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3民终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健（曾用名何力），男，198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健，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祥娟，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建容，女，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义明，重庆市南川区万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星宇，女，199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原审第三人：周兴会，女，195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原审第三人：何茂辉，女，194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原审第三人：戴宪辉（曾用名何宪辉），女，195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盛区。原审第三人：何光辉，男，195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原审第三人：何建华，男，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原审第三人：胡小琴，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川区。上列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义明，重庆市南川区万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健因与被上诉人何建容、杨星宇、原审第三人周兴会、何茂辉、戴宪辉、何光辉、何建华、胡小琴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3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遗嘱无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遗嘱是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改判。1.关于遗嘱的形成。毛新川打印遗嘱后，到南川区人民医院，何建辉在遗嘱上捺印，但无见证人在场，仅有本案被上诉人何建容和其他第三人在场。2.关于遗嘱见证。毛新川、周锡容与被上诉人系表兄妹关系，一审也予以了认定，二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周锡容接到何建容通知后到医院并在遗嘱上签字，上诉人认为周锡容并不能证明其见证了遗嘱是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周锡容并未对毛新川代书和何建辉签字的过程进行见证，也未对何建辉宣读遗嘱内容，只是询问对遗嘱一事是否知道，何建辉点头示意，且当时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也在场，因此，该见证是完全无法证明遗嘱是否是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见证人谈自福也未在现场见证毛新川的代书和何建辉的捺印过程，对遗嘱内容也不知情，虽对自己的签名认可，但谈自福不识字，视力、听力也有问题，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书记员让其在证言笔录上签字和抄写身份证号时，他也陈述说看不清楚。一审法院根据谈自福的证言推定遗嘱是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认定错误。3.关于遗嘱原始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原始记载依据来证明打印内容是何建辉口述的遗嘱，也未对口述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更无遗嘱上签名的见证人在场对口述内容进行全程见证。故通过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涉案遗嘱的内容就是口述遗嘱的内容。反之，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杨星宇与何建容的微信聊天内容能证明遗嘱不是何建辉的本意。同时，王**的证言也证明何建辉捺印时并不清醒，是被上诉人和毛新川拿着何建辉的手进行捺印，一审判决没有采纳，也未予以说明。4.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遗嘱有两页，第一页既无签名也无捺印，第二页立遗嘱人没有签名，只有一枚指印，见证人谈自福书写的身份证号码明显存在错误。上诉人认为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继承法规定应当同时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一人见证一人代书、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签名三个形式要件。本案中见证人均未全程在场见证打印遗嘱形成过程，代书人也未对口述过程形成书面记载，见证人也未在每一页签字确认。因此，不能认定涉案遗嘱有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推定遗嘱有效完全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改判。何建容辩称，遗嘱合法有效，何建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遗嘱是何建辉本的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具体表现。何建容作为遗嘱执行人严格按照遗嘱内容执行，履行了遗嘱执行人的全部义务，在本案中没有占有、侵犯他人财产。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星宇辩称，对遗嘱持怀疑态度，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审第三人均述称，遗嘱真实有效，应予维持一审判决。杨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8年7月13日的《遗嘱》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何建容、杨星宇、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健系何建辉与杨莉婚生子，何建辉与杨莉离婚后，杨健由杨莉直接抚养。杨星宇系何建辉非婚生女，何建容系何建辉同父同母妹妹。2018年7月12日，与何建辉为表兄弟的毛新川根据何建辉口述内容汇总后制作遗嘱一份，该遗嘱正文系打印，载明何建辉财产、债权、债务、遗产处理等内容，并载明时间，附图如下：2018年7月13日，何建辉在该遗嘱尾部立遗嘱人处捺印，未签字。谈自福、周锡容、毛新川三人在见证人处签字捺印。其中，谈自福系何建辉生前护工，周锡容、毛新川系何建辉、何建容亲属。何建辉护理记录单载明“双腕关节、各指关节变形”。2018年7月20日，何建辉因病去世。杨健质疑该遗嘱效力，故引发本诉。另查明，在（2019）渝0119民初4499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何建容提供证人谈自福、毛新川出庭作证。谈自福陈述：何建辉不能自理，双手都不能拿东西，吃饭都是我喂。毛新川陈述：遗嘱内容是我根据何建辉口述打出的。当时何建辉口齿清楚，只是声音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反复说过这些事，遗嘱内容是多次汇总后我在办公室打出来的。何建辉手痛手抖没办法签字，遗嘱我拿着给他看了的。那一上午何建辉都是清醒的，我待到了接近上午十一点，亲眼看到何建辉右手大拇指按的手印。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杨健提供证人王小芳出庭作证，王小芳陈述：何建辉没有看遗嘱，何建容还是周兴会拿着何建辉的手指按了手印，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何建辉模模糊糊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话都费力。何建容提供证人谈自福、周锡容出庭作证，谈自福陈述：字是我签的，我不懂遗嘱，何建辉谈遗嘱内容的时候我不在场。何建辉喊我签的，说证明他按了手印。他手痛写不起字。他有点凶，有点清醒。周锡容陈述：当时我在上班，接到电话喊我去。我去的时候何建辉睡着的，我喊他他就睁眼看我。我就跟何建辉说了几句话，让他好好保养，他点头。毛新川把遗嘱拿给我看，我把遗嘱拿着在他面前晃了几秒，问他是不是他真实意思，何建辉点头，很小声地说“是”，何建辉是清醒的，我就签了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涉案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依法应当有两个及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判断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一是《遗嘱》是否为何建辉真实意思表示，二是《遗嘱》是否具备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本案中，谈自福作为何建辉护工，与杨健、何建容、杨星宇、第三人均无利害关系，且谈自福两次庭审中证言基本一致。因此，对谈自福证言，予以认可。根据谈自福陈述“遗嘱是何建辉喊他签的字，当时何建辉有点清醒、有点凶；何建辉吃饭需要喂”。可以看出，何建辉喊谈自福签字时意识清醒，应当明白让谈自福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的后果。由此推定，何建辉知道并认可《遗嘱》内容，但因指关节变形无法书写自己的姓名，只能通过捺印确认《遗嘱》。其二，毛新川陈述“遗嘱是拿着给何建辉看了的”；周锡容陈述“拿着遗嘱在何建辉面前晃了几秒并询问是不是其真实意思，何建辉说‘是’”，二人证言与谈自福证言意思一致，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因此，遗嘱是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毛新川、周锡容、谈自福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在《遗嘱》见证人处签字捺印，何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个见证人与继承人、遗嘱财产受益人有可能影响公正见证遗嘱的利害关系，《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综上，《遗嘱》合法有效。杨健提出何建辉在2018年7月13日曾注射安乃近，在病程记录中记载何建辉处于嗜睡状态，意识不清醒，并提供证人王小芳证言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病程记录作为对患者情况的片段记载，不能全面反映患者当天状态，同时，安乃近并不会导致患者完全丧失判断能力。结合谈自福、周锡容证言，何建辉在二人签字时是清醒的，还能够与人交流。因此，对何健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健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杨健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遗嘱人何建辉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根据其意志在生前对个人合法财产做出死后安排，体现了遗嘱自由以及对自然人意思自治的尊重。遗嘱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现就双方争议内容逐项评述如下：一、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问题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涉案遗嘱应认定为代书遗嘱，依该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代书遗嘱应当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1.关于代书人、见证人资格条件的问题。《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中，代书人毛新川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立遗嘱人之间系表兄弟关系，见证人谈自福系立遗嘱人的护工，见证人周锡容与立遗嘱人之间系表兄妹关系，同时也是当地行政辖区组长。三人与遗嘱之间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利害关系，三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满足本条对见证人的资格限制要求。上诉人提出谈自福不识字，视力、听力有问题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不当得利纠纷”案及本案一审庭审谈自福的出庭作证情况看，谈自福具有正常的、健全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正确表达自身的意思，具有事实见证能力，可以作为见证人。对上诉人关于谈自福不能作为见证人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提出毛新川、周锡容与被上诉人系表兄妹关系，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二人与立遗嘱人何建辉系表兄弟、表兄妹关系，同时被上诉人与何建辉又系兄妹关系，进而毛新川、周锡容自会因此与被上诉人具有亲属关系。但二人并不会因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从何建辉对遗产的分配中间接地获得利益，故毛新川、周锡容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并不属于《继承法》上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作为见证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遗嘱原始记载的问题。上诉人提出涉案遗嘱缺少原始记载依据证明打印内容系何建辉口述遗嘱的内容，也未对口述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不能证明涉案遗嘱的内容就是口述遗嘱的内容。对此，“不当得利纠纷”案毛新川出庭证言证实，何建辉口述遗嘱时有本案第三人何宪辉、何述辉在场，毛新川对口述遗嘱没有进行全面记录，对遗嘱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记录；随后毛新川到其办公室进行文字打印，形成涉案遗嘱打印稿。本院认为，涉案遗嘱为代书遗嘱，不是录音录像遗嘱，打印稿反映的就是遗嘱的内容，是承载遗嘱的介质，对遗嘱口述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不是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遗嘱系死因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规定代书遗嘱要有见证人的立法目的在于因遗嘱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来佐证遗嘱的真实性，在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涉案遗嘱与口述内容不同时，应当认定涉案遗嘱内容就是何建辉口述的内容。3.关于遗嘱签名的问题。上诉人提出遗嘱有两页，第一页没有任何签名，第二页立遗嘱人处只有指印没有签名，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本院认为，每页签名的目的在于防止页面内容被伪造、篡改或替换，保证遗嘱的真实性，涉案遗嘱为单张纸正反两面打印，第二页的签名能保证涉案遗嘱本身的真实性，第一页没有签名不影响对遗嘱的真实性作出确认。对于立遗嘱人处只有指印没有签名的问题，立遗嘱当日何建辉的“病程记录”证实何建辉“全身各大小关节活动受限”“不当得利纠纷”案毛新川证言证实何建辉“手痛手抖没有办法签字”，谈自福证言证实何建辉“双手都不能拿东西，吃饭都是我喂”，故本院认为涉案遗嘱何建辉因生理原因不能签名，以捺印对遗嘱进行确认符合常理，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的签名捺印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遗嘱见证的问题。涉案遗嘱由毛新川听取口述内容并记录债权债务情况，随后打印成书面文稿，由其“拿着给他看了的”，并在谈自福、周锡容签字后才离开，全程见证了遗嘱订立过程，是代书遗嘱的见证人。周锡容在“不当得利纠纷”案庭审证言“我看了遗嘱，问了床上的病人何建辉确认遗嘱内容之后签了字”“审：何建辉是否知道遗嘱内容。证2：我问了何建辉的，他说晓得”，以及本案一审庭审证言“我在拆迁办上班，接到电话喊我去。我就去跟何建辉说了几句话，让他保养好，他点头。毛新川就把遗嘱拿来给我看，我看了问何建辉是不是真实意思，何建辉就点了头，嘴巴也很小声的说了是，我就签了字”等内容，证实周锡容没有全程见证遗嘱订立过程，在毛新川将遗嘱交周锡容看后，询问了何建辉的真实意思，遂在遗嘱上签名。本院认为，周锡容人作为见证人不完全符合遗嘱见证要求，具有一定的瑕疵，但不能改变其作为见证人的本质。谈自福在“不当得利纠纷”案证言证实其不清楚遗嘱内容，结合其本案一审庭审证言“我护理的何建辉喊我签的，说证明他按了手印，他手痛写不起字”“病人喊我签字，我也不知道签字干嘛，他有点凶”内容，本院认为，谈自福虽不存在见证人的资格限制要求，但其不清楚遗嘱内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代书遗嘱见证人，只能作为证人证明何建辉在涉案遗嘱上捺印的真实性。故，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涉案遗嘱是否为何建辉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遗嘱是立遗嘱人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有立遗嘱的意愿。周锡容在“不当得利纠纷”案的证言“2018年七月左右我去看何建辉，何建容说起了何建辉病重情况和债务情况，想让他哥何建辉立遗嘱，想让我当证人”，以及毛新川证言均证实了涉案遗嘱的缘起。其次，何建辉知晓遗嘱内容。毛新川的证言“我拿着给他看了的”证实何建辉审阅了涉案遗嘱内容，周锡容庭审陈述签字前询问了何建辉涉案遗嘱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也证明何建辉知道遗嘱内容的事实。最后，涉案遗嘱系何建辉捺印。毛新川证实涉案遗嘱系何建辉右手捺印，谈自福也证实了何建辉捺印的真实性。故，毛新川、周锡容、谈自福的出庭证言能够证明涉案遗嘱系立遗嘱人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涉案遗嘱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不存在遗嘱无效的情况。上诉人提出立遗嘱当天何建辉的病程记载何建辉处于嗜睡状态，并提供了王小芳证言佐证何建辉订立遗嘱时意识不清醒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病程单显示的病情观察时间为上午11时35分，此时遗嘱已订立完毕，同时当天上午9时10分医师查房病程记录显示何建辉“神志清醒”，且王小芳的证言与毛新川、周锡容、谈自福证言完全相反，不能与病程记载内容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何建辉订立遗嘱时处于不清醒状态，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何建容与杨星宇的微信语音聊天内容证明遗嘱是何建容、周兴会所为，不是何建辉真实意思。双方对“这个事是我们两个去弄的”这句话的理解产生分歧，上诉人认为这证明了遗嘱的不真实，何建容则认为这是在向杨星宇表明遗嘱中“剩余钱财归杨星宇”的内容，是她和周兴会给何建辉做工作的结果。本院认为，该微信语音聊天对话中口语化极其严重，难以推断其本意，结合遗嘱内容“如经处理后有剩余钱款，杨星宇与何建辉通过亲子鉴定确认属于父女关系，则剩余钱款归杨星宇”，以及杨星宇后续的亲子鉴定等事实，本院认为何建容的说法更为合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瑕疵遗嘱的效力问题涉案遗嘱文本完好，不存在残缺、拼贴、修补等迹象，文本内容不存在修改、涂抹痕迹，文书完整性确定无异。代书人毛新川及见证人周锡容、谈自福均出庭接受了涉案各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如实地陈述了遗嘱订立的过程，同时对涉案遗嘱上本人的签名进行了辩认，确认了签名的真实性。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遗嘱的瑕疵是否影响遗嘱的效力。本院认为，《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立法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确保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保护立遗嘱人处分财产的自由，避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被误解、曲解乃至被篡改。在现实生活中，遗嘱存在形式瑕疵的情况普遍存在，严格的遗嘱形式要件原则将导致大量在客观上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遗嘱被认定为无效，从而违背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也与遗嘱要式性的立法目的相悖。就本案而言，毛新川、周锡容、谈自福的出庭证言能够证明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何建辉的真实意思表达，涉案遗嘱虽有瑕疵，但仍宜认定为有效。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涉案遗嘱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杨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蒋家富审 判 员 王 利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张现委书 记 员 曾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