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1）津执复14号复议申请人（申请人）：林强，男，汉族,1927年5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庆，天津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诉讼代表人：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被执行人：天津开发区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吴从泉，董事长。复议申请人林强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与被执行人天津开发区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林强以债权转让为由向该院申请变更为（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一中院查明，2000年12月25日，华夏公司与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华夏公司将附表所列债权全部转让给华证公司，转让款总金额为“空”。转让款由华证公司在“空”年内分“空”次付清，具体付款数额根据华证公司对受让债权的收回情况确定。其中，附表天津分公司第九项债务单位名称为新发公司，起始日为1995年12月，年末金额为54681984元。2002年12月7日，一中院受理华夏公司与新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05年2月1日作出（2002）一中民四初字第927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由被告新发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华夏公司欠款人民币5189280元，被告逾期给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二、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均予驳回。案件受理费25169.4元，由原告负担5169.4元，由被告负担20000元。审计费50000，由原、被告各自负担25000元”后原、被告均不服，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6月9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四初字9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新发公司给付华夏公司欠款人民币5189280元，并自2002年1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逾期给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审计费计75169.4元，由华夏公司负担46353元，新发公司负担2334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5169.4元，由新发公司负担。”判决生效后，华夏公司于2005年申请强制执行，一中院于2005年7月13日以（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立案执行。2014年11月27日，华证公司与韩丽英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签订《资产交易合同》，将账面价值为1094764024.53元的资产，以48219280.28元转让，标的资产清单中包含新发公司账面金额51200338.58元的资产。2014年12月12日，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就债权转让向新发公司发出《债权、权益转让通知》。华夏公司对新发公司享有债权账面金额51200338.58元，以及该债权的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华夏公司已将上述债权或及权益、该等权利所涉担保权益、司法权益和其他相关权益全部转让予华证公司，华证公司在受让上述权利后，已将上述权利全部转让予韩丽英。2015年3月17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2015）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3576号公证书，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债权、权益转让通知》复印件与张建伟邮寄的原件内容相符，并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编号为“1082493575513”的《国内标准快递》详情单复印件与张建伟邮寄时取得的原件内容相符。邮件详情单原件由申请人保存。2015年8月14日，韩丽英与林强签订《资产交易合同》，将账面价值为1031356607.95元资产以5500000元转让给林强。标的资产清单中包含新发公司账面金额51200338.58元的资产。2015年11月11日，韩丽英就债权转让向新发公司发出《债权、权益转让通知》。华夏公司已将对新发公司享有的账面余额为51200338.58元债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转让予华证公司，华证公司受让上述权利后全部转让予韩丽英，韩丽英在受让上述权利后，已将权利全部转让予林强。2015年11月12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2015）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1873号公证书，证明韩丽英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娟的邮寄行为在公证员监督下进行，与公证书相粘连的《债权、权益转让通知》复印件与张晓娟邮寄的原件内容相符，并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编号为“1016972572718”的《国内标准快递》详情单复印件与张晓娟邮寄时取得的原件内容相符。邮件详情单原件由申请人保存。一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于2000年12月2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明细表中记载的华夏公司对新发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为54681984元。而在转让当时，华夏公司并未对新发公司提起诉讼，不存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问题。其后，华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新发公司提起诉讼并取得案涉执行依据，成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但其在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后并无转让行为。而华证公司并非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人，也非本案的申请执行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韩丽英订立的资产交易合同确定的标的与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具有同一性。而林强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受让自韩丽英，其受让的债权数额与最初华夏公司转让给华证公司的债权数额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数额均存在差异，故林强以最终受让2000年《债权转让协议》的债权为由，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三十条规定，作出（2020）津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人林强的变更请求。林强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裁定撒销（2020）津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林强为(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案申请执行人。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中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1.2000年，华夏公司将对新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华证公司时，虽然并未对新发公司提起诉讼，但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关于新发公司的债权，事实上就是法院后来作出的（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2.虽然华夏公司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未向法院提出债权已转让，并仍以其自己的名义诉讼井取得生效判决，但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符合债权转让实践中，债权转让后仍以原债权人名义提起诉讼的一惯做法。上述事实，一中院听证当天华夏公司全部进行了确认，明确了华夏转华证、华证转韩丽英、韩丽英转林强的债权就是（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权，且根据本案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林强受让的债权就是（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本着实事求是和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法院应当对该转让事实予以确认。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表述的是一个法律事实状态，并不是时间状态，只要转让的债权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法院就应当依法认定并裁定变更执行主体，该规定并未要硬性求债权必须在法律文书生效后才能将转让，更未规定债权转让后，不能以原债权人名义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在未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主要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避免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原债权人作出的清偿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华夏公司虽然与华证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一直没有通知新发公司，并未增加新发公司的负担，也没有导致新发公司错误清偿，因此，华夏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虽然债权转让当时没有通知新发公司，但不能否认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从2015年始，华夏公司、华证公司、韩丽英、林强等各方当事人将债权转让事实依法通知了新发公司，新发公司均无异议，因此，法院应当认定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不能生硬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理解为“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后才能将债权进行转让”，即使债权转让在前，法律文书生效在后，但只要债权转让的标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便应当依法对申请执行人进行变更。再次，一中院认为历次债权数额有微小差异的问题，华夏公司和华证公司均说明账面金额仅是其内部账务记账数字，一切以（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为准。华夏公司出具《债权、权益转让证明》，明确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及权益转让给华证公司。华证公司、韩丽英在受让本案债权后同样出具《债权、权益转让证明》，书面确认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及权益最终转让给了复议申请人林强，林强向法院请求变更申请执行人所承受的债权也是（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并未损害新发公司的合法利益。二、一中院程序违法。本案中，新发公司已经处于歇业状态，因为新发公司开发的房屋买卖纠纷，一中院一直负责保管新发公司的公章，凡涉及新发公司的诉讼业务，由一中院给新发公司的联系人吴懿盖章出具新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本案听证时间定在2020年12月4日，一中院2020年12月3日才通知吴懿，由于周六日为休息日，一中院无法给吴懿办理授权手续，导致吴懿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最终导致新发公司无法对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宜进行当庭确认.在如此情况下，一中院却认为无法核实债权转让的唯一性而不同意对债权进行变更，显然程序违法。三、本案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1998年期间，国务院和证监会发布关于对国有证券公司清理整顿的78号文件要求对国有证券公司剥离不良金融资产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2000年本案原债权人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行为合法有效。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中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林强“变更为（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本院认为，执行程序中变更当事人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的变更，必须遵循法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00年12月25日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华夏公司既非一中院（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该《债权转让协议》中涉及对新发公司的债权也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002年12月华夏公司对新发公司提起诉讼，该公司在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后并无转让债权行为。因无“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这一法定基础，一中院（2020）津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关于“林强以最终受让2000年《债权转让协议》的债权为由，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断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本院支持一中院驳回林强变更其为（2005）一中执字第444号案件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并非对华夏公司与华证公司、华证公司与韩丽英、韩丽英与林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认定，林强仍可以通过其他法律程序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林强的复议申请，维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钟兴海审判员  李红春审判员  王洪斌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赫兰冰书记员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