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再69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方艳。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薛媛。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薛红。三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梅，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卜伟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司，辽宁宸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方艳、薛媛、薛红因与被申请人卜伟玲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2018）辽0181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辽01民申52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薛红及其与李方艳、薛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梅，被申请人卜伟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方艳、薛媛、薛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方艳、薛媛。薛红不承担责任，本案一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卜伟玲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适用公告送达程序错误。首先，李方艳、薛媛、薛红三人并非下落不明，薛媛及薛红婚后各自有家，在沈阳的各区居住，且李方艳的多数亲戚也都在同一村里，也知道其三人住处，出具证明的村长对此事不知情，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无法证明三人下落不明。薛媛在沈北新区购买房产并居住至2019年年末，薛红亦在该处购买房产并居住至今，而李方艳因家中房子失火后去了薛红家居住至今，一审法院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直接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错误。第二，卜伟玲提交的起诉状中写明了薛红的联系电话，该电话一直保持畅通，至今仍在使用。第三，一审公告送达并没有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及经过，也未说明裁判的主要内容。2.一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在卜伟玲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是谁对其造成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就直接根据卜伟玲的陈述认定李方艳、薛红、薛媛赔偿各项费用错误。第二，一审在卜伟玲未提交其出院后的任何医嘱诊断书建议其休息到何时的证明，单凭一张伪造的误工证明，就直接判决李方艳、薛红、薛媛支付误工费7646.42元是错误的。第三，一审庭审中，所谓的公安卷并未出现在庭审上，所有该案卷宗材料也未体现该公安的卷宗，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李方艳、薛红、薛媛是错误的，缺乏证据证明。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卜伟玲提交的误工证明是伪造的。首先，案涉时间发生在2016年6月12日，当年卜伟玲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存在误工费。第二，卜伟玲提交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住院病案中显示工作单位无，且其丈夫李某某在在该住院病案本上亲笔书写“个人信息及病情属实”，说明卜伟玲受伤当时没有工作。第三，卜伟玲在庭审中出具了一份沈阳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开具的误工证明，证明卜伟玲在其公司做收发室工作，扣除工资7646.62元。但该证明自相矛盾，该单位出具的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名或者盖章，因此，该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欠缺合法性。该证明所盖的公章并非公司公章而是工会委员会公章，起不到要证明内容的效力。4.本案卜伟玲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此案发生在2016年6月12日，卜伟玲出院治疗终结的日期是2016年6月26日，但卜伟玲起诉日期为2017年9月1日，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卜伟玲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卜伟玲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方艳、薛媛、薛红无故殴打卜伟玲，在新民市公安局报警记录中均有记载，当时新民市公安局是要把李方艳、薛媛、薛红都进行行政拘留，但是薛红、薛媛逃跑。李方艳、薛媛、薛红严重侵犯了卜伟玲的身体权、健康权，应对卜伟玲进行赔偿。卜伟玲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卜伟玲向新民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李方艳、薛媛、薛红赔偿卜伟玲医药费15051.97元、误工费7646.62元、护理费1326元、住院伙食费1300元、交通费1000元、营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等各项经济损失32324.59元；2.诉讼费由李方艳、薛媛、薛红承担。李方艳、薛媛、薛红未出庭，未答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2日19时许，在新民市卜伟玲家，李方艳、薛媛、薛红与卜伟玲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发生打架，导致卜伟玲受伤，经鉴定，卜伟玲为轻微伤。事件发生卜伟玲因伤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住院治疗13天，住院花费医药费15051.97元，出院时医嘱加强营养、定期复查。交通费因其提供的票据不能充分证明是其实际所需，故酌情认定1000元；住院期间发生伙食费1300元（100元×13天）；护理费1501.48元（42157÷365天×13天×1人）；因卜伟玲在沈阳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作，在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8月26日期间因受伤请假发生误工费7646.62元；因出院后医嘱加强营养，故营养费酌情认定2000元；另查明，因此事李方艳被新民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李方艳、薛红、薛媛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法定事由不出庭参与案件诉讼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卜伟玲对于其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结合卜伟玲所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李方艳、薛媛、薛红实施的行为与卜伟玲受到的伤害具有因果关系，在审理过程中到作出判决前李方艳、薛媛、薛红也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卜伟玲的受伤治疗与其行为没有关系，故其应当按照其的过错程度对本案事件的发生承担赔偿民事责任。李方艳对此存在过错，且在纠纷发生后新民市公安局根据事实只对李方艳做出了行政处罚，故李方艳应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卜伟玲要求李方艳、薛媛、薛红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因其不能提供卜伟玲司法鉴定部门的有效票据、也无其它证据予以证明其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且其当时所受为轻微伤害并不必然发生精神损害，故不予支持；其要求的交通费虽未提供票据，但根据其实际情况有发生交通费用的需要，故酌情予以支持1000元。对于卜伟玲要求李方艳、薛媛、薛红承担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的诉讼请求，亦应按卜伟玲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认定，支持误工费7646.62元、医药费15051.97元、护理费1501.48元（42157÷365天×13天×1人）、营养费2000元，卜伟玲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部分不予支持；住院伙食费的诉讼请求，亦应按伙食费标准予以支持1300元（100元×13天）。李方艳、薛媛、薛红对于卜伟玲的各项损失应承担赔偿28500.07元的责任（1000.00元+7646.62元+15051.97元+1501.48元+2000元+13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李方艳、薛媛、薛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卜伟玲医药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8500.07元（15051.97元+1300元+1000元+7646.62元+1501.48元+2000元）；二、驳回卜伟玲其它部分的诉讼请求。李方艳、薛媛、薛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李方艳、薛媛、薛红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除“护理费1501.48元（42157÷365天×13天×1人）”以及“在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8月26日期间因受伤请假发生误工费7646.62元”外，其余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辽宁省新民市公安局2016年6月12日对李方艳的询问笔录中，李方艳自述“我大女儿就和卜伟玲撕扯起来了”、对于公安机关“你看到你女儿打卜伟玲了么吗？”的询问，其回答“当时就互相撕扯了都有打到对方”。2016年8月3日对李方艳的询问笔录中，其自述“我的伤是在卜伟玲和薛媛撕巴的过程中”、“卜伟玲就和我大女儿撕巴起来了”、“我二女儿看见卜伟玲和薛媛撕巴起来了，就上去拉架了。”2016年6月12日对薛媛的询问中，其自述“我就用手抓着她（卜伟玲）的头发，用腿顶着卜伟玲怕她打我”。2016年6月12日，对薛红的询问中，其自述“我就生气了，也打了她（卜伟玲）几下”。2016年8月23日，该局作出沈公（新）行罚决字[2016]第11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再查明，2017年9月1日，卜伟玲向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起诉李方艳、薛媛、薛红，请求三人赔偿医药费等费用，2018年7月31日，该院作出（2017）辽0181民初3859号民事裁定，以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卜伟玲的起诉。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卜伟玲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审程序是否合法；3.李方艳、薛媛、薛红是否应赔偿卜伟玲，如需赔偿，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数额如何认定。首先，关于卜伟玲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卜伟玲被侵权的时间发生于2016年6月12日，虽辽宁省新民市公安局于2016年8月23日对卜伟玲被殴打一案结案，但上述公安行政案件卷宗所附的对薛媛的询问笔录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说明此时公安机关仍在后续处理此行政案件。此外，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2017）辽0181民初3859号卜伟玲第一次起诉李方艳、薛媛、薛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一案中，卜伟玲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受托律师所在律所出具民事函的时间为2017年8月1日，因此，从上述证据来看，卜伟玲并未在公安行政机关结案后放弃主张权利，公安机关亦在结案后对该案件后续进行调查，因此，卜伟玲于2017年9月1日向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的起诉并未超过上述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于李方艳、薛媛、薛红的该项再审请求无法支持。关于李方艳、薛媛、薛红提出的原审送达程序问题。一审法院调取了李方艳、薛媛、薛红三人的人口信息，人口信息显示的三人户口所在地的新民市村民委员会亦出具了证明，证实上述三人下落不明、联系不上。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已尽必要审查，迳行公告送达并无不当。此外，本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参加了庭审，充分表达了意见，并对原审证据及本次审理中的新证据均进行了举证、质证，程序权利已得到救济，因此，对于上述三人提出的关于诉讼程序的再审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薛媛、薛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李方艳、薛媛、薛红的自述，能够认定薛媛、薛红参与了案涉侵权行为，为共同侵权人，因此对于薛媛、薛红提出的其二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认定的赔偿费用问题。首先，关于护理费数额问题。原审中，卜伟玲未提交护理费实际发生数额的相应证据，因此，原审结合卜伟玲受伤的实际情况，依据2018年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确定卜伟玲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数额并无不当，但因卜伟玲诉请的护理费数额为1326元，该数额少于按照上述标准确定的数额1501.48元，故本案应按照当事人的诉请为标准确定，原审对此认定不当，予以纠正。关于卜伟玲本次审理中提交的护理费的新证据，因其未申请再审，因此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第二，关于误工费数额问题。原审中，卜伟玲提交了沈阳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工会委员会加盖公章的《误工证明》，载明卜伟玲于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8月26日在该公司工作。本次审理中，李方艳、薛媛、薛红提交了沈阳某某肉禽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2020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卜伟玲自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6月12日在该公司工作，两份证明中均显示2016年6月12日卜伟玲在上述两家单位工作，工作时间存在重合，而侵权行为又发生在该日19时左右，故无法确定侵权行为发生之日卜伟玲在何单位工作。此外，某某公司出具《误工证明》表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包括该日）卜伟玲即请假，但结合上述证明，在该日无法认定卜伟玲是否到某某公司工作，且该日工作时间结束后侵权行为才发生，而卜伟玲于该日即开始请假，此节不具合理性。另，某某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卜伟玲的工作时间为2015年至2019年，这亦与该公司前述开具的误工证明以及某某公司开具的证明关于卜伟玲的工作单位及工作时间相矛盾，综上，对于卜伟玲原审中提交的某某公司的《误工证明》中载明的误工时间无法认定，但结合某某公司和某某公司开具的相关证明，能够认定卜伟玲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后能够提供劳动、从事相关工作，故其因被侵权而造成的误工损失应得到赔偿。再结合某某公司肉禽行业特性及该公司出具证明中其岗位为车间工人，某某公司出具证明中载明的岗位为收发室以及本次审理中某某公司出具工资条中载明的岗位为食堂的工作情形，本案中，对于卜伟玲的误工损失以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为标准确定更为合理。因依据该标准计算的误工费每日标准（42157元/365天=116元/天）高于卜伟玲主张的误工费日标准（7646.62元/75天=102元/天），因此，本案中应按照卜伟玲的诉讼请求102元/天的标准确定。关于卜伟玲的误工时间，依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院小结》载明的对卜伟玲开放性颅脑损伤、颅底骨折的诊断，结合该出院小结中“注意休息”的医嘱以及公安部《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规则》关于颅底骨折60日，开放性颅脑损伤30-90日的损失误工损失日的评定原则，本案中确定卜伟玲的误工损失时间为60日更为合理。综上，卜伟玲的误工损失为102元/天*60天=6120元。第三，关于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问题，原审依据卜伟玲受伤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应标准及认定相应数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2018）辽0181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2018）辽0181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方艳、薛媛、薛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卜伟玲医药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6797.97元（15051.97元+1300元+1000元+6120元+1326元+2000元）；若李方艳、薛媛、薛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李方艳、薛媛、薛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亮审判员 戈利利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黄卓书记员郭丹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