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23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勐海大羊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东纳路37号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8223365057824。 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勇刚，安徽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同大工业园马河路28号（同大工业集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586120439X。 法定代表人:唐世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勐海大羊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勐海大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光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皖0191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勐海大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不支付合肥光裕公司465000元货款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合肥光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自2016年4月起，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总计签订合同13份,交易金额202.1万元。勐海大羊公司累计付款139万元,另垫付运费1.8万元;2.在2017年12月8日之前勐海大羊公司付款101万元(详见合肥光裕公司一审提交的付款明细)。因此,在双方均无异议的“申请”中第三点第三行记载了“以实际入账96.8万元加上52.45万元……”，这与勐海大羊公司实际付款虽有误差(因勐海大羊公司漏算),但基本相同,所以,12月12日勐海大羊公司支付的20万元并未统计在“申请”中的结算金额内;3.2017年1月9日和2017年7月2日，合肥光裕公司原业务经理朱桐以微信发送给勐海大羊公司“调账及对账说明”中都分别写到“截止2017年1月9日已付款81.8万元”、“截止2017年7月2日已付款86.8万元”,勐海大羊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转账10万元给合肥光裕公司。这与勐海大羊公司的实际付款金额及合肥光裕公司提交的付款明细是相一致的,也与2017年12月12日“申请”中的“实际入账96.8万元”相印证;也更进一步说明在2017年12月12日对账时,双方争议的20万元转账还并未发生;4.合肥光裕公司原审陈述其对勐海大羊公司进行多次付款优惠,但通过其自述的对账经过,却又只能反映优惠一次,14.8万元,并没有任何多次优惠的体现,明显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合肥光裕公司确实对勐海大羊公司进行了多次调账而非优惠,这也是在2017年12月12日对账时,账目上反映的约100万元货款,为什么双方均认可64.5万元(“申请”第二点第五行)的原因。而合肥光裕公司为了凑出64.5万元的数字,不顾“申请”中的其它内容,编出与事实不符且前后矛盾的对账金额。以上事实勐海大羊公司在原审时已经单独写说明及附上证据提交给法院,但原审法院对此置若罔闻,置之不理,简单粗暴的以主观想象推测客观事实。因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分析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出现错误。二、原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当。1.“申请”结合转账明细等证据已基本能够得出案件事实,而勐海大羊公司提交的朱桐签名的“情况说明”及微信聊天截图与其它证据完全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案件事实,朱桐作为合肥光裕公司的业务经理,自始至终都是与勐海大羊公司业务对接的人员,在13份销售合同中均是作为代理人签字。因此,勐海大羊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在跟勐海大羊公司业务有关的材料上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足以代表合肥光裕公司,且朱桐在签字时仍然是合肥光裕公司的业务经理,即使没有合肥光裕公司盖章,对其依然有效;2.为查明“情况说明”的真假,在合肥光裕公司不愿配合的情况下,勐海大羊公司提供了朱桐的联系电话,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但原审法院对此线索不闻不问,仅以无法核实真假即否定该关键证据的效力,明显属于证据采信不当。3.原审法院以勐海大羊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朱桐个人签字的行为系合肥光裕公司作出的公司意思表示为由,亦不认可。其理由并不充分。朱桐个人签字的“情况说明”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加以佐证。是否与合肥光裕公司的意思表示无实质性关联。从“情况说明”中提到的20万元、18万元的汇款金额和汇款日期与合肥光裕公司一审提交的“付款明细”中的汇款金额和日期相合,可以认定朱桐个人签字的“情况说明”与本案之间存在合理的关联。三、原审法院计算过程不合理:1.原审法院判决勐海大羊公司支付合肥光裕公司货款465000元。用“申请”第二点内容中的“尚欠光裕公司货款64.5万元”扣除2017年12月14日支付的18万元。其计算过程不合理。合理计算过程:应用“申请”第四点内容中的“最终所欠货款434950元”扣除2017年12月14日支付的18万元再扣除50000元质保金,得出所欠货款204950元。原审法院为何要回避204950元这一关键金额。原审法院判决勐海大羊公司支付货款465000元与“申请”中第四点核算后最终金额以434950元和合理计算得出的260050元之间均存在矛盾。原审法院未作出合理说明。 合肥光裕公司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20万元为申请签订前支付属于事实认定清楚，证据采信正确。首先勐海大羊公司如在申请签订当日之后将20万元货款支付给合肥光裕公司，此笔金额数额巨大，为避免争议，勐海大羊公司应在申请中就该笔款项进行说明。单就合同金额来说数额也无法对上。合肥光裕公司在申请中的第三点第三行记载已实际入账96.8万元。勐海大羊公司在12月12日支付的所有款项累计121万元，扣去入账李邦争人账户的25万元，计96万元。再加上双方往来的一些其余费用8000元，共计96.8万元。这也恰恰证明了勐海大羊公司12月12日所支付的20万元是其申请签订之前支付的。勐海大羊公司提供的签有朱桐字样的情况说明。首先没办法证明其是不是由合肥光裕公司之前的员工朱桐所签。仅凭一份带有朱桐字样的签名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其次，即使认定签字属实，但其签名仅有朱桐1人，并无公司另外一名销售人员的签字，更无合肥光裕公司的盖章。故不能认定是合肥光裕公司的意思表示。另外在该份说明中第四句话勐海大羊农机有限公司截止2017年12月11日前尚欠我公司货款为是435000元。无论与合同总金额减去勐海大羊公司已付金额的数额，还是双方于2017年12月12日所签订的申请数字都不相吻合。最后，在该份说明中提到的5万元质保金的期限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关于农用机械的质保期在《合肥光裕产品销售合同》的背面《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般性销售、交货和保养条件》第二款中已明确约定按国家农机新三包规定实施售后服务，干燥机整机包修一年。其保修期的起算点也是按照勐海大羊公司收货之后一年期计算。双方在最后一份销售合同的附件《合肥光裕机械谷物干燥机安装调试验收单》的勐海大羊公司签订日期为2017年1月3日，根据此进行计算最晚的合同质保期也已在2018年1月2日结束。其与勐海大羊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中所说由于我公司所售产品的质保期还有一年相互矛盾，所以即使单从此条款就可看出该份情况说明内容不实涉及造假。该份情况说明系勐海大羊公司伪造，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并追究勐海大羊公司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2.原审法院计算过程合理。勐海大羊公司在上诉请求第三项中认为原审法院计算错误，应以申请中第四项的43.495万元为基数，扣除12月14日支付的18万元以及质保金5万元。首先勐海大羊公司在此项上诉请求中变相承认了12月12日支付的20万元为申请签订之前支付；其次申请最后一句我公司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付清金额，如未支付，我公司将承诺放弃光裕公司给予的支持。对此勐海大羊公司选择无视事实，且在该上诉请求中勐海大羊公司与一审之中坚决认定除质保金五万以外已付清所有货款相违背。更是进一步表明勐海大羊公司罔顾事实和法律，蓄意以非法手段，拒不支付合肥光裕公司的货款。 合肥光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勐海大羊公司立即支付合肥光裕公司货款465000元,同时支付利息279310元(利息以欠付货款为标准按照年利率的24%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算至2020年6月4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勐海大羊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合肥光裕公司与勐海大羊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双方共签订13份《合肥光裕产品销售合同》，由合肥光裕公司向勐海大羊公司供货，合同标的为粮食烘干机、热风炉等，13份合同总金额为2021000元，每份合同中均约定：运费由供方支付；需方未能按本合同第4.1条约定付款的，应当承担供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等；需方逾期付款，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每延期一天，按逾期支付货款部分计算，向供方支付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并承担因其违约产生的后果。 2017年12月12日，勐海大羊公司向合肥光裕公司盖章出具《申请》一份，载明：今申请光裕公司给予云南市场2017年实际发生的问题进行支持解决。一、2017年因售后不及时，造成当地用户集体举报到农机推广站，后经我公司出面解决，共计花费四万元处理结果。因考虑金锡公司也在本市场且今年在合作，故要求金锡公司承担二万五千元，光裕公司承担一万伍仟元；二、2016年合作四月份发货价格与以后发货价格相差壹万元，考虑到今年共计二十多万元货款未收到，我公司愿意垫付资金一次性与光裕公司结清货款，要求公司给予补偿及支持，2017年12月12日经双方业务负责人对账核算我公司尚欠光裕公司后按64.5万元，补偿及支持明细如下：2016年共计21台监区2016年4月份发货四台，出口三台，红河客户赵俊梅的产品因质量及售后问题，我公司无力解决转给光裕公司自己解决，我公司后期配合，共2台。合计21-4-3-2=12台，补偿我公司资金成本及后期费用共计壹拾贰万元（120000元），扣除补偿资金，我公司尚欠光裕公司52.45万元；三、我公司开票税金：我公司放弃光裕公司开票，由我公司全权负责处理，由光裕公司承担补偿税金，以实际入账96.8万元加上52.45万元，合计金额149.25万元，光裕公司以金额的6%作为补偿，核算后补偿税金为8.955万元；四、经双方核算我公司欠光裕公司货款43.495万元，此欠款金额为双方核算后最终金额；五、由于光裕公司烘干机部分是2017年安装使用，要求留伍万元作为售后质保金，以合同质保期满付给光裕公司。以上五点希望光裕给予支持，我公司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付清金额，如未支付我公司将承诺放弃光裕公司给予的支持。 2017年12月14日，勐海大羊公司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了180000元货款。就剩余货款，勐海大羊公司一直未能支付，合肥光裕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勐海大羊公司提供其法定代表人杨传文向合肥光裕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转账20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在出具《申请》之后，勐海大羊公司又向合肥光裕公司转账支付货款20万元；其同时向法院提交《关于光裕公司与大羊公司12日达成申请内容首付款的情况说明》一份，下方落款为：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经办人）朱桐，载明内容为：本人于我公司销售总监朱志伟受公司委派，代表合肥光裕公司与勐海大羊公司就勐海大羊公司尚欠我公司货款一事在2017年12月12日达成一致意见。由双方公司业务经办人核算，经双方公司负责人同意。勐海大羊公司截止2017年12月11日前尚欠我公司货款为：肆拾叁万伍仟元整（435000.00）。由于我公司所售产品的质保期还有一年，勐海大羊公司要求从肆拾叁万伍仟元中扣留伍万元作为质量保证金，如在一年质保期内我公司无质量问题，或有质量问题我公司售后人员都即使为用户解决了问题，在未因我公司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给勐海大羊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质保期满后勐海大羊公司需一次性将伍万元质保金付给我公司。我公司除同意勐海大羊公司扣留伍万元质保金，余下叁拾捌万伍仟元勐海大羊公司需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14日期限内将叁拾捌万伍仟元汇给我公司。由于双方代表对所协商结果都很满意，我公司销售总监朱志伟提出，本人同意。如果大羊公司能在约定期限汇给我公司叁拾捌万元，剩余伍仟元就作为我们在勐海期间勐海大羊公司招待我们的费用给予免除。勐海大羊公司于12月12日汇贰拾万元和12月14日汇壹拾捌万元分两笔将约定的叁拾捌万元汇到我公司李邦争个人账户。本人12月14日与公司财务核实是否已收到勐海大羊公司的汇款，公司财务答复已收到大羊公司叁拾捌万的汇款。到2017年12月14日止勐海大羊公司尚欠我公司伍万元质保金。 对于勐海大洋公司陈述的前述20万元并未包含在结算金额中的主张，合肥光裕公司表示不认可，认为该20万元是对结算之前的金额进行的支付。对于有朱桐签字的《情况说明》，合肥光裕公司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如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应有朱桐与朱志伟共同签字且有公司盖章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朱桐、朱志伟原系合肥光裕公司业务人员，现均已离职。 一审法院认为，合肥光裕公司向勐海大羊公司提供农用机械产品，双方为此签订多份买卖合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勐海大羊公司在2017年12月12日向合肥光裕公司盖章出具的《申请》，合肥光裕公司亦予认可，应视为双方对于货款结算的真实意思表示。 就2017年12月12日当日勐海大羊公司支付的20万元货款，双方对于该款项是在《申请》结算之前或之后支付存在争议。对此，做如下分析：首先，该份《申请》内容详尽，对于双方交易期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均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如勐海大羊公司在《申请》出具当天预备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20万元的货款，此笔货款金额较大，且系针对《申请》中的结算金额之后所支付，作为频繁从事买卖交易的公司，在《申请》当中应当就该20万元款项进行具体的说明，保护自身利益，避免争议。但勐海大羊公司在对于其他交易过程中的事项均详细陈述并作出处理的情形下，对于当天支付的20万元货款并不提及，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勐海大羊公司虽提供签有“朱桐”字样的《关于光裕公司与大羊公司12日达成申请内容首付款的情况说明》，以证实该20万元系结算之后支付，但首先该份材料中朱桐的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即便签字属实，勐海大羊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朱桐个人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合肥光裕公司作出的公司的意思表示。合肥光裕公司对此亦不认可。综合以上情形，对于2017年12月12日支付的20万元货款，应认定为系在《申请》载明结算金额之前支付的金额。 《申请》中载明“2017年12月12日经双方业务负责人对账核算我公司尚欠光裕公司货款64.5万元”、“我公司将在三个工作提内付清金额，如未支付我公司将承诺放弃光裕公司给予的支持”。在《申请》出具后，勐海大羊公司未能依约在三个工作日内付清金额，应当按照《申请》之内容，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尚欠的剩余货款645000元。勐海大羊公司仅在2017年12月14日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货款180000元，应当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65000元。 合肥光裕公司主张勐海大羊公司支付利息279310元(利息以欠付货款为标准按照年利率的24%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算至2020年6月4日)，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己方损失，主张的计算标准过高。综合案件具体情形，鉴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合肥光裕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逾期付款之日即2017年12月16日起，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可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的1.3倍计算至2020年6月4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勐海大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货款46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6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的1.3倍计算至2020年6月4日）；二、驳回合肥光裕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43元，减半收取为5622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9892元，由合肥光裕公司负担2707元，勐海大羊公司负担7185元。 二审期间，勐海大羊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勐海大羊公司和合肥光裕公司业务经理朱桐的的微信聊天记录两张，证明在2017年的1月和2017年的7月，合肥光裕公司认可勐海大羊公司已实际付款81.8万元和86.8万元，这与上诉人付款总账是相吻合的，也同申请中的实际入账96.8万元相印证。进一步说明，2017年12月12日对账时双方争议的20万元并未发生。 证据二、2017年12月12日的20万转账转电子回单，证明交易的实际时间是2017年12月12日的下午4:19。如果说20万的转账是发生在签订协议之前，那么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相符。下午4:19转的账，实际上申请在中午就形成了。 合肥光裕公司质证认为，对聊天记录三性不予认可。对转账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万交易的实际时间是2017年12月12日的下午4:19，在转账发生之后，晚上双方再签订申请，完全合乎情理。虽然这上面日期是12月12日，但不论是后边的当时我方补充的日期12月13日，还是最后的2018年1月2日，都是在12月12日之后。因此，完全可以证明该份申请是在2017年12月12日签订完毕。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勐海大羊公司未提供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予以核对，故对该聊天记录本院不予确认。双方对电子回单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朱桐认可勐海大羊公司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系其本人出具。 对一审法院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在于2017年12月12日勐海大羊公司支付的200000元与同日形成的申请之间的先后关系如何认定。对此，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分析如下：首先，2017年12月12日的《申请》并未提及当天勐海大羊公司支付的200000元，而《申请》内容亦未载明已付款明细及欠付款如何计算得来，故该200000元系在《申请》形成之前支付还是《申请》形成之后支付均存在可能性；其次，勐海大羊公司主张该款项系《申请》之后支付有合肥光裕公司时任的经办人朱桐明确认可，而朱桐不仅在2017年12月14日的《情况说明》中将款项支付情况进行了说明，在本案二审期间亦到庭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说明。对朱桐陈述的内容，合肥光裕公司虽不认可，却也未能提供任何反证，且朱桐在案涉合同中均作为合肥光裕公司代理人签字，且其也系实际代表合肥光裕公司直接与勐海大羊公司对接的业务人员，其本身确实知晓案件事实，其对案件事实作出的不利于合肥光裕公司的陈述并不能因为合肥光裕公司不予认可即不予采信；再次，从款项支付时间及金额看，2017年12月12日勐海大羊公司支付了200000元，12月14日支付了180000元，加上未支付的50000元质保金，合计430000元，与《申请》约定的优惠价43.495万元金额相近，且合肥光裕公司经办人朱桐在《情况说明》终已经将少支付的5000元（实际为4950元）进行了说明，勐海大羊公司的款项支付事实与朱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从勐海大羊公司2017年12月12日及12月14日连续支付大额货款的事实可见，勐海大羊公司对于当时将双方货款清算完毕做了充分准备，而在优惠价有效期内放弃支付货款导致丧失优惠资格，却在优惠价形成前支付大额货款，明显有违商业逻辑。最后，从《申请》签字处可知，合肥光裕公司的人员在2018年1月2日仍在该《申请》上签署“同意”，如该《申请》形成之后勐海大羊公司仅在2017年12月14日支付了180000元，也即至2018年1月2日时，勐海大羊公司早已明显超出了《申请》约定的最迟付款期限，不能再享受优惠价，而合肥光裕公司却不能合理解释为何此时其仍旧继续在《申请》上签字确认。另，合肥光裕公司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2017年12月14日之后直至本案诉讼前，其还曾向勐海大羊公司再次确认过欠款数额或催要过除质保金之外的其他货款。且《申请》形成过程中，合肥光裕公司的工作人员朱桐、朱志伟均参与其中，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合肥光裕公司未主动提供任何此二人关于案件事实的说明材料，反而仅依据《申请》第三条列明的实际入账96.8万元来推测争议款项的发生时间，但96.8万元与《申请》形成之前勐海大羊公司的全部已付款并不能形成对应关系，而合肥光裕公司关于96.8万元系扣除支付至李邦争个人账户的250000元后所得的主张也缺乏证据佐证，以96.8万元来反推争议200000元的支付时间依据不足。合肥光裕公司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撑，本院实难采信。结合以上事实，在2017年12月12日200000元款项的支付与《申请》形成先后的问题上，相较于合肥光裕公司，勐海大羊公司的举证已经形成优势证据。2017年12月12日的200000元系同日《申请》形成之后支付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由此，勐海大羊公司尚欠合肥光裕公司的货款应认定为50000元，因为该款项系质保金，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质保期为交货后一年，而现有证据反映的最后一次交货日期为2017年1月3日，故应认定质保期至2018年1月2日到期。勐海大羊公司至今未支付质保金，构成违约，应从2018年1月3日开始向合肥光裕公司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酌定且双方均未明确对此标准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勐海大羊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的1.3倍计算至2020年6月4日）； 二、驳回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243元，减半收取为5622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9892元，由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172元，勐海大羊农机有限公司负担7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75元，由合肥光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311元，勐海大羊农机有限公司负担9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