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6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056291329G。法定代表人：史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30283309。法定代表人：许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上海昱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西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占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150万元货款不构成表见代理，不应认定是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货款；二、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2230240元货款，一审判决错误。被上诉人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西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230240元；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起逾期付款的利息暂计588098.86元，以上二项共暂计2818338.86元（以逾期未付款项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违约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违约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5月31日）；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3日，原告西某作为出卖人与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销XSDJ201406-007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采购送风机电机4台，合同总价款为75万元；交货时间为2014年9月、10月各交付2台；质量标准为国标GB755-2000及三方签订的山西永济“上大压小”热电联产送风机配套电机技术协议要求设计制造；质保期为合同设备交货后36个月或者运行后12个月，先到为准；结算方式及时间为10%预付款，30%进度款，50%货到现场验收后，10%质保金一年内付清。同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销XSDJ201406-010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采购一次风机电机4台，合同总价款为110.6万元；交货时间为2014年9月、10月各交付2台；质量标准为国标GB755-200及三方签订的山西永济“上大压小”热电联产送风机配套电机技术协议要求设计制造；质保期为合同设备交货后36个月或者运行后12个月，先到为准；结算方式及时间为10%预付款，30%进度款，50%货到现场验收后，10%质保金一年内付清。2014年12月17日，原告西某作为出卖人与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销XSDJ201406-022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采购引风机电机4台，合同总价款为308.68万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质量标准为国标GB755-2000及三方签订的山西永济“上大压小”热电联产引风机配套电机技术协议要求设计制造；质保期为合同设备交货后36个月或运行后12个月，先到为准；结算方式及时间为10%预付款，30%进度款，50%货到现场验收后，10%质保金一年内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且被告也已实际将电机投入使用。上述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为4942800元。之后，原告西某作为甲方与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谅解书》一份，其中第一项约定乙方支付甲方预付款42.4万元，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进度款150万元；第四项约定此谅解书系在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双方依据此谅解书履行各自义务后，保证不再追究任一方的关于本谅解书涉及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庭审中，双方对已付货款金额产生争议，原告表示被告的已支付金额为2712560元，尚欠货款为2230240元；被告则主张已支付金额为4212560元，尚欠货款为730240元，中间差价为1500000元。经查明，2015年6月4日，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出具《票据签收单》一份，载明：“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支付给西某配套山西漳电蒲州电厂电机进度，合计金额人民币一百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共计叁张银行承兑汇票。具体明细如下：银行承兑汇票4020005220606716，票面金额￥5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3080005393950283，票面金额￥5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3130005225784072，票面金额￥500000元以上叁张银行承兑汇票由西某总经理张占奎派晁春生（身份证号：×××）来签收，现已交由张占奎（142323196503110211）收”，张占奎在签收人处签字确认。经查询企业信息档案，2014年10月8日张占奎被选举为西某董事成员，截止到2020年11月9日张占奎在原告企业信息中仍登记为西某董事兼总经理。另查明，2015年12月31日，原告西某向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核对往来款，原告表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欠付金额为3530240元，被告则表示应为2030240元。2019年1月，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向原告西某发出《交易及往来询证函》复核账目，书面记载被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欠付原告2430240元。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支付金额为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西某与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占奎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从法条规定可以看出，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权代理。现结合本案事实，分析如下：其一，无论从庭审陈述还是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可反映出，原告与被告存在常年的合作与交易，有着紧密经济往来，而张占奎作为原告在企业信息中登记的董事兼总经理在双方合作初期一直负责该合作项目，因此，基于张占奎与原告对外所表现关系，对被告来说极易形成张占奎有代理公司收取相关款项的权利。其二，基于张占奎之前一直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合作洽谈，因此，本案被告基于前期形成的信赖将涉案承兑汇票交付给张占奎具有合理性，主观上不存在实质性的过错。其三，2015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企业询证函》核对往来款，原告表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欠付金额为3530240元，被告则表示应为2030240元，可以看出被告对已向张占奎付款的行为，始终表示确认。其四，被告对张占奎被解除原告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不知情，且原告在解除张占奎相关职务后，并未及时通知被告，亦在较长时间内对被告未支付货款行为提出异议。其五，表见代理制度最大的意义在于维护了代理制度的诚信基础，同时，更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建立和维系正常的民商事流转关系提供了保障。在上述分析的综合考量下，本院认为，认定张占奎领取该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更具有合理性，亦更符合法律之本意。关于尚欠货款的支付问题。涉案的三份合同于2014年签订后至今已有六年之久，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所有电机均已投入使用，期间被告从未对产品质量提出过异议，且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被告以质保期未过主张暂不应支付剩余货款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应向原告立即支付剩余货款730240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被告在合同中对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没有约定，故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需要说明的是，庭审中，被告提出将张占奎追加为第三人，本院考虑到张占奎并非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且上述纠纷系原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导致，故继续审理了此案，待双方权利义务确定后，可另案处理与张占奎之间的相关纠纷。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某支付货款730240元；被告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某支付以73024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驳回原告西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基础上，二审发表意见：被上诉人欠付金额是一审起诉的2230240元，2019.1被上诉人向我方寄送询证函中欠款是2430240元，上面有被上诉人的盖章，我方对欠付金额没有异议，之后又向我方支付20万元，就形成了本案的诉讼，本案欠款2230240元是没有争议。2、张占奎不构成表见代理，150万元的承兑汇票不是张占奎领走的而是晁春生领走的且他不是我方员工，我们双方之间有多次承兑汇票，每次领取承兑都需要有我方的委托，半年后张占奎出具的由晁春生领取并不能构成表见代理。3、关于谅解书，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让晁春生领走承兑不构成善意也是不构成表见代理的。被上诉人的意见：关于欠付金额我们同意一审判决金额。对于表见代理的意见同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基础上，二审提交新证据：我们提交了沈阳电机榆次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张占奎是公司的内部大股东，而沈阳电机榆次公司又是上诉人当时的股东，主要证明150万元是他们内部股权纠纷导致的。上诉人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内部股权关系或者内部股东的关系，而且当时领走承兑的是晁春生。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异议，认为““以上叁张银行承兑汇票由西某总经理张占奎派晁春生（身份证号：×××）来签收，现已交由张占奎（142323196503110211）收”，张占奎在签收人处签字确认。”有异议，没有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晁春生也不是我方员工。张占奎在签收人初签字是半年以后补的且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其余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经过举证质证，依法认定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异议，认为““以上叁张银行承兑汇票由西某总经理张占奎派晁春生（身份证号：×××）来签收，现已交由张占奎（142323196503110211）收”，张占奎在签收人处签字确认。”有异议，没有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晁春生也不是我方员工。张占奎在签收人初签字是半年以后补的且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其余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欠款金额争议的表见代理行为是否成立”。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客观事实看：无论从庭审陈述还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可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常年的合作与交易，有着紧密经济往来，而张占奎作为上诉人在企业信息中登记的董事兼总经理在双方合作初期一直负责该合作项目，因此，基于张占奎与上诉人对外所表现关系，对被上诉人来说极易形成张占奎有代理公司收取相关款项的权利；基于张占奎之前一直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合作洽谈，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基于前期形成的信赖将涉案承兑汇票交付给张占奎具有合理性，主观上不存在实质性的过错；2015年12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企业询证函》核对往来款，上诉人表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欠付金额为3530240元，被上诉人则表示应为2030240元，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已向张占奎付款的行为，始终表示确认；被上诉人对张占奎被解除上诉人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不知情，且上诉人在解除张占奎相关职务后，并未及时通知被上诉人，亦在较长时间内对被上诉人未支付货款行为提出异议。而且，从相关法律制度设立的意义讲，表见代理制度最大的意义在于维护了代理制度的诚信基础，同时，更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建立和维系正常的民商事流转关系提供了保障。故综合认定张占奎领取该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更具有合理性，亦更符合法律制度设立的本意。上诉人就本案争议的承兑汇票所涉货款金额，可向相关人员另案主张权利。另外，一审法院关于其他方面事实的认定均合法有据，本院二审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西某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现有客观证据作出的判决处理结果合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14673元，由上诉人西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牛   晓   斌审   判   员 关   文   静审   判   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  官 助  理 马晓淑书记员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