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782民初3268号原告：葛青，女，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彬，浙江广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涛，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国英，女，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义乌市。被告：朱跃兴，男，195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义乌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巍，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丹妮，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葛青为与被告余国英、朱跃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1年2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31日、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彬、金涛、被告余国英及被告余国英、朱跃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巍、方丹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青诉称，判令被告余国英归还借款本金866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866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间，被告余国英以案外人傅瑛需要借款为由向原告提出借款，并说原告与案外人傅瑛系同学，直接不好谈利息，由其出面更方便与案外人傅瑛谈利息。后原告在一年时间里先后通过转账、现金支付以及承兑汇票等多种方式，支付给被告余国英、朱跃兴共计8660000元款项。后经核实，被告余国英承认案外人傅瑛没有提出借款，上述款项系被告余国英向原告的借款。被告余国英辩称，1、本案并非如原告所说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而是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具体由谁支付相应款项、支付多少，应当经合同主体双方对账后确定。被告余国英曾与浦江特种染整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15日签订工程总价款为4448000元、2014年6月1日签订工程总价款为13989020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余国英为浦江特种染整有限公司建造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设施。除前述两份合同的工程总价款18437020元外，还有合同约定范围之外的原告两个厂房污水池、宿舍楼地下水池、两个锅炉房等附属设施、林义山庄（原告位于下余山的房产）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等，均由二被告负责施工，共计36000000余元，至今尚未对账结清。经查浦江特种染整有限公司系原告与其丈夫刘荣林作为股东共同设立的公司，在被告余国英与浦江特种染整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价款尚未结清，其也多次要求原告进行对账而原告均未积极配合的情况下，原告以偿还借款的名义要求二被告给付相应款项，缺乏证据支撑，不应得到支持。2、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只有从原告处流向二被告，二被告也有对原告进行金钱给付。原告提供证据时只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转账记录也只有从原告流向被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有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被告余国英在2014年10月9日至2016年12月12日之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向原告汇款1401000元；被告余国英先后于2015年9月30日、2016年9月20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原告693250元；后被告余国英又于2017年5月8日、2017年4月30日通过案外人楼某以转账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原告2080000元；同时原告厂房内购置的总价值约4000000元的红木家具均由被告余国英付款购买；原告公司财务负责人葛昌富（系原告之弟）曾于2017年1月向被告余国英借款550000元用于支付工厂工人的工资。前述款项总计8720000余元，原告均未归还，如果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所谓的8660000元借款并赔偿利息损失，那么应当说明接受前述款项的理由，不能说明的则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朱跃兴辩称，同意被告余国英的辩称意见。第二被告和第一被告是夫妻，但对具体情况不清楚，被告余国英最后是否要承担责任由法庭判决，因为是夫妻，第二被告是否要承担责任由法庭认定。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原件二份、打印件四份，证明原告共向被告余国英、朱跃兴转账4540000元。二被告表示收到过这些款项，但这些款项是否是借款，不予认可。工程整个完成是2015年年底，工程款没有支付完毕。后面很多款项支付完全是属于工程款。包括原告也说过，哪些是工程款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2016年8月2日、2017年1月22日、2017年1月24日、2017年1月26日共转账给二被告款项4540000元。2、承兑汇票复印件六页，证明原告将承兑汇票交给被告余国英的事实。二被告质证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的票据交换，应该是交出票据的一方在复印件上签字，留在交出票据那个人名下，这些证据没有提交被告签字的那份，无法证明被告作为收票人已经收到了票据。从票据时间看，跟原告提交的日期是不对应的，比如第一组的1000000元，被告余国英是1月30日签字，而原告说是2月23日，退一步讲最后认定是被告向原告借款，这些票据指向的款项不能认为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他们之间有很多票据往来，他们是在把票据凑起来，所以这些票据不能证明是借款往来。原告提交的尾号327的1000000元汇票被告余国英拿到了，也到楼某处兑换成了现金，但是我们操作时间是1月30日，不是原告所说的2月23日。尾号是523的500000元，尾号是480的400000元，尾号是379的200000元，尾号是660的100000元，尾号是661的100000元，共计1300000元，这些票据的确转交给了楼某，但是根据我们账上查的，我们只收到楼某转过来的985964.50元，这个应该打给原告293250元，原告的账上能够查到这笔钱的。尾号是504的100000元、505的100000元、506的100000元、470的80000元、846的500000元，我方收到这些票，也到楼某处兑换，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操作的时间前三张是2016年11月25日，后两张是2016年11月28日，后面两张操作时间都是有签字的，前三张也是有签字的，并非原告说的1月22日给被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是被告收到了上述票据，而庭审中被告也认可收到了上述票据，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3、询问笔录一组，用以证明被告余国英以傅瑛借款为名向原告借款，但是实际借款人是余国英，累计借款金额本息是10000000元，被告余国英明确至少在2018年4月份还未归还任何款项。二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即使认定借款存在，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起诉是8660000元，而被告余国英在笔录中认可的是6000000元到7000000元。即使存在借款事实，到底借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借，何时开始支付都需要原告向法庭举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余国英在接受公安人员询问时明确认可向原告借款本金及按月息三分计算的利息合计达10000000元，且没有归还。4、提供谈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借款明细中有关承兑、转账、现金支付相互印证，证明了被告余国英向原告借款了本案诉讼的款项，也提到了10000000元的本息。二被告质证意见：这个是被告余国英的录音，根据整个文字记录很清楚，这个录音是被告余国英在顺着原告葛青的账一笔一笔对，都是就着原告葛青的数字在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原、被告确实对一些账目进行过核对，并能证明被告欠原告借款的事实。二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两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证明登记在原告丈夫名下的浦江特种染整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国英于2013年11月15日签订工程总价款为4448000元，2014年6月1日签订工程总价款为13989020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余国英为染整公司建造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设施。原告质证意见：对于两份施工合同，三性均有异议，对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三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针对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补充说明，结合被告后面申请法庭调取的询问笔录，在被告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明确她是公司的员工，每年年底有工资，2013、2014、2015年都有，是为公司做事的。其次，在2018年3月7日被告余国英的询问笔录以及卢万金的询问笔录中都明确施工人是和浦江染整公司签订合同的，被告余国英是代表浦江染整公司的，在上次庭审中关于施工工程这方面，法庭也问到是什么关系，在3月7日的笔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对于明显有违常理的陈述，在公安机关的进一步追问中，被告都是沉默或者说原告脑子坏掉了，所以对两份施工合同三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就算存在施工合同，也是和染整公司的关系，与双方的借贷关系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2、对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葛青于2017年5月3日与被告余国英对账并确认仅支付被告工程款21841407元。原告质证意见：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应当提交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被告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又不认可，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3、农业银行账户汇款明细三份（原件一份，打印件二份），证明2014年10月到2016年12月12日被告余国英以转账方式支付原告葛青人民币共计1401000元，被告余国英和原告葛青有很多资金往来，既有工程款，又有借款，也有被告余国英给原告垫的钱。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2014年10月9日有60000元，上面写的是转支，是根据被告余国英的要求，其中20000元转给了常艳玲，40000元转给赵巧芳，2014年2月1日4000元，其中2000元是被告余国英现金拿走，另外2000元是根据余国英要求转给张光明，2015年8月30日50000元，是根据被告余国英要求转给顾建军，2016年10月17日87000元，是归还原告以前借给被告余国英的款项，另外两个500000元，一个200000元共计1200000元，是其他承兑汇票兑换后退还给原告葛青的款项，所以以上的1401000元根本不存在被告说的是原告葛青要用钱向她借的款项，在双方的后期录音对账以及询问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及，这个款项跟本案无关。确实双方有很多款项往来，不能拿到一笔就来冲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余国英转账给原告款项的事实，而且从该组证据记载的转账记录看，原告也有大量款项转给被告。4、承兑汇票打印件两份（2017年1月27日金国权签名的500000元，2017年5月7日金国权签名的1000000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5份，证明被告余国英通过转账、承兑汇票的方式代原告葛青支付案外人楼某人民币2080000元。原告质证意见：对于金国权的9519的500000元承兑汇票，三性无法确认，对于700000元，写的是消费，我们也没有看到交易对象，即使是转给楼某的，也与原告无关。对于590750元的转账，没有异议，这个钱是原告葛青给楼某的承兑汇票其中一部分的钱，是将600000元的汇票给楼某，他支付了590750元。楼某和被告余国英之间的572000元款项我们不清楚，下面的5月4日和5月2日的各1000000元的往来，跟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内容看不出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5、公安的询问笔录一组，证明：（1）原、被告之间除了所谓的借款外尚有工程款纠纷以及被告余国英也有款项打给原告或者替原告付款，被告余国英是否最终要向原告付款，需要双方对账后结算。（余国英2018年4月28日笔录）。（2）余国英替浦江特种染整厂以及原告葛青个人承包了大量工程，包括厂房一、二、三的土建、办公楼宿舍楼的土建、装修、样板房、污水池、水池、锅炉、公共厕所、下旺村的山庄、门卫室、烟囱、电梯。（原告葛青2018年3月8日笔录、被告余国英2018年4月19日的笔录）。（3）2018年4月26日原告葛青陈述被告余国英光工程部分向她报账是24382829元。（4）原告诉状提出的所谓她向被告余国英支付的借款8660000元和她本人的陈述是不一致的，原告自己对出借给被告余国英多少款项都不清楚。（2018年3月29日笔录第三页陈述给被告余国英的本金是8030000元）。（5）现在结账的资料都在原告葛青手上。原告质证意见：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一有异议。被告在2017年9月2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向原告葛青借款10000000元，不存在需要和工程款结算后再确认是否支付，借款和工程款是两个法律关系。对于证明目的二有异议，被告认为是和染整公司承包关系，而被告在2017年9月22日被告余国英的笔录中陈述其工资是100000元一年等内容，2018年3月7日被告余国英第六次的笔录中的内容、2018年5月16日卢万金询问笔录卢万金回答工程是染整公司给的，然后又问合同甲方是谁，回答是染整公司，合同是被告余国英代表签字的，这些内容都证明被告余国英和浦江染整公司是工程承包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她其实是公司员工，是职务行为。至于实际支付了多少工程款，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对于证明目的三，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跟本案的10000000元无关，既不是重复计算，也不是交叉重叠，工程款和借款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对于证明目的四，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请被告注意这里面主要的大数是明确的，和我们的转账记录、谈话录音是吻合的，至于8030000元她在总计加的时候漏加的，具体构成以我们的表格为准。对证明目的五，证明对象不认可，原告葛青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是和被告余国英对账，对账时候中途原告葛青去了洗手间，出来时候原告葛青的包不见了，那些账目都在包里，也不见了。对于该组证据综合说明，根据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反而能够证明：（1）被告以傅瑛要借款为由向原告累计借款，有被告的笔录予以确认；（2）至2018年4、5月份，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告仍确认向原告借款本息合计10000000元，借款的支付方式是三种转账、承兑、现金；（3）在该时间点被告确认上述10000000元本息分文未还。该证据与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以及原告的证据能够印证。本院认为，对于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但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出借给二被告的借款本金是8030000元，该数字原告陈述是明确清晰的。6、申请证人楼某出庭作证，证明2017年5月原告葛青应该归还楼某2080000元，但这2080000元是由被告余国英替原告葛青归还的。原告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不可信。证人陈述其是和余国英进行多次承兑汇票的交接和款项支付、交易，同时她也和原告这边有所谓的承兑汇票的购买业务，但是对于余国英和葛青的关系居然陈述不了解，显然对基础事实没有如实陈述；有关证人提到的2080000元的支付仅仅是其陈述而已，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佐证，尤其是前面的700000元的款项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且关于款项支付有多余的590000余元是因为前面有余国英多付的款项再给到原告，为何多付没有合理解释，为何通过他的账户转账没有相应说明，结合证人陈述的其与原告之间有关承兑汇票的其他交易都是由葛青直接支付给证人，从交易惯例看，本次陈述不符合交易惯例；结合被告本人的询问笔录和2017年9月的转账等记录作为余国英在上述的任何一个笔录对自己有利的或者可以减轻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辩解应当是积极主动的，但是所有笔录没有提到一个字，综上，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度，不予采信。在原告询问的时候可以证实被告抗辩的1200000元款项实际是承兑汇票贴现的款项，是余国英交付的承兑汇票，有关该询问的回答能够印证原告对于上述1200000元的相关说明。本院认为证人在作证时并不能说明原告为何要叫被告支付证人208000元款项，支付款项的性质是什么，原告也否认曾指示被告支付上述款项，故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这2080000元是由被告余国英替原告葛青归还证人款项的事实，且被告主张的这些款项的交易行为发生在2018年4月28日被告余国英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没有归还之前，故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于2007年1月23日登记结婚。被告余国英以案外人傅瑛需要资金为由，于2016年2月23日至2017年1月23日间多次向原告借款，期间被告也归还了部分款项，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未约定借款期限。经原告催讨，被告至今尚欠原告本金7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没有归还。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金额是多少，交付依据是什么，被告提交证据抗辩的1401000元及2080000元是否能用于抵消本案借款。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浦江县公安局2017年9月22日对被告余国英讯问笔录的记载：公安人员问“你现在总的收到浦江县特种染整有限公司账款多少钱”，余国英答“总的已经收到3000万不到”，公安人员问“你收到的这些钱除了浦江县特种染整有限公司账款，还有无其他的钱”，余国英答“不是的，这3000万不到里面还有1000万是我向葛青借的钱”；根据浦江县公安局2018年4月28日对被告余国英的讯问笔录记载：公安人员问“你向葛青借了多少钱”，被告余国英答“我一共向葛青借了600多万，700万不到”，公安人员问“这些钱你是以什么名义借的”，余国英答“……在2016年3、4月份，我以傅瑛需要用钱为由向葛青借了2、3百万钱，约定当时利息是3分利的，后来到2017年1月份陆陆续续向葛青借了5到6次，一共是600多万，700万不到，加上这些钱3分的利息，到2017年1月份的时候一共是1000万元”，公安人员问“这些钱葛青都是怎么给你的”，被告余国英答“有银行汇款的，有承兑汇票的，有现金的”，公安人员问“向葛青借的这700万不到的钱有无归还”，被告余国英答“我一分都没有还给葛青”，从被告余国英的上述陈述中能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到2018年4月28日被告余国英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及利息没有归还。涉案借款的交付依据是什么？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余国英在浦江县公安局接受讯问时所作的陈述，被告余国英自认借款的交付方式有银行汇款、承兑汇票、现金，这与原告提供的交付凭证、借款过程、原告和被告余国英的谈话录音相印证。借款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余国英在浦江县公安局接受讯问时所作的陈述，被告余国英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及利息没有归还。原告主张本案借款本金为8660000元，虽提供了转账记录、银行承兑等依据，但因双方并无借款合同，期间被告也有转款原告的记录，且在2018年3月29日原告葛青在接受公安人员讯问时陈述本金出借的数额是8030000元，这也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本金8660000元不符，故根据原、被告在公安讯问笔录中的陈述，结合庭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借款本金8660000元依据不足，而应以被告余国英自认的尚欠本金7000000元为准。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余国英虽然在接受公安人员讯问时都明确按月利率三分计算，但原告诉请时主张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这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损害被告利益，故本院认可原告诉请主张的利息计算方法。被告提交证据抗辩的1401000元及2080000元是否能用于抵消本案借款？本院认为对于转账凭证中记载的1401000元，其转账时间发生于2014年的款项是早于被告余国英自认的涉案借款发生的时间，发生于2016年的转账则在2018年4月28日被告余国英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没有归还之前，故该1401000元款项用于抵消本案借款依据不足。对于2080000元款项，因被告主张的这些款项的交易行为均发生在2018年4月28日被告余国英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没有归还之前，故对被告主张用这笔款项抵消本案借款不予支持。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余国英多次向原告借款，至今尚欠借款本金7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没有归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借款行为发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朱跃兴也直接接受了其中部分款项，故本案债务属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被告余国英辩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具体由谁支付相应款项、支付多少，应当经合同主体双方对账后确定。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余国英辩称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只有从原告处流向二被告，二被告也有对原告进行金钱给付，本院认为在2018年3月29日原告在接受公安人员讯问时陈述出借给被告的本金有803000元没有归还，在2018年4月28日被告余国英接受公安人员讯问时自认尚有本金7000000元没有归还，本院根据当事人在公安讯问笔录中的陈述，结合庭审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7000000元。被告朱跃兴辩称，对本案具体情况不清楚，第二被告是否要承担责任由法庭认定，本院认为涉案借款有部分是汇入被告朱跃兴账户的，且被告余国英陈述涉案款项是用于承包的工程建设所需，而建设工程二被告均是参与的，利益也由二被告共享，故应认定本案债务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国英、朱跃兴共同偿还原告葛青借款7000000元及利息（以7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2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葛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872元，由被告余国英、朱跃兴负担60800元，由原告葛青负担230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高明人民陪审员  丁同锦人民陪审员  许承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骆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