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二道金川资源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标准厂房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孙建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寓婷，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婷，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36号。   负责人：谷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梅，山西黄河（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阳，山西黄河（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鑫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呼市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2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并向各方当事人予以释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鑫凯公司的主要上诉请求为：依法改判由联通呼市分公司给付国鑫凯公司配送费和奖励费共计561510元。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2018年4月11日起诉立案已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本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国鑫凯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即(2018)内0102民初2099号案件,请求联通呼市分公司支付已销售卡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配送费和奖励费。而对于未提供卡部分联通呼市分公司应支付配送费和奖励费的赔偿款,国鑫凯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起诉立案。上述起诉时间均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诉讼请求与本诉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即于同一事实所产生的两部分债权(即已提供部分与未提供部分),虽然这两部分债权的行为方式不同,但享有的债权权利是同时产生的”,故一审判决认为本诉应适用2015年11月11日(2015)呼民四终字第00376号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即2018年11月12日之前未提起本诉就超过诉讼时效了。一审判决明显认定错误,2015年11月11日(2015)呼民四终字第00376号判决书只对联通呼市分公司欠付孙建花的配送费和奖励费作出判决,对于国鑫凯公司并未处理,而是另诉解决。因此,孙建花案件的诉讼时效与国鑫凯公司并无关联。国鑫凯公司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于2018年4月11日（2018)内01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开始起算三年,因该判决书判决联通呼市分公司支付已销售卡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配送费和奖励费。与本诉要求支付未提供卡部分联通呼市分公司应支付配送费和奖励费的赔偿款,两者前后才是一审判决所述“即于同一事实所产生的两部分债权(即已提供部分与未提供部分),虽然这两部分债权的行为方式不同,但享有的债权权利是同时产生的”的应有之义。二、国鑫凯公司对联通呼市分公司已经供卡但未给补偿的欠款部分2018年4月11日提起诉讼,当然产生及于全部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法律明确规定了部分债权时效中断的整体效应。不管是在联通呼市分公司违约后,国鑫凯公司一直通过各种方式、途径积极向联通呼市分公司主张权利,寻求司法救济,庭审中国鑫凯公司所举的各项证据均能够证实,还是(2018)内01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中国鑫凯公司对联通呼市分公司已经供卡但未给补偿的欠款部分提起诉讼,都当然产生及于全部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本案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联通呼市分公司辩称，一、国鑫凯公司主张其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8年4月11日错误。国鑫凯公司与联通呼市分公司并未订立相关书面合同，只有（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提出了2013年部分应以国鑫凯公司为主体另案起诉，并查明了2013年10月到12月的售卡数量是29566户。该案经二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国鑫凯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该案，即其自该二审判决作出之日起应以自身为主体另案解决2013年部分的争议，且国鑫凯公司在之后起诉联通呼市分公司追索相关配送费和奖励的案件中，也以上述判决作为依据。本案国鑫凯公司主张的权利基础也来源于该案的认定。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点应为2015年11月12日，而非2018年4月11日。二、本案中，国鑫凯公司主张所谓未供卡部分应支付的配送费和奖励费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国鑫凯公司对已供卡部分配送费和奖励费的诉讼并不当然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国鑫凯公司2019年起诉已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三、配送费、奖励费的支付是以完成销售和配送、并支付了电话卡相应对价为前提条件的，本案中没有实际销售发生。因此，从实体讲，国鑫凯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国鑫凯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联通呼市分公司给付国鑫凯公司配送费和奖励费共计561510元；2.判令联通呼市分公司负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一部分查明的事实为孙建花与联通呼市分公司签订合同所约定的内容：2014年1月6日，孙建花与联通呼市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合同约定联通呼市分公司授权孙建花个人的经销部代理其电信业务。2014年2月12日，孙建花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联通呼市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年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基于已签订的《业务代理协议》达成本协议：“一、甲方权利与义务：（一）乙方所办理的甲方授权的2G、3G业务，通过互联网、电话、实体店面等方式销售的联通手机卡，甲方授权乙方为用户进行物流配送。（二）甲方负责提供乙方履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项下代理义务所必要的营销、业务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推广代理业务所需的宣传资料。（三）甲方按照每户10元按月支付乙方配送费，每月10日前甲方统计上月乙方配送手机卡数量后通知乙方按甲方统计数量开具物流配送费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物流配送费。经营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月31日止”。2014年4月18日，国鑫凯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联通呼市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于2014年1月6日签订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现因前期公司解除众信卖场相关事宜与公司协商需做补充内容的原因，双方决定对原协议内容进行如下补充：1、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止；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合作期内负责每年发展联通用户，除正常代理商佣金外，每号再奖励5元（税后），业务包含2G及2G融合业务，甲方按月计算乙方放号奖励，均以渠道网点基金方式兑现；3、甲乙双方同意协议期内，如乙方提出提卡需求时甲方满足平均每个工作日1000户/以上的供应量；5、乙方网点所需要的用户均按照《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年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全部进行配送，配送费为每户10元，与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款中提及的5元/户放号奖励一同进行发放。”   第二部分查明的事实为2015年孙建花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讼过程以及生效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2015年孙建花提起诉讼，请求：一、联通呼市分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1月20日期间的配送费和奖励费共计897222元；二、联通呼市分公司继续交付电信卡332036张；三、联通呼市分公司按照所签订合同约定的每日应提供1000张电信卡的标准继续与孙建花履行合同。   2015年3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审认为，孙建花与联通呼市分公司签订的《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联通呼市分公司应当支付孙建花合同约定的配送费每户10元和奖励费每户5元，孙建花2014年1月至5月合计提卡户数为52502户，故联通呼市分公司应当支付孙建花52502户的配送费和奖励费。由于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并非是孙建花、联通呼市分公司之间在履行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期间内与孙建花无关，故孙建花对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诉请，应当另案解决。由于孙建花、联通呼市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属有效合同，联通呼市分公司辩称孙建花违反实名制规定，但联通呼市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辩解，且与孙建花签订合同是为了给予内蒙古恩科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以渠道补贴费的方式即配送费每户10元和奖励费每户5元来进行，故联通呼市分公司的辩解不予支持，联通呼市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从违约之日起继续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孙建花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于判决后10日内给付孙建花787530元（52502户×15元及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4年5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双方继续履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三、驳回孙建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联通呼市分公司上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11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呼民四终字第003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部分查明的事实为2018年国鑫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过程以及生效判决书当中所认定的事实：2018年国鑫凯公司提起诉讼，请求联通呼市分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部分已发展客户应得到的配送费和奖励费共计82151元以及逾期支付而产生的利息损失。2018年6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内01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经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由于流程审批问题，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初，故合同最初版本2013年部分以联通电子流程审批形式存在，主体为国鑫凯公司，所以（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书未支持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部分的诉讼请求，告知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以国鑫凯公司为主体另行起诉。另查明，（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建花销售的户数（卡数）2013年10月份为4971户、2013年11月份为7044户，2013年12月份为17551户，共计29566户。（2018）内01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如下：“一审认为，国鑫凯公司与联通呼市分公司之间签订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年业务代理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年业务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上述协议合法有效。2013年国鑫凯公司为联通呼市分公司发展客户数目为29566户，国鑫凯公司已经履行了为联通公司发展客户的义务。联通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每发展一户配送费10元，奖励5元的标准支付国鑫凯公司2013年配送费、奖励费共计443490元（29566户×15元/户），核减国鑫凯公司认可的欠联通公司361339元，联通公司应当给付国鑫凯公司82151元。联通呼市分公司辩称已经于2014年5月12日给付国鑫凯公司127785.47元，根据《通用流程》显示2014年5月21日孙全总经理对付款的批示意见为：“同意”。付款结算日期先于孙全总经理批示同意付款日期，不符合正常的审批流程，庭审中联通公司亦对付款5万元以上需经总经理审批一事予以认可，而且该《通用流程》中并未显示贺建付361339元后应付127785.47元的相关内容，因此对于联通呼市分公司所称已于2014年5月12日已经给付国鑫凯公司127785.47元的反驳意见不予支持。联通公司《通用流程》审批的代理商违反实名制规范的3000元罚金，由《通用流程》中正常流程批示，对于联通公司要求扣除3000元罚金的反驳意见予以支持。联通公司应给付国鑫凯公司82151元，在扣除3000元罚金后共计79151元，因此对国鑫凯公司诉请的依法判令联通呼市分公司向其支付配送费和奖励82002元的诉讼请求，按照79151元部分予以支持，国鑫凯公司诉请的自2014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之间未有利息约定，以79151元为基数自《通用流程》中实际备案之日起（2014年5月26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持利息，直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向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配送费和奖励79151元及逾期给付利息（从2014年5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该案宣判后联通呼市分公司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6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内01民终字25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联通呼市分公司所提出的答辩意见，首先即是国鑫凯公司本次诉讼请求的债权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2015年3月10日该院依法作出的（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书当中对于国鑫凯公司此次主张的诉讼请求部分就已经涉及到，该判决书认定“由于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并非是孙建花、联通呼市分公司之间在履行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期间内与孙建花无关，故孙建花对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诉请，应当另案解决”。孙建花2015年提起的诉讼应当视为本案国鑫凯公司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中，所涉及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从2015年11月11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呼民四终字第00376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之日起算，国鑫凯公司应在2018年11月12日之前就“另行起诉部分”的债权主张自己的权利。2018年期间，国鑫凯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从国鑫凯公司主张诉讼请求的内容及最终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国鑫凯公司在2018年起诉当中所主张的诉讼请求直接指向的是2013年10月至12月原告已经销售完毕共计29566户的电信卡配送费和奖励费。而国鑫凯公司于2019年提起的此次诉讼，其主张的是由于联通呼市分公司没有按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平均每个工作日提供1000户电信卡的约定，致使国鑫凯公司只获得了已销售29566户的配送费和奖励费，请求法院判令联通呼市分公司赔偿未向国鑫凯公司提供的37434户电信卡的配送费和奖励费及相应产生的利息损失。通过与2018年诉讼中国鑫凯公司所列诉讼请求的比较，其此次诉讼请求与2018年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即于同一事实所产生的两部分债权（即已提供部分与未提供部分），虽然这两部分债权的行为方式不同，但国鑫凯公司对于已提供部分与未提供部分应享有的债权权利是同时产生的，而国鑫凯公司在2015年的判决生效后，在三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内，就未提供部分并未主张过自己的权利，因此就未提供部分国鑫凯公司应享有的债权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于联通呼市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予以支持，应驳回国鑫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15.10元，由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国鑫凯公司请求联通呼市分公司给付配送费和奖励费561510元的主要依据为《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孙建花2013至2014年物流配送协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2013年至2016年全业务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等合同中相关未供卡部分相应奖励办法的约定，该诉请部分的时间段为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依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确定，新城区孙建花手机经销部经营者孙建花于2015年起诉联通呼市分公司曾主张过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联通呼市分公司已供卡部分配送费等诉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5）新民三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期间内与孙建花无关…应当另案解决”，该案本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呼民四终字第00376号民事判决。国鑫凯公司以上述判决为依据，于2018年以原告主体身份起诉联通呼市分公司请求其支付2013年10月至12月已供29566户电信卡相应的配送费和奖励费。本案中，国鑫凯公司诉请联通呼市分公司支付“未供卡”部分配送及奖励费等债权的请求权事实上2015年业已存在，而国鑫凯公司在2018年的诉讼中并未主张上述权利。涉案“已供卡”与“未供卡”部分债权虽均依于合同约定，但属相互独立的两部分债权，不能当然认定为同一债权，故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应止于2018年11月12日并以国鑫凯公司超过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国鑫凯公司上诉所称“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的主张并不适用本案。因此，国鑫凯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鑫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16元，由呼和浩特市国鑫凯通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靳宝维   审判员 李婷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雅 茹   书记员 郜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