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法定代表人：姚建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传芳，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淇淇玩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何志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坚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淇淇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淇淇公司的起诉或判决驳回淇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淇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嘉乐公司与淇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实际是陆某1履行《合作建厂协议书》约定的对嘉乐公司的出资义务而产生的投资清算纠纷，而不是淇淇公司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在履行交货义务而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1.嘉乐公司与淇淇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嘉乐公司从未与淇淇公司签订任何买卖合同等有关的文件。其次，淇淇公司提供的所谓发货清单等证据，从其内容上看与嘉乐公司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完全无法体现嘉乐公司向淇淇公司购买材料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再次，就淇淇公司所陈述的所谓买卖关系，是在长达一年多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涉及150多万的交易，而淇淇公司却无法提供双方存在交易的沟通材料，也无任何淇淇公司的催款材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常理。综上，淇淇公司无法提供嘉乐公司与淇淇公司之间存在交易事实的文件，嘉乐公司与淇淇公司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2.结合嘉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和有关证据，以及淇淇公司在一审期间所做的陈述，可以证明淇淇公司之所以无法提供双方存在交易事实的证据，实际是因为本案是嘉乐公司的股东陆某1履行《合作建厂协议合同》中约定的对嘉乐公司的出资义务所提供的出资材料，实际上是嘉乐公司的两个股东在嘉乐公司清算过程中，无法就嘉乐公司的资产清算一事达成一致，因此产生的公司清算解散纠纷。陆某1是淇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虚构了双方存在的交易事实从而提起本案诉讼。二、本案中，单就《广州淇淇玩具有限公司销售对账单》（以下简称《销售对账单》）而言，结合淇淇公司对《销售对账单》上对账主体及盖章时间、经过的陈述以及姚建涛与张某1的不在场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印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结论，既足以证明淇淇公司对案件主要事实做了虚假陈述，也足以证明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未参与涉案《销售对账单》的对账过程，更未代表嘉乐公司在《销售对账单》上盖章，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采用“推定方法”来猜测《销售对账单》的盖章时间，既违背市场交易的基本惯例，也完全体现不了司法判决的客观公正性。1.淇淇公司在一审中仅提供了证据《销售对账单》，并对该证据陈述的盖章时间是2018年7月29日前后，由姚建涛与陆某1对账后，由张某1加盖“财务专用章”。然而嘉乐公司在收到本案材料前，从未见过淇淇公司提供的《销售对账单》，也从未在《销售对账单》上盖章或签字。因此，嘉乐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一直对《销售对账单》及淇淇公司陈述的盖章时间和盖章经过提出异议，认为淇淇公司虚构事实，并提供证据证明嘉乐公司的观点。首先，淇淇公司陈述的盖章期间，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建涛夫妻均不在鹤山，而是在河南郑州，不可能与淇淇公司对账，并提供了机票和在郑州消费的有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双方也根本不存在对账，实际上当时嘉乐公司已经持续经营亏损，嘉乐公司的两名股东于是商议决定在2018年的8月底关停工厂，清理场地和遣散员工，嘉乐公司的两名股东之间对公司清算账目产生了争执，因此一直未能完成清算注销流程。嘉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和嘉乐公司的清税证明等材料，足以证明嘉乐公司所述的事实。2.嘉乐公司在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印章真实性及加盖时间鉴定。鉴定结果证明《销售对账单》的加盖时间确实不是在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形成的，证明淇淇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关于证据的来源的陈述不属实，淇淇公司在庭审中作出了虚假陈述。淇淇公司既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销售对账单》的内容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销售对账单》的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淇淇公司所提供的《销售对账单》应不予采纳。3.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印章是同一枚印章形成，但嘉乐公司也提供证据证明淇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志颖自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一直领取嘉乐公司发放的工资；淇淇公司的股东是陆某1和何志颖，陆某1同时也是嘉乐公司的股东。可见淇淇公司的全部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都与嘉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对嘉乐公司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淇淇公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机会接触到嘉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是无论是陆某1还是何志颖，在没有嘉乐公司的授权的情况下，都无法代表嘉乐公司作出意思表示。而且该《销售对账单》写明需“贵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老板签署并盖章确认本对账单”，而对账单上“客户签名确认”处空白，这也说明该《销售对账单》形式要件不齐备，即便加盖有财务专用章，也不能推定为嘉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销售对账单》无法证明双方达成了买卖的合意和形成了交易的事实。三、在淇淇公司无法对《销售对账单》的形成来源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查明事实，要求淇淇公司举证证明该对账单的形成来源，而不应通过推论的方式来猜测《销售对账单》的盖章时间，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嘉乐公司针对淇淇公司关于交易事实的虚假陈述，已经尽其所能提供证据证明，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也证实了淇淇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淇淇公司应就《销售对账单》的来源(包括盖章时间和盖章地点和盖章缘由等)负有举证责任，淇淇公司如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销售对账单》的形成来源，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2.一审法院在淇淇公司无法举证证据的形成来源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推论方式做出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认定。一审判决载明“虽然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并不是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盖印形成，但并不排除是2018年8月以后盖印所形成，而且淇淇公司也在庭审中无作唯一的形成时间的陈述，只表述为‘盖章的实际大约是2018年7月29日，具体时间记不清’。”该推论完全错误。首先，结合淇淇公司对《销售对账单》上对账主体及盖章时间的陈述以及姚建涛与张某1的不在场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印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结论，既足以证明淇淇公司对案件主要事实做了虚假陈述，也足以证明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未参与涉案《销售对账单》的对账过程，更未代表嘉乐公司在《销售对账单》上盖章。其次，法院审判应以事实为依据，淇淇公司一审中未陈述是2018年8月以后盖印形成的，在双方对证据的来源存在极大的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应查明事实，要求淇淇公司举证证明证据的形成来源。但一审法院却推论“不排除是2018年8月以后盖印所形成的”，在未能查证《销售对账单》属实的情况下，通过推论方式推定事实，导致该审判结果有失公正。四、嘉乐公司已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本案是嘉乐公司股东陆某1与姚建涛之间的纠纷，但一审法院未对嘉乐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任何分析，直接认定嘉乐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有失公正。综上，在《销售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严重存疑的情况下，鉴于淇淇公司未能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没有形成证据链，应当认定买卖关系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嘉乐公司的上诉请求。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嘉乐公司主张双方构成股东投资关系证据不足，原因是一审期间嘉乐公司没有在庭上出示《合作建厂协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原件，现二审庭审中可出示该原件，而且在一审庭审中，陆某1本人有出庭，但其当时是作为旁听人员，其当时有发言认可双方签订了《合作建厂协议合同》的事实，但是一审庭审笔录没有记载。《合作建厂协议合同》明确载明生产开始后三个月的材料及配件备用是由陆某1以履行出资形式的义务垫付，而且在2017年10月陆某1以材料款压力大为由要求股东姚建涛先支付一部分材料款，姚建涛有向陆某1支付65万元，而且在《补充协议》中也写明了嘉乐厂既有淇淇公司的生产线，也有嘉乐公司的生产线，即便是淇淇公司向嘉乐公司提供了材料，也并非都是给嘉乐公司生产所用，一部分也是淇淇公司自用，所以一审法院将淇淇公司提交的《销售对账单》上所有记录嘉乐公司的材料都计为由嘉乐公司支付，没有查清事实。二、一审判决陈述《销售对账单》的形式要件齐备，但是就该对账单明确写明销售对账单要经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老板签署才生效，《销售对账单》上并无任何人代表嘉乐公司签字，而且《销售对账单》上所述的主要交易都是发生在2017年，而对账的时间显示为2018年7月27日，本来就属于交易发生后1年多的时间进行的对账，所以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后对账是否能代表嘉乐公司的真实意思。三、关于盖章时间，淇淇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盖章时间是2018年7月29日，现场盖章人是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建涛和张某1”，但是在嘉乐公司提供了此时间段姚建涛和张某1远在河南的证据后，淇淇公司又在庭审中称对盖章时间记不清楚了，但即便是记不清楚，也只能是前后几天的差异。而鉴定报告显示，《销售对账单》上的财务章形成时间不在2018年6月-8月时间段内，所以淇淇公司对盖章时间参与盖章人都明显作了虚假陈述。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不要求淇淇公司提供准确的盖章时间以及代表嘉乐公司参与此对账的真实人员，仅仅以淇淇公司说对盖章时间记不清楚为由，采信该对账单，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淇淇公司辩称，一、淇淇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均由淇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妻子保管，旁人是无法获取的，《销售对账单》上的日期只是制表日期，并非盖章日期，只是确认到2018年7月27日止嘉乐公司欠淇淇公司的款项。在日常生活中，销售对账单延迟盖章是很正常的，因为不一定所有的时间、人物都可以在相同的时间进行盖章。而且一审期间，淇淇公司也表述了盖章时间的具体时间不能确定，该印章是真实的，所以淇淇公司未能明确盖章的准确时间是很正常的，正如嘉乐公司也否定盖章的真实性，这两者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记清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及过程，而且印章最后确认是真实的，所以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判案依据是正确的。二、淇淇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资料，基本上与《销售对账单》是相符的，收货地点明确是在嘉乐公司处，嘉乐公司收货付款是正常的行为。三、嘉乐公司的两个股东之间如何出资，只是其两人之间的事情，淇淇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既然嘉乐公司收了淇淇公司的货，就应当付款。综上所述，本案应维持原判。淇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乐公司支付淇淇公司货款1508389.72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从起诉之日起，按实欠金额，以年息6%计算至付清货款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嘉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7月27日，淇淇公司出具《销售对账单》，内容为：“尊敬的客户，根据我公司财务部的规定，凡在月底之前未结清货款的用户，必须在次月的10日之前由贵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老板签署并盖章确认本对账单，并传给本公司。凡未按时回传本账单的客户，本公司将暂停发货，请给予支持配合。客户名称：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姚先生，序号栏‘1’，摘要栏‘2017年广州淇淇工厂发材料到鹤山嘉乐’，金额栏‘39810.68’；序号栏‘2’，摘要栏‘2017年5月4日材料款’，金额栏‘148359.04’，备注栏‘由淇淇指定丰收经编材料厂直接从海宁发货’；序号栏‘3’，摘要栏‘2017年5月16日材料款’，金额栏‘342770.4’，备注栏‘由淇淇指定星益达材料厂直接从浙江发货’；序号栏‘4’，摘要栏‘2017年7月3日材料款’，金额栏‘17196’，备注栏‘由淇淇指定鹤亚材料厂直接从广州发货’；序号栏‘5’，摘要栏‘2017年7月5日材料款’，金额栏‘11100’，备注栏‘由淇淇指定鹤亚材料厂直接从广州发货’；序号栏‘6’，摘要栏‘2017年7月28日材料款’，金额栏‘181255.2’，备注栏‘由淇淇指定星益达材料厂直接从浙江发货’；序号栏‘7’，摘要栏‘2017年8月23日材料款’，金额栏‘130873.6’，备注栏‘由淇淇指定丰收经编材料厂直接从海宁发货’；序号栏‘8’，摘要栏‘2017年9月11日材料款’，金额栏‘91136’，备注栏‘由淇淇指定星益达材料厂直接从浙江发货’；序号栏‘9’，摘要栏‘2017年11月24日材料款’，金额栏‘63840’，备注栏‘由淇淇指定星益达材料厂直接从浙江发货’。2017年合计金额1377340.92。序号栏‘10’，摘要栏‘2018年广州淇淇工厂发材料到鹤山嘉乐’，金额栏‘185368.8’；序号栏‘11’，摘要栏‘2018年3月5日材料款’，金额栏‘85680’，备注栏‘由淇淇指定星益达材料厂直接从浙江发货’。2018年合计金额271048.8。减掉佳士帆订料(之前张姐付陆总)2018年3月20日，金额栏‘-30000’。2018年6月5日嘉乐代付星益达，金额栏‘-50000’。2018年7月3日嘉乐代付星益达，金额栏‘-60000’。累计欠款金额，金额栏‘1508389.72’。制表：古某1，2018-7-27，客户签名确认：(空白)，盖公章或财务章：盖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另，淇淇公司提供上述采购货物后的相应发货清单等。淇淇公司凭上述证据向一审法院起诉。嘉乐公司于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淇淇公司提供的《销售对账单》中所盖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印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受理鉴定申请并通过摇珠选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1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8-7-27”的《销售对账单》上“客户签名确认：盖公章或财务章：”处印文“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8-7-27”的《销售对账单》上“客户签名确认：盖公章或财务章：”处印文“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是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盖印形成。另，鉴定费19680元，嘉乐公司已预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销售对账单》所确认的款项是嘉乐公司欠淇淇公司的货款，或为嘉乐公司主张是淇淇公司的股东之一陆某1的出资到嘉乐公司的出资款。淇淇公司主张与嘉乐公司自2017年有生意往来，2018年7月27日经双方对账，确认嘉乐公司欠淇淇公司货款1508389.72元未付，制表时间是2018年7月27日，盖章的时间大约是2018年7月29日，具体时间记不清。嘉乐公司则主张淇淇公司与嘉乐公司在2018年7、8月份还在对账过程中，后来财务专用章交给了外账的人保管，淇淇公司的《销售对账单》的章应该是在起诉前才私刻的，所以《销售对账单》是不真实的。就算是真实，货款也是嘉乐公司股东之一陆某1把采购的材料作为投资款。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销售对账单》的所盖“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上看，嘉乐公司主张该印章是私刻的、是不真实的，但经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该印章与嘉乐公司平时使用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故嘉乐公司称该印章是私刻的、是不真实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嘉乐公司主张嘉乐公司股东之一的陆某1把采购的材料作为投资款，而不是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再次，从《销售对账单》的内容形式看，该对账单具备时间、金额、已付款、尚欠款、货物的来源及欠款对方的签名或盖章确认等要件；最后，虽然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销售对账单》的“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不是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盖印形成，但并不排除是2018年8月以后盖印所形成，而且淇淇公司也在庭审中无作唯一的形成时间的陈述，只表述为“盖章的时间大约是2018年7月29日，具体时间记不清”。综上，嘉乐公司主张《销售对账单》的所盖“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是私刻的、是不真实的，是嘉乐公司股东之一的陆某1把采购的材料作为投资款等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淇淇公司请求嘉乐公司支付货款1508389.72元及从起诉之日(2020年4月2日)起按实欠货款以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货款为止，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嘉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支付货款1508389.72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实欠货款以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给淇淇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8375.50元，由嘉乐公司负担（淇淇公司已预交受理费18375.50元，淇淇公司同意嘉乐公司负担的受理费于给付欠款时支付给淇淇公司，一审法院不作收退）；司法鉴定费19680元由嘉乐公司负担(嘉乐公司已支付给司法鉴定机构)。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嘉乐公司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淇淇公司以盖有“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销售对账单》为据起诉主张嘉乐公司欠付其货款1508389.72元。嘉乐公司上诉主张该对账单并非嘉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嘉乐公司与淇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系陆某1履行《合作建厂协议合同》中约定的对嘉乐公司的出资义务而产生的投资清算纠纷。本院认为，首先，经鉴定，以上对账单上所盖“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确为嘉乐公司的印章，嘉乐公司虽提交了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建涛与其妻子于2018年6月20日、8月24日、9月2日往返于郑州及广州的机票或火车票拟证实该二人于该期间并不在广东，但并不能证明该印章系他人违背二人意愿所盖的事实。因嘉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建涛对其公司公章有保管义务，在嘉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应根据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推定为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经鉴定，以上对账单上的印章不是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盖印形成。对此，淇淇公司于一审期间称“盖章的时间大约是2018年7月29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于二审期间称该对账单上的日期为制表日期。对此，本院认为，鉴于“2018-7-27”在该对账单上“制表：古某1”内容之后，淇淇公司主张该日期为制表日期，可予采信。另外，即使经鉴定盖印日期并非形成于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期间，如前所述，在嘉乐公司所提交证据并不能足以证实其公司财务专用章为其他人违背其法定代表人姚建涛与其妻子的意愿而使用的情况下，该事实亦不能推翻该对账单经加盖其公司财务专用章，即代表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再次，嘉乐公司所提供的关于淇淇公司股东陆某1与嘉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建涛合作设立嘉乐公司的相关证据，拟证实本案系陆某1履行《合作建厂协议合同》中约定的对嘉乐公司的出资义务而产生的投资清算纠纷。对此，本院认为，即使陆某1与姚建涛就设立、经营、解散嘉乐公司存在争议，但鉴于淇淇公司的股东并非陆某1一人，且嘉乐公司所提交证据也不能足以证实淇淇公司与陆某1个人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故嘉乐公司仅以陆某1的个人行为抗辩淇淇公司对其所提的债务主张，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采信淇淇公司所提交的《销售对账单》，认定嘉乐公司欠付淇淇公司相应货款的事实，并判令嘉乐公司向淇淇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嘉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75.5元（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鹤山市嘉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玄月玲书 记 员 钟慧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