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美，身份证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泽利，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身份证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越，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张亚美因与被上诉人刘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20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亚美上诉请求：1、判令刘勇立即偿还张亚美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2日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张亚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为由驳回张亚美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的举证、认证规则，导致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属明显错判。理由如下：一、张亚美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事实。1、张亚美向刘勇转款时，明确注明了是“刘勇向张亚美借款”。2、张亚美转款后即将记载了“刘勇向张亚美借款”的银行转款凭证通过微信发给了刘勇。刘勇从事商业经营多年，且是公司老板，不可能不清楚和理解“刘勇向张亚美借款”的法律意义和后果。但刘勇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3、一审判决认为张亚美只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没有提交其他任何可以证明双方迗成借贷合意、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明显犯了证据认定片面性、简单化的错误。如上所述，张亚美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份银行转账记录，它还注明了“刘勇向张亚美借款”。这还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吗？一审判决认为张亚美的借贷事实既无借据也无利息约定（因而举证不足），不仅有违法律关于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也无视了社会生活事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刘勇对涉案款项是案外人深圳市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和xxx商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xxx公司）之间的往来款的抗辩，既与现有证据和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和逻辑。1、天津xxx公司和xx公司签订的《合作初步意向》明确约定具体合作协议须经xx公司董事会通过，以xx公司董事会正式签字文本为准（xx公司系新三板上市公司）。后因xx公司董事会认为天津xxx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适合收购而没有通过合作事宜。既然协议都没有正式签订，xx公司怎么可能向天津xxx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呢？2、《合作初步意向》的当事人双方是天津xxx公司和xx公司，xx公司股权收购款的支付对象是天津xxx公司。作为一家社会公众公司，xx公司要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它怎么可能把股权收购款从张亚美账上付给刘勇个人呢？如果按刘勇说法，这是因为xx公司的财务随意的原因，是刘勇在本案当中混淆视听。3、xx公司2018年3月10出具的《证明》特意强调了是“索引号2H-20-16询证函上”的往来款已结清，而并不是其他款项更不是本案所涉借款已结清。更何况，刘勇和天津xxx公司根本就拿不出任何“索引号2H-20-16询证函上”的往来款如何结清的证据。三、刘勇和xx公司的100万往来款只是xx公司的财务处理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xx公司没有转给刘勇100万，刘勇也没有向xx公司转100万。实际情况是：2017年的9月6日，基于张亚美对建行洋浦分行的存款贡献比较大，洋浦分行给了张亚美一笔一百万的一年期个人经营贷款，但是此笔贷款只能汇到在洋浦分行开户的公司账户上。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洋浦樱秀国际美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xx公司）在洋浦分行开有账户，所以，张亚美就以洋浦xx公司共同借款人的名义向洋浦分行贷款100万。洋浦分行于2017年9月6日将100万贷款转到了洋浦xx公司的账户上，洋浦xx公司当日将这100万元转给了张亚美。xx公司是新三板上市公司，要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且要向社会公众披露年报。虽然洋浦分行的100万贷款实际上是贷给张亚美的，但是从洋浦xx公司的账户上转给张亚美的。张亚美是xx公司的高管，作为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洋浦xx公司和张亚美之间存在往来款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因此，在2018年3月，会计师事务所对2017年xx公司和洋浦xx公司年终账务合并进行审计的时候，张亚美和刘勇商量将刘勇欠张亚美的100万转移给xx公司，改由刘勇欠xx公司100万往来款，这样的话在财务处理上就没问题了。也就是说，洋浦xx公司的100万贷款由xx公司还，刘勇借张亚美的100万直接还给xx公司。但在会计师事务所就xx公司账面上刘勇欠xx公司的100万往来款对刘勇进行询征时（当时刘勇、张亚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都在张亚美的办公室），刘勇提出：本来刘勇就欠张亚美的100万没有还，银行转账是永远都挂在那里的，如果再要他确认欠xx公司100万，那就变成了他要欠200万了。所以，刘勇当时要求xx公司出具一个已结清跟xx公司欠款的证明（也就是刘勇提交法庭的《证明》），那么刘勇就不欠xx公司的钱了，而只欠张亚美的100万元。既然刘勇不欠xx公司款项，只欠张亚美100万，那洋浦xx公司的100万还是得由张亚美还。张亚美遂于2018年8月20日（贷款到期）将100万转给了洋浦xx公司，由洋浦xx公司向洋浦分行还清了这笔贷款。刘勇辩称，一、张亚美要求刘勇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张亚美的全部诉讼请求合法有据。1、张亚美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涉案款项达成借款合意。借贷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主要有二，一是出借人与借款人达成借款合意，二是存在相应款项的交付行为，两者缺一不可。本案中，张亚美作为一审原告，仅提交了转账凭证，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所谓“借款”有达成合意。事实上，刘勇与张亚美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向其借款。假如是借款，双方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却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据，本身就不合常理。张亚美意图用转账时的单方备注，来证明有借款合意，是不诚信的，且与事实不符。更何况，张亚美的单方备注并未得到刘勇确认。刘勇看到转账凭证当时就电话质问过张亚美为何如此备注，张亚美辩解说是其个人习惯。考虑到转账前后双方都有书面沟通，微信聊天记录能充分还原事实，刘勇也没再追究。2、刘勇就涉案款项的支付是基于另一法律关系，提交了相应证据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刘勇一审时提供了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多份证据，足以证明转款一事的来龙去脉。显然，涉案款项的性质不是借款，而是xxx商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与深圳市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科技”）之间的合作往来款，并且该款项在两家公司的交易过程中已经结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此时的举证责任转移回张亚美，应由张亚美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尤其是对双方借贷合意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张亚美无法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资金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有据。3、张亚美具有举证能力却怠于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庭审时，张亚美已经承认加盖xx科技公章的《证明》是其亲笔书写，该证据足以证明刘勇与xx科技的100万元往来款已经结清。张亚美作为xx科技的财务总监和股东，如果认为涉案款项不是xx科技与刘勇之间的往来款，其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举证说明。但是，一审庭审中张亚美除了抛出一个又一个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故事”外，未能举出一份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相比之下，刘勇是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通过一项一项的举证来还原事实，也自证清白。对此，张亚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张亚美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根据，也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本案涉案款项的支付是基于xx科技与xxx的合作，从xx科技的年度报告可见，涉案款项记载为公司往来款，从xx科技出具的《证明》可见该款项已经结清。从刘勇与张亚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作为xx科技财务总监，张亚美转款仅仅是职务行为，其个人与刘勇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亚美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故事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张亚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亚美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刘勇立即偿还张亚美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2日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刘勇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市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张许昌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占股33.38%），张亚美系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股东（占股3.68%），毛录江系该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股东（占股0.68%）。另查，张许昌与张亚美系兄妹关系。xxx商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天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1月15日，刘勇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股东（占股49%）。张亚美提交了付款记录一份，显示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向刘勇转款100万元，附言：“刘勇向张亚美借款。”刘勇提交了其与张亚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公证书，其中内容显示：2018年3月13日，张亚美向刘勇发送了《合作初步意向》文档，并称“您盖章给到我后，我要先给您付款”。刘勇向张亚美发送了有其签名及xxx天津公司盖章确认的《合作初步意向》手机照片，原告称“收到，我先把款汇给您”，“刘总，已汇100万，请查收”，并发送了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向刘勇转款100万元的付款截图。经查，上述《合作初步意向》内容为：甲方：xx公司，乙方：xxx天津公司，双方协商同意达成合作意向，具体合作协议以董事会证实签字文本为准，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列出主要条款：1.经立信会计事务所审计，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净资产为423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以净资产原价作价，不存在任何溢价。2.甲方以215万元的价格收购乙方法人刘勇在乙方公司51%的股权，收购后的公司名称不变，法人不变。3.为保证双方利益，甲乙双方同意，如果本次合作后公司的2017年净利润达150万元，2018年净利润达250万元，双方可以按现有的股权架构继续合作，同时刘勇也有权要求甲方以刘勇所占公司股权对应净利润的8倍溢价收购刘勇在公司的股权，但形成第二次的收购后，刘勇必须保证公司2019年和2020年每年净利润不得低于2018年的净利润。如果2017年和2018年公司的利润达不到上述指标，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法人刘勇以本次收购价加年息10%的利息全额回购本次转让的股权。如果形成第二次收购，2019年和2020年的利润指标达不到上述要求，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法人刘勇全额归还已经支付的溢价款，同时甲方把第二次收购的刘勇的股份归还给刘勇。另外，如果净利润数超过上述数据，超出部分的利润提5%作为对刘勇的个人奖励。刘勇以此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向刘勇转款100万元实际是原告代xx公司转款，并非其个人行为，该100万元转款性质也不是借款，而是xx公司与xxx天津公司之间达成合作所支付给刘勇的合作款。张亚美陈述，其代表xx公司与刘勇自2016年12月开始洽谈xx公司收购刘勇持有的xxx天津公司的股份，至2017年3月11日，张亚美和刘勇双方在北京商谈收购事宜，同时刘勇提出自己缺乏流动资金，先向张亚美借100万元周转，因双方谈合作建立了信任，张亚美予以同意，但提出要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3月13日，在刘勇签署了《合作初步意向》并通过微信发送给张亚美后，张亚美就将100万元借给了刘勇，并备注为借款。后来合作事宜没有通过xx公司董事会，协议没有生效。刘勇陈述，张亚美陈述的借款事实根本不存在，该100万元系根据《合作初步意向》由张亚美代表xx公司先支付100万元以示诚意。xx公司未再支付后续合作款，双方改变了合作意向，共同设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即深圳市xxx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xxx公司），刘勇占股49%，xx公司占股51%。新公司成立后，双方又产生了新的纠纷。经查，深圳xxx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5月19日。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xx公司（占股51%）、刘勇（占股49%），法定代表人系刘勇。2018年7月2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长、执行董事由刘勇变更为案外人毛录江。2018年12月18日，该公司股东由xx公司（占股51%）、刘勇（占股49%）变更为徐兰凤（占股51%）、刘勇（占股49%）。刘勇认为涉案100万元系xx公司向刘勇支付的合作款，后来因合作失败，成为刘勇对xx公司的欠款，且该笔欠款已结清。刘勇提交了xx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以及xx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出具的结清《证明》予以证明其相关陈述属实。张亚美提交了一份xx公司向刘勇发出的《往来账询证函》，显示内容为：因xx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对该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下列信息出资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后列往来账项为：2017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100万元，xx公司记录的科目为“其他应收款”。刘勇在其后“信息证明无误”处签名确认。张亚美还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显示：中国建设银行个贷系统平账专户于2017年9月6日转入100万元至洋浦xx公司账户；同一日，洋浦xx公司向张亚美账户转入30万元、30万元、15万元、25万元，共计100万元，均注明用途“往来款”；2018年8月20日，张亚美向洋浦xx公司账户转入100万元，注明“往来”。张亚美称，张亚美系xx公司高管、洋浦xx公司系xx公司子公司，张亚美不应与xx公司、洋浦xx公司账户发生往来款项，为了通过审计才以刘勇确认欠xx公司100万元、xx公司确认刘勇已结清欠款100万元的方式来进行财务处理；xx公司与刘勇之间没有发生实际的借贷关系，xx公司没有出借款项给刘勇，刘勇也没有还过款给xx公司，xx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的刘勇欠xx公司100万元往来款实际并不存在，也不存在结清，而仅存在张亚美借给刘勇100万元款项且刘勇未予清偿。经查，洋浦樱秀国际美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xx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01年4月5日，法定代表人张晓伟，xx公司系该公司唯一股东。另，张亚美关于其陈述的与刘勇沟通借款事宜，无相应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张亚美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应当就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以及借款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张亚美除提交了10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外，不能向法院提交任何可以证明其与刘勇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张亚美主张的借贷事实既无借据又无利息约定，且在刘勇辩称张亚美转款系张亚美代表xx公司支付的合作款，并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张亚美未能有效反驳刘勇的支付合作款主张，张亚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张亚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张亚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亚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张亚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亚美于2017年3月13日向刘勇转账支付款项100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张亚美主张该款项为借款性质，但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条、借据等反映款项性质的书面凭证，而付款记录中附言内容为张亚美单方填写，无法据此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对借款达成合意。从张亚美任职情况看，包含xx公司财务总监一职，对涉案100万元大额款项没有与刘勇签订书面合同，对借款期限、利息等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基本内容要素未作任何约定，与其职业性质及认知水平不符。另一方面，刘勇抗辩主张涉案款项是基于xx公司与xxx天津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xx公司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以及xx公司出具的2018年3月10日结清《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加之张亚美提交xx公司向刘勇发出的《往来账询证函》中，所列往来账项中也包含“2017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100万元”的记录，能够初步印证刘勇所主张的事实。张亚美称上述证据反映刘勇与xx公司之间对100万元款项的确认，是为达到通过会计审计目的作出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陈述，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所涉及的举证责任分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本证与反证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性规定，本院认为张亚美的举证难以排除对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的合理性怀疑；刘勇的举证则足以动摇张亚美所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的高度盖然性。因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本院不予认定。张亚美作为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权利主张方，应当承担对其诉请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张亚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张亚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红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邓    媛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罗愉婷(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