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树威，男，198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铁蕙，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婧，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永强，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张树威因与被上诉人梁永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树威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铁蕙、陈婧，被上诉人梁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树威上诉请求：1．对所欠材料款梁永强需提供收据等其他买卖信息重新核对；2．不需支付利息。二审庭审中张树威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梁永强全部诉讼请求；2．梁永强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查本案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无拖欠货款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结合送货单、结算单、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一审法院仅以双方签署的《欠条》为依据认定拖欠货款13万元、利息2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张树威与梁永强是朋友关系，2016年起张树威开始向梁永强购买钢材等建筑材料。2018年2月10日，双方聚会喝酒后一起喝茶，梁永强趁张树威酒醉要求对账，当场草拟《欠条》要求张树威签字，但未提供送货单等交易凭证供核对。张树威在醉酒状态下没有仔细核对货款和利息金额就签字，《欠条》不能代表张树威真实意思表示，也与实际交易情况不符。（二）张树威已支付多笔货款，一审法院应当在查明已付款金额的基础上，在应付款中予以抵扣。事实上，张树威已支付的货款包括：1．2019年初向梁永强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2．2017年12月，张树威让南洲北路工地工程的发包人杨列祥（曾峰的合伙人）从工地账上拿了5万元支票给梁永强，用于支付张树威与梁永强的货款；虽梁永强、张树威均同时与曾锋有买卖关系，且系因同一工地而发生买卖关系，但对该相差的5万元，三方可随时对清。梁永强一审中坚持称这笔是个人经济往来，与事实不符。3．2018年2月10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梁永强从张树威多处工地、仓库及张树威暂存对方仓库门口的建筑材料中运走多批属于张树威的建筑材料，价值5-6万，上述材料款应在应付货款中抵扣。一审法院仅确认张树威于2019年初支付5万元货款，认定事实有误。梁永强按15万元提起本案诉讼且不予确认张树威已付款，有违诚实信用。（三）本案在确认货款本金、利息计算方式时，应抵扣张树威已还款部分，并按抵扣后的金额计算利息，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张树威支付货款13万、利息2万，并自2018年4月2日起以13万为基数计付逾期违约金，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树威已付的多笔款项足以抵扣逾期违约金和利息，并抵扣部分货款本金，请求法院按张树威实际付款情况抵扣逾期违约金、利息和本金，并重新计算应付货款和利息。事实上，张树威向梁永强支付的货款已经超过了其一审诉讼主张的15万，无须再支付任何货款。梁永强辩称，（一）5万元支票是2017年的事，而双方算账是2018年，5万元已经在算账前已经冲抵了。当时张树威与一班老乡一起算账，并将原始依据作废以欠条为准。一审时张树威也承认有现场算账。（二）张树威称梁永强从其工地运走建筑材料，是张树威称不要了梁永强才免费帮他运走处理，这些材料也没有什么价值，其称运走材料价值五六万不合常理，也不属实。（三）张树威从2014年开始拖欠货款，其直接提出给2万元当作是2018年前的利息，而欠条上记载的是2018年之后的利息。梁永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树威支付2018年2月10日前材料款130000元及利息20000元，并以15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2月1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树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0日，梁永强、张树威双方对之前张树威所拖欠的材料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进行结算，张树威向梁永强立下《欠条》，载明：“张树威至2018年2月10日止共欠梁永强材料款13万元正（壹拾叁万元正），利息2万元（贰万元正），共计15万元（壹拾伍万元正），此款项至2018年4月1日止结清，如未结清按欠款总金额每月加3%作为利息到结清为止”。欠条签订后，梁永强、张树威确认张树威曾于2019年年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款项5万元给梁永强，但双方均未提供付款信息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张树威向梁永强立下《欠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了约定的月息3%过高以外，其他内容均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协议。关于张树威主张已付清余欠款项问题，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梁永强诉讼请求以15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2月11日起按月息2%计算，因其中2万元为利息，若依此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则存在复利问题，梁永强并非金融机构无权计收复利，故计付违约金的本金应为13万元。因欠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4月1日，故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从2018年4月2日起计算，至于梁永强主张月息2%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又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逾期付款违约金为：以13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梁永强诉讼请求超出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树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梁永强的5万元，因双方未提供转账记录及未约定该5万元是还款本金或是利息，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5万元应先行抵扣逾期付款违约金，剩余再行抵扣本金。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树威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梁永强支付货款13万元及利息2万元，并计付逾期违约金；其中违约金以13万元为基数，分别从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张树威已付的5万元先行抵扣逾期付款违约金，剩余再行抵扣本金；二、驳回梁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梁永强已预交），由张树威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张树威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刘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载明刘某陈述“张树威几个工地里用不完的材料（水泥预制方砖）会放在梁永强的仓库门口，我看到梁永强在2018年3-4月把这些材料运走了，梁永强拉走了满满一车”。2．证人汤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载明汤某陈述“张树威告诉我，让我打电话通知梁永强运走剩余的材料，运走90多米水泥预制方砖（8550元）”。3．证人段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件，载明“我是负责南洲北路的工地，我是施工队代表，这个项目是从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结束，大概2017年12月，梁永强给张树威打电话，说要拿走5万工程款，张树威就给发包方（曾峰）打电话，让他把5万支票给梁永强……我负责惠州惠阳工地，18年4-5月开工，期间梁永强送了两车材料（水泥预制方砖）……18年6月完工，我打电话给梁永强说剩余材料用不完，工地不让放，让梁永强开车来先运回材料……梁永强运走了300米左右材料，约28500元。……张树威工地上用不完的材料会暂时放在梁永强仓库门口，其中我经手了一次，2016年我曾安排从湛江工地运回来一批货放在这里”。证据1至3拟证明2018年2月起梁永强从张树威工地、仓库运走价值约5至6万元的材料，该部分材料款应在货款中予以抵扣。二审庭审中，段某出庭作证，除陈述书面证言内容外，还陈述“出具《欠条》时证人不在场，张树威与老乡口头上有争执，打电话给我，我就过去了，当时梁永强也在，大家都喝醉了。我到场后没有听到有关《欠条》的事”，并确认段某是张树威的姐夫。4．段某与杨列祥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杨列祥称“梁永祥那里是多拿了一张5万支票……12月22日是张树威打电话给我，就是他们要钱……然后就让梁永强带过去，12月22日梁永强拿了两张支票带过去，两张支票每张5万，然后我给梁永强算砖款的话，我只算了5万……另一张5万是张树威欠梁永强的砖款还是怎么的……”。5．段某与曾峰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载明曾峰称“我跟他的货款是33万多，33万多我都付完给他了，然后杨总有个支票，12月22号给他两张支票，一张是给他的砖款，一张是给你们的人工费，他拿去冲你们的账的，刚刚杨经理打电话给他，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说跟你们对账是18年对账”；证据4-5拟证明2017年12月，杨列祥接受张树威指示，从张树威南洲北路的工地账上拿了5万元现金支票给梁永强，以支付梁永强与张树威之间的货款，该笔款项应在货款中予以抵扣。经质证，梁永强意见如下：1．证据1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人所述内容，仓库是梁永强的，都是梁永强的材料，小工地要货少的时候可以直接在仓库取货。2．证据2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人所述内容，送材料给张树威时不是汤某签名，而是段某，转款记录也能查到。3．证据3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人所述内容，总共购买材料490米，其称运走了300米不合理，从湛江工地运回货物也不合理，且购买了材料不能退货；梁永强是从曾峰处拿过5万元支票，但是2017年的事，而双方算账是2018年，5万元已经在对账前冲抵了。4．证据4、证据5真实性认可，确实拿过5万元支票，但是抵2017年的部分货款，与2018年结算无关。梁永强提交以下证据：1．段某签名的收据照片，拟证明其所述不属实，惠州工地只买了收据所示的方砖。2．张树威与梁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树威支付惠州砖款记录。3．手机短信记录，拟证明湛江工地拿货数量。梁永强当庭出示了上述证据1-3，但未按本院要求提交证据副本。4．梁永强与张朔飞短信记录截图，5．梁永强与张树威通话录音，拟证明《欠条》出具后梁永强有催促张树威付款。经质证，张树威意见如下：1．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显示张树威曾向梁永强购买货物，但采购数量与梁永强是否运走张树威剩余材料及运走数量并无联系，张树威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证明梁永强多次从张树威工地运走大量材料，应抵扣货款。2．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达到张树威的证明目的，张树威自2016年起向梁永强购买货物，梁永强致电沟通货物交付等问题正常，并非催收货款，张树威也未拒绝交流；2018年7月22日梁永强发送的短信虽是催收案涉货款，但时间发生在张树威2019年初支付5万元货款前，该笔货款加上5万元支票和运走的材料，张树威已经付清涉案全部货款。3．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录音发生在2019年初即支付5万元货款时，恰好证明张树威已经支付案涉货款，梁永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张树威付款后仍继续催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欠条》出具过程。梁永强一审中陈述：当时双方比较熟，送货单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送货单并不齐全，加上时间长，梁永强又搬过家，2018年2月10日双方结算时，梁永强认为送货单不用再保留了；13万元是双方一起核算的，当时梁永强有提供送货单及电话本交易信息，立据时双方朋友都在现场。张树威陈述：立据时双方的朋友都在现场，张树威承认是一起核算，但当时梁永强并没有提供票据，当时因喝晕了，在欠条上连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都写错了，梁永强发现第一行有错又写了第二行，张树威知道是欠梁永强货款，但并不清楚是欠多少钱，双方应以送货单以及其他交易信息来进行结算。（二）关于5万元支票问题。梁永强一审中陈述：5万元工程款问题，梁永强认识曾峰，与曾峰也有业务往来，也向曾峰提供建筑材料，梁永强也有从曾峰手上拿过支票，曾峰也支付货款给梁永强，但这是梁永强与曾峰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这与张树威无关；庭前张树威也主张梁永强从曾峰手上拿过曾峰应当支付给张树威的工程款支票，但曾峰说没有。二审中，证人段某出庭作证陈述：“曾峰和杨列祥向业主单位承包工程后转包给张树威，我又向张树威承包；5万元本来是工程款，应由曾峰支付给张树威，张树威再支付给我；但曾峰告诉我，张树威同意梁永强在曾峰那取走5万元支票，还有5万元支票是杨列祥本来准备给梁永强的，梁永强共取走10万元支票。”梁永强对此陈述，认可段某所述的5万元支票抵扣关系，但属《欠条》出具之前的付款。（三）关于5万元转账问题。梁永强一审中陈述，农历2018年年底，新历2019年年初，张树威银行转账5万元给梁永强属实；该5万元还款并非抵扣欠款本金，应该将利息算至转账之日，用5万元先行抵扣利息，多余部分抵扣本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张树威有无欠付货款及金额认定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张树威向梁永强出具《欠条》确认欠付材料款及利息。张树威上诉主张出具《欠条》时处于醉酒状态，对此仅提供段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但证人段某认可其与张树威存在亲属关系，其出庭作证中陈述没有亲身经历《欠条》出具过程。据此，张树威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应以《欠条》为基础核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关于5万元支票问题。第一，张树威一审答辩及庭审中均主张案外人将应支付给张树威的5万元工程款支票支付给了梁永强，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其陈述前后一致，并于二审中提交了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第二，对于该笔5万元，梁永强一审中确认曾经从案外人曾峰处领取过支票，并表示相关款项属于梁永强与曾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张树威无关；但梁永强在二审中则确认该笔款项是用于抵扣梁永强与张树威之间的货款，并进一步辩称支票是支付于2017年，该笔5万元已在《欠条》出具前冲抵了货款。可见，对于支票款项是否用于支付与张树威之间货款、是否纳入《欠条》结算范围的问题，梁永强在本案一、二审中的陈述明显存在冲突。第三，鉴于梁永强在一、二审诉讼中陈述存在矛盾，在本案中亦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实该5万元支票已经纳入《欠条》结算范围，或证实《欠条》所涉13万元货款的实际结算方式，故梁永强二审主张支票所涉5万元已用于冲抵货款，本院不予采信，该笔款项应从欠付款项中予以扣减。再次，关于实物抵扣货款的问题。张树威主张梁永强从工地、仓库中运走了属于张树威的货物价值5-6万元应抵扣涉案货款，但对于该运走货物行为的性质、货物价值，张树威仅提交了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在梁永强不认可行为性质、货物价值的情况下，张树威主张以该实物价值抵扣货款，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关于梁永强欠付货款及利息金额认定。第一，双方在2018年2月10日《欠条》中确认张树威欠付货款本金13万元、利息2万元。如前所述，梁永强2017年12月收取的5万元支票应自前述款项中扣除。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欠条》货款本金及利息的实际计算方式，张树威答辩意见中对于支付款项先行抵扣利息不持异议，故本院认定前述于2017年12月支付的支票5万元抵扣《欠条》中利息2万元、本金3万元。对于剩余货款本金10万元，张树威出具《欠条》后仍应予以支付，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第二，双方确认张树威曾在2019年初向梁永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5万元，但鉴于双方均未提交付款信息，故无法查实该笔款项实际支付时间。梁永强一审中认可付款时间为“农历2018年年底，新历2019年年初”，故本院酌情认定付款时逾期付款利息计至2019年1月31日。经本院核算，在该笔款项支付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35%每年）4倍计得逾期付款利息为14540元（10万元×4.35%×4÷365×305）。该笔5万元应当先行抵扣已产生的逾期利息14540元，剩余35460元抵扣货款本金。一审法院未予考虑该笔5万元款项实际付款时间，认定清偿抵充顺序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根据前述计算方式，张树威仍应向梁永强支付64540元（10万元－35460元），并自2019年2月1日起，以64540元为基数，分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标准，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梁永强起诉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张树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张树威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梁永强支付货款645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645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标准，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梁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张树威负担717元，由被上诉人梁永强负担14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88元，由上诉人张树威负担1718元，由被上诉人梁永强负担18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