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宁波，男，198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沙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户民，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沙河市。系杜宁波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南路247号。 法定代表人：李入元，该协会秘书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夫辰，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系该协会副会长。 上诉人杜宁波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7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宁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的基本工资138000元；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3年6月18日至2014年5月17日期间的双倍工资33000元；5、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提供正常劳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郭新梅在2015年10月份之后安排的专职人员工作合理、合法。其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参照《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八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这适用于因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情况，而我们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工作范围变小，但没有停工，依然按照研究会秘书处专职秘书长的要求进行了正常工作，不属于该条例的情况。2、研究会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原法人赵夫辰冻结单位账户，私自把钱取走所致，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表明是我们专职人员本身造成的。第三，一审法院法律法规理解片面，举证责任倒置。第四，一审法院在判决双倍工资时理解存在争议。第五，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许多虚假材料，涉嫌伪证，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研究会答辩称，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27日在《燕赵都市报》发表声明，载明研究会所有手续作废并暂停开展所有活动，对王占峰等人进行清退，2016年省社科联学会处当时给研究会秘书长打电话了解研究会情况后，省社科联学会处收回了上诉人他们持有的社会团体登记证书，上诉人的上诉书也认可2016年社科联学会处收回了他们持有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不让其开展非法活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赔偿金适用一般仲裁时效。被告于2019年提起仲裁请求已超出一年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这一认定适用法律准确，无不当之处。一审期间上诉人均表示无其他工作，但经过查询：①郭新刚自2015年注册石家庄清如许广告有限公司；②杜宁波和张利在沙河市安全实业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显示二人进入单位的时间分别是2016年和2018年（具体证据从社保系统中查询获知）；③据了解：刘璐辉在沙河市做批发酒生意，侯园园在北京工作，郭新梅未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正当，依法应予维持。 研究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原告不应向被告支付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的最低生活费59360元；3、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报酬纠纷经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特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是从事我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理论及实践问题研究的非盈利的学术性社会组织，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是靠社会各界志愿者，自愿、公益的志愿行为开展工作。原告从未聘用或者授权郭新梅聘用工作人员，原告也没有职工名册、工资表、考勤记录等任何用工记录。郭新梅管理原告的财务，无权聘用员工，事实上被告也并未在原告处工作。原告认为，第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生活费。首先，原、被告之间未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其次，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仲裁时提供的工资表并无原告的盖章或者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且，发放工资应是按照工资数额按时按月发放，被告在仲裁书中称原告是2015年10月份停发工资，但原告2013年到2015年的银行流水上并无显示按月对外发放工资的记录。以上事实均可以证明，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工资。原告也未制定任何劳动规章制度，未安排被告从事有报酬的劳动，被告也不受原告的劳动管理；同时被告也无考勤记录、也无“工作证”、“服务证”等证明身份的证件，无工资支付记录和缴纳社保记录等证据。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及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的规定，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需向被告支付生活费。第二，本案仲裁已过仲裁时效。本案并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情形，而是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按照被告仲裁申请中所述2015年10月份引发争议时起算，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仲裁申请超过了仲裁时效。第三，仲裁裁决超出了仲裁请求范围，被告仲裁时并未请求支付生活费。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本案劳动争议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不应当向其支付生活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原告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告的章程、情况说明、证人证言、会议记录、会议决定、通某、社科联的情况说明、原告的银行流水、燕赵都市报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被告辩称，2013年5月18日，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成立，我即为秘书处专职人员（专职秘书长郭新梅，研究会是其独资创办）。我参与了研究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体谅到研究会创业之初的困难，同意单位缓交五险一金，也没追着和研究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虽说每月工资定为3000元，但单位欠薪或者发着七八折的工资是常态。2015年10月，因领导之间的工作矛盾，赵夫辰利用自己是法人代表并掌管学会公章的便利，突然冻结了学会账户，并把账户上的资金全部取走。自此，研究会的情况变得十分艰难，会员单位的会费不能收取，专职人员的工资不能发放，秘书处办公的房租和物业费需要个人垫付，办公费用需要个人自己解决......尽管这样，秘书处还分别于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组织了两次学术年会（2018年年底因合作单位的原因，年会未能如期举行）。学会账户冻结后，我们微薄的工资待遇也没有了着落，我们多次提出要集体上访，出于维稳的需要，郭新梅对专职人员进行多方安抚，另一方面积极向主管单位河北省社科联和河北省民政厅反映情况。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有关部门的人员给我们来电或进行答复。无奈之下，我们于2019年7月向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2020年7月28日，该委员会作出仲裁结果。我作为研究会专职人员，与研究会存在劳动关系，有理有据。（一）《河北省申请成立社会团体业务一次性告知书》第二条第四项规定，成立社团必须具备“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人员”，“专职人员主要是指专门从事社团工作，由社团以自有资金解决其工资、保险待遇和福利待遇，没有其他工作的人员”。也就是说，专职人员是社团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二）《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章程》第38条规定“本会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存有对专职人员工资待遇等方面规定；（三）在税务系统的一系列报表上，清楚地表明了我在研究会的工资情况；（四）秘书处有我的工资领取记录（工资表）；（五）2014年度社团年检报告书中，不但附有研究会的工资支出情况，还清楚地表明常设机构专职工作人员是10人，和研究会一系列税务报表及工资表完全吻合。报告书表明研究会住所，也就是秘书处地址为石家庄市桥西区南小街6号，这也和我提交的证据材料、盖有研究会公章并有赵夫辰亲笔签名，对报告书的真实性负责。报告书的填写日期是2015年3月28日（社团的年检每年3月份才开始），系秘书处专职人员郭新刚填写完成。（六）2015年3月份，配合年检报告中，清楚地显示研究会财务及工资情况。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我是研究会专职人员，和研究会存在着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超过一年，虽然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根据《劳动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自用工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七）我和研究会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在此，不得不提一下2015年1月8日那次会议。那天，在石家庄参加省政协会议的汤生玲会长和王英书记利用会议间隙，在傍晚时间要同大家见个面，参加会议的除了对方材料中所说的人员之外，还有秘书处的刘路辉和杜宁波二人。会议讨论了研究会的一些情况，但根本没有做出处分任何人、清退任何专职人员的决定，只是王英书记有个建议：单位的帐可由一些财务公司代做，这样可以减少研究会的工资支出。至于对方所出具的会议记录和那份通某纯属赵夫辰虚假编造，秘书处所有专职人员均不知情。退一步讲，即便研究会辞退我方，也没有依法履行清退程序，办理清退手续。相反，不仅没有书面通知本人，连口头通知、电话告知也没有，我方与研究会其他专职人员毫不知情。也没有履行任何交接手续。至今，研究会的一些原始证件、各种报表等，还在我方和各位专职人员手中。赵夫辰谎称研究会证件丢失、在报纸上登报声明等诸多事项，都是赵夫辰拿着研究会公章的个人行为，我及其他几名专职人员均不知情，仍然在履行工作职责。（八）由专职秘书长领导、我参与组织的2016年12月衡水年会和2017年12月涿州年会，赵夫辰在知道后既未干涉，也没有向我方提出异议。综上所述，研究会和我方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为维护我方合法权益，请贵院依法判决：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的基本工资138000元（要求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3、判决原告为被告补缴在工作期间应给缴纳的五险一金（要求2013年5月1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4、判决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向被告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33000元。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河北省社团成立一次性告知、2015年1月、2月工资表、2015年2月份纳税资料、2015年一季度（1-3月）纳税报表、单位2015年3月所做的审计报告、社会团体年检报告书（2014年度）、2016年衡水年会资料、2017年会材料、河北学科方法论研究会证明、《刘永瑞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印刷稿及刘永瑞亲笔修改稿、《河北社会科学年鉴》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向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依法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的基本工资138000元（要求自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2、依法裁决原告为被告补缴在工作期间应给缴纳的五险一金（要求2013年5月1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3、依法裁决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向被告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33000元。该仲裁委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冀劳人仲案【2019】125号仲裁裁决：一、裁决原告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的最低生活费59360元；2、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问题，被告主张其于2013年5月18日起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不予认可。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提交了河北省社团成立一次性告知、社会团体年检报告书（2014年度）等证据，原告未向本院举证证明被告何时入职原告处，故，对于被告提出的其于2013年5月18日起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应支付其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138000元的问题，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于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为原告提供了正常劳动，故对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其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138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裁决中所述的待岗生活费问题，参照《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让其停工待岗，其不符合要求原告支付待岗生活费的条件。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被告于2013年5月18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6月18日至2014年5月17日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原告抗辩其主张已过仲裁时效。本院认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的双倍工资系基于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产生的惩罚性赔偿金，并非劳动报酬性质，其应适用一般仲裁时效。被告于2019年提起劳动仲裁已过一年仲裁时效，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故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该项仲裁请求已过仲裁时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补交社保费用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被告杜宁波的仲裁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杜宁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关于应否给付上诉人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问题。双方对同一事实陈述不一致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应获得劳动报酬，但被上诉人予以否认，因上诉人无《劳动合同书》、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上岗证、缴纳社会保险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所提交的主要证据2017年学术年会暨“校园文化与素质教育论坛”嘉宾签到表、工资明细表系单方制作，无上诉人单位盖章及负责人签字，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于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为被上诉人提供正常劳动，故本院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应给付上诉人待岗期间的生活费问题。《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在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为被上诉人提供正常劳动，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让其停工待岗，其该项诉求不符合要求支付待岗生活费的条件，一审判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6月18日至2014年5月1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差额33000元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上诉人自2013年5月就应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上诉人是在2019年才对此提出仲裁的，故该项主张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关于应否补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缴纳社会保险是国家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行政义务，并非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杜宁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杜宁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瑞强 审 判 员 张 楠 审 判 员 周玉杰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靳传晔 书 记 员 苏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