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5民申1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伍运持，男，1996年1月25日出生，蒙古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唐婷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王秋菊，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黎洪坤，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审第三人：周燕，女，1970年10月10日出生，蒙古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再审申请人伍运持因与被申请人黎洪坤、原审第三人周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黔05民终6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伍运持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20）黔05民终603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重新审理本案。一、二审程序严重违法。二审未向申请人送达二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任何庭前文书，未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亦未就案件事实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的情况下，向申请人邮寄了二审判决书，致使申请人因无从知晓二审诉讼进程、相关程序性诉讼事项而无法行使提交新证据、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申请开庭审理、发表辩论意见等诉讼权利，进而导致本案因无法查清基本事实而判决结果错误。本案被申请人系二审法院在职干警，中层干部，无论由谁担任本案二审合议庭成员、主审法官，其均与本案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鉴于此，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尤其是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是确保本案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本案二审未依法送达庭前文书，应当予以再审。二、二审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首先，申请人与中铁置业2015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独立于第三人与中铁置业之间已经解除的合同关系。在第三人与中铁置业因逾期交房问题协商达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后，因实际购房人与第三人系母子关系，为了简化退房事宜办理流程，第三人才应中铁置业要求，以所谓“更名申请”的形式办理了退房。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办理退房，无论前后合同价款是否一致，均不能以此推翻和否定第三人与中铁置业已解除合同的客观事实，第三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其次，除第三人为履行其与中铁置业的购房合同而支付的首期款外，涉案合同项下的全部购房款及其办理产权证所需税费，均是由申请人实际支付。申请人作为实际购房人，以自己名义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和产权登记，并实际居住使用房屋至今。对于第三人支付的首付款未主张原路退还，而认可转为申请人的购房价款，一是为减免不必要的退款流程，二是第三人是基于无偿赠与还是先行垫付，作为母子系人之常情。一、二审法院基于首期购房款未退回第三人而转为申请人购房款这一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再次，申请人购房时已成年且个人账户余额充分，完全具备独立购买涉案房屋的经济实力，购房者是否具备购房能力及购房款的具体来源，不属于人民法院界定物权归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依据，不属于权利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待证事项。即便申请人支付的购房价款来源于第三人，无论第三人无偿赠与还是代为垫付，均不为法律所禁止，何况该行为发生时第三人并无诉讼案件缠身，未沦为财产纠纷案件的被告或者是被执行人，不具有故意以子女名义购房，以此规避司法强制执行的财产转移动机。三、二审适用证据认证规则错误，申请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的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有申请人签署和履行购房合同的相关事实予以佐证，被申请人所举证据难以退房，根据民事证据优势原则，申请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黎洪坤提交意见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一、申请人关于二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未向申请人送达任何庭前文书不是事实。2020年9月4日，二审法院通过《人民法院送达平台》发出《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明确告知了申请人、被申请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案件信息。二审法院没有向当事人告知诉讼权利的义务，按照规定二审可以根据案情决定是否开庭审理，申请人称二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利的理由不成立。申请人未申请合议庭回避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能将此归责于二审法院。审判人员是否因当事人系同一个法院的干警而应当自行回避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干警同样享有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权利，该权利不可能因是法院干警就受到剥夺。被申请人已经改任非领导职务近四年之久，任何法官不可能冒着风险去关顾一个一般干警。一方面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二审法院的干警，二审法院应当自行回避，但另一方面，申请人却选择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再审法院，而不选择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再审法院。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正确。不存在显失公平问题。一是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款，维修基金等系第三人周燕支付，被申请人未支付任何购房首付房款。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不是登记权利人，应按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涉案房屋的归属。涉案房屋的权利应当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周燕。二是，申请人对涉案房屋的占有是“更名”而来，并非实际购买。三是，申请人没有经济能力向银行支付每月高达23000多元的按揭贷款本金和利息。虽然申请人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后2900000元后，只能通过申请人的银行贷款账户按月还款，但不能当然认为，谁的账户存款就是谁的财产。申请人在与中铁置业公司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向银行贷款时还是学生，在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资金另有来源的情况下，无需举证证明，就能推定申请人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如此高额的支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要根据当事人的权利来源、权利性质来确定不动产权利人。并非申请人所称购房者是否具备购房能力及购房款的具体来源不属于人民法院界定物权归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事项，不属于权利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待证事项。三、二审法院在认证上不违反证据规则，申请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物权法》规定，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申请人称不动产登记簿登记事项证明力远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申请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关键在于申请人是否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但申请人并未提供其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维修基金的证据及每月支付23000多元按揭贷款来源的证据，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涉案房屋首付款、维修基金、预告登记费系第三人周燕支付，完全可以证明第三人周燕系涉案房屋实际出资人。一、二审法院按照认证规则，认定申请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伍运持提出二审程序严重违法的再审申请理由，经查，伍运持在一审中填写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并同意采取向手机号码送达的方式接受电子送达，留存的手机号码为155××××3731。申请人伍运持上诉后，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9月4日通过人民法院送达平台向伍运持号码为155××××3731的手机送达了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显示发送成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之规定，本院二审向伍运持送达了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程序合法。且至今伍运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合议庭有需要回避的情形，故申请人该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申请人伍运持提出二审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判决结果显示公平，二审适用证据认证规则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经查，涉案房屋虽以申请人伍运持名义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由伍运持重新办理按揭贷款，但原审第三人周燕支付的首付款、维修基金等直接转入伍运持名下，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并未退还周燕，伍运持也未举证证明将该款项已由伍运持支付给周燕。伍运持于1996年1月出生，其在与贵阳中铁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19周岁，根据申请人一审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申请人伍运持当时系在校大学生。虽然银行按揭款由伍运持银行账户划扣，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每月2万多元的按揭款均由其他账户按月转入（部分资金由李国忠账户转入），伍运持未证明其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及按揭款的经济来源。周燕与伍运持系母子关系，虽涉案房屋变更为以伍运持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应进行实质审查，需根据当事人的权利来源、权利性质等来确定不动产权利人。本案中，伍运持仅是依据周燕向贵阳中铁置业有限公司的“更名申请”以其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并未退还周燕首付款、维修基金等款项，也未举证证明有相应经济能力及按揭款的经济来源，不能证明伍运持是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申请人的该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综上，申请人伍运持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伍运持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静梅审判员  龙飞燕审判员  周 莺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吴传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