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1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大同市天鸿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大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大同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住大同市。上诉人赵某、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马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3民初1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及赵某和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刘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13民初121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土地手续未办理完毕,从而缺乏协议履行的必要条件故驳回上诉人的诉求错误。1、被上诉人的庭审意见中并没有以土地手续未办理完毕缺乏履行条件为由抗辩履行合同,原审法院自行适用该条不当。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在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是两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均没有以此条约定来抗辩不履行合同,民事实行自治原则,在被上诉人本人没有以约定作为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意见的情况下,可视为两被上诉人放弃了该条款约定,原审法院应当尊重被上诉人的意见，不应当主动适用该条来进行判决。2、“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办理股权过户”是属于履行约定不明,且目前双方协商不成,上诉人可以要求立即履行。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过户”。该条是对办理股权过户期限的约定,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履行期限,但从协议内容上看并未明确约定何时办理土地手续,即表面上看股权过户是以土地手续办理完毕为节点,但因办理土地手续的节点不明确，故实质办理过户的期限是不明确的。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办理土地手续时间也意见不一,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就一直催促被上诉人办理土地手续,并配合被上诉人到土地部门办理手续，而被上诉人从2014年至今长达6年的时间一直不办理土地手续,并且不办土地证非是政府原因不能办理土地手续,而是上诉人自身为阻且协议的履行故意不予办理土地手续。此种恶意阻挠合同履行的行为不应当被支持。另外，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现双方对办理土地手续的时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土地手续目前完全能够办理的情况下(上诉人从大同市国土局已经了解该土地的立项报告、土地规划证等手续已经全部齐全,只需缴纳土地税即可办理土地证。作为同时联合竞拍了2012-25号S1地块的山西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早已于2014年就办理了土地证,并且早已经建设、开发了该地块,小区名为东方名城),上诉人可以要求被上诉人立即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反之,如果继续任由被上诉人肆意违约,恶意不予办理土地的手续，从而达到自己阻却股权过户的目的。如此以来,原审法院认定的有效合同一直将会无法继续履行;如此以来,违约方不仅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反而会因房地产行业上涨而获利,而守约方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反而还需要承担维护合同履行一直存在的损失,如此显然有违诚信、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二、原审法院认为《股权协议转让》价款不明，从而要求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后继续履行协议,故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误,且会将会导致本案有效的合同将实际无法继续履行。1、股权转让价款实际双方已明确。其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让的系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公司的100%股权,该转让的目标股权是具有巨大价值的资产,高达几千万元,并非是一般小宗物品,从常理上讲双方不可能在未商定价款的情况下就冒然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也不可能在未谈定价格的情况下就将几千万元的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其二,2014年7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就股权转让的事宜是经过多次的沟通、磋商,且双方之间参与并知晓磋商结果的人员众多,包括有律师、第三方见证人员等等,均是知晓商谈结果,该事实完全可以调查来查证清楚。其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乙方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给予相应的补偿"。由此可见,双方当时实际已经就股权转让的价款进行的明确,并且约定给予的是补偿价款(补偿是因为2014年房地产低迷、萧条，被上诉人无力开发)。其四,根据上诉人原审法院中提供的秦怡的(被上诉人的实际股东之一)录像视频资料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商谈的股权转让现金价款为5600万元。故,实际股权转让价款当时是明确的。2、通过鉴定可以明确转让股权的价格。退一步讲,即使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价格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因此,在原审法院已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在上诉人庭审中也已经提出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委托评估机构对本案所涉的股权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从而确定股权的价格,但原审法院并未履行该程序，并未进行鉴定,而是以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不明确径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有背法律规定的,导致本案的事实不能查明。3、本案的协议仅依靠协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原审法院要求双方继续协商无任何实际意义。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且明确了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要求双方继续履行。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4年7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上诉人2019年2月被迫起诉时已过4年半之久,在此4年半的时间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协议履行问题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沟通、协商,包括邀请其他人员的参与其中斡旋、调解,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调解的诚意,长期怠于履行合同,故一直无果,才导致上诉人无奈诉至法院的行为在此被迫无奈之下上诉人才迫不得已通过诉讼解决。原审法院受理该案之后,庭审过程中也组织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几次进行调解,但被上诉人本人不仅无任何一人露面,连调解的意见都丝毫没有,故而可见被上诉人实际并无任何的调解意愿或诚意。何况现在房地产市场好转,房地产行业看涨,房地产公司有利可图，被上诉人更不会商谈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双方根本无法谈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在此情况下之下原审法院在确认合同有效、未解除的情况下继续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私下协商、调解实属无任何的意义,纯属一方之意愿。如此判决后将会导致本案的双方争议问题一直搁置、存在,无法解决,导致原审法院认定的有效未解除的《股权转让协议》因人为原因、恶意违约而成为无法继续履行的死合同!如此,不仅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政府的统一规划、政府的形象。故,一审法院以《股权转让协议》价款不明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要求双方继续协商不仅有误,实际也无法实现。杨某辩称，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个意向型协议，而且事实上已经解除，放弃权力需要明示，上诉人不能以一审没有答辩或反驳就推定被上诉人放弃了抗辩的权利，本案不仅是涉及土地手续问题，还有交易价格约定不明，双方当事人各受让多少股份也约定不明，合同不具备履行的条件，合同内容缺乏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本案上诉人并未支付过所谓的对价，杨某仅收到过上诉人1600万元意向金，之后上诉人提出不愿意购买，于是杨某将1000万元退还给上诉人，目前尚欠上诉人600万元未归还。基于双方就转让价款未达一致的情况下，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鉴定无异于强迫交易，违背处分原则。上诉人依据的合同约定条款不适用本案，本案意向书并未实际履行，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马某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转让价格没有明确，合同尚未完全成立，该协议属于意向书，不具备履行条件。而且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上诉人提出不愿意继续购买股份，于是杨某退还给上诉人1000万元，尚有600万元没有退还，退还意向金的义务是杨某，我没有收取过上诉人一分钱。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二位上诉人分别购买答辩人和杨某的多少份额，协议内容不明确，没有可履行性。本案不适宜对股权价格进行评估，以评估价进行交易。如果强行对股权进行评估无异于强迫交易，违背自愿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总之，答辩人认为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没有履行的基础和必要，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某、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二被告持有的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配合原告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9日，杨某、马某（甲方）与赵某、刘某（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为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二人持有该公司100％的股份，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甲方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100％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给予相应的补偿。第二条、乙方受让后拥有全部股份。第三条、从股份手续办理完毕以及财务章、公司章、法人章、合同章、财务账册交付乙方之日起，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交付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第四条、在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五条、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持二份，乙方持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落款处甲方有杨某、马某签字并加盖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有赵某、刘某签字”。合同签订当天，原告赵某向被告杨某转款1600万元。2014年8月20日至2014年9月4日，被告杨某陆续向原告赵某转款1000万元。又查，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20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有股东两名即本案被告杨某、马某，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其中杨某出资比例为91.75％、马某出资比例为8.25％；杨某实缴数额为734万元、马某实缴数额为66万元。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8月12日出具的企业信息查询单显示该公司目前仍处于存续状态。另查，2013年1月30日，出让人大同市国土资源局与受让人山西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4年4月30日，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上述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2012-25，宗地面积94988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积为83460.66平方米。S1出让面积为52777.1平方米，受让人为山西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S2出让面积为30683.5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用地，受让人为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S2地块出让面积30683.56平方米，出让金6904万元。2014年5月8日，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690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某、马某系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被告持有该公司100％股权，经与原告赵某、刘某协商双方就转让大同市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份达成一致，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照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相关规定，自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文本上签字时合同成立，该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在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根据合同法规定，该约定的条件是否成就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即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条件之一。关于与《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的恒安街北侧2012-25号S2地块，原告所举现有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已办理完相关手续，故不能视为条件成就。此外，原告主张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为7400万元，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主张曾于2014年6月至7月间分五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4600万元，后于同年7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被告无法及时办理案涉地块手续，双方协商由被告先行退还原告转让款4000万元，留600万元先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待办完后再一次性支付剩余转让款。被告称收到原告支付的1600万元，并非原告所述的4600万元，已经退还1000万元，双方合同已解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对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被告对其提出合同解除抗辩亦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为7400万元，依法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关于被告提出的双方已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退还原告转让款的行为，证明其存在退款事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合同解除达成合意。因原告不予认可双方已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不能足以证明双方以达成解除股权转让合意，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不予采纳。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原、被告可进一步协商或依上述规定进行确定案涉股份转让价款，如此双方即可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履行有利于双方签约目的的实现，也有利于案涉地块的早日开发建设，原告可待合同约定条件成就及协议完善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驳回原告赵某、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应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协议内容未对转让价款进行具体约定，而转让价款应属协议履行的重要因素，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过1600万元，此后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退回1000万元，而且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也未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此后双方当事人对转让价款数额达成新的协议。在二审期间虽然上诉人提交了证人证言并出庭接受了质询，但三位证人证言均不能明确证明当事人在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时转让价款中现金和以房抵顶价值的具体数额，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三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上诉人赵某、刘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赵某、刘某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赵某、刘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某、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赵某、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卉妍审判员 张丽娟审判员 张 文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毅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