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新华区中华北大街与高柱路交口**商办楼**。 法定代表人：林泉海,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雪，河北厚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冬玮，河北厚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少飞，女，198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青山，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星会，女，200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职业，住吉林省德惠市。 上诉人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犇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少飞、郑星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20）冀0133民初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犇莱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20）冀0133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在石家庄施丹兰专柜从事售货、货物盘点等工作的柜台工作人员，入职时间分别是2019年5月和2019年10月份，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经过共同的货物盘点后在双方确认单中，共同签字确认截止到2019年12月19日上诉人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的盘点数量差异以及差异金额。1、上诉人的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在二被上诉人负责期间确实存在销售数量、金额差异，而该差异产生的原因并非上诉人公司的管理过错。上诉人的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差异销售金额55375.3元在2019年12月和一审诉讼请求中上诉人就已经明确主张，而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14行却写为：“且原告前后经过了2019年12月19日、12月20日、后期补交的证据后才能确定损失金额，可见原告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过失，”显然是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二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过错的前提下就将销售差异金额归责于上诉人的管理过错，且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管理过错二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仅仅依据的是一审法院和二被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进行佐证前提下的猜测，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说法可见是为二被上诉人推卸责任。2、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确实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6行写明：“即使二被告在此过程中有过错，但是原告直到2019年12月19日才发现损失，公司对没有及时尽到管理职责也有责任。”关于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过错，一审法院既没有认定存在过错也没有否认。但是二被上诉人在销售过程中存在私收货款的行为以及私收货款的具体金额，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二被上诉人认可私收货款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一审法院并没有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查明，仅仅依据一小部分证据就对上诉人的证据以偏概全的不予采信，而本案争议金额的产生原因是应重点查明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二被上诉人是负责上诉人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工作的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专柜的货品销售、盘点、清算等工作都应由二被上诉人负责，且二被上诉人对其私收货款的行为是认可的，上诉人主张的差异金额产生原因是二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二被上诉人将本应交至上诉人柜台处的货款收为已有，其取得的55375.3元销售货款的行为并没有合法根据为不当利益，该行为同时造成上诉人经济损失，故二被上诉人应将其获得的不当利益以及孳息返还给上诉人。4、一审判决书中并未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全部列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实在2019年10月1日时该涉案专柜的货品存量及金额等并未存在差异。2019年10月1日起被上诉人郑星会一人负责该专柜的销售及货品管理至到2019年10月17日侯少飞入职到该专柜后基本上是由该二人负责管理柜台的销售和盘点工作。期间虽有其他人员短暂到柜台帮忙，但是该柜台的主要负责人仍是二被上诉人，而且其他员工离职时是与二被上诉人有过货品交接（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19年11月由被上诉人侯少飞向上诉人微信发送的进销存报表为证），同时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二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货品差异事实。但是一审法院避重就轻的罗列原告提交的证据，推卸二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为二被上诉人无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被上诉人作为该专柜的第一负责人以及货品的直接负责人应当对货品丢失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二、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交被上诉人侯少飞私自收取货款的证据用于证实被上诉人侯少飞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收取顾客支付的货款的事实，从而证实了被上诉人侯少飞一审中陈述未私收货款不是事实以及被上诉人侯少飞私自收取货款从而为自己牟利导致公司财产受损的事实。二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1日后就货品丢失没有向上诉人给予任何回复后便不再来专柜上班。2020年3月有顾客找到上诉人所在的专柜要求领取货品，并出示了已经向专柜付款由被上诉人侯少飞填写的销售凭证。经上诉人就二被上诉人填写的欠顾客登记本上并无该笔所欠货款的记载，进而证实了二被上诉人私收货款为自己牟利导致公司财产受损的事实。三、本案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审理。上诉人于2020年4月初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2020年5月13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预交了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拖延办案时间，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将该案件审理完结，属于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补充理由：1、上诉人是一家商贸公司，具体商业模式简介如下：上诉人从源头购进货品之后，将所需销售货品配送至上诉人指定专柜后经该专柜的工作人员予以逐项核实货品名称及数量无误后，由该专柜人员对专柜货品予以签收、保管及销售。每月最后一天柜台工作人员（即被上诉人）需要对柜台的存货进行数量清点，制作成电子表格发送给上诉人公司进行对账。上诉人销售模式为：上诉人和有关商场（具体到本案为石家庄市北国商城，中山路与建设大街交口）签订相关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由柜台所在商场统一收取销售款，上诉人专柜的工作人员所销售的全部款项均由商场收取。消费者到柜台有购买意向后，专柜工作人员给消费者开具一式三联的手写“商品销售凭证”，然后消费者去商场收银台缴款，商场收款成功后，在“商品销售凭证上”盖章并同时出具一式三联电脑打的“提货单”，消费者凭电脑打印小票与盖章后的手写“商品销售凭证”到柜台领取付款成功的货品。因此，上诉人在商场专柜的员工是有对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货品予以支配、管理、保管和控制的职权。结合本案，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专柜员工，具备对货品的直接性支配、管理、保管、控制的权利和职责。2、在上诉人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提到的“月末盘点”指的是专柜工作人员（即本案二被上诉人）对柜台在盘点当日当时所管理专柜的货品存量予以清点的事实。根据产品的数量、销售价格、计算出存量总金额的事实。结合本案，2019年11月30日经二被告盘点确认的数量是969.21、总金额是160695.6元。前述金额所对应的货品品种有293种，售价从50元至3230元不等。被上诉人侯少飞将2019年11月末盘点后的货品按照前述名称、销售价格、存有数量等编辑表格后发给上诉人公司主管吴燕。该事实符合上诉人在员工入职培训的培训内容，同时证实二被上诉人知悉上诉人公司入职培训内容的事实。3、二被上诉人在2019年12月19日要求离职，上诉人按照其公司规章制度在二被上诉人在场见证情况下组织盘点。经该次盘点确认在该日该时间该专柜货品数量是792.39、总金额是91944.4元。前述金额所对应的货品品种分别为293种，售价从50元至3230元不等的事实。结合专柜所在商城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9日的销售票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统计后销售数量是53.12、总金额是19157.2元。按照被上诉人侯少飞确认后向上诉人微信发送的2019年11月份进销存表格中体现2019年11月30日库存数量为969.21、库存总金额为160695.6元。经计算如下：计算公式：月初库存金额+本月进货-本月销售金额-本月退货到公司=本期存货金额。实际库存与应有库存数额差额为123.7，金额差额为49594元。经与二被上诉人确认，二被上诉人认可该差异数量及金额并予以签字确认的事实。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有的货品享有直接的监督、控制和管理的权利，应对上诉人的损失49594元予以负责。同时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已经对损失金额及事实予以认可，应当承担返还义务。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前述事实并未查明和认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侯少飞辩称，1、本案中被答辩人主张的货物减少损失与答辩人没有因果关系。被答辩人以2019年9月份的账面库存和9月进销存为基础计算货物盘点，但是答辩人是2019年10月17日正式进入被答辩人公司，答辩人对其入职前的账面库存和进销存不知情，同时答辩人在入职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没有进行库存进行盘点确认。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对入职前的库存数量负责，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强人所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有获的利益的事实.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专柜账面库存有差额，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库存减少的部分被答辩人实际占有了，答辩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3、被答辨人没有证据证明库存减少是被答辩人造成的，被答辩人也没有查明库存减少的原因。被答辩人销售专柜从2019年9月到2019年12月20日期间，除了两答辩人之外还有多名员工存在，同时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交和这些员工离职前后的库存盘点记录，因此被答辩人不能主观臆断把库存减少归责于答辩人。同时被答辩人曾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没有查清库存减少的真正原因。4、被答辨人库存减少，不能排除系他人行为导致物品的丢失。被答辩人销售专柜的商品在员工下班后并没有要求对所有商品收到柜子里边锁起来，而是仍然摆放在柜台上边，因此不排除系员工之外的人员造成的丢失。5、被答辩人自身管理存在过失。对自己专柜的商品不能及时盘点，在本案中对专柜商品库存减少数额多次变更。因此被答辩人对自己专柜应该有多少商品都不能做到准确，清楚，因此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库存较少数额缺乏确凿证据支持，对被答辩人主张的计算数额不可信。被答辩人应该对自身的管理混乱自行承担责任。被答辨人在2019年12月19日盘点确定的数额为49594元，在起诉状中称述数额为55375.3元，后有计算出损失55396.1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答辩人自己都不能确定损失数额，损失数额缺乏确凿证据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构成不当得利，答辩人没有获利，被答辩人也没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损失数额，被答辩人主张的损失和答辩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郑星会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 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二被告返还原告销售货款55375.3元以及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575.91元（计算期间：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18日，后续利息顺延计算直至二被告将销售贷款返还完毕之日止），目前共计55951.2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郑星会于2019年5月7日到犇莱公司工作后被调入石家庄市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工作，于2020年1月7日申请离职。被告侯少飞于2019年10月17日到犇莱公司工作被调到石家庄施丹兰专柜工作。吕爱于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10月18日在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工作任主管。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日程玥在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工作、2019年11月23日至2019年11月30日刘亚男在北国商城施丹兰专柜工作。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30日宋文静在北国商城施丹兰任店长。2019年12月19日进行库存实货盘点，差异金额49594元。原告以9月份的库存为基础库存，提交了3张进货单来证明自2019年9月至2019年12月19日的进货情况。提交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1日至19日的进销存报表以及10月份、11月份、12月1日至19日的销售小票，来证实截止到2019年12月20日的实际盘点差额为55396.1元。﹝9月份初期金额＋三张进货单＋（10月份调入-调出）＋（11月调入-调出）＋12月调入-10月份皂损-10月销售-11月销售-12月1日至19日销售﹞＝150221.9元-94825.8元（12月20日盘点的金额）＝55396.1元。二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销售货款的减少和二被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犇莱公司以二被告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返还销售款同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是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遭受损失，获得利益一方没有事实或者法律上的原因，获取利益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从原告提交的9月份进销存报表来看，原告未提交9月份的进货单据，从提交的3张进货单看装箱与入库时间均晚于9月份，9月份的进货情况没有票据予以支持，9月份销售量也没有相应票据支持，9月份的库存量真实性不能保障，不能证明9月份的库存为真实基础实际库存。被告侯少飞10月17日入职，原告提交的进货单中皂类数量电子打印数据中按照1、2、3……整数计量，但在进销存报表中皂类进货量却以小数计数，且进货单有涂改痕迹并无相关人员签名，因此对进货单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10月至12月19日的销售人员每日销售物品清单及相关证据来看，其中还有程玥、宋文静、吕爱等人的销售痕迹，虽然销售时间短暂，但仅将损失归责于二被告欠妥当，不能排除他人过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系他人行为导致物品的丢失。原告提交的10月、11月、12月进销存资料显示每月的差异盘点金额并不大，远不到5万元，即使二被告在此过程中有过错，但原告直到12月19日才发现损失，公司对没有及时尽到管理职责也有责任。且原告前后经过了2019年12月19日、12月20日、后期补交的证据后才能具体确定损失数额，可见原告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过失，盘点管理货品存在漏洞，在不能确定损失发生的具体时间和损失到底是因为员工私自收取货款还是他人的其他行为导致货品丢失的前提下，就把损失归责于售卖货品的二被告欠妥。二被告的入职时间分别是2019年5月份和2019年10月份，以9月份的数据为基础也欠缺说服力。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损失是由二被告引起，是由二被告私收货款或者其他行为造成。不能证明二被告获得利益，不满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9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微信记录，被上诉人侯少飞向上诉人公司吴燕发送到本案专柜，2019年11月进销存报表的微信截屏；证据二、是2019年12月19日涉案专柜实际库存数量及金额的盘点表。 被上诉人侯少飞质证称，首先这两份证据都不是二审诉讼期间形成的新证据，不应在二审程序中提交。况且两份证据都是由上诉人自己制作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两份表格上并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仅证明当时的库存可能情况，不能证明库存是否减少，即减少原因。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一）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 （二）他方受有损失；（三）获取利益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获得利益一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盘点表、进销村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只能证明二被上诉人离职后，经上诉人盘点，实际库存与实际进货账目不符；因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尚有其他人员在同一柜台工作过，而且柜台物品丢失存在多种可能性；仅凭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账目上缺失的物品系二被上诉人取走或占有缺失物品的货款，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8.00元，由石家庄犇莱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