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1民终4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如兰，女，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军，内蒙古辩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卫东，男，196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司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银莹，内蒙古海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苒，内蒙古海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如兰因与被上诉人王卫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如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卫东对徐如兰的一审反诉请求，支持徐如兰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卫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回避规定，程序违法。-审判决后，据徐如兰了解本案审判人员与王卫东的诉讼代理人银莹(银莹又系王卫东的外甥女）具有特殊关系，如果情况属实，该审判人员与银莹的“同学关系”很有可能会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本案显然存在审判人员与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应当自行回避的法定情形，一审审判人员依法应当自行回避而未回避，审判程序明显违法，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所作的判决明显错误，王卫东拒绝履行相应的租金支付义务己构成违约，徐如兰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1.一审法院认定“2020年4月2日，原被告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协商车辆租金的事，之后原告要求证人将车辆开走”及“2020年4月2日被告报警，称出租车丢失，2020年4月9日车辆被找到，原被告在派出所的劝解下办理了车辆交接”，系认定事实错误；在此错误事实上再认定合同解除日期为2020年4月9日，更是错上加错。本案双方之所以发生纠纷并导致租赁合同解除，是因为王卫东拖欠4个月租金未支付，徐如兰于2020年2月15日通过中间人杜亚超代为向王卫东催要。但王卫东不但拒不依约支付租金，反而提出要求减免租金，否则就退回车辆，不再承租的无理要求。同年3月7日，徐如兰再次通过杜亚超代为催要己拖欠二个月的租金，王卫东仍拒不支付，且再次提出要求减免三个月租金，否则就退车不再承租。同年4月2日，王卫东和徐如兰在呼和浩特市乐行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主持下进行协商，王卫东仍执意坚持如不减免租金就终止合同，退回车辆的无理要求，因双方争议较大，徐如兰只好报警处理。鉴于王卫东已严重违约拖欠二个月租金不予支付且坚持退车的实际情况，徐如兰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在4月2日当日不得己听从攸攸板派出所的劝解，在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由王卫东当场交付两把原车钥匙给徐如兰，再由杜亚超代为把涉案出租车暂时保管。2020年4月9日，王卫东利用手中偷配的车钥匙，到杜亚超的住处意图私自开走出租车，后因被杜亚超发现而未遂，徐如兰立即报警，在派出所的劝解下，王卫东才向徐如兰交付偷配的那把钥匙及车辆营运证。在一审庭审中，杜亚超当庭播放了其与王卫东在2020年2月7日和3月15日的通话录音，在两段录音中，王卫东均表示，如徐如兰不减免租金就退车。王卫东在庭审中对该两段录音的真实性也当庭予以认可。此外，杜亚超还当庭证实:2020年4月2日，王卫东和徐如兰在呼和浩特市乐行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主持下协商未果，王卫东执意退车，徐如兰不得己收回案涉车辆的事实。据此，王卫东在2020年4月2日向徐如兰交付车钥匙的行为,也明显是对双方合同解除的认可,因此,双方的合同解除日期应是2020年4月2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4月9日。一审法院对合同解除日期的认定明显错误。2.王卫东拒绝履行相应的租金支付义务构成违约，徐如兰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免除王卫东从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全部承包费”、徐如兰向王卫东返还押金4万元、支付占有押金期间的利息316元及赔偿损失1413元，完全错误。第一、王卫东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受疫情影响停止营运，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疫情对本案的实际影响程度，草率判定免除王卫东全部的责任，对徐如兰极不公平，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按照《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即使是受不可抗力的影响不能履行合同，人民法院也应根据受影响的程度，来判定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而不能完全不考虑疫情影响的程度，草率的判定免除王卫东全部的责任。王卫东即使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也应当及时通知徐如兰，并在合理期限向徐如兰提供证明。但王卫东既未履行通知义务，又未向徐如兰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营运而减少收入的程度，或受疫情影响完全停止营运。而是借着疫情为由拒付租金，并多次以如不减免租金就退租相威胁。此外，新冠疫情虽影响出租车行业的运营，但众所周知，并没有导致呼和浩特出租车行业停摆，不具有不可克服的特征。因此，新冠疫情虽然对合同的履行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却不必然会使得案涉合同无法履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也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如果疫情确实对王卫东承租车辆的运营造成影响，王卫东完全可以主张情势变更，从而变更合同的租金支付条件，但其并未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以疫情之名强迫徐如兰减免相应租金，在徐如兰没有同意的情形下，又拒付2、3月份的租金，王卫东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偏听偏信王卫东的一面之词，不但未认定王卫东的违约行为，反而认定“王卫东是因不可抗力而无法按时向徐如兰交纳出租车承包费用”，草率“免除王卫东从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全部承包费”，该免除责任的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据此，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免除王卫东从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全部承包费”的错误判决，改判王卫东应向徐如兰支付2020年2月至3月的租金7800元。第二，徐如兰在2020年4月2日收回车辆是在王卫东己经构成根本违约，且执意退还车辆的情况下，无奈实施的止损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如前所述，王卫东两次表示不减免租金，就退回案涉车辆，双方协商未果，以上事实可以视为王卫东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构成根本违约，徐如兰据此可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且徐如兰也是在王卫东违约且明确表示退车之后，才于2020年4月2日收回案涉车辆，实际上是采取措施致使损失不再扩大的合法行为，并不构成违约。第三，王卫东构成违约，徐如兰有权不退回押金，更不需要支付占用押金的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该车押金为四万元和购房合同一份,合同期满，无息退还，除承担违约责任外”，据此可知，承担违约责任是退还押金的例外情形。也就是说，承租方违约后就无权要求退还押金。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结合庭审中证人郭军和效耀平作为十几年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的陈述：“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行业多年来形成惯例，大包司机承包中途退车的，押金一律不予退还”。徐如兰认为，结合行业习惯，在王卫东构成违约的情况下，徐如兰有权不退回押金。一审判决徐如兰返还押金4万元及占用押金利息，完全是在偏袒王卫东，该判决显然错误。第四，一审法院判决徐如兰向王卫东赔偿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止的损失1413元，完全错误。如前所述，双方合同的解除日期为2020年4月2日，并非2020年4月9日，王卫东无权主张合同解除后的停运损失。即使认定双方合同于2020年4月9日解除，徐如兰也无需向王卫东支付任何损失赔偿。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王卫东受疫情影响车辆停运，免除王卫东从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承包费，另一方面又判决徐如兰要向王卫东赔偿停运损失，这是完全偏袒王卫东的双标行为。如果王卫东因受疫情影响导致车辆停运，那么不管徐如兰有没有收回车辆，车辆停运的状态并未发生改变，自然也不存在任何增加的停运损失。且王卫东根本没有向徐如兰支付4月份的承包费，却要求徐如兰赔偿其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的停运损失1413元，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也于法无据。该项判决明显错误，应予撤销。据上，徐如兰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判决第四、五、六项错误，应予撤销。三、徐如兰64800元的违约损害赔偿的诉请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未支持该诉求明显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王卫东在案涉车辆经过盈利高峰期后将车辆退回，在当前出租车市场遭遇严重冲击的情形下，徐如兰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另据证人杜亚超、郭军和效耀平在庭审中陈述，该车现在出租租金收益仅为每日100元。故徐如兰按照合同未履行的天数乘以每日30元的租金损失的诉请应得到支持。四、根据出租车管理公司行业规定，每部出租车只能注册两个驾驶员，案涉出租车在王卫东退租后，需对驾驶员上岗证进行注册变更，才能投入正常的营运，而该注册变更需王卫东予以配合才能进行，在一审诉讼中，徐如兰明确提出判令王卫东予以配合的请求，而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提及，显然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判令王卫东履行配合驾驶员上岗证注册变更义务。徐如兰对变更前未能正常营运的损失保留对王卫东进行追偿的权利。综上所述，徐如兰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所作判决确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徐如兰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徐如兰的合法权益。   王卫东辩称，一、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不存在任何代理人、法官等诉讼参加人回避的情形。1.一审代理人银莹与王卫东为亲属，该亲属关系不属于法定禁止代理关系，且庭审过程中，代理人已向法庭进行陈述。2.―审主审法官王菊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无任何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上诉状中陈述王菊蓉法官与一审代理人之间为同学关系，该陈述为虚假陈述。银莹与王菊蓉法官之间无任何同校、同班、同系的受教育经历，不存在同学关系。且在本案一审审理前，银莹律师与王菊蓉法官素昧平生，也无一个曾代理的案件由王菊蓉法官审理。因此，一审法官不存在任何应当回避的情形。本案一审判决后，徐如兰就一审代理人与王菊蓉法官是否存在同学关系、王菊蓉法官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应当回避的情形，向呼和浩特市纪检监察委员会进行了举报，对毫无根据的事实通过莫须有的方式进行举报。经纪检监察机构核实，对王菊蓉法官依法审理，不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相关事项予以确认。虽徐如兰捏造的事实得以澄清，但其在上诉状中虚假陈述的事实，对王菊蓉法官的审理及声誉造成相应的影响，同样对司法审理的严肃性造成了影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二、一审判决和所认定的事实正确，王卫东依据双方的约定以及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没有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并未构成违约，徐如兰违反了出租人的基本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存在根本违约行为。1.徐如兰与王卫东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20年4月9日解除。因新冠疫情发生后，徐如兰与王卫东在车辆承包费上发生分歧，2020年4月2日，徐如兰在未通知王卫东的前提下将车辆开走停在出租车公司对面的水泉文苑北门附近，双方在出租车公司的主持之下就是否能够减免租金进行协商，因双方存在分歧未达成一致结果。王卫东在协商结束后准备驾驶出租车离开时，发现车辆丢失。询问徐如兰，徐如兰未陈述其将出租车开走。因车辆上放有王卫东手机、签报、行驶证、身份证、驾驶证等私人物品，王卫东向攸攸板派出所就车辆丢失及个人物品丢失报警。后经王卫东报警寻找，于4月9日在新苑小区B区附近找到该车辆，在警察劝解下徐如兰与王卫东签订《出租车交接单》，正式办理车辆交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可以是双方约定解除，也可以是违约后依法解除。徐如兰与王卫东发生矛盾后双方正式办理车辆交接，该行为视为双方自愿解除《出租车大包合同》的行为，因此2020年4月9日办理车辆交接之日为双方合同解除之日。2.徐如兰违反了出租人的基本义务，导致王卫东在租赁期间无法使用租赁物，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应全额返还王卫东租车押金及利息。出租人徐如兰在租赁期间，无故将承租人王卫东还在运营中的车辆开走，交由他人运营，致使承租人王卫东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运营该车辆，构成根本违约。王卫东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合同约定，且在合同解除前的履行合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因徐如兰根本违约，致使《出租车大包合同》解除，徐如兰应返还王卫东租车押金4万元及利息479.6元。3.徐如兰根本违约，致使《出租车大包合同》解除，应赔偿王卫东违约损失。徐如兰在合同存续期间，未通知王卫东即开走车辆，且在合同有效期内又将车辆另行出租给他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解除前，承包车辆的使用权仍归王卫东所有。徐如兰私自开走车辆的违约行为己给王卫东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因徐如兰违约导致双方合同终止，法院对该事实审查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如兰不存在相应经济损失，要求王卫东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中已经查明，王卫东将出租车行业协会及公交公司就疫情期间费用减免的相关文件发送给徐如兰，希望其减免费用。徐如兰对此未做回应，后在出租车公司的协调之下进行了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王卫东未对徐如兰做终止履行合同的声明。徐如兰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仅能证明证人曾经就是否减免租金进行了传话，但该录音并非为徐如兰与王卫东之间，且证人并非授权委托人，因此不能够证明王卫东向徐如兰作出了终止履行合同的意思表达。且通过录音可知，双方核心交流的观点，是王卫东希望减免租金，并非是要终止合同。因此，王卫东从未终止履行本合同，本合同的解除为徐如兰的根本违约导致，其要求王卫东承担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王卫东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徐如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卫东立即向徐如兰支付2020年1月至3月的车辆租金合计11700元；2.确认徐如兰、王卫东《出租车大包合同》于2020年4月2日解除，4万元押金取消，收归徐如兰；3.判令王卫东立即向徐如兰归还油补1800元；4.判令王卫东赔偿徐如兰合同解除后的车辆租金损失64800元；5.判令王卫东配合徐如兰领取其承租营运期间的燃油补贴14600元；6.本案诉讼费由王卫东负担。   王卫东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徐如兰向王卫东返还租车押金4万元及利息347.6元（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现暂从2019年4月2日违约日计算至反诉之日2020年6月20日，按照年利率4%计息）；2.请求徐如兰赔偿王卫东违约损失9413.087元（按照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3681元，违约损失为73681元/365×90天=18167.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4日，徐如兰、王卫东签订了一份《出租车大包合同》，合同约定徐如兰将自己全新的×××号出租车包给王卫东从事营运。租期8年，一次性包死，自2018年5月4日至2026年5月4日车辆报废止，每日租金为130元，租金月付，每月的5日前付给徐如兰，车辆押金为4万元和购房合同一份，合同期满无息退还，除承担违约责任外；如果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徐如兰有权随时收回出租车，不退还全额押金：1.王卫东利用承租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2.王卫东将承租车辆借给他人驾驶、转让、出售、抵押、质押；3.其车辆燃油补贴归王卫东所有；4.徐如兰提供给王卫东设备手续齐全的营运车辆；5.租期内一切行为后果及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由王卫东自己承担。   王卫东承包徐如兰出租车后从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一直都按约定向徐如兰支付租金共计80860元，其中2020年1月交付过3900元承包费。   2020年2月14日，呼和浩特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向呼和浩特市各公车公营出租汽车公司下发《关于减免出租汽车承包费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免收费用、共渡难关，各公车公营出租汽车公司免收2020年2月份驾驶员的出租车承包费，以调动广大出租汽车驾驶员防疫情、保出行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保障行业运营秩序。   2020年4月9日，王卫东将×××的出租车钥匙及营运证件全部交给徐如兰。   另查明，庭审中证人杜亚超出庭作证，并且在徐如兰、王卫东的共同见证下播放了证人与王卫东在2020年2月15日与2020年3月7日之间的录音资料。证人杜亚超陈述，由于王卫东从2020年2月15日开始未付徐如兰租金，徐如兰让其代为向王卫东催要，王卫东在电话中提出，因疫情原因请求减免租金，否则就要求退车。2020年4月2日，徐如兰、王卫东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协商车辆租金的事，之后徐如兰要求证人将车辆开走。   2020年4月2日王卫东报警，称出租车丢失，2020年4月9日车辆被找到，徐如兰、王卫东在派出所的劝解下办理了车辆交接。   一审法院认为，徐如兰、王卫东于2018年5月4日所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王卫东在签订合同后一直都如约履行该合同，按时向徐如兰交付车辆的承包费用。2020年2月，全国爆发新冠疫情，影响到全民的正常生活，因此王卫东未能按时向徐如兰交付约定的承包费用，致使双方发生矛盾。   关于本诉部分的诉讼请求：   一、徐如兰请求王卫东支付的出租车承包费发生在我国新冠疫情的爆发期间，对此期间的合同履行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该通知的第一条规定：“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作用。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解优先，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在涉疫情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第二条规定“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符合不可抗力法定要件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等规定妥善处理”。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规定及《指导意见》第一条的意见，认定王卫东是因不可抗力而无法按时向王卫东交纳出租车承包费用，免除王卫东从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承包费。   二、徐如兰主张从2020年4月2日起解除与王卫东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庭审中王卫东同意与徐如兰解除该合同，但对于解除的时间王卫东不予认可。通过徐如兰、王卫东在庭审中对事实发生过程的陈述可以看出，因新冠疫情的突然发生，致使双方在承包费用上发生矛盾，双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徐如兰将车辆开走，王卫东还因此报警寻车，在派出所劝解后双方于2020年4月9日正式办理了车辆交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可以是双方约定解除也可以是违约后依法解除。原本双方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为八年，但双方发生矛盾后王卫东于2020年4月9日已将车辆钥匙及营运手续还给了徐如兰，徐如兰也已接收，徐如兰、王卫东的以上行为应当视为双方自愿解除《出租车大包合同》的行为，因此双方于2020年4月9日办理车辆交接的日期应当视为徐如兰、王卫东解除合同之日。   三、徐如兰请求王卫东应归还的油补1800元，因该部分油补是发生在王卫东承包该车辆之前，应当归徐如兰所有，王卫东确实无权占有该部分款项，应当予以返还。   四、徐如兰主张因王卫东违约而使得车辆不能再以新车的标准重新发包，请求王卫东支付租金损失6480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卫东并非故意违约，是因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而无法履行合同约定，徐如兰发包的出租车从营运开始就会发生消耗，王卫东既无违约责任就不应向徐如兰支付任何损失赔偿。   五、王卫东请求徐如兰配合领取营运期间的燃油补贴14600元，因该事件须在本年度末才可实现，对于未达到实现条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徐如兰可在条件可以实现时另行主张。   关于反诉部分的诉讼请求：   一、王卫东请求徐如兰返还租车押金4万元及利息347.6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卫东是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合同约定，并且王卫东在解除合同之前的履行合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现合同已经解除，徐如兰应当将租车押金4万元予以全额返还。双方交接车辆后徐如兰就应向王卫东返还押金，因此从解除之日起至徐如兰主张的2020年6月20日期间，徐如兰确实无故占有王卫东的押金，徐如兰应当向王卫东支付就此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二、王卫东主张因徐如兰在合同期内将车辆开走，请求徐如兰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如兰确实在合同解除前，在未与王卫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将车辆开走，虽然起因是王卫东未按时支付承包费，但徐如兰也应在与王卫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再处置承包车辆，在合同解除前，承包车辆的使用权仍应归王卫东所有，因此徐如兰应当对私自开走车辆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向王卫东支付因此而造成的损失。2020年4月9日双方办理了车辆交接，王卫东自愿将车辆交还于徐如兰时就已知晓自己将不再从事经营该车辆的工作，王卫东主张此后所产生的损失部分已经与徐如兰私自开走车辆的违约行为无关，故王卫东请求的损失部分应当从徐如兰开走车辆起2020年4月2日至双方解除合同之日2020年4月9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徐如兰与被告王卫东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于2020年4月9日起解除；二、被告王卫东向原告徐如兰返还占有的油补1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徐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反诉被告徐如兰向反诉原告王卫东返还车辆押金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反诉被告徐如兰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计息向反诉原告王卫东支付从2019年4月9日起至2020年6月20日止占有押金期间的利息31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反诉被告徐如兰按照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3681元向反诉原告王卫东赔偿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止的损失14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七、驳回反诉原告王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1141元（徐如兰已预交），由徐如兰承担977元，由王卫东承担164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632元（王卫东已预交），由王卫东承担212元，由徐如兰承担42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一审庭审中，徐如兰陈述王卫东已在2020年2月份交付了2020年1月份的租金，王卫东亦陈述其已于2020年2月份交付了2020年1月份的租金；徐如兰陈述因为王卫东要退车且不按约支付租金，徐如兰把车收回来。   徐如兰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并无本案一审审判人员与王卫东的代理人银莹系“同学关系”的证据。   王卫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20年4月2日报警，一审法院关于“2020年4月2日王卫东报警，称出租车丢失”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2.徐如兰的上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徐如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审判人员与王卫东的代理人银莹系“同学关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审判人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故徐如兰认为一审法院违反回避规定，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徐如兰在一审中自认王卫东已经向其交付了2020年1月份的租金，故其诉请王卫东支付2020年1月份租金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徐如兰虽然在2020年4月2日就控制了涉案车辆，但直至2020年4月9日才交接完毕该车辆的手续，应认定于2020年4月9日才正式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徐如兰认为双方是在2020年4月2日解除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徐如兰起诉状陈述和一审庭审笔录，徐如兰是应王卫东的退车要求接收的车辆，故双方应系协商一致、自愿解除的合同关系。本案双方纠纷的发生，是因王卫东在新冠疫情期间未能向徐如兰支付2020年2、3月份租金所致。而该疫情的发生，系徐如兰和王卫东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形，属于不可抗力，故王卫东未能如约支付租金并非其主观故意所致，一审法院判决免除王卫东在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期间未交纳的租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新冠疫情的发生，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故无需王卫东再通知徐如兰该事实，徐如兰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该疫情的发生，对徐如兰和王卫东均有影响，双方应互谅互让，互相理解，本案双方纠纷的发生亦是在疫情影响下导致，不宜认定哪一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一审法院在已经免除了王卫东2个月租金的情况下，再认定徐如兰违约而判决徐如兰向王卫东赔偿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的损失，有违公平原则，故本院予以纠正，徐如兰无需向王卫东赔偿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的运营损失。涉案《出租车大包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该车押金为4万元和购房合同一份，合同期满无息退还，除承担违约责任外”，在该约定中并未表述一旦王卫东违约时即不予退还全额押金，且本案王卫东未能如约支付租金系受不可抗力因素所致，不能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而王卫东又并不具有该合同第二条中明确约定的不退还全额押金的情形，故徐如兰认为其不应退还给王卫东押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徐如兰在2020年4月9日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押金，缺乏依据，故一审法院判决徐如兰向王卫东支付合同解除后占有押金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于2020年4月9日办理车辆交接的日期应当视为原被告解除合同之日”即应从2020年4月10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却表述为从2019年4月9日起计算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如前述，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且系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故徐如兰请求王卫东赔偿其合同解除后的租金损失648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徐如兰并未提出王卫东配合办理驾驶员上岗证注册变更的请求，故其要求判令王卫东履行配合驾驶员上岗证注册变更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如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即确认原告徐如兰与被告王卫东签订的《出租车大包合同》于2020年4月9日起解除；被告王卫东向原告徐如兰返还占有的油补1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原告徐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反诉被告徐如兰向反诉原告王卫东返还车辆押金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第五、六、七项，即反诉被告徐如兰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计息向反诉原告王卫东支付从2019年4月9日起至2020年6月20日止占有押金期间的利息31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反诉被告徐如兰按照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3681元向反诉原告王卫东赔偿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9日止的损失14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反诉原告王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徐如兰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计息向被上诉人王卫东支付从2020年4月10日起至2020年6月20日止占有押金期间的利息31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被上诉人王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1141元（徐如兰已预交），由徐如兰承担977元，由王卫东承担16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2元（王卫东已预交），由王卫东承担262元，由徐如兰承担3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14元，由徐如兰负担2814元，由王卫东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李婷婷   审判员 靳宝维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徐佳妮   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