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1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林，男，196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桂英，女,196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徐玉林、何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波，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广兰，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雄州街道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红，南雄市澜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徐玉林、何桂英因与被上诉人刘广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玉林、何桂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徐玉林、何桂英偿还借款7695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本金76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给刘广兰。二、改判徐玉林实际尚欠金额应为56950元；三、改判何桂英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广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借款总金额15万元，错误认定为17万元，刘广兰通过微信转账的20000元应包含于2017年10月5日的50000元的借款中，而不应重复计算另外一笔借款中，加重徐玉林的清偿责任。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广兰在一审中作为原告控告徐玉林偿还借款，就应该举证借款关系的成立。刘广兰称与徐玉林前后于2016年11月2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10月5日合计借款给徐玉林150000元，以及2018年4月22日用微信再次转借给徐玉林20000元，但只有前三笔提供了借款收据，而第四笔借款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借据，只有微信转账记录，而且在微信或其他通信工具中也没有提及这笔借款的说明。既然刘广兰、徐玉林双方在前三笔借款中，都有借据，却唯独第四笔借款没有借据，这不符合逻辑和生活常识。在法律适用中，适用原则应优先于交易习惯，所以一审法院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仅凭交易习惯就认定第四笔借款关系的成立，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而应该从双方的整个借款往来，推定刘广兰通过微信转账的20000元应包含于2017年10月5日的50000元的借款中，而不应该重复计算另外一笔借款，认定徐玉林与刘广兰之间的借款总额为150000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有误，本案应为徐玉林的个人债务，何桂英不应与徐玉林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題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结合原审判决，原审法院之所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三个理由无一能够成立。首先，在本案中债务金额高达15万元之多，均是在很短时间累计形成，结合当地生活标准，这已经远远超出日常生活所需，但原审法院竟然判定未能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试问在南雄这个县城（除非是买房买车购置大宗物品。本案也不存在这个情形），一个家庭一年生活费要支付15万么，原审法院的这一判定实属荒唐；其二，刘广兰在一审中自认在第二笔借款5万元是徐玉林用于其儿子说顶了一间快递公司。徐玉林与其儿子是近亲属，但其儿子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一点恰恰证明款项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没有关系，儿子早已经独立成家，其经营行为与何桂英更无关联，以此为据判令何桂英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其三。在每一笔借款都是以徐玉林的个人名义形成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举证责任承担无疑是由作为债权主张的被上诉人承担，刘广兰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明该笔债务用于徐玉林、徐玉林夫妻的共同生活，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原审法院却以何桂英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非用于共同家庭生活需要为由，判令为共同债务，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刘广兰口头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所借款项都是用于徐玉林、何桂英家庭儿子开快递公司、新农村建房、夫妻双方开饭店，所以应当维持原判。刘广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徐玉林、何桂英偿还刘广兰的借款合计170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玉林、何桂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玉林、何桂英原系夫妻关系，于1991年7月16日办理结婚登记，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离婚登记。徐玉林分别于2016年11月21日、2017年4月5日、2017年10月5日向刘广兰借款50000元，共计150000元。另，2018年4月22日，刘广兰向徐玉林微信转账20000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徐玉林向刘广兰微信转账明细为：2017年11月1日4000元、2017年12月5日10000元、2018年1月27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2月12日10000元、2018年3月26日5000元、2018年3月26日2000元、2018年4月8日4000元、2018年5月2日7000元、2018年5月2日500元、2018年6月3日6000元、2018年6月26日7000元、2018年7月1日2000元、2018年12月2日1400元、2018年12月2日600元、2018年12月4日2000元、2019年1月26日1550元，以上合计9305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案涉债务金额的确认问题；二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三是案涉债务的利息如何计算。一、关于案涉债务金额的确认问题。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徐玉林辩称2018年4月22日刘广兰通过微信转账的20000元系包含于2017年10月5日的50000元借款中，因刘广兰没有足够资金，所以借款时间和转账时间不一致。该院认为，徐玉林对其抗辩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借款时间和实际转账时间时隔超过半年，难以符合民间借贷一般交易习惯，因此，该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综上，该院确认徐玉林向刘广兰借款共计170000元。庭审中，徐玉林提交了18张微信转账凭证，主张向刘广兰还款明细为：2017年11月1日4000元、2017年12月5日10000元、2018年1月27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2月12日10000元、2018年3月26日5000元、2018年3月26日2000元、2018年4月8日4000元、2018年5月2日7000元、2018年5月2日500元、2018年6月3日6000元、2018年6月26日7000元、2018年7月1日2000元、2018年12月2日1400元、2018年12月2日600元、2018年12月4日2000元、2019年1月26日1550元，以上合计93050元。刘广兰先辩称于2018年3月11日才添加徐玉林微信，因此并未收取徐玉林于2018年3月11日前通过微信转账的款项，即2017年11月1日4000元、2017年12月5日10000元、2018年1月27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1月28日10000元、2018年2月12日10000元；后又辩称对18笔款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大部分款项并非用于还款，系徐玉林向刘广兰购买鱼、手机等物品、偿还利息或因刘广兰帮徐玉林偿还欠款，徐玉林将相关款项转给刘广兰。该院认为，刘广兰就以上款项转账记录的前后陈述明显矛盾，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其辩称对18笔款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的意见予以采信，对其他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刘广兰庭后补充提交《第一期》、《第二期》、微信转账记录和《vivo专卖店质量保证单》，拟证明徐玉林向刘广兰转账款项的用途为：2018年12月2日1400元、2018年12月2日600元、2019年1月26日1550元系购物款；2017年11月1日4000元系购买手机的费用。徐玉林、何桂英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系刘广兰非法组织他人进行高利贷，且徐玉林购买手机时已另行向刘广兰支付购机款，与徐玉林的还款行为无关联。该院认为，《第一期》《第二期》内容未能反映2018年12月2日1400元、2018年12月2日600元、2019年1月26日1550系购物款。《vivo专卖店质量保证单》显示购机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手机金额为3999元，而徐玉林于2017年11月1日向刘广兰微信转账4000元，前后间隔了13天，与一般交易常理明显相悖，刘广兰亦未就此进行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该院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用途不予采信。综上，该院确认徐玉林向刘广兰还款共计93050元。另，刘广兰主张就案涉借款双方已口头约定利息，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徐玉林对利息约定亦予以否认，且《借条》中亦未载明利息。因此，该院确认案涉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综上所述，该院确认徐玉林向刘广兰借款170000元，已还款93050元，还欠7695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二、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该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何桂英未在借据上签字确认，但案涉债务发生于徐玉林与何桂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亦未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次，庭审中徐玉林已确认2017年4月5日的50000元借款用于与其儿子共同开快递公司，而徐玉林、何桂英并未证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该笔款项应为徐玉林、何桂英共同生产经营所用。最后，何桂英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综上，徐玉林所欠的170000元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何桂英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案涉债务的利息如何计算。根据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刘广兰徐玉林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刘广兰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徐玉林、何桂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7695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本金76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给刘广兰。二、驳回刘广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徐玉林、何桂英的上诉意见，对本案争议焦点分述并评析如下：一、徐玉林主张刘广兰于2018年4月22日微信转账给其的2万元应包含于2017年10月5日的5万元的借款中应否采信。徐玉林收取刘广兰于2018年4月22日微信转账2万元事实清楚。刘广兰据此主张是2018年4月22日借给徐玉林的借款，徐玉林对此予以否认，辩称该款项是包含在2017年10月5日出具的借5万元的《借条》中。刘广兰则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刘广兰仅持微信转账凭证主张徐玉林于2018年4月22日向其借款2万元的情况下，徐玉林否认是单独借款，辩称该款项是包含在2017年10月5日出具的借5万元的《借条》中，应提供证据证明。徐玉林于2017年10月5日出具5万元的《借条》与刘广兰于2018年4月22日转账2万元给徐玉林两者相隔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徐玉林已经每月共九笔合计偿还借款6.5万元给刘广兰。按常理，如果徐玉林在2017年10月5日出具《借条》时刘广兰尚有2万元借款未支付给徐玉林，那么徐玉林就应该要求刘广兰先足额支付借款金额，而不是履行还款义务。鉴于徐玉林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徐玉林应当为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徐玉林主张刘广兰于2018年4月22日转账给其的2万元应包含于2017年10月5日的5万元的借款中不予采信。二、何桂英主张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成立。涉案债务发生在徐玉林与何桂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广兰主张徐玉林借款是用于家庭开农家乐、快递公司、建房等，应为徐玉林、何桂英共同生产经营所用。何桂英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涉案债务是徐玉林个人债务，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何桂英主张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玉林、何桂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徐玉林、何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