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9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旭丽，女，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山，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富阳豪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837、839、841、843号。 法定代表人：章建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波、朱哲民，杭州市富阳区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武旭丽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豪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旭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武旭丽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豪瑞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已经高度盖然性地证明了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阐述如下：一、本案纠纷因买车而起，一个买卖合同，势必存在买方和卖方。买方是武旭丽，这个没有争议，卖方是谁有争议。但穿透性看全案证据显然作为经销商的豪瑞公司是卖方。首先，从银行贷款合同来看，豪瑞公司是卖方。银行贷款合同证明了当事人之间存在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贷款下来的车款也由银行直接付进了豪瑞公司的账户。银行贷款合同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明确了贷款为履行基础合同，即车辆买卖；银行贷款合同第四条和银行放款凭证表明了贷款进入经销商豪瑞公司账户。尤其是豪瑞公司行为上也处分了车款，且处分车款目的是因为履行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也就是去进货。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其次，从豪瑞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也透露出了豪瑞公司是卖方。豪瑞公司证据中同样也反应出了叶伟伟和徐立军在经办本案车辆买卖事宜，其中叶伟伟是豪瑞公司方在职员工。尤其，汽车贷款申请表体现出了豪瑞公司的关键词“杭州豪瑞汽车”字样，其中汽车经销商一栏的业务员写的是叶伟伟，叶伟伟是豪瑞公司在职员工。再次，从案涉主体分析寻找，可以确定豪瑞公司是卖方。本案存在一个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无疑，武旭丽是买方无疑。那么，可以从买方武旭丽出发“顺藤摸瓜”。与武旭丽联系、操办案涉车辆买卖的业务是两个人，叶伟伟和徐立军。叶伟伟是豪瑞公司业务员，是豪瑞公司的在职员工。按照全案的证据，买方有了，垫资方和担保方富阳民信也有了，贷款方银行也有了，不可能没有卖方。徐立军很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汽车经销商，他也没有车辆可卖，常识上，武旭丽也不可能向一个没有车辆可卖的人去按揭买车。很显然是徐立军和豪瑞公司存在内部业务合作关系，共同属于卖方阵营，徐立军仅仅是卖方成员之一。徐立军与豪瑞公司之间到底是事实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挂靠关系、合伙关系、局间关系、内部其他合作关系都不影响豪瑞公司是卖方经销商的法律地位。徐立军诈骗罪刑事判决书也表明了徐立军仅仅是帮助武旭丽买车，并不是徐立军向武旭丽卖车，具体见判决书第五页等。该判决书否定了豪瑞公司“徐立军名下有一家车行向武旭丽卖车”的说法。至于货源的供应商，具体给张德双案供货的是安徽险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给武旭丽案供货的是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供应商都是安徽的，与武旭丽根本无联系，武旭丽也不认识供应商及其人员。很显然，没有尚无证据表明供应商与武旭丽存在车辆买卖关系，供应商不过是货源。是豪瑞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不是武旭丽直接向供应商采购。倘若是武旭丽向供应商采购，还有豪瑞公司赚钱的机会了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问题。之所以有些材料上写车辆由供应商直接向买方过户等，不过是交易的惯例和经济成本的需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多次过户，将新车变成二手车。这就是合同法意义上的由第三方履行的问题。实际上，在按揭买车的交易当中，经销商是往往存在多重角色的。往往经销商既充当卖方，又同时充当担保方，甚至有时候还充当过桥资方或资金中介方。这些角色可以重合，并非排斥的。绝不是说有了其他角色就要否定其卖方主体地位，这本身就不是非此即彼的。所以说，豪瑞公司主张其是资方和担保方，但这并不能否定豪瑞公司是卖方经销商的事实与法律地位。综上，穿透性分析证据不难看出本案主合同就是一个车辆买卖合同，合同目的就是为了履行车辆买卖，各方从中获取商业利益，主体地位上看是买卖双方两个阵营。武旭丽是买方阵营的，豪瑞公司、叶伟伟、徐立军等人皆是卖方阵营的。若存在其他垫资、贷款、买保险、付款、进货、担保等，很显然都是卖方为了促成和履行卖车合同的从属行为。豪瑞公司方一系列的合同设计无非是为了逃避法律风险的一个“套路”，但多重角色最终不能否定其同时具有经销商这个卖方地位。买卖合同不可能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徐立军不可能独立做卖方，供应商是货源，是卖方的卖方。这个法律关系和脉络已经很清晰了。叶伟伟当庭承认了其让武旭丽签字未告知具体内容，并且叶伟伟还承认了武旭丽签署的材料的确是空白的，空格内容是豪瑞公司事后添加的。豪瑞公司证据原件也能肉眼明显可见手写部分的书写笔迹、空格处打印上去的文字色泽、文字粗细、排版等显然与合同中其他字体不同，有明显的事后添加篡改痕迹。所谓“空白签字视为无限授权”的说辞显然是对最高院某一裁判要旨的误读。该说法是指在概括授权委托范围内添加具体内容，绝非允许伪造篡改基本事实。否则，何谈伪造证据的虚假诉讼和不诚信诉讼？为伪造证据辩护不至于如此。二、从最朴素的正义来看，无论是否存在垫资，无论期间存在多少资金的融通运转，最终是武旭丽将车款交给了豪瑞公司，武旭丽付出了车款却得不到车。不管针对主合同买卖合同，还是针对其他所谓的一些从合同来看，豪瑞公司都没有最终完成合同的履行，正义的天平是失衡的。至于，豪瑞公司又把钱给了谁，那是豪瑞公司与其他人之间的合同相对性问题，那是豪瑞公司追偿的问题。这个法律关系和脉络也很清晰。三、本案存在刑民交叉，但不影响武旭丽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即使当事人对刑事案件被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况且，本案中徐立军仅仅是帮助武旭丽卖车，徐立军诈骗行为并不改变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关系的事实。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不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穿透性看被告人行为和事件的本质。徐立军诈骗案中认定武旭丽是受害人显然是考虑武旭丽是直接的受害者，判令徐立军向武旭丽退赔也是因为徐立军实施了诈骗行为造成了武旭丽的损失。并非刑事案件否定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地将刑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混淆，忽略了当事人之间竞合的多重法律关系，无视武旭丽一审高度盖然性证据，片面采信了豪瑞公司单一且明显存在篡改添加内容的证据，甚至违反了一般的逻辑和常识，最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酿成错判，使正义的天平至今倾斜。恳请二审查明并依法改判。 豪瑞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理由如下：1.武旭丽并非是向豪瑞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系武旭丽委托徐立军购买涉案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武旭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豪瑞公司系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且豪瑞公司亦已努力证明自己不是出卖人，仅系反担保人。2.在涉及案外人徐立军的刑事判决中已查明徐立军以帮助武旭丽购买汽车需要支付订金为由，从武旭丽处骗得90000元款项之事实，并责令被告人徐立军退赔武旭丽损失90000元，且武旭丽及证人张某均在徐立军所涉刑事案件中陈述武旭丽系向徐立军购买案涉车辆，并向徐立军支付车辆订金，即当时承诺帮助武旭丽购买案涉车辆的是徐立军，均没有提及武旭丽向豪瑞公司购车的事实。3.在武旭丽签字的《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及《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中均购买案涉车辆，那么证明武旭丽明知是通过徐立军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案涉车辆，豪瑞公司仅是反担保人身份。综上武旭丽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豪瑞公司系案涉车辆的出卖人，故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对于一审判决后豪瑞公司向武旭丽已退还押金1万元作出如下解释：该1万元押金根据合同约定需武旭丽将案涉车辆做完上牌（抵押）手续后再打给徐立军的，因为如果反担保人没有成为该案涉车辆他项权利人的话，对豪瑞公司而言会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武旭丽断供，豪瑞公司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车辆无他项权利不能获得拍卖变价优先受偿权）后因武旭丽多次告知豪瑞公司，如果不解决这个事情，武旭丽会告知媒体曝光豪瑞公司。豪瑞公司出于不想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希望息事宁人，以及对武旭丽遭遇诈骗的同情，才将1万元押金退还至武旭丽银行账户，并不代表豪瑞公司认可与武旭丽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武旭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豪瑞公司立即履行合同向武旭丽交付厂牌型号为猎豹牌LBA6470CQG的多用途乘用车一辆，若不能立即交付，则赔偿武旭丽损失117279.25元（定金5000元+贷款85050元+贷款分期手续费7229.25元+补交部分首付款20000元=117279.25元）；2.本案受理费等一切诉讼费用由豪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6月5日，民信公司（甲方）与豪瑞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1.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为乙方汽车抵押贷款客户向浙江富阳农商银行车辆抵押贷款事项提供担保义务；2.甲方按照乙方向银行的每个客户汽车实际担保金额为基数，向乙方收取0.6%的担保费用，该费用可按天结算，该比例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予以变动；3.乙方为甲方向乙方客户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全部代偿款以及代偿后按日万分之七计算的违约金，反担保期限为两年。《合作协议书》还约定其他权利与义务。2019年12月初，武旭丽与徐立军通过微信联系购车事宜。2019年12月5日，案外人张某向徐立军指定的沈丽萍支付宝账户转账10000元，其中5000元为武旭丽购车订金。2019年12月20日，武旭丽再次通过张某向徐立军转账支付车辆订金20000元。2019年12月5日，徐立军联系豪瑞公司员工叶伟伟为武旭丽办理购车按揭贷款业务，叶伟伟提供一系列按揭贷款合同文件，交由武旭丽签署。武旭丽填写《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叶伟伟作为客服人员签名。武旭丽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武旭丽，向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汽车按揭透支贷款，委托民信公司代办汽车按揭的全部手续，现银行还未放贷，暂由民信公司垫付人民币85050元整，本人委托民信公司将款项汇到（或由民信公司委托第三方通过刷卡或现金等方式支付至徐立军账号或徐立军指定账号），用于购买车辆。2019年12月5日，武旭丽（甲方）与民信公司（乙方）签订《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交易总价为人民币99400元；甲方已支付基础交易首付人民币21400元，甲方向富阳农商银行申请分期付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5050元；甲方申请的分期期限为3年，富阳农商银行将向甲方收取分期付款手续费7229.25元；甲方同意受理分期付款的富阳农商银行在本人的大额分期卡账户中将申请分期付款的透支金额扣收后支付给乙方。同日，武旭丽（债务人）与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签订《富阳农商银行丰收信用卡大额分期卡分期付款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1.债务人通过债权人申请办理本合同项下的大额分期卡分期付款业务获取分期资金，用于支付基础交易所需的全部或部分款项，分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85050元，用于购车用途；2.债务人分期付款还款期数为36期，债务人应于透支分期当月起，每期账单到期还款日（含）前将每期应偿还分期资金足额存入大额分期卡，每期应偿还分期资金＝本合同分期资金金额÷36期；3.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分期付款手续费7229.25元，债务人应于透支分期当月起，每期账单到期还款日（含）前将每期应付手续费足额存入大额分期卡，每期应付手续费＝分期付款手续费÷36期；4.债务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债权人将分期资金支付至指定账户（合同载明指定账户为豪瑞公司账户）。武旭丽（甲方、购车人、委托人）、徐立军（乙方、代购委托人）及民信公司（丙方、按揭受托人）签订《委托代购垫资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代购车辆及委托丙方办理汽车按揭贷款手续，甲方为了及时提车，在银行贷款发放前请求丙方垫付部分车价款，经三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2.委托代购车辆的品牌、型号、价格分别为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架号ＬＮ86ＧＡＡＦ8ＪＢ016413，发动机号0012903，单价99400元；3.丙方协助甲方办理汽车按揭贷款和代甲方垫资支付购车款；4.甲方以按揭方式购车，在合同签订之日首付人民币21400元整，余款由丙方借给甲方，首付款直接支付给汽车经销商，余款人民币1178000元整由丙方以下列方式借给甲方，即甲方委托丙方直接将余款垫付给汽车经销商（开户行：徐立军账户或徐立军指定账户）；5.丙方为武旭丽垫款，作为甲方向丙方借款，双方构成借款关系，自丙方划付资金之日起开始计算，借款期限为1095天，甲方须向丙方支付借款的利息合计人民币85050元整，如有逾期，逾期利息为每日0.05%计算。武旭丽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共同还款人张某在共同还款人处签名、捺印，民信公司在丙方处盖章。民信公司（甲方）与武旭丽（乙方）、豪瑞公司（丙方）签订《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一份，约定：1.乙方以按揭贷款的形式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汽车，并委托甲方代办汽车按揭贷款及车辆保险等手续，甲方同意为乙方的按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同意为甲方的前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为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对甲方所负的一切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所购车辆为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发动机号0012903，单价99400元；3.购车款总计人民币99400元，付款方式为21.5%首付加78.5%银行办理按揭贷款，首付款金额人民币21400元，银行按揭贷款金额人民币78000元；4.乙方申请车贷总额85050元，申请车贷年限3年；5.车贷服务费7050元，由银行在乙方开立的贷记卡中以透支形式扣收支付给甲方；6.乙方同意银行放款时将全部贷款直接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用于归还甲方先行垫付的车款或者由甲方代乙方直接支付给售车单位。武旭丽（受保人、甲方）、民信公司（担保人、乙方）、豪瑞公司（反担保人、丙方）还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因车辆按揭贷款需要，向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85050元，应甲方请求，由乙方进行信用担保，丙方愿意为甲方作担保保证人。2019年12月10日，豪瑞公司将78000元款项通过网银转账到叶伟伟银行账户，用途为付武旭丽垫资款78000元。2019年12月16日，叶伟伟分两次将购车款65000元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到徐立军账户中，转账用途备注为武旭丽贷款78000打款50000、武旭丽贷款78000打款15000。2019年12月19日，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85050元至豪瑞公司账户。期间，徐立军失去联系，武旭丽经多方联系、沟通，未提到案涉车辆。武旭丽得知徐立军因骗取其他人财物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新登派出所立案侦查，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新登派出所报案。2019年12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向武旭丽等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武旭丽已对徐立军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20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就徐立军犯诈骗罪一案作出（2020）浙0111刑初50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责令被告人徐立军退赔被害人武旭丽损失人民币90000元。该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明确2019年12月，被告人徐立军以帮助被害人武旭丽购买猎豹迈途轿车需要支付订金等为名，从被害人武旭丽处骗得款项合计90000元。同时，该判决书载明：被害人武旭丽的陈述、购车信息单，证实2019年12月5日，其和张某、张德双至桐庐找徐立军购买车辆，后双方约定其和张德双各购买一辆车子，共支付订金10000元，是由张某微信支付的，三天可提车，其买的是总价140000元的猎豹迈途。后其又通过张某转了20000元，按揭贷款78000元，支付给徐立军65000元。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车，徐立军告知其车子从武汉物流到杭州，以及车子的保单。其询问徐立军情况，徐立军就是各种物流在路上之类的理由拖延等事实；证人张某的证言、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12月5日，武旭丽和张德双分别向徐立军购买车辆。武旭丽购买的是猎豹迈腾，张德双购买的是一汽森雅汽车。当天其帮二人支付了订金10000元，武旭丽和张德双还办理了相关按揭贷款手续。后徐立军一直称物流问题不能提车。12月20日，徐立军打电话给其，让其支付了20000元的猎豹迈途车的订金，之后就失联了。后其得知徐立军好像出事了。车子到现在也没有给，贷款已经打到徐立军账户等事实。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豪瑞公司是否为案涉车辆的出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已查明“2019年12月，被告人徐立军以帮助被害人武旭丽购买猎豹迈途轿车需要支付订金等为名，从被害人武旭丽处骗得款项合计90000元”的事实，并责令被告人徐立军退赔被害人武旭丽损失90000元，且被害人武旭丽及证人张某均在徐立军所涉刑事案件中陈述武旭丽系向徐立军购买车辆，并向徐立军支付车辆订金，即当时承诺帮助武旭丽购买案涉车辆的是徐立军，均没有提及武旭丽向豪瑞公司购车的事实。对于武旭丽提出《委托代购垫资合同》部分手写条款系事后添加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武旭丽陈述属实，武旭丽在签名时应该看到该空白，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认识到在空白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其没有要求对该空白先行予以填写或者拒绝签名，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将会产生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合同空白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因此，即使上述合同中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也对武旭丽产生法律效力。武旭丽在与民信公司签订的《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及在与民信公司、豪瑞公司签订的《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中均约定“武旭丽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辆”；武旭丽与民信公司、豪瑞公司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豪瑞公司愿意为武旭丽作担保保证人，即武旭丽明知是通过徐立军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辆，豪瑞公司仅是武旭丽的反担保人。因此，武旭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豪瑞公司是案涉车辆的出卖人，其主张豪瑞公司是案涉车辆出卖人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武旭丽向豪瑞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规定，判决：驳回武旭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46元，减半收取1323元，由武旭丽负担。 二审期间，武旭丽向本院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豪瑞公司转账归还武旭丽案涉车辆上牌押金1万元，佐证了当事人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豪瑞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详见答辩意见相关内容。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武旭丽提交的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 豪瑞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相关刑事裁判已经表明武旭丽的购车款系由犯罪人徐立军非法占有，现有证据未能表明徐立军系接受豪瑞公司之委托或以豪瑞公司之名义出售车辆予武旭丽，故仅凭徐立军取得武旭丽相应购车款的行为尚不足以认定武旭丽购车的合同相对人系豪瑞公司；同时，案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中均可以明确武旭丽系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LBA6470CQG车辆，且本案并无证据可以表明豪瑞公司对武旭丽的购车要约予以了承诺，双方亦无书面的买卖合同，故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豪瑞公司与武旭丽订立了车辆销售合同；此外，武旭丽办理的银行车辆按揭贷款的相应资金虽进入豪瑞公司账户，但豪瑞公司已经举证证明相应资金系用于归还豪瑞公司之前的垫付款，故仅凭银行贷款的资金流向亦不足以认定豪瑞公司系武旭丽购车的合同相对人；最后，生效刑事裁判已经认定武旭丽系徐立军诈骗行为的被害人且徐立军应当退赔被害人武旭丽损失，而豪瑞公司并非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据此亦可以认为徐立军接受武旭丽相应购车款项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归属于豪瑞公司；据此，武旭丽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6元，由上诉人武旭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严 森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