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终5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士，男，1956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杰，女，194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致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甲22号南新仓商务大厦A座605。负责人：都炳司，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北京致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士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致敦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52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卫华独任开庭审理。上诉人武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北京致敦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事实和理由：一、武士与北京致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致敦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因未有致敦律所的签字盖章，缺乏形式要件，仲裁条款无效。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未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本案，也未以庭审方式询问武士案件情况。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应继续审理本案。四、一审裁定未在裁定书上载明退还诉讼费用，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格式条款订立管辖条款无效。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没有支持我方提出的管辖协议无效的请求，而是驳回了我们的起诉。致敦律所收了我方8万元的律师费后没有出具合法的票据，我方投诉致敦律所，他们才向司法局说明了他们有收费票据，这些都是在投诉律所后才补办的，是违法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只是口头告知了我方赵丽提供了签字盖章的合同，但是没有以文字形式告知我方，一审法院所有程序都是违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提供服务的一方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条款，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的条款。《合同法》第40条对无效的格式条款作了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应当审查本案合同中关于管辖约定条款是否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是否尽到了提醒义务，消费者是否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合同有关条款效力做出认定。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做出认定。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致敦律所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武士与我方签订的合同系依法签订，武士也认可代理合同的内容，故代理合同中关于管辖权条款的约定是有效的。武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致敦律所退还武士代理费81000元；2.致敦律所承担武士的各项经济损失；3.诉讼费由致敦律所承担；4.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致敦律所相应的处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士曾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12月1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通知，载明，本会发现被申请人未在代理合同落款处签字或盖章。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代理合同所载明的仲裁条款已生效，但不影响在提供仲裁条款已生效的材料后向本会提出仲裁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本案中，武士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致敦律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合同有甲方武士的签字捺印，致敦律所未盖章，该合同第九条约定“若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可向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经询问，武士认可曾与致敦律所签署过此份代理合同。致敦律所亦认可代理合同的内容，认可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提交了带有致敦律所盖章的代理合同。综上，当事人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愿明显，且本案仲裁事项明确，故本案仲裁条款应为有效，代理合同未签字并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根据代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以及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武士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致敦律所称，其与武士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并非格式合同，而是经过与武士协商并经武士修改后的合同。对于与武士签订合同的过程，致敦律所称，其先将合同的初稿以微信的形式发给武士，武士就合同的内容提出意见并修改，武士再将修改后的经武士认可的合同打印出来签字确认，回寄给致敦律所，致敦律所对武士签字的合同盖章确认，但由于客观原因，致敦律所并未将其盖章后的合同交给武士。致敦律所二审中提交了其与武士的微信截图，证明致敦律所将合同初稿以微信方式交给武士，合同是经武士修改确认并签字的。武士对于微信截图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合同是致敦律所制作的，且没有盖章。武士对一审期间致敦律所提交的盖有其公章的合同上武士的签字不予认可，亦不申请鉴定，但认可确实将其签字的合同寄给了致敦律所。武士称其在收到合同后，只看了合同上的委托事项及支付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合同第九条争议解决条款是否有效。对此，本院评述如下：其一，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本案订立合同的过程是，武士在收到致敦律所草拟的空白合同后，由武士认可内容、填写合同中的基本信息并签字确认后，才寄给致敦律所盖章。致敦律所虽然未将其盖章的合同交给武士，但武士已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委托代理费用，且武士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亦是该合同，综上，可以认定武士与致敦律所均认可合同内容，且已实际履行了合同，故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其二，武士主张合同中的条款系格式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致敦律所并未告知其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的内容，故该争议解决条款应为无效。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的证据显示，武士与致敦律所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协商，并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确认，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未经协商而订立的合同，故涉案合同条款不宜认定为格式条款。在无证据证明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本案所涉合同纠纷提交仲裁解决。武士主张致敦律所一审时提交的盖有其公章的合同上并非武士本人签字，但武士对该签字不申请鉴定。对此，因武士认可其已将本人签字的合同寄回致敦律所，致敦律所亦确认收到该合同并盖章。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致敦律所一审提交的合同系伪造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致敦律所一审提交的上述合同系武士本人签字的合同。综上所述，本案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合法有效，武士以合同纠纷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受上述条款的约束，一审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武士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武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紫维书 记 员  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