的效力来看，刑事侦查笔录的证明效力是极其微弱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相关人员，处于一种被动、弱势的地位，其陈述可能并不反映其内心的真实意思，其陈述的真实性极不可靠。在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对刑侦笔录的真伪会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知晓整个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对刑事侦查笔录内容的真伪无法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刑侦笔录直接运用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真伪不明的事实。检察机关在给公安机关的补侦提纲中谈到，闫小林、白光琴、布**三人各执一词，笔录之间相互矛盾，公安机关未能排除。一审判决采用被检察机关定论为前后矛盾，事实根本没有查清的侦查笔录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去证明白光琴存折里的钱不是白光琴的钱，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性案例直接相抵触。综上，从证据来源、证据形式、证据效力方面讲，刑事侦查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不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三、假定白光琴的公安询问笔录，不是刑侦笔录，是白光琴在某一民事诉讼中的庭审笔录，白光琴这份笔录也证明不了名城公司收取的500万元购房定金是闫小林和张朴的钱，理由如下：1.公安机关给白光琴作的刑事询问笔录的任何一句话都证明不了白光琴自己银行账户里的500万元是闫小林和张朴的钱。不具有排他性的言词证据，在确认货币所有权的问题上不能对抗银行账户。2.确认货币所有权应根据银行账户这一实物证据，不能根据言词证据。白光琴的笔录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是各种诉讼证据中失真率最高的证据，特别是在待证的事实是有关货币归属的事实时，不能靠言词证据解决问题。名城公司收取的500万元购房定金的所有权属于谁，如何认定，根据什么认定，应根据实物证据认定，即根据银行账户认定，不能根据言词证据认定。3.闫小林、张朴曾经通过白光琴给布**汇款4731万元，后闫小林、张朴向白光琴要回50万元，不算要回去的50万元，闫小林、张朴通过白光琴给布**的汇款是4681万。闫小林、张朴通过白光琴从布**处收回1221.2万元，布**直接返给闫小林、张朴1040万元，一共是2261.2万元，2014年12月16日布**给闫小林、张朴出具3200万元欠据。1221.2万现金、1040万现金、3200万债权，共计5461.2万元。闫小林、张朴汇给布**的4681万元已经全部收回并落实。白光琴从自己银行存折汇给名城公司的500万元不可能是闫小林和张朴的钱。货币是种类物，白光琴银行账户里的钱不可能属于闫小林和张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没有证据，驳回白光琴一审诉讼请求，认为白光琴银行存折里的货币属闫小林和张朴所有没有事实依据，且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指导性案例。白光琴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背离刑事笔录的本意，曲解笔录内容，导致本案主要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核心证据和依据是2015年8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分局给白光琴做的询问笔录。该组证据的证据来源和证据形式都不合法，故研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本证据，此外从举证规则的角度说，白光琴没有义务在本案中逐笔详细阐述和解释白光琴与闫小林、张朴以及布**之间多年来的经济往来，但因为一审判决曲解并断章取义的将该份刑事笔录作为认定基本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故白光琴现就该刑事笔录中的相关内容在此予以简要说明。当然这种解释说明只是为了帮助法庭查明基本案件事实，并不意味着白光琴认可该笔录作为民事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关于该份证据形式要件的质证意见依然坚持一审中的观点。该份刑事笔录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分局在侦办布**涉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形成的，笔录内容主要围绕布**、云俊华等人与白光琴、闫小林、张朴等人之间多年的经济往来经过，目的是为了查明布**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务的目的、以及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现从刑事笔录中询问人提出的问题本意以及白光琴回答的字面意思分析，笔录内容主要围绕各方相互之间资金往来和资金用途等客观事实经过进行，并没有针对各方资金或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财务的权属和性质进行民事法律评价。但是一审判决却脱离笔录本意将其中对资金流转经过和用途的相关表述曲解为对涉案资金民事权属的认定，导致本案一审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具体而言，询问笔录中与一审裁判结论直接相关的问题是“2012年6月29日至2014年7月7日，布**给你打款44笔钱共计2739万是干什么用的”白光琴答：“其中给闫小林回款，本金加利息共计1221.2万，其中有500万给城市维也纳的定房款，最后剩余1017.8万是布**给我的回款。”从上述问答内容的字面含义可以看出，提问与回答的内容都意在说明“2739万”元的流向和用途，其中本案所涉的“其中500万给城市维也纳的定房款”的表述显然是在客观描述白光琴资金使用的具体流向和用途，而并没有对资金性质和权属进行评价，从相关表述中只能看出“500万花在哪儿”的问题，而不能看出“500万是谁的钱”，“钱花在哪里、钱用于干什么”是一种资金流转过程的客观描述，而“钱的权属是谁、花的究竟是谁的钱”则是一种法律评价和法律认定，进行法律认定和法律评价的基本前提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而非主观臆断。而本案一审判决将笔录中的相关表述断章取义、脱离文义进行主观曲解和推理，从“原告认可500万元为城市维也纳的定房款”就直接推定出“原告向名城公司交纳的500万元购房款就是布**向闫小林的回款”，显然这样的推定是没有法律依据并且逻辑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二、闫小林、张朴从布**等人处取得的实际回款数额已远超过了其前期投资数额，故其主张本案500万元是布**给其的投资回款没有事实依据。闫小林、张朴现认可其通过白光琴转给布**的投资款的总额是4731万元，但是闫小林、张朴已经从布**以及布**的委托打款人徐利军、云俊华等处实际取得和确认的资金权益总额至少已经达到6451.2万元。其中，布**通过白光琴转给闫小林、张朴的金额为1221.2万元，布**、徐利军、云俊华等直接转账给闫小林、张朴的金额不少于12笔，共计2030万元，布**在2014年又给闫小林、张朴出具3200万元的欠条，以上数额既有闫小林、张朴自认的事实，也有《回民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布**与白光琴借贷纠纷一案中举证的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作为依据。可见闫小林和张朴在布**处的投资回款数额已经以现金返还以及应收债权等方式加以明确，且回款数额已经远超过其应有的投资回报。与此相反，白光琴自2009年与布**相识以来，一直就保持着非常密切且金额巨大的经济往来，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经济往来有2000多万元，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转账金额有5000多万元，这些欠款有些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有些欠款的性质和数额尚待刑事和民事程序予以明确，但包括布**在内也认可其尚欠白光琴钱的事实，且自从2009年二人开始有经济往来时至今日，一直都是布**欠白光琴的钱，一审判决从这么多笔经济往来中是如何区分出这其中的500万元就是给闫小林的回款，这样的推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结合此前白光琴起诉任方铭、名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的诉讼经过，在500万元被名城公司以定金规则罚没之后，真正着急和在乎这笔钱能否追回的人是白光琴，闫小林和张朴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该案第一次一审判决中认定500万元属于白光琴所有，闫小林、张朴既未上诉也未申请再审，可见对于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三、依据认定货币所有权的法定规则以及民事举证规则，涉案500万元只能认定为是白光琴的垫付资金。白光琴之所以从事实的角度赘述白光琴、闫小林、张朴、布**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因为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并曲解了刑事笔录内容，并直接导致一审认定事实完全错误，现赘述是为了二审能从涉案各方经济往来经过中了解本案纠纷全貌。白光琴有向法庭证明其垫付的500万元是归其所有的举证义务。本案件为委托合同纠纷，作为受托人的白光琴依据法定的举证责任，只需要证明各方委托合同关系明确，其受托人身份真实合法，其支出的500万元已经用于了办理委托事项即购买维也纳房产即可。其没有义务举证说明用于支付购房款的500万元的所有权属于自己。因为认定货币所有权只能依据法定规则而非各方约定或者从证据事实中去推定，货币依据法律规定是特殊种类物，认定所有权的规则就是看占有，占有即所有。相反，闫小林、张朴作为委托人抗辩涉案500万元归其所有，依据法律规定和最高院的司法裁判规则，其在抗辩中的举证义务是：第一，要么证明在委托付款之时货币的支付方和接受方各方均已经做出了明确合意，即布**等付款人在2014年5月的打款凭证中明确标明或备注该笔款项系支付给闫小林、张朴的回款，并且货币接受方白光琴对此事实也予以明确认可；第二，要么须证明白光琴用于支付500万元购房款的账户是其受闫小林、张朴直接支配使用的专有账户。否则闫小林、张朴包括布**就不能主张白光琴账户里的钱的所有权是属于他们的钱，否则就违背了货币物权属性法定的原则。如果像一审判决这样推定货币所有权的逻辑，会导致非常荒唐的法律后果。假设在2014年5月底，白光琴既交了500万元的购房定金，还同时购买了500万元的股票或者购买了500万元的彩票中了1个亿的大奖。闫小林和张朴此刻肯定不会站出来和白光琴争论这500万元为预付款还是垫付款的问题，而是会推定买彩票的500万元是给他的回款，会起诉白光琴要求返还1个亿的彩票奖金。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货币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闫小林、张朴辩称，一、关于“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的适用问题。虽然货币属特殊种类物，在一般情况下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但本案中白光琴账户的500万元属于闫小林、张朴所有，白光琴是基于委托关系向名城地产公司支付500万元，白光琴是在履行委托事项，体现的是闫小林、张朴的意思表示，白光琴对案涉500万元实际并不享有占有、控制、支配的权利。因此，本案不具备适用“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的基础条件，白光琴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关于刑事案件询问笔录的问题。本案中，2017年1月12日，白光琴以不当得利作为理由起诉任方铭、名城地产公司、闫小林、张朴索要500万元，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过程中，闫小林、张朴申请人民法院向呼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调取白光琴、布**等人的刑事询问笔录及案卷材料等，刑事案件笔录系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所调取。其次，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500万元归属的主要证据系白光琴自己的询问笔录，故白光琴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500万元归属的唯一证据系布**的询问笔录，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历次庭审白光琴及其代理人均参加庭审，白光琴对刑事案件笔录的存在明确知晓，且历次庭审中白光琴均未以非法证据作为理由提出异议，现本案中以“非法证据”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500万元的归属问题。本案中，白光琴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闫小林、张朴无需举证证明。另外，询问笔录中关于案涉500万元的来源、归属，白光琴均已明确承认属于闫小林、张朴所有。最后，关于闫小林、张朴给布**的4681万元已经全部收回并落实的问题，根据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11月20日作出的“不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回民院侦监不捕补【2015】11号）”可知，4681万元并未收回，白光琴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白光琴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闫小林、张朴答辩如下：白光琴自认的刑事笔录当中已经明确，关于货币所有原则与其上诉内容一致。其次，案涉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已由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确认，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亦在驳回白光琴再审申请的裁定中予以明确。   名城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白光琴没有向名城公司主张权利。白光琴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亦与名城公司无关，属于白光琴与闫小林、张朴委托代理的内部关系。   白光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白光琴与闫小林、张朴签订的《委托合同》；2.判令闫小林和张朴向白光琴返还垫付的500万元购房款，及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500万元购房款之日止的利息（截止到起诉之日的利息为1675000元，计息基数为500万元，利率为央行贷款基准利率）；3.判令闫小林、张朴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0日，张朴向白光琴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委托白光琴办理关于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城市维也纳15号楼整体购买事项的洽谈、合同签署、及其他事宜。   2014年5月30日，白光琴向任方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汇100万元；同日，再次向任方铭的银行账户转账400万元，合计500万元。   2019年4月29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1民再1号民事判决，对白光琴诉闫小林、张朴、任方铭、名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作出再审判决，认定事实：1.2014年5月28日，名城公司与白光琴的委托代理人许良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闫小林、张朴购买名城公司建设的城市维也纳第15号楼商品房，房屋总金额为3000万元，买受人于2014年5月28日交付定金500万元，剩余房款2500万元于2014年6月6日前付清；2.2014年8月25日，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委托代理人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将房屋总价款调整为3350万；3.2014年8月27日，名城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闫小林、张朴交来15号楼房款500万元整，交款人白光琴。该判决认为，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代理人，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向任方铭转款500万元，名城公司认可此款为房屋买卖合同的价款，任方铭、名城公司收取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判决：一、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白光琴的诉讼请求。   2015年8月14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网安大队对白光琴制作《询问笔录》，白光琴陈述：1.2012年4月6日至2014年5月30日，白光琴收到闫小林27笔汇款，共计4731万元，其中2014年5月10日，白光琴收到闫小林60万元、400万元、40万元，及包括2014年5月30日收到的城市维也纳购房款50万元；2.白光琴自2012年4月6日至2014年5月30日，共向布**、云俊华、徐利军、任方铭转款30笔，共计5617万元，其中2014年5月10日白光琴汇给布**60万、400万元、25万元，25日汇给布**15万元，2014年5月23日白光琴汇给布**100万元，及包括2014年5月30日汇给任方铭500万元；3.2012年6月29日至2014年7月7日，布**、云俊华、徐利军等向白光琴汇款44笔，共计2739万元，包括2014年5月30日，布**向白光琴汇款48万元、200万元、150万元，徐利军汇款2万元，合计400万元，白光琴认可上述费用包括给闫小林回款：本金加利息共计1221.2万元，其中有500万元给城市维也纳的定房款，最后剩余1017.8万元是布**给白光琴的回款；4.白光琴向闫小林打款11笔，共计122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1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白光琴与闫小林、张朴系委托合同关系，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向名城公司购买新城区城市××楼房屋，且名城公司已认可白光琴交纳了购房款500万元；因白光琴在代理闫小林、张朴购买案涉房屋的同时，亦代理闫小林、张朴与布**之间的经济往来，根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网安大队对白光琴制作的《询问笔录》，白光琴认可布**向其汇款2739万元，并认可其汇给闫小林1221.2万元，剩余的款项为1517.8万元（2739万元-1221.2万元）；白光琴认可其中500万元为城市维也纳的购房定金，1017.8万元为布**给白光琴的回款；即白光琴向名城公司交纳的500万元购房款为布**向闫小林的回款，而白光琴未向闫小林转款，直接支付了房屋购房款，应认定为此款为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购房款，不属于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支付的垫付款，故对于白光琴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白光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525元，由白光琴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白光琴主张解除与闫小林、张朴之间的委托合同并由闫小林、张朴向其返还购房垫付款5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白光琴主张闫小林、张朴向其支付执行委托事务而垫付的购房定金，对此白光琴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笔费用属其垫付。虽闫小林、张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购房定金为白光琴向名城公司的指定代收人支付，但因闫小林、张朴就多个事项与白光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白光琴与闫小林、张朴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同时根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网安大队对白光琴制作的《询问笔录》，对于闫小林、张朴与布**的经济往来，白光琴认可布**向其汇款2739万元后其汇给闫小林1221.2万元，剩余1517.8万元中有500万元为城市维也纳的购房定金，即白光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500万元购房定金属白光琴以布**向闫小林的回款支付，故应认定该笔款项为闫小林、张朴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白光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闫小林、张朴垫付购房定金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关于白光琴上诉称，银行存款为种类物，应遵从占有即所有的原则，故白光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购房定金应属其为闫小林、张朴垫付的上诉理由，如前所述，虽闫小林、张朴向名城公司支付的购房定金确为白光琴支付，但白光琴主张闫小林、张朴向其返还该笔款项，应以闫小林、张朴未向其支付该笔款项为前提，白光琴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其与闫小林、张朴的多笔经济往来中，闫小林、张朴未向其支付该笔款项，故白光琴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白光琴主张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网安大队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在本案中属非法证据的上诉理由，该证据在本案中经法庭组织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白光琴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白光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525元，由白光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靳宝维   审判员 李婷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徐佳妮   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