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琼97民终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负责人：姚卫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蔚，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硕，男，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丽华，女，197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强，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8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养，男，194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强，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海南分公司）、郭丽华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王亚养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海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89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郭丽华偿还信达公司海南分公司债权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含逾期利息和复利，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全部债务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为630614.8元，本息暂合计为830614.8元。3.依法改判信达海南分公司对王某、王亚养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1-04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XXXX号）、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5-06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02738号）享有优先受偿权。4.案件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郭丽华、王某、王亚养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未支持信达海南分公司关于复利的主张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及《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的约定，贷款合同约定逾期利息、复利应依法按照人民银行之规定计收，应当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2.一审判决未支持信达海南分公司关于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是错误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信达海南分公司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内已主张权利，故抵押担保未过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存续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的规定，郭丽华未偿还涉诉债权的本金和利息，信达海南分公司对涉案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零七条规定，涉案抵押权在债权转让之时已一并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且抵押权未被注销，是有效的。   郭丽华上诉请求：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8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信达海南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999年9月24日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儋州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儋州支行）同意发放贷款给郭丽华，但在办理贷款业务时，郭丽华并不在场，只是提交郭丽华私章一枚给银行工作人员在合同上盖章，由郭丽华丈夫在涉案合同上代签的名字，郭丽华对此代签情况并不知悉。郭丽华未在涉案合同借款人一栏签名，王某也未在涉案合同抵押人一栏签名。一审法院认定郭丽华签收农行儋州支行送达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是错误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签名并非郭丽华所签，且郭丽华一直在儋州工作生活，住所地明确，从未收到或委托他人代签收农行儋州支行送达的催款通知书。一审认定截至2016年3月20日郭丽华尚欠贷款利息392362.26元缺乏证据，且郭丽华已偿还过利息，对此一审未查明，影响逾期的时间和利息计算方式的确认。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农行儋州支行未向郭丽华送达过催款通知书，一审法院依据他人代签的催款通知书认定为系郭丽华的签收行为，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和有效性原则。农行儋州支行从未向郭丽华主张过权利，本案贷款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信达海南分公司受让的涉案债权已因农行儋州支行超过诉讼时效未行使权利而丧失胜诉权。3.农行儋州支行以公告方式催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告送达应适用于当事人一方存在下落不明，权利人已穷尽一切直接送达的法定方式后均无法送达后才能适用。本案中，信达海南分公司无证据证明农行儋州支行和信达海南分公司自身均已穷尽直接送达方式后采取公告催收，故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郭丽华针对信达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辩称及王某、王亚养针对信达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述称，1.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对于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的复利不应支持。2.一审判决对于王某、王亚养的判决正确。   信达海南分公司针对郭丽华的上诉辩称，1.郭丽华主张一审认定其在贷款合同中签名并加盖私章的事实认定错误与事实不符，贷款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发放到位，已经实际履行。后郭丽华也在相应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确认，故贷款合同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2.关于代签逾期催收通知书的事实符合法律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签收人为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的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的代签人为郭丽华的配偶，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同住近亲属，其代签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3.关于债权的数额，一审中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交了债权的利息计算明细，在农行儋州支行阶段的利息有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证明文件予以确认，在信达海南分公司阶段的利息有信达海南分公司的利息计算明细，债权金额具体明确。4.关于公告催收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在审理农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案件可以适用公告催收的方式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据此以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王某针对郭丽华的上诉述称，1999年9月24日时王某尚未年满15周岁，属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用王某（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XXXX号）的财产进行抵押担保的行为无效。且该合同上担保人落款也并非王某本人签名，王某自始至终均未知悉该笔借款的存在。在该签约行为过程中，王某并无过错。原债权人农行儋州支行明知王某系未成年人，仍同意郭丽华用王某的财产进行抵押担保借款。显然已严重损害王某的财产权，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涉及王某抵押担保的行为无效。本案原债权人农行儋州支行在转移债权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时，已因原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有效期内从未向郭丽华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导致主债务权利消灭。作为合同从权利的抵押权也归于消灭。另外，原债权人及信达海南分公司也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担保期间未主张担保责任，担保人因此免除担保责任。请法院驳回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王亚养针对郭丽华的上诉述称，本案原债权人农行儋州支行在转移债权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时，已因原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有效期内从未向郭丽华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导致主债务权利消灭。作为合同从权利的抵押权也归于消灭。另外，原债权人及信达海南分公司也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担保期间未主张担保责任，担保人因此免除担保责任。请法院驳回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信达海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丽华偿还信达海南分公司债权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含逾期利息和复利，利息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为630614.8元）；2.请求判令信达海南分公司对王某、王亚养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1-04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XXXX号）、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5-06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02738号）享有优先受偿权。3.案件诉讼费用由郭丽华、王某、王亚养全部承担。一审诉讼中，信达海南分公司明确利息计算方式为：2016年3月20日前为农行儋州支行持有债权阶段的利息共计392362.29元，第二部分利息为信达海南分公司持有债权阶段的利息，以本金200000元加上农行儋州支行持有债权阶段的利息392362.29元为基数，按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利息和复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9月24日，作为借款人的郭丽华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99第20号），约定农行儋州支行为郭丽华提供贷款，抵押人为王某、王亚养。合同约定贷款金额贰拾万元；借款用途为购进商品；贷款期限为自1999年9月24日起至2000年9月24日止；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清；贷款利率为月息5.85‰，按月计付利息（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抵押人愿意以儋州市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1-04房、A05-06房产作为本合同载明借款的抵押物，抵押物评估价值叁拾万元；抵押担保期间自设定抵押之日起至担保范围内全部贷款清偿完毕止；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收利息。郭丽华在合同借款人一栏签名并盖私章，王某在合同抵押人一栏以及《房地产抵押物清单》签名，王亚养在合同抵押人一栏以及《房地产抵押物清单》签名、捺印。同日，郭丽华、王某、王亚养就抵押财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信达海南分公司取得王某、王亚养名下所有权证号02739、02738抵押房产的《房屋他项权证》（儋州房那大他字第00509号），权利人为农行儋州支行，设定日期为1999年9月24日至2000年9月24日。办理抵押手续后，农行儋州支行同日向郭丽华发放了贷款200000元。   借款期限届满后，郭丽华尚欠农行儋州支行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未偿还。农行儋州支行分别于2000年9月25日、2004年12月30日、2005年4月7日、2006年7月12日、2008年9月20日向郭丽华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通知书载明郭丽华仍欠债务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另计）；农行儋州支行分别于2008年6月11日、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2016年11月25日在《法制时报》《海南日报》向郭丽华发布《贷款催收公告》，公告载明郭丽华仍欠债务本金200000元。   农行海南省分行受托处置不良资产，于2016年12月30日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编号：2016农银处委批转025-自1-438号）。约定：1.农行儋州支行将对债务人郭丽华的上述200000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债权等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截止2016年3月20日，共计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利息人民币392362.26元；2.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抵押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随主债权一并转让；3.2016年3月20日起（不含本日）产生的孳息归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   2017年5月4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该公告载明农行海南省分行已将包括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同时列明截至2015年12月20日（基准日）各债务人所负债务金额,并催促郭丽华等债务人履行义务。   2017年6月21日，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涉案剥离转让资产为借款200000元及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392362.29元合计592362.29元。   2020年4月20日，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载明郭丽华仍欠债务本金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规定:“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和《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为了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降低处置成本，现就农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涉诉相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二、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本案主张的债权,系财政部委托农业银行处置和管理的农业银行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故在本案中,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农行儋州支行与郭丽华订立的前述《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以及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系各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农行海南省分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并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债务人郭丽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对郭丽华发生法律效力。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取得对郭丽华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债权。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可向郭丽华进行债权追偿。   一审根据双方诉辩意见,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应承担的还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信达海南分公司对于涉案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是2000年9月24日止，且根据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债权人农行儋州支行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2000年9月25日向郭丽华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郭丽华签收，故借款的诉讼时效截止期限是2002年9月24日。   涉案借款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农行儋州支行于2004年12月30日、2005年4月7日、2006年7月12日、2008年9月20日向郭丽华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主张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郭丽华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应视为其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农行儋州支行于2008年6月11日、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2016年11月25日通过在《法制时报》《海南日报》发布《贷款催收公告》的方式向郭丽华主张债权，2017年5月4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20年4月20日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向郭丽华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上述行为均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23年4月19日届满。郭丽华主张《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非其本人签收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其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郭丽华应承担的还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审诉讼中，郭丽华对应承担的还款本金200000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信达海南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之前，截止2016年3月20日，农行儋州支行对郭丽华享有200000元贷款本金及392362.29元利息债权。信达海南分公司受让债权后，农行儋州支行对郭丽华享有的392362.29元利息债权也一并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取得该部分利息债权。根据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约定，2016年3月20日起（不含本日）产生的孳息归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银行贷款利息是法定孳息，2016年3月21日起产生的利息应属于受让人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的规定，信达海南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收购后，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应按照原债务人郭丽华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逾期贷款利息。根据约定，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收利息。故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应以200000元为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信达海南分公司诉请超过部分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信达海南分公司对于涉案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本案的担保行为发生于1999年,有关担保合同是否生效以及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期间等问题应适用担保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认定。王某、王亚养名下房产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已生效,王某、王亚养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王某主张抵押无效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借款的诉讼时效至2002年9月24日届满,信达海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二年内向抵押人王某、王亚养主张过抵押权,故其抵押权已经消灭。此后,郭丽华对涉案债务重新予以确认,但并不代表其对抵押权一并予以重新确认。因此,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其对涉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诉请，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郭丽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贷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为392362.29元，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二、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3.08元，由郭丽华负担4721元，由信达公司海南分公司负担1332.08元。   二审期间，郭丽华、王亚养、王某均未提交新证据。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为2001年8月16日、2002年9月3日及2002年11月7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拟证明催收系连续催收，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郭丽华、王亚养和王某认为信达海南分公司逾期举证，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郭丽华和王本强是夫妻关系。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01年8月16日、2002年9月3日及2002年11月7日向郭丽华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其中，2001年8月16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债务人签名为“王本强代”，经办人签名为“王本强”；2002年9月3日及2002年11月7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债务人签名为“王本强”。王本强认可2001年8月16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系其王本强本人签名，但否认2002年9月3日及2002年11月7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王本强”系王本强所签。另，王本强在一审庭审中称除2004年12月30日与2005年4月7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是王本强代签外，其余三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都是王本强代签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信达海南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所涉债务的数额及利息该如何认定。3.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即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1-04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房产及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5-06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郭丽华主张其本人没有在《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签名，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其认可系其提交其私章给银行工作人员盖章并由其丈夫王本强签名，故郭丽华该项辩解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认定。本案中，主债权到期的时间为2000年9月24日。2000年9月24日之后，农行儋州支行分别于2000年9月25日、2001年8月16日、2002年9月3日、2002年11月7日、2004年12月30日、2005年4月7日、2006年7月12日、2008年9月20日向郭丽华方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分别于2008年6月11日、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2016年11月25日在相关报纸上发布贷款催收通告，其中包括本案郭丽华所涉债务。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在《海南日报》发布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在《海南日报》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均载明本案郭丽华所涉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故王本强作为与郭丽华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其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从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供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时间来看，2002年11月7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后，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04年11月7日，而在2004年11月7日前，信达海南分公司并未向郭丽华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或具有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本案主债权已于2004年11月7日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能够认定借款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义务的，对于贷款人关于借款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提到，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2008年9月20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应视为郭丽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而在2008年9月20日之后，农行儋州支行、信达海南分公司等先后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最后一次发布催收公告的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告催收行为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重新确认后的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23年4月19日届满。虽郭丽华主张《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非其本人签名，王本强只认可2000年9月25日、2001年8月16日、2006年7月12日、2008年9月20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系王本强签名，其余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王本强否认系其签名，但无充足证据证明，且即使王本强所述属实，亦不影响2008年9月20日债权重新确认的认定以及2008年9月20日后公告催收效力的认定。故即使王本强所述属实，本案重新确认后的债权诉讼时效依然系至2023年4月19日届满。故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规定:“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和《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为了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降低处置成本，现就农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涉诉相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二、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本案中，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载明涉案剥离转让资产为借款200000元及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392362.29元。结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等证据，一审认定本金为200000元及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为392362.29元并无不当。   郭丽华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收利息，但并无关于计算复利的明确约定。《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虽约定“贷款利率为月息5.85‰，按月计付利息（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但“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系格式条款，未明显加黑加粗，且该部分内容亦是紧接贷款利率的内容，该部分内容中的“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不足以作为主张复利的依据。故对信达海南分公司有关复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并无不当。   至于郭丽华主张其有偿还部分款项，但因郭丽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于郭丽华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本已届满，虽因郭丽华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对原债务重新确认，但农行儋州支行向郭丽华发出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并无抵押人签名，郭丽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并不等于抵押人对原抵押权的重新确认，郭丽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不及于抵押人，且农行儋州支行、信达海南分公司等发布的催收公告的内容并未包含担保人，故本案所涉抵押权已过法律保护的时效。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即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1-04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XXXX号）、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嘉鑫大厦第三层A05-06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房产（证号：儋州那大第02738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信达海南分公司、郭丽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32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3532元，由郭丽华负担1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琼艳   审判员 管 娜   审判员 王天琳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涂盼盼   书记员 陈小科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