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8民再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谷政权，男，1964年8月2日出生，白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本，湖南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玉，女，1979年9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代理人：周海清，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丁海洲，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代理人：李兴旺，湖南新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秀兰，女，1974年9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再审申请人谷政权因与被申请人张玉、丁海洲、原审第三人张秀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湘08民终392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湘民申31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谷政权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9）湘0822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和（2020）湘08民终392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丁海洲和张秀兰对张玉承担给付股金10万元的义务。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对丁海洲法律地位的认定是错误的。丁海洲对彭春留的部分股份具有质押权和受托管理权。故丁海洲具有彭春留的股份处置受托人的法律地位。2.原审法院认定张玉向谷政权转账11万元系股权转让关系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向彭春留申请退股，丁海洲作为彭春留的受托人，应为再审申请人退股，张玉于2012年3月22日受让该股份后，丁海洲向张秀兰出具10万元收据，其于2013年2月向张玉支付分红8000元，故丁与张玉是股权转让关系，谷与丁是债权债务关系，张玉与谷政权是委托支付关系，即张玉接受丁的委托向谷政权支付了10万元。3.张玉接受了8000元分红，已经成为公司股东，无权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股金。 张玉答辩称：1.根据谷政权的再审申请书，谷政权拥有电站20万元的股权；2.张玉向谷政权转款11万元，是股权受让款，张玉与谷政权之间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决，驳回谷政权的再审请求。 丁海洲答辩称：1.谷政权是股权出让人，丁海洲不是股权出让人；2.没有证据证明丁海洲受托管理彭春留的股权，丁海洲亦不是股东；3.张秀兰表见代理收取丁海洲10万元，没有证据证实；4.10万元的收据仅是张秀兰与丁海洲之间的意向性协议，丁海洲没有收到该款项，亦与张玉无关；5.没有证据证实丁海洲支付了张玉股权分红8000元；6.原判决判令谷政权向张玉返还股权转让款是正确的，但判令丁海洲承担担保责任存在错误。 张秀兰陈述称：原判决正确，请求驳回谷政权的再审请求。 张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其与丁海洲、谷政权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丁海洲、谷政权二人共同连带返还其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后筹建泉坪电站，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1月26日，经唐纯波（原水利水电局干部）前期联系，谷政权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春留处入股该公司，并交付了股金20万元。因入股后既没有分红，也没有进行股权登记，谷政权遂找到唐纯波和彭春留要求退股。2012年3月，经田华平提议及联系，张玉基于其姐姐张秀兰与丁海洲一起也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入有股份，便拟与田华平一起入股；3月22日，张玉向谷政权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8318账户转款11万元（10万元股金，1万元分红补偿）；同日，丁海洲向张玉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秀兰交来转泉坪电站股份资金壹拾万元整，共两股资金（100000.00）”。2013年2月，丁海洲向张玉支付分红8000元。2017年，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泉坪电站因环保政策补偿后被依法关闭。庭审中，丁海洲承认给张玉出具收条的事实。另查明，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总投资300万元，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认缴投资股份25%，2011年3月30日，该公司股东会调整彭春留的出资额105万元，占出资总额35%；2011年11月22日，彭春留将其股权数额75万元（25%股份）出质给丁海洲，2012年12月26日，彭春留将其4%的股权转让给张承周（经过2013年4月16日股东会通过），该公司股东会于2013年11月30日决定，将彭春留出资比例调整为31%。2014年6月25日，经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彭春留的6%股权以30万元价格抵偿给债权人卢林方，该股东会决定于2014年9月12日将彭春留的资产比例调整为25%。2011年11月26日，谷政权受让20万元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其中10万元股权系案外人田华平受让。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张玉与他人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合同后，即向谷政权支付11万元股转让款，丁海洲向张玉出具张秀兰交付股权转让款的收条，后丁海洲向张玉支付了8000元分红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合同纠纷应严格遵循相对性原则，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故处理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必须确定合同主体，然后才能根据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进行处理。根据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确定问题；二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及违约责任承担问题。一、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确定问题。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因是口头协议，加之整个交易过程中又存在多个亲人、朋友、同事之间履行经济手续时采取信用交易行为，纠纷发生后又担心受牵连而承担责任就纷纷以时间太久记不清为由搪塞，导致确定合同主体异常困难，故只能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及交易习惯等等综合判断确定。1、关于张玉与张秀兰谁是股权受让人的问题。张秀兰述称案涉股权的受让人和出资人是张玉，因与丁海洲既是同事又有合作，所以丁海洲出具收条时写了张秀兰的名字。因此，考虑两人是亲姐妹关系，张秀兰陈述符合常理且与张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已采信的其他证据吻合，可以确定张玉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张玉有权向另一方当事人即股权转让人提出股权转让协议上的请求。2、关于谷政权与丁海洲谁是股权转让人的问题。应当认定谷政权为案涉股权转让人，理由在于：首先根据查明及被告谷政权自认的事实，谷政权于2011年11月26日从公司发起人彭春留受让20万元公司股权，后因彭春留既没有给付分红又没有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曾提出退股要求，那么谷政权具有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和动机。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权利义务之一就是股权转让人接受股权转让款并交付股权，所以判断谁是股权转让人的准则就是查明谁接收了股权转让款；当然本案容易产生混淆的是由谷政权接受11万股权转让款，但是由丁海洲向张玉出具10万元转让款收条。因为对于货币的交付判断应遵循实际占有原则，谷政权承认接收张玉转款后便一直占有，且谷政权对张玉支付的款项系股权转让款是明知的，那么谷政权就应是股权转让款的接收人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人，而非出具收条的丁海洲。综上，张玉与谷政权系在众多中间人的联络下达成本案口头股权转让协议。谷政权抗辩与张玉不认识，没有签订协议的基础，不是合同相对方，被告主体不适格。是否熟悉或认识并不是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现实社会众多市场交易行为中，素未谋面的主体之间发生合同关系已经成为市场交易常态，故谷政权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后面进行责任确定时再予评述。二、继前所述，张玉与谷政权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张玉和谷政权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张玉已经按照约定将应支付的11万元股权转让款交付给谷政权，但谷政权至今未履行股权交付的根本合同义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显示，自2012年3月22日合同成立至今，谷政权并未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且现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泉坪电站已被关闭取缔，客观上已无法完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交付，现实客观条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张玉要求解除案涉口头股份转让协议，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张玉请求谷政权返还已支付的11万元股权转让款，因谷政权未履行协议约定的股权交付义务，其收取的价款理应返还给张玉。张玉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丁海洲虽并非股权转让人，但根据查明事实，丁海洲与彭春留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复杂，彭春留个人拥有的大量公司股权质押于他，张玉正是基于对丁海洲的信赖，从而作出股权受让行为，可以认定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具有担保功能。故对谷政权承担的给付责任中，丁海洲应对收条的金额即1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谷政权抗辩张玉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的主张。因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对谷政权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谷政权在本案转让的股权系此前受让而来，其承担向张玉返还的责任后，仍可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其损失，另案向股权转让方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张玉与谷政权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谷政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张玉转让款110000元；丁海洲对于前述款项在1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张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谷政权负担。 丁海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丁海洲不承担责任。谷政权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主体的认定问题。本案没有正式的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均为口头协议，且各方陈述不完全一致，但从中可以确定相关事实的主要脉络：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总投资300万元，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3月30日，彭春留的出资额105万元，占出资总额35%；2011年11月22日，彭春留将其股权数额75万元（25%股份）出质给丁海洲。2011年11月26日谷政权受让20万元股权，其中10万元股权系田华平受让。因入股后既没有分红，也没有进行股权登记，谷政权遂找到唐纯波和彭春留要求退股。2012年3月，经田华平提议及联系，张玉基于其姐姐张秀兰与丁海洲一起也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入有股份，便拟与田华平一起入股。2012年3月22日，张玉向谷政权卡上转款11万元（10万元股金，1万元分红补偿）；同日，丁海洲向张玉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秀兰交来转泉坪电站股份资金壹拾万元整，共两股资金（100000.00）”。2013年2月丁海洲向张玉支付分红8000元。从上述主要事实中可以发现，谷政权是为退股而接受张玉11万元的转账，可以认定张玉是接替谷政权的股份，故应认定谷政权是股权出让人，张玉是股权收让人。丁海洲对此出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证明丁海洲对该过程知情并认可，虽然丁海洲辩称收条上载明的付款人为张秀兰而非张玉，进而主张张玉无权起诉，但张秀兰明确表示该收条的权利人为张玉，且张玉、张秀兰、谷政权的陈述既符合情理又能相互印证，丁海洲的辩解理由明显与本案事实及生活常理相悖，不予采纳。关于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谷政权与张玉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最终能否进行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属履行方面的问题，不影响该转让行为的效力。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解除的问题。各方均认可2017年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泉坪电站因环保政策补偿后被依法关闭的事实，现已没有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协议应当解除。关于责任如何承担以及一审是否遗漏追加彭春留、唐纯波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案谷政权是股权出让人，张玉是股权收让人，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且已解除，谷政权应当返还收取张玉的11万元。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证明丁海洲对该股权转让过程知情并认可，一审结合丁海洲与彭春留之间有频繁经济往来、彭春留个人拥有的大量公司股权质押于丁海洲等情况，认定张玉基于对丁海洲的信赖而作出股权受让行为，进而认定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具有担保功能符合实际及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谷政权对张玉承担返还11万元的主体责任、丁海洲对其中10万元负连带责任并不不当，应予维持。若丁海洲在本案实际承担了支付义务，且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可依法向谷政权追偿。谷政权与彭春留、唐纯波等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处理并无直接关联，应当另案依法解决，故一审并未遗漏当事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谷政权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丁海洲与谷政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丁海洲负担2500元，谷政权负担2500元。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谷政权提交了一份证据即丁海洲向田华平出具的收条照片一张，拟证明丁海洲代为转让股权的事实。被申请人丁海洲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1即《共同转让股份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丁海洲与张秀兰之间签订协议且存在经济往来，与张玉无关的事实；证据2即（2019）湘0822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丁海洲不是该公司股东，只是彭春留股权质押权人，张玉起诉丁海洲缺乏事实依据。再审中，张玉、张秀兰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对谷政权提交的该份证据，张玉、张秀兰质证认为是真实的，但恰能证明张玉、田华平的股权是自谷政权手中受让；丁海洲认可字迹的真实性，但没有收到田华平的款项，款项是支付给了谷政权。对于丁海洲提交的证据1，谷政权不认可，且与本案没有法律关联性；张玉、张秀兰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丁海洲提交的证据2，谷政权认可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丁海洲具有处置彭春留名下股权的权利，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张玉、张秀兰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本院认为：谷政权、丁海洲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再审审查，原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可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张玉与谷政权之间，而谷政权的股份系受让彭春留的股份而来。因此存在两个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谷政权受让彭春留的股权时，没有征求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但该条规定只是管理性规范，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故，谷政权与彭春留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宣布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本案查明的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情况显示，在谷政权受让彭春留的股权之前，彭春留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占股35%。谷政权于2011年11月26日受让20万元金额的股权后，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发生过两次股权变更登记。第一次是案外人张承周受让彭春留4%的股权后发生的，第二次是经本院裁定，将彭春留的6%股权以30万价格抵偿给彭春留的债权人卢林方后发生的，这两次股权变更均与谷政权无关。两次股权变更共减少了彭春留的10%股权。如果加上谷政权受让的20万元金额股权（折成比例为4%），彭春留减持的股权为14%，其股权只应剩余21%。但直到2014年9月12日变更登记时，彭春留仍持有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25%的股权。可见，谷政权受让彭春留股权的行为，并未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和股东会的认可，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谷政权与彭春留之间虽然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取得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和股东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前所述，并参照该解释的规定，谷政权既然没有取得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没有占有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也就没有取得对有关股权的处分权，致使转让给张玉的股权不能转移，张玉要求解除协议，退还转让款，应予支持。 经查，泉坪电站虽已关闭，但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并未注销。丁海洲给张玉出具的收条上虽然写明是泉坪电站的股份，但实际是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原一、二审判决在认定张玉与谷政权之间的口头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同时，又以泉坪电站已被关闭客观上已经无法完成股权的交付或者已经没有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判决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将泉坪电站的关闭等同于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关闭，存在错误，再审予以纠正。但原一、二审判决的处理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谷政权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在阐述理由方面存在瑕疵，再审予以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20）湘08民终392号民事判决。 审判长 许 竞 审判员 汪云辉 审判员 尹相琼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朱琳 书记员石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