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3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信洲，男，1966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代理人：姜连发，系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87年6月20日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代理人：刁俊宁，系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陶延鹏，男，1972年8月17日生，汉族，住大东区。原审被告：刘静，女，1973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住大东区。上诉人田信洲因与被上诉人李健，原审被告陶延鹏、刘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16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信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于2016年将300余万元借给原审被告陶延鹏及案外人李某二人用于在小北手机市场做手机生意，每个月固定收取利息29200元（由于上诉人的一张银行卡转账金额没有限制，且不收取手续费，便将改卡借给陶延鹏及李某使用）。2018年夏季，原审被告陶延鹏突然消失并被公安机关通缉，上诉人才知道陶延鹏诈骗小北手机市场多名业户，同时亦发现我借给陶延鹏及李某的300余万元也被陶延鹏弄得不知去向。后，本案被上诉人将陶延鹏、刘静及上诉人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货款。一审法院在违法法定程序且错误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与陶延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一、一审法院将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没有进行庭审质证，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载明：一审法院电话询问张某东，该人称在打工地点大东区新家源小区居民楼未见过任何印章，听说陶延鹏出事后，业务经理李某告知其放假回家；本院电话询问雇工刘某，刘某称办公地点在新家源小区，老板是田信洲，陶延鹏出事后，把工资结算完毕，并告知放假回家。本院电话询问新家源小区出租房屋主人李某，其称房屋合同系与李某签订，李某说租房是三人合伙经营。首先，前述张某东将李某说成是“业务经理”及刘某称“老板是田信洲，陶延鹏出事后，把工资结算完毕，并告知放假回家”与事实不符，李某与陶延鹏共同雇佣张某东及刘某，而老板是陶延鹏与李某；陶延鹏出事后，也是李某将此二人放假回家，并非是田信洲。其次，李某从来没有对房主李某说过租房是三人合伙经营。更为主要的是，一审法院将其电话所核实的内容并没有开庭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认定为“合同相对人”是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陶延鹏与田信洲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但刘静不是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将货款多次转账至三被告名下的银行卡，从被告刘静在和平法院接受询问所答、王良宏接受询问所答、雇工刘某及张某东证言分析，被告陶延鹏与被告田信洲在经营时二人利益上是捆绑的，因此应共同承担所欠货款的返还责任。该认定是无事实依据的，是严重错误的。合同的相对性包括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责任相对性，三者缺一不可。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是将钱出借给陶延鹏和李某使用，同时又将一张银行卡给他们使用，同时每个月固定收取29200元的利息；并没有参与他们的经营，亦没有与他们合伙经营；通过陶延鹏、李某、田秀云及被上诉人等笔录均能够看出，被上诉人仅仅是与陶延鹏进行手机生意，并不涉及上诉人。前述证据也没有体现出上诉人参与陶延鹏的手机经营。一审法院违背了合同法中相对性的重要原则，再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随意臆测上诉人就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严重错误的。值得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又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与陶延鹏在经营时二人利益上是捆绑的，是严重错误的。更为主要的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陶延鹏因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上诉人就应当是犯罪嫌疑人之一，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将上诉人作为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上诉人没有参与陶延鹏的任何经营，更不是什么利益捆绑。三、关于货款数额的认定更是错上加错。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李健主张4493817元，因被告陶延鹏在和平法院询问时称“具体金额我没有计算，他起诉四百多万差不多”，被告陶延鹏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的金额仅仅是100余万元，而在本案中却要求4493817元。一审法院仅仅在没有任何事实的情况下就简单做出上述认定，实属错上加错。综上所述，上诉人仅仅是将钱借给陶延鹏及李某，每个月收取固定利息，没有参与任何经营，更不是本案中的合同相对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故应当依法撤销，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一、原审法院系依据货款支付凭证、和平法院询问笔录及公安卷宗材料、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前述证据均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叙述的电话询问事项，并没有被当作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仅是原审法官对公安卷宗材料中已调查事项的再次核实，以及内心确认过程的详细说明。这也恰恰反映了原审法官办案过程中认真负责的态度。二、认定上诉人承担返还货款义务的核心证据，是其直接收取了答辩人六千余万元货款。答辩人与原审被告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恒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也长期从事手机行业。在双方合作期间，上诉人与陶延鹏连续收取了答辩人近两亿元货款。原审法院基于其二人共同向答辩人收取货款的行为，结合和平法院询问笔录、公安卷宗材料等证据认定，经营时二人利益上是捆绑的，因此应共同承担所欠货款的返还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强调自己仅仅是将银行卡借给陶延鹏和李某使用的说辞，不仅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完全不符合常理，无法令人采信。另外，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从来就不是割裂开的。侦查期间是否将上诉人一并作为犯罪嫌疑人，陶延鹏是否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均不影响其二人应共同承担返还所欠货款的民事责任。三、关于本案的货款数额问题。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货款支付凭证足以覆盖本案的诉请金额，作为买方，答辩人已完成了证明其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举证责任，且原审被告陶延鹏对诉请金额也予以认可。答辩人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自认已收到的供货金额，并从支付货款中予以扣减。如果上诉人对返还货款数额有异议，应举证证明其履行供货义务的具体数额，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持原判，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陶延鹏、刘静未提供书面意见。被上诉人一审诉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己支付的货款4,493,817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付货款的利息损失200,000元(暂算，应从原告付款之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1日原告首次将货款460000元打入被告陶延鹏的个人帐户上，作为向其购买手机的货款，自此双方发生生意往来。双方无书面合同，通过电话、微信来确定具体事宜，双方约定原告先付款，陶延鹏后付货，之后原告与被告陶延鹏按照当期手机市场大盘进行结算，余款自动滚入下次交易，当次货款不足时在下次交易时补齐。2017年9月1日开始，原告与被告陶延鹏连续发生经济往来。原告按被告陶延鹏的指示将货款打入陶延鹏帐户300余笔、陶延鹏的妻子刘静帐户2笔以及田信洲帐户100余笔款项。2018年6月5日原告将90万元货款分两次以50万元和40万元汇到被告陶延鹏的工商银行卡中，6月6日又将40万元货款汇至被告陶延鹏的工商银行卡中。原告李健称至2018年6月6日尚有4493817元货款支付后未得到相应的货物，要求被告返还。又查，原告于2018年7月24日以陶延鹏、刘静、田信洲及沈阳市恒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为被告，就与本案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关系，要求被告返还4493817元货款及支付利息2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犯罪嫌疑，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李健不服裁判上诉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并未明确买卖合同相对人，其诉请解除买卖合同、返还货款的主体并不明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和平法院审理时，该院办案人在大东看守所对陶延鹏进行了询问，陶延鹏回答与田信洲的关系一节时称“以前在田信洲的恒安公司打工，2006、2007年左右，该公司是批发手机业务，我开始从事物流工作，后来做销售”。陶延鹏还称通过回帅认识的李健，2017年9、10月份原告与其建立业务关系。和平法院询问陶延鹏手中还有李健多少货款时，陶延鹏称“具体金额我没有计算，他起诉的四百多万差不多”。在询问陶延鹏关于田信洲是否参与手机经营时，陶延鹏回答“不参与经营，我欠李健的钱与田信洲无关”；陶延鹏在回答询问李健转给田信洲款项的用途时称,“因为入我的卡里转（款）有限额,我让李健往田信洲卡里转款,之后我又让田信洲转到北京，由单位财会田信洲的姐姐转给北京，我的卡里的钱我直接转给北京”；在询问陶延鹏关于沈阳市恒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与其关系时，称“负责销售，属于参股，我李某君参与分红。300多万在田信洲的卡上，这个钱我李某君用了，一直在用于进货。用这些钱给别人进货，李健是先给我钱，我再给他进货。每个月给田信洲两万多钱，什么钱我也不知道，我每个月2千多块钱工资，年底有分红，17年分了十多万分红。”被告刘静于2019年1月21日在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接受询问，自认陶延鹏和田信洲是合伙关系，田信洲是大股东，每个月给陶延鹏开工资，年底再分红，并称沈阳市恒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组织旅游时见过田信洲。2018年6月7日原告联系不上被告陶延鹏，遂于6月19日向大东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陶延鹏诈骗其130万元。该刑事案件经本院审理后，大东检察院撤诉，陶延鹏被释放。陶延鹏因合同诈骗案庭审过程中，本院询问其“你的经营是以个体的形式还是以公司形式经营”时，回答“个体经营，我拿干股我是股东，我负责苹果这块”。在公安机关处理陶延鹏刑事案件过程中，张某东接受询问时称其为陶延鹏的货车司机，负责给取送货，每月陶延鹏给其开工资；刘某接受询问时称其李某君和陶延鹏的小工，负责取送货物，工资李某君和陶延鹏开；王良宏接受询问时称其是北京市中航智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员，2015年6月开始与陶延鹏有业务往来，陶延鹏从其公司上货（苹果手机和ipad），都是第一天发货后，第二天进行汇款。货发至沈阳小北手机市场的恒安公司李某君接受询问时称其和陶延鹏一起在小北手机市场附近个体经营手机批发生意；田秀云接受询问时称“平时给做手机生意李某君和陶延鹏负责给客户转款，听李某君和陶延鹏的安排，他们俩人不管是谁给我打电话或发微信，让我给客户转款，我就在家里用电脑操作网上银行为客户转款”。北京市中航智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员王良宏接受本院询问时称，与恒安公司老板田信洲在沈阳见过面，陶延鹏以公司名义从其公司进货。本院电话询问雇工张某东，该人称在打工地点大东区新家源小区居民楼未见过任何印章，听说陶延鹏出事后，业务经李某君告知其放假回家；本院电话询问雇工刘某，刘某称办公地点在新家源小区，老板是田信洲，陶延鹏出事后，把其工资结算完毕，并告知放假回家。本院电话询问新家源小区出租房屋主人李某，其称租房合同系李某君签订李某君说租房是三人合伙经营。再查，2002年3月25日沈阳市恒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成立，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1号，田信洲是法定代表人，股东有田信洲与倪亮节，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被吊销状态。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回帅证人证言、进货单、电子账及手记账、李健与陶延鹏微信聊天截图、和平法院询问笔录、被告田信洲提供的企业信息公示、证李某君证言以及经田信洲申请本院调取的公安卷宗材料和当事人陈述，已经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陶延鹏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的焦点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谁？原告已支付而未收到货物的货款数额具体有多少？（一）、关于买卖合同相对人的问题：陶延鹏与田信洲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但刘静不是合同相对人。原告将货款多次转账至三被告名下的银行卡，从被告刘静在和平法院接受询问所答、王良宏接受询问所答、雇工刘某及张某东证言分析，被告陶延鹏与被告田信洲在经营时二人利益上是捆绑的，因此应共同承担所欠货款的返还责任。被告刘静参与共同经营手机批发生意的证据不足，故不应成为与原告李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被告田信洲所称每月收到被告陶延鹏与案外李某君给付29200元系还款利息的抗辩理由，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原告已支付而未收到货物的货款数额问题。原告李健主张4493817元，因被告陶延鹏在和平法院询问时称“具体金额我没有计算，他起诉的四百多万差不多”，被告陶延鹏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而本案中，被告陶延鹏未到庭答辩和质证，原告李健要求被告陶延鹏、被告田信洲返还4493817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李健请求利息损失一节，原、被告虽未约定违约责任，但被告陶延鹏、被告田信洲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而占用原告李健资金，应予赔偿原告李健的利息损失。利息的起始时间应从原告李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的时间即2019年10月23日起计算，利率标准因原告李健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准予。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陶延鹏、被告田信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健人民币4493817元；二、被告陶延鹏、被告田信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健利息（以人民币4493817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被告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35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陶延鹏、被告田信洲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是否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二、涉案买卖合同货款数额的认定；三、一审法院是否构成程序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主张2016年将300余万元借给陶延鹏李某君，每个月固定收取利息29200元（由于上诉人的银行卡转账金额没有限制，且不收取手续费，便将该卡借给陶延鹏李某君使用）。本院对此认为，上诉人并没有将300万元交付被上诉人，且上诉人无法提供借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的借贷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根据刘静、北京市中航智博科技有限公司王良宏等人的证言，陶延鹏的刑事卷宗笔录，及被上诉人将货款转到上诉人银行卡名下等事实，上诉人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提供了货款支付凭证证明其支付货款数额，扣除已经收到的货物金额，即为本案涉争金额；原审被告陶延鹏对此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诉争金额并无不当。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认为陶延鹏构成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合同，故上诉人主张以被上诉人报案金额认定诉争金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审法院依职权电话询问了张某东等人后未听取上诉人的意见，存在瑕疵。考虑到一审法院不是仅仅依据上述证据定案，故一审法院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351元，由上诉人田信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新发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唐晓琬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