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16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良，男，198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洪，山东泰山蓝天（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金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升平街小区9号楼2单元2层10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忠，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忠，男，197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燕，女，198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阵，泰安泰山岱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良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金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航劳务公司）、张金忠、侯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1）鲁09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错误。《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的是中介服务，而不是接受委托处理上诉人事务，本案应适用有关中介合同的法律规定审查双方的义务，确定双方责任，案由应为中介合同纠纷。《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即“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没有依据上述规定支持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二、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启东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务人员订立书面服务合同；未与劳务人员订立书面服务合同的，不得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该条规定的设立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属强制性规定，没有书面服务合同的，不应认定为存在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原审判决在没有签订书面服务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启东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出国服务合同关系，架空了该条规定，让启东公司和金航公司的违法行为合法化。如果认定上诉人与启东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上诉人向启东公司主张权利，这会导致上诉人及其他出国劳务人员在出国后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严重损害上诉人及其他出国劳务人员的利益。三、根据有关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有权向金航公司而不是向启东公司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无权代替上诉人选择合同相对人。直到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金航公司才向法庭提交了启东向其出具的委托书，在此之前，上诉人并不知道金航公司是启东公司在泰安市当地的代理人。《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由于上诉人对启东公司与金航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不是知情，根据上述规定，在被上诉人金航公司披露启东公司后，上诉人有权选择是向委托人的启东公司还是受托人的金航公司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只能向启东公司主张权利，是代替上诉做出选择，违背法律规定。四、原审判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损害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第十一条规定，“检索到的类案存在法律适用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法院层级、裁判时间、是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等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等规定，通过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予以解决”。本案中，上诉人曾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9）鲁09民终2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案情与本案完全类似，案由为居间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出国务工事宜提供居间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我国对从事对外劳务派遣和输出的企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即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企业必须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的经营资格。而上诉人并未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因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为被上诉人提供出国务工服务的居间合同无效，上诉人收取的35000元费用应予返还”。原审判决没有采纳该判例的意见，也没有在判决书中释明不予采纳的原因，违背法律统一适用原则，损害司法公信力。五、上诉人利息损失系合理的损失，被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钱款，必定会给上诉人造成利息等损失，对上诉人利息损失主张，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六、金航劳务公司的两股东张金忠、侯燕应当对金航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中，金航公司由张金忠、侯燕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张金忠、侯燕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张金忠、侯燕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金航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张金忠、侯燕，如果其不能举证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则应认定金航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判决两股东应对金航公司所欠原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补充：一、在相同案件的生效判决中，人民法院认定金航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宣传出国劳务合作业务，实质上违反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应将收取费用退还给上诉人。本案的基本事实与（2021）鲁09民终933号案件完全相同。在该案中，二审人民法院认为，“金航公司在泰安地区提供劳务信息咨询招选劳务人员，并开展初级培训工作，金航公司亦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宣传出国劳务合作业务，实质上违反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据此判令上诉人（金航公司）将收取的费用退还给被上诉人（梁聪聪）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参照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9民终933号案件认定金航公司收款行为的效力，判决其向上诉人返还44500元。二、金航公司向上诉人收取管理费、培训费和面试押金违反法律规定。《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取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通知》（财企〔2003〕278号）：“二、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企业不得再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也不得由此向外派劳务人员加收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或要求外派劳务人员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抵押”；“三、为了化解经营风险，规范外派劳务人员履行双方之间签订的外派劳务合同或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企业可要求外派劳务人员投保‘履约保证保险’”。根据上述规定，在2004年1月1日以后，外派劳务企业收取管理费和面试押金的行为是违法的。中国中日研修生协力机构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发布实施技能实习期间中方管理费等“三个费用标准”的通知》：“一、中方派遣机构向日方监理团体收取讲习期内委托讲习（培训）费用不低于3万日元/人。在技能实习生赴日前由日方监理团体直接付给中方派遣机关”；“三、中方派遣机关向日方监理团体收取的派遣机构管理费，对于一般工种（项目）须在1万日元/人月以上；对于技术性较强的工种（项目）和劳动强度较大的工种（项目）、或在日设有办事处的须在2万日元/人月以上”。根据上述规定，管理费、培训费均由日方支付，不应由向外派劳务人员承担。金航公司作为劳务领域的从业者，对上述规定应当是知情的，却故意向上诉人隐瞒了上述规定，损害上诉人利益，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第九百六十二条有关中介的法律规定，应当将44500元如数退还给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 金航劳务公司、张金忠、侯燕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委托合同标的是劳务。从劳务的归属效果上，受托人在委托权限内办理受托事务等同于委托人自己的行为，受托人只为委托人的利益谨慎、勤勉地提供劳务，而劳务的效果由委托人承受。金航公司对李良出国为目的的义务行为不承担责任；委托合同为诺成、不要式和双务合同。从《民法典》规定看，无论委托合同是否有偿，委托人均负有向受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受托人均负有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转交委托事务所取得财产等义务。在本案的委托合同中被上诉人（金航劳务）是接受了李良和启东公司双方的委托进行工作。李良委托金航公司代交相关费用（参加启东公司面试、面签和培训说明认可缴纳相关费用的用途并认可受托人的转账行为），启东公司委托金航公司代收相关费用，并接受了相关费用提供了组织面试培训工作。李良与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签订了赴日劳务合同是对金航公司委托行为的认可和对启东公司组织出国培训的认可。三、上诉人上诉理由第三条没有区分委托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的不同，《民法典》第163条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委托事务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当委托事务为事实行为时，不会产生委托代理权。本案中金航公司只是为李良代交和为启东公司代收行为，并没有代理行使李良以出国为目的的代签行为和为启东公司代为组织面试、面签和培训行为。上诉人依据的《民法典》第926条属于断章取义，是对委托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的混同。结合本案的主体委托方应为李良，受托方为金航劳务，第三认为启东公司。四、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的案例案由为居间合同纠纷与上诉状中提到的中介合同案由前后矛盾。五、金航劳务网页宣传仅为增加本公司的关注度，并没有实施实际的出国劳务相关行为，如果宣传页面与经营范围不一致，应有相应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和整治，而且该宣传行为并未对本案的上诉人造成误导更没对本案的当事人造成侵害。宣传和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金航劳务并没有组织实施具体的出国劳务行为。六、本案上诉人是由于个人原因放弃了出国意向，法律保护合法的合同权利义务，上诉人与山东国际签订的出国劳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违反合同规定的违约行为，就应承担违约处罚。上诉人不应依据相同和类似的案例来作为证据引导法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与山东国际签订的出国劳务合同中并没有禁止性规定不允许山东国际和启东公司收取相应的出国劳务费用，山东国际和启东公司行使的是有偿的出国劳务工作，金航劳动公司为启东公司代收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李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第一被告返还收取的原告费用445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2000元（实际损失以44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2.判决第二、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所欠原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30日，启东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公司）授权金航劳务公司在泰安地区提供劳务信息咨询招选劳务人员，由金航劳务公司代启东公司收取劳务人员的外派服务费并汇至启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的账户，收费标准根据启东公司要求。原告因想从事出国劳务，于2019年11月20日向被告金航劳务公司交纳44500元，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代收管理费（含培训费）”。被告称收到款项后将款项按照授权委托书约定将款项汇至启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账户。2020年1月22日，启东公司向原告出具44500元收据一份，其中明细载明“李良赴日出国服务费、出国代办费、代收出国培训费”，数额分别为28000元、13000元及3500元。2019年11月6日，启东公司向被告金航劳务公司发出赴日技能实习生面试通知，通知包括原告李良等人在内的人员于2019年11月12日到上海市参加面试。2019年11月16日，启东公司向被告金航劳务公司发出技能实习生录取通知书，通知包括原告李良等人在内的人员已经录取，要求办理出国体检并准备个人资料。2020年4月15日，启东公司发出日语培训通知，通知包括原告李良等人在内的人员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原告于2020年10月19日取得赴日签证。2020年10月1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金航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金忠发出短信，称“因家人跟个人身体不适，不去了”。被告于2020年10月21日通知原告签证已下，让等待出境时间通知，原告再次表示“因家人跟个人身体不适，不去了”，被告要求原告尽快写个退出申请。原告称不出国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金航劳务公司宣传的资料上介绍是每月有18万日元，但是后来看到金航劳务公司提供的合同是去除费用后每月有11.7万元，发现被骗了，这种情况再出去也没有必要了，另外再加上年后突然出现了疫情，冒着生命危险去日本已经不划算了，之所以在微信中说是个人原因，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把交的钱要回来，金航劳务公司一直没有向原告说过其没有从事出国劳务的资质，而是对外一直宣称就可以从事对外出国劳务。2020年11月6日，启东公司向被告金航劳务公司发出出境通知，通知包括原告李良等人在内的人员于2020年11月11日集合准备出境。被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称其系启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启东公司只是通过金航劳务公司发布出国劳务信息和传递信息，并不是委托金航劳务公司办理出国事宜，后期自面试开始都是启东公司完成的，原告李良2019年10月参加启东公司到日本的劳务实习生，2019年11月11日李良到达上海，当晚住在上海，我公司承担住宿费，2019年11月12日我们在上海市长宁区海盈商务宾馆租赁的会议室举办的一个赴日本实习生招聘的现场面试，参加人是日本接受组的负责人、日本招聘企业的负责人及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员，面试后当场就录取李良等三人作为候选人，面试结束后按照我们公司要求就进入办理赴日本的办证阶段，首先要求李良参加出国体检，我们是11月25日收到他的健康证，在2019年11月27日在泰安市，日本招聘企业代表跟李良等见过确定他们录取情况，是我们公司组织的，随后我们要求李良缴纳各项出国的费用，参加面试之前交了一部分，面试录取再交一部分，2019年12月5日金航公司将钱汇给我们44500元，接下来就是帮他申请日本的在留资格，我们应该是在11月8日将合同给金航劳务公司，请金航劳务公司让李良签署跟日本招聘企业的一个用人协议，签完协议之后我们拿着所有的材料向日本的相关机构进行申请，2020年3月9日我们建了一个群，3月13日对他们进行一个线上的日语培训，线下李良是6月13日才到的我们指定的日语学校一直到8月5日左右，然后到2020年10月20日左右我们拿到他的签证，然后通过金航公司通知李良本人，他提出放弃去日本，到22日我们就停止了后续的工作一直到现今，11月12日的时候一块参加培训的另外两个人已顺利出境。另外，证人陈某称启东公司与山东国际劳务合作联合有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该公司具有出国劳务资质，该批次都是通过该公司办理的出国劳务原告与山东国际劳务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签订了赴日技能实习生协议，认可李良是跟启东公司之间存在出国劳务服务合作关系。原告认可曾经参与过相关的活动，但称不能从参加活动就得出原告和启东公司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的结论，自己只认可和金航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启东公司和李良之间只存在事实行为，且被告在从事出国劳务时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启东公司的授权，而是都是以其个人的名义从事对外出国劳务；由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是对此有特殊的规定，如果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不应当认为两者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宣传的主体和收取原告款项的主体都是被告，被告没有从事对外出国劳务的资质，其收取原告款项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称证人证言证实启东公司与李良之间有劳务关系，启东公司组织李良等劳务人员进行培训，并为李良等劳务人员办理了相关手续，已实际履行了劳务合作中的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该证人证言也证实了李良认可金航劳务公司代收相关费用，并同意转交给启东公司，金航公司的代收义务以及咨询义务已经完成，金航公司与李良不具备劳务合同关系。原被告均认可双方之间无书面的合同。被告称原告与山东国际劳务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签订了赴日技能实习生协议，为此被告提交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与原告李良2020年1月6日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生外派合同书》、2018年1月10日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与启东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原告称是曾经根据被告的安排签署过一些文件，但是合同没有交给原告，被告陈述把钱交给了启东公司，但是提交了原告与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的合同，故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且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八条，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与启东公司的相互之间的委托指派合作协议是违法和无效的，该协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应由直接收款的金航劳务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原告提交与訾立国聊天记录截屏一份，用以证实訾立国给原告提供被告公司的宣传文件一份，被告对外宣称为泰安金航国际劳务公司，李良正是訾立国介绍才联系到了被告。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不具备证据要件，是訾立国与李良之间的微信交流，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查明，被告金航劳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劳务派遣（不含境外劳务）；劳务分包；劳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职业中介）；家政服务（不含职业中介）；劳保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被告张金忠与被告侯燕系夫妻关系，两人系该公司股东。启东公司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法定代表人为陈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原告办理出国劳务事宜产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被告金航劳务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出国劳务委托合同关系。原、被告均认可双方之间无书面的合同，根据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被告金航劳务公司只是代收原告出国劳务的费用，后被告已经按照与启东公司的约定将款项汇入启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的账户并由启东公司出具收据，且陈某亦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并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出国劳务服务关系，另外根据被告提交的启东公司发出的赴日技能实习生面试通知、技能实习生录取通知书、日语培训通知及出境通知，结合原告认可其全程参加相关活动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系与启东公司之间形成了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金航劳务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出国劳务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被告金航劳务公司虽未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但金航劳务公司系受启东公司的委托书在泰安地区提供劳务信息咨询招选劳务人员，启东公司与金航劳务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金航劳务公司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启东公司负担，故原告应向启东公司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经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第八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被告及启东公司均称被告金航劳务公司只是提供出国劳务信息咨询和传递信息，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系被告金航劳务公司以自己公司名义或者以启东公司名义组织原告赴国外工作，故原告据此要求三被告退还收取的费用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1元，由原告李良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良提交证据一：金航公司网站招工宣传截图1张，拟证明：金航公司对外宣传的月津贴为6万日元/月，签订合同时为3万元/月，金航公司对外进行虚假宣传，扰乱出国劳务市场秩序。提交证据二：金航公司网站“学员风采”宣传截图1张，拟证明：金航公司在对外宣传时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给人以其可以直接组织出国劳务的印象。提交证据三：金航公司网站“成功案例”宣传截图3张，拟证明：金航公司对外均是宣称是自己办理成功出国劳务，没有显示外派劳务公司的名称，而且与其合作的外派企业也并不是启东公司。三份在证据在2021鲁09民终933号案卷中提交过，被上诉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法院判决也认定了该三份证据的效力，并作出了与上诉人主张同样的认定。上述三份证据均证明，金航公司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出国咨询服务，而是违法从事了出国劳务合作业务。金航劳务公司、张金忠、侯燕质证称，对三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一并不是李良所参加面试的定单，与本案无关，6万日元是指的3万日元，还有大米等津贴补助，加起来是6万多日元。证据二并不能说明是我公司组织和培训和外派，我们公司网站介绍上写的与多家外派公司合作，并不是我们主导，不是我们自己组织的。证据三的案例也不能说明是我公司主导，他们是经过外派公司面试培训外派的，我们在公司介绍也明确写了与多家外派公司合作，并不是我们公司安排人员进行面试外派。以上网站上这些东西并不能说明这一切都我们公司自己组织的外派活动。上诉人与金航公司并不具备外派劳务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于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效力本院将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鉴于金航劳务公司网站上公布的学员风采、成功案例等信息，上诉人李良有理由相信金航劳务公司具有对外劳务输出的资质，金航劳务公司亦以自己的名义向李良收取相关费用，双方形成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五条“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经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第八条“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金航劳务公司未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其为李良办理出国劳务所形成的合同关系无效，金航劳务公司收取的费用应退还李良。李良在双方形成合同关系前未认真审查核实金航劳务公司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对于合同无效亦有过错，对李良关于判令金航劳务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金忠、侯燕是否对金航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金航劳务公司系张金忠、侯燕夫妻二人发起设立，张金忠、侯燕未举证证明二人出资时提交了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亦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独立，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良提交新的证据，其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1）鲁09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泰安市金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李良所收费用44500元； 三、被上诉人张金忠、侯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李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81元，由上诉人李良负担20.5元，被上诉人泰安市金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张金忠、侯燕负担46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2元，由上诉人李良负担41元，泰安市金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张金忠、侯燕负担9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井 慧 审判员 于永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