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治普，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首钢生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福友，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恒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加雨，男，197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绥化市。上诉人庄治普、潘福友因与被上诉人赵加雨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庄治普、上诉人潘福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恒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赵加雨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治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潘福友、赵加雨共同向其支付劳务费27950元。事实和理由：其作为农民工，要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一审赵加雨没有出庭，如果赵加雨出庭应诉就能查清事实。潘福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庄治普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庄治普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曾提供劳务并被拖欠劳务费，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庄治普被拖欠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劳务费的具体金额也缺乏事实依据，判决潘福友和赵加雨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赵加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庄治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潘福友、赵加雨：1.承担连带责任，向其支付劳务费2795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核心争议为庄治普要求潘福友、赵加雨支付劳务费是否有据。庄治普主张，潘福友、赵加雨应承担连带责任，向其支付劳务费27950元。庄治普称：（1）施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2）施工周期：2018年4月27日进场，2018年7月11日撤场；（3）施工内容：外墙贴瓷砖、保温层，院内铺石材地面；本人为带班，主要负责管理工人干活和工程质量，有时干活、有时不干；（4）工作量统计：本人负责统计工人工时，无需向他人汇报、无需他人签字；（5）劳务费标准：小工每日200元、瓦工每日350元、带班每日400元；（6）劳务费发放方式及发放情况：赵加雨在现场以现金形式按人头发放劳务费，无发放记录，按日结算，正常发放至2018年6月16日，但从未向本人支付过劳务费用，共拖欠本人69天或是70天的劳务费。2018年6月17日，赵加雨称潘福友没钱了，未再发放劳务费，承诺工程结束后一并发放。就上述主张，庄治普提交如下材料为证：1.视频光盘一段，可见某别墅外脚手架施工现场。庄治普称系2018年6月二十几日由赵加雨使用手机拍摄，后微信向其转发，包含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已经遗失。2.与“佳宇”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截屏所载微信对话不连贯，未显示具体年份，仅显示1月、2月、3月该微信用户曾多次联系“佳宇”，多数为质问为何不接电话，其中：（1）1月6日该微信用户向“佳宇”提出“要不把我的钱给我转过来！那是我借给你的钱”；（2）1月9日“佳宇”回复该微信用户称“我在等钱，钱下来，我去找你们”；（3）3月6日，该微信用户向“佳宇”提出“他们都来了，他们说都要去工地，我说正开会不好吧！你看怎们办。说一句话，给我回音，老庄！”（4）3月17日，该微信用户向“佳宇”提出“再不接电话，他们就上工地了”。庄治普称，该证据是其与“佳宇”赵加雨的微信对话，但含有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已经遗失。3.记工笔记本。手写内容显示：（1）四季青常青园南里89号，2018年4月27号开工；（2）未记录工人姓名，仅按照“2号，8个工人，工资已开”或“2号，工人13个，工资没有开”的方式记载每日工人数目及劳务费支付情况；（3）4月27日至6月17日当日，均显示工资已开；（4）6月18日至7月9日，共记工22天，均显示为“工资没有结”；（5）7月9日记录下方，显示“完工日”字样。（6）另一页单独记载“庄治普70个工×400=28000元”字样。经质证，潘福友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无法确认系庄治普与赵加雨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称不清楚工人的管理及记工情况。潘福友主张，其无需向庄治普支付劳务费。潘福友称确实承接了涉案项目，自2018年5月3日开始至2018年8月底完工，工程内容与庄治普所述相符。潘福友再称，其仅负责项目用材，已将项目劳务外包给赵加雨，双方口头约定按15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900平方米劳务费共计13.75万元，其已经向赵加雨支付了劳务费用；工人均由赵加雨自行寻找，由赵加雨负责向工人发放工资，本人并未就庄治普所述工程内容雇佣工人；其也曾帮庄治普向赵加雨要工钱，但赵加雨并未回复。就上述主张，潘福友提交如下材料为证：1.《建筑工程合同》，显示2017年5月1日潘福友（乙方）与案外人（甲方）签订合同，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接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楼加建改造工程，双方约定：承包内容包括（1）原露天楼梯拆除、室外造型拆除、原屋顶保温防水拆除、所有门窗拆除、渣土清理及外运；（2）东南侧加盖三层、西侧加盖两层，原房屋楼梯拆除加盖三层，原楼顶加盖一层、电梯井新建；（3）房屋下面建地下室100平米，包括室内所有砌筑，整楼防水处理，院子及基础散水全部处理，院墙门房全部施工。地上建筑1600元/平方米、地下建筑20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地上611.7平米，地下100平米。最终全部工程建筑面积以甲方认可的实际施工面积为准。2.赵加雨收款明细表。记载：2018年5月3日微信转账5000元、5月20日微信转账5000元、5月25日微信转账三笔合计1万元、6月4日微信转账2万元、6月8日微信转账2000元、日期记不清现金1万元、8月27日微信转账5000元、10月26日微信转账2万元、12月29日微信转账1万元，日期不明现金50500元；合计13.75万元。3.潘福友之子潘某名下银行交易明细。勾画内容显示：2018年5月3日微信充值支出5000元、5月20日支付某订单支出5000元、5月25日微信转账3000元、8月27日微信转账5000元。4.潘福友之子潘某与“赵佳宇”间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该微信对话内容为特定期间内双方对话记录；再显示该证据中，“赵佳宇”微信头像与庄治普所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中“佳宇”头像一致。其中：2018年对话记录显示：（1）5月3日潘某添加“赵佳宇”为好友；（2）潘某曾向“赵佳宇”微信转账；（3）6月1日，潘某曾告知“赵佳宇”，称“砖来了明天可以来了，早干完早利索”；（4）6月29日“赵佳宇”曾向潘某询问“何时可以结账”。潘某告知“等钱呢算完了，面积没有那么多，一共扣了我三十多万”。（5）7月29日，潘某问“给你多少钱了？”；“赵佳宇”回答“你给我拿9万块”，潘某表示“一共十万两千五，业主按900平米算，石材没给我算，工费钱我会给你”；（6）9月15日，潘某称“你干活的人来了四五个要闹事，什么意思？”；（7）12月29日，潘某向“赵佳宇”询问“我给你多少了”，“赵佳宇”称“12.75万元”，后潘某向其转账1万元。2019年对话记录显示：（1）4月12日潘某询问“赵佳宇”称“老庄带一伙人来我工地闹了，你有钱没钱跟人家说好，到我这来算什么意思？”（2）7月9日，潘某告知“赵佳宇”称“你赶紧把老庄的钱给了，把我们都起诉到法院了”。经质证，庄治普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潘福友所持主张不予认可，表示该微信聊天记录恰可以证明赵加雨没有按照约定向工人支付劳务费。此外，110报警记录显示，2019年5月12日，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曾因经济纠纷报警，称有七八个人闯进院里不走，民警到现场了解情况并记录为“包工头拖欠装修工人工资，装修工人来之前装修房主家讨要工资，报警人为租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曾向赵加雨户籍地邮寄起诉书、传票等材料，回单显示该快递由“张某”签收，备注“妻代”留有身份证号；但传票指定时间，赵加雨并未到庭。因无法核实签收人真实、准确身份，潘福友亦称无法联系赵加雨应诉，故法院以公告方式向赵佳宇送达起诉书、开庭传票等材料。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赵加雨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基于庄治普、潘福友所述及在案《建筑工程合同》可知：其一，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装修项目系潘福友以个人名义、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该项目业已完工。其二，庄治普确曾在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提供劳务。其三，就庄治普所述劳务施工内容，潘福友未另外雇佣其他人员，而是由赵加雨找人提供劳务。进而，法院需要考虑的即是如下几个问题：一、庄治普所述被拖欠该项目劳务费，是否可信？虽本案中，就工作量庄治普仅有本人统计的记工笔记为证，就劳务费标准及发放情况庄治普并无证据而仅有个人口述，但考虑到此类劳务施工项目的用工特点，法院认为，在庄治普可以准确说明施工地点、施工期间、施工内容的情况下，再结合潘福友所提交的潘某与“赵佳宇”间微信聊天记录所载内容以及110报警记录，在经多方联系赵加雨而其仍未到庭应诉的情况下，庄治普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即法院对庄治普所持被拖欠该项目劳务费的主张予以采信。二、潘福友所持抗辩能否成立？潘福友以劳务已分包给赵加雨、劳务费已足额支付给赵加雨、系赵加雨拖欠工人劳务费为抗辩，但结合在案证据：其一，潘福友系《建筑工程合同》中约定乙方，按该合同约定，潘福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揽该项目施工。换言之，据该合同，潘福友应对该项目为施工、管理，其在从中获利的同时也应负担因施工所引发的各项风险，其中即包含对施工工人工作量的统计及劳务费的发放。其二，潘福友称，将劳务分包给赵加雨，虽有微信转账记录等材料为证据，但双方间并无劳务分包合同，故双方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务分包关系，存疑。加之，潘福友与赵加雨之间确存在亲戚关系，则是否如潘福友所述其业已足额支付了劳务款、而赵加雨收款后未向工人支付劳务费，亦存疑。换言之，据现有证据，我院难以充分排除潘福友借赵加雨之名躲避该项目上劳务费付款义务的可能性。其三，退而言之，假定潘福友与赵加雨之间确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则是否潘福友即可因此对劳务费清偿问题免责？法院认为不可。原因同前，不再赘论。故基于上述三点考量，法院对潘福友所持抗辩不予采纳，对庄治普要求潘福友、赵加雨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三、劳务费的具体金额？在潘福友表示不清楚劳务量及劳务费，而赵加雨未到庭的情况下，法院对庄治普所述每日400元的劳务费标准予以采信，但就具体的劳务天数，考虑到：其一，庄治普对于劳务天数是69日还是70日陈述不明。其二，起诉书中庄治普自述到2018年6月17日，赵加雨便不再计算工钱。其三，庄治普的记工笔记中虽单独一页显示28000元欠款，但同时亦按日登记并显示6月17日前工资已开。故法院对庄治普所述拖欠70日劳务费不予采信，结合其陈述及记工笔记，认定为22天，判定其劳务费欠款为8800元。综上所述，在庄治普确于该项目提供劳务且劳务费未结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潘福友、赵加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庄治普支付劳务费8800元；潘福友、赵加雨就此款项承担连带给付义务；二、驳回庄治普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潘福友提交如下证据：一、潘福友儿子潘某和赵加雨的通话记录截图，二、潘福友儿子潘某和赵加雨的微信聊天截图，以上证据均用以证明潘福友联系不上赵加雨，赵加雨也不回复潘福友的微信。庄治普主张其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如赵加雨出庭应诉便可查清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潘福友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二审诉争焦点之间无直接关联性，赵加雨亦未出庭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潘福友、庄治普的陈述以及在案证据可知，潘福友以其个人名义、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了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装修工程项目，其找到赵加雨，由赵加雨找人提供劳务，该装修项目现已完工。潘福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揽了该项目，其应对项目的施工管理包括工人工作量统计及劳务费发放等事宜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潘福友上诉主张其将劳务分包给赵加雨并已足额支付赵加雨劳务费，但未能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二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务分包关系，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基于庄治普能准确说明施工地点、施工期间和施工内容，可见其确曾在常青园南里二区89号装修工程提供过劳务，而由潘福友所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及报警记录可见，在庄治普提供完劳务后，潘福友和赵加雨未能足额支付其劳务费。关于劳务费标准及工作量，庄治普提供了其本人统计的记工表，故在潘福友未能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赵加雨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务分包关系，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庄治普记工表所载记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庄治普的主张认定其每日劳务费400元、共欠22天并无不当，潘福友、赵加雨应就拖欠的劳务费8800元承担连带给付义务，潘福友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庄治普上诉主张其劳务天数是70天，但其于一审期间自述到2018年6月17日，赵加雨不再计算工钱，同时记工单亦按日登记并显示6月17日前工资已开，故庄治普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庄治普、潘福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9元，由庄治普负担342元，由潘福友负担1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磊审 判 员  姚 红审 判 员  刘佳洁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邾映映书 记 员  卢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