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白辉波，男，198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峰，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梓东，男，198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令雄，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辉波因与被上诉人吴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14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辉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黔0102民初1403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严重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江某签收的大部分《产品销货清单》上的货名、规格及单价与上诉人签收的清单上的钢材性质存在关联性。这一判定没有事实依据，两人签收的货名、规格及单价均不相同，上诉人签收的清单只涉及几个商品，同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要货清单与江某签收的《产品销货清单》并不相符，且江某签收的《产品销货清单》真实性存疑、可信度低。如江某2017年3月16日签收的清单编号分别是3366861、3067419显然不是同一本清单，上诉人2017年3月19日、26日签收的清单编号是连续的3366856、3366857，说明是同一本清单。江某同一天在两本不同的《产品销货清单》上签收，签收时间在前、清单编号却在后，与常理不符。部分清单没有注明日期、存在涂改痕迹，明显具有造假嫌疑。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款项155000元为货款，并与上诉人主张仅收到被上诉人33559元的钢材存在逻辑矛盾。这一判定同样无事实依据。上诉人通过银行转款14万元给被上诉人完全可能是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是货款，进而认为与收到的货物价值相差较大不合逻辑。被上诉人在起诉时主张上诉人欠其货款110余万元，只提交了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15000元的证据，并未提交上诉人转款14万元的银行流水，但开庭时却拿出14万元的转账流水，主张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了14万元货款，以此企图证明双方存在大量买卖货物的情形。但此时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上诉人只欠其90余万元，这与其在起诉时的主张并不相符。这个变化说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的可能。最后，一审判决因为上诉人没有提供专门收货人员的依据，就推定江某系上诉人指定的收货人，这一判定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庭审笔录可看出，上诉人代理人当庭表示可以庭后提供专门收货人员依据，但法庭并未要求上诉人一方提供。即使双方存在大量货物买卖，也有可能上诉人或其专门收货人签收有其他《产品销货清单》被被上诉人隐匿了，再拿出由江某签收的虚假《产品销货清单》来主张权利。江某协助其造假并非没有可能，一审上诉人代理人就指出江某系原告的同村老乡，且是原告父亲的徒弟，双方之间关系亲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原告当庭没有否认。此外，上诉人否认江某是上诉人的收货人，那么应该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江某是上诉人的收货人，但被上诉人没有举证加以证明。二、一审判决认定《产品销货清单》和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一一对应，数据准确率在80%—90%之间，完全没有证据支撑。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总共只向法庭提交了5张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货，只有几笔与销售单对应，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5000元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提供了3本共计49张《产品销货清单》，5张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与之一一对应。《产品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的送货清单“数据准确率在80%—90%之间”只是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也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是按照上诉人指示实际交付了货物。一审法院并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产品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的送货清单的“数据准确率”进行计算，也未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销货清单》总金额进行核对和计算，一审判决就草率地认定被上诉人一方主张的数据。综合以上两点，被上诉人提交的无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产品销货清单》根本不能证明系其向上诉人销售货物的清单。三、一审判决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判决逻辑以及法律的适用存在严重错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有货物买卖关系并向上诉人索要货款，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向上诉销售货物的品名、价格、数量、总金额，以及上诉人支付货款和双方最后结算情况。如果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无法举证证明以上内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认定由于上诉人没有提供专门收货人而推定江某为上诉人指定的收货人，进而将江某所有签字的《产品销货清单》进行认定。并对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款项155000元认定为货款。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微信记录与所有的《产品销货清单》一一核对的情况下，就认定《产品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的送货清单“数据准确率在80%—90%之间”。这一系列推断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本案由于被上诉人无法充分举证，因此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请。四、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上诉人通过查找以前的与被上诉人往来账本，发现上诉人除支付155000元外，在2017年1月24日预付了被上诉人440700元货款，2017年3月15日支付了被上诉人60000元货款，还有一次支付了现金100000元没有记录时间。因此，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货款，也应当再减去上诉人以上几笔已付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吴梓东辩称，一、原审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材料确实供货至上诉人工地，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有部分未支付。二、一审提供的供货清单和微信记录等均能确认江某与白辉波之间的合同关系，可确认江某是上诉人指定的收货人。三、一审判决确定80%-90%是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审证据确实充分，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钢材料款壹佰壹拾万元整（小写：1100000）；2、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3月间，原告吴梓东先后分批向被告白辉波供应钢材。原告每次送货后，被告白辉波及案外人江某等人分别在《产品销货清单》上“验收人”处签字。其中：被告白辉波签收了3份《产品销货清单》，款项合计33559元；其余大部分《产品销货清单》上的“验收人”处系江某签收。2017年8月18日，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原告转账40000元。2018年2月14日，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原告转账100000元。2018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微信转款15000元。其后，原告经多次催收未果，并以被告尚欠货款1100000元为由，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审理中，原告称《产品销货清单》3本，证明其向被告供应的钢材总价值为1113894.84元，江某是被告指定的签收人。原告主张剩余的尾款1100000元系估算，实际金额为1113894.84元，现扣除被告支付的款项155000元外，尚欠款项为958894.84元。同时，原告提交5张《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以微信的方式核对几笔《产品销货清单》上对应的数量后，被告微信支付货款15000元。《产品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基本上能对应，在80%-90%之间，双方口头对过账，被告也认可江某是收货人。被告表示，原告只是为其补缺货物，被告有专门的收货人员。《产品销货清单》上的签收人江某与被告系同乡关系，被告未曾授权江某对货物进行签收，对其签收行为，被告不予认可。《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按原告所述，只能对得上80%-90%，说明《销货清单》存在问题。原告向被告送货的款项只是3万余元，扣除支付的15000元，尚欠原告18000余元。另外，被告称其能提交专门收货人员的依据，但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产品销货清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1、原告吴梓东是否向被告白辉波供应价值1113894.84元的钢材；2、被告是否尚欠原告钢材款958894.84元。关于钢材款问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先后分批向被告供应钢材，则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送货后，被告及案外人江某等人分别在《产品销货清单》上“验收人”处签字。其中，被告仅签收了3份《产品销货清单》，钢材款合计33559元；其余大部分《产品销货清单》由江某签收。对于销货清单的签收问题，原告提出江某系被告指定的签收人，3本《产品销货清单》上的钢材总价值为1113894.84元。被告对此表示，不认可江某的签收行为，其有专门的收货人员，仅仅收到原告价值33559元的钢材。鉴于《产品销货清单》未标注收货单位，从这些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判断，江某所签收的大部分《产品销货清单》上的货名、规格及单价与被告签收的清单上的钢材性质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证据显示，从被告支付原告款项155000元的角度来判断，该款可认定为货款。显然，被告仅收到原告价值33559元的钢材，与事实不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由于被告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在原告供货期间的专门收货人员的依据，其支付的款项又明显大于签收的钢材款，据此可推定，江某系被告指定的收货人。因双方并未进行书面结算，而原告提供的《产品销货清单》与《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一一对应，数据准确度在80%-90%之间。此种情况下，结合本案案情，从化解矛盾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酌情考虑，案涉《产品销货清单》数据准确度达85%。而清单上的钢材总价值为1113894.84元，由此可推定，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的价值为946810.61元。扣除被告支付的155000元，则其尚欠原告钢材款791810.61元。故原告现主张被告支付钢材款958894.8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91810.61元；超过部分，缺乏证据支撑，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白辉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梓东钢材款791810.61元；二、驳回原告吴梓东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原告吴梓东负担1491元，被告白辉波负担585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白辉波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白辉波收货单55张，拟证明白辉波购买货物是其亲自签收或委托王启刚进行签收，从未授权江某签收。被上诉人吴梓东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应当予以排除。第二组：吴梓东收款收条、白辉波合伙人李桃取现银行凭证、白辉波支付宝转账凭证，拟证明白辉波另行支付吴梓东60余万元货款。被上诉人吴梓东质证称，对440700元收款收据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该笔款项，但该款是2017年之前的材料买卖结算金额，另一张10万元的收据也是2017年之前的款项，上述款项已经在2017年之前结算清楚，与本案无关；6万元这笔款项也是对2017年货款的补充；10万元支付宝转账凭证因被上诉人没有委托吴少群收款，故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吴梓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部分产品销货清单，拟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案涉供货之前就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白辉波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上诉人是亲自签收，未授权江某签收，被上诉人主张江某是上诉人授权的签收人与事实不符。第二组：微信记录及产品销货清单，拟证明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要货后被上诉人向其发货。被上诉人吴梓东质证称，该证据系被上诉人二审庭审后提交，应承担不利后果。该组证据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形。在白辉波微信聊天中同一次要货清单却体现在不同时间开具的销货清单中，具体数据并不吻合。存在一张清单有部分货物未在微信记录中体现。大部分销货清单没有微信记录对应，与双方通过微信要货的交易习惯不符，无法说明被上诉人以什么依据向上诉人发货。合理解释是销货清单是江某签字伪造的，还白辉波签字的部分销货清单被吴梓东隐匿。故对该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未当庭提交手机对微信记录进行核对，对真实性无法核实。被上诉人吴梓东申请证人江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江某系吴梓东授权签收货物的签收人。针对江某的证人证言，上诉人白辉波质证称，被上诉人与证人是邻居、同乡，且证人是被上诉人父亲的徒弟，关系非常紧密，证人与上诉人之间有矛盾、冲突，同时证人称工地只有其一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收货清单全部是上诉人亲自签收自相矛盾，因此证人证言依法不应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中被上诉人吴梓东提交的35张《产品销货清单》载明的货款金额总计1156112.44元。经核对以下22张《产品销货清单》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订货项目基本对应，载明的货款金额共计940336.74元。具体如下：1、日期为2017年3月12日，编号为3067415、3067416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2、日期为2017年3月9日，编号为3236240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3、日期为2017年3月8日，编号为3236239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4、日期为2017年3月4日，编号为3236235、3236236、日期为2017年3月5日编号为3236237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5、日期为2017年3月3日，编号为3366852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6、日期为2017年3月6日，编号为3236238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5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7、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编号为3067413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8、日期为2017年2月20日，编号为3236227、3236228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部分对应；9、日期为2017年2月21日，编号为3236229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2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0、日期为2017年2月18日，编号为3366851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2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1、日期为2017年3月13日，编号为3067417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2、未注明日期，金额为3189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3、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编号为3067420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4、日期为2017年3月16日，编号为3366853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部分对应；15、日期为2017年3月25日，编号为3366863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6、日期为2017年3月26日，编号为3366857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7、日期为2017年3月16日，编号为3067419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基本对应；18、日期为2017年3月19日，编号为3366856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及型号与双方2017年3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订货记录部分对应。另有编号为3366862、3236226、3236230、3236231、3236232、3067411、3067412、3067414、3067418、3366861、3366855的《产品销货清单》以及2017年3月2日金额为25417元、2017年3月3日金额为204元的《产品销货清单》无微信订货记录相对应，该13份《产品销货清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共计215775.7元。二审中，白辉波向本院提交三张收款收据，其中2017年1月24日收款收据中吴梓东确认收到白辉波支付的材料款440700元，2017年3月15日收款收据中吴梓东确认收到白辉波支付的材料款60000元，另一张收款收据未载明日期，载明收到白辉波工程款100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产品销货清单》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货款的依据，本案货款金额如何认定；二、白辉波已付货款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白辉波主张被上诉人吴梓东提交的《产品销货清单》中仅有三张系由白辉波签字确认，对其余由江某签收的单据不予认可。但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35份《产品销货清单》显示，35份《产品销货清单》中，有22份与双方微信聊天中的订货记录基本能够相对应，22份《产品销货清单》载明的金额总计940336.74元。结合江某的证人证言内容，江某是白辉波聘请的工作人员，在白辉波不在工地时由江某负责签收货物，而二审中，白辉波亦确认江某是其工地的资料员及施工员。故本院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大部分供货均系由白辉波通过微信向吴梓东订货，后吴梓东按照微信订货的数量、规格制作《产品销货单》并发货，吴梓东有理由相信江某作为白辉波聘请的工作人员，其签收行为系代表白辉波。虽然35份《产品销货清单》中，有13份《产品销货清单》并无双方微信订货记录，一审中按照85%的比例确认双方货款为946810.61元，虽然该金额与微信记录相对应的《产品销货清单》所载金额存在6000余元差异，但亦不排除双方在履行过程中通过其他方式订货的可能。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酌情确认的货款金额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白辉波主张其已向吴梓东付款60余万元，并提交三张收款收据、银行取款记录及支付宝转账凭证。三张收款收据中金额为440700元的收款收据系2017年1月24日出具，而本案中吴梓东提交的《产品销货清单》均产生于2017年2月之后，该收款收据中所载明的金额产生于供货之前，在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与哪一笔货款相对应，且双方在2017年2月之前即有供货关系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笔440700元不属于本案货款。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60000元的收款收据虽然产生于本案供货期间，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系一审认定的已付货款155000元以外的货款，未注明日期的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性质为工程款，不能证明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另外，上诉人提交的取款记录、支付宝转账凭证均非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收付款，不能认定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故上诉人主张除一审法院认定的155000元以外，上诉人另向被上诉人支付60余万元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白辉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白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李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