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9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兵，男，196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峰，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咏梅，女，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天津立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佑民，男，1975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赵兵因与被上诉人孙咏梅及原审第三人黄佑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30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赵兵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孙咏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结合本院查明事实，之所以产生公证委托系基于李力与于晓盼之间的借贷关系，且该过程仅黄佑民知情并参与，按照日常经验判断，孙咏梅配合办理公证委托手续系基于公证机关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办理委托，并非其作出处分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错误地认定了李力与于晓盼之间的借贷关系，于晓盼在本案中并未出庭，在赵兵与黄佑民的(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并未确认该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仅根据李力的陈述就确认了李力与于晓盼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其次，一审法院是根据日常经验判断出孙咏梅出具公证委托书是基于公证机关的要求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错误。公证机关是证明机关，是根据黄佑民和孙咏梅的申请，在其作出处分共同所有房屋的意思表示后，为证明其意思表示真实而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的机构。公证机关无权也不会要求孙咏梅配合办理任何手续。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产生公证委托系基于上述借贷关系且孙咏梅办理公证手续是基于公证机关的要求而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这种判断将导致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系黄佑民为案外人李力代持”。一审判决认为：“因孙咏梅无处分房屋的意思表示，且房款由于晓盼收取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孙咏梅不应承担责任”。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涉案房屋是孙咏梅与黄佑民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人为黄佑民，产权系孙咏梅与黄佑民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孙咏梅在一审中提交的与黄佑民2019年10月21日离婚协议中也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分割(赵兵与黄佑民案执行后)，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系黄佑民与孙咏梅的夫妻共同财产。案外人李力如主张案涉房屋系黄佑民为其代持，应另案提起确权之诉。其次，公证书明确记载孙咏梅系自愿出卖夫妻共同所有房屋且自愿承担委托的法律后果。孙咏梅是否收到涉案房屋的房款与孙咏梅是否承担共同支付的法律责任无任何关联性。夫妻作为共同委托人理应承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孙咏梅与黄佑民未实际收到房款的原因是其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于晓盼违约，其相关法律责任应另案予以解决。二、赵兵在一审中提交判决书、公证书及其过程文件等证明力较高的证据用以证明赵兵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却直接否认相关证据文件中的意思表示。仅依据与案件不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加上“日常经验法则”进行了法律论证就认定孙咏梅无处分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且房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判定孙咏梅不应承担共同支付的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孙咏梅在赵兵与黄佑民(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与黄佑民协议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赵兵认为黄佑民与孙咏梅是为了逃避执行而办理的离婚手续，孙咏梅在一审中提交的欠款协议、协议书均系为了逃避执行而伪造的，该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赵兵的合法权益。而且孙咏梅持有欠款协议、协议书并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也足以证实孙咏梅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对李力、于晓盼、黄佑民之间的所谓关系毫不知情，一审法院的认定自相矛盾。孙咏梅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赵兵上诉请求。（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中于晓盼已经明确表达房屋处置和收益与黄佑民无关，并结合孙咏梅提供的书证、李力的证人证言，原审法院认定李力与于晓盼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诉争房屋登记在黄佑民名下，为单独所有，公证机关要求夫妻共同办理委托事项系日常经验法则。夫妻存续期间取得财产并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诉争房屋系案外人李力所有，只是由黄佑民代持。（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案件中，于晓盼超越公证代理权限收取赵兵款项，黄佑民未提出异议，赵兵有理由相信于晓盼有代理权，故最终判决黄佑民承担返还责任。孙咏梅从未参与诉争房屋交易及上述案件，如依据孙咏梅系委托人需要承担责任，赵兵支付给于晓盼款项的行为就不构成表见代理，赵兵无权向孙咏梅主张返还，应向于晓盼主张。如基于孙咏梅与黄佑民系夫妻关系，因诉争房屋产生的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孙咏梅无义务承担。赵兵诉请超过诉讼时效。黄佑民述称，要求维持原判。赵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咏梅对黄佑民就（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下1500000元、第三项下120000元总计1620000元的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2．诉讼费用由孙咏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咏梅与黄佑民于2006年3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0月21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及债务约定如下：位于开发区阳光新园11-302房产归女方所有，位于塘沽纳海嘉园3-904房产归男方所有；各自名下的债务各自偿还。2017年3月15日，黄佑民与案外人李力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购买坐落于滨海新区××号房屋，价款1980000元，其中首付款600000元，贷款1380000元。2017年5月9日，黄佑民取得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2017年7月13日，黄佑民、孙咏梅与案外人于晓盼至天津市滨海公证处办理了（2017）津滨海证字第1960号、1961号公证委托，黄佑民、孙咏梅为委托人，于晓盼为受托人，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事项为“委托人自愿委托受托人于晓盼办理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号房产如下事宜：1．代为办理该房屋的档案查询及领取查档手续；2．代为清偿上述房屋的剩余贷款，领取他项权证；3．代为办理上述房屋注销抵押登记手续；4．代为领取上述房屋的产权证书等相关事宜”，1961号公证书载明“本公证书仅限用于提前还贷、撤抵押、卖房等相关事宜，用于其它事由无效”。2017年9月29日，案外人于晓盼作为黄佑民（系卖方）的代理人与赵兵（系买方）及案外人天津君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系经纪方）签订编号为0001017号的《房产交易合同》，约定黄佑民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赵兵，总价款为2020000元。此后，赵兵与于晓盼及天津君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先后签订四次补充协议，分别就给付房款事宜进行调整，亦载明因于晓盼原因，案涉房屋贷款未能偿清，于晓盼承诺配合赵兵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赵兵陆续向于晓盼支付定金及房款共计1500000元。因案涉房屋贷款一直未能偿清，导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2018年6月20日，赵兵以黄佑民、于晓盼为被告、以天津君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定金及房款、支付违约金。2018年1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三、四项分别为黄佑民退还赵兵定金50000元及购房款1450000元（合计1500000元）；黄佑民给付赵兵违约金120000元；于晓盼对上述第二、三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判决作出后，于晓盼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黄佑民申请再审，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赵兵于2019年3月1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庭审中自认于晓盼已给付192000元。庭审中第三人黄佑民陈述，案涉房屋系其为案外人李力代持。双方于2017年2月8日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李力）将名下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纳海嘉园3-904房屋过户到乙方（黄佑民）名下（假买卖），乙方通过贷款的方式支付甲方房款，上述房屋首付款由甲方委托他人支付乙方，乙方将首付款转入房管局指定账户，房屋过户后贷款由甲方偿还，上述房屋所有权是甲方所有，乙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乙方持有上述房屋期间，甲方有权随时让乙方按照甲方的指示处分上述房屋”。2017年7月11日，李力作为甲方（借款人）、于晓盼作为乙方（出资人）、黄佑民作为丙方（抵押物权利人）三方签订欠款协议，约定，李力向于晓盼借款700000元，李力承诺用原过户到黄佑民名下滨海新区塘沽纳海嘉园3-904室的自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黄佑民承诺无条件配合于晓盼进行委托公证手续，全权委托于晓盼处置房产，收房款以抵偿部分借款。在委托公证以后，该房屋的银行贷款由于晓盼承担。在处置该房产过程中产生其他费用或剩余房款值不足以抵偿借款，未清偿的部分借款，李力承诺另行如数归还。同时约定，该房屋的银行贷款1380000元由李力本人清偿。庭审中，李力作为证人出庭就上述内容进行证明。在询问中，李力表示对于上述协议，赵兵不知情，孙咏梅不知晓案涉房屋买卖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咏梅是否应承担前案判决确定给付款项的共同支付责任。本案中，赵兵基于案涉房屋为孙咏梅与黄佑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案涉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且孙咏梅系案涉房屋买卖的共同委托人，要求孙咏梅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意思表示无关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案涉房款均由案外人于晓盼收取，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黄佑民与孙咏梅夫妻共同生活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前案判决确定的给付款项不应认定为黄佑民与孙咏梅的夫妻共同债务。结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之所以产生公证委托系基于李力与于晓盼之间的借贷关系，且该过程仅黄佑民知情并参与，按照日常经验法则判断，孙咏梅配合办理公证委托手续系基于公证机关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办理委托，并非其作出处分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上述分析，赵兵要求孙咏梅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兵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80元，减半收取计9690元，由原告赵兵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法院作出（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后，于晓盼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一审该部分事实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在另案（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判决确认黄佑民的相关给付义务，本案的焦点问题系孙咏梅是否应当基于夫妻关系对该判决确定的黄佑民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除非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物权归属具有推定效力。本案案涉房屋登记于黄佑民名下，而（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系基于黄佑民作为登记权利人身份判决其承担的合同责任。黄佑民主张其并非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但至今未有生效法律文书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中，当事人虽提供了李力、于晓盼、黄佑民之间的欠款协议、李力与黄佑民的协议书以及李力的证人证言，但本案并非审理案涉房屋权属争议案件，黄佑民应与案外人另行解决。故在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案涉房屋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应推定黄佑民为合法所有人，案涉房屋取得于黄佑民与孙咏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孙咏梅作为委托人与黄佑民共同办理了对于晓盼的委托公证手续，其主张对黄佑民与赵兵之间房屋买卖合同以及黄佑民、李力、于晓盼之间关系不知情、未参与，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公证机关办理委托手续后，理应清楚办理委托手续后，被委托人可能与他人建立房屋买卖合同的后果。如以公证机关办理委托手续仅是出于形式的要求孙咏梅签字确认，在未经法定程序情况下任由其予以否认，将极大地动摇公证法律制度设定的基础。此外，如果在签订委托手续时，孙咏梅明知自己并非案涉房屋的共有人，而黄佑民未将李力、于晓盼之间关系向其披露，其仍然在公证机关签订上述委托手续，则系其自身放任了基于该委托手续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否则，基于此委托手续取得信任的合同相对方，将承担巨大的交易风险。在委托公证后，孙咏梅与黄佑民又在双方离婚协议中将案涉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约定案涉房屋归黄佑民所有，且离婚协议系赵兵已就（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之后签订。上述事实表明，要么孙咏梅认可案涉房屋系其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孙咏梅明知其并非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仍然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由于案涉房屋未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登记权利人非实际权利人，基于夫妻共同财产性质，孙咏梅应当就（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黄佑民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此外，就孙咏梅提出的时效抗辩，因（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系2019年3月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于晓盼撤回上诉方发生法律效力。赵兵本案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孙咏梅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兵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3063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孙咏梅对原审第三人黄佑民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2748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下1500000元、第三项下120000元，共计1620000元的债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9690元，由被上诉人孙咏梅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380元，由被上诉人孙咏梅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9070元，系赵兵预交，孙咏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给付赵兵。）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欣审判员 郭小峦审判员 何日升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姜玉姝书记员翟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