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08民终4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延臣，男，1967年9月4日出生，汉族，洮南市人，住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军善，吉林垣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芬，女，1954年5月8日出生，汉族，洮南市人，住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吉林赵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延臣因与被上诉人杨桂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21）吉088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延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军善，被上诉人杨桂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延臣上诉请求：上诉人因不服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21）吉088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该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为由认定2018年12月21日的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1、合同时间与实际书写时间不一致不等于转让合同虚假不存在。2016年至2017年间春，上诉人刘延臣承建被上诉人杨桂芬的11栋采摘园大棚工程，后刘延臣将该工程大清给宋某施工。工程完工后杨桂芬拖欠上诉人刘延臣和宋某122万元工程款。2018年7月20日，杨桂芬与刘延臣协商，杨桂芬将其拖欠案外人薄某借款25万元、南某借款33万元和拖欠宋某的20万元工程款债务转给刘延臣，由刘延臣负责向宋某、薄某和南某偿还债务。经案外人宋某、薄某和南某同意后，杨桂芬为刘延臣出具了180万元的欠据，欠据款项写明：拖欠刘延臣工程款。由于本案是确认《转让合同》效力诉讼，不是针对债务转让效力诉讼，为此刘延臣没有要求案外人宋某、薄某、南某出庭证明该事实。2018年12月20日，刘延臣和杨桂芬共同到洮南市向阳乡凤凰山村村委会签订一份《转让合同》，杨桂芬将从村委会转让取得的8000平方米采摘园土地使用权转让刘延臣抵顶部分工程款。2019年12月，杨桂芬和刘延臣就2018年12月20日已签订的《转让合同》达成补充协议，即本案诉争的《转让合同》，该合同开头写明：双方曾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转让合同》，现就原合同中土地范围内的大棚和房屋等所有权转让达成补充协议。转让期限从原合同的2018年12月20日次日起至2048年12月21日止。由于是对2018年12月20日原转让合同的补充，因此补充后的《转让合同》没有按实际书写合同时间签署，写为2018年12月21日的合同履行时间。杨桂芬起诉书中称该合同是2019年12月签订的，庭审时却谎称是2020年4月签的，原审法院采用错误信息，仅凭签署时间与实际签署时间不一致为由认定合同时虚假的显然错误。2、案涉《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2019年12月份，双方补充签署《转让合同》后，杨桂芬已将采摘园的大棚和房屋实际向刘延臣交付，刘延臣接收后投入的大量人力和资金进行经营，并于2020年4月10日办理了《洮南市凤凰山果蔬采摘园》营业执照，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杨桂芬拖欠工人的工资和刘延臣接收后大棚后的工人开资总计15.6万元均由刘延臣支付，该事实已得到杨桂芬的认可。如果《转让合同》是虚假的，合同不可能实际履行至今。3、原审法院既然认定杨桂芬出具的180万元性质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却判决刘延臣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案涉《转让合同》中的金额为180万元，刘延臣已经真实的向法庭进行了陈述，明确了180万元的构成，杨桂芬却给予否认，但又不能提供任何证据。相反，刘延臣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刘江（杨桂芬的丈夫）诉刘延臣的庭审笔录能够证实，刘延臣的说法真实客观存在，并不存在虚假价格问题。4、原审法院凭空认定签订《转让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财产转移目的。杨桂芬在起诉书和庭审中强调，签订《转让合同》是为了避免其他债权人对采摘园进行拍卖，保留该财产，但在诉讼中杨桂芬未提供任何的证明其所说的事实，相反，从杨桂芬代理其丈夫刘江诉刘延臣撤销案涉合同效力一审庭审笔录证实，签订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也未提及到该合同是为逃避债务而签订的。如果刘延臣帮助杨桂芬逃避债务的话，刘延臣没有必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履行该合同，也不会实际占有该采摘园。况且杨桂芬转让的不只是采摘园，还有加气站等财产，原审法院仅凭杨桂芬一面之词就认定以合法目的掩盖杨桂芬转移财产的目的，破坏了社会契约的稳定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桂芬辩称：答辩人共计债务欠款为6800万元，仅2019年债务案件，涉及到法院的债务案件就是31件。当时为了避免采摘园被法院评估拍卖而在本案中签订了该虚假合同，主体虚假、180万的数额虚假，以及钱款的性质为工程款，这个性质也是虚假的。因此，该合同是一个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杨桂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关于采摘园2018年12月21日转让合同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截止2018年春季，原告共计拖欠被告借款60万元。为了避免其他债权人对采摘园进行拍卖保留财产的目的，2019年12月，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合同内注明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虚构原告拖欠18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将向阳液化气站北侧采摘园抵顶给被告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桂芬与被告刘延臣签订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南至洮南市向阳液化气站、西至原粮油加工厂、北至个人土地、东至公路范围内的28,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大棚、库房及住房转让给被告，抵顶原告拖欠被告工程款180万，合同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现原告以签订该合同是为了避免其他债权人对采摘园进行拍卖保留财产的目的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转让合同中，载明原告托欠被告180万工程款。庭审中被告自认原告欠自己和案外人宋某相加共计122万，之所以合同中写明欠款金额为180万，系案外人宋某与另外两案外人薄某、南某共三人将对原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被告，形成180万。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称仅欠被告60万元，且性质为借款并非工程款，原告欠宋某、薄某、南某三人的债务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宋某、薄某、南某也从未通知原告将债权转让给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由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债权转让需债权人通知债务人方可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无证据证明宋某、薄某、南某三人将对原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被告的行为通知了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对宋某、薄某、南某向其转让债权的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被告对转让协议中180万债务的形成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另庭审中原告称本案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20年4月，而被告庭审中却称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9年12月。双方对合同签订时间虽各执一词，但能够确定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并非合同中载明的日期即2018年12月20日，故本案能够确定双方合同签订的落款日期为虚假日期。原告对此解释为双方将合同提前的原因系为了避免其他债权人对采摘园进行拍卖，结合近年来原告在法院涉诉的实际情况，自2019年来，原告因拖欠债务被诉至法院的案件达百余件，涉案标的巨大，人数众多，且债务均已拖欠多年。原、被告将案涉转让合同日期提前，必将导致原告可供执行的财产减少，有损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合同未能体现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上存在虚假，双方将合同签订日期提前，有损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原告转移财产的目的，为无效合同。故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五百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原告杨桂芬与被告刘延臣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新的证据，刘延臣出示了如下证据： 1、凤凰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2018年12月20日，刘延臣南至洮南市向阳液化气站，西至原粮食加工厂，北墙取直，东至于冀东东墙往北，北墙曲直荒地地块面积为8000平方米转让事宜。签订转让合同时，是在我村委会签订的，签订合同时杨桂芬、刘江夫妇到场。由杨桂芬、刘延臣签订了转让合同，双方均自愿。能够证实2018年12月20日杨桂芬和刘延臣就采摘园占用土地8000平使用权，抵偿拖欠刘延臣欠款的事实客观存在。经质证，杨桂芬称被本案争议的合同书2018年12月21日的转让合同书所涵盖，目的是刘延臣转移采摘园的财产，2018年12月20日这个合同已经作废，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2、证人宋某出庭证言。证明杨桂芬盖大棚的时候，证人是从杨桂芬和刘延臣那里包来的活，刘延臣买的材料，杨桂芬欠我20万工人工资款，我把债权转给刘延臣了。2018年7月20日，当时我管杨桂芬要钱，她没有，我找刘延臣，他和杨桂芬谈完决定把采摘园抵账给刘延臣，我才相信刘延臣，把债权转让给了刘延臣。当时我们是四个人，我和薄某、南某、刘延臣去找的杨桂芬谈的这个事，杨桂芬知道这个事。包括杨桂芬欠南某、薄某和我的工资款，再加上刘延臣的材料款，形成的这个180万元的欠条。经质证，刘延臣没有异议；杨桂芬有异议，主张欠宋某20万元属实，但工程是杨桂芬包给宋某的，不是刘延臣包的。 3、证人薄某出庭证言。证明杨桂芬之前需要资金，从我这里借了两笔钱，一笔是20万，一笔是9万，还了我5万，还欠24万没还。我们多次向杨桂芬追索未果，2018年7月份刘延臣、宋某、薄某在南某家吃完饭商量去找杨桂芬要钱，下午到杨桂芬住处（金凯瑞宾馆）找的她，当时说暂时没钱，就跟我们几个协商，给刘延臣打的180万的欠条，把我们四个人的债权全部转到由刘延臣名下，然后用采摘园土地使用权抵顶180万。签订180万协议后，刘延臣把欠条给了杨桂芬看，当着杨桂芬面都毁掉了。2018年12月份，我们在杨桂芬家的加气站，他们两口子跟我们四个人协商，称转让合同得通过村里同意，跟村里形成一个协议。后期我们咨询有关人员说签的转让合同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顶180万元，要包括地上物，就又形成了2018年12月21日的补充合同，但该合同实际是2019年签的，为了与原始合同日期相符，就将合同日期写成了2018年12月21日。算账时虽然是杨桂芬欠我24万，但利息都是转给刘延臣了。出具180万元欠据后一年刘延臣接收的采摘园。经质证，刘延臣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杨桂芬质证该证人证言虚假。第一点，杨桂芬拖欠的4万元单独为薄某出具了欠据，对薄某单独承担责任；第二，采摘园2018年12月21日的合同书，双方并没有进行实际履行。本案确认无效的合同书。是在2020年4月份进行签订的。而且在一审中，上诉人却声称本案争议的合同书是在2019年12月是不存在的，双方并没有履行，本案的债权并没有进行转让。 4、证人南某的出庭证言。证明形成刘延臣180万的债权中有我33万元，这180万是我们四个人的钱，我33万元、刘延臣102万元、宋某20万元、薄某29万元。这个180万的欠条是2018年7月份，他们三人去我家和我一起商量找杨桂芬要钱，下午到杨桂芬那后，杨桂芬说她没有钱，把采摘园转让给我们抵顶债务。给刘延臣打了一个条，我们的债权都转给刘延臣，刘延臣负责偿还我们，我们就同意了。当时我们都是带着欠条去的，我把欠条放她桌子上了。当时就打了个180万的欠条，没做转让合同，过后才签的转让合同。现在我们都找刘延臣拿钱。2018年12月20日刘延臣和杨桂芬签订的协议书我知道。这是2018年12月我们四个人和杨桂芬、刘江夫妇商量完后，统一到村上签的转让协议。但2019年12月份杨桂芬和刘延臣签订的补充协议，我没参与合同的签订过程，但知道这个事儿。我和杨桂芬之间一共有两笔债权，一个2016年借15万元、一个2017年4月27日管我借的16万元，另外我2017年1月2日到2018年5月份在她采摘园干活，还有个2万元的工资钱。李广东是我女婿，认识杨桂芬，有资金往来，具体多少不知道。我将31万债权转让给刘延臣，这个是杨桂芬跟我们商量的，整个过程杨桂芬和刘江夫妇都在场。（签订完180万元欠据后）我就把杨桂芬给我出具的欠据，放在杨桂芬的桌子上，然后当场就撕了。经质证，刘延臣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杨桂芬有异议，主张该证人证言为虚假证言，杨桂芬根本就没有进行所谓的一个债权转让行为。同时2018年12月20日村委会盖章的转让合同中，仅涉及到地块为8000平方米。而本案争议的合同，地块面积为28000平方米，还有地上建筑物，他俩标的数额是不相符。 5、不同建筑材料商店出具的证明七份，证明刘延臣当时给杨桂芬建大棚购买了材料。经质证，杨桂芬有异议，主张：第一、采摘园的材料均是杨桂芬进行购买，同时实际进行及时的结算，并不拖欠刘延臣的材料款；第二、以上证据无法确定真实性，没有证人当庭出庭作证，也没有相关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无法确定相关的真实性，该证据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第三、同时该金额也与上诉人诉争的数额不相符。 杨桂芬出示了如下证据： 1、录音光盘一份及四份整理后的录音文件。第一份录音资料是2021年3月30日刘静（杨桂芬女儿)在采摘园用手机录制的刘延臣、杨桂芬、刘静谈话内容。证明刘延臣的债权是65万元；第二份录音资料是2021年3月26日刘静在采摘园用手机录制的刘延臣、杨桂芬、刘静谈话内容。证明目的同上；第三份录音资料是2021年1月16日刘静在金凯瑞宾馆一楼大厅用手机录制的宋某、杨桂芬、刘静谈话内容。证明目的是杨桂芬拖欠宋某工程款的欠据一直在宋某手中，本案发生前，刘延臣另行给宋某出具的欠据，四方当事人并没有形成债权转让的一个结果；第四份录音资料是2021年3月25日刘静在金凯瑞宾馆录制的宋某、杨桂芬、刘静谈话内容。证明目的是工程款是杨桂芬拖欠宋某的。经质证，刘延臣主张：第一，2021年3月30日是刘延臣、杨桂芬、刘静录音，从录音内容反映是杨桂芬提出要求给刘延臣60万元，刘延臣在录音当中没有确认65万元是完整的债权；第二，刚才杨桂芬在对证人质证的时候说，刘延臣没出资一分钱，购买的材料全是杨桂芬自己购买，那么以这60万元钱是什么钱？也就是说，杨桂芬是在故意隐瞒一个重大事实，拖欠刘延臣110万元的材料款这个事实能够确认；第三，从录音内容来看，案涉的采摘园已经实际被刘延臣经营使用，这是个客观事实，而且履行至今；第四，从录音当中，能够确认了宋某、南某、薄某三人的债权的具体数额和证人证实的事实基本一致，而且三人的债权转让刘延臣的事实也基本一致。 2、2019年、2020年杨桂芬涉诉的目录及相应的判决书。一是证明2019年和2020年两年内，杨桂芬涉诉案件数量和对外负债情况；二是证明证人南某涉及到的债权，已经以其女婿李广东的名义提起了诉讼，并经法院审理作出了判决，南某这笔债权转让是不存在的，以采摘园抵债也是虚假的。经质证，刘延臣主张杨桂芬涉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关系，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2018年，当时签订转让合同时，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和大棚没有被法院查封扣押。判决书当中也没有确认和涉及到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和大棚问题；南某的女婿和本案事实不是一个事实，与本案没有关系。 对于刘延臣出具的证据1、2、3、4，因其证明的内容与2018年12月20日杨桂芬、刘延臣签订的《转让合同》和2018年7月20日杨桂芬给刘延臣出具的180万元欠据内容具有关联性，证明的事实互相吻合，杨桂芬虽然质证有异议，但其未出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凤凰山村民委员会证明以及宋某、薄某、南某证言证明的事实。因此，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刘延臣出具的证据5，形式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也不能明确是为杨桂芬建大棚购买的原材料，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杨桂芬出示的第一组证据，内容上语焉不详，不能明确证明杨桂芬只欠刘延臣65万元，也不能明确建大棚只有宋某，而没有刘延臣的事实。因此，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杨桂芬出示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2001年向阳液化气站与洮南市凤凰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凤凰山村）签订合同书，约定凤凰山村将向阳液化气站北墙外至粮米加工厂东墙向北取直，东至于继东东墙向北与北墙取直的荒地一块，面积8000平方米作价3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此块荒地的管理使用权归向阳液化气站，以后办理土地使用证等相关事宜由向阳液化气站自行负责。向阳液化气站属于杨桂芬与其丈夫共同经营。2018年12月20日，杨桂芬给刘延臣出具180万元欠据，款项注明欠盖大棚工程款。对于180万元债权的构成，刘延臣主张是杨桂芬拖欠其工程款102万元，另外杨桂芬拖欠宋某20万元、薄某24万元及利息约1万元、南某33万元，宋某、薄某、南某三人将对杨桂芬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刘延臣，所以杨桂芬给刘延臣出具了180万元欠据。并于2018年12月20日当日，刘延臣、杨桂芬签订《转让合同》，约定杨桂芬将向阳液化气站北墙外至粮米加工厂东墙向北取直，东至于继东东墙向北与北墙取直的荒地一块，面积8000平方米转让给刘延臣，双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此块荒地的管理使用权归刘延臣，转让期限30年，自2018年12月20日至2048年12月20日。合同上特别说明“此合同地块面积8000平方米为宋某、薄某、南某、刘延臣四人所有，如转让使用须四人同意”。该份合同上除刘延臣、杨桂芬签字盖章外，宋某、薄某、南某均签字，凤凰山村见证盖章。2018年12月21日，杨桂芬、刘延臣又重新签订一份《转让合同》，约定双方曾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了《转让合同》，现就原合同中土地范围内的大棚、房屋等所有权转让等事宜补充协议如下：杨桂芬将南至洮南市向阳液化气站、西至原粮食加工厂、北至个人土地、东至公路范围内的28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大棚共11栋（8740平方米）、库房266平方米、住房2间半（80平方米），一并转让给刘延臣，转让价格180万元，此转让费由杨桂芬拖欠刘延臣180万元的工程款抵顶；转让期限为30年，自2018年12月21日至2048年12月21日止。土地及地上物于本协议签订时交付给刘延臣，转让期间，杨桂芬不得对刘延臣的经营管理进行任何干涉。经庭审调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份《转让合同》签订日期在2019年，而不是2018年12月21日。之所以补充的《转让合同》落款日期签到2018年12月21日，是为了与原《转让合同》时间吻合。该份补充的《转让合同》签字生效后，杨桂芬于2019年将约定的大棚、房屋及土地交给刘延臣经营至今。现杨桂芬以签订该合同是为了避免其他债权人对采摘园进行拍卖保留财产的目的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成诉。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涉及的180万元欠据、《转让合同》、补充的《转让合同》的形成原因是由于杨桂芬拖欠刘延臣、宋某、薄某、南某欠款，四人向杨桂芬追讨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转让，以及形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对杨桂芬给刘延臣出具180万元欠据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宋某、薄某、南某将债权转让给刘延臣，虽然没有书面通知，但宋某、薄某、南某出庭作证称在2018年12月20日刘延臣与杨桂芬签订《转让合同》和180万元欠据时，是刘延臣、杨桂芬、宋某、薄某、南某在场签订的。其三人的证言与2018年12月20日的《转让合同》、180万元欠据相吻合，并且杨桂芬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并不否认。上述证据证实宋某、薄某、南某将对杨桂芬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刘延臣，已经通知杨桂芬，杨桂芬不但知道债权转让的事实，还因此给刘延臣出具了180万元欠据，确认了其与刘延臣的债务总额。虽然杨桂芬在庭审中出示洮南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1民初3442号、（2019）吉0881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南某的女婿李广东起诉杨桂芬民间借贷纠纷案，其诉讼标的就是南某借给杨桂芬的那两笔债权。但两份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能证明诉讼案件的借款标的，即为南某转移给刘延臣的债权。退一步讲，即使是同一借款标的，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债权，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转让权利。因此，杨桂芬称给刘延臣出具的180万元欠据是虚假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桂芬主张与刘延臣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转让合同》是虚假合同的问题。对此杨桂芬出示的2018年12月21日《转让合同》、向阳液化气站与凤凰山村签订的合同、自制的采摘园固定资产明细、给刘静转账明细、杨树有等三人的证言、录音以及杨桂芬涉诉的目录及相应的判决书证据，不能证明杨桂芬与刘延臣签订的《转让合同》是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作出的；也不能证明杨桂芬是与刘延臣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杨桂芬主张与刘延臣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的《转让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刘延臣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21）吉088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杨桂芬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杨桂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赵 亮 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白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