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5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为平，男，196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玉琴，女，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超，男，199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剑，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福，男，197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辽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勃，沈阳市辽中区蒲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为平、韦玉琴、周超因与被上诉人刘忠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5民初2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请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相关诉请。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刘忠福以及三上诉人均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一审2020年10月20日的庭审笔录“审：证人（于某），你陈述的原告的加工厂叫什么名字？证人：现在叫科成精制米厂”（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9页第3-4行）、“审：证人（候某同），你陈述的原告的加工厂叫什么名字？证人：科成精制米厂”（详见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2页第10-11行）以及“审：原告，有无新的证据当庭出示？原告：营业执照一份（证明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投资人是毕某，但实际是由刘忠福在经营），同时申请证人毕某出庭作证”（详见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4页第7-10行）等相关记录，足以证明案涉大米的销售，是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与案涉买方进行交易，那么即算案涉交易的大米拖欠了部分货款，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只能是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而非刘忠福。.根据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所举证据--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营业执照副本，明显证明案涉大米的销售方是经过沈阳市辽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假设证人毕某在一审庭审中所作“我就是挂名注册，实际还是刘忠福在经营”（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5页第11行）等陈述是客观的，即案涉米厂由刘忠福在经营，依法也不能认定“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刘忠福”这个自然人，二者是同一的，故作为原告起诉的主体，只能是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绝对不可以是刘忠福。.根据一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方所举证据2--二份营业执照以及被上诉人所举证据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足以证明案涉大米的买受人是经营者为韦玉琴、工商注册号为310114600609119的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华超粮食经营部，绝非案涉三上诉人。理由如下：1.根据我方所举证据2-经营者为韦玉琴、工商注册号为310114600609119的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华超粮食经营部和经营者为周超、工商注册号为310114600623514的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周超粮食经营部，比较二者，不难看出二者是二个不同的市场经济经营主体。2.根据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不难看出，案涉大米款全部为经营者韦玉琴所支付，没有一笔是经营者周超个人所支付。3.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申请的证人于某和候同健所作“周为平和周超共同购买案涉大米等”一节事实，依法不应作有效认定。因为：其一，关于“周为平和周超共同购买案涉大米等”一节事实的证据仅为前述二位证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即该二位证人的前述证言是孤证；其二，前述二位证人均系案涉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的工作人员，其二人明显与本案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三，前述二位证人在作证时陈述周超多次去其上班的精制米厂，但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超多次去案涉米厂。那么假定周超在案涉大米交易期间，确实陪同周为平一道去了精制米厂，试问：去了案涉米厂，就一定是案涉大米的买受人吗？显然逻辑上不能成立。综上，依法应认定案涉大米销售的买受人为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华超粮食经营部，出卖人为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二.一审判决对于证据的认定，明显存在多处错误。.一审判决书关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的认定为“包括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刘忠福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录音光盘一张”（详见一审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7-8行），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1.根据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如下“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页就是说在录音里面被告周为平并没有自认两个事实：一是2015年尾款30万元周为平并没有承认，二是2016年至2020年周为平仅说过‘我说是273组，你说是274组，要等前女婿账本拿来才能确定是多少组，总的货款是多少钱’”（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5页至第6页第1行），由此说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对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1--录音光盘的证明目的是存在异议的，而不是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当事人无异议”。一审判决对于该证据所作认定，试问如何解释我方前述质证意见呢？2.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所举证据1--录音光盘所作无异议的认定更与一审判决对我方所举证据--刘忠福与周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告妻子与周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作的有效认定之间存在冲突。因为：其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出证据1-录音光盘，意图在于证明我方认可2015年拖欠尾款30万元以及2016年至2020年期间双方大米交易274组，从而证明上诉人拖欠米款98万余元。而其实该录音中并未有周为平对于前述事实的认可，如果有，试问周为平在该录音的哪个时间段有该认可陈述呢？其二，上诉人方在一审质证时已明确表达该录音中没有周为平认可前述二节基本事实，正因为周为平在前述录音中未予认可，才出现我方在一审中所举证据--刘忠福及其妻子刘某和周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而在该二份聊天记录中，刘忠福及其妻子刘某还于2020年8月份多次要求周为平对账。由此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录音光盘里周为平并未对于前述二节所谓事实予以认可，更没有在2020年8月份前双方完成对账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短信截图记录五页以及证人于某、候某同的证言均作有效认定，是错误的。分析如下：1.一审判决对于前述短信截图记录五页作有效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其一，假定该短信是真实的，但该短信仅仅为2020年1月4日至2020年3月28日期间的短信记录，并非2015年至2020年整个大米销售期间的短信记录，其不能完整的反应案涉大米交易期间的交易情况，是片面的。其二，对于前述五页短信截图，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认为该短信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认为没有周为平作出认可的短信回复，一审判决以“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且继续支付货款，应视为被告对短信内容的认可”为由，从而认定该证据有效，明显错误。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40条第二款“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对于本案，案涉交易双方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无案涉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更无法律的规定，故一审判决对于该短信截图以被告未提出异议而作出默认推定，属于对法律的无限扩大解释，是明显错误的。其三，对于本案，原告于2020年7月份，去安徽找周为平对账无果后，周为平出于诚信支付对方货款10万元，属于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据此作为被告对短信认可的推定理由，是明显不合适的。其四，一审判决前述默认推定，更与我方一审所举证据--刘忠福及其妻子和周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忠福及其妻子于2020年8月份还多次要求周为平对账相矛盾。即：既然刘忠福夫妻在2020年1-3月份以及2020年7月份，都完成案涉大米销售对账，又何苦在2020年8月份要求周为平进行对账呢？2.一审判决对于证人于某、候某同的证言作有效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该二位证人是在案涉科成精制米厂上班，其工资由刘忠福发放，显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二，一审判决对于该证人证言作有效认定，也与一审判决对该二位证人所签字的证据--2016年至2020年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记录表六页未作有效认定相矛盾；其三，该二位证人充某只能证明周为平去其上班的科成精制米厂联系购买大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周超也去过，更不能证明周超和周为平共同购买，否则如何解释案涉大米款均为韦玉琴支付、而周超未支付过一笔货款呢？.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第二次庭审所举证据--1.光盘1张、2.短信截图复印件41页、3.微信截图复印件37页、4.原被告短信对账记载情况与被告银行转账情况统计表2页，均作有效认定，是错误的。分析如下：1.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第二次庭审中所举录音光盘认定有效，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该录音系第一次庭审中所播放录音中的一部分，即该次录音不具有完整性。其二，对于该录音翻译中的刘忠福所说的30万元，而根据被上诉人翻译的文字，周为平仅仅表述为“怎么没明白，这个不就是打的米款钱吗”（详见录音翻译第一页第12行），假定被上诉人对于周为平的前述翻译正确，哪里能看得出周为平认可2015年拖欠其30万元呢？其三，根据被上诉人前述录音文字翻译“周为平：打款钱，你这个打款钱再加上一个，不是，你这个打款钱吗，再把那个274组货的是多少钱（66895571），再加上一个30吗，再去掉一个打的款钱（66107360），不就是剩下的钱吗，不就是欠你的钱吗（1088211），这有什么迷糊的”（详见录音翻译第一页第14-16行）。试问：周为平在该录音的哪一时间段作过上述陈述呢？该部分翻译纯粹是被上诉人胡乱编造的。其四，根据被上诉人前述录音翻译“周为平：现在就是说大数基本上，大数基本上不差，就是这么讲，就是差那么。刘中峰：就差一组米。刘某：不是，不差，那也能对出来，那也能对出来。周为平：我们家姑爷回来，也能对出来，这都不是多大问题。”（详见录音翻译第一页第21-27行），说明在案涉双方对话时，并没有把案涉交易的大米账务完全核对出来。其五，一审判决以“被告认为原告对光盘翻译内容不准确，但被告亦未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为由，认定我方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的观点，是错误的。该证据系被上诉人方所举，我方对此没有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该观点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2.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第二次开庭所举证据-短信截图、微信截图以及统计表均作有效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其一，对于该短信41页（2019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18日）和微信截图37页（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12月27日），仅仅是2019年1月份-2020年2月份期间的一部分短信或微信记录内容，不是从2016年第一组大米交易后至2020年最后一组交易期间完整的短信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故该证据不能证明2016年至2020年期间案涉双方存在大米交易274组。其二，对于该统计表，完全是被上诉人自己整理，没有上诉人在上面签字确认，且被上诉人所举证据--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也只是2019年度的相关记录，故一审判决以该统计表和短信、微信等记录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一说，明显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分析如下：.一审判决认定“自2012年始，被告周超与其伯父在原告处订购大米，2015年，原告开始与周超合作，期间周超一直在沈阳市辽中地区居住，负责订购大米，包括核查大米的质量、发货、安排车辆、运输等。至2016年下半年，基于合作时间较长而相互信任，原告与被告周为平、周超开始直接用微信和短信联系订货、发货等事宜。周超负责安排车辆到原告处运输大米”，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为：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前述事实，其依据无非就是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于某和候某同的证言，而该二证人的证言明显不能证明前述事实，具体理由详见前述证人证言的分析。.一审判决认定“期间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至2020年3月份，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的金额为67095571元，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大米款的金额为66007360元，被告累计欠款金额为1088211元。下欠988211元被告至今未付”，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为：1.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第一次庭审所举证据3--2016年至2020年每年向被告销售大米记录表六页中的最后一页（988211元大米尾欠款包括2015年欠款30万元和2016年-2020年业务发生274组）、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原告：1.录音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周为平自认2015年欠原告米款30万元，以及2016年至2020年期间购买原告的大米274组的事实，总计核款66795571元）”（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4页倒数第1行-第5页第2行），以及被上诉人一审所作“从2015年至2020年累计的具体是：2015年被告欠我米款30万元（有录音），2016年至2020年我发给被告274组大米也有录音为凭，274组大米每组是56吨，每斤价格以向法庭提供的统计表为准，计算所得数额是66795571元，总计款项是67095571元，回款66107360元，下欠988211元”的陈述（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9页倒数第1行-第20页第5行），说明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货款988211元包括二部分：其一，是2015年大米尾欠款；其二，是2016年至2020年期间销售的274组大米尾欠款。2.一审判决认定“至2020年3月份，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的金额为67095571元”，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其一，根据我方一审所举证据--刘忠福妻子与周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在2020年7月23日刘忠福妻子发了一张图片，该图片显示“2015年，20组，欠我30万元”，假设该图片里记录的数字均是真实的，再假设被上诉人在一审陈述的2016年至2020年销售的大米是274组，货款额为66795571元，也是真实的，说明在2015年案涉买卖双方销售的大米款，绝非30万元，而是尾欠款30万元，故一审判决认定“至2020年3月份，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的金额为67095571元”是错误的。在前面二个假设成立的话，应该表述为“至2020年3月份，被告除2015年尾欠米款30万元外，原告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向被告销售大米的金额为66795571元”。其二，根据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的认定，该67095571数字的认定，其依据无非就是一审所举证据--前后二次庭审中的光盘、短信截图5页和短信截图41页、微信截图37页、证人于某、候某同的证言以及原被告短信对账记载情况与被告银行转账情况统计表2页，根据上诉人前述关于一审证据的认定分析，显然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二个如下事实，即：1.2015年大米尾欠款30万元；2.2016年-2020年大米销售274组，大米总款66795571元。试问前述哪个证据能反映2016年-2020年大米销售总款为66795571呢？其三，综合被上诉人一审所举相关证据，能与66795571数字有紧密关联的证据，仅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据--2016年-2020年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记录表6页，但该证据未被一审判决认定为有效。结合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刘某的如下证言“审：你所说的274组大米是什么时间至什么时间的数量？证人：从2016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18日最后一组”（详见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10页第12-15行）。由此说明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所举证据3--2016年至2020年销售大米记录表里第一组2016年2月2日金额为251483元应从274组排除，即假定后面的273组大米总款全部属实的话，说明2016年-2020年大米款总额应为66544088元。3.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大米款的金额为66007360元。”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该证据证明上诉人韦玉琴在截止2020年度前后转账支付大米款人民币66207360元（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第倒数第7-9行），且该证据也被一审判决认定有效。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大米买受人支付大米款金额为66007360元显然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分析如下：.一审判决虽认定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并根据该企业投资人毕某的证言，该企业交由案涉被上诉人实际经营。另外认定韦玉琴和周超分别系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华超粮食经营部和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周超粮食经营部的经营者，但仍然认定被上诉人和三上诉人均系主体适格，显属适用法律不当。因为：1.我国出于工商、税务以及经济秩序的管理，所以要求工商企业在运行前需要办理企业工商注册。本案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投资人毕某在庭审作证时也陈述“我就是挂名注册，实际还是刘忠福在经营”，很显然案涉大米经营主体，是科成精制米厂，绝非“刘忠福”这个自然人。2.上诉人周为平、韦玉琴，是夫妻关系，韦玉琴办理了工商登记，上诉人周超虽是周为平、韦玉琴之子，但其系成年人，其也办理了工商登记，该二经营部系适格的市场经济经营主体，本案起诉三上诉人明显主体不适格。3.一审判决，除被上诉人自己陈述外，在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证人于某、候某同的证言，以“虽然被告周超、韦玉琴各自经营粮店，但在订货、收货过程中并未向原告明确说明二者系各自订货、分别经营”为由，认定周超和周为平、韦玉琴共同经营，一方面牵强附会，另一方面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涉大米尾款为988211元，从而作出判决，显属适用法律不当。因为：1.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的988211元大米款，实际上是包括2015年大米尾款30万元和2016年至2020年大米销售274组款额66795571元的尾款。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原告在法庭调查中所讲的2015年的30万元，假如存在的话，那么现在起诉，我方认为超过诉讼时效了”（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21页第11-13行），对此，一审判决对此未作任何分析，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前述观点，也是有法律依据的。2.一审判决对于2016年-2020年大米销售尾款在被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予以支持，显属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关的法律适用明显不当，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相关诉请。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给付拖欠货款988,211元；2.要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忠福系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实际经营者。被告韦玉琴系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华超粮油经营部经营者，经营场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真新粮油交易市场内交易）。被告周超系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周超粮食经营部经营者，经营场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真新粮油交易市场内交易一厅033号）。被告周为平、韦玉琴系夫妻关系，被告周超系被告周为平、韦玉琴的儿子。自2012年始，被告周超与其伯父在原告处订购大米。2015年，原告开始与周超合作。期间周超一直在沈阳市辽中地区居住，负责订购大米，包括核查大米的质量、发货、安排车辆、运输等。至2016年下半年，基于合作时间较长而相互信任，原告与被告周为平、周超开始直接用微信和短信联系订货、发货等事宜。周为平负责与原告联系订购大米的数量、品种。韦玉琴负责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周超负责安排车辆到原告处运输大米。期间，原告在每次发货时都将发货的大米型号、价格及集装箱运输车辆的箱号及累计欠款金额等通过短信及微信形式告知周为平。韦玉琴按照信息的内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货款。期间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至2020年3月份，原告向被告销售大米的金额为67,095,571元，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大米款的金额为66,007,360元。被告累计欠款金额为1,088,211元，经原告催要，被告在2020年7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大米款10万元，下欠988,211元被告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营业执照登记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毕某。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大米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周为平与韦玉琴系夫妻关系，周超系周为平与韦玉琴儿子。三被告在与原告订购大米的过程中，各自分工，共同经营，对此大米款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及短信内容，原告在每次向被告发货时，都通过短信及微信方式向被告告知发货车辆集装箱号、大米的数量、金额及被告的欠款数额。期间，被告均未提出异议，并继续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大米款，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对此欠款数额无异议，虽然被告辩称欠原告大米款为40-50万元，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此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大米款988,21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三被告辩称被告三人共同销售大米，不是事实，此款应由被告周为平、韦玉琴偿还，被告周超不承担责任一节，因三被告系父母、子女关系，在向原告订购大米过程中，被告周为平、周超负责订货、发货，韦玉琴负责支付货款及偿还欠款。虽然被告周超、韦玉琴各自经营粮店，但在订货、收货过程中，并未向原告明确说明二者系各自订货、分别经营，应认定为三被告共同订货、共同经营，故三被告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当以原告所经营的米厂作为诉状主体一节，因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的投资人毕某已经出庭证明，刘忠福系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实际经营者，销售被告的大米是刘忠福的，与其本人无关，故对此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周为平、韦玉琴、周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立即共同给付原告刘忠福大米款988,211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82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3,300元由被告周为平、韦玉琴、周超共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三上诉人中周超、韦玉琴各自经营粮店均为个体工商户，一审审理过程中，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的投资人毕某已经出庭证明，被上诉人系沈阳市辽中区科成精制米厂实际经营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年的交易习惯、流程、方式及三上诉人间的直系亲属关系，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正确，本院对上诉人就案件主体方面提出的异议，均不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案涉货款的欠款总数问题，三上诉人多年来始终由上诉人发短信向被上诉人要货，被上诉人配偶刘某基于上诉人的要货及其送货情况，给上诉人发欠款短信，并累计计算欠款金额，再由上诉人部分支付欠款，抹除部分债务，该交易模式具有持续年限长、次数多的特点，多年来已形成交易惯例。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所举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欠款通过多次发货、回款从而最终形成案涉欠款的累积过程，且在截止至2020年7月6日被上诉人发短信记载欠款为1088211元后，上诉人仍向被上诉人付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对欠款数额无异议正确，本院对上诉人对欠款数额提出的各项异议，均不予以支持。就三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原审法院对此部分论述已详尽且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82元，由上诉人周为平、韦玉琴、周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朱闻天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刘鹏书记员张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