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庆明，男，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马沥二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1××××××××××××97X。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业，广东和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嫣，广东和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淦崇，男，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2××××××××××××993。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馥榕，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万春，男，197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2××××××××××××614。上诉人徐庆明因与被上诉人吴淦崇、原审第三人陈万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2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庆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淦崇向徐庆明偿还85万元及利息；二、吴淦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吴淦崇与陈万春合作终止前的两笔转款（2013年3月19日20万元、2013年7月31日521170.6元），均确认为支付给陈万春的退伙款，并以此认为吴淦崇没有欠陈万春85万元的债务。徐庆明和陈万春关于陈万春将对吴淦崇的85万元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徐庆明依据吴淦崇出具的《借据》来主张吴淦崇直接向徐庆明返还8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根据徐庆明已经在（2018）粤1971民初28206号案件中提交的部分单据资料的时间大多为2013年1月和2013年3月之间，且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关于码头费和运费是月结的主张，认定徐庆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在提交该单据资料时，徐庆明陈述因时间久远及徐庆明在合伙生意中的工作职责主要是采购原料，销售收款主要是吴淦崇负责，故很多单据都在吴淦崇处，因此所提交的部分单据资料不是陈万春与吴淦崇合作期间的全部单据资料。在该不完整的部分单据资料中，有一张时间为2013年8月5日的“东莞市中堂袁家涌码头”开具的码头费和运费《收据》，至少能证明陈万春与吴淦崇合作终止期间不在2013年3月份前。但一审法院认为吴淦崇陈述的该单据是陈万春与吴淦崇合作终止后运费、码头费的总结算存在合理性。而对徐庆明陈述的该收据中的运费、码头费为月结款项却要提交相关证据证明。2.案涉《借据》中的金额85万元既是陈万春与吴淦崇合伙终止后结算和货款的确认，也是债权转让的形式。该《借据》内容说明吴淦崇在出具此借据前欠款事实已经存在，且根据陈万春的庭审陈述及相应的基础资料完整地弥补了借据款项来源的事实。可见，吴淦崇向徐庆明出具《借据》，是吴淦崇与陈万春合伙结算款的确认及债权转让事实的确认。吴淦崇出具案涉《借据》后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且案涉《借据》自2013年12月出具后至徐庆明起诉将近5年时间中，徐庆明为追讨欠款，于2015年8月、2017年8月委托广东文国律师事务所向吴淦崇两次发送追款《律师函》，吴淦崇在收到两份律师函后均未提出异议。3.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借据》《律师函》等存在多年的客观证据与《借据》中款项来源事实割裂开来，致使两部分关联证据彼此形成孤证。二、吴淦崇在（2018）粤1971民初28206号案件中对陈万春出具的42万元对公支票及几张合计46万多元的现金支票证明真实性不予确认，后在该案件二审中又主动出具了42万元的进账单，在（2020）粤1971民初12250号案件中承认几张46万多元的现金支票，想要达到凑足约175万元出资款的目的。三、在吴淦崇主张归还了1641387.65元的款项中，其中有46万多元是没有任何付款凭证的，其中2013年7月31日、10月21日的这两笔合计94万多元的款项，付款主体及收款主体均不是本案的陈万春及吴淦崇，陈万春对该两笔款项予以认可，但对2013年7月31日这笔521170.6元不认可是合伙终止后的结算款，而是合伙期间的往来周转款项。四、吴淦崇主张的1641387.65元即使是东拼西凑的数额也与事实不符。吴淦崇在2013年7月、10月还有进货款，且支付的结算款项还有零头，可见双方2013年3月份终止合伙的说法不具合理性。五、吴淦崇放任《借据》在徐庆明处很长时间，以及一审对陈万春在出具《借据》现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吴淦崇辩称，一、关于85万元的债权问题。徐庆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吴淦崇与陈万春的合伙关系持续至2013年9月份，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关系期间是2013年1月份至2013年3月份是正确的，同时，吴淦崇与陈万春在合伙关系终止的时候没有形成结算的过程性文件，一审中查明85万元是否属实实际上是双方重新结算的问题，徐庆明与陈万春应提供合伙的全部证据材料而不应当提供部分材料，因此应认定徐庆明提供的材料是全部材料，二审期间再提交明显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再质证。二、关于52万余元的问题。这是吴淦崇支付给陈万春的倒数第二笔款项，关于这笔款项有零有整的问题，由于吴淦崇收到了第三方的货款，应退陈万春的款项不只是这么多，所以吴淦崇将这笔货款一分不剩地支付给陈万春，这是完全合理的。三、关于借条及两份律师函，吴淦崇的反映是否合理的问题，借条款项没有实际支付，借条实际无效，两份律师函吴淦崇也没有收到，因此，吴淦崇没有采取下一步的法律措施也是合理的。四、徐庆明起诉的是债权转让，首先应证实债权是存在的，一审法院已查明债权不存在，徐庆明也应当证实有债权转让的行为，但目前为止，徐庆明没有提供陈万春的债权转让通知，也没有提供三方合意的债权转让法律文件，因此不存在债权转让的过程与行为，应驳回徐庆明的上诉请求。五、徐庆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徐庆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依法应全部驳回。陈万春述称，吴淦崇写借据给徐庆明时陈万春在场，案涉款项是陈万春转让给徐庆明的。徐庆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吴淦崇偿还徐庆明款项85万元、利息181209.8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从2014年2月27日计至2018年8月20日），以上合计1031209.8元；二、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吴淦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淦崇曾向徐庆明出具一份《借据》，其中载明：“本人吴淦崇现借到徐庆明现金人民币850000元，用于业务资金周转，立此据；且注：还款日期2014年2月26日归还，借款日期2013年12月1日。”但本案中徐庆明主张其与吴淦崇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徐庆明没有支付借款85万元给吴淦崇，徐庆明认为本案涉及债权转让，陈万春将吴淦崇对其拖欠的合伙款项85万元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由于陈万春与徐庆明没有专业法律知识，均理解为吴淦崇欠徐庆明钱就写成了借据。吴淦崇对徐庆明所述不予确认。吴淦崇认为其出具借据的原因是其需要资金周转，故向徐庆明借款。因徐庆明称要收到吴淦崇的《借据》后才转款，而且可以马上转款，所以吴淦崇在《借据》上写“借到现金85万元”，并注明还款日期。一审庭审中，徐庆明、吴淦崇、陈万春确认吴淦崇出具《借据》时徐庆明、吴淦崇、陈万春均在场。对于陈万春在场的原因，吴淦崇解释称当时其在案外人陈庆南家中吃饭，徐庆明找吴淦崇出具《借据》，但徐庆明不认识陈庆南的家，故由陈万春带路，最终《借据》是在陈万春家中出具。吴淦崇和陈万春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两人曾合伙做煤炭生意，后陈万春退伙。关于吴淦崇与陈万春终止合作的时间。徐庆明在本案中提交了陈万春与吴淦崇合作期间产生的《收据》《收款收据》《废纸验收单》《煤质化验报告单》《原料进仓单》。其中《收款收据》《废纸验收单》《煤质化验报告单》《原料进仓单》的形成时间在2013年1月至3月期间；只有一张由“东莞市中堂袁家涌码头”开具的《收据》的出具时间为2013年8月5日，该《收据》记载“收到吴淦崇码头费和运费共6190元”。徐庆明和陈万春主张陈万春与吴淦崇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3年9月，合作期间大部分单据都在吴淦崇处，故无法提供更多的资料，但2019年8月5日的《收据》可以证明陈万春和吴淦崇在2019年8月还有合作，因为运费和码头费是月结的。吴淦崇主张其与陈万春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3年3月，因为徐庆明提交的《废纸验收单》等单据都是发生在2013年3月之前，且吴淦崇已经和陈万春终止合作，故于2013年8月5日与“东莞市中堂袁家涌码头”对之前的码头费和运费进行了总结算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吴淦崇认为其没有与陈万春就退伙事宜进行结算，但确认应退给陈万春的退伙款大约为175万元，而吴淦崇曾于2013年3月19日向陈万春转账支付20万元，于2013年7月31日通过东莞市中堂常福陶瓷店向东莞市中堂润力机械油品部转账521170.65元，于2013年10月21日通过东莞市中堂常福陶瓷店向东莞市中堂润力机械油品部转账42万元，又于2013年4至6月间向陈万春交付了几张合计46万元的现金支票，以及向陈万春支付了40217元的退税款，前述款项均属于向陈万春支付的退伙款，合计支付了1641387.65元，再加上吴淦崇已支付的一些应酬费、差旅费没有结算，故吴淦崇并没有欠陈万春85万元的债务，不存在陈万春将85万元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的问题。陈万春确认收到吴淦崇陈述的1641387.65元，但认为吴淦崇交付几张合计46万元支票的时间是在2013年10月。陈万春只确认东莞市中堂常福陶瓷店于2013年10月21日向东莞市中堂润力机械油品部转账的42万元及吴淦崇交付的几张合计46万元的现金支票是属于向陈万春支付的退伙款；理由为陈万春退伙时间为2013年9月，故2013年9月前转账的款项是合作过程中陈万春先行垫付购买原材料款后，吴淦崇向陈万春支付的款项。陈万春与吴淦崇于2013年年底结算后，确认吴淦崇已支付的退伙款为90万元，吴淦崇仍欠85万元退伙款未支付，故陈万春将对吴淦崇的85万元债权转让给徐庆明，吴淦崇出具《借据》予以确认。徐庆明还提供了一份律师函及两份邮寄详情单，拟证明徐庆明曾于2015年8月28日、2017年8月17日向吴淦崇催要案涉款项。而在律师函的内容中，徐庆明要求吴淦崇向其偿清案涉《借据》中的借款85万元。吴淦崇主张1042830359422邮单回执（2017年8月17日）并无原件，无法证明徐庆明曾于2017年8月17日向吴淦崇邮寄了律师函，并申请法院查询1042830359422邮单的送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徐庆明在本案中明确坚持以合同纠纷诉请吴淦崇返还其欠陈万春的合伙款项85万元，属于徐庆明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在徐庆明所选择主张的法律关系范围内予以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万春主张转让给徐庆明的85万元债权是否存在。二、如果吴淦崇欠陈万春85万元，陈万春将债权转让给徐庆明之后，徐庆明的起诉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陈万春主张终止合作时吴淦崇应向陈万春支付的退伙款为175万元，吴淦崇亦确认大约为175万元。但陈万春和吴淦崇对终止合作的时间存在争议，陈万春只确认东莞市中堂常福陶瓷店于2013年10月21日向东莞市中堂润力机械油品部转账的42万元及吴淦崇交付的几张合计46万元的现金支票为吴淦崇支付的退伙款，且认为前述款项均发生2013年10月之后。而吴淦崇则认为其于2013年3月之后向陈万春合计支付的1641387.65元均属于向陈万春支付退伙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庆明提交的《收款收据》《废纸验收单》《原料进仓单》的时间为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1日之间，虽然有一张由“东莞市中堂袁家涌码头”开具的码头费和运费《收据》的时间为2013年8月5日，但吴淦崇主张其在与陈万春合作终止后与“东莞市中堂袁家涌码头”就码头费和运费进行总结算的说法存在合理性，徐庆明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关于码头费和运费是月结的主张。故徐庆明的证据仅能够证明陈万春与吴淦崇在2013年3月前有合作，但不足以证明陈万春与吴淦崇终止合作的时间是2013年9月，故徐庆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采信吴淦崇抗辩，认为吴淦崇与陈万春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3年3月。吴淦崇与陈万春终止合作后，吴淦崇共向陈万春支付了1641387.65元，在徐庆明和陈万春未能提交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该1641387.65元均应认定为吴淦崇向陈万春支付的退伙款。综上，吴淦崇应向陈万春支付的退伙款大约为175万元，而吴淦崇已经支付了1641387.65元，吴淦崇并未拖欠陈万春85万元的债务。徐庆明和陈万春关于陈万春将对吴淦崇的85万元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徐庆明依据吴淦崇出具的《借据》来主张吴淦崇直接向徐庆明返还85万元，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既已驳回徐庆明要求吴淦崇返还8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诉讼时效的争论已无必要，一审法院对吴淦崇的调查取证申请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庆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14080.88元，徐庆明已预交，由徐庆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吴淦崇与陈万春确认两人合伙经营煤炭，合伙期间的资料由吴淦崇保管。二、吴淦崇在一审否认收到徐庆明分别于2015年8月28日、2017年8月17日发出的催促吴淦崇偿付85万元的两份律师函，但在二审确认收到，并表示在收到两份律师函后没有作出回复。徐庆明于2018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徐庆明以受让陈万春对吴淦崇享有的退伙款项的债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徐庆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徐庆明的上诉理由、吴淦崇的答辩意见及陈万春的陈述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万春有否将对吴淦崇的退伙债权转让给徐庆明；二、吴淦崇尚欠徐庆明的退伙款项金额；三、徐庆明的请求有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陈万春有否将对吴淦崇的退伙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的问题。吴淦崇、陈万春均确认双方合伙经营煤炭，陈万春已退伙，本院予以认定。徐庆明、陈万春均主张陈万春与吴淦崇退伙，吴淦崇应退还85万元给陈万春，陈万春将该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由吴淦崇出具《借据》给徐庆明。吴淦崇则否认存在债权转让，主张其出具的《借据》是向徐庆明借款，但徐庆明没有提供借款。本院采信徐庆明的主张，认定陈万春将对吴淦崇享有的退伙债权转让给徐庆明，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从《借据》的内容来看，《借据》记载“吴淦崇现借到徐庆明现金人民币捌拾伍万元”，“现借到”应理解为收到了款项，并且《借据》还注明了借款日期和还款日期，吴淦崇作为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对其所写的《借据》的内容应当清晰明了，且《借据》注明是收到现金，与吴淦崇辩解的出具《借据》后徐庆明再转款不符。第二，徐庆明分别两次向吴淦崇发出律师函，催促吴淦崇偿还款项，吴淦崇在一审否认收到两份律师函，在二审承认收到，并表示在收到两份律师函后没有作出回复。如按吴淦崇的辩解，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借人要求其偿还借款却没有提出异议，有违常理。第三，本案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再一审、二审，徐庆明的诉讼主张是一贯的。反观吴淦崇，其在一审否认收到两份律师函，在二审承认收到，在诉讼中存在不诚实行为，其在诉讼中的陈述可信度受到怀疑。第四，吴淦崇出具《借据》给徐庆明时，徐庆明、吴淦崇、陈万春均在场。综上所述，徐庆明的主张能与陈万春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本院采信徐庆明的主张，认定陈万春与吴淦崇对退伙事项协商一致，陈万春将对吴淦崇享有的退伙款项转让给徐庆明，由吴淦崇出具《借据》给徐庆明，虽然三方没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借据》实际上是三方对债权转让的合意，应认定陈万春将对吴淦崇享有的退伙款项转让给徐庆明，债权转让已通知了吴淦崇并对吴淦崇产生法律效力。关于吴淦崇尚欠徐庆明春退伙款项金额的问题。吴淦崇、陈万春均确认退伙时应退还陈万春款项175万元，本院予以认定。徐庆明、陈万春主张陈万春退伙时间为2013年9月，吴淦崇在2013年9月之前支付的款项是合伙费用不是归还退伙款项，吴淦崇在2013年9月之后支付了90万元属于退伙款项，仍欠85万元。吴淦崇则主张陈万春在2013年3月退伙，其在陈万春退伙后已支付1641387.65元。本院认为，吴淦崇、陈万春均确认合伙期间的资料由吴淦崇保管，但吴淦崇没有提供合伙期间的资料以证实何时退伙，且陈万春提供的收据证实其在2013年8月5日支付了码头费和运费，吴淦崇主张陈万春是在2013年3月退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吴淦崇在2013年12月1日向徐庆明出具了《借据》后，没有向陈万春或徐庆明归还过款项，应认定吴淦崇仍欠徐庆明退伙款项85万元。关于徐庆明的请求有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吴淦崇出具的《借据》记载还款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徐庆明分别于2015年8月28日、2017年8月17日向吴淦崇发出两份催促吴淦崇偿付85万元的律师函，吴淦崇在二审确认收到该两份律师函，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徐庆明于2018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徐庆明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吴淦崇应向徐庆明支付85万元及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庆明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2550号民事判决；二、吴淦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庆明支付85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款之日止）；三、驳回徐庆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080.88元，由吴淦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080.88元，由吴淦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渠旺审判员  邓晓畅审判员  李远伦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李罗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