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6民终2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理想，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安徽日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淮北，男，198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干，安徽启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理想与被上诉人孙淮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0602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理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孙淮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孙理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淮北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淮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孙理想已经尽了出售方的义务。孙淮北向孙理想买酒票，价格171600元，对应2860（箱）件，孙淮北支付了价款，孙理想给付酒票，双方买卖的权利义务完成。孙理想仅对出售的酒票真实性、瑕疵性承担法律和合同上的义务。孙淮北两次提酒成功，这就证明该酒票真实、有效。孙淮北第三次提酒受阻,一是因为未及时提酒，二是因为淮北市惠黎酒厂内部出现了矛盾。孙理想对这两种原因都无法预见，这两种原因都与孙理想承担的合同义务无关，故孙理想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二、孙淮北“退还原告货款”及承担利息的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退还货款的请求应建立在合同无效、合同撤销、合同违约的基础上，孙理想不存在违约行为。孙淮北请求退还货款,本质上是要解除合同,但孙淮北并未先请求解除合同,更未依法履行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 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同意孙淮北撤回对淮北市惠黎酒厂的起诉是错误的。孙淮北在起诉状中认为“该酒票系有价债权凭证,不特定人持有均享有提酒的权利,淮北市惠黎酒厂对持票人负有给付惠黎酒的义务”。孙淮北此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淮北市惠黎酒厂拒绝孙淮北提酒的行为,是本案发生的根源,淮北市惠黎酒厂与本案存在紧密的利害关系。孙淮北起诉孙理想及淮北市惠黎酒厂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孙淮北的合法权利,能够在一个案件中查明惠黎酒厂的出票行为是否有效、提酒被拒绝的真正原因。孙淮北撤回对淮北市惠黎酒厂的起诉,将本不该承担责任的孙理想列为唯一被告，损害了孙理想的合法权利。同时,一审法院判决孙理想退还货款,却不将酒票判决返还给孙理想,让孙理想在这个案件中,既失去了货款,又失去了酒票。 孙淮北辩称，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酒票只是载体凭证，双方交易的是酒。案涉剩余的1260箱酒淮北市惠黎酒厂不给予提交，理由是淮北市惠黎酒厂和孙理想之间已经清账，该票是废票。孙理想是酒票的出售人，应履行向孙淮北缴付酒票上所记载的的酒的义务。该义务是合同义务或者法定义务。一审诉讼前，孙理想明确认可其欠孙淮北的酒。 孙淮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孙理想退还孙淮北货款75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4547元(以75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年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8月3日),以上暂计80147元;后续利息继续计算直至被告实际偿清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2日，孙淮北与丁延红共同出资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支付给孙理想酒款171600元。孙理想收到该款后将开具规格为6瓶装，每件60元，共2860件酒的出库单交付给孙淮北。2019年4月13日，丁延红从孙理想处拉酒500件并出具收条。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28日，丁延红和孙淮北先后持出库单从淮北市惠黎酒厂两次提酒各700件、900件，以上提酒数共计2100件。剩余760件价值45600元，至今未能提取，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另查，孙淮北与丁延红对案涉标的物共同出资，系合伙关系。丁延红出具书面材料表示该案产生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均由孙淮北享有和负担。 在一审审理期间，孙淮北向本院提出对淮北市惠黎酒厂的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孙淮北向孙理想足额支付了酒款，孙理想将提酒的出库单交付给孙淮北，孙淮北持出库单已提取了部分货物，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成立，由此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孙淮北已履行了足额支付货款的义务，孙理想未能履行保障孙淮北如数提取全部货物的义务，显系违约，依法应承担退还剩余货款的责任。孙淮北主张孙理想退还剩余货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孙淮北主张给付利息计算起始时间的问题，结合案情酌定自孙淮北向本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9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本案争议焦点一，孙淮北主张退还剩余货款价值756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首先，案涉2860件酒全款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孙理想在庭审中虽未明确确认收到孙淮北给付货款的具体金额，但孙理想认可按照孙淮北给付的货款金额如数出具2860件酒的出库单，且孙理想对孙淮北主张案涉酒的单价为60元／件也未提供证据驳斥，证明孙淮北实际足额支付了货款171600元。因此，在孙理想未有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对孙淮北主张已付货款171600元的金额予以确认。其次，丁延红拉酒500件是否应予扣除。孙理想所举证据能够证明丁延红于2019年4月13日从孙理想处拉酒500件，鉴于孙淮北与丁延红均认可双方就案涉酒系合伙出资关系，丁延红从孙理想处拉酒的数量应当计算在与孙淮北合伙购酒数量的范围之内，应予扣除。孙理想的该项抗辩，予以采信。第三，关于证人张某证明孙淮北和丁延红已归还孙理想500件酒的证言认定问题。张某与孙淮北和丁延红系朋友关系，相对于孙理想来说，张某与孙淮北和丁延红的关系较近，属于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范畴，且孙淮北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张某的证言系孤证，不予认定。综上，扣除500件酒的价值30000元（500件×60元／件），对孙淮北主张退还剩余的货款，予以支持45600元。 本案争议焦点二，孙淮北与淮北市惠黎酒厂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孙理想辩称出库单上有唐金光和赵妍妍签名，唐金光和赵妍妍是淮北市惠黎酒厂的负责人，且孙淮北已从淮北市惠黎酒厂两次提货，其不应承担退款的责任。经庭审查明，孙理想认可收到孙淮北支付的购酒款后，将该款交付给唐金光，由唐金光出具提酒出库单，孙理想经手将出库单交给孙淮北。该事实证明孙淮北与孙理想之间及孙理想与唐金光之间各自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孙淮北与孙理想是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孙淮北与唐金光及淮北市惠黎酒厂之间不具有直接的买卖关系。孙淮北支付给孙理想货款的目的是购买实物即酒，而不是酒票，这一点通过孙淮北实际提酒的行为已得到证实。孙理想将提酒用的2860件出库单交付给孙淮北，说明孙理想同意向孙淮北出售2860件酒，但不能证明孙理想已经完成了出售2860件酒的实物，孙理想应当进一步履行如数交付实物的义务。孙淮北持出库单从淮北市惠黎酒厂提酒的行为，仅能证明孙理想向孙淮北销售的酒存放在淮北市惠黎酒厂。而提货是买卖交易中的一种行为表象，提货行为的本身不能单独证明孙淮北与唐金光、淮北市惠黎酒厂之间是案涉标的物直接的买卖相对方。故，孙理想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判决：一、孙理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退还孙淮北货款45600元；以45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9月2日起支付利息至货款45600元偿清止；二、驳回孙淮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4元，减半收取902元，由孙淮北负担432元，孙理想负担47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淮北向孙理想支付货款，孙理想向孙淮北交付出库单，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孙理想向孙淮北交付出库单的行为，是否已完成交货义务。孙理想交付的出库单实际是提取货物的凭证，在买方凭单据提取货物时，应能完成提货行为才视为卖方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买方若凭卖方交付的单据无法提取货物，则卖方的交付货物义务未履行。本案，孙理想虽向孙淮北提供了出库单，但因酒厂拒绝提货致使孙淮北无法凭该出库单提取到货物，因此，孙理想未实际完成交货义务。孙理想上诉主张其向孙淮北交付出库单即完成交货义务并将货物不能提取的风险转移至孙淮北，本院不予支持。孙淮北与孙理想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孙淮北依据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向孙理想主张返还其未收到货物的货款及相应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淮北撤回对淮北市惠黎酒厂的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不违反法律规定。案涉出库单孙淮北已交付一审法院，并存放于一审法院卷宗内，孙理想可以向一审法院申请领回该出库单。 综上，孙理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由孙理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艳 审判员 郑泽恩 审判员 李向荣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祁伟 书记员赵艳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