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渝04行赔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萍，女，苗族，1979年6月1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黔江区，现住重庆市黔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男，土家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黔江区，现住重庆市黔江区。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冉彧光，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郭沛然，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文体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MB1625969F。 法定代表人甘启飞，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陈林，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炳森，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蒲萍、王辉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黔江区规资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简称彭水县法院）（2020）渝0243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辉及委托代理人冉彧光，被上诉人黔江区规资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陈林及委托代理人朱宏、李炳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2月25日，重庆市黔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简称黔江区交易中心）对挂牌出让黔江区邬杨桥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了公告。2014年3月27日，原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简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和原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简称黔江区规划局）以黔江国土房管文〔2014〕188号文件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简称黔江区政府）请示，拟出让黔江区邬杨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4年4月2日，黔江区交易中心向蒲萍出具了黔江综合交易挂出〔2014〕第004号重庆市黔江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蒲萍以433万元的价格受让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邬杨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日，蒲萍向黔江区交易中心支付了交易费38640元。2014年4月8日，蒲萍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支付了433万元土地出让金。2014年4月10日，蒲萍、王辉在涉案地块上开始施工修建建筑物。 2014年4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蒲萍签订黔江地（出让）合字（2014）字第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简称《出让合同》），将坐落于黔江区城西街道河滨西路北侧（邬杨桥斜对面）的面积为843.77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蒲萍，土地用途为商业设施用地，综合价金为人民币433万元，并约定出让人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将该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年限为4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渝规黔江地函〔2013〕字第038号）。其中……建筑总面积：3952.22平方米（其中地上3285.62平方米，地下666.6平方米）……其他土地利用要求：该地块设计方案已报区政府审查同意，建设业主需按照报经区政府审查同意的方案进行修建。第十五条约定：受让人同意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同步修建下列工程配套项目，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受让人需还建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工程费费用由受让人承担……。第十六条约定：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5年4月10日之前动工，于2017年4月9日之前竣工。2014年5月12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牵头向蒲萍正式交付了涉案地块。2014年6月10日，蒲萍向重庆市黔江区地方税务局缴纳了印花税2165元、契税129900元。2014年6月18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为蒲萍、王辉颁发了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该证登记权利人为蒲萍、王辉，房地籍号为QJ00100210XXXX1，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843.77平方米。 2014年8月13日，蒲萍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申请由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收回该宗土地，原因系因涉案土地出现地质滑坡灾害给周边居民带来安全隐患，蒲萍在该申请中同时要求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将该宗土地与无安全隐患区域的土地进行等值置换，并对其前期工程费用进行补偿。2014年8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责令治理通知书》，认定蒲萍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开挖引发滑坡，要求其立即对滑坡进行治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蒲萍、王辉随即停止了在涉案地块上的施工建设。2014年11月3日，黔江区规划局作出黔规限（2014）第011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二人（蒲萍、王辉）在黔江区城西街道西山居委一组修建的房屋，楼层四层（地下2层、地上2层），地下建筑面积为1343.2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1444.7平方米，属于应当予以拆除的违法建筑。现责令你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逾期不自行拆除的，依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将予以强制拆除。强制拆除该违法建筑的全部费用由你们承担。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规划局或黔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12月8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黔江区规划局共同向黔江区政府上报黔江国土房管文〔2014〕571号《关于收储邬杨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请求收储蒲萍竞得的黔江区河滨西路北侧邬杨桥斜对面的涉案宗地。2014年12月15日左右，蒲萍、王辉自行拆除了涉案地块上的建筑，并领取了拆除建筑的政府补偿款10万元。2015年7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将蒲萍支付的433万元转让款退还至蒲萍的银行账户中。 2016年6月29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简称《收回决定》），决定收回蒲萍取得的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蒲萍不服该《收回决定》，向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复议认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涉案《收回决定》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情形，且未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从而认定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遂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收回决定》。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该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效决定。复议决定作出后，蒲萍、王辉认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拟实施注销其所持有的房地产权证的行为失去根据，便于2016年10月9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申请恢复其取得的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11月1日注销了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并于2016年11月8日进行回复，认为根据2016年10月26日黔江区政府对《关于重新依照法定程序收回邬杨桥地块的请示》（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的批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将对涉案地块重新实施收回，故对蒲萍、王辉提出的申请不予采纳。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2016年10月24日向黔江区政府请示的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文件中，认可其作出的《收回决定》已被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拟在报请黔江区政府批示同意后，重新补充证据、完善程序，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 2016年11月1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依职权注销了蒲萍、王辉持有的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蒲萍、王辉不服该注销登记行政行为，于2017年6月12日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彭水县法院审理该案。彭水县法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7）渝0243行初220号行政判决书，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存在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为由，判决确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2016年11月1日作出注销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无效。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渝04行终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6月27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给蒲萍送达了《关于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价格评估相关资料的通知》，要求蒲萍于6月30日前将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投入、税费、利息以及合理利润资料报送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以便委托中介机构对该土地收回价格进行成本审计。蒲萍提交资料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委托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重庆分所对涉案土地回收进行专项审计。该所于2017年7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该所在对黔江区邬杨桥桥头地块土地收回进行专项审计过程中了解到，该地块原使用权为自然人所有，该自然人对该地块的各项成本未建立规范完整的财务核算，开发过程中各项资料严重缺失，通过审计程序无法核实该地块的各项成本金额。鉴于此，建议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通过评估程序来确定该地块的收回价值。 2017年12月20日，黔江区规划局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关于邬杨桥地块用地性质有关情况的函》，载明：“贵局《关于明确邬杨桥地块土地用途的函》（黔江区国土房管函〔2017〕377号）收悉。经核实，邬杨桥地块在《重庆市黔江区总体规划（2013-2020）》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在《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09版）》中用地性质为绿地，正在编制的老城控规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8年1月5日作出《关于无效的告知书》，认定其与蒲萍签订的《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并于2018年1月8日向蒲萍进行了送达。该告知书载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通过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文件得知《出让合同》出让的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从2009年至今均未发生改变，一直为公园用地，故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侵犯了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双方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出让合同》无效。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已于2015年7月15日将土地出让综合价款433万元退还至蒲萍的银行账户中。 2018年6月26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关于清算合法损失的告知》，并于2018年6月28日送达蒲萍。该告知载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收到黔江区规划局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函件后得知涉案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从2009年至今均未发生改变，一直为公园用地，故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侵犯了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要求蒲萍收到该通知后在2018年6月30日前收集相关涉及到清算《出让合同》的凭据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土地利用科，为全面清算该合同奠定基础。 2019年8月7日，蒲萍向黔江区规资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行政赔偿，该行政赔偿申请书载明申请赔偿的请求为：一、请求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还建桃子坝供水加压泵房工程费用113.8万元，并以此为基数计算另外所需赔偿的资金利息（按月息2%从2014年5月8日计算至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之日止，以最终计算金额为准）；二、请求黔江区规资局与申请人共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邬杨桥宗地上建构筑物按照市场法和剩余法的评估方法作出价值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为基数加上资金利息（按月息2%从2014年7月30日计算至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之日止）对申请人进行赔偿；三、请求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资金利息（从2014年4月8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止，以433万元为基数，按照富登小额贷款（重庆）有限公司黔江分公司的贷款月利息1.2%计算）。申请行政赔偿的理由为：黔江区规资局违背依法行政的执政理念和诚实信用原则，违法收回已经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违法注销申请人的302房地证2014字第02XX6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给蒲萍造成了巨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向黔江区规资局申请赔偿。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9月30日召开听证会，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应当依照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故对于蒲萍申请的行政赔偿不予赔偿，但对合法且有依据的部分进行补偿，补偿的金额另行通知。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2日向王辉送达了该决定。2020年1月6日，蒲萍、王辉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黔江区规资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蒲萍、王辉提出的诉讼请求是：1.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因竞买邬杨桥地块宗地支付缴纳的交易费38640元、印花税2165元、契税129900元，合计170705元，并支付以17070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该笔税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搬迁还建桃子坝供水泵房工程建设及补偿费113.8万元，并支付以113.8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5月8日起至工程建设及补偿费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3.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邬杨桥地块宗地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2380万元并支付以23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该建构筑物损失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4.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自2014年4月8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以土地综合价金433万元为基数的资金占用费利息（其中以3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黔江支行同期同类最高利率的标准计付，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建设银行黔江分行同期同类最高利率的标准计付）。审理过程中，蒲萍、王辉于2020年9月25日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将第三项诉讼请求金额减少至1825.3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蒲萍、王辉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后，随即对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进行了拆除和还建，并于2014年5月8日完工。蒲萍、王辉于2014年6月24日向黔江区规划局递交了办理建设用地规划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相关申请，但未得到回复。庭审中，蒲萍、王辉主张其为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的拆除和还建花费了113.8万元，并举示了其单方制作的设计说明、概算表、预算书予以证明。黔江区规资局举示了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将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发包给重庆市黔江区泰来宏达自来水有限公司修建的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总价款为544700元，黔江区规资局认为应当按照该金额进行结算。蒲萍、王辉还主张黔江区规资局的行政行为造成蒲萍、王辉建构筑物等损失1825.3万元。蒲萍、王辉举示了其单方制作的结算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黔江区规资局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蒲萍、王辉还向彭水县法院陈述，本案的诉讼是基于被诉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侵权而提起,蒲萍、王辉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原因系2014年8月15日黔江区吴忠区长的批示意见中明确载明要对其损失进行赔偿。针对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的拆除和还建费用以及蒲萍、王辉自行拆除的违法建筑两项损失,蒲萍、王辉均向彭水县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后又撤回了对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的拆除和还建费用的鉴定。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9年1月8日，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黔江区政府印发《重庆市黔江区机构改革方案》（黔江委发〔2019〕1号），将黔江区规划局、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国土资源管理职责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整合，组建了黔江区规资局，不再保留黔江区规划局、黔江区国土房管局。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蒲萍、王辉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签订的《出让合同》是否无效；2.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是否应当撤销；3.蒲萍、王辉诉请的赔偿项目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关于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蒲萍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出让合同》，此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8年1月5日作出《关于无效的告知书》，认定前述《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并于2018年1月8日向蒲萍进行了送达。针对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定合同无效的行政行为，蒲萍、王辉未起诉撤销或确认违法，故该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予以确认。 关于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关于无效的告知书》确认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无效，且已经将涉案土地恢复为绿化地。其认定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为涉案地块为公园绿化用地，出让给蒲萍、王辉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系《出让合同》中的土地出让方，其在签订合同前应当排除出让土地的瑕疵状况，签订合同时理应保证出让土地没有瑕疵。但其并未履行以上义务，最终造成合同无效的后果，其行为损害了蒲萍、王辉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黔江区规资局实施了造成蒲萍、王辉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故蒲萍、王辉有权取得赔偿。黔江区规资局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应当依照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故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应予撤销。 关于蒲萍、王辉诉请的赔偿项目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涉案《出让合同》现已被黔江区规资局确认无效，黔江区规资局理应因自己的行为给蒲萍、王辉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对于蒲萍、王辉要求黔江区规资局退还交易费、印花税和契税及利息。蒲萍因履行涉案合同支付了交易费38640元、印花税2165元、契税129900元，该三笔费用合计为170705元，因出让合同已被宣布无效，故黔江区规资局负有保证蒲萍、王辉因履行合同而缴纳的款项得到返还的义务，但蒲萍、王辉的该三笔费用至今尚未得到退还，可以认定为黔江区规资局给蒲萍、王辉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由黔江区规资局予以赔偿。对于该三笔费用的利息，同样系黔江区规资局认定合同无效的行政行为给蒲萍、王辉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黔江区规资局予以赔偿。但蒲萍、王辉主张以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标准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按照该规定，黔江区规资局应当支付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故本案税费的利息计算为：以386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4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1320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6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2.对于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搬迁和还建的费用及利息。涉案《出让合同》中约定由蒲萍、王辉对桃子坝供水泵房进行搬迁和还建，蒲萍、王辉实施该行为的原因系为了实现合同目的，即完整取得土地的使用权。现因黔江区规资局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效，蒲萍、王辉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桃子坝供水泵房进行搬迁和还建的费用理应由黔江区规资局承担。本案中，蒲萍、王辉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搬迁还建费用的实际金额，故对于黔江区规资局关于按照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发包给重庆市黔江区泰来宏达自来水有限公司修建的合同中约定的总价款544700元计算搬迁还建费用的主张，予以采信。对于利息，桃子坝搬迁还建工程于2014年5月8日完工，黔江区规资局应当至此时开始向蒲萍、王辉支付搬迁还建费用，其逾期支付行为给蒲萍、王辉造成了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蒲萍、王辉要求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主张过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的拆除和还建费用利息计算为：以5447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5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3.对于蒲萍、王辉主张的433万土地综合价金的利息问题。涉案《出让合同》中约定由蒲萍、王辉向黔江区规资局支付土地综合价金433万元，黔江区规资局向蒲萍、王辉交付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现该《出让合同》已被认定无效，蒲萍、王辉不能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其向黔江区规资局支付433万元土地综合价金也失去依据，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黔江区规资局承担。蒲萍、王辉于2014年4月8日向黔江区规资局交付该款项，黔江区规资局于2015年7月15日退还该款，黔江区规资局应当承担蒲萍、王辉在此期间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故土地出让价金的利息可以计算为：以4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4月8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14日止。 4.对于蒲萍、王辉主张的涉案地块上建构筑物的赔偿问题。蒲萍、王辉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建构筑物时，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书等审批手续。黔江区规资局在《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中已经对该建构筑物属于违法建筑进行认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依照上述规定，对于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行政机关并无补偿或赔偿义务。且涉案地块上的建构筑物系蒲萍自行拆除，其理应对拆除后的建构筑物残值进行合理处理，故不存在因拆除行为导致残值受损的情形。同时蒲萍、王辉也已经领取了政府补偿款10万元，其实施拆除行为已经得到了补偿。故对于蒲萍、王辉要求黔江区规资局赔偿邬杨桥地块宗地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1825.3万元和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黔江区规资局并无赔偿义务，故对于蒲萍、王辉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六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黔江区规资局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二、黔江区规资局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蒲萍、王辉赔偿交易费、印花税、契税三笔费用合计17070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86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4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1320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6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黔江区规资局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蒲萍、王辉赔偿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搬迁和还建的费用5447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447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5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四、黔江区规资局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蒲萍、王辉赔偿土地综合价金433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4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4月8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14日止）；五、驳回蒲萍、王辉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黔江区规资局负担。 上诉人蒲萍、王辉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出让合同》属无效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且超出诉求范围，程序违法。1.涉案宗地是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和黔江区规划局于2014年3月27日联合请示黔江区政府后进行的挂牌出让，对宗地用途明确为商业设施用地，对宗地面积、性质、容积率、规划条件、建筑面积、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均有明确的界定。2014年4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蒲萍签订了《出让合同》，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满足出让合同的形式要件，系有效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的出让人是国家机关，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具有充分的合理信赖，合同签订时并没有所谓的“出让的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从2009年至今均未发生改变，一直为公园绿化用地”，也没有所谓的“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2.涉案宗地是经城投集团解除抵押后，经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和黔江区规划局联合请示黔江区政府后进行挂牌出让的地块，涉案宗地的性质系商业设施用地。2017年6月27日，黔江区规划局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关于邬杨桥地块用地性质有关情况的函》，不能证明涉案宗地在《重庆市黔江区总体规划(2013-2020)》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也不能证明涉案宗地在《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09版)》中用地性质为绿地。涉案宗地的用地性质至今仍未发生改变，仍为商业设施用地。一审法院认为黔江区规资局仅仅是没有履行“排除出让土地的瑕疵状况”，系认定事实错误。3.合同是否有效应由仲裁机关、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出让合同》属民事合同，黔江区规资局系黔江行政辖区内土地房屋行政主管机关，也是涉案合同当事人，其没有评价合同效力的行政职能，更不能单方面宣布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将涉案合同认定为行政合同，将黔江区规资局作出的《关于无效的告知书》认定为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没有诉请的情况下，主动认定涉案合同无效，超出了审理范围，程序严重违法。4.一审法院未能综合全案过程认定案件客观事实。因邬杨桥地块的出让，导致群众举报，引发各大媒体介入，导致黔江区政府以及职能部门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为了缓解区政府及各部门的窘迫局面，经相关部门对蒲萍、王辉做思想工作，蒲萍、王辉不得已同意政府部门将涉案地块收储。后因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收回程序中未兑现“收储价格为揭牌价(不计利息)加上中介评估机构评估审计的已经发生的建设费用”的基本承诺，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引发了之后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蒲萍、王辉提交的吴忠区长的批示意见、责令治理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前述事实。而一审法院未能综合全案仔细甄别，对吴忠区长的批示意见以“原告提交的复印件，且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为由，不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蒲萍、王辉在涉案土地上修建的建构筑物属于违法建筑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涉案宗地是经过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和黔江区规划局2014年3月27日联合请示黔江区政府后进行的挂牌出让，该请示明确了土地性质、用途年限、主要规划条件以及动工竣工时间。《出让合同》也明确了出让宗地和规划条件。因此，涉案宗地是带规划条件和设计方案的，无需再报相关部门审批。其次，是否为违法建筑，需要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行政相对人有申请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权利。黔江区规划局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未经任何形式的调查核实，无事实根据。一审法院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认定，不仅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而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一审法院对损失利率计算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国家赔偿事由与本案的基础事实不符。首先，蒲萍、王辉系普通群众，收入来源仅仅是劳动付出换来的工资收入，因黔江区规资局不诚信的行为，导致其发生2000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上述资金来源均是采用商业贷款、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筹集，以存款利率的标准支持资金利息，明显与实际损失不符。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交易行为系民事行为，属于商业活动，应当遵循商业活动的规则。在民间借贷市场，2%的月利率受法律保护，且对上诉人的损失填补更符合实际，更显公平。最后，黔江区规资局在一审答辩中明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此，一审法院应当结合上诉人的资金来源、交易性质、商业贷款利率、民间借贷利率等客观因素，综合进行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支持月利率2%的资金利息。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确定损失的额度，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依法递交了《评估鉴定申请书》，要求人民法院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审计机构，对涉案宗地上投入的滑坡治理、地下构筑物及地上建筑物、修建桃子坝供水加压泵房的拆除及还建费用进行评估鉴定。而一审法院以“因被告无赔偿义务，故对原告方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为由，拒绝进行委托评估鉴定。损失的确定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是否应当支持是结合案件事实，对法律的适用过程。搁置黔江区规资局是否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暂且不论，在当事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递交了评估鉴定申请书并自愿垫付评估鉴定费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拒绝委托评估鉴定系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改判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因竞买邬杨桥地块支付缴纳的交易费、印花税、契税合计170705元，并支付以17070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改判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拆迁还建桃子坝供水泵房工程建设及补偿费113.8万元并支付以113.8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5月8日起至工程建设及补偿费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四、改判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邬杨桥地块宗地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1825.3万元，并支付以1825.3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该建构筑物损失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五、改判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自2014年4月8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以土地综合价金433万元为基数的资金占用费利息(其中以3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黔江支行同期同类最高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建设银行黔江分行同期同类最高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 被上诉人黔江区规资局辩称，一、涉案土地的性质系公共绿地是不争的事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收回。涉案地块在《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2020)》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在《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09版）》中用地性质为绿地，正在编制的老城控规该地块用地为公园绿地。由此可知，涉案地块的规划性质从2009年至今均为绿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涉案地块系公共绿地，具有公益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损害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涉案《出让合同》损害了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三、蒲萍、王辉对黔江区规资局作出的《关于无效的告知书》没有提出异议。黔江区规资局作出无效合同的告知书且送达蒲萍、王辉后，蒲萍、王辉并没有提出异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黔江区规资局向蒲萍、王辉作出《关于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价格评估相关资料的通知》，通知蒲萍、王辉提供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资料进行成本审计，确定收回补偿价格。随后又向蒲萍、王辉作出《关于清算合法损失的告知》，通知其提供涉及清算的合法凭据。但蒲萍、王辉对这些影响当事人权益的法律文书充耳不闻，对自己的权利予以漠视和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四、一审法院支持了蒲萍、王辉合法的赔偿请求。1.关于退还交易费、印花税、契税及利息。法院经审理查明蒲萍、王辉因履行涉案合同支付了交易费38640元、印花税2165元、契税129900元，合计为170705元，该款项尚未返还。因出让合同无效，黔江区规资局负有保证蒲萍、王辉因履行合同而缴纳的款项得到返还的义务，该款项的利息，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给蒲萍、王辉造成的损失，均应当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但蒲萍、王辉主张以月利率2%计算利息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2.关于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搬迁和还建的费用及利息。因黔江区规资局的原因致使《出让合同》无效，蒲萍、王辉对桃子坝供水泵房进行搬迁和还建的费用应由黔江区规资局承担。蒲萍、王辉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搬迁还建费用的实际金额，可按照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发包给重庆市黔江区泰来宏达自来水有限公司修建的合同中约定的总价款544700元计算搬迁还建费用。关于利息，桃子坝搬迁还建工程于2014年5月8日完工，黔江区规资局应从此时开始支付搬迁还建费用，对逾期支付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蒲萍、王辉主张以月利率2%计算利息标准过高，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3.关于433万元土地综合价金的利息。因《出让合同》已被认定无效，蒲萍、王辉向黔江区规资局支付433万元土地综合价金失去依据，由此造成的损失由黔江区规资局承担。蒲萍、王辉于2014年4月8日向黔江区规资局交付该款项，黔江区规资局于2015年7月15日将该款退还蒲萍、王辉，黔江区规资局可以承担在此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4.关于涉案地块上建构筑物的赔偿问题。蒲萍、王辉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建构筑物时，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书等审批手续，黔江区规划局在《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中已经对该建构筑物属于违法建筑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行政机关并无补偿或赔偿义务，且涉案地块上的建构筑物系蒲萍、王辉自行拆除，其理应对拆除后的建构筑物残值进行合理处理，故不存在因拆除行为导致残值受损的情形。同时蒲萍、王辉也已经领取了政府补偿款10万元，其实施拆除行为已经得到补偿。故黔江区规资局对涉案地块上的建构筑物并无赔偿义务，蒲萍、王辉的鉴定申请失去了意义，应不予鉴定。综上，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请求驳回蒲萍、王辉的上诉。 原审时，蒲萍、王辉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2018）渝04行终18号行政判决书、（2017）渝0243行初220号行政判决书、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 第二组：1.黔江国土房管文〔2014〕188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邬杨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实施方案的请示》；2.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交地备忘录、重庆市房地产面积测绘报告、完税及缴费凭证、黔江地(出让)合字(2014)字第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权证；3.桃子坝二次供水系统加压泵房迁改工程设计说明、投资概算表、工程造价预算书、工程取费表、价差调整表、工程预（结）算表；4.建设项目申请材料目录、黔江城区邬杨桥旁地块拟建房方案设计图、总平面图、拟建房方案设计目录、拟建房方案设计说明书、负一层至屋顶8层平面图、立面图、拟建房项目结构图、施工图、现场收方签证单、土石方工程施工图、边坡治理施工合同、房屋建筑施工合同、房屋建成现状照片、黔规限（2014）第011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 第三组：1.2014年8月15日黔江区吴忠区长的批示意见复印件、责令治理通知书；2.2017年6月29日《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价格评估相关资料的通知》、涉案宗地现状图片。 经原审庭审质证，黔江区规资局对蒲萍、王辉举示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证据1，三性无异议，判决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认定黔江区规资局不可收回涉案宗地，而是应当以合法的行政手段收回，获得有权机关批准，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证据2，三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系蒲萍、王辉单方举示，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4，只能证明蒲萍、王辉为建设项目作出的预备工作，不具有合法性。第三组证据：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对现状图片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 原审时，黔江区规资局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 1.黔江地(出让)合字(2014)字第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申请；3.退款通知书；4.转账交易信息；5.《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价格评估相关资料的通知》；6.公文送达回证；7.《关于黔江区邬杨桥桥头地块收回审计的情况说明》； 8.《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邬杨桥地块用地性质有关情况的函》(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9.《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无效的告知书》；10.公文送达回证；11.《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清算合法损失的告知》；12.公文送达回证；13.重庆市黔江城区邬杨桥西侧地块稳定性分析及评价报告；14.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15.公文送达回证；16.行政赔偿申请书；17.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18.黔江邬杨桥地块与2013年现状图套合示意图；19.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2020)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经原审庭审质证，蒲萍、王辉对黔江区规资局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三性无异议，涉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规划条件和设计方案。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申请附带两个条件，一是该土地与无安全隐患区域的土地进行等值置换，二是对蒲萍、王辉的前期工程费用进行补偿。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蒲萍、王辉起诉黔江区规资局支付资金费用的凭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是根据黔江区区长吴忠的指示意见而作出的后续依据。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不具备合法性，涉案土地是违法收回，而非依法收回。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黔江区规资局虽然是违法收回，但还是积极按照吴忠区长批示的意见在履行赔偿义务。证据8，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公益性质已经被行政复议决定和判决予以否认。证据9，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告知书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和自我解说。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1，内容不予认可。证据12，不予认可。证据13，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加盖评估机构的印章，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4、15，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7，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8-20，过错在于黔江区规资局，不在于蒲萍、王辉。 经原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蒲萍、王辉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予以采信；证据3系蒲萍、王辉单方制作，且黔江区规资局不予认可，不予采信；对证据4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对证据1中的责令治理通知书以及证据2予以采信；证据1中2014年8月15日黔江区吴忠区长的批示意见，蒲萍、王辉提交的是复印件，且黔江区规资局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不予采信。2.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 以上罗列的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举示的证据，原审法院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一审中，蒲萍、王辉于2020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证据调查申请，主张王辉于2014年6月24日向黔江区规划局递交了办理建设用地规划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已经获得黔江区规划局审批，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黔江区规资局调阅原报件及审批相关资料。2020年12月14日，黔江区规资局向一审法院作出《关于蒲萍、王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黔江区规资局经查询相关档案，未向蒲萍、王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黔江区规资局作出的前述情况说明进行质证。蒲萍、王辉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是相对方提供的不利证据。黔江区规资局质证认为，能证明蒲萍、王辉至今没有获得该宗地的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本院审查认为，黔江区规资局向一审法院作出《关于蒲萍、王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说明》，系一审法院依蒲萍、王辉的申请调取的证据，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蒲萍、王辉在涉案宗地上进行建设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实，予以采信。 二审中，蒲萍、王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黔规限（2014）第0112号《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照片4张（基础、堡坎、砌体）。旨在证明因黔江区规资局的违约行为，导致蒲萍、王辉产生的实际损失，修建房屋所需水泥、钢材、沙子、人工等费用（含隐蔽的基础及房屋堡坎的开挖、砌体费），应纳入赔偿范围。 2.2014年8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责令治理通知书》、照片3页（堡坎开挖及浇筑后）。旨在证明黔江区规资局的过错导致蒲萍、王辉对滑坡地段进行开挖修复，浇筑堡坎并投入社会作为公共资源使用，产生的实际费用应纳入赔偿范围。 3.桃子坝二次供水系统加压泵房现状照片1张。旨在证明蒲萍、王辉除进行供水系统加压泵房土建项目外，还对电力线路、变压器进行了迁改，修建了涵洞等配套设施，该些费用一审未纳入赔偿范围，应予赔偿。 4.王兴斌收条、建设银行流水资料、修排水沟的材料复印件。旨在证明蒲萍、王辉支付王兴斌修建围墙、青苗移栽、辅助设施排水沟施工、搭建钢架等费用共计24万元，应纳入赔偿范围。 经质证，黔江区规资局对蒲萍、王辉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双方对该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蒲萍、王辉以新证据提交的意见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质证。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蒲萍、王辉在一审中已提交，该地段的滑坡是蒲萍、王辉的违法建设所致，不能证明蒲萍、王辉因此遭受了合法财产损失。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蒲萍、王辉在一审中已提交。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无证明意义。 二审中，根据蒲萍、王辉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经本院要求，黔江区规资局提交了以下证据： 1.（重庆）银努地价〔2014〕（估）字第01号《土地估价报告》； 2.委托评估函； 3.渝规黔江地函〔2013〕字第038号《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乌阳桥地块出让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的函》； 4.302房地证2010字第03XX5号房地产权证； 5.重庆市房地产面积测绘报告； 6.测绘资质证书、测量资格证书； 7.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说明； 8.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 黔江区规资局主张其提交的前述证据能证明：1.出让地的起拍价298万元的来源是评估价352.16万元，减去搬迁水厂的费用54万元。2.土地估价的现状是土地实际开发程度和评估设定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达到三通（通水电路），红线内场地未平整。3.涉案宗地是现状出让，价值来源公平合理，没有把场地内的土地平整算入价值中，能证明黔江区规资局答辩观点的成立。 经质证，蒲萍、王辉对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前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报告载明红线内场地未平整，估价对象未设定他项权利的内容与黔江区规资局的观点相反。红线内的场地未平整，平整土地产生的费用应列入赔偿的范围。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证明挂牌出让前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委托中介机构的客观事实，反映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本案争议地的情况非常了解，与黔江区规资局主张争议地是绿化地的观点相矛盾，达不到黔江区规资局的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反映了乌杨桥地块报经区政府审核通过的规划方案，证明蒲萍、王辉按照该规划方案从事建设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证据4，反映了土地性质是商业用地，土地来源是出让，并非公用地，2010年是换证的时间，该证换证时间是在该宗地招拍挂出让之前，证明该地是商业用地。证据5，三性无异议。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据7，三性无异议，反映该宗地并非是公用绿地的事实，证明黔江区规资局以公用绿地为由，撤销蒲萍、王辉房地产权证的行为没有证据支撑。证据8，三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1.蒲萍、王辉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据1-3其已在一审中举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接纳；证据4应当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达不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不予接纳。2.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证据：证据1-8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委托重庆银努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宗地招拍挂出让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情况，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涉案宗地现已恢复为公共绿地。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蒲萍、王辉诉黔江区规资局行政赔偿二审案件。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是否超出诉求范围，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蒲萍、王辉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评述如下： 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是否超出诉求范围，是否存在程序违法。 根据黔江区规资局举示的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邬杨桥地块用地性质有关情况的函》、黔江邬杨桥地块与2013年现状图套合示意图、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2020)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证据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4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蒲萍签订涉案《出让合同》时，涉案宗地的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因此，《出让合同》将公园绿地作为商业设施用地予以出让，违背了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 涉案《出让合同》系土地管理部门履行土地出让行政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其订立的行政协议亦负有自行纠错的职责。在黔江区规划局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黔江规划函〔2017〕462号《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邬杨桥地块用地性质有关情况的函》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为其与蒲萍签订的《出让合同》侵犯了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作出《关于无效的告知书》，确认涉案的《出让合同》无效，属于自行纠错。蒲萍在收到该告知书后，针对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确认合同无效的行政行为，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故该行政行为已经生效，涉案的《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涉案《出让合同》无效，亦说明该《出让合同》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存在违法行为并且造成损害，系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本案中，虽然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收回决定》以及注销房产证的行为违法，蒲萍、王辉亦主张基于前述违法行为而提起行政赔偿，但实际上导致蒲萍、王辉不能取得涉案宗地使用权，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的是无效的《出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本案中，因原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原因导致《出让合同》无效并造成蒲萍、王辉的损失，黔江区规资局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一审认定涉案《出让合同》系无效合同，认定事实清楚，据此判决黔江区规资局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蒲萍、王辉主张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超出诉求范围，程序违法，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蒲萍、王辉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1.关于交易费、印花税、契税及利息。（1）一审判决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交易费、印花税、契税三笔费用合计170705元，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交易税费的利息计算。蒲萍、王辉要求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2.关于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搬迁还建的费用及利息。（1）关于搬迁还建的费用。蒲萍、王辉主张赔偿搬迁还建桃子坝供水泵房工程建设及补偿费共计113.8万元。经查，蒲萍、王辉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搬迁还建费用的实际金额，蒲萍、王辉在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桃子坝供水泵房工程进行工程造价鉴定的申请后，又向一审法院申请放弃该项鉴定。鉴于蒲萍、王辉搬迁还建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的事实客观存在，在其举示的证据又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赔偿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黔江区规资局举示的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市黔江区泰来宏达自来水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关于桃子坝二次供水加压泵房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款544700元，确定由黔江区规资局赔偿蒲萍、王辉桃子坝二次供水泵房搬迁和还建的费用544700元并无不当。蒲萍、王辉主张赔偿该项费用113.8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搬迁还建费用的利息。蒲萍、王辉要求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3.关于433万元土地综合价金的利息。蒲萍、王辉上诉主张其中的333万元按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黔江支行同期同类最高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其中的100万元按照中国建设银行黔江分行同期同类最高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经查，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蒲萍、王辉支付的433万元土地综合价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故其要求按照同期同类最高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4.关于涉案宗地上建构筑物的赔偿问题。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前述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附规划条件，规划条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签订附规划条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和个人还需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才能进行建设活动。因此，蒲萍、王辉上诉认为涉案宗地是带规划条件和设计方案的，其在涉案宗地上进行建设无需再报相关部门审批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经查，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蒲萍、王辉在涉案宗地上修建建构筑物时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黔江区规划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蒲萍、王辉在涉案宗地上修建的房屋属于应当予以拆除的违法建筑，蒲萍、王辉在法定期限内对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该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蒲萍、王辉在涉案宗地上修建的建构筑物系违法建筑，认定事实清楚。因蒲萍、王辉在涉案宗地上修建的建构筑物系违法建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保护的合法权益，故蒲萍、王辉要求黔江区规资局赔偿涉案宗地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1825.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对该项请求应不予支持。因黔江区规资局对蒲萍、王辉提出的该项请求无赔偿的义务，故蒲萍、王辉在一审中针对该项请求提出的工程造价及合理利润的鉴定申请并无鉴定的必要，一审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蒲萍、王辉认为一审拒绝进行评估鉴定属于程序违法，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蒲萍、王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作为行政赔偿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一审决定由黔江区规资局负担案件受理费50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周 伟 书 记 员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