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1民终3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程福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佳奇，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法定代表人：孙雪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辉，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1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鸿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陕0113民初11400号民事判决书全部内容，改判新鸿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请求判令博爱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以及重审一审、重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以下简称教育局）认定新鸿业公司与幼儿园、教育局于2016年9月签署的《协议书》与博爱公司没有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一）教育局调查回执内容与雁塔区支持高新区托管雁塔部分区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托管办）制发的文件自相矛盾，教育局陈述恰能证明新鸿业公司与幼儿园、教育局就幼儿园处置事宜签署的《协议书》（下称协议书二）的效力。教育局回执主要内容为：1.博爱公司与协议书二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系列案件”、“赔款240万元”无关；2.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在雁塔区教育局接收之前举办者是孙雪红；3.教育局己接收幼儿园并由雁塔区政府向新鸿业公司支付相应款项。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即托管办制发的《关于雁塔区第三幼儿园资产债务移交工作的函》（雁托管办函[2019]7号）相关内容：“因幼儿园园舍为举办方通过购买方式向新鸿业公司支付资金后取得，经协调，幼儿园举办者同意和新鸿业公司解除园舍购买合同，由新鸿业公司将购买资金退回原鸿基祥园幼儿园举办者。经原鸿基祥园幼儿园举办者、新鸿业公司和我区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1557.5万元园舍回购款应先用于处理家长诉讼案件中需要的费用，待诉讼案件处理完毕后再将剩余资金支付给原举办者。”结合上述内容可知，事实情况应为：1.幼儿园园舍是通过孙雪红购买。而根据2015年1月，新鸿业公司与博爱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下称协议书一），幼儿园是由博爱公司购买。根据博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孙雪红系该公司自法定代表人以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那么在此情况下，可以认定孙雪红系以博爱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洽谈，孙雪红的行为能够代表博爱公司的行为。2.同意解除园舍购买合同的主体为幼儿园举办者也就是孙雪红，即虽然签约方为幼儿园，但是事实上，孙雪红亦对协议书二的内容完全认可。此外，协议书一载明是在政府协调下签署，而雁托管办函[2019]7号文件又提及解除园舍购买协议事宜，由此可知，协议书一中的博爱公司与雁托管办函[2019]7号文件中提到的开办人孙雪红以及协议书二中的幼儿园主体混同抑或能够互为代表。在孙雪红既为幼儿园开办者又为博爱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情况下，教育局以何认定博爱公司与协议书二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系列案件”、“赔款240万元”无关？此种认定显然自相矛盾。3.调查回执载明将由雁塔区政府向新鸿业公司支付相应款项，恰能证明教育局认可应按照协议书二履行。原审法院刻意忽略上述内容，仅简单的以教育局回执中“博爱公司与协议书二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系列案件、赔款240万元没有法律关联”认定博爱公司与幼儿园无关，显然是对事实的曲解。此外，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应由人民法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定，教育局作为行政机关无权对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作出认定。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直接引用教育局做出的结论显然无任何依据以及合理性。（二）博爱公司与新鸿业公司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一方作出的决定、签署的协议，另一方必然知晓。协议书一约定《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终止，新鸿业公司分期支付博爱公司退款共计1520万元。同时，协议书一载明2014年3月博爱公司开办的鸿基祥园幼儿园因故被取消办园资格。2016年9月，新鸿业公司与幼儿园、教育局就幼儿园处置事宜签署协议书二。事实上，孙雪红既为博爱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又为幼儿园开办人，原审法院调取的教育局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的《调查回执》亦写明幼儿园在教育局接收之前开办人是孙雪红。此外，根据博爱公司提供的《汇兑来账凭证》以及2014年1月20日博爱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博爱公司曾委托幼儿园代其支付200万元转让费。由上述内容可知，上述二主体显然具备紧密的关联关系。一方作出的决定、签署的协议，另一方必然知晓。协议书二于2016年9月签署，博爱公司从未就协议书二的签署向新鸿业公司提出异议。此外，自协议书二签署后，博爱公司也再未以自身名义向新鸿业公司追索协议书一所涉款项。上述行为能够反映出博爱公司事实上己认可各方应履行协议书二。（三）即便博爱公司未授权幼儿园代替其签署协议书二，新鸿业公司亦有理由认为幼儿园具备授权。根据前述内容可知，事实上教育局、托管办并未严格区分博爱公司与幼儿园以及孙雪红的主体身份，且博爱公司与幼儿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基于上述内容以及孙雪红身份的特殊性，新鸿业公司有理由相信孙雪红抑或幼儿园能够代替博爱公司签署相关文件。根据雁托管办函[2019]7号文件，无论孙雪红是否在协议书二中签字，新鸿业公司均有理由相信协议书二是经过孙雪红、博爱公司认可的。（四）两份协议书指向的标的物一致，客观上仅能选择其中一份履行，且应履行协议书二。根据协议书一、协议书二相关内容可知，协议书一与协议书二均指向新鸿业公司于2013年10月向博爱公司让渡使用权的幼儿园房产、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尽管协议书二新增主体教育局，但是上述两份协议主要内容均为因新鸿业公司与博爱公司签署的《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终止而退还转让款，协议所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几乎完全一致。在此情况下，仅能选择其中之一予以履行，不可能既履行协议书一，又履行协议书二。因协议书二签署时间晚于协议书一签署时间、该协议部分义务己实际履行即在协议书二签署后，教育局即支付了相应款项等原因，事实上履行协议二更符合本案客观情况，而根据协议书二的约定，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付款金额尚未确定，新鸿业公司无义务向博爱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判令新鸿业公司向博爱公司按照协议书一支付款项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显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博爱公司并未向新鸿业公司返还幼儿园，且其客观上己无向新鸿业公司返还幼儿园的可能，博爱公司有权不退还其任何款项。协议书一约定《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终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可知，《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终止后，新鸿业公司有权要求博爱公司先行将涉诉幼儿园“恢复原状”即指将幼儿园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恢复原状时，原物即幼儿园存在的，应当返还。但是，《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终止后，博爱公司并未向新鸿业公司返还相关资产。事实上，幼儿园已被雁塔区教育局接管并成立为公办雁塔区第三幼儿园，博爱公司客观上亦无向新鸿业公司返还幼儿园的可能。原审法院虽认可幼儿园己被教育局接管并成立为公办雁塔区第三幼儿园，博爱公司客观上亦无向新鸿业公司返还幼儿园的可能，但却认定“幼儿园无返还的必要”、“新鸿业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这与《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完全相悖。照此判决，新鸿业公司不仅需退回博爱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且无法获取对应的任何资产。此外，原审法院以协议书二约定内容与教育局出具的调查回执相印证，即事实上原审法院己认可了协议书二效力。而在协议书二与协议书一约定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却认为应按协议书一履行，该判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完全系因幼儿园喂药事件引发的。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新鸿业公司并无任何过错，且完全系为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签署相关协议，不应向博爱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及违约金。如按照原审判决，新鸿业公司的损失将难以追偿。请求支持新鸿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新鸿业公司的合法权利。博爱公司答辩称：一、博爱公司和新鸿业公司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唯一签订过的解约及处理还款事宜的协议；新鸿业公司背离诚信，多年拒不支付款项，构成严重违约。1.该《协议书》完全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协议。新鸿业公司本应诚实有信，积极履行协议，实际却长期不按约定时间支付款项，属于严重违约行为。2.新鸿业公司原来的领导一直表示经济困难，请求宽延支付款项，从未直接表示拒不支付。但新鸿业公司在2018年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领导层也发生变化，公司新领导不愿认公司旧账，这也是目前目前新鸿业公司不予认可的根本原因。3.两方《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新鸿业公司分期退还所收取的转让费，且分期退还是没有设立任何前提条件的。其中第三条新鸿业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并明确具体退款时间和金额。很明显新鸿业公司的全部退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即无条件地退款。因此两方《协议书》中实际上约定的全部是新鸿业公司无条件地应尽的合同义务，其未按约定及时支付退款，显然严重违约。二、案外人鸿基祥园幼儿园和案外人教育局及新鸿业公司2016年签订的《协议书》和博爱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关联，也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新鸿业公司要求博爱公司承担三方协议责任完全是故意混淆视听、拖延时间的恶意辩解。1.新鸿业公司在本案的主要证据就是前述三方《协议书》，但是作为三方《协议书》主体之一教育局出具的《调查回执》清楚地证明“2016年9月7日三方《协议书》和博爱公司没有法律关联；该协议书中所述“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集体诉讼系列案件”及“赔款240万元”和博爱公司没有关联。”。2.最初孙雪红经营的鸿基祥园幼儿园的房屋从新鸿业公司直接租赁的，后新鸿业公司有意出售幼儿园房屋，孙雪红无力购买，遂联系并动员博爱公司购买。博爱公司购买后出租给鸿基祥园幼儿园。由于当时博爱公司其它业务不多，为方便出租便将法定代表人临时变更为孙雪红。虽然孙雪红既是博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鸿基祥园幼儿园的举办者，但是两个法律主体完全不同，博爱公司代表其股东的利益，鸿基祥园幼儿园代表举办者的利益。博爱公司和鸿基祥园幼儿园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主体。两个独立主体之间仅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在本案中应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不应因法定代表人和举办人身份的重合而将两个主体的责任混为一谈，这是基本法律常识。3.孙雪红从2014年3月10日幼儿园事件爆发之日被公安机关带走，在雁塔区看守所待了20天，后取保候审，然后安排招待所住到4月30日，从2014年5月1日开始送至安康医院，直到2016年11月1日回家。孙雪红由于长达两年人身不自由，完全没有参与两份协议的签订，才导致不论是两方《协议书》还是三方《协议书》均没有孙雪红的签字。新鸿业公司上诉称“孙雪红的行为能够代表博爱公司的行为”完全和事实相悖。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孙雪红的双重身份而将两份协议的主体混淆的情形。且即便知情，也应该以加盖的公章来确定主体。4.新鸿业公司与博爱公司的两方协议约定的是返还房屋使用权转让款事宜。教育局、新鸿业公司和鸿基祥园幼儿园形成的三方协议实际是另外一个关于购买产地使用权、政府支付幼儿园装修设施款、解决幼儿园人身损害赔偿款的法律关系，且约定模糊。该三方法律关系和博爱公司无关，不可能对博爱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事实上博爱公司和当年幼儿园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承担过任何法律责任。5.博爱公司在本案之前从来不知道存在三方《协议书》，也从未履行过三方《协议书》，更从未授权鸿基祥园幼儿园代其签订三方《协议书》，两个独立的主体绝无可能构成表见代理。新鸿业公司上诉称其“亦有理由认为幼儿园具备授权”完全是无稽之谈。6.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9)3号）文件中“第二、工作任务中的1．城镇小区严格依标配建幼儿园。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新城开发和居住区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应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予以建设。城镇小区没有规划配套幼儿园或规划不足，或者有完整规划但建设不到位的，要依据国家和地方配建标准，通过补建、改建或就近新建、置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2．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如期移交。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按照规定及时移地教育行政部门，未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应限期完成移交，对已挪作他用的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之规定，从2019年开始，小区应无偿建设配套幼儿园或原没有规划配套幼儿园的应通过补建、改建等方式解决。并将建好的幼儿园移交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因此，原鸿基祥园幼儿园的房屋和场地应属于新鸿业公司必须配套建设的，实际上目前雁塔区政府根本不存在向新鸿业公司支付购买幼儿园场地的义务。新鸿业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却在本案长达两年审理过程中一直故意用政府没有支付款项等事由欺骗法院和博爱公司。三、新鸿业公司与博爱公司的两方《协议书》内容说明双方不存在尚未交房的事实；新鸿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也表明双方对于场地的移交没有任何争议；新鸿业公司证据三方《协议书》中明确显示新鸿业公司早已接收房屋；教育局出具的《调查回执》清晰表明房屋最终。由教育局接收，新鸿业公司关于“博爱公司客观上已无向新鸿业公司返还幼儿园的可能”的辩驳理由缺乏依据。另外，新鸿业公司提交的三方《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因甲方（新鸿业公司）拟将鸿基小区配套幼儿园资产建设的房产，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移交给乙方（雁塔区教育局），……。”这充分说明新鸿业公司早已获得案涉房产的控制权，否则无法移交给教育局。综上，新鸿业公司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博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鸿业公司立即支付博爱公司退款152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逾期之日算至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博爱公司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8日，博爱公司（乙方）与新鸿业公司（甲方）签订《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拥有产权的、位于鸿基新城二十六地块上，用途为小区配建的幼儿园用房的使用权让渡与乙方，使用权转让费用为1557.5万元，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当天内支付甲方20万元作为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付500万元，余款2013年12月31日前付清，乙方付清全款的当天，鸿基祥园幼儿园的租金将由乙方收取”。双方同时约定：“该物业使用权转让费付清后，甲方将上述幼儿园的出租权正式移交给乙方”。2013年11月29日，博爱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新鸿业公司支付伍佰贰拾万元整，新鸿业公司出具了金额为伍佰贰拾万元整的收据；2014年1月15日，博爱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新鸿业公司支付捌佰万元整，2014年1月23日，新鸿业公司出具了金额为捌佰万元的收据；2014年1月21日，博爱公司委托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向新鸿业公司支付贰佰万元整；以上款项共计壹仟伍佰贰拾万元整。2013年12月28日，博爱公司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案涉房屋出租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2014年3月，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因涉及服药事件，被政府相关部门取消办园资格。2015年1月13日，博爱公司（乙方）与新鸿业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终止《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分期退还所收取乙方的转让费，并不再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乙方同意甲方分两期退付使用权转让款，并放弃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具体退款步骤为：2015年2月底，最迟不晚于3月上旬向乙方退款壹仟万元（10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退还剩余伍佰贰拾万元（520万元）款项”。2016年9月7日，新鸿业公司（甲方）与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乙方）、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三方为妥善解决丙方幼儿园原学生家长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集体诉讼系列案件，共同约定如下：一、丙方自愿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支付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以执行与案件原告达成的调解方案。二、丙方因资金紧张，现申请甲方在应退还丙方关于解除原开办幼儿园的相关协议的返还款中支付该贰佰肆拾万元款项，剩余待返还款项待三方达成一致支付协议后另行结算支付。三、因甲方拟将鸿基祥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资产建设的房产、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移交给乙方，乙方同意先行代甲方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支付上述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甲方确认该费用视为乙方支付的幼儿园房产等设施的对价费用的一部分，剩余价款在资产进行依法评估后按照甲方与乙方相应协议进行支付”。2019年4月17日，雁塔区支持高新区托管雁塔部分区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发《关于雁塔区第三幼儿园资产债务移交工作的函》（雁托管办函﹝2019﹞7号），其中内容为：“2014年3月，在处理原鸿基祥园幼儿园服药事件过程中，按照市服药事件处理领导小组要求，决定将涉事幼儿园收回，举办为公办雁塔区第三幼儿园。因幼儿园园舍为举办方通过购买方式向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后取得，经协调，幼儿园举办者同意和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园舍购买合同，由新鸿业投资有限公司将购买资金退回原鸿基祥园幼儿园举办者。经原鸿基祥园幼儿园举办者、新鸿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我区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1557.5万元园舍回购款应先用于处理家长诉讼案件中需要的费用，待诉讼案件处理完毕后再将剩余资金支付给原举办者。经我区财政局审核，原鸿基祥园幼儿园举办方和新鸿业投资有限公司认可，服药事件处理过程，雁塔区共垫付诉讼费245万元，诊疗费用56.95万元，其他费用137.36万元，扣除以上费用，实际应支付新鸿业投资有限公司回购款1118.19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博爱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前往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调取相关证据材料。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调查回执》，内容为：“1.2016年9月7日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雁塔区教育局、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下简称三方协议《协议书》）和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没有法律关联。三方《协议书》第一条中所述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集体诉讼系列案件’及‘赔款240万元’和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是没有关联。2.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在雁塔区教育局接收之前开办人是孙雪红。3.雁塔区教育局已经接收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并由雁塔区政府向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另查明，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于2012年3月9日印发《关于正式设立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的批复》（雁教发﹝2012﹞27号），其中内容为：“经我局2012年2月10日局务会研究，同意设立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幼儿园属于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为孙雪红，投资500万元”。经博爱公司申请，法院在原审期间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陕0113民初1536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新鸿业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520万元或冻结、查封、扣押等值其它财产。博爱公司交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博爱公司和新鸿业公司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严格履行。本案中，博爱公司和新鸿业公司达成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之前签订的《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并约定新鸿业公司于2015年2月底，最迟不晚于3月上旬向博爱公司退款10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退还剩余520万元，但新鸿业公司至今未依约向博爱公司退还转让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其行为应视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于博爱公司要求新鸿业公司立即支付退款152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博爱公司要求新鸿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新鸿业公司未如期退还转让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除应立即退还转让费外，还应依法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虽然双方在《协议书》中未对违约金作出约定，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博爱公司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新鸿业公司主张“应以新鸿业公司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2016年9月7日签署的《协议书》为准”和“付款条件未成就、支付金额不确定，不应支付款项”的辩称，虽然新鸿业公司认为“原告博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孙雪红，二者关联关系紧密，一方的决定及签署协议，另一方应知晓”，但2016年9月7日签署的《协议书》中并无孙雪红签字，且博爱公司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为完全独立的不同法律主体，两者不应混同。同时，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在2020年9月15日作出的《调查回执》上载明：“2016年9月7日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雁塔区教育局、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没有法律关联”。因新鸿业公司所称的付款条件、支付金额均系新鸿业公司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2016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所涉内容，博爱公司并非该《协议书》的签订方，不受协议书内容的约束，而且在博爱公司和新鸿业公司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付款时间和支付金额是明确的。因此，新鸿业公司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新鸿业公司主张“博爱公司并未依约返还幼儿园且客观已无法返还，新鸿业公司有权不退还任何款项”的辩称，新鸿业公司与西安市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2016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新鸿业公司拟将鸿基祥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资产建设的房产、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移交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该内容与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在2020年9月15日作出的《调查回执》上载明的“雁塔区教育局已经接收雁塔区鸿基祥园幼儿园，并由雁塔区政府向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之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案涉幼儿园房屋、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已移交于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故新鸿业公司主张博爱公司依约返还幼儿园已无履行必要且事实上无法履行。因此，新鸿业公司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此外，新鸿业公司以政府相关部门未向其支付转让款，从而享有抗辩权的辩解，系其与第三方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被告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支付1520万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止，其中2015年3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期间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5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止，其中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期间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0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新鸿业公司负担。因博爱公司已预交，新鸿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博爱公司1180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案涉多份《协议书》对双方的约束力应如何确定；2.新鸿业公司是否应当向博爱公司返还款项并承担逾期的利息。博爱公司依据其与新鸿业公司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主张返还1520万元。而新鸿业公司则以2016年9月7日新鸿业公司、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与鸿基祥园幼儿园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为据进行抗辩，认为对于案涉幼儿园场地有关的权利义务应以该三方《协议书》约定为准，孙雪红既是幼儿园开办者又是博爱公司法定代表人，博爱公司对鸿基祥园幼儿园签署的三方《协议书》必然知晓，新鸿业公司有理由相信幼儿园能够代表博爱公司签署文件，而根据三方《协议书》，退款条件尚未成就，付款金额并未确定，新鸿业公司不应向博爱公司支付任何款项。首先，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各方均应按照生效合同之约定主张权利、履行义务。2015年1月13日双方《协议书》以及2016年9月7日三方《协议书》，是新鸿业公司与不同合同相对人签订的合同。虽然博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鸿基祥园幼儿园的举办者均为孙雪红，但客观上，博爱公司和幼儿园是完全独立的主体，新鸿业公司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博爱公司与幼儿园存在主体混同。其次，雁塔区教育局的《调查回执》已经明确，2016年9月7日三方《协议书》与博爱公司无关。新鸿业公司虽不认可该《调查回执》，但并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新鸿业公司的前述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新鸿业公司应当按照其与博爱公司的约定返还1520万元，并承担逾期返还款项的违约责任。至于利息数额，一审法院判令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支付完毕止；以5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支付完毕止，符合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另外，博爱公司与新鸿业公司签订2015年1月13日的《协议书》后，案涉幼儿园房屋、附属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客观上已经由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接收完毕，故新鸿业公司以博爱公司未向其返还鸿基祥园幼儿园为由不予退款，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新鸿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0元（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雪晴审判员  蒋 瑜审判员  姬 钊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白林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