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83年7月13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阳城县智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睿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男，19×××2年9月5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3年×××月18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某，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燕某（系王某妻子），19×××9年11月30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2年12月19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某，男，1974年11月5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73年3月3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上诉人李某1、上诉人田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燕某、杨某、闫某、刘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上诉人田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某，被上诉人燕某、杨某、刘某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闫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王某返还不当得利494000元（一审少判299100元）、被上诉人田某返还不当得利381024.74元（一审少判188204.38元）、被上诉人燕某返还不当得利90454.81元（一审少判288×××.49元）、被上诉人杨某返还不当得利85205.87元（一审少判47008.10元），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闫某17913.08元，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刘某11333.82元。3、本案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悲伤上诉人依法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计算各被上诉人取得的款项数字错误。上诉人共支付1792500元，其中支付王某480000元，支付五出借人1312500元，其中经王某转田某371500元+燕某78000元+杨某54000元+闫某72000元+刘某78000元=共×××53500元（包括王某截留杨某14000元+闫某17000元+刘某18000元共计49000元）×××04500元，上诉人转田某310000元+燕某130000元+杨某154000元+闫某32500元+刘某32500元=共×××59000元。1、关于上诉人向田某借款还款部分，一审判决对于双方有争议的13×××500元没有认定。田某实际收到上诉人借款本息共计×××81500元，其中通过王某转付371500元，李某1直接支付310000元，应返还不当得利381024.74元。2、一审认定燕某的金额及还款部分没有问题，但是一审法院对于不当得利返还计算有误，应为90454.81元。3、一审认定杨某的借款还款部分，上诉人2019年1月1日归还5万元是正确的，但是杨某没有返还给李某13万元，其他无异议。杨某实际获得194000元，其中王某转付×××0000元，李某1直接支付134000元，王某截留李某1支付利息14000元。4、一审认定闫某收到款项的金额计算正确，但王某截留的部分不是11000元，而是17000元；5、一审认定刘某收到款项的金额计算正确，但是王某截留的部分少计算×××000元；×××、一审认定李某1通过现金支付王某2×××0500元是错误的，实际应该差距至少40万元。王某通过现金一共收取李某1×××70500元。田某针对李某1的上诉辩称,四支收条的原件都在本人手中，李某1的复印件是王某向李某1的代理人咨询的时候，李某1的代理人自己复印的，后来该代理人代理李某1后拿出了复印件。本人并没有收到四支收条的款项，如果王某收到了也应该计算在王某名下。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一审根据本案证据认定事实正确，应该驳回李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燕某辩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金额每次都不同，理由也不同，说明其说的不属实。被上诉人杨某辩称,李某1每次针对本人的陈述都不一样，都不属实。一审认定的本金和利息是正确的。本人的钱都是通过王某支付的，每笔钱都有打条，一共就是收了1×××4000元。王某截留的钱本人也不清楚，当初就是说好王某要收好处费。被上诉人闫某未到庭答辩，庭后收到其邮寄的书面答辩意见称，通过王某转交李某1与本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王某告知本人的利息为10%，2018年12月30日结算时，利息和中介费都是王某从李某1处拿上转交给本人的，本人和刘某、杨某、燕某、田某的利息都是12%，包括王某拿五人的中介费都已全部结清，实际上王某并未给本人和刘某10-12月的×××000元，未给付的整数李某1都打了欠条，本人和刘某、杨某、燕某打了13万元，田某为35万元，王某为10万元，2019年1月28日-5月28日每次李某1付利息及王某中介费时本人和刘某及王某都在场，燕某的13万元及利息3月就全部付清了，杨某在1月份收回了5万元本金，剩余5万元本金及利息3万元×××月29日前也付清了，田某的每月本金及利息支付到了7月29日，只有本人和刘某的×××500元利息付到5月，李某1把王某的所有中介费也在×××月28日前付清了，本人和刘某及王某×××月、7月、8月的利息及中介费没付。没想到王某将本人和刘某的利息截留，还在一审开庭时说是自愿给其的好处费。我们从未说过给王某好处费，王某截留的17000元，应由王某归还，不能让我承担。王某拿到了2019年5月份以前所有的介绍费，他不但欺骗我们每月多截留我们借款人的2000元，还拿介绍费不打条，而且拿了田某的利息不承认，使法院无法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刘某辩称,本人给李某1打了5张条，得了92500元，剩下的就是王某截留的，对王某截留多少不清楚。田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被告田某返还原告李某1不当得利192820.3×××元”之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上诉人实际收到借款本息545000元正确，但计算利息期间有误，上诉人应得借款本息计算错误。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借款合同），则利息支付的截止时间应为被上诉人起诉时止或判决生效时止。原审确认利息截止时间2019年5月2日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即便按照2019年5月2日利息截至计算，本息合计应为4×××2700元，原审判决计算金额确有错误。若按照2019年8月29日计算利息，上诉人应得利息为198400元，本息合计498400元，应返还金额为4××××××00元。2、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超过规定的利息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仅能返还，不能折抵本金。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规定明确了被上诉人可以主张的权利是“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部分的利息。”法律仅规定多支付部分返还，并未规定多支付部分冲抵本金。而且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29日起诉才主张返还，案由为不当得利，原审判决自借款交付后每月扣减本金属于违法裁判。其二，原判决将利息折抵本金改变了双方合同的意思表示，人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审判决利息计算期间错误，判决扣减本金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某1针对田某的上诉辩称，我们每次支付的费用都是通过王某，但是实际中也直接向田某支付过。1、田某的每支收条都标注的很清楚。田某称没收到13×××000元，但每次的收据田某都会注释的很清楚，如果当月没收到利息，就应该及早收回收条，最迟2018年12月30日得收回收条或者提出3×××000元没有支付，要求计入本金中，但是没有要求，所以田某主张收条是提前打的，不符合约定和习惯；2、2019年5-7月三张条具，田某陈述是提前打的，没有证据支持，他说他去北京没有提交证据，他否认收到了100500元的条，是每月的利息和本金算不同，有直接支付和王某转付，每张条格式都不同，这不符合提前打条的陈述；3、田某在微信中的表述只能说明8月的利息没有支付。4、田某的借条是在王某明确知道李某2是李某1的代理人，把李某2拉到他家说明了情况，第二天才出示了收条，让李某2帮忙计算应该返还李某1多少钱，让李某2和李某1说减免一些。基于约定、给付日期确定，根据我们已支付的证据，可以推断出实际支付的数额，而且有证人及闫某、刘某证明我在5、×××、7月已经给田某支付了100500元，其中×××万是本金，40500元是利息。王某、燕某、杨某、刘某对田某的上诉没有意见陈述。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田某、被告闫某、被告刘某之间的《合作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王某返还不当得利480000元，被告田某返还不当得利381024.74元，被告燕某返还不当得利90454.81元，被告杨某返还不当得利85205.87元，被告闫某在10万元内扣除8208×××.92元，被告刘某在10万元内扣除88×××××××××.18元；3.本案受理费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围绕焦点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其同被告田某、闫某、刘某的合同到期，要求解除。提供了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5月2日原告与被告田某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闫某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三被告均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原告认为其与各被告之间属于名为合作，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各被告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原告。（1）关于原告李某1向被告田某借款及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1于2019年1月1日出具的5万元借条系之前30万元借款的利息，不应计算为本金，故原告向被告田某借款本金仍为30万元。原告对双方有争议的4笔共计13×××500元未提供收条原件，被告田某予以否认，王某也陈述未将该4笔款给付田某，故田某实际收到原告借款本息共计545000元，其中，通过王某转付235000元，李某1直接支付31万元。（2）关于原告李某1向被告燕某借款及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1于2018年4月1日向被告燕某借款10万元。截止2019年3月13日，燕某实际收到原告借款本息共计208000元。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燕某在原审庭审中陈述：“2018年腊月我朋友要用钱，我让王某和李某1要，李某1把本金给了我×××5000元，剩余35000元打了一张借条。其余都是由王某和李某1联系的”。故认定燕某收到的款项中王某转付143000元，李某1直接支付×××5000元。（3）关于原告李某1向被告杨某借款及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1于2018年5月2日向被告杨某借款5万元，2018年7月1日借款5万元。原告李某1于2019年1月1日出具的8万元借条系之前10万元借款未还的本金，不应重复计算为本金，故原告向被告杨某借款本金实为10万元。原告主张共计支付杨某利息108000元，杨某否认，王某也陈述其在给付杨某的款项中有本人赚取的，结合双方的陈述及杨某出具的收条，可认定杨某实际收到原告借款本息共计1×××4000元。在原审庭审中，杨某称2019年1月1日，李某1给其归还5万元投资款后杨某从中拿出3万元给付李某1并和未付的5万元投资款共计8万元重新给付李某1，每月按4000元分红。2019年×××月28日，李某1在王某的车上退还杨某8万元及当月分红。故认定杨某收到的款项中王某转付×××万元，李某1直接支付104000元，王某截留李某1支付利息8000元。（4）关于原告李某1向被告闫某借款及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12018年4月1日向闫某借款5万元，2018年5月1日借款5万元。该事实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共计支付闫某利息104500元，闫某否认，王某认可其在给付闫某的款项中有本人赚取的，不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000元现金，也未将该×××000元支付闫某，故闫某实际收到借款本息共计87500元，其中王某转付55000元，李某1直接支付32500元，王某截留李某1支付利息11000元。（5）关于原告李某1向被告刘某借款及还款情况。原告李某12018年4月1日向刘某借款10万元。该事实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共计支付刘某利息104500元，刘某否认，王某认可其在给付刘某的款项中提取12000元，不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000元现金，也未将该×××000元支付刘某，故刘某实际收到借款本息共计92500元，其中王某转付×××万元，李某1直接支付32500元，王某截留李某1支付利息12000元。（×××）关于原告李某1与被告王某资金往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李某1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王某款项数额。从李某1提供的其和王某的微信转账记录中显示2018年11月×××日，李某1确向王某微信转账4000元，对原告该项主张，予以认可。原告2019年×××月17日向王某转账的500元原告当庭认可是给王某孩子结婚上的礼钱，故该笔款项不应计算，原告在计算总数时有误，予以纠正，故李某1通过微信给王某转账共计29×××400元。第二，李某1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王某款项数额。李某1通过交通银行卡给被告王某转账×××笔（包括通过银行卡给王某信用社转账2笔）计221000元，王某均认可，予以确认。关于李某12019年3月2×××日通过银行卡给燕某转账5000元，从李某1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看出确有转账。燕某未提出异议，且王某在原审庭审中陈述除信用社转账的两笔84000元外，收到银行卡转账142000元，对李某1主张该5000元支付给王某，予以支持，故李某1通过银行卡给王某转账共计22×××000元。第三，李某1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王某款项数额，2018年5月1日王某给李某1出具的收条中，左下角标注“爱武手：27500元整”，王某在原审庭审中对该27500元无异议，在上诉状中认为27500元不是本人填写，不予认可，在重审中又认可王某实际取款7500元，前面的“2”系李某1自行添加，不认可2万元，被告王某多次陈述不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该27500元系李某1支付王某的款项。2018年×××月1日王某给李某1出具的收条中，左下角标注两笔款，一笔为2500元，一笔为30000元，王某认为该字样系李某1自行添加，对该两笔款不认可，李某1主张该两笔款系现金支付王某，在重审开庭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词中针对该张收条表述为“王某在李某1手取利息刘某12000元，闫某12000元，燕某12000元，杨某×××000元，取介绍费32500元（微信×××月1日2500元，×××月8日30000元），计74500元”，经与李某1微信记录核实，确实于×××月1日给王某转账2500元，×××月8日给王某转账30000元，该两笔款项数额与收条标注数额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该32500元已在李某1通过微信给王某转账的数额中进行确认，在此处不再计算。关于李乐庆和于小胜给王某送现金的事实，王某认可2019年4月28日的5×××000元及2019年7月28日扫码支付的15000元，予以确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词中认可2019年×××月28日李乐庆、于小胜现金支付的84000元系付杨某借款本息，该款与杨某收款时间及金额相互印证，已在杨某收款金额中确认，在此处不再重复计算。关于2019年1月31日现金支付34500元、2019年3月28日李乐庆现金支付2万元、2019年×××月8日李乐庆、于小胜现金支付5万元、2019年×××月17日李乐庆、于小胜现金支付32500元及2019年7月28日李乐庆、于小胜现金支付17500元，二证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与证明材料中关于支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地点、随同人员、次数等事实相互矛盾，且与原告的部分主张不相一致，故对原告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某当庭对其2018年5月1日出具收条中载明的3万元、2018年×××月1日出具收条中载明的42000元、2018年7月1日出具收条中载明的42000元、2018年8月1日出具收条中载明的48000元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李某1通过现金支付王某的款项共计2×××0500元。综上，李某1支付王某款项共计782900元。综上所述，被告王某在收取李某1款项后支付被告田某、燕某、杨某、闫某、刘某借款本息共计553000元，王某本人截留31000元。3、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王某受原告的委托，将原告筹措资金的意向告知五被告，五被告基于与被告王某熟识的关系表示出资意愿，王某将五被告出资意愿报告给原告，并从中斡旋，在原告与五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中人处署名，促成双方之间合同的成立，且相关法律并未对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的居间人作出资格准入的限制性规定，故原告与被告王某之间形成居间服务法律关系。现双方未签订合同就居间服务内容及费用进行约定，也未将双方资金往来中属于居间费用的数额进行专门的记载，结合原审及重审庭审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原告委托被告王某筹措资金，被告王某斡旋后五被告将资金出借原告并订立合同，双方已完成居间合同中媒介服务的内容即借贷资金，原告应支付被告王某相应的居间费。现原告支付给王某的居间费用与王某转付其他被告的借款本息混同，而原告共计支付王某782900元，王某支付其他被告共计553000元，截留利息31000元，故王某实际收取的居间费为198900元。诉讼中，一审法院查明，被告王某的微信名为热爱生活，被告田某的微信名为田地。被告王某与被告燕某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1、原告李某1与被告田某、闫某、刘某、燕某、杨某虽然分别签订有合作协议，但协议中均约定各被告仅负责投入资金和享有每月固定收益，在约定期限内收回投资本金，但不参与任何经营，不承担任何亏损，不符合合伙所具备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违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伙原则，故案涉合伙协议的性质系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分别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原告认为与被告田某、闫某、刘某的合同已到期，要求解除，三被告均同意，予以准许。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部分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田某、燕某、杨某、闫某、刘某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已超法律规定的年利率3×××%的标准，故超过年利率3×××%的部分已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4、关于各被告不当得利数额的计算。原告实际支付各被告的借款利息已超年利率3×××％的标准，并按月进行支付，故本院按月利率3%计算原告应付利息，原告多支付的利息应当充抵本金。关于被告田某应返还款项，李某1于2017年11月2日向被告田某借款20万元，2017年11月13日借款10万元，两笔款项到期后合并本金30万元顺延借款至2019年5月2日，依上述方法按原告实际还款期限计算原告应付借款本息后，田某应返还不当得利款192820.3×××元。关于被告燕某应返还款项，李某1于2018年4月1日向被告燕某借款10万元，于2019年3月13日还清，依上述方法按原告实际还款期限计算原告应付借款本息后，燕某应返还不当得利款875×××8.32元。关于被告杨某应返还款项，李某1于2018年5月2日向被告杨某借款5万元，2018年7月1日借款5万元，虽然双方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协议，约定借款8万元，但该款系前述款项的本金重复计算，故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依上述方法按原告实际还款期限计算原告应付借款本息后，杨某应返还不当得利款38197.8×××元。5、关于被告王某应返还款项，原告主张按借款金额的5％计算，被告主张居间费用按每10万元每月支付5％的居间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居间服务行业收费标准习惯，居间服务费用一般按比例以收取一次为限，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故王某应得居间费35000元，原告实际支付居间费198900元，王某应返还不当得利款（居间费用部分）1×××3900元。关于王某截留被告杨某、闫某、刘某31000元利息款项，庭审中，王某称该款系三被告给其的好处费，三被告均否认，王某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王某应将该款返还李某1。×××、关于李某1主张被告闫某在10万元内扣除8208×××.92元，被告刘某在10万元内扣除88×××××××××.18元，因原告尚未完全清偿二被告借款本息，二被告并未取得不当得利，故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可另行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1不当得利194900元；被告田某返还原告李某1不当得利192820.3×××元；被告燕某返还原告李某1不当得利875×××8.32元；被告杨某返还原告李某1不当得利38197.8×××元。二、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30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3030元，被告王某负担4200元，被告田某负担41×××0元、被告燕某负担1990元，被告杨某负担750元。二审中，上诉人李某1主张与王某之间的现金往来有40万元没有认定，针对该主张另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月8日闫某7万元微信转账记录；2、2019年×××月8日李某1向闫某出具的7万元借条；3、2019年×××月8日李某1向刘某出具的5万元借条；4、2019年×××月29日刘某1万元转账单；5、上诉人制作的李某1支付王某的转账明细。证据1-5用于证明李某1向闫某、刘某借款凑了12万元给了王某。其中5万元是银行转账向王某支付（2019年×××月8日的银行转账），一审已经认定；2万元是微信向王某转账（一审也已认定），剩下5万元是现金支付的一审没有认定。截止2019年到5月份，李某1需支付给王某的费用还欠10万元，加上2019年5月当月的2万中介费，一共欠王某12万元，李某1通过向闫某、刘某借款已经向王某付清。×××、李某12019年7月10日住院的病历资料；7、2019年×××月29日的咨询服务协议。证据×××-7用于证明李某1为了支付田某2019年7月28日的32500元和刘某借了5万元，后将其中32500元交给李乐庆，李乐庆微信转账15000元支付给王某一审已经认定，剩余17500元是李乐庆在自助取款机取款后现金交给王某，一审法院没有认定。田某对以上证据以及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李某1二审提供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且之前三次庭审均未提供，应当予以惩戒。这几组证据与田某没有直接关联，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2、一审提交的田某的微信记录中没有明确记录过认可收到13×××000元。3、李某1与王某之间的款项田某不清楚，但田某每次收款都向王某出具收据原件，之前无争议的所有收条原件都在李某1手中，本案有争议的四支收条是王某在向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咨询的时候提供给该代理人的，当时并不知道李某2是李某1的代理人，所以并不是提交给李某1的。按照田某的习惯，收款会出具收条原件，现在这四支收条原件还在田某手中，所以田某并未收到这四笔钱。5、李某1用倒推的方式计算已经支付的款项错误，田某和李某1并未进行过结算。燕某对李某1新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以上证据均不认可，对证据内容都不清楚。杨某对李某1新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以上证据和本人无关，也不清楚。刘某对李某1新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李某1新提交的证据均认可。李某1确实借款用于归还田某，将钱给了王某，给了多少不清楚，只知道一直说给田某，王某没有出具收条。王某对李某1新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以上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信。2、证据真实性不清楚，不发表意见。3、以上证据即使为真也只能证明李某1向他人借款，但是不能证明向王某付钱的事实，对关联性不认可。4、一审并未认定证人证言，以上证据与一审证人证言结合起来仍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5、李某1以新证据与双方的协议倒推得出2019年1月1日进行结算以及尚欠王某中介费10万元的结论并不是事实。×××、上诉人根据付款情况及田某、王某聊天记录推定按照协议约定每月的中介费全部付清，但一二审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7、协议仅是双方约定，是否实际履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看，本案当事人仅是对各自名下往来清楚，对是否每月按约定支付了王某中介费，其他人并不清楚。从借款到起诉，李某1支付给王某的款项有微信转账、现金、银行转账，李某1对每月的中介费是如何支付的，是包括在三种方式的总数中，还是包括在一审认定的数额中，均不能说明。8、一审根据实际支付给王某的数额减去王某给其他人的数额认定截留数额，该认定无误，这与上诉人实际支付的数额并不冲突。9、本案中李某1支付王某的数额问题，双方的往来有微信、转账、现金，现金支付时也出具过收据，所以只能按照转账记录以及收据的数额进行认定。王某收到钱后向其他人支付的数额上，一审也认定的基本正确，剩余的才是王某收取的全部款项。10、李某1主张给田某的13×××000包括微信支付，但并没有实际支付的证据。本院对李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4仅为李某1与闫某、刘某的往来，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5为单方制作的付款明细，付款情况应当依据转账记录、数据等证据予以认定。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7显示刘某与李某1系借款人与保证人的关系，刘某、李某1以及案外人均在协议乙方处按手印，甲方处空白。该协议书的内容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内容不相符，且不能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不予采纳。庭审后，李某1、田某、闫某、刘某又补充陈述：田某再次强调其并未收到争议的四支收条中的款项；闫某称，田某与李某1争议的四支收条中有三笔2019年的款项，李某1向王某支付时其在现场，不清楚金额，也未见收条；刘某称，闫某说的是事实，并称2018年年底总结时收回其合同，又打了13万的欠条，王某告知其其他人的情况也一样。闫某也表示王某告知其2018年年底结算其他人也一样。王某、燕某、杨某看过上述笔录后，意见与庭审陈述一致。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认定的田某、燕某、杨某、王某不当得利返还数额以及闫某、刘某的借款还款情况是否正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系事实问题，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田某的不当得利返还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主张，2018年9月2日、2019年5月29日、2019年×××月29日、2019年7月29日的四支收条共计13×××500元应该认定为田某已经实际收到。本院认为，李某1向田某支付其他款项均持有收条原件，李某1对于该四笔款项既无收条原件也无其他付款凭证。闫某称2019年的三支收条中的款项李某1支付给了王某，但闫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单凭其陈述不足以认定付款事实，且闫某的陈述也并不能证明田某收到款项。故李某1主张田某收到上述13×××500元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上诉人田某主张，一审认定利息支付截止时间2019年5月2日没有依据，且计算金额有误，认定超过年利率3×××%的部分充抵本金也缺少依据。本院认为，田某与李某1之间的《合作协议》于2019年5月2日期满，一审以借贷期满之日作为借期利息截止时间并无不当。一审按照田某出具的收条中写明的具体收款时间计算应收本息亦无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关于燕某的不当得利返还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主张，一审认定燕某收到款项的金额无误，但不当得利返还计算有误。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争议系计算方式不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收取的借款本息均无异议，故一审按照上诉人李某1陈述的付款时间点，逐期计算应付利息，并将超过年利率3×××%部分的利息逐期抵扣本金计算得出燕某的不当得利数额，计算并无不当。三、关于杨某的不当得利返还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认为，一审认定杨某在2019年1月1日将李某1归还的5万元投资款中拿出3万元和未付的5万元投资款共计8万元重新给付李某1是错误的，杨某实际获得194000元。本院认为，依据杨某出具的收条，其收到李某1支付本息共计1×××4000元，杨某陈述的收款过程与收条确认的金额相吻合，一审采纳杨某的陈述有证据支持。一审依据收条载明的实际收款情况按照前述计算方式得出杨某的不当得利数额，认定正确。李某1主张向其支付194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付款凭证，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王某的不当得利返还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主张，一审认定李某1现金支付王某2×××0500元错误，金额至少相差40万元，王某收取李某1现金应为×××70500元。本院认为，依据李某1当庭陈述，其主张的付款事实实际系依据当事人陈述、利害关系人陈述推断得出的状态，但该推断不足以反驳付款凭证对付款事实的证明力。一审判决通过梳理在案证据，从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以及收条代表的现金渠道支付分别作出了分析认定，有理有据；对于仅有上诉人陈述或者利害关系人陈述的事实未予认定也于法有据。上诉人对于付款事实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且证明标准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对未能证明的部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某1就其主张的现金部分少计算40万元所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闫某的借款还款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主张，闫某收款金额计算正确，但王某截留部分不是11000元，应当是17000元。本院认为，李某1通过王某转付闫某款项时，存在王某从中截留的情况。闫某实际收到87500元，其中王某转付55000元，李某1主张截留17000元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故按照李某1、闫某均认可的王某截留比例（12000元利息留2000元，即利息截留20%），一审将王某截留金额计算为11000元并无不当。六、关于刘某的借款还款数额问题。上诉人李某1主张，刘某收款金额计算正确，但王某截留部分不是12000元，应当是17000元。本院认为，李某1通过王某转付刘某款项时，存在王某从中截留的情况。刘某实际收到92500元，其中王某转付×××万元，李某1主张截留18000元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故按照李某1、刘某均认可的王某截留比例（12000元利息留2000元，即利息截留20%），王某截留金额计算为12000元并无不当。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田某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元，由其负担；李某1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元，由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