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04民初2645号原告：王慧芝，女，195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旅顺口区。被告：郭连松，女，195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晓烨，女，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大连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喜，男，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大连市中山区。原告王慧芝与被告郭连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慧芝、被告郭连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依法给付欠款5500元（包括代理费5000元、两个交调费200元、3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当事人卢磊委托原告代理与潘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签订了我们所的委托代理手续，加盖了所的公章，且收取5000元，交调费500元。事隔几日，因委托人与潘某自行和解，委托人前来解除代理关系，要求返还代理费5000元。被告当时不在，由原告替被告负责的春柳法律服务所垫付5000元退给了卢磊。被告回所后，原告向被告说明情况后，被告只称知道了，但没有给原告垫付款。2019年4月-5月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要，被告答复仍然还是“好”，但仍未给付，并称等找到合同存根再说。至诉讼前，被告仍以没有找到存根为由未能给付我垫付的5000元代理费。另外，被告还扣了应当给我的两个当事人的交调费合计500元，故诉至法院。原告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书，由大连市旅顺口区鲁大姐房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大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磊与大连市沙河区春柳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春柳法律所）签署，证明鲁大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磊与春柳法律所负责人郭连松双方盖公章、卢磊签字形成的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卢磊向春柳法律所交代理费5000元、交通调查费500元，合计5500元。证据2.授权委托书，证明谢辽沙委托代理由谢辽沙向原告交的交通调查费300元由被告截留。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证明范淑兰委托代理合同由范淑兰向原告交的交通调查费200元由被告截留。证据4.收条一份，证明鲁大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磊收到原告替春柳法律所向其退还的代理费5000元，卢磊已收到该款。证据5.代理费开支明细2页，其中有被告郭连松亲笔写的“000002卢磊2018年案待查后结算”，证明原告代春柳法律所向鲁大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磊退款5000元事实存在，由于被告称存根丢失，其责任应在被告。证据6.告知函，证明春柳法律所的公章、委托代理合同、出庭函、介绍信等均由所里统一管理，原告等人如需出庭代理执业，需将代理费交给所里后，被告才给出具相关手续。被告辩称，一、被告郭连松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王慧芝诉请被告给付欠款5500元代理费用，系诉讼主体错误。首先，由原告提交的（2018）沙春沙民字第02号《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合同的甲方是春柳法律所，乙方是大连鲁大姐公司和卢磊，被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9条、第465条二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对被告的起诉，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本案中涉及的《委托代理合同》甲方是春柳法律所，而被告系该所的主任，是法定代表人，被告代表春柳法律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是依法履行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第61条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之规定，无论被告是否收到合同乙方卢磊的诉讼代理费用，其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而不应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综上，原告对被告的起诉，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违反了法律规定，系诉讼主体错误，被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没有收到《委托代理合同》中鲁大姐公司给付的代理费5000元和调查费500元。经我方庭前查找核对，无论是被告个人还是春柳法律所，均没有合同中两个乙方所交款项5500元的记录。因此，原告的起诉无法律事实根据，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被告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证明春柳法律所是经大连市司法局批准注册成立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是郭连松，原告因与春柳法律所的代理费争议应与春柳法律所进行结算，被告郭连松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证据2.原告王慧芝收取代理费明细表，证明2020年4月22日原告收到春柳法律所给付25600元代理费，被告在该表的下方签字注明没有查到卢磊2018年案件代理费的记录，证明原告的诉请不存在。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围绕当事人的举证及本院当庭质证，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原告自2016年3月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任法律工作者，被告郭连松系该所法定代表人。原告在该所履行法律工作者职务期间，其收入由春柳法律所提供，原告取得工资收入的方式和标准以其代理案件的多少按约定的比例进行提成。原告在诉讼中称，原告在2018年6月为鲁大姐公司代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鲁大姐公司向春柳法律所缴纳了5000元代理费，但由于鲁大姐公司撤回了委托代理合同，在请求退还5000元代理费时，原告代春柳法律所垫付了该代理费。由于原告认为该款项由春柳法律所法定代表人郭连松经手，并且承诺待查实后结算，因此原告请求被告郭连松立即给付原告代春柳法律所垫付的5000元代理费。原告在诉讼中还称，原告在春柳法律所任法律工作者履职期间，曾有两笔应给付给原告本人的交调费，其中一笔为2019年11月期间发生的范淑兰案代理交调费200元，另一笔为2019年12月期间发生的谢辽沙案代理交调费300元，合计500元，至今未给原告。现原告请求被告郭连松立即给付原告三笔费用合计55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委托代理合同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收条一份、代理费开支明细2页，被告提供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原告王慧芝收取代理费明细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为原、被告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首先，原告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被告请求返还5500元。按照原告起诉状及原告当庭陈述，案涉5500元中5000元系原告在春柳法律所代理鲁大姐案委托代理时，代春柳法律所垫付的退费款，另外的500元均为原告在春柳法律所履行委托代理时应收取的交调费，因此原告称的5500元均系原告与春柳法律所履行法律工作者期间发生的。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在被告郭连松处，亦非被告郭连松占有，而不当得利构成的前提系没有合法的根据而取得非法的利益的行为，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郭连松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亦不符合《民法总则》关于不当得利的条款要求。其次，原告所述事实是与春柳法律所存在法律关系还是与春柳法律所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郭连松存在法律关系。由于前述原告所称的案涉5500元，均非被告郭连松个人所为，且原告自认5000元系原告代春柳法律所垫付退费款，500元均系春柳法律所应给付给原告的交调费，因此原告所称的5500元即便是春柳法律所的法定代表人郭连松承诺为其待查后结算，系郭连松代表春柳法律所对原告的承诺，属职务行为，因此原告向春柳法律所的法定代表人郭连松主张返还5500元，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如原告认为春柳法律所拖欠5500元证据确凿，可另案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慧芝对被告郭连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尚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马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