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1行终4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芦成兰，女，194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于伟先（系上诉人之子），男，197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于宁先（系上诉人之子），男，197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刘宜璞，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雪，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德生，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于奉山，男，195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芦成兰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高新公安分局）、一审第三人于奉山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行初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6月14日17时左右，芦成兰与于奉山因琐事发生纠纷。芦成兰报警，高新公安分局临港派出所民警出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芦成兰仅鼻下轻微出血，于奉山胸口有抓痕。民警认为双方系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伤害）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且双方明显不构成轻伤，故对双方进行调解处理。经民警调解，芦成兰表示啥也不要求处理，只要于奉山以后别揍她了，这个事就不再追究了。于奉山表示芦成兰以后不能再骂他了。民警随后填写接处警登记表，在处警结果中载明：“双方同意现场调解。”于奉山在处警结果处签字，因芦成兰系文盲，民警代签字。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被伤害案件作出处理结论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即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殴打原告导致原告轻微伤的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并将处罚结果书面告知原告。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系因芦成兰与于奉山之间的纠纷引起，被告民警在现场处理后，芦成兰仍起诉要求确认高新公安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被伤害案件作出处理结论的行为违法，并要求高新公安分局对于奉山进行处罚，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新公安分局是否已对芦成兰与于奉山之间的纠纷处理完毕。《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三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安机关可以治安调解。《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二）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本案中，芦成兰与于奉山系叔嫂关系，两人因琐事发生纠纷，芦成兰骂于奉山在先，于奉山动手打芦成兰在后，事后的鉴定书亦表明芦成兰为轻微伤，故高新公安分局对芦成兰与于奉山进行调解处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经过被告民警组织调解，芦成兰表示啥也不要求处理，只要于奉山以后别揍她了，这个事就不再追究了。于奉山表示芦成兰以后不能再骂他了。这表明芦成兰与于奉山已就行政治安案件方面达成了协议。民警随后填写接处警登记表，在处警结果中载明：“双方同意现场调解。”于奉山在处警结果处签字。因芦成兰系文盲，由民警代签字。芦成兰与于奉山之间的纠纷已处理完毕。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芦成兰和于奉山经调解达成协议后，于奉山没有再发生违反协议内容的纠纷，实际履行了协议。高新公安分局不对于奉山进行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芦成兰提出的简要警情、处警结果未向其宣读的问题，因《接处警登记表》上记载的简要警情和处警结果的内容与现场处置状况一致，芦成兰在已了解的情况下，未向其宣读不对其实质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于芦成兰提出的其后续治疗花费治疗费用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于奉山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芦成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芦成兰负担。 上诉人芦成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根据《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不涉及医疗费或对医疗费赔付无争议是现场调解的基本前提之一，事发当天民警处警时，上诉人面部有明显出血，必然会产生医疗费，上诉人伤情构成轻微伤且住院8天，光有单据的医疗费用就有2569.74元，被上诉人未安排上诉人就医，即组织现场调解，本案不符合上述可以现场调解的情形。二、《接处警登记表》仅能证明上诉人报警，不能证明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监控录像，一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态度恶劣，当着民警、村干部等众人的面又挑起事端，上诉人当时在众人威逼之下说出调解，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录像时间2020年6月14日12时25分，民警代签字时“处警结果”是空白，“简要警情”只有一行字，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简要警情”及“处警结果”有关内容均系后期添加。上诉人系文盲，民警代表上诉人签字时，未向上诉人宣读内容，未对上诉人进行释明权利义务的处分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被上诉人高新公安分局辩称，一、根据《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二条、第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之规定，本案符合治安调解的法定条件且已调解结案。二、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有现场视频可以准确记录调解情况的不需要制作调解协议书。同时，现场视频也证明调解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三、若实施行政处罚，可能导致矛盾升级，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一审第三人于奉山述称，被上诉人根据实际情况，现场调解处理，达成双方互不追究协议公平公正，请求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判令其遵照现场调解协议执行。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二条规定：“本规范所称治安调解，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劝说、教育并促使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对治安案件做出处理的活动。”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二）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本案中，芦成兰与于奉山系叔嫂关系，两人因琐事发生纠纷，高新公安分局临港派出所民警在接到上诉人报警并出警到达现场后，经调查发现芦成兰骂于奉山在先，于奉山动手打芦成兰在后，芦成兰仅鼻下轻微出血，于奉山胸口有抓痕，民警认定双方系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伤害）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且双方明显不构成轻伤。在查清上述基本事实后，民警对该案件进行调解处理，并无不当。事后的鉴定书亦表明上诉人为轻微伤，被上诉人对涉案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经民警调解，芦成兰表示啥也不要求处理，只要于奉山以后别揍她了，这个事就不再追究了。于奉山表示芦成兰以后不能再骂他了。这表明芦成兰与于奉山已就行政治安案件方面达成了协议。民警随后在处警结果中载明：“双方同意现场调解”，于奉山在处警结果处签字，因芦成兰系文盲，民警代签字，芦成兰与于奉山之间的纠纷被上诉人已处理完毕。对于芦成兰提出的简要警情、处警结果未向其宣读的问题，因《接处警登记表》上记载的简要警情和处警结果的内容与现场处置状况一致，芦成兰在已了解的情况下，未向其宣读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基本情况、主要违法事实和协议内容在现场录音录像中明确记录的，不再制作调解协议书。本案中，被上诉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主持现场调解并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在芦成兰和于奉山经调解达成协议后，于奉山未再发生违反协议内容的纠纷，实际履行了协议。被上诉人不再制作调解协议书且对于奉山不再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芦成兰提出的其后续治疗花费治疗费用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一审第三人于奉山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芦成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继发 审 判 员 张极峰 审 判 员 曹 磊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婷婷 书 记 员 李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