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涛，男，195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国，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香兰，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拥力，男，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珊，女，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栋，山东奥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灵燕，山东奥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泰来财富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星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国，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香兰，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海涛因与被上诉人刘拥力、吴珊及原审第三人泰来财富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海涛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拥力、吴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海涛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期间从2015年9月26日起开始计算”是错误的。1.刘拥力是李海涛股权的代持人，其有义务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海涛，李海涛与刘拥力之间对涉案股权转让款何时支付给李海涛没有时间约定，李海涛随时可以索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在李海涛与刘拥力对代持股权转让款没有约定支付时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起算点没有法律依据。2.刘拥力在庭审中认可其收到兰华股权转让款并没有告知李海涛，刘拥力的辩解是因为泰来投资公司欠其工资而相互抵销，证实李海涛并不知道权利何时受到侵害。3.刘拥力代持李海涛股权转让给兰华的股权转让款是分期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至今没有付清，李海涛诉兰华、泰来投资公司、刘拥力代位权纠纷一案证实涉案股权转让款至今未付清。该案中兰华分期支付给刘拥力股权转让款，刘拥力也是分期支付给李海涛股权转让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该案中兰华至今尚欠9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一审法院在该案中也认定刘拥力怠于履行。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一审判决仅以第一笔刘拥力收到兰华500万元后仅支付给李海涛255万元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与法律规定不符。二、刘拥力应偿还李海涛代持股权转让款114.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合作协议，刘拥力欠李海涛股权转让款69.5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刘拥力欠李海涛代持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股权受让人兰华仅支付了第一笔500万元），69.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到期时间在先，刘拥力支付的255万元应当优先抵充其欠李海涛的69.5万元股权转让款。兰华支付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刘拥力应当转付李海涛代持股权转让款300万元，300万元-（255万元-69.5万元）=114.5万元，刘拥力欠李海涛代持股权转让款114.5万元。三、吴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吴珊与刘拥力于2002年9月9日结婚，2015年9月25日刘拥力收到涉案245万元，发生在刘拥力、吴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刘拥力收到245万元后，即转入其另一银行账户用于理财，理财收益也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据李海涛了解，吴珊没有工作，无收入，刘拥力、吴珊的家庭生活来源全部是刘拥力的收入。3.吴珊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三虎桥4号楼4层403号房屋的抵押贷款用该245万元偿还，从房产证记载的该房屋于2015年11月18日在偿还贷款后注销抵押登记可以证实。该245万元用于刘拥力、吴珊夫妻共同生活，吴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李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拥力辩称，本案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基本法律事实是：李海涛主张的刘拥力对其所负69.5万元债务，是合同之债，理由是该笔债务在双方于2014年5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债务属性、数额及履行期限；而李海涛主张的刘拥力对其所负45万债务，为侵权之债，理由是该笔债务并不是双方的合同约定，而是因刘拥力未将李海涛拥有所有权的股权转让款转交给李海涛而产生的。当然刘拥力在一审中提交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刘拥力对李海涛并不负有上述两笔债务。依据以上基本法律事实和逻辑关系，李海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李海涛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李海涛的一审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1.李海涛与刘拥力于2014年5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李海涛）同意乙方（刘拥力）用泰来投资公司未支付乙方的2014年60万元工资折抵股权购买款的首付款，剩余款项69.5万元乙方（即刘拥力）在2014年底前一次性付完。由此可见，李海涛主张的69.5万元债权在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债权数额、性质、履行期限，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该项合同之债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为合同履行期满的次日，即2015年1月1日，很明显该项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2.刘拥力作为李海涛的股权代持人，对兰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不享有所有权，无权占有、使用李海涛的45万元股权转让款，李海涛主张的该45万元债权为侵权之债，因为双方之间针对该45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形成任何所谓的借贷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李海涛主张的该45万元债权产生的原因是刘拥力对4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占有、使用”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侵权之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本案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李海涛于2015年9月26日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该笔债权很明显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李海涛混淆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将上述45万元债权判断为合同之债，是极其错误的，所以本案诉讼时效不能适用李海涛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刘拥力在收到兰华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及时按照李海涛的指令，将255万元交付给了李海涛，李海涛自始至终也认可收到了该款项。如果刘拥力收到兰华的股权转让款后未告知李海涛，李海涛怎么可能指令刘拥力向其交付255万元，刘拥力向李海涛交付25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也是告知李海涛的一种途径和方式。由此可见，李海涛狡辩刘拥力未告知其收到股权转让款，其不知权利受到侵害，逻辑不通，完全不符合事实。兰华与李海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合同之债，而李海涛与刘拥力之间的45万元债务属于侵权之债，李海涛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完全是在混淆视听，胡搅蛮缠。首先，在李海涛未提起代位权诉讼前，刘拥力作为股权代持人，兰华按合同约定应分期向刘拥力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但李海涛认为“兰华是刘拥力分期付款债务人，刘拥力就应该是李海涛的分期付款债务人”，是完全不成立的，这样的逻辑也是极其荒谬。刘拥力对李海涛负不负债务，不是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也不是依据兰华与刘拥力的合同约定，而是取决于刘拥力有没有及时将收到的不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款转交给实际权利人（李海涛）。若刘拥力收到兰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及时交付给李海涛，刘拥力就不会对李海涛负有债务。由此可见，并不存在刘拥力对李海涛负有同一债务并分期履行的事实。李海涛罔顾事实，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其次，李海涛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刘拥力股权代持人的身份已经被否定。李海涛与兰华之间的债务纠纷跟刘拥力就没有了任何关系，也就完全不存在李海涛主张的“兰华分期支付给刘拥力股权转让款，刘拥力再分期支付给李海涛”的事实。二、李海涛请求刘拥力偿还代持股转让款114.5万元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案李海涛主张的两笔债权，一笔为合同之债，一笔为侵权之债，分属于不同种类，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因此，李海涛主张刘拥力交付给李海涛的255万元股权转让款应首先清偿第一笔69.5万的债务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本案69.5万元是刘拥力应当支付给李海涛的股权转让款，45万股权转让款是兰华应当支付给李海涛（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款，只不过因为刘拥力作为名义股东没有转交给李海涛，变为了刘拥力的债务。可见，两笔债务形成依据不同，种类不同，李海涛认为两笔债务均为刘拥力应当向李海涛偿还的代持股权转让款，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足以合理推断出双方债权债务两清，刘拥力不欠付李海涛114.5万的债务。首先，双方于2014年5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用李海涛实控的泰来投资公司欠付刘拥力的工资抵付刘拥力应向李海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说明，虽然名义上是泰来投资公司向刘拥力支付工资，但实际上是李海涛向刘拥力支付工资。名义上李海涛实控的泰来投资公司欠付李海涛工资共计118.3万元（实际该工资应由李海涛支付），刘拥力欠付李海涛114.5万元，双方债权债务可以相互抵消。其次，李海涛2015年9月26日之前明知刘拥力欠付其114.5万元的债务，5年多的时间里却一直不主张权利，这完全违背常理。这可以印证双方有过债权债务两清的约定，刘拥力并不欠付李海涛任何债务。第三，2016年3月15日李海涛实控的泰来投资公司向刘拥力出具承诺书，承诺泰来投资公司欠付刘拥力的118.3万元，与刘拥力欠付李海涛的114.5万元，相互抵消，互不相欠。该承诺书有泰来投资公司盖章，虽然没有李海涛签字，但是李海涛是实际控制人，李海涛的儿子是泰来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父子二人手持泰来投资公司公章，其加盖公章的行为可以合理推断出是李海涛授权行为，对泰来投资公司应有约束力。最后，李海涛与泰来投资公司人格混同、财务混同，且李海涛在泰来投资公司那儿还存在虚假出资，未有实际出资的问题，李海涛与泰来投资公司对欠付刘拥力的工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泰来投资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对李海涛有法律约束力。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据刘拥力了解，李海涛在最近几年各类项目投资、承建中接连出现重大失误，导致资金出现严重问题，相继被他人起诉，李海涛为了摆脱困境，丧失理智的恶意起诉他人，李海涛已经被法院拉入黑名单，列为失信人。李海涛明知刘拥力不欠付其债务，即使欠付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况下，还恶意起诉刘拥力，在一审法院作出正确判决后，继续上诉，胡搅蛮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上诉，维持原判。吴珊辩称，一、李海涛的一审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李海涛与刘拥力债权债务两清，李海涛请求刘拥力偿还代持股转让款114.5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三、李海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245万股权转让款用于刘拥力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李海涛与刘拥力之间的债务纠纷与吴珊没有任何关联，李海涛请求吴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泰来投资公司述称，同意李海涛的上诉意见。李海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拥力、吴珊向李海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14.5万元；2.判令刘拥力、吴珊自2015年9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14.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李海涛经济损失；3.诉讼费用由刘拥力、吴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6日,李海涛与刘拥力签订代持股份协议一份，主要载明：“甲方：李海涛乙方：刘拥力……山东德盛泰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泰来公司）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司于2013年8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518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165.5万元，持有22.5%股权，乙方出资906.5万元，持有17.5%股权，但乙方实际系代甲方出资、持股，出资资金均由甲方提供。甲方现以德盛泰来公司为主体运营澄波湖项目，为便于经营邀请乙方代甲方作为德盛泰来公司部分股份的名义股东，协助甲方完成澄波湖项目运营。双方本着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的原则签署本协议。1、甲方通过刘拥力向德盛泰来公司出资人民币906.5万元（占德盛泰来公司注册资本的17.5%），甲方作为上述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德盛泰来公司享有全部股东权利，拥有对上述股份的收益权或处置权；乙方受甲方委托，作为名义股东代甲方持有上述股份，甲方作为上述股份的实际权力人，享有全部的股东权利和义务……5.双方一致同意上述条款，签字确认，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确认之日起有效”。2014年5月6日，李海涛与刘拥力签订合作协议一份，主要载明：“甲方：李海涛乙方：刘拥力……1、甲方同意由乙方按照德盛泰来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价格，购买乙方替甲方代持德盛泰来公司17.5%股份中2.5%的股份，作为乙方协助甲方完成引进外部投资者融资工作及德盛泰来公司后续各项相关协助工作的报酬，即本合作协议签署后，乙方受托为甲方代持的德盛泰来公司股份数额变更为15%，乙方实际持有德盛泰来公司2.5%的股份，2.5%的德盛泰来公司转让股权价格为129.5万元。甲方同意乙方用泰来财富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未支付乙方的2014年60万元工资折抵股权购买款的首付款，剩余款项69.5万元乙方在2014年底前一次性付完……”。2014年5月6日，李海涛与刘拥力签订代持股份补充协议一份，主要载明：“甲方：李海涛乙方：刘拥力……甲方同意委托乙方代持公司持股比例由代持股份协议约定的17.5%变更为15%，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其他约定遵照代持股份协议执行……”。当时，德盛泰来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刘拥力作为股东，认缴出资额906.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7.5%。2015年9月23日，刘拥力将其名下登记的德盛泰来公司17.5%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兰华，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李海涛亦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首付款500万元，兰华通过借款的方式于2015年9月26日向刘拥力指定的冯家成账户支付80万元、向李海涛支付175万元，于2015年9月25日向刘拥力支付245万元。李海涛、刘拥力均认可上述已支付的股权转让首付款500万元中，200万元是刘拥力实际持有的2.5%股权的转让款，剩余300万元属于刘拥力代持李海涛的股权转让款。李海涛认可冯家成账户收到的80万元款项产生其本人收款的效力。2015年9月25日，刘拥力收到245万元的转账后，分别于2015年9月26日、2015年9月27日、2015年9月28日转入其本人另一银行账户。另查明，吴珊与刘拥力于2002年9月9日办理结婚登记。刘拥力提交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其与李海涛之间已就其欠付的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及应向李海涛退还的股权转让款进行了债务抵销。承诺书载明：“兹有我公司员工刘拥力自2013年1月起受雇筹备公司开业及开展业务，至2015年12月31日离职，按照月薪5万元（税后）共计应付薪酬180万元整（税后），截止到2016年3月15日，已经以股权转让款抵偿60万元，尚拖欠薪酬118.3045万元，另刘拥力在职期间我司未按实际薪酬为刘拥力缴纳社保。鉴于：2014年5月6日我司股东李海涛与刘拥力签署合作协议将李海涛在德盛泰来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刘拥力，尚欠股权转让为尾款69.5万元，2015年9月25日上述股权对外转让，刘拥力收到股权转让价款超额部分45万元，上述合计114.5万元，我司作为李海涛实控运营的济阳澄波湖项目融资主体公司，同意以此抵偿拖欠刘拥力应付未付薪酬，刘拥力不再向李海涛支付69.5万元股权转让尾款，也无需再向李海涛返还45万元，各方各不拖欠。如果我司或我司任一股东有任何异议，则我司或我司股东需无条件立即向刘拥力支付全部拖欠薪酬118.3045万元及期间利息，并补交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共计36个月的社保，同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金20万元。特此承诺，以资信守”。该承诺书上加盖有“泰来财富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1100000113328”的章印。一审法院认为，刘拥力与李海涛之间形成股权代持关系及股权转让关系。根据双方陈述及在案证据，李海涛向刘拥力转让2.5%涉案股权时，余69.5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在向兰华转让涉案17.5%股权时，刘拥力收到的245万元股权转让款中，45万元应交付李海涛。本案中，刘拥力提出两点抗辩，一是涉案债权债务已清，二是诉讼时效已过。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刘拥力提交的承诺书能否对抗李海涛主张的债权。该承诺书上并无李海涛的签名，且泰来投资公司称该承诺书系伪造，并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承诺书具有真实性，泰来投资公司在未经李海涛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以李海涛的债权抵销自负的债务。刘拥力辩称承诺书是经李海涛授权后出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辩称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刘拥力辩称李海涛与泰来投资公司意思表示完全重合，并提供承包经营协议、承包经营终止协议予以证明，李海涛及泰来投资公司对承包经营终止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两份证据具有真实性，也不足以证明李海涛与泰来投资公司人格混同，刘拥力的该辩称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刘拥力以其提交的承诺书对抗李海涛的债权主张，证据不足。本案另一争议焦点为：李海涛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李海涛主张在向兰华转让涉案17.5%股权时，其认可收到的255万元款项中，有69.5万元属于刘拥力支付的双方之间的2.5%股权转让余款，本案中主张的款项均属于向兰华转让涉案股权时刘拥力应交付的代持股权转让款；刘拥力主张双方之间的69.5万元股权转让余款不包含在李海涛收到的255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李海涛收到的255万元是否应先抵偿刘拥力欠付的69.5万元股权转让款，也即李海涛现主张的114.5万元款项均属于刘拥力应交付的代持股权转让款还是属于69.5万元股权转让款、45万元代持股权转让款之和，其主张均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根据刘拥力、兰华、德盛泰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李海涛一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应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知晓。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首付款为500万元，李海涛在收到255万元时，即使先抵偿掉69.5万元其与刘拥力之间的股权转让款，也应知晓尚未足额收到500万元股权转让首付款中其应得的300万元。此时，其作为负有注意义务的权利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也即诉讼时效期间从2015年9月26日开始计算。李海涛庭审时自认未向刘拥力主张过权利，至李海涛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李海涛称未向刘拥力主张权利是因为刘拥力告知其未收到其他款项，刘拥力不认可曾向李海涛告知未收到其他款项，李海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李海涛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判决：驳回李海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24元，由李海涛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李海涛负担。二审期间，李海涛提交（2020）鲁0125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各一份，拟证明本案的债务是分期履行的，刘拥力负有分期支付给李海涛的义务，刘拥力怠于履行，李海涛提起代位权诉讼。刘拥力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一、李海涛对刘拥力是否享有债权。二、如李海涛对刘拥力享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李海涛对刘拥力是否享有债权的问题。李海涛向刘拥力主张的债权应包括两项：一是李海涛、刘拥力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69.5万元。刘拥力原为李海涛代持德盛泰来公司17.5%的股权，后两人达成合意，李海涛将德盛泰来公司2.5%的股权折价129.5万元转让给刘拥力，刘拥力用泰来投资公司欠付的工资60万元折抵首付款，剩余款项69.5万元由刘拥力在2014年底前偿还。二是因李海涛、刘拥力与兰华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李海涛、刘拥力将刘拥力名下德盛泰来公司17.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兰华，兰华于2015年9月25日向刘拥力支付245万元，因刘拥力实际享有2.5%的股权且刘拥力、李海涛对2.5%股权价值为200万元无异议，故刘拥力实际多收了45万元（245万-200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刘拥力多收取的45万元无法律依据，应为不当得利，李海涛有权主张返还。综上，李海涛向刘拥力享有的债权数额为114.5元（69.5万+45万）。李海涛主张114.5万的计算方式为300万元-（255万元-69.5万元），其目的是将上述两笔债权合并为一笔债权以统一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但上述计算方式与形成两笔债权的事实不符，且无当事人约定，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李海涛主张的合同债权69.5万元，协议约定刘拥力于2014年年底前清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李海涛于2020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出诉讼时效。2.自2015年9月25日兰华向刘拥力支付245万元之日，李海涛即有权向刘拥力主张不当得利45万元，因李海涛亦在与兰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故其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支付情况应为明知，自2015年9月25日至李海涛起诉之日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李海涛诉求合法，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海涛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24元，由上诉人李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培森审判员  赵永先审判员  武 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