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0民终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新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小纪镇西贾村和庄组文明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徐德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天明，该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龙，扬州市江都区兴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鸿深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5251号一楼B区124号。法定代表人：洪银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扬州市新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鸿深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深公司）担保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20）苏1012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代偿款义务。事实和理由：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事实的依据。1、新锐公司不是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案件的当事人。在该案中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既没有将新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亦未将新锐公司列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此，新锐公司在该案中不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书约束，该判决书对新锐公司无法律效力。2、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无权力为新锐公司设定权利或义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并未将新锐公司列为当事人，故未通知新锐公司参加有关诉讼活动，因此，其判决书也就不能认定新锐公司法律责任。二、新锐公司与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案件中的上海敦普公司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该案中，鸿深公司负有举证证明上海敦普公司与新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拖欠货款的义务，而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因此，不能证明新锐公司欠上海敦普公司货款。另外，在鸿深公司与上海敦普公司交往中，新锐公司从未要求谁为自己提供担保，因此，也就不存在代偿担保款之说。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代偿款义务。鸿深公司辩称：1、根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执行书裁定书，法院已经执行了鸿深公司代新锐公司支付的货款94200元，执行费6660元。2、货款是为新锐公司担保的，当时洪银军是新锐公司实际操作人，负责采购，洪银军以个人身份出具担保函，新锐公司货款若没办法支付由鸿深公司支付，时间是2016年8月17日，这笔货款的发票、送货单已邮寄给法院。3、一审法院判决新锐公司返还鸿深公司垫付款94200元，代偿后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分两个时间段支付并无不当。4、上诉费由新锐公司负担。鸿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锐公司偿还鸿深公司担保的货款94200元、利息、逾期利息和执行费合计6660元，并自2018年12月31日即资金冻结之日起至2020年6月19日按年利率8%支付利息12103元，合计11296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敦普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出具对账单，注明客户名称为新锐公司，未付货款94200元，洪银军在下方签字，并注明新锐货款江都支付，如果江都没有办法支付，由上海鸿深支付。鸿深公司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敦普公司于2018年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鸿深公司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法院经审理认定鸿深公司尚欠敦普公司2015年度货款326115元（含扬州新锐94200元），鸿深公司作三期还款承诺；2017年10月13日，双方经对账，鸿深公司确认就双方间业务尚欠161990元；对账后，鸿深公司付款33000元，敦普公司向鸿深公司主张包括新锐公司在内的欠款223190元。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鸿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敦普公司223190元并支付利息（以22319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判决生效后，敦普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1日作出（2018）沪0114执6703号执行裁定书，注明法院根据生效判决于2018年11月16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令，责令被执行人鸿深公司支付223190元、利息10601.53元、逾期利息1953元（2018年12月31日止），并支付执行费3247元，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依照规定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鸿深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38991.53元及利息，不足部分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9年1月4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从鸿深公司账户扣划223190元。现鸿深公司认为法院扣划的款项中包含新锐公司所欠敦普公司的94200元欠款，故诉至法院，要求新锐公司偿还鸿深公司代偿的货款。审理中，新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对（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案件提起的再审申请书，并申请本案暂缓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根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鸿深公司欠敦普公司的货款中含新锐公司欠敦普公司的货款94200元，法院判决鸿深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新锐公司抗辩与敦普公司并无业务往来，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相反证据，虽向一审法院提供提交给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的再审申请书，但上述案件尚未决定是否再审，故新锐公司请求暂缓判决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鸿深公司被法院扣划案涉货款，其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新锐公司作为案涉货款的债务人，应当向鸿深公司偿还代偿款项。关于鸿深公司主张的利息、逾期利息、执行费等，根据鸿深公司提供的扣划证明，其被法院扣划的系货款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未有代偿证明，故对鸿深公司主张的执行费和扣划前的利息、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鸿深公司代偿后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主张按照年利率8%给付利息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依法调整自扣划之日即2019年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新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鸿深公司代偿款项942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94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鸿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80元，由鸿深公司负担213元，由新锐公司负担1067元，新锐公司负担的部分已由鸿深公司垫付，新锐公司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鸿深公司。本院二审期间，新锐公司补充提供了《关于上海敦普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发票的情况说明》、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的《清税证明》、李花兰出具的证明、姚应彩代上海深波公司向新锐公司交电费的收据、新锐公司2015年全年的银行流水，上海深波公司以及洪银军共同签订的《保证书》，证明本案中的货物是受洪银军指示购买，用于上海深波公司生产，与新锐公司无关，新锐公司2015年与上海敦普公司没有业务往来；新锐公司没有发放过员工工资，李花兰等人不是新锐公司员工；新锐公司与上海深波公司合作期间，新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参加公司的任何事务，一切债权债务由上海深波公司负责；此外，新锐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对于增值税发票以扬州市新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为抬头的予以认可，但不能代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鸿深公司对新锐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关于上海敦普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发票的情况说明》没有意义，本案中入库单、送货单、采购单都是齐全的，并有保管员、仓库经理的签字，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李花兰等人是新锐公司员工，《保证书》是洪银军签字的，但是与鸿深公司垫付涉案货款没有关系。上海鸿深公司补充提供了新锐公司的采购单两张、江都新锐公司的入库单三张、上海敦普的送货单三张，新锐公司为抬头的金额为255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一张，新锐公司2015年5月份、8月份的工资表各一份，上海敦普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守强的《说明》一份，证明涉案货款下的货物上海敦普公司已经送货，经新锐公司签收，开具的三张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是针对三张送货单，是真实有效的。新锐公司对鸿深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金额为25500元的增值税发票予以认可，应该入账了，现在清税了，无法查；三张入库单上没有新锐公司印章，也没有新锐公司员工签名，这三张入库单与新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保管员张丽等人也不是新锐公司员工。采购单上的印章不清，新锐公司也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鸿深公司要求新锐公司偿还其已支付的货款94200元有无依据？本院认为，鸿深公司要求新锐公司偿还其已支付的货款94200元可以得到支持。一、关于涉案货款项下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新锐公司上诉认为，鸿深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海敦普公司与新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拖欠货款，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上海敦普公司也陈述，新锐公司欠上海敦普公司货款实质上是鸿深公司和上海敦普公司的业务，根据鸿深公司要求开票到新锐公司，因此，鸿深公司不能证明新锐公司欠上海敦普公司货款。经审查，第一，本案二审期间，鸿深公司补充提交了关于涉案货物买卖的新锐公司的采购单、上海敦普公司的送货单、江都新锐公司的入库单以及新锐公司员工的工资表等证据，以此证明涉案货物由新锐公司采购，上海敦普公司将货物送达并经新锐公司的员工签收。新锐公司对入库单不予认可，也否认签字人员为新锐公司员工，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第二，涉案货物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94200元已经以“扬州市新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具了54000元、14700元、25500元的三张增值税发票，且新锐公司也认可54000元、14700元、25500元的这三张增值税发票已经收到并进行抵扣，现新锐公司上诉认为只是以其名字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未发生真实的买卖关系的抗辩理由也未有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案件中，上海敦普公司向鸿深公司主张货款，该生效裁判文书对于涉案94200元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并未进行认定，且本案二审期间，上海敦普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守强也出具证明，证实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发生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综上，根据鸿深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涉案94200元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发生，新锐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理涉。二、关于鸿深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新锐公司偿还其已支付的货款94200元的问题。第一，如前所述，现有证据显示涉案94200元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实际发生，而新锐公司也并未向上海敦普公司支付过该笔货款。第二，根据上海敦普公司2016年8月17日出具的客户名称为新锐公司的对账单，未付货款为94200元，洪银军在该对账单下方签字，并注明新锐货款江都支付，如果江都没有办法支付，由上海鸿深支付，鸿深公司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同时鸿深公司向上海敦普公司承诺的《付款协议书》中也包含了该笔款项。因此，鸿深公司曾作出过代替新锐支付该笔货款的意思表示。第三，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上海敦普公司与鸿深公司签订的《付款协议书》，鸿深公司确认结欠上海敦普公司2015年度货款金额中包括扬州新锐的欠款94200元，据此鸿深公司应依照对账确认金额向上海敦普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目前该生效判决已经执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从鸿深公司账户扣划了223190元，其中也包括了新锐公司欠上海敦普公司的94200元。因此，鸿深公司已实际替新锐公司履行了94200元货款的付款义务，其在本案中向新锐公司进行追偿，于法有据，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新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上诉人扬州市新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顾国先审 判 员 韩 凯审 判 员 周 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羊 燕书 记 员 王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