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7民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个体户，住张掖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甘州区南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退休职工，住张掖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与上诉人曹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4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上诉人曹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对案件事实的性质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处错误。1、原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支付的40万元系双方违法行为形成……其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完全错误。一审判决已查明被上诉人故意购买假发票，于2012年5月被税务机关罚款180631.58元，并补缴税款322607.09元。后“找到原告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等为由，向原告要回其购买假发票的费用和补缴的税款、罚款”，从而收取上诉人现金40万元。同时认为：被上诉人购买假发票所受处罚罚金及补缴的税款，不属于购买发票的直接损失，上诉人不应承担该损失，由此肯定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40万元就没有合法根据，为不当利益，同时使上诉人遭受损失，那么该行为形成的事实即符合不当得利的规定。2、上诉人制售假发票的行为属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受法律制裁，但已经于2013年5月15日被民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367627元，一审对此已有查明。上诉人因此行为并没有取得任何财产，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有关机关”再一次“处罚和处理”上诉人。上诉人被被上诉人以向公安机关举报为要挟，敲诈迫使上诉人给钱，上诉人处于惧怕心理给付其40万元。这一情况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的非常清楚。因此，被上诉人是由此行为取得不当利益，并没有合法根据，而被上诉人是遭受损失者，本案一审以“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为由对上诉人的40万元予以收缴，实际是一罚再罚、重复处罚，二、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所适用法律规定错误。整个判决以“原被告的行为应受法律制裁”、“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款项，依法不予支持”，“本院依法应对该买卖假发票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收缴”。最终“依法”做出判决。但所依法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关于证据，事实上就一审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举证、陈述所认定的事实本身，就能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在本案上诉人的主张。但根据判决文字的意思，显然是要求上诉人提供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支付的40万元款项系违法行为取得的财产，及所认定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的证据，而这些观点是一审判决主观形成的，当事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此证据。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争议的事实是否系不当得利举证，如何对法庭关于“原被告均知道或应当知道购买假发票的行为违反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且属违法犯罪行为，应受法律制裁，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因系违法行为，依法不予支持……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本院依法应对该买卖假发票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收缴”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消除危险。无论是上诉人本来的主张，还是本案一审法庭的主观认为，该判决所“依”之“法”，也太过牵强和勉强。同时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做为案件当事人有可能根据案件事实互相承担民事责任，但现在是当事人共同向法院承担民事责任，这个规定也成为向法律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找不到向法律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在哪里。三、一审判决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主观制造判决理由。第一是“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相关机关”是那个机关？第二、一审判决将购买假发票的行为属违法犯罪行为应受法律制裁，同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系违法行为混同起来，制造“应予收缴”的理由，显悖法律的公平公正。一审已经查明并认定被上诉人购买假发票所受处罚罚金及补缴的税款，不属购买假发票的直接损失，上诉人不应承担该损失。那么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40万元就没有合法根据，为不当利益，同时使上诉人遭受损失，那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因系违法行为”、“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依法应予收缴”就是完全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法律适用均错误，判决错误。 曹某辩称，一、上诉人王某1依据原审部分的错误认定，认为涉案的40万元系不当得利完全错误；1、在原审所调取的民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及甘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中，上诉人王某1及上诉人曹某均认可40万元系上诉人曹某向上诉人王某1交纳的税款及上诉人曹某因上诉人王某1的行为而遭受损失的部分款项。2、而上述证据也进一步证明了，当上诉人曹某因税务部门以使用假发票而拟处罚时才知悉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假发票进而找其解决相关问题时，上诉人王某1为了掩盖其违法行为，从而使其不被追究制售假发票的责任而主动提出并经协商向上诉人曹某支付40万元，即说明上诉人曹某对所使用的发票系假发票并不知情，也反映是上诉人王某1假借税务人员身份并对上诉人曹某隐瞒真相开具假发票，但其向上诉人曹某收取了税款的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故上诉人曹某因上诉人王某1售卖假发票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时，要求上诉人王某1返还自己支付的税款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损失是合理合法的。3、退一步讲，这40万元若系违法所得，侦查机关不可能如数退还给上诉人曹某，在各自的刑事案件中已有生效判决及撤案决定书确认了相关事实和上诉人曹某的行为性质，也充分印证了这笔钱的性质并非违法所得，合法的所有人就是上诉人曹某。二、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制售和购买、使用假发票的行为都是要予以惩治和打击的，但是前提是双方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而纵观本案，上诉人王某1的行为已经民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民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了犯罪，并处以了相应的刑罚，进一步证实了上诉人王某1隐瞒真相，向他人制售假发票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观上诉人曹某，先后被民乐县公安局、甘州区公安局、甘州区检察院以逃税罪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后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曹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对方财务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以恶害相告而迫使其处分财产的行为，故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撤回了起诉。而涉嫌的逃税罪也经审查撤销了案件。因此，充分证明了上诉人曹某行为没有触犯法律，对上诉人王某1出售的是假发票并不知情。三、根据举证原则，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当就其遭受损失、他方受益及自己受损失和他方受益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但本案中不管是法庭调取的相关证据还是上诉人王某1提交的证据，并未证明上诉人王某1所主张的上诉人曹某收取的40万元系不当得利。相反通过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本案中真正遭受损失的人是上诉人曹某，在受骗购买了假发票后，不但支付了巨额的罚款，还差点被刑事处罚，何谈取得利益？综上所述，希望法庭驳回上诉人王某1诉请，对本案事实作出客观正确的认定进而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 曹某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甘0702民初4554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对“被告应当知道原告出售的是假发票而予以购买，并被税务机关进行处罚。”的论断缺乏相应的依据，属主观臆断，违背了客观事实和证据，明显错误。根据一审中的相关证据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出售给自己的发票是假发票的行为根本不知情。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搞了建筑工程后需要建筑业发票，因工程款金额较大，经济周转困难没钱交税，故想托人先把发票开出来等工程款下来后再交税款。恰逢当时社会上存在且允许税务人员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为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而四处寻找税源的情况。故上诉人才在被上诉人隐瞒自己姓名，对上诉人假称自己姓张是税务局的会计要完成收税任务的说辞下，让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的。而当时上诉人向其支付的税款是与正常缴税的税率和税额都是一致的，上诉人又何必花同样的钱却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触犯法律遭受巨额罚款呢，因此，如果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假发票而予以购买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是缺乏相应依据的。如果按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即明知被上诉人制售的是假发票而购买，那在其涉嫌的逃税和敲诈勒索案中，公安机关不可能对案件做出其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而撤销案件的决定，做出该决定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上诉人主观上没有逃税的故意，客观上是受被上诉人欺骗而购买了假发票，是事出有因而非故意为之。这一点也充分印证了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知道和应当知道”的情形。综上，原审论断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且与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相悖，仅凭主观臆断作出错误认定。二、原审关于“因被告所受的损失系补缴的税款和偷税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所产生，不属被告购买假发票的直接损失，原告不应承担该损失，”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本案中，不管是在原审庭审时双方的答辩意见，还是法庭调取的刑事案卷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一致认可的事实是，该40万元是被上诉人收取的上诉人支付的税款。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支付给被上诉人是为了购买合法有效的税票，并非进行假发票交易。因为被上诉人隐瞒身份，制售假发票的行为，使得上诉人支付了40万元的税款却未取得真实、合法的税票，之后又被行政机关处罚补缴税款和罚款，并非法院认定的“40万元系补缴的税款”。况且，当时这40万元已经司法机关核实，并不属于犯罪所得后也退还了上诉人。因此，这40万元就是上诉人的直接损失，被上诉人作为加害人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三、上诉人的行为已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处理，原审却认定“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的处罚和处理，”从而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予以收缴，违背客观事实，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也就是说，我国税款征收活动的“相关行政机关”就是税务机关。如果再进一步达到刑事法律立案标准的则是司法机关将追究刑事责任。而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甘州区地方税务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收通用完税证》《建筑业统一发票》等证据，已充分的证实了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向其制售的假发票从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50000元，偷税行为罚款130631.58元，并补缴了税款324121.68元的事实。同时，上诉人还差点被追究逃税罪、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后经公安机关查清原委，认为其行为事出有因才不认为是犯罪，撤销了案件。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他人欺骗遭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后，又被税务机关进行了行政处罚，司法机关也曾立案审查后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退还了案款40万元。依据法律规定，其行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惩处都已穷尽的情况下，原审仍然作出“没有受到相关机关的处罚和处理，”的认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原审依据《民法通则》第134条3款之规定，做出依法收缴上诉人合法财产的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立法解释及我国司法原则，《民法总则》要优先适用于《民法通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以新法优先适用。在涉及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有关联的规定，但在《民法总则》第八章179条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取消了类似的内容，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希望二审法律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对本案予以改判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王某1辩称，一、上诉人曹某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证明一审对其行为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曹某称“对被上诉人出售给自己的发票是假发票的行为根本不知情”,同时称“因经济困难没钱交税，想托人先把发票开出来等工程款下来再交税”、“当时上诉人向其支付的税款是与正常交税的税率和税额都是一致的”等。上诉人曹某的说辞欲盖弥彰，不能掩饰自己以明确的意思购买假发票，并偷逃国家税款的事实，其通过自己认识的同样介绍和转卖假发票从中牟利的叫张陆的找到上诉人王某1，支付了50000多元购买5048624.32元的假发票，从而企图偷逃税款30多万元，其偷逃税款的故意自始就有，又怎么不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何来被骗购买假发票之说？同时上诉人曹某故意购买假发票在前，被税务机关补税和处罚在中，随后诈取上诉人王某1现金40万元。上诉人曹某认为40万元是上诉人王某1收取其支付的税款，是其合法财产，上诉理由是毫无根据杜撰的谬论。且不说一审查明的事实，即上诉人曹某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等为由讹诈上诉人王某140万元后出具的条据，写着“发票费额及罚款”，仅“上诉人支付了40万元的税款却未取得真实合法的税票”这种说辞，就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曹某购买5048624.32元的假发票，合计偷逃税款322607.09元，被甘州区税务局补交税款322607.09元，罚款180631.58元，之后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等为由，向上诉人王某1讹诈其购买假发票的费用和补交的税款、罚款。上诉人曹某被补交税款和罚款是应受处罚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以偷逃国家税收为目的，主观积极故意购买假发票，且已造成法律后果。由此被补交税款和罚款不是所谓财产损失，也不可能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损失。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为：“因被告所受的损失系补交税款和罚款和偷税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所产生，不属被告购买假发票的直接损失，原告不应承担该损失”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曹某所谓一审判决“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予以收缴，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四、对上诉人曹某第四点上诉理由，上诉人王某1没有意见。对其所称“上诉人向加害人追回自己的财产，完全是被欺骗后为追回其损失的一种合法私力救济行为”，上诉人王某1认为是更加没有事实根据、更加离谱的错误。补交税款是上诉人曹某依法应尽的义务，偷税行为应受行政罚款是上诉人曹某的违法行为所应承受的法律后果，且税款和罚款是国家税务机关依法实施后交于国家的，怎么就成了违法行为人的自己的财产的合法损失？一审判决对此认为“因被告所受的损失系补交税款和罚款和偷税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所产生，不属被告购买假发票的直接损失”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此认定基础上，已进一步认为“原告不应承担该损失”的前提下，又错误认为“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本院依法应对该买卖假发票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收缴”。一审审理也已查明，上诉人曹某购买5048624.32元的假发票，合计偷逃税款322607.09元，被甘州区税务局补交税款322607.09元，罚款180631.58元，之后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等为由，向上诉人王某1讹诈其购买假发票的费用和补交的税款、罚款。既使因各种不得而知的原因没有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但上诉人曹某讹诈占有上诉人王某140万元也没有合法根据，同时给上诉人王某1造成损失，这完全符合民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应当依法返回上诉人王某1。 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的现金40000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俊翔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兰州、张掖两地进行非法制作并出售假发票。2012年4月，被告曹某先后向原告购买假建筑业统一发票合计金额达5048624.32元，合计偷逃税款322607.09元。2012年5月，被告曹某被张掖市甘州区地方税务局罚款180631.58元，并补缴税款322607.09元。后被告找到原告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等为由，向原告要回其购买假发票的费用和补缴的税款、罚款。经双方协商，原告支付被告4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兹证明王俊翔发票费额及罚款肆拾万元整，￥400000元”。2012年7月20日，被告曹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取保候审。因该案涉及管辖权问题，2013年11月28日，民乐县公安局将曹某涉嫌敲诈勒索一案移送甘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甘州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曹某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对方财务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以恶害相通告对方进而迫使其处分财产的行为，曹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并于2014年4月29日以甘区检刑撤建（2014）7号“关于犯罪嫌疑人曹某涉嫌敲诈勒索罪撤回起诉的建议”要求民乐县公安局将该案撤回起诉，民乐县公安局于2014年5月14日作出了“关于撤回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曹某的决定”。后原告王俊翔为主张其权利，先后在民乐县公安局、甘州区公安局、张掖市公安局、民乐县人民检察院、甘州区人民检察院、张掖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信访，各部门均答复现有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曹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6月30日，原告王俊翔因涉嫌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5月15日，原告王俊翔被民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367627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退还400000元的诉请能否成立。该案中,原、被告行为经双方陈述和公安机关侦查，被告应当知道原告出售的是假发票而予以购买，并被税务机关进行处罚。处罚后被告要求原告承担相关损失40万元，因被告所受的损失系补缴的税款和偷税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所产生，不属被告购买假发票的直接损失，原告不应承担该损失，但原、被告均知道或应当知道购买假发票的行为违反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且属违法犯罪行为，应受法律制裁，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因系违法行为，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行为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告的行为已经受到了刑事法律制裁，但因原、被告的违法买卖假发票的行为取得的财产没有受到相关机关处罚和处理，依法应对该买卖假发票行为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收缴。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支付的40万元系双方违法行为形成，依法应予收缴，其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俊翔的诉讼请求，对原告主张返还的400000元依法予以收缴（另附民事制裁决定书）。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王俊翔负担。 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指的是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为一方受有财产利益,另一方受有财产损害,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律上的原因(无合法依据)。本案中,王某1要求曹某返还款项,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对于该类案件,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若举证不能,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25日的《证明及收条》载明,“收取王某1发票费额及罚款肆拾万元”，该款项系曹某从王某1处购买假发票及被税务机关罚款产生的费用。因该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王某1主张该40万系不当得利缺乏依据，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将案涉40万元予以收缴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曹某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其陈述“2011年5月份在我敲诈王某1之前我向王某1购买过5次假发票，假发票票面金额500多万元，我给王某1支付发票款22万余元，每次购买假发票我都是和王某1联系，告诉他付款方、收款方、工程项目、发票金额等信息。协商发票款，王某1将假发票制作好后让人送给我，每次王某1指使送票的都是年轻女子……。”由此可知，曹某、王某1均知道制造、购买假发票的行为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发票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且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以当事人实施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为前提，并实施民事法律制裁，将涉案款项40万元予以收缴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王某1、曹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3650元，上诉人曹某负担3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小芸 审判员  任斌文 审判员  赖煜娴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 颖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