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明，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炯，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锡洪，男，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为民，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菊英，女，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伟华，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倪庆根，男，196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上诉人张德明因与被上诉人史锡洪、史菊英及原审第三人倪庆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413民初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德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史锡洪、史菊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史锡洪、史菊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解除本案诉争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张德明与史锡洪、倪庆根所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张德明已经履行了该协议书项下的主要义务。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条款明确说明，该协议是在各方于2014年8月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协议事项协商一致后签订的。同时，自2014年8月起张德明己经开始履行各方协议约定的向安徽佳田森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田森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这一事实从张德明提交的证据中可以明确证明，同时倪庆根在庭审过程中也向法庭陈述确认了上述事实。并且各方在本案几次庭审期间依然召开股东会，对佳田森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二、张德明在本案中没有严重的违约行为。根据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张德明应当向佳田森公司出借500万元资金，同时该500万元资金中有100万元分别交给倪庆根和张德明自己50万元，张德明自己不要用这50万元，倪庆根也不需要该50万元（该事实倪庆根在庭审中明确表示）。由此可知，张德明只要向佳田森公司出借400万元，即为完成了该协议书项下主要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己经查明各方当事人以及佳田森公司共同确认张德明已经出借429万元（该金额仅是张德明出借全部资金的一部分，实际总计出借及垫付的资金超过500万元）给佳田森公司。由此可见，张德明履行了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因为佳田森公司经营亏损，史锡洪是否能够从佳田森公司取得100万元的流动资金，并不取决于张德明。三、一审判决认定史锡洪、史菊英附条件将股权转让张德明，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纵观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条款，没有一条明确表示史锡洪、史菊英向张德明转让股权是附条件的，史锡洪、史菊英也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张德明之间的股权转让是附条件的，一审判决为了达到帮助史锡洪、史菊英的目的，臆造出所谓的“附条件转让股权”，在判决书中描述为“经过法院释明，原告表示其股权转让是附条件转让”，一审判决把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合同约定附条件转让股权的交易，仅凭史锡洪、史菊英的在诉讼庭审中的单方陈述就认定为是附条件转让，这也太随意了。四、本案所涉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史锡洪、史菊英无权要求解除合同。根据本案的事实，张德明为了履行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陆续向佳田森公司出借了429万元巨额资金，以及后续为了佳田森公司经营支付了大量的运营费用，并且代为偿还上百万元的在其入股前佳田森公司的对外欠款，同时为了维持佳田森公司银行贷款的继续使用，张德明也己经以股东身份为佳田森公司向银行提供担保。张德明为了佳田森公司已经付出巨大的投资，而史锡洪、史菊英在向张德明转让股权时，佳田森公司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同时最大的债权人是史锡洪自己，由此可见，张德明在股权转让交易中，以零元受让股权，是完全符合市场价值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全部条款中，并没有约定史锡洪、史菊英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也就是说案涉协议不存在依据合同约定解除。那么，如果史锡洪、史菊英想要解除合同，只能是按照法律规定解除。但是，本案中张德明并不存在严重违法合同的行为，史锡洪、史菊英如果主张的是法定解除权，则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史锡洪、史菊英既没有法定解除权也没有约定解除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当然是错误的。五、史锡洪、史菊英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各方当事人签订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后，己经实际履行了五年，在这五年期间，张德明积极履行协议，史锡洪、史菊英并没有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强加给张德明的所谓股权转让条件，那从2015年2月10日起计算到史锡洪、史菊英提起本案诉讼之日，也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六、一审追加史菊英为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七、一审依据合同法判定解除合同并判定返还股权是适用法律错误，股权的相关问题应适用公司法的特别规定。综上，一审判决罔顾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在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之外，为史锡洪、史菊英创设交易条件，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违背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由此导致的判决严重损害张德明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史锡洪、史菊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史锡洪辩称，张德明的上诉事实、理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是合法有效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德明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史锡洪的合法利益。被上诉人史菊英辩称，一、史菊英零元转让股权是附有条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希望张德明成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后使佳田森公司走出困境，产生更好的效益，2、张德明承诺给史菊英夫妻100万元流动资金，3、逐步偿还佳田森公司对史菊英夫妻的借款。上述几点是在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如果张德明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承诺，史菊英不会也没有必要以零元转让股权，所以张德明在上诉状中认为转让股权没有附条件是不成立的。二、张德明在履行的过程中有诸多违约行为。1、张德明没有在2015年2月10日前将500万元借款给付佳田森公司，在2015年2月12出具承诺函后仍未兑现。2、史菊英夫妻未收到协议约定的100万元的流动资金，以致无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3、五年承包期内张德明没有按约定支付佳田森公司应当逐年偿还给史菊英夫妻的借款，截至二审，佳田森公司仍欠史菊英夫妻近千万元。三、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解除股权转让的条款，但是协议第18条的内容约定了违约条款，“如有违约，公司有权没收违约股东的全部股权和公司欠其的全部借款”。因签约三方不是法律专业人员，表述的方式不是很精准，但条款也能体现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本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张德明的诸多违约行为，导致史菊英夫妻无法从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中实现合同目的，所以按照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四、本案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约定，在五年内偿还史菊英夫妻的借款，所以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在五年承包期届满之日起算。五、张德明在主持佳田森公司的日常工作五年内，没有较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目前佳田森公司的生产、财务状况还不如五年之前。一审判决后，张德明已完全不理会公司的正常工作，连公司的正常银行转贷款手续都已经拒绝办理，导致史菊英夫妻以及倪庆根必须在2021年4月30日之前偿还银行贷款400万元，目前两方已经各付出10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德明的上述请求。原审第三人倪庆根述称，1、张德明和史锡洪、史菊英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本人作为第三方和当事人，将按事实向法庭陈述。2、一审判决后张德明未能履行好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股东的义务导致公司经营中银行贷款不能按期办理转贷手续。史锡洪、史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2015年1月23日史锡洪、张德明及倪庆根三方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2、判令要求收回张德明的股权；3、张德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菊英与倪庆根系佳田森公司股东，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严重缺乏流动资金，史菊英与倪庆根和张德明曾于2014年8月3日签订过一份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协议目的是通过由原股东无偿让渡部分股权给新增股东张德明，而后由三股东对外筹措生产流动资金恢复生产，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偿还公司债务。2015年1月23日，史锡洪代表其妻史菊英又与张德明、倪庆根签订新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一、甲方（张德明）共需借入佳田森公司人民币500万元，其中300万元在2015年1月底前到位，其中含公司已用其原料（此原料必须是变现后用于开支或还账）、现金，具体账目明细由公司财务部核算为准。此300万元必须用于支付公司应付账款和当地民间借款等费用，余下200万元甲方需在2015年2月10日前到位，此款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其中100万元公司给予史锡洪，其用于在异地从事以烟嘧安全剂为主的化工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另外100万元公司给予张德明、倪庆根各50万元，其二人用于以公司现有生产条件承包生产经营农药制剂所需的流动资金。甲方借予公司此500万元借款公司不需支付利息。二、由于公司现处于严重经营亏损状况，根据第一条款，公司原股东史菊英、倪庆根二人研究决定转让总45％股权给张德明，其中史菊英转让其34％股权、倪庆根转让其11％股权，股权转让金额为零元。史菊英余下的33％股权全部转让给史锡洪，股权转让金额为零元。股权转让变更后的股权份额：甲方持有45％、乙方（史锡洪）持有33％、丙方（倪庆根）持有22％。经三位股东商定后决定张德明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公司总经理，史锡洪为公司监事兼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倪庆根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三、按照三方在2014年8月3日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股权变更后的公司债务处理方式如下：1、三位股东应承担的应付账款债务总额为437万元，此债务按股权比例分解到各股东承担，具体单位、金额由三方商定好后打印清单，三方签字后留存公司。2、公司的应付账款债务超出437万元部分、2014年2月至7月份员工工资超出25万元部分、公司欠东北客户的预付款部分、当地未结算的费用、原公司的内地业务员与公司未结清的款项（含欠客户的预付款）、公司欠员工2012年和2013年费用由原公司股东史菊英（史锡洪全权代表）、倪庆根二人共同承担，按照股权变更前的各自在公司拥有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具体明细二人商定签字后打印清单报公司留存，此债务与张德明无关。3、公司未还的当地民间借款及利息，由张德明未到位的300万元借款不足部分来支付，支付后若仍有未支付的当地民间借款及利息由原股东史菊英（史锡洪全权代理）、倪庆根二人共同承担。4、在本协议签订之日新公司应承担债务明细如下：银行贷款870万元、公司应付账款437万元、公司欠三个股东的个人借款合计1692万元整（其中史锡洪：1137万元，张德明：500万元，倪庆根：55万元），其他债务新公司不再承担。四、公司自2015年1月份开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方案为三位股东分三块分别承包经营，其中张德明、倪庆根二人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车间、基础设施及无形资产承包生产经营农药制剂，具体承包协议由张德明、倪庆根二人协商确定后报公司留存，时间为五年，每人每年上缴公司承包费如下：2015年和2016年每人每年上缴公司承包费70万元，2017年至2019年每人每年上缴公司的承包费逐年递增10万元。史锡洪在公司外面生产经营以烟嘧安全剂为主的化工产品，烟嘧安全剂生产技术为史锡洪所有。因本次公司借予史锡洪100万元生产流动资金，故史锡洪需上缴公司费用，具体如下：2015年和2016年上缴公司费用为40万元整，2017年至2019年逐年递增10万元。若史锡洪确实遇到生产条件不许其生产或正常生产（需经另二位股东现场核实），则其应上缴公司的承包费可以以其借予公司的计息部分借款冲抵，但不能不交。每位股东每年应上缴公司的承包费按季度上交，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之前需上交。史锡洪应上缴部分可以利用还其本金及利息冲抵，其余二位股东在五年承包期间每季度应上缴的承包费任何股东不得拖欠，若有拖欠公司和未拖欠的股东均有权将其生产所用的原材料、成品等流动资产扣押，并有权作价处理，用处理后所得的款冲抵其所欠的承包费，同时每位股东承诺：若本人违约拖欠每年每季度应上缴的承包费，则公司有权没收其拥有的全部股权和公司欠其的全部借款并免去其在公司的一切职务。三位股东各自承包经营活动期间的一切安全生产经营责任由各自承担，必需守法经营，若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与其他股东无关。五、公司现库存的原料、助剂、半成品、成品和包材等流动资产总价值折算为100万元整，由史锡洪、倪庆根二人共同全权处理（主要由倪庆根处理），三年内处理完毕，三年内史锡洪、倪庆根二人需向张德明支付45万元整（按股权比例确定）在处理过程中一切质量责任由史锡洪、倪庆根二人共同承担，与张德明无关。六、公司现计划预留现有的整个乳油车间、在建的材料仓库的一半给史锡洪，以便其从异地回到公司时从事非农药制剂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场所，但在史锡洪未回到公司前现有的乳油车间和在建的材料仓库仍由张德明、倪庆根二人共同使用。史锡洪从异地回到公司承包生产经营非农药制剂产品时，公司现计划预留现有的整个乳油车间、在建的材料仓库的一半需无条件给其使用，但必需上缴公司承包费，具体上缴标准和办法届时三方商定。七、由于每位股东借予公司的借款不等，因此经三位股东商定后解决办法如下：1、五年承包期间，史锡洪个人借予公司计息部分的借款公司按年息10％支付（计息部分的借款金额以财务数据为准），支付利息来源于三位股东上缴的承包费和浙江人的租地费，按季度支付。2、三位股东每年上缴的承包费及浙江人租地费，首先用于支付公司银行贷款利息、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土地房产税、日常费用开支等，初步估算在160万元以内（每笔报销凭证需三位股东签字认可，否则不可列入公司公共开支）。余下部分再用于偿还史锡洪个人借款，五年中每年还款和利息如下：2015年和2016年每年还本金及利息90万元、2017年还本金及利息120万元、2018年还本金及利息150万元、2019年还本金及利息180万元。待公司将史锡洪个人借款还至与张德明个人借款相等时，史锡洪、张德明、倪庆根三人借予公司的借款还款政策一律平等。每年还史锡洪本金及利息按季度支付。十四、五年承包期结束后，公司制定新的经营政策必须保证每年还史锡洪个人借款不得低于100万元，但史锡洪的个人借款公司还至与张德明一致时，公司还股东借款政策一律平等。十五、公司基本账户的手机信息三位股东均要显示。十八、以上条款是三位股东反复协商确定的，自三方签字（手印）后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有违约，公司有权没收违约股东的全部股权和公司欠其的全部借款（含张德明以个人名义借予、倪庆根二人用于公司开支的个人借款）并免去其在公司一切职务，公司有权独立处理后变为公司资产。十九、本协议一式四份，三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留存公司，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后即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史菊英将其所持34%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张德明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倪庆根也将所持11%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张德明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史菊英将其所持33%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史锡洪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张德明未能在2015年2月10日前向公司支付作为给史锡洪生产经营使用的100万元，张德明在2015年2月12日向史锡洪出具承诺函，其承诺于2015年3月25日前分两期支付到位。一审诉讼中，经法院释明，史菊英陈述其无偿转让股权给张德明是附有一定条件的，即张德明应按照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履行义务，现张德明在五年承包期内没有履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要求解除三方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由张德明返还其股权。一审诉讼中，法院在第一次庭审后曾召集双方对争议焦点即双方在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无偿转让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张德明是否已经履行了上述约定的条件进行质证，并由各方提出意见。质证后，法院通知张德明提供其转账100万元给佳田森公司并由佳田森公司已支付给史锡洪的证据以及在五年承包期内佳田森公司偿还史锡洪个人借款的证据。张德明在第二次庭审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出借款项给佳田森公司借款42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1、史锡洪、史菊英与张德明、倪庆根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2、根据史锡洪、史菊英提供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史菊英将其所持佳田森公司34%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张德明是附有一定条件的，即张德明应按约定向佳田森公司转账100万元并由佳田森公司支付给史锡洪作为生产流动资金，同时在五年承包期内佳田森公司除偿还公司债务外还应分批偿还欠史锡洪个人的借款。因张德明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定履行上述条件所设定的义务，现史锡洪、史菊英以其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公司股权合作协议，同时要求张德明返还所受让的史菊英的股权，法院予以支持。3、倪庆根对史锡洪、史菊英的请求没有提出异议。4、史锡洪、史菊英在公司股权合作协议约定的五年承包期届满后提出诉讼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史锡洪、史菊英与张德明、倪庆根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二、张德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所持佳田森公司34%的股权返还给史菊英，并履行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本案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张德明负担。二审中，张德明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和部分证据：第一组，1、2014年10月40万元房屋租金支付给史锡洪的记录复印件及2016年9月1日185万元永安土地租金付款说明复印件各一份，结合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证明2014年8月30日签订第一份公司股权合作协议后，史锡洪共收到张德明和佳田森公司支付的款项3020962.92元；2、佳田森公司替史锡洪其他付款181713元；3、2017-2019三个年度史锡洪应缴任务合计180万元，未上缴公司；4、佳田森公司外债分摊到三个股东名下，因史锡洪未还造成佳田森公司被诉，合计578411元；5、为保证佳田森公司经营，免遭被诉风险，佳田森公司代史锡洪偿还外债457294元。以上五项合计6038380.92元系史锡洪从张德明和佳田森公司取得，用以证明史锡洪恶意虚假诉讼。第二组，2015年3月30日的借款证明后，张德明先后8次借款未计入张德明借给佳田森公司的4290000元借款。用以证明张德明为履行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书，共借给佳田森公司4745521元，加上张德明依约可以用作生产经营农药制剂所需的流动资金50万元，张德明共借给公司5245521元，已完全履行了借款义务。史锡洪、史菊英及倪庆根质证称，1、双方的股权协议书是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之前的往来与本案毫无关系。2、张德明所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不予认可。3、在股权合作协议中张德明本身就是佳田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承包人，张德明把钱打给佳田森公司的公共借款款项以及开支都必须有三个股东签字确认认可方可有效，但是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张德明作为法定代表人对佳田森公司列支的进出款项均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字。因此，张德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和之前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都是张德明为自己的承包经营所产生的记录。到目前为止，张德明提供不出该合作协议中所规定的他需要履行的义务的证据。针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询问张德明：“你方刚才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所涉及的款项与本案双方的争议是什么关系？”张德明代理人回答：“通过这些款项说明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以其他的付款方式变更了原股权合作协议中约定要借款100万元给史锡洪。”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公司股权合作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该协议，张德明应向佳田森公司转账100万元并由佳田森公司支付给史锡洪作为生产流动资金，同时在五年承包期内佳田森公司除偿还公司债务外还应分批偿还欠史锡洪个人的借款。张德明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定履行上述条件所设定的义务。张德明主张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另行约定以其他的付款方式替代了原协议中由张德明通过佳田森公司向史锡洪支付100万元的约定，对此主张史锡洪不予认可，张德明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因张德明的违约行为导致史锡洪、史菊英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支持史锡洪、史菊英要求解除公司股权合作协议并由张德明返还所受让的史菊英的股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史锡洪、史菊英在公司股权合作协议约定的五年承包期届满后提出诉讼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主体问题，史菊英虽未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名，但其是张德明受让的佳田森公司股权的原股东，案涉协议直接处分了其股权，解除协议后返还股权也应返还给其，故其实质上也是案涉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在史菊英认可史锡洪代其处分权利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追加史菊英为本案原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德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上诉人张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王 星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