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6998号原告：广州市金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址：广州市海珠区金碧一街**首层自编C35铺。法定代表人：刘康万，职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晨晨，系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花藤秀服装有限公司，，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塘步东村登云大路******法定代表人：刘君，职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自勇，系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章佳明，男，1994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绍兴县。原告广州市金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派公司）诉被告广州花藤秀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藤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诉讼过程中，经被告花藤秀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章佳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晨晨，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自勇、第三人章佳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37922元；2.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向原告支付占用437922元货款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根据被告相应订单向其供货，被告收到货物后即付款。后于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8月16日，原告通过日昱物流公司和远申物流公司向被告发出“龙凤呢”（分别是6#黑色15341.3米、5#深蓝4395.9米、4#杏色6212.8米、10#皮红4280.8米、12#灰色1659.9米、13#深花灰8619.6米、14#浅花灰1294.9米、45#卡其色6990.3米、16#咖啡色716.9米、30#深杏1475.9米、33#兰色960.4米、55#棕色536.5米、62#浅灰696.5米、63#浅驼493.7米、64#驼色1116米)，15个品种的布匹54929.3米，单价均为12.3元，不含税总价671179元，未付余款437922元。原告随后按惯常方式通过微信将货物码单、物流情况告知了被告。被告于2019年8月6日签收提取完货物，但收货后并未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余下货款。原告随后向被告提出付款请求，但被告以“布匹开裁后发现数量问题，需等到其加工的衣服出完后才能付款”为由，一直拖延不肯付款。原告多次通过电话或到被告处催讨货款，被告拒不付款。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布匹检验的责任、时间、退换货等均在《购销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并在货物码单上标注“凡购买本公司一等品，如有质量问题，收货五日内书面通知本公司退货或换货。一经退卷、染色或深加工、开剪后告知本公司，恕不负责”等字样。双方在长期合作进行的布匹买卖活动中也均是按照这一约定进行的。被告在收到54929.3米布匹后，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原告提出任何异议，或者协商退换货，而是用于了服装加工，并将加工产品用于了销售。上述情况表明，原告提供的买卖合同标的货物完全符合约定，被告无异议并用于服装加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余下全部货款。由于被告拒不支付余货款，原告多次与其协商付款事宜，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13条之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的规定，被告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1.5倍（即6.5%）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11148元。综上，被告拒不履行约定义务，有违诚信，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花藤秀公司答辩称，第一，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购销合同，由金派公司法人刘康万负责与花藤秀公司确定布料色号、硬度、长度、质量等要求，并据此生产、运输布料。花藤秀公司收到布料后，由其法定代表人刘君将货款银行转账至刘康万账户。但2019年5月16日开始，经金派公司、花藤秀公司、章佳明当面协商，金派公司向花藤秀公司履行的布料生产、运输的合同义务转由第三人章佳明履行，花藤秀公司在收到布料后向章佳明支付相应货款，金派公司对此知情且同意。因此花藤秀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章佳明，即为向金派公司履行了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至于金派公司与章佳明之间对花藤秀公司支付的货款如何分配，不影响花藤秀公司合同义务的履行完毕。第二，自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8月15日，花藤秀公司累计支付货款603076元，其中向金派公司支付货款275888元，向章佳明支付货款327188元。故花藤秀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请求法院驳回金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章佳明陈述称，我是涉案布料购销的实际供货方，我方未收到货物尾款。原告金派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购销合同；2.发货码单；3.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花藤秀公司发表质证意见：1.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原告金派公司仅向被告供应了其中一批货物；2.除2019年5月16日发货码单外，剩余发货码单三性不予确认，因为发货码单是原告金派公司单方面制作，而被告花藤秀公司只收到其中2019年5月16日的货物，且原告提供的货物米数短少；3.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不能证明货物数量短少和颜色偏差。第三人章佳明的质证意见是：1.购销合同签署时我不在场，但事后从原告法人刘康万处见过这份合同；2.发货码单真实性确认，上面的所有货物都是由我直接发货到案外人武穴天纳服饰厂的；3.微信聊天记录中我本人的陈述真实、合法。被告花藤秀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转账截图；2.银行交易流水;3.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4.刘君与刘康万聊天记录；5.刘君与章佳明聊天记录；6.章佳明手写确认单；7.货运单与运费付款记录；8.布料剩余情况手写表；9.不合格布料产品扣费情况表，证明案涉货物存在色差导致花藤秀公司经济损失。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2中2019年6月25日前的转账记录三性确认，其他转账没有收到；对于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可证明金派公司通过微信工作群将发货码单和快递单告知花藤秀公司；对于证据5、6，没有见过，三性不确认，且章佳明的手写确认单未计算2019年5月16日和2019年5月31日的出货米数；对于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快递费是由金派公司支付的，且金派公司没有授权章佳明收款；对于证据8、9三性不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花藤秀公司收到布料后没有向金派公司提出异议而直接用于服装加工和销售，制成成品后提出质量问题，金派公司不承担责任。章佳明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2、3、5、6、7三性确认，其中证据6是我书写，证据7的货运单原件在我手里，运费由我支付；对于证据4，没有见过，故三性不确认；对于证据8、9三性不确认，并同意金派公司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无证据提交。对于各方确认的证据包括购销合同、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货运单据，本院亦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对于各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金派公司提交的16张发货码单，有原件供核对，且金派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将上述发货码单通过微信发送在工作群中，章佳明确认发货码单中的货物已交付，花藤秀公司亦在庭审陈述中确认收到发货码单所载的货物，故本院确认发货码单的真实性、合法性。2.花藤秀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截图和银行交易流水有原件核对且相互印证，金派公司和章佳明均确认其收到的款项，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3.刘君与刘康万的聊天记录、刘君与章佳明的聊天记录均有聊天相对方确认真实性，本院亦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4.章佳明确认其手写确认单的真实性，且该确认单在章佳明与花藤秀公司微信协商交易情况时发送，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对于以上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在下文关联处另行陈述。结合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经案外人胡某居间介绍，原被告进行布匹购销交易。2019年4月21日，原告金派公司（卖方、乙方）与被告花藤秀公司（买方、甲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金派公司向花藤秀公司供应龙凤呢布料41580米，布料单价12.3元/米，交货期2019年5月15日，现付30%订金，余款70%（按发货码单结算）收货付款，如有质量问题，需在收到货物后的5天内进行换货处理，订单颜色确认样，应在接收范围内90%以上，品质达到客户95%左右。金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康万、花藤秀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君在合同尾部签名确认。金派公司、花藤秀公司、章佳明确认通过微信工作群下单并确认色样、协商生产发货事宜，案涉货物均由金派公司在微信工作群中发送《发货码单》，由章佳明通过物流公司将货物运送至花藤秀指定的武穴天纳服饰厂，由花藤秀公司付款。关于货物交付情况。金派公司提交在微信工作群中发送的16张《发货码单》，证明在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8月16日期间向花藤秀公司发货，金派公司主张已交付布匹共计54929.3米。章佳明确认按《发货码单》上的卷数将布匹发货至花藤秀公司指定的收货点。花藤秀公司确认收到布匹，但主张打开布匹进行制衣生产时发现布匹实际米数短缺。关于货款交付情况。花藤秀公司提交银行流水证明共计支付货款628076元，具体如下：于2019年4月20日向案外人胡某支付案涉交易订金100000元；自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8月15日向金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康万账户交付货款3笔共计200888元；自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8月15日向章佳明账户交付货款7笔共计327188元。2019年4月23日、2019年5月19日、2019年6月2日，案外人胡某分3次将花藤秀所支付的100000元定金中的75000元转交给金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康万，金派公司确认收到胡某转交的货款。庭审中，花藤秀公司申请案外人胡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交易的协商情况。证人胡某陈述称：我与金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有业务合作，与花藤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朋友，通过金派公司和花藤秀公司的案涉交易认识章佳明；我作为中间人促成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的交易，案涉布匹单价原定12元/米，后来在合同中写作12.3元/米，其中0.3元/米是金派公司给我的佣金；花藤秀公司转账给我100000元订金，之后与金派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我在合同签订现场并保留了《购销合同》原件，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花藤秀公司离场，金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购销合同》上写明“已收订金3万元”；我于2019年4月23日、5月19日、6月2日、6月3日分别将订金中的30000元、10000元、17000元、18000元转账给金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康万。按照实际出货米数计算，我的佣金约16000元，花藤秀公司给的100000元订金，扣除我已经支付给金派公司的货款及自己的佣金，还剩余8000多元在我处，我不知道应该付给章佳明还是付给金派公司；在案涉交易的过程中，花藤秀公司向金派公司微信下单，金派公司进行采购，采购过程中金派公司称章佳明是其业务员；2019年6月20日前是由金派公司在工作群发出《发货码单》，6月20日以后是章佳明在群里发数量，金派公司再发《发货码单》，之后由发货工厂直接发货到用货工厂，我不知道货物验收等情况；微信工作群上曾经讨论过短码和次品问题，但没有协商出一致的结果，关于短码和次品，原告曾经发过《金派纺织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给我；除了《购销合同》约定的货物，花藤秀公司还追加下单一万多米的布匹，均由花藤秀公司业务员向金派公司拿色卡进行追加，追加的货物没有签订合同，但有在微信工作群中确认；据我了解，约2019年6月22日后，花藤秀公司开始向章佳明付款，当时我和金派公司刘康万、花藤秀公司刘君、章佳明在花藤秀公司办公室商量过货款给谁的问题，最后结论是章佳明供货，货款支付给章佳明，但我不清楚金派公司和章佳明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结算。关于证人胡某的证言，各方的质证意见如下：金派公司认为和胡某口头约定的佣金是0.1元/米，胡某出示的《金派纺织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不是最终的进度表，最终的交易进度表是金派公司2019年9月16日在微信工作群中发送的《金派纺织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2019年6月原被告、第三人和胡某共同见面商讨并未谈及货款转付给章佳明的问题；对胡某的其他证言金派公司无异议。花藤秀公司认为证人胡某在微信上向花藤秀公司发送了章佳明的银行账号，明确知道花藤秀公司向章佳明付款的事实；且花藤秀公司向章佳明付款后，章佳明发货很准时，无需胡某居中催告发货。章佳明认为胡某处剩余的25000元订金不应包括金派公司给其的佣金，应该作为货款支付给章佳明。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发货码单》、银行转账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庭审中各方争议的焦点如下：1、案涉买卖关系的供方是金派公司还是章佳明；2、花藤秀转账给案外人胡某的100000元的性质；3、案涉布匹的质量瑕疵和数量短少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之一，金派公司主张自己为案涉交易供方，其授权章佳明发货但未授权章佳明收款；花藤秀公司抗辩,2019年5月16日交易的供方是金派公司，此后因发货延迟及各方协商，供方转变为章佳明；章佳明称其为案涉所有交易的实际供方，否认是金派公司员工。本院认为，从合同签订、交易流程上看，案涉布匹买卖交易的相对方是金派公司和花藤秀公司，原因如下：首先在合同签订方面，原被告2019年4月2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合同约定了所交易布匹的颜色、数量、单价、出货时间，本案实际出货的布匹涵盖了合同约定的货物，并按合同约定价格结算，可以体现买卖双方按合同履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金派公司、花藤秀公司、章佳明未就供方权利义务转移作出书面约定，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情形。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约定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在金派公司延迟按时交货的情况下，花藤秀公司未依法向金派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亦不产生买卖合同法定解除的后果。章佳明及证人胡某均证明2019年6月份各方面谈的结论是由花藤秀公司直接向章佳明付款，应视为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变更关于货款给付的约定。其次从交易流程看，金派公司、花藤秀公司、章佳明通过微信工作群沟通布匹交易细节，自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8月16日整个交易过程中，不论收款方如何变化，金派公司法人刘康万均在微信工作群上发送《发货码单》和《出货进度表》供确认，花藤秀公司工作人员亦相应反馈收货情况，并向金派公司和章佳明共同提出货物延迟和质量瑕疵问题。同时，证人胡某亦可证明花藤秀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向金派公司拿色卡补充下单，并在微信工作群中确认。可见金派公司实际参与案涉布匹交易的全过程，未曾中途退出。最后，供方指定上游供货商直接发货给需方，不违反日常交易习惯。本案各方均无举证章佳明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布料从章佳明处发货并不能突破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所产生的合同相对性。综上，花藤秀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花藤秀公司与金派公司中途解除买卖合同关系，或金派公司将供方的权利义务发生概括转让给章佳明。花藤秀公司仅以付款账户变更抗辩合同相对方转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买卖合同供方应认定为金派公司。关于争议焦点之二，证人胡某在庭审中确认收到花藤秀公司支付的100000元货款订金，并确认只与金派公司口头约定佣金。上述证词与花藤秀公司、金派公司的相关陈述分别印证，本院予以确认。金派公司与证人胡某的居间关系独立于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的买卖关系，故金派公司与证人胡某之间关于佣金的约定不能对抗花藤秀公司。花藤秀公司对于100000元是否包含佣金不知情且不确认，该款应视为花藤秀公司的货物预付款，计入花藤秀公司已向金派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证人胡某未将全数货款订金交还金派公司，金派公司是否支付足额佣金给证人胡某，均属金派公司与证人胡某之间的居间关系纠纷，与本案无涉，本院在本案中不做调处。关于争议焦点之三，案涉布匹的质量瑕疵和数量短缺问题。首先，关于质量瑕疵问题。《购销合同》约定如有质量问题，须在收到货物后的5天内进行换货处理，《发货码单》亦备注：一经深加工、开剪后告知质量问题恕不负责。花藤秀公司在微信群中曾向金派公司和章佳明谈及布料色差，但未提出换货。金派公司第二次庭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金派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在微信工作群中发送《金派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其中载明“次品146.3米予以扣减”，除此以外并无证据证明金派公司同意花藤秀公司就布料质量瑕疵扣减货款。现案涉布料已制成成衣，花藤秀公司以质量问题抗辩货款支付，不符合合同约定。因此对于花藤秀公司提出的质量瑕疵抗辩，除金派公司在《金派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中同意扣减的次品146.3米（货值1799.49元=146.3米×12.3元/米）外，其余均不采纳。其次，关于数量短缺问题。金派公司和花藤秀公司未在《购销合同》中约定货物数量检验时间和方式，双方均确定收货时暂以“卷”为单位进行数量验收。花藤秀公司在布料使用过程中发现米数短少，并在本案提出抗辩，未超出收货后两年的法定期限，应视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章佳明作为实际出货方，在2020年5月23日统计实际出货数量并书写确认单微信发送给花藤秀公司，确认单中列明实际出货数比《发货码单》所载数量“多793.7米、次品146.3米”。故花藤秀公司抗辩货物数量短缺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采纳。章佳明所证明短少的793.7米布匹价值计9762.51元（793.7米×12.3元/米），需在应付货款中扣减。本案买卖关系中，需方花藤秀公司已收到货物，理应向供方金派公司支付货款。证人胡某提交的《金派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显示部分款项备注“付给（小章）”，金派公司确认该表系其制作，结合章佳明与胡某的陈述，可以确认：花藤秀公司2019年6月份起将货款直接支付给章佳明，经过金派公司的同意或默认，金派公司知晓案涉货款支付方式的改变。因此花藤秀公司向章佳明所付货款不应向金派公司重复支付。金派公司主张向花藤秀公司供应布匹54929.3米，按双方约定的12.3元/米计算，货值共计675630.39元（54929.39元×12.3元/米）。扣减花藤秀公司有证据证明的布匹数量短少的793.7米计9762.51元，以及次品扣款146.3米计1799.49元，案涉货物的总货值应为664068.39元（675630.39元-9762.51元-1799.49元）。花藤秀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货款628076元，尚欠35992.39元（664068.39元-628076元）未付。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在《购销合同》中约定收货付款，花藤秀公司逾期支付货款构成违约。花藤秀公司除了需向金派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货款35992.39元以外，还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1.5倍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鉴于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的买卖期间自2019年5月16日延续至2019年8月16日，金派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通过微信工作群发送《金派纺织公司龙凤呢出货数量进度表》与花藤秀公司对账，结合具体案情，本院酌情确定花藤秀公司以35992.3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7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货款本金付清为止，利息标准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总数以35992.39元为限。至于金派公司与章佳明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金派公司与胡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均不能突破金派公司与花藤秀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不做调处，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九十五条、第六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花藤秀服装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金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5992.3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付标准：以35992.3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所计利息总额以35992.39为限）。二、驳回原告广州市金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36元，由原告广州市金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负担7375元，由被告广州花藤秀服装有限公司负担6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行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肖陈翔人民陪审员  黎丽珊人民陪审员  陈英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李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