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天宇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安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渤，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林，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红霞，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运通北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刘花慧。原审被告：国能电联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朴正植。原审被告：中安政通教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张树凯。原审被告：张树凯，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审被告：李嘉琛，男，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北京市天宇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林、原审被告运通北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电联公司)、中安政通教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2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北京天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沈林对北京天宇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北京天宇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北京天宇公司与运通北方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国能电联新能源汽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汽车公司)，北京天宇公司切实履行了150万元出资款的缴付义务。因运通北方公司不履行出资义务和《股东出资协议》义务，北京天宇公司被迫将股权转让给运通北方公司控制的国能电联公司。其中1，198，000元股权转让款是对方通过上海汽车公司支付至北京天宇公司账户，该行为系代付股权转让款行为而非抽逃出资行为。事实上，北京天宇公司也是通过诉讼方式才取得剩余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在北京天宇公司和国能电联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中，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0101民初27958号(以下简称27958号案件)判决书中就对国能电联公司抗辩的抽逃出资问题作出了回应，认定北京天宇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因此，北京天宇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天宇公司抽逃出资，与事实不符，也与生效法律文书冲突。此外，涉案债务金额不大，可由上海汽车公司的未出资股东承担该债务，而一审法院却判决由早已退出的北京天宇公司担责，与上海汽车公司的现股东和其他违规高管共同承担补充责任，且未明确责任比例，该判决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会衍生出更多纠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沈林辩称，不同意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诉请求。27958号案件判决书中载明，北京天宇公司称，北京天宇公司按约出资，上海汽车公司又返还北京天宇公司1，198，000元。该返还情节属于在标的公司相关高管协助下的“抽逃出资”。27958号案件判决并未对返还的款项性质予以认定，仅就股权转让中，受让方按约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予以处理。2013年9月抽逃出资发生在先，2015年1月股权转让发生在后，且国能电联公司于2014年7月成立，故抽逃出资与股权转让无因果关系。抽逃出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属于违法行为，故北京天宇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均未作陈述。被上诉人沈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北京天宇公司在抽逃出资119.8万元本息范围内(利息以119.8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上海汽车公司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不能清偿的债务151，65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张树凯、李嘉琛应对北京天宇公司的第1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运通北方公司、中安政通公司在未出资350万元本息范围内(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上海汽车公司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不能清偿的债务151，65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张树凯、李嘉琛对运通北方公司、中安政通公司的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审理中，沈林将第三、四项诉讼请求调整为：三、运通北方公司在未出资350万本息范围内(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上海汽车公司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不能清偿的债务151，65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对运通北方公司的第3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余诉请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5日，沈林因与上海汽车公司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沈林在该案诉状中陈述，其与上海汽车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车辆租赁合同，约定沈林向上海汽车公司支付25万元保证金，上海汽车公司将一辆新能源车辆租赁给沈林使用，并承担5年租赁期间的保险费等费用。租赁期满后上海汽车公司将车辆赠与沈林，并向沈林退还25万元保证金。因租赁期届满后，上海汽车公司未能按约返还保证金及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故提起诉讼。2019年5月14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一、上海汽车公司应退还沈林保证金15万元，该款应于2019年7月、8月、9月每月月底前各给付沈林2万元，应于2019年10月、11月、12月每月月底前各给付沈林3万元；二、上海汽车公司应于2019年5月20日前将车牌号为沪DZXXXX的比亚迪秦车辆过户至沈林名下，过户费由沈林承担。该案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海汽车公司承担(应于2019年7月底前直接给付沈林)。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由于上海汽车公司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务，沈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执行，牌号为沪DZXXXX的车辆已登记至沈林名下。但上海汽车公司未向沈林支付任何款项。因沈林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未获清偿，上海汽车公司尚有价款151，650元未支付。故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汽车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5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为北京天宇公司(认缴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5月13日，持股比例30％)、运通北方公司(认缴出资350万元，于二年内以技术入股，持股比例70％)。2013年5月16日，上海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一份，载明：截至2013年5月13日止，上海汽车公司已收到股东北京天宇公司缴纳的第1期注册资本计150万元，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30％。根据上海汽车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五)、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九)根据经理公司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股东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执行董事决议；……(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2015年1月15日，运通北方公司与中安政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运通北方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汽车公司70％的股权作价0万元转让给中安政通公司；同日，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北京天宇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汽车公司30％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国能电联公司；次日，上海汽车公司形成章程修正案一份，将原股东运通北方公司以技术入股350万元的出资方式变更为以货币出资350万元，出资期限变更为2018年7月15日。上海汽车公司的股权及出资方式、期限变更已于2015年8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现上海汽车公司股权结构为：国能电联公司(认缴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中安政通公司(认缴出资350万元，持股比例70％)，由张树凯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李嘉琛担任经理。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1月8日，北京天宇公司因与国能电联公司间股权转让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沪0101民初27958号。2017年1月23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一份，判决：国能电联公司向北京天宇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22，543.15元。该案判决书另查明事实：一、2013年5月13日，北京天宇公司向上海汽车公司汇入15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同年9月5日，上海汽车公司向北京天宇公司返还1，198，000元。二、2015年1月15日，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天宇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汽车公司30％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国能电联公司。同年6月18日，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天宇公司将上海汽车公司全部股权出让。北京天宇公司已在签署本协议前撤回投资款120万元，还余30万元，受让方同意在签署本协议之日起，在150天内将剩余30万元支付至北京天宇公司指定账户。一审法院另查明，运通北方公司于2010年3月3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嘉琛。2016年5月25日，运通北方公司企业名称由运通北方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变更为运通北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2月5日，运通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嘉琛变更为马小颖。一审法院另查明，国能电联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树凯。2015年11月27日，国能电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树凯变更为朴正植。一审法院另查明，中安政通公司于2015年1月4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树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北京天宇公司是否应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上海汽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张树凯、李嘉琛是否应对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查明，北京天宇公司已于2013年9月5日自上海汽车公司处收回已缴纳的出资款1，198，000元。故北京天宇公司理应在抽逃该笔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上海汽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北京天宇公司辩称该笔款项系其出让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1月15日，而北京天宇公司收到上海汽车公司支付的款项时间是2013年9月5日，当时国能电联公司尚未设立，且双方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另外根据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天宇公司已在签署该协议前撤回投资款。故一审法院对于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沈林要求国能电联公司对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国能电联公司在受让北京天宇公司持有的上海汽车公司30％股权时，其法定代表人同时亦是上海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树凯，故国能电联公司明知北京天宇公司已将缴纳的出资抽回而同意受让该存在出资瑕疵的股权，且在嗣后国能电联公司亦未能补足该部分已抽逃的出资，故国能电联公司应对北京天宇公司因抽逃出资而应对上海汽车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沈林另以运通北方公司为上海汽车公司股东，运通北方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嘉琛，而李嘉琛同时系上海汽车公司的经理，运通北方公司、李嘉琛实施了协助北京天宇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故要求运通北方公司、李嘉琛对北京天宇公司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运通北方公司作为上海汽车公司持股70％的大股东，其法定代表人李嘉琛同时担任上海汽车公司的经理。根据上海汽车公司章程授予的公司经理的职权范围，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李嘉琛作为上海汽车公司的大股东运通北方公司委派到上海汽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在北京天宇公司抽逃出资过程中实施了协助行为，故运通北方公司、李嘉琛均应对北京天宇公司因抽逃出资而应向上海汽车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沈林主张张树凯系上海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要求对北京天宇公司的抽逃出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张树凯在北京天宇公司抽逃出资时，担任上海汽车公司的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其应当对于北京天宇公司抽逃出资的情况明知且同意，故张树凯应对北京天宇公司因抽逃出资而应向上海汽车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二、运通北方公司是否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海汽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是否应对运通北方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运通北方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与中安政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变更登记即产生对外公示效力的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而对作为外部债权人的沈林而言，上述股权变动时运通北方公司认缴的出资期限已经届满。运通北方公司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对外转让股权，理应对上海汽车公司的债权人在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中安政通公司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运通北方公司与中安政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70％股权对应的转让对价为0元，故中安政通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明知运通北方公司尚未履行出资义务，故其应对运通北方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上述出资利息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中安政通公司在受让运通北方公司的股权后，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变更了出资方式并延长了出资期限。但股东认缴出资既有协商确定的合同意思自治属性，同时又具有因公司法对股东出资义务的明确规定和公司登记公示制度而具有法定属性。沈林在与上海汽车公司发生交易时，是基于对上海汽车公司股东缴纳出资期限的信赖，即运通北方公司将于2015年6月5日前出资到位。作为后手股东的中安政通公司也明知运通北方公司的缴纳出资期限。如若一概承认后手股东随意延长已届到期的出资期限的效力，势必影响公司债权人将来到期后债权能否获得清偿。故一审法院认为，中安政通公司延长出资期限对沈林不发生效力。综上，运通北方公司、中安政通公司仍应按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承担相应责任。至于沈林主张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张树凯、李嘉琛作为上海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经理，违反公司忠实勤勉义务而使股东出资未缴足为由，要求张树凯、李嘉琛对运通北方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仅适用于在股东未能按约履行缴纳新增资本义务的情形。本案中，运通北方公司未按期缴纳的出资属于其设立时认缴的出资部分，故对于沈林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沈林作为上海汽车公司的债权人，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对上海汽车公司享有债权151，650元。在上海汽车公司不能履行上述债务的情况下，沈林有权主张上海汽车公司的股东或高管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诉讼中，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表明其自动放弃了诉讼中可享有的答辩、质证等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天宇公司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含本金119.8万元及该款自2013年9月6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国能电联公司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所负的债务151，65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向沈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北京天宇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已实际履行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的部分，不再承担；二、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张树凯、李嘉琛应对北京天宇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运通北方公司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含本金35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国能电联公司在(2019)沪0114民初7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所负的债务151，65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向沈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运通北方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已实际履行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的部分，不再承担；四、中安政通公司应对运通北方公司上述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沈林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3，893元，由北京天宇公司、运通北方公司、国能电联公司、中安政通公司、张树凯、李嘉琛共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股东投入公司的出资，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抽回。北京天宇公司于2013年9月5日接收由上海汽车公司返还的投资款1，198，000元，但并未办理减资等相关手续。该行为客观上使得上海汽车公司的股东实缴资本被抽回，减损了公司偿债能力，侵害了公司及外部债权人的权益，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北京天宇公司构成抽逃出资，进而判令其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并无不妥。北京天宇公司辩称该付款行为系其与国能电联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交付行为。本院对此认为，其一，该行为在北京天宇公司与国能电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被明确表述为“已在前述本协议前撤回投资款120万元”，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其二，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本属于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两者间的款项往来，而交易双方通过标的公司进行代付，对交易双方内部而言或有代付股权转让款的性质，但对于外部债权人以及标的公司的其他交易对手而言，却实际上构成了股东撤回投资款的事实，造成了公司责任财产的减损和偿债能力的削弱，应属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因此，北京天宇公司所称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7958号案件判决书中关于1，198，000元款项支付的记载仅仅是对上海汽车公司代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予以固定，并非作出一种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一审法院在对案情进行审查后，认定该行为实为股东抽逃出资，合法有据。至于北京天宇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北京天宇公司在抽回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合法有据，不存在北京天宇公司所称的可操作性问题。综上所述，北京天宇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公告费30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天宇高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非易审判员  岳 菁审判员  沈 俊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