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1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楚滨，男，198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力，广东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育涛，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喜鹏，广东喜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地，广东喜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楚滨因与被上诉人谢育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3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楚滨的委托代理人陈伟力，被上诉人谢育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楚滨上诉请求：1.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3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谢育涛一审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谢育涛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虽然存在买卖关系并且已经支付部分货款，但是双方对买卖货物所结欠的具体数额并未结算，一审判决以曾楚滨在谢育涛举证的编号为N09913172、9913173、9913175三份《送货单》上签名来作为认定曾楚滨结欠谢育涛货款数额，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改判。从谢育涛一审举证的《送货单》来看：收货单位虽然注明为：曾楚滨（欧兰芬）或曾楚滨，但是只有14单，并且其中有11单没有提货人的签名签收确认，谢育涛未能全面有效的证明其销售多少货物给曾楚滨，该11单只是谢育涛的单方记载，没有曾楚滨的确认显然不能成立。该11单中从2017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10月9口共9单有显示送货货物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这也只是谢育涛单方记载，并且总计记载的货款数额只有62863.5元（不包括退货的数额），远远达不到谢育涛一审起诉的434629元。虽然N09913172、9913173、9913175三份《送货单》有曾楚滨的签名，但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买卖货物期间货物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的多少，必须根据双方在买卖过程中所交接签收的送货凭证来对账计算，因此该3单有曾楚滨签名的《送货单》不能作为买卖双方对账确认累计结欠货款数额的有效证据，即不能单独以此来证明曾楚滨结欠谢育涛货款的数额为434629元。该三单有曾楚滨签名的《送货单》和谢育涛举证的支付宝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只能够证实曾楚滨向谢育涛支付过货款。综上所述，谢育涛一审举证三份有曾楚滨签名的《送货单》只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谢育涛在一审未能具体举证出曾楚滨收到其销售的货物数额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买卖所结欠的货款数额，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谢育涛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楚滨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曾楚滨于2016年开始向谢育涛购买内衣，谢育涛将还款记录和欠款数额都记载在谢育涛的《送货单》上，双方不定时有进行结算确认，曾楚滨分别在2018年2月12日、2018年12月12日、2019年7月6日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确认累计结欠谢育涛470629元，到2020年5月28日，谢育涛在微信上向曾楚滨催款，发送“曾楚滨欠货款470629元，2019年10月8日支付宝转10000元，2019年12月22日微信转6000元，2020年1月4日支付宝转5000元，2020年1月23日微信转10000元，2020年4月3日微信转5000元，以上五次共付我货款36000元。相抵后结欠我货款434629元。请你尽快安排。”，并发送了两份《送货单》。曾楚滨也确认回复：“收到，涛哥”。因此，谢育涛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曾楚滨向谢育涛购买货物，至2020年5月28结欠谢育涛434629元货款的事实，结合庭审中谢育涛确认曾楚滨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的6万元尚未扣除及2020年8月25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2000元未扣除，现曾楚滨尚欠谢育涛372629元。谢育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楚滨立即付还谢育涛货款434629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认的还款日期止）；2.判令由曾楚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庭审中，谢育涛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曾楚滨立即付还谢育涛货款434629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认的还款日期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楚滨从2016年开始向谢育涛购买内衣。2018年4月19日，曾楚滨支付谢育涛货款6万元。2018年2月12日，谢育涛制作№9913172《送货单》，载明：2017年12月21日收货款4万元，2018年1月2日收货款10628元，上期欠款596257元，累计结欠545629元。曾楚滨在该送货单的提货人处签字予以确认。2018年12月12日，谢育涛制作№9913173《送货单》，载明：2018年4月4日收货款4万元，2018年8月24日收货款15000元，上期欠款545629元，累计结欠490629元。曾楚滨在该送货单上签字予以确认。2019年7月6日，谢育涛制作№9913175《送货单》，载明：2019年6月6日收货款5000元，2019年6月10日收货款15000元，上期欠款490629元，累计结欠470629元。曾楚滨在该送货单上签字予以确认。2019年10月8日，曾楚滨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谢育涛1万元。2019年12月22日，曾楚滨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谢育涛6000元。2020年1月4日，曾楚滨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谢育涛5000元。2020年1月23日，曾楚滨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谢育涛1万元。2020年4月3日，曾楚滨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谢育涛5000元。2020年8月25日，曾楚滨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谢育涛2000元。一审庭审中，谢育涛确认，曾楚滨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谢育涛的6万元尚未在结欠货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谢育涛向曾楚滨提供货物，曾楚滨支付部分货款并对结欠货款数额进行确认，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曾楚滨没有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谢育涛要求曾楚滨支付结欠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谢育涛要求曾楚滨支付货款434629元，但曾楚滨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的6万元及2020年8月25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2000元并未予以扣除，故应据实计算，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曾楚滨的辩解意见，理由不当，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1.曾楚滨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谢育涛欠款372629元及利息（自2020年10月15日起，以37262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限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2.驳回谢育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20元，减半收取计3910元，由谢育涛负担560元，曾楚滨负担3350元。谢育涛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其中3350元，予以退回。曾楚滨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350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谢育涛提交的编号为№9913172、№9913173、№9913175三份《送货单》能否作为本案认定曾楚滨结欠谢育涛货款数额的依据。从三份《送货单》的内容可以看出，单上记载了送货单位、时间、收货款的具体时间、方式和金额、上期欠款金额、累计结欠金额、以及提货人曾楚滨的签名等，该内容与曾楚滨承认的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且曾楚滨已支付谢育涛部分货款的事实能相互印证，且曾楚滨也承认三份《送货单》的真实性，故应认定三份《送货单》实际上是双方对曾楚滨支付部分货款及结欠货款的确认。一审法院依据三份《送货单》以及谢育涛自认的收到曾楚滨货款的金额，确认曾楚滨应付还谢育涛结欠货款372629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曾楚滨上诉提出三份《送货单》只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曾楚滨向谢育涛支付过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楚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20元，由上诉人曾楚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焕丹审判员  翁晓红审判员  江炯坤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逸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