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16行终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路561号。 法定代表人李亮亮，主任。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聂长虎，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廷波、李洪建，山东友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传良，男，1964年1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723011964××××××××，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代理人于迪迪，系于传良之子。 委托代理人聂丽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市西街道办）因被上诉人于传良诉其强制拆除房屋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5行初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原告于传良系市西街道办洼于居民委员会居民，其妻侯美花，其在该居委会的老宅基地（洼于村71号）建有房屋一处。因该村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而制订《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洼于居委会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对该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奖励政策、保障与救济等进行了规定。2017年3月11日，有关单位对本案涉案房屋进行了勘估，并制作房屋勘估草图，2020年4月12日，对该房屋作出《房屋征收补偿计算表》。原告因补偿数额低等原因未与市西街道办洼于居委会签订《洼于居委会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020年6月28日，原告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登记在原告于传良名下（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载明的户名为于传良），于传良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其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关于强拆主体的问题。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市西街道办洼于居委会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时，原告就涉案房屋未与有关单位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020年6月28日原告的涉案房屋被拆除。通过原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土地的最终用途等情况，对原告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应系市西街道办与洼于居委会共同参与实施的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仅规定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具有征收土地及房屋、强制拆除建筑物的法定职权，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无强制拆除他人建筑物的权力。因此，对建筑物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除非被告能够举证证明涉案房屋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他主体违法强拆。因此，原告主张市西街道办系涉案的强拆主体，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前未与原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其在未依法定程序下达限期拆除的通知的情况下，即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拆除。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有法律的授权和法律依据，但被告实施的强拆行为未依法定程序进行，没有法律依据，违背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鉴于本案被诉房屋拆除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因此应当确认违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 确认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6月28日拆除原告于传良位于市西街道办事处洼于居委会71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负担。 原审被告市西街道办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选址意见书，用于证实涉案房屋的合法性及其系涉案房屋权利人，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拥有选址意见书不等同于建设合法，也不等同于房屋所有权人证明，原审法院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根据被上诉人的选址意见书，充其量能够证实其具有利害关系，但是否享受拆迁安置及补偿的权利还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2.案涉房屋拆除行为是被上诉人所在居委会组织和实施的行为，居委会相关代表通过表决，决定实施拆除行动，该拆除行为与上诉人无关。3.原审中，法院认定对建筑物拆除的行为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并且将房屋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和实施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在没有证据证实是上诉人所实施前，更没有依据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其实房屋被拆除的原因可能性有很多，在我方已经举证证明是村委会组织和实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然将该拆除行为的实施者认定为上诉人做出，导致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于传良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1.最高法（2020）行申100号判例明确如下裁判要旨：“强拆主体不能仅凭村委会的自认作出认定，村委会不具有强制拆除他人房屋的职权，村委会实施的强拆行为应视为受行政机关的委托，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委托机关承担。”最高法（2019）行申3801号明确如下裁判要旨：“被诉的强拆行为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村委会实施，但村委会仅系行政机关的行政助手和行政辅助者。”根据上述判例，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政府项目，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的组织，仅可在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议决涉及村民利益的相关事宜，参与其中某些具体工作，不能单独成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主体，如此重大的项目被上诉人认为适格的主体应当是市西街道办。不能仅凭村委会自认就认为是村委会实施了强拆行为。2.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选址意见书可以作为证明，证实涉案房屋的产权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为其颁发合法的产权证件。3.根据行政诉讼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参与实施了涉案拆除行为，因为现场有许多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内。如果上诉人认为自己没有拆除房屋，那么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就应当适用根据（2018）最高法行再106号所明确的推定原则来对强拆主体进行推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关于被上诉人于传良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是关于上诉人市西街道办是否系涉案强拆行为实施主体的问题。 关于于传良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于传良提交的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载明建设项目为住宅，建设人于传良，该书在遵守事项中明确其是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十九条、二十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准许使用村镇规划区内建设用地法律凭证和申请开工的法律依据。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系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法律凭证，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在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于传良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于传良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是否系涉案强拆行为实施主体的问题。上诉人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该方案根据滨州市、滨城区房屋改造计划而制定，上报市西街道办、区房屋征收部门并经区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该方案中对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还规定了要采取的强制方法，其中包括责令交出土地、收回土地、责令限期拆除、强制拆除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只有政府及行政机关才有权组织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结合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等行政管理的目的，可以认定该城中村改造项目系政府主导实施的拆迁项目。居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仅可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议决涉及村民利益的相关事宜，参与其中某些具体工作，不具有实施涉案强拆行为的法定职权。上诉人主张涉案强拆行为由居委会组织实施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屋位于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范围内，在该项目推进过程中被强拆，在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案强拆行为系其他主体实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于传良的主张，认定涉案强拆行为由上诉人组织实施并无不当。同时，在于传良未签订房屋搬迁协议，同意交出涉案房屋的情况下，上诉人迳行组织实施强拆其房屋的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有关程序规定，一审判决确认违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 综上，上诉人市西街道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长青 审 判 员 牛淑华 审 判 员 庞 辉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韩 敏 书 记 员 李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