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6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云，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1，男，196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某2，男，193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某，女，193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民初7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余某1、余某2、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案情错误。1、一审判决书对“1998年3月11日，金华市长城空调制冷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长城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的认定错误，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公司是1992年10月23日成立的。余某1在庭审中主张1998年3月11日成立是歪曲事实。2、一审判决书对“金华市长城空调制冷安装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和长城有限公司在注销后并未进行清算，余某1在庭审中，公司有债权债务”的认定错误，缺乏事实依据：（1）长城公司和长城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只是因改制需要将长城公司变更为长城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而已，两者有承继关系，后公司承继了前公司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成立时间相同，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长城公司和长城有限公司都在1992年10月23日成立，名称变更时间具有前后连续性，在长城公司注销后，才登记为长城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完全一致，仅仅多了“有限”二字；经营场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完全一致，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余某1；从文件政策来看，注销长城公司仅仅是企业改制的原因，而不是宣告破产而注销。退一步说，如果说长城有限公司是新设立的股份制公司，设立时间没有必要在长城公司注销后，工商登记设立时间应当是1998年3月11日，而不是1992年10月23日设立；一审对余某1的“两个公司无任何关系的不同主体”的观点表述也错误的，该二公司虽然因改制而改变名称和公司形式，实质上是同一个公司，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很有可能是王某、余某1夫妻共同资产投入，从而王某具有权益，如果法庭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应当拿出法律依据和证据材料并进行释明。（2）“余某1在庭审中，公司有债权债务”的认定也未顾及客观事实和证据材料是错误的。如果有债权，并不影响现有资产的确认和分割；如果有债务，王某并没有认可，且余某1对于外债并未明确具体数额，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但无论债权债务都不影响公司目前剩余资产的存在，即长城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和长城公司名下的地产等。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和结果错误。法庭庭审时未对焦点问题进行总结，但在判决书上对焦点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只有三个焦点问题（其实不是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一事不再理，第二个焦点问题是诉讼时效，这两个根据谈不上焦点问题，而所谓案件焦点问题，必须是双方争论并值得研究分析的。第三个问题才是焦点问题，王某是否对涉案房产具有49%的股份问题。一审法庭的理由“房地产登记在公司名下，公司虽然注销但没有清算，未清算无法确认王某的主张”既不充分也是错误。1、王某是否对涉案房产具有49%的股份问题是实体问题，而法庭作出解释理由的中心词是“清算”，清算是程序问题，不能用程序问题避开最重要的实体问题，清算与否并不影响对实体问题的回复，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无阐述。2、混淆了注销和清算这两个法律概念的基本程序（这里主要是顺序）：公司注销立法渊源就是来自于公民户口注销，公司注销就是公司没有了；公司清算，是指公司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或者公司章程所规定解散事由以后，依法清理公司债权债务行为；注销和清算的顺序永远都是先清算后注销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材料信息清楚显示公司已经注销了，而认为公司没有进行清算无法处理资产的逻辑严重违背法律精神；没有清算材料不等于没有清算；即便没有清算就注销，注销后的原公司资产就回归于公司股东。3、即便公司真有债权债务也不是余某1阻止分割资产的理由：公司2002年注销，如果公司注销前真有债权债务，债权人早起诉维权了；注销后债权人起诉也打不赢官司，因为注销后公司法人不存在,不能作为被告;余某1主张公司有债权债务但并无证据材料。4、本案中，股东就三个人，父母不会主张清算余某1无偿赠与给他们各百分之一的股权，余某1自己不会清算，因为他不想清算后剩余资产被分割，本案不存在其他债权人故不会来申请破产清算，故如果一审法院观点成立，那么长城有限公司永远得不到清算，原公司资产就是余某1一个人享有，王某没有权益，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三、一审法院未提138万元究竟是余某1是个人投资还是夫妻共同投资。根据变更注册书和验资报告等材料，38万元和后来增加注册金100万元都是余某1个人投资的。但是，1、开办单位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于1992年10月23日开设长城公司，系合伙企业（具体合伙人肯定有开办单位，其他合伙人，余某1拒不承认），退一步说就算集体企业，原先的集体企业开办单位注销了，也是余某1个人独资企业。2、1993年12月30日开办公司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注销，意味着处分该公司在长城公司中的股份。处分给谁呢？肯定是余某1。3、根据变更注册申请书和验资报告，该公司38万元变成了余某1投资的个人企业。4、什么时间点将该38万元转让给余某1的？是在1993年12月30日之前转让给余某1，因为开办公司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注销后就不存在转让。5、1993年12月30日之后长城公司就是余某1独资公司。6、王某与余某1离婚时间点在1995年2月28日，也就说独资公司出现在离婚之前，王某作为妻子当然有份，该独资公司属于家庭共同财产。7、至于增加注册资本100万元的来源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二审中另补充：2019年庭审笔录第5页主要体现三个方面：1、余某1陈述长城有限公司注销后没有清算和分配，公司只有债权，没有债务；2、长城公司挂靠经济发展局是政策性的规划管理，对企业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和义务；3、涉案长城公司的地产或者长城有限公司的房产实际上均为长城有限公司的资产。以上三个方面对本案具有密切关系。 余某1答辩称：一、长城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该公司是由原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投资开办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双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部门关于公司开业登记注册证书等工商证据予以充分佐证，且得到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故王某主张长城公司为合伙企业不能成立。二、长城有限公司与王某无任何法律关系。该公司是1998年3月21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余某1、余某2，唐某三人，双方向法院提供的工商部门企业登记材料均予以了充分佐证），而王某与余某1于1995年2月27日己经离婚，故长城有限公司与王某无任何法律关系，其根本无权主张该公司财产。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显然错误。王某曾经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分割长城有限公司50%的房产，该主张己被原审和二审法院驳回，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其又主张长城有限公司49%的房产，显然属于重复诉讼。虽然王某对案由进行了改变，但其内容未发生变化，故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王某的诉讼。四、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物权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显然错误。本案王某提出的是确认之诉，并非物权返还之诉，其曾主张的物权返还之诉己被一、二审法院驳回。根据《民法总则》第196条第2款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本案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该法律规定，也违反《民法总则》立法精神及最高院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同时也浪费司法资源。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31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47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五、长城有限公司虽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未注销，其法人主体仍存在。长城有限公司在2002年未正常进行工商企业年审，而被开发区工商局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这一行政处罚并不影响长城有限公司追偿债权、赔付债务及公司存在的法定权利，这在王某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工商证明中明确注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证据中得到证实。长城有限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至今未组织清算，也未向工商部门办理任何注销手续，企业只是丧失经营权，但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在，企业注销登记必须经过清算后才能报工商行政部门办理注销手续，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一审法院认定长城有限公司己于2002年9月29日注销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长城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经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主体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财产受法律保护。王某没有任何资格要求确认具有独立法律主体资格的长城有限公司49%的房产份额，更无权要求该公司进行清算。六、王某在上诉状中所称“1993年12月30日开办公司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注销，意味着处分该公司在长城公司中的股份。处分给谁呢？肯定是余某1”的推断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原投办单位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为了企业将三级建筑企业资质升级为二级建筑企业资质，于1993年12月30日将原公司改名为金华县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其注册资金也由原先的75.6万元升级为500万元整，为此余某1于2018年12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张工商登记基本情况及余某1个人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1张、工会证1张，终止劳动合同1张，自谋职业证1张，明确证明余某1系原金华县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正式职工及县建公司改名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得到原一、二审法院的确认证实。事实上长城公司当时不仅是开办部门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的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是开办单位金华县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金华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在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也得到证实。本案一审中，王某仅凭一张2018年11月9日出具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的公司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表来否定、推翻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60张企业当时原始登记证明材料，并用所谓的“回归、自然继承”等谬论来推翻、否定客观事实完全错误的。事实上，2018年已经没有集体所有制这一企业类型称谓，有的只是国有、股份有限，私有等企业类型。而且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这张“证据”中，明确注明“本资料仅供参考”。更不能推翻60张当时企业登记、注销的原始证据，也无法改变长城公司当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一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并纠正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和一事不再理的错误认定。 余某2、唐某未作陈述。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王某享有原公司（长城公司和长城有限公司）的位于金华市婺城区××路××号房××%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年××月××日，王某、余某1登记结婚。1995年2月28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在离婚协议中未涉及涉案房地产。1995年9月13日，王某、余某1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亦未涉及涉案房地产。 1986年6月16日，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1992年10月5日，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组建长城公司。申请资料载明，长城公司住所地为“市区双溪西路43号”（现为双溪西路265号），法定代表人为余某1，经济性质为集体，注册资金为38万元（开办单位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下拨流动资金30万元，机械设备折合固定资金8万元）。1992年10月23日，长城公司经批准登记成立。1995年7月5日，长城公司申请变更增加注册资金为138万元并获准。1998年3月11日，长城公司因“其他原因”登记注销。王某提交的2018年11月9日合伙企业登记基本情况中记载，长城公司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1998年3月11日，长城有限公司登记成立，该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38万元，于2002年9月27日因“被吊销营业执照”注销，公司自然人股东为余某1、余某2、唐某。 1993年3月30日，金华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以71100元价格将位于原金华市××路××号××路××号××层室××层（办公）房地产调拨给下属单位长城公司，其中第6层建筑面积为285.08平方米，第1层建筑面积为80.8平方米。嗣后，该房产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均登记于长城公司名下。1999年11月16日，上述房产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长城有限公司名下。但土地使用权至今仍登记于长城公司名下。 2018年10月23日，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号为（2018）浙0702民初14159号］，要求分割涉案房地产。该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驳回王某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王某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案号为（2019）浙07民初2316号］。王某曾就该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9）浙民申4068号］，后撤回再审申请。2020年3月18日，王某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长城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案号为（2020）浙07清申1号］。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并无王某与长城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消灭、清算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初步证据，并于2020年4月10日裁定对王某申请不予受理。 另查，长城公司与长城有限公司在注销后并未进行清算。余某1在庭审中（笔误，应加“称”），公司有债权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某的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本案是否已诉讼时效？3.王某对涉案房地产是否享有49%的份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某虽针对涉案房地产曾于2018年10月23日向该院起诉，但其当时主张的是对房地产予以作价分割。现王某在本案中主张其对涉案房地产享有49%份额，本案系确认之诉，两诉标的并不相同，故本案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余某1所提王某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某主张确认对涉案房地产的份额应属物权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故余某1所提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长城公司名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长城有限公司名下，故该房产应属公司资产，并非个人财产。虽根据王某提供的合伙企业登记基本情况显示，长城公司的公司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但根据该公司注册成立时的原始工商登记资料，该公司系由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组建的集体企业，已于1998年3月11日注销。长城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2年9月27日注销，股东为余某1、余某2、唐某。长城公司和长城有限公司在注销后并未对公司财产及债权债务等进行清算。在公司财产并未清算的情况下，王某主张确认对涉案房地产享有49%的份额，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已减半），由王某承担。 二审期间，余某1向本院提交王某在2018年案件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60张凭证，证明王某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合伙企业基本登记情况（2018年11月9日）是错误的，实际上长城公司是集体制企业，不是合伙企业。 王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余某1的证明目的。 余某2、唐某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鉴于王某认可该复印件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余某1的证明目的。 本案其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长城公司与长城有限公司是否为同一公司，经查，根据长城公司注册成立时的原始工商登记材料，明确该公司系由金华县建筑工程公司（集体所有制）组建的集体企业，于1992年10月23日经批准登记成立，1998年3月11日注销；而长城有限公司于1998年3月11日成立，股东为余某1、余某2、唐茵英，为有限责任公司。两公司的企业性质、出资人完全不同，根据在案证据材料不能认定为同一公司。二、关于王某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49%的股份。经查，涉案房产系于1993年3月30日被金华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以71100元的价格调拨给下属集体单位长城公司，虽然余某1时任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房产属于集体企业财产并于同年登记于长城公司名下。长城公司1998年3月11日注销，但在此前，余某1已与王某离婚。后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长城有限公司名下，但长城有限公司系在余某1与王某离婚后设立，且王某并非长城有限公司股东，现该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分别登记在已注销的长城公司、长城有限公司名下，现有证据并未证实涉案公司已进行清算。王某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余某1与其离婚后投资设立的长城有限公司系用原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综上，王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关于余某1对一审判决所提的意见，鉴于其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翠丹 审 判 员 王玲雅 审 判 员 黄 晖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施金金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