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野，男，汉族，1984年10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俊明，上海段和段（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鱼尾峰互动娱乐（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091135T。法定代表人：孙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如斋，广东富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广东富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翔，男，汉族，1969年3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亮，广东首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梦雅，广东首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野与上诉人鱼尾峰互动娱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尾峰公司）、被上诉人陈翔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22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翔的起诉；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陈翔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陈翔起诉的法律关系性质错误，认定案涉《出资协议书》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案涉款项为支付给鱼尾峰公司的投资款，并非支付给孙野的股权转让款，陈翔无权起诉孙野退回股权转让款，因此陈翔的起诉主体不适格，起诉案由错误，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陈翔的起诉。二、一审法院在没有向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释明及告知陈翔变更诉讼请求且陈翔没有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剥夺了孙野及鱼尾峰公司进行针对性举证及答辩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二条第1款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可见，本案案由的变更将导致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干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向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释明，并告知陈翔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如果陈翔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孙野及鱼尾峰公司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及进行针对性举证及答辩的权利。如果陈翔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则应当驳回其起诉。三、一审法院在陈翔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判令鱼尾峰公司承担退还投资款的责任，判令孙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告不理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应当严格以陈翔的诉讼请求作为审理范围，在其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判令鱼尾峰公司承担退还投资款责任，孙野承担连带责任，明显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出资协议书》为预约合同，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意，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及合同自由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出资协议书》第一行“意向性条款”的表述实为笔误，实际为增资扩股合同，本案一审过程中，虽然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对案涉协议为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增资扩股合同存在争议，但均未主张该合同为“预约合同”，因此根据一审调查结果可以确定，“预约合同”并非合同当事人，即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三者合意。此外，陈翔陈述，其一直向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主张股东权利，要求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根据案涉《出资协议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在本案诉讼请求为孙野及鱼尾峰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可见陈翔自始至终也不认为案涉《出资协议书》为所谓“预约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违背案涉《出资协议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意，仅根据合同中的字面意思对合同性质做出片面的认定，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及合同自由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案涉款项为投资款，陈翔无权解除案涉《出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陈翔解除案涉《出资协议书》并判令鱼尾峰公司退还投资款及孙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虽然错误认定案涉《出资协议书》为“预约合同”，但其对案涉《出资协议书》的“本约”认定为“增资协议”，即一审法院认定了案涉款项为支付给鱼尾峰公司的增资扩股投资款，并非支付给孙野的股权转让款。而案涉《出资协议书》并非“预约合同”，而实为“本约”，即增资扩股合同，陈翔为投资人，即鱼尾峰公司的股东。此外，陈翔与孙野之所以在案涉《出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待新的投资人增资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是因为陈翔同样有义务促成“新的投资人”即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韵公司）增资入股，在汉唐韵公司仅完成其中30万元投资而尚未完成全额投资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登记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要条件，在公司内部确认股东资格不需要以股权登记为必要，未办理股权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资格，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虽然因为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尚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陈翔一直是持有鱼尾峰公司2%股权的股东，该事实包括陈翔在内没有任何人主张过异议，事实上陈翔一直有向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主张其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孙野已经举证证明陈翔的投资款均已用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陈翔应当以出资额为限对鱼尾峰公司承担责任，而不能因为鱼尾峰公司经营亏损就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出资协议书》，抽回投资款。陈翔若认为其股东权利受到侵害，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其应当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剥夺了孙野及鱼尾峰公司进行针对性举证及答辩权利，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孙野的上诉请求。二审调查时，上诉人孙野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出资协议书》为预约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出资协议书》为增资合同的本约合同，陈翔起诉要求返还增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提交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民事判决书供法庭参考。二、一审法院认为鱼尾峰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孙野是鱼尾峰公司的唯一股东，所以判决孙野对鱼尾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孙野、鱼尾峰公司均确认陈翔是鱼尾峰公司的股东之一，陈翔多次主张知情权等股东权利，而且还有其他股东增资入股，因此鱼尾峰公司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人有限公司。三、一审判决所述“陈翔因本案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支出律师费100000元”有误，实为10000元。上诉人鱼尾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翔的起诉；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陈翔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陈翔主张案涉《出资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合同，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出资协议书》非股权转让合同，案涉法律关系非陈翔所主张股权转让关系。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向陈翔、孙野、鱼尾峰公司释明并询问陈翔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将陈翔所主张的股权转让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根本改变了本案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性质，剥夺了孙野、鱼尾峰公司举证和答辩的基本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在未向当事人释明法律关系及陈翔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超出陈翔的请求范围，径直判决由鱼尾峰公司返还投资款并由孙野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出资协议书》为预约签订增资协议的“预约合同”，违背陈翔、孙野、鱼尾峰公司的意思表示和合意。四、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案涉款项为投资款，陈翔无权解除案涉《出资协议书》，一审法院判令鱼尾峰公司退还投资款及孙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出资协议书》系陈翔、孙野、鱼尾峰公司就陈翔投资鱼尾峰公司所签订增资扩股合同。《出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待新的投资人增资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新的投资人即汉唐韵公司尚未依照约定投资，《出资协议书》约定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也没有阻碍条件的成就，陈翔以此提出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而即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也并没有妨碍孙野、鱼尾峰公司对陈翔股东身份的认可及各方实现《出资协议书》目的。陈翔对鱼尾峰公司投资、享有股东身份、持有2%股权的事实已经得到了鱼尾峰公司、孙野的认可，各方对此均未提出过异议，各方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在微信群中讨论公司经营情况均为认可陈翔股东身份的体现。《出资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虽未经股权登记，并不影响陈翔出资取得鱼尾峰公司股权目的的实现。一审中，孙野已经举证证明陈翔的投资款均已用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陈翔应当以出资额为限对鱼尾峰公司承担责任，而不能因为鱼尾峰公司经营亏损就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出资协议书》，抽回投资款。陈翔若认为其股东权利受到侵害，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其应当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二审调查时，上诉人鱼尾峰公司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称：一、陈翔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当适用除斥期间。民法总则第九十九条明确规定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灭失。二、合同法虽未明确规定在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未催告情况下如何适用解除权行使期间，但并未明确规定在该情形下解除权不受除斥期间的约束，解除权仍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614案中明确了上述情况下行使合同解除权亦应当适用除斥期间。三、由于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各级法院在如何适用除斥期间作出了不一致的裁判。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自解除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经对方合理催告后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明确了在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催告，都不得超过一年，这与同为形成权的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行使期限是一致的。民法典在立法上将合同法尚未明确约定的事项进行了明确，为现行合同法针对上述未及情况下如何正确适用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确定了指导原则。具体到本案中，陈翔对鱼尾峰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其解除权行使期限应该比普通民事行为更为严格。鱼尾峰公司是互联网创业公司，陈翔对鱼尾峰公司的投资属于高风险、高收入的投资，一年的时间公司既可能价值翻番，也可能血本无归。而本案中，自陈翔认为解除条件成就至其提出解除合同已超过两年时间，陈翔不在鱼尾峰公司正常合理经营的合理期间内提出解除，而是在鱼尾峰公司已经经营严重困难时提出，不符合诚信原则。本案如适用一年的除斥期间，既能够保障陈翔行使权利，又能够敦促其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有效防止陈翔依据具体事务的履行情况而选择性的滥用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陈翔行使合同解除权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针对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陈翔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孙野及鱼尾峰公司都是《出资协议书》的主体，而且案件的案由是由法院认定的，不是当事人主张，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主张起诉主体错误以及案由错误没有依据。二、一审法院有权依法变更案件的案由，陈翔也在一审中增加了相应诉讼请求，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在一审程序中都表示无需重新指定举证期，因此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称一审法院违法变更案件案由以及未重新指定举证期的主张没有依据。三、《出资协议书》符合预约合同的法律特征，陈翔认同一审法院的认定，因此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将该协议认定为预约合同违反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没有依据。四、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拒绝为陈翔办理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称一审法院不应认定陈翔有权解除涉案协议的说法没有依据。五、关于解除权有无除斥期间以及除斥期间适用时限，我国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民法典也尚未生效。从本案的证据可以看出，自2015年签订协议至2018年期间，陈翔反复催告孙野、鱼尾峰公司办理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所以即便要计算除斥期间，也应该从2018年起算。在一审当中，陈翔起诉的时间为2018年10月，所以即便要计算除斥期间，该时间点也尚未届满。陈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翔与孙野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的《出资协议书》；2.判令孙野立即向陈翔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00元；3.孙野立即向陈翔偿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83183.33元（暂计至2018年10月24日，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75%自2015年4月2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4日为83183.33元）；4.孙野立即向陈翔赔偿律师费10000元；5.孙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陈翔在一审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判令鱼尾峰公司就第1-4项诉讼请求向陈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和质量管理委员会公示信息显示，鱼尾峰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9日，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孙野，企业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鱼尾峰公司成立以来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和质量管理委员会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东未发生变更。2015年3月30日，陈翔（个人投资者）、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签订了《出资协议书》，约定：“本意书为意向投资人表达投资意向，旨在概述出资协议中的意向性条款。投资对象基本信息：1.公司名称：鱼尾峰公司；2.创始人：孙野……5.注册资本：500万元；6.公司注册时间：2015年3月19日。个人投资者，认购金额：40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一次性缴清。注资账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东滨支行62×××25，户名：孙野，出资时间：2015年3月31日前，股权占比：2%，此股权暂由创始人代为管理，待新的投资人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姓名：陈翔……特别约定：1.本轮投资完成后，公司原股东欲出让股权给第三方时，个人投资人可以同等条件将所持股权出售给第三方，否则原股东不得出售股权。2.此认购注资完成后，本认购人将成为鱼尾峰公司的法律顾问，为该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支持。3.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合作双方再行友好协商一致，以补充条款载明。”2015年3月30日、3月31日、4月1日，陈翔分别转账150000元、200000元、50000元至协议约定的孙野账户。2015年6月24日，陈翔向孙野发送微信称：“汉唐韵公司的问题解决了吗？”孙野答：“他们态度很好，还想继续合作，所以想缓和的解决现在的问题。他们希望现在不再投资金，但30万放在我们这儿，如果电影盈利后可以还回30万，要是一直不能盈利就一直放在这儿。中间有业务交集的地方，比如引流，还是可以讨论合作方式。”2015年7月16日,陈翔向孙野发送微信称：“工商方面的事帮我问了吗？”孙野答：“当天就问了业务员，还没回复，我催下。”2016年10月24日，陈翔与孙野通过微信协商陈翔所持有股权的形式，孙野称：“成立马路天使有限合伙企业还请翔哥再考虑下，你的哪些方案，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陈翔回复：“考虑了几天，没有想到可行方案……所有我建议有多少人愿意进入马路天使就整合多少，没有必要强求全部进入，哪怕只有我一个人不进入，我也想象不出对鱼尾峰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2016年2月23日，陈翔向孙野发送微信称：“股权变更手续估计何时办完？”孙野回复称：“晨兴第一签完然后就是你签，网签审核只需要3天，就是每个人签订时间不可控。”2018年9月30日，陈翔向孙野发送微信称：“由于没有看到公司成立以来的任何一份财务报表，你称公司整体开支近400万，这没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佐证，只是你自说自话。虽经多次催要，但到目前仍不能提供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我的投资款足额打入你的账户。打款后多次要求你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手续，不是要求我再提供资金入一次账，就是要将股权转入到有限合伙企业等为由而拖延至今未办理……”孙野回复称：“关于财务开支，鱼尾峰公司成立至今，3年6个月，开发运营了两个ＡＰＰ，总量约40万用户。在这个业务基础上的约400万元的开支，大部分为人工薪酬。创业前期没有做好财务规范，的确是我经验不足导致的问题。财务报表问题会在条件允许时，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并处理……”。2018年10月8日，陈翔向孙野发送电子邮件，要求解除涉案出资协议并返还出资款。2018年10月9日，陈翔通过微信向孙野发送了《关于解除的函》，孙野回复表示无力返还已消耗的投资款。另查明，鱼尾峰公司与汉唐韵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签订了《投资框架协议》，约定汉唐韵公司拟投资700万元，占有鱼尾峰公司17.5%的股权等。2015年4月17日，汉唐韵公司向鱼尾峰公司支付投资款300000元。又查，陈翔因本案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支出律师费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增资入股合同；2.陈翔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陈翔与孙野签订的《出资协议书》为预约签订增资协议的预约合同，理由如下：1.根据《出资协议书》的表述：“本意书为意向投资人表达投资意向，旨在概述出资协议中的意向性条款。”即《出资协议书》实为陈翔表达投资意向、鱼尾峰公司表达受资意向的协议。2.陈翔拟向鱼尾峰公司出资40万元，以获得2%的股权，从“此股权由孙野暂时代持，待新的投资人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约定来看，合同中包含将来另行签订本约的条款，关于双方另行订立本约的性质，陈翔主张双方拟订立股权转让协议，鱼尾峰公司主张双方拟订立增资协议，从《出资协议书》的文义来看，鱼尾峰公司拟进行增资，陈翔拟认购其中2%的股权，暂由孙野代持，即陈翔与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拟订立的本约为增资协议，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由股权转让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第一，如前所述，《出资协议书》为预约签订增资入股协议的合同，陈翔已于2015年4月30日至4月1日向孙野转账共计40万元，关于“待新的投资人增资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约定，根据陈翔、孙野的陈述，双方在协议中所称的新的投资人均是指汉唐韵公司。孙野作为鱼尾峰公司的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陈翔预付投资款40万元后，负有积极推进鱼尾峰公司增资扩股事宜的义务，孙野与汉唐韵公司已于2015年3月20日签订了《投资框架协议》，汉唐韵公司已投入30万元投资款，即使如孙野所述汉唐韵公司不愿继续投资，但并不妨碍孙野就各投资人已支付的投资款确定鱼尾峰公司的增资金额及各投资人所持股权比例，进而办理相应的增资手续，如对内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制定公司章程，对外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明确各方所应当投入的资金金额以及所能享受的股权比例，但孙野作为鱼尾峰公司的一个股东，在陈翔及汉唐韵公司支付投资款后近三年并未办理鱼尾峰公司的增资扩股事宜。第二，鱼尾峰公司辩称其确认陈翔的股东身份，但从现有证据看，陈翔从未以股东身份参加过鱼尾峰公司的股东会、了解鱼尾峰公司的经营状况、参与鱼尾峰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等实质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第三，根据孙野所提交证据，孙野将陈翔的增资款已用于鱼尾峰公司的开支，但因鱼尾峰公司由孙野所控制，孙野和鱼尾峰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鱼尾峰公司一个账户的交易流水及孙野一个账户的部分交易记录，没有会计账簿及财务会计报告，没有年度审计报告，也没有证据证实鱼尾峰公司将陈翔的出资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金，仅凭孙野一个的账户部分交易及鱼尾峰公司的一个账户交易记录并不能全面反映鱼尾峰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不足以证实孙野将陈翔支付的投资款用于鱼尾峰公司且实际亏损，即使鱼尾峰公司确实产生了亏损，孙野在鱼尾峰公司未增资的情况下擅自将陈翔预付的出资款用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所产生的亏损应由鱼尾峰公司自行承担。综上，鱼尾峰公司对外未办理增资及股权变更登记，对内未修改公司章程、未将陈翔的出资款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陈翔也没有实质行使过作为鱼尾峰公司的股东权利，陈翔、孙野预约签订的增资合同并没有签订，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也未实际给予陈翔作为鱼尾峰公司股东的股东权利，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经陈翔催告后仍未能履行义务，故陈翔有权解除涉案预约合同即《出资协议书》，《出资协议书》自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收到解除通知之日即2018年10月9日解除。鱼尾峰公司辩称本案的合同解除应适用法律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解除后，鱼尾峰公司应向陈翔返还投资款40万元。陈翔与鱼尾峰公司未能签订增资入股协议的责任在于鱼尾峰公司，故鱼尾峰公司应当向陈翔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陈翔的损失主要为其资金占用损失，鱼尾峰公司应于协议解除后向陈翔返还投资款，故陈翔的利息损失应自2018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陈翔支付利息，陈翔要求自2015年4月2日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不予支持。鱼尾峰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孙野为鱼尾峰公司的唯一股东，鱼尾峰公司没有独立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证据证实孙野的财产独立于鱼尾峰公司的财产，故孙野应当对鱼尾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翔要求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承担律师费100000元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的《出资协议书》于2018年10月9日解除；二、鱼尾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翔退还投资款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8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鱼尾峰公司返还投资之日止）；三、孙野对鱼尾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陈翔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97.74元，保全费2985.91元，共计11683.65元，由孙野、鱼尾峰公司负担9848.25元，陈翔负担1835.4元。二审期间，孙野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翔参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管理。陈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而且陈翔向孙野介绍投资人以及作为鱼尾峰公司的法律顾问对合同文字把关，并不等于陈翔参与了鱼尾峰公司的经营。本院经审理查明，陈翔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为10000元。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陈翔在一审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即判令鱼尾峰公司就第1-4项诉讼请求向陈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孙野、鱼尾峰公司当庭确认不需要新的举证期。孙野一审提交的其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陈翔于2015年3月31日、4月1日向该账户分别转入150000元、200000元、50000元，期间该账户有250000元的支出但被隐去具体交易内容，孙野在一、二审中均确认该笔支出与鱼尾峰公司无关。对于2018年9月30日陈翔向孙野发送的微信“4.我的购股投资款是按协议足额打入你的个人账户。打款后多次要求你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手续，不是要求我再提供资金入一次账，就是要将股权转入到有限合伙企业等为由而拖延至今仍未办理”，孙野回复“4、关于工商变更。一直以来晨兴龙至多位天使投资人，我都在努力促成作为有限合伙方式变更工商信息。每年尝试，屡屡遇阻。至今我仍然希望以有限合伙形式变更工商信息，便于管理。”本院认为，陈翔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解除《出资协议书》并要求孙野返还股权转让款，在一审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鱼尾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孙野及鱼尾峰公司抗辩认为系增资而非股权转让，并当庭表示无需重新指定举证期。一审法院围绕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举证及质证意见，就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协议履行情况等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并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系增资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将案由由股权转让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并未剥夺各方的诉讼权利，亦未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程序合法。陈翔提起本案诉讼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孙野、鱼尾峰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翔在一审起诉状中列鱼尾峰公司为第三人，但之后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鱼尾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鱼尾峰公司的诉讼地位应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一审判决将鱼尾峰公司列为第三人欠妥，本院予以更正。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的问题。陈翔、孙野及鱼尾峰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陈翔已按协议约定向孙野的账户转入认购款40万元，鱼尾峰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股东信息至今未发生变化。陈翔以孙野、鱼尾峰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亦未在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中将陈翔确认为股东，构成根本违约，陈翔未实际享有股权权利（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出资协议书》。本院对此认为，首先，《出资协议书》约定“此股权暂由创始人代为管理，待新的投资人入股时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确认上述约定中的“新的投资人”是指汉唐韵公司，孙野、鱼尾峰公司认为汉唐韵公司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约定投入700万元，但实际仅投入30万元，故上述约定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汉唐韵公司已投入30万元，即使其不再继续投资，也不妨碍孙野、鱼尾峰公司就各投资人已支付的投资款确定鱼尾峰公司的增资金额及各投资人所持股权比例，进而办理相应的增资手续，但实际上，在陈翔及汉唐韵公司支付投资款三年后仍未办理鱼尾峰公司的增资扩股事宜。而且，陈翔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微信问孙野“股权变更手续估计何时办完”，孙野回复“晨肖一签完然后就是你签，网签审核只需要3天，就是每个人签订时间不可控”，由此可见，孙野在当时已确认具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从2018年9月30日孙野微信回复“4、关于工商变更。一直以来晨兴龙至多位天使投资人，我都在努力促成作为有限合伙方式变更工商信息。每年尝试，屡屡遇阻。至今我仍然希望以有限合伙形式变更工商信息，便于管理”看，孙野、鱼尾峰公司未予办理变更登记的理由并非变更条件未成就，且经陈翔催告后仍不予办理。因此，孙野、鱼尾峰公司关于变更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鱼尾峰公司未在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将陈翔记载为股东，从现有证据看，陈翔亦未以股东身份参加过鱼尾峰公司的股东会。孙野、鱼尾峰公司主张陈翔在微信群里讨论鱼尾峰公司的经管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对此陈翔不予认可，认为其仅是作为投资人给孙野、鱼尾峰公司对接资源、介绍投资人，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审核合同，并非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对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明陈翔作为鱼尾峰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最后，孙野、鱼尾峰公司上诉主张孙野已将陈翔的认购款用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并且已实际亏损，但孙野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陈翔于2015年3月31日向该账户分别转入150000元、200000元后，该账户有250000元的支出但被隐去具体交易内容，孙野在一、二审中均确认该笔支出与鱼尾峰公司无关，由此可见，孙野并未将陈翔的认购款全部用于鱼尾峰公司的经营，亦构成违约。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鱼尾峰公司将陈翔的出资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金，以及鱼尾峰公司经营亏损。综上，孙野、鱼尾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导致陈翔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陈翔有权解除合同。关于陈翔行使解除权是否超出期限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对于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也未经催告情形下，合同解除权是否应有合理期限，法律未作规定。本院认为，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有合理期限。根据类推适用的民法基本原理，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本案属于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未经催告的情形，结合案涉合同标的、类型、履行情况、交易习惯等，本院认定本案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为自陈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出资协议书》约定陈翔认购鱼尾峰公司2%的股权，从陈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陈翔多次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就孙野提议的以有限合伙形式变更工商信息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孙野于2018年9月30日回复“4、关于工商变更……至今我仍然希望以有限合伙形式变更工商信息，便于管理”，可以推定孙野拒绝将陈翔登记为鱼尾峰公司的股东，解除事由发生，故陈翔于2018年10月8日向孙野发送电子邮件要求解除《出资协议书》，并未超过合理期限。另外，陈翔起诉主张孙野、鱼尾峰公司对返还4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鱼尾峰公司退还投资款40万元并支付利息，孙野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孙野、鱼尾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95.5元，由上诉人孙野、鱼尾峰互动娱乐（深圳）有限公司各负担869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