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9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成都市锦里东路52号。 负责人：吴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序言，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涛，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成都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余涛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9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成都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余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出具收据、颁发荣誉证书系事实认定错误。人保成都分公司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市金牛区支公司并非同一主体。2.一审认定余涛在2020年1月向人社部门咨询养老金事宜才知养老保险从2003年9月开始缴纳及权利被侵害，仲裁时效应从2020年1月起算，进而认定余涛主张确认1998年4月至2003年8月之间的劳动关系未过诉讼时效错误。首先，一审已认定余涛于2000年、2001年作为社会保险个人户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其中单位缴纳为0元，表明余涛早在2000年知晓其养老保险缴纳情况，而非2020年才知晓。其次，余涛于2018年7月31日与人保成都分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出具《特别声明》，确认就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事宜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和纠纷，余涛不得因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和解除过程中的任何问题以任何形式向公司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保险、公积金、休假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余涛的声明合法有效。仲裁时效至迟应在余涛知道其权利侵害之日即2018年7月31日余涛就社保事宜作出承诺之日起算。退一步讲，余涛主张确认1998年4月的劳动关系已过二十年最长时效期间，不应被支持。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余涛辩称，1.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1998年4月20日，余涛与人保成都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该公司就应当为其购买社保。余涛是在2020年1月要退休的时候，才知道公司未缴纳社保。在2000年和2001年购买保险是为了报销生育保险，不能推定已知单位未购买社保。2.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应当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不能因为领取了劳动所得应当得到的经济补偿就失去获得养老保险权利。 余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余涛于1998年4月至2003年8月与人保成都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9月28日，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余涛保证金500元。1999年2月10日，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颁发《荣誉证书》。载明，为表彰余涛在1998年度出色的工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2002年4月1日，人保成都分公司（甲方）与余涛（乙方）签订《聘用合同书》。主要约定，合同期限从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止，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从事甲方安排的复核岗位工作等。2018年7月31日，人保成都分公司（甲方）与余涛（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主要约定，因甲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并达成本协议；甲方发给经济补偿金209210.20元等。同日，余涛向人保成都分公司出具《特别声明》。主要载明，劳动合同解除后，余涛不再享受公司在职员工的一切待遇。余涛确认就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解除等事宜与公司之间无任何争议和纠纷，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有明确约定外，余涛不得因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和解除过程中的任何问题以任何形式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福利、奖金、佣金、补偿金、赔偿金、社会保险、公积金、休假等）。其后，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09210.20元。2020年1月13日，余涛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如案请求。同年4月29日，该委作出成劳人仲案（2020）0010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余涛的仲裁请求。余涛不服，遂起诉来院。 一审另查明：1.2003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余涛的养老保险费由人保成都分公司缴纳，2000年至2001年余涛的养老保险由社会保险个人户（原本市国有改制、东调等企业分工）缴纳。3.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余涛离职前12个月平均应得工资为9174.43元。4.人保成都分公司庭审中陈述，案涉期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过多次改制，发生多个部门的分离及人员变动，现已无法找到余涛案涉期间的相关档案资料及工资发放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余涛陈述，在2020年1月向人社部门咨询养老金事宜时方知晓其养老保险从2003年9月才开始缴纳，为补缴养老保险费，才提起本案诉讼。因余涛与人保成都分公司从未因劳动关系的成立、存续产生过争议，结合余涛的法定退休年龄，一审法院对余涛陈述的事实予以采信。因余涛于2020年1月才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其于同年1月13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二、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2018年7月31日，人保成都分公司与余涛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09210.20元。根据余涛离职前12个月平均应得工资9174.43元的事实，可推知余涛在人保成都分公司的连续工作年限不低于20年。结合人保成都分公司与余涛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人保成都分公司在案涉期间向余涛颁发的荣誉证书、人保成都分公司向余涛出具的收据，一审法院确认：1998年4月至2003年8月期间，人保成都分公司与余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人保成都分公司与余涛于1998年4月至2003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人保成都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余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第一组证据：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记录，证明其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购买保险是为了生育保险的报销。 第二组证据：人保成都分公司于2000年4月1日向余涛出具的聘书。 经庭审质证，人保成都分公司对余涛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材料不持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持异议。余涛提交的该组证据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能够印证，在2000年和2001年，余涛是以个人名义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所以余涛称其2020年才知道公司未为其购买保险不是事实。人保成都分公司对余涛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材料不持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1999年2月10日，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代理业务管理处向余涛发放荣誉证书，该证书载明，为表彰余涛在1998年度出色的工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人保成都分公司于2000年4月1日向余涛出具聘书。余涛于2001年10月23日个人出资缴费购买2000年度、2001年度成都市养老保险。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余涛于2020年1月13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确认1998年4月至2003年8月余涛与人保成都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否超出仲裁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是指因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力，致使其胜诉权消灭的法律事实。法律之所以要设定这样的制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时日久远而举证困难，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形出现，同时也是为简化法律关系、维护法律平和、尊重现存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中，余涛主张自2020年1月向人社部门咨询养老金事宜时方知晓其养老保险从2003年9月才开始缴纳。而根据本案审理查明事实，余涛2001年10月23日出资购买2000年至2001年个人养老保险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人保成都分公司存在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形，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余涛与人保成都分公司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后，余涛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提起仲裁，即2019年7月30日前。余涛于2020年1月13日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余涛所提诉请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人保成都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905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余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小璐 审判员  滕 洁 审判员  张艳秋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宋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