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波，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东，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丽花，女，198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东，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波因与被上诉人刘诗礼、原审被告李丽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6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波、原审被告李丽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东，被上诉人刘诗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诗礼向徐波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20万元为基数，按照LPR标准，从2018年7月9日起计至刘诗礼付清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刘诗礼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刘诗礼负有在先履行的义务，其未能依约足额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徐波依法享有在先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违约明显是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可得，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在刘诗礼未履行在先义务的情况下，徐波依法享有在先履行抗辩权且有权拒绝履行其请求。徐波与刘诗礼在2018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这是一审法院首先认定的基础事实，也是本案需查明的根本问题。既然《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则双方应严格遵照协议约定，根据约定顺序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在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三条可见，双方虽互负债务，但案涉协议约定的义务先履行方为刘诗礼，其应在2018年7月8日前将40万元股权转让金支付给徐波，然后，才有徐波须在2018年8月6日前将变更股权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义务。然而，协议生效后，刘诗礼仅于2018年7月17日、7月24日向徐波支付了20万元股权转让金，仍有剩余20万元尚未支付，截至起诉之日都尚未能履行完毕自身的在先义务，故徐波作为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2.一审法院未能严格区分双方违约和一方违约的问题，本案属于刘诗礼单方违约，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违约明显是适用法律及事实认定错误。（1）先期违约是指一方当事人首先违约，是另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原因。先履行抗辩权是对负有先履行义务一方违约的抗辩，亦即对先期违约的抗辩。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可得，在双务合同中，由于双方义务的关联性，双方各自违反应承担的义务，各自需承担相应责任。而关于存在先后履行的合同中，由于双方义务的顺序性，先期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2）本案明显是存在先后履行顺序的合同，因刘诗礼未及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金，存在先期违约的事实，徐波方中止履行协议与刘诗礼的先期违约存在法律逻辑上的密切关联性（比如普通的买卖合同约定先付款后交货，如买家未足额付款，卖家依法有权拒绝交货，且卖家并不存在违约，此类判例比比皆是），故徐波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条件并未成就，并不构成违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因此，由于刘诗礼未能依约及时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金，属于先期违约方，触发徐波履行工商登记手续的条件并未达成，故徐波负有先履行抗辩权并不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徐波违约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理应予以纠正。（二）因刘诗礼负有在先义务，其未能依约及时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系案涉协议的根本违约方，其无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支持刘诗礼诉请判令解除案涉协议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可得，我国法律规定了合同的两种解除方式，即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不符合以上法定解除情形。2.本案更不属于约定解除情形：合同中必须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之初就应该就解除合同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案涉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双方任何一方违约约定将承担违约责任，负有在先履行义务的刘诗礼并未完全履约，其属于根本及先期违约方，无权适用本条款。解除合同的条件必须已经成就。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是解除权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基础，条件未成就的，合同双方不得行使解除权，若单方解除合同需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刘诗礼并未达到行使解除权的条件。行使单方解除权的主体是非违约方，单方解除权并意味着只要条件成就，双方就可以行使，此种权利行使的主体仅为遵守合同约定的非违约方。刘诗礼为协议的根本违约方，其无权享有单方解除权。3.合同法之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其目的在于规范民商事交易活动的正常秩序，敦促交易双方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同时避免一方不履行造成对方损失。而本案刘诗礼既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也不符合约定解除情形，其作为在先违约方，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撕毁有效协议的行为明显有违诚信。以上可见，因刘诗礼违约在先，怠于履行自己的金钱给付义务，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无权主张解除合同。如仍赋予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亦不利于维护民商事交易活动的正常秩序，不应予以提倡。（三）刘诗礼在协议签订时清晰知晓入股企业的状态，并实际参与了案涉公司的经营，其作为公司的小股东，存在违约或与大股东发生纠纷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僵局。徐波作为非违约方，认为协议仍有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可能，徐波及名义持股人均同意刘诗礼付清股权转让款后将该公司15%股份转让给刘诗礼，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协议仍可以继续履行，故刘诗礼仍有义务付清余款，一审法院认定应当解除存在事实认定错误。1.首先，刘诗礼与徐波此前私交甚好，系朋友关系，刘诗礼对徐波创办并由徐波妻子代持的“广州天玺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情况非常了解，其对徐波家庭状况非常了解，且双方也有其他项目正在合作，否则也不会出现其私下借款给徐波家庭并转入刘诗礼妻子账户的情况。2.其次，协议签订时的名义股东并非徐波是公开披露的事实，刘诗礼作为投资方，对其入股的企业做充分或必要的背景调查是其基本义务。众所周知，公司股东信息系公开信息，刘诗礼只需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或企查查等公开平台稍一查询即可得知，其称不知入股公司情况明显是“谎言”。3.再者，刘诗礼在协议签订后，以股东身份实际并深度参与了案涉公司的产品设计和日常经营活动，且在公司的核心管理群里，并没有刘诗礼妻子的存在，而公司重要的事情都是由徐波进行决策，刘诗礼也是向徐波直接汇报工作，也足以证明双方对合作内容并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错误认识。4.最后，鉴于刘诗礼作为公司的小股东，即使其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也仅占有公司15%的股份，而徐波占股85%(包括自己持有的5%以及妻子代持的80%)，即使案涉双方目前存在矛盾，也并不会导致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状况。更何况，目前公司仍在稳定良好运行发展中。因此，徐波并无任何隐瞒行为，虽然刘诗礼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但徐波作为非违约方，认为协议仍有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可能，且公司仍能继续良好发展，有权要求刘诗礼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剩余款项。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应当解除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四）本案标的属于金钱债务，不属于《合同法》第110条及《民法典》第580条规定的“合同僵局”所赋予违约方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非金钱债务”法定情形。本案履行标的系股权转让款，并非“非金钱给付义务”，故作为违约方的刘诗礼不能以“合同僵局”、“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提出解除合同。（五）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相当于“退股”，不能简单“退股退钱”处理，一审法院判定直接按当初付款价格退款于法无据。1.股权和买卖合同标的之货物不同，股权不是有形物，实际上是一种无形权益，故不能将股权和货物等同之。2.正常来说，入股价格和退股价格，要根据退股（解除股权协议）时公司净资产及相关因素确定，即不能简单地原价退回处理，这对出让人和买受人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一审法院直接按照原价退还而解除合同于法无据，理应予以纠正。（五）刘诗礼存在重大虚假陈述的不诚信行为。1.刘诗礼提起诉讼时坚持不知道“天玺公司”的存在，系徐波故意欺骗他，所以解除合同。事实上，庭后徐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早知道天玺公司，并看到了天玺公司的营业执照。这显然属于刘诗礼虚假陈述。2.刘诗礼否认系参与公司业务经营的情形明显属于虚假陈述。刘诗礼辩称，（一）徐波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不是涉案公司的股东，刘诗礼也不知徐波与李丽花的夫妻关系，只知双方在刘诗礼前称男女朋友关系，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由于刘诗礼与徐波是朋友关系，基于对徐波的信任，在没有核查涉案公司信息的情况下与徐波签署了上述协议，徐波在一审中提交的代持证明，因徐波与李丽花是夫妻关系，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李丽花也是本案被告之一，其提交的代持证明是一种单方陈述，并不具备证明力，李丽花也没有到庭参与庭审，并不能证明当时徐波有签署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二）刘诗礼没有违约，刘诗礼共计向徐波账号转账20万元、及其指定的李丽花账号转账28万元，上述款项合计48万元，后期李丽花向刘诗礼转回了15万元后，剩余的13万元，徐波与刘诗礼默认为股权转让款，如果刘诗礼没有交齐股权转让款，那么在徐波收到48万元后，在徐波没有交齐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退回15万元，但徐波却退还了，且徐波在后期截止本案诉讼发生前也从未向刘诗礼催收过股权转让款，如果刘诗礼没有交齐股权转让款，那么徐波的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不符。（三）根据一审徐波提交的证据，刘诗礼虽然认可涉案公司存在，但据刘诗礼了解，涉案公司根本没有实际经营，在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徐波涉案公司经营地址在哪？是否正常经营？徐波都含糊其词，徐波从始至终也没有提供证明涉案公司有在实际经营有效证据，如员工支出成本银行流水、原料采购、场地祖赁合同及租金支付流水等证据，刘诗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获得企业经营发展带来的利益，就算最终法院认定徐波当时有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自从签订协议后，徐波收取了刘诗礼的股权转让款后，涉案公司就没有实际经营，反而徐波将大量资金用于购置私人房产及从事其他非法活动，根据徐波在一审中提交的企业相应信息，刘诗礼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核查，信用报告里未体现任何该公司员工信息。（四）从徐波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公司变更材料可知，徐波在与刘诗礼签订协议后，涉案公司经过多次变更，但徐波从未告知刘诗礼，从未与刘诗礼协商，至今也未将刘诗礼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股东。综上所述，徐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不是涉案公司的股东也未告知刘诗礼涉案公司股东情况，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并不具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徐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取刘诗礼股权转让款后，涉案公司又不实际经营，双方早已发生严重分歧，形成公司僵局。根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点以及结合刘诗礼签署协议受让股权的目的，两者都无法实现，解除协议是最好的选择。李丽花述称，与徐波意见一致。刘诗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诗礼与徐波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徐波向刘诗礼退还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计算，从2018年7月24日开始计算至偿清时为止）；3.李丽花向刘诗礼退还转让款13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从2018年11月19日开始计算至偿清时为止）；4.本案受理费由徐波、李丽花承担。徐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刘诗礼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20万元为基数，按照LPR标准，从2018年7月9日起计至刘诗礼付清之日止）；2.受理费由刘诗礼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玺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30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配勇，现登记的名称为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李丽花、徐波、丁配勇，其中李丽花持股80%、徐波持股15%、丁配勇持股5%。徐波提交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天玺公司的名称变更情况为：1.2018年10月19日，公司名称经核准后由“广州天玺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好运韵聚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2018年11月16日，公司名称由“广州好运韵聚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天玺公司的变更信息显示：1.2020年5月14日，股东由李丽花变更为丁配勇，董事、经理由徐波变更为丁配勇；2.2020年5月26日，股东由丁配勇变更为徐波、丁配勇、李丽花。2018年7月6日，刘诗礼作为甲方与徐波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自己所持有的天玺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刘诗礼，作价40万元，甲方保证对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充分处分权，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在协议转让二日内将股权转让金汇入甲方指定账号。甲方承诺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变更股权转让工商注册登记。本次股权转让过程所发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公司在股权转让前产生的任何债务及违规事项由甲方承担。本协议双方任何一方违约约定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签订后，刘诗礼通过银行转账于2018年7月17日、7月24日向徐波各支付10万元，于2018年11月8日、11月9日向李丽花支付15万元和13万元。李丽花于2018年11月30日向刘诗礼转账15万元。庭审中，刘诗礼确认其系按照徐波的指示向李丽花银行账户转账。刘诗礼与徐波、李丽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11月8日，徐波向刘诗礼发送微信“你让黄总再想办法解决20万元吧，月底前还你们……今天钱要到位，明天早上去办手续，加上你的10万元，30万元就可以了……”,刘诗礼向徐波发送其向李丽花的上述两笔转款的交易截图，并告知徐波已转28万元；2.2018年11月18日，刘诗礼向徐波发送微信“徐总，月底帮我把28W搞定一下，月底前我要还高利贷”，徐波回复好的；3.2018年11月9日，李丽花向刘诗礼发送微信“刘总，你放心吧，月底高利贷那部分一定给你打过去……”；4.2018年11月30日，李丽花向刘诗礼发送其于2018年11月30日向刘诗礼转账15万元的交易截图并发送微信“刘总，给你转了15万过去了，请查收……”,刘诗礼回复“收到”。刘诗礼认为其向李丽花转账合计28万元系因为徐波去惠州购买房子，资金不够，要求刘诗礼寻找另外的投资方，后刘诗礼凑齐28万元转账给李丽花，徐波在收到其他投资方的投资后向刘诗礼偿还15万元，剩余13万元，双方默认作为刘诗礼的股权转让款。徐波、李丽花认为该28万元与股权转让款无关，系李丽花购房向刘诗礼的借款。徐波、李丽花为夫妻关系。徐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其为天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但其持有的股权由其妻子李丽花代为持有。为此，徐波提交了李丽花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的《股权代持说明书》，李丽花在该说明书中称“2018年初徐波打算创办天玺公司，由李丽花代徐波持有公司100%的股权，李丽花同意徐波创办天玺公司，故将李丽花的身份证交给徐波用于办理公司注册登记，但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均由徐波担任，公司也是徐波进行决策”。庭审中，刘诗礼陈述其不知晓徐波、李丽花为夫妻关系，亦不知晓天玺公司的股东情况，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诗礼资金紧张，加之双方为朋友关系，徐波亦未要求刘诗礼按照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刘诗礼未按协议履行。庭后，徐波补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诗礼实际参与了天玺公司的产品设计和日常经营活动。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反映刘诗礼实际参与了天玺公司的经营。诉讼中，刘诗礼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徐波、李丽花价值519840元的财产，并提供相应担保。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20）粤0114民初6935号民事裁定对该申请予以准许，依法冻结徐波、李丽花的银行存款519840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刘诗礼与徐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诗礼共向徐波支付20万元，向李丽花的账户支付28万元，双方均确认向徐波支付的20万元为涉案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诗礼虽主张向李丽花支付的28万元，在李丽花偿还15万元后，剩下的13万元，双方默认作为刘诗礼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从刘诗礼与徐波、李丽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该笔款项在支付时双方约定为借款，并无证据显示双方对剩余的13万元款项性质进行过约定或变更，故刘诗礼主张该部分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刘诗礼在合同签订后共向徐波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且支付的时间均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构成违约。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徐波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至今徐波未将刘诗礼登记为天玺公司的股东，徐波亦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波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告知刘诗礼天玺公司的登记股东情况，为双方的分歧埋下隐患。现双方均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而刘诗礼签订合同受让股权的目的系经营天玺公司从而获取利益，但公司的经营需要各股东的共同努力，现刘诗礼、徐波出现分歧，在此情况下，难以继续共同努力推进天玺公司的发展，刘诗礼签订合同的目的亦难以实现，继续履行合同，不利于天玺公司的经营，对各股东亦不利，故刘诗礼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该继续履行并要求刘诗礼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刘诗礼向徐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现《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徐波应向刘诗礼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李丽花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本案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刘诗礼向李丽花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故刘诗礼要求李丽花返还股权转让款13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刘诗礼存在违约行为，对于刘诗礼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刘诗礼与徐波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徐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诗礼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三、驳回刘诗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波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500元、保全费3119.2元，合计11619.2元，由刘诗礼负担4577.3元，徐波负担704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51元，由徐波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本案争议焦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遵照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自己所持有的天玺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刘诗礼，作价40万元，甲方保证对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充分处分权，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在协议转让二日内将股权转让金汇入甲方指定账号。甲方承诺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变更股权转让工商注册登记。本案中，虽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时间有先后之分，但是，并没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履行转让登记手续的前提条件，且徐波并无证据证明刘诗礼明确拒绝履行相关合同义务，故徐波以先履行抗辩为由主张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违约行为并无不当。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具有继续履行的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徐波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天玺公司存续期间，刘诗礼参与了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签订协议的标的为天玺公司的股权，后天玺公司进行变更，在变更之前徐波并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其并无证据显示双方就股权协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并达成了变更或新的合意。因此，徐波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实现，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鉴于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判决徐波仅向刘诗礼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驳回刘诗礼相关利息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50元，由上诉人徐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绿凡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