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8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仕全，男，197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丽，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震宇，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42号负1号1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91200000L。法定代表人：陈建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韬，重庆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仕全因与上诉人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渝0105民初24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仕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丽、上诉人顺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仕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郑仕全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顺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郑仕全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9月6日没有正常提供劳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郑仕全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渝0105民初7772号判决书载明，顺丰公司于2018年5月1日单方变更郑仕全的工作岗位，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为不具备合理合规性，并认定双方应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但郑仕全却因顺丰公司的违法调岗行为被剥夺正常工作的权利。其次，在2018年5月1日至（2019）渝0105民初7772号判决书生效之前，顺丰公司为了合法化其调岗行为，不仅伪造郑仕全签名签署书面变更劳动协议，还自2018年12月8日起通过发送5份函件的方式逼迫郑仕全到新岗位报道。郑仕全为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仍在原岗位竭尽所能为顺丰公司提供劳动，并录制了相关视频予以证明，不存在只打卡而未提供劳动的情形。郑仕全无法像2018年5月之前那样正常劳动，系因顺丰公司违法调岗行为所致。故一审法院以顺丰公司为了将违法行为合法化而制作的书面材料作为认定郑仕全在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9月6日期间未提供劳动服务的依据，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顺丰公司应按照原工资即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的月平均工资6915.93元为标准补足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期间的工资。二、一审法院认定郑仕全解除劳动关系前一年的月工资标准为3529.01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经一审法院调查，顺丰公司确实存在郑仕全于2019年9月6日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所提到的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因此顺丰公司应当向郑仕全支付经济补偿。根据顺丰公司举示的工资表、银行流水等证据显示，自2018年5月1日起，其是按照变更后的新岗位工资标准向郑仕全发放工资，进而导致郑仕全的工资大幅度降低。因此，郑仕全月工资降低的原因并非其未提供劳动服务。其次，本案中，顺丰公司违法调岗行为在先，而其所称的消极怠工是指郑仕全未到新的工作岗位提供劳动服务，并不是指郑仕全在原岗位未提供劳动服务。故顺丰公司应当按照双方原劳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发放的劳动报酬即6915.93元/月，作为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三、一审法院认定顺丰公司不向郑仕全支付2018年、2019年年终奖合计13717.1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7年，顺丰公司向郑仕全发放了8230.26元的年终奖，但未向郑仕全发放2018年、2019年的年终奖。顺丰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绩效管理制度、年终奖管理制度及公示截图，不能证明该三项制度经过合法的制定程序并进行公示，其不能依据上述三项制度对郑仕全进行行政扣分，从而认定郑仕全的个人绩效为零，并不予发放年终奖。四、一审法院认为郑仕全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错误。根据郑仕全一审时提交的光盘显示，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郑仕全存在延时加班的情形，其工作主要是根据顺丰公司的要求，完成邮件回复等。因此，郑仕全已举证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顺丰公司辩称，顺丰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其提交的上诉状一致，除顺丰公司在其上诉状中载明的异议内容外，其余部分认可一审判决。顺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在顺丰公司向郑仕全支付工资中扣除郑仕全应承担的社保费用16627.04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顺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顺丰公司于2019年9月5日为郑仕全补交社会保险71663.32元，其中单位缴纳金额55036.28元，个人缴纳金额16627.04元。郑仕全至今未将其个人承担的16627.04元支付给顺丰公司，故应当在顺丰公司应支付郑仕全的费用中予以抵扣。郑仕全辩称，一审法院未支持顺丰公司要求从郑仕全在本案应得款项中抵扣社保费用的主张正确。郑仕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顺丰公司补发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的工资71297.37元；2.顺丰公司向郑仕全支付经济补偿96823.02元；3.顺丰公司支付郑仕全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30日加班费76193.44元；4.顺丰公司支付郑仕全2018年、2019年年终奖13717.10元；5.顺丰公司支付郑仕全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6359.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日，顺丰公司（甲方）与郑仕全（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一、合同期限：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一）乙方的工作岗位为营运操作类；（二）乙方的工作任务或职责是：从事营运操作相关工作；（三）乙方工作地点是：重庆市各辖区；（四）甲方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和乙方的能力表现，经与乙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可以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甲方实行国家规定的以下第2种工种制度：2．不定时工作制，即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乙方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四、劳动报酬（二）甲方每月18日为发薪日……。七、劳动纪律（一）乙方应遵守甲方依法指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甲方实行计算机联网自动化办公，甲方的所有规章制度均在办公自动化系统（KOA）上发布和公示。乙方有义务及时登录办公自动化系统，认真阅读有关规章制度……。2012年12月1日，顺丰公司又与郑仕全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是，无固定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起，至法定或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2017年5月15日，顺丰公司与郑仕全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将郑仕全的工作岗位为经营管理类，工作任务或职责是经营管理，顺丰公司对郑仕全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从该日起，郑仕全担任乌江路营业点负责人。2018年5月1日起，顺丰公司将郑仕全调整为洗墨路仓管员。但郑仕全拒绝去到仓管岗位报到，而是仍去乌江路营业点考勤。郑仕全任乌江路营业点运营经理期间平均工资为6915.93元。2018年11月30日，顺丰公司向郑仕全邮寄《停止旷工行为通知书》，载明郑仕全从2018年5月至今在网点只打卡，未实际提供劳动，请郑仕全最晚不得晚于2018年12月4日到点部负责人处说明情况，并每天在点部负责人处领取工作任务。郑仕全于2018年12月8日收到该通知。2018年12月14日，顺丰公司向郑仕全邮寄《停止消极怠工行为及行政处罚通知书》，要求郑仕全于2018年12月19日到点部负责人处说明情况，并每天在点部负责人处领取工作任务，每日以工作任务的完成，且由郑仕全和主管共同签字作为郑仕全已出勤的证明。郑仕全于2018年12月16日收到该通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4日、2019年2月27日，顺丰公司均向郑仕全邮寄类似通知书，分别要求其最晚不得晚于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4日按照其日工作清单提供实际劳动。上述通知书郑仕全均收到。劳动关系履行期间，顺丰公司于次月18日左右发放郑仕全上月工资。2018年6月起，顺丰公司向郑仕全支付工资情况为：6月1775.56元，7月1774.95元，8月2003.9元，9月2019.81元，10月1863.42元，11月1994.84元，12月1725.61元，2019年1月1999.84元，2月2074.5元，3月1779.6元，4月2011.14元，5月1934.03元，6月2102.52元，7月1634.95元，8月2103.46元，9月36.05元。2019年9月5日，顺丰公司为郑仕全补交保险71663.32元。2019年9月6日，郑仕全向顺丰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载明因顺丰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以欺诈手段变更劳动合同，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现自2019年9月6日起依法解除与顺丰公司的劳动关系。顺丰公司于9月10日收到该通知。2019年10月8日，郑仕全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顺丰公司支付：1．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6日工资71297.37元；2．郑仕全经济补偿金96823.02元；3．郑仕全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6359.4元；4．郑仕全2018年、2019年年终奖13717.1元；5．郑仕全加班费76193.44元。2019年10月15日，该委逾期未作出决定，郑仕全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顺丰公司、郑仕全在一审庭审中一致认可郑仕全入职时间为2005年9月15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9年9月6日。顺丰公司的《员工考勤管理规定》3.1.4条规定：“当年度的年休假最迟需于次年3月31日前休完，未于规定时间内休完则自动作废；员工离职时，如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须在离职之日前休完，过期则视为自动放弃”。顺丰公司举示的工资明细表中载明，郑仕全2018年9月应发工资为2391.21元，10月应发工资2234.82元，11月应发工资2366.24元，12月应发工资2097.01元，2019年1月应发工资2371.24元，2月应发工资2500.86元，3月应发工资2169.32元，4月应发工资2400.86元，5月应发工资6823.75元（含补发2018年5月工资4500元），6月应发工资2492.24元；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顺丰公司为郑仕全代扣代缴社保金额分别为547.8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426.36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7月至9月，顺丰公司为郑仕全代扣社保个人缴费部分分别为349.61元、68.84元、349.61元。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经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同意，顺丰公司的经理、主管、收派员、业务员等实行以年为周期的不定时工作制。一审法院认为，郑仕全与顺丰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关于郑仕全请求补发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的工资。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5月1日起，顺丰公司将郑仕全从经营经理调整为仓管员，但未对调岗作出合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丰公司明显减少郑仕全的工资，应当举证证明其减少的依据。而顺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7日减少郑仕全劳动报酬的依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对于郑仕全要求顺丰公司补发2018年6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工资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仕全任乌江路营业点运营经理期间平均工资为6915.93元。故，顺丰公司应补足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工资28746.23元〔6915.93元×6个月-（1775.56元+1774.95元+2003.9元+2019.81元+1863.42元+1994.84元+547.8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371.4元）+6915.93元÷31天×7天-（1725.61元+371.4元）÷31天×7天〕。2018年12月8日，顺丰公司通知郑仕全每天需到点部负责人处领取工作任务。作为劳动者，基于诚信原则，亦应当及时与用人单位确认工作任务，正常提供劳动。而所谓劳动报酬，系用人单位向正常履行了劳动义务的劳动者支付的对价。本案中，顺丰公司主张郑仕全仅上下班打卡，并未实际提供劳动，郑仕全亦主张顺丰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且郑仕全未举证证明其2018年12月8日后郑仕全并未向顺丰公司履行正常劳动义务。郑仕全没有正常提供劳动，不能以其正常提供劳动期间的工资标准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9月6日期间顺丰公司已向郑仕全支付了平均每月不低于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故对于郑仕全要求顺丰公司补发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对于郑仕全请求顺丰公司支付年终奖的诉讼请求，亦因郑仕全未举证证明其正常履行了劳动义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丰公司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同意，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对其部分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制，而根据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及其变更协议可知，郑仕全的工作岗位即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郑仕全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加班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郑仕全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顺丰公司辩称郑仕全事假达到18天，顺丰公司在郑仕全事假期间正常支付了工资，应视为郑仕全已休满年假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郑仕全于2005年9月15日入职，于2019年9月6日离职，累计工资已满10年不满20年，应享受年休假10天，故2019年顺丰公司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6天（249天÷365天×10天）。而郑仕全离职前的平均工资为3529.01元/月〔（6915.93元×3个月＋1725.61元+2018年12月未足额支付1087.93元+1999.84元+2074.5元+1779.6元+2011.14元+1934.03元+2102.52元+1634.95元+2103.46元+371.4元+371.4元+426.36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349.61元+68.84元）÷12〕。故顺丰公司应向郑仕全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1947.04元（3529.01元/月÷21.75天×6天×200%）。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顺丰公司制定的《员工考勤管理规定》3.1.4条规定：“当年度的年休假最迟需于次年3月31日前休完，未于规定时间内休完则自动作废；员工离职时，如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须在离职之日前休完，过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述规定违反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赋予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的权利，且本案已查明顺丰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郑仕全于2019年9月6日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为由向顺丰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顺丰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郑仕全于2005年9月15日入职，顺丰公司应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为49406.14元（3529.01元/月×14个月）。郑仕全诉请中超出前述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顺丰公司请求将其为郑仕全代缴的保险中郑仕全应承担部分在本案中予以抵扣的问题，因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未在本案中涉及的保险费并未经过仲裁前置，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7日工资28746.23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郑仕全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947.04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郑仕全经济补偿金49406.14元；四、驳回原告郑仕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一审中，郑仕全为证明顺丰公司自2018年5月1日起对其进行了违法调岗降薪行为，举示了1份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6133号《鉴定意见书》。经质证，顺丰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因双方当事人对前述《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613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18年5月1日”、甲方为“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乙方为“郑仕全”的《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原件落款“乙方”处“郑仕全”署名字迹与郑仕全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3.一审中，顺丰公司为证明其不应向郑仕全支付年终奖，举示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以及征求职工代表对该管理规定意见的《会议纪要》、《年终奖金管理制度》及该制度在办公自动化系统中公示的截图打印件。经质证，郑仕全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确认其与顺丰公司发生本案纠纷前，OA系统中确实存在《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年终奖金管理制度》等制度，只是当时并未专门查看顺丰公司的规定。4.在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组织的庭审中，顺丰公司就郑仕全不能享受2018年和2019年的年终奖的原因进行了说明。顺丰公司陈述，该公司规章制度上的年终奖分为两类，一类是效益奖，一类是绩效奖金，个人绩效就是年终奖。不管是效益奖还是绩效奖金，均以个人奖金系数进行计算，因郑仕全个人的奖金系数为0，故其没有年终奖。5.二审询问中，针对顺丰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向郑仕全邮寄《停止旷工行为通知书》中要求郑仕全每天在点部负责人处领取工作任务的问题，顺丰公司陈述，该通知书中要求郑仕全领取的工作任务，与调整郑仕全岗位之前的工作相比有所调整，安排郑仕全从事仓管员的工作，但具体工作职责不了解，郑仕全之前的工作属于管理岗，调整后属于业务岗。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郑仕全请求顺丰公司补发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工资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本案中，顺丰公司自2018年5月1日起将郑仕全的工作岗位由之前经营管理类的乌江路营业点负责人调整洗墨路仓管员，但顺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就该次调岗行为与郑仕全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故顺丰公司对郑仕全的前述单方调岗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郑仕全有权予以拒绝。尽管顺丰公司自2018年11月30日起，多次向郑仕全邮寄诸如《停止旷工行为通知书》，但顺丰公司向郑仕全邮寄的通知中均未载明顺丰公司愿意主动纠正其单方调整郑仕全工作岗位的意思表示，并且，顺丰公司在二审中亦陈述，其在前述通知中要求郑仕全每天在点部负责人处领取的工作任务并非郑仕全调岗前的工作任务，而是调岗后的工作任务。故郑仕全在陆续收到顺丰公司向其邮寄的前述通知后，继续在原工作岗位，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顺丰公司自2018年5月1日起调整郑仕全的工作岗位后，郑仕全的工资收入明显减少，顺丰公司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减少郑仕全工资的合理事由，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因此，顺丰公司在未与郑仕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调整郑仕全的工作岗位，并由此导致郑仕全的工资收入明显降低，顺丰公司应给予赔偿，即顺丰公司应按照郑仕全原岗位工资标准向其补发相应的工资差额。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郑仕全任乌江路营业点运营经理期间平均工资为6915.93元。故，顺丰重庆公司应补足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期间的工资共计71190.98元〔6915.93元×15个月－（1775.56元+1774.95元+2003.90元+2019.81元+1863.42元+1994.84元+1725.61元＋1999.84元＋2074.50元＋1779.60元＋2011.14元＋1934.03元＋2102.52元＋1634.95元＋2103.46元＋547.80元＋371.40元＋371.40元＋371.40元＋371.40元＋371.40元＋371.40元＋371.40元＋426.36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389.72元＋349.61元＋68.84元）＋6915.93元÷21.75天×6天－（36.05元＋349.61元）÷21.75天×6天〕。一审法院仅判决顺丰公司补足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工资28746.23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顺丰公司应向郑仕全支付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的问题。顺丰公司并未就一审法院关于其应当向郑仕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认定及相关判项提起上诉，郑仕全亦仅针对计算其应当享有的经济补偿金的相关月平均工资标准提出上诉。如前所述，因一审法院仅判决顺丰公司补足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工资28746.23元错误，直接导致在认定郑仕全解除与顺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时，错误地将郑仕全的月平均工资计算为3529.01元，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并确认郑仕全解除与顺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为6915.93元，故顺丰公司应支付郑仕全经济补偿金96823.02元（6915.93元/月×14个月）。关于郑仕全请求顺丰公司向其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郑仕全主张顺丰公司向其支付加班工资76193.44元，应举证证明相应的加班事实，但郑仕全未能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顺丰公司工作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且郑仕全亦未举证证明顺丰公司存在掌握其相关加班事实的证据而拒不提供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仕全要求顺丰公司向其支付加班工资76193.44元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郑仕全请求顺丰公司向其支付年终奖的问题。顺丰公司为证明其不向郑仕全支付2018年、2019年的年终奖，在一审中举示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以及征求职工代表对该管理规定意见的《会议纪要》、《年终奖金管理制度》及该制度在办公自动化系统中公示的截图打印件等证据，并对不支付郑仕全相关年终奖的原因进行了说明，郑仕全虽不认可顺丰公司举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一方面郑仕全认可顺丰公司已在办公系统中发布过前述规章制度，而顺丰公司通过在办公系统中发布相关规章制度的方式，与双方在书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顺丰公司向郑仕全发布和公示规章制度的方式相符，且根据双方的约定，郑仕全亦有义务及时登录办公自动化系统认真阅读有关规章制度的义务；另一方面，郑仕全虽对顺丰公司举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但其并未举证证明顺丰公司举示的前述证据存在伪造等事实，结合郑仕全关于其确认顺丰公司在办公系统中发布前述相关规章制度的陈述，本院对顺丰公司举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可知，顺丰公司已就其拒绝向郑仕全支付2018年、2019年年终奖的原因事实，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郑仕全既未举证证明其应当享有相关年终奖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顺丰公司的违法调岗行为与其未能获得相关年终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郑仕全要求顺丰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2019年的年终奖，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本案中，顺丰公司关于应将其为郑仕全代缴的应由郑仕全个人承担部分的社保费用16627.04元，从顺丰公司在本案中需向郑仕全支付的工资中扣除的主张，系独立的诉讼主张，且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未对顺丰公司的前述主张进行处理，亦无不当，顺丰公司可就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综上所述，郑仕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顺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44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44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三、变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44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支付郑仕全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6日工资71190.98元；四、变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244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支付郑仕全经济补偿金96823.02元；五、驳回郑仕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陈孟琼审 判 员  胡海滨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冉沅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