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903民初880号原告：瞿锰军，男，汉族，1965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地益阳市赫山区，现住益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云辉，湖南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成，湖南臻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湖南金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益阳大道**（世纪大厦**）。法定代表人：李双林，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山，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住所地，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益阳大道**iv>法定代表人：瞿晏平，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立明，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振华，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瞿锰军与被告湖南金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瞿锰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云辉、彭成，被告金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山，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立明、余振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瞿锰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益阳市公安局建设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的剩余工程款共15670505元属于原告所有，并由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直接支付给原告。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30日，被告金城公司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发包人）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告金城公司承建益阳市公安局建设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工程地点为益阳市××路××路以北（即现在益阳市看守所、戒毒所）。合同签订后，被告金城公司将上述工程项目承包给原告施工，并于2014年7月28日与原告签订《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承包益阳市公安局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工程项目，工程的承包形式、工程质量及保修、工程进度、付款方式等均以两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被告金城公司只收取原告工程款总造价1%的管理费及“九大员”费用，不承担工程垫资、工程质保金及相关各种风险金、押金，不负责各种工程及相关税费，不承担工程项目的盈亏。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7月进场施工，于2015年12月竣工，现“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已经验收合格并已交付。经益阳市审计局审计，上述工程项目总造价为72470600元（以审计结论为准）。截止至2021年1月7日，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已通过被告金城公司账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56800095元（已开发票），剩余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5670505元因被告金城公司原因而未支付。原告认为其系实际施工人，在完全履行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的情况下，有权直接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处取得工程款，益阳市公安局应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原告，以免因被告金城公司账户被冻结给原告及其他案外人造成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金城公司辩称：原告所诉内容属实。被告益阳市公安局辩称：1、案涉“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的施工是两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益阳市公安局为发包人，被告金城公司为承包人，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是挂靠合同，应属于内部责任承包合同，原告与益阳市公安局未签订合同，原告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益阳市公安局直接支付工程款；2、益阳市公安局已按约定向被告金城公司支付其所申请支付的工程款；3、相关法院多次向益阳市公安局送达多份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案涉工程款，益阳市公安局故暂时停止支付案涉工程款。经审理查明：2014年上半年，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将位于益阳市××路××路以北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原告为承建该项目与被告金城公司协商由被告金城公司参与该项目的竞标，并由原告支付了招投标的报名费、投标标书制作费等费用。在以被告金城公司名义竞标成功后，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双林共同就合同签署的相关事宜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进行了磋商。2014年6月30日，被告金城公司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作为发包方，将位于益阳市××路××路以北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发包给被告金城公司，承发包范围为基础工程（含桩工程）、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4年7月1日，一标段竣工日期为2014年12月27日，二标段竣工日期为2014年11月27日。两被告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单位印章。2014年7月28日，被告金城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约定被告金城公司将通过招投标公开（邀请）中标承建的“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承包给原告负责施工。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工程的承包内容、承包形式、工程质量及保修、工程进度、付款方式等均以被告金城公司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签订的合同为准；该合同第三条关于双方职责的方面约定，被告金城公司不承担工程项目的盈亏，工程项目的盈亏均由原告瞿锰军自负，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债务均由原告承担。同日，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工程中标价约5545.26万元，原告向被告金城公司交纳工程决算总造价1%的管理费，项目“九大员”（即工程管理人员）的费用均由原告负担。签订上述合同后，2014年7月底，原告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场施工。工程所需工程材料款和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工资均由原告实际支付，工程的施工及管理均由原告完成，2017年11月底，案涉“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竣工，原告将该工程交付给了被告益阳市公安局，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即予以接收并投入了使用。2019年8月14日，被告金城公司组织案涉工程的建设单位（被告益阳市公安局）、质安监站、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地质单位等、地质单位等就竣工验收问题召开验收会议议评定案涉工程验收合格。根据益阳市审计局益审报[2021]3号《审计报告》，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支付案涉工程款的总数额为72470600元，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及竣工前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向被告金城公司分次共计已支付了56800095元，剩余未付工程款数额为15670505元。被告金城公司在收到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上述款项按其与原告的约定扣除相应1%管理费后，将款项已全部支付给了原告，庭审中各方对上述数额均无异议。2019年8月至2021年2月期间，因原告和被告金城公司有一系列其他债务纠纷案件需法院强制执行，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资阳区人民法院及本院多次向原告、被告金城公司发送强制执行裁定书，向被告益阳市公安局送达多份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案涉工程在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的工程款共计900余万元，被告益阳市公安局故而停止了向被告金城公司支付案涉工程剩余的工程款项。诉讼过程中，被告金城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由瞿锰军实际施工的益阳市公安局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从工程招投标开始，其所有费用均是由瞿锰军个人负责并支付，该工程所需管理人员是按建设部门要求配备的，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由瞿锰军支付清。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瞿锰军，我公司只是被挂靠单位，我公司没有进行资金投入，盈利亏损由瞿锰军享有或承担。益阳市公安局支付的工程款付至我公司后，我公司只留存1%管理费，其余全部转付给瞿锰军个人……案涉工程在我公司协助下已进行了工程审计，总价款为72470600元，益阳市公安局已支付56800095元，剩余工程款15670505元应归瞿锰军所有，我公司同意由益阳市公安局直接支付给瞿锰军”。另查明，原告系益阳市五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聘用的建筑工程师，其与被告金城公司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被告金城公司的员工。上述事实有《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情况说明》、会议纪要、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就案涉工程款主张权利而产生的纠纷，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效力的问题；二、原告是否可直接向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主张支付工程款的问题；三、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支付原告工程款具体数额的问题。一、《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效力的问题。2014年6月30日，被告金城公司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签订了《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获得“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承包权后，即与原告签订了《单位工程施工责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将该建设项目交由原告负责施工。一方面，原告不是被告金城公司的员工，其与被告金城公司间不存在合法的人事或劳动合同、工资、社保关系，另一方面，案涉工程的施工及管理均由原告完成，工程所需工程材料款和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工资均由原告实际支付，被告金城公司未参与案涉工程的经营和管理，故而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间不具备内部承包关系的特征，不属于内部承包关系。案涉工程的相关招投票报名费、投标标书制作费用均由原告支付，原告对案涉工程项目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其仅借用被告金城公司的名义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被告金城公司在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签订合同时没有自己承包案涉工程的真实意思，被告金城公司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关系，故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间的关系应属于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关于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的答辩意见，证据不充分，理由不充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为发包方，被告金城公司系被挂靠单位，原告应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因原告系自然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建筑工程的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第四条之规定，案涉两份施工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关于案涉合同有效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金城公司作为建筑施工专门企业，原告作为建筑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知晓挂靠施工的违法性，故应认定被告金城公司及原告是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二、原告是否可直接向被告益阳市公安局主张支付工程款的问题。2017年11月底，案涉“益阳市两所合一”建设项目竣工，原告即将该工程交付给了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并已使用，且该工程已进行了相关验收手续，应认定该建设工程为合格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第四条之规定，该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无效，但原告已将案涉工程交付并验收合格，故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参照合同关于工程款计价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而被告金城公司没有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被告金城公司也未实际履行案涉合同，而原告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与被告金城公司签订和履行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即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形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且被告金城公司也明确表示同意将案涉工程余欠工程款支付给原告，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将欠付的工程款支付给原告，故对原告关于要求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直接支付余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三、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支付原告工程款具体数额的问题。案涉工程竣工后，因原告及被告金城公司尚有其他债务案件需强制执行，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资阳区人民法院及本院多次向原告及被告金城公司送达执行裁定书，向被告益阳市公安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案涉工程在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处的工程款共计900余万元，被告益阳市公安局故而停止了向被告金城公司支付案涉工程剩余的工程款项，该停止支付工程款行为系相关人民法院之要求，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对此不存在过错。案涉工程竣工后，原告即将工程交付给了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经审计后，各方一致认可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支付工程款的总数额为72470600元，案涉工程竣工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共计已支付了工程款56800095元，故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应将剩余未付工程款15670505元（72470600元-56800095元）支付给原告，被告金城公司除扣除1%的管理费外未截留工程款，且原告在本案中未向被告金城公司主张权利，故被告金城公司对案涉工程款在本案中不向原告担责。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向其支付案涉工程款余款15670505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理由充足，本院应予支持；被告金城公司与原告隐瞒事实真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与被告益阳市公安局签订合同，导致合同无效和案涉工程款未及时付清，均系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的过错，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在本案中并无过错，故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原告与被告金城公司分担。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益阳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瞿锰军支付清所欠工程款1567050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5820元（已预交57910元），由原告瞿锰军承担57910元，由被告金城公司负担579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长明人民陪审员  李 莉人民陪审员  钟德意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谢竹慧书记员徐红梅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