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6民终24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郜仅红，男，196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濉溪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束庆习，男，196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濉溪县。 委托代理人：束燕飞（系束庆习之子），男，1984年10月28日，汉族，农民，户籍地濉溪县，现住安徽省濉溪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濉溪县孙疃镇六八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濉溪县孙疃镇六八里村。 法定代表人：邢广东，系该村村主任。 上诉人郜仅红因与被上诉人束庆习、被上诉人安徽省濉溪县孙疃镇六八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八里村委会）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2020)皖0621民初4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郜仅红、被上诉人束庆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束燕飞、被上诉人六八里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邢广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郜仅红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0621民初4570号民事判决，驳回束庆习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束庆习、六八里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为：1.涉案宅基地在2013年7月30日，经六八里村委会允许，通过抽号的方式才正式为村民所有。村委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村民自治组织，协助镇政府完成采煤塌陷搬迁安置工作，对涉案地块有施工支配权。当时村委会前任村长主持本村的全面搬迁安置工作（在工程刚施工完成被停职），前任村长把村民基础工程实行统一建设，承包给上海润格工程有限公司濉溪分公司（以下简称润格濉溪分公司）承包，此方案在施工时前任村长既没有通过村两委形成会议一致通过，也没有经过搬迁村庄发布告知信息，因此才导致所有的书面合同没有村委会的印章及全体村民的签字认定。前任村长的这种行为不但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也违背了村民订立合同自愿的原则。前任村长的此行为虽然不当，但是其履行的是村长职责，代表的是村民委员会，因此不能否定村委会是涉案整体工程发包人的主体资格，这种资格是其他村民所不具备的。本案中村委会行使了其作为涉案工程建设单位发包人的职责,于2013年3月5日委托安徽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其工程进行检测。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村委会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发包人,而一审法院把村委会认定为组织者,不承担工程发包人的责任是错误的。法律对于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发包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有着明确的规定。而郜仅红是本案工程的受益人,没有法律规定受益方应当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向工程承包人承担支付责任,因此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判决郜仅红向束庆习承担直接付款责任。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建立民事权利关系的协议,只能发生在自愿订立的特殊主体之间,本案中郜仅红是涉案工程施工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对此施工合同并不知情,更谈不上自愿订立,其也没有向合同双方当事人作出任何承诺,故也不应当依据《合同法》所规定“代位权”关系向合同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村委会未经全体村民同意认把涉案工程,采取统一建设方式承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单位及个人施工,构不构成对村民的一种侵权及村民有没有构成不当得利,这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此不予详述。村委会的前任村长、润格濉溪分公司、束庆习及涉案材料中10位签字村民之间形成的工程施工合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因前任村长主持全村的搬迁安置工作,涉案工程必须经过前任村长的许可方能形成合同,然后进行施工,村民实际每份基础工程购买资金每份为16500元,而10人签字的材料显示为每份26500元,此材料签字形成后,不但没有公开公示征求其他村民意见,而且还约定“如村民对协约定的造价不理解出现上访现象……可据实结算。”此约定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另外,这10位签字人员只有5位是郜仅红所在村庄村民,这5位村民中郜仅贵有在耕地上建的养猪场占地10亩左右,郜仅生、郜仅青共同建造的养羊场12亩左右,郜仅民有占地约3亩左右的养猪场,郜仅付有庭院养猪场一处,以上附属物在搬迁过程中必须要经过前任村长与煤矿沟通协调才能争取最大的补偿利益,(此数据的补偿资料孙疃镇财政所有档案,法庭如认为有必要可调取查阅),此前关联性案件束庆习对签字人员郜仅贵、郜仅生、郜仅青提起诉讼时,这三位村民在答辩时都称:“涉案工程款为每份出资16500元”,既然是16500元,那么为什么要在协议中约定的26500元签下自己的名字?从这一点再结合上面的数据及原因就可以看出其真实用意。其他几位村民是本村四里庄村民,其行为更加不能替代郜仅红行使权利。至于涉案合同中润格濉溪分公司完全是不具备资质的空壳皮包公司,束庆习提供的借用资质合同,其借用的资质根本不存在,在本次及先前的诉讼中束庆习从未提供所借用的三级以上资质证书,在诉讼期间郜仅红到相关机构调阅该公司的等级资质证书,工作人员称不存在该资质证书。综上,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是在为达到个人目的剥夺他人权益基础上成立的,属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而一审法院把该案的工程施工合同认定为依法成立属错误。另外,一审判决书在简述郜仅红辩护意见第一项表达不完整,辩护意见后半句是:“即便是每份为16500元,被告也没有向束庆习直接支付的义务。”2.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明确双方举证内容及双方的质证意见和采信认定证据的理由,但是从判决书内容可以看出,束庆习举证10人签字的会议记录及协议书认定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此证据的认定属错误,因为此组证据是在违法的基础上成立的,具体理由上面已陈述。一审中郜仅红提供的证据束庆习与村委会之间的委托书及催款通知书，此证据已非常明确的证明束庆习是受村委会委托代为收款。在一审庭审中郜仅红对束庆习方进行提问:“对委托书表达的意思有无异议?”束庆习方回答:“没意见”。此组证据非常明显的证明郜仅红与束庆习没有债务关系,而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认定属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数次中断没有法律依据。郜仅红在2013年7月30日下午在所属村庄内通过抽号的方式获取含有基础的宅基地两份,于同年9月上旬开始施工建房,束庆习在同年12月份第一次到郜仅红家中称此基础是其投资建造的,向郜仅红索要工程款,当时郜仅红称:“我第一次见到你,此基础是村委会安排给我的,我又没让你给我建基础,我不会把钱给你的”。第二次是在2014年2月份春节期间束庆习又到郜仅红家中要此基础钱,当时天气寒冷,郜仅红还没有起床,起床后看到束庆习带着其他几个人在客厅里称:“这几个人都是问我要账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工程款给一部分由其还账”。当时郜仅红非常明确的告诉束庆习:“你还账是你的事,我又不争你的账,我与你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为此我们还发生了几句口头争执;第三次是在2014年7月份我在家里装修房子束庆习又到我家中催款,并且声称:“如果有钱先给一部分,哪怕是三百二百都行。”当时郜仅红仍然是以上述理由拒付,又过了大约二三个小时,束庆习又回来找到郜仅红称:“你如果现在刚盖好房子手中没有钱可以给我出具一份欠条也行。”郜仅红当时又再一次重申:“我又不欠你的钱,我为啥给你打欠条?”为此又发生了几句口角,因为束庆习的催款及我的回复发生过争执,因此才记得非常清楚。至此之后束庆习没有再向郜仅红催过款,直到2018年10月9日对郜仅红提起诉讼,当天郜仅红按时到庭,在进入庭审现场没有正式开庭前,把答辩状提交给法庭,其中就有对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主审法官过目后转交给束庆习律师,因在举证期限中向法院书面申请调取两份证据,由于法院没有调齐,当时主审法官宣布重新下发传票,延期于10月30日开庭。在2018年10月30日双方当事人都按时到四铺法庭,在开庭前主审法官问愿不愿意调解,郜仅红当时称:“我没有向束庆习直接支付的义务,不愿意调解。”在将近11点时,法官称束庆习撤诉,并于当天形成(2018)皖0621民初4123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基于以上事实,郜仅红已明确告知束庆习拒付理由,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次即2014年7月份起至2017年7月份止。而束庆习对郜仅红的第一次起诉是在2018年10月9日,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在诉讼时效范围内,郜仅红没有向束庆习作出任何承诺，也不是因郜仅红同意履行义务导致束庆习撤诉。故束庆习这一次起诉既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束庆习于2015年11月、2018年1月、8月及9月对本庄其他村民及六八里村民委员进行多次起诉,因被起诉人均是独立的债务人,与郜仅红既不是共同共有也不是按份共有的共同债务,对债务的清偿不存在连带责任,因此对其他人的起诉所引起的诉讼时效中断并不适用于郜仅红。再者,束庆习对其他村民起诉时,没有追加郜仅红为第三人，法院亦没有通知其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应诉。综合以上两点,一审法院认为郜仅红的诉讼时效抗辩理由属数次中断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如果束庆习第一次在2018年10月9日对郜仅红的起诉在诉讼时效规定的期限内撤诉,方可适用诉讼中断的法律规定,而束庆习及其律师看到答辩状中的时效抗辩理由后,故意撤诉,然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起诉,采取这种方式规避诉讼时效是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法律明确规定了工程发包人应承担的责任，而郜仅红只是受益人,并非整体工程的发包人,判决受益方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向工程承包人承担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束庆习的诉讼代理人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束庆习一直去催要款项，刚开始是通过村委会去找，后来每到年关、麦季节口头催要，基本上每年都有。所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郜仅红实际使用宅基地，束庆习是实际承建方。 六八里村委会辩称：签不签合同不清楚，但是2014年、2015年均要过工程款，后来村里给束庆习出具委托书时间大概是2016年。地基是束庆习建设的，郜仅红在地基上建屋。 束庆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郜仅红支付工程款53000元及至2020年8月9日利息23220元，合计76220元；继续产生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拆借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止；2.诉讼费用等由郜仅红承担。诉讼过程中，束庆习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郜仅红支付工程款33000元及相应利息，其余20000元放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1日，安徽省濉溪县孙疃镇六八里村小郜家庄需搬迁，郜仅青等五人形成会议记录，为了加快搬迁的速度，组成拆迁小组。2012年5月18日，郜仅青等10人与润格濉溪分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了开工时间、竣工日期、承包方式、工程质量、付款方式等。其中第三条约定：“承包方式：大包，每户基础金额：必须按图纸设计要求施工，金额贰万陆仟伍佰元整（26500元），否则，另行计算，村民搬迁自建房，不含税，不取任何费用。”郜仅青、郜仅贵、郜仅生等10名代表在甲方一栏中均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润格濉溪分公司在乙方一栏中加盖了印章。2012年5月20日，润格濉溪分公司作为甲方与束庆习作为乙方签订了《委托书》一份，内容为：“一、由乙方借用甲方的资质证书，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五、付款方式：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26500元款项付给乙方。”润格濉溪分公司将小郜庄搬迁基础投资建设任务转包给了束庆习。束庆习按照约定完成了对郜仅红两处的搬迁基础建设任务，郜仅红应支付束庆习基础建设费53000元。2012年9月9日，郜仅青等人对基础工程和地槽进行验收并签上自己的名字。2013年3月5日，经安徽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濉溪县孙疃镇六八里村小高生产队回迁房2号楼、3号楼的检测，作出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检测结果为：混凝土强度推定值为25.6MPa。郜仅红在该地基上建造了房屋。因束庆习与郜仅红就地基款的支付发生争议，束庆习遂涉诉来院。 一审另查明：涉案工程完工后，束庆习曾于2014年、2015年向欠款户及六八里村委会催要欠款，并于2015年1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过部分欠款户及六八里村委会，2018年1月、8月及9月又三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诉讼过程中，束庆习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郜仅红支付工程款33000元及相应利息，其余20000元放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本案中，束庆习虽无建设施工资质，但郜仅红已在地基基础上建造了房屋。且该地基已经安徽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合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鉴于束庆习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为33000元，其余20000元放弃，故对束庆习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束庆习要求郜仅红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事先未有约定，故对束庆习要求郜仅红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六八里村委会在本案中仅行使组织、管理的职责，不存在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针对郜仅红辩称其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主体不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郜仅红作为搬迁户，承受了束庆习的建设成果，是受益人，应当承担欠款清偿责任，其作为被告主体适格，对郜仅红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郜仅红又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工程完工后，束庆习曾于2014年、2015年向欠款户及六八里村委会催要欠款，并于2015年1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过部分欠款户及六八里村委会，2018年1月、8月及9月又三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分别于2014年、2015年11月、2018年1月、8月及9月数次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至束庆习最后一次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没有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对郜仅红的该项抗辩亦不予采纳。判决：一、郜仅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束庆习地基基础工程款共计33000元；二、驳回束庆习对六八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束庆习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53元，由郜仅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郜仅红当庭提交两组新证据。证据一，检验报告，拟证明六八里村委会履行了其作为建设单位发包人的职责，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检测。证据二，法院传票，证据来源于濉溪县人民法院（2018）皖0621民初4123号案件的传票，拟证明束庆习第一次行驶诉讼权益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束庆习质证认为，证据一检验报告在一审已经提供。对证据二传票真实性无意见。不认可起诉超过时效，认可村委会是发包方。六八里村委会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郜仅红二审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达不到郜仅红的证明目的，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同一审，本院的认证意见同一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郜仅红应否支付束庆习涉案地基基础工程款；2.六八里村委会应否承担本案付款责任；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郜仅红应否支付束庆习涉案地基基础工程款的问题。2012年5月18日，润格濉溪分公司与郜仅青等10人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上的发包方是四里庄和小郜庄，乙方是润格公司濉溪分公司。2012年5月20日，束庆习与润格公司濉溪分公司签订协议，束庆习借用润格公司濉溪分公司资质承接涉案工程。因束庆习个人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与润格公司濉溪分公司签订的所谓“委托书”实为借用资质的协议，该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束庆习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可以认定。郜仅青等10人与润格濉溪分公司签订《协议书》上并无六八里村委会盖章及村主任签字，而是表述为公证方村两委，故六八里村委会不是合同相对方。该协议书是由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进行的签字，该签字行为是村民小组自治的结果，发包方应当是村民小组。郜仅红虽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由村民代表签订的地基基础协议，其效力能够约束郜仅红。若郜仅红对该协议有异议，也是对村民代表的代表行为有异议。涉案工程施工完成后，郜仅红通过抽号方式分配到涉案宅基地，承受了束庆习的建设成果，应当承担支付涉案工程款的责任。由村民小组里分到完成地基基础的每一户支付工程款16500元，郜仅红对此事实并无异议。故郜仅红上诉主张不应支付束庆习工程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郜仅红负有向束庆习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关于六八里村委会应否承担本案付款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协议书》上并无六八里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盖章和村委会主任的签字，仅表述为公证方村两委，故六八里村委会并非《协议书》上的一方当事人。郜仅红主张由六八里村委会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束庆习自涉案工程完工后一直在催要工程款，期间起诉又撤回起诉，其每次撤回起诉的行为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2018年最后一次撤回起诉计算，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郜仅红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郜仅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个别地方表述不当，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元，由郜仅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永生 审判员  李 姗 审判员  葛 侠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段超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