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韦兰，女，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安徽金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凌，男，198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巍科，浙江天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兰因与被上诉人孙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2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232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改判支持韦兰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韦兰和孙凌签订的《个人合作协议》对债务承担和利益分配作出了明确约定，一审判决认为无从考证双方对合伙债务的分割问题，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韦兰和孙凌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个人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基础设施共同所有，维修、整改、税费、投资共同出资。2017年11月12日前的所有债务由乙方(孙凌)承担,2017年11月12日后产生的所有费用双方共同承担出资。”该合作协议对债务承担和利益分配作出了明确约定,其文义并无争议。但是一审判决表述为:“因二人系合伙关系,本院现无从考证二人当时就合伙债务的分割问题,但从二人提交的证据可见不能排除二人当时对合伙债务分担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事实上,韦兰与孙凌之间的合作协议对债务承担已作出了明确约定,而且在庭审中双方对该约定均无异议,故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二、陶佳松和王素红的租金、押金均是由孙凌收取,而且收取租金、押金的时间均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因此该两笔债务形成于2017年11月12日之前,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孙凌承担。一审判决认为韦兰收取了陶佳松和王素红的租金、押金,无权要求孙凌返还,明显错误。(一)2017年11月12日前,孙凌收取了陶佳松的租金、押金,一审判决却认定韦兰收取了陶佳松的租金、押金,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已明确认定了孙凌收取陶佳松租金、押金的事实，但是又自相矛盾的认为:“鉴于上述二人(陶佳松、王素红)的租金和押金系由韦兰收取,因此,韦兰无权要求孙凌承担。”因此，该判决明显存在错误。(二)2017年11月12日前，孙凌收取了王素红的租金、押金，一审判决却认定韦兰收取了王素红的租金、押金，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判决书审理认定的事实：“2017年8月5日，王素红与孙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同年12月11日，二人又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合作经营协议》自2017年12月9日解除，王素红之前缴纳的押金、剩余房租转移到新签协议中体现。”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2民初1277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17年8月5日，王素红与孙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一份……第一年合作费用(租金)35万元，确定开业时间后，具体起租时间双方订立补充条款，王素红向孙凌缴纳履约保证金5万元等事项。合同签订后，王素红向孙凌支付了相应的租金及押金。”该判决书印证了孙凌向王素红收取租金和押金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素红的租金和押金由韦兰收取，明显存在错误。虽然王素红与孙凌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王素红之前缴纳的押金、租金转移到新签协议中体现”，但是该约定仅仅是孙凌与王素红之间的约定，且该约定仅仅表达了王素红作为承租人不必再次交纳租金、押金的意思，并不代表韦兰受让了孙凌的债务(孙凌应向王素红返还租金、押金的债务)。而事实上，韦兰和孙凌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债务转让的约定，因此孙凌收取王素红的租金、押金产生的债务，应由其返还。韦兰为了合作的店铺能够正常经营，代孙凌向王素红返还了租金和押金，韦兰有权要求孙凌返还该笔款项。综上所述,陶佳松和王素红的租金、押金均是由孙凌收取,而且收取租金、押金的时间均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因此该两笔债务形成于2017年11月12日之前,应由孙凌承担。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但鉴于上述二人的租金和押金系由韦兰收取,因此,韦兰无权要求孙凌承担”,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三、金顺华的租金、押金均是由孙凌收取,而且收取租金、押金的时间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因此该笔债务形成于2017年11月12日之前,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孙凌承担。韦兰为店铺经营,代孙凌向金顺华返还租金、押金,有权要求孙凌返还。一审判决认为韦兰是债务受让人,该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2000号判决经审理认定:“2017年8月4日,金顺华与孙凌签订《经营合作协议》一份……合作费自2017年8月15日开始计算,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为50000元,第一年的合作费用为137000元。合同签订前后,金顺华陆续向孙凌账户汇款150000元。”该事实能够证明孙凌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收取了金顺华的租金和押金,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孙凌承担。虽然2017年11月24日韦兰和金顺华达成协议,约定“2017年8月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上(指金顺华与孙凌签订的《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的押金和剩余租金,扣除物业水电后的全部费用由韦兰承担,”但是该约定是韦兰为了不让金顺华阻止店铺装修,为了与孙凌的合作店铺能够顺利经营,代孙凌向金顺华返还的租金和押金,而不是债务转让。一审期间，孙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孙凌将该债务(孙凌应向金顺华返还租金、押金的债务)转让给了韦兰。一审判决在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韦兰是债务受让人，孙凌不应承担责任”，该判决显然是错误的，应予改判。四、沈健的租金、押金均是由孙凌收取，而且收取租金、押金的时间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因此该笔债务形成于2017年11月12日之前，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孙凌承担。2017年12月5日沈健与孙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孙凌返还沈健剩余房租36666元，沈健之前交纳的保证金转移到新签协议中。2018年8月14日沈健起诉孙凌，法院判决孙凌退还沈健保证金39400元。但是孙凌未支付该笔费用，韦兰作为店铺合伙人，为了店铺经营向沈健退还了36666元。该笔债务实际发生在2017年11月12日之前，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2017年11月12日前的所有债务由孙凌承担。”韦兰有权要求孙凌支付该款项。但是一审判决却以争议双方对债务分割问题不明为理由，驳回韦兰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五、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的约定，合伙店铺的基础设施为孙凌与韦兰共同所有，该店铺被大房东收回后，大房东向孙凌退还的基础设施费，孙凌应向韦兰支付一半。一审判决认为韦兰主张基础设施费无事实依据的认定明显错误。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1277号判决认定的事实：“2018年3月6日……学士路50号、51号于2018年3月6日租期已到，2018年3月6日24时之后该房屋产权已被房东收回，应房东要求于2018年3月7日0时停掉水电。”大房东解除合同收回店铺是事实。因大房东解除合同，向孙凌退还了店铺基础设施费及煤气押金共29.5万元，去掉孙凌向租户退还的7万元煤气押金后，还剩余22.5万元。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基础设施共同所有，维修、整改、税费投资共同出资。”因此，孙凌收到的店铺基础设施费应向韦兰分配112500元，韦兰只主张10万元，一审法院应予支持。但是一审判决却认为“韦兰要求分割基础设施费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韦兰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韦兰的合法权益。 孙凌辩称，孙凌返还给租户叶晓波、金光宇、夏光耀、张建五、沈健的金额489292元，比韦兰返还给租户金顺华、王素红、陶佳松、沈健的金额473999元，多15293元，两者相差不多，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后孙凌为了案结事了避免无谓的讼累，也尊重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上诉。1、金顺华案件在(2018)浙0102民初2000号已经明确认定，孙凌将与金顺华于2017年10月2日因解除合同而生产的债权债务法律责任转让给韦兰，韦兰于2017年11月24日向金顺华出具协议书愿意承担该债务。一审判决后韦兰不服，以2017年11月12日韦兰与孙凌签订的《个人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2017年11月12日前的债务由孙凌承担为由向杭州中院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此，金顺华案件经一审、二审法院明确孙凌已经将该债务转让给韦兰，韦兰是债务受让人，不存在韦兰帮孙凌垫付的情形。2、王素红25万元与陶佳松67333元的费用均产生于2019年11月18日，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韦兰在起诉状中亦如此陈述。3、退还沈健的房租36666元，系2017年12月5日沈健与孙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嗣后收到了该款项，该退款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的约定先用合作财产偿还，韦兰当时是负责运营款项收支，孙凌不参与经营，所有款项都是韦兰在收取，所以韦兰所持有的合作资金足以支付该费用。即使合作资金不足的，该费用亦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承担。4、孙凌根据《个人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2017年11月12日为时间截点，2017年11月12日前对外应支付的债务由孙凌承担，2017年11月12日之后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孙凌返还给租户叶晓波、金光宇、夏光耀、张建五、沈健的金额明细：①根据解除协议的约定，孙凌返还叶晓波的租金163892元时间是2017年12月8日，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4月2日和2018年4月20日，均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②孙凌返还金光宇的租金、押金200000元，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之间，均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③孙凌返还夏光耀的租金、押金43000元，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6月和2018年8月，均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④孙凌返还张建五的租金、押金43000元，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7月，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⑤孙凌返还沈健的押金39400元，实际付款时间是2019年8月5日，产生于2017年11月12日《个人合作协议》之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双方共同承担。5、大房东燃气转让费用开支用途其中一部分系前期安装燃气管道由孙凌支出的成本费用，一部分用于退还商户，如有剩余的款项归由杭州三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所有。因此，该费用并非双方合作财产。6、执行费用由韦兰个人自行承担，执行费系韦兰未按判决书指定时间付款所产生的费用，并非双方合作债务。 韦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凌需要偿还韦兰以下费用：1、韦兰垫付金顺华债务120000元；2、王素红与陶佳松债务317333元；3、垫付沈健36666元房租；4、基础设施的一半100000元；5、王素红、陶佳松执行费的一半5784元，共计57978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兰和李志峰系夫妻关系。2017年11月12日，甲方韦兰和乙方孙凌签订《个人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合作项目名称及主要经营地为杭州市上城区学士路50号、51号小吃广场；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为小吃广场整体改造、招商、运营；合作期限自2017年11月12日起；基础设施共同所有，维修、整改、税费、投资共同出资，2017年11月12日前的所有债务由乙方承担，2017年11月12日后产生的所有费用双方共同承担出资；合作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每年终总利润100%为总额，按投资比例各50%分配；合作债务先以合作财产偿还，合作财产不足清偿时，按各50%比例承担。2017年11月24日，韦兰和金顺华达成协议，约定2017年8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押金和剩余租金扣除物业水电后的全部费用由韦兰承担，在一个月内结清。2017年8月5日，陶佳松与孙凌签订《经营合作协议》，约定孙凌同意将杭州市上城区学士路50号、51号中的D2档口与韦兰合作经营使用。合同签订后陶佳松向孙凌支付半年租金120000元、履约保证金50000元、煤气开炉费7500元。2017年11月28日，李志峰承租了案涉房屋，约定房东应退还孙凌的租金及押金一切费用由孙凌与李志峰结算。2017年12月18日，韦兰与陶佳松签订《铺位租赁合同》，租赁房屋由学士路50号、51号中的D2变更至50号-1，同日陶佳松向李志峰支付2017年12月后的租金价差13332元。2018年3月12日，陶佳松以租赁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韦兰、李志峰，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韦兰、李志峰返还陶佳松租金17333元（2018年3月7日-2018年3月31日）、押金50000元（韦兰自认该押金已经与孙凌结算完毕）；案件受理费实际收取835.5元，由韦兰、李志峰负担。2017年8月5日，王素红与孙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同年12月11日，二人又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上述《店铺经营合作协议》自2017年12月9日解除，韦兰（应为王素红）之前缴纳的押金、剩余房租转移到新签协议中体现等。2017年12月12日，韦兰和王素红签订《铺位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期限自2017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2日……韦兰应退还王素红原合同押金20000元以及原合同剩余房租100557元。2018年3月12日，王素红以租赁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韦兰、李志峰，该院认为韦兰已实际自孙凌处受让了王素红交纳的押金50000元和2017年12月10日之后的租金，故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1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韦兰、李志峰返还王素红租金202064元（原合同剩余房租100557元+未使用的2018年3月7日-同年6月9日期间的租金101507元）、押金50000元；案件受理费中的2098.5元由韦兰、李志峰负担。因韦兰、李志峰未能履行上述两份判决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上述两案原告申请强制执行，韦兰、李志峰因此支付执行费11568.97元。2018年4月16日，金顺华以租赁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韦兰、孙凌，该院认为韦兰是债务受让人，孙凌抗辩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成立，故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韦兰返还金顺华租金847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148元（暂计算至2018年4月16日，此后按年利率4.35%计算）；案件受理费中的900元由韦兰负担。2017年11月2日，孙凌和叶晓波协商一致解除《经营合作协议》。2018年1月8日，叶晓波以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孙凌，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1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孙凌返还叶晓波租金163892元及利息2997元，案件受理费实际收取1794.5元，由孙凌负担。2017年12月7日，金光宇与孙凌签订《商铺经营合作解除协议》，二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2018年3月27日，金光宇以合同纠纷向该院起诉孙凌，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3民初206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孙凌返还金光宇200000元，案件受理费实际收取3148元，由孙凌负担。夏光耀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孙凌，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323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孙凌与夏光耀签订的《经营合作协议》于2018年6月21日解除，孙凌返还夏光耀43000元；案件受理费实际收取218元，由孙凌负担。张建五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孙凌，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2民初343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孙凌与张建五签订的《经营合作协议》于2018年7月4日解除，孙凌返还张建五43000元；案件受理费实际收取218元，由张建五负担。2017年12月5日，沈健与孙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原《店铺经营合作协议》解除，孙凌返还沈健剩余房租36666元，沈健之前交纳的保证金转移到新签协议中体现。2018年8月14日，沈健以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孙凌，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103民初5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凌退还沈健保证金42650元；案件受理费中的448元由孙凌负担。该款实际支付39400元。2017年12月5日-12月10日期间，韦兰支付沈健3666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韦兰与孙凌合伙经营产生的纠纷。从孙凌提交的证据可见，案件所涉及的陶佳松、王素红、金顺华、沈健原先系与孙凌签订的经营合同，后因李志峰与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上述四人即与李志峰或者韦兰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从李志峰和房东及孙凌签订的合同中明显可见房东应退还孙凌的租金及押金由孙凌和李志峰结算，且韦兰在陶佳松和王素红案件中明确与孙凌已经交接完毕，因此，法院亦判决由韦兰和李志峰对上述二人承担责任。虽然韦兰和孙凌约定合伙的比例，但鉴于上述二人的租金和押金系由韦兰收取，因此，韦兰无权要求孙凌承担。关于韦兰对金顺华负有的债务，（2018）浙0102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书明确韦兰是债务受让人，孙凌不应承担责任。关于韦兰支付沈健的36666元房租，鉴于沈健与孙凌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该费用应由孙凌返还，但实际却是由韦兰支付。结合孙凌提交的其返还叶晓波、金光宇、张建五、沈健的证据可见，当时对外承担债务的不仅是韦兰一人，还有孙凌。因二人系合伙关系，现无从考证二人当时就合伙债务的分割问题，但从二人提交的证据可见不能排除二人当时对合伙债务分担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从韦兰和金顺华达成协议，由韦兰来承担本应由孙凌返还给沈健的房租等情况更能印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且从二人实际返还给各租户的费用情况看，二人对外支出亦基本无差。另，韦兰要求分割基础设施费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对于韦兰的本诉请求和孙凌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韦兰的本诉请求；二、驳回孙凌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598元，由韦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85元，由孙凌负担。 二审期间，韦兰、孙凌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韦兰以其为租户垫付资金为由，依据其与孙凌之间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要求孙凌返还。一审法院从韦兰和金顺华达成协议，由韦兰来承担本应由孙凌返还给金顺华的房租，以及对于孙凌应退还沈健的房租，亦由韦兰支付的事实，认定韦兰与孙凌在履行《个人合伙协议》过程中可能对合伙债务的分担达成新的约定，符合常理，本院予以确认。依据现有证据，在孙凌和韦兰合伙经营期间，双方对各租户退还的租金和押金基本平衡。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韦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韦兰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98元，由韦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祖  辉 审 判 员 王杨沁如 审 判 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