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民终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秦皇岛航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和平大厦6楼624号。法定代表人：师建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艳，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兰，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英飞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3号。法定代表人：夏菲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捷，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凌男，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皇岛航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英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津72民初54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艳，被上诉人英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凌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航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英飞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恒泰洋”轮未能靠泊南通通常码头系因英飞公司未能依据合同约定提供卸港安全泊位，一审判决依据的南通海事局复函并未明确因船舶证书与船体结构不符导致无法进港。（二）“恒泰洋”轮申报南通通常码头后改报南通通州码头的延误时间仅为2020年12月12日,次日即已申报南通通州码头,延误时间仅1天,一审判决酌定延滞时间3天与事实不符。（三）“恒泰洋”轮改港南通通常码头延滞时间仅1天的情况下,由此导致关舱时间损失及非生产性停泊费应由英飞公司承担。英飞公司辩称，航海公司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航海公司全部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航海公司作为承运人，具有使船舶符合靠泊特定条件码头的义务，“恒泰洋”轮无法靠泊的责任应由航海公司承担。（二）“恒泰洋”轮无法靠泊南通通常码头所引起的船期延误，不仅包含该次靠泊的申报及等待时间，也包含另行向南通通州码头申报的等待时间。（三）关舱所产生的滞期时间系航海公司不当留置所致，不应由英飞公司承担。（四）航海公司本身不具备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却从事违法运输经营，应当对本案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航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英飞公司向航海公司支付滞期费和非生产性停泊费816557.5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英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6日，英飞公司与航海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出租人为航海公司，承租人为英飞公司，航海公司“恒泰洋”轮为英飞公司运输河沙、石子，起运港鲅鱼圈，到达港南通通州/一德，托运量为55000吨，运价32元/吨（不含税），受载期2019年12月3日正负一天，装船期限3天，卸船期限3天，滞期费2元/吨/天。合同特别条款约定，承租人负责在装卸港安排一个安全泊位，保底结算货量55000吨，如装载超出55000吨按实际吨位结算。本航次受载期以船舶抵装货港锚地时间为准，装港时间为从船舶抵装货港锚地时起算至完货完毕时止，卸港时间从船舶抵卸货港锚地时起算至卸完货完毕时止（卸货港为长江内港口，则卸货港留港时间自船舶抵长江口锚地起算，扣除长江口锚地航行至长江内锚地航行时间），船抵装、卸货港锚地办妥手续后如因天气原因造成的滞期双方各承担一半，封航时间以当地网站或航海日志记载的时间为准。船抵目的港锚地当日，卸货前运费及滞期费全部付清（遇节假日提前付清），承租人未能按时支付运费、滞期费，出租人有权停止装卸作业和留置货物。停止装卸及留置货物期间视为滞期时间，其间造成的损失由承租人负责。合同签订当日，航海公司与山东恒强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强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除承租人为航海公司，出租人为恒强公司，运价为31元/吨（不含税）外，其余内容与英飞公司和航海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一致。2019年12月3日07:00时，“恒泰洋”轮抵达起运港鲅鱼圈锚地等待装货，2019年12月6日20:00时至2019年12月7日04:00时，因天气原因封航8小时。2019年12月9日15:00时，“恒泰洋”轮实际装载54988吨货物离港。船抵长江口锚地前，因通州港港口拥堵，经航海公司提议，双方共同商定“恒泰洋”轮更改靠泊南通通常码头。按照码头靠泊登记划分，通常码头靠泊能力为5万吨级，允许散货船舶吨级载重吨为45001吨至65000吨,“恒泰洋”轮载重证书记载载重吨为64985吨，符合通常码头靠泊等级。2019年12月10日，“恒泰洋”轮船舶所有人恒强公司委托南通港口货运中心有限公司申请2019年12月14日进港靠泊南通通常码头。2019年12月12日01:00时，“恒泰洋”轮抵达长江口锚地候泊。2019年12月13日，南通海事局通知南通通常港务有限公司：“恒泰洋”轮不符合通常港靠泊条件，责令通常港码头取消靠泊计划，“恒泰洋”轮改港。对于“恒泰洋”轮无法靠泊通常码头的原因，南通海事局函复称，“2019年12月12日，南通海事局收到南通港口货运中心有限公司提交‘恒泰洋’轮进、出港信息报告单及有关材料，申报载重吨64985吨，拟靠泊南通通常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根据相关审批文件，该码头靠泊能力为5万吨级。自2018年10月以来，“恒泰洋”轮已先后有多个航次进出南通港，申报载重吨均为75569吨。”当日，“恒泰洋”轮改报2019年12月17日靠泊通州港。2019年12月17日，因长江大风天气，进江计划改为2019年12月18日。2019年12月18日00:50时，“恒泰洋”轮自长江口离泊进江，2019年12月18日13:00时，“恒泰洋”轮自长江里下锚，航行12小时10分钟。2019年12月19日10:00时，“恒泰洋”轮长江里锚地离泊，11:30时靠泊卸货港，航行1时30分，靠泊后开始卸货。因前期靠泊南通通常码头失败，致使船舶延滞，双方就滞期费金额产生纠纷，至2019年12月20日17:15时前，英飞公司陆续向航海公司支付运费和滞期费225万元。2019年12月21日12:00时，航海公司以未收到足额滞期费为由关舱停止作业，至2019年12月22日12:30时，“恒泰洋”轮重新开始卸货，关舱期间产生码头非生产性停泊费用122500元。2019年12月23日06:10时，“恒泰洋”轮卸货完毕。因航海公司认为英飞公司尚欠付费用，遂对约12000吨货物，其中包括约3000吨石子、3000吨河沙、6000吨机制砂进行了留置。一审庭审结束前，航海公司已向英飞公司交付上述12000吨货物。一审法院另查明，航海公司不具备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2019年11月26日至2020年5月9日，航海公司向案外人蒋贵亮支付301156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英飞公司和航海公司之间航次租船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英飞公司应否支付航海公司滞期费和非生产性停泊费816557.52元和逾期付款损失。关于英飞公司和航海公司之间航次租船合同，依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企业和个人，应当达到并保持相应的经营资质条件，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的承运人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据此，英飞公司与航海公司之间航次租船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考虑到航海公司作为出租人已经按照约定将货物安全运到卸货港并完成交付，其请求英飞公司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运费的主张，依法可以适当予以保护。滞期费与运费同样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在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对于航海公司无过错的部分，应可以参照约定适当保护。关于“恒泰洋”轮无法靠泊南通通常码头的过错及相应船期损失的承担。“恒泰洋”轮抵长江口锚地前，因原合同约定的通州港港口拥堵，经航海公司提议，双方共同商定，“恒泰洋”轮更改靠泊南通港通常码头。对于更改靠泊港口，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然而，“恒泰洋”轮申报进港失败，被南通海事局通知取消靠泊计划，另行改港，从而造成船舶进港延误，产生船期损失。对于“恒泰洋”轮未能靠泊南通通常码头的原因，根据南通海事局复函记载，系因“恒泰洋”轮在船舶规范未改变的情况下，自2018年10月以来，使用了不同的船舶载重吨进行申报，包括64985吨和75569吨，其中南通海事局审批通过的船舶载重吨为75569吨。参考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出租人航海公司负责申报船舶进港。航海公司使用了不同的载重证书申报进港，致使船舶证件与船体结构不符，海事局审批未获通过，导致“恒泰洋”轮无法靠泊南通通常码头，系航海公司过错产生的，英飞公司作为承租人，履行合同中并无过错，“恒泰洋”轮因此产生的船期损失，应由出租人航海公司自行承担。“恒泰洋”轮实际产生滞期费金额。参考英飞公司和航海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实际托运量54988吨，保底结算货量55000吨，装船期限3天，卸船期限3天，滞期费2元/吨/天。1.关于“恒泰洋”轮在装货港的延滞天数。“恒泰洋”轮自2019年12月3日07:00时抵达起运港鲅鱼圈锚地开始起算装卸时间，12月6日20:00时至12月7日04:00时封航8小时，至12月9日15:00时实际装载54988吨货物离港。“恒泰洋”轮装货港用时6.166天，扣除装船期限3天，“恒泰洋”轮在装货港滞期3.166天。2.关于“恒泰洋”轮申报港口失败（自抵达长江口锚地到开始卸货前）的延滞天数。2019年12月10日，英飞公司和航海公司开始改港南通港通常码头并申报进港（拟12月14日进港）。12月12日01:00时，“恒泰洋”轮抵达长江口锚地候泊。因申报南通港通常码头进港未获批准，12月13日，“恒泰洋”轮改为申报通州港。12月17日，因长江大风天气，进江计划改为2019年12月18日。12月18日00:50时，“恒泰洋”轮自长江口离泊进江，12月18日13:00时，“恒泰洋”轮自长江里下锚，航行12时10分。12月19日10:00时，“恒泰洋”轮锚地离泊，航行1时30分，11:30时卸货港靠泊，开始卸货。“恒泰洋”轮卸货港靠泊前，共用时7.44天，扣除长江航行时间0.57天，船舶自抵达长江口锚地到开始卸货前实际延滞6.87天。对此，因航海公司过错，造成南通港通常码头报港失败，重新申报通州港，产生船舶延误。但考虑到通州港压港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恒泰洋”轮靠泊卸货港通州港前，船舶正常延滞时间为3天。合同约定卸货滞期时间为3天，船舶正常延滞时间与约定卸船期限相抵。3.关于“恒泰洋”轮卸货期间的延滞天数。“恒泰洋”轮于12月19日11:30时靠泊开始卸货，英飞公司虽向航海公司支付运费和滞期费共计225万元，但航海公司认为滞期费金额支付不足，双方对此产生争议，遂于12月21日12:00时至12月22日12:30时关舱停止作业，并于12月23日06:10时，卸货完毕。关于卸货港船方关舱拒绝卸货导致船期延误和码头费用损失的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恒泰洋”轮在卸货中途，自2019年12月21日12:00时至2019年12月22日12:30时，共关舱停止卸货1.02天，产生船期损失和占用码头非生产性停泊损失。对此，首先，英飞公司在2019年12月20日前，已经陆续向航海公司支付225万元（包括足额运费176万元和滞期费49万元），参考双方滞期费条款，滞期费每天11万元，英飞公司支付了约4.45天滞期费。“恒泰洋”轮在装货港用时6.166天，航次租船合同约定装、卸期限分别为3天，因此，装货港滞期时间3.166天。“恒泰洋”轮靠泊卸货港前滞期时间为3天，与约定卸船期限相抵。对于卸货期间滞期损失，自2019年12月19日11:30时靠泊至2019年12月20日17:15时支付225万元运费和滞期费，产生滞期时间1.24天。至此，在英飞公司支付费用前，共滞期4.41天，与其支付的滞期费用基本相当，英飞公司并未拖欠滞期费。其次，航次租船合同虽约定承租人如未能按时支付运费、滞期费，出租人有权停止装卸作业，但该条款系合同当事人违约后的责任承担和履行抗辩约定，因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无效，其约定的违约条款也自始无效。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在承租人英飞公司已经支付与其相当的滞期费用前提下，出租人不应单方关舱，中止卸货，致使产生船期损失以及占用码头的非生产性停泊损失，对此，航海公司负有过错，应承担上述损失。“恒泰洋”轮卸货共用时3.78天，扣除1.02天关舱时间，实际卸货时间2.76天，应计入合理滞期时间。综合上述船舶装货、报港和卸货三个阶段的船舶延滞天数，减除出租人航海公司过错产生的船期，“恒泰洋”轮运输过程中共产生滞期时间5.93天，每日滞期费为11万元（55000吨*2元/吨/天），合计滞期费652300元。该损失金额，符合航运习惯，较之航海公司实际向蒋贵亮赔付的3011569元损失（包括运费和滞期费）更具合理性，因此，根据合同的内容、履行情况，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认定航海公司遭受的滞期损失为652300元，英飞公司已支付滞期费49万元，尚欠付滞期费162300元。航海公司主张上述金额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亦为必要、合理损失，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利息起算日期为2019年12月24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英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航海公司滞期费损失162300元及利息(以1623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本金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二、英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航海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460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前两项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航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66元，由航海公司负担9520元，由英飞公司负担2446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故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确定本案适用的法律。因涉案纠纷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英飞公司应否支付航海公司滞期费和非生产性停泊费。依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企业和个人，应当达到并保持相应的经营资质条件，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航海公司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其与英飞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涉案航次租船合同虽然无效，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因两港装卸时间过长而引起的滞期费损失，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予以赔偿，但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同时，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滞期费条款系双方慎重考虑后协商一致作出的决定，更加符合双方对可预见损失的心理价值预期，不应因合同无效而予以全面否定，在实际损失无法确定时，可以参照该条款予以确定。此外，为避免发生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得超出合同有效的额外利益，应将滞期费实际损失与参照滞期费条款确定的损失进行比较，以数额低者认定。就本案而言，航海公司主张其实际向蒋贵亮支付的滞期费1184441.52元（1306941.52元-122500元），可以作为认定其滞期费实际损失的参考依据，但还应与参照滞期费条款确定的滞期费损失数额进行比较，以数额低者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恒泰洋”轮在装货港滞期3.166天，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应当予以维持。第二，参照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航海公司负责申报船舶进港。依据南通海事局复函记载，“恒泰洋”轮自2018年10月多次进出南通港申报载重吨均为75569吨。航海公司在“恒泰洋”轮船舶规范未改变的情况下按照载重吨64985吨申报靠泊5万吨级的南通通常码头，最终未获南通海事局审批，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申报南通通常码头失败产生的滞期损失。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航海公司系在2019年12月10日申报12月14日进港，12月13日改报12月17日进港。据此可知，船舶申报进港大约需要4天，故一审判决在“恒泰洋”轮靠泊卸货港前实际延滞6.87天基础上，酌定正常滞期时间为3天，较为合理，应当予以维持。第三，自“恒泰洋”轮靠泊卸货港至英飞公司支付运费、滞期费之时，因英飞公司原因导致的滞期天数为1.24天，共滞期4.41天（3.166天+1.24天），对应的滞期费数额与英飞公司已支付费用基本相当，故航海公司无权关舱停止卸货，其应自行承担关舱产生的1.02天滞期损失及非生产性停泊费122500元。一审判决认定“恒泰洋”轮在卸货港滞期2.76天，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据此，“恒泰洋”轮在装卸港滞期共计5.93天（3.166天+2.76天），参照航次租船合同计算滞期损失652300元，该数额低于航海公司主张的滞期费实际损失，应当依此认定。故而，一审判决认定英飞公司尚欠滞期费162300元（652300元-490000元），并判令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航海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5.24元，由上诉人秦皇岛航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善川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于轶男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