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2924、2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赵庆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婕，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知佚，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峰，男，汉族，1971年2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思燕，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帅，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峰劳动合同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21641、21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两案于2020年12月2日判决：“一、确认李峰与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9年3月21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390.8元予李峰；三、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9年提成137052.42元予李峰；四、驳回李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免收受理费。”三东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三东公司已经向李峰支付了7万元提成款，并且提供了相应的付款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三东公司未支付任何提成款不符合事实。三东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6日分别向李峰指定账户转账3万元、2万元、2万元，合共7万元，这些转账都是支付李峰的提成款。一审庭审中，虽然李峰否认这些款项是提成款，但其也未能说明是什么款项，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款项不是提成款。从证明责任角度，三东公司提供的转账证明合法有效，已经足以证明三东公司支付了部分提成款，若李峰否认，则应提供相应证据同时作出合理说明。在李峰无任何证据也无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仅凭其不确认就否认三东公司已经支付7万元提成款的事实。这样只需要劳动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一味认为任何款项都不是工资或者提成，用人单位就需要重新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提成，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三东公司的合法权益。二、三东公司不可能将价值数十万的业务车辆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赠与给李峰，原审判决认定三东公司无条件将涉案业务车辆赠与给李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东公司聘请李峰任职公司销售人员，目的是要李峰服务够一定年限，为公司销售产品创造价值，任何公司赠与车辆给销售人员都不可能不附有条件。三东公司为李峰购买涉案E×××××号业务车辆，就是要李峰为公司服务够一定年限，为公司创造足够的价值，仅仅因为李峰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所以暂时没有要求其签订相应的用车协议。李峰作为公司销售部门的经理，属于公司的管理人员，清晰了解公司的销售政策和业务用车政策，其仅仅在一年后就离职，按照用车政策应向公司返还车辆或者归还购车款及贷款。原审判决仅仅因为三东公司没有要求李峰在购车协议上签字就认定三东公司赠与李峰业务车辆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属于无视社会常理，认定事实错误。三东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三东公司只需支付李峰剩余提成67052.42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李峰向三东公司返还购买业务用车所支付的购车款、车贷及保险费用187659元。针对三东公司的上诉，李峰公司答辩称：一、李峰的配偶与赵某的配偶是亲姐妹关系，赵某是三东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庆旭的父亲，同时也是三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3年起，李峰在赵某及赵庆旭父子成立的公司工作了17年左右，期间因成立的公司经营不善导致期间成立多家不同的新公司进行经菅，因此李峰跟随着不同的公司从事销售工作，这些公司均是出售同一商标为“三立”的产品，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赵某及赵庆旭父子。但是自2015年起，赵某及赵庆旭父子一直拖欠李峰的提成工资，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李峰提成工资合计543115.55元，该提成工资已经赵某签字确认，但是截止至李峰离职之日，赵某、赵庆旭父子及公司仍拖欠李峰2015年1月1日至离职之日期间的提成工资。二、李峰离开三东公司后，三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庆旭于2020年1月3日通过微信向李峰发送《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表格中显示李峰于2019年完成的设备销售总金额为4637000元，对应应得的设备销售提成为244077.8元。赵庆旭于2020年1月13日通过微信向李峰发送《2019年李峰配件销售明细表》，表格中显示李峰于2019年完成的配件销售总金额为350955.7元，对应应得的配件销售提成为8452.6196元。根据三东公司的计算，李峰在2019年完成的设备及配件销售总额为4987955.7元，货款回款率高达95%，完全达到了三东公司支付提成的条件。另依据李峰17年左右按照销售业绩计算提成方式为销售额的6%，故李峰在2019年应得的提成为299277.342元。但是，自李峰离开后，三东公司利用公司的优势地位制作新的销售政策、员工购车协议并要求公司员工制作证人证言，以此达到不支付李峰提成工资的目的。李峰作为三东公司的三年销售冠军，按照三东公司的计算方式，不但没有任何提成反而需要向公司支付92376元欠款这种是变相克扣劳动者工资的行为，属于用人单位将自身经营风险转嫁于劳动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杈益。三、案外人于某向李峰配偶支付的70000元系赵某及赵庆旭父子拖欠李峰2018年以前的提成工资，并非2019年的提成工资，且于某转账时并没有备注注明是为三东公司支付李峰2019年提成款，三东公司狡辩70000元是支付李峰2019年提成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东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承认三东公司及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均是于某，于某与赵某及赵庆旭父子系亲戚关系。三东公司在劳动仲裁期间阐述已经向李峰支付了所谓的2019年提成款56024元，到了一审期间三东公司又说是支付了李峰2019年提成款76024元，最后到了二审阶段说是支付了李峰2019年提成款70000元。实际上70000元是于某代赵某支付拖欠李峰2018年前的提成工资，而6024元是于某在2019年4月19日通过微信支付给李峰的过年往返费用福利，但是三东公司在李峰离职后却说成支付给李峰2019年的提成费用，到了二审阶段就心虚不敢再提6024元。三东公司在劳动仲裁、一审及二审阶段意见一变再变，前后矛盾。根据三东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于某于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6日分别向李峰的配偶转款30000元、20000元、20000元，合计70000元。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付款人为于某，于某同时担任赵某及赵庆旭父子成立的公司财务，多家公司财产混同。从时间上看，该转账记录是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6日，而从《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上看，李峰为三东公司销售产品签订的第一单买卖合同时间是2019年3月6日，发货时间是2019年4月7日，货款到账时间是2019年6月30日。直到李峰离职后并经李峰多次催促，三东公司才计算出李峰2019年提成款，三东公司不能预知未来，更不可能自2018年起提前分三次向李峰合计支付2019年提成款70000元。实际上，赵某及赵庆旭父子拖欠李峰2018年前543115.55元提成工资，于某向李峰配偶支付的70000元是向李峰支付2018年前拖欠的提成工资，并不是2019年提成工资。对于该70000元，李峰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及质证意见中作出说明。四、李峰为赵某及赵庆旭父子成立的公司工作了17年左右，多年来均是销售冠军，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且为三东公司培养了不少销售人才，但是赵某及公司不但一直拖欠李峰2018年12月31日前的提成工资543115.55元，且迟迟不归还李峰辛苦积蓄了十几年的6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另案起诉，案号为（2020）粤0605民初29893号]。李峰多次向三东公司及赵某等人追讨未果，多次想离开三东公司，因李峰掌握了大量客户资源，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赵某、赵庆旭父子为了稳住李峰，且作为李峰为公司工作了17年的奖励，遂购买涉案车辆赠与给李峰，该奖励方式也符合现今企业激励员工继续为公司效劳的常见做法，涉案车辆登记在李峰名下，明显属于对李峰的奖励，否则不可能登记在李峰名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三东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三东公司及李峰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两案为劳动合同纠纷。因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确认李峰与三东公司于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8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以及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390.8元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迳行予以维持。结合双方的诉辩、举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2019年的提成款的数额；二是李峰应否向三东公司返还购车款、车贷及保险费用187659元。一、关于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2019年的提成款的数额的问题。三东公司上诉称其于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6日分别向李峰指定账户转账3万元、2万元、2万元，合共7万元，这些转账都是支付李峰的提成款，因此，三东公司只需支付李峰剩余提成67052.42元。经查，2020年1月3日，三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庆旭向李峰发送《2019年销售政策》、《2019年设备单价表》、《2019年增配价格表》、《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其中《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中显示：2019年李峰完成的第一单销售对应的客户为广州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1月3日；李峰于2019年为三东公司完成的设备销售总金额为2534000元，对应的李峰应得的设备销售提成为128599.8元；李峰于2019年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的设备销售总金额为2103000元，对应的李峰应得的设备销售提成为115478元。上述设备销售额合计4637000元；设备提成金额合计244077.8元。2020年1月13日，赵庆旭向李峰发送《2019年李峰配件销售明细表》，该表显示：李峰于2019年为三东公司完成的配件销售总金额为350955.7元，对应的三东公司应得的配件销售提成为8452.6196元。一审诉讼期间，李峰及三东公司均确认《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和《2019年李峰配件销售明细表》的真实性并同意根据两份表格核算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的2019年提成，故原审判决根据该两份表格计算2019年李峰的提成。原审判决扣除《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中李峰为案外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的设备销售金额及李峰可获得的对应提成金额后，核算出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2019年设备销售提成款为128599.8元、2019年配件销售提成款为8452.62元，合计137052.42元。二审期间，根据三东公司上诉请求及李峰的答辩可知，双方对原审判决核算的2019年李峰应获得提成款为137052.42元均无异议，三东公司上诉请求仅是主张从2019年李峰应获得提成款137052.42元中扣减其已向李峰支付的提成款7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三东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6日通过银行向李峰转账支付的款项30000元、20000元、20000元并没有备注注明属于支付李峰2019年提成款；而从《2019年李峰设备提成表》上看，2019年李峰为三东公司销售产品的第一份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6日，发货时间是2019年4月7日，货款到账是2019年6月30日，因此关于李峰2019年的销售提成统计至少应该在2019年3月6日才开始，所以，三东公司在李峰还未开展2019年的业务、未有业绩之时就提早半年向其支付2019年的业绩提成显然不合常理。综上，三东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向李峰支付了2019年的提成70000元，李峰对此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于三东公司要求在李峰2019年的提成款137052.42元中扣减70000元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及核算三东公司应向李峰支付2019年提成共计137052.42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李峰应否向三东公司返还购车款、车贷及保险费用187659元。三东公司上诉主张粤E×××××号小型普通客车赠与李峰是附条件的，现李峰并未达到该车赠与的条件，因此，李峰应向三东公司返还购车款、车贷及保险费用187659元。经查，一审期间三东公司提交的《公司员工配车协议》以证明三东公司将粤E×××××号小型普通客车赠与李峰时所附条件。但该协议没有李峰的签名确认，李峰对该协议不确认，且三东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购车前已将该协议送达给李峰且李峰对此无异议，即三东公司并不能证明双方对赠车所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本院对三东公司关于其向李峰赠与粤E×××××号车是附条件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李峰无需返还购买业务用车所支付的购车首付款、2019年3月至同年7月的车贷款、2019年车辆的交强险保险费用共187659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三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两案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佛山三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 玲审 判 员  黄雪鹄审 判 员  尹 素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林敏莉书 记 员  钟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