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初14059号原告：刘某1，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戚某（曾用名戚务芝），女，193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刘某2，女，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委托代理人：李玉芳，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3，女，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原告刘某1与被告戚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刘某1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刘某2、刘某3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戚某、刘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刘某2要求对公证书中“刘随五”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依法休庭。后被告刘某2表示无法提供“刘随五”亲笔字的样材，故无法做鉴定。本院依法于2021年3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戚某、刘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随五所拥有的房产份额归原告一人所有，该房产为刘随五名下有一套属于刘随五和戚某共同所有的，坐落于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钢混结构，建筑面积124.02平方米的房屋；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某1与刘随五系父子关系，被告戚某与刘随五系夫妻关系。刘随五生前在武汉黄鹤公证处有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针对坐落在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41#B栋2单元6-1号，钢混结构，建筑面积124.02平方米，属于刘随五与戚某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为防止在他去世后，继承人为房产继承发生纠纷，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中属于刘随五所有的份额，在他去世后，留给儿子刘某1一人继承，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无关。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请。原告刘某1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干部履历表、墓碑照片，拟证明双方主体身份、刘随五与戚某间为夫妻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的情况。证据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拟证明刘随五的死亡情况。证据三、公证书、遗嘱，拟证明刘随五将坐落于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41#B栋2单元6-1号留给原告，并指定为原告个人财产，且刘随五的遗嘱已经公证的事实。证据四、土地证、房产证、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拟证明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刘随五。证据五、刘随五丧葬费用支出票据（6张）、购买丧葬物品（京东购买支出3350.2元），拟证明父亲刘随五去世时办丧事所支出的费用共计87842.2元。证据六、①母亲戚某手写的条子，拟证明戚某和刘随五给大女儿刘某220万元，给小女儿刘某340万元。两位女儿表示不要房子。②银行流水，拟证明2017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戚某委托原告帮其向二姐刘某3转款18.5万元的事实。证据七、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及自制医疗费用明细表，拟证明刘某1于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为父亲刘随五垫付医药费用共计214907.78元。被告戚某未到庭，未作答辩。被告刘某2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争房产系刘随五与戚某在婚内依法取得的共同财产，被继承人刘随五享有的上述房屋的份额发生继承，本案所有诉讼主体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的权利，上述房屋现是所有继承人共有的状态。原告依法享有的是继承权利，并非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二、刘随五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我们予以认可。目前是继承人和戚某共同共有状态，刘某2基于人伦道德、情理考虑，希望原告在戚某生前不对该房屋进行处分。三、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被继承人刘随五生前遗留的存款约25万元、退休金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应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的丧葬补助费余额以及抚恤金约30余万元，因享受主体为被继承人刘随五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有财产均由原告一人占有、使用，为了避免诉累，希望法院依法查明并依法判决分割。四、刘某2对父母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原告未对母亲尽到赡养义务，今后应对母亲尽主要的赡养义务，希望原告在母亲生前不要擅自出售涉案房屋，不要逼迫母亲将母亲所有的产权份额转至原告名下，让母亲老有所居。被告刘某2未提交证据。被告刘某3未到庭，其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状称，希望在母亲健在时暂不执行遗嘱，要让她手里有房产，有稳定的生活保障，要住有所居，同时，都是父母的亲生子女，应该唾弃重男轻女的恶习，秉承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被告刘某3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身份证，拟证明被告刘某3的身份情况。证据二、刘某3退休金流水账。本院依据职权及被告刘某2的申请，调取以下证据：证据一、刘随五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39流水及余额，证明刘随五死亡后截止2021年1月6日余额3.95元。证据二、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的证明材料，证明刘随五去世后有关收入的情况。证据三、武汉市黄鹤公证处提供的刘随五进行遗嘱公证时的相关材料及录像光盘，证明刘随五表示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留给刘某1。证据四、本院对戚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戚某当面书写的字条，证明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41#B栋2单元6-1号留给刘某1，遗嘱是刘随五亲笔写书写，戚某也表示把房子留给刘某1，希望法院能按刘随五的遗嘱办理。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评判。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刘随五（公民身份号码）与被告戚某于××××年××月登记结婚，共同生育子女：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子刘某1。刘随五于2017年11月30日死亡。现刘某1与戚某、刘某2、刘某3为刘随五的遗产、抚恤金、丧葬补助金等分配事宜发生纠纷，原告刘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查明，坐落于，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中山路********积124.02平方米，于2003年6月登记在刘随五名下，权证号：武房权证省直字第**。2015年6月16日，刘随五立《遗嘱》，载明：“立遗嘱人刘随五，本人因年事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对本人所拥有的房产进行如下处理：一、财产情况：本人与戚某为夫妻关系，共同拥有的房产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中山路41号B栋2单元，《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武房权省直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武昌国用（初改2003）第09110号。该房屋无转让、抵押等权利受限制的记录。二、财产继承：本人去世以后，本人所拥有的上述房产之份额全部由刘某1一人继承。立遗嘱人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神智清醒，且订立该遗嘱时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为本人自愿作出，系真实意思表示。此遗嘱一式二份，立遗嘱人一份，继承人一份。”2015年6月18日，刘随五到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填写《遗嘱公证申请表》，并明确表示：我想在我去世后把我的房产留给我的儿子刘某1一人继承，我女儿的条件都蛮好，她们也都有房子住，我们两老也都是这个儿子在照顾，所以这套房子就想留给儿子所有，姑娘们也都同意把房子留给儿子。同日，刘随五在《遗嘱》上签名、按指印。该《遗嘱》载明：“立遗嘱人：刘随五，男，1934年2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坐落在武昌区积。坐落在武昌区积玉桥街中山路********面积124.02平方米房屋一套，属于我刘随五与妻子戚某共同所有。为了防止在我去世后，继承人为房产继承发生纠纷，特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在我去世后，留给我的儿子刘某1一人继承，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无关。本遗嘱原稿由本人提供。本遗嘱一式三份，本人执二份，由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存档一份。本遗嘱在我死亡后生效，遗嘱继承人刘某1应在本遗嘱生效后申请办理继承权的公证手续，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立遗嘱人：刘随五（签名，按手印）”。2015年6月30日，武汉市黄鹤公证处（2015）鄂黄鹤内证字第11828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刘随五于2015年6月18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黄静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按指印，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刘随五的遗嘱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办理刘随五丧葬事宜，花费殡仪服务费7960元、火化项目款项930元、殡葬服务费58888元，以及武汉百年天顺殡仪服务有限公司《收据》800元、武汉市洪山区吉祥天服务部《收据》7024元、购买毛巾、香皂等人情开支3350.2元等费用，共计78952.2元，全部由刘某1支付。另查明，刘随五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39活期存折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1月14日，支出760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余额522.77元，摘要转卡；2017年12月12日，收入188410.10元、11404.58元、1500元，摘要转存、奖金、餐补；2017年12月16日，支出499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18日，支出499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18日，收入134522元，摘要报销；2017年12月19日，支出490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20日，支出499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21日，结息16.10元；2017年12月21日，支出499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22日，支出49900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7年12月23日，支出37875元至王敏名下账户*9×××79，摘要转卡；2018年3月21日，结息1.05元；2018年7月10日，收入4500元，摘要工资；2018年9月21日，结息2.74元；2018年12月21日，结息3.42元；2019年3月16日，支出4507元，摘要现支，余额0.76元；2019年3月21日，结息3.19元。截止至2021年1月6日，余额3.95元。以上共计向王敏转账336375元。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王敏系原告刘某1的妻子，原告陈述其清楚王敏取款的事情，但不知道取现4507元的事情。2021年1月27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出具《关于刘随五同志有关收入情况的说明》，载明：2018年省级机构改革时，省农垦局已整体并入我厅。刘随五去世后，原省农垦局共发放以下几笔资金至其原有个人账户：丧葬抚恤金188410.1元（其中丧葬费5000元）、档案奖11404.58元、午餐补贴1500元（补发2017.07-2017.11）、医药费报销134522元、护理费4500元（补发2017.07-2017.11标准上调差额）。查明，2018年5月15日，刘某1名下银行账户*8×××3刘某3名下银行账户*3×××03转款10000元，2018年6月3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5000元，2018年7月2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5000元，2018年8月1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5000元。合计25000元。2019年11月30日，刘某1名下银行账户*8×××3刘某3名下银行账户*2×××55转款20000元，2019年12月1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2019年12月4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2020年2月2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10000元。合计70000元。2019年11月28日，刘某1名下银行账户*4×××4刘某3名下银行账户*2×××55转款10000元，2019年11月29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2019年11月30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2019年12月1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2019年12月4日，刘某1向刘某3转款20000元。合计90000元。以上刘某1一共向刘某3转款185000元。2020年12月3日，被告戚某在接受本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希望法院按刘随五的遗嘱办理，遗嘱是刘随五亲笔书写的名字，是他的真实意思。儿子刘某1对我和他父亲照顾很多，我们都愿意把房子留给刘某1。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交戚某手写的字条，戚某在字条上表示，戚某和刘随五曾给大女儿刘某220万元，给小女儿刘某340万元，两位女儿表示不要房子。庭审中，原告刘某1陈述，由王敏转走的钱我知道，其中有18.5万元，我妈妈让我转给了刘某3。医疗费134522元这块，我和我姐姐都有垫资，大姐垫资了2万元，我于2017年12月27日我通过银行分两笔还给她了，其余的是我垫资的。有我刷信用卡的，有我付现金的。医疗费是134522元，这个报销后，农垦局就把钱打给我了。现支的4500元我不清楚。父亲的存折在母亲处，有时候是她自己去，有时候让我去办理。我认为父亲的遗嘱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我希望法院按父亲遗嘱判决。关于父亲遗产、丧葬费、抚恤金，所有办理都是我为主办理，支出也是以我为主支出。存款剩余金额我不清楚。希望法院对被告提出的分配丧葬费、抚恤金的要求，不予支持。被告刘某2陈述，要求依法分割刘随五生前遗留的存款、丧葬补助费、抚恤金，认可对父亲后世处理情况，我没有支出。刘随五退休金高达1万元以上，还有其他福利费用，刘随五有能力自行支付医疗费，不足部分有其子女垫付，各子女应提供相应凭证。对丧葬费及医疗报销等合计三十万余元，我认为应扣除各子女垫付的医疗费，不包含刘随五生前自行承担部分及丧葬费67778元，及戚某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其他剩余款项由于被继承人刘随五未有遗嘱，请求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对于刘某1提交的戚某手写的条子，刘某2认可戚某给其20万元的事实，认为该款项系2015年刘某2女儿在国外读博期间戚某赠与的费用。我的确跟父母表示过不要房子，但妹妹刘某3没有说过不要房子。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原告刘某1与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均为本案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一、关于被继承人刘随五的遗产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的规定，本院审查证据后认为，根据刘随五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39活期存折明细清单，以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出具《关于刘随五同志有关收入情况的说明》，在刘随五去世后，刘随五名下存款余额522.77元，结息16.10元+1.05元+2.74元+3.42元+3.19元=26.5元，以及原湖北省农垦局共发放丧葬抚恤金188410.1元（其中丧葬费5000元）、档案奖11404.58元、午餐补贴1500元、医药费报销134522元、护理费4500元，上述款项中除抚恤金、丧葬补助金188410.1元外，522.77元+26.5元+11404.58元+1500元+134522元+4500元=152475.85元，为刘随五与戚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继承时，应当先将其中的一半即152475.85元÷2=76237.93元分出归戚某个人所有，其余的76237.93元作为刘随五的遗产予以分割。本院依法确认刘随五存款部分76237.93元，以及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中山路41#B栋2单元6-1号（建筑面积124.02平方米，权证号：武房房权证省直字第**）为刘随五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及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的规定，被继承人刘随五有权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合法财产，未处分的个人合法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本院审查证据后认为，涉案公证遗嘱系被继承人刘随五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对原告刘某1要求按公证遗嘱继承刘随五所拥有的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41#B栋2单元6-1号房产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刘某2辩称遗嘱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辩称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的意见，予以支持。本院依法确认被继承人刘随五未处分的银行账户存款中属于遗产的部分76237.93元按法定继承处理，即原告刘某1、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分得被继承人刘随五存款部分的遗产76237.93元÷4=19059.48元。刘随五去世后，其名下银行存款向王敏转账336375元，被取现4507元，减去抚恤金、丧葬补助金部分188410.1元，和归戚某个人所有的部分76237.93元，遗产部分336375元+4507元-188410.1元-76237.93元=76233.97元均在王敏处，即刘某1处。故刘某1应分别支付戚某、刘某2、刘某376233.97元÷4=19058.49元。戚某是否要求刘某1返还归其个人所有的部分76237.93元，该事实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处理。二、关于刘随五的抚恤金、丧葬补助金的问题：抚恤金、丧葬补助金均发生于刘随五死亡后，不属于遗产范畴。抚恤金是对死者直系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丧葬补助金是社保机构给予死者亲属处理死者后事的一种补助。戚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均系刘随五的直系亲属，均有权享有该笔款项。现刘随五的丧葬事宜已处理完毕，亲属间应妥善处理其他事项。结合本案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在情与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将抚恤金与丧葬补助金一并处理，酌情认定戚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各享有抚恤金、丧葬补助金的四分之一，亦均应承担刘随五丧葬费用的四分之一。本案中，抚恤金、丧葬补助金共计188410.1元，每人可分得188410.1元÷4人=47102.53元。该款项均在王敏处。因办理刘随五丧葬事宜，刘某1已垫付78952.2元，每人应分担78952.2元÷4人=19738.05元，故刘某1应分得106316.66元，戚某、刘某2、刘某3各分得47102.53元-19738.05元=27364.48元。上述款项均在刘某1处，刘某1应分别支付给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故综上所述，原告刘某1应将被继承人刘随五存款部分的遗产和抚恤金、丧葬补助金部分款项分别向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支付19058.49元+27364.48元=46422.9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某1陈述其在处理父亲刘随五后事期间，所支出的费用共计87842.2元，经审查证据后认为，刘某1出具的单据中，2017年12月2日《武汉市武昌殡仪馆火化、殡仪服务收款明细单》（载明的合计金额为8890元），系2017年12月2日武汉市武昌区殡仪馆出具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金额7960元）、《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金额930元）上的收款明细，该款项不能重复计算；刘某1认为刘随五的医药费134522元系其垫付，并在庭后提交了其名下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证明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为父亲刘随五花费医药费用共计214907.78元，但其提交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仅证明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刘某1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湖北省中医院等医院有刷卡记录，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1为刘随五垫资医药费的主张；戚某手写的字条和刘某1提供的向刘某3转账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戚某和刘随五曾给刘某220万元、给刘某340万元，以及刘某1向刘某3转款185000元的事实，现无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刘随五的遗产，或是对刘随五的抚恤金、丧葬补助金的处分；刘某2认可刘某1在办理刘随五丧葬事宜中花费67778元，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费用未用于刘随五丧葬事宜或系刘某2支付的主张。故对刘某1、刘某2的相关辩称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中山路********房产方米，权证号：武房权房权证省直字第**）被继承人刘随五所享有的产权份额由原告刘某1继承所有；二、原告刘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戚某支付款项46422.97元；三、原告刘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某2支付款项46422.97元；四、原告刘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某3支付款项46422.9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344元，减半收取9172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7195元，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各负担659元（该款项已由原告刘某1垫付，被告戚某、刘某2、刘某3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李红鹰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邱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