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1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成安，男，196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康福达肉食品有限公司。住所：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西湾村。法定代表人：刘尚作，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光登，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全，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成安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康福达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福达公司）、陈光登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成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生猪价格、生猪重量导致无法确定损失差额，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光登共计代售罗成安养猪场生猪29头，双方于2019年12月21日进行第一次结算，其当庭陈述的部分计算明细与罗成安提交的第一份“书证”中的计算明细基本一致，陈光登陈述第二次结算时并没有详细说明结算内容，但是与罗成安提交的第二份“书证”中生猪价款计算明细中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罗成安当庭提交的“书证”中的计算明细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罗成安当庭提交的第二份书证中的计算明细，可以计算出29头生猪全部重量以及结算时的价款。襄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笔录显示2019年12月份襄州区长安市场中商户的猪肉批发价格为19-21元之间，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生猪价格、生猪重量导致无法确定损失差额，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陈光登代售罗成安的29头生猪并没有出现质量问题或被无害化处理。罗成安于2019年12月30日向襄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寻求救济，请求帮助查明陈光登代售的29头生猪是否有不合格的猪肉流向市场以及无害化处理的生猪数量，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12月15日、18日、20日并无陈光登的生猪无害化处理记录，也未发现有不合格的猪肉流入市场。3.陈光登没有营业执照而以康福达公司的名义进行生猪市场交易活动，康福达公司应当对陈光登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生猪买卖市场有严格的市场行政监管制度，上诉人虽然是养猪场经营户但是并无权利将生猪直接卖向市场，必须经屠宰场检疫检验合格后才能流向市场，而陈光登本人并没有营业资质，且原审中证人也证实陈光登以公司名义代理卖猪肉，其在康福达公司从事生猪代售经营活动赚取代售费，然后以公司的名义卖给市场批发户，其行为必然是公司的授权行为，并且其本人的经营行为接受公司的监管。因此，针对陈光登在本案中侵害上诉人出售生猪货款的行为，康福达公司应当与陈光登承担连带责任。康福达公司未陈述答辩意见。陈光登辩称，陈光登已认真履行完毕代售生猪义务，并向上诉人结清了代售的生猪价款，其已举证证明上诉人的生猪的质量问题以及4头猪被无害化处理的事实，上诉人要求其补偿生猪差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罗成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光登、康福达公司向其返还代售的29头生猪价款差额暂定243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康福达公司、陈光登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成安与陈光登系朋友关系。罗成安经营养猪场，长期将生猪委托陈光登进行宰杀、出售，陈光登出售后将销售款交给罗成安，罗成安按每头10元向陈光登支付代售费。2019年12月15日、18、20日，罗成安分别将29头生猪交陈光登代售，陈光登将生猪运到康福达公司进行出售。因双方对生猪是否是病猪及出售价格有分歧，陈光登没有向罗成安支付代售款。罗成安于2019年12月22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民警要求双方协商处理，下午经双方核算，29头生猪价格为29120元，扣除代售费290元，陈光登向罗成安支付了代售款28830元。后罗成安认为生猪出售价格过低，要求陈光登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差额款29411元。一审法院认为，罗成安委托陈光登代售生猪，陈光登将生猪出售以后将代售款支付给罗成安，罗成安按照每头生猪10元向陈光登支付报酬，双方形成行纪合同关系。罗成安认为陈光登代售生猪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要求陈光登补偿差额，但是没有提供指定陈光登代售时的生猪价格、生猪重量及生猪市场价格的相关证据，造成其主张的差额无法确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光登与康福达公司存在代售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罗成安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罗成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9元，由罗成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襄阳市襄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康福达公司负责无害化处理的工作人员张保成称，该公司无害化处理的记录未到经营户，记录的是整个厂内每天无害化处理的数量；康福达公司负责车间生产管理的工作人员刘德强称，生猪屠宰时发现感官有问题，如果现场有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员在场，就直接没收，堆放在一边，准备进行无害化处理，康福达公司和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员都对不合格的产品拍照留存，不开具证明，也没有通知当事人。该厂同月16日至20日，检出4头猪有问题；襄阳市襄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肉制品检疫的工作人员曹红称，其工作流程首先是感官检测，开仓以后进行肉制品检测，不合格的进行无害化处理。2019年12月19日陈光登送来的有一头猪屠宰剃毛后全身发红，感官检测不合格，直接没收进行无害化处理。襄阳市襄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湖北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台账》显示，2019年12月19日对4头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处理的原因是“挤压致死猪”。因罗成安交付陈光登的是生猪，即便2019年12月19日有4头猪因挤压致死被无害化处理，亦不能认定罗成安交付的委托物有瑕疵。本院认为，陈光登接受罗成安的委托，将罗成安的生猪送至康福达公司宰杀后，以自己的名义按市价出售猪肉，并将售得的款项悉数交与罗成安，罗成安按照每头生猪10元向陈光登支付报酬，双方形成行纪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四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可以处分该物；和委托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的，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一)现有证据能否认定委托物有瑕疵，陈光登以低价售出是否应补偿差额。罗成安委托陈光登以市价出售猪肉，陈光登应当举证证明罗成安交付的生猪有瑕疵，需进行无害化处理，或猪肉存在质量问题无法以市价售出，同时还应当证明已取得罗成安的同意，不能及时和罗成安取得联系的，亦需证明其处分的合理性。陈光登辩称，罗成安2019年12月15日交付的13头猪经屠宰后猪肉泛红，存在质量问题，其已于次日凌晨1点将照片发送给罗成安，2：53又以微信语音信息的方式告知罗成安。因陈光登在微信中并未说明将如何处理，罗成安于当日8：34询问是否需要其本人过去看一看，陈光登未予回复。故陈光登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罗成安的猪存在质量问题，其以低于罗成安指定的价格卖出应当经罗成安同意，未经罗成安同意，陈光登应补偿差额。(二)陈光登应补偿的差额应如何确定。对于所出售猪肉的斤数，陈光登一审答辩状中称，2019年12月15日的13头猪，其中8头猪肉售价5642元(403公斤×2×7元/斤)，5头生猪肉售价2220元(185公斤×2×6元/斤)；第二批12头生猪中，1头164斤，7头617斤；第三批4头小猪共323斤。上述说法除了第二批4头猪外，其余均与罗成安主张的一致，故对罗成安关于售出猪肉重量的相关主张予以支持。陈光登一审申请的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标猪进价一般是19-21元/斤，罗成安起诉主张按20元/斤计算，并非过高，可按其主张予以支持。罗成安起诉主张29个猪头，估价为3000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陈光登支付罗成安猪肉款26411元。(三)康福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罗成安主张，陈光登没有营业执照且以康福达公司的名义进行生猪交易，康福达公司应当对陈光登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罗成安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康福达公司授权陈光登以该公司名义卖猪肉，对其要求康福达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成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四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688号民事判决；二、陈光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罗成安猪肉款26411元；三、驳回罗成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9元，由陈光登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9元，由陈光登负担359元，罗成安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