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5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存洋，男，196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博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敏，河北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恒青，女，197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博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昆，河北澜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兰，河北澜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存洋因与被上诉人蔡恒青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7民初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存洋上诉请求:一、撤销博野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7民初55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还重审；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基础证据不足。判决书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博野镇委会、博××镇××村委会、农业局上诉回复这些来源不明，无事实根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具有争议的“证据”认定被上诉人蔡恒青1983年在分包的集体土地由其“父母、哥哥耕种”，上诉人当庭所出示的博野县人民政府分发的承包方为蔡存洋的土地承包证及被上诉人所在村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一审判决只字未提，未予认定。更使上诉人不能接受的是，一审法庭违反程序法规定，为被上诉人收集、调查证人证言，不通知证人出庭，直接将调取证人的证言作为一审判决的依据。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基础证据不足。1、博野县博野镇委会2018年6月18日出具的《证明》明显属于虚假证据，博野镇所辖各村都是1999年1月1日重新发包土地，土地承包期30年，即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的《证明》故意把1999年1月1日重发包土地的时间提前了五年，为被上诉人作虚假证明。2、被上诉人在1999年已经优先在分包到了土地，并分到了八间房的宅基地。但被上诉人不向法庭提交她和王二林的土地承包证。对此，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已明确陈述，被上诉人是否在分包到土地，应以王二林和蔡恒青家庭的土地承包证为证，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3、2018年10月11日，博××镇××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属无效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具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证据没有经办人签字，公章不是委会使用的公章，证据来源不明，不合法。其内容是1983年分包土地，被上诉人的分包土地在“刘爱玲”名下，显然与本案上诉人蔡存洋没有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分包土地的人员政策范围、数量、合同属于村委会的重大经营事项，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由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其享有土地承包权的成员享有的数量及合同，依照《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政策规定，应以登记保存的档案为准。村委会本身就是集体土地所有人，分发包土地合同管理持有人，随意在无会议资料、承包合同及登记记录佐证情况下出具土地承包权属证明，本身就属于无事实依据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规定，依据此类证据判决属于基础证据不足或不扎实。4、博野县农业局2018年8月16日对被上诉人蔡恒青上访的《答复》不是行政文件，不是处理集体土地承包纠纷的决定。土地承包权应以在册的档案资料及书面合同为准。5、博野县人民法院2020年9月15日代被上诉人调查民商虎山、乔朝辉的笔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超出了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该两个被调查人不是发包土地经手人。委会也没有对其证言盖章确认。这种证人证言未经证人出庭质证，直按作为一审判决的依据违背程序法的规定。以上事实表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基础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保护的是承包人在“合同期内”的合法权益，本案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在1981年分包了的集体土地在刘爱玲名下，包期为15年，1998年12月已履行完毕。与博野镇所辖各村同步于1999年1月重新分包了委会的集体土地。上诉人一家分包到了土地，该承包合同的户主是上诉人蔡存洋而不是刘爱玲，承包期为三十年，即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早已于1997年就嫁迁出了，不是上诉人蔡存洋的家庭成员。上诉人蔡存洋1999年1月1日承包土地三十年的合同中没有被上诉人蔡恒青的份额。上述事实证明，被上诉人蔡恒青所主张的权利是1983年分包的在刘爱玲名下的土地承包权利。因此，一审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主体有误。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2001］9号文件规定，被上诉人应向户籍迁入地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蔡存洋不是和蔡恒青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主体，蔡存洋不是发包人，将上诉人蔡存洋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四、原告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已超过二十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委会首次发包土地是1983年至今已37年，第二轮发包土地是1999年1月，至今已22年。因此无论本案中原告所列的事实是否真实，是否成立，均已超过法定时效，原告主张1983年发包的集体土地权利，自1983年至2020年已37年多，此案之前原告从未主张过此类权利，三十多年来不闻不问，不主张权利，也不符合常理。 蔡恒青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博野镇委会、博××镇××村委会、农业局回复这些证据符合证据形式的标准，上述证据不仅有出具证明人签字，并且加盖公章，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可厚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一审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其次，被上诉人外嫁后，未在分得土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土地，且自1992年分过地以后再未进行过土地变动，而被上诉人是1999年才出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1条规定，即便上诉人提供了所谓的权属证书，但其提供的证书只有名字和年限，没有地亩数、家庭成员，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上诉人成为了户主，那也是对之前被上诉人母亲原承包地的一种承继，而不是所谓的重新承包，既然是承包关系，那么被上诉人的土地就包含其中。最后，本案是物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耕地无论上诉人耕种多少年，被上诉人都能主张上诉人返还。 蔡恒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原告在享有自留地0.2亩、承包责任田1.5亩土地的使用权；2、判令被告归还自留地0.2亩、承包责任田1.5亩并由原告耕种；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蔡恒青与被告蔡存洋系兄妹关系，出生于博野县。1983年开始分包责任田，后经多次土地变动，原被告及其家人最终以原被告的母亲刘爱玲家庭户的名义包括原告在内每人分到责任田1.3亩，原告当时未出嫁分到了土地。1997年原告嫁到博野县博野镇后，未在分到土地，其在分到的土地由其父母、哥哥耕种。2011年原被告的父亲去世、2017年原被告的母亲刘爱玲去世，原告的1.3亩承包地遂由其哥被告蔡存洋耕种至今。为此，原告提供了2019年1月10日和2019年1月21日博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二份，2018年10月11日和2019年1月21日委会出具的证明二份，2018年6月29日村民蔡宗元、蔡宗明、蔡建平出具的证明一份，2018年8月16日博野县农业局出具的《关于博野镇蔡恒青反映问题的答复》一份，2018年6月18日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博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出具的刘爱玲的死亡注销证明一份，被告蔡存洋现在耕种土地的五个地块位置图五份。另2020年9月15日，法庭到委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与上述事实一致。被告蔡存洋提交了两份土地经营权证书，一份为委会盖章的承包方为蔡存洋，一份为委会盖章的承包方为王跃栓。原告对此有异议，认为土地经营权证书上没有承包亩数、没有家庭成员，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村集体是发包方，承包方是农户家庭而非个人。农村土地承包虽采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但家庭具体承包土地亩数是根据家庭人口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承包亩数计算的。原告蔡恒青原为家庭成员，故在以其母亲刘爱玲家庭户名义承包的责任田应有原告的份额1.3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本案原告蔡恒青结婚后在婆家未取得承包地，故原告出嫁并未引起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在的承包地1.5亩不妥，根据委会出具的证明，被告应归还原告在的承包地1.3亩。关于0.2亩自留地权属问题，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蔡存洋归还原告蔡恒青位于博野县的承包责任田1.3亩。二、驳回原告蔡恒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蔡存洋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1999年土地承包证复印件五份，其中四份，一份，证明：土地承包是1999年，被上诉人是1997年迁走户口，1997年她的户口在，不在，她要求的不在我的承包范围内。被上诉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看不清村委会的盖章，一份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即便承包的土地证是真实的，也不能证实土地是进行过重新发包，四份除去上诉人所出示的登记表复印件，其他三份均有地亩数，但上诉人所提供的没有，所以我们对其出示的四份登记表情况三性均不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博野镇委会、博××镇××村委会分别出具的《证明》可知，被上诉人蔡恒青自1997年出嫁后，在没有分得承包地，蔡恒青的责任田仍在博××镇××村；一审法院对村委会副主任商虎山所做《调查笔录》亦载明，上诉人蔡存洋名下的承包地应该有蔡恒青的份额。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上诉人蔡恒青的承包地在上诉人蔡存洋承包地范围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予以归还并无不当。上诉人对此虽不认可，并主张在1999年重新分配了土地，被上诉人的地不在其承包地范围内。但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未注明土地面积及户内成员等情况，该证据仅能证明承包地的承包期限进行了延长，无法证实该村在1999年将蔡恒青的承包地收回，并按照户内人员变动情况重新进行了核定分配，故其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程序问题。本案虽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但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其对上诉人一户承包地范围内的部分土地享有使用权，故上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为本案适格主体。而一审法院对村委会副主任商虎山所做之《调查笔录》系对双方所提交证据的调查核实，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另，本案系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纠纷，上诉人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蔡存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蔡存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娟 审 判 员  万丙申 审 判 员  肖 雅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赵云龙 书 记 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