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5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6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男，198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5，男，198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8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户籍地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女，身份信息不详。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因与被上诉人李某5、张某、任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8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李某5、张某、任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在一审中提交了房屋价值评估申请，但是一审法院未启动评估程序，房屋价值认定不具有客观性。且分割房屋份额、折价款时是法院酌定，既未平均分割，又未按照房屋的市场价值。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李某7与李某6之间系委托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李某6作为受托人应将取得的诉争房屋交还给李某7，而不是自己占有。2.李某7生前委托李某6签署《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系诉争房屋物权权利（用益物权）产生的基础，并非公房的承租权或者居住权，是可以继承的。且签署该安置合同时李某7尚在世，房屋已经修建完毕，虽然房屋产权证尚未下发，认定诉争房屋的物权权利应以签订合同为时间基准点，而不是以房屋产权证下发时间。3.一审法院以房屋居住使用权具有人身属性，李某7死亡后可居住使用权利随之消灭的说法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与司法实践中处理方式不符。司法实践中，拆迁后获得的回迁安置房，登记在其中一个被安置人名下后，其他被安置人是可以起诉进行析产分割的；回迁安置房已经交付，尚未下发产权证时，回迁安置合同的签署人突然死亡，其继承人仍然可以要求继承该财产性权利并继续使用该房屋，待房屋可以办理产权登记时再处理产权纠纷。李某5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张某、任某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答辩意见。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依法分割北京市朝阳区2301号房屋（以下简称2301号房屋），2301号房屋归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所有，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支付李某52301号房屋二十分之一的房屋折价款，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支付任某、张某每人各五分之一的房屋折价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7与孟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婚后生育李某6、李某2、李某1、李某3四个子女。1995年11月24日，孟某去世，2007年11月3日，李某7去世。李某6与王玉珍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李某5一个子女，2005年，二人离婚。2017年6月26日，李某6去世。李某4系李某3之子，张某与李某4原系夫妻关系。14号房屋原为李某7单位的承租公房。2003年，14号房屋所在京棉地区开始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2005年2月26日，李某7出具委托书，委托李某6以其名义代为办理14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一切事宜，并代理签订协议书及房屋拆迁的有关文件，明确受托人代理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予以承认。2007年9月25日，李某6代李某7填写《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变更申请审批表》，显示申请人、被拆迁人、户主均为李某7，安置标准为一室二厅、一室一厅，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李某7、任某（之妻）、李某4（外孙）、张某（孙媳）、李某2（之子）。申请变更内容为：变更购房人为：李某6（之子）、陶某（之外孙），分户（陶某2005年10月20日由东城区迁入）；申请理由为：同意一套由李某6（之子）购买一套由之外孙陶某购买，家庭主要人员意见为同意变更，动迁组意见为同意，由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动迁组盖章并签字，审核组意见为同意回迁一室一厅、一室二厅各一套，A套安置五人，变更购房人为之子李某6，B套变更购房人为陶某。2007年9月25日，李某6作为乙方与甲方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晟公司）签署《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约定乙方在京棉危改区内（原住址：14号房屋）有正式住房1.5间，使用面积26.7平方米，建筑面积39.481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张某、李某7、李某2、李某4、任某，安置房屋为2301号房屋。根据《京棉地区危改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记载，李某7夫妻工龄和为79年，其中安置房建筑面积为超过原住房建筑面积部分价格为19814.25元，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原住房建筑面积但未超过人均15㎡（含）以内部分价格为50690.69元，共计70504.94元。补助及抵减金额为7139.62元，实交购房金额为61955.22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署后5日内，即2007年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安置住房房价款，共计61955.22元。2007年9月26日，李某6作为乙方与甲方方晟公司签署《就地安置合同补充协议》，按实测面积乙方应补交购房款207.61元。同日，方晟公司为李某6开具了金额为62162.83元的房款发票。2301号房屋交房后登记在李某6名下。李某6去世后，2301号房屋于2017年7月26日过户至李某5名下，一直由李某5居住使用。庭审中，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表示2301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为5人，每人应享有该房屋五分之一的份额，而李某7去世后，其所享有的五分之一的份额应由其继承人进行继承。李某5对此不予认可，称2301号房屋系李某6以其个人名义购买，应属于李某6的个人财产。且本案并非简单的因拆迁安置所导致的家庭纠纷，本案中还有家庭成员之间签订的家庭协议，该协议对李某7生前的赡养问题、家庭财产分配均作出了确认。就此，李某5提交了一份《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该协议系于2009年1月16日签订，其中第一页主要叙述的是李某6照顾父亲李某7生活及就医的情况，第二页内容为“2003年底，父亲所居住的房屋拆迁……经多次与哥姐商议，谁要房谁把老人接走赡养，李某6每月付给300元作为父亲的生活补助，有病单算。哥姐表示都不要房，因此2007年9月经父亲和哥姐的同意才由李某6购了房。购房及装修计86211元。父亲从2001年起至2007年11月病故，一切费用开销和生活料理都由李某6一家承担。以上各种原始单据没有异议就此全部销毁，以后概不负责。经大哥（李某2）主持家庭会议，决议如下：由李某6一家支付（大哥）李某2一家柒万伍仟元整，现已付贰万伍仟元整，余款伍万元整（三年内付清）。由李某6一家支付（二姐）李某3一家贰万元整。如李某6生活条件好转的情况下再多支付些（四年内付清）。大姐（李某1）由2002年9月底，一直下落不明，经多年查找仍无音信，继续查找，找找后待定。财产一次分清，同意后签字画押，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尾部有李某3及李某2的签字及手印。李某2、李某3对于该协议上的签字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认为该协议缺少李某1的签字，故应为无效。关于该协议中李某6一家给付李某2、李某3的款项，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表示该款项系双方对于2301号房屋对外出租租金的分配，李某2认可已收到23000元，李某3认可已收到10000元。李某5则表示该款项系对李某2、李某3拆迁安置利益的补偿，其已向李某2支付40000元，向李某3支付10000元。就此，李某5提交了李某2、李某3的收条。关于李某2收款的情况，李某5表示协议中已写明签订协议当日已付李某225000元，其所提交的协议签订当日的8000元收条应包含在协议中已付的25000元之内。李某2表示2016年1月16日其仅收到了收条中注明的8000元。另查，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一期）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及有正式房屋产权的非住宅单位，用于安置的房屋原则上只售不租，采取就地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原住房建筑面积予以补偿安置，属承租公有房屋的，按照租赁合同标明的使用面积的1.333倍计算。就地安置标准为：拆除非成套住宅，原住宅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一居室，超过20平方米不足3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二居室，超过30平方米不足4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三居室……拆除未按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购买的成套、非成套住宅的，属安置房建筑面积未超过原建筑面积以内部分，应按照2003年政府公布的房改成本价格156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并可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但未超过人均15平方米以内部分，按照房改成本价格156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人均15平方米部分，按照北京市物价局批准的本地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375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再查，2018年10月，李某2、李某3等人曾将李某5、方晟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李某6与方晟公司就2301号房屋签订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无效，后该案于2019年8月21日准予撤诉结案。另，李某2、李某1于庭前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法院依法查封了2301号房屋，查封期限2019年5月14日至2022年5月13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京棉地区的危旧房改造政策，本次采取就地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就地安置的房屋以原房屋面积为基础，购房单价与被安置人口有关。本案中，2301号房屋在拆迁时已经确定了购买人，李某6依据其和方晟公司签订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取得2301号房屋产权，李某7、李某2、李某4、任某、张某作为被安置人口，对2301号房屋享有可居住使用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被安置人口可对涉案房屋居住使用，并不代表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现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要求获得2301号房屋产权份额，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5提交的《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上仅有李某2及李某3的签字，2301号房屋的其他权利人均未签字确认该协议的内容，李某5以此主张2301号房屋不涉及其他人权益，法院难以支持。现李某6已去世，2301号房屋也已过户至其子李某5名下，上述被安置人口与李某5不具备共同居住使用2301号房屋的条件，李某5应对上述被安置人口予以经济补偿，具体金额由法院综合本案情况酌情予以确定。其中李某6已向李某2支付了部分款项，李某2虽主张该款项系2301号房屋的租金，但其未能就此充分举证，结合《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的内容，法院认为该款项应为李某6向李某2给付的补偿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具体金额法院结合李某5提交的收条予以确定。因对房屋可居住使用的权利具有人身属性，在李某7去世之后，李某7所享有的该权利也随之消灭，并不发生继承，故本案中李某5无需向李某3、李某1支付补偿款。判决：一、李某5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李某2补偿款七万七千元、给付李某4补偿款十万元、给付任某补偿款十万元、给付张某补偿款十万元；二、驳回李某2、李某1、李某3、李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李某2负担1420元（已交纳），由李某4负担184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张某、任某各负担184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公告费560元，由张某、任某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李某2、李某1）。保全费5000元，由李某2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查，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原告，如果法院认为你方享有房屋利益但不足以给予全部房屋产权，你是否通过经济补偿方式实现你方的利益”，对此，双方均表示同意。另查，李某2、李某3、李某1与陶某、方晟公司、李某5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2019）京0105民初68084号】，方晟公司表示根据拆迁政策，安置房屋的购房人原则上只对被拆迁人，如果被拆迁人同意本人不购买可由被拆迁人的家属和本市户口购买，是否家属以被拆迁人的陈述为准，而在不增加户口的情况下，购房人是本市户口即可。该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方晟公司与陶某于2007年9月25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及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2203室虽系方晟公司开发的危旧区改造安置房，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本次危旧房改造以被拆迁房屋面积作为补偿依据，陶某并未享受与14号房屋面积有关的安置优惠，且自行支付了2203室的全部购房款，仅自李某6处获得了购房资格，而2203室的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其购房人资格获得了拆迁人方晟公司的认可，故双方合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一期）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仅对安置对象的条件进行了确定，并未对安置人口的范围及具体要求进行规定，且该细则是拆迁安置的标准性规范，并未达到否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位阶，而现无证据表明陶某与方晟公司签署的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以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以及欺诈的相关情形，故李某2、李某3、李某1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并据此驳回李某2、李某3、李某1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一审判决后，李某2、李某3、李某1不服，上诉至本院。2020年6月1日，本院作出二审判决【（2020）京03民终6025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京棉地区的危旧房改造政策，本次采取就地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就地安置的房屋以原房屋面积为基础，购房单价与被安置人口有关。本案中，2301号房屋在拆迁时已经确定了购买人，李某6依据其和方晟公司签订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取得2301号房屋产权，李某7、李某2、李某4、任某、张某作为被安置人口，对2301号房屋享有可居住使用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被安置人口可对涉案房屋居住使用，并不代表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份额。故一审法院驳回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要求获得2301号房屋产权份额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李某7生前对2301号房屋由李某6作为购房人签订相关拆迁协议并未提出异议，结合李某5提交的《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上所记载的“哥姐表示都不要房，因此2007年9月经父亲和哥姐的同意才由李某6购了房”等内容，可以确定李某6应享有作为购房人的相关权益。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所提李某7与李某6之间系委托关系，李某6应返还涉案房屋等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李某2、李某3虽辩称《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系其在白纸上签字后所形成，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主张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家庭财产分配协议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因李某7、李某2、李某4、任某、张某作为被安置人对2301号房屋享有可居住使用权利，一审法院结合李某6已去世，2301号房屋也已过户至其子李某5名下，上述被安置人口与李某5不具备共同居住使用2301号房屋的条件等情形，判令李某5对上述被安置人口予以经济补偿，并无不当。本案并非房屋价值的分割，且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一审中明确表示同意以经济补偿方式主张己方权益，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情况，酌情确定的补偿金额，并无不当。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所提一审法院未启动评估作价程序即认定房屋价值缺乏客观性等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2301号房屋拆迁档案中附有任某的工龄调查表，且任某系被安置人口，故应留有其相应的补偿利益。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负担（已交纳）。二审公告费300元，由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