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148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都匀市。 负责人：张龙跃，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燕，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必林，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回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住。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涂小荣，女，1968年6月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住。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必林、涂小荣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1日作出（2020）黔270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对投保人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三都城管执法局”）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及解释说明义务的事实错误。上诉人与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9日签订了《意外险和健康险投保单（团体）》，该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2014版）、声明、批准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变更申请、体验报告书及书面约定共同构成。在签订投保单时，上诉人通过黑色字体加粗的方式在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投保人（已获得被保险人授权）同意并在授权处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在清楚、明知的情况下在投保人签章处盖章，上诉人已尽到充分提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条款，且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也明知涉案保险合同是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等构成，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在充分的理解以及得到被保险人的授权下才在保单上盖章，并且该提示已用黑色加粗字体进行了提示，则上诉人已经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要求，达到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目的和效果，即达到了明确说明的标准。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及解释说明义务与事实不符。第二，被保险人张志辉案发时处于酒驾状态，乙醇含量高达77.15mg/100ml，此次事故的发生系被保险人张志辉酒后驾驶机动车所致，上诉人拒绝理赔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以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第七条第四款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之规定，被保险人张志辉酒驾的行为就是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被保险人张志辉乙醇含量77.15mg/100ml以及酒后驾车身亡等可知，被保险人张志辉驾车时处于昏迷、不清醒的状态，被保险人张志辉酒后驾车的行为与其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酒驾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该禁止性规定是法律的强制规定，任何人都应当遵守，不能以不知道该法的存在或者保险公司未向被保险人张志辉提示而主张不适应该法律。作为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一般较为容易理解，且其具体如何应依据有权部门的解释来确定，不以保险人的说明为转移，上诉人拒赔保险金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第三，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的诉请并非基于死者张志辉的合法行为，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保险人系三都城管执法局的员工，三都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10日为被保险人张志辉等员工向上诉人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意外险属于商业险，无论是商业险还是社会保险，其建立的基础是不能违背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庭审中，双方对于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实是认可的，且对被保险人张志辉乙醇含量77.15mg/100ml，属于酒后驾车的事实无异议。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饮酒后驾驶汽车被列为驾驶犯罪，酒后驾驶机动车系法律明文禁止的，被保险人张志辉作为三都城管执法局的员工以及作为一名驾驶员更应该清楚，被保险人张志辉酒后驾车的行为完全是无视法律法规，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是要求公民履行相应的义务，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本案被保险人张志辉酒后驾车的行为并非合法行为，其车祸死亡没有受到法律法规等相应的惩罚，并不代表其酒后驾车的行为就是对的，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保险人张志辉承担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也并不代表其行为就没有过错，更不是作为被上诉人诉请的基础，法律保护的对象是公民合法权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险是一种经济损失补偿手段，但其不是为被保险人张志辉自身的犯罪风险提供保障，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非是建立在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其诉请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保险是一种损失的分摊方法，以多数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保费建立保险基金，使少数成员在遇到风险时，损失由全体被保险人分担，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一种有限责任。如果驾驶人员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也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么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就不仅仅是有限责任，同时也是在无限加大保险公司责任。 被上诉人张必林、涂小荣二审答辩称：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其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三都城管执法局为死者张志辉购买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上诉人出具120102700201900234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保险单》，该保险单仅在明示告知第二点载明“请确认保险人已向您明确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权利与义务、理赔程序及理赔材料等保险条款内容，特别对其中的保险人免责条款，您已充分理解且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做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上诉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经办人员详细解释并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也没有用足以引起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经办人员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等加粗或者放大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和说明，只是在保险单上概括性的描述为免责条款，未尽到法定提示及解释说明的义务。而且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就相关免责条款及事由向三都城管执法局经办人员予以提示并进行说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张必林、涂小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付保险金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10日三都城管执法局为张志辉等116名职工向被告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交纳22200元的保险费后，被告向三都城管执法局出具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保险单》一份，该保险单载明：主险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为意外伤害身故和意外伤害残疾，每人保额300,000元。附加险为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责任为意外伤害医疗，每人保额30,000元；保险金额为348万元，保费合计22671.22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15日0时起至2020年5月14日24时止。另该保单在明示告知部分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变更申请、体检报告书及书面约定共同构成，任何口头或非书面约定均无法律效力。2.请确认保险人已向您明确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权利与义务、理赔程序及理赔材料等保险条款内容，特别对其中的保险人免责条款，您已充分理解且无异议。3.收到本保险单后，请您仔细核对，如有错漏或与投保实际不符，请您立即通知本公司进行书面批改更正，其他方式的更改无效。4.若发生保险事故，请您和本保险有关的人员在保险条款规定的时间内及时通知本公司”。 2020年3月4日，张志辉酒后驾驶贵Ｊ×××××号小型轿车由三都往都匀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厦蓉高速1309公里加700米（清水江服务区出口）处时，与由清水江服务区出口驶入高速公路的由案外人张伟华驾驶的冀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Ｄ×××××号车）左侧发生碰撞，造成张志辉、乘车人耿永见死亡，乘车人江**标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及道路设施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现场勘查，并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尸体、血液检验以及车辆痕迹等鉴定，相关机构的鉴定意见为：1.张志辉因血气胸导致死亡，其血液乙醇含量为77.15ｍｇ／100ｍＬ；2.贵Ｊ×××××号小型轿车事故发生前照明和信号装置安全技术状况无法判定，事故发生前制动系、转向系、行驶系安全技术状况合格；3.两车碰撞时，贵Ｊ×××××号小型轿车的行驶速度为83ｋｍ／ｈ（四舍五入）。2020年4月30日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作出的第52279212020000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载明：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根据交通事故证据证实）：张伟华未开启左转向灯、由服务区驶入高速公路未确保安全，张志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通过有路灯照明的服务区路段，二人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耿永见、江**标系正常乘车，无与此次事故发生有关的违法、过错行为。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意外原因：1.张伟华未开启左转向灯、由服务区驶入高速公路未确保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之规定，其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2.张志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通过有路灯的服务区路段，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其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之规定，认定张伟华与张志辉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此后二原告向被告申请给付保险赔偿金被拒，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一、原告张必林、涂小荣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2年6月12日生育张志辉。二、根据被告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提供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其中注明身故保险责任: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身故，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责任免除：被保险人因从事非法、犯罪的活动或因抗拒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导致的伤害；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人身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的约定，全面诚信地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作为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三都城管执法局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及解释说明义务，被告主张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规定，被保险人张志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确属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行政法规的否定性请假，并被追究相关的行政、刑事处罚，但因该行为引起的身故后果是否应当作为被告的免责事由，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将相应的保险免责条款向作为投保人的三都城管执法局经办人员履行了法定提示及解释说明的义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本案二原告提供的保险单的打印时间为2020年5月8日，并非被告向三都城管执法局提供的原始保单，该保单上注明的“明示告知”内容不能作为被告履行了法定提示及解释说明义务。现被告仅提供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作为免责证据，未提供原始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证据，证实其已经就相关免责条款及事由向三都城管执法局经办人员予以提示并进行说明，被告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必林、涂小荣保险金300,000元。如果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为：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保险单，拟证实三都城管执法局投保的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合同的构成情况；2、意外险和健康险投保单（团体），拟证实三都城管执法局已在投保单上盖章认可上诉人已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认可投保单，而抗辩三都城管执法局是否已告知被上诉人之子张志辉不清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之子张志辉死亡时28岁，已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近10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上诉人是否应当免责。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之子张志辉，即本案的死者系三都城管执法局职工，三都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10日为该局116名职工（包含张志辉）向上诉人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自2019年5月15日至202年5月14日。2020年3月4日，张志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二审焦点：对于上诉人是否应当免责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因上诉人在三都城管执法局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时，三都城管执法局已在保险单上盖章认可上诉人已对保险合同的组成情况以及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也用加黑加粗字体进行了提示，故上诉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提示义务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据保险合同张志辉因酒驾导致的意外死亡，上诉人应当免责，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尽到说明提示义务承担保险合同赔偿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对于被上诉人抗辩三都城管执法局是否已将免责条款告知被上诉人之子张志辉不清楚，因本案投保人系三都城管执法局，上诉人告知提示的对象应为三都城管执法局，而三都城管执法局是否已告知被上诉人之子不影响上诉人免责效力，且被上诉人之子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多年，应当知道酒驾系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综上所述，上诉人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必林、涂小荣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上诉人张必林、涂小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