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民终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贵万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435号7号楼一层26号（二戈寨社区）。法定代表人：王卫斌，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斌，男，198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枫，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鉴江区京介小区19号。法定代表人：黄恒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暄，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荣锋，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光太，男，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原审第三人：林国青，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贵万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上诉人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名大集团）与被上诉人庞光太及原审第三人林国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4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4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改判被上诉人广东名大集团立即向上诉人支付货款4804828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2、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及上诉费均由广东名大集团、庞光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既已认定被上诉人庞光太的行为对广东名大集团构成表见代理，则庞光太收付款行为之法律后果就应由广东名大集团承受，若广东名大集团认为其不应对该1822015元承担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确与其无关。一审法院在广东名大集团未提交任何证明的情形下，基于主观想象将上诉人退还庞光太的1822015元认定为上诉人与庞光太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系事实认定错误。广东名大集团辩称，广东名大集团与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广东名大集团无关，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主张系广东名大集团授意庞光太向其要求退还1822015元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该1822015元与广东名大集团无关是正确的。广东名大集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4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所有诉请；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贵万利公司、王卫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庞光太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事实认定错误，庞光太个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由其个人承担。二、2018年12月27日的两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223150元、499409元，共722559元）是虚假证据，不应被采信。三、从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其履行过程看，本案不具备合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条件，即使付款义务人具有付款义务，则尚应支付的款项应扣减属于增值税的部分。四、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15.4%为标准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其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显然错误，其标准也显然过高，若存在尚应支付的款项，其违约金也应调整至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贵万利公司、王卫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各方当事人关系没有异议，庞光太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在本案中所有行为均代表广东名大集团，相应法律后果也应由广东名大集团承担，至于个人转款行为，经过一审三次开庭，查明三人转款行为系贵万利公司、王卫斌的转款行为，针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向庞光太转款182余元，是因为广东名大集团项目建设需要资金，才要求贵万利公司及王卫斌在收到货款后返还一部分用于项目运转，否则不予支付货款，贵万利、王卫斌无奈之下才答应要求，该款项是广东名大集团用于项目运转，并在结算中也统计到最终结算金额，因此该款项应由广东名大集团承担清偿责任。庞光太未应诉答辩。针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及广东名大集团的上诉，林国青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伪造公章并移送公安机关后，案件应裁定驳回起诉；除涉嫌伪造公章的犯罪线索，本案还存在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与庞光太恶意串通、虚构事实诈骗3238869元（1416854元+1822015元）的诈骗行为，该犯罪线索应一并移送公安集机关侦查。二、贵万利公司与庞光太签订的结算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作为钢材买卖合同的卖方，未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实际交付钢材数量多少，也未举证证实实际交付钢材的单价多少。一审判决未查清实际交付的钢材，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贵万利公司转账给庞光太1822015元，既没有广东名大集团的授权，也没有经过林国青的许可，一审判决认定不能从贵万利公司收到的货款中扣减出来是正确的。贵万利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四、按合同约定，贵万利公司作为卖方，应当提供钢材销售发票，但实际无法提供的，应该扣减相应的税金。五、林国青在一审并没有同意电子送达的方式。一审法院在2020年7月31日采取电子送达追加林国青作为本案第三人的程序违法。林国青作为本案争讼的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即使广东名大集团向贵万利公司承担了支付钢材款的义务后，也必然会向林国青在结算工程价款中扣减，因此，本案钢材款应付多少，与林国青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经合法送达，径行开庭判决，属于变相剥夺了林国青的诉讼权利。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与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广东名大集团立即支付贵万利公司、王卫斌货款本金4804828元及违约金634237元（截止2019年7月30日，日利率3‰），共计5439065元；并判令广东名大集团承担违约金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日利率3‰）；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庞光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由广东名大集团、庞光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5日，贵州万家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万家富）向广东名大集团发出《建设工程直接发包通知书》，其内容为：“广东名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司经研究决定确定你公司为贵州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城•独山花灯水镇一期（03地块1-26号楼）工程的承包单位，请在2017年11月10日前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2017年11月9日，发包方贵州万家富与承包方广东名大集团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约定广东名大集团承建的贵州万家富的花灯水镇紫林豪庭、紫林壹号、紫林商业街工程项目，工程造价约1.82亿元。贵州万家富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符海水在代理人处签名，广东名大集团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黄恒飞、代理人林国青分别在相应位置签名。2018年2月1日，广东名大集团向贵州万家富报送《施工现场具备进场施工意见书》，同日，贵州万家富与广东名大集团为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目标的实现，签订了《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施工现场树立的门头上“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及铁门上“名大集团”字样，工程概况牌上施工单位为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8月13日，“广东名大集团”出具《授权书》，其内容为：“本公司授权庞光太，身份证号码452528198109××××，作为贵州独山县花灯水镇工程一期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贵州省独山县花灯水镇一期工程项目，其与贵州贵万利投资有限公司、王卫斌签署的合同、送货单据、结算协议等一切文件，本公司予以认可。其对贵州贵万利投资有限公司、王卫斌行使一切行为，其后果由本公司承担。”同日，供方（甲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与需方（乙方）“广东名大集团”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对“广东名大集团”位于独山县花灯水镇紫林豪庭工程的钢筋购销事宜进行了约定。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作为甲方分别在合同上盖章、签名，“广东名大集团”加盖了公章，庞光太及授权代表人李昌盛在合同上签名。《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贵万利公司向被告独山县花水镇紫林豪庭工程项目供应钢材29批次，共计货款总金额12766423元，被告相关人员在《销售单》上签名。庞光太指示周景有向原告支付了钢材货款9800000元，广东名大集团直接支付钢材运费50000元，共计9850000元，其中原告支付给庞光太1822015元。2019年3月19日，甲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与乙方“广东名大”、丙方庞光太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甲、乙双方确认从2018年8月13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止，乙方共欠甲方钢材货款为4804828元，双方对欠款归还时间及逾期未还违约金的支付进行了约定，庞光太对上述甲方所有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直至所有款项支付完毕止。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分别在结算协议书上盖章、签名，“广东名大集团”、庞光太分别盖章、签名。因被告未按结算协议归还欠款，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原告委托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周志军、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汤健作为本案的代理人，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律师费增值税发票，金额160000元。周志军律师参加了本案的第一次庭审活动，汤健律师参加了第二、三次庭审活动。另，2018年8月13日，“广东名大集团”出具《授权书》、供方（甲方）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王卫斌与需方（乙方）“广东名大集团”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加盖的广东名大集团的公司公章，经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与化州市公安局备案的广东名大集团公章不一致。2018年12月27日的两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223150元、499409元，其形成时间与送货单上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一审法院认为，一、庞光太的行为是否对广东名大集团构成表见代理。2017年11月5日，贵州万家富向广东名大集团发出《建设工程直接发包通知书》，确定广东名大集团为贵州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城·独山花灯水镇一期(03地块1-26号楼)工程的承包单位，要求广东名大集团在2017年11月10日前与贵州万家富签订工程承包合同。2017年11月9日，发包方贵州万家富与承包方广东名大集团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约定由广东名大集团承建贵州万家富的花灯水镇紫林豪庭、紫林壹号、紫林商业街工程项目，工程造价约1.82亿元。贵州万家富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符海水在代理人处签名，广东名大集团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黄恒飞、代理人林国青分别在相应位置签名。2018年2月1日，广东名大集团向贵州万家富报送了《施工现场具备进场施工意见书》，同日，贵州万家富与广东名大集团为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目标的实现，签订了《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发包方贵州万家富与广东名大集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施工现场具备进场施工意见书》、《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证明了花灯水镇紫林豪庭、紫林壹号、紫林商业街工程项目的承建方为广东名大集团。施工现场树立的门头上悬挂着“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铁门上印着“名大集团”字样，非常醒目，工程概况牌上施工单位为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等等，直观的对外表明项目承建方为广东名大集团。《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向项目所在地供应钢材，广东名大集团直接向原告贵万利公司账户支付了运费50000元，证明了广东名大集团知晓原告与庞光太之间所进行的钢材购销业务及原告所供应的案涉钢材已经送到了贵州万家富的花灯水镇紫林豪庭、紫林壹号、紫林商业街工程工地。所有上述行为及外观表象，均表明本案所涉独山县花灯水镇的项目是广东名大集团正在承建施工的项目。原告因此有理由相信被告庞光太提交给原告的广东名大集团《授权书》，是广东名大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庞光太的行为代表的是广东名大集团。而事实上，涉案项目也一直是庞光太在管理，包括送货单的签收，安排货款支付，结算货款协议的签订等。广东名大集团在庭审中虽陈述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林国青，林国青系挂靠广东名大集团承建该项目，但经法庭多次释明，要求其提交与林国青的挂靠合同，或其他相关证据，广东名大集团均不能提交。该项目标的额高达1.8亿元，广东名大集团让林国青挂靠，双方没有签订相关的合同，有违常理。原告系一般的合同主体，无法辨别庞光太加盖的公章的真伪，要求其在签订合同时确认公章的真伪，也不符合经济交往的一般诚信认知。综上，庞光太的行为对广东名大集团构成表见代理，其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广东名大集团承担。二、2018年12月27日两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223150元、499409元，共722559元）是否采信的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两张送货单上的时间与实际形成时间不一致，但两张送货单上有庞光太的签名，与其他27份送货单上的签名没有明显区别，庞光太在其情况说明和答辩中，均没有否认两张送货单上签名的真实性，广东名大集团对该两张送货单上的庞光太的签名予以认可，可以确认两张送货单中庞光太的签名是真实的。广东名大集团及庞光太辩称系受原告方胁迫，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从《〈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结算的金额来看，该两张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包含在内，且该两张送货单的制作形式及内容与其他送货单无异。原告陈述两张送货单的原始送货单上记载的钢材重量错误，财务发现后要求庞光太改正，重新制作了送货单，其时间应当写原送货的时间，否则将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所述更符合交易习惯。所以，对上述两张送货单的真实性，该院予以认定。三、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货款及违约金问题。原告共向被告工程项目所在地送钢材价值为12766423元，庞光太指示周景有向原告支付了钢材货款9800000元，广东名大集团直接支付钢材运费50000元，共计9850000元。原告在钢材货款没有全部支付的情况下，付给了庞光太1822015元。2019年3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双方均盖章、签名，庞光太作为广东名大集团的授权代表及连带保证人在协议相应位置分别签名。根据该结算协议书，至2019年3月20日止，被告共欠原告钢材货款4804828元，约定了在2019年3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欠款，逾期则按欠款总金额每天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院认为，原告在已送钢材货款没有全部支付的情况下，又退给了庞光太1822015元，有违常理，且没有证据证明系受广东名大集团授意而退款，可能存在庞光太与原告相互串通损害广东名大集团利益。原告退给庞光太的1822015元系原告与庞光太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所以，被告尚欠钢材款应当按结算确定的欠款4804828元减去退给庞光太的1822015元，即按2982813元计算。结算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应当予以调减，该院酌情认定逾期归还货款的违约金以尚欠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从2019年3月26日起计算至还款日止。原告应当按《钢材购销合同》第八条的规定，在被告支付钢材货款到账后，按钢材货款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四、原、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否可以解除。至2019年3月20日，被告尚欠原告钢材货款2982813元，被告没有按《钢材购销合同》、《〈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应当支持。五、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原、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第4条第（3）项约定：“因乙方（广东名大集团）违约，甲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保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乙方承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律师费的承担有约定，原告委托的律师按照代理合同的约定到庭参加诉讼，出具了律师费增值税发票，该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律师费的金额应根据最终认定的欠款金额2982813元，按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予以认定为120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王卫斌、贵州贵万利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二、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王卫斌、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钢材货款2982813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还款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原告收到货款后，应当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三、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卫斌、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律师费120000元；四、庞光太对被告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王卫斌、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8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4873元，由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庞光太负担32024元，王卫斌、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2849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贵万利公司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庞光太系林国青委托的代理人，庞光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林国青承担。原审第三人林国青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2018年12月27日销售单2张（103.464吨、46.979吨），拟证明贵万利公司提交的最后2张销售单实际没有供货，用于抵利息，贵万利公司单方统计的《钢材结算对账单》也没有包括这两张销售单；证据二2018年8月14日至12月28日贵万利公司销售单23张，拟证明1、经李昌盛与庞光太对账，确认实际收到贵万利公司的钢材中，并不包括司法鉴定笔迹形成实际不一致的2张销售单（2018年12月27日223150元和499409元）；2、2018年12月27日实际收到的钢材销售单是另2张（373358元的车牌号码是贵ＡＡ××××，用于洋房区3、6、10、25＃；392069元的车牌号码是贵ＡＡ××××元，用于商业街7、8＃楼地下室）；3、2018年10月25日、10月28日该2张销售单未包括在庞光太与李昌盛对账里面；证据三庞光太与李昌盛等人关于贵万利公司提供钢材明细对账单3张，拟证明庞光太在2019年1月8日与林国青指定的代表李昌盛等人对钢材实际采购进行对账，并未包括证据1和2018年10月25日。10月28日共4张销售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上诉人贵万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广东名大集团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未能提供原件，且也不能证明证据的来源，从该份证据的内容来看，授权委托书系出具给开发商贵州万家富的，对外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庞光太的行为与广东名大集团无关。林国青经质证认为，该份授权委托书的“林国青”签名是林国青本人签署，但该份授权对象是贵州万家富，授权内容是关于与贵州万家富之间的日常管理，与贵万利公司无关，与本案无关。对原审第三人林国青提交的三份证据，上诉人贵万利公司、王卫斌经质证，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林国青的证明目的，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其中证据一、二与贵万利公司一审提交的经过质证的单据不一致，有增加修改的内容，且贵万利公司与广东名大集团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销售单据上需要注明运输车辆的车牌号，只是约定以指定签收人的签字作为结算收款的凭证；证据三系林国青单方制作，并未得到贵万利公司及王卫斌的签字确认。上诉人广东名大集团经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该份证据充分说明了销售单实质上贵万利公司未供货，系虚假单据；证据二、三涉及的都是庞光太与李昌盛之间的对账，不涉及广东名大集团，与广东名大集团无关。被上诉人庞光太未质证，视为其对质证权利的放弃。本院经审查认为，贵万利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且无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审第三人林国青提供的证据，因案涉《送货单》为复写纸，贵万利公司一审提供的《送货单》系第一联，而林国青提供的证据一、二均为《送货单》的第二联，相比第一联而言第二联上面多出的“没送钢筋、顶利息”以及车牌信息等内容，均属后面单方添加的内容；证据三无贵万利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亦属单方制作的证据，上述三份证据均达不到林国青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另，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向本院申请依法调取庞光太名下招商银行卡（账号：6214××××7486）在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信息，以查清贵万利公司、王卫斌退还给庞光太的1822015元的去向与用途。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卫斌系通过私人账户将该款退还给庞光太个人账户，庞光太此后如何使用该款，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必然关联，故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庞光太的行为在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广东名大集团是否应对案涉欠款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2、案涉货款的欠付数额如何确定、违约金如何计算；3、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庞光太的行为在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广东名大集团是否应对案涉欠款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表见代理应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其一,须是无权代理;其二,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其三,须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其四,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被上诉人庞光太在未取得广东名大集团授权的情形下，以广东名大集团的名义与贵万利公司签订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及《结算协议书》，属无权代理；其次，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由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为“独山县花灯水镇紫林豪庭”工程提供钢材，而根据贵万利公司一审提交的“工程概况牌”以及案涉工程施工现场的门头照片，可以直观的看出广东名大集团系“独山县花灯水镇紫林豪庭”工程的施工单位，而庞光太为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据此可以认定庞光太客观上形成具有广东名大集团代理权的表象；再次，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已将合同标的物送至案涉工程项目使用，庞光太方亦对货物进行了签收；最后，在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向案涉工程项目部的供货过程中，广东名大集团直接向贵万利公司账户支付了运费50000元，并在附言或用途一栏注明为“独山县花灯水镇钢筋运费”，而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广东名大集团与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应当认定广东名大集团的上述付款行为系按照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履行付款义务，贵万利公司、王卫斌有理由相信庞光太具有广东名大集团的代理权限，系善意相对人。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庞光太构成表见代理，其以广东名大集团名义签订的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结算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广东名大公司承担。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已经依约交付货物，广东名大集团应当依约支付货款。二、关于案涉货款的欠付数额如何确定以及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广东名大集团主张根据鉴定结论，交易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的两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223150元、499409元，共722559元）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该两张《送货单》是虚假证据，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上述两张《送货单》上“庞光太”的签名形成时间虽晚于上面填写的交易时间，但《送货单》上“庞光太”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而综合其他《送货单》上收货方的签名来看，庞光太作为广东名大集团的代理人，其有权代表广东名大集团签收货物；同时，其他《送货单》上也存在收货方仅有一人签字以及实际签名时间晚于《送货单》上标注的交易时间的情形。在广东名大集团未提供足以反驳上述两张《送货单》真实性的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张《送货单》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其退还给庞光太的1822015元为其与庞光太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系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庞光太作为广东名大集团的代理人，其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有权代表广东名大集团签收货物、支付货款等，但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作为卖方即收款方，在案涉钢材款尚未全部支付的情形下，通过私人账户将1822015元分多笔退还至庞光太个人账户，显然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符，应当认定庞光太要求贵万利公司、王卫斌退还该1822015元的行为超出了其代理范围。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主张广东名大集团、林国青授意庞光太要求其退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贵万利公司、王卫斌请求将该1822015元计入应付货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广东名大集团尚应支付贵万利公司、王卫斌的货款数额为2982813元（4804828元-1822015元）。广东名大集团又主张若存在尚应支付的款项，其违约金也应调整至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本院认为，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案涉《结算协议书》约定的逾期利率为日利率3‰，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已酌情进行调减，广东名大集团以一审法院酌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要求再次进行调减，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的广东名大集团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以年利率15.4%计算案涉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广东名大集团、林国青还主张王卫斌作为个人，其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则尚应支付的款项应扣减属于增值税的部分。本院认为，根据《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增值税纳税人包含个体经营者，即个人亦可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即使王卫斌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贵万利公司与王卫斌为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共同卖方，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任意一方向广东名大集团开具增值税发票均不违反合同约定。至于案涉款项通过案外人周景有向案外人王**斌支付是否符合对外开具发票的“三流合一”原则的问题，广东名大集团作为付款方与贵万利公司、王卫斌作为收款方均通过案外人的个人账户付款、收款，故广东名大集团与贵万利公司、王卫斌均系造成“资金流”不符合“三流合一”原则的过错方，但是否符合“三流合一”原则系税务机关审查的范围，不影响本案货款的支付。三、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系因钢材购销款的支付问题而引发的民事纠纷，与伪造公章的刑事案件虽有牵连，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案涉“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是否系伪造不影响认定庞光太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广东名大集团需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事实，故本案无须等待“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的审查结果。综上，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王卫斌与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73元，由上诉人贵万利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王卫斌负担16707元，由上诉人广东名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31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齐国安审 判 员 罗 源审 判 员 陈 慧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 邓 薇书 记 员 周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