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和平北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837176921D。负责人：汪伟，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志鸿，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菊，江苏周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寿海，男，195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嘉毅，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央，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洪，男，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帆，女，198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娟，江苏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良，江苏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寿海、杨建洪、沈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4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分析已认定，杨建洪发生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且通过对询问笔录、现场照片、撞击痕迹比对照片的分析，不能得出杨建洪对发生事故不知情的结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事故认定书载明杨建洪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这一认定说明交警部门通过调查，可以判定杨建洪是在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其次，在杨建洪2019年3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其可以清晰地说出事故当晚经过事发路段时车辆曾发出异响，但又陈述“以为是过减速带车子发出的异响”，根据现场勘查照片，该路段并未设置减速带，同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过减速带轮胎发出的响声与车辆之间发生碰撞的响声是明显不同的，完全可以区分，杨建洪所述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生活常识，再结合撞击痕迹对比照片，两车碰撞遗留在杨建洪车辆左后门上较长的刮擦痕迹，痕迹明显，更加印证了杨建洪所说的对事故发生不知情是其隐瞒真相，意图为离开现场寻找借口的说辞。杨建洪在事故后第二天才被交警部门查获，第三天才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调查，其车上人员的笔录形成于事故后第五天，存在串供可能，而事故时间为当天晚饭之后，由于杨建洪事故后离开现场，现无证据证明其事故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现场的情况无法查明，增加了交警部门的调查难度，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其是在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责而选择逃逸。第二、事故后离开现场属于为商业三者险的免责事项，上诉人已经就此向被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上诉人在商业险内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首先，本案的车辆被保险人沈帆曾就案涉同一车辆就同种类的车辆在上诉人处多次进行投保，保险年度分别为2016年、2018年、2019年（2017年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上诉人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了上述投保年度的投保单。根据一审中沈帆的陈述，保险是其委托保险代办机构办理的，根据庭审询问，以及上诉人到代办机构的调查可知，沈帆委托代办机构购买保险是其自主授权的，代办机构在历次代办后均已将保险单、保险条款交付给沈帆。在商业险保险单上有重要提示一栏，已加粗加黑，其中已就保险免责对被保险人作出了提示，同时保险条款中针对免责事项也做了加粗加黑打印，也对被保险人作出了提示。本案杨建洪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属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在2019年5月14日，钱寿海、杨建洪到上诉人处协商理赔时，上诉人也已向杨建洪明确表达了本案商业险拒赔，其也在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上对此予以签名确认，说明其完全知晓自身的违法行为是保险公司的商业险免责事由。第三、自机动车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经国家职能部门准许展业以来，从未将肇事后逃离现场所造成的事故损失纳入保险责任范围，这是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社会已广泛宣传。杨建洪应该知晓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属于法律明文禁止且为保险公司拒赔的行为。如果这类案件通过保险理赔获得赔偿，会引导社会大众产生错误的价值取向，有违公序良俗原则。钱寿海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建洪、沈帆辩称，一、我方在一审中提交了事故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均能证明事发时并不知晓事故发生，事故非常轻微，故离开现场。交警部门也未直接认定杨建洪系事故逃逸，一审法院认定杨建洪并不知晓事故发生，符合一般大众的认知。二、商业保险条款上诉人并未交付我方，更谈不上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三、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主张不是系逃逸原则，是根据免责条款，就该免责条款，上诉人理解为只要驾驶人员无论何种情况离开现场商业险均不负责赔偿。但一般人的理解是驾驶人员需要肇事逃逸才能免责。法院应作出对我方有利的解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钱寿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杨建洪、沈帆、人保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19427.1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杨建洪、沈帆、人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钱寿海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杨建洪应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钱寿海不承担责任；2.杨建洪的驾驶证、行驶证、保单各1份，证明杨建洪具有驾驶资质、苏Ｄ8××××号小型轿车登记在沈帆名下，以及车辆的投保情况；3.出院记录、病历、住院收费票据、护工费凭证各1份、门诊收费票据1组，证明事发后钱寿海的治疗费用情况；4.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收费专用票据各1份，证明经司法鉴定，钱寿海构成九级伤残以及三期情况。杨建洪、沈帆对钱寿海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护工费凭证有异议，非正规票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具体金额由法庭核实。人保公司对钱寿海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驾驶员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肇事逃逸系其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赔事由，其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完毕，钱寿海主张的是商业三者险部分，其公司与钱寿海无保险合同关系，应直接向侵权人主张，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医药费金额无异议，但应扣除10%非医保用药，对钱寿海主张的护理费，非护理专用票据，不予认可；对证据4钱寿海提供的伤残等级鉴定无异议。杨建洪、沈帆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从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钟楼大队调取的谈话笔录4份、事故现场照片、监控各1份，证明杨建洪是在不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下离开现场，不存在主观逃逸的情形，也证明该起事故很轻微导致杨建洪未注意到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也未认定杨建洪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所以人保公司不能以驾驶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而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2.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单各1份，证明涉案车辆在人保公司处的投保情况；3.收条一份，证明其垫付费用情况。钱寿海对杨建洪、沈帆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交警对事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事故责任认定准确，人保公司抗辩的免责理由不成立；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人保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取决于其是否能证明商业险保单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投保人、驾驶员的陈述，人保公司未完成其应尽的提示义务，其免赔理由不成立；对证据3无异议。人保公司对杨建洪、沈帆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该证据证明驾驶人在本案中离开现场未及时报警的事实，事故发生在晚上7点半左右，驾驶员已吃过晚饭，无充分证据证明驾驶员是否存在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交警提供的现场照片系为厘清事故责任而重建的现场，碰撞痕迹是电动车碰撞驾驶员一侧的后门，根据此情节，驾驶员有充分的理由注意其前方即左侧方向的来车及人员动向，无充分证据证明驾驶员是否为逃避责任而离开现场；驾驶人肇事逃逸后第二天由交警部门侦破，交警部门对驾驶员及车上人员以及其他证人进行了询问，但并没有对杨建洪所陈述在新园春酒家吃饭的事实进行查证，鉴于该询问笔录系四天后所作，存在驾驶员与车上人员串供的可能，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驾驶员也未在法定的三日内提出复核申请，应视为其对该责任认定书的认可；对监控视频，无实质性的证据作用；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人保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1份、驾驶员及钱寿海在其公司签字确认的照片3份，证明2019年5月14日驾驶员与钱寿海到其公司理赔时，其公司已向其明确商业险拒赔的事实，驾驶员在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上签字确认，驾驶员和被保险人系夫妻关系，其公司也向其释明超过交强险部分其公司不承担责任，说明驾驶员知晓其违法行为是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范围，故不存在其公司未履行免责说明义务；2.2016年、2018年投保单及2019年电子投保单各1份，证明其公司在历次投保时已向投保人就保险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3.谈话笔录、录音各一份，证明其公司通过根据沈帆提供的证人居某对投保事宜以及相关流程进行仔细的询问，证人也陈述就保险免责情形提醒被保险人应当注意的事项，杨建洪、沈帆通过证人向其公司完成投保义务，并实名缴费，收到保险单正本，缴费凭证、保险条款。钱寿海对人保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在签署调解协议书时钱寿海尚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嗣后，钱寿海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该调解协议也仅约定钱寿海所受之伤的部分解决方案，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钱寿海仍有权就未足额受偿部分向杨建洪、沈帆、人保公司主张权利；对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但因沈帆不认可其签名真实性，因此不能得出保险条款已送达给沈帆的结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其认为虽以录音形式提交，但其内容及性质应认定为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证据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在该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及法庭询问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达到人保公司的证明目的。杨建洪、沈帆对被告人保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钱寿海经济困难要求其配合，在交强险部分先予赔付，在调解方案中也载明了本次调解仅涉及交强险，商业险部分诉讼处理，该份调解协议的签署并不代表其放弃要求人保公司承担三者险责任；对证据2，对2016年、2018年、2019年涉案车辆在人保公司处投保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投保人签名处的签名均非沈帆本人所签，不能证明人保公司已将保险条款交付沈帆，更不能证明人保公司就免责条款向沈帆进行过提示说明；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人保公司已将商业保险条款交付杨建洪、沈帆，并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明确说明，人保公司工作人员有明显诱导性询问，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上述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该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4日19时30分许，杨建洪驾驶苏Ｄ8××××号小型轿车沿中吴大桥北侧东匝道由东向西行驶至长江路右转弯时，遇钱寿海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沿长江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此，轿车左后侧与电动自行车前部发生碰撞，导致钱寿海倒地受伤，二车受损，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杨建洪驾车离开现场，于2019年3月5日被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钟楼大队（以下简称钟楼交警大队）查获。2019年4月1日，钟楼交警大队作出第32040412019000005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建洪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钱寿海不承担事故的责任。钱寿海被送至常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先后共产生医药费合计39697.61元。事故发生后，杨建洪共垫付了23000元。钱寿海就其损失先行向人保公司理赔，2019年5月14日，钱寿海与杨建洪达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一份，确认医疗费项下损失为10000元，残补费110000元，由人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钱寿海各项费用共计120000元，嗣后，人保公司按约向钱寿海支付了120000元。2019年10月23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认定钱寿海二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九级伤残，其误工期限以180日为宜，护理期限以90日为宜，营养期限以90日为宜。另查明，苏Ｄ8××××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沈帆，其向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者险，责任限额1000000元，约定不计免赔）等，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再查明，2019年3月6日，钟楼交警大队询问被告杨建洪“你今天为什么来钟楼交警大队”，杨建洪陈述了“因为在2019年3月4日19时30分左右，我驾驶苏Ｄ8××××号小型轿车在长江路中吴大桥北侧东匝道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我今天来处理事故的”，“我当时驾驶苏Ｄ8××××号小型轿车从运河路西涵洞桥边上的小饭店吃完饭出来，准备回家。我沿运河路由西向东行驶中吴大桥北侧东匝道左转，我沿匝道行驶至长江路时，在右转弯进入长江路时，我听到了车上有异响，我以为是我的车子过减速带的声音，于是我也就没有停车观看，也没看反光镜，直接就沿长江路往北走了，到了龙城大道上了高架，我就回遥观了。到了第二天的十点多的时候，我接到交警的电话，我再看车子，才发现车身的左侧后门部有新撞伤的痕迹。于是我就把车开到了钟楼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我记得没有路灯”，“没有看见（电动车）。当时路上视线不是太好”，“事发前我是在运河路西涵洞桥边上的小饭店吃的饭，和二个同事吃的，吃了一百一元钱，我付的钱，我们没有喝酒”，“（车上）还有一个同事，叫刘亚飞”等情况。2019年3月8日，钟楼交警大队询问钱寿海时，钱寿海陈述“2019年3月4日19时30分左右，我当时在家里（桂花苑）吃完晚饭出来，准备去银河湾第一城的小姨子去玩，我沿长江路由南向北行驶的，当我行驶到中吴大桥下坡的时候，从中吴大桥北侧的东匝道上来一辆轿车，正好右转弯进入长江路，因为当时视线有点暗，我也没有看到那辆车，那辆车也没有注意到我，那辆车的左后侧带到了我的电瓶车的前部，导致我连人带车摔倒，我本人受伤，车辆损坏。对方的轿车停也没停，直接就开走了”，“（事发前，你有没有看到对方的车子？）没有”，“因为当时视线比较暗，对方的车子是从匝道突然冲出来，速度也比较快”，“当时天气是晴天，路上有路灯，但事发地的树木比较茂盛，有点遮挡灯光的”等情况。2019年3月8日，钟楼交警大队询问刘亚飞时，刘亚飞陈述“（和杨建洪）是同事关系”，“当天下午我们是一起到常州市中铁城建有限（公司）出工差，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我还坐他的车一起回到单位”，“我们点了四个菜没有喝酒”，“我上车后一直用手机看视频，没有注意到有异常情况”等情况。2019年3月13日，钟楼交警大队询问丁洁钰时，丁洁钰陈述“2019年3月4日19时30分许，我驾驶苏Ｄ2××××号小型轿车在经过长江路中吴大桥北坡东匝道时，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今天来作证的”，“我驾驶苏Ｄ2××××号小型轿车从家里出来，准备去潞城的娘家，我走的是三堡街、勤运桥、运河路，中吴大桥北侧东匝道，当时在我前面有一辆小车，车号我不记得了，在右转弯进入长江路时，当时正好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沿长江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此，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两车有没有碰撞，反正我就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就倒了下来，二车靠的非常近，那辆汽车停也没停，直接就开走了。我在经过那个电动自行车边上，发现那个人躺在地上起不来。然后我就没停，我就直接开车去我娘家”，“（事发时你距离前车有多远？）大概十多米的距离，当时我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从中吴大桥上下来，那辆汽车右转弯的时候也是有点快的，我感觉要碰撞的，然后我就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突然就摔倒了，二车有没有发生碰撞我的确没有看清楚”等情况。2020年8月12日，钱寿海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本案争议焦点为：发生交通事故后，杨建洪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人保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之免责情形，人保公司应否予以赔偿？该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杨建洪驾驶其所有的苏Ｄ8××××号小型轿车与钱寿海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钱寿海受伤，杨建洪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100%的赔偿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按照通常理解，保险公司在肇事者肇事逃逸的情况下免责，而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以肇事者明确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为前提。杨建洪及刘亚飞在钟楼交警大队所做询问笔录，均陈述未注意事发时涉案车辆有异常情况，钱寿海的陈述、丁洁钰的证言均证明事发时杨建洪所驾驶车辆未有丝毫停留的迹象，加之涉案车辆左后侧与电动自行车相擦部位的痕迹比较轻微，均在一定程度佐证了杨建洪所述未察觉有异常情况，不知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故可以认定杨建洪虽有驶离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但其未有肇事逃逸的主观故意。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人保公司不负责赔偿；从其字面理解只要有驶离事故现场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的行为，保险公司就不予赔偿。对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此人保公司对该免责条款的解释不符合一般公众的通常理解，既不利于伤者权益的保护，也不符合设置保险制度的初衷，有失公允，故人保公司抗辩属于免责事由不予赔偿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人保公司作为机动车交强险及三者险承保单位，应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人保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在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作为实际侵权人的杨建洪依法予以赔偿。关于钱寿海所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及杨建洪、沈帆、人保公司抗辩意见，该院认为见下表：具体赔偿项目原告主张（元）被告意见本院认为认定数额（元）裁判理由医疗费39697.61无异议，交强险医疗费项下已赔偿10000元39697.61根据医疗费票据、病历、出院记录、用药清单等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医疗费为39697.61元；因原、被告均未就医保外项目及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进行举证，本院参照常州法院系统对此类案件用药情况调查结果，认定医保外费用为医疗费的10%即3969.76元，由被告杨建洪承担。住院伙食费50元/天*7天=350无异议原告主张与其损失相适应，符合法律规定，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营养费12元/天*90天=1080无异议原告主张与其损失相适应，符合法律规定，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护理费60元/天*84天+135元/天*6天=5850认可90天，5400元原告主张与其损失相适应，符合法律规定，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23836+5636）*1.78*17*0.2=178364.54按2019年伤残赔偿金标准计算，应为每年47200元计算178364.54原告主张与其损失相适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精神抚慰金不予认可，已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主张与其损失相适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交通费酌情认200元原告未能提交相应的交通费票据，鉴于原告因事故确实产生该部分损失，故本院依法认定合理交通费支出为500元认定合计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35842.15元，其中由被告人保公司赔偿231872.39元,由被告杨建洪赔偿原告3969.7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赔偿原告钱寿海各项损失共计231872.39元，扣除在交强险限额内已给付的120000元外，余款111872.39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三者险限额内给付原告钱寿海92942.15元，给付被告杨建洪18930.24元；二、被告杨建洪赔偿原告钱寿海各项损失共计3969.76元（已给付）；三、驳回原告钱寿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8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375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钱寿海负担50元，被告杨建洪负担100元（已给付），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负担3608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钱寿海的损失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否赔付。本院认为，关于保险人免除其保险责任的条款。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虽有“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之约定。但人保公司与沈帆、杨建洪对该免责事项的理解发生争议。按照通常理解，保险人在肇事者肇事逃逸的情况下方可免责，而肇事逃逸以肇事者明确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为前提。案涉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杨建洪有肇事逃逸行为，杨建洪及刘亚飞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询问笔录内容与钱寿海的陈述、丁洁钰的证言吻合，可以认定杨建洪虽有驶离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但其不具有肇事逃逸的主观故意。诉讼中，对于上述免责事项，人保公司认为杨建洪是在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事项，杨建洪知晓事故后驾车离开属于法律明文禁止且为保险公司拒赔的行为，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杨建洪是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责而选择逃逸。沈帆、杨建洪认为，杨建洪并不知晓事故发生，符合一般大众的认知，就案涉免责条款，人保公司理解为驾驶人无论何种情况离开现场商业三者险均不负责赔偿，但一般人的理解是驾驶人需要肇事逃逸保险人才能免责。双方对免责条款持有不同解释，因免责条款系人保公司提供，且属格式条款，依法应作出有利于沈帆、杨建洪的解释。本案中，杨建洪无肇事逃逸行为，对于钱寿海交强险限额赔偿外的损失，人保公司依法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予赔付。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福荣审 判 员 王昊东审 判 员 董 维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建勇书 记 员 徐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