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8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住所地济南市。主要负责人：马浩德，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锋，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强，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某，女，195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上海兰迪（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珂，北京观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济南市。主要负责人：张志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锋，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强，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韩某某、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韩某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韩某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未尽到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已查明，韩某某主张的案涉存款的取款过程，是王某某等人持存单原件，凭原始密码取款，存单及密码不存在挂失、修改情形；2.对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即存款人和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网核查日志，韩某某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也确认其真实性，证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支付涉案存款过程中履行了对存款人、取款人身份证件的核验义务。一审判决认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未提交直接、有效证据证实案外人王某某、史某某、赵艳、陈华峰支取涉案存款时，其对存款人、取款人的身份证原件进行查看”，自相矛盾，也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另外，关于是否留存存款人和代支取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的问题，既不是韩某某一审中主张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承担责任的理由，也不是一审法院调查的重点，更没有归纳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案中，存款人、取款人身份明确，存单真实，密码正确，核验记录真实完整，各方对此没有任何争议。韩某某只是自称存单、密码、身份证被王某某等人非法获得，但从未说身份证一直由自己持有却被王某某等人伪造进而冒领了存款。唯一有争议的就是，王某某等人作为银行的员工能否代理客户支取存款。对此，监管机构没有认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具有过错，监管机构的核查意见认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兑付涉案存单的业务处理流程符合《储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王某某等人持韩某某身份证、存单原件、存单密码取款，实际是受韩某某委托取款，韩某某无权诉求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支付存款。1.王某某等代理人取款时，持有韩某某存款存单原件、原始密码、韩某某身份证原件取款，王某某等人出具情况说明、谈话记录对该事实予以确认，韩某某在本案中也从未主张存款存单丢失或被盗，存单及密码也无被挂失、修改情形，由此可见王某某持有存单原件及密码，是合法持有；2.银监局调查意见显示，韩某某出具委托书，委托韩玉英打理动产，包括现金、理财、存取等，以及购买国华美郡两套住宅。委托范围包含现金、存取，可以证明韩某某将存款存单、密码及身份证原件交付韩玉英的事实；3.银监局调查意见显示，韩玉英出具委托书，显示韩某某项下的部分存款由本人提供身份证和密码，由王某某、史某某、陈华锋等人代为支取，用于理财和购置房产。由此可见韩玉英将韩某某身份证及存单原件、密码交付王某某等人代为支取的事实；4.王某某等人出具的关于代理取款情况的记录及情况说明等，证明王某某确认韩玉英将韩某某身份证原件、存单原件及密码交付王某某，由王某某代为支取韩某某存款的事实，且与上述韩某某、韩玉英委托书内容一致；5.结合王某某出具的书面说明，以及韩某某与王某某的另案诉讼即（2020）鲁0102民初1711号判决书认定事实，可以证明王某某将取得款项汇付韩某某女儿及代为购置国华东方美郡住宅两套的事实，也足以证明王某某等人代为取款是受韩某某委托取款的事实。综上证据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王某某等代理人受韩某某委托取款的事实，韩某某与王某某等代理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纠纷，应由其自行解决。三、一审判决未将王某某等代理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并审理，存在程序错误，进而致使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一审已查明事实，王某某等人代为取款，不同于一般的存单丢失或被盗、密码被挂失修改后冒领的案件：1.存款人并未丢失存单原件和取款密码，且有证据证明将它们交与他人；2.实际取款人认可受托取款的事实，能够说明存款原件、取款密码和存款人原件的来源，并确认系受托取款；3.存款人从未主张且没有证据证实实际取款人系非法取得存单原件和取款密码；4.存款人与实际取款人存在亲属关系，且发生资金往来及诉讼纠纷；5.实际取款人主张已将受托取款支付存款人或受托购置房产。因存在如上诸多事实，一审应予以查明，应当依职权追加王某某等代理人作为共同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查明本案事实。四、在（2020）鲁0102民初1711号案件中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某某等人代支取韩某某的存款，大都以不同方式转交给了韩某某，韩某某再行向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主张存单权利，有恶意诉讼嫌疑。1.该判决查明的事实证明，2011年8月26日王某某向案外人刘旖旎（韩某某女儿）转账200万元；2.王某某购买了国华东方美郡住宅房屋两套，房款合计675万元，已于2018年过户至韩某某名下；3.2012年3月26日以后，王某某向韩玉英等转款1529360元。上述事实发生于涉案存单支取之后，款项合计10279360元，应认定为王某某代支取存单后转交给韩某某的利益。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存单、密码、身份证明是韩某某交与王某某等人的，王某某等人代支取后将相关利益转交给韩某某，符合韩某某的意志。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规范依据是银发［2011］116号文件是错误的。银发［2011］116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仅适用于银行结算账户，而不适用于储蓄账户。而根据《储蓄管理条例》，储蓄机构办理定期存单提前支取业务没有“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的强制性义务；2.案涉王勉名下的存单，反映的是王勉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韩某某以存款人的身份主张权利，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我国实行存款实名制，存单作为有价证券的一种，具有文义性特征，只能以存单记载的存款人为权利人，其他人均无权主张存单权利。王勉与韩某某之间的账户借用协议属于存单之外的原因关系，不管是否真实，与存单关系都是分离的，更何况王勉没有出庭作证，无法判断其真实性。韩某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韩某某于2011年4月29日、5月3日分别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处存入六笔三年期存款，本金共计1400万元，双方储蓄存款合同订立并生效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王某某等人于2011年8月25至10月14日期间，在韩某某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上述存款提前支取并占为己有，至今存款本息分文未还。2019年10月12日，山东银保监局出具了编号为（2019）64号的《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64号信访意见书》）对上述事实进行了明确的责任认定。一审判决认定韩某某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处的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对韩某某负有依法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判决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未尽到充分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义务，应向韩某某支付案涉存单项下储蓄存款本金及利息损失。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韩某某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储户有自由取款和获取利息的权利。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条是关于合同成立和效力的规定，法条的文义是：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后，对当事人就有了法律约束力；如果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本条规定了诚实守信履行合同的原则。本案中韩某某在去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取款时却被告知存款被他人提前支取并占为己有，根据上述规定，依法应由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行为严重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规定，重大过错明显。1.我国《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储蓄管理条例》三部法律法规的第一条均规定了银行要“保护存款人（储户）的合法权益”，充分说明我国法律法规对存款人（储户）的合法权利保护是置于首要位置的。依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第五十二条“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的资金的行为”、第七十三条“商业银行有违反本法规定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情形，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之规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理应承担其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韩某某（储户）资金、给韩某某造成的全部损失，向韩某某承担赔偿责任；2.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第三条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理人民币现金支取业务，“银行应严格按照《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加强现金支取管理。（一）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办理人民币现金支取业务领域的规定是全面和审慎的。他人代理个人取款5万元以上的，银行“应严格审核……”。“人、证、单”一致才能办理大额存款支取业务，如果不一致就不能办理支取储户储蓄存款业务，这是法律法规对银行业审慎义务最基本的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在办理存取款业务时理应无条件严格遵守的法律规定。本案中，华夏银行章丘支行银行工作人员显然没有遵守上述规定，在取款人和存单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未进行“严格核对”义务，在韩某某未到现场，未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存款时留存的电话号码进行有效核实的情况下，就直接将储户的未到期大额度储蓄存款支取给了自己银行的副行长和客户经理等人，这显然是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应当充分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义务，因此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的重大过错明显。其过错是法律法规所不可饶恕的。试想这种行为如果都不被法律制裁的话，广大人民群众存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将会被银行员工、非法得到他人存单的犯罪分子或捡拾得到他人存单的路人支取一空，谁还会相信银行？谁还会敢到像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这样的银行存款？因为这不仅仅会发生在韩某某身上，还可能会发生在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我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权利何以得到维护？从事实的角度看，韩某某的存单等被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工作人员通过不当渠道非法获取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工作人员是明知韩某某在失去人身自由期间，故意不去核实、更不想去核实；其取款的行为是在故意心态驱使下完成的；且为了掩盖其非法取款的事实，还画蛇添足的伪造了委托书及转委托书等伪证，其主观过错十分明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银行员工接连六次直接侵吞客户巨额储蓄存款的行为是发生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2011年8月15日自查整改行动结束之后不久，由此可见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过错何其明显；3.我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200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2011年修订），银行业协会《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2007年）等部门规章、行业指引等规定均要求银行及其员工依法合规办理业务。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员工合规手册》第十条明确规定：“洁身自好，抵制不良行为”、“不得充当资金掮客，不得违规代客户办理金融业务，不得擅自对外出具资信证明或承诺，不得归集他人资金理财投资。……”银行营业机构员工《十个严禁》也有相关规定，“严禁代客保管密码、……存折/单/卡、身份证件、……”、“严禁代客签名、设置/修改密码”、“严禁用个人账户过度、归集客户资金”，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亦作了类似规定。以上规定均是我国民法和合同法领域中关于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在金融业务中的具体化。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成了一纸空文。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副行长王某某及其客户经理陈华峰及相关其他人员在本案中冒领韩某某存单项下储蓄存款的行为，几乎完全对标式的违反了上述规定。非法持有韩某某的存单、身份证；代客户交易签名；用个人账户过度归集客户资金……，诸如此类的行为，无一不表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韩某某存单项下储蓄存款被冒领问题上重大过错明显。（三）国家银保监部门依法作为银行业务监督管理机构，已经对本案案涉事实作出有权责任认定。依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之规定，韩某某就本案案涉事实在法院立案之前依法向国家银保监会和山东银保监局反映。山东银保监局出具《64号信访意见书》作出相关责任认定：“核查发现，王某某、陈华峰作为该支行（即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代理客户办理业务不符合相关内部控制管理要求，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存在内控管理不完善、员工异常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我局已责令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并视整改问责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由此可见，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监督管理部门已经认定了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王某某等人非法取走韩某某款项的行为“不符合相关内部控制管理要求”；换言之，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冒领韩某某巨额款项的行为系违法违规的“异常行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64号信访事项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四）本案作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归责原则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故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使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没有过错，也应当全额赔偿由此给韩某某造成的全部损失；当然，是否有过错，可能影响到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或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但不影响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从举证责任分担的角度讲，韩某某失去人身自由期间，存放在家里保险柜中的存单为什么到了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工作人员的手中，举证责任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而不在韩某某。三、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民事上诉状》中称“韩某某委托他人持存单原件，…”，韩某某认为其是在故意歪曲事实，其从未作出过在《民事上诉状》中杜撰的这一“事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以此为大前提推导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结论是完全不正确的。上述说法，从逻辑上来讲是在偷换概念，从事实的角度讲是在故意歪曲事实。（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民事上诉状》中称“王某某等人的取款行为实际是受韩某某委托取款，韩某某无权诉求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支付存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韩某某认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上述观点，完全是在歪曲、杜撰事实。事实上韩某某从未作出过委托任何人保管存单和支取存款，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称的三份《委托书》根本没有关于提取案涉六笔存款的相关具体内容。1.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称的三份《委托书》是不真实的。以上所谓的委托书是韩某某在2018年3月份第一次向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上级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反映该案时才得知的。从内容来看，2011年8月14日和8月15日韩某某分别与韩玉英“签定”了上述其中两份《委托书》。但山东航空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出具的两份《乘机证明》证实：韩某某自2011年8月12日至2011年8月15日均在外地出发，完全不具备签订上述《委托书》的时间；韩玉英申请济南市天桥区公证处出具的（2019）鲁济南天桥证民字第4502号《公证书》证实：韩某某从未委托过韩玉英签订《委托书》，韩玉英也从未委托过其他人办理取款业务，也不知道存单密码。以上两份证据足以证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称的《委托书》系不真实的或伪造的；2.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称的三份《委托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当然无效的。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2民初1711号判决认定了该三份《委托书》中的“转委托代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据该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确定力和证明力的基本法理及相关法律规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本次诉讼所称的三份《委托书》系无效证据；3.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无证据证实其“取款行为系受韩某某所托”的观点。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的角度看，证明自己工作人员合法持有储户存单的举证责任显然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一方。从举证责任分配和转换的角度讲，韩某某在一审中就举出上述《委托书》出具时间、内容均存在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委托书》的内容与《转委托书》的内容严重不一致的证据后，举证责任已经转移给了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直到一审判决作出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山东银保监局《64号信访意见书》已经证实“经核查，华夏银行对代客户支取存款业务的相关规定未要求代理人提供委托书”，可见取款过程中根本没有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称的《委托书》，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所谓的“取款行为系受韩某某所托”的事实。（三）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民事上诉状》称“原审未将王某某等代理人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并审理，存在程序错误，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观点是不成立的。1.从程序上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及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追加第三人应当在最后一次开庭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且应当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但直至一审判决作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并没有申请追加王某某等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更未举证。故从程序上讲，二审提出追加第三人的请求，其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已经丧失；2.韩某某从未承认王某某等人为韩某某的代理人，但王某某等取款人确系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工作人员，王某某等人取款的行为属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职务行为，或者即使存在代理也是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存在代理关系。而从法律规定看，代表行为视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代理人无需作为共同诉讼参与人也不能作为共同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四）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民事上诉状》中称：“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某某等人代支取的韩某某存款，大都以不同方式转交给了韩某某，韩某某再行向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主张存单权利，有恶意诉讼嫌疑。”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上述观点不符合事实。1.根据生效的（2020）鲁0102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证实：王某某向韩某某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债务1笔本金1000万元、直接债务3笔本金共计344万元，每笔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了且有资金交易证明，确实与本案案涉资金毫无关联；该判决书第9页“原告（韩某某）自认被告（王某某）已偿还借款本金875万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庭审笔录证实庭审中被告（王某某）代理人对本事实完全认可。由此可见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本案民事上诉状中第四条第1.2项主张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其第3项主张“2012年3月26日后，王某某向韩玉英等转款1529360元”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此款（向韩玉英的转款）与韩某某有任何关联；2.现有证据证实：2011年8月25日王某某账户转入300万、9月4日史某某账户转入200万、9月8日赵艳账户转入300万、9月29日陈华峰账户转入200万、10月14日王某某账户转入200万、11月21日王某某账户转入200万。这就是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王某某等人提前支取侵吞韩某某储蓄存款的过程，这些钱的去向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是最清楚的，因为全部是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自己的账户，却还要声称“存款大都以不同方式转交给了韩某某”，这才是真正的杜撰事实的“恶意诉讼”。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王某某等人代支取的韩某某存款，大都以不同方式转交给了韩某某”，却在无端杜撰、链接事实，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五）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民事上诉状》中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韩某某认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观点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从来没有引用银发【2011】116号文即《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从民事判决书引用法条的基本规则来讲，几乎所有的民事判决都不会也不能直接引用部门规章层次的文件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显然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是在自己“创设”一个法律的“靶子”，然后杜撰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误结论；2.即使按照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观点，假如本案可以适用《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该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储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储户情况负有保密责任。储蓄机构不得代任何单位和个人……划拨储蓄存款，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韩某某在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处的存款的所有权受到了不法侵害，而实施侵害的主体恰恰是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作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副行长身份的王某某及其他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员工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尽到保密责任，而且是通过不当手段在韩某某失去人身自由期间，违反该条例及《合同法》、《商业银行法》及本行和本行上级行的最基本的规定，擅自取走了韩某某的巨额存款。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完全正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立法精神与《储蓄管理条例》上述规定是完全一致的；3.对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提及的银发【2011】116号文，虽然民事判决不能直接引用，但对于大额存单的支取尤其是提前支取，在认定事实时，可以适用其相关条文。如该文件第三条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理人民币现金支取业务，“银行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加强现金支取管理。（一）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就本案来讲，王某某是华夏银行章丘支行银行的员工且担任副行长职务，单日单笔转出的款项均为200万元以上且是转到其个人名下，可见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的做法直接违反了【2011】116号文的上述规定及其他规定。就法律的适用规则来讲，《储蓄管理条例》与【2011】116号文的关系并非特殊法和普通法的关系。《储蓄管理条例》的适用，丝毫不影响【2011】116号文的适用，二者是补充性关系。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应当优先适用【2011】116号文的规定；4.一审判决认定：“王勉名下的存款，系韩某某以其名义存入银行，韩某某直接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是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说法，倒是没有法律依据。（1）从实体法上讲，王勉是挂名存款人，韩某某系实际存款人。二者存在借用账户协议，加之王勉出具的证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完全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的特征，王勉是否出庭，丝毫不影响该证据的合法有效性。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存款的所有权人系韩某某。（2）从程序法上讲，这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一审判决从“避免增加当事人诉累”的角度一并处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华夏银行济南分行述称：同意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意见。韩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返还储蓄存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损失（款项取出时的利息及以每笔存款本金为基数，自款项支取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9日，韩某某通过柜台转入形式存入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处3笔，本金数额分别为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存款期限均为3年，利息为年利率5%。2011年5月3日，韩某某通过柜台转入形式存入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处3笔，本金数额分别为2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存款期限均为3年，利息为年利率5%。韩某某主张其于2011年4月29日以案外人王勉的名义存入该行200万元，存款期限均为3年，利息为年利率5%。上述存款情况具体如下：上述存款的款项流转情况为：2019年5月5日，山东银保监局出具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意见书，编号为（2019)18号，主要内容为针对韩某某反映的银行员工侵占客户存款问题进行核查答复，2011年8月25日至11月21日期间，王某某时任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副行长，后于2012年12月离职，陈华峰时任对公客户经理，史某某、赵艳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员工；银发［2011]116号通知要求，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对于柜台销户取现方式代为提前支取的存单，业务档案仅保留联网核查记录，无存款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有关当事人提供了三份委托书，其中两份显示韩某某委托韩玉英打理动产、不动产物业，日期为2011年8月14日、2011年8月15日，一份显示韩玉英委托王某某、史某某、陈华峰代为支取韩某某项下部分存款，并提供韩某某身份证、密码，用于理财和购置房产，日期为2011年8月16日。2019年10月12日，山东银保监局出具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意见书，编号为（2019)64号，主要内容为针对韩某某反映的情况以及王勉本人授权，将账户核查情况进行答复，经核查支取业务凭证，每笔交易均留存储蓄存单、利息凭证、个人转账凭证或取款凭证、存款人与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网核查日志；华夏银行对代客户支取存款业务的相关规定未要求代理人提供委托书；上述6张储蓄存单不存在密码重置、密码变更记录，无法查实王某某、陈华峰获得的密码为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建议向司法机关反映；王某某、陈华峰作为支行员工代理客户办理业务不符合相关内部管理控制要求，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存在内部管控不完善，员工异常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责令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2020年2月12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韩某某与王某某、宋修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20)鲁0102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认定2011年8月14日，韩某某委托韩玉英处理动产及管理不动产物业，并注明动产及不动产归韩某某所有；王某某未提交证据证实韩玉英的转委托征得韩某某同意或追认，据此判决王某某、宋修宏向韩某某清偿本金及利息。该判决于2020年5月27日经一审生效。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韩某某提交：1.证明一份，显示由王勉于2019年5月10日出具，主要内容为王勉于2011年4月29日到韩某某处恰逢王某某称需要完成存款任务，后一同前往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王某某建议以他人名义存入；存单1066100000008973项下存款200万元归韩某某所有，王勉不清楚密码；2.账户借用协议，显示由韩某某与王勉、刘丕承于2011年4月29日签订，主要内容为韩某某同意王勉以个人资金200万元，存期三年，账户内资金属韩某某所有，王勉不得将凭证挂失；3.(2019)鲁济南天桥证民字第4502号公证书，系济南市天桥公证处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主要内容为韩玉英表示其未签订过委托书，没有受到过他人委托，也没有委托过王某某；关于存单密码，别人没有告知过，韩玉英也没有对其他人说过；4.乘机证明，系山东航空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显示韩某某于2011年8月12日乘SC4809航班自济南至温州，于2011年8月15日乘坐SC4988航班自杭州至济南，韩某某欲证实其未出具过委托书。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对王勉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存单是一种文义证券，应以存单记载的储户名称判断其权利人。对账户借用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银行账户是禁止借用的，王勉为上述账户资金所有人，韩某某无权代他人主张存款权利。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实韩玉英所述内容真实。对乘机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行程即使真实，亦不能推翻韩某某出具的委托书。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提交1.与涉案6张存单相关的身份核查记录，显示核查人证件号码，结果为公民且存在照片以及转账方式相关的：个人转账凭证、存款利息凭证、核查记录各四份；2.谈话笔录一份，载明系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韩海燕、王福刚与韩某某形成于2019年3月13日的谈话记录，欲证实韩某某与王某某存在联系，韩某某向王某某主张还款，但未得到偿还；3.谈话笔录一份，载明系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韩海燕、王福刚与王某某形成于2019年3月13日的谈话记录，欲证实韩玉英是王某某的三婶、是韩某某的干妈，韩某某委托王某某支取存单，目的是转移财产，逃避司法机关可能的查封追缴行为，韩某某多次保外就医，完全能了解自己存单的状况；4.关于代理取款情况的记录，载明史某某于2019年12月19日在该记录上签名，主要内容为韩玉英是史某某舅妈，韩某某对史某某代为取款知晓，史某某持本人及韩某某身份证原件、存单凭密码自柜台支取款项。韩某某对身份核查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韩某某的谈话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与本案无关；对王某某的谈话记录有异议，认为王某某与该笔录调查人、记录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代理取款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根据史某某与韩玉英之间的亲属关系推定韩某某与史某某关系密切。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韩某某提交的证明与账户借用协议，系由王勉出具或其与王勉签订，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前述证据予以采信，韩某某有权对王勉名下的存单主张权利；公证书虽由公证机构出具，但不涉及对韩玉英所述内容均客观真实的认定，不予采信；乘机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韩某某对身份核查记录真实无异议，确认其真实性。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华夏银行济南分行提交的谈话笔录及关于代理取款情况的记录，韩某某对王某某的谈话记录及关于代理取款情况的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与银行是否就涉案存款支取尽到查验义务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韩某某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的形成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根据前述查明事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虽提交身份核验流水，但未提交直接、有效证据证实案外人王某某、史某某、赵艳、陈华峰支取涉案存款时，其对存款人、取款人的身份证原件进行查看并留存复印件、影印件等材料，未尽到充分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义务，应向韩某某支付涉案存单存款本金及已支取的利息。关于王勉名下的款项，根据前述认定事实，系韩某某以其名义存入银行，相应款项已被支取，韩某某直接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且能够避免增加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韩某某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存单存期尚未到期即被支取，支取时产生的利息为按照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项的提前支取使韩某某受到按照存款到期所得的定期存款利息损失及预期利益损失，韩某某主张自存款支取的次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韩某某主张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韩某某主张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共同清偿责任，但其与该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某某存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28166.66元；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韩某某利息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韩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100元，由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负担。二审期间，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申请证人王某某、史某某出庭作证。王某某作证称，韩玉英是王某某的三婶，王忠是王某某的三叔，王忠的儿子是王大千（已故），韩某某与王大千以姐弟相称，韩某某与韩玉英以母女相称。2011年8月份韩某某被限制自由前家庭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韩某某、王忠、韩玉英、王大千、韩某某的员工。家庭会议在山东省干部学院宾馆进行，当时韩某某在宾馆里住。会议主要议题是王大千找公检法解决告状的问题，当时韩某某的身份是山东特星集团董事长，王某某协调处理韩某某的财产。八月十几号王大千让王某某开车去找韩某某，安排应对双星状告韩某某的事情。在韩玉英家里，韩玉英把韩某某签字的委托书给了王某某，王某某也打印了一份委托书，韩玉英当着王某某的面签了字，委托王某某做理财，日后便于将资产转划出去，当时为了稳妥起见委托书写了陈华峰、史某某的名字，韩玉英当着王某某的面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关于韩某某保险柜情况，八月二十几号，在王大千、韩玉英电话指挥下，韩玉英领着王某某等几人将韩某某家中的保险柜拉到史某某家中，找了一个开锁工人，保险柜在里屋打开，是由韩玉英和王忠、开锁工人在现场打开的。关于对韩某某财产理财情况，当时想着把韩某某名下的财产合理化，其中部分钱款买了国华的两套住宅总金额600多万元，以及3个车位，给了刘旖旎200万元。剩余的欠款大部分借给了今日家居企业老板李欣，李欣出具了950万元欠条，欠条上有证人，欠条上标注了资源人是王大千。关于韩某某存单的取款情况，每次都是王大千安排理财事项后，王某某开车去阳光舜城韩玉英的家里，韩玉英亲手交给王某某存单、密码、韩某某的身份证，每次拿着韩某某的身份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去柜台办理，经办人有王某某、陈华峰、史某某、赵艳。每次办完后王某某把银行出具的回执等材料交给韩玉英，取款有的转给了今日家居，有的买房、理财。关于与韩某某签订还款协议情况，2014年左右韩某某保外就医期间到王某某家找到王某某问理财情况，王某某说今日家居经营不善继续向李欣要钱，韩某某很生气，让王某某去找李欣要钱。韩某某2017年6月份出狱后，要求和王某某对账，韩某某和王忠起草了对账协议，经双方认可后召集了对账会议。2017年12月16日在窑头路聚福林饭店楼上，参加人员为王忠、韩玉英、韩某某、韩某某助理薄伟丽，以及王某某和王某某的两个朋友。王某某和韩某某签订了三份还款协议，两份1000万元的，还有一份49万元的。上述协议约定由王某某来偿还款项，还款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因现找不到李欣，大部分款项没有履行。国华的房子已经过户给韩某某了。王某某当庭提交了其陈述的《还款协议书》原件及委托书复印件。证人史某某作证称，当时取款时是拿着韩某某本人的身份证和史某某的身份证，以及存单凭密码支取的款项。是表哥王某某找史某某办的，韩某某是史某某三舅的干女儿。取款的手续及密码都是王某某给史某某的，当时史某某是无业状态。钱取完后把银行回单及身份证、银行卡都交给了王某某。当时钱是转到史某某个人的卡上，史某某把卡、银行回执也交给了王某某；证据2，王某某二审提交《还款协议书》，欲证明其与韩某某就涉案款项还款事宜达成协议。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对证人王某某、史某某的证言质证称，1.上述证人证言证明王某某等人取款时持有韩某某的身份证原件、存单、密码、取款人的身份证原件等完备资料，符合《储蓄管理条例》第29条的规定；2.王某某等人的取款是受韩某某的委托办理的，从韩某某一审的笔录、韩某某提供的取款回单客户联、证言中的三份授权委托书、还款协议，以及韩某某收到了委托书中约定的东方美郡的房产，可以证实韩某某委托他人取款的事实，并与王某某之间达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其双方产生的纠纷应自行解决。对于证据2，对真实性及证明力均没有异议。韩某某对王某某、史某某的证言质证称：1.对王某某陈述的事实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一审证据韩玉英的公证证言中清晰载明关于三份委托书的取得，有无转委托事实等全部为假。事实是韩某某从未委托过韩玉英，韩玉英更没有转委托给包括王某某在内的其他人。证言中包括所谓的委托书形成过程，韩某某的居住地址等全部与事实相悖。韩某某在2011年8月17日早晨6点被传唤调查，除了工作出发外省外地，都是在家居住；2.王某某陈述恰恰向法庭证实了华夏银行章丘支行的员工非法获取了韩某某的存单、身份证；3.在一审证据王某某谈话笔录中明确载明“问：有交代过理财投向吗？答：没有。投今日家居等事宜都是我个人行为，为理财王大千提出的出借今日家居”；4.本案存单被支取的款项去向明确，全部为王某某等人个人账户，而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主张的有关875万元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韩某某认为该《还款协议书》所载内容与本案无关，系王某某事先写好的内容，其本人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除认定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对王某某等四人取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误外，认定其它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2019年5月5日，山东银保监局出具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意见书（编号为（2019)18号）载明：经核查，每笔交易档案均留存储蓄存单、存款利息凭证、个人转账凭证或取款凭证、存款人与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网核查记录。上述业务处理流程，符合《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同时，我局对有关人员是否通过柜面办理挂失后获取存单密码进行排查。经查询2011年4月29日至2011年11月30日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挂失补发登记簿，未发现名下储蓄存单的挂失记录；2.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1年8月14日，韩某某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韩某某委托济南老母韩玉英打理动产（现金、理财、存取、收益、保障等）和管理不动产物业。韩玉英仅有打理权利和代保管权利，无处置权利。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权属归本人韩某某所有，解除委托以书面告知为准。’2011年8月15日，韩某某再次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韩某某委托济南老母韩玉英购买济南旅游路国华东方美郡住宅两套，由韩玉英按委托书组织房款，解除委托后再进行房产和现金交割，所购置房产归韩某某所有，与济南老母韩玉英无任何财产关联。’2011年8月16日，韩玉英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韩玉英按韩某某2011年8月14日与2011年8月15日的授权委托书内容，韩某某项下的部分存款本人提供身份证和密码，由王某某、史某某、陈华锋等人代为支取，用于理财和韩某某购置房产。具体额度和相关事宜与韩某某当面交割。以上授权委托是在本人委托的前提下，代为办理相关业务的，各位授权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由本人自行承担。’”关于上述委托书的效力，该法院认为，韩某某虽对上述三份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对该三份委托书所载内容予以确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3.王某某二审提交的《还款协议书》载明：“甲方：韩某某……乙方：王某某……2011年8月至12月底，乙方经手将甲方壹仟万元人民币周转与他人，未定利息。现乙方自愿承担壹仟万元人民币的还款责任。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签约如下：一、2018年12月31日前，乙方偿还甲方人民币贰佰万元；二、2019年12月31日前，乙方偿还甲方人民币叁佰万元；二、2020年12月31日前，乙方偿还甲方人民币伍佰万元；四、若因各种原因，乙方不能履约，乙方将在2020年12月31日前，将价值壹仟万元的房产过户给甲方；五、因乙方在承担债务过程中，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承诺在2020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补偿甲方人民币贰佰万元。2017年12月16日。”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是否应当对韩某某的涉案五笔存款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韩某某将其1400万资金（含王勉代存200万元）存入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双方即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查证事实，王某某等人于2011年8-11月期间，凭存单、韩某某身份证原件、取款人身份证原件，并输入密码将涉案存款取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述取款符合银行交易流程。山东银保监局出具的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意见书中载明：经核查，每笔交易（指本案所涉取款）档案均留存储蓄存单、存款利息凭证、个人转账凭证或取款凭证、存款人与代理人身份信息联网核查记录。上述业务处理流程，符合《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同时，对有关人员是否通过柜面办理挂失后获取存单密码进行排查。经查询，未发现韩某某名下储蓄存款的挂失记录。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涉案存款被支出过程中，已经尽到必要的核验义务。韩某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在上述存款支取过程中存在过错。关于王某某、陈华峰作为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工作人员能否代为支取部分存款问题，法律对此并未有禁止性规定，山东省银保监局也仅是对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办理业务过程中是否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进行的核查，华夏银行章丘支行是否存在违约，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属本案审查的范围。华夏银行章丘支行存在内控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不足以否定王某某等人取款的效力。其次，关于王某某等人是否有权代理韩某某取款问题。本案中，根据王某某与韩某某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约定，2011年8月至12月底，王某某经手将韩某某壹仟万元人民币周转与他人，现王某某自愿承担壹仟万元的还款责任。韩某某虽对《还款协议书》所涉款项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否定其效力，结合王某某、史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韩某某、韩玉英出具的委托书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据此认定王某某等人受韩某某、韩玉英的委托取出案涉款项，韩某某于事后与王某某对账并签订《还款协议书》的事实。韩某某与华夏银行章丘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已于案涉款项取出之时履行完毕。至于韩某某与王某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韩某某主张华夏银行章丘支行返还存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11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韩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6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00元，均由被上诉人韩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