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川01行终3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尚瑞珩，女，194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武侯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龙江路**。 法定代表人汪毅，局长。 委托代理人任志强，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尚瑞珩因诉被上诉人成都市武侯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以下简称武侯区公园城市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行初1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武侯区公园城市局举办成都市武侯区危旧房改造中心（以下简称危改中心），作为其下属事业单位，业务范围为组织实施全区旧城改造规划，参与有关旧城改造所涉及的拆迁安置及工程建设方案的审查，帮助开发商协调处理拆迁、开发及小区物业管理中的相关事宜等。2016年12月7日，危改中心发布《武侯区××路片区（三标段）改造项目搬迁公告》，对武侯区××路片区项目三标段（××路××号、××路××号、××路××号）实施搬迁，搬迁期限自评估结果按标段上墙公示之日起90日内，搬迁人为危改中心，安置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异地安置）两种安置补偿方式，按标段在搬迁改造期限内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达到95%及以上的，协议正式生效，签约率达到100%并移交旧房后启动兑付程序，如在搬迁改造期限内签约率未达到95%，该标段的搬迁改造将终止。同日，危改中心发布××路片区搬迁动员大会通知，决定于2016年12月10日召开××路片区搬迁动员大会。尚瑞珩所有的案涉房屋在上述搬迁范围内。2017年4月27日，危改中心（甲方）与尚瑞珩（乙方）签订《补偿安置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模拟搬迁依据，经向该片区309户住户发出《模拟搬迁征求意见表》征求意见，306户住户均表示愿意搬迁，同意搬迁率达总户数99.03%，武侯区人民政府拟对武侯区××路片区（三标段）实施搬迁。”第三条约定：“乙方自愿放弃被搬迁房屋产权和房屋安置，选择货币补偿，由甲方付给乙方住宅终结价377787元。”该合同还约定了政策性补偿费用、政策性补助费用、政策性补贴费用、提前搬迁奖励费用及其他补偿费用，总价款为65500元。同日，尚瑞珩在《货币补偿概算单》上签字。2018年3月12日，危改中心与尚瑞珩签订《补充合同》，约定根据《补偿安置合同》第十三条及《成都市武侯区××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模拟搬迁安置补偿方案》第十五条第四款“选择货币终结，并签订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的，住户可选择自主购买商品房或与项目业主按其提供的安置房，按建筑面积进行等值置换，超出等价值部分的建筑面积按安置房评估价结算，全额补差”之约定，尚瑞珩自愿选择危改中心提供的安置房，进行等价值置换，安置房位于××园××栋××单元××楼××号，套三型，建筑面积86.76平方米，评估价12562元/平方米，安置房总价值1089879.12元。2018年5月3日，危改中心向尚瑞珩支付补偿款635000元。2018年6月22日，尚瑞珩向危改中心支付××园××栋××单元××楼××号房屋购房款1089879.12元，危改中心同时向尚瑞珩交付上述房屋。2018年6月26日，尚瑞珩签署《旧房移交单》。2019年12月5日，尚瑞珩认为其受欺骗、胁迫才签订《补偿安置合同》和《补充合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18年3月12日危改中心与其签订的《补充合同》违法。 原审法院另查明：1.2016年9月23日，危旧房改造中心公布《成都市××路片区棚改项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载明：“……五、搬迁安置补偿方式。一个房屋所有权证（含共有证）为一户，采取货币终结或房屋安置的搬迁方式。……安置房地址：××（初装）现房。安置标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货币终结，并签订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的，住户可选择自主购买商品房或与项目业主按其提供的安置房，按建筑面积进行等价值置换。超出等价值部分的建筑面积按安置房评估价结算，全额补差。”2.2019年1月7日，危改中心支付尚瑞珩搬迁奖励费2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尚瑞珩请求确认其与武侯区公园城市局2018年3月12日签订的《补充合同》违法，结合尚瑞珩的诉讼请求及于庭审中关于“受欺骗和胁迫”的陈述，尚瑞珩的诉讼目的实质为要求以住房安置形式重新签订合同，对其进行安置。故其诉讼请求实质为：判决撤销《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合同》，并重新签订合同或变更协议对尚瑞珩进行补偿安置。本案中，尚瑞珩主张变更或解除行政协议，虽协议相对方为危改中心，但案涉房屋系因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而签订行政协议，危改中心不具备作为相应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资格，武侯区公园城市局应系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尚瑞珩作为协议一方有权主张变更或者解除协议，但应当符合上述变更或撤销事由。本案中，尚瑞珩主张受欺诈和胁迫，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尚瑞珩未能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武侯区公园城市局在与案涉房屋所在地的被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前发布了搬迁公告，对安置补偿方式进行了公示，召开了搬迁动员大会，合同亦进一步明确了由被拆迁人自行从两种安置补偿方式中选择其一，尚瑞珩仅称其是因不清楚政策才签订合同，且合同内容符合《成都市××路片区棚改项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尚瑞珩自愿选择货币安置、交付原房屋后，已经领取安置补偿款，双方均已依约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上述合同签约及履行过程来看，明显无符合上述可变更或撤销的事由。故尚瑞珩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的事由，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尚瑞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尚瑞珩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尚瑞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按照《成都市武侯区片区棚改项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中的规定，其依法享有50平方米住房托底，但是被上诉人武侯区公园城市局没有按照该方案的规定对其进行安置，多收取了房屋补偿款。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武侯区公园城市局按托底政策不足50平米按50平米托底处理；3.80平方米以内按尚瑞珩的房屋评估价收费；4.一次性付款优惠30%；5.公摊面积互换。 被上诉人武侯区公园城市局在二审程序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另查明部分外，其余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7年4月27日，危改中心（甲方）与尚瑞珩（乙方）签订的《补偿安置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655500元。2018年5月3日，危改中心向尚瑞珩支付补偿款635500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尚瑞珩不服被上诉人武侯区公园城市局所举办的事业单位危改中心与其签订的《补充合同》而提起行政诉讼，武侯区公园城市局是本案适格被诉行政机关。本案中，尚瑞珩以其受到欺骗和胁迫才签订《补充合同》为由，请求确认该合同违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前，危改中心公布了《武侯区××路片区（三标段）改造项目搬迁公告》及《成都市××路片区棚改项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明确了被搬迁人可以选择货币安置及房屋安置两种方式。尚瑞珩与危改中心签订《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尚瑞珩在交付原房屋后，领取了安置补偿款，后又自愿选择危改中心提供的房屋进行了价值置换，上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无证据显示合同签订或履行中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应予撤销或者变更的情形，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尚瑞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尚瑞珩主张其应当享受50平米“托底政策”及一次性付款优惠30%的优惠政策。根据危旧房改造中心公布的《成都市××路片区棚改项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有关内容，享受“托底政策”优惠及一次性付款30%优惠的前提条件是被搬迁人选择房屋安置方式。但从尚瑞珩自愿签订的合同内容看，其选择的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方式。尚瑞珩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尚瑞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尚瑞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娜娜 审判员  雍卫红 审判员  刘 静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织玮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