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3民初2186号原告:朱柳萍，女，199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杰，系原告配偶。被告：刘颖精，女，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原告朱柳萍诉被告刘颖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杰，被告刘颖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1440元，并支付双倍定金返还款5520元，合共696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20年2月初，原告得知自己怀孕，开始向周围朋友打听月嫂陪月服务。后经朋友介绍得知被告系一名资深、专业的月嫂，口碑甚好，原告为预订被告陪月的档期，双方便口头约定由被告为原告提供月嫂陪月服务，费用为13800元，共26天，被告提出需要支付月嫂服务费的30%作为预订档期的定金（实际要求支付4200元），原告随即通过微信支付。2020年3月，原告第一次产检后便告知被告预产期为2020年9月29日。原告想到宝宝出生时间并不一定是预产日期，因此多次与被告确认如果宝宝提前或延后出生能否配合调整陪月服务时间。被告均承诺宝宝提前和延后出生都无问题的，会预留出足够时间的。2020年9月17日，原告提前入院生产，问被告9月20日能否到岗提供月嫂服务，被告却告知只能9月29日晚上完成上一家月嫂服务才能到岗，不能提前。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仍然不能依约到岗提供月嫂服务，也不愿意退回定金4200元而且态度嚣张。原告作为一个初产妇，没有育儿经验，产褥期正是原告最彷徨无助的时候，加之遇上无赖的被告，导致原告患上轻度产后抑郁症。最后，原告只能临时高价另聘月嫂陪月以缓解抑郁症状。综上，由于被告的不诚信行为对原告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现根据《民事诉讼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刘颖精辩称：1、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我接的工作是要提前预约的。我接的工作是要提前预约的。2020年2月5号，原告联系我说她预产期是农历九月，需要请月嫂服务，经过协商以服务费13800/26天加国家假期三倍工资，预付定金4200元，我把农历9月(也就是阳历10月17日到11月14日)预留出来。收定金后我发身份证给他，工作合约成立。从2月5日到7月2日除了5月份原告家婆微信约见面聚聚外一直没有和原告有过其它任何联系，并没有起诉状中说的“2020年3月原告第一次体检后便告知预产期是9月29日，还多次与我确认如果宝宝提前或延后出生能否配合调整陪月服务时间并得到我答允”这回事。期间我又接了一张预计9月3日到9月29日的单，与原告的单中间空挡预留20天(同行一般预留7天)，还因为被告的档期推掉几张10月份的单。直到七月2号原告联系我见面，七月5号我和朋友到原告家，聊天时才被告知预产期有误，应是9月29号，其实这已算违约了，但我本着善心，宁愿牺牲自己的休假告知原告：9月我有单，29号可下来。原告29号预产期，加上住院时间，只要不出意外还是没问题的。九月17号原告提前生产，要求我20号上门服务，因为我还在上户中，要29号才能下来，我建议原告我找同服务等级的同事过来顶岗，直到我下户就立即赶过去。原告没试用我同事服务就一口拒绝，单方面终止合约，造成我十月失业待岗，损失工资余额9600元，基于我的敦厚的个性我都没追究。但原告还要求我退定金，我拒绝退回定金，原告后来在亲戚朋友面前诽谤诬蔑我，无视法律法规，无视合约精神，对我造成名誉损失，经济损失，我保留追究权利。理由如下：1、不退回定金是对我十月失业生活保障的补贴！其实宝宝偏离预产期一些出生我们月嫂是预料有的(我也预留20天的空档)，只不过原告下单时连预产期都弄错，加上宝宝早生，结果比下单时告知的预产期整整早了一个月！问题发生后我也积极找同等级的同事顶岗而原告没试用就拒绝，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不可能要我来承担任何违约责任。2、无视合约精神，质疑诚信有问题，原告在诉讼状中就失去了诚信，她说3月有告知我预产期的变化，我们一直没联系，怎么告知。3、无视法律法规，随意对我进行诽谤诬蔑，造成我身心受创，名誉和经济都有重大损失。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颖精专业从事月子陪护服务。2020年2月初，原告朱柳萍发现怀孕，经人介绍加了被告微信，预约被告提供产后月子陪护服务。2020年2月5日，双方在微信中约定，被告提供26天月子陪护服务，费用13800元，原告先行支付定金4200元。当时因原告尚未去医院产检，未明确预产期及陪护时间。被告表示“你产检确定告诉我时间就可以了，我把这时段空出来”。原告于当日向被告微信转账4200元作为定金。2020年3月22日，原告到医院产检，医生出具《疾病证明书》，诊断原告预产期为2020年9月29日。原告称其婆婆在产检后及时电话告知了被告预产期，并在2020年5月份约被告见面，但被告并未答应见面，直到2020年7月5日原、被告见面，再次向被告说明预产期，被告表示时间没有问题。被告则提出，原告直到2020年7月5日双方见面才告知预产期是2020年9月29日，被告当时表示9月份已经有工作安排，如果原告预产期没有意外加上住院几天，被告可以在原告出院后到家里陪护，问题不大，原告表示没有异议。2020年7月23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咨询需要准备哪些待产及月子用品，被告进行了详细回复。2020年9月17日，原告提前生产。2020年9月19日，原告微信告知被告其9月20日出院，问被告能否9月20日到家里陪护。被告表示其正在别家陪护，需9月29日结束别家陪护后才能到原告处陪护。原告表示时间太长不能等待，只能另请他人陪护，故要求被告退还一半定金。被告不同意。双方产生争议，原告遂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原、被告通过微信约定由被告为原告提供产后月子陪护服务，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作为专业的月子陪护人员，即俗称的“月嫂”，应当知悉预产期并不是确定生产的日期，被告应当预见到产妇可能提前或延后生产，并根据预产期充分预留产妇提前及延后生产的合理时间，妥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是“月嫂”的工作性质及其专业知识对其提出的基本要求。双方在诉讼中对告知预产期的时间产生争议。被告2020年2月5日收取原告定金4200元时，原告的预产期尚未经医院确诊，被告对此是知悉的。即便原告是在2020年7月5日才告知被告预产期，被告亦应在当时充分预留原告提前或延后生产的合理时间，并评估自己的工作安排，确定时间是否存在冲突，及时回复原告能否为其提供陪护服务。然而被告明知其别家陪护持续到2020年9月29日才能结束，仍然侥幸地认为原告预产期不出意外即能在结束别家陪护后为原告提供陪护服务，而忽略了原告预产期提前的可能。以至于原告提前生产后，被告因工作时间冲突不能及时来为原告提供陪护服务。众所周知，月子陪护是有时效性的，婴儿出生后，产妇及婴儿都需要及时陪护，现因被告不能及时陪护，原告更换其他月嫂，符合常理，并无不当。本案系因被告对原告提前生产的情形估计不足所致，被告过分自信地认为原告会精准地在预产期当日生产，与其工作性质及专业要求不符，并客观导致原告希望获得陪护服务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原告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本案中合同标的额是13800元，其百分之二十为2760元（13800元×20%）。双方约定的定金是4200元，超过了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应认定为定金，而应当认定为合同的预付款。故本院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2760元，预付款1440元。现因被告违约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预付款1440元，并双倍返还定金5520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颖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朱柳萍返还预付款1440元，并双倍返还定金5520元，合计返还696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元，由被告刘颖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蒋 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泳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