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云，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梨，重庆嘉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州实业路1号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20364595XW。法定代表人：唐中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雪，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云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州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渝0117民初8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梨、被上诉人合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云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改判合州公司支付朱云2020年7月工资8333.33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81458.3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0842.90元、失业金29376元，合计150010.53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合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朱云与合州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朱云从2012年4月1日到合州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且合州公司为朱云参加了各项社会保险。2017年12月27日合州公司作出《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关于合州综合市场2018年人员安排的通知》，任免朱云为商管部副部长，朱云举示了与合州公司签的劳动合同书、参保证明、《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关于合州综合市场2018年人员安排的通知》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二、朱云与重庆市盛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川公司）之间不具有真实的劳动关系。盛川公司系合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川公司的经营、人事管理等全部受合州公司安排控制，由盛川公司与朱云签订劳动合同、通过盛川公司的银行账户向朱云支付工资、以盛川公司的名义参加社会保险均系合州公司安排，目的在于避税。朱云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实际还是在合州公司工作，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更，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继续履行至2020年7月底。朱云没有与盛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未接受盛川公司的人事管理和工作安排，也未实际给盛川公司提供任何劳动，双方不具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朱云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合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属于错误认定，盛川公司系合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结合朱云举示的书面证据和口头陈述，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足以认定朱云与盛川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且存续至2020年7月底的事实。合州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合州公司与朱云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朱云要求合州公司向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诉讼请求，均不应获得支持。虽然朱云曾在合州公司工作，但该劳动关系已解除，且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书》，朱云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与案外人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说明其也认可已经与合州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朱云称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避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盛川公司是独立主体，虽然是合州公司的子公司，但其有独立的用人资格。朱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合州公司支付朱云2020年7月工资8333.33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81458.3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0842.90元、失业金29376元，合计150010.5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合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合州公司于2012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为朱云参加了养老保险，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为朱云参加了工伤保险，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为朱云参加了失业保险，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为朱云参加了生育保险，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期间为朱云参加了医疗保险。2014年12月16日，朱云与合州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自该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案外人盛川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系合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朱云于2015年1月1日与盛川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工作内容为在合州综合市场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是招商部工作。之后由盛川公司为朱云参加社会保险至2020年8月，并发放工资至2020年7月。2017年12月27日，合州公司作出《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关于合州综合市场2018年人员安排的通知》，任命朱云为商管部副部长。2020年7月3日，合州公司作出《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免除公司员工朱云相关职务的通知》，免除了朱云管委会委员、商管部副部长职务，由盛川公司为朱云安排工作岗位。2020年7月3日，盛川公司作出《关于公司员工朱云工作调整安排的通知》，将朱云的岗位调整为公司安保部夜班工作。朱云进行了书面回复，不同意合州公司的此安排。2020年8月10日，朱云向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与合州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合州公司向朱云支付工资、经济补偿、未休年休假工资、失业金。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了合川劳人仲案字〔2020〕第52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朱云的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送达后，朱云不服，于2020年10月13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劳动关系问题。朱云起诉要求解除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案外人盛川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朱云于2015年1月1日与案外人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之后由盛川公司为朱云参加社会保险并发放工资。朱云未与合州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由合州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由合州公司发放工资。一审庭审时朱云举示了2012年-2014年期间合州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及合州公司出具的任职和免职通知，虽然合州公司于2015年之前为朱云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但从2015年1月起朱云与盛川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由盛川公司为其发放工资以及缴纳社会保险，朱云也一直未提出异议。合州公司虽然出具了任免职通知，但盛川公司系合州公司的全资公司，人事任免系合州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仅仅是任免通知不能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朱云在一审庭审时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与合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对朱云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工资、经济补偿、未休年休假工资、失业金问题。因朱云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朱云要求合州公司支付2020年7月工资8333.33元、经济补偿81458.3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0842.90元、失业金29376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朱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云为证明其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以下证据：1.《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丘、周伟、朱云、罗建等九位同志的任职通知》，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2年11月12日聘任朱云为合州公司合州综合市场二区（1、2号楼）汽摩交易区副经理；2.《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倪令、牟春等几位同志工作任职的通知》，拟证明2013年10月31日合州公司安排朱云担任招商办主任，全面主持3号楼及蔬菜、水果市场招商工作；3.《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农批市场建设专题推进会的会议纪要》，拟证明2014年6月10日朱云以合州公司负责人和项目管理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该会议；4.《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合州实业·2014年合川春季国际汽车展览会汽车展览会工作组的通知》，拟证明2014年4月17日合州公司安排朱云为现场协调组负责人；5.《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2015年目标任务及年度考核责任书》复印件，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确认朱云为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委员之一，协助管委会主任管理招商工作，负责集团公司招商工作等；6.《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半年工作总结暨筹备股东代表大会相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拟证明2015年7月8日朱云以合州公司管委会委员身份参加了合州公司组织的会议；7.《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甘玉梅、唐勇、唐跃明等76位同志的任职通知》复印件，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6年1月5日聘任朱云为合州公司招商部部长，聘任甘玉梅为合州公司财务部部长；8.《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合州实业·2016年秋季汽车展览会活动实施工作人员安排的通知》，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安排朱云为会务组负责人，任组长；9.《关于成立公司股东联系小组及联系小组负责人（组长）的议案》复印件，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安排朱云担任第七股东联系小组负责人；10.《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刘佳殴打朱云的处理决定》，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相关决定，对朱云进行人事管理；11.《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合州实业·2018年八届汽车展览会实施工作人员安排的通知》复印件，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安排朱云担任会务组组长；12.《重庆合州实业集团管理委员会2019年目标任务及年度考核责任书》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3月12日，合州公司安排朱云分管招商工作，协助经营和开发部工作，朱云年薪10万元，全年完成任务3837万元后，每人每月补发工资300元，表明合州公司对朱云的工资及考核进行管理；13.《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管委会人员分工及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安排朱云任管委会委员，负责分管招商工作，协助经营和开发工作；14.《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制度等相关工作会议纪要》，拟证明合州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安排朱云等人组成审查小组负责审查市场保洁工作实施情况；15.朱云工作证照片打印件1页，拟证明合州公司为朱云发放了工作证，朱云系合州公司招商部职工；16.合州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3份，拟证明朱云于2019年11月9日代合州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3份《房屋租赁合同》，向合州公司提供劳动；17.卡号为6217××××2167，户名为朱云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拟证合州公司或合州公司的财务甘玉梅在2018年向朱云补发工资3300元，2019年合州公司向朱云发放工资60500.12元，2020年合州公司向朱云发放工资1800元；18.照片打印件2页，其中一张照片载有“重庆合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委会人员分工”的内容，该内容显示朱云系管委会委员；另一张照片展示了一处办公场所。朱云举示该证据拟证明其系合州公司管委会委员，朱云一直在合州公司的经营地上班，工作地点从未发生变更。经质证，合州公司认为朱云举示的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新证据的相关规定，前述证据均形成于劳动仲裁之前，故二审法院不应采信。同时，合州公司认为朱云举示的证据5、证据7、证据9、证据11和证据12均系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拟证明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1月1日之前，而合州公司认可在当时与朱云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已于2014年12月16日解除了劳动关系，故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也达不到朱云的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证据8、证据10、证据13、证据14、证据15、证据16和证据17的真实性，盛川公司是合州公司的子公司，朱云在合州公司任职是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在合州公司任职就会安排工作，但该部分工作不是朱云的全部工作，朱云与盛川公司才是实际劳动关系的相对方，并且，证据15所对应的工作证是2014年前的，而在证据17中，合州公司向朱云发放的款项并非工资，而是合州公司向朱云发放的兼职津贴，故不能据此认定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前述证据均不能实现朱云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拟证明的事实均发生在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之间，而合州公司认可在该期间与朱云存在劳动关系，故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朱云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能实现朱云的证明目的。因证据5、证据7、证据9、证据11和证据12均系复印件，合州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朱云并未提供相应的原件予以核实，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采信。因合州公司认可证据6、证据8、证据10、证据13、证据14、证据15、证据16、证据17和证据18的真实性，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6、证据8、证据13、证据14和证据18，由于盛川公司系合州公司的子公司，朱云在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在合州公司设立的管委会担任委员、在合州公司组织的相关活动中担任临时工作小组的组长等事实，只能证明合州公司存在从其子公司中抽调部分员工参与集团公司相关综合性或者临时性事务的行为，并不能据此否定朱云与盛川公司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更不能据此推导出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关于证据10，合州公司以管委会名义对发生在管委会内部的相关纠纷进行处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以此得出合州公司对朱云进行了劳动法意义上的公司对员工进行管理的结论；关于证据15，该工作证上并未载明相应的发放或者制作日期，因朱云在2014年12月16日以前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合州公司亦认为该工作证系2014年以前的，而朱云亦未举证证明该工作证系合州公司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向其发放，故该证据不能实现朱云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16，该证据只能证明朱云受合州公司委托与案外人签订了3份《房屋租赁合同》，但不能根据该委托法律关系推导出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证据17，该证据虽能证明合州公司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向朱云发放过相关款项，但结合朱云在该期间在合州公司设立的管委会担任委员等事实，合州公司关于前述款项并非支付给朱云的工资，而是向朱云发放的兼职津贴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因此，证据17亦不能证明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证据6、证据8、证据10、证据13、证据14、证据15、证据16、证据17和证据18，均不能实现朱云的证明目的。合州公司举示了朱云与盛川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2份，拟证明朱云与盛川公司每年签订劳动合同，朱云在与盛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与合州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朱云之所以在2017年以后未再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双方已依法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质证，朱云认可其本人在前述两份《劳动合同书》上签名，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并认为包括其在2015年与盛川公司签订的那一份《劳动合同书》在内的总共3份《劳动合同书》实际均未履行，仅是合州公司为了避税，而且，前述劳动合同均已到期，合州公司不能以此证明朱云与盛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朱云认可其在前述两份《劳动合同书》上签名的事实，亦未否认盛川公司在该《劳动合同书》上盖章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前述两份《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1月1日，朱云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朱云与盛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兼有平等性与从属性、人身性与财产性的特征。因此，在当事人双方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条件下，识别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主要从双方有无明确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及双方是否存在人身与财产从属性这两个方面予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朱云与合州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的内容可知，朱云与合州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6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朱云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合州公司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仍然存在劳动关系，故朱云应举证证明其与合州公司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及其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人身与财产从属性的事实。首先，朱云既未举证证明其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朱云亦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受到合州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并受合州公司在工作安排、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劳动管理的事实。相反，朱云自2015年1月1日起与盛川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由盛川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向其发放工资，该事实足以证明朱云在2015年1月1日以后与盛川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盛川公司系合州公司的子公司，故朱云虽在一审中举示的合州公司作出的涉及朱云相关职务任免的通知，只能证明合州公司对其子公司的相关人事任免问题进行了干预，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朱云与盛川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更不能据此推导出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结论。因此，朱云未能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之间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朱云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12月16日解除，朱云在本案中要求解除与合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朱云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12月16日以后与合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朱云要求合州公司向其支付2020年7月工资8333.33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81458.3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0842.90元、失业金29376元，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前述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朱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陈孟琼审 判 员  胡海滨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李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