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14层A1606。法定代表人：王端军，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1号久凌大厦南楼10层。负责人：韩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艳国，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东，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盾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汉卓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1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端军、被上诉人汉卓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汉卓律所退还绿盾公司已支付的律师服务费4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汉卓律所实际全额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汉卓律所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合同解除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解除事实错误认定为本案专项委托合同的解除，并据此认定汉卓律所应当向绿盾公司退款的起算时间，致使本案事实认定发生错误。（一）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混为一谈。1.《常年法律顾问合同》：2014年4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并已经付清第一年全年的顾问费30万元，合同期第一年即2015年4月14日到期。绿盾公司因发现汉卓律所及其负责人韩冰在为绿盾公司办理委托案件时存在严重不合规、甚至涉嫌诈骗行为，因此要解除与其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短信非常明确地载明：“韩总：汉卓律师所与我绿盾征信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4月14日一年期满，提出解除合同，终止法律服务关系。”显然，该内容指的仅仅只是就双方《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解除，而并非本案涉及专项服务合同的解除。此外，该短信中最后的“另：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的内容，是指绿盾公司向汉卓律所催要退还本案所诉的40万元律师费，但与《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解除的事实确无关联。2.另案代理合同：本案中韩冰短信中所提到的“朱律师给您代理的那个案子”，是指在《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期间，汉卓律所朱律师为绿盾公司所代理的另外2个案子，代理费一个是3万元，一个是1万元，共4万元。但是，汉卓律所为了尽快催要本案所诉的40万元而提出可以扣除该4万元费用的主张，该4万元款项所涉及的案件也与本案诉争40万元无关。总之，以上两件事与本案所追诉40万元款项没有必然关系，一审法院在一审中没有查明。（二）本案绿盾公司主张返还的40万元涉及的是一个从未签署书面代理合同的事实委托合同关系，主要服务内容为汉卓律所就案外人涉嫌诽谤等行为受绿盾公司委托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事实上，汉卓律所并未完成该项委托事务，故应当全额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1.汉卓律所存在利用其作为绿盾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身份，对绿盾公司存有夸大事实和欺诈行为，进而导致绿盾公司上当受骗给其汇款40万元，但汉卓律所完全未能履行其承诺的代为报案并使相关人员受到刑事追责的目的。现在已找到新证据——手机短信可以证明：2014年初，有竞争对手在网上持续发布对绿盾公司诬陷信息，汉卓律所韩冰利用常年法律顾问身份夸大案情危害，鼓动绿盾公司提起刑事诉讼，并承诺其在公安局有关系负责刑事立案，派两名专业律师、派车辆随同公安人员一起去办案现场搜索证据并抓人，以杜绝对方对绿盾公司的继续伤害，需要支付40万元费用。2014年5月27日，韩冰发短信进行鼓动：“别再犹豫，抓紧办理！”。2014年6月20日，韩冰接到绿盾公司支付的20万元后，再发短信继续危言耸听进行催促：“20万元已收到，剩余款项希望下周尽早转给我，统一再给您发票。北京绿盾成败在此一役！！”。2.汉卓律所的负责人韩冰，诈骗不成，自知理亏，当时确有还款的愿望和承诺，并采取一是拖，二是请求“宽限”还款时间策略，当然其目的只有一个：拖到“超出法律诉讼时效”，达到非法侵吞绿盾公司财产的愿望。现存韩冰亲自发送的短信，证据如下：1.2014年12月30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开会”；2.2014年12月30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您联系吴红樱即可”；3.2015年2月12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不好意思，开会”；4.2015年2月12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王总，我这几天办公室在搬家，忙过这几天好吗？不好意思！”；5.2015年3月27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王总好，--我非常真诚地再次向您表示歉意，并求得您的谅解。--另，40万元，在扣除朱律师给您代理的那个案子之后，余款我给您出具借条，给我一定的宽限期，连本带利偿还。您现在事业做大，算是帮我渡个难关，兄弟一场，共谋大事，容当后报！”；6.2015年3月29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多谢王总谆谆教诲，言之有理，本人定铭记于心！--对您，只是希望给个宽限期！不好意思！”；7.2015年3月30日，经绿盾公司追款后，韩冰短信回复：“您现在财大气粗，再多给些宽限，祝我渡过难关！同时真诚其它合作能够弥补！”从以上信息记录中看出韩冰，一副讨好、恭维、撒谎、阴险的嘴脸，伪装的可怜巴巴，唯一目的就是一个字“拖”。二、绿盾公司一直都在通过打电话、短信、微信、当面沟通等各种渠道进行催款，且汉卓律所的负责人韩冰在2017年12月7日单方向绿盾公司出具的承诺也可证明双方一直都在就本案诉争款项进行交涉催款，且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并未协商解除，因此本案全部40万元欠款的追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诉争合同关系解除的事实并不存在，因此其据以认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明显错误，片面、武断，且违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绿盾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之间”没有主张追款，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在一审中，汉卓律所自己明确承认“绿盾公司在2016年-2017年期间多次以非法手段跟踪骚扰汉卓律所韩冰及家人，汉卓律所也进行了报案”，这正是绿盾公司一种强烈的追款主张和追款行为。至于韩冰说过追款程中存在“非法手段跟踪骚扰”“被胁迫状态下--”，仅是他个人的诬蔑，韩冰报案后公安机关并没有阻止绿盾公司人员继续追款行为，一审法院也不予采信，这一事实充分证明绿盾公司在“2016年到2017年期间”一直在强烈追款。（二）一审法院根据汉卓律所的负责人韩冰于2017年12月7日单方起草的“解除《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的文件认定对于12万元应当支付、而对于其余的28万元则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属于对该文件的错误认定，该文件只是证明汉卓律所单方要求与绿盾公司解除专项顾问协议、且退还部分费用12万元的意向，绿盾公司并未同意，可见在该日期双方仍在就是否解除涉案专项顾问协议及退款事宜进行协商且并未达成一致。按照法律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就不应支持，而一审法院却依据2017年12月7日韩冰单方起草的“解除《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对同一笔40万元欠款，做出两个判定，一部分失效，一部分有效：汉卓律所同意还款的12万元没有超时效，不愿意还款的其余部分28万元就是超过时效。（三）绿盾公司有证据可以证明，在“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之间”向汉卓律所一直在追讨40万元的欠款。微信催款记录12条：1.2015年3月26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韩总：--：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2.2016年7月22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欠的钱什么时间退回？”;3.2016年7月22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把钱过来吧，别再拖了”;4.2016年7月22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退回吧，不能再拖了。”;5.2016年7月22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先退回20也行啊，再这么拖不行了”;6.2016年7月26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韩总，不能再拖了~”；7.2016年8月1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韩总，你看明天就把款打回来吧。”;8.2016年11月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钱也不还，电话也不接了”;9.2016年11月9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我给你打电话几百遍了，你一拖再拖、骗。”;10.2016年11月9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欠债还钱！”;11.2016年11月9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你骗我、坑我、N次说还款、还款、还款、却一直不还款，几年了？戏弄我多少次了？我曾两次警告你：我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已忍无可忍！---”;12.2016年12月19日，给韩冰发的追款微信：“韩总：打你所40万元，---尽快把这档子事过去。”短信催款记录11条：1.2015年5月21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韩总：上周电话中你说这周把那款退回来，今天已是周三了，汇过来吧！”;2.2015年5月21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希望这周把款打过来，要守信用”;3.2015年5月2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韩总，今天又是周三了，把款打过来吧”;4.2015年5月2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今天是周三了--”;5.2015年10月26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韩总，短信也不回。欠的那款这么长时间了，打回来吧，不要再拖了~”;6.2016年6月28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韩总，欠款总拖着不还，催过N次了，我都不好意思催了。”;7.2016年8月12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好，韩总，下周把拖欠的款退还到账，希望这次说话算数”;8.2016年8月1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欠款的事，今天能打过来吗？”;9.2016年8月1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今天下午能打款？”;10.2016年8月17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什么时候到账？”;11.2016年9月1日，给韩冰发的追款短信：“我的电话你不接~不方便，别人的电话你接！我已做到仁至义尽了！”此外，绿盾公司还曾于2017年底将汉卓律所及韩冰投诉到海淀区司法局，2018年3月30日移交到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2019年3月21日海淀律协出具《案件结案通知》［海律惩戒2018）第027号］。由此可见，本案涉及的诉争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汉卓律所辩称，坚持一审中答辩意见，同意一审判决。绿盾公司与汉卓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汉卓律所履行了作为代理人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也不存在拖欠绿盾公司款项的问题。绿盾公司存在暴力催要款项的行为，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双方解除的就是本案争议的刑事部分的代理合同，汉卓律所认可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绿盾公司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汉卓律所立即退还绿盾公司已支付的律师费40万元；2.判令汉卓律所立即支付绿盾公司逾期还款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汉卓律所实际全额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汉卓律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绿盾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及6月24日共计向汉卓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40万元，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2015年3月26日，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向汉卓律所主任韩冰发送短信，载明：“韩总：汉卓律师所与我绿盾征信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4月14日一年期满，提出解除合同，终止法律服务关系。另：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韩冰回复：“……40万元，在扣除朱律师给您代理的那个案子之后，余款我给您出具借条，给我一定的宽限期，连本带利偿还”。同年3月29日，王端军再次联系韩冰，韩冰表示“……过去的事就不再说了，问题我也找到了，未来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不能重蹈覆辙才是要义。对您，只是希望给个宽限期！不好意思”。2017年12月7日，韩冰向绿盾公司出具承诺，载明：“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与绿盾（北京）征信有限公司之间《专项顾问协议》双方协商结局，汉卓一次性退还绿盾12万元，于2017年2月8日上午十时至绿盾公司办理签订委托协议解除手续。韩冰”。此后，汉卓律所未向绿盾公司返还款项。汉卓律所主张该份承诺书系韩冰被胁迫状态下出具，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项陈述不予采信。一审诉讼中，汉卓律所主张绿盾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绿盾公司提交2015年5月21日至2016年11月7日期间的短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予以证明，但未提交原始载体，且聊天记录打印件中未显示聊天对象的手机号，汉卓律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绿盾公司与汉卓律所之间存在绿盾公司委托汉卓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委托合同关系。2015年3月26日，绿盾公司向汉卓律所提出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时生效，故本案委托合同已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2015年3月27日，汉卓律所承诺扣除部分代理费后余款退还绿盾公司，但此后没有退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于合同之债，绿盾公司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汉卓律所主张权利。绿盾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向汉卓律所主张退还款项，故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但本案中汉卓律所在2017年12月7日重新出具同意偿还款项12万元的声明，针对该笔12万元，诉讼时效应重新起算，故绿盾公司要求汉卓律所返还律师服务费40万元的诉讼请求中12万元的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剩余部分因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应予驳回。对于绿盾公司的逾期还款利息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12万元为准，起算时间亦应自2017年12月9日起算，且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绿盾公司的利息请求中，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率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对于绿盾公司的利息请求中以12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7年12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以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1.汉卓律所返还绿盾公司律师服务费1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9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2.驳回绿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绿盾公司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20）京中信内经证字3773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37736号公证书），内容是对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和韩冰之间短信进行的公证。证据2.（2020）京中信内经证字37737号公证书（以下简称37737号公证书），内容是对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和韩冰之间微信进行的公证。证据3.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及汉卓律所开具的30万元的发票。经质证，汉卓律所对证据1、2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其认为韩冰只有一个微信号，韩冰的微信号和公证书中显示的微信号不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签订及付款均早于本案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成立时间，与本案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汉卓律所向本院提交汉卓律所二位委托诉讼代理人手机中分别留存的韩冰律师的微信注册号的界面作为新证据，证明与绿盾公司提交的证据2公证书中显示的韩冰微信号不一致，公证书内容仅能体现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平手机留存的内容，不能证明短信、微信的通信对方是韩冰。经质证，绿盾公司不认可该证据，其认为汉卓律所提供的是韩冰现在使用的微信注册号，绿盾公司提供的则是韩冰之前使用的微信注册号。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于绿盾公司提交的证据1、2，经核实原始手机载体，公证书记载内容与原始手机载体内容可以对应，但存在部分与本案无关部分没有进行公证。汉卓律所虽不认可韩冰使用过公证书载明的微信号，但经本院要求，并未出具韩冰本人手机，故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对绿盾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绿盾公司提供的证据3，鉴于双方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确认。汉卓律所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显示的韩冰微信注册号与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手机中现存韩冰微信注册号一致，故本院对关联性亦予以确认。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4月14日，绿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汉卓律所签订一份《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主要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常年法律顾问，乙方为甲方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范围包括公司治理结构梳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经营中的法律服务等，对于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等非经常性、非日常性法律事务，双方应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甲方同意乙方指派韩冰律师作为为其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负责律师，本合同顾问期内，负责律师将为甲方提供上述顾问服务，该律师也是乙方指派的联系人。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满1年。双方应于本合同服务期限届满前30个工作日内，就乙方是否继续为甲方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进行协商，经协商一致，甲方需要乙方继续提供法律顾问服务，乙方同意继续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甲乙双方需另行签署法律顾问合同。本合同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法律顾问费按年收取，第一年为30万元，第二、三年为各4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绿盾公司向汉卓律所交纳第一年顾问费30万元，汉卓律所将上述款项作入账处理，并向绿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二审中，绿盾公司提交的37736号公证书载明有以下内容：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与韩冰使用的手机139XXXXXXXX存在以下短信沟通内容：1.2015年2月12日：王：“韩总：过年了，请把那40万打回吧，别再拖了……”韩：“王总，我这几天办公室在搬家，忙过这几天好吗？不好意思！”2.2015年3月27日：韩：“王总好，昨晚实在不好意思，喝多了，让您见笑了！我非常真诚地再次向您表示歉意，并求得您的谅解。请您收回成命，未来我们做免费的顾问，何时您认可再论价。另，40万元，在扣除朱律师给您代理的那个案子之后，余款我给您出具借条，给我一定的宽限期，连本带利偿还。您现在事业做大，算是帮我渡个难关，兄弟一场，共谋大事，容当后报！”王：“韩总您好：我们是朋友，但商业规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尊重对方。一、我们的法律服务合同必须解除。二、退还40万（减去那个3万）。”3.2015年3月29日：韩：“多谢王总谆谆教诲，言之有理，本人定铭记于心！过去的事就不再说了，问题我也找到了，未来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不能重蹈覆辙才是要义。对您，只是希望给个宽限期！不好意思！！”4.2015年3月30日：韩：“王总好，您现在财大气粗，再多给些宽限，祝我渡过难关！同时真诚其它合作能够弥补！”绿盾公司提交的37737号公证书载明有以下内容：“韩冰律师-骗子汉卓”注册信息如下：昵称：韩冰律师（北京汉卓），微信号：×××,电话号码：139XXXXXXXX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与“韩冰律师-骗子汉卓”存在以下微信内容：1.2015年3月26日，王：“韩总：汉卓律师所与我绿盾征信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4月14日一年期满，提出解除些合同，终止法律服务关系。另：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韩：“王总好，我近期在处理一些事情，抱歉！请您务必通融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您交流。待我们面谈之后您再做最终决定好吗？”王：“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解除，不妨碍我们别的合同。”韩：“我们开始毕竟有很好的开始，后期是我的责任让您产生不满，我很歉意！但请您给我一个面谈的机会！”2.2015年12月19日：王：“韩总：打你所40万元，扣除朱立新代理的2个案子4万元（一个3万元，一个1万元），退我36万元，尽快把这档子事过去。”3.2016年7月22日：王：“欠的钱什么时间退回？”韩：“下午可有时间见面？”王：“把钱过来吧，别再拖了”韩：“王总有时间面谈一下如何？”王：“退回吧，不能再拖了”韩：“王总您明天下午如有时间，咱们当面谈定如何？”王：“先退回20也行啊，再这么拖不行了”4.2016年9月：韩：“回来了，在外边开会”王：“韩总，你看明天就把款打过来吧，我们扩展新的业务。”5.2016年11月7日：王：“欠也不还，电话也不接了”6.2016年11月9日：韩：“王总，这是你今天带去的人在我办公室的做法。如果你要解决问题，咱们采取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用这种方式来闹，后果你来承担就是了。”王：“韩总：你别危协我！我是搞数据的，你的各方信息已不少，一直未动还是念及朋友之情，实不忍心！我的员工去催被你骗了数年的账款他累了，被你气晕了，躺躺休息一下还不行吗？还违法吗？有本事你敢把我员工抓打试一下！我严格要求他们代我公司文明合法催款，但你如果敢激发矛盾而产生其他问题由你承担！我的员工如果受到任何伤害或被气病，一切后果由你承担！”二审中，汉卓律所提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手机中显示的韩冰使用的微信，显示微信号为×××，与37737号公证书中显示的韩冰微信号不一致。庭审中，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亦出示了其目前使用的手机，显示韩冰的微信号与汉卓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手机中显示的韩冰微信号一致。绿盾公司称公证书中韩冰微信号是韩冰以前使用的微信号，因韩冰更改过微信号，故与现在手机中显示的微信号不一致，汉卓律所称不清楚韩冰是否更改过微信号。经查，微信程序中“帐号与安全”页面显示：微信号是帐号的唯一凭证，一年只能修改一次，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庭审中，绿盾公司出示了公证书中公证的原始载体手机，经双方核对，公证书中载明的内容在原始载体手机中均能找到，因部分内容与本案无关，故公证内容并非完全连续、完整。汉卓律所对公证书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仅是对操作过程进行了公证，无法对公证内容、电子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进行判断，公证书中仅能体现手机的型号、类型，无法体现手机唯一性的识别号，故申请对绿盾公司电子数据载体手机是否是原始载体进行鉴定。本院要求汉卓律所提供韩冰手机以供核对，汉卓律所称与韩冰确认沟通后，韩冰表示手机更换多次，原内容早已遗失无法确认，故不能提供手机。诉讼中，绿盾公司认可汉卓律所朱立新律师为其代理案件发生律师费4万元其未予支付，因其向汉卓律所主张退还案涉款项，汉卓律所不予认可，故其在本案诉讼中不同意再抵扣其欠付的律师费。汉卓律所则主张应在本案中抵扣上述费用4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绿盾公司委托汉卓律所提供公安立案等刑事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汉卓律所予以认可，故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中，绿盾公司主张汉卓律所未能完成委托事项，故应返还其收取的40万元律师费。对此本院认为，绿盾公司主张汉卓律所承诺为其刑事立案、派专业律师、派车辆随警察办案抓人等，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法定代表人王端军在与汉卓律所韩冰律师的微信、短信记录中，其催款时均表示同意扣除汉卓律所朱立新律师代理案件的费用。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存在汉卓律所朱立新律师代理案件应收费4万元的事实，故绿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汉卓律所全额退还4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认为，绿盾公司在本案中有权主张汉卓律所退还律师费的数额应为36万元。关于汉卓律所应否退还绿盾公司36万元律师费一节，本院认为，虽然汉卓律所从事了相关服务工作，但绿盾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与汉卓律所韩冰的微信、短信记录中显示，在双方关系尚可之时，王端军向韩冰主张返还案涉律师费，韩冰表示在扣除朱立新律师代理费后，余款其同意出具借条连本带利予以偿还，但希望给予一定宽限期，就此可以看出韩冰对绿盾公司要求退款的主张予以认可。诉讼中，首先，汉卓律所否认绿盾公司提供的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公证书能够说明对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提供的手机留存信息内容进行了公证，并且经过王端军当庭出示手机，双方对手机中内容与公证书中内容进行了核对，确认公证书中微信、短信内容均在手机中有所体现；而且，汉卓律所认可139XXXXXXXX是韩冰使用的电话号码，虽然公证书中体现的韩冰使用的微信号与庭审中双方出示的韩冰现使用的微信号不一致，汉卓律所又否认韩冰更改过微信号，但微信程序中“帐号与安全”页面显示：“微信号是帐号的唯一凭证，一年只能修改一次”，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绿盾公司关于韩冰曾经更改过微信号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院多次要求汉卓律所提供韩冰手机供法庭核对，汉卓律所以手机更换多次、原内容早已遗失为由未能提供，现其并未提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书中公证的微信、短信内容，仅提出申请对绿盾公司电子数据载体手机是否是原始载体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确认公证书中显示的微信、短信内容双方为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和汉卓律所韩冰。其次，汉卓律所主张即便韩冰同意退款亦无权代表汉卓律所，对此本院认为，韩冰是汉卓律所负责人，亦是汉卓律所与绿盾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指派律师，还是案涉刑事专项服务的对接人，故其同意退款当属代表汉卓律所所作承诺，本院对汉卓律所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再次，关于绿盾公司诉讼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于2015年3月26日向韩冰发出微信：“汉卓律师所与我绿盾征信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4月14日一年期满，提出解除些合同，终止法律服务关系。另：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汉卓律所主张双方案涉刑事专项服务合同关系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故截至2017年3月27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绿盾公司则主张上述微信中提出解除的是《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而非本案诉争的刑事专项服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绿盾公司并未与汉卓律所就本案诉争刑事专项服务合同关系签订书面协议，其曾于2014年4月14日与绿盾公司签订一份《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并交纳了一年顾问费30万元，该合同一年期届满时间应为2015年4月14日，与上述微信中提出解除合同的到期日4月14日相吻合，且从微信行文内容，“另：请退回我公司的40万元”与前述关于解除合同的表述显属不同事项。故本院采信绿盾公司主张，即微信中提及解除的合同应为《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汉卓律所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为2017年3月27日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诉争合同关系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并于次日起算诉讼时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通过绿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端军与韩冰之间的微信、短信记录可知，绿盾公司自2015年提出退款主张后，2016年多次通过微信主张权利，韩冰亦于2017年12月7日单方向绿盾公司出具承诺同意退款12万元，但双方始终未就款项退还时间及数额达成一致，故绿盾公司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综合上述，绿盾公司主张汉卓律所退还律师费40万元，其中36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关于绿盾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一节，本院认为，绿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未与汉卓律所就款项的退还时间及数额达成一致，本院综合考量双方履行合同的具体情节，对绿盾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绿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应予驳回。鉴于绿盾公司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处理结果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1204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律师费36万元；三、驳回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负担6570元，由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负担7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负担3870元，由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负担7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