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7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钰，男，1971年8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大专文化，现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柘孝杰，男，1972年12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农民，初中文化，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胡良刚，系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孙赞翔，系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彦平，男，1966年2月11日生，汉族，重庆市忠县人，农民，初中文化，现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古成普，男，1953年5月25日生，汉族，重庆市忠县人，个体户，高中文化，现住重庆市忠县，系当事人表兄，重庆市忠县花桥镇师联村村委会推荐代理。上诉人梁钰、上诉人柘孝杰因与被上诉人刘彦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3民初4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3民初425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梁钰不承担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彦平和柘孝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梁钰并非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华城公司也没有授权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不是华城公司的员工，一审判决我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上诉人梁钰与柘孝杰井非合伙关系,也没有利益分配协议,工程是柘孝杰代表华城公司发包给被上诉人刘彦平的,合同的相对方不是我,一审判决我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三、一审根据被上诉人刘彦平提供的大田乡人民政府提供的“工程合同”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处有梁钰签名和留有电话号码认定，上诉人梁钰是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没有事实根据。四、一审引用喻常坤案件中证人陈某陈述,工程资料清单有我梁钰签名,上诉人不知情,因为没有参与该工程,工程进场时间、施工地点等都不知道,工程清单上何来签名,这可以在被上诉人刘彦平提供的工程清单等可以证明。五、喻常坤案件中关于我的陈述,因保证金名字是我,签订合同的全过程我和他们一起去的,好处费支付人是谁该案中有证据,缴纳保证金的人可以从银行记录上查证,也不是我。六、该工程业主是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包方华城公司,该工程由柘孝杰发包给刘彦平,有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为证。七、该工程涉嫌刑事案件,工程未完成,并未竣工验收。上诉人柘孝杰上诉请求:一、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3民初425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重审或者查清案件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彦平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彦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彦平与上诉人柘孝杰之间无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柘孝杰的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尽管上诉人柘孝杰与被上诉人刘彦平之间有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这一事实，但不是履行职务行为，案涉工程结算单、民工工资支付单上均无上诉人柘孝杰的签字。上诉人柘孝杰虽然无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以下华城公司）的授权,但上诉人柘孝杰在帮工时并不知晓加盖了“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证是假章,该印章并非上诉人柘孝杰所盖,上诉人柘孝杰同样属于本案的实际受害者,不具有相应的责任的义务。二、刘彦平的诉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承担责任的主体并非上诉人柘孝杰，本案遗漏了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三、刘彦平的诉请不符合客观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刘彦平二审答辩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庭辩称：二上诉人所持华城公司公章系假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无效，导致被上诉人遭受了劳务损失等费用，华城公司也不认可二上诉人系其公司代理人，二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进行赔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刘彦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金沙县圣洋养殖基地工程建设款1,574,526.50元（减去154,959.00元），实应支付1,419,567.50元；二、（2016）黔0523民初901号案件诉讼费19,000.00元及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被告梁钰作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圣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金沙县圣洋公司养殖基地。“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在该施工合同上加盖了印章（印章编号5218215000413），梁钰在承包人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并签署了电话号码。2014年4月3日，刘彦平作为乙方（承包方）、“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发包方）签订《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乙方以甲方提供施工图和业主方要求进行土石方开挖、运输装车爆破等。合同单价：双方给定单价为土方每立方米12元人民币（土方超过总工程量20%后，超出部分按每立方14元人民币计价结算），石方为21元每立方米作为合同结算单。工程款支付：本工程实行20万立方米一结算，结款方式：第一次按20万立方米的85%结算，第二次按20万立方米的100%结算，以此类推。余下的第一次的15%的工程款到工程结束后25天内结清。如超期后，按国家相关贷款利息的三倍计算，直到付清为止。柘孝杰在《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甲方处签名，并签署了其公民身份号码，加盖了“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章（印章编号5218215000413）。刘彦平在《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乙方处签名、捺印并签署了公民身份号码。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25日，经结算，案涉工程已完成工程的工程款为774826.50＋394500.00元＝1169326.50元。原告已收到工程款124850.00元＋30109.61元＝154959.61元。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刘彦平诉被告华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作出（2016）黔0523民初90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刘彦平的起诉。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00.00元，由原告刘彦平自行到一审法院退回。刘彦平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一、撤销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3民初901号民事裁定；二、指令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对刘彦平诉华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黔052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彦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00.00元，由原告刘彦平负担。该判决书载明：刘彦平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华城公司”印章（印章编号5218215000413）与华城公司印章（印章编号5138215000413）不一致。现（2017）黔052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原告刘彦平诉被告梁钰、柘孝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黔0523民初2229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刘彦平的起诉。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600.00元，由原告刘彦平自行到一审法院退回。刘彦不服该裁定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3民初2229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审理。（2015）黔金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十六）2014年3月1日，被告人喻常坤以发包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基地土石方工程为由，同华城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城建筑公司”）的梁钰签订300万立方米土石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取梁钰工程保证金50万。案发后，梁钰工程队在圣洋公司施工产值16.93265万元尚未支付。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一审法院提供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证实：1、被告人喻常坤的供述，其收取了四川华城公司梁钰50万元的保证金。2、证人陈某的证实，华城公司梁钰提供的两张工程清单支付报表共计工程款116.93265万元是属实的。3、被害人梁钰的陈述，其通过黎志豪介绍认识龙某，又通过龙某认识胡某，胡某要求石方每方提3.2元，签订合同预付30万的提成款。后来经胡某、沙某从中介绍，其于2014年3月1日和喻常坤签订了土石方承包合同，签合同时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资料给我们看，同日我们打了50万元保证金在喻常坤的账户上，同时还打了27万元到胡某账户，拿了3万元现金给胡某作为提成款。目前其所做产值110万多元，喻常坤没有支付一分钱的工程款。4、证人方某的陈述，其用其妻子梁丽的卡打了50万元保证金给喻常坤，打了27万元预付款给胡某，另外取了3万元的现金给龙某，胡某写了收款30万元的收条。5、证人沙某的证实，因为之前喻常坤答应拿300万方的土石方工程由其介绍人来做，之后胡某问其有方量没得，他介绍人来做，每方提成3元钱，其和胡某各占一半，胡某还说工程队答应先支付20万的好处费。后来胡某介绍四川华城建设公司的梁钰，梁钰打了50万元的保证金给喻常坤，胡某收了20万好处费，其得款18万。案发后其将18万元还给了胡某，并叫胡某打了收条。6、证人胡某的证实，圣洋公司的沙某说他手中有圣洋公司20万方的土石方工程，叫其找工程队来做，于是其通过龙某介绍华城公司的梁钰、方某来做工程，双方商定，每石方沙某提1.5元，龙某提1.2元，其提0.5元，先预付20万元提成款给沙某，预付10万元提成款给龙某，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合伙施工合同。2014年3月1日，梁钰等人和喻常坤签订合同时方某便打了50万元的保证金给喻常坤，打了27万元到其账户，同时方正还取了3万元现金给龙某作为提成款。之后，其取了7万元给龙某，当日下午又转了18万元给沙某。案发后，沙某取了18万元给其，并让其写了一张收条，说是这18万元是沙某之前向我借的，龙某分得的10万元仍然没有还。7、证人龙某的证实，其和沙某、胡某介绍梁钰、方某和圣洋公司签订合同，圣洋公司收取50万元保证金，其余证实和胡某陈述的基本一致。8、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证实圣洋公司于2014年3月1日将300万立方米土石方工程发包给华城公司。9、收条一张，证实胡某于2014年3月1日收到方某交纳的圣洋公司养殖基地土石方工程款项30万元。10、收据一张，证实喻常坤收到梁钰的工程保证金50万元。11、工资申请书及工资明细，证实华城公司工作人员于2014年4月3日为圣洋公司施工，于2014年7月10日停工，圣洋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12、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计量确认单、工程清单支付报表等书证，证实四川华城工程款在圣洋公司施工产值为116.93265万元。13、承诺书：在施工队进场费用30500元人民币于六月十六日前付清，机械台班费95300元于七月五号前付清，施工队必须在六月二十五号完成十六区80%以上工程量；14、金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收条，证实2014年9月7日、9月14日，分别收到胡某交来沙某收取华城公司梁钰的受贿赃款15万元、3万元。15、金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收条，证实2014年9月14日，收到胡某交来收取华城公司梁钰及六盘水美誉达公司黄**的涉案赃款21万元，其中胡某收取华城公司梁钰受贿款2万元，帮龙某交纳收取华城公司梁钰中介费3万元，胡某收取六盘水美誉达公司黄**受贿款1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柘孝杰与刘彦平签订《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时，柘孝杰并无华城公司的授权。虽然合同落款处柘孝杰在《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甲方处签名，并签署了其公民身份号码，加盖了“华城公司”的印章。但经一审法院(2017)黔052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查明，该印章与华城公司的印章不符，属于假章。事后，华城公司亦未对柘孝杰的签约行为进行追认，柘孝杰也未举证证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华城公司授权。华城公司对案涉工程既无投入，亦无收益，故柘孝杰的行为不能代表华城公司。梁钰与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金沙县圣洋公司养殖基地时，加盖的印章亦属于假章，华城公司亦未对梁钰的签约行为进行追认，梁钰也未举证证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华城公司授权，故梁钰的行为不能代表华城公司。刘彦平施工的工程同梁钰承包的工程是同一个工程。（2015）黔金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案发后，梁钰工程队在圣洋公司施工产值116.93265万元尚未支付，该未支付款项与案涉工程款数额一致。对于《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的效力，刘彦平无建筑施工资质，其与柘孝杰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合同虽为无效，但刘彦平所完成工程经验收属于合格工程，承包人刘彦平有权请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案涉工程已完成工程的工程款为1,169,326.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柘孝杰、梁钰应当对案涉工程款1,169,326.50元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因原告已收到工程款154,959.61元，故柘孝杰、梁钰还应支付原告工程款1,014,366.89元。原告主张机械、人力务工等损失405,200.00元，但未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4月27日主张权利时产生的案件受理费19，000.00元由被告方承担，原告并未举证该案件受理费19，000.00元与二被告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由被告柘孝杰、梁钰支付原告工程款1,014,366.89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柘孝杰、梁钰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彦平工程款1,014,366.89元；二、驳回原告刘彦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00.00元，减半收取计8,800.00元，由原告刘彦平负担1,800.00元，被告柘孝杰、梁钰负担7,000.00元。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工程经被上诉人组织工人进行施工。经二审询问，刘彦平称，所做工程经其提交工程进度单给圣洋公司的现场监理人员签字确认工程量并计算工程款，但其坚称与圣洋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与其签订合同的是二上诉人，故其只向二上诉人主张权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审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如何确定本案的支付责任主体。本院认为：关于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只是在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并未规定必须追加发包人为本案当事人。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只向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二上诉人主张权利，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所作的处分，也并无不妥。因此，上诉人柘孝杰所提一审遗漏诉讼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支付责任主体的问题。经查，被告梁钰以“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义与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金沙县圣洋公司养殖基地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加盖有“华城公司”在该施工合同上加盖了印章（印章编号5218215000413），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7)黔052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查明，该印章与华城公司的印章不符，该加盖的印章属于假章。华城公司亦未对梁钰的签约行为进行追认，梁钰也未举证证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华城公司授权，且在其上诉状中也自认其不是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不是该公司的员工，故梁钰的行为不能代表华城公司，不属于华城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相应地应当由梁钰享有和承担，华城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责任。同理，上诉人柘孝杰与被上诉人刘彦平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有“华城公司”的印章，也属于假印章。柘孝杰在与被上诉人刘彦平签订《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并无华城公司的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华城公司的追认，柘孝杰也未举证证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华城公司授权，也无证据证明华城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投资和分享收益，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柘孝杰与刘彦平的签约行为系履行华城公司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相应由上诉人柘孝杰享有和承担。上诉人柘孝杰与被上诉人刘彦平签订的《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将该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内部劳务部分分包给刘彦平，因刘彦平施工的工程同梁钰承包的工程是同一个工程，且根据一审法院（2015）黔金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梁钰工程队在圣洋公司施工产值116.93265万元尚未支付，该未支付款项与案涉工程款数额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华城公司对柘孝杰、梁钰的签约行为不承担支付责任，应当由梁钰和柘孝杰对案涉工程款承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上诉人梁钰关于其不是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不是该公司的员工，其与柘孝杰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以及上诉人柘孝杰关于其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当事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梁钰、柘孝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00.00元，由上诉人梁钰、柘孝杰各负担17,6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可审判员 曾 建审判员 黄塑希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