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民申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波士顿电池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西八间房万红西街2号24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李科霖，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亮，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佩霞，江苏执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达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竹园路99号。法定代表人：苏开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萍萍，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欣，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北京波士顿电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波士顿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州达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7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北京波士顿公司申请再审称，1.出现质量问题的案涉电池生产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该期间的业务发生于波士顿电池（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波士顿公司）与达方公司之间，与北京波士顿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北京波士顿公司与达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2.二审法院认为案涉两次会议记录的签订人员是北京波士顿公司的员工，进而推定北京波士顿公司同意成为违约损失赔偿主体并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次会议记录的签字人员均不是北京波士顿公司的员工，其中，主要签字人员饶忠儒、李杰均是江苏波士顿公司的员工，冯语欣是江苏波士顿公司从深圳邀请的提供技术指导的技术人员。与达方公司邮件联系的销售、物流等环节的人员也均是江苏波士顿公司的员工。且饶忠儒签字时的身份是江苏波士顿实际运营总经理，也即是江苏波士顿的最高代表。3.北京波士顿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不能因达方公司先后均与该两家公司发生买卖关系而混同两家公司各自应当独立承担的法律责任。达方公司主张的赔偿责任应由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江苏波士顿公司承担，北京波士顿公司并非适格赔偿主体。一、二审法院没有查明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也未说明两份会议记录上相关签字人员是代表北京波士顿公司还是代表江苏波士顿公司不当。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达方公司提交意见称，二审法院已对赔偿主体问题进行查明及认定。双方相关负责人员已在2016年3月31日、2017年8月30日两次会议记录上签字，会议记录上签字人赵明德、冯语欣均系北京波士顿公司的员工，案涉损失应当由北京波士顿公司向达方公司进行赔偿。综上，请求驳回北京波士顿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过程中，北京波士顿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江苏波士顿公司与达方公司之间的《境内汇款申请书》复印件1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机构外汇活期转账/结汇凭条》原件1份、《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原件1份。拟证明：案涉交易的双方系江苏波士顿公司与达方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无关。2.江苏波士顿公司与饶忠儒于2015年12月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1份、江苏波士顿公司与饶忠儒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原件1份、饶忠儒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在2017年8月30日会议记录上签字的饶忠儒系代表江苏波士顿公司，不能代表北京波士顿公司。3.波士顿电池（深圳）有限公司与冯语欣于2009年9月2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书扫描件1份。拟证明：在2017年8月30日会议记录上签字的冯语欣系代表江苏波士顿公司，不是代表北京波士顿公司。4.江苏波士顿公司与李杰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LABORCONTRACT》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李杰是江苏波士顿公司员工，其代表江苏波士顿公司。5.江苏波士顿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向北京波士顿公司出具的《请求协助函》原件1份。拟证明案涉两份会议记录上签字的赵明德系代表江苏波士顿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无关。6.北京波士顿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网络打印件各1份。拟证明：两公司系不存在控股关系的独立主体，唯一的关联在于两公司的股东均为波士顿电池（香港）有限公司。达方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中《境内汇款申请书》系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认可证据1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机构外汇活期转账/结汇凭条》及《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证据2中《劳动合同》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复印件上没有江苏波士顿公司的印章而原件上有该公司的印章，应属伪造，《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系2015年办理，不能以此否定饶忠儒在2017年8月30会议记录签字时的身份。不认可证据3中《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可证据3中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但该判决书不具有参考价值。不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该证据原件上加盖江苏波士顿公司公章而复印件没有该公司公章，应属伪造。不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证据5原件上有江苏波士顿公司的公章，复印件上没有该公司公章，应属伪造。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北京波士顿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均是由波士顿电池（香港）有限公司独资设立。本院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达方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并不能据此否定达方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中《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及《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能互相印证，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将在文书说理部分阐述。证据3中冯语欣的《劳动合同》有效期为自2009年9月21日至2012年9月20日，而冯语欣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的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故该《劳动合同》与本案无关，达方公司认可证据3中的（2018）鲁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对该判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中李杰的签字与2016年3月31日会议记录上李杰的签字明显不同，在北京波士顿公司不能证明该两处签字为同一人所签的情形下，本院对证据4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与达方公司提供赵明德的名片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将在文书说理部分阐述。达方公司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本院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达方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冯语欣和赵明德的名片原件各1张。拟证明：二人均是北京波士顿公司的工作人员。2.张俊荣于2017年8月29-30日在北京谭阁美酒店住宿账单及差旅报销单、登记牌复印件1张。拟证明：张俊荣去北京于2017年8月30日在北京波士顿公司开会。北京波士顿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据1中赵明德名片的真实性，赵明德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是因为江苏波士顿公司向北京波士顿公司借调赵明德处理质量问题。冯语欣名片上载明其所任职单位为波士顿电池有限公司，不是北京波士顿公司。不认可证据2的证明目的，相关人员不愿意去江苏省溧阳市商谈而在北京商谈的事实，不能证明应由北京波士顿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北京波士顿公司认可达方公司提供的证据1中赵明德名片的真实性，本院对该名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中冯语欣名片载明任职单位为波士顿电池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证据2之间及与2017年8月30日会议记录之间能够互相印证且北京波士顿公司对其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审查查明，北京波士顿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波士顿电池（香港）有限公司（BOSTON-POWER(HONGKONG)COMPANY,LIMITED），执行董事为伍伸俊。江苏波士顿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BOSTON-POWER(HONGKONG)COMPANY,LIMITED，法定代表人为伍伸俊，2018年2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宣政。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波士顿公司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达方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达方公司提供了双方之间关于订单及提货事宜联系的2015年5月21日的电子邮件，发出日期（IssueDate）2015年5月21日的达方公司向北京波士顿公司的采购订单（PurchaseOrder）、北京波士顿公司向达方公司开具的2015年8月21、31日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达方公司向北京波士顿公司汇款的2015年9月17日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及2015年9月25日中信银行《人民币结算业务申请书》等证据，这些证据反映了双方订约、履行、付款等买卖合同订立、履行全过程。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达方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之间存在采购电芯等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北京波士顿公司主张其与达方公司在2014年、2015年期间未发生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达方公司与北京波士顿公司就2014年产品质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本案的电子邮件、8D分析报告及会议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对于北京波士顿公司2014年生产的电芯存在质量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2016年3月31日的会议记录中明确：BPI2014生产的电芯厂内发生的不良率为14ppm,2015年1月1日改善后的不良率已降为0.5ppm,对于达方公司使用BPI2014年的电芯生产出货给客户的电池存在较高的风险，建议达方公司使用BPI2014年生产电芯的已出货电池区分情形采用停止出货并禁止使用或更换、更新F/W等方式处理；使用BPI2015年（含）以后生产电芯的电池区分情形采用更新F/W或暂不更新F/W处理。2017年8月30日的会议记录中明确，20145300cell设计结构确有缺陷、盲点（于2015、2016年分别二次改善），因2014D/C电芯问题衍生达方公司全球电池回收费用为1964535.76元，提议将不良品cell数量（2014D/C）作退货处理（部分货物可先对冲），对其他间接及相关费用，达方公司可保留追讨权利。2016年3月31日会议记录实为针对质量问题双方共同约定由达方公司实施的补救措施，相应的损失应当由违约方北京波士顿公司向达方公司进行赔偿，而2017年8月30日会议记录说明北京波士顿公司在签订该会议记录时认可达方公司已产生的损失应当由其承担违约责任。两次会议记录的内容经过双方签字确认，形式上是否为最终版本并不影响其证明效力，达方公司主张的电池回收费用1964535.76元属于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失，北京波士顿公司在会议记录中也表示了作退货处理，一、二审判决支持达方公司要求北京波士顿公司赔偿1964535.76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3.北京波士顿公司认为其非交易相对方的主张不能成立。北京波士顿公司虽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为达方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但在一审庭审中，北京波士顿公司明确表示对2016年3月31日及2017年8月30日会议记录上代表北京波士顿公司签字人员的身份予以认可且未提出其不是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而且，北京波士顿公司与江苏波士顿公司系同一股东投资的关联公司，北京波士顿公司的执行董事与江苏波士顿公司2018年2月13日之前的法定代表人亦为同一人（伍伸俊），在2016年3月31日会议记录上签字的赵明德一直是北京波士顿公司员工。北京波士顿公司申请再审提供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饶忠儒及冯语欣是江苏波士顿公司的员工，亦不足以推翻案涉买卖合同主体为北京波士顿公司与达方公司的原审认定，不足以否定北京波士顿公司对造成损失及损失数额的确认。北京波士顿公司两次签订会议记录，同意成为违约损失的赔偿主体，一、二审法院判令其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波士顿电池技术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红建审判员  侍 婧审判员  杨志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