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2民初2号 原告：盛建国，男，195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微微，新疆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德飞，男，196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江，海南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兰英，女，196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原告盛建国因与被告张德飞、第三人余兰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2月5日、2021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盛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微微、被告张德飞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江、第三人余兰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停止（2020）新02执18号之十八协助冻结证券通知书的执行，依法确认沪市A股×××证券账户下所有股票为盛建国所有。事实和理由：2000年时，因盛建国单位规定党员干部不能炒股，故其借用同事余兰英的身份证在克拉玛依宏源证券交易所开设了资金账户×××，账户内炒股资金均为盛建国所出。法院经过审理也查明盛建国多年来通过手机软件对账户进行操作。虽然资金账户×××在余兰英名下，但该资金账户下设证券账户均在盛建国名下，可以证实沪市×××证券账户的所有人为盛建国。因此，张德飞对属于盛建国名下的沪市×××证券账户申请执行缺乏法律依据，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沪市A股×××证券账户错误。后盛建国向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张德飞辩称，1．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经审查认定盛建国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资金系盛建国所有，故驳回盛建国的执行异议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账户的所有权人，账户包括投资者开立的证券种类、数量等情况，是投资者权益的表示方法，记载于证券账户内的债券资金属于投资者所有。故盛建国提出的本案诉求不能成立。3．盛建国用余兰英的名义购买股票的操作不合法。4．即使余兰英股票账户内资金均系盛建国投入，也不能改变股票实际登记在余兰英名下的事实，故股票权属不因资金来源发生变化。 余兰英述称，其不懂炒股，也从未炒股。因1989年左右其单位不允许党员干部炒股，盛建国遂借用余兰英账户炒股。至案件执行过程中，余兰英才得知股票账户还存在资金。鉴于以上事实，余兰英认可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股票所有人为盛建国，故同意盛建国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审核认定如下： 盛建国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20年6月7日余兰英书写的《申诉书》，拟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股票所有者为盛建国。张德飞经质证认为，《申诉书》系余兰英书写，但余兰英为本案的第三人，与盛建国存在利害关系，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申诉书》系余兰英的陈述，不作为证据采信。 第二组证据：1.2021年2月4日申万宏源证券公司出具的《对账单登录流水》，2.2021年2月2日中国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出具的《证明》，3．新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4．盛建国通过手机操作沪市A股×××证券账户截屏打印件。拟证实158XXXXXXXX系盛建国的手机号码，2014年6月9日至2015年6月25日，案涉证券账户一直由盛建国通过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办公电脑操作，2015年10月8日至2018年5月14日期间在交易大厅交易，2018年5月18日至今，由盛建国通过其号码为158XXXXXXXX的手机操作。张德飞经质证，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认为证据3.4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亦认可沪市A股×××证券账户实际由盛建国操作，但操作行为不能证实其系证券账户内股票的实际所有权人。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对账单登录流水》《证明》均由相关单位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对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新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与移动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一致，结合《对账单登录流水》，可以证实证券账户操作截屏打印件的真实性，以上证据均能证实盛建国对沪市A股×××证券账户实际操作，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组证据：1.2021年2月4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出具的卡号×××银行卡交易明细，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出具的证明，3．存管银行账户明细信息截图，4.2021年2月4日申万宏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资金变动表。拟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对应的银行账户为盛建国×××银行卡，但通过资金往来，盛建国提出异议。张德飞经质证，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盛建国亦认为不能证实其主张。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据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4可以证实案涉沪市A股×××证券账户资金变动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第四组证据：1.2020年9月14日申万宏源公司出具的《存管银行账户详细信息》，2.2021年2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出具的卡号×××银行卡交易明细，3.2001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2002年7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存款凭条、2002年7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2002年9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2002年12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2002年12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序号为7067614的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取款凭条（日期不明），4．中国建设银行克拉玛依石油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5．盛建国中国建设银行×××存折。拟证实：1.沪市A股×××证券账户对应的资金账户为×××，对应的银行虚拟账户为中国建设银行×××，对应的余兰英名下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号为×××；2．余兰英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于2001年12月17日存入20,000元、2002年7月17日存入7,000元、2002年9月24日存入2,300元、2002年12月23日存入4,500元、2003年8月22日存入3,300元、2003年9月2日存入2,600元、2003年9月19日存入7,000元、2007年4月16日存入40,219.54元。3．储蓄存款凭条及储蓄取款凭条均由盛建国签字，时间、金额与余兰英中国建设银行×××入账金额对应，可以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所有权人为盛建国。张德飞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可以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系余兰英开户，对应的均是余兰英的银行卡，故余兰英是案涉股票的实际持有人，盛建国向余兰英银行账户存款亦不能改变股票的所有权，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且盛建国出示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与本院出具《调查令》调取的证据一致，故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且证据中证实的款项与本案争议的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资金来源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第五组证据：2021年2月23日《证明》，拟证实盛建国因历史原因借用余兰英账户炒股，余兰英本人不炒股。张德飞经质证，认为该《证明》系盛建国同事出具，与盛建国、余兰英均存在利害关系，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盛建国出具的《证明》实则为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并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故对《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盛建国申请证人王富林、唐淑萍作证，拟证实2000年左右，因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不允许党员干部炒股，故盛建国借用余兰英的名义开设账户进行炒股。张德飞经质证，认为证人与盛建国、余兰英均系朋友关系，且对盛建国的证明目的，证人仅系听说，故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证人王富林、唐淑萍与盛建国、余兰英系朋友关系，且证人对案涉沪市A股×××证券账户所有权事宜不尽清楚，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为证实余兰英中国建设银行×××款项存入情况，盛建国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调取相应的存取款凭条，调取的凭条与第三组证据中证据3一致。另提交盛建国卡号×××交易明细，拟证实：2002年7月17日盛建国银行卡取款7,000元、2002年9月24日取款2,300元、2002年12月23日取款4,500元、2003年8月8日取款4,000元、2003年9月19日取款2,500元，以上款项均存入余兰英×××银行卡内。张德飞经质证，认为存取款凭条加盖的是条形章，故对真实性不认可，若法院能核实其真实性，认可储蓄存款凭条上的款项为盛建国存入，但仅能证实盛建国将款项存入余兰英账户，不能证实款项的性质。对盛建国银行卡交易明细，因加盖的为银行业务章，并非公章，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余兰英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盛建国×××交易明细加盖有银行业务专用章，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款项来源，本院予以采信。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8月22日，本院作出（2017）新02民初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余兰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决余兰英对其吸收存款的集资参与人继续退赔。余兰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7）新刑终3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张德飞依据上述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作出裁定，并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2020）新02执18号之十八协助冻结证券通知书，冻结余兰英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的证券。盛建国以借用余兰英账户炒股，其系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股票实际所有人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20年6月6日作出（2020）新02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盛建国的异议请求。后盛建国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余兰英在申万宏源公司开设资金账户×××，下设子账户沪市A股证券账户×××，于1999年6月18日即开始股票交易。对应的银行账户为余兰英名下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 2001年12月17日，盛建国向余兰英×××卡存入20,000元，后“卡证转出”20,0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20,000元。 2002年7月17日，盛建国×××卡取出7,000元；后盛建国向余兰英账户存款7,0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7,000元；同日，盛建国从余兰英账户取出7,0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卡证转出”7,000元；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7,000元。 2002年9月24日，盛建国×××卡取出2,3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2,300元；后盛建国从余兰英账户取出2,3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卡证转出”2,3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2,300元。 2002年12月23日，盛建国×××卡取出4,500元；后盛建国向余兰英账户存款4,5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4,500元；同日，盛建国从余兰英账户取出4,5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卡证转出”4,500元；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4,500元。 2003年8月22日，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3,300元，后“卡证转出”3,3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3,300元。 2003年9月2日，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2,600元，后“卡证转出”2,6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2,600元。 2003年9月19日，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7,000元，后“卡证转出”7,0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7,000元。 2007年4月16日，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现金存入”40,219.54元，后“自定义”支取40,0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40,000元。 另查明，沪市A股×××证券账户自2014年6月9日至今，一直由盛建国进行操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盛建国对案涉沪市A股×××证券账户内的资金及证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执行人承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并不能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故盛建国作为执行案件案外人，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沪市A股×××证券账户在余兰英名下，盛建国辩称其借用余兰英账户炒股，结合盛建国一直操作案涉证券账户的事实，其陈述具有可能性。但因该账户为余兰英账户，对应的银行卡亦为余兰英银行卡，即使盛建国与余兰英之间存在借用账户的行为，也不能作为确认该账户内资金归属的依据，故盛建国仍应就账户内资金来源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根据盛建国出示的余兰英银行卡×××交易明细、盛建国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余兰英资金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实2002年7月17日盛建国向案涉证券账户投入7,000元、2002年12月23日投入4,500元。对2001年12月17日的20,000元，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显示，盛建国向余兰英银行卡×××存入20,000元，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20,000元，该笔款为盛建国向证券账户的投入具有高度可能性。对2002年9月24日的2,300元，根据本院查明事实，盛建国银行卡×××取出2,3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续存”2,300元；后盛建国从余兰英账户取出2,300元，余兰英×××银行卡明细显示“卡证转出”2,300元；同日，余兰英资金账户×××显示“银行转存”2,300元，故该笔款系盛建国向证券账户的投入亦具有高度可能性。以上款项合计33,800元（7,000元＋4,500元＋20,000元＋2,300元）。盛建国主张余款均系其向案涉证券账户转入，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案涉股票账户于1999年6月18日即开始股票交易，余兰英银行卡×××显示开户时间为2000年5月19日，盛建国主张其第一笔转入余兰英银行卡×××款项的时间为2001年12月17日，根据盛建国提交的申万宏源公司出示的《对账单资金变动表》，显示在2001年12月17日前案涉证券账户存在多笔现金存入的款项，现盛建国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向余兰英投入的33,800元占总款项的比例，本院亦无法就证券账户中股票现值按比例进行分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者，因盛建国借用余兰英账户炒股，属于盛建国与余兰英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 综上所述，原告盛建国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盛建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盛建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德明 审 判 员  吴 婷 人民陪审员  徐新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马 照 书 记 员  郗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