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4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铁厂镇洞上村712矿。法定代表人：程荣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国民，贵州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丽，贵州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清镇市林鸿废旧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清镇市岭岗路24号。法定代表人：游志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朝杰，贵州省清镇市威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刚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清镇市林鸿废旧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2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刚玉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依法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24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2019年4月4日的结算清单存在明显错误，在双方对2018年11月30日欠款余额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将2018年5月19日欠款余额1476034.2元计入欠款总额明显不当，应予扣除。2018年5月19日，双方进行账目核对，确认截止2018年5月19日，上诉人累欠被上诉人货款（包括矾土、铁屑、硅铁）共计1476034.2元。2019年4月4日，双方进行账目核对，确认：2018年5月18日止对账余额为1476034.2元；2018年11月30日止对账余额为558482.2元。对账单将2018年5月19日结算余额1476034.2元和2018年11月30日止对账余额558482.2元再加上2017年的一笔矾土款158400和2019年1月、2月、3月新发生的货款减去付款金额后，得出截止2019年3月31日上诉人共欠货款3084325.3元的对账结果。余额是指截止某一时点的总金额。双方确认，截止2018年11月30日止对账余额为558482.2元，即表明截止2018年11月30日，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总额为558482.2元，也即以2018年5月19日余额为基数，加上新发生货款额减去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额，欠款总额为558482.2元。在2018年5月19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上诉人累计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81万余元，此事实说明，在2018年5月19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双方仍发生新的供货及付款业务，如果无供货业务，则上诉人不仅未欠货款，相反多支付了货款近140万元，同时也说明，2018年11月30日欠款余额558482.2元就是截止该日的总欠款额。2019年4月4日的结算单仍将2018年5月18日的欠款余额作为欠款计算入总欠款中是错误的，该款项应予扣除。二、2019年6月11日矾土结算单存在错误，上诉人采购的贵州敬煊商贸有限公司矾土货款233376.00元、周新国货款118872.00元、陈永忠货款180000.00元、杨敏货款140000.00元、农永碧货款50000.00元共721982元应予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存在合作关系。林鸿卫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是被上诉人股东、监事，同时，从2019年2月起林鸿卫还曾系上诉人职工，负责上诉人的物资采购工作。长期以来，双方在货物采购、货款结算时均以林鸿卫作为一方进行结算，包括贵州敬煊商贸有限公司、周新国等人的货物采购及货款结算亦是如此。上述采购款项，上诉人已支付完毕。2019年6月11日，双方对矾土货款进行结算，由于上诉人财会人员记账时将供货方均记载为林鸿卫，结算时根据记载为林鸿卫的入库单进行结算，导致将已经付款的贵州敬煊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33376.00元、周新国货款118872.00元、陈永忠货款180000.00元、杨敏货款140000.00元、农永碧货款50000.00元共721982元统计入未付款之内。该笔结算单欠款实际应为316660.2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截止2019年6月11日累计欠被上诉人货款为2182446.2元。2019年6月起，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累计2992382.15元，此部分货款包括双方于2019年6月11日结算后新产生的货款在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019年5月31日前货款1388080.85元并判决上诉人支付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三、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双方2019年之前的货款已经付清，其主张所依据的是2019年6月11日双方的结算单。但从2019年4月至5月的对账明细内容来看，货款是由2019年4月5日的货款余额和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的货款累计构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诉请的金额是2019年2月和5月的货款金额，而非累计所得的货款金额，一审根据累加的货款计算错误。被上诉人林鸿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我方的记账方式是累计的方式，2月至5月的对账均正确。上诉人提出有多付的70余万元系其错计，林总确实为上诉人联系了供应商，只是中介行为。对完账后被上诉人已经把票据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只能根据明细表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且对账有双方签字。林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原告货款人民币4380463元；二、一切诉讼、保全的费用要求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间交易关系持续多年，开始时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时间久远，开始建立交易关系的时间双方记忆不清，但至少从2016年起原告就向被告供应铁屑、铝矾土，先供货一段时间，然后再结算，经过一定时间再付款。另查明，原告因资金紧张需要贷款，为完善贷款资料，于2019年1月1日与被告补签《铁屑购销合同》，后原告根据贷款需要又将《铁屑购销合同》签订时间更改为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11日，原被告对账，形成两份对账明细。第一份对账明细，确认被告欠原告2019年4月铁屑货款279896.3元，确认2019年5月原告向被告供应477599.2元铁屑，被告于2019年5月支付铁屑货款500000元，原告欠被告22400.8元。2019年4月、5月两相抵扣，被告差欠原告铁屑货款257495.5元（279896.3元-22400.8元）。确认截止2019年5月31日，被告欠原告矾土矿货款3084325.3元，实际上该笔款项大部分是铁屑货款，包含了部分矾土矿货款。截止2019年6月11日，被告欠原告3341820.8元（矾土矿货款3084325.3元+铁屑货款257495.5元）。对账明细上，有林鸿公司盖章及其董事长游志凤签字，有刚玉公司盖章及其财务科工作人员程金华签字。第二份对账明细，载明截止到2019年5月31日，被告欠原告2019年2月至5月矾土矿货款为1038642.2元，游志凤与程金华签字确认。关于上述两份对账明细，被告称是原告为了贷款，应原告要求打的，不是真实对账。原告称虽然贷款时确实应银行要求提交过这些材料，但是在六月份就对好的账，七月份才办贷款，并不是为了办贷款才打的，对了六七次账才形成这个最终对账明细，怎么可能是为了贷款才弄的？金额和数字都是真实的。一审法院认为一般人都明白对账之后意味着履行付款责任这个简单的道理，程金华作为财务人员，对对账的严肃性更是心知肚明，不可能不知道对账的法律意义，不太可能在没有真实交易存在的情况下，仅因别人需要办理贷款，就应别人要求签署对账单。故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对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对账单词语使用虽有不够准确明晰之处，但结合其他对账材料，可以印证第一份对账明细中提到的矾土实际包含了铁屑，而矾土是2017年、2018年交易的矾土，第二份对账明细中的矾土是2019交易的矾土，两份对账明细的统计金额并未重复计算。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对账明细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截止2019年5月31日，被告欠原告铁屑、矾土货款4380463元。被告主张将他人账目错误计入了原被告间的对账账目，导致部分数据错误的辩称意见，被告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账后，即2019年5月31日后，原告继续向被告供应铁屑、矾土，被告认可该事实，对于供货金额，原告统计2019年6月至8月供应的铁屑、白矿（矾土）货款金额为4308441元。2019年6月以来，被告向原告付款2992382.15元，未说明是支付什么款项，被告认为是对2019年5月31日前货款的支付，原告认为是对2019年6月以后的货款的支付。被告方认为有部分数据对错了，希望原告方更改，原告认为没有错误，不同意更改。双方产生间隙，又因为发票事宜扯皮至纠纷进一步扩大。另外，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请的款项是2019年5月31日前的货款，并未包含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为更好更彻底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多次对账，被告认为有些与第三人的账目错误计入了原告账目，原告不予认可，双方纠纷并非账目不清，而是事实分歧，故对账未有成果，亦无法进行调解。双方在庭后才断断续续提交部分单据，非本案核心证据，一审法院不再组织质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差欠原告货款是事实，因双方长期交易，长期结算付款都未有规范的形式，被告既差欠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也差欠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未对账结算。双方确认2019年5月31日后被告支付了货款2992382.15元。对于该款是支付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还是支付差欠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被告付款时未作表示。现原告认为系支付差欠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被告认为系支付差欠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已对账结算，而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货款尚未对账结算，故认定被告支付的2992382.15元是履行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现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截止2019年5月31日前的货款1388080.85元（4380463元-2992382.15元），被告应予支付。另外，原被告间最少从2016年起就有交易，原告如此长的时间不进行结算，被告不履行付款义务情况下持续供货，概率极低。且在2019年6月11日的两份对账明细中，使用了“欠林总某某款”的字样，欠林总实际上就是欠原告，欠款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该两份对账明细的内容已经足以证明被告差欠原告款项的事实，故对被告主张应把从有交易以来所有的供货与付款进行对账才能确定被告差欠多少钱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发票的问题，如原告不依法开具的情形，被告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检举控告并主张权利，被告以此拒绝付款，理由不够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清镇市林鸿废旧回收有限公司货款1388080.85元；二、驳回原告清镇市林鸿废旧回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92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922元，由原告清镇市林鸿废旧回收有限公司负担8922元，由被告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林鸿公司一审中诉请要求刚玉公司向其支付欠付货款4380463元，并提交二份2019年6月11日双方签字确认对账明细以证明欠付货款的金额，二份对账明细金额分别为3341820.8元、1038642.2元，总和即为4380463元。上诉人主张双方结算单中未将2018年5月19日的欠款余额1476034.2元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所主张的2018年5月19日的欠款余额1476034.2元系包含于2019年6月11日的铁屑对账明细当中，该对账明细确认截止2019年5月31日，上诉人尚欠货款3084325.3元。另外，双方在2019年4月4日的对账中亦对该3084325.3元货款予以确认，并明确该金额系2018年5月18日、2018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以及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货款累计相加所得的总和。上诉人主张应将对账单中2018年5月18日的货款金额予以扣除并无事实依据。上述2019年4月4日的对账单以及2019年6月11日的铁屑对账明细单均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二，关于2019年2月至5月矾土矿明细所载明的欠付货款1038642.2元，由于双方对账时将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记载为：“公司欠林总款”，二审中上诉人亦陈述“公司欠林总款”即为上诉人尚欠货款，故该对账明细所载明的欠付货款1038642.2元应当系上诉人确认截止2019年6月11日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上诉人主张其中721982元已由上诉人向案外人支付，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与上述对账明细的货款存在关联，或是受被上诉人指示所交付的货款，故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刚玉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7293元，由上诉人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本院预交41844元，本院退还遵义市播州区铁厂创业刚玉有限责任公司245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邰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