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兰，女，196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鸥，女，四川雄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锡双，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欢，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女，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欢，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李元兰因与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元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鸥，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及二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洁、米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元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中8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锡双、李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80万元借条是对2018年9月11日前的借款中尚未归还的款项进行的结算。被上诉人对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四张借条的真实性并未否认。其中金额为32.4万元和25万元的借条是在付款后就出具的，一直未予以归还。2018年9月11日结算时将被上诉人欠付的所有款项金额进行了核对，并将欠付的利息进行了结算，结算以后对利息以借条的方式予以确认，该金额为80万元和74.2万元的借条是双方于2018年9月11日经双方结算确认后出具，因32.4万元、25万元已经出具单独的借条，所以没有再次重新出具。四笔借款金额在结算单上均予以载明，如果没有进行过结算，上述金额就不会出现在同一张单子上，以借条形式出具的利息74.2万元就更不会与结算单上的金额一致。该结算单是2018年9月11日双方在被上诉人家进行借款本息结算，对账一致后被上诉人李秀亲笔书写的该份结算清单，其中详细记录尚欠借款本金明细及每笔借款的利息。这份结算单中载明的出借时间并不只是一个时段的未还款部分，其中也包含了2016年12月7日的32.4万元以及2017年4月1日的25万元，但是该两笔款项有单独的借条，因此结算时将其剔开、不再第二次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二、2015年6月21日，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载明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客观存在，且二被上诉人用自有的餐厅及房屋作抵押的内容足以说明二被上诉人在出具本情况说明之前，事实上存在欠付借款的事实并且金额巨大，才会足以让被上诉人用房产及餐馆作抵押。从双方之间2013年8月21日至2015年6月20日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不含上诉人主张的5万元现金和被上诉人主张的已还款10.3万元），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金额为204.6万元，被上诉人归还的金额仅为104.95万元（未细算本金及利息的金额分别是多少），但是从转账金额上看，截止2015年6月21日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100万元未予以归还，且尚未计算利息在内。因此，2013年、2014年尚欠借款本息的情形是存在的，虽然双方未曾约定二被上诉人归还的款项具体先归还哪一笔，对归还顺序未予约定，但是从双方之间的结算以及出具80万元和74.2万元借条的形式可以确定出本案中载明的金额，双方均是无异议的。三、对于74.2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为双方对借款存在利息约定的前提是被上诉人自认，但是同时又以因被上诉人对结算单提出异议为由对结算单不予认定，这是相互矛盾的。74.2万元的利息是否合法不作评析，但是该74.2万元的借条不是凭空书写，而是根据结算单上核算的金额而来，如果本金已经支付完毕，则不会存在还需要被上诉人核算利息并且还要被上诉人对核算确定的利息以借条的形式予以确认。四、上诉人2013年7月29日出借的5万元现金、2014年5月20日出借的15万元现金，如果二被上诉人未收到，则不会在2018年9月10日进行结算、更不会以借条的方式进行确认。同时80万元的借条和74.2万元的利息借条以及结算单均是同一天形成，能相互印证结算中欠付金额的事实。五、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在结算当天的录音内容能够认定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80万元被上诉人确已收到并且至今未归还本息的事实。 刘锡双与李秀辩称，上诉人李元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首先，2018年9月11日答辩人出具的80万元借条是双方协商再次借款后答辩人出具的借条，但是该借条并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李元兰没有履行借款的交付义务。上诉人关于80万元是双方对账后形成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该80万元借条内容并没有反映出双方对账经过，也没有反映出上诉人所主张的四笔借款的构成。双方的银行流水记录体现了双方的交易习惯都是通过银行转账。上诉人主张的80万元借款的组成中只有两笔金额分别为10万元和50万元的银行转账，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和2014年5月20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凭证，因此上诉人主张的80万元系四笔借款结算而来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借款和还款并没约定还款顺序，应当按照交易习惯，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处理。上诉人确认截止2013年8月5日答辩人已经还清2013年7月29日之前的债务，但是根据答辩人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从2013年7月29日至2018年9月11日出具80万元借条当日，上诉人李元兰总共向答辩人转账268.1万元，在此期间答辩人向上诉人共转账还款346.35万元，因此答辩人已经归还了上诉人的借款。对于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借款60万元，答辩人已经按照借款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予以清偿，双方没有对还款顺序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是先借先还，答辩人不可能只归还2014年后面的借款而不归还前面的借款。假设上诉人的主张成立，答辩人更不可能就80万元的四笔借款背负着高额利息长达六年不予还款。并且如果答辩人对2013年7月9日至2014年11月9日80万元借款本息未还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在2014年11月9日之后的三年期间还继续出借借款11次给答辩人。第三，案涉72.4万元的利息借条与本案80万元借款没有关联性。该借条明确注明该计算时间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上诉人李元兰垫付的利息，而非8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印证该72.4万元利息是上诉人称其对外借款然后转借给答辩人产生的垫付利息，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条确认。因此从这张借条载明的内容能够证明这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答辩人结算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欠付利息，更不能证明80万元借款借条是上诉人所说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四笔借款结算得来。第四，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中，答辩人并没有明确认可案涉80万元是结算而来的内容，并且上诉人应当针对80万元的交付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予以印证，不能仅凭上诉人单方面的录音作为出具80万元的依据。第五，上诉人对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应当支持。上诉人起诉本金137.4万元、利息139.58万元、垫付利息74.2万元，而通过银行流水显示，答辩人已经偿还资金351.85万元。如果上诉人的主张成立，答辩人就需要偿还本息总计703.03万元，而上诉人自2013年7月29日至2017年4月四年期间内分24次交付的借款才321.1万元。在双方对利息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计算出利息381.93万元，从这方面也可以证实上诉人的起诉不是事实。 刘锡双与李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仅承担偿还借款本金70834.60元及相应利息。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李元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和还款的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出借金额为325.5万元，多认定4.4万元，实际出借的款项为321.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截止2019年1月共计转款323.55万元，少认定28.3万元，上诉人实际还款总额应当为333.85万元（此处数字原书面上诉状写为“351.85万元”，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将此数字变更为333.85万元，并明确表述将原书面上诉状上的所有351.85万元的数字均变更为333.85万元）。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归还的333.85万元均是偿还2016年12月7日以前的借款，认定2016年12月7日和2017年4月1日的两笔借款57.4万元（实际借款为53万元）没有归还，与事实不符。根据银行交易记录，上诉人自2016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5日偿还借款本息39次共计54.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54.2万元系偿还2016年12月7日以前的借款与事实不符；3.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除32.4万元和25万元两笔借款之外尚欠有被上诉人其他借款本金，因此，其已支付给上诉人的总计323.55万元（实际应为333.85万元），不可能偿还了32.4万元和25万元两笔借款的本息，该认定属于推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自2016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5日，上诉人还款54.2万元。如果被上诉人主张还有其他借款没有清偿，应当提供证据后另案起诉。二、原审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仅对有争议的其中六次借款本金137.4万元及利息提起诉讼，对其他借款本金及清偿行为没有异议，也没有提起诉讼。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7年4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累计借款321.1万元，自2013年8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累计还款本金（含部分有利息的借款，下同）及利息333.85万元，被上诉人仅对2013年7月29日、2013年8月20日、2014年5月20日、2014年11月9日、2016年12月7日、2017年4月1日的六笔借款本金137.4万元及利息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围绕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双方已经偿还且没有争议的还款金额214.45万元纳入审理范围，超越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应当围绕被上诉人起诉的137.4万元借款本金和139.58万元的利息进行审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对其中80万元的借款不予支持。对剩余的57.4万元的借款本息应当根据借款后，上诉人的还款交易记录进行审理认定。三、原审判决对借款本金基数和利息的计算方法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原审法院将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借款本金268.1万元予以计算利息，导致利息的计算错误。2.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利息的约定，原审法院的计算方法也是错误的。利息的计算方式应当根据出借本金结合还款期限计算。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7年4月1日近44个月内，双方发生借款23次；自2013年8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的53个月内，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156次，累计偿还金额333.85万元。利息的计算应当以借款本金和还款周期分段计算，根据先息后本的原则，扣除利息后，剩余的还款应当扣减本金，随着本金基数不断减少，利息也不断减少。在这53个月的期限内，上诉人总共还款156次，计算利息的时间段就有156个。因此一审法院简单的将本金相加，减去所谓的自认利息，不考虑还款周期、还款本金基数不断减少的事实，导致审理结果错误。四、一审法院以借条认定借款金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出具的借条金额为32.4万元，实际只收到被上诉人的转款29万元，该笔借款本金应当认定为29万元。借款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1日提前还款20万元、2017年1月5日还款0.5万元、2017年1月12日还款1.5万元、2017年1月20日还款0.5万元、2017年2月7日还款本金1.2万元，以上总计归还本金23.7万元，剩余本金5.3万元，因上诉人逾期还款，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截止2017年6月14日，上诉人已经偿还被上诉人本息共计29.5万元，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29万元借款已经全部清偿。2.原审法院人认定上诉人于2017年4月1日向被上诉人借款25万元，约定月利率4%，被上诉人预先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1万元，上诉人实际借款的金额应当为24万元。该笔借款，上诉人已经归还本息25.5万元，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借款后上诉人自2017年7月起偿还借款，上诉人每次偿还的借款金额不同，每次还款扣除利息后剩余的金额应当认定为归还的借款本金。自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5日，上诉人已经偿还被上诉人本金180131.90元，已经偿还利息74868.10元，本息共计25.5万元，上诉人仅应承担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70834.60元、利息12114.50元，共计82949.10元的偿还责任。 李元兰辩称，请求驳回对方的上诉请求，支持李元兰的上诉请求。本案中之所以要先归还发生在后的借款是因为后面的借款是答辩人向案外人借款后转借给上诉人的，需要向案外人支付利息以及亏欠人情，所以才要求上诉人先行归还。从胥某和李元兰的多段录音中，刘锡双和李秀对尚欠80万元借款并试图用贷款的方式归还借款也是认可的。74.2万元利息的借条是根据结算清单而出具，结算清单上的数据与答辩人主张的80万元借款构成完全吻合，相反，刘锡双和李秀根本无法解释自己出具的74.2万元利息借条是如何组成的。 李元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7.4万元(80万元、32.4万元、2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月利率2%计算自借款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暂至2019年11月1日，利息共计139.58万元，其中起算金额及时间分别为:①借款本金10万元自2013年8月21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75个月，利息15万元;②借款本金15万元自2014年5月20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66个月，利息19.8万元;③借款本金50万元自2014年11月9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59个月，利息59万元;④借款本金5万元自2013年7月29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76个月，利息7.6万元;⑤借款本金32.4万元自2016年12月7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35个月，利息22.68万元;⑥借款本金25万元自2017年4月1日起算，暂至2019年11月1日，借期31个月，利息15.5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锡双与被告李秀系夫妻关系，原告李元兰与胥某系夫妻关系。二被告多年来向原告方多次借款并多次还款，双方对多次借款有利息约定（每笔借款具体约定的利息不详）。2013年8月5日被告刘锡双向原告丈夫胥某转款10.3万元，使双方之间于2013年7月29日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自2013年7月29日至庭审时止，原告李元兰及其丈夫胥某共计向二被告转款24次，转款金额共计321.1万元。自2013年9月29日至2019年1月5日，二被告共计向原告转款155次，转款金额共计323.55万元（原、被告间具体转款信息详见附件2）。被告自认其向原告转出的款项中有80.84万元是用于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2016年12月7日，被告刘锡双、李秀共同向原告李元兰借款32.4万元，并出具《借条》1张，内容为：“刘锡双借到李元兰人民币324000元，限期两个月，到2017年2月7日归还”。2017年4月1日，被告刘锡双向原告李元兰借款25万元，并出具《借条》1张，内容为：“刘锡双借到李元兰人民币250000元，利息每月10000元，用西房权证2××6号做抵押，限期肆个月，到2017年8月1日准时归还，到期不还此房屋做250000元抵押给李元兰，李元兰有权处理此房，借款方无权干涉”。2018年9月11日，被告刘锡双、李秀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1张，内容为：“今借到李元兰人民币800000元，用于投资双河砖厂周转”。2018年9月11日，被告刘锡双、李秀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1张，内容为：“今借到李元兰垫付利息742000元，注2017年3月1日—2018年9月1日的利息，本条子至还清为止有效”。 2015年6月21日，被告刘锡双、李秀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款说明》1份，主要内容为刘锡双用其位于大桥街的房子作抵押。2018年10月23日，被告刘锡双向原告出具《保证》1份，内容为：“刘锡双保证每个月最低还李元兰本金50000元，如不属实，由李元兰上诉”。 现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自述自2013年7月29日至庭审时止，二被告共计向原告借款25次，借款金额共计360.4万元。要求二被告偿还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137.4万元，同时按照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一、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2017年4月1日，原、被告之间产生多次借贷事实，二被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积极全面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二、综合分析全案可知，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获取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被告通过民间借贷实现融资投资经营收益的互惠互利意图明显。被告在本案答辩、庭审陈述、举证质证中关于利息的自认以及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给原告的关于74.2万元垫付利息的借条，结合双方并无特殊的身份关系或者其他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关于双方之间针对多笔借款无利息约定的抗辩不能成立。法律并不禁止公民在民间借贷中以非书面的方式约定利息，至于具体约定情况，若被告不予认可，则是债权人的举证责任问题，债权人举证不能才是导致承担“视为无利息约定”的不利法律后果的条件。实际上，债务人仍然应当本着公平、诚信原则按照约定履行付息义务。三、被告对借款于2014年11月9日的50万元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答辩时坚称未收到该笔借款，庭审中明确认可50万元的转款记录）；2018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保证》之日，按照被告在本案中的抗辩主张，其欠原告的应还本金仅剩96924.60元，其与原告间已无必要出具“每个月最低还本金50000元”的《保证》书；被告将2013年8月5日转给原告的10.3万元，既作为偿还旧账又作为偿还新债；被告尚欠原告的本金具体数额，被告在本案的抗辩意见中前后提出69868.10元、70834.60元、54826.65元三笔数额不一致。根据上述事实可知，被告在本案中的抗辩意见，多处不能达到逻辑自恰，且明显有违《民法总则》第七条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之规定。四、2016年12月7日、2017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两笔款项，被告仅认可有转账记录的29万元和2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借条既是民间借贷合意的载体，又是可以证明借款人收到出借人出借的借条载明金额的直接证据，若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形，则应当视为出借人已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出借义务。若仅凭被告口头抗辩否认无转账记录部分借款就要求原告承担继续举证责任，一是明显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平；二是有损广大农村民间借贷便利性、经济性原则，从而不当促进农村闲散资本游离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外；三是一定程度上使借条这种直接证据形式丧失了其应有的法律意义。因此，原告主张的其分别于2016年12月7日、2017年4月1日借给被告的32.4万元和25万元，应当予以支持。五、关于80万元结算债权，原告的主张该80万元借款本金的构成情况明显违背常理常情；且对于2013年7月29日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诉讼请求、于2014年5月20日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诉讼请求，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笔借款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3年8月21日1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诉讼请求、2014年11月9日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诉讼请求，在双方没有证据证明约定了还款顺序和每笔借款期限的情况下，应视为先借先还，故对于原告主张的80万元借款构成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出借款项金额认定：原告所述自2013年7月29日至2016年7月18间的23笔借款，但由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现金支付部分，一审法院仅认可转账金额268.1万元为借款本金。对于2016年12月7日、2017年4月1日两笔借款，一审法院均予认可。经一审法院核实后，原告出借款项金额共计325.55万元。 对于二被告偿还款项的认定：二被告自述自2013年8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共计转款156次，转款金额共计333.85万元。对于2013年8月5日转款金额为10.3万元的款项，二被告在答辩中既要作为偿还旧账又要作为偿还新债，一审法院综合案件情况认定为二被告用于偿还2013年8月21日（该日期为本院认定原告出借第一笔款项的日期）前的旧账。经一审法院核实后，二被告共计向原告转款323.55万元。 二被告截止于2019年1月5日共计转款323.55万元，扣除其自认的用于支付利息的80.84万元，剩余242.71万元才是用于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二被告向原告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共计为325.5万元，扣减二被告已偿还的本金242.71万元，二被告应当尚欠原告本金82.79万元，而非被告抗辩主张的最多为70834.60元。 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借给被告的32.4万元，《借条》内并未约定利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息2%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仅支持二被告按照年利率6%给付逾期利息。 原告于2017年4月1日借给被告的25万元，双方于借条中约定月利率4%，虽已超出法律规定，但原告在本案中要求二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借期内利息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的诉求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 被告主张其于2017年6月还款2.2万元后32.4万元本息已偿还完毕，且已多还款4293.40元；另至2018年9月11日，25万元借款本金，其已偿还大部分，仅剩下96924.60元。可被告在2018年9月11日不仅没有收回本息已偿还完毕的32.4万元的借条，反而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80万元和74.2万元的借条，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被告的答辩意见可信度不高。 如前所述，二被告尚欠原告本金82.79万元。二被告分别于2016年12月7日、2017年4月1日向原告借款为32.4万元和25万元，合计为57.4万元，低于82.79万元。由此可以确认，二被告除借款时间最晚的两笔借款（即32.4万元和25万元）之外，尚欠有原告其他借款本金，因此其已支付给被告的总计为323.55万元的款项，不可能偿还了32.4万元和25万元两笔借款的任何本息。至于除这两笔借款外仍未偿还的借款本息，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具体的借款事实、利率约定等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8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被告关于原告的主张及事实违背常理的抗辩意见成立，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于2016年12月7日的32.4万元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金部分有事实依据，被告应当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利息部分一审法院仅支持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至本息付清时止。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于2017年4月1日的25万元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支撑，也有明确的法律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支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仅认可有转账记录部分借款金额以及仅欠原告最多为70834.60元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锡双、李秀连带偿还原告李元兰借款本金57.4万元（此款由32.4万元和25万元组成）；二、被告刘锡双、李秀以本金32.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原告李元兰逾期利息，时间自2017年2月8日起直至被告刘锡双、李秀还清本息之日为止；三、被告刘锡双、李秀以本金2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原告李元兰利息，时间自2017年4月1日起直至被告刘锡双、李秀还清本息之日为止；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四、驳回原告李元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8958.40元，由李元兰负担14479.20元,由刘锡双、李秀负担14479.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元兰提交了一份其与刘锡双于2018年10月22日的电话通话录音，拟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刘锡双认可之前承诺的每月还款5万元没有兑现，所以次日又出具了书面的保证按每月最低还款5万元，依然没有兑现，证明刘锡双欠李元兰的借款并未归还完毕。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质证认为该录音并未征得刘锡双的同意，故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并且该录音内容没有开始部分，有可能是剪辑而成。该证据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借款是否归还完毕可以依据银行流水记录进行判断，出具80万元借条当时，刘锡双已经不欠李元兰的借款了。 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未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李元兰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从该录音通话内容来看，通话双方谈话内容只涉及5万元，并且指向不明，对刘锡双是否尚欠李元兰的借款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再行认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李元兰及其丈夫胥某多年来向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夫妇多次借款并多次还款，双方之间存在多笔银行交易往来。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彼此的银行往来款项都是借款或还款性质，并且双方之间每次借款均需出具书面借条，交易习惯为每还清一笔借款就收回一张借条。 2015年6月21日，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共同向上诉人李元兰出具一份《借款说明》，其上载明“刘习（锡）双在李元兰处借用现有大桥街上餐厅的房子作抵押，同时将原邓兴荣的土地使用证交李元兰处保管（此证购房时未办过户手续）。以后待借款还清后退还给刘习（锡）双。注：利息按2.5%月利息计算。”，该《借款说明》落款处由刘锡双、李秀签名摁印，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对该《借款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注：利息按2.5%月利息计算。”的内容以系事后添加为由对添加部分文字不予认可。上诉人李元兰二审中陈述该《借款说明》系书写完后由刘锡双、李秀签名摁印后双方又再补充协商要载明利息约定，所以当面补充书写了“注：利息按2.5%月利息计算。”的内容。 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共同向上诉人李元兰出具一张《借条》，其上载明“刘锡双借到李元兰人民币324000元，限期两个月，到2017年2月7日归还。”，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认可李元兰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9万元的事实，但对李元兰关于另有3.4万元系现金交付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可。2017年4月1日，上诉人刘锡双向上诉人李元兰出具《借条》一张，其上载明“刘锡双借到李元兰人民币250000元，利息每月10000元，用西房权证2××6号做抵押，限期肆个月，到2017年8月1日准时归还，到期不还此房屋做250000元抵押给李元兰，李元兰有权处理此房，借款方无权干涉。”。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认可李元兰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4万元的事实，但对李元兰关于另有1万元系现金交付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可。二审庭审中，针对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在未足额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为何不要求更改借条的问题，上诉人刘锡双表示自己不清楚。上诉人李元兰就此问题则表述为“他当时和彭某说好了这笔钱，我就给他说既然那家说好了借30万给他，我这边就再拿2.4万元给他。隔壁商铺的彭某拿了30万元的现金给我。他来我家拿钱的时候发现家里还有3.4万元现金，就把3.4万元拿给他，他打好条子以后我才去银行转了剩下的29万给他。”以及“25万元也是彭某的钱，他又再一次向我承诺说是贷款下来后一并归还，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就又去彭某那里借了25万元，还是4分利息，这次就在借条上注明了的，当时他说把西昌的房子拿给我抵押。和彭某说好以后他就来我家打条子，他来我家打条子的时候先拿了1万元现金，第二天彭某拿了25万元现金给我，我存在银行里面的，转了24万元给他。”。 2018年9月11日，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共同向上诉人李元兰出具了两张《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元兰人民币800000元，用于投资双河砖厂周转。”，另一张则载明“今借到李元兰垫付利息742000元，注2017年3月1日—2018年9月1日的利息，本条子至还清为止有效。”。一审中，李元兰还向法庭提交了一张写有日期以及对应本息金额的手写便条，其上载明了74.2万元的计算由来，李元兰主张该便条是两家人坐在一起结算后由李秀执笔书写，80万元借条是对之前尚欠借款本金的结算（由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2013年8月21日的转账借款10万元、2014年5月20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以及2014年11月9日的转账借款50万元四笔借款结算得来），74.2万元借条是对尚欠利息的结算。刘锡双、李秀以便条上没有双方签字为由主张不是双方的结算便条，并且主张80万元的借条是双方协商准备借款后并未实际收到80万元的款项支付，但是对未收到借款却又不收回借条的原因，刘锡双解释为“反正钱都没有拿给我，收不收回都无所谓。”，对74.2万元的借条刘锡双陈述为“条子上是载明了垫付的时间是2017年3月7日至2018年9月1日的利息，但是具体垫付给哪些人，她没有拿出证据，所以不认可。”。 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已经查明的双方之间具体转账情况除了刘锡双于2015年9月8日向李元兰转款20万元的金额有异议之外，对其余转款情况以及转款总金额均无异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转款事实以及转款合计总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刘锡双于2015年9月8日向李元兰转款的金额应为2万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万元。对刘锡双于2015年9月8日向李元兰转款2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8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履行、利息如何认定；二、案涉32.4万元和25万元的借条实际交付的本金是多少，利息如何认定；三、刘锡双、李秀尚欠的本息金额如何认定。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对案涉80万元的借条是对以往借款的结算还是新达成的借款合意，本院分析如下：案涉80万元的借条系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于2018年9月11日向上诉人李元兰出具，并且同一天还出具了另一张载明“今借到李元兰垫付利息742000元，注2017年3月1日—2018年9月1日的利息，本条子至还清为止有效。”的借条。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对为何出具74.2万元垫付利息的借条不能作出符合常理的说明，相反，对为何出具74.2万元的借条这一疑问，李元兰向法庭提交了一张写有日期以及对应本息金额的手写便条，虽然该便条无刘锡双、李秀的签字确认，但是便条上载明的74.2万元与借条上的74.2万元数字吻合，能够说明74.2万元借条的形成原因。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认可74.2万元借条的真实性，但是却又不能说明为何出具此借条，在此情形下，上诉人李元兰提交的证据显然更具有证明优势，对上诉人李元兰关于74.2万元借条的形成系从便条记载的款项计算而来的事实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出具74.2万元借条的行为是对74.2万元利息的认可，同时也应当视为对产生该利息的借款事实的认可。而该便条上的七条款项记录中就包含有组成80万元借款的四笔款项，也包含了已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借条的32.4万元借款以及已于2017年4月1日出具借条的25万元借款，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80万元借条是对之前四笔借款本金重新确认后出具，并非双方于2018年9月11日新达成的借款合意。 对上述8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李元兰主张80万元借款系由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2013年8月21日的转账借款10万元、2014年5月21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以及2014年11月9日的转账借款50万元四笔组成，对2013年8月21日的转款10万元以及2014年11月9日的转款50万元有银行转款记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李元兰主张的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2014年5月21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虽然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予以否认，但是二人在2018年9月11日出具74.2万元借条所认可的74.2万元利息中就包含有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2014年5月20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日常经济交往中，几万、十余万的款项采用现金交付方式已很常见，如果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没有收到这两笔现金借款，也不会出具包含了此两笔借款本金在内后计算得出的利息借条。结合出具74.2万元利息借条当日还出具了80万元借条的行为，可以认定上诉人李元兰向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实际履行了该80万元借款的交付。对上诉人李元兰关于要求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归还80万元借款本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该80万元借款的利息约定，虽然结合74.2万元利息借条以及对应计算利息的便条可知双方对2013年7月29日的现金借款5万元、2013年8月21日的转账借款10万元、2014年5月20日的现金借款15万元以及2014年11月9日的转账借款50万元曾经进行过利息约定，但是由于计算利息的便条上没有反映出具体的关于利率、计息期间等计算过程，因此对双方利息约定的具体内容，本院无法查证。并且上诉人李锡双、李秀于2018年9月11日重新出具的80万元的借条上也无利息约定，因此根据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的规定，对上诉人李元兰关于要求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支付案涉80万元借款的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案涉32.4万元和25万元的借条实际交付的本金是多少、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数额并不巨大的款项采用现金交易方式符合民间交易习惯，但是由于案涉25万元的借条上明确约定每月利息1万元，因此结合该笔借款转账依据仅有24万元的事实，本院推定该笔借款预先扣除了第一月的利息1万元，民间俗称“砍头息”，根据〔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对案涉25万元借条实际交付的本金本院依法认定为24万元。针对32.4万元的借条，债务人刘锡双、李秀否认有利息约定、借条上也没有载明利息，并且李元兰也未能举证证明利息约定，因此本院认定该笔借款未约定利息，在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预先扣除利息的可能。债权人主张其中3.4万元现金交付并不违背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因此对借条上载明的金额32.4万元本院依法认定为此笔借款的本金。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刘锡双、李秀尚欠的本息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自2013年8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时间段内的往来转账多达179笔，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刘锡双、李秀转账给李元兰的某一笔款项是归还的哪一笔借款均有不一致的陈述，李元兰主张归还的是案外借款并主张该笔借款还清之后即把对应的借条退还给借款人，因此无法提供案外借款的借条对此事实主张予以证明，而刘锡双则主张是归还的本案争议的借款；并且案涉三笔借条有约定了利息的、也有未约定利息的情况，案外已经归还的借款是否约定利息以及具体利率等情况都无法查实，因此本院无法将双方之间总计179笔的往来款一一对应抵扣、逐笔厘清。但是根据双方均认可的每笔借款均需出具书面借条，每还清一笔借款就收回一张借条的交易习惯，目前上诉人李元兰持有金额分别为80万元、32.4万元、25万元的三张借条，如果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已经归还，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归还完毕的款项对应的借条则应当由刘锡双、李秀予以收回。目前案涉借条仍然由李元兰持有，因此，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关于32.4万元借条载明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上诉理由与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不符，对此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上诉要求对57.4万元（32.4万元+25万元）的本息根据银行交易明细中的还款记录进行审理认定，但是在刘锡双以及李秀向对方转账的156笔银行转账记录中，正是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本案三笔借款的多笔借款，且还款记录金额并不固定、也不呈规律性，针对载明金额为25万元、利息为每月1万元的借条，在转款记录中也没有能够一一对应的每月归还利息1万元的呈规律性的银行记录，因此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关于其自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5日已经偿还本金180131.90元、利息74868.10元共计25.5万元，目前只欠本金70835.60元、利息12114.50元的上诉主张不能与其提交的银行记录对应，对其关于要求改判只归还本金70835.60元、利息12114.50元合计82949.1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偿还借款人民币136.4万元（32.4万元+24万元+80万元）。根据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针对136.4元借款本金中的24万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4%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往来款项众多，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无法说明该24万元借款的利息支付情况，故本院无法核实24万元借款的利息实际支付情况，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刘锡双、李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应当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案涉借款出借之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至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应当自逾期还款之日即2017年2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上诉人李元兰支付32.4万元借款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由于80万元的借条既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未约定利息，因此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应从李元兰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上诉人李元兰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综上所述，李元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刘锡双、李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零六条，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即：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以本金32.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上诉人李元兰逾期利息，时间自2017年2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 二、变更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连带偿还上诉人李元兰借款本金56.4万元（此款由32.4万元和24万元组成）； 三、变更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上诉人刘锡双、李秀以本金24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上诉人李元兰利息，时间自2017年4月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 四、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即“驳回李元兰其他诉讼请求”； 五、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向上诉人李元兰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20年2月24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六、驳回上诉人李元兰其他上诉请求； 七、驳回上诉人刘锡双、李秀其他上诉请求。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给付。 一审案件受理费28958.40元，由上诉人李元兰负担14479.20元,由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负担1447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958.00元，上诉人李元兰负担14479.20元,由上诉人刘锡双、李秀负担14479.20元。 如果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燕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蒋 强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黄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