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3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立志，男，1978年3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仁市新龙场镇联庄村八卦塘殡仪馆。 法定代表人：肖勤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富江，男，1982年2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上诉人胡立志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陈富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立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胡立志不承担53330元的承包费的责任，同时判决上诉人胡立志只承担所签字认可的25323元的货款，并由被上诉人益民公司退还上诉人胡立志保证金50000元，其余货款由被上诉人陈富江承担责任，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祖被上诉人一方。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益民公司签订合同前已经营了3个月，具体上诉人进货并未以盘存清单为准。与被上诉人益民公司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并未直接向其进货，益民公司的骨灰盒发给上诉人是按2800元一个，但上诉人在兴义市综艺木刻仿古家具厂进货是700元一个，所以上诉人并未在益民公司处进货，而是直接到兴义市综艺木刻仿古家具厂进货。益民公司以盘存清单为准对骨灰盒清点给上诉人这一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审法院没有实际到店查明事实，只是听益民公司的一面之词。法院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的事实是，既然认定陈富江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为什么没有查明其实际投资多少呢？又是以什么名义对骨灰盒清单签字的，对骨灰盒清单上诉人是一概不知的，不排除陈富江私下与益民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可能性。这点从庭审中可以看出（请求二审调取一审的庭审录音录像看），在一审庭审时，益民公司陈述案件事实后，陈富江答辩时，是益民公司为其答辩一段时间，并且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还请求法官阻止，一审法院视而不见。3、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上诉人自己买了便宜的骨灰盒，为什么还要益民公司的骨灰盒呢？一审法院也没有从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来对该事实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4、从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照片和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看出，益民公司早已经把该店面转让给了其他人经营。益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就找人把上诉人的水阻断，导致上诉人无法经营，存在根本性违约。5、王德洪当时是公司主营超市的员工，超市里面哪些货物是超市的哪些是上诉人后面进的货他最清楚，王德洪电话137××××8497。上诉人胡立志提供录音五个录音光盘，证明该案件的事实，并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同时按照合同约定，对于上诉人原店面装修的钱，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没有按照合同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库房给上诉人，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明。6、一审法院认定“另查明：被告陈富江于2018年8月13日向被告胡立志的账户转款46500元”作为合伙款完全不属实。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明事实。其中有25000元是向上诉人的借款，认定为合伙款让人难以信服。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就作出这样判决，没有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 二、一审判决曲解法律，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化，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并且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及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之规定来判决本案与事实不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及在本案的事实没有作出充分说理，对待证事实也没有更强的理由。为什么一审法院不认定上诉人的证据的真实性呢?一审法院明显在曲解法律。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相关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可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利的法条一条都不适用而采取回避，一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的行为更加明显，不能叫人心服。 三、一审程序严重错误。该案件在审理时益民公司代理人在庭审中为陈富江答辩，一审法院没有阻止，违背了“同一个案件中代理人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程序严重违法。 益民公司、陈富江二审未作答辩。 益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的《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付清被告接管益民超市时的存货款116161元（以盘存清单为准），并以116161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货款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2020年度的超市承包款，承包款按8万元的80%一年计算，每月5333元，从2019年7月15日计算至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双方合同解除之日止；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被告胡立志、陈富江与原告益民公司协商，由被告胡立志、陈富江共同承包原告益民公司的益民超市经营。2018年7月10日，原告益民公司与被告胡立志签订《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经营期限为2018年7月15日起至2021年7月15日止；经营范围为丧葬用品、预包装食品、鞭炮、烟酒；承包费为第一年70000元，第二年80000元，第三年100000元；乙方一次性缴纳50000元保证金；乙方在承包时全盘接管超市的所有商品，按进价结算，一次性付清存货款项。合同签订后，被告胡立志、陈富江于2018年8月13日向原告缴纳了50000元保证金和70000元承包费，双方对超市中的物品和库存货物、骨灰盒进行清点移交，经清点，超市库存货物价值25323元，骨灰盒48个合计97560元，被告胡立志在超市移交物品清单和超市移交库存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陈富江在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上签字确认。2020年1月2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送达《关于催交“益民超市”存货款和2019-2020年度的超市承包款的函》。 另查明：被告陈富江于2018年8月13日向被告胡立志的账户转款46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益民公司与被告胡立志签订的《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被告也同意解除，故准予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 针对二被告是否是合伙关系的问题，庭审中，被告陈富江认可其与被告胡立志共同出资承包益民超市经营，在经营了两个多月后，其离开超市，之后就没有再过问超市的任何事宜，但未与被告胡立志进行结算。被告胡立志不认可与被告陈富江合伙经营超市，但其陈述陈富江曾向其账户转账50000元，扣除陈富江偿还的借款及利息，剩余款项用于缴纳承包超市的部分保证金和承包款，被告胡立志未举证证明剩余款项的性质，应视为是被告陈富江的合伙投资款，故二被告系合伙关系。因合伙所产生的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被告陈富江辩称其只经营了二个月，不应由其偿还。由于被告陈富江离开后并未与被告胡立志就退伙进行结算，故双方仍系合伙关系，被告陈富江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针对原告主张由二被告支付存货款116161元的问题，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将超市中的物品、库存货品、骨灰盒等与二被告进行清点，并移交给二被告，被告胡立志在超市移交物品清单和超市移交库存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陈富江在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被告胡立志辩称其未在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上签字，由于原告的骨灰盒售价太高，其并没有销售该骨灰盒，不应支付骨灰盒的价款。因被告胡立志和陈富江系合伙关系，陈富江作为合伙人接收了移交的骨灰盒，并在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该骨灰盒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二被告，故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16161元。原告向二被告交付了货物，二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欠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但双方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针对原告主张的超市承包款问题，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截止合同解除之日的承包款。由于被告胡立志经营超市到2020年1月，之后双方均未向对方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直至2020年5月10日原告诉至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认定2020年5月14日被告胡立志收到应诉材料之日为合同解除时间，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缴纳从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5月14日的租金，原告请求按80000元的80%计算每月租金5333元，予以支持由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53330元（5333元×10个月=53330元）。二被告交付的保证金50000元折抵后，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租金3330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立志签订的《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二、由被告胡立志、陈富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款3330元；三、由被告胡立志、陈富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116161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16161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四、驳回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12元，减半收取计1956元，由被告胡立志、陈富江负担1290元，由原告贵州省益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66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胡立志是否仅应向被上诉人益民公司支付货款25323元；2、上诉人胡立志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益民公司支付承包费3330元；3、被上诉人益民公司是否应返还胡立志保证金5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解除《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以及合同解除时间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二审争议焦点一。胡立志上诉主张其仅应向益民公司支付货款25323元，该25323元货款实际是胡立志签字认可的超市移交库存清单上所载明的金额，而对陈富江签字的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中所记载骨灰盒48个，合计97560元不予认可，认为其与陈富江并非合伙关系，没有实际收到并销售该骨灰盒。本院经审查该上诉理由认为，对于胡立志与陈富江是否为合伙关系一节，一审中陈富江对此已经陈述其与胡立志系合伙关系，胡立志亦陈述陈富江交付的50000元中除了部分为借款外，其余部分已经交给益民公司作为租金。同时，一审庭审中出庭证人亦陈述胡立志与陈富江之间系合伙经营益民超市，故一审法院认定胡立志与陈富江共同合伙经营益民超市并无不当。基于此，结合《益民超市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陈富江签字接收的骨灰盒清点明细表中所记载骨灰盒48个合计97560元，应视为益民公司已经交付给胡立志与陈富江，故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胡立志与陈富江共同支付益民公司货款116161元及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 关于二审争议焦点二。胡立志上诉主张不应向益民公司支付承包费用，认为在经营益民超市期间，因益民公司违约断水，导致其无法正常经营，在签订合同后益民公司已经实际交由他人经营，对于该上诉理由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仅提交了照片予以佐证，无法确定断水导致无法经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承包期间承包费的计算，一审法院根据益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向胡立志送达应诉材料之日作为合同解除之日，并计算截止当日的租金并无不当。 关于二审争议焦点三。承前所述，因益民公司与胡立志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一审法院已经判决支持从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5月14日的承包金共计53330元。由于胡立志向益民公司交纳了50000元保证金，对此益民公司应予以退还。但基于胡立志、陈富江应向益民公司支付承包费53330元，为便于结算，一审法院对益民公司应退还的保证金50000元已在承包费中已经直接进行了扣减，判决支付承包费金额为3330元（53330元-50000元），故胡立志上诉主张应退还其保证金5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胡立志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12元，由上诉人胡立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刘蓉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