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冀96行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丽娜，女，1984年9月15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代理人：卢美娜（系上诉人卢丽娜之妹），女，1989年3月3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省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河北省雄县文昌大街**。 法定代表人：孟凡寅，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福旺，该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周贺林，河北惠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魏立，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雄县。 上诉人卢丽娜诉被上诉人河北省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雄县市监局）、第三人魏立行政处罚一案，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冀0632行初6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卢丽娜的起诉。卢丽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25日，雄县市监局对卢丽娜实名举报魏立无照经营不合格产品案予以登记，2019年6月27日，该局决定立案调查，经调查后，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雄市监处字（2019）第（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魏立处罚如下：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800元，上缴国库。魏立于2019年9月20日缴纳了罚款。卢丽娜不服上述处罚决定，以雄县市监局为被告，于2020年8月11日向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依法判决撤销雄县市监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卢丽娜不服雄县市监局对魏立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起诉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因此，举报是为行政机关查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供线索或证据，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本案中，卢丽娜并非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对人，其向雄县市监局举报魏立无照经营不合格产品，是要求该局对被举报人魏立进行行政处罚，施加不利后果负担，并非为了维护其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合法权益，属于行使公民监督权的举报行为。其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本身所确立的处罚法律关系不具有利害关系，该决定书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卢丽娜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卢丽娜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于原审裁定生效后退还卢丽娜。 卢丽娜不服，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系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裁判结果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本案提起诉讼的是处罚决定书中所提到的承德卢某某（即其本人），是魏立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设立的处罚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虚构事实和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内容所针对的是其和魏立的交易行为，对其实际业务产生影响，其作为该交易的付款方即利害关系人，诉讼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将承德卢某某偷换概念和举报人法律主体混淆，认为其作为举报人没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其对雄县市监局处罚魏立的行政行为没有争议，仅是对和其有利害关系的内容起诉要求撤销更正，其所诉的雄县市监局违法不是处罚行为违法，而是和其有关联的事项内容违法。该处罚内容伪造证据、虚构事实，导致在其与魏立的（2020）冀96民终133号民事案件中，法院以此为依据认定双方交易48块显示屏，总价259000元，给其造成重大损失。其在行政诉讼中并非以举报人的身份，而是以处罚决定书被侵害人的身份，且该诉讼是在民事二审中处罚决定书的错误内容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侵害后提起，目的在于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综上，其作为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本案全部诉讼请求均应获得支持，请二审法院支持其所有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雄县市监局、第三人魏立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行政裁定书所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之核心在于如何看待上诉人卢丽娜与被上诉人雄县市监局所作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进而判断卢丽娜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此处“利害关系”之立法价值在于对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因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而获得原告资格。这里，对“利害关系”之界定和理解，既不可过于严苛造成限制当事人正常行使法定诉权，也不可过于宽泛以致于对诉讼程序产生不当困扰，增大行政、司法成本的不合理负担，对各类社会主体需要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保障的合法权益无所裨益。由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利害关系”的认识存在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颁布施行的《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专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 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卢丽娜与第三人魏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本院已另案作出处理。在本院另案所作生效民事二审判决查明事实中，依据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其他证据，认定了卢丽娜与魏立之间存在电子显示屏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卢丽娜向魏立支付货款229000元（另案民事一审判决未认定该事实）。卢丽娜对相关买卖纠纷的货物范围、产品质量存有异议，在另案民事判决生效后，又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针对的就是雄县市监局于2019年9月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形成过程看，雄县市监局系基于卢丽娜实名举报魏立“无照经营不合格产品”，经登记立案调查之后，认为违反《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构成“超出核准登记经营范围”经营情形，遂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此，一审法院对《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关“投诉”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有关“投诉”和“举报”规定分别加以阐释，认为卢丽娜的情形属于“举报”而非“投诉”，其向雄县市监局举报的是魏立无照经营不合格产品，是要求该局对被举报人魏立进行行政处罚，施加不利后果负担，并非为了维护其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合法权益。举报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故其与涉案处罚决定书本身所确立的处罚法律关系不具有利害关系。 上述分析，从语词准确涵义和行政目的角度看，虽略欠周延，但并无明显不当。本案之关键点在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于卢丽娜所主张的自身合法权益是否施加了不当影响甚至产生阻却作用。从在案证据看，卢丽娜并非一般意义的消费者，而是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其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于要求魏立一方基于买卖关系返还其货款，赔偿其损失，主要理由系其认为部分货物（电子屏）质量不合格，其主张的货物范围未被悉数认定；在行政诉讼中主要体现于要求市场监督部门对其所举报他人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处罚，以维护交易秩序安全及其切身利益，主要理由系其认为魏立存在“无照经营不合格产品”。而从雄县市监局的处罚理由看，仅认定魏立构成“超出核准登记经营范围”，未对卢丽娜的上述举报事由作出直接回应，但该局在行政诉讼中所举证据包含了相关营业执照和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同时，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未对卢丽娜与魏立之间的全部交易量、交易标的物的质量作出详尽描述，有关“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800元，上缴国库”的处罚结果，系基于调查之后所形成的行政判断结论，没有直接针对买卖合同标的物，在被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可承受范围之内，对于卢丽娜一方所要求的魏立一方的履约范围亦或履约能力没有形成现实干预，据此可以认定没有对卢丽娜所主张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民事合法权益施加不当影响甚至产生阻却作用。一审法院有关卢丽娜“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本身所确立的处罚法律关系不具有利害关系，该决定书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之分析结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申言之，《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此条要义在于，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即便认为行政机关针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其债权实现，人民法院也应当告知债权人宜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救济，除非存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之情形，而本案从结果效应看，并不存在上述例外情形，且卢丽娜在另案中已经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救济，即使人民法院未告知其民事诉权，其再行提出本案行政诉讼亦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其如果对于其与魏立之间交易的货物种类、数量、价款等具体争议存有异议，仍然有权依据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行使再审请求权。从其围绕切身利益保护而寻求各种司法救济的实效性、可得性而言，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非最佳选择路径。其有关处罚内容伪造证据、虚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其没有原告主体资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等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卢丽娜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之间不存在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在处理结果上无明显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晓滨 审判员  任华鹏 审判员  聂晓方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