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民终63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负责人：潘泊桥，天鹅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良霄，湖南奉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固城，男，198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先肆，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华，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象骨港路001号。法定代表人：余宏良，办事处主任。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以下简称“天鹅组”）因与被上诉人李固城、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松阳湖办事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20）湘0603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天鹅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固城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李固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案涉21.6亩土地在2001年前便是渔池，原承包人许安全也是按渔池标准向农场上交承包费用；李固城之父李某某于2001年从许安全处受让案涉土地时便是渔池而非水田，即便李某某、李固城在承包期间对案涉渔池进行了改造，也是为了维持渔池现状以便经营；一审认定李固城将案涉21.6亩水田改造为渔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在李固城未主张撤销分配方案的前提下，一审适用物权法判决部分土地补偿费归李固城所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支持李固城的诉求，导致其重复分得土地补偿款，侵害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显失公平。李固城辩称：1、案涉21.6亩土地从许安全手中承接过来时是水田，由李某某投入开挖成专业鱼池；天鹅组称2001年便是鱼池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适用法律并无错误。3、李固城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多年的投入改造，才使得土地的补偿标准明显提升，李固城主张案涉土地补偿的“增值”部分，并未损害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松阳湖办事处未发表意见。李固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松阳湖办事处和天鹅组支付承包土地增值补偿款计567000元（专业鱼池21.6亩，按水田单价的0.5倍计算增值款），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土地原为松阳湖国有农用地，但由于松阳湖水域面积大，低洼水田较多，如遇雨水较多季节，遭受水淹收成不好。鉴于此类情况，场、村、组三级动员，倡导村民将低洼水田改造成鱼池。李固城随父亲李某某从原籍华容迁入松阳湖农场。2001年底，李某某将同组许安全承包的鱼池以19000元价格受让后进行改造升级为专业鱼池。为此李固城及其父亲李某某共同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20）湘06行终91号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查明：2004年10月11日，李固城将户籍从出生地华容县迁入原岳阳市云溪区××乡××村××组，成为了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松阳湖农场体制改革后，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成员。2017年3月27日，鉴于城陵矶临港新区建设需要和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天鹅组向新港区管委会提交请示，提议由新港区对天鹅组的全部耕地及部分房屋进行预征，新港区表示同意。2017年3月27日，原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云溪分局委托城陵矶新港区云溪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永济乡片区工作组代表湖南城陵矶新港区，预征天鹅组土地作为城陵矶新港区储备建设用地，与天鹅组共签订了四份《预征土地用地补偿协议》，天鹅组部分村民代表签了字，杨树港社区加盖了公章。协议载明了地类、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相关补偿费用由天鹅组负责支付到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天鹅组采取集体组织成员代表和户主签字表决的方式，制定了《进港路征收杨树港天鹅组田地有关补偿费用分配方案》《消防站建设征地两费分配方案》（2011年12月22日）、《杨树港村天鹅组污水处理厂征收补偿费分配方案》（2013年12月23日）、《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上述分配方案制定并表决通过后，均报送了松阳湖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审核后签字认可。2017年11月4日、12日，李固城出具收条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款461245元、鱼池设施补偿款84452元、两费分配款285000元。李固城对领取补偿款的事实并无异议，其认为专业鱼池是其投资开发的，专业鱼池的补偿标准78750元／亩，与水田补偿标准52500元／亩之间的差额（其称之为“增值款”）应归其所有。分配方案是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核定的，松阳湖街道办事处行政行为违法。庭审后，李固城向法院提交了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为其应获得“增值款”提供参考依据。但不同的是，该案件中没有涉及到有关书面合同对补偿款分配的约定。在本案庭审中，李固城申请证人贺某、许某出庭作证。证人贺某、许某均到庭证实，李固城承包的鱼池21.6亩，原系天鹅组发包给该组成员许安全的。2001年1月经发包人天鹅组同意转让给李固城的父亲李某某。李某某去世后，李某某的儿子李固城继续承包，证人贺某、许某证言证实“现李固城的渔池也是2001年1月从许安全手上转让给李固城的，当时是李固城父亲李某某从许安全手上转让的，面积为21.6亩。李某某去世后，李固城将21.6亩简易鱼池继续进行承包。当时接手时有香莲田，大概80%左右的面积，浅水鱼池有4亩多，许安全以19000元定价转让的，并将以后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一并转让。鱼池以前是一片低洼水面没有堤埂，当时低洼水面占60%左右，香莲种植占40%左右，也没有任何建设，通过许安全1985年以来，用人工和机械改造建成，政府和村组没有任何投资和建设，李固城接手后又不断加大投入改造成征收时的专业鱼池”。松阳湖街道办事处、天鹅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胡某、敖某到庭证实，李固城承包的鱼池是其父亲李某某从村民许安全转让来的，许安全承包时也是简易鱼池，只是差一些，李固城要养鱼，经过加工加固和投入改造成专业鱼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焦点是：一、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是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不是李固城承包鱼池的预征地机关，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主体和分配方案制定者也是被告天鹅组。松阳湖街道办事处在分配方案上签字认可，仅是一种指导和监督性质的内部行为，故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涉案专业鱼池补偿款的性质及高于一般水田0.5倍标准补偿的归属如何认定。1、涉案鱼池在天鹅组发包给许安全时是水田还是鱼池。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承包土地转让，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本案中，李固城父亲李某某从原承包人许安全处取得承包经营权，原、被告申请的四位证人均证实李固城承包的涉案鱼池，2001年左右是从许安全处转让而来，当时的转让价格为19000元。庭审中二被告对此事实均未反驳，并且天鹅组提供了《永济乡2004年农业税费上交到户表》，李某某人数5人非责任面积9.5，责任田4.6，合计14.1，农业税金为552.3元（39.17元／亩）。该证据并未证实李某某承包了涉案专业鱼池。庭审中，天鹅组系发包人，明确表示不能提供天鹅组将其涉案鱼池发包给许安全的合同。因此，二被告主张涉案鱼池发包给许安全时就是专业鱼池不是水田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2、李立祥、李文华于1992年10月31日与天鹅组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李固城是否系该承包合同中承包人之一。二被告抗辩意见认为：李固城在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状中陈述，1992年10月31日，李立祥、李文华以承包人代表身份为乙方，与甲方原松阳湖农场杨树港、擂鼓台分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原告是承包人之一。君山区人民法院（2019）湘0611行初2016号行政判决书、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6行终91号行政裁定书对该基本事实均进行了确认。1992年签订承包合同书时，李固城的户籍还没有迁入松阳湖农场，不是农场职工，《承包合同书》本质上是一份土地开发合同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如遇国家征收，第十年后，除固定资产及青苗补偿费归乙方外，土地征收补偿款全部归发包人（甲方）。首先，原告主张的土地增值部分其本质是土地征收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能归集体所有。原告主张归个人所有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原告对涉案土地的承包已满十年。根据《承包合同书》第五条规定，原告在已经取得固定资产投资和青苗补偿费的前提下，再要求包括土地补偿费在内的任何其他补偿没有合同依据。但1992年10月31日，李立祥、李文华与被告天鹅组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中没有李固城是承包人之一的约定，该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生产效益显著，达到合同生产规模，信守合同，在政策允许前提下，甲方同意接收乙方落户（落户人数见附件）”。在附件表明细中载明：李固城，男，12岁，在校五年级，系户主李某某儿子。原告李固城及其父亲李某某均未在该承包合同书上签字，因此原告李固城是承包人之一显属错误，对被告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涉案被征收专业鱼池土地补偿费应如何分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补偿费不仅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去土地的补偿，也包括对承包人进行土地改造的投入和损失的补偿。承包人依法也是土地补偿款的受益人。本案中，21.6亩水田由许安全以19000元价格转让给原告李固城父亲李某某，改造成为专业鱼池后，其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同样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标准也相应得到提升。对于该鱼池，原告李固城付出大量的经济投入和劳动，才使得原土地的补偿标准明显提升，对其高于一般水田标准0.5倍的补偿部分，本着“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不损害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法律的公平原则。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的规定，虽然土补偿款归集体所有，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向村集体主张相应的补偿款。该鱼池补偿款增值部分适当分配给承包人李固城并无不当。被告天鹅组认为增值部分应属集体所有，被告天鹅组作为发包人与原告李固城就该土地补偿款增值部分利益根本不能达成共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到二被告申请的证人胡某、敖某证言证实，被告天鹅组发包涉案鱼池给许安全时是简易鱼池的因素，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分配具体比例以5:5为宜，即被告天鹅组应支付原告李固城21.6亩专业鱼池在水田征收补偿款标准上0.5倍的补偿费用（即增值部分）567000元的50%，即283500元（78750元－52500元）×21.6亩×5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天鹅组支付李固城土地征收补偿款283500元；二、驳回李固城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4735元，由李固城承担2367.5元，由天鹅组承担2367.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二审补充查明，李固城主张案涉土地在2001年其父李某某承包时尚是水田，由于李某某、李固城的投资改造，案涉土地在2017年征收时政府部门按“专业渔池”78750元／亩的标准给予了土地征收补偿；李固城认为，若不是其父子将承包的水田改造成渔池，在征收时只能按“水田”525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故李固城将其承包土地按“专业渔池”与“水田”进行征收补偿的差价称之为“增值款”，并以“谁投资、谁受益”为由，主张“增值款”归其个人享有。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酌情支持李固城主张的“增值款”是否正确：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在2001年前由天鹅组发包给组民许安全承包经营，李固城之父李某某在2001年从许安全处接过案涉土地继续经营（并向许安全支付“转让款”19000元）。李某某、李固城父子虽未与天鹅组重新签订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但从天鹅组接受李某某交纳的案涉土地承包经营费，以及天鹅组自2001年至2017年遭遇征收期间也未就二人经营案涉土地提出过异议的情况来判断，天鹅组实际认可李某某、李固城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若李某某、李固城父子在2001年后对案涉土地进行了投资改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的规定，李固城有权依据合同约定主张其所称的“增值款”。天鹅组与李固城就案涉土地在2001年即李某某承包经营时的现状虽存在争议，但从天鹅组一审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词可知，即便案涉土地在2001年时就全部是鱼池，李某某、李固城父子在承包经营后，也对持续渔池进行了“加固”、“加工”和“投入”改造。又因李某某、李固城父子未与天鹅组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双方未约定对案涉土地“投资改良”投入部分的归属，一审法院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结合全案证据并出于公平方面的考量，酌情支持李固城所称“增值款”的二分之一，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天鹅组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35元，由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震鹏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王延红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王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