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60P。法定代表人：王元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佾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兴强(恩平)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89G。法定代表人：容玉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健，广东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山市利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72J。法定代表人：黎某1。上诉人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利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利兴强(恩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兴强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山市利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制衣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5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利时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大利时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决利兴强公司向大利时公司返还货款65802.5元及支付逾期违约金(判决利兴强公司向大利时公司返还货款65802.5元及支付逾期违约金(自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货款6580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0日共795天为8718.8元)；2.本案诉讼费由利兴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购销合同中传真痕迹显示的利兴强公司《购销合同》实质传真的号码“075×××××××039”不是大利时公司的传真号码，故相关《购销合同》并未传真给大利时公司。一审判决书第4页认定“075×××××××858”不是大利时公司的传真号码错误。大利时公司一审中提供的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开具的使用电话号码证明可以证实。同时，上述证明也可证实，利兴强公司《购销合同》实质传真的号码“075×××××××039”不是大利时公司的传真号码，相关《购销合同》并未传真给大利时公司。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大利时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支付利兴强公司货款355907.5元，利兴强公司亦已确认。因此，是否已全额供货是利兴强公司的举证责任。(二)大利时公司指出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存在实质传真号码与大利时公司号码不符；与大利时公司有证据证明的入仓时间、送货时间存在有悖常理的矛盾时，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反而分配给大利时公司，是归责错误。1、大利时公司已转货款给利兴强公司是不争事实，大利时公司也已说明，由于双方交易多次，并不是每一单交易都有购销合同，而利兴强公司拿出来的《购销合同》是盖大利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大利时公司一直强调没有这两个章，一审法院认定这些《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依据；2、利兴强公司一直强调是先有传真购销合同再送货，但如果购销合同传真的号码都不是大利时公司的传真号码，一审法院认定这些购销合同传真给了大利时公司无依据；3、不符常理之处：第一，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证据中《购销合同》上写的签定订日期为“2014年5月13日”对应的送货单的送货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而传真痕迹显示的传真时间是“2014年5月15日”，即是先送货，再传真签订《购销合同》，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第二，此批货物是大利时公司收货，未委托任何其它方收货，更不是委托第三人利达制衣厂收货，大利时公司提供的一审证据《材料进仓单》可以证实。第三，送货时间写的“尽快”，假设这购销合同是真实的，在大利时公司方已有付款余额的情况下，对方不可能在2014年5月13日签订合同，2015年2月1日才送货给大利时公司，间隔相差近一年，完全不真实。但一审法院对这些不合常理之处视而不见，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大利时公司，是完全错误的。(三)将未使用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大利时公司是完全错误的。大利时公司没有刻制及没有使用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是消极事实，消极事实本就无法举证。但为了配合法院查明事实，大利时公司一审中提供了《申请印章制作受理回执》及《报警回执》，充分证明了大利时公司没有制作或使用这两枚印章，在此情况下，仍将没有使用这两枚印章的举证责任分给大利时公司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将其它判决的“法院认为”部分的推论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适用法律错误。已经生效的（2017）粤07民终3227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的认定不能适用于本案。理由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第(六)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关于本案，大利时公司是否有使用上述两枚印章的问题，已经生效的判决并不是对“基本事实”的确认，其只是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大利时公司是否有使用上述印章进行分析和推论，并基于其推论作出判决，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具体来看：（1）恩平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5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以“举证不能”为由，认为大利时公司有使用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但众所周知，“消极事实”本就无法举证，让大利时公司证明自己没有持有及没有使用上述印章等同于天方夜谭。大利时公司能做的，穷其能力所能举证的只能是提交《申请印章制作受理回执》，证明大利时公司只申请制作了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发票专用章，并且向公安机关报警以求查明伪造印章的情况，大利时公司已尽举证能力，要求大利时公司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的证据分配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公平的，一审法院又基本错误的证据分配以“举证不能”判决大利时公司败诉是完全错误的。（2）（2017）粤07民终3227号民事判决书，也是在“本院认为”部分(p12-13)，以“因备案并非是检验印章真实性的唯一标准；日常交易中存在大量单位使用无备案的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的情形”为由，推断出“不备案不等于不使用”的逻辑；这一逻辑与一审法院要求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的证据分配如出一辙，显然是不对的。（3）同时，二审法院又进一步论述：“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向法院补充提交了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公司交易时也曾使用上述合同专用章，且已向利兴强公司付款的证据，且，大利时公司二审庭审中也确认其与利兴强公司交易及付款的真实性，因此，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公司交易时也使用上述合同专用章的事实可以证明涉案对账单中的合同专用章系大利时公司使用的真实印章”。二审法院的层层递进的分析看似很有道理，但均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某笔交易真实产生或真实付款，并不代表有相应的书面合同。否则，口头合同或实际履行合同等合同形式就不会存在。因此，大利时公司承认了上述交易及付款的真实性是基于事实，但一直强调及否认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一直未承认此笔交易有以合同专用章签订书面合同。所以，二审法院“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恩平)纺织有限公司交易时也使用上述合同专用章的事实”并非事实，是二审法院想象出来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次，在该案中，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之所以能够提供利兴强公司与大利时公司交易的材料，也充分证实了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与利兴强公司是关联公司，是同一控制人。所以，大利时公司认为，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这两枚假章(大利时公司已报警处理)，在这两个公司均可以无障碍的制造出一系列的不实材料，这些材料不应该有任何证明作用。第三，在利兴强公司提交的有合同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盖章的购销合同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利兴强公司有没有向第三人供货等问题是本案的关键事实，均应由法院依职权查明，法院应传唤第三人到庭或去函询证，以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大利时公司已证实付款事实并得到利兴强公司确认，故，当利兴强公司是否全额供货存在真伪不明情况时，应由利兴强公司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四、本案金额不大，大利时公司锲而不舍的起诉维权，就是因为大利时公司实实在在没有收到货。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还大利时公司公道。利兴强公司辩称：利兴强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发票、对账单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利兴强公司已经向大利时公司提供相应的货物，并且经大利时公司对账确认尚欠利兴强公司货款。因此，大利时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利达制衣厂未到庭，也无提供任何意见。大利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利兴强公司向大利时公司返还货款65802.5元及支付I期违约金(自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货款6580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0日共795天为8718.8元)；2.由利兴强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大利时公司向利兴强公司订购棉纱，并累计支付货款355907.5元。利兴强公司收到上述货款后，制作棉纱提供给大利时公司或者大利时公司指定的客户。大利时公司自行对上述期间的交易进行结算，认为利兴强公司仍有价值65802.5元的棉纱没有交付，经向利兴强公司追索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大利时公司主张已支付货款355907.5元，利兴强公司仅交付价值290105元的棉纱，利兴强公司仍有价值65802.5元的货物未提供，利兴强公司应返还货款65802.5元。对此，大利时公司提供一份自己制作的情况说明，大利时公司制作该情况说明是依据大利时公司的应付账款分类账本、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利兴强公司对大利时公司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辩称利兴强公司已足额交付棉纱给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提供2014年4月28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69047.5元)、2014年5月5日送货单、2014年10月18日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利兴强公司已按照该购销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地点，交付价值69047.5元的货物至中山利达公司；利兴强公司同时提供2015年9月2日、2016年1月4日对账单，主张大利时公司两次均确认利兴强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拖欠货款金额为3245元，且该款项利兴强公司已于2016年3月3日支付。大利时公司对于利兴强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28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69047.5元)、2014年5月5日送货单、2014年10月18日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予认可，认为购销合同、对账单上的“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大利时公司使用的公章，大利时公司从未使用过该公章，也从未指定将货物运送到中山利达公司；大利时公司并未与利兴强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中的传真号码“075×××××××858”不是大利时公司使用的号码，中国电信、铁通公司开具相应的证明予以证明；大利时公司并没有开具上述货物金额发票的记录，大利时公司也没有进行相应的税务抵扣。另查明，大利时公司主张与利兴强公司存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一般都是大利时公司业务负责人王建忠通过电话、见面的方式与利兴强公司的业务员梁明佳联系业务，双方交易过程中有部分的交易是通过传真的形式签订购销合同，大利时公司对其诉称并未提供任何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到庭；大利时公司提供其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大利时公司印章为“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利兴强公司确认双方存在长期的贸易往来，双方通过传真的方式订立购销合同，之后根据购销合同约定送货给大利时公司或大利时公司指定的地点，对此，利兴强公司提供有①2014年5月13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63112.5元，送货地点中山市利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及相对应的送货单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②2014年7月14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60600元，送货地点东莞虎门申柴织造厂)及相对应的送货单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③2014年8月25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60600元，送货地点东莞虎门申柴织造厂)及相对应的送货单；④2014年9月9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11660元，送货地点本公司)及相对应的送货单；⑤2015年6月23日购销合同(棉纱价值5260元，送货地点珠三角地区)及相对应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大利时公司确认收到上述①②组证据中显示的货物，但称均为自己收货，其并未委托第三方公司收货，对于购销合同、送货单均不予认可，称其从未使用“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签订购销合同，故购销合同、送货单均系虚假的。大利时公司对于上述③④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称其从未使用“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签订购销合同，从大利时公司一方的记账凭证中也未显示有上述货物入账。还查明，利兴强公司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系同一股东。利兴强公司与大利时公司另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粤0785民初326号]，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受理，利兴强公司请求大利时公司支付货款6964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提供购销合同、对账单予以证明。大利时公司辩称，购销合同并非利兴强公司与大利时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需方栏目处加盖的大利时公司业务专用章，并非大利时公司公章，而大利时公司只制作了大利时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未制作过其他诸如业务及合同等专用章；《对账单》对账单没有上月结转与金额相对应的数量，也没有联系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的签名，大利时公司除了公章和财务章没有其他诸如业务及合同等专用章，对账单是给财务的，盖的也应该是大利时公司财务专用章。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粤0785民初326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利时公司是持有大利时公司业务专用章，并使用该印章与利兴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进行对账。大利时公司提供的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的《申请印章制作受理回执》仅可以证明大利时公司申请制作了大利时公司公章、大利时公司财务专用章、大利时公司发票专用章，未能证明大利时公司未申请制作除上述三种印章以外的印章，也未能证实大利时公司业务专用章及大利时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大利时公司制作。......大利时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大利时公司否认其使用大利时公司业务专用章及大利时公司合同专用章，涉案《购销合同》未真实存在的辩称，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大利时公司向利兴强公司支付货款69647.50元及违约金。大利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粤07民终3227号民事判决认为“因备案并非检验印章真实性的唯一标准；日常交易中存在大量单位使用无备案的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的情形，并没有为法律所限制或禁止。故上述印章无在公安机关备案，并不能当然推断出非大利时公司使用的印章的事实。且大利时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否认上述两枚印章系其使用的事实后，利兴强公司即向法庭补充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公司交易时也曾使用上述印章，且已向利兴强公司付款的证据，大利时公司二审庭审中也确认其与利兴强公司交易及付款的真实性，因此，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公司交易时也使用上述合同专用章的事实可以证实涉案对账单中的合同专用章系大利时公司使用的真实印章”，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大利时公司与利兴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大利时公司请求利兴强公司返还货款65802.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经审理认为，大利时公司发现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和《对账单》中加盖的“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和“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涉嫌伪造，已于2018年4月23日报警且公安机关于2018年5月3日受理，一审认为本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8）粤0785民初35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大利时公司起诉。大利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第一，大利时公司起诉请求利兴强公司返还预付货款，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大利时公司被私刻公章一案处理的则是因私刻公章产生的刑事违法、犯罪问题，虽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第二，利兴强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购销合同等证据中加盖的大利时公司印章是否系私刻，关系到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被采信以及利兴强公司的反驳主张是否被支持等问题，但并不影响本案受理及审理等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二审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粤07民终23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8）粤0785民初35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大利时公司在法定期间未缴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0785民初1634号民事裁定书，按大利时公司撤诉处理。大利时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追加第三人中山利达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大利时公司作为大利时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2019）粤0785民初447号民事裁定书，按大利时公司撤诉处理。大利时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又查明，大利时公司主张“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和“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涉嫌伪造，已于2018年4月23日报警且公安机关于2018年5月3日受理，截至本案审理终结，大利时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和“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系伪造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二、利兴强(恩平)公司是否仍有价值65802.5元的棉纱未送货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及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规定，本案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之间买卖交易的时间为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根据大利时公司大利时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大利时公司就案涉纠纷于2018年2月22日提起诉讼，此时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案件发生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算，因此，大利时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对利兴强公司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大利时公司主张与利兴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利兴强公司仍有价值65802.5元的货物未送货，其依法应负有举证责任，对此，大利时公司仅提供自己一方的银行存款对账单、记账凭证、材料进仓单、增值税发票抵扣记录予以证明，并未经利兴强公司一方确认，且利兴强公司不予认可。相反，利兴强公司提供2014年4月28日、5月13日、7月14日、8月25日、9月9日、2015年6月23日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及2015年9月2日、2016年1月4日对账单，证明双方通过传真订立购销合同，之后发货、开具发票，并已对账结算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双方交易的过程，且双方已经结算，对于尚欠货款已经完成支付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大利时公司对自己一方存有入仓记录的2014年5月13日、7月14日棉纱买卖事实予以确认，但对于相应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其他四笔交易不予确认，认为购销合同上的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大利时公司从未使用、大利时公司也没有使用购销合同上的传真号码。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大利时公司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佐证，对此，大利时公司仅提交了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开具的使用电话号码证明，证明其使用的电话号码中没有购销合同中的电话号码。全面、客观地审查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提供的证据，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时间为2014年至2015年期间、货款交易总额为355907.5元，双方对此无争议。利兴强公司辩称其已经支付全部货物，其提供的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且大利时公司确认其收到其中两批货物，确认了双方交易的真实性。虽然大利时公司否认利兴强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但其提供反驳的证据仅是自己一方的入账凭证，并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利兴强公司主张事实的证据。从“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可以认定利兴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大利时公司大利时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同时，对于购销合同、对账单中的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的使用问题，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认定，本案足以认定利兴强公司主张交易事实的真实性。因此，在案涉货物、货款经大利时公司、利兴强公司对帐结清的基础上，大利时公司主张利兴强公司返还货款65802.5元及违约金，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利达制衣厂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利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63.04元(大利时公司已预交)，由大利时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利兴强公司为同一股东）与大利时公司另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案号：（2017）粤0785民初326号、二审案号：（2017）粤07民终3227号]，大利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元美确认其公司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和利兴强公司均存在有交易往来，在交易过程中曾指定对方送货至很多工厂或指定仓库。在该案中大利时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利兴强(恩平)纺织有限公司应付账款分类账显示其与利兴强公司账目并不存在大利时公司多支付货款情况，反而是存在欠利兴强公司7132.50元货款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利兴强公司是否应返还货款65802.50元及支付相应违约金给大利时公司。综合双方的举证及另案生效裁判认定，本院认为，大利时公司主张利兴强公司应向其返还货款65802.50元及支付相应违约金理据并不充分，理由如下：1、在生效的（2017）粤07民终3227号一案中，大利时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其与利兴强公司应付账款分类账薄中并不存在其多支付货款给利兴强公司的记载，反而是存在欠利兴强公司7132.50元的货款余额情况，该记载与大利时公司在本案的主张明显相矛盾，且该记账簿的记载与大利时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应付账款记录亦存在矛盾；2、在生效的（2017）粤07民终3227号一案中，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发票、对账单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大利时公司对外使用大利时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使用该印章或合同专用章进行对账的事实，而大利时公司确认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同时并否认有使用上述印章，但对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所举证的交易情况及其所确认的交易情况却没有提供相应收货单据或购销合同予以反驳，故本院一、二审判决根据双方所举证据认定大利时公司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并判决大利时公司应向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9647.5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上述生效裁判对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所举证据予以采信，可以作为认定大利时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有使用合同业务章或合同专用章的初步证据。3、大利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粤07民终3227号一案中承认与利兴强公司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均存在交易往来，在交易过程中曾指定对方送货至不少工厂或指定仓库，说明在与利兴强公司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交易过程中曾有第三方代大利时公司收货情形，在该案中从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所举的证据亦可知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恩平市利兴强贸易有限公司有送货至他厂代为签收情况，在本案中利兴强公司举证的其与大利时公司交易过程中亦存在由第三人利达制衣厂或其他第三方代为收货的情形，与大利时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的交易情形亦不相违背。对于双方争议的利兴强公司是否已将价值65802.50元的货物给大利时公司问题，利兴强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2014年4月28日的购销合同（面纱价值69047.5元）及对应的2014年5月5日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其已按照大利时公司的指定交付至利达制衣厂，同时提供了双方于2015年9月2日、2016年1月4日的对账单，2014年5月13日、7月14日、8月25日、9月9日、6月23日的购销合同、送货单据及所对应的发票，2014年5月13日购销合同所对应的2014年5月14日送货单据也是送至利达制衣厂，该送货单与2014年5月5日送货单均记载代大利时公司送货至利达制衣厂，并加盖了利达制衣厂的收货章。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追加利达制衣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在诉讼中利达制衣厂在收到法院的相关证据材料之后并无出庭应诉，在本院合议庭至利达制衣厂调查了解时其相关负责人也避而不见，拒绝发表意见。虽然利达制衣厂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有代为大利时公司收货的事实，但也并未向法院提出利兴强公司的送货单中加盖的其公司收货章为虚假或该收货属于其与利兴强公司交易往来的事实。大利时公司仅是确认已收到2014年5月13日、2014年7月14日的货物，并主张是自己收货，同时否认利兴强公司所举证的其他交易情况。但经比对大利时公司举证的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情况等证据，大利时公司对于利兴强公司开票日期为2014年8月18日货值金额为60600元（对应利兴强公司举证的2014年7月14日的购销合同及相应送货）、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货值金额为63112.50元（对应利兴强公司举证的2014年5月13日的购销合同及相应送货）、开票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货值金额为5260元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无异议的，其是确认收到上述三笔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的货物。利兴强公司举证的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货值金额为63112.50元所对应的送货单是由第三人利达制衣厂代收，与购销合同约定大利时公司的指定地点相一致，三笔交易的购销合同均加盖了大利时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开票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货值金额为5260元的交易，利兴强公司提供了加盖有大利时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对账单，大利时公司否认有使用合同专用章和业务专用章的同时对利兴强公司举证的发票所对应的购销合同、送货单据不予确认，其仅是提供了货值金额为5260元的交易的收货单据，对于其余两笔所对应的收货单据均无提供，该收货单据为大利时公司持有。在利兴强公司所举证据基本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双方交易，而大利时公司否认利兴强公司所举证据的情况下，大利时公司有义务举证证明双方所发生交易所涉的收货单据或所涉合同并非如利兴强公司所举的购销合同、送货情形，即使按大利时公司所称双方对该两笔交易或其他交易并无签订购销合同但至少应向法庭提交双方交易所涉的收货凭证，而大利时公司仅向法庭提供单方的入库凭证并不足以推翻利兴强公司所举的证据。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大利时公司并非是要求其对消极事实即证明自己没有持有及使用上述印章进行举证，而是要求其对于其所确认的与利兴强公司发生交易的事实进行举证，该证明责任是大利时公司应负的举证义务。在诉讼中大利时公司确认曾与利兴强公司签订部分购销合同及曾通过传真形式签订购销合同，但在诉讼中却从未向法庭提交过一份其与利兴强公司所签订的合同，而是一味否认其在与利兴强公司进行交易往来中有使用过大利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或业务专用章，并主张该两枚印证并无在公安机关备案。对此，本院认为，另案生效判决已初步证明大利时公司曾有对外使用合同专用章或业务专用章，利兴强公司亦举证证明其已交付货物给大利时公司并提供了双方之前签订并已履行完毕的交易合同证明双方交易情况，利兴强公司对于其反驳抗辩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大利时公司在确认与利兴强公司存在交易情况下却否认利兴强公司所举的购销合同、送货单据等证据，但又无向法庭提供其与利兴强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同于利兴强公司所举证据的交易情形，其在诉讼中提出的种种质疑并不能构成反证，在现实交易中使用合同专用章和业务专用章亦很常见，合同专用章和业务专用章是否在公安机关备案与否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公安机关受理大利时公司印章被伪造的报案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举证及生效裁判认定，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认定利兴强公司所举证据足以推翻大利时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并据此驳回大利时公司诉请利兴强公司返还货款65802.50元及相应违约金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大利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06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大利时纺织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秉锋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萍辉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