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2民终6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留贯，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勇，新疆雪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登民，男，1978年4月18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白点，男，1970年12月18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莲，乌苏市南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留贯、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19）新4202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留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勇、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留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租赁费120,420元，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相差8万余元是错误的。1．一审认定二被上诉人收到采棉机的时间是2017年9月16日而不是合同约定的2017年8月1日，此认定完全错误。本案采棉机是2017年8月1日交付二被上诉人是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的。刘白点在录音证据中明确认可采棉机是2017年8月1日从精河县开回乌苏的，对此刘白点当庭也认可，只是辩解采棉机开回后一直停放之后维修保养。被上诉人自认收到采棉机的时间根本不是2017年9月16日，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出警记录时间为2017年9月16日，意图证实因采棉机故障不能采棉花，有农户报警，上述证据显示2017年9月16日本案采棉机已经下地正常采棉花。因此二被上诉人收到采棉机的时间绝不是一审认定的2017年9月16日。2．本案采棉机正常的工作时间为每年的9月下旬至11月就基本结束，这个时间段一审判决经调查也已确定。一审判决自2017年8月1日开始计算采棉机租赁费用显然不符合现实状况，本案采棉机实际工作时间是9月下旬，即便如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在2017年8月1日交付给被上诉人，但也未造成实际损失，一审判决仍然按照每天1,838元扣除租金，是不公平的。 王登民、刘白点辩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合同约定了蒋留贯应承担的责任，其应按时按质将完好的采棉机交付我方，但是合同签订一个半月后才将不是完好的采棉机交付我方，致使我方与农户签订的采棉合同不能履行，农户还进行报警，给我方造成了损失。蒋留贯一直承诺并出具委托书，说维修车辆的费用由我方先垫付，事后算账。因维修人员已经去世，无法出庭作证。蒋留贯违反合同约定，将有瑕疵的采棉机交付给我方，给我方造成维修费用十几万的损失，应当由上诉人蒋留贯承担。一审判决就本案采棉机未按时交付的事实核实清楚，但对维修费未予折抵，故我方也提出上诉。 王登民、刘白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开庭审理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事实认定不清。双方合同约定如被上诉人未按时按质将采棉机交付上诉人，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被上诉人负责赔付。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将采棉机交付，事隔一个半月后才交付，且交付的采棉机一直漏油，发动机无法工作，致使采棉机无法正常使用，一切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付。结合被上诉人的上述违约行为，被上诉人明知自己没有租赁权和采棉机无法正常使用后，给上诉人出具委托书一份，将涉及采棉机的一切工作授权给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予以认可，由此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由租赁合同关系转为委托关系。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被上诉人未按时交付的违约行为，却依然判决上诉人给付租赁费，明显事实不清。2．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违约、欺骗行为和无权租赁行为提起反诉。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帮忙垫付维修费后，一直承诺并给上诉人出具委托书，维修费事后算账，并承诺问题解决后再将采棉机取回。2018年8月，双方协商互不相欠，被上诉人安排司机将采棉机开走，并出具证明一份。但一审法院却忽略如此重要的事实，依然判决上诉人给付租赁费，明显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 蒋留贯辩称，1．刘白点、王登民称蒋留贯没有按时按质交付采棉机，我方不认可。针对交付的时间我方已经上诉。我方是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了采棉机，不存在没有按时交付的情况。刘白点、王登民称采棉机漏油和发动机有损坏，不是事实，没有证据证实。2018年蒋留贯将采棉机开回乌苏市，如果漏油不能开回去。我们交付的时候没有质量问题，只是需要维护保养。2．上诉人称由于蒋留贯出具委托书，所以租赁关系转为委托关系，我方不认可，本案是租赁关系，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由租赁关系转为委托关系。委托书是为了对方使用采棉机方便才出具的，没有表述让对方维修的内容，出具委托书后刘白点、王登民还支付了4.5万元的租赁费，所以他们是认可继续租赁的。3．针对刘白点、王登民的反诉部分，我方认可一审判决。维修保养费根据合同约定应由对方承担，不应由蒋留贯承担。刘白点、王登民称2018年8月双方协商后互不相欠，将采棉机开走，是其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实。 蒋留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采棉机租赁费205,000元。 王登民、刘白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采棉机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租赁费45,000元；3．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维修费11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8日，原告蒋留贯（作为甲方）与被告王登民、刘白点（作为乙方）双方签订《采棉机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将完好能用的六头凯斯42L1666号采棉机的使用权租赁给乙方。租赁时间：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15日。租赁价格：250,000元／年（1,838元／日），应于每年的11月30日前付清。乙方收到采棉机正常使用期间如因任何原因造成不能使用的，应由甲方向乙方赔付经济损失。乙方负责采棉机的保养与维护及安全、保险与保管。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赁费45,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自2016年以来六头凯斯42L1666号采棉机实际经营者是蒋留贯。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蒋留贯与被告王登民、刘白点签订《采棉机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沙湾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新4223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理查明可知自2016年以来六头凯斯42L1666号采棉机实际经营者是蒋留贯，故原告蒋留贯作为出租人将其经营的采棉机租赁给二被告使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蒋留贯主体资格适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采棉机租赁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录音中关于交付车辆的时间均是由原告个人口述，被告刘白点并未明确表示自2017年8月1日收到原告交付的车辆。以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向被告交付车辆的时间系2017年8月1日，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结合被告向法庭自认的收到采棉机的时间及乌苏市采棉行情的调查，法院确定采棉机的租赁期间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止共计90日。结合原、被告约定租赁费1,838元／日，共计165,420元（90日×1,838元／日），减去二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的45,000元，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租赁费120,420元。故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租赁费120,42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于合同中约定乙方即被告刘白点、蒋留贯负责采棉机的保养与维护，负责采棉机的安全、保险与保管，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按其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其义务。故被告主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采棉机租赁合同》无效及原告退还租赁费45,000元、支付维修费112,000元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王登民、刘白点应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蒋留贯支付租赁费120,420元；二、驳回原告蒋留贯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王登民、刘白点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提供了5份销售单共7张总计37,330元，证明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对车辆进行了维修，该笔维修费不包括在一审反诉请求中。上诉人蒋留贯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不是盖章的正规发票，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时间是2017年11月份，采棉时间已过，所以不存在我们交付时采棉机不能使用的情况。同时根据票据上的货品名称可以看出，不是因为采棉机损坏才维修的，都是正常维护保养的费用，对维护保养的费用合同有约定，应该是承租人承担。对该组证据因无销货单位公章，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5份销售单中有3份的客户栏是“刘百典”，时间是2017年11月，在采棉机交付三个月后，不能证明蒋留贯交付的采棉机不符合合同约定。其余2份客户栏分别是刘开军和王永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采棉机的交付时间如何认定。3．合同履行期间产生的维修费应由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关于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双方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采棉机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签订合同的当天，上诉人蒋留贯给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出具采棉机授权书，该授权书内容仅表明蒋留贯将采棉机的一切工作授权给上诉人王登民和刘白点，并未明确替代租赁合同，且该授权书的授权期限与租赁合同的期限一致，证明该授权书仅是为了方便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使用采棉机。且在签订租赁合同和出具授权书后，王登民、刘白点还向上诉人蒋留贯支付了45,000元租赁费，故双方应为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采棉机的交付时间，一审时，蒋留贯提供了电话录音，在录音中，蒋留贯称：“前年你们去精河开车是8月1日开的吧，应该是8月1日，当时不是堵到高速上了吗？”刘白点回答：“对，嗯”。在一审庭审中，刘白点亦对该录音内容表示认可。故应认定采棉机的交付时间是2017年8月1日，一审认定为2017年9月16日，仅为王登民的个人陈述，没有证据证实。故王登民、刘白点应按合同约定向蒋留贯支付租赁费25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45,000元，还应支付205,000元。 关于合同履行期间的维修费负担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出租人应按时按质交付完好能用的采棉机，否则承租人发生的一切损失由出租人赔付。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主张蒋留贯交付的采棉机不符合合同约定，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修理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承租人负责采棉机的保养与维护。从字面意思上看，维护不能等同于维修，一般来讲，维护是指按照设备的安全使用周期，在出现故障之前进行的保养或是零部件更换，维修则是对出现故障的设备进行修理，否则就无法使用。因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保养与维护由承租人负责，并未约定维修费的负担，则按照法律规定，维修费应由出租人蒋留贯承担。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在一审时主张维修费为112,000元，其提供的证据中部分票据没有维修单位的公章，部分证据仅是白条，不属于有效证据，不具有证据力，还有部分费用是购买液压油、清洗液、黄油等消耗品而产生，应属于维护和保养费用，不属于维修费用。但其2017年9月23日和2017年10月11日更换传动轴的票据有修理单位公章，应为有效证据，该笔费用用于更换采棉机的重要配件传动轴，应属于维修费用，两次更换产生的费用合计37,000元，已由王登民、刘白点垫付，蒋留贯应向王登民、刘白点支付。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关于2018年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租赁费与维修费相抵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蒋留贯的上诉请求成立，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19）新4202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向上诉人蒋留贯支付租赁费205,000元； 三、上诉人蒋留贯向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支付维修费37,000元； 四、驳回反诉原告王登民、刘白点的其他反诉请求。 上述二、三项相抵后，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蒋留贯支付租赁费168,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188元，由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负担1,220元，由上诉人蒋留贯负担5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8元，由上诉人蒋留贯负担893元，由上诉人王登民、刘白点负担1,8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淑桂 审 判 员  张艳梅 审 判 员  张 莉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杜慧杰 书 记 员  朱**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