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女，196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森，辽宁久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常伟，男，1981年1月28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雷，抚顺市望花区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芝，女，1949年3月17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张桂芝之子），男，1981年2月27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辽宁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超，男，195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森，辽宁久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丽、付常伟与被上诉人张桂芝、王喜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1民初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立案并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王丽对本案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付常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王丽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雇佣王锐的雇主是被上诉人付常伟。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王丽不是雇主，就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一审经审理已经查明，上诉人王丽与付常伟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丽作为定作人，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丽未对相关人员进行注意安全提示，所以承担一定民事赔偿责任。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上诉人王丽根本就没有义务去提示安全问题。事实上，在干活期间王丽、王喜超，以及村主任都多次提醒工人，告诉他们注意安全、注意上面电线。付常伟辩称，王丽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王丽是雇主，王喜超与王丽虽然离婚，王喜超的行为是无因管理者，其为了王丽在本次事故中能节约工钱获得更大利益，忽视安全，是造成王锐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本案的主要责任人是王丽和王喜超，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支持付常伟的上诉请求。王喜超辩称，同意王丽的诉讼请求。付常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上诉人不应赔偿被上诉人384,551.19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付常伟与王丽存在承揽关系，其认定事实有误。本案中付常伟并不是承揽人，也无承揽人的特征。付常伟既无生产加工能力，也无企业，其只是王丽雇来的力工，按王丽的安排进行工作，一切劳动过程都由王丽指派完成。王丽家彩钢房房盖也是其指派付常伟到抚顺市望花区兴正彩钢板厂进行购买，彩钢板厂是按王丽的要求为其定做加工彩钢板房盖的，货到后，由王丽支付加工费。抚顺市望花区兴正彩钢板厂承担生产加工彩钢板房盖的一切质量责任。付常伟并未收取王丽的加工费，付常伟自获得王丽给付的日工劳务费每天300元。2、付常伟与王丽系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在庭审中由张桂芝提供了一份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时王丽已经承认其雇佣死者王锐等人这一事实。该份笔录足以说明付常伟与王丽系雇佣关系。王锐因在王丽雇佣工作中触电身亡，其死亡所发生的一切损失应由王丽承担。王丽辩称，王丽当时是把彩钢板的活发包给了付常伟，王丽与付常伟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付常伟陈述说是让其帮着找工人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工人是付常伟雇佣的。王喜超辩称，工人不是我雇佣的，工程也不是我发包的，我与王丽很多年前已经离婚了，当天干活我也是去帮忙，我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任何过错，本案与我无关。被上诉人张桂芝对王丽和付常伟的上诉进行综合答辩，张桂芝虽然对本案的一审判决没有提出上诉，但是对一审法院划分王锐30%的责任也是有意见的，经考虑没有提出上诉，但是在此事件中死者王锐是没有责任的。1、作为雇主和受益人应当对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安全环境进行控制，本案王锐在王丽家的猪圈棚上进行施工，在其头顶距离仅有3米左右就是高压线路，其处在一个高度危险的环境中，雇主和受益人是有完全过错的。2、死者王锐接过王喜超递过来的彩钢板，在棚顶上已经非常注意，彩钢板是被风刮起来的，造成了彩钢板接触到猪圈棚顶的高压线上，这一行为是王锐无法控制的，也是无法预料的，所以，二上诉人应当对王锐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张桂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636,400元，丧葬费37,632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抚养费49,956元，合计：773,98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9月初，被告王丽找到被告付常伟，让付常伟找人干用彩钢板给猪圈盖棚的活。被告付常伟联系案外人王忠义和窦立君，并告知二人工钱为每人每天300元。案外人王忠义给王锐（1976年8月出生，卒年44岁）打电话，联系王锐到被告王丽家干活。2020年9月3日，被告付常伟与王忠义、窦立君、王锐一起来到被告王丽家，进行猪圈盖彩钢板的安装工作。2020年9月5日上午，被告付常伟与王忠义、窦立君、王锐又来到被告王丽家，王忠义、窦立君、王锐继续进行猪圈盖彩钢板的安装工作，被告付常伟离开王丽家，并未在现场干活。被告王喜超在被告王丽家院内砌墙，并告知王忠义、窦立君、王锐彩钢板搭建的位置。在干活过程中，王锐站在猪圈的彩钢板上，因手拿彩钢板封边碰到高压电线，遂触电倒下，被送往抚顺市第三医院急诊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被告王丽给王锐垫付医疗费2,237.30元。抚顺市第三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亡原因：电击伤，猝死。另查明，原告张桂芝为王锐母亲，王锐父亲于2015年去世。原告张桂芝共育有四名子女。王锐生前从未结婚，亦无子女。被告王喜超与王丽原系夫妻，二人于1997年6月13日，经本院调解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为王锐与被告王丽及王锐与被告付常伟之间是否形成雇佣关系。本案中，与王锐一起安装彩钢板人员王忠义和窦立君均称其二人是由被告付常伟召集干活的，王忠义亦称王锐是通过其召集为被告王丽家安装彩钢板的，报酬均为每天300元，被告付常伟在庭审中陈述，其负责赊料、下料及雇人运料，且在其他人干活期间，付常伟并未在现场干活，综合上述证言以及被告付常伟自述，被告付常伟与王丽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加工的法律特征，即王丽支付加工费，付常伟为王丽提供安装彩钢板猪圈盖的工作成果。被告付常伟在承揽案涉安装彩钢板猪圈盖工程后，其作为雇主雇佣了王锐等人，王锐在受雇于付常伟期间因工作中触电死亡，故付常伟作为雇主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王丽系王锐提供劳务的受益人，在王锐等人施工期间，其亦在现场，未对相关人员进行注意安全提示，故其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王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多年安装彩钢板的经验，在劳务作业过程中，应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其应对自身死亡负有一定的责任。此外，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在劳务的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的，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王锐对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王丽应当对此次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的20%责任，被告付常伟应当对此次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50%的责任。被告王喜超与被告王丽已经离异多年，其在本次事故中亦是在现场帮助王丽干活，其并不是雇主，亦不是受益人，其在本次事故中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对原告张桂芝要求被告王喜超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相关证据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原告的损失为：1、医疗费2,257.30元；2、死亡赔偿金636,400元（辽宁省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年×20年）；3、丧葬费37,632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王锐无配偶及子女，其母亲即原告张桂芝于1949年3月17日出生，张桂芝共育有四名子女，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9,956元（辽宁省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03元／年×9年÷4人）；5、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3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756,245.30元，由被告王丽承担153,820.49元，由被告付常伟承担384,551.22元。因被告王丽为王锐先期垫付过医疗费2,257.30元，故被告王丽应赔偿原告张桂芝经济损失151,563.1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王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张桂芝经济损失151,563.19元；二、付常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张桂芝经济损失384,551.22元；三、驳回张桂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40元，减半收取计5,770元，由王丽承担1,665.50元，由付常伟承担3,534元，由张桂芝承担570.50元。二审期间，付常伟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抚顺市望花区兴正彩钢板厂老板韩生军出具的说明、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案涉彩钢房是由王丽定制，加工费也应该是由王丽支付，并且当时约定是货到付款，加工费用现在还没有支付，厂子对王丽彩钢房顶有维修的义务。证据2、通话记录截屏。证明：付常伟在2020年9月2日就到王丽家了，付常伟和王丽不具有承揽关系，我们是王丽雇来的工人。王丽质证意见：对证据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法庭不应采纳;该证据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只出具说明不具备法律效力;证据上加盖的抚顺市望花区兴正彩钢板厂公章，没有防伪认证，无法确定公章的真实性;情况说明上的内容不属实，王丽只是把彩钢板的工程发包给了付常伟，至于付常伟在哪制作的彩钢板，什么价格，王丽都不清楚。对证据2、该证据也不是新证据，法庭不应采信;该证据只能证明付常伟与“韩哥”有通话，无法证明王丽与“韩哥”有通话。张桂芝质证意见：王丽和付常伟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方不清楚，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王喜超质证意见同王丽。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足，难以证明付常伟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关于焦点一。雇佣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给付报酬，而承揽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雇佣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当事人对承揽与雇佣的性质发生争议时，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综合分析，并结合具体情况认定：1.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及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工作成果；4.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5.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王锐在王丽家搭建钢架棚过程中不慎触电身亡。王丽陈述与付常伟就案涉钢架棚的搭建达成口头承揽协议，双方约定总价款7000余元；付常伟主张与王丽之间是雇佣关系，按日支付劳务费300元；本案安装彩钢板的施工人员王忠义、窦立君均是由付常伟召集，王锐是通过王忠义介绍参加施工，报酬均为每人每天300元，付常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负责赊料、下料及雇人运料，在其他人干活期间，付常伟并未在现场干活。结合本案庭审及各方的举证情况，不能确认付常伟与王丽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等情况，一审认定付常伟与王丽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加工的法律特征，付常伟和王锐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丽自述涉案高压线距离地面5.5米，其搭建的彩钢棚高2.1米。王丽作为定作人在未经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施工，致使电力线路安全距离不足，施工环境、条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过错明显；付常伟作为劳务接受者，清楚现场环境，理应注意到高压线的危险，知晓王丽搭建的钢架棚存在安全隐患，仍然组织施工，具有明显过错；王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在明知距离电力线路很近的情况下施工，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致使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一审判决王锐承担30%的责任，原审原告张桂芝服从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本院确认王丽承担35%的责任、付常伟承担35%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除外。本案王丽、付常伟对一审法院所确定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均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依法不予审理。综上，王丽、付常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抚顺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1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抚顺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1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张桂芝经济损失262,428.56元（264,685.86元-2257.30）；三、变更抚顺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1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付常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张桂芝经济损失264,685.8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40.00元，减半收取计5,770.00元，由王丽承担2,599.75元，由付常伟承担2,599.75元，由张桂芝承担57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99.00元，由上诉人王丽负担5128.71元，由上诉人付常伟负担5,270.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帆审判员 李依桐审判员 郭 爽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