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13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街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4号建筑01#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3666850415R。负责人：陈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进，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婷，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21900167C。法定代表人：刘正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韬，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泉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原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铃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6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行泉州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交行泉州分行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回购条件己成就，但原审判决认定回购义务的成就条件应包含交付车辆、合格证和签署《回购车辆确认书》，是错误的。首先，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建立经销商金融网络合作协议从属协议》（以下简称《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之约定“如丙方未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5个工作日足额交存银票到期承兑款项，乙方(交行)立即向甲方发出《回购通知书》，要求甲方(被上诉人)履行回购义务，并指定人员在库存车辆存放地点接受事物车辆及对应的合格证，接收合格证和车辆实物后，双方在《回购车辆确认书》签字，表明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可知，触发回购的条件即只要丙方(厦门铃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铃瑞公司)未足额交存银票到期承兑款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回购通知书》回购条件即成就。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邮箱内容截图、及附件《回购通知书》可以证明上诉人己于2016年4月21日发出有效回购通知。而“并指定人员在库存车辆存放地点接收实物车辆及对应的合格证，接收合格证和车辆实物后，双方在《回购车辆确认书》签字，表明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的约定，很明显是对回购条件成就之后，具体要如何进行回购操作流程的约定，并不是回购条件是否成就的约定。其次，原审判决认为交付车辆、合格证和签署《回购车辆确认书》是回购成就的前提条件，那么若上诉人在发出回购通知书后，被上诉人仍一直拒不到车辆存放地点接收车辆或者拒不接收合格证，将会导致所谓的回购条件永远无法成就的情况出现，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最后，根据《从属协议》第二章第四条的约定“甲方(被上诉人)收到本协议项下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向丙方(铃瑞公司)发车的同时通知乙方(上诉人)，并在发车后2个工作日内将合格证寄送至乙方……”可见，被上诉人仅将车辆的合格证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并不接收保管车辆。本案中，诉争的车辆己由被上诉人交付给经销商铃瑞公司，而原审判决又认定回购义务成就的条件应包括“在车辆存放地点交接车辆”，即应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由铃瑞公司持有的车辆，该认定罔顾事实，于情不合于法无据。二、本案中的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不存在也无需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三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是错误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以及《从属协议》中均未约定承兑汇票项下的车辆需是特定的，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对于重庆长安铃木案件相关事实所作出的阐述说明”也明确表明了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合格证与汇票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既然合同没有约定需票车一一对应，就不能凭空创设出“每张汇票项下需要一一对应具体车辆”的限制条件。除法定职责或义务外，一项义务的创设及负担，应以义务负担人明确作出愿意负担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原审判决的认定即给上诉人创设了一项负担、义务。另外，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长安铃木汽车合格证送达通知书中对应的承兑汇票号系其单方自行手写的，未经上诉人签字确认认可，其据此主张汇票项下需要对应具体的车辆和事实不符，于法也无据。三、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回购义务条件己成就，且汇票下的车辆跟合格证无需一一对应，上诉人提供的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有关事实及主张。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即使如上诉人陈述的其享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回购义务的权利，但由于上诉人未按照《从属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发出有效的《回购通知书》，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回购义务，也未按照约定在库存车辆的地点与被上诉人完成案涉承兑汇票项下的实物车辆及对应的合格证的交接手续，也未到达支付回购支付价款的条件；《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建立经销商金融网络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和《从属协议》均约定被上诉人履行的是回购义务，被上诉人无需对经销商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者担保责任。同时由于上诉人自身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其产生了损失，被上诉人对此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交行泉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长安铃木公司履行合同回购义务，向交行泉州分行支付截止2018年5月3日的回购价款1557505.56元及利息607321.09元，并支付2018年5月4日至付清回购价款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一审中，交行泉州分行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交行泉州分行是否本案适格主体长安铃木公司与交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分行）为搭建经销商金融合作网络于2014年10月27日签订《合作协议》，确定长安铃木公司（主办单位）、交行重庆分行（主办行）、长安铃木公司的各地经销商（协办单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调行，以下简称交行总行）的各地分、支行（协办行）为成员单位及合作地位，并确定长安铃木公司的经销商为开展《合作协议》的业务，应与长安铃木公司、协办行签署作为《合作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附件即《从属协议》。2015年2月5日，交行泉州分行、长安铃木公司与铃瑞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巴南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巴南支行）按《合作协议》的要求，签署本案《从属协议》，该协议明确主办单位系长安铃木公司，协办行系交行泉州分行，主办行系交行巴南支行，协调行系交行总行，经销商系铃瑞公司，约定交行泉州分行为铃瑞公司提供1250万元的承兑汇票形式的授信额度，敞口额度控制在1000万元内，单笔汇票期限不超过6个月。由此可见，《从属协议》是《合作协议》这一框架协议的贯彻落实，是《合作协议》的协办单位铃瑞公司与《合作协议》的协办行交行泉州分行为使《合作协议》搭建的经销商金融合作网络在厦门落地，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而签署的从属于《合作协议》的交行泉州分行与长安铃木公司、铃瑞公司、交行巴南支行之间的具体的合作协议，其权利义务的主体范围应当及于签署《从属协议》的四方，作为承兑款项的提供者即本案交行泉州分行应当有权按照《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等约定向长安铃木公司主张回购义务。作为《合作协议》的主办行交行重庆分行既非《从属协议》的主体，也非承兑款项的提供者，在真正的权利人即交行泉州分行按照既有的明确约定已经开始主张权利时，不宜按《合作协议》的第四章第3条的约定替代交行泉州分行向长安铃木公司主张回购义务。《从属协议》第八章第3条关于从属协议与合作协议的冲突约定，导致合作协议第四章第3条确定的“乙方”交行重庆分行与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确定的“乙方”交行泉州分行存在周密性和严谨性上的瑕疵，但不足以成为阻却真正的权利者即本案交行泉州分行主张合法权利的障碍。长安铃木公司关于本案应由交行重庆分行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其主张权利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交行泉州分行是本案适格交行泉州分行。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建立经销商金融网络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与本案的关联性长安铃木公司认为交行泉州分行举示的《补充协议》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而是本案《合作协议》之前版本的补充协议。经一审法院审核比对，该《补充协议》中有大量的内容与本案《合作协议》、《从属协议》的内容矛盾，如本案《合作协议》中并无《补充协议》第2条提及的“《合作协议》第三章第7条”，《补充协议》第4条关于《从属协议》第三章第2条变更后的文字表述与本案《从属协议》第三章第2条的文字也不一致，本案《从属协议》中也未发现《补充协议》第5条关于“30天的调剂销售期”的内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再一一赘述，一审法院认为交行泉州分行举示的《补充协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3.回购义务的成就条件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约定，“如丙方（铃瑞公司）未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的第5个工作日足额缴存银票到期承兑款项，乙方（交行泉州分行）立即向甲方（长安铃木公司）发出《回购通知书》（附件1—5），要求甲方履行回购义务，并指定人员在库存车辆存放地点接收实物车辆及对应合格证。甲方指定专人凭《授权委托书》（附件1—6）负责接收车辆。接收合格证和车辆实物后，甲乙双方在《回购车辆确认书》（附件1—7）签字，表明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后，甲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上。”交行泉州分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电子邮件截屏显示，交通银行泉州石狮支行的“肖承地”于2016年4月21日向“李总”发送电子邮件称，铃瑞公司“将于4月26到期的银承保证金仍未填满，故申请汽车回购”，并在该邮件的附件《回购通知书》中告知长安铃木公司，X银行承兑汇票100万元（以下简称100汇票）于2016年4月26日到期，因铃瑞公司未能在汇票到期前5个工作日前交存足额票款，请长安铃木公司接通知后安排专人负责与交行泉州分行办理合格证和车辆实物的交接手续，“并在接收合格证和实物车辆后按照协议约定将款项支付到交通银行泉州石狮支行内部账号上……”，即履行回购义务。《回购通知书》同时列表载明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具体未提取合格证和实物车辆明细”，14台车辆原采购价计1037933元。长安铃木公司承认收到该《回购通知书》，但以该通知书非书面形式、未加盖交行泉州分行印章等为由质疑该通知书的法律效力。由此可见，交行泉州分行、长安铃木公司关于回购义务成就条件的合意应当是以下三项：⑴交行泉州分行应向长安铃木公司发出《回购通知书》；⑵在车辆存放地点交接车辆和对应合格证；⑶双方签字确认《回购车辆确认书》。交行泉州分行认为，⑴交行泉州分行向长安铃木公司发出《回购通知书》是长安铃木公司回购义务的成就条件，⑵、⑶不是回购义务的成就条件，而是回购义务的条件成就以后的回购操作流程。对此“流程”与“条件”的概念置换，一审法院不能认同。即便交行泉州分行的观点成立，但交行泉州分行也未举示关于222万元汇票（以下简称222汇票）的《回购通知书》发出的证据，其于2020年9月29日庭审时承诺于2020年10月16日向一审法院书面回复222汇票的《回购通知书》的情况，逾期至今，一审法院也未收到交行泉州分行的书面回复，一审法院不能认定交行泉州分行是否向长安铃木公司发出了222汇票的《回购通知书》。同时，在长安铃木公司已经承认收到关于100汇票的《回购通知书》的情况下，即使交行泉州分行关于“条件”与“流程”的观点成立，那么也应当是依序完成⑵在车辆存放地点交接车辆和对应合格证，再完成⑶双方签字确认《回购车辆确认书》，最后完成⑷长安铃木公司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交行泉州分行指定账户上”的流程。但交行泉州分行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完成了⑵在车辆存放地点交接车辆和对应合格证，并完成了⑶签字确认《回购车辆确认书》的流程，现在应当由长安铃木公司完成最后一个流程环节即⑷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交行泉州分行指定账户上。同时，交行泉州分行亦未提交长安铃木公司拒绝到场交接合格证或拒绝签字确认《回购车辆确认书》的证据，即长安铃木公司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证据，一审法院不能确信最后一个“流程”环节⑷是否应当进行。4.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合作协议》第二章第1条第二款“根据甲方（长安铃木公司）向交行推荐的建议额度不同，甲方经销商在交行承兑汇票融资的保证金比例按照下列执行：……银行最终批准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为1000万元（含）以上的经销商缴存保证金比例为批准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的20%。保证金于开立首笔银票前一次性存入（以下简称首笔保证金），首笔保证金数额=银行最终批准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保证金比例，直到全部票据到期兑付完毕为止。如银行最终批准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调整，存入的保证金数额相应调整”，根据该条款的字面意思，本案的首笔保证金数额=银行最终批准银行承兑汇票额度1250万元*20%，即250万元。《从属协议》第三章第▲▲1.条“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乙方（交行泉州分行）对签订本协议的甲方（长安铃木公司）经销商（即丙方）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授信，用于向甲方购买‘长安铃木’品牌系列产品。乙方为丙方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大写）万元，敞口额度应控制在人民币壹仟（大写）万元内……”该章第2条第1）款“丙方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时……保证金账户内保证金余额不得低于最终批准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的20%”，由此计算的保证金账户内的保证金余额=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大写）万元*20%，同样是2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合作协议》、《从属协议》关于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应当按汇票授信额度的20%确定，不是按每一笔汇票的具体金额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初始保证金应当是250万元。5.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的对应关系《从属协议》第二章第4条“甲方（长安铃木公司）收到本协议项下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向丙方（经销商）发车的同时通知乙方（交行泉州分行），并在发车后2个工作日内将对应合格证寄送乙方……甲方保证商品车实物与合格证一一对应。乙方根据丙方保证金账户中销售回款情况，以回笼的销售款金额为上限逐车为丙方办理合格证的提取手续。如银行承兑汇票逾期，乙方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交回甲方，由甲方履行回购义务”此处强调了长安铃木公司收到交行泉州分行的承兑汇票后，应将对应车辆的合格证寄送交行泉州分行，长安铃木公司负有车辆与合格证一一对应的保证责任，同时还强调银行承兑汇票逾期后，交行泉州分行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交回长安铃木公司，再由长安铃木公司履行回购责任。同时，该章第5条第二款“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后，甲方（长安铃木公司）应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乙方（交行泉州分行）指定账户上。回购价款等于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补足的保证金金额—首笔保证金账户上的余额。”由此可以认定，交行泉州分行开出的承兑汇票与长安铃木公司销售给铃瑞公司的车辆以及交付交行泉州分行监管的合格证三者之间应当有对应关系。另外，交行泉州分行提交的发送给长安铃木公司的2016年4月21日的《回购通知书》中“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具体未提取合格证和实物车辆明细如下”的表述，以及该通知书中对原采购总价1037933元的14辆车的列表——虽然长安铃木公司异议该14辆车并非100汇票项下的车辆，但也足以印证双方关于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三者之间应当对应的合意。交行泉州分行对长安铃木公司提交的21页汽车合格证送达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异议送达通知书中承兑汇票号“9126”、“7124”系长安铃木公司手书，并主张“9126”汇票项下对应的车辆金额2242427元、“7124”汇票项下对应的车辆金额839611元与本案争议的222汇票金额222万元、100汇票金额100万元不符，不能证明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的对应关系，但该异议与辩解不能否决《从属协议》第二章第4条、第5条约定和交行泉州分行在2016年4月21日《回购通知书》中的自述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对交行泉州分行关于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不具对应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交行泉州分行应当举证证明100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有哪些以及是否交回长安铃木公司。6.利息等损失是否回购义务的范围《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第二款“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后，甲方（长安铃木公司）应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乙方（交行泉州分行）指定账户上。回购价款等于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补足的保证金金额—首笔保证金账户上的余额。”证明回购义务指向的标的款即回购价款确实不包含利息等损失，但如果未按期履行回购义务，按照《从属协议》第六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他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损失的计算，仅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和追索或索赔的全部费用……”，则应承担因此给交行泉州分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违约责任，是故，交行泉州分行在本案中主张除回购价款以外的违约责任即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但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核心在于回购义务的条件是否成就。一审法院认为，交行泉州分行是本案适格被告，在长安铃木公司确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其主张长安铃木公司除承担回购义务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但交行泉州分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举示222汇票的回购通知书已经发送长安铃木公司的证据，未举示事关100汇票的《回购通知书》所列车辆合格证是否该汇票对应车辆合格证的证据，亦未举示100汇票项下的车辆合格证已经交付长安铃木公司并双方已经签字确认《回购车辆确认书》的证据，或者长安铃木公司不正当阻止回购条件成就的证据，导致一审法院不能认定长安铃木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也就不能进一步评判该回购义务对应的回购价款——等于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补足的保证金金额减去首笔保证金账户上的余额——的多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驳回交行泉州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118.62元，由交行泉州分行承担。本院二审查明，长安铃木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更名为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是否需一一对应的问题。车辆和合格证必须一一对应，这是车辆正常销售之必备要件，在此无需赘述。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将车辆交付铃瑞公司后，该公司仅占有车辆，其车辆的合格证系上诉人保管，如触发被上诉人回购的条件，退还被上诉人的车辆和合格证亦须一一对应，这亦是办理回购车辆交接手续之必备要件。对于车辆与承兑汇票是否需一一对应的关系问题。《从属协议》第二章第4条载明：“甲方（长安铃木公司）收到本协议项下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向丙方（经销商）发车的同时通知乙方（交行泉州分行），并在发车后2个工作日内将对应合格证寄送乙方……甲方保证商品车实物与合格证一一对应。乙方根据丙方保证金账户中销售回款情况，以回笼的销售款金额为上限逐车为丙方办理合格证的提取手续。如银行承兑汇票逾期，乙方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交回甲方，由甲方履行回购义务”。该约定表明，被上诉人系根据其收到的承兑汇票向丙方发车，同时通知乙方，并在发车后2个工作日内将对应合格证寄送乙方，即被上诉人所发车辆与其收到的承兑汇票之间是具有对应关系的，同时，合同约定“乙方根据丙方保证金账户中销售回款情况，以回笼的销售款金额为上限逐车为丙方办理合格证的提取手续。如银行承兑汇票逾期，乙方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交回甲方”，此处的“逐车为丙方办理合格证的提取手续”、“乙方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未释放的合格证交回甲方”亦表明了车辆和承兑汇票之间亦需具有对应关系。另外，交行泉州分行发送给长安铃木公司的《回购通知书》中“该笔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具体未提取合格证和实物车辆明细如下”的表述，以及该通知书中对原采购总价1037933元的14辆车的列表也表明其是认可了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三者之间应当是对应的。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认定承兑汇票、车辆、合格证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并于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回购义务的条件是否成就。《从属协议》第四章第5条约定：“如丙方（铃瑞公司）未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的第5个工作日足额缴存银票到期承兑款项，乙方（交行泉州分行）立即向甲方（长安铃木公司）发出《回购通知书》（附件1—5），要求甲方履行回购义务，并指定人员在库存车辆存放地点接收实物车辆及对应合格证。甲方指定专人凭《授权委托书》（附件1—6）负责接收车辆。接收合格证和车辆实物后，甲乙双方在《回购车辆确认书》（附件1—7）签字，表明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后，甲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上。”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并非收到上诉人发出的《回购通知书》后即应立即履行回购义务，还需接收实物车辆及对应合格证，并且双方还需签署《回购车辆确认书》。从客观实际来讲，如被上诉人未收到车辆和合格证即履行回购义务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款项，也会导致被上诉人是否能够收回车辆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因此，从双方以上的约定看，接收实物车辆和对应合格证及签署《回购车辆确认书》亦应是双方认可的被上诉人履行回购义务的前提条件。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了100汇票项下车辆回购的电子邮件，但其并未完成其持有的车辆合格证的交付，被上诉人也未实际收取与承兑汇票对应的车辆，双方也未签署《回购车辆确认书》，依照合同约定，表明双方未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而未完成该手续的原因，上诉人并未证明系因被上诉人导致。同时合同又约定“完成回购车辆交接手续后，甲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回购价款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上”，现交接手续未完成，被上诉人当然可以拒绝付款。另，关于222汇票对应车辆的回购问题。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举示其向被上诉人发出了《回购通知书》，被上诉人的回购条件亦未成就，其不应承担相应的回购义务。综上所述,交行泉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18.62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章若微审 判 员 吴宝山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跃辉书 记 员 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