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蜀徽，男，198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莲，女，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系胡蜀徽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斌，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蓉，女，195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晓琴，女，195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兵，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静，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汇利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开发区6区305-155号 法定代表人：刘洪，职务不详。 上诉人胡蜀徽因与被上诉人刘蓉、康晓琴及原审第三人北京汇利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利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6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蜀徽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莲、谭斌，被上诉人刘蓉、康晓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兵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北京汇利宝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蜀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蓉、康晓琴赔偿胡蜀徽损失共计502900元。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抛弃胡蜀徽关于刘蓉、康晓琴的承诺构成债务加入的主张，仅以刘蓉、康晓琴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判决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1.《关于集团项目股权上市的解释说明》（以下简称《解释说明》）的内容及相关公司均已在郭丽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其他刑事案件中认定为用于欺骗受害人而制造的假事实，其所述的上市、申报价格等均系虚假、不能实现，不存在一审认定的以公司上市成功为前提。刘蓉、康晓琴的承诺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刘蓉、康晓琴在原一审、二审及本次一审中均未提出过必须以上市成功为前提。虽《解释说明》最后一句“此政策只限上市成功企业的股权”，但该内容系第三人对投资人实行的“搂底保障”政策，即使没有上市成功，亦应赔偿投资人的损失。胡蜀徽主张的亦系损失，并非按每股2元回购股权，与是否上市无关。2.一审认定胡蜀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康晓琴、刘蓉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同时根据手书内容，刘蓉、康晓琴并未达到收购股权的条件，且公司未能上市与刘蓉、康晓琴并无关系，系认定错误。本案中，胡蜀徽均主张刘蓉、康晓琴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系债的加入，而不仅仅是缔约过失责任，一审仅以刘蓉、康晓琴是否构成缔约过失责任作出判决，改变了胡蜀徽主张的法律依据。胡蜀徽与北京汇利宝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并未履行完毕亦未撤销或解除，北京汇利宝公司应当退还胡蜀徽的投资款，而刘蓉、康晓琴的承诺已被一审认定，该承诺构成债务加入。根据债务加入，刘蓉、康晓琴应当按照承诺赔偿胡蜀徽的全部损失。二、一审认定胡蜀徽的损失系因郭丽亚的犯罪行为造成，而非刘蓉、康晓琴的行为所致，否定刘蓉、康晓琴应赔偿胡蜀徽损失，系认定错误。因刘蓉、康晓琴多次向胡蜀徽承诺，胡蜀徽相信他们作为保底，才未退股，刘蓉、康晓琴应当按照承诺赔偿胡蜀徽损失。胡蜀徽在本案中系主张刘蓉、康晓琴构成债的加入，其二人是否应当赔偿损失，应以刘蓉、康晓琴是否构成债务加入为前提，而非损失系谁造成为前提。综上，刘蓉、康晓琴手书的承诺构成债务加入，应赔偿胡蜀徽的损失。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胡蜀徽的全部上诉请求。 刘蓉、康晓琴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胡蜀徽的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汇利宝公司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胡蜀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蓉、康晓琴共同赔偿胡蜀徽损失共计502900元；2.本案涉诉费用由刘蓉、康晓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5年期间，胡蜀徽通过郭丽亚购买景缘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会员卡、民富通代金券等，并将款项支付到郭丽亚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900000元。2015年7月6日，北京汇利宝公司出具《解释说明》载明：“集团已安排相关项目进入上市程序……根据公司要求，顾问公司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否则在10月31日前务必完成上市申报工作，且申报价格不能低于3元/股。为保障股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对于已经配发出去的股权，集团将实行搂底保障政策，即如果上市申报价格低于3元/股，集团将以股价的双倍价格回收。此政策只限上市成功企业的股权”。上述文字系打印，文字下方有“郭丽亚”“康晓琴”“刘蓉”“陈**林”四人签名及捺印。四人的签名下方另有手写内容“刘蓉（郭丽亚代）承诺10月30后公司若做不到每股2元股权价值，我们愿意按每股2元收购蒋玉莲及胡蜀徽全部股权”及“2015.7.24”字样。 另有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代持证说明》载明，委托人为胡蜀徽，置换数额为63万股，置换日期为2015年8月15日，代持人为郭丽亚。胡蜀徽一审庭审中陈述，至2015年4月，北京汇利宝公司向其总共支付317100元，并退还80000元。 一审另查明，2018年8月1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郭丽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作出（2018）川01刑终77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郭丽亚按照肖孟飞（另处）的安排，销售“民富通”（代金券）、“北京景缘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会员（代金券）”，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全柜智能终端并出租”等方式，每月向投资人支付1.8%至3%不等的利息；2015年5月左右，因部分投资人无法按期收到利息，郭丽亚按照肖孟飞的要求，让投资人将认购的景缘汇和民富通会员卡销售合同转为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并向投资人发放《股权代持证说明》，股权证中载明投资人为委托人，郭丽亚为代持人；郭丽亚收取投资人资金后，扣除一定比例，其余资金按照肖孟飞的安排，转到肖孟飞指定的账户上，由肖孟飞向投资人支付利息。该判决书认定郭丽亚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即郭丽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即对郭丽亚的违法所得14213231元继续予以追缴，退赔蒋玉莲、冯和平等170人次；三、对郭丽亚的犯罪所得13913231元继续予以追缴，退赔蒋玉莲、冯和平等170人次。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主要集中于：胡蜀徽提交《解释说明》，其中手写部分内容为“刘蓉（郭丽亚代）承诺10月30后公司若做不到每股2元股权价值，我们愿意按每股2元收购蒋玉莲及胡蜀徽全部股权”，拟证明刘蓉和康晓琴承诺愿意以每股2元收购胡蜀徽的全部股权。对此，刘蓉和康晓琴对上述手写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二人并不知情，系先签字，手写内容事后补充上去的。对此，郭丽亚陈述，《解释说明》系由公司出具，在其办公室希望胡蜀徽能认购公司内部股票。其中，胡蜀徽及其母、刘蓉系其客户，康晓琴、李元林是其他同事客户。基于对公司的的信任和胡蜀徽的强烈要求，自己当时手写了这段话，承诺进行收购，并且与康晓琴、李元林等人签字承诺；刘蓉当时养伤不在场，事后找刘蓉补签。 一审法院认为，胡蜀徽主张刘蓉、康晓琴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事实依据为《解释说明》中手写部分的内容，主要法律依据为刘蓉、康晓琴等存在缔约过失责任，故应赔偿其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评述如下：1.关于手书签字情况。根据郭丽亚的陈述，手书内容为“郭丽亚、李元林、康晓琴、刘蓉（郭丽亚代）承诺……”，因刘蓉当时不在场，所以有“郭丽亚代”字样，后刘蓉进行补签。虽康晓琴、刘蓉辩称系先签字后再有郭丽亚的手书内容，但这与手书中“郭丽亚代”的内容相互矛盾。另，关于手书具体签字情况，均为当事人的口头陈述，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但案外人郭丽亚的陈述与胡蜀徽的主张基本一致，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康晓琴与刘蓉不能继续举证证明其抗辩意见，故对胡蜀徽的该项证据意欲证明手书承诺人包括康晓琴和刘蓉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关于承担责任的问题。一是手书内容系对《解释说明》的补充，最后一句为“此政策只限上市成功企业的股权”，而手书内容强调了当公司上市后股权价值若低于2元每股时，承诺人将按2元每股的标准进行收购。故二者执行的前提均为“公司上市成功”，但案涉公司并未真正上市。二是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应对信赖其合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其基于此信赖而发生的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胡蜀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康晓琴、刘蓉二人存在上述情形。同时，根据手书内容，康晓琴、刘蓉二人并未达到收购“股权”的条件，且公司未能“上市”与康晓琴、刘蓉并无关系，胡蜀徽也未能举证证明公司不能上市系因康晓琴、刘蓉的过错导致，故胡蜀徽按照《解释说明》中手书内容，要求承诺人康晓琴、刘蓉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是胡蜀徽已在2014年、2015年完成了全部投资，并非因康晓琴、刘蓉的承诺才新进投资；且胡蜀徽的损失系因郭丽亚的犯罪行为造成，而非康晓琴、刘蓉的行为所致。综上，胡蜀徽要求康晓琴、刘蓉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其损失的主张，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驳回胡蜀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29元，公告费600元，共计9429元，由胡蜀徽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胡蜀徽、刘蓉、康晓琴均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商事纠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 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蓉、康晓琴在《解释说明》上的签字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2.若构成债务加入，刘蓉、康晓琴是否应向胡蜀徽赔偿损失及损失金额如何确定。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胡蜀徽上诉认为，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债务系针对北京汇利宝公司对胡蜀徽负有的债务，进而依据刘蓉、康晓琴在《解释说明》上作出的承诺，主张其二人构成债务加入。因此，刘蓉、康晓琴应向胡蜀徽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刘蓉、康晓琴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应首先审查北京汇利宝公司是否对胡蜀徽负有债务。 本院认为，首先，胡蜀徽在一审中提交了《北京景缘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书》《会员章程》《景缘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会员卡销售合同书》《股权代持证说明》以及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其投资事实及转股事实。同时，其在二审中还陈述“最早的债务是胡蜀徽在2014年-2015年期间先投资景缘汇酒店和明（民）富通公司，后该所有的投资都转入到了第三人公司，第三人公司无法按约定退还胡蜀徽的投资而形成的债务，最早的债务就是这样形成的”。从胡蜀徽举示的上述证据以及其陈述来看，其认为其原是向“景缘汇酒店”“民富通公司”进行的投资，而后前述投资转到了北京汇利宝公司，进而其与北京汇利宝公司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但上述证据仅反映出胡蜀徽投资“景缘汇”和“民富通”会员卡的事实以及“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发放《股权代持证说明》，并未反映出胡蜀徽投资北京汇利宝公司以及北京汇利宝公司继受胡蜀徽向“景缘汇酒店”“民富通公司”的投资，胡蜀徽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北京汇利宝公司之间就其投资事宜签订了转股协议或其他投资协议。其次，虽北京汇利宝公司出具了案涉《解释说明》，但其一，胡蜀徽陈述“该份解释说明实际上是第三人公司在群里发给所有人的一个解释，未对（为的）是让上诉人（胡蜀徽）将投资转为股权”，由此可知，案涉《解释说明》系针对不特定人发出，并非针对胡蜀徽单独出具。同时从《解释说明》内容来看，亦不包含确认北京汇利宝公司与胡蜀徽之间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且胡蜀徽并未就《解释说明》中载明的内容与北京汇利宝公司之间达成相关协议。其二，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刑初665号刑事判决和本院（2018）川01刑终771号刑事判决已查明“被告人郭丽亚按照肖孟飞（另处）的安排，销售‘民富通’（代金券）、‘北京景缘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会员（代金券）’，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全柜职能终端并出租’等方式，每月向投资人支付……利息。2015年5月左右，因部分投资人无法按期收到利息，被告人郭丽亚按照肖孟飞的要求，让投资人将认购的景缘汇和民富通会员卡销售合同转为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并向投资人发放《股权代持证说明》……”，从上述刑事案件查明事实来看，并未认定北京汇利宝公司与胡蜀徽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同时，胡蜀徽陈述“我们提交的公司章程、合同书都是景缘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最红（后）都由第三人公司（北京汇利宝公司）继受，过程之中多次转变公司名称，比如存在景缘汇、民富通、北京全柜等该五家公司均为非法吸收公共（众）存款过程中使用或者虚构的公司”，并认可案外人郭丽亚使用前述公司名义来吸收公众存款。从胡蜀徽的上述陈述来看，北京汇利宝公司亦非与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基于上述分析，结合胡蜀徽系向案外人郭丽亚个人账户转款，则即使北京汇利宝公司发出了案涉《解释说明》，但并不能证明北京汇利宝公司对胡蜀徽负有债务。 综上，即使刘蓉、康晓琴在《解释说明》上签字，但基于胡蜀徽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北京汇利宝公司对其负有债务，则胡蜀徽关于刘蓉、康晓琴对其与北京汇利宝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构成债务加入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胡蜀徽依据债务加入而主张刘蓉、康晓琴应向其承担赔偿责任，其该项主张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蜀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29元，由胡蜀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毛 星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