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23民初438号原告：王孝吉（又名王保顺），男，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汤阴县，现居住汤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香红（系原告之妻），住汤阴县，现居住汤阴县。被告：王中吉，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汤阴县。原告王孝吉与被告王中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孝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香红，被告王中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孝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8年7月2日以原、被告名义签订的《土地调解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兄弟关系。原告在北五陵村××××南北地垄的农林地,原告该块地的西侧是原告父母的农林地，原面积为0.3亩。2014左右,因修路将原告以及原告父母农林地的南头各占用一部分,故原告父母的农林地现已不足0.3亩。2016年，原、被告因土地耕种产生争议，被告想让原告分给被告0.25亩农林地，原告没有同意。2016年，北五陵村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2018年8月中旬，原告回老家时，原告的本家叔叔王某4交给原告一张协议，原告才第一次见到《土地调解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8年7月2日，原告看后当即提出异议。2019年初，原告从村委会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发现政府依据《土地调解协议书》将原告村北农林地北头的0.25亩登记在了被告名下。原告认为，该协议内容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甲方王孝吉的署名不是原告书写，手印也不是原告按捺。该协议不符合合同订立的形式要件，内容上违背原告的意思，不符合合同订立的实质要件。为此提起本案诉讼。王中吉辩称，一、原告所述不是事实。1、原告所述的村北的南北地垄的农林地只有原告和父亲王恩书的土地不是事实,在该地块中也有被告的0.25亩土地。被告与原告系兄弟关系,在1999年4月，被告、王恩书及原告三户共分得村北的南北地垄的耕地1.26亩(有原始分地账簿可以证明)，其中有被告的0.25亩,王恩书的0.5亩,剩余土地由原告耕种。由于被告与原告之间因种地产生矛盾,被告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将自己的0.25亩地交由父亲王恩书代为耕种，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仍为被告。2、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的“因修路将原告及原告父亲农林地的南头各占用一部分，故原告父母农林地现已不足0.3亩”情况不是事实。事实是，原告在2013年私自将本地块中的272平方米土地卖与本村村民王迎兵。被原告卖掉的272平方米的耕地中也含有被告和王恩书的耕地,而非原告所称的因修路而被占用耕地。二、《土地调解协议书》真实有效。正是由于原告私自卖掉被告的耕地,致使被告的耕地减少,在村委的多次协调下,原告才同意将自己的耕地补给被告。签协议时系其委托本家叔叔王某4代签。见证人有王山国(时任村支书)、王某1(时任村主任)、王某2(时任村会计)、王某3（时任村委员)。王某4和村委会以及包村干部宋爱民均可证明案涉协议是经过原告同意由其叔叔王某4代其签字确认，所以此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不是事实，签订案涉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关系，原告系被告弟弟。原、被告之间因对位于北五陵后街村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发生矛盾，并引发上访。2018年7月2日前，当时北五陵后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山国、村委会主任王某1及原、被告的叔伯叔叔王某4等人曾找到原告做其调解工作，对该土地纠纷进行调解。之后由北五陵后街村村委会干部起草并打印了《土地调解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甲方：王孝吉/乙方：王忠吉/因王忠吉与王孝吉土地纠纷一事，经北后街村两委会及家族部分成员，针对此事进行调解。在五陵镇政府监督下，征求双方意见达成调解意见如下：1.王忠吉提出，村北地有他本户0.25亩土地，其弟王孝吉说，村北地没有王忠吉的土地，为此兄弟二人发生纠纷。因土地归属证据不够明确，经多方与王孝吉做工作协商，王孝吉同意从村北地调拨0.25亩地给王忠吉，该0.25亩地从地的北边划拨，从此后剩余土地归属与王忠吉无关。2.其他地块，保持现状，各种各地。3.至此协议书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再因土地事谊（宜）引起纠纷等事件。4.甲、乙双方签字之后，不得反悔。/本调解书从签字之日起，即日生效，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北后街村委会各持一份”。2018年7月2日，经北五陵后街村村干部通知，王某4在上述三份《土地调解协议书》的甲方签字处书写了“王孝吉”的名字并在该签名上按捺了王某4本人的指印，还在该协议书上方的“甲方：王孝吉”处按捺了王某4的指印；被告王中吉之妻元树琴在上述三份《土地调解协议书》的乙方签字处书写了“王忠吉（元树琴代签）”的文字并在该签名上按捺了元树琴本人的指印，还在该协议书上方的“乙方：王忠吉”处按捺了元树琴的指印。另外，该协议书的“见证人”处有王某4、王某3、王某1、王某2、王山国的签名。王某4签字后拿到一份《土地调解协议书》，之后于2018年8月份左右，王某4才将该协议书交给原告。另查明，在上述《土地调解协议书》签署前，原、被告均不知道该协议内容，该协议的内容也非由原、被告所起草。王某4与元树琴在上述《土地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时，原告王孝吉及被告王中吉均不在签字现场。对被告提供的2021年1月7日王某4书面证明材料照片打印件一份，原告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2021年1月7日汤阴县五陵镇北五陵后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原告不予认可，无相关委托手续印证，不足以证明原告委托王某4代为签订该《土地调解协议书》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分地记录一份，内容载明“3户王恩书……1.26”，鉴于该记录上无相关负责人员的签字确认，也无相应证据印证其所载的3户的具体姓名，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该3户中包括被告在内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2021年3月4日署名宋爱民的书面证明材料一份，原告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人王某1出庭证言，可以证明其和王山国、王某4等人给原告做调解工作时原告不愿意分给被告土地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原告委托王某4代其签订《土地调解协议书》的待证事实，本院确认该证人证言对被告本案主张不具有证明力。另查明，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曾申请证人王某4到庭作证，因本案开庭时证人王某4尚在河北省××藁城区××村，因疫情防控原因其未能到庭作证。2021年3月16日，证人王某4到庭后本院对其进行了询问，经询问证人王某4认可本案争议的《土地调解协议书》上的“王孝吉”签名及该姓名上的指印均系证人本人所书写并按捺证人本人指印，但证人称“当时（调解时）王保顺夫妻二人也在饭店，王某1说得写个字样，得回去签字，王保顺夫妻二人说让我签字，当时我们都在场”。鉴于王某4所称的该部分证言，无相关委托手续等有力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原告授权委托王某4代其签订《土地调解协议书》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的《土地调解协议书》并非由原、被告起草，原、被告在该协议书签署前并不知道该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书内容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上甲方处的“王孝吉”签名及指印并非由原告本人亲自实施，该协议书也未得到原告的追认，依法应属于无效协议。对被告称签订该协议时系原告委托王某4代为签订的主张，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曾授权委托王某4代理其签订该协议书，且王某4本身已属于调解人或见证人之一，其再代理原告签订协议亦不符合程序规范，即使代理其也无权签署原告的姓名并代替原告按捺指印，故本院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2018年7月2日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王中吉签订的《土地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2018年7月2日以原告王孝吉名义与被告王中吉签订的《土地调解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王孝吉负担12.50元，由被告王中吉负担1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志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