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苑喜梅，女，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大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莉，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素环，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菊，女，196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金朋，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铮，男，198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苑喜梅、上诉人刘菊因与被上诉人苏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苑喜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苑喜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刘菊、苏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苏铮应与刘菊共同向苑喜梅支付股权转款439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一、苏铮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后才向苑喜梅给付51000元，苑喜梅与苏铮除因本案涉及利害关系外再无其它债权债务关系。苏铮支付的51000元只能是股权转让款，故苏铮以其行为已表明其愿意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苏铮在一审中的答辩及主张均与法律规定不符。三、一审庭审时刘菊曾明确，《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其帮苏铮代签。因此，苏铮应与刘菊共同承担支付义务。苏铮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苑喜梅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苑喜梅的陈述并不是事实。刘菊述称，不同意苑喜梅的上诉意见，苑喜梅与苏铮之间究竟有什么纠纷刘菊无法核实。刘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苑喜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苑喜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庭审时已查明刘菊与苑喜梅双方的行为有诸多明显违背正常股权交易习惯之处，但一审法院在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时，却忽略了上述重大情形。不考虑协议签订的背景，仅依据协议本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显然不能对其作出准确的认定。二、涉案股权并无任何实际交易价值，刘菊没有任何理由以490000元对价购买，刘菊与苑喜梅就所谓的股权交易，事先无磋商，事后又无按照协议履行给付价款的主张，签署协议与股权变更在工商局同时进行，协议亦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通过上述严重违背常理的行为可以判断，双方并无关于股权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在交易习惯严重违反常理的情况下，法院应该进一步核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菊与苑喜梅并不认识，刘菊只是帮忙到工商局办理手续，整个过程都是在代办公司主导下完成的，在办理过程中代办公司向双方明确解释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果，这也应该纳入法院考虑的范围。综上所述，刘菊与苑喜梅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与双方及苏铮当日一并签署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均非客观实际或真实意思表示的反映，双方虽签署该协议，但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体现的内容应属无效。苑喜梅辩称，不同意刘菊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有效，一审判决对于该事实的认定无误。苑喜梅己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相关义务，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存入了工商档案，具有公示效力。苏铮述称，同意刘菊的上诉意见。苑喜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菊、苏铮向苑喜梅支付股权转让款439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439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刘菊、苏铮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廊坊市格先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格先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18日，工商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股东苏铮认缴出资额510000元，持股比例51%；股东刘菊认缴出资额490000元，持股比例49%。2019年8月15日，苑喜梅（甲方）与刘菊（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廊坊格先公司股东会决议，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在廊坊格先公司认缴货币出资49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9%，将其全部转让给乙方。二、甲、乙双方商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90000元。三、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及廊坊格先公司应立即进行股权清理并办理有关转让手续和账务处理。四、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按受让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享有和承担。五、双方如有违反协议的规定，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六、甲、乙双方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协议为本人亲自签字，转让后因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的任何纠纷及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均由甲、乙双方承担。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公司登记备案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后生效。”苑喜梅、刘菊分别在甲方、乙方签名处签字。同日，廊坊格先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如下：一、变更公司股东：由苏铮、苑喜梅变更为苏铮、刘菊。二、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其中股东苏铮以货币认缴出资51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股东苑喜梅以货币认缴出资49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9%；同意股东苑喜梅认缴货币出资的490000元，全部转让给刘菊。股东苏铮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后，苑喜梅不再占有公司股权。股东出资情况如下：股东苏铮认缴货币出资51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股东刘菊认缴货币出资49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9%。股东承诺于2044年12月31日前缴齐认缴出资额。三、免去苑喜梅公司监事。股东苏铮、苑喜梅签字。同日，廊坊格先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决议如下：一、成立新股东会：由苏铮、刘菊组成。二、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股东苏铮认缴货币出资51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股东刘菊认缴货币出资49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9%。全体股东承诺于2044年12月31日前缴齐认缴出资额。三、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不变。四、公司不设监事会，选举刘菊担任公司监事。五、通过《章程修正案》。股东苏铮、刘菊签字。同日，苑喜梅、苏铮、刘菊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廊坊格先公司的股东由苑喜梅变更为刘菊。一审庭审中，苏铮、苑喜梅、刘菊均认可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一审庭审结束后，刘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刘菊”中的“菊”字书写字体与本人亲笔书写内容不太一致，申请笔迹鉴定。后在一审法院组织的谈话中，双方均认可苑喜梅、刘某、苏铮、刘菊4人于2019年8月15日去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股东手续，苑喜梅、刘菊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是二人当场签订；刘菊认可其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价款为49000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曾向代办人员询问为何有490000元，代办人员答复其是认缴金额，但并未向其说过要支付490000元，其不确定是不是本案提交的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8月23日，苑喜梅向苏铮发送微信语音：“……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去工商我签字的时候那天，你跟我说最晚星期五钱全部都给我……”2019年8月24日，苏铮向苑喜梅发送微信语音回复：“……第一我没拖着你我是我答应你了，没错儿，因为这边儿我就拿钱来了，目的第一谈事儿，第二我要钱……我有钱我肯定立马给了，现在他不是我拖着，他不给我钱……现在我这着急要钱呢，我现在我钱到不了的话，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2019年8月31日，苑喜梅向苏铮发送微信：“……今天31号了，银行那里真是过不去了！今天你给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给我一部分钱，我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银行的贷款不还他们要启动强执了！”苏铮当日回复：“查收嫂子。40000刚我借的我已经没脸了。”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8月31日，苑喜梅收到苏铮转账40000元。2019年10月31日至12月9日，苏铮向刘某微信转账6笔共计9000元。其中，2019年10月31日转账1500元，2019年11月3日转账1500元，2019年11月11日转账3000元、1000元，2019年12月9日转账1000元、1000元。期间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弟，刚刚接完银行的电话。”苏铮：“我也刚接完银行的电话，我自己不还了，所有钱都给你。”“赶紧给嫂子还吧。”2019年12月30日，苏铮向苑喜梅发送短信：“卡号给我一个姐。”“好的姐我收工给您能忙一天就吃一顿饭。”“您查收下。”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12月30日，苑喜梅收到苏铮转账2000元。2020年1月6日，苑喜梅向苏铮发送微信语音：“苏大铮，你给我们俩全拉黑了，你什么意思？是不想还钱了吗？”“你要不想还钱，你明说我也不等你……”“苏铮，我这钱是你找人帮我贷款来的，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利息你是知道的，你不还钱还把我拉黑了是什么意思？……”一审庭审中，苑喜梅主张上述51000元均系苏铮同意向其支付的案涉股权转让款。苏铮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向苑喜梅转账的42000元系其将苑喜梅投入的钱还给苑喜梅；向刘某微信转账的9000元系其与刘某之间的借款往来，与本案无关，其并未同意向苑喜梅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刘菊表示对上述转账情况不清楚。苏铮、刘菊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2019年6月25日刘某向苏铮微信转账20000元，系刘某给苏铮开公司的钱，苑喜梅是代刘某持有廊坊格先公司股权，现二人要退出公司，故将其投入的钱退还给二人。苑喜梅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否认系代刘某持股。苏铮、刘菊提交廊坊格先公司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公司2019及2020年度审计报告，主张自公司成立至今，苑喜梅未向公司投入任何款项，公司也没有任何盈利收入，股东出资均为认缴出资，因此不应向苑喜梅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苑喜梅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苏铮、刘菊既主张其未投入资金，又主张向其转账的款项系其投入公司资金的退款，前后陈述矛盾，其在公司开办过程中有实际投入，只是没有经过验资，也没有经过登记，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不是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与股东是否实缴出资无关。一审庭审中，苏铮、刘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原系廊坊格先公司员工，该公司系苏铮与刘某开办，刘某让苑喜梅代持股份；刘某、苑喜梅没有向公司投入过资金，刘某转给其的钱系支付的刘某、苑喜梅二人的房租费及生活用品；因公司经营过程中需要资金，但刘某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钱，所以公司讨论转让股权；公司开会时员工都在场，但仅仅讨论了股权转让事宜，并未说过49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情。苑喜梅不认可该证言的真实性，亦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庭审中，苑喜梅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其与苏铮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其转给苏铮及廊坊格先公司员工的钱均是苑喜梅委托其投入的钱，大概60000元左右；股权转让是苏铮出面与其协商，让苑喜梅以490000元的转让价款转让给刘菊，其转告苑喜梅后，苑喜梅表示同意，后来几人一起去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时，其在场看到了苑喜梅和刘菊签字，但具体签的文件内容不清楚；苏铮微信转给其的案涉9000元均是苏铮向苑喜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已经都转给苑喜梅了。苏铮、刘菊不认可该证言的真实性，亦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刘菊是否应当向苑喜梅支付49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二是苏铮是否应当承担该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焦点一。刘菊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是其本人签字，一审庭审结束后刘菊提出对签字不确定，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苑喜梅、刘菊均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是二人在工商登记部门当场签订，除此之外二人并未签订其他协议，且刘菊认可其签订的是一份股权转让价款为49000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就此价款曾经向代办人员询问，结合本案双方从工商登记部门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与二人所述相符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刘菊对股权转让价款490000元是明知的，刘菊的笔迹鉴定申请并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苑喜梅与刘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存入廊坊格先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具有公示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对于苏铮、刘菊主张苑喜梅未实际出资而是认缴，一审法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该期限利益不应当受股权转让的影响，故一审法院对苏铮、刘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现苑喜梅依约完成了股权变更手续，刘菊应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90000元。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苑喜梅主张苏铮同意向其支付案涉490000元股权转让款，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充分证明苑喜梅催要的款项及苏铮答应的款项即案涉股权转让款，故应当由苑喜梅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对于苑喜梅要求苏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刘菊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苑喜梅仅要求刘菊支付股权转让款439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予以支持。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苑喜梅亦未提供其曾向刘菊主张的证据，其递交起诉状并经由一审法院向刘菊送达的行为可以视为向刘菊发出了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通知，故一审法院对起诉状送达刘菊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对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苑喜梅股权转让款439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439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苑喜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刘菊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调查核实廊坊市易税无忧会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忧公司）为刘菊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的材料情况，以及办理上述业务委派的具体承办业务员信息。刘菊还向本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准许并通知无忧公司员工王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刘菊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不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且刘菊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基本事实无关，故对刘菊的上述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苑喜梅与刘菊在双方于2019年8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苑喜梅将其在廊坊格先公司认缴的货币出资49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9%，全部转让给刘菊，双方商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490000元。刘菊认可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的真实性，也不否认廊坊格先公司的股权已变更至其名下。刘菊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虚假，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股权交易，因苑喜梅对此予以否认，刘菊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菊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苑喜梅要求刘菊给付股权转让款439000元及部分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苑喜梅要求苏铮与刘菊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苏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苑喜梅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苏铮加入到了苑喜梅与刘菊之间的合同关系中，与刘菊共同承担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对苏铮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妥。综上，刘菊和苑喜梅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苑喜梅和刘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70元，由苑喜梅负担7885元，由刘菊负担78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岩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超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