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5民初7542号原告：范博文，男，198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被告：谢明，男，198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被告：任宪忠，男，195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被告：赵文珍，女，195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宪忠（赵文珍丈夫），男，住天津市和平区。原告范博文与被告谢明、任宪忠、赵文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博文，被告谢明、任宪忠、赵文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宪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博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谢明与任宪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谢明按照原转让协议约定支付4000元转让费；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谢明支付侵占的水池、其他刀具、餐厨用具、海报及杂物等赔偿金2000元；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任宪忠退还原告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的押金2700元；5.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任宪忠支付因其违约签订合同导致原告额外租赁其他房屋产生的租金5400元（自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6.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赵文珍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租赁解约协议；7.请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误工费、交通费及维权时间成本共计2000元；8.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9年10月27日与被告任宪忠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为期一年。由于年初疫情对餐饮业的巨大打击，小区无法正常进出，经营准入度提高，工商申报执照及许可证延期等原因，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经营，收入几乎为零。本着国家提倡的困难协商原则，期间与任宪忠沟通协商适当减免房租，其不仅不减免，且要求必须支付半年全款，原告无力支付遂与其协商转让房屋租赁事宜，初步达成共识。原告通过有偿广告网站等方式找到了被告谢明，原本定于7月28日三方办理交接手续及支付转让金。原告7月28日与任宪忠签订了解约协议，但协议约定需谢明支付原告全部转让金之后原告支付给任宪忠1500元后方才生效（有与任宪忠签订的手写解约协议为证）。但两被告人恶意串通，谢明将本应支付给原告转让金中的1500元支付给任宪忠签订了合同，在违背了原告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妄图作废原告与任宪忠签订的房屋解约协议，进而不支付转让金。（有任宪忠及谢明手写的证明）经原告多次据理力争讨要后，于8月3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共计8000元，但截止目前为止仍未支付4000元转让金余款（有手写不含设备的转让协议为证及当初口头协议含设备转让金为10000元，有代理公司发布的58同城信息为证）。在原告讨要余款期间，谢明以遭遇加盟公司诈骗为由拖延支付（有录音证明其编造事实）且串通任宪忠到工商部门作伪证以欺诈方式申请餐饮许可证，妄图造成既定事实（有望海楼工商所所长处理意见录音为证）。且谢明未经原告知会私自换了门锁，造成违法侵占了原告还滞留在屋内的财物的事实，原告得知后三番五次索要不仅既不支付转让金也拒不归还原告滞留财物（有买设备及搬家证明人为证）。由于此情况造成原告额外产生租房费用，请求法庭酌情体谅原告疫情期间餐饮经营的困难及本案中的被侵害情况，依法予以判决。被告谢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1.原告与原房东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了，我有权和房东再签订租赁合同，我们之间的租赁合同是有效的；2.原告要求我按照转让协议支付4000元，我不同意，2020年7月10日我看房当天原告说给3000元就把房子转给我，我当天交给原告1000元定金，我接手这个房子也是想干餐饮，因为原告一直不去办理他在诉争房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撤销手续，导致我无法经营，原告以此为条件要求涨价，原告说要8000元，我划价了500元，最后定的是7500元，8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上写着转让费8000元，已给定金1000元，代原告支付房东补偿金1500元，减免500元，当天又给了原告3000元，所以按照此协议我实际还差2000元没有给。当时约定8月3日给完3000元的当天原告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手续，但是给完钱后原告没去办，因为原告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手续，且原告已和原房主解约，无权把承租权转让给我，故我不同意继续给原告转让费；3.关于原告要求我赔偿2000元物品损失，这些东西我都并没有看到，也没有侵占，不同意赔偿；4.关于原告所说的误工费、交通费，跟我无关，不同意赔偿。被告任宪忠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我和赵文珍是夫妻，房子是赵文珍的名字，但对外出租都是我经手办理。我和谢明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我跟谢明是原告介绍才认识的，2020年7月26日我和原告的解约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谢明替原告交1500元补偿金也是原告认可的，我和原告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之后和谢明再签订合同没有侵害原告的权益。被告赵文珍辩称，同被告任宪忠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房屋坐落天津市河北区××公寓××号，该房屋系被告赵文珍名下私产房屋，赵文珍与任宪忠系夫妻关系。2019年10月27日，原告范博文与被告赵文珍的代理人任宪忠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范博文承租涉案房屋，租赁期为1年，自2019年10月27日至2020年10月26日止，月租金2700元，半年一付。2019年10月29日，任宪忠收取原告半年（2019年10月27日至2020年4月26日）租金及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保证金（押金）2700元，合计18900元。此后原告以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为理由未再支付租金，并在互联网发布广告，欲将房屋承租权对外转让。2020年7月9日，被告谢明与原告洽商承租权转让事宜，7月10日谢明向原告交纳了1000元订金。2020年7月26日，任宪忠代赵淑珍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解约协议》约定：原告向赵文珍一次性支付1500元，自即日起原房屋租赁协议终止，并交接房屋钥匙及购电卡，此后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以付款凭证生效）。范博文在《房屋租赁解约协议》下部写明“乙方欠甲方1500元”，并于当日将钥匙、电卡交还给任宪忠。因任宪忠要求必须在收到原告所欠的1500元之后才能与谢明签订租赁合同，2020年7月28日谢明代原告向任宪忠支付1500元，并与任宪忠（赵淑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同日，谢明自任宪忠处取得房屋钥匙，占有涉案房屋。8月3日谢明与原告签订承租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范博文将××公寓7-38-107承租权转让给乙方谢明，本协议转让费共8000元，之前乙方支付1000元订金及垫付甲方与原房主争议补偿金1500元，且考虑乙方资金困难，减免500元，剩余5000元在签订本协议时乙方先支付3000元，后续2000元尾款应尽快支付给甲方”。谢明当日支付给原告3000元。后原告与谢明因转让费尾款支付问题及办理原告在涉案房屋内的食品经营许可撤销手续等问题发生纠纷。经本院现场勘查，诉争房屋墙角处有一个连体不锈钢水盆（洗菜盆和洗肉盆），原告称该水盆系原告花费440元购买，被告谢明对此不予认可，称系自己购买。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原告与被告赵文珍的租赁合同，被告赵文珍与被告谢明的租赁合同，原告与谢明的承租权转让合同三个法律关系，因三者互有联系，为使纠纷彻底解决，可以合并审理。一、关于原告与赵文珍的租赁合同，原告与赵文珍代理人在2020年7月26日签订《房屋租赁解约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向赵文珍支付1500元，自即日起原房屋租赁协议终止，此后双方无任何经济纠葛，并注明“以付款凭证生效”。该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实际付款前，协议尚不生效。双方争议在于被告谢明有无权利代原告向房主支付1500元。谢明与原告自2020年7月9日即开始洽商承租权转让事宜，7月10日谢明还向原告交纳了1000元定金，因房主要求必须在收到1500元之后才能与谢明签订租赁合同，如原告迟迟不支付1500元，将影响原告与谢明承租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故谢明对于该1500元债务的履行存在利益关系，有权代原告向房主履行。且原告与谢明在8月3日的转让协议中也确认谢明代原告垫付的1500元补偿金折抵转让费，说明原告对谢明代为支付1500元是认可的，该认可具有溯及力，也即在7月28日谢明向房主支付1500元时，原告与房主的租赁合同就已经解除。当日，房主与谢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对原告利益没有影响，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问题。且谢明在和房主签订租赁合同后，仍在8月3日与原告签订了承租权转让协议，并在当日又支付给原告3000元转让费，说明谢明并没有因为已经和房主签订租赁合同而产生甩开原告、不再向原告支付转让款的意思，至于谢明尚有2000元转让费未付，系合同履行问题，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也不能以此作为推翻原告认可谢明代其支付1500元的理由。至于原告所称只是部分转让涉案房屋承租权，仍留部分房屋归原告使用的主张，与转让协议约定不符，且原告已经和房东解约，怎么可能还保留部分承租权。该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原告关于确认谢明与任宪忠（赵文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重新与任宪忠（赵文珍）签订房屋租赁解约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与任宪忠（赵文珍）在《房屋租赁解约协议》中约定的很清楚，原告再给房主1500元，原房屋租赁协议终止，此后双方无任何经济纠葛，并未提及房主需退还原告房屋押金，其中既然约定再无任何经济纠葛，按常理就不涉及其他金钱返还问题。原告自己承认只交纳租金至2020年4月26日，至7月26日签订解约协议时，原告实际欠房主三个月的房租及采暖费，房主收取原告1500元补偿显然是以押金不退为前提的，如果需要退2700元押金，何必让原告补偿房主1500元。原告要求任宪忠（赵文珍）退还2700元押金，显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在与任宪忠（赵文珍）解除租赁关系后，是否又在他处租房，与任宪忠（赵文珍）无关，任宪忠（赵文珍）自然无需承担原告所谓在他处租房的费用。三、按照2020年8月3日谢明与原告签订的转让协议，谢明还需向原告支付2000元转让费。谢明称因原告不配合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而未支付剩余2000元尾款，但承租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原告负有上述义务。即便认为该义务属于从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因双方未约定履行顺序，故在谢明付清尾款前，原告基于同时履行抗辩权，也有权拒绝履行。考虑谢明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即已经实际使用涉案房屋，故谢明仍需要向原告支付2000元转让费。至于谢明所提原告已经与任宪忠（赵文珍）解除租赁关系，无权再转让给谢明的抗辩意见，谢明与原告早在2020年7月10日即已就承租权转让达成意向，原告在2020年7月26日与任宪忠（赵文珍）解除租赁关系，是履行原告与谢明之间转让协议的一个步骤，不能以此否定转让协议的效力。四、关于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购买不锈钢水盆的微信照片、被告任宪忠与被告谢明的电话录音，以及本院现场勘查录像，可以认定位于诉争房屋墙角处的连体不锈钢水盆（洗菜盆和洗肉盆）为原告购置。原告与谢明均确认承租权转让协议不含设备，故被告谢明应将水盆返还给原告，鉴于谢明已经使用该水盆，不宜原物返还。原告自认该水盆系以440元购买，谢明应赔偿原告440元。原告主张的其他物品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均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赔偿项目，合同纠纷中不认可存在上述损失。至于原告所说要求赔偿维权时间成本，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谢明向原告范博文给付转让费2000元，水盆赔偿款44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元，由原告范博文负担86元，由被告谢明负担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治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思铭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