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学峰，男，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连厂，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源新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村南马连洼一队。法定代表人：邓红辉，经理。上诉人李学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源新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新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46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李学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连厂，被上诉人源新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红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学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李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学峰与源新龙公司签订《协议书》时，对源新龙公司已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及将取得腾退补偿款的情况是知晓的，该认定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如果李学峰当时知晓腾退补偿协议已经签订，不会不要求源新龙公司出示该协议，也不可能在知晓腾退补偿协议内容后还与源新龙公司签订《协议书》。2.本案基本事实是，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如遇政府规划用地，李学峰配合政府搬迁并获得腾退补偿。后涉案房屋被腾退，源新龙公司作为腾退安置人于2018年9月20日与拆迁公司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源新龙公司未告知李学峰腾退补偿协议内容，李学峰亦无从知晓。至2020年6月28日，李学峰在另案中得知法院调取了腾退补偿协议，才了解到源新龙公司与拆迁公司约定的补偿款为233.75万元，由此才知道源新龙公司欺骗李学峰签署《协议书》。当时源新龙公司说腾退事宜未定，并威胁说如果不签《协议书》一分钱都拿不到，当时临近年底李学峰急需用钱，才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协议书》。故《协议书》应予撤销。3.李学峰一审时提交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未予调查，也未查明腾退时间和源新龙公司得到补偿款的时间，未对《协议书》的签订背景、签订原因进行调查。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不能推定源新龙公司将腾退补偿的结果告知了李学峰。源新龙公司辩称，不同意李学峰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1.双方2016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期两年，李学峰只交了第一年上半年的房租后就未再支付租金，根据合同约定，《租赁合同》应自动解除。源新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李学峰主张租金但联系不上，认为李学峰与涉案院落已无关系。2.2018年5月11日，源新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红辉与李学峰在《租赁合同》上另签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仅说明源新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双方就腾退之前如何交房租进行了约定，不能因此认定源新龙公司欺诈。3.2018年底，李学峰得知院落拆迁消息找到源新龙公司，双方自愿签署《协议书》，并不存在欺诈情形。李学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标的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源新龙公司从北京市海淀区**镇**村承租部分集体土地并对外转租。2016年12月30日，源新龙公司（甲方）与李学峰（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海淀区**村**一队南侧的院落（总面积1034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租金每年8万元，租期二年，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满后若甲方与**一队续签后，乙方有续签权；甲方只提供土地给乙方使用，乙方根据自己使用需求在该院内的土地上自行搭建的一切建筑物和其它设施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全部手续、安全问题均由乙方自己承担；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时间如数支付租金，拖欠租金15天以上合同自动解除；遇有各级政府规划用地时，乙方应配合政府搬迁，乙方应按国家规定获得拆迁补偿款，乙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给甲方适当的补偿。李学峰称，上述合同签订后其在涉案场地建了两排平房用于公寓出租。根据**镇**村集体土地环境综合整治需要，永创兴业（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公司）负责**村集体土地范围内的腾退工作。2018年9月20日，永创公司（甲方）与源新龙公司（乙方）签订非住宅腾退补偿协议，约定：甲方需对乙方位于**村集体土地范围内**一队**路西侧的房屋予以腾退，该区域租赁合同中租赁土地的面积为：2970.50平方米，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为：2502.90平方米；该区域内扩建（加建）房屋的面积为3064.65平方米，认定后有效房屋建筑面积3064.65平方米；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地上物及附属物评估价、补助等货币补偿总额为人民币6928063.25元，具体明细如下：经北京海创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地上物及附属物评估价为3786797元，停产停业补助费为3064650元，搬家费76616.25元；依据腾退实施方案及实施细则，经乙方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第一分社友好协商，此地上物及附属物评估价、补助等货币补偿款应支付第一分社2650757.90元，应支付乙方4277305.35元。2018年12月26日，源新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红辉（甲方）与李学峰（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经由甲方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双方在**一分社所承租土地上建房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房屋补偿款伍拾万元整。二、此补偿为一次性补偿，甲乙双方就**一分社所承租土地房屋不再有任何关系。三、甲方在收到房屋补偿款三日内，一次性付给乙方应所得款项。”协议书首部甲方处盖有源新龙公司印章，尾部有邓红辉、李学峰签字并捺指印。协议书签订后，源新龙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4日、5日向李学峰转账支付16万元及27万元，共计43万元，李学峰对此予以认可。源新龙公司主张李学峰欠付其租金，剩余7万元用于折抵李学峰欠付的租金，李学峰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源新龙公司与李学峰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约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明确约定源新龙公司一次性补偿李学峰房屋补偿款50万元，双方就**一分社所承租土地房屋不再有任何关系，并且约定源新龙公司在收到房屋补偿款三日内一次性付给李学峰上述款项。根据上述约定可知，双方签订该协议是为了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并一揽子解决合同解除后的相关补偿事宜，签订该合同时李学峰对源新龙公司已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即将取得腾退补偿款的情况是知晓的，否则不会特意将源新龙公司付款时间约定为“收到房屋补偿款三日内”，以上可以认定李学峰自愿签订该协议书，源新龙公司并无欺诈行为。综上，李学峰主张签订该《协议书》时源新龙公司存在欺诈并导致协议显失公平，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源新龙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该院对李学峰的该主张不予认可。故，李学峰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学峰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双方明知即将腾退，根据《补充协议》，如果2018年12月31日之前腾退，则腾退补偿属于李学峰，之后腾退，补偿与李学峰无关。《协议书》签订时间距2018年12月31日间隔不多，李学峰在还未得知腾退补偿事宜，面临可能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情况，才签订了《协议书》。源新龙公司未告知李学峰腾退补偿协议签订情况，构成欺诈。证据2.2018年7月12日拆除现场的照片。证明拆除之时没有任何补偿协议，李学峰在可能没有房屋也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才签订《协议书》。源新龙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其认可李学峰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对李学峰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证明目的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2018年5月11日，源新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红辉与李学峰在涉诉《租赁合同》上签署《补充协议》，内容为：“此合同自2018年5月11日起甲方变更为法人邓红辉，一切事宜由邓红辉与李学峰签定。经甲乙双方重新协商协议如下，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如果国家对此院落进行拆迁补偿的话，乙方有权拿回属于自己自建房屋的补偿部分，另双倍付给甲方租金。如果国家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对该院落进行拆迁补偿，乙方自愿放弃领取补偿款，一切归甲方所有。另：如果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甲方未交付**大队所欠房租，**大队要是中止与甲方的土地租赁合同的话，乙方有义务和责任与甲方共同向**大队索赔。”另查，2018年7月12日，涉案院落部分建筑已拆除。二审诉讼中，李学峰主张，如果按照其房屋面积872.77平方米占拆迁总面积3064.65平方米的比例，可计算出李学峰能获得121.8万元补偿款。源新龙公司不认可李学峰主张的计算方式，称其所获得的四百余万元补偿款并非单独针对李学峰承租的院落，还涉及另一承租人，且获得腾退补偿还需要交税、向其他主体付款，《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标准并不明确，无法按李学峰主张的方式计算补偿款，故双方协商一口价补偿李学峰50万元。源新龙公司在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经其核实，李学峰的租金只付至2016年12月31日，之后未再付过。源新龙公司实际办理腾退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19年1月25日，当时拆迁办统一要求将合同签署日期落于2018年9月20日，源新龙公司当时不知晓政府会给多少腾退补偿。李学峰自己提出涉案院落这种房屋腾退一般是600元一平方米左右，李学峰自建房面积大概800平方米，因此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50万元补偿款金额。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源新龙公司是否在与李学峰签订《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协议书》可被撤销。对此本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就《补充协议》能否作为认定《协议书》的签订存在欺诈情形的依据，其一，涉案院落部分建筑于2018年7月12日即已拆除。通过《协议书》中源新龙公司“在收到房屋补偿款三日内”一次性付款给李学峰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均知晓涉案院落的腾退必将获得腾退补偿。其二，按照李学峰主张，因源新龙公司隐瞒事实，李学峰认为涉案院落当时并无腾退补偿协议，而基于《补充协议》约定，涉案院落如在2018年12月31日后进行补偿其无法获得任何利益，故其签订诉争《协议书》。如李学峰的主张成立，则在源新龙公司即将无需就院落拆除给予李学峰任何补偿且尚不清楚可得腾退补偿款数额的情况下，源新龙公司自愿签订《协议书》并同意给付李学峰50万元补偿款的行为，仍未使得李学峰认识到相关主体与源新龙公司已有腾退补偿约定，不符合常理。且李学峰该主张与其上诉意见中所称其不是腾退补偿协议相对人、无从知晓腾退补偿协议内容，临近年底急需用钱而签订《协议书》的意见不相一致。其三，《补充协议》中虽约定“2018年12月31日之前，如果国家对此院落进行拆迁补偿的话，乙方有权拿回属于自己自建房屋的补偿部分”，但就李学峰可得补偿的计算方式、数额，双方未作明确约定，同时，获得补偿亦与院落租金相关。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李学峰可获补偿与源新龙公司依据腾退补偿协议可获补偿具有对等关系，也不足以证明根据《补充协议》李学峰必将获得其所计算的一百余万元补偿款。故难以认定诉争《协议书》中源新龙公司一次性给付李学峰50万元补偿款的约定，属于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或经济利益明显不平衡。其四，本案系李学峰以源新龙公司欺诈为由提起的撤销《协议书》的纠纷，李学峰应就存在欺诈的事实，也即源新龙公司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源新龙公司并不负有证明李学峰知晓腾退补偿协议相关情况的举证责任。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即使双方在签订《协议书》之前曾就腾退补偿事宜签署《补充协议》进行约定，亦不能证明就源新龙公司存在欺诈这一待证事实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李学峰关于撤销合同的其他事实和理由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对李学峰的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学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学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梦青书 记 员  姜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