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03民初1920号 原告：赵国良，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新疆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雷，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健，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晶，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长军，男，197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原告赵国良诉被告刘雷、马长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作出（2019）新0103民初1804号民事裁定，原告赵国良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01民终3214号民事裁定，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804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被告刘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马长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国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刘雷签订的车辆转抵押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刘雷返还抵押金630,000元同时被告马长军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邮寄送达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2月29日，第一被告将已抵押车辆转抵押给原告，车号为×××，车辆品牌为保时捷，转抵押金为63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第一被告支付630,000元。2016年5月因该车原车主颜伟伟借款纠纷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将该车扣押。被告将该车转抵押给原告，现该车已被法院执行。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抵押金630,000元，并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刘雷辩称：一、被告刘雷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赵国良于2016年8月11日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本案二被告，案号为（2016）新0103民初6079号。在该案生效民事判决经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涉案合同甲方处有刘雷签字、担保人马长军签字，但在该合同的乙方处为空白，无人签字。乙方处的签字系该案审理结束后，原告赵国良补签。该合同的签订原告与被告刘雷之间并未达成合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在6079号案件中，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被告刘雷仅将车辆交付给被告马长军，并未交付给原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向马长军或刘雷支付了630,000元，马长军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向刘雷支付了630,000元。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并不认识，不存在签订合同的可能性，本案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并非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因此被告刘雷非本案适格主体；二、原告要求被告刘雷返还抵押金630,000元没有请求权基础，更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在6079号案件中，已查明乙方处的签字空白，是缺少合同相对方的合同，其根本不具有请求权的基础，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刘雷返还抵押金630,000元没有任何依据。在没有请求权的基础上更没有解除合同一说；三、原告主张被告刘雷返还抵押金630,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向被告刘雷支付了抵押金630,000元或向被告马长军支付了630,000元，亦或马长军向刘雷支付了630,000元。被告刘雷未收到630,000元，何来退还一说，这明显与常理相悖；四、原告起诉时所述的事实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诉状中称涉案车辆是2014年2月29日被告刘雷将已抵押车辆转抵押给原告，但2014年2月并没有29日，只有28日。即便真如原告所述，其在2014年2月29日收到刘雷交付的车辆，原告作为车辆实际驾驶人，应当清楚自2014年3月1日至2916年5月期间该车辆的违章处理及年审情况。原告在诉状中称，该车于2016年5月因原车主颜伟伟借款纠纷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将该车扣押，但在6079号案件中，原告却举证该车实际是被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开走，并出具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收车告知书一份。原告的陈述与其在6079号案件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无任何逻辑性可言；五、即便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刘雷签订的车辆转抵押合同，也要承担返还转押车辆×××及相关手续的义务。原告在6079号案件中明确表示，该车系被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强行开走。车辆非经公安、法院等执法机关，任何个人及单位均无权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车辆的义务，因原告原因致使物保难以实现，原告应当承担返还质押车辆义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赵国良对被告刘雷的诉讼请求。 上述为被告刘雷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辩称意见，被告刘雷补充答辩为：涉案车辆为保时捷，价格约1,300,000元左右，2013年10月在车管所注册登记，2014年1月涉案车辆原车主颜伟伟抵押至我处，未办理车辆抵押手续，此车上路价格近1,400,000元，基本是全新车辆。2014年2月，我将车交给马长军，同时交付了相关手续、钥匙、我与颜伟伟之间的抵押手续（包括车辆质保单、颜伟伟身份证复印件、我与颜伟伟的车辆抵押合同）。马长军告诉我有一个朋友想要车，我认为我与马长军是转押关系，我本意是将车交付马长军后得到630,000元，我们无书面约定，但我们商量过，马长军答应给我630,000元。我将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向马长军作出过提示，车辆价值1,300,000元以630,000元的价格出售肯定有风险。原告将车使用三年多，被非法上路的天天公司抢走，原告应该起诉天天上路公司，而非我和马长军。 被告马长军辩称：2014年2月，我到刘雷办公室办事，当时他店里有一辆保时捷车即本案涉案车辆，我开了几天。刚好我朋友即本案原告赵国良想买这辆车，于是我作为赵国良（买车）和刘雷（卖车）的中间人促成了这笔生意。正好那时车在我这里，我就把车交给了赵国良的老婆、小舅子及侄女，他们三人一起到我这里将车取走。刘雷称该车630,000元，我就告诉赵国良以此价钱卖给他。因我这里有赵国良的钱，大概1,000,000元，赵国良说用这笔钱向刘雷付款。我和刘雷之间也有很多生意往来，刘雷在我这借过钱，我将630,000元抵了该车的车款，之后我们打电话对账，将630,000元从他向我的借款中扣除，我和刘雷互不相欠。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质证。 原告赵国良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车辆转押协议一份，内容为：车牌号码：×××，车辆品牌：保时捷，发动机号：M5502D14474。一、乙方在公安网查实车辆状况和车主资料、并检查状况后，双方协议签署此协议；二、该车是民间抵押车辆，暂时不能过户，所以甲方只保证非盗、抢、租赁、走私、拼装、翻新车辆；三、提供此车的行驶证，抵押的所有原件；四、抵押前出现一切违法交通事故责任与乙方无关，抵押后出现一切违法交通事故责任与甲方无关；五、如原车主赎车甲乙双方在协商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乙方必须配合赎车；六、抵押金为：大写陆拾叁万元整，小写630,000元整；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如出现纠纷，提交法院；七、甲方负责此车两年审车的异地委托单。该协议甲方处为被告刘雷签字、乙方处为原告赵国良签字、担保人处为被告马长军签字。以此证明本案合同相对方是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 被告刘雷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在（2016）新0103民初6079号案件审理时乙方处无赵国良签字，根据该合同第六条“双方签字后生效”的约定，该合同并未生效。不能因为持有合同就可使合同生效，当时合同乙方处为空白，没有合同主体。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其仅是介绍了一笔生意，并不清楚签字后要承担担保责任，如果知道就不会签字了。 证据2：延保车辆质量保修协议、行驶证复印件、颜伟伟及林红身份证复印件、借条各一份，以此证明该车车主是颜伟伟，本案合同相对方是原告赵国良。 被告刘雷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看不出原告向马长军支付过630,000元，同时原告对该车的所有情况均知悉。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 证据3：执行裁定书一份【（2014）杭拱执民字第1694-1号】，载明，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被执行人：颜伟伟、林红；裁定内容：查封并扣押被执行人颜伟伟名下车牌为×××汽车一辆。 收车告知书一份，系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编号：2016年催字第55号），载明，借款人颜伟伟：你2013年12月通过我公司担保向农业银行申请贷款91万元购买了汽车一辆（车牌号×××）并办理了抵押手续。截止2016年5月，你已逾期26期，本息合计765,934元，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根据《按揭购车服务合同》第七条第6款约定，现将你按揭车辆（车牌号×××）暂时留置在我公司，后续处置请尽快联系我公司法务部（电话号码0571-28917717），超过7个工作日的，我公司将依据合同约定启动法律程序，不再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 以此证明涉案车辆当时由原告赵国良开至山东境内被收走，不知道收车人是谁，原告报警后，收车人将上述二个证据交于原告。被告刘雷抵押给原告赵国良的车辆已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查封并扣押。 被告刘雷对证据3中的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是原告将车开走后债权人才申请执行的，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如果是担保人，应该在执行裁定中反映出来，但未反映；对证据3中的收车告知书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不可能委托一个民营公司去执行，据我所知，该车被收走时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属于暴力收车，且该收车公司在“扫黑除恶”专项活动中被治理。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称其只知道原告赵国良打电话说车被收走了。 被告刘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车辆转押协议一份，以此证明合同第六条中明确约定，该协议生效要件为“双方签字后生效”，但该协议乙方处没有合同相对方的签字。 原告赵国良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协议第五条载明该车辆是可以赎回的；合同乙方处虽然没有签名，但合同法规定可以按照实际交付生效，合同实际已经生效。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 证据2：收车告知书一份，以此证明涉案车辆已被收走，收车方是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非执法部门，收车时间为2016年5月，至今已有四年时间。如被法院执行，原告可以申请执行异议，但其并未行使相关权利。 原告赵国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颜伟伟贷款购车时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是担保人，是可以去找车的，当时报警后出警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北苑派出所，报警后才拿到了执行裁定书和收车告知书。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 证据3：（2016）新0103民初607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此证明判决中查明的事实证实“该协议乙方处没有签字”，同时在该判决第三页第二段中，对于630,000元的支付情况进行了说明。 原告赵国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关于主体身份已经明确解释，原告赵国良具有主体资格。2016年至2019年审理相关案件时，庭审中并未对630,000元账目进行梳理，本次庭审中被告刘雷才说明630,000元已经以债务抵消的方式结清。 被告马长军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 以上原、被告出示的证据，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作出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国良持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9日的车辆转押协议将二被告诉至本院，称其以630,000元的价格从被告刘雷处转抵押取得车牌号为×××保时捷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该车实际车主为案外人颜伟伟，事发前已将该车抵押给被告刘雷，被告马长军从刘雷处将车开走。该车由被告马长军向原告赵国良的亲属交付，同时交付的还有与该车相配套的延保车辆质量保修协议、行驶证复印件、颜伟伟及林红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2016年5月5日，原告赵国良驾驶该车辆行驶至山东省境内时，该车辆被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强行收走，并向原告告知，该车车主因牵涉债务纠纷进入执行程序，该车已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裁定查封并扣押，同时出具法院执行裁定书及收车告知书各一份。事发后原告遂将二被告诉至本院。 另查，原告曾于2016年8月11日向本院起诉二被告请求确认抵押协议无效同时由被告返还抵押金630,000元。本院受理后案号为（2016）新0103民初6079号。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车辆转押协议原件仅有被告刘雷（甲方）、马长军（担保人）的签字，并无原告赵国良签字。该案审理结果为：驳回原告赵国良的诉讼请求。原告赵国良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过程中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及一审起诉并获准。 原告于2019年2月19日再次向本院起诉二被告请求被告返还抵押金630,000元。本院受理后案号为（2019）新0103民初1804号。该案审理结果为：驳回原告赵国良的起诉。原告赵国良不服该裁定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定并指令本院审理。 再查，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中630,000元的给付形式，在（2016）新0103民初6079号案件中，被告马长军表述为以转账形式向刘雷支付，但凭证找不到了；在本案中，被告马长军表述为，其与原告赵国良、被告刘雷均有日常经济往来，赵国良在取得车辆后曾告知马长军使用在马长军处存放的630,000元向刘雷支付，但马长军认为刘雷对其负有债务，双方打电话对账后，将630,000元作为刘雷对其的债务清偿后抵消了。 以上查明事实，有车辆转押协议、延保车辆质量保修协议、行驶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执行裁定书、收车告知书、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的主体问题。被告刘雷以原告赵国良于2016年首次起诉时提交的合同原件中无赵国良签字为由，否认其与赵国良是合同相对方。本院认为，原告赵国良持车辆转押协议原件向本院起诉，协议中有刘雷作为甲方、马长军作为担保人的签字，刘雷认可其将涉案车辆交付给马长军，马长军认可其将涉案车辆交付给赵国良，涉案车辆被收走时亦是在赵国良的控制下，故本案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马长军是担保人。因此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是本案适格主体。 本案涉案合同名为“转押协议”，意即将已被抵押的物进行转让的行为。根据抵押权的从属性，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本案中，被告刘雷因系抵押权人而占有涉案车辆，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涉案车辆车主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就不存在将债权继续转让的可能，那么刘雷与赵国良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仅存在转让抵押物的情形。故，综合全案来看，本案涉案合同的性质应属买卖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涉案车辆于2016年5月因涉及其他债务纠纷被收走，原告赵国良已无法继续使用，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故对于原告赵国良要求解除与被告刘雷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刘雷应否返还630,000元及马长军应否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能够确定原告赵国良、被告刘雷、被告马长军三人，以马长军为中间人，通过互相倒账的方式支付630,000元。赵国良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向刘雷支付630,000元、马长军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向刘雷支付630,000元，刘雷亦不认可收到630,000元，原告赵国良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原告赵国良无法举证其向被告刘雷支付了630,000元，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无证据证实刘雷收取了630,000元的情况下，原告赵国良要求被告刘雷返还630,000元抵押金并要求被告马长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赵国良与被告刘雷于2014年2月9日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 二、驳回原告赵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赵国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莉 人民陪审员 亚力坤 · 艾克木 人民陪审员 马   天   君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加恒古丽·阿扎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