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327民初427号原告:温州市爱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MA2HB9XX0H，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西经三路22号第三幢四楼。法定代表人：吴晓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谦，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衍，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贤樟，男，198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被告：金运坡，男，199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铸、陈小春，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州市爱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爱亿公司）与被告林贤樟、金运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州爱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谦、被告林贤樟、金运坡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荣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温州爱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37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3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原告欲采购5万只KN95口罩，两被告通过微信联系原告声称自己拥有重庆凯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凯雅公司）的居间代理权，可以令原告从重庆凯雅公司采购到口罩。两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所谓重庆凯雅公司的营业执照照片、加盖有重庆凯雅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所谓电子版采购合同、员工职位证明及业务委托书等材料，原告因此相信确有其事，按照两被告的指示，支付了全部货款：1.指示案外人黄家奇、黄加丽分别于2020年3月31日通过微信转账共向被告林贤樟支付60000元；2.指示案外人黄加丽于2020年3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林贤樟指定的许发泵账户支付315000元。以上共计375000元。原告支付完毕上述款项后，久久未收到重庆凯雅公司的任何口罩，在原告的多番催促下，被告一直谎称正在与重庆凯雅公司联系，以此借口拖延时间，甚至故意用顺丰邮寄佯装发货骗取原告信任，又悄悄取消该邮寄。无奈之下，原告只得以买卖合同纠纷向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起诉重庆凯雅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退回货款，案号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4民初2138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两被告出庭作证，但两被告在庭审中故意逃避出庭，拒不参加诉讼。而重庆凯雅公司在诉讼中辩称其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口罩交易，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未使用任何合同专用章以及未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货款，且与原、被告均不认识，采购合同中委托的游哲非其员工，对原告所称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同时对被告林贤樟发送给原告的电子版采购合同，员工职位证明及业务委托书等材料均否认其真实性。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上述事实，认定原告与重庆凯雅公司之间不存在口罩买卖合同关系，重庆凯雅公司与该笔交易无关，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虚构事实，骗取原告口罩货款375000元，既未促成原告与重庆凯雅公司订立合同，也未令原告取得所购买的口罩，并且拒不退还款项。两被告无法律依据继续占用原告的财产，应当向原告返还该全部购货款37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如经审理查明被告涉嫌犯罪的，亦请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林贤樟、金运坡辩称：一、对原告在诉状中称的“两被告通过微信联系原告声称自己拥有重庆凯雅公司的居间代理权；被告甚至故意用顺丰邮寄佯装发货骗取原告信任，又悄悄取消该邮寄”，并称“两被告在庭审是故意逃避出庭作证，拒不参加诉讼”，原告的这些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原告与被告联系问被告哪里可以买到口罩，为此，被告给原告介绍了重庆凯雅公司，为其居间介绍买卖的事实，而不是被告先行联系原告的。被告也从来没有用顺丰邮寄佯装发货骗取原告信任，又悄悄取消该邮寄，对顺丰寄货又退回的事实是重庆凯雅公司或游哲所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也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原告在起诉重庆凯雅公司买卖合同过程中，被告不知道原告有没有把被告作为证人向某申请出庭作证，但被告根本就没有接到出庭作证的通知，原告所称的“被告故意逃避出庭，拒不参加诉讼”是毫无根据的。二、本案真正的事实是，当时原告与被告林贤樟处于资源共享合作状态，原告向被告林贤樟咨询哪里可以采购到5万只ＫＮ95的口罩，两被告刚好都在杭州，后被告金运坡就通过自己的渠道联系到了重庆凯雅公司的员工游哲并确定以375000元购买5万只ＫＮ95的口罩。被告获得该信息后，将这条信息传达给了原告，原告的负责人也接受了这个价格，之后双方公司通过微信签订了《采购合同》，《采购合同》签订后，原告确实支付了货款375000元，但这些款项被告扣除居间费用35000元后，当日将剩余的340000元汇入游哲的银行账户内，用于购买原告的口罩。事后，由于重庆凯雅公司或者说游哲迟迟没有发货，且被告联系游哲一直未果后，被告在杭州报了案，也前往重庆报案。事后，被告也将相关材料、证据提供给了原告。在这期间以及到今天原告对被告是居间人一直没有异议。由此可见，从整个案件的事实及原告的陈述上来看，被告只是一个居间人，在居间过程中，又没有任何事项隐瞒原告，由此对原告的款项被告不但不用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三、从本案原告的主张和立案的案由上来看，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首先是要得到利益，在本案中被告除了从游哲或者说从重庆凯雅公司那里得到35000元外，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被告不知道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75000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依据何来。四、由于款项是汇给游哲，重庆凯雅公司又有出具员工职位证明及业务委托书、居间服务协议、采购合同等材料，原告要求返还的话应当向游哲或重庆凯雅公司返还，而不应当向被告要求返还。因此，被告认为，游哲、重庆凯雅公司与本案的审理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法庭追加游哲或重庆凯雅公司为被告，并判令游哲或重庆凯雅公司返还货款34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75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是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为此，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温州爱亿公司为购买ＫＮ95口罩，与林贤樟联系是否有购买渠道，后林贤樟通过金运坡处获知可向重庆凯雅公司购买，林贤樟、金运坡遂以居间人的身份于2020年3月31日与温州爱亿公司股东吴晓荣、温州爱亿公司员工黄家奇、黄加丽等人组建微信群，联系购买ＫＮ95口罩事宜。在微信中，林贤樟向温州爱亿公司发送了《采购合同》《重庆凯雅公司员工职位证明及业务委托书》《居间服务协议》。其中，《重庆凯雅公司员工职位证明及业务委托书》载明：游哲，身份证号码500221198709××××，系重庆凯雅公司员工，任公司销售部销售总监一职，并委托游哲就其公司相关产品的商务洽谈、合同签订、货款收款等相关事宜全权负责。《居间服务协议》约定：重庆凯雅公司委托金运坡提供ＫＮ95口罩销售居间服务，并向金运坡支付服务费，服务费按照0.6元／个支付，合约数量为5万个，服务费共计3万元。《采购合同》约定：采购方为温州爱亿公司，销售方为重庆凯雅公司，重庆凯雅公司的联系人为游哲，温州爱亿公司向重庆凯雅公司购买ＫＮ95口罩5万个，总货款375000元，重庆凯雅公司应于2020年4月2日前发货，发货时间以货款到账时间为准，温州爱亿公司须在合同签订后立即付清合同约定的货款，货款支付至重庆凯雅公司指定的游哲银行账户。当日，温州爱亿公司通过黄家奇账户向林贤樟微信转账10000元，通过黄加丽账户向林贤樟微信转账50000元，通过黄加丽账户向林贤樟指定的许发泵账户转账315000元。林贤樟在收到上述货款375000元后，于当日通过许发泵账户向《采购合同》约定的游哲账户转账340000元。但事后，温州爱亿公司未收到相应的ＫＮ95口罩。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原告公司营业执照、被告身份证、户籍信息、采购合同、业务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员工证明及居间服务协议、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缺乏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温州爱亿公司转账给林贤樟、金运坡37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从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看，可以证实林贤樟、金运坡收取温州爱亿公司款项375000元是基于林贤樟、金运坡居间行为，代为收取温州爱亿公司购买口罩的货款，可见，林贤樟、金运坡收取温州爱亿公司375000元款项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故不构成不当得利。现原告诉请要求二被告返还该款项375000元，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温州市爱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74元，减半收取3537元，由温州市爱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书乐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赵晓怡?相关法律条文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