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再52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婉莉，女，1928年11月25日出生。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伟，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秀云，女，1938年12月20日出生。上述三申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兴中，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申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桂芝，女，1943年1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涛（孙桂芝之子），1972年8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怡（孙桂芝之女），1965年3月17日出生。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130号。法定代表人：王伟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言，男，1986年8月28日出生，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会娟，北京祥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机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19号。负责人：张晓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因与被申诉人孙桂芝、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住建委）、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21]11000000013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民抗1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向新其出庭。申诉人孙伟及其与申诉人孙婉莉、于秀云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兴中、张涛，被申诉人孙桂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涛、董怡，被申诉人王府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言、冯会娟，被申诉人东城区住建委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王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在诉讼程序及实体审理上均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案由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法院将孙桂芝追加为原告，令孙桂芝提出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不同之诉讼请求后进行合并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法律程序确有错误。除程序错误外，本案亦存在混淆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将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的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案由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以未获得拆迁补偿为由将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未获得的拆迁利益进行损害赔偿，原被告双方分别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诉争焦点应当为双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是否依约履行或存在违约行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未获得拆迁利益是否与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的不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展开。根据原审诉讼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涉诉的被拆迁的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号院房屋（建筑面积59.7平方米，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孙婉莉、孙兴国与孙桂芝，上述三人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所有权。在拆迁过程中，孙兴国、孙婉莉向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提交了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在庭审中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认可上述事实，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也对孙桂芝代为办理拆迁安置事宜予以了追认，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之间存在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二、原终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将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之间买卖合同作为诉争焦点，并认定孙婉莉、孙兴国已经将被拆迁房屋份额卖给孙桂芝，该项审理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相对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而言，属于房屋产权人内部之间的争议，与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其次，原终审法院关于该项事实的认定与在先生效的（2014）东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判决存在冲突。在（2014）东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判决的法院认为部分载明“涉诉房屋为孙婉莉、孙兴国、孙桂芝三人共有，孙桂芝虽主张已购买二人份额，在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孙桂芝未就其主张提供详实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在法院释明后亦未另案主张权利，故对其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在该诉讼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之间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及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相同，但法院认定结果与本案截然相反，本案二审法院作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已经将房屋份额转让并不具备拆迁安置资格的认定与在先裁判不符；最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之间的买卖关系并非一审诉讼的诉争焦点，一审法院未围绕该项诉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原二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此直接作出认定，导致当事人之间争议无法再通过另诉解决，剥夺了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权。综上所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再审请求：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22850号民事判决；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桂芝、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终审判决认定孙婉莉、孙兴国已将被拆迁房屋份额出售给孙桂芝是错误的，进而认定安置权利人应为孙桂芝亦是错误的。1.原终审判决对于《共有私房产解决记实情况》（以下简称《房产解决记实》）作出与（2014）东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判决不同的认定。2.《房产解决记实》记载孙婉莉收到2万元才生效，因孙婉莉并未收到该2万元，故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不认可买卖被拆迁房屋份额一事。3.《房产解决记实》签订时孙兴国已去世，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孙兴国已将被拆迁房屋份额出售给孙桂芝的证据。4.仅凭往返火车票、孙兴国1991年给孙桂芝信中“房屋由孙桂芝安排”的表述即认定孙兴国将被拆迁房屋份额出售给孙桂芝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是缺乏证据证明的。5.孙桂芝在签订拆迁协议后又分别找孙兴国、孙婉莉办理《公证书》。《公证书》未提及买卖被拆迁房屋产权份额之事，亦未表明孙兴国、孙婉莉有出售产权的意思表示。该证据可以证明孙桂芝所述孙兴国、孙婉莉出售被拆迁房屋产权份额是不真实的。二、本案案由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与孙桂芝在本案中未提出与被拆迁房屋份额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是否转让被拆迁房屋份额的诉讼请求。因此，孙兴国、孙婉莉与孙桂芝之间就被拆迁房屋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及合同履行情况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原终审判决对此进行审理并在判决中作出相应结论是错误的，属于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三、被拆迁房屋的回迁安置从1998年拆迁至今一直未得到解决，由此产生多次诉讼。四、原终审判决将孙桂芝二审提交的孙兴国及妻子于1991年写给孙桂芝的一封信件作为新证据予以采纳是错误的。五、原终审判决认定原一审法院确定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存在问题，但未予调整是错误的。孙桂芝辩称，不同意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亦不同意原终审判决。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无权主张赔偿损失，《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约定的被拆迁人是万盛餐厅（孙桂芝），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无关，孙婉莉、孙兴国已将自己在被拆迁房屋的份额出售予孙桂芝，安置利益与孙婉莉及孙兴国的继承人无关。孙桂芝作为万盛餐厅的经营者、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有权主张安置利益，且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是《拆迁协议》的安置义务主体，应按约交付安置房屋。王府井公司辩称，同意原终审判决，不同意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再审请求及理由。王府井公司不是《拆迁协议》一方主体，不应成为拆迁义务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及孙桂芝各自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孙桂芝的诉讼请求还与孙婉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矛盾，均应驳回；《拆迁协议》在履行中，孙桂芝仍住在周转房屋内，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要求赔偿损失缺乏依据。东城区住建委辩称，同意原终审判决，不同意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东城区住建委系基于东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会议纪要参与诉讼，安置问题此前诉讼过，孙桂芝不能重复起诉。同意王府井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审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按照评估价款的三分之二赔偿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被拆迁房屋的损失3621641元，其中赔偿孙婉莉1810820元，赔偿孙伟、于秀云各905410元；二、判令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承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作出（2017）京0101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被拆迁房屋的损失三百六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一元。王府井公司、孙桂芝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0月作出（2018）京02民终7661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重审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按照评估价款的三分之二赔偿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被拆迁房屋的损失3621641元；二、判令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承担。孙桂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在被拆迁房屋十字路口两侧向孙桂芝安置使用面积53.7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二、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依据地上物补偿评估单给付孙桂芝地上物补偿款35548元及该款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1998年2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被拆迁房屋原系孙玉崑所有的房产。孙玉崑于1967年10月1日死亡，上述房屋由孙玉崑的子女孙婉莉、孙兴国（2001年9月28日死亡）、孙桂芝共同继承。1986年4月7日，孙桂芝、孙婉莉、孙兴国取得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证，登记为共同共有。孙伟系孙兴国与于秀云之子。孙兴国死亡后，因于秀云及孙兴国之女孙丽、孙芳、孙欣放弃继承，其中孙兴国所享有的上述房屋的一半份额作为遗产由孙伟继承。1998年2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核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平安大街建设工程指挥部进行平安大街工程项目建设，拆迁范围包括美术馆后街×号-×号在内，拆迁实施单位为北京市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王开公司，后经重组合并变更为王府井公司）。1998年2月25日，被拆迁人（乙方）万盛餐厅（孙桂芝）与东城区市政办公室（甲方）签订《拆迁协议》，约定孙桂芝住址为美术馆后街××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房2间，建筑面积59.7平方米，甲方负责安置乙方；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经营场所为私产，使用面积为44.78平方米，其中拆除44.78平方米，甲方按1:1.2回迁，回迁使用面积为53.74平方米。双方在该协议中补充约定，1.回迁安置商业房，在条件允许下尽量考虑路北邻近十字路口或尽量选择好位置；2.甲方给乙方商业安置房办理私有产权，乙方须积极配合；3.暂定回迁日期一年，进住时保证水、电齐全。1998年5月22日，经双方协商，再次在该拆迁安置协议基础上补充约定，美术馆后街××号万盛餐厅（孙桂芝所有）如在其西侧有营业用房优先考虑孙桂芝。孙桂芝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另，东城房管局房证科出具文件称，美术馆后街××号孙婉莉3人房产3间、59.7平方米35548元。庭审中，孙桂芝称该款为地上物补偿款。1998年5月，被拆迁房屋被拆除。1998年8月5日，孙婉莉出具公证委托书，授权孙桂芝办理被拆迁房屋的过户、买卖、出租、修缮、拆迁以及诉讼等有关事宜。1998年9月14日，孙兴国出具公证委托书，亦授权孙桂芝办理被拆迁房屋的过户、买卖、出租、修缮、拆迁以及诉讼等有关事宜。关于办理上述公证委托书的原因，孙桂芝表示，因为当时被拆房屋状态还属于三人共有，孙桂芝无法独自处置，所以先后联系孙婉莉及孙兴国办理了公证委托书。后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曾于2001年期间两次对孙桂芝回迁房屋进行安置，均因孙桂芝不同意而未回迁。2002年，孙桂芝将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将拆除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造成其餐厅截止到2002年7月的经济损失及摊位经济损失；赔偿其损坏、丢失物品损失及2个月的租金、交通补助费、律师费等。2002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02）东民初字第5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开公司、东城区市政办公室赔偿孙桂芝丢失物品损失15000元，并驳回孙桂芝其他诉讼请求。2003年5月，孙桂芝再次起诉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要求东城区市政办公室增加停业补偿款42770元，支付违约金910000元，赔偿其摊位自拆迁时至营业执照注销时的损失，交通费、租房费损失1000元等。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03）东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孙桂芝的诉讼请求。后因孙桂芝不服上诉，本院于2003年11月16日作出（2003）二中民终字第9485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孙桂芝主张违约金的请求，该判决书中认定：鉴于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协议，且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曾三次为孙桂芝安置房屋，但孙桂芝均认为未达到其要求而拒绝，孙桂芝已依约到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领取了部分补偿费，对其余部分可依据协议约定予以领取，故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正在履行过程中。现因孙桂芝对该协议的效力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按该协议内容执行，且该协议迟延履行并非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的原因所致，故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此外，上述判决还就双方其他争议问题予以认定，并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5年，王开公司、东城区市政办公室将孙桂芝诉至法院，称其为孙桂芝提供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周转房即将面临拆迁，且为孙桂芝提供的北京市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符合拆迁协议约定的安置条件，孙桂芝应搬至该房屋居住，故起诉要求孙桂芝腾退上述周转房屋，回迁至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等。该案诉讼中，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不再坚持要求地安门东大街××号的房屋作为回迁房屋，而作为周转使用。后一审法院于2005年12月20日作出（2005）东民初字第4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桂芝一家于判决限定期限内腾退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的周转房屋，并搬至北京市地安门东大街××号的房屋内临时周转居住。判决作出后，孙桂芝搬至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内居住至今。2008年1月，孙桂芝将王府井公司及东城区住建委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府井公司支付停业补偿费及违约金。该案中王府井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孙桂芝履行《拆迁协议》，与其共同办理回迁手续。该案经一、二审判决后，孙桂芝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8日作出（2010）高民申字第0223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该案。本院于2011年8月20日作出（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758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东民再初字第110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关于孙桂芝应否回迁至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问题。因回迁房屋位置及状况在双方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且孙桂芝亦不认可该处房屋符合安置要求，故一审法院对王府井公司单方以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作为安置房，要求孙桂芝配合办理安置回迁手续的反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可就回迁安置问题另行解决。该判决同时认定，东城区市政办公室与孙桂芝就房屋拆迁安置事项达成一致，双方签订了《拆迁协议》。后王开公司及东城区市政办公室曾为孙桂芝安置房屋，因孙桂芝认为未达到其要求而拒绝。孙桂芝先后领取了部分补偿费。据此，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正在实际履行中。王府井公司作为涉诉项目的执行单位，东城区住建委作为东城区市政办公室权利义务的继受者应作为协议一方主体，履行在协议中对孙桂芝承诺的义务。现该再审判决书已生效。2013年9月22日，孙桂芝将孙伟、于秀云、孙婉莉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被拆迁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桂芝称其就被拆迁房屋与孙婉莉、孙兴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已向孙婉莉、孙兴国支付了相应对价，因此被拆迁房屋应归孙桂芝所有，故要求确认对被拆迁房屋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对此，孙伟、于秀云、孙婉莉不予认可。因双方之间就被拆迁房屋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及合同履行情况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孙桂芝坚持主张房屋确权之诉，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3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129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桂芝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2014年1月3日，孙伟、孙婉莉、于秀云将孙桂芝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三人与孙桂芝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的按份共有权人。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系安排给孙桂芝临时周转使用居住的周转房，目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孙伟、于秀云、孙婉莉及孙桂芝均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尚不具备依法处理的条件，故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1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伟、孙婉莉、于秀云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2014年8月，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将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及孙桂芝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继续履行《拆迁协议》，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及孙桂芝协助办理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登记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及孙桂芝按份共有，其中孙婉莉占三分之一份额，孙伟、于秀云各占六分之一份额，孙桂芝占三分之一份额。在该案审理中，王府井公司表示，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尚未办理初始登记。同时，该房屋是安置给原房屋产权人即孙桂芝、孙婉莉、孙兴国三人的，对三人是以非住宅补偿安置的，不考虑户口因素。因时间紧，且孙桂芝有其他二人的授权，故《拆迁协议》上被拆迁人（乙方）处只写了孙桂芝一个人的名字。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表示对孙桂芝与原东城区市政办公室签订的《拆迁协议》予以追认，认可该协议是针对孙桂芝、孙婉莉、孙兴国三人的安置，并同意将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作为回迁安置房屋。孙桂芝则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就是安置给孙桂芝一人的。孙桂芝与王府井公司表示，二者尚未对将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作为回迁安置房屋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就孙桂芝主张其与孙婉莉、孙兴国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一节，孙桂芝及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均未另案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拆迁房屋为孙婉莉、孙兴国、孙桂芝三人共有。孙桂芝虽主张已购买了孙婉莉、孙兴国二人的产权份额，在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不予认可情况下，孙桂芝未就其主张提供翔实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在一审法院释明后亦未另案主张权利，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孙桂芝与东城区市政办公室就被拆迁房屋签订的《拆迁协议》，孙婉莉及孙兴国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表示对该协议予以追认，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孙桂芝与王府井公司、东城区市政办公室之间尚未对将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作为回迁安置房或就回迁安置房问题另行达成一致意见，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现尚不能确定为回迁安置房，合同履行标的不明确，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亦不具备所有权转移登记条件，故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及孙桂芝协助办理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房屋所有权登记，因尚不具备履行条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可待履行条件具备时，另行主张。故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另查，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办公室撤销后，该办公室的全部职能以及业务工作归由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承接和处置。另，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因机构改革变更为东城区住建委，原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的权利义务均由东城区住建委承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提出鉴定申请，要求按照同区域同类房屋的标准对被拆迁房屋现值进行评估，价值时点为鉴定机关出现场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本案确定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017年12月15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康正评字2017-1-××-××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被拆迁房屋在价值时点2017年11月29日的市场价值为543.2461万元。评估费为16081元。评估报告作出后，王府井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提交评估报告异议书，认为评估依据的鉴定材料不充分、不全面，欠缺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评估报告依靠真实性未认可的证据或未经质证的鉴定材料进行鉴定，评估报告之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无从认定，未经法庭举证、质证，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对评估结果表述不清，鉴定机构应作出具体说明。针对王府井公司的评估报告异议书，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关于“评估报告异议书”的答复》，对评估的价值时间的装修情况、土地使用权类型、土地用途与房屋用途、容积率、估价对象成新率等进行说明，认为其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符合委托函及国家标准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估价结果客观、合理。东城区住建委不认可评估报告，认为评估过程过于笼统，评估报告中显示出来所设定的装饰和设备是基本和完好的，该设定不符合当时房屋的状况。现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无法举证证明被拆迁房屋当时的装修及设备情况，因此该份评估报告的估价不准确，不能作为评判依据。王府井公司对评估报告不予认可，认为评估报告过于草率笼统，未采集全面的基础信息、证据、标本等，陈述过于笼统主观，鉴定所依据的信息不详，不够科学全面，故王府井公司不认可估价结果。孙桂芝不认可评估报告，认为因被拆迁房屋已经灭失，不存在评估的可能性，评估不具有真实性。原庭审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称，被拆迁房屋系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及孙桂芝共有，被拆迁房屋被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拆除，但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未给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进行安置，没有可供安置的房屋，故要求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赔偿孙婉莉、孙伟、于秀云拆除被拆迁房屋所造成的损失。拆迁主体的名称发生变更，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王府井公司与东城区住建委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故要求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承担连带责任。经询，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及孙桂芝均表示被拆迁房屋拆迁前未对被拆迁房屋进行析产，对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份额未进行约定。庭审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称，即便其不是《拆迁协议》的主体，但其产权房屋被拆迁，未得到补偿或安置，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应当对其进行赔偿。一审法院重审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拆迁房屋系孙婉莉、孙兴国、孙桂芝三人共有。上述房屋已被拆除，孙婉莉、孙兴国未获得补偿款或安置，现孙婉莉及孙兴国的继承人孙伟、于秀云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对此进行赔偿，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因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及孙桂芝对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份额没有约定，现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依据《不动产估价报告》，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赔偿被拆迁房屋评估价款三分之二被拆迁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孙婉莉、孙伟及于秀云如何分配赔偿款，由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自行协商解决，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孙桂芝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因曾经起诉过，本案不予处理，孙桂芝可就安置问题与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另行解决。关于孙桂芝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按照地上物补偿评估单给付其35548元的诉讼请求，因该款有东城房管局房证科的盖章确认，该款属实，且未支付，故法院对孙桂芝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孙桂芝要求支付该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孙桂芝一直不满拆迁安置，未领取该款项，该款项未实际支付的责任不在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故法院对孙桂芝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作出（2018）京0101民初22850号民事判决：一、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被拆迁的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号房屋的损失三百六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一元；二、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孙桂芝支付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八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孙桂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一审诉讼请求，改判支持孙桂芝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在被拆迁房屋十字路口两侧向孙桂芝安置使用面积53.7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王府井公司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要求王府井公司承担责任的判项。本院二审期间，孙桂芝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孙兴国及妻子于1991年写给孙桂芝的一封信件。另有一审提交、支持上诉请求的证据，包括：2002年孙婉莉签字的《房产解决记实》、1998年9月11日至9月16日往返北京沈阳的两张火车票、1998年9月16日两张汇款票据。本院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听取了质证意见。孙桂芝称：一、因孙兴国2001年去世，无法在《房产解决记实》上签字；二、2万元是在沈阳与孙兴国商量确定后，由其女儿在京汇出，因时间久远无法查清收款过程。孙伟确认：1998年其在沈阳买房时，父亲孙兴国曾给其2万多元，但不清楚钱的来源。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一、本案的事实争议焦点为：安置权利主体如何确定。对此，本院二审认定如下：1.孙婉莉已将份额出售给孙桂芝。《房产解决记实》载明，孙婉莉于1998年7月将其份额以2万元的对价出售给孙桂芝、孙桂芝已支付该笔款项。孙婉莉在该文件尾部书写以上属实并签字予以认可，现予以否认并无合理理由。故孙婉莉已非安置权利主体，无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2.孙兴国已将份额出售给孙桂芝。首先，《房产解决记实》除记载有孙婉莉出售份额的事实，对于被拆迁房屋腾退租户过程、孙兴国将份额出售给孙桂芝的事实均予以记载。因孙兴国并未在该文件签字确认，仅凭该证据不能认定出售份额的事实。其次，虽汇款凭证上并未记载收款人、目前也无法核实收款过程，但根据往返火车票、孙伟当庭确认、孙兴国给孙桂芝信中“房屋由孙桂芝安排”的表述，可以认定孙兴国将份额出售给孙桂芝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最后，自1998年房屋拆迁至2013年孙桂芝与孙婉莉等人首次发生诉讼，于秀云、孙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孙兴国及家人曾向孙桂芝主张回迁安置权利。对于拆迁安置的巨额利益而言，权利人在十余年时间内不提出权利保护请求，与生活常理相悖，亦可佐证孙兴国将份额出售的事实。因此，孙兴国已非安置权利主体，于秀云、孙伟作为孙兴国的继承人无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3．安置权利人应为孙桂芝。《拆迁协议》主体虽列有万盛餐厅，但被拆迁房屋原系孙婉莉、孙兴国、孙桂芝共同共有。根据在案的拆迁安置政策、各方陈述及历次诉讼的主体确定，安置权利人应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主体。在孙婉莉、孙兴国将被拆迁房屋份额转让后，孙桂芝即成为唯一安置权利人。孙桂芝认为万盛餐厅系安置权利人的理由错误，本院二审不予支持。二、本案的法律争议焦点为：1.安置义务主体如何确定；2.能否判决履行安置房屋义务。对于焦点1，一审法院确定的安置义务主体正确。第一，根据东城区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机构调整情况及历次诉讼的主体确定，东城区住建委应系安置义务主体。本案中，东城区住建委并未提出上诉，亦应视为认可。第二，此前诉讼中，王府井公司曾反诉要求孙桂芝履行《拆迁协议》并共同办理回迁手续，所以虽王府井公司并非签约主体，但应视为对该协议的债务加入行为，应与东城区住建委一并承担安置义务。此外，因《拆迁协议》确定的安置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孙桂芝要求安置房屋的诉讼请求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2，判决安置房屋的条件尚不具备。虽孙桂芝享有请求安置的权利，但《拆迁协议》对房屋具体状况的描述并不明确，也造成争议持续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孙桂芝居住的周转房屋，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并非安置房屋。在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与孙桂芝未就安置房屋的具体状况达成一致时，本院无法迳行判决安置房屋。对此问题，建议安置双方尊重历史、面对现实，适当降低心理预期、多角度考虑解决问题的方式，尽快解决争议，避免延宕无期、徒增损失。基于上述分析，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虽东城区住建委未提出上诉，但因王府井公司上诉请求也涉及该部分，且孙婉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将孙婉莉等三人针对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并驳回。一审判决支持孙婉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孙桂芝于本院审理中表示不再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支付35548元，本院不持异议，此项请求一并驳回。孙桂芝请求安置房屋的诉讼请求，因条件尚不具备，亦应驳回。因本案事实发生变化导致判决结果变化，本院对诉讼费用负担依法予以确定。另需指出，本案被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将孙桂芝的诉讼地位列为原告。但孙桂芝与孙婉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故三人并非共同原告地位。鉴于本案的上述处理结果，本院不再调整当事人诉讼身份，仅对诉讼请求予以处理。据此，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228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孙桂芝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再审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确认，因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违约造成《拆迁协议》约定的安置回迁房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东城区住建委及王府井公司应赔偿被拆迁房屋的损失，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不要求解除《拆迁协议》。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为证明其再审请求及理由，提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0）东民初字第3347号、（2002）东民初字第5818号、（2003）东民初字第3136号、（2014）东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案件卷宗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2976号民事判决书。孙桂芝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孙桂芝提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1985）东民字第594号民事判决、起诉状、委托书。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王府井公司对起诉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东城区住建委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1985）东民字第594号民事判决、起诉书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认可委托书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以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违约造成《拆迁协议》约定的安置回迁房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东城区住建委及王府井公司应赔偿被拆迁房屋的损失，因此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要求王府井公司、东城区住建委给付拆迁补偿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依据查明的事实，孙桂芝与东城区市政办公室就被拆迁房屋签订《拆迁协议》，该《拆迁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虽为万盛餐厅，但根据拆迁安置政策、各方当事人陈述、历次诉讼确定的主体、被拆迁房屋原系孙婉莉、孙兴国、孙桂芝共同共有之事实，安置权利人应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孙婉莉、孙兴国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表示对该协议予以追认，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拆迁协议》的各方权利人应当依约履行协议。该份《拆迁协议》约定甲方按相应比例安置乙方、甲方按相应标准给付乙方停业补偿款，并未约定给付房屋拆迁补偿款等内容。且，该份《拆迁协议》正在履行过程中，孙婉莉、孙伟、于秀云亦不要求解除该份《拆迁协议》，故该三人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赔偿被拆迁房屋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本院二审未支持孙婉莉、孙伟、于秀云要求东城区住建委、王府井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另需要说明的是孙桂芝的诉讼地位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依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本案重审中将孙桂芝的诉讼地位列为原告，但孙桂芝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即孙桂芝提出了独立的诉讼请求，因此孙桂芝与孙婉莉、孙伟、于秀云并非共同原告。鉴于本案中孙桂芝是第三人抑或原告的诉讼地位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本院二审未再调整孙桂芝的诉讼地位符合本案实际，处理妥当，本院再审不持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京02民终1084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慕南审判员  郭 菁审判员  吴 宏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