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9民终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喜云，男，汉族，1983年2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大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亮，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向东，男，汉族，1973年8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潼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玉，女，汉族，1976年7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潼南县，与陈向东系夫妻关系。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璇，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福星东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创业大厦6层8号。法定代表人：陈向东，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张喜云因与被上诉人陈向东、张红玉、原审被告武汉福星东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东盛公司）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2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喜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追加陈向东、张红玉为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本金5999879元及利息（本金4999879元自2010年8月26日起，本金100万元自2010年9月6日起按照LPR标准计息）范围内对福星东盛公司不能清偿张喜云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向东、张红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对抽逃出资的认定错误。一、张喜云已经提供对陈向东、张红玉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应当由陈向东、张红玉就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虽只列举了当事人对股东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的情形作出规定，但股东出资后又抽逃的，其性质属于股东虚假出资的范畴，其行为亦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陈向东、张红玉在2010年8月26日，福星东盛公司成立仅2天，即将注册资本50万元和当日转入的增资款450万元中的4999879元转出，陈向东又在2010年9月6日增资100万元后立即转出，二人的行为具有抽逃出资的重大嫌疑。根据上述规定，张喜云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对二人的出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应当由陈向东、张红玉就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提供证据证明。二、根据民事证据规则，陈向东、张红玉将资金转出的行为性质，也应当由陈向东、张红玉举证证明。张喜云不可能掌握福星东盛公司的财务凭证等相关证据，而陈向东为福星东盛公司的总经理、执行董事并持股90%，张红玉为该公司监事并持股10%，是该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员，掌握公司的一切资金往来及相关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陈向东、张红玉应当与福星东盛公司共同对转出资金的行为提供完整的财务凭证、合同等证据，以证明转出行为合理、合法而非抽逃出资。另外，一审法院认为陈向东、张红玉货币出资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出具验资报告，据此确认陈向东、张红玉履行了出资义务，但验资报告仅能证明陈向东、张红玉将出资款转入公司账户，不能证明后续转出行为是否为抽逃出资，也就是说陈向东、张红玉对资金转出行为未提供任何证据，而一审法院却判决张喜云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明显于法有悖。三、抽逃出资并不仅限于将资金转回股东账户或其关联账户，一审法院对抽逃出资的认定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来看，抽逃出资并非仅限于将出资转回股东账户或其关联账户，只要股东将出资转出，又不能证明转款行为系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或转款行为经过法定程序等事实，就足以认定构成抽逃出资。一审法院单纯以资金是否回到股东账户或股东关联账户为抽逃出资的判断标准，未能对明显异常的资金转出行为进行正确评价，与上述规定及司法实践均不相符。陈向东、张红玉辩称，1.一审中张喜云并未提出合理怀疑陈向东、张红玉抽逃出资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陈向东、张红玉已经举证证明履行了出资义务，张喜云并无证据证明公司的经营行为系关联交易行为，故陈向东、张红玉无义务对公司的每一笔交易流水证明去处；3.一审中，张喜云所举证的公司账目流水，并未证明所在交易系关联交易，资金并未流向股东，且交易对手系国企，与陈向东、张红玉无任何关联，不能对关联交易做扩大解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张喜云的上诉请求。福星东盛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张喜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追加陈向东、张红玉为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福星东盛公司不能清偿张喜云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准许执行陈向东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福星惠誉东澜岸二期29栋01号房；3.诉讼费由陈向东、张红玉、福星东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7日，一审法院对张喜云与福星东盛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作出(2019)鄂092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福星东盛公司支付张喜云建筑器材租金1432461.8元、违约金172467.22元等内容。2020年1月3日，张喜云就该份民事判决书申请一审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因福星东盛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2020年4月30日，张喜云以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陈向东、张红玉被执行人。2020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鄂092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喜云的追加申请。同年5月27日，张喜云不服裁定书内容，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追加陈向东、张红玉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另认定，福星东盛公司于2010年8月24日成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0年8月23日，武汉恒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恒通验字[2010]8-193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10年8月23日止，福星东盛公司已收到陈向东、张红玉缴纳的注册资本50万元；2010年8月27日，武汉恒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恒通验字[2010]8-193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10年8月27日止，变更后福星东盛公司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2010年9月7日，武汉恒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恒通验字[2010]9-66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根据修改后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2010年9月7日，变更后福星东盛公司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之后，福星东盛公司多次进行增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张喜云作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对(2020)鄂092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裁定不服，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向东、张红玉作为公司股东是否存在对福星东盛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陈向东、张红玉是否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福星东盛公司不能清偿张喜云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陈向东、张红玉以货币出资形式实际缴纳了注册资本，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陈向东、张红玉履行了出资义务。张喜云提交的福星东盛公司银行资金往来账目流水，只能证明福星东盛公司账户的资金转出的行为，并没有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资金是否转入陈向东、张红玉账户或者转入与二人有关联的账户或者交易等法定情形。因此张喜云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当然证明陈向东、张红玉作为福星东盛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综上所述，张喜云要求追加陈向东、张红玉为被执行人之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张喜云诉请“要求准许执行陈向东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福星惠誉东澜岸二期29栋01号房”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理。福星东盛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缺席审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张喜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喜云负担。二审中，张喜云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依法调查以下事项：1.中车长江（武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26日收取福星东盛公司4999879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证据；2.福星东盛公司于2010年9月6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转出100万元的收款人的名称。经审查，针对申请调查事项1，本院两次前往中车长江（武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前身系中国南车集团武昌车辆厂）调查收集福星东盛公司于2010年8月26日向中国南车集团武昌车辆厂汇款4999879元的相关账目信息，在中车长江（武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查询到该笔汇款的任何记录。针对申请调查事项2，张喜云在一审诉讼期间已就查询福星东盛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的银行账户流水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并出具调查材料，故本院不予重复调查。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截至2010年9月7日，福星东盛公司股东陈向东实缴注册资本550万元，股东张红玉实缴注册资本5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一审法院在执行张喜云与福星东盛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以陈向东、张红玉存在抽逃出资为由依法追加其为该案被执行人而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向东、张红玉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张喜云主张陈向东、张红玉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喜云提交了福星东盛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5880的银行账户流水，该验资账户显示陈向东、张红玉于2010年8月26日向验资账户汇入增资450万元，验资后该账户当日连同2010年8月23日汇入的注册资本50万元向中国南车集团武昌车辆厂转款4999879元，后该账户余额为130.8元；以及显示陈向东在2010年9月6日向验资账户汇入增资100万元后，当日该款项转出，转向账户不详，后该账户余额为0.1元。张喜云据此对陈向东、张红玉抽逃出资提出合理怀疑，已履行了举证责任。陈向东、张红玉主张其没有抽逃出资，则应当对没有抽逃出资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述福星东盛公司两次增加注册资本当天即将款项转出，对该两笔转款的支付是否合理、合法，陈向东、张红玉应向人民法院提交充分的支付依据，否则，不能排除其存在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本案中，陈向东、张红玉除了辩称上述两项转款均系福星东盛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外，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福星东盛公司与中国南车集团武昌车辆厂等第三方有业务合作或债权债务关系。且经本院调查2010年8月26日福星东盛公司向中国南车集团武昌车辆厂转款4999879元的相关事实，亦无所获。同时，根据福星东盛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5880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0年8月23日至2010年12月22日期间该账户除因注资、增资汇入大额资金外，进账最高金额仅为180元，福星东盛公司上述两笔对外转款资金均来源于注资、增资的款项。截至2010年12月22日，该账户余额显示为0元。陈向东、张红玉的辩称不能排除认定其存在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陈向东、张红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福星东盛公司在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将注册资金转出的情形，构成股东抽逃出资。其中，2010年8月26日抽逃出资4999879元，2010年9月6日抽逃出资100万元，两笔合计抽逃出资5999879元。福星东盛公司股东陈向东、张红玉虽实缴注册资本、占注册资本比例不同，但双方系夫妻关系，张喜云主张陈向东、张红玉共同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请求追加该二人为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陈向东、张红玉应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喜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2民初524号民事判决；二、追加陈向东、张红玉为张喜云申请执行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中陈向东在抽逃出资额5499879元范围内、张红玉在抽逃出资额50000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张喜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张喜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向东、张红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汛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蒋家鹏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郭嘉华书记员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