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豫民申79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吕建安，男，195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春莉，女，195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白慧玲，女，195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德志，男，194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上述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祥、陆东芳，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吕建安、李春莉因与被申请人白慧玲、赵德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3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吕建安、李春莉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的事实。在2013年7月份之前申请人吕建安和白慧玲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吕建安在2010年和2011年分两次向白慧玲借了250000元，该笔借款属于吕建安个人的借款，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李春莉对此也不知情。在2013年6月份，吕建安资金到位后，就和白慧玲商量还款的事情。白慧玲说家里现在不用钱，到2013年7月6日又是半年的利息，到时候再给吕建安转点钱凑够30万元，让吕建安帮其理财，还能挣点利息。当时吕建安就说，把钱还给白慧玲，让她自己理财。后在白慧玲多次要求下，吕建安就同意帮她。当时吕建安就告诉白慧玲认识山西介休嘉禾经贸有限公司的法人张某，白慧玲也向吕建安了解了这家公司的情况，就同意把钱放在介休嘉禾经贸有限公司。当时吕建安就给白慧玲说：把钱给你，你直接和这家公司转账，让他们直接给你打条子。白慧玲说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你直接转给他们就行了。基于朋友的关系，吕建安就答应了白慧玲的要求。2103年7月5日白慧玲又给吕建安转过来2.9万元，算上之前的半年利息2.1万元，凑够30万元。2013年7月6日，白慧玲找到吕建安，吕建安让其将原10万元、15万元借条撕毁后，出具了一张30万元的收条（张某答应年息1.4分）。2014年7月29日，白慧玲又给申请人转款50万元，要求追加投资，在此情况下，吕建安又于7月31日给白慧玲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收条。张某于8月23日给白慧玲出具了一份80万元的借条，让吕建安转交给了白慧玲。这就是这80万元的由来。由于张某经营困难，再未付息。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吕建安与被申请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吕建安向白慧玲所借的款项已经不存在，在庭审时白慧玲所提交的吕建安10万元、15万元借条复印件。其中一张为撕毁又粘贴的复印件就足以证明，要是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还存在借贷关系为何将借条撕毁，借条撕毁的原因就是之间的借款已经不存在，而在出具30万元收条的时候该笔款项就转为理财，这根本不是借款。另外的50万元也是收条，这样的收条怎么会被认定为借款，如存在借款，作为白慧玲来说也不会让出具收条，之前的借款都让吕建安出具借条，现在转的款项又多了，为何不让吕建安出具借条，这太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2、一、二审法院认定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错误。首先，该30万元是在原借条的基础上转变而来，是原借款转变为投资理财的基础，在该收条上显示利息仅是为了证明代为投资理财的收益，并不是申请人所借款应支付的利息，也不能证明该收条为借款的证明。其次，白慧玲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申请人所支付的款项为借款利息，2015年7月7日、2016年7月22日所支付的20000元、5000元并不是利息，而是白慧玲向申请人借的款项，与白慧玲主张的利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利息，利息是如何约定的，为何会间隔这么长时间才支付一次，这些都没有查明的情况就认定是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虽然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没有代为理财的手续，但不能以此推定就是借贷关系。如果真是借贷关系，白慧玲所持有的就是吕建安出具的借条并不是收条，而且原借条也进行销毁，这更加印证申请人们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第四，申请人原来是否向白慧玲借款也不能说明此次的80万元为借款。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只能证明为委托理财关系。虽然白慧玲不承认嘉禾商贸有限公司给其出具过借条，但张某已经对此情况进行说明，和白慧玲同样通过吕建安出借给嘉禾经贸有限公司款项的张顺安、邢秋梅、宿丽莎的证明和张某给三人出具的借条，和张某给白慧玲出具的借条是一模一样，不能因白慧玲隐匿了张某的借条，就偏袒否定了这一事实。这也足以说明借款人为嘉禾经贸有限公司，并不是申请人。3、张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申请人与白慧玲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首先，证人张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对相关的借款情况均进行了陈述，也证明将借条原件让吕建安交给了白慧玲，其证言足以证明吕建安就是帮白慧玲投资理财的。其次，吕建安与张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不影响其与白慧玲之间的借款，不能因为吕建安与张某之间借款，就推定其证言不能采信。第三，张某也直接给白慧玲还过钱，对方辩称已经退给对方，法庭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就判定白慧玲将该款项退还张某，是否有失公允。4、判决李春莉承担责任错误。二审法院仅依据赵德志给李春莉打过一个电话，就认定李春莉知道借款的事实，就判决其承担责任不当。二审法院为了判决李春莉承担责任，而无不尽其所能。首先，李春莉并不知道白慧玲借给吕建安80万元，李春莉只知道白慧玲委托吕建安帮其理财的事，不管是什么纠纷，这都是白慧玲与吕建安之间的事，与李春莉无关，李春莉没有和白慧玲签过任何字，也没有收到过白慧玲的任何款项。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款项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款并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没有用于共同经营，一审法院两次审理都未判决李春莉承担责任。第三，李春莉对电话录音也未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就认定李春莉应承担责任太过草率。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以权眉上、丧失底线、枉法裁判。现申请人已对相关领导违规违纪操纵审判的事实，向各级纪委监察组织举报。综上，一、二审判决结果错误，请求对本案立案再审。 白慧玲、赵德志提交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判决经质证并采信的两份《借条》、两份《收条》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流水等证据资料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1、2010年11月23日、2011年1月6日两张《借条》（合计借款25万元）系申请人亲笔书写，申请人对该25万元资金系借款没有异议。2、2013年7月6日申请人给被申请人出具了一张3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所反映的资金关系仍然是借款性质。（1）从资金流转看，该《收条》中的30万元，系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5日向申请人转款29000元，加上之前出借的本金25万元及该25万元截至2013年7月5日应收取的利息21000元合计计算而来。所以申请人书写《收条》确认其收到被申请人出借的30万元资金。（2）从收条本身看，申请人在《收条》中通过注明“半年付息1.4%”的方式，约定了30万元借款的利率和利息支付方式，这充分说明双方之间由原来25万元借款延续而形成的30万元也是借款关系。（3）从30万元借款的利息支付看，申请人于2013年7月6日出具30万元收条之后，分别于2014年1月9日、2014年7月17日，按照《收条》约定向答辩人半年一付息，每次支付利息25200元（30万元ｘ1.4%月ｘ6个月＝25200元），按期如数支付利息的行为本身也足以证明，30万元资金收条形成的是资金借贷关系。3、2014年7月31日申请人出具《收条》中的50万元资金仍是借款关系。（1）申请人李春莉与被申请人白慧玲是洛阳市档案局20多年的同事、好友，两个家庭又同住一个家属区，彼此熟悉，有良好的信任基础。两个家庭从2010年11月起就建立了借款关系，多年来被申请人并无高息回报的奢求，而申请人也一直都按约付息，双方之间建立的自始至终都是借款关系。（2）被申请人于2014年7月17日收到申请人30万元借款的半年利息25200元后，再审申请人又提出增加出借资金，并说利率照旧，被申请人出于对多年同事、好友李春莉的信任，才将50万元老宅拆迁补偿款于2014年7月29日出借给了申请人，转款第2天申请人打了《收条》。当时双方对该50万元资金系出借资金并无异议，此后被申请人多次向申请人催要借款时，申请人对借款性质也无异议（与申请人李春莉的通话录音可以佐证）。（3）被申请人出借该50万元后，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的多次催要下，又先后支付了20000元、5000元两笔利息。申请人支付利息的行为，再次印证了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借款关系。4、申请人提供的其与张某之间的借条，只能证明其与张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双方之间建立的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申请人不能依据其与张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对抗其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与张某之间不存在任何借款关系，也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协议，更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涉案80万元借款及利息支付全部发生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申请人应当依法履行还款责任。（二）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委托其理财的申请理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1、证人张某的证言系虚假证言，且前后矛盾，依法不能采信。在张某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涉案8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为“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但是在其出具的《说明》中又自认涉案8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为其个人；在原一审庭审出庭作证时，张某自述其与申请人之间存在260余万元的资金借贷关系；在发回重审一审庭审出庭作证时，又改口称其与申请人之间除了涉案80万元资金往来外，没有其他资金往来；而申请人在原庭审中自述其与张某之间存在300余万元的资金借贷关系；张某陈述其与答辩人30万元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但是答辩人将该30万元出借给申请人的时间为2013年7月6日等等。就同一事实，张某所述自相矛盾，与申请人的自述相互矛盾。张某的证人证言之所以矛盾重重，皆因其所述系捏造的虚假事实，依法不能采信。2、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双方之间既未签订任何委托理财协议，被申请人出借的资金及申请人支付的利息也未载明是理财款或理财收益，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委托理财的合意。（三）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资料充分证明申请人李春莉对涉案80万元借款知情并承诺还款。原一审质证时，李春莉认可了被申请人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资料的真实性，该通话录音充分证明了李春莉对涉案80万元借款知情并承诺还款，而且被申请人是因为与李春莉的同事、朋友关系，才将涉案80万元资金出借给了申请人，二申请人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且李春莉本身也是申请人之一，二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本案的事实”部分，认可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和借贷关系，这也充分说明了，李春莉自认对涉案借款知情。二、原审判决结果公平公正。双方之间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是在原审诉讼过程中，申请人串通证人提供虚假证言、提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虚假证据，意图逃避还款责任；在原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后，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诽谤原审法院和审判人员，混淆视听，扰乱审判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其赖账不还的非法目的。在当前依法治国的社会里，申请人的非法目的注定不能实现。综上，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吕建安、李春莉申请称其与白慧玲、赵德志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借贷关系问题。吕建安于2010年11月23日借款10万元、2011年1月6日借款15万元，共计25万元借款的基础上，加上上述借款利息2.1万元以及白慧玲又向吕建安所转2.9万元，形成30万元借款，吕建安于2013年7月6日向白慧玲出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一份，该份收条上载明“半年付息，1.4‰”，双方均认可利息为月息1.4%，“1.4‰”系笔误。吕建安分别于2014年1月9日、7月17日向白慧玲各支付25200元利息；白慧玲于2014年7月29日又向吕建安转款50万元，2014年7月31日吕建安出具了50万元的收条。之后，吕建安又向白慧玲支付了25000元，白慧玲主张该25000元是支付50万元借款的利息，吕建安虽称25000元是其出借给白慧玲的款项，但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一、二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吕建安和白慧玲、赵德志之间存在80万元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吕建安、李春莉申请称其与白慧玲、赵德志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提供其向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转款凭证、一份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向白慧玲出具的80万元借条复印件以及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因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向白慧玲出具的80万元借条为复印件，白慧玲、赵德志称没有见到上述借条，与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张某在几次审理中出具的证言内容也不一致，且张某与吕建安之间也存在借贷关系，张某的证言亦证明了其公司与白慧玲存在借贷关系。吕建安、李春莉亦没有提交白慧玲在介休市嘉禾经贸有限公司进行理财的直接证据，白慧玲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均系吕建安向白慧玲支付的利息，吕建安、李春莉主张委托理财的证据不足，其二人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吕建安、李春莉申请称李春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因涉案借款发生于吕建安与李春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李春莉和白慧玲系同事关系，吕建安与白慧玲多次产生借贷关系并持续几年时间，李春莉对此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常情。赵德志提交的其与李春莉的通话录音内容亦能证明赵德志向李春莉催要过借款，李春莉对此未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还款。二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涉案借款为吕建安和李春莉的夫妻共同债务，判决李春莉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吕建安、李春莉该项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吕建安、李春莉的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吕建安、李春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伟 审 判 员 申希江 审 判 员 杨 帆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 秀 书 记 员 郭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