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某1，男，汉族，1962年11月13日生，现住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某2，男，汉族，1989年11月7日生，现住代县，系原某1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代县峨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男，汉族，1972年2月6日生，住代县同心路阳光超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8年9月7日生，现住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汉族，1972年10月2日生，代县二中教师，现住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男，汉族，1969年2月2日生，重庆市垫江县人。上诉人原某1、孙某、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廖某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3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某2、孙某，上诉人孙某、张某，被上诉人刘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6987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2019年10月15日晚在下班后，受被上诉人指使在给被上诉人卸货过程中，由于当时天已黑，被上诉人在毫无任何安全设施和照明设施的情况下，让上诉人在高处作业，致使上诉人摔伤;而本次事故上诉人并非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受伤，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伤，而且是受被上诉人指使的，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毫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35%的责任，明显不公，为此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孙某辩称，一、原某1在上诉状上说他自己在2019年10月15日晚上“受被上诉人指使给被上诉人卸货”，根本不是事实。答辩人当时都不认识原某1，更不可能安排他从事什么事情。况且，答辩人的工程已经发包出去了，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卸货，跟答辩人没有半点儿关系。原某1的上诉状上还说"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在高处作业"，但是，那天晚上答辩人本人并不在施工地点，而是远在海南岛，对现场施工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可能让一个答辩人既不认识也没有联系方式的人到高处作业?二、原某1的上诉状说他对自己摔伤的后果毫无任何过错，原某1是一个成年人，如果当时现场没有灯光照明和保险绳、安全帽等防护条件，自己上到高处作业，难道不知道有发生人身伤害的危险?综上所述，原某1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某1的上诉请求。孙某辩称，答辩人既没有指使过原某1，也没有让他上高处作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答辩人已经将上下一共两层楼的工程发包给了廖某，廖某承包以后，又把一层和二层楼的木工劳务活儿分包给了原眉文。原眉文为了做工程挣钱，才雇佣原某1给他打工。按照原某1本人的话说，就是原眉文每天给他280元。答辩人根本不认识原某1，根本不可能安排原某1做什么工作。而且，工程都发包给他人了，答辩人不可能再亲自参与施工。原某1是听原眉文的安排才做事儿，轮不上答辩人指挥原某1。第二，原某1摔下来的时候，原眉文肯定就在现场，因为原某1是原眉文等人从楼房里抬出来的。当时，答辩人在楼房外面，没看到原某1究竟是如何受伤的。原某1在上诉状上说他是给答辩人卸货过程中受伤的，这显然又是胡说八道。原某1受伤被原眉文从楼房里面抬出来送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卸货，怎么能说是卸货受伤?如果原某1真的是在干活时受伤，也是给原眉文干活才受的伤。原某1应该找原眉文赔偿，不应该让我们发包人赔偿。再一个，如果原某1是自己摔伤的，他自己肯定有失误。法院判原某1本人自负一定比例的损失是合理的。但是，法院不应该判决让答辩人赔偿原某1，代县法院判决答辩人赔偿他，没有任何理由。所以，答辩人请求驳回原某1的上诉，同时，请求法院改判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刘某2辩称，首先，答辩人不是本案建筑工程的发包人，也不是承包人。答辩人和原某1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其次，答辩人也不认识原某1，答辩人没有指使原某1做过任何劳动的事情，原某1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答辩人也不在场。因此，原某1的上诉请求跟答辩人没有关系。希望人民法院秉公审理，驳回原某1对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孙某、张某上诉请求：撤销代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3民初3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原审判决认定原某1给上诉人帮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作为工程发包方已经将全部工程发包出去，所有的施工活动都由承揽人实施，上诉人不需要亲自施工，承揽方就全包下来了。廖某在本案中陈述将两层楼的木工活都分包给了原眉文，而原眉文承认自己是从廖某手中分包的木工活、支模型等劳务事项。根据施工惯例，卸料吊装木工活支模型的材料工具，理所当然也是原眉文承包劳务工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劳务。一审判决书认定卸料是由发包方负责，既没有任何证据，也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书认定原某1给上诉人帮工，也不符合情理。日常生活中，帮工都是发生在亲戚、朋友、邻居或本村有互助关系的村民之间，为急需建房修路或红白喜事而又人手资金不足的一方无偿出力，不取报酬，热心帮助的情况。原某1与上诉人之间根本不认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邻居或者本村村民。不仅没有任何交情，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原某1怎么会不要报酬，白白给上诉人帮工?正如原某1本人亲口所说，他自己是给他兄弟原眉文承包的工程打工的，工资由亲兄弟结算，一天280元。这就说明原某1不是白给人帮工的人，他连亲兄弟都不给帮工，怎么肯白给外人帮工呢?何况，上诉人已经将工程发包出去，要根据工程量向承包方付款。所以，上诉人客观上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工，即便有人要帮工，也是帮了施工方的工，我们发包方并不受益。还有一点，要成立帮工关系，必须是帮工人提前向对方表示其具有实施帮工的意向，让被帮工的人知道对方的行为是无偿的帮工。但是，原某1和上诉人没有进行过任何告知或沟通，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原某1这么一个人在工地打工。原某1直到打起官司，仍然表示他是受别人雇佣才干活的，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在帮工，其本人当庭陈述自己是给原眉文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而原眉文也承认原某1是他自己叫过来干活儿的，承包费每人三分之一。所以，一审判决书认定原某1与发包人(即:上诉人)之间存在帮工关系，完全不合逻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判决书认定帮工关系属于错误认定。2、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原某1的骨折伤情因本案摔伤所致，系认定事实有误。根据原某1提供的受伤第二天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门诊病历及X光片显示，其骨质未见异常。而两个月后在同一家医院检查显示，其骨折并且关节脱位。由此证明，原某1初次受伤当时，并没有发生骨折及脱位，只是在两个月期间，才发生了骨折及脱位。所以，其骨折脱位与其在上诉人发包建设的工地上受伤之间并无关联。至于究竟是其二次受伤还是因医疗事故导致伤情加重，另当别论。原某1本人庭后提交的承诺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此一事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原某1骨折脱位与本案有关，由骨折脱位引起的伤残误工二次医疗等相应费用也与本案没有关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由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适用了有关帮工责任的法律。判决书错误认定上诉人对工程卸料负责，也导致了确定上诉人承担65%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错误。此外，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即:上诉人)未对骨折与帮工致伤关联性提出鉴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到位的责任，显然也是适用法律的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书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107762.64元是错误的。请求上级法院依法审理，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某1辩称，原某1给孙某、张某义务帮工是客观事实，原某1受伤当天是晚上7点钟，其在没有灯光照明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一审认定原某1受伤的情况是事实，其不应该承担35%的责任，卸车不是原某1的工作范围。原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01000元，四被告互负连带责任。2、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张某将代县外环橙槽沟路口建楼工程发包给廖某，廖某又将工程中木工活、支模型承揽给原眉文，原眉文找到原某1、原秀文共同完成支模型和木工活。工程卸料由发包方孙某、张某负责。2019年10月15日天黑后，原某1帮忙卸料过程中从高处掉落，后被送往代县人民医院花费门诊费253元（2019年代县人民医院12月11日数字化摄影等117元，2020年3月9日数字化摄影等111元+25元主任医师门诊费）、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花去医疗费13228.35元（2019年10月17日至10月29日住院12天，花去医疗费11300.55元，2019年12月16日至12月17日住院1天，花去医疗费1927.8元）、门诊费花费4308.5元（第一次住院10月15日至18日门诊费花费4008.4元，12月13日门诊票单层多次CT平扫300元）、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花去门诊费300元、医药费1119.33元、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花去医疗费82511.66（从12月25日至12月30日住院5天，12月24日挂号费花去60元，住院期间支出陪护费800元）、2020年3月24日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花去门诊费391.48元、在代县杨贵生中医诊所支出医药费用（门诊输液）1235元、在北京市红雷餐厅购买冰袋2个、护理垫1包、上肢垫共花费13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伤残等级评定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鉴定评估、二次手术费用评估，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选定忻州市中医医院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对原某1伤情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原某1右肘关节损伤，1.目前损伤已构成十级伤残。2.待骨折愈合后植入的内固定材料若行二次手术取出，其费用约为：7264-9764元。3.被鉴定人人体损伤后需要：误工90-180日，护理30-60日，营养60-90日。鉴定费花费3500元。另查明，被告孙某、张某、刘某2三人共垫付医疗费2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时受到伤害引起的纠纷。本案原告应原眉文的请求,同其一起为发包方孙某、张某帮工卸料,应属帮工关系,案由应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到将材料卸到房顶，必然会对木工活的承揽方和施工人产生便利；结合本案原告具备一定的木工施工能力和作为成年劳动者在帮工过程中应具备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本案被告发包方在夜间施工期间，应保障照明和提供其他安全设施但未实施，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确定原告应承担35%的责任，被告孙某、张某承担65%的责任。本案工程的发包方为被告孙某、张某，刘某2系孙某委托从事管理工作，廖某系工程承包方，故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本案的受益人即工程的发包方孙某、张某承担。原告的具体损失为：1、医疗费用：101850.84元（代县人民医院门诊费253元+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疗费13228.35元+门诊费4308.5元+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费300元+医药费1119.33元+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疗费82451.66元+挂号费60元+北京市红雷餐厅医药用品130元）；2、误工费：20250元（150元/天×135天）；3、护理费：5720元[（120元/天×（45天-4天）+800元]；4、营养费3750元（50元/天×75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100元/天×18天）；6、交通费结合原告的伤情及住院治疗情况，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7、伤残赔偿金：45260元[（12902+9728）×20年×10%]；8、精神抚慰金：5000元；9、二次手术费：8514元；10、住宿费990元，11、鉴定费3500元；以上合计199634.84元。结合原、被告在事故中过错以及被告垫付医疗费的情况，被告孙某、张某应赔偿原告107762.64元（199634.84元×65%-22000元）。原告在代县杨贵生中医诊所花费的输液费用，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治疗与原告帮工致伤治疗的伤情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某、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原某1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07762.64元；（二）、驳回原告原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7.5元，由原告负担1000.8元，被告孙某、张某负担1156.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2019年12月17日出具的（原某1）出院证中“病程经过”记载情况为：“患者（原某1）于2019年10月15日从3米高处坠落，右侧肢体着地，当即昏迷，右肘肿胀，由家人送往山西省代县人民医院急诊，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就医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入住神经外科给予营养神经，对症治疗，后期发现右肘肿胀未消退，活动受限，进一步检查示：右肘冠状突骨折右肘关节脱位，建议进一步治疗……”。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选定的鉴定机构忻州市中医医院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阅片所见：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2019年10月16日DR片示：（原某1）右尺骨冠突骨折。代县人民医院2019年11月12日DR片示：右肘关节陈旧性骨折伴脱位。本院认为，1、上诉人孙某、张某主张已经将工程发包出去，客观上不需要任何人帮工，即便有人要帮工，也是帮了施工方的工，上诉人作为发包方并不受益。但孙某、张某不能提供与工程承包方之间具体的承包协议，根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装运被卸材料的货车由孙某、张某雇佣，并非由承包方雇佣，原某1与孙某、张某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在帮助孙某、张某卸料过程中发生人身损害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件性质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是正确的。上诉人孙某、张某主张成立帮工法律关系应当具备一定的基础关系（亲戚、朋友、邻居或者本村村民），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孙某、张某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原某1作为帮工人，在明知天色已晚，且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和安全设施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高处作业，导致事故的发生，其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安全作业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原某1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正确的；3、上诉人孙某、张某依据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关于原某1的门诊病历本内容主张原某1初次受伤时，并没有发生骨折及脱位，只是在两个月期间，才发生了骨折及脱位，所以，原某1骨折脱位与案涉事故之间并无关联。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原某1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门诊病历本记载原某1右肘X线显示：骨质未见明显异常，但同时该门诊病历本亦记载了（原某1）右肘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建议患肢制动休息，如症状无缓解，门诊行CT三维重建。孙某、张某不能举证证明原某1骨折系因原某1其他原因导致，根据原某1从高处坠落的事实，综合参考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2019年12月17日“病程经过”记载内容，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内容，原某1几次的就医情况，原某1从高处坠落导致右肘关节受伤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原某1、孙某、张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3元由上诉人原某1、孙某、张某各自负担其缴纳部分，即原某1负担1547元，孙某、张某负担24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永生审判员 刘 勇审判员 李小荣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