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71民初4504号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3F3FH3D。法定代表人：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采蓉，北京市安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敏，北京市安通（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莞市奇峰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641H。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良平，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炯阳，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孝政，男，汉族，1996年11月28日出生，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身份证号码：452××××××××××××131。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奇峰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峰公司”）、罗孝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采蓉，被告奇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炯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罗孝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二被告向原告支付82200元货款；二、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822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2020年4月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二被告销售五金配件，期间原告按照约定向二被告送货，但二被告未依约支付货款。截至2020年4月4日，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6200元，期间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收未果。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奇峰公司辩称，奇峰公司与自称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的罗总（罗孝政）发生交易往来，奇峰公司向罗孝政采购零配件，其中口罩机铣床零件10台，单价9000元/台，合计90000元；加工件BOM表零件12台，单价21500元/台，合计250000元。上述两款设备的零配件货款合计348000元，部分货物由罗孝政自行送货上门，部分货物由罗孝政安排原告送货上门。因奇峰公司做账需要罗孝政开具50000元发票，并按6%的标准向其计算税金（3000元），但因罗孝政所谓的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不存在，故其叫原告开具以奇峰公司为抬头的发票。故该50000元发票并非奇峰公司与原告直接发生交易而来，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因奇峰公司向罗孝政采购的零配件存在质量问题，故奇峰公司向罗孝政退货，该部分配件总价值14000元。两款设备的配件总值348000元，加上50000元发票对应的税金3000元，合计为351000元。奇峰公司直接向罗孝政支付的款项有317500元，剩余33500元。罗孝政叫奇峰公司对公转20000元给开过发票的原告，但因需扣除品质有问题的货款14000元，故奇峰公司将余款19500元（33500元-14000元=19500元）对公转给原告，至此奇峰公司已将所有货款与罗孝政结清，未拖欠任何款项。奇峰公司仅与罗孝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下单、沟通、付款、退货等各个交易环节都是奇峰公司与罗孝政对接，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与奇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罗孝政。反而，原告称与奇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却从未与奇峰公司的人员进行过任何磋商，如商谈产品的类型、价格、数量及交期等，显然双方完全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罗孝政系奇峰公司的零配件供应商，是卖家，而非中介角色，奇峰公司也绝非原告所主张的通过罗孝政向其采购。因为如果罗孝政是中介，那么他应该与双方签订中介协议，主要义务是介绍双方互相认识，促成双方直接联系磋商。但事实上他不仅接收奇峰公司订单，自己负责送货或安排别人送货，亲自接收有质量问题的退货，直接收取了高达94%以上的货款，以上种种行为都表明其根本不是中介，而是与奇峰公司发生真实交易的一方。2021年3月19日，在奇峰公司与罗孝政的电话谈话中，罗孝政多次确认其与奇峰公司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其与原告之间纠纷其自行负责解决，与奇峰公司无关。奇峰公司仅系向罗孝政采购，至于罗孝政向谁采购，采购价格如何约定，赚取多少差价等，奇峰公司均不知情，也无权干涉。如罗孝政与其供应商发生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也与奇峰公司完全无关。综上，奇峰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从被告罗孝政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罗孝政另外接收订单并交给原告做，故原告与被告罗孝政之间有多少交易、多少款项未结清，被告奇峰公司不知情。被告罗孝政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和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主张，2020年6月22日前关于案涉交易的事宜，其只与被告罗孝政进行沟通，2020年6月22日开始添加了被告奇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的微信，并与李某1沟通银行对账、退货的事宜。原告主张实际买家为被告奇峰公司，被告奇峰公司通过被告罗孝政与原告沟通；被告罗孝政口头告知原告实际买家为被告奇峰公司，因为第一次送货时是被告罗孝政带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某1到被告奇峰公司处送货，之后就是沈某1自行送货至被告奇峰公司处。被告奇峰公司主张，其是向被告罗孝政购买货物，送货人是根据被告罗孝政的指示进行送货的，被告奇峰公司未向原告购买过货物。原告提交的沈某1与李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显示：1.沈某1（以下简称沈）于2020年6月22日添加李某1（以下简称李）为微信好友；2.2020年6月23日，李向沈发送了其向罗孝政转账2万元的凭证，并发送“这个账你要他联系我们会计！你直接跟他对就行！”，沈语音回复的大概内容“他那边说您这边一直没给钱他，然后您这边又说给了钱给他，所以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3.2020年8月8日，沈问李“那边事情现在怎么样”，李回复“我已经付了，你找我要钱很不对”，之后沈要李去联系上罗孝政，之后沈陆续向李询问与罗孝政的沟通付款情况，李核对出与罗孝政之间的转账付款凭证发送给沈。原告主张，被告罗孝政向其表示要购买可以组装成12台口罩机的零配件，每台单价为21500元，共计总价258000元。原告提供了备注为“罗孝政”（昵称为黑桃A，微信号为luo12332152，手机号码为186×××××040）与原告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显示了以下与案件相关的内容：1.2020年3月25日，罗孝政向原告发送加工单照片并发送“加工以图纸为准，这批零件比较急的，麻烦帮忙赶一下”，原告回复“这是啥？我这个不是12台吗？怎么变成10台了？”，罗孝政回复“我在确定”。2.双方之后一直对做多少台进行沟通，2020年3月26日，罗孝政发送“赶紧29号先交2台，之后再10台”。3.2020年4月8日，罗孝政发送“货给完没有”，原告问“哪个货？”，罗孝政回复“12台的”。4.2020年4月24日，罗孝政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加工件BOM表，并发送语音“这里写的是十台，你要改一下，自己重新搞一个”，之后当天下午5时24分，原告向罗孝政发送了修改后的对账单照片；对账单主要显示：接收方打印为“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电话为186×××××040，配件共计60种，每种配件总数量为12或24、36、48，均为12的倍数，总金额为258000元，供应商处盖有原告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5.2020年4月24日，罗孝政收到前述对账单后，向原告发送“你做一份5万的合同”；6.2020年5月22日，罗孝政发送“20500×12=246000”，原告回复“…我这里报的是两万一套啊…”；7.2020年8月10日，原告发送“……然后就（交）加了1000块钱就报个两万一，后面你知道你自己（交）加了500块钱，你说你赚一点……我说我不管，我这边就是两万一套”，罗孝政回复“你那个两万一一套吗？我有十个点嘛是吧，十个点”。原告提交了8份送货单，主张均为案涉货物的送货单据。送货单显示：交货日期分别为2020年3月30日、4月1日、4月2日、4月3日，所送零配件共78种，数量为12或24、36、48，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所发送给罗孝政的对账单显示的零配件名称、数量大部分一致；送货人处盖有原告印章，签收人处有被告奇峰公司员工“刘月银”签名。原告主张，送货单显示的已送零配件是多于对账单显示，因为原告当时是直接在罗孝政发送的表格格式进行修改并制作成对账单，故存在部分数量、名称未核对清楚，8张送货单显示的已送零配件可以组装成12台口罩机，原告已完成约定的送货数量。被告奇峰公司确认送货单是其签收，但是罗孝政安排人员送货上门，原告应当是接到罗孝政的指示将货物送至被告奇峰公司处。原告提交了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张价税为10000元，共计50000元，发票显示购买方为被告奇峰公司、销售方为原告，开票时间为2020年4月15日、16日。被告奇峰公司确认已收到该五张发票，但主张与其交易为罗孝政，由于罗孝政无法开具发票，故罗孝政找到原告要求其代为被告奇峰公司开具了价税50000元的发票，同时奇峰公司为此按发票面额6%计算税金，应向罗孝政支付报酬3000元（在双方对账后进行了扣除）。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罗孝政曾于2020年4月24日叫原告做一份5万元的合同。原告确认，开具5万元的前述发票是罗孝政向其提出的。关于已付货款。原告主张，被告罗孝政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等方式共计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56300元，被告奇峰公司向原告银行转账支付了货款19500元，故尚欠货款为82200元。根据被告奇峰公司陈述的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转账记录，结合原告的确认，能直接反映出的罗孝政转账金额为50000元+50000元+20000元。同时，原告自认罗孝政另支付了定金30000元。对于剩余的6300元（156300元-50000元-50000元-20000元-30000元），原告主张是罗孝政陆续支付的，比较零散，经原告统计得出数据为6300元。根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被告奇峰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向原告转账19500元，摘要为货款。被告奇峰公司主张，其向原告转账该款项，并非直接向原告支付货款，而是在与罗孝政对账后将欠罗孝政的款项按其指示转给原告的账户；在与罗孝政进行对账统计后，奇峰公司应向罗孝政支付采购配件价款348000元+开发票的税金报酬3000元=351000元，奇峰公司直接向罗孝政转账了共计317500元，剩余33500元未支付，此时罗孝政叫奇峰公司对公转20000元给开过发票的原告，但因为需扣除有品质问题的货款14000元，即33500元-14000元=19500元，故奇峰公司将该余款19500元转给原告。奇峰公司主张是依据曾开具发票的账户信息向原告转账。关于有品质问题的货物。奇峰公司提交了一份退货单，退回货物价款手写为“合计12600元”，厂商签收处签有“罗孝政”。奇峰公司主张，退货单出具后，后续还有部分退货价值为1400元，且经两被告结算确认。原告对退货单不予确认，主张该货物并未退回原告。被告奇峰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主要显示：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5月7日，被告奇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1共计向罗孝政转账30000元+50000元+170000元+47500元+20000元=317500元。被告奇峰公司另提交产品送货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与罗孝政之间）、零件订购单、加工件BOM表，拟证明与其交易的相对方为罗孝政而非原告。产品送货单显示：送货人处签有“罗孝政”，收货人处签有“刘月银”，送货日期为2020年4月15日；被告奇峰公司主张除罗孝政指示原告向其送货的货物，罗孝政自身也向被告奇峰公司直接送过货物。通话录音主要反映：奇峰公司主张聊天的对方为罗孝政，对方在通话中表达和认可了奇峰公司只和罗孝政之间进行交易，罗孝政与原告之间的交易由罗孝政自行处理。零件订购单主要显示：接收方打印为“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罗总”，电话为186×××××040；加工台数10台，按图纸加工。被告奇峰公司主张，当时罗孝政与奇峰公司沟通时是以“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的名义与其沟通和下单，但未以原告的名义，亦未披露实际卖家是原告。加工件BOM表主要显示：接收方为“东莞市进税精密机械”，电话为186×××××040，加工台数手写修改为12台，但其他零配件的总数量为10或20、30、40即10的倍数，批准处签有“李某1”，审核、厂长处均有人员签名。原告对加工件BOM表真实性确认，且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发送的加工件BOM表一致，该表曾由罗孝政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有二：第一，向原告购买货物的相对方是谁，被告奇峰公司应否对本案的货款承担责任。第二，所购货物的总价款是多少，尚欠货款是多少。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告现有的举证，直接与其沟通交易事宜的是罗孝政，能够显示奇峰公司有与其接触的证据主要为送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发票。但送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发票未能完整反映原告与奇峰公司达成了买卖合同的合意，且电子回单只是支付了部分款项，发票亦只开具了50000元价税的货款。而奇峰公司对送货单为何由其员工签名，奇峰公司根据罗孝政指示向原告转账了部分货款19500元，奇峰公司要求罗孝政以原告的名义开具了50000元价税的发票等事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与其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此时欲证明奇峰公司是向其购买货物的买方，对举证程度的标准，应当相应提升。本院认为，在被告奇峰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后，原告应对被告奇峰公司向其下单、原告按被告奇峰公司指示送货、送货后有与被告奇峰公司要求进行对账这样一个完成的交易过程进行举证，但原告未能完成该完整过程的举证。首先，原告主张被告罗孝政就是代表奇峰公司与其沟通，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罗孝政未表示过是代表奇峰公司与原告交易，反而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他们公司”、从中可以获得“点数”，可见罗孝政存在转卖货物以赚取差价的可能。其次，结合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奇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奇峰公司并未有授权罗孝政代表其与原告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奇峰公司此前也与原告没有过直接接触，奇峰公司认为三方之间的交易是相独立的。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罗孝政存在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且原告、被告奇峰公司均确认罗孝政并非交易的中介方，亦未向双方收取过中介报酬。最后，综合双方的举证和双方对于三方交易关系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奇峰公司的陈述与现有证据的印证程度更高，故对被告奇峰公司关于三方关系的陈述予以采信，即被告奇峰公司只与罗孝政发生交易关系，向罗孝政购买货物；罗孝政从原告处购买货物，与原告发生独立的交易关系。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奇峰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总货款的首要证据为通过微信向罗孝政发送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的总货款为258000元，原告在发送该对账单给罗孝政后，罗孝政未提出异议；且结合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对于所购台数为12台进行了确认，对于每台单价进行协商后，罗孝政亦回复“你那个两万一一套吗？我有十个点嘛是吧，十个点”，原告在聊天中亦陈述“然后就（交）加了1000块钱就报个两万一，后面你知道你自己（交）加了500块钱，你说你赚一点”。综合以上证据，结合原告的陈述，被告罗孝政未提交证据反驳原告的主张，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即被告罗孝政向原告采购12台口罩机的零配件，单价计算按照每台21500元的标准，总价款为258000元。被告罗孝政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情况，现原告自认被告罗孝政已支付的货款为156300元，与现有的证据能够相印证、不冲突，同时原告亦认可被告奇峰公司向其支付的19500元为案涉货款，故被告罗孝政尚欠原告货款为258000元-156300元-19500元=822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罗孝政应当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822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案涉货物于2020年4月3日已全部送货完毕，原告、被告罗孝政未约定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8月10日双方对于每台单价仍在进行协商并最终有确认，原告当天也明确向罗孝政催要了货款。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罗孝政未及时支付货款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同时结合原告诉请，本院认定被告罗孝政应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82200元为本金，从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孝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尚欠货款82200元；二、被告罗孝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82200元为本金，从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67.86元、保全费874.28元，共计1842.1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进锐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34.81元，被告罗孝政负担1807.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冕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培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