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88年7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高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系杨某2之妻），女，1987年12月12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龙通秀（系杨某2之母），女，195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系杨某2之二姐），女，198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超（系杨某2之三姐），女，198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高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又名杨四妹，系杨某2之四姐），女，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系杨某2之子），男，2014年5月15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1之父），男，1988年7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高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法定代理人：唐某（系杨某1之母），女，1987年12月12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系杨某3之子），男，2014年9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法定代理人：杨某3（系高某之母），女，198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洋，贵州财团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住所地：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负责人：陶朝俊，系该组组长。上诉人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与被上诉人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以下简称“文德关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镇远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5民初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8名上诉人至今未在文德关组生产生活和居住，均不是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的事实是上诉人应不应该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应当看上诉人具不具有被上诉人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的户籍从出生至今一直登记在被上诉人所在村组，一直与被上诉人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生产生活来源于被上诉人所在村组。虽然在中途上诉人将户口迁到马路边组一段时间，但是在2013年12月2日，上诉人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又将户口迁回文德关组。且在这期间，上诉人仍旧依靠文德关组承包的土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八上诉人都具有被上诉人所在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享受被上诉人村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1、关于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户籍以迁走而不应享受征地补偿款这一点是错误的，首先，户籍迁移属于自愿行为，并没有法律法规及政府政策规定，户籍必须要强制性迁移或者不准迁移。其次，上诉人杨某2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及其家庭成员在1983年第一轮及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均在文德关组取得承包地，且积极履行了作为文德关组成员应尽的义务（积极上粮即交纳农业税）。至今八上诉人仍在文德关组进行生产经营，依靠在文德关组取得的承包地栽种果树及庄稼等，因此上诉人仍为文德关组的经济组织成员。2、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某2的父亲杨光德在文德关组短暂生活，杨光德和龙通秀自愿放弃在文德关组承包土地的权利这一点是错误的。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提供关于收回八上诉人在文德关组承包地的村规民约，而只是在庭审中进行口头陈述。即使上诉人杨某2的父亲在“上门前”在马路边组取得了一份承包地，但该事实不是阻却杨光德成为文德关组经济组织成员的事由，杨光德作为上门女婿到文德关组后取得了承包地，一直依靠该承包地进行生产经营，履行了作为文德关组村民的义务，应当认定为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成成员。再则，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以及《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三十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第二点的规定，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在的村组取得承包地依法应当保护，应当保留八上诉人的耕地，由此应当认定八上诉人为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某2的父亲杨光德和母亲龙通秀放弃文德关组承包地的权利从而不具备有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应当分配征地补偿款系严重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本案的涉案征地补偿款共两笔，第一笔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实际确定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第二笔征地补偿款894568元系政府于2018年1月征用被上诉人集体土地获得，该笔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间为2018年1月2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八上诉人是否有权参与分配涉案的征地补偿款，需要确定在涉案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八上诉人是否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上诉人龙通秀自1957年10月10日出生时，户口就登记在被上诉人处（舞阳镇××关社区××德关组），从小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居住、生产生活至今，并且具有村民选举资格。1980年9月上诉人龙通秀与杨光德（于2017年12月21日病故）依法登记结婚，杨光德作为上门女婿，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居住、生活，并将户口迁至舞阳镇××关社区××德关组，且在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杨光德在被上诉人处分得有承包地。上诉人杨某2、杨超、杨云、杨某3作为杨光德及龙通秀的儿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杨光德、上诉人龙通秀、杨某2、杨超、杨云、杨某3为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有权参与涉案征地补偿款的分配。2、上诉人唐某与上诉人杨某2于2012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唐某一直在文德社区文德关组居住及生活，并依赖上诉人杨某2户承包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与被上诉人形成了紧密、固定的生产生活依赖关系，因此，上诉人唐某具有文德关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上诉人杨某1作为上诉人杨某2、唐某的婚生子，且其户口依法登记在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故其出生时即具有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上诉人杨超（一直居住在文德关社区文德关组）、杨云（2015年离婚后一直居住在文德关社区文德关组）、杨某3（2015年离婚后一直居住在文德关社区文德关组，至今未复婚）作为外嫁女，但其在嫁入地未分得承包地，其户口仍在舞阳镇××关社区××德关组即被上诉人处，加之其承包地亦未被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该三上诉人仍为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5、上诉人高某为上诉人杨某3的儿子，确定由上诉人杨某3抚养，且其户口自出生时依法登记在舞阳镇××关社区××德关组，即其出生时即为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在该两笔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八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成员，户口未迁出，且一直靠耕种经营被上诉人处的承包地生产生活，并没有丧失被上诉人的成员资格，仍是该组成员，因此八上诉人均应享有与其他村民相同的权利即享有分配该两笔补偿款的合法权益。三、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15日作出的《关于文德社区文德关组集体土地利益实施方案》和2018年1月21日作出的《文德社区文德关组集体土地利益分配实施方案》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两份分配方案对八上诉人无效。该两份分配方案是对该组所有的集体资产的处分，以按现有人口进行分配的形式明确到个人，对象应当为该组的全体成员。该分配权是基于该组成员身份而来的，且是均等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所确定的分配方案表面上是经过小组开会表决并经张贴公告，但该结果明显已经严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完全是以部分村民表决意见来限制甚至剥夺少数村民的权益，这种方式无形中剥夺并侵害了少数村民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八上诉人具有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排除了八上诉人的具有分配该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文德关组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口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表示其答辩意见与一审一致。原告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分配第一批征地补偿款122577元及第二批征地补偿款46592元，共计169169元给八原告；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通秀系文德关组龙传芳与雷秀珍之女，1980年9月10日，龙通秀与杨光德登记结婚，杨光德在与龙通秀结婚前的户口在文德社区马路边组，并参与马路边组的土地分配，与龙通秀结婚后便将户口迁入文德关组，并在文德关组参与土地分配。双方在婚后共同生育儿子杨某2（1988年7月2日出生）、二女杨某3（1983年2月20日出生）、三女杨超（1985年12月15日出生）、四女杨云（1986年12月15日出生），户口均登记在文德关组。2000年左右，杨光德户因在文德社区马路边组修建房屋居住，除儿子杨某2户口仍保留在文德关组外，其余人员均迁入马路边组。2013年12月2日，户主杨光德户及妻子龙通秀的户口“因父母投靠子女，由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马路边组移入文德关组”、二女杨某3、三女杨超、四女杨云的户口“因投靠亲属，由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马路边组移入文德关组”，外孙高某（三女杨超与前夫高亮财之子）2014年12月5日通过出生申报将户口上到杨光德户上、孙子杨某1（杨某2与唐某之子）2014年11月26日通过出生申报将户口上到杨光德户上。唐某与杨某2于2012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并于2019年11月19日将户口从文德社区文德集体户迁入文德关组。杨光德因病已于2017年12月21日病故。2013年，因镇远县修建停车场占用文德关组田、土、林地，文德关组获得第一批征地补偿款2169969.77元。2013年12月5日，被告负责人陶朝俊及其他六个组民代表文德关组领取该款。后被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文德关组关于分成集体利益实施方案》，2014年12与9日，案外人彭和萍、吴有权因未分得该笔征地补偿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实施方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3日判决撤销该实施方案。2017年1月15日，被告重新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除原告等4户外，其余32户到会讨论形成《关于文德社区文德关组集体土地利益实施方案的组民会议》，并将该会议进行张贴公示，该会议确定按现有人口进行分配，原告龙通秀户按2人的份额参与分配，应分得35022元，龙通秀已领取；2018年1月，被告获得第二批征地补偿款894568元，2018年1月21日，被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除原告等4户外，其余32户到会讨论形成《文德社区文德关组集体土地利益分配实施方案》，原告龙通秀户按2人的份额参与分配，应分得11648元，原告至今未有领取。庭审中，被告称，文德关组的分配方案中明确龙通秀户2人参与分配，是以承包经营户中的承包人员为单位，承包经营户龙传芳户的承包人员为龙传芳与其妻雷秀珍2人，龙传芳与雷秀珍之女龙通秀与杨光德结婚后，杨光德以“上门女婿”方式到文德关组生活过短暂时间，杨光德自愿放弃在文德关组承包土地的权利，后杨光德与龙通秀又返回文德社区马路边组生产生活，其子女也长期生活居住在马路边组，依靠马路边组的土地作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2013年12月2日，为参与分配补偿款，唐某、龙通秀、杨云、杨超将户口从文德社区马路边组迁入文德关组，杨某1于2014年5月15日出生后龙通秀的户口簿上，高某于2014年9月1日出生后登记在杨光德的户口簿上。8名原告至今未在文德关组生产生活和居住，均不是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文德关组的补偿款分配方案中龙通秀户按2人参与分配，第一次分得补偿款35022元，龙通秀已领取；第二次应分得补偿款11648元。原告不同意被告的分配方案，认为第一次应按9人分配，第二次应按8人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是集体土地被征收后补偿款的分配问题。被告文德关组召开群众大会讨论分配该组田、土、林地补偿款的过程和形成的分配方案，是否侵害原告龙通秀户作为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权益。文德关组再两次召开会议商议分配方案，36户村民中，有32户代表参加讨论形成决议并签字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的规定，决议程序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未侵害原告权益。对于通过此会议形成的分配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之规定，属村民组织自治事项，根据文德关组村民形成的决议，龙通秀户以2人参与分配，故原告户第一次应分得35022元（已领取），第二次应分得11648元，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分配的其余款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原告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自行向被告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文德关组领取分配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11648元；二、驳回原告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1841元，由原告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负担。二审期间，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3年7-9月，镇远县?阳镇人民政府决定征用文德关组的田土林地用来修建停车场，并进行现场测量；2013年11月30日镇远县?阳镇人民政府作出《镇远县?阳镇削峰填谷项目（文德关停车场及其他设施）土地征收兑现清册》，确定征用文德关组土、田、集体林地、附着物等兑现款合计217538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具有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应当按份分配土地补偿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权系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产生，土地补偿费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全体成员，只要在“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均有权平等地享有土地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是人民政府就土地征收后的补偿、安置等问题确定的方案。具体到本案中，镇远县?阳镇人民政府2013年11月30日作出《镇远县?阳镇削峰填谷项目（文德关停车场及其他设施）土地征收兑现清册》，就土地征收后的补偿问题做了明确，在此时具有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才享有土地补偿款的平等分配权。而本案中，2013年?阳镇政府作出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时，上诉人除杨某2户口登记在文德关组外，龙通秀、杨某3、杨超、杨云户口均系在马路边组，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此时他们以文德关组的承包地作为生活来源，而此时高某、杨某1均还未出生，均不具备文德关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上诉请求按份分配土地补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82元，由杨某2、唐某、龙通秀、杨某3、杨云、杨超、杨某1、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嫄审判员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   智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