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9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柏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宝，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悦清，广东卓建（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慧。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光，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文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汇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慧。上诉人邱柏雄因与被上诉人何慧、梁文昊、深圳市汇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麒酒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9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邱柏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8年3月18日起计算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3.判令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支付邱柏雄律师费2万元；4.由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邱柏雄系本案出借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邱柏雄是款项变动发生一方，邱柏雄在款项变动时明确知道款项变动的用途是借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亦接受邱柏雄的借款并支付了部分利息，邱柏雄是当然的出借人。至于邱柏雄出借款项的来源及利息收取并不影响邱柏雄出借人地位的确定。其次，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第三条规定“未载明债权人的借据等债权凭证的持有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抗辩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使邱柏雄未在双方借款合同处填写上自己名字亦应当推定为出借人，邱柏雄直至提起诉讼才把自己名字填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何况款项实际是从邱柏雄账户借出给被上诉人。上述规定第四条“被告主张无记名债权凭证的债权人另有他人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存在以债权凭证上未记载债权人名称为由驳回原告起诉的情况，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也作出了明确指引，一审判决书第9页法院以“邱柏雄借款合同系起诉前才填写”，继而判定邱柏雄并非本案出借人，属事实认定错误。此外，根据何慧的质证意见，何慧对涉案的《借款保证合同》、《收款确认书》、《催款通知书》、《借款费用明细》等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观点是“2018年收到原告的借款500万后，同日很短时间内转出至李某一、甘某一、黄某、李某二等账户共计461800元”，何慧上述答辩意见也直接印证了何慧认可邱柏雄系本案出借人，并且邱柏雄已经交付了出借款。二、一审认定本案并非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都对实际借得的本金和将产生的利息有清醒认识，出借人通常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本付息。涉案500万元借款是被上诉人根据负债情况，为偿还此前的债务及自身经营需要而向邱柏雄进行的借款。何慧收到邱柏雄的借款后，分别向李某一、甘某一、王某、黄某、李某二（2笔）名下账户转账6笔，并在转款备注中记载“还款、网银贷记、还款、往来、替老梁还款、代替老梁还款”等事由，足以印证被上诉人的借款目的是偿还此前的债务。对于剩余款项，则是被上诉人用于自身经营需要。邱柏雄与被上诉人之间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标准。三、涉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在邱柏雄与被上诉人之间，与案外人甘某一不存在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与涉案借款发生前被上诉人与其他人员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也无关联。经邱柏雄核实，案外人甘某一以民间借贷为案由的仅为两宗，分别为(2013)深龙法民一初字第559号、（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033号，案外人甘某一其余涉诉案件系房屋买卖纠纷及不当得利纠纷，并不存在以借贷为常业。而被上诉人借款偿还旧债，如其认为还款超出的所欠本金利息，应当另循法律途径向其过去债务的债权人主张返还。一审法院不应将被上诉人此前的债务与本案借款混同，以此否认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如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此前的债务与本案借款存在统一性，那么也应当对邱柏雄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依法进行结算并作出裁判，而不应直接驳回邱柏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民间借贷中借款人为了获得出借人的借款往往愿意以高于市场一般标准的利率支付利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市场需求下的选择，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偏高，应当依法进行调整，但利息偏高并不一定就是“高利贷”，借新还旧也并不能等同于“套路贷”诈骗行为。何慧在一审中将涉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强行往“套路贷”犯罪上套用，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邱柏雄所有诉求。被上诉人何慧辩称：第一，关于邱柏雄称出借款项的来源及利息收取不影响出借人地位的确定，该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文件中，强调对于假借民间借贷的外衣恶意制造银行流水进行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结合资金的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着重审查。款项的来源是本案要审查的重点。第二，邱柏雄称借款是偿还之前的债务，但本案实际是转单平账套路贷行为。从借款的主体来看，我方一直以来都是与甘某一进行接触，邱柏雄不是本案的原告。本案的借款以及汇款500万元的目的在于制造500万元交付的流水，然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将司法审判作为犯罪的工具，通过公司多人收取砍头息、中介费等来达到非法目的。现就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套路贷若干问题的意见逐一说明本案套路贷的行为特征：第一条虚增借贷金额并借助诉讼是所谓套路贷的定义。第三条关于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本案中，甘某一首先以担保公司的形象出现并以房产授信的外衣实施行为。第三条第四点关于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有明确的定义。本案中，包括邱柏雄、李某一等都是这些收取利息的人员。在聊天记录中还提到公司的法务、财务也采用了一些威胁手段，因为何慧是开酒店的，所以经常带人员到酒店。请法院注意第二条第五点，关于多人共同实施套路贷犯罪中提到协助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的或仲裁的都将构成共犯。在本案中，若对方代理律师是原来甘某一的法务即可能是套路贷的共犯。第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我方认为本案套路贷的行为特征非常明显，相应的流水、人员、微信记录、一审庭审以及上诉状皆充分证明了邱柏雄、可能包括其代理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并实施套路贷犯罪。第四，根据深圳市扫黑除恶办公室2018年8月3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工作的指引通知中第10页第3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及时移送刑事犯罪，切实履行人民法院打黑除恶的社会职责。被上诉人梁文昊、汇麒酒店未作答辩。邱柏雄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偿还借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8年4月18日起计算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支付邱柏雄律师费2万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诉讼保全费。何慧一审答辩称，邱柏雄并非本案实际出借人，诉讼主体不适格。邱柏雄及涉案的甘某一等人均是小额贷款公司员工，其放贷、收息等行为都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本案并非普通民间借贷，实质是非法“套路贷”。其手段是:1.制作合法的银行流水掩盖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何慧账户于2018年1月18日收到邱柏雄500万元转账后，同日很短时间内即被转出至李某一、甘某一、黄某、李某二等人账户共计461800元（其中李某一一次性拿走300万元），即500万元借款中何慧实际收到的仅有382000元。2.通过不断更换收款账户，以达到获取高额利息之目的。案涉500万元借款金额是自2011年起持续借贷以利滚利形式多次将利息计入本金再计利息累计形成，每期借款月利率为3.5%至5%不等，每期借款大部分由甘某一以偿还上期借款为名拿走，利息则由甘某一指挥何慧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而这些收款账户并非甘某一本人开设，而是由其员工开设用于收取贷款利息，并通过不断更换收款人账户利滚利虚增垒高借贷金额，致使我方在超额支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仍欠下巨额债务。3.通过民事诉讼手段将非法借贷行为合法化。邱柏雄及甘某一等人利用借款合同、银行流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企图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占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财产的不法目的。综上，本案应作驳回起诉处理，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邱柏雄提交1份《借款保证合同》（合同号：2×1，以下简称“案涉借款合同”），列明甲方（贷款人）：邱柏雄，乙方（借款人）：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用途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及公司周转，自借款转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借款期限为60日，借款利息按借款金额的2%计算，乙方承诺并保证，借款到期不能归还时，将梁文昊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号房及何慧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号房的两套房产抵押至借款人名下，直至借款结清为止，并约定乙方如在借款到期日未能归还全部借款本息的，则为逾期及违约，甲方有权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千分之二计收逾期利息；乙方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或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甲方因追索借款本息而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公告费、送达费等）均由乙方承担。该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有邱柏雄的签名，乙方一栏有何慧、梁文昊的签名并加盖了汇麒酒店的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邱柏雄还提交两份《收款确认书》，内容除下划线部分外全为打印，载明：“收到邱柏雄借款人民币三百万元整，该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及公司周转，借款期限天（借款以银行到账为准）。”、“收到邱柏雄借款人民币二百万元整，该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及公司周转，借款期限_天（借款以银行到账为准）。”该两份《收款确认书》落款处有告何慧、梁文昊的签名及“深圳市汇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以上《借款保证合同》、《收款确认书》中的下划线位置为邱柏雄手写字体。2018年1月18日，邱柏雄向借款合同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何慧，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深圳×支行,账号：6×8)转账2笔合计500万元（金额分别为300万元、200万元，时间分别为15时32分，15时55分）。何慧提交的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流水显示，其账户于同日下午分别向李某一、甘某一、王某、黄某、李某二（2笔）名下账户转账6笔（以下简称“被告转账”）合计4618000元（金额分别为300万元、38000元、22万元、15万元、80万元、41万元，时间分别为15时40分、15时44分、15时47分、16时06分、16时20分、16时26分），备注分别为还款、网银贷记、还款、往来、代替老梁还款、代替老梁还款。邱柏雄提交的《催款通知书》（编号：催2×3号）内容全为打印，载明：致何慧、梁文昊（债务人、担保人），您（贵单位）于2018年1月18日向出借人邱柏雄合计借款人民币五百万元整，并签订《借款保证合同》，借款到期日至今您（贵公司）欠本金人民币五百万整及相关利息违约金、滞纳金等。为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请您（贵公司）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天内向出借人清偿上述欠款的债务，否则出借人将通过法律诉讼等清债途径向借款人追偿所欠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特此通知。落款处“出借人”一栏为空白，签发时间：2018年5月4日。何慧在上述《催款通知书》后附的《借款人声明》落款处的借款人一栏签名，该《借款人声明》内容亦全为打印，载明：收到出借人邱柏雄于2018年5月4日签发的编号为催×号的《催款通知书》，确认该《催款通知书》所述内容属实，特此声明！同日，何慧还在1份《借款费用明细》上签名，该《借款费用明细》显示借款人：梁文昊，借款日期:2018.1.18,借款金额500万元，利率3%，已付利息两期（2018.1.18-2018.3.17）30万元（每期15万元），欠付利息两期（2018.3.18-2018.5.17）30万元（每期15万元）。为反驳原审被告的答辩意见，邱柏雄提交了如下证据（以下简称“反驳证据”）:1．《借款保证合同》1份，显示甲方（贷款人）：李某一，乙方：梁文昊、何慧，载明：乙方向甲方借款300万元，借款用途用于公司周转及家庭生活开支，自借款转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借款期限为90天，借款利息按借款金额的3.6%计算。该合同模板与案涉借款合同基本一致，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邱柏雄提交该次借款的《收款确认书》模板与前述2018年1月18日《收款确认书》亦基本一致，内容为：“收到李某一借款人民币三百万元整，该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及公司周转，借款期限90天”（除下划线部分为手写外其余全为打印内容）。邱柏雄还提交了李某一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活期对账单，显示李某一于2017年9月19日向梁文昊转账300万元。邱柏雄还提交了该次借款的《借款费用明细》，模板与前述2018年5月4日《借款费用明细》亦基本一致，显示欠利息216000元，何慧在该《借款费用明细》签名，落款日期为:2018.1.18。邱柏雄主张何慧转账中的300万元系用于偿还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2．《借据》1份，内容为“我（借款人）何慧因资金需要于2017年11月15日向（出借人）甘某一借款共计人民币38000元，借款以转账方式转至何慧指定的收款账号，借款期限为30天，用途：个人及公司周转，借款日期：2017年11月15日。”何慧及甘某一分别在借据落款处“借款人”一栏及“出借人”一栏签名。邱柏雄还提交了甘某一的中国农业银行网上电子银行回单，显示甘某一于2017年11月15日向何慧转账38000元。邱柏雄主张何慧转账中的38000元系用于偿还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3.《借款合同》1份，显示借款人（甲方）：何慧，贷款人（乙方)：贺某，借款金额：人民币22万元，借款期限：30天（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18年2月18日止），按月计息，借款本金利率为3%。邱柏雄还提交了贺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主张何慧转账中的22万元系用于偿还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4．《债务转移协议书》1份，显示甲方：李某二，乙方：梁某一，丙方：梁某二，丁方：何慧，载明：甲乙双方于2016年12月17日签订《借款保证合同》，约定甲方出借人民币225万元给乙方，并由丙方为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另外甲乙双方于2017年4月23日签订《借款借据》，约定甲方出借人民币24万元给乙方，并由丙方为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现甲乙丙丁四方确认上述两笔债务真实存在，现各方就上述欠款达成还款协议如下：1、乙方、丙方拖欠甲方的上述两笔债务共计249万元及利息10万元由丁方代为承担，甲方不得再向乙、丙方主张欠款；2、丁方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甲方人民币100万元，于2017年7月31日前归还甲方人民币100万元，余款59万元于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3、上述情况由丁方何慧付至甲方银行账户；4、丁方如不按时还款，丁方持有的汇麒酒店的股权归甲方处置。邱柏雄主张何慧转账中的121万元系用于偿还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邱柏雄承认何慧转账中的另外15万元（收款人黄某）系借款利息，已由黄某转付给了邱柏雄。邱柏雄表示其不认识黄某，是甘某一委托黄某将收取邱柏雄的利息再转账给邱柏雄。邱柏雄还表示，其和李某二是普通朋友，并不认识李某一。对于上述证据的来源，邱柏雄表示，因何慧向其借款时承认借款目的就是借新还旧，故其要求何慧复印了相关债权凭证及债权人的身份证件以便于核实。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邱柏雄：“你故意借款给被告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致使自己的本金致于危险状况，你做何感想？既然借款的目的是用于还债，为何在借款合同中写的是用于家庭开支和公司周转？”、“本案合同是有编号的，你是经常出借款项吗，为何会有编号？”邱柏雄委托代理人回答：“被告何慧是经营酒店和租赁公司的，据了解被告何慧酒店的月纯收入有30多万元以上，租赁公司月收入也有30-50万元。”邱柏雄回答：“我与被告何慧认识是由甘某一介绍的，甘某一知道我是龙岗本地村民，甘某一问我要不要借款给别人收取稍微高的利息”、“借款合同只是格式条款，我不是专业的人员，不懂这些。我知道她（即何慧）的酒店和租赁农民房的利润，认为借钱给被告何慧还债也不会有风险，相当于我借钱给她，接盘她的这些债务”、“因为这份合同是甘某一的合同模板，编号的问题我也不清楚”。何慧对邱柏雄主张的上述证据来源不予认可，主张邱柏雄是从甘某一的贷款公司处取得的这些证据，邱柏雄本人就是该公司员工。该院采纳邱柏雄的申请，根据举证的就近性和便利性原则，责令邱柏雄提交了2018年1月18日前后一年内其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根据该流水明细显示，邱柏雄出借案涉500万元借款的账户在2018年1月18日的初始余额为50398元，当天除邱柏雄自己汇入150万元外，还有刘某一汇入40万元，钟某汇入300万元，刘某二汇入50万元，之后邱柏雄立即将500万元转账给何慧，多余的40万元随即转账给甘某一。邱柏雄表示其和钟某是朋友和生意伙伴关系，和刘某二、刘某一都是普通朋友，出借的500万元中除了自己的150万元外其余都是借的。另外，从何慧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邱柏雄于2017年3月17日、3月24日向何慧转账2笔合计230万元（分别为200万元、30万元），何慧则于2017年9月19日向邱柏雄转账230万元。邱柏雄在提交的《情况说明书》中表示这是其应何慧要求出借的款项，由于有借有还故又发生了本案借款。而在一审庭审中其又表示，这230万元严格来说不是我借的，当时甘某一想和何慧共同经营酒店，何慧不同意只同意付利息，甘某一就说用我的名义把这230万元借给何慧，利息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邱柏雄表示当时是甘某一带着其一起去签的，对方就只有何慧一人，合同签订时甲方贷款人一栏和落款处甲方一栏均是空白的，后来因何慧不还钱，我方在起诉前才填上去的，借款合同中的利息2%下划线部分也是其事后补填的，实际执行的月利率为3%，其还委托甘某一催收借款，《催款通知书》及《借款费用明细》都是甘某一经手操作的。何慧则主张，上述2017年3月邱柏雄向何慧转账的借款230万元，在2018年9月18日《借款保证合同》（即反驳证据1）中已虚增垒高至300万元，次日李某一向梁文昊转账300万元后，何慧立即将其中230万元又转回给邱柏雄以填平前述230万元借款。至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之日2018年1月18日，借款又虚增垒高至500万元，当天邱柏雄向何慧转账500万元后，何慧立即将其中300万元又转回给李某一以填平前述300万借款。何慧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附有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显示，甘某一指定钟某等人向何慧催收借款利息。其中，钟某在2017年10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表示“何总，您三百万授信第一个月的费用到期了（9.19-10.18）请准备好，谢谢”，在2018年4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表示“何总，您授信的500万到期付息了，请知悉”，在2018年4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表示“何总，3月18日至4月17日费用15万元请尽快安排，本周三还未处理，律师会提诉讼上去，不再告知”。何慧主张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与2017年9月18日借款300万元及邱柏雄主张的本案借款500万元在借款金额、利率约定、计息期限等方面与完全吻合，证明本案借款并非真实发生而是采用“转单平账”方式虚增垒高形成。2018年5月18日，邱柏雄因本案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何慧提交的深圳市审判流程公开.案件信息查询显示，甘某一在深圳市法院诉讼系统中共涉及案件17宗。又查明，邱柏雄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主张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为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公平、自愿、合法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任何民事活动都要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邱柏雄提交了案涉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银行转账凭证、催款通知书、借款人声明、借款费用明细等证据，拟证明邱柏雄与何慧、梁文昊、汇麟酒店之间存在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但经该院查明，案涉借款合同中甲方（贷款人）主体下划线位置的手写字体系邱柏雄在起诉前才填写的，利息约定部分也是其事后补填的，其还委托甘某一催收借款，《催款通知书》及《借款费用明细》也是甘某一经手操作的，即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三原审被告系与邱柏雄本人形成了借款合意。而除本案转账500万元外，邱柏雄于2017年3月亦曾向何慧转账230万元，根据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该院采信邱柏雄在一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即甘某一用邱柏雄的名义将这230万元借给何慧。结合以上事实，该院合理认定邱柏雄关于其为案涉借款出借人的主张不真实。案涉500万元借款在到达何慧的收款账户后，极不寻常地在短时间内发生了6笔何慧转账合计4618000元，邱柏雄除承认其中15万元系甘某一委托黄某代为收取的借款利息外，对其余转账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邱柏雄却能提交全套完整的反驳证据，用以证明何慧转账系偿还欠他人债务。虽然邱柏雄主张反驳证据的来源是因何慧向其借款时承认借款目的就是借新还旧，故其要求何慧复印了相关债权凭证及债权人的身份证件以便于核实，但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很难解释邱柏雄明知何慧借新还旧却仍然出借款项，该院亦不予采信。相反，反驳证据中的2017年9月18日《借款保证合同》以及该次借款的《收款确认书》、《借款费用明细》与案涉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费用明细》模板基本一致，且该次借款300万元由李某一支付到账不久后，何慧即将之前的230万元借款转回给邱柏雄；何慧在该次借款《借款费用明细》签名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又与本案借款发生时间一致，而当天何慧转账中又有300万元转回给了李某一，足以说明这二次借款之间存在着关联。何慧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则显示甘某一指定钟某等人向何慧催收借款利息，其中钟某向何慧催收利息时的微信聊天内容与2017年9月18日借款以及邱柏雄主张的本案借款在借款金额、利率约定、计息期限等方面完全吻合。根据该院责令邱柏雄提交的其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显示，邱柏雄出借的500万元中大部分是向钟某等人借的，邱柏雄还与甘某一存在资金往来，其还自认是甘某一带着其一起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所有这一切均指向甘某一，而甘某一在深圳市法院系统中共涉及案件17宗，说明其以借贷为常业的可能性极大。综上所述，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院合理采信何慧的主张，即本案借款金额500万元系采用“转单平账”方式虚增垒高形成，亦即本案并非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故对邱柏雄的相关诉讼请求，该院均予以驳回。对何慧答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采纳。至于何慧申请法院调取甘某一、李某一、李某二、黄某、钟某、郭某、甘某二、黎某、周某等人自2012年1月1日起的银行流水，因本案的相关证据已经达到证明邱柏雄主张之证明目的，已无必要再行调取证据，故对何慧的该项申请该院不予采纳。何慧如认为邱柏雄及相关人员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可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途径解决。梁文昊、汇麒酒店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放弃抗辩的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邱柏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邱柏雄负担。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案件处理上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本案中，邱柏雄与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之间曾签订借款合同，邱柏雄已向何慧交付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在外观上，邱柏雄为涉案债务的债权人；至于邱柏雄是否系以自有资金出借，并非判断其是否系本民间借贷案件适格原告的标准。其次，债务应当清偿，按一审判决逻辑，如否认邱柏雄与何慧之间是真实的借贷关系并认为涉案债权指向案外人甘某一，即应通知甘某一参加本案诉讼，以查清甘某一与邱柏雄之间的关系，以及甘某一是否因涉案借款与何慧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仅驳回邱柏雄的诉讼请求而不作后续的审理，可能出现何慧、梁文昊、汇麒酒店的债务无需偿还的情形，有违公平原则。第三，在案外人甘某一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一审一方面认定涉案借款与甘某一有关联性，同时又判断甘某一以借贷为常业的可能性极大，这既欠缺严谨，也剥夺了甘某一抗辩的权利。第四，本案中，何慧辩称其银行卡、U盾系由案外人甘某一控制而并非邱柏雄控制，其收到邱柏雄涉案500万元后随即被转走，涉案借款系“采用转单平账”方式虚增垒高形成，在甘某一未参加诉讼且未查清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何慧是否系自主处置涉案借款的重要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为充分保障各方的诉讼权利，本院决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由一审法院进一步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必要时可通知案外人甘某一参加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917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重审。邱柏雄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0元，本院予以退回。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龙蒙 （ 兼）书记员 任楚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