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11民初4450号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551720254，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盘龙山路6号。法定代表人：俞飞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万兵,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328151697R，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登城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孙武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正南，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琦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7日、10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珍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和被告诗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史正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珍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签署的《采购订单》、2020年2月17日签署的《采购订单》于2020年8月12日解除；2、判令诗蓝公司返还珍琦公司货款776605元；3、判令诗蓝公司向珍琦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77660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诗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签署《采购订单》，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6.5万元／吨，交货日期2020年2月15日，珍琦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货款65万元。2020年2月17日双方签署《采购订单》，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7万元／吨，交货日期2020年3月1日，珍琦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货款70万元。诗蓝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明知珍琦公司为了疫情防控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还多次迟延交货并单方屡次抬高合同价款，将单价涨到50万元／吨。珍琦公司为了疫情防控需要，被迫于2020年4月28日再次向诗蓝公司支付货款100万元，但诗蓝公司仍不能按期交货，诗蓝公司交货期限严重延期，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珍琦公司于2020年6月l日、6月l1日、6月16日、6月23日等多次要求诗蓝公司返还未提货剩余货款，但诗蓝公司拒不配合。珍琦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向诗蓝公司发送《律师函》，宣布两份《采购订单》已经解除，要求诗蓝公司返还剩余货款，诗蓝公司仍拒绝返还。珍琦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珍琦公司在本诉部分提交了如下证据：1、《采购订单》二份，证明2020年2月11日及2020年2月17日，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共20吨，约定诗蓝公司交货期分别为2020年2月15日、2020年3月1日。2、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诗蓝公司不能按期交货，需要珍琦公司多次催促、甚至政府防控工作组出具调配通知进行协调，诗蓝公司才能提供极少货物；直至4月底，诗蓝公司还告知珍琦公司，具体出货时间车间需要排单，正常要排到7月；珍琦公司要求五一节期间提一点货，诗蓝公司回复“实在没办法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诗蓝公司单方屡次抬高合同价款，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珍琦公司于2020年6月1日、6月11日、6月16日、6月23日等多次要求诗蓝公司返还未提货剩余货款，而诗蓝公司拒不配合。3、律师函及快递底单各一份，证明案涉两份《采购订单》已经解除的事实，以及诗蓝公司收到函件后仍未向珍琦公司返还货款的事实。4、支付款项凭证一组，证明基于疫情防控需要，在诗蓝公司屡次提高价款的情况下，珍琦公司依然配合，于2020年2月15日、2月17日、4月28日向诗蓝公司支付货款合计235万元的事实。5、增值税发票二份，证明诗蓝公司至今累计向珍琦公司提供货物7946.10KG，货款为1573395元，诗蓝公司应向珍琦公司返还剩余货款776605元的事实。诗蓝公司就本诉部分辩称：本案标的存在特殊性，所涉货物系抗击新冠疫情的材料。珍琦公司在疫情前后转生产口罩，在案涉采购订单订立期间，我国遭受了疫情侵袭，导致材料难求。2020年2月19日起，政府对诗蓝公司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监控，出面向企业下发征调通知，而双方之间产生买卖订单，是由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协调，才答应卖货给珍琦公司，对诗蓝公司接受政府征调的情况，珍琦公司是知情的，所以两份采购订单确定的交货日期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交货日期，这在群聊内容里已得以充分体现。案涉货物的价格体现了随行就市的特征，交货时间也要按照诗蓝公司的产能和政府的征调情况而发生变化，所以书面订单关于价格和交货期间，对诗蓝公司不具约束力。2020年5月中旬，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此时珍琦公司通过微信告知诗蓝公司的业务员由于珍琦公司机台调整，暂时先不要发货，之后话锋一转，又要求退款，然后双方一直在交涉。2020年8月12日收到珍琦公司律师函，明确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此诗蓝公司认为珍琦公司不享有约定或法定解除权，律师函中单方解约的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从诗蓝公司现在的情况看，珍琦公司当时向诗蓝公司订货20吨，实际已经发货7.9461吨，按照当时实际付给诗蓝公司货款65万元、70万元、100万元，共235万元。这235万元按照随行就市的价格来算，到2020年的5月18日，剩下还未发货的金额是776605元，该价格在当时5月18日以后单价是每千克500元，所以当时珍琦公司还能够提的剩余的货是1.55吨，其中珍琦公司依据征调令可以提的货是0.5吨，现珍琦公司不仅用语言，还用行动向诗蓝公司表明不再履行合同，已经给诗蓝公司造成了损失，珍琦公司应继续履行合同。要求驳回珍琦公司本诉部分的全部诉讼请求。诗蓝公司就本诉部分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调拨通知一份，证明2020年2月20日政府通知诗蓝公司生产的熔喷布，除执行省级调拨令外，其余产量由市防控物品保障组统一调拨。2、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调配通知书（第69号、129号、131号、133号、135号、136号、137号），证明2020年3月至5月诗蓝公司应按政府调配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和数量卖熔喷布给珍琦公司的事实。3、2020年4月27日诗蓝公司员工张晓依（微信名：“要开心”）与珍琦公司员工徐沂玲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2020年4月27日熔喷布价格上涨到500元∕KG的事实。4、2020年5月21日张晓依与徐沂玲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2020年5月21日珍琦公司提出熔喷布暂时不提货，因机台调整，近期要提货时再沟通的事实。珍琦公司提供的证据，诗蓝公司质证表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采购订单》签订日期和采购日期，最终没有成为双方履行合同的合意；2月14日签订的合同其实是2月16日盖好章之后双方回传的，订货20吨是事实，但两份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是不对的，2月14日下的订单，2月15日就要交货并不合理。证据2、经核对原始载体，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珍琦公司试图用该组证据来证明诗蓝公司延期交货的目的，但诗蓝公司向珍琦公司的交货时间本身是要按照政府征调令规定的时间来进行交付；而且珍琦公司指责诗蓝公司单方提高价格，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所以诗蓝公司执行的价格也不得不大幅度上涨，这是一个经济链条，提价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从微信内容上也可以看出来，不是诗蓝公司单方提高价格，而是双方之间的合意，提价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且征调令本身就一直延续到5月份，因此不能达到珍琦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收到过这份律师函，但不认为合同已经解除，珍琦公司单方解约没有法定依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中其主观臆断部分内容持有异议。证据5，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应向珍琦公司返还剩余货款之待证目的。诗蓝公司提供的证据，珍琦公司质证表示：证据1、因其收到的调拨通知和诗蓝公司收到的调配通知形式上有些不一样，但基于对对方的信任，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下发通知所涉主体是诗蓝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调配通知书来看，珍琦公司计算了政府调配制定的量3月17日为0.8吨、4月11日至4月13为0.3吨，4月17日至20日为0.2吨、4月24日至27日为0.3吨、5月8日至10日为0.3吨、5月11日至17日为0.3吨、5月18日至24日为0.5吨，合计2.7吨，但是实际上珍琦公司累计提货总量为7946.1KG，与这个数字严重不匹配，诗蓝公司认为按政府调配令出台后发货，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数量跟政府调配令确定的数量根本不符，要多的多，只不过是要拖延发货日期。证据3，认可微信聊天中当事人的身份，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有断章取义的味道，应该看完整聊天记录的内容从而判断有没有单方面提高价格。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从通过群聊记录可以看出张晓依已经向公司提出辞职，称其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在张晓依表明已经要离职之后，诗蓝公司还用张晓依的聊天记录来作为证据，因此对真实性存疑；退一步讲，如群聊记录具有真实性，张晓依也仅是提出了暂停提货，并没有给诗蓝公司造成实际的损失。政府调配工作是从2月20日开始一直到5月底，但是没有将珍琦公司的全部产能调完，当时政府向省内的产业发起摸底调查，珍琦公司报给政府四条生产线，但是诗蓝公司实际是做不到的，因为熔喷布的生产要求很高，而且原材料也经常断货，其他的非定向征调的量是向省外征调的，然后每一笔交易都要向有关部门备案，但前面已经发两批次货了，第三批次货珍琦公司的确是有，甚至私下尽可能要帮珍琦公司，所以具体发货与政府征调令不一致完全是正常的。诗蓝公司反诉称：诗蓝公司系抗疫物资原材料口罩用熔喷布生产企业，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诗蓝公司的产品在2020年2月初到5月底期间一直受到政府统一征调。由富阳区经信部门接洽，2020年2月11日、2月17日，双方达成两份《采购订单》，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订购20吨熔喷布。截至2020年5月21日，诗蓝公司按照政府征调通知及双方协商安排已向珍琦公司供货7946.10KG，当日，珍琦公司声称因公司机器设备调整，熔喷布暂时不用供货，诗蓝公司不得不将剩余熔喷布存放仓库随时准备为珍琦公司供货。事后，珍琦公司不仅不积极履行后续合同义务，竟然多次口头要求退款。2020年8月12日，诗蓝公司委托律师书面致函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现熔喷布的价格己回落，己给诗蓝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诗蓝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采购订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对应的权利义务约定应当得到遵守。现珍琦公司单方提出违约解除合同，不应当得到支持。诗蓝公司的合同权益应当得到支持，特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珍琦公司委托律师在2020年8月12日送达给诗蓝公司的《律师函》系珍琦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合同的行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2、判令珍琦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提货义务，立即提取己付款但未提取的1.55吨合同货物；3、判令珍琦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付款以及提货义务，继续支付诗蓝公司后续货款人民币735273元并提取对应的10.5039吨后续合同货物。4、本案诉讼费用由珍琦公司承担。为支持其反诉请求，诗蓝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采购订单二份，证明双方在2020年2月11日和同年2月17日分别订立《采购订单》，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订购20吨口罩生产用熔喷布的事实。2、微信群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双方在涉案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了先付款后提货、熔喷布价格随行就市、交提货时间和数量在政府征调令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3、珍琦公司员工张晓依（微信名：“要开心”）与诗蓝公司员工徐沂玲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2020年5月21日珍琦公司提出因机台调整，熔喷布暂时不提货，近期要提货时再通知的事实。珍琦公司就反诉部分答辩称：一、诗蓝公司严重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珍琦公司已经依法解除合同。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签署了两份《采购订单》，明确约定了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共计20吨，10吨交货时间为2020年2月15日，10吨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日。诗蓝公司不能按期交货，需要珍琦公司多次催促、驻点诗蓝公司等货、甚至政府防控工作组出具调配通知进行协调，诗蓝公司才能分批次提供极少货物。诗蓝公司全然不顾已订立合同内容，因为疫情原因，完全处于卖方市场，诗蓝公司违背诚信原则，数次擅自抬高价格，也没有在防疫的背景下承担起公司的社会责任。珍琦公司尊重双方的合作关系、按时履约、在诗蓝公司擅自抬高货物价格、屡次迟延履行时，珍琦公司给予了充分的配合和合理的履行期限，但是诗蓝公司依然严重拖延交付、不能按期交货，截至2020年5月18日，诗蓝公司累计供货7946.1KG，严重影响了珍琦公司的生产效率，给珍琦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己无继续履行的必要。2020年8月11日珍琦公司委托律所向诗蓝公司发送《律师函》，宣布两份《采购订单》己经解除，诗蓝公司应当将剩余货款返还珍琦公司。二、诗蓝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2020年5月21日已经将货物生产完，也未证明其将生产完的货物存放于何处。诗蓝公司主张5月21日张晓依通知暂停后，诗蓝公司“不得不将剩余熔喷布存放仓库随时准备为珍琦公司供货”，暂且不问张晓依通知暂停的背景、原因与真实性，诗蓝公司仅是口头说辞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且诗蓝公司也不可能将珍琦公司货物全部生产完成，理由如下：5月18日最后一批出货完成后，双方均未再提及出货事宜。5月21日张晓依通知暂停，双方仅是核对了截至5月18日的供货记录，诗蓝公司没有对暂停供货、是否已经生产出货物提出任何异议或者意见。6月1日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发函要求退回剩余货款，诗蓝公司置之不理，更未提及货物是否生产完成的事宜。6月11日珍琦公司再次向诗蓝公司发函要求退回剩余货款，并明确“你们克重不稳、偏高、影响我们整体成本，请退回货款”。诗蓝公司回复的是“目前产品己经稳定了，可以给你们寄样看看”，表明之前的产品质量确实存在问题，现在有改进；而且想要寄出的是样品，并没有安排生产。6月15日珍琦公司再次要求诗蓝公司退回货款，诗蓝公司回复“不好意思目前不能退款，贵司肯定是还需要熔喷的，我们可以谈价格跟交期的”，表明诗蓝公司希望珍琦公司剩余货款重新转成新的订单，重新确认交货期限和产品价格，珍琦公司并不同意，如果诗蓝公司己经完成生产，不可能就已经付出的成本不提一词。6月16日珍琦公司人员前往诗蓝公司要求安排退款事宜，但诗蓝公司拒不配合，一直要求转货为新订单货款，未提及已经生产了相应货物，也未安排珍琦公司人员现场确认己经完成的货物。6月23日珍琦公司催促退款，诗蓝公司回复“贵司的口罩设备都在的，后续也需要用熔喷的，所以没有必要退款啊，后续需要了，我们的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价来供货的，还请知晓”，表明诗蓝公司扣留珍琦公司货款，希望等珍琦公司有需求了再来下单，并表明价格随行就市。诗蓝公司以珍琦公司还有口罩设备存在、推测以后肯定要使用熔喷为由，强行扣留珍琦公司货款。6月29日珍琦公司催促退款并表示再不退款要走法律程序，诗蓝公司回复“订单我们都是按照调配令来执行出货的，后面的货也是贵司要求暂停，并不是我司出不了，既然贵司之前的出货是根据政府调配令，现在要退款也请提供政府的文件给我们公司”，这明显是诗蓝公司在珍琦公司数次催款后的无理之词。政府调配令是在疫情爆发、资源紧缺、卖方囤货趁机抬价等诸多背景下，为了疫情防控需要出台的紧急措施，并不能作为诗蓝公司拒不还款的借口。在双方已经出现争议的过程中，诗蓝公司不仅从未提及货物己经生产出来，而且表明希望寄送改善质量后的样品给珍琦公司确认、希望珍琦公司将货款转为新订单等诉求，加之诗蓝公司在多重措施催促下每次只能供货二三百公斤，所以诗蓝公司不可能在2020年5月21日为珍琦公司生产了1.55吨货物。诗蓝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20年5月21日己生产完成1.55吨货物及该1.55吨货物是为珍琦公司生产、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将202O年5月21日为珍琦公司生产完成的产品存放某个仓库，诗蓝公司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责任。综上，诗蓝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诗蓝公司提供的上述反诉证据，珍琦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二份采购订单明确阐明交货时间为2020年2月15日、3月1日，后该二份订单因诗蓝公司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于2020年8月12日解除。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珍琦公司确实是先付款后提货，但在签署合同时珍琦公司就已经将二份合同载明的货款支付给了诗蓝公司，分别为65万元和70万元，诗蓝公司拖延出货，珍琦公司多次催促派车住店到诗蓝公司等货，甚至防控工作组出具调配通知进行协调，诗蓝公司也才能分批次提供少量货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每次都是诗蓝公司单方擅自抬高货物价款，有的甚至是诗蓝公司在珍琦公司提货以后还进行了货物单价的变更，因此无论从实际履行还是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都没有就二份采购合同所涉熔喷布价格随行就市、交货时间、数量按照政府发调配令等达成过任何合意。证据3，三性均不予认可，张晓依已经离职，案涉聊天记录真实性、完整性等均不予能核实，从诗蓝公司提供的证据2可以看出从合同订立到双方出现争议直至6月29日都是通过群聊进行相关事宜的沟通和确认，正处于离职交接期间的张晓依单独与诗蓝公司徐沂玲的聊天出于什么背景、什么原因并不清楚；退一步讲，即使张晓依通知诗蓝公司暂停供货也没有给诗蓝公司造成任何损失，诗蓝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张晓依通知暂停之时就已经将为珍琦公司提供的熔喷布已全部准备好，也未在张晓依提出暂停之时提出任何异议。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珍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诗蓝公司就本诉部分提供的证据1、2，系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符合证据的基本特性，予以认定。证据3、4，与珍琦公司提供的群聊记录内容重叠，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诗蓝公司就反诉部分提供的证据1，与珍琦公司提供的证据1同，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与珍琦公司提供的群聊记录内容重叠，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11日，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签署《采购订单》一份，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6.5万元／吨，交货日期2020年2月15日，珍琦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货款65万元。2020年2月17日，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签署《采购订单》一份，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7万元／吨，交货日期2020年3月1日，珍琦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货款70万元。2020年2月20日，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向诗蓝公司发出调拨通知，根据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通知诗蓝公司生产的熔喷布，除执行省级调拨令外，其余产量由市防控物资保障组统一调拨。2020年3月17日至5月24日期间，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向诗蓝公司发出第69号、129号、131号、133号、135号、136号、137号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调配通知书，通知诗蓝公司应按调配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和数量安排生产和出售熔喷布。其中，4月11日-4月13日向珍琦公司调配量0.3吨；4月17日-4月20日调配0.2吨；4月24日-4月27日调配0.3吨；5月8日-5月10日调配0.3吨；5月11日-5月17日调配0.3吨；5月18日-5月24日调配0.5吨。按调配通知书，诗蓝公司发货情况：4月12日发货294公斤；4月17日发货200.70公斤；4月23日发货201公斤；4月25日发货304.50公斤；5月9日发货315.50公斤；5月15日发货299公斤；5月18日发货300公斤。从双方业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实际履行情况看，二份采购合同涉及熔喷布价格体现了随行就市的特征，且在交货时间和数量上存在数次变更。第一份《采购订单》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为65元／KG，珍琦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65万元。2月16日珍琦公司欲下新订单，诗蓝公司通知“价格调到75了”，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协商确认了价款为70元／KG,2月17日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签署了第二份《采购订单》，约定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10吨，单价为70元／KG，珍琦公司于当日向诗蓝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70万元。3月26日，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明确“我们总共付了135万货款，10吨价格6.5万／吨，10吨7万／吨，已提货3.8吨，现在我们接受涨价到15万／吨。但是还有109万货款未提货，现在不用安排付款吧”。诗蓝公司回复称2月14日至2月22日出货的全部70元／KG,3月2日至3月24日出货的全部150元／KG。珍琦公司在3月26日向诗蓝公司明确己到货3870.7KG，货款251595.5元，未提货金额应为1098405元，并与诗蓝公司核对出货明细。3月27日，珍琦公司告知诗蓝公司“第一个10吨65元／KG没有执行完啊！”，但诗蓝公司回复珍琦公司“不好意思，我们目前是需要这样执行呢”。后珍琦公司继续催促诗蓝公司出货，诗蓝公司于4月20日通知珍琦公司“从4月20日开始政府调配令价格统一为450元／KG”。4月25日，珍琦公司催问“今天明天有货可以提吗？”。4月27日珍琦公司催问“我们上一份合同还有13吨多点没提，我们可以5月份每天提400KG,5月份把合约上的提完吗？”诗蓝公司表明“按照贵司货款提货”、“按照你们调配令”，当日通知珍琦公司“目前价格500元／KG"。2020年4月28日，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支付货款100万元并询问出货时间，诗蓝公司回复“具体出货时间，车间这边需要排单下，因为正常要排到7月了，贵司的订单我会尽力去安排的”。4月29日，珍琦公司催问“五一前能安排一点吗？”，诗蓝公司回复“实在没办法了”。珍琦公司5月4日、5月5日继续催货，诗蓝公司仍一直拖延。截至2020年5月18日，诗蓝公司共已供给珍琦公司熔喷驻极无纺布7946.10KG，货款总额为1573395元。珍琦公司分三次共支付诗蓝公司货款2350000元，尚有776605元预付货款由诗蓝公司持有。2020年5月中旬，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熔喷布价格普遍回落。珍琦公司通过微信告知诗蓝公司的业务员由于珍琦公司机台调整，暂时先不要发货，之后要求退款，然后双方一直在交涉。2020年8月10日，珍琦公司委托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向诗蓝公司发出律师函，称：“贵司在履行合同期间多次迟延交货并单方屡次抬高合同价款，浙江珍琦为了疫情防控需要，被迫于2020年4月28日再次向贵司支付货款100万元，但贵司仍不能按期交货，交货期限严重延期，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浙江珍琦于2020年6月1日、6月11日、6月16日、6月23日等多次要求贵司返还未提货剩余货款，但贵司拒不配合。本所律师认为，贵司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浙江珍琦在此郑重宣布本函件中提及的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请贵司收到本函件当日立即返还浙江珍琦剩余货款776605元”。诗蓝公司以要求继续供货等为由拒绝退回剩余预付货款，双方遂发生纠纷。本院认为：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和同年2月17日签订的《采购订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诗蓝公司向珍琦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至今尚欠预付货款776605元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微信聊天记录、律师函、支付款项凭证、增值税发票、调拨通知、口罩生产用熔喷布调配通知书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等为凭，双方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诗蓝公司在收到货款后，应按约及时提供货物，其未及时提供，显系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珍琦公司要求诗蓝公司返还余欠预付货款776605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一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结合本案事实，珍琦公司与诗蓝公司签署了两份《采购订单》，明确约定了珍琦公司向诗蓝公司采购熔喷驻极无纺布共计20吨，10吨交货时间为2020年2月15日，10吨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日。诗蓝公司不能按期交货，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及政府调控因素，属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珍琦公司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关于珍琦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如何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订单或者交付货物，继续履行不能完成买受人的目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支付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诗蓝公司不能按时交货的原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属于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案涉合同是在新冠疫情已经产生，为了应对疫情需要的背景下签署的，疫情确实严重影响了案涉合同的履行。诗蓝公司主张“不可抗力”作为其没有违约的事由之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结合案涉合同不能全面履行的具体成因以及珍琦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等因素，酌情由诗蓝公司向珍琦公司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关于反诉一节。如前所述，因疫情等因素造成合同履行期间拖延交付，经珍琦公司多次催促后，诗蓝公司仍不能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珍琦公司在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下，诗蓝公司要求珍琦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提货义务，于法不符。况且审理中诗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2020年5月21日己生产完成未提取的1.55吨货物及该1.55吨货物是为珍琦公司生产、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202O年5月21日为珍琦公司生产完成的产品存放某个仓库，诗蓝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诗蓝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珍琦公司之诉请，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诗蓝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与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2020年2月17日签订的《采购订单》已于2020年8月12日解除。二、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退还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预付货款7766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人民币77660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1566元、反诉受理费11153元，合计22719元，由被告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诗蓝过滤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建胜人民陪审员  施瑞初人民陪审员  周 彬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代书 记员  詹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