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16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涛，男，197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琼，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陶辉，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冬洁，北京中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香云，女，194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帅（左香云之外孙），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华（左香云之女），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远卫民，男，197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姜涛、陶辉因与被上诉人左香云、远卫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7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琼、张旭，上诉人陶辉，被上诉人左香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帅、王月华，被上诉人远卫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左香云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事故发生时，姜涛因为饮酒过量而意识不清，其认知能力下降，姜涛不具有实施救助义务的能力。姜涛未及时救助与王红刚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事实不清，本案中，原审法院未查明“结果回避的可能性”。姜涛对王红刚的倒地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王红刚死亡是意外事件。姜涛在外出时处于醉酒状态，共同饮酒的陶辉、远卫民的注意义务程度更高，判决姜涛承担57%责任，明显不当。陶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陶辉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事实和理由：王红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就其自身是否应当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具有判断力和控制力，亦应知饮酒的危害及大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后果。但王红刚在明知自己已经大量饮酒后，仍再次与他人继续共同饮酒，导致其体内酒精含量过高，其认知能力、行为能力、控制能力均大幅下降，最终发生意外致其死亡。据此，王红刚本人对饮酒后造成的死亡结果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责任比例至少应为70%。首先，涉案饮酒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恰恰是王红刚本人。其次，王红刚在与他人共同结伴如厕时，因不慎摔倒导致死亡，属于意外事件。该意外事件是陶辉事前无法预知的。陶辉不是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其已尽了应尽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陶辉向王红刚前妻张伟转账20000元，并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对王红刚死亡的慰问金，由张伟转交其他亲属。据此，一审判决未对该转账的性质进行认定，属于事实不清。左香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姜涛、陶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远卫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姜涛、陶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陶辉答辩意见为，不认可姜涛的上诉意见。姜涛答辩意见为，认可陶辉上诉请求，不认可事实和理由。左香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陶辉、姜涛、远卫民向左香云赔偿王红刚的丧葬费61500元、王红刚的死亡赔偿金1476980元；2.陶辉、姜涛、远卫民赔偿因抢救而产生的抢救费、医疗费以及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合计10000元；3.陶辉、姜涛、远卫民承担王红刚的尸体拉运及检验费3000元，停尸费（100元／天）、费用合计暂时按2万元计算（以海淀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汉河路101号实际收费为准）；4.陶辉、姜涛、远卫民共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诉讼费、保全费由陶辉、姜涛、远卫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希周与左香云系夫妻关系，王红刚系二人之子。王红刚与张伟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6年5月5日离婚。王红刚无子女。王希周于1998年因死亡注销户口，王红刚于2020年1月21日死亡。2020年1月21日晚，王红刚、远卫民、姜涛、陶辉在位于海淀区永定路23号院内烧烤店内聚餐饮酒。依据事发当天的监控，23时20分左右，在饭店门口，王红刚右手搭在姜涛肩上，二人交谈中，姜涛站立不稳倒地，王红刚顺势搀扶，二人分别站立不稳后仰倒地。23时23分，远卫民至饭店门口，后返回饭店拿物品垫在王红刚身下。23时28分，陶辉来到饭店门口。23时43分，远卫民陪同王红刚乘救护车离开。在此过程中，姜涛或在周围走路或独坐饭店门口，未对王红刚予以查看、救助。王红刚被送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花费医事服务费70元，张伟支付医疗费1626.03元。此后，王红刚乘救护车转院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花费救护车费用170元，医疗费87元。其中，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医疗费票据为手写，陶辉、姜涛、远卫民不认可该票据。2020年1月26日，经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红刚血液酒精含量为298mg/100ml；王红刚主要损伤为额部大片状头皮下血肿、枕顶部多处挫伤和一处头皮创口；CT检验显示颅骨多发骨折，颅内出血，脑挫裂伤；符合颅脑损伤死亡。依据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陶辉陈述：1月21日下午四点多在饭馆吃饭时，我给王红刚打了一个电话，王红刚回复正在跟朋友喝酒谈事情，现在不方便。后王红刚回电话，问我是不是想喝酒了。我说没有，就是刚刚找到一个想一起合作饮水机的人，想问一下具体应该怎么操作。王红刚听后要主动过来找我，同时跟我说刚才谈事情已经喝了八两白酒了，一会过来就喝点啤酒就行。因王红刚平时喝酒，酒量特别大。我就没在意。王红刚来后说远卫民有可能在饮水机合作上帮忙，我就给远卫民打了电话。远卫民大概9点多到了酒店，4人继续吃饭聊天。整个席间无人劝酒，王红刚因心情愉悦，主动饮酒，期间他还主动叫了白酒自饮。期间，姜涛和王红刚出去上了两趟厕所，搂搂抱抱非常开心，因两人结伴出去，我不能预料也没法预料意外发生。当时我和远卫民在餐桌上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服务员跑过来说外面有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我出了饭馆看见姜涛在饭馆台阶上抽着烟嘴里还骂骂咧咧，王红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和远卫民跑到王红刚身边时，我一边喊他的名字让周围人打电话报警救人，后救护车将王红刚拉走。远卫民陈述：当晚五点多，陶辉打电话约我聚一下，九点多我才到。我们点了一瓶42度的白酒和几瓶啤酒。期间姜涛、王红刚一起去厕所。听陶辉说姜涛、王红刚之前因为眼镜发生争执，是由陶辉出钱替姜涛赔偿了王红刚。事发时，服务员叫我们出去看看，我发现王红刚躺在地上，姜涛坐在门口台阶上。我回酒店找了东西垫在王红刚身下，以免冻坏王红刚。救护车来了后，我随救护车到了武警医院。姜涛陈述：自己喝多了，记不清事情经过。在询问笔录中，陶辉、姜涛均称呼死者叫王煜程，庭审中，陶辉、姜涛认可日常称呼王红刚为王煜程。王红刚死亡后，因丧葬以及尸检等产生的费用如下：存尸费4300元（43天×100元/天），抬运尸费袋子费1000元，尸检材料费2000元，全身擦洗穿衣化妆费1800元，一次性卫生袋150元，抬尸费400元，尸体焚烧费用160元、殡葬服务费1040元，丧葬服务费810元、葬品费用1150元。另查，姜涛在事故发生后经医院诊断为酒精中毒。再查，王红刚死亡后，远卫民向王红刚前妻张伟转账5000元，陶辉向王红刚前妻张伟转账20000元。庭审中，二人表示上述转账系对王红刚死亡的慰问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姜涛、陶辉、远卫民是否应对王红刚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成立侵权责任，则姜涛、陶辉、远卫民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就此，法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姜涛、陶辉、远卫民是否应对王红刚的死亡负侵权责任在共同饮酒的行为导致饮酒人处于危险状态时，共同饮酒人负有消除危险以及危险发生后救助的义务。本案中，陶辉、姜涛、远卫民三人与王红刚基于共同饮酒产生了比一般注意义务更高的注意义务，即损害发生之前的提醒、劝告、帮助、扶持等义务以及损害发生之后积极救助义务。法院依据上述义务的内容并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首先，姜涛与王红刚共同外出时，二人明显均处于醉酒状态，王红刚右手搭在姜涛肩上，二人交谈中，姜涛站立不稳倒地，王红刚顺势搀扶，二人分别站立不稳后仰倒地导致王红刚死亡。且在王红刚倒地不起后，姜涛并未搀扶亦未查看王红刚伤情，而是在周围走路、独坐，长时间未进行救助，致使错过了抢救时机，最终导致王红刚颅脑损伤死亡。姜涛就王红刚的死亡明显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其次，陶辉主张此次饮酒活动是自发参与，自己并非是组织者。但结合其邀约王红刚、远卫民的情况，可以认定陶辉为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在陶辉明知王红刚已饮酒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大家共同饮酒使得王红刚发生危险性增加。陶辉作为组织者至少应对王红刚进行善意的提醒或规劝。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陶辉履行了提醒和劝告的义务，反而是陶辉自己也和大家一起饮酒。同时，王红刚、姜涛均醉酒的情况下，作为组织者的陶辉放任两名醉酒者外出，并未提醒二人注意或者进行照看，致使发生事故后没有人在现场以致耽搁了黄金救助时间。基于以上分析，法院认为，陶辉作为组织者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事故发生后，远卫民、陶辉在事故现场均积极履行了施救，法院判定侵权责任亦综合考虑当事人积极施救的行为。但是，这些积极施救行为都是在损害事故发生之后，且上述积极的补救行为也并未能阻止王红刚的死亡，无法弥补之前的过失行为。第三，远卫民仅仅是参与者，且对王红刚不甚了解。王红刚、姜涛均醉酒的情况下，发生损害的危险因素增加。远卫民作为在场人，虽然现有证据并未表明远卫民在事故发生前进行了提醒、规劝，其主观上对他人可能出现的危害存有漠视，但从一般社会人的注意义务角度，远卫民的上述行为并非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并未达到法律上的过错行为。且在事故发生后，远卫民积极履行了施救。因此，法院认为远卫民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二、各方的责任应如何划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红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就自身是否应当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具有判断力和控制力。王红刚在已经饮酒的情况下，仍漠视过度饮酒会对其健康、生命产生不利后果，再次与陶辉、姜涛、远卫民共同饮酒，且其死亡后血液酒精含量达298mg/100ml，可见，王红刚饮酒时体内酒精含量应更高。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控制能力下降，最终导致王红刚死亡。据此，王红刚应当对其死亡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鉴于王红刚的死亡结果主要因搀扶姜涛时倒地以及自身过量饮酒共同作用造成，陶辉的过失行为对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非常小，且陶辉事发后积极参与救助。故法院综合上述情况酌情确定各方的责任比例。其中，王红刚承担40%的责任比例，姜涛承担57%的责任比例，陶辉因作为组织者承担3%的责任比例。三、陶辉、姜涛、远卫民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经核算，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为1476980元（73849×20年）。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此，左香云主张的丧葬费数额应为53084元。就存尸费，抬运尸费袋子费、全身擦洗穿衣化妆费、一次性卫生袋、抬尸费等均包含在丧葬费中，左香云另主张实际发生的丧葬费属于重复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就尸检材料费2000元，系为查明王红刚死因而花费的鉴定费，属于必要支出，法院予以支持。就左香云主张之医疗费，经查明，其中部分费用并非由左香云支付，法院不予支持，就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发生的87元医疗费，该票据为手写，法院不予采信。左香云所主张的合理费用240元（医事服务费70元、救护车费用170元），法院予以支持。就左香云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左香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发生，法院不予支持。就左香云主张王红刚的尸体拉运及检验费、停尸费等，并非法定赔偿项目，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合理费用，由陶辉、姜涛、远卫民按照责任比例予以承担。就左香云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予以酌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姜涛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30413.28元；二、陶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8969.12元；三、驳回左香云其他之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诉讼中，陶辉自述将20000元交给张伟，表示该钱款为慰问金，一审法院就该钱款的性质已经审查并予以表述，但该钱款的性质对于本案事实认定不产生影响。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共同饮酒活动系增进情感的社会交往行为，属于情谊行为，且行为人不具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表示，因此共同饮酒行为通常情况下不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大量饮酒会降低人的控制力和判断力，增加产生危险行为或者诱发身体疾病等损害后果的概率。首先，饮酒者对于自身是否应当饮酒以及饮酒量的多少有完全的判断力和控制力，对于饮酒的后果也具有清醒、明确的认知，在饮酒行为自由的前提下，饮酒者对于自行大量饮酒而导致的损害后果应当自负责任；其次，共同饮酒人基于特定场景下的紧密联系而产生对彼此的信赖利益，共同饮酒人也能够预见其作为或不作为可能会对饮酒者造成的损害，因此共同饮酒人相互之间负有必要提醒、合理劝阻其他饮酒人的注意义务，以最大限度保护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再者，在共同饮酒人的行为导致饮酒人处于危险状态时，共同饮酒人需就其先行行为负有消除危险或救助陷入危险之人的作为义务，共同饮酒人的过失来源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而注意义务大小的判断标准应当结合饮酒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参与饮酒的人数、共同饮酒的原因、共同饮酒人的身份角色、行为的危险程度、损害预防的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本案中，陶辉、姜涛、远卫民与王红刚共四人发生共同饮酒行为，参与饮酒人数并不多，四人在涉案餐馆这一特定空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其中陶辉在与姜涛二人聚会喝酒的过程中邀约王红刚和远卫民先后加入酒局，陶辉与其他三人的关系更为亲密和熟悉。因此，基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四人产生彼此之间的信赖利益，对于共同饮酒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应当负有消除危险以及救助陷入危险之人的积极作为义务，包括损害发生之前的提醒、劝告、帮助、扶持等义务以及损害发生之后的积极救助义务。在具体衡量各方的过错程度时，仍应考虑到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注意义务大小对于是否构成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影响。首先，根据本案王红刚死亡事件发生时的监控视频，姜涛和王红刚二人在餐馆外均已呈现走路不稳等醉酒状态，王红刚站立在姜涛身后，将右手搭在姜涛的右肩上并有拍打动作，左手与姜涛左手臂有接触，姜涛面朝前方未有其他肢体动作，二人在肢体接触过程中姜涛站立不稳向身后倒去，王红刚亦被带倒。应当说，王红刚和姜涛二人在醉酒状态下，均已部分丧失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二人放纵饮酒将自身置于危险状态，且王红刚仍站立在姜涛身后，与姜涛存在肢体接触，并不能苛求姜涛能够预见到后仰倒地会造成身后王红刚的死亡后果，王红刚对自身的死亡负有主要责任。姜涛作为同饮人和同行人，没有在与王红刚共同外出过程中尽到提醒、劝告义务，在与王红刚肢体接触过程中由于站立不稳，失去重心，向后仰倒的外力作用于王红刚，加之在王红刚倒地不起后姜涛始终未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未能尽到相应的查看、呼救、帮助义务，对于王红刚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姜涛抗辩称事件发生时自身无意识，但是无论其是否有意识，该状态是由其自身放任饮酒导致，不能成为其免责的事由。其次，姜涛和王红刚外出上厕所，正值冬季，陶辉、远卫民均未意识到他二人在醉酒状态下离开餐馆等相对封闭空间的危险性，根据陶辉及远卫民的询问笔录，陶辉对于其他三人的情况更为熟悉，也更能获知姜涛和王红刚的酒量及身体情况，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且在陶辉明知王红刚参与酒局前已经大量饮酒的前提下，其注意义务应当进一步提高，陶辉和姜涛、王红刚一起饮酒，理应预见到姜涛和王红刚二人醉酒出门可能产生危险而未有证据表明尽到相应提醒、劝告义务，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远卫民作为最后加入酒局的人员，其本身对于姜涛和王红刚二人均不熟悉，远卫民难以判断姜涛和王红刚二人酒醉后的身体状态，其注意义务较低，无法苛责远卫民能够预见到王红刚中途上厕所会导致死亡的后果，且在事故发生后，远卫民存在积极救助的行为，应当说，远卫民已经尽到同饮人的作为义务，不应当对王红刚的死亡后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各方应负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事发后参与救助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姜涛承担20%的责任，陶辉承担5%的责任，远卫民不承担责任，王红刚自负75%的责任。综上所述，姜涛、陶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通过）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7988号民事判决；二、姜涛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26460.8元；三、陶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1615.2元；四、驳回姜涛、陶辉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左香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816元，由姜涛负担3877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陶辉负担969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左香云负担14970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491元，由姜涛负担7212元（已交纳），由陶辉负担975元（已交纳），由左香云负担11304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伟审 判 员  张永钢审 判 员  丁少芃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大林书 记 员  赵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