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3民终1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创力路。 法定代表人：于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泽，系贵州航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盘水镇南山路。 法定代表人：邓招亮，系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安利来煤矿，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楼下镇堵嘎村。 法定代表人：叶奎，系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继禹，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蒲治超，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上诉人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宜公司）、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安利来煤矿（以处简称：安利来煤矿）、原审第三人蒲治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3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创力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定安利来煤矿与创力公司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是为蒲治超开具发票所用，双方并未发生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错误。首先，创力机械公司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约定创力机械公司向安利来煤矿出售一台掘进机，规格型号：ＥＢＺ160，合同价款为3080000元，付款期限为开具发票后3个月付清。安利来煤矿已认可收到该台Ｅ×××××掘进机，创力机械公司的交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次，一审认定该合同是为蒲治超开具发票所用，原、被告之间并未发生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违反举证责任规则。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蒲治超与创力机械公司于2012年9月6日签订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后，创力机械公司就将ＥＢＺ160掘进机送到安利来煤矿，由于蒲治超无能力支付货款，在《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客观下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创力机械公司才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约定设备由安利来煤矿使用并付款，至于蒲治超的角色则是代表安利来煤矿购进设备。二、认定安利来煤矿已向蒲治超支付掘进机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安利来煤矿提供的《辅助明细账》系其单方制作，无法查实其真实性，完全有可能是后期制作，蒲治超与安利来煤矿之间经济纠纷较多，该几笔付款是其他账务。且安利来煤矿称2014年3月17日向蒲治超付款180万元、2014年7月10日向蒲治超付款391234元、2014年8月25日向蒲治超付款50万元，该三笔账目所得数据与安利来煤矿、创力机械公司之间的货款并不能完全等同，明显是安利来煤矿东拼西凑而来，对于差额，安利来煤矿的解释是存在质量问题，但创力机械公司从未收到设备存在问题的通知。其次，即使安利来煤矿已经将款项支付给蒲治超，也不能视为已经履行《物资购销合同》的付款义务，安利来煤矿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三、收款承诺书、对账函仅仅是蒲治超单方面出具，创力机械公司、安利来煤矿都未进行确认，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收款承诺书是蒲治超于2019年出具，说明创力机械公司这几年一直到煤矿上要求安利来煤矿履行合同义务，可以证实诉讼时效未经过。四、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判决，一审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结果错误。 创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两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连带向创力公司支付2743200元及利息（利息以27432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1月13日开始计算，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2019年8月20日，从2019年8月21日开始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1月13日）；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创力公司提交的第三人蒲治超出具的收款承诺书：“本人分别于2012年8月27日、2012年9月6日从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创力”）采购两台Ｅ×××××掘进机，合同总金额共计伍佰柒拾万元（Ｙ：57000000元）整。本人在2013年与贵州创力协商一致后，分别把两台掘进机转卖给了普安县宜鑫煤业有限公司和普安县安利来煤矿，并由贵州创力分别开具增值税发票：贰佰玖拾伍万陆仟捌佰元（￥2956800元）和贰佰柒拾肆万叁仟贰佰元（Ｙ：2743200元）整，发票是由本人代贵州创力分别交给了普安县宜鑫煤业有限公司和普安县安利来煤矿。本人协助收回全部设备款后，由贵州创力退回本人支付的合同预付款陆拾万元（Ｙ：600000元）整。截止至2019年3月26日，尚欠贵州创力设备款贰佰柒拾肆万叁仟贰佰元（Ｙ：2743200元）整，未扣本人预付款陆拾万元（￥：600000元）整。以上情况属实，本人郑重承诺如下：1.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必须将所欠设备款一次性收回。如未按时收回所有欠款，每天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2、在收回设备款之前，若造成任何对贵州创力不利的后果、本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承诺，2019年4月2日。”蒲治超在承诺书中签名捺印。蒲治超将一台Ｅ×××××掘进机转卖给安利来煤矿后，由于蒲治超系个人，不能出具发票给安利来煤矿。为了开具发票，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与创力公司签订了《物资购销合同》，合同标的为一台Ｅ×××××的创力牌掘进机，合同单价为3080000元，实际价款就是本案标的款2743200元。创力公司已向安利来煤矿出具了2743200元的发票，安利来煤矿已按照发票金额支付蒲治超货款2691234元，扣取质保金51966元，共计2743200元，但蒲治超未将该款支付给创力公司。所以，创力公司以《物资购销合同》为依据，提起诉讼，要求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支付货款2743200元及利息。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以其非本案适格主体，并已向掘进机的出卖人蒲治超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蒲治超是掘进机的出卖人而非中介，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答辩。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安利来煤矿虽与创力公司签订了《物资购销合同》，但该合同是为蒲治超开具发票所用，原、被告之间并未发生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从创力公司提交的蒲治超出具的承诺书看，蒲治超本人亲自认可与创力公司发生买卖关系，而非本案的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所以，创力公司只能向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法律规定，创力公司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从该合同的签订时间算，现创力公司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承担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且从创力公司提交的证据看，也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故对新宜公司、安利来煤矿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予以采信。蒲治超经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73元（已减半），由原告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外，同时查明：创力公司提供的于2015年1月21日有蒲治超签名的《对账函》载明“2013年11月13日，经协商，蒲治超将一掘进机转卖给安利来煤矿，并由创力公司直接向安利来煤矿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回收货款，发票金额为2743200元，超出货款到账后退回蒲治超，由蒲治超等人协助回收货款完成后，双方所签约的合同执行完毕”。2014年3月14日，蒲治超、李标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安利来煤矿支付的掘进机款18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是否可以依据创力机械公司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认定双方成立真实的买卖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在民事案中法院采用的是证据盖然性证明标准。而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举证责任是否完成，一方面看其前后陈述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常理，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是否成立。本案中，首先，从创力公司提交的蒲治超签名确认的对账函、承诺书均载明“蒲治超已将一台Ｅ×××××掘进机转卖给安利来煤矿”的内容，该对账函、承诺书虽为蒲治超出具，但创力公司已接受在诉讼过程并作为证据提交，可以认定创力公司对该对账函及承诺书是认可的。其次，从蒲治超、李标于2014年3月14日出具的收条内容看，安利来煤矿于前述对账函、承诺书出具之前就已向蒲治超、李标支付了案涉掘进机货款180万元，如果是创力公司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系真实的买卖，而在2015年及2019年的《对账函》及《承诺书》中均对该180万元未予体现，不符合常理。再次，蒲治超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认可其与创力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且双方对未付货款还没有进行结算，并不表示愿意支付尚欠创力公司的货款。最后，从买卖等交易市场的现状来看，当事人为了某种目的而订立“阴阳合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蒲治超、安利来煤矿所安利来煤矿与创力机械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是为了方便开具增值税发票，且有合理性。综上，创力机械公司与安利来煤矿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盖然性明显较高，创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创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6元，由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简 坤 审判员 付 君 审判员 陆金凤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罗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