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24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魏维，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石泰办公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火炬城M7北侧二楼B10房。法定代表人：郑志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慧，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立亚，女，汉族，1988年2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368号BOBO天下城23楼23001-23004号房。法定代表人：毛双喜。上诉人刘某、长沙石泰办公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4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石泰公司、红海公司连带向刘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60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8500元、经济补偿金38000元；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红海公司、石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石泰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向刘某支付的5031元为停工留薪期内工资”错误。石泰公司发放工资的形式为当月发放上月的工资，那么石泰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向刘某支付的5031元实际是支付的刘某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的工资，不应计算在停工留薪期内工资的范畴。二、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定红海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6000元错误。1.石泰公司委托红海公司代缴社保，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交纳工伤保险费。红海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与实际用人单位石泰公司订立《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以红海公司为用人单位为刘某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法律规定，致使刘某的劳动关系主体与社会保险关系主体不一致。而出现该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的共同故意行为。因此，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应当连带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2.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系无效合同。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明知刘某的工资远高于社保缴费基数，仍然合意以红海公司的名义按照每一缴费年度适用的最低基数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刘某的权益的行为，那么《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系无效合同。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履行上述协议致使刘某的实际缴费基数远低于刘某实际工资，从而使刘某产生工伤保险待遇损失。该工伤保险待遇损失系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所引起，因此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应当连带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3.红海公司作为石泰公司的代理人明知代缴社保属于违法事项，仍然代理石泰公司实施为刘某代缴社保的行为并从中收取服务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七条亦有相同规定)，应当与石泰公司连带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三、原审法院认定“应当以刘某的银行流水工资6402元/月计算工伤保险待遇”错误。2020年3月20日石泰公司向刘某出具《收入证明》，该《收入证明》载明：“兹证明刘某是我公司员工，自2016年9月3日开始在我公司从事电话销售工作，月收入9500元/月。”首先，从该《收入证明》的形式上看有经办人曹立亚（系石泰公司的人事主管)签名以及石泰公司的盖章，具备单位出具证明的法定形式，合法有效。其次，从该《收入证明》的内容上看，石泰公司证实了刘某月工资水平有9500元/月，与刘某提交的社保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以及石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符合客观事实。再次，从该《收入证明》的法律效力上看，该《收入证明》系石泰公司出具，属于自认的范畴，且石泰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收入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最后，刘某的工资是由石泰公司分为两部分予以发放，一部分是以银行流水的形式发放，另一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但是该现金的形式发放的证据保存于石泰公司。刘某已经提交微信转账记录，结合石泰公司提交的有关工资水平的证据，足以证实石泰公司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工资的事实以及刘某月平均工资9500元的事实。因此，石泰公司、红海公司应当按照9500元/月的标准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石泰公司答辩称：第一，石泰公司2018年8月14日向刘某支付5031元包含了全月工资，并非刘某所述的半月工资。第二，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但并未禁止用人单位委托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代缴社保。事实上，石泰公司已经将足额的社会保险费用缴纳给红海公司，并由红海公司代缴至刘某的社保基金账户，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已经尽到了公司应尽的义务。第三，工资基数应当以实际发生为准，劳动者骗取公司收入证明，却无任何相关证据与该收入证明予以佐证，应当尊重事实，以实际收入为基数。红海公司未予陈述。石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承担支付上述各项判决所列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系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刘某所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可知，刘某系因个人原因离职，而非其代理人在一审中所述因石泰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离职申请表》系刘某亲笔签名，离职原因非常明确载明了系个人原因。在一审中，刘某声称其离职系因为石泰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保，却并未提供任何客观证据。一审法院漠视石泰公司所提交的刘某所认可的《离职表》，判定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劳动者因个人原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无须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二、石泰公司已经为刘某购买了社会保险，应当由社保基金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本案当中，石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委托了红海公司为刘某购买了社会保险，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依法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事实上并未损害刘某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一审当中，一审法院判决石泰公司全部承担刘某的一次性医疗补助，明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石泰公司为刘某按月按照2695元的基数购买了社会保险，刘某可向社保机关申报一次性医疗补助共计2695*8=2156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51216元，明显错误，应当扣除社保基金应当支付的部分，石泰公司仅支付差额29656元。若判决石泰公司按照全额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结合目前社保基金直接支付到个人账户的客观事实，石泰公司支付后，还将面临追偿的二次诉讼，明显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石泰公司的风险和成本。三、曹立亚是为刘某开具9500元月工资的经办人员，刘某以买房需要贷款为由，请求公司为其办理贷款提升贷款额度提供便利，后续刘某是否买房石泰公司不得而知。石泰公司员工仅十余人，不存在所谓的公章保管机构。仅凭一纸证明就认定刘某的工资标准为9500元/月，损害了石泰公司的正当利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认定。刘某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正确。石泰公司提交的《离职申请表》并不是刘某的真实意思，而是应红海公司办理社会保险领取手续所需。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已经查明。第二，石泰公司与红海公司应当一并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不应当核减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部分。该社会保险基金并不是直接向劳动者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而是向单位支付。第三，收入证明是曹立亚作为石泰公司的人事经理向劳动者出具，该行为是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由石泰公司承担。没有证据证明刘某需要买房，根据收入证明出具的时间2020年3月20日，石泰公司早已知晓刘某正在进行机动车交通事故维权，当时刘某向曹立霞说明是法院诉讼需要，要求单位据实出具证明，因此，本案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标准应当是9500元/月。红海公司未予陈述。石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500元；2.判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000元；3.判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6000元；4.判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28500元；5.判令石泰公司无须向刘某支付经济补偿金3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刘某与石泰公司订立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书》，安排刘某在营销部门担任话务员职务。合同到期后，双方分别于2019年1月1日、2020年1月1日续签了《劳动合同书》。2018年3月1日红海公司（甲方）与石泰公司（乙方）订立《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受乙方委托，以“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名义为乙方代办其部分员工社会保险的缴纳、变更申领等事务外包服务。人员名单、基数（在投保地规定的基数范围内）由石泰公司确定和变更。乙方选择每一缴费年度适用的最低基数为社保缴费基数。合同还约定，假如因为乙方的委托事项或因为完成乙方委托而形成的资料，甲方被政府部门认定为用人单位或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报酬支付、因工伤/伤残/工亡/患病/非因工伤亡等产生的相关赔付、一次性养老补助金的支付、生育津贴的支付、失业金的支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足而产生的补缴差额等，本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但致使甲方先行承担的，乙方应另行赔付给甲方。2018年7月18日，刘某骑电动车上班，被公交车撞伤，随即被送往长沙市第四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左上臂开放性损伤2.左上臂皮肤撕脱伤3.胸椎压缩性骨折（T11、12）4.尾骨骨折5.骶5、尾2挫伤6.左耳廓外伤7.头部外伤8.头皮血肿9.肺挫伤10.多处软组织挫裂伤。2019年1月29日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刘某所受损害为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为红海公司。2019年5月8日长沙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刘某为九级伤残。2020年3月20日，石泰公司作出《收入证明》，载明刘某于2016年9月3日起入职，月收入为9500元/月。根据刘某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其受伤前平均工资为6402元/月，刘某主张系因有部分工资现金发放。2020年5月31日，刘某从石泰公司离职。后刘某向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支付刘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500元（9500×9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000元（9500×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6000元（9500×8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8500元（9500×3元）、经济补偿金38000元（9500×4元）、补缴社会保险费97421元、补偿2020年度居民医保费用550元。仲裁委员会作出岳劳人仲案字[2020]第92号裁决书裁决：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支付刘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6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6000元，石泰公司支付刘某停工留薪期工资28500元及经济补偿金38000元。石泰公司不服上述裁决，诉至一审法院。红海公司亦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20）湘0104民初11302号。另查明，1.刘某受伤后，石泰公司向其支付了部分工资2018年8月14日5031元，2018年9月14日522元，2018年10月14日1879元。2.刘某收到了社保机构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55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刘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主体。2.刘某的工资标准。3.石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针对焦点一，红海公司以《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的约定为由抗辩认为其无须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交纳工伤保险费。红海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其与石泰公司订立《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以红海公司为用人单位为刘某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法律规定。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故红海公司并非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主体。红海公司主张不应支付刘某“三个一次性补助金”，存在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之间订立的《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不应约束劳动者，由双方当事人另择途径解决。石泰公司与刘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刘某实际向其提供了劳动，石泰公司应当承担向支付刘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针对焦点二，刘某主张按照9500元/月计算其工伤保险待遇，但其提供的收入证明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且与其银行交易明细体现的工资水平不一致，主张的现金收入亦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此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以其实发工资6402元/月为标准来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因刘某工伤伤残等级为九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石泰公司应向刘某支付9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7618元、8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216元、8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1216元。社保机构已经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55元，应当予以扣除，故石泰公司还应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3363元。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根据刘某的病历资料体现出的伤情，其主张停工留薪期为3个月并无不妥，扣除石泰公司在此期间已付的7432元工资，其还应向刘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1774元。针对焦点三，石泰公司主张刘某系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刘某主张系因石泰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而离职。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离职原因，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石泰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刘某的工资水平及工作年限计算可得经济补偿应为25608元（6402×4）。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3363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21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1216元，合计135795元；二、限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1774元；三、限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支付经济补偿25608元；四、驳回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刘某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某向本院提交了一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另查明：石泰公司一审提交了一份《员工离职申请表》，刘某在该表上进行了签字。该《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载明的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某的工资标准问题；二、刘某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主体以及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认定问题；三、石泰公司是否支付刘某经济补偿金。关于焦点一。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刘某的工资标准存在争议。刘某主张按照9500元/月计算其工伤保险待遇，但其提供的收入证明与其银行交易明细体现的工资水平不一致，其主张的现金收入亦无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故一审法院结合工资表、银行流水等证据认定其月工资标准为6402元/月并以此为基数计算其相应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焦点二。刘某的受伤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和九级伤残，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虽然红海公司与石泰公司签订了《人力资源事务外包服务协议》，以红海公司名义为刘某缴纳社会保险，但根据刘某与石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刘某为石泰公司提供劳动并获取报酬的事实可知，本案实际用人单位是石泰公司，红海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同时红海公司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应连带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的义务主体，故刘某主张红海公司连带承担相应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石泰公司并未以自己的名义为刘某缴纳社会保险，且其委托红海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亦低于刘某的实际月工资，同时考虑到刘某还未实际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为便于劳动者获得补偿，一审法院认定由用人单位石泰公司先行向刘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刘某应配合办理向工伤保险基金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手续，且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已由石泰公司先行支付给刘某的工伤保险待遇归石泰公司所有。另一审法院结合刘某的伤残等级、工资标准、已发放工资认定石泰公司还支付刘某停工留薪期工资1177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焦点三。本案中，石泰公司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中载明刘某的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刘某在《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进行了签字。故根据《员工离职申请表》载明内容，本案属于劳动者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不属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石泰公司向刘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石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408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4087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无需向刘某支付经济补偿38000元；四、驳回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刘某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某、长沙石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蒋 懿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