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皖行终54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军，男，199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委托代理人滑若云，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巢湖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姥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汪功胜，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巢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巢湖市中庙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中庙街道冰河观光大道北。 法定代表人周传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荣，巢湖市中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宗兵，安徽蒋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袁世辉，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上诉人袁某因诉巢湖市人民政府、巢湖市中庙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庙街道）房屋拆迁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行初2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军委托代理人滑若云，被上诉人巢湖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文娟，被上诉人中庙街道委托代理人徐荣、何宗兵，一审第三人袁世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告房屋位于巢湖市××街道××村，建筑面积208.03平方米，2018年巢湖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涉案房屋在内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因原告长期在外打工，在原告没有任何授权委托也不知情、被告也没有对原告进行任何告知及通知的情况下，2019年1月2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将原告的房屋征收，被告该征收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属无效协议。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并折价赔偿拆除房屋损失；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巢湖市人民政府一审答辩称，第三人袁世辉为原告父亲，有权代原告签订案涉房屋征收偿协议。第三人与原告袁军系父子关系，袁军符合分户条件，中庙街道在《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补偿协议》签订前，因原告长期在外地工作，为了征收工作的如期开展，中庙街道与第三人袁世辉沟通，要求征得袁军同意后代签补偿协议，第三人在签订该协议之前提供了原告等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明材料，这足以让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袁世辉有权代原告签订该协议，该协议应当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自始知晓该征收协议，且已得到实际安置，案涉房屋征收自2018年开始，距今已过将近2年，基于春节等中国传统团聚的节日，原告不可能一直在外地不回家，即使不回家，按照常理，对于拆迁这样的重要事情，其家人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告知，原告不可能不知晓该协议的存在，但一直未提出异议，其腾空房屋交出钥匙的实际行动也表明对于该征收协议，原告是予以认可的，并且原告也实际得到安置，安置房屋位于××西区。基于诚实守信原则，原告在已认可并同意签订该征收协议后，由于其他原因想要撤销该协议的行为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袁世辉为房屋实际所有人，与其签订协议并无不妥。案涉房屋自2003年起已经存在，当时原告袁军仅13岁，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为第三人袁世辉而非原告袁军。另外，案涉房屋没有产权证，原告袁军及其配偶甘露露均与第三人袁世辉在同一户口本上，第三人袁世辉为户主，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应是第三人袁世辉所有，中庙街道与其签订合同并无不妥，原告并非案涉征收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无权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协议。征收协议对原告合法权益未产生影响，原告要求撤销无法律依据。《巢湖市中庙街道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征收指南》中明确案涉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补偿协议书上明确了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因征收面积较大、涉及人员较多，在签订协议时有部分内容不完整应当属于不影响协议效力的瑕疵，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产生影响。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庙街道一审答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案涉位于巢湖市××街道××村，建筑面积208.03平方米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第三人袁世辉，答辩人与第三人袁世辉签订的《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巢湖市××街道××村，建筑面积208.03平方米房屋自2003年起已经存在，当时原告袁军仅13岁，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为第三人袁辉。此外，原告袁军及其配偶甘露露均与第三人袁世辉在一户口本上，第三人袁世辉为户主，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应系第三人袁世辉所有，原告并非案涉征收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因此答辩人与第三人袁世辉签订的《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现诉请要确认该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房屋征收程序合法，原告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巢湖市中庙街道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征收指南》明确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房屋征收指南第八条第四款第三项规定“征收范围一户有两处及其以上住宅的应合并计算，只享受一次人口安置”，袁世辉在征收范围内有××、××两处住宅，按照征收指南只应享受一次人口安置。且答辩人对案涉房屋履行了公告程序，程序合法，公示表中也再次明确第三人袁世辉户系5个安置人口，大屋袁与魏家冲房屋合并征收。2019年1月20日，双方签订魏家冲《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20年6月23日，双方再次签订《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答辩人与实际权利人袁世辉就案涉征收房屋已经签订房屋征收及补偿协议，补偿项目及数额均予以确认，因袁世辉与袁军系父子关系，袁军符合分户条件，袁世辉作为案涉征收房屋实际权利人有权代袁军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房屋征收程序合法。三、原告袁军已被实际安置，原告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袁军及其配偶甘露露自始至终知晓××市××街道××村房屋征收的相关事宜并同意征收，且历经将案涉巢湖市××街道××村征收房屋腾空并将征收房屋钥匙交付答辩人，从其实际行为均可看出原告袁军实际同意征收房屋的事实。经原告本人申请，已为其实际安置了××西区的一套房屋，原告已经被实际安置，无权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征收程序合法且原告已被实际安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袁世辉一审中述称，房屋补偿拆迁是政府强迫我签协议，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代我的儿子签订协议。另外把我签订协议的日期提前十个月，用提前奖励的方式引诱我签订协议。政府承诺在选房时，让我可以优先选房，并且将房屋图片由我挑选来引诱我签订协议。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袁军系袁世辉之子，袁军及配偶与袁世辉在同一户口本上，袁世辉为户主。袁世辉户在巢湖市××街道××村、大屋袁村有两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208.03平方米、216.59平方米。2018年，巢湖市人民政府因中庙街道创建5Ａ级景区，拟对包括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实施征收。在对该区域房屋摸底调查时，袁世辉将××村的房屋申报为袁军所有，因符合分户条件，中庙街道同意分户安置。2019年1月20日，袁世辉代袁军与中庙街道签订了《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征收部门巢湖市人民政府，项目实施单位中庙街道，房屋产权人袁军，双方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巢湖市被征收土地上房屋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合政秘［2015］126号）和《巢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巢政［2015］107号）等相关规定，结合被征收区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经充分协商，现就被征收人涉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及其应安置人口等事宜达成以下协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08.03平方米，征收安置人口4人，安置面积120＋60＝180平方米，其中房屋补偿153709元、搬迁费1000元、临时安置费19440元、经营房租（一次性）3164元、经营性损失补偿43945元、奖金36000元、附属物30987元、装饰装修28757元，补偿总计317002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20年6月23日，袁世辉代袁军与两被告签订《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协议》，对袁军位于魏家冲村房屋及袁世辉位于大屋袁村房屋达成如下安置协议：对袁军、袁世辉在巢湖市××西区（该位置在巢湖市区）安置两套住宅，其中××＃-××室（面积119.55平方米，金额190848元）安置房，产权归属人袁世辉；××＃-××室（面积123.5平方米，金额256481元）安置房，产权归属人袁军。剩余安置面积在中庙区域安置。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本案中，原告袁军与被告签订的《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具体，权利义务清晰，并无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应属有效协议。原告袁军称第三人袁世辉未经其授权签订上述协议，属无效协议。经查，在案涉××村房屋权属申报、登记及提交袁军夫妻身份证件、户口本等材料，及后期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均由袁世辉代为实施，该代理行为具有合法合理的权利外观特征。如果否认袁世辉代签字行为的法律效力，则袁世辉前期的权属申报行为也将被否定，由此导致的是原告系案涉房屋权利人身份亦无法获得支持，甚至导致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遭到质疑。因此，对于袁世辉在案涉协议上代签字的行为，即便原告嗣后否认，但根据法理和实际情况，以及充分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和诉权的考量，应当予以认可和确认。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便袁世辉没有代理权，在原告未追认的情形下，代签协议仅对原告不发生效力，但不发生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袁军的诉讼请求。 袁军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人的代理行为没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外观。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村房屋权属申报、登记及提交袁军夫妻身份证件、户口本等材料，由此推定袁世辉代为实施代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具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外观明显不当。首先，第三人袁世辉作为上诉人的父亲对房屋权属申报登记因不直接涉及上诉人的权利处分，其代理行为并不会直接导致上诉人的权利损失;其次，第三人作为父亲且作为户口本的户主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的行为并不需要上诉人的授权即可实现，并不能以此推定第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授权，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行为直接涉及到了上诉人的权利处分，作为房屋征收方有义务严格审视第三人的签字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授权。再其次，申报的行为不能推定签订协议的合法授权，被上诉人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授权第三人实施代理行为的授权材料。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属于过度推定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法律规定，减轻了被上诉人作为征收主体在征收过程中的调查核实义务。另一方面，申报权属登记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属于两个行为，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权利申报只要符合事实即可保护上诉人的权利，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涉及到上诉人对安置补偿是否认可、是否同意，还包括上诉人对安置补偿方式选择的权利，对上诉人的权利处分及后果直接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征收主体应当谨慎审视，以保障征收补偿的合法、合理性。从法律上看，两个独立不连续的行为应当需要分别独立的授权，尤其是处分他人权利的行为应当有明确的授权。打个比方，第三人代替上诉人到法院立案应当提交委托立案的授权书，委托立案的授权书不能推定上诉人授权第三人有权代替上诉人参加庭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规定相矛盾。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言，因第三人代理申报的行为可以推定第三人代替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具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外观，也只能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属于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上诉人明确表示拒绝追认且第三人仍未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该协议应当无效。 二、第三人的代理行为没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外观，不属于表见代理。上诉人、第三人均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没有可以足以让被上诉人相信上诉人和第三人具有委托关系的权利外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规定，合同法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之前，未与上诉人联系沟通，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也未提供诸如上诉人曾经委托第三人处分重要财产的证据，且事后并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仅仅以上诉人系第三人的儿子为事实，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签订案涉协议对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的代理行为应当属于无权处分、无权代理。在上诉人明确表示拒绝追认且第三人仍未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该协议应当无效。 三、被上诉人的征收行为没有合法的行政主体资格和依据，涉案协议应当无效。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案涉协议从行政行为的角度考虑，案涉房屋及附属物所在土地为集体土地，法律上并没有规定集体土地单独征收房屋的行政行为，征收集体土地应当办理征地审批手续。通过(2019)最高法行申13071号行政裁定书可知，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即使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类似的方法进行房屋征收的，也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法定程序进行，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在被上诉人没有合法征地批复和征地公告的前提下，被上诉人用征收房屋的手段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上诉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巢湖市人民政府因未取得合法征地批复、发布合法征收公告不具有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的主体资格，故巢湖市人民政府与第三人签订的被诉行政协议当然无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案涉协议从民事角度考虑，签订该协议明显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五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协议违反了征收集体土地必须先进行审批，不能以协议征收的手段绕过集体土地必须先进行征地审批，才能实施征地行为的法律强制性规定。3、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反复表示该征收尚未进入正式的征收程序，属于模拟征收。那么，第一，该征收行为的合法基础不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除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行政协议有效”，在庭审中被上诉人都反复强调目前只是模拟征收，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征收行为尚未经过相关职权部门审批，至今尚不具备征收土地的行政主体资格和依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七十五条的情形，应当确认无效。 四、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严重减损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明显且重大违法的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无效。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协议中关于房屋基本情况、被征收房屋补偿情况、搬迁费、临时安置费、附属物及附属设施补偿及其附表、装饰装修补偿及其附表，均为空白，且将签署的空白协议全部收走。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才看到被上诉人提交的其补偿协议中，对第三人签空白补偿协议中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上诉人认为被诉补偿协议减损其应当享有的安置利益：（1）在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被诉行政协议之时，未明确补偿利益，协议中安置面积、合法面积均为空白。（2）该补偿协议中未登记上诉人12平方米左右的厕所，从中庙街道提供的证据一可以看出，2003年航拍图中有上诉人12平方米左右的厕所，且对不予认证房屋砖混19.85平方米的房子认定错误，19.85平方米房屋建设时间早于2003年且与4.22平方米、8.18平方米的房子建设年代相同，故12平方米左右厕所、4.22平方米房子、8.18平方米的房子均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房屋面积，且被征收人袁军并未在征收人处签字，可见被上诉人就该调查表并未获得被征收人的同意，且根据巢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登记结果应当按照规定在征收范围等地进行公示，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张贴该调查表或者向被征收人送达该调查表的证据，由此可见，上诉人并不同意该调查表对房屋的认定。根据《巢湖市中庙街道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征收指南》中关于房屋产权置换的规定，上诉人房屋的实际面积大于人均45平方米乘以人数的安置面积，上诉人应获得产权置换面积应当按照实际面积计算，也就是220.03左右平方米，现被上诉人在协议中认定上诉人仅有合法面积为180平方米且按180平方米进行产权置换，明显减损了上诉人应当享有的产权置换面积，减损了上诉人应当获得的补偿利益。（3）附属物及附属设施补偿、装饰装修补偿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未明确，且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房屋进行入户调查，也没有提供与上诉人共同在场确认室内装饰装修、附属设施的物品清单。 五、案涉协议还载明了协议审核部门、房屋征收部门，以上两个部门均未对协议进行盖章确认审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行政协议应当经过其他机关批准等程序后生效的行政协议，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协议未生效。 综上，第三人的代理行为没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外观，不属于表见代理;征收部门也未取得征地批复及发布征地公告，并不具备征收的主体资格，因而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予以查明，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巢湖市人民政府、中庙街道的答辩与一审基本相同。 一审原告袁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基本信息。 2.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明被告是行政协议的签订方，与第三人签订了空白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 3.袁军“渝（2017）大渡口区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证”以及袁军、甘露露结婚证、袁军购买飞机票记录3张。证明原告已经在重庆生活，长期不与第三人生活，在第三人未获得原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第三人不可能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无权代理原告签署任何协议。 一审被告巢湖市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与第三人及原告配偶甘露露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同一户口本上，没有分户，且原告及其配偶知晓案涉征收补偿协议。 2.《巢湖市中庙街道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征收指南》。证明案涉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 3.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证明协议书内容完整，被告按征收补偿标准对原告及第三人进行补偿。 4.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对案涉协议认可并得到实际安置。 5.原告的安置房申请。证明基于对补偿协议效力的认可，原告申请得到位于滨湖景城西区的安置房屋一套。 一审被告中庙街道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巢湖市中庙魏家冲项目房屋征收调查登记表（袁军）》证明：（1）根据2003年航拍图显示，案涉位于巢湖市××街道××村，建筑面积208.03平方米的房屋自2003年起已经存在的事实；（2）原告袁军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第三人袁世辉系案涉房屋的权利人；（3）《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 2.原告袁军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甘露露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原告袁军及其配偶甘露露均与第三人袁世辉在同一户口本上，第三人袁世辉为户主，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系第三人袁世辉所有；（2）2003年，原告袁军仅13岁，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3）原告袁军及其配偶甘露露知晓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征收的相关事宜并同意征收的事实。 3.《巢湖市烟中路改道（中庙段）暨中铁四局健康养老项目房屋征收指南》《巢湖市中庙街道魏家冲、三份童区域房屋征收指南》。证明：（1）房屋征收相关情况及补偿标准；（2）案涉巢湖市××街道××村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3）房屋征收指南第八条第四款第三项规定“征收范围一户有两处及其以上住宅的应合并计算，只享受一次人口安置”；（4）第三人袁世辉在征收范围内有××、××两处住宅，按照征收指南只应享受一次人口安置。 4.《巢湖市烟中路改道暨中铁四局健康养老项目(大屋袁自然村）房屋征收调查登记情况公示表》。证明：(1)被告对案涉房屋征收履行了公告程序，程序合法；(2)公示表中再次明确第三人袁世辉户系5个安置人口，××与××房屋合并征收。 5.《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各一份、《巢湖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巢湖市房屋征收附属物及附属设施补偿、各类树木移植费补偿、装饰装修补偿表》。证明：（1）被告与实际权利人袁世辉就案涉征收房屋已经签订房屋征收及补偿协议，补偿项目及数额均予以确认；（2）房屋征收程序合法；（3）袁世辉与袁军系父子关系，袁军符合分户条件，袁世辉作为案涉征收房屋实际权利人有权代袁军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 6.《选房申请》《选房号》。证明：(1)案涉征收房屋已经腾空并将案涉征收房屋钥匙交付被告；(2)原告已经被实际安置。原告选择两套住房予以安置，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判决以及当事人诉辩情况，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有三。其一，在集体土地经法定程序批准征收之前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是否一律无效；其二，案涉补偿协议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不完备，是否影响该协议效力；其三，上诉人袁军之父以袁军的名义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影响该协议效力。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市、县人民政府在征地前先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落实补偿资金和安置房，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是土地征收民主协商机制的重要体现。与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就补偿安置问题达成书面协议，征地补偿安置问题落实后再启动土地征收程序，此种做法与当时的征收程序规定虽不完全吻合，但从实际效果看，如能实现公共利益与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则不宜仅以此为由否定该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行申2199号行政裁定即持此观点。另外，根据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做好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前期工作，相关前期工作完成后，方可申请征收土地。这说明国家已经认可实践中存在的“先签补偿协议，后申请征收土地”的做法，并以法律形式制度化。本案中，案涉土地虽尚未经法定程序批准征收，但被上诉人已与拟征收土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大多数成员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并实际履行，其征地程序与现在施行的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相吻合，故不宜仅以案涉土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征收为由否定此类协议的效力。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案涉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该法实施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亦有相同规定。本案中，案涉补偿协议虽然仅有征收实施单位经办、复核人员签名，缺少单位盖章，但案涉房屋已经交付中庙街道处置，安置房地点、房号亦已选定，协议主要内容已经实际履行，现中庙街道、巢湖市人民政府对此并无异议。故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未在案涉补偿协议中盖章齐全，不影响该协议成立生效。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案涉房屋建设时上诉人袁军尚未成年，案涉补偿协议签订前，该房屋亦未经登记并取得权属证书确定为袁军单独所有，且袁军与其父母户籍登记尚未分户，该房屋显然属于该户共有。袁军之父袁世辉作为户主，当然有权代表该户签订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有权决定补偿安置利益在其户内如何分配。征收实施单位同意袁世辉以袁军的名义签订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袁世辉作为户主具有处置家庭共有房屋的权利，且袁军事实上已经符合与其父母分户的条件，对其分户安置，有利于保障该户整体利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另，房屋属于家庭重要财产，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系家庭重大事项，通常情况下，户主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决定家庭重大事项之前，不可能不告知其成年家庭成员相关内容并进行商量取得共识。本案中，从案涉补偿协议签订到选定安置房并签订安置协议，历时一年多时间，现在交通、通讯十分便利，袁军称其均不知情，显然有悖常理。 综上，案涉补偿协议并无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一审判决驳回袁军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袁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志强 审判员  陈 默 审判员  钟祖凤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张高英 书记员潘玉丹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