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4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布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某，呼和浩特市“148”协调指挥中心第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原审第三人：刘某，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上诉人布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原审第三人刘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5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布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某，被上诉人李某，原审第三人刘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布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5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20日，布某、李某、刘某三人签订了租赁草场、打草、售草的《合作协议》，合伙投资。布某投入30万元，李某、刘某各投资17.5万元，三人共投资65万元。用于前期租赁草场，三处所在地：1.巴彦霍布银矿附近9000亩草场。20元/亩，共计18万元，已付11万元。2.乌拉盖到满都砂石路55公里处6700亩草场，25元/亩，共计167500元，已付16万元。3.乌拉盖白旗六组附近12000亩草场，35元/亩，共计42万元，已付385000元，即合伙三人实际共同投资的65万元已全部用于租赁草场资金。合伙期限自2015年8月20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协议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第五条约定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同担风险、共同盈亏。（一）盈余分配；以三人平分为依据按比例分配。（二）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三人分担为依据按比例承担，并指定刘某为清算人。本《合作协议》由布某、李某、刘某三方签字、摁手印，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有效协议。前期租赁草场三个合伙人布某、刘某、李某已预付65万元。三人全部履行了合作协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对秋季打草的规定，必须在每年的8月20日后方可实施，但是李某、刘某在签订《合作协议》的半月后即2015年9月4日就强行要求退还25万元。李某、刘某，各12.5万元。并且威逼布某打下欠款条及高利息。这种行为是合伙恶意串通，强行将合伙投资的资金变项为高利贷。《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但李某、刘某却将投资的共有财产随意分割，将没有履行的《合作协议》中投资资金随意分割。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应当承担责任。原审中，布某提供的录音证明了李某、刘某以及中间人瑞刚强迫布某堵在旅店里限制自由，布某被迫将李某、刘某所投资的资金改为高利贷。严重违反了协议的真实意思。对于合伙,法律明文规定，合伙人互相串通逃避合伙债务的，应当责令其承担清偿责任外，还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返还财产。原审法院认为录音材料“无法确认胁迫的事实，对该项抗辩不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限制布某的人身自由本身就是胁迫行为。原审法院故意混淆，把认定的证据不作为本案的依据，反而支持了李某、刘某随意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同时，本案在原审审理中分别进行了三次的法庭调查，但对依法追加的第三人刘某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既没有向布某出示，也没有对该书面材料进行认证质证，将不认证的证据作为案件的证据，违反了证据规则。另，原审判决中“原审查明双方在2015年底终止合同，出具上述保证书之前拉走7车草。”也就是说在布某出具保证书的2017年7月7日之前李某、刘某拉走7车草，实际是8车，就按原审法院认定的7车草计算，每车平均拉45吨草，每吨750元，每车33750元，七车共计236250元，在加上布某支付运费4万元。共合计276250元全部被李某、刘某瓜分。每人各得138125元，这足以抵消李某、刘某的投资款。而原审判定借款不合理。第一次开庭后，布某与刘某再次电话沟通，刘某认可2015年8月25日的高利贷以及2017年7月7日胁迫写下还款保证书后，将布某奔犇牧场四车草，每车45吨，每吨750元，共计135000元，李某、刘某共同占为己有。而且布某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李某、刘某二人通过恶势力多人围堵，雇佣黑社会组织“债易收”多次通过各种手段骚扰恐吓，布某被迫无奈多次转款145000元（有证据证明刘某认可这笔款）。从以上事实分析，布某前后共被李某、刘某强迫收走11车草，合计人民币461250元。“债易收”收款145000元，两项共计606250元，李某没有理由再向布某索要。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清楚李某、刘某二人恶意串通、强迫布某写下欠条及高利贷的原因、资金的来源及出处，就认定了布某返还给李某12.5万元，并且支付利息45740元，显然是违法的。同时原审判决认为“本院审理过程中，布某就违约金的问题调低”。布某根本不认可调低违约金，本金都不予认可，哪来的违约金。在李某的民事起诉书中诉求的12.5万元也是投资的资金而写下的高利贷借条，是投资的款项。根据合伙协议中规定的盈余共同承担，所以李某诉求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严重违反了证据的运用规则，本案的案由是合作协议纠纷，应当以合伙协议的规定处理，不能以简单的借款高利贷而论事，判决应以全面的角度衡量案件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所以，布某强烈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重新审核认定证据，以维护布某的合法权益。   李某辩称，不认可布某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当时布某和李某、刘某承诺，赔了钱算布某的，当时向李某、刘某拿了35万元，月息三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李某、刘某也没去参与这个打草事情。到了2015年9月4日，布某提出要算一下账，欠条写的是25万元，月息三分，至于打草这件事是否赔赚与李某、刘某无关。之后李某、刘某就去要钱，布某说是给写一个保证书。写完以后就找不到人了。   刘某述称，布某说的完全与事实不符。刘某没有威逼布某。至于合伙的事情，李某、刘某没有合伙，合伙哪来的利息。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布某支付李某欠款12.5万元；2.判令布某支付李某从2015年9月4日至2020年5月6日的利息14万元（以12.5万元为基数，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3.判令布某支付李某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2.5万元为基数，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布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0日，刘某、李某、布某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三方共同租赁草场、打草。二、经营场所所在地：1、巴彦霍布银矿附近9000亩，20元/亩，共计18万元，已付11万元，联系人：宝音朝格拉，电话139XXXXXXXX；2、乌拉盖到满都砂石路55公里处6700亩草场，25元/亩，共计167500元，已付16万元，联系人：石霞彬，电话158XXXXXXXX；3、乌拉盖白旗六组附近12000亩草场，35元/亩，共计42万元，已付385000元，联系人：成占强，电话139XXXXXXXX。三、合伙期限，自2015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0日，共46个月。四、刘某以现金方式出资125000元，李某以现金方式出资125000元，布某以现金方式出资3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五、合伙各方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三人分担为依据，按比例承担。另约定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禁止行为及合伙的终止和清算。   2015年9月4日，布某出具《欠条》，载明：“今借到刘某、李某人民币25万元整，用于刘某、李某、布某三人租赁草场的费用（月息三分）”。   2016年7月7日，布某出具《保证书》，载明：“经双方协商，本人布某欠刘某、李某25万元整，保证于2016年8月30日前还清，如果还不清利息继续月息三分，到期还不清走法律程序，此保证书中间人瑞刚，于2016年7月7日起生效”。   另查明，双方在2015年年底终止合作。出具上述保证书之前拉走七车草。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布某、刘某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并有效。通过庭审，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合作终止后有无进行结算的问题。根据《保证书》所载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能够反映双方关于结算的意思表示，布某抗辩案涉《欠条》《保证书》均在被胁迫下所签，但依据其所提交录音材料，无法确认胁迫事实，故对于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布某理应按照《欠条》所载给付李某结算款12.5万元，并支付利息。故对于李某主张布某返还12.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李某所主张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该利息的性质为违约金，本案审理过程中，布某就违约金的问题主张调低，一审法院予以考虑，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予以支持，2019年8月20日之前共计产生利息45740元，之后的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予以支持，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11月19日，共计产生利息14031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布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李某12.5万元，并支付利息59771元（暂计至2020年11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准，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李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75元（李某已预交），由布某负担3678元，李某负担1597元。   二审中，布某提交新证据：布某与案外人孙玉军在2021年3月11日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李某、刘某是在2015年11月之后拉的草。   李某、刘某对布某提交的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与孙玉军的事是在打欠条之前的事情，与欠条无关。打了欠条之后，之前的事情就结束了。   对布某提交的该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孙玉军并未到庭，无法核实该录音是否为布某与孙玉军的通话录音，而且该录音无法证明李某、刘某拉草时间，故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   在二审中，布某陈述《欠条》是其自愿写的，《保证书》是受胁迫打的，2015年10月之前是其负责合伙事务，2015年10月之后李某、刘某负责的；李某、刘某陈述2015年10月份二人去住了半个月。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布某应否向李某支付欠款12.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首先，李某、刘某、布某在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三人应系合伙关系。布某陈述其是在2015年9月4日自愿给李某、刘某出具的《欠条》。而布某上诉称李某、刘某在2015年9月4日强行撤资并且威逼布某打下欠款条、约定高利息，属于违法行为，因布某的陈述不一致，故本院对布某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布某称其受胁迫出具的涉案《保证书》，但其并未申请撤销该《保证书》，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布某系受胁迫出具的《保证书》。根据涉案《欠条》内容，李某、刘某、布某在2015年9月4日，就终止合伙事宜进行结算后形成的该《欠条》，确认了布某欠付李某、刘某25万元。现李某诉请布某给付其欠款12.5万元，而刘某对该诉请并无异议，由此可知，布某欠付李某、刘某的25万元中，布某欠付李某的金额为12.5万元。布某在上诉状中陈述李某、刘某拉走草的数量总计有“7车草”、“实际拉走8车草”、“11车草”，而李某、刘某仅认可拉走7车草，鉴于布某自己陈述的数量都不一致，故本院采信李某、刘某的陈述意见，认定李某、刘某总计拉走草的数量是7车。布某与李某、刘某所陈述的李某、刘某拉走草的时间不一致，三方又未提交合伙期间的账目和拉草记录，无法认定李某、刘某拉走7车草的具体时间，仅能认定是在布某出具涉案《保证书》之前拉走的7车草。在李某、刘某拉走7车草后，布某仍出具了该《保证书》，且《保证书》上载明的欠款金额与《欠条》上的欠款金额一致，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和违约条款，故可以认定该7车草并非偿还的《欠条》和《保证书》载明的欠款，故布某现仍应按照《欠条》和《保证书》，给付李某欠款12.5万元并支付利息。布某称经“债易收”向李某、刘某还款14.5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布某虽然上诉称其未提出调整违约金的主张，但一审法院将李某主张的违约金调低，并未损害布某的利益，李某也并未就一审法院判决的违约金提出上诉，视为其认可该判决结果，故本院对布某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布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上诉人布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李婷婷   审判员 靳宝维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徐佳妮   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