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江海区海之达五金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经营者：刘舟，男，199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0××××××××××××530。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舟，男，199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0××××××××××××53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常平启东清洁剂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经营者：彭九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媛媛，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江海区海之达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常平启东清洁剂经营部（以下简称启东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4民初2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之达经营部、刘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海之达经营部支付启东经营部15390元；2.由启东经营部支付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海之达经营部于2018年9月27日支票转帐167658元给启东经营部用于支付2018年7月9日到2018年9月3日的货款，因启东经营部没有开具发票，双方约定启东经营部减免2442元作为补偿。二、海之达经营部提交了2018年9月3日的转账证明，此转账单和2018年9月27日是同一个月转账，共计331206元，而海之达经营部只需支付货款170100元，所以2018年9月27日转账是支付2018年7月9日到2018年9月3日的货款。三、启东经营部述称2018年9月27日转账是支付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6月6日或1月至4月的货款完全不符合事实。1.启东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据中并没有4月28日和6月6日这两张单据；2.启东经营部提交的单据中2018年1月到4月货款总计226170元，显然不符合海之达经营部支付的金额。启东经营部称2018年9月27日支付的货款是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6月6日或1月至4月的货款不符合事实的，应不予支持。四、双方在2018年10月份之后还有生意来往并有交易记录，因启东经营部在2018年10月份违反了双方口头协议，所以海之达经营部拒绝支付2018年10月份15390元货款。假如海之达经营部拖欠货款185490元，按正常交易习惯，启东经营部应停止供货，并索要所欠货款，然而2018年10月份之后双方依然保持生意往来并有转账凭证，由此可以说明启东经营部所说不符合常规，不符合事实。四、补充意见。对一审判决认定空桶的数额有异议，具体数额需要启东经营部提供最后一张送货单才能确定，海之达经营部没有保留底单。启东经营部辩称，第一，海之达经营部微信中没有否认拖欠案涉货款，在启东经营部向其发送案涉货款明细图片后，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想通过转让债权的方式偿还案涉货款；第二，双方交易以来并没有补偿税款的约定，从送货单可以看出一直以来按照送货单数额交易；第三，海之达经营部提出对空桶数量的异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启东经营部在二审提交的新的送货单及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海之达经营部提交的金额为167658元的付款凭证是支付启东经营部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10日产生的货款及金额为80892元退票中的10000元货款并非支付案涉货款。启东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海之达经营部向启东经营部支付货款318114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972.99元(利息以318114元为本金，自2020年7月30日起按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上浮3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8月20日)；2.海之达经营部向启东经营部退还169个胶桶或支付10985元胶桶费用；3.刘舟对海之达经营部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海之达经营部、刘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启东经营部明确其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海之达经营部向启东经营部支付10985元的胶桶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启东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7月至10月的8张送货单，其中2018年7月9日送货单上金额为12996元，2018年7月18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25218元，2018年7月23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33804元，2018年7月30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34542元，2018年8月9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29520元，2018年8月22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14580元，2018年9月3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19440元，2018年10月12日送货单上显示的金额为15390元及“欠桶175个，12月2日退回6个欠169个”的字样。上述送货单上显示的收货单位处显示“丰达”字样，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显示有“刘舟”的签名。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9月3日和2018年9月27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上述两份回单上均显示收款人为启东经营部，付款人为海之达经营部，用途为货款，2018年9月3日的回单显示的金额为163548元，2018年9月27日的回单显示的金额为167658元。庭审中，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同意向启东经营部支付2018年9月剩余货款2442元及2018年10月的货款15390元及按照20元个价格或2个月内将涉案空桶退还给启东经营部。庭审中，海之达经营部述称2018年9月3日的银行专用回单货款系用于向启东经营部支付2018年7月之前的货款，2018年9月27日的银行专用回单上货款系用于向启东经营部支付2018年7月至9月的货款；启东经营部述称2018年9月3日的银行专用回单货款系海之达经营部用于向其支付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月12日的货款，2018年9月27日的银行专用回单上货款系海之达经营部用于向其支付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6月6日或1月至4月的货款及退票金额为80892元的退票金额中的10000元货款。另查明，启东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与案外人交易的送货单显示200L双环化工桶的单价为140元/个并述称涉案胶桶与该送货单上胶桶的型号一致和以此佐证海之达经营部拖欠其的涉案胶桶的价值，海之达经营部、刘舟述称涉案胶桶与上述胶桶有些型号一致，有些不一致，但海之达经营部、刘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海之达经营部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注册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经营者为刘舟，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2020年10月12日，启东经营部向一审法院申请刘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刘某述称其曾经系启东经营部的员工，刘某述称启东经营部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三张退票的实际接收方系启东经营部，涉案退票显示的货款系刘某替启东经营部收取的。2020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对刘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一审法院向刘某出示了启东经营部提交的三张退票及刘某签名的书面证人证言，刘某确认书面证人证言的内容并述称上述三张退票显示货款对应的货物交易系刘舟及其父亲与启东经营部之间的交易。2020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启东经营部述称海之达经营部成立后至今尚欠其货款为185490元，海之达经营部述称除了涉案的两张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货款外仍曾向启东经营部支付其他货款，但具体数额需庭后核实。一审法院判决：一、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启东经营部支付货款18549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8549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0日起计付至实际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二、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启东经营部赔付涉案胶桶价值10985元；三、驳回启东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51.08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125.54元，保全申请费2170.36元，合计共5295.90元，由海之达经营部、刘舟负担3152.38元，由启东经营部负担2143.52元。二审期间，海之达经营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3日、12月2日、12月5日、2019年11月2日、12月5日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五张；2.付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9日、10月28日、11月2日、11月11日、11月20日、11月30日、12月7日、12月18日的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八张；3.刘某1身份证复印件。共同证明2018年9月27日支付的167658元是支付2018年7月至9月期间的货款。启东经营部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海之达经营部提交的支付凭证只能证明海之达经营部在拖欠启东经营部货款后，双方仍继续交易，并不能就此否定海之达经营部拖欠案涉货款的事实。启东经营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2月1日金额32718元、3月5日金额34254元、3月13日25920元、3月15日金额21384元、3月17日金额20124元、4月2日金额27234元、4月10日金额33624元的《送货单》七张，2.显示2018年7月3日入账37600元的《东莞银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一份，共同证明2018年9月27日到账的167658元是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产生的货款及金额为80892元退票中的10000元，并非支付案涉货款的事实；3.日期为2019年11月20日、11月30日、12月5日、12月7日、12月18日的《送货单》五份，证明因海之达经营部多次拖欠货款，启东经营部其后采取交货当天收款的交易方式的事实。海之达经营部质证称，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曾进行交易，并不能证明其他事实。经审查，海之达经营部未能提供所付款项相对应的送货单，无法确认与本案争议货款是否支付存在关联，海之达经营部所提供的证据虽然属实，但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启东经营部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证据3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海之达经营部应否向启东经营部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货款185490元的问题。双方均确认海之达经营部分别于2018年9月3日转账163548元、2018年9月27日转账167658元给启东经营部用于支付货款，但双方对其中2018年9月27日转账的167658元是否为支付本案争议货款存在分歧。本院审查认为，首先，海之达经营部对2018年10月12日货款15390元未支付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启东经营部一审中主张2019年9月3日的转账163548元系用于支付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的货款并提供了五份由刘舟签名的送货单证据。经查，该五份送货单金额总计163548元，与海之达经营部的转账金额一致。由此可见，海之达经营部于2018年9月3日转账的163548元与本案争议的七笔货款是否已支付的认定没有关联。再次，关于2018年9月27日转账支付的167658元。一审中，启东经营部主张该笔款项是支付海之达经营部尚欠的2018年4月8日至6月6日或2018年1月至4月期间的货款以及金额为80892元的退票中的10000元。二审中，启东经营部则明确系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尚欠的七笔货款157658元（七笔货款总金额195258元，减去已支付的37600元，剩余157658元）以及金额80892元的退票中的10000元，合共167658元。经查，启东经营部二审中提交的七份送货单可以证实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双方送货金额合共195258元的事实；银行明细中2018年7月3日入账的37600元未显示付款人，启东经营部自认属海之达经营部支付的货款，依法可以确认；对于金额为80892元的退票中的10000元，结合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尚欠货款157658元，而2018年9月27日转账金额为167658元的事实，启东经营部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法也可以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启东经营部已就其主张充分举证证明，海之达经营部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证明其已全部支付了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的七笔货款以及本案争议货款，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海之达经营部主张其于2018年9月27日转账的167658元系支付本案争议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海之达经营部主张因启东经营部没有开具发票，双方约定减免2442元货款作为补偿，仅有单方陈述，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启东经营部在拖欠货款情况下仍继续供货给海之达经营部的事实，并不能据此推定海之达经营部未拖欠本案争议货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海之达经营部应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的货款185490元给启东经营部，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185490元货款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经查，因双方并无约定付款期限及利息，一审判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0日起计付至实际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海之达经营部应否向启东经营部赔付拖欠胶桶价值的问题。海之达经营部、刘舟在一审质证阶段确认尚欠启东经营部169个胶桶。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认定海之达经营部应按每个65元的价格向启东经营部赔付1098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刘舟系海之达经营部的经营者，依法应对海之达经营部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海之达经营部、刘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2元（已预交），由上诉人江门市江海区海之达五金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吴碧如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