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186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 负责人：张绍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揭燕波，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荣益，男，1997年2月23日生，汉族，住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夕杰，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贤珍，女，1983年2月19日生，布依族，住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雨，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黔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荣益、刘贤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2日作出（2020）黔2731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人保黔南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撤销一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的判决；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与理由：第一，上诉人与投保人系保险合同关系，应当适用保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举证的证据材料中可见由投保人刘贤珍签字确认的投保单，该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及解释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双方发生效力。况且肇事逃逸、酒后驾驶等行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保险合同将肇事逃逸、酒后驾驶作为免责条款完全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且上诉人已举证履行了提示义务，应当认定该免责条款发生效力。在发生交通事故先报警先救人不能破坏事故现场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刘贤珍仍然选择驾车逃离现场。经由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事发后第二日将刘贤珍查获，被上诉人刘贤珍肇事逃逸的行为属违法行为，且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第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表述肇事逃逸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应该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肇事逃逸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机动车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第四条中，也将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约定责任免除范围（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根据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第522731120200000017号事故认定书明确了刘贤珍肇事逃逸的事实，一审法院无视肇事逃逸此等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无视上诉人一审答辩意见，一意孤行的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为如此违法行为买单。因此请二审考虑到此等违法行为有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影响，考虑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等因素，驳回被上诉人对于要求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第三，上诉人并非导致被上诉人受伤的致害方，二审上诉是因一审判决无视相关法律条款，不当判决导致。本次事故本就不属于商业险赔偿责任，上诉人不应该承担二审上诉费用。 被上诉人刘贤珍二审答辩称：第一，被答辩人以答辩人肇事逃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其理由不成立。1、在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一直强调答辩人肇事逃逸，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之规定，被答辩人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从庭审中来看，被答辩人未能拿出相关证据，被答辩人仅以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来进行抗辩，这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故而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事故认定书中也并未认定答辩人肇事逃逸。本次事故经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第5227311202000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成因进行了分析，系答辩人疏忽大意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机动车所致。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也并非被认定为逃逸，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责任。若按照被答辩人所说的，答辩人系肇事逃逸，那么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主动向被答辩人和警察报案，而且告知自己的具体位置，同时积极地对伤者李荣益进行赔偿。第二，被答辩人未将保险合同及免责条款交付并告知刘贤珍，未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其拒赔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在一审庭审中，已经依法查明，答辩人在与被答辩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后，被答辩人未将《保险合同》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交付给答辩人。同时，被答辩人也未就免责条款向答辩人作出提示，庭审中被答辩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将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告知了答辩人，其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故被答辩人的拒赔理由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荣益二审未作答辩。 一审原告李荣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贤珍支付原告医疗费354,060.38元、护理费15,393元、营养费1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0元、误工费41,718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68,808元、鉴定费1,900元、后续治疗费19,2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12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545,000.98元；2、判令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3月5日，被告刘贤珍驾驶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由惠水县涟江街道办事处大龙社区往长顺县威远镇方向行驶，21时58分许，当车行驶至麻兴线309省道165ＫＭ＋500ｍ处时，该车车头右侧部位碰撞行人原告李荣益，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部分损坏的伤人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刘贤珍驾驶车辆逃离现场。该事故经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第5227311202000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贤珍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至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治疗期间为2020年3月6日-2020年5月4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7月4日，共计88天，产生医疗费354060.38元。原告伤情经贵州维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80-300日，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120日，后续治疗费14800元-19200元。被告刘贤珍驾驶的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刘贤珍向原告李荣益垫付了194512元的费用，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原告垫付了10000元，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中向原告垫付了80000元。原告诉请金额均未扣除被告垫付的上述费用。 另查明，原告李荣益育有一子李华清，于2018年4月8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一、身体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应予以保护。侵犯他人人身权利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刘贤珍驾驶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碰撞行人原告李荣益，造成李荣益受伤，侵犯了李荣益的身体健康权，给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及精神痛苦，故对原告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确定及承担问题。本次事故经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第5227311202000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贤珍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刘贤珍驾驶车辆逃离现场。庭审中，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辩称，被告刘贤珍肇事逃逸，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之规定，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但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仅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一份以证明其该主张。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庭审中，被告刘贤珍辩称并未收到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人保黔南分公司也未就免责条款向其作出提示，而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就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被告刘贤珍尽到了提示义务，故对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免责。被告刘贤珍驾驶的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相应的赔偿费用应由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进行赔偿。 根据全案实际，将本案的赔偿范围确定为:1、医疗费354,060.38元，有正式票据佐证，予以确认；2、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护理期为120日，原告按贵州省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821元/年计算，主张15,393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营养期为120日，以50元/天计算，为50元/天×120天=6,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共住院88天，按100元/天计算，共8,800元，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5、误工费，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误工期为180-300日，根据原告受伤程度及案件实际，原告误工期按240天计算，原告主张按贵州省2019年度农林牧渔行业标准50,757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为50,757元/年÷365日×240日=33,374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6、交通费，原告主张1,000元，原告未提交证据佐证，但该费用系实际产生，根据原告住院天数以及伤情，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元符合本案实际，予以支持；7、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按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404元/年计算，为34,404元/年×20年×0.1=68,808元，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8、鉴定费1,900元，有正式票据予以佐证，予以支持；9、后续治疗费，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后期医疗费为14,800元-19,200元，根据原告受伤程度及案件实际，酌情支持17,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10、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李荣益之子李华清，2018年4月8日出生，现年2周岁，其生活费计算16年，按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402元/年计算，为21,402元/年×16年×0.1÷2=17,121.6元，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11、精神抚慰金，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原告十级伤残，给原告造成了精神痛苦，根据本案实际，确定精神抚慰金为4,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上述损失共计527,456.98元，由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先在交强险范围内分项进行赔付，医疗费用范围内的损失为医疗费354,060.38元、营养费6,000元、后续医疗费17,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0元，共计385,860.38元，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原告垫付了10,000元，故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交强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已赔付完毕，剩余375,860.38元由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付。医疗费用范围外的损失141,596.6元（527,456.98元-385,860.38元），由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110,000元，剩余31,596.6元（141,596.6元-110,000元），扣除交强险范围内共计赔付的120,000元后，剩余损失375,860.38元＋31,596.6元=407,456.98元，减去被告刘贤珍已垫付的194,512元以及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中向原告垫付的80,000元，原告的剩余损失为132,944.98元，由被告人保黔南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李荣益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一十一万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在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李荣益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四元九角八分；三、驳回原告李荣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0元，减半收取4,625元，由被告刘贤珍承担2,625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承担2,000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新证据为保险投保单、免责条款的告知和声明，拟证实上诉人已将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被上诉人刘贤珍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审查，虽然被上诉人刘贤珍对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结合上诉人提供投保单中记载的相关投保人身份信息能证实被上诉人刘贤珍系投保人，同时，上诉人对刘贤珍的签字也作出了解释，系通过网上投保系统核对投保信息后，通过网上签字确认，并非是在纸质上签字确认，故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应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上诉人是否应当在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且该交通事故认定的事实客观，划分责任得当，一审认定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李荣益的各项损失也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针对二审焦点：根据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刘贤珍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车辆逃离现场，并未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其在二审中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其目的在于逃脱相关的法律责任，即符合肇事逃逸的规定。根据双方保险条款约定，交通肇事逃逸属于保险条款中保险公司免责的情形。二审中，上诉人对其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已经提供保险投保单、免责条款的告知和声明予以证实。虽然被上诉人刘贤珍对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结合上诉人提供投保单中记载的相关投保人身份信息能证实被上诉人刘贤珍系投保人，同时，上诉人对刘贤珍的签字也作出了解释，系通过网上投保系统核对投保信息后，通过网上签字确认，并非是在纸质上签字确认，故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应予采信。另外，交通肇事逃离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也是现在社会公众普遍能认知的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上诉人对该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上诉人对此应当免责，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尽到提示义务，判决由上诉人在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对于上诉人主张不承担诉讼费的问题，因上诉人系本案的当事人之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一审按照当事人的胜诉比例判决对诉讼费进行分担并无不当，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费。 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黔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由被上诉人刘贤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荣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四元九角八分。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250元，减半收取4,625元，由被上诉人李荣益承担2062元，被上诉人刘贤珍承担1629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承担9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58.90元，由被上诉人刘贤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