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3民终1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方富，男，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懿，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梅，女，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良银，男，197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龙，安徽民之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方富因与被上诉人梁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20）皖1302民初2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方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梅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孙方富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允许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也不需要缴纳相关税费。孙方富与梁梅虽非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也是非城镇人员，该房产也不是商品房，所以不存在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情况。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私人对其合法收入、房屋、生产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可以进行处分。其次，孙方富与梁梅之间的交易是房屋买卖利益的交易，双方虽非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谷庆军、孙方富、梁梅签署有《房屋转让协议》，以及2013年9月5日补签了《原协议备注说明》，实际上是三方达成的拆迁利益分配方案，是双方关于拆迁利益划分协商结果，应当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即关于宅基地转让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混淆了房屋买卖与房屋拆迁利益交易，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孙方富的一审诉讼请求。 梁梅辩称，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正确。孙方富投机倒把，低买高卖，购买并囤积大量将要拆迁的安置老房屋，然后采取欺骗、蒙蔽的方式骗取梁梅购买，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二、孙方富伪造房屋转让协议，弄虚作假，欺骗法庭。孙方富为达到侵占梁梅财产的目的，同一处房产竟然有两份不同的协议。第一份孙方富给梁梅的2012年3月6日的房屋转让协议载明是“甲方谷庆军，乙方梁梅、证明人孙方富”。孙方富为本案立案向法院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是2011年8月2日“甲方孙方富、谷庆军，乙方梁梅”，显然该协议系伪造，虚假的。一是该房屋不可能有孙方富、谷庆军两个房主，两人不是同一家庭成员。二是谷庆军与孙方富不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孙方富提供该虚假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将《原协议备注说明》与之相联系从而恶意侵占梁梅的财产。而实际上2012年3月6日的协议书与《原协议备注说明》不具有关联性。房屋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签字付款后不得反悔，如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偿另一方全部损失，同时甲方不得干涉乙方房屋永久使用权和产权”。而孙方富让梁梅签订的《原协议备注说明》不应当与房屋转让协议一起发生法律效力，其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理当认定为无效。三、孙方富在上诉状称“谷庆军、孙方富、梁梅签署《房屋转让协议》及2013年8月2日补签的《原协议备注说明》，实际上三方达成的拆迁利益分配方案，是双方拆迁利益划分协商结果”。首先，孙方富提交的该份协议是虚假的，并且这些述说与诉状内容自相矛盾，一是孙方富与谷庆军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是同一家庭成员，房子是谷庆军的。二是所谓三方利益分配方案仅是孙方富一方的利益诉求，卖房人谷庆军并未向孙方富一样主张同样的《原协议备注说明》的内容，而是付清卖房款后一切与卖房人无关。孙方富无权代表谷庆军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孙方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梅履行双方于2011年8月2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2013年9月5日签订的《原协议备注说明》，并责令梁梅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责令梁梅返还其安置费等相关费用90,616.32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梁梅负担。诉讼过程中，孙方富自愿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标的额为11,538.56元；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梁梅赔偿其违约金2,30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梁梅与郭良金系夫妻关系。为购买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千亩园一套面积为100㎡左右的安置房，郭良金（乙方）与孙方富（甲方）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5日的《购房协议书》，约定价格为2000元／㎡，预付款为200000元，交房时以房屋实际丈量面积为准，多退少补。为此，郭良金向孙方富支付了200000元，并向孙方富出具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的《承诺》一份，明确所有补偿款属于孙方富，与其购房无关；孙方富向郭良金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4日的《收条》。2013年9月5日，孙方富（甲方）与梁梅（乙方）签订一份《原协议备注说明》，内容为：“今有梁梅买谷岭村自建房一套面积99.36㎡。房屋安置按开发区相关问（文）件执行，过渡费有（由）乙方所得，房屋所有其他补助款项有（由）甲方所得，在乙方领到房屋补偿款24小时内必须交付甲方，否则违约按甲方补偿款总额的20%赔偿损失。”2.孙方富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日的《房屋转让协议》显示：甲方（卖方）为谷庆军、孙方富，乙方（买方）为梁梅，约定谷庆军、孙方富将位于㎡自建房转让给梁梅。3.2013年9月29日，宿州市南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征迁人）与梁梅（被征迁人）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载明：被征迁房屋地址：谷岭村谷西；被征迁房屋补偿：住宅建筑面积99.36㎡，补偿金额合计38551.68元；搬家费：596.16元（99.36㎡×3元／㎡×2）；临时安置补助费：10730.88元（99.36㎡×3元／㎡×2×18个月）；奖金：5961.6元（99.36㎡×60元／㎡），2980.8元（99.36㎡×30元／㎡）；搬家补助：2000元。总计60821.12元。梁梅于2019年11月6日被分配和谐苑安置小区房屋一套。4.孙方富、梁梅、郭良金均非被拆迁房屋所在的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看，双方之间真实的合意是郭良金、梁梅向孙方富购买一套安置房，交付方式为由孙方富负责以梁梅作为被征迁人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便安置房直接分配给梁梅，梁梅因此而受领的拆迁补偿款等费用则由其支付给孙方富。而孙方富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日的《房屋转让协议》签订意图仅是为了梁梅能被作为被征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及分配房屋，因此，应以2013年9月5日签订的《原协议备注说明》等作为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据此，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梁梅主张其与孙方富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因孙方富、梁梅、郭良金均非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达成的买卖据此而安置的安置房等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应为无效。双方之间对“房屋所有其他补助款项”等归属所作的约定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孙方富要求梁梅返还搬家补助费、拆迁奖金等费用并赔偿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孙方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6元，由孙方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方富与梁梅均非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被征迁相对人，不具备拆迁安置的主体资格。双方就被征迁房屋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等同于向被拆迁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转让农村住房和土地，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双方合同无效正确，本院对该认定予以维持。孙方富上诉认为其与梁梅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拆迁利益分配方案，可依法进行处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孙方富不是案涉被征迁房屋的被征迁人，不享有征迁利益，其主张梁梅返还其搬家补助费、拆迁奖金等费用并赔偿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方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元，由上诉人孙方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欧阳顺 审判员  宋 莉 审判员  许劲松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如如 书记员刘相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