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杨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锋，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经营者：彭星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明，广东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楚杰，广东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以下简称星华租赁部）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5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扬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锋、被上诉人星华租赁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楚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扬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星华租赁部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星华租赁部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星华租赁部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证据四、证据五，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扬宇公司质证的情况下，采纳上述证据，程序明显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在一审中，星华租赁部对抬头是“中国二十冶”的工程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其在提交补充证据时又将抬头是“中国二十冶”的工程单作为证据使用，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采纳上述证据材料。（二）即使高俊曾是扬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是委托是有期限的。扬宇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高俊在2020年3月已经离职，在星华租赁部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推测认定高俊在离职后仍有代理权，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为谁租赁星华租赁部的吊车用于“中国二十冶”韶钢工地，是根据台班单据上的签名人员进行确认错误。本案中扬宇公司有证据证明高俊也代表过“丹阳乐工公司”在台班单据上签名，按照一审法院上述判断逻辑，一审法院应该认定高俊代表的是“丹阳乐工公司”而不是扬宇公司。如果是根据台班单据上的签名人员确定吊车使用人，星华租赁部也没有必要伪造以扬宇公司为抬头的用车单。（二）既然“丹阳乐工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扬宇公司，一审法院理应查明星华租赁部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用是否包含“丹阳乐工公司”支付的租赁费。（三）关于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的20000元，在星华租赁部不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且认为2020年2月22日以前的租赁费用已付清的情况下，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扬宇公司支付的是租赁费，就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综上，请二审法院改判。星华租赁部辩称，一、星华租赁部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既有反驳证据，亦有对已提供证据的补强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因此，星华租赁部在一审庭审后提交证据并未过举证期限。扬宇公司逾期提交质证意见系其怠于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不影响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故一审判决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二、扬宇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高俊在2020年3月离职，更不足以认定高俊已离开韶钢工地且长期在外工作这一事实。实际上在2020年3月至5月期间，高俊只在4月份中的几天不在韶钢工地，其余时间高俊都在韶钢工地，并根据施工的需要，代表扬宇公司让星华租赁部安排吊车进场施工，有高俊本人签字的现场台班单据作为凭证。三、关于“现场台班单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是根据台班单据上的签名人员确认使用单位是准确的。事实上，扬宇公司租赁吊车就是由高俊在单据上签名，丹阳公司租赁吊车则是由袁庭在单据上签名。四、关于吊车租赁费支付情况的问题。星华租赁部在本案主张扬宇公司应支付的292937.5元是2020年2月22日至5月20日期间扬宇公司租赁使用星华租赁部吊车的租赁费用。高俊在2020年3月31日通过微信转账向星华租赁部实际经营者刘付庆昌支付的20000元是2020年2月22日之前扬宇公司所欠星华租赁部的吊车租赁费，故该20000元不应在星华租赁部的诉请金额中予以扣除。在2020年2月22日之前，扬宇公司租赁使用星华租赁部的吊车共产生吊车租赁费310000多元，扬宇公司仅支付了40000元。因扬宇公司严重拖欠租赁费，星华租赁部便安排吊车停工。“中国二十冶公司”作为工地总承包方，担心延误施工进度，代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付清了270000多元的租赁费，星华租赁部才安排吊车继续进场施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扬宇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星华租赁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支付吊车租赁费292937.5元及违约金26364.4元（违约金以292937.5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9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暂计至2020年9月8日止，暂为26364.4元；后期违约金从2020年9月10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扬宇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7日、19日，星华租赁部（乙方）与扬宇公司（甲方）签订了两份《吊车租赁合同》，约定：扬宇公司租赁星华租赁部的粤F×××××、湘A×××××起重机在韶关市韶钢新高线施工；租赁时间从2019年12月17日、19日至2020年11月16日、18日；收费标准为粤F×××××每月38000元、湘A×××××每月59000元（其他内容详见合同）。星华租赁部签订合同的代表人为其实际经营者刘付庆昌，扬宇公司签订合同的代理人为高俊。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扬宇公司租赁星华租赁部的吊车施工的工程总承包人为“中国二十冶”，“中国二十冶”将工程分包给“丹阳乐工公司”，“丹阳乐工公司”再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扬宇公司。扬宇公司租赁星华租赁部的吊车进场施工，高俊是现场吊车的管理人员，现场吊车的租赁使用方有扬宇公司、“中国二十冶”、“丹阳乐工公司”等单位。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后，星华租赁部根据扬宇公司的需要提供吊车进场施工，并由高俊在用车单位为“中国二十冶”的台班单据上签名确认。2020年3月11日，高俊通过微信转账20000元给刘付庆昌。2020年6月9日，高俊在《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工程运输记录表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签名确认，并补签了用车单位为“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台班单据，用车时间为2020年2月22日至5月20日。根据记录表及台班单据的记载，扬宇公司应向星华租赁部支付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5月20日租赁粤F×××××、粤F×××××、粤F×××××等吊车的租赁费共计292937.5元。星华租赁部认为扬宇公司未按约支付吊车租赁费用，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扬宇公司租赁星华租赁部的吊车用于“中国二十冶”工地施工，双方因此签订的《吊车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双方应依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星华租赁部主张的吊车台班是否都是扬宇公司租赁使用产生的，特别是未签订《吊车租赁合同》的吊车（包括粤F×××××、粤F×××××等）的费用是否应由扬宇公司支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确认的事实，该院分析如下：一、扬宇公司当庭同意支付粤F×××××吊车的费用，因此，对该吊车的租赁使用费，该院予以支持，不再展开论述。二、对于其他吊车的费用。（一）关于高俊代理权问题。星华租赁部主张高俊是扬宇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吊车租赁合同》予以证实；扬宇公司主张高俊2020年3月之前是“中国二十冶”的员工，之后是无锡市顺心保洁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的员工，提供高俊本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高俊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该院认为，代理人并非必须当事人的员工才可以担任，无论高俊的劳动关系如何，在《吊车租赁合同》的代理人处签名的是高俊，而且双方庭审中均确认高俊是现场吊车的管理人员，扬宇公司对高俊签名的粤F×××××吊车的原始台班单据及费用也没有异议，即高俊在扬宇公司租赁星华租赁部吊车的台班单据签名确认的行为是取得了扬宇公司授权的；另外，扬宇公司委托高俊于2020年3月11日转账20000元给星华租赁部的事实，也证明高俊是负责处理双方之间租赁吊车事宜的代理人，因此，在涉案吊车租赁合同关系中，高俊均应视为扬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高俊签名的原始台班单据对扬宇公司发生效力。（二）扬宇公司对记载有粤F×××××吊车的记录表及原始台班单据是没有异议的，而涉及这辆吊车的原始台班单据的用人单位也是“中国二十冶”，该车从2020年2月到5月均有被使用的台班单据。结合星华租赁部提交的“丹阳乐工公司”租赁吊车的台班单据，在该单据上用车单位也有“中国二十冶”，但“丹阳乐工公司”仍然根据现场签名的“袁庭”而认定是自己租赁使用的吊车，从而支付租赁费用。从这些证据和事实可以得出，星华租赁部吊车由谁租赁用于“中国二十冶”韶钢工地，是根据台班单据上的签名人员进行确认，而非根据单据上的用车单位处填写的内容。因此，星华租赁部根据一直以来扬宇公司租赁吊车的台班单据都是由高俊签名的事实，要求扬宇公司对高俊签名的全部台班单据的费用进行支付，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扬宇公司主张粤F×××××、粤F×××××等吊车由“中国二十冶”等公司租赁，却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扬宇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星华租赁部要求扬宇公司支付租赁费292937.5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扬宇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委托高俊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的20000元，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从2019年12月19日开始，星华租赁部主张该款是给付的是2020年2月22日之前的费用，在扬宇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之前费用已经结清的情况下，对该款的支付性质无法认定，本案暂不处理该款，扬宇公司可另行主张。关于违约金的问题，由于本案双方一直没有对账结算，债权债务、支付期限等均没有确定，因此，星华租赁部要求扬宇公司支付违约金，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粤0205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一、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支付租赁费292937.5元；二、驳回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45元，由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负担251元，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794元，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韶关市曲江区星华机械租赁部。本院二审期间，扬宇公司申请证人高俊出庭作证，拟证明星华租赁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用车单位为“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台班单据是高俊在事后补签的。由于星华租赁部认可用车单位为“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台班单据是2020年6月9日让高俊补签的，一审法院亦认定上述事实，故本院对于高俊出庭作证拟证明的该项事实予以确认。至于高俊在作证时接受询问所陈述其是“二十冶”的员工，是代表“二十冶”在用车单上签字，并没有代表扬宇公司签字的意见，考虑到高俊与扬宇公司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第三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在扬宇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扬宇公司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吊车，扬宇公司回答称：“从2019年12月17日。”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故本院在处理本案时，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扬宇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二、高俊的代理权问题；三、一审法院判决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租赁费292937.5元是否得当的问题。一、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扬宇公司上诉称星华租赁部于2020年11月26日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的两份证据材料系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且未经质证，一审法院采纳上述两份证据材料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的规定可知，人民法院采纳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从一审卷宗材料来看，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6日收到星华租赁部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当日就通过法院专递的方式向扬宇公司确认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寄送了该补充证据材料，邮政投递明细也反映扬宇公司于2020年11月28日签收了该份邮件。虽然扬宇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的质证意见于一审判决作出后才寄送至一审法院，但不能视为一审法院未组织对星华租赁部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质证。最后，星华租赁部补充提交的证据之一是用车单位为“中国二十冶”的台班单据，该单据与扬宇公司于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工程现场台班单据一致且更为完整。虽然星华租赁部在一审庭审时不认可扬宇公司提交的现场台班单据，但是星华租赁部以在庭后补充提交同一份单据的形式确认了扬宇公司提交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最终对扬宇公司、星华租赁部提交的一致单据均予以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扬宇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高俊代理权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对于高俊作为扬宇公司的代理人与星华租赁部签订的两份《吊车租赁合同》（所涉租赁吊车为粤F×××××和湘A×××××）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围绕在合同以外吊车的租赁费用是否应由扬宇公司支付，即高俊是否有权代表扬宇公司确认租赁合同以外的吊车租赁费用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高俊是扬宇公司施工现场的吊车管理人员，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租赁的吊车进场施工后，是由高俊在用车单位为“中国二十冶”的台班单据上签名确认，而高俊也曾代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支付过吊车租赁费用。可见，高俊不仅是扬宇公司签约的代理人，也是扬宇公司履行《吊车租赁合同》的代理人，应当认定高俊有权代表扬宇公司确认《吊车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包括确认实际履行《吊车租赁合同》的吊车并非合同约定吊车的权限。其次，虽然涉案施工场地内租赁吊车的单位并不止扬宇公司，但星华租赁部现向扬宇公司主张的租赁费用是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的费用，即涉案《吊车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内的费用。而在上述期间内，扬宇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高俊系代表其他单位向星华租赁部租赁吊车并确认吊车费用，应当认定高俊在上述期间内向星华租赁部确认吊车租赁费用的行为就是代表扬宇公司作出的。最后，扬宇公司称即使高俊为扬宇公司的代理人，高俊的代理权亦有期限，主张不应认定高俊在2020年3月离职后仍为扬宇公司的代理人，但扬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星华租赁部明确高俊的代理期限，或者是在高俊离职后有明确告知星华租赁部高俊已丧失代理人资格并安排其他工作人员接替高俊的工作。在此情况下，即使高俊在2020年3月后不再是扬宇公司的代理人，星华租赁部也有理由相信高俊仍为扬宇公司的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人行为有效。”的规定，高俊在2020年3月后实施的代理行为仍对扬宇公司发生效力。综合上述情况来考虑，星华租赁部要求扬宇公司对高俊签名确认的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全部吊车租赁费用进行支付，包括合同以外吊车的租赁费用，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法院判决扬宇公司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租赁费292937.5元是否得当的问题。根据星华租赁部提供的高俊签名的台班单据反映，扬宇公司应向星华租赁部支付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的吊车租赁费用为292937.5元。虽然本案查明2020年3月11日扬宇公司有委托高俊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租赁费用20000元，但考虑到扬宇公司从2019年12月17日开始向星华租赁部租赁吊车，而星华租赁部称上述20000元支付的是2020年2月22日之前的租赁费用，在扬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20年2月22日之前的租赁费用在2020年3月11日支付20000元之前已结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在本案中抵扣上述20000元，并判决扬宇公司仍应向星华租赁部支付租赁费29293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扬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94元，由上海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梁晓芳审 判 员  毛文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杨 瑜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