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06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国洪，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广东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龙腾社区永和路26号精英美地3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HNUY23。法定代表人：王新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兵，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同恩堂诊所，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巴登社区巴丁街巴登村85号巴丁街29-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0DH2XH。法定代表人：亢黎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平，广东华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龙，男，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平，广东华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亢黎阳，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平，广东华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国洪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翰公司）、深圳同恩堂诊所（以下简称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石国洪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4民初3453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鸿翰公司对石国洪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判令鸿翰公司、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事实未能全面查清，未能查明事实上装修工程权利义务主体系同恩堂诊所与鸿翰公司。一审判决机械地认定在无效的《装修合同》上盖章的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翰公司为涉案装修工程权利义务主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未能查清真正的发包人，未能查明涉案装修合同发包人为“南京同仁堂巴登店”的原因，未能查明同恩堂诊所与石国洪、邓国龙之间的关系。石国洪与案外人钟某、王某1、王某2商讨成立南京同仁堂巴登店，并达成初步意向。为此，石国洪在2017年11月22日成立了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因对诊所经营定位、运营存在不同意见，各方一直在讨论。为了不影响诊所开业，石国洪与案外人钟某、王某1、王某2同意先进行装修，并找到了鸿翰公司。因装修工程系为“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而进行的，于是涉案《装修合同》上发包人写明为“南京同仁堂巴登店”。但当时诊所营业执照、公章还未办下来，鸿翰公司要求涉案《装修合同》盖公章，于是就借用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在涉案《装修合同》上盖了章，以便装修队伍尽早入场。这就是为何涉案装修合同上发包人为“南京同仁堂巴登店”，盖章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真实原因。因“南京同仁堂巴登店”店名未能申请下来，名字不能使用，2018年2月2日成立时遂注册为“深圳同恩堂诊所”。注册时因还有事项有待确定，就以石国洪及未来店长邓国龙为股东进行了工商登记。案外人钟某、王某1、王某2股份先由石国洪代持，后续再定。2.一审法院选择性忽视银行流水上王某1付款的事实，未能查清涉案装修工程付款方为案外人王某1的原因，错误地认定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款，未能查明案外人王某1及邓国龙指示指导装修队伍系代表深圳同恩堂诊所，而不是代表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石国洪与案外人钟某、王某1、王某2在同恩堂诊所成立后，因运营分歧，石国洪与案外人钟某退出诊所，王某1、王某2同意继续经营诊所并承接股份。邓国龙仍作为未来店长参与诊所经营。这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付款方不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而为案外人王某1的真实原因。这也是装修过程中装修微信群里装修人员请示“王总”“邓总”“@王总”“王某1”“@邓国龙”的真实原因。3.一审法院未能查清鸿翰公司不找、不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就《报价单》及其他资料加盖公章、进行竣工结算，而去找同恩堂诊所及其店长邓国龙的事实原因，未能查清鸿翰公司后期与邓国龙发生冲突几次报警，街道办、派出所不找、不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出面、参与的事实原因。邓国龙、案外人王某1，既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亦没有书面授权。在整个装修过程中，鸿翰公司未再找过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文件、资料也未再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盖章，明显不合常理。就是因为鸿翰公司知道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非为装修工程的主体，知道当时《装修合同》发包人“南京同仁堂巴登店”不存在，知道装修合同的付款义务人系同恩堂诊所。这就是其不找、不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就《报价单》《增项报价单》加盖公章、进行竣工结算的真实原因，也是邓国龙报警、派出所调解、街道办调解不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出面参与的真实原因。因各方均清楚知道合同的权利义务方系同恩堂诊所与鸿翰公司。4.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装修合同》无效后，未能查明事实上形成的装修工程权利义务的主体系同恩堂诊所与鸿翰公司。一审法院拘泥于无效的《装修合同》盖章方来认定权利义务主体，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涉案《装修合同》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盖章就等同于没有盖章。但对于已经进行的装修工程，事实上装修工程的发包方、施工方，应结合本案事实，据以认定。本案所呈现出来的事实：（1）同恩堂诊所系涉案装修工程的受益者；（2）同恩堂诊所系整个装修工程过程的指挥方，是装修风格及增项工程的主导者、要求者；（3）付款人为案外人王某1，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4）指挥装修、确定装修相关增项、方案的是王某1、邓国龙，系同恩堂诊所隐名股东和店长，二人代表的是同恩堂诊所，而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5）装修过程中发生争议、纠纷，各方无人要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和处理；（6）鸿翰公司自装修入场后，相关重要事项确认、工程增加项目、收款、报价单及最后索要欠款也没有找过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一直在与同恩堂诊所、王某1、邓国龙交涉。上述事实均指向涉案装修工程事实上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同恩堂诊所、鸿瀚公司。一审法院对此未能查明，仅依据无效的《装修合同》来机械认定本案装修工程的权利义务方为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鸿瀚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未向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释明反诉、工程款鉴定问题，属程序错误。1.一审审理过程中，邓国龙明确不认可其签字的《报价单》，声称系在胁迫下签署，非真实意思表示。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对工程款有异议，特别是一审法院认定《装修合同》无效后，整个装修工程的竣工结算处于无约定状态，如何结算工程款、如何确定工程数额亦是无约定状态。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提交了《鉴定报告》，主张涉案装修工程不合格、工程价款有水分。在此种情形下，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进行涉案工程造价的鉴定，或应对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释明鉴定问题。但一审法院并未进行鉴定，也未释明，属于程序错误。2.一审期间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明确提出装修工程质量存在重大瑕疵、未按期完工，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可行使抵销权，且明确提出误工损失576510元、租金损失387100元。一审法院没有释明反诉问题，程序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提出上述请求，且有明确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应对反诉予以释明。但一审法院并未明确释明，程序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程序错误，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鸿翰公司答辩称，一、鸿瀚公司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涉案《装修合同》虽无效，但双方之间合同成立。根据最高院审理建设工程纠纷司法解释，合同相对方亦应当参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程款。二、石国洪在明知鸿翰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情况下，未通知一审法院以及鸿翰公司，便将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予以注销，损害了鸿瀚公司的债权。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就工程款及利息向鸿翰公司进行赔偿。三、邓国龙系建设工程所有权人的股东，而且在涉案工程的整个签约、施工、结算等过程中全程参与，其向鸿翰公司出具的《报价单》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相对一方即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具有约束力。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当时石国洪及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在一审时共同提供了装修工程的鉴定报告，但是由于出具鉴定报告的公司不具有鉴定资质，而且涉案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的结算以及在报价单中对结算款项予以了确认，所以一审法院未要求双方进行鉴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而且，关于一审法院在《举证通知书》已经明确告知了石国洪的诉讼权利，而且其也有律师代理诉讼，其自身未提出反诉，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而不应当责怪一审法院的程序违法。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1.关于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2017年12月29日，发包人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承包人鸿翰公司签订了《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2.关于鸿瀚公司资质。鸿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未取得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相关资质。3.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瀚公司签订的《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违反了行政法规关于“施工单位应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4.关于装修增项报价单。作为执行者之一的邓国龙系在被鸿瀚公司工作人员多次殴打的情况下进行的签名，有病历、调解记录及微信记录予以证明。且报价单上多处项目是重复收费，修改项目和新增项目上存在重复，显然不能作为对工程增项价款的确认。5.关于工程款。合同价款为698800元，鸿瀚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690000元，故仍欠8800元。6.关于责任主体和清算责任。合同主体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瀚公司。深圳市同仁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2日，股东为石国红及案外人陈某。该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根据石国洪、陈某签名确认的清算报告，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成立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清算组成员由乔某、石国洪组成，由石国洪任清算组组长。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在深圳商报上刊登了清算公告，经清算公司剩余资产15160元，按投资人投资比例进行了分配，石国洪分得14402元，陈某分得758元。同时，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保证，该公司的一切债务已清偿完毕，所报清偿备案资料真实完整，并由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建设工程合同是由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瀚公司所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瀚公司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2.鸿瀚公司作为承包人未取得资质证书，故涉案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涉案的建设工程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3.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已注销，其清算组成员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务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4.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在本案中并非涉案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方，亦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员，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石国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鸿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一、判令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向鸿翰公司支付工程款340980元及逾期利息12922.67元（以3409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8年5月1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二、判令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9日，原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已注销）将福田区京同仁堂巴登店的装饰装修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发包给鸿翰公司施工。双方签订的《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约定，施工地点位于福田区京同仁堂巴登店（以下简称涉案店铺）；承包方式为承包人施工总承包，即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包文明施工；工程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2月10日；合同工程造价为698800元；工程价款支付方式为：合同生效后，发包人直接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0%的工程首期款，工程进度达50%时，发包人再次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的30%工程进度款，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工程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出工程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交发包人。合同第五条另约定，工程项目及施工方式如需变更，双方应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用。合同第八条约定，工程竣工后，承包人应通知发包人验收，填写工程验收单。工程验收期为竣工后七个工作日内。工程保修期为十二个月。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由于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办人负责修理，工期不予顺延。上述合同签订后，鸿翰公司依约对涉案店铺进行了装饰装修施工。涉案工程完工后未进行竣工验收，但同恩堂诊所认可涉案店铺目前已由同恩堂诊所经营使用。此后，涉案双方就工程价款产生争议。鸿翰公司主张除合同约定的项目外，实际施工过程中还存在增加的项目，同恩堂诊所的股东邓国龙已就各项工程价款分别予以签名确认，鸿翰公司为此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金额总计为760000元。该报价单上有邓国龙的签名，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18日；二、《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2880元。该报价单的骑缝上有邓国龙的签名，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18日；三、《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00元。该报价单上有邓国龙的签名，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四、《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15600元。该报价单无签名；五、鸿翰公司工作人员鲁星等人与邓国龙等人建立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在第一次庭审时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且不确认报价单上的签名系邓国龙所签；在第二次庭审时又认可报价单上的签名系邓国龙所签，并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聊天记录不完整。同时，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主张涉案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提交了由深圳市广XXX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的鉴定报告》为证。该鉴定报告载明涉案工程造价经鉴定为580000元。石国洪、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另提交了电子开业请柬及租赁合同证明工期存在延误并给其造成了损失。一审庭审时，鸿翰公司确认已收到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690000元。另查明，根据法院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于2017年11月22日，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为石国洪及案外人陈某。其中，石国洪认缴出资475000元，比例为95%；陈某认缴出资25000元，比例为5%。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7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根据石国洪、陈某签名确认的《清算报告》载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成立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清算组成员由乔某、石国洪组成，由石国洪担任清算组组长。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在《深圳商报》上刊登了清算公告。经清算，公司剩余资产15160元，按投资人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石国洪分得14402元，陈某分得758元。同时，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保证公司的一切债务已经清偿完毕，所报清偿备案资料真实、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根据鸿翰公司提交的同恩堂诊所的工商资料显示，同恩堂诊所设立于2018年2月2日，注册资本为100000元，股东为石国洪（出资比例99.9%）、邓国龙（出资比例为0.1%）。2018年9月13日，同恩堂诊所的股东变更为亢黎阳（出资比例99.9%）、王某2（出资比例为0.1%）。2019年1月1日，同恩堂诊所的股东变更为亢黎阳（出资比例99.9%）、邓国龙（出资比例为0.1%）。又查明，庭审时，鸿翰公司确认其未取得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相关资质。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该条例所规范的“建设工程”包括装修工程。因鸿翰公司已自认其未取得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相关资质，鸿翰公司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违反了行政法规关于施工单位应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关于涉案工程的工程价款。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应返还或折价返还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承包人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按照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装饰装修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对于承包人所投入的已物化为装饰装修工程的装修材料及劳务，仍应参照合同约定的数额，由发包人以支付工程价款形式向承包人作出折价返还。本案中，鸿翰公司提交了有邓国龙签名的《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2880元）《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00元），石国洪、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主张邓国龙系在被鸿翰公司工作人员多次殴打的情形下进行的签名，且其签名行为未经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授权，不能代表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工程价款的确认。法院认为，首先，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主张邓国龙系在遭受鸿翰公司工作人员殴打的情形下被迫签名，但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提交的病历、调解记录及微信记录仅能证明涉案双方在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产生冲突和纠纷，并不能证明邓国龙在报价单上签名时遭到殴打从而导致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其次，在鸿翰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邓国龙多次对涉案工程的现场施工作出指示、回复相关问题，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亦认可邓国龙系“执行者”；同时涉案店铺实际由同恩堂诊所经营使用，而邓国龙系同恩堂诊所的股东，故虽然未有证据显示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授权邓国龙确认工程价款，但基于鸿翰公司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一直与邓国龙对接，且邓国龙作为涉案工程实际使用人同恩堂诊所的股东的特殊身份，鸿翰公司有理由相信邓国龙有权代理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该代理行为有效。此外，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工程变更、增加的情况。而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施工工程完工后在载明有工程价款、增项价款的文件上签名通常理解即系对工程价款的确认，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主张邓国龙的签名不代表对工程价款的确认，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法院对有邓国龙签名的《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2880元）《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工程价款为2500元）予以采信，并以此作为认定涉案工程价款的依据。故涉案工程总价款应为1015380元（760000元+252880元+2500元），因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已经支付了690000元，故还应向鸿翰公司支付剩余的工程款325380元。关于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鸿翰公司请求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11日起计算工程欠款利息。法院认为，双方在一审庭审时均确认涉案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鸿翰公司主张涉案店铺已于2018年5月1日投入使用，但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主张涉案店铺于2018年7月28日开始营业，并提交了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开业电子请柬，法院对此予以采信。涉案店铺于2018年7月28日开业，可以推定涉案店铺最晚已于该日投入使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法院酌定欠付工程款利息自2018年7月28日起算。综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应以325380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8日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关于清算责任。鸿翰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五被告向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成立的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已在诉前联调程序中向石国洪告知本案诉讼的相关情况。石国洪作为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清算组成员，明知本案诉讼可能在双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未向鸿翰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且在清算报告中载明无任何债务，并于2019年7月9日将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同时石国洪亦在清算报告中承诺保证本企业一切债务已经清偿完毕，所报清偿备案资料真实、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法院认为，石国洪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即将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销，致使鸿翰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应对鸿翰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鸿翰公司诉请石国洪赔偿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有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并非涉案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亦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员，鸿翰公司诉请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抗辩称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应当扣除相应的工程款。法院认为，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虽提交了深圳市广XXX工程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有关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的鉴定报告》以主张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但除深圳市广XXX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外，并未提交该公司具有工程鉴定资质的证明，鸿翰公司对该鉴定报告亦不予认可，故该鉴定报告不能证明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且即使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施工人拒绝修理、返工的情况下，发包人方可请求减少支付工程款。而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并未举证证明曾向鸿翰公司提出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而鸿翰公司拒绝处理，故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此项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同恩堂诊所、邓国龙、石国洪、亢黎阳所抗辩的工期存在延误给其造成了相应的损失，在法律性质上属损失赔偿债务而非工程价款债务，在其在本案中并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石国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翰公司支付工程款325380元；二、石国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翰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以3253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8日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鸿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609元，由鸿翰公司负担356元；石国洪负担6253元。本院二审期间，石国洪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证明石国洪并非同恩堂诊所的实际控制人，其并未参与同恩堂诊所的经营。鸿翰公司质证称，1.对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对石国洪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与鸿瀚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相对方，而且合同签约时同恩堂诊所并未设立。2.因鸿瀚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质证称，1.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确认，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在本案中并非涉案《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方，既不是事实上的，也不是法律上的合同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和法律责任。2.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确认，但对石国洪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时，同恩堂诊所并未确立，合同的签订方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鸿瀚公司，与同恩堂诊所、邓国龙、亢黎阳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石国洪、邓国龙作为甲方，王某2、亢黎阳作为乙方，钟某作为丙方于2018年9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同恩堂诊所前期系由王某2负责经营管理，石国洪未实际参与该诊所的前期经营管理；王某2、亢黎阳对于因其未如实向石国洪、邓国龙披露的该诊所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所负债务向石国洪、邓国龙承担责任；各方协议由王某2受让石国洪、邓国龙所持有的同恩堂诊所全部股权，并指定将该股权转让至亢黎阳名下。本院认为，鸿瀚公司未取得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资质，其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鸿瀚公司所投入的已与涉案店铺形成附合的材料及劳务仍应由发包人折价支付。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涉案装修工程的实际发包人身份。本院认为，虽然与鸿瀚公司签订《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的是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但实际履行该合同的却是同恩堂诊所。理由如下：首先，同恩堂诊所认可涉案店铺系由其实际使用，而同恩堂诊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涉案店铺向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次，各方都认可在鸿瀚公司对涉案店铺进行装修过程中，与鸿瀚公司就装修事宜进行沟通协商的一直系邓国龙。而邓国龙在2018年9月23日之前系同恩堂诊所的股东。邓国龙在二审庭审中也承认其系同恩堂诊所员工，而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再次，各方当事均认可向鸿瀚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的是王某1，而各方都认可王某1是与同恩堂诊所存在关联，而非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同恩堂诊所主张已支付的工程款均是石国洪转账给王某1，再由王某1支付给鸿瀚公司。但王某1的银行转账清单显示，石国洪转款给王某1的时间、金额与王某1转款给鸿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新富的时间、金额并不对应，且石国洪向王某1的转款记录中大部分均备注为“同恩堂投资款”或“投资款”。因此，即使已支付的工程款来源于石国洪，也是石国洪作为同恩堂诊所的投资款转入王某1账户，再由王某1代表同恩堂诊所支付给鸿瀚公司，并非石国洪个人或代表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向鸿瀚公司支付。又次，邓国龙签署《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及多份《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均在石国洪将其所持有的同恩堂诊所股权转让之后。由此可见，邓国龙签署上述报价单系代表股权转让后的同恩堂诊所，而非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最后，石国洪对于涉案《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合同》以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原因所作的解释符合常理，亦与同恩堂诊所注册成立时间相符，也与其和王某2、亢黎阳等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显示的，其未参与同恩堂诊所实际经营的内容相符。因此，综上以上事实，本院认为，涉案店铺的装修工程实际发包人为同恩堂诊所，实际履行的也是同恩堂诊所。因此，剩余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也应由同恩堂诊所承担。一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同恩堂诊所与深圳市同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系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鸿瀚公司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混同。故鸿瀚公司要求石国洪承担支付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恩堂诊所系有限责任公司，亢黎阳、邓国龙虽系该诊所股东，但鸿瀚公司要求两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工程款金额。鸿瀚公司提交了有邓国龙签名的《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及多份《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以证明其主张的工程款金额。邓国龙认可上述报价单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其系受胁迫所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邓国龙提交的病历、调解记录等证据显示其与鸿瀚公司员工确曾因工程款支付问题发生过冲突，但上述冲突均非发生在报价单签订当日，不足以证明上述报价单系受胁迫所签。若如邓国龙所述，《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报价单》及多份《南京同仁堂巴登店装修增项报价单》均系受胁迫所签，但其在签署上述报价单之后并未立即报警，反而多次签署报价单，不符合常理。且各方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涉案工程确有变更、增加的情况。因此，一审根据有邓国龙签名的报价单核算剩余涉案工程款金额无误，一审确认的欠付工程款利息亦无不当，本院均予以确认。综上，石国洪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53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5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25380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5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253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8日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609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56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负担6253元（上述费用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法院不予退回；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应负担之数径付被上诉人深圳市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6253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承担（上述费用上诉人石国洪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被上诉人深圳同恩堂诊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费用径付上诉人石国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