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4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康，男，195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异同(系李伟康之子)，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李伟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大卫，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福，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斌，男，196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驰，上海市雄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涛，男，197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忠(系李涛之父)，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李伟康、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乐斌、原审第三人李涛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高中伟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集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沪0118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区分公司决议纠纷与股东知情权纠纷即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二、涉案股东会决议事项不属于股东的职权范围，且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一)涉案股东会决议免除了乐斌的法定义务，加重了集大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应依法向公司提出申请并说明所需查阅、复制的文件类型及内容。而涉案股东会决议免除了股东行使知情权依法向公司提出申请的法定义务，免除其应履行的前置条件并不当加重了集大公司的义务。(二)营业执照是公司登记机关依法颁发，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并依法开展商业活动的身份凭证，并不属于公司财产，公司股东无权通过股东会决议进行处置。且营业执照正本应按法律规定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否则登记机关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三)公司公章应当由公司保管并依法使用。涉案股东会决议将公章交由乐斌个人占有、使用，公章处于失控状态，公司及其他股东无法有效监管并了解公章使用情况，给公司实际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并严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利。且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应仅列集大公司为被告，而一审法院却将公司股东李伟康列为被告，系适用法律错误。三、集大公司实际股东为16人，一审法院认定集大公司股东为李伟康、乐斌、李涛三人，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乐斌辩称，不同意集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涉案股东会决议同时作出了多项决议，包括要求寄送财务报表、移交公章等，本案最终审核的是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合法性，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公司决议纠纷并不不当。二、一审审理中，李伟康明确公司公章是由其保管的，一审法院多次询问确认后才追加李伟康作为被告，一审法院程序并无不当。三、李伟康在经营集大公司的过程中，存在偷税漏税等诸多问题，由乐斌保管营业执照和公司公章，是对李伟康的一种监管，不存在不同意使用公司公章的情况。四、不清楚公章管理制度的内容。公章管理制度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随意性，甚至可能是李伟康为了实际控制公章事后补做的。五、乐斌于一审审理中提供的录音材料等证据，可以与一审庭审内容相互印证，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存在事后添加的情况。李伟康辩称，同意集大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营业执照和公司公章并非李伟康个人所有的私产，由其将营业执照、公章交由乐斌保管，不具有操作性。李涛述称，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和程序都符合相关规定，应当合法有效。李伟康上诉请求：撤销(2020)沪0118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改判集大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李伟康无需将集大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移交乐斌保管。事实与理由：一、2019年7月29日并未形成任何股东会决议。补充议案是乐斌和李涛会后添加的，并非在会议中形成的决议。集大公司也未在公司相关文件中找到该份股东会决议。故涉案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流程。二、一审判决忽略了原始股东的权益。集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为3名股东，但原始股东实际为16名。李涛的父亲李伟忠和乐斌的妻子王佶在最初的股东会决议上面签字确认过，只是认为过了18年情况有变更所以不认可。但是集大公司重大事项都是由16名股东开会决定的，其权益理应得到保护。三、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内容不具有可操作性。一审判决未对营业执照和公章的具体使用时间和保管期限作出约束和限制。乐斌与李涛未在集大公司上班，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营业执照和公章由乐斌保管势必会造成公司运转困难及经营风险的扩大。四、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李伟康于2020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寄送了关于乐斌当庭提供的录音光盘的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却在2020年6月3日将李伟康提交的相关材料寄还给李伟康，剥夺了李伟康的诉讼权利。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遗漏和错误，且程序上存在瑕疵，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乐斌辩称，涉案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一审法院已经调查清楚，且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矛盾，应当有效。不同意李伟康的上诉请求。集大公司辩称，同意李伟康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李涛述称，与前述述称意见一致。乐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集大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集大公司、李伟康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司公章交付乐斌保管；3．判令集大公司应在每月中旬将全部会计月报表寄送每位股东，会计年报表和半年报表应分别于元月中旬和七月中旬邮寄每位股东。一审审理过程中，乐斌变更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为：2．判令李伟康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司公章交付乐斌保管；3．判令集大公司向乐斌提供2018年4月10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的会计月报表、会计半年报表、会计年报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集大公司于1997年9月16日设立，现注册资本50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乐斌、李伟康、李涛。李涛于2011年12月1日受让李伟忠持有的集大公司20％股权、程存裕持有的集大公司12％股权。乐斌于2015年6月5日受让李小蕾持有的集大公司32％股权。根据《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章程》规定，集大公司股东为李伟康(出资额180万元、出资时间2004年5月11日)、李涛(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时间2004年5月11日)、乐斌(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时间2004年5月11日)。另规定：“第七条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监事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一)修改公司章程；(十二)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自然人股东签名、法定股东盖章)……第九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一条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二条股东不能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参加，由被委托人依法行使委托书载明的权力……第十四条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2．2019年7月4日，李伟康向乐斌发送《关于召开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的通知》。其中明确，股东乐斌，现定于7月22日召开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会议重要，请准时参加；会议时间，2019年7月22日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5时30分；会议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胜利路XXX弄XXX号。2019年7月12日，李伟康向乐斌发送《关于召开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其中载明：“乐斌、李涛俩股东：接受你俩的建议，现把此次股东会会议的内容补充如下，1、通报上海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来本公司检查情况。2、本公司如何积极配合做好相应工作的事宜。3、其他需要开会协商的内容。请在2019年7月29日上午9：30-下午14：00在上海市青浦区胜利路XXX弄XXX号1号楼301室参加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如有不明白之处请与李伟康联系”。2019年7月18日，乐斌向李伟康发送《股东会会议临时提案》。其中载明：“现增加临时提案如下：1．提议股东会出席者仅限公司股东(或代理人)与法定列席人员。2．提议建议公司的财会报表按时送(寄)到每位股东的制度。3．提议公司的营业执照正付本与公司公章应明确落实责任保管人”。2019年7月29日，在上海市青浦区胜利路XXX弄XXX号1号楼301室召开集大公司股东会会议，出席人员为乐斌、李伟康、李涛委托代理人李伟忠，旁听人员为黄某。根据《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记录》载明，李伟康称“6．乐斌提出的公司财务按时送(寄)到股东，要听乐斌有何想法”，乐斌称“股东应有的知情权”，李伟康称“公司法三十二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会议记录，决议，财务会计报告”；李伟康称“7．根据补案第三条，营……公章，理由”，乐斌称“由于长期不知晓公司公章的使用情况，要求明确公章的使用是否合理，确保股东的利益”，李伟忠称“在未明确税务稽查的结果下，暂由乐斌负责保管”，乐斌称“同意由我保管”，李伟康称“公司公章应由经营者保管”，乐斌称“不同意主持人的意见”，李伟忠称“同乐斌”。另载明：“关于补充议案之一，公司营业执照正付本与公司公章暂时由乐斌负责保管”，乐斌、李伟忠在“同意”处签名，“不表态”处无人签名；“关于补充议案之二，公司财务报表按时送(寄)达每个股东”，乐斌、李伟忠在“同意”处签名，“不表态”处无人签名。同时，乐斌对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过程进行了录音。根据录音资料显示，李伟忠称“后面是关于补充议案之一，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都由乐斌负责保管，那么同意”，乐斌称“上面旁边写不同意，不同意的人也有的，对吗”，李伟康称“不表态，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属于会议讨论的”，乐斌称“怎么不是，会议流程也写出来了，还不讨论”，李伟康称“公司章程里面确认的，股东会会议确认的”等。根据2019年7月29日《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公司股东成员三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三人，代表股东100％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64％同意通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要求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在每月中旬将全部会计月报表送(寄)达每个股东。半年度、年度报表、为七月中旬、元月中旬送(寄)达。二、同意公司的营业执照正付本及公司公章由乐斌暂时负责保管使用，即日办理交接”。落款处有乐斌、李伟忠签名。2019年8月4日，乐斌向李伟康发送《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9年8月21日，乐斌向李伟康发送函件。其中载明：“请立即执行落实二〇一九年七月廿九日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一审另查明，乐斌曾向一审法院起诉集大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审法院以(2018)沪0118民初4358号案予以受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沪0118民初4358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一审审理过程中，集大公司明确，集大公司每月制作财务会计报表。李伟康明确，集大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现由李伟康保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本案中，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首先，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第一，集大公司、李伟康辩称集大公司股东会由16名案外人组某某。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应结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综合判断。本案中，从集大公司、李伟康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2002年12月21日的投资备忘录与2019年8月8日的股东名册之间关于出资额等记载存在矛盾之处；并且，一审法院在(2018)沪0118民初4358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乐斌享有股东知情权。另外，既然李伟康认为乐斌、李涛不具备股东资格，但又通知该二人参加集大公司的股东会会议。李伟康的该行为本身亦认可了乐斌、李涛的股东资格。故对集大公司、李伟康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涉案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根据集大公司章程的规定，集大公司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等。根据乐斌提供的2019年7月12日《关于召开上海集大办公室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的通知》、《股东会临时提案》、股东授权委托书等证据可知，李伟康于股东会会议召开15日前已通知乐斌、李涛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乐斌于股东会会议召开10日前向李伟康发送书面临时提案，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等；涉案股东会会议召开当日，乐斌、李伟康到场参加会议，李涛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李伟忠到场参加会议等。因此，涉案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集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第三，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程序。根据集大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除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外，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乐斌提供的《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记录》并结合乐斌提供的录音资料等证据可知，乐斌、李伟康、李涛对于乐斌提出的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的寄送、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司公章的保管等两项提案已进行了讨论、表决；乐斌、李涛同意乐斌提出的上述两项提案，李伟康则称“不表态，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属于会议讨论的”等。乐斌、李涛合计持有集大公司的股权比例为64％，已超过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程序亦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集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综上，涉案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其次，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第一，对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第一项内容。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且无需说明查阅目的。而财务会计报表属于财务会计报告的组成部分。故乐斌作为集大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相应财务会计报表。集大公司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对股东查阅、复制相应财务会计报表的程序进行细化并作出决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第一项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第二，对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第二项内容。乐斌提议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司公章交由乐斌保管，实质系公司证照的内部保管安排，有别于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该项决议内容亦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司法应予充分尊重。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第二项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综上，涉案股东会决议应属合法有效。综合以上分析，涉案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故乐斌有权依据涉案股东会决议，要求李伟康将其保管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移交乐斌保管，并要求集大公司提供2018年4月10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财务会计月报表、财务会计半年报表、财务会计年报表的复制件。因此，对于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有效；二、李伟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移交乐斌保管；三、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乐斌提供2018年4月10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的财务会计月报表、财务会计半年报表、财务会计年报表复制件。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李伟康负担。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李伟康负担之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集大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沪税稽二处［2019］1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二、集大公司2014年市内经营情况汇总表；三、集大公司2014年营业执照，证明目的：1．经税务部门稽查，集大公司存在2014年销售货物少记营业收入733，787元，少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相关附加税等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依法处罚；2.2014年期间，乐斌担任集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全部事务，对集大公司上述偷税漏税行为是明知的且应负有主要责任；3．现乐斌以诉讼方式拟将公司公章、证照据为己有，具有不正当目的，将严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四、集大公司企业印章使用规定(2006.6.21)，证明目的：集大公司对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制定有专门的企业印章使用规定，对印章的使用、管理等有明确的规定，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印章的使用、审批、登记等工作，印章应保存在公司，任何人不得私自带出。五、集大公司章程(2015.6.5)，证明目的：1．根据章程规定，制定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职责，现公司已经制定有印章的使用规定，在公司章程修改前，任何人均应遵守；2．修改公司章程需要经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但乐斌、李涛仅以表决权二分之一决议企图达到修改公司章程的目的和效果，该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李伟康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乐斌发表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对证据一至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涉案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半数以上表决同意即可通过的事项。李涛发表质证意见：股东会权益与公司内部经营是两个概念，涉案股东会决议应当有效。本院认为，集大公司提供的证据并非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证据一至证据三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证据四、证据五虽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集大公司的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并有效。第一，关于涉案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集大公司、李伟康均主张集大公司股东共16名、存在隐名股东，故集大公司股东会应由16名股东共同决议。然集大公司提供的各方确认的《关于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备忘录》形成时间为2002年。之后集大公司股东成员几经变更，集大公司虽提供了2018年《确认书》、股东大会记录以证明16名股东情况，然上述证据均未经乐斌、李涛签字确认，且集大公司、李伟康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相关股东亦未曾主张过权利。在未有相反证据证明隐名股东存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工商登记为依据，结合李伟康向乐斌、李涛寄送《关于召开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东会的通知》的事实，认定乐斌、李涛具有股东资格，并无不当。故涉案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表决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本案诉请的会计报表系财务会计报告的组成部分，而非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书面请求、说明目的”的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范畴。故涉案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次，关于营业执照和公司公章的保管，集大公司、李伟康以乐斌进行保管会损害公司利益、股东权益为由予以反对，同时集大公司提供了2014年税务处理情况等证据，且不论2014年度税务处理中乐斌应当承担何等责任，以过去发生的事情直接推定未来损害的发生，实属主观臆测，本院难以支持。至于集大公司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第二项不符合企业印章使用规定、实质为修改公司章程的主张，虽然乐斌对于企业印章使用规定的效力不予认可，但是即使企业印章使用规定有效，营业执照与公司印章交由乐斌保管，并不意味着乐斌可以随意使用营业执照和公司印章，保管行为与使用规定并不违背，亦不属于集大公司主张的系实质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故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首先，关于李伟康主张的一审程序违法。李伟康一审中已对乐斌提供的录音资料进行质证且一审判决亦有记载，一审法院程序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李伟康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为后续擅自添加，并否认乐斌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审查录音资料真实性的基础上，结合各方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及股东大会记录等证据，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表决程序有效，并无不当。李伟康虽坚持其该项主张，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涉案股东会决议成立并有效。综上所述，李伟康、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伟康、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各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高中伟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薛 谦书 记 员 卞耀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