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4民初8929号 原告：阮怀喜，男，汉族，1962年2月17日出生，住安徽省长丰县。 原告：张玲，女，汉族，1965年11月22日出生，住安徽省长丰县。 原告：夏某1，男，汉族，2012年9月13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法定代理人：夏某2，男，1984年3月17日出生，系夏某1的父亲。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坤军，男，汉族，1975年12月25日出生，住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克，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腾飞，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与被告卢坤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9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被告卢坤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克、韩腾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诉称：在2020年6月15日夜晚原告阮怀喜的女儿阮静与被告卢坤军发生激烈争执,期间被告对阮静有推搡行为,导致阮静情绪失控最终跳楼身亡。据警方调查,死者阮静与被告系男女朋友,双方此次是因感情纠纷发生矛盾。在2018年阮静因与被告感情原因,选择与自己的配偶办理协议离婚,并一直与被告处男女朋友。在交往过程中阮静发现被告有家庭,多次要求对方离婚,然而被告以种种理由拖延,双方经常为此发生争吵。在2020年6月15日,阮静与被告因情感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被告不能冷静处理矛盾,甚至动手推搡阮静,最终导致阮静情感失控,酿成悲剧。原告认为被告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和造成的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此事发生后,被告一直避而不见,不仅没有任何赔偿,甚至连一个赔礼道歉都没有,其行为令人心寒。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人民币746277元（死亡赔偿金412940元,丧葬费2173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1602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卢坤军辩称：被告本人虽然今天没有来，但是他也委托代理人诚恳地向原告方表示歉意，被告代理人要再次申明一下，接下来陈述的答辩意见是被告代理人依据法律规定对案情做的法律分析，没有任何对死者以及原告不敬的意思，因为夏某2已经撤回了作为原告的起诉，所以第一点被告就不赘述了。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被告不符合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法律上不应负赔偿责任。有关阮静跳楼身亡当天的事情经过被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有详细的陈述。事发当天，因阮静怀疑被告与其他女性有往来，其与被告之间确实发生了争执，但阮静和被告之间的争执并不构成侵害阮静。人是有感情有情绪的生物，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因某些问题发生争执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要有人际交往活动的存在，只要人开口说话，真正就难免会在某时某刻发生矛盾。阮静问被告是否与其她女性有往来，被告否认，然后阮静不停追问，继而被告离开阮静的住处准备回家。在被告想乘坐电梯下楼时，阮静把着电梯门不让被告离开。接着被告推开阮静关上电梯门，这就是阮静和被告发生争执的全过程。阮静和被告发生激烈争执，被告认为激烈两个字言过其实，被告没有对阮静说侮辱人格等人身攻击的话，也没有说污言秽语辱骂的话，在电梯门口被告确实推了阮静，当时阮静把着电梯门不让被告坐电梯下楼。被告推阮静只是为了将其推离电梯门，以便被告乘坐电梯离开，而不是说被告动手打人想伤害阮静。被告推阮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尽快离开以避免继续争吵。被告认为在阮静和被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被告的言语和行为都在常人可以接受的限度内，不构成侵害生命权的侵权行为。然后就是被告的言语、行为和阮静的损害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从一个正常人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去认定，阮静是自杀身亡，其自己跳楼是导致损害后果产生的唯一原因。阮静和被告是情侣关系，情侣之间因感情问题产生争执很常见，无论是被告否认与其他女性有往来的言语，还是被告将阮静推离电梯的行为，客观上都不足以导致阮静死亡的损害后果。阮静是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身不能控制情绪因一点点生活琐事就做出跳楼自杀这种极端举动，其行为是不正常的、不理性的，类似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人如果能稍微理性一点不会这么极端，因此被告的言语和行为，不是导致阮静死亡的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两者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被告与阮静是婚外情，被告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确实存在道德上的过错，但不等于被告对阮静的死亡具有过错，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阮静是自杀身亡，据此可排除被告有故意的过错。本案关键在于判断被告有无过失的过错？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前者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损害后果，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遇见。后者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损害后果，但轻信能够避免。具体到本案中，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被告不可能预见作为成年人的阮静会因为一点争吵而自杀，所以被告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更不可能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阮静跳楼后，被告也立刻就拨打了120和110试图去挽救，但结果不随人愿。阮静和被告有争吵，不等于被告对阮静的死亡就有过错。争吵是两人之间互相的行为，有争吵不等于争吵的原因及责任就在于被告，如果说被告不应该和阮静争执，同样阮静也不应该和被告争执。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被告选择坐电梯下楼离开阮静的住处，实际上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离开才可以避免争吵继续和矛盾升级。被告有家庭仍与阮静交往，道德上确实有错，但被告更多的是对于家庭的错，而不是对阮静的错。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是阮静跳楼身亡这一事实而不是要对被告的婚外情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即使从婚外情的角度来说阮静起初就知道被告有家庭其自己也有家庭，但其仍选择和被告交往，自身也有过错。综上，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原告诉请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阮静一直是没有工作的，没有收入来源，而且还喜欢打牌打麻将。被告在和阮静交往期间，阮静平时的日常开销，还房贷支出主要都是被告承担。被告平均每个月要给阮静七八千元到一万元，这样几年间被告并没有什么对不起阮静的地方，最起码在经济上没有亏待过阮静，从情理上说，不能因为阮静自杀就将被告几年间的付出完全抹杀掉，从而完全的去责怪被告。阮静离婚不是因为被告的原因，而是因为阮静和夏某2本身就夫妻关系不和。此外阮静和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好，阮静曾经告诉被告，其母亲对她说过天天就知道要钱，没有她这个女儿，要断绝关系这样的话，而且阮静过年的时候都是不回家的。阮静的母亲是知道阮静和被告交往的事情。被告说这些不是为了去指责阮静的父母，是想表明阮静自杀可能是有各方面的原因。原告起诉称阮静跳楼身亡后，被告一直避而不见，连一个赔礼道歉都没有，这是不属实的。被告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事发后被告精神受到冲击，因病住院被告没有阮静父母的联系方式，所以无法直接联系阮静的父母。2020年6月19日，因被告在住院，所以被告委托自己的妻子去了合肥市公安局杏林派出所向民警询问派出所能否联系一下阮静的家人并主持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下处理方案。但民警说阮静跳楼事件的刑事侦查程序已经终结。有关民事方面的协商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杏林派出所还是让被告自己想办法联系阮静的家人。被告唯一认识的阮静的亲属是阮大娟，被告与其也是一起打牌认识的。2020年6月19日被告的妻子联系了阮大娟，向其询问阮静父母的电话，但阮大娟一直没有给，所以有关协商处理方案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被告不认为自己对阮静的死亡应负法律上的赔偿责任，但出于感情上、道义上的考虑，被告也曾想办法主动联系阮静的家人进行协商，被告并不是像原告起诉所说的那样一直躲避不见。综上，原告诉请被告对阮静的死亡承担55%的赔偿责任，不应得到支持。 经审理查明：原告阮怀喜、张玲的女儿阮静于1987年7月7日出生，2020年6月15日夜，阮静在自己住处因与男友卢坤军发生争执，后阮静坠楼身亡。合肥市公安局杏林派出所接警单反映事发当晚23时46分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其女性朋友跳楼了，已通知120，案发地址在阜阳北路阳光帝景优阁26楼。案发次日杏林派出所警员向卢坤军问话，卢坤军自述：2020年6月15日下午1点钟左右，卢坤军和朋友约好到元一名城去打牌，去的时候其女朋友阮静要跟一起去，卢坤军就带着女朋友阮静一起去打牌了，打到下午6点多结束后，卢坤军和阮静到附近饭店吃的饭，吃完晚饭后卢坤军和阮静一起散步回到阮静住的阜阳北路帝景优阁2605室，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卢坤军在阮静处睡了几个小时，大约到晚上十点多钟被阮静叫醒，卢坤军准备给自己儿子网购车厘子，让阮静帮忙看行不行，后来阮静发现卢坤军手机淘宝好友里有一个名叫陈瑜的女人（曾经也是卢坤军的女朋友），阮静就问卢坤军是不是一直跟陈瑜有联系，是不是给陈瑜钱花，卢坤军解释说没有，但阮静一直追问，卢坤军不耐烦想快点离开，阮静拉着不让走，卢坤军出门走到电梯口准备下楼，阮静跟到电梯口继续追问，电梯门开后卢坤军进入电梯，阮静把住电梯门仍不停追问自己到底哪地方做错了，卢坤军很不耐烦就用手掐着阮静的脖子往后推，阮静说卢坤军从来没有打过她，还为了陈瑜打她，卢坤军很生气，让阮静不要攻击陈瑜，当时阮静就跪下来给卢坤军磕头，让其原谅，让不要离开她，当时卢坤军对阮静说“你还不是我老婆，凭什么要求我”，说完这话后阮静就从电梯门往后退，电梯门就关上往下行，在下了一层楼的时候卢坤军听到阮静大声地喊：“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接着就听到“嘭”的一声，卢坤军意识到阮静寻短见，便摁电梯键回到26楼，卢坤军到房间没有找到阮静，在消防通道也没有找到，最终卢坤军乘电梯到了一楼，看到阮静躺在地上，随后卢坤军拔打了110报警、120急救电话。 另查，2012年9月13日阮静与前夫夏某2育有一子夏某1，2018年阮静与夏某2办理离婚登记。据卢坤军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与阮静系2016年12月5日通过打牌认识的，互相产生好感后一直有交往，双方感情很好，私下相处时以“老公”“老婆”相称。卢坤军自述每月会给阮静7000-10000元，阮静的房贷与平时花销基本上是卢坤军在承担。 原告阮怀喜与张玲系阮静的父母，共同育有一子一女（阮静、张龙）。阮怀喜另与前妻育有一子一女。阮怀喜与张玲系长丰县杨庙镇庙北社区街东组低保家庭户。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被告户籍信息、亲属关系证明、户口簿、询问笔录、火化证明、长丰县贫困人口慢××就诊卡、出院证明、诊断证明书、安徽省健康脱贫工程医疗服务证、出院记录、证明，以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被告卢坤军与阮静在自身均有家庭的情况下相识后开始交往，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阮静选择放弃自己的家庭与丈夫离婚，继续与卢坤军相好，卢坤军也持续在有家庭的情况下与阮静来往，并且私下相互已以夫妻相称，卢坤军自称每月承担阮静的房贷及生活花销，综上能够反映阮静生前对卢坤军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产生了很大程度的依赖。事发当晚，卢坤军与阮静又如往常私会后，因阮静看到卢坤军手机有一陈姓女子的联系方式，为此两人发生争执，卢坤军在阮静一再追问下不耐烦准备离开，阮静不让卢坤军走，卢坤军便用手“掐”阮静的脖子往后“推”，试图离开，阮静“跪下来”给卢坤军“磕头”，让其原谅，不要离开她，卢坤军说了一句“你还不是我老婆，凭什么要求我”，说完后阮静从电梯门往后“退”，阮静大声喊“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紧接着阮静从26楼高空坠下，不治身亡。纵观本案事发经过，卢坤军对其女友阮静在高空坠落之前存有肢体推搡和言语刺激的行为，阮静当时的情绪已是非常激动和不理智的状态，而卢坤军仍选择漠然离去，其行为与阮静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卢坤军应对阮静的死亡给其近亲属带来的损失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生命，对于每个自然人而言只有一次，是自然人的最高人格利益。阮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在遇到何种困境之下，都应当珍重自己的生命，但其在与男友卢坤军发生情感纠葛时，未能理智处理矛盾，而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阮静自身具有一定过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综合确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确认如下： 受害人阮静死亡时33岁，死亡赔偿金按照安徽省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7540元计算，合计为750800元。 丧葬费本院参照上年度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39518.5元。 原告夏某1于2012年9月13日出生，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30801元（23782元×11年÷2）；原告阮怀喜、张玲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费用共计921119.5元，被告应按30%责任比例赔偿三原告276336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的死亡给三原告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以及本案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坤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各项损失合计276336元； 二、被告卢坤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 三、驳回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031元，减半收取2015.50元，由原告阮怀喜、张玲、夏某1承担1114.5元，被告卢坤军承担90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怡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驰宇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18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20年。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