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女，1980年11月25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霞，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女，197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何某之夫），男，198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海斌，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某，男，198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1年8月28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曹某因与被上诉人何某及原审被告王某、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7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曹某对何某借款1573350元不承担偿还责任，改判曹某不支付何某逾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573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改判曹某不支付何某资金占用费：99345.66元；2.请求判令何某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曹某对本案借款不知情，且曹某提供抵押担保并非针对本案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何某与王某之间的借款仅有本案的款项及另案20万元借款”，并以此推定曹某对本案借款知情，均错误。（一）王某与何某之间的借款并非只有本案及另案20万元款项根据（2020）京0112民初7267号民事判决书可知，何某与王某于2019年3月30日签订《补充还款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的借款金额共计40万元，即在王某与何某看来，通过何建民支付给王某的借款实际也是何某的。从何某要求王某将还款的一部分款项固定支付给何红涛账户中也可以看出，何某与王某之间的借款、还款资金并不仅限于何某和王某之间直接支付。原审法院认定何某与王某之间仅有本案借款及另案20万元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曹某对王某与何某的178.5万元借款并不知情曹某对本案借款不知情，原审法院不能仅以曹某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且王某与何某之间名义上仅有两笔借款为由就推定曹某对王某的该笔借款知情。理由如下：1.担保金额与本案借款金额不一致曹某办理抵押担保的金额是40万元，若曹某对本案借款知情，那么何某要求曹某提供抵押担保的数额应该是以本案的借款金额为准，而不是要求曹某抵押担保40万元这个既不是20万元也不是178.5万元更不是房产价值的金额。2.担保期限与本案借款到期日不一致曹某提供抵押担保的债务履行期限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3月1日，而本案借款的到期日是2019年5月24日，如果曹某是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那么担保期限也应至2019年5月24日。3.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即使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也不能证明抵押担保相应的主债权已经成立或生效办理房屋抵押登记需要债权人和抵押人提供抵押合同和主合同，曹某与何某办理抵押登记，那么主合同中对于担保的主债权应当有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不审查主合同的约定，而直接以办理了抵押登记就推定曹某提供的担保与本案借款有关，从而认定曹某对本案借款知情，甚至是追认，属于认定错误。4.曹某离婚后提供担保，不能推定曹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本案借款知情，更不能推定曹某在王某借款时对本案借款知情退一步假设，即使法院认为曹某抵押担保的债权是本案的借款，那也是在曹某和王某离婚后提供的担保，也只能说明在曹某提供担保时对本案借款知情，并不能证明曹某在王某向何某借款时就已经知情。（三）对借款的知情，并不代表对借款存在合意或者认可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退一步假设，即使法院认为曹某对本案借款知情，也只能说明曹某在某个时间知道了王某与何某之间存在借款，知情不是同意、不是认可，知情不是意思表示，不具有借款的合意，也不是还款的承诺。二、一审法院推定的事实错误。曹某在离婚后为王某办理抵押登记只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视为曹某对王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曹某办理房产抵押只有担保行为的意思表示，而非借贷的意思表示。曹某为王某提供抵押担保是因为经不住何某的软磨硬泡，并且曹某当时只有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没有借贷的意思，也没有愿意与王某共同向何某清偿全部债务的意思。即使退一步假设，法院认定抵押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那么也只是针对其中的40万元进行担保，并不能以此推定曹某具有就全部债务作出清偿或会予以清偿的追认的意思表示。曹某在离婚后为王某提供抵押担保，更不能推定是对王某借款的追认。曹某与王某离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即为普通朋友，如果为朋友的部分债务提供担保就推定同意对朋友的全部债务承担偿还责任，那么对于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将产生严重影响，将可能导致不敢有人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推定，提供担保就等于对全部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那么法律规定“担保”这一法律行为就没有了意义，只需要规定借款或者债的加入即可，因为担保=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借款可以以沉默的方式进行意思表示，曹某与何某也没有关于沉默作为意思表示的约定或交易习惯，因此法院不能认定曹某对本案借款予以追认。三、曹某提供的抵押担保已经解除，何某的担保权利已经消灭，曹某无需向何某承担还款或担保责任曹某向何某提供的抵押担保已经办理完毕解押手续，并且曹某从来没有向何某做出过房屋解押后继续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未向何某承诺过会承担还款责任，故何某无权要求曹某对王某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曹某对王某的借款及资金占用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仅以曹某在离婚后为王某提供抵押担保就推定曹某对本案借款知情，甚至认定曹某对本案的借款予以追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何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王某述称，第一，178.5万与担保无关，王某故意隐瞒曹某，所以才会出现审理的纠纷，在一审中并没有显示时间的先后顺序，并且把借款20万和178.5万混同。王某公司总欠款超过1000万，如果按照本案的判决方式，是不是都是曹某来承担呢？非常不公平。刘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关于刘某的部分。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曹某、刘某共同给付借款本金178.5万元；2.王某、曹某、刘某给付何某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月26775元计算的利息；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某、曹某、刘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某与朱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2月7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31日，朱某向王某转账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2018年4月9日，朱某（借款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贷款人，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朱某向浦发银行贷款230万元，贷款用途为：支付货款，贷款期限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19年4月9日止；贷款利率为按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同期同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40%计算，签订本合同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35%。浦发银行将款项支付至指定交易对象账户，交易对象户名为北京五福汇通商贸有限公司，账号/存折号/卡号为×××，开户银行为兴业银行北京世纪坛支行，支付金额为不超过230万元整；本合同项下借款人的债务由何某提供抵押担保；本合同项下贷款还款方式为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朱某在借款人处签字，何某在共同还款人处签字。此外《个人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后，2018年5月25日，浦发银行向五福公司账户汇款230万元。2018年4月27日，王某分别向何某账户转账5000元、7万元、31万元，共计38.5万元。2018年4月29日，刘某账户向朱某账户转账3万元。2018年6月1日，王某向何某出具借条，内容为：今何某借给王某人民币178.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止，共12个月。利息为每月26775元，每月25日打到何某尾号为821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3775元；何红涛尾号为0782工商银行账户，3000元，全部本金于2019年5月24日一次性偿还。注：1.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2.借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为本借条的附件，与本借条具同等法律效力。王某在借款人处签名。2019年4月1日，王某再次在借条下方签字确认。2018年6月11日，王某向何某账户转账20万元。庭审中，何某称其出借给王某的178.5万元资金来源于其夫朱某从浦发银行的贷款230万元，因贷款之前需要结清所抵押房屋的贷款尾款38.5万元，故王某于2018年4月27日向其转账38.5万元用于偿还贷款尾款。朱某于2018年3月31日向王某转账的10万元用于王某资金周转，后刘某于2018年4月29日向朱某转账3万元用于朱某偿还信用卡，王某于2018年6月11日向何某转账的20万元用于何某家庭生活，故扣减上述款项后，何某实际出借给王某178.5万元，并由王某出具上述178.5万元的借条，王某对此表示认可。王某亦认可其向何某出具借条所涉款项系朱某从浦发银行贷款后，由浦发银行转入五福公司的款项。款项出借后，王某分别于2018年6月25日、2018年7月25日、2018年8月27日、2018年9月25日、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1月26日转账至何某账户各23775元，转账至何红涛账户各3000元。双方均认可上述还款系偿还本案借款的利息。此外，何某认可王某于2019年2月26日向其还款3万元，王某认为该还款系偿还借款本金，何某认为系偿还的借款利息。双方均认可王某另于2019年3月31日偿还何某2.1万元。以上还款共计211650元。此外，王某称其曾给何某一根金条和一块手表共价值2万元，何某认可收到金条和手表，但认为不值2万元，且不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并称金条和手表系其从其他机构贷款王某给付的手续费。另查一，就曹某名下天津房屋的抵押事宜，2018年4月20日，何某要求王某就双方之间的借款将天津房屋的房本放在何某处，后何某与曹某于2019年2月11日将登记在曹某名下502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权利人为何某，义务人为曹某，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4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22日，王某联系何某称因售卖房屋需要解除抵押，后何某、曹某办理了房屋解押手续，曹某将房屋售卖，对此，曹某称其为王某向何某的借款进行的抵押担保，但不清楚具体针对的是哪张借条的借款，售卖房屋所得款项并未用于偿还何某的借款。另查二，就朱某向浦发银行的上述贷款，由何某、朱某夫妻二人通过朱某账户自2018年6月10日开始还款，并于2019年4月23日还清，未发生逾期。经核算，二人共计偿还浦发银行贷款本息合计2428008.41元，即偿还本金230万元及利息128008.41元。另查三，就朱某从浦发银行贷款事宜，由何某与王某之间进行沟通。王某与何某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24日，何某询问王某：“你说的叫瑞雪的是你那的员工吗？”王某：“对，刘某，我不在都是她负责公司的事。”何某：“知道了。”后双方就贷款事宜进行了相关沟通，2018年4月17日，何某询问王某刘某能否跟其去银行办理贷款，何某：“我的意思是让瑞雪跟我去银行吧，公司方面的事让她去回答，她了解，以免我说错了。”王某：“可以呀，没问题……那你就让瑞雪去没问题，你跟她说啊，这都是小事儿，你这么说更好……她可以陪你去，然后组织材料什么都没问题，她经验也丰富，就搞贷款，然后资料什么的。”2018年5月23日，王某告知何某放款到五福公司账户。何某询问：“能透漏下你用这笔钱去做什么吗？你好像比我着急放款。”王某：“先做两笔过桥。”另查四，王某与曹某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8年12月3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双方于2008年5月6日登记结婚，离婚后曹某名下的502房屋归曹某所有。另查五，五福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23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4年10月23日，五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艳变更为刘某。2019年6月18日，刘某退出该公司。以上事实，有借条、《个人借款合同》、结婚证、离婚证、银行流水、企业信息、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何某以涉案借条为依据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故一审法院应首先对涉案借条的效力予以审查。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条的效力问题；二、王某应偿还何某借款金额；三、曹某及刘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借条的效力问题。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该条款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额度和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国家对信贷发放及利率的管理，防范高利贷转贷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因此，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王某向何某出具借条，何某出借相应款项，根据何某的相关陈述及其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其出借资金来源于何某之夫朱某通过抵押房屋向浦发银行所贷款项。根据前述司法解释条款的内容，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应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二是出借人将其套取资金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三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有关何某是否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信贷资金是指金融机构人民币下列项目的全部或部分，即资本、负债及资产。其中，资产包括贷款、投资、其他金融资产及表外资产。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贷款包括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由此可见，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均属信贷资金的子概念。本案中，何某通过对房屋设定抵押向银行贷款，属于担保贷款的一种，形式上属于信贷资金。因朱某与浦发银行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明确该合同项下贷款用于支付货款，但朱某及何某与五福公司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其向浦发银行所贷款项，而是将所贷款项向王某出借，其行为符合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要件情形。第二，关于何某向王某出借款项是否属于高利转贷。一审法院认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目的是为支持生产、经营，而借款人将之转贷，不仅违背与金融机构约定的贷款用途，使信贷资金脱离监管或难以监管，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同时通过银行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利差牟利，亦扰乱了国家对资金投向、利率宏观管控等政策导向。本案中，何某通过其夫朱某抵押房屋向银行贷款，并将所贷款项出借给王某。同时王某向何某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借款利率明显高于朱某与浦发银行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利率，属于通过转贷行为牟利，故本案中何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高利转贷。第三，就王某是否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事实，首先，从双方的聊天记录看，何某通过朱某从浦发银行贷款出借给王某，系受王某指示，王某对于朱某个人通过自有房产抵押贷款后再行出借的行为模式系属知悉。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何某与王某订立涉案借条并出借相应款项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涉案借条属于高利转贷应认定为无效。二、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某应偿还何某欠款金额。转贷合同无效，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条款当然无效，转贷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如上所述，涉案借条被认定为无效，何某依据借条提起的关于借款人支付其高额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转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转贷合同无效，不导致金融机构与转贷人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无效，转贷人仍然要履行其与金融机构之间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本案中，王某实际占用了何某的涉案款项，故其应向何某支付借期内的资金占用费。因涉案借款资金来源于何某之夫朱某向浦发银行的贷款，亦需履行与浦发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王某按照朱某及何某与浦发银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向何某支付其借期内资金占用费。经核算，王某应支付何某借期内资金占用费为99345.6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王某应向何某返还其实际出借的金额。双方核算之间债务往来后，何某实际出借给王某178.5万元，考虑到王某已实际还款211650元，截止借款到期日2019年5月24日，王某尚欠借款本金1573350元。故王某应偿还何某剩余本金1573350元。同时，王某应向何某支付逾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应为自2019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王某称其曾给何某一根金条和一块手表共价值2万元，何某对金条及手表的价值不予认可，且不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对此双方可另行解决。三、关于争议焦点三：曹某与刘某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关于曹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借款发生在曹某与王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用途为用于王某公司的生产经营，并且曹某就其名下的502房屋为何某办理抵押登记，曹某认可系作为王某向何某的借款的抵押担保，虽然曹某所担保的金额为40万元，其不清楚具体针对的是哪张借条的借款，但是何某与王某之间的借款仅有本案的款项及另案20万元借款，由此可见曹某对本案借款是知情的，在王某与曹某离婚之后，曹某仍同意并自愿以其名下的502房屋就王某向何某的借款办理抵押登记，可视为曹某对王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故对何某要求曹某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刘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涉案借条由王某向何某出具，还款亦由王某转账给何某，涉案五福公司账户实为王某借款的代收账户。王某认可其为实际借款人及五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某系其员工，受王某的指示进行收款和还款。此外，从何某与王某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何某受王某指示向浦发银行贷款，其对实际出借对象为王某是清楚的，且其也知晓借款用途系用于王某“先做两笔过桥”。故对何某要求刘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刘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及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某、曹某共同偿还何某借款15733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二、王某、曹某共同支付何某逾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573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三、王某、曹某共同支付何某资金占用费99345.6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四、驳回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何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何建民和王某之间的借款，证明王某所称的另案借款的事实，包括转账凭证和民事判决，何建民与王某之间的借款是双方直接发生的，二者有直接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已经另案判决。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及虚假的离婚协议书，用以证明王某自认与曹某离婚是假离婚，并恶意制作假的离婚协议书及假的离婚证日期，意图逃避债务的追索，逃避债务的义务。真的离婚协议书是2018年12月3日。曹某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假的离婚协议没有见过，不认可。王某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何建民起诉是2020年12月8日，2019年2月抵押行为解除后，何建民和何某的协议没有履行时不得已才起诉。对第二组证据，假的离婚行为，是王某个人行为，愿意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是王某提交假的离婚证并不是与曹某的房屋及后期的抵押有关联性，真实目的是掩盖王某名下的房产进行拍卖。刘某未到庭，未提交证据，亦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是否予以采信，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曹某是否对本案王某的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曹某上诉主张其办理房产抵押只有担保的意思表示，而非对王某借贷行为的追认。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在曹某与王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王某与曹某离婚之后，曹某仍同意并自愿以其名下的房屋就王某向何某的案涉借款办理抵押登记，应视为曹某对王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曹某主张其抵押担保的金额40万元并不包含本案的178.5万元借款，但根据曹某一审中的陈述，“原告（何某）找我们要钱，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有两个条，知道双方有借贷关系，觉得王某借了原告（何某）那么多钱，就办理了抵押”，因何某与王某之间的借款仅有本案的款项及另案20万元，故可以认定曹某办理抵押登记担保的款项包含本案借款，故本院对曹某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曹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54元，由曹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雯雯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