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104民初528号原告：陶天雷，男，汉族，1935年1月19日生，住漯河市源汇区。原告：曹桂兰，女，汉族，1956年1月8日生，住址同上。原告：陶坤，男，汉族，1983年3月18日生，住漯河市源汇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芮光辉，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建设东路50号。法定代表人：刘章锁，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林丽、杨丽丽，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漯河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漯河市召陵区人民东路54号。法定代表人：王海蛟，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映，河南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天雷、陶坤、曹桂兰与被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漯河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坤、曹桂兰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芮光辉、被告郑大一附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林丽、被告漯河市中心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天雷、陶坤、曹桂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3553.94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15日，原告亲属陶水山以身体不适到被告漯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和心绞痛等，2019年1月28日被告漯河市中心医院建议转院到被告郑大一附院找张竟超主任医师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听从了该建议，2019年1月28日转到郑大一附院。2019年1月31日郑大一附院为陶水山实施心脏搭桥术，术后陶水山在心外科三观察室观察48小时，度过了危险期。2019年2月2日上午，被告郑大一附院主治医师张竟超告诉患者家属，说患者的手术恢复很好，可以出观察室转到普通病房。2019年2月2日下午16时许，观察室的三位护士强行把躺着的患者扶起来，说：××患者搀着做起来又让其往前走，还指挥着患者让其坐轮椅。××患者已经挪不动，并且两腿发抖，随后身子一下子瘫坐到床上。当晚九点多，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胸闷、血压低，意识模糊。2月3日晚上，患者在被告处去世。原告找到被告追问患者死因时，被告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死亡。原告将病历复印后，发被告为推卸责任，竟将患者病历多处篡改。后原告找被告要求赔偿，被告仅愿意赔偿几万元了事。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二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公正判决。被告郑大一附院辩称：根据被告的治疗经过，被告对患者疾病诊断正确，治疗方案符合患者病情，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原则。××发生发展的自然归转，不是被告医疗行为所致，被告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医疗纠纷，涉及医疗专业技术，应当进行鉴定以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经原告申请，法院多次委托鉴定机构，现仍无法进行鉴定，该责任不在被告。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漯河市中心医院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患者的死亡与被告漯河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陶天雷系陶水山父亲，曹桂兰系陶水山妻子，陶坤系陶水山儿子。2019年1月15日，陶水山因××阵发性心前区不适半月余”入住漯河市中心医院，被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心率失常等。为进一步治疗，2019年1月28日，陶水山转至郑大一附院。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率失常、胆囊切除术后。2019年1月31日，陶水山在该院行冠脉搭桥术。2019年2月3日，××危，郑大一附院进行抢救。后陶水山死亡。陶水山住院期间个人支付住院费102943.38元。被告郑大一附院出具的病历××入院记录”页显示陶水山入院时主诉为：间断胸闷1月余，病历首页显示陶水山血型为AB型，输血记录单显示所输血型为A型，病历××出院记录”显示××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出院诊断为：1、××行冠脉搭桥术后；2、多脏器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3、心率失常；4、胆囊切除术后。原告曹桂兰在被告郑大一附院提供的《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患者授权亲属签名处签字。原告称被告郑大一附院伪造病历，患者陶水山系在郑大一附院死亡，而不是病历记载的××非医嘱离院”，住院病历中记载的××出院诊断”也与事实不符，陶水山在被告处当即死亡，根本不存在出院诊断载明的情形，病历中记载的查房记录也是郑大一附院单方伪造，陶水山手术前，副主任医师和陶水山根本未见过面，患者手术后，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也没有查过房，病程记录载明的××在场患者亲属要求放弃继续治疗，要求出院”也与事实不符，并称化验单中对陶水山血型的记录也系被告伪造的，异性输血是导致陶水山死亡的直接原因。为此，原告提交原告与被告郑大一附院副主任医师张竟超谈话录音一份、原告与郑大一附院医患办万主任谈话录音四份。××人好好的来了，这你最后也没了，你你这个心里面儿不舒服”，与万主任的录音显示原告方人员说××人毕竟是在咱这走哩，人是不是在咱这走哩”，万主任说××是、是、是，是在这走不错”，后来万主任还说××如果你不拉走，按正常死亡，正常那个患者在医院去世，病历上最后给你这样写，什么什么，病危给你下了以后，然后那个宣布临床死亡，患者宣布临床死亡，身体要立即放入太平间，这是正规途径，你要拉走了，虽然说咱你、我、大夫，他都知道这个患者去世了，在医院，这背但是你的病历，因为法律卡住，法律在这卡住，所以你的病历必须搁那写，必须得写，你是自动放弃……”。被告郑大一附院对原告提供的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曾于2020年9月份向本院申请诉前鉴定，申请对二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陶水山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被告造成陶水山死亡的原因力进行鉴定，本院先后委托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鉴定材料均被退回，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的理由为：经审阅送检鉴定材料，本案超出本所鉴定能力，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理由为：经审查材料，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病历存在伪造篡改的情况，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不受理此次鉴定工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虽然郑大一附院提供的病历载明陶水山于2019年2月3日从该院出院，原告曹桂兰签字的《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也载明陶水山于2019年2月3日出院，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与被告郑大一附院副主任医师及原告与郑大一附院医患办万主任的谈话录音可知，陶水山当时在郑大一附院已死亡，因原告方要把人拉走，所以病历写家属放弃治疗。被告郑大一附院虽然对该录音不认可，但并未让涉及人员当庭辨认，也未申请对声音进行鉴定，故本院采信该录音中人员是原告所说的被告郑大一附院工作人员，虽然郑大一附院提供的《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有原告曹桂兰的签字，但对于医院来说，患者及家属处于弱势，家属想违规把尸体拉走的话，只能按照医院要求签字，故本院采信陶水山系在郑大一附院死亡。故郑大一附院关于陶水山出院的记载与事实不符，即郑大一附院对陶水山出院的记载存在伪造。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和郑大一附院提供的曹桂兰签字的《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该伪造之处是郑大一附院和包括原告在内的患者家属共同造成的。原告主张郑大一附院伪造查房记录、伪造血型化验单等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虽然郑大一附院伪造了病历中的出院记录，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陶水山的死亡是郑大一附院不当的诊疗行为造成的，且原告未进行尸检以明确陶水山的死亡原因。综上，本院酌定郑大一附院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02943.38元、营养费120元（20×6）、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50×6）、护理费750元（125×6）、死亡赔偿金660256.46元、丧葬费34152.5元（68305÷2）、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以上合计859522.34元，被告郑大一附院应承担10%即85952.23元。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扶养人子女情况，故对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不予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原告主张漯河市中心医院存在过错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陶天雷、陶坤、曹桂兰损失85952.23元；二、驳回原告陶天雷、陶坤、曹桂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30元，原告陶天雷、陶坤、曹桂兰共同负担3160元，被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9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素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邵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