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7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年，男，1982年1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阳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良喜，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女，1988年10月20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明，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年因与被上诉人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1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常年支付王**1157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收条”认定双方之间成立51000元借贷关系的事实不当。一审法院未审查“收条”载明51000元的支付构成，且常年对此不予认可，就直接认定双方之间成立51000元借贷关系不当。王**曾就本案的事实与理由，起诉至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在该院组织的两次庭审中，王**均对欠款的构成进行了明确说明，但结合常年提交的银行卡流水，王**的陈述与银行流水根本对不上。本案中，王**也是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起诉，根据禁止反言规则，王**在此前诉讼程序中陈述的内容，对常年有利的地方，法院应当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详细调查，而是依据“收条”直接认定51000元借贷关系成立不当。事实上，常年在“收条”出具之前只收到王**支付宝转账10000元、微信转账800元，共计1080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在2018年5月13日以前，王**通过现金存入常年的农业银行卡、贵州银行卡，同时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常年转账错误。关于卡号为62×××23的贵州银行卡，是否属于常年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常年去贵州银行查询核实，也没有查到任何信息。一审法院直接予以认定，对常年不公平。关于卡号为62×××74的农业银行卡，常年已经将对应时段的银行流水提交，但没有王**直接转账。王**称其取款后，存入常年的银行账户。结合王**在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的陈述，银行流水没有与之对应的。关于微信、支付宝的转账，一审法院未审理查明转账时间、金额，因二人是情侣关系，是否每一笔转账都属于借贷，这也需要王**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支撑。否则，都不易认定为借贷。3.王**于2018年5月15日取款8000元存入常年尾号1574农行卡里。仅有王**提供的无关联性的取款银行流水，无相关借款凭证；第二，王**仅提供自己的取款凭证、常年尾号1574的农业银行卡流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无其他证据证明。关于王**于2018年5月25日取款5500元存入常年尾号1574农行卡里，常年无异议。王**微信转账2470元、支付宝转账602元，常年无异议。4.常年转账还款有7800元，而常年共计收到王**的转款金额为19376元，扣除常年已归还7800元，剩余11572元未归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常年的上诉请求。 王**二审答辩称，常年出具的收条不是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明，而是借款合同成立后常年确认收到王**各项借款的债权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二）、（五）项的规定，从4月29日起，常年收到王**的第一笔借款时，双方的借款合同就视为成立。从每一笔借款的交付情况来看，4月29日，王**通过微信向常年转款3800元；5月6日，王**向常年的支付宝转账10000元；5月8日，常年持王**的工商信用卡两次取走9960元；5月12日，王**在常年的农行卡上两次存入现金12900元；5月13日，王**从银行取款后在贵定向常年现金交付10000元。上述每一笔借款的支付都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借款合同成立要件，因此，常年对前面几笔借款估算后，加上王**已经实际支出但未作记录的款项，向王**出具了收到51000元的收条，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判决确认5月13日之前常年向王**的借款数额为51000元，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同时也符合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2018年5月13日以后，常年继续以同样理由向王**借款。其中5月15日，王**在常年的农行卡上存入8000元，5月25日又存入5500元。两笔借款均有常年和王**向法庭出具的《活期账户明细清单》为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年归还借款94003元；2.诉讼费由常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与常年于2018年4月通过聊天认识，同月20日左右见面后成为恋人。4月29日起，常年以手头紧，搞业务急需资金周转等为由，多次向王**借款，王**都是通过现金存入常年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74和贵州银行卡，卡号为62×××23。同时也通过微信转款和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将钱支付给常年。2018年5月8日，王**又将自己在贵定工行办理的信用卡交给常年取钱。至2018年5月13日止，王**、常年在贵定御新酒店时，常年通过计算，确认共收到王**的钱共计51000元，随后常年向王**出具了收条一份给王**收持，同时在收条上捺印和注明其身份证号码。2018年5月15日以后，常年又以同样的理由向王**借款，王**也以同样的方式将钱通过微信转款和支付宝转账常年，并将自己的贵定邮政储蓄、贵阳交通银行信用卡交给常年取现或消费。其中，王**通过微信7次转款给常年2470元，支付宝6次转款602元，5月15日通过贵州银行取款6000元和信用社取款2000元转存在常年尾号为1574的农行卡上，5月21日常年持王**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水城市取款9995元，5月25日王**在农信社取款5500元转存到常年尾号为1574的农行卡上，以上王**共转款给常年16572元。2018年8月5日，王**通过微信告知常年总共借给常年99203元，常年已归还5200元，常年未作答复。借款过程中，王**从2018年7月以后就要求常年还钱，常年通过微信从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10月2日，6次转账给王**7200元。双方恋爱关系结束后，王**多次要求常年还钱未果，于2020年5月13日向贵阳市白云区法院起诉，后于2020年6月28日申请撤诉。2020年7月29日，王**以同样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018年4月，王**、常年通过网上聊天认识，同月20日左右见面后双方确立了恋爱关系，2018年4月29日起，常年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王**借款，王**通过转账和微信支付方式将借款支付给常年，2018年5月13日，常年出具收条一份给王**收持，确认收到王**51000元。2018年5月15日以后，常年以同样的理由多次向王**借款，王**都是通过微信、支付宝和取现金存入常年的卡上的方式将借款支付给常年，金额为16572元。据此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现王**诉请要求常年偿还借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借款金额应为有条子的51000元和无条子但有转账记录的16572元，总金额为67572元，扣减常年已归还的7200元，常年实际尚欠王**借款60372元。王**主张常年用其交通银行信用卡于2018年5月21日在水城市取款9995元，用其工行信用卡于2018年6月6日取款5035元，用其邮政银行信用卡在贵定取款9980元，双方在珠海时又用其邮政银行信用卡取款9888元，虽然有取款记录，但王**无充分证据证明常年持有王**的信用卡，因此，对王**主张的四笔借款，不予支持。同样，王**主张的6月21日转给常年的3000元，亦无证据证实，对王**之主张，不予支持，王**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常年辩解其出具的51000的收条是欠王**的彩礼钱，因双方见面到出具收条时都不到一个月，如果要谈到结婚和索要彩礼，按照风俗习惯应是双方父母首先要见面认识，常年之主张有悖于常理，对常年之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常年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王**借款人民币六万零三百七十二元（￥60372.00）；二、驳回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元，王**承担375元，常年承担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常年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王**质证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王**提供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人民币账户明细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王**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属于本案二审新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常年的上诉主张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从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构成情况看，本案案涉借款为两部分组成，一是常年向王**出具的51000元的收条；二是双方没有条子但有相应转账记录的16572元。下面对该两部分借款分别认定如下： 对于常年向王**出具的51000元收条。常年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主张该收条全部系彩礼钱的性质，二审上诉后，又主张虽然其出具了51000元的收条，但其仅收到王**通过支付宝转账的10000元和微信转账的800元，共计10800元。本院对此认为，首先，常年并未否认该收条的真实性，并且其在上诉状中，也明确承认了该收条中的款项包含了王**给付的10800元，常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见向王**出具收条，并将该收条交给王**保管的法律后果，如果常年未收到王**支付的51000元，或是未足额收到该51000元，其亦不可能会向王**出具51000元的收条。同时，常年在本案中由始至终未主张其在出具收条时，王**存在胁迫等情形，则更进一步说明，该51000元收条，系双方在对此前王**给付常年的款项进行结算后，常年自愿出具。另外，针对常年在一审中主张的该51000元收条系彩礼钱的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从谈恋爱到常年出具收条，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且根据风俗习惯，彩礼往往是由双方父母见面后当面商议，常年主张该51000元收条系彩礼钱，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材料看，王**主张的51000元款项的构成情况，与其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取款记录、信用卡消费记录、常年通过手机发给王**的收条、微信聊天记录、常年通过手机发给王**的短信息等反映出的给付金额基本相当，同时，从常年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尾号为1574的银行卡的存取款记录看，部分款项进入常年银行账户的时间与王**在银行取款的时间和金额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由于王**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51000元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常年主张仅收到10800元借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没有条子但有相应转账记录的16572元。常年对于其中2018年5月15日的8000元款项提出异议，但从王**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和常年尾号为1574的银行卡交易记录看，王**于2018年5月15日，分别从农村信用社取款2000元、贵州银行取款6000元，共计取款8000元，而常年尾号为1574的银行卡在2018年5月15日存入一笔现金8000元，二者金额一致，同时，常年并未举证证实该款系王**之外的其他人汇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8000元属于本案案涉借款，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加上常年在上诉状中主张无异议的2018年5月25日借款5500元、以及之后的微信转账2470元、支付宝转账602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条子但有相应转账记录的借款本金为1657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常年主张2018年5月15日的8000元不属于借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常年主张其已向王**偿还借款7800元，一审只认定了7200元不当的问题。经本院核实，常年于2018年7月26日微信转账3000元、同年8月11日微信转账1000元、同年8月19日微信转账700元、同年9月13日微信转账500元、同年9月17日微信转账1000元、同年10月2日微信转账1000元，共计向王**转账6笔，合计金额7200元，除此之外，常年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他的转账记录。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常年已向王**偿还了72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常年的该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由上诉人常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新春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莫波 书记员黄雅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