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1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烈，男，199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怡，重庆众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100号恒大中渝广场L1层122、123、124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70GH77。法定代表人：张振国,经理。委托诉讼诉讼人：赖特，男，198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刘烈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鹿岛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14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烈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重庆鹿岛公司支付刘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318元（4474元/月×7个月）。事实及理由：重庆鹿岛公司向刘烈出具《工作证明》已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重庆鹿岛公司东滨分公司亦向刘烈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刘烈不服从公司安排、违反工作流程秩序、未经批准擅自离岗等理由，解除与刘烈的劳动关系，上述证据均能证明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刘烈在重庆鹿岛公司工作期间，重庆鹿岛公司一直未与刘烈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曾向刘烈出具工作证明，证明刘烈系其员工，故重庆鹿岛公司应支付刘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318元。重庆鹿岛公司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重庆鹿岛公司支付刘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318元（4474元/月×7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8日，刘烈与江北区普至服装店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9月18日至2022年9月17日；刘烈工作岗位为物流司机，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刘烈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综合补贴、绩效工资等，江北区普至服装店每月10日前支付刘烈工资，双方对劳动合同其他事项也进行相应约定。2019年11月11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向刘烈转款五笔，摘要为“工资”。2020年2月24日，重庆鹿岛公司出具疫情期间因工作需要进出小区的《工作证明》，载明刘烈在重庆鹿岛公司单位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因工作需要进出小区，望在不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予以配合。同年5月6日，重庆鹿岛公司东滨大道分公司向刘烈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因刘烈在工作期间不服从公司安排，违反工作流程秩序，并在工作沟通中对公司管理者语言侮辱，未经批准擅自离岗，决定于2020年5月6日解除与刘烈的劳动关系。同年5月13日，刘烈向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重庆鹿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48元，2020年7月10日，巴南区仲裁委作出巴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805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刘烈的仲裁申请，刘烈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该规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刘烈要求重庆鹿岛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须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用工关系，即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工作安排、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管理，并对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支付相应报酬，其本质特征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财产关系。本案中，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由刘烈承担举证责任，刘烈虽举示《工作证明》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证明系疫情防控需要出具，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刘烈举示的《劳动合同》证明其与江北区普至服装店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其次，刘烈举示的劳动合同、工作证明、银行交易明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等证据指向的用人单位各不相同，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刘烈无证据证明其诉称事实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重庆鹿岛公司未与刘烈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刘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要求重庆鹿岛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31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主张。重庆鹿岛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妨碍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烈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烈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收。”二审中，重庆鹿岛公司举示4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分别为“重庆仓司机群”“发货退货沟通群”“重庆仓运部工作群”聊天记录、案外人与瞿莉的聊天记录以及刘烈签字确认的《临时工作安排》，拟证明刘烈不服从普至服装店委托的周小平的工作安排。刘烈质证认为，重庆鹿岛公司举示的新证据不属于在一审后产生的新证据，且所有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原始载体印证，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重庆鹿岛公司举示的四张微信聊天记录均系复印件，无原始载体予以佐证，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重庆鹿岛公司称其与普至服装店均系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加盟商，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加盟商签订了加盟协议，约定劳动用工由加盟店自行负责，普至服装店委托案外人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对其招聘的人员进行管理。刘烈称其一直受周小平管理，实质是周小平系案外人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周小平对刘烈的管理系根据加盟协议的约定代普至服装店对刘烈进行管理。重庆鹿岛公司向刘烈出具《工作证明》是因在疫情原因出具，但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刘烈不服从工作安排、未经批准擅自离岗等理由，案外人代普至服装店解除与刘烈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但当时因疫情原因无法取得普至服装店公章，故加盖的其他印章。因加盟协议涉及商业秘密，无法向法庭提交。综上，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烈请求事项不合法，请求驳回刘烈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重庆鹿岛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加盟协议证明其与案外人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律关系，本院对重庆鹿岛公司辩称的加盟协议等内容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重庆鹿岛公司是否应当向刘烈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就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烈主张其与重庆鹿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刘烈承担举证责任。刘烈举示的劳动合同、工作证明、银行交易明细、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等证据指向的用人单位各不相同，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周小平系重庆鹿岛公司的工作人员，刘烈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在刘烈与重庆鹿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刘烈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重庆鹿岛公司支付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318元的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烈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雪方审 判 员 邓方彬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晓静书 记 员 汪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