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2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惠诗，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乐，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帆，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谈运清，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德，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敏怡，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德，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侨外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丁太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沛明，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佩芬，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吕惠贞，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梁惠诗因与被上诉人谈运清、陈敏怡及原审被告佛山市侨外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外公司）、吕惠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惠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谈运清、陈敏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谈运清、陈敏怡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基本情况（一）经梁惠诗介绍，谈运清、陈敏怡多次委托吕慧贞办理签证。陈敏怡在澳大利亚读书、工作。谈运清是陈敏怡的母亲，与梁惠诗相识，为朋友关系。吕慧贞是侨外公司员工，从事代办签证的工作。在2017年初，谈运清夫妇想前往澳大利亚探望女儿陈敏怡。经梁惠诗联系介绍，谈运清委托了吕慧贞为其夫妇两人办理澳大利亚旅游签证，两人最终获签顺利前往澳大利亚探望陈敏怡。2017年7月5日晚，谈运清主动联系梁惠诗，请求梁惠诗帮忙联系中介朋友（吕慧贞），其要委托吕慧贞代办陈敏怡的学生签证。梁惠诗获悉后，当晚即刻通过微信将此事告知吕慧贞。（二）梁惠诗协助谈运清、陈敏怡沟通签证办理事宜，因陈敏怡自身原因，其签证未能办理成功。2017年7月6日早上，吕慧贞在微信回复接受代办陈敏怡签证事宜，梁惠诗于当日将陈敏怡相关资料发送至吕慧贞邮箱（lvhuizhen@qwimm.com）。2017年8月1日，谈运清向侨外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办理签证的签证费及大使馆收件费用共计10024元。2017年8月8日，侨外公司为陈敏怡递交留学签证申请。但实际上，早在2017年5月29日,陈敏怡在澳大利亚的打工签证就已经到期，但其继续非法逗留澳大利亚。2017年7月9日，陈敏怡持过期签离开澳大利亚。2017年9月20日，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作出《决定记录》，以陈敏怡非法逗留为由，不予批准陈敏怡的学生签证。（三）谈运清、陈敏怡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2月17日，谈运清、陈敏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梁惠诗、侨外公司等支付其各项损失共计81058.45元。2020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梁惠诗向谈运清、陈敏怡支付房租及翻译费损失共计28873.72元。梁惠诗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二、梁惠诗的行为纯属好意施惠，一审判决认定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构成无偿委托关系错误（一）好意施惠与委托关系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好意施惠是指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旨在增进情谊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识别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与好意施惠的关键有三：其一，效果意思，即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否满足法律上行为的法律效果意思，施惠者有无受约束的意思表示；其二，从行为本身出发，以公平原则衡量双方的行为及社会利益；其三，双方之间以往的行为习惯。本案中，从以上三个要素判断，梁惠诗均为好意施惠行为，双方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二）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的对话不构成法律上的效果意思，一审判决理解不当，认定双方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错误。本案中，梁惠诗完全是出于帮助朋友谈运清的初衷，为增进友情的目的，帮其联系吕慧贞代办陈敏怡的学生签证，梁惠诗纯属好意施惠。纵观梁惠诗与谈运清的聊天记录，如2017年7月9日聊天记录内容，谈运清：“……请你让你朋友拿紧办理，拜托，拜托”梁惠诗回复：“好的”都必须代入当时的语境及情形进行判断，不能简单的以事后的角度机械的理解。根据日常交流习惯，梁惠诗在收到朋友谈运清关于提醒吕慧贞抓紧办理签证的请求后，梁惠诗除了回复“好的”以外，还能回复什么内容？此处的“好的”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果。一审判决违背交流习惯，错误理解成谈运清发出委托要约以及梁惠诗接受委托的承诺。一审判决单凭此记录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明显有失公允，太过牵强。事实上，梁惠诗与谈运清之间交流当中，谈运清从未作出过委托的意思表示，梁惠诗更没有作出接受委托的承诺，纵观双方整个聊天记录，双方完全是基于朋友关系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流、沟通以及信息转达，明显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三）认定为委托关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本案中，梁惠诗基于朋友间的情谊，免费帮助谈运清、陈敏怡联系中介代办签证，梁惠诗的行为本无利益可言，且梁惠诗在收到谈运清的微信消息后，立即与吕慧贞沟通办理陈敏怡签证一事。在陈敏怡的签证办理过程中，梁惠诗应谈运清请求，帮其密切联系中介，为其跟进办理签证进度，此过程耗费梁惠诗大量时间及精力。若仅仅因为一句“好的”就要求梁惠诗承担法律义务，明显有失公平。（四）根据双方习惯，本案不应当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在本案之前，梁惠诗也曾帮助谈运清联系吕慧贞办理签证。因此，此次谈运清想为其女儿办理签证，才会通过梁惠诗联系。故，梁惠诗在本案中的行为完全是朋友之间帮忙沟通、联系，从始至终都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忽略朋友间的日常交流习惯，不顾委托代理关系成立的明确性、正式性，将日常聊天的对话，当做委托的要约与承诺，明显错误。（五）法律应提倡好意施惠，而非一味否认。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好意施惠，如“搭乘便车”“扶过马路”“为人指路”等等，再如本案梁惠诗为朋友之事尽力沟通协调，如法院一昧否认施惠人的施惠行为，强加以法律关系约束，加重施惠人不必要的法律责任。长期以往，势必导致施惠人思前顾后，不敢轻易施惠。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构建和谐社会关系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应提倡好意施惠，让更多的人放心施惠，让更多人获得受惠，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三、退一步说，即使法院坚持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梁惠诗亦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一）委托事项。结合2017年7月5日聊天记录，谈运清：“因为时间特别紧请你今晚与你办证中介朋友联系好，明天帮忙去办可以吗？”2017年7月9日聊天记录，谈运清：“……请你让你朋友拿紧办理，拜托，拜托！”2017年7月10日聊天记录，谈运清：“……今晚有没有约你那帮忙办签证的朋友吃饭呢？”等等聊天记录可知，谈运清明知代办签证的人员并非梁惠诗本人，而是吕慧贞，梁惠诗仅仅是帮助其联系吕慧贞。由此可知，即使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之间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相关事项也仅限于梁惠诗联系吕慧贞为陈敏怡代办签证。除此以外，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委托事项。（二）梁惠诗全面履行了谈运清交办事项，不存在过失。1.梁惠诗当日联系吕慧贞，吕慧贞同意代办陈敏怡签证，委托事项完成。2017年7月5日晚，谈运清通过微信告知梁惠诗相关情况，让梁惠诗联系吕慧贞为陈敏怡代办学生签证。当晚，梁惠诗即刻通过微信联系吕慧贞。2017年7月6日（第二天）早上，吕慧贞微信回复接受代办陈敏怡签证事宜，梁惠诗当日将陈敏怡相关签证资料发送至吕慧贞邮箱（lvhuizhen@qwimm.com）。至此，梁惠诗在两天内已完成了全部受托事项，客观上不存在怠于办理委托事项，更不存在重大过失。此后，梁惠诗继续为陈敏怡学生签证事宜所进行的协调与沟通并不属于受托事项。2.陈敏怡被拒签并非相关申请材料未及时提交所致。一审判决简单以2017年7月5日（谈运清于联系梁惠诗的时间）以及2017年8月8日（提交签证申请材料的时间）两个时间节点认定梁惠诗存在怠于办理委托事项的行为，不当。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作出的《决定记录》，陈敏怡被拒签的原因是陈敏怡在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非法逗留澳大利亚，严重违反了澳大利亚《移民法和移民法规》，其在3年拒绝期内不得准签。可知，本次签证被拒的根本原因是陈敏怡自身非法逗留行为所导致的，与签证申请的递交时间无关，与签证申请的内容无关，与梁惠诗更无任何关系。四、房租、翻译费非梁惠诗所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错误（一）租金损失系两谈运清、陈敏怡自身原因导致，与梁惠诗无关，一审判决由梁惠诗承担房租损失不当。1.陈敏怡明知持过期签离境，极可能三年内不能返回澳洲，但其仍续租房屋。首先，陈敏怡明知其持过期签离开澳大利亚，会发生三年内不能回澳大利亚的风险（2017年7月9日，谈运清：刚和女儿通电话，她说她在安检时有两个部门人拿着她的护照严肃的告诫她，如果没有新的学生签证三年内不能回澳洲……），却仍在签证未办妥之前，就与出租人签订为期六个月的房屋租赁合同。2.租赁合同签订前，谈运清、陈敏怡明知签证尚未能办好。陈敏怡与房东续签《一般租赁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8月8日，但至少在8月后，梁惠诗已多次明确告知谈运清，签证尚未办妥。在此情况下，陈敏怡就续签租赁合同存在过错。3.陈敏怡续签租赁合同是基于其对签证办理流程的判断，与梁惠诗无关。据陈敏怡称，其已多次自行办理澳大利亚签证，可当留学和签证中介（2018年12月3日，陈敏怡通过谈运清微信联系梁惠诗，称：我前前后后办过这么多次出国签证，我自己都可以当留学和签证中介了……真的，我自己办了好几个国家好几次澳洲签证）。这说明陈敏怡自认为对于办理澳大利亚签证一事经验丰富，自认为十分清楚办理澳大利亚签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办理流程。因此，基于这种认为，其才会在梁惠诗已明确告知签证尚未办好的情况下，就续签租赁合同，此与梁惠诗无关。由此可见，陈敏怡与房东续签《一般租赁协议》是出于自身经验的判断，与梁惠诗无关，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租损失数额错误。退一步来说，即便梁惠诗需向谈运清、陈敏怡赔偿房租损失，也只应赔偿与本案相关的房租损失。陈敏怡提交的第二份《一般租赁协议》显示，签约时间为2017年8月8日，租约为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3月2日，每周二支付租金400澳元。《一般租赁协议》续签后，陈敏怡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19日分别支付租金400澳元。2017年9月20日，陈敏怡获知其签证被拒，且其在3年内不得获签。在此情况下，陈敏怡非但没有与出租人解除《一般租赁协议》，并且还每周向出租人支付400元澳币的租金。结合本案情况，应当认定2017年9月20日以后的租金损失为陈敏怡不合理的扩大损失，与本案无关。因此，一审判决梁惠诗赔偿谈运清、陈敏怡24653.72元房租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翻译费。首先，梁惠诗属好意施惠，与谈运清、陈敏怡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更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翻译费依法应由谈运清、陈敏怡自行承担。其次，谈运清、陈敏怡未提供支付翻译费的凭证，无法证实其已实际支出4220元翻译费。最后，谈运清、陈敏怡所提交的翻译费发票的收款方为“佛山市××××××××”，而非为本案翻译单位“佛山市禅城区小原外文翻译社（普通合伙）”显然，该发票也不能证实谈运清、陈敏怡支出了4220元翻译费。一审判决梁惠诗承担翻译费4220元严重不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错误，判令梁惠诗支付租金损失及翻译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有失公允。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梁惠诗的全部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谈运清、陈敏怡的全部诉讼请求。谈运清、陈敏怡答辩称：一、梁惠清与谈运清、陈敏怡之间依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中谈运清、陈敏怡与梁惠诗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显示，2017年7月9日，谈运清说：“请你让你朋友捉紧办理”，梁惠清回复：“好的”及2017年7月17日,谈运清问：“请帮忙联系一下签证有消息吗？”梁惠清回复：“好的”，均能表示双方就委托办理签证之事达成一致意思。谈运清、陈敏怡系出于对梁惠诗的信任而委托其处理签证事务，而且在2020年7、8月份期间，梁惠诗一直与谈运清沟通签证事宜，包括其答应联系中介公司、转达签证申请材料，均是梁惠诗向谈运清作出愿意履行委托事务的意思表示。二、梁惠诗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多处严重过错，造成了谈运清、陈敏怡的经济损失。（一）谈运清自2017年7月5日起一直请求、催促梁惠诗办理委托的事务，并告知事情的紧迫性，但梁惠诗一直故意隐瞒、拖延办理情况，并多次作出虚假陈述，谎称“已经递交签证资料”“签证即将被批准”等（2020年7月26日,梁惠诗声称已经在等出签证了）。实际上，梁惠诗拖延至2017年8月8日才安排本案的侨外公司、吕惠贞正式办理签证事务、递交签证申请资料，其存在重大过失。（二）2017年8月1日，梁惠诗在微信中向谈运清称“3024元是签证费”“7000元是大使馆的收件费用”谈运清一直以为该7000元的费用是用于支付给大使馆的费用。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该7000元费用实际是侨外公司收取了，梁惠诗隐瞒款项的真实情况，与侨外公司恶意联合骗取委托人的费用，损害谈运清及陈敏恰的利益。（三）梁惠诗在2017年7月份期间，一直表示“已沟通了”“放心吧”“已在看”“无事的”“已经收到了”“明天应出了”“应快了”“没问题的”“会签”等，以致于谈运清、陈敏怡已经相信代办签证的事情已经在进行并且签证即将被批准，正是基于对梁惠诗的信赖才会续签租房合同，最终导致了房租损失，并产生了不必要的仓管损失、房屋水电费损失及翻译费支出。三、陈敏怡作为外国留学学生，基于对梁惠诗的信任，才委托其办理签证事务，而由于梁惠诗的各种隐瞒事实、拖延办理等行为，导致了陈敏怡未能及时办理签证、未能在澳大利亚学校如期毕业，拖延了3年的毕业期限，已经对陈敏怡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失。四、谈运清、陈敏怡也曾于2020年11月25日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就该案提出其支付7000元是根据梁惠诗的指示转账支付，用于给大使馆的收件费用，而并非侨外公司的服务费，该费用并没有用于支付给大使馆，梁惠诗应当予以返还。而且谈运清、陈敏怡支出的10024元损失完全是由于梁惠诗故意隐瞒、欺骗而导致的直接损失，梁惠诗也应当予以赔偿。虽然谈运清、陈敏怡就本案最终并没有正式上诉，但谈运清、陈敏怡始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让梁惠诗因欺骗行为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准确，程序合法，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梁惠诗全部上诉请求。侨外公司陈述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吕惠贞陈述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谈运清、陈敏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惠诗返还谈运清支出的签证费用10024元，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判令梁惠诗赔偿陈敏怡支付半年房租损失52000元（从2017年9月12日到2018年3月12日26周，每周400澳元）；3.判令梁惠诗赔偿陈敏怡支付仓管损失13155元（自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共2631澳元）；4.判令梁惠诗赔偿陈敏怡支付房屋水电费1659.45元（从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2月13日共331.89澳元）；5.判令梁惠诗赔偿陈敏怡支付的翻译费用4220元；6.判令吕惠贞、侨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7.判令梁惠诗、侨外公司、吕惠贞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谈运清与陈敏怡系母女关系。侨外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签证申报及相关的服务、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等。侨外公司与吕惠贞一致确认，本案事发当时吕惠贞是侨外公司的员工，吕惠贞于2018年9月从侨外公司离职。陈敏怡于2015年3月3日获颁首个澳大利亚学生签证TU-573。2016年3月17日,陈敏怡申请离岸打工度假签证,并于2016年3月30日获准该签证，陈敏怡的学生签证TU-573在2016年3月30日结束。陈敏怡于2016年5月29日以US-462签证抵达澳大利亚，该签证在2017年5月29日结束。陈敏怡需要申请新的学生签证以便继续完成其在澳大利亚的学业。谈运清自2017年7月5日起频繁通过微信与梁惠诗进行联系，试图通过梁惠诗委托其办证中介的“关系朋友”为陈敏怡代办澳大利亚学生签证。2017年7月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谈运清几乎日日向梁惠诗发送微信询问陈敏怡的签证办理进展，双方在此期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谈运清：“诗诗你帮忙问一下家里我应该提供什么资料?因为时间特别紧请你今晚与你办证中介朋支联系好,明天帮忙去办可以吗?需要多少钱告之,谢谢！”。梁惠诗：“放心”。谈运清：“女儿的证是5月29日,超过了一个月会很大麻烦吗?具体多长时间麻烦问一下敏怡,真担心,给你添麻烦了”。梁惠诗：“别担心。”（2017年7月5日）谈运清：“诗诗联系到敏怡了吗？约好你朋友今晚吃晚饭。”，“你与敏怡通电话了吗？”。梁惠诗：“还没。”谈运清：“联系不上吗？”梁惠诗：“可能敏怡现在在写那些资料。然后我把资料交去大使馆”，“应该都没问题的。你不用担心。资料应该都没问题，到时办好学生签就ok啦”。（2017年7月6日）梁惠诗：“诗诗早上好!敏怡今天上午去澳洲移民局交材料了,你中介朋友今天有没有有去交补充说明(澳洲移民局让敏怡7月19日必须离境),敏敏7月9日去日本,到时从日本到香港再回佛山,学生签证需不要回国体检呢？由于19号-22号要考试,最好能尽快,好让她回去考试,请你与敏怡保持联系,拜托谢谢!”……梁惠诗：“晚点回复”，“好的”。（2017年7月7日）谈运清：“刚和女儿通电话,她说她在安检时有两个部门人拿着她护照严肃的告诫她,如果没有新的学生签证三年内不能回澳洲,请你让你朋友拿紧办理,拜托,拜托!”梁惠诗：“好的”。谈运清：“诗诗好!你今天有没有和那位中介朋友联系,约明晚见面吃晚饭的事呢?我们今天一天都心慌慌的确非常担心,责任在我们没有提醒女儿，这种情况以前有没有见过呢……”。梁惠诗：“周一才清楚。你别担心啦”。（2017年7月9日）谈运清：“诗诗好!在吗?签证哪里有好消息吗?今晚有没有约你那帮忙办签证的朋友吃饭呢?”，“敏怡开学时间是7月24号开学的”。梁惠诗：“好的”。（2017年7月10日）。谈运清：“签证有没有消息呢?”。梁惠诗：“还没”。谈运清：“会不会有问题,或者学校的证明等呢,还需不需什么补救的方法呢?”。梁惠诗：“不用担心的,批签还有个时间的”。谈运清：“能问问一下你朋友澳洲正常签证一般是多少个工作日,象敏怡这情况有见过吗?”。梁惠诗：“澳洲的学生签证一般要15个工作日，敏怡这种情况他们也签过好多次，都会遇到。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情况，他们无法估算，是因为不知道那个时间段多少签证要签，就这意思”。谈运清：“敏怡第一次去澳洲好象一个星期多点可以的”。梁惠诗：“这种情况是两回事啊，因为那是她刚刚新签，这个是过期签，所以别人是要落实很多事情的”，“老师，签证的快慢其实没有可比性，但它只有一个工作时限性，就是不能说之前是什么时候出签就什么时候出签。要看移民官，他要考虑这些，很麻烦所以。不过你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很多都会遇到”。（2017年7月11日）谈运清：“敏怡签证的钱和上次我们的签证钱和车费共多少?我好给你,总麻烦你真不好意思啦!谢谢你”。（2017年7月14日）谈运清：“诗诗早上好！在吗？请帮忙联系一下看签证有消息吗?”梁惠诗：“好的”。谈运清：“诗诗在吗?什么情况?”，“诗诗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梁惠诗：“敏仪回来没?”，“明天要安排体检”。梁惠诗：“已沟通了”，“放心吧”。谈运清：“诗诗有没有联系到敏怡?体检时间安排到什么时间呢?”。梁惠诗：“距可在广州体检”。谈运清：“什么时候体检呢?是你们预约还是敏怡预约呢?她星期三回的话会不会影响签证呢?辛苦你啦”。（2017年7月17日）谈运清：“早上好！在吗？敏怡体检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体检的信和单是发给敏怡还是直接到广州医院体检呢?”。梁惠诗：“老师，这边中介都还没发给我，中介还没有收到。不过我们这边让她先准备好嘛。那边还没发给我们”，“提前去做体检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谈运清：“她说没有发信的话，好像不能去医院体检的哦”，“诗诗啊，你昨天去中介那里，有没有问到中介体检的具体时间？大使馆通知体检没有？”。梁惠诗：“是谁说？我叫中介那边先确认”。谈运清：“诗诗，我想问下中介这边有没有收到大使馆回复啊？你昨天有去中介那边吗？大使馆那里有没有批她的签？”。梁惠诗：“谈老师，它还没收到。哦，它收到回复，但没收到通知体检的信。所以你们耐心等一下，有些事他们无法干预，但他们已经追得很紧。大使馆会看着时间出签的”。谈运清：“那敏怡明天需不需要直接从香港飞回广州之后去医院呢？或者第二天直接去呢？”。梁惠诗：“我问中介让它今天追到大使馆那边，看有没有收到预约信之后再去预约，让它追紧一些，好吗？”，“如果今天拿到的话就直接去体检”。谈运清：“好的，诗诗辛苦你啦”。梁惠诗：“我们，诶，下午中介都会催一催大使馆去交全其他人的资料，那它预约了大使馆那边，让它再问一问他的秘书这边的情况，你不用担心”。谈运清：“诗诗晚上好!今天大使馆有消息吗?”。梁惠诗：“还没有”。谈运清：“那敏怡明天回来要不要去医院体检呢?昨天使馆怎么回复的呢?”。（2017年7月18日）谈运清：“现在有新的情况吗?”……梁惠诗：“在”，刚手机没电了。（2017年7月20日）谈运清：“诗诗好!我们刚到佛山了,今天有好消息吗?”。梁惠诗：“晚上联系,明天下来要见一下面”……谈运清：“……有好消息吗？何时有时间一起吃饭呢?”梁惠诗:“下午敏怡有没有其他安排呀？”……谈运清：“……签证有进展吗？”。（2017年7月21日）谈运清：“诗诗敏怡写的邮件还有什么要求,你教教她,太感谢你了”。梁惠诗：“无事”。谈运清：“诗诗我叫敏怡10点钟前发给你、麻烦你和你朋友检查一下,晚上发到签证处,这样明天一早签证官就可以看到这样行吗?辛苦啦!”。梁惠诗：“我们要改下的”。（2017年7月22日）谈运清：“诗诗在吗?敏怡现把邮件发给你了，打搅了,收到复!”。梁惠诗：“已在看”……谈运清：“早上好!敏怡昨天写的经过你和你的朋友修改了吗?是今天已发到签证官那里吧,辛苦你啦,但愿这两天有好消息……”。谈运清：“诗诗晚上好!在忙吗?等待的时间好辛苦,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敏怡也有点困扰了,明天就开学了，但愿明天会有好消息吧”。梁惠诗：“别想太多啦”，“无事的”。谈运清：“靓女相信你的能为,但愿明天有好消息!”。（2017年7月23日）谈运清：“诗诗早上好昨晚没睡着,总在想签证之事,能不能问一下你朋友这样行不行呢?麻烦他今天带敏怡直接去一下广州签证处当面向签证处解释呢?这样也许会快点吧?你说呢?的确急令人担忧。”梁惠诗：“谈老师，我们不能去签证中心的，除非有预约信，大使馆那边有预约信我们才可以去的。它不是随意让你上去的”。谈运清：“噢,可不可以预约呢?如果不行只有耐心等待,诗诗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事后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梁惠诗：“除非有突发事件,”“然后才能预约的”。谈运清：“诗诗在吗?现在情况怎样?能问问你朋友吗?”。谈运清：“诗诗在吗?敏怡找你”。梁惠诗：“收到”。（2017年7月24日）谈运清：“诗诗收到了敏怡的邮件吗?发过去了吗？”。梁惠诗：“已收到了”。谈运清：“诗诗晚上好!在吗?”。梁惠诗：“在”。梁惠诗：“邮件已发了”。梁惠诗：“明天应出了”。（2017年7月25日）谈运清：“诗诗中午好!敏怡签证还没有消息能否问问你朋友情况,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梁惠诗：“应快了”。……梁惠诗：“老师不用过来，我今天是去了广州，跟我的那个办签证那个同学一起出去，然后他在处理敏怡的事情，就是等那个出签……”。谈运清：“辛苦啦……敏怡的事让你太费了,好好休息吧,相信会有好结果的”。梁惠诗：“有好结果的，我们等一下再查一查，看下办结了没有，办结了就有预约信，然后敏怡去预约体检就完成了”。谈运清：“预约信是不是体检通知?另外费用是多少(包括我们上次签证的费用)你给个帐号我转给你好吗?”。梁惠诗：“办完先吧，谈老师不急的，你不要整天说给我钱先吧”。谈运清：“诗诗你出钱又出力我真有点过意不去……”。梁惠诗：“别这样想”，“我们尽快处理好”，“然后处理好房子”。谈运清：“今天有预约吗?”。（2017年7月26日）谈运清：“在吗?能否问问你朋友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真有点急”。梁惠诗：“好的,我们也在广州”。谈运清：“昨晚没有回佛山吗?所有资料都交了应该是没问题了吧?”。梁惠诗：“没问题的”，“安心等待”。谈运清：“诗诗朋友有消息吗?签证处星期五、六日是休息的吗？现在还没有通知体检，我和他爸觉得挺悬的，敏怡爸爸要我再问问你，真不好意思总打搅你。”梁惠诗：“刚刚才走，现在还在拿其他人的资料，还没看到敏怡的资料，一会再跟你说啊”。（2017年7月27日）谈运清：“你朋友不是和那秘书熟悉有没有问一下敏怡的签证的事呢”。梁惠诗：“有问”，“说等等”。谈运清：“休息了吗?朋友回复你了吗?”。梁惠诗：“距只得晚上有时间,”“可以吗?”，“刚回复”。（2017年7月28日）谈运清：“今天签证处有人上班吧?但愿有消息”。（2017年7月30日）谈运清：“敏怡的事将近二十多天了现还没有定下来,现学校又开学一个多星期了,心理挺悬的……”。梁惠诗：“我也感觉帮不了什么”，“但我们别想太多”。（2017年7月31日）谈运清：“敏怡还发了一份刚收到的学校邮件收到了吗?”。梁惠诗：“收到了”。谈运清：“已发过来,你检查一下,还有一份雅思成绩单及一份广外的资料,收到复!谢”。梁惠诗：“收到”，“十分好”。谈运清：“麻烦你马上发过去,谢谢,保持联系”。梁惠诗：“已发了”，“太好了”。谈运清：“啥意思呢?是表示签证快了吗?”。梁惠诗：“是”……谈运清：“签证中心今天又要公证书资料以你们的经验应该签证没问题了吧?一般大至几天呢?辛苦你们了”。（2017年7月31日）。陈敏怡于2017年7月5日将其申请签证的相关材料发送至梁惠诗的电子邮箱。梁惠诗自2017年7月31日起在谈运清、陈敏怡与吕惠贞之间沟通联系，吕惠贞将代办签证所需材料通过梁惠诗告知谈运清，谈运清、陈敏怡再将相关材料发送给梁惠诗，再由梁惠诗转发给吕惠贞。2017年8月1日，梁惠诗通过微信向谈运清发送了一份题为《澳洲学生签证个人资料登记表》的电子文档，要求陈敏怡填写。谈运清微信询问梁惠诗：“我把资料全部扫描发给你好吗？”梁惠诗回复：“好”。谈运清：“现在的意思是全部重新现在申请吗？”梁惠诗回复：“不是”。当日，梁惠诗通过微信告知谈运清向黄泳媚（庭审过程中，侨外公司确认黄泳媚为该公司员工）的银行账户汇款10024元，称该10024元中“3024是签证费,7000是大使馆的收件费用”，同时告知谈运清黄泳媚“是她们公司财务”、“费用是没得退”。谈运清微信询问梁惠诗“大使馆收件费用是帮忙做资料费用吗？”，梁惠诗回复：“是的”。当日谈运清通过微信中向梁惠诗发送了一张银行柜员机交易凭条图片，并告知梁惠诗其已去柜员机转了款。谈运清、陈敏怡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谈运清于2017年8月2日向梁惠诗指定的黄泳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024元。侨外公司于2017年8月8日在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的官方网站上代陈敏怡递交了离岸学生签证(TU-500)申请,并提供了有关陈敏怡申请拒绝期的资料。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于2017年9月20日对陈敏怡的签证申请作出拒签决定，谈运清当日获知该决定。根据该拒签决定，陈敏怡的签证申请被拒的原因为陈敏怡不符合该国相关移民法规关于获颁学生签证的标准规定，具体为：“自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申请人非法逗留在澳大利亚。2017年7月5日,申请人以离境为理由向移民及边境保护局申请桥签E(BVE)。申请人于2017年7月5日获颁BVE……申请人在2017年7月9日离开澳大利亚,因为持有人在其最后实质性签证US-462不再生效后超过28天获颁BVE,这表明申请人会受到公共利益标准4014包含的风险要素影响。详见1994年《移民法规》附件4规定了本项标准。申请人获颁学生签证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为了在三年拒绝期内合理予以准签,申请人必须证明存在影响澳大利亚利益的特殊情况、或者影响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新西兰合格公民利益的令人同情或特殊情况……在本案中,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明存在该等情况的信息……没有证据显示,申请人被拒签会影响到外国政府关系或者澳大利亚的贸易和商业关系。”之后，陈敏怡因其签证被拒一事与梁惠诗及侨外公司、吕惠贞产生纠纷。吕惠贞于2018年2月22日向陈敏怡发送短信邀请陈敏怡到其公司进行沟通，陈敏怡予以拒绝。吕惠贞短信告知陈敏怡“但是我们这里有你签名的合同，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看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希望可以一起解决问题”。陈敏怡回复：“是梁小姐她签的名我查过所有发给她的资料并不存在什么我委托过你们办理此事的合同”。2018年3月15日，陈敏怡与侨外公司在禅城区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2018年5月21日，陈敏怡与侨外公司及梁惠诗在禅城区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两次调解双方均协商不成。诉讼过程中，侨外公司提交了一份《自费出国留学委托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的委托人为陈敏怡，受托人为广东侨谊海外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陈敏怡否认该协议书中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签名。侨外公司称其不确定该协议书中的签名是否是陈敏怡本人的签名，称是由吕惠贞将该协议书交给梁惠诗后，梁惠诗再将已经签好名的协议书交回给吕惠贞。梁惠诗否认该协议书中的“陈敏怡”的签名是其代签的。陈敏怡的《留学生入学确认书》显示，陈敏怡留学的昆士兰大学课程开始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课程结束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陈敏怡在其澳大利亚租住的房屋将于2017年9月11日到期的情况下，于2017年8月8日续签租房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3月12日，租金为每周400澳元，陈敏怡为此支付了26周租金，共计10400澳元。本案诉讼中，谈运清、陈敏怡委托翻译机构翻译案涉相关证据材料支出翻译费4220元。2020年2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澳元的汇率中间价为100澳元对474.11元人民币。庭审过程中，侨外公司称其收取的10024元中6000元是《自费出国留学委托协议书》约定的办理签证的费用，3024元是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的递交签证的费用即560澳元，另外的1000元是用于帮陈敏怡处理其他事务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谈运清、陈敏怡选择以委托合同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故判断谈运清、陈敏怡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关键判断谈运清、陈敏怡与梁惠诗、桥外公司、吕惠贞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相关受托人是否存在违反受托人义务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给谈运清、陈敏怡造成了损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围绕梁惠诗、桥外公司、吕惠贞是否应对谈运清、陈敏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梁惠诗是否应对谈运清及陈敏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从谈运清与梁惠诗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谈运清从2017年7月5日开始，多次向梁惠诗发送微信，请求其联系办证中介的朋友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梁惠诗一开始并未明确作出承诺。2017年7月9日，当谈运清再次提出“请你让你朋友拿紧办理”时，梁惠诗回复“好的”，此时梁惠诗已明确答应谈运清委托之事，即委托其办证中介的朋友为陈敏怡抓紧代办签证手续，由此可以认定梁惠诗与谈运清、陈敏怡之间依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从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梁惠诗是无偿接受谈运清、陈敏怡的委托，双方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二）关于梁惠诗有无违反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从谈运清与梁惠诗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谈运清并非直接委托梁惠诗为陈敏怡代办签证，而是委托梁惠诗联系其办证中介朋友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故梁惠诗委托其朋友吕惠贞当时所在中介机构侨外公司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是依约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并不构成转委托。即使谈运清在委托之初并不知晓梁惠诗的“办证中介朋友”具体是谁，但对于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的受托人人选，谈运清在委托梁惠诗处理签证事宜时已经概括授权给梁惠诗。谈运清多次向梁惠诗发送微信询问“中介那边”签证办理进展，梁惠诗在2017年8月1日告知谈运清向黄泳媚的银行账户支付签证费用时已向其介绍黄泳媚“是她们公司财务”，可见谈运清在支付签证费用之前已明确知道为陈敏怡代办签证的是黄泳媚所在公司，谈运清未提出异议并且支付了相关费用。谈运清于2017年8月22日向梁惠诗发送微信称“你朋友珍很能干,既然她是侨外的股东之一,公司又出了150万的澳元担保敏怡”，可见至迟在2017年8月22日，谈运清已知晓梁惠诗已将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一事委托给了吕惠贞当时所在的侨外公司，并且对此予以充分认可。谈运清、陈敏怡主张梁惠诗未经其同意转委托侨外公司及吕惠贞处理委托事务，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梁惠诗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综合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梁惠诗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具体表现如下：1.未按谈运清的指示及时处理委托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梁惠诗作为受托人，负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这是受托人最基本的义务。谈运清已多次通过微信告知梁惠诗时间特别紧迫，需要紧急办理签证。双方虽未约定梁惠诗办理委托事务的期限，但梁惠诗在明知陈敏怡需要紧急办理签证的情况下承诺谈运清会让其朋友抓紧办理，梁惠诗理应及时委托其朋友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已经接受了谈运清的委托，即使是无偿的，梁惠诗也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及时办理。梁惠诗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合理期限内办理了委托事务，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梁惠诗怠于办理委托事务，存在重大过失。2.违反了如实报告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从谈运清发送给梁惠诗的微信来看，2017年7月9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谈运清几乎是日日向梁惠诗焦急地打听签证办理进展。梁惠诗并未如实告知谈运清其实际尚未委托其朋友代办，而是不断应承并安慰谈运清“不用担心的,批签还有个时间的”“已沟通了”“放心”“没问题的”“无事”“安心等待”，让谈运清始终相信其已经委托中介机构在代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2017年7月25日，梁惠诗向谈运清发送微信称“邮件已发了”“明天应出了”。2017年7月31日梁惠诗向谈运清发送微信称“已发了”“太好了”，谈运清询问“啥意思呢?是表示签证快了吗?”梁惠诗回复“是”。2017年8月1日，梁惠诗在微信中对谈运清称陈敏怡的签证之所以一直没批下来的原因是“敏怡第一学期学习成绩影响了签证官的判断,签证官电话到学校学生中心了解情况,学校对敏怡有些看法”，“所以一直没批下来”，“学校回复课程中,发现敏怡读书没有太在心”。当谈运清询问其“还会签证吗？”时，梁惠诗回复“是”“会签”。而事实上，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局的拒签决定显示陈敏怡的签证申请日期为2017年8月8日，可见梁惠诗告知谈运清的上述情况均不属实。梁惠诗未向谈运清如实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存在重大过失。（四）关于谈运清及陈敏怡的损失是否是梁惠诗的重大过失造成的1.关于签证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谈运清支付给侨外公司的10024元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该费用并非由梁惠诗收取，且该费用是依法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的费用。谈运清、陈敏怡主张梁惠诗向其返还该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房租损失。2017年8月1日，谈运清曾询问梁惠诗“还会签证吗？”梁惠诗回复“是”“会签”“但要再写好材料，无事，先处理”；当日谈运清又询问梁惠诗“交这么多资料应该没问题了吧”，梁惠诗回复“有担保，应该无什么问题了”“签证中介也担心留下不好记录,但距已说了,一定帮敏怡处理好的”“距出动到担保,应该可以的”“一般好多签证中心都吾敢接的”“因为拒签机会十分高,所以同学先出动到担保这招”“而且,已找了关系了”。当日，当谈运清再次询问梁惠诗“这样做签证有几成把握呢?”梁惠诗回复“一定”。2017年8月5日，谈运清告知陈敏怡已缴纳了学费，又再次询问梁惠诗“据估计签证下星期会出了吧?应该没有问题吧”。梁惠诗回复“嗯”。在谈运清的一再询问过程中，梁惠诗不但始终未告知谈运清其迟迟未委托中介机构为陈敏怡代办签证的真实情况，而且一再让谈运清确信陈敏怡的签证申请很快就能被获准通过。之后虽然是因陈敏怡自身原因导致其签证申请被拒，但梁惠诗的上述不实陈述却是导致陈敏怡续签澳大利亚的租房合同的直接原因，梁惠诗对陈敏怡的房租损失存在重大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梁惠诗应对谈运清、陈敏怡的房租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陈敏怡的房租损失为10400澳元，参照谈运清、陈敏怡起诉时（2020年2月17日）的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澳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为49307.44元(10400×4.7411＝49307.44)。鉴于陈敏怡最终是因其自身原因导致签证被拒，而签证被拒同样也是导致其产生房租损失的重要原因，法院酌定梁惠诗应对陈敏怡的房租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24653.72元（49307.44×50％＝24653.72元)。3.关于仓管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陈敏怡的签证申请已于2017年9月20日被拒，陈敏怡知悉该结果后应及时取回其寄存在澳大利亚的行李物品以防止损失的扩大。陈敏怡未及时取回，由此导致的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4月期间的仓管损失属于扩大损失，依法应由其自行负担。4.关于房屋水电费损失。谈运清、陈敏怡主张其存在331.89澳元水电费损失，称该费用是陈敏怡在澳大利亚所租房屋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的公摊水电费，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此予以证实，谈运清、陈敏怡主张梁惠诗赔偿水电费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5.关于翻译费。本案诉讼是因梁惠诗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而引起，谈运清、陈敏怡主张其为本案诉讼支出的翻译费4220元由梁惠诗承担，合法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侨外公司及吕惠贞是否应对陈敏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谈运清、陈敏怡与侨外公司及吕惠贞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如前所述，结合谈运清与梁惠诗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梁惠诗是受谈运清的委托委托吕惠贞当时所在中介机构侨外公司为陈敏怡代办签证。侨外公司主张侨谊佛山分公司接受陈敏怡的委托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并提交了《自费出国留学委托协议书》，陈敏怡及梁惠诗均否认该协议书中“陈敏怡”三字是其所签。侨外公司称该协议书是吕惠贞给梁惠诗后，梁惠诗再将已经签好名的协议书交回给侨外公司。本案中，与梁惠诗进行联系的是侨外公司当时的员工吕惠贞，相关签证费用是侨外公司收取，实际为陈敏怡递交签证申请的也是侨外公司，对于最终签订《自费出国留学委托协议书》的为何是侨谊佛山分公司而非侨外公司，侨谊佛山分公司未作出合理解释。由于侨外公司也无法确定上述协议书中“陈敏怡”三字是何人的签名，且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谈运清、陈敏怡委托梁惠诗委托侨谊佛山分公司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故本院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梁惠诗作为谈运清、陈敏怡的委托代理人，以陈敏怡的名义委托吕惠贞当时所在的侨外公司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吕惠贞以侨外公司的名义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且该公司确认吕惠贞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依法应由侨外公司承担。综合以上理由，可以认定谈运清、陈敏怡与侨外公司之间依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谈运清、陈敏怡与吕惠贞之间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谈运清、陈敏怡诉请吕惠贞返还签证费用并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侨外公司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侨外公司向谈运清、陈敏怡收取了报酬，双方之间是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侨外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对其因过错导致代办手续、证件存在瑕疵给陈敏怡、谈运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侨外公司作为代办签证机构，除双方另有约定外，通常只是负责检查陈敏怡提供的申请资料的是否完整，并将相关资料及时提交给相关签证机构。至于能否获准签证以及何时获准签证，在陈敏怡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合法、完整的情况下，完全取决于申请人签证国当期的政策，这是签证国的政府行为，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谈运清、陈敏怡在委托中介机构代办签证时也应当意识到这一常识性问题。从澳洲移民及边境保护局作出的拒签决定的内容来看，侨外公司已为陈敏怡提出有效的学生签证申请，陈敏怡的签证申请被拒签的原因是陈敏怡曾非法逗留在澳大利亚，“在其最后实质性签证US-462不再生效后超过28天获颁BVE”，但无法证明符合该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三年拒绝期内合理予以准签的条件，具体为无法证明“存在影响澳大利亚利益的特殊情况；或者影响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新西兰合格公民利益的令人同情的特殊情况。”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侨外公司在接受委托为陈敏怡代办签证手续时曾对谈运清、陈敏怡作出过保证出签的承诺，也没有证据显示谈运清、陈敏怡的损失是因侨外公司的过错所造成的。谈运清、陈敏怡诉请侨外公司返还签证费用并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梁惠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谈运清、陈敏怡房租损失24653.72元、翻译费损失4220元，以上合计28873.72元；二、驳回谈运清、陈敏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26.46元，由谈运清、陈敏怡负担1000元，梁惠诗负担726.46元。梁惠诗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梁惠诗与吕慧贞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梁惠诗将陈敏怡的签证资料转发给吕慧贞的邮件截图，拟证明梁惠诗应谈运清的要求，于2017年7月5日当晚即刻联系吕慧贞。次日早上7月6日，梁惠诗将办理签证的情况以及陈敏怡的签证资料发至吕慧贞邮箱，吕慧贞接受谈运清办证的委托。梁惠诗及时转达谈运清的请求及相关签证资料，不存在任何过失。2.梁惠诗与谈运清（实为陈敏怡）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陈敏怡自身对办理澳大利亚签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流程十分熟悉，其应当知悉本案签证存在较大风险。陈敏怡提前续签租赁合同存在错误，所导致的不利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谈运清、陈敏怡对梁惠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的梁惠诗上诉请求和谈运清、陈敏怡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梁惠诗应否向谈运清、陈敏怡赔偿房租损失及翻译费损失。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谈运清因女儿陈敏怡需要申请新的学生签证以继续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多次通过微信联系梁惠诗，请求梁惠诗通过其办证中介的朋友代办陈敏怡的签证事宜。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谈运清在2017年7月9日催促梁惠诗抓紧办理时，梁惠诗明确回复“好的”，上述事实表明双方之间已就委托联系中介人员办证事宜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已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同时，因谈运清与梁惠诗未对委托事项的报酬进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无偿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谈运清在委托梁惠诗之初已经明确向梁惠诗说明办理陈敏怡签订的紧迫性，梁惠诗虽是无偿受托人，但其亦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妥善地处理有关委托事务。虽然梁惠诗在二审期间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7月6日已将陈敏怡的相关资料发给吕慧贞，但涉案委托事项义务并非只是单纯的转交资料，故不能据此认定梁惠诗已及时地完成了受托事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侨外公司直至2017年8月8日才向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递交签证申请，因此，在梁惠诗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期限内办理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其怠于办理委托事务存在重大过失，理据充分。而且，从谈运清与梁惠诗之间的聊天记录来看，因办理陈敏怡签证的急迫性，谈运清多次向梁惠诗询问签证办理进展，但梁惠诗并没有如实地告知谈运清签订办理的真实进展情况，反而多次向谈运清作出“已沟通了”“放心”“没问题的”“无事”等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肯定性答复，导致谈运清基于对梁惠诗的合理信赖而对陈敏怡的签证办理预期产生误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梁惠诗未如实向谈运清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也存在重大过失，合理有据。因此，梁惠诗作为受托人存在重大过失，其应在合理的范围内赔偿谈运清、陈敏怡因此造成的损失。关于梁惠诗、陈敏怡主张的房租损失，如前所述，梁惠诗存在未如实告知签证的真实办理进展情况的重大过失，导致谈运清、陈敏怡误以为签证能顺利办妥，陈敏怡在此情况下于2017年8月8日续签租房合同而产生的房租损失属梁惠诗的过失行为造成委托人损失的范畴，但考虑陈敏怡最终是因自身原因被拒签，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梁惠诗对陈敏怡的房租损失只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24653.72元，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谈运清、陈敏怡主张的翻译费，该翻译费属谈运清、陈敏怡为提起本案诉讼、维持自身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必要费用项目，谈运清、陈敏怡对此已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且该费用的金额未超出合理的范畴，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案案情后，结合梁惠诗的过失情形，判令梁惠诗承担该翻译费4220元，合理有据，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梁惠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1.84元,由上诉人梁惠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