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8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伟英，女，197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1××××××××××××86X。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良，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日河，广东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勇，男，197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72814。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富朝，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彤，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钟炽能，男，197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58。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兆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上安开发区郭红球厂房自编第四车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64482A。法定代表人：钟炽能。上诉人江伟英因与被上诉人黄海勇以及原审被告钟炽能、佛山市南海兆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20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伟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江伟英无需对钟炽能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海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推定案涉借款形成的时间为2019年9月1日,从而认定案涉债务产生于江伟英与钟炽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错误。1.无论钟炽能与黄海勇因合作产生矛盾的时间为2019年7月还是2019年9月，双方借贷关系的确立时间应为《借款合同》正式签订、并由钟炽能签名确认同意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之时。一审法院称黄海勇与钟炽能于2019年7月开始就黄海勇退股事宜进行协商，2019年9月起黄海勇没有再到兆森公司上班。即使属实，亦只能证实黄海勇在此期间产生了从兆森公司退股的想法且开始与钟炽能协商退股，绝不能推断出黄海勇在2019年9月已与钟炽能正式确立了民间借贷关系。2019年12月27日，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退股协议书》，钟炽能以相应对价购买了黄海勇50%股权；同日，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借款合同》，钟炽能同意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股权转让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需双方达成合意，应在《借款合同》签署后。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钟炽能与黄海勇的借贷关系于2019年9月1日已经确立，混淆了退股、转让、借贷等法律事实，不符合逻辑。即使法院认定钟炽能与黄海勇之间股权转让是2019年9月1日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确立的时间亦应为2019年12月27日钟炽能同意转化为借款之后，在此之前钟炽能与黄海勇之间仅能认定为合作经营公司关系或公司内部股东股权转让关系，《借款合同》不是对2019年9月1日的借款进行追认，而是新的法律事实的确认。2.在2019年12月2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之前，不能视为钟炽能与黄海勇就兆森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在2019年9月1日确立。2019年9月1日，黄海勇提出退股的意愿后，便怠于行使股东义务，不再回兆森公司上班，但此时黄海勇仍应是兆森公司的股东。钟炽能个人表示同意黄海勇的退股请求并同意向黄海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开始对兆森公司的资产进行了结算。在2019年12月27日签订《退股协议》之前，双方暂无法确定黄海勇退出的方式是退股（减资）或股权转让，尚没有对黄海勇退出条件、转让价款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双方在2019年9月的讨价还价过程中，不能视为债权、债务正式形成，黄海勇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9月1日已与钟炽能就其退出合作的方式、条件、价款达成了明确的方案，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权在2019年9月1日已正式确立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3.江伟英与钟炽能的感情纠纷发生在正式领取离婚证书之前。一审法院根据黄海勇的陈述，就推定案涉债务真正形成的时间早于《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签署的时间，从而要求江伟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中，如果《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不能认定为钟炽能与黄海勇债务确立的时间，则在正式签订《退股协议书》明确由钟炽能受让黄海勇股权转让之前，应当视为黄海勇仍享有兆森公司50%的股权。2019年9月1日在黄海勇尚未退股的情况下，钟炽能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且股权转让款并未转化为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已实际用于兆森公司错误。案涉债务是钟炽能受让黄海勇持有的兆森公司50%股权而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债务是基于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而产生，钟炽能至今尚未实际履行。而黄海勇之前向钟炽能出借的借款或向兆森公司注入的其他款项，经协商同意已转化为向兆森公司投资，随后兆森公司已实际由钟炽能、黄海勇共同经营。因此，黄海勇的前述款项进入兆森公司并作为占有兆森公司50%股权的对价，款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兆森公司的资产。钟炽能向黄海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以钟炽能的个人财产换取黄海勇在兆森公司的股份，不能再视为黄海勇当初投入兆森公司的那笔款项。因此，案涉债务的性质、用途均与兆森公司无关，案涉债务是在《退股协议书》签订之后才产生，由黄海勇收取，尚未实际履行，没有用于兆森公司，黄海勇投入公司的资金不能等同于案涉债务。三、黄海勇将其持有兆森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钟炽能，不能认定江伟英与钟炽能共同受让了该股权，从而要求江伟英对该转让行为承担责任。钟炽能与江伟英是兆森公司的登记股东，钟炽能占有90%股份，江伟英占有10%的股份。黄海勇是兆森公司隐名股东，实际占50%的股份。如果认定黄海勇、江伟英、钟炽能都是公司的股东，三人共同经营兆森公司，黄海勇与钟炽能私下达成未经江伟英签名同意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不能视为钟炽能与江伟英共同受让,与江伟英无关。四、江伟英没有共同经营兆森公司。江伟英有独立工作，从2007年起就在一间超过4000名员工的大型公司工作，现任财务经理。在兆森公司工商登记为监事，仅是基于登记的需要。黄海勇投资经营兆森公司后，其清楚江伟英有10%的股权，但仍称与钟炽能各持有50%的股份，入股、退股均没有与江伟英协商。因此，兆森公司实际是由钟炽能与黄海勇共同经营,与江伟英无关。黄海勇称其一直在兆森公司上班到2019年9月，但也承认其上班期间从没有见过江伟英，这说明江伟英从未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江伟英与兆森公司财务人员进行过某些技术性的业务讨论，是同行业人员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的常态。黄海勇现基于追债的需要，称兆森公司是钟炽能与江伟英共同经营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忘记了自己亦是公司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的事实。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案涉债务为江伟英与钟炽能的“共同债务”，与兆森公司无关，另一方面却判决江伟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该判项也超出了黄海勇的诉讼请求范围。黄海勇起诉主张因案涉借款是用于钟炽能与江伟英共同经营、共同生活，钟炽能与江伟英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兆森公司可认定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请求江伟英对兆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是钟炽能、江伟英的共同债务，则根据黄海勇的诉讼请求，江伟英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不应是连带清偿责任。二审诉讼中，江伟英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钟炽能与黄海勇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故本案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而非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根据黄海勇在一审提供的《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可以看出，本案的案涉款项并非系因为民间借贷行为而引起，而是基于钟炽能与黄海勇之间因为转让兆森公司股权的转让款或投资款而引起，《借款合同》仅是对钟炽能与黄海勇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或投资款的确认，而非实际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二、兆森公司系由钟炽能与黄海勇双方各持有50%的股权并共同经营，江伟英并未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案涉款项亦未用于江伟英与钟炽能的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因此，案涉股权转让款与江伟英无关。1.一审法院既认定案涉款项系黄海勇购买钟炽能持有兆森公司的50%的股权，并与钟炽能各自持有兆森公司的50%的股权，并属于隐名股东。又认定案涉款项系用于江伟英与钟炽能共同经营的兆森公司，明显属于逻辑矛盾。首先，黄海勇诉称江伟英系兆森公司的“名义股东”，可见黄海勇在案涉款项发生时及股权转让履行过程中均已明确知悉江伟英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并未实际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活动，案涉债务与江伟英无关。其次，一审法院既已认定黄海勇系兆森公司的隐名股东，并与钟炽能各自持有兆森公司50%的股权，则兆森公司为钟炽能与黄海勇共同经营，而非由江伟英与钟炽能共同经营。因此，案涉款项并未用于江伟英与钟炽能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与江伟英无关。再次，如果江伟英系兆森公司的股东，并实际参与经营或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则黄海勇与钟炽能之间的股权转让理应通知江伟英，并有江伟英享有优先购买权。但黄海勇与钟炽能从未通知过江伟英。最后，综合本案的证据可以证明兆森公司实际是由钟炽能与黄海勇共同经营，江伟英并未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案涉债务与江伟英无关。2.钟炽能自行对外筹资经营，从未告知过江伟英也未征得过江伟英在同意，且案涉款项并未用于江伟英与钟炽能的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与江伟英无关。黄海勇答辩称：一、钟炽能没有就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提出上诉，只有江伟英就第二项判决上诉，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予以维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据借据、合同、收据、银行转账流水、股东会决议等书证作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妥。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产生于钟炽能与江伟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债务用于夫妻二人的共同生产经营，继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判令江伟英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三、江伟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江伟英主张借贷关系的确立应为《借款合同》正式签订之日与法律规定不符。本案中，《入股协议书》第八条明确约定“提出退股后30日退还股金及利润，如若未按时退还按贷款利息月息百分之二计算”，黄海勇在2019年7月提出退股，因此案涉借贷关系在黄海勇提出退股后、钟炽能不能退还股金时便已成立，因此案涉《借款合同》明确记载借款已由黄海勇于2019年9月1日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支付给钟炽能。2.黄海勇在2019年7月提出退股，钟炽能对此事实确认，上述退股条款在钟炽能与江伟英离婚前已经触发，由此产生了钟炽能应当退款的义务。而《退股协议书》则约定兆森公司资产清查的区间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借款合同》则约定每月借款利息按2%计算、借款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起计算，可见后续两份合同执行的核心内容是《入股协议书》第八条的退出机制条款，当事人签署《退股协议书》是对股权转让之债形成于黄海勇提出退股之时的事实的追认，签署《借款合同》则是对将股权转让之债在当时结算为民间借贷之债的事实的追认。因此，案涉债权的形成时间明显落入江伟英与钟炽能夫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江伟英认为借贷关系自《借款合同》签订时成立的主张不能成立。3.江伟英与钟炽能涉嫌假离婚。夫妻二人办理离婚登记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7日，但二人离婚后仍共同生活，江伟英一审时解释是为了接送小孩的方便，间接承认了离婚后仍与男方共同居住的事实。另从《离婚协议书》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安排来看，与离婚前的财产归属状态无异，也证明所谓的“离婚”更多是为了避债。其次，该夫妻离婚后仍共同经营兆森公司，二人持股兆森公司，江伟英仍一直担任兆森公司的监事。双方如果是真离婚，江伟英完全可以在离婚后将股权退出兆森公司，并不再担任监事。况且，钟炽能持股90%，只要其一人表决同意便能通过有关的股东会决议，但在案证据却显示江伟英积极参与了公司有关重大事项的表决，有关事项的通过是两股东（两夫妻）共同表决通过的结果。因此，江伟英未参与公司共同经营的说法不能成立。最后，尽管二人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不是本案的争议点，但二人的离婚确实疑点颇多。首先，该二人曾于2011年7月4日以性格不合为由离婚，但在2012年3月9日复婚，离婚期间女方更是怀上了二胎，有理由怀疑两夫妻的第一次离婚实际上是假离婚。其次，该夫妻二人有长达20年的感情，期间有儿有女、有家庭财产，但却恰好在拖欠黄海勇款项的情况下第二次离婚，实属异常。最后，该夫妻二人第二次离婚的理由也是性格不合，极可能是为了逃避本案债务而故意离婚。四、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产经营，一审法院判令江伟英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1.钟炽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受让夫妻共同持股经营的公司股权而产生的股权转让债务，以及由于无法及时履行对价支付义务而转化的民间借贷债务，应属于为夫妻双方共同生产经营利益服务而产生的债务。兆森公司是夫妻二人共同投资开办，江伟英还作为公司监事，且对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变更住所等重大事项，均依法参加股东会，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行使表决权。而决策是公司经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不论江伟英是否在公司上班，均不影响其参与经营兆森公司事实的认定。更何况，江伟英承认曾过问兆森公司的财务账簿，且微信反映江伟英负责审核财务。最后，钟炽能受让黄海勇的股权作为财产本身，以及后续形成的生产、经营收益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案涉债务的沿革清楚反映夫妻二人从案涉债务中获益。黄海勇入股兆森公司的关键原因是钟炽能两次借款合计1700000元不能偿还，可以说当初入股兆森公司是债权不能实现情况下无奈的“债转股”。但由于公司一直是夫妻二人把控，黄海勇既未从前期借款中获益，也未从后期“债转股”中获益，反而夫妻二人基于黄海勇提供的资金而一直从中受益。第一，当初两笔借款均直接用于兆森公司生产经营，均发生于夫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二人作为股东因兆森公司获得流动资金而获得利益。第二，《入股协议书》约定钟炽能出资3000000元，其中现金方式出资1400000元，但从来没有投入公司，钟炽能本身就违反了股东出资约定，出资不实，黄海勇出资权益受损。第三，黄海勇名义上入了股，但除了提供资金基本上没有获得相应的股东权利，甚至没有通过工商登记获得股东身份确认，公司仍然是两夫妻把控的“内部人”企业。第四，《入股协议书》明确约定2019年2月1日前公司的债权债务与黄海勇无关，但黄海勇后来发现投入的资金到位后被钟炽能将公司资金与其个人资金用在同一银行账户混同交易。第五，钟炽能与江伟英相互配合随意调动公司资金到江伟英的个人账户，江伟英对于公司资金的调动无疑起到支持、配合的作用，也导致公司财产与该夫妻二人的家庭财产混淆不清，难以区分。一审法院判决江伟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合理。二审庭审时，黄海勇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江伟英提出本案应当按照股权转让款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当事人没有对本案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引起提出抗辩，本案纠纷是由于民间借贷中不能按时还款所引起的，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关系没有争议，故江伟英提出本案应按股权转让纠纷处理没有事实依据，且一审法院对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债务作出裁判后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江伟英上诉主张其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其他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二、案涉债务明显用于江伟英与钟炽能夫妻共同经营，虽然钟炽能是通过受让股权产生本案债务，但是股东受让股权是股东投资行为的表现形式，钟炽能受让的股权是黄海勇之前出资的3000000元，且出资款项已经投入兆森公司，江伟英作为该公司的股东、监事，故应当属于钟炽能与江伟英夫妻共同经营公司之债。钟炽能、兆森公司述称：一、钟炽能与黄海勇于2019年2月开始共同经营兆森公司，经营了几个月后亏损几十万元，黄海勇提出退股。随后，黄海勇聘请专业会计人员过来查账，直至2019年12月27日才确认账目。由于黄海勇提出的退股条件不合理，退股书的内容要改动，故直到2021年1月11日才签订《退股协议书》和《借款合同》，但黄海勇要求钟炽能将落款日期写回2019年12月27日。至于利息，双方约定从2019年9月开始计算，因兆森公司未能收回货款，故无法清偿。二、钟炽能对欠黄海勇的款项及利息无异议，也积极筹备还款，但因兆森公司经营困难，且黄海勇提起本案诉讼，故无法通过向银行贷款偿还。三、案涉债务与江伟英无关。江伟英有自己的工作，从未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黄海勇对此亦知情。黄海勇的入股以及退股从未与江伟英协商。钟炽能与江伟英离婚是因为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双方因兆森公司经营问题经常争吵，故协商离婚。综上，钟炽能、兆森公司同意江伟英的上诉意见。黄海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炽能向黄海勇偿还借款本金2533103元及从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借款本息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5日为574170.01元）；2.钟炽能向黄海勇赔偿财产保全担保费损失2485.82元；3.江伟英对钟炽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兆森公司对钟炽能、江伟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钟炽能、江伟英、兆森公司负担。一审诉讼中，黄海勇增加诉讼请求：兆森公司对钟炽能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9日，钟炽能向黄海勇借款1000000元，并出具借据约定借款期限为2个月，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于2018年3月30日前归还本息。黄海勇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1月30日各转账500000元给钟炽能，钟炽能于2018年4月归还了本金200000元。2018年10月10日，钟炽能向黄海勇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海勇购入2.0规格铝板一批的款项700000元，两个月左右销售完利润对分，退回本金和利润（盈亏共负）。黄海勇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向钟炽能转账500000元、2018年10月11日向钟炽能转账200000元，合共700000元。2019年1月29日，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双方各出资3000000元，分别享有兆森公司50%股权；其中，钟炽能以兆森公司固定设备作价1600000元出资，余下1400000元以现金方式出资；黄海勇以借款本金加利息共1000000元、700000元货物以及1300000元现金出资；退股根据自愿原则，提出退股后30日退还本金及利润，若未按时退还按月利率l2%计算利息，最迟不得超过3个月。后黄海勇分别于2019年1月31日、2月3日、2月25日向双方指定的账户转账共1300000元。兆森公司在《入股协议书》的右上方盖章。2019年7月，黄海勇与钟炽能开始就黄海勇退股事宜进行协商，黄海勇从2019年9月1日起没有在兆森公司上班。双方经商谈、对数后，于2019年12月2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确定资产清查的时间区间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双方约定，黄海勇将其持有的兆森公司股权转让给钟炽能退股，钟炽能应向黄海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756012.06元；其中，对于中山市横栏镇燕棋五金加工厂的呆滞欠款445817.83元，双方各承担50%，由钟炽能在收到该款后向黄海勇支付222908.92元。兆森公司在《退股协议书》上盖章。同日，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借款合同》，钟炽能将上述应向黄海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533103元转化为向黄海勇的借款。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7个月，即从2019年9月1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止，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钟炽能应在2020年4月1日前一次性还款给黄海勇。2020年6月19日，钟炽能向黄海勇转账100000元。黄海勇因钟炽能未能按期归还全部款项而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一：钟炽能与江伟英于2011年7月4日离婚，于2012年3月9日复婚，于2019年11月27日协议离婚。另查二：钟炽能是兆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兆森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钟炽能持股90%，任经理、执行董事；江伟英持股10%，任监事。2015年5月4日、2015年8月14日，兆森公司分别就增加注册资本、变更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召开股东会，江伟英参与会议并进行了表决。另查三：江伟英从2007年起至今均在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钟炽能对其将应向黄海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533103元转化为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钟炽能于2020年6月19日向黄海勇支付的100000元属于本金还是利息，案涉借款的利息应从何时起按何种标准计算，钟炽能尚欠黄海勇借款本息金额是多少；二、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钟炽能与江伟英的夫妻共同债务，黄海勇请求江伟英对钟炽能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有依据；三、兆森公司对案涉债务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黄海勇与钟炽能在2019年12月2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后签订了《借款合同》，将钟炽能应向黄海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533103元转化为借款，该《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而借款期限是从2019年9月1日开始。因此，钟炽能在2020年6月19日向黄海勇支付的100000元应属利息。黄海勇在2020年8月17日起诉，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相应利息应按月利率2%计算。因此，钟炽能应向黄海勇归还借款本金2533103元，利息从2019年9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按照该计算方式计得利息总额后扣减100000元。由于《借款合同》并无对财产保全担保费的负担作出约定，故黄海勇请求钟炽能赔偿担保费损失2485.82元，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案涉款项的流向及用途来看，案涉款项是用于兆森公司的生产经营。江伟英是兆森公司的股东、监事，尽管江伟英同时就职于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但不能据此否定其按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股东和监事权利，江伟英在2015年两次参加兆森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并参与表决亦可印证这一点。另外，江伟英在庭审中确认，其认识兆森公司的会计高少群，二人有业务上的交流；高少群会拿一些凭证给江伟英看，并询问其应该做在什么科目。综上，可以认定江伟英有参与兆森公司的经营。从案涉债务形成的时间来看，案涉款项实际发生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黄海勇及钟炽能均确认，双方在2019年7月开始就黄海勇退股事宜进行协商，黄海勇从2019年9月1日起没有在兆森公司上班。结合《退股协议书》约定对兆森公司资产清查的区间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以及《借款合同》所记载的借款已由黄海勇于2019年9月1日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支付给钟炽能、借款期限从2019年9月1日开始等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事实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形成于2019年9月1日。尽管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晚于钟炽能与江伟英离婚的时间，但签订《借款合同》仅是对案涉债务进行追认，而非债务实际形成的时间。综合以上分析，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产生于钟炽能与江伟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是用于两人共同经营的兆森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有关“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案涉债务属于钟炽能与江伟英的夫妻共同债务，黄海勇请求江伟英对钟炽能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黄海勇主张基于案涉款项用于兆森公司经营的事实，兆森公司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基于兆森公司是由钟炽能及江伟英设立的“夫妻档”公司的事实，兆森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案涉款项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来分析，尽管最早的1700000元基于借贷事实产生，但在2019年1月29日黄海勇与钟炽能签订《入股协议书》时，该1700000元连同黄海勇之后支付的1300000元合共3000000元便成为黄海勇购买钟炽能50%股权的款项。2019年12月27日，黄海勇与钟炽能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后签订《借款合同》，故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系因钟炽能购买黄海勇持有的兆森公司股权而引起。钟炽能是兆森公司的显名股东，黄海勇是兆森公司的隐名股东，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属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若由兆森公司对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承担清偿责任,可能会导致公司回购股份，造成股东变相抽逃公司出资，公司资本不当减少，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黄海勇请求兆森公司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钟炽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533103元及以该款为基数从2019年9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按照该计算方式计得利息总额后扣减100000元）予黄海勇；二、江伟英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海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839.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0839.04元（黄海勇已预交），由黄海勇负担410.04元，钟炽能、江伟英连带负担20429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对黄海勇多预交的20429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黄海勇申请，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期间，江伟英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拟证明钟炽能与黄海勇签订《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的时间在2020年1月11日之后，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错误。经审查，本院认为，《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而钟炽能与江伟英登记离婚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故《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是否于2020年1月11日之后签订，对本案的审理并无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江伟英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债务是否属于钟炽能、江伟英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关于案涉款项的用途。从案涉款项的流向来看，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黄海勇已经向钟炽能交付1000000元借款（虽钟炽能已偿还200000元本金，但黄海勇以借款本金800000元和利息200000元出资）、700000元的货物以及1300000元的出资款，共计3000000元。虽然黄海勇与钟炽能在《入股协议书》约定，上述款项作为黄海勇入股兆森公司，持有兆森公司50%股权的出资，但双方并未就黄海勇入股兆森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入股协议书》明确约定，黄海勇提出退股后30日退还股金及利润，否则按月利率2%计息。关于案涉债务的形成时间。黄海勇及钟炽能均确认，双方在2019年7月开始就黄海勇退股事宜进行协商，并聘请会计人员对黄海勇入股兆森公司期间的账目进行查账，黄海勇从2019年9月1日起没有在兆森公司上班。虽然黄海勇与钟炽能最终签订《退股协议书》以及《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是在钟炽能与江伟英于2019年11月27日登记离婚之后，但《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对兆森公司资产清查的时间段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且《借款合同》记载借款已由黄海勇于2019年9月1日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支付给钟炽能，借款期限从2019年9月1日开始。由此可见，双方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的时间为2019年9月1日，而签订《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仅是对核算账目后的案涉债务金额进行确认，而不能据此认定案涉债务产生于《退股协议书》《借款合同》签订时。因此，案涉债务实际产生于江伟英与黄海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关于江伟英有无参与兆森公司的生产经营。虽然江伟英就职于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但江伟英是兆森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以及监事，江伟英于2015年还两次参加兆森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并参与表决。另外，江伟英在庭审中确认，其认识兆森公司的会计高少群，二人有业务上的交流，高少群会拿兆森公司一些凭证给江伟英看，并询问其应该做在什么科目。由此可见，江伟英实际有参与兆森公司的生产经营。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债务产生于钟炽能与江伟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案涉款项实际用于两人共同经营的兆森公司，属于钟炽能与江伟英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江伟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64.82元，由上诉人江伟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