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8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第****。法定代表人：范海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菲，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鄢逸泽，广东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崇山村**v>法定代表人：彭建。上诉人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5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茂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菲、鄢逸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朝瑞公司向国茂公司支付货款70920.5元及利息867.75元（以70920.5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年9月25日为867.75元）；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朝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错误。1.对各单个证据的审核认定错误。第一，关于12张朝瑞公司手书的询价单，虽然这些单据上没有朝瑞公司盖章、签名，但其中有5张是手书留有“159××××****”这个电话号码的，而该电话就是国茂公司所提交的《报价单》《送货单》上与国茂公司对接人“熊继午”的电话；其次，其中的3张抬头注明有手书标注“To国茂Fm朝瑞”，言明了国茂公司和朝瑞公司之间的关系；该组证据的原件为国茂公司所持有。但一审法院或是未注意到，或是认为无需审查该联系电话所属人员的身份而武断下结论，从而作出上述明显错误的认定。第二，关于2份《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报价单》。在一审庭审中国茂公司己就此解释该签字人为朝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朝瑞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郭志榕(后变更为彭建)的母亲凡(梵)玮玮，对于国茂公司的该主张，因朝瑞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庭审，如一审法院所述，应当视为朝瑞公司放弃质汪的权利而予以认定。第三，关于27张送货单。一审法院未详查本案所涉交易的背景。该案所涉交易实际上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国茂公司直接承接朝瑞公司的订单，所涉交易金额为116039元，另一部分是案外人晋江市禾博进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博公司)向朝瑞公司下订单，禾博公司曾就该指定采购部分的货款向国茂公司作过口头担保，为此，国茂公司特地在对账单上也作了区分，前者的对账单抬头标明“晋江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后者的对账单抬头则加了一个“(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此国茂公司所提交的证据4《指定供应商应付款项》也可以予以佐证；称客户为“联络人”是国茂公司的一种交易习惯，而且在部分送货单上签收货物的人也就是“联络人”处所指明的“熊继午”，并不能仅以“联络人”这一称谓而认为朝瑞公司非交易的对象，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即便送货单上还显示有其它企业的名称，但也总共只有2张，而且上面还有手书所进行的与朝瑞公司有关联的“朝瑞二厂”“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注明、修改。第四，关于2019年7月30日盖章确认的函件照片。联系前述本案的交易背景以及最初国茂公司将“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二的事实，再结合该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朝瑞公司系案涉交易主体。第五，关于《国贸账单结算汇总》及对账单。《国贸账单结算汇总》系由禾博公司出示给国茂公司业务员吴锦江并由后者拍照，从其制作格式可知，其是由朝瑞公司制作的，虽然其与对账单均没有朝瑞公司的盖章签名，但上面的总金额与指定供应商应付款项”上显示的金额一致，如一审法院所言，应予认可真实性、合法性。第六，关于律师函。律师函未获得朝瑞公司答复确确认的原因不在于国茂公司，为逃债而拒签律师函属于债务人的一般招数。2.未注意各项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如上所述，鉴于朝瑞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参加庭审，一审法院已依法对国茂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了确认，同时也导致对于案件的事实只能从证据的关联性上来认定，但一审法院不仅未正确地审核单个证据，而且孤立、片面地认定每一份证据，未将各单个证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审查，国茂公司是案涉交易的主体无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国茂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其与朝瑞公司进行交易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朝瑞公司已经放弃反驳的权利，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朝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国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朝瑞公司向国茂公司支付尚欠货款38933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975.81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朝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茂公司主张朝瑞公司向其采购皮革，双方无签订书面合同，主要通过书面报价、询价完成交易的意思表示。国茂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12张手写单据，其中写有货号、色号、数量等内容并附有皮革样品，但未注明价格，国茂公司主张该些单据是朝瑞公司员工手写的书面询价单，但单据中无任何签字或盖章。（二）2份《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报价单》，日期分别为2019年5月4日、2019年5月15日，报价单均载明联络人为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电话为熊继午/159××××****，总金额合计305723.5元，报价单落款客户签章栏有一字迹潦草的签名，国茂公司主张该签名为“梵玮玮”，并主张该签名人员实为朝瑞公司的实际老板凡玮玮。（三）27张送货单，日期为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6月16日，其中25张送货单载明“致：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1张送货单载明“致晋江优倍斯鞋业贸易有限公司”，该26张送货单均载明联络人为朝瑞公司；另1张送货单载明“To：晋江优贝斯鞋业朝瑞工厂”；该27张送货单金额合计389203元，客户签收栏有“李瑞侠”或“熊继午”的签名。（四）2019年7月30日朝瑞公司盖章出具的函件照片（内容不完整、无原件），其中“指定供应商应付款项”表格第2行载明：厂商为国贸、金额为269308元、备注为已确认签字（由嘉晟开具汇票）、说明为含税应开票金额。国茂公司称该表格中的“国贸”即为国茂公司，可证明朝瑞公司承认欠国茂公司货款269308元。（五）《国贸账单结算汇总》，载明金额合计269308元，供应商确认栏有国茂公司员工吴锦江的签名，除此之外无其他签名或盖章确认。（六）国茂公司单方出具的2019年5月至6月对账单2张，第一张对账单抬头载明客户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尾部载明2019年6月30日止尚欠金额为270053元；第二张对账单抬头载明客户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kappa订单）”，尾部载明2019年6月30日止尚欠金额为116039元；该两张对账单中无朝瑞公司或禾博公司的签字或盖章确认。2019年11月12日，国茂公司委托广东劳法律师事务所蒋四清律师向朝瑞公司工商登记地址邮寄律师函，收件人为凡玮玮。该邮件因“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且无法联系收件人”于2019年11月26日被退回。一审另查明，根据2020年8月31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朝瑞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12月2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或控股），2020年4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郭志榕变更为彭建，登记股东由郭志榕、罗群芳变更为彭建、罗群芳，工商备案的主要人员由张邦高（监事）、郭志榕（执行董事、总经理）变更为张邦高（监事）、彭建（执行董事、经理）。国茂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朝瑞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389332元及利息，并要求禾博公司对其中的273293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国茂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禾博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作出口头裁定予以准许。一审诉讼中，国茂公司主张：凡玮玮是朝瑞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志榕的母亲、也是朝瑞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国茂公司诉讼请求中货款本金389332元的计算方式为送货单合计金额389203元加上另外129元货款，但该129元货款无证据予以证明；送货单中签名人员熊继午、李瑞侠分别是朝瑞公司的采购人员和仓管人员，但国茂公司无证据证明该二人为朝瑞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国茂公司起诉主张朝瑞公司尚欠其货款389332元，但从举证情况看，一审法院认为国茂公司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其主张和诉请，理由如下：第一，国茂公司提交的12张手写单据，其中无任何签字或盖章，无法证明是朝瑞公司员工手写的书面询价单。第二，国茂公司提交的2份《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报价单》中的客户签名字迹潦草，且无证据证明该签名人员与朝瑞公司的关系。第三，国茂公司提交的27张送货单所载发送对象是“晋江市禾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晋江优倍斯鞋业贸易有限公司”“晋江优贝斯鞋业”，朝瑞公司只是作为联络人，故难以认定该送货单所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主体。且国茂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送货单中的签收人“李瑞侠”“熊继午”有权代表朝瑞公司签收货物。第四，2019年7月30日朝瑞公司盖章出具的函件照片，内容并不完整，即使该函件确为朝瑞公司所发，仅从节选的部分内容亦无法证明朝瑞公司确认欠国茂公司货款。且该表格中记载的厂商名称为“国贸”，与国茂公司的公司名称不符，所载货款金额亦与国茂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不相符合。第五，《国贸账单结算汇总》以及国茂公司单方出具的2019年5月至6月对账单中均无朝瑞公司的签字盖章，对朝瑞公司不具有约束力。第六，朝瑞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中并无显示“熊继午”“李瑞侠”“凡玮玮”系与朝瑞公司有关的人员。最后，国茂公司向朝瑞公司寄送的律师函亦未获得朝瑞公司答复确认。综上，国茂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国茂公司、朝瑞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朝瑞公司欠国茂公司货款389332元，国茂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国茂公司要求朝瑞公司支付货款389332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茂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55元，由国茂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国茂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结算对账单，拟证明国茂公司和朝瑞公司双方在2020年1月7日盖章结算，朝瑞公司尚欠国茂公司70920.5元。朝瑞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能到庭，故未提供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交易的对象和欠款人是否朝瑞公司。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因本案买卖双方之间未签订买卖合同，且国茂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朝瑞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国茂公司的诉讼请求。现国茂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国茂公司和朝瑞公司双方在2020年1月7日的结算单，结算单上有双方公司的盖章并显示朝瑞公司尚欠国茂公司70920.5元。因朝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能到庭参加庭询，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本院对国茂公司二审审理期间提交的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结合国茂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的12张手写单据、2份《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报价单》、27张送货单、2019年7月30日朝瑞公司盖章出具的函件照片、《国贸账单结算汇总》、国茂公司单方出具的2019年5月至6月对账单2张，七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国茂公司与朝瑞公司之间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以及朝瑞公司欠国茂公司70920.5元的事实。朝瑞公司理应向国茂公司支付尚欠货款70920.5元及逾期支付利息，逾期支付利息可按国茂公司主张的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综上所述，国茂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548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支付欠款70920.5元及逾期支付利息（逾期支付利息以70920.5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5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国茂纺织皮革有限公司负担5867元，被上诉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2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4.71元，由被上诉人泉州市朝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沙宇航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