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云26行终3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农树彩，女，1968年12月18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梁隆喜，男，1973年6月6日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委托代理人梁恩远，云南立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地址：广南县莲城镇南秀路1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7015215522C。法定代表人王荣聪，县长。委托代理人陆道晃，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侬蕾，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农树芳，女，1952年6月24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广南县。委托代理人李大贵，广南县宏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不服云南省广南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7行初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裁定认定，一审原告农树彩与一审原告梁隆喜（梁龙喜）系夫妻关系。2012年4月1日，梁龙喜与朱**必签订“土地转让契约”，约定朱**必将脚旺开荒地转让给梁龙喜，四至界限：东靠房子，西靠农树芳承包地，南靠小路，北靠黄英杰承包地，价格为1300元。2012年4月21日，经过八××××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农树芳与朱秀祥的作旺土地纠纷，调解结果是作旺地块由农树芳户使用。2015年10月，农树彩、梁隆喜在其家旁边的名为作旺的地块上建盖厨房和围墙。2016年6月7日，第三人农树芳及其女儿朱**西认为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是其承包地，便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起诉农树彩、梁隆喜，要求农树彩、梁隆喜拆除该厨房和围墙，该案于2016年8月3日开庭，后第三人农树芳及其女儿朱**西于2016年8月31日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6）云2627民初967号民事裁定，准许撤诉。2015年12月，广南县人民政府聘请第三方公司对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二村民小组（其中包括一审原告梁隆喜、第三人农树芳户）承包地进行调查，并分别于2016年8月9日至2016年8月15日、2016年10月31日至2016年11月6日对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村民小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进行第一次、第二次公示；分别于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16日、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7日对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二村民小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进行第一次、第二次公示。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便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进行归户，农树芳、梁隆喜在《承包地块调查表》地块指界人一栏签字捺印。2017年5月26日，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村小组召开全村群众会议，讨论是否将本村的自留地、饲料地、五边地、四荒地等未进行林地、草地确权登记过的、无争议的非承包地块纳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经发包方同意并通过群众会议讨论将上述地块纳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该村小组共143户，参会100户，有86户签字同意。2017年12月5日，经过那歪村小组干部、乐共村委会干部同意，后由八宝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初审同意申请颁证。2018年8月26日，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与第三人农树芳签订《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其中包含争议地那而烈（原名作旺），面积3.44亩，四至界限：东至朱定新，房屋；西至农华书，朱**必；南至田埂（坎）；北至空地。2018年8月30日，广南县八宝镇人民政府向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对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二村民小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申请。2018年9月3日，农树芳取得广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174193号，其中包含争议地那而烈（原名作旺），即包含了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面积3.44亩，四至界限：东至朱定新，房屋；西至农华书，朱**必；南至田埂（坎）；北至空地。2018年11月7日，第三人农树芳以物权保护纠纷起诉一审原告农树彩、梁隆喜，该案于2019年1月30日开庭，第三人农树芳将《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作为证据提交，主张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是其承包地。2019年9月2日，农树彩、梁隆喜以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与实际不符，向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该经营权证书和承包合同，广南县人民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2020年4月24日，农树彩、梁隆喜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作旺）是其于2012年4月1日以1300元的价格向朱**必购买的，而该地块是朱**必用安门下来的一块开荒地和朱秀祥置换的开荒地。而广南县人民政府将该地块填入《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登记在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内的行为已经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撤销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并责令广南县人民政府收回这两本证书，重新更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第三人农树芳与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村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编码：532627101214080010Ｊ），广南县八××××村民委员会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将土地发包给农树芳，广南县人民政府颁发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给农树芳，农树芳取得承包权。该证的颁发经过那歪村小组、乐共村委会同意，并进行了实地调查、测量、公示、归户，后由八宝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进行初审，再由八宝镇人民政府向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颁证申请，最后广南县农业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农树芳，颁证主体、颁证程序均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一审原告农树彩、梁隆喜的厨房现在建在争议地上，其与该颁证的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一审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主张农树彩、梁隆喜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辩解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一审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对土地进行实地调查后将调查结果进行过两次公示，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的颁发时间是2018年9月3日，一审原告农树彩、梁隆喜家的《承包经营权证》也是同一批次办理，在2019年1月30日农树芳起诉农树彩、梁隆喜物权保护纠纷开庭的时候，农树芳也将《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交主张权利，一审原告农树彩、梁隆喜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最迟也应当是2019年1月30日，而一审原告农树彩、梁隆喜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20年4月24日，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辩解农树彩、梁隆喜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承包合同书》是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与农树芳签订的，并不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故农树彩、梁隆喜起诉要求撤销《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辩解该诉求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一）、（二）项规定，裁定驳回农树彩、梁隆喜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2012年4月21日，经过八××××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农树芳与朱秀祥的作旺土地纠纷，调解结果是作旺地块由农树芳户使用。”是错误的。该争议地是朱秀祥已经兑换给朱**必多年，朱**必栽种多年后于2012年4月1日将该争议地转让给农树彩、梁隆喜，且自从兑换至今，朱秀祥一直还栽种朱**必兑换给她的那块地，说明朱秀祥对争议地没有管理使用权。朱秀祥将争议地兑换给朱**必后，朱**必一直栽种到2012年4月1日，说明朱**必对该争议地就有管理权及使用权。2012年4月1日，经村干部在场同意，朱**必将争议地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就一直栽种该地到2015年10月建房，上诉人栽种该争议地时无人干涉。转让土地在先，调解在后，该调解协议书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对抗第三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户与户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处理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故该协议不合法。在第三人诉物权保护纠纷的民事案中，上诉人的代理人调查了解朱秀祥关于调解协议之事，朱秀祥说不知情，故该调解协议书不真实。2.一审认定：“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便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进行归户，农树芳、梁隆喜在《承包地块调查表》地块指界人一栏签字捺印。”是站不住脚的。2015年10月，农树彩、梁隆喜在其家旁边的名为作旺的地块上建盖厨房和围墙。2016年6月7日，第三人农树芳及其女儿朱**西认为上诉人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是其承包地，便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起诉农树彩、梁隆喜，说明双方发生土地权属纠纷，该争议地不能登记给第三人。上诉人建盖厨房地块是在第三人的作旺（现称那而烈）承包地块的东面，从第一、二次公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来看，第三人的那而烈（原名作旺）承包地块的东面的四至界限均不包含上诉人建盖厨房的地块，故上诉人没有必要提出异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三人《承包地块调查表》记载的那而烈地块中毗邻地块权利人及指界人处没有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的名字，说明第三人家那而烈的承包地块与上诉人建房的地块不存在毗邻关系。3.一审认定第三人的那而烈地块面积包含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本案争议地位于第三人农树芳承包地块的东面，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承包地块调查表》记载的那而烈地块来看，东面的四至界限为：朱定新，房屋，空地，田埂（坎），围墙。合同面积为0.89亩；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第一次公示）记载的那而烈地块东面四至界限为：空地，朱定新，居民区，田埂（坎）；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第二次公示）记载的那而烈地块东面四至界限为：朱定新，空地，田埂（坎）；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记载的那而烈地块东面四至界限为：朱定新，房屋，围墙。而广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26日、2018年9月3日分别发放给第三人农树芳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编码：5326271012140800ＩＯＪ）及滇（201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174193号记载的那而烈地块东面四至界限均为：朱定新，房屋。面积均为3.44亩。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故本案对于记载的事项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26日、2018年9月3日分别发放给第三人农树芳的承包合同书及经营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核实，被上诉人陈述登记簿记载的那而烈的东面所抵的房子是朱定新的房子、抵围墙是朱定新的围墙、朱定新的房子距离争议地有10米左右；第三人陈述争议地的东面抵上诉人家大房子是对的。按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及被上诉人的陈述，被上诉人发放给第三人的不动产权证书就不包含这块争议地。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与农树芳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该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一律解除。”2016年6月7日，农树芳以物权保护纠纷起诉农树彩、梁隆喜，农树芳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系1999年签订）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2007年颁发）所记载的作旺地块没有包含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的这块地，2015年10月，农树彩、梁隆喜将朱**必转让给这块开荒地变为建设用地建盖房子，土地性质已经改变，2018年8月26日，新签订的承包合同才生效，村民小组怎么能发包上诉人已经建盖好厨房的这块地给第三人栽种庄稼，这个不符合常理。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八××××村委会那歪村小组群众会议记录》，2017年5月26日，群众讨论的是无争议的非承包地纳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2016年6月，上诉人与第三人为上诉人建盖厨房的这块开荒地发生争议，既然有争议，又已经改变土地用途，根据群众会议讨论的内容，该争议地就不能纳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二）本案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违法。本案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能证明是发包方申请颁发经营权证，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应由承包方申请确权登记，故广南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违法。若按一审认定那而烈地块面积为3.44亩包含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即第一次公示时间为2016年8月9日至2016年8月15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公示那而烈地块实测面积3.44亩，第二次公示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至2016年11月6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公示记载那而烈地块实测面积为3.44亩。根据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二组证据，2017年5月26日群众才开会讨论将五边地、无争议的非承包地纳入承包合同管理和登记颁证，2018年8月26日发包方与承包方才签订承包合同，说明在群众没有讨论和发包方没有发包之前，广南县人民政府就已经将农树彩、梁隆喜建盖厨房的这块开荒地丈量登记给农树芳，故颁证程序违法。（三）一审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在没有证据的支撑下推断农树彩、梁隆喜知道行政行为的时间最迟也应当是2019年1月30日。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首先，2019年1月30日，广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民事案件时，虽然农树芳提供承包合同书及经营权证复印件和航拍图复印件，但从证上记载那而烈地块东面的四至界限及航拍图，主审法官在当时也无法确定是否包含上诉人建盖厨房和围墙这块地，到了2019年8月29日，主审法官才跟农树彩、梁隆喜的代理人说，经询问有关部门，第三人提供的航拍图，那而烈面积包含争议地面积，若提起行政诉讼，就申请中止审理民事案件，否则，就下判决。2019年9月2日，农树彩、梁隆喜才向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该经营权证和承包合同书，广南县人民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因广南县人民政府没有及时用书面形式告知是否能处理或者走诉讼途径，才导致农树彩、梁隆喜于2020年4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其次，农树彩、梁隆喜向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书是以行政机关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农树彩、梁隆喜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当时广南县人民政府转交广南县农业农村科学技术局办理，农科局的工作人员卢忠信告知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的代理人说2019年11月底就有结果给上诉人。最后，2019年1月30日虽然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但当时民事案件主审法官未能确定该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到了2019年8月29日才告知。加之，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起诉期限应以5年为限。故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是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与农树芳签订，故农树彩、梁隆喜起诉要求撤销《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错误的。这次农村承包土地重新确权工作是广南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开展的一项惠民工程，发放给农树芳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是广南县人民政府安排第三方到村小组实地丈量土地后进行公示，然后由第三方登记造册，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制作好后交给当地政府农业部门交给村民委，村民委就交给村小组，由村小组与承包户签字摁印，至今土地登记簿还在第三方保存。广南县人民政府的行为对农树彩、梁隆喜及第三人农树芳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之规定，农树彩、梁隆喜起诉要求撤销《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答辩：（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裁定认定“颁证主体、颁证程序均合法”，符合案件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广南县人民政府作为颁证主体合法，各方诉讼主体均无异议，在此不再赘述。本案涉案土地属广南县八××××村民委那歪村小组（以下简称“那歪小组”）所有，则那歪小组有权将土地发包给第三人农树芳。发包方那歪小组与承包方农树芳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后，那歪小组将土地承包的相关资料报送八宝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承包土地再次进行实地勘查，并将符合规定的材料进行登记造册。之后，由八宝镇人民政府向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广南县人民政府指令广南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县农科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最后，县农科局将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登记入簿并报请广南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综上，广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程序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程序合法。2.一审裁定认定农树彩、梁隆喜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符合案件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第三人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时间是2018年9月3日，农树彩、梁隆喜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是同一批次办理，即农树彩、梁隆喜也在同一时间收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且，广南县人民政府在颁证前对颁证事项进行过两次公示。因此，农树彩、梁隆喜在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就应当知道广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农树彩、梁隆喜与第三人农树芳因物权保护纠纷起诉至广南县人民法院，该案件在2019年1月30日开庭审理时，第三人农树芳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因此，农树彩、梁隆喜最迟应当于2019年1月30日知道广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农树彩、梁隆喜于2020年4月24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3.一审裁定认定“《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案件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是发包方那歪小组和承包方农树芳双方签订的，不是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二）农树彩、梁隆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农树芳与朱秀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论是否有效或者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农树芳承包涉案土地的行为都是经过群众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发包方同意的，发包程序并不存在瑕疵。2.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的目的，是为了利害关系人能够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若农树彩、梁隆喜认为公示的土地调查结果侵犯了其土地权益，应当积极提出异议，否则将视为公示结果无误并进行归户。因此，广南县人民政府将涉案土地认定为无争议土地予以颁证，以及一审法院认定“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便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进行归户”，符合客观逻辑及事实。3.农树彩、梁隆喜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那而烈地块面积包含一审二原告建盖厨房和围墙的地块不符合真实情况”错误，该主张与其诉讼行为相矛盾。若农树彩、梁隆喜认为第三人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那而烈”地块不包含农树彩、梁隆喜建盖的厨房和围墙，则广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并未侵犯农树彩、梁隆喜的任何权益，也就不存在本案争议。4.农树彩、梁隆喜依据《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认为本案存在登记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而农树彩、梁隆喜将(2018)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内容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的公示内容进行对比，并将《不动产登记簿》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混淆，属于理解错误。公示的目的是为了纠错和确认，因此，登记结果与公示内容不一致，是符合逻辑的。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农树彩、梁隆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的上诉请求。第三人农树芳二审陈诉称：农树彩、梁隆喜建厨房的用地，从土地承包到户时就一直是农树芳家管理使用的，2012年因本村小组的朱秀祥家对这块土地与农树芳发生争议，双方就申请乐共村委会的进行调解，经调解该块土地由农树芳家管理使用。有村委会的调解书为证据。2015年农树彩、梁隆喜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建厨房，当时农树芳就到现场阻止并且请求村委会的及村小组的到现场解决过，但因农树彩、梁隆喜不听村委会及村小组、农树芳的劝阻，执意将厨房建在农树芳的承包土地上。因此，农树芳于2016年5月向广南县人民法院以物权保护纠纷起诉农树彩、梁隆喜，开庭时因该土地在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没有附有地形图，办案法官建议等到2018年新的承包土地合同书颁发后再起诉处理。2018年收到土地承包合同书后，于2018年再次向广南县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由法院工作人员到广南县农科局调取了该土地的现场航拍图。在航拍图上明确显示，在2014年广南县人民政府聘请第三方公司对所有的承包土地进行的全面航拍图上，农树芳的土地东边边界线是一直抵到农树彩、梁隆喜家的正房子墙角，该地形图已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农树芳作为证据提交在法院。综上所述，农树芳的经营权证是广南县人民政府通过合法程序办理依法颁发给农树芳的，农树芳有权管理使用，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农树彩、梁隆喜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裁定。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由一审法院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因农树彩、梁隆喜在一审法院提起的主要诉讼请求是：“判决撤销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编码532627101214080010J），并责令被告收回这两本证书，重新更正。”其中与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行政职权有关的是其于2018年9月3日向第三人农树芳颁发的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农树芳颁发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不负有告知农树彩、梁隆喜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法律义务。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审查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以农树彩、梁隆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颁证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根据本案查明农树芳起诉农树彩、梁隆喜物权保护纠纷在2019年1月30日开庭时，农树芳将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作为证据提交主张权利，农树彩、梁隆喜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农树彩、梁隆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本案查明的以上事实，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在2019年1月30日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其直至2020年5月18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也未能向人民法院提交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已经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的相应有效证据。故本案不存在客观不能的原因造成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不能行使诉权，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农树彩、梁隆喜自身原因所致。对于农树彩、梁隆喜认为其虽然在2019年1月30日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但当时民事案件主审法官未能确定该行政行为是否侵害农树彩、梁隆喜合法权益，到了2019年8月29日才告知，加之2019年9月2日向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该经营权证后，广南县人民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起诉期限以5年为限，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首先，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程序性的规定，不能中止、中断，超过起诉期限的，就丧失起诉权。在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后，判断该行政行为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以及是否提起行政诉讼，属农树彩、梁隆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尽之责。其次，农树彩、梁隆喜向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本案第三人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并非需先向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解决后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其在向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该证的同时，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者并不冲突。农树彩、梁隆喜向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要求撤销和更正第三人农树芳持有的经营权证书的期间，不符合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是依法扣除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事由。鉴于农树彩、梁隆喜在起诉期限内有向被上诉人广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和更正本案第三人农树芳持有的滇（2018）广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4193号经营权证书，而广南县人民政府未予答复的事实，超过起诉期限，既有农树彩、梁隆喜自身的原因，也有行政机关的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其他特殊情况”的情形。本来农树彩、梁隆喜可以此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延长起诉期限的申请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由一审法院依法审查申请延长起诉期限的理由是否成立，再作出是否准予延长起诉期限的决定。但本案中，农树彩、梁隆喜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延长起诉期限的申请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责任在于农树彩、梁隆喜自身，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该条文内容可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是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不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起诉期限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不能超过的最长保护期限，在此期间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后，则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的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不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均可以在不超过最长起诉期限的剩余期限内行使自己的诉权。根据农树彩、梁隆喜在2019年1月30日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事实，本案应适用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且农树彩、梁隆喜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农树彩、梁隆喜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而农树彩、梁隆喜起诉撤销的第三人农树芳所持《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系那歪第一村民小组与农树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民事协议，并非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以农树彩、梁隆喜起诉要求撤销该《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书》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农树彩、梁隆喜对该《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的起诉正确。农树彩、梁隆喜认为其起诉要求撤销该《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农树彩、梁隆喜提出的涉及本案实体处理方面的上诉主张，因实体处理问题是基于本案符合行政诉讼立案条件后，人民法院才能予以审查的后续问题，而农树彩、梁隆喜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受理条件，则人民法院依法不宜对后续问题进行司法审查。故农树彩、梁隆喜提出的涉及本案实体处理方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查明农树彩、梁隆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裁定驳回农树彩、梁隆喜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农树彩、梁隆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不予交纳，退还农树彩、梁隆喜。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者发章审判员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沈永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