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申25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任静，女，198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丽丽，北京理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昊，北京理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烨，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再审申请人任静因与被申请人周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任静申请再审称，（一）任静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任静提交了五份录音证据，能证明任静与周烨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并非一、二审法院确认的买卖合同关系。1.五份录音证据是在任静与周烨共同投资200多万元购买京东卡、携程卡约6个月后发现被骗，在报案之前及报案过程中与渠道方张粟迪（收款人）、陈怡（最终收款人，诈骗案中的被告）谈判过程中所录制的。2.五份录音证据记录了报案之前双方的协商以及决定报案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烨代表投资方主要负责与张粟迪、陈怡进行谈判，周烨指示任静负责全程录音，保留证据，任静配合周烨与张粟迪、陈怡进行部分谈判内容的沟通。3.五份录音证据的内容证明，任静与周烨共同作为投资人与张粟迪、陈怡谈判，在谈判中，收取投资款的渠道方张粟迪承认其面对的投资人是任静与周烨，周烨自认如果钱款拿不回来，其与任静是被害人。周烨在面对面与张粟迪、陈怡沟通的过程中，知道了钱款的去向，张粟迪、陈怡虚构了相关事实，发现被骗后，当时情绪也很紧张，周烨和任静共同决定要求警察立案追究诈骗犯的刑事责任。结合刑事案件《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证明两人的投资款系被案外人陈怡所诈骗。刑事案件《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中虽然没有周烨的名字，是因为周烨的钱款是通过任静的账户进行的支付，周烨没有要求警方给其出具一份《受案回执》，其让任静全权代表投资人作为法律上的报案人，而周烨作为隐名投资人只参与报案前后的谈判过程。（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任静与周烨之间既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也不是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任静反驳理由所述的“合伙关系”。任静与周烨之间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双方出资共同投资购买京东卡、携程卡等，并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投资合作关系。这个合作关系虽然不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有名合同，但双方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的合意，该合意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1.双方是通过以微信沟通方式确定合作合同关系。2.周烨对于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认可，虽然不认可关联性，但周烨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3.周烨让任静承担其投资部分的风险，既违反了契约精神，同时也违反了公平责任原则。（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案款项被诈骗，及任静向案外人张粟迪另行提起民事买卖合同之诉，都是代表投资双方的利益，不是任静个人全部利益。周烨作为投资人之一，负责主导并决定报案及提起民事诉讼，而任静对外代表合作双方去主张共同的权益。（四）一审法院在明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没有向公安机关进行核实，间接导致张粟迪逃避了刑事追究，违反先刑后民。（五）周烨与任静在决定报刑事诈骗案件时，周烨作出了放弃追究张粟迪诈骗的刑事责任，只要求报案追究陈怡诈骗罪的责任。周烨应当与任静共同承担投资带来的风险，并承担没有追究张粟迪刑事责任的风险。（六）二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任静的辩护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九项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周烨提交意见称，（一）周烨与任静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本案预付款是周烨直接支付给任静，订单也是周烨向任静订制，货物回来后，各自使用各自的货物，任静退还给周烨的部分预付款也是由任静直接退还给周烨。任静已经对其上游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调取任静在大兴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件核实情况，查清事实。在任静起诉上游的案件中并没有周烨。任静也多次向周烨承诺按照面值的97%向周烨退还预付款。任静发起团购从中赚取利润点，任静也没有向周烨分配过利润。因此，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是什么合作投资关系。（二）2019年1月10日，任静在微信群《五湖四海邻居群》发布京东卡团购消息，询问该群邻居有没有人要买，当时就有很多该群成员要和任静购买。2019年1月15日任静自己组建京东卡群，拉邻居进群，然后发布售卡、寄送方式、到货日期等等消息。因对任静的信任，周烨和几位邻居一起向任静打款定购了京东卡这一事实，买卖关系确立。2019年2月28日任静通过顺丰快递把商品交付给周烨，整个买卖完成。通过此交易，周烨获取了对任静的信任。（三）2019年2月19日任静私信周烨“中石化加油卡团购需不需要，对外93折，对群内人员92折，货期一个月”2019年2月19日周烨通过支付宝帐户转帐给任静预付款，买卖关系确立。从2019年2月19日开始到2019年3月29日期间，周烨多次向任静询问什么时候到货，均未给出具体时间，且任静明确告之周烨“如果不想要卡了，我现在就可以退款，做生意信誉还是要保护的”。因此，2019年3月28日周烨向任静提起退款请求，2019年3月29日任静通过微信转帐、银行卡转帐退还周烨向其购买中石化加油卡款，整个买卖完成。通过此交易，周烨获取了对任静的完全信任。（四）任静在2019年2月28日私信周烨发起团购京东卡，购买10万以上93折，周烨向任静讲价到92折，在经任静同意后，周烨通过支付宝帐户向任静预付货款购买京东卡，买卖关系确立。2019年3月30日周烨收到快递公司京东卡货物，整个买卖完成。（五）任静在2019年3月28日私信周烨京东卡又开始团购，周烨再次以92折价格向任静订购京东卡，在经任静同意后，2019年3月31日周烨向任静预付款购买京东卡，买卖关系确立。2019年4月26日、2019年6月18日周烨收到任静通过快递发来的京东卡货物，整个买卖完成。（六）2019年4月11日任静再一次通过微信通知周烨，发起2019年4月份京东卡团购，折扣92折。周烨向任静定购京东卡，且通过银行转帐向任静预付了货款，买卖关系确立。任静承诺30天交货，但至今未交货。（七）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21日，任静通过微信通知周烨有携程卡团购业务，折扣92折。周烨向任静定购携程卡，周烨向任静转帐预付货款，买卖关系确立。任静承诺30天交货，但至今未交货。以上两项周烨多次询问且催促任静交货，任静一直给不出具体的到货时间，后周烨提起退款要求，任静承诺退款，并于2019年11月9日承诺一个月内（即在2019年12月9日前）完成所有退款。之后任静分多次向周烨发起退款，退款合计529000元。但是截至起诉之日时，尚有约定款项未退还给周烨。（八）周烨在拿到自己定购的卡后，除了自己常规用卡在京东采购商品，常规售卡渠道外，不知道还有其它渠道可以销售上述各种储值卡。任静教周烨在转转app上转卖，且任静还告之周烨渠道上游也可以高价回收，所以任静说其不了解、不熟悉、不知道有什么出货渠道，是伪证，是虚假陈述。（九）周烨是多次主动联系过任静，那是因为周烨要了解这个买卖的安全性，商品来源的可靠性，合法性。如果不能保证预付货款的安全，生意上下游不可靠，商品不合法，周烨坚决不会向任静定购这些商品，且向任静预付货款。任静一再保证周烨采购资金的安全性没有问题，商品来源的可靠性和合法性都没有问题，是其朋友公司亨德利集团公司大综团购，以此充分获取了周烨对任静的信任，打消了周烨对商品来源、渠道的合法性疑虑。所以周烨在任静发起团购信息后向任静定购商品，且预付货款。另，对任静申请再审所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烨与任静之间关于涉案卡的交易活动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如何确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任静通过张粟迪处能办理京东和携程等折扣卡，任静在手机上发布办卡信息，后周烨多次向任静打款购买，任静从中赚取折扣利润。对此，任静与周烨间未签订任何关于合伙的书面协议，任静提交其与周烨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未有双方就各自提供资金数额的确定或关于盈余分配及债务承担的具体份额约定，周烨亦不认可其与任静间系合伙关系。故任静主张双方为合伙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任静申请再审主张双方为投资合作关系的理由亦缺乏依据。任静关于二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问题，因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二审法院对任静所提交证据的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任静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因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对本案所作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任静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九项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任静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立杰审 判 员 李 林审 判 员 王士欣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宋 琛书 记 员 袁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