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良，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随锋，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南双玉村环村路201号101。法定代表人：黄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军，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参亮，男，196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上诉人邓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致公司）及原审被告华参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14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国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随锋、被上诉人汇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军、原审被告华参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汇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邓国良与汇致公司是代理关系，邓国良以汇致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开展业务，是其销售人员。从2017年底开始，因邓国良认识的人开始做万达影城的装修，需用到铝板，遂由汇致公司加工供货，邓国良则提供技术、到工地量尺寸下单、跟项目公司签合同、跟单、送货、以及催款。双方的合作模式是汇致公司给邓国良一个出厂价，邓国良出去跟项目公司谈价，邓国良与项目公司谈妥的价格会高于汇致公司的出厂价，其中高出的差价作为邓国良的利润，归邓国良所有。邓国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汇致公司与项目公司都有供货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只能起诉项目公司追讨欠款。邓国良在项目中负责交换两边需要的文件，并围绕邓国良负责的工地量尺寸下单、跟单、送货、对账以及催款。工程款是直接打到汇致公司的公账上，合同和发票由实际控制人黄健子老婆周程全程负责。汇致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的四个分析理由，论述透彻合理，形成高度盖然性证明力。（二）根据货物实际采购人华参亮的当庭陈述，确认其出售铝板的交易方是邓国良本人，而非汇致公司。（三）关于支付货款和收取货款，是华参亮的客户根据华参亮的指令支付。而华参亮将上述货款支付到哪里，是根据邓国良指定的账户。销售合同完全是为了应付税务局交税、开票、走账而签订，并非真实的买卖交易合同。（四）如果邓国良是代理合同关系，则邓国良就没有任何理由向华参亮主张货款。但事实上，邓国良又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京0115民初20653号，要求华参亮支付货款。华参亮于2020年12月10日将钱款538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邓国良的银行账户，所以邓国良于2020年11月9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时当庭申请了撤诉。也就是说，邓国良一方面说他只是汇致公司的代理人而拒绝向汇致公司支付货款，另一方面又是铝单板卖家的身份向铝单板买家华参亮起诉要求收取铝单板货款。华参亮述称，同意汇致公司意见。汇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华参亮与邓国良共同向汇致公司支付货款511538.67元及利息（利息以511538.67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6个月为15346.16元；2.请求判令由华参亮、邓国良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致公司为证实自己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莆田万达、苏州和无锡万达、呼和浩特万达及鄂尔多斯万达五个项目的对账单和对应各项目的发货清单、该五个项目的总对账单（包括截止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和截止2020年3月20日的总对账单），以及汇致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建子与邓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各项目发货清单均详细列明了发货日期、铝板编号、规格型号、单件铝板面积、数量等。有些发货清单是邓国良自己签收，有些是项目方的现场工作人员签收。邓国良称，由于每次所发货品种多、数量多，其在签收时不会对发货清单中的数目进行核实，而是待汇致公司向其发对账单后，其再将对账单发给项目方，由项目方核对。莆田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5月至6月期间，汇致公司就该项目一共发了231200.81元货物，实收货款为0元。大庆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3月至5月期间，汇致公司就该项目一共发了292604.01元货物，实收货款为25万元，其中2019年3月12日收20000元、4月4日收80000元、4月18日收100000，6月6日收50000元，还欠42604.01元。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1月至6月期间，汇致公司就该项目一共发了744043.97元货物，实收货款为800157元，其中2019年4月26日收253125.25元、5月6日收46874.75元、7月19日收30万元、8月22日收200157元。货款多收了56113.03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6月期间，汇致公司就该项目一共发了309127.73元货物，实收货款为15万元，其中2019年6月4日收5万元、6月10日收5万、6月20日收5万，还欠159127.73元。呼和浩特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6月期间，汇致公司就该项目一共发了963.74元货物，实收货款为0元。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中各项目的应收货款、实收货款和欠付货款金额与上述各项目对账单一致。此外，该总对账单还列明2020年1月24日收到了30000元货款。合计栏载明五个项目的总应收货款为1577940.25元、总已收货款为1230157元。另外，该总对账单还列明五项目总欠付税款135015.70元，其中大庆万达项目欠税款25000元、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欠税款80015.70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欠税款30000元。2020年3月20日的总对账单与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数据有少许出入，其中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应收款为762532.10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应收货款为319379.33元，另外三个项目的应收货款没有出入。合计栏载明五项目总应收货款为1606679.98元。各项目总已收货款和总欠税款与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一致，分别为1230157元和135015.70元。欠款总金额为511538.68元。但该对账单最后又载明“截止2020年3月20日，最终结算金额：511538.68-28739.72元=482798.96元”。汇致公司解释扣减的28739.72元是邓国良提出的面积多算的款项。邓国良确认汇致公司有将上述五个项目的对账单，以及截止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通过微信发给其本人，因为其本人只是居间人或汇致公司方的代理人，实际购买和使用铝板的是项目施工方，所以其无法对汇致公司的对账单内容进行核实，其已经将对账单全部发给相应的铝板购买客户核实。但各项目客户均没有回复，故其无法确认上述对账单的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邓国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汇致公司就莆田万达项目与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就大庆万达项目与凯基鼎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的购销合同，就鄂尔多斯万达项目与北京天文弘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就呼和浩特万达项目与北京东豪建设集团签定的合同，以及汇致公司开具发票给上述公司、上述公司向汇致公司支付款项的相关证据，拟证实邓国良不是汇致公司货物的购买方，购买方是上述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其只是作为上述合同签订的居间人，或代表汇致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汇致公司确认上述合同确为汇致公司盖章签订，也开具了相应的货款发票。但上述合同均是为了走账才虚假签订，因为税务管理严格。华参亮也称就莆田万达项目汇致公司与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为了走账而签订，该项目的实际施工方是华参亮本人，项目所需的铝板也是华参亮向邓国良购买。邓国良在华参亮质证后，又改口确认莆田万达、苏州无锡万达和呼和浩特万达三个由华参亮作为实际施工人的项目汇致公司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确是为了走账，但否认其他两个项目所签合同是为了走账。一审庭审中，邓国良陈述，购买铝板的客户都是其个人联系到的，客户信息都是其个人单独掌握，汇致公司不掌握，合同履行过程中，客户也只认邓国良，不认其他人。一审另查明，邓国良已起诉华参亮，要求华参亮支付欠付的铝板货款。该欠付货款是邓国良就华参亮实际施工的十多个项目结算结果，包括了本案中的莆田万达项目、苏州无锡万达项目、呼和浩特万达项目在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邓国良与汇致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汇致公司主张与邓国良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邓国良则主张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或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邓国良自认客户信息仅由他个人掌握，汇致公司并不掌握。若邓国良仅为居间人，或汇致公司方的代理人，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才是实际买受人的话，那么汇致公司签合同时就会知道实际买方。由此表明其提交的购销合同载明的买家并非实际买家。第二，汇致公司发货后，除项目现场工作人员签收外，邓国良也有签收。邓国良签收货物的行为，更符合货物买受人的行为。第三，邓国良陈述实际交易情况为汇致公司给其一个出厂价，其以出厂价更高的价格跟客户洽谈，高出的差价作为其利润。由此表明邓国良在交易链条中的角色实际就是赚取差价的中间商。也就是在汇致公司、邓国良和下一手买家之间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汇致公司的相对方是邓国良，邓国良下一手的相对方是他找到的客户。第四，就莆田万达、苏州无锡万达和呼和浩特万达三个项目，邓国良最初也抗辩称其仅为居间人或签约代理人，买受人是相应购销合同约定的买家。但当汇致公司申请追加华参亮参与诉讼，并提交邓国良起诉华参亮要求支付货款的相关证据，加之华参亮在庭审中陈述所签购销合同仅为走账而签订，并非真实买卖合同后，邓国良才承认就这三个项目汇致公司方所签合同的确仅为走账合同，非真实合同。由此可以说明邓国良不诚信，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虽然其不承认大庆万达和鄂尔多斯万达两个项目所签购销合同系为走账而签订，但从其他三个项目都是为走账而签订虚假买卖合同的做法来看，为走账签订虚假买卖合同是邓国良常用的方式。且邓国良在答辩时也提到“从2018年开始，基本所有项目国家税务管控很严，所有项目供货都要提供税票”，由此可以进一步佐证案涉各项目汇致公司签订的所谓购销合同是为了走账而签订的可能性很大。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邓国良抗辩自己不是实际买受人，仅为居间人或汇致公司代理人，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才是实际买受人的抗辩主张不足以采信，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汇致公司与邓国良之间成立了事实买卖合同关系，邓国良为案涉铝板的实际买受人。关于邓国良就案涉五个项目总欠付汇致公司货款金额问题。邓国良确认收到了汇致公司就五个项目制作的对账单和总对账单，但称铝板是直接由汇致公司发货给其客户，其并不知道客户实际收到的铝板数量，而其将汇致公司发给其的对账单发给相应客户后，客户没有反馈核对结果，故其无法确认对账单的数据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同时邓国良还提出有客户提出实际测量的铝板面积与汇致公司对账单中的铝板面积小，所以导致客户扣减了其货款，但未明确具体扣款项目和扣款金额。汇致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与邓国良之间其他的项目货款都已结清，仅剩下本案货款未结清。根据汇致公司提交的全部对账单（两张总对对账单虽个别数据有差别，但总已收货款和总欠付货款并无差别），邓国良总欠付货款为482798.96元。而邓国良答辩意见和庭审中自认的已付货款和具体付款时间、金额与汇致公司对账单中的记录基本吻合。就各项目未付货款问题，邓国良自认大庆万达项目有154357.83元未付，鄂尔多斯万达约有5-6万未付，苏州无锡万达有30万未付，乌鲁木齐万达有175285.54元未付。邓国良自认的各项目欠款金额虽与汇致公司主张不一致，但因双方已无其他项目货款未了结，所以双方就各项目所欠货款陈述不一致，可能是双方对已付货款对应的项目归集不一致导致。但就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若算上苏州无锡万达项目，邓国良自认还有约68万多货款未付。就苏州无锡万达项目，邓国良称因客户华参亮认为实际铝板面积比对账单记录的面积小，并发现之前其他的项目也存在面积不符情况，故不同意支付尾款30万，最后其在与华参亮对总账时扣减了这30万元，故其认为对汇致公司的应付货款中应扣减该30万。而汇致公司陈述其对账单中的数据是按邓国良扣减要求进行相应扣减后得出。且汇致公司对账单记录的总欠付货款确比邓国良自认的欠付货款少了约20万元。考虑到邓国良在诉讼中存在多处虚假陈述，且邓国良有向华参亮的十多个项目供货，即使最终两人在结算时扣减了30多万，邓国良也没有明确其中有多少扣减货款对应货物是由汇致公司提供的。现汇致公司自己提交的欠款金额482798.96元较邓国良自认的欠款金额低约20万，一审法院认为，汇致公司提交的欠款金额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汇致公司主张邓国良支付511538.67元货款，该数额与其提交的对账单不一致，故对超出482798.96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邓国良应向汇致公司支付货款482798.96元。因汇致公司与邓国良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汇致公司从2019年6月开始一直催促邓国良付款，邓国良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故汇致公司要求邓国良支付从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参亮并未与汇致公司直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华参亮是向邓国良购买的铝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汇致公司无权以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向华参亮主张货款。至于汇致公司主张的代位权，首先，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并非代位权纠纷。其次，邓国良已经就对华参亮的债权提起诉讼，并未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汇致公司依法无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因此，汇致公司要求华参亮与邓国良一起共同支付邓国良欠付的货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邓国良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汇致公司支付货款482798.96元和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82798.96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二、驳回汇致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68元，由汇致公司承担495元，邓国良承担8573元；保全费3154元，由汇致公司承担143元，邓国良承担3011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邓国良提交以下证据：1.铝板清单，拟证明邓国良在北京大兴法院起诉华参亮的货款，其中一大部分是2017年和2018年的货款，和汇致公司起诉邓国良主张的51万多的货款没有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汇致公司与邓国良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代理关系。经质证，汇致公司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任何一方签字；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不符合新证据的形成规则要求，当庭提交也过了举证期限。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货物的实际购买人是否是邓国良。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邓国良上诉主张其并非案涉货物的实际购买人，其只是汇致公司的代理人，故其无需对案涉欠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第一，虽然邓国良与汇致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汇致公司发货后，除项目现场工作人员签收外，邓国良也有签收，邓国良签收货物的行为，更符合货物买受人的行为。第二，邓国良陈述实际交易情况为汇致公司给其一个出厂价，其以出厂价更高的价格跟客户洽谈，高出的差价作为其利润或提成，由此表明邓国良在交易链条中的角色实际就是赚取差价的中间商，根据合同相对性，汇致公司的相对方就是邓国良。第三，关于案涉的汇致公司和案外项目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除大庆万达和鄂尔多斯万达两个项目外，邓国良已承认其他三个项目都是为走账而签订案涉虚假买卖合同，华参亮对此也是同一说法，由此可见为走账签订虚假买卖合同是邓国良交易过程中常用的方式。且邓国良在答辩时也提到“从2018年开始，基本所有项目国家税务管控很严，所有项目供货都要提供税票”，由此可以进一步佐证案涉各项目汇致公司与案外项目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是为了走账而签订的可能性较大，不能据此合同就认定案涉交易的实际购买人是案外项目公司。第四，在本案以外，邓国良已另行以个人名义起诉华参亮，要求华参亮支付其所参与的项目货物欠款，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的货物欠款，华参亮二审庭审中表示邓国良起诉后，其已向邓国良支付完毕，故邓国良撤回对其的起诉，据此更加印证邓国良并非汇致公司的代理人，而是实际购买人，其从汇致公司购买后再以更高价格卖给其他客户的事实。综上所述，邓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68元，由上诉人邓国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沙宇航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