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6民终3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军，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营，男，198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国，陈战,山东海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阳信县信城街道办事处阳城六路567-2号319室。 法定代表人：刘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昌，刘林林，山东君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阳信县阳城四路679号。 法定代表人：范潇，董事长。 原审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阳信县幸福一路北首。 法定代表人：王树兰，经理。 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农业公司）、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诺公司）、原审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信农商银行）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公告中未列明保证人刘艳军、王国营，该债权转让通知对上诉人不发生债权转让和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首先，债权转让不但要通知债务人，而且要通知保证人。而债权转让的通知应当以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之规定，公告送达必须是在受送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一切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才能采取。而本案中，在并非上诉人下落不明，未采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通知的情况下，直接公告方式送达债权转让通知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债权转让公告中并未列明保证人，所以对两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阳信农商银行与两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仅约定了可以对外公开批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并未约定债权转让可以进行公告，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发债权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的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情况，本案不属于此类情况，阳信农商银行以公告形式进行通知及催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第三、公告转让债权主体不适格，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国有银行可以通过公告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在本案中阳信农商银行作为债权转让方并非是国有控股银行，债权受让方的恒丰农业公司也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此，阳信农商银行转让公告主体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二、恒丰农业公司起诉两上诉人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在保证期间内，无论阳信农商银行还是恒丰农业公司从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其次，尽管恒丰农业公司提交了向鑫诺公司的催收函，但是两公司皆属于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绝对控股公司，两者存在着恶意串通的嫌疑。恒丰农业公司对鑫诺公司的催收对两上诉人不发生效力。 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辩称，一、恒丰农业公司原告主体适格，对涉案债权享有合法权利，两上诉人关于公告送达债权转让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原债权人阳信农商银行与借款人恒达公司签订的阳农信流借字2014民第0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7.9条约定“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未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有权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阳信农商银行与保证人鑫诺公司，刘艳军、王国营签订的阳农信保字2014年第059号《保证合同》第5.6条约定“保证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未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有权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据此原债权人与各方当事人之间就送达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可以公告送达。本案纠纷发生于《民法典》生效前，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仅通知即可无需债务人同意，现有法律法规均未对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作出限制性规定，从常规理解，应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出发作宽泛解除，即口头、书面、公告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均可。2016年3月15日，阳信农商银行与恒丰农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阳信农商银行将包含涉案500万元在内的债权及附属权利转让给恒丰农业公司，并于2016年5月9日在《山东法制报》登报公告。登报通知方式应将公告期认定为六十日，即2016年7月9日起视为原债权人阳信农商银行履行完毕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恒丰农业公司自该日取得涉案债权的合法诉权。2018年4月12日，恒丰农业公司依法受让债权后向债务人履行了催收义务，两上诉人作为恒达公司负责人在催收通知回执及还款协议书上签名按印，恒达公司加盖公章，据此各债务人应在原债权范围内向恒丰农业公司履行偿还义务。二、涉案债权均在有效期限内，两上诉人主张的超出诉讼及担保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鑫诺公司、刘艳军、王国营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2015年3月19日至2017年3月18日。两上诉人均系恒达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阳信农商银行于2016年5月9日在《山东法制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公告中明确记载案涉借款的到期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且载明“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向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借款人为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担保人为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刘艳军、王国营”。依据法律规定，该债权转让通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效力。自此保证期间转化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6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2018年4月12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恒丰农业公司向恒达公司送达催收通知，恒达公司在催收通知回执上盖章，公司负责人刘艳军在催收通知回执上签字，诉讼时效再次被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为2018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2日，至2020年9月13日恒丰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结合上述内容，恒丰农业公司对鑫诺公司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刘艳军、王国营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涉案债权转让后，两上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艳军在2018年4月12日的催收通知上签字确认，王国营在2019年2月20日的《三方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该证据均证实了两上诉人对涉案债权转让以及催收是知情同意的，其以担保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有违诚信。 被上诉人鑫诺公司未作答辩。 原审被告恒达公司未作陈述。 恒丰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恒达公司向原告偿还阳农信流借字2014年第0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息计算利率）；2.被告鑫诺公司、刘艳军、王国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1日，被告恒达公司与阳信农商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恒达公司向阳信农商银行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3月18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3.8%。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到期应付的借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150%作为罚息利率，计收逾期利息。本合同项下的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所记载的要素与合同约定或提款申请书不一致时，以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所记载要素为准。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未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有权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2014年4月11日，被告刘艳军、王国营、鑫诺公司与阳信农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三被告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违反本合同约定或未履行担保责任，债权人有权就保证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 2014年4月11日，阳信农商银行向被告恒达公司支付借款500万元，约定年利率为11.5%，到期日为2015年3月18日。借款到期后，被告恒达公司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偿还借款的合同义务。 2016年3月15日，阳信农商银行与原告恒丰农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恒丰农业公司，并于2016年5月9日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通知了被告恒达公司、鑫诺公司。 201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鑫诺公司送达《催收通知单》，要求其履行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义务；2018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恒达公司、鑫诺公司送达催收通知，要求其履行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项下全部义务。 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恒丰农业公司与恒达公司、鑫诺公司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将被告鑫诺公司应退还被告恒达公司的保证金50万元用于抵偿原告代偿涉案借款本金，抵顶后剩余借款由原告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继续追偿。 一审法院认为，阳信农商银行与被告恒达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被告刘艳军、王国营、鑫诺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阳信农商银行履行了向被告恒达公司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被告恒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被告刘艳军、王国营、鑫诺公司自愿为被告恒达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上述借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刘艳军、王国营辩称未为涉案借款提供过担保，也未签订过保证合同，对借款用途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其本人签字认可的保证合同第五条第5.4项明确规定“已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自愿履行保证责任”，故该项抗辩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阳信农商银行与原告恒丰农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为合法有效的债权受让人。因涉案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3月18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5年3月19日至2017年3月18日，阳信农商银行于2016年5月9日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向被告恒达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的同时要求被告恒达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涉案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2016年5月10日至2019年5月9日）；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要求被告恒达公司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被告恒达公司应向原告履行偿还借款及逾期利息的合同义务，其关于涉案借款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涉案借款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即2015年3月19日至2017年3月18日。原告于2016年5月9日向被告鑫诺公司送达催收通知，被告鑫诺公司在回执上加盖了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应自此时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6年5月10日至2019年5月9日），因连带保证责任是一种共同责任，多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务人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其中任何一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效力均应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要求被告鑫诺公司履行保证义务，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被告刘艳军、王国营、鑫诺公司应向原告履行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义务，被告刘艳军、王国营关于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已过，其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被告刘艳军、王国营辩称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该债权转让不应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因其与阳信农商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并未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阳信农商银行承担保证责任，也未约定禁止将涉案债权转让，故阳信农商银行在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将债权转让给原告的同时，保证债权同时转让，债权转让并无通知保证人的必要，对被告刘艳军、王国营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因恒丰农业公司与恒达公司、鑫诺公司达成《三方协议书》，同意将鑫诺公司应退还给恒达公司的保证金50万元用于抵偿借款本金，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恒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9日起按年利率1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告刘艳军、王国营、鑫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超额主张部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9日起按年利率1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告刘艳军、王国营、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刘艳军、王国营、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依本判决就其还款数额向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追偿；二、驳回原告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刘艳军、王国营、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21060元，原告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340元。 二审中，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提交阳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和鑫诺公司的企业信息及企业变更情况资料一份，拟证明：1.恒丰农业公司为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鑫诺公司为阳信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绝对控股公司，两者均由阳信国有公司实际控制，属于关联公司。2.鑫诺公司企业信息变更情况显示，2019年5月5日鑫诺公司的法人由王冬梅变更为范潇，而恒丰农业公司向鑫诺公司发出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9日、2018年4月12日的两份催收通知书中，鑫诺公司法人印章均为范潇，与该证据不符，说明两份催收通知书为后补、伪造的，两份催收通知书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经质证，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两上诉人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恒丰农业公司和鑫诺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互负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冬梅、范潇均为国企工作人员，假如存在加盖法人印章错误的情形，但2019年2月20日《三方协议书》中有恒达公司的印章和王国营签名摁印，该协议书可以证实催收通知书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鑫诺公司、原审被告恒达公司未到庭视为对其质证权利的放弃。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提交的两份证据，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除对一审认定的2016年5月9日、2018年4月12日恒丰农业公司向鑫诺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不予认定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债权转让行为对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是否有效；2.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主张本案超过保证期间是否成立。 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本案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条款仅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作出规定，未对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作出限制性规定，即可以通过书面、口头、登报以及诉讼途径告知。本案中，虽然阳信农商银行在2016年5月9日《山东法制报》刊登的公告中未能通知刘艳军、王国营，但因恒丰农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涉案债权并非是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权利，阳信农商银行作为债权转让人与恒丰农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并通知债务人恒达公司后，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作为从属于主债务的从债务一并转让。刘艳军、王国营主张涉案债权转让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对恒丰农业公司向鑫诺公司发送的两份《催收通知书》提出异议，认为是后补的。本院认为，企业变更信息显示，2019年5月5日鑫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冬梅变更为范潇，而恒丰农业公司一审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9日、2018年4月12日的两份《催收通知书》中法定代表人印章已经是范潇，这与企业变更信息相矛盾，且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本院对该两份《催收通知书》的形成时间不予确认，该两份《催收通知书》对两上诉人不能起到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效力。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3月19日至2017年3月18日。被上诉人恒丰农业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在此期间内向两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截至2020年10月20日恒丰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两年保证期间，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艳军、王国营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9日起按年利率1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依本判决就其还款数额向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被上诉人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原审被告山东省阳信恒达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山东阳信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21060元，由被上诉人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被上诉人山东省阳信恒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金花 审 判 员 王 杰 审 判 员 张 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宋蕾蕾 书 记 员 李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