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粤71行终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锐能，男，198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2。委托代理人：唐雪榕、符春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陈航，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波、麦月华，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冯朋，女，199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南召县××××××××××××，公民身份号码411××××××××××××825。上诉人何锐能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以下简称“番禺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29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何锐能受大龙街道办的安排，参与五类车整治联合执法工作。2019年12月18日14时30分许，林景秋、何志成、周健桃、何锐能在广州市番禺区××××××桥边协助整治五类车时，遭到第三人的阻扰。何锐能在不具有执法权的情况下，粗暴采用捆绑等方式限制第三人人身自由。番禺区公安分局分别对何志成、周健桃、何锐能、第三人、证人江某辉、孔某荣、曾某成、孔某威、何某俊、陈某国、钟某伟、胡某良等进行询问，并有陈某国、何某俊、江某辉、孔某荣、曾某成、周健桃、何志成等人对何锐能的辨认，何锐能签名确认的其现场捆绑第三人的照片及第三人签名确认的其本人被现场按压及伤痕图片，同时有孔某荣签名确认的现场按压、捆绑第三人的照片，上述材料均证实何锐能采用捆绑的方式限制第三人人身自由。2019年12月21日16时00分许，番禺区公安分局将何锐能口头传唤至辖区内旧水坑派出所接受调查，因何锐能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不提供其家属联系方式，执法民警将该情况记录于《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番禺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12月21日17时58分结束对何锐能的传唤。何锐能在2019年12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林景秋和周健桃采取按压措施将第三人控制后，其拿约束带过来与何志成将第三人从身后反扣上约束带。番禺区公安分局经调查后，于2019年12月21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何锐能拟对其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何锐能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该告知笔录上签名确认。当日，番禺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番行罚决字〔2019〕14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了何锐能上述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对何锐能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执行方式为投送广州市番禺区拘留所，执行期限为2019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2月21日直接送达何锐能。对何锐能的上述行政拘留已实际执行完毕，何锐能亦缴纳了上述500元罚款。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番禺区公安分局作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法负责该辖区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关于被告认定何锐能构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此对其处行政拘留十日，同时处罚款500元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本案中，根据何志成、周健桃、第三人及其他证人的陈述、部分证人的辨认及原告何锐能的供述，均能证实原告何锐能于2019年12月18日在广州市番禺区××××××桥边协助整治五类车时，在不具备执法权的情况下，超越职权范围，公然采取捆绑的方式使第三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非法的干涉或干扰，该行为构成了非法限制第三人的人身自由。因此，番禺区公安分局对原告何锐能的该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番禺区公安分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过程中，履行了立案、调查、处罚前告知、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作出治安处罚决定的相关程序要求，其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关于何锐能主张其对第三人采取的约束措施系为了执行五类车整治任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本案中，原告何锐能作为参与五类车整治联合执法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其权限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协助配合查处五类车，其作为明显不具有执法权的人员，显然不具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权利，对何锐能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番禺区公安分局作出的穗公番行罚决字〔2019〕14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何锐能请求撤销该决定书及返还已收取的罚款500元，同时要求番禺区公安分局赔偿3159.4元的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锐能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何锐能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联合执法队超越职权范围执法错误认定为上诉人个人越权行为，应予以改判。一、上诉人作为大龙街道办的特勤人员,其参与2019年12月18日的五类车整治任务只是辅助行为，无个人意志。五类车整治行动由大龙街道负责、大龙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当天外勤任务由大龙派出所辅警江敬辉负责带队，江敬辉、孔汉威、陈健国、何志成等人的笔录内容均可证实。在当天的整治任务中，上诉人穿戴大龙街道派发的写有“城市管理”的工作背心及工作帽，并佩戴工作牌，证明上诉人是在执行大龙街道办的任务。二、上诉人参与五类车整治的工作任务由执法队带队江敬辉安排，其协助执法的行为应当归于五类车整治联合执法队。三、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实施强制措施得到带队人员的授权。带队江敬辉明确表示若原审第三人不配合执法，将会对其实施强制措施，由上诉人提交视频的01:35分江敬辉告知原审第三人“如果不配合执法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可证。何家俊、辅警曾达成的询问笔录证明带队人员是明知特警人员在维持现场秩序时使用了约束带，并且是支持使用的。四、五类车整治联合执法队没有行政强制执法权，执法队中没有具备有行政强制执法的人员，带队人员命令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实施强制措施是超越职权。2019年12月18日五类车整治行动中，大龙派出所的人员均为辅警，不具有实施行政强制的资格，辅警江敬辉在整治过程中发出行政强制的命令是越权行为。上诉人作为执法队的其中一名辅助人员，协助执法的行为归于执法队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返还已收取的罚款5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3159.4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番禺区公安分局答辩称：上诉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一审法院已依法对该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及程序进行了细致审理，作出的行政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据此，请求驳回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冯朋二审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仅是联合执法队的辅助人员，而不是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其超越职权范围，采取按压、捆绑的方式限制原审第三人的人身自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上诉人称其按压、捆绑原审第三人得到联合执法队带队人员的授权，但其所称带队人员本身亦不是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没有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权力，故上诉人应承担其个人实施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上诉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因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上诉人所提赔偿请求亦没有事实根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锐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戈审 判 员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毕志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