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树涛，男，196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法光，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伟同，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晨程，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树涛因与被上诉人曹伟同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树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法光，被上诉人曹伟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晨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树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曹伟同承担本案二审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廖树涛与曹伟同合作企业的范围。廖树涛与曹伟同从2010年12月份开始，廖树涛拥有的广州市萝岗区涛涛五金制品厂及属下的白云区西社电镀厂和曹伟同拥有的东莞市健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及属下销售点进行联营合作。廖树涛拥有51％的股权，曹伟同拥有49％的股权。2011年3月2日，双方签订固定资产汇总表，包含涛涛(五金厂)、(西社)电镀厂、健拓(东莞公司)、伟联(佳豪伟联档口)、新兴(五金厂)、盈富(销售点）和龙头公司。2014年11月3日，曹伟同把7％的股权以126万元卖给廖树涛，之后廖树涛占有联营企业的58％的股权，曹伟同占有联营企业的42％的股权。2015年8月4日，廖树涛与曹伟同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曹伟同把联营企业42％的股权以544万元转让给廖树涛。廖树涛与曹伟同股份买卖的对象是整个联营企业的股份。（二）廖树涛提供的送货单都是真实有效的。客户钟永潮的新兴伟联送货单都盖有钟永潮的私章，无私章都由钟永潮签字确认。客户意大利的涛涛五金厂的送货单有廖树清(廖树涛的堂弟)和曹伟光(曹伟同的侄子)的签名，这些送货单真实性可认定。华盛的送货单都有客户的签名，但部分单据有曹伟光(曹伟同的侄子)和曹世杰(曹伟同的儿子)的签名，这些单据真实性仍然可认定。刘炳强的伟联五金的送货单，廖树涛及其代理人与曹伟同于2020年3月24日去新兴刘炳强处初步核算过，这些单据的真实性廖树涛、曹伟同及刘炳强都确认。（三）(2020)粤0112民初699号案件（以下简称699号案），并未涉及本案剩余九个客户的对账问题。该案中，廖树涛只请求曹伟同履行宁利达、进源、骏异、凯浚、冯生及鹏达六个客户的对账义务。在699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完成了对账义务。一审法院以699号案件的判决认定曹伟同履行了对账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加上曹伟同违背诚信诉讼原则，导致了错误的判决。廖树涛与曹伟同的合作企业的资产达到一千五百多万元，699号案件仅仅是对六个客户的对账。这么大的合作企业不可能只有六个客户，曹伟同应履行其他客户的对账义务。送货单有些没有客户的签名确认，廖树涛与曹伟同都清楚，这些单据都是真实的。在699案对账过程中，曹伟同都承认是合作企业的客户。曹伟同辩称，已与廖树涛已经完成对账与协助义务，廖树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称本案的客户是双方合作期间的客户，也无法确认与涛涛五金厂产生经营合同关系。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予以驳回。廖树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伟同协助确认对钟永潮等九个客户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2.判令曹伟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4日，廖树涛与曹伟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曹伟同同意把其持有公司42%股份转让给廖树涛，廖树涛同意以544万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股份；协议签署后，曹伟同必须退出与公司相关的所有生产、经营项目，协助将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曹伟同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如有客户不予确认部分，由曹伟同承担相关损失，此项工作应于2015年10月3日前结束，双方应书面进行确认），否则应承担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2015年7月24日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均与曹伟同无关。廖树涛、曹伟同在另案[（2020）粤0112民初9983号]庭审中均确认上述协议中约定转让的是涛涛五金厂的股权。另查明，曹伟同于2017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112民初5610号]，请求廖树涛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11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088000元。廖树涛在该案中提起反诉，请求曹伟同向其赔偿经济损失5187598.06元（包括客户不确认货款3397289.24元），并支付违约金1088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曹伟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协助义务并与廖树涛进行书面确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曹伟同应向廖树涛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廖树涛未能依约向曹伟同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协议约定，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应向曹伟同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因双方均违反协议约定，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者债务互相抵销；廖树涛在反诉中请求曹伟同向其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187598.06元中包含了未确认款项3397289.24元，由于廖树涛在本案中未请求曹伟同履行书面确认义务，因此对于未确认部分款项，廖树涛可自行与曹伟同协商确认，曹伟同应予以协助，廖树涛也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不作处理。一审法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廖树涛的全部反诉请求。廖树涛不服一审法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认为：因确认应收应付账款是与公司客户进行对账，涉及案外人利益，在对账实际完成前，亦难以认定损失已实际发生并明确损失具体金额，一审法院认定由双方协商或由廖树涛另循途径解决并无不妥。广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15日，廖树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粤0112民初699号]，请求曹伟同协助确认应收账款的合同义务，并返还宁利达等客户对账单和送货单的单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廖树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该案中认为：曹伟同在一审法院指定时间内积极配合廖树涛与原涛涛五金制品厂的客户进行对账，廖树涛在庭审中亦表示曹伟同并无推脱行为，至于对账后客户是否确认欠款及是否还款，并不属于曹伟同履行协助对账义务的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曹伟同已履行协助对账的义务，故廖树涛要求曹伟同协助确认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廖树涛要求曹伟同返还宁利达等客户对账单和送货单的单据问题。廖树涛提交了一份有曹伟同签名的单据签收条，以证明曹伟同曾收取了客户名为宁利达、进源、骏昇（陶生）、凯浚、冯生、鹏达的对账单与送货单，曹伟同在庭审中明确其的确是拿过上述客户的对账单与送货单，但其早已向廖树涛返还，其现没有上述对账单与送货单的原件及复印件，廖树涛亦无法提供上述对账单与送货单的具体名称及数量，同时曹伟同已在一审法院指定时间内协助廖树涛与上述六个客户进行对账，故廖树涛要求曹伟同返还上述对账单及送货单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廖树涛主张曹伟同未按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助其确认对钟永潮等九个客户的应收应付账款的对账，并提交了以下证据：1.客户名为钟永潮，送货日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14日的《新兴伟联送货单》；2.客户名为意大利，送货日期为2015年4月3日至7月10日的《广州市萝岗区涛涛五金制品厂送货单》；3.客户名为华盛，送货日期为2014年12月23日至7月23日的《广州市萝岗区涛涛五金制品厂送货单》；4.客户名为刘炳强，送货日期为2015年3月14日至6月30日的《伟联五金送货单》；5.客户名为符卫坚，送货日期为2015年4月7日至5月16日的《伟联五金送货单》；6.客户名为叶加光，送货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的《广州市萝岗区涛涛五金制品厂送货单》；7.客户名为吉利，送货日期为2015年1月11日、1月13日的《广州市萝岗区涛涛五金制品厂送货单》；8.客户名为黄少云，送货日期为2015年6月7日的《伟联五金送货单》；9.客户名为叶吉英，送货日期为2015年5月28日的《伟联五金送货单》。上述送货单中的“收货厂家盖章签名”或“客户签章”一栏，少部分有签名，大部分为空白。对于上述送货单中部分单据并非是在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的，廖树涛解释称新兴伟联是曹伟同的厂，新兴伟联与涛涛五金厂是联营关系。曹伟同表示其不清楚有新兴伟联厂，新兴伟联厂与涛涛五金厂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询问廖树涛在2015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有无就案涉送货单要求曹伟同协助配合对账，廖树涛表示有要求，都是电话要求，没有书面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廖树涛与曹伟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廖树涛、曹伟同在（2020）粤0112民初9983号案的庭审中均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涛涛五金厂的股权，故该协议约定的曹伟同应履行协助义务的应是指涛涛五金厂在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的应收应付账款。判断曹伟同应否协助确认对钟永潮等九个客户的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应当从廖树涛提交的送货单是否属于案涉协议约定的曹伟同应协助确认的应收应付账款、曹伟同是否已履行协助义务两个方面考虑。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廖树涛提交的送货单中，其中部分并非涛涛五金厂的送货单，而是新兴伟联厂的送货单。廖树涛主张两者是联营关系，曹伟同对此不予确认，廖树涛也未能举证证明新兴伟联厂的送货单亦属于曹伟同应履行协助对账义务的范围。另部分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日期是在2014年12月16日之前，该日期亦并非协议约定的协助确认期间；其次，廖树涛提交的送货单中，大部分未有收货人的签名确认，廖树涛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送货单的真实性；最后，在（2020）粤0112民初699号号案中，廖树涛已请求曹伟同协助确认应收账款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在该案中认定曹伟同已履行协助对账的义务，并判决驳回廖树涛的诉讼请求。综合上述分析，廖树涛未能举证证明其提交的送货单属于案涉协议约定的曹伟同应协助确认的应收应付账款的范围，且另案中一审法院已确认曹伟同已履行了协助对账的义务，现其再请求曹伟同协助确认对钟永潮等九个客户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廖树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廖树涛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廖树涛提交以下证据：1.合作合同书、资产汇总表、交接单和交接情况表，拟证明廖树涛跟曹伟同合作的企业及销售点，包含伟联合新兴等。2.证明，拟证明曹伟同的堂弟曹金富去客户钟永潮等收货款；3.李俊杰的送货单，拟证明新兴伟联属于曹伟同经营的厂；4.罗生的送货单，拟证明伟联五金属于曹伟同经营的厂；5.梁志新（兴）的送货单，拟证明新兴伟联是曹伟同经营的厂；6.利润表，拟证明曹伟同聘请的财务证实伟联档口和新兴档口。经质证，曹伟同意见如下：廖树涛提交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待定事实无关，对廖树涛提交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曹伟同提交：司法鉴定书，拟证明：1.双方已经完成对账义务；2.廖树涛要求对账相关客户均是基于鉴定表所反映的取单的事实，但该证据已经证明并不是原件，即曹伟同已完成对账义务，故廖树涛起诉的事实没有相关依据证明。经质证，廖树涛意见如下：司法鉴定书是（2020）粤0112民初9983号案件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对该鉴定书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曹伟同是否已完成案涉合同所涉的协助确认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2015年8月4日，廖树涛与曹伟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伟同需协助廖树涛将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曹伟同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约定该项工作应于2015年10月3日前结束，双方应书面进行确认。廖树涛及曹伟同在（2020）粤0112民初9983号案的庭审中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涛涛五金厂的股权，故该协议确认的协助义务应指涛涛五金厂在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的应收应付账款。从廖树涛提供的送货单等证据看，廖树涛提交的送货单并非涛涛五金厂的送货单，而是伟联五金的送货单，且送货日期为2014年5月，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范围。新兴伟联的一部分送货单没有客户签名，时间是2013年4月14日，一部分送货单形成于2014年6月，也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范围。另外，廖树涛提交的几张欠条，曹伟同均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伟联档口简易利润表以及新兴档口简易利润表与本案案涉九个客户应收账款无关，该证据无法达到其充分证明目的。综上，廖树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要求曹伟同履行的本案中的应收应付账款的义务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因此，对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判定驳回廖树涛关于曹伟同协助确认对钟永潮等九个客户应收应付账款合同义务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廖树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廖树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绿凡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