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川01行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辜巧灵，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强，男，199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原告辜巧灵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龙井路6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主任。 原审第三人张同松，男，197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辜巧灵、张志强因诉被上诉人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潭街办）、原审第三人张同松撤销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5日，龙潭街办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成华区政府）提交《关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的请示》（龙潭街办〔2012〕7号），该请示第四节第二条“建房安置”第一款载明“住房安置实行建房安置的按照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应安置人员每人35平方米进行住房安置……”，第8款“优购政策”载明“每户凭《农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可自愿选择优购35平方米……”后成华区政府作出批示，原则上同意该请示，并对××社区××组居民实施先行搬迁、过渡安置，辜巧灵、张志强及张同松属于拆迁安置范围。 2012年3月18日，辜巧灵、张志强及原审第三人张同松以被拆迁人身份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张同松代辜巧灵、张志强在协议上签字。《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建房安置，被拆迁人应安置人数为3人，安置面积为105平方米，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安置房套一贰套，建筑面积84平方米。套二壹套，建筑面积70平方米。拆迁安置中所有费用品迭后，被拆迁人应支付10052元。庭审中龙潭街办陈述，拆迁安置协议签订的对象和安置的标准均以被拆迁人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为基础，并出具被拆迁人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编号：××），该证件载明，案涉宅基地使用权户主姓名为原审第三人张同松，共有权人为张志强和辜巧灵，宅基地总面积为6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117.08平方米，包括底楼57.08平方米、二楼60平方米。 2016年4月29日，成华区龙潭街道××社区××、××、××、××、××组及社区集体所有土地经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土〔2016〕556号文件批准征收。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公告征收事宜，并载明具体实施单位为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龙潭街办。2018年3月23日，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8〕第6号），对前述被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予以公告。2018年8月1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关于成华区龙潭街道××社区××、××、××、××、××组及社区集体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成办函〔2018〕139号），同意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前述补偿安置方案。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6年6月20日，辜巧灵与张同松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同年8月2日，辜巧灵与张同松分户，张志强随母亲辜巧灵入户至成都市成华区××乡××村××组××号附××号。辜巧灵陈述其与张同松离婚后分开居住，分别居住于同一栋楼的楼上和楼下。后双方于2015年3月复婚，但张同松签订案涉协议后均未告知辜巧灵协议签订事宜，辜巧灵及至2019年龙潭街办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张同松和辜巧灵、张志强履行协议义务时，辜巧灵才知晓张同松代表辜巧灵、张志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情。辜巧灵同时提交原审法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的（2019）川0108民初7368号民事裁定，载明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龙潭街办诉张同松、辜巧灵、张志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一审中辜巧灵、张志强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龙潭街办与张同松2012年3月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由龙潭街办承担。 庭审中，龙潭街办还出具辜巧灵于2013年1月28日向××社区××组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的证明，以及××组过渡费领取单，该领取单载明2013年、2014年张同松户部分过渡费由辜巧灵胞妹辜某领取，拟证实辜巧灵自2013年就已知晓签订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事宜，但经庭审询问，龙潭街办未提供辜巧灵、张志强或张同松委托辜某领取过渡费的授权委托书。辜巧灵对此回应述称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系为其母亲上户，与拆迁安置事宜无关，并否认委托辜某领取过渡费。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2006）成华民初字第1055号民事调解、（2019）川0108民初7368号民事裁定、《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证明》《关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保平1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的请示》《征收土地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成华区龙潭街道××社区××、××、××、××、××组及社区集体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的陈述。 原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对龙潭街办订立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2017〕第37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公告的事项，案涉成华区龙潭街道××社区××、××、××、××、××组及社区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为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和龙潭街办，龙潭街办具有开展案涉土地征收的职责，其与辜巧灵、张志强及张同松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体适格。同时，《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要对辜巧灵、张志强所有的位于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进行约定，该事项未超出龙潭街办的职权范围，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成立。对于双方争议的问题，原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辜巧灵、张志强请求撤销《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本案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民事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辜巧灵、张志强请求撤销案涉协议，理由一是认为辜巧灵与张同松离婚分户后，张同松无权代表辜巧灵、张志强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二是认为龙潭街办签订案涉协议时无征收批文，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理由产生的法律效果系对合同效力的否定，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协议应予撤销的法定事由。庭审中，辜巧灵、张志强并未举证证实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及重大误解等其他不真实意思的情形，故辜巧灵、张志强请求撤销案涉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同时，虽然辜巧灵、张志强未依据前述理由主张协议无效，但协议效力仍系法院主动审查范围。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张同松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案涉土地虽未经国家批准征收，但2016年4月29日，包括××社区××组在内的集体土地已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案涉土地征收已依法履行了公告、登记、批复、补偿等相应的征收土地程序，案涉协议签订时存在的法律瑕疵已得到有效弥补，因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是否具有征收土地批文的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协议效力的理由。其次，《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系以对被拆迁人张同松、辜巧灵和张志强安置补偿为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来看，补偿安置的基础是被征收的土地，同时考虑被安置人口的数量，补偿安置的根本原则是保障被安置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结合龙潭街办与“北改”工程蜀龙路五期建设项目××组用地拆迁实施方案（龙潭街办〔2012〕7号）第四节第二条“建房安置”第1款“住房安置实行建房安置的，按照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应安置人员每人35平方米进行住房安置……”、第8款“优购政策”关于“每户凭《农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可自愿选择优购35平方米……”的内容，也可知该项目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基础是被拆迁人因土地征收而失去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并非被拆迁人的户数。本案中辜巧灵、张志强与张同松虽已独立分户，但辜巧灵、张志强和张同松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并未分割，均记载于原审第三人张同松持有的编号为××号《宅基地使用证》上，其中张同松为户主，辜巧灵、张志强为共有权人，且辜巧灵、张志强在分户后并未另外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张同松以户主身份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安置对象包括了辜巧灵、张志强，安置标准符合政策规定，安置效果达到了保障被安置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的目的。故编号为××号《宅基地使用证》使用权户主张同松代表该权利共有人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当，辜巧灵、张志强主张另行应单独签订安置协议，既无事实依据，又无现实必要。最后，辜巧灵与张同松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6月20日离婚，经辜巧灵陈述，其与张同松离婚后仍居住同一栋楼，且张同松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并未告知已与辜巧灵离婚。结合张同松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仍载明辜巧灵、张志强为共有人的事实，龙潭街办有理由相信张同松具有代辜巧灵、张志强签订协议的权利。此外，即使张同松签订协议时权限确有瑕疵，但辜巧灵在庭审中自认其于2015年3月与张同松复婚，张同松与辜巧灵再次形成婚姻关系能够补足前述权限瑕疵。至于张同松代张志强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因案涉协议签订之时张志强尚未成年，故张同松仍系张志强法定代理人，其代表张志强签订案涉协议并无不当。 关于龙潭街办抗辩辜巧灵、张志强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辜巧灵、张志强陈述其于2019年8月龙潭街办起诉辜巧灵、张志强请求履行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义务时，才知晓张同松与辜巧灵、张志强签订协议的事宜，故其于2020年3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前述司法解释、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和除斥期间。龙潭街办虽举证辜巧灵曾于2013年借用过《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以及2013年、2014年辜巧灵胞妹辜某代领张同松户过渡费，由此主张辜巧灵自2013年应当知晓张同松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宜。但辜巧灵陈述其借用《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系为母亲上户，与拆迁安置无关，并否认委托辜某领取过渡费。经法院询问，辜巧灵、张志强不能提供辜巧灵、张志强及张同松委托辜巧灵胞妹辜某领取过渡费的授权委托书，也未对辜巧灵、张志强的陈述提出合理反驳意见，故不能据此推断辜巧灵、张志强自2013年应当知晓案涉协议签订的事宜。龙潭街办该项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辜巧灵、张志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是法院遂判决驳回辜巧灵、张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辜巧灵、张志强负担。 宣判后，辜巧灵、张志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辜巧灵、张志强的证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龙潭街办与张同松于2012年3月签订了《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内容涉及第三人至今未履行。张同松与辜巧灵于2006年6月20日办理了离婚，张志强的监护人是辜巧灵，在签订该协议时张同松与上诉人辜巧灵早已离婚，户口簿、土地证早已分开，张同松无权代上诉人辜巧灵、张志强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住房使用证上且有3名共有人，张同松无权代辜巧灵、张志强签订任何文书。辜巧灵、张志强也未领取过所谓的补偿费和过渡费。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川0108行初22号行政判决，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龙潭街办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张同松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辜巧灵、张志强上诉提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违法应当以予以撤销的问题。张同松作为拆迁家庭户户主，龙潭街办接受相关部门委托与其签订案涉拆迁协议符合一般惯常做法，龙潭街办作为政府基层派出机构，依法具备相应授权，具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协议双方的签订主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同时，本案涉及土地的拆迁、补偿及后续的拆除房屋、过渡安置行为均系相关部门公开实施的行为。双方虽于2006年6月20日离婚，但经辜巧灵陈述，其与张同松离婚后仍居住同一栋楼，辜巧灵在原审庭审中也承认其于2015年3月与张同松已经复婚，且张同松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时，张同松并未告知龙潭街办与辜巧灵离婚的事实，其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载明辜巧灵、张志强为共有人，龙潭街办有理由相信张同松作为户主具有代表辜巧灵签订协议的权利。对于辜巧灵主张的张同松无权代表其签订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协议涉及的另一名家庭成员张志强为张同松与辜巧灵的未成年子女，由其法定代理人之一张同松代为签订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辜巧灵、张志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辜巧灵、张志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衡 审判员 李 亚 审判员 陈 楠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耿雪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