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4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住太原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3,住太原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山西邦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4,住太原市。法定代理人：严某（郭某4母亲）,住太原市。原审被告:郭某5,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1、郭某2因与被上诉人严某、郭某3、郭某4，原审被告郭某5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5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1、郭某2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郭银虎于2017年11月5日所立遗嘱为无效遗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遗嘱为郭银虎对个人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愿表示，应属于有效遗嘱。1.2017年11月15日，郭银虎通过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立有见证遗嘱并同步录音录像。根据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见证书可以说明，该遗嘱是由立遗嘱人郭银虎自述，祝岩杰律师负责起草，薛伟田律师与其共同见证。且在录像视频中可以看出，该遗嘱由见证律师向郭银虎宣读其自述内容后，最终由郭银虎核实确认并签字捺印，故该遗嘱是郭银虎对个人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愿表示。2.该见证遗嘱中包含律师见证书和遗嘱两部分，律师见证书中明确指派祝岩杰、薛伟田律师负责见证并在见证处签名和律所盖章。遗嘱见证过程中，分别由两位律师负责宣读核实遗嘱内容和录音录像。一审法院以遗嘱中未有见证人签字和拍摄人未在视频中出现为由否定遗嘱效力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所出具的见证遗嘱存在重大瑕疵且已过时效期限，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有效明显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被上诉人出具的见证遗嘱录像中，能够清楚体现郭银虎在对财产处分时意思表示是模糊的，而是由见证人手持户口本追问才说出由郭某3继承，故该遗嘱具有故意引导的情形，不一定为郭银虎的真实意思处分。2.在一审庭审中，被告郭某5透露出见证人路俊玲与被上诉人严某为闺蜜亲友关系。而被上诉人郭某3与严某为母子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作为遗嘱见证人，故该遗嘱存有重大瑕疵。3.被上诉人出具的见证遗嘱实为遗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后且知道受遗赠后起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接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接受赠予。本案被上诉人在上述期限内从未提过和表示接受赠予，应视为放弃接受赠予，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有效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三、即使认定被上诉人遗嘱有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立有数份遗嘱时，内容有相抵触的，应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被上诉人出具的见证遗嘱形成时间为2016年3月7日，上诉人提供的见证遗嘱形成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对郭银虎的遗产处分，应以2017年11月5日所立遗嘱为准。综上所述，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严某、郭某3辩称，一、郭银虎于2017年11月5日所立的遗嘱因存在重大瑕疵，属于无效遗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述遗嘱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第3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民法典》第1135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1136条“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1137条“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上诉人所持有的该份遗赠属于打印遗嘱，打印遗嘱的形成过程应当是律师见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体现在见证全过程的录音录像内容中，但是，该份遗嘱未对打印遗嘱的形成过程进行见证，而且打印遗嘱仅有郭银虎自己的签名，没有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名。再者，该份遗嘱录音录像视频仅出现了一名见证人。综上，该份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述遗嘱不仅属于见证遗嘱，更是代书遗嘱，我国法律之所以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进行严格的规定，就是要全力确保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二）立遗嘱人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遗嘱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交的病例，郭银虎老人于2016年5月24日入院治疗，诊断为混合性痴呆及多发脑梗死，出院记录显示患者仅限于计算10以内加减法，不知年份、日期等，记忆力无变化。且医学上对于老年痴呆这种病症无法治愈。试问一个已经确诊患有混合性痴呆和多发脑梗死的老人，是如何清晰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并立下遗嘱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2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据此，郭银虎老人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不能正确进行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所立的遗嘱，当然是无效的。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份遗嘱无效并无不当。二、被上诉人提交的郭银虎于2016年3月7日所立的遗嘱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实属有效。郭银虎于2016年3月7日立下代书遗嘱，不仅有代书人、见证人，还有律师见证人签字按捺手印，而且还有完整的全程录音录像，完全符合我国法律对代书遗嘱、见证遗嘱的形式要件规定。该遗嘱明确了案涉东风小区的房屋所有权、处分权及其他附属权利由其孙子郭某3（被上诉人）继承。针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见证遗嘱存在瑕疵的理由，被上诉人阐述如下：（一）上诉人所述该遗嘱录像，见证人有追问、故意引导情形，对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郭银虎出生于1932年，2016年立遗嘱时已是83岁，为确保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所立遗嘱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人为谨慎起见，必须慎之又慎，需要多与老人沟通，以至老人的意愿不被违背，并且该见证遗嘱录像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证明郭银虎所立遗嘱时是未受到他人胁迫、表达是自由。（二）上诉人认为见证人路俊玲与继承人、受遗嘱人有利害关系，不得作为遗嘱见证人。代理人认为，利害关系人应是与争议的法律关系或某一事件、事实或人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本案中，见证人路俊玲只是被上诉人严某的邻居，与郭银虎、严某等人均没有血缘、身份关系，而且本案对案涉东风小区房屋的处分与路俊玲根本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影响，所以，路俊玲作为遗嘱见证人符合法律规定。（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具体到本案，被继承人郭银虎死亡后，继承开始。鉴于郭银虎于2016年3月7日留有遗嘱，且遗嘱合法有效，那么案涉东风小区房屋就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即便上诉人仍然认为该遗嘱是遗赠，那么被上诉人郭某3从出生至今一直居住于案涉东风小区房屋，被上诉人郭某3已经以占有并使用的方式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承认这一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某4的答辩意见同严某、郭某3一致。原审被告郭某5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2017年11月5日，郭银虎在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做的见证是合法有效的，因为由两位执业律师对整个立遗嘱的过程进行了一个完整的见证，并且在制作见证笔录的时候，也向郭银虎出具了两名职业律师的执业证书，其中一名律师在与郭银虎进行交流，另一名律师是在拍摄，且制作了完整的见证书。我们从遗嘱来看，虽然代书遗嘱是打印遗嘱，只有遗嘱人的签名缺少见证人签名，但是综合分析，虽然见证人未在遗嘱页面上进行签名，但是专门制作了见证书，载明了立遗嘱的制作过程。法庭可以比较这两个遗嘱实质有什么区别，作为立遗嘱人郭银虎的表现又有什么不同。2017年11月5日，郭银虎的表现更加明确清晰。代理人找了几份案例，同样的制作见证书被认定为有效遗嘱的案例，一会提交法庭；被上诉人所出具的见证遗嘱，确实是一份遗赠，已经过了法律所规定的除斥期间。遗赠应该在两个月之内表示接受，不表示接受就视为放弃。接受遗赠应该像其他所有继承人进行释明，而不是说占着就是接受。最后一份遗嘱中郭银虎思维很明确，对两处财产作了很清晰的阐述和说明，不是针对一处财产进行处置。郭某1、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郭银虎、任晋萍的遗产，判令位于太原市××路房产（暂计30万）归郭某2所有，位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东风小区2幢2单元2202号房产（暂计40万）由郭某1占有使用；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郭银虎与任晋萍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郭智庆、次子郭智光、长女郭某5、三子郭某1。长子郭智庆有一子郭某2，次子郭智光的妻子为严某儿子为郭某3、女儿为郭某4。郭银虎于2020年9月5日去世，任晋萍于2014年11月7日去世，郭智庆于2014年10月23日去世，郭智光于2015年2月去世。2013年3月25日，郭银虎和任晋萍共同所有和平北路新屯巷3号1幢1单元6层16号房屋取得产权证（产权证号为并字第XXXX号），产权比例个人100%。2011年10月18日，郭银虎作为乙方与甲方晋西集团公司房改办签订《集资住宅楼购房协议》，约定购买东风小区2幢2单元2202号房屋一套，总价179468元，尚未办理产权证。2016年2月5日，郭银虎做出《我的陈述》，载明在购买拆迁旧房屋时所交纳的购房款及购买拆迁后被安置的新房屋时所交纳的全部款项均由次子郭智光与次子媳严某共同支付，我没有出过人任何款项，该房产由我与次子郭智光、次子媳严某实际居住使用。并于当日对该陈述在太原市城西公证处进行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16）并西证民字第2554号公证书。2016年3月7日，路俊玲和李金花两位见证人在场见证了郭银虎立遗嘱过程，路俊玲为代书人。遗嘱内容为，我原在太原市××区户有一套房产全部房款20000余元由次子郭智光所出，于2008年晋西机器厂拆迁，于2011年被晋西机器厂回迁安置于太原市万柏林区东风小区2楼2单元2202。购房款及相关费用179468元皆由次子郭智光与次子媳妇严某支付。因为厂的原因，大红本没办下来，我有四个孩子，大儿子郭智庆（已去世）、次子郭智光（已去世）、三儿子郭某1、小女儿郭某5，我现在立遗嘱，将我对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处分权及其他附属权利，由我二儿子的孩子，我的孙子郭某3继承。我的子女及其他孙子女、外孙子女不得对此有任何异议。立遗嘱人郭银虎及见证人路俊玲、李金花在遗嘱中签字捺印，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云、赵鹏对立遗嘱的过程进行了见证。2017年11月5日，郭银虎委托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祝岩杰、薛伟田作为见证人，重新立了遗嘱，郭银虎在打印的遗嘱中签名捺印，律师祝岩杰、薛伟田作为见证人出具了见证书，在见证书中签了名字，但未在遗嘱中签名。遗嘱内容为，位于太原市××路，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晋房权证并字第XXXX号的房屋中属于我的部分由我长孙郭某2继承。位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东风小区2幢2单元2202号房屋中我的部分由我三子郭某1继承。2020年9月26日，原告郭某1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郭某5及作为丙方的原告郭某2签订《三方关于遗产处分协议》，约定，被告郭某5作为姐姐，同意将父母遗产中位于太原市××路房产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原告郭某2，并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等相关手续，同意将父母遗产中位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东风小区2幢2单元2202号房屋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郭某1，并在该房产能够办理产权证时配合郭某1办理相关房屋手续。原告郭某1作为弟弟同意将父母遗产中位于太原市××路房产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郭某2，并配合郭某2办理房屋过户等相关手续。郭某2作为父母遗产中的代位继承人，同意将东风小区2幢2单元2202号房产通过代位继承方式所继承的份额赠与郭某1，并在该房产能够办理产权证时配合郭某1办理相关房屋手续。现原告以被告侵犯其房屋继承权为由，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房屋产权证、购房证明、律师见证书、《三方关于遗产处分协议》、死亡证明、公证书、视频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3月7日，郭银虎在见证人路俊玲和李金花的见证下立下遗嘱，路俊玲为代书人，立遗嘱人郭银虎及两位见证人在遗嘱中签字捺印，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云、赵鹏对立遗嘱过程进行了见证，被告严某、郭某3向本院提交的视频中，郭银虎对太原市东风小区2楼2单元2202号房屋由郭智光的孩子郭某3继承表述清晰明确，路俊玲根据郭银虎的陈述代书了遗嘱，该遗嘱形式符合法律规定，遗嘱中处理属于自己财产的部分有效，处理他人财产的部分无效。对于该遗嘱中所涉及的位于太原市××区房屋属于郭银虎的部分按照遗嘱继承，其余部分按照法定继承。2017年11月5日，郭银虎委托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祝岩杰、薛伟田做见证人，重新立了遗嘱，遗嘱中只有郭银虎的签字捺印，无两位见证人的签字，原告提交的视频中，只出现了一名律师，拍摄人未在视频中出现，画面中的律师向郭银虎宣读了打印好的遗嘱，而不是根据郭银虎的陈述书写遗嘱，在遗嘱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定该遗嘱无效。对于该遗嘱内容中所涉及的位于太原市××路房屋按法定继承分配。一、位于太原市××区房屋属于郭银虎、任晋萍的夫妻共同财产，任晋萍先于郭银虎去世，该房屋属于任晋萍50%的部分应由郭银虎、郭智庆、郭智光、郭某5、郭某1各继承10%，因郭智庆先于任晋萍去世，应由郭智庆继承的10%由其儿子郭某2代位继承；因郭智光后于任晋萍去世，应由郭智光继承的10%由其继承人即父亲郭银虎、妻子严某、儿子郭某3、女儿郭某4各转继承2.5%；郭银虎的62.5%按照其所立遗嘱由郭某3继承。二、位于太原市××路房屋，属于郭银虎、任晋萍的夫妻共同财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任晋萍先于郭银虎去世，该房屋属于任晋萍的50%部分应由郭银虎、郭智庆、郭智光、郭某5、郭某1各继承10%，因郭智庆先于任晋萍去世，应由郭智庆继承的10%由其儿子郭某2代位继承；因郭智光后于任晋萍去世，应由郭智光继承的10%由其继承人即父亲郭银虎、妻子严某、儿子郭某3、女儿郭某4各转继承2.5%，属于郭银虎自己的部分及继承所得部分共计62.5%的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应由郭智庆、郭智光、郭某5、郭某1各继承15.625%，因郭智庆先于郭银虎去世，应由郭智庆继承的15.625%由其子郭某2代位继承，因郭智光先于郭银虎去世，应由郭智光继承的15.625%由其子女郭某3、郭某4各代位继承7.8125%。关于郭某5、郭某1和郭某2签订的《三方关于遗产处分协议》，该协议系三方当事人根据真实意思表示作出，三方当事人对处理自己应继承的遗产作出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该协议，本院支持被告郭某5将父母遗产中位于太原市××路房产继承份额赠与原告郭某2，将父母遗产中位于太原市××区房产继承份额赠与原告郭某1，原告郭某1将父母遗产中位于太原市××路房产继承份额赠与郭某2，原告郭某2将位于太原市××区房产继承份额赠与郭某1。故，位于太原市××区房产由郭某3继承65%，由郭某1继承30%，由严某继承2.5%、郭某4继承2.5%；位于太原市××路房产由郭某2继承76.875%，由严某继承2.5%，由郭某3继承10.3125%，由郭某4继承10.3125%。因当事人之间对两套房产的价值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只确定当事人应继承的份额，双方可在确定房屋价值后另行主张分割。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太原市××区房产的使用权由原告郭某1继承30%，由被告郭某3继承65%，由被告严某继承2.5%，由被告郭某4继承2.5%。二、位于太原市××路房产由原告郭某2继承76.875%，由被告严某继承2.5%，由被告郭某3继承10.3125%，由被告郭某4继承10.3125%。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原告郭某2负担2076元，由原告郭某1负担810元，由被告严某负担135元，由被告郭某3负担2033元，由被告郭某4负担346元。本院二审期间，郭某1、郭某2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录像视频，证明严某在老人在世期间拒绝老人回家，并在老人离世后以房屋为自己所有为由拒绝给老人在家办设灵堂；2.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街道晋祠路社区居民委员会介绍信，证明老人在2017年10月至临终前一直居住于郭某5家中，与其共同生活；3.郭某5与严某、郭某5与郭某3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严某与郭某3在老人病危及病逝后未尽赡养义务；4.郭银虎的门诊单、医疗收据发票，证明郭银虎在2017年至病逝前是郭某5、郭某1赡养，被上诉人未尽赡养义务。严某，郭某3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当时严某不在家；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三，三性均不认可，无法体现聊天双方是谁，聊天内容不完整，不能体现被上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2017年10月之后郭银虎是由郭某1尽赡养义务，不是我们不赡养，是上诉人及郭某5拒绝严某见郭银虎。郭某4质证意见同严某，郭某3一致。郭某5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三性认可，这就是立遗嘱人更改遗嘱的原因，在楼道办丧事严某说不在家说不过去。对证据二至证据四，均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严某、郭某3、郭某4，原审被告郭某5均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本案争议的内容主要是两份遗嘱的效力以及应以哪份遗嘱为准的问题，并非谁在哪段时间照顾老人较多的问题，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实质内容无关联，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关于2017年11月5日遗嘱的效力；第二、2016年3月7日郭银虎所立遗嘱是否存在重大瑕疵；第三、2016年3月7日郭银虎所立遗嘱是否为遗赠，是否应适用遗赠的法律规定，如适用，则受遗赠人是否在知道受遗赠后起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表示。针对第一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通过上述法条可知，法律对代书遗嘱的规定较为严格，而案涉2017年11月5日的遗嘱为以打印形式的代书遗嘱，遗嘱中仅有郭银虎的签字按印，无两位见证人的签字，且其提交的视频中，只有一名见证律师出现，拍摄人并未出现。更重要的是，视频中无法体现遗嘱的内容是通过郭银虎自己的口述后再由见证人制作，即无法体现打印遗嘱的形成过程，故该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针对第二个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路俊玲为上述法律规定的相关人员，故上诉人认为该遗嘱存在重大瑕疵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继承人的范围以及顺序，而郭某3并非郭银虎法定继承人，故郭银虎于2016年3月7日在见证人见证下所立遗嘱为遗赠，应当适用遗赠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中，郭某3一直在××区房屋居住，郭银虎去世后，郭某3不一定必须通过向继承人或其他人主动主张权利的方式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而是其已通过继续在该房屋居住的行为，即占有并使用的方式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可以视为其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接受遗赠。综上所述，郭某1、郭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郭某1、郭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文静审判员 牛晓斌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卢晓艳书记员 郭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