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1）晋1124行初12号   原告李×1，山西省柳林县人，住柳林县。   委托代理人李×2，住柳林县，系原告李云连之兄。   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   负责人薛×。   委托代理人任×。   委托代理人杨×，该所辅警。   原告李×1诉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21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1年1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2、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的委托代理人任×和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于2020年7月18日作出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书记载：“现查明2020年7月9日上午9时许至7月18日上午，因医疗纠纷问题，李×1多次带其母亲高宝英到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要求赔偿，后双方协商无果后，该李将其母亲放在医院置之不理，每天为其母亲送午餐、晚餐。期间高宝英多次将治疗室的大门堵住，不让工作人员和病人进出，影响医院的正常办公秩序，以上事实有行为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现决定对李×1行政警告。   原告诉称，2020年3月11日原告母亲高宝英因突发肚疼在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由于手术失误导致患者生命体征急速下降，先后急转吕梁市人民医院、山西大医院，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之后，经入住ICU重症监护室全力抢救方才脱离生命危险。经过一个多月治疗出院后，经吕梁市医调委委托的太原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认定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承担主要责任。该医院推诿敷衍，院长李锦山更是有意躲避不见，原告母亲遭到了医院医生的毒打，导致原告母亲腰部再次受伤。对此，原告多次向被告报案求助，但被告不仅置之不理，反而为医院老板撑腰做主，采用“打压式”、“吓唬式”的执法手段先后两次将原告强行带至办案场所，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并于2020年7月18日作出“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予以行政警告。原告认为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理由如下：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对违法事实的认定严重错误，且证据不足。原告并无授意、指使或者带领其母亲到医院，原告偶尔到医院为其母亲带过饭；被告“将其母亲放在医院置之不理”的表述严重错误，原告母亲当时已经康复，且肢体健全，完全具备独立行走与生活自理的条件，其之所理停留在医院完全是出于本人意愿，与原告无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二、适用法律不当，定性错误。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只说明了原告“带其母亲到医院”、“送饭”、“置之不理”的情节，由此说明经过被告调查，原告并无其他违法情节。原告并没有授意、指使，更没有参与，也没有扰乱单位秩序的其他行为，属于没有违法事实。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原告母亲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而对原告“株连”处罚，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依法应予撤销。三、程序严重违法，执法主体不适合。第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被告于2020年7月10日、7月18日两次对原告进行询问调查期间，从未出示过工作证件，其有无执法资格到现在尚是疑问。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第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均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被告在2020年7月18日仅向原告出示了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传唤通知书三种文书让原告签字，之外，从未向原告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直接剥夺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不在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告在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一直未按法定程序向原告宣告与送达。直到2021年1月8日再三催要，滨河派出所任×才将一份未经原告签字的“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给原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无法直接送达的，才可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邮寄送达。”本案中，被告已将原告户籍地、居住住地址信息及联系方式明确记录在案，完全具备直接送达的条件，不应邮寄送达，而且在原告后期催要期间也没有积极交给原告。   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滥用职权，作出该处罚决定不仅存在违法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在询问调查、处罚前告知、宣告、送达等主要执法环节中程序严重违法，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理应遵循的公正、公开原则。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于2020年7月18日作出的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我所对李×1处以行政警告处罚事实清楚，处罚得当。2020年03月11日，高宝英在离石区滨河北东路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简称疼痛医院）治疗时，导致患者高宝英全身感染。事故发生后高宝英相跟女儿李×1多次到疼痛医院要求赔偿，疼痛医院先后两次在未作出医疗鉴定结论前借给高宝英人民币两万五千元整（25000）。二、2020年7月9日上午，李×1带母亲高宝英再次来到疼痛要求赔偿，并称不解决就不走，一直呆到至2020年7月10日上午，后疼痛医院工作人员报了警，我所民警将李×1口头传唤回滨河派出所做笔录了解情况后，口头警告李×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将该李及母亲劝离医院。三、2020年7月14日疼痛医院工作人员与高宝英及家属来到山西省医调委驻吕梁站再次调解无果后，李×1将母亲高宝英再次带到疼痛医院要求赔偿，一直呆到7月18日。在此期间该李将其母亲放在医院置之不理，每天为其母亲送午餐、晚餐。期间高宝英多次将治疗室的大门堵住，不让工作人员和病人进出，并在医院楼道内随地小便，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办公秩序。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主体资格：任×、薛×的警官证复印件，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二、事实证据：1、2020年7月10日制作的对李×1询问笔录，证明李×1在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说不解决问题不走，李×1和她母亲于2020年7月9日在该医院住了一晚上；2、2020年7月17日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薛虎虎的报案问话记录，证明原告和母亲在副院长办公室待了一天不走，原告给母亲送饭。三、程序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邮寄送达原告；行政处罚告知；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四、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证明被告适用法律准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主体无异议，在对原告进行询问的时候不是被告所说的任×、薛×。被告制作的笔录和当时询问原告的笔录不一致，后来在办案区被告着急的给了原告一份材料让签字，原告怀疑签的就是这份询问笔录，原告母亲是自己步行去的医院，并不是原告送的；2020年7月9日原告去过医院但并不是待了一晚上。对法律效力无异议，但适用错误：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是原告母亲影响医院的正常办公秩序，而对原告处罚有异议。被告在处罚前没有告知过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更没有送达，被告知道原告的住址完全可以直接送达，不应该邮寄送达；也没有行政处罚告知书。   结合原、被告的质辩，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对被告执法主体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可；被告不承   认任×、薛×为被告对原告处罚的办案人员，被告无任   何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问话系此二人所为。原告称被告在处   罚前没有告知过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更没有送达原告处罚决定书，被告无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是原告母亲影响医院的正常办公秩序，而对原告处罚有异议，被告无任何证据予以反驳。   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原告母亲高宝英因病入住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后患者生命体征急速下降，后转其他医院抢救方才脱离生命危险。出院后，经吕梁市医调委委托的太原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认定吕梁正建微创疼痛医院承担主要责任。2020年7月9日上午原告同其母亲到该医院三楼一间办公室内要求解决医疗纠纷，并称不解决就不走，一直呆到次日上午原告到派出所时才离开。后同医院约定同月14日上午到山西医调委驻吕梁站协调处理，当日下午原告及其兄长带原告母亲到医院三楼院长办公室要求解决，院长不管，原告和兄长回家，其母亲未回家。15日中午和16日下午原告给其母亲送过二次饭。被告于2020年7月18日作出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警告。   另查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未进行告知、未使用传唤证传唤，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所签的“本人拒绝签字”与实际不符。   本院认为，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虽未提供其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被告作为公安派出所有权作出警告的决定权，被告执法主体适格。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有“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警告的处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在对原告的调查过程中未使用传唤证，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规定，被告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吕梁市离石区公安局滨河派出所2020年7月18日作出的吕公离行罚决字〔2020〕0007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五十元由被告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滨河派出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向东   人民陪审员 武晓琴   人民陪审员 张翠娥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