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男，汉族，1982年3月15日生，山西省陵川县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1，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2，男，汉族，1981年10月23日生，晋城市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北京盈科（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某，北京盈科（晋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郭某，男，汉族，1973年11月15日生，晋城市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身份号码：×××。上诉人程某因与被上诉人魏某2、原审被告郭某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1）晋0502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程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将其承揽的部分土石方工程分包给魏某2，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性错误，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2、程某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上诉人程某原审提供的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河南宇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土方分包合同》可以得知，程某系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员工，受公司委派，代表该公司负责合同工作内容的组织实施，其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被上诉人魏某2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可以证明，与魏某2产生合同法律关系的为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3、原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魏某2提供的部分收条来确定未付运费金额错误，合同履行至今，魏某2计算所依据的“收条”均由其自己持有，其只截取合同履行中的一部分凭证作为计算依据，无法还原事实真相，不能作为确定剩余未付款项的依据。4、若程某为本案适格当事人，则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的处罚应由魏某2承担。因案涉工程工期紧，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已经足额支付魏某2工程款。魏某2施工延误、中途拒绝施工、违纪等行为产生了高额的罚款，而该部分罚款由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向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下发处罚通知单进行处罚，故工期延误、撞坏现场设备等责任均应由魏某2承担。5、魏某2未按约向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无法抵扣相应税款，给公司造成损失，故魏某2应履行开票义务，否则应承担因此给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魏某2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合同的主体，是本案适格当事人。2、针对上诉人欠付的运输费，被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3、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伟恒公司的处罚。4、是否足额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上诉人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运费。原审被告郭某同意上诉人的意见。魏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魏某2渣土外运费119850元，并支付从2020年6月1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原告魏某2与被告程某口头约定，原告在被告程某承建的七叉口道路改造项目中进行渣土外运，运价为2020年4月27日前每车420元，2020年4月28日后每车410元，每日统计车次，立即进行结算。后原告组织车辆在该项目中进行渣土运输，被告对其中部分运输款进行了结算支付。2020年5月11日、5月12日、5月13日、5月17日，被告程某的工地负责发放收取票据的被告郭某为原告出具4支收条，确认被告程某欠原告485车的运费。按照双方约定，被告程某欠原告运费198850元。后经原告追要，被告程某向原告支付过80000元，剩余款项118850元未付，故原告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魏某2与被告程某之间的口头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依约履行了运输义务，被告程某应按约支付原告运费。原告在被告未按约支付运费的情况下，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程某支付剩余渣土外运费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原告进行渣土外运，被告及时结算运费，本案中，被告未及时给原告结算，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运输合同当事人是原告魏某2与被告程某，被告郭某系被告程某的工地经办人，非合同当事人，原告要求被告郭某承担共同支付运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程某辩称其系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但被告程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原告魏某2表示是代表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与原告订立合同，也未提供山西伟恒合创工贸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员工证明等，故该辩解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程某的其他辩解，未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魏某2渣土外运费1188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魏某2对被告郭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因迟延履行产生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50元，由被告程某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程某提供：1、山西伟恒合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程某是该公司派驻工地的代表，程某负责该公司合同内容的具体实施。2、处罚通知书，系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伟恒合创公司下发的处罚通知单，证明山西伟恒合创是工程的实际施工方即合同方。3、转账电子回单两支，证明山西伟恒合创的股东郭丽娜于2020年5月11日、5月15日分别向魏某2支付款项51790元和80000元，魏某2诉请的费用已经支付131790元。4、伟恒合创工作人员邸玉成和魏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5月16日邸玉成多次通知魏某2抓紧完成拉土方任务，完成之后再进行结算、开票。5、证人宋某出庭作证，自己和程某系上下级关系，案涉场地的工程是由山西伟恒合创公司承揽的，伟恒合创和魏某2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魏某2质证称：1、对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内容不予认可，我方是和程某达成的合同，因为程某从未表示其是伟恒公司的员工，而且不属于工程再分包，魏某2只是按提供的车次来结算，属于运输合同。2、处罚通知书是中铁隧道向伟恒公司出具的，与魏某2无关，不予质证。3、电子回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诉人说郭丽娜是公司股东，对此魏某2并不知情，收到这两笔款项是事实。除了程某转过很多笔账，后来又通过他人账户转账，对这些人的身份并未提及。51790元是支付以前的款项而非本案诉争的款项，80000元我们认可。4、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聊天记录里邸玉成只是说要求赶紧派车，但魏某2并未回复，具体情况不清楚。魏某2提到“清账，晚上干活儿”，证明程某一方存在拖欠运输费的问题。而且聊天记录没有日期，不能证明魏某2个人原因造成了处罚的事情。5、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证人证言里可知，宋某不负责结算，对程某和魏某2之间的关系不太清楚。原审被告郭某没有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2、4，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只能证明转账事实，不足以证明系职务行为，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5，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是否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郭某出具的收条可知，被上诉人是向上诉人提供渣土外运服务，经双方协商运费标准，并通过上诉人个人账户和其他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双方构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其为山西伟恒合创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与被上诉人协商运输事宜，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但未提供劳动合同、公司授权委托书及其他足以证明其行为代表公司的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客观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运费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中，被上诉人魏某2提供双方聊天记录截图、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收条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上诉人作为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反驳证据，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就开具发票进行约定，开具发票系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合同附随义务，上诉人不能以对方未履行附随义务为由拒绝履行自身的主合同义务，即不能以未足额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运费。关于罚款的问题，上诉人提供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伟恒合创公司下发的处罚通知单，并主张应由被上诉人支付该罚款。本院认为，在原审中，上诉人并未就此提出反诉，故本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77元，由上诉人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新娥审判员 杨丽珍审判员 祁 俊二0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