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7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男，1950年2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10（高某1之子），1974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女，1942年10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3，女，1947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4，女，1954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5，女，1961年10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5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审理过程中，高某1变更上诉请求：请求在高某1实际取得的补偿款中依法分割财产。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高某11966年初中毕业回村上班，1968年冬季开始为建房备料，1969年初结婚，1969年5月开始建设涉案北房。1994年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上并无东房，涉案东房系高某1于1995年所建。临时安置费系对实际搬迁人的补助费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考虑高某1对父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货币补偿与安置房只能二选一，一审法院将《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货币作为拆迁利益进行继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高某1实际获得补偿款为300856元。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继承人高某11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以下简称某场×1号院）对应的拆迁款（除安置房屋及集体配合奖外）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各继承五分之一。高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某场×1号院内房屋为高某1结婚后翻建，房屋建好后由高某1和父母共同居住了三年多，而后分户在该院东房另过。1976年因东房墙体裂开无法居住，于1982年申请建房，然后搬至某2村×2号居住。2.某场×1号院的东房在1990年拆除，1994年发放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只有北房4间，登记在高某11名下。高某1在1995年重建东房，建东房的全部费用由其出资，东房不属于遗产范围。3.高某1为家中独子，在父亲高某11生病期间出力最多，生病住院的丧葬费用全部由高某1所出。父亲去世后，也是由高某1主要照顾母亲，其次是高某2和高某3照顾，高某4一直不管，高某5照顾一段时间后也没再来照顾过。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要求均分不妥。4.父亲去世前，将土地使用证及北京市优抚对象减免证、医疗证及小日记本等证件交由高某2转交给高某1的妻子，由此可看出老人意图并非要将房产均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派出所证明信、村委会证明，证明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与高某11、高某14的亲属关系；2.林权证、老房照，证明房屋是高某11、高某14所建，是高某11、高某14遗产；3.承诺书复印件，证明双方协议过拆迁利益共同共有，各占五分之一；4.房屋照片，证明房屋拆迁前的状态。高某1对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老房照是土地照，跟本案没有关联性，林权证上记载的四至应该是房屋的四至，但后来又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就是某场×1号院的证；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各占五分之一不是高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承诺书的时候是在拆迁公司签的，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某10说是个授权委托书，办理拆迁用的，让高某1赶紧签字赶紧拆迁，不然没有拆迁奖励。法院对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提交的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待证事实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定。高某1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拆迁的房屋登记在高某11名下，上面有图示，显示只有北房，后来的东房是高某1于1995年左右盖的，东房不是遗产；2.宋某10的证词，宋某10是高某1夫妻的介绍人，证明北房是高某1婚后于1969年3月11日拆的原北房盖的现在的北房；3.宋某11、于某10、高某13、朱某10证词，证明北房是这几个人给帮工的；4.自书遗嘱，证明高某11要把某场×1号院房子留给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对高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高某1是1950年出生，1969年翻盖北房是高某11、高某14盖的，当时高某1刚毕业，不具有建房能力，盖房后他结的婚，东房是原来就有的旧房，后来1995年也是父母出资翻建的；证据2不认可，是宋某10说的媒没错，但房屋是父母和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共同建的；证据3不认可，都是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工，也许帮过，太多年了记不清了；证据4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个不是高某11的本，也不是高某11的字。法院认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延庆县人民政府发放的依法登记宅基地使用权利的公文书证，法院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3，书面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法院不予采纳；证据4，因不符合自书遗嘱形式，法院不予采纳。为查明拆迁利益，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XSPG-4-3-27）、《安置房购买协议》（编号：XSPG-4-3-27）、《某3村、某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补偿匡算单》（编号：XSPG-4-3-27）、宅基地认定结果单、测绘成果图、宅基地认定复核单、《某3村、某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住宅房屋搬迁估价报告》《入户调查登记表（宅基地）》户口本复印件、承诺书、宅基地复核承诺书、交房验收单、照片、被搬迁人联系卡、签约顺序通知单、交房顺序通知单、证明信。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认可。法院依据上述质证、认证意见认定事实如下：高某11与高某14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五个子女，即长女高某2、次女高某3、三女高某4、四女高某5、长子高某1。高某11于2007年1月24日去世，高某14于2016年3月28日去世。高某11、高某14无其他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无继父母、养父母。高某11在某村某场×1号有院落一处，1994年，延庆县人民政府为高某11发放《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院院内有北房四间、东房两间。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主张北房四间为兄弟姐妹及父母高某11、高某14共同所建，东房为高某11、高某14翻建；高某1主张北房四间系其婚后所建，东房为其在1995年左右重建。2018年2月8日，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签署《承诺书》，内容为：“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场×1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高某11，现已去世。全体承诺人均为被搬迁房屋的合法继承人。现全体承诺人就宅基地认定、搬迁补偿安置事宜特承诺如下：1.全体承诺人一致同意，被搬迁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宅基地使用权归姐弟妹5人共同所有，由高某1与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被搬迁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款项等全部搬迁利益，交付被搬迁房屋，办理复核复测等其他搬迁工作流程中的手续。2.若出现遗漏权利人、权利人不真实、隐瞒权利人等情形，全体承诺人自行解决争议和纠纷，并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保证不影响正常搬迁工作。”文末有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签名及手印。当日，中建某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高某1签订《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XSPG-4-3-27），约定：……二、乙方宅基地及房屋情况，房屋坐落：北京市延庆区某场×1号，经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为192.31㎡。经委托测绘公司现场实测房屋建筑面积为84.86㎡；其中：首层建筑面积84.86㎡；空院面积107.45㎡；二层及地下室建筑面积0㎡；三层及以上建筑面积0㎡。利用宅基地上住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房屋建筑面积为0㎡。三、安置房补偿方式，依据延庆区某3村、某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乙方安置房选房意愿，乙方可以购买本项目指定的安置房。乙方最大可选安置面积207.31㎡（其中含15㎡调剂面积），预选安置面积195㎡，放弃安置面积0㎡。乙方选择如下安置房：三居室（105㎡）1套，三居室（90㎡）1套。四、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总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补偿总款为：1411417元，包括宅基地搬迁补偿款、奖励费、补助费等。具体如下：（一）宅基地搬迁补偿款为：1055773元。包括：1.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735586元；2.房屋重置成新价款：180502元；3.垃圾减量奖励费139685元。（二）奖励费、补助费合计为：355644元。包括：1.提前搬迁奖：50000元；2.工程配合奖：87000元；3.临时安置费：117000元；4.搬迁费：3394元；5.设备移机费：750元；6.停产停业综合补偿费：0元；7.特困人员补助费：0元；8.土地出让金补助费：97500元；9.集体配合奖：签约奖励期限届满后，按照延庆区某3村、某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和实施细则执行；10.其他：0元。（三）弃房补助款：0元……六、补偿价款支付及安置房价款结算，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搬迁补偿总款为1411417元，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安置房购买协议》第二、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安置房购房款和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共计1110561元，其中安置房购房款1013061元，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97500元……同日，中建某发展有限公司与高某1签订《安置房购买协议》（编号：XSPG-4-3-27），约定：“一、安置房购买情况，依据甲、乙双方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乙方自愿购买安置房共2套，预选安置面积为195㎡。其中：105㎡三居室1套，合计面积105㎡；90㎡三居室1套，合计面积90㎡。二、预选安置面积及价款，根据延庆区某3村、某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乙方的预选安置面积为195㎡，安置房购房款为1013061元，其中包括：1.可选安置面积为192.31㎡，购买单价为5100元/㎡，共计980781元；2.调剂面积为2.69㎡，购买单价为12000元/㎡，共计32280元。三、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单价为500元/㎡，共计97500元。四、付款方式，（一）根据本项目补偿政策规定以及甲、乙双方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乙方在领取搬迁补偿总款的同时，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安置房购房款和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共计1110561元……”。经查，拆迁预结算款现打至高某1银行账户中，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安置房屋尚未建成。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派出所证明、村委会证明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承诺书》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拆迁档案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主张以《承诺书》为依据要求各享有拆迁利益的五分之一份额，高某1以不知悉《承诺书》内容为由抗辩。经询问，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认可签署《承诺书》时高某1并未在场，双方亦未对拆迁利益如何分割进行协商，法院据此难以认定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在签订《承诺书》时对每人各占五分之一拆迁利益达成合意。另外，从《承诺书》“被搬迁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宅基地使用权归姐弟妹5人共同所有”的表述中看，亦难认定双方确定了各占五分之一拆迁利益份额分割的意思表示，故法院对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以《承诺书》为据分割拆迁利益的主张不予采纳。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关于某场×1号院是否为高某11、高某14所留遗产，法院从以下因素予以考量：一是从居住及登记情况看，某场×1号院内北房建成后，由高某11、高某14及部分子女共同居住使用，随后在1982高某1在本村另行获批宅基地。在90年代初登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某场×1号院登记在高某11名下，高某1另批的宅基地登记在自己名下。二是建造北房时，高某1年龄尚小，结合建房年代，高某1并不具有建房及出资能力。三是高某1陈述是其重建东房，但高某1在建设东房时并非共居子女，即便高某1有建房行为，亦应视为是子女对父母的帮扶。综合以上三点，故法院认定某场×1号院系高某11、高某14的遗产。现上述院落及房屋因拆迁已转化为拆迁利益，因此上述房屋及院落对应的拆迁利益应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五人予以分割。庭审中，双方都确认自2016年后由高某1在某场×1号院居住，故搬迁费、设备移机费等基于搬迁给予实际搬迁人的补助应由居住在此的高某1所有，其余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垃圾减量奖励费、提前搬迁奖、工程配合奖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各享有五分之一，因全部拆迁利益已由高某1领取，故高某1应按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所应分得款项履行给付义务，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核算后判定。因临时安置费系按照预选的安置面积给予的临时安置费，土地出让金补助费系按照预选安置面积给予的补助费用，且安置房屋现尚未交付，故对于临时安置费、土地出让金补助费及安置房屋，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待房屋符合交付条件后，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某1于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2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238554.6元；二、高某1于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3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238554.6元；三、高某1于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4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238554.6元；四、高某1于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5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238554.6元；五、驳回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某1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第一组证据：高某11医院病历、医药费、丧葬费清单以及电话费、电费缴费清单，证明上述费用均由高某1支付，高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第二组证据：北京市某委员会某分局人事科档案调取的高某1履历，证明高某11967年参加工作，有出资建房的能力；第三组证据：高某1的结婚证，证明高某11969年成家、有建房的动机；第四组证据：宅基地拆迁协议，证明拆迁面积是84.86平米，宅基地面积是55平米，多出部分为东房的面积。高某1申请于某10、宋某11、宋某12、马某12、池某12出庭作证，证明高某1建设北房、东房，且对父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于某10陈述：“我和高某1在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1969年高某1建房的时候，我给他出工，技术负责人是王某12和梁某12（音）。1980年到1983年期间我在某村生产队当队长，年终结算的时候高某1给他父亲缴纳他父亲名下所欠生产队的金额。”宋某11陈述：“每次建房我都去过，是高某1找我的。”宋某12陈述：“高某11在世的时候有病不需要住院的情况下都是找我看病，钱也是高某1缴纳的，我骑车去高某11家老宅子北房，比如感冒病发肺炎，得肺炎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高某1夫妇在。高某14生病的时候，闺女也在，见过大姐、二姐、五妹子。”马某12陈述：“高某1的父母有疾病，高某1在前街道居住，他们天天到高某11家里做饭。我是电工，天天在街上溜达，我每天都能看到高某1的爱人给公公婆婆做饭去。”池某12陈述：“1995年高某1找我帮忙建东房。”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五位证人证言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提交了一组房屋照片，证明东房是高某11建的。高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高某1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高某11、高某14在北京市某医院住院病历加盖有北京市某医院（北京某医院）病案室的印章，显示联系人多为高某1，部分高某11、高某14的丧葬费票据加盖有北京市延庆区殡仪馆发票专用章，显示交款人亦为高某1，对于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材料因不显示具体交款人，本院不予采信。高某1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部分证明文件加盖有北京市某委员会某分局人事科的印章，并有三位证明人签字，能够确认高某1于1967年即参加工作，本院予以采信。高某1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因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高某1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一审法院已依职权调取，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于出庭作证的五位证人依法进行询问，其中宋某11无法记清建房时间、池某12无法记清其本人基本信息情况，本院对于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其他三位证人所述能够证明高某1对建房出力较多，且对父母尽到一定的赡养义务，本院予以采信。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提交的照片仅为局部建筑，不能直接证明东房系高某11所建，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场×1号院落及房屋转化的拆迁利益应如何分割。对此，评述如下：关于本案可处理的拆迁利益范围。由于地区间差异以及建设规划的不同安排，拆迁政策亦呈现不同特点。一般而言，拆迁利益包含货币及房屋补偿。而安置房建成以及房屋产权的取得多存在不确定性，故在房屋具备交付条件之前，人民法院不宜对于安置房进行处理。故而在处理拆迁利益时存在两种处理方法，一种为先行处理货币补偿款，待安置房屋交付后再扣除已分配的安置购房款并对房屋予以处理；另一种为处理货币补偿款时先行扣除安置房购房款，以被腾退人实际取得的补偿款为基础进行分配，待安置房交付后再对房屋进行处理。上述两种处理方法虽然在利益最终取得上结果相同，但在当事人未实际取得安置购房款时，直接对货币补偿款予以分配，致当事人先行垫付大额款项，既损害了当事人对自身财产的衍生利益，也同时造成当事人相互间给付退款不便于实际执行，故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方法的选择上应从践行司法为民、方便当事人诉讼、以及权益最大化的理念出发，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在处理拆迁利益时对于货币补偿的处理应当扣除安置房购房款，以被腾退人实际取得的补偿款为基础。这既便于当事人实际执行、妥善解决拆迁利益分割纠纷，也利于减少当事人投入经济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围绕某场×1号院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拆迁利益包括两部分：一是安置房屋，二是扣除安置房购房款及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后剩余的货币补偿。本案《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表述乙方(高某1)在领取搬迁补偿总款的同时，向甲方（中建某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安置房购房款和安置时发生的代收费用，共计1110561元。鉴于上述款项作为安置房购房款并未实际发放，且安置房屋尚未交付，为方便当事人执行，故本案对于安置房屋暂不予处理，各方可待房屋具备处理条件后另行主张。本案中各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分割的拆迁利益为300856元的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未考虑安置房购房款扣除情况，将《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全部拆迁补偿款予以分割显属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各继承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本院认为，对被继承人生前宅基地上房屋翻扩建确存在贡献的人，据此主张享有宅基地上房屋共有权或增加相应继承份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某场×1号院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高某11，尽管高某1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翻建北房、东房时其出力较多，但仍系在高某11名下宅基地上进行翻建、并无审批手续，且高某1在本村另有宅基地，故本院对于高某1据此主张增加遗产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继承人之间应继份额的分配原则。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制度优势不断显现，在国家基本养老、基本医疗、长期护理保障等政策福利的全面落实推进过程中，老年人在经济方面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与帮助。在孝老爱亲、互爱互助的新时代命题下，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扶养义务”更多体现为继承人身体力行的劳务帮助以及精神慰藉。本案中，相较于其他继承人，高某1与被继承人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日常生活中对于父母照顾陪伴更多，在父母生病住院时护理陪床，为父母养老送终，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在父母已近八十岁高龄时，为父母翻建东房出资出力，给予父母劳务扶助，应当认定高某1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对其遗产份额可予适当照顾，具体份额由本院酌情确定为：高某140%，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各15%。本院需要特别说明，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本案中，对于高某1赡养义务的认定亦不否认其他继承人对于父母所尽赡养义务，各继承人仍应依照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平等、友善处理相关问题。综上，高某1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5850号民事判决；二、高某1于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2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45128.4元；三、高某1于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3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45128.4元；四、高某1于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4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45128.4元；五、高某1于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高某5北京市延庆区某镇某村某场×1号院的拆迁款45128.4元；六、驳回高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七、驳回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03元，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负担5670元（已交纳），由高某1负担118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13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