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4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召友，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彭刚、彭某之父，法定代理人。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刚，男，199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男，201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青，男，199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进，男，199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银祥，男，198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成，男，194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朝秀，女，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述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书榕，贵州省毕节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少林，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军，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禄训川，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长丰村双马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5771002412。法定代表人：齐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曹磊，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少东，男，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爽，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发军，男，汉族，1966年2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朱少林与被上诉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商发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8）黔0521民初3815号民事判决，朱少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黔05民终554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黔0521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和朱少林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由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1225666元；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应由遵义双马矿业有限公司、徐少东、朱少林、商发军连带赔偿上诉人。本案四被上诉人属于平等的合作关系，他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拉拢在一起，共同实施探矿这一行为，事情的起因是朱少林因为帮别人拖货到双马矿业有限公司与该公司负责人徐少东认识，徐少东遂叫朱少林为他寻找滑石矿，朱少林到家后就积极寻找矿源，因朱少林的努力，最后在大方县发现有滑石矿，但朱少林是外地人，不能协调当地村委会和当地政府，也没有工人，无法在当地挖矿，就只能找到当地的商发军，由商发军协调村委和政府并组织工人进行探矿。这是一起因非法探矿引发的事故，大量的事实证明双马公司是这起探矿行为的最大受益者和组织者，徐少东在探矿过程中两次亲临现场，并为了探矿拿了5000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请工人吃饭等，而第二次来的时候还带上公司安全员林培明到现场指导，按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说明，他是在进行探矿，探矿过程中采选出来的矿石都只能交到双马公司，如果发现矿品可以，则办理合法的矿权，双马公司和徐少东的目的也就是用极小的成本探明矿藏，其余几个自然人也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自然拼合，比如朱少林起的作用是向上对接双马公司徐少东，向下对接商发军解决工人的问题，当下的利益则是有高额的运输费，商发军则是探矿组织工人有一定的好处，将来如果合法办厂徐少东给的好处更多，因此几被上诉人没有隶属关系，是一个利益合作团体，每个人都应当为这起事件承担责任。对于徐少东是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我们认为徐少东的行为一方面代表公司，是公司的职务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具有双面性，首先，他不是公司法人，也不是公司投资人，只是受公司法人委托实际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双马公司取得利润的多少与他的利益不大。其次，在管理公司过程中对滑石矿的采挖及销售都比较熟悉，因此特别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矿源，重新办理采矿证，即使是以双马公司的名义去办理，作为发掘矿源的他自然也有不少股份，于是积极要求朱少林为他找矿，才导致本案产生，因此徐少东也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一审认为徐少东是按700元每吨白矿，300元每吨花矿向朱少林、商发军支付，商发扬、商发荣、杨琴等挖矿人挖矿是由朱少林、商发军直接管理，费用由朱少林、商发军支付，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琴等挖矿人之间没有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朱少林、商发军的钱从那里来，是从双马公司和徐少东那里来。朱少林、商发军的行为在为谁服务，是为双马公司和徐少东探矿服务。既然都认定杨琴等是提供劳务，矿石价格只是劳务报酬的计算方式，杨琴与朱少林、商发军形成劳务关系，而站在后面的双马公司、徐少东作为探矿的组织者为什么能置身事外。如果双马公司、徐少东仅是买矿，又何必亲到现场并带安全员到场，并且他本人也在公安机关承认了自己的探矿行为，一审这样判决恐怕不是水平问题，后面有很多难言之隐。二、本案应按上诉人一审诉请全额赔偿。一审对赔偿金额的判决，在适用法律上错误或是曲解法律。首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曲解，一般来说单位都是劳动合同关系，很少有劳务用工关系，但现实中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受害者可以按劳务纠纷进行处理，一审认为徐少东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双马公司不应当和个人形成劳务关系，是对法律的曲解，并非单位与个人就不能形成劳务关系，在很多施工企业中这种现象是很多的，实际上按劳务关系处理赔偿还相对少一些。其次，本案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这是因为劳务雇佣本身并不存在犯罪，本案中朱少林、商发军被刑事追究，主要是追究非法探矿过程中的重大安全事故，而杨琴是提供劳务时受到损害，这与直接受犯罪侵害是两回事。另外，如果受到点刑事处罚就免除民事责任也是极不公平的。其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的意思是对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问题，这里的计入是因为《侵权责任法》没有这项赔偿规定，用司法解释重新明确，也就是在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之上加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与两项分开计算也就是一回事。其四，对于直接的物质损失的理解上存在问题，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系受害者因受伤或死亡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直接损失，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也等同于直接损失。精神抚慰金虽说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但精神受到刺激带来的后果也反映到物质的损失上，可说也是直接的损失。特此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上诉人朱少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由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中，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基于被上诉人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管理行为和违法雇佣没有探矿资质的当地村民进行探矿作业行为而造成的，上诉人朱少林仅仅是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介绍购买滑石矿提供居间服务，其作用仅是在商发军与双马公司负责人徐少东之间建立买卖滑石矿的居间关系，其目的是促成徐少东能够办证采矿后承包相应运输滑石矿业务，赚取运输费用，并未对受害人进行管理和指挥，本案赔偿责任应由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承担。2017年11月，上诉人朱少林拉滑石矿到双马公司供公司销售，期间认识了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徐少东，徐少东告知上诉人朱少林，若知晓哪里有矿石可以与其联系。之后通过打听，上诉人朱少林认识了大方县村民商发军，经商发军介绍（刑事判决中有商发军供述佐证），该村以及临近村寨有大量滑石矿，得知此消息后，上诉人朱少林与徐少东联系。2017年11月、12月，上诉人朱少林陪同徐少东到大方县查看滑石矿情况，徐少东告知上诉人朱少林先行开挖两车滑石矿进行化验，按白矿700元／吨、花矿250元／吨进行收购，若滑石矿品质达到要求，再另行办理相关采矿手续，且会给予上诉人朱少林一定好处（刑事判决中有徐少东的自认及商发军的供述佐证）。因此，上诉人朱少林在案件中仅是起到居间作用。同时，根据双马公司安全主管人员林培明的证言“...2017年12月14日前，他与徐少东去了猫场看矿，徐少东当着那几个本地人的面说过，先拿点去搞检验，如果品位高，就请专家来看量大不大，量大就办手续开采...”，商发军证言“...之后朱少林就打电话给其老板，不到十天时间，朱少林就带着其老板来了，老板看了以后说：矿是好的，就是不晓得品味高不高，要做了鉴定才晓得，2017年12月10日左右朱少林和老板又来找他，当时他们是去张德明家山上看，那个老板看了以后说：老商，你是本地人，到时候是哪家的地，你给我介绍一下，我先拉两车去洗来送到北京去做产品，如果达到要求，我再到省里去请专家来看这个山里有多少矿，然后我再去办证，以后我正常在这边来正常开采了以后，我会考虑你的，徐少东第二次到猫场镇看矿时，要求把质量监督好，要用人工挖，要把泥巴抹干净，质量要保证好。在离开矿山时徐少东说一定要小心，你们多辛苦一下。当时工人些去挖，我找朱少林交涉过，我说如果人家工人些去挖，你要给人家把话说清楚，好付人家工资，朱少林说老板规定好的，纯白色的矿300元一吨，带花的矿是150元一吨，除了挖机的费用，工人的工资按挖的数量来算。还有就是如果是工人自己去找到的矿，不用老板花钱请的挖机，那白矿就是700元一吨，花矿就是250元一吨...”，付凯证言“...徐少东跟我们说过，一是要注意安全，二是挖出来，实在是质量不好，他不会亏待我们的，只要拉到滑石矿去，过磅就付钱”。并且在矿山出事之后、侦查人员对徐少东进行第四次迅问时、徐少东供述“......事情既然遇到了，算我自己倒霉，你们与我的律师联系，让他找我富贵红的股东帮忙，该赔的就赔......”。综合徐少东的供述，商发军、徐少东司机、双马公司安全员的证言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徐少东才是涉案矿山的投资者、管理者。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工作的，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及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滚动勘探开发、边探边采或者试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徐少东以双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安排当地村民进行探矿作业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在勘探出矿源后对涉案矿山进行投资和管理，而后还通过微信现场指导受害人怎样分拣滑石矿。而上诉人朱少林仅仅起到在商发军和徐少东之间提供居间介绍作用，其目的仅是为了促成徐少东顺利办证开采矿产后承包本案滑石矿运输业务，赚取运输费用，上诉人朱少林并未对挖矿的受害人进行管理和指挥，其并非本案主要责任人，徐少东及双马公司的探矿及投资管理行为直接造成了本案的严重后果，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承担。综上，徐少东及双马公司的探矿及投资管理行为直接造成了本案的严重后果，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徐少东及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承担，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朱少林补充如下上诉意见：双马公司和徐少东不能简单地以存在所谓的滑石矿的差价来否认双马公司违法安排和雇佣不具备资质的当地老百姓探矿的客观事实，因为这差价商发军当庭作了陈述，是在徐少东提供挖机和没有提供挖机的情况下也会存在滑石矿的差价，因此双马公司和徐少东以差价来推定所谓的劳务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及朱少林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朱少林向杨琴等人许诺的费用是白矿300元／吨，花矿150元／吨，而徐少东向朱少林承诺的费用是白矿700元／吨，花矿300元／吨，据此认定杨琴与朱少林和商发军形成劳务关系，而与徐少东／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双马公司）没有法律关系认定正确。双马公司认为:徐少东受双马公司委托，代理双马公司在遵义从事相关业务，虽然根据《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二条，非法采矿出售所得价款是违法所得，但是徐少东收购违法开采的矿产品的行为没有明文规定违反《刑法》和行政法规，不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的“代理事项违法”;即便徐少东的民事行为属于“代理事项违法”，鉴于徐少东的行为处于开始阶段，双马公司对此并不明知或者应知，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双马公司不承担责任。不过一审法院虽没有明确朱少林、商发军和双马公司／徐少东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是明确了徐少东／双马公司与杨琴不存在劳务关系，因此徐少东和双马公司都不承担责任认定正确。上诉人彭召友等人声称的徐少东和双马公司承担连带债务错误。既然徐少东／双马公司的出价高于朱少林／商发军对农民的出价，一审法院认定朱少林／商发军与杨琴成立劳务关系认定正确。如果认定徐少东／双马公司与农民直接形成劳务关系，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认识“老板”徐少家／双马公司，也没有与其共建立劳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从徐少东／双马公司的角度来说亦如此，而且无解释差价的问题。既然朱少林／商发军能自行决定给农民的出价，所以直接认定朱少林和商发军与杨琴形成劳务关系更加合理，较为正确。关于朱少林和商发军是否构成共同侵权的问题，朱少林叫商发军组织人挖矿，在2017年12月14日和15日，朱少林和商发军都在采矿的现场指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是共同侵权，认定朱少林和商发军承担连带责任认定正确，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徐少东不应当承担责任。二、关于赔偿数额。虽然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对于物质损失没有明确规定，一些观点认为物质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但是根据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新的解释明确了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的物质损失范围，明确为丧葬费，而不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杨琴确实是由于犯罪行为死亡，一审判决赔偿丧葬费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徐少东针对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及朱少林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朱少林向杨琴等人许诺的费用是白矿300元／吨，花矿150元／吨，而徐少东向朱少林承诺的费用是白矿700元／吨，花矿300元／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琴与朱少林和商发军形成劳务关系，而与徐少东／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双马公司）没有法律关系认定正确。朱少林一直认为其是提供信息，收取运费。但是从刑事判决书其他内容来看，工人的收入按照白矿300元／吨，花矿150元／吨计算就是朱少林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且经其他农民指认，朱少林和商发军都在现场指挥。所以朱少林上诉的其只提供居间服务，为了收取运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杨琴是向朱少林／商发军提供劳务认定正确。彭召友等和朱少林上诉强调的徐少东的行为违法性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朱少林上诉状认为徐少东属于非法采矿，那既然朱少林认为其提供信息，那徐少东也只是获取信息，徐少东获取信息之后让朱少林拿些样品，徐少东的行为属于收购违法开采的矿产品。《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非法采矿的法律责任，本案中相关农民和朱少林、商发军属于非法采矿;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非法转让矿产资源的法律责任，朱少林和商发军属于非法转让矿产资源;第四十三条规定了非法收购和销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法律责任，据了解，目前只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钨行业综合治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对钨矿及钨品的收购和销售实行统管理。本案中的矿石并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至于收购其他的违法开采矿产品是否具有违法性，《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均没有规定过，相关规定仅见于地方法规，如《山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和第四十二条:《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没有规定过。徐少东收购矿产品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行政违法性。徐少东的行为不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的“代理事项违法”。另外，《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和《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律（另外包括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行为或者事项（不论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徐少东的行为没有违反《刑法》、《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规定，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而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彭召友等和朱少林上诉认为徐少东的行为属于探矿，答辩人认为不是。朱少林理解的“探矿”是通俗意义上的寻找发现某种矿的行为，徐少东确实是想寻找发现某种矿;但是法律意义上的探矿并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和第十六条规定了探矿权的本质是勘查。《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明确了勘查的目的编写储量报告，并且要求提交成果资料。所以探矿以探明储量为目的，并且得到矿产的种类、地理坐标、纯度等等资料。从徐少东的行为来看，徐少东只是为了收购矿产品，不是为了编写储量报告也没想形成相关成果资料。实际上徐少东或者双马公司对于事故发生地的矿山也没有获取勘查得出的数据。所以徐少东的行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探矿。彭召友等和朱少林上诉中所谓的徐少东（双马公司）探矿的观点是错误的，徐少东违法（探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朱少林上诉状中回避本案争议焦点杨琴向谁提供劳务的问题，片面强调徐少东收购的行为，是为自己开脱。二、受害人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或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属于过错责任。受害人应当预见擅自挖矿的危险性但是受害人不可能追求或者放任自己死亡，其过错不是故意而是过失。因为受害人不管是经朱少林指导还是自己主动加入，应该认识到挖矿的危险性，但是受害人在明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是情况下仍然挖矿，属于轻信的过失。挖矿的工人较多，而已知参与挖矿的工人都是当地农民，并没有相关经验，而且考虑到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并不能及时良好地观察周围情况而进行逃离或者撤退，所以受害人是犯了处于那个位置的人经常会犯的错误，属于一般过失。而朱少林一开始便让商发军交来挖机修建便道，给工人开启了某种危险。在才开始挖的几天里，朱少林或者商发军都在现场指挥，让工人注意安全，在便道修成之后朱少林和商发军却都不再进行现场指挥和管理，而工人本身在劳动的时候并不能有效观察情况并且发现危险及时撤离。所以朱少林在明知采矿危险性而且故意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而导致工人死亡的过失属于重大过失。根据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受害人的过失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是以上是根据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得出的结论，在一审作出判决之时可以适用。但是实际上一审判决书对于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及受害人过错对于结果的影响没有进行处理。尤其是一审判决书的描述似乎将本应按照过错责任处理的案件按照(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处理。另外，一审判决书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而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零一条(判决书引用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赔偿进行处理不正确。《民法典》将《侵权责任法》第五条移植为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条,也就是说适用其他法律仅仅限于减责免责，不适用于赔偿范围。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且其第二十四条要求本案适用新的解释。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原解释第二条的内容，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五条进行处理。不过虽然以上已经论证杨琴具有一般过失，但是考虑到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大之时，对受害人应采取低标准或主观标准衡量其过失轻重;对加害人应采取重标准或客观标准衡量其过失轻重，以使受害人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赔偿。而且《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也只是规定可以减轻责任。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和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不减轻朱少林和商发军的责任较为适宜。三、赔偿数额。虽然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对于物质损失没有明确规定，一些观点认为物质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但是根据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论法》的解释第二百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仅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解释明确了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的物质损失范围，明确为丧葬费，而不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因朱少林和商发军的犯罪行为造成杨琴死亡，一审法院判决赔偿丧葬费适用法律正确。根据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丧葬费为六个月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的“上一年度”如何确定尚未明确，目前各法院争议较大，没有形成通说。仍然是本着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按照2019年的数据，丧葬费=72113/12X6=36056.5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裁判结果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和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应当予以维持。另外，从采矿的差价、朱少林提供工具、徐少东和农民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没有意思表示这几个方面来看，认定朱少林、商发军与农民形成劳务关系正确，农民与双马公司没有法律关系。上诉人朱少林针对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的上诉答辩称，1、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系被上诉人双马公司和徐少东违反法律规定，雇佣没有探矿资质的村民进行违法探矿所造成的，其中在刑事案件卷宗中已经明确体现，双马公司及徐少东安排的安全员林培明的陈述直接体现了该事实，其中徐少东本人也两次到案发现场进行直接指导，因此双马公司和徐少东作为具有专业矿业资质的主体，明知探矿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也明知没有资质的老百姓进行探矿极有可能导致发生本案的结果，虽然在刑事判决中没有追究徐少东的刑事责任，但是针对这一点朱少林本人向县法院及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请求，并且中院已经接受了申诉材料，因此，就本案的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讲，不能以一审的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依法应当将双马公司及徐少东作为本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2、按照2013年以及今年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基于犯罪行为所生产的损害结果，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依法仅能支持物质损失，不含两金赔偿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在这明确法律规定下，上诉人所主张的两金赔偿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当获得支持。3、上诉人在上诉中也明确谈到由于朱少林是外地人，对当地村委会不熟悉，所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现场探矿的老百姓是朱少林所雇佣的无事实依据，现场探矿的所有工人均是商发军所邀请过来的，朱少林对这些工人完全不认识，所以就算本案中现场探矿的工人与相关主体形成了所谓的雇佣关系，也不应当是朱少林，原审刑事判决认定朱少林与现场探矿工人形成了所谓的雇佣关系不符合逻辑和常理。4、同时关于徐少东在本案中应该是适格的赔偿主体，因为徐少东没有采矿手续，以及没有探矿手续，直接收购滑石矿，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徐少东声称公司的行为自己不担责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代理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代理人及被代理人应当向受害人承担责任。因此，徐少东及双马公司依法应当向本案的受害人家属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对朱少林的上诉答辩称，没有答辩意见。商发军对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的上诉答辩称，死者与我都是贫困户，双马公司、徐少东到我们地方来采矿，找到我们为其做工，双马公司与徐少东应当承担责任，发生事故的时候，公安已经出警了，我是给他们做工，我方不应承担责任。商发军对朱少林的上诉答辩称，徐少东、双马公司是来找矿的，朱少林是受双马公司及徐少东的委托找到我们，徐少东也多次到现场来看，安排找老百姓挖矿，是双马公司、徐少东委托朱少林找我给他找几个老百姓找矿去化验。一审原告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030133.50元，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以统计数据变更为由将死亡赔偿金变更为688080.00元、丧葬费变更为4164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395937.00元，共计122566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召友与本案受害人杨琴属于同居关系，彭刚、彭某、彭青、彭进是彭召友与杨琴同居期间所生之子，杨洪成、陈朝秀是杨琴父母，彭银祥是彭召友与其前妻所生之子，在彭召友与杨琴同居期间作为同一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彭刚因言语障碍属于一级残疾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从事高岭土开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齐兵，其公司矿山名称为贵州省播州区三合镇双马高岭土采矿场，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为3.52平方公里，采矿场安全生产许可证载明的主要负责人为徐少东，徐少东同时是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负责人。朱少林因帮他人运输高岭土（又称滑石矿）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时认识徐少东，朱少林回来后就到大方县寻找高岭土，于是与商发军相识。2017年11月，朱少林、商发军、付凯看到彭晓龙养殖场路边有高岭土，朱少林就拍照发给徐少东，徐少东确认可以按照300元／吨收购。商发军让付凯征得彭晓龙同意后，与付凯找人在彭晓龙养殖场路边开挖高岭土，之后由朱少林、商发军、付凯用朱少林的农用车将挖出的高岭土运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查看后认为质量不好，但为了不让朱少林、商发军、付凯亏本，徐少东安排其公司财务人员按照360.00元／吨（含运费）将商发军、朱少林、付凯所运12吨高岭土收购，遵义双马矿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向朱少林支付了4320.00元。三人回来后，商发军交给付凯600.00元，让付凯按照20.00元／吨付给彭晓龙240.00元，另外的360.00元归付凯所有。商发军回来后与朱少林继续在大方县寻找高岭土，商发军经征得张德明同意，就与其弟商发荣等人在张德明林地内开始踩点探矿，通过开挖三个点发现高岭土矿后，朱少林电话告知徐少东，徐少东先后两次到大方县实地查看。徐少东通过现场查看后认为矿是好的，但品味高低需要鉴定，可以先挖一些去检验，如果品味高再请专家来看量的大小，如果量大就办合法手续开采。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安全管理人员林培明曾陪同到过现场查看，林培明看过现场后认为不安全，不能再挖，徐少东也要求朱少林、商发军注意安全。由于挖矿需要人工，为了确保有人挖矿，在徐少东来现场查看时，朱少林当着徐少东的面，以是徐少东给付的为由交给商发军5000.00元，之后商发军将该款用于支付挖机开挖的费用。徐少东曾告知商发军，挖出来的白矿按照700.00元/吨收，花矿按照250.00元/吨收。经过徐少东现场查看后，朱少林、商发军组织当地村民商发荣、商发扬等人自2017年12月13日开始在张德明林地内开挖高岭土，除挖机的费用是按照小时计算外，挖矿的人工工资按照所挖矿的数量，以白矿300.00元/吨、花矿150.00元/吨计算，待将矿交付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得款后支付。在商发荣、商发扬等人挖矿期间，由商发军、朱少林进行管理。2017年12月18日13时许，商发荣、杨琴、商发扬等人在挖高岭土的过程中发生塌方，杨琴、商发荣被掩埋，商发扬等人将杨琴、商发荣救出后，杨琴、商发荣已经死亡。经大方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杨琴、商发荣系生前遭受较大外力作用于胸腹部致多发性内脏破裂伴血胸而死亡。事故发生时，商发军、朱少林均不在现场。事故发生后，商发军接到电话后首先赶到现场，商发军看到商发荣、杨琴已经死亡后即电话报警，同时电话联系朱少林，告知发生的事故，朱少林接到商发军的电话后又打电话将情况告诉徐少东。公安机关立案后，于2017年12月18日23时许在贵阳市龙洞堡机场将徐少东拘传至大方派出所，商发军于同日16时许主动到大方县公安局猫场派出所说明情况，朱少林于2017年12月19日20时许到大方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投案自首。经大方县人民检察院提供公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黔0521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以朱少林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限徒刑八个月，于2019年1月24日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商发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1.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朱少林、商发军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徐少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本案受害人杨琴是劳务提供者还是高岭土矿出卖者，如果杨琴是提供劳务者，雇主是本案四被告还是其中部分被告；3.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项目、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各赔偿责任主体之间如何承担责任。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一、关于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朱少林、商发军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徐少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国家相关部门登记许可从事高岭土开采的企业，徐少东是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兵授权管理该公司主要业务的人员，同时也是该公司采矿场主要负责人，因此，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徐少东之间属于企业与企业管理人的关系，徐少东从事的与公司主要业务有关的活动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朱少林在帮他人运输高林土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时与徐少东相识，朱少林最初出于保证运输货源的目的到大方县寻找高岭土而与商发军相识。朱少林、商发军与付凯在第一次找到高岭土时，经朱少林拍照发给徐少东查看后，徐少东承诺按照300.00元／吨收购，虽然最终因为质量不好，徐少东包含运费在内按照360.00元／吨收购，朱少林、商发军、付凯也没有亏本，特别是朱少林的运费是保证的。徐少东为了多收购高岭土，如果可能还准备办理合法采矿手续采矿，朱少林、商发军也认为有利可图，回来后朱少林与商发军利用商发军属于本地人的特殊身份在大方县继续找矿。朱少林、商发军组织人员在张德明林地内挖了三个点挖出高岭土后，朱少林通知徐少东来现场查看，徐少东先后两次到大方县实地查看。根据徐少东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的陈述，徐少东到现场实际查看的目的是为了探矿，如果矿的质量好就打算在这边办理一个合法的矿区采矿。徐少东的陈述与陪同其到现场实地查看的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林培明、商发军以及挖矿的商发扬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一致。因此，原告以其近亲属杨琴在挖矿过程中因塌方被掩埋导致死亡造成的损失主张赔偿，并基于徐少东在挖矿过程中进行过现场指导的事实认为徐少东应当承担责任而将徐少东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符合民诉法第119条的规定，并无不当，至于徐少东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只有经过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故对徐少东关于其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受害人杨琴是劳务提供者还是高岭土出卖者，如果杨琴是劳务提供者，雇主是本案四被告还是其中部分被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朱少林、商发军对商发荣、商发扬、杨琴等人所挖的高岭土按照白矿300.00元/吨、花矿150.00元计算，朱少林、商发军将高岭土交付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得款后支付。从形式上看属于买卖合同的交易方式，但商发荣等人挖高岭土的地点是朱少林、商发军指定的张德明林地内，挖高岭土过程中由朱少林、商发军进行管理，商发荣、杨琴等人对挖高岭土的林地没有管理使用权，对挖出来的矿没有所有权。因此，虽然朱少林、商发军承诺按照白矿300.00元/吨、花矿150.00元/吨支付给商发荣等挖高岭土工人的费用，表面上看是矿的对价，是买卖，实质上是劳务报酬的计算方式，故商发荣、商发扬、杨琴等挖高岭土的人与朱少林、商发军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按照商发扬等挖矿人的陈述，朱少林、商发军是按照白矿300.00元/吨、花矿150.00元/吨向商发扬、商发荣、杨琴等挖矿人支付挖矿的费用。而根据商发军陈述，徐少东是按照白矿700.00元/吨、花矿300.00元/吨向朱少林、商发军支付，商发扬、商发荣、杨琴等挖矿人挖矿是由朱少林、商发军直接组织管理，费用由朱少林、商发军支付，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琴等挖矿人之间没有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系。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项目、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各赔偿责任主体之间如何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商发荣、商发扬、杨琴等挖高岭土的人与朱少林、商发军之间属于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关系，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琴等挖矿人之间没有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系，杨琴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死亡，因此，彭召友等原告因其亲属杨琴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朱少林、商发军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朱少林、商发军组织商发荣、杨琴等人挖矿导致发生塌方造成杨琴死亡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彭召友等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688080.00元、丧葬费41694.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95937.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00元，前述损失赔偿项目中属于直接物质损失的部分为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和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因杨琴死亡的丧葬费比照2019年度贵州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72113.04元/年÷12个月/年×6个月=36056.52元。原告主张赔偿该项损失41649.00元属于适用依据错误，不予支持。对彭召友等原告要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少林、商发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因杨琴死亡造成的损失丧葬费36056.52元；二、驳回原告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被告朱少林、商发军共同负担并直接向本院交纳，原告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4071元予以退还。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朱少林邀请徐少东先后两次到贵州省大方县考察高岭土矿（滑石矿）。通过考察，徐少东明知朱少林、商发军、付凯无任何采矿手续仍与其三人议定高岭土收购价格，并通过现场和微信的方式提供技术指导，传授朱少林、商发军、付凯挖掘方式和高岭土矿品质的分选。徐少东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也自认其是明知朱少林和商发军是没有合法采矿手续的，其之所以还要找朱少林、商发军收购涉案矿石，目的是想多收一点。朱少林在大方县小地名白家松林处探到滑石矿（高岭土矿）后，2017年12月13日，朱少林在无任何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张永秀、商发荣、杨琴、商发杨等人到白家松林处采挖滑石矿。二审中，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自认徐少东的行为系代表其公司的职务行为。杨琴死亡时，被扶养人的情况为：杨琴之子彭刚，壹级残疾人，应扶养年限为20年，扶养人为2人，即杨琴、彭召友；杨琴之子彭某，7岁，应扶养年限为11年，扶养人为2人，即杨琴、彭召友；杨琴之父杨洪成，应扶养年限为9年，扶养人为1人，即杨琴；杨琴之母陈朝秀，应扶养年限为17年，扶养人为1人，即杨琴。经查，贵州省2019年度非私营单位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为87970元／月；贵州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04元；贵州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402元。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各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本案的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如何确定；三、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主张的相关损失如何认定和分担。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朱少林、商发军在无任何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张永秀、商发荣、杨琴、商发杨等人到大方县白家松林处采挖滑石矿，并由朱少林、商发军向张永秀、商发荣、杨琴、商发杨等人支付相应报酬的事实成立，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本案采矿行为的投资者、组织者，一审认定杨琴等挖矿人与朱少林、商发军之间形成个人之间劳务关系，而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琴等挖矿人之间没有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称朱少林、商发军、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属于平等的合作关系，上诉人朱少林称其仅仅是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介绍购买滑石矿提供居间服务，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成立，故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及上诉人朱少林的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朱少林、商发军与杨琴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杨琴系提供劳务一方，朱少林、商发军系接受劳务一方，杨琴因劳务造成自己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将朱少林、商发军确定为本案责任主体并无不当。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少东系本案采矿行为的投资者、组织者，但徐少东明知朱少林、商发军无任何采矿手续仍与其议定高岭土收购价格，并通过现场和微信的方式提供技术指导，传授朱少林、商发军挖掘方式和高岭土矿品质的分选。徐少东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也自认其是明知朱少林和商发军是没有合法采矿手续的，其之所以还要找朱少林、商发军收购涉案矿石，目的是想多收一点。根据上诉事实不难看出，徐少东的行为与案涉责任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存在一定民法上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徐少东对死者杨琴因案涉责任事故受到的损害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鉴于徐少东的行为系代表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徐少东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法应当由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故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也应当被确定为本案的责任主体，一审认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死者杨琴受到的损害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责任比例问题，因朱少林、商发军系接受杨琴劳务的一方，其对自身没有任何采矿手续是明知的，且系本案采矿行为的直接组织者、管理者，其行为与案涉责任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如前所述，徐少东的行为虽然与案涉责任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存在一定民法上的过错，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徐少东系本案采矿行为的投资者、组织者，也非采矿作业的现场管理人，故根据过错大小和原因力比例，其只能承担次要责任。同时，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死者杨琴对自身受到的损害存在过错，故不能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结合各责任主体的过错大小和原因力比例及本案实际，本院依法确定由朱少林、商发军对杨琴受到的损害承担７０％的赔偿责任，由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３０％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认为应由朱少林、商发军、徐少东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上诉人朱少林认为应由徐少东和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订）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9年度的相关数据，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主张的相关赔偿数据应计算为：1、丧葬费，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主张的丧葬费41649元未超过按规定计算的金额，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依法应计算为688080元（34404元×20年＝68808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杨琴需与彭召友共同扶养其子彭刚20年、彭某11年，需独自扶养其父杨洪成9年、其母陈朝秀17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21402×9（第1-9年，需扶养人数4人）＋21402×2（第10-11年，需扶养人数3人）＋21402×6（第12-17年，需扶养人数2人）＋21402×3÷2（第18-20年，需扶养人1人）＝395937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为40000元，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万元过高，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以上损失共计1165666元。按照上述已确定的责任比例，应由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赔偿349699.80元（1165666元×30%＝349699.80元）。上诉人朱少林、商发军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但因朱少林、商发军已经受到刑事处罚，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及2020年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及第二百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之规定，其只能对丧葬费部分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故朱少林、商发军向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赔偿的金额应计算为41649×70%＝29154.30元。一审判决朱少林、商发军赔偿丧葬费36056.52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认为朱少林、商发军应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及上诉人朱少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订）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订）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因杨琴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349699.80元；三、由上诉人朱少林、被上诉人商发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因杨琴死亡产生的丧葬费29154.30元；四、驳回上诉人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朱少林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第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28元，由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负担4441元，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834元，朱少林、商发军负担153元。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应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428元，由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负担4441元，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834元，朱少林、商发军负担153元，彭召友、彭刚、彭某、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643元，由其自行到本院申请退回。上诉人朱少林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园园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