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川01民终90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华，男，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钢，四川君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林，男，197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琳，女，196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保成，男，196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洋，四川得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廷文，男，196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长梅，女，197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朝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溢浩，男，199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上诉人孙建华因与被上诉人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3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罗晓都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钢以及被上诉人谭长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被上诉人王文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被上诉人董保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陈琳、王廷文、马溢浩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建华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1.本案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当事人完全不同，本案是孙建华与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的全部增资股东王文林、董保成、陈琳、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而（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当事人仅为孙建华、高立与谭长梅，当事人明显不同，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条件。2.本案的标的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不同，本案的标的为华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根据《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将该公司注册资本从742.8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而（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谭长梅个人转入公司的2200万元投资额。3.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的诉讼请求不同，（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全案均系孙建华是否应当返还谭长梅的相关款项这一争议焦点进行认定，故对《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的违约条款进行了重点认定，并未对增资事宜进行讨论。孙建华与华卫公司是否应当返还谭长梅相应款项均不影响本案的当事人履行增资义务。故一审法院应当对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增资义务进行实体处理。4.《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 王文林辩称：1.（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项下第二个争议点中已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进行了阐述，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王文林、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王文林、谭长梅签订并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该协议对王文林、谭长梅无法律约束力。因此，孙建华在本案中要求继续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构成重复起诉。2.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的当事人相同，孙建华与谭长梅相关纠纷中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进行了实体处理，该案的当事人为孙建华、高立、王文林、谭长梅，且在该案中孙建华申请追加陈琳、董保成、王廷文、马溢浩等人，与本案当事人完全相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不予追加。因此本案与该案的当事人实质是相同的。3.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的诉讼标的是相同的，该案诉讼标的包含了《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否是谭长梅、王文林与孙建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是否签署了该协议。4.（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孙建华、高立需向谭长梅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其实质在于确认解除孙建华与谭长梅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同时确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谭长梅、王文林没有约束力，而本案中孙建华要求谭长梅等人继续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其实质上是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综上，孙建华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构成了重复起诉，应当驳回孙建华的起诉。 谭长梅辩称，其答辩意见与王文林的答辩意见一致。 董保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建华的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予以驳回。1.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相同，（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诉讼主体为孙建华、高立、谭长梅等，本案的诉讼主体为孙建华、谭长梅等人，虽然表面来看，诉讼主体并不完全相同，但在（2020）川民终189号案及之前的诉讼中，孙建华完全可以申请本案的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既然双方都没有申请或申请了法院不允许的，只能说明本案新出现的被告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关联不大，不影响（2020）川民终189号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关系。在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相同的情况下，孙建华起诉其他被告，明显是在回避“一事不再理”的限制，事实上两案的参与人员完全相同。2.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的诉讼标的相同，孙建华的诉讼标的是要求相应人员履行出资义务，（2020）川民终189号案的所诉标的是返还出资，两个诉讼争议的是同一笔款项，关于该事实，（2020）川民终189号案判决书第28页第一段“本院认为”部分已作出了认定，（2020）川民终189号判决书是在否定《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确定的诉讼标的，而本案是将前诉否定了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诉讼标的再次起诉。3.本案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的诉讼请求相同，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在否定（2020）川民终189号文书的判决结果，本案的诉讼请求还是在要求包括谭长梅等相同的事件参与人履行出资，这与孙建华在该案中诉请依法改判孙建华、高立不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完全相同的。本案孙建华的诉讼实际是要求重新认定《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效力，而否定《战略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双方再无合同关系的事实。 王廷文、陈琳、马溢浩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孙建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履行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履行对华卫公司的增资义务，由原742.8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657.2万元）；完成注册资金变更及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孙建华与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增资纠纷一案与谭长梅起诉孙建华、高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法律事实相同，诉争焦点：双方合作中是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是应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本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书中作出评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1.《战略合作协议书》上有孙建华本人签名，孙建华对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上诉主张是王文林利用其预留的空白签名主张伪造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2.2017年9月19日，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一段文字截图，其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1.2.3款内容完全一致，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3.《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款载明：三方同意按甲乙双方5月所签协议的保证条款执行，公司5月30日前的债务由甲方负责，该内容仅在5月23日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才有体现，也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孙建华上诉主张其当时‘出于对程斌的感激和信任，我没有仔细看，就在程斌修改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上签了字’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孙建华即使没有仔细看，其后果也应当自行承担。4.孙建华上诉主张其不认识谭长梅，谭长梅不可能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孙建华在2017年5月20日向王文林发送的修改后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签名的签约主体为孙建华与谭长梅，故孙建华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前，明知对方签约主体为谭长梅。5.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和王文林通过微信确定了5月23日为签约时间，《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时间与双方确定的签约时间能够吻合。6.孙建华主张王文林指定成都佳翔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佳翔服务中心）内《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投资和签约主体，并安排彭小刚代表佳翔服务中心签订《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代表家乡企业签名的是彭小刚，而彭小刚并无谭长梅、王文林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案孙建华所举示的证据均不能反映王文林有明确授权彭小刚代表其签订协议的内容，或者事后有明确追认彭小刚代签协议的行为。至于王文林2017年11月10日发送的‘那你就带彭小刚去三。那个彭小刚懂一些技术。这方面他要熟一点’和2017年12月28发送的‘好的，及时和项总、彭小刚一起交流’，‘完善原有漏洞’的信息，其内容明显是王文林对彭小刚进行的工作安排，并非授权其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因王文林从未向彭小刚出具过书面授权委托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彭小刚的签约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而孙建华明知彭小刚没有授权的情形下与其签订协议，本身存在重大过失，故本案也不满足表见代理关于合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7.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然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约主体为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且该协议明确载明‘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只是三方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并非最终协议。之后董保成未参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签订，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证据不足。8.孙建华主张2017年5月23日之后，其与王文林还在对公司的股东安排、股东的股权比例及专利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所以不可能在2017年5月23日与谭长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即使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王文林与孙建华就合作事宜一还在持续进行磋商，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已经磋商后另形成一致意见，并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内容达成了合意，并实际签订了该协议，因此，不能以此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双方签订和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陈琳关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的佳翔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文林的陈述，与佳翔服务中心的工商登记不符，其关于签字人彭小刚有佳翔服务中心授权委托书，彭小刚可全权代理签字的陈述，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9.孙建华主张王文林2018年3月24日发送的‘三方协议也是您和陈主任协商’的信息，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证明王文林认可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该条信息发送时间是2018年3月24日，王文林于2017年9月18日通过微信上孙建华发送过一份《三方九月协议》，故不能得出王文琳微信中所称的三方协议即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唯一结论。10.孙建华主张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本人工资问题只有《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有约定，证明王文林认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5月16日、5月17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均涉及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2017年7月4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涉及孙建华本人的工资问题，证明该两项问题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已是双方讨论的内容，并非《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专属内容。11.2018年1月30日，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廷文，2018年1月22日，华卫公司全体股东孙建华、中发科创专业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项庆帅作出的决定，与王文林无关。至于佳翔服务中心的成立与注销属于企业行为，不能以此认定王文林、谭长梅认可或者在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12.关于孙建华举示的华卫公司股东群的聊天记录及其与项庆帅、陈斌、王廷文的聊天记录，均系单方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3.虽然谭长梅在一审起诉时要求一并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谭长梅在诉状理由中没有涉及对《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的认可，谭长梅起诉后，又撤回该项诉请，是当事人诉讼策略的选择，且诉讼中谭长梅起诉解除该协议的原因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孙建华关于谭长梅在（2018）川01民初3611号案件中提交并要求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行为，足以认定谭长梅和王文林是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九月三方协议》是王文林、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文林、谭长梅签订并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故该协议对王文林、谭长梅没有法律约束力。孙建华主张《战略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各方签订和实际履行了《九页三方合作协议》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谭长梅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五.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及追加当事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已认定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因此本案没有追加其他当事人的必要。虽然孙建华、高立已经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该案及本案均需要审理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故孙建华、高立上诉认为本案应当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建华要求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通过本院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的合作及履行的依据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而并非《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故孙建华的起诉违背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规定，孙建华要求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的诉请与其之前相关诉讼的诉讼请求相同且已经一审、二审判决中作出认定，故孙建华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孙建华的起诉。 二审中，孙建华提交了（2019）川01民初36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川民终189号判决书，拟证明：1.（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当事人为孙建华、高立、谭长梅，与本案当事人重复的仅是孙建华和谭长梅二人；2.该案中诉讼请求为谭长梅要求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并未对《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效力与履行提出主张；3.该案的判决结果是依据《战略合作协议书》所作出的，而并非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本案与该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无论是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一致，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事不再理的规定。王文林、谭长梅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案的标的已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涵盖了，根据（2020）川民终189号第30页第二段第五行载明，本案均需要审理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即这两份协议是互相排斥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在被该判决书否定的情况下，诉讼标的是完全重合的，而且是可以被该案裁判所否定。董保成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孙建华的证明目的，两份判决书是在梳理同样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两份判决书所涉及的案件是一审、二审的关系，所争议的内容包括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和会导致的案件结果，都是重叠的。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与一审引用的内容一致。在（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中，孙建华以“《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所约定的正式协议”，“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各方均已认可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实际是代‘乙方’佳翔服务中心的出资”等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中，孙建华陈述，1.其起诉王文林、董保成系基于二人与孙建华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2.起诉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系基于三人系佳翔服务中心的合伙人，佳翔服务中心已注销；3.《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款中约定的“乙方认缴金额588万元，已于5月以来共转入甲方及公司2200万元”，该2200万元与（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中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 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书》三者之间的关系，孙建华陈述《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基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产生的。 本院认为，首先，孙建华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为依据起诉王文林、董保成；孙建华以《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为依据起诉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陈琳。则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不同的协议、不同的被告一并提起诉讼。同时，孙建华在（2020）川民终189号案件上诉时，认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非最终协议，（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亦认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只是初步协议，并非最终协议。而孙建华以初步协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订方王文林、董保成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履行的协议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则王文林、董保成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次，孙建华诉讼请求为：“判令六被告履行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履行对四川华卫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义务，由原742.8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657.2万元）…”，该诉讼请求并不明确，诉请各被告承担的责任不明确。最后，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文林等继续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针对最终协议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还是《战略合作协议书》，生效判决（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彭小刚的签约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故本案也不满足表见代理关于合同相对人善意过失的构成要件”，“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王文林、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文林、谭长梅签订并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故该协议对王文林、谭长梅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在生效判决已认定彭小刚无权代表佳翔服务中心签订《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彭小刚以佳翔服务中心名义签订协议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孙建华以佳翔服务中心的所有合伙人为被告，要求其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其实质在否定（2020）川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再者，《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与《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所涉的22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且生效判决已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最终协议的情况下，孙建华以不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其实质仍是否定生效判决的裁判结果。故一审法院驳回孙建华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