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黔05行终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筑源记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羊场乡菜子地村子厂组。法定代表人刘良平，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纳雍县羊场乡羊场村羊场街。法定代表人李璇，乡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焕昌，贵州煜昌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审原告贵州筑源记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源记公司）不服被告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纳羊场乡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一案，已由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黔0502行初104号行政裁定。原告筑源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裁定查明，2018年12月13日，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筑源记公司与羊场乡政府经协商达成“金蝉万亩花海中药材”种植项目框架协议书，就土地流转、项目立项审批、监督管理、劳动用工等相关事宜作了约定。2019年1月，筑源记公司与曾底坝村的张祥友等80余农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土地流转从2019年1月1日起，无终止时间，流转费为每亩500元），流转土地260余亩。之后，筑源记公司在土地上种植了旋覆花。2019年11月15日左右，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与该村的周贞学等80余户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250余亩，交由该村集体合作社（纳雍县高海拔中药材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与曾底坝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80余户农户中有60户农户在之前与筑源记公司签订过《土地承包协议》。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与该村的周贞学等80余户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村支书李梦与罗显耀联系翻犁土地事项后，罗显耀叫谢中林其翻犁土地。2019年11月底谢中林将涉案土地进行翻犁，共翻犁土地242.9亩。筑源记公司于2019年12月初得知其种植旋覆花的土地被翻犁后，认为是羊场乡政府所为，并以羊场乡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羊场乡政府将筑源记公司种植的旋覆花中药材基地损毁的行为违法。原裁定认为，涉案土地是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与该村80余户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联系罗显耀后，罗显耀叫谢中林去翻犁的，该行为是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不是羊场乡政府的行为，故筑源记公司起诉羊场乡政府主体错误。筑源记公司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筑源记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免予收取。筑源记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二项的规定，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调整范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法院审理该案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充分证实了损毁上诉人种植的中药材基地的行为是被上诉人下达的行政指令而实施的。二、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明确的被告以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且是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三、一审法院裁定认定：“涉案土地是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与该村80余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联系罗显耀，罗显耀叫谢中林去翻犁的，该行为是羊场乡曾底坝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不是被上诉人的行为”，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缺乏合法的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2020年7月27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证据交换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证实损毁上诉人种植中药材基地、造成上诉人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不是被上诉人实施的。2、被上诉人提供的4号证据《情况报告》中明确表示：对坝区的建设是接受乡政府的安排；此证据中同时还提到：“在翻犁过程中刘良平反应损坏了其种植的旋覆花，对此我村无力处理，请求乡政府帮助协商处理。”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8日，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刘良平从未向村委会反应过任何情况，一直都是与被上诉人的相关负责人对接。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此证据是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起起诉后被上诉人勾结指使曾底坝村委会有关人员伪造而成，系非法证据，请求二审法院对此证据进行真伪鉴定。3、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通知由乡政府派任曾底坝村的公职村支书李梦出庭作证陈述：“坝区建设，张书记一直催”，羊场乡党委副书记张翔宇回答审判长时陈述：“根据李主任作的证词与我们了解的情况，应该是有部分重合，是否全部重合我无法回答你，因为我们没有去细致统计过刘良平流转了多少土地，但是我们后来翻犁的土地都是跟我们签了协议的”，以上陈述以及上诉人提供的光盘录音内容都充分印证了上诉人种植中药材旋覆花基地遭受损毁的事实是受乡政府的行政指令而实施的。4、被上诉人提供的3号证据《会议纪要》第二条第四项内容体现了曾底坝村的坝区建设工作是由羊场乡党委副书记张翔宇和副乡长任朔分管，从这一点更加证实了上诉人的种植中药材旋覆花基地遭受损毁的事实是乡政府下达的行政指令而实施的，同时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良平与谢中林及曾底坝村部分村民的通话录音也能证实这一情况。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一审法院裁定认定损毁上诉人的种植中药材旋覆花基地不是乡政府行为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证实。而是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过后依职权为乡政府找证据、证人来规避乡政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更有甚者，证人李某是由乡政府派任的公职村支书，证人谢中林的证言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良平与其通话录音的内容截然相反，而上诉人当庭提供的新证据一审法院却不予采纳。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现已随案移送至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诉请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损毁其中药材基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其应当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损毁行为。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翻犁涉案土地的行为系曾底坝村村委会作出。对于上诉人主张涉案行为是受乡政府下达行政指令而实施的，应当视为乡政府的行政行为的上诉理由，结合羊场乡政府2019年10月27日党政联席办公会议纪要第二项中“四是关于土地流转，由张翔宇通知牵头，任朔同志具体落实曾底坝坝区建设方案，规划辣椒种植，由村合作社经营……”及曾底坝村民委员会2019年12月28日《情况报告》所载“应上级坝区建设要求及省市有关坝区建设的文件精神，我村村委会及合作社接受羊场乡政府安排对曾底坝坝区进行建设。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之前种植的旋覆花产业未为群众带来实际收益……经村委研究决定委托谢中林对流转土地进行翻犁……”等内容可知，羊场乡政府通过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对曾底坝坝区建设工作进行指导，但从该会议纪要内容中并不能体现羊场乡政府委托或指令村民委员会对涉案土地进行翻犁。村委会出具的《情况报告》亦体现，翻犁涉案土地的行为是村委自行研究决定并委托案外人谢中林进行翻犁。因此，涉案翻犁土地的行为系由曾底坝村民委员会实施，并非羊场乡政府实施，故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强制损毁其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对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主动调取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系为查明被诉行为的实施主体，而非系为了证实被上诉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在一审中委托钟山区城镇法律服务所及水城县中心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业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至少有一方当事人的住所位于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政区行政区划辖区内。（二）案件由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政区行政区划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该案进入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继续接受原当事人的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本地实际，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适当调整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及贵州省司法厅黔司发（2018）34号《省司法厅关于明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参加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活动辖区范围的通知》第一条“至少有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包括自然人户籍所在地、经常居所，法人、非法人组织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设区市及州的行政区划范围内”之规定，上诉人委托的该两名诉讼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一审未对该两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资格进行审查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远忠审 判 员 赵 娟审 判 员 洪运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贾伟茜书 记 员 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