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4民终32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国春，男，197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萝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华，黑龙江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东良，男，197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萝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星（与王东良系父子关系），男，195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萝北县。上诉人高国春因与被上诉人王东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萝北县人民法院（2021）黑0421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国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华、被上诉人王东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国春上诉请求：请求上级法院查清事实，撤销萝北县人民法院(2021)黑0421民初33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起诉；二审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原告起诉本案上诉人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书中已经认定“被告高国春的父亲高文公与原告王东良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同时也认定，一审原告交付的土地转让费也是上诉人替其父亲代收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费是上诉人代收的，被上诉人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上诉人造成的，因此说，一审原告起诉本案上诉人，起诉被告主体错误，因此，应驳回一审原告的起诉；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一审原告和上诉人的父亲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以后，上诉人的父亲就将协议书中约定的荒原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取得该地后，马上就在该地范围内挖坑建鱼池，建了几千平方米的房屋供冬钓使用，上述工程都是2017年秋天开始干的。被上诉人实施上述行为均没有任何部门批准，因此被凤翔镇林业站发出整改通知，该通知称“现责令你暂停湿地的一切破坏湿地活动，恢复湿地生态环境”。因此说，被上诉人没种地不是上诉人造成的，而是因被上诉人破坏湿地被相关部门责令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假设相关部门不责令，被上诉人也没有地可以耕种，因为被上诉人将转让得来的土地已经扩建成鱼池和建成了房屋，所以就无地可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父亲在协议中约定“买受人在此鱼池西边按此规模修建同一大小的鱼池”至今没有修建。“买受人在西侧的100米内再为转让人平整出相应面积的一块耕地”至今也没有平整，只是象征性的推了一下，达不到耕种状态。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起诉。王东良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原来签订的协议并没有争议，2018年8月29日上诉人在我们平整土地的时候，不让我们干活，说我们淹他的土地了，2019年也不让我们平整土地，上诉人说是林业站不让干的，其实是林业站2019年10月18日航拍的时候认为我买的土地是湿地，林业站找到我，我就去找上诉人，上诉人不管，林业站的通知是我给上诉人的，我们通过林业站找到林业局的领导，我们拿着土地证林业站就撤回了通知，并同意我们耕地；鱼池卖给我们之后我又扩了20米，之后就没让我们用过，合同签订之后鱼池一直是上诉人使用，其他的合同内容我也没得到。王东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被告停止侵权，将毁坏原告已经平整好的部分土地恢复到正常耕种状态；2.返还原告扩建的养鱼池，并赔偿原告的三年损失3,00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2019年至2020年二年没能种地的损失共计28,000.00元；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的父亲高文公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高文公将其名下两公顷荒地和20米宽、50米长的鱼池及鱼池东侧一亩开荒地一起转让给原告使用。鱼池和一亩开荒地不在合同约定的两公顷荒地范围内，土地使用证为：萝国用（92）字第08917号。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一次性给付转让费50,000.00元，依照被告要求第二次付给130,000.00元，共计180,000.00元。高文公也按照协议将两公顷土地及鱼池和一亩小开荒地使用权移交给原告。原告按照规划，进入现场修筑水坝和平整土地施工。2017年上冻前，将挡水坝修筑完工，并将协议内的预留给被告的100米荒地征得被告父亲的意见（不要鱼池，都要地），也平整完成，已经达到使用状态。2018年，原告在平整转让来的荒地过程中，被告不让施工，理由是破坏了被告父亲的挡水坝。因此，造成原告近三年来的土地和鱼池无法利用。2020年春，被告擅自用推土机将通往原告“事业区”的路堵死，在道路上种植农作物。转让协议中的鱼池，被其抢占。现要求停止侵权，恢复原告已经平整好的耕地，按照该村向外发包耕地单价7,000.00元计算，给付2年（2019年、2020年）的赔偿费28,000.00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8月8日，被告高国春的父亲高文公与原告王东良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被告的父亲将其名下的两公顷荒地转让给原告，并划定了转让地块的四至；约定土地转让费为50,000.00元；约定转让地块面积内的鱼池（0.1公顷），因影响整体规划和修坝，如果转让人需要保留此鱼池，买受人在此鱼池西边按此规模修建同一大小的鱼池。具体位置在转让面积的西侧，预留100米为转让人所有，鱼池的位置由转让人确定，由买受人施工；转让人在鱼池东侧有开荒地1亩左右，现归买受人所有。买受人在西侧的100米内再为转让人平整出相应面积的一块耕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8月12日按照协议将50,000.00元土地转让费给付被告的父亲（被告代收）。同年9月13日，原告又给付土地转让费130,000.00元（被告代收）。2017年秋，原告在受让的土地上修筑了挡水坝，并按照协议及被告父亲的意见将预留给被告父亲的100米荒地进行了平整。2018年，被告以原告破坏了其父亲修筑的挡水坝为由，阻止原告在受让的两公顷土地上进行土地平整。致使原告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未能进行农作物种植。原告将受让的鱼池进行了扩建，现鱼池面积为2000平方米。该鱼池及鱼池东侧的1亩荒地始终由被告占用。另查明，被告的父亲高文公于2019年去世。本案所涉地块2019年的承包地价为每公顷5,000.00元、2020年的地价为5,400.00元至5,5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无争议的陈述及《土地转让协议书》、土地转让费收据及现场照片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王东良与被告高国春的父亲高文公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后，原告给付了土地转让费，且高文公生前未对土地转让协议提出异议。故被告高国春否认鱼池及1亩荒地转让的事实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种地损失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赔偿鱼池收入损失，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国春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鱼池及鱼池东侧的一亩开荒地交付给原告王东良；《土地转让协议书》中的已由原告王东良平整的转让荒地，二、被告高国春毁坏的部分由被告负责恢复到正常耕种状态；三、被告高国春赔偿原告王东良种地损失费19，760.00元[2019年：5,000.00元×1.9公顷（扣除0.1公顷鱼池面积）=9,500.00元、2020年：5,400.00元×1.9公顷=10,260.00元]；四、驳回原告王东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5.00元，减半收取计287.50元，由被告高国春负担147.00元、原告王东良负担140.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两组证据：证据一、上诉人父亲转让被上诉人2公顷土地自己拟草的现场图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受让2公顷土地后，在土地上建温室大棚挖掘鱼池并没有进行耕种农作物；证据二、湿地整改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10月18日凤翔镇林业站下发湿地整改通知要求被上诉人暂停一切破坏湿地活动，恢复生态环境。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草图与实际不符，鱼池就一个是在原来20乘50的基础上加宽了20，现在面积大约是40乘50，建温室大棚和挖掘鱼池属实，但是不耕种农作物是因为上诉人不让耕种；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通知是我给上诉人的，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上诉人2018年8月就开始阻拦我，湿地整改通知是2019年下发的，但是上诉人没有停止耕种。因证据一系上诉人自己拟制的平面图，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无其他佐证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证实其欲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国春的父亲高文公与被上诉人王东良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履行协议的各项内容。被上诉人王东良已经履行了给付转让款18万元的义务，即得到协议约定的相应权利。上诉人高国春应将协议约定的鱼池及开荒地交付给被上诉人王东良，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判决上诉人高国春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鱼池及鱼池东侧的一亩开荒地交付给被上诉人王东良正确；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停止侵权、赔偿种地和合理损失并无不当。综上，高国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0元由上诉人高国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延霞审判员  高 琳审判员  刘延鑫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