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52民初214号原告：袁艳，女，汉族，1963年9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平，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操丽萍，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潼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重庆市潼南区梓潼街道办事处广宇路6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3009330823E。法定代表人：黎世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重庆市潼南区塘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袁艳与被告重庆市潼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潼南供销联社）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平、操丽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潼南供销联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原潼南县玉溪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玉溪供销社）于2000年3月17日作出的玉供办发（2000）02号《关于开除刘武义等五名同志工职的通知》（以下简称《开除通知》）。事实和理由：袁艳原系玉溪供销社职工，从2018年12月18日后陆续知晓玉溪供销合作社于2000年3月17日作出了玉供办发（2000）02号《开除通知》。袁艳得知该《开除通知》后多次要求潼南供销联社撤销开除决定，并邮寄了《撤销开除决定申请书》，潼南供销联社的答复意见是不支持撤销请求。袁艳认为潼南供销联社的答复意见违反了法律规定，于2019年4月29日向潼南区人民政府邮寄了书面申请，请求潼南区人民政府责令潼南供销联社对玉溪供销合作社于2000年3月17日作出的《开除通知》依法撤销或依职权直接撤销。在该请求未获支持后，袁艳提起了行政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申请抗诉，均未得到支持，故提起以上请求。理由如下：一、《开除通知》认定事实错误。该文件与同日签发的玉供办发（2000）04号《关于刘武义等5名同志辞去工职的通知》（以下简称《辞工通知》）相矛盾，既然袁艳已经辞职，开除就没有依据，已经开除辞职就不应被允许。玉溪供销社同日签发两个相互矛盾的文件，明显不符合常理。另一方面，《开除通知》将袁艳欠缴的承包费、货款等作为开除的唯一理由，混淆了民事债务关系，更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二、《开除通知》程序严重违法。1．由于玉溪供销社系国有性质，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事实上，玉溪供销社在对袁艳进行开除处理时，既未弄清事实，取得证据，亦未通知袁艳依法申辩，更有甚者，袁艳一直不知被开除的事实，违法性显而易见。2．《开除通知》未送达袁艳，该文件无效。玉溪供销社作出开除通知后，未送达《开除通知》，违反《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计入本人档案”的规定。三、《开除通知》直接影响刘武义、李元彬、陈世达、袁艳、曾杰生等五人（以下简称刘武义等五人）的养老待遇，损害了刘武义等五人的合法权益。曾杰生、袁艳档案中无此文件，在办理养老待遇当时，未受影响，但该文件在陈世达的档案中出现后，养老待遇即被停发，陈世达、李元彬的养老待遇，因该文件影响，每月少领1000余元，刘武义已接近退休年龄，《解除通知》必将影响其将来的养老待遇。潼南供销联社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辩称，潼南供销联社不是玉溪供销合作社的权利义务承继单位，潼南供销联社无权撤销玉溪供销社作出的开除决定，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玉溪供销社于2000年7月左右解体，刘武义等五人曾系玉溪供销社职工，于2000年3月离开玉溪供销社。曾杰生、袁艳先于刘武义、李元彬、陈世达办理退休，享受养老待遇。在陈世达办理退休后，发现养老待遇过低，社保经办部门告知其曾被开除。2018年12月18日，陈世达在潼南区社会保险局查询个人档案，档案中存有玉溪供销社作出的《开除通知》，该通知针对刘武义等五人存在拖欠承包费、肥料变现等行为作出了关于开除工职的通知，通知载明刘武义拖欠承包费1596.21元、李元彬肥料变现2854.46元、陈世达拖欠承包费2489.58元、袁艳拖欠承包费2876.42元、曾杰生拖欠承包费1495.90元。曾杰生、袁艳退休初期养老待遇未受《开除通知》影响，社保部门在陈世达档案中发现《开除通知》后暂停发放了曾杰生、袁艳养老待遇。另查明，刘武义、陈世达各持有与《开除通知》同一日的《辞工通知》原件1份，该《辞工通知》尾部未加盖玉溪供销社印章。在社保部门保存的曾杰生的劳动档案中，存放有《辞工通知》1份，该《辞工通知》尾部加盖有玉溪供销社印章。《辞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刘武义等五人于2000年3月16日自愿申请辞去工职，与企业脱离劳动关系，经研究决定，同意刘武义等五人的申请，经济补偿金按县社（98）75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曾杰生持有1份玉溪供销社于2000年6月3日出具的证明1份，主要内容：兹有玉溪供销社职工曾杰生，于2000年4月下岗，与企业脱离劳动关系。2019年4月10日，刘武义等五人向潼南供销联社递交申请书，要求撤销《开除通知》。潼南供销联社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关于刘武义等5人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处理意见：经我社召开相关会议商讨此事，建议刘武义等五人若认为社会保险局不应当停发相关养老待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7月5日，刘武义等五人以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责令潼南供销联社对《开除通知》依法撤销或依职权直接撤销。该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渝01行初12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不负有责令潼南供销联社撤销或直接撤销的法定职责，驳回了刘武义等五人的起诉。刘武义等五人就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日作出（2019）渝行终66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刘武义等五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576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刘武义等五人的再审申请。另外，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渝检行监（2020）253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对刘武义等五人的检察监督申请不予支持。2020年12月25日，刘武义等五人分别申请至重庆市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撤销《开除通知》，该委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为此，刘武义等五人分别诉至本院，请求如诉称。另外，玉溪供销社原负责人李代友出庭发表证言，陈述刘武义等五人离开玉溪供销社系按500元/年的标准买断工龄与企业脱钩，双方签订有专门协议。企业解体后档案管理混乱，现该协议难以查找。在玉溪供销社解体前，仅刘武义等五人系买断工龄，其他职工是办理的下岗。《开除通知》、《辞工通知》均未经李代友签发，两份文件如何形成，李代友并不清楚。在本次诉讼中，刘武义等五人陈述离开玉溪供销社后，经玉溪供销社通知，在社保部门领取过待业救济金，但对《开除通知》并不清楚。刘武义等五人同意向社保部门归还该待业救济金。以上事实，有《开除通知》、《辞工通知》、证明（2000年6月3日）、信访答复、行政裁定书、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予受理通知书、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本院审查，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1995年2月27日），各级供销社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主权，各级供销社是自上而下的经济联合关系，联合社对成员社负有指导、协调、监督和教育培训人员的责任，政府依照法律或政策对其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监督。依照前述规定，潼南区政府并不负有责令潼南供销联社撤销或直接撤销的法定职责，潼南供销联社也不负有责令玉溪供销社撤销或直接撤销的民事权利。民事行为的撤销除允许民事行为人主动撤销外，在行为相对人具有撤销权时，也可由相对人依法主张撤销。玉溪供销社已经解体，不复存在，《开除通知》在客观上无法由玉溪供销社主动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依照该规定，在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情形下，经劳动者主张，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关于是否存在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依照该规定，在本案中，在刘武义等五人与玉溪供销社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系基于《开除通知》或是《辞工通知》的事实真伪不明，难以判断时，应按有利于劳动者一方为事实认定原则。在人社部门所保管的劳动档案中，《开除通知》、《辞工通知》均有存档，两份通知落款均为同一日期。如若判定系劳动者辞职，刘武义等五人本应不属于领取待业救济金的人员范围，为何会领取待业救济金？李元彬劳动档案中为何会装入《开除通知》？如若判定系单位开除，刘武义、陈世达二人持有的《辞工通知》原件，曾杰生劳动档案中存放的《辞工通知》又作何解释？另外，为何时任玉溪供销社的法定代表人李代友陈述该五人系签订有“买断工龄”的解除协议，对案涉两份文件均不清楚？从本案在卷证据以及以上诸多疑问来看，刘武义等五人与玉溪供销社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确实难以查清，该项事实真伪不明。依照前述关于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处理原则，应作对刘武义等五人一方有利的事实认定。即本院采纳刘武义等五人关于系自己辞职，而非单位开除的事实主张。综上，刘武义等五人系基于《辞工通知》而解除与玉溪供销社劳动关系。《开除通知》不能反映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存在确有错误的情形，不能作为确定刘武义等五人与玉溪供销社之间劳动权利义务的依据采用，《开除通知》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因刘武义等五人系分别独立的权利人，应分别主张撤销，各自权利行使的法律后果应仅限于自己。另外，关于刘武义等五人已经领取的待业救济金，可另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潼南县玉溪供销合作社于2000年3月17日作出的玉供办发（2000）02号《关于开除刘武义等五名同志工职的通知》中关于袁艳的开除工职决定；二、驳回袁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袁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致余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舒 畅书 记 员 李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