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再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女，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敦化第五中学教师，住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68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部门经理，住敦化市胜利街长城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敦化市。张某与李某、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吉2403民初365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8月18日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2403民监2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该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吉2403民再16号民事判决，于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某，被上诉人张某、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上诉请求：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再16号民事判决书;所有讼费用由张某、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原一审因送达程序错误,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提起再审程序错误;再审维持原一审判决,维持的是未生效判决,再审判决无效,应当依法撤销。该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某没有还款义务,张某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本案程序错误。1.在送达原一审(2016）吉2403民初3657号判决书时,法官让李某在没有受委托的情况下签收了于某的判决书,致使于某没有收到判决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有效的送达。于某未合法收到(2016）吉2403民初3657号判决书，该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再审不符合提起再审的条件。原一审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案件没有终审,何来再审；2.本案提起再审的理由错误。针对一审送达程序错误的事实,敦化法院作出2020吉2403民监2号裁定书,以原判决送达程序有瑕疵裁定再审。送达程序有瑕疵应当以正确的送达方式来纠正,而不是以重新审理案件的方式来纠正。3.本案再审判决结果是无效判决。本案再审判决书(2020)吉2403民再16号的判决结果是维持原一审(2016)吉2403民初3657号判决，而原一审判决是未生效判决,维持了未生效判决的再审判决是无效判决。二、本案原一审和再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一审时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发生在2016年12月,当时涉夫妻债务的相关法律为《婚姻法》41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夫妻债务纠纷的指导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如下:根据《婚姻法》41条规定,共同债务的前提是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本案涉款项有明确去向和实际用款人,实际用款人承认用款,不是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本案不构成共同债务；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中规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3.2015年12月24日,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在《关于当前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指出,“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可见,即使在24条在没有被取代的时期,本案借款去向用途明确,符合婚姻法41条及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指导意见精神,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一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再审适用法律错误。1.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出台,其中第四条规定以此解释取代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2.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文件)。对于涉夫妻共同债务再审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第一条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新解释的规定。”本案原一审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故再审是事实上的一审,应根据第一条规定适用新解释。第二条规定,“再审案件适用婚姻法17条和41条”。以上两条内容明确了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新解释,再审案件适用婚姻法41条和17条,也就是说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司法解释24条都不能再做为判案依据。本案再审适用司法解释24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下达了法明传(2018)673号和法明传(2019)91号文件,对因脱离事实,机械套用24条判案造成的冤案进行纠错,明传文件中制定了明确的冤案甄别标准。4.根据民法适用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婚姻法41条是司法解释24条的上位法,应该优于24条适用。所以再审判决时抛开上位法婚姻法41条直接适用司法解释24条,是违反民法适用原则，是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再审判决时脱离事实,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再审时认定的事实:张某为了赚取高利息,通过本案的另一个被上诉人李某做中间人把案涉款项借给华荣制衣。这个借款于某不知情,没签字,没参与,没受益,和于某没有任何关系。2016年8月本案案发前于某和李某已经离婚。本案涉款项有明确的去向和实际用款人,没有用于共同家庭生活。根据婚姻法41条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夫妻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本案款项实际用款人是华荣制衣厂朴正国和金某,不是用于上诉人家庭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审时抛开借款事实，只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看事实就机械套用24条,强行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违背了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司法原则。(四)再审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原则,违背公平正义。1.民事诉讼法64条规定的举证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一项基本法制原则。法律对于全体公民都是统一适用的。张某在一审和再审中没有对她主张的本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敦化市华荣制衣厂的朴正国和金某作为本案借款的实际用款人出庭证明了款项的去向,没有用于某、李某的家庭生活。(五)本案再审违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同案同判的指导意见。最高法曾发布指导案例，对于有明确去向和用途的借款,均判决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六)浙江省曾下发的浙法明传(2018)194号规定,“对最高法涉夫妻债务新解释（(2018)法释2号)施行以后仍然用司法解释24条判案的法官进行举报”。各省对法律的运用应当是一致的,所以我省对新解释施行以后仍然用24条判案也应当认定为错误的。(七)全国法院都在学习胡国运法官的先进事迹。早在2012年,胡法官在审理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时,就认为不知情未签字且未受益的原夫妻无辜一方不应被负债。可见,不看事实机械套用司法解释24条一刀切判案是被许多优秀法官不认可的,是错误的。(八)本案本次审理为二审程序,应当适用《民法典》的有关条款判决本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于某在不知情、没签字、没受益的情况下被判背负巨额债务,对于某是不公平的。张某是保险销售者,无视工作规定与客户李某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李某是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工作规定参与民间借贷,已经受到单位应有的处分。请求法官适用《民法典》裁判本案。综上所述,请求二审纠正错误，支持于某的上诉请求。张某辩称，原一审、再审以及检察监督期间我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2016年的时候李某与于某到我单位去找过我，于某与李某始终在投资华荣制衣，我认为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是正确的。李某辩称，原一审判决书是我签收的，我没有告诉于某，根据原一审的庭审、再审庭审以及检察院的调查，张某的钱款是由华荣制衣使用了，我在敦化中国银行信贷科工作，知道企业需要资金，张某有闲置的资金，张某说企业需要资金，利息比银行的要高，张某为了收取比银行的利息高的钱，所以才促成了这笔借款，如果企业按时还款付息，也没有现在起诉的案件，这笔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该支持于某的上诉请求。张某再审中诉称：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432,000元并按年利率20%承担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8日，我借给被告借款30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20%计算，从2014年4月18日计算至2016年4月18日，利息共计132,000元。2016年4月18日，被告李某重新给我出具的借条，本息合计432,000元，按年利率20%计算，至今未给付。原审判决生效后我已经执行一部分了。李某再审中辩称：2016年4月18日我给原告打了432,000元的借条，原告的诉请不合理。他说我缺乏投资资金找她借钱是不属实的，因为我没有进行过投资。2014年是原告想取得高利息把钱投资到企业，我作为中间人将钱替原告投资给了华荣制衣。诉请中还有目的用于家庭生活，这个说法也不对，我有证人可以证实钱的去向。张某的款项的去向与家里和于某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钱应该是谁用的谁偿还本金和利息，我同意偿还，与于某没有关系，于某不应该偿还。于某再审中辩称：张某在诉状中有多次虚假描述，经过后来多次听证及检察院的调查，我发现：第一，借款时间并不是2016年4月18日；第二，金额也不是432,000元；第三，借款用途先是说李某缺乏投资资金，后来又说用于家庭生活，前后矛盾；第四，在诉状中她（张某）无论借钱还钱都是向李某主张，却把我列为被告存在恶意。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借款合同加上有效支付才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她（张某）除了借据没有任何有效的凭证，她（张某）的债权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另外，她（张某）的陈述与借据内容不一致，所以她（张某）的借据不能作为她的证据，她（张某）的陈述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张某于2016年11月16日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432,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8日，我借给被告借款30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20%计算，从2014年4月18日计算至2016年4月18日，利息共计132,000元。2016年4月18日，被告李某重新给我出具的借条，本息合计432,000元，按年利率20%计算，至今未给付。敦化市人民法院原一审认定事实：被告李某与于某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4年4月18日，被告李某向原告张某借款300,000元，约定年利率20%，期限为一年，至2016年4月18日，本息共计432,000元未偿还。敦化市人民法院原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及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第二十九条关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原告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第十九条第三款关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之规定，李某、于某应当对张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李某、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某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132000（自2014年4月18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8日）；二、被告李某、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某借款本金300,000元,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6年4月19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对原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某收到借款后将此款出借给案外人金某、朴正国。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债务是否为李某、于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于某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因本案案涉借款债务发生在李某与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某抗辩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但未能举证证明李某与于某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及配偶一方以个人名义所举债务的承担作出了特别约定，亦未举证证明李某在向张某借款时明确表明该借款系其个人债务，不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故本案原审判决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借款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于某承担还款责任，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维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3民初3657号民事判决。本院审理期间，于某、张某提交了证据。于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包括：1.2000年于某起诉李某离婚诉讼卷宗复印件一份，后于某撤诉；2.2011年11月投保人为李某，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为于某的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一份；3.加盖敦化市第五中学公章的证明一份；以上证据证明，2000年10月，于某因与李某感情不和曾起诉离婚，卷宗记载二人无共同财产，后因孩子小于某撤诉；2011年11月李某在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投保，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是于某，李某冒充于某签字在保单上签字，由张某经手办理，李某做事从来都隐瞒于某；于某多年来担任班主任，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李某与张某之间的借款事宜。张某质证认为，2000年的离婚诉讼不能证明2016年于某与李某的感情如何；保险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当时签单是需要单证签字的，是李某带着单证到于某单位让于某签字的，其没有亲眼看到于某签名；敦化市第五中学的证明不能证明什么。李某质证认为，2000年时双方感情确实不好；保险合同是真实的，保单上的李某、于某的签名都是李某本人签的，因为张某的弟弟张东与李某是好朋友，碍于面子买的保险；对学校的证明无异议。于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包括：（2014）民一他字第10号、最高法明传（2018）71号、最高法明传（2018）673号、最高法明传（2019）91号、浙法明传（2018）194号各一份，最高法、浙江高院、延边州法院案例各一份，证明原一审和再审适用法律错误，类似本案案情的，应当判决为夫妻一方债务。张某、李某质证认为，无异议。张某提交证据一为：于某撤销失信被执行人申请书一份。证明于某在申请书中载明“其名下的股票账户查封价值远超本案的借款数额，张某认为于某与李某是为逃避财务进行的假离婚。于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法院档案室章。但其确实到法院申请撤销失信，但“股票账户查封价值远超案值”说的是借款人李某，而不是于某。李某质证认为，证据材料中所说的话，有可能，因为我在中行上班期间，我的股票账户是我的中行的科长邹国华用我的账户进行炒股，里面的钱数我就不清楚了。张某提出的证人张春虹出庭证实：我与于某是过去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张某的亲兄弟媳妇，于某、李某当时借我姐姐钱的时候，我知道过程。本案的借款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这笔款是于某和李某共同向我姐张某借的。因为于某和李某的这些借款都还不上了，我就与于某一起去算卦了，算卦的时候我知道了于某和李某离婚了，因为算卦的算出来了，这说明于某所有的钱款都是在离婚之前欠的。算卦的说于某自己承认了离婚没有离家。于某、李某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张某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属实。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于某起诉李某离婚案卷属实，本院予以采纳，但二人2000年11月的离婚诉讼不能证明2014年借款时及2016年形成案涉借条时李某与于某感情如何，对于某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保险书中的于某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不能确定，且该投保书不足以推定于某对李某于2014年向张某所借本案款项是不知情的，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敦化市第五中学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某提交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法院的明传以及案例，属于法律适用范畴的材料，不属于认定事实的证据，不作为证据采纳。对张某出具的于某撤销失信的申请，因没有法院档案室公章，来源不明，本院不予采信，但于某自认其向法院提出过撤销失信申请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证人张春虹的出庭证言中证实的“于某、李某离婚未离家”的内容与于某、李某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内容以及李某的自认陈述相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张春虹证实“张某借给李某钱款于某是知道的”，因证人证言无相关证据或事实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0年11月2日，敦化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于某起诉李某离婚一案，2000年11月10于某提出撤诉，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2000）敦民初字第219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于某撤回起诉。本案执行中，于某曾向法院提出过撤销其失信的申请。庭审中李某自认，其与于某于2016年8月12日离婚后，其一直居住在双方婚前住房内，直到2016年12月末。李某还自认，敦化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崔茹龙、崔丽与其和于某的案件中，其向崔茹龙、崔丽所借钱款亦都投入到了华荣制衣。本院认为，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本案是于某对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2403民再16号民事再审判决不服提起的上诉案件，虽然本案适用的是民事二审程序，但属于再审上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第五条：“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原一审判决即（2016）吉2403民初365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20年8月18日，敦化市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裁定再审；本案二审立案时间是2021年2月2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原则上不适用《民法典》规定，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文件)，通知规定：一、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2018年1月18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二、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比如，对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件等，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再审案件改判引用法律条文时，尽可能引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等法律。针对本案，应当在排除上述通知规定改判情形外，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于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结合前段关于适用法律问题的论述，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举债配偶一方李某与债权人张某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于某的情形。关于于某对借款是否知情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李某与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人张某的弟弟张东与李某系好友，于某与张某弟媳张春虹也是朋友，张东、张春虹夫妇证实“二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对此李某予以认可，此外，证人陈凤秋、张宜梅出庭证实“李某、于某曾于2015、2016年间到张某工作单位找张某商谈以房抵债事宜”，以及与张某案件相类似的崔茹龙、崔丽案件，李某、于某与崔茹龙、崔丽均调解结案，基于上述事实，能够确信“于某对借款用于投资企业是知情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因此，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文件)第二项规定情形。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关于于某主张“原一审判决因送达程序错误而启动再审，原一审是未生效判决,敦化市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了未生效判决的原一审判决是无效的”的上诉理由。原一审判决因送达程序存在瑕疵，已被敦化市人民法院自行裁定再审，虽然案件已启动再审，但经查，敦化市人民法院在2018年3月12日对于某进行判后答疑时，于某自认“其是在2016年年末之前收到的判决，之后2017年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查了很多法律资料，有很多跟我类似的案件，我看判决结果跟我不一样，我才意识到判决应该是有问题的”，根据于某的上述陈述，原一审送达程序虽有瑕疵，但于某已收到判决书，故判决送达程序已完成，于某当时并没有丧失上诉权，同时，启动再审的前提是对已生效的判决，敦化市人民法院已再审立案，即（2020）吉2403民再16号，庭审中于某对启动再审程序并未提出异议，该案件属于新的案件，送达、庭审等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于某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于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经本院2021年第5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于某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尚杰审判员 金亨今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