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108号万象城02单元15层1501房间、16层及25层2501房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聂某，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宿某，山西卓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1，男,1956年1月19日生，汉族，五台县门限石乡耀子沟村上街32号居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2，男,1989年11月9日生，汉族，五台县门限石乡耀子沟村上街32号居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3，男,1995年5月5日生，汉族，五台县门限石乡耀子沟村上街32号居住。董某1、董某2、董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85年11月15日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西平乐乡西杜村永宁街43号居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乐市传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乐市正莫镇留祥村村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韩某，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82年7月14日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西平乐乡东杜村陈家巷7号居住。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某1、董某2、董某3、李某、新乐市传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王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2民初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宿某、被上诉人董某2、董家华及其与董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某、新乐市传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王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不赔偿存尸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食宿费等共计76197.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存尸费错误。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丧葬费采取定型化赔偿原则，且规定的赔偿项目中并无存尸费等，故存尸费应包括在丧葬费中不应另行计算，争议金额9300元（18600＊50％）二、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当。最高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确定”、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据此规定，本次事故侵权人和受害人均负事故同等责任，对于损害事实及后果的发生负有同等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应按25000元计算，争议金额12500元（25000*50%）三、一审判决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事发时被上诉人董某1尚未满60周岁，结婚证上记载其出生日期为1961年10月8日，并非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1956年1月19日因其结婚证身份信息登记时间远早于身份证发证时间，故结婚证记载的原始出生时间更加真实可信，而身份证上的出生时间存在发证时人为变更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计算则董某1与受害人安根花两人的结婚年龄相差11岁，显然有悖常理。鉴于此，依法应当以结婚证出生日期认定被上诉人董某1的真实年龄，既事发时其年龄为58周岁，另没有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不应计算被上诉人董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争议金额52897.5元（105795*50%）。四、一审判决酌定交通食宿费5000元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交通食宿费票据为非正规票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定。且事发地点及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均在其住所地，交通食宿费酌定5000完全明显过高，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酌情认可2000元，争议金额1500元。五、本案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诉讼费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应由侵权人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的裁决。董某1、董某2、董某3答辩称：一、被答辩人关于存尸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答辩人近亲属安根花因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身亡，在事故发生后，需要进行尸体检验及相关鉴定，答辩人是在8月20日才收到相关尸体检验报告，并在9月23日才收到事故认定书，在此之前产生相应的存尸费用系客观真实情况，且一审法院对于过高部分已进行扣除，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所做的该部分判决合理合法，被答辩人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被答辩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于法不符。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后，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事故责任在商业险部分赔付，仍有不足部分，由事故责任人予以赔偿，并且，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答复意见也曾明确，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进行选择。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该部分判决合理合法，被答辩人所谓的按同等责任即50％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实际上是要求交强险范围内也按事故过错程度分担责任，这显然是于法不符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适当，应予维持。我国现行《民法典》以及此前有效的《民法总则》第十五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而答辩人董某1的身份证件为有效证件，是依据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信息办理的，是公民的真实有效的出生日期证明，且因身份证是有期限的，在到期后需要更换办理新的身份证件，被答辩人仅以其身份证发证时间晚于结婚证时间就否定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其以答辩人董某1与妻子年龄差距否定身份证登记的出生日期更是于法不符。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交通住宿费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答辩人董某2、董某3长年在外工作，在母亲发生交通事故后，两地奔波，所产生的交通住宿等费用依法应予赔偿，被答辩人仅以事故地点与交警部门均在三答辩人户籍所在地为由，认为费用过高显然是与实际不符的，不能成立。五、对于诉讼费由保险人承担，我国《保险法》有明确规定，被答辩人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承担诉讼费用合理合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新乐市传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给本院寄来书面答辩状辩称：本案中肇事司机李某驾驶的×××货车实际车主为王某，该车辆仅仅是挂靠在答辩人名下，有挂靠协议书证明。事实上，王某与答辩人的关系应该为实际所有权人与名义所有权人形成的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答辩人只是挂靠车辆的名义所有人，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车辆所有人。本案车辆的行使和运营完全是在挂靠人王某的控制之下，而答辩人既不能支配车辆的行使和运营，也不能从车辆运营中会的任何利益。根据有权利义务对等一致原则，按照“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理论，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客观看，目前货物运输车辆挂靠某个单位营业，已经成为货车管理的主要模式，是我国运输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其他挂靠性质不同，它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反而车辆挂靠形式有利于车辆的经营和管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挂靠单位也不是共同侵权人，本案中答辩人无过错，此种情形下如裁决答辩人承担责任，有违公平原则，更不符合侵权归责原则的要求。董某1、董某2、董某3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各被告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52万元；2、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7月28日04时30分左右，被告李某驾驶×××、×××重型半挂车由东向西行至国道337线426KM+400M处，与行人安根花发生碰撞，造成安根花死亡、李某所驾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五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了第1409221202000000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李某、安根花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经五台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五）公（司）鉴（尸）字【2020】6号鉴定书分析意见为：死者安根花系颅脑损伤致死。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因安根花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665420元、丧葬费36103.5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5795元、存尸费216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400元、交通、食宿费25000元，上述共计918138.5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死者安根花，1967年3月21日生。原告董某1，1956年1月19日生。原告董某1系死者安根花之丈夫，原告董某2系死者安根花之长子，原告董某3系死者安根花之次子。被告王某系×××、×××重型半挂车实际经营人，该车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生命安全所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权利人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死者安根花在事故发生后当场死亡，各被告应依法予以赔偿。五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参照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的通知，侵权行为发生在2020年1月1之后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残疾赔偿金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均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参照残疾赔偿金的认定规则计算。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关于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董某1、董某3、方主张的丧葬费按照2019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关于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存尸费，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虽未能提供正规票据，但该费用系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的实际支出，因费用较多，且丧葬费中已包含该部分费用，依法应予以扣除3000元，剩余部分给予赔偿。关于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工人误工费与交通费、食宿费，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虽未能提供正规票据，综合考虑，该费用系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对上述费用酌情认定。关于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原告董某1已满60周岁，死者安根花与原告董某1作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综上，对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因安根花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作以下认定：1、死亡赔偿金665240元；2、精神抚慰金50000元；3、丧葬费36103.5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05795元；5、存尸费18600元；6、处理丧葬事宜支出误工费酌情认定3000元；7、交通食宿费酌情认定为5000元，以上合计损失为883738.5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60000元，共计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原告董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386869.25元。以上一、二项共计496869.2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义务人自动履行完毕。如给付金钱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0元，原告董某1、董某2、董某3负担30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负担4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董某1、董某2、董某3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一、董某1第一代、第二代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证明董某1的出生年月为1956年1月19日，自然人的出生年月应以户籍证明和身份证记载的时间为准；二、2020年8月20日尸体检验报告书、2020年9月15日DNA比对、2020年9月24日交通事故认定书三份送达回证，证明在交警队通知之前，被上诉人不能去处理尸体，并且通知的时间跟被上诉人存放尸体的时间大致相符。三、董某3劳动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董某3一直往返太原。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一、户口本、一、二代身份证发证时间均晚于结婚证的发证时间，应以结婚证上的日期确定董某1真实年龄；二、对三份送达回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意见同上诉状第一条；三、对董某3劳动合同书复印件不认可。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董某1结婚证显示其出生于1961年10月8日，事发是尚未满60周岁，依法不应当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上诉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的规定，董某1提供的户口本及身份证上记载的其出生日期均为1956年1月19日，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推翻该证据，故上诉人仅以结婚证上记载的日期为由主张不应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存尸费的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送达回证记载的时间与存尸费的时间基本一致，且送达回证记载的内容可知事故发生后需进行尸检及DNA比对等工作，故此期间产生的存尸费系实际支出，应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交强险内先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按责任比例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交通食宿费系事故发生后产生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也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故上诉人主张诉讼费不应由其承担的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5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永生审判员 刘 勇审判员 李小荣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黄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