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8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加波，男，197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虹虹，重庆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云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余溪南路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661961653。法定代表人：郭召兵。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江，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高加波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云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9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加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虹虹、被上诉人云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加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729.6元；3.判令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2017年6月4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被拖欠工资差额23016.4元；4.判令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42716元。事实和理由：一、云玺公司已经于2020年4月4日违法解除了与高加波的劳动合同。就《辞职申请书》《解除协议》《操作层离职薪资结算表》中的意思表示，云玺公司明知高加波没有法律效果意思，高加波在解除协议领取签收表中明确就自愿离职提出了书面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是高加波自身辞职与客观真实情况不符。二、高加波月综合工资为4271.6元，一审法院认定其月基础工资为1500元，与客观真实情况不符。三、云玺公司提交的《员工劳动合同》内容不真实，高加波与云玺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到期后未再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采信云玺公司提交的《员工劳动合同》导致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云玺公司辩称，高加波于2020年4月4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于4月8日提交解除手续。云玺公司的基本工资符合法律规定。不认可高加波提出的劳动合同书虚假的情况。高加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729.6元[4621.6元/月×3个月×2，基于云玺公司于2020年4月5日就没有安排高加波工作了，但是也没有提出解除，之后公司的工作人员（名字记不清了）于2020年4月8日跟高加波说让其到公司去办理离职手续，2020年4月5日至4月8日期间公司都没有给高加波安排工作，这期间高加波去劳动纠察部门投诉，工作人员就跟高加波的主管李子江打电话，但是也没有处理意见]；2.判决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2017年6月4日至2020年4月8日在职期间2年10个月实发工资差额23016.4元[每月工资应发4271.6元（基本工资1850元+延时加班工资+周末加班工资），加班工资金额现在不清楚，庭后另行提交计算明细，实发金额每月都有差异，在职期间每月少发的工资金额现在不确定，庭后另行提交明细，云玺公司该期间发放工资不足]；3.判决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二倍工资差额42716元（4271.6元/月×10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加波系云玺公司员工，双方签订了《员工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高加波在云玺公司单位从事物业服务岗位工作，税前基础工资标准为1500元/月，在每月15日前支付工资。2020年4月8日，高加波向云玺公司提交《离职申请书》，主要载明：高加波因工作原因，无法继续为公司服务，现提出离职，希望领导批准。同日，高加波与云玺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协议主要载明：经高加波提出申请，高加波自愿要求辞职、解除《劳动用工合同》，云玺公司同意高加波于2020年4月8日解除《劳动用工合同》，高加波确认云玺公司应支付给高加波的工资、补贴、加班、奖金、应付补偿金等所有的现金收入和其他福利均已支付完毕，云玺公司对此费用和金额不持任何异议。2020年5月15日，高加波以云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云玺公司支付高加波：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729.6元；2.在职期间实发工资差额23016.4元；3.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二倍工资差额42716元。2020年7月15日，该委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2020年7月21日，高加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云玺公司出具的《离职员工考勤统计表》显示，高加波离职时间为2020年4月8日，考勤时间从2020年4月1日至7日。《离职薪资结算表》显示，高加波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自动申请离职”，高加波在“离职原因”一栏签字。浦发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在2019年7月15日、8月15日、9月12日、10月15日、11月15日、12月13日、1月15日、1月22日、2月14日、3月13日和4月15日，云玺公司分别向高加波转账3536.02元、3283.42元、2894.59元、1310.07元、1875.39元、3133.72元、2981.04元、3400元、3483.65元、2850.39元和2940.71元，转账交易类型为工资。一审庭审中，高加波陈述，离职员工考勤统计表、离职薪资结算表、离职申请书、解除协议及解除协议签收表是其本人签字，但是后来提出来有异议。高加波陈述，工资发放了，但是没有发足，每月基本工资1850元已经发放了，加班工资没有发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根据《离职薪资结算表》、《离职申请书》和《解除协议》，均可看出高加波离职原因系个人原因并自愿提出离职申请，高加波亦认可以上证据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虽在《解除协议领取签收表》中，不仅载明了“属于自愿离职”，亦载明了“提出异议”，高加波主张《解除协议领取签收表》中是其本人签字，后来提出了异议，但高加波其后提出异议并无法改变其已在《离职薪资结算表》和《解除协议》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效力，无法改变其已向云玺公司提交《离职申请书》的客观事实。因此，高加波主张云玺公司系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未举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高加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本案中，云玺公司举示了《员工劳动合同》的原件，高加波亦认可劳动合同首页和尾页都是其本人签字，虽劳动合同中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但合同加盖了公司印章，高加波也已签字，故该瑕疵并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因此，高加波主张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6月4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实发工资差额23016.4元。高加波主张每月应发工资为4271.6元，并主张该工资包括基本工资1850元、延时加班工资和周末加班工资，而关于加班工资金额、具体计算明细以及每月少发的工资金额，高加波均未作出解释说明，亦未在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计算明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加波主张每月应发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延时加班工资和周末加班工资三部分，并主张其中每月基本工资1850元已经发放了，加班工资没有发足，但并未举示任何存在延时加班和周末加班事实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高加波工资标准为1500元/月且在每月15日前支付工资，结合浦发银行交易流水，高加波在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平均每月实发工资明显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亦高于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且根据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高加波在协议中确认，云玺公司应支付给高加波的工资、补贴、加班、奖金、应付补偿金等所有的现金收入和其他福利均已支付完毕，高加波对此费用和金额不持任何异议。由上，高加波主张实发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加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高加波负担。二审中，高加波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秩序部一期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云玺公司通知高加波解除劳动合同。高加波陈述，该记录中聊天对象是“2020年春节后刚调来的班长，姓刘”，但不能陈述准确姓名。2.网络查询的（2019）渝0105民初14520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05民初1452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拟证明云玺公司保安岗位工作时间是12小时，月综合工资是4200元左右。3.云玺公司招聘信息截图，拟证明保安岗位工资是5300元。4.高加波自行制作的2018年1月15日至2020年4月15日工资差额的计算表；5.到庭证人刘某的证言，拟证明高加波每天工作12个小时。云玺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展示前因后果，达不到高加波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判决期间高加波未到云玺公司上班，不清楚判决书中当事人是否是云玺公司员工；证据3招聘信息的时间有待核实，不同时间工资待遇不同；证据4系高加波自行制作，不予认可；证据5，证人是否系业主身份有待核实，且证人自述并非高加波工作的小区业主，其证词不能采信。云玺公司向本院举示杜鹏飞、李朝宏、陈伟、王**签名的投诉信，拟证明高加波工作期间存在违纪行为。高加波质证认为，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针对高加波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对聊天对象的姓名不能陈述，亦不能证明其身份，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2.证据2系网络查询后打印的判决书，不能核实内容是否真实，且即便同一岗位，不同时期、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亦有不同，其他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并不能证明高加波的工作时间，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3.证据3招聘信息不能反映劳动合同实际的履行情况，不能证明高加波的真实工资情况。4.证据4系高加波自行制作，云玺公司对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故该证据达不到高加波的证明目的。5.证人自称系“两江春城和风院”业主，并称高加波在“两江春城春喜院”上班，其了解到高加波工作时间是每天12个小时，是因为“两江春城和风院”和“两江春城春喜院”“只隔一条马路，经常过去玩”。证人的身份不能核实，其陈述的内容亦达不到高加波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云玺公司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高加波在工作期间是否存在违纪行为，与本案争议不存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中，高加波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以“高加波签字的离职申请书及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没有法律效果意思，是云玺公司要求其签署，高加波就云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曾向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监察大队投诉过，该投诉记录是本案重要证据”为由，申请前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高加波于2020年向该局投诉云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记录表》。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高加波主张云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其于2020年4月8日签字填写了《离职薪资结算表》载明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自动申请离职”；同日签订的《解除协议》载明“经乙方（高加波）提出申请，乙方自愿要求辞职，解除《劳动用工合同》”；其在《解除协议领取签收表》中填写“属于自愿离职”，虽另备注“提出异议”，但其一审中陈述是先签署了自愿离职，后来才提出异议。因此，高加波是先通过填报、签署《离职薪资结算表》和《解除协议》向云玺公司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达到云玺公司之后，才提出异议，该异议不能改变解除的法律后果。高加波上诉称其在《离职薪资结算表》《离职申请书》《解除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法律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加波主张云玺公司于2020年4月4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基础，其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高加波在二审中申请律师调查令，以“高加波签字的离职申请书及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没有法律效果意思，是云玺公司要求其签署，高加波就云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曾向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监察大队投诉过，该投诉记录是本案重要证据”为由，申请前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高加波于2020年向该局投诉云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记录表》。本院认为，高加波并未举证证明其申请调取的证据系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同时，该材料只能反映高加波与云玺公司曾因劳动合同的履行或解除发生争议，并不能反映高加波在填写、签署《离职薪资结算表》《离职申请书》《解除协议》当时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达到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法律后果的证明目的。故其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争议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关于高加波的工资标准，一审法院并未作出高加波月基础工资为1500元的认定，而是基于高加波认可每月基本工资1850元已经发放，且在其对诉请的延时加班工资和周末加班工资未尽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基于实发工资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1500元/月且高于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实，认定云玺公司不存在拖欠高加波工资的事实。因此，高加波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其月基础工资为1500元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高加波一审中对云玺公司举示的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员工劳动合同》上首页和尾部签名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双方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高加波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他合同内容不真实，故其诉请双倍工资差额，不能得到支持。综上，高加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加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陈孟琼审 判 员  胡海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冉沅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