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6民终10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元英，女，1959年3月23日生，回族，居民，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89年9月4日生，回族，居民，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1，男，2010年8月19日生，回族，居民，住济阳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89年9月4日生，回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女，2014年11月12日生，回族，居民，住济阳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89年9月4日生，回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3，男，2020年1月29日生，回族，居民，住济阳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89年9月4日生，回族，住济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劭慧，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县供电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惠民县故园南路南侧。 负责人：李俊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成水，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公司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娜，山东元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石油分公司,住所地滨州市黄河五路以南、渤海十一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刘冬，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静，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新建，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88号。 负责人：孙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秦月，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茂卿，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惠民供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石油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滨州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济南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3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共同赔偿马增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14803元；2.一审、二审上诉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要求上诉人亲属马增乐承担30%责任比例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亲属马增乐系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具备一定的社会生活认知水平和安全防范意识，其在有高压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仍然在高压线下进行钓鱼作业，未能意识到安全风险，存在一定的过失。”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无论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现场照片一宗来看，还是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来看，本案现场没有任何高压警示标志。同时，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中，也没有现场存在高压警示标志的相关图像和视频资料，在笔录中也没有体现有任何标志存在。一审法院该认定，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上诉人亲属马增乐无法知道当地有高压线，没有任何过失。2.两被上诉人有严重的管理责任，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一审认定每个被上诉人承担35%的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理由如下：（1）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1-10千伏的高压线，5米的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属于电力线路保护区。根据上述规定，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边界应当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的规定。两被上诉人作为发生本次事故的高压线路设置产权所有人，无视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没有设立标志，也没有设立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的规定。导致上诉人并不知道该区域为电力保护区，上诉人无任何责任，被上诉人有明显过错。（2）两被上诉人没有按照ＧＢ2894-2008规定设置禁止靠近，注意安全，当心触电，有电为限等警告标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的要求，依法及时制定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适时修订。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及第三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为限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上，设备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因属于安全管理，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着严重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严重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在高压线保护区下挖土，产生高耸的土堆并产生积水，导致悲剧发生。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一）35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通过庭审被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的发言可以证实，中石化滨州公司擅自在高压线下取土堆土，这一点中石化滨州公司也并不否认。这种行为，导致了地面土堆的升高，进一步降低了高压线和地面的距离，同时产生积水。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马增乐的触电死亡。这显然是中石化滨州公司的故意所为，应当承担责任。（4）虽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上诉人无需举证高压线到地面是否符合规定，但上诉人为了帮助法庭核实情况，仍然进行了举证：根据鱼竿的被电击穿的两处位置之间的距离，显然马增乐手持的位置与高压线接触的位置发生电流击穿，可知高压线与地面的距离只有4.3米，不符合国家5.5米的规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线路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该拿出案发当时电线的高度，否则根本不能解释为什么鱼竿被击穿只有4.3米。而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显然是案发后10天后勘验和制作，不代表当时的距离，毫无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该公证书的认定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的。（5）两被上诉人无视国家电力标准，任由植被和树林遮挡高压线，以至于干扰了马增乐的视线，使马增乐触电身亡，应负全责两被上诉人怠于履行责任，不处理高压线下的植被和树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电力行业标准10ＫＶ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ＤＬＴ5220-2005.第10.0.5条：高压线通过林地的，应当砍伐出通道。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和供电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因此，应承担全部责任。（6）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疏于管理，发现有人钓鱼，并不制止，也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根据一审法院从李庄派出所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的两位员工在发现了马增乐钓鱼以后，没有第一时间阻止。而是其被击倒后，才过去查看，显然违反了管理人的义务，其责任理应追究。二、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难以维持各上诉人基本生活。本案上诉人杨元英系农村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膝下无儿；杨某系没有工作的留守妇女；三个幼儿均未成年。各被上诉人均是需要他抚养的弱势群体、老弱妇幼。按照一审判决的款项，无法满足各上诉人基本生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增加，满足各上诉人生活需要，改判如一审上诉人之诉讼请求。综上，为维护上诉人基本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惠民供电公司辩称，一、马增乐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判决马增乐承担30%的责任比例过低，理由一，中石化滨州公司产权侧的变压器设备上设有警示标志，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照片中可以证实。理由二，案发地点上方有电力线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该电力线路是高压线路还是低压线路从电力属性上来看均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马增乐应当具有判断的常识和能力。理由三，马增乐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电力线路的危险性应当具备基本的常识，并且惠民县公安局对其工友杨浩琪的询问过程中证实马增乐生前系经常垂钓的钓鱼爱好者，应当在钓鱼时选择安全合适的钓鱼位置，但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明知垂钓上方存在电力线路，却在水沟边手持导电鱼竿钓鱼将自身至于高度危险的境地，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代理人通过检索全国各地的钓鱼触电案件的判决结果来看，钓鱼触电的行为人的责任比例应不低于60%为宜。二、一审判决认定惠民供电公司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是正确的。其一答辩人不是涉案电力线路的经营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具有法律效力的高压供电合同可以证实涉案电力线路的产权人是中石化滨州公司，而对于经营者的认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委编写的侵权责任法释义有明确记载，对于经营者的认定应根据谁对高度危险作业设备拥有支配权和运行利益来判定，中石化滨州公司作为产权人以其电力设备为载体利用高压电能进行生产经营享受运行利益，该经营者的认定应当是中石化滨州公司而非答辩人。对于上述经营者身份认定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既往生效判决已经明确予以确认，我方在一审中所提交的部分案例，如（2018）鲁民再62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16民终1458号民事判决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关于事发地点与产权分界地点的位置问题我方在上诉状中已详细陈述不再赘述。其二，答辩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也不具有过错，因答辩人不是产权人对涉案高压线路不具有支配权和维护管理义务，依据《供电营业规则》第48条的规定供电公司对用户产权的电力设备，在未有约定及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供电公司不得操作或更动。此外，针对上诉人杨元英一方提及的警示标志设立的责任主体，涉案电力线路的警示标志设立主体应当是产权人，此外依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1条的规定设立标志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电力管理部门而非供电公司。关于涉案高压线对地距离问题，中石化滨州公司提交的公证文书能够证实高压线对地距离符合国家规定。上诉人杨元英一方主张钓鱼竿的长度是高压线对地距离，该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事发时马增乐手持钓鱼竿，钓鱼竿含有与鱼竿本身长度大致相同的鱼线，因此事发时导致马增乐触电的实际高度应当是马增乐的身高加上鱼竿的长度再加上鱼线的长度。最后，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出的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要坚决防止案件判决过程中和稀泥的做法，本案在一审能够明确查明事发地点确属中石化滨州公司的产权侧的情况下，枉顾事实错误认定，不能排除是事故发生在哪侧是错误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采纳我方的上诉请求。 惠民供电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379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应民事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马增乐死亡地点为合同约定电源产权分界点11号杆附近，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系产权分界点的哪一侧的高压电导致马增乐触电死亡，两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排除其产权侧发生的事故……故两被告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确属有误。根据庭审各方的陈述以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导致马增乐触电死亡的高压线产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均是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因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营者”应是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而非上诉人。1.庭审中，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均已认可马增乐触电发生在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产权侧。（1）原审原告的民事起诉状载明“马增乐在被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管辖的11号电杆的10ｋＶ高压线下钓鱼”。（2）一审判决认定“2020年9月11日，马增乐在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下属单位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管辖的11号电杆的10ｋＶ高压线下钓鱼时，触电死亡”。（3）一审判决认定“惠民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处警经过中载明，2020年9月11日原告亲属马增乐在中国石化11站南边的东西水沟南岸死亡，初步判断，系触电死亡。2020年9月12日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协议载明......，中石化滨州公司向原告预付赔偿款35万元”。（4）一审判决认定“庭审中，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认可马增乐死亡地点为其经营区域”。以上事实与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相互矛盾。根据庭审可知，马增乐发生触电的地点位于东西水沟的南岸，该南岸上方的高压线产权人就是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故在李庄派出所出警后，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与原审原告达成赔款协议，且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亦当庭认可死亡地点为其经营区域，因此，通过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的当庭陈述，可以证实发生触电事故的高压线路产权人和责任人是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2.《高压供用电合同》、李庄派出所的处警记录、现场照片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马增乐触电发生在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产权侧，能够排除系上诉人产权侧事故。（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合法有效，该事实认定正确。在《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一章第七条明确约定了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点为10ｋＶ姜西线李孝民分支线11号杆Ｔ接。（2）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涉案事故的现场照片及李庄派出所的处警记录，可以明确，涉案事故发生地点是在中国石化11站南边的东西水沟南岸，马增乐系在钓鱼时触电死亡，而11号杆是在农田里而非水沟处南岸，水沟南岸距离11号杆Ｔ接处还有一段距离，可以明确马增乐触电事故发生在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的产权侧。（3）并且，涉案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对其产权管理范围内使用三角旗进行了隔离。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事故确系发生在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产权范围内。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超出诉讼请求径行判决，确属有误。1.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是由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申请追加。而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当庭陈述中并未主张被上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更未主张被上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应向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本案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而一审法院基于保险合同，超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上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向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确系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的损失金额超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的民事起诉状载明，诉讼请求为“两被告依法向原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1414803元”。原审原告没有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且诉状中也未写明损失包含有“其他”或“等”字，一审法院超出原告诉讼请求径行认定原告的损失包含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确属有误。并且一审法院计算原审原告损失1435884.3元，超出原告主张金额，一审法院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确属程序违法。综上，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有且仅有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双方各自承担其产权范围内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等引起的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涉案事故发生在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所有、管理维护范围内的线路上，其事故责任应由其承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数额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马增乐死亡时年仅33岁正值壮年，结合被告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便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却并未考虑受害人正是由于自身的过错才导致涉案事故的发生，并且与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相互矛盾，因此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有悖公平原则，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辩称，一，惠民供电公司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均与事实不符。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于电杆产权的分析以及对电杆管理责任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原告的诉状还是法院的判决书的认定，亦或是李庄派出所的出警说明都是指出电杆的管辖人为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而惠民供电公司混淆了管辖人与产权人的概念，产权只能由合同确定，只能由相应的产权登记证明确定，而一审惠民供电公司和中石化滨州公司拿不出说不清两方的产权分割。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均应承担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外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一审中上诉人杨某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0号生效判决明确认为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既包括供电公司（本案的惠民供电公司）也包括用电单位（本案的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在从事高压电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充分说明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对于产权问题的抗辩毫无道理，不应采纳。二、程序问题，一审程序完全正确，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虽然一审中由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依法追加了第三人保险公司，但法庭向我方示明是否同意追加，是否要求其承担责任，我方当时明确表示同意，因此惠民供电公司说认为超出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关于损失金额超出诉讼请求更毫无依据，一审庭审中法院已向原告询问丧葬费的性质，我方明确向法庭陈述丧葬费既包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丧葬费用，也包含办理丧事的误工费，有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因此不属于不告不理。程序完全合法。三、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案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受害人马增乐去世后留下了五个被抚养人，均无生活能力，劳动能力，按照法律规定，一个被抚养人都可以主张5万元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方5个被抚养人主张5万元难道超出了当地的生活水平吗。惠民供电公司又主张精神损害应当按照过错按比例承担，没有依据。因为该5万元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了双方的过程以及被抚养人生活的需要，如果再按照过错分担属于双重扣减，当然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因此，惠民供电公司该主张于法无据，漠视了各妇幼老人的基本生活权利，应当驳回。 中石化滨州公司对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以及惠民供电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合理，程序合法，兼顾了法理人情。理由如下：一、《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该条款的责任类型为严格的无过错责任，责任承担的主体为经营者。惠民供电公司作为侵权责任法第73条所规定的“经营者”，其不存在免责事由，应当依法有其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作为供应电的垄断方、作为高压电的专业管理方，其制造了该危险源并且具有控制该危险源的能力，而且其从经营活动中获取了巨额利益，其对涉案线路有义务进行管理、巡视及采取必要的安全警示措施，有义务将电能安全输送到用电方。事发地位于被上诉人中石化滨州公司控制范围之外，未进入其控制范围，安全保障义务理应由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负责，否则有违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二、受害人自身对损害发生存在过失受害人马增乐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用电常识，其擅自闯入高压危险区域钓鱼，应当预见到有致人损害的潜在危险，明知存在危险而为之，疏忽大意导致不慎触电身亡，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失，其过失行为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受害人负有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杨元英是一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膝下唯一儿子离世，撇下杨某及三个未成年孩子，幼子只有一岁，是老弱妇幼弱势群体，作为国有企业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社会担当、社会责任角度，我们有义务弘扬帮扶济困的企业文化，让其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为民族团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在此，我方衷心希望各方尊重一审法院判决，以利于受害人家属尽快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中来过上正常生活，让杨元英老人安享晚年，让杨某充满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让三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对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其趋利避害的心理可以理解，但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 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对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以及惠民供电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杨元英一方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是正确的。马增乐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行为能力人，应当有能力判断案发地点有电线电杆，以及变压器设备上有警示标志。此等环境下不适宜钓鱼，因此其本身存在过错。二、惠民供电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惠民供电公司与中石化滨州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电合同有效是错误的。该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24日，此后合同即已过期，中石化滨州公司对该合同不再提出异议属于正常行为，一审法院以该正常行为推定合同有效而认定案发地点产权是错误的。而且该案所涉事实即使存在除马增乐之外的责任人，那么该责任人也应该是高压电的生产经营者而非产权人。更何况并无证据证明中石化滨州公司对案发地点享有产权，其次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一条，安全生产法第32条，电力法第34条等规定，惠民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的经营者，具有保证安全用电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义务，因此即使存在除马增乐之外的责任人，该责任人也应当是惠民供电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惠民供电公司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对于一审法院关于杨元英一方赔偿数额的计算错误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无依据的意见同惠民供电公司。 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依法向原告共同赔偿马增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141480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元英为马增乐之母，原告杨某为马增乐之妻，原告马某2、马某1、马某3为马增乐的子女。以上五原告为马增乐的所有继承人。2020年9月11日，马增乐在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下属单位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管辖的11号电杆的10ＫＶ高压线下钓鱼时，触电死亡。2020年9月25日惠民县公安局李庄派出所处警经过中载明，2020年9月11日原告亲属马增乐在中国石化11站南边的东西水沟南岸处死亡，初步判断，系触电死亡。2020年9月12日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公司与原告方达成协议，协议载明马增乐在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附近触电死亡（11号电杆），中石化滨州公司向原告预付赔偿款35万元（原告亦认可收到该款项），最终数额以生效法律文书为准，中石化滨州公司有权向第三方追偿。2012年12月25日，惠民供电公司作为供电人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作为用电人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用电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由站长张召辉签字确认。合同中第一章第七条约定，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0ＫＶ姜西线李孝民分支线11号杆Ｔ接。第五章第四十二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五年，自2012年12月25日起至2017年12月24日止。合同有效期届满，双方均未对合同履行提出书面异议，合同效力按本合同有效期重复继续维持。2020年9月25日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单方委托滨州市鲁滨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实中国石化11站南边的东西水沟南岸处高压线离地高度为5.5米。2019年12月31日，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在第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处投保公众责任保险（1999版），保险期间在2020年1月1日0时起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止。责任限额为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为1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100元。被保险人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联营公司、托管公司、加油（气）站等，被保险人范围为被保险人的所有经营、办公场所。另查明，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以下简称“惠民十一加油站”）系且下属单位，相关的权利义务由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亲属马增乐触电死亡，事实清楚。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被告惠民供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第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基于保险合同约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亲属马增乐有无责任？（四）责任如何划分？（一）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被告惠民供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是10ｋｖ高压电触电致人受伤案件，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与惠民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书，虽然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主张该合同书未盖章因而导致无效，但合同中石化滨州公司加油站站长张召辉在合同上签字确认，且合同自2012年签订至2020年发生事故有8年左右的时间，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应当知道该合同的存在，但未对该合同提出任何异议，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马增乐死亡地点为合同约定电源产权分界点11号杆附近，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系产权分界点的哪一侧的高压电导致马增乐触电死亡，两被告亦均未提供证据明确排除非其产权侧发生的事故，且两被告提供不出证据证明原告亲属马增乐触电死亡是因原告亲属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故两被告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关于第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基于保险合同约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第三人人民保险济南公司主张原告亲属死亡地点系加油站南侧水沟处，非合同中约定的办公和经营场所。庭审中，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认可马增乐死亡地点为其经营区域，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合同中约定的“经营和办公场所”不宜作狭隘理解，可认定马增乐死亡地点为法律意义上的经营和办公场所，第三人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需扣除100元的免赔金额。（三）关于原告亲属马增乐本人有没有责任的问题。（四）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原告亲属马增乐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具备一定的社会生活认知水平和安全防范意识，其在有高压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仍然在高压线下进行钓鱼作业，未能意识到其行为本身带来的风险，导致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失，故应适当减轻两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以原告亲属马增乐承担30﹪的责任，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被告惠民供电公司各承担35﹪的责任为宜。因马增乐死亡给五原告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846580元（42329元＊20年）；2、丧葬费42044.5元，按山东省2019年国有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494523.5元【马增乐死亡时杨元英61岁，需2人抚养19年；马某3尚不满1周岁，需2人抚养18年；马某25岁，需2人抚养13年；马某110岁，需2人抚养8年，因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不得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总额，故前18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481158元（26731元＊18年），然后再给付杨元英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3365.5元（26731元＊1年÷2人）】；4、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36.3元：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酌定为5人3天，其计算标准可参照山东省2019年度农村居民日误工费82.42元／天，予以计算为1236.3元（82.42元／天×5人×3天）；5.对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酌定为15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考虑到受害人马增乐死亡时年仅33岁，正值壮年，五原告在精神上遭受较大创伤和痛苦，应适当予以弥补，结合被告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435884.3元。被告中石化滨州公司预付的350000元赔偿款应予扣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县供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赔偿款502559.5元（1435884.3＊35%）；二、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赔偿款152559.5元（1435884.3元＊35%-350000元）；三、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石油分公司赔偿款349900元（预付款350000元-免赔金额100元）；四、驳回原告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34元，减半收取计8767元，由原告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负担4708元，被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县供电公司负担3114元、被告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石油分公司负担945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亲属马增乐承担30%的责任是否合理；二、惠民供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若应当承担责任，应承担多少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虽无法完全还原事故发生时现场的情况，但周围电杆配电箱上存在印有“有电危险”字样的标识。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诉主张涉案高压线在事故发生时与地面的高度不符合国家规定，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假设涉案线路是普通输电线路，高度亦不确定的情况下，马增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在电线下进行钓鱼活动存在极大危险，对于该危险环境的认识，与本案现场是否有禁止标识、电线与地面的距离因素等无关，系其应有的生活常识。马增乐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失，依法应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及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老弱妇幼的实际情况，酌定马增乐应当对事故责任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其主张被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中石化滨州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惠民供电公司对涉案高压电能及高压输电线路拥有支配权并享受其运行利益，其属于法律规定的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对于惠民供电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第一，马增乐本人对于该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失，应当减轻惠民供电公司的责任。第二，鉴于马增乐的死亡地点为中石化滨州公司所属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惠民第十一加油站管辖区域；且涉案现场照片可以证明，对于该区域中石化滨州公司并没有尽到其应尽的管理义务，现场环境杂乱，没有警示标识，因此对于事故的发生，中石化滨州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同时相应降低惠民供电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一审法院以产权归属进行责任划分不当，但其对于责任划分的比例适当；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事故发生于中石化滨州公司产权侧，且中石化滨州公司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营者”，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另，对于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上诉主张的一审程序问题及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第一，对于一审判决人民保险济南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人民保险济南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其对该判决结果亦未提出上诉，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对于一审判决的损失金额超出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经查，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两被告依法向原告共同赔偿马增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14803元”，但一审判决惠民供电公司与中石化滨州公司赔偿五上诉人的数额为1005119元，未超出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及上诉人惠民供电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66元，由上诉人杨元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负担17533元，由上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县供电公司负担175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慧莲 审 判 员 黄跃江 审 判 员 王正真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鲁奇 书 记 员 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