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湘01民终2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春艳，女，199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根苗，男，195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晓龙，男，198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优歆（上海）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198号1幢楼二层D-09室。法定代表人：高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强，男，198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系优歆（上海）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法务人员。上诉人肖春艳因与被上诉人戴晓龙、优歆（上海）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20）湘0121民初12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春艳上诉请求：撤销（2020）湘0121民初1223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指令长沙县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不存在“肖春艳认为二审对《委托购车协议》效力认定错误”、“肖春艳与《委托购车协议》无直接利害关系”等事实，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6827号生效判决对《委托购车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效力，并没有作出审查和认定，肖春艳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也主张6827号案件没有认定《委托购车协议》；2、戴晓龙与优歆公司恶意串通签订《委托购车协议》，戴晓龙故意高价“买下”泡水车，再假冒无水淹车加价卖给肖春艳，通过虚假广告、虚假承诺、虚假鉴定报告等欺诈行为，侵害了肖春艳的合法权益，给肖春艳造成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和经济利益损失。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通过一审庭审，戴晓龙知道了优歆公司发布虚假质量检验报告，将水淹车假冒“无泡水事故”车出卖给自己这一欺诈事实以后，仍然与优歆公司关于“《委托购车协议》合法有效”的意见一致。这种反常，只能证明戴晓龙与优歆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串通一致的。第二，诉争协议载明戴晓龙的购车款为215,000元，但通过庭审，戴晓龙知道了标的车辆残值额只有88,320元，且未经换件、维修以后，仍然与优歆公司“《委托购车协议》合法有效”等反驳意见一致。这种反常，也只能证明戴晓龙、优歆公司签订该协议，具有利用合同形式去掩盖非法抬高水淹车价格的故意。第三，诉争协议载明戴晓龙的购车款应付入优歆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庭审，优歆公司知道了戴晓龙称其将“购车款”付到了自己所在公司账户，但既提供不出购车发票，又提供不出购车的付款用途凭证，还掩盖付款时间凭证，根本不能证明其已支付了购车款情况下，还主张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这种反常，只能证明戴晓龙、优歆公司所称“付款”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欺骗法院和肖春艳。第四，诉争协议称戴晓龙委托优歆公司购车。然而，对委托优歆公司购什么品牌、类型、型号、颜色、质量的车？车辆所有人是谁？交货时间、地点？乙方授权代表？甚至连合同签订时间等主要条款，都没有约定；更奇怪的是，优歆公司与卖家的协议还没有签订，戴晓龙就认可了；以收费为主要盈利目的的优歆公司的服务费仅为0元；且优歆公司竟然还敢毫无依据地自称标的车辆是自己的，购车款也可以付到毫无法律关系的优估（上海）公司去，等等。这样的协议，如果没有恶意串通，谁敢签章？谁敢履行？这种反常，只能证明戴晓龙、优歆公司签订诉争协议就是为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相互配合转个登记，将水淹车卖出个好价钱、又能规避法律责任的共同目的。上述事实，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诉争协议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本案肖春艳利益的，肖春艳有权请求法律救济。3、从司法实践看，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二、原裁定具有违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本意等情形，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原裁定关于肖春艳请求确认《委托购车协议》无效的主张“应当通过申请再审等合法途径实现”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2、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自然不受合同相对性约束。肖春艳虽然不是诉争协议的相对人，但是诉争协议与肖春艳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肖春艳是协议标的车辆的受害人。本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原告是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的规定，依法支持肖春艳完全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3、依据民法典第155条的规定，关于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原裁定以肖春艳并非本案诉争合同相对方的理由作出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是违背法律规定本意的。戴晓龙辩称：这个车是我从当时上班的优估公司购买的内部车，有当时购买申请的邮件、打款的凭证，应该都在一审的证据里面，都已经提供了，我和优歆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购车协议》，也是当时我在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的，跟肖春艳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优歆公司辩称：一、肖春艳不是《委托购车协议》的合同主体，单纯就《委托购车协议》而言，也没有对肖春艳造成损害，肖春艳与该合同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肖春艳的主体不适格。二、《委托购车协议》约定了仲裁条款，因购车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仲裁条款。三、肖春艳认定《委托购车协议》是恶意串通，是其主观猜测，并没有证据证明。肖春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戴晓龙与优歆公司签订的《委托购车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戴晓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6日，肖春艳与案外人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签订《友源车行车辆销售协议》，肖春艳购得奥迪Ｑ5车辆一台（车牌号：湘ＡＵ××××，发动机号：×××50，成交价：236000元），该车系戴晓龙与第三人优歆公司签订《委托购车协议》购买得来。2019年8月22日，肖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退一赔三。2019年11月27日，经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申请，对车辆进行了鉴定，湘Ｌ8××××机动车鉴定报告书（机动车鉴定评估技鉴报字（2019）第2019160号）显示：湘Ｌ8××××机动车为水淹车，水淹深度达到仪表台位置，水淹发生时间在2018年8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湘0121民初8234号民事判决，判决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肖春艳购车款236000元并赔偿708000元，共计944000元。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包括涉案的《委托购车协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1民终6827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肖春艳购车款236000元并赔偿148771元，共计384771元。肖春艳认为《委托购车协议》系戴晓龙和第三人优歆公司串通签署，致使二审法院改判，减轻了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的责任，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肖春艳并非《委托购车协议》的合同相对方，该协议经（2019）湘0121民初8234号一审、（2020）湘01民终6827号二审举证质证，肖春艳主要认为二审审理过程中对于《委托购车协议》的效力认定存在错误，从而影响了二审法院的认定，导致肖春艳所获赔偿减少，利益受损，存在利害关系。但这一主张应当通过申请再审等合法途径实现，肖春艳与《委托购车协议》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民诉法关于起诉的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肖春艳的起诉。本案一审受理费80元，肖春艳已预交，裁定生效时退还肖春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经审查，涉案车辆系肖春艳从案外人长沙县湘龙友源二手车行处购买，肖春艳就涉案车辆相关事宜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由本院作出（2020）湘01民终6827号生效判决。若肖春艳认为购买涉案车辆所遭受的损失未能得到全部赔偿，或存在新的损失，可以通过申请再审或另行起诉等合法途径予以解决。涉案《委托购车协议》与肖春艳所受损失之间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涉案《委托购车协议》给肖春艳造成了直接利益损失，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肖春艳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肖春艳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肖春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何琪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于颖颖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