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3民终2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济平，男，194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女，197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冷水江市，系刘济平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峰，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云霞，女，195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峰，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英，女，1950年6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冷水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小斌，湖南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肖彩兰，女，192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新化县。上诉人刘济平、曾云霞因与被上诉人刘桂英及原审第三人肖彩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2020）湘1322民初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济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峰、刘芳，被上诉人刘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小斌，原审第三人肖彩兰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济平、曾云霞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有误。1、双方签订该协议后，上诉人曾云霞就意识到涉案协议将自家房产赠与了被上诉人，反悔不同意，多次提出异议。上诉人刘济平念在兄妹感情，以各种办法进行过补偿，并不是上诉人依约支付所谓的房租。这在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就明确提出，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证据，且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有关“协议签订后，被告刘济平按约向刘桂英支付了3万元，并支付一个门面的租金直到2017年年底。自2018年开始，被告刘济平未再向原告刘桂英支付门面租金。”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2、针对一审判决“2012年开始，案外人伍贤伟与被告刘济平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梅苑汽车站的一层1、2号门面经营至今。伍贤伟知道租赁的门面是刘济平、刘桂英两兄妹的。”需说明的是：在2012年之前梅苑汽车站的一层1、2号门面一直由上诉人刘济平出租受益，这有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协议为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说明和认定是不当的。伍贤伟在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言当中，只是称后来听说租赁门面是刘济平和刘桂英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协议内容属于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完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对于协议或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涉及的内容及语言文字表达方式来确定，而应以协议的本质来认定。而且本案所讼争的协议当时也是被上诉人的丈夫刘唐谦所书写，内容就已明确彰显了其个人目的，并不完全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订协议确实因上诉人需到长沙给孙儿陪读，涉及到第三人肖彩兰的照顾和扶养问题，当时因感恩被上诉人能接受母亲的照顾问题，对协议内容不仅不会苛求，反而上诉人当时确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这才是协议来源的真实背景。2、一审认定协议内容为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那本案的关健是涉案协议讼争的财产到底是谁的?首先，一审判决书明确查明了梅苑汽车站一层的1、2号门面于1986年就归属于上诉人刘济平。而1986年上诉人已成家立业，并没有与父母及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即不是共同财产，也不是父母财产。至于2002年改建时上诉人花费近7万元，从记账本中得出刘访求出资2670元，这其中有借款和礼金，并不能证明对该房屋刘访求拥有当然的共同共有权利，因为不动产以产权登记为准，这有房屋权属登记予以证明。其次，本案中一审法院凭上诉人提供的记账本出资2670元认定刘访求出资，认为是家庭共同财产,同时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适用第二条。不仅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合同纠纷案，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协议效力，没有提出确认上述物权登记无效。明显一审法院是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对此房屋产权登记有异议，不仅应当主张出资证明，而且需另行提出异议之诉。其三，对于协议中提到的上梅镇新街78号门面，1、门面于2005年已登记在曾云霞名下，不动产以产权登记为准，同上，如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有异议需主张出资和错误登记的证据，一审法院才能做出认定和判决。2、曾云霞与刘访求于1996年10月10日共同出资购买该门面，所有权为共同共有，后1998年3月曾云霞出资71000元将刘访求的一半门面购买回来，于2005年办理了变更登记，这从出资和登记来看，该门面当然属于上诉人曾云霞个人所有。3、2005年变更登记时，被上诉人刘桂英签字同意，这不仅是对上述曾云霞出资的确认，同时也说明涉及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母财产的登记和转让，都是依法取得直系亲属确认的，而1996年梅苑汽车站刘济平的个人房产的办证、重建就不需要刘桂英的签字。所以说产权登记和转让都是明晰的，不需要一审法院进行推演和分析。综上所述，协议当中所提及的两处不动产，均分别登记在两上诉人名下，已全部确认了产权归属关系；本案根本不可能存在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因为上诉人不可能析自己的产，更不可能以协议形式让妹妹继承自己的房产。因此，本协议只能认定为赠与协议，而上诉人所涉及到的赠与门面，现并没有将房产过户给被上诉人，不动产以产权过户登记为准，所以说并没有实际的交付。至于一审法院以已告知租赁户房屋权属及给付部分租金视为实际交付并委托管理，这些都是不能成立的。据此，上诉人未将产权登记给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赠与行为是赠与人有权利在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反悔，不履行协议约定，依法可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桂英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一审判决认定，协议签订后，刘济平按约向刘桂英支付了3万元，并支付一个门面的租金直到2017年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辩称这是补偿款，并不是房租，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刘济平告知承租人伍贤伟，其中一个门面系被上诉人所有，这有承租人伍贤伟的证言予以证实，又有两上诉人的银行转账记录，特别是两上诉人亲笔签名的协议予以佐证，能够充分证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该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属于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该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亲刚去世后形成，其内容涉及房产归属、经济补偿、赡养费支付等，整个协议从文字到内容都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明显属于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上诉人辩称该协议是赠与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上诉人认为房产系其个人所有，这完全不是事实。虽然有些财产，以上诉人名义经手，但绝大部分是其父母出资的。被上诉人父母都是职工，为了子女，一生勤俭节约，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房产，上诉人称其父母没有经济能力，显然是对父母一生的否认。并且被上诉人的母亲也反映房产是其夫妻俩的财产，特别是新化县上梅镇新街78号门面登记在曾云霞个人名下，就足以证明房产系被上诉人大家庭的财产，该门面是1996年10月10日，以刘访求与曾云霞名义共同订购78号门面，1998年3月，曾云霞向刘访求支付购房款71000元，1999年8月31日，刘访求与曾云霞与新化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地产买卖契约》，2002年，该门面以刘访求、曾云霞的名义分别办理了房产证。2005年7月，刘访求将其一半产权过户至曾云霞，上诉人辩称系其购买，并称1998年3月支付的71000元，是其购买款，显然是错误的，该门面虽然是1996年订购，但正式购买是1999年，因此上诉人明显是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依据，而且2002年将门面产权分别登记在刘访求，曾云霞名下，也能说明问题。因此78号门面虽然登记在曾云霞名下，不能改变该房产系大家庭财产的事实。原农丰村5组的房屋，虽然登记在刘济平名下，但该房产由被上诉人的父母出钱出力，也是其大家庭的财产，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也证实刘访求出资，又加上协议内容及协议履行多年的情况予以佐证，能够充分证实上述房产是被上诉人大家庭的财产，足以说明上诉人辩称房产是其个人所有，没有事实依据。最后，该协议已经履行多年，上诉人将收取的租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被上诉人，这有2013年至2016年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以及被上诉人母亲的证言予以证实，上诉人在一审辩称这是兄妹之间的经济往来，那么具体是什么经济往来，而在上诉状又称是对被上诉人的补偿，那又是何种补偿。三、上诉状中所述情况均不属实。首先，上诉人称是因为他要到长沙去陪孙子读书，需要被上诉人照顾母亲才和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完全是一派胡言。2012年签订协议时，是因为父亲刘访求刚过世，上诉人担心被上诉人会多分走父母的财产，才主动要求签订协议。这个情况有在场人何彦群出庭作证已证实，且2012年上诉人最大的孙子才三、四岁，尚未到上学年龄，根本没有到长沙去陪读的必要。其次，上诉人称其将1986年父母出资修建的老房子在2002年进行了改建，并花费七万元，父母只出资2670元，是无中生有。1986年父母将老房子建好后，一直没有去居住，上诉人根本没有改建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他对父母修建的老房子有改建的情况。最后，上诉人称其在1998年出资71000元从刘访球手中将新化新街78号门面另一半产权买回来，完全是胡编乱造。新街78号门面的产权证是2002年办理的，办的是上诉人与刘访球两个人按份共有，如果真是上诉人1998年出资购买了全部产权，那2002年的产权证就不会是两个人的名字，房管局也不会在2005年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要求被上诉人和母亲肖彩兰到场签字同意。肖彩兰陈述河对面的房子也就是以前的农丰的房子是肖彩兰和丈夫出资建设的。刘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返还占有原告梅苑汽车东站西边楼一层壹号门面2018、2019、2020年的租金人民币125700元；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门面办证费用人民币20000元；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访求（已故）、肖彩兰夫妇生育了儿子刘济平，女儿刘桂英。2012年正月，刘访求因病去世后，原告刘桂英与被告刘济平、曾云霞，第三人肖彩兰就相关房产处理进行协商，在何彦群的见证下，由原告刘桂英丈夫刘唐谦主笔，各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内容为：“1、新化城关镇（上梅镇）新街78号门面产权归刘季平、曾云霞夫妇所有。2、梅苑开发区（汽车东站隔壁）住房两套，门面两个，其中一个稍大一点的门面产权归刘桂英所有，其余一个门面，两个套间归刘季平、曾云霞夫妇所有。3、刘季平、曾云霞夫妇每年支付母亲肖彩兰现金壹万伍仟元整，百年为止。4、刘季平、曾云霞夫妇支付刘桂英现金伍万元整。开发区门面应办的有关证件由刘季平、曾云霞夫妇办理，其费用由刘桂英负责。签字：曾云霞刘桂英刘济平证明人签字：何彦群肖彩兰2012.1.6”。协议签订后，被告刘济平按约向刘桂英支付了3万元，并支付一个门面的租金直到2017年年底。从2018年开始，被告刘济平未再向原告刘桂英支付门面租金。2、1986年12月23日，被告刘济平受让了上渡办事处农丰村五组许子山荒地，修建了一栋两层住房，并于2002年以刘济平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房权证号为新房字第Ｓ××0号。根据刘济平提供的建房费用开支记账清单，刘访求现金出资四次共计2670元。2007年7月19日，被告刘济平与案外人杨玉才、曾美连、李承瑞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将新房字第Ｓ××0号住房与杨玉才等人合作改建。建成后，刘济平分两个门面和两套住房。门面位置是合建房屋从西起往东第1号、第2号。改建后的房屋没有办理产权证。2012年开始，案外人伍贤伟与被告刘济平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梅苑汽车站的一层1、2号门面经营至今。伍贤伟知道租赁的门面是刘济平、刘桂英两兄妹的。2018年3月，伍贤伟与刘济平重新签订租赁协议，租期为5年，从2018年5月7日至2023年5月6日，两门面年租金为83800元，当年3月15日前交清下1年房租。3、1996年10月10日，刘访求与曾云霞共同向新化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定购门面一个。1998年3月，曾云霞向刘访求交付购房款71000元。1999年8月31日，刘访求、曾云霞与新化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购买了坐落于上梅镇新青石街第二期改造工程19栋78号门面，购房款为148806元。2002年，该门面以刘访求、曾云霞的名义分别办理了房产证（Ｓ0205783、Ｓ0205784）。2005年7月，经刘桂英同意，刘访求、肖彩兰将其在该门面房所有的一半产权过户给曾云霞，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Ｓ0205783、Ｓ0205784房权证合并登记为新房字第Ｓ××2号。4、被告刘济平与曾云霞于1993年经法院调解离婚，法院制作了（1993）新民初字第383号民事调解书。两被告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今。5、被告刘济平与协议上的“刘季平”系同一人，双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2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是分家析产、遗产继承还是赠予合同法律关系。一、上梅镇新街78号门面是刘访求与曾云霞共同出资购买，初始产权以刘访求与曾云霞名义分别登记，后变更登记在曾云霞一个人名下。该门面虽然现登记在曾云霞个人名下，但根据其房产取得来源、出资情况来看，原应系被告与父母的家庭共有财产，后原告及其父母同意将其共有部分过户登记到被告曾云霞名下，但没有明确表示该过户行为是基于对价转让或赠与，故对被告及其父母家庭内部而言，并不能当然改变该门面共有的实际权利状态。即该房产登记在曾云霞名下，并不当然是曾云霞个人财产，对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人员来说，也可能是实际共有权利人。根据刘济平建房记账记录，1986年，刘济平建设房屋时，刘访求存在部分出资的事实。因此，上渡街道办事处东站的2个门面和2套住房系1986年以刘济平的名义建设的房屋改建后形成，其父母理应享有一定的共有份额。二、本案《协议》第一条、第二条明确了房产归属，没有赠与的文字含义。三、第三人肖彩兰在《协议》中没有分得和继承财产，但明确了两被告对第三人肖彩兰每年给付15000元的赡养义务，应视为第三人肖彩兰自愿放弃分割共有财产和对刘访求财产的继承。对第三人肖彩兰而言，该协议具有遗赠抚养的法律特征。四、本案《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了补偿款30000元，并梅苑开发区东站的1个门面连续多年向原告转交房租。同时，被告刘济平将梅苑开开发区2个门面出租时，告知承租人其中一个门面系原告所有，表明被告刘济平认可争议门面系原告所有的事实。根据被告连续多年向原告转交房租及向承租人告知门面产权所有归属的事实，可以认定梅苑开发区的1号门面已由被告向原告进行了交付。综上，本案诉争协议是原、被告在父亲刘访求刚去世后形成，其内容涉及房产归属、经济补偿、赡养费支付等，根据其形成背景、内容、语言文字表述方式，以及该协议处分房产的取得来源及权属状况，符合分家析产及继承的法律特征，亦符合分家析产及继承的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故法院据此认定诉争协议内容属于分家析产和继承法律关系。诉争协议是原、被告及第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被告未按约定足额支付补偿款5万元，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给付余款2万元的民事责任。故对原告要求确认争议协议合法有效及支付补偿款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刘桂英将其按协议所得的梅苑开发区东站的门面交由被告刘济平管理，刘济平将其自有的1个门面与原告交由其管理的1个门面整体出租给伍贤伟，再由刘济平将1个门面租金转交给刘桂英，刘桂英与刘济平由此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刘济平从2018年5月7日到2020年5月6日，从承租人伍贤伟处收取房租251400元。根据原、被告的委托关系，被告依法应将一半房租即125700元转交给原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应收取的房租1257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答辩称本案协议处分的房产系其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与父母无关，该协议是赠与法律关系，该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被告的答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桂英与被告刘济平、曾云霞于2012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二、由被告刘济平、曾云霞按《协议》约定给付余下的补偿款20000元。三、由被告刘济平、曾云霞向原告刘桂英给付2018年、2019年度、2020年度租金1257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214元，由被告刘济平、曾云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查，确认原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刘桂英与刘济平、曾云霞在刘访求去世后于2012年1月6日就肖彩兰老人的赡养及相关门面等财产问题进行协商，签订书面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刘济平按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由于协议约定的“其中一个稍大一点的门面产权归刘桂英所有”的门面至今仍由上诉人刘济平管理，且没有将该门面的产权办理至刘桂英名下，故原审法院判决刘济平、曾云霞按照《协议》约定向刘桂英给付余下的补偿款及该门面2018年度至2020年度的租金并无不当。因刘桂英的请求系确认有关协议的效力及给付相关款项，对该协议的效力应是本案审查的重点，而对有关协议及双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性质则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对上诉人刘济平、曾云霞提出有关财产权属及其行为系赠与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济平、曾云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4元，由上诉人刘济平、曾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童赞辉审判员  袁米娜审判员  王晶晶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岳潜书记员刘珊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