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10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于家下河373号。 法定代表人：于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召，青岛市南联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肥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兴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东，山东卓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东，山东卓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锋，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饰公司）、刘玉锋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肥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983民初5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慧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召，被上诉人傲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东，被上诉人刘玉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慧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陈述不再主张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傲饰公司与刘玉锋之间形成的加工承揽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傲饰公司之间的合同是无代理权限的无效合同，合同无效上诉人不承担相关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对刘玉锋不能履行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公安笔录及刘玉锋的陈述，傲饰服公司在与刘玉锋的交易中没有审核和落实刘玉锋的身份，在刘玉锋出具的合同上公司与刘玉锋不相符时也没有与上诉人进行确认。上诉人没有履行过争议合同的任何内容，也没有收取傲饰公司承揽合同中的加工货物和任何费用。刘玉锋因为自身的已经被司法限高属于司法失信人员的情况下，同时借用、盗用青岛玉和盈、青岛慧海等多家企业的信息，用于承揽和签订合同使用，被上诉人傲饰公司负责人王**明知刘玉锋是个人在承担加工货，仍将加工货让刘玉锋承揽。不仅仅是没有尽到对刘玉锋的代理权限的审查义务，而且拒不支付刘玉锋加工费导致了本次的诉讼纠纷。一审法院也认为傲饰公司具有过错，刘玉锋和傲饰公司应当承担各自的过错责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该合同的责任。虽然上诉人的公章公安鉴定为一致，但是并不能一定肯定该公章就是上诉人因为自己的过错被盗用的，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与被上诉人刘玉锋一样赔偿内容的补充责任。二、原审法院将傲饰公司与案外人形成的(2019)苏0281民初17210号调解书中的调解数额作为判决依据，该依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傲饰公司与案外人达成的调解书所争议的内容和价格均与本案承揽合同所争议的内容、价格不相符，调解内容中损失数额的计算是依据傲饰公司与案外人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创公司）就另一合同赔偿经济损失达成的合意内容，未经评估和审计。本案损失没有经过司法评估，不能仅凭调解数额认定经济损失数额。一审法院也没有就该损失告知双方可以进行评估和鉴定，请求依法对该案争议的损失进行鉴定评估。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不再申请鉴定损失。 傲饰公司辩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玉锋辩称，不发表答辩意见。 傲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面料、辅料损失1379101.5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份，原告傲饰公司总经理王**与被告刘玉锋协商，由刘玉锋为原告代加工海澜之家贴标的毛呢中款上衣5000件。2018年10月11日，王**代表原告傲饰公司（委托方、甲方）签署一份委托加工合同，被告刘玉锋使用慧海公司（加工方、乙方）的名义在合同上盖章，但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加工项目毛呢大衣5000件，加工费230000元，交货期2018年11月15日。甲方须于2018年10月5日前向乙方提供所需全部原铺材料，如甲方未能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全部原铺材料，致使乙方停工待料造成损失，甲方应予赔偿；如乙方未能按时、按质、按量交付成品，乙方应按照违约货值的全部赔偿损失。成品验收合格，按照实际交货数量，乙方提供17%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清货款（加工费）。合同签订后，原告傲饰公司按照被告刘玉锋的要求，将加工原材料运送至生产场地邹城市富维服饰有限公司（被告刘玉锋租赁使用）。2018年11月底，被告刘玉锋通知原告傲饰公司验货，因部分成品衣的内衬质量不合格，又进行了返修。期间，被告刘玉锋多次联系傲饰公司王**催要加工费，王**告诉刘玉锋因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暂停交货，没有给傲饰公司支付加工费，傲饰公司也没办法给刘玉锋支付加工费，让刘玉锋先把成品货存放在其工厂内。之后，刘玉锋又多次向王**催要加工费，并表示再不支付加工费，就把成品低价卖掉。2019年1月底，被告刘玉锋将加工的4000余件毛呢大衣全部卖掉。2019年8月17日，王**向肥城市公安局控告刘玉锋将代加工的5000套毛呢大衣私自处置变卖，所得资金被其占有，给傲饰公司造成损失150余万元。肥城市公安局对刘玉锋及慧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进行了调查询问，刘玉锋承认使用慧海公司的名义与傲饰公司签订5000件毛呢大衣的代加工合同。于波否认与傲饰公司签订过加工合同，且认为合同上的慧海公司印章为假印章。经肥城市公安局及泰安市公安局鉴定，结论是涉案加工合同上“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印文与于波提供的“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019年9月17日，肥城市公安局向王**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8年9月10日，原告傲饰公司（乙方）与案外人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约定甲方提供面料及铺料，委托乙方加工斜纹针织大衣10000件，出货期2018年10月30日交清。2019年12月25日，因加工合同纠纷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将傲饰公司起诉至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442343元，2020年1月2日经该院主持调解，傲饰公司一次性赔偿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各项损失700000元。庭审中，被告刘玉锋陈述，王**给其打电话说有一批服装要加工，刘玉锋委托董国敏办理这笔业务。刘玉锋否认是慧海公司的工作人员，董国敏也不是慧海公司的员工。被告刘玉锋辩称，多次电话催促原告带款提货未果后，王**同意其处理货物抵顶加工费。被告慧海公司陈述，涉案加工合同是刘玉锋冒用慧海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刘玉锋为实际承揽人，慧海公司不应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1、案涉加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2、被告慧海公司与被告刘玉锋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本案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关于加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公司是个组织体，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既如此，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否属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换言之，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加工合同上虽盖有被告慧海公司的公章，在慧海公司否认授权盖章的情况下，原告傲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刘玉锋是慧海公司的代理人，被告刘玉锋也明确否认是慧海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认定刘玉锋（或刘玉锋委托的人）具有代理权，因此，案涉加工合同对被告慧海公司来说，应属无权代理从而归于无效合同。原告傲饰公司主张合同合法有效，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慧海公司与刘玉锋的民事责任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被告刘玉锋使用被告慧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傲饰公司签订加工合同，原告傲饰公司向被告刘玉锋提供了面料等原材料，被告刘玉锋组织人员进行了加工制作。在原告未付230000元加工费的情况下，将成衣卖于他人。由此，被告刘玉锋即是合同行为人。被告刘玉锋辩称其不是具体经办人，庭审中刘玉锋陈述“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批服装要加工，当时我不在厂里，我就委托董国敏办理这笔业务。”可见，具体操作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故该辩称与事实不符。被告刘玉锋辩称在紧急情况下（如工人追要报酬）卖掉成衣抵顶加工费是经原告傲饰公司经理王**同意的，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傲饰公司不予认可，对被告刘玉锋的该项辩称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刘玉锋对原告傲饰公司的损失应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经肥城市公安局、泰安市公安局两次鉴定，加工合同上慧海公司的盖章是其备案使用的公章，被告慧海公司辩称是行为人盗用加盖的，但没有证据证明。结合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被告慧海公司对于合同上的公章加盖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被告慧海公司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上存在明显过错，对原告傲饰公司的损失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告傲饰公司依据案外人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张经济损失为1379101.5元，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确认。原告傲饰公司提交的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7210号案件有关材料载明：因案涉加工成衣未能交付，案外人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起诉傲饰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442343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傲饰公司一次性赔偿江阴领创服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700000元（已当庭履行）。结合本案实际，确认原告傲饰公司的经济损失为700000元。原告傲饰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审查对方的代理权限，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支付被告加工费用，对造成的损失应自担一定责任，原审法院确定为20%。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玉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60000元；二、被告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对被告刘玉锋就上述款项不能履行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承担13300元；由被告刘玉锋承担8912元，被告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不应对刘玉锋的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傲饰公司、刘玉锋对此均不予认可。关于上诉人慧海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2018年10月11日的委托加工合同抬头加工方处列明为慧海公司，尾部落款为乙方慧海公司，并加盖有慧海公司的公章。经过肥城市公安局及泰安市公安局鉴定，合同上慧海公司的公章系其真实公章。刘玉锋陈述：其以慧海公司的名义与傲饰公司订立涉案加工合同，因其业务员董国敏与慧海公司的股东荆丽系夫妻关系，经慧海公司同意，合同上加盖了慧海公司公章。慧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刘玉锋系借用、盗用慧海公司公章签订涉案合同。因涉案合同上加工方慧海公司的公章真实，被上诉人傲饰公司与刘玉锋均陈述合同签订时刘玉锋告知傲饰公司涉案加工业务由慧海公司履行，所以上诉人慧海公司应承担本案加工合同项下的相关民事责任。至于慧海公司与刘玉锋之间是否存在借用公章、擅自使用公章或者盗用公章的情况，目前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刘玉锋或董国敏系盗窃、盗用其公章，上诉人也未就此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慧海公司与刘玉锋之间的相关事宜可另行解决。上诉人二审中主张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赔偿数额，被上诉人傲饰公司提交其与上游客户领创公司之间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证实傲饰公司已实际赔偿领创公司面料、辅料损失的情况，刘玉锋亦认可损失清单上的面料、辅料数量与傲饰公司交付给刘玉锋加工的面料、辅料数量一致。而且，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陈述不再申请鉴定损失数额，故应以傲饰公司赔偿领创公司的情况作为认定本案中傲饰公司损失数额的依据。上诉人二审中对损失数额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12元，由上诉人青岛慧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梁丽梅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