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2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正根，男，侗族，1965年9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银花，湖南丰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雄天路98号孵化楼2号栋6楼。法定代表人：李国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佳魁，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正根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裕隆种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2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正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2014号民事判决；二、科裕隆种业公司向杨正根支付经济补偿21458.13元；三、科裕隆种业公司向杨正根支付年休假工资3035.63元；四、科裕隆种业公司向杨正根支付失业保险损失2142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杨正根与科裕隆种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严重有误，导致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一、杨正根与科裕隆种业公司具备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二、科裕隆种业公司的规章制度适用于杨正根，杨正根接受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杨正根的劳动力完全交给科裕隆种业公司进行支配，并从事科裕隆种业公司单位安排有报酬的劳动，存在人身依附性，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三、杨正根提供的劳动及岗位是科裕隆种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更是科裕隆种业公司生产中心仓储物流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劳动力，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四、再退一步说，既算有相应证据显示杨正根并未完全接受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制度管理，也不能仅此一点就能被定性为劳务关系。事实上，科裕隆种业公司的规章制度上是采取故意回避并做选择性的适用于杨正根，对搬运工及底层工人存在明显的职业歧视，而非杨正根主观上不愿接受制度约束、管理。科裕隆种业公司自始的用工行为就不合法，自始就以规避法律的方式，在侵害底层劳动者基本合法权益，这对杨正根是不公平的，不应得到一审法院支持。因此，本案不能完全以杨正根形式上不受科裕隆种业公司制度的管理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科裕隆种业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吴希军在一审庭审时予以了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当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三、杨正根的亲戚和同乡孙梅元亦从未确认过系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员工。综上，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正根的上诉请求。科裕隆种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经济补偿21458.13元；二、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年休假工资3035.63元；三、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失业保险损失21420元。一审法院认定，科裕隆种业公司于2003年9月4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水稻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等。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国超。2014年1月，杨正根经人介绍到科裕隆种业公司处从事仓库装卸搬运工作。2015年1月6日，科裕隆种业公司收取了杨正根押金共计1000元。杨正根在科裕隆种业公司处工作期间，科裕隆种业公司没有与杨正根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杨正根缴纳社会保险。杨正根述称2020年3月，科裕隆种业公司无故将其及搬运队全部成员辞退。因未得到理赔，杨正根遂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请求事项为：要求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杨正根：1、赔偿金60000元；2、法定节假日16天（2年）加班工资7360元，双休日192天（2年）加班工资44160元；3、年休假工资9200元；4、失业保险损失36720元；5、退还押金1000元。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20）第83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杨正根经济补偿21458.13元；二、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杨正根年休假工资3035.63元；三、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杨正根失业保险损失21420元；四、科裕隆种业公司退还杨正根押金1000元。五、对杨正根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劳动仲裁后，科裕隆种业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庭审中，科裕隆种业公司当庭承认收取了押金，并同意退还杨正根押金1000元。杨正根当庭出示左胸前印有“科裕隆”字样的服装，以证实该服装系科裕隆种业公司发放给杨正根的“工作服”。同时，杨正根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陈述，其系科裕隆种业公司处保管员，其主要负责种子的进出、安排搬运工的具体工作及搬运工人具体工作量的记录等。证人孙某还当庭陈述：“他们每天做了什么工作，这份工作是什么价格，我们公司都有，我都要做好记录，到月底时，他们有一个记录员，进行核对，公司汇总后再造正规表，再算多少钱。吴希军属于队长，队长领钱，再根据记工员发放钱。他们长期居住在八楼，我只通知队长，工人跟量有关，量大就人多些，一般是那些人。迟到早退我不管，我只知道按吨位计算。”科裕隆种业公司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人胡某陈述，其系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行政人事工作。证人胡某还当庭陈述：“吴希军等人不接受公司的统一管理，他们并没有纳入花名册，也没有纳入工资支付的明细，不属于“钉钉”平台的成员。公司没有工作服，当庭展示的服装系公司销售部用于宣传促销的Ｔ恤衫。”另查明，吴希军系搬运队长，负责从事搬运工作的具体人数，负责与科裕隆种业公司处仓储部门就搬运装卸的吨位、单价、金额进行核对，科裕隆种业公司根据核对后的金额与杨正根进行统一结算。开具劳务费发票后，由搬运装卸劳务人员的牵头人吴希军从科裕隆种业公司处领取全部劳务费，再分发给下面的搬运工人，杨正根亦从吴希军处领取报酬。同时，搬运装卸劳务人员平时都由吴希军进行召集、管理、安排。科裕隆种业公司提交公证后的《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考勤管理制度》，以证实杨正根并没有“钉钉”账号，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不适用于杨正根等搬运装卸劳务人员，科裕隆种业公司对杨正根并无任何奖惩措施。一审法院认为，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否系劳动关系，着重审查双方是否具有紧密的人身和财产从属关系。劳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约束，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命令、检查考核等劳动管理。同时，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系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劳动者从用人单位获取固定劳动报酬。该案中，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双方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但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故需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案中，从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杨正根虽提交其在科裕隆种业公司处从事搬运装卸工作，工作内容系科裕隆种业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的证据，但这些证据无法排除杨正根系从事劳务的可能性。工作性质方面，自2014年至2020年期间，杨正根在科裕隆种业公司做事具有临时性、间断性、辅助性的特性。吴希军得到科裕隆种业公司方通知后才出工，吴希军再自行召集杨正根等人搬运劳务人员进行搬运、装卸。工作报酬方面，杨正根称其工资较为固定，按月发放，有底薪及提成构成，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固定底薪。杨正根还称其部分工资系由现金形式发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相反科裕隆种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杨正根的报酬系不定时、按件计算的劳务费。经庭审核实，杨正根的报酬是在科裕隆种业公司正式员工工资表之外另行制表发放，计酬方式以工作量为标准，科裕隆公司有工作记录，搬运队自己也有工作记录，搬运劳务人员之间多劳多得，双方核对任务总量，一段时间结算一次，区别于科裕隆种业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计算方法，且杨正根的报酬都是由吴希军支付，并非由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劳动管理方面，杨正根称其有科裕隆种业公司发放的“工作服”，接受科裕隆种业公司的管理安排。但经庭审核实，该“工作服”实系科裕隆种业公司的文化推广衫，杨正根既没有接受科裕隆种业公司日常的“钉钉”平台管理、考勤，也无需遵守科裕隆种业公司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科裕隆种业公司没有对杨正根有最低工作量要求、也没有对杨正根有奖励和处罚措施。同时，杨正根系吴希军招用的人员，其工作就是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其并不直接受科裕隆种业公司的指使和安排；而科裕隆种业公司作为工作总任务的发布者，并不能直接要求杨正根完成多少工作量，即科裕隆种业公司未对杨正根进行劳动人事管理。社会保险方面，科裕隆种业公司未为杨正根等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杨正根在该案纠纷发生前从未要求科裕隆种业公司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有证据证实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之间的联系是断断续续、比较松散。杨正根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形成了紧密的劳动关系。综上可以看出，尽管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均符合法律、法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杨正根实际从事的劳动也是科裕隆种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双方的关系不具有明显的人身与财产从属性，也未显示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关系实质上系劳务外包关系，因为科裕隆种业公司只注重杨正根的劳务结果而非劳务过程，即由科裕隆种业公司将搬运装卸业务外包给吴希军，再由吴希军负责召集相关人员组成搬运队，完成该项工作任务，最后由吴希军发放报酬，杨正根亦从吴希军处领取报酬。由于杨正根与科裕隆种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杨正根要求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年休假工资、失业保险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杨正根要求退还押金1000元的主张，因科裕隆种业公司在庭审中予以同意，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经济补偿21458.13元；二、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年休假工资3035.63元；三、科裕隆种业公司无需向杨正根支付失业保险损失21420元；四、科裕隆种业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退还杨正根押金1000元。本案受理费5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科裕隆种业公司是否应当向杨正根支付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及失业保险损失。关于焦点一，经查明，在杨正根前往科裕隆种业公司从事搬运工作期间，另案当事人吴希军负责该段时期内从事搬运工作的具体人数，负责与科裕隆种业公司处仓储部门就搬运装卸的吨位、单价、金额进行核对，科裕隆种业公司根据核对后的金额与吴希军进行统一结算。开具劳务费发票后，由吴希军从科裕隆种业公司处领取全部劳务费，再分发给包括杨正根在内的搬运工人，杨正根亦从吴希军处领取报酬。同时，杨正根等搬运装卸劳务人员平时都由吴希军进行召集、管理、安排。从上述事实来看，虽然科裕隆种业公司与吴希军未签订书面劳务承包合同，但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看，科裕隆种业公司与吴希军之间更符合劳务承包这一法律关系的特征，而非劳动关系。科裕隆种业公司作为一家从事水稻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等业务的公司，在销售过程中，需要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将仓库中的货物进行装卸搬运，因此对仓库中的货物进行装卸搬运等事务属于科裕隆种业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并非主营业务。所谓主营业务，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日常活动中的主要活动，可根据营业执照上规定的业务经营范围确定。科裕隆种业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水稻种子的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主要农作物种子（棉花种子除外）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水稻种子进出口；农业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上述经营范围中并不包含货物的装卸搬运，因此货物的装卸搬运应属于科裕隆种业公司的辅助性业务。科裕隆种业公司将公司辅助性业务分包给吴希军负责并无不当，且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科裕隆种业公司与吴希军的劳务分包关系合法有效。本案当事人杨正根系通过吴希军个人雇佣而进入科裕隆种业公司从事搬运工作。在科裕隆种业公司与吴希军存在合法劳务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吴希军向杨正根发放的劳动报酬不能认定为科裕隆种业公司向杨正根发放的工资。在杨正根日常工作由吴希军负责安排，劳动报酬由吴希军发放的情况下，虽然杨正根提供的劳动属于科裕隆种业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科裕隆种业公司直接安排并由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报酬的劳动，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缺乏订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与此同时，科裕隆种业公司将辅助性业务分包给吴希军，杨正根所从事的工作定然属于科裕隆种业公司的组成部分，在考虑杨正根的工作内容是科裕隆种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亦应当考虑科裕隆种业公司与吴希军之间承包关系的合法性及杨正根日常管理、劳动报酬发放主体等因素。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有事实和证据不足以认定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科裕隆种业公司与杨正根不存在劳动关系，杨正根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及失业保险损失均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故杨正根的上述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正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正根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孟宝慧审判员  廖雯娜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邓宁星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