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欣玲，女，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连云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章超，北京中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兆文，男，1946年7月11日出生，石景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金融中心4层和5层。法定代表人：王明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邸坤鹏，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欣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以下简称中信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8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欣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章超、孟兆文，被上诉人中信公证处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邸坤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欣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中信公证处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中信公证处有严重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与前述判决相矛盾，是对两份生效判决的实质更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大量使用或然性、盖然性、推理性词语，系无据推理。一审法院通过照片及中信公证处出示的笔录认定我、王少华、洪江、张香亭同时在公证处办理公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判决，我既未“明知”，也未“仍然使用”，一审法院系适用法律错误。中信公证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吕欣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欣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本案一审判决与生效判决是针对不同事由进行审判，并不矛盾。原生效判决是基于洪江的身份而对公证作出认定，本案是吕欣玲作为参与公证的人之一所发生事由对公证作出认定，两份判决并不矛盾。2.一审判决进行的推理是建立在事实和逻辑上的，是严谨的。3.一审法院认定的照片是包括吕欣玲在内的四人进行公证时的合影，有四人的签名，原件留存在公证卷宗中。尽管没有签署日期，但根据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公证过程是连续的、合理的。4.一审判决适用了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没有适用法律错误。吕欣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信公证处赔偿我1262166.67元，诉讼费由中信公证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法院所查询工商档案，查明如下：1.中煤总（北京）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总）的法定代表人为洪江，股东为吕欣玲、中煤亚太（北京）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香亭及洪江。吕欣玲为大股东，持股50%。2.中煤总与王少华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中煤总因资金周转问题向王少华借人民币二百万元整，王少华于2014年3月24日将该笔款项汇入中煤总在宁波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的账户内，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23日，自然人：张香亭、洪江、吕欣玲提供个人连带保证责任。结合公证书的内容，应认定各方在2015年2月13日签订的该协议。吕欣玲称借款按约定汇入中煤总账户内，用于公司经营。该借款协议上有中煤总盖章，有张香亭、洪江、吕欣玲及王少华的签名。吕欣玲对自己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签名、盖章并非同时进行的。3.2015年2月15日，借款人中煤总（甲方）、出借人王少华（乙方）、保证人洪江、张香亭、吕欣玲（丙方）在中信公证处办理“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11865号”。公证书记载：甲、乙、丙三方当事人于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向我处申请办理前面的《借款合同》公证，并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经查，上述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借款合同》。当事人各方在订立该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各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甲、丙方有关到期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保证义务时，无须经过诉讼程序，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自债权文书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卷宗档案中有王少华、洪江、张香亭、吕欣玲四人合影的照片打印件。吕欣玲称不清楚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4、因中煤总未按约定期限归还王少华欠款，2015年12月2日，中信公证处作出（2015）京中信执字01756号《执行证书》，申请人王少华可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0月，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执2302号执行决定书，因借款人及保证人未履行义务，故包括洪江等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后洪江向法院起诉中信公证处，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公证书中签名是否为洪江本人书写进行鉴定，2019年7月11日，该鉴定单位作出鉴定意见，“洪江”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2019年10月2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中信公证处在涉案公证中存在过错，故应赔偿洪江经济损失30000元。中信公证处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12月30日，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书。另查，2019年1月30日，东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承办法官通知本案吕欣玲“经你方与申请执行人共同确认，总执行款项378.65万元，扣除执行费，剩余233404.95元发还于你，你凭发还明细表去执行三庭领取案款”。一审法院认为，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而仍然使用造成自己损失，请求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吕欣玲要求中信公证处赔偿的诉讼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借款协议》由出借人、借款人及保证人各方签名、盖章，并捺手印。一般习惯应为签名、盖章同时完成，吕欣玲称多个合同主体分别完成签名、盖章的行为，与常理不符。其次，中信公证处出示了一张吕欣玲、王少华、洪江、张香亭四人的合影打印件，结合公证处当天为四人所做的笔录，可以确定是四人同时在公证处办理公证。吕欣玲系中煤总的大股东，日常中不可能不与洪江接触，如果洪江本人未参与公证过程，吕欣玲、张香亭等人不可能没有发觉。因此，吕欣玲等人对于是否是洪江本人参与公证过程，较之中信公证处更具有审核责任。如果吕欣玲认可一审法院及上诉审法院认定公证处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那么吕欣玲与冒充洪江的他人一同办理公证，则具有严重违法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而仍然使用造成自己损失，请求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吕欣玲要求中信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吕欣玲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欣玲要求中信公证处赔偿其相应款项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而仍然使用造成自己损失，请求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依据中信公证处提交的合影打印件及公证卷宗材料，吕欣玲、王少华、洪江、张香亭四人同时在公证处办理公证。吕欣玲虽上诉主张合影中的人并非洪江本人，而系洪江亲属，洪江本人未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但其并未对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且吕欣玲系中煤总的大股东，本院审理过程中其亦表示认识洪江，故对于办理公证时洪江本人是否亲自参与公证，吕欣玲较中信公证处更具有审核责任，其本人亦应知晓办理公证时洪江本人是否到场。如其主张生效判决已认定中信公证处有严重过错，系由他人冒充洪江办理公证手续，则吕欣玲与该冒充洪江人员一同办理公证，具有严重违法事实。结合相关规定，吕欣玲在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仍然使用造成相关损失，对其主张中信公证处赔偿相应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吕欣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59.5元，由吕欣玲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宋 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云霞书 记 员  何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