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11民初294号原告：杨腾飞，女，1988年10月29日生，蒙古族，住址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系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为，系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甜，女，1986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劲松，系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推荐，男，1951年3月16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原告杨腾飞与被告刘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0日、2021年3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合同款53,457.8元；2、判令被告给付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53,457.8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9年11月起在被告处订机票，截止至2020年1月14日总计支付103,135元，因疫情原因被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出票，双方同意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双方的订票合同，被告同意所有合同款项于2020年5月全部退还，截止到起诉之日止，被告仅退还44,285.20元，应退还53,457.80元至今没有退还，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被告已经构成违约，故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起诉主体有问题，不应由被告承担，应由案外人王卫武承担责任。被告受雇于王卫武，被告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款项被告已经上报，且机票退款也未退到被告的账户，这个是同程订票网可查的。二，关于利息，原、被告之间不属于借贷关系，怎么能要利息呢，本身原告所购的机票是低于市场价的，是在同程和航司又打了一个折扣，他也是有利可图的，故不应存在利息问题。三，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金额不认可，因为在我个人微信显示只有63,830元，但是已经退了44,825.20元，故金额也有误。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内容如下：一、原告起诉状陈述：2019年11月间在被告处订机票。此事实严重误导，被告既不是航空公司，也不是出票第三方，哪里有票可订？纯属原告为诉讼请求牵强附会。无争议的事实是：原告委托被告通过第三方购机票。还有，原告陈述“双方同意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双方的订票合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请原告拿出双方合同，是代理合同、委托合同还是居间合同？原告应当明确合同性质，如果原告对上述问题均说不清楚，应该对未全部退票的后果和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原告是正规旅行社成员，直接按照正规程序购票，有权利有义务协助旅客顺利退票，原告走间接的违反规定的合同的购票方式，仅想的是在为旅客购票中“对缝”赚取差价，那么原告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存在退票的法定义务。关于争议焦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被告帮助原告退掉4万余元票款，是客情而非义务。原告从被告代办的出票信息上都会明知出票方是“同程旅行平台”，尤其飞机票或火车票都是实名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由持票人或原告旅行社负责协助游客退票，而不能嫁祸于被告承担未退票款责任。三、从法律关系看，本案原告与被告系口头加微信，个人之间的准委托代理买票的关系。原告并没有与被告的单位签订正规购票合同，但是购票已经成功了，那么实质原告已经与“同城旅行平台”形成了买卖飞机票的合同关系，更与航空公司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因为疫情或其他不能出行原因退票未成，只有质问和起诉这两家或其中一家，起诉被告个人是诉讼主体错误。原告做过多年旅行社生意，心知肚明，无论从购票资金的去向，票款的转入、退票的组织，还是退票的环节，被告仅仅就是原告欲购打折票的中间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出票后又退票的款项是被告截留或被告没有通过第三方为其购票诈骗钱款，果真如此，原告应向警方报案。本案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承诺因为转委托的第三方不能退票款而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更没有承诺必须负责退票，原告和被告实质都是以旅客的名义传递式购票。原告本可以自由地向同程旅行平台购票，却传递给被告再购票，明眼人一看便知，一旦旅客发现原告为旅客购票对缝投机赚差价，投机行为败露，原告可以说不知道，而转嫁是委托被告购票的。被告法律防范意识淡薄，太在意同行交情，接受原告通过被告向第三方买票，原告是委托人，被告仅仅是准委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原被告双方没有书面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双方自愿选择的口头委托形式，这种委托合同是法律规定的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不以物的交付或当事人的实际履行作为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子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据此，原告知道被告不是出票人，是通过被告转委托购票，被告作为受托人按原告要求并指示第三人购票成功，被告无任何过错。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其约定。根据这条规定，被告完成购票委托义务，原告没有收到部分退票款，不仅不能归责于被告，原告还要支付报酬。四、被告出于良知，再次告知原告未退剩余票款问题应当招谁，一是真正出票方“同程旅行”网络平台，二是其平台合作单位及被告曾经的打工单位辽宁省铭赢旅行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五、原告及代理律师应拿出证据和法律依据向被告索要未退的剩余票款，且应形成证据链。被告根据原告主动请托，好心好意向出票方为其购票并出票了，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反倒被起诉，于情理法所不容，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从事旅行社相关工作，因通过被告可以购买到打折机票，故原告长期通过被告购买机票。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原告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被告及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刘冉购买机票，按照被告及案外人刘冉给付的付款二维码或其他付款方式向指定账户付款，并将乘机人的身份信息告知被告或案外人刘冉。2020年1月23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关于免收民航机票退票费的通知》,通知内容为: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经研究决定,自2020年1月24日0时起,此前已购买民航机票的旅客自愿退票的,各航空公司及其客票销售代理机构应免费办理退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另查，原告通过被告订购机票，订票情况及退款情况如下：1月25日至1月31日，沈阳至西安6人往返，支付票款11,964元，被告已退款11,049.60元。1月26日至2月3日，沈阳至成都4人往返，支付票款9,452元，单程已使用，应退票款4,800元，被告已退款4,295.20元。1月28日至2月4日，沈阳至西安2人往返，支付票款3,370元，被告已退款3,370元。1月3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4人往返，支付票款6,476元，被告已退款5,866.40元。2月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9人往返，支付票款15,204元，被告已退款9,696元。2月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6人往返，支付票款9,984元，被告未退款。2月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4人往返，支付票款6,656元，被告未退款。2月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10人往返，支付票款16,640元，被告未退款。2月1日至2月8日，沈阳至西安5人往返，支付票款10,805元，被告未退款。2月2日至2月7日，西安至苏梅岛1人往返，支付票款4,780元，被告已退款4,140元。2月4日至2月12日，沈阳至西安3人往返，支付票款4,215元，被告已退款3,780元。2月10日至2月17日，沈阳至西安1人往返，支付票款1,247元，被告应退507元，被告未退款。2月12日至2月23日，沈阳至西安2人王**，支付票款2,342元，被告退款2,088元。根据上述情况，原告已付机票款103,135元，被告应退款97,743元，被告已退款44,285.20元，尚欠原告机票款53,457.80元。再查，在抚顺市正大旅行社有限公司起诉马爱华、第三人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的案件中，第三人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本案被告刘甜，第三人在该案中述称：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份成立，抚顺市正大旅行社有限公司是3月份之前订票，马爱华属于为刘甜帮忙整理财务工作，第三人财务微信是刘甜申请并交给马爱华使用，马爱华只是负责帮忙处理、接待。抚顺市正大旅行社有限公司给马爱华的所有机票转款、退款等所有相关事宜，均为刘甜本人委托马爱华以财务身份操作的，所有收款及退款项均为刘甜本人认可，与马爱华无关。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收款记录、录音、民用航空局发布的网讯，（2020）辽0402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原、被告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为凭，以上证据业经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被告是否负有退还款项的义务。第一，原、被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通过被告购买机票，出票方为航空公司，使用人为乘客本人，原、被告之间对于机票的交接不属于指示交付，亦缺少买卖合同关于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给买受人的本质特征，故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第二，原、被告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的标的应当是劳务，即受托人只需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以达到一定目的之方向提供劳务，除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并不负有必须完成某种工作成果或者将委托事务办理成功的义务。受托人只为委托人的利益谨慎、勤勉的提供劳务，而劳务的效果由委托人承受。本案中，被告并非接受原告的委托付出劳务，而是提供一种资源或者渠道。根据一般认知，普通大众均知晓机票的出票方应为航空公司，如若原告委托被告按照航空公司对一般大众出售的票面价格代为买票，那么双方之间可以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即被告负有的义务仅仅是按照原告的指示，到航空公司窗口购买机票。但本案的情形为，原、被告均明知被告提供的票价要低于航空公司对一般大众出售的票价，原告在航空公司处无法按照此价格购得机票，这也是原告选择在被告处订购机票的原因，原告不清楚被告通过何种渠道购票，甚至不清楚被告以何种价格购票，双方的交易特征并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第三，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该种合同关系类似于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发送乘机人数及所乘航线为要约邀请，被告告知原告航班价格为要约，原告同意按照被告给出的价格订票为承诺，双方的合同关系业已形成。原告应向被告提供乘机人信息，并按照被告告知的款项付款，被告应将乘机人信息报送给上级代理商或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出票完毕，被告即完成了合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中，如若出现被告已经按照原告的指示出票完毕而原告迟延付款，应当由被告按照双方议定的价款向原告催要款项，而非被告的上级代理商向原告或乘机人催要款项，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非因乘客个人原因导致的退票，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已经交付的票款。本案中，原告所诉的票款均因疫情原因产生的退款，根据民航局的文件，航空公司及各级客票销售代理机构应当将票款予以退还，故被告负有向原告退还票款的合同义务。第四，对于被告主张其系职务行为，原告应当向辽宁省铭赢旅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铭赢公司）主张权利的意见。本院认为，不论是职务行为还是代理行为，均负有一个根本特征即对外性。被告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者代理行为，应当审查原、被告在往来的过程中，被告是否明确的向原告披露过其是铭赢公司的员工或者代表铭赢公司与原告发生法律关系，如果被告曾经披露过，原告也明知，那么需要审核被告的行为是否为有权代理，如果被告构成有权代理，其行为的后果才应当由铭赢公司承担。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虽然向本院递交了聘用合同，但聘用合同具有典型的内部性，调整的是被告与铭赢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其不具有外部性，故不能因为铭赢公司与被告之间签订了聘用合同，就当然的认为被告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代表铭赢公司。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系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进行往来，甚至在4月24日的微信聊天（原告第一次庭审微信聊天记录14页）中告知原告“我上家就是航司”，因被告在与原告往来的过程中并未明确告知其系代表辽宁铭赢公司，故被告辩称的原告与辽宁铭赢公司成立合同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五，关于被告辩称，被告不存在法定退票义务，原告在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等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因原、被告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为非典型合同，故在合同编分编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调整该种合同关系。但作为非典型合同，应当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并遵守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关于赚取差价的问题，民事法律行为遵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原告赚取差价的行为只要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不能被认定无效。另外，在机票销售的领域，本就存在机票分销代理的行业惯例，各级代理商所能销售的机票价格存在不同亦符合市场规律，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以及行业认知，理应由直接交易的上下级之间进行款项的结算，如若按被告所言，由原告直接向铭赢公司主张权利，原告在和铭赢公司之间无任何往来证据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巨大的诉讼风险，且按照此种逻辑关系，铭赢公司之上如若还存在其他代理商，原告交易的相对方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亦有违常理。综合以上几点意见，结合被告刘甜在与原告的多次聊天记录中，对于承担退款义务未予否认，且在（2020）辽0402民初1477号抚顺市正大旅行社有限公司起诉马爱华、第三人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中，第三人陈述的内容，可以确认刘甜曾自认对于马爱华收款、付款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负有向原告退款的义务，被告退款后有权再向与其发生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主张权利。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机票款53,457.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利息请求，虽然被告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诺5月份全部退款完毕，但考虑到双方并无书面的合同，且疫情的突然爆发，系不可抗力，在原告明知被告非直接出票方，亦明知被告短时间内没有全资垫付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应考虑订票时间、退款流程、退款资金压力等因素判定逾期付款利息，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被告自2020年12月23日（原告向法院递交材料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息给付原告逾期退款利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刘甜退还原告杨腾飞机票款53,457.80元及利息（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杨腾飞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8元（原告已预付，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负担，并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李 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修建华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百六十七条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