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阿来母衣子，男，1979年8月23日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越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四川知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越西县。 法定代表人：黄宗平，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永霞，四川仗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平，男，196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越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成红，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全兴，男，197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金，四川泰仁（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越西县合众餐饮娱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越西县。 法定代表人：机依说能，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机依说能，男，1966年5月14日出生，彝族，越西县合众餐饮娱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四川省越西县。 上诉人阿来母衣子、上诉人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酒店）因与被上诉人杨平、夏全兴、越西县合众餐饮娱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上诉人文昌酒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永霞、被上诉人杨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成红、被上诉人夏全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来母衣子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各自承担50%赔偿责任，上诉人不承担责任；3.改判二被上诉人按照城镇标准赔偿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与案件事实不符。上诉人受雇于杨平做杂工，电工是专门有人带队，上诉人只是打下手，带队的张某有电工资质，杨平安排张某带领上诉人去维修变压器的过程中，张某把低落保险放下后，让木库古坡确认低压和高压没有电，说可以操作了，才开始拆除。上诉人所做的工作只是辅助工作、不具有专业性和危险性，并且上诉人是在张某确认断电后才接受张某的安排进行操作，并非是上诉人明知劳务具有高度危险性而未尽注意义务。上诉人作为维修辅助人员，没有能力辨别情况，也没有理由拒绝提供辅助工作，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没有过错，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提供劳务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自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过失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案发前主要生活来源为城镇务工，而非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地位于城镇附近的乡村，根据“同命同价”的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应当参照城镇标准予以计算赔偿项目。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证实2017年以前上诉人就在外务工，虽然银行流水没有反映每月固定收入，但是与证人所说的工资一年结清一次相吻合；2.从被上诉人杨平的陈述和张某的证词来看，可以证明上诉人自2017年以来就与杨平之间形成较为固定的雇佣关系，工钱为150.00元每天，从事杂工，务工时间并非短期，有一定的用工管理要求和制度；3.法院调取的两名证人阿某1、布某的询问笔录已经证明上诉人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工，阿某1是南山村书记、布某是村会计，公章系二人在保管，其证人证言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南山村证明不符，南山村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证明，该证据真实性存疑；4.根据上诉人的务工记录，上诉人自2017年3月开始给杨平做工228.5天，按照每天150.00元计算，务工收入为34275.00元，而2017年度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227.00元，可以确定上诉人在2017年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务工；5.上诉人虽然居住在越西县××镇××村，但是该村距离越西县县城仅十余公里，上诉人骑车进城务工，不应简单地认定居住地不在城镇；6.四川省已经从2020年1月1日开展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同命同价”已经是大势所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能证实上诉人受伤前主要生活来源于在外务工而非务农，现在上诉人高位截肢，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生活能力，膝下尚有四名未成年子女，妻子早已病亡，上诉人以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主要依赖于此次获得的赔偿，如果简单按照户籍适用农村标准赔偿，不仅不符合本案事实，也必然给上诉人今后的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文昌酒店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但是一审法院认定阿来母衣子自行承担20%的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不应当改判。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关于适用城镇标准进行赔偿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当适用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 杨平辩称，上诉人阿来母衣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不具备维修变压器资质的情况下从事该工作，自身存在相应的过失，一审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法有据。上诉人一审中没有提供其居住在城镇或者生活来源于城镇的相关证据，阿来母衣子现在仍享受农村低保，一审适用农村标准计算其赔偿费用正确，答辩人认为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全兴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文昌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重新划分本案的责任及承担比例；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发生期间，文昌酒店是由被上诉人夏全兴在经营管理，对于变压器维修一事上诉人文昌酒店自始至终不知情，被上诉人杨平一审中也只是陈述有个电话要求他前往维修，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是上诉人文昌酒店要求杨平去修理变压器。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夏全兴的合伙关系，却又认定根据合作协议不能明确案涉变压器的维护职责属于夏全兴，该认定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该变压器发生故障会直接导致文昌酒店的所有经营陷入停滞，而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的经营范围全部覆盖了文昌酒店的经营事项，因此应当改判夏全兴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被上诉人杨平明知阿来母衣子不具备资质还雇佣其承揽夏全兴要求的维修变压器业务，杨平具有重大过错，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杨平与上诉人承担同样40%的主要责任，明显没有体现出杨平在本案中的重大过错，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阿来母衣子明知自身不具备操作资质的情况下强行作业并且不听从现场指挥人员张某的指挥导致触电，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仅认定其承担20%的责任不足以体现其重大过错，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阿来母衣子辩称，责任者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作为变压器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文昌酒店对外发包维修工作时，明知承包人没有资质，存在选任过错，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还应对承包人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文昌酒店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杨平辩称，关于是谁通知答辩人杨平去维修变压器，答辩人还是坚持一审的陈述，至于文昌酒店和夏全兴的合同，答辩人不知情，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夏全兴辩称，文昌酒店在上诉状中明确变压器的所有权人是文昌酒店，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文昌酒店是夏全兴在管理。文昌酒店的主营业务实际是酒店经营，是黄宗平在委托陈敏经营酒店，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阿来母衣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人身损害伤残赔偿金580000.00元；2.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安装假肢费180000.00元；3.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子女抚养费400000.00元；4.判令被告连带支付误工费，误工费的计算方式为从2018年3月23日到9月28日共计186天，按150.00元/天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3日，属于被告文昌酒店产权的变压器（将10KV高压电转化为低压电）出现故障，由于从越西县越城镇新大街高压分支箱的搭火点开始到变压器的产权都属于文昌酒店，因不属于供电所修理范围，被告文昌酒店便自己联系被告杨平并以4000.00元的价格包给杨平修理，杨平安排张某叫上原告阿来母衣子等人去维修被告文昌酒店变压器，在修理过程中，原告阿来母衣子在变压器上方的10KV高压区域被电击伤。当天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9医院治疗，于同年6月12日出院，住院81天，产生医疗费为71611.00元，已由杨平支付。同年8月31日至9月4日原告在成都中山高新骨科医院住院治疗4天，产生医疗费1902.00元，9月4日至9月28日在四川省骨科医院住院24天，产生医疗费28522.00元。原告在去成都治疗前被告杨平提前预支了50000.00元给原告，原告支付成都中山高新骨科医院和四川省骨科医院住院的费用后，剩余费用原告未予退还被告杨平。原告阿来母衣子因伤就医产生交通费共计6200.00元，已由杨平支付。由于伤势严重，导致原告阿来母衣子右上肢截肢。2019年3月7日经原告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凉山分所鉴定原告为四级伤残，属于部分护理依赖，需要安装及更换右上肢假肢五次。2019年6月11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其伤残赔偿金、假肢费等费用共计1380000.00元，审理中被告杨平对原告提供的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依法于2019年8月4日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原告阿来母衣子的伤残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10月10日该中心作出鉴定意见：阿来母衣子右上肢电击伤后遗右上肢肢体缺失为五级伤残，未达到《人身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规定的护理依赖程度。2019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委托四川中信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安装假肢费用进行鉴定，2019年12月19日该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阿来母衣子目前40岁，综合评定需假肢安装1次，后续需更换3次（47-54-63），安装假肢费用总额176800.00元至187200.00元。 另查明，在就医过程中，被告杨平陆续支付原告阿来母衣子46950.00元作为原告的生活费。2020年春节前后原告阿来母衣子因生活困难分四次在被告杨平处借支共计80000.00元，并承诺在赔偿款中扣除。综上，被告杨平总共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借支款等共计71611.00元+46950.00元+50000.00元+80000.00元=248561.00元。原告阿来母衣子的妻子曲木阿牛木因病死亡，其户口于2018年2月27日被越西县公安局中所派出所注销。原告阿来母衣子主张其尚有5个子女需要抚养，次女阿来阿支木生于2000年8月17日，三子阿来阿木子生于2003年7月24日，四子阿来拉古生于2006年11月21日，五子阿来拉哈生于2014年8月23日，三女阿来布都木生于2015年10月18日。 再查明，被告文昌酒店与被告夏全兴系合作关系，由被告夏全兴出资对文昌酒店A幢、C幢进行装修，更新设施设备，双方合作经营文昌酒店现有及新装修的全部项目，对外仍然以被告文昌酒店的名义经营。被告合众餐饮公司2017年9月21日与被告文昌酒店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文昌酒店的房屋作为办公室，租赁期限自2017年8月12日至2022年8月11日止。被告机依说能系被告合众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诉讼过程中，被告文昌酒店申请追加被告夏全兴、被告合众餐饮娱乐公司、机依说能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同意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谁？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地的输电线路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均是被告文昌酒店，故文昌酒店为该输电线路的经营者，应当对此次事故承担无过错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文昌酒店在联系被告杨平维修变压器时，已经明知被告杨平没有资质，仍然由被告杨平承揽维修，文昌酒店对选任上存在过失。被告杨平明知自己和原告阿来母衣子均不具备维修变压器的相关知识仍然承揽被告文昌酒店的维修工作，其工人张某的电工证也已经过期，还让其带队维修，被告杨平的指示对原告的损害具有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因提供劳务致害责任与自身受害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杨平与原告阿来母衣子系雇佣关系，原告阿来母衣子在从事雇佣工作时受伤，被告杨平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阿来母衣子自身不具备从事维修变压器的资质，作为成年人对其从事的该项维修工作本身具有的高度危险性应当预见却未能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且本次事故的维修点在变压器，原告受伤地点却在变压器上方的高压区域，原告陈述是由于被告杨平的工人张某指挥其上去后触电，但原告并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张某指挥原告上杆操作，原告也可以从自身安全及能力角度考虑而拒绝上杆操作，故原告对自身的触电损害具有过失。被告文昌酒店申请追加被告夏全兴为本案共同被告，认为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夏全兴与被告文昌酒店系合伙关系，根据被告文昌酒店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并不能明确该变压器的维护职责属于被告夏全兴，且其二人合伙期间均是以被告文昌酒店的名义对外经营，故对文昌酒店的辩由不予采信。被告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与被告文昌酒店系租赁关系，被告文昌酒店仅提供租赁合同，不能证明变压器的维修职责系被告合众餐饮公司和机依说能的责任，亦不能证明二被告对原告阿来母衣子的损害具有过错责任。故，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对原告阿来母衣子损害后果应当由原告阿来母衣子、被告杨平、被告文昌酒店三者承担，其责任承担比例划分为原告阿来母衣子承担20%，被告杨平承担40%的主要责任，被告文昌酒店承担40%为宜。 2.本案中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该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原告阿来母衣子系农村户口，事故发生前一年在越西县南箐镇生活，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务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对其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适用农村标准。残疾赔偿金为14670.00元×20×60%＝176040.00元，原告阿来母衣子需要扶养的子女为5人，其妻子曲木阿牛木在原告受伤前已因病去世，5个子女均由他一人扶养，其次女阿来阿支木生于2000年8月17日，原告第一次鉴定时（2019年3月7日），其已成年，不需要再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三子阿来阿木子生于2003年7月24日，被扶养费计算为：14056.00元×3×60%＝25301.00元，其四子阿来拉古生于2006年11月21日，被扶养费计算为：14056.00元×6×60%＝50602.00元，其五子阿来拉哈生于2014年8月23日，被扶养费计算为：14056.00元×14×60%＝118070.00元，其三女阿来布都木生于2015年10月18日，被扶养费计算为：14056.00元×15×60%＝126504.00元，根据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14056.00元，因此前1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96784.00元，第1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056.00元×1×60%＝8434.00元，故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为196784.00元+8434.00元=205218.00元。 综上，原告阿来母衣子在三个医院就医的医疗费共计：71611.00元+1902.00元+28522.00元=102035.00元，误工费186天×130.00元/天=24180.00元，护理费109天×150.00元/天=16350.00元，交通费6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县级城市81天×30.00元/天=2430.00元、省会城市28天×50.00元/天=1400.00元，营养费109天×30.00元/天=3270.00元，残疾赔偿金1760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5218.00元，安装及更换假肢费用180000.00元，以上共计717123.00元。原告阿来母衣子自身应当承担717123.00元×20%＝143425.00元，被告文昌酒店承担717123.00元×40%＝286849.00元，被告杨平应承担717123.00元×40%＝286849.00元，由于被告杨平答辩时提出划分责任比例后计算赔偿金额时应当将其已垫付的费用248561.00元进行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该辩称意见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品迭，因此，被告杨平还需支付原告阿来母衣子38288.00元。 被告合众餐饮公司，机依说能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阿来母衣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717123.00元×40%共计286849.00元，扣除前期已支付的248561.00元，实际支付38288.00元；二、被告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阿来母衣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717123.00元×40%共计286849.00元；三、驳回原告阿来母衣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由原告阿来母衣子负担4036.00元，被告杨平负担5602.00元，被告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5602.00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阿来母衣子提交了下列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起止时间为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上诉人领取低保的时间是在2018年因伤致残以后；2.阿来母衣子自行制作的打工天数记录便笺三页，拟证明其在杨平处务工的事实。 上诉人文昌酒店质证认为：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交易清单是2019年之后的流水，不能反映2018年之前的情况，因此不能达到阿来母衣子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是阿来母衣子自行记录的工天，没有任何人签字捺印，也没有注明日期，不能达到阿来母衣子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杨平质证意见与上诉人文昌酒店质证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夏全兴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交易清单上注明农村低保，说明一审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是正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文昌酒店与杨平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杨平提交了阿来母衣子于2020年7月8日出具的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条》一张、金额为40000.00元的《付款说明》一份，拟证明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多次到杨平家中闹事、喝农药，导致杨平共借款50000.00元给阿来母衣子，该款项要在赔偿款中予以扣除。 上诉人阿来母衣子质证认为：认可10000.00元的《借条》真实性，该款项没有包含在一审认定的80000.00元里面。对《付款说明》不予认可，并非本人签名，与本案无关。 上诉人阿来母衣子申请证人阿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在外务工的事实以及领取低保的情况，同时证明杨平一审中提交的村上出具的证明不具备真实性。 对该证人证言，上诉人阿来母衣子质证无异议。 上诉人文昌酒店质证认为村上的公章并非一直由证人保管，证人没有盖章不能推翻村上出具的那份证明的真实性，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阿来母衣子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杨平质证意见与上诉人文昌酒店质证意见一致，另外认为上诉人和证人系同村村民，存在利害关系。 被上诉人夏全兴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杨平质证意见一致。 对上诉人阿来母衣子提交的证据以及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本院认证如下：1.对中国农业银行起止时间为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再行认证；2.对阿来母衣子自行制作的打工天数记录便笺三页，因其系一方当事人单方制作，无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故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再行认证。 对被上诉人杨平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阿来母衣子对杨平提交的2020年7月8日出具的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此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付款说明》系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产生，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畴，本院在此不作审查。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阿来母衣子于2020年7月8日一审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之后、一审判决作出之前再次以借款的方式收取杨平支付的10000.00元款项并出具《借条》。阿来母衣子户籍登记为农业人口，二审庭审中，阿来母衣子陈述其于2017年3月开始就在杨平处打工，杨平认可阿来母衣子是2017年4、5月份的时候找到杨平要求打工，杨平同意以后收留了阿来母衣子干杂活，每天工钱150.00元，有时按月结算，有时当天给付，但是并无固定工作时间，有时住在杨平家中，有时回自己家中居住。还查明，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154.0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536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70.0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05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点，一是针对上诉人阿来母衣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及责任比例如何认定；二是阿来母衣子赔偿项目中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适用何种标准予以计算。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阿来母衣子与杨平形成劳务关系，阿来母衣子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其自身不具有电工资质，仍然从事高度危险性的变压器维修工作，其自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其过错程度后认定其自身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关于要求改判其自身不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文昌酒店与被上诉人夏全兴之间系合作关系，共同合作经营文昌酒店现有的以及新装修的全部项目，对外仍以文昌酒店名义经营，本院认为上诉人文昌酒店与被上诉人夏全兴之间的内部协议对外不具有法律对抗效果，文昌酒店以其与夏全兴签订有合作经营协议为由主张应当由夏全兴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对其以此为由要求改判文昌酒店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文昌酒店和杨平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文昌酒店在酒店的变压器出现故障后，没有选任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或单位进行维修，而是选任了没有专业资质的杨平承揽该项维修任务，存在选任过错。同时被上诉人杨平在与上诉人阿来母衣子的雇佣关系中，作为雇主，明知阿来母衣子没有专业资质，还指示其在另一雇员张某的带领下前往从事变压器维修工作，杨平作为雇主本身也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过错程度认定文昌酒店和杨平对阿来母衣子的损害后果分别承担40%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残疾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适用城镇人口标准。二审中阿来母衣子主张其自2017年3月就受雇于杨平，杨平自认阿来母衣子自2017年4、5月份开始向其提供劳务，阿来母衣子接受杨平的安排从事杂活，每天报酬150.00元，报酬有时按月结算，有时当天给付，同时自认阿来母衣子有时住在杨平家中，有时回自己家中居住。虽然双方对雇佣关系建立的起始时间的陈述相差一至两个月，但是对提供劳务的方式、劳动报酬以及阿来母衣子的居住情况双方均是认可的，因此本院认为阿来母衣子在案发前一年，就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在城镇的打工收入，并且在打工期间并未在农村长期居住，因此应当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对其残疾赔偿金总额本院依法计算为36154.00元×20年×60%＝433848.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上诉人阿来母衣子需要扶养的子女有四人：出生于2003年7月24日的阿来阿木子，扶养费计算为45660.60元（25367.00元×3年×60%）；出生于2006年11月21日的阿来拉古，扶养费计算为91321.20元（25367.00元×6年×60%）；出生于2014年8月23日的阿来拉哈，扶养费计算为213082.80元（25367.00元×14年×60%）；出生于2015年10月18日的阿来布都木，扶养费计算为228303.00元（25367.00元×15年×60%）。由于本案中被扶养人有数人，按照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前1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计算为355138.00元（25367.00元×14年），第1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367.00元×1年×60%＝15220.20元，故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为370358.20元（355138.00元+15220.20元）。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医疗费102035.00元（71611.00元+1902.00元+28522.00元）、误工费24180.00元（186天×130.00元/天）、护理费16350.00元（109天×150.00元/天）、交通费6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30.00元（县级城市81天×30.00元/天=2430.00元、省会城市28天×50.00元/天=1400.00元）、营养费3270.00元（109天×30.00元/天）、安装及更换假肢费用180000.00元，均无异议，对以上费用本院予以确认。加上本院予以计算支持的残疾赔偿金43384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70358.20元，以上共计1140071.20元。上诉人阿来母衣子自身应当承担228014.24元（1140071.20元×20%），上诉人文昌酒店承担456028.48元（1140071.20元×40%），被上诉人杨平应承担456028.48元（（1140071.20元×40%），扣除其在一审判决之前已垫付的费用258561.00元（248561.00元+10000.00元）后，还需支付197467.48元（456028.48元-258561.00元）。被上诉人杨平二审中主张2020年7月8日一审判决之前以借款方式支付了10000.00元，阿来母衣子认可收到该款项，故本院已经在上述款项计算中予以计算抵扣，其在一审判决后支付的费用40000.00元，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畴，本院在此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计算抵扣，也可另行起诉主张。 综上所述，阿来母衣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文昌酒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第十一条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杨平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56028.48元，扣除前期已支付的258561.00元，实际支付人民币197467.48元； 二、变更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456028.48元； 三、撤销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四、驳回上诉人阿来母衣子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由上诉人阿来母衣子负担4036.00元，上诉人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602.00元，被上诉人杨平负担560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由上诉人越西县文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燕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蒋 强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黄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