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61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静，女，199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道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可然，男，199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平,女,196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黄静因与被上诉人胡可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9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黄静无需向胡可然返还医疗费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胡可然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胡可然为黄静支付牙齿医疗费的行为应属于对黄静的赠与而非代垫款。一审判决认定胡可然为黄静支付牙齿医疗费是基于男女朋友的亲密关系及治疗的迫切性，是对意外的一种解决方法，因此认定该款项为垫付款，但黄静认为治疗牙齿并不具有迫切性。黄静摔断的是门牙，并不影响黄静行动以及吃东西，摔断之后也没有剧烈的疼痛感，不需要立即治疗。事实上，黄静摔断门牙后也并没有立即治疗，而是和胡可然一起在迪斯尼乐园游览了一天之后次日才去诊所治疗。黄静完全可以等到几天之后回广州再去医院治疗，而非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在上海的私人牙科诊所治疗。因此，胡可然为黄静支付医疗费的行为并不属于紧急情况下为黄静垫付，黄静也从未主动要求胡可然为其支付医疗费。双方在去诊所初步问诊后由于高额的医疗费也并未立即决定治疗，最终是胡可然决定带黄静返回诊所治疗，并主动支付医疗费用。结合彼时双方正处于热恋期，且胡可然经济情况良好等因素，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更符合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情况。二、胡可然在起诉状中主张“黄静说要归还医疗费的前提下才为其垫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借贷合意。一审法院通过事后双方的聊天记录及胡可然母亲催还医疗费的行为推定胡可然在支付医疗费时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存在明显错误。本案中，胡可然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在支付医疗费时已经达成借贷的意思表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通过事后胡可然及其母亲的态度进行推定存在明显错误。胡可然为黄静支付医疗费到底是借贷还是赠与应当结合行为实际发生时双方的关系、态度、具体情况等从而探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胡可然在为黄静支付医疗费时双方正处于热恋期，一审法院却用双方分手后胡可然及其母亲的态度去推定双方热恋时的意思表示，明显不合理。三、黄静与胡可然并未达成口头还款协议，黄静之所以在聊天中表示愿意返还部分款项是出于对赠与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对胡可然经济困难的同情。黄静从始至终都认定胡可然为其支付医疗费用是基于热恋关系对其的赠与，也对其心存感激。双方分手后，黄静得知胡可然的母亲生病，胡可然暂时性经济困难，加上以为赠与的财产还可以要回的错误认识，才答应给胡可然部分款项，帮助其渡过难关。实际上双方并未明确到底返还多少款项，更谈不上达成口头还款协议。黄静事后返还部分款项的意思表示并不能改变赠与的性质。综上所述，胡可然主张借贷关系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借贷合意。结合行为发生时双方的关系、治疗的迫切程度等因素，胡可然借贷的主张并不具有高度盖然性，认定为赠与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存在多处错误，严重损害了黄静的合法权利。因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胡可然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对黄静上诉事实的回应。1.事实上，黄静在牙齿摔断后强烈要求到医院进行治疗，但因为迪斯尼门票已经提前买好，黄静主动要求去迪斯尼游览后再治疗。黄静摔断牙齿系因其与前男友在上海喝醉后导致，当时黄静与胡可然感情已经基本破裂，胡可然告知其没有钱支付，建议回到广州后治疗，但在离开上海当天，黄静多次提出牙齿疼痛难忍无法进食且担心回家会被看到，胡可然基于对黄静的信任及其陈述的迫切性，才带黄静前往医院诊疗(2019年12月22日12：35检查)。在医院诊疗后，胡可然得知治疗费用高昂，因经济困难希望黄静回广州再治疗，随后离开医院。但黄静离开后一直告知胡可然牙齿十分疼痛，两人前往星巴克休息片刻，黄静口头向胡可然承诺回广州后会向其兄借钱归还治疗费用，胡可然才同意为黄静垫付治疗费用，双方就此口头达成借贷协议。综上所述，若胡可然愿意赠与该笔费用，不会在诊疗后先去喝咖啡2小时后才折返为其支付治疗费用，足以说明该期间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及胡可然不愿对这笔费用进行垫付，胡可然本着人道关怀及对黄静的信任和当下治疗的迫切性，才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折返医院刷信用卡为黄静垫付该笔费用。此时胡可然欠款严重，在已经花费了上万元出行费用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向相识仅月余的朋友赠与如此大笔费用。胡可然一审提交的与黄静的支付宝、微信聊天记录及胡可然母亲与黄静的短信证据均印证了黄静的还款意愿，双方认可借贷协议。黄静主张案涉款项为赠与，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胡可然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黄静承认该笔费用为借款并愿意归还，黄静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赠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胡可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黄静已明确表示会归还该笔费用并愿意打欠条，并主动加胡可然支付宝账号，双方明确确认了该笔费用的借贷关系，支付宝聊天记录中黄静也明确表明其已咨询律师，说明在黄静了解了赠与的前提下，仍然承诺过完年后会归还该笔款项，对案涉款项未予否认，并告知胡可然打官司也可以，其主张前后矛盾，缺乏逻辑，应不予支持。黄静主张案涉款项发生于双方热恋期应认定为赠与，但双方感情在1月份已经破裂，该笔费用是胡可然出于人道关怀及善良而垫付。3.黄静主张胡可然经济情况良好故案涉款项系赠与，又称黄静因胡可然经济困难基于同情才在聊天中承诺还款，若如对方所述，只能说明出借该笔费用导致胡可然经济困难，间接说明案涉款项系借款，黄静关于其心存感激才承诺返还部分款项等均无举证证明，黄静对胡可然亦无任何感激，其歪曲事实，主张案涉借贷关系为赠与关系，应不予支持。4.黄静有经济能力委托律师却不肯履行还款约定，胡可然对此深感遗憾。黄静企图通过上诉拖延还款时间，侵占不属于其自身的财产。二、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一审判决查明了双方关系、借款经过等，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印证了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系查明事实清楚，应予维持。胡可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静向胡可然偿还于2019年12月22日为其垫付的急诊医药费34180元、购买手机费用5999元、亲密付的支付费用6341.82元（合计：46520元）;2.黄静向胡可然赔偿于2020年3月向银行贷款3万元产生的利息（每月利息135元，计至黄静还清之日止，暂计675元）；3.黄静向胡可然赔偿因追索借款而产生的律师费。4.本案诉讼费由黄静负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胡可然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并明确本案没有律师费支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静受胡可然邀请，与胡可然一起于2019年12月20－22日去上海旅游。2019年12月20日晚，黄静相约其两位朋友与胡可然一起到酒吧聚会。聚会期间，胡可然与黄静的其中一位朋友发生争执，胡可然曾报警处理，后离开了现场。当晚，黄静酒醉，磕到了牙，手机也弄丢了。2019年12月22日，胡可然陪黄静去看牙医，并支付了黄静的医疗费34180元。2019年12月25日，胡可然在网上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为黄静购买了价格为5999元的“iphone11128GB”手机一台，收货地址为黄静住处。2020年1月3日至1月6日，胡可然为黄静开通了支付宝亲密付。黄静在支付宝亲密付的消费情况如下：1月3日消费4次，分别为159.00元+3502.00元+477.62元+41.70元；1月4日消费3次，分别为73元、5.00元、5.00元；1月5日消费5次，分别为196.00元、118.00元、1150.00元、87.50元、444.00元；6日消费1次，为83元。以上消费金额合计6314.82元，单日次消费超过300元的消费金额合计5573.62元。诉讼中，胡可然为了证明其为黄静支出的以上款项为借款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其与黄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6日，胡可然说：“我才看，3天就花了6000多啊”“我觉得确实我们还是算了，你还是得找个有钱的，我最近家里压力也很大，我妈眼睛治疗也是几十万我也没说，不然不会找你还那几万了…”；黄静说：“嗯好”“我年后想办法还你昂”“钱我给你转支付宝，打着欠条。一定还你放心，你知道我家在哪的”“支付宝通过下”；胡可然说：“…我是找你家说还是只能走法律途径呢”，黄静说：“我没说过不给”。2020年1月7日，黄静说：“那我是不是说打工还你”，胡可然说：“你先说清，你要还多少”；胡可然说：“当时不是考虑你不舒服想赶紧先让你治疗，才给你出的…”，黄静说：“我说没有有说不给吗”；胡可然说：“…我开那个是为了什么，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帮你”，黄静说：“你哪句真，又是你妈眼睛的手术钱又是给老家的钱，我说了我有肯定给你，我听到之后我问了朋友姐姐借，我没有借到”；胡可然说：“那你怎么不找人借？借我的就这么安心嘛”“我让你去喝酒?”，黄静说：“你逼我去上海”“我是真没有，过年难借”；等。2.其母亲与黄静的2020年1－2月的短信通信截屏打印件，短信聊天记录显示，1月29日，胡可然母亲说：“医疗费3万六”“黄静你准备怎样还借可然的医药费”“希望你列出还款计划“，黄静说“年后在广州说吧”；等。3.其与黄静于2020年1月3日的支付宝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胡可然说：“消费了啥”，黄静说：“一对（鞋子图案）”“我买了要给回你”“不然欠着你不行”“借支给我，我要给回你”。黄静为了证明其在聊天中多次提出牙齿治疗费等费用是胡可然赠与黄静的，胡可然并未否认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胡可然的支付宝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7日，胡可然说：“给手机和治疗费，那6000就当被贼偷了”“你写个欠条，你没有我就暂时就不找你要了”，黄静说：“你说你和你妈说你牙齿坏了你自己做，你说没打算问我拿回”“你说送的东西现在要回，我失去的谁负责”，胡可然说：“你失去了什么”“我现在是要回很过分的钱？”。2020年1月9日，胡可然说：“是请你吃饭或者看电影去玩帮你付的钱，甚至什么机票，什么门票那些钱，那些也是好几千，我要要回的是我当时不愿意为你支付的医药费以及分手后你还花的那6000，当然那6000你只还5000也行，其他的在我的接受范围内”。黄静说：“。请你搞清楚，出去旅游是你用哭求我去的，我不自愿去的，不是因为你不会有接下来的事，看牙齿也是你先说带我去买手机也是你说送我，亲密付也是你说给我用，完全是你自己自愿。”。庭审过程中，胡可然、黄静共同确认：双方的恋爱关系维持时间从2019年11月起至2020年1月6日止，未同居生活；黄静磕到牙是一场意外。另外，黄静补充陈述，旅游期间手机丢失也是一场意外，使用胡可然支付宝亲密付主要用于购买衣服和包包，黄静暂时没有工作。庭审后，胡可然提交书面意见一份，明确表示对黄静使用其支付宝亲密付中的小额消费（300元以下）不再主张。黄静律师提交的代理词对案件事实有如下补充陈述：“2018年11月，胡可然与黄静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相互加了微信好友，但当时并未有过多交流；2019年11月，胡可然突然找到黄静聊天，随后双方每天都在微信上交流互动，双方感情逐渐升温……”。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医疗费用的返还问题首先，黄静磕到牙齿是一场意外，胡可然、黄静并不能提前预知，可见医疗费不在胡可然这次旅游预算费用的范围内。从双方陈述的经过来看，该场意外不能归责于胡可然。其次，发生意外后，在黄静暂无负担能力的情况下，基于双方为男女朋友的亲密关系及治疗的迫切性，假如胡可然碍于情面没有明确医疗费的性质即为黄静支付医疗费也是符合常情常理的。胡可然支付医疗费的行为是应对这场意外的一种解决方法，有一定的特殊性，且双方确立恋爱关系的时间不长，在证据不足以证明是赠与的情况下，不可谓为赠与，应为代垫款。再者，从双方提交的微信、支付宝、短信的聊天记录来看，胡可然即使提出让步的解决方案（包括少收或放弃催还支付宝亲密付的款项等），但从来没有表示过放弃该医疗费的债权。结合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及胡可然母亲代为催还医疗费并定性为借款的行为，可以推定，胡可然在支付该医疗费时并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最后，黄静在2020年1月7日前对胡可然催还款的态度均为“想办法还”“一定还”“有钱肯定给”，且并未将医疗费排除在外，可见黄静对医疗费并非赠与性质予以确认，双方已通过自身的行为明确医疗费非赠与性质，并达成了口头还款协议。综上，结合本案的案情，一审法院认为，胡可然支付医疗费的行为并非赠与行为，胡可然主张借贷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胡可然支付医疗费实际履行了出借行为，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胡可然享有随时向黄静主张返还医疗费的权利。二、关于手机费用的返还问题首先，黄静磕到牙齿当晚丢失了手机，这也是一场意外。胡可然称考虑到黄静通话不便而购买手机，但从手机的购买时间可见，购买手机的行为发生在旅游之后，新手机并非旅游期间的必需品。在胡可然没有充分的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可谓为赠与。其次，从双方提交的微信、支付宝、短信的聊天记录来看，双方对手机的价格、型号、品牌等并未有合意，均为胡可然单方的意愿决定。据此可以推定，购买手机并非黄静授权的行为。再者，根据社会的现况，恋爱期间互赠礼物以满足情感的需要是常理之事，并不以长期关系维持为条件。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黄静暂时没有负担能力的前提下，胡可然为黄静购买价格将近6000元的手机的行为，视为赠与更符合常情常理。最后，赠与合同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案涉手机现已交付黄静，并由黄静使用和支配，可见黄静接受该礼物。综上分析，胡可然为黄静购买手机支付费用的行为并非借款行为，应为赠与行为，胡可然可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撤销赠与。现胡可然请求返还手机的费用，实为请求撤销赠与合同，鉴于案涉手机已交付黄静使用并支配，现黄静也不同意返还手机或手机费用，故胡可然请求返还手机的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三、关于支付宝亲密付支出费用的返还问题支付宝亲密付是为亲子、爱人等亲密关系打造的极简支付服务；对方消费开通者付款，亲密付每月的额度由亲密付开通人设置；亲密付开通人能够收到每笔消费扣款的提醒。具体到本案，首先，胡可然称因黄静没有工作，为其开通亲密付旨在让黄静遇到不便时使用，但从黄静消费的金额及自述购物的情况看，黄静的消费并非不便之需，也非必要的日常生活支出。其次，按亲密付的使用规定，黄静消费时，胡可然能收到消费扣款的提醒，胡可然一旦有异议可随时修改额度或关闭该服务，但胡可然未予操作，可见胡可然在关闭该服务前，对黄静的消费采取的是支持或放任的态度。最后，从双方提交的微信、支付宝、短信的聊天记录来看，胡可然对黄静使用亲密付的条件并无约定。根据社会的现况，及此时双方处于恋爱期间的情况，在胡可然关闭该服务前，可理解为胡可然赠与黄静礼物，表现形式是礼物由黄静挑选，可谓是“你消费我买单”，视胡可然的行为为赠与行为更符合常情常理。综上分析，胡可然为黄静开通亲密付的行为并非借款行为，应为赠与行为，胡可然可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撤销赠与。现胡可然请求返还该费用，实为请求撤销赠与合同。鉴于该费用已转化为物品并由黄静使用和支配或者已实际支出，现黄静也不同意还款，故胡可然请求返还亲密付支出费用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胡可然请求黄静返还医疗费3418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胡可然请求黄静返还手机费用及亲密付支出费用的请求予以驳回。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零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医疗费34180元及逾期利息给胡可然；二、驳回胡可然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元，由胡可然负担270元，黄静负担710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胡可然于2019年12月22日为黄静垫付34180元口腔治疗费用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可然为情侣黄静垫付的案涉31480元系赠与还是借款。情侣在恋爱期间的小金额往来，一般不认为是借贷关系。但是，人民法院审理大额的情侣之间借贷案件，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事实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胡可然提交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以及雅圣口腔收费票据证明案涉31480元口腔治疗费用真实存在，黄静对该事实亦予确认，且胡可然及其母亲分别与黄静的聊天记录中黄静关于“钱我给你转支付宝，打着欠条。一定还你放心，你知道我家在哪的”、“我说没有有说不给吗”、“想办法还”“有钱肯定给”等陈述，均可见黄静对于胡可然主张的借款事实未予否认并积极表示还款，胡可然关于双方就案涉31480元垫付款达成借贷合意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现黄静主张案涉款项系赠与，应由其对胡可然赠与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述规定表明对于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具体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黄静前往口腔医院治疗时由胡可然为黄静垫付31480元治疗费，黄静未能举证证明胡可然存在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且31480元超过一般赠与的数额，即使胡可然垫付款项时未明确款项性质，但胡可然已提交相关聊天记录证明之后黄静对欠款事实的确认及还款意愿，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胡可然为黄静垫付的31480元治疗费为借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静主张其因法律意识淡薄、基于同情心等在聊天中同意返还赠与款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鉴于胡可然一审未主张垫付款的逾期利息，一审判决超出诉请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相应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91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91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黄静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医疗费34180元给被上诉人胡可然。”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元，由被上诉人胡可然负担270元，上诉人黄静负担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0元，由上诉人黄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本书记员 李玉娜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