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3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建强，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丽，女，197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永厚，男，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刚，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建华，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蒙古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平，内蒙古恒众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建强、武永厚、杜丽因与被上诉人高建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4民初2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和调查，因二审无新证据、新事实和理由，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建强、武永厚、杜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高建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高建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一)关于任建强、杜丽与高建华的欠款和还款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2018年3月26日,任建强、杜丽向高建华借现金200万元,后归还50万元,截至2019年3月26日,剩余借款为150万元。该事实在高建华第一次起诉的诉状中自认:2018年3月26日,任建强和杜丽向其借款200万元,截至2019年3月26日,任建强偿还了50万元,剩余本金150万元重新出具了借条一张,武永厚作了担保。2.2019年3月26日的剩余借款150万元已经由任建强和杜丽全部还清。任建强和杜丽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证明: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向高建华还款11笔,合计228万元。具体还款明细如下:(1)2019年9月24日的两笔款项11万元和29万元,是任建强归还高建华2019年9月20日的临时借款40万元。(2)2019年10月30日的5万元、2019年10月31日的5万元,2019年11月15日的20万元,2019年12月5日的3万元,共计33万元,是任建强归还高建华向邢文杰代为支付的50万元的部分款项。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3)2019年8月5日任建强向高建华还款25万元,2019年9月12日归还30万元,杜丽2019年9月19日代替任建强归还高建华款项100万元,至此,剩余150万元本金及利息5万元均已还清。因此,2019年3月26日借条所载150万元本金及利息5万元,任建强、杜丽已经全部还清,不应再承担还款责任。武永厚作为借款的担保人,主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完毕,担保责任也随之消灭,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二)关于150万元借条的落款时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合逻辑,且证据不足,存在严重错误。高建华在庭审过程中称“2019年3月26日”是2019年9月签署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也仅凭没有出庭作证的高某的证词就认定借条时间为2019年9月,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高建华在第一次起诉的诉状中明确自认:“2019年3月26日,任建强在武永厚的担保下为高建华重新出具借条一张,借款本金150万元。”2.高建华主张借条提前出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常理。2018年3月26日200万元的借条明确最后还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还清,高建华要求任建强于2019年3月26日重新出具借条,完全符合常理。而且,2019年9月份,任建强和杜丽已经向高建华归还借款本息155万元。此时,任建强再向高建华重新出具一张150万元的借条,完全不合常理,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完全相违背。3.高建华在一审庭审中表示150万元借条的落款时间写到2019年3月26日,是因为任建强与杜丽在2019年9月26日之前已经离婚,所以要提前半年出具。但是,经一审查明,任建强与杜丽是在2019年9月30日才离婚,双方在一审中向法庭出示了离婚证。因此,高建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4.关于一审判决第7页“杜丽认可该借条实际上是9月份签订”的事实,涉案150万元借条中并没有杜丽的签名,150万元借条签字的相关事宜杜丽实际并不了解。5.关于高某的证词,其明确表示150万元借条“实际打条子的时间是2019年8月份,具体时间忘记了”。而高建华庭审时称实际时间为2019年9月,证言与庭审时高建华所言有重大出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上述五条理由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借条出具时间的认定错误,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混淆了当事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和买卖法律关系,裁判理由模糊,且存在严重主观臆断。(一)高建华和任建强在2019年3月26日之后发生的车辆、房屋等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所涉的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完全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淆处理。高建华一审提供的证据2显示:2019年6月20日其与任建强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共计货款为85万元，任建强也认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且拖欠了相应货款，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二）杜丽在车辆、房屋买卖合同上均未签字，不知情，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不应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武永厚对上述两份买卖合同未提供任何担保，车辆、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发生在前述借条之后，武永厚仅书面同意了高建华与任建强之间债权债务由200万元变更为150万元，但未同意为买卖车辆和房屋提供担保。涉案150万元债务本息已全部结清，高建华主张武永厚承担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当全部驳回。一审法院在认定民间借贷和买卖合同关系时,语焉不详,试图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模糊处理,明显出现了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错误。   高建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建强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任建强、杜丽在2018年3月26日向高建华借款200万元,武永厚作为担保人的事实是明确的。后期任建强出具给高建华的150万元借条，如何出具及出具的时间在高建华第一次起诉和第二次起诉的庭审中如实进行了陈述,一审法院也进行了认定。任建强、杜丽在无法偿还200万借款的剩余部分169万元的情况下同意以房抵债。但是,因抵债房屋被法院查封,高建华和任建强、杜丽解除了以房抵债协议。2019年8月5日任建强向高建华支付的25万元和2019年9月12日杜丽向高建华支付的100万元,再加上任建强、杜丽的购房人给高建华支付的购房定金5万元,高建华共计收到任建强、杜丽支付130万元。高建华在任建强的指示下将这130万元中的50万元交付给了邢文杰,任建强实际偿还了高建华80万元。剩余89万借款,再加上6万元的利息,任建强、杜丽尚欠高建华本息是95万元。之后任建强在2019年9月12日支付了购车购房款85万元中的30万元,将剩余购车购房款55万元和之前的借款95万元合计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因此，任建强等人所称的该借款已经全部偿还根本不是事实。150万元借条虽然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但是实际出具日期为2019年9月中旬。高建华第一次起诉状中所写内容是为了与提供的证据相吻合,在庭审中高建华也如实陈述了事实。出具借条的时间高建华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杜丽在(2020)内0104民初61号民事案件开庭笔录中也认可借条是9月份签署。虽然杜丽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但是作为共同借款人的杜丽不可能不知道该事实。证人高某作为高建华的同事和任建强的亲属不可能陈述虚假事实,因为签字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证人高某出现记忆的偏差也属于正常。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出具的借条绝对不是2019年3月26日，只能是高建华和杜丽认可的9月份。二、本案中虽然存在多重法律关系的重合,但是一审法院判决任建强等人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150万元借条中的款项来源及款项组成，任建强等人是非常清楚的。95万元的借款来源于高建华向任建强出借的200万元剩余部分,55万元的借款来源于高建华向任建强出售房屋和车辆欠款的剩余部分，两项合计后任建强才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武永厚是清楚该事实后才作为担保人签的字,杜丽虽然没有在150万元的借条上签字,但是作为任建强的配偶共同向高建华借款200万元,且150万元中的部分借款来源于200万元借条所载款项,购房购车也是发生在任建强和杜丽离婚之前,所以形成的债务应由任建强和杜丽共同承担。三、任建强认可欠付购车款和房款共计是85万元,与高建华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正好数额一致,才导致任建强等人只认可拖欠85万元是购车款和购房款而非借款,是任建强等人在借题发挥、混淆事实,且不符合逻辑。高建华在第一次诉讼时,已经同意任建强等人将奥迪车以32万元的价格退回且已经交付高建华。所以任建强不可能还欠付85万元的车款和房款,退车后剩余车款和房款为53万元,不是85万元。所以，任建强隐瞒了欠付高建华款项组成的事实,没有对法庭如实陈述,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高建华提供的相应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任建强等人为了逃避责任故隐瞒真相,混淆视听,提出的上诉理由经不起事实和法律的推敲。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高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任建强、杜丽、武永厚连带偿还借款85万元人民币；二、判令任建强、杜丽、武永厚从2019年6月27日开始按月利率1.2%支付相应的利息,直至本利全清为止；三、判令任建强、杜丽、武永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6日,任建强、杜丽(原为夫妻关系)向高建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高建华现款人民币200万元,月利率为1.2%,于2018年9月15日前付50万元整,于2018年11月26日前本息全部结清,武永厚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9年3月6日,高建华与任建强、杜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任建强、杜丽自愿将位于石羊桥南路以东、滨河北路以北的××区住宅楼出售给高建华。任建强出具证明,载明兹有任建强、杜丽与高建华关于“万锦南堤香墅”小区X楼X单元X号房屋出卖一事达成以下约定:任建强、杜丽于2019年8月6日前一次性退还高建华原购房款壹佰陆拾玖万壹仟柒佰柒拾柒元陆角肆分。高建华愿将该套房屋退还任建强、杜丽。若不能按时退款,任建强、杜丽应无条件协助高建华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因任建强欠案外人邢文杰借款,被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为了解除房屋保全措施,高建华代任建强向案外人邢文杰还款50万元。对此,任建强表示认可。2019年3月26日,任建强向高建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高建华现款人民币150万元整,月利率1.2%,于2019年6月26日前本息全部还清,武永厚对该笔款项提供担保。对此,高建华主张该欠条形成时间为2019年9月,系任建强偿还完部分借款,剩余借款95万元加尾欠车款、房款55万的基础上向高建华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因任建强与杜丽于2019年9月离婚,故将借条落款时间提前半年。2019年6月20日,任建强与高建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及《车辆买卖合同》,分别约定高建华将位于××县东户以30万元价格出卖给任建强,将×××奥迪A8及×××大众途锐共计5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任建强。任建强陆续还款,并将×××奥迪A8返还高建华,并认可剩余85万元尚未支付。高建华于2019年12月24日提起诉讼,后撤诉。另查明,任建强与杜丽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婚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高建华主张2019年3月26日所出具的欠条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9月,对此提交高某的证词,且在该院(2020)内0104民初61号民事案件中,杜丽认可该借条实际上是9月份签的,其与任建强已经离婚,但在本案庭审中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杜丽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任建强抗辩其已经偿还完毕200万元欠款,根据借据形成时间及还款时间,尚不足以认定任建强所还借款确系偿还200万元，故确认任建强系在剩余借款95万元加尾欠车款、房款55万的基础上向高建华出具150万元的借条,因任建强在借条出具后向其偿还33万元,且将×××奥迪A8以32万元的价格返还高建华,故任建强尚欠高建华85万元,任建强应向高建华偿还8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8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2%支付利息至欠款实际付清止。武永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上述借款行为、房屋买卖及车辆买卖行为均发生在任建强、杜丽婚姻存续期间,故杜丽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任建强、杜丽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高建华借款本金85万元及利息(以8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2%支付利息至欠款实际付清止)；二、武永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6150元,由任建强、杜丽、武永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杜丽在一审法院（2020）内0104民初61号案件的开庭中称，涉案150万元的借条实际上是9月份签订的，其已经与任建强离婚，故从杜丽的陈述上来看，其认可该借条实际形成于其与任建强离婚之后。   2.任建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称其认可欠高建华85万元，但对所欠85万元的性质陈述前后不一致：其在答辩时称该85万元系其所欠的车款和房款；在法庭辩论时，其又称该85万元系其给高建华代卖七套房产的差价款。任建强在二审中对于尚欠高建华的款项数额及款项构成前后陈述含糊不清且存在矛盾。   3.任建强二审庭审中称其于2018年3月向高建华借款200万元后，通过内蒙古汇丰粮食物流有限公司向高建华指定的他人账户转账50万元，故其就剩余150万元为高建华出具涉案借条。因此，本院要求任建强在指定期间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后任建强提交其内蒙古托克托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转账记录一份，并在代理词中陈述其于2018年12月22日向高建华转账130万元，其中50万元偿还了涉案借款，80万元系支付高建华房屋款项。综上，任建强对于该50万元的偿还主体、接收款项主体、款项数额等基本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   本院认为，对于涉案15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杜丽在以往诉讼中明确认可该借条形成于其与任建强离婚之后，虽与高建华及案外人高瑞金的陈述不完全一致，但考虑到他人对任建强与杜丽的离婚时间并不完全清楚，且结合高建华与任建强经济往来的情况，各方对于借条形成具体时间的差异陈述并不影响对借条性质的判断，故一审法院对该借条形成时间的认定并无不当。高建华称前述借条是双方对以往借贷、买卖、垫付等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且对于任建强尚欠的85万元，高建华在历次庭审中对于结算过程、款项构成及偿还情况均做出了明确合理的陈述且提供了相应证据佐证，达到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任建强认为前述借条仅系其欠付高建华的借款，但其对借款偿还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在其与高建华之间存在长期、多种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其对前述借条由来的陈述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同时，任建强对于尚欠高建华的款项数额、性质及构成的陈述含糊不清且相互矛盾。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涉案150万元借条构成及欠款85万元由来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武永厚的还款责任，因武永厚作为保证人在争议借条上签字，故武永厚应对任建强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于杜丽的还款责任，因争议欠款由任建强和高建华之前的借贷、买卖及垫付行为结算而来，而前述行为均发生在任建强与杜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借贷关系源于任建强与杜丽的共同借款、买卖关系属于任建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值或处分行为、垫付行为源于任建强和杜丽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保全，故一审法院判令杜丽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任建强、武永厚、杜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任建强、武永厚、杜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丰愷   审判员 张雪杨   审判员 洪齐艳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法官助理 刘 雯   书记员 马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