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辛元海，男，汉族，1970年2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都江堰市江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宝莲路欣盛大厦378号1栋6层1号。 法定代表人：苏向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四川明炬（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尹帮文，男，196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原审第三人：刘勇，男，196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上诉人辛元海因与被上诉人都江堰市江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1民初1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辛元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辛元海的全部诉讼请求；2.江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土地方给付辛元海应得利益，但没有确认将六楼30%权利全部给付辛元海”系认定事实错误。1.辛元海主张的东港银座二期综合楼六楼30%权利，案涉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江都公司诉中对辛元海应得六楼30%权利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应由土地方尹帮文支付。2.尹帮文在《情况说明》中表明“辛元海诉请要求分配的房产（价款），系辛元海为本人与江都公司合作开发东港银座提供开发过程中的土地、规划手续相关服务应当获取的报酬”，对辛元海主张的“东港银座二期综合楼六楼30%权利”不持异议；在一审法院主持的现场勘查中，尹帮文再次确认该事实。3.第三人刘勇在庭审中确认辛元海作为土地方安排的为东港银座项目提供服务的人员，应当分得上述权利；对其自身的权利，刘勇表示江都公司目前困难，暂未分配。上述事实各方均无争议，一审法院未结合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简单从部分文书字面理解案件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以下简称《分配约定》）系案涉工程的投资方和土地方就分配权利进行的约定，并非江都公司和尹帮文向辛元海、刘勇出具的权利凭证，系认定事实错误。1.《分配约定》系江都公司和尹帮文共同向辛元海出具的，该材料的原件从出具之日起一直由辛元海持有。尹帮文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载明“2016年8月6日本人和江都公司共同向辛元海出具的《分配约定》”。2.《分配约定》约定了与辛元海无关的内容，系江都公司和尹帮文之间避免分配分歧而约定，与辛元海无关，辛元海亦无法控制，辛元海只关注该约定是否将辛元海应分得权利予以明确。3.《分配约定》即便是江都公司和尹帮文之间的约定，但该约定内容涉及辛元海；且该材料原件已移交给辛元海，江都公司和第三人尹帮文已将“六楼按双方原协议由江都公司分配给辛元海和刘勇”的意思表示传递给了辛元海，辛元海接受了该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在辛元海、江都公司、尹帮文之间产生了法律效力。三、一审判决认定《东港银座协议》和《〈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的分配补充方案》（以下简称《分配补充方案》）替代了《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以下简称《收入分配原则》）及《分配约定》中对辛元海利益分配的约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如一审判决所述，《东港银座协议》《分配补充方案》约定土地方将其权益整体作价3千万元出售给江都公司，未提及辛元海应得利益如何处理，一审法院却又推定原协议约定辛元海的利益已经包含在3千万作价中。2.尹帮文在与江都公司的电话录音中，明确表示已将辛元海应分得利益委托给江都公司支付，自己不能擅自再次处置辛元海的权利，江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认可。3.如前所述，即使向辛元海分配利益的约定系体现在案涉工程的投资方和土地方的相关协议中，但该意思表示已传达给了辛元海，在辛元海与江都公司、尹帮文之间形成了利益分配的约定，该约定未经辛元海同意的情况下，江都公司和尹帮文均无权改变。 江都公司辩称，一、辛元海依据《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收入分配原则》及《分配约定》提起诉请，然而2017年3月16日尹帮文和其他土地方全体股东达成《东港银座协议》，已将案涉项目以整体作价3000万合并终结，同时由夏于健作为土地方代表处理相关事宜。因此，2017年4月20日夏于健作为土地方代表，江都公司作为投资方签订了《分配补充方案》，该分配补充方案载明“原协议的土地和房产整体作价3000万合并终结给江都公司，同时，原与土地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会议纪要等法律文书全部终止”，因此，辛元海作为依据的上述几份协议已经由后来的协议代替，后来的协议已经变更原协议约定，相关内容已由新的约定替代。二、辛元海作为依据的《收入分配原则》没有确认将6楼30%的权利全部给辛元海。《分配约定》也没有明确应当分配给辛元海的份额。同时，辛元海也未在《收入分配原则》《分配约定》上签字。这两份文件仅是江都公司作为投资方与第三人尹帮文作为土地方就分配权利进行的约定，而并非是江都公司向辛元海出具的权利凭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尹帮文述称，根据《收入分配原则》，尹帮文已将其应向辛元海分配的6楼30%权利委托给江都公司直接支付，该委托不可撤销。一审期间，苏向东在电话录音中也确认了6楼30%给付辛元海。只是辛元海和江都公司产生了矛盾，没有支付给他，这与尹帮文的委托无关。 刘勇未作陈述。 辛元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江都公司支付东港银座二期综合楼六楼30%折价款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江都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7月30日，尹帮文作为甲方，江都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约定合作开发甲方位于市区迎宾大道加气站下侧约15亩商业用地，双方按每幢建筑每层50%的原则进行分配。 2011年9月7日，任圣发、尹帮文、苏向东、刘勇、辛元海参与，形成《江都公司东港银座项目座谈会议纪要》，其中约定土地方和投资方各分配50%，一层分产品，二层以上由投资方整体销售，二层定价6400元/㎡，三至四层定价5200元/㎡，五至六层定价5000元/㎡。 2014年10月15日，江都公司作为甲方（投资方），尹帮文作为乙方（土地方）签订《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载明双方共同开发的东港银座二期已开始对外销售，双方按包干销售价分配收入，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0日止，过期后另行定价。备注载明“……2、六楼按约定3：7分配，即土地方30%，投资方70%。土地方按30%分配后不再支付修建等相关成本，同时辛元海应得利益由土地方承担。具体为六层建筑面积864.52㎡，单价为4300元/㎡，总金额为371.74万元，即土地方金额111.52万元，投资方260.22万元。3、乙方分配收入计算方式：（10800万元-447.45万元-371.74万元）÷2＋111.52万元=5101.93万元。以上分配已计入总体分配原则。” 2016年8月6日，江都公司与尹帮文签订《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载明“经双方协商，东港银座四楼属土地方所有，房产证在2016年9月底交付土地方。六楼按双方原协议由江都公司分配给辛元海和刘勇。”落款由江都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苏向东签名，尹帮文签名。 2017年3月16日，夏于健、尹帮文、陈志林、李华清签订《东港银座协议》，首段载明“经土地方全体股东（尹帮文、陈志林、李华清）多次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与江都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中分配给土地方全体股东的东港银座项目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第一条载明“土地方全体股东同意就与江都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中分配给土地方全体股东的东港银座项目在2017年4月30日前以整体作价人民币3千万元一次性货币终结……”第二条载明“……土地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夏于健为土地方全体股东代表，全权处理东港银座项目货币终结相关事宜。”协议尾部注：如东港银座项目货币终结成功，根据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抵押、保证担保合同》，首先满足尹帮文、陈志林对夏于健的借款及其利息进行偿还。本协议中未提及是否向辛元海、刘勇进行分配。 2017年4月20日，夏于健作为甲方（土地方全体股东代表），江都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的分配补充方案》，载明双方就合作开发的东港银座的货币终结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第一条载明“甲方同意根据双方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中分配给甲方的土地、房产以整体作价人民币3千万元一次性货币终结给乙方。”第五条载明“本分配补充方案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原与土地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会议纪要等法律文书全部终止。”本方案中未提及是否向辛元海、刘勇进行分配。 2020年7月17日，尹帮文与苏向东通电话，就本案进行商议，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电话录音，与本案有关的部分内容如下：（1）尹：这个事情啷个后头又把我起诉了喃？苏：你现在是跑得脱的啊，没得你的事了嘛。你委托出去他也同意，我说我接受委托，你还有啥子事喃，没得你啥子事，你说你们俩还扯，你们就你们两个的事了。（2）尹：他现在意思就是说，我又去委托把他那份一起卖了，我委托的到哦？苏：咋委托得到，委托不到的嘛。（3）尹：那你就把我烧起了的嘛，说我又把人家这个又拿来卖给你啊。苏：哪儿卖的到喃，你现在跑得脱啊，你就说你委托给我支付，我认不认是我的事了的嘛。他是接受了，他是认可了委托的，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了嘛。（4）苏：判决书下来再说，判输了我就认了，判赢了我们就再来协商，对不对？你晓得我意思了嘛，反正赢了我就不认了。 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7日组织了现场勘验，确认案涉六楼已由江都公司向他人出售了一半，现已修建了隔离墙；另一半现状为闲置未装修。 一审法院认为，1.江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江都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已经与土地方重新签订了方案，推翻了以前的约定；尹帮文提交了通话录音欲证明苏向东认可应当向辛元海分配的事实；录音中苏向东表达了此事与尹帮文无关、尹帮文不能出售辛元海份额、对尹帮文委托支付一事尚不确定是否认可等多层意思，且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由于以上内容均属于当事人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且苏向东在通话录音中除了与尹帮文谈论案件事实外，还明确表示“判决书下来再说”，其意思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会做出于己不利的陈述，故不能仅依据以上当事人陈述认定江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仍需结合书面证据和当事人行为进行认定。 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查明，江都公司在未通知土地方、刘勇、辛元海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已经将六楼的一半面积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已对六楼进行施工，江都公司实际上已经在对案涉楼栋“整体权益”行使权利，这一行为与2017年3月16日《东港银座协议》和2017年4月20日《＜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的分配补充方案》之约定相对照，足以认定江都公司已经以实际行为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即其认为上述约定中的“整体权益”包含了六楼在内，故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否定辛元海的分配主张。 2.鉴于江都公司否认应当向辛元海承担给付义务，则本案关键在于辛元海据以主张权利的《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应当如何认定。结合以上书面材料内容，一审法院认定：（1）《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载明内容为“六楼按约定3：7分配，即土地方30%，投资方70%。土地方按30%分配后不再支付修建等相关成本，同时辛元海应得利益由土地方承担。”证据内容体现出土地方取得六楼30%权利，土地方给付辛元海应得利益，但没有确认将六楼30%权利全部给付辛元海；（2）《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约定了两项内容，一是东港银座四楼属土地方所有，此项约定明显与辛元海无关；二是六楼按原协议由江都公司分配给辛元海和刘勇，仍未明确应当分配给辛元海的份额；同时，辛元海与刘勇未在该约定上签名。故综合评判，以上两份证据均不能认定为江都公司和尹帮文向辛元海、刘勇出具的权利凭证，而是案涉工程的投资方和土地方就分配权利进行的约定。 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案涉项目投资方和土地方就权利分配的约定产生过多次变化，包括：（1）2009年7月30日《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约定双方按每幢建筑每层50%的原则进行分配；（2）2011年9月7日《江都公司东港银座项目座谈会议纪要》约定土地方和投资方各分配50%，一层分产品，二层以上由投资方整体销售；（3）2014年10月15日《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约定六楼按3：7分配，且土地方合计取得5101.93万元；（4）《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约定四楼属土地方所有，六楼按原协议由江都公司分配给辛元海和刘勇；（5）2017年3月16日《东港银座协议》和2017年4月20日《＜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的分配补充方案》，约定的依据又回到2009年7月30日《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且载明是土地方将其权益整体作价3千万元出售给江都公司，未提及辛元海应得利益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综合以上事实，《东港银座二期房产整体包干销售及收入分配原则》《关于东港银座四、五、六楼的分配约定》仅是案涉项目开发双方就利益分配进行约定的其中两个环节，且以上内容已经被新的约定所替代，辛元海在本案中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辛元海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辛元海负担。 二审过程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辛元海主张江都公司支付东港银座二期综合楼六楼30%折价款的请求能否成立，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首先，辛元海主张其依据《收入分配原则》《分配约定》享有六楼30%权利。对此，本院认为，《收入分配原则》系土地方尹帮文与投资方江都公司对分配比例的约定，对辛元海权利的表述仅有“六楼按约定3：7分配，即土地方尹帮文30%，辛元海应得利益由土地方承担”，但辛元海应得利益具体如何确定并无约定，尹帮文是否将其享有的六楼30%全部支付给辛元海也不确定；《分配约定》对辛元海权利的表述仅有备注部分“六楼按双方原协议由江都公司分配给辛元海及刘勇”，但如前所述“原协议”对辛元海应得利益并无明确约定。据此，案涉楼栋土地方尹帮文与投资方江都公司虽曾对辛元海在案涉项目享有权利有所约定，但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该权利的具体构成。 其次，辛元海还主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其享有六楼30%权利。而从查明事实来看，一方面，尹帮文陈述各方口头约定分配给辛元海六楼30%权利，其依据《分配约定》将土地方尹帮文的给付责任委托给了江都公司，辛元海亦主张江都公司为义务人。据此，尹帮文并非本案的义务承担者，其对于辛元海主张的认可并不足以证明辛元海主张成立。另一方面，江都公司并不认可辛元海享有六楼30%权利，而是主张土地方全体股东与江都公司签订的《东港银座协议》已变更尹帮文与江都公司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及此前关于案涉楼栋分配的全部约定。江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向东的电话录音也无认可辛元海享有六楼30%权利的意思表示。 最后，辛元海主张《东港银座协议》的约定不包括六楼，尹帮文予以认可。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其载明“土地方全体股东同意就与江都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的协议》中分配给土地方全体股东的东港银座项目在2017年4月30日前以整体作价人民币3千万元一次性货币终结……”，并未将六楼排除在外，应理解为对项目整体分配的约定。据此，即使尹帮文原享有六楼30%的权益且应向辛元海支付，那在尹帮文等与江都公司签订《东港银座协议》重新约定项目分配后，尹帮文在案涉项目中已不享有六楼30%利益的情况下，不论其是委托江都公司支付辛元海还是将债权转让给辛元海，辛元海主张江都公司支付六楼30%权益的请求已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辛元海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辛元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光勇 审判员  曹 洁 审判员  尹 英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龚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