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黑01民终3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春德，男，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延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宁，黑龙江龙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梁权，黑龙江龙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海生，男，197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延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耀双，男，198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延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勇，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延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寿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寿镇东公安街40号。法定代表人：田益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明，男，198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延寿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延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超，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春德因与被上诉人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延寿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寿融兴银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2020）黑0129民初12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春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宁，被上诉人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延寿融兴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明、郑文超到庭参加诉讼并接受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春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裁定指令延寿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一、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不是确权纠纷。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范春德一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被告刘耀双、张勇与被告延寿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以及《粮食质押合同》无效”,该项诉讼请求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不属于确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审理确权诉讼时，需要查询所要确权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如一审法院不进行实体审理，范春德作为4,053,285.60元水稻变卖款的所有权人,既无法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也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认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水稻变卖款,就丧失了诉讼的救济途径，对范春德实体权利造成了实质损害。范春德与徐海生之间为借用合同法律关系,范春德是案涉水稻变卖款的合法所有权人。同时，徐海生自己也认为是借用该批水稻。从事实上也可推断出，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制作虚假的《原粮收购合同》等相关权属证明，骗取延寿融兴银行的贷款行为,已被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2020）黑0129黑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徐海生、刘耀双、张勇构成骗取贷款罪并责令退赔延寿融兴银行损失。故徐海生等人不是水稻变卖款的合法所有权人。但是,在该刑事案件执行中,延寿融兴银行申请冻结了该刑事案件存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3×××92延寿县公安局扣押专户的水稻变卖款，因此范春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刘耀双、张勇与延寿融兴银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以及《粮食质押合同》无效，并将水稻变卖款返还给范春德，但被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告知范春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即向所有被上诉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范春德仅有提出异议以及复议的权利,并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规定的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本案一审法院如不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范春德既无法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且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不会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是否取得了水稻变卖款的质权。同时,范春德也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认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水稻变卖款,就丧失了诉讼的救济途径,对范春德实体权利造成了实质损害。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如果本案不进行实体审理,将会对范春德的实体权利造成严重的损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延寿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徐海生辩称：同意一审裁定，对范春德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同意。刘耀双书面答辩称：范春德诉请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范春德与徐海生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不是借用关系。2019年1月21日，徐海生为范春德出具的欠据载明“徐海生借用范春德水稻11311.060吨×1.66元=352719元。欠款人：徐海生，还款日期：2019年5月30日前”。双方确认了货物的数量、单价、总价，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买卖关系，而不是借用关系。范春德将水稻交付给了徐海生，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意思表示，案涉水稻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徐海生因为购买水稻取得了案涉水稻的所有权。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对其所有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徐海生对案涉水稻的质押是有权处分。二、刘耀双、张勇与延寿融兴银行订立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有效。因为徐海生、刘耀双、张勇用水稻质押作为担保，与延寿融兴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其刑事犯罪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三、延寿融兴银行取得了案涉水稻的质权。因徐海生是案涉水稻的所有权人，其在水稻上设置的担保物权成立并生效，范春德基于出卖水稻丧失了对案涉水稻的所有权，与徐海生之间产生的是债权关系。物权优先于债权。范春德不能排除延寿融兴银行的强制执行。综上，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2020）黑0129执异裁定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张勇辩称：同意一审裁定，对范春德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同意，因为是买卖关系但范春德非要这个钱，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延寿融兴银行辩称：一、范春德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起诉。争议水稻的权属是本案的根源，范春德所提诉讼请求是基于其认为自己为水稻的所有权人。但事实上，争议水稻系范春德出售给徐海生的。范春德在起诉状中称系其自家“粮库空间紧张无法存放该批水稻”，才“将该批水稻存放在徐海生指定的嘉禾米业公司库房内”（上诉状中所称的“嘉禾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延寿融兴银行理解应为延寿县嘉禾米业有限公司，下称嘉禾米业）。这应理解为水稻仓储关系,但范春德又称是借用关系。不论是仓储关系还是借用关系，这都与范春德提交的记载有水稻数量、价格、还款时间的书面证据（下称欠条）记录的内容不符。第一，不论是仓储关系还是借用关系，那么到期后应当返还水稻。然而，欠条上没有返还水稻的约定，反而约定了还款时间。这意味着，双方间并无返还水稻的意思表示，只需按约定的时间还款即可。这说明，二者间实质是水稻所有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这是买卖关系的构成要件。第二，不论是仓储关系还是借用关系，那么都与水稻的价格无关，期满后返还水稻就可以了，无需在欠条上标明水稻的价格及还款时间。而恰恰相反，欠条上的主要内容是水稻的价款及还款时间的约定。这说明这两项内容对二者来讲是核心内容，而这两项内容与融资相关。第三，不论是仓储关系还是借用关系，徐海生的身份不应该是欠条上签署的欠款人，而应是借款人或是保管人。第四，不论是仓储关系还是借用关系，期满后这些水稻会返还的，依常理范春德应当对这些水稻非常关心，会时常查看这些水稻是否变质、短损等，但事实上范春德一直没有查看。直至徐海生失联后，才去找延寿融兴银行主张所谓的粮权，这不符合常理。第五，范春德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本是仓储关系，但又自称是借用关系。并解释称欠条上之所以有“徐海生借用范春德水稻1311.06吨”的内容是“为证明该批水稻的所有权以及如果发生毁损、灭失，原告能够向徐海生主张赔偿”。但这种解释毫无道理，在表彰所有权方面及毁损灭失风险承担的问题上，借用与仓储完全相同。范春德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间存在的以上这些矛盾说明，范春德并没有完整地、无遗漏地、如实地陈述事实，范春德主张的水稻借用关系是其故意编造出来的虚假事实，并非真实事实。范春德与徐海生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在借条上已清楚体现出来了，水稻赊销融资才是范春德与徐海生间的真实关系。欠条中虽有借用字样，但其实质不是借用水稻，而是借钱，只不过是通过赊销融资的方式借钱。欠条上有水稻数量、水稻单价及总价、还款时间、徐海生系欠款人的身份标注等，对交易标的、交易数量、交易单价、总价款、价款支付时间（非立即支付，而是给了几个月账期）、徐海生欠款人的身份等赊销融资的全部要素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这是典型的赊销融资关系。而且，徐海生承认，当时水稻的市价为每斤1.58元，加价至1.66元。这个差价本身就是利息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融资关系在徐海生骗取贷款罪公安机关第三次询问笔录中讲的非常清楚，即“因为当时我厂子经营缺少资金，我先去向范春德借的钱，当时范春德说他手里没有钱，但是有水稻，让我把水稻拉到厂子储存并且我用这些水稻质押贷款，等来年粮价好了，我再把水稻从银行赎回来，把水稻卖了还他现金，…”徐海生的供述与欠条的内容能够相互认证。而且，双方之前有过资金的往来，甚至截止目前仍有未完全结清，融资符合双方间形成的惯例和逻辑。如果说借粮就完全不符合常理，不仅不符合之前双方间形成的惯例，从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粮食本身只有加工价值或交易价值，不具有使用价值，借过来干什么呢？而且，实践中借粮本身往往意味着交易行为。国家在包产到户之前，有些农户春天没粮食吃，会向邻居家借粮，在秋天分到粮后再还。秋天还回的粮已是此食非彼粮了。这说明，此情景下的借粮实质是交易，因为所有权让渡了，是转让行为。所以，正常情况下的借粮，往往意味着粮食的买卖。这些事实与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证明，徐海生与范春德间系赊销融资关系无疑。赊销融资的本质是买卖关系，但不立即支付货款，出卖方给买受方一定的账期，实现买方融资的目的。既然是水稻买卖，那么水稻的所有权依法从交付至嘉禾米业的仓库时已转移给徐海生，因此，范春德与争议水稻已无利害关系，即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范春德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春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争议水稻是张勇、刘耀双作为所有权人出质给延寿融兴银行的，现在范春德又以所有权人的身份主张水稻变价款，这已说明各方间都在主张水稻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范春德要求返还水稻变价款这种诉求一定是以确认水稻所有权权属为前提的，这是典型的确权之诉。如果范春德不是水稻所有权人，其根本没有权利对张勇、刘耀双与延寿融兴银行间的质押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也就是说范春德要求确认质押合同效力的这个诉求也是以水稻确权为前提的。所以，范春德认为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不确权之诉根本不成立。现争议水稻变价款因执行刑事判决退赔判项时，法院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需要查询所要确权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驳回范春德起诉的裁定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且，范春德已经在延寿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这种情况下，本案更应该予以驳回，否则就是一案两审了。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范春德在上诉状中所称不能提起执行异议、没有救济途径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范春德起诉的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范春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耀双、张勇与延寿融兴银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以及《粮食质押合同》无效；2.判令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延寿融兴银行向范春德返还水稻变卖款4,053,285.6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延寿融兴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1月9日，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129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2019年5月24日，延寿县公安局组织对扣押水稻进行竞卖（重量为1299.13吨），4053285.6元竞卖款于2019年5月27日存入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一审法院在执行延寿融兴银行申请执行徐海生、张勇、刘耀双一案中，作出（2020）黑0129执602号执行裁定书中确认：“延寿县公安局在办理徐海生、张勇、刘耀双骗取贷款罪案件过程中，将扣押水稻的变卖款4053285.60元存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3×××92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内”，并对该账号内扣押水稻变卖款3,360,000元采取了冻结措施。一审法院在执行齐汉超申请执行徐海生一案中，作出（2020）黑0129执397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延寿县公安局存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3×××92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内扣押徐海生水稻变卖款693,285.6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范春德请求确认刘耀双、张勇与延寿融兴银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以及《粮食质押合同》无效，徐海生、刘耀双、张勇、延寿融兴银行返还水稻变卖款4,053,285.6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需要查询所要确权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范春德第一项诉讼请求属于确权诉讼，第二项诉请中的水稻变卖款4,053,285.60元与延寿县公安局扣押专户内所扣押的款项为同一款项，且该款项已由人民法院执行局采取冻结措施，故应当驳回范春德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范春德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2020年1月2日,范春德以与本案相同诉讼主体、诉讼请求、案由等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扣押案涉水稻，案涉财物的处理不应按照民事法律纠纷审理。如刑事案件中，未确定案涉财物的归属，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据以作出（2020）黑0129民初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范春德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的（2020）黑0129刑初50号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范春德再次提起民事诉讼形成本案。本案一审法院审结后，范春德提起上诉，在案件尚未移送本院二审期间的2021年1月11日，范春德按本案一审裁定的释明，以范春德为原告诉延寿融兴银行、徐海生、刘耀双、张勇为被告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范春德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冻结在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3×××92）被扣押水稻变卖款3,360,000元为原告所有，并向原告返还；2.请求法院解除对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3×××92）被扣押水稻变卖款3,360,000元的冻结措施；3.请求法院停止对延寿县公安局扣押款专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3×××92）被扣押水稻变卖款3,360,000元的执行；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24日作出（2021）黑0129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范春德的诉讼请求。范春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认，范春德对该案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现与本案均在上诉审理阶段。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范春德一审起诉请求确认案涉《最高额借款合同》、《粮食质押合同》无效，须对其主张的案涉1311.06吨水稻具有排他性物权予以举证证明，并经物权确认成为前提条件，在未经依法确认以及该标的物经过另案的刑事诉讼和执行保全，相关法律关系的审理认定亦应通过对案件综合协调管辖受理加以明确，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驳回范春德本案的起诉并无不当，且范春德按本案一审裁定释明已另行提起新的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并作出（2021）黑0129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因此范春德坚持主张两案继续诉讼审理，涉嫌诉讼重复，本案一审裁定驳回范春德起诉应予维持。另外，本案范春德的起诉被裁定驳回后，亦应依照《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对范春德预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一审未予退回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范春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范春德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39,226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焦崇升审判员  贾晋璇审判员  石 磊（）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崔馨予书记员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