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215号申请人：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龙源国际广场A座17楼。法定代表人：杨昌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星，女，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陈贵成，男，196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建，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海鹏，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与被申请人陈贵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安泰公司称，请求依法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2020）京仲裁字第2353号裁决书（以下简称2353号裁决）。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仲裁无仲裁协议。2353裁决所依据的合同证据是伪造、变造的，陈贵成当庭承认，仲裁所依据的证据合同是伪造的，其仲裁条款也是伪造的，且伪造合同中又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故北仲没有管辖权，但北仲违反法定程序，在两次开庭后把伪造的合同再次一分为二，分开仲裁，并在各项程序中违法，具体情形如下：首先，仲裁所依据的最主要证据《中国石油驻新疆乌鲁木齐企业联合生产指挥中心基地生产办公区弱电系统工程机房工程分包合同》（简称《工程分包合同》）作废合同文本被替换，此证据是陈贵成用安泰公司内部作废协议为模板与其他合同的部分页数等复制品修改然后签名拼凑而成，系陈贵成伪造、变造所得，陈贵成在仲裁中已当庭认可。故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不存在《工程分包合同》，即双方之间也并没有仲裁协议条款约定。另外，该《工程分包合同》的双方主体为安泰公司与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营销部，与陈贵成无关，陈贵成无权依据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陈贵成不是适格的提起仲裁主体。其次，从仲裁案庭审笔录第6页第255行可知，被申请人陈贵成已承认其存在变造合同文本的行为，陈贵成拼凑变造合同的行为，明显属于变造、伪造证据行为。北仲拒绝鉴定却采信伪造证据作出裁决，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应当裁定撤销2353号裁决。最后，在安泰公司明确提出《工程分包合同》系伪造的情况下，2353号裁决书第十五页（最后一段）主观推断陈贵成是在获得安泰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对合同签约主体进行变更，北仲完全是不顾事实违法推定、枉法裁决并拒绝安泰公司提出的收押伪造证据，依法鉴定伪造合同、认定伪造变造合同效力的申请，北仲明显存在枉法裁判、偏袒陈贵成的行为。二、由于同一份伪造的合同中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且事后也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应依法认定没有仲裁条款，北仲违法裁决，应依法不予执行。两份拼凑出来的合同，2012年2月16日的《中国石油驻新疆乌鲁木齐企业联合生产指挥中心基地生产办公区弱电系统工程机房工程分包合同（增补部分）》（简称：增补合同（一））与2013年2月27日《中国石油驻新疆乌鲁木齐企业联合生产指挥中心基地生产办公区弱电系统工程机房工程分包合同（增补部分）》（简称：增补合同（二）），两份关于补充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内容的增补合同中，《增补合同（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为武汉仲裁委员会。如果伪造的《增补合同（二）》是2353号裁决主合同《工程分包合同》的补充合同，以其附件身份存在，就应该是对《工程分包合同》工程内容的补充完善使得主合同更加完备以完全实现主合同工程目的，其必须依附于伪造的主合同《工程分包合同》存在，不具有独立性，与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不可分割，其伪造过程中变更了仲裁机构，且2353号裁决所涉工程的最终造价审核意见中的工程价款也包含《增补合同（二）》中的工程价款，由此证明其伪造变造的《工程分包合同》与《增补合同（二）》具有不可分性。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增补合同（二）》实为一个合同，后两份合同为《工程分包合同》主合同的补充内容，作为其部分内容存在。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虽为北仲，但《增补合同（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已修改为武汉仲裁委员会，属于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伪造协议仲裁条款约定了两个不同的仲裁机构，分别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与武汉仲裁委员会，属于约定不明，申请人在本案仲裁过程中未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意见，且明确提出异议北京仲裁委员会无权管辖，故2353号裁决所依据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的仲裁条款也应属于无效的仲裁条款，北仲无权管辖。另外，需注明的以上合同均是陈贵成利用安泰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作废部分协议，其修改再自己签上名后相互拼凑、变造而成。关于2012年2月13日所谓的《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仲裁机构为武汉仲裁委员会，对于与此《协议书》的一切相关纠纷，北仲均无管辖权，但北仲却违反此仲裁协议的约定，在2353号裁决中作出根据此协议进行相关的事实认定。所谓的《协议书》与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内容进行补充解释，且2353号裁决中也是将两者进行综合以认定相关事实，也应当属于同一份协议中约定两个仲裁机构，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北仲无管辖权。三、2353号裁决多处超出陈贵成提起仲裁的请求范围，属于无权仲裁。陈贵成在其提交的2020年1月20日代理词中主张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就本案仲裁工程款结算金额共计为17323164.12元，加上安泰公司支付的综合布线设备材料款3013232.56元，其中17323164.12元为2353号裁决合同中所涉工程（弱电系统机房工程）的结算金额，2353号裁决第5页、24页、25页中也确认陈贵成所主张的工程结算金额为17323164.12元。但北仲却不顾陈贵成的仲裁主张请求，擅自将仲裁合同所涉工程的结算金额定为19475211.32元，以工程结算额19475211.32元作为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工程款结算金额并计算得出2353号裁决工程款结果。北仲的行为属于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的仲裁请求范围。事实上，19475211.32元为中石油新疆分公司与同方公司之间的结算价款，北仲一边认定合同无效，一边却按照伪造、变造的《工程分包合同》无效合同条款计算，以其中第五条第一款关于“最终决算款项按照被申请人与业主的工程决算款项的约定将中石油新疆分公司与同方公司的工程结算款直接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最终工程结算价款为19475211.32元是错误的。陈贵成未主张以19475211.32元作为工程结算额，北仲却擅自作主按此款项计算，实为超出仲裁请求范围作出裁决结果。北仲认定2012年2月13日《协议书》有效，且基于此《协议书》认定陈贵成为伪造合同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相关事实，但此《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由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北仲没有管辖权，属于无权仲裁。且北仲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形下，根据此《协议书》作出相关事实的认定也超出伪造《工程分包合同》协议所约定的事项、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无权仲裁。综上所述，北仲违反《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理应予以撤销。四、北仲在仲裁本案时有枉法裁决的行为，区别对待双方当事人，偏袒陈贵成的嫌疑，具体表现如下：2353号裁决书明显存在举证责任倒置、仲裁费用分配不合理等多重违法问题，仲裁员在审理过程中有失公允且多处违反法律规定及常识，存在明显偏袒陈贵成的嫌疑。（1）关于举证责任。《裁决书》第16页（首段）指出：“在申请人已经认可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进行鉴定已无必要，而且被申请人对合同页是否被抽换、合同文本是否被变造，可以提交其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进行核对……”案涉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被申请人陈贵成已经自认第1、8、9页系其伪造、变造的，其实整个合同是用其他作废的几份合同拼凑或修改伪造的，该合同已经不具备真实性的情况下，仲裁员却要求申请人安泰公司提供真实的合同。申请人安泰公司庭审时多次提出双方之间未签订合同，因申请人安泰公司无法提供一个不存在的合同，仲裁员却直接认定被申请人陈贵成所提交肉眼可见伪造印章不全的合同为真实有效，这不符合逻辑和常识、法律，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2）关于仲裁费用的承担。陈贵成主张由安泰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6746788.30元，而北仲仅支持了陈贵成2920830.90元工程款。既然北仲认定伪造的《工程分包合同》为真实的，就应认定了合同价款1900多万，应判决安泰公司支付1千多万才对，北仲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而且该仲裁裁决费理应由双方按支持款项与诉称款项间的比例予以分担。因陈贵成未支持款项高于其已获支持款项，其理应承担更多的仲裁裁决费。然而，裁决书第31页（尾段）却指出：“本案裁决费81550.88元，由陈贵成承担24465.26元，由安泰公司承担57085.62元。”申请人安泰公司所承担的仲裁费高于陈贵成所承担的，北仲明显有失公允且有悖于法律常识，是办人情仲裁案。（3）关于本案仲裁员的更换。在本仲裁审理过程中，安泰公司原所选定的仲裁员章杰超先生及原首席裁判员王永刚先生主动退出该案审理。经申请人安泰公司了解，上述仲裁员是发现案涉《工程分包合同》是伪造变造的且陈贵成也自认后直接退出，而陈贵成所选的仲裁员则继续参与仲裁。（4）北仲故意区别错开时间送达裁决文书。北仲在向安泰公司2020年11月11日寄出当时，陈贵成违法早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先立案执行。北仲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353号裁决书，安泰公司代理人于2020年11月11日在北京签收此裁决书，而怪异的是，身处武汉的陈贵成申请仲裁裁决执行〔案号为（2020）鄂0106执保723号〕早已经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竟然比与北仲同在北京的安泰公司代理人先拿到裁决书，难免让人不经怀疑北仲区别对待，蓄意迟送安泰公司裁决书，而提前将裁决书送达被申请人，让陈贵成突击对安泰公司进行执行。被申请人陈贵成称，1.双方之间有书面工程分包合同，该合同第17条约定北仲仲裁解决争议纠纷，且在仲裁审理期间，申请人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协议效力的案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4月出具裁定书表明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条款，且条款合法有效，驳回安泰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2.仲裁程序合法，实体审理合法有效。仲裁案依据工程分包合同和增补合同，两个合同都是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都是合法有效的。关于超裁问题，陈贵成当时主张1700多万工程款，总包方结算是2100多万，因为有一部分工程设备材料是安泰公司承担的，所以没有列为申请范围，这是仲裁庭审查明的事实，所以本案没有超裁。经审理查明，陈贵成依据其与安泰公司于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北仲提起仲裁申请，北仲于2017年11月28日受理该案，案件编号为（2017）京仲案字第3127号，适用北仲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普通仲裁程序的规定。由于双方未按期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依据仲裁规则，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王永刚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与陈贵成选定的仲裁员谭敬慧女士、安泰公司选定的仲裁员章杰超先生组成仲裁庭，安泰公司和陈贵成在仲裁阶段未对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及人员提出异议。安泰公司在仲裁案件审理期间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请求确认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工程分包合同》第17条约定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且选定了仲裁委员会。安泰公司主张该仲裁协议在安泰公司和陈贵成之间不产生任何效力，即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此实质上属于当事人对于有无仲裁协议之争及包括仲裁条款在内的合同的主体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审查范围，故于2018年3月19日裁定驳回安泰公司的申请。2018年5月31日，安泰公司又向北仲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其理由主要是：（1）陈贵成与安泰公司之间的《协议书》约定的争议管辖机构为武汉仲裁委员会，双方之间未签署其他仲裁协议；（2）《工程分包合同》所涉仲裁条款与陈贵成无关，陈贵成无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起仲裁；（3）《工程分包合同》为伪造、变造的合同，其中所约定的争议管辖条款属于虚假条款。北仲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授权仲裁庭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仲裁庭经审查认为，案涉四份合同，分别是《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增补合同（二）》《协议书》，其中《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为北仲，《增补合同（二）》《协议书》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为武汉仲裁委员会。从合同内容上看，《增补合同（二）》与《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具有可分性、其标的、数量等条款并不受《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的影响，因此当争议解决机构不一致时，应当分别处理。至于《协议书》与其他三份合同的关系，仲裁庭认为《协议书》所约定的条款内容与其他三份合同有不一致时，也不应产生替代或改变其他约定的情形。仲裁庭认为北仲对因《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所产生的争议具有管辖权，对因《增补合同（二）》《协议书》所产生的争议没有管辖权。此外，安泰公司认为包括《工程分包合同》的第1、8、9、10等页于合同的其他页有明显区别，骑缝章也不完整，故《工程分包合同》为伪造、变造的合同，其中所约定的争议管辖条款亦属虚假条款。陈贵成对此认为，该几页系从前一份合同中抽取出来后替换的，因当事人进行了变更，把原合同中涉及到当事人内容的相关页码替换而成。仲裁庭认可陈贵成的解释，认为《工程分包合同》的签字页有安泰公司的签章，表明安泰公司签署过这样一份合同，如果安泰公司认为陈贵成提交的本案合同为伪造、变造，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留存的合同拿出来进行比对。安泰公司在未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主张陈贵成伪造、变造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仲裁庭最后决定驳回安泰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陈贵成的仲裁请求为：1.安泰公司立即向陈贵成支付工程款7266814.12元及逾期付款的损失……；2.安泰公司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在2020年1月20日开庭审理中，陈贵成变更仲裁请求，主张将签订日期为2012年12月12日的《中国石油驻新疆乌鲁木齐企业联合生产指挥中心基地生产办公区弱电系统工程机房工程分包合同（增补部分）》的结算金额从本案仲裁请求金额中扣除。前述第1项仲裁请求中的工程款金额变更为6746788.30元，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基数金额相应变更为6746788.30元……北仲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353号裁决书，裁决内容为：1.安泰公司向陈贵成支付工程款2920830.90元；2.安泰公司以2920830.9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标准，向陈贵成支付自2017年11月28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案件，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关于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的问题。安泰公司称《工程分包合同》系陈贵成伪造、变造的合同，其中所约定的争议管辖条款属虚假条款。本院注意到，安泰公司在仲裁审理期间以相同理由提出过管辖权异议，仲裁庭根据北仲授权，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之后，作出驳回安泰公司管辖权异议的决定，该决定认为《工程分包合同》不存在安泰公司主张的该合同由陈贵成伪造、变造的情形，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安泰公司在仲裁程序中虽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过异议，亦可以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中再次主张。关于《工程分包合同》是否存在被伪造、变造情形已由仲裁庭进行实体上认定，现安泰公司又以相同理由申请撤裁，但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支持。安泰公司另提出的《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增补合同（二）》《协议书》为一个整体，存在同一份协议中约定两个仲裁机构情形，仲裁协议应为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仲裁庭从实体上对上述四份合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认定，认为《增补合同（二）》和《协议书》虽然约定争议解决机构为武汉仲裁委员会，但《增补合同（二）》的内容与《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具有可分性，对于争议解决机构约定不一致时，应当分别处理。而《协议书》约定的争议管辖机构不能构成对《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的变更。最后，仲裁庭明确对因《工程分包合同》《增补合同（一）》所产生的争议具有管辖权。因此，仲裁庭依据《工程分包合同》的仲裁条款受理双方当事人基于该合同发生的争议并无不妥，本院对安泰公司的该项撤裁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安泰公司与陈贵成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安泰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裁决内容是否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问题。安泰公司主张陈贵成在仲裁期间曾主张双方就工程款结算金额为17323164.12元，但仲裁庭超出陈贵成的仲裁请求将结算金额定为19475211.32元，故仲裁庭的裁决内容超出仲裁请求范围。本院认为，仲裁裁决的范围应与申请人申请仲裁事项的范围相一致，仲裁机构不得对申请人未提出的请求的事项进行裁决。经查，陈贵成的仲裁请求为安泰公司立即向其支付工程款7266814.12元(后来又将金额变更为6746788.30元)及逾期付款的损失。仲裁庭的裁决内容并未超出仲裁请求范围，故安泰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安泰公司主张仲裁庭枉法裁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安泰公司并未提供生效法律文书和纪律处分决定予以证明，故对于其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需说明的是，安泰公司向本院所述2353号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均为其对仲裁案件实体认定处理提出的意见，此为仲裁庭审理权限，非本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审查范畴。综上，安泰公司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朱秋菱审 判 员  于颖颖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