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5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幸福西路水管处家属院。 法定代表人：赵兵，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忠，男，197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华，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忠向华垦公司缴纳出资款1430000元及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法律效力低于《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章程》）及《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在其内容有矛盾的情况下，应以《章程》《股东会决议》为认定依据。2.余忠与刘一、魏忠铨并不存在实质上的股权转让，而是垫付出资的关系。刘一、魏忠铨履行垫付出资义务则会导致10%的技术股既有现金出资，又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即双重出资。3.《增资协议》约定余忠所谓技术投入均需以劳务形式完成，其本质系劳务出资而非技术投入，《增资协议》所约定余忠的技术股义务，并非公司法规定的非货币性财产，且不可进行评估作价及财产权转移；《增资协议》所约定余忠的劳务义务，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属无效。4.余忠未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章程》、《股东会决议》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5.华垦公司并未自认余忠已实际出资150万元，华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原因系公司财务账册被公安机关调取扣押而不能及时确认实际出资金额所致。该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并非自认行为。华垦公司已就余忠仅出资147万元的事实完成举证义务，余忠依法应对其所缴纳的150万元出资款承担举证义务。 余忠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华垦公司上诉请求。1.《增资协议》系对《股东会决议》的补充、完善，是股东内部新的章程，是股东的共同确认。《增资协议》效力优于《股东会决议》。2.余忠出资的变化与《股东会决议》并不冲突，只是明确了由刘一与魏忠铨代为出资，《增资协议》中关于余忠10%的技术股的出资方式是明确的。3.余忠是否履行了职责的问题与本案无关，签订《增资协议》说明魏忠铨与刘一认可了技术价值，愿意出钱替余忠缴纳10%的资金。4.关于余忠缴纳股本的情况，现刘一实际控制公司，余忠无法获得相关资料。华垦公司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余忠已交150万元出资，已经构成自认。 华垦公司向一审起诉的请求：1．判令余忠向华垦公司缴纳出资款1400000元；2．判令余忠向华垦公司支付利息损失189700元（利息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6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认定事实：华垦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11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股东为刘一、潘斐（代表100%股权）。2016年3月15日，华垦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1.同意魏忠铨和余忠加入华垦公司作为新股东；2．刘一、潘斐、魏忠铨、余忠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000元增加至14500000元，具体增加情况如下：（1）刘一原出资额3500000元增加至4746600元，货币出资占公司股份32.74%，以上新增出资应于2016年7月15日前足额缴清；（2）潘斐原出资额1500000元保持不变，货币出资占公司股份10.34%；（3）新股东魏忠铨出资额5353400元，货币出资占公司股份36.92%，新增出资应于2016年7月15日前足额缴清。（4）新股东余忠出资额2900000元，货币出资占公司股份20%，新增出资应于2017年6月15日前足额缴清。3.全体股东同意并通过修订公司章程修订案。同日，全体股东修改公司章程。 2016年3月24日，刘一（甲方）、潘斐（乙方）、魏忠铨（丙方）、余忠（丁方）签订一份《增资协议》，约定：在华垦公司5000000元注册资金的基础上，刘一出资2000000元，魏忠铨出资6000000元，余忠出资1500000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形式，公司资产总计增资9500000元。各方于签署协议之日起至2016年4月15日期间，应将50%的出资金额汇入公司账户，总出资金额应在2016年7月15日之前全部到账，逾期视为违约，并承担已经入资股东的损失。所有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余忠的股本金可以从2016年4月起每月到公司账上100000元至2017年6月总股本金1500000元缴清，如未按约定到账以违约处理。出资金额全部到位后，公司股本金增至14500000元。由于余忠除了以现金入股，其所持技术也将占公司部分股份，因此经四方协商一致，刘一将所持股本金中的753400元，魏忠铨将现金出资金额中的646600元，共计1400000元折合成公司技术股份转让给余忠，所持有技术入股部分占股比例10%。公司增资扩股后股本金增至14500000元，其中刘一持4746600元，占股32.74%，魏忠铨持5353400元，占股36.92%，余忠持2900000元，占股20%，潘斐持1500000元，占股10.34%。合作各方各司其责，刘一负责企业的整体运营，魏忠铨负责企业的资金运行及财务管理，余忠作为公司的技术股东，将责无旁贷的承担起公司饲料配方研发、生产加工、养殖经营、技术人员培养及编写技术手册的义务。余忠所持20%股份中，其中10%为现金入股，10%为技术股份，公司成立6年内，如余忠因个人原因在公司经营过程中退股，所得技术股按照取得来源及比例无偿退还给原股东，公司成立满六年此条款自动作废，六年后余忠应持公司20%股份。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采信的证据包括：华垦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余忠提交的《增资协议》及当事人一致陈述。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忠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余忠与魏忠铨于2016年3月15日作为新股东加入华垦公司，并对各股东的出资金额予以确认。其中，余忠的出资额为29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2016年3月24日，全体股东再次形成一份《增资协议》，明确了各方的出资金额与出资形式，在该份《增资协议》中，各方明确余忠通过货币出资1500000元，剩余出资额由刘一与魏忠铨从各自的股份中抽取股本金共计1400000元折合成公司技术股份转让给余忠，余忠持有技术入股部分占股比例为10%，现金占股10%。该《增资协议》签署在后，应视为全体股东已对2016年3月1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余忠的出资方式通过协议予以变更，其实质是各股东同意余忠除现金出资外，另提供技术投入，并由刘一与魏忠铨将其部分股份转让给余忠的股权转让行为。余忠通过股权转让获得的股份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成立六年内，若余忠退股则将其占有的10%技术股的股本金退还给原股东即刘一和魏忠铨，公司成立六年后余忠未退股，则其享有20%股权。即明确若余忠在六年内退股则将该1400000元退还给刘一和魏忠铨，进一步确认该1400000元并非由余忠出资。再次，华垦公司主张余忠并未实际投入公司工作，且该《增资协议》约定余忠以劳务出资应认定为无效。《增资协议》约定余忠作为公司的技术股东，为公司提供饲料配方研发、生产加工、养殖经营及技术人员培养、技术手册编写等工作，该工作内容实质为技术投入而非劳务，故对华垦公司主张余忠系劳务出资无效的理由不予支持。同时，该条约定的工作内容实为余忠在公司中应当承担的工作任务，其实际是否进行前述工作与本案所诉股东出资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华垦公司的前述理由不予采信。最后，关于余忠已出资金额。华垦公司在提交的起诉状中认可余忠已实际出资1500000元，而后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主张余忠实际出资额为1470000元。一审庭审中，余忠抗辩其已实际出资1500000元，双方均未提交已实际出资的相关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及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之规定，华垦公司在起诉状中对于余忠已实际出资1500000元的事实予以了认可，该起诉状送达余忠后，余忠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未提交相关证据。而后华垦公司变更金额且未提交撤回该自认事实的证据，余忠对该变更行为亦未认可，故对余忠已实际出资15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华垦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余忠已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华垦公司主张余忠尚未出资完毕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华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89元，由华垦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华垦公司提交9份转账凭证，拟证明余忠仅向公司转账了147万元，并非其所称的150万元。余忠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因刘一现控制了公司，公司股东及监事均无法获得相关的财务资料。余忠已经缴纳了150万元是华垦公司在一审中就已经自认的事实。余忠另提交一份精河县人民法院（2020）新2722民初63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余忠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原因是从2020年起股东便无法行使知情权。华垦公司质证称，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华垦公司提交的凭证加盖有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印章，真实性可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应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余忠提交的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为：余忠是否存在未足额向华垦公司缴纳出资的情形。 第一，《增资协议》与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的关系问题。《增资协议》由华垦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确认，是其共同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签订于《章程》《股东会决议》之后，系对前两份公司文件的有效补充。《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各股东出资的进一步约定，对各股东有约束力。因本案仅涉及华垦公司内部股东出资情况的审理，故应主要依据《增资协议》认定各方权利义务。同时，根据《增资协议》的内容，其约定的各股东股权所占的比例、公司总股本金等均与《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一致，事实上也未改变华垦公司对外公示的登记信息。因此，华垦公司认为《增资协议》效力低于《章程》《股东会决议》的理由不成立。 第二，根据《增资协议》，股东刘一、魏忠铨将其部分出资份额共计140万元让渡予余忠，算作余忠的技术出资，实际是认可余忠出资140万元，且该部分费用由刘一、魏忠铨代为支付。就公司登记信息来说，余忠的出资始终是290万现金出资、占公司20%股权，并不存在华垦公司所主张的“就余忠持有的部分股权究竟为现金出资还是技术出资不清”的问题。并且，就刘一、魏忠铨二人代为支付部分的出资，协议明确是技术出资而非华垦公司所称的劳务，故华垦公司主张该部分出资违反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余忠实际所交纳的现金出资金额，本院认为应认定为150万元。理由如下：其一，《增资协议》约定余忠出资的现金150万元应于2016年7月15日前全部到账。从协议约定的应全部到账之日至今已近5年时间，而其间华垦公司或其他股东均未提出过余忠未足额出资的问题。其二，相关股东的出资情况由华垦公司掌握财务凭证，但一审中华垦公司并未出示相应证据；二审中虽然提交，但仅为部分凭证，不能证明余忠实际出资情况；其三，华垦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已经明确认可余忠出资150万元现金，构成自认，该理由与一审认定一致。 综上，本案中华垦公司未能证明余忠存在未足额交纳出资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378元，由精河县华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赵云平 审判员 陈 曦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周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