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03民初452号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光明路6号、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22004013。法定代表人：魏振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彩红，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辉，男，汉族，1982年11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耿静，河南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津食品公司）与被告赵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顶津食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彩红，被告赵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耿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顶津食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88164元；2.依法判决原告无需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决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存在严重错误，望贵院查明相关事实，依法判决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88164元。首先，原告已按时发放被告在职期间的工资，不存在任何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的情形，且被告的岗位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没有加班费一说；其次，被告2020年参保证明显示为正常缴纳状态，原告已履行社保缴纳义务，不存在欠缴事实，此前社保问题已过诉讼时效且不属于受案范围；仲裁委对于被告主张的工资、加班费及社保请求未予支持，进一步证明原告不存在被告所述的违法事实。另，原告并未随意调岗降薪，被告主张无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被告本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充分证明被告未完成业务指标，自愿接受公司安排，以及结合合同附件《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第四条规定，原告属于合法合理调动，被告岗位职等未变，仍为05职等14级，薪资与之前基本一致，根据被告实际出勤情况，原告已计算应得工资按时发放，且被告已接受该调动安排并实际工作近半月，期间未有任何异议，根据双方约定，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此次离职系被告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原告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故仲裁裁决书认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离职原因系被告单方书写，与事实不符，望结合证据及法律规定，查明被告系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依法判决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二、被告系主动离职，并不符合领取失业险的条件，且原告从未收到社保部门的任何协助办理通知，故被告是个人原因无法领取，原告不存在过错，无需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及《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被告不符合领取条件，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且被告已经重新就业，按照规定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另外，据原告向社保部门了解，对于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只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及社保卡前去办理即可，原告无需配合办理。如果被告可以领取失业金，社保部门应给予通知，但原告从未接到任何协助通知，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无法领取失业金是个人原因造成，并不符合法定领取条件，仲裁裁决有误，原告无需协助办理失业保险领取手续。综上，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故原告提起诉讼，望及时查明相关事实情况，依法公正判决。被告赵辉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的岗位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没有加班费一说，原告的该项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在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原告只提交了一份字迹模糊的该公司对个别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部门的审批文件，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其次，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的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系打印的内容固定的模块合同，因此属于格式合同，有关约定不定时工作制的条款因此也适用《民法典》的第四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在仲裁中，原告并未提供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被告注意公司对其工时制度采用不定时工作制的相关证据。因此，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关不定时工作制条款的约定无效。最后，根据劳动部劳部发[1994]503号《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规定，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人员不执行加班工资的规定。但是实行不定时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仍应按照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平均每天原则上工作8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全年休息不少于115天。然而，2020年8月份被告赵辉整月未休息一天，事后仅仅享受了四天带薪年休假，针对加班事实并未实施调休。仲裁审理中，原告也确认被告存在加班的事实，仅仅援引公司对其采用不定时工作制作为不支付加班费的理由，显然是在滥用不定时工作制条款，再次证明其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二、原告诉称其不存在欠缴社保事实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在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本案的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供一份2020年8月19日打印的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显示2020年6、7、8月养老保险欠缴，原告提供一份2020年11月份打印的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显示以上三个月为补缴，显然是其在被告提起劳动人事仲裁后的补缴行为，补缴行为并不能掩盖其前期欠缴的违法事实。另外，事后被告通过支付宝郑州市民中心企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账户详细信息查明2020年其6月份的社保缴纳日期为2020年8月25日，8月、9月的社保缴纳日期为10月20日，而被告是在2020年9月30日提起劳动仲裁，因此被告以原告未及时以及欠缴社保之违法事实为理由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依法有据。三、原告诉称2009年欠缴社保的事实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被告是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准备提起劳动人事仲裁，于2020年8月19日打印社保清单时才知道其2009年3月份的社保未缴。其次，上述法律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被告于2009年2月1日进入原告公司工作，于2020年9月26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始终处于存续状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比劳动报酬更重要，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那么拖欠养老保险的行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更不应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因此，原告针对欠缴社保以及社保问题已经过诉讼时效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反而再次印证原告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保的违法事实。四、原告诉称“其并未随意调岗降薪，被告主张无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首先，原告诉称，被告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充分证明承诺未完成业务指标，自愿接受公司安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制定公司规章制度应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但是，原告在要求被告与其签订承诺书（8月份销售任务不能百分之百自愿接受公司任何处罚的约定）之前该公司规章并未经过公司内部民主程序，在仲裁委审理本案过程中也未拿出有力证据支撑其经过民主程序，该规定也没有形成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的会议记录，只是该公司人力资源单方下发通知要求全体销售人员必须签字，因此其没有合法性。其次，根据《劳动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本案，被告签订的承诺书类似劳动合同条款，其签订该承诺书前原告主管以不签订该承诺书离职为要挟，签订了显然不利于自己的承诺内容。事后，更要求被告赵辉拿着承诺书拍照上传给公司相关主管部门，以上行为显然是公司为在此后对被告进行违法调岗创造有利条件，是构陷行为。被告在接到公司要求其签订承诺书时，劳动者在面对公司时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不签即将面临失去工作的风险，被告2009年2月1日入职到2020年8月，其在公司工作将近12年，处于对工作岗位的珍惜以及对公司感情两方面考虑，才被迫签订此承诺书，但签订并不能认为被告就认同其内容。因此，其行为并非赵辉真实意思表达，不具有合同效力。而且，被告赵辉8月份完成公司所定销售任务91%，单月销售业绩在全公司47个营业所中排名29；1到8月累计完成公司任务84.4%，在全公司47个营业所中排名第40位。根据原告公司相关业务业绩考核标准，销售人员完成80%的任务目标即达到公司以往业绩考核标准，可以享受绩效奖金待遇（注：此规定，仲裁庭审过程双方无争议），实际上8月份也享受了相关待遇。而且，除了被告赵辉之外的销售额累计排名41到47位的营业所负责人均未受到调岗降薪通知。因此，被告认为签订的承诺书为无效条款。该承诺书没有法律效力。五、原告诉称，“其对被告调岗是结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附件《双方约定其他条款》第四条规定，属于合法合理调岗，被告岗位职等未变，仍为05职等14级薪资与之前基本一致”，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与事实并不相符。首先，原告在2020年9月14日通知调整被告工作岗位之日，被告当即提出异议，原告人力资源部于2020年9月16日通过内部OA系统让被告签署同意调动函，被告拒绝签署。同年9月16日原告即强行调整被告工作岗位，被告被迫于9月16日至9月20日在新的工作岗位打卡上班，9月21日至9月24日被告享受公司的带薪年假，9月26日被告即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因此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诉称被告接受该调动安排并实际工作半月，期间未有任何异议与事实不符。再次，原告诉称“调岗后被告岗位职等未变，仍为05职等14级薪资与之前基本一致”与事实并不相符。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工资总额包括：奖金、津贴和补贴。《国家统计局对〈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说明》第三项：关于工资总额的定义，明确规定为“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被告工作调整后虽然职级未变，但从业务岗转为行政岗奖金，津贴，补贴都大幅缩水。因此，原告诉称工作调整后薪资与之前基本一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原告诉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附件《双方约定其他条款》第四条规定双方约定：如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自调动之日起一个月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自调动之日起一个月后本合同自行终止，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该条违反劳动合同法强制性规定，因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被告以原告拖欠工资、加班费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无故调岗降薪为由被迫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原告请求判决其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88164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赵辉于2009年2月到原告顶津食品公司工作，同年2月1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合同期为3年，自2009年2月16日起至2012年2月29日止，其中试用期6个月。岗位为公司产品销售相关工作，乙方应完成岗位所规定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甲方安排乙方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在保证完成甲方任务情况下，乙方自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甲方应按国家规定安排乙方带薪年休假和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假。劳动报酬为：[基本工资+浮动工资（绩效奖金+加班费）]+其他津贴等，并依公司相关薪资、考勤制度等办法执行（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甲方每月发放一次工资，每次月7日为发薪日。双方必须依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本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及经济补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的规定执行。同日，双方还签订《补充协议》及《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其中《补充协议》约定了因员工出现违规违纪等行为，公司可向员工本人说明缘由，与之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22种情形；《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第4条约定：甲方有权合法合理调动乙方的工作地点或岗位，乙方应配合。如果乙方对调动有异议自甲方提出调动之日起七日内提出理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自调动之日起一个月后本合同自行终止，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第25条约定：另因营业及行销服务岗位人员工作特殊性且需外勤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故营业及行销服务岗位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开始在原告处工作，原告自2009年4月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保费用。2012年3月1日，原、被告双方续订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自2012年3月1日始。二、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就其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人员共计600余人，分别于2019年、2020年向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审批，实行年限均为1年，备注中载明：双休、法定节假日休，全年休息不少于115天。其中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业务所长2019年为42人、2020年为55人。三、2020年7月份，被告完成原告安排业绩任务的50%，在47名业务所长中排单排名47，成长排名45。2020年8月18日，被告签订《承诺书》一份，承诺2020年8月本人所负责辖区西平所业务所业绩超百达成，如未达成自愿主动请辞或接受公司任何形式的处罚。同时，原告拍照留存了被告手持上述承诺书的照片。虽然被告倍加努力，但截至当月结束，被告仅完成业绩任务的91%，在47名业务所长中排单排名29，成长排名42。后原告于2020年9月通知被告对其进行调岗，被告到新岗位后仅打卡上班及带薪休假数天。2020年9月25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因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未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并且无故对被告降职降薪，并拖欠原告加班费工资不予发放，故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四、被告赵辉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实发工资分别为：2019年9月7632.8元，2019年10月4912.47元，2019年11月7244.69元，2019年12月7519.34元，2020年1月8191.15元，2020年2月7018.87元，2020年3月6419.51元，2020年4月8407.08元，2020年5月8169.57元，2020年6月7485.84元，2020年7月7969.65元，2020年8月7196.76元，平均月工资约为7347元。据2020年8月10日打印的加盖信阳市社会保险业务查询专用章的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显示，被告的社保自2009年4月开始缴纳，2020年6月、7月、8月的社保缴费状态为“欠费”；2020年11月3日打印的上述查询单显示，被告2020年6月、7月、8月、9月的社保缴费状态为“补缴”，2020年10月的社保缴费状态为“欠费”。2020年11月20日打印的加盖信阳市社会保险业务查询专用章的河南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显示，2009年4月至2020年10月被告险种类型为“失业保险”，2020年11月起被告单位名称变更为“自由职业者新参保户头”，险种类型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五、被告赵辉就本案纠纷向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支付拖欠的2020年9月份工资9500元及绩效工资1300元；2.支付2020年8月份加班费工资4270元；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1439元；4.补缴各项社会保险；5.为申请人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郑劳人仲案字〔2020〕0787号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为：1.2009年2月1日，赵辉到顶津食品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9年2月16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执行不定时工作制。2.顶津食品公司于2020年10月7日为赵辉发放了2020年9月份工资。3.2020年9月26日，赵辉以顶津食品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无故降职降薪、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4.赵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7347元/月。从而裁决：1.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顶津食品公司向赵辉支付经济补偿金88164元（7347元/月×12个月）；2.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顶津食品公司协助赵辉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3.驳回赵辉的其他仲裁请求。后顶津食品公司对上述裁决书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顶津食品公司未及时缴纳被告赵辉2020年6-8月社保，被告据此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结合被告工作时间及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金额，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88164元并无不当，对原告主张无需向被告支付上述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被告在仲裁中提出的其他请求，本院作出如下认定：因原告已向被告发放了2020年9月份工资，故被告要求发放2020年9月份工资的请求不能成立。因被告的工作时间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故被告要求支付2020年8月份加班工资的请求不能成立。被告要求本案补交社保的主张，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要求原告为其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的主张，参考《失业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原告已为被告缴纳失业保险费且被告中断就业非因其个人原因，故原告应当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对原告无需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赵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赵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8164元；二、驳回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无需协助被告赵辉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的诉讼请求，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内协助被告赵辉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二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郑宏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刘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