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郁晓，女，1971年2月1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进忠，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后元，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蒙锦和，男，1986年10月19日出生，壮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唐维，男，199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胡怡，男，199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诉人王郁晓因与被上诉人蒙锦和及原审第三人唐维、胡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工作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郁晓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蒙锦和一审提交的《费用统计表》中40笔信用卡消费没有每一笔对应的证据，资金流向、用途根本不清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31日至10月4日，蒙锦和支付了翻译费、机票、住宿费等共计267807.94元”严重背离客观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同时，上诉人亦举证证明自己为“2019贵洽会及俄罗斯考察”支付约17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一审法院却没有任何认定。2、上诉人王郁晓一审已经充分举证证明《调节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在反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客观存在，与原审第三人唐维、胡怡当庭自认“深夜到王郁晓家楼下蹲守王郁晓，随后电话通知蒙锦和、案外人刘肇楠等过来围堵”的事实完全吻合。其次，上诉人居住小区有大量证人证实“上诉人王郁晓深夜被人围堵、威胁、辱骂”，证实“上诉人王郁晓被胁迫换地方”，证人蔡某经历整个被胁迫的过程，其陈述与唐维、胡怡的当庭自认完全吻合、互相印证；第三，《调节协议书》系蒙锦和单方书写，内容本身即反向证明了王郁晓被胁迫的情况，即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客观书证；最后，蒙锦和、唐维、胡怡三人在《调节协议书》上签字的客观事实即印证了胁迫从“王郁晓家附近”持续至“签调节协议”。被上诉人蒙锦和二审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唐维、胡怡二审未作陈述。蒙锦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26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2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2日起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为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中，王郁晓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反诉原告、反诉被告2019年11月22日签订的《调节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蒙锦和与唐维、胡怡系朋友关系。王郁晓系贵州跨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贵州跨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与贵州省投资促进局作为甲方签订《合作举办2019贵洽会国外专场子活动协议书》约定“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及甲方工作职责再委托或转委托予任何第三人”。2019年6月26日，蒙锦和经人介绍与王郁晓相识。之后，蒙锦和、唐维、胡怡参与了贵洽会相关活动。王郁晓以欧亚经合组织亚太地区特别代表/秘书长身份、蒙锦和以跨时代文产集团副总经理名义参加了2019贵洽会俄罗斯欧亚经和组织投资项目路演洽接会。2019年8月31日7至10月4日，蒙锦和支付了翻译费、机票、住宿费等共计267807.94元给他人，其中仅有2019年9月6日转给王郁晓2000元。2019年8月17日至同年10月19日，蒙锦和与王郁晓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均未对上述款项是否应由王郁晓返还给蒙锦和并支付利息进行约定。2019年11月22日，王郁晓与蒙锦和及唐维、胡怡在一份《调节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该协议书载明：“本人蒙锦和与王郁晓合作2019年贵洽会并签订相关项目。因合作失败，现在决定进行成本核算，认定现在王郁晓于2019年12月底前支付130000人民币（拾叁万元整）。我们承诺在次会议前和会议后并没有用欧亚经合组织名义对接任何经济项目。也没有用组织的名义做违法乱纪的事，如果有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后因王郁晓未按协议书履行，蒙锦和遂提起诉讼，王郁晓遂反诉，双方请求如前。一审法院认为，蒙锦和请求王郁晓返还260000元并支付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王郁晓以被胁迫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反诉请求撤销《调节协议书》的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蒙锦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郁晓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615元，由蒙锦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76元由王郁晓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另查明，蒙锦和一审中为证明其垫付差旅费等费用共计267807.94元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微信聊天记录21页、信用卡交易明细2页和垫付费用统计表1页。其中，信用卡交易明细载明的户名为“覃建景”。另外，其自行制作的垫付费用统计表中载明的大量“项目”为“信用卡消费”。二审再查明，王郁晓一审中为证明案涉《调节协议书》系其被胁迫签订申请证人黄某、蔡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魏第出具的书面证言。其中，黄某所作证言中称：2019年11月21日晚11:30左右，其在家中看见王郁晓被几个男人围着，对其说了许多有人身攻击和威胁的话。护着王郁晓的眼镜男说要报警，这时王郁晓说不要报警，太丢人。建议换个地方谈。后几个人一直推搡眼镜男，又有人拉眼镜男车门强行钻进去。另外，蔡某所作证言中称：2019年11月21日晚其与王郁晓加班到23点多，其送王郁晓回家。下车就被蒙锦和、刘兆楠、唐维等人堵住门口，并进行漫骂、威胁。后被强行押到喜来登酒店茶区。王郁晓电话请老乡的叔叔来帮忙协调。这个人来后说你们的目的是要钱，你们一起做事，一人一半行不。就这样王郁晓在被逼迫、恐吓、威胁且非常疲倦、意识不清的状态下签了一个调解协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因本案纠纷系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对于上诉人王郁晓提出的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问题，虽然蒙锦和一审中为证明其垫付差旅费等费用共计267807.94元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信用卡交易明细和垫付费用统计表。但是，因其提交的信用卡交易明细载明的户名为“覃建景”，并且其自行制作的垫付费用统计表中载明的大量“项目”为“信用卡消费”，因此，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覃建景与蒙锦和之间存在代付关系且前述垫付费用统计表中载明的“信用卡消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31日7至10月4日，蒙锦和支付了翻译费、机票、住宿费等共计267807.94元给他人”的依据并不充分，本院对此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王郁晓提出的《调节协议书》系其受胁迫签订应予撤销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上诉人对于其受胁迫事实的举证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虽然王郁晓一审中申请证人黄某、蔡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魏第出具的书面证言。但是，因魏第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其提交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从黄某、蔡某所作证言的内容来看，虽然其二人均称王郁晓在住所外被多人围堵并被漫骂、威胁，但黄某陈述中亦称王郁晓主张不要报警，建议换个地方谈。同时，蔡某陈述中称双方系在喜来登酒店茶区签订《调节协议书》，期间王郁晓还电话请人来帮忙协调。因此，按照一般常理，王郁晓在喜来登酒店茶区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在可以请人到场帮忙协调的情况下，其被胁迫签订《调节协议书》的可能性存疑。况且，如其确系受到胁迫签订协议，但其事后并未通过报警等方式维护权利，也有违常理。据此，在缺乏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二人的证言尚无法达到法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案涉《调节协议书》的内容及书写主体亦不能作为其受到胁迫的充分、有效依据。据此，王郁晓对其系受胁迫签订《调节协议书》的主张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尚未达到法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2元，由上诉人王郁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田勇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钟钦书记员左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