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4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9号楼7层701。 负责人：刘宏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云平，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向阳，女，198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上诉人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李向阳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彭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2民初3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向阳的全部诉讼请求；2.李向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是授权委托书中的“诉讼和不限于诉讼”方式，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已经完成了“不限于诉讼”的代理义务；2.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是因李向阳的过错所致。 李向阳辩称，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在收费后并未完成合同义务，李向阳已经就名誉权纠纷另案起诉。 李向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向阳与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2.判令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退还李向阳104000元及资金利息9056.5元（计算方法：以 10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止）；3.判令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承担李向阳支出的交通费1000元、打印费500元、公证取证费用1500元，合计3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2018年11月13日，李向阳向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宏伟转款4000元。同月17日，刘宏伟到达成都与李向阳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李向阳就其与女儿因“严夫人传”等网络诽谤、侮辱等相关案件的网络处理、撤稿、起诉等事务，委托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办理。合同1.2条对方当事人名称注明为“《严夫人传》等网络作品发布者、网络诽谤侮辱者”，1.3条案由载明“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合同2.2条约定委托代理权限为“代为起诉，代为参与诉讼，代为答辩，代收法律文书等一般授权”。合同7.2条第（1）项约定“因乙方律师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甲方没有立案或逾期半年而延期立案的”。双方还约定，代理费为100000元。合同签订次日，李向阳向刘宏伟律师账户转账50000元，于2018年11月19日向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账户转账50000元。合同签订后，刘宏伟律师在网上发布了《“严书记女儿事件”网络舆情捏造虚构事实诽谤当事人真相调查》一文，并在多个网站转载。至本案一审审理终结时，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尚未代理李向阳就《委托代理协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在于：1.《委托代理协议》是否解除；2.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已收取的款项是否应予返还；3.李向阳主张的损失是否成立，是否应予赔偿。 1.《委托代理协议》的解除。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李向阳主张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怠于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符合合同7.2条第（1）项约定，故享有合同解除权。基于该判断，首先应当明确双方订立合同的合同目的。对于合同目的，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主张合同目的为消除网络负面影响。但按照合同约定内容，结合李向阳一审当庭陈述及后续行为，李向阳订立该合同的目的系希望通过向侵权人提出诉讼的方式，阻却其认为的侵权行为。对于该合同目的，从手书修改的合同7.2条第（1）项约定得以印证，双方将“立案”作为合同违约的重要事项。其次，基于合同目的的认定，则需要分析受托人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的履约行为。根据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陈述，其在接受委托后，由刘宏伟律师在网络上发布了相关文章，但并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经确认，刘宏伟律师确在网络上发布了《“严书记女儿事件”网络舆情捏造虚构事实诽谤当事人真相调查》一文，并在多个网站转载，但该行为并非双方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对于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主张李向阳未指明被诉对象导致未能成讼的理由，向李向阳认为适合的对象提出诉讼是双方合同的主要目的，因此即使存在李向阳未告知明确被诉对象的情况下，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主体，应采用提示、催告的方式，督促李向阳明确委托事务内容，以便于合同目的的实现，但对此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上述行为，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存在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符合合同7.2条第（1）项约定之情形，故李向阳享有合同的解除权。虽李向阳未举证证明在本案诉讼前向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其要求解除合同的民事诉状于2020年11月24日送达至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代理协议》于当日解除。 2.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已收取的款项是否应予返还。对于已收取款项，分为两部分：一是合同签订前支付的4000元，二是合同签订后支付的100000元。对于前者，根据李向阳陈述，系在合同缔结前刘宏伟律师要求支付的费用。虽李向阳主张该费用系合同订金，但在《委托代理协议》中并未予以约定，考虑到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位于北京市，且在该费用发生时双方尚未建立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故该费用应属双方缔约费用，不属于《委托代理协议》所约定费用。因此，李向阳要求返还该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后者，因《委托代理协议》已告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应予以返还。对于返还金额，应以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依照合同约定所收取的款项为准，为100000元。对于资金占用利息的确定，在合同解除后，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负有退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如未及时返还确系造成权利人资金法定孳息之损失。对于损失计算标准，宜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准。对于合同解除前的资金占用利息，根据合同8.1条的规定，在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违约的情况下，退还范围亦以已收取的代理费为限，并未对利息予以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违约损失的可预见规则，对于李向阳主张自支付律师代理费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李向阳主张的资金利息明确要求计算至起诉之日，但起诉时《委托代理协议》尚未解除，故根据前述理由，对李向阳的该项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3.李向阳主张的损失是否成立。对于李向阳主张的交通费 1000元、打印费500元、公证取证费用1500元，依李向阳一审当庭陈述，系用于其在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其认定的侵权主体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属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所致之直接损失，而系其在其他诉讼中所产生之费用。且李向阳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损失的真实性。因此，对李向阳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李向阳代理费100000元；二、驳回李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元，由李向阳负担131元，由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负担1150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是李向阳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二是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应否向李向阳返还代理费10万元。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 一、关于李向阳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合同7.2条“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7.2.1以手写方式约定“因乙方律师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甲方没有立案或逾期半年而延期立案的”。本院认为，该条款是合同目的条款，也是李向阳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款。现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约定立案，李向阳行使合同解除权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应否向李向阳返还代理费1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合同义务，致使李向阳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李向阳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均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应当将收取的代理费10万元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62元，由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王 嫘 审判员 傅科文 审判员 叶云婧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赵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