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光玉，男，1971年1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5302200611021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美林，男，1965年1月18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鹏，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410648350。上诉人吴光玉因与被上诉人韦美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光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吴光玉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韦美林向上诉人吴光玉返还出资款40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05年4月8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计算截至2020年6月5日，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为364142元）；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韦美林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判决未对《收条》及基于《收条》的出具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合伙关系进行任何的认定。其一，无论是进行磋商、达成合意，还是成立合伙关系，根据《收条》所载内容，均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一审判决忽视了《收条》的存在，并未认定基于《收条》的出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各自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至于被上诉人与路西祥之间又是何种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亦未加认定，现情况不得而知。其二，根据《收条》，并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来看，《收条》是形成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用于约定并规范双方之间的合伙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出资入伙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合伙关系，将其出资用于被上诉人投资入股煤矿，进而欲实现从被上诉人处获取固定分红的出资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层面。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是被上诉人在筹集资金后，以自己的名义与煤矿其他股东共同投资入股煤矿，开展相关煤矿经营管理。这种分层面的不同合伙及投资关系，在涉及煤矿的合伙及投资事务中，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已被法院在处理涉煤矿纠纷中普遍确认。其三，基于《收条》的出具，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形成的合伙关系，无论基于明股实债，还是基于借贷，或是出资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作为与上诉人相对的另一方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现均应向上诉人承担返还出资款400000元的责任。在被上诉人依约收取了上诉人的出资款后，被上诉人并未获得投资入股煤矿的机会，其未签订《入股合同书》、未投资成功，更未参与煤矿的任何经营管理，导致了上诉人未能实现向被上诉人出资入伙从而从被上诉人处获取固定分红的出资目的。第二，一审判决错误界定《收条》性质，将本就作为收款凭证的《收条》，错误等同于仅作为确认借贷关系的借条，进而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认为上诉人仍须进一步举证证实款项交付事实；且在被上诉人已自认上诉人交付了出资款的情况下，仍错误的以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前已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该400000元为由，径直错误的驳回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一，关于《收条》，无论从其字面含义、还是从其内在意义来看，其所应当具备的性质为，系收款人向付款人出具并确认其已收到款项的凭证。相应款项无论是直接交付给收条列明的收款人，还是按照收条列明的收款人的指示转交给第三人即路西祥或其他人，并不影响凭借《收条》来确认收款人即被上诉人已确认收到了付款人即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其二，暂且不论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复印件是否真实，及所称此《借条》原件已由路西祥交给上诉人是否属实，仅从被上诉人提交《借条》复印件这一行为，并结合被上诉人陈述的“由其先出具《收条》给上诉人，后又由路西祥出具《借条》”来看，从时间逻辑上看，是先有《收条》，而后又再次形成《借条》对已付款项进行确认；从支付逻辑上看，没有款项交付，就不会形成《收条》，更不会形成《借条》对已付款项进行二次确认。据此，被上诉人已在庭审中自认上诉人已交付出资款。而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还陈述，正是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所以才将款项交付被上诉人，或按被上诉人的指示交付第三人，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确认系其收到款项。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向上诉人出具收条》，更不可能陈述所谓由其先出具《收条》给上诉人，后又由路西祥出具《借条》给上诉人。其三，庭审中上诉人已清楚陈述，交付款项时除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场之外，还有孙波、刘小平、邵二牛三人在场，均记得是先交付了款项才打《收条》。因款项交付至今已经长达15年之久，的确时间过长，上诉人确已记不清到底系银行转账亦或现金交付。对此，应属情有可原，并不违背常理。第三，即使案涉400000元系按被上诉人的指示交付第三人即路西祥，那么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找寻路西祥到庭时，就应及时找到路西祥到庭，亦或申请追加路西祥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被上诉人避之不及。当然，即使款项确已按被上诉人的指示交付路西祥，亦或路西祥曾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款凭条，这也只在被上诉人与路西祥之间相互形成法律关系，对位于另一层面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无关。另外，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的事实与原告起诉的一致，有《收条》、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据此，一审原告起诉的事实，即“2005年4月8日，原告为投资入股明榔树煤矿，向被告交付出资款40000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已被一审判决查证属实。对此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现上诉人予以确认。据此，一审判决既然已经查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出资款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就不应相互矛盾地又认为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前已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该400000元。综上，上诉人已无须再进一步举证证实款项交付事实。第四，对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借条》复印件，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从未见到过或收到过。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说明“该《借条》韦美林是因吴光玉不能交还韦美林出具的《收条》给韦美林，韦美林是用吴光玉的《借条》原件复印留存的”。对此，一方面，已构成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交付出资款400000元的事实；另一方面，其所称内容与常理严重不符。假如被上诉人所称成立，那么其在已经认识到需要换回《收条》的情况下，不可能仍然将《收条》原件继续留于上诉人手中却没有作任何的进一步处置，这与日常交易习惯及常理逻辑不符。对上诉人存在拒绝交还《收条》以及上诉人已收到《借条》原件，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韦美林答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并没有明榔树煤矿的任何股份，被上诉人也是被路西祥蒙骗，当时路西祥因明榔树煤矿股权纠纷正在与湖南人打官司，路西祥告诉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说他的官司马上就要胜诉，他需要用钱，让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及其他的案外人入股煤矿，但是最后路西祥的明榔树煤矿与湖南人的官司是通过调解处理的，股份转给湖南人，最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等并未实际入股煤矿，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合伙关系。第二，被上诉人所出具的《收条》明显注明“收条代路西祥换条后作废”，路西祥于2005年5月6日出具《借条》，相当于上诉人用于主张其诉讼请求的收条已经作废。第三，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到上诉人的款项，当时因为路西祥在贵阳打官司就让其找一个放心的人出具收条，因大家都急于入股煤矿、被上诉人有工作，所以才让被上诉人出具收条。吴光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韦美林向原告吴光玉返还出资款40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05年4月8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计算截至2020年6月5日，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为36414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韦美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的事实与原告起诉的一致。一审法院认为，40万元属大额交易，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前已向被告交付了40万元且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是现金交付还是转账支付已经记不清了与一般生活经验不符，原告主张向被告交付40万元没有证据证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光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42元，由原告吴光玉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8日，被上诉人作为暂收人向上诉人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吴光玉交来明榔树煤矿入股资金肆拾万元（400000元）整，占乙方五股的其中一股，下欠柒拾万元按入股合同书执行。此收条待路西祥换条后作废。”。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至今未能依约向上诉人履行上述承诺，未依约全面履行义务，致使上诉人的出资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应依法向上诉人返还出资款4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发生纠纷，上诉人遂诉至人民法院。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吴光玉要求被上诉人韦美林返还出资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是被上诉人2005年4月8日作为暂收人所出具的《收条》，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对案涉款项以何种方式予以交纳并不能作正确陈述，且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同时，结合上诉人所提交的案涉煤矿已于2008年6月20日被吊销的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所称的入股案涉煤矿的目的已于2008年6月20日后不能实现，对此，上诉人就应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实际支付，或从2005年4月8日至2008年6月20日期间以及2008年6月20日之后，其与被上诉人或他人曾经就案涉煤矿的股东或合伙人的身份进行协商的事实，或提交证据证明对《收条》所约定的下欠款项的交纳问题，入股合同书的签订问题与被上诉人或他人曾经进行协商的事实。由于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按《收条》的约定实际支付了案涉款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或他人就案涉煤矿的股东或合伙人的身份、下欠款项的交纳、入股合同书的签订等问题进行过协商，故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一审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光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2元，由上诉人吴光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景强审判员  龙 婷审判员  张 丽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吴吉书记员刘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