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政大路158号。法定代表人：高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琴，江苏常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琛媛，女，197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爱民，江苏高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琛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的审理过程程序违规，若非刻意为之而是无心使然，则这样的处理容易造成事实认定错误。1.2008年12月3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2020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也规定：“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一审判决直接采信案外人徐冬海陈述的诸多所谓“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可见，徐冬海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但一审在2019年12月9日的第一次庭审中，却让徐冬海自始至终旁听庭审，且审判员在庭审中还直接向坐在旁听席上的徐冬海发问（见当日法庭笔录第3页、第4页），并由书记员记载徐冬海的发言，作为定案依据。一审这样的处理，如果不是刻意为之，则有违程序正义，妨碍实体认定和处理。2.一审于2019年12月11日组织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的两名代理人、被上诉人和徐冬海在一审法院的第四法庭进行“谈话”。在该名为“谈话”实则庭审的审理行为已经正常开始后不久，审判员中途突然强行让上诉人的两名代理人离开，故最终的《谈话笔录》上虽记载该两名代理人也系被谈话人，但却没有他们的签名。诉讼代理人也属于诉讼参与人，且也被法庭通知作为谈话对象并己经参加了庭审性质的“谈话”，又突然被临时剥夺诉讼权利，会对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心理产生冲击，有违程序正义，妨碍实体认定和处理。另外，法庭让证人性质的案外人徐冬海全程参加涉及全部案情的名为“谈话”实为庭审的活动，与人民法院组织审判活动的公平公正精神是相悖的，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二、本案的事实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清晰可辨，但一审判决却“不能认清”案件的实质，“导致”对案件的定性错误，令人匪夷所思。1.本案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实质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因其无权代理行为而获取的不当得利33万元。具体为：被上诉人在实际并没有获得厂房产权人（韩海勇）授权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了《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该协议第六条内容：双方确认，甲方收取33万元作为双方签署具体合同的定金；双方所签署的具体合同、后续约定，不得违反本协议。可见，该协议只相当于定金合同），并书面声称自己具有代理权；被上诉人因此在名义上代厂房产权人收取了上诉人支付的定金33万元，但事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定金转交给产权人；厂房产权人知情后以书面《告知书》的方式不认可被上诉人的代理权，也拒绝追认框架协议的效力，导致关于厂房买卖的框架协议无效，从而使得被上诉人获取33万元定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上诉人。所以，本案的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只有无权代理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厂房买卖的相当于定金合同的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在厂房产权人追认其效力之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明确不予追认情况下归于无效，而且是自始无效。框架协议第六条所述的房屋买卖之具体合同（即厂房买卖合同本身）并没有签订，所以上诉人与厂房产权人韩海勇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更加不会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为被上诉人对厂房并没有产权。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存在上诉人无端损失33万元、被上诉人凭空获得33万元的不当得利之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的案由显然不应该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应是不当得利纠纷，一审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系对案件的认识和定性错误。2.本案也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并无合法代理行为对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在《承诺书》中明确：“兹有本人顾琛媛己接受韩海勇的特别全权委托，代为韩海勇出售韩海勇所有的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政大路158号的房屋，本人与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协商所达成的《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本人已经获得韩海勇的确认并获其准许代为签字”，但被上诉人声称的上述代理权却在事后非但没有得到韩海勇的追认，而且被韩海勇出具《告知书》进行了书面否定，即被上诉人实际并没有代理权。而无权代理行为即是指非基于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旨在将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的代理。所以，被上诉人签署的《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实为对厂房产权人韩海勇的无权代理行为，该无权代理行为自始无效。可见，本案从来就不存在被上诉人与韩海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无权代理行为对韩海勇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一审判决最后“莫名其妙”的认定被上诉人系代理案外人徐冬海进行的房屋买卖，具体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后原告虽将框架协议项下的330000元款项转账至被告名下，但转账时其对被告系代表徐冬海收取款项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审理过程中根据本院向徐冬海的调查，徐冬海亦认可被告系代表其收取案涉款项，且款项收取后当即转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在此情况下原告向被告主张无权代理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如上的认定被上诉人与徐冬海间存在代理关系的认定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事实的是，被上诉人并没有以徐冬海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相反，是以厂房产权人韩海勇的名义行事的。上诉人也知道厂房产权人系韩海勇，代表厂房出售方签字的人若非韩海勇本人，则自然应该也是他的代理人，故上诉人自始至终认为被上诉人是代理厂房产权人韩海勇行事的。为了确信被上诉人具有对韩海勇的代理权，上诉人并且主动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书面承诺以明确其到底是否具有产权人韩海勇的代理权。不符合逻辑的是，被上诉人系代理签订买卖厂房的《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则被代理人自然应该是厂房的产权人，而徐冬海并非厂房的产权人，他如何能成为买卖厂房行为的被代理人呢？三、一审判决要么直接认定事实错误，要么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1.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被上诉人系代理徐冬海签订《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如一审判决称上诉人在“转账时其对被告系代表徐冬海收取款项的事实也是明知的”)，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从本案的证据及当事人、案外人的陈述并不能推导出被上诉人是徐冬海的代理人，相反，却能明确被上诉人是韩海勇的代理人（事后证明是无权代理人）的事实。被上诉人顾琛媛在2019年12月9日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我当时在常州金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在2020年10月30日第二次庭审中，她又陈述：“原来的厂房租赁合同是由办公室起草的，厂房租赁协议是我跟韩海勇对接以后起草的”（见当日法庭笔录第4页）。可见，无论是徐冬海个人、或者顾琛媛个人、或者他们两人一道，只要其声称“代表”韩海勇来与上诉人谈厂房买卖事宜，上诉人基于之前他们代理厂房产权人韩海勇处理与上诉人的厂房租赁事宜的情况，而与之谈厂房买卖事宜，都是正常的，上诉人接受前述人员来洽谈厂房买卖的行为并无不妥。对于确定到底谁是最终的韩海勇代理人的问题，关键是看最后出面代表韩海勇签字的人是谁，是谁谁就是那个最终确定的韩海勇代理人。最后代表韩海勇签字的人是被上诉人顾琛媛，上诉人还不放心，还要求签字人顾琛媛出具书面承诺以确认代理关系，顾琛媛亦依要求进行了出具，可见，最后明确下来的韩海勇代理人只有被上诉人顾琛媛；又可见，在当时并不认识韩海勇的情况下，上诉人尽到了必要的审慎义务，自身并无过错。一句话，顾琛媛以签名并书面承诺的方式“代理”了厂房产权人韩海勇与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框架协议的签订事宜，而徐冬海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顾琛媛又如何能够代理徐冬海呢？2.一审认定：“顾琛媛随即将该款项（33万元）转账至徐冬海指定的银行账户”（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根据本院向徐冬海的调查，徐冬海亦认可被告系代表其收取案涉款项，且款项收取后当即转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以上认定并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只有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徐冬海的单方陈述，认定的所谓转到指定账户的“事实”到底是否存在是存疑的。另外，徐冬海虽然善于经营人脉关系，但据被上诉人反映，徐冬海己经债台高筑，目前正因经济犯罪被上海的司法机关追究，一审判决的前述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逻辑的所谓被上诉人与徐冬海之间的代理关系认定，会将返还33万元的责任主体引向徐冬海，不仅错误，也对上诉人严重不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是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内容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如前所述，一方面，根据韩海勇的《告知书》，最终确定了被上诉人与韩海勇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虽然上诉人开始时认为存在该关系），被上诉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自始无效；另一方面，因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事项为代厂房产权人出售房屋，而当时的所有各方均对产权人系韩海勇是知情的，徐冬海并非产权人，自然也不会存在被上诉人与徐冬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被上诉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因为自始无效，自然不存在效力及于产权人韩海勇；因为与徐冬海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自然也不存在效力及于徐冬海的情况。相反，被上诉人通过其实施的具有明显故意性质的过错行为（无权代理行为），还使其获利33万元，该获利没有法律依据，故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之债方面的法律规定。五、一审判决遗漏了庭审笔录、谈话笔录中双方陈述的重要内容，足以影响本案审理。1.2019年12月11日的谈话笔录第2页中高强陈述，“顾琛媛说她可以代表徐东海来签，也可以代表韩海勇，反正这房子是他们的，我要求顾琛媛出具一个承诺，承诺她可以代表徐东海或者韩海勇，相距大概两三天，承诺书拿到我办公室，我看有签字也有盖章，我就付了330000元……”另外在第3页徐东海的陈述，“敲定以后，我在高强的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韩海勇汇报情况，韩海勇也同意的，在电话中我跟他说要尽快赶过来，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因为顾琛媛是我的厂办主任，以前厂里的事情都是她操办的，谈好以后我就关照顾琛媛去跟高强办理相关手续……”等等。关于这部分当事人的陈述在一审的判决书中都未体现。上诉人认为这些陈述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框架协议的时候，被上诉人的身份是代表厂房产权人韩海勇来签订的。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代表徐东海签订，而这种代表行为进一步体现在被上诉人签订的承诺书内容上面。被上诉人作为一名办公室主任，社会阅历丰富，应当足以理解框架协议和承诺书中特别全权委托这几个文字的含义，而不能以没有想到后果的理由来推脱责任。2.在一审判决书中第6页彭美松律师的陈述，“房子虽然登记的是韩海勇，实际上徐东海本人不能到场，然后韩海勇本人也不能到场，但是有人来拿钱。所以为了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我就提出要写一个承诺书。然后请顾琛媛把身份证拿出来，我拍了照片……”等等。从这段话中能够反映高强在与徐东海沟通框架合同的过程当中，合同的签订方可以是韩海勇，并且最终签订了框架协议中甲方就是韩海勇。如果被上诉人代表的是徐东海，那么在签订框架协议时，应当要求将甲方的信息更改为徐东海。综上所述，一审审理过程程序违规，对案件的认识和定性错误，最终判决既认定事实错误，又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二审在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顾琛媛辩称：1.从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高强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案涉房屋登记在韩海勇名下，产权人系韩海勇，嘉亿公司对此是明知的。2.根据高强与徐冬海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案涉房屋的买卖事宜是高强与徐冬海进行洽谈，最终对购买价格、定金支付、手续办理等事项达成一致后，徐冬海派顾琛媛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框架协议，高强称：协议要么徐东海来跟我签，要么是徐东海的亲属来跟我签。后高强打电话给徐冬海，徐冬海说其全权委托顾琛媛来的，钱打到顾琛媛的账户上去。说明嘉亿公司认可徐冬海可以代表韩海勇对案涉房屋进行交易。3.顾琛媛至嘉亿公司办理房屋买卖相关手续时，已向嘉亿公司披露了其代表徐冬海来办理相关手续。高强及彭美松也与徐冬海进行了确认。徐冬海在一审时证实，说明嘉亿公司和徐冬海均认可顾琛媛是受徐冬海的委托。4.顾琛媛在收到定金的当日将该款汇至徐冬海指定的账户，徐冬海已确认收到定金。综上，顾琛媛在代理徐冬海办理房屋买卖手续时，没有任何过错，故顾琛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嘉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顾琛媛返还嘉亿公司33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利率、支付日期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全款之日）；其中截至2019年10月24日利息损失45892.92元，两项合计375892.92元；2.顾琛媛负担嘉亿公司全部维权成本及费用，其中一审期间律师费32000元；3.诉讼费等费用由顾琛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5日，以“韩海勇”为甲方、“嘉亿公司”为乙方签订《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拟转让房屋权属登记状况：1.常房权证戚字第0××2号：房屋所有权人韩海勇、坐落××镇××路××号，1幢2499.97平方米、2幢2242.31平方米、3幢4391.57平方米；2.常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人韩海勇，坐落××镇××路××号，使用面积11726平方米。……三、转让标的：常房权证戚字第0××2号房产证、常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证所对应的，位于现常州市武进区××街道××路××号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且包括该地块的现有有证及无证的全部房屋（含配变电设备设施、附属建筑物、搭建及其他附着物、装修装饰、现有其他物品物资等）所有权及相关其他权益。四、转让价格：甲方按照不超过总价人民币2233万元的标准一次性转让给嘉亿公司（含该公司指定的第三人）；六、定金：双方确认，甲方收取33万元作为双方签署具体合同的定金，双方所签署的具体合同、后续约定，不得违反本协议。七、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除依法执行定金规定外，还应负担对方损失及维权成本与费用。八、转让价款的支付进度：双方另行协商，大致分四到五次付款，首笔支付200万元，甲方将产权证登记到乙方名下，再分三到四次付清其余款项（乙方办理抵押贷款后，尽快支付）……”，协议落款“甲方”处由顾琛媛签字，“乙方”处由嘉亿公司签章。上述协议签订的同时，顾琛媛出具承诺书一份，其上载明：“兹有本人顾琛媛已接受韩海勇的特别全权委托，代为韩海勇出售韩海勇所有的、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政大路158号的房屋，本人与嘉亿公司协商所达成的《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本人已经获得韩海勇的确认并获其准许代为签字，为保障嘉亿公司权益，现本人承诺如下：因本人协商和确定上述相关事务、以及签署协议、收取款项等，如导致嘉亿公司权益受损的，本人自愿按照相关损失的两倍予以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且不限于该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维权成本及费用等”。同日，嘉亿公司向顾琛媛银行账户转账330000元，顾琛媛随即将该款项转账至徐冬海指定的银行账户。另查明，坐落于××镇××路××号的房屋于2015年8月17日登记在韩海勇名下。又查明，关于案涉厂房买卖事宜及款项交付过程，法院向嘉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强及徐冬海进行了调查，高强陈述：“我是2017年12月份的时候租赁××镇××路××号厂房的，是整体租赁的1、2、3幢，租赁合同也是跟徐冬海签订的。2018年上半年徐冬海找我，要我搬走，他说厂房要卖了，我说租赁合同签订的是五年，还没有到期，他问我要不要买，我说可以考虑，后来我跟徐冬海敲定总价格是2233万元……”；“我打过电话的，徐冬海说全权委托顾琛媛来的，钱就打到顾琛媛账户上去了”；“韩海勇说定金跟他没有关系，要谈再重新跟他谈，后来我跟韩海勇谈下来价格也是2233万元，但是他不认可330000元定金，他说我给谁的就还找谁要。我们谈完以后也没有签协议，后来因为考虑到厂房经常有法院、律师等人来张贴告示、咨询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房子不太行，就没有买成”；“我们三个人碰过一次，前面因为牵涉到定金的事情，徐冬海就表示他退出了，不再谈了”。徐冬海陈述：“案涉厂房是我出资建造的，2013年的时候，我公司帮别人担保的金额特别巨大，公司快要倒闭了，厂房在法院拍卖过程中是韩海勇出资购买的，我们私下约定将来我把购房款还给他，厂房还是过户给我”；“当时我找了三个有意向的买家，这三个人里面就有高强，我倾向于卖给高强，因为他是我的租户，当时高强也有意向买。为价格的问题，我们谈了五六次，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把价格敲定下来了，……谈好以后我就关照顾琛媛去跟高强办理相关手续，拿到定金，其他的买家我就回绝了……六月中旬后韩海勇过来了，当时高强要求要跟房主见面，我就把韩海勇带到高强办公室，我让高强选择是跟韩海勇谈还是跟我谈，最后高强选择跟韩海勇谈，他选择以后我就不管这个事情”；“330000元是我收到的，是顾琛媛代表我收的，但是因为高强没有履约，反而造成了我的损失一百多万元，所以我是不同意退钱的”。还查明，关于2018年5月15日顾琛媛所出具承诺书的过程，嘉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美松律师陈述：“……我去的时候协议已经签好了，我认为这个协议没有什么用，不能保障嘉亿公司的权益，然后要求看到房主的授权委托书，但是看不到，后来顾琛媛让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自称徐东海，我一听很有印象，......电话那头说房子虽然登记的是韩海勇，实际上是他徐东海本人的，......徐东海本人不能到场，然后韩海勇本人也不能到场，但是有人来拿钱，所以为了保障嘉亿公司的资金安全，我就提出要写一个承诺书，然后请顾琛媛把身份证拿出来，我拍了照片，参照框架协议的内容，写了一个承诺书，顾琛媛签字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案涉《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承诺书虽由顾琛媛实际签署，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嘉亿公司对所要购买的厂房登记在案外人韩海勇名下的事实是明知的，但其均系与徐冬海进行厂房买卖事宜的洽谈，直至对购买价格、定金支付、手续办理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案涉框架协议、承诺书实际均系对嘉亿公司与徐冬海协商内容的书面确认。后嘉亿公司虽将框架协议项下的330000元款项转账至顾琛媛名下，但转账时其对顾琛媛系代表徐冬海收取款项的事实也是明知的。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法院向徐冬海的调查，徐冬海亦认可嘉亿公司系代表其收取案涉款项，且款项收取后当即转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在此情况下嘉亿公司向顾琛媛主张无权代理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故对嘉亿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19元，由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2月14日韩海勇向嘉亿公司出具《告知书》，称其从未委托任何人代为出售其所有的案涉房屋，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为协商、签署协议等。2019年12月11日法院组织高强、顾琛媛、徐东海三人的谈话笔录中，高强陈述，“框架协议理好以后，顾琛媛自己到我公司来，因为她要钱要的比较急，我提出来，协议要么徐东海来跟我签，要么是徐东海的亲属来跟我签，顾琛媛签字算不算，我不清楚，顾琛媛说她可以代表徐东海来签，也可以代表韩海勇，反正这房子是他们的，我要求顾琛媛出具一个承诺，承诺她可以代表徐东海或者韩海勇，相距大概两三天，承诺书拿到我办公室，我看有签字也有盖章，我就付了330000元……”徐东海陈述，“买房子是过了5月1日，当时是因为金穗公司在广发银行有一笔15000000元的贷款，广发银行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官司了，韩海勇也是被告，而且他个人的卡也全部被冻结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就跟韩海勇沟通，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厂房卖掉，还掉银行的贷款，韩海勇也同意的，韩海勇就叫我找买家，当时找了3个有意向的买家，都到厂里看房的，这三个人里面就有高强，我倾向于卖给高强，因为高强是我的租户，当时高强也有意向买，为价格的问题，我们谈了五六次，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把价格敲定下来了，敲定以后，我在高强的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韩海勇汇报情况，韩海勇也同意的，在电话中我跟他说要尽快赶过来，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因为顾琛媛是我的厂办主任，以前厂里的事情都是她操办的，谈好以后我就关照顾琛媛去跟高强办理相关手续……”。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顾琛媛是否要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顾琛媛依法应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责任。理由如下：第一，顾琛媛是以韩海勇的名义与嘉亿公司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框架协议，并且其出具的承诺书明确接受韩海勇的特别全权委托，代韩海勇出售韩海勇所有的案涉房屋，明确已获得韩海勇的确认并准许其代为签字并承诺无权代理的赔偿责任。而韩海勇在向嘉亿公司的《告知书》中明确从未委托任何人代为出售其所有的案涉房屋，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为协商、签署协议等。因此，顾琛媛作为实施无权代理的行为人，应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第二，即使顾琛媛实际是受徐冬海委托办理上述签约和承诺书出具事宜，但从徐冬海的陈述看，产权人是韩海勇，其是代表韩海勇与嘉亿公司洽谈房屋转让事宜的，故其转委托给顾琛媛代韩海勇签约。在韩海勇出面否认授权给任何人出售其房产的情况下，顾琛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代理韩海勇或徐冬海有权代表韩海勇，故即使顾琛媛是受徐冬海转委托的受托人，仍属于无权代理，嘉亿公司有权选择向顾琛媛主张权利。顾琛媛在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后，可以向徐冬海等人进行追偿。综上，嘉亿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顾琛媛应承担返还定金33万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维权损失中的律师费，虽有合同，但其未能提供发票，律师费并未实际发生，故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二、顾琛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定金330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常州嘉亿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19元，由顾琛媛负担6938元，由嘉亿公司负担4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19元，由顾琛媛负担6938元，由嘉亿公司负担481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嘉亿公司预交，顾琛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嘉亿公司支付其应承担的诉讼费用138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红娥审 判 员 王 莹审 判 员 袁海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潘 军书 记 员 朱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