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27民初3242号原告：沈世民，男，汉族，1959年2月15日生，户籍地：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系河南文开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一般代理。被告：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道坤，系该公司总经理，身份证号：413022197501260011。住所地：淮滨县防洪通道西侧4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77765356272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陈波，系北京高文（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一般代理。被告：杨政，男，汉族，1967年9月10日生，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告沈世民与被告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勇公司）、被告杨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19）豫1527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大勇公司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豫15民再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裁定撤销淮滨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7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淮滨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沈世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被告大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陈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政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世民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30万元及利息1200万元，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还清本息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杨政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分三次向原告沈世民借款累计830万元，约定月息3分。2016年9月5日，被告杨政给原告写了还款计划，2018年9月28日，被告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还款合同上盖章保证担保该笔债务。该笔债务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沈世民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杨政向原告出具的“还款合同”一份；2、2013年5月24日贷款合同；3、2013年5月24日借据；4、2013年11月14日借条；5、2014年4月24日借款合同；6、2014年4月24日借据；7、尾号7812银行水单（2013年5月24日向尾号8588转款30万）；8、尾号0910银行水单（2013年6月4日向尾号8588转款300万）；9、尾号8673银行水单（2013年11月14日转款转出480万）；10、2016年6月5日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复印件；11、杨政签名与大勇公司加盖印章的影印材料；12、（2017）豫15执恢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影印件；13、（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55号民事判决书影印件；14、杨政还款记录；15、通话录音两份；16、借款还款记录、微信截图、借记卡账户明细。被告杨政未答辩，未提交证据。被告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陈波辩称，一、大勇公司不应该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合同无效。1、大勇公司对本案借贷及担保情况毫不知情，直到被执行的时候才知道被担保一事；大勇公司也不知道杨政与沈世民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也从未对是否同意为杨政与沈世民之间借贷提供担保召开过董事会或股东会，亦未对此担保形成过任何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更未授权任何人为该借贷提供担保，任何以大勇公司名义为本案借贷加盖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均不是大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杨政私自加盖的公章系未经大勇公司授权的无权代表行为。原告提供的《还款计划》显示加盖大勇公司公章的日期为2018年9月28日，但在该日期之前大勇公司就已经与杨政之间发生多起诉讼纠纷，杨政在以上案件中均已败诉且文书已生效的情况下，仍然私自加盖公章为其个人债务进行担保，属恶意转嫁债务的报复性为，且涉嫌诈骗犯罪。3、原告沈世民借贷并非善意。杨政不构成表见代理，沈世民在接受杨政给其出具的《还款计划》上加盖大勇公司公章时，既没有核查杨政的身份是否有权代表大勇公司，也没有查询大勇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同意担保以及决议的程序和参与人数是否合法，其本身也有重大过错；杨政也从来不是大勇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无权代表大勇公司，其绝非善意行为。4、被告杨政向原告沈世民出具的《还款计划》虽盖有大勇公司公章，但该担保应属无效。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法律专门对此进行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来认定担保合同效力。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对公司担保效力认定均要求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有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2、盖章担保是经过股东会决议授权的；3、债权人审查了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而本案大勇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更没有形成过股东会决议，沈世民也不可能审查到股东会决议，因此沈世民并非善意，大勇公司担保无效。5、沈世民系职业放贷人，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担保合同系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应属无效。其出借资金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属于职业放贷人,应当认定沈世民与杨政之间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原告诉求的借贷关系不属实，且被告大勇公司享有抗辩权。1、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显示三笔转账分别为：30万、300万和480万，合计810万，但原告却诉成借款本金830万，与证据不符。2、原告诉称约定月息3分，诉求按月息2分计算，均违反法律规定，严重超出利率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规定。3、原告沈世民没有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其与杨政之间的借贷合同应属无效。三、本案借贷和担保系沈世民与杨政之间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首先，被告杨政向原告沈世民所借款项并没有用于大勇公司经营。其次，在2018年9月28日杨政私自加盖大勇公司公章为其个人真假不明的债务担保之前，因其个人对大勇公司提出多项不合理要求，与大勇公司矛盾激化，双方之间产生多起诉讼纠纷,在这样情况下，大勇公司不可能同意给杨政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因此,杨政借机恶意报复大勇公司,和沈世民合谋,骗取大勇公司为双方之间真假不明的借款来担保。被告淮滨县大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影印件，庭审直播截屏；2、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笔录等；3、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民再24号判决书。4、（2018）豫1527民初1134号民事起诉状、裁定书影印件；（2018）豫1527民初752号民事起诉状、裁定书影印件；5、承诺书、收条等影印件；6、（2020）豫15民再233号民事判决书等影印件、（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民事裁定书影印件。结合原、被告提交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被告杨政于2007年通过继受方式取得被告大勇公司25%股权，2014年3月5日，被告杨政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转让了其全部股东权利。后随着转让协议的履行被告杨政丧失股东身份。其间，被告大勇公司未给被告杨政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经查询企业公开信息，2016年6月22日大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胡国泰变更为徐俊；2018年1月17日变更为胡超彬，同时变更了投资人和投资比例等；2018年6月15日变更为杨道坤，同时变更了投资人和投资比例等。2013年5月24日被告杨政向原告沈世民借款3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违约金日600元，被告杨政出具借据，同日，原告沈世民通过银行向被告杨政支付30万元。2013年6月4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杨政转款300万元。因被告杨政未按约定偿还借款，2014年4月24日，原、被告经结算，被告所欠利息加上2013年6月4日所借的300万元，由被告杨政出具了借款500万元的借据一张，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违约金日8000元。2013年11月14日，被告杨政向原告沈世民借款500万元，被告杨政出具500万元借条一张，同日，原告沈世民通过银行向被告杨政指定账户支付480万元。后原告沈世民与被告杨政经过结算，重新签订了《还款合同》，约定2016年9月5日利息按830万元本金计算，共产生利息630万元，如一年还清，不再计算利息，如不能还清，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复息），从2016年9月5日以后830万元本金利息为3分。其中合同右下角记载“担保人大勇公司（加章）2018.9.28，还款人：杨政2016.9.5”。原告沈世民自认，被告杨政于2013年7月31日偿还原告234000元、同年9月29日偿还原告234000元。后有陆续偿还1694000元，其中2020年6月又偿还原告5000元。余款至今未付。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被告杨政使用被告大勇公司印章签名、加章的担保行为的效力与责任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原告自认的大勇公司担保加章时，被告杨政已丧失公司股东身份，故属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司并未为该项担保形成相关决议，不能证明大勇公司加章担保行为，系大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认为被告杨政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属于表见代理，杨政相当于是被告公司的总经理，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杨政有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权利。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规定系为维护代理制度的诚信基础和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相对人的原告沈世民对自身善意应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善意的认定。因本案争议的是公司担保的效力问题，不仅要适用合同法、担保法的一般规定，也应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为防止法定代表人等随意代替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规定和限制。即公司为他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本案中，原告未对公司担保进行有关决议的形式审查，且自认明知被告杨政并非被告大勇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对大勇公司公司登记信息进行查询，故原告沈世民不构成善意。综上，被告杨政加盖被告大勇公司印章的担保行为，对被告大勇公司不发生效力。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杨政自行发行名片、在大勇公司办公、公司人员参与接收和归还借款的情形，并没有证据证实参与人员与大勇公司的关系，更不能证实被告杨政本人得到公司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关于担保无效后的责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该种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指债务人与担保人违反法律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欺骗债权人而缔结担保合同的情形。本案中并非该情形。本案中被告大勇公司对于担保行为的发生并不知情，加章行为系被告杨政个人而为，且本案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2013年，距离原告所称被告杨政加盖公司印章的2018年已达五年，原告明知杨政并非大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查询了解大勇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更未对公司担保行为进行有关决议的形式审查，综上，造成担保无效，过错在于被告杨政和原告沈世民。被告大勇公司在杨政丧失股东身份后，已在2018年1月变更了公司登记信息。并通过起诉等多种方式，要求被告杨政返还公司财物及财务资料，故被告大勇公司并无过错，不承担担保无效的赔偿责任。二、关于原告沈世民与被告杨政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借款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本金、利率的计算。被告大勇公司提出原告沈世民系职业放贷人，按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第四条规定，法院应及时通过审判管理系统对沈世民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检索，对一定期间内多次从事与发放贷款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民间借贷行为的，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从而主张双方借款合同无效。经查询本院审判管理系统显示，原告沈世民自2016年以来在本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仅有三件，借款时间为2011年至2014年，距今时间跨度较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发布实施于2019年7月30日，在此之后原告并没有提起新的民间借贷案件。故原告暂不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被告大勇公司提出，本案系虚假诉讼，原告及被告杨政行为均涉嫌犯罪。但被告大勇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案系虚假诉讼，也无证据显示当事人与本案相关行为涉嫌犯罪，就目前证据来看，本案仍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被告杨政拒不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原告沈世民提供了借款合同及双方结算后的还款计划（还款合同）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其超出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条款无效，其他合同条款有效。因双方借款金额较大，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实际支付的借款数额与借款借据记载的金额相符，双方借款本金，本院按照原告提供的实际银行转款金额确认。原、被告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违约金及还款合同（还款计划）中约定的利息利率，总额超出了相关法律规定的限额，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对于被告杨政已支付的违约金（利息）按照年36%核算，超出部分按偿还本金计算。尚未足额履行的逾期违约金及利息合并降为每年24%利率计算。已支付的部分逾期违约金及利息在执行或自动履行时，予以扣除。原告沈世民于2013年5月24日向被告杨政支付借款30万元、2013年6月4日向被告杨政支付借款300万、2013年11月14日向被告杨政支付借款480万元，该三笔借款逾期违约金及结算利息总额较高，调整后的利息起算日期均为实际支付借款之日。被告杨政于2013年7月31日，首次偿还原告234000元，此时，第一笔30万借款，借期68天，违约金按年36%折算为20120元；第二笔300万借款，借期57天，利息按年36%折算为168657元；以上应支付利息合计188777元，超出部分为45223元，按偿还第一笔30万借款本金，即此时第一笔借款本金缩减为254777元。被告杨政于2013年9月29日，第二次偿还原告234000元，此时，第一笔254777元借款，未结算利息借期增加60天，违约金按年36%计算应为15077元；第二笔300万借款，未结算利息借期增加60天，利息按年36%折算为177534元；以上应支付利息合计192611元。超出部分为41389元，按照偿还第一笔借款本金，即此时第一笔借款本金缩减为213388元。经验算，关于原告自认的被告杨政后续还款数额均未达到按年36%计算相应期间的数额，均视为偿还借款利息。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因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而重新审理，且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争议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五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政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沈世民借款8054777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3254777元自2013年9月29日计算、4800000元自2013年11月14日计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杨政已在2013年9月29日之后支付利息1694000元）。二、驳回原告沈世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300元，由被告杨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预交上诉费凭证（收款单位：河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46×××7070开户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仅递交上诉状不递交上诉费预交凭证的，将在上诉期满后第七日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锦审 判 员  沈小平人民陪审员  邢建中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刘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