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296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向朋，男，194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钊，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凤海，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艳，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巍，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石鑫，男，198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上诉人宋向朋因与被上诉人杜凤海、李石鑫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9民初1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向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佟钊，被上诉人杜凤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艳、韩巍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李石鑫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向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位于肇东市铸城雅居3栋（1-2）一层000101（0001）号（以下简称1号商服）及3栋（1-2）二层000102（0002）号商服（以下简称2号商服）所有权归宋向朋所有；2.撤销（2017）黑0109执39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判令停止对1号商服和2号商服的执行。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混淆查封。2号商服位于庞军林的3栋（1-2）一层000102（0002）号商服的楼上，一审法院查封时，对该房产是针对庞军林送达的查封裁定，并未在（2017）黑0109执39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对该部分房产进行查封。因一审法院根本未对该部分房产进行查封，所以宋向朋在执行程序中未提出执行异议。二、宋向朋已完成以物抵债的行为。1.宋向朋的以物抵债行为真实有效。宋向朋与黑龙江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公司）签订《房屋认购书》之初确实是为了借款而发生的让与担保。但在2014年时，案涉房产的实际施工人李铁因无力偿还借款，与宋向朋口头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即以案涉房产抵偿借款。一审庭审过程中，李亚秋的证言也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在李铁无力偿还宋向朋借款时，以案涉房屋抵顶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已转换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即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相当于宋向朋以对李铁的借款作为对价款购买了案涉房屋，其自然应当成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主体。2.一审法院片面认定以物抵债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宋向朋的借款金额与《房屋认购书》认购书中约定的房价款有差额，从而认为案涉以物抵债不成立。李铁在向宋向朋借款时，双方在约定本金时还口头约定了3分利息，后以房抵债时按照2分利计算。一审法院在审理该部分事实时，仅是考虑到了宋向朋与李铁之间的借款本金1,585,000元，并没有考虑利息计息的问题，导致对此部分认定事实错误。所以，因宋向朋与万城公司之间的以物抵债行为履行完毕，即相当于宋向朋向万城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的对价款，其应当对案涉房屋享有权益。三、宋向朋有充足理由足以应当排除一审法院执行。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房屋认购书》，完成房屋交付的行为、完成以物抵债均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并且宋向朋交纳了房屋入户费、物业费、供暖费等相关费用。宋向朋有充分证据可以证实其于2014年开始实际占有案涉房屋至今。案涉房屋虽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但无相关证据证明宋向朋存在过错。1.案涉《房屋认购书》系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签订。2013年9月9日，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房屋认购书》。2014年，因李铁无力偿还借款，《房屋认购书》转换成真正的房屋买卖合同。而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时间是2020年4月。宋向朋在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宋向朋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根据一审庭审中，宋向朋提供的进户费票据、供暖费票据、供水费票据、租赁合同及照片，均可以证实宋向朋于2014年6月30日至今已对案涉房屋实际占有。一审法院以“（进户费）收据上未注明001和002号房产的进户费各是多少钱”而不予采信，理由过于牵强。进户费票据上已注明办理的是铸城雅居3栋（1-2）一层000101（0001）号及3栋（1-2）二层000102（0002）号商服，因为两处房产均为宋向朋购买，没有必要将两处房产的进户费用分开注明。宋向朋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而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充分理由予以反驳。3.宋向朋已支付了案涉房屋的对价款。2013年9月9日，宋向朋向张亚秋（李铁的朋友）汇款920,000元；2014年4月1日，宋向朋向李铁给付现金665,000元。当时均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4%，即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920,000元产生利息180,320元，665,000元产生利息39,900元，本息共计1,805,220元。该款虽然与《房屋认购书》中约定的价格有差距，但是由于案涉房屋的地理位置较偏僻，在2014年时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及200多万元。一审法院仅根据《房屋认购书》的约定认定房屋价款并不合理，对于房屋价款应当综合考虑房屋的位置、朝向、面积以及当时的市场价值等多种因素。所以，宋向朋以一百八十余万元借款本息抵顶案涉房屋并无非异。4.并非因宋向朋的过错未办理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由于万城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房屋至今无法办理权属登记，已系不争事实。所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不应对案涉房屋继续查封。四、一审法院对杜凤海的证据审查不严格。一审中，杜凤海提供的李石鑫的房屋认购书、售房凭证等证据，在其无法说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直接予以确认，实属唐突，以致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另外，杜凤海提供的庞军林的执行阶段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等证据，在其没有具体说明证明目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则进一步证明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的不严谨。综上，宋向朋在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通过合法的方式与万城公司签订了书面的购房协议，并且合法占有使用，也已经支付了房屋对价款，宋向朋对案涉房屋已具有期待物权。而不论李石鑫的《房屋认购书》是否真实有效，因其也未办理权属登记，也并未实际占有使用，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仅为债权。期待物权相对于与债权而言，自然应当具有优先性。杜凤海辩称，1.一审法院并未混淆查封。一审法院执行查封裁定上的查封对象是很明确的，是针对102号1-2层进行的查封，并在门市门口贴了查封裁定，这一点在裁定上是非常明确的，不存在有歧义的可能。因为当时房屋是空的，所以一审法院并未直接向宋向朋或庞军林送达查封的执行裁定，而是二人后来才到一审法院领取裁定，所以宋向朋在上诉状中提出因法院未向其送达而不知情，完全与事实不符。法院是2020年1月10日采取的查封措施，2月11日过年，长达一个月时间都未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是不符合常理的。最后，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未提出异议而直接诉讼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宋向朋称其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属于让与担保性质，后期经口头约定转化为以物抵债，最后转化为买卖合同关系的说法于法无据。首先，一审中宋向朋提供的证据及其自认，对于融资借款这一基础法律事实没有异议。只是提出后来与李铁口头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由于该二人是口头协议，并且李铁已经去世，因此没有证据证实双方是否真正达成以物抵债之合意，况且即使双方确实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签订了房屋认购合同，该合同性质也不也属于《最高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中规定的基于生存权益签订的买卖合同性质，况且以物抵债本身亦属于债的更新范畴，其对于万城公司依然仅享有债的请求权，而非所谓物权期待权。3.一审法院关于宋向朋并未支付对价的事实认定是准确的。宋向朋在一审中称其累计给付万城公司借款158.50万元，因两套房房款总计为263.5万元，因此当时在宋向朋在场的情况下，其自称是按本金双倍抵的，即158.50×2。上诉状中又称当时忘记计算利息了，加上利息后与房款数额相当。两次陈述前后矛盾，均无证据证明，明显是为了取得一个与房款大致相当的说辞。宋向朋关于款项支付方式也超过一般行为习惯。一审中，宋向朋自称向张亚秋个人转账92万元，又给付李铁现金66.50万元。以上两笔款项均给付个人，而非万城公司，均不能证实该两笔款项就是宋向朋对万城公司的借款。另外如此大额不是通过转账，而是以现金方式，亦与常理不符。4.一审法院认定宋向朋称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并没有合法占有案涉房产是正确的。宋向朋出具的证据中大部分都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佐证，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杜凤海认为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也恰恰是该组无法证明真实性的证据证明了宋向朋并未合法占有该房屋。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而宋向朋主张均不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权。李石鑫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宋向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1号商服及2号商服所有权归宋向朋所有；2.撤销（2020）黑0109执异7号民事裁定，并判令解除对1号商服及2号商服的查封，房产暂估价值1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铁系万城公司法人，李铁因开发铸城雅居房产向宋向朋借款，2013年9月9日宋向朋分两次向张亚秋账户汇款92万元，2014年4月1日宋向朋从银行支取665,000元借给李铁。李铁与李石鑫系父子关系。2016年3月20日，李铁病故后，因其生前曾向杜凤海借款350万元，杜凤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杜凤海与李石鑫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2017）黑0109民初32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石鑫于2017年7月1日前给付杜凤海欠款350万元。调解书生效后，杜凤海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17）黑0109执39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于2020年1月10日将案涉房产予以查封。宋向朋称案涉房屋非李石鑫可供执行财产，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2020）黑0109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宋向朋的异议请求。宋向朋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宋向朋持有两份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签订时间均为2013年9月9日，其中一份房屋认购书第一条基本情况部分对于认购商品房具体房号未作约定，仅约定该商品房用途为商服，建筑面积86.63平方米。第二条价款与付款方式部分约定该商品房按建筑面积计价，单价为24,000元/平方米，总价为2,079,120元，一次性付款，出卖人签章处有“融资”字样。另一份房屋认购书的主要内容为宋向朋认购铸城雅居项目中的3幢商服二层0002号房，建筑面积92.61平方米，单价6000元/平方米，总价款为555,660元，一次性付款。同日，万城公司出具售房凭证两份，0××1号房产售房凭证备注一栏标注为“融资”字样。另查明，李石鑫持有两份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认购房产为肇东市铸城雅居3栋（1-2）一层000101号及3栋（1-2）二层000102号商服。同日，万城公司出具售房凭证两份，载明的单价均为每平方米24,000元，房款价值分别为208万元和2,222,4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号商服是否符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二、宋向朋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三、宋向朋是否就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先提出书面异议，而宋向朋仅针对1号商服提出书面异议，并未对2号商服提出书面异议，宋向朋对2号商服直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该房产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房产属不动产，依法应当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完成后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而案涉1号商服并未登记在宋向朋名下，宋向朋要求确认该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经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依照该规定，案外人在执行标的上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上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本案中宋向朋于2013年9月9日出借给万城公司92万元，双方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当日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上有“融资”字样，售房凭证上亦有“融资”字样，宋向朋并未向万城公司另行支付认购款项，故双方签订的认购书性质应为让与担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认购房产，宋向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买受人。宋向朋在起诉状中主张其向万城公司支付了对价款，也与事实不符。1号商服认购书上明确载明房产价款为2,079,120元，但宋向朋在当日仅有92万元的转账记录，不能认定其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其也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以92万元借款即冲抵2,079,120元房款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宋向朋又主张万城公司以房屋抵顶了借款，双方为以房抵债的法律关系，但即使把宋向朋2014年从银行支取的现金665,000元计算在内，万城公司共向其借款也只不过1,585,000元，而宋向朋持有的两份房产认购书上房价分别为2,079,120元和555,660元，两份认购书所涉房价2,634,780元，与借款数额相差近100余万元，明显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认为宋向朋主张的以房抵债法律关系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71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偿还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参照该规定，在让与担保的情况下，宋向朋无权主张该房产的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的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李石鑫持有与万城公司签订的1号商服的认购书，宋向朋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并未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故不能认为宋向朋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向朋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宋向朋负担。二审中，宋向朋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万城公司授权张亚秋对铸城雅居项目负责销售、签订销售合同、收取售房款、后期事项处理等，张亚秋在一审时作证时陈述具有法律效力；证据2.万城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万城公司未向李石鑫出售过案涉房屋，也未收取过李石鑫的购房款；证据3.2017黑1282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石鑫在2017黑1282民初2757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其父亲李铁的房产不继承，那么李石鑫在不享有继承权的情况下，就不应继承李铁的债务。杜凤海于2017黑0109民初327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该调解书中明确写明因李石鑫继承了其父亲两处房产，所以其应在财产继承范围内偿还债务，该债务承担显然与李石鑫之前的放弃继承相矛盾。经质证，杜凤海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庭审中张亚秋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当时就存在此份授权委托书的话，张亚秋以及宋向朋应提交该份授权委托书，而并非在第二次庭审才提交。另外在一审法院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经多方寻找，并且联系万城公司，才发现万城公司早已经停止了经营，多年未曾年检，也没有具体的经营地点以及工作人员，说明万城公司公章印鉴早已失去控制，因此即使授权委托书印鉴真实，但其并非代表公司法人意志，而仅代表了公章控制人的个人意见，因此杜凤海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问题均不应予采信；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与李铁、李石鑫的继承无关。即便李铁没有遗产，但李石鑫在与杜凤海调解协议中仍然自愿承担债务，因此已经转化为李石鑫与杜凤海之间的法律关系。李石鑫对自有财产的处分，是其固有的权利，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石鑫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杜凤海、李石鑫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证据2，从形成的时间看，上述证据意在证明的问题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不属二审新证据。从证据的形式看，上述证据属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宋向朋举示的证据1、证据2在形式上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杜凤海对证据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并未禁止放弃继承的继承人自愿处分自身权利，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及在案证据，本案争议焦点系：一、一审认定宋向朋针对2号商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是否正确；二、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是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提供的让与担保还是以物抵债合同；三、宋向朋就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正确的问题。因本案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因本案一审系宋向朋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黑0109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被驳回后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经审查，宋向朋在（2020）黑0109执异7号执行异议案件中并未针对2号商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宋向朋对2号商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并不予审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是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提供的关于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是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提供的让与担保还是以物抵债合同的问题。让与担保，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担保标的物之所有权转移至债权人，债务届期债务人履行的，债权人返还标的物，债务人不履行的，债权人得就该标的物受偿的非典型担保。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以清偿旧债务的行为。让与担保与以物抵债虽然在外观上均存在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约定，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一般成立于债务到期之前；而以物抵债的意思表示一般成立于债务到期之时或之后。二、当事人设立让与担保的，并未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仅有为借贷合同设立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债务到期后如何清算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双方在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时就已达成通过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终止前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本案中，经查明事实：宋向朋于2013年9月9日出借给万城公司92万元，双方存在基础的借款合同关系。宋向朋又于2013年9月9日，即其与万城公司达成借贷关系的同日，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也就是说，万城公司欠宋向朋的借款在双方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时尚未到期。且在认购书及售房凭证上均有“融资”字样。宋向朋在一审调查笔录及上诉状中亦对其与万城公司签订房屋认购书时属让与担保作出自认。故本院亦认定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案涉房屋认购书是为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让与担保，而非宋向朋与万城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由于签订房屋认购书时尚不具备商品房登记公示的条件，故虽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的行为不具备典型让与担保中“以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的要件，但亦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时达成让与担保的内心合意。关于宋向朋抗辩称2014年案外人李铁无力偿还借款后，曾与宋向朋口头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其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口头抵顶协议真实存在。且如宋向朋所述其与万城公司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的行为由最初的让与担保性质转换为不能清偿债务后的以物抵债行为，本院亦认为该主张的成立可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不利于第三人合理信赖利益的保护，故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案件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房屋认购书时的内心真意，认定该行为属让与担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于宋向朋与万城公司签订的案涉房屋认购书的让与担保性质，不能认定宋向朋为一般的房屋买受人。现其主张案涉房产归其所有，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71条规定的“。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的情形。故参照上述规定，宋向朋无权主张案涉房产的物权。宋向朋并不享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宋向朋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房价款与借款存在较大差额错误问题另，关于宋向朋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房价款与借款存在较大差额错误问题。因宋向朋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万城公司之间的借款借贷期限与约定的利息，故其主张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向朋主张一审判决对杜凤海提交证据审查不严格问题。经本院审查，杜凤海一审举示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且宋向朋并未举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宋向朋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向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宋向朋已交纳），由宋向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静审判员 蔡耘耕审判员 齐 跃（）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杨航书记员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