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卫华，男，196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江苏众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金坛维达塑料助剂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尧塘街道林丰村委林丰村金宜路东。法定代表人：吴六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军，江苏兴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卫华因与被上诉人常州金坛维达塑料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82民初5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卫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维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的事实是片面的、带有目的性，完全是错误的。首先，维达公司诉称2016年至2017年间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欠款1583435.97元，可在庭审时却提交2015年、2016年（单方制作）、2017年三份对账单，其本身就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可一审无视这一事实，片面采信维达公司提交的与其诉称事实自相矛盾的三份对账单，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郑卫华欠款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从三份对账单的内容来看，对账单明确载明欠款单位、联系人等，其中2015年对账单联系人一栏中有郑卫华、郭永楷、郑振彪，2016年对账单联系人一栏中有郑卫华、郭永楷、郭泳凯，2017年对账单联系人一栏中有郑卫华。对账单明确了欠款单位，郑卫华是联系人，而不是买方，也不是欠款人，郑卫华在对账单上签字只是对对账单上载明的2015年、2017年郑卫华作为联系人所联系的事项予认确认，并不是认可欠款的事实；最后，一审根本没有弄清楚欠款1583435.97元来龙去脉，这才是本案的关键。根据三份对账单的内容可以看出，2015年郑卫华作为联系人只联系了两笔业务，客户已经全部直接向维达公司支付完货款，2016年郑卫华作为联系人只联系了一笔业务，客户也已经直接向维达公司支付完货款，2017年郑卫华作为联系人联系了六笔业务，由于是客户与维达公司直接对接，据客户讲，货款已经直接支付给维达公司（二审举证证实）。从三份对账单来看，也不能证明维达公司诉称的郑卫华于2016年至2017年欠款1583435.97元的事实。另外，如果按维达公司诉称的其与郑卫华发生数笔业务，郑卫华在送货单上签字的，维达公司应当提交郑卫华签字的交易的相关书面证据。在第一次庭审时，维达公司的代理人承认有郑卫华签字的收货证据需要寻找，在第二次庭审时其却说签字的送货单在双方对账后被郑卫华收回了。维达公司对交易的相关证据陈述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根本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经过三次开庭，历时近半年，完全是给维达公司提供收集证据的时间。在2019年4月18日第二次开庭时，维达公司的代理人明确没有证据了，双方作了最后陈述，按正常流程应该是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可郑卫华却收到第三次开庭的通知，开庭时才得知一审法院在明知维达公司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由承办法官依职权找了维达公司的副总经理晏子富做了询问笔录（由于询问笔录上只有晏子富签名，没有审判员和书记员签名，是不是贺献忠询问无法确认）和去银行调取了一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审承办法官主动收集、调查这两份证据，违反法定程序。从本案的庭审情况来看，维达公司并没有提供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任何材料，即使庭后补办申请材料，也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那么一审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两份证据显然不符合证据规则第十五条的规定；至于被询问人的信息承办法宫怎么得知、怎么联系、调查的内容怎么确定及是否有私下利益输送，郑卫华将向纪检、监察部门实名举报，由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三、维达公司在诉状中的自述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1.维达公司在诉状中自述“2016年至2017年间，被告陆续在原告处购买货物，但未及时结清货款”，即本案争议的158万余元的货款是在2016年至2017年间买卖所欠，但2016年、2017年对账单显示，2016年、2017年与郑卫华有关的合同所涉及金额只有区区几万元，与维达公司主张存在巨大差距。2.维达公司在诉状中自述“截止至2017年2月底，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80063.97元。后双方无业务往来，2017年11月29日，原被告对账，确认欠款金额为1580063.97元”，维达公司自认2017年2月底与2017年11月29日的对账金额完全相同，说明2017年2月后双方之间是没有业务往来的。综上，维达公司的自述本身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严重不符，说明维达公司主张的158万余元不是2016年、2017两年间发生的。依据证据规定第三条，该自述对维达公司不利，对郑卫华有利，维达公司已经自认，郑卫华无需进一步举证。四、维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充分、不真实。1.根据2015年对账单，第一行显示2014年12月底欠款1982737.17元，则维达公司还应当提供2014年的双方对账单。2.在2015年对账单中最后三行还涉及2013年的账目，维达公司应当提供2013年的账目。3.2015年对账单最后一行显示欠款总额为1732254.97元，而2016年对账单第一行载明2015年12月底欠款总价为1682254.97元，同一年限记载金额不一致，维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真实性存疑。4.维达公司是正规的大型公司，财务管理规范，完全有条件提供完整的对账单据的证据而故意不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五、对账单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1.对账单是基于每一笔送货单的汇总，送货单上载明品名、数量、单价、总价、发货时间、收货人等，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所以，单个的送货单才是单个的买卖合同（举证送货单以证明）。而从送货单来看，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是本案双方，而是维达公司和收货人。2.从对账单来看，有收货单位直接通过公司对公司的账户直接汇款，也有收货单位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郑卫华并不是交易的付款方，进一步证明，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是本案双方。3.维达公司对于送货单同样也有保管和举证义务，除了维达公司是正规公司，财务规范以外，维达公司还要与送货的运输方结算并支付运输费用，无法提供送货单不合情理。六、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1.从2013年之前双方就有合作关系，而维达公司连一份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都不能举证，显然不符合常理。2.维达公司有能力举证证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送货单，通过对账单可以表明有多份送货单，其故意不予举证，明显隐瞒事实。3.从维达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来看，郑卫华的身份为联系人，所谓联系人，法律关系明确为业务代理人，而这正是郑卫华作为业务员身份的真实情况。4.对账单显示的联系人为多人，一审法院将多名联系人的欠款判令郑卫华全部承担，明显不正确。5.郑卫华对账，只是对自己作为联系人的业务予以认可，对不是自己作为联系人的业务当然不应承担任何义务，甚至于没有签字的2016年对账单，以及本案所涉及的维达公司应当提供而未提供的2013年、2014年的对账单所指向的事实均无法印证。6.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关键证据是送货单，一份送货单就是一份独立的买卖合同，对此维达公司有条件提供而不提供，如果没有送货单，哪来对账单呢？对账单依据什么得出来的呢？维达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卫华立即支付所欠货款1580063.93元，并承担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郑卫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7日，维达公司制作2015年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主要载明前一年度欠款总额、单位、联系人、品名、数量、重量、单价、总价、已收账款、款到时间、汇款单位、合计欠款总额等信息。其中，单位一栏未明确标注单位具体名称，仅注明地址；联系人一栏标注有郑卫华及案外人郭永楷；已收账款、款到时间、汇款单位一栏标注每笔收款金额、时间、汇款方式、最终合计欠款金额一栏标注金额为1732254.97元。郑卫华在上述对账单上标注“已对账”并签字确认。2016年年底，维达公司制作2016年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格式与2015年对账单一致，最终合计欠款总额一栏标注欠款总额为1684730.97元，郑卫华未在该份对账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11月29日，维达公司制作2017年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与上述两份对账单一致。其中，前一年度欠款金额标注的金额与2016年对账单标注的合计欠款总额一致；已收账款、款到时间、汇款单位一栏标注每笔收款金额、时间、汇款方式、最终合计欠款总额一栏标注欠款总额为1580063.97元。郑卫华在该份对账单上标注“已核对”并签字确认。维达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载明：2017年1月27日，郑卫华所有的账户尾号为5689的银行卡分两次向维达公司所有的卡号尾号为777的银行卡汇款合计10万元，郑卫华在此次汇款时标注汇款性质为货款，同时分别标注“货款，另有款在正月十五后付”“货款转第二次5万，共计10万，其余在正月十五后转”字样。上述对账单出具后，郑卫华未能支付剩余货款，故维达公司诉至法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维达公司、郑卫华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维达公司向法院提交郑卫华签字确认的对账单、郑卫华个人向维达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账单虽标注郑卫华身份是联系人，但郑卫华个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多个单位与维达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及未付货款情况的对账行为本身不属于联系人的职责范围也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同时郑卫华以个人名义多次向维达公司汇款并标注汇款性质为货款，且汇款时间、金额与对账单上的记录一致，郑卫华的上述种种行为更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中的中间商，而非简单的介绍业务，因此，法院结合维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日常交易习惯，认为维达公司已向法院提交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初步证据；郑卫华提出否定性抗辩，称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而是为维达公司联系客户从中收取提成，但郑卫华仅提出否定性抗辩而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抗辩事实的存在，故应由郑卫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依法确认维达公司、郑卫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郑卫华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故对维达公司主张要求郑卫华支付货款1583435.97元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维达公司主张要求郑卫华承担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问题，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维达公司、郑卫华之间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其计算方式及债务履行期限，因此维达公司主张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法院予以确认，但逾期付款损失的起算时间应以维达公司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8日）为宜。判决：郑卫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常州金坛维达塑料助剂有限公司货款1580063.97元，并承担以1580063.97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8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21元，由郑卫华负担。二审中，郑卫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江苏更大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更大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发票一张、江苏银行业务回单一份、送货单四份、送货记录一份。二、常德德彩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彩公司）明细分类账一页。前述证据用于证明维达公司与更大公司、德彩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有买卖合同关系，郑卫华只是联系人。经质证，维达公司认为：一、对发票、江苏银行业务回单、明细分类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郑卫华观点，反而能证明维达公司观点。因为维达公司卖给郑卫华的货物单价是14元/公斤，应收款为20678元，而郑卫华加价后卖给更大公司的货款为27445元。该货款汇到账户后，直接作为郑卫华还维达公司欠款，同理维达公司卖给郑卫华16800元，而郑卫华加价卖给德彩公司为18000元，该款汇到账户后，也直接作为郑卫华还维达公司欠款（详见2017年对账单）。该二份证据充分印证郑卫华是买维达公司的货后又销售，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2017年对账单也证实了欠款的形成及郑卫华为欠款人。二、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确认。维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提供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郑卫华的身份和文化程度，其对对账单的含义以及欠款的含义是明知的，同时证明郑卫华不讲诚信。经质证，郑卫华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审中，郑卫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1.一审认定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错误。2.对2015年对账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完整。对方就该对账单上第一行1982737.17元没有提供证据。3.一审法院对1580063.97元是怎么组成的没有证据证实。4.按照维达公司在诉状中的自述，本案的欠款是在2016年、2017年两年发生的，一审认定事实方面没有对2016年对账单和2017年的金额进行说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维达公司陈述：“业务是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有对账单，所欠的款项当年不能结算的情况下，累计结算到次年年底，168万元的金额并不是16年全部的欠款金额，且被告在各项金额都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已经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郑卫华与维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和依据如下：一、虽然案涉三份对账单载明郑卫华为联系人，有的对账单还载有联系人为郭永楷、郑振彪的业务往来，但三份对账单的抬头分别为“郑卫华2015年对账单1”“郑卫华2016年对账单”和“郑卫华2017年对账单”，均表明对账单所载往来与郑卫华有关，同时对账单底部有每年度的合计数量、重量、总价、已收账款、已开票，并载明该年度的欠款总额，郑卫华还在其中两份对账单上注明“已对账郑卫华”“郑卫华已核对”，如其仅是对载明联系人为郑卫华的往来进行核对，其本应就该对账单的形式、内容及时提出异议，但其却签字予以了确认。二、就案涉对账单上载明联系人为郭永楷的业务，郑卫华存在直接向维达公司方付款的行为。当然，郑卫华就自身载明为联系人的业务也存在直接向维达公司方付款的行为。三、郑卫华二审提供的有关更大公司业务的五份送货单所载明的五次送货重量分别与案涉2017年对账单上记载的与更大公司的五次往来的重量一致，但五份送货单上的货物单价均高于2017年对账单上的单价；更大公司向维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27445元，但2017年对账单载明的与更大公司的五次往来金额总计为20678元。此外，德彩公司的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应付账款为18000元，但2017年对账单上载明的有关德彩公司的往来金额为16800元。故郑卫华和维达公司之间确认的相关货款金额与第三方支付或确认的金额存在差价，符合中间商赚差价的特征。虽然更大公司认为其系向维达公司购买货物，且直接将全部货款支付给了维达公司，但凭此不足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维达公司和更大公司之间。因为在郑卫华作为中间商即作为买方从维达公司购买货物后又作为卖方将货物出售给第三方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第三方认为是与维达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由维达公司直接向第三方送货，且郑卫华指示第三方直接将货款支付给维达公司，用于支付其应付维达公司的货款的情况，该操作模式不违反常理，且在多重买卖合同关系中也较为常见。在郑卫华与维达公司存在长期多次往来且尚欠大量货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将第三方的货款全部交给维达公司，也不影响维达公司和郑卫华之间将来就往来进行结算。四、一审中郑卫华称其向维达公司提供信息，起的是牵线搭桥的作用，后来是购货单位和维达公司自行联系发货的数量和价格，这些郑卫华都不清楚，也没有参与。证据中“已核对”是对郑卫华支付10万元是认可的。二审中，郑卫华称其签字时对对账单表格里的内容没有认真看，一看联系人是其本人，客户是更大公司和德彩公司，这个业务其作为联系人是正确的，所以就签了字。德彩公司采购的数量、价格，郑卫华并不知情。郑卫华的前述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其陈述维达公司承诺对介绍的业务给其500元/吨的提成，但事实是维达公司从未向其支付过所谓的“提成款”。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维达公司与郑卫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郑卫华应付款的金额，本案中，维达公司主张郑卫华支付货款1580063.97元，虽然其在诉状中称“2016年至2017年间，被告陆续在原告处购买货物，但未及时结清货款。截止至2017年2月底，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80063.97元”，但根据其庭审陈述和所举证据，其已经明确了所主张的款项是从2013年开始滚动结算下来的。维达公司据以主张本案1580063.97元款项的证据主要是2017年对账单，并提供了2015年、2016年对账单予以佐证、说明。虽然2016年对账单没有郑卫华签字，且2015年对账单底部载明的欠款总额与2016年对账单载明的“15年12月底欠款”数字有所出入，但从内容看，三份对账单之间没有明显矛盾，对相关数字维达公司也作出了相应解释。更重要的是，即使维达公司未提供2013年、2014年的对账单，且已提供的三份对账单上有部分内容不是完全吻合，维达公司也没有提供买卖合同和送货单印证，郑卫华既然已在2017年对账单上签字，则应由其提供证据来推翻其签字确认的内容，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进行相关调查、询问，程序并不违法。综上，郑卫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21元，由上诉人郑卫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旭阳审判员  沈秋云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