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鹏，男，197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范县支行，住所地范县新区十字坡大道路东。负责人：张志，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和耀，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宏杰，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鹏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范县支行（以下简称范县工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6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方，被上诉人范县工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和耀、史宏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范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6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县工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违背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范县工行作为国有企业，经批准在范县挂牌开展业务，要遵循市场规则，更应该遵循民法典的规定，对客户诚实守信。2．范县工行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范县工行存在管理混乱，导致程鹏相信其开展的涉案业务，因此范县工行应对其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章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第41条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假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盖章时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不适用第五条，第五条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范县工行辩称，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规定”）第五条规定，而非“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涉及行为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经济犯罪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法律情形，依法应适用该规定进行裁判处理。程鹏认为本案应适用“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2．程鹏要求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41条规定判令范县工行承担责任，也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王宪伟不是工行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不适用上述关于“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的规定。3．程鹏未向范县工行交付700万元存款单对应的款项，范县工行也未向其出具《保兑保函》、《存单》，范县工行和程鹏之间自始至终都不存在700万元定期储蓄合同关系。4．本案属于程鹏向崔艳等人追要借款不能、欲转嫁其借款风险给范县工行的恶意诉讼案件，其恶意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程鹏及其妹程玉辉（也是经办人），作为在商界滚打几十年的成功企业家，具有很高的个人素养和认知能力，办理过很多金融业务，应非常熟悉民间借贷、储蓄借款的办理流程。程鹏及其妹程玉辉在明知借款流程、存款流程的情况下，却故意回避向崔艳等人的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违反常态要求王宪伟出具定期存款单、承兑保函，目的就是为将来转嫁风险给工行作准备，存在损害范县工行的主观恶意。综上四点，程鹏未向工行交付定期存款对应的款项，所持存单不是范县工行向其出具的，双方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程鹏本意为谋取高息向他人出借款项，保兑保函、存单只是其为转嫁风险给工行而违规索取的虚假凭据，其主观存在恶意，依法不应支持其恶意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依照法律规定范县工行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鹏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程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范县工行在储蓄存款过程中存在全部过错，并支付程鹏300万元储蓄款及利息（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2.85％计算）2．判令范县工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程鹏提交的保函、存款凭证、银行流水、刑事询问笔录及刑事判决书，能印证案件的基本情况，但达不到程鹏的证明目的，法院仅对证据予以认定；2．范县工行提交的王宪伟询问笔录、程鹏询问笔录、程鹏报案材料、程玉辉询问笔录、程玉辉反映材料、程鹏银行卡流水、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签单）和联网核查结果证明、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范县人民法院（2016）豫0926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刑终109号刑事判决书、史宏杰工行卡余额变动短信截屏及河南勇冠乔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等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法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程鹏、程玉辉在河南周口经商办企业，王宪伟时任范县工行行长。王宪伟与李伟、崔艳为偿还徐仰正借款，通过刘士杰向程鹏借款，程鹏同意出借500万元，期限三个月，利息是月息3分5。程鹏与李伟、崔艳及刘士杰协商该借款不出具欠条，需开具银行存单。李伟、崔艳、刘士杰与程鹏、程玉辉一同到范县××王××处，商谈借款业务。2014年4月24日程鹏以自己的名义在范县工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并开通了余额变动短信提醒、POS转账消费、自助设备取现等业务。后程鹏将500万元转入该银行卡内。程鹏、程玉辉将银行卡及密码、身份证一并交给王宪伟。王宪伟随即安排崔艳拿着程鹏的银行卡及身份证在范县工行营业大厅，将500万元全部转入崔艳银行卡内。王宪伟将事先由崔艳准备好的伪造的范县工行500万元的银行存单交给程鹏。程鹏要求再开具范县工行的保兑保函，王宪伟在李伟××伪造××工商银行××函××范县工行印章，保兑保函内容显示：“程鹏（412724197312125419）于2014年4月25日在我行存入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账号17×××56），存期三个月。我行保证在该存款到期之日无条件兑付本金和利息。特此保证。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王宪伟于2014年4月30日将该保兑保函交给程鹏。后王宪伟等人再向程鹏要求借款200万元，2014年5月14日，程鹏、程玉辉再次将存有200万元的银行卡及密码交给王宪伟。后程鹏反悔不想再出借，因网银有金额限制，于当晚在网上银行仅转出100万元。王宪伟为程鹏、程玉辉出具了70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单和600万元的范县工行保兑保函，储蓄存单显示：存入日2014-05-14，到期日2014-08-14，利率2.850000，到期利息49875，存入金额柒佰万元整；保兑保函内容显示：“储户程鹏于2014年5月14日在我行存入人民币柒佰万元整，由于该储户于当日取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实际在账人民币陆佰万元整。我行保证于2014年5月底前兑付该储户本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及利息，不让储户的利益受到损失。并备注‘保证到7月25日支付，王宪伟’，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王宪伟在行长处签名，该储蓄存单、保兑保函及印章均系伪造。三个月后，程鹏、程玉辉发现被骗，向王宪伟等人多次催要，王宪伟自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共退还程鹏300万元。2015年6月23日，程鹏、程玉辉向濮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控告王宪伟利用虚构事实、开具虚假存单，出具虚假保函诈骗其600万元。2015年3月5日王宪伟被濮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0日被批准逮捕，范县人民检察院以范检公诉刑诉（2016）12号起诉书指控王宪伟犯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与本案有关的）、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6年2月5日向范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范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926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宪伟犯金融凭证诈骗罪等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九十万元。王宪伟不服提起上诉，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刑终109号刑事判决书，撤销范县人民法院（2016）豫0926刑初14号刑事判决，判决王宪伟犯金融凭证诈骗罪等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宪伟提供伪造的范县工行存单及保兑保函用于骗取程鹏钱财时，虽系范县工行行长，但其出具的银行存单、保兑保函并非履行职务，而是伪造单位印章出具，系犯罪行为，不能代表范县工行的意思表示，故储蓄存款合同未成立。在刘士杰的介绍下，程鹏借款给王宪伟等人赚取高额利息，程鹏将其大额存款两次转入其在范县工行办理的银行卡后，便将银行卡、身份证交由王宪伟处置，在发现被骗后，一直向王宪伟等人进行催要，在王宪伟退还300万元后，因退还不能时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在2014年5月20日保函上，王宪伟向程鹏保证于2014年7月25日支付，该债权债务发生在程鹏与王宪伟等人之间，与王宪伟出具银行存单、保兑保函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程鹏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范县工行存在过错。故王宪伟私刻范县工行的公章、伪造银行存单保兑保函及骗取程鹏款项的行为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范县工行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对程鹏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程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程鹏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一、双方是否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二、王宪伟出具虚假保兑保函、存单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范县工行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是否错误。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上诉人程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民间借贷谋取高息，其与王宪伟等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程鹏和李伟、崔艳等人在事先商定借款事项（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金额500万元、月息3分5）后，才一起到范县找王宪伟出具银行手续（见王宪伟2015年6月30日讯问笔录第二页）；其次，程鹏将其大额款项转入本人储蓄卡后，没有带银行卡、身份证、密码前往银行柜台办理“活期存款转定期存款”业务，也没有自己控制银行卡、身份证、密码，而是将银行卡、身份证、密码交给王宪伟、崔艳，此行为实为向王宪伟、崔艳等人授权控制卡上款项；再次，程鹏在范县工行处开立储蓄卡时，办理了“个人工银信使服务”业务，2014年4月25日卡中的500万元支付给了崔艳，程鹏收到了信使短信，但并未提出异议，说明程鹏认可崔艳转款行为；最后，程鹏起诉前的追款行为，是在主张借款债权，而不是主张定期存款债权。程鹏在“定期存款”没有得到及时兑付时，并未按常规要求范县工行兑付存款，却向王宪伟、崔艳等借款人主张权利，经多次催要，接受王宪伟一方退款300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储蓄合同未成立并无不当。关于王宪伟出具虚假保兑保函、存单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范县工行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程鹏要求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规定判令范县工行承担责任。“九民纪要”第41条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法人应当承担责任。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法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其职权范围内盖章行为承担责任，法人应当对其合法授权的代理人的盖章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王宪伟出具虚假保兑保函、存单，不属于职务行为。首先，虚假保兑保函、存单上“范县工行”印章，系王宪伟等人为了个人私利伪造形成的假印章，不是范县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工行并未对其这方面的授权。王宪伟等人伪造公章骗取财物的行为，已被本院定性为犯罪行为。其行为不是为范县工行利益实施的行为，王宪伟等人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范县工行不承担责任；其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级法人。中国工商银行各省分行、地市分行、县区支行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应按照当地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允许范围进行经营。王宪伟不是工行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不适用“九民纪要”第41条关于“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的规定。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是否错误。程鹏认为本案应适用“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经济犯罪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法律情形，应当理解为合法框架下、正常签订合同，而不是第五条规定非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正常签订合同下取得的财物被犯罪分子占为己有的情形下，界定行为人所在单位虽然没有取得财物仍应承担责任，是对正常签订合同的相对方的一种保护。本案中的保兑保函、存单系王宪伟伪造形成的，属于犯罪行为，并非合法框架下的合同。其伙同他人伪造范县工行印章出具虚假保兑保函、存单，骗取款项归其个人使用的行为，符合第五条“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法律情形，不符合第三条规定情形。王宪伟伪造保兑保存单骗取财物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并非出于单位利益的考虑，范县工行对王宪伟的行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程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00元，由上诉人程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循利审判员  苏章臣审判员  张慧勇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田家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