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1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勇华，男，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骏，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玲，女，197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琚家芳，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鑫，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傅琳颖，女，197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上诉人甘勇华因与被上诉人魏玲、原审被告傅琳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2民初4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骏，被上诉人魏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琚家芳、张鑫鑫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傅琳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勇华上诉请求：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2民初41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依据委托合同受托向被上诉人借款，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委托人及被上诉人，由委托人作为债务人偿还相应借款，上诉人作为受托人不应承担借款合同债务。第一，一审法院对《借款协议》及《借据》等证据的证明效力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12月24日《借款协议》及2016年12月24日《借据》系案外人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25万元是被上诉人与某某公司的往来款。但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收条》也是由上诉人单方签署，一审法院以某某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及《借据》系单方制作为由认定其无证明效力的同时，却又肯定了同样是单方制作的《借条》和《收条》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对这一重要证据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实际上，借据及借款协议由借款人单方签署是民间借贷中的普遍做法。案涉《借据》和《借款协议》由某某公司加盖了公章并经有权签字人签字确认，符合法定的合同形式，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其内容证明了案涉借款实际由某某公司向被上诉人借取，一审法院以单方制作为由否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缺乏依据。此外，《借据》和《借款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为130万元整，但一审法院仅对其中的25万元进行了认定，剩余105万元一审法院并未审查，犯了有证不认的错误。第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但本案涉及的借款实际上为上诉人接受案外人某某公司的委托向被上诉人借款，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借款后已全部转款至某某公司，被上诉人在借款时也明确知悉上诉人与某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本案中的借贷合同应直接约束被上诉人与某某公司，上诉人作为受托人不应作为借贷合同的一方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相应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不超过本金2%月利率的部分均视为偿还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20日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本案一审起诉之日2019年9月2日一年期LPR为4.25%，因此本案借贷年利率不应超过17%，即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月利率超过1.4167%的部分均应视为偿还本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魏玲未进行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傅琳颖未陈述意见。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甘勇华、傅琳颖归还原告本金125万元及利息（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甘勇华、傅琳颖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18日，原告魏玲的母亲黄某某转款40万元至被告甘勇华的银行账户，当日，被告甘勇华转回给原告10万元，备注“还本金（怀化李某某）”。2014年5月18日，被告甘勇华转给原告6000元，备注“2014.04.18三十万第1个月息”，此后每月18日左右，被告甘勇华支付原告利息6000元至2016年12月18日。2014年9月22日，黄某某转款50万元至被告甘勇华的银行账户。2014年10月11日，被告甘勇华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魏玲的人民币捌拾万元正，利息2分，每月人民币壹万陆仟元整。2014年10月23日，被告甘勇华转给原告12000元，备注“09.22-10.22的9月份息”。2014年11月24日，被告甘勇华转给原告10月份利息12000元。此后每月22日左右，被告甘勇华转账支付原告月利息1万元至2016年11月23日，每月25日左右，被告甘勇华转账支付原告月利息2000元左右。此外，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转给甘勇华10万元，当日，甘勇华将该10万元转给某某公司，备注“投资借款”，原告提出上述2014年10月23日、2014年11月24日两笔12000元的转账系2014年9月22日转账50万元、2014年9月24日转账10万元的总利息，2014年12月之后该两笔转账的利息每月分批转入。2015年6月21日，被告甘勇华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魏玲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利息每月肆仟元整。2015年6月23日，原告转款10万元至被告甘勇华的银行账户，另给付被告甘勇华现金10万元，被告甘勇华自2015年7月起每月24日左右支付原告利息4000元至2016年3月24日。2016年4月21日，被告甘勇华转给原告204000元，备注“退还本息2015.05.24”。2016年3月7日，原告转款10万元至被告甘勇华的银行账户，被告甘勇华自2016年4月起每月6日左右支付原告利息2000元至2016年12月6日。2016年7月30日、7月31日，原告分别转款5万元、10万元至被告甘勇华的银行账户，被告甘勇华分别于2016年8月4日、2016年9月2日、2016年10月28日、2016年11月30日支付原告月利息3000元。之后，被告未再支付利息。原告多次催讨借款无果，于2018年7月23日以甘勇华为被告向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8月30日，原告申请追加傅琳颖为被告参加诉讼。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傅琳颖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被告傅琳颖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经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1民辖终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另查明：庭审中，原告提供黄某某于2019年9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黄某某通过招商银行账户62×××66于2014年4月18日向甘勇华账户转账40万元、2014年9月22日向甘勇华账户转账50万元。该款系代女儿魏玲所转，本人与甘勇华无任何经济往来。又查明：2014年5月23日，甘勇华转款142800元至原告尾号2426的招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归还2014.03.24本金和利息”；同日，甘勇华转款20400元至原告尾号2426的招商银行卡账户，备注“付2014.04.02的那笔第2个月（提前垫）”；2014年5月24日，甘勇华转款2万元至原告尾号2426的招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借给魏玲买房”。还查明：原告陈述被告甘勇华于2016年4月21日转给其204000元系归还2015年6月21日收条中的20万元及利息4000元。再查明：被告甘勇华提出2016年3月7日原告转给其10万元、2016年7月30日、7月31日原告分别转给其5万元、10万元，该三笔款项共计25万元是原告与某某公司的往来款，并提供2016年12月24日某某公司单方签署盖章的《借款协议》复印件及2016年12月24日某某公司出具的《借据》复印件一张，载明：兹收到魏玲人民币130万元，借款利率月息2分。此外，被告甘勇华还提供其尾号0374的银行卡于2015年3月27日转款5万元、2万元至原告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原告表示借据系案外人单方制作，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原告提供其尾号7583的建行卡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3月27日被告甘勇华分别转款2万元、5万元至原告该银行账户，该两笔转账均备注为“支付魏玲融资奖励”。被告提出原告主张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融资奖励加利息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该7万元应抵作归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魏玲于2014年4月18日通过其母亲黄某某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甘勇华转款40万元，当日被告甘勇华转还原告本金10万元。2014年5月18日，被告甘勇华转账支付原告2014年4月18日30万元的利息6000元，且之后每月18日左右，被告甘勇华均向原告支付月利息6000元至2016年12月18日，因此可确认2014年4月18日黄某某的银行账户所转的款项40万元中的30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甘勇华的钱款，该借款月利率为2%。原告魏玲于2014年9月22日通过其母亲黄某某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甘勇华转款50万元，且之后每月22日左右，被告甘勇华支付月利息1万元至2016年11月23日，因此可确认2014年4月18日黄某某的银行账户所转的款项50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甘勇华的钱款，该借款月利率为2%。被告甘勇华在2014年10月11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80万元的借条一张，载明利息2分。被告甘勇华在出具借条后，就上述黄某某银行账户的两笔转款（30万元、50万元合计80万元）仍继续按月息2分向原告支付月利息分别为6000元、1万元。由此表明，被告甘勇华于2014年10月11日所出具的借条中借款80万元系由黄某某银行账户的上述两笔转款构成，被告甘勇华提出原告没有实际交付借款80万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2015年6月21日的收条中的20万元借款及利息，原告魏玲认可已由被告甘勇华于2016年4月21日偿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魏玲于2016年3月7日转给被告甘勇华10万元，自2016年4月起每月6日左右，被告甘勇华支付原告月利息2000元，因此可确认该10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甘勇华的钱款，该借款月利率为2%。原告魏玲于2016年7月30日、7月31日分别转给被告甘勇华5万元、10万元，被告甘勇华分别于2016年8月4日、2016年9月2日、2016年10月28日、2016年11月30日支付原告月利息3000元，因此可确认该15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甘勇华的钱款，该借款月利率为2%。被告甘勇华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是按月利率2%计算，但其在支付利息的同时又给付原告融资奖励共计7万元，该融资奖励为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被告甘勇华要求将融资奖励7万元抵作归还借款本金，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被告甘勇华尚须归还借款本金98万元，原告要求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未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被告甘勇华、傅琳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故原告要求被告傅琳颖承担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的备注事项，2014年5月23日甘勇华转给原告142800元系归还原告2014年3月24日的本金和利息。同日，甘勇华转给原告20400元系支付原告2014年4月2日的“那笔第2个月（提前垫）”。2014年5月24日，甘勇华转给原告2万元系借给原告买房。因此，上述三笔转款均与案涉借款无关。被告甘勇华提供的2016年12月24日的《借款协议》复印件及2016年12月24日的《借据》复印件，均系案外人某某公司单方制作，亦不能证明2016年3月7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7月31日原告转给甘勇华共计25万元是原告与某某公司的往来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甘勇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魏玲借款98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以本金98万元，自2016年12月1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甘勇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由原告魏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7490元，由原告魏玲承担3900元，被告甘勇华承担1359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甘勇华提交了以下证据：《委托授权书》、《委托合同》，证明：某某公司委托甘勇华从事对外借款的工作，委托代理权限为“代表某某公司收取借款、投资款及相关事务”；甘勇华接受委托后向魏玲借取资金，并明确告知了魏玲实际借款人为某某公司，魏玲在明知实际借款人的情况下依然出借了资金，甚至出现过自行出借资金给某某公司的情况，可以判定魏玲在出借资金给甘勇华之前就已经知道甘勇华与某某公司之间存在的委托关系；因此，甘勇华与魏玲之间成立的借款合同关系应直接约束委托人某某公司与魏玲，甘勇华作为代理人不应承担相应的债务。被上诉人魏玲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是某某公司出具给甘勇华的相应手续，至今未向魏玲披露过，甘勇华仅在本次庭审中第一次出示。被上诉人魏玲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甘勇华提供的《委托授权书》、《委托合同》，无法证明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某某公司及魏玲明知甘勇华与某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其证明目的与甘勇华向魏玲出具借条、收条及支付利息的行为相悖，故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围绕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分别进行评述：（一）关于上诉人甘勇华与被上诉人魏玲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甘勇华上诉主张魏玲向其支付的案涉款项为甘勇华代某某公司收取，甘勇华是受某某公司委托向魏玲借款，案涉借款实际发生于某某公司与魏玲之间，并提供了某某公司向魏玲出具的《借款协议》、《借据》复印件及某某公司向甘勇华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委托合同》为证。经查，甘勇华一审提交的《借款协议》、《借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根据《借款协议》、《借据》的内容，无法证明《借款协议》及《借据》所载明的130万元与案涉借款具有关性联。甘勇华二审提交的《委托授权书》、《委托合同》上没有魏玲的签字，无法证明魏玲明知甘勇华与某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及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某某公司，并且甘勇华的上述主张与其向魏玲出具借条、收条及定期支付利息的行为相悖。综上，甘勇华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甘勇华与魏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条、收条及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二）关于案涉借款利息应如何计算的问题。甘勇华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应适用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案涉借款年利率不应超过年利率17%。经查，本案最初受理的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故案涉借款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在案涉借款约定了月息2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并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甘勇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上诉人甘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明审判员 王 璐审判员 万俊健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简花平书记员周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