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7民终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临泽县沙河镇建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37202233253。 法定代表人：阎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豆某，男，汉族，1986年2月16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户籍地临泽县，现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汉族，无业，户籍地临泽县，现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解放北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556318364W。 法定代表人：程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王某1、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绿雨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8）甘0723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临泽禾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豆某，被上诉人王某1、被上诉人安徽绿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某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临泽禾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临泽县人民法院（2018）甘0723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与本案侵权诉讼有关的事实只有一个，即种子发运行为应当由谁负责以及因发运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谁承担，被上诉人安徽绿雨公司是发运行为的责任人和受益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第六条第3项约定，安徽绿雨公司委托王某1生产的种子在临泽交付，该批种子应当由安徽绿雨公司在临泽验货、临泽提货，如果安徽绿雨公司履行合同约定，在临泽提货，则不可能发生王某1冒用上诉人名义在行政主管部门开具检疫证的事，王某1冒用他人检疫证发运种子也是按照安徽绿雨公司生产负责人的指令办理的。本案中，安徽绿雨公司并没有在临泽提货，而是按照合同约定由王某1代办托运，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运费。上诉人认为，在发运种子这件事上，王某1是受托人，是受安徽绿雨公司的委托为其发运种子，安徽绿雨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为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无论是淮上区主管部门的调查结论、调查笔录，还是临泽县主管部门的调查笔录或王某1、李某在法庭上的陈述，均证明冒用上诉人名义在行政主管部门违规开具检疫证的行为，是王某1和李某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认为，王某1、李某、安徽绿雨公司在冒用上诉人名义开具调运检疫证这一违规行为方面均具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连带的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主张应当由委托人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王某1、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法庭查明，应由王某1、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也认可这种责任承担方式。二、上诉人在王某1根据其委托人安徽绿雨公司负责人指令会同李某擅自使用上诉人名义在主管部门开具检疫证为安徽绿雨谋利益（发运种子）这一行为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有权向有过错方追偿。李某的岗位属于发运员，只有发运上诉人公司种子或受上诉人主管人员委托发运种子、开具调运检疫证的行为，才属于职务行为，本案中，上诉人与安徽绿雨公司之间没有业务活动，公司主管人员也未授权李某给安徽绿雨公司发运种子，因此，李某接受王某1请托，私下冒用上诉人名义，在主管部门开具调运检疫证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而是属于给安徽绿雨公司某利益的行为，是协助王某1完成依据《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第六条第3项约定应当由安徽绿雨公司履行的合同义务。本案中，李某并没有给安徽绿雨公司发运过一粒种子，涉案种子是王某1依据合同为被上诉人安徽绿雨公司代办托运的。李某也没有在上诉人处利用上诉人的任何条件开具调运检疫证，而是利用主管部门的信任，在行政主管部门冒用上诉人名义由行政主管部门给安徽绿雨公司开具了调运检疫证，帮助安徽绿雨公司实现了将种子由临泽运输至安徽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理应由安徽绿雨公司承担。三、王某1没有办理检疫许可证的过错责任在于安徽绿雨公司，根据临泽县质保站2013、2014办理检疫证的要求，办理证时必须提交亲本种子的检疫证，安徽绿雨公司向王某1提交一份杂交种新安五号的检疫证，不复合检疫部门办理杂交种检疫证的要求，是导致王某1没有办理检疫证的根本原因，安徽绿雨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植物检疫证的管理、开具都是由质保站负责，上诉人从未持有、保管过本案争议的检疫证，因此，不存在检疫证管理不善的过错问题。五、王某1之所以开具检疫证是因为按照安徽绿雨公司的要求，恰好上诉人又在两年前生产过该品种，所以上诉人对于王某1根据安徽绿雨公司的要求和委托到质保站开具检疫证的行为根本不知情，相反，安徽绿雨公司在开具前是知情的。在蚌埠两级法院的诉讼中，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陈述上述理由，法院也没有从上述理由审理本案，本案是依据新的事实和理由提出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 王某1辩称，1.上诉人主张没有办理检疫证的问题，检疫证确实没有备案，没有备案是因为安徽绿雨公司给的是杂交种子检疫证，没有给亲本种子检疫证，没有亲本种子就没法办理检疫证，所以安徽绿雨公司应当承担责任。2.我与李某有一定的过错，但是是安徽绿雨公司委托的，我的行为是受安徽绿雨公司委托的，而且也是安徽绿雨公司胁迫我的，即使有责任，也应由安徽绿雨公司承担。综上，一审判决不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成立的。 安徽绿雨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理由如下：一、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王某1的个人行为应由其自己承担法律后果，与安徽绿雨公司无关。首先，已生效的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中民终字第7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安徽绿雨种业与王某1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委托合同，认定双方之间为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其次，结合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签订的合同第六条3款约定，由王某1负责发运货物，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运费。由此可见，发运种子是王某1的合同义务，行为来源于双方的合同约定，而非安徽绿雨公司的委托，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之间就发运种子事项并未单独形成委托代理的合同关系。王某1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义务实施的行为应由其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第三，导致损害后果的直接侵权行为是李某与王某1开具虚假调运检疫证的行为，而开具调运检疫证是王某1的合同义务，是其个人行为，并非安徽绿雨公司对王某1的授权事项，王某1也未以安徽绿雨公司名义实施此行为，就此违法行为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并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该行为后果应由王某1个人承担，与安徽绿雨公司无关。二、上诉人的损失不应由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要求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首先，经安徽淮上区法院和蚌埠中院审理，认定李某作为上诉人负责发运种子办理检疫调运证的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以上诉人名义开具虚假调运检疫证，上诉人作为李某的用人单位，疏于管理，应对李某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而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各项费用正是上诉人作为李某的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向安徽绿雨公司赔偿的损失，并非李某与王某1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故上诉人可就自己承担的赔偿责任向其员工李某和有过错的第三人王某1进行追偿，而不是直接主张侵权赔偿。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追偿权纠纷，而不是侵权纠纷。其次，安徽绿雨公司对上诉人从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安徽绿雨公司未指使也未参与李某和王某1开具虚假调运证的行为，也不可能预见到王某1会通过实施违法行为的方式去履行合同义务，安徽绿雨公司是王某1和李某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而非侵权行为人。并且，上诉人作为专门的制种企业，应当对公司证件、印章、人员负有管理职责，对其员工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上诉人名义开具虚假调运证造成的侵权后果负有直接过错，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且淮上区法院和蚌埠中院已就该事实及责任承担做出了生效的法律文书。第三，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与蚌埠中院作出的1953号案件属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且主张由安徽绿雨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主要损失与蚌埠中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同一笔款项，实际上诉人在本案中的主张是对蚌埠中院裁判结果的否定。安徽绿雨公司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条之规定，上诉人要求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重复诉讼。三、关于王某1与李某开具虚假检疫证违反植物调动的行政，已由相关行政部门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的主体是上诉人。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与王某1、安徽绿雨公司种植回收合同中，做为王某1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上诉人与王某1对案件事实认定及过错责任的划分经过多次庭审均是明确的，在今天庭审中双方作为原、被告，意图将责任转驾于安徽绿雨公司，侵害安徽绿雨公司的合法权益，王某1的陈述与已查明的事实和其它事实均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以侵权责任主张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既没有侵权事实，也无法律依据。 李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临泽禾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安徽绿雨公司承担给原告赔偿损失1363366.92元的责任，并要求李某和王某1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4月10日，被告安徽绿雨公司与被告王某1签订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双方约定：安徽绿雨公司委托王某1在甘肃省××县的制种基地，并组织实施该批玉米杂交种子的生产，种子调运时，由王某1提供《植物检疫证》，检疫费由王某1承担；安徽绿雨公司向王某1提供亲本种子，由安徽绿雨公司负责运至王某1所在地；王某1制种面积460亩，预计单产300公斤，总产138000公斤，若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种子平均亩产低于300公斤，安徽绿雨公司同意按每亩2350元保底价向王某1结算玉米价款等。合同签订后，王某1接受委托，在临泽县落实制种面积442.78亩，由安徽绿雨公司的技术员汪承琢签字确认。秋收后，王某1实际收货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双方委托北京豪赛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新安5号玉米种子纯度予以检测为合格。2014年12月17日，王某1为办理植物调运检疫证，找到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发货人即被告李某，被告李某利用原告临泽禾丰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在临泽县，分别载明：收货单位安徽绿雨公司，发货单位临泽禾丰公司、联系人李某，货物名称玉米种子（阳光98），数量40000千克，件数800件，准予调运等，由检疫员王德珍签名，甘肃省××县、甘肃省植保植检站盖章。2014年12月19日，被告王某1作为托运人，借用原告临泽禾丰公司的植物检疫证，以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为发货单位，发送货物名称为玉米种子阳光98，实际是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装运至安徽绿雨公司处。2015年6月2日，安徽绿雨公司以甘肃发运至其公司的玉米种子物证不符、擅自调运等问题向蚌埠市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报告要求对该批玉米进行处理，并提交了种子生产委托书、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及相关植物检疫证书。2015年6月19日，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制作了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就地保存。2015年7月7日，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向蚌埠市农林委出具蚌农技字（2015）12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结论如下：“一、2014年3月，绿雨公司与王某1预约生产新安5号玉米种子事实存在；二、由绿雨公司提供的调运检疫证书，我们在全国植物检疫平台上已查到，检疫证书标注的品种为阳光98号；三、王某1、禾丰公司发货人李某已承认其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和《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同日，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作出淮农种（2015）01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预约代繁新安5号玉米种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结论为：“根据蚌埠市农技推广中心《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蚌农技字（2015）12号），该批种子不得加工、销售。”。2015年9月6日，安徽绿雨公司以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不得加工、销售的行政处理决定为由向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临泽禾丰公司、王德珍赔偿损失等。该案经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了（2015）淮民一初字第01956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原告临泽禾丰公司给被告安徽绿雨公司赔偿损失699404.02元，并承担诉讼费10469元，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和被告安徽绿雨公司均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于2017年11月7日二审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皖03民终195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临泽禾丰公司遂于2018年5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临民初字第677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安徽绿雨公司支付王某1制种款等138874.86元，并驳回了安徽绿雨公司反诉的诉讼请求等。安徽绿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5）张中民终字第77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30日，甘肃省××县作出临农（检疫）罚（20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禾丰公司转让检疫证书，给予禾丰公司2000元罚款。同日，甘肃省××县作出临农（检疫）罚（2015）02号行政处罚决定：王某1无证调运玉米种子的行为，给予王某120000元罚款。2016年4月25日，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向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分别起诉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其他（农业）行政诉讼一案、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其他（农业）行政处罚一案。2016年8月12日，原告临泽禾丰公司撤回对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起诉。2016年10月14日，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311行初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临泽禾丰公司的起诉。临泽禾丰公司不服上诉至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6）皖03行终11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再查明，2005年被告李某入职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一直到2018年12月与原告临泽禾丰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期间2014年被告李某在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从事发种子工作，并具体负责开具调运种子的检疫证。就被告李某擅自帮助被告王某1到植保站开调运种子的检疫证之事，2015年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作出了解除与被告李某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理决定，被告李某也在该决定上签字。在2015年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与被告李某解除合同之后，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又返聘了被告李某，直到2018年年底李某才辞职离开了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原告临泽禾丰公司没有对李某作出扣发工资或者赔偿单位损失的处理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由此可见，构成重复起诉要同时符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讼请求否定前裁判结果三个条件。虽然本案中原告临泽禾丰公司要求被告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与安徽绿雨公司起诉临泽禾丰公司的案件的裁判结果有冲突和重合，但本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此前一审法院审理的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一案的本诉与反诉不相同，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安徽绿雨公司和临泽禾丰公司及王德珍一案的诉讼主体、诉讼请求也不相同，本案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条件，故被告安徽绿雨公司所辩解的本案属重复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损失和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否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不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等规定可见，连带责任的承担,属对当事人的不利负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宜径行适用。本案原告是以侵权责任提起诉讼的，并非以公司员工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要求其赔偿损失，且原告当庭明确要求对其主张的损失由被告安徽绿雨公司承担，并要求被告王某1和被告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则首先必须审查被告安徽绿雨公司是否对原告临泽禾丰公司实施了故意或者过失的侵权行为，但根据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原告临泽禾丰公司转让植物检疫证书的行为构成民事侵权，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支持其主张的被告安徽绿雨公司对其实施侵权行为的相关证据，且生效法律文书也已经确定被告安徽绿雨公司对其主张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原告临泽禾丰公司承担70%的责任，故原告临泽禾丰公司主张被告安徽绿雨公司对除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之外的如差旅费、律师费和银行账号被冻结后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王某1和李某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基础，故其诉请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临泽禾丰公司要求被告安徽绿雨公司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虽还要求被告王某1和李某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其主张仍然缺乏事实基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请也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案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李某、王某1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70元，由原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临泽禾丰公司提交临植保字2013第1号、临植检字2014第2号、2014年3月11日安徽绿雨公司给王某1提供的王米杂交种新安五号的检疫证，拟证明王某1没有办理检疫证的根本原因，过错在于绿雨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向王某1提供亲本检疫证书。经质证，王某1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安徽绿雨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临泽禾丰公司所要证明的事实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如下：1.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就存在，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提交。2.植物检疫证中载明的收货人是王某1，而非安徽绿雨公司，本案所争议的侵权行为是王某1与李某开具虚假检疫证的行为，并非安徽绿雨公司未向王某1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的行为。3.结合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签订的合同内容，种子调运时由王某1提供检疫证和检疫费用，由此可见，办理检疫证的主体是王某1，安徽绿雨公司无法预见王某1对履行合同义务而实施违法行为，故安徽绿雨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4.安徽绿雨公司未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并不必然侵害临泽禾丰公司的合法权益，无因果关系，如王某1因安徽绿雨公司未提交亲本种子检疫证，可主张违约责任，并不是以违法行为履行合同义务。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具关联性，无法证明临泽禾丰公司的诉讼主张，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临泽禾丰公司要求安徽绿雨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要求李某、王某1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四个方面。本案中，临泽禾丰公司主张安徽绿雨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理由是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签订《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认为王某1是受安徽绿雨公司的委托发运种子，种子发运行为的责任人和受益人是安徽绿雨公司，而王某1与李某冒用临泽禾丰公司的名义开具虚假检疫证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安徽绿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临泽禾丰公司与安徽绿雨公司无任何经济及业务往来，造成临泽禾丰公司损失的侵权行为的直接原因是李某与王某1开具虚假调运检疫证，而依据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签订的合同，开具调运检疫证是王某1的合同义务，是其个人行为，安徽绿雨公司并未对临泽禾丰公司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侵权行为过错方在李某与王某1。其次，根据我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5）张中民终字第772号民事判决，认定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签订的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不属于委托合同，双方系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王某1与安徽绿雨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亦不存在临泽禾丰公司辩称的王某1是受安徽绿雨公司的委托和指示发运种子。另，对于临泽禾丰公司提出的是因安徽绿雨公司未向王某1提供亲本检疫证书导致王某1违法开具检疫证造成损害发生，安徽绿雨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诉讼理由，本院认为，安徽绿雨公司虽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向王某1提供亲本检疫证书，但该行为属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不能成为王某1通过违法方式开具调运检疫证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且临泽禾丰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其无权基于上述原因要求安徽绿雨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故临泽禾丰公司要求安徽绿雨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某与王某1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临泽禾丰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安徽绿雨公司与王某1、李某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临泽禾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70元，由上诉人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小芸 审判员  任斌文 审判员  赖煜娴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颖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