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1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东，男，1946年8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士杰，男，1957年9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杰，男，1960年10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菊新，女，1949年12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萍，女，1963年3月31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平，启东市新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27号1-7层、10-14层、19-21层。负责人：朱俞震，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外环北路488号鸿鸣金属交易中心1幢20层2018-2022室。负责人：谢泓庆，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婷，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杭州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财保南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1民初7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对于其因沈某死亡造成损失的计算不应考虑参与度。第一，沈某自身存在疾病是事实，但沈某系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诱发××××致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即××××是交通事故致肺部感染后诱发导致，并非沈某自身过错。不应以其身体状况减轻侵权人过错程度，进而减轻赔偿责任。第二，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起交通事故沈某无责，其××××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且参与度仅表明特殊体质与死亡后果之间的一种原因力的构成，与因果关系并非同一概念。特殊体质和损害后果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三，机动车交强险作为强制性保险，立法时并未规定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做相应扣减。商业险中也未将受害人的自身体质状况规定为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渤海财保南通公司辩称，其司对于事故经过及沈某受伤情况没有异议。对于沈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考虑参与度按70%计算，一审判决正确。人保杭州公司未答辩。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其损失120000元；2.判令渤海财保南通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其各项损失273497.5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人保杭州公司、渤海财保南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3日，孙其凯驾驶的苏Ｆ×××××轻型封闭货车沿启东市汇龙镇御龙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与汇龙镇惠阳路交叉路口右转弯时，与沿惠阳路东侧非机动车车道由南向北行驶通过上述路口由案外人袁某驾驶的电动车（后载受害人沈某）发生碰撞，致袁某、沈某受伤，车辆受损。2019年6月17日，该事故经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由孙其凯承担主要责任，袁某承担次要责任，沈某无责任。孙其凯驾驶的苏Ｆ×××××车辆在人保杭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在渤海财保南通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案涉事故发生在车辆保险有效期内。事发当日，受害人沈某被送往启东市人民医院入院救治，被诊断为“右侧桥小脑及右额叶脑挫伤，左额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软组织挫擦伤”,于2019年6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侧桥小脑及右额叶脑挫伤，左额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软组织挫擦伤，右侧肩袖损伤，右侧第3-10根肋骨骨折”。2019年7月28日，沈某又因“肺部感染，××××，头部外伤后，肋骨骨折”再入启东市人民医院治疗，出院时“患者一般情况欠佳，按当地风俗，要求回家临终”，并于2019年8月15日抢救无效死亡。前后两次住院共计42（24+18）天，两次住院间隔42天。第一次住院期间支出医疗费25450.26元、2019年7月19日入院检查支出诊疗费683元、第二次住院期间支出医疗费1134.46元，合计支出27267.72元。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沈某的死因分析和交通事故损伤对死亡的参与度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2019年10月22日，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沈某死因符合在低分化肺鳞状上皮细胞癌，肺气肿，肺纤维化，支气管慢性炎症，肾多发囊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龄的基础上，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最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交通事故与死因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死因中占主要作用，建议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70%”。2020年2月15日，启东市公安局向沈某家属出具了孙其凯交通肇事案《不予立案通知书》，其中载明“交通事故不是死亡直接原因”。另查明，2019年10月26日，启东市汇东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汇龙镇汇东村××组村民沈某，于2019年8月15日病故，妻子张某在2006年病故。该夫妇共生育三个子女（沈士杰、沈杰、沈萍），沈建东和沈菊新两个子女是张某与前夫所生，由沈某和张某抚养长大。2019年11月2日，案外人袁某出具承诺书，承诺案涉交通事故在交强险限额内由沈某作为受益人优先受偿。2019年12月18日，一审法院在向案外人袁某作询问笔录时，其回复该承诺书确系其亲笔所写。还查明，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在原审一审时撤回了对驾驶员孙其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人保杭州公司已按原审一审判决履行完交强险限额内120000元及诉讼费300元的赔付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所受损失是否应当按照交通事故对沈某死亡的参与度计算。二、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是否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关于争议焦点一。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所受损失应当按照交通事故对沈某死亡的参与度计算。理由阐述如下：首先，沈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案涉交通事故，而是因为其自身疾病。沈某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于2019年5月23日入院，治疗24天后病情好转，于同年6月16日出院，因此可以推断因交通事故所受的“头部外伤，肋骨骨折”等伤，经过医院的正规治疗已不再具有现实的死亡危险；时隔42天后，沈某因“肺部感染，××××，头部外伤后，肋骨骨折”于2019年7月28日再入启东市人民医院治疗，治疗18天后因家属“按当地风俗，要求回家临终”出院后死亡，无证据证明沈某死亡系交通事故所致；其次，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沈某死亡后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沈某的死亡原因和交通事故对其死亡的参与度予以鉴定，鉴定结果为“沈某死因符合在低分化肺鳞状上皮细胞癌，肺气肿，肺纤维化，支气管慢性炎症，肾多发囊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龄的基础上，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最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交通事故与死因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死因中占主要作用，建议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70%”。最后，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向法院提供了启东市公安局出具的启公（交）不立字〔2020〕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明确交通事故不是沈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故对沈某家属控告的驾驶员孙其凯肇事案不予立案，其将此《不予立案通知书》作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证据之一，可见亦认可交通事故不是沈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关于争议焦点二。在原审一审中因案涉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孙其凯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尚不确定，故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在本次诉讼中，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提供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具的启公（交）不立字〔2020〕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公安机关对孙其凯肇事案不予立案，即孙其凯未因案涉交通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故根据法律规定，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有权要求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受偿。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案涉交通事故造成沈某受伤后死亡及财产损失，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作为沈某的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获得相应赔偿。根据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结合事故双方所驾驶车辆的性质、事发时的行驶状态及双方在本起事故中的过错等相关因素，对于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因案涉交通事故遭受的损失，酌定由被保险车辆驾驶员承担其中80%的赔偿责任。而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由侵权人按责赔偿。本案中，案外人袁某已承诺交强险部分由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优先受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就各项损失分述如下，沈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由被保险车辆驾驶员承担80%；沈某因治疗肺部感染、××××等疾病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及沈某死亡产生的丧葬费、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由被保险车辆驾驶员承担按事故责任比例80%和交通事故在死因中的参与度70%计算：1.医疗费，渤海财保南通公司虽辩称应扣除非医保用药和无正规发票的担架费，但未能提供相应依据及医保范范围内可替代用药的种类和价格，且基于受害人的年龄、伤情等因素，担架费系交通事故发生后必要、合理的支出，故对此不予支持。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提供的启东市人民医院被服装具借条（60元）系沈某第一次住院期间与交通事故有关的合理必要支出，考虑实际情况，纳入医疗费部分处理。根据医疗费票据、费用汇总清单等，确认沈某的医疗费为26987.38（25450.26+60+683+1134.46×7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58.80（18元/天×24天+18元/天×18天×70%）元，予以确认。3.营养费，根据案情支持84天，营养费为786.00（10元/天×66天+10元/天×18天×70%）元。4.护理费，沈某自交通事故发生至死亡共计84天，其中先后住院24天、18天，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主张在住院期间按2人标准、出院后按1人标准计算护理费符合常理，故确认护理费为14421.89[（24天×2+42天）×125.19元/天+18天×2×125.19元/天×70%]元。5.交通费，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主张救护车费940（150+140+300+350）元，其提供的救护车车费专用收据所载时间与受害人出入院时间一致、金额等与客观实际亦基本吻合，予以采纳；结合受害人的住院情况，酌定包括救护车车费在内的交通费1200元。6.丧葬费，按86590元/年÷2×70%予以支持，即30306.50元；该费用中已包含办理丧事人员交通费，故不应再单独列支。7.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主张5人5天，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办理丧事的习俗，酌定1314.50（125.19元/天×5人×3天×70%）元。8.死亡赔偿金，按262300（52460.16元/年×5年×70%）元予以支持，即183610.56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公安机关对肇事车辆驾驶员孙其凯已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并要求在交强险内优先受偿，依法有据，结合案情，酌情支持35000元。上述1-9项合计294285.63元，由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医疗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死亡赔偿金75000元，合计120000元；由渤海财保南通公司根据赔偿责任，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139428.50[（294285.63-120000）元×80%]元。人保杭州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无碍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人保杭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因亲属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120000元(已履行)；二、渤海财保南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因亲属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139428.50元；三、驳回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7元，由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负担1228元，人保杭州公司负担300元（已履行），渤海财保南通公司负担839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有三个客观要件：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首先，在数人侵权的情况下，要考虑因果关系及各加害行为的原因力等要件来确定如何承担侵权责任。同理，当受害者自身存在影响侵权结果的因素，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客观上的原因力时，亦应当考虑受害者的自身因素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其次，侵权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判断侵权行为与权益被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判断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当侵权行为与权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时，可以认定构成侵权，但并不意味着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更重要的需要考察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介入程度或参与程度，才能判断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与沈某发生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成立上并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即作为侵权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方，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否应当对沈某最终死亡的这一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案涉交通事故造成沈某“右侧桥小脑及右额叶脑挫伤，左额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软组织挫擦伤，右侧肩袖损伤，右侧第3-10根肋骨骨折”，此系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在这一损害过程中，无其他参与和介入因素，也不考虑其自身的身体状况，是典型的一因一果，就该损害一审法院并未考虑参与度因素，对其第一次住院治疗的医药费全部予以确认。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沈某死因符合在低分化肺鳞状上皮细胞癌，肺气肿，肺纤维化，支气管慢性炎症，肾多发囊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龄的基础上，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最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交通事故与死因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死因中占主要作用，建议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60%-70%”。启东市公安局向沈某家属出具的孙其凯交通肇事案《不予立案通知书》中载明“交通事故不是死亡直接原因”，因此，就沈某死亡这一损害后果而言，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和其自身疾病均系造成最终死亡后果的因，属于多因一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交通事故对导致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来确定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而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交通事故的加害方。故一审法院参照鉴定意见，以交通事故在死因中的参与度70%计算相关死亡后果导致的损失，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法理原意，亦符合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权益同等保护的利益平衡。综上所述，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7元，由上诉人沈建东、沈士杰、沈杰、沈菊新、沈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晓威审判员  卢 丽审判员  曹 璐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