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3民初941号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楼。法定代表人：张凤祥，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一尧，系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商务局（沈阳市口岸办公室），住，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div>负责人：赵戈，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显波，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住所，住所地沈阳市浑**沈中大街**div>负责人：王晶莹，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晓东，系该单位秘书处处长。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与被告沈阳市商务局（沈阳市口岸办公室）、第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一尧、被告沈阳市商务局（沈阳市口岸办公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显波、吴迪，第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晓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联建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交付的联建费12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联建费的占用费（按每年6%计算）19.44万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3年原被告之间达成口头的联建协议，原告依约定向被告支付联建款12万元，被告收到联建费一直未向原告交付联建的房产，因被告为政府机关原告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历任领导只能是向有关部门反映，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在协调此事，但一直没有结果。2020年中共沈阳市委巡查组在对此事审查后，要求原告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沈阳市商务局（沈阳市口岸办公室）辩称，被告沈阳市商务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加挂沈阳市口岸办公室牌子，沈阳市口岸办公室原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口岸办”）。1992年，因海关、边防检查和检疫三个部门增编，国家财政一次性拨款为其建设办公场所，沈阳市人民政府指派市口岸办为三个部门建设联检楼。此后，市口岸办组织施工于1993年建成联检楼，位于现桃仙机场T3航站楼位置，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一共五层，包括办公场所、宿舍和食堂。联检楼建设过程中，因原告在桃仙机场内需要办公场所，故与市口岸办达成集资建设办公用房的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投入12万元，市口岸办同意联检楼两间办公室归原告所有，但不能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1993年7月，联检楼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同年9月14日，原告向市口岸办支付了12万元，市口岸办同时将联检楼四楼两间办公室共48平方米交付原告，此后，原告派员工入驻办公。2011年4月1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启动，2013年8月15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T3航站楼正式启用。在2012年项目建设期间，联检楼被沈阳桃仙机场扩建指挥部拆除，各集资单位分别自行与指挥部沟通补偿事宜，市口岸办未参与补偿事宜。综上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具体理由为：第一，市口岸办在收取12万元款项同时已交付房屋，并且原告已实际占有使用了办公房屋，当时双方的工作人员同楼办公，对此事实确定无疑。因此市口岸办已经履行协议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第二，原告虽称市口岸办没有交付房屋，但是假设被告确实没有交付房屋，则原告自1993年以来从未向市口岸办主张交付房屋，实属违反常理，尤其是2012年联检楼被拆除的事实原告必然知晓，但其在房屋被拆除灭失仍未向市口岸办主张交付房屋，更加违反常理、不合逻辑。由此可知，原告称市口岸办没有交付房屋与事实不符。第三，根据双方的集资建房协议约定，原告是联检楼四楼两间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市口岸办对联检楼实质是按份共有关系。2012年联检楼被拆除之际，其他集资单位均各自与沈阳桃仙机场扩建指挥部商谈补偿事宜并获得补偿，市口岸办从未干涉各单位的补偿事宜。原告未向沈阳桃仙机场扩建指挥部主张补偿或者未能获得补偿，与被告无关，被告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第四，原告称市口岸办未履行交房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但是原告所称的违约行为自1993年至今已逾27年，自房屋灭失至今也已逾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第五，原告主张解除联建协议，但是，原告始终没有说明解除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哪项法定解除条件。被告认为，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以及《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对原告此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联建协议已经履行完成，被告不存在迟延履行协议主要债务的情形。本案中，联建楼建设及交付使用均发生在90年代初，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计划经济特征和联建单位的主体性质来确认联建协议的订立和履行情况。九十年代初，为了解决北方航空公司、航管中心等单位在桃仙机场值班办公的配套设施问题，原沈阳市计划委员会批准联建单位从生产发展基金中筹资建设办公楼，原市口岸办作为联检楼的建设单位，牵头进行建设，参与联建的均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建设目的是为了解决联建单位的办公场所问题。由此可见，该联检楼的资金来源、建设、分配、使用都具有行政计划的特征。因原告是隶属原市口岸办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建设联检楼时两个单位归同一党组领导，因此原告得以参与联建。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原、被告共同出资建设办公楼并依照联建协议按份取得办公楼所有权，二者之间对联检楼系按份共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各联建单位在联建楼征收中均以自己名义取得了补偿利益，也是对此按份共有关系的印证。结合计划经济背景下，被告牵头实施联建行为是基于行政指令和行政计划的特征，可以认定，被告向原告交付办公室的行为与民事主体之间房屋买卖交易规则存在本质区别，在交易习惯上也根本不同。被告向其他行政机关、国有企业等联建单位是“分配”办公用房，而不是采取下达入住通知书、现场验收、交付钥匙等房屋交付的民事交易习惯。被告派员在联检楼内办公，向已付联建费的联建单位开具收款收据，同时分配办公用房。在本案中，被告代理人纪显波本人就是当时为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的原市口岸办工作人员。被告工作人员在原告收款收据上书写的“四楼两间48平方米”就是被告向原告分配办公房屋的行为。各单位收到分房通知后可随时使用，无须办理其他手续。原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称“不清楚联检楼是否真实存在，也不了解联检楼的具体位置”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原告无法合理解释取得收款收据的过程以及收据上载明“四楼两间48平方米”的具体情形。另外，被告建设和分配联检楼办公用房是遵照行政指令、完成行政计划的行为，原告称被告没有分配房屋、没有完成行政指令和计划，但是对此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又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没有交付房屋”的主张有悖常理且没有证据证明，故不应采信。综上，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已履行完成协议义务，协议目的已经实现，故本案不符合“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以及“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条件。二、原告在1993年付款后至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过27年，但是，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内曾向原市口岸办主张、催要过办公用房。原市口岸办在2001年之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从2001至2015年是市外事办的挂牌单位，从2015年开始成为原外经贸局即现市商务局的挂牌单位。但是，自1993年原告付款至2020年提起本案诉讼的27年之间，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原市口岸办、市外事办、原外经贸局以及被告提出催告或索要房屋，并且，原告亦未能提供上述单位对原告实施欺诈、胁迫等行为的证据。原告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在近30年时间里从未主张维权的行为不合逻辑、有违常理。因原告从未实施催告行为，故本案不符合“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法定解除条件。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针对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被告胁迫原告交付联建费的陈述以及被告工作人员存在职务违法违纪行为的暗示性陈述，被告保留通过司法途径追究原告责任的权利，以及向纪检监察部门、巡视部门举报、申诉的权利。第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述称，根据法院送达的起诉状、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单位经过查询相关档案资料，没有发现和本案有关的任何资料。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3年9月原告向被告转款120000元，转账支票显示用途为购房款。1993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金额120000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一张，收款事由注明联建费，收据外右下角书写有“48㎡两间四楼”字样。2020年10月21日原告具状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受案，遂成本诉。庭审中，被告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记载建设单位为被告，项目名称为综合楼，建筑层数5层，建设规模4500平方米，落款日期为1992年7月20日；《规划验收合格证》记载建设单位为被告，工程名称为沈阳口岸联检综合楼，建设地址东陵区桃仙机场，层数5层，建筑面积4521平方米，落款日期为1994年4月9日，以佐证联建楼建设的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是联建楼存在与否，而是原告交了联建费用没有得到房产，被告没有任何相关的手续来证明原告联建的是哪一个楼，交付的是哪一处房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即，最长诉讼时效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不考虑权利人何时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一直不知道，但是只要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除极特殊情况下的诉讼时效延长外，人民法院就不予保护。结合本案,原告交款后于1993年9月4日收到被告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可确认知款项已实际给付，直至2020年11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交起诉状要求返还款项，时间已达27年，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护，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沈阳国际航空服务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班 蕊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徐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