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0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女，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男，193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美玲，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珏雯，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4，女，195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某(系高某4之女)，198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原审被告：高某5，女，195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原审被告：高某6，女，196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3因与被上诉人高某4及原审被告高某5、高某6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5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高某2、高某3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各方当事人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遗产，属于高某3所有的部分判归高某3所有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原审遗漏重要事实未予查明。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与被继承人高某7、施某某于1991年3月19日签订的经过公证的《协议书》，以证明其合法受赠前埭房屋，并有权一人继承后埭房屋。该协议书的内容与遗产范围直接相关，且对各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产生重大影响。该《协议书》上未见高某7、施某某签名、盖章或捺印，从内容上看，其所处分的财产明显侵犯了协议以外当事人的权利，应属无效。对这样一份《协议书》进行的公证，其公证程序也明显违法应予撤销。由于《公证书》出具至今已逾20年，因此撤销公证已过时效，但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中主动纠错，而不是将错就错，甚至对该节事实避而不谈；2.1992年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时，系争的前排房屋高某7户内有高某7、施某某和高某8三人；后排房屋高某4户因有高某8的因素才增加了面积，使得获批建造面积达100平方米。但前、后排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均核发于同一年，不存在相互覆盖的关系，更不能推导出高某8的建房平方数计入高某4户后，其在高某7户已无份额的结论。一审法院调取的《社会住宅房屋人口调查表》亦记载：高某82间房子实际是高其明的。高某8的份额未经分割，故高某3亦有相应份额；3．《人民调解书》系五姐妹于2015年12月21日订立，其所反映的各方真实意思，应当限于当时各方能认知的父母留有的遗产范围。当时高某4基于公证的《协议书》才取得父母的财产，但该公证侵犯高某8的权益应属无效。由此可见，调解书订立时的遗产范围已产生重大变化，而各当事人不可能在订立调解书时就预见该变化，更不可能提前处分尚未确定的权利，故《人民调解书》不能作为各方当事人处分本案遗产的依据；4．原审中，高某3作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多次参加庭审，口头及书面表达了答辩意见和代理意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但原审判决书中却未见归纳高某3的观点和证据，剥夺了高某3正当权利，是重大程序错误。高某4辩称，1．高某8的房产1991年以前已经全部处分给了二个儿子，即高某7和高某3。高某7和高某3各自有宅基地，在房屋登记来源一栏中明确记载：父传；2．高某8长期与高某7夫妇共同生活，户口原在高某7一户内，但之后高某8同意将其可享有的20平方米建房面积落在孙女高某4的建房总平方数内，经申请获政府批准，并有《农村居民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表》等证据为证；3．高某4、高某5、高某1、高某6、高某2于2015年12月21日在崇明区新河镇新民村村民调解委员会，对高某7夫妇遗留的现金和房产自愿签订了分割协议，并经各自签字确认，不存在再有异议。故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高某5、高某6共同述称，1．原来的老房子只有三间，是高某7未经高某3同意，擅自拆后建成了现在的四间，故其中的两间是高某3的；2．签订调解书时，高某5、高某6只认可除房屋以外的存款等物给高某4。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三上诉人的意见。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某4一人继承高某7名下位于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民村新新1015号(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建筑面积为99.2平方米的平房四间；2．本案诉讼费由高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8与徐某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名子女，即高某7、高某7、高某3，两人生前与儿子高某7共同生活。高某7与施某某是夫妻关系，育有高某4、高某5、高某1、高某6、高某2五姐妹，高某4结婚在家(入赘)，其余姐妹均出嫁。高某7户原有住房6间(前后二排，各三间)，经1991年普查登记，1992年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前排房屋为高某7户，高某7户除高某7外，家庭成员还有施某某(妻子)、高某8(父亲)；后排房屋为高某4户。后高某4户申请建房，家庭成员有施永周(丈夫)、施某某(女儿)，按照政策规定该户只能建造80平方米房屋，为使建造的房屋面积扩大，遂将高某8迁入高某4户，经政府审批获批建造100平方米房屋一幢，立基人为高某4、施永周、施某某、高某8。因居民点间距问题，高某4将前排高某7户的三间房屋拆除，于1996年9月建成现有的四间房屋。一审法院另查明，高某8于1994年9月7日去世，徐某某于1984年去世，高某7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当时已婚，没有生育子女，高某7于2015年11月25日去世，施某某于2006年2月4日去世；高某5又名高美琴，高某2又名高美忠，高某3又名高其民、高其敏。一审法院还查明，2015年12月21日高某4与高某5、高某1、高某6、高某2经新河镇新民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五姐妹对父母高某7、施某某的遗产现金和房产部分自愿达成分割协议：一、父母留下总计人民币53，573元由五姐妹均等分享，各自分得人民币10，714.60元；二、父母留下的房产和其他财产(包括土地承包田收益)由高某4继承。五姐妹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现因双方对该财产分割存有异议，遂涉讼。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房屋的权属应当以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核定的人员为房屋权利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系争房屋为高某7户(家庭成员还有施某某)，该户有政府核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高某4、高某5、高某1、高某6、高某2于2015年12月21日在崇明区新河镇新民村村民委员会所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父母的遗产已作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故高某4之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高某8的建房平方数已计入高某4户，高某3认为在系争房屋中具有份额的主张，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高某7名下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民村新新1015号建筑面积为99.2平方米的平房，归高某4所有。二审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其他证据经质证属实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正确，且理由阐述较为充分，本院在此不再赘述。一审审理中，高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一审全部诉讼，到庭举证、质证及发表答辩意见，原审法院对于高某3的意见亦作出评判，故原审判决书中虽遗漏归纳高某3的意见，但并未实质侵害高某3之诉讼权利。高某3在一、二审中均认为其在系争房屋中享有权利，高某1、高某2亦持同样观点。经查，《社员住宅房屋人口调查表》已明确高某8迁入高某4户下，高某4户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申请单》、《农村居民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表》亦记载有高某8之名，故原审法院认定系争房屋内无高某8的份额正确，对三上诉人提出高某3在系争房屋内享有权利的意见，不予采信；三上诉人提出经公证的《协议书》无效，要求法院在审理中主动纠错。但原审法院并未采信《协议书》，也未将此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故对三上诉人的该项诉请，不予采纳；三上诉人还提出《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经查，高某5、高某1、高某6、高某2在调解时均系成年人，调解协议上的署名亦为四人本人所签，现三上诉人并未在二审中提供新的事实或证据来证明当事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该调解协议无效，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对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某1、高某2、高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0元，由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季 磊审 判 员  陆晓波审 判 员  张 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马君珺书 记 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