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2民终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奇源，男，198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桐，男，1994年4月9日出生，回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平明，男，198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宁夏宇泽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莹，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单奇源、吴桐因与被上诉人高平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2020）宁0202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单奇源、吴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被上诉人高平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单奇源、吴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高平明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高平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单奇源、吴桐于同年2月23日指示厂家向高平明交货。在双方交接货物时，高平明发现单奇源、吴桐交付防护服无质量合格证且部分外观存在明显破损。高平明就该问题及时向单奇源、吴桐提出异议。双方多次协商，但均未果。”通过一审双方认可的证据微信群记录清晰可见，单奇源、吴桐指示发货并将验货义务交由高平明进行查验，当发现可能存在货物质量问题时，明确指示应当拒绝接受货物，而高平明执意接收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一十条规定，因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货物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案涉货物自高平明接收后直接转运至河南等地销售，导致该笔货物无法落实，这一法律责任应当由高平明承担。同时，质量合格证是法律上的概念，是生产者为了表明出厂的产品经质量验收合格，附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合格证书、标签或印章，该合格证的法律效力系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质量的明示保证，也是法律规定生产者所承担的产品标示义务。首先案涉货物单奇源、吴桐无法辨别外包装盒上是否存在合格证；其次，包装盒内防护服上是否有合格证无从查实；再次，即便没有合格证，高平明完全可以拒绝接受货物；最后，在无法以标识辨别货物的情况下，案涉货物的唯一性已经无法查实。所以，高平明如果现场检验发现货物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应当组织三方，至少应当有产品生产者参与的验收货物程序并保全货物原貌或者直接拒绝接受货物。2.2020年3月20日，高平明以大武口区某某超市名义委托天津某某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进行的质量鉴定不能成为本案确认货物不合格的依据。首先，高平明自认其职业为打工，一审判决首页有确认；其次，一审庭审中并未查明高平明与大武口区某某超市的关系，也没有查明大武口区某某超市与案涉货物的关联；最后，根据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案涉货物被接收后直接转运河南销售，即便进行了质量检测，样品是否与案涉货物一致，样品保管情形如何，样品取样程序如何均无从查实，可见此次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进行核实，故该鉴定报告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在向单奇源、吴桐征求是否进行重新鉴定的意见过程中，未释明单奇源、吴桐如果不进行重新鉴定将承担不利后果，况且，高平明根本无法完成其自己主张的质量不合格证明目的，应当承担败诉责任。而一审法院将重新鉴定的义务归结为单奇源、吴桐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现单奇源、吴桐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高平明辩称，1.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单奇源、吴桐于2020年2月23日指示厂家向高平明进行交货。在双方交接货物时，高平明发现单奇源交付的防护服无质量合格证且部分外观存在明显破损。高平明就该问题及时向单奇源、吴桐提出异议。双方多次协商，但均未果”。高平明提交的经过单奇源、吴桐质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清晰地反映了此事，吴桐、单奇源对厂家交付的防护服存在的问题全部认可，但是并没有实际解决问题。当时处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厂家将货物从车上卸下后立马离开了，根本不存在单奇源、吴桐所称的高平明执意接收货物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清楚，完全符合客观情况。2.单奇源、吴桐作为交货方，其应当向高平明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和能够实现高平明合同目的的标的物。本案案涉标的物为防疫物资，单奇源、吴桐明知防疫物资不同于一般商品，所以更加应该严把标的物的质量，以免造成因使用其交付的防护服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病毒传播的严重后果。一审高平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晰地显示吴桐在疫情期间为了挣钱无视防护服质量、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竟然让高平明自行印刷合格证，在高平明明确拒绝并要求其必须交付合格的防护服后，单奇源、吴桐仍草率地和没有资质的生产商签订合同，以致最后交付给高平明的货物没有正规的产品合格证，质量也根本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以至于高平明的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作为合同的受益方，单奇源、吴桐不但应当向高平明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而且应当一并交付标的物的合格证及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检测报告，可是在本案中单奇源、吴桐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单奇源、吴桐十分清楚交给高平明的货物是没有生产资质的生产厂家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包装简陋，没有正规的合格证，根本不具有辨识度。现在单奇源、吴桐反过来要求高平明去证明其交付的完全没有辨识度、不具备唯一性的产品的唯一性是不符合情理和交易规则的。3.证明防护服质量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单奇源、吴桐承担。高平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大武口区某某超市的营业执照完全能够证明超市的所有人就是高平明，高平明作为其他单位的员工与作为超市的所有人的身份互不矛盾，因防护服质量检测不能以个人名义委托，高平明以个人所有的大武口区某某超市作为委托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况且证明交付的产品系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产品的举证责任在单奇源、吴桐，即使没有该检测报告，高平明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单奇源、吴桐交付的产品没有合格证和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故单奇源、吴桐应当向高平明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综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单奇源、吴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高平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高平明与单奇源、吴桐之前签订的防护服《购销合同》；2.判令单奇源、吴桐退还高平明防护服货款72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55000元，合计975000元；3.判令防护服检测费用由单奇源、吴桐负担；3.诉讼费用由单奇源、吴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20日，高平明与单奇源、吴桐签订防护服《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单奇源、吴桐向高平明提供质量合格，即符合国家《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GB19xxx-2009行业标准的防护服10000套，单价85元，总价款850000元，并明确约定如单奇源、吴桐存在违约，应向高平明支付总价款30%的违约金。涉案合同还就交付地点、付款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其他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高平明向单奇源转账支付货款680000元，同年2月24日转账40000元，共计支付货款720000元。单奇源、吴桐于同年2月23日指示厂家向高平明进行交货。在双方交接货物时，高平明发现单奇源、吴桐交付的防护服无质量合格证且部分外观存在明显破损。高平明就该问题及时向单奇源、吴桐提出异议。双方多次协商，但均未果。同年3月20日，高平明以其经营的大武口区某某超市名义委托天津某某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就涉案防护服进行质量鉴定，经鉴定防护服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GB19xxx-2009行业标准。现双方就上述问题无法协商一致，纠纷成诉。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高平明与单奇源、吴桐之间签订了防护服《购销合同》，该合同缔约主体适格，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对于该有效的合同，双方应严格遵守，全面且适当地履行己方的义务。高平明在合同签订后，依约及时向单奇源支付了720000元货款，虽然未支付全部款项，但不影响其作为买受人的主给付义务之履行。单奇源、吴桐在收到货款后，应按照合同约定供应符合质量要求的防护服以消灭己方的对待给付义务。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单奇源、吴桐供应的防护服存在瑕疵，高平明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并及时提交鉴定，故高平明尽到了检验义务。后经过鉴定，涉案防护服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GB19xxx-2009行业标准。而针对该鉴定意见，单奇源、吴桐一方面不予认可，但又不申请重新鉴定，故对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即单奇源、吴桐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单奇源、吴桐辩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应解除，对于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履行完毕，致使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其前提是指债务按照合同约定得到了全面且适当的履行。而本案中单奇源、吴桐供应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防护服属于不适当履行，且高平明就涉案不合格的防护服无法再次售卖或捐赠运用于医疗领域，单奇源、吴桐之违约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涉案合同理应予以解除。故对高平明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单奇源、吴桐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而合同解除后，单奇源、吴桐应当向高平明退还已收货款720000元，故对高平明要求单奇源、吴桐退还货款7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高平明违约金的诉求，由于因违约方行为致使解除合同的，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金。而双方就违约金在合同中虽有明确约定为合同总价款的30%，但高平明并未实际全额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参照高平明已付货款720000元计算为216000元（720000×30％）。高平明要求单奇源、吴桐支付检测费用的诉讼请求，无其他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高平明与单奇源、吴桐之间的防护服《购销合同》；二、单奇源、吴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高平明退还货款720000元，支付违约金216000元，合计936000元；三、驳回高平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50元，减半收取6775元，高平明负担271元，单奇源、吴桐负担677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二审庭审中，高平明认可微信头像为“蜗某”的真实身份为其委托代理人刘某。刘某作为高平明的委托代理人与单奇源、吴桐商谈防护服买卖事宜。2020年2月20日，高平明与单奇源、吴桐签订《购销合同》，约定高平明向吴桐、单奇源以每件85元的价格购买一次性普通医用防护服10000套，带拉链和粘条，50克/件。同日，高平明分两笔向单奇源转账支付共计680000元，单奇源向高平明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高平明预付货款（一次性医用防护服）陆拾捌万元整”的收据。2020年2月24日，高平明向单奇源转账支付40000元。2020年2月23日，刘某在“防护服对接群2”中称“可以把医用两个字去掉，这是最大的让步了”，并通过微信向高平明的司机发送厂家的定位。2020年2月24日，单奇源、吴桐指示厂家向高平明的司机交付防护服，交付的产品品名为“普通未消毒防护服”。在交接货物的过程中，刘某发现厂家交付的部分防护服存在破损的情况后向吴桐、单奇源告知。根据高平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4日下午3：03分高平明的司机收到防护服，下午4：15分高平明的司机向刘某发送收到防护服的视频，下午5：27分刘某指示高平明的司机将货物运输至某某市管城回族区经开区并指明联系人，下午7：05分收到厂家提供的资质材料。下午7：17分到下午7:22期间，吴桐、单奇源要求刘某“实在不行让大车回去，去他们厂门口，退货去”、“大车的费用我出了，在退回去”、“车要没走远就让退回去吧”，刘某回复“车还在”、“我让等着”、“没让走”，吴桐、单奇源称“不进就报警”。在庭审中，高平明认可收到10000套防护服。2020年3月20日，高平明以其作为经营者的大武口区某某超市名义委托天津某某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样品名称为“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按GB19082-2009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标准进行鉴定。经检测，被检测的样品在外观、结构、表面抗湿性、断裂强力、抗静电性方面为不合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协商一致，合同当事人可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合同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从防护服的交接情况来看，高平明的司机在接收防护服时是有查验货物的机会和可能的，也有查验的义务，且防护服的外观破损属于外观瑕疵，凭感官检验、日常生活经验即可发现。在高平明的司机通过微信向刘某发送防护服存在外观瑕疵及品名为“普通未消毒防护服”时，高平明的委托代理人刘某可指示司机拒绝接受货物，亦可提出解除合同。在单奇源、吴桐明确要求将防护服退还厂家并承诺承担运输费用，刘某仍指示司机将防护服运输至河南，视为其对防护服外观瑕疵和变更标的物的认可。同时，虽在《购销合同》中，高平明与吴桐、单奇源就防护服的质量标准进行了约定，但在履行的过程中，高平明的委托代理人刘某对防护服的标准进行了变更，认为“去掉医用是最大的让步”，防护服的标准应以最后协商标准为依据。根据高平明提交的《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中的样品名称为“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而根据高平明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收到的是“普通未消毒防护服”，高平明提交的《检测报告》中被检测的样品不能证明与高平明在此次交易中实际收到的货物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院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综上所述，单奇源、吴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2020）宁0202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平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均由被上诉人高平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辛爱丽审判员 安立莎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冯 娟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