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晋01行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万柏林区万柏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石某。委托代理人乔某。委托代理人王某4，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万柏林街道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梁某。委托代理人王某5，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崔某、王某2、王某3诉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万柏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万柏林街办）、原审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万柏林街道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彭村居委会）房屋征收补偿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1）晋0107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因彭村东街39号院被拆迁未领到补偿安置款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庭审中查明，原告王某1与案外人王来丙及第三人彭村居委会，于2016年8月就案涉房屋及宅基地买卖《契约》提起过民事诉讼，经过民事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原告王某1与案外人王来丙2005年3月17日对案涉房屋及宅基地所签订的《契约》未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据此，双方买卖行为成立，案涉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利人因买卖行为成立由原告王某1变更为案外人王来丙，因原告王某1不再是案涉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利人，故原告王某1与案涉房屋及宅基地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其他三原告亦不具备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不应受理，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某1、崔某、王某2、王某3的起诉。上诉人王某1、崔某、王某2、王某3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契约》是无效合同，相对人王来丙从2005年3月17日签订该《契约》到现在一直都不是彭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他只是祖籍在彭村，退休后又将户口迁入彭村，但是他依然是城镇居民，领取城镇职工退休工资。所以依据现行关于宅基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王某1和王来丙所签订的《契约》自始至终是个无效合同。虽然在之前的民事诉讼中没有认定其无效，但民事判决也没有勇气直接认定有效，只是表述为为了推进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不宜认定无效。这样的表述从最起码的文意就可以知道民事判决的法官也认为《契约》是无效的，只是由于外在因素不宜认定无效而已。其次，王某1对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不可能因《契约》的签订而丧失，且不说契约是否有效。宅基地本身是不允许买卖的，王某1和王来丙签订《契约》只能对地上的建筑物处分。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当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发生全部倒塌、拆除后，宅基地自然归村集体所有。王某1及其他三个上诉人现在在彭村没有任何宅基地，但是彭村村民的身份福利都是依托宅基地使用权发放的。案涉宅基地在拆迁时就有相应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村民身份性质的补偿，应该属于王某1及其他三位上诉人所有。而王来丙在彭村有两处宅基地，如果依托宅基地发的福利都归王来丙所有也有失公允，同时也违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户一宅”的强制性规定。本裁定认为上诉人王某1与案外人王来丙签订的案涉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利人因买卖行为成立，由上诉人王某1变更为案外人王来丙，难道这一逻辑不是错误吗？双方根本没有经过上级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之规定，还是原申请人的权利人，怎么王某1及其他三位上诉人就不具备有法律依据的利害关系。另外，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启动拆迁违法违规在前，后来王某1与被上诉人请求过多次，被上诉人不顾法律的约束，强行将拆迁和安置协议签订，于2016年7月7日将全部补偿及款项一并结算，根本没有考虑到两位老人现在有无住处，难道合乎法律规定吗？第三，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王某1始终是行政许可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物权的变动以登记生效，不能依据合同成立生效。原来的民事判决和一审裁定依据合同成立就认定物权变动是错误的。王某1应当是行政拆迁的相对人。至于王某1和王来丙之间的民事行为应适用行政优先的原则处理。所以被上诉人不顾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许可效力，与合同相对人王来丙签订《拆迁协议》违反《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规则的规定，是明显的行政法上的侵权行为，应当认定违法。王某1及三位上诉人，是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被许可人，同宅基地被违法拆除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是适格的原告。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利害关系是从民法角度理解的，且没有考虑村民身份权等因素，因此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1）晋0107行初5号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万柏林街办答辩称：一、上诉人王某1等人与案涉房屋拆除及补偿安置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合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早于2005年3月17日已经将案涉宅基地以壹拾柒万元整卖给案外人王来丙，该买卖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上诉人已不是案涉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利人，其与案涉房屋拆除及补偿安置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合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事实上，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不能在同一个诉讼中同时主张，所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三、案涉房屋是由彭村居委会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自行组织实施拆除的，并由居委会对房屋权利人进行了补偿安置；而被上诉人既未对案涉房屋实施拆除行为，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居委会实施拆除行为，且更不是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主体，因此，街道办事处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四、即便如上诉人所诉本案中存在行政行为，那么，本案也早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经查，案涉房屋于2016年彭村社区城中村改造时已经被拆除，且第三人彭村社区已于2016年7月7日与王来丙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已经履行完毕，而上诉人于2020年12月29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该起诉早已超过《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故依法应驳回上诉人起诉。综上所述，本案不存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且上诉人、被上诉人主体均不适格，且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彭村居委会述称：一、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两项，一是确认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而拆除位于××村的行为违法。二是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或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因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故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二、王某1等人与所述的拆迁补偿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2005年3月17日，上诉人已经将案涉宅基地以壹拾柒万元整卖给王来丙，该买卖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上诉人已不是案涉宅基地的权利人。所以，上诉人与案涉拆迁补偿行为也没有其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已不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故依法应驳回上诉人起诉。三、上诉人王某1等人所诉本案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答辩人早于2016年7月7日与王来丙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上诉人于2020年12月29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该起诉早已超过《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故依法应驳回上诉人起诉。四、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王来丙系案涉宅基地的合法权利人。故，答辩人与王来丙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上诉人早在2005年就已将案涉宅基地出卖给第三人王来丙，且该买卖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王来丙系案涉宅基地的合法权利人。而且，现在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也没有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一情形。因此，答辩人据此与王来丙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案诉讼请求不明确，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且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6年太原市万柏林区彭村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工作启动，案涉宅基地房屋在改造拆迁范围之内。上诉人王某1于2005年3月17日与案外人王来丙签订《契约》，将案涉宅基地房屋以17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来丙。上诉人曾于2016年8月提起相关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契约》无效，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高保民审判员 李 瑜审判员 郭朝艳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 祺书记员 班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