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粤13行终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汉强，男。委托代理人林立斌，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邹满贵，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黄向阳，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原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李志传，主任。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峻开，惠州市惠阳区×××××××××工作人员。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红艳，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曾汉强诉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称惠阳资源局）、惠州市惠阳区××××××（以下称惠阳土储中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纠纷案，曾汉强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25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汉强及委托代理人林立斌，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峻开、李红艳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曾汉强系秋长街道办事处岭湖村委会楼下村民小组的村民。原告主张原告一家于1984年取得位于惠阳淡水街道办事处独松刘屋门的2.5亩水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原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1日的《证明》予以佐证，该证明落款处证明人处盖有秋长街道办事处岭湖村楼下村民小组的公章及组长“曾小锋”签名，注明：“当年年幼，具体情况老村长为准”，另有“曾东来”的签名，注明：“老队长：情况实致”。原告主张2018年其在该土地上种植的果树被他人砍伐，遂报警并提出上访要求。2019年8月26日，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与惠州市惠阳区征地拆迁和土地储备中心向原告作出《关于曾汉强上访事由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书》，内容为：“经你本人指认位置，所反映地块属区土地储备中心于2004年收回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位于淡水街道桥背坑子尾地段18760平方米土地权益红线范围内……回复如下：一、你所反映的未补偿的土地于1992年已被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当时经各家各户到现场丈量，再由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到银行开启各户主存折账户，并将征地补偿款汇入存折账户，最后将存折交至各户主，不存在未征地情况。二、经核查，当时曾石友（你父亲）作为户主领取了1.223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根据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提供的征地依据显示，补偿标准为65000元/亩，曾石友共领取了79495元，征地补偿列表与到账金额一致。……”2019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发出《撤销错误土地收储（征地）行为申请书》。2019年11月25日，惠州市惠阳区××××××向曾汉强出具《关于的回复》，答复如下：“一、2005年1月20日，岭湖村委会出具了《证明》，并由发水米一队及来中村小组的村小组长签名确认，明确同意由政府征收发水米一队20.04亩及发湖来中小组9.8亩的土地，并且因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于1992年已付清补偿款，要求政府将全部征地补偿款付给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同时，也出具了《红线图》，确认了征地范围。按照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提供的历史材料中，涉事征地范围及组成包含了曾石友确认的1.223亩土地，而并不包含你所陈述的2.5亩土地。……”2019年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其位于惠阳淡水独松刘屋门共计2.5亩水田土地的收储（征地）行为所有材料信息，包括1992年被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手续信息、2004年从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收回位于淡水街道桥背坑子尾地段18760平方米的手续信息、现土地权属及用途信息等。2019年12月19日，被告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向原告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内容为：“经检索，未发现位于惠阳淡水独松刘屋门土地承包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为曾汉强的土地征收、收储相关信息……一、2004年，政府拟利用坑子尾地段土地，经测绘及岭湖村民委员会确认，该地段中的18760平方米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2004年12月3日，我单位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以每平方米50元收购上述用地权益。2005年1月20日，岭湖村委会出具了《证明》，并由发水米一队及来中村小组的小组长签名确认，明确发水米一队20.04亩及发湖来中小组9.8亩的土地于1992年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且补偿款已付清，并附有补偿表，要求政府将全部征地补偿款付给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并签盖了《红线图》，确认了征地范围……”。该答复同时附有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分别与发水米一队及发湖村来中小组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红线图、惠州市惠阳区××××××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等附件。庭审中，原告陈述承包涉案土地未签订承包经营权合同，也没有领取承包经营权证，承包该土地后有种植水稻，后改种果树，有缴交公余粮，但因年代久远未保留缴交凭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主张享有位于淡水街道办事处独松刘屋门2.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请求确认被告对上述土地收储但未对其进行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涉案土地享有权益。原告提供的盖有楼下村民小组公章的《证明》中作为单位负责人的小组长签名并没有确认《证明》所载内容，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有关单位出具证明的规定，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予以佐证，仅凭该《证明》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能证明其对涉案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曾汉强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原审法院予以退回。上诉人曾汉强上诉称，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并非土地承包权属人、不是利害关系人，武断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实属查明事实及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完全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岭湖村楼下村民小组在所涉惠阳淡水独松刘屋门地段拥有集体组织土地水田所有权，上诉人家庭在该地段拥有2.5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损害上诉人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上诉人曾汉强当然具备本案完全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关于楼下小组出具村集体证明的过程，该村集体《证明》明确上诉人为该地段2.5亩水田的承包经营者。证明内容也与被上诉人方所作问话笔录，以及惠阳区纪委及惠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所作问话笔录内容一致。1、该证明是楼下小组核实清楚并谨慎作出的关于本小组在该地段的土地，对本小组集体成员分配承包情况的真实证明。上诉人首先去找现小组长“曾小锋”出具证明，但其考虑到本小组自1984年最后一次调整分配承包地后至今也没有进行调整事宜，出于谨慎，因此，他带着原告一起去找当时的老队长“曾东来”，经老队长“曾东来”共同核实清楚后，现小组长“曾小锋”才出具证明并由老队长“曾东来”首先签字后，现小组长“曾小锋”才在证明上签字并盖上楼下小组的公章。2、被上诉人方所保留并故意隐瞒、拒不提供或公开的有关各小组及其他承包农户的调查问询笔录可清楚表明楼下小组的村集体土地权属情况以及上诉人家庭承包土地情况。上诉人及其他农户认为在该地段所承包土地权益被损害后，为查明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主动(非上诉人或其他农户申请)向各小组及承包农户作调查问询。其中，上诉人所在的楼下小组当时原队长曾东来、现任小组长曾小锋所作的笔录可证实楼下小组在该地段集体土地权属情况，以及上诉人一家在该地段承包水田的情况。并且，其他小组原队长及现小组长所作的问话笔录亦可清楚表明其他小组在该地段根本没有如被上诉人所说的拥有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例如来中小组原队长及现小组长吴运良的问话笔录中清楚表明该小组只拥有4.5亩的土地，而非被上诉人所说的9亩多的土地面积。特别指出：因被上诉人及相关各方有关土地操作涉及领导职务犯罪、以及经济犯罪，惠阳区纪委及惠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也有对各小组组长作问话笔录、对其他承包农户作问话笔录，被上诉人所作的相关问话笔录必然与其他部门的问话笔录记载的内容一致。又鉴于被上诉人方存在故意隐瞒、拒不提供或公开相关证据的事实，不得已请求法院调查该相关问话笔录证据材料。3、该村集体《证明》系于被上诉人作问话笔录，以及惠阳区纪委及惠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作问话笔录之后，才谨慎作出的。该证明完全与被上诉人所作问话笔录，以及惠阳区纪委及惠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所作问话笔录一致，完全合法有效，是合法合理的证据。4、为此，上诉人也再次提交由当时老队长曾东来及现小组长曾小锋、楼下村小组公章共同出具的新村集体证明，该证明各方均确定为“情况属实”。二、上诉人所承包水田位于被上诉人于2004年12月3日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所指买卖土地地段范围内。对此，被上诉人方在庭审时也明确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关于曾汉强上访事由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由被上诉人惠阳土储会同淡水街道办事处出具，该意见第一段明确“经你本人指认位置，所反映地块属区土地储备中心于2004年收回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位于淡水街道桥背坑子尾地段18760平方米土地权益红线范围内。”三、被上诉人出具的处理意见内容，其内心明确曾石友是以楼下小组村民身份“领取”款项的，这是被上诉人方明确自认的事实。这肯定可以确定楼下小组在该地段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根据上诉人一审证据2《关于曾汉强上访事由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书》第一段“你于2018年4月向淡水街道办、区征地储备中心等单位……反映”、第三段“二、经核查，当时曾石友(你父亲)作为户主领取了1.223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等内容，被上诉人惠阳土储在会同淡水街道办受理该上访时、以及在长达一年半处理过程中、直至出具该处理意见，其肯定己明确知道上诉人为楼下小组村民，而其声称“上诉人父亲曾石友是上诉人的户主身份领取款项”，而要成为上诉人的“户主”必须肯定是与上诉人同为楼下村小组的村民，被上诉人在该处理意见的陈述充分说明其内心是确认曾石友系以楼下村小组村民身份“领取”款项。既然被上诉人确认作为楼下村小组成员的曾石友“领取”了款项，那么肯定可以确定楼下小组在该地段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这也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所声称的所有土地为发水米一队及来中小组所有根本与事实根本不符。四、被上诉人故意隐瞒、拒不提供或公开的《征地补偿表》，清楚表明了楼下小组在红线图范围内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并且其他小组如惠阳秋长岭湖村上围小组也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l、被上诉人存在故意隐瞒与本案事实具有重大事实与法律关系的材料。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处理意见及上诉人一审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第一大点第9行“……补偿款己付清，并附有补偿表……”，但在该《答复》的属下附件中却对该至关重要的材料未提及、未列明、未公开。2、“征地补偿表”清楚表明了楼下小组在红线图范围内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根据上诉人一审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第一大点第9行“……补偿款已付清，并附有补偿表……”，事实上该补偿表里面明确记载“楼下”字样内容包括面积和金额(当然上诉人不认可记载的面积和款项)，这清楚表明了楼下小组在红线图范围内拥有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并且，补偿表里面明确记载“曾云康、曾石友”名字，这与上诉人一审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附件(证据清单第11页码)记载有该两人名字相一致，再结合曾石友在1985年年底前为楼下小组村民的事实、以及曾云康为楼下小组村民的事实，这也清楚表明了楼下小组在红线图范围内拥有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3、其他小组如惠阳秋长岭湖村上围小组也拥有村集体组织土地权属。根据上诉人一审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附件(证据清单第11页码)记载的农户名字，以及该“补偿表”记载的农户名字，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确定“叶佛送、钟汉夫、叶振辉、钟永其”为惠阳秋长岭湖村上围小组村民。因此，被上诉人方所声称的全部土地为来中小组及发水米一队所有，根本与其“补偿表”记录的农户信息不符。实际上，该红线图涉及的土地为插花地，涉及众多村小组集体组织。4、该“补偿表”与上诉人一审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附件(证据清单第11页码)纸张样式、版式完全一致，就是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第一大点第9行“……补偿款已付清，并附有补偿表……”所指向的“补偿表”。第一，二者的纸张样式、版式完全一致。二者的内部线条完全一致；纸张抬头均为“广东省深圳市经济特区”字样、字体也一致；纸张的左下方均为圆形图案标记(圆形里面为椰子树和海边)；二者记载的农户名字也基本一致，只是因为“补偿表”里面有“楼下”字样内容及其他村集体村民名字，因此，被上诉人才拒不提供或公开。第二，信息公开答复既然明确提到“补偿表”，却拒不提供或作为公开的附件，上诉人提供的“补偿表”与证据5《信息公开的答复》附件(证据清单第11页码)纸张样式、版式完全一致，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补偿表”就是该答复所指向的“补偿表”。5、对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答复所提及的“补偿表”材料，上诉人请求贵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否则应直接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补偿表”及上诉人上述所阐述证明的事实。并且，在一审时，上诉人亦另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其中一份是请求一审法院调取答复所提及的“补偿表”材料，该“补偿表”记载的“楼下”字样内容直接关系到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另外一份是向公安部门(惠阳公安分局秋长派出所)调查“叶佛送、钟汉夫、叶振辉、钟永其”以及楼下“曾云康”等人的户籍身份证信息，以确定“叶佛送、钟汉夫、叶振辉、钟永其”为惠阳秋长岭湖村上围小组村民，以及进一步证明“曾云康”为楼下小组村民的事实(上诉人一审证据6村集体证明已明确其楼下村民的身份)。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程序上严重违法。五、楼下小组是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对本小组的财产(包括集体土地资产)享有对本小组内部成员进行分配承包的权利，其他村集体(包括村委会及其他村小组)无权干涉。1、楼下小组作为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该身份地位是经政府部门惠州市惠阳区××××和水利局登记成立的，这一事实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官网也可查询。2、实际上，惠阳区政府也一直认可村民小组是作为独立的集体组织资格。于本案，楼下小组的集体组织地位除了经政府部门登记成立外，根据惠阳区政府的文件也认可村民小组是作为独立的集体组织资格。3、楼下生产小队是于1960年成立的，之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才顺应时代的发展转变成如今的楼下村小组。自1960年至今，楼下小组(生产小队)一直是作为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4**下村民小组作为该组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有权针对小组土地对小组成员进行分配承包。楼下小组对该地段土地的权属是历史一直存在的，也一直由楼下小组决定在本小组内部进行分配承包。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中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等组织变更为乡(镇)、村、组。由生产队变更而来的村民小组，虽然不再具有行政意义上的职能，但是其对原先由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仍然享有所有权。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1992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在答复山东省土地管理局关于实施中的几个问题》时指出“……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1994年12月30日，农业部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一文中指出“……严禁强行改变土地权属关系，不得将已经属于组级集体经济组织(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收归村有”。所以，村民小组可作为该组范围内的土地所有人，有权对小组组织所有的土地对小组成员进行分配承包。事实上，楼下小组成员只能参与楼下小组土地承包分配，而不能参与岭湖村里其他小组土地承包分配，同理，其他小组也不可能楼下小组的土地承包分配。六、对楼下小组村民不能以没有承包合同或没有缴交粮税的凭证等来辩驳、评判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事后法来评判楼下小组对本集体成员的分配承包土地事宜。楼下小组自1984年对本集体成员分配承包土地后，至今一直没有进行调整土地的承包事宜，至今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并且楼下小组地处位置很好、开发很早，因此于1990年左右就无须缴交粮税，楼下小组没有事后法律规定的承包合同或承包证实属正常，并且承包农户也不可能保管好相关1980年代(至今30多年、40年)的票据。而《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才施行)、《物权法》(2007年才施行)等事后法律所涉及的承包合同、缴交粮税等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律原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本不适用该相关法律规定，并且相关事后法律规定也不能对上诉人家庭于1984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任意的评价或约束。七、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楼下小组一直在占有使用该地段水田土地，上诉人也于1984年合法取得该面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直以来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该承包土地提出所有权权属争议或承包经营权权属争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权至今已远远超过了20年的法律期间规定，因此，该楼下小组完全享有该地段集体组织土地的所有权、上诉人完全享有该地段2.5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益。八、上诉人曾汉强作为该地段承包户主，其完全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于本案，对于各方以买卖农村土地形式损害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并进行后续“收储”入库、转变土地性质及相关规划审批等的行为，上诉人作为户主具备完全的诉讼主体资格以追究他人的法律责任。九、关于楼下小组拥有集体土地权属、上诉人拥有承包经营权益，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代理词》第一点大点已有明确清晰的阐述。并且在一审明确提交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但一审法院对此未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认定事实错误，并且程序严重违法，从而导致裁判错误，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故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256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惠阳资源局答辩称，一、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被答辩人认为自己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且曾通过信访等途径提出主张，但按照岭湖村委会所出具《证明》和《红线图》，涉案土地原为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来中村民小组所有，被答辩人所争议土地并不在岭湖村楼下村小组范围内，被答辩人仅凭岭湖村下属楼下村小组出具的没有记载明确土地四至的《证明》，当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被答辩人也不能凭其在信访过程中自己受益指认土地位置情况证明其与涉案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综上，被答辩人不是涉案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二、答辩人及原审被告二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的行为合法因惠阳区建设需要，政府对位于岭湖村地段1876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实施征收，且惠阳区岭湖村村民委员会以及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于2005年便同意涉案18760平方米土地由政府征收。土地征收准备工作完成后，已分批次对涉案土地依法进行征地报批，并先后取得了原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粤国土资(建)字[2009]533号、粤国土资(建)字[2010]753号、粤国土资(建)字[2011]688号、粤国土资(建)字[2016]682号土地征收批准文件。在取得上述征地批准文件后，土地征收部门分批次将相关批准文件移交原审被告二，原审被告二遂逐批次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原审被告二的上述行为符合当时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第十条“下列土地可以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四)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之规定，因此原审被告二将已取得征地批准文件的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的行为合法，该行为也对被答辩人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当然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行政赔偿责任。三、原审被告二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且与被答辩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前所述，2004年因惠阳区建设需要，政府拟征收位于岭湖村地段18760平方米土地。在前期调查过程中发现拟征收土地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1992年“征用”。并且，2005年1月20日岭湖村委会也出具了《证明》和《红线图》，明确发水米一队20.04亩及发湖来中小组9.8亩的土地于1992年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且补偿款已付清，要求政府将全部征地补偿款付给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为解决上述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之间“土地征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便政府顺利实施征收和征收后顺利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原审被告二遂于2004年12月3日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有偿收地协议》。一方面，该协议系为了解决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之间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并未造成土地权属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并不对签订方以外的其他主体产生约束力。因此，原审被告二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对被答辩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且原审被告二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的行为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惠阳土储中心答辩称，一、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答辩人认为自己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且曾通过信访等途径提出主张，但按照岭湖村委会所出具《证明》和《红线图》，涉案土地原为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来中村民小组所有，被答辩人所争议土地并不在岭湖村楼下村小组范围内，被答辩人仅凭岭湖村下属楼下村小组出具的没有记载明确土地四至的《证明》，当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被答辩人也不能凭其在信访过程中自己受益指认土地位置情况证明其与涉案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综上，被答辩人不是涉案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二、答辩人及原审被告一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的行为合法因惠阳区建设需要，政府对位于岭湖村地段1876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实施征收，且惠阳区岭湖村村民委员会以及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于2005年便同意涉案18760平方米土地由政府征收。土地征收准备工作完成后，已分批次对涉案土地依法进行征地报批，并先后取得了原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粤国土资(建)字[2009]533号、粤国土资(建)字[2010]753号、粤国土资(建)字[2011]688号、粤国土资(建)字[2016]682号土地征收批准文件。在取得上述征地批准文件后，土地征收部门分批次将相关批准文件移交答辩人，答辩人遂逐批次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答辩人的上述行为符合当时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第十条“下列土地可以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四)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之规定，因此答辩人将已取得征地批准文件的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的行为合法，该行为也对被答辩人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当然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行政赔偿责任。三、答辩人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且与被答辩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前所述，2004年因惠阳区建设需要，政府拟征收位于岭湖村地段18760平方米土地。在前期调查过程中发现拟征收土地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1992年“征用”。并且，2005年1月20日岭湖村委会也出具了《证明》和《红线图》，明确发水米一队20.04亩及发潮来中小组9.8亩的土地于1992年已被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征用”，且补偿款已付清，要求政府将全部征地补偿款付给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为解决上述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之间“土地征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便政府顺利实施征收和征收后顺利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答辩人遂于2004年12月3日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有偿收地协议》。一方面，该协议系为了解决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与岭湖村发水米一队及岭湖村来中村小组之间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并未造成土地权属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并不对签订方以外的其他主体产生约束力。因此，答辩人与惠州市大亚湾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土建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偿收地协议》同样对被答辩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且答辩人将涉案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收储)的行为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予以维持。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曾汉强在一审阶段提出的诉讼请求涉及2.5亩土地，其提供了所在村民小组（楼下村民小组）盖章确认的《证明》，上面有新、老小组长签署的意见，能够初步证明其提起诉讼具有基本的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以曾汉强不能证明其对涉案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认定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有所不妥。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曾汉强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原审法院在继续审理时，应当就曾汉强的诉讼请求进行充分释明，以便确定案由及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上诉人曾汉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256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李梦娟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