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苏喆，女，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优耐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伟，北京安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楼5层504A。法定代表人：陈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男，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上诉人王苏喆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6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苏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博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王苏喆虽然收取了博远公司员工应辉支付的36500元，但收取款项属于职务行为，王苏喆和博远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博远公司起诉王苏喆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王苏喆和博远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博远公司在从事旅游活动过程中，委托可以从航空公司获取更加优惠政策的第三方来购买机票以赚取客户旅游费的差价。但王苏喆作为自然人根本不具备从航空公司获取优惠政策的条件。博远公司不可能委托王苏喆购买机票，双方不具备建立委托关系的基础，也不符合商业常理。二、博远公司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153号案件起诉称：“王苏喆不是我单位的职工，是与我们单位有合作关系的票务公司的职工，王苏喆应该将钱款汇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购买机票……”该内容可以确认博远公司明确知悉且认可其与王苏喆所在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而非与王苏喆存在合作关系，王苏喆所在公司的部门将钱款汇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购买机票。王苏喆收取应辉支付的钱款，属于职务行为。三、博远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1137号民事判决中，提到博远公司曾出示（2015）京中信内经证字第5232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第19页涉及一份由王苏喆签字确认的《单项委托合约书》，博远公司称其对《单项委托合约书》未盖章认可，说明博远公司认可其真实性。《单项委托合约书》明确备注了王苏喆所在公司的名称，博远公司既然认可其真实性，说明博远公司明确知悉《单项委托合约书》的内容，说明其和王苏喆所在公司即北京亚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公司）存在委托购买机票的合约，而不是王苏喆。四、博远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应辉的辞职信显示应辉为中旅体育亚洲中心员工，可以确认博远公司以中旅体育名义从事旅游活动，博远公司与中旅体育存在关联关系。该辞职信与载有亚美公司的《确认单》相互佐证，可以证实应辉以中旅体育票务部的名义与亚美公司优唯假期的王苏喆对购买新加坡航空公司机票相关事宜进行确认，博远公司与亚美公司就案涉款项建立委托购买机票的法律关系，王苏喆系亚美公司的员工，与应辉就机票购买事宜进行确认属于职务行为。综上，王苏喆确实收到了应辉支付的款项，但是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亚美公司承受，不能仅以王苏喆收取了款项就认定王苏喆与博远公司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苏喆的上诉请求。博远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王苏喆的上诉请求。王苏喆收取钱款，其没有说清楚钱款去向。博远公司就是中旅体育亚洲中心。王苏喆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亚美公司的员工。博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苏喆向博远公司返还机票款定金37500元；2.诉讼费由王苏喆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应辉原系博远公司的员工。博远公司自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为应辉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4月10日，博远公司员工金铮向应辉转账56500元用于购买公司承接的旅行团机票，应辉确认收到该笔款项。2016年3月，博远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应辉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应辉返还机票款37500元并支付迟延还款利息，理由如下：2013年4月10日，博远公司委托公司员工金铮向应辉垫付了56500元机票款，后其中有三个旅行团因故未成行，这三个旅行团的机票款共计37500元，应辉至今未归还。应辉辩称从未向博远公司借款，不同意其诉讼请求。2016年5月1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6民初4563号民事裁定书，以博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应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17年4月，博远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应辉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应辉返还机票款3750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确认了应辉于2013年4月13日向王苏喆转账36500元。应辉称56500元中的1万元支付给了关阳朔用于机票定金，46500元支付给了优唯假期的员工王苏喆用于预定四套机位（含三套新航机票、一套国航机票），其中36500元系转账，1万元系现金支付。博远公司对支付给关阳朔的1万元以及46500元中的9000元没有争议，认为旅行团未成行，剩余的37500元机票款（三套新航机票）去向不明，因此要求应辉返还。应辉称其向王苏喆已经支付了相应的机票定金，双方之间形成了确认单，因旅行团未成行，根据约定，定金不退。后王苏喆出庭作证，称其系优唯假期的员工，应辉作为博远公司的票务联系其购买几套新马泰机票机位，博远公司支付了定金，具体如何支付记不清了；如果是王苏喆收的，也是代表公司；关于应辉转账的36500元是什么钱记不得了。关于三套机位的确认单，应辉和王苏喆均称已经出具过确认单，按照流程，先有确认单后付款。2018年7月11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6民初11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博远公司的请求，理由系不排除王苏喆存在代公司收取票款的职务行为，在不能合理排除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对于博远公司要求应辉返还票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博远公司上诉。2018年9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87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博远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王苏喆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苏喆返还37500元。理由如下：应辉将钱汇给了王苏喆，王苏喆应该将钱汇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购买机票，但最后机票并未购买。王苏喆称其收到过应辉的机票款，定金已经交给了自己所在公司，博远公司可以找王苏喆所在的公司；当时预定了四套机票，定金4万余元，应该是三套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机票和一套国航的机票，根据航空订票的规则，在取消时限内取消，没有损失，在取消时限外取消，定金是不退的。该案中查明，应辉于2013年4月8日向王苏喆转账16500元，于2013年4月12日向王苏喆转账36500元。2019年4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2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博远公司的自述以及法院的查明，博远公司委托其员工向应辉付款，应辉再向王苏喆转款支付购买机票的定金，王苏喆称已将定金支付给了当时自己所在的公司，因此王苏喆收取博远公司向应辉的转款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博远公司的支付行为也并未基于认识错误，因此判决驳回博远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称博远公司如以其他法律关系为由向王苏喆主张权利，可另行起诉。博远公司上诉。2019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89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系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博远公司虽然就涉案的款项起诉过王苏喆，但案由系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以不符合不当得利为由判决驳回了博远公司的请求，但同时也表示博远公司如以其他法律关系为由向王苏喆主张权利，可另行起诉。现博远公司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二系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博远公司通过员工应辉向王苏喆转账用于预定三套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机票，王苏喆虽辩称其代表所在的公司收取机票预定款，但并未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其所在公司的具体名称以及其将收到的机票预订款转交给其所在的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博远公司与王苏喆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法履行。至于博远公司实际向王苏喆支付的预订款金额，博远公司称除了转账的36500元以外，还有1000元系现金交付，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现金支付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根据转账记录认定为36500元。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三系王苏喆是否应当退还机票预订款。王苏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预定了机票，即其并未证明其履行了委托合同的义务，因此博远公司有权要求王苏喆返还相应的机票预订款36500元。对于博远公司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争议的焦点之四系博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博远公司在2017年起诉应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审理过程中才知道应辉将机票预订款转给了王苏喆，因此才应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2019年1月，博远公司已经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了王苏喆，且在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又在2019年9月提起了本次诉讼，因此博远公司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苏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返还机票预订款36500元；二、驳回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王苏喆提交其发给应辉针对国航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沟通的确认单复印件，证明王苏喆与应辉对四套航空机票进行过确认。博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苏喆提出，其收取机票定金后转给其在亚美公司的部门领导王东，其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但其负责的客户不只博远公司一家，没有证据直接证明其将案涉36500元转给了王东，（2015）京中信内经证字第52321号公证书第14、15页显示其将钱交给其所在公司，有一个国航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定单。亚美公司系统中把订单在财务进行认款，其他部门看到收款后，财务部门会向航空公司支付相应的机票款。确认单上一共四套机票，博远公司认可国航公司的机票定金损失而不认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机票定金损失。王苏喆只负责收取定金，不负责订票。王苏喆提出，（2015）京中信内经证字第52321号公证书显示王苏喆使用企业QQ与博远公司进行沟通，说明其身份是亚美公司员工。博远公司认可公证书第12页显示，王苏喆发给其公司王鹏《单项委托合约书》，王鹏回复要求退还37500元，王苏喆提出用新的旅游团的机票来冲抵37500元，王苏喆先做了一个确认，博远公司认为航班不合适就没有答应。本院另查明，博远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1137号案件中，曾提交（2015）京中信内经证字第5232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系对博远公司员工王鹏的QQ号与QQ名称为“王苏喆-优唯假期”的部分聊天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书第11页显示，博远公司王鹏于2014年7月2日向“王苏喆-优唯假期”发送“哦，陈楠说是37500的，这个是10000的，还有吗”，该页面显示“王小姐计调经理”“南亚风情-亚美运通”“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A座三、四层”“了解企业QQ”。该公证书第17页显示：“这是我跟陈总最后的联系记录，我们已经想过办法给他冲减那三套定金，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三套机位，也没有冲减，所以，不能再转其它线路继续冲减订金了，非常抱歉，没有帮到您，期待下次合作”。该公证书第19页涉及一份由王苏喆签字确认的《单项委托合约书》，显示：机票定金1万元，可冲减2013年5月份一套新航定金损失，如取消出团未出机票，定金1万元及13年定金不退，落款处加盖有优唯假期票务确认专用章。公账汇款户名：北京亚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还记载了具体账号和开户行。本院另查明，在（2019）京0102民初4153号博远公司诉王苏喆不当得利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中，博远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中载明有“王苏喆不是我单位的职工，是与我们单位有合作关系的票务公司的职工，王苏喆应该将钱款汇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购买机票”等内容。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博远公司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王苏喆，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苏喆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博远公司在一审法院（2019）京0102民初4153号案件起诉状中自认王苏喆是与其有合作关系的票务公司的职工。博远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1137号案件审理中，曾提交（2015）京中信内经证字第5232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录了其公司员工王鹏与王苏喆通过企业QQ进行沟通涉案票款的相关问题，说明博远公司明确知悉其与王苏喆所在公司存在委托购买机票的业务。现博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王苏喆个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苏喆收取博远公司员工应辉支付的36500元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应由王苏喆个人承担，一审法院以王苏喆收取了博远公司支付的机票预订款即认定王苏喆与博远公司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显属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王苏喆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69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8元，由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13元，由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