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4民申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广东低碳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厂房二楼208室。法定代表人：董庆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伟，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鸣蔚，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人：蔡海山，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广东低碳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低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珠海联邦制药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制药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金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8）粤0404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的（2020）粤04民终13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低碳公司提出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民终1336号民事裁定，按照二审程序受理该案；2.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4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驳回联邦制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当撤销其作出的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2019年11月25日，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金利平的申请作出(2019)粤0404破申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低碳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5月19日指定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前任管理人)担任低碳公司管理人，前任管理人从2020年5月22日开始履行职务，后因利益冲突于2020年7月6日向法院申请辞去职务。2020年7月16日，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404破1号之一决定书，解除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的低碳公司管理人职务，同时指定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后任管理人)为低碳公司管理人，负责破产清算工作，2020年7月31日，后任管理人正式开展工作，向前任管理人接管相关材料。根据后任管理人的调查，2020年3月6日，低碳公司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缓交上诉费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后低碳公司得知被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2020年5月13日，低碳公司以破产清算为由向法院提交免交诉讼费申请，法院不予准许。2020年6月28日，低碳公司向法院提交缓交诉讼费申请书，法院仍不予准许。前任管理人在履行职务期间无法与低碳公司取得联系，不知道该案已提起上诉且未缴纳上诉费。直至2020年9月17日，联邦制药公司向后任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才得知贵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粤04民终13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上诉人低碳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的通知［粤高法发(2019)6号］第42条的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提起诉讼，管理人申请缓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的，应予准许。”本案中，前后任管理人在法院出具按照自动撤诉处理裁定之前并未接管低碳公司，低碳公司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交缓交申请，其申请中明确表示因公司破产清算请求法院缓交上诉费，对此管理人予以认可。法院在收到2020年6月28日提交的缓交申请后仍出具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显然与该规定的精神相违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现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第二审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二审裁定确有错误，如何适用程序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3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7条第2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就二审裁定特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二、即使二审法院作出的裁定合法有效，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6年8月31日，联邦制药公司应付蒸汽款为143345983.7元，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以没有联邦制药公司或工作人员签字为由不予确认2013年12月的《蒸汽费用结算通知书》（合计13670吨，金额3617651.25元），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低碳公司提交的从2011年1月至2016年10月的蒸汽结算明细表可知，结算时间为按月结算，其相关数据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下个月的期初数即为本月期末数。2013年12月的蒸汽费用结算虽未签字确认，但对下个月的结算通知联邦制药公司予以确认，可以推定对上个月蒸汽结算款无异议。根据2014年1月《蒸汽结算通知书》的“上次抄表数”可知，2013年12月的蒸汽数为13670吨，2014年1月的《蒸汽费用结算通知书》双方已盖章确认，因此2013年12月的蒸汽量结算应予采信，不能因为双方未签字确认而予以否认供应蒸汽的客观事实。此外，一审法院根据2013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第3款约定“低碳公司同意让利300万元（即预付款的10%）与联邦制药公司，于结清本次预付款时扣减”，一审法院据此将300万元在应付蒸汽款中直接扣减。实际上，根据该份协议，实际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让利300万元后，借款本金为2700万元，根据协议约定10%的利率计算利息为270万元。低碳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直接向联邦制药公司支付了利息270万元，但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直接扣减了300万元的应付蒸汽款。鉴于低碳公司实际支付了270万元，实际上应扣减让利款为30万元。综上，截至2016年8月31日联邦制药公司应付低碳公司的蒸汽费用本金为143345983.7元（已认定数额）+3617651.25元（2013年12月的蒸汽费）+27000元（多扣减的270万元）=149663634.95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43345983.7元。（二）一审法院认定联邦制药公司向第三方大涌裕龙环保颗粒加工厂（以下简称裕龙工厂）支付38196371元应冲抵应付蒸汽款，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从2014年12月开始至2016年5月31日，低碳公司、联邦制药公司及裕龙工厂共计签订了6份采购合同。1.第一份为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采购数量为10500吨，每吨950元，供货期限为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1月17日，裕龙工厂所送生物质颗粒以低碳公司盖章确认的榜单为结算依据，付款方式为联邦制药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给低碳公司，低碳公司收到后当日内背书给裕龙工厂。协议签订后，联邦制药公司并未向低碳公司支付蒸汽款，而是直接将款项支付给裕龙工厂，该份合同并未约定支付给裕龙工厂的款项可以抵扣应付蒸汽款，低碳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但一审法院却以偏概全，将其他合同中约定的代付条款适用该合同，显然缺乏依据。此外，联邦制药公司提供的榜单并没有低碳公司的公章，低碳公司也未授权任何人员在榜单上签字，且提交的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2月10日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为珠海新富木片加工场而非裕龙工厂，联邦制药公司也未根据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向低碳公司开具对应金额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反之，根据其提交付款凭证，联邦制药公司直接将款项支付给裕龙工厂，显然与1000万元的蒸汽款无任何关联。因此，联邦制药公司向裕龙工厂支付的款项不应该扣减应付低碳公司的蒸汽款。2.第二份合同为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备货采购合同》（合同编号20150929002）,约定供货日期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送满1万吨止1000元每吨，送货数量应经过三方盖章确认，但联邦制药公司提供的过磅单上并无三方盖章确认，没有低碳公司的公章，低碳公司也未授权任何人员在榜单上签字。因此，联邦制药公司向裕龙工厂支付的款项不应该扣减应付低碳公司的蒸汽款。3.2015年5月21日，7月29日，10月10日以及2016年5月31日签订了4份合同，均约定以三方盖章确认的数量为结算依据。根据联邦制药公司提交的三份三方蒸汽统计表，最早一份签署时间为2016年3月1日，可以推断对上述4份以蒸汽量结算的协议三方最早对账确认的时间为2016年3月1日，支付款项的时间根据协议约定应该在此之后，而联邦制药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中绝大部分的款项支付时间（2015年3-9月、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为在此之前，该部分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低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联邦制药公司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中，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生物质燃料采购合同》约定了附条件付款，即裕龙工厂向低碳公司开具发票后，联邦制药公司才可向裕龙工厂支付货款。截止目前，裕龙工厂仍未向低碳公司交付发票，低碳公司向其支付采购款的条件不成就，在此情况之下联邦制药公司向其支付相应采购款不应冲减相应蒸汽款，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此外，联邦制药公司在其提供的支付凭证中，依据第一份合同（2014年12月18日签订）而支付的凭证中提交了一份190万元的付款凭证，在本次以蒸汽量结算的支付凭证中再次作为证据提交，显然构成了重复计算。综合上述6份三方采购合同之约定，三方的一般交易模式为：裕龙工厂开发票给低碳公司，低碳公司收到发票确认无误后，再从联邦制药公司付给低碳公司的蒸汽款中，将属于燃料采购的金额（必须经过低碳公司核对并签字、盖章确认），由低碳公司背书或转账给供应商裕龙工厂。低碳公司向联邦制药公司供应的蒸汽为增值税销项税额，向裕龙工厂采购的颗粒为增值税进项税额，应纳增值税为销项减去进项税额。裕龙工厂并未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低碳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也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供货（比如第一份合同约定供货时间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1月17日，根据其提交的资料显示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致使低碳公司进项不足，税负压力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低碳公司有权要求拒付款项或者承担减少采购款等违约责任。在低碳公司未同意也未确认应付款金额的情况之下联邦制药公司仍向其支付款项，其行为也构成违约，其相应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裕龙工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如前文所述，190万元构成重复计算，实际收到的数额并非情况说明中所列数额，且低碳公司并未收到裕龙工厂交付的案涉发票，其表述与事实严重不符。鉴于该情况说明为与联邦制药公司恶意串通而为之，从而达到损害低碳公司利益的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该情况说明无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联邦制药公司已付蒸汽款160518478.65元的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联邦制药公司要求赔偿未开发票损失中，其中18419836.09元的未开票损失业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部分损失不应予支持。联邦制药公司起诉的是2016年8月31日之前未开票损失,对于具体开票时间,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在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之下，开票时间应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根据合同条款无法判断具体开票时间，根据交易习惯，低碳公司与联邦制药公司最迟次月10日前对账，双方确认后低碳公司立即根据对账金额开具发票给对方，对方收到发票后支付蒸汽款。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低碳公司提交的由广东惠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18419836.09元的发票，其开具时间为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鉴于低碳公司提交该部分发票与本案无关且在税务局没有抵扣记录，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该发票为低碳公司开具，该事实认定足以推定联邦制药公司在2012年7月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收到侵害，但在长达6年之久的时间内联邦制药公司并未要求低碳公司开具发票或承担赔偿未开票损失，即使有未开票损失,该部分损失也应当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如果2011年和2012年低碳公司未足额开具发票给联邦制药公司，联邦制药公司不一定就会造成损失。缴纳增值税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销项大于进项，企业所得税只有所得额为正数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纳税义务。因此，联邦制药公司主张2011年和2012年度的未开票损失，至少需要提供其对应年度的税收缴纳情况，否则无法证明其损失，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四）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BOT投资运营合同》第3条第3款及补充协议第1条的有关约定，蒸汽款为含税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5、6条的规定，计算销项税额（对于联邦制药公司而言为进项税额）时应为不含税价乘以相应的税率，而一审法院认定的税额为以含税价格直接乘以13%的税率。因此，该认定与现行法律相悖，案涉增值税进项抵扣损失具体计算为［尚欠的发票金额+（1+13%）X13%）］。其次，联邦制药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8条第3款、第31条的规定，购进时所支付的增值税税款（进项税额）已经抵扣，该部分税款不应计入采购成本。但一审法院在认定企业所得税成本之时并未将进项税额予以剔除，直接将尚欠发票的价款乘以15%,明显违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因此，案涉企业所得税的实际损失为[尚欠的发票价款+(1+13%)X15%)],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将含税额直接乘以税率。最后，裕龙工厂于2015年7月3日向联邦制药公司提交了一份《开发票税款预支的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裕龙工厂并未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低碳公司直接开具发票，而是很大可能将发票开具给了联邦制药公司。低碳公司己在一审程序中向法院申请追加裕龙工厂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同意，也未就是否已向联邦制药公司开具1000万元的发票向裕龙工厂、联邦制药公司亦或者是税务局进行调查。如果按照申请裕龙工厂已向联邦制药公司开具1000万元的发票且联邦制药公司业己抵扣，那么所对应的发票的损失也就不存在。故，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显然存在重大瑕疵。现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7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项的规定，就一审判决特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联邦制药公司答辩称，一、低碳公司申请撤销(2020)粤04民终1336号民事裁定的理由不成立。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是(2018)粤0404民初2921号案件的代理人，同时其作为低碳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理应知道该案的上诉进展情况、低碳公司的联系方式，并为债权人利益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主动以管理人名义申请缓交上诉费或向法院致函认可低碳公司自行申请缓交上诉费。但截至其正式卸任管理人职责时，没有向法院申请或致函。同时，低碳公司本身也一直在经营中，并没有停止经营活动，其企业管理机构正常，退一步讲，其本身也应当对珠海中级法院应缴纳诉讼费的裁定知道其后果，其怠于履行缴费义务，也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低碳公司以粤高法发(2019)6号文第52条的规定提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2018)粤0404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有翔实的证据证明，低碳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对(2018)粤0404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认定，截至2016年8月31日，低碳公司向联邦制药公司供应的蒸汽费用合计143345983.7元，该事实有联邦制药公司提供《B0T投资运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1-3、蒸汽结算单、3000万元预付款的《协议书》印证。至于低碳公司认为2013年12月的3617651.25元应计算在应付蒸汽费中，联邦制药公司已在一审庭审中详细进行了说明：双方形成了结算单需要由双方工作人员签字或公司盖章的习惯，唯独此单没有联邦制药公司的签字或盖章，即便该单的蒸汽表中的数据能够与前后月份一一对应,该结算单也不应认可，故应扣减应付蒸汽费。3000万元的预付款《协议书》第3条明确约定为300万元让利，该协议书性质为预付款性质，不是借款性质，该300万元应扣减应付蒸汽费。2.一审判决认定，截至2016年8月31日，联邦制药公司合计向低碳公司支付蒸汽款160518478.56元。其中，联邦制药公司直接向低碳公司支付蒸汽122322107.65元，该事实有联邦制药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印证；联邦制药公司根据与低碳公司、案外人裕龙工厂的约定，向裕龙工厂支付款项38196371元，该事实有六份《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合同》、过磅单、结算单、三方确认单、付款凭证、裕龙工厂的说明印证。低碳公司对38196371元的款项支付有异议，该异议不成立：（1）2014年12月18日的《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合同》，联邦制药公司付款时，低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顾旭东在汇票复印件明确指示将汇票直接背书给裕龙工厂。（2）低碳公司在所有送货单和注明全国地磅销售“4007169138”称重记录单上加盖了低碳公司专属的“HSE生物质能源电子衡专用章”。联邦制药公司依据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备货采购合同》向裕龙工厂付款符合合同约定。（3）另外四份生物质采购合同的付款，联邦制药公司提交给法院的2016年3月1日的三方蒸汽统计表，这是三方汇总确认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的蒸汽费用，不存在联邦制药公司未经低碳公司确认就向裕龙工厂付款的情形；即便事先没有确认，但2016年3月1日低碳公司进行了事后的追认。3.一审法院认定，低碳公司已向联邦制药公司开具115428512.32元发票。因被联邦制药公司向联邦制药公司供汽金额为143345983.7元，故差额27917471.38元为低碳公司未开具发票的金额。这是根据上诉“1”“2”事实及低碳公司提供的发票得出的结论，该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三、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时，低碳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低碳公司以诉讼时效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低碳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低碳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低碳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申请再审，按照低碳公司的申请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二审法院作出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适用法律是否有误、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一、关于二审法院作出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粤0404破申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低碳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预交上诉费通知书》，通知低碳公司预交上诉费66518元。低碳公司于2020年3月9日以联邦制药等相关公司恶意拖欠该公司蒸汽款，导致其资金链断断裂，欠下巨额债务，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该公司多项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请求缓交上诉费用。二审法院认为低碳公司的申请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缓交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广东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知书号码：202×××××××××××937）并送达低碳公司。低碳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又以一审法院受理其破产，本案诉讼费用为破产费用，其依法不能缴纳诉讼费用，请求法院予以免交，同时认为即使应当缴纳诉讼费用，也应在破产管理人接管低碳公司财产后再支付。二审法院认为低碳公司的申请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免交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虽已受理低碳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但管理人至今尚未接管低碳公司，低碳公司仍属于自行管理的状态，且交纳诉讼费用的行为不属于欺诈破产行为和个别清偿行为，低碳公司的申请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免交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于2020年6月13日作出《广东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知书号码：202×××××××××××702）并送达低碳公司。低碳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再次以一审法院受理其破产，法院应作为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本案的上诉受理费，不应由低碳公司直接支付，且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按管公司，案件处于中止状态，缴纳本案诉讼费理应中止，请求法院准许其免予支付诉讼费用。据此可知，低碳公司的缓交或免交申请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缓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的相关条件，二审法院不予准许并作出《广东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无不当。因低碳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签收缴款通知书后，仍未按时预交上诉费，故二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粤04民终1336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按低碳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6年8月31日联邦制药公司应付蒸汽款为143345983.7元是否与事实相符。因低碳公司提交的2013年12月的蒸汽费用结算通知书（合计13670吨，合计金额3617651.25元）无联邦制药公司盖章也没有联邦制药公司工作人员签订确认，一审法院对该张2013年12月的蒸汽费用结算通知书记载的蒸汽费用不予认可，从总蒸汽费用中扣除，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于2013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认定低碳公司承诺让利300万元给联邦制药公司，而低碳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直接向联邦制药转账的270万元，与广东惠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商业承兑汇票兑付的函件》相吻合，一审法院认定该270万元是用来结清广东惠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的欠款，亦无不当。故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截至2016年8月31日低碳公司的蒸汽费用为143345983.7元（总计费用151625572.33元-2013年12月蒸汽费用3617651.25-2016年10月8日蒸汽结算通知书载明的蒸汽款1661937.38元-让利款3000000元=143345983.7元）有相关证据佐证，与事实相符。第二，一审法院认定联邦制药公司向第三方裕龙工厂支付38196371元是否与事实相符。根据联邦制药公司、低碳公司及裕龙工厂签订的多份《生物质然料采购合同》约定，在低碳公司向联邦制药公司供应蒸汽的过程中，向案外人裕龙工厂采购生物质然料颗粒，裕龙工厂将生物质然颗粒送至低碳公司指定的地点，由联邦制药公司代为向裕龙工厂付款，裕龙工厂的送货数量由三方共同签订字确认（以低碳公司签字的过磅单为依据），联邦制药公司按照送货数量及约定价格向裕龙工厂支付生物质燃料货款，联邦制药公司支付给裕龙工厂的货款，在联邦制药公司与低碳公司结算蒸汽款时，联邦制药公司从蒸汽款中扣除。故一审法院认定联邦制药公司向第三方裕龙工厂支付蒸汽款38196371元有《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合同》依据，且有过磅单、结算单、三方确认单、付款凭证、裕龙工厂的说明印证，与事实相符。第三，联邦制药公司要求赔偿未开发票损失中，其中18419836.09元未开票损失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部分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低碳公司在一审期间并未对18419836.09元未开票损失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再审申请中提出此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第四，一审法院认定联邦制药公司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损失及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损失是否有误。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BOT投资运营合同（补充协议二）》及《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计算出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损失3629271.28元及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损失4187620.71元，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低碳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低碳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文超审判员  陈海凤审判员  庹 佳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