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11民初1527号原告：刘彦江，男，196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雨花区。被告：蒋凛，男，198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原告刘彦江（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蒋凛（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欠款8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3.85%为标准，从2021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担保险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称有高收益投资项目可以赚钱，想吸收原告资金加入。原告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在2016年至2018年第期间，共计向被告及被告指定账户转款165万余元，供被告进行投资操作。后被告告知原告，其所投资资金已经全部亏损，后经原告了解，被告所称的“MFC”投资并非国内合法投资平台，且涉及传销及诈骗类等犯罪，故向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派出所报警处理，后经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于2020年8月28日，达成一致意见。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认可欠原告80万元，分两笔支付。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未依约在2020年底向原告支付40万元，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出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辩称，一、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欠款80万元及逾期利息。《协议书》和欠条与事实严重不符，对被告来说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第一，根据被告提交的与原告从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29日的往来流水可以看出，原告合计向被告转款为209174元，也就是原告通过被告进行投资的实际金额为209174元，那么《协议书》里面所说的原告累计投入165万元从何而来，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表明自己实际投入了165万元，165万元只是原告自己心里预期的投资收益，并非实际亏损。至于原告是否通过其他人在同一平台进行投资并发生亏损，也与被告无关。第二，原告主张实际投入165万元已经全部亏损并要求被告补偿80万，通过双方往来流水可知，被告也向原告累计转款359409.9元，也就是说原告实际上并没有亏损并且还有盈余。第三，原告并未累计亏损165万元反而还有盈余，且双方在签署《协议书》和欠条时并未实际对账，试想作为一个理性的普通人，如果在实际对账完后发现原告并来亏损的情况下，还同意补偿80万元的巨额资金，完全不符合常理。被告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原告的软暴力并加上原告承诺不追究责任等情况下才同意签署《协议书》和欠条如果要求被告承担80万元的巨额债务，对被告来说明显不合理，不公平。二、《协议书》和欠条并非被告真实意愿，而是在原告的软暴力、变相诱导、胁迫下被迫签署和书写的。第一，《协议书》和欠条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愿也并非事实真相。在被告被迫签署《协议书》和欠条的前几月，原告一直以口头、电话等方式扰乱被告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被告不堪其扰，故而被告在基于想回归正常生活的期盼下才同意与原告进行调解并签下了欠条和《协议书》。第二，原告向左家塘派出所报案时，左家塘派出所民警以这种情况不属于派出所管辖为由拒绝立案并原告、被告各自回家，但没过几天被告又被要求到左家塘派出所进行调解，而且在调解时民警对被告的态度不友好，曾口头威胁被告说要么就调解，要么就把你抓起来，你自己看着办，被告迫于派出所民警的压力，才同意与原告进行调解。第三，《协议书》和欠条并非调解时在左家塘派出所签署的，而是在原告当时租的房子（位于金桂小区40栋4单元401房）中签署的，原告当时口头承诺绝不用欠条、《协议书》这些材料来起诉被告，并且在签《协议书》和欠条时双方并未检查核对过流水和账目，且相关的金额都是按照原告的意思书写，直到原告不信守承诺起诉后调取银行流水才发现实际出入很大。三、左家塘派出所做出的《调解协议书》存在严重的瑕疵，被告不予认可。第一，《调解协议书》并没有明确的编号，2020年出具的《调解协议书》使用的还是2019年的时间；且填发日期为2020年8月15日，而原、被告当时参加调解的时间是2020年8月28日，左家塘派出所又如何在原、被告首次去派出所被告知不受理的情况下能知道后续双方会进行调解呢？第二，被告现在去左家塘派出所调取当时的调解笔录及相关材料时，被告知并没有相关的档案保存，也就是说现在无证可查，这不符合调解的程序。四、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告需要补偿原告80万元，原告也无权现在要求被告支付全部80万元及逾期利息。第一，《协议书》和欠条表明被告在2020年底补偿40万元，余额在一年内分批偿还，至原告起诉时，余额的40万元还未到补偿的期限，因此即使被告需要补偿原告，现在也应该只补偿40万元，余额的40万元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第二，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本案也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因此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逾期利息。五、原告应向被告返还被告多支付的150235.9元。根据双方的往来流水，原告合计向被告转款209174元，也就是原告通过被告进行投资的实际金额为209174元，被告合计向原告转款为359409.9元，差额为150235.9元，如果原告在投入的资金已经全部亏损的情况下，那么被告也已经将原告通过被告亏损的资金返还给了原告，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原告通过被告亏损了165万元，被告也无须对原告进行补偿，原告就应当返还被告多转款的150235.9元，否则原告基于什么理由和事实来占有被告的150235.9元。综上所述，《协议书》和欠条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愿，与事实严重不符，对被告来说也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28日，原告与被告在左家塘派出所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1、双方达成协议，以和谐为主；2、由蒋凛写出欠条及双方协议还款日期及年限；3、双方达成调解后，互不纠缠，如有违约追究法律责任。”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因为推崇MFC投资亏损，2016年8月26日开始，我蒋凛推崇刘彦江加入MFC理财项目，至2018年12月31日，刘彦江累计投入壹佰陆拾伍万(￥165万)，有与我蒋凛和朱旭辉等人的转账记录和现金购买易物点理财，至今已经全部亏损。我蒋凛愿意补偿捌拾万（￥80万），2020年底补偿肆拾万(￥40万)，余额后期分一年内分批偿还。”被告还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本人蒋凛欠刘彦江80万元，2020年底偿还40万元，余额后期分一年内分批偿还。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从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5月9日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6217××××5883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11笔共计232405元；原告从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8月3日向朱旭辉账户转账14笔共计401002元；原告妻子邓喜云从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5月29日向被告账户转账5笔共计118800元；邓喜云从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8月3日向朱旭辉账户转账5笔共计210863.5元；以上转账合计963070.5元。另原告提供了邓喜云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4月11日期间的8笔转账记录，合计金额为714150元，原告陈述上述转账也系根据被告指示进行的转账。原告提供了邓喜云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记录显示，被告有要求邓喜云直接向朱旭辉转账。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4月10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被告向原告转账金额为349401.9元。本院认为，原告因被告推介投资项目，通过向被告账户及被告指定账户转账的方式进行投资，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2020年8月28日，原告与被告在左家塘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确认了由被告出具欠条及协议还款日期、期限，可以证明被告承诺补偿损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日，被告在原告家中出具的《协议书》和《欠条》内容明确具体，与双方在左家塘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连贯，故本院对上述《协议书》和《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被告承诺补偿80万元，其中2020年底补偿40万元，但被告没有按期支付，原告对被告的偿还能力产生了合理怀疑，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立即支付全部8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因协议未就此进行约定，且该欠款并非借款，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协议书》和《欠条》与事实不符，是在原告的软暴力等情况下被迫签署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原告、邓喜云向被告、朱旭辉的转账记录有963070.5元，并非被告陈述的209174元，被告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相关条据，且双方先在派出所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又至原告住所签订具体的《协议书》和《欠条》，这一过程被告有足够的机会表达其真实意思，因此被告陈述不合常理。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刘彦江支付欠款80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彦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受理费59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合计10420元，由被告蒋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牌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凌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