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4民终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斌成，男，194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贵云，女，195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旷清平，女，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晴，女，199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鹏武，男，199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以上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军，男，汉族，1961年1月4日出生，系公民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人：王庆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国亮，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露盈，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金湾区凯航达运输部，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经营者：李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祥，男，198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月凤，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末非，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负责人：尹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斌成、刘贵云、旷清平、杨晴、杨鹏武（以下简称旷清平等人）、上诉人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金湾区凯航达运输部（以下简称凯航达运输部）、李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3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旷清平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旷清平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润公司、凯航达运输部、平安保险公司、李祥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审理中查明事实和认定存在瑕疵和不妥，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具体如下：一审判决第22页第一行“……受害人杨旭东驾驶严重超载车辆、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下车，是生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本院根据查明的，认为受害人杨旭东应承担事故造成的50%责任……”一审查明事实不清。1.杨旭东没有存在过错，其驾驶的超载车辆的混凝土是三润公司要求装载的，且驾驶的路线和目的地也是按照三润公司的指令行驶。2.杨旭东驾驶的事故车是出现异常（走不动）才被迫停车下车，并非一审认定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下车，杨旭东由于车辆出现异常按常理下车检查是理所当然，只是由于泥土松弛发生事故，该事故是意外，杨旭东是没能预见，而非忽视安全而造成的，因此杨旭东没有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书第21页第7行“原告杨晴为多重二级残疾……本院无法确认其符合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因此对杨晴诉请的抚养费，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的认定明显错误，事实上杨晴确实是残疾人，且生活不能自理、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一直由父母（杨旭东）抚养，故法院应支持杨晴的抚养费。三、一审判决书第22页第9行“关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规定的第三者范畴”，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错误。1.受害人杨旭东在驾驶室驾车行驶是司机，但在离开驾驶室时应为第三者，从公安部门侦查得出结论是肇事粤C×××**搅拌车造成杨旭东死亡，当时死者不在驾驶室里，而是在驾驶室外，应视为第三者。2.肇事车车主买保险是给机动车辆买保险，既然公安部门已经确定肇事车（C×××××搅拌）是造成杨旭东意外死亡原因，作为肇事车承保人平安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若保险公司连意外事故都拒赔，那机动车辆买保险就失去意义。二审庭审中补充：一审判决第十八页倒数第六行称旷清平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为复印件，但一审旷清平等人提交了原件。一审判决第十九页倒数第五行，一审认定搅拌车突然靠在路边停下来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泥土松懈车轮陷下去了不能开，所以司机下来查看。一审判决第二十二页第一行，一审认定受害人杨旭东承担50%的责任，严重超载驾驶，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不符合事实，车辆装载是三润公司指定载量，超载与司机无关；至于停车，是因为泥土松懈车轮下陷。运输过程中司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尽管有，也应当是5%-10%，而不应当是50%。针对旷清平等人的上诉，三润公司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李祥、凯航达运输部共同答辩如下：一、三润公司认为雇主凯航达运输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润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意见不能成立。本案中，三润公司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首先，根据三润公司与凯航达运输部签订的《搅拌车租赁合同》第一条第1项：“凯航达运输部的车辆粤C×××**进驻三润公司后，归属三润公司统一管理和调度。”第二条第2项约定：“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车辆、司机进行调配和监督，对不服从调度、不能胜任工作的、不遵守公司管理制度，以及不符合公司使用要求的车辆和司机，甲方有权要求更换；情况严重的，甲方有权予以除名。”根据合同约定，凯航达运输部只是提供车辆，至于每一次运输任务，全部是由三润公司安排的。事实上，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司机必须无条件服从三润公司的调度和管理，李祥与凯航达货运部均无权对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安排进行干涉。具体到该次事故，李祥当时正在湖北隔离，杨旭东运输目的地、运输路线、出车时间、乃至在车队中的次序，都是由三润公司全权决定的；第二，根据运输流程，司机将空车开到三润公司的指定装货区后，由三润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混凝土灌入车罐中，与李祥、运输部均无关系，灌入混凝土的数量司机在现场并不知晓，每个月末对账单中才能看到该月的运输总量，本案涉案车辆的超载达到12510KG，超过了核定总载重的40%。显然，三润公司将涉案车辆置于超载状态，又没有对工地道路进行必要考察，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是发生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二、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李祥、凯航达运输部认可杨斌成等人和三润公司上诉事由中，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并补充理由如下：首先，第三者和车上人均是特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可以相互转化。这一观点不仅得到最高院公报案例的肯定，近年来也被诸多法院援引，并据此判决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险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全国各地未支持第三者险赔付的案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案发时被害人在车内，碰撞瞬间被甩出车外，再被本车第二次撞击伤害，该情况显然与本案不符；二是车上人员对车辆进行错误操作或放弃应当进行的必要操作而离车，在离车后，因自己的错误或放弃操作而导致车辆给自己造成损害的。考虑到损害是由于被害人以车上人员身份进行操作时的过错引起的，故部分法院认为被害人作为车辆实际驾驶人员的身份并没有因为离车而改变。在本案中，杨旭东是在车辆车轮陷入泥坑，已经无法行驶的状态下不得已下车。在车辆陷入之前，其无法预见河堤路面会忽然发生塌陷，其对车辆的操作不存在失误。而杨旭东的损害则是其转化为车下人员之后，被倾倒的车辆压制导致的，属于发生意外事故，与其之前的驾驶操作不再具备关联性，应认定身份转化成立。除三润公司在上诉状中列举的案例外，在广州市中院（2020）粤01民终12852号判决书中，也就与本案相似案情，做出了保险事故第三者的认定。三、受害人杨旭东自己承担50%的责任符合事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受害人杨旭东作为驾驶人员，在车上的操作并无不当。但其在车辆陷入泥坑无法行驶后，到车底查看。根据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此时车身已见倾斜，根据一般的常识和经验，搅拌车车身重达数吨，陷入泥坑后非一人之力所能摆脱，在车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下，极易发生倾倒。此时应立即到安全区域请求救援。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现场目击证人证言，从车辆静止到最后倾覆，至少有数十秒的时间，被害人完全有机会在下车后离开危险区域，却一直留在车底查看，错过了逃生机会，其自身存在过错，可减轻其他侵权人的责任。综上，请求法院对一审判决中关于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部分依法予以改判。三润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润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旷清平等人、凯航达运输部、李祥、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案件法律关系定性混乱，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当依法改判。本案涉及到保险合同、人身损害、雇佣关系、运输合同关系的竞合，但一审判决仅定性侵权法律关系且适用侵权责任法来处理本案，在分析保险合同责任时，也简单以侵权责任作为赔偿依据，结果必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第三者”的范围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作出界定。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根据本案事实，意外事故发生时，受害人杨旭东正在车外，查看车底情况，完全、准确地符合中国平安保险条款中对第三者的约定，不属于车上人员而属于第三者。杨旭东之前的驾驶员身份并不影响其发生事故时的第三者身份。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公报案例（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同时，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3.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定，其实际上是参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4318号案例的论述，而该案例与本案在事实方面有本质的区别。在（2017）京03民终4318号案例中，驾驶员梁洪印明知应急车道禁止违法停车，仍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并且未设置警示标志，其本人下车站在应急车道，导致事故发生，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可见，驾驶员梁洪印是在能够控制车辆的情况下，且明知有可能发生事故的风险的情况下，自动放弃对车辆的控制，其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本案中，驾驶员杨旭东发现车辆发生异常倾斜时，下车查看路况，以避免直接掉入水中的风险，这时意外发生，车辆发生倾覆，导致事故发生。驾驶员是一个老司机遵守操作规范，因对意外事故的没有预见，而导致事故发生，其不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不应当适用（2017）京03民终4318号案例的逻辑判断。4.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9民终994号案、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7民终400号案两个案例与本案有高度的类似，均认定保险公司应当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责任。5.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意外事故，其并不必然存在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存在与否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三、关于雇主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1.雇员遭受人身损害，有可能是侵权行为，也有可能没有侵权行为，可能是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件；2.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只有在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下，不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雇主责任也是类似，其他情形下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驾驶员杨旭东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遭受伤害，其不存在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其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因为驾驶员杨旭东本人存在失误而免除责任。四、关于三润公司责任分析。1.三润公司与凯航达运输部之间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三润公司与凯航达运输部签订了《搅拌车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凯航达运输部提供车辆为三润公司运输混凝土，三润公司按方量支付运费，运距在5公里以内运价为30元/立方，运距在6-30公里运价为42/立方，运距超过30公里，每立方每公里运费上涨1元。该合同第3条第3款约定：“出现交通事故与本公司无关，由乙方（凯航达运输部）负责处理”；第4款约定：“乙方（凯航达运输部）负责其车辆的一切费用以及司机、管理人员的资料、福利、安全、保险等相关费用”。可以看出，三润公司是运输合同托运人，凯航达运输部是承运人，承运人应当根据自身的专业技术，选择合理的路线，保障货物安全及时运送到目的地，并对运送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三润公司不应当对运输过程中的交通事故等风险承担责任。2.关于超载问题。首先，超载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没有因果关系。本次事故是因车辆行驶路面松软，汽车过于靠近路面的边缘，驾驶员疏忽大意未观察到路面情况，导致事故发生。其次，根据三润公司与凯航达运输部签订的《搅拌车租赁合同》，三润公司是按装载的方量向凯航达运输部结算运费，是按照凯航达运输部的要求进行装载车辆。超载对凯航达运输部是有利益的，但对三润公司没有任何利益，不应将超载的原因归咎于三润公司。一审法院以超载为由，判决三润公司承担本案30%责任，对三润公司明显不公平，请求依法改判。针对三润公司的上诉，旷清平等人答辩称，上诉有部分认同，对三润公司的关于保险理赔部分认同，关于三润公司责任问题不认可，理由是1.三润公司是受益人应当承担责任。2.三润公司存在过错。搅拌车载量明确，但超载40%。由于超载导致车辆在路途中发生事故，所以三润公司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不是受害人负最大的责任。3.把搅拌水泥送到目的地的线路是三润公司指定的，三润公司应当负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明显不恰当。李祥、凯航达运输部答辩如下：三润公司认为雇主凯航达运输部应承担责任，而三润公司不承担责任，是不成立的。本案中三润公司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凯航达运输部和三润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无论是车辆还是司机在进驻三润公司之后均归属三润公司统一调度和管理。本次事故中，杨旭东运输的目的地和路线、出车时间、车队的次序都是由三润公司全权决定，根据运输流程，司机是将空车开到指定装货区，由三润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混凝土灌入车罐中，与凯航达运输部没有关系。灌入数量，司机不清楚，在月末才能看到运输总量。本案中案涉车辆超载达到12510KG，超过核定总载重的40%，三润公司将车辆置于超载状态，没有对工地路面进行考察，是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对杨旭东承担50%的问题，杨旭东作为驾驶人员在车上的操作无不当，在车辆陷入泥坑无法行驶的情况，此时车身已倾斜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倾倒，此时杨旭东应当到安全区域请求救援，其一直留在车底查看，自身有一定过错。其他意见与前述答辩意见一致。针对旷清平等人、三润公司的上诉，平安保险公司共同答辩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25页法理观点：根据侵权法基本原理，任何危险作业的直接操作者不能构成此类侵权案件的受害人，当他们因此而受到损害时，应基于其他理由（如劳动安全）请求赔偿，机动车驾驶人因其本人的行为造成自己损害，他不可能成为其本人利益的侵权人，并对其自己的损害要求自己保险的赔偿，驾驶人不能纳入第三人的范围，驾驶人可以通过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来承保自己遭受的损害。结合本案，杨旭东是案涉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对机动车有实际的控制力，其自己的行为造成自身损害，对其赔偿不符合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因此，驾驶人杨旭东不属于第三人，也不可能转化为第三人。二、杨旭东是粤C×××**号车辆的驾驶人，无论其下车与否，均改变不了其驾驶人的身份，杨旭东不可能既是侵权人，又是受害人（第三者），否则形成“自己对自己主张赔偿”的悖论。首先，经查，2020年3月26日，杨旭东驾驶粤C×××**号混凝土搅拌车行驶至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围头村合兴围路段时，因操作不当发生侧翻，司机杨旭东逃生不及时被车辆压住死亡，珠海市公安局上横派出所经调查后，排除了刑事案件，案件车辆上只有一个人，系单方事故，司机是杨旭东，因此，司机杨旭东本人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次，本案案由系生命权纠纷，即侵权纠纷，那就要查明谁是“侵权人”，谁是“受害人”。粤C×××**号肇事车辆的驾驶人是杨旭东，其对该车进行实际控制及操作，车辆发生侧翻逃生不及时被车压住死亡，如果公安机关需要认定责任的话，那么因是单方事故，司机杨旭东必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侵权人”是杨旭东，而杨旭东又在事故中死亡，因此，杨旭东既是“侵权人”又是“受害人”，法律上不可能“自己对自己赔偿”，即本案没有侵权法律关系。否则，有悖侵权法理基础。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即必须以作为责任保险事故基础的侵权法律关系成立为前提，若侵权关系不成立，则责任保险自然不成立。“第三者”的界定自然亦就应当以被保险人是否对其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标准。因此，本车的司机在交通事故中造成司机自己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不能向本车的保险人请求赔偿，即“自己赔自己”，否则就违反了责任保险的最基本原则。机动车驾驶人并不能仅限于手扶方向盘的操控人，而是泛指对上路的机动车具有交通事故风险控制义务的人。正是基于为了减少驾驶人的赔偿风险，同时为了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救济目的，才出现了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本案中，无论杨旭东下车与否，该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杨旭东，而非其他任何人。杨旭东违法超载，未确保安全驾驶，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因果关系不因杨旭东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此时车辆何种状态、杨旭东是否在车内，均不能改变杨旭东的驾驶人身份。显然，对于本车而言，杨旭东就是侵权人，是车上人员，也是受害人，若再认定杨旭东属于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则形成“自己对自己主张赔偿”的悖论。三、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杨旭东系肇事司机，其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第三者”，即不属于案涉车辆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首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与上述法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交强险本质上是“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因此，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及保险条款的约定，驾驶人杨旭东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范围。其次，同理，《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杨旭东在法律上属于“驾驶人”，其实际对案涉车辆进行支配和控制，即使因逃生等原因下车，其仍负支配和控制该机动车的法定义务，其并不是“第三者”，也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四、司机杨旭东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属于工伤或提供劳务范畴，未形成侵权法律关系，旷清平等人应当另循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五)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本案中，司机杨旭东系因工作原因（送货）受到伤害，属于工伤范畴或雇佣关系，与本案生命权（侵权法律关系）纠纷显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旷清平等人按《工伤保险条例》或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权利。五、关于杨旭东意外死亡，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查明的事实，司机杨旭东受雇于李祥，与李祥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李祥或凯航达运输部作为雇主或车辆的管理人依法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李祥作为驾驶人，负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其未确保安全驾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李祥或凯航达运输部承担20%的责任，杨旭东自担50%的责任是正确的。同时，杨旭东系因工作原因（送货）受到伤害，车辆由三润公司租用，事发时，三润公司对该车辆安排装运货物，并按三润公司指定的时间、地点、目的地进行运输，三润公司明知运输路线为村道，道路狭窄、崎岖不平，仍然严重超过安全装载规定对车辆进行装载，并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三润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也是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另补充，保险责任以书面为准。关于责任份额，因为本案是单方事故，驾驶人是该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法律上的风险承担人，驾驶人负有确保安全驾驶的义务。本案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人没有确保安全驾驶。平安保险公司认可一审法院对责任的认定。旷清平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旷清平等人精神抚慰金80000元及其各项经济损失1771339.11元（合计1851339.11元）；交强险限额内的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平安保险公司“两险”配额不足部分由凯航达运输部、李祥、三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凯航达运输部、李祥、三润公司、平安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9年8月1日凯航达运输部与三润公司签订《搅拌车租赁合同》，约定由凯航达运输部提供搅拌车（包括粤C×××**搅拌车）进入三润公司，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归属三润公司管理和调度。2020年3月由于受疫情影响，李祥需居家隔离，同月5日李祥雇请杨旭东为粤C×××**搅拌车驾驶员，为三润公司运送混凝土。2020年3月26日18时许杨旭东驾驶粤C×××**搅拌车为三润公司运送混凝土，途经莲洲镇围头村合兴围路段时，突然靠路边将车停下，从驾驶室下车查看时，车辆突然向左侧发生倾翻至旁边的河道。经公安、消防等部门的救援，在肇事粤C×××**搅拌车车底找到受害人杨旭东的尸体，经公安部门侦查，杨旭东死因排除暴力死亡等情况，死因暂定为重物所压致死，排除他杀可疑。3月31日经交警部门对肇事车辆质量司磅，肇事时总质量为43510KG（11820KG+31690KG），2020年4月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李祥先行赔偿旷清平等人400000元。肇事粤C×××**搅拌车登记整车质量为14270KG、核定载质量为16600KG、车主为李祥，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50000元等，保险期限自2019年5月16至2020年5月15日。另查明，受害人杨旭东的父母是杨斌成、刘贵云、配偶是旷清平、生育女儿杨晴（持二级残疾证）、儿子杨鹏武。杨斌成、刘贵云生育子女2人（包括受害人杨旭东）。一审法院认为：李祥受疫情影响需要居家隔离，期间雇佣受害人杨旭东为粤C×××**搅拌车司机，为三润公司运送混凝土，上述事实有李祥在公安部门的陈述进行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李祥与受害人杨旭东构成雇佣关系，受害人杨旭东在从事雇佣工作中受到伤害，旷清平等人因此提出诉讼，因此本案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关于本案赔偿损失金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旷清平等人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诉请各项损失有误，应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即丧葬费损失85271.5元（170543元/年×6个月）、死亡赔偿金1104380元（5521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308572.29元，其中杨斌成为100077.50元（40031元/年×5年÷2人）、刘贵云为208494.79元（40031元/年×10年5个月÷2人），杨晴为多重二级残疾，结合杨晴提供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杨晴患有精神二级（中度）、肢体三级（轻度）]，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符合“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因此对杨晴诉请的扶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旷清平等人误工费损失，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但鉴于旷清平等人为处理事故，确实存有该项损失，一审法院参照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农业）标准按3人计算10天，即为4351元（52211元/年÷360天×10天×3人），旷清平等人住宿费损失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一审法院酌定按3人、每人每天100元计算10天，即3000元（100元×3人×10天），旷清平等人诉请精神抚慰金损失，一审法院审查认为，由于事故造成旷清平等人的亲人死亡，给旷清平等人在精神上带来伤害，因此旷清平等人诉请赔偿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旷清平等人精神抚慰金损失为80000元。综上旷清平等人在本事故中的损失为1585574.79元。二、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规定，受害人杨旭东驾驶严重超载车辆、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下车，是生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三润公司租用事故车辆运送混凝土，为事故车辆严重超出核载重量装载混凝土，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李祥是受害人的雇主、凯航达运输部是事故车辆的出租方，未能尽到对事故车辆的监管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受害人杨旭东应承担事故造成的50%责任，三润公司应承担事故造成的30%责任，李祥、凯航达运输部共同承担事故造成的20%责任。三、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受害人杨旭东是事故粤C×××**搅拌车司机，途中突然靠路边停车，从驾驶室下车查看时发生事故，因此事故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受害人杨旭东，受害人杨旭东是事故车辆的实际驾驶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受害人杨旭东作为事故粤C×××**搅拌车的驾驶人，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规定的第三者范畴，且考虑到本案中李祥已支付旷清平等人款项400000元，超出其在本案中确定的赔偿金额，故旷清平等人请求平安保险公司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畴赔偿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赔偿金额问题。三润公司应承担事故造成损失的30%责任，应赔偿旷清平等人475672.44元（1585574.79元×30%）；李祥、凯航达运输部应承担事故造成旷清平等人损失的20%责任，应赔偿旷清平等人317114.96元（1585574.79元×20%），鉴于李祥已赔偿旷清平等人400000元，已经履行完毕其在本案中确定的赔偿金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作出判决如下：一、三润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旷清平等人损失475672.44元；二、驳回旷清平等人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62元，由旷清平等人负担12905元，由三润公司负担8557元。二审时，旷清平等人提交证据1.衡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2021.1.27出具），一审时提交了残疾证，但一审认为残疾证没有显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应当支持抚养费（40031元/年×20年÷2）。证据2.衡山县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21.3.2出具），证明杨旭东的父母年纪大还有痴呆，有残疾女儿，需要长期照顾，没有生活来源。三润公司、凯航达运输部、李祥没有异议。平安保险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院审查。本院查明，2021年1月27日，衡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衡劳鉴20210115339号），确定杨晴目前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责任比例的问题。本案中，受害人杨旭东驾驶严重超载车辆、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下车，是生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三润公司租用事故车辆运送混凝土，为事故车辆装载的混凝土严重超出核载重量，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李祥是受害人的雇主、凯航达运输部是事故车辆的出租方，未能尽到对事故车辆的监管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认定受害人杨旭东应承担事故造成的50%责任，三润公司应承担事故造成的30%责任，李祥、凯航达运输部共同承担事故造成的20%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旷清平等人、三润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受害人杨旭东是事故粤C×××**搅拌车司机，途中突然靠路边停车，从驾驶室下车查看时发生事故，因此事故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受害人杨旭东，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规定的第三者范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亦符合我市同类案件司法实践，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杨晴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20年。一审认定杨斌成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5年，刘贵云计算10年5个月，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径行采纳。另，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据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08871.51元（40031元/年×10年5个月+40031×9年7个月÷2人）。对于其他赔偿项目的金额，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径行采纳，本案损害数额为1885874.01元，包括：1.丧葬费损失85271.5元；2.死亡赔偿金110438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608871.51元；4.旷清平等人误工费损失4351元；5.旷清平等人住宿费损失3000元；6.精神抚慰金80000元。三润公司应承担事故造成损失的30%责任，应赔偿旷清平等人565762.20元（1885874.01元×30%）；李祥、凯航达运输部应承担事故造成旷清平等人损失的20%责任，应赔偿旷清平等人377174.80元（1885874.01元×20%），李祥已赔偿旷清平等人400000元，已经履行完毕其在本案中确定的赔偿金额。综上所述，鉴于出现新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调整。旷清平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三润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杨斌成、刘贵云、旷清平、杨晴、杨鹏武损失565762.20元；三、驳回杨斌成、刘贵云、旷清平、杨晴、杨鹏武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62元，由旷清平等人负担12004元，由三润公司负担94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8元，由杨斌成、刘贵云、旷清平、杨晴、杨鹏武负担16370元，由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94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