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王建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工业区奉浦大道111号4楼2080室。法定代表人:王付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3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牧公司上诉请求：1.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和第四项，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改判驳回辰堃公司关于要求圣牧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15354元和违约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辰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圣牧公司和辰堃公司签订《圣牧（北京）产品包销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但辰堃公司未能证明双方形成了具体的买卖合同。涉案合同对具体供货时间、数量、地点均没有约定，需要圣牧公司另下订单，但辰堃公司无法提供任何有关订单的证据。1.在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双方对数量、时间、地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直根据单方制作的送货单认定圣牧公司和辰堃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甲方所有销售订单需求均通过向乙方下单发出，乙方收到订单后24小时内按订单地址将货物发往甲方指定地点。涉案合同中没有具体的数量、时间和地点，需要根据每笔订单确定，辰堃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圣牧公司曾向其下单72456.8元以外的货物。2.在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双方同意调高价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直根据买方调高的单价认定价款，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涉案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30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8.8元，15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9.9元，9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6.8元。辰堃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9日送货单中，15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0元。辰堃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14日送货单中，30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9.7元，15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0元。辰堃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23日送货单中，30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21.4元。辰堃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30日送货单中，30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21.5元，15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1.5元，9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7.5元。如前所述，辰堃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关键的数量、时间和地点达成一致，更为关键的是送货单的价格远高于涉案合同的约定，以30枚盒装鸡蛋计，高于涉案合同的幅度达14%，双方对价格也没有达成为一致。农贸产品是微利行业，如此偏离约定价格，没有双方任何约定，不应被一审法院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圣牧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收货单上签字的王某与案外人成立劳动关系，王某既不是圣牧公司员工，也不是圣牧公司代理人，辰堃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圣牧公司收到货物。圣牧公司提供的唯一证明其供货的只有10张送货单，送货单上既没有辰堃公司公章，也没有辰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仅有王某签字。事实上，王某与案外人成立劳动关系，王某既不是圣牧公司员工，也不是圣牧公司代理人。王某是否有权代圣牧公司签收货物应是一审法院应查明的重点事实。1.王某与案外人成立劳动关系。王某在2019年7月即与完达山（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达山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不存在职务行为。2.王某无权代理圣牧公司签收货物。辰堃公司主张王某可以代圣牧公司签收货物，应当提供基本的证据，但辰堃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圣牧公司委托或追认过王某有权代理收货。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可以代理圣牧公司，但王某出庭作证时已经明确表示，其只负责核验数量，对于质量不清楚如何检验的，辰堃公司没有证明其交付的货物合格。涉案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对鸡蛋的重量明确约定：30枚盒装鸡蛋净重12.9kg以上，15枚盒装鸡蛋净重600g以上，9枚盒装鸡蛋净重400g以上。王某出庭作证时已明确表示，其只负责核验数量，对于质量不清楚如何检验的。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有权代理圣牧公司签收货物，但是辰堃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交付的货物合格。圣牧公司没有义务向其支付货款。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反商业常识。涉案合同第四条第2款明确约定，付款周期为至货后7天，辰堃公司提交未经圣牧公司确认的发货单，想证明其前后向圣牧公司发货累计达10次，时间起止为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7月30日，跨度长达55天。如果圣牧公司开始欠付货款，辰堃公司最迟在该批货物到货7日就应当停止发货，待双方对欠款进行协商或处理后再行供货。辰堃公司称圣牧公司欠款，但在双方对已经发生的欠款没有协商、没有达成任何安排的情况下，仍源源不断向圣牧公司供货，严重违反生活常识和商业逻辑，与事实不符。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基本的举证原则，辰堃公司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其主张的买卖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王某与圣牧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但圣牧公司向王某支付工资，可以初步证明辰堃公司向圣牧公司提供了货物。此外，圣牧公司称收到72456元的货物，且货款已结清，但不能说清一共向辰堃公司下过几次订单、收货次数及每次笔订单的订单详情，故应支付辰堃公司剩余货款98707元。一审法院把供货事实发生的举证义务分配给了作为被告的圣牧公司，认定由圣牧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圣牧公司认可双方就72456元货物成立了具体的买卖合同，并且已经履行完毕，收货检验人是文海娥，文海娥目前已经离职，无法联系。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在买卖合同履行完毕之后，买方需要对相关凭证保留。反观辰堃公司，除了涉案合同外，只有10张自行制作、没有得到圣牧公司认可的送货单，既不能证明订单的数量、价格情况，也不能证明王某有代理权，更不能证明交付了符合约定的货物。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严重错误，在普通的合同诉讼中，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由圣牧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不但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也违反法院居中裁判的公平原则。辰堃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一、证人王某系圣牧公司的员工。圣牧公司与辰堃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后，圣牧公司安排王某与辰堃公司对接货物预订及接收事宜，圣牧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8月20日分别向王某个人账户支付5124.44元、5096.82元，该两笔款项系圣牧公司向王某支付的2019年6月、7月工资，并注明备注为工资。因此应当认定王某系圣牧公司员工。完达山公司为王某缴纳2019年6月、7月社会保险，是因为案外人王斌力同时持有完达山公司23.5%股权和圣牧公司10%股权。圣牧公司与完达山公司系关联公司，完达山公司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属于代缴。且完达山公司与辰堃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无法将王某的联系方式提供给答辩人，也无法授权王某向辰堃公司订货及确认收货。因此，应当认定王某系上诉人员工，王某所签署的送货单系代表上诉人履行合同的职务行为。二、王某接收辰堃公司提供的鸡蛋系职务行为，圣牧公司应当向辰堃公司支付合同款。圣牧公司与辰堃公司签订合同后，圣牧公司安排王某与辰堃公司对接货物预订及接收事宜。且圣牧公司基于2019年6月5日王某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中列明的金额，于2019年7月9日向辰堃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应当认定圣牧公司委托王某代其接收货款并审定金额，王某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责任应当由圣牧公司承担。圣牧公司应当根据辰堃公司的供货情况，支付相应合同款。三、圣牧公司拒不承认王某为其员工不符合社会常理，并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王某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本人为原圣牧公司员工，送货单中也注明了客户名称为：圣牧（北京），圣牧公司也向王某发放了相应的工资。并且辰堃公司与完达山公司并无任何合同关系，如无圣牧公司安排，辰堃公司无法与王某认识且也无法相信王某并与之对接货物的订货与接收等行为。如圣牧公司未向王某授权，圣牧公司也不会基于王某签字的送货单确认金额向辰堃公司付款。四、圣牧公司作为收货单位，理应知晓订货次数及订单数量且应保存相应的订货及收货凭证。但圣牧公司无法提供，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在一审庭审中，圣牧公司认可向辰堃公司订货72456元，但无法举证订货凭证及收货凭证，亦无法说明订货次数及每笔订单详情，显然不符合常理。72456元货款的组成为圣牧公司依据王某签字的送货单确认金额向辰堃公司付款52456元，辰堃公司派人到圣牧公司催款后，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付款20000元。辰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辰堃公司、圣牧公司之间的涉案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2.判令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15354元；3.判令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圣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3日，圣牧公司（甲方）与辰堃公司（乙方）签订涉案合同，双方约定：一、合作模式描述：1、甲方拥有产品的所有权，并授权乙方进行产品加工生产；2、乙方负责产品生产、仓储、物流配送，并承担相关的费用。二、包销区域和合作期限：1、列入包销范围的乙方带加工产品：30枚盒装鸡蛋每盒价格18．8元，15枚盒装柴鸡蛋每盒价格9．9元，9枚盒装柴鸡蛋每盒价格6.8元，备注均记载“随市场价格波动调整”；2、合作期限：自2019年6月3日起至2020年6月3日止，共计12个月。三、结算价格与最低包销数量：2、最低包销数量：30枚盒装鸡蛋、15枚盒装柴鸡蛋、9枚盒装柴鸡蛋均为7000盒。四、订单、发货和结算：1、订单与发货，甲方所有销售订单需求均通过向乙方下单发出，乙方收到订单后24小时内按订单地址将货物发往甲方指定地点，快递费或运费由乙方负担；2、结算时间：到货后7天。七、合同的终止和解除及违约责任：1、由于乙方包销甲方产品需对合同履行进行前期投入，经双方合理预算，乙方前期的投入超过10000元，故本合同签订后，甲方不得无故终止合同，若违反应向乙方支付不低于10000元的违约金。辰堃公司提交送货单12页，用以证明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7月30日辰堃公司先后向圣牧公司指定地点送货十次，总计货款金额187810.4元。其中九次送货的客户地址均为杭州余杭区孙家角博园路2-6号，包括2019年6月5日发货合计金额52456.8元，2019年6月15日发货合计金额31680元，2019年6月29日发货合计金额5264元，2019年7月1日发货金额合计2851.2元，2019年7月4日发货合计金额7252元，2019年7月9日发货合计金额28080元，2019年7月14日发货合计金额30928元，2019年7月23日发货合计金额5136元，2019年7月30日发货合计金额7516元，上述送货单收货人签字处均有王某签字；剩余一次送货的客户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椿树园18号，时间2019年6月12日，发货合计金额16646.4元，收货人签字处无人签字。圣牧公司不认可所有送货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并称向辰堃公司下订单的合计金额只有72456元，且货款已经结清；圣牧公司认可送货单上杭州市的送货地点是余杭区物美仓库，不认可北京市西城区的送货地点。经一审法院询问，圣牧公司无法回答一共向辰堃公司下过几次订单、收货次数及每笔订单的订单详情，且无法提供收货情况的相应证据。2019年7月9日，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支付52456.8元；2019年9月24日，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支付20000元。一审庭审中，辰堃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当庭发表证言称自己是圣牧公司员工，工作地点是杭州，负责接收鸡蛋与物美仓库和销售对接。王某当庭认可送货单上“王某”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是圣牧公司让其向辰堃公司发订单，送货单一式三份，其留存了黄色单据，回到北京后交给文海娥，并不清楚有一批货从杭州销售不了转到北京。辰堃公司认可王某证言的真实性；圣牧公司不认可王某证言的真实性，并称王某不是其公司员工，圣牧公司只是代完达山公司向王某发放工资，圣牧公司派文海娥收货，并没有派王某收货。经一审法院询问，圣牧公司称无法提供文海娥的联系方式和通话记录，因其已离职。一审法院另查，圣牧公司于2019年7月及8月向王某个人账户支付工资，交易流水显示“个人工资、奖金收入”。2019年6月，王某与案外人完达山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为其交纳社保。圣牧公司提交其与完达山公司签订的《代发工资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圣牧公司代完达山公司发放工资，王某与圣牧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审阅，该协议未记载签订时间。辰堃公司称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故不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圣牧公司提供其所有员工的社保记录，圣牧公司称其公司员工为了多领工资，不要求交纳社保，故无法提供社保记录。一审法院再查，案外人王斌力持有圣牧公司10%股权，持有完达山公司25.53%股权。辰堃公司提交出库单2张、收据2张、照片、商标自黏贴、光盘，用以证明辰堃公司为履行与圣牧公司的合同义务购买包装盒等材料。圣牧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辰堃公司提交王某向辰堃公司员工肖辉部分订货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部分订货的信息。圣牧公司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辰堃公司、圣牧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审理过程中，辰堃公司、圣牧公司均一致同意涉案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对此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关于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供货的合计金额，辰堃公司、圣牧公司存在争议。辰堃公司主张向圣牧公司供货共计187810.4元，并提供送货单予以证明；圣牧公司称仅向辰堃公司订货72456元，且货款已结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辰堃公司提供的送往杭州的订货单中有王某签字，王某出庭作证证明签收了订货单上的货物。虽然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王某与圣牧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但圣牧公司向王某支付了工资，可以初步证明辰堃公司向圣牧公司提供了送往杭州的171164元货物；此外，圣牧公司称收到72456元的货物，且货款已结清，但不能说清一共向辰堃公司下过几次订单、收货次数及每笔订单的订单详情，且无法提供收货情况的相应证据，显然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依据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规则，确认辰堃公司向圣牧公司送货的金额为171164元，因圣牧公司已支付72456.8元，故应支付原告剩余货款98707.2元。关于辰堃公司主张圣牧公司的违约行为，首先，圣牧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其次，涉案合同第三条第3款约定了最低包销数量，第七条约定由于圣牧公司包销原告产品，辰堃公司前期投入超过10000元，圣牧公司不得无故终止合同。本案中，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下单金额并未达到最低包销数量，符合涉案合同第七条约定的违约情形，应向辰堃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综合合同性质、合同履行情况、双方过错程度、辰堃公司的损失及在案证据等因素对违约金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与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6月3日签订的《圣牧（北京）产品包销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8707.2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元；四、驳回上海辰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圣牧公司与辰堃公司之间因买卖涉案产品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辰堃公司提交其员工肖辉与王某的订货微信聊天记录、附有王某签字确认的供货金额共计171164元的送货单以及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其已按照涉案合同约定向圣牧公司交付涉案产品。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圣牧公司向辰堃公司下单发出订货需求且辰堃公司向圣牧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成立。圣牧公司虽上诉称涉案货款金额共计72456元而非171164元，且其指定的下单人及收货人均为文海娥而非王某，不应以王某在送货单上的签收行为视为圣牧公司对涉案产品的收货确认行为，但并未提供反驳证据，且圣牧公司亦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王某签字确认的送货单所载客户地址为其在杭州市余杭区物美仓库这一送货地点。因此，辰堃公司的事实主张形成了证据优势，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处理并无不当。圣牧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抗辩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无法采纳。关于违约金一节，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合同、送货单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的事实情况，同时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辰堃公司的损失等因素，判令圣牧公司就下单金额未达到涉案合同约定的最低包销量向辰堃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元，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圣牧公司关于不同意支付所欠货款及违约金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圣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元，由圣牧（北京）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