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2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栗树霞，女，197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书龙，河北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书英，女，1967年8月1日出生，住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坤，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栗树霞因与被上诉人刘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491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栗树霞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491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50万元及利息（按50万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在答辩和庭审质证中一直辩称代上诉人保管，供孩子花费时给孩子使用，并称要将剩余的十几万元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只是辩称过是供两个孩子消费使用，从未提起上诉人将50万元赠与两个孩子，而一审法院却在刘书英辩称中擅自添加该事实，并在事实中认定“被上诉人称该款不是借款是赠与”。明显是法官自己杜撰出来的。本案的事实是：借款发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儿女亲家关系（双方子女于2014年5月17日举行结婚典礼，2016年9月13日分手，两个孩子前两年一直跟随上诉人居住，由于男方原因一直没有领取结婚证），被上诉人当时购买两套房子急需交尾款和装修房子，上诉人出于对被上诉人亲家关系的信任分两次转给被上诉人50万元，被上诉人转账记录证实，被上诉人转给开发商60多万元用于交两套房屋的尾款。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争议款项是上诉人借贷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辩称代上诉人保管的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一是双方子女均是20多岁的成年人，当时已结婚一年有余，有工作收入，均具有正常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和支配财产能力，如想给孩子钱，完全可以直接给，没有必要让被上诉人替两个孩子保管；二是俩孩子婚后一直随上诉人一起生活，并非随被上诉人生活，根本没有让被上诉人保管的必要。三是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均是转款给自己孩子李晓东的转款记录，且转款时间均发生在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之前或者双方子女分手之后，故其辩称的带上诉人保管，供子女消费的理由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儿女亲家关系，被上诉人当时急需交两套房屋尾款，故向上诉人借款50万元，上诉人即分两次将款打到被上诉人账户，出于对被上诉人亲家关系的信任和碍于情面，没有要求她打借条，事实上也不好意思主动要求被上诉人打借条，这也符合社会上大多数的心理。被上诉人虽承认收到了该50万元，但辩称的理由是替两个孩子保管这笔钱，并非是针对偿还借款或其他债务进行抗辩，而一审法院无视案件事实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被上诉人银行卡有存款为由，认定上诉人所提供证据无法确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主张借贷关系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是与法律规定相悖，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依法也应变更本案案由，而非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时上诉人书面申请追加被上诉人的丈夫李强为被告，但一审法院没有追加，程序违法。该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支出，李强作为被上诉人的丈夫理应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共同向上诉人偿还借款，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明显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二审中上诉人继续申请追加。4、本案二审法院发还重审时，理由明确表述为一审程序违法，并没有提到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审时在双方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改变事实认定，一审法院直接改变了判决结果，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 刘书英答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候已经明确说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50万元，是其给女儿和被上诉人儿子消费的钱，是上诉人赠予俩孩子的钱，且实际上被上诉人已经将上述款项给俩孩子作为日常消费花费完了。一审法院认定是借贷关系是基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所称的是赠予不是借款，不是法官杜撰的。2、为缔结婚约，被上诉人儿子向被上诉人借款671150元，以上诉人女儿名义在枫丹白露购得房产一套，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5年12月2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12月25日和2016年1月11日，上诉人转款的时候，被上诉人已经将全部购房款支付完毕，且被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举证证明在上诉人转款之前，被上诉人自己的账户仍然有35万元，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当时购买两套房需要交尾款和装修房子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和理由。3、上诉人女儿和被上诉人儿子同居期间一直随被上诉人生活，上诉人所称的一直随其生活不符合风俗习惯也不是事实。4、一审证据以及被上诉人所列明细足以证明两个孩子同居期间，各项消费均是被上诉人承担，正是基于此上诉人过意不去，同时担心被上诉人看轻自己女儿才赠予俩孩子50万元，以作为上诉人花费的补偿，因俩孩子年轻防止他们乱花钱，才交予上诉人保管，上诉人已经将该款项用于俩孩子消费完毕。5、双方并非借贷关系，上诉人所主张的款项也并非用于被上诉人家庭开支，所以一审法院未依上诉人申请追加被上诉人丈夫作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并未违法。6、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虽明确表述为一审程序违法，没有提到事实认定不清，但并表示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一审事实的认可及认定，且案件发还后被上诉人有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改判符合法律规定。 栗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整及利息（按50万元本金计算，按年利率6%为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栗树霞的女儿栗夏与被告刘书英的儿子李晓东于2013年初认识，2013年农历10月定婚，2014年5月17日典礼，2016年农历8月中旬开始闹矛盾分手。在原告女儿与被告儿子定婚后于2014年4月17日（支付首付款341150元）购买枫丹白露29-1-2201号房屋一套，登记在原告女儿栗夏名下，原告女儿与被告儿子共同生活期间于2015年12月24日又支付该房屋款现金15万元，转账18万元，该房屋共支付房款671150元，该款项均为刘书英所付。2015年12月29日和2016年1月11日，原告栗树霞通过其建行账户先后向被告刘书英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和30万元，两笔转款共计50万元整。原告栗树霞称该款系借款，被告刘书英称该款不是借款系赠与，双方产生纠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50万元，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未提供证明该款项系借款的证据。被告认可收到该50万元款项的同时主张双方存在儿女亲家关系，该款项系原告赠与两个孩子的。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在原告向其转款之前，被告有存30余万元的银行记录，另外，被告儿子在与原告女儿共同生活期间，被告曾购买房屋一套，登记在原告女儿名下，结合上述证据及事实，使得原告主张讼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栗树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栗树霞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栗树霞依据向刘书英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书英抗辩案涉款项是栗树霞赠与其女儿与刘书英儿子的钱，刘书英提交了其个人账户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不存在借款理由。依据前述规定，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关系以及刘书英提交的相关证据，栗树霞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栗树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故其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并请求刘书英予以偿还，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书英主张的赠与关系是否成立，不必然影响栗树霞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关于栗树霞主张其一审期间申请追加共同被告，一审没有追加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未发现栗树霞申请追加被告的有关材料，故栗树霞上诉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栗树霞在上诉状中表示二审继续申请追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栗树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栗树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金喜 审判员  闫文昌 审判员  郭晓丽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郝瑞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