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5民终1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立宇，男，汉族，1988年4月6日出生，住黑龙江省望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强，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碧岭村。 法定代表人：吴冰锶，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杰，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孙立宇与上诉人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康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2020）闽0524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立宇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强，上诉人佑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蔡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立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佑康公司返还保证金200,000元；2、佑康公司赔偿因迟延供应猪苗而造成的实际损失246,000元；3、佑康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将佑康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支付给孙立宇的166,700元款项推定为代养费和保证金各占一半不妥，该笔款项全部为佑康公司支付的代养费，因此佑康公司应返还保证金为200,000元。在2019年4月26日付款166,700元的附言中，明确表示为“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此处佑康公司用的是“及”，而不是“和”，“和”是并列关系，而“及”是主次关系、先后关系，主要在前、次要在后，说明佑康公司付款时真实意思表示主要是用于支付代养费，这里的保证金只是起到在佑康公司足额支付代养费之后的填补作用。此外，在2018年3月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中，约定由佑康公司出猪苗、饲料、兽药、养殖技术和饲养管理，孙立宇出场地出人工，饲养费用280元/头。在孙立宇代养期间，共出栏生猪2,911头，合计代养费用应为815,080元，佑康公司付款远远不足以支付代养费用，所以2019年4月26日的付款应全部为支付代养费，已没有余额用来支付保证金。另，孙立宇的饲养成本主要有场地租赁费每年28万元、6名饲养工人1年的工资为259,200元（6人×12个月×3,600元/月），仅这两项饲养成本费用就已高达50多万元，还不包括养殖场水、电、暖、工人生活等费用，而佑康公司付款连支付饲养成本都不够。原审法院认为佑康公司不再向孙立宇养殖场提供猪苗的行为，便视为双方口头协议约定的代养关系终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达成口头协议后，也以实际行为表明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代养关系，理应受合同法约束，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养猪场没有猪苗，便意味着没有收入，并且还要支出各项成本费用，若佑康公司不想再继续合作，就应及时告知孙立宇解除合作关系，或者在孙立宇提出继续供应猪苗要求的同时，告知孙立宇解除合作关系，以避免损失扩大。原审法院认为在最后一批生猪出栏后，双方代养关系即终止不妥，应以佑康公司的告知时间，即在《退户申请书》上签字同意的时间为准。而实际上，在最后一批生猪出栏后，佑康公司不但没有告知孙立宇不会再继续提供猪苗，反而在孙立宇向其提出继续供应猪苗要求时，一再承诺会继续给养猪场提供猪苗，这才导致孙立宇错信佑康公司，没能及时止损，未能及时与养殖场出租方解除租赁合同以及辞退养殖工人，并且还一直以平时养殖状态，保留养殖工人维持养猪场正常运转，随时等待猪苗入场。原审法院认为孙立宇没能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错在孙立宇，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佑康公司理应赔偿因迟延提供猪苗给孙立宇造成的实际损失。孙立宇主张的养殖场地租赁费用、人工费用、水电费、取暖费等均是代养生猪的实际成本支出，也是实际损失，原审法院以双方没有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认为孙立宇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 佑康公司答辩称，孙立宇请求返还保证金20万元无理且缺乏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佑康公司已返还保证金282,000元，未返还保证金只有33,300元。剩余保证金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双方尚未结算。只要经过结算，结算的结果是扣除应当返还315,000元保证金后，孙立宇尚需要向佑康公司支付1,817,462.5元，孙立宇根本无权主张讨回保证金。孙立宇请求赔偿所谓因迟延供应猪苗造成损失246,000元同样缺乏依据，没有道理，不能成立。孙立宇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对猪苗的供应时间和数量是如何约定的。在孙立宇无法举证证明佑康公司应当在什么时间，提供多少数量猪苗的情况下，孙立宇主张佑康公司迟延供应猪苗并给其造成损失不能成立。 佑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立宇诉讼请求；2、支持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孙立宇偿还各项拖欠的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应支付的赔偿1,335,462.5元及返还先期支付的款项482,000元；3、本案一审诉讼费、反诉费和二审上诉费由孙立宇承担。事实和理由：对佑康公司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扫描件以未能提供原件为由，否认该合同的证据效力，未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而且明显违背最高法院在最高行申5629号《行政裁定书》中确立的最新裁判观点和刘贵祥专委在《九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在民商审判中，应当贯彻“在逻辑和价值的互动中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的指导精神和原则，是错误的。最高法院在最高行申5629号《行政裁定书》中确立的最新裁判观点已明确指出，“无法与原件核对的自制件只是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并非完全没有证明效力。对此，可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认定访复议件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要确定没有原件可供核对的扫描件能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键在于有没有其他事实和其他证据相佐证。而佑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合同扫描件，除了扫描件是彩色扫描件，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原件的特征外，其真实性还有其他诸多的事实和证据为佐证：第一、有孙立宇通过诉讼自认方式确认的，其在合同履行期间签署的各项承诺书、保证书等同样是扫描件的文书相佐证。佑康公司被孙立宇“拿走”的证据材料，除了《委托养猪合同》外，还有一系列由孙立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署的各种承诺书、保证书等文件。这些承诺书、保证书，佑康公司同样没有原件而只有扫描件。在一审证据交换和质证期间，原审法庭曾就这些承诺书、保证书是否是孙立宇所签署的问题当庭向孙立宇提出询问。面对法庭询问，孙立宇对有签署这些文书的事实并不敢断然地否定，而只是以“时间久了，记不清”为由进行搪塞。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四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的规定，应当认定孙立宇对有签署这些文书已构成了诉讼自认，该诉讼自认和所签署的承诺书、保证书的扫描件完全可以作为认定《委托养猪合同》真实性的有力佐证。第二、有孙立宇向佑康公司交纳315,300元保证金的事实为佐证。孙立宇交纳315,300元保证金的标准是按佑康公司向孙立宇每提供1只猪苗交纳100元保证金计算的。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佑康公司共提供猪苗3,153头，因此，孙立宇按100×3,153=315300元的标准交纳了保证金。《委托养猪合同》第一条第3款约定每头猪苗100元保证金。孙立宇向佑康公司交纳315,300元保证金正是根据《委托养猪合同》这一约定；第三、有生效判决已确认为真实的《委托养猪合同》文本为佐证。在同样由原审法院同一审判法庭审结的（2019）闽0524民初670号和由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2020）闽05民终1416号〔即佑康公司与张迎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佑康公司提交《委托养猪合同》和《养户承诺书》文本和内容，就是与本案《委托养猪合同》和《养户承诺书》完全一模一样的。在该案件中，《委托养猪合同》和《养户承诺书》真实性已得到两审法院的确认。本案《委托养猪合同》签订于2018年3月13日，佑康公司与张迎的《委托养猪合同》签订于2018年3月5日，两份合同几乎是同时签订。本案委托养猪合同关系发生和履行于河北唐山，而佑康公司与张迎的委托养猪合同关系发生在天津，两者同处在佑康公司同一经营区域。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一直以来，佑康公司在与他人建立委托代养关系时使用的就是本案扫描件合同；第四、有孙立宇明显违背常理和逻辑的自述为反证。孙立宇为了否认有与佑康公司签订《委托养猪合同》事实，杜撰了一个“其只与佑康公司口头约定，由孙立宇为佑康公司代养生猪，每饲养一头出栏由佑康公司支付给其280元”的事实。孙立宇所谓“口头协议”，违背常理和逻辑。不具有可操作性。与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情理上和逻辑上明显相悖。在670号案件中已查明，佑康公司之所以同意与张迎按270元/头标准进行结算，是因为在生猪可以出栏销售时，张迎以拒绝提交生猪供佑康公司出售进行要挟，要求佑康公司只能按270元/头标准对出栏的生猪进结算，而不能按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佑康公司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与张迎签订了协议，按张迎的要求以270元/头对饲养的生猪对张迎进行支付。之后，佑康公司就以每头生猪按270元计算有违公平为由提起该案诉讼。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段，不要说按280元/头的标准委托他人代养，即使是按270元/头的标准委托代人代养也是佑康公司根本无法接受的。孙立宇的诉求行为反常，同样明显有违常理和逻辑。如果孙立宇主张按280元/头代养费进行代养的事实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本案就存在一个十分反常问题，佑康公司共向孙立宇收购生猪2,911头，那么，佑康公司就应当支付代养费280元×2,911头=815,080元，扣除佑康公司已预支付的20万元，佑康公司尚欠孙立宇代养费615,080元。按照正常逻辑，孙立宇理应对此提出权利主张才符合常理和逻辑。但孙立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始至终对615,080元代养费从没有提出过任何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佑康公司仅返还孙立宇保证金198,650元，尚欠116,650元，并判决佑康公司返还，同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保证金争议问题是一笔166,700元究竟是返还保证金或者是支付代养费。在一审证据交换和质证过程中，一审法庭曾向孙立宇询问，佑康公司有没有向孙立宇“支付过代养费，支付多少？”对此，孙立宇当庭明确地回答并确认：佑康公司“有支付过部份代养费，支付的金额为20万元”。因此，佑康公司返还给孙立宇的保证金为：482,000元-200,000元=282,000元，佑康公司尚未返还的保证金为315,300元-282,000元=33,300元。孙立宇请求返还保证金的诉求的条件尚未成就。剩余保证金的返还前提是双方必须经过结算，但双方至今尚未进行结算。 孙立宇答辩称，佑康公司未能提供《委托养猪合同》原件，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佑康公司主张（2020）最高法行申5629号行政裁定书不能在本案中作为参照适用。《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而佑康公司提供的行政裁定书既不是公报案例，也不是指导案例，只是个案判决，在本案中不能参照适用。（2020）最高法行申5629号案例并非民事裁定、判决。佑康公司称合同原件被孙立宇“拿走了”，但佑康公司为何在事后从未采取报警等手段“拿回来”，严重不符合常理。孙立宇向佑康公司交纳的315,300元保证金有佑康公司出具的《收据》为证，与佑康公司提供的所谓《委托养猪合同》毫无关系。张迎案件根本与本案无关。本案双方达成的是代养协议，由佑康公司出猪苗、饲料、兽药、养殖技术和饲养管理，孙立宇只是出场地出人工，平时生猪饲养管理也有佑康公司派出的技术员全权负责，生猪出栏后也是由佑康公司直接对外销售并赚取利润，孙立宇只是收取固定的代养费，至于佑康公司提出的回收标准、料肉比等问题本就是佑康公司应考虑的问题，与孙立宇无关。孙立宇从未放弃追究佑康公司欠付代养费提起另案另诉的权利，由于至今双方仍对2019年4月26日佑康公司支付的166,700元是付的代养费还是保证金存有争议，孙立宇认为付的是代养费，而佑康公司却认为付的是保证金，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确定主张代养费的具体数额。在2019年4月26日付款166,700元的附言中，明确表示为“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2019年2月24日，由于佑康公司长时间不提供猪苗的情况下，孙立宇无奈向佑康公司递交《退户申请书》，并经佑康公司天津公司总经理王海龙签字同意，正式解除了双方合作关系。 孙立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佑康公司返还保证金200,000元；2、佑康公司赔偿因饲养生猪延期出栏所发生的额外费用246,000元；3、佑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佑康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孙立宇偿还拖欠佑康公司的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应支付赔偿款合计1,335,462.5元；2、孙立宇返还佑康公司先期支付款项482,000元，两项诉讼请求合计1,817,462.5元；3、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孙立宇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3月，孙立宇与佑康公司在天津地区的负责人陆晓雄达成代养生猪的口头协议，协议约定由佑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兽药，孙立宇提供场地、人工、水电费、取暖费，佑康公司还派技术员进行养殖指导，生猪出栏时均由佑康公司回收销售。佑康公司先后于2018年3月23日、3月28日、4月25日、5月17日、6月25日分批共向孙立宇提供仔猪3,153头，养殖过程中有242头生猪先后病死，余下的2,911头生猪由佑康公司分期回收出售，最后一次回收生猪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2019年2月24日孙立宇向佑康公司提交退户申请书，申请解除双方的养殖合作，并为此申请退回保证金315,300元，佑康公司在天津公司的总经理王海龙签字同意。佑康公司于2019年2月2日转账200,000元给孙立宇，附言预付代养费；2019年4月9日转账115,300元给孙立宇，附言付退保证金，2019年4月26日转账166,700元给孙立宇，附言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三次以退还保证金和代养费的形式共支付孙立宇48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孙立宇支付给佑康公司的代养保证金315,300元，佑康公司是否已经全额返还？2、孙立宇请求佑康公司赔偿额外费用246000元能否予以支持？3、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能否成立？对第1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2019年4月9日佑康公司转账115,300元给孙立宇，该笔款项孙立宇、佑康公司均予认可是退还保证金。2019年4月26日佑康公司转账给孙立宇的166,700元，孙立宇主张是预付代养费，佑康公司主张是退还保证金，鉴于孙立宇、佑康公司各执一词，且均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转账附言又明确写明是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该转账数额166,700元，法院推定为代养费及保证金各占一半即83,350元。据此，佑康公司已返还给孙立宇的保证金数额为83,350元+115,300元=198,650元，佑康公司未返还的保证金数额为315,300元－198,650元=116,650元。对第2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首先，本案孙立宇、佑康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养猪合同》，最后一批生猪出栏后，佑康公司未再提供仔猪给孙立宇，应视为双方口头协议约定的代养关系已经终止，孙立宇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次，孙立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佑康公司有约定每批次仔猪的提供时间及每批次生猪具体的出栏时间，以及逾期提供仔猪、生猪延期出栏应承担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养殖场地租赁费用、人工费用、水电费、取暖费均是孙立宇承接代养生猪的成本支出，故孙立宇请求佑康公司赔偿各项额外费用246,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第3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佑康公司提起反诉的主要依据是其自行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该份合同因佑康公司未能提供原件核对，法院在证据的分析认定阶段已经具体阐述该合同不被采信的理由，并明确该份合同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依照养殖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养殖公司（佑康公司）应保质保量向代养人提供仔猪、饲料、兽药、并给予技术支持，代养人（孙立宇）应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以及成本控制不当而造成巨额损失。就本案而言，佑康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在代养过程中孙立宇自身管理有重大失误，或者孙立宇利用其提供的饲料、兽药另为第三方养殖生猪，导致孙立宇除了自行承担场地租赁费、人工费等费用外，还应支付给佑康公司1,817,462.5元巨款的事实，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不符合客观实际，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孙立宇、佑康公司口头协议约定的代养关系终止后，佑康公司应返还孙立宇代养生猪的保证金315,300元，佑康公司至今尚欠保证金116,650元未返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立即返还剩余保证金的违约责任。孙立宇诉讼请求的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既缺乏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佑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孙立宇保证金116,650元；二、驳回孙立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990元，由孙立宇负担5,357元，由佑康公司负担2,63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157.16元，减半收取计10,578.58元，由佑康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除佑康公司主张双方有签订书面委托养猪合同外，与孙立宇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1、孙立宇与佑康公司是否签订书面《委托养猪合同》；2、佑康公司尚欠孙立宇未返还保证金数额多少；3、孙立宇主张佑康公司赔偿损失246,000元能否成立；4、佑康公司反诉请求孙立宇偿还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赔偿相应款项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佑康公司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未能提供原件，孙立宇予以否认。佑康公司又主张《委托养猪合同》等原件被孙立宇拿走，孙立宇亦予以否认。佑康公司主张孙立宇在一审诉讼中有自认，但孙立宇的陈述是“我根本没签过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由于佑康公司未能提供《委托养猪合同》的原件，以及对自己主张《委托养猪合同》原件被孙立宇拿走进行举证，而孙立宇又否认签订过书面合同，故对该《委托养猪合同》不予认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佑康公司上诉主张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行政裁定书的观点、一审法院其他案件判决、以及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孙立宇行为有违常理等为由主张应对《委托养猪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佑康公司尚欠孙立宇未返还保证金数额多少问题，孙立宇与佑康公司确认佑康公司已经退还孙立宇款项为482,000元，根据孙立宇在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时陈述：“没有正式结算，只有被告支付给我200,000元的代养费，自始至终我一共收到本诉原告482,000元，这200,000元包含在482,000元以内。”可以认定孙立宇承认收到的款项中代养费是200,000元，佑康公司退还孙立宇的482,000元中有282,000元是退还保证金。一审法院以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未能举证以及转账附言写明预付代养费及保证金，推定2019年4月26日佑康公司转账给孙立宇166,700元为代养费与保证金各占一半即83,350元，不符合事实，本院予以纠正。佑康公司已退还孙立宇保证金282,000元，尚欠保证金315,300元－282,000元=33,300元。关于孙立宇主张佑康公司赔偿损失246000元能否成立，孙立宇主张该损失246,000元包括额外产生的场地租赁费、人工费、电费、取暖费、生活费、额外发生仔猪运费等，但孙立宇未能举证前述费用属于额外产生的费用以及应由佑康公司承担，存在举证不能，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佑康公司反诉请求孙立宇偿还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赔偿相应款项是否成立，前述猪苗、饲料、兽药款项和相应赔偿款，佑康公司的主要依据是其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的相关约定，因此，该反诉请求成立的前提是佑康公司提供的《委托养猪合同》真实存在，但如前所述，《委托养猪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佑康公司的反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认定佑康公司已退还孙立宇保证金存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2020）闽0524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2020）闽0524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孙立宇保证金33,3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8.58元，由孙立宇负担1,578元，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9,000.58元。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7,990元，由孙立宇负担7,000元，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99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1,157.16元，减半收取10,578.58元，由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海清 审判员  蒋秀华 审判员  孙 越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金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