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1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靖江市安舒养老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1282MA1P53N03K，住所地靖江市江平路336号。经营者：陈银，女，1977年7月21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冰，靖江市弘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波，男，1966年1月10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应红，江苏谦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仇美芬，女，1946年1月11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第三人：刘云玉，女，1956年7月7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第三人：刘云飞，男，1960年12月8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第三人：刘云芬，女，1963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波，男，1966年1月10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靖江市安舒养老院（以下简称安舒养老院）因与被上诉人刘云波、仇美芬，原审第三人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生命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舒养老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具体表现在：其一，2020年1月7日，季某摔倒时，护工人员正帮打餐人员推餐车，仅40秒内护工人员即将季某夫妻，一审查明的“事发时，上诉人无工作人员在场，两分钟后工作人员出现，将季某扶起”，与事实不符。其二，刘云波将季某送至靖江市华泓医院诊治，该院诊断为右股骨骨折，鉴于季某年事已高、骨质疏松、患有老年痴呆，医生建议采取保守治疗，刘云波当时予以同意。一审法院对该情节未予以审查。上诉人认为，既然一审承办法官为了解医学常识，专门走访了骨科医务工作人员，那么更应当至华泓医院核实相关情况。其三，一审法院认定“侵权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第三人。一审判决已认定“患者在手术治疗后自行要求出院，具有较高风险”；从靖江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上也可以看出“术后恢复可，患者及亲属要求出院”、“注意事项：提前出院有切口感染风险，患者表示理解……危及生命”。由此可见，季某经过手术，正在康复，患者及亲属却要求出院，放任可能引起并发症并危及生命的风险。故季某的死亡原因完全是由于提前出院、未遵医嘱所造成的，与侵权并无因果关系。事实上，季某子女一审中也未提供遵循医嘱的证据。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对死亡损失按各半过错认定”，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其四，从仇美芬的两份出院记录上可以看出其存在精神疾病（老年痴呆），一审法院认定仇美芬不存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缺陷，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2016年1月1日，仇美芬的儿子岳雷、儿媳刘卫萍与上诉人签订《托养协议书》一份，根据该协议书第七条第7款的约定，仇美芬的侵权行为所致法律后果应由岳雷、刘卫萍。据此，上诉人申请追加岳雷、刘卫萍为本案当事人。刘云波及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共同辩称：按舒养老院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安舒养老院认为季某摔倒后，仅40秒就有护工将其扶起与事实不符。视频资料显示，在季某被仇美芬无故推倒后近三分钟的时间内都没有人将其扶起。其次，季某虽然年龄大，患有老年痴呆，但从2020年1月18日季某入住靖江市人民医院的记录可以看出季某神智清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至华泓医院核实相关情况没有依据。关于季某“自行要求出院”一节事实，因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严重，全国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管控措施，靖江也不例外。当季某身体出现状况时，其子女及家属都曾经要求将其送医治疗，但是由于疫情严重需要层层审批，最终未果。涉案报警记录及2020年2月19日的《死亡证明书》系由靖江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均能予以佐证。故，季某未及时送医治疗，与新冠疫情及政府管控措施相关。第三，安舒养老院引用涉案出院医嘱时断章取义。该医嘱第四条载明“谨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严重者可并发肺栓塞、脑梗塞、心肌梗塞而危及生命”。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季某并非因这个原因死亡。第四，虽然仇美芬患有老年痴呆，但是其并不是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安舒养老院未提供依据证明仇美英存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缺陷，故仇美芬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最后，安舒养老院认为遗漏当事人，从其引用的《托养协议书》中的条款来看，岳雷、刘卫萍虽然是仇美芬的儿子、儿媳，但他们并不是仇美英的法定监护人，故安舒养老院的这一上诉理由亦没有法律依据。仇美芬二审中未到庭亦未答辩。刘云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舒养老院、仇美芬连带赔偿其及第三人医疗费24835.8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营养费720元、护理费5590元、丧葬费36342元、死亡赔偿金26230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合计382908.68元；2.案件诉讼费由安舒养老院、仇美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季某患有老年性痴呆，近年来一直托养在安舒养老院。仇美芬曾于2013年患脑外伤、脑萎缩疾病，近来亦托养在靖江市安舒养老院。2020年1月7日10时许，季某面前的筷子掉落，仇美芬意欲帮助捡起，其先示意季某出来，季某没有做出反应，仇美芬遂将季某拉离坐凳并轻推一下，致季某摔倒在地。季某摔倒后未能起来。仇美芬捡拾筷子后，经其他老人示意，去拉季某，未能拉起后即放弃。事故发生时，安舒养老院无工作人员在场。两分钟后，安舒养老院工作人员出现，将季某扶起。安舒养老院联系了刘云波及仇美芬家属。刘云波及仇美芬家属于当日下午将季某送至靖江**泓医院诊治，经该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仇美芬家属支付医疗费409元。后季某被安排在安舒养老院保守治疗，仇美芬承担了空调费、护理费等合计1019元。2020年1月18日，季某因发热被送入靖江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肺部感染。当日，仇美芬家属向刘云波支付3000元。当日，季某接受住院治疗，1月22日行“右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同月24日，经季某及家属要求，季某办理出院手续后回家，医嘱继续观察防治坠积性××、压疮、深静脉血栓形成，提醒提前出院有切口感染风险，深静脉血栓严重者可危及生命等。2月19日，季某死于家中，《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跌倒（已报警）+右股骨胫骨折+褥疮感染。一审审理中，靖江市靖城街道靖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称，季某于2020年2月19日去世，其配偶刘锡林于2015年8月18日去世，两人生育有四名子女，分别是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刘云波。为了解医学常识，一审承办人走访了骨科医务工作人员，获知老年人因侵权产生股骨颈骨折宜尽快手术治疗，否则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褥疮感染等并发症，患者在手术治疗后自行要求出院的，具有较高风险。以上事实，有刘云波提交的户口簿、人口普查登记表、靖西村村委会情况说明、报警证明、视频资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医疗费收据、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明细，仇美芬提供的收条、收据、出院记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犯公民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宾馆、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仇美芬将季某推倒在地，导致季某受伤，应承担侵权责任。虽然仇美芬系帮助捡拾筷子，但不应推倒季某。故，仇美芬不能因此减轻责任。并无证据证明仇美芬的民事行为能力存在缺陷，故应由其承担侵权责任。仇美芬、季某年事已高，且季某有老年性痴呆，安舒养老院应注意看护，其未尽到看护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一审中主要关键争议点：一、季某的死亡后果与侵权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如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比例如何确定？根据涉案事实分析，骨折手术后由于长期卧床，存在引发并发症的可能性，讼争纠纷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事实阻断侵权与死亡后果因果关系，应当认定侵权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季某及家属在手术后自行要求出院，增加了并发症风险，且在季某死亡前未经及时治疗，故刘云波及第三人对于季某的死亡后果亦存在过错。现无证据证明各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对死亡损失按各半过错认定。刘云波及第三人主张的损失，根据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认定。医疗费，根据医疗费票据可以认定为24835元。安舒养老院、仇美芬对于季某2020年1月22日购买的人血白蛋白有异议，然当日季某在靖江市人民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使用人血白蛋白具有可能性，可以认定为损失金额。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并无不当。营养费，现有医嘱载明季某需要加强营养，主张720元符合伤情，可以认定。护理费，考虑到季某系股骨颈骨折且接受手术，应存在护理需求，手术前的护理费实际支出1019元，自靖江市人民医院住院起至死亡合计32天，按每日90元计算为2880元，合计3899元。刘云波主张丧葬费36342元、死亡赔偿金262300.8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侵权人的手段、获利情况、经济能力、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支持20000元。刘云波主张交通费1000元及误工费2000元，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酌情支持交通费200元。综上，仇美芬应承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合计29774元，应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半，合计159321元。仇美芬已支付的4428元应予扣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仇美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云波、第三人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因被害人季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184667元，安舒养老院对上述损失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5元，由刘云波及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负担1215元，仇美芬负担1200元。安舒养老院二审中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递交下列证据：证据一，靖江市安康养老公寓（甲方）与仇美芬儿子岳雷、儿媳刘卫萍（乙方）2016年1月1日签订的《托养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七条第7款规定“乙方有义务如实向甲方告知托养老人的身体状况及行为障碍等情况，对托养老人因精神、情绪发生异常，造成自残、自伤或第三者伤害的行为，承担法定监护人责任”；第八条第8款规定“托养老人因突发或难以预料的精神、心理障碍而发生打架，故意和过失伤害他人，造成不良后果的，甲方不承担责任”，用以证明讼争纠纷应当追加案外人岳雷、刘卫萍参与诉讼，同时安舒养老院应当不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二，靖江市安康养老公寓（甲方）与岳雷、刘惠萍（乙方）2021年3月13日签订的《托养协议书》及2021年3月20日安舒养老院（甲方）与岳雷（乙方）《续签补充协议》，《续签补充协议》载明：“2015年11月7日仇美芬老人由乙方送至我院托老（三级护理），自该日起至2021年1月每月缴托老费1400元已经结清……本协议未约定部分依据乙方与甲方签订的常用文本《托老协议书》履行”，用以证明岳雷应承担仇美芬侵权造成的一切损失（合同依据与证据一中引用条款一致）。证据三，靖江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表格、人口出生登记簿、户口摘抄一组，用以证明仇美芬的监护人为配偶岳思奇、长子岳凯、次子岳雷。对上述证据，刘云波及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持有异议，前后矛盾，也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仇美芬的家属成员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亦无法实现安舒养老院的证明目的。仇美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刘云波及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关于安舒养老院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两份《托养协议书》，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认定；关于安舒养老院提交的证据三，因刘云波及刘云玉、刘云飞、刘云芬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季某的死亡与涉案侵权事件间有无因果关系？二、仇美芬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存在缺陷？三、本案是否需要追加案外人岳雷、刘卫萍？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季某骨折手术后长期卧床，根据医嘱，存在引发并发症导致死亡的风险，故应视为刘云波已就季某的死亡与涉案侵权事件间存在因果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现安舒养老院对该因果关系予以否认，根据前引司法解释，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事由能够阻却侵权行为与死亡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负担。鉴于季某及家属在手术后自行要求出院，增加了并发症风险，且在季某死亡前未经及时治疗，故一审法院酌定对季某的死亡损失按过错各半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审中，安舒养老院向本院递交《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二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仇美芬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并认定仇美芬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据此，安舒养老院这一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安舒养老院依据仇美芬的两份出院记录认为就认为其行为能力存在缺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安舒养老院认为仇美芬的侵权结果应由岳雷、刘卫萍承担，故应追加该二人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从形式上看，二审中安舒养老院先后提交了两份《托养协议书》，形成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1日、2021年3月13日。二审庭审中，安舒养老院解释称，2021年的协议书除了最后一页岳雷的签字系其现场签署之外，其余内容均由2016年的协议书复印而来。然，经比对，该两份协议书存在诸多不一致情形：其一，2016年1月1日的《托养协议书》中乙方为“岳雷、刘卫萍”，2021年3月13日的《托养协议书》中乙方却为“岳雷、刘慧萍”；其二，两份协议书中，在乙方（签字和手印）处，“岳雷”的字迹差异较大，明显不是同一人书写；其三，第一份协议书中刘卫萍签字确认，第二份协议书中“刘卫萍”抑或“刘慧萍”并未签字。又，两份协议书甲方均为“靖江市安康养老公寓”，并非安舒养老院。事实上，安舒养老院2017年6月6日即已经注册。2021年的协议书中，为何依然使用“靖江市安康养老公寓”，安舒养老院未能自圆其说。其次，从实质上看，安舒养老院认为依据协议书第七条第7款规定，即“乙方有义务如实向甲方告知托养老人的身体状况及行为障碍等情况，对托养老人因精神、情绪发生异常，造成自残、自伤或第三者伤害的行为，承担法定监护人责任”。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二十四条，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安舒养老院没有证据证明仇美芬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仇美芬也就不存在该条款指称的“法定监护人”，据此安舒养老院的这一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安舒养老院还认为依据协议书第八条第8款规定，“托养老人因突发或难以预料的精神、心理障碍而发生打架，故意和过失伤害他人，造成不良后果的”，其不承担责任。二审中，因安舒养老院自认该《托养协议书》系通用格式文本，故对该约定的效力及所签文本责任的确定，应由上诉人安舒养老院自行依法主张，不应以此对抗本案受害人亲属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认为安舒养老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判令其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安舒养老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5元，由靖江市安舒养老院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云审判员  吴玫审判员  陈雨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