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桂03民终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佘桂兰，女，196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倩，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文渊，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容容，女，196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湘东，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佘桂兰因与被上诉人唐容容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3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佘桂兰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34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涉众传销纠纷拆分为普通民事案件进行审理，裁判错误。本案的实质是传销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1、ＭＦＣ系披着理财外衣的传销组织，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系传销行为。首先，通过一审庭审举证以及网络、媒体消息可知，ＭＦＣ系马来西亚ＭＢＩ集团下的非法传销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平台上投资行为的本质是传销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是该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与受害者。其次，通过一审证人出庭作证可以看出，本案是典型的上线发展下线的金字塔型传销。即按照胡某—佘桂兰—唐志军—唐容容的上下线发展方式，通过老带新模式进行的传销行为。被上诉人在举证时亦对ＭＦＣ系传销组织进行了明确。2、传销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1999］民他字第2号）明确规定：依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和我院［1998］38号通知精神，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该文件明确了传销行为并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其次，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该条例明确了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是传销行为的管理和处理机关，本案不应由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最后，从本案的实质上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是传销行为的受害者，而传销本身有着涉案规模大、关系复杂、网络层级多等特点，传销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其无法通过民事审判的方式查清全部事实并进行审理。传销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在摸清案情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追赃、退赃。如果法院简单地把传销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单独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势必会造成所有的传销下级起诉上级的情形。届时，不但大大增加了法院的受案压力，亦无法客观公正地保护同为受害者的上级传销人员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的实质是传销上下级之间的经济纠纷，不是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传销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审理裁判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与MFC传销犯罪系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就是传销纠纷本身。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传销行为的受害人与参与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案款亦为传销活动的资金，被上诉人通过向上诉人购买虚拟币获得MFC会员资格、获取虚拟币，并获取虚拟币增值的对应收益。本案纠纷是MFC平台暴雷导致被上诉人投资款无法收回而产生。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就是传销纠纷本身，是传销上下级之间因投资款是否应退还而产生的纠纷，与MFC传销行为系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综上所述，本案纠纷的实质系传销纠纷，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唐容容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虽称有关传媒公开信息、司法公开信息、相关MFC平台网络理财产品以及MBI国际集团已因涉嫌传销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调查，部分涉案人员受到刑事或者行政责任追究。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唐容容与上诉人佘桂兰之间委托合同关系与MFC平台网络理财产品以及MBI国际集团涉嫌传销犯罪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故本案所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与上述所涉传销犯罪事实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受理范围。二、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是传销纠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只是委托上诉人帮其理财，案涉平台的账户注册以及相关操作，均是由上诉人一人完成，被上诉人并未参与，被上诉人也不知如何操作。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委托合同关系，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传销上下级关系。且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并未对被上诉人控告上诉人涉嫌犯罪事实予以立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与MFC平台涉嫌传销犯罪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一审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的判决结果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唐容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理财款829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容容与被告佘桂兰系同事、朋友关系。2017年2月27日，原告向本案证人唐志军转款14000元，唐志军于当天将原告的14000元转存到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8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存15000元，向被告的桂林银行账户存入现金20000元。2018年8月14日，原告向被告的桂林银行账户存入现金38500元。被告认可收到原告的四笔款项，合计金额为87500元。原告认可被告于2018年通过唐志军向原告转款两笔，合计4600元。原告主张上述转给被告的款项87500元系委托被告进行理财，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被告主张双方并不形成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被告收到的款项系原告投入到ＭＦＣ平台的投资款，被告仅是代原告在ＭＦＣ平台注册账户，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款项转入原告的平台账户。被告主张其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又转给了本案证人胡某，但依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和桂林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被告转给胡某的款项与收到原告的款项金额并不一致。另查明，原告以被告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第二责任区刑警大队民警就案件情况对被告进行了询问，但尚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唐容容与被告佘桂兰之间的经济纠纷与MFC平台涉嫌传销犯罪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原告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就案件情况展开调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规定，本案应当继续审理原、被告之间的经济纠纷。被告已收到原告的转款87500元，但双方对该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各执一词，原告诉称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被告辩称仅是帮原告操作账户。无论是原告委托被告理财，还是仅委托被告代为注册和操作账户，双方均存在委托关系。原告将投资款转给被告，是希望被告将款项用于投资并获取收益。被告收到了原告的款项，应承担的义务是将款项转出，否则应当承担未转款的法律后果。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被告虽主张其将原告的款项用于代原告注册ＭＦＣ平台账户，但并未举证证明原告的款项已转到ＭＦＣ平台，仅是完成平台账户注册不能证明款项的实际去向，也不能证明被告已完成委托事项。被告向胡某的转款仅能证明被告与胡某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所转金额与原告转给被告的金额也并不一致，不能证明被告已将原告的款项转入ＭＦＣ平台账户。因此，被告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转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收到原告的款项为87500元，扣除被告已转回原告的4600元，剩余82900元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佘桂兰返还原告唐容容投资款82900元。案件受理费187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3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佘桂兰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根据司法公开信息，涉案的MFC网络平台经营模式系以投资理财为明，要求参加者以缴纳一定的费用，购买该平台发行的虚拟货币M币，获得加入资格，并取得该平台网站的会员账号，会员间按照推荐发展的 -7- 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依据，该模式为传销，部分涉案人员被法院判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再查明，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开通MFC网络平台账户所需的公民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及电话号码。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注册MFC网络平台会员账号后，通过截图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发送了会员账号信息。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诉称的事实中自认经上诉人及案外人唐志军推荐介绍，通过互联网操作，在MFC理财平台上开设账户购买虚拟币，赚取一定收益，其先后于2017年2月27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共向上诉人支付87500元，用于投资MFC网络平台理财。上诉人亦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的4笔款项合计87500元为被上诉人在MFC网络平台注册账户理财赚取收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开通MFC网络平台账户所需的公民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及电话号码，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注册MFC网络平台会员账号后，通过截图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发送了会员账号信息。被上诉人亦认可收到由此而产生的收益4600元。因此，被上诉人对于其投入的87500元是用于在MFC网络平台投资赚取收益是应知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MFC网络平台上的会员及参与者，而根据传媒公开信息以及司法公开信息，案涉MFC网络平台因涉嫌传销被国内外司法、行政部门调查，部分涉案人员被判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指出：传销或者变相传销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该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唐容容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34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唐容容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7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36元（被上诉人唐容容已预交一审法院），由一审法院退还唐容容；上诉人佘桂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72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袁慎龙 书 记 员 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