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雁影，女，198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操，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228号8楼。法定代表人：杜志军，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军，男，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勋，男，该司员工。上诉人苏雁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由康玉衡法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苏雁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程操，被上诉人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军、周鸿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雁影上诉请求：城投公司向苏雁影支付经济补偿金36900元、误工费1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苏雁影提交的入职通知未有城投公司签章，不足以认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错误。1.面试苏雁影、与苏雁影沟通入职事宜的均为城投公司的人事赵珊。赵珊作为人事，在招聘苏雁影、协调入职准备、发放入职通知书等文件方面有相应的代理权，赵珊向苏雁影发放的入职通知代表了城投公司的真实意愿。2.2020年7月6日，赵珊在告知苏雁影可以准备辞职，并敲定入职时间、工资待遇及试用期等劳动合同重要事项后，通过微信给苏雁影发送了入职通知书。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不可分割性，赵珊不可能擅自告知苏雁影关于工作岗位、工资待遇等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事项并给苏雁影发offer,苏雁影有足够的理由信任赵珊是代表公司与其沟通工作待遇及入职事宜。赵珊在人事管理方面完全可以代表城投公司，其作为公司的人事，为公司的利益而工作，一切行为的后果除重大过失外，都应由公司承担。赵珊与苏雁影沟通的都是签订劳动合同及入职的相关事宜，属于其作为人事的工作职责范围之内，没有任何过失。即便赵珊发出入职通知这一具体行为可能没有得到公司的明确授权，但是其作为人事面试苏雁影、与苏雁影沟通聘用入职等具体事宜，以及其后续督促苏雁影为入职作出实际准备等行为，也足以使苏雁影相信其有权代表公司，退一万步讲，赵珊发出入职通知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3.对于城投公司向苏雁影发出入职通知书这一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应认定赵珊作为城投公司的人事，发出入职通知书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即便可能存在没有具体授权的情形，也足以构成职务上的表见代理。因此，赵珊发出入职通知后，城投公司又拒绝苏雁影入职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城投公司承担。二、本案纠纷发生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城投公司在向苏雁影发出入职通知后出尔反尔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2020年7月6日，城投公司微信通知录用苏雁影，而且告知苏雁影开始准备辞职事宜，并向苏雁影发出入职通知书，要求苏雁影在2020年8月3日报到。苏雁影出于对城投公司的信任于2020年7月6日当天向原公司领导提出辞职，并且在2020年7月7日发起离职流程申请，确定于2020年7月15日正式离职。2.2020年7月6日，城投公司的人事赵珊在与苏雁影沟通入职事宜时，不仅通知苏雁影可以辞职了，而且还追问了苏雁影何时可以离职，要求最好8月1号入职，最终将入职时间敲定为8月3日。双方还对工资待遇、工作时间以及入职准备如人员信息采集、工资卡等事宜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城投公司的种种行为和迹象均使得苏雁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城投公司确巳录用苏雁影。3.2020年7月10日，赵珊只是微信建议苏雁影晚点提辞职，双方还就入职需要准备的社保记录、以及人员信息采集表如何填写等问题进行了沟通。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3日城投公司通过邮件接收了苏雁影提交的社保清单、计划生育人员信息采集卡、员工个人信息表等入职必须提供的资料。城投公司以实际行动使得苏雁影相信可以入职。4.2020年7月16日，赵珊微信告知苏雁影“能否让你再等一两个月”、“我们很想要你尽快入职”，并表示入职通知书上的8月3日并不会影响到岗流程。直到2020年8月6日，赵珊才明确告知苏雁影“别等了”。从2020年7月6日至2020年8月6日沟通的事实证明，城投公司确定录用苏雁影，且为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采取的实际行动足以使苏雁影相信其能够入职城投公司。对于苏雁影未能入职这一结果,城投公司的人事亦承认是公司的责任。三、苏雁影多次告知城投公司其已于2020年7月7日辞职的事实。在2020年7月10日，赵珊是先问苏雁影是否提辞职，在苏雁影明确表示“本周提了”时才建议晚些提。2020年7月16日，苏雁影又再次向城投公司表示“我已经离职了，大概这个月底就能完成所有手续”。说明：1.向原公司辞职是城投公司要求的，且是在城投公司确定向苏雁影发放入职通知书的前提下，苏雁影向原公司提出辞职，同时苏雁影亦明确告诉城投公司辞职的具体时间；2.城投公司在明知苏雁影已经辞职且月底就办完离职手续，才询问“能否撤回”；3.一直到2020年8月6日之前，城投公司与苏雁影之间的沟通时都没有表态拒绝录用苏雁影。综上，苏雁影是基于城投公司的承诺和入职通知才从原公司离职,城投公司却在通知苏雁影入职后以集团没有名额为由反悔，不仅使得苏雁影失去了原来的工作、错失了新的工作机会，而且耽误了苏雁影寻找新工作，由此造成的苏雁影失去工资收入的损失以及为入职城投公司处支出的交通费等实际损失，城投公司应当赔偿。城投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1.苏雁影与城投公司之间并未实际签订劳动合同，且城投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已经微信告知苏雁影聘用正在办理请示手续，建议苏雁影暂缓离职，但苏雁影并未及时处理。同时，苏雁影提交的入职通知书没有签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苏雁影主张由城投公司赔偿损失理据不足。2.苏雁影从原单位离职，系出于其自身更换工作的内在需求，而非城投公司行为导致。苏雁影在未辞职前已前往城投公司应聘，足以证明其早已有离职意愿，因此其离职所产生的后果不应归咎于城投公司，城投公司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责任。3.苏雁影主张其是因城投公司才失去原来的工作，甚至错失新工作机会，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苏雁影的辞职行为是自身需求，与城投公司无关。同时，城投公司从未向苏雁影承诺其已被录用，城投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建议苏雁影暂缓离职，更没有限制苏雁影寻找其他工作。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进行裁判，适用法律正确。苏雁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城投公司按苏雁影原工资（年限）N+1（3个月，苏雁影工作2年，平均工资12300元/月）计付经济补偿金36900元及误工费1000元合计37900元赔偿给苏雁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8月24日，苏雁影作为申请人列城投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认为城投公司对苏雁影发放入职通知书，通知苏雁影入职，待苏雁影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城投公司以公司无编制名额为由，拒绝苏雁影入职，要求城投公司赔偿。同日，该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不[2020]51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苏雁影对此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苏雁影提交以下证据：1.与城投公司人事微信对话截图；2.城投公司发放的入职通知书；3.苏雁影原工资流水；4城投公司工商登记信息；5.不予受理通知书；6.行程单；7.邮件往来；8.离职证明。城投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2、4，真实性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不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无异议，但是该离职证明不能证明苏雁影提出离职申请的时间。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表示未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双方处于订立劳动合同磋商阶段，并未实际签订劳动合同，在苏雁影提供的2020年7月10日微信联系记录中也有城投公司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聘用入职等仍在办理请示手续，建议苏雁影暂缓从原工作单位离职，但苏雁影并未及时处理；且苏雁影提交的入职通知未有城投公司签章，不足以认定具有法律效力，故苏雁影主张城投公司赔偿损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苏雁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苏雁影负担。二审中，苏雁影提交证据一苏雁影与原公司领导李明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20年7月6日，苏雁影通过微信向其原工作单位副总经理李明哲提出辞职，并于2020年7月8日请求李明哲批准其辞职申请。证据二离职信息打印件，拟证明2020年7月7日苏雁影通过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系统提出辞职。证据三苏雁影与赵珊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稿，拟证明1.2020年8月21日通话内容证实，城投公司向苏雁影发了入职通知书，因城投公司没有编制导致苏雁影无法入职；2.2020年9月25日通知内容证实，城投公司通知苏雁影可以辞职，苏雁影就提出了辞职，但城投公司去未让苏雁影入职。城投公司质证称，证据一不能证明苏雁影的离职时间；证据二没有显示正式批准离职时间，无法证明离职时间；对证据三三性无意见。另查明，苏雁影一审提交的其与赵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珊于2020年7月6日告知苏雁影可以准备辞职事宜，苏雁影和赵珊还就入职时间（2020年8月3日）、工资构成及数额、年终奖数额和试用期进行了沟通，赵珊表示年薪是十二万到十五万，转正后每月固定税前9600元，年终奖要看情况，试用期两个月，试用期基本工资打八折，绩效不变。同日下午赵珊向苏雁影发送了《新员工入职通知（苏雁影）》《计划生育人员信息采集卡》《员工个人信息表》；同月10日，赵珊与苏雁影的聊天记录如下：赵珊“你提辞职了吗？”，苏雁影“本周提了”，赵珊“我建议你晚些提”“我这边还在走流程”“国企的流程比较慢”苏雁影“是8月3号不能入职，要晚一点？还是说能不能入职都要再考虑呢？”赵珊“这边要请示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之后还要上会研究”“流程比较繁琐的”苏雁影“如果只是流程的问题，那没关系，我可以等”“如果只是要等的话，那就没什么关系”赵珊“不用老总面试的”苏雁影“估计要多久？我好有个准备”赵珊“最多一周吧”等；同日赵珊告知苏雁影要打印所有的社保情况，并告知苏雁影其邮箱，材料可以发送到该邮箱由其打印。后苏雁影向赵珊邮箱发送其社保清单、同月13日苏雁影向赵珊发送《计划生育人员信息采集卡》《员工个人信息表》。同月16日，赵珊与苏雁影的聊天记录：赵珊“我一边等一边按入职通知的要求，先整理好资料吧”“入职通知写了3号，那现在算是延迟到岗？从流程上不会有问题吧”，赵珊回复“不会的”“现在就是看什么时候集团能给名额啦”，同年8月6日，苏雁影询问“珊姐您好，想问下入职的事宜，现在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呢？”，赵珊回复“没有”“别等了”“我的个人建议”。二审中，苏雁影陈述其在原公司的收入为每月12300元，城投公司承诺的年薪是120000元到150000元，也就是月薪10000元到12500元，与原单位的收入差别不大，苏雁影之所以选择到城投公司，是因为城投公司是国有企业，在房地产开发业中信誉比原公司要好，苏雁影并确认其于2020年入职到新的用人单位，月薪为税前9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在双方磋商订立劳动合同阶段，城投公司有无过错，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赔偿标准的问题。本案事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苏雁影与赵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7月6日赵珊主动要求苏雁影从原单位离职，并告知苏雁影的入职时间、年薪、试用期、是否需要考勤等，并向苏雁影发送了《新员工入职通知（苏雁影）》《计划生育人员信息采集卡》《员工个人信息表》等入职材料。赵珊作为城投公司的人事，其上述行为足以令人相信城投公司决定聘用苏雁影，苏雁影基于上述事实，于同日向原公司申请离职，但城投公司最终因自身原因未与苏雁影建议劳动关系，故本院认为城投公司与苏雁影磋商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未尽审慎义务，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存在过错，导致苏雁影从原单位离职，但又未入职城投公司，给苏雁影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苏雁影的损失认定问题。苏雁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本院结合苏雁影从原用人单位离职的时间、选择入职城投公司的原因、苏雁影在原用人单位的工资情况、后入职新用人单位的时间、工资情况等因素，酌定苏雁影的损失为20000元。综上所述，苏雁影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222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市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赔偿苏雁影20000元；三、驳回苏雁影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市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