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山东东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天世纪城-1号-B819室。法定代表人：邹积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江，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晓波，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威海市环翠区信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106B-2号-三层。法定代表人：刘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素鑫，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威海春茂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31-1号。法定代表人：邹晓艳，总经理。上诉人山东东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信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元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威海春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茂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5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东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东泰公司作为威海宝昌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占有的股权比例为40%，名义股东为春茂公司，且东泰公司与春茂公司签订了《代持股协议》，因此东泰公司应依法认定为实际出资人。2.股权从本质上是一种特殊财产，一审法院不应单纯地适用公示外观原则，需要确定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东泰公司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即实际权利人，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信元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春茂公司述称，同意东泰公司的意见及诉讼请求。东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中止（2019）鲁1002执338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对春茂公司持有的宝昌公司股权的冻结措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元公司与春茂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鲁1002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春茂公司给付信元公司借款5000000元、利息（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利息1273840元；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律师费250615元；二、信元公司对北京神州德元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28号院3号楼-1层商业-101房屋就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净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辉煌净雅餐饮有限公司、北京金宝街净雅餐饮有限公司、净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华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凯威能源有限公司、明利实业佳（北京）有限公司、华衡能源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河南净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昌航能源有限公司、张永舵、北京神州德元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春茂公司追偿或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其应承担的义务；四、驳回信元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因春茂公司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信元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2020年3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1002执338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并据此于2020年3月23日冻结了春茂公司持有的宝昌公司的股权。在执行过程中，东泰公司以其系被冻结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出异议。2020年8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鲁1002执异1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东泰公司的异议请求。一审中，东泰公司为证实其为案涉被冻结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而春茂公司仅为名义股东，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东泰公司（甲方）与春茂公司（乙方）于2012年5月6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一份，约定东泰公司在宝昌公司中40%股权，对应出资捌佰万元，由春茂公司代持，由代持股份产生的或与代持股份有关的股东收益及股东权利、义务等由东泰公司享有等；证据二、股权证书一份，载明东泰公司于2008年12月9日，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宝昌公司注资8000000元，股权比例为40%；证据三、2012年6月15日，由宝昌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邹积会出具的通知函一份，载明东泰公司持有的宝昌公司40%的股权（金额合计8000000元）由春茂公司代持，并由东泰公司出席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分享投资收益等，在通知函尾部加盖宝昌公司、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威海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威海英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及邹积会个人印章、“吴晨”个人签字；证据四、2013年度至2018年度的宝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加盖东泰公司公章；证据五、威海市同城资金清算系统贷方补充报单及收款收据各一份，记载2008年12月9日，东泰公司向宝昌公司电汇8000000元。经质证，信元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上看，协议没有加盖骑缝印章，仅在落款处加盖公章，对代持股协议的内容亦无法确认。双方是否按协议履行，也未可知。即便代持股协议真实有效，且双方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合同仅约束签约主体双方当事人。另，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第五项中明确记载，若因春茂公司的原因，造成代持股权被查封，春茂公司应提供其他任何财产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机构申请解封，因此当出现该种状况时，应由双方根据协议约定解决，该协议不能约束签约主体以外的其他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邹积会是东泰公司的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亦是宝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股权证书是由宝昌公司出具的，不排除宝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邹积会自行制作的嫌疑，且股权证书亦无法证明案涉股权系由东泰公司实际出资。另，股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出资日期为2008年12月9日，而东泰公司成立日期为2008年12月22日，而代持股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2年5月6日，因此有为本案诉讼自行制作的嫌疑。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通知函及股东会决议均由宝昌公司自己出具，有为本案诉讼自行制作的嫌疑。对于证据五中的威海市同城资金清算系统贷方补充报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单据上记载付款人为东泰公司，收款人为宝昌公司，金额为8000000元，事由处为空白，无法证明与案涉股权有关联。另外，付款人与收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邹积会，无法证明该单据中记载的款项为投资款，亦无法证明是东泰公司代春茂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出资。对于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该收据为宝昌公司出具的，且其与东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邹积会。另查，邹积会系宝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中查询，宝昌公司对外公示股东情况为：春茂公司持股比例为40%，认缴出资额为8000000元人民币；威海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0%，认缴出资额为6000000元人民币；吴晨持股比例为10%，认缴出资额为2000000元人民币；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认缴出资额为2000000元人民币；威海英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认缴出资额为20000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东泰公司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权利；若享有权利，是否可以阻却执行。虽然，东泰公司提供了《代持股协议》、股东权利证书、股东会决议、通知函等，证实其隐名股东身份，即其系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鉴于邹积会的特殊身份，其即为东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宝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东泰公司是否系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持疑。即使东泰公司确系案涉股份的实际权利人，亦不能据此阻却执行。对此分析如下：首先，代持法律关系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能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同时，因代持法律关系系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而信元公司对春茂公司享有的权利亦为债权，故在执行活动中，东泰公司的债权并不优于信元公司的债权。其次，商事法律具有公示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公司公示的对外效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名称或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结合本案，春茂公司系借款人，在信元公司出借款项时春茂公司的支付能力，必然系信元公司考虑的范围，在春茂公司不能偿还借款时，信元公司对春茂公司名下的财产均存有信赖利益。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信元公司在提起强制执行前明知东泰公司和春茂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再次，从利益分配上衡量，股权代持的风险不应由债权人负担。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是可获得的，但代持关系却无从得知，属于债权人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此外，实际出资人既然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上的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商业利益，则必须承担此种代持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本案中，由东泰公司承担因股权代持而出现的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综上，东泰公司对于要求中止（2019）鲁1002执338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对春茂公司持有的宝昌公司股权的冻结措施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春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山东东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山东东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东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威海英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一份，拟证实东泰公司对宝昌公司40%股权投资款8000000元已经于2008年12月9日出资到位，结合东泰公司与春茂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可证实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东泰公司。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信元公司主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主张即使属实也仅能代表宝昌公司于2008年成立时由东泰公司出资，但春茂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就持有宝昌公司40%的股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东泰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2008年12月9日，东泰公司向宝昌公司电汇8000000元。结合上述转账情况、《代持股协议》、股东权利证书及其他证据，可证实宝昌公司登记在春茂公司名下8000000元出资相应40%的股权，实系东泰公司出资。东泰公司系该4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东泰公司对案涉股份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基于隐名股东的身份主张权利，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参照该条规定处理，即隐名股东需承受相应的商业风险，亦无权排除金钱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东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东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善斌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金永祥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俞凯书记员张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