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主要负责人：刘晓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主要负责人：黄自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浩，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敏斌，男，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源辉，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健梅，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源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8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源辉的诉讼请求；二、陈源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明知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系伪造情形下，仍然认定保险合同成立有效，并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此属于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案外人刘某在其询问笔录中承认“她（陈某）微信转账让我帮购买，自己没有帮陈某（爸妈）投保，自己私自用掉了”。一审庭审中，各方均已确认涉案保险单系刘某单方伪造。另外，经对比，陈源辉提供的案外被保险人伍某真实的个人保险凭证后知悉其提供的保险单与伍某的保险凭证明显不同。显然，同一种保险产品不可能出现不同的保险凭证。其次，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与陈源辉间未就投保事宜达成合意，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及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均未收到任何费用。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及十四条规定，该保险合同并未成立。最后，既然保险合同并未成立，一审法院依据该未成立的保险合同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当然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在没有正确查明本案保险产品投保模式的情形下，单纯依据刘某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代理制销售人员身份，将陈某（也为刘某未婚妻）要求刘某帮其购买保险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涉案保险产品为团体商业保险，其投保人是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被保险人为平安集团内外勤员工、亲属及深圳地区平安人寿及平安健康保险的客户。此时平安集团内外部员工（包括寿险代理制业务销售人员）身份应当作为普通消费者（客户），而不是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或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销售人员或员工。基于此，该产品不支付任何销售佣金。该业务销售模式也已被生效的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6121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另外，该产品实际投保可通过他人转发或分享的投保链接，开展互联网线上填写投保信息、确认投保信息、支付保费、承保等。刘某在其询问笔录中也明确了“自己分享投保链接，她同事自己购买了1份，她自己说也要购买，说自己不会操作”，也证明了该产品的投保模式。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在保险行业中存在业务员向投保人发送投保链接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保险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大前提，并结合伪造保险单推导出刘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假设业务员与投保人是父子或父母或者其他伦理道德关系时，且该保险产品并不向业务员支付佣金时，那么该行为还能算是职务行为吗？显然，父亲（某保险公司业务员）为其子女购买本公司的保险产品时，其应当是保险消费者。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某行为为职务行为的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大前提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再次，陈源辉已确认刘某与其女儿陈某为男女朋友（实际上即将准备结婚）的亲密关系。因此，刘某的身份关系不能仅限于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代理制业务销售人员。另根据询问笔录知悉，该产品的投保链接可由投保人自行投保操作，并非一定需要销售方或承保方的特定人员操作。实际上陈某主动想要购买，但又不会操作，才让其男朋友刘某帮忙投保。最后，并非员工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并由所在单位承担，只有员工在所在单位授权或指示下从事的行为，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陈某要求刘某为其操作保险事宜并不属于单位授权范围，故不能认定其该行为为职务行为，而应界定为陈某的委托行为。三、一审判决依据伪造的保险单，认定重大疾病保险金额及责任，属于查明事实不清。首先，各方均已认同保险单系刘某伪造，陈源辉也提供了案外人伍某真实的个人保险凭证。该保险凭证明确载明重大疾病保险金额为5万元。虽然该保险凭证特别约定中载明“平安E家B款重疾二次诊疗服务”。另外，中国银保监会下发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将健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失。第五十六规定，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有关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可以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列明，也可以另行签订健康管理服务合同。因此，健康保险产品中提供健康服务是商业惯例。其次，该产品的重大疾病责任适用《平安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9）条款》。根据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中，也并未提及承担二次赔付的责任。另外，根据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已提供的《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日常就医服务、医疗费用垫付、道路救援之合作协议》，可知悉二次诊疗服务为第三方提供的医疗服务。最后，陈源辉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为10万的前提下，一审判决竟然依据伪造的保单认定保险金额为10万，明显存在保险责任内容及金额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支付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与陈源辉间未形成任何关系，因此不存在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需要履行的义务与责任。一审判决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针对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陈源辉辩称：一、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状内容基本一样，该两公司对外均宣称是平安保险，作为案外人，无法区分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关系。二、一审庭审中，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均确认其业务员刘某向陈源辉推销保险。三、刘某确认收取了陈源辉420元保险款，并向陈源辉出具了保险单，证明刘某具有办理本案保险业务的行为，刘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应由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四、陈源辉是善意投保的当事人，投保的目的也是为转移风险，任何人不可能预见可能患上疾病，其无过错，故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作为出售保险一方，应承担理赔责任。五、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内部调查时出具结论，确定刘某擅自以公司名义签发保险单，故刘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根据保险法第127条规定，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过错行为与陈源辉利益受损有因果关系，其应按保险单内容对陈源辉进行理赔。请求驳回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针对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陈述称其同意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源辉的诉讼请求；二、陈源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明知涉案保险单系伪造情形下，仍然认定保险合同成立有效，并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属于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刘某在其询问笔录中承认“她（陈某）微信转账让我帮购买，自己没有帮陈某（爸妈）投保，自己私自用掉了”。一审中，各方均已确认涉案保险单系刘某单方伪造。另外，陈源辉提供案外被保险人伍某真实的个人保险凭证后，知悉陈源辉提供的保险单与保险凭证明显不同。显然，同一种保险产品不可能出现不同的保险凭证。（二）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与陈源辉间未就投保事宜达成合意，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均未收到任何费用。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及十四条规定，该案保险合同并未成立。（三）既然保险合同并未成立，一审法院依据该未成立保险合同，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当然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在没有正确查明本案保险产品投保模式的情形下，单纯依据刘某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代理制销售人员身份，将陈某要求刘某帮其购买保险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保险产品为团体商业保险，其投保人是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被保险人为平安集团内外勤员工、亲属及深圳地区平安人寿及平安健康保险的客户。此时平安集团内外部员工（包括寿险代理制业务销售人员）身份应当作为普通消费者（客户），而不是上诉人或原审被告的销售人员或员工。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并未授权委托任何销售人员、员工销售该产品，该产品不支付任何销售佣金。该业务销售模式也已被生效的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6121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二）该产品实际投保可通过他人转发或分享的投保链接，开展互联网线上填写投保信息、确认投保信息、支付保费、承保。刘某在其询问笔录中也明确了“自己分享投保链接，她同事自己购买了1份，她自己说也要购买，说自己不会操作”，也证明了该产品的投保模式。（三）一审判决认定在保险行业中存在业务员向投保人发送投保链接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保险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大前提，并结合伪造保险单推导出刘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假设业务员与投保人是父子或父母或者其他伦理道德关系时，且该保险产品并不向业务员支付佣金时，那么该行为还能算是职务行为吗？显然，父亲（某保险公司业务员）为其子女购买本公司的保险产品时，其应当是保险消费者。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某行为为职务行为的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大前提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再次，陈源辉已确认刘某与其女儿陈某为男女朋友（实际上即将准备结婚）的亲密关系。因此，刘某的身份关系不能仅限于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代理制业务销售人员。另根据询问笔录知悉，该产品的投保链接可由投保人自行投保操作，并非一定需要销售方或承保方的特定人员操作。实际上陈某主动想要购买，但又不会操作，才让其男朋友刘某帮忙投保。最后，并非员工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并由所在单位承担，只有员工在所在单位授权或指示下从事的行为，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陈某要求刘某为其操作保险事宜并不属于单位授权范围，故不能认定其该行为为职务行为，而应界定为陈某的委托行为。（四）一审判决混淆了刘某工作身份和个人身份。一审判决仅以刘某属于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代理制销售人员身份，认定其此次接受陈某委托购买保险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依据伪造的保险单，认定重大疾病保险金额及责任，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一）一审中，各方均已认同保险单系刘某伪造。陈源辉也提供了案外人伍某真实的个人保险凭证。该保险凭证明确载明重大疾病保险金额为5万元。虽然该保险凭证特别约定中载明“平安E家B款重疾二次诊疗服务”。（二）中国银保监会下发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将健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失。第五十六规定，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有关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可以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列明，也可以另行签订健康管理服务合同。因此，健康保险产品中提供健康服务是商业惯例。（三）该产品的重大疾病责任适用《平安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9）条款》。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中也并未提及承担二次赔付的责任。另外，根据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已提供的《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日常就医服务、医疗费用垫付、道路救援之合作协议》可知悉二次诊疗服务为第三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陈源辉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为10万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依据伪造的保单认定保险金额为10万，明显存在保险责任内容及金额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支付利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与陈源辉间未形成任何关系，因此不存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需要履行的义务与责任。但一审判决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针对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陈源辉辩称：一、一审法院并没有判决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承担责任，对其上诉请求不予确认。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陈述称同意其上诉意见。陈源辉于2020年6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依照《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的保险合同约定，向陈源辉理赔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源辉主张其通过女儿陈某于2019年11月25日向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业务员刘某支付420元后，投保了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一份。2020年3月23日，陈源辉因腹痛入住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经诊断为结肠癌、右侧睾丸鞘膜腔积液，并于同年3月28日出院，医嘱建议陈源辉继续住院治疗。2020年3月31日至同年4月20日，陈源辉于中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结肠肝曲中分化腺癌（Pt4aNlaMO，IIIB期）；2.左肾结石；3.右侧睾丸鞘膜腔积液；4.重度贫血；5.低蛋白血症；6.双肺结节；7.电解质紊乱。陈源辉主张其确诊后，要求刘某理赔，刘某向其交付了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一张，列明投保人为陈源辉，被保险人陈源辉，出生日期为1968年12月14日，保险期限为一年，投保年龄为18-65周岁，限购份数为1-4份版方案仅能选择其中一种方案进行投保、被保险人职业类别限1-4类，每份保费420元，保险责任：意外身故、疾病身故保险金10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2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男性特定疾病保险金10万元。该保险单下方注明“销售单位：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电子章）。陈源辉多次要求刘某办理理赔无果后，致电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客服，客服告知龙东区130841部离职业务人员刘某于2019年11月擅自以公司名义签发保险单、伪造虚假保险单欺骗客户而离职，并拒绝理赔。为此，陈源辉提起本案诉讼。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确认刘某系其业务员，任职时间为2019年1月22日至2020年1月16日。2020年6月1日，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龙东营业区130841部李明利主任”就涉案保险单向刘某进行询问，并记录形成询问笔录一份。在该询问笔录中，刘某确认于2019年11月25日通过陈某微信收取陈源辉（陈某父亲）及其太太冯某（陈某母亲）的投保费用840元，并称其分享投保链接给陈某，陈某同事已购买了一份相同的保险，由于陈某不会操作，为此陈某向其微信转账840元，并要求其帮忙投保，但其并未帮陈源辉及其太太冯某购买保险，其私自用掉了该840元；刘某主张其主管、经理并不知道其收取了投保费用不给客户投保。另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提交了双人证件照一张，主张陈某与刘某系未婚夫妻关系，二人属于委托关系，并非保险代理关系，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不需要经过业务员投保，点击链接便可投保，刘某伪造保单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确认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的购买链接系其APP系统中生成，并发送给其内部人员、平安集团业务员，让该部分人员自行购买或分享给其他人，由投保人自行点击链接购买，属于自行投保范畴，为此其提交平安E家A款保险的投保流程打印件一份，该流程包含保险详情、投保须知等内容，其中保险详情显示平安E家A款保险适用人群为1-4类职业、18-65周岁的身体健康、正常工作或生活的以下两类人员均可投保本产品：1.深圳地区的平安集团及其各专业子公司在职的内、外勤员工及员工的直系或者旁系亲属；2.投保时被保险人持有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或平安健康险深圳分公司有效保单。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庭后提交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的详细条款。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庭后提交了平安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9）条款一份，该条款明确恶性肿瘤属于其中重大疾病范畴。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亦确认在保险合同成立的情况下，陈源辉所患结肠癌属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需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5万元。陈源辉对平安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9）条款不予确认，认为该条款并未显示为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同时，陈源辉主张虽其未持有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条款，但应该按照与其同龄的案外人伍某投保的保险单赔偿，故保险赔偿金为10万元（包含重大疾病保险金额5万元及二次诊疗服务5万元）。伍某的保险单显示伍某出生日期为1968年12月22日，其中保险项目含有重大疾病责任保险金额5万元；特别约定第5点：平安E家B款含重疾二次诊疗服务，详见投保须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刘某系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员工，双方对该事实无异议。在保险行业中会存在业务员向投保人发送投保链接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保险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陈源辉女儿陈某通过刘某获得投保链接并向其支付保费，刘某也向陈源辉交付了涉案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且该保险单上加盖了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电子章），故陈某有理由相信其在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处为陈源辉购买了涉案保险。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陈某与刘某系未婚夫妻关系，涉案保险单的投保属于委托关系。陈源辉确认刘某与陈某系男女朋友关系，但该层伦理道德关系并不影响刘某职务的履行。反之，陈源辉、陈某基于对刘某的信任向其转账并投保，刘某更该释明保险单的投保方式及条款。故对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刘某在询问笔录中确认系其侵吞保险费用，并将加盖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电子保险合同专用章后的保险单交付给了陈源辉。作为不知情的善意投保人陈源辉，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保险是真实的，保险单的内容也不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刘某的行为应视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行为，即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向陈源辉销售了涉案的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因此，虽然陈源辉持有的保险单与一般投保流程下产生的保险单不同，但此系由刘某利用职务上的行为所致，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应加强监督，故不能据此免除保险人根据保单或保险合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陈源辉持有的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上盖有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保险合同专用章，故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作为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的保险人，应依据保险单内容向陈源辉承担保险责任。关于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赔付金额。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表示在保险合同成立的情况下，陈源辉患有的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范畴，赔付金额应为5万元。虽然陈源辉持有的保险单与一般投保流程下产生的保险单不同，但无法免除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而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保险责任应以刘某交付给陈源辉的保险单为限，故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应为10万元。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未及时履行赔偿义务，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现陈源辉诉请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付逾期付款利息，予以支持。关于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应否承担赔付责任。刘某交付给陈源辉的保险单，显示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为销售单位，并非保险人，故在该保险单成立的情况下，相应的保险责任应由保险人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承担，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并非保险关系的相对方，其不需承担赔付责任，故对陈源辉要求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与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连带赔偿保险金，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陈源辉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陈源辉已预交），由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负担（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陈源辉，一审法院不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因此，在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本院仅围绕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双方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是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应承担向陈源辉支付保险赔偿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平安养老保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虽然陈源辉女儿陈某因委托刘某为陈源辉投保，双方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均确认刘某系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代理制销售人员，刘某向陈源辉女儿陈某分享投保链接后，陈源辉及其妻子冯某已通过陈某于2019年11月25日向刘某分别支付保费420元，刘某亦确认于2019年11月25日通过陈某微信收取陈源辉、冯某交纳的保费各420元，而刘某向投保人发送投保链接及收取保费的行为，均在其职责范围内，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并不影响在本案中对刘某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该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本案中，刘某收取陈源辉交纳的保费后，将加盖有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电子章）的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交给了陈源辉，故陈源辉有理由相信其在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购买了涉案保险。虽然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是刘某伪造的，且刘某对此予以确认，但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源辉对刘某伪造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的事实知情。因此，在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加盖有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电子章）的情况下，作为不知情的善意投保人陈源辉，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涉案保险是真实有效的，且该保险单的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至于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刘某伪造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的问题,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处理。2020年3月23日，陈源辉被诊断为结肠癌等疾病后，先后在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中山市中医院等住院治疗，并向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与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申请保险理赔,而陈源辉患有的结肠癌等疾病属于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范畴。依法，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在收到陈源辉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按照涉案《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E家B款（男性）保险单》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10万元履行赔偿义务，但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却以刘某擅自以公司名义签发保险单、伪造虚假保险单为由拒绝理赔，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应向陈源辉支付保险赔偿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向陈源辉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不应承担本案保险理赔的责任，并请求改判驳回陈源辉诉讼请求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并未判决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承担向陈源辉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对本案并不具有上诉利益，且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与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均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故本院对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寿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均已分别预交2300元），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2300元，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2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凤迎审判员  赵 娟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廖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