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81民初509号原告：杨宏毅，男，197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洪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恺琪，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状元洲路**。法定代表人：余水红。被告：余水红，男，197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述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辉，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宏毅与被告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宏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恺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宏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1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计算标准：自2020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自2020年6月26日至2020年11月13日的销售提成33660元（计算标准：200ml：6元/件×5430件=32580元；458ml：12元/件×90件=1080元）；3.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000元（计算标准：自2020年8月15日起按500元/天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11月25日为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未参加本案庭审，但其在庭后书面辩称：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属实，但《补充协议》系原告单方面伪造。理由是：第一，《补充协议》的内容与主合同《合伙协议书》的内容大相径庭，内容显失公平。原告在《补充协议》没有任何合伙人风险共担的责任。第二，《补充协议》全部由原告手写，原告在合伙期间居住在被告公司，完全有条件拿到被告公司的印章偷盖。第三，合同至少要一式两份，但被告手中的《合伙协议书》上却没有任何《补充协议》的内容。第四，原告向被告公司投资的时间是2020年4月10日，次日就产生《补充协议》的内容不合常理。2.原告中途提出退出合伙，未经过清算无权要求退还合伙资金。被告应原告的强烈要求才同意其参与合伙，因前期投入和受疫情影响，公司市场销售业绩及经济效益出现滑坡，原告在公司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选择从背后做手脚的手段，私自篡改合同，意图转嫁损失脱离公司，被告对原告不予强留。根据相关规定及《合伙协议书》约定，原告需要经过财务清算后，方可如实退还其合伙资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登记成立于2019年4月8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余水红，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预包装食品批发、食品的互联网销售、饮料销售、乳制品批发等。2020年11月23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余水红、刘晓凤。2020年3月30日，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合伙人甲方）与原告杨宏毅（合伙人乙方）签订《合伙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合伙经营成立蒙牛活菌乳湖南平台公司（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总投资为100万元，甲出资/万元，乙出资10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10%，甲方负责全湖南经营，乙方负责张家界、怀化、吉首市场运营经营。第二条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由甲负责办理工商登记。第三条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一年。如果合同到期，平台股东无异议，未签订新协议，此协议顺延。第四条合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企业盈余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企业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当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第五条他人可以入伙，但须经甲乙双方同意，并办理增加出资额的手续和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第六条出现下列事项，合伙终止：（一）合伙期满；（二）合伙双方协商同意；（三）合伙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四）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第七条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协议尾部，被告余水红、水红商贸公司在甲方处分别签名、加盖印章，原告杨宏毅在乙方处签名。签订协议时，原告杨宏毅并未支付投资款。2020年4月9日，被告余水红携带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印章来到怀化，与原告杨宏毅商量投资款支付事宜。2020年4月10日，被告余水红向原告杨宏毅开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怀化杨宏毅湖南省平台交来投资款（10%股份）金额（大写）壹拾万元￥100000”，被告余水红在该收据的经手人处签名，并在收款单位处加盖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印章。2020年4月11日上午，原告杨宏毅与被告余水红、水红商贸公司在宾馆继续协商投资事宜。原告杨宏毅在《合伙协议书》尾部添注：“补充协议：1.甲方绝对保证杨宏毅入股公司的本金安全，就算公司有什么财务状况，余水红私人绝对负责杨宏毅10万元入股公司的本金和销量提成（3-5个工作日）一次性到杨宏毅账户上。2.乙方只要向退出平台，随时退，甲方随时可以退乙方10万元入股公司的本金和销售提成，并在乙方提出退出平台当天起3-5个工作日将以上2笔款项一次性到杨宏毅的账户上，否则，甲方向乙方赔偿500元/天的误工费，以此类推。2020年4月11日。”上述手写添注的两点内容上均加盖了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印章。同日，原告杨宏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余水红个人账户转账100000元。2020年8月7日，原告杨宏毅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被告余水红提出退出合作，发送的信息内容为：“……我从年前加入到现在经历了疫前疫后招商起落无常的考验，从零到近30来个客户，到现在的10个客户……我实感力不从心，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凑，难以担此重任……为了不影响公司运营蒙牛活菌酸奶的进度，只能心痛的放弃与您们并肩前行……请余总尽快安排时间来湘西交接客户，我把入股股金凭据交于您！”被告余水红回复：“收到”。2020年9月2日，原告杨宏毅通过微信再次向被告余水红发送信息，内容为：“余总，那我明天下午1点半左右到办公室，交接一下怀吉市场相关事宜，同时把股金收条给您！麻烦您把10万元股份及7月和8月的销量提成准备一下，我有急用，谢谢”。2020年9月5日，原告杨宏毅与被告余水红见面商谈还款事宜，被告余水红在其出具的《收据》反面书写：“此款月底付清余水红2020.9.5”。此后，原告杨宏毅又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余水红催问100000元投资款及6月27日之后的业务提成，但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均未支付。诉讼中，原告杨宏毅陈述，其作为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负责开拓怀化、吉首市场，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不支付原告杨宏毅底薪，仅按销售量计算提成，销售提成的标准为200ml的蒙牛活菌乳按6元/件，458ml的蒙牛活菌乳按12元/件，原告杨宏毅在收到客户支付的货款后，按约定标准自行扣除销售提成后，再报单付款给被告水红商贸公司；2020年6月26日之前原告杨宏毅销售的订单，两被告均按上述标准支付了销售提成。此后，双方约定，因原告杨宏毅成为了平台股东，故自2020年7月开始的订单不再按销售量计算提成，而是458ml的蒙牛活菌乳按每件5元、200ml的蒙牛活菌乳按每3件5元计算销售费用，原告杨宏毅在收到客户货款后全额转入两被告指定账户，到年底再按占股比例分配全湖南平台的利润。原告杨宏毅认为，现双方已经解除合作，故两被告应按约定的计算标准支付销售提成。为证明销售提成的标准，原告杨宏毅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被告余水红的报单记录及付款记录。具体情况为：2020年5月5日、6日原告杨宏毅与怀化、永顺客户约定200ml：36元/件、100件送20件；458ml：92元/件、100件送10件；被告余水红对此销售方案表示同意。2020年5月6日，原告杨宏毅向被告余水红发送报单计划如下：怀化市区杨总，200ml，100件×30元=3000元+赠送30件=130件；458ml，10件×80元=800元+赠送2件=12件，计币：3800元；怀化洪江市戈老板，200ml，30件×30元=900元+赠送6件；上述合计4700元；原告杨宏毅通过微信向被告余水红转账4700元。为证明2020年6月26日（报单月份为7月）至2020年11月13日的销售数量、报单情况及全额付款数额，原告杨宏毅向本院提交了其向被告余水红的报单计划及转账记录。经核对和统计，原告杨宏毅在上述期间向被告余水红报单情况为200ml的蒙牛活菌乳4680件、458ml的蒙牛活菌乳90件（均不含增品），保靖、吉首、龙山的售价为200ml的蒙牛活菌乳30元/件，其他地区的售价均为200ml的蒙牛活菌乳36元/件、458ml的蒙牛活菌乳92元/件，原告杨宏毅将所收客户的货款通过微信如数转账给被告余水红。原告杨宏毅还陈述，在2020年9月25日之后，保靖和龙山的货款由客户直接支付给了被告余水红，其中向保靖、龙山分别销售200ml的蒙牛活菌乳350件、400件，并表示该销售量也应计入至原告杨宏毅的销售总量中。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陈述，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公章虽然由公司办公室文员保管，但当时原告杨宏毅在公司办公室住了10天，《补充协议》上的公章是由原告杨宏毅在公司办公室私自加盖的。2020年6月以前，由于原告杨宏毅开拓市场所花费的零星开支未进行报销，所以被告余水红对原告杨宏毅在按200ml的蒙牛活菌乳6元/件、458ml的蒙牛活菌乳12元/件的标准扣除费用后再行支付货款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表示，其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书》，对于销售数量则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报单数据为准，但是销售费用就是销售提成，标准为200ml的蒙牛活菌乳按每3件5元、458ml的蒙牛活菌乳按每件5元，不论是否是公司股东，标准都是一样。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原告杨宏毅主张的投资款、销售提成及违约金标准如何认定；三、被告余水红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现本院分析并认定如下：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杨宏毅与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2020年4月11日，原告杨宏毅与被告水红商贸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协议对原告杨宏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及被告水红商贸公司负有返还投资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销售提成的义务进行了约定。该《补充协议》内容虽为原告杨宏毅书写，但加盖了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印章，即足以表明该协议中的内容是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亦是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为有效，协议内容对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具有约束力。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抗辩《补充协议》上的公章系由原告杨宏毅在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办公室私自拿章加盖，但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原告杨宏毅与被告余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余水红在2020年4月9日携带公司印章来到怀化，并与原告杨宏毅于2020年4月11日在怀化的宾馆房间见面商谈。因此，从逻辑推理和商业交易往来经验判断，被告余水红关于印章加盖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之处，也与常理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杨宏毅所主张款项的认定问题。关于投资款。2020年8月7日，原告杨宏毅向被告余水红提出要求解除合作并返还投资款，被告余水红表示同意，并于2020年9月5日在投资款收据上承诺该款于当月月底付清。现付款期限已届满，被告水红商贸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杨宏毅要求被告水红商贸公司返还投资款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销售提成。在原、被告解除合作后，原告杨宏毅继续为被告水红商贸公司销售产品，原告杨宏毅的身份从合作方转化为无底薪的销售员。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杨宏毅在解除合作后，被告水红商贸公司负有支付销售提成的义务，故原告杨宏毅关于销售提成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案的争议在于销售提成的计算标准，从性质上而言，销售提成属于风险性报酬，具有报酬标准的约定性和不确定性。约定性在于销售提成的标准以及如何发放应当遵循协商原则，销售员与单位应当事先就各类销售产品的提成标准以及发放方式进行约定。不确定性在于销售提成的结算与销售员的业绩情况、销售应收款到账情况等存在关联性。在此基础上，销售员与单位应当分别就其主张承担各自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对销售提成标准各执一词，原告杨宏毅主张200ml、458ml的蒙牛活菌乳分别按每件6元、每件12元计算销售提成，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则主张200ml、458ml的蒙牛活菌乳分别按每3件5元、每件5元计算销售提成。为此，原告杨宏毅向本院提交了其曾在销售价格中按200ml每件6元、458ml每件12元的标准自行扣除销售提成后，再将剩余款项报单付款给被告余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记录，该付款金额能与原告杨宏毅主张的提成标准相对应，且被告余水红在收款后未提出异议。现被告水红商贸公司、余水红对此标准不予认可，但未提交适格证据进行反驳，仅提交了其与案外人针对销售费用的微信聊天截图，该证据系两被告与其他区域的销售员之间的约定及往来，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此约束本案原告杨宏毅。故就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之事实可见，原告杨宏毅已形成优势证据以及事实的高度盖然性，对于其销售提成标准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经统计，自2020年6月27日至2020年11月13日期间，原告杨宏毅向被告余水红报单200ml、458ml的蒙牛活菌乳数量分别为4680件、90件（均不含增品），故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应向其支付的销售提成为29160元。原告杨宏毅主张在2020年9月25日之后，200ml的蒙牛活菌乳在保靖、龙山分别销售了350件、400件，亦应计入至原告杨宏毅的销售总量中，但该销售量并未经原告杨宏毅报单，且货款亦是由客户直接付至被告余水红账户，故不能认定为原告杨宏毅的销售量，本院对此部分不与支持。关于违约金。违约金的性质是“以补偿为主、以惩罚为辅”。当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违约金体现赔偿性；当违约金高于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违约金兼有赔偿与惩罚的双重功能。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甲方向乙方赔偿500元/天的误工费”，但合同自由并非绝对，违约金的数额应当与违约损失的数额大体一致。基于此，在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对原告杨宏毅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情况下，原告杨宏毅因被告水红商贸公司逾期付款所导致的损失一般表现为资金占用损失，除此之外，原告杨宏毅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此还造成了其他损失，故按约定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高于原告杨宏毅的实际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实际损失、当事人的过程程度等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将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整为以投资款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日起算；以销售提成款2916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3日起算，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关于被告余水红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严格分离，且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债务发生时，被告水红商贸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案涉账务往来均汇入至被告余水红个人账户，而被告余水红并未举证证明当时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可以认定被告余水红在经营被告水红商贸公司期间其个人财产与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财产混同，被告余水红应当对被告水红商贸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11月23日，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由原来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具有两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因公司债务至股权变更发生时并未清偿，故被告余水红仍应对被告水红商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宏毅返还投资款100000元、支付销售提成2916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分别以投资款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日起算；以销售提成款2916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3日起算，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余水红对上述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之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宏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73元，减半收取1986.5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438元，合计3424.5元，由杨宏毅负担1016.5元，长沙水红商贸有限公司、余水红共同负担24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尹曈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汤雅丽附相关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