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中康路7号铁建三层。主要负责人：姚万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明哲，吉林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江，吉林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英杰，男，196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海涛，吉林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某，女，1949年1月26日出生，回族，吉林市日杂公司退休职工，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艾岑，吉林市船营区光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白某1，男，1977年5月20日出生，回族，吉林石化铁路运输部科员，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艾岑，吉林市船营区光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白某2，男，1980年5月17日出生，回族，中石油吉林化建工人，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艾岑，吉林市船营区光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英杰、原审第三人马某、白某1、白某2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3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沈英杰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沈英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对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效力、保险责任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格式条款、免责条款等方面认定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保险合同效力和保险责任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投保人沈英杰于2017年12月22日向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投保，经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同意并于当日12时30分31秒交付保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于当日12时31分32秒生成保单，12时34分48秒打印保单并交付沈英杰，双方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双方合同效力问题并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焦点问题是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与沈英杰之间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保单中“保险期间”明确约定：自2017年12月23日0时起至2018年12月22日24时止。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3日0时，在沈英杰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2017年12月22日13时15分许，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依法、依约定并未开始承担商业险责任保险，沈英杰发生的事故不应由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2.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在交强险和商业险方面不同。由于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性规定险种，具有社会公益性和法定性。因此，在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各财保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一是在“特别约定”栏中特别写明或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二是在保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年×月×日×时”覆盖原“保险期间自×年×月×日零时起”字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体时点。而机动车商业保险具有自愿性、非强制性，属于平等协商、自由处分权利义务范畴。投保人在投保商业险种类、保险金数额、保险期限、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费等方面与保险人平等协商、自愿签订。因此，对于保险期限、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应当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即本案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是2017年12月23日0时起，沈英杰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责任时间还未开始。3.本案保险期间、保险开始时间并非格式条款，也不属于免责条款，是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1）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并非同一概念，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保险单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对于保险条款，实践中我国所有保险公司均是预先制定专门的“保险条款”，约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权利义务以及免责条款，在双方订立合同时交付投保人，该“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在机动车商业险中，合同双方对于保险车辆、车辆用途、车辆行驶区域、争议解决方式、保险期间、投保险种及责任限额、保险数额等内容都是一单一定，个性化订立、私人订制，无法预先拟定、重复使用。所有保单均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独输入具体内容，因此每个商业险投保人的保单中条款内容各不相同，所以“保险条款”是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而具体保单中的合同内容不属于格式条款。（2）保险条款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提请注意或者说明”，而保单中的内容属于双方协商确定内容，属于各方已经明知的合同内容，法律未作强制提示说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首先，在保险合同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仅规定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才有法定义务进行提示、说明。对于非格式条款，或者格式条款非“免除保险人义务”的条款并未要求强制提示和说明。其次，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对提供格式条款，已经向沈英杰尽到“提示和注意”义务，一审中也向法庭提交沈英杰签署的《免责告知书》。再次，尽管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给沈英杰出具的机动车商业险保单不属于预先制定的格式条款，但是，由于保险期间、保险金额、保费数额都属于双方协商后“填空”打印内容，需要双方核对确认，因此，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又在保单“重要提示”项中第2条加黑提示“收到本保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以上说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不但对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提示了沈英杰，履行了法定义务；而且对非格式条款的保单内容也重点提示了沈英杰，尽到诚实信用义务。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在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之前，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3）本案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间符合保险行业习惯，并无损害对方合法权益之处。中保协《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A款）》第13条规定，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本案中，双方在保单中明确约定：保险期间从2017年12月23日0时起至2018年12月22日24时止。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间为1年，符合保险行业规范和习惯，在保险期间的1年内，依法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双方对该期限的约定，并无免除或减轻保险人的责任，亦无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二、一审审判程序违法。1.“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原告起诉是其权利，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改变当事人诉讼请求。本案中，沈英杰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判令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给付……”，而本案判决主文是“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向沈英杰支付273,450.72元”，判决结果偏离沈英杰的诉请，属于超出诉讼请求的判决。对于沈英杰未主张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判决，程序违法。2.本案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本案属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与沈英杰之间的保险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一审法院同意第三人参加诉讼，于法无据。本案第三人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家属，如果其认为对本案双方诉讼标的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则应提起诉讼，而不是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且本案在原告起诉时直接列其为第三人，请求将赔偿款直接给付第三人。一审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沈英杰所列第三人未尽审查义务进行审理，程序违法。第三人对保险合同并无法定的独立请求权，同时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仅与第三人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中沈英杰作为被保险人，其如果主张第三者责任赔偿，前提应当是应当履行了对第三人依法应赔偿的责任。本案沈英杰始终承认，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其没有赔偿受害人家属。因此，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即便被保险人起诉，也不能支持其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发生在2017年12月22日，沈英杰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一审提起诉讼是在2020年7月30日，超出了保险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未依法认定其诉请超出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应予纠正。沈英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时间问题。本案案涉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合同同时办理，同时缴费，但却约定了不同的保险生效时间，沈英杰作为普通民众，无法依据生活常识作出判断，而且还交纳了保费，其无法判断保险合同留有一定的生效“空档期”，故沈英杰当然认为合同签订之时即成立并生效。2017年12月23日0时生效的约定是保险公司强制设定的格式条款内容，该保险合同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对于免除“空档期”赔偿义务，并未向投保人进行告知或提示，保险合同中对保险期间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赔偿责任。（二）案涉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系保险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人沈英杰没有与其平等协商、修改生效时间的同等地位。保险公司强制设定保险合同生效时间，实质是排除了投保人自缴纳保险费时至2017年12月23日0时这一时间段内应享有的利益，属于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免除了保险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三）保险公司上诉理由称“保单中的内容属于双方协商确定内容，属于各方已经明知的合同内容，法律未作强制提示说明规定”系逃避责任的说法。沈英杰购买保险的本意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保险公司承担替代赔偿责任，符合机动车保险设定的本意，而保险合同将保险期间的起始时间延后并不是沈英杰在购买保险合同时的本意。关于保单零时生效，是保险公司统一强制设定的，不存在与沈英杰协商的问题，其上诉观点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接受投保并收取保费，在没有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情况下，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都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事车辆不符合保险条件，因此案涉商业保险合同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沈英杰提交了变更起诉申请书，一审法院以变更后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不存在超诉请情形。（二）本案虽系保险纠纷，但基础法律关系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涉案赔偿数额系依据第三人近亲属死亡所致的交通事故赔偿金而确定，第三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出庭参加诉讼目的是协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和维护各方利益，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沈英杰因交通肇事罪服刑，服刑期满后因没有能力赔偿第三人，所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保险公司将赔偿金直接支付给第三人，但在诉讼中得知，第三人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生效法律文书裁定，法定履行义务已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立法本意，是避免在投保人应赔偿受害人的义务或数额不确定之前，而保险公司先行赔偿投保人可能有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本案中，沈英杰没有赔偿第三人的原因，不是赔偿义务或数额不确定，是因为没有实际赔偿能力，人民法院生效的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是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判令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诉讼时效规定的冲突适用问题。两部法律均属于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处于同一位阶。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适用新法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保险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观点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马某、白某1、白某2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沈英杰没有赔偿能力，所以没有给付赔偿金。另外，受害人从事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受害人不能另行起诉保险公司，故对沈英杰请求的事实应予支持。其他答辩意见同沈英杰的答辩意见。沈英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给付商业保险赔偿金合计273,450.7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2日12时30分31秒，沈英杰向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转款4849.07元，为其名下发动机号为HCCA3306136的吉利JL7151L15轿车（×××（临）号）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限额为30万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2017年12月22日13时15分许，沈英杰驾驶上述轿车在船营区越山路太平街路口由北向南启车时，由于操作不当，将沿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步行横过越山路的被害人白志敏、姜永吉撞到，造成白志敏、姜永吉受伤。事故发生后，白志敏被送至吉林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2017年12月24日白志敏在医院死亡。经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船营）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沈英杰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白志敏、姜永吉不承担事故责任。2018年4月27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204刑初1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沈英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止。）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在被告人沈英杰所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白某1、白某2赔偿人民币12,000元（其中，白志敏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人民币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三、被告人沈英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白某1、白某2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73,450.72元［其中：医疗费35,403.10元（即50,403.10元-10,000元-5000元=35,403.10元）；死亡赔偿金208,365.04元（即26,530.42元／年×12年-110,000元=208,365.04元）；丧葬费28,049元；护理费502.64元（即125.66元／天×2天×2人=502.64元）；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125.66元／天×3天×3人=1130.9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白某1、白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马某、白某1、白某2作为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6月28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204执236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经本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沈英杰向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交纳车辆保险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向沈英杰出具保单，双方已经形成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及时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商业险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时间。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抗辩称商业险保险单明确载明商业险的保险期限自2017年12月23日0时起至2018年12月22日24时止，本案交通事故未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不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就商业险保险合同生效起止时间这一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沈英杰作出足以引起沈英杰注意的提示、说明义务，自次日零时生效排除了沈英杰自交纳保费时起至起保时间段可能获得期待利益的权利，实质上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应属于格式条款，且该条款并非沈英杰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上述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涉案商业险保险合同应自沈英杰于2017年12月22日12时30分31秒向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交纳保险费生成保单时成立并生效。沈英杰所投保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抗辩称沈英杰并未实际向三名第三人履行赔偿义务，故不同意向沈英杰赔付相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2018）吉0204刑初1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经确定由沈英杰向三名第三人赔付273,450.72元，该判决已经生效，且三名第三人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故沈英杰向三名第三人赔付的钱款已经确定，未执行到位的原因系沈英杰名下无可执行的财产，故沈英杰现要求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沈英杰支付273，450.72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一审庭审中，沈英杰放弃利息主张，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险范围内向沈英杰支付273,450.72元。案件受理费2701元，由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提出的沈英杰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并未生效，其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本案中，沈英杰已于2017年12月22日12时30分向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交纳了保险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接受了沈英杰的投保，并收取了保险费，同时向沈英杰出具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单，依据上述规定，被保险人沈英杰请求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符合承保条件的，应予支持，故一审法判决对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提出的本案交通事故未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商业险保险单未生效的观点未予支持，并无不当。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观点。沈英杰起诉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向第三人给付商业保险赔偿金合计273,450.72元及利息”，后沈英杰变更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向沈英杰给付商业保险赔偿金合计273,450.72元”，一审法院围绕当事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并无不当。马某、白某1、白某2虽非案涉保险合同当事人，但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该三人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故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提出的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观点。本案中，（2018）吉0204刑初1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沈英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白某1、白某2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73,450.72元，且该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沈英杰应履行的义务已经依法确定。现沈英杰以自己名义起诉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马某、白某1、白某2对此予以认可，为避免造成当事人的诉累，一审判决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向沈英杰支付保险金，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提出的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观点。马某、白某1、白某2作为沈英杰交通肇事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在主张权利，直至2019年6月28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因沈英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后，沈英杰提起了本案的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故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阳光保险吉林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2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照明审判员  潘军宁审判员  关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仇 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