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鸿，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均，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加殊，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系薛鸿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裕伦，男，197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鸿因与被上诉人周裕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5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鸿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周裕伦归还借款12万元给薛鸿；2.周裕伦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薛鸿与周裕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1.2015年11月26日周裕伦向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叶公司）出具借款单一份，备注书写薛鸿乐山市商业银行62，62是薛鸿银行卡开头两位，该借款单的款项228532元属于专款专用，因红叶公司担心周裕伦不支付工人工资，所以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工人，而属于周裕伦的材料款单独打给了周裕伦账户。上述款项中支付工人工资的15万元单独转入薛鸿账户，因薛鸿是工地上的工人，15万元中的12万元是薛鸿的工资，另外3万元用于支付了其他三名工人的工资；借款单中剩余的78532元材料款转入了周裕伦账户；2.周裕伦知道薛鸿收到工资款便向薛鸿借款，薛鸿分两次转账给周裕伦，并在转账时明确注明系借款，周裕伦办理有手机银行，理应知道所收到的款项属于借款。3.薛鸿受雇于周裕伦工作期间的款项都是由周裕伦向薛鸿单向转款，薛鸿已全部代付出去并不欠周裕伦款项；而本次借款是薛鸿反向借给周裕伦，确属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薛鸿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周裕伦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周裕伦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周裕伦没有其他已经支付工资的抗辩证据。 周裕伦辩称：1.薛鸿主张与周裕伦之间就本案所涉12万元存在借贷关系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薛鸿并未提供由周裕伦签字的借条、借款协议等证明存在周裕伦向薛鸿借款的事实的证据材料；2.薛鸿提供的转账凭证中转款用途为薛鸿单方标注，并未得到周裕伦的确认，不能说明双方就该笔款项成立借贷关系，同时周裕伦基于对薛鸿的信任并未注意到薛鸿在用途中标注“借款”的情况；3.薛鸿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家里修房子要用钱，从而要求周裕伦将其工资结算；既然薛鸿需要用钱怎么会在收到红叶公司15万元转款的第二天将大部分款项出借给他人，这不符合常理，薛鸿清楚知道案涉12万元不是自己的款项，借款不是事实。综上，薛鸿与周裕伦之间就本案所涉12万元款项并无借款合意，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 薛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裕伦归还借款 120000元；2．诉讼费由周裕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鸿、周裕伦系亲戚，薛鸿于2013年9、10月起一直在周裕伦承包的工地上工作。2014年8月7日，周裕伦与红叶公司签订《项目经理聘用合同》一份，红叶公司授权周裕伦负责四川洁斯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第一期新建工程施工管理，周裕伦为实际施工人。2015年11月26日，周裕伦向红叶公司出具借款单一份，载明部门：洁斯顿项目，姓名：周裕伦，借款用途：工资及材料定金，注：薛鸿乐山市商业银行62。2015年11月30日，红叶公司将上款中的150000元转账至薛鸿的银行卡内。后薛鸿分别于2015年12月1日、12月11日转账给周裕伦90000元、30000元，共计120000元，其中，薛鸿在转账90000元时，注明该款用途为借款。薛鸿称，红叶公司转账给薛鸿的150000元系周裕伦应支付其的工资以及交予薛鸿代发的工人工资、代买材料款，其应周裕伦的要求将该款中120000元借给周裕伦；周裕伦反驳称，薛鸿打胡乱说，该款仅是使用薛鸿的银行卡收款，款项本身就是周裕伦的款，不存在借款一说，薛鸿实际还欠周裕伦的款。 另查明，薛鸿受雇于周裕伦工作期间，代收材料、代发工人工资、代买零星材料等，一直由周裕伦向薛鸿拨付资金用于上述开支，双方之间资金往来较频繁。薛鸿于2020年1月22日以周裕伦拖欠其劳动报酬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周裕伦支付自2013年9月起至2015年12月止的劳务费168000元，后薛鸿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该案按撤诉处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薛鸿提交的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各一份、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转账凭证一份、电脑截屏一份、薛鸿的银行卡交易流水一组，周裕伦提交的《合同协议书》一份、《项目经理聘用合同》一份、借款单一份、转账凭证一份、薛鸿签字的工资便条一份、周裕伦的银行卡交易流水一组等证据予以证实。上列证据已经一审当庭审查核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就案涉120000元，薛鸿和周裕伦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对此作如下分析：关于款项来源，薛鸿主张案涉120000元是红叶公司转账给薛鸿的150000元的部分，其又陈述该150000元中的120000元是周裕伦给付其工资，周裕伦予以否认，薛鸿并未举证证明与周裕伦结算工资并与之达成由红叶公司代付其工资的合意。而且，薛鸿于2020年1月22日以周裕伦拖欠其劳动报酬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周裕伦支付自2013年9月起至2015年12月止的劳务费168000元，可见，薛鸿一直认为周裕伦未支付其工资，故不存在红叶公司转给薛鸿的150000元中120000元系周裕伦支付薛鸿工资一说。至于该款，薛鸿为周裕伦工作期间，一直由周裕伦向薛鸿拨付资金用于部分开支，周裕伦通过薛鸿的银行卡接收红叶公司拨付的工程款或转回自己开支或由薛鸿代为开支，均应属合理，但该 150000元不属于薛鸿个人所有，应为其代管的款项，薛鸿将其中120000元转账给周裕伦应为双方之间正常的资金往来；关于借款合意，周裕伦予以否认，除其中90000元的转账凭证上注明有“借款”字样，双方并无借条或借款合同，而转账凭证上备注的“借款”系薛鸿转账时单方备注，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案涉120000元存在借款合意；综上，薛鸿出借的款项并非其个人所有的资金，且双方之间并无借款的合意，双方之间就案涉120000元不存在借款关系，周裕伦不存在还款义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薛鸿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薛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薛鸿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到2015年工地明细分类账表、薛鸿在工地上代付的各类支出票据和记账单据，拟证明2014年到2015年周裕伦累计向薛鸿打款336850元，加上红叶公司转给薛鸿的3万元（15万元-案涉12万元=3万元），共计366850元，除案涉12万元之外，薛鸿共计支出435913元，薛鸿帮周裕伦多垫付的款项为69063元。2.何开国、钟炳寿、管银华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薛鸿从2013年9月到2015年12月底在周裕伦工地实际担任工地管理，负责工资支出和日常事务管理等。3.洁斯顿项目情况说明、红叶公司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周裕伦在薛鸿身份证复印件上的手写申请，曾正祥、吴新兵、杨开洲的收条，拟证明2015年11月24日周裕伦向红叶公司申请从洁斯顿项目暂扣的各项保证金（含民工工资保证金）中借款用于支付管理人员工资5万元、民工工资15万元、后期门窗材料定金28532元，共计228532元，2015年11月26日周裕伦在薛鸿身份证复印件注明请财务部将民工工资支付给薛鸿，并提供账号；2015年11月27日红叶公司审核同意将民工工资15万元支付到班组负责人薛鸿账户，另外5万元管理工资及材料定金28532元共计78532元支付给周裕伦的银行卡，周裕伦的银行卡并不存在问题；红叶公司转给薛鸿的15万元系专款专用的民工工资，薛鸿将其中3万元支付给其他民工，剩余12万元系薛鸿工资。4.四个账本的支出流水汇总表、分表，1-4号四个账本日记账流水明细，拟证明2014年3月到2015年12月，除涉案12万元外，薛鸿四个账本的总支出为435913元，薛鸿帮周裕伦多垫付款项69063元。5.任命书，拟证明红叶公司从2014年12月5日起任命薛鸿担任四川洁斯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的执行项目经理，对该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组织管理，至2015年11月底，薛鸿在该工地工作一年多时间，因约定每月1万元工资，故在2015年11月底请款发放薛鸿在该工地的工资为12万元。 周裕伦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周裕伦在2014年至2015年共支付给薛鸿572350元，薛鸿所列的这些支出并不真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为证人证言，须由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过质询方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中洁斯顿项目情况说明、红叶公司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周裕伦在薛鸿身份证复印件上的手写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反映周裕伦向红叶公司申请将15万元民工工资转账至薛鸿账户，该15万元为周裕伦所有，并不能证明其中的12万元是薛鸿的工资，且薛鸿不是民工不是班组，不能证明民工的工资是薛鸿的；对证据3中曾正祥、吴新兵、杨开洲的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为证人证言，须由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过质询方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薛鸿在另案中明确该任命书仅为应付检查所用，不代表薛鸿为红叶公司任命的项目经理，不具有真实性，薛鸿所称12万元是发放给薛鸿的工资之后又借给周裕伦不是事实。 周裕伦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交易流水、转账截图，拟证明周裕伦在2014年至2015年共向薛鸿转账477350元，加上周裕伦还另行向薛鸿支付现金105000元，周裕伦共向薛鸿支付572350元；2.收条及照片，拟证明周裕伦在2014年9月16日已向宋泽君付清工程款，但薛鸿又提交一份宋泽君在2014年12月13日出具的收条称收到乐天家园费用5万元，薛鸿涉嫌提交虚假资料，意图损害周裕伦合法权益；3.另案的证人笔录、短信截图，拟证明薛鸿的证言及陈述前后矛盾，其所述事项不具有真实性，同时薛鸿一直以工资的形式向周裕伦主张款项，在本案一审前从未说过双方有借贷关系，说明薛鸿非常清楚其并没有借钱给周裕伦，双方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薛鸿质证称，对证据1周裕伦支付给薛鸿的款项均用于了工地开支以及偿还薛鸿垫付的部分烟酒款和借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宋泽君在2014年12月13日确实从薛鸿处拿走了5万元；证据3不是二审新证据，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薛鸿陈述了其与周裕伦均代表红叶公司，且薛鸿陈述了自己有任命书。 本院认为，薛鸿及周裕伦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薛鸿与周裕伦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薛鸿依据其向周裕伦转款12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周裕伦应当首先对收到12万元款项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周裕伦辩称案涉12万元系红叶公司借支给其用于发放民工工资的款项，其与薛鸿之间就该12万元款项不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薛鸿认可案涉款项来源于红叶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15万元款项，该款项系由周裕伦作为借款人向红叶公司填写借款单借支；而周裕伦述称红叶公司将款项支付至薛鸿账户是因当时周裕伦的手机银行出现问题无法提供之前支付民工工资的付款凭证，因此指定红叶公司将款项支付至薛鸿账户。薛鸿主张红叶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款项中有12万元系其工资，但在周裕伦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薛鸿提交的现有证据又不能证明其工资标准以及其与周裕伦对工资进行了结算；据此因薛鸿向周裕伦转账支付的案涉款项来源于周裕伦向红叶公司借支的款项，在薛鸿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属于其所有的情况下，周裕伦辩称案涉款项并非借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周裕伦为反驳薛鸿主张的本案事实所进行的反证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因此周裕伦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此时薛鸿若仍主张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则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薛鸿在转款凭证中备注有“借款”，但该备注内容系其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周裕伦对此予以认可，故在薛鸿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对案涉款项达成借贷合意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薛鸿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周裕伦之间就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薛鸿基于民间借贷关系主张周裕伦对案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薛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薛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易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