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002民初721号 原告：邹××。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 被告：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术强，威海文登大水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邹××与被告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王××依法清偿邹××外墙柔性腻子款252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邹××与王××存在多年装饰涂料供应业务往来。2020年11月13日双方结算部分货款，但2012年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1日，2014年3月11日、3月14日、5月8日、6月20日7次共购买外墙柔性腻子13.5吨，单价1600元/吨，共计25200元双方一直未结账。故邹××诉至法院，要求处理。 王××辩称，一、其不欠付邹××货款，双方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民事案件中已处理完毕。二、王××系受案外人刘×1雇佣在电厂工地工作，刘×1委托王××代收货。三、邹××提交的证据载明三车公司，邹××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四、自2014年至今，邹××从未向王××主张欠付款项，若存在欠付情况，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邹××诉请无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王××为邹××提供劳务。2018年1月4日，邹××书面确认“汪疃农行外墙595×30=17700元后墙529×12=6348元内墙1200×10=12000元红安外2700×6.5=17550元工人15×230=3450元用腻子粉12.5吨×1350元=16875元”。王××依据上述清单于2020年11月13日诉至本院，要求邹××支付工程款17000元。该案庭审中，双方确认劳务费为扣除邹××提供的12.5吨腻子款16875元及邹××已支付款项，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鲁1002民初××××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邹××于2021年1月15日前给付王××劳务费14000元（已抵扣王××2018年9月9日欠付邹××的3000元乳胶漆货款；款项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王××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480308328071177的账户内），若逾期给付，王××有权按照17000元的数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邹××主张王××尚欠付外墙柔性腻子款，并提起本案之诉。 庭审中，为证实欠付款项的情况，邹××提交收款收据四份、销货清单三份。其中，时间为2012年11月14日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初村电厂（三车），项目外墙柔性腻子，数量3吨，金额为4800元”，收款人处有王国权（系王××雇佣的工人）签字。在收款编号下方手写有“电话13361170618”字样。时间为2012年11月21日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三车（初村电厂），项目外墙柔性腻子，数量1.5吨，金额为2400元”，收款人处有王国权签字。时间为2012年12月1日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初村（电厂）三车，项目外墙柔性腻子，数量1.5吨，金额为2400元”，单位名称处有王×1签字。时间为2014年5月8日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张村电厂，项目外墙柔性腻子，数量2.5吨，单价1600元，金额4000元”，收款人处由邹××签名，单位名称为王×1。在该收据编号上方手写有“（顶款）王”字样。以上四份收款收据均为存根联。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销货清单载明“要货单位：初村电厂，产品名称外墙柔性腻子，数量3吨，单价1450，金额4350元”。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销货清单载明“要货单位：羊亭电厂，产品名称外墙柔性腻子，数量3吨，单价1450，金额4350元”。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销货清单载明“要货单位：文登电厂，产品名称外墙柔性腻子，数量2吨，单价及金额处为1450.00元，下方书写合计2900元”，以上销货清单中均系复写件，由王××签字。 邹××称收据、销货清单客户名称“初村电厂”、“张村电厂”等代表供货地址，王××在上述工地进行外墙或内墙施工。收据中所写“三车”是因为腻子外包装邹××使用的是三车公司的包装。2014年5月8日的收款收据，载有“顶账”字样，意思是顶欠付王××的款项，但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案件中，王××未认可，故王××应付款。2012年11月14日收据中注明“电话13361170618”，该电话为要货方电话，当时邹××为三车公司代加工，并负责到工地送货，由三车公司提供电话、地址。与王××清账的单据，邹××已经交付王××，没结清的单据在邹××处。2014年3月至6月间送货单据既有收据亦有销货清单，是因为给初村送货一直用收款收据，没有带的情况下用销货清单。收据下面的单据均直接交给王××，王××将下面单据交给刘×1；销货清单第一联交付王××，不经过刘×1，直接由其与王××进行结算。 对此，王××质证称，2012年12月1日、2014年5月8日收款收据中“王×1”的签名系王××所签，但该两份收据系存根联，邹××应持销售单据才能向王××主张权利，且张村电厂工程并非王××承包，该工程为三车公司承包，王××仅为现场施工人员。2012年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1日收款收据注明初村电厂三车，与邹××无关，邹××无权主张权利。同时，2012年12月1日收款收据注明“顶款王”，证明对此双方已经结算。三张销货清单中签名系王××所签，但该部分，王××与邹××在2018年1月4日对账时已结清，且双方已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案件中达成调解，不存在欠付邹××货款的情况。另外，2012年至2014年初，刘×1雇佣王××在初村电厂、羊亭电厂施工，当时由邹××将货物送至工地，刘×1委托王××代收，货物价值六七十万元，均用于该工地，相应单据存根在邹××处。2018年1月4日的对账单明确注明使用腻子款抵顶王××的工程款16875元。若存在未抵顶的款项，会在对账单中一并结算。 本院对刘×1进行询问，刘×1称其不认识邹××。2012年下半年至2016年，其自威建公司处承包初村电厂、羊亭电厂、文登电厂、张村电厂附属工程中的外墙粉刷工程后，将工程劳务部分转包给王××，腻子由其公司威海市德威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公司）自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车涂料厂（以下简称三车涂料厂）处购买，购买时由刘×1与三车涂料厂高经理联系，由高经理安排车送至工地，王××在工地收腻子并签字，货款由德威公司直接与三车涂料厂进行结算，当时约定双方使用德威公司随货同行联与三车涂料厂的收款收据收据联进行结算。自三车涂料厂具体购买了多少腻子已经记不清了，双方每年进行结算，结算没有销货清单。货款通过手机支付或现金支付，收据联均撕毁。2013年至2014年间王××称其为他人施工张村银行部分工程，但该人无款支付，可以用12.5吨柔性腻子抵顶，并称该人所送材料与之前工地供应的材料一样，刘×1表示同意，后王××提供12.5吨腻子使用，该部分款项2014年由刘×1直接与王××结算，双方协商单价为1350元/吨，后刘×1向王××支付18675元货款。王××如何与他人进行结算，刘×1不清楚。王××不包料，不可能存在多购买材料而不向德威工地要款的可能性，且工地管理严格，不可能出现把材料从自厂区搬走的情况。 对此，邹××称，其与刘×1无联系，三车涂料厂与刘×1的结算与其无关，其要求结算的款项仅与王××有关，此前双方协商一致扣除的12.5吨腻子款与案涉单据无关。三车涂料厂曾雇佣邹××代加工腻子，向刘×1供货，货款大约为六七十万，但单据已经返还给三车涂料厂，由三车涂料厂与刘×1进行结算。 庭审中，本院通过电话联系三车涂料厂经营者（电话号码13361168766），其称此前向刘×1提供的腻子，系由三车涂料厂找邹××加工，加工后由邹××直接将腻子送至刘×1工地，送至工地并签收后，邹××携带相应单据与三车涂料厂进行结算，并将单据交付给三车涂料厂，此后三车涂料厂再与刘×1进行结算，因时间较为久远且结算完成，相应单据无法查到。 对于双方协商确认的12.5吨腻子的供货情况，邹××称该12.5吨没有收据，由王××直接打电话，邹××送至公司后，其与王××各自记录在自己笔记本中，后邹××笔记本无法找到。王××称，当时其与电厂老板谈妥，邹××可供应大约12.5吨货，王××电话联系后分两三次送到工地，此后未购买过腻子。 对于邹××主张案涉款项的时间，邹××先称2018年1月4日双方对账时，其只找到部分向王××供应文登电厂、羊亭电厂、初村电厂，共计12.5吨腻子粉供应单据，故双方仅对该部分腻子粉做了顶账处理，当时没有找到的供货单据就未进行处理。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案件之后，邹××陆续找到本案中为王××供应的文登电厂、初村电厂、张村电厂的未计算部分腻子粉供货单据7张，该7张供货单据是2018年1月4日双方对账时并未找到的，后又主张此前每次王××要求其付款时，其均向王××主张案涉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中，邹××与王××之间没有书面合同，邹××以收款收据、销货单等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不认可。对此，应结合邹××、王××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进行认定。首先，邹××提交的收款收据虽然有王××及其工人签字，但2012年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1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为初村电厂三车等字样，刘×1称初村电厂外墙工程由其承包，仅将劳务分包给王××，材料由德威公司自三车涂料厂处购买，由王××在工地签收。三车涂料厂称刘×1所购买腻子，由邹××加工并运送至工地，对于加工及运送情况，邹××予以认可，仅称其标注“三车”系用三车涂料厂外包装，但对此并未举证，且邹××明确2012年11月14日收款收据中所载电话系购货方联系方式，但该联系方式系刘×1联系电话。故无法依据上述收款收据认定系邹××向王××出售案涉腻子。其次，另案中，双方确认王××劳务费扣除12.5吨腻子款，刘×1亦表示电厂使用他人腻子12.5吨，但邹××未提供双方确认的12.5吨腻子的具体供货时间、地点等，主张12.5吨腻子无收据或销货清单，仅记录在笔记本中，笔记本丢失，但邹××提交的2014年5月8日收款收据中注明“（顶款）王”，邹××并未证实2014年5月8日的收款收据所载数量及销货清单中所载明的数量未包含在12.5吨腻子内，故依据上述证据亦无法认定邹××、王××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案件处理的腻子款外存在因货物买卖而产生的欠款关系。邹××对于所持案涉单据再次起诉王××索要货款的原因亦存在反复，一方面称双方在(2020)鲁1002民初6578号案件调解时，其未找到上述单据，后又称其中一份标注“顶款王”的单据王××对账时未认可，后又称其多年来多次向王××主张该单据所涉款项，陈述存在反复，亦无法与案涉证据相佐证形成优势证据。综上所述，邹××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施行）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元，由原告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宫伟丽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邱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