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1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云娥，女，1951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臻，男，袁云娥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芳，女，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东方华垦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楼2层C2038。法定代表人：曾凡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军，男，北京市东方华垦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袁云娥因与被上诉人刘芳、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东方华垦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华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9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云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中刘芳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遗漏了一些事实和证据导致了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一审的庭审证据材料，东方华垦公司与刘芳2017年2月2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统称《2017协议》）未通知袁云娥，该债权转让对袁云娥不发生法律效力。2.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并非股权转让纠纷，对方以股权转让提起诉讼是为了掩盖不正当的目的和动机。一审遗漏了东方华垦公司和袁云娥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后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款还款的协议，从这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是特定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中约定，如果袁云娥不能支付东方华垦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则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合同，后果就是袁云娥返还东方华垦公司股权，东方华垦公司返还价款。袁云娥认为合同的内容决定了合同的性质，东方华垦公司和袁云娥都是小红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东方华垦公司对袁云娥债权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该份债权不可转让。3.刘芳向袁云娥主张（2018）京刑终54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应当由东方华垦公司退赔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刑事判决发生效力后，一审法院已经于2018年执行立案了，根据《2017协议》，东方华垦公司对于袁云娥享有的债权又折抵刘芳对东方华垦公司的债权。在该判决文书中仍然判决刘芳对东方华垦公司享有债权并且该案已经进行到了执行程序，执行款项157万元还款给了刘芳，故一审法院认定东方华垦公司对袁云娥享有的债权由刘芳享有，一审判决错误。刘芳辩称，本案袁云娥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东方华垦公司与刘芳签订《2017协议》之后向袁云娥履行了通知义务，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2017年2月28日，双方签订了《2017协议》，当日东方华垦公司签署了对于袁云娥的委托付款通知，其中明确载明了袁云娥支付两笔款项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2017年3月2日，东方华垦公司将债权转让的事项告知了袁云娥，同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另案关于其他四人的代理权案件中已经查明了该协议书的效力，并且认定东方华垦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海淀法院判决后余刚劲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维持一审判决，现在判决已经生效。袁云娥在2017年3月29日向刘芳偿还了200万元，该200万元视为已经履行了债权转让文书项下的第一笔付款义务，袁云娥提出所谓的《2016协议》，目的是为了混淆事实，达到不履行债务的目的。本案的案由是债权转让纠纷还是股权转让纠纷并不改变本案的基本事实，即东方华垦公司将其对袁云娥的债权转让给刘芳，自然取得了向袁云娥主张债权的权利，该权利是不可撤销的，与案由无关。刘芳认为刑事判决书项下的款项与本案刘芳所主张的债权并不矛盾，刘芳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袁云娥主张权利，因为债权转让协议具有无因性，袁云娥无权以基础法律关系抗辩其付款义务，根据刑事判决书中相应认定的事实，东方华垦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是完全认可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文书，而且也明确表示刘芳可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实现债权，反映了双方签订债权转让文书的真实性和有效。袁云娥在本案之前与余刚劲的诉讼中承认了东方华垦公司已经将其债权转让给了刘芳，所以余刚劲案发回重审。东方华垦公司述称，不认可一审判决，《2017协议》的前提是要取得刘芳对东方华垦公司实控人曾祥文的谅解书争取减刑。协议签订之后东方华垦公司确实没有通知袁云娥，袁云娥也是通过其他的途径知道东方华垦公司和刘芳签署该份协议。从始至终刘芳在曾祥文案件中没有出具谅解书也没有作出对曾祥文量刑有帮助的行为，虽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东方华垦公司和刘芳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性不予认可，刘芳确实作为受害人已经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决要求东方华垦公司承担退赔责任，同时又想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债权转让协议，动机确实具有不正当性，东方华垦公司不予认可，同时东方华垦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祥文也多次提到了不同意把钱给刘芳，东方华垦公司其他的投资人也是与刘芳同样的情况。刘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云娥向刘芳偿还欠款本金5279220.69元；2.袁云娥向刘芳支付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以5279220.69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以5279220.6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8日，甲方东方华垦公司与乙方刘芳签订《2017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袁云娥于2016年5月27日就小红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小红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袁云娥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9348378.07元，截止目前，已支付6278000元，未支付金额为13070378.07元。2016年12月29日，经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甲方与袁云娥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下统称《2016协议》）：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申请撤诉，在确认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一周内，袁云娥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3070378.07元，其中的250万元已经在2017年1月20日由东方华垦公司指定袁云娥支付给刘芳；余下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分两期支付，第一期：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400万元；第二期：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600万元。本协议甲乙双方，就前述甲方获得的部分债权转让给乙方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为甲方债权人，截止目前，双方债权债务尚未结清。二、甲方同意将其从袁云娥处获得的债权，部分转让给乙方，以折抵此前欠款。三、甲方承诺向袁云娥出具“委托付款通知书”，指令袁云娥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收款金额：第一期200万元，甲方指令袁云娥于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第二期600万元，甲方指令袁云娥于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四、甲方承诺：前述对乙方的债权转让不因任何事宜撤销。五、甲方承诺：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三日内，将本协议涉及的债权转让及付款指令送达袁云娥。六、如袁云娥未在前述日期内履行付款义务，甲方同意乙方直接向袁云娥主张权利。《2017协议》签订后，袁云娥于2017年3月29日向刘芳转账支付200万元。2017年4月12日，案外人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认为，东方华垦公司承诺就其与袁云娥签署的《小红象股权转让协议》的应收账款让渡给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故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要求袁云娥在其对东方华垦公司的债务范围内，支付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本金231万元、滞纳金517255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1814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的诉讼请求，袁云娥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东方华垦公司已经将其对袁云娥的债权部分转让给刘芳，并履行了通知袁云娥的义务，且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与华垦公司签订的《权益代持协议》不具有债权转让性质，不产生债权转让法律效力，驳回了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的诉讼请求。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京01民终5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东方华垦公司、曾祥文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刑终5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责令东方华垦公司退赔违法所得685万元，发还被害人刘芳。经北京市第三人民中级法院执行，已经发还刘芳1570779.31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执597号执行裁定书，因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东方华垦公司与刘芳签订的《2017协议》的效力，东方华垦公司主张曾祥军并未取得授权，擅自在《2017协议》中加盖公章，构成无权代理，该《2017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公章是公司对外表达意思的形式载体，东方华垦公司在《2017协议》上加盖公章，足以彰显东方华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东方华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曾凡国，曾祥文对此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生效。故一审法院认定《2017协议》有效。东方华垦公司已经将其对袁云娥的部分债权转让给刘芳，袁云娥应当向刘芳履行付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根据袁云娥与东方华垦公司之间的协议，袁云娥应当在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600万元。现袁云娥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刘芳受让债权的同时，取得要求袁云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从权利。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于2017年4月12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袁云娥在其对东方华垦公司的债务内向余刚劲、冯美连、梁水强、柯初晴支付2827255元，从袁云娥的角度讲，该笔款项应当如何履行并不确定，在生效判决作出前，其暂不向刘芳支付相应款项具有合理性，故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生效判决前，袁云娥无需向刘芳支付该笔款项对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在生效判决作出后，袁云娥暂不向刘芳支付款项的合理抗辩事由消灭，袁云娥仍不支付款项，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关于《2017协议》与（2018）京刑终54号刑事判决书责令东方华垦公司退赔违法所得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具有无因性，袁云娥作为债务人，无权以原债权人与新债权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抗辩其付款义务，故对于袁云娥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袁云娥向刘芳支付的款项，应当冲抵东方华垦公司向刘芳的退赔义务，对此一审法院予以明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判决：1.袁云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刘芳股权转让款本金5279220.69元；2.袁云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刘芳逾期付款利息（以2451965.69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以2451965.6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14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5279220.69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驳回刘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袁云娥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证据1.刘芳2019年6月12日《民事起诉状》，证据2.刘芳2019年6月12日起诉提交的《证据目录（原告）》，证据3.刘芳2019年6月12日起诉提交的“证据2《委托付款通知》（2017年2月28日）”，证据1、2、3共同证明刘芳2019年6月12日刘芳对袁云娥提起合同纠纷，该案件在海淀法院审理，除案由和争议金额不同外，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相同，并且刘芳在另案的诉讼请求中明确了向对方发送的委托付款通知书证明其履行了通知义务；证据4.（2018）京03执59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证明刑事判决已经执行且执行了刘芳对东方华垦公司的债权157万余元，在已经退赔刘芳的情况下不应再于民事案件中处理，刑事判决书的生效和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说明对刘芳该案的否定性评价。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述证据形成在本案的一审之前，不能作为定案事实的证据，且无论刘芳6月12日以何种事实何种请求提起诉讼，不影响本案刘芳的主张，诉讼争议焦点以本案查明的事实为准，且在余刚劲等四人的诉讼中，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了东方华垦公司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本案在开庭时袁云娥也认可了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所以上述证据与事实不符，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同时157万元不是本案刘芳主张的范围，在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东方华垦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并且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东方华垦公司称，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同意袁云娥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刘芳对于证据1－4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但上述证据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对袁云娥发生法律效力；二是本案所涉款项与刑事判决书责令东方华垦公司退赔违法所得的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袁云娥主张东方华垦公司未尽到通知义务，故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对袁云娥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2017协议》第五条中明确约定，东方华垦公司在合同签订三日内将债权转让及付款指令送达袁云娥。袁云娥确于2017年3月2日，在东方华垦公司的通知下到康达律师事务所，在刘芳的见证下，袁云娥在《2016协议》上重新签字。且《2016协议》中明确载明袁云娥向刘芳付款的相关事宜；其次，根据各方庭审陈述，东方华垦公司称《2016协议》与《2017协议》是一脉相承，故袁云娥应该知道是代东方华垦公司向刘芳还钱，只是袁云娥不愿意在东方华垦公司与刘芳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故东方华垦公司才折衷以前述方式予以通知，袁云娥在一审中亦明确表示2017年3月2日，其知道东方华垦公司把债权转让给刘芳；再次，根据已生效的（2018）京0108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亦已明确认定东方华垦公司已经将其对袁云娥的债权部分转让给刘芳，并履行了通知袁云娥的义务。综上，本院认为，袁云娥关于东方华垦公司未尽到通知义务，故《2017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抗辩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发生在刘芳与袁云娥之间，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在刘芳与东方华垦公司之间。鉴于债权转让的无因性，袁云娥作为债务人，无权以东方华垦公司与刘芳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抗辩其对刘芳的付款义务。且一审法院亦已明确，袁云娥向刘芳支付的款项，应当冲抵东方华垦公司向刘芳的退赔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袁云娥支付刘芳股权转让款本金为5279220.69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此外，关于本案诉争案由的确定，本案系债权受让人刘芳与《2016协议》中合同债务人袁云娥之间的合同争议，而非债权转让合同（《2017协议》）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故一审依据《2016协议》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袁云娥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影响本院根据现有证据所作出的判断，相关论述一审判决中亦已详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袁云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31元，由袁云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陈 实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李连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