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豫民申8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祁义彬，男，汉族，1973年10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笛，女，回族，1978年12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西瑞，女，回族，1957年11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商丘市梁园区东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安大街59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华，河南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祁义彬、刘笛因与被申请人商丘市梁园区东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风办事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4民终6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祁义彬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以祁义彬与刘爱军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作为依据，认定祁义彬构成违约并赔付刘笛房屋拆迁补偿款694278元错误。1.《项目转让协议》是刘爱军黑社会势力胁迫祁义彬签订的，其效力有待确认，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并未履行。该协议签订后经多次催要，刘爱军等一直未按协议约定向祁义彬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除此以外，根据《项目转让协议》祁义彬仍享有近50％的开发股权。由于商丘高铁建设，原开发项目取消，祁义彬对自己的权益曾多次向东风办事处主张权利，东风办事处置之不理。2015年，祁义彬实名举报到商丘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商丘市纪律检查委员认定刘爱军涉嫌渎职、侵占，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在此期间，东风办事处仍然与刘爱军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涉案房产拆迁补偿金均赔付给刘爱军，并将拆迁款汇入刘爱军指定的账户，刘爱军等于一分钱没出，空手套白狼，利用《项目转让协议》获取1000多万元的赔偿款。2.根据《项目转让协议》，祁义彬仍享有50万元的股权（合同价款105万元，近一半的股权），并非导致刘笛的购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东风办事处在实施拆迁时，涉案房产及刘笛所购房产依然还在，东风办事处存档有刘笛的物权凭证——《拆迁协议》。东风办事处将刘笛的房产拆除，应当对刘笛承担责任。3.在高铁项目拆迁时，转让建设项目搁置并未实施，涉案房产及刘笛所购房产依然还在，一、二审法院无视《项目转让协议》中的相关权益的约定，以及该协议是否实施履行，祁义彬该得到赔偿款没有得到，竟然还被判令祁义彬对刘笛承担违约责任，明显是已作为政府官员的刘爱军与东风办事处补备手续暗中操作所为。（二）祁义彬与刘笛签订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东风办事处存档、保管有象征物权凭据的《拆迁协议》，其作为拆迁、征收工作具体实施单位，将该协议名下刘笛的房产拆除，依法应当向刘笛承担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责任。涉案当事人于2006年1月6日签订的《拆迁协议》，刘笛、祁义彬、东风办事处各持有一份，且东风办事处一直保存、持有涉案房产《拆迁协议》，说明对拆迁协议的认可。刘笛拥有涉案房产物权。高铁拆迁开始时，东风办事处向刘笛发放签订高铁二期拆迁协议序号牌，该事实进一步说明，东风办事处对刘笛享有涉案房产权利及归属是明知的；在未经有效法律文书排除祁义彬为涉案房产权利人的情况下，东风办事处作为拆迁、征收工作具体实施单位，其将刘笛的房产拆除，东风办事处理应承担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责任。（三）本案系地方政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当地法院的人财物均依靠当地人民政府，东风办事处作为梁园区人民政府机构，当地法院审理涉及地方政府民事案件明显会受制于当地政府的干扰；在拆迁过程中，东风办事处又将拆迁款赔付给具有商丘市梁园区政协副主席身份的刘爱军，背景复杂。最后两次判决，明显受当地政府干扰，不能居中审判。综上，祁义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法申请再审。 刘笛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刘笛是否对被拆迁的房产享有权利是本案关键。刘笛提供的《拆迁协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具有物权凭证的性质，对东风办事处拆除涉案房产依法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1、该《拆迁协议》是刘笛与祁义彬、东风办事处旧城改造指挥部三方于2006年1月6日，在东风办事处旧城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签订的（一式三份，三方各持有一份），指挥部负责人在上面加盖公章，签订程序合法，为有效协议。2、东风办事处作为拆迁指挥部的承继单位，一直备案、保管、留存包括刘笛签订的《拆迁协议》等协议。在一审时，办事处工作人员出庭予以证实并出示了其保管的《拆迁协议》，有在案笔录予以证明，从而进一步说明该《拆迁协议》的客观真实性。3、在涉案区域房屋拆迁时，东风办事处根据留存的《拆迁协议》，向刘笛发放了签订高铁二期拆迁协议序号牌，这又进一步说明《拆迁协议》的存在，东风办事处明知刘笛对涉案房产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4、东风办事处辩称印鉴是祁义彬个人私刻伪造的印章，无任何事实依据。首先，东风办事处不会存档留存并交接伪造其指挥部印章的《拆迁协议》，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其次，祁义彬作为新的开发商入住人民路开发建设指挥部，指挥部刻制新的印章，以便于和前任开发商的印章加以区分，是工作所需；再次，《拆迁协议》签订于2006年，刘笛在当时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被征收的房产，来获得新建安置的房产，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没有必要为此而私刻伪造一枚公章，也更不会预料到十年后由政府高铁安置的拆迁补偿。东风办事处对刘笛享有涉案房产权利及归属是明知的，东风办事处作为拆迁、征收工作具体实施单位，其将刘笛的房产拆除，东风办事处理应承担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责任。一、二审法院认为东风办事处承担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明显错误。二、一、二审法院以祁义彬与案外人刘爱军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作为判决的前提依据明显错误，该项目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效力待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更不能作为东风办事处免责依据。1、本案系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应以被拆迁房产的相关物权凭据为判决依据，一审法院以项目转让合同作为判决依据，明显错误。根据三方签订《拆迁协议》的时间及内容看，一是《拆迁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前，且约定，如今后转让其拆迁协议长期有效。二是祁义彬与刘爱军、宋运田签订的转让协议仅为开发建设项目转让，对前期签订的《拆迁协议》并未否定，根据惯常应一并承继，继续有效。三是即使项目转让，根据该协议祁义彬仍享有近50％的股权。四是刘爱军、宋运田并未按转让协议支付转让金，转让项目协议签订后也并未开发建设，涉案项目的权利人仍应由原合同的权利人所有，东风办事处将涉案房产权益赔付给身为梁园区政协副主席的刘爱军，其行为明显助长政府公务人员不能参与经商的规定。2、刘笛当时出资购房、签订《拆迁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就地安置兴建的商业住宅楼二楼相同面积的房产，并非为了让东风办事处赔偿拆迁补偿款，也更没有必要为此私刻人民路旧城改造指挥部印章。三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一式三份，该协议在东风办事处一直备案留存，高铁项目拆迁时又向刘笛发放签订高铁二期拆迁协议序号牌，以上事实说明《拆迁协议》客观真实，东风办事处不会保存一份盖有私刻公章的协议，东风办事处对刘笛拥有房产是明知的。三、本案系地方政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当地法院的人财物均依靠当地人民政府，东风办事处作为梁园区人民政府机构，当地法院审理涉及地方政府民事案件明显会受制于当地政府的干扰；在拆迁过程中，东风办事处又将拆迁款赔付给具有商丘市梁园区政协副主席身份的刘爱军，背景复杂。综上，刘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法申请再审。 东风办事处提交意见称，一、刘笛与祁义彬之间存在主观恶意。2016年1月7日，刘笛和祁义彬签订了包括房屋出售、拆迁、安置三部分为交易内容的文件，均是在一天完成，存在主观恶性和恶意串通。二、东风办事处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1、旧城改造项目中，开始的承包商是商丘市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风办事处指挥部只是协助开发商进行房屋的拆迁工作，不是拆迁主体。2、祁义彬把项目转给刘爱军后，刘爱军与商丘市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从此合同也能看出开发商才是拆迁主体。3、在原审记录中祁义彬承认，支付给被拆迁人的款项全部是由祁义彬支出的。三、刘笛主张的房产具体位置不明，虚假存在。2006年1月7日的拆迁协议和收据只显示刘笛购买商业综合公司二楼大厅130m2，并没有明确约定具体是哪个位置。四、祁义彬无权处分国有资产，祁义彬与刘笛形成了债权关系。涉案房产所有人系商丘市商业综合总公司，系国有资产，祁义彬无权处置。涉案拆迁协议是合同的一种，不是物权登记证明。依据刘笛和祁义彬的合同约定，刘笛拥有的是合同债权。刘笛提供的收据显示，收款事由是综合公司门面二楼大厅祁义彬转让给刘笛，经办人签名是祁义彬，办事处并没有收取款项。《收据》、《拆迁协议》以及《证明》上的“人民路旧城改造指挥部”印鉴是祁义彬个人私刻伪造的，与指挥部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刘笛、祁义彬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刘笛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物权问题。1.本案刘笛请求祁义彬和东风办事处赔偿其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拆迁补偿是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的被拆迁人给予相应补偿的行为。房屋拆迁是指取得拆迁许可的单位根据城市建设规划要求和政府所批准的用地文件，依法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将该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重新安置，并对其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法律行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被拆迁人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因此拆迁补偿的对象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依据刘笛提供2006年1月6日的《收据》，涉案房屋是人民路综合公司门市二楼大厅130m2。经原审查明，依据商丘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办公室1999年12月9日颁发的房屋产权证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商丘市商业综合总公司，刘笛购买的二楼大厅130m2没有具体的位置，产权性质是集体所有权。虽然祁义彬以商丘市宏业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商丘市商业总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且依据协议支付了补偿款项，祁义彬获得了涉案房屋开发的权利。刘笛出资65000元购买的是祁义彬将来开发的房屋，并非购买商丘市商业综合总公司二楼大厅130㎡房屋的所有权。刘笛将购买房屋的款项交给祁义彬，祁义彬把将来开发的房屋让与刘笛，刘笛与祁义彬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刘笛本案请求的房屋补偿并不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意义上的拆迁安置补偿，其向祁义彬的出资对于祁义彬来讲只是普通的债权。东风办事处没有接收刘笛的款项，其对2003年“旧城改造”项目的参与只是履行政府监管职责，并非房屋开发和拆迁的具体实施单位，生效判决认定祁义彬向刘笛支付补偿款并无不当。2.刘笛签订《拆迁协议》是基于2002年10月21日商丘市梁园区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文件“对人民路东侧的全胜街以南至房产交易所以北沿街地段拆迁改造，兴建营业住宅楼一座”，但因政府政策的变化，因高铁项目实施，该地块被政府征收。原“旧城改造”因高铁项目而终止，该《拆迁协议》客观上已不能按照原方案开发并安置房屋。（二）刘笛的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如上所述，刘笛向祁义彬支付款项时，祁义彬系“旧城改造”的开发主体，祁义彬向刘笛出具《收据》，刘笛购买的是祁义彬将来开发的房屋，该款项实际上是向祁义彬支付的购房款，其合同相对人系祁义彬，并非东风办事处。原审中祁义彬也称其系因为个人融资向刘笛筹措资金，刘笛称其本意是向祁义彬购买拆迁后新开发建设的房产，祁义彬认可其收到刘笛65000元现金，且2016年5月4日祁义彬向刘笛出具了《证明》，祁义彬同意按政府拆迁补偿标准对刘笛予以补偿。故生效判决认定祁义彬与刘笛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三）关于东风办事处应否承担补偿责任的问题。在高铁项目规划建设工作中，东风办事处经授权负责人民路房产（包括涉案房屋在内）拆迁补偿工作。如前述分析，“旧城拆迁”项目与“高铁项目”不是同一个项目，前者是开发主体对商业综合总公司旧楼拆除后进行开发建设，后者是政府对商业综合总公司予以征收。刘笛请求安置补偿的是“旧城拆迁”项目，其出资目的是要求开发主体对该项目建设后向其交付一套房屋。东风办事处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对拆迁工作予以管理和协调，并非该项目的开发主体。东风办事处参与高铁项目的征收，补偿款已补偿给被拆迁人。刘笛持有的《收据》和《拆迁协议》，不能证明其是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刘笛享有的权利，只是一种债权，不能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享受被拆迁人安置补偿的权利。刘笛请求的补偿费用生效判决已判令其合同相对方祁义彬支付，东风办事处并非《拆迁协议》的开发安置主体，生效判决认定东风办事处不承担责任于法有据。（四）祁义彬主张的其与刘爱军、宋运田等人之间的合作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祁义彬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祁义彬、刘笛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祁义彬、刘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百福 审 判 员 辛季涛 审 判 员 蒋瑞芳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芳 书 记 员 李琪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