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鹏飞，男，198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宜逊，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云宇，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明亮，男，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巧华，女，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述龙，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志，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希河，男，196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杨鹏飞因与被上诉人孙明亮、孙巧华、杨希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民初4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鹏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鹏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孙明亮、孙巧华、杨希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即便济南中新朗时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时公司）设立时的50万元出资款系从孙巧玲账户取出后存入朗时公司验资账户，也无法直接确定该50万元系孙巧玲向朗时公司缴纳的投资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朗时公司注册时的《验资报告》显示该公司投资款于2008年1月25日以现金方式存入指定验资账户，结合孙巧玲指派朗时公司员工李瑞芳于验资当天自其个人账户现金取款50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朗时公司的50万元投资款由孙巧玲实际出资交纳的事实。其次，朗时公司员工杨华等证人证言，证实朗时公司的所有工商登记注册、变更等过程中均是受孙巧玲指派代孙启茂签名，且孙启茂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也从未参与朗时公司的经营管理、日常决策，未从该公司进行过分红或行使过其他股东权利。而孙巧玲作为朗时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支配公司的人、财、物，足以证明其实际股东身份，所交纳的款项为其个人出资的投资款。再次，虽孙明亮、孙巧华对于孙巧玲出资50万元款项的性质有异议，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孙明亮、孙巧华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孙巧玲、孙明亮均实际参与公司运营”，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确实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朗时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为孙启茂…孙启茂的继承人均否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系父女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符合一般常理。依据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应当注重财产的实际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自朗时公司2008年成立至孙巧玲去世，该公司经营管理及利润分配、人员管理等一直由孙巧玲决定、相关文件及业务合同的签订等也均由孙巧玲决策。而孙启茂既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进行利润分配、更没有就公司进行过任何决策，其对于孙巧玲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质疑，足以证明其对于股权代持的事实是认可的。至于孙明亮在朗时公司的身份，杨鹏飞提交的公司财务单据足以证明其仅为公司员工而非实际控制人，孙明亮并不能进行任何决策并实际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孙明亮、孙巧华共同辩称，一、李瑞芳另案中的证言是孤证，无法保证真实性，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从孙巧玲账户中取出的50万元与存入朗时公司账户的5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无法证实孙巧玲与孙启茂的出资款有关系。即使孙启茂存入朗时公司账户的款项就是从孙巧玲账户中取出的款项，也不能认定该50万元是孙巧玲向朗时公司缴纳的投资款。孙启茂、滕英敏、孙巧玲、孙明亮、杨鹏飞共同经营数家公司，实际是家族企业，其家族成员、企业之间因经营需要常有资金流动，况且孙启茂和孙巧玲都已经去世，无法排除二人之间存在借贷、赠与等关系的可能，无法认定孙巧玲是朗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更不能推翻孙启茂的股东身份。退一步讲，即使孙巧玲是朗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根据山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实际出资人以他人名义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且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按借贷关系处理。即使孙巧玲是朗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不能认定孙启茂与孙巧玲之间存在代持关系，孙巧玲的继承人可另案向孙启茂的继承人按借贷关系主张权利。二、关于九民会纪要中关于实际出资人显名的相关规定。首先，本案中朗时公司仅有孙启茂一个股东，且已经去世，不符合该规定的适用条件，另外杨鹏飞对孙巧玲与孙启茂的出资款的关系、款项的性质、孙巧玲是否是实际出资人均无法证实，不符合该规定的要求。其次，该规定要求其他过半数股东对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孙巧玲只是和孙明亮一起管理朗时公司，但股东身份权、利润分配权、参与重大决策表决权、选择监督管理者权、提议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权、决议撤销权等股东权利均未行使，更谈不上孙启茂对孙巧玲行使股东权力未提出异议。另外，九民会纪要中该实际出资人显名的相关规定是适用于实际出资人根据公司法主张股东权利时适用的，但孙巧玲生前并未主张过股东权利，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鹏飞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杨希河未作答辩。杨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启茂名下的朗时公司50万元股权系孙启茂代孙巧玲持有；2.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滕英敏、孙明亮、孙巧华、杨希河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朗时公司，原名济南中新瑞时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18日，孙启茂以货币方式出资50万元，占该公司100%股权。2009年7月2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启茂变更为杨鹏飞。孙启茂与滕英敏希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女一子，分别是孙巧玲、孙巧华、孙明亮。孙巧玲与杨希河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为杨鹏飞。孙启茂于2017年2月27日去世，孙巧玲于2017年11月18日去世。2017年10月25日，朗时公司员工杨华代孙启茂签名，与孙巧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东会决议，2017年11月17日，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高新市场监管局）根据申请对朗时公司作出了将股东孙启茂变更为孙巧玲、杨鹏飞的股权变更登记。2018年7月3日，滕英敏向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高新市场监管局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的涉及孙启茂的股权变更登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鲁019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高新市场管委会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的将孙启茂在朗时公司的股权变更为孙巧玲、杨鹏飞的登记行为。杨鹏飞对该判决不服，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鲁01行终1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22日，朗时公司股东发起人由孙巧玲、杨鹏飞变更为孙启茂，法定代表人由孙巧玲变更为杨鹏飞。另查明，朗时公司运营期间，孙巧玲、孙明亮均实际参与公司运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杨鹏飞作为孙巧玲之子，杨希河作为孙巧玲之夫，均系孙巧玲的继承人合法，滕英敏作为孙启茂之妻，孙明亮、孙巧华作为孙启茂之子女，均系孙启茂的合法继承人，本案各当事人主体均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股权代持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认定股权代持关系应以是否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为依据，如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实际出资人在没有其他能够证实其与名义股东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证据下，不能仅凭转账凭证或有关出资情况的说明等间接证据认定股权代持关系。杨鹏飞主张孙巧玲系朗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孙启茂系代孙巧玲持有朗时公司股权，但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并未签订书面股权代持协议，基于孙巧玲与孙启茂的特殊身份关系，即便朗时公司设立时的50万元出资款系从孙巧玲银行账户取出后存入朗时公司验资银行账户，也无法直接确定该50万元系孙巧玲向朗时公司缴纳的投资款。结合杨鹏飞与滕英敏、孙明亮等人的其他案件，杨鹏飞曾申请的证人杨华、陈洪杰、李瑞芳的证人证言，该三人仅证实了孙巧玲负责朗时公司的公司事务，但均对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不清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确实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朗时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为孙启茂，现孙启茂与孙巧玲均已经去世，作为孙启茂的继承人，滕英敏、孙明亮、孙巧华均否认孙启茂与孙巧玲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综上，杨鹏飞主张孙启茂名下朗时公司50万元股权系孙启茂代孙巧玲持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鹏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杨鹏飞负担。二审中，孙明亮、孙巧华提交孙明亮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的业务合同21份，欲证明孙明亮系公司副总，负责公司的业务经营。经质证，杨鹏飞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个人签名部分为业务员本人签名，仅能证明其业务员的身份，并不能证明其在公司担任副总并负责经营管理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被告腾英敏于2021年1月21日死亡，腾英敏的继承人均是本案当事人，故本案继续进行诉讼。本院认为，杨鹏飞主张孙巧玲为朗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为股权代持关系。杨鹏飞提交的证据主要有银行存取款凭证及另案证人证言和其他书面证据材料等。其中，银行存取款凭证证明孙巧玲于2008年1月25日取款50万元，同日朗时公司银行账户存入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系父女关系，资金往来性质存在投资、赠与、借款等多种可能性，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另案证人证言和其他书面材料亦没有关于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委托投资及代持股关系的记载，故即使银行存取款凭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也无法推定孙巧玲委托孙启茂以孙启茂名义向朗时公司出资，亦不能认定孙巧玲与孙启茂达成了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杨鹏飞主张孙巧玲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系朗时公司实际出资人。本案中，孙巧玲、孙明亮作为孙启茂的子女均实际参与了公司运营，依据孙巧玲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不足以认定其股东身份,故对杨鹏飞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鹏飞既未提供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的委托代持协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巧玲与孙启茂之间形成了委托代持的合意，杨鹏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鹏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崔宝宁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褚洪帅书 记 员 王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