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8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牛沙路166号1栋3层301号。 法定代表人：杨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婷，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秋雨，女，200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楠楠，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飞，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宇，男，199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玉容，女，197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勇，重庆坤源衡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重庆坤源衡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秋雨、汪建宇、熊玉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7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赫耀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合理。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作为免责事由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即可，但一审法院未查明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其次，保险单“重要提示”处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人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故即使熊玉容未收到保险条款，也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补充手续，未履行的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再次，提示义务是一般限度的提示，保险人提交的保险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方式进行了提示，又以保险单“重要提示”进行了提示，熊玉容交纳了保险费，证明已经收到保险条款。最后，作为驾驶员，应当清楚酒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酒驾和逃逸的行为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 被上诉人余秋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在有效期内提供有效证据，但保险公司没有提交。请求依照法律规定，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汪建宇、熊玉容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1.保险公司从未向投保人交付保险条款，更没有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义务。2.保险单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从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中推定送达了保险条款的理由不成立。3.按照保险行业通常做法，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一般都会有确认单，但本案中截止目前保险人未提交任何证明。 余秋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056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6日4时34分许，汪建宇醉酒后（经检验鉴定，汪建宇血液乙醇浓度101.8ｍｇ／100ｍｌ）驾驶川Ａ9××××号小型轿车，沿双流区藏卫路由南昌路往双楠大道方向行驶，当行驶到双流区××路××段××路路口时超速（事故发段限速30ｋｍ／ｈ，事发时该车行驶速度为121－125ｋｍ／ｈ），遇罗绒巴登饮酒后（经检验鉴定，罗绒巴登血液乙醇浓度为40.3ｍｇ／100ｍｌ）驾驶的川Ａ9××××号小型轿车搭载余秋雨、许瑞、郑媛、张淮、钟才友、李嘉欢沿塔桥路由涧槽街往藏卫路方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进入藏卫路塔桥路路口转弯超速（经检验鉴定，该车事发时行驶速度为37－42ｋｍ／ｈ）行驶至同一地点，两车相撞，致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汪建宇、余秋雨、许瑞、郑媛、张淮、钟才友、李嘉欢受伤，罗绒巴登经120急救医生确定当场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汪建宇醉酒、超速驾驶机动车，罗绒巴登饮酒、超速驾驶机动车且超载、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二人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余秋雨、许瑞、郑媛、张淮、钟才友、李嘉欢不承担事故责任。案发后，余秋雨在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17668.24元。出院医嘱载明“卧床休息3个月”。2020年4月8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余秋雨伤残程度为10级、10级。余秋雨支出鉴定费16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院在医疗费中酌情扣除自费药。一审庭审中，李嘉欢、余秋雨、钟才友、许瑞一致同意，对川Ａ9××××号车投保的交强险医疗费限额，由四人各分配2500元；李嘉欢、余秋雨、钟才友、许瑞、余娟（罗绒巴登母亲）一致同意，对川Ａ9××××号车投保的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由五人分别分配33000元、6000元、20000元、7000元、44000元。 一审另查明，余秋雨系××学校××届学生，于2017年9月入学，2015年8月18日在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蛟龙派出所办理了居住登记，居住在成都市双流区××路××号××栋××单元××楼××。川Ａ9××××号车登记在熊玉容名下，由汪建宇实际使用，该车在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保险金额为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但并未提供投保确认单。 一审还查明，余娟在此事故中的总损失为782421.45元，钟才友在此事故中的总损失为361820.87元，李嘉欢在此事故中的总损失为572466.05元，许瑞在此事故中的总损失为119876.2元，合计1836584.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事故认定书、出院证、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费用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票据、在校证明、居住登记回执、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提供的商业保险条款、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汪建宇驾驶川Ａ9××××号车与罗绒巴登驾驶的川Ａ9××××号车（搭乘余秋雨）相撞，致余秋雨受伤致残的损害后果，此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汪建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罗绒巴登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余秋雨不承担事故责任，因此，汪建宇、罗绒巴登应对余秋雨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由汪建宇、罗绒巴登按5：5的比例分担为宜。余秋雨应当知道罗绒巴登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仍搭乘其驾驶的车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故可酌情减轻罗绒巴登的赔偿责任，由于罗绒巴登在事故中死亡，余秋雨一审当庭表示放弃向罗绒巴登主张赔偿，故罗绒巴登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余秋雨自行承担。由于汪建宇系川Ａ9××××号车实际使用人，现并无证据证明熊玉容对本案发生存在过错，故熊玉容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余秋雨主张因汪建宇醉酒驾驶机动车，过错较大，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于此事故经公安机关调查，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余秋雨并无新的证据证明存在与公安机关认定事实不符或相反的事实，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因川Ａ9××××号车在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故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根据李嘉欢、余娟、钟才友、许瑞、余秋雨达成的交强险分配方案，直接向余秋雨承担垫付责任，并自实际支付之日起享有向汪建宇追偿的权利。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不属于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赔付范围的损失，由汪建宇、余秋雨按责任比例分担。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提出因汪建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拒赔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系免除保险公司赔付义务的条款，且属于格式条款，虽然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仍应在投保时向投保人尽到一般提示、说明义务，现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尽到了该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故对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余秋雨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有效票据确认为17668.2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确认为570元（30元／天×17天）；3.护理费，住院期间确认为2040元（120元／天×17天）；4.交通费，酌情确认300元；5.鉴定费，根据有效票据确认为1600元；6.残疾赔偿金，余秋雨虽系农村居民，但案发前长期在城镇学习、居住，可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此项损失，确认为79538.8元（36154元／年×20年×11%）；7.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汪建宇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余秋雨受伤致残的实际情况及本地经济水平等因素，酌情确认3000元。综上，余秋雨的实际损失共计104717.04元（17668.24元＋570元＋2040元＋300元＋1600元＋79538.8元＋3000元）。以上损失，由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8500元，其余损失，由汪建宇一方与余秋雨各承担50%，计48108.52元。汪建宇应承担的款项中，先由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根据李嘉欢、余秋雨、钟才友、许瑞、余娟的实际损失比例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承担，不足部分由汪建宇承担。虽然李嘉欢、余秋雨、钟才友、许瑞的医疗费中的自费药、鉴定费，不属于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赔付范围，但除四人的医疗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外，本次事故造成的其余损失即已超出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故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承担26970.83元［104717.04元÷（1836584.57元＋104717.04元）×500000元］，不足部分由汪建宇承担，计21137.69元（48108.52元－26970.83元）。综上，余秋雨实际可从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获得赔偿款35470.83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余秋雨支付赔偿款35470.83元。二、汪建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余秋雨支付赔偿款21137.6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414元，减半收取1207元，由余秋雨负担560元，汪建宇负担647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根据一审中经质证的商业险保险单抄件和当事人一致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案涉商业保险由保险代理人平安创展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办理，交通事故发生后熊玉容不能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保险单，遂在保险公司打印抄件后提交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交通事故引起的赔偿纠纷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但争议的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因此，本案争议的格式条款中免责条款效力适用民法典规定，其他争议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 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及酒驾免责的条款是否应作为保险合同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和禁止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就酒驾免责条款，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即可。提示的目的在于使投保人能够注意到，口头提示或者保险合同中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符号等标志，均可认为尽到提示义务。从保险行业的惯例看，免责条款基本采用加粗字体的方式进行提示，因此，交付保险条款是提示的必要前提，没有交付保险条款自然不能引起投保人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险人提供投保单时应附格式条款，交付格式条款为保险人的义务，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应当对义务已经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至二审辩论终结，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都不能提交交付保险条款的证据，甚至不能提交投保单。结合签署案涉保险合同由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办理的事实，熊玉容是否在投保单签名都还不能确定。虽然熊玉容交纳了保险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只发生对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代签字或盖章行为的追认，不发生保险条款交付事实的推定。一审判决认定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符合本案事实，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以酒驾免责条款应作为保险合同的内容为由主张免除保险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平安财险蜀都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4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赫耀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丁大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