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03民初1343号原告:张吉勋，男，汉族，1968年3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俊，系张吉勋之子。被告：骆倩，女，199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中粒，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吉泮，男，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原告张吉勋诉被告骆倩、张吉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吉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俊、被告骆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吉泮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吉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83350.62元及利息23798.48元（该利息计算截止于2021年1月25日），从2021年1月26日开始，被告未向原告偿还的本金及利息按照年利率8.55%计算，并于被告向原告结清债务为限停止计算和收取；二、依法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张吉泮和骆倩二人于2016年4月19日和2016年5月27日分两次向原告借款共计1500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被告承诺从借款当日开始向原告按月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照原告在银行贷款所支付的贷款利息计算，并承诺2016年内归还本金。后续被告断断续续有过结息和还款，至2017年1月26日，原告和被告重新结算过一次欠款数额，结论是被告欠原告93600元未偿还，且原告与被告约定该笔欠款利息按照原告于2017年1月9日在平安普惠的贷款利息和手续费计算。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给原告3624.2元用于2017年1月26日至2017年2月25日的利息、2017年5月份给原告6000元、2017年10月24日给原告2000元、2017年11月8日给原告3000元、2017年11月24日给原告2000元、2017年12月23日给原告1000元、2018年2月13日给原告30000元。过后被告再未向原告支付过欠款和利息，至今已有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还款，被告均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有多次联系被告要求还款，还和被告产生了言语冲突。故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骆倩辩称：1.原告向被告骆倩主张2016年5月27日的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骆倩已经与被告张吉泮于2017年3月9日离婚，双方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的承担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且被告骆倩就离婚后债务承担事宜向贵院提起诉讼，贵院于2021年2月1日作出了945号调解书；3.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张吉泮约定2016年内归还本金，并于2017年重新进行结算，但原告并未向被告骆倩进行结算以及约定过延期还款，且张吉泮与骆倩离婚时对于原告部分的借款已进行明确为已归还，故根据原告诉称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张吉泮之间的债务形成于原告与张吉泮之间，与骆倩无关，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对骆倩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吉泮未举证，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9日，原告向被告张吉泮转款99500元。2016年5月27日，原告从其银行账户中取款39000元。同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今张吉泮向张吉勋借款共价款1500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整）用于生意周转。明细如下：分两次，第一次10万元（壹拾万元整）时间，2016年4月19日，第二次借款人民币50000.00（伍万元整）时间，2016年5月27日，按银行同期利率付息，年内还本。”二被告在落款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后原告要求二被告还本付息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2月8日登记结婚，2017年3月9日，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男方承担的债务：张三：15万元……”2018年6月22日，二被告又签订《继离婚协议债务分割后补充协议》，对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新州信用社的债务分割进行了补充约定。2019年8月2日，张吉泮向骆倩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今张吉泮于2019年8月2日借到骆倩人民币7万元（柒万元整）及利息共合计89000.00元，大写捌万玖仟元整，此凭条（借条）仅限骆倩偿还正安联社凭条为算生效。此款张吉泮于2019年9月1日归还骆倩。”2021年2月1日，骆倩以张吉泮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洲信用社的贷款（本金19.5万元及利息）由被告归还；二、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为被告履行归还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洲信用社贷款本息89000元，并从2019年9月2日起至该款还清时止以89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利息。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确认原告骆倩与被告张吉泮基于2302019080600048号的借款合同对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洲信用社所欠借款本息由被告张吉泮负责清偿；二、被告张吉泮于2021年5月25日前向原告骆倩支付欠款89000元，并从2019年9月2日起，以尚欠的该笔欠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支付利息，至该笔欠款付清之日止。”本院依据该协议制作了（2021）黔0303民初945号民事调解书。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4月19日转款99500元后，剩余500元系通过现金交付给张吉泮的，2016年5月27日取款39000元后，另外自筹现金11000元，凑齐50000元后交付给了张吉泮。关于利息，原告称：2016年底张吉泮陆续一共付了5万多元，2017年初我们与张吉泮沟通，进行了结算，当时本金还差93600元左右，当时协商利息要按照我们在平安普惠的贷款利率进行调整，所以2017年3月份的还款指的就是调整后的第一次还款。2017年1月7日原告在平安普惠贷款12万，每月需要还款4046.68元，所以按照93600元在120000元贷款中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张吉泮每月应还款额，折算下来就是3624.20元。我方主张的利息23798.48元是从张吉泮2018年2月13日最后一次还款3万元之后开始起算的，按照我们之间约定的平安普惠及信用社的利率计算方式即年利率8.55%，从2018.2.13日起，被告还应还款23期，按照每期3623.94元乘以23期，得到的我主张的本金83350.62元。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与被告张吉泮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张吉泮向原告微信转款的情况，具体为2017年3月10日转款3624.20元，被告称“三哥，本息第一期已付，请查收”，2017年10月23日转款1000元，2017年10月24日转款1000元，2017年11月8日转款3000元，2017年11月24日转款2000元，2017年12月23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000元。2、2019年5月10日原告与张吉泮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原告张吉勋向张吉泮催告还款，张吉泮承诺当月还款。3、2019年10月13日原告张吉勋与张吉泮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张吉勋再次向张吉泮催款，张吉泮答应过年前还款，并承诺过年前无论如何都能够还款。被告骆倩认为证据1所涉的转款行为系原告与张吉泮之间单独的经济往来，且张吉泮称“本息第一期已付”，说明这是原告与张吉泮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骆倩无关。对证据2、3，骆倩认为对张吉泮的催告不能代表对骆倩的催告，不能导致对骆倩的诉讼时效中断。庭后，张吉泮到庭质证，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借款本息数额。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是否实际提供借条15万元给二被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原告提供了借条、转款凭证、取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对于现金支付的部分，原告也作出了合理解释，结合二被告签字捺印的借条原件已交付给原告并由原告持有的事实，原告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本院对于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据此，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涉案借条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二被告应当依法共同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虽然二被告在离婚协议中已约定了涉案借款由张吉泮负责偿还，但该约定仅对二被告具有约束力，不得对抗原告对二被告的主张。关于时效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原告提供了录音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2017年1月1日）起的三年内，原告曾经向被告张吉泮催告还款，证据显示的诉讼前最近一次催款的时间系2019年10月13日，从此时起诉讼时效中断，故直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由于二被告对原告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故即便原告未直接向被告骆倩催告还款，其对张吉泮催告还款的行为可导致对骆倩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被告骆倩提出的时效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本息的认定。首先，针对利率标准的问题，在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双方约定“按银行同期利率付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只能将双方的利率约定解释为“按照同期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付息”，由于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小于一年，故双方对于借款年利率的约定应当进一步解释为出具借条的2016年5月27日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含一年）贷款基准利率4.35%，该约定对原告及二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原告称2017年1月7日原告在平安普惠银行贷款12万元，每月需要还款4046.68元，而原告与张吉泮约定，双方的利率标准也按照原告与平安普惠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标准（年利率8.55%）进行相应调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于该事实，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张吉泮曾经就比照平安普惠银行或与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标准付息达成了合意，虽然张吉泮于2017年3月10日向原告转款3624.20元，被告称“三哥，本息第一期已付，请查收”，但该聊天记录的转款记录仅反映了张吉泮向原告偿还了特定数额的款项，也许该款项数额与原告当期所欠的银行贷款本息相等，但证据显示的张吉泮之后的每次转款的数额多为整数，与“3624.20元”并不吻合，仅凭该聊天记录中的转款记录并不能证明双方就调整利率标准达成了新的约定，此外，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骆倩协商一致调整利率标准，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二被告按照年利率8.55%的标准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仍支持双方借条约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4.35%计算借款利率。其次，关于借款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对于2017年3月10日前二被告向原告还款的情况，二被告均未举证证明，原告自认经过二被告的陆续还款，经结算，截至2017年1月26日二被告尚欠借款本金93600元，本院对于原告自认的这一事实，依法予以确认。针对被告的还款情况，原告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显示被告张吉泮2017年3月10日还款3624.20元，2017年10月23日还款1000元，2017年10月24日还款1000元，2017年11月8日还款3000元，2017年11月24日还款2000元，2017年12月23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000元，本院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原告还自认张吉泮于2017年5月还款6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还款30000元，本院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以上款项应当先抵充借款利息后抵充借款本金。经计算，截至本案受理之日前一日即2021年1月31日，二被告尚欠原告利息16328.89元，以被告张吉泮累计偿还的款项47624.20元抵充尚欠利息后，尚余31295.31元，该款应当用于抵充本金，故本金尚欠93600元-31295.31元=62304.69元，其后的利息则按照年利率4.35%计算，直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为此，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吉泮、骆倩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张吉勋偿还借款本金62304.69元并支付利息（从2021年2月1日起，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计算，支付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吉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4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吉勋负担470元，被告张吉泮、骆倩共同负担7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周嵩松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付晓东书记员赵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