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02民初1722号原告（反诉被告）：马彬，女，汉族，1969年9月12日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勋武，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火车站春天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66058126Q。法定代表人：杨方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清，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马彬与被告（反诉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李勋武，被告遵运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双方《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已于2017年10月1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22辆运营专线车保证金220,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20辆运营专线车停运时（2017年10月1日）车辆折旧后的价值2,021,800元；4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未能办理线路牌的手续费、发包费70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从2004年起，原告及其已故丈夫王青山就以承包被告车辆运营权的方式进行合作。具体的合作方式为：原告、王青山出资购买运营专线车，并将车辆所有人登记在被告指定的公司名下，被告与该指定的公司签订车辆经营权承包合同后，被告再将获得的车辆承包经营权以被告为车辆所有权人的名义承包给原告、王青山，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办理运营专线车线路牌，原告、王青山每月向被告缴纳税费和承包费的形式进行合作。原告、王青山与被告合作的第一批运营车为8辆，承包时间为2004年到2005年底；第二批运营车为10辆，承包时间为2005年底到2013年。第一批和第二批车辆运营的性质均为“公路客运”。2013年底，基于前两次的良好合作基础，原告、王青山与被告达成第三批车辆承包经营权口头协议：运营车的拟合作时间为8年，即为2013年到2021年。合同签订仍为一年一签，一车一合同，合作方式仍延续前两批车的运营方式，即“公路客运”。具体内容为：由原告、王青山出资购买20辆新车，登记在案外人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添驰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添驰客运公司”）名下，遵义添驰客运公司与被告签订运营车辆的经营权承包合同，被告再将获得的运营车承包经营权承包给原告和王青山。2013年12月20日，被告隐瞒了原告、王青山该批车辆为“旅游客运”而非“公路客运”的性质，继续沿用原来的合同版本与原告和王青山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签订了从2014年1月1日起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20辆运营车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后又继续签订了2015、2016、2017年的合同。合同第一条第2点明确约定：车辆起点为遵义汽车客运总站，讫点为贵阳站。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了甲方即本案中被告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约定：“办理车辆行车和运营手续”的义务由被告承担。双方达成约定后，原告、王青山以遵义添驰客运公司的名义购车、上户和缴纳税款，购买了20辆新车，并一次性向被告支付了8年运营承包权所需的发包费、办理线路牌手续费和20辆新车的保证金及其他相关费用。此时，原告、王青山总共花去费用约6,000,000元。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由于被告迟迟不能将正常运营需要的手续办理完毕，导致该批车辆因手续不全被多次扣留、罚款，无法正常运营。期间原告、王青山多次与被告交涉，希望被告尽快办理，被告一直承诺运营手续很快就能够办理下来，但直到2017年底仍未办理完毕。为了促使被告能尽快办理“公路客运”的运行线路牌，从2014年起，原告、王青山只支付了部分承包费和税费。2017年，因原告未缴纳承包费和税费，被告将原告和王青山诉至法院，要求原告和王青山支付截至2017年10月1日止的承包费和税费，因此，双方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在2017年10月1日起，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已经解除。后，原告、王青山与被告协商将20辆车开走，被告拒绝，导致20辆运营专线车一直闲置在被告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凉水井客运总站的场地。同时，原告、王青山缴纳的每台运营车10,000元的保证金，被告也一直没有退还。2019年1月3日王青山因病去世，除原告外，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和双方一贯的合作方式，按照车辆的用途办理运营手续、保证车辆的正常运营。但被告一直未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导致原告、王青山的运营专线车于2017年10月1日全面停运。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故诉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出资购买的20辆运营专线车；二、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2017年度《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已于2017年10月1日解除；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22辆运营专线车的保证金220000元；四、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辆运营专线车停运时（2017年10月1日）车辆折旧后的价值共计2,021,800元；五、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未能办理线路牌的手续费、发包费700,000元；六、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并解释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车辆在2017年的实际价值及从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车辆营运可能产生的价值，庭审中原告以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四项诉讼请求的赔偿车辆价值部分重复为由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对20辆出租车被告经评估鉴定后进行了处置，同意以评估处置的价值抵扣。我司提出反诉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后客运车辆承包经营期间的费用共计162,176.12元；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支付所欠款项逾期利息约10,000元（以欠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8年11月14日至履行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从2013年开始，双方每年都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最后一次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12月26日，承包经营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对承包费明确约定，反诉被告每月向反诉原告缴纳承包费1,473元，车辆折旧费2,042元，每月20日前交清次月承包费、折旧费。但每月实收承包费为：承包费1,473元、代缴车辆定额税每车220元/月、北斗卫星服务费，共计1,843元/月。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因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于2017年7月17日，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反诉被告应当支付截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截至2017年8月31日的税费共计831,528元。承包合同期间及届满后，反诉被告仍在经营部分车辆，一直经营至2018年11月，而反诉被告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承包经营期间的费用。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共计欠款224,764.12元。2018年11月，反诉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对不经营车辆进行收回，但反诉被告一直没有与公司联系对车辆进行处置，为防止车辆价值的减少，保护反诉被告的利益，避免反诉被告的利益受损失。2020年4月24日，反诉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对收回的反诉被告承包的20辆车进行处置，经评估剩余价值为62,588元，该款抵扣所欠承包经营期间的费用，反诉被告尚欠162,176.12元。反诉被告马彬与王青山（已故）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继期间共同经营承包车辆，所负债务系共同债务。2017年12月31日后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没有继续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但反诉被告仍然实际经营登记在反诉原告名下的车辆，其实际经营行为视为合同的继续履行，反诉被告应当支付相关费用。反诉原告依法履行了合同义务，将车辆交付反诉被告经营，应受法律保护，而反诉被告并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付款义务，恶意拖欠承包费、税费、北斗卫星服务费，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亦给反诉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被告马彬辩称，双方在2017年度之后就未再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由于20辆营运车是由原告出资购买，所以原告一直都未向被告支付车辆折旧费。原告（反诉被告）虽在18年度继续经营营运车，但其实是其私人在经营，与反诉原告无关，请求驳回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王青山有合作关系，从2010年起双方就签订有《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马彬与王青山系夫妻关系，王青山于2019年1月3日去世，其母亲兰**、儿子王*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全部由马彬继承。2013年，遵运集团添驰旅游公司（甲方）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乙方）签订《经营托管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车牌号为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二十辆车交由乙方托管，该协议约定“如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因素税费调增，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照每月7400元向甲方交纳经营资质使用费（含税收）”，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协议有效期为2013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2013年10月至11月，王青山、马彬以遵运集团添驰旅游公司名义购买了20辆轿车，2013年12月20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甲方）与马彬（乙方）就车牌号为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车辆分别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与王青山就车牌号为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车辆分别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与案外人黄洁玲就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内容与双方2010年签订的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并已取得营运线路资质的客运车辆交由乙方承包经营，约定车辆无经营班线标志牌号，起点为遵义，讫点贵阳，途经Ｇ75；承包经营期限为1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经营合同每年一签。承包经营期限届满、换车经营或保费推出新增时，甲方自行决定经营模式，若继续实行承包经营，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双方另行协商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承包费1473元，车辆月折旧2085元，但二月份交纳承包费1620元。每月20日前交清次月承包费、折旧费。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要求减免应缴费用；乙方按时足额交清各项应缴税、费；承包经营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甲方收回车辆，双方互偿债权债务等内容。2014年12月31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案外人唐艺就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签订了与前述合同内容相同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2015年，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马彬、王青山就前述20辆车（包括贵Ｃ×××××、贵Ｃ×××××）重新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乙方均为王青山。2015年11月2日，前述车辆车牌号码变更为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2015年12月30日、2016年12月26日，王青山就前述变更车牌后的车辆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继续签订了2016年度、2017年度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期限分别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合同内容基本与前述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王青山、马彬将前述车辆投入运营后，从2014年起陆续拖欠承包费、税费，至2017年上半年，约有10辆轿车处于停运状态。2017年7月，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以王青山、马彬未按合同约定交纳承包费、税费为由诉至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在判令王青山、马彬支付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客运车辆承包费840,397元、支付客运车辆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及相应利息，王青山、马彬辩解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先为承包车辆办理线路标志牌、运输证，且有部分车辆因此停运，故拒交承包费，税费已包含在承包费中，故应当驳回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所有承包车辆无线路标志牌，而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为20辆车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并无违约行为，部分车辆停运并非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原因所致，王青山、马彬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交纳承包费及税费，作出(2017)黔0303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青山、马彬支付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从2014年起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税费共计831,528元及利息。王青山、马彬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车辆是由王青山出资购买，案涉车辆行车证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旅游客运；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为案涉车辆办理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市际旅游客运、省际旅游。二审法院认为，旅游客运属于道路客运经营的一种方式，旅游客运车辆可以在规定区域或线路内从事客运经营，案涉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旅游客运并不影响王青山、马彬作为承包人合同目的的实现，《道路运输证》中亦注明经营范围为市际旅游客运，省际旅游客运，足以说明王青山、马彬明知案涉车辆系旅游客运车辆，故对王青山、马彬提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负有办理经营班线标志牌义务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王青山、马彬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支付承包费，并作出(2018)黔03民终2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青山、马彬对终审判决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作出了(2019)黔申11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另外查明，2017年度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在2017年12月31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合同，案涉车辆大部分处于停止运营状态，少部分车辆有零星运营行为至2018年下半年，此后案涉车辆全部停运，停放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租赁的停车场。2020年4月8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决定处置案涉车辆并委托遵义播南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车辆进行评估，同年4月24日，该事务所出具了《资产评估说明》，评估结论为20辆机动车市场价值为62,588元，同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案外人尚*安签订《车辆转让合同》，将案涉20辆车以71,000元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庭审中，马彬申请对20辆轿车的价值及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停运损失进行评估。本院委托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20辆轿车在2018年1月1日（双方合同终止日）、2020年3月16日（原告起诉日）两个基准日的价值及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停运损失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出具了《评估报告》，结论为案涉车辆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月1日的市场价格为907,563元，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16日的市场价格为123,524元；采用市场法评估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停运损失为1,498,300元，马彬为此支付评估费32,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交的结婚证、户口簿、公证书、《经营托管协议》、《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机动车销售发票、《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书、车辆保单、《2017年10月至停运承包费明细表》、二级维护清单、《道路运输证》、《资产估价报告》、《车辆转让合同》、律师函、《评估报告》、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书证及到庭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马彬、王青山所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经生效判决书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双方在2017年7月因承包费、税费发生纠纷后，经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马彬、王青山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支付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税费，并未解除双方2017年度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故原告马彬要求确认双方合同于2017年10月1日解除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未就案涉车辆继续签订2018年度的承包经营合同，双方2017年度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根据约定已于2017年12月31日因期限届满而终止。双方合同内容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将其所有车辆发包给马彬、王青山经营，马彬、王青山向其交纳相应承包费，因本案所涉20辆轿车由王青山、马彬购买，所有权归王青山、马彬所有，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并非案涉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故双方所签订合同实质为王青山、马彬将其所有车辆挂靠在有资质的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其性质为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案涉车辆应当返还所有权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但其却以维护马彬利益为由擅自变卖案涉车辆，侵害了马彬、王青山的财产权利，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已构成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案涉车辆变卖他人，客观上已不能返还，马彬要求折价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之规定，本院对马彬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标准的确定，因车辆系消耗品，其价值随使用、停放时间的延长必然发生贬损，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虽然在变卖案涉车辆时委托相关机构对车辆进行评估，但该评估行为系其单方行为，未经所有权人马彬认可，故本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案涉车辆价值进行评估，该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终止后即应当共同办理车辆返还所涉及的变更登记等行为，但双方并未完善合同终止后相关事宜，导致案涉车辆一直停放于停车场内直至被变卖之时，因马彬未能提交取车被拒的相应证据，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亦未能提交通知马彬取回车辆被拒的相关证据，双方对车辆长期停放、闲置状态均持放任态度，同时，结合案涉部分车辆仍在继续经营的事实，可确认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并未控制、使用案涉车辆，故本院以马彬向本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3月16日为基准日的评估价值123,524元为赔偿标准。案涉车辆系王青山、马彬共同财产，王青山去世后，其母亲及儿子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由马彬继承全部遗产，故前述赔偿款项应当支付给马彬。关于马彬主张停运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从2018年1月1日起，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对案涉车辆的经营行为不再承担义务，是否继续经营由车辆所有权人决定，且部分案涉车辆由马彬经营至2018年下半年，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并未阻碍其经营，故马彬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彬要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的22辆运营专线车的保证金220,000元及未能办理线路牌的手续费、发包费700,000元的诉讼请求，庭审中，马彬陈述在2013年签订合同时即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了约600万元的费用及220,000元押金，但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未开具发票，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否认收取了前述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且交纳600余万元款项不要求收款方开具相应收据、发票明显与交易习惯相悖，因马彬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其已交纳前述费用，故本院对马彬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要求马彬支付2017年10月1日后客运车辆承包经营期间的费用共计162,176.12元的反诉请求，前案已判令马彬支付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税费，马彬亦未缴纳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承包费，双方合同在此期间仍然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马彬应当缴纳此期间的承包费，由于双方发生纠纷时并非车辆已实际停运，结合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提供的《2017年10月至停运承包费明细表》载明2017年10月报停9辆运营车及马彬庭审中陈述约10辆车继续零星经营的事实，本院确认从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继续经营车辆为11辆，本院结合该事实酌情确认马彬应当交纳的承包费为1,473元/月×11辆×3月=48,609元，关于税费，应当以实际缴纳金额为准，但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未提供缴纳税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期满终止后，双方未重新签订合同，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对案涉车辆的经营行为不再承担义务，也未履行相应管理职责，同样不应当享有相应权利，合同终止后仍有部分案涉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系马彬的单方行为，并非双方合意，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不能以此收取承包费，当该行为造成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损失时，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可主张赔偿损失，故对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主张2017年12月31日后的承包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马彬损失123,524元；二、驳回原告马彬其他诉讼请求；三、由反诉被告马彬支付反诉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承包费48,609元。四、驳回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前述一、三项相抵后，由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赔偿马彬损失74,91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70元（已减半收取）、反诉费1,940元、评估费32,000元，共计53,110元，由被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承担12,000元，原告马彬承担41,1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审判员  刘远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沈妍书记员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