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5民初9754号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N47YJ2K，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天元东路1068号。法定代表人：浦玉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331433687G，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南路31号。负责人：倪红军。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141377709F，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金港大道456号。法定代表人：胡建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默之，该公司员工。被告：倪红军，男，1975年12月28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劲韬，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上汽大通公司）诉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简称飞驰广州分公司）、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飞驰集团公司）、倪红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汽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城，被告倪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飞驰集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汽大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支付原告车款1,547,316.88元；2、判令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向原告支付截止至2020年8月4日的违约金121,381.50元（自2020年8月5日起的违约金，以1，547,316.88元中未偿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原告律师费93,600元；4、判令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被告倪红军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6、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6日、9月23日、10月10日，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3份《汽车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向原告购买冷藏车底盘合计24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交付冷藏车底盘24台，但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却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截止到2020年3月10日，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仍欠原告车款1,547,316.88元。被告飞驰集团公司作为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上级法人，应当对其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倪红军作为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签订了连带担保责任的承诺，因此也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8月4日的违约金97300.44元，并自2020年8月5日起，以1,547,316.88元中未偿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未应诉。被告飞驰集团公司答辩称，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对该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并不清楚，原告至今未向其提供有效的债权凭证以供审核结算。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车款1,547,316.88元不予认可。从被告倪红军与原告员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在多次与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对账催款无果，明知飞驰集团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向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发出通知，要求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并要求被告倪红军交回公司印章、财务章、法人章的情况下，草拟《逾期欠款还款计划》模板找到被告倪红军让其签字，因《逾期欠款还款计划》未加盖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印章，故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约束被告飞驰集团公司。案涉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争议纠纷中律师代理费的承担问题，且本案也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被告应当承担律师费的案由及请求，故原告主张9万余元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未明确其主张的损失组成方式或计算方式，因此可能存在且唯一存在的损失只有利息损失，其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倪红军辩称，本案是企业法人之间的纠纷，其系自然人，不属于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因此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明知其与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发生纠纷，其无权代表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飞驰集团公司签署《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且《逾期欠款还款计划》未加盖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印章，故《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仅是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并非法定代表人，故其无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仅为利息损失，其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而且其违约金计算方式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均没有约定律师费由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承担，故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6日、同年9月23日、同年10月10日，飞驰广州分公司（甲方）与上汽大通公司（乙方）签订《汽车产品买卖合同》，约定飞驰广州分公司向上汽大通公司购买冷藏车底盘24台，合计总价款1,958,080元。上述三份合同均约定，预付款不少于车款总额30%，10,000元/台；付款方式为：首付款1万元，提车120日内付清欠款；三份合同第七条均约定：“若甲方未按双方约定按时支付车款的，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每日支付逾期付款金额的0.3%作为违约金。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条款，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由此造成另一方的直接损失，上述直接损失不包括合同另一方营业中止的损失、利润损失、工资损失、租车费用、食宿费用及非违约方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扩大的损失。”上述三份合同签订后，上汽大通公司按约向飞驰广州分公司交付了冷藏车底盘。2020年4月16日，上海铸达律师事务所受上汽大通公司委托向飞驰广州分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飞驰广州分公司支付上汽大通公司拖欠的货款1,547,316.88元及相关费用。2020年7月29日，上汽大通公司因本案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支付律师费93,600元。2020年7月31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上汽大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本案在审理中，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主张截止至2020年3月10日，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确认欠其车款1,547,316.88元，被告倪红军自愿为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0日《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一份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逾期欠款还款计划》载明“截止2020年3月10日，我司（债务人）因向贵司购买车辆，尚未支付的逾期车款金额为人民币1,547,316.88元。我司承诺按以下还款计划（可附页）：3月31日还款400,000元；4月30日还款200,000元；5月30日还款470,000元；6月30日还款477,316.88元。……我司法定代表人同意为上述债务向贵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上述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我司承诺，如未能履行对本还款计划造成贵司的任何损失（包括利息损失），我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倪红军在法定代表人签字一栏处签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原告员工向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催要车款的事实。被告倪红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逾期欠款还款计划》未发生法律效力，提供了《关于停止广州分公司经营活动的通知》、快递底单、妥投证明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于2020年3月10日起，就按照飞驰集团公司的要求停止了飞驰广州分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公章交还给飞驰集团公司，其在与上汽大通公司的员工微信聊天中已告知其与飞驰集团公司存在法律纠纷，签署《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仅是为了配合上汽大通公司向飞驰集团公司主张欠款，且签署日期并非是2020年3月3月10日，而是2020年6月18日的事实。上汽大通公司质证后认为，《关于停止广州分公司经营活动的通知》属于飞驰广州分公司、飞驰集团公司内部的文件，并没有向其进行发送，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文件对其没有法律效力，倪红军仍然是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快递底单、妥投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逾期欠款还款计划》签署日期是2020年6月18日的事实。另查明，飞驰广州分公司系飞驰集团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上述事实，有汽车产品买卖合同、逾期欠款还款计划、律师函、聘请律师合同、增值税发票、关于停止广州分公司经营活动的通知、快递底单、妥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与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签订的《汽车产品买卖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上汽大通公司按约履行了交付合同标的物的义务，有权获取相应的货款。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倪红军辩称，原告上汽大通公司明知被告飞驰集团公司、飞驰广州分公司、倪红军之间存在法律纠纷，仍要求被告倪红军签署《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且未加盖报告飞驰集团公司、飞驰广州分公司印章，故《逾期欠款还款计划》未生效，对其没有约束力。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上看，被告倪红军在与原告上汽大通公司员工微信聊天中虽告知其与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存在法律纠纷，但并未告知其已按被告飞驰集团公司的要求停止了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公章交还给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因此，即使《逾期欠款还款计划》签署时间系2020年6月18日，而此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中仍载明倪红军系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系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与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倪红军向原告上汽大通公司出具《逾期欠款还款计划》，确认欠原告上汽大通公司货款1,547,316.88元，具有法律效力。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倪红军的上述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主张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向其支付车款1,547,316.88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向原告上汽大通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倪红军称，案涉买卖合同中虽约定了违约金，但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原告上汽大通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的损失仅应为利息损失，现其主张的违约金仍过高，应予适当减少。本院认为，原告上汽大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因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迟延支付车款给其造成的损失达到其主张的违约金，故对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本院调整为：自2020年3月10日起，以1,547,316.8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主张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应承担其至支付的律师代理费93,600元，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倪红军则认为无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依据。本院认为，案涉款项到期后，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承诺“如未能履行对本还款计划造成贵司的任何损失，我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原告上汽大通公司亦委托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给付案涉货款，但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仍未能及时付款，致原告上汽大通公司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其债权。根据规定，因合同一方存在违约，合同另一方为此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原告上汽大通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93,600元，且该费用符合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故对原告上汽大通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系被告飞驰集团公司下设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故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应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飞驰集团公司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被告倪红军在《逾期欠款还款计划》中明确同意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倪红军对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被告倪红军抗辩其不是法定代表人，无需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飞驰广州分公司、飞驰集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款1,547,316.88元；二、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违约金（以1,547,316.8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0日起，以1,547,316.8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律师费93,600元；四、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被告倪红军对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6,054元，由原告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539元，由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被告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倪红军共同负担25,5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大山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张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