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628民初461号原告熊某，女，生于1970年3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彝良县。委托代理人徐仁强，云南鸿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杨某1，男，生于1978年2月6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村居民，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刘绍前，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杨某2（常用名杨富玲以下称杨某2），女，生于2002年5月2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彝良县。案由：婚约财产纠纷原告熊某与被告杨某1、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1及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杨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彩礼28380.00元，并支付利息1217.00元（自2019年2月1日起计算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至2020年8月18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原告儿子刘林与被告侄女杨某2在谈恋爱，为了促成刘林与被告侄女杨某2的婚事，原告又购买了3000多元的物品送到被告家中，作为前期的彩礼，后面又在被告的要求下，分两笔向被告支付了25400.00原作彩礼，该款项分别为一笔12600.00元，一笔12800.00元，上述两笔现金都是通过中间人蒋其翠转给了被告，其中部分物品也是通过蒋其翠之手转交给被告的。2019年原告之子与被告侄女分手后，双方于2019年8月22日到洛泽河××村村委会办事处协商退还彩礼一事，在该村委会主任刘智的主持下对返还彩礼达成了协议，被告承诺在2019年12月偿还5000.00元，在2020年6月偿还10000.00元，剩余部分在2021年6月前全部还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还款期限届至，被告未偿还任何款项，原告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杨某1、杨某2提交答辩状称，一、本案是解除同居关系，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是错误的。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相恋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而本案的事实是原告之子刘林与杨某2订婚后，杨某2于××××年7月28日即到原告家中刘林同居生活，直到2019年12月2日双方生活。本案的性质已由婚约关系转变为同居关系。刘林与杨某2对外以夫妻名义，应以同居关系处理。二、原告熊某与被告杨某1均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既然是婚约财产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主体是婚约的男女。婚约财物的给付，无论是父母、媒人都是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系婚约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也包括婚约双方亲属的赠与行为。三、关于原告诉称25400.00元的性质。杨某2与刘林生活2年之久，为原告一家创造了一定财富，即便是打工，也不可能才创造25400.00元的价值。原告给的该笔费用，也有绝大部分，是为了增加感情的无条件赠与行为，不应该返还。原告熊某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借条原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承认收到原告支付28380.00、元钱及承诺于2019年12月、2020年6月、2021年6月分别偿还原告5000.00元、10000.00元、13380.00元的事实；2、蒋其翠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原告第一次经证人手拿了12600.00元给被告杨某1，第二次拿了一壶酒、一盒粑粑、一条云烟给杨某1和杨某1小孩、老人，拿500.00元给杨某2用，第三次，双方同意结婚后，经证人手给杨某112800.00元。杨某2和原告儿子是证人介绍的，钱是在证人家某的。原告儿子和杨某2生活了13个月。后来杨某2离开原告家后，原告与杨某1算了账，杨某1写了个条子。经庭审质证，对证据1，被告认为签字是杨某1签的，但是不是借钱，双方没有产生借贷关系，谈到的缔结婚姻当中产生的钱是25400.00元，钱也是原告方主动赠与给被告方的，并不是借的钱。对证据2，对第一笔12600.00及第三笔12800.00元是真实的，但是不是被告方索要的，是原告方为了两人能走到一起主动给付的，不应当认定为彩礼，证人所说的其他证人证言也是真实的。原告对证据2认为，证人证言是真实的。本院依职权出示证据：3、庭审前被告杨某2通过微信发表意见打印件，主要内容为，原告方支付彩礼后，这笔钱当时是赔偿了杨某2之前的追求者八、九千，剩下的钱被告杨某2用于买手机、衣服、留作零花钱，这些钱是在原告家用的，不应该返还。经庭审质证，原告方认为，证据3仅仅是杨某2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印证，不客观真实。被告对证据3认为，杨某2意见是客观真实的，杨某1只是代收，且有八、九千是赔给杨某2之前谈的一家。庭审中，原告陈述，从小被告杨某2是由被告杨某1带大的，彩礼钱给杨某1，杨某2年纪小，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杨某2是2018年去原告家生活的，杨某1说杨某2怎么来原告家都行，就没有举行婚礼。原告儿子二十七八岁。被告杨某1陈述，杨某2是我大的，杨某2父亲和杨某2都是跟我一起生活的，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找我的，在收到原告家的彩礼后，全部都给了杨某2，但不是一次性给的，是断断续续拿给杨某2的，首先是杨某2喜欢的上一家赔了八、九千，然后是杨某2买衣服、买手机等，杨某2来一次拿一次。杨某2离开原告家出去了后，熊某来找我算账，要我把钱拿出来，我的想法是写借条也无所谓，如果杨某2回来还要去他家，写了也无所谓，他家要我保证杨某2不走，我也不敢保证，他家没有接走杨某2就到现在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熊某为了使其儿子刘林与被告杨某2缔结婚姻分三次去被告家钱和礼品，第一次12600.00元、第三次12800.00元，直接给杨某1。第二次500.00元给杨某2，礼品给杨某1一家，后杨某2不在原告家后，被告杨某1向熊某书写了份借条，注明被告杨某1向原告借款28380.00元，原告之子刘林与被告杨某2生活了13个月，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系被告杨某2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为了促成其子刘林与被告杨某2的婚姻，遂通过蒋其翠之手转交钱和礼品给被告方，分三次去被告家钱和礼品，第一次12600.00元、第三次12800.00元，直接给杨某1。第二次去500.00元给杨某2，礼品给杨某1一家。后杨某2不在原告家后，被告杨某1向熊某书写了份借条，注明被告杨某1向原告借款28380.00元。原告之子刘林与被告杨某2生活了13个月。本院认为，双方为促成婚姻关系的缔结而支付的相关费用为彩礼，本案中原告熊某为了促成其子刘林与被告杨某2的婚姻关系，向被告杨某1支付的25400.00元应视为彩礼，给杨某2花的500.00元及礼品应视为赠与。被告杨某1向原告书写的借条并非是借贷关系，而是双方对彩礼的协商过程。故原、被告双方的争议按照婚约财产纠纷处理，应参照关于婚约财产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而非按照杨某1书写的借条，根据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关系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规定，被告杨某2与原告之子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但被告杨某2生于2002年，其与原告之子一起生活时，无论是原告陈述的2018年一起的，还是被告陈述的××××年，在这一时间属于未成年人，客观不能办理结婚登记，并且双方生活了13个月，彩礼返还应以结婚双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短等确定。根据被告方的陈述，原告支付给被告方的彩礼，杨某1陆续给杨某2使用了，杨某2作为未成年人到原告家生活，平时生活需要用钱也是合乎常理的。故结合本地风俗，参照公平原则，酌情由被告杨某1、杨某2返还原告彩礼15000.00元。对于被告主张的主体不适格，结合本地风俗，彩礼由缔结婚约双方的父母亲属给付或者收取是很常见的现象，本案熊某作为支付彩礼之人，杨某1虽不是杨某2父亲，但实际生活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且杨某2的事都由其做主，也实际收取了彩礼，被告杨某2本人在生活中实际消耗了这部分彩礼，故熊某、杨某1、杨某2是本案适格主体。综上所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向原告熊某返还彩礼15000.00元，该笔款项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熊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0元，由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卢昌翠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