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藏02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锡（张富春之子），男，200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登强，西藏日喀则市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玛措姆,西藏日喀则市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张富春之女），女，199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泰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瑞琴（张富春之妻），女，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泰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捧捧（张富春之母），女，194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泰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喜同（张富春之父），男，194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甘肃省泰安县。上述4名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昆成，西藏蜀藏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敏华，西藏蜀藏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玺，男，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经商。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春梅,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穷，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萍，女，195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韬，西藏明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西藏明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上诉人王玉玺与被上诉人李志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20）藏0202民初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锡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登强、白玛措姆，上诉人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昆成、黎敏华以及上诉人王玉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春梅、彭穷，被上诉人李志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五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关于张富春与王玉玺在合伙经营期间存在不入账的认定,以及侵吞合伙经营期间利润的事实定性缺乏依据,违背基本事实。首先,本案中合伙三方均参与了相应的合伙事务,尤其是李志萍,其指派盛学岩参与合伙事务。一审法院仅依据盛学岩所领的工资来源于合伙三方支付,就认定李志萍未参与合伙事务,过于简单粗暴。其次,从李志萍所提供的第六、七、八组证据及证人朗杰的证人证言等都可以证明张富春在公司运营中仅参与销售（运输），未参与公司账目的管理或其他事宜，对实际情况更不知情。另外,一审判决对李志萍提交的第六、七、八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且李志萍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张富春侵吞合伙财产事实，故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让五上诉人承担责任实属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主要定案依据《李志萍、张富春、王玉玺联合经营纠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藏昭诚司鉴字【2019】第003号)》（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与事实不符,且属无效鉴定,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五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鉴定人员未进行年检，属无资质人员。鉴定内容违背客观事实,程序违法，计算方式完全忽略了实际的成本,以及后期各方折价分配后的实际收益等问题，但一审法院在庭上及庭后均未予核实。按照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张富春与二被上诉人经营6个月的时间就能产生盈利,这与张富舂本人还处于亏损状态存在截然相反的矛盾。关于鉴定意见书是否予以采用应当由法院查明全案的事实确定,而不是断章取义所称,李志萍自始至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该观点,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综上,该份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即使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其判决结果也是严重违背继承法的规定。根椐继承法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张富春死亡之时,并未留下遗产,五继承人参加到本案诉讼当中仅仅是为了还死者张富春一个清自。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认定五继承人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是不准确的。如适用该规定,应当首先要查明张富春遗产实际价值,才可确认五继承人应承担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玉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李志萍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志萍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依据《鉴定意见书》为无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本案鉴定机构西藏昭城会计事务所2017年注册成立,其经菅范围不包括司法鉴定代理服务,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人员尹德强、郑凯的资格证书未年检，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人为尹德强和郑凯,但鉴定答疑人员亦为吕功仕，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并未实际参与鉴定全过程,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2)鉴定检材不真实、不完整，李志萍提供的鉴定材料产品单价不仅超过批发价还超过终端价；合伙期间所有产品都以批发价销售,而鉴定意见中产品的单价均是终端价，且大部分销售于各县,每次货量平均超过1000多件，每次以100件起计算赠送，由此产生的差价相当大；合伙期间产生的费用除了鉴定意见书中所列的以外,成本中还应扣减货物的运费、员工工资及福利、差旅费、办公用品采购费、租金、促销活动的经费、两辆送货车的油费等；还有合伙期间由于库管管理不到位,丢失10,000多件的货；合伙期间账目不齐全，一审法院仅凭朗杰制作的4、5、6月份财务账目，认定朗杰负责日常登记账簿及整个合伙期间的财务，不足以证明整个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严重违反客观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下推定本案事实，系错误判决，应当撤销。(1)判令解除三方合伙关系，于法无据。李志萍在一审中自认三方合伙关系已解除，2018年8月29日,协商解除合伙关系,并非一审认定的张富春离世加上剩余财产分配出现分歧而无法继续合伙，三方联营体先分货再分钱模式结算，且该结算协议中明确载明“此款付完再无任何纠纷”，由此足以证明三方关系已解除。（2）一审法院没有核实确认本案关键事实。一审审理过程中王玉玺要求庭后核实一些本案关键事实，但均未核实，故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一审判决在否定李志萍主张王玉玺多次销售不入账、侵吞合伙期间的利润、造成虚假分配及隐瞒盈利，但又凭借鉴定意见书，判定合伙期间为盈利,向李志萍支付应得的部分，前后矛盾，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一审判决书以“部分证据采纳，部分证据不予采纳”及“部分证明目的确认，部分不予确认”但没有阐明哪些采纳或不予采纳，哪些确认或不予确认，更是没有理由，如此判决事实不明，判决结果更是不明。（3）一审判决认定“王玉玺在合伙期间负责财务管理和会计账目(出纳)”，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016年3月1日，王玉玺与李志萍、张富春就合伙代理销售农夫山泉品牌系列产品达成口头协议，虽然三方合意合伙时分工方面口头约定，但实际合伙期间并未按照原先的口头约定各自其职。更何况负责财务管理和会计账目(出纳)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而王玉玺连高中都未毕业，倘若王玉玺具备专业能力，合伙期间也不至于招聘朗杰等会计专业人员做账。此可见王玉玺在合伙期间实则只负责销售产品、送货等跑腿事宜。且王玉玺在每次存款后，收到的短信，及时截屏以微信向李志萍进行通知的。在一审中李志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源是2018年8月所获得的收条、送货单等证据，均从王玉玺处所得，李志萍应当将这些原件进行销毁而没有销毁，再次拿出进行算账。王玉玺与张富春、李志萍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张富春作为合伙人不幸离世，其法定继承人之一张锡与李志萍、王玉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解除张锡和李志萍、王玉玺之间合伙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令王玉玺承担司法鉴定费30,000元，判决不公。该鉴定意见书内容没有真实客观的反应账目，账目不齐全，鉴定机构程序违法，不应当被采信，因此产生的费用应由李志萍承担。4.一审判决王玉玺与张锡等人向李志萍支付合伙利润及剩余财产2,473,238.27元，系错误判决。（1）一审法院未判令六名被告以什么样的比例支付其款项，六被告之间是何种责任关系等问题没有认定。（2）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清楚王玉玺与李志萍、张富春之间合伙比例，出资比例、利润分配比例等。3.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李志萍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是两被告支付原告合伙期间利润和剩余财产人民币2,631,005.27元，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清楚剩余财产是什么，认定剩余财产价值没有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王玉玺的各项诉讼请求。李志萍在庭审中辩称，1.关于鉴定意见问题。对方所提到的鉴定资料不真实，其实是断章取义的一个说法。鉴定机构在一审的时候向法院作出了说明，账目来源于电脑中存档的电子数据，且上述证据均源自第三方或者王玉玺处，证据出处合法可靠。使用的成本核算方法，科学的计算出了三方合伙是处于盈利的状态。2.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方面的问题。机构是法院司辅办选取的，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选取的。人员资质通过法院的充分核实和确认，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故该份证据依法应当采纳并成为本案定案的重要依据。3.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本案的最后的利润？因为在本案中李志萍只有出资和分红的权利，没有实际参与到经营，对合伙事务的账本、资金、货物库存等具体事项都未掌握，而张富春与王玉玺分别掌握了合伙事务的销售经营和财务管理。李志萍只能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来确定合伙事务中的财务状况。4.是亏损还是盈利状态，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得知合伙事务处于盈利的状态，故向合伙掌控人或者管理人进行主张即本案的张锡等人及王玉玺。李志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李志萍与张富春、王玉玺的合伙关系；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六名被告向李志萍支付合伙经营期间利润和剩余财产人民币2,473,238.27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六名被告承担司法鉴定费用30,000元；4.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六名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日，李志萍与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的被继承人张富春及王玉玺就合伙代理销售“农夫山泉品牌系列产品”达成口头合伙协议，三人共同决定由张富春出资3,074,604.96元（含“鑫源批发”名下货物和部分现金），王玉玺出资2,091,306元（含“盛世天”名下货物和部分现金），李志萍出资3,109,276.50元（含“蓝天批发超市”名下货物和部分现金），三名合伙人决定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利润。随后三家为盈余分配产生争议，于2018年11月26日起诉至本院，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之后该案件已发回重审。现李志萍要求六被告向原告支付在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2,473,238.27元。另查明，2018年8月8日，李志萍、张富春、王玉玺三家农夫山泉联营投资收益明细做了第一次分账：蓝天批发超市的投资入股合计为3,109,276.5元，鑫源批发为3,074,604.96元，盛世天为2,091,306元，其中蓝天批发超市的投资回收合计为1,675,156元，鑫源批发投资回收合计为2,025,833元，盛世天投资回收合计为1,111,237元，蓝天批发超市的投资未收合计为1,434,120.5元，鑫源批发投资未收合计为1,048,771.96元，盛世天投资未收合计为980,069元。另于2018年8月29日三家对农夫山泉的合伙联营进行了第二次结算分配，2018年7月，三人在盘点合伙期间的财物时，散伙分配方案，分得剩余合伙财物共计2,512,692元。其中1,220,000元中李志萍分得837,536元；张晓军（代张富春）分得225,583元；王玉玺分得156,881元。应收款1,000,000元左右，由三家共同收账，张晓军（代张富春）出车油钱，收回的货款平均分配。此后未收款当中李志萍另收回157,740元。还查明，在一审当中李志萍对三家联营经营纠纷提出了鉴定，上述合伙期间的财产利润经西藏昭城会计师事务所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为，蓝天批发超市投入的成本为5,143,457.15元，盛世天批发部投入的成本为3,277,965.60元，鑫源批发部投入的成本为5,198,056元。蓝天批发超市应收取3,468,541.27元，盛世天批发部应收取1,830,927.73元，鑫源批发部应收取2,917,070.14元。再查明，张富春于2019年去世，依法追加张富春的继承人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李志萍与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的被继承人张富春、王玉玺合伙从事经营农夫山泉系列饮料生意期间由于各方经营管理及分配盈余意见出现分歧，致使无法继续合伙，现李志萍请求解除合伙关系，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富春于2019年去世，民事权利、义务自然终止。因此，被继承人张富春的继承人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追加为本案被告，对此五被告均未提出异议，予以认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故，五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李志萍请求六被告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2,473,238.27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西藏昭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数据采集客观公正，鉴定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鉴定结论，原告（蓝天批发超市）应收取的3,468,541.27元，当中应扣除鉴定中未包含的第二次结算分配中原告已分得837,536元与此后原告另收回的157,740元，据此，六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及剩余财产2,473,265.27元，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合伙期间的利润及剩余财产2,473,238.27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六被告承担司法鉴定费30,000元的诉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六被告辩称，西藏昭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藏昭诚司鉴字【2019】第003号）不仅存在内容违背客观事实，账目不齐全，也存在程序违法，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无鉴定资质，不具备鉴定资格，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鉴定意见书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六被告自始至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该观点，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六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理睬。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志萍与被告王玉玺之间的合伙关系；二、被告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王玉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志萍支付应分给其的利润及剩余财产2,473,238.27元；三、被告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王玉玺承担司法鉴定费30,000元。上述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张锡提交证据：张富春弟弟张晓军与李志萍的通话录音记录光盘一张，用于证明张富春也是受害人，只是李志萍起诉时把张富春列为被告，导致张富春无法主张实现诉权。李志萍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通话记录可以反映李志萍与张富春一起发现王玉玺私藏合伙财务、提货单，侵吞合伙财产的事实。王玉玺质证认为，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晓军与李志萍的通话录音，能证明他们双方串通损害王玉玺的合法权益，在商量如何来对付王玉玺的问题，并没有说王玉玺拿了多少合伙财产，所以认为他们就是在歪曲一个事实。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三性予以认可。唯一能证明王玉玺存在侵吞合伙财产可能性的证据，但是李志萍的辩解前后矛盾；王玉玺认为张富春与李志萍串通，若串通不会把张锡等人列为被告。总的来说就是本案当中前提条件，合伙财产现在是不明确的，这个依据是不明确的，那么鉴定不准确的。本院认为，该通话录音能证明张晓军与李志萍协商解决合伙相关事务的过程，但不能证明张富春是受害者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张丽等4人提交证据：关于张富春、李志萍收款的情况说明4份（来源于原一审卷宗中李志萍提交的证据），用于证明关于李志萍收款的情况说明中的24,387元和157,740元两笔款项已由李志萍收回，应当作为合伙的财产预分配；关于张富春收款的情况说明2份，主要针对的是日喀则,金额是完全不一致，互相矛盾的，而且在情况说明里提到的510,680元与2018年8月18日三方的结算单据中的金额一致，这只是三方约定由张富春收回而张富春没有实际收回，因此8月29日做了最终的结算。李志萍质证认为，证明目的不认可。都是张富春收回的，有张富春的签字，李志萍收取的已在一审中扣除。王玉玺质证认为，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存在矛盾，第一个收回的是510,688元日喀则市辖各县的，由张富春收回后并没有交给王玉玺，第二个337,369元由他们收回以后，并没有给王玉玺分配份额。由此可以证明李志萍与张富春存在侵吞合伙财产的问题。鉴定意见的账目不齐全。张锡质证认为，2018年8月18日清单只是一个约定，由张富春负责收回510,688元货款，结合2018年8月29日三方出具的结算文件，推翻了之前由张富春收回的这个约定。本院认为，4份情况说明系李志萍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王玉玺提交证据：第一组联营体经营期间的销售出货单共14页、鉴定意见书第7页、鉴定意见书的附件3页。用于证明，根据联营期间实际的销售单价，鉴定意见中单价错误，得出的剩余款及货物计算错误。李志萍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一审时就已存在，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计算时原则上以进货的价格进行计算，这种方式保护了三方的利益。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三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第二组搭赠凭证12张。用于证明鉴定检材错误，未将购买搭赠的费用扣除。李志萍质证认为，联营期间搭赠产品都由农夫山泉公司免费拨下来的，并非从联营体资金中购买。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三性予以认可。鉴定检材有问题，因此鉴定结果也是有问题，不能做为定案依据。第三组农夫山泉客户对账单4张。用于证明，联营体实际经营模式为三家各自拿货各自销售，由于三家未按照总公司的价格体系销售，导致总公司强制终止联营体的经营。李志萍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联营体结算并非王玉玺所述，是因不能在同一地区形成垄断，故农夫山泉公司要求结算。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对账单系打印件，再加上张富春本人已经离世，就没有办法核实，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不可能私自收取费用。第四组运费单据（原件）7张。用于证明运费应从鉴定计算中扣除。李志萍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及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之前费用已经结清，无漏付情况，相关费用即使真实发生，在鉴定意见书中全部已扣除。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2018年12月11日单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好证明张富春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所有的账目单据都是由王玉玺收取。第五组转账凭证及收据（原件）各2张。用于证明联营体经营期间的房租是由王玉玺支付，该费用应当从鉴定计算中予以扣除。李志萍质证认为，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产生的房租已从合伙的账中支付过。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以上五组证据本院认为，作为鉴定检材，王玉玺应当在鉴定过程中提交而未提交。若王玉玺认为这些证据确实属于鉴定检材中遗漏的证据，那么应当申请补充鉴定。现作为证据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且其中还有在三方合伙的时间外单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农行业务凭证1张、建行活期交易明细2张。用于证明联营体以王玉玺个人名义办理公司账户，不存在私自转移资金情况及剩余财产。李志萍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账户余额为零只能说明王玉玺已将财产转移至别处，而不能说明联营体未盈利。张锡与张丽等4人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账户属王玉玺本人账户，无存款并不等于无合伙财产。该组证据只能证明相关款项的流转，是否存在侵占事实，无从得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王玉玺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往来，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是否存在私自转移资金情况及剩余财产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3月李志萍与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的被继承人张富春，以及王玉玺合伙经营代理销售农夫山泉品牌系列产品后，因农夫山泉公司要求停止代理销售，三方于2018年8月8日、18日、29日就合伙财产分配、债权处理等合伙事务进行了三次结算，并最终达成了一致。而后李志萍以王玉玺处发现合伙期间未入账的单据，张富春和王玉玺侵吞合伙财产，合伙期间还有剩余财产或者盈余未分配，向一审法院起诉张富春、王玉玺二人。一审法院根据李志萍提出的鉴定申请，经张富春、王玉玺同意，对整个合伙期间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依据农夫山泉客户对账单、合伙电子账务等委托第三方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认定了合伙期间还有剩余财产或者盈余未分配，以及了三人各自应收取的份额。另查明，通过三次结算，李志萍自认收到分货、折抵应向合伙的应付款、车款1,675,156元和三家联营余款837,536元。对外债权中除李志萍自认收到157,740元外，剩余债权是否收回三方未举证证明。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张锡等5人和王玉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以及李志萍的答辩意见，经征询双方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的焦点归纳为：1.三方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2.合伙期间是否有剩余财产及盈余未向李志萍分配？若有剩余财产或者盈余未分配，应由谁支付？围绕争议焦点逐一进行分析。一、根据李志萍与张富春及其弟弟张晓军、王玉玺三方先后三次结算处理合伙财产的分配以及对外债权收回等合伙事务进行协商的情况，2018年8月8日三方第一次通过分货、折抵各自向合伙体的应付款、车款等形式收回各自对合伙中的投入。8月18日，三方就对外债权的收回进行了清算。8月29日就剩余财产及债权三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确认至此三方合伙事务中无任何纠纷。通过三次结算内容，可以认定8月29日三方对合伙事务达成散伙协议，该协议三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张锡等5人与王玉玺上诉主张的2018年8月29日三方已经自行解散合伙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以李志萍与张富春、王玉玺合伙期间由于各方经营管理及分配盈余意见出现分歧，致使无法继续合伙为由，支持李志萍解除合伙关系的请求。系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西藏昭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对合伙期间财产或者盈余未分配情况，以及三人各自应收取的金额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意见能够客观体现三人合伙期间的各自投入、合伙财产、收益情况。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结果合法有效。但李志萍作为合伙人，有参与合伙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三人合伙期间由于李志萍对合伙财产、收益情况未积极行使监督负责，导致散伙后李志萍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鉴定结果认定的三人合伙未分配的剩余财产或者盈余由谁控制或者占有。其以合伙联营体由张富春、王玉玺实际经营管理，自己未参与经营管理为由，向张富春的继承人张锡等5人和王玉玺共同主张分配合伙盈余，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个人合伙相关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承担按份责任。本案中，若三人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李志萍要求退伙，李志萍则可向其他合伙人主张共同承担责任。但本案三人合伙已经自行解散，李志萍主张其他合伙人支付上述李志萍应收回的财产或者盈余份额，应当证明张富春的继承人与王玉玺各自占有控制合伙相关财产的事实，以及二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现李志萍以鉴定结果中还有剩余财产，向其他合伙人主张承担共同责任，显然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志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与王玉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20）藏0202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志萍与张富春、王玉玺之间的合伙于2018年8月29日解散；三、驳回李志萍关于张锡、张丽、陈瑞琴、郑捧捧、张喜同与王玉玺向李志萍支付合伙经营期间利润和剩余财产2,473,238.27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8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586元，鉴定费30,000元，由李志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旺  加审 判 员 拉巴次仁审 判 员 达娃卓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 官 助 理 扎  桑书 记 员 扎西央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