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陕71行赔终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从润，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康市白河县，现住安康市白河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安康市白河县。 负责人人史建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汤勇邦，男，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康市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安康市汉滨区。 负责人阮家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乐，男，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从润与被上诉人白河县农业农村局、安康市农业农村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1行赔初2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8月24日上午，柯某某、梁开洪、张银安一同来到刘从润家中购买生猪，双方未能达成协议。15时许，柯某某等人再次来到刘从润家中购买生猪。18时许，刘从润电话联系邻居张某某到刘从润家中，将呼吸困难的白色生猪宰杀。期间，刘从润、柯某某达成协议，柯某某以4800元购买刘从润2头生猪和已宰杀的生猪肉。柯某某通过微信向刘从润的女儿刘某某支付4800元，另向张某某支付50元屠宰费。柯某某将猪肉装在自带车辆中返回，并联系其他车辆将2头生猪（黑色、白色各1头）运至白河县XX镇安坪村安凯公司屠宰场。因黑色生猪濒临死亡，运到安凯公司屠宰场后当即进行了屠宰。另一头白色生猪在2019年8月25日后进行了屠宰，猪肉被柯某某处理。2019年8月24日晚上，刘从润向其所在的XX镇人民政府举报，称柯某某在白河县XX镇购买病猪运往白河县XX镇。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下属的农业执法大队接到举报后，于2019年8月25日凌晨2时许派员赶到安凯公司屠宰场，发现屠宰人员已对其中一头生猪进行了屠宰。2019年8月25日上午8时许，农业执法大队向白河县公安局报警，请求公安机关与其联合查处。白河县公安局民警到柯某某开办的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下属的农业执法大队接交代购买刘从润的猪肉和已宰杀生猪产品及藏匿位置。后民警在安凯公司屠宰场的冻库中查获二分体猪肉和一个猪头，称重共计161.55公斤（无加盖检疫印章）。在白河县XX镇XX社区XX苑XX座XX号楼地下车库中的面包车里查获六块猪肉和一个猪头，称重共计141.3公斤。当日，白河县公安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进行立案调查。2020年2月27日，白河县公安局将该案材料移交白河县农业农村局。2020年3月2日，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以刘从润、柯某某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决定立案查处。2020年5月22日，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白（动监）罚[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刘从润违法所得4800元，上缴国库。刘从润向安康市农村农业局申请行政复议。安康市农村农业局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关于“刘从润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案”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白河县农村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刘从润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2020）陕7101行初28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刘从润的行为属于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依法进行处罚，但白河县农业农村局、安康市农村农业局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安康市农村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该判决书于2020年11月17日生效。另查明，2019年8月24日下午，柯某某电话联系陈世军，要求陈世军帮柯某某在XX镇开具检疫证明。陈世军找到在白河县XX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工作的李玉屏，李玉屏在未到实地进行检疫的情况下，向陈世军出具了NO6102177523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019年8月24日21时左右，陈世军将NO6102177523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交给柯某某。 一审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院生效的（2020）陕7101行初28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原告刘从润向案外人柯某某出售生猪、猪肉的行为属于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依法进行处罚。虽然，被告白河县农村农业局对原告刘从润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安康市农村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因适用法律错误被该院撤销，但是，原告刘从润的违法行为依然存在，在本案中，其违法行为不能因此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原告刘从润没有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白河县农村农业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安康市农村农业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致使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因此，原告刘从润主张行政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刘从润在诉状中将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相互混淆，其中民事赔偿部分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关于被告白河县农村农业局、安康市农村农业局提出的原告刘从润没有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问题。经审查，《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对于这两种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对于这种特殊请求如何处理，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赔偿请求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剥夺了赔偿请求人在赔偿程序上的选择权，增加了赔偿程序的复杂性，不利于畅通赔偿渠道。因此，在被告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安康市农村农业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撤销后，原告刘从润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经过被告白河县农业农村局、被告安康市农村农业局先行处理，原告刘从润的起诉符合受理条件。综上所述，原告刘从润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从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从润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应该在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分两种：作为和不作为。被上诉人存在如下不作为的侵权行为：1.上诉人2018年3月13日被XX镇政府上报的精准扶贫养猪户“白河县XX镇刘精丰加工厂”（证据一：营业执照）。2019年7月份上诉人猪厂有种猪存栏53头（均为美国进口的大黑猪，其中公猪3头、母猪50头），平均重量为500斤。帮扶其脱贫致富的是村文书项轮勇、镇纪委书记曹森本、县食品监管局薛启番，负责其养猪厂的技术员时技术员是县农牧局的陈新华。2019年7月23日上诉人发现猪有病，及时电话联系村长、支书、薛启番、陈新华告诉他们，猪生病了，他们回答我：明天来看。但都没有来（证据二：手机通讯电话记录）。2019年8月16日梁开红拿着被上诉人白河县农业局畜牧干部纪昌军开的证明（证据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说要把猪拉到XX镇去掩埋，没有给上诉人支付分文。10头死猪是上诉人掩埋的，实际是梁开红将43头猪拉到安凯屠宰厂去了，在拉最后一车时共有5头死猪，上诉人说这是违法，打电话110报警（证据四：手机举报电话记录，邻居多人可以证明）。这才引起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案件的发生，而实际情况是梁开红拿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将上诉人存栏的病猪无偿拉走并销售。为此给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3万元。2.2019年8月24日，梁开红同柯某某、张银安继续以病猪掩埋为名，将上诉人三头死猪宰杀后市场销售，此事是上诉人举报后发生的。之后，又伪造证据说上诉人的女儿收了4800元，纯属捏造（证据五：刘某某可以出庭作证）。3.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生猪是否得有猪瘟疫事实进行认定，直接判断为“呼吸困难生猪”（证据六：一审判决书）[（2020）陕7101行赔初26号行政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二行内容]。这一错误认定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被上诉人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主管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给上诉人的病猪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才造成上诉人本应诉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4.一审法院（2020）陕7101行初281号行政判决书作出撤销被告白河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白（动监）罚[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撤销被告安康市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关于“刘从润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案”行政复议决定。既然对上诉人不予处罚，养猪损失谁人承担？显然，本案先由被上诉人白河县农业农村局确认上诉人生猪患有猪瘟疫，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由于被上诉人的不作为才造成上诉人无法向保险公司主张索赔（证据八：保险合同书，被上诉人保管）。5.本案时间证明：上诉人生猪患有猪瘟疫在前，宰杀处理在后，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公安笔记，证明的事实均围绕上诉人私自宰杀病猪及销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证明。恰好证明上诉人生猪有病时被上诉人不作为的事实，造成上诉人得不到保险公司赔偿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养猪损失的事实。原审法院片面听取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根据和证明的说法来作为判决的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前述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侮辱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为，这是对国家赔偿法的片面理解和误读。《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就是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违法行为造成公民财产损害而规定的。如果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和其他乱作为的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害不需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本意和宗旨。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不以事实、证据为依据，而轻信被上诉人的口述作出判决，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追究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纠正其错误，请求：1.撤销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1行赔初26号行政赔偿判决，依法改判；2.因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失职及在执行职务给上诉人造成的养猪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行政侵权责任，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白河县农业农村局辩称，上诉人诉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43万元的经济损失一事，纯属无中生有，其诉求的事实与理由纯属捏造，既无法律依据、更是与二被上诉人毫无关系，当事人即便有经济损失存在，也与二被上诉人的行为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首先，上诉人无法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亦无正规圈舍、缺乏配套的技术人员，同时，从上诉人在另案中提供的照片来看，其中一头病死猪为白色，与其本案上诉意见所称53头美国进口黑猪自相矛盾。其次，其上诉意见称“最后一车共有5头死猪”亦为不实消息。本案中，上诉人向案外人出售病死猪的行为属于经营活动，且出售的生猪、猪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其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处罚。其已依据生效判决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该局第一次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撤销原因是适用法律条款不当，并不是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事实与理由不存在，也无法律依据支持。综上，请贵院驳回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安康市农业农村局辩称，上诉人作为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一审法院的两份判决均明确载明，上诉人向案外人出售的生猪、猪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其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依法应当进行处罚。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惩处。根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原告所谓的经济损失与行政处罚案件毫无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综上，上诉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行为，触犯了《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依法进行处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接处警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其有检疫合格证明，这与被上诉人之后的认定前后矛盾。经二审庭审质证，二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该证据亦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对该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经二审当庭询问，该证据是上诉人在另案诉讼中由本案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该庭审早于本案一审庭审，故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没有合理理由未向法庭提交，其在二审中提交则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诉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行为已经另案生效判决确认，故该证据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接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及第二十一条规定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起诉条件，即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时，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还应具备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起诉条件，且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还应当提供受损害的事实根据。本案系上诉人刘从润认为其在饲养生猪过程中，被上诉人的一系列不作为的行为对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并据此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之诉。但是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故其提起的起诉不符合前述《规定》载明的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另案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诉讼中，虽有生效判决撤销了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但撤销原因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违法事实已被该生效判决确认，其理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且在案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与二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刘从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博 审 判 员  蒋蒙蒙 审 判 员  侯 斌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段茗琪 书 记 员  雷 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