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1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善，男，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中海，男，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阳，男，198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林，宜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张国善因与上诉人李中海、李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宜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4民初3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中海、李阳承担。事实和理由：李中海、李阳父子二人共同开办个体磷肥厂期间，从2016年起，每年在其处赊购10多万元装磷肥用的塑料编织袋。双方在开展业务前就口头商定先拉编织袋后付款，边赊账边付款。李中海陆陆续续给付了大部分货款，还剩19960元货款久拖不付。本案中有一笔欠款条是李中海于2016年4月4日出具的欠到编织袋款7000元，李中海提交了一份2016年4月10日向张国善银行账户汇款7000元的汇款单，该汇款单上并未写明是偿还2016年4月4日的欠款，李中海也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该笔7000元是偿还2016年4月4日出具的欠条上的7000元欠款。一审法院凭推测认定李中海于2016年4月10日汇款7000元就是偿还2016年4月4日出具的欠条上的7000元欠款，属错误认定事实。李中海于2016年4月10日的7000元汇款是偿还其他欠款，李中海每给付一次货款，其即退还李中海拉编织袋时出的欠条，一审要求上诉人拿出偿还其他笔欠款的证据，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由李中海提交证据。李中海、李阳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撤销原判，改判其给付张国善编织袋款3960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国善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与张国善长期存在购销编织袋的业务往来，因彼此关系好，赊货后统一结账。购货后均出具欠条及收条，后汇款支付货款，以汇款的总款作为结算依据。上诉人赊欠张国善编织袋款共计19960元，但上诉人多次向张国善汇款共计16000元，尚欠3960元。没有抽回欠条是因未全部结清货款。一般情况下，只有结清全部货款后，经双方审核后才收回出具的欠条。原审认定上诉人总共出具19960元欠条，而对2017年4月12日通过银行卡向张国善银行账户转账5000元、2020年6月11日通过微信转款4000元支付购编织袋款均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2.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张国善抗辩称，二上诉人支付的另外9000元现金系为购买其他编织袋货款，对其该抗辩理由应由张国善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张国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中海、李阳及时给付欠其编织袋款19960元；2.判决令李中海、李阳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中海、李阳父子在开办磷肥厂期间，多次向张国善购置编织袋。双方的交易习惯通常是先拉货后结账。2016年4月4日，李中海给张国善出具了一份欠到编织袋款7000元的欠条，在该欠条的上半部分张国善标注李中海帐2016年：3月21号下午发客车50公斤云南红袋500条×1.60＝800元、40公斤五谷丰登1200条×1.40＝1680元、3月29号下午付师傅带货：40公斤五谷丰登3000条×1.40＝4200元、3月30号40公斤时风红袋2000条×1.40＝2800元、4月4号300元，合计9780元；2016年7月27日，李阳给张国善出具了一份今收到50公斤铁笼花红袋1000条，单价1.60元的收条；2018年5月8日，李阳给张国善出具了一份今欠张老板五谷丰登700条、时丰500条，共计1200条，单价1.40元的欠条；2018年9月23日，李阳给张国善出具了一份今欠到张老板时丰编织袋1000条，共计1400元的欠条；2019年2月3日，李中海给张国善出具了一份欠到编织袋款8280元的欠条。张国善诉至法院要求李中海、李阳父子支付所欠编织袋款19960元。庭审中，双方均声称没有账簿。为反驳张国善的诉讼请求，李中海提交了其偿还欠款的三份凭证，张国善质证后认为，李中海支付16000元货款属实，但均与本案无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意见悬殊致使本案未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张国善向李中海、李阳销售编织袋，有李中海、李阳向张国善出具的条据为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张国善履行了交付义务，李中海、李阳应当履行付款义务。李中海于2016年4月4日给张国善出具合计欠到编织袋款7000元的欠条后，于2016年4月10日向张国善银行账户存款7000元，付款时间和出具欠条时间相隔不长且付款金额与欠款金额一致，李中海2016年4月10日向张国善银行账户存款7000元就是偿还了2016年4月4日的7000元欠款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李中海已经偿还了本案讼争的7000元欠款。在现实生活中，给钱不收回欠条或借条大有人在，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对待。张国善抗辩李中海给付的不是该笔欠款而是另有其他，但未能提交李中海给付的另外其他欠款的相关证据，故对张国善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从张国善提交的2016年7月27日李阳给张国善出具的一份今收到50公斤铁笼花红袋1000条，单价1.60元的收条来看，该笔货款为1600元，可以理解为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4月12日前仅发生了这一次业务往来，或者说发生了多次业务往来但其他货款已经结清，李中海辩称2017年4月12日其通过银行卡向张国善银行账户转账5000元也是偿还的本案讼争债务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其本人亦不能自圆其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故对李中海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张国善提交的李中海于2019年2月3日出具的欠到编织袋款8280元的欠条，李中海辩称其先前不知道李阳也出具了条据，该8280元的欠条是对其父子俩先前出具的条据的整合，即该欠条实际包含李阳2016年7月27日出具的收条、2018年5月8日和2018年9月23日出具的欠条，同时主张该笔8280元欠款其已于2020年6月11日支付部分现金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4000元后将欠款全部结清了。从双方交易习惯及出具的欠条看，李中海的抗辩理由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因缺乏相应证据佐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不予采纳。李中海、李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且其对条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李中海、李阳尚欠张国善编织袋款12960元，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李中海、李阳欠张国善编织袋款1296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张国善负担50元，李中海、李阳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均认可，双方从2016年开始发生业务，都没有就交易情况记账。李中海、李阳到张国善处拉货，有钱就当场给，无钱就出具条据，后期结算后将条据抽回，也有临时将货拉走后过一段时间付钱。付款方式有时是现金，有时是汇款。本院认为，李中海、李阳自2016年起从张国善处购买编织袋，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李中海、李阳应按约定支付货款。张国善持李中海、李阳出具的五张欠据，要求支付相应货款，应当予以支持。李中海、李阳上诉提出，应以欠据上载明的金额扣除其以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支付的金额，作为欠付货款的金额。因当事人均认可，除本案诉争的五张欠据外，双方还有多次交易，李中海、李阳拉货后，有时当即付款，有时出具欠条，待付清后即抽回欠条，且同时存在多种给付形式，既有给付现金，也有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现金的情形，双方对欠付金额说法不一，应以张国善持有欠据上记载的金额作为欠付货款的金额，对李中海、李阳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中海于2016年4月10日向张国善银行账户汇款7000元，该汇款单上并未写明是偿还2016年4月4日的欠款，在双方存在多笔交易和多种支付方式的情况下，应由李中海对该7000元汇款是偿还2016年4月4日的7000元欠款一节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仅以汇款时间与欠条出具时间相近，且金额一致，即推定2016年4月10日的汇款系偿还同月4日的7000元欠款，依据不足。张国善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张国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李中海、李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宜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4民初3491号民事判决；二、李中海、李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国善货款199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李中海、李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李中海、李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