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荣晨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WB33H4A,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建设南路75号。法定代表人：单一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江苏翁昊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湖市万顺拉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68450740XY,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平湖经济开发区五一村。法定代表人：富云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莹，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溧阳市荣晨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湖市万顺拉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5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万顺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决万顺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和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荣晨公司和万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万顺公司和荣晨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买卖关系，万顺公司要求荣晨公司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订货单，虽然订货单的抬头用的是荣晨公司名称，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都与荣晨公司无关:(1)每份订货单上载明的负责人张海鹏与荣晨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张海鹏是平湖市一丹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丹公司）的职工;(2)万顺公司提供的订货单中，有三份盖有一丹公司的印章，所有订货单上，除货物数量、品种、单价外，其他载明的内容都一致，也就能充分说明所有订货单上货物的购买人是一致的，都是一丹公司;(3)订货单是传真发送的，订货单上也看不出传真的发送人是荣晨公司，万顺公司应该提供并且也能够提供传真的发送人，但万顺公司故意不提供，依法可以认定荣晨公司的主张成立，即认定荣晨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所以订货单不能证明万顺公司与荣晨公司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2、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所有送货单，上面签收人都是张海鹏或者林登户，根据荣晨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明细、社保缴费名单，充分证明张海鹏和林登户是一丹公司的职工，与荣晨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荣晨公司也没有委托其收货，所以货物的购买人是一丹公司。3、虽然本案中增值税发票是万顺公司开给荣晨公司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证据，万顺公司并没有将货物交付给荣晨公司。万顺公司代理人庭审中也陈述万顺公司的货物是直接送到一丹公司仓库的，而没有交付给荣晨公司，所以增值税发票也不能证明荣晨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4、虽然部分货款是由荣晨公司直接支付给万顺公司，但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荣晨公司的付款凭证，有四张电子承兑汇票都是由一丹公司背书转让给荣晨公司，然后再由荣晨公司背书转让给万顺公司，这是荣晨公司代一丹公司支付的货款。万顺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荣晨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诉讼费用均由荣晨公司承担。万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荣晨公司立即归还尚欠万顺公司货款245385.77元，并承担自2020年7月25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中万顺公司、荣晨公司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相关证据并进行了质证。万顺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订购单27份（其中2019年10月12日、12月31日重复提供），证明2019年-2020年期间万顺公司、荣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荣晨公司向万顺公司采购拉链、布基，在订购单中对于所购买的产品名称、规格、颜色、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及付款方式等做了约定。该组订货单只是万顺公司、荣晨公司双方供货关系的一部分，有的订货单已经遗失。订货单是荣晨公司以传真方式发给万顺公司。（2）发货清单打印件8张、送货单54张，证明万顺公司按订货单向荣晨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送货单的签收人为林登户、张海鹏，万顺公司系受荣晨公司指示送到荣晨公司在平湖的仓库。（3）结算明细打印件1张、增值税发票10张（附相应的送货单），该组证据证明万顺公司、荣晨公司双方共计发生交易金额为406023.43元，万顺公司已经按交易额开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给荣晨公司。增值税发票开具情况为：2019年9月25开具金额为28763.48元、2019年9月26日开具金额为6874.20元、2019年10月23日开具金额为62941.96元、2019年11月26日开具金额为66265.10元、2019年12月26日开具金额为64178.52元、2020年1月13日开具金额为30410.19元、2020年3月23日开具金额为105838.78元、2020年5月26日开具金额为11429.60元、2020年6月24日开具金额为27115.60元、2020年7月24日开具金额为2206元。（4）转账凭证打印件6张，证明荣晨公司至今仅支付了160637.66元，尚有245385.77元未付。分别是2020年5月2日50000元承兑，5月29日两笔各20000元承兑汇票，7月24日20000元承兑汇票；2020年4月1日荣晨公司通过网银汇付万顺公司35637.66元，同年8月11日汇付万顺公司15000元，以上合计160637.66元。承兑汇票反映，承兑汇票均是由出票人出票后几经背书转让后背书转让给一丹公司（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再由一丹公司背书转让给荣晨公司，由荣晨公司背书转让给万顺公司。（5）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富云忠与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一丹的妻子徐佩莲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光盘，证明万顺公司、荣晨公司双方在发生交易后，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就荣晨公司所欠万顺公司货款进行对账及支付沟通。2020年7月24日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富云忠将荣晨公司当时所欠款项明细表格发给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要求荣晨公司支付款项，但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对于款项金额没有提出异议，但就款项时间安排上没有给予明确回复，只是在每次追要时说再安排。万顺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2020年4月29日富云忠发微信给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徐佩莲“你们这个月还是不付呀，说的四个月，现在半年，至少付一个月的”，徐佩莲回微信“明天安排的哎不要急啊富总最近疫情不是困难吗”、“这个月我这里安排不了了要下个月了供应商都没安排也没现金流进来苦啊”、6月28日上午11:54分徐佩莲回微信富云忠“你这里每个月安排的，上个月也安排了就这个月真不行啊贷款全部挤到一起了”，7月20日富云忠发微信给徐佩莲“老板娘，这个月一定要安排货款的”，7月24日上午09:12分富云忠将其打印的荣晨公司所欠货款往来明细表格发给徐佩莲。该表格反映，“单位溧阳荣晨”、“开票日期”分别为“19.9.26”、“19.9.26”、“19.10.26”、“19.11.26”、“19.12.26”、“20.1.15”、“20.5.25”、“20.6.26”，对应的“开票金额”分别为28763.48元、6874.20元、62941.96元、66265.10元、64178.52元、30410.19元、105838.78元、11429.60元、27115.60元。表格中以上金额与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符（最后一份增值税发票金额不在其中）。表格同时注明荣晨公司已付金额为145637.66元。富云忠发送上述表格后发微信“这个月就安排二万吗，还有二十五万八千”、“上个月没有付，这个月付2万，肯定不行的”，同日上午09:20分徐佩莲回微信“进来一点再安排吧”，8月6日中午12:58分富云忠发微信“尽快安排点”，徐佩莲回微信“嗯”。荣晨公司对万顺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于订货单，虽然订货单抬头是荣晨公司，但万顺公司提供的订货单中2019年10月26日、2020年6月3日、6月11日的订货单上加盖了一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每张订货单上载明的负责人张海鹏也是一丹公司的职工，说明该订货单不是荣晨公司向万顺公司订货，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2）万顺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系万顺公司自行打印，不能看出与荣晨公司有关。万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反映签收人为林登户、张海鹏，该两人都是一丹公司的职工，说明万顺公司提供的货物全部交付给了一丹公司。荣晨公司提供林登户、张海鹏与一丹公司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社保缴费证明，以证明该两人不是荣晨公司员工。荣晨公司在平湖没有仓库，也没有要求万顺公司将货物送至平湖。（3）对结算明细，因为是打印件，不能看出与荣晨公司有关；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万顺公司向荣晨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反映签收人与荣晨公司无关，说明万顺公司没有向荣晨公司交付标的物。根据万顺公司提供的证据，万顺公司将标的物交付给了一丹公司，说明万顺公司是与一丹公司发生了买卖关系。对此万顺公司认为，订货单是荣晨公司向万顺公司发出，负责人是张海鹏，且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一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可以认定张海鹏为荣晨公司与万顺公司签订合同。（4）对于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转账凭证支付的货款都是荣晨公司代一丹公司向万顺公司支付的货款，荣晨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从来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对此万顺公司认为，四张承兑汇票均是先背书转让给一丹公司，再由一丹公司背书转让给荣晨公司，荣晨公司再背书转让给万顺公司。如果一丹公司拖欠万顺公司货款，不需要经过荣晨公司背书转让，因此荣晨公司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且荣晨公司通过网银汇付给万顺公司货款，证明万顺公司、荣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5）对万顺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聊天记录反映，双方之间就拖欠货款进行了沟通，但不能证明系荣晨公司拖欠万顺公司货款，因为一丹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单一丹，微信聊天记录中单一丹妻子徐佩莲是代表一丹公司与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就货款支付进行沟通，而不是代表荣晨公司。对此万顺公司认为，在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货款往来表格通过微信发给徐佩莲，对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对付款表示再按排。庭审中万顺公司陈述，订货单约定，货款结算期为每月25日前，如在26-31日发生的货款，则统计入下月结算货款，当月26-31号对账日前荣晨公司收到万顺公司增值税发票后120日开始付款，万顺公司提供荣晨公司最后一份增值税发票时间为开具之日的第二天。据此约定，万顺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20年7月6日，故万顺公司主张荣晨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从2020年7月25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对此荣晨公司认为，万顺公司计算利息时间有误，按照合同约定，货款应当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的120日开始付款，荣晨公司表示其不清楚什么时候收到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万顺公司、荣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荣晨公司以万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有一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每张订货单上负责人张海鹏、送货单上的收货人也是一丹公司的职工，说明该订货单不是荣晨公司向万顺公司订货，而是一丹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荣晨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但在收取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后荣晨公司并没有提出异议，且万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货款往来明细表格发给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进行对账及催要货款时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并没有就荣晨公司不欠万顺公司货款提出异议，且双方对荣晨公司所欠万顺公司货款支付进行了交流沟通，虽然万顺公司提供的订货单中有部分加盖一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这并不影响万顺公司、荣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因为荣晨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一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荣晨公司通过接受万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双方进行微信对账过程证实荣晨公司对其与万顺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了确认，荣晨公司提出的其网银转账、承兑汇票付款系其代一丹公司支付所欠万顺公司货款的说法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常理，故对荣晨公司该说法不予采信。综上，应依法认定万顺公司、荣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荣晨公司拖欠万顺公司货款245385.77元。二、荣晨公司拖欠货款构成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荣晨公司未能及时付清所欠万顺公司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万顺公司主张按订货单约定，要求荣晨公司承担自2020年7月25日开始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荣晨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按照订货单约定，荣晨公司应当在收到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后的120日开始付款，万顺公司认为其最后一次提供荣晨公司增值税发票系在2020年7月25日，荣晨公司已收取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故荣晨公司应对其收取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时间进行明确或者对万顺公司所说的收取时间举证推翻，现荣晨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最后一次收取万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时间，故对万顺公司所述的收取时间予以采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荣晨公司应承担万顺公司自2020年11月26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荣晨公司欠万顺公司货款245385.7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并承担自2020年11月26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二、驳回万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81元，诉讼保全费1820元，合计6801元，由荣晨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与万顺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荣晨公司还是一丹公司。本院认为，万顺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27份订货单的抬头均显示为荣晨公司，每份订货单均提供了开票资料“地址：溧阳市别桥镇建设南路75号，电话：0519-8787××××，税号：91320481ＭＡ1ＷＢ33Ｈ4Ａ，开户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溧阳市别桥支行，账号：×××71”，上述订货单的抬头和订货单上所提供的开票资料信息足以证明与万顺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位于溧阳的荣晨公司，而非位于平湖的一丹公司。虽然27份订货单中有3份订货单加盖有一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27份订货单载明的订购方负责人为荣晨公司所主张的一丹公司员工张海鹏，但因荣晨公司与一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单一丹，该两公司包括公司印章、人员等均受单一丹实际控制，故上述印章使用情况及在订货单上载明负责人为张海鹏并不能否定订货单的相对方为荣晨公司。事实上，本案中万顺公司开具的送货单均是开给“荣晨”，发票也均是开具给荣晨公司，案涉已经支付的160637.66元货款中，有11万元系由一丹公司将承兑汇票背书给荣晨公司后，再由荣晨公司背书给万顺公司，而非由一丹公司直接背书给万顺公司，另50637.66元也是由荣晨公司直接向万顺公司转账支付，也即本案中的已付款项160637.66元均是由荣晨公司向万顺公司支付。本院认为，万顺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完全足以证明与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荣晨公司。荣晨公司有关荣晨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荣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1元，由溧阳市荣晨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