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6民终2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山市隆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市新平街道文砚路恒丰物流13栋。法定代表人：鲍凤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勇，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恩贵，男，1968年3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西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月亮，云南言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山市隆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骆恩贵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1年3月18日组织隆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勇、被上诉人骆恩贵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月亮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隆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重新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双方车辆是挂靠关系，双方在确立车辆挂靠关系时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如果要解除车辆挂靠关系，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才可以，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合理的认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文件内容属于暂行规定，并未强制要求一刀切，况且地方政府也没有出台具体措施。该文件仅是通知自2019年1月1日后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与车辆挂靠无任何关系，也没有强制要求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不得再与汽车运输企业确立车辆挂靠关系，且双方履行合同中也不存在胁迫、显失公平等致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保持挂靠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挂靠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继续保持挂靠关系显失公平”的认定是错误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背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仅凭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一纸文件就判决解除了双方确立的车辆挂靠关系，并判令隆达公司协助骆恩贵办理挂靠车辆的变更登记，其理由不充分，无法令人信服，直接剥夺了隆达公司的合同权益。隆达公司可以解除车辆挂靠关系，但要根据双方签订的《车辆服务合同》解除条件进行公平、公正的判决。骆恩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隆达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骆恩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云Ｈ×××××的江淮牌轻型仓栅式货车的所有权人为骆恩贵；2.解除双方挂靠关系，由隆达公司立即将云Ｈ×××××号车辆过户到骆恩贵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隆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15日，骆恩贵与文山市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签订《商品车销售合同》，由骆恩贵购买车架号为Ｊ1905360的江淮车，车款为166000元，付款方式为现金。2018年4月24日，文山市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隆达公司作为买方，开具了购买车架号为Ｊ1905360车辆的收车发票，同月27号，文山市国家税务局以隆达公司为纳税人出具了该车的完税证明。2018年5月2日，文山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了该车的行驶证，车牌号确定为云Ｈ×××××，车辆登记在隆达公司名下。文山市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出具《证明》，证明云Ｈ×××××号车辆的车款由骆恩贵付清，因购车时根据相关规定将车辆登记在隆达公司名下，车辆实际车主为骆恩贵。2018年12月24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作出《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通知内容为：“一、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二、自2019年1月1日起，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经询问，隆达公司认可双方存在挂靠关系，云Ｈ×××××号车辆在购买当天因须挂靠公司才能取得道路运输证而挂靠隆达公司，隆达公司为该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骆恩贵，但不同意解除挂靠关系和过户车辆。一审法院认为,隆达公司经询问已认可与骆恩贵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云Ｈ×××××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骆恩贵，故对骆恩贵与隆达公司之间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云Ｈ×××××号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为骆恩贵予以确认。本案中，骆恩贵在购车后将车辆挂靠在隆达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道路运输证。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交办运函［2018］2052号通知出台后，骆恩贵所有的云Ｈ×××××号车辆已经无需办理道路运输证及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骆恩贵与隆达公司保持挂靠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挂靠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继续保持挂靠关系显失公平。现骆恩贵要求解除双方挂靠关系，依据合同自愿原则及从平衡双方利益考虑，对骆恩贵要求解除双方挂靠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挂靠关系终止后，隆达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亦会消失，对该公司不存在不公平的情形。合同解除后，隆达公司应将云Ｈ×××××号车辆过户给骆恩贵。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云Ｈ×××××号江淮牌轻型仓栅式货车的实际所有人为骆恩贵；二、解除骆恩贵与隆达公司的车辆挂靠关系，由隆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协助骆恩贵将云Ｈ×××××号车辆过户至骆恩贵名下。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隆达公司负担。二审中，隆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一组新证据：《车辆产权明确协议书》《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保险协议》（证据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双方在2018年5月17日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经骆恩贵质证认为，对《车辆产权明确协议书》三性没有异议；《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认可，即使合同是真实的，该合同也已经终止，合同约定挂靠车辆退出自由，公司无权阻拦，双方基于合同产生挂靠关系，在该合同已经终止情况下更应该解除合同关系，隆达公司应当配合办理车辆过户信息；对保险协议没有异议，证据在一审就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骆恩贵对《车辆产权明确协议书》《保险协议》的三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的采信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骆恩贵对此未持异议，《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能够证明双方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中，骆恩贵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18年5月17日骆恩贵与隆达公司签订《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挂靠公司车辆，加入志愿，退出自由，公司无权阻拦或不让转户，但必须将公司的费用结算清楚，转出车辆须缴纳公司前期宣传广告2000元，否则公司不予以办理相关手续；合同有效期为1年，合同期满，合同自动终止，合同还对车辆投保、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骆恩贵与隆达公司的车辆挂靠关系是否予以解除？本院认为，骆恩贵与隆达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于2019年5月16日期满，至今属骆恩贵所有的云Ｈ×××××号车辆仍然在登记于隆达公司名下，应视为双方继续履行《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也即双方仍存在挂靠关系。2018年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下发交办运函［2018］2052号通知，根据通知精神，骆恩贵所有的云Ｈ×××××号车辆已经无需办理道路运输证及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也即骆恩贵所有的云Ｈ×××××号车辆已经无需挂靠于隆达公司名下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为此其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的车辆挂靠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挂靠公司车辆，加入志愿，退出自由，公司无权阻拦或不让转户，……”的规定，骆恩贵请求解除《服务管理暨车辆挂靠合同》即解除双方之间车辆挂靠关系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一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并无不当。至于隆达公司提出解除挂靠合同需缴纳宣传广告费2000元及挂靠费的问题，由于在一审中隆达公司未提出反诉，而仅作为答辩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二审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也未就此问题达成调解协议，故隆达公司的该项请求由其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隆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文山市隆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黄敏丽审判员  沈昌效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