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15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平安金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法定代表人：丁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蓉，女，汉族，1983年12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440××××××××××××022，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美英，女，朝鲜族，1981年5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2×××××××××××××××××，公民身份号码222××××××××××××54X。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日，男，朝鲜族，l981年5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222××××××××××××253。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楚香，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鸿德，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20-26楼。负责人：廖志坚。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美英、金日、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6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结果，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5万元；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金日所确诊疾病符合案涉保险合同（合同号码P040××××××××2933）重疾条款，上诉人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事实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不符合涉案合同约定的重疾，上诉人无支付重疾保险金依据。尾号为2933保险合同对重大疾病有明确定义并做了清晰列举，而根据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病历资料显示，被上诉人所患疾病为“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3级）、脑室积血、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高脂血症、左侧筛窦炎症、双下鼻甲肥大。”《疾病证明书》对此有明确结论，该疾病不与涉案合同所列举的任何一种重大疾病相符，上诉人没有赔付重疾保险金的合同依据。2.被上诉人金日所行手术也不符合涉案合同约定的重疾范围，上诉人同样无支付重疾保险金的依据。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定义，人身保险合同承保的重大疾病保障范围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具体的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第二类是疾病状态，如昏迷、四肢萎缩等，这些不是具体的疾病，是因疾病产生的身体严重健康问题的一种状态，第三类是手术，如主动脉手术，它保障的是重大的手术，微创的手术达不到严重程度是不在合同赔付范围内的。而在实际情况中，疾病的治疗是医生根据病情等原因作出的，与保险无关，保险保障的是相应的严重疾病或符合严重性的医疗措施。本案金日所行手术在合同中没有对应的重疾类型，上诉人无法赔付。3.金日所行左侧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已明确不在合同的保障范围内。根据尾号2933保险合同条款7重大疾病释义第61项，明确动脉瘤栓塞术不在保障范围内，其原因就是不同手术方式之间风险程度不一样，该手术非重大的手术，不属于上述第2点所说的重大手术范围。4.被上诉人认为其所患疾病符合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标准，但并未对此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根据《保险法》规定及合同约定，被保险人申请赔付保险金应当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并未能证明其所患疾病符合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几种，对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金日所确诊的疾病及手术方式，就随意适用合同条款，并得出上诉人限制手术方式的结论。上诉人认为限制手术方式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所确诊的疾病为合同约定的重疾，但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其保障的是“脑动脉瘤夹闭手术”这种手术的风险，而非脑动脉瘤疾病本身。因此一审法院的结论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上诉人应根据尾号2933保险合同的重疾条款承担保险责任，上诉人应赔付的保险金应是20万，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5万。尾号2933的保险合同的重疾保额是25万，按照合同约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保险事故符合重疾条款，上诉人根据合同条款赔付25万元。由于上诉人前期已依据特定轻度重疾条款赔付了被保险人5万，因此扣除5万后，上诉人应赔付的保险金差额应是20万并非25万。一审法院未能全面依据案件事实及证据材料作出认定，认定事实不清，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李美英、金日提交答辩意见称，一、三份《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对“重大疾病”、“特定轻度重疾”的描述存在概念矛盾、混乱及严重不一致，因保险合同均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且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内容及概念存在严重的争议，并且与被上诉人所理解的严重不一致，故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即被上诉人的解释，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的疾病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重大疾病”。2277号保险合同以及2160号保险合同都清楚的列明了“重大疾病”包括“与心脏或脑血管相关的疾病”以及“深度昏迷”、进行“开颅手术”、进行“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的疾病。一方面，说明了“脑血管疾病”也属于“重大疾病”范围；另一方面，本案被上诉人金曰所患的疾病正是“脑动脉瘤破裂”。因此，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的疾病属于脑血管性疾病而不在属于“重大疾病”的“良性脑肿瘤”范围内，存在概念矛盾、混乱及严重不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因保险合同均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且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内容及概念存在矛盾、混乱及严重不一致的情况，存在严重的争议，并且与被上诉人所理解的严重不一致，故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即被上诉人的解释，故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的疾病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重大疾病”。二、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完全符合保险合同中“重大疾病”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的疾病特征，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以列举疾病名称、手术方式等来限制对“重大疾病”的解释，不但与常人的理解不符，且也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的疾病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重大疾病”。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供的证据《出院小结》可知，被上诉人金日被惠州市××人民医院进行颅脑CT后诊断为“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入院后予告病危”，故惠州市××人民医院于2018年4月26日晚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进行了“DSA脑血管造影术+左侧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可见并诊断为“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同时，惠州市××人民医院于2018年5月6日经颅脑平扫后发现被上诉人金日“符合动脉瘤夹闭术后改变”。而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所列明的属于“重大疾病”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是指因脑动脉瘤破裂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被保险人已经实施了全麻下进行的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即保险合同条款所列明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基本特征是脑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全麻下进行手术，而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的特征亦包括了脑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全麻下进行手术、符合脑动脉瘤夹闭术，其特征完全符合保险合同条款所列明的属于“重大疾病”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的基本特征，故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重大疾病”。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以保险合同所列明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是指“被保险人已经实施了全麻下进行的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而认为被上诉人金日所进行的“DSA全脑血管造影术+左侧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术”不符合保险合同所规定的手术方式，但根据惠州市××人民医院在对被上诉人金日进行治疗时表示，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原先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的疾病需要开颅才能做手术，但是现在采取微创的方式在可以治疗疾病的同时又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因此，建议选择先进的、科学的、手术风险小的手术方式即“DSA全脑血管造影术+左侧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术”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式同样可以达到通过开颅手术达到治愈的目的，故在医生的专业建议下，被上诉人当然不会为了要符合上诉人提供的违反常理的、违反人性的、不合理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的固定的、且具有更高风险性的开颅手术方式而放弃低风险、较为安全的救治方式，被上诉人的选择也是符合常理的，同时，被上诉人金日所进行的“DSA全脑血管造影术+左侧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同样达到了符合动脉瘤夹闭术后的效果，因此，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保险公司拟定医疗保险产品条款，应当尊重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不得在条款中设置不合理的或者违背一般医学标准的要求作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第二十三条“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健康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根据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被确诊疾病的，保险公司不得以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1）免除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2）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之规定，上诉人以限定治疗方式来限制被上诉人获得理赔的权利，实际保障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治疗方式，排除了被上诉人享有的对疾病治疗方式的选择权，完全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客观上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让被上诉人承担更大的风险责任，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故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范围。三、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中有备注“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一方面，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在医院上包括各种各样情况，其涵盖的范围、疾病特征亦无法穷尽，上诉人仅是注明“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并没有详细向被上诉人书面提示并说明其具体的含义以及包括哪些疾病、特征等具体情况，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上诉人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中备注的“脑垂体瘤、脑囊肿、病不在保障范围内”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另一方面，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合同都清楚的列明了“重大疾病”包括“与心脏或脑血管相关的疾病”，而上诉人又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中备注“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两者存在自相矛盾，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即被上诉人的解释，故脑血管性疾病亦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重大疾病”。四、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所列举的疾病名词都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概念解释，对专业性很强的概念解释只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能理解，常人一般只会根据常理来判断。“重大疾病”作为一个不确定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容易确定，在保险条款中通常采用列举方式进行解释，但不代表上诉人可以用列举疾病名词及其特征来限制对“重大疾病”的解释。按照常人的理解，“重大疾病”应当指那些严重危及人体生命安全和生活的情况，被上诉人金日患病时已被惠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属于“病危”，已经严重危及了生命安全，即事实上也已经达到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常人所理解的“重大疾病”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为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并依法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以彰法律之公平公正。李美英、金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履行P040××××××××2933号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李美英、金日支付保险金人民币25万元；2.第二被告履行P040××××××××2277号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金日支付保险金人民币32万元；3.第二被告履行P040××××××××2160号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李美英、金日支付保险金人民币19.9万元；4.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美英与金日是夫妻关系。共三次向被告购买保险。第一次在2014年9月10日，原告李美英向第二被告投保，购买人身保险，双方签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金日，投保主险的保险期限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30万元，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6180元。附加险有三个险种：平安福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2625元。长期意外险，保险期限37年，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1470元。豁免重疾，保险期间20年，交费期限19年，每年交纳保险费113.1元。合同对良性脑肿瘤的定义如下：指脑的良性肿瘤，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视神经乳头水肿，精神症状、癫痫及动感觉障碍等，并危及生命。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并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1）实际实施了开颅的脑肿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手术；（2）实际实施了对脑肿瘤进行的放射治疗。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2014年9月10日，原告李美英向第二被告缴纳保险费10388.1元，第二被告开具发票给原告李美英。第二次在2016年9月19日，原告金日向第二被告投保，购买人身保险，双方签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金日，投保主险的保险期限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38万元，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8740元。附加险有三个险种：平安福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32万元，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4096元。长期意外险，保险期限35年，交费年限20年，每年交纳保险费720元。豁免重疾，保险期间20年，交费期限19年，每年交纳保险费110.19元。合同对良性脑肿瘤的定义如下：指脑的良性肿瘤，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视神经乳头水肿，精神症状、癫痫及动动感觉障碍等，并危及生命。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并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1）实际实施了开颅的脑肿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手术；（2）实际实施了对脑肿瘤进行的放射治疗。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第三次在2016年12月20日，原告李美英第二次向第二被告投保，购买人身保险，双方签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金日，投保平安福人寿险，主险的保险期限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交费年限19年，每年交纳保险费4580元。附加险有三个险种：平安福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199000元，交费年限19年，每年交纳保险费2527元。长期意外险，保险期限至70岁，交费年限19年，每年交纳保险费940元。豁免C16，保险期终身，交费期限18年，每年交纳保险费45.07元。合同对良性脑肿瘤的定义如下：指脑的良性肿瘤，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视神经乳头水肿，精神症状、癫痫及动动感觉障碍等，并危及生命。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并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1）实际实施了开颅的脑肿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手术；（2）实际实施了对脑肿瘤进行的放射治疗。脑垂体瘤、脑囊肿、脑血管性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合同对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的定义如下：指因脑动脉瘤破裂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被保险人已经实施了在全麻下进行的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从手术记录来看，原告金日未行开颅手术。同日，原告李美英缴纳至2018年1月1日止的保费8092．37元，第二被告出具《首期保险费交纳对账单》给原告李美英。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5月7日，原告金日在惠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记录》记载既往史：否认肝炎史、疟疾史、结核史、患高血压5年余，未服用降压药，未规律监测血压；家族史：父母均有高血压，父亲因“脑出血”去世。病史叙述者：本人及家庭。出院诊断结果为：1.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3级；2.脑室积血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4.高脂血症；5.左侧筛窦炎症；6.双下鼻甲肥大。惠州市××人民医院出具治疗意见：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专科随诊，半年后复查脑血管造影术。此后，原告金日索赔，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代表第二被告）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理赔结果如下：1.P040000012432933号保险单（投保人：李美英，被保险人：金日）：按《平安福重疾14条款》计算给付特定轻度重疾保险金人民币伍万元整（RMB50000.00）；保险单合计给付人民币伍万元整（RMB50000）；2.解除P040000020392277、P040000021672160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歉难给付相关保险金。该案件共计：给付人民币伍万元整（RMB50000）注：经审核，被保险人投保P040000020392277、P040000021672160保险合同前存在高血压病史，而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严重影响了本公司的承保决定，且本次事故不符合相关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及特定轻度重疾的标准，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及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做出上述决定。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自认是原告的保险人，第二被告是第一被告的总公司，第一被告是第二被告的分支机构。双方如下事实的认知产生重大争议：一是原告金日被惠州市××人民医院确诊的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属于哪一类型的疾病?原告主张，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属于保险范围内的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指因脑动脉瘤破裂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被保险人已经实施了在全麻下进行的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第二被告主张，原告金日所患疾病属于良性脑，不属于保险的范围。二是原告金日在投保前是否明白身患高血压?在投保时，第二被告未要求原告金日体检，依据金日的单方陈述作出承保的决定。对于原告是否有可能通过体检的途径查询，法庭向原告询问在过去的几年是否在某一家医院有体检记录?原告委托代理人当庭称不清楚，原告本人回复称，2004年至2015年公司有安排体检，但是没有检查有高血压的情况，此后公司没有安排体检，公司在2019年倒闭，无法查询体检资料。以上事实有人身保险合同、出院记录、入院记录、疾病证明书、理赔通知书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美英、金日赔偿保险金25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美英、金日其他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45元，其中1868元由第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其中3877元由原告李美英、金日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一审判决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情形，当事人未上诉部分，本院二审不予审查，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围。2014年9月10日双方订立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属于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经医院诊断，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为“1、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3级)；2、脑室积血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4、高脂血症；5、左侧筛窦炎症；6、双下鼻甲肥大”，而保险合同条款在释义部分，第9.3条将“重大疾病”采用列举的方式，限定为包括良性脑肿瘤在内的若干病种，未将“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3级)”列举在内，也未明确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重大疾病并未具体的病种，非医学专业术语，在双方产生争议时，应按照常人理解予以确定语义，而不能仅限于保险合同条款列举的范围，应指病情严重危及人身生命的疾病。针对“左侧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3级)”病情，医院采取的治疗方式，符合通常理解的“重大疾病”范围，故一审法院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认定被上诉人金日所患疾病属于“平安福重疾”保险范围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理赔25万元，扣除其已经赔付的5万元，仍需赔付2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略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6492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6492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李美英、金日赔偿保险金2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李美英、金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795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804元，由被上诉人李美英、金日负担7991元。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预交部分，在执行过程中径行抵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钟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