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云26行终38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何廷权，男，1983年7月5日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委托代理人陈加文，云南律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梁厚松，男，1971年11月8日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委托代理人李孝懿，云南立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地址：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上诉人何廷权诉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6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一审原告梁厚松属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员会法白村小组经济组织成员，第三人何廷权属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员会小法白村小组经济组织成员，两村小组的土地存在有叉花地的现象。梁厚松及何廷权在1999年土地承包时均未取得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的承包经营权。2014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员会小法白村小组与何廷权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53262620220602005J），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200592）发包给何廷权管理使用。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何廷权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登记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地块面积为0.56亩，四至为东至耕地、西至道路、南至查永权、北至道路）。一审原告梁厚松认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将梁厚松1999年的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同拉”（2019年更名为“纳玉老”）地块登记于第三人何廷权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行为侵犯了梁厚松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为何廷权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纳玉老”地块（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200592）的颁证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本案中，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小法白村小组与第三人何廷权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发包给第三人何廷权管理使用。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何廷权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登记于该证中。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早于土地承包合同成立时间，即何廷权尚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丘北县人民政府就为何廷权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且丘北县人民政府未举证证明其颁证程序，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的合法性。综上，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何廷权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且程序不合法，依法应撤销该证对争议地块“纳玉老”的颁证行为。故梁厚松请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何廷权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争议地块“纳玉老”的颁证行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纳玉老”地块（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200592）的颁证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丘北县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何廷权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梁厚松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诉讼当事人主体资格错误。被上诉人梁厚松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至第二轮土地延包，乃至2014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补换期间均未对本案争议地管理使用，也没有取得承包经营权，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地属于被上诉人梁厚松所有。况且，梁厚松与何廷权不是隶属于同一村小组。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小法白村小组发包土地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梁厚松无关，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何廷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与梁厚松无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梁厚松不是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涉案土地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相对人，其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梁厚松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梁厚松的起诉主体不适格，应当撤销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1.上诉人何廷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体适格，是发包方与承包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国家关于第二轮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未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该合同书不仅符合行政诉讼中证据的“三性”，而且能清楚的证明上诉人何廷权对涉案土地取得承包经营权。因此一审法院不采纳证据的证明观点错误。2.何廷权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与何廷权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容相互佐证了涉案争议地的经营权为何廷权所有。一审法院不采纳证明观点与法律法规相违背。（三）一审判决认定：“两村小组的土地存在有叉花地的现象。”这一认定与本案争议地无关联性。两村小组的土地是否存在叉花地的现象不是本案争议的范围。涉案土地或者争执的土地经营权不存在叉花管理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及第三人在1999年土地承包时均未取得本案争议地‘纳玉老’承包经营权。”该认定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与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不符。涉案争议地从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起。小法白村小组就发包给上诉人何廷权耕种使用。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村小组仍然按照国家当时的政策和法规，继续发包给上诉人何廷权使用。2007年国家对承包土地颁发经营权证书时，均未对该土地调整。2014年，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时，也未对涉案土地调整。2018年，小法白村小组将叫“纳玉老”的这片土地以书面形式发包给上诉人何廷权继续耕种使用。丘北县人民政府在同年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何廷权持续管理使用土地四十多年，村集体和隔埂种地的农户都知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未全面查清土地来源，争议地经营权应归何廷权拥有，何廷权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何廷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体适格，权属清楚，程序合法，并列举了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撤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实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梁厚松答辩称：梁厚松家在同拉（2019年更名纳玉老，是经过土地部门确认的）有一块地，在1999年梁厚松的承包合同和承包证上都有登记，2002年全家去广西和浙江打工，2005年村子修路把一部分土推到梁厚松的承包地里，梁厚松全家在外打工并不知情，在2015、2016年航拍图指认界限时，小法白村的何廷权趁梁厚松全家都不在家的时候带人去指定了界限，该地块在2019年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被办理在了第三人何廷权的承包证上，梁厚松当时在外打工并不知道此事，现在发现管理使用多年的土地被登记在第三人何廷权的承包证上。梁厚松起诉到丘北县人民法院后分别提交了何廷权和梁厚松199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何廷权的证上没有本案争议土地，而在被上诉人梁厚松的合同上有同拉（2019年更名纳玉老，土地部门确认的），四至界限清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陈诉称：（一）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取得颁证主体资格。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授权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获得颁证的主体资格。（二）丘北县人民政府为本案上诉人何廷权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丘北县人民政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以及云发〔2014〕17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文发〔2014〕26号《中共文山州委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以及文办发〔2014〕63号《中共文山州委办公室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对相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登记颁证程序进行的行政行为。（三）丘北县人民政府为何廷权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具有事实依据。丘北县人民政府为本案上诉人何廷权颁发《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根据何延权与发包人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小法白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经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上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申请书》后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完成该程序后，丘北县人民政府为何廷权颁发了相应的《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合法的。综上所述，丘北县人民政府为本案上诉人何廷权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7728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合法、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如若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何延权所持有的《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丘北县人民政府将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妥善处理好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工作。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由一审法院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上诉人梁厚松虽然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根据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何廷权户1999年《文山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无涉案地块的记载，而梁厚松、何廷权均提出是自己对该涉案地块享有使用权，并进行过管理使用，在梁厚松、何廷权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在1999年土地延包之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对该涉案土地依法享有使用权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梁厚松与涉案地块存在利害关系，而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何廷权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有梁厚松与何廷权发生争议的地块，则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与梁厚松就产生了利害关系。上诉人何廷权认为梁厚松与丘北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就向何廷权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登记于该证中。而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员会小法白村小组与上诉人何廷权是在2018年8月20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本案争议地块“纳玉老”发包给上诉人何廷权管理使用。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早于土地承包合同成立时间，即何廷权尚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丘北县人民政府就已向何廷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该颁证行为，存在颁证在前、签订合同在后的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规定，颁证程序违法。且丘北县人民政府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颁证程序合法的相关证据，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的合法性。上诉人何廷权认为丘北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合法，一审判决结果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何廷权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72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撤销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存在争议的地块进行的登记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何廷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廷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者发章审判员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沈永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