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38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朝阳，男，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朝，河南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凤，女，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县，与马朝阳系姐弟关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金秋乐园十二号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407009417X5。法定代表人：徐彦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贤，郑州市新郑市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伟，河南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荣，女，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伟，河南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艳红，女，196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军，男，196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朱艳红系夫妻关系。上诉人马朝阳因与被上诉人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锦公司）、王喜荣，原审第三人朱艳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10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21年3月10日，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朝阳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朝、马丹凤，被上诉人龙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贤、杨俊伟，王喜荣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伟，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朱艳红庭前向本院书面意见后自行离庭，本院依法按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朝阳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下达的(2020)豫0184民初10348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马朝阳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龙锦公司、王喜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具体如下。一、马朝阳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2018年5月11日王喜荣在开封市公安局红洋楼分局的笔录中认可了自己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与工商登记上不符的事实。2、马朝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开封市禹王台分局2017年10月17日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9日对马朝阳采取了人身限制措施,司法实践中应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3、事实上是马朝阳与王喜荣在2017年10月12日签订过协议以后,马朝阳一直找王喜荣去工商局变更股权,但王喜荣一直不同意变更。4、2019年11月19日马朝阳被刑事羁押后,1月份就遇到不可抗力的全国疫情,看守所不允许律师会见,司法实践中也应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上述四种情况均属实,应当予以认定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所签协议并非当然无效;一审法院依据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所签协议侵害了朱艳红的合法权益认定该协议无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马朝阳与王喜荣虽然签了2017年10月12日的协议,但并没有据此变更工商登记的信息,故并没有对朱艳红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影响。该协议系当时马朝阳和王喜荣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双方签署,那么该协议的效力应当是在马朝阳与王喜荣之间生效,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并不对朱艳红发生效力,故也就不存在侵害朱艳红的合法权益。换句话说,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所签协议有效,对马朝阳和王喜荣发生约束力,该协议的履行应在保证朱艳红百分之五股权的前提下,按照协议履行。即马朝阳的百分之七十股权中包含朱艳红的百分之五股权(该股权实质为另一起民间诉讼中的抵押担保)，龙锦公司、王喜荣只需将不属于王喜荣的百分之四十股权还给马朝阳即可,并不侵害朱艳红的合法权益。如果该协议得到履行,对外工商登记中应显示内容为马朝阳股权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五,王喜荣股权比例为百分之三十,朱艳红股权比例为百分之五,根本不会对朱艳红的持股发生任何影响。三、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股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一审法院认为马朝阳没有提供出资或认缴出资的证据,且未签署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不能发生股权变动的认定系错误认定。本案中,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所签协议是对双方已经约定清楚的股权情况进行书面确认,该书面确认的情况就是为了证明工商登记的股权比列并非实际情况。王喜荣持有的百分之七十股权同样也没有相应的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没有相应的书面股权转让合同。故实际上,发生股权变动只要相应股东同意,就应当发生效力。四、关于举证责任。马朝阳之所以希望通过2017年10月12日所签协议确认双方股权,就是为了让王喜荣将不属于她的百分之四十股权返还马朝阳。王喜荣称自己确系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应当由王喜荣对该百分之七十股权出资获得的股权举证,而不仅仅是马朝阳对自己出资情况进行举证。五、程序问题。一审程序违法,前期开庭只有一个书记员在现场记录,后来承办法官才到场进行询问。龙锦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朝阳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马朝阳的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后，马朝阳没有要求龙锦公司配合到工商管理部门变更股权登记，假如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价格约定明确，马朝阳的增股属财产转让的所得收益，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马朝阳需交纳个人所得税，事实上马朝阳从未交纳个人所得税，从2017年10月12日到2020年12月18日长达三年多，马朝阳从未向龙锦公司主张过权利，民法典第188条之规定，马朝阳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而马朝阳在上诉状中声称：马朝阳一直找王喜荣去工商局变更股权，但王喜荣一直不同意变更，2019年11月19日又被刑事羁押，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试想，假如转股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转股致使马朝阳持股比例增加，获取收益，这等好事，对于一个既能伪造假章骗取公司财产，又能对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所不能，唯利是图的马朝阳来说，三年多，无动于衷，不符合常理。二、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所签订的协议当然无效。1、该协议第1条内容显示，龙锦公司股东仅为甲方双方，实际公司股东为3人。王喜荣持股70%，马朝阳持股25%，朱艳红持股5%。该协议确认马朝阳持股70%，王喜荣持股30%。直接把朱艳红的5%股权抹掉，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属于无效。2、该协议是马朝阳以开封市金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无法支付客户款项情况下，以及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府的干预下，马朝阳向王喜荣提出以变更股权比例来达到迷惑金鑫公司的客户为目的，大股东王喜荣也是为了挽救龙锦公司将要破产的局面，无奈之下作出的权宜之计，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开封市司法机关将龙锦公司名下的土地解封。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该协议约定王喜荣将股权转让给马朝阳，当时双方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根据法律规定，股份转让属于有偿合同，转让标的的对价应是该类合同的必备条款，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不具有履行性。因此，该协议应为未成立。4、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应当由马朝阳承担的债务最终却由龙锦公司为其承担，公司被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五十套房产，均系马朝阳个人伪造假章所致。且马朝阳对此从来没有任何表示，其已构成根本违约，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公司也没有义务为其办理变更登记。三、马朝阳在上诉状中声称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股权变动的必要条件，是对法律的曲解和无知。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没有对股权转让价格达成合意，双方也没有对转让价格达成补充协议，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对价，该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因而未成立，合同生效与否，有无约束力均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四、关于举证责任马朝阳在上诉状中声称王喜荣称自己确系70%的股权，应由王喜荣对该70%股权出资获得的股权举证，纯属无稽之谈。一个股东的权利载体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这是主张股东权利的直接证据，无需举证，王喜荣持有龙锦公司70%的股权来源于马朝阳25%的股权转让及股东葛付娟45%的股权转让。龙锦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五、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此案。并无不当。书记员在开庭前做准备工作，本身就是职责范围之内，马朝阳这些理由纯属胡搅蛮缠。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合理合法，程序正当。马朝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喜荣、龙锦公司一并辩称，一、程序合法；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三、王喜荣的股份是经过所有股东签名后在工商局注册登记过的合法股权，理应得到保护，且王喜荣和马朝阳签订的协议，应当马朝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四、时效问题。马朝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理由，完全可以委托代理人的方式主张。且非吸案是马朝阳故意犯罪导致的，并不是不可抗力等原因，因此，一审法院的观点是正确的。五、《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马朝阳与王喜荣之间、马朝阳与朱艳红之间、葛付娟与王喜荣之间签订的《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然而，马朝阳和王喜荣双方在《协议书》中对转让的股权价款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转让对价。已经向龙锦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证据材料，且双方亦没有签订书面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时，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书》时既没有通知股东朱艳红参加，亦没有征求朱艳红的意见，并擅自将朱艳红持有的相应股份确认到马朝阳的名下，两人的行为已经侵犯到了朱艳红的合法权益。六、股权转让的形式：《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必须到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才能产生对外效力。七、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此案并不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朱艳红述称，一、本案马朝阳请求内容与朱艳红没有直接关系，做为龙锦公司股东之一的朱艳红不清楚也没有参与马朝阳与王喜荣之间的任何协商、协议及私下交易。二、朱艳红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合法合规登记办理的龙锦公司5%股权真实有效。三、马朝阳与王喜荣、龙锦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不能对朱艳红在龙锦公司的持股及权益有任何影响。四、龙锦公司一直没有履行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汴民初字第136号生效判决，没有归还朱艳红家庭的金钱债务，朱艳红所持有的龙锦公司5%股权完全归朱艳红所有，拥有对该5%股权的一切所有权、处置权及最终受益权。马朝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登记在王喜荣名下的龙锦公司40％股份为马朝阳所有；2、依法判令龙锦公司将王喜荣持有4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马朝阳名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龙锦公司、王喜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6日，龙锦公司在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马朝阳，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注册资本10000000元，其中马朝阳出资5500000元，持股比例为55％，股东葛付娟出资4500000元，持股比例为45％；2014年7月24日，龙锦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同意马朝阳将其在公司的500000元股份转让给王喜荣，同意股东葛付娟将其在公司的2500000元股份转让给王喜荣，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朝阳、王喜荣、葛付娟三人，其中，马朝阳出资5000000元，持股比例为50％，股东王喜荣出资3000000元，持股比例为30％，股东葛付娟出资2000000元，持股比例为20％。上述股东之间分别签订了《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并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2014年12月19日，龙锦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同意马朝阳将其在公司的2000000元股份转让给王喜荣，将500000元股份转让给朱艳红，同意股东葛付娟将其在公司的2000000元股份全部转让给王喜荣，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朝阳、王喜荣、朱艳红三人，其中，马朝阳出资2500000元，持股比例为25％，股东王喜荣出资7000000元，持股比例为70％，股东朱艳红出资500000元，持股比例为5％，上述股东之间亦分别签订了《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龙锦公司并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2016年4月21日，龙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彦辉并担任经理职务，王喜荣为公司执行董事，马朝阳为公司监事。2017年7月28日，龙锦公司在股东朱艳红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确认：1、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实收10000000元，其中：马朝阳出资7000000元，王喜荣出资3000000元；2、马朝阳与王喜荣前期实际投入公司的款项扣除各自认缴出资额后的金额按照公司借款核算，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优先偿还股东借款，借款利息另行约定；3、马朝阳与王喜荣前期实际投入公司的款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2017年10月12日，马朝阳（甲方）与王喜荣（乙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1、甲方于2013年6月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了龙锦公司，由于该公司中途股东多次变更，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龙锦公司股东仅为甲、乙双方，确认甲方持有龙锦公司股权的70％，乙方持有龙锦公司股权的30％；2、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总投资额为36400000元，乙方总投资额为15600000元；3、本协议签字生效后，持有龙锦公司股份的股东应积极相互配合到工商行政机关，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4、甲方以龙锦公司名义借款或担保的债务没有投入公司（包括吴亚伟、孟美华、周勇、丁大军、严立成、李俊保、柴印等人）没有用于公司项目，所产生的诉讼费、案件执行费及律师费等全部费用以及法律后果，均由甲方负责承担；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交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府处非办备案一份。双方在《协议书》中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书》签订后，马朝阳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其相应的义务，其与王喜荣双方至今亦没有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事项。2020年12月31日，开封市××王××区处非办金鑫工作组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开封市金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法人马朝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2017年10月12日，在开封市××王××区处非办金鑫工作组的见证下，龙锦公司股东马朝阳、王喜荣签订协议书并加盖龙锦公司的公章。协议书确定马朝阳拥有龙锦公司70％的股权，王喜荣拥有龙锦公司30％的股权。上述《协议书》及《证明》中确认的马朝阳持有龙锦公司70％的股权，王喜荣持有龙锦公司30％的股权明显与龙锦公司在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信息不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马朝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令，申请调取了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汴民初字第136号民事卷宗的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朱艳红所持有龙锦公司的5％股份是从马朝阳处转让所得，案外人丁大军（朱艳红丈夫）明确表示该股份转让系龙锦公司为赵蔚曾向丁大军借款提供的担保，朱艳红的5％股份仍应归马朝阳所有。经过庭审质证，王喜荣认为马朝阳与朱艳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2014年12月19日，而丁大军与赵蔚曾及龙锦公司之间的民事诉讼发生在2015年，丁大军所陈述的抵押转股情况与事实不符，朱艳红所持有龙锦公司5％的股权，并不能证明仍为马朝阳所有。龙锦公司则认为公司股东权利要么是公司对外出具的股东权利证明书，要么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公示的股东所占公司股权比例信息，本案中朱艳红持有5％的股权，没有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但是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对外公示信息，因此朱艳红的5％的股权应当受法律保护而不应当受他人影响。朱艳红认为马朝阳与朱艳红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在朱艳红与丁大军多次去找欠款人赵蔚曾及连带担保人龙锦公司催要情况下，三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公司股权的一种转让行为，只要公司将朱艳红的上述债权偿还完毕，朱艳红即应当还给公司这5％的股权，如果哪个股东偿还了朱艳红的上述债权，这5％的股权就可以归那个股东持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即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龙锦公司于2013年6月6日在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马朝阳持股比例为55％，股东葛付娟持股比例为45％。2014年7月24日龙锦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朝阳持股比例为50％，股东王喜荣持股比例为30％，股东葛付娟持股比例为20％。2014年12月19日，龙锦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朝阳持股比例为25％，股东王喜荣持股比例为70％，股东朱艳红持股比例为5％。上述股东之间分别签订了《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龙锦公司并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王喜荣持有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来源于马朝阳25％的股权转让及股东葛付娟45％的股权转让，朱艳红5％的股权来源于马朝阳原有股权的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原审法院据此确认马朝阳与王喜荣之间、马朝阳与朱艳红之间、葛付娟与王喜荣之间签订的《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此应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在开封市××王××区处非办金鑫工作组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当事人虽然对其签名不持有异议，且存在有王喜荣向马朝阳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但双方在《协议书》中对转让的股权价款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转让对价，马朝阳亦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其已经向河南龙锦实业有限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证据材料，且双方亦没有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时，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书》时既没有通知股东朱艳红参加，亦没有征求朱艳红的意见，并擅自将朱艳红持有的相应股份确认到马朝阳的名下，两人的行为已经侵犯到了朱艳红的合法权益。马朝阳在庭审中称王喜荣持有龙锦公司70％的股份本身就应属于马朝阳的与原审法院上述查明的股份转让事实不符。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马朝阳与王喜荣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对双方股权的确认应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马朝阳与王喜荣在《协议书》中约定“持有龙锦公司股份的股东应积极相互配合到工商行政机关，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但马朝阳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没有能够足以证明其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期间，其向王喜荣主张过相应的民事权利，故原审法院确认马朝阳于2020年12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马朝阳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朝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减半收取为19400元，由马朝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马朝阳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马朝阳提交的（2020）豫0205刑初17号案件中一份询问笔录载明：2018年5月11日9时50分至10时40分，在新郑市龙锦公司办公室，开封市公安局红洋楼分局陈超、宋学锋对王喜荣询问：“你在龙锦公司的持有股份的情况？”王喜荣答：“公司前期我没有参与。后经赵蔚曾（具体身份我不清楚，是开封人，好像是开封发改委的干部）介绍，我认识了马朝阳。当时赵蔚曾说马朝阳很有经济实力，我感觉可以和他合作，就和马朝阳协商获得了龙锦公司30%的股份，一起开发龙锦公司雅苑项目。龙锦公司的股东一开始是马朝阳、葛付娟二人。我参与后在2014年7月27日变更成我（30%）和马朝阳（股份50%）、葛付娟（20%）我们三人。后来股东变化过，目前是我和马朝阳、朱艳红我们三人。陈超、宋学锋对王喜荣询问：“当时你获得股份时出资多少？”王喜荣答：“当时我们都没有出资，只是协商一起竞标龙锦雅苑项目，按照股份比例出钱开发项目。”陈超、宋学锋对王喜荣询问：“目前你一共出资多少，占多少股份？”王喜荣答：“我一共出资1500万，工商登记上写的占股份70%，但实际还是30%的股份。工商登记上登记70%是因为马朝阳个人向我借了很多钱，为了保障我的权益，才变更公司股权登记的。”……王喜荣在该份笔录最后一页书写“以上记录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并在每页签名。庭审中，朱艳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军称其与龙锦公司仅有一笔债权系经生效判决所确定丁大军享有的300万元债权，时任龙锦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朝阳将其享有的5%股份变更登记至朱艳红名下作为该笔债权的担保，故而朱艳红受让该5%股份并未向马朝阳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朱艳红变更为享有5%股份龙锦公司股东后，未参与过龙锦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管理事项，王喜荣及龙锦公司也未曾通知过朱艳红参与其中，其对龙锦公司、马朝阳、王喜荣之间的情况以及龙锦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并不了解。王喜荣称当时变更朱艳红为股东时，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当时去工商登记签字包括马朝阳、朱艳红我们也都亲自到场签字了。但当时并不清楚，后来丁大军这笔债权执行2016年7、8月份龙锦公司时，王喜荣得知马朝阳将5%股份变更登记给朱艳红系用于担保丁大军的300万元的债权。王喜荣对于朱艳红变更为享有5%股份龙锦公司股东后，并未参与龙锦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管理事项，王喜荣及龙锦公司也未曾通知过朱艳红参与其中，表示认可。以上事实有开封市禹王台人民法院（2020）豫0205刑初17号案件询问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马朝阳上诉称马朝阳与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侵害朱艳红享有的5%股权，因其2019年11月19日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应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王喜荣应当按《协议书》约定返还马朝阳40%的股权。关于马朝阳、王喜荣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侵害朱艳红5%股份权益的问题，以及马朝阳与王喜荣就所诉王喜荣名下40%股份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与动产、不动产的让与担保仅涉及财产权利不同，股权因为兼具财产权和成员权的双重属性，认定名义股东是债权人还是股东，对当事人影响巨大。如果是股东，则其既可以参与经营管理，也可以分红；但另一方面，股东也可能需要承担抽逃出资等法律责任。不仅如此，认定名义股东是债权人还是股东，还会影响公司以及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朱艳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军即龙锦公司的债权人称其对龙锦公司享有300万元债权，由马朝阳以其持有5%的股份作为该债权的担保，变更登记至丁大军妻子朱艳红的名下。且朱艳红本人当庭对该事实予以认可。王喜荣亦称其到现场参与了朱艳红持有5%股份的变更登记，并于2016年时得知马朝阳以其5%的股份变更至朱艳红名下系为丁大军的该笔债权提供担保，并认可朱艳红从未行使过5%股权份额的相关股东成员权的事实。王喜荣抗辩称马朝阳提交的询问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等材料，系在公安机关和处非办工作人员干预下为达维稳目的而迷惑债权人作出的，王喜荣在上述材料中关于龙锦公司各股东实际享有股权情况的表述和认可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王喜荣对该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王喜荣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马朝阳提交的2017年10月12日《协议书》载明马朝阳、王喜荣二人持有股权比例的相关内容、2017年7月28日龙锦公司股东会决议、马朝阳和王喜荣签字并由龙锦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出具的证明、有马朝阳和王喜荣与其他债权人签字的2018年5月21日授权委托书以及公安机关对王喜荣的询问笔录等现有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1、马朝阳与王喜荣在2017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书》时均认可马朝阳与丁大军、朱艳红系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朱艳红作为龙锦公司名义股东仅对其持有的5%股份享有财产权；2、自2014年12月19日王喜荣变更工商登记持有70%股份至2018年5月21日马朝阳、王喜荣与其他债权人签订授权委托书期间，王喜荣实际以股东身份享有龙锦公司的30%股权，而登记在王喜荣名下剩余40%的股份系马朝阳为保障王喜荣的债权提供的担保。马朝阳、王喜荣在《协议书》中对丁大军享有的债权如何偿还进行了约定，并未实质侵害债权人丁大军以及朱艳红作为让与担保5%股份名义股东的财产权。而马朝阳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亦未提交其已向王喜荣偿还马朝阳个人债务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马朝阳根据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其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马朝阳于2020年12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综上，马朝阳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马朝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马朝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勤焱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