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柏士秋，男，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山东新泰农商银行职工，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甲银，山东泰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让军，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泰安市永通物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新泰市，经常居住地新泰市楼德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希奇，新泰宫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高立保，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山东省新泰市。 原审被告：王梅远，女，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 上诉人柏士秋因与被上诉人尹让军、原审被告高立保、王梅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柏士秋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中，吴爽明确上诉改判请求为：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错误。被上诉人尹让军与高立保已就借款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已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无须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尹让军与高立保在2014年7月25日重新签订借条后，又于2017年11月初双方书面达成还款协议，约定由高立保自2017年11月份起每月偿还尹让军2万元，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高立保在2017年11月28日向尹让军个人账户打款2万元，自2017年12月起，高立保按尹让军的要求，向其弟弟尹让四的个人账户打款9次，结合尹让军在给上诉人打电话时的录音承认了有此借条的事实，足已证明了被上诉人与高立保双方已达成还款协议，只是高立保未将其它借条收回。对于高立保向尹让四的个人账户打款9次的事实，经高立保找尹让四核实，尹让四明确自己不知情，银行卡也在尹让军那里，尹让四让找尹让军。(尹让四作为18万还款的关键人，申请法院向其调查情况。)以上充分证明了尹让军已与高立保已达成了还款协议，且履行了10个月，借款已与上诉人无关。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即使2014年7月25日的借条有效，在两份借条中，都明确高立保提供了抵押物抵押，应用抵押物偿还借款。在2014年7月25日借条中，明确约定在高立保提供抵押物抵押后，上诉人只承担最高额担保16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3、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已超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与高立保达成还款协议后，被上诉人尹让军一直未向上诉人提过承担担保责任问题，且高立保自2011年11月至2018年12月一直履约还款，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的年年和上诉人催要的情况。尹让军找的证人与其有利害关系，且证言均是模糊证据，无法证明催要时间和催要内容，纯属作伪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提供的和尹让军的通话录音，是尹让军起诉后打的电话，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人主张权利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追加王梅远为被告且查封王梅远和上诉人女儿共有的财产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尹让军在起诉状上明确起诉的被告是高立保和上诉人，被上诉人为了查封案外人的房产，强行追加王梅远为被告，一审法院未经审查即追加王梅远为被告并查封了王梅远与其女儿共有的房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法庭调查时，柏士秋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引用法律条文不完整，片面适用法律，判决上诉人对利息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明显错误。本案2014年7月25日借条中明确载明：“担保人只对2015年12月30日需还款￥壹佰陆拾万元负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还够壹佰陆拾万元为止”，可见借款人与担保人对担保范围做了明确约定，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担保人只按照约定的壹佰陆拾万元范围内负担保责任即可，但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仅引用了《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前半部分，忽略了该条文中的“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所以才导致错误判决了上诉人对壹佰陆拾万元之外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没有完整适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判决案件，违背了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则，判决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二、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手中控制的借条，应当认定上诉人及一审被告高立保所主张新的还款协议达成的主张成立，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明显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以及一审被告高立保提供的转账明细，能够确认被上诉人手中持有借款数额为390多万的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在录音及庭审中也明确认可，但却以协议已撕毁为由拒绝提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录音时间晚于协议签订时间，应当以录音内容为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协议已撕毁的事实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一审判决应当认定上诉人及高立保所主张的已达成每月偿还2万元新还款协议且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成立，但一审判决却认为协议已销毁无法确认是否存在上诉人及高立保陈述的该借条明显错误。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债权人与债务人未经上诉人书面同意，对涉案借款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对借款数额、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都做了重大变更，并且已实际履行，应视为借款主合同变更，且协议签订时早已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被上诉人在签完协议后也明确表示不再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再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三、被上诉人多年从事非法金融放贷业务，其与一审被告高立保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从而上诉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无效，担保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多年从事非法金融放贷业务，作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仅本案利息就高出银行利率的4倍，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的明确规定，根据2019年11月8日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的规定，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高立保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行为更是无效，既然担保行为无效，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对此应予以纠正 尹让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胡搅蛮缠、偷换概念，企图逃脱其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首先，被上诉人和本案上诉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并且上诉人是信用社的主任，而被上诉人从事钢材生意，有数千万的存款，所以上诉人找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碍于朋友关系将款项按照上诉人的意思汇至上诉人女儿账户上，这就是该借款的真实起初意思表示，后来，上诉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将所借的被上诉人的款项又转借给了本案原审被告高立保，但是被上诉人并不认识高立保，和高立保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该借款的起因都是由上诉人引起，其用欺骗的手段又将该款转由高立保成为借款人，上诉人转变成为担保人，并且在2014年7月在出具欠条及利息结算时，上诉人看到利息较高，就只承担了在2014年7月份之前的借款本金的担保责任，并且约定了还款期限是2015年12月30日，在该还款到期后，被上诉人尹让军每年多次找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高立保催要该笔借款，并且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高立保分别在石莱白马寺银杏树下和石莱苹果园及新泰城西饭店请被上诉人吃饭，因为没有钱还，上诉人还在易初莲花和被上诉人见面后，被上诉人催要此款，至于当时的借款约定的二分利息，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不超过同期银行年利率36%，并且没有以从事高利贷为主业违背法律规定。所以其辩驳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并且本案原审被告高立保在借款到期后，确实向被上诉人名下汇过两万元，一审已经查实，后来又向被上诉人弟弟名下汇了两三次2014年7月份之前的所欠利息，此后便再没有偿还。因一审中其偿还的利息部分与协议中所欠的利息相差甚远，所以一审中被上诉人就放弃了向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高立保主张2014年7月份之前尚未偿还的剩余利息，但并没有放弃协议签订后的欠款利息。请求法院依法查实后，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起诉。上诉人所诉称的所谓的新的还款协议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找上诉人和高立保催要上述欠款时，当时在高立保家中，由高立保和柏士秋提前预谋草拟了一个协议，但是该协议被上诉人看到没有柏士秋签字，所以被上诉人当场撕毁不同意该协议，更不存在借条之说。如果说真的有还款协议，应该由各方当事人人手一份，那么该证据举证责任应当由上诉人和高立保提供，而上诉人以莫须有的理由栽赃陷害被上诉人，无非是逃脱其担保责任，耍赖行为。所以请求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高立保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意见。 王梅远未作陈述。 尹让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高立保偿还原告借款160万元及相关利息，被告柏士秋、王梅远承担担保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尹让军明确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高立保偿还借款16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1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被告柏士秋、王梅远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借贷、债务转移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下列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利息问题。依据2010年8月18日、2014年7月25日债务转移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两份借条，均明确约定了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案借款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二、关于借款人高立保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依据庭审中高立保与证人相互询问时自认的在本案开庭前一天即2020年9月23日原、被告双方尚进行协商还款事宜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在该时间向被告主张了权利，结合原告陈述的经常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三、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持有影响本案定性的另外一份借条问题，被告没有提供初步证据，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陈述双方确实曾起草过相关协议，但因被告柏士秋未签字，协议已销毁的意见，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被告陈述的该借条。四、关于被告柏士秋主张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被告柏士秋在庭审中提供了2020年9月11日双方电话通话录音，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在该时间点尚在向被告主张权利，结合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2014年7月25日借条出具后一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并未超出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务转移合同纠纷。2010年8月18日、2014年7月25日三方签订借款协议后，债务人柏士秋即将债务合法转移给了高立保，被告高立保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支付利息。关于利息计算方式，原告主张自2014年7月25日起均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系对个人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已履行利息数额，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7年11月28日被告支付2万元利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剩余利息，应当分段计算：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按照年利率15.4%计算，但应当扣除被告已付利息2万元，剩余利息，自2017年11月29日起，至给付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对被告主张除双方均认可的2万元利息之外的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14日分9次支付利息，被告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被告抗辩的借款无利息、超出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关于保证方式，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据担保法的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柏士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故对被告主张柏士秋系一般保证的抗辨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柏士秋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高立保追偿。关于保证范围，依据双方对合同条款解释，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保证人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对被告主张的仅对16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辨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张利息系在协迫情况签订，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王梅远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王梅远不是本案当事人，故，对原告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11号）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被告柏士秋对以上一、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高立保追偿。以上一至三项，限被告高立保、柏士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尹让军对被告王梅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00元，减半收取计9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柏士秋、高立保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高立保提交自制尹让军打款明细打印件一张以及与该自制打款明细对应的电子银行回单10张，拟证明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14日尹让军共打款20万元，该20万元是其和尹让军于2017年10月28日在尹让军公司的办公室达成的第三份借条有关，该第三份借条是其出具给尹让军的，就这一份，前面两张借条（2010年8月18日及2014年7月25日的借条）也未退，其又在2017年10月28日出具了该第三份借条，该第三份借条上通过其与尹让军结算，形成了390万元的欠款数额，该390万是160万元的本金加上利息，具体利息的计算标准其现在也不记不清了，是尹让军算出来以后其又认可了，当时打完390万金额的借条，其要求将利息降到月息五厘，按这个利息来算，每月不到两万，于是其与尹让军约定了每月利息为两万（指390万元总金额对应的2017年10月份之后的利息是每月两万元），其提交的证据中共打款20万元，就是偿还的该390万元在2017年10月份之后的每月两万元的利息，前述三份借条均只有一份，因为都是借条并非协议，所以都是其向尹让军出具了一份借条，第三份2017年10月28日的借条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名，因为其与尹让军之间达成的协议上诉人不认可，所以上诉人就没在该借条上签字，该第三份390万元的借条于2017年10月28日出具当天就给了尹让军，打完这个借条后，在2017年11月28日付了390万元的第一个月两万元的利息，之后又打了9次，根据尹让军的要求打到其弟弟名下尹让四账户上，总共18万元，该10笔中通过我女儿高乐尾号为79378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其中的9笔，共计18万元，另外一笔通过我朋友的孩子刘雪尾号为1371的账号支付了一笔2万元（2018年4月30日支付的一笔），在第三张借条中也明确载明了之后每月偿还2万元利息，本金按390万元定了一年的还款期，利息没有再明确截止日期；提交该组证据，一是证明在2017年10月份之后其又支付给尹让军20万元的利息，二是证明存在2017年10月28日的第三张借条。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高立保在2014年7月25日之后又偿还了18万的利息，该18万元与一审判决中的打给被上诉人的两万元是一样的性质，应当在160万本金借款利息中扣除，一审判决没有扣除这18万属判决错误，应当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本案的收款人尹让四在外打工，无法回来核对汇款情况，仅是凭当时的记忆，经被上诉人核对，该转账真实，但不是高立保所述的所谓的第三份借条的还款内容，而是高立保自称债务较多，后期借款及利息无力支付，只能先支付2014年7月25日之前的利息，按每月2万元支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三份借条和协议之说，该利息的支付与本案起诉的标的没有直接关联性。审查认为，对高立保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实高立保自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分十笔（每笔两万元）共计支付给尹让军借款利息20万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7月25日出具给尹让军的借条载明：“2010年8月18日高立保借尹让军现金贰佰万元整，利率按银行基本利率的4倍计算（月息贰分）此借款已支付本金肆拾万元、利息叁万元，到2014年7月25日还欠尹让军本息现金叄佰零贰万贰仟捌佰元整（￥3022800.00）此欠款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此借款由新泰市新莱特种猪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作抵押担保（土地证号新集用2006第0014号）还款期限在2015年12月30日前还款壹佰陆拾万元整。借款人：高立保担保人：柏士秋担保人只对2015年12月30日需还款￥壹佰陆拾万元负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还够壹佰陆拾万元为止。土地抵押单位：新泰市新莱特种猪场。借款人及抵押单位对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期限至借款人还清借款本息之日为止。”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尹让军与高立保在2014年7月25日重新签订借条后，又于2017年10月28日双方书面达成新还款协议，约定由高立保自2017年11月份起每月偿还尹让军2万元，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且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尹让军手中持有借款数额为390多万的该还款协议。对该主张，尹让军不认可，陈述称：其向高立保、柏士秋催要欠款时，高立保、柏士秋起草的还款协议，将本息合计大约390万元左右，出具了还款协议，但是柏士秋拒绝在该还款协议上签字，其当场将该还款协议撕毁。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前述所称尹让军与高立保达成新还款协议、其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是否存在上诉人与高立保主张的2017年10月28日新还款协议，该待证事实目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对上诉人主张存在该新还款协议且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即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10月28日的新还款协议，对于上诉人主张“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债权人与债务人未经上诉人书面同意，对涉案借款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对借款数额、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都做了重大变更，并且已实际履行，应视为借款主合同变更，且协议签订时早已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被上诉人在签完协议后也明确表示不再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也是不成立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亦规定：“债权人和债务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协商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内容，减轻债务的，保证人仍对变更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加重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2014年7月25日的借条中约定担保人柏士秋的保证期间为“担保期限至还够壹佰陆拾万元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之规定，视为约定不明，故柏士秋的保证期间为二年，即自2015年12月31日（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10月28日高立保与尹让军的新还款协议及对借款数额、利率、还款期限作了重大变更等情况，也是在保证人柏士秋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尹让军与债务人高立保对债权数额、利息等内容作了变动，且根据高立保的陈述，利息是降到了月息五厘，系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而保证人只是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故上诉人以存在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内容的新还款协议为由，主张上诉人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该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同时被上诉人在签完协议后也明确表示不再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不认可，且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故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即使2014年7月25日的借条有效，在两份借条中，都明确高立保提供了抵押物抵押，应用抵押物偿还借款”，但根据2010年8月10日及2014年7月25日两张借条的内容，系第三人新泰市新莱特种猪场提供物的担保，而非债务人高立保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因此，债权人尹让军选择要求保证人柏士秋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认为应用抵押物偿还借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中，2014年7月25日借条中明确约定“担保人只对2015年12月30日需还款壹佰陆拾万元负担保责任”，因此，上诉人认为其只按照约定的160万元范围内负担保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对160万元之外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载明“被上诉人与高立保达成还款协议后，被上诉人尹让军一直未向上诉人提过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故，上诉人自认在其主张的尹让军与高立保达成还款协议之前，即2017年10月28日之前，尹让军一直要求柏士秋承担保证责任，系在柏士秋两年的保证期间届满前即2017年12月31日前要求保证人柏士秋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一条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自2017年10月份起算三年诉讼时效，尹让军于2020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诉讼时效，且尹让军一审时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其每年都找高立保、柏士秋催要案涉借款。综合前述分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尹让军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柏士秋的妻子王梅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追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故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追加王梅远为被告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查封王梅远和上诉人女儿共有的财产程序违法，但该上诉事由不属于上诉审程序审理的范畴，故本院二审不予处理。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多年从事非法金融放贷业务，被上诉人与高立保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从而上诉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无效，担保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审查认为，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针对不特定对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且被上诉人也不认可上诉人该主张，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前述主张。 关于本案已履行利息数额，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高立保自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分十笔（每笔两万元）共计支付给尹让军借款利息20万元，故该20万元已支付利息应自160万元本金借款利息中予以扣除。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高立保偿还原告尹让军借款本金人民币160万元”；第四项即“驳回原告尹让军对被告王梅远的诉讼请求”； 二、变更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高立保支付尹让军利息损失（以本金1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14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扣除高立保已付利息20万元；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 三、变更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柏士秋对以上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高立保追偿。 以上一至三项，限高立保、柏士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尹让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减半收取计9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柏士秋、高立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柏士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