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602民初1215号原告：杨生梅，女，汉族，初中文化，延安市宝塔区人，现住延安市。委托代理人：赵军芳，陕西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怀勇，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延安市建筑联营公司职工，现住延安市宝塔区，系高某某长子。被告：高亚平，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现住延安市宝塔区。被告：高玉萍，女，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现住延安市宝塔区，系高某某女儿。被告：高平，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现住四川省，系高某某三儿子。以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高怀勇，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原告杨生梅诉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高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生梅、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军芳、被告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高怀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生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给原告支付其父亲高某某的抚恤金216098元及丧葬补助费4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2日，高某某（已故）与原告杨生梅为了晚年幸福生活，减轻子女负担，自愿同居生活，不办结婚登记，并就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及双方谢世后的事宜达成协议，在双方子女见证的情况下签订了《家庭事务约定》协议，以便双方及子女能按照该协议履行。该协议第5条约定，男女双方的后事均由各方的子女负责操办。若男方先于女方谢世，男方单位所给的抚恤金归女方所有，另外男方一次性支付给女方丧葬补助费4000元；或女方先于男方谢世，则由男方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4000元。第9条约定，男方委托长子高怀勇、女方委托长子李某某全权代理各方履行合同约定事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承诺，照顾高某某的生活起居，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感情一直很好。2020年7月5日高某某去世（享年91岁），高某某去世后，四被告不按约定履行合同，并委托第一被告高怀勇从高某某生前单位延安市公路局领取了丧葬费3500元和抚恤金216098元，原告多次找第一被告索要抚恤金及丧葬费，第一被告拒付。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其与高某某生前签订的《家庭事务约定》合法有效，且第一被告及其他被告均对此协议内容十分清楚，现四被告不按照该协议履行，已经构成违约。为此，原告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高平辩称，一、原告诉求按照《家庭事务约定》第5条约定，分割抚恤金和丧葬费，无法律依据。1、原告不属于抚恤金享有的对象，根据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的有关规定，抚恤金及丧葬费系社保部门在参保人员死亡后向死亡者的家属支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费用，原告与被告父亲只是临时结伴生活，相互照顾，不是家属，无权利分割抚恤金；2、抚恤金不属于遗产，抚恤金是社保部门给予死亡者近亲属的经济补偿费用，享有权属于死亡者近亲属，父亲高某某不是享有抚恤金的权利人，无权将抚恤金进行分割；二、签订《家庭事务约定》协议存在异议，原告要求见证人履行当事人的协议义务没有法律依据。1、2009年，被告父亲要与原告杨生梅签订《家庭事务约定》，并说：他去世后单位给他的五六万抚恤金就给杨生梅了，以后杨生梅要是“走”在他前面，他就给杨生梅4000元作为丧葬补贴费用。还要让被告姐弟四人在协议上签字。当初，被告对协议条款有异议，拒绝签字，后因父亲性格急躁，又患有冠心病，为了顺从父意，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才在该协议上签了字，被告高平拒绝签字。2、三被告签字也只是《家庭事务约定》签订的知情人，被告认为，知情人只是证明当事人之间签订了该协议，并不是该协议的主体，原告请求见证人履行协议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诉求被告按《家庭事务约定》第5条支付4000元丧葬补助费，被告父亲生前已经提前支付，而且被告父亲在生前也给被告多次交代该钱已经给过原告了，所以不存在原告索要问题。2014年，被告父亲冠心病复发要去西安治疗，在父亲去西安前告知四被告，他担心去西安治疗回不来，就把协议约定的丧葬费4000元提前支付给了原告杨生梅，被告父亲是军人出身，一生为人耿直，言而有信，由此四被告断定该4000元其父亲已经支付给原告了。四、《家庭事务约定》协议本意是结伴生活、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共度晚年的互助关系，但实质上被告总是嫌父亲每月给他的补助费太少，两人经常为此事闹别扭。后来被告父亲就将补助费从每月的600元涨到1200元，后来还涨到了2000元。原告的行为已经背离签订协议的本意，其与被告父亲之间已变为雇佣关系。2019年11月，被告父亲病情加重，无力照顾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原告应回自家休养，被告父亲多次提出让原告回家自行休养，原告均不同意。五、被告本愿尊重父愿，主动上门找原告协商解决《家庭事务约定》的相关事宜，但原告拒绝协商。2009年协议签订时，抚恤金是按照基本离休费20个月的标准计发的，估算就是五六万元，后来抚恤金标准也提高到40个月。被告父亲去世后，被告主动找原告协商解决协议约定的相关事宜，却遭到原告拒绝。被告认为，协议签订时，双方约定的抚恤金应为离休费20个月的标准，而不是40个月的，而且被告实际领取的抚恤金为131380元，并不是原告主张的216098元。经审理查明，1997年四被告母亲去世后，原告杨生梅与四被告的父亲高某某开始交往后同居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9年6月2日，原告杨生梅及其子女李某某、李小岗、李小娟、李小宁，被告父亲高某某及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签订了《家庭事务约定》一份，该协议约定，原告杨生梅与被告父亲高某某自愿在一起结伴生活，共度晚年，不办结婚登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生活费用由男方负担，男方每月另向原告支付陪护费600元。男女双方的财产或遗产均为各方各自所有，自行支配。男女双方的后事均由各方的子女负责操办，若男方先于女方谢世，男方单位所给的抚恤金归女方所有，另外男方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4000元；或女方先于男方谢世，则由男方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4000元。男方委托长子高怀勇、女方委托长子李某某全权代理各方履行事宜。2020年7月5日被告父亲因病去世，被告高怀勇受其他三被告委托在其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延安市交通运输局领取了抚恤金216098元及丧葬费3500元，共计219598元。被告领取该费用后未向原告支付抚恤金216098元及协议约定的丧葬费4000元，故成诉。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家庭事务约定》一份、委托书一份、领条一张，被告提供的《延安市机关事业单位自然减员登记表》一份、被告高怀勇谈话笔录一份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作为高某某的近亲属，对该笔抚恤金享有权利，被告辩称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三人为签订协议的见证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本院认为该协议中并无“见证人”字样，被告高怀勇虽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字，但高某某对抚恤金不享有权利，也无权处分，便不存在高怀勇作为高某某委托代理人处分财产的情况，故本院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信。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三人在《家庭事务约定》上签字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其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处分，该《家庭事务约定》对以上三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高平未在《家庭事务约定》中签字，故该协议的约定对被告高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高平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另外，协议约定若男方先于女方谢世，男方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4000元，本院认为，如男方高某某去世，便无法向原告杨生梅支付该4000元，故该约定不能成立，本院对原告诉请的4000元丧葬补助费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抚恤金的金额，原、被告对此有争议，原告认为抚恤金应为216098元，被告仅认可131380元，认为被告领取的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即84718元不属于抚恤金。本院认为，根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据此本院认为被告领取的抚恤金应为216098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生梅支付抚恤金162073.5元（216098元ｘ75%）；二、驳回原告杨生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54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实际由被告高怀勇、高亚平、高玉萍承担23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惠蓉 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海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