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5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唐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招商南路299号万豪国际轻纺城2幢435、436。法定代表人：王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贤国，濮阳市台前县孙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濮阳市雪羽羽绒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侯庙镇金庄村村西100米。法定代表人：杨心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飞，男，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锐，河南濮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长夫，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贤国，濮阳市台前县孙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苏州唐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濮阳市雪羽羽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羽公司）、原审被告朱长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7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雪羽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唐人公司没有拖欠雪羽公司货款。一、案涉两个合同雪羽公司均存在违约行为。截止到2020年6月10日唐人公司、常熟市沙家浜镇铭发服饰厂（以下简称铭发服饰厂）与雪羽公司商议2020年4月9日合同作废。但是,2020年4月9日的合同雪羽公司只履行了6吨的供货义务,2020年6月10日的合同雪羽公司只履行了4吨的供货义务。二、唐人公司货款已付清。2020年4月9日签订的合同货值为3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铭发服饰厂首付30%的货款,货到付40%的货款,余款三个月付清。对该份合同,唐人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按约定预付给雪羽公司90万元(300万元×30%=90万元),即铭发服饰厂与雪羽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虽然为2020年4月9日,但是雪羽公司真正履行合同供货义务的时间是2020年4月26日即第一批货3吨。2020年4月12日供货的2吨不是履行案涉两份合同的标的物,且雪羽公司提供的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备注“付清”，事实上铭发服饰厂已将该笔货款全部付清。一审中，唐人公司提交了对本案事实最直接知情者也是签订本案两份合同及供货、付款情况知情者雪羽公司的代理人葛某某的电话录音,其在电话中明确认可2020年4月12日2吨货与案涉两份合同无关且货款已付清,并说明雪羽公司就两份合同只履行了10吨的供货义务。三、证人葛某某庭审时虚假陈述,与其本人之前对事实的陈述相互矛盾。一审第一次开庭后,雪羽公司申请与其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为其买卖货物的委托代理人葛某某作为证人参加第二次庭审,庭审中,葛某某否认其之前与朱长夫电话中说的供货情况且对雪羽公司诉讼代理人询问的问题对答如流,而对唐人公司、朱长夫诉讼代理人询问的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从葛某某到庭的陈述可以看出其在进行虚假陈述,雪羽公司事先将第一次庭审的情况告知葛某某,所以葛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能否定其之前认可的事实。故葛某某的庭审证言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雪羽公司最后一次供货单上显示的“欠19万”系雪羽公司代理人葛某某个人添加,不能作为唐人公司欠雪羽公司货款的证据。五、唐人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20年4月9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主体为铭发服饰厂与雪羽公司,非唐人公司。2020年6月1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主体为唐人公司、铭发服饰厂与雪羽公司。即便2020年4月9日的合同作废,雪羽公司起诉的主体仍然错误。雪羽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唐人公司主张其非本案适格被告，与事实不符。案涉第一份合同于2020年4月9日,由雪羽公司与铭发服饰厂签订,铭发服饰厂的委托代理人为朱长夫。据朱长夫本人讲,铭发服饰厂与唐人公司是合伙关系,朱长夫有权代表铭发服饰厂洽谈各类业务。案涉第一份合同的洽谈、签字、盖章、收货都是由朱长夫一人经手,支付货款的是唐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华(与朱长夫系夫妻关系)，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雪羽公司与铭发服饰厂其他人不认识,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合同签订后,雪羽公司于2020年4月12日开始送第一批货,送货单上显示:“收货单位:唐人公司;白鸭绒80%;单位:20kg；数量:100;单价:120;金额:2400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朱长夫。”这两吨货的付款方式为:唐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华向雪羽公司支付承兑15万元,下余的9万元计算到下一次,也就是4月26日的货款中一起结算。在这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同意,由朱长夫在该送货单的备注栏内书写了“付清”字样。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2020年4月9日签订的《销售合同》,虽然是雪羽公司与铭发服饰厂签订,但实际收货人为唐人公司,实际经手人为朱长夫,实际付款人是唐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华,说明雪羽公司就是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020年6月10日第二份《买卖合同》,是雪羽公司与唐人公司签订的,唐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华,委托代理人为朱长夫,加盖有唐人公司印章。该合同上出现了铭发服饰厂的印章,需要进一步说明:在签订该合同的前三四天的时间里,经双方协商同意,2020年4月9日签订的合同作废,双方均不再履行,并由朱长夫在该合同书写上:“2020年4月9日合同作废”几个字,并加盖铭发服饰厂的印章予以证明。该合同虽然盖有铭发服饰厂的印章,但铭发服饰厂不是该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只是为了证实第一份合同作废,经双方协商同意,由朱长夫加盖铭发服饰厂印章。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就是雪羽公司和唐人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唐人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唐人公司称货款已付清与实际情况不符,没有事实根据。一审庭审中,雪羽公司向法庭提交的4份送货单都有唐人公司业务经理朱长夫的亲笔签字,总货款为144万元。唐人公司向法庭提交的3份送货单也间接证实了雪羽公司向唐人公司共计送货144万元的事实。关于付款情况,一审庭审中,唐人公司辩称除125万元外,于2020年4月12日曾向证人葛某某交付现金24万元，一审法官当庭询问唐人公司:“你方主张给了证人葛某某240000元现金,这不是小数目,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证实,葛某某是否写了收到条?”唐人公司答:“没有人在场,也没有写收到条。”证人葛某某出庭作证时,说明其于2020年4月12日并没有收到24万元现金,且葛某某不是雪羽公司员工,只是帮助雪羽公司联系业务的中间人,按照业务量抽取提成,没有权利代雪羽公司接受货款，雪羽公司和唐人公司之间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货款。因此,唐人公司主张支付24万元现金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当今社会买卖合同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按照唐人公司主张的另外支付现金24万元，那么支付的货款与实际应支付的货款明显不符。唐人公司当庭认可供货4次,合计为12吨,货款144万元;同时认可收货款4次,合计125万元，如果再加上现金支付的24万元，就比实际货款多支付了5万元。三、唐人公司称证人葛某某虚假陈述不是事实。庭审中，证人葛某某明确指出唐人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不是原始资料，与其本人说的不一致，出入很大，该录音资料存在删除、裁剪等嫌疑，在录音时还存在录音者故意引导证人作证的嫌疑，对该录音证据葛某某不予认可。证人葛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比较客观全面、真实可信。四、唐人公司称案涉两个合同雪羽公司均违约在先与事实不符。2020年4月9日的《销售合同》已经双方协商作废，不存在违约的情况。2020年6月10日的合同签订后，雪羽公司履行了送货义务，送货200件，计2吨，货款48万元。一审庭审中唐人公司认可收到货物。现唐人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货到付款，在送货后的半年时间内仍未足额支付货款，唐人公司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朱长夫述称，对唐人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雪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唐人公司、朱长夫共同支付欠款19万元及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份，经证人葛某某介绍，雪羽公司与唐人公司达成买卖白鸭绒的合同关系。2020年4月12日，雪羽公司向唐人公司供应价款为24万元的白鸭绒，2020年4月26日供应价款为36万元的白鸭绒，2020年5月27日供应价款为36万元的白鸭绒，2020年6月27日供应价款为48万元的白鸭绒。唐人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支付50万元，2020年4月24日支付40万元，2020年4月27日支付20万元，此外承兑支付15万元，共计支付12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雪羽公司确已向唐人公司供应白鸭绒货物，而唐人公司也曾支付大部分货款，双方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予认定。雪羽公司提交的四份送货单，均有唐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朱长夫的签字，总货款为144万元；唐人公司提交的三份送货单中，虽2020年6月27日送货单与雪羽公司提交的略有不同，未注明“欠19万”，但亦载明了当日雪羽公司提供48万元货物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雪羽公司共计供应144万元货物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唐人公司的付款情况，雪羽公司认可已收到125万元，唐人公司辩称除该125万元外，于2020年4月12日曾向葛某某交付现金24万元，并由朱长夫在当日的送货单上注明“付清”；一审法院认为，雪羽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卖方，提交的证据已证实其供应价款144万元的货物，则唐人公司作为买方，应举证证明已向雪羽公司足额支付货款。证人葛某某到庭说明其于2020年4月12日并未收到24万元的现金，且其并非雪羽公司员工，并未代雪羽公司接收货款；唐人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确曾向雪羽公司支付过该24万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唐人公司还须向雪羽公司支付144万元-125万元=19万元货款。雪羽公司主张朱长夫亦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朱长夫作为唐人公司的业务经理，其在买卖合同、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故对雪羽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雪羽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并未作出相关约定，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一、唐人公司支付雪羽公司货款19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雪羽公司对朱长夫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雪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唐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人公司提交：2020年12月28日朱长夫与葛某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目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朱长夫和葛某某联系，葛某某称，雪羽公司给葛某某打电话，说如果案件雪羽公司败诉的话，雪羽公司就会给葛某某要这个钱，如果赢的话给唐人公司要。证明葛某某在一审中称唐人公司没有支付给雪羽公司24万元货款的陈述不是事实。雪羽公司质证意见，对唐人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庭审后雪羽公司没有给葛某某打过电话。葛某某没有收到过唐人公司支付的24万元。葛某某不是雪羽公司的员工，雪羽公司没有授权葛某某代收货款。唐人公司、朱长夫二审庭后提交：2020年12月14日时长为2分9秒的朱长夫与葛某某的通话录音。证明目的：唐人公司、朱长夫最初没有提交上述录音，是因为该录音与案涉24万元货款是否付清没有关联性。在朱长夫与葛某某2020年12月17日的另外两段录音中，可以证明案涉24万元货款已付清，与送货单上的“付清”二字相互印证。2020年12月14日朱长夫与葛某某的录音中，朱长夫表示雪羽公司找葛某某要不了钱，因为唐人公司不欠雪羽公司货款，还多付了5万元，朱长夫也想要葛某某为其作证，让葛某某放心才那样说的。证人葛某某到庭称，录音系其本人的声音，但是不能证明唐人公司支付过24万元货款。雪羽公司质证意见，上述录音不能证明唐人公司现金支付过24万元货款，反而能够证明唐人公司欠雪羽公司19万元货款，唐人公司称已现金支付24万元货款不属实，理由：1.不符合交易习惯；2.公司对公司从财务的角度不允许支付现金；3.雪羽公司没有委托葛某某收取货款。综上，唐人公司称已现金支付24万元货款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证明。本院对证据审核认定，对于唐人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屏，是唐人公司与葛某某之间的聊天记录，无法直接证明系雪羽公司给葛某某打电话所说的内容，不能直接证明唐人公司向雪羽公司付款24万元，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唐人公司、朱长夫庭后提交的2020年12月14日时长为2分9秒的朱长夫与葛某某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唐人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期间，对一审证人葛某某的证言进行复查。葛某某到庭作证称，朱长夫称用24万元现金支付货款的事情不存在，朱长夫支付雪羽公司货款全部都是转到雪羽公司账户，葛某某从未收到过朱长夫24万元现金。2020年6月份给朱长夫交完最后一批货，葛某某和朱长夫对了一次账，朱长夫欠雪羽公司19万元，朱长夫也知道欠款的事。雪羽公司只委托葛某某催收货款，没有委托其收取货款。2020年6月27日送货单上“欠19万”的内容是葛某某书写，葛某某通过与朱长夫对账得出的19万元欠款数额。雪羽公司共给朱长夫供货12吨，货款144万元，朱长夫转账付款110万元，2020年4月朱长夫给了15万元的承兑汇票，总共支付货款125万元，下欠19万元。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的“付清”是2020年4月26日送货时朱长夫书写的。2020年4月10日朱长夫给葛某某一份15万元承兑汇票，葛某某没有给朱长夫写收据，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货款是24万元，24万元扣除15万元承兑汇票，下欠9万元钱没有付。朱长夫大概于2020年4月26日之前给雪羽公司转了20万元，从该20万元里扣除9万元，2020年4月12日的款项付清了，所以朱长夫在送货单上写了付清，剩余11万元算到2020年4月26日货款里面。朱长夫在通话录音中称的现金就是说货到付款就是所谓的现金，并不是朱长夫给了葛某某24万元。对完账后欠款19万元，朱长夫还想着让雪羽公司交货，所以没有让朱长夫自己书写欠款的金额。葛某某每次给唐人公司送货都带着所有的送货单。一审庭审后朱长夫曾和葛某某微信联系，葛某某在聊天记录里说，如果官司打赢找朱长夫要，打不赢的话找葛某某要，这么说因为朱长夫欠这个钱。朱长夫欠钱不愿支付，因为是葛某某介绍朱长夫与雪羽公司交易，所以葛某某要为从朱长夫处拿不回货款向雪羽公司负责。葛某某与朱长夫之间存在多次交易，经常帮朱长夫从其他地方调货，朱长夫给葛某某转过账，不是现金，录音中提到24万元与本案无关。2020年12月27日2分43秒的录音中，朱长夫提到的2吨货物与本案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的2吨不是同一批货物。葛某某与朱长夫交易过好多次，葛某某不知道朱长夫说的是哪一批货。雪羽公司一共向唐人公司送了4次货，共12吨。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的2吨不是履行的2020年4月9日和2020年6月10日买卖合同中的货物交付义务。葛某某在与杨某某录音中提到的24万元，收到的是从其他地方给朱长夫调的货，不是雪羽公司的货款。葛某某与雪羽公司是代理关系，其介绍雪羽公司与其他公司交易，抽取提成，负责送货，不负责收钱，货款两清后拿提成。雪羽公司与唐人公司之间的交易葛某某现在还没有拿提成。葛某某除了介绍雪羽公司给唐人公司送货外，还介绍其他公司向唐人公司供货。葛某某常驻江苏常熟，雪羽公司把货送到常熟后，葛某某确认了送货数量后开了一个送货单，一个公司一本送货单。2020年8月份葛某某把给唐人公司送货的单据在台前飞天工业园里直接交给雪羽公司杨新飞。唐人公司质证意见，1.证人葛某某与雪羽公司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证人葛某某认可案涉欠款19万元有可能由其承担，所以证人证言不应采信。2.通过一审两次庭审，二审两次庭审可以明显看出证人葛某某与雪羽公司所述唐人公司与雪羽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存在诸多不一致相互矛盾的地方。3.证人葛某某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雪羽公司与证人葛某某对交易发生及过程存在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多处以推测的陈述进行表达，另外在唐人公司提供的录音中可以看出朱长夫与葛某某之间就24万元货款是否交清意思很明确。4.24万元货款如果没有付清，雪羽公司不可能让朱长夫在送货单上注明付清的字样，也不可能出现在雪羽公司以后送货后补写付清字样，不符合交易习惯。5.4张送货单上的编号可以看出不具有连贯性，送货单不是整本单据。综上，雪羽公司及证人葛某某的证言存在诸多不一致、相互矛盾的情况。雪羽公司质证意见，1.证人葛某某完全说明了关于24万元现金的解释，是没有直接收到现金（纸币），只是说有转账记录，录音是有诱导葛某某的意思，葛某某的解释所说的现金就是货到付款，与唐人公司说的现金不是一个概念。2.2020年12月17日3分3秒的录音中最后葛某某明确了唐人公司欠雪羽公司货款19万元，朱长夫没有任何反驳，说明了欠款的真实数额。3.雪羽公司、唐人公司、葛某某均明确供货12吨，货款144万元，唐人公司已支付了125万元，证人葛某某明确欠款19万元这一事实，并且在2020年6月27日的送货单上进行了标注。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4月9日，雪羽公司与铭发服饰厂签订《销售合同》，双方约定：一、雪羽公司向铭发服饰厂供应25吨80%的白鸭绒，每吨120元，总金额300万元。五、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收付30%，货到付40%，余款三个月付清，（八月份开始付款）。葛某某在雪羽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朱长夫在铭发服饰厂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20年6月10日，雪羽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唐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一、雪羽公司向唐人公司供应14吨80%的白鸭绒，每吨120元，总金额168万元。三、交（提）货地点：甲方厂房内交货。四、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货运至甲方指定工厂，乙方承担运费，甲方指定工厂负责卸货或提货。五、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货物收到后货款一次性付清。该条款后手写添加“（检验合格后）”。卖方雪羽公司盖章，委托代理人为杨某甲。买方唐人公司盖章，委托代理人朱长夫。合同最后手写添加“2020年4月9日合同作费”，加盖铭发服饰厂印章。又查明，雪羽公司提交的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内容显示，“收货单位唐人名称及规格白鸭80%单位20kg数量100单价120金额24万元备注付清发货单位处有葛某某签名收货单位处有朱强签名”。唐人公司称朱长夫又名朱强。唐人公司对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备注栏书写的“付清”二字解释称，2020年4月12日葛某某将货物送来以后，朱长夫当天给付葛某某24万现金后，在送货单上写了“付清”。葛某某对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付清”二字解释称，2020年4月12日前两天朱长夫给了一个15万元的承兑汇票，当时没有给朱长夫写收据。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货款是24万元，扣除15万元的承兑汇票，下欠9万元没有支付。到2020年4月26日送货时朱长夫写了“付清”，朱长夫大概是在4月26日之前给雪羽公司转了20万元，从20万元里面扣除了9万元，2020年4月12日的款项付清了。雪羽公司对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付清”二字的解释，先称是在2020年4月26日向唐人公司送第二批货时朱长夫书写的，唐人公司当天支付了承兑汇票15万元，下欠9万元是转账支付，是从2020年4月27日转账20万元中扣除了9万元。后又称，该“付清”二字是2020年5月27日送第三批货时书写，当时把下欠的9万元扣除了，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货款结清了，朱长夫在送货单上写了“付清”。具体是从哪一笔款中扣除的是葛某某经办的，雪羽公司不清楚。还查明，唐人公司提交的朱长夫与葛某某2020年12月17日3分3秒的通话录音内容最后一段，葛某某说“当时给你们调解的时候，你这边吧你也不讲，他那边吧也是老是找我，我把单子合同全都给他们了，对好之后那时候也是差19万，你这边对的也是差19万吧”。唐人公司、朱长夫庭后提交2020年12月14日朱长夫与葛某某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朱长夫说：“我知道，对，所以说葛某某有些事情，你记住，有些事情尽量把你抛出去，不能把你掺进去最好啦”。葛某某说：“我知道，那时候，我给你两家调解，我说啦，把那个货交过来，那次我也让小杨过来了，哎呀，到最后你说你起诉”。朱长夫说：“你要证明”。葛某某说到“弄的我在中间为难，弄的我在中间让我付这个19万”“你不给的话，找我承担”。朱长夫说：“他找不到你要，他还要拿钱出来”。葛某某说：“怎么不找我要，他说让我催这个钱，我也给你说过把这个钱转了，货交了”。朱长夫说：“我知道，我知道”。再查明，二审中，葛某某称除了介绍雪羽公司给唐人公司送货，还介绍其他公司给唐人公司送货。唐人公司亦认可葛某某除了雪羽公司向唐人公司供货的12吨之外，也存在葛某某个人向唐人公司出售货物的情况。二审中，雪羽公司称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的24万元货不是履行案涉两份合同的货物，是在合同之外另外向唐人公司供的货。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唐人公司是否欠付雪羽公司货款及货款的具体数额。雪羽公司一审提交4份送货单，主张向唐人公司送了12吨80%的白鸭绒，价值共计144万元，唐人公司认可收到货物，故唐人公司应该支付货款，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雪羽公司认可唐人公司已付款125万元，要求唐人公司支付欠款19万元。唐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辩称除已付125万元之外，还于2020年4月12日向葛某某支付24万元的现金，用于付清当日2吨货24万元款项，朱长夫在送货单上标注“付清”二字，现不欠雪羽公司货款，且2020年4月12日2吨货与案涉两份合同无关。经二审当庭调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20年4月12日2吨货与案涉两份合同无关，雪羽公司称是在合同之外另外向唐人公司供的货。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具体问题为唐人公司是否向葛某某现金支付2020年4月12日2吨货货款24万元。唐人公司在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时称，2020年4月12日现金支付葛某某24万元款项，葛某某、雪羽公司均否认收到该24万元现金。经审查本案的证据，存在以下争议、相互矛盾、不合常理之处，不足以证明唐人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唐人公司未向雪羽公司支付该24万元现金并无不当。首先，从付款方式交易习惯来看。唐人公司主张因是疫情时期，葛某某要求用现金支付，故用现金支付了2020年4月12日2吨货的款项。葛某某辩称不代雪羽公司收款，雪羽公司也称双方支付方式是转账和支付承兑汇票，不存在现金支付。本案中当事人均认可的唐人公司向雪羽公司支付的四笔款项共计125万元也都发生在2020年4月份，付款方式为转账和承兑汇票，均不是现金支付。另本案中在唐人公司转账90万元支付给雪羽公司杨某甲后，杨某甲还对此出具了一份收条。唐人公司主张用现金支付24万元，却不要求其自称的收款对象葛某某出具收条，仅朱长夫在雪羽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上签字“付清”，且本案当事人对“付清”二字的书写时间及具体支付方式均有争议。其次，从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书写的“付清”二字书写时间和具体支付方式来看。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雪羽公司持有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付清”二字是唐人公司朱长夫书写。双方对“付清”二字是何时书写以及用哪一笔款项支付存在争议。唐人公司自称收货当天现金支付葛某某后在送货单上书写了“付清”。葛某某予以否认，到庭作证称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付清”二字书写时间是2020年4月26日送货时，唐人公司系用一笔15万元承兑汇票及从一笔20万元转账中扣除9万元的方式支付。雪羽公司先是陈述2020年4月12日送货单上“付清”二字书写时间是2020年4月26日送货的时候，后又陈述是2020年5月27日送货时书写，虽自述的2020年4月12日的货款支付时间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雪羽公司陈述的该24万元是用15万元的承兑汇票和9万元的转款支付的情况，与葛某某陈述的一致。本案雪羽公司提交了四份送货单，该2020年4月12日的送货是四次送货时间中最早的，后面还有三次送货，故雪羽公司称在后续付款中将2020年4月12日的款项付清，并书写了付清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最后，从唐人公司提交的录音来看。唐人公司一审中提交朱长夫与葛某某的三段电话录音，分别是2020年9月10日9分35秒的录音、2020年12月17日2分43秒的录音、2020年12月17日3分3秒的录音，拟证实2020年4月12日的货款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葛某某24万元。葛某某不认可收取唐人公司24万元，雪羽公司也称没有收到该24万元现金。按照常理，唐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已向葛某某交付了24万元现金，如葛某某没有交付雪羽公司，唐人公司应该主张由葛某某将收到的24万元交付雪羽公司即可。但根据唐人公司朱长夫与葛某某在2020年12月14日另一段录音的内容，在葛某某明确告知朱长夫“你不给的话，找我承担”“弄得现在这个钱找我来要”，但朱长夫非但没有告知葛某某应该把收取的24万元现金转给雪羽公司，反而告知葛某某“他找不到你要，他还要拿钱出来”，该段录音时间发生在雪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朱长夫在录音中的通话内容不符合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再者，在朱长夫与葛某某于2020年12月17日3分3秒的通话录音中，葛某某向朱长夫说调解时，与雪羽公司及唐人公司两边对账都得出“差”19万元的时候，录音到此截止，不显示朱长夫有回应，也不符合常理。上述录音中，虽然在朱长夫谈及转现金24万元时，葛某某回应“嗯”“哎”，没有正面否认；但是在葛某某谈及给雪羽公司和唐人公司调解时提到和双方对账都是“差19万元”，朱长夫没有回应，电话截止；并且唐人公司主张支付葛某某24万元，在葛某某向朱长夫陈述，唐人公司不给钱，雪羽公司找葛某某要钱时，朱长夫没有明确告知葛某某将24万元转给雪羽公司，反而告知葛某某雪羽公司向葛某某要不到钱。上述录音内容存在矛盾、不合常理之处。综上，唐人公司主张已不欠雪羽公司货款，但唐人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实自己的主张，根据目前的证据，在雪羽公司未收到唐人公司主张的已支付的2020年4月12日24万元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扣除其他款项，判决唐人公司支付19万元货款并无不当。退一步讲，本案当事人二审均认可该2020年4月12日2吨货不是交付的案涉合同内的货物，与案涉两份合同无关，唐人公司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实雪羽公司授权葛某某收取该笔货款，且唐人公司二审中认可与葛某某个人之间存在交易。故即便唐人公司支付葛某某24万元，雪羽公司没有收到该款，雪羽公司要求唐人公司支付货款亦并无不当。唐人公司与葛某某个人之间如有其他争议，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唐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苏州唐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敏审判员  李 辉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