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正勇，男，197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林，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伟，男，198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林，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宁阳县磁窑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孙浩，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波，男，该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锦桐，男，198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宁阳县，现羁押于山东任城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泉，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正勇、王伟伟与被上诉人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马锦桐合同纠纷一案，宁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2日作出（2018）鲁0921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崔正勇、王伟伟不服，上诉本院，本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鲁09民终378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宁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鲁0921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崔正勇、王伟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正勇、王伟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20）鲁0921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是共进公司的真正股东，仅为显名股东，公司的实际股东为马锦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涉案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股权已于2015年11月3日归属崔正勇和王伟伟所有，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崔正勇，原告为共进公司的真正股东。1、涉案共进公司公示信息证明原告依法享有股权。2、一审法院推定上诉人代持涉案共进公司股权有悖事实。3、涉案共进公司授权指定具体接收款项人为上诉人崔正勇。4、原审被告依合同约定，已向合同指定接收人账户履行部分支付款项义务。综上，本案涉案公司股东为上诉人崔正勇，其享有涉案公司与原审被告相应权利，原审被告应向上诉人支付剩余转让款。二、一审判决以原告崔正勇与第三人马锦桐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为由，审理本案，并认定本案涉案共进公司实际股东为第三人，有悖本案事实。1、股权转让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非必然等价，双方达成意思一致即可。2、涉案股权转让款接收人明确。3、第三人伪造签字有悖常理。三、第三人向原告出具《关于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股份情况说明》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作为定案依据，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书面合同的效力大于言辞证据，法庭应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2、上诉人不存在强迫行为。 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辩称：一、据现有证据，第三人马锦桐已经不欠上诉人崔正勇借款。二、马锦桐是共进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崔正勇为显名股东的事实清楚。四、崔正勇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马锦桐辩称：一、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属于财产转让合同。二、涉案财产的权属归马锦桐。共进公司在将财产转让给上诉人管委会之前，发生的股权转让的实质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担保，上诉人属于代持共进公司股权。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实，均能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归马锦桐。三、被上诉人管委会向马锦桐支付转让款合法。四、涉案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2660万元，上诉人主张以500万元的价格取得股权，并取得2660万元的财产权利，不符合常理，即使股权转让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非必然等价，也不应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差异。通过综合分析案件事实，对照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可以看清案件的实质，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崔正勇、王伟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转让款2260万元及违约金（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利率一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份，原告崔正勇以甲方共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被告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宁国用(2015)第××号土地、宁国用(2011)第××号土地两宗及地上附属物一并转让给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双方商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总价款为2660万元，此价款包含土地及地上所有附属物价款，并一致同意，采用股权转让的形式实施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过户转让，甲方将崔正勇、王伟伟持有的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的自然人赵琳、徐有生。法定代表人由崔正勇更改为赵琳；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及时间、违约金等条款。原告于2015年11月10日，按照合同约定将原告在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享有的100%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指定的自然人赵琳、徐有生名下，并在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原告依约定如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时向原告支付转让款，仅分别于2015年12月1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11月14日通过其100%控股的山东宁阳工业园区恒信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或支付承兑汇票1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共向原告支付转让款400万元，仍欠226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初，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以下称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作为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一份，内容为：“一、甲方自愿将坐落于宁阳工业园内峨嵋山路东、蒙馆路北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两宗以及地上附属物一并转让给乙方，转让土地面积分别是：宁国用（2015）第××号土地，面积85844平方米；宁国用（2011）第××号土地，面积20823平方米，土地基本状况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地上附属物主要包括围墙约1447米、办公楼一幢建筑面积约6300平方米、厂房地基约9000平方米、变压器设备等（详见附属物清单）。二、甲乙双方商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总价款为2660万元（￥26,600,000元），此价格包含土地及地上所有附属物价款，并一致同意，采用股权转让的形式实施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过户转让。甲方将崔正勇、王伟伟持有的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的自然人赵琳、徐有生，法定代表人由崔正勇更改为赵琳，甲乙双方同意接受。三、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否则乙方有权拒付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金，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五、付款方及时间：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款按照5：3：2的比例，分三次支付，签订合同时，乙方第一次支付甲方转让款1330万元（￥13,300,000元）；于2016年9月25日前，乙方支付甲方第二次转让款798万元（￥7,980,000元）；于2017年9月25日前，乙方第三次支付甲方转让款532万元（￥5,320,000元）。如乙方未能按时支付第二、三次土地款，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剩余第二次及第三次未付款可按实际价值国有资产、土地或工业项目抵付。六、甲方收到合同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三日内，甲方负责将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印鉴转交给乙方保管并协助乙方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七、鉴于甲方将股权转让到乙方指定人名下，转让后甲方指定由崔正勇继续履行与乙方签订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及义务，指定乙方向崔正勇中国银行岱岳区支行，账号为：62×××62，支付转让款，直至款项付清。八、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乙方无法办理股东身份登记的，甲方应当退还乙方所有股权转让金。乙方有权利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国家法定利率支付违约金。九、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款，每迟延一日按国家法定利率支付违约金，超过三个月不支付当笔转让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十、本合同生效前，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自行承担。如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被起诉，乙方有权拒付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金并且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或乙方如承担责任，损失由甲方承担”崔正勇作为共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合同上加盖了共进公司的公章及被告公章，但合同上未写明签订日期（崔正勇庭审中主张签订时间应为2015年11月3日前）。合同签订后，崔正勇、王伟伟于2015年11月5日分别与赵琳、徐有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在共进公司的股权1500万、500万分别转让给了赵琳和徐有生，2015年11月10日，共进公司在市场监督局的登记股东发起人由崔正勇、王伟伟变更为赵琳、徐有生，法定代表人由崔正勇变更为赵琳。2015年12月1日，被告向崔正勇62×××62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2017年8月7日，被告向崔正勇该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2017年11月14日被告通过第三人马锦桐向原告交付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崔正勇、王伟伟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转让款2260万元及违约金，未果，于2018年7月10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关于上述合同为什么没有签订时间及签订的过程，重审时崔正勇称签订合同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在宁阳开发区办公大楼和一个叫李娟的女的共同办的，当时公章我交给李娟了，因为政府签订合同后需要形成公文进行盖章，所以当时不写时间；具体时间应在2015年11月3日之前。原审时马锦桐对上述合同质证时称该转让合同是由他与被告协商后要求以共进公司的名义，由崔正勇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在该转让合同前，他以共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被告签署过一份同类型的合同。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他开办了宁阳金通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期间资金链发生断链，与很多客户发生纠纷，其担心如该转让款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后无法和多数客户协调，才以崔正勇的名义重新签署这份转让合同。事实上该合同涉及的所有财产的所有权均是他的，与崔正勇没有任何关系。为证明上述主张，马锦桐递交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与被告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一份，内容为：“一、甲方自愿将坐落于宁阳工业园内峨嵋山路东、蒙馆路北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两宗以及地上附属物一并转让给乙方，转让土地面积分别是：宁国用（2015）第××号土地，面积85844平方米；宁国用（2011）第××号土地，面积20823平方米，土地基本状况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地上附属物主要包括围墙约1447米、办公楼一幢建筑面积约6300平方米、厂房地基约9000平方米、变压器设备等（以实际清点、测量为准）。二、甲乙双方商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总价款为2660万元（￥26,600,000元），此价格包含土地及地上所有附属物价款。三、付款方式及时间：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款按照5：3：2的比例，分三次支付，签订合同时，乙方第一次支付甲方转让款1330万元（￥13,300,000元）；于2016年9月25日前，乙方支付甲方第二次转让款798万元（￥7,980,000元），于2017年9月25日前，乙方第三次支付甲方转让款532万元（￥5,320,000元）。如乙方未能按时支付第二、三次土地款，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剩余第二次及第三次未付款可按实际价值国有资产、土地或工业项目抵付。四、合同签订当日，乙方支付甲方部分资金，在三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公司名下。过户后7日内，乙方付清剩余的第一笔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款。土地权属变更登记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及其他费用等由乙方承担。五、原有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承担及处理，甲方保证该宗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无任何抵押、无重复处置及其他经济纠纷。六、乙方支付第一笔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款后，甲方将土地及地上附属物交割给乙方。七、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款，每迟延一日按国家法定利率支付违约金，超过三个月不支付当笔转让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原审时被告也递交了相同证据，主张虽然崔正勇签名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但一直是马锦桐代表共进公司与被告协商、确认合同的具体签订事宜。原审时原告称对该份证据不知情，对其真实性不清楚，不做评价。开发区管委会主张已支付案涉合同款2659万元，该款全部由马锦桐经办，其现欠付合同款1万元，原告递交的证据显示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9日先后分21笔共支付给第三人马锦桐2659万元（其中含有原告认可的400万元；2016年9月25日前付款至1180万元，2017年9月25日前付款至2309万元，此后2017年9月18日付款100万元，2017年12月13日付款200万元，2018年2月9日付款50万元），原审时第三人马锦桐认可以上付款的事实。被告主张以上付款的依据为马锦桐持有两原告的委托手续，被告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2日的“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与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情况说明”（以下称《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第七条内容变更为“原约定将款项支付给崔正勇改正为支付给马锦桐”。被告据此主张马锦桐与共进公司有着密切的法律和事实上的联系，被告作为涉案合同一方是知道一些的，真正付款依据是该说明，被告的观点是马锦桐收受转让款，要么是基于原告的委托，要么是构成了表见代理。但《情况说明》加盖的共进公司印章与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的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本案诉讼中，第三人认可两原告签字系第三人伪造。关于共进公司的由来及股权变更的事实。（2013）泰民一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1年12月7日至2012年1月9日期间，山东科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称科润公司）向马锦桐借款283万元。2012年1月9日，马锦桐与科润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协议》，约定科润公司将宁国用（2011）第××号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一并转让给马锦桐，价款850万元，马锦桐十日内支付转让款，科润公司收到转让款10日内将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移交给马锦桐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012年2月26日，马锦桐与科润公司约定由马锦桐偿还科润公司拖欠工程款350万元，作为追加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款。宁国用（2011）第××号土地面积85844平方米，系科润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通过招拍挂手续取得，科润公司同时取得的还有（2011）第××号土地（面积20823平方米）。以上两块土地出让款、征收基金及开发基金共需要支付3051万元，科润公司支付480万元，开发区管委会垫支2571万元。该判决确认了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后一审法院（2014）宁民初字第1848号民事判决判令科润公司协助马锦桐××号土地的过户手续[过户后的土地证号为宁国用（2015）第××号]。2015年8月19日，以案外人张晨及第三人马锦桐为发起人在案涉土地上注册了共进公司，张晨认可未实际出资，是为马锦桐代持股份。2015年8月21日，变更为马锦桐个人为发起人。2015年8月24日，因马锦桐向案外人黄天楚借款500万元，为担保该500万元债权马锦桐将75%的股权转让给黄天楚，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价格为1500万元，进而办理了变更登记，同日马锦桐将剩余25%股权转让给了王伟伟，双方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价格为500万元，进而也办理了变更登记，庭审中王伟伟认可未支付任何对价，仅为代持股份。2015年10月28日，股东发起人黄天楚与崔正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黄天楚将共进公司75%股权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崔正勇，2015年11月2日，崔正勇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天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015年11月3日，共进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变更为崔正勇认缴出资额1500万元，王伟伟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同日法定代表人由马锦桐变更为崔正勇。诉讼中崔正勇递交马锦桐书写的《关于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股份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马锦桐，2013年至2015年期间分多次向崔正勇借款，共计壹仟叁佰叁拾万元（￥13,300,000.00元）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未能归还，经协商，本人自愿将本人名下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利益全部转让给崔正勇，关于黄天楚的股份由崔正勇自行出资购买。特此证明本证明也作为我和崔正勇之间的借款对帐证明。”马锦桐在证明人栏签名，崔正勇在权利人栏内签名，王伟伟在见证人栏内签名。崔正勇据此主张能证明经协商后马锦桐自愿将其名下的共进公司的股权及利益全部转让给崔正勇。关于黄天楚的股份，由崔正勇自行出资500万购买；重审时崔正勇再次主张王伟伟持有的25%股份是为其代持的，其实际持有共进公司全部股份。原审质证时第三人马锦桐称该说明形成时间是2018年三四月份，是在崔正勇的办公室在崔正勇的逼迫下书写的，如果两原告持有股权是真实的，就没有必要要求马锦桐再出具这样一份说明。重审时马锦桐称我是共进公司真实的股东，崔正勇只是一个担保人，是为我代持股份，而王伟伟则是替我顶名；我不可能500万元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崔正勇；1330万元不是借款的实际数额，可以打流水；崔正勇起诉了开发区，开发区说给政府造成了麻烦，我就找崔正勇说我还你，我认账，但是我困难；1330万元和500万元是我和他协商的时候他让我写的，当时他非让我写，不写就起诉；后来还加了利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约定过利息。原审期间，被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与本案相关人员在宁阳县公安局的相关询问笔录，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张晨、崔正勇、马锦桐的询问笔录，其中马锦桐在笔录中称上述情况说明中的1330万元包括崔正勇替我归还泰安高新区融智鑫成小额贷款公司的500万元，我个人在2013年至2015年11月份期间向崔正勇借钱，共计400万元左右，其他的是400万元的利息。崔正勇在笔录中称马锦桐欠我1000多万是他自己欠的，是2013年到2015年之间借的，不是共进公司借我的钱；关于怎么买的黄天楚的股份，崔正勇这样回答道：“是马锦桐联系的，马锦桐当的中间人，我和马锦桐认识多年了，这个共进公司开始时是马锦桐的，马锦桐当时欠我1000多万，他对我说把这个公司的股份卖给我，他已经把部分股份抵押给黄天楚了，让我出500万把这些股份买过来，少出些钱，用500万买价值75%的股份，算是把欠我的帐还清了。”被告据此在答辩状中主张本案审理时应将民间借贷作为基础法律关系，马锦桐以受让物权买卖合同（即共进公司物权买卖合同）价款作为崔正勇与马锦桐间民间借贷担保的事实清楚；借款到期后借款人马锦桐不能还款，出借人崔正勇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事实清楚；崔正勇的诉求显失公平，不应得到支持。重审时第三人马锦桐提供了相应银行凭证，称其已经偿还原告借款的约1200万元（显示时间均为2015年7月20日前）；原告质证时称上述材料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如第三人主张，希望第三人另行起诉。在马锦桐的询问笔录中，马锦桐还承认了如下事实，“我有一份《转让合同作废声明》，时间是2015年10月10日，上面加盖的公章就是在《情况说明》上加盖的那枚公章，我自己有签的我的名字。这份声明我已经提交给宁阳县经济开发区了，这份声明我交给开发区招商局的副局长李娟了。这份声明在《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签订之前。”办案人员还曾提问“从张晨把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你以后，一直在工贸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赵琳、徐有生两人，这期间在工商局所有的变更登记都是谁办理的？”马锦桐称“都是由我和刘亚飞办理的，其中我的股份转让给黄天楚75%，黄天楚转给崔正勇75%股份，我转给王伟伟25%股份，崔正勇转给赵琳75%的股份。王伟伟转给徐有生25%股份，所有的变更都是我们两人办理的。”。原告主张本案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被告及第三人辩解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崔正勇及第三人马锦桐均认可二人为干兄弟（即拜把兄弟）。重审时崔正勇在回答2015年12月1日第一笔汇款100万元至2017年8月7日第二笔汇款200万元期间，其是否与马锦桐见过面时，崔正勇回答：不经常见面。中间有一次我抱怨他，我说你把这些地顶给我，但是钱没有弄来，马锦桐说他也托关系要来。 一审法院认为，崔正勇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约定通过转让共进公司2000万元的股份进而转让共进公司2660元的资产即坐落于宁阳工业园内峨嵋山路东、蒙馆路北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两宗以及地上附属物的事实清楚。转让共进公司股份时崔正勇持有共进公司75%计款1500万元的股份，王伟伟持有共进公司25%计款500万元的股份，诉讼中崔正勇主张王伟伟是替其代持股份，其持有共进公司全部股份，因此开发区管委会应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其全部2660万元的转让款，第三人马锦桐则称崔正勇、王伟伟均为其代持股份，其是共进公司转让财产的所有人，2660万元的转让款应支付给他。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崔正勇、马锦桐谁实际持有共进公司的全部股份；二、崔正勇、王伟伟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具体分析如下： 一、崔正勇、王伟伟不是共进公司的真正股东，仅为显名股东，公司的实际股东为马锦桐。首先，马锦桐向黄天楚借款500万元并于2015年8月24日将其持有的75%的股权变更登记在黄天楚名下，马锦桐变更股权登记的行为应视为股权让与担保关系；崔正勇于2015年10月28日与黄天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由黄天楚将其持有的共进公司75%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崔正勇名下，进而于2015年11月2日向黄天楚汇款500万元，双方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共进公司75%股权的价格为1500万元，但崔正勇并未再向黄天楚支付款项，故崔正勇汇款500万元给黄天楚应视为替马锦桐归还的的借款，变更股权的行为应视为与马锦桐之间形成了股权让与担保关系（即黄天楚将让与担保关系中的债权人地位让与给了崔正勇），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中对让与担保的规定，崔正勇虽然在共进公司注册登记中持有75%的股份，但并不是共进公司的真实股东，其只能依法请求对股权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其债权，即该75%的股份实际持有人仍为马锦桐；其次，关于王伟伟持有的共进公司25%的股份，马锦桐于2015年8月24日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了王伟伟，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价格为500万元，又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原审庭审中王伟伟认可未支付任何对价，仅为代持股份，该行为早于黄天楚将股份转让给崔正勇的时间（2015年10月28日），而诉讼中崔正勇又未递交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该股份的价款，故应认定王伟伟是替马锦桐代持股份。第三，认定崔正勇实际持有共进公司全部股份不合乎情理。2015年10月9日马锦桐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就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物的价款也为2660万元。作为共进公司75%的股份实际持有人的马锦桐不可能在明知转让标的价值2660万元、且已经签订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同意黄天楚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共进公司75%的股份给崔正勇，即使他们之间还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确实要进行股权转让，因涉及到重大利益，也应当在理清账目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显然，草率地于2015年11月3日将黄天楚代持的75%股份变更到崔正勇名下，使其成为真正的股东并非马锦桐的真实意思。同样的，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崔正勇向王伟伟或马锦桐支付了25%股份的对价，如认定王伟伟持有的共进公司25%的股份是为崔正勇代持，则更不符合情理和交易习惯。就合同履行来看，崔正勇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中约定：“签订合同时，乙方第一次支付甲方转让款1330万元。六、甲方收到合同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三日内，甲方。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而事实是双方于2015年11月10日即办理了公司股东、股权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但此时开发区管委会并未支付一分钱，如果崔正勇、王伟伟系公司的真正股东，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崔正勇收到第一笔款100万元为2015年12月1日，第二笔款200万元为2017年8月7日，期间开发区管委会共向马锦桐支付款项16笔共计2000余万元，如果崔正勇、王伟伟系公司的实际股东，如此放任自己的巨额财产流失，也不合常理。综上，虽然马锦桐向崔正勇出具了《关于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股份情况说明》，并在该情况说明中书写了“本人自愿将本人名下宁阳共进工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利益全部转让给崔正勇，关于黄天楚的股份由崔正勇自行出资购买”，但诉讼中马锦桐否认是其真实意思，称该情况说明形成时间是2018年3、4月份，是在崔正勇的逼迫下书写的，同时，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相悖（即如果崔正勇持有的75%的股份是从黄天楚处购买，股权转让如果是真实的，崔正勇不需要马锦桐再出具上述情况说明），本案又存在多处不合情理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在崔正勇以共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代表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时，崔正勇、王伟伟均为显名股东，实际股东为马锦桐。二、崔正勇、王伟伟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早在崔正勇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前，马锦桐为法定代表人的共进公司就与开发区管委会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不同之处是增加了股权转让的内容及转让款须汇入崔正勇开设的账户等内容，也就是说两份合同的标的物是一样的，转让财产的价格均为2660万元，是马锦桐代表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就相关财产的转让及转让价格进行的协商，股权转让是为财产转让服务的，案涉合同仅是崔正勇代表共进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与开发区管委会一个叫李娟的女的共同办的）；另外，本案还查明共进公司为马锦桐在其购买的土地上[（2011）第××号土地及宁国用（2015）第××号土地]注册成立（另一股份持有人张晨承认替马锦桐代持了25%的股份），地上附属物也为马锦桐所有；基于以上事实和交易习惯，开发区管委会有理由相信马锦桐能代表共进公司，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又查明并认定崔正勇、王伟伟为显名股东，共进公司实际股东为马锦桐，故开发区管委会在公司的实际股东出具加盖共进公司印章的“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与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情况说明”的情况下，按照与公司的实际股东（转让合同的实际相对方）达成的新的合议将款项支付给马锦桐的行为合情合理，对开发区管委会不应强加过于苛刻的审查义务，不应认定开发区管委会存在疏于管理和审查的过错。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崔正勇与马锦桐之间因借贷关系、债务关系以及让与担保关系产生的纠纷，崔正勇可另行向马锦桐主张权利。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从马锦桐一审提交的和崔正勇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12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能够证实2017年崔正勇催促马锦桐向开发区管委会索要转让款。 还查明，共进公司有两枚公章，都由马锦铜掌管，《情况说明》加盖的公章是另一枚，是马锦铜交给开发区管委会，不是崔正勇交给的开发区管委会。马锦铜称，崔正勇代表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加盖的公章，签完合同后就找不到了。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为马锦桐拖欠崔正勇借款，马锦铜在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将共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崔正勇，崔正勇代表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在该转让合同签订前，马锦铜以共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过一份同类型的合同。据马锦铜称，其开办了宁阳金通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期间资金链发生断链，与很多客户发生纠纷，其担心如该转让款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后无法和多数客户协调，才以崔正勇的名义重新签署这份转让合同，事实上该合同涉及的所有财产的所有权均是马锦铜的，与崔正勇没有关系。马锦铜这样解释符合常理。再说，共进公司25%的股权马锦桐转让给王伟伟，王伟伟认可没有支付任何对价；马锦桐让崔正勇代其偿还黄天楚500万元购买了75%价格为1500万元的股权，另外1000万元股权崔正勇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崔正勇、王伟伟为共进公司的显明股东，马锦桐为共进公司的实际股东正确。再者，当时马锦桐欠崔正勇借款本息仅有1330万元，但共进公司股权转让款则为2660万元，崔正勇主张开发区管委会支付其2660万元股权转让款明显不符合常理。 共进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等后续工作的绝大多数手续均由马锦桐具体办理，共进公司的公章也由马锦铜掌控，崔正勇只是作为共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其他均未参与，包括向开发区管委会交接共进公司公章等。鉴于开发区管委会认为马锦桐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一直参与办理共进公司股权转让的手续，马锦桐给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加盖共进公司印章的“宁阳县共进工贸有限公司与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情况说明”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崔正勇改正为支付马锦桐，马锦桐的行为对共进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开发区管委会根据该说明向马锦桐付款，并不构成疏于管理和审查的过错。况且，开发区管委会并没有严格按照《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崔正勇也没有按照约定交付公司公章等，在2015年11月5日到2017年11月4日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崔正勇也没有及时到开发区管委会催款，崔正勇虽辩称自己一直向开发区管委会催款，但没有证据证实。马锦桐提供的其和崔正勇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12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2017年崔正勇催促马锦桐向开发区管委会索要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崔正勇、王伟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崔正勇与马锦桐之间因借贷关系、债务关系以及让与担保关系产生的纠纷，一审释明崔正勇可另行向马锦桐主张权利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800元，由上诉人崔正勇、王伟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魏 军 审判员  朱 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