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1民初3543号原告：湖北五三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517号明泽半岛B-1-052。法定代表人：郑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辉，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定军，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权限止于2020年6月29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进，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权限始于2020年6月30日）。被告：湖南省作物研究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农科院内。法定代表人：李莓，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澎，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亮，该所油菜研究室主任，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汉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工业园内。法定代表人：王维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宝峰，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阳，陕西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权限止于2020年6月27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陕西汉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权限始于2020年6月28日）。原告湖北五三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三公司）与被告湖南省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物研究所）、被告汉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中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两被告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本院作出裁定后，两被告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裁定驳回上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五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辉、王跃进，被告作物研究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澎、曲亮，被告汉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宝峰、徐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五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69931元（包含以下9项：1.种子款1165500元、2.亲本费234000元、3.宣传费12525元、4.包装费252000元、5.人工包装费12948元、6.包装箱费26578元、7.运费16380元、8.仓库租金30000元、9.行政处罚款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6月，原告五三公司与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作物研究所许可原告独占使用其培育的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期限为2008年至2013年。2010年8月5日，原告与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了《湘杂油2号发展计划》，该计划约定，亲本种子由被告作物研究所直接提供给陕西制种基地。2013年8月，双方又签订了《延续“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将《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延续至2018年年底。2014年9月，原告与被告汉中公司签订《杂交油菜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后被告作物研究所将“湘杂油2号”的父本和母本直接邮寄给被告汉中公司负责制种。2016年5月20日，原告支付被告汉中公司1165500元制种费，运回“湘杂油2号”油菜种子6.3万千克。后原告在销售“湘杂油2号”油菜种子过程中，被湖北省农业厅认定上述“湘杂油2号”油菜种子含有转基因成分，并对原告依法进行处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作物研究所辩称，一、原告因其生产的种子含有转基因成分，被湖北省农业厅处罚，作物研究所对此不存在过失或者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经过审定并非转基因油菜品种。湖南省农业厅对被告作物研究所留存的“湘杂油2号”亲本原种（父本、母本）进行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取样的“湘杂油2号”亲本原种（父本、母本）检测正常，无转基因成分。2、2016年原告被查处的种子并非由被告作物研究所提供的亲本繁育。3、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出现问题的种子是由作物研究所提供亲本所繁育，故原告所谓的损失与被告作物研究所不存在因果关系。二、原告才是标称“湘杂油2号”的油菜种子的生产商，而作物研究所生产仅仅是品种权人，原告向农户、经销商承担了损失后无权向作物研究所追偿损失。综上，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作物研究所无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汉中公司辩称，一、被告汉中公司与原告五三公司签订合同后，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及环境技术要求进行制种，种子收获后双方共同抽取了三个批次样品，送被告作物研究所做质量鉴定，经鉴定各项质量指标都达到国颁标准的情形下，将所制“湘杂油2号”种子交付给五三公司，由五三公司回收。因此，汉中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制种义务，且该两份协议已经得以完全履行。二、原告五三公司诉称的“湘杂油2号”油菜种子含有转基因成分与汉中公司没有关系。理由如下：1、“湘杂油2号”制种亲本是由五三公司提供，汉中公司仅仅是根据协议约定代为制种，制种亲本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汉中公司不知晓，汉中公司仅仅是代为五三公司制种而已;2、制种基地环境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3、制种主要生产环节均是按照五三公司的各项技术措施实施，且五三公司均安排有技术人员进行监督指导。4、种子收获后双方共抽取了三个批次样品送湖南省作物所进行质检，经检测种子质量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颁标准，质检合格后五三公司才决定收购该批种子。5、2015年10月，原告五三公司确认：“湘杂油2号”经田间种植鉴定，品种纯度、特征特性、品种真实性、各项质量指标都符合国颁标准。三、双方结算是按《杂交油菜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履行的。因此制种过程中，亲本由五三公司提供，汉中公司是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且在五三公司监督指导之下进行的，制种基地在完全符合国颁标准的条件下，且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程操作，是不可能改变种子的基因序列的，品种出现转基因成分应该是品种亲本自身就含有转基因成份造成。综上，被告汉中公司不应承担合同约定条款以外的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任何产品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11月10日，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向湖南省农科院作物所出具审定证书，载明“你单位培育的湘杂油2号油菜品种，已经第三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定通过，农业部第136号公告公布，特此发证。品种来源：湘5A不育系×109R恢复系。”2008年6月10日，原告五三公司作为品种权受让方（乙方）与作为品种权占有方（甲方）的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湘杂油2号种子，甲方拥有育成品种湘杂油2号的品种权，享有该品种的知识产权、成果转让权等；同意乙方在协议期（2008年-2013年）内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对该品种从事生产、销售、市场维护及再许可等营销活动；拥有品种的种子质量保障权，有权对乙方销售的湘杂油2号杂交种进行质量监测，并提供检测报告，作为杂交种子投放生产的依据；负责完善杂交制种技术的义务，为乙方提供切实可行的制种技术标准，提供高纯度亲本种子，选择制种基地，派遣制种技术指导人员。乙方拥有湘杂油2号的独家经营权，本协议签订后，作为该品种在国内唯一经营代理商，全权负责“湘杂油2号”种子生产和应用推广；拥有该品种的产业规模和市场定位的决策权、包装权、宣传权；负有品种推广投入、畅通品种开发渠道、保证品种完整性的义务。2010年8月15日，原告与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湘杂油2号发展计划》，约定2010年湖南省作物研究所提供“湘杂油2号”母本种子160斤，从而保证陕西制种基地1050亩的制种需要。种子由被告作物研究所直接提供给陕西省制种基地；被告作物研究所保证“湘杂油2号”亲本种子的数量和质量，原告五三公司负责生产符合国家种子质量标准的种子并全权销售。2013年8月22日，原告与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延续“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协议》，约定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被告作物研究所继续许可原告五三公司拥有“湘杂油2号”的品种生产、经营等权，原告五三公司确保承担湘杂油2号应用过程中的所有生产风险，包括制种风险、生产风险、库存风险等；该协议与2008年6月签约的《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的有效期延续至2018年底。被告作物研究所分别于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30日向原告五三公司出具发票三张（金额分别为86000元、80000元、68000元），项目名称均载明“湘杂油2号项目合作经费”。2014年12月3日，原告五三公司与被告汉中公司签订《杂交油菜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约定汉中公司按照约定的环境条件为五三公司提供的“湘杂油2号”亲本制种，制种面积为550亩。五三公司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如下：所供亲本材料须达到合同约定的或国家有关技术质量的标准；配合汉中公司在种子收购时对种子质量（净度、水分、发芽率）和数量进行督察，登记批号。双方对汉中公司在种子生产的环境和技术要求等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作出了约定。2015年10月10日，原告五三公司与被告汉中公司再次签订《关于缓调‘湘杂油2号’种子协议书》，约定2014年，五三公司委托汉中公司生产杂交油菜品种“湘杂油2号”，实栽面积720亩。汉中公司现已入库种子62080千克，种子经湖南农科院抽检，三个批次均达到国颁标准。由于五三公司内部股东变更，暂时没有足够资金进行调运，由汉中公司安全地保管好该批种子，力争在下年调运时的种子质量不低于国颁标准；五三公司在2016年分二次提货完毕。原告五三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8日、2016年5月20日向被告汉中公司支付油菜种子款300000元和865500元，共计1165500元。2018年12月5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向原告五三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鄂农（转基因）罚[2017]1号}，载明“本机关于2016年11月组织对省内油菜种子市场进行随机抽样，经检测，“湘杂油2号”和“沣油679”两个油菜品种检测结果含转基因成分，这两个品种均通过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包括湖北省。随后本机关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在潜江、仙桃等13个县市区种子经销门店抽取标称由湖南省作物研究所选育，当事人生产加工的23个油菜种子和已种植的5个油菜植株依法抽样送检。经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检测，28个样品均含有转基因成分……经调查和湖北涵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鉴定，当事人生产加工转基因油菜种子具体数量为：2015年10月22日从襄阳民为天种业刘清成处调回“沣油679”油菜种子18900公斤，2016年5月20日从陕西汉中调回“湘杂油2号”油菜种子63000公斤，合计81900公斤……当事人销售“湘杂油2号”、“沣油679”的销售收入为13050元，即违法所得为13050元……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生产加工“湘杂油2号”和“沣油679”转基因油菜种子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年修改版）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生产、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生产、加工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会商研究，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没收登记保存的31353公斤转基因油菜种子（含当事人及经销商主动回收被登记保存在各地的转基因油菜种子）；2、没收违法所得13050元；3、罚款120000元；罚没款合计13305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从原告五三公司与被告作物研究所签订的《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可知，被告作物研究所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改变作物品种的遗传特性，培育出新品种—“湘杂油2号”，应为育种方，相对于原告五三公司，被告作物研究所是生产者。被告作物研究所的育种行为属于生产植物种子的一个环节，该所在未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转基因种子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培育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湘杂油2号”亲本种子的行为，存在主观过错，造成原告五三公司因育种、制种产生的费用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原告五三公司亦是“湘杂油2号”种子的委托育种方，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消费者，应当知晓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不得生产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农作物，在接受被告作物研究所育种成功的“湘杂油2号”亲本后未对该亲本进行转基因检测，未尽到审查义务，因此，原告五三公司对生产、加工“湘杂油2号”种子产生的损失亦存在过错。综合原告五三公司和被告作物研究所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作物研究所对原告五三公司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告作物研究所辩称，2016年原告被查处的种子并非由被告作物研究所提供的亲本繁育，但《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和《延续“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协议》可以证明，原告五三公司对“湘杂油2号”的独家经营权截至2018年，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于2016年对原告五三公司查处的“湘杂油2号”种子系被告作物研究所培育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作物研究所未举证证明除该所外还有其他主体向原告五三公司提供“湘杂油2号”亲本种子，故对被告作物研究所的上述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五三公司主张宣传、包装、人工、运输等损失的问题。原告五三公司为证明其花费了种子宣传费12525元、包装费252000元、人工包装费12948元、包装箱费26578元、运费16380元、仓库租金30000元，向本院提交了天门市佳诚广告收据，通用机打发票、汉阳区新江城图文制作部收款收据、《安徽省桐城市黎明印务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收条、领条、领款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仓库电费收据、湖北潜怡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收据、湖北荆州羿锦包装设备有限公司销售单、《一次性货物运输服务协议》、武汉市鸿吉农资经营有限公司收据等证据，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中多数未明确系因“湘杂油2号”种子产生的包装费、人工费、运输费、广告费等内容，无法证明上述原告五三公司支出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部分票据和合同上明确载明不仅有“湘杂油2号”种子的包装、运输、广告、人工费，还含有其他种子的相应费用，且部分费用无法区分系专用于“湘杂油2号”，故本院对原告五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因缺乏关联性而不予采信。但考虑《油菜杂交品种“湘杂油2号”合作开发合同》、《杂交油菜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中均提及种子的包装、宣传及运输，同时结合交易习惯，原告五三公司为该“湘杂油2号”种子花费包装、宣传及运输等相应费用是必要且客观的，本院酌情认定原告五三公司存在包装费、运输费、广告费等损失100000元。关于原告五三公司主张赔偿其受到的罚款损失的问题。行政处罚具有身份性，是行政机关基于被处罚人的违法行为作出，本案中，原告五三公司对外作为生产商，应对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负责任，其因未经批准生产、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受到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的行政处罚，系自身未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存在过错，应当自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对原告五三公司主张被告赔偿其因行政处罚产生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汉中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五三公司主张被告汉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证明“湘杂油2号”含转基因成分且未经批准生产、加工的缺陷是由被告汉中公司造成的。然而，从原告五三公司与被告汉中公司签订的《杂交油菜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可知，由被告汉中公司作为制种方，其仅负责生产已经培育成功的作物品种—“湘杂油2号”，该已经培育成功的作物品种系由原告五三公司提供。被告汉中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合同并未约定该公司有事先检测亲本材料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义务；作为制种方，从动植物生理特性上看，已培育成功的作物品种在制种过程中发生基因突变，是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原告五三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汉中公司在制种过程中的行为导致“湘杂油2号”亲本由无转基因成分变为有转基因成分。因此，原告五三公司主张被告汉中公司赔偿其损失，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物研究所应当赔偿原告五三公司的损失899700元（86000元+80000元+68000元+1165500元+100000元）×6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省作物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湖北五三种业有限公司损失899700元；二、驳回原告湖北五三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29元，由被告湖南省作物研究所负担12797元，由原告湖北五三种业有限公司负担88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云婷人民陪审员  徐 瑾人民陪审员  张 珂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心蕊书记员石添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