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书花，女，住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飞鸿，男，住乌鲁木齐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凌云，女，山西省泽州人，无业，公民身份号码：×××。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广林，晋城市城区金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泽州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郭向军，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捷，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晓芳，女，汉族，山西长治市人，无业，现住长治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成书花、崔飞鸿、崔凌云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书花、崔飞鸿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广林，被上诉人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晓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晋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赔付医疗费114320.29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由公交公司一审答辩可知，公交公司对崔福昌乘坐公交车发生事故是认可的，只不过是不愿意承担或者推卸民事责任。2.公交公司提供的54秒视频资料刻意回避了崔福昌乘车过程中因车辆紧急制动而受伤的事实。3.崔福昌自身疾病或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4.崔福昌先后入住晋城市人民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晋城市人民医院为全部自费，无社保报销，一审法院以在郑州治疗后进行医保报销而确定不排除上诉人已明确认可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事实，该认定错误。5.关于举证责任，在证据上，公交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崔福昌的亡故系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由崔福昌本人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故公交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辩称，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由为交通运输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本案存在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二审庭审中，三上诉人明确其以侵权主张权利。针对侵权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答辩称：被上诉人没有侵权行为，无过错，且晃动与治疗、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原告成书花、崔飞鸿、崔凌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摔伤损害赔偿金1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114320.29元，并要求案由变更为侵权之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1日下午15点20分许，受害人崔福昌乘坐被告公交公司所属的×××公交车准备到白云商场购物，车行至七岔口时，根据被告公交公司提供的前门的监控影响资料，×××公交车占着左拐道正常行驶，被告王晓芳所属的面包车占在直行道，该面包车违规变道导致×××公交车因需急刹车，致使在车辆门口过道上站立的崔福昌闪了一下，被人扶住。当时并未报警，受害人崔福昌也未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后于2019年4月25日到晋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于2019年5月10日出院，主要诊断为脓毒血症、肺部感染、急性消化道出血并肠道感染、腰1、2左侧横突多发骨折、骶尾部压疮、凝血功能障碍、强直性脊柱炎、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后于2019年5月10日到郑州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再次治疗，于2019年6月9日出院。后受害人崔福昌回到家中因病故死亡。另查明，三原告于2019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递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被告公交公司×××车辆紧急刹车制动该行为与受害人崔福昌的受伤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鉴定。后因受害人崔福昌已死亡，无法对其进行鉴定为由，终结本次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对于被告公交公司所属的×××公交车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对受害人崔福昌有侵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城市公交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崔福昌与被告公交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最终能直接反应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据即原告责令被告公交公司提交的车内各监控拍摄的影像资料，被告公交公司只提供了前门的监控所反映的影像资料，经查看该监控录像资料，该监控录像受害人崔福昌当时并未摔倒，而是因公交车紧急刹车制动导致崔福昌闪了一下，当即被人扶住。原告辩称，被告公交公司提供的该监控录像不能完整反映受害人从上车到下车发生的一切，被告仅仅提供了对其自身有利的视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公交公司均认可受害人是从前门下的车，受害人崔福昌自上车后就一直站在被告公交公司提供的视频所显示的位置，并未去过公交车的中间或者后面的位置，因此被告公交公司提供的前门的该监控录像可以反映事情发生的经过，没必要再提供公交车其他监控录像资料。受害人崔福昌当时并未感到受伤或者身体不适，也未到医院进行检查或治疗，而是时隔4天才去医院进行检查。根据晋城市人民医院的出院诊断的病情大多是自身已有的陈旧性疾病，且因受害人崔福昌的去世无法进行因果关系的鉴定。因此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的伤情系因公交车在运输过程中因紧急刹车制动导致的。根据原告当庭所主张的医疗费，其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花费的医疗费中已由医疗保险机构报销72184.84元，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是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资费部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侵权而导致损害的医疗费不属于医保报销的范围，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对该情况也是明知的，但其仍在治疗后进行了医保报销，不排除原告已明确认可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事实。综上，作为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即被告公交公司不应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原告成书花、崔飞鸿、崔凌云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一审案由为城市交通运输合同纠纷，二审上诉人明确以侵权主张权利。经查，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明确要求本案案由变更为侵权之诉，一审未予变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被上诉人公交公司对崔福昌是否构成侵权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公交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关键是要分析公交车司机的紧急制动行为与崔福昌伤亡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公交车司机是否存在过错，对此具体分析如下：一、公交司机采取的紧急制动行为属于应对突发情况下的正常驾驶行为，并未超出合理限度。本案公交车辆在行至七岔路口时，在左拐道正常行驶，王晓芳所属的面包车占在直行道，该面包车违规变道导致公交车因需紧急刹车，面对此种情况，公交车司机若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交通事故，故公交司机的紧急制动行为属于正确的应对方法，应未超过必要限度，其行为本身不存在过错。二、上诉人不能证明崔福昌的伤亡损失与公交车司机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崔福昌乘坐公交车是在2019年4月21日下午，当时崔福昌并未向公交车司机表示其身体不适；而崔福昌住院治疗是在2019年4月25日，时隔四天之久，且因崔福昌去世的客观事实，鉴定机构表示无法对车辆紧急刹车行为与崔福昌受伤之间的关联性作出鉴定意见。考虑本案时间因素及诊断情况，本院无法认定崔福昌的伤亡损失与公交车司机的紧急制动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主张侵权事实成立缺乏必要的构成要件，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瑕疵，但其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对其瑕疵纠正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6元，由上诉人成书花、崔飞鸿、崔凌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晋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灵丽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闫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