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再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策，男，195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钊，四川瑞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明雄，四川瑞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尧，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礼财，四川实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德昌县××镇××街××号。 法定代表人：林晋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洋，男，1978年6月2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晋宇，男，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懿淇，男，汉族，199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上诉人黄策因与被上诉人刘金尧、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安洋、林晋宇、朱懿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川3424民再1号民事判决。黄策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钊、毕明雄，被上诉人刘金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礼财、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林晋宇、安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懿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策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民再1号民事判决；2.驳回刘金尧对黄策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金尧并无相关资质，与安洋签订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认为刘金尧并无审查义务，安洋作为股东代签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安洋与刘金尧签订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其后果应当由安洋和刘金尧自己承担。1.安洋并无代理权。上诉人认为，承包合同签订为2015年6月7日，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安泰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成立，安洋于2015年4月16日，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同时，公司自成立起至2015年9月21日期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熊宏民，并非安洋，安洋仅是监事。一审庭审中安洋的陈述与刘金尧的自认均确定签订合同时，安洋未向刘金尧出示任何公司授权文件。即便安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应当出具相关授权文件或股权持有文件；2.刘金尧不符合善意条件。本案中，合同约定保证金100万元，且转入私人账户，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刘金尧明确知道安洋存在违法代理的情形下，与其签订合同，属于恶意行为，刘金尧有过错的情况下，表见代理不成立。综上两点，安洋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系无权代理，在公司未追认的情况下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刘金尧并未履行最基本的合理审查义务存在严重过失及存在恶意的表现，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三）案涉合同系刘金尧与安洋虚假意思表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该合同无效；（四）一审庭审中，安洋明确陈述已经归还本金，但因自身服刑无法提供相应证明；（五）即使公司承担责任，黄策也不应承担责任。《九民纪要》中对让与担保的理解与适用进行了充分说明。本案中黄策系安泰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是安洋的债权人，黄策之所以成为公司名义上的股东，是因为安洋将持有的安泰公司的股份质押于黄策，并约定所谓的“项目”完成后归还欠款。结合最高院相关案例，对上诉人所持观点进行了印证。安洋在（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案件庭审中陈述黄策未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因此，本案从当事人陈述，结合冒充黄策虚假签字《投资人承诺书》等，间接证据相互印证，黄策与安洋之间股权转让的性质为担保，本案中黄策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刘金尧辩称，1.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协议。安洋只是安泰公司的代表，安泰公司的签章行为即确认了该合同的相对人系安泰公司，而非安洋个人行为。刘金尧按照协议约定将履约保证金转让安泰公司指定账户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安泰公司返还义务。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安泰公司及黄策等人承担返还的义务；2.一审庭审中，黄策等人的陈述证实安洋一直系安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有权代表公司行使权利；3.一审中，林晋宇对案涉合同的签订不知情的陈述，系虚假陈述；4.黄策成为股东的时间及其抗辩理由，系典型的只想成为股东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股东义务；5.黄策成为安泰公司股东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只要工商登记有黄策的名字，在法律上就应该承担股东义务；6.本案的适用法律不能适用《民法典》；7.本案其他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即表示服判。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黄策的上诉请求。 安泰公司及林晋宇共同辩称，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对安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及由我本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案涉合同是由安洋和刘金尧私下办理，与我无关。2013年安泰公司已名存实亡，通过第三方公司将其注销。一审再审时公司被恢复，安洋和黄策应该知晓他们的行为会对公司及股东带来损害，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安洋陈述他受刘金尧的胁迫向其出具的承诺书，因此，我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安洋辩称，刘金尧起诉的100万元保证金通过转款的形式已经全额退还，此笔保证金没有约定利息。我和黄策是借贷关系，我把公司股权作为担保，黄策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和变更。2017年9月我向刘金尧出具的承诺书，是我个人行为，与公司没有关系。 朱懿淇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刘金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2.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刘金尧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连带返还原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再审中，刘金尧明确其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2.安泰公司与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共同承担返还保证金5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 一审法院原审查明，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经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注册登记，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德昌县××镇××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24ＭＡ62Ｈ5ＡＴ7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林晋宇。公司有股东四人，股东出资比例为：1.安洋50%；2.黄策30%；3.林晋宇10%；4.朱懿淇10%。2015年6月7日，被告安泰公司与原告刘金尧签订了《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被告安泰公司为工程发包方／甲方，原告刘金尧为工程承包方／乙方，合同载明：“……一、工程名称：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二、建设地点：德昌县下翔街（安顺桥、青云桥）社区。三、工程内容：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所有土石方全部挖、运及、防尘、运输道路清理、场内道路……十三、工程质量保证金：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日内，乙方向甲方缴纳工程保证金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整）。甲方收到全额工程质量保证金后，合同生效……十八、甲方委托支付基本账户：户名：鲁某某身份证：510117197506××××开户行：工行成都高新天府大道支行账号6222××××1050乙方委托支付基本账户：户名：刘金尧身份证：510122197606××××开户行：农行甘洛支行6228××××0815……”。上述合同中甲方盖章处除了被告安泰公司盖章，还有被告安洋的签名。合同签订后，合同中双方约定的1000000元保证金原告分别于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2日共三次转入合同中约定的银行账户。之后，因被告安泰公司原因该项目工程不能实施，安泰公司、安洋同意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并愿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100000元，共计支付原告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用费1100000元。被告安洋于2015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刘金尧土石方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1100000.00元整），春节前退还，收款人：安洋。”退还时间届满后，被告安洋未按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原告催收过程中，被告安洋于2016年6月16日向原告出具两份《承诺书》，一份承诺书中承诺原告于2016年9月15日进场，如不能进场则赔偿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同时承诺用其新都的房屋及六盘水工程作担保。另一份《承诺书》中承诺2016年6月21日前退还600000元，2016年6月28日前退还600000元，被告安洋承诺退还共计1200000元其中含200000元的资金占用利息，亦承诺用其新都房屋及六盘水房产作担保。被告安洋出具承诺书之后，陆续退还了原告履约保证金共计450000元，余550000元履约保证金本金未退还。之后，被告安洋于2017年9月30日再次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10月20日前结清原告款项550000元。但之后，被告安洋未按承诺书退还原告履约保证金，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晋宇于2018年3月6日授权委托代理人何正琼向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提交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简易注销登记申请，经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于2016年7月7日予以核准注销。被告安泰公司注销登记无该公司债权债务清算报告。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金尧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550000元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负担。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黄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县市场监管局简注核字[2018]第105号关于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行政行为一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安泰公司向县市场监管局申请注销登记时提供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黄策”的命名系冒名，为虚假材料，该登记欠缺客观、真实的基础，故依法作出（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德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作出简易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该判决生效后县市监管局于2020年12月10日向本院递交《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该表显示安泰公司已恢复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晋宇，公司股东为黄策出资比例30%，安洋出资比例50%，林晋宇出资比例10%，朱懿淇出资比例10%。本案被申请人刘金尧在庭审中也表示恢复原审的第一次诉讼请求，请求由安泰公司及股东承担责任的主张。 另查明，根据县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0月21日出具的“安泰置业公司登记情况说明”载明情况及本院（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认定的“县市场监管局经形式审查相关材料后，于2018年3月6日作出（德食药工质）登记内简注核字【2018】第105号《准予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对安泰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予以核准”的事实，本案确认原审判决认定的县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7月7日予核准注销”的事实有误，注销时间为2018年3月6日。还查明，均无相关证据证明安泰公司的股东对各自股东进行了实际认缴，公司股东均承认均未实际认缴股份出资额。2016年7月7日起安泰公司最后一次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晋宇。申请人黄策于2016年7月7日成为公司股东时未实际出资。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刘金尧向个人账户（合同指定）支付的工程履约保证金是公司股东（安洋）的个人借贷行为还是与安泰公司的合同行为；3.如系公司行为，保证金公司应当退还，公司股东是否应承担连带归还责任，申请人黄策的再审请求是否予以支持；4.本案的再审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焦点一，安洋代表安泰公司与刘金尧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合同有效。该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在于履行案涉项目的施工，合同有安泰公司的印章，有公司代表安洋（股东）的签名，符合有效合同的书面形式，且无违反国家强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虽林晋宇辩称其未授权安洋，且对合同的签订未予追认，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刘金尧并无基本的审查义务，安洋作为股东代签之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另所涉工程项目是否真正实现并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故《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关于焦点二，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公司行为，刘金尧交纳的履约保证金是按照安洋的要求打入个人账户，该个人（鲁某某）也系原安泰公司股东，合同上加盖有公司印章，公司及股东就应当承担相关责任。至于是否授权，印章的使用这都是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合同相对人。本案涉案合同有效且为公司行为。虽黄策、林晋宇、朱懿淇均辩称，其对签订合同不知晓，保证金未转入公司账户，安洋与刘金尧的“合同行为”应属于虚假意见表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之情况，但虽黄策述称其为名义股东，且上述合同名为合同实为安洋与刘金尧的个人借贷，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名义上或实质上的权利人在尚未完成股东名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股东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安洋是公司大股东，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作为实际控制人和代表均能够代理履行公司的行为，虽安泰公司发生四次股东变更，但无论公司登记是如何，均不能对抗第三人，且三被告人（股东）均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该辩称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依据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以及县市场监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之规定，本案安泰公司应当退还刘金尧工程履约保证金的责任，而公司股东应当在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限额内承担连带归还责任。公司股东以国家企业信息登记内容为依据，公司股东内部的变更均不能对抗外部债权，对公司债务登记股东均应承担连带责任，再审申请人黄策如何成为股东、何时成为股东均是安泰公司内部事务，故不能对抗公司合同的相对债权人，因此，对申请人黄策请求驳回原告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依据德昌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德检民监[2020]51342400001号）的意见，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且本案出现新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定程序，故对原审原告刘金尧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 对原审被告安洋辨称刘金尧的保证金已归还，现刘金尧诉讼主张均是利息，且其对刘金尧作出的承诺书均是在胁迫下签订，但安洋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安洋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另从原审原告提交的安洋向刘金尧出具的各承诺书并退还部分保证金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已协商约定自行解除《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自行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原审原告刘金尧请求退还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及利息的主张应予支持。 另，原审判决是否撤销的问题，法院认为，因原审（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作出的由原审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原告刘金尧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判决结果，该结果是依据调取的德昌县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安泰公司予以注销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但因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年9月作出的（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撤销县市场监管局对安泰公司的注销登记行为，且县市场监管局已依据行政判决于2020年12月10日恢复安泰公司的公司注册身份，故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依据的证据已发生重大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撤销并改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且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黄策的再审申请部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二、由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原审原告刘金尧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5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从原告起诉时的2018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时为止），由被告安洋、林晋宇、黄策、朱懿淇在其认缴出资比例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黄策提交的证据如下：1.2015年11月4日，借款人处由安洋签名，安泰公司签章的《借条》，载明“本人借到叶某某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正，借款日期为2015年6月24日，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4日。借款利息月息3%。”。证明黄策并非享有股东权益的股东，股权在黄策名下，是为了担保实现债权；2.一张光盘，记载黄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调查令调取的刘金尧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农行卡交易信息。证明安洋疑似于2015年6月期间已归还案涉保证金。 刘金尧质证认为，两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黄策如何成为公司股东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黄策妻子与安洋的债权债务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光盘上的内容不能到达证明目的，即便刘金尧卡上有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是安洋的还款，且还款时间与安洋的前后陈述相互矛盾。 安泰公司及林晋宇共同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均无异议。 安洋质证认为，借条是事实，认可黄策的陈述。归还的保证金中80万元是通过安加能在德昌县工商银行开户的工行卡转给刘金尧的。 朱懿淇未到庭质证。 本院认证意见：关于证据一，由于无其他证据印证黄策名下的股权与该借款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由于该交易信息并无转入方的个人信息，且该时间段与刘金尧支付保证金的转账时间相重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10月13日，安泰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安洋与熊某某，其中安洋持股90%、熊某某持股10%。2015年4月2日，安洋将其在安泰公司所持股权90%转让鲁某某。2015年4月16日，鲁某某将其在安泰公司所持股权10%转让朱懿淇，安泰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鲁某某持股80%、朱懿淇持股10%、熊某某持股10%。2015年9月21日，熊某某将其在安泰公司所持股权10%转让林晋宇，安泰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鲁某某持股80%、朱懿淇持股10%、林晋宇持股10%。2016年5月3日，鲁某某将其在安泰公司所持股权80%转让安洋，安泰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安洋持股80%、朱懿淇持股10%、林晋宇持股10%。2016年7月7日，安洋将其在安泰公司所持股权30%转让黄策，安泰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安洋持股50%、黄策持股30%、朱懿淇持股10%、林晋宇持股10%。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合同是否有效；2.案涉款项是否已全部归还刘金尧；3.安洋与刘金尧签订案涉合同系安洋的个人借贷行为，还是公司的合同行为；4.黄策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案涉合同是否有效。安泰公司与刘金尧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德昌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上有甲方安泰公司的签章，并有代表安洋的签名，乙方刘金尧的签字捺印。根据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虽安洋当时并非安泰公司股东，亦未得到安泰公司的授权或事后追认，但刘金尧在签订合同时有理由相信持有公章的安洋为安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代理权，双方签订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案涉合同合法有效。黄策主张安洋无权代理，双方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不予支持。由于案涉合同系劳务分包合同，不属于建设施工合同范畴，黄策主张刘金尧无相关资质，签订案涉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款项是否已全部归还刘金尧。二审中，安洋答辩称案涉保证金100万元已经归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安洋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归还案涉保证金100万元，虽然安洋被羁押，但不能免除其举证责任，因此，本院对安洋主张其已归还案涉保证金1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虽然黄策提交了刘金尧的农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安洋归还案涉保证金的事实，但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黄策提出安洋已归还全部本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安洋与刘金尧签订案涉合同系安洋的个人借贷行为，还是公司的合同行为。安泰公司与刘金尧签订的《德昌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上有甲方安泰公司的签章，乙方刘金尧的签字捺印。双方当事人对安泰公司的签章及刘金尧的签名捺印均未提出异议。刘金尧为获得该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权而按照合同约定向安泰公司指定账户转款保证金100万元，刘金尧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己方义务，案涉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安洋与刘金尧签订案涉合同，应当属于公司的合同行为。根据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案涉项目未能实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刘金尧主张解除案涉合同，并要求安泰公司返还保证金的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以安洋向刘金尧出具承诺书并退还部分保证金的行为视为双方协商约定解除合同为由，判决退还保证金及利息。一审法院对刘金尧请求解除案涉合同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但一审判决遗漏了该项诉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黄策在其上诉状中并未提出一审漏判诉求的主张，刘金尧、安泰公司、安洋、林晋宇、朱懿淇对此亦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遗漏诉求的服判。 关于黄策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再审中黄策引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支持其与安洋之间系让与担保关系，黄策实为债权人、担保权人的主张，但黄策所提交的《借条》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案系再审案件，不适宜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因此，本院对黄策提出其与安洋之间系让与担保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德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简易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该简易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已被撤销，安泰公司未被注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安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合同解除后，应当及时归还案涉保证金。由于安泰公司的股东安洋、黄策、林晋宇、朱懿淇均未按认缴股权比例实际出资，因此，对安泰公司不能归还的剩余债务，上述股东应当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作为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安洋，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策主张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存在瑕疵，导致裁判结果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由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原审原告刘金尧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5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从原告起诉时的2018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时为止），由被告安洋、林晋宇、黄策、朱懿淇在其认缴出资比例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三、由被上诉人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刘金尧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5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从刘金尧起诉时的2018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时为止）； 四、由上诉人黄策、被上诉人安洋、被上诉人林晋宇、被上诉人朱懿淇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由被上诉人安洋对黄策、林晋宇、朱懿淇应当支付的补充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黄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翀 审判员  牟亮 审判员  李君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韦翔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