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9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琴，女，196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裴建国，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锁洪，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永良，男，196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伯平，男，196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原审被告：石建平，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审被告：石海燕，女，198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王小琴因与被上诉人裴建国、华永良、杨伯平及原审被告石建平、石海燕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412民初3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小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小琴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全面查核常州远达结晶器铜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各股东实际出资情况，远达公司设立初期王小琴认缴100万元，后期王小琴认缴100万元的出资义务经股东会决议转让了部分（共转让47万元出资义务），并且其他股东在受让出资义务后实际履行了对远达公司的出资，而一审法院未能对该部分事实进行有效查核，对王小琴转让出资义务后对远达公司的认缴义务没有作相应扣减，而是仍然认定王小琴负有100万元的认缴补足义务，同时一审法院混淆了股权转让与出资义务转让的概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远达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设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华永良、王小琴各认缴出资100万元，2012年11月28日公司将200万元转出，一审法院认定王小琴与华永良各抽逃100万元出资，对远达公司各股东认缴增资不存在抽逃，同时认定王小琴后续的补足出资额合计为751835.19元（2013年3月19日收款收据王小琴投资款25万元+2016年9月30日记账凭证附后5张银行汇票合计501835.19元，不包括增资79.5万元），与应该认缴的100万出资额尚有248164.81元差额，故认定248164.81元是王小琴抽逃数额。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遗漏核查公司其他股东实际出资情况，并且漏记了2013年4月1日一张收款收据王小琴投资款4万元。在远达公司增资前原股东华永良与王小琴即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对远达公司的出资义务进行了部分转让，在远达公司增资前杨伯平、庄月琴对远达公司已经实际进行了出资（他们的出资是在受让王小琴、华永良转让出资义务后对远达公司的出资，他们实际出资后对王小琴的出资义务应作相应扣除），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20日远达公司股东会决议，王小琴将对远达公司100万元的出资义务中20万元部分的出资义务转让给杨伯平、12万元部分的出资义务转让给庄月琴，此时王小琴对远达公司的出资义务应为68万元（扣除转让的32万元出资义务）。王小琴与杨伯平、庄月琴之间转让的是远达公司的出资义务，而非股权，如果是股权转让则杨伯平、庄月琴应该向王小琴支付对价，实际上杨伯平、庄月琴并没有向王小琴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直接向远达公司履行了股东的初始出资义务。在2013年3月20日远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之前杨伯平、庄月琴己经履行了向远达公司的出资义务（2013年3月19日庄月琴出资20万元；杨伯平于2012年12月4日出资10万元，2013年3月18日出资5万元，2013年3月19日出资3万元合计出资18万元）。一审法院未能有效审查杨伯平、庄月琴对远达公司前期的实际出资（杨伯平、庄月琴实际对远达公司出资38万元，己占远达公司200万元注册资金的19%)，此时如果再认定王小琴、华永良各抽逃出资100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所以，一审法院未能对杨伯平、庄月琴实际出资进行有效认定而片面认为王小琴仍需在原认缴出资100万元内承担补足出资义务，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这样认定不仅严重损害了杨伯平、庄月琴合法权益，同时不符合事实，并且加重了王小琴的出资义务。2014年1月10日远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可以进一步证实王小琴此时对远达公司认缴出资义务应该是68万元（扣除己经转让的32万元出资义务），而非公司设立时的100万元，该股东会决议同意王小琴将对公司出资68万元的义务转让其中15万元部分给大连安森冶金机械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公司），至此，王小琴对远达公司增资前的认缴出资义务已降低至53万元（占远达公司股份比例为26.5%)，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00万元（若100万元则应占50%的股份比例）。2014年1月10日当日股东会又形成决议，决议远达公司增资300万元，王小琴增资前的股份比例为26.5%，各股东按原股份比例认缴增资，王小琴认缴增资比例也确定为26.5%，这也足以证明王小琴对远达公司出资义务已由原先的100万元（占比50%)降至53万元（占比26.5%)，另47万元出资义务己转让给杨伯平、庄月琴、大连公司并由他们实际履行了出资。大连公司按照远达公司股东会增资决议，按照前期各受让王小琴、华永良15万元出资义务合计占远达公司15%的股份比例，远达公司增资300万元大连安森公司按15%股份比例认缴增资45万元，大连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向远达公司一次性汇入80万元，既完成了前期受让出资义务30万元，又完成了增资义务45万元，大连公司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一审法院对杨伯平、庄月琴、大连公司受让出资义务后完成的对远达公司前期出资未能进行有效认定，片面认定王小琴仍需认缴100万元出资义务，若按一审法院思路认定王小琴的出资金额仍为100万元的情况下（其他股东出资对王小琴出资不作扣减），在远达公司注册资金不变（200万元）的情况下，即存在股东之间重复出资，且股份比例无法计算的现象，显然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王小琴经股东会决议转让对远达公司初始出资义务后，王小琴对远达公司的认缴金额由100万元降为53万元，除一审法院认定的实际补足金额为751835.19元外，一审法院还漏算一笔2013年4月1日王小琴投资款4万元，仅以王小琴个人名义补足的出资额已达791835.19元，已超认缴的53万元出资额，如果加上石海燕、石建平银行转账、现金交款等方式补足的出资，王小琴补足出资额已经远远超过认缴出资，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小琴存在抽逃出资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裴建国辩称，王小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于王小琴因抽逃出资对于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的判决正确，王小琴与华永良投资设立的远达公司属于注册资本实缴制，且根据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应当进行严格的强制验资程序，不存在王小琴在上诉理由中所述的认缴制。另外王小琴混淆了股权转让、股东出资义务等概念，因此王小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华永良、杨伯平、原审被告石建平、石海燕二审均未作陈述。裴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永良、王小琴在抽逃出资313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远达公司结欠裴建国的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具体为借款250928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全额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诉讼费4402元；二、石建平、石海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小琴、华永良、杨伯平、石建平、石海燕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建平与王小琴系夫妻、石海燕系他俩女儿。2017年6月20日，法院作出（2017）苏0412民初2913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913号调解书），2913号调解书主文主要记载：远达公司结欠裴建国借款250928元、支付该款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全额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承担诉讼费4402元，由远达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前给付裴建国。2018年8月15日，法院作出（2017）苏0412执226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262号裁定书），2262号裁定书主要记载：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裴建国与被执行人远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明，远达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裴建国认可法院调查，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裴建国发现远达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远达公司现处于歇业状态。一审另查明，远达公司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7日，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莫晓婷，股东、认缴注册资本、实际出资情况为，华永良、王小琴各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实际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和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均为50%，同年11月20日，常州富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主要记载：远达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00万元。2013年3月20日，远达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华永良转让100万元中的28万元给公司外股东庄月琴（居民身份证号码130103××××）、王小琴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王小琴各转让100万元中的20万元、12万元分别给公司外股东杨伯平和庄月琴，华永良放弃优先购买权；二、修正公司章程相应条款。2014年1月10日，远达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2份，涉及股权转让、增资、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等内容，其中股权转让内容为，同意华永良、王小琴各转让认缴出资72万元、68万元中的15万元给大连公司，其他股东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实清楚且放弃优先购买权；增资内容为，远达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500万元，增资额300万元，华永良、王小琴、杨伯平、庄月琴、大连公司依次认缴新增资本的28.5%计85.5万元、26.5%计79.5万元、10%计30万元、20%计60万元、15%计4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4年1月16日；同年1月16日，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验资事项说明，主要记载：远达公司已收到前述各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同年1月23日，远达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登记为500万元，华永良、王小琴、杨伯平、庄月琴、大连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实收资本和占股比例依次为142.5万元28.5%、132.5万元26.5%、50万元10%、100万元20%、75万元15%。2016年2月22日，远达公司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华永良。2016年9月26日，尉淑媛（代庄月琴）、郭毅（代表大连公司）、华永良、王小琴、石建平签名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主要载明：2016年9月26日远达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就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发展经营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如下一致意见，原股东结构调整为石建平占股63%、大连公司占股15%、华永良占股8%、庄月琴占股4%、杨伯平占股10%，石建平为控股股东;由于庄月琴因故未能到会签字,该股东会决议需待庄月琴签字后正式生效,在决议正式生效前，特委托石建平主持远达公司生产经营。2017年1月6日，收管人石建平签字出具收管材料1页，收管材料主要载明：远达公司股东自愿将远达公司公章、法人章自2017年1月7日起交给石建平收管，自该日起远达公司所有文件必须由石建平签字才生效。一审还查明，2012年11月20日，华永良、王小琴向远达公司开立在华夏银行金坛支行尾号为04203的账户内各转入1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当月28日，远达公司以往来款名义转入金坛市樱缘林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缘公司）70万元、130万元。2014年1月16日远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万元，当月24日，远达公司向石海燕转账100万元（两笔，每笔50万元）、“摘要”为“还款”，当月27日，远达公司提取差旅费13万元；另，杨伯平当月出资30万元（占股10%），裴建国、王小琴、石建平、石海燕对杨伯平陈述的其是在远达公司增资时出的钱、前面没有出资、也没有抽逃出资之内容无异议。2018年5月22日、2018年8月3日，法院找华永良作执行笔录、询问笔录，华永良在笔录中主要陈述：是我与石建平发起成立远达公司，石建平让王小琴做了股东，注册资本200万元我和王小琴都没出钱，是找专门注册的公司帮我们筹资200万元打到验资账户的，几天内又转出去的，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也没实际出资，也是从其他地方进来后再转出去的；石海燕是远达公司财务会计，资金转进转出都是她操作的，樱缘公司和远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远达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是向樱缘公司借的，验资完成后再归还樱缘公司，借和还都是石海燕负责，增资300万元也是石海燕办理的，我没出增资的钱；2016年9月26日，远达公司股东会开会决议，将远达公司委托石建平经营，公司的账册、公章等由石建平保管；远达公司已歇业，账册、账簿在石海燕手里，远达公司实际控制人是石建平，现在换了一个公司叫常州金坛博华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远达公司财产全部转移到这个公司名下了。双方主要争议：1，华永良、王小琴有无抽逃出资、抽逃出资的金额，应否就2913号调解书、2262号裁定书中确定的远达公司对裴建国的债务在其不能清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2，石建平、石海燕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双方主要争议1，裴建国陈述，远达公司的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华夏银行金坛支行的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华永良、王小琴抽逃出资了，其中200万元以往来款名义转入樱缘公司，而远达公司与樱缘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另100万元以还款名义付给了石海燕，还有13万元由石海燕以差旅费名义提现，故抽逃金额计313万元，华永良、王小琴应在313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华永良认可未实际出资；王小琴、石建平、石海燕共同抗辩，王小琴的出资已补足到位，5张转账凭证证明石建平、石海燕以个人名义代王小琴转账到远达公司账户合计65万元，2张现金缴款单证明石海燕解到远达公司账户88.5万元（由79.5+9构成），其中79.5万元是王小琴的增资款，2013年4月1日收据证明9万元中的4万元为王小琴的投资款，1页远达公司财务账册和5张银行承兑汇票证明王小琴出资款501835.19元，2014年1月24日、当月27日领款凭证、2013年工资发放明细及其他应付款明细证明113万元的领取和支出均由华永良签字，远达公司2013年3月19日收款收据证明王小琴投资款25万元，远达公司2014年1月13日、2016年11月30日资产负债表证明远达公司实收资本已全部到账，另，借款协议、无锡法院结案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证明石建平因为远达公司提供担保而履行了担保义务1649758元，如认定王小琴出资没到位，石建平愿意用担保追偿权的金额来补足王小琴的出资。裴建国质证意见为：5张转账凭证总额计65万元均是以石建平、石海燕名义进行转账，但没写明转账事由，不能证明是王小琴补足出资；79.5万元的现金缴款单即为2014年1月16日增资时王小琴缴入验资账户的款项、与抽逃出资无关联性；9万元中的4万元的记账人为石海燕，对真实性存疑；银行承兑是复印件，无法证明系王小琴对远达公司的出资；工资发放明细系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且统计金额为12.8万元、无法证明石海燕领取的100万元的具体款项用途；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证明远达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到位，该证据的来源表明石海燕系远达公司高管；石建平系为远达公司借款提供的个人担保，与远达公司的出资款项等没有关系，更不能抵偿王小琴的出资；另，这些证据相反证明石建平系实际控制人、石海燕系财务负责人。杨伯平质证意见为：我没参与，对王小琴、石建平、石海燕举证保留意见。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11月20日，华永良、王小琴各向远达公司验资账户转入1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远达公司于当月27日成立，次日，远达公司以往来款名义转入樱缘公司80万元、130万元，华永良陈述其从未出资过、远达公司与樱缘公司也无业务往来，王小琴对此未提出异议、同时抗辩其后来有补足出资，故法院认定华永良、王小琴均构成各抽逃出资100万元之事实；关于王小琴有无补足出资之问题，法院认为，2013年3月19日收款收据中注明25万元（“王小琴投资明细”中的前3笔累计金额）系股本金，故该25万元应认定系王小琴对远达公司设立时的补充出资，即王小琴尚未补充出资75万元；2014年1月16日金额计79.5万元的现金缴款单上注明款项来源为“王小琴投资款”，从缴款时间和金额上均与远达公司增资时王小琴应当缴纳的新增资本相符，故法院认定该79.5万元系王小琴缴纳的新增资本金；2016年9月30日记账凭证上注明“投资款112应收票据501835.19元、301002实收资本-王小琴501835.19元”，且附有5张银行承兑汇票，能够证明该501835.19元系王小琴的出资款，法院依法认定王小琴于2016年9月30日补缴远达公司设立时的应缴股本金501835.19元；结合法院上述认定的王小琴尚未补充出资75万元，经计算，法院认定王小琴抽逃远达公司设立时应缴纳的股本金计248164.81元（75万元-501835.19元）；其余4笔金额合计54万元（“王小琴投资明细”中的第4-7笔）均为石建平、石海燕向远达公司的个人转账和现金缴款，不具有为王小琴补足出资的意思表示，故法院对王小琴、石建平、石海燕关于该54万元系王小琴补充缴纳的股本金之抗辩不予采信，对石建平关于用其个人的担保追偿权金额来补足王小琴的出资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4年1月24日远达公司向石海燕转账的100万元和当月27日远达公司提取的差旅费13万元，石海燕提供了领款凭证、其他应付款清单，华永良作为领导在该领款凭证、其他应付款清单上签字同意，故法院认定该两笔开支系远达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非抽逃出资。资产负债表不能证明远达公司实收资本已全部到账。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华永良、王小琴应对远达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针对双方主要争议2，裴建国陈述，石建平系远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石海燕系远达公司财务负责人，俩人均协助了抽逃出资，故应承担连带责任。石建平抗辩，我在远达公司仅负责技术和生产，非实际控制人，2016年9月26日委托书因为庄月琴未签字故未生效，我不应承担责任，2017年1月6日收管材料上无股东签字和盖章故不发生实际的收管效力；石海燕抗辩，我一直是远达公司的出纳，我没有主办会计的资格，远达公司有一主办会计，是外面会计公司代做账的，我都是在华永良的授意下操作的，我非董监高人员，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因石海燕无主办会计资格，故远达公司外请会计公司人员任主办会计代为做账，主办会计无需每天来远达公司上班，石海燕虽名义上为远达公司出纳，实际系远达公司财务负责人，其处存有远达公司财务资料且其个人与远达公司有钱款往来、其父石建平与远达公司也有钱款往来，故法院认定石海燕系远达公司高管，石海燕抗辩远达公司设立时其还不是公司财务、是在3、4月后才去做的财务，裴建国并无证据证明石海燕在远达公司成立之初协助华永良、王小琴抽逃了注册资本200万元，故裴建国诉请石海燕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华永良系远达公司股东且自2016年2月22日起任远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关于其本人只是挂名、石建平才是远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之抗辩法院依法不能采信，2016年9月26日委托书仅证明自该日起远达公司股东委托石建平主持远达公司生产经营，即自该日起石建平为远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此之前石建平虽非纯粹只负责远达公司的技术和生产、但裴建国无足够证据证明石建平系远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鉴于抽逃200万元出资发生在2012年11月28日，故石建平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出资是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也是形成公司资产的基础。股东抽逃出资既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损害其他股东的股权，也破坏了资本维持原则。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2913号调解书系生效法律文书，是远达公司自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对远达公司有法律约束力，就王小琴、石建平、石海燕对2913号调解书中确定的借款金额本息之异议法院依法不予采纳。2913号调解书、262号裁定书证明远达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裴建国对远达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裴建国诉请华永良、王小琴在抽逃出资1248164.81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远达公司结欠裴建国的借款250928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全额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诉讼费4402元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对裴建国其余诉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华永良、杨伯平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永良、王小琴依次在抽逃出资1000000元、抽逃出资248164.81元的本息范围内对常州远达结晶器铜管有限公司结欠裴建国的借款本金250928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全额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加上诉讼费4402元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裴建国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30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两项合计8050元，由华永良、王小琴共同负担。二审中，王小琴提交收款收据三张、华夏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一张，王小琴陈述上述收据分别为庄月琴20万元投资款、杨伯平8万元和10万元投资款，华夏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是大连公司的80万元出资款，包含了公司增资前受让王小琴的出资义务15万元。裴建国质证称，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王小琴不能凭该证据免除自己的法定出资义务；收款收据系由王小琴的女儿出具，真实性存疑；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出资或者是补缴出资需要具备公司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指股东具备出资意思表示并缴付了出资款，形式要件是指根据当时的法律必须进行验资程序计入实收资本，但王小琴提供的证据并不符合上述要件。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远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远达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由华永良、王小琴各实际出资100万元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出资次日华永良、王小琴通过向樱缘公司转账200万元的方式抽逃全部出资，王小琴对此并无异议，仅是认为其已通过转让出资义务和另行出资的方式补足出资。关于王小琴转让出资义务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远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设立时实缴后又抽逃，王小琴在尚未补足出资前即转让了部分股权，故王小琴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其仍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关于王小琴另行出资的情况，一审法院根据王小琴提供的证据认定金额为751835.19元并无不当，王小琴上诉主张一审遗漏了2013年4月1日4万元出资，但该4万元收款收据对应的入账凭证为9万元的现金借款单，也缺乏相应的记账凭证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小琴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上诉人王小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王 星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