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11民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玉萍，女，1984年4月11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振爱，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冬森，男，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董玉萍因与被上诉人毛冬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初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董玉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公正改判。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一审没有查清上诉人转账100000元到被上诉人账户属于何种性质，上诉人为何留有被上诉人及其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何上诉人不断向有关机关投诉此事，以及为何没有认定证人李某的证言。上诉人认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留有被上诉人及其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李某的证言，环环相扣，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300000元的事实，一审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充分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了借贷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没有向上诉人借款，需要提供相应能推翻上诉人的主张的证据。一审认为无法确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毛冬森辩称：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借款。至于上诉人为何转账100000元到被上诉人账户及为何上诉人留有被上诉人及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被上诉人一审已经阐明。上诉人不断向有关机关反映投诉此事，有关机关也早有定论，一审为何没有认定李某的证言也予以说明。故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是固执己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本案是否存在借款事实，应当由上诉人董玉萍提出证据证明。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均是间接证据，只有银行卡交易清单上有一笔转账100000元给被上诉人的记录，不能单独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且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存在借款的完整证据链，即上诉人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根据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大额借款的，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出具或立写借据，以明确双方借款关系和借贷金额。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借了那么大数额的钱款给被上诉人，肯定会要求被上诉人立写借据，但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明借贷关系的借条或借据关键性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一审中被上诉人已对上诉人所谓的借贷行为进行了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庭上已作合理说明。一审综合本案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认为无法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上诉人提出要求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请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董玉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的借款300000元，利息自2017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的事实：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6年7月份，原告董玉萍、被告毛冬森与案外人徐成章、林树学、林勇、杨才军等人就富川县永盛房地产公司开发富阳镇茶家村、竹稍村新农村建设项目签订合作协议。2016年7月19日原告董玉萍向富川中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300000元，准备投资富阳镇茶家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于2016年7月29日原告董玉萍通过转账的方式将100000元转到被告毛冬森的账户（账号：62×××75）。于2016年8月27日支取现金100000元、8月29日支取现金90000元；因原告董玉萍未将借款300000元存入富阳镇茶家村、竹稍村新农村建设项目账户，涉嫌挪用资金罪于2016年12月被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1月经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于2017年8月释放。原告董玉萍因与被告毛冬森的债务问题向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富川瑶族自治县扫黑办举报未果，于2020年10月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毛冬森偿还原告的借款300000元及利息，并提供毛冬森、毛丽君、何玉娥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三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份、李某的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是否存在借款事实应当由原告董玉萍提供证据证明，从原告提交的证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富川县公安局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来看，均是间接证据，只有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有一笔转账100000元给被告毛冬森的记录，不能单独的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且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借款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即原告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大额借款的，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出具或立写借据，以明确双方的借贷关系和借贷金额。原告董玉萍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要求被告毛冬森立写借据，但原告董玉萍未能提交证明借贷关系的借条或借据关键性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发生”之规定，该院综合本案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无法确定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该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玉萍要求被告毛冬森偿还借款3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董玉萍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富检控申赔决[2018]5号刑事赔偿决定书，拟证明陆雯是上诉人毛冬森的女朋友；2.三张搜查笔录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因涉嫌盗窃，住处被搜查，系被上诉人女朋友毛丹给钥匙上诉人去开门的。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证据材料1与本案无关；证据材料2合理说明为什么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及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并非被上诉人抵押给上诉人的，是上诉人自己拿的。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举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处理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故不予采信为本案定案证据。 综合本案在案证据材料及双方陈述的意见，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董玉萍提出一审遗漏认定上诉人被释放后申请了国家赔偿的事实及上诉人借款了30万元给被上诉人毛冬森的事实的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被释放后获得国家赔偿的事实与本案处理不存在直接关联，没必要进行详细认定。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借了上诉人款项及借了多少款项问题系本案焦点所涉及的内容，在以下判决内容再一并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毛冬森是否借了上诉人董玉萍款项；若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认定借了多少款项的问题？ 上诉人董玉萍一审提交的尾号为63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上诉人董玉萍于2016年7月29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将100000元转到被上诉人毛冬森的银行账户（账号：62×××75）的事实。上诉人董玉萍主张该款项系出借给被上诉人毛冬森，毛冬森并将其与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抵押给其收执。对此，毛冬森不予认可，就上诉人董玉萍为何会将款项转到其银行账户，毛冬森解释系因为其没有文化不会存钱，遂将110000元现金给上诉人董玉萍，让董玉萍帮转存至其银行账户，上诉人董玉萍所执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系董玉萍擅自偷偷到其家拿的。本院分析认为，第一，被上诉人提出没有文化不会存钱的意见，与被上诉人自身年龄、认知不符。第二，二审中，被上诉人明确陈述双方为生意往来关系，基于该关系，被上诉人遂将如此大笔款项交予上诉人帮予以转存的意见，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常理。第三，从一般生活经验来看，上诉人所执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若非系被上诉人交由上诉人所执，被上诉人发现自己及家人权属证不见后，理应会立即采取报警或挂失等措施，然而本案被上诉人至今未采取有相应的举措，则佐证了上诉人所执的权属证系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的。第四，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将100000元款项转至其银行账户，是基于其先前将110000元现金交给上诉人予以帮转存，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之前将110000元现金交给了上诉人。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出上述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也未能合理解释为何收取了上诉人于2016年7月29日所转入至其银行账户的100000元，故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合被上诉人确实收到了上诉人所转入至银行账户的100000元事实及上诉人执有被上诉人及其家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九条第二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上诉人董玉萍提出于2016年7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了100000元给被上诉人毛冬森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确认，从本案一审起诉之日即2020年10月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相应的利息。至于上诉人董玉萍提出其于2016年8月27日、29日，还通过现金的方式出借了200000元给被上诉人毛冬森的意见，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也仅能其于2016年8月27日、29日从银行账户支取了相应的资金，但未能证实已将相应现金交予了被上诉人，就此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上诉人董玉萍提出通过现金方式出借了200000元给被上诉人毛冬森的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实体处理存在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上诉人董玉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初94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毛冬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董玉萍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为：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董玉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合计8700元（上诉人董玉萍已预交），由上诉人董玉萍负担5800元，由被上诉人毛冬森负担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永林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周成才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欧秉学 书 记 员 曾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