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2民初2169号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58号汉阳人信汇7栋308、406B。法定代表人：胡青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刘庆飞（特别授权代理），湖北赫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111号（汉门城市广场二期）商业B-1区、C区、2号、3号楼栋2号楼19层20室。法定代表人：高世龙，总经理。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璨娱公司）诉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21日、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璨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青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被告炫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世龙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璨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我公司与炫童公司解除《2019XT-moodel少儿模特大赛暨WT全明星童星公益盛典城市区域代理协议》（以下简称《代理协议》）；2.判令炫童公司返还代理费25,800元（人民币，下同）和报名费33,060元，共计58,860元；3.判令炫童公司赔偿我公司利息损失，以58,86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1月4日起直至炫童公司实际付清本息之日止；4.诉讼费由炫童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7月19日，炫童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代理协议》，约定：炫童公司负责于2019年10月3-4日在武汉市黄陂区黄陂体育馆举办2019XT-moodel少儿模特大赛暨2019WT全明星童星公益盛典（以下简称少儿模特大赛），我公司须向其支付代理费25,800元，按580元/人的标准支付报名费（包括一套潮装，化妆，一双鞋子，盛典门票两张），参加本次赛事的选手自行承担所有的交通费、食宿费，炫童公司可提供相应服务。协议签订后，我公司如约支付了代理费25,800元，但临近活动举办之际，炫童公司却以武汉开办军运会，黄陂体育馆被占用为由拖延履行合同义务。2020年1月4日，我公司将报名费33,060元转给了炫童公司，但转账之后仅过一天即2020年1月6日，炫童公司告知我公司因武汉有“疑似××”和流感，要暂时推迟原定于2020年1月18-19日的活动，并且拒不返还报名费。早在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在其官网发布了××疫情的通报，但炫童公司在2020年1月4日接受我公司报名费时并没有提及该消息，且在转账之前该公司向我公司反复保证届时一定按期举办活动。炫童公司的行为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涉嫌欺诈。且因活动无法按时举办，已交纳报名费的家长屡次向我公司维权要求返还，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商誉。炫童公司屡次拖延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我公司曾通知其解除合同，并退回代理费和报名费。但炫童公司拒绝沟通，执意不肯退回该两笔款项。炫童公司的违约行为对我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现我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炫童公司辩称，1.我公司没有诈骗行为，我公司为本次合同已签订场馆租赁合同、演出报批合同、艺人经纪合同，支付了艺人往返机票等费用，都有相关证据，待武汉市政府发布相关政策和通知后，涉案活动可以继续举办。2.我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继续履行，33,060元不是如璨娱公司所说的报名费，而是服装和鞋子的费用，且我公司已经定制。3.不清楚璨娱公司为何要求返还代理费，该公司不存在利息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即璨娱公司提交的《代理协议》和转账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即璨娱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紧急通知》，拟证明炫童公司拖延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炫童公司提交的微信公众号“MicLoong璨娱国际”发布的涉案活动相关信息，拟证明璨娱公司利用涉案活动进宣传、招生，经查与当事人的主张相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判定。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璨娱公司提交的《律师函》、EMS邮寄回单及查询信息，收件地址并非炫童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且为“蜂巢”签收，不能证明炫童公司收到了上述函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璨娱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该公司将收取的费用退还给学生家长，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3.炫童公司提交的网上交易流水及《收条》《演唱会报批协议》《演出合同》，携程网退票信息，与涉案少儿模特大赛的原定时间、地点及变更后的时间、地点一致，可以证明炫童公司为涉案活动开展筹备工作，本院予以采信。4.炫童公司提交的证人胡某证言，该证人既未参与涉案活动报名过程，对在报名现场是否看到璨娱公司名称或活动名称也未注意，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代理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9年7月19日，炫童公司（甲方）与璨娱公司（乙方）签订《代理协议》，约定：甲方负责于2019年10月3-4日在武汉市黄陂区黄陂体育馆举办少儿模特大赛，甲方授予乙方作为该比赛武汉市汉阳区独家代理商；乙方负责本协议签订日起在本授权区域内依法组织运营相关工作（含赛事组织、节目训练/编排，项目招商、运营执行等）及宣传，推广、选拔（包括举办地区选拔赛事）、输送事宜，此外其他相关活动需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跨区进行比赛招商选拔等活动；乙方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甲方报送童模30-90人（个人展示）。合作期限为2019年7月19日-2019年10月5日。乙方协议支付甲方代理费25,800元，乙方以580元/人的标准支付给甲方费用（包含一套潮装、化妆、一双鞋子、盛典门票两张）。如遇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合同履行受到妨碍、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受影响的一方应当在不可抗力事件之后2小时内从速以电话、传真、挂号空邮信件通知另一方，对于由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均无权向另一方提出赔偿要求。炫童公司和璨娱公司在其上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合同签订前后，璨娱公司在2019年7月13日-2019年8月1日期间，陆续向炫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世龙转账支付代理费合计25,800元。2019年8月16日，炫童公司函告璨娱公司，因受武汉军运会影响，黄陂体育馆不能使用，活动延期。璨娱公司考虑双方友好协商、继续合作，故予以接受。2019年11月-12月期间，炫童公司告知璨娱公司涉案活动改期至2020年1月18-20日，璨娱公司未提出异议。璨娱公司针对涉案活动进行了宣传、招生及选拨工作，向报名儿童按580元/人的标准收取活动费用。2020年1月2日，璨娱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号“MicLoong璨娱国际”上发布推文《XT-model少儿少儿模特大赛&WT-全明星童星公益盛典火热进行中》，文中对报名活动进行介绍，3-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名额限额30-90人，活动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签到、2020年1月18日比赛、2020年1月19日WT-全明星公益盛典传唱中国全星公益演唱会，活动地址在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馆，活动费用580元/人（包含一套潮服、一双运动鞋，两张明星演唱会门票）。文中还对舞台布置、潮服、童鞋进行展示。璨娱公司在确定参赛人数后，于2020年1月4日按炫童公司要求向高世龙转账支付活动费用33,060元。2020年1月6日，炫童公司通过微信向璨娱公司发送《紧急通知》，载明：由于近期武汉有“疑似××”和流感，近期新闻报道越来越严重，因为此事已有多人隔离，考虑到各位家长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及安全，我公司将原定于2020年1月18-19日的少儿模特大赛、传唱中国群星公益演唱会暂时推迟，具体时间协调后另行通知。随即，璨娱公司向家长退还活动费用，合计退还52人次，共计30,160元。璨娱公司要求炫童公司退款未果，于2020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交纳诉讼费，因受疫情影响，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二、炫童公司就涉案活动的筹备情况。因2020年1月18-19日在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办的2020XT-model少儿模特大赛暨CCTV《传唱中国》群星演唱会活动，炫童公司开展了相关的筹备工作。2019年9月18日，炫童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演出合同》，邀请艺人参加演出并支付报酬、负责往返机票及酒店费用。2019年11月9日，炫童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演唱会报批服务协议》，委托该公司提供公安、文化部门报批服务。2019年12月24日，炫童公司向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管理中心交纳场地使用定金30,000元（档期为2020年1月18、19日）。2019年12月期间，炫童公司通过微信与案外人联系服装鞋帽的样式、数量事宜以及舞台设计、布置事宜，与前述璨娱公司微信公账号推文中展示的童装样式及舞台布置相同。另查明，因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24日启动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4月8日，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解除。庭审中，炫童公司陈述潮服及鞋约200元/套，已根据璨娱公司提供的尺码做好，存放于公司。本院认为，炫童公司与璨娱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就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代理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璨娱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为：炫童公司两次推迟涉案活动涉嫌欺诈，璨娱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第一，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非解除合同。第二，璨娱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炫童公司第一次推迟活动的理由系虚构，且结合璨娱公司微信公众号对涉案少儿模特大赛举办时间、地点的宣传及2021年1月4日向炫童公司支付33,060元活动费用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对《代理合同》履行时间及地点的变更形成合意，且璨娱公司未提出异议。第三，璨娱公司在《代理合同》签定后，确为举办涉案活动进行了相关的筹备工作；即使炫童公司在知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12月31日发布疫情通报的情况下收取璨娱公司活动费用，因当时疫情影响尚不明确，不能以此认定炫童公司涉嫌欺诈。炫童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告知璨娱公司涉案活动推迟，确系因本次活动涉及儿童演出及出于对疫情影响的考虑。因此，炫童公司推迟涉案活动不构成欺诈，推迟的理由正当，璨娱公司在已经进行招生、微信公众号宣传及扩大公司影响力即实现了部分合同目的后，于2020年1月22日疫情影响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以炫童公司涉嫌欺诈以及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但是，涉案活动涉及大型儿童赛事，随着疫情发展，涉案活动受影响程度较大，并且双方成讼至今争议较大，已无合作基础，炫童公司虽抗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涉案活动至今未能举办，璨娱公司已向家长退还活动费用，不可能将其选拔的儿童组织参加少儿模特大赛以进一步实现宣传及扩大公司影响力的合同目的，故本院认定解除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关于璨娱公司主张的返还代理费、活动费用及利息。根据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璨娱公司作为从事儿童模特培训的机构，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系通过在一定区域内以为涉案少儿模特大赛活动推广、选拔、输送选手参加比赛等方式，增加其自身影响力以扩大招生人数。从璨娱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和收取活动费用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实际上已通过涉案活动进行了相应宣传并确定了参赛人数，实现了部分合同目的。鉴于此及考虑到《代理合同》解除在一定程度上受疫情影响，本院认定双方各承担一半代理费为宜，故炫童公司应向璨娱公司返还代理费12,900元。活动费用中包含的化妆及门票费用未实际发生，应予返还，潮服及鞋计200元/套应属合理，双方各承担一半为宜，故炫童公司应向璨娱公司返还活动费用27,360元（33,060元-33,060元÷580元×200元÷2）。对璨娱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璨娱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2019XT-moodel少儿模特大赛暨WT全明星童星公益盛典城市区域代理协议》；二、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返还代理费12,900元；三、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返还活动费用27,360元；四、驳回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原告湖北璨娱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402元，由被告炫童（武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各负担8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丽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