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戈亮，男，1982年8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皛淼，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佳雯（系上诉人妻子），女，198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骏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渡桥路78弄4号103室、24号104室。法定代表人：郑晓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安，上海坤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逸玮，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戈亮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骏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富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6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戈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和秦皛淼、骏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安和贾逸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戈亮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戈亮是按照李某的要求向其本人和朱某付款，而李某是骏富公司的员工，骏富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曾经认可李某是其销售人员，后又反悔，骏富公司也始终不提供其公司的员工名册。李某系骏富公司员工，戈亮作为购房人反复确认李某身份后向其支付购房定金5万元（人民币，下同），并按其要求向朱某支付房款，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戈亮是到售楼处购买的一手房源，根本不知晓朱某的情况，骏富公司虽然提供了朱某付款的POS单，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实际支付过首付款200余万元。法院应当调查李某的身份、社保信息、个人所得税信息及骏富公司所有员工的社保和所得税信息。戈亮提供的证人证言能证实李某系骏富公司的销售人员。骏富公司辩称，其没有通过朱某和李某多收取戈亮的购房款，戈亮支付的房款数额与购房发票一致，骏富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购房都是大款项交付，购房者都会审慎处理，清楚知晓付款数额和付款账户，戈亮在首付款未成功支付的情况下，更应当谨慎处理付款事宜。戈亮明知其支付的对象不是骏富公司，且金额远超约定数额，仍向朱某付款，此系戈亮的单方行为，与骏富公司无关，如果戈亮认为支付行为异常，其应当拒绝向朱某支付钱款。李某和朱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也未代骏富公司收取房款。由于当时房屋所在地块销售火爆，出现加价购买的情况，戈亮多支付的钱款是给朱某的加价款，并非支付给骏富公司。戈亮在完成所有支付行为、签订合同、实际取得房屋的两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此与其现在的诉讼行为相悖。骏富公司不同意戈亮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戈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骏富公司返还戈亮641,561元，并赔付戈亮以641,561元为基数、按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骏富公司支付戈亮律师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1日，案外人朱某与骏富公司签订《认购书》，约定了朱某向骏富公司认购涉案房屋，房价款为4,356,359元，分期付款，朱某应于2016年12月28日前与骏富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合同确认买受人为朱某、非直系亲属不得更名等事项。同日，朱某向骏富公司转账付款20万元，骏富公司开具该款系定金的收据。同月23日，朱某向骏富公司转账付款1,954,218元，骏富公司开具该款系分期1款的收据。2017年1月20日，案外人侯某向案外人李某转账付款5万元，付款摘要为“中骏定金”。同年2月11日，朱某向骏富公司出具《更名申请表》，明确其认购的涉案房屋变更购房人为戈亮、其已支付购房款2,154,218元。同日，戈亮与骏富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了戈亮向骏富公司购买涉案房屋，房价暂定为4,308,436元（房屋交付时按实测建筑面积、约定单价计算后多退少补），房款支付至骏富公司的预售款监管账户（账户名称为骏富公司、账号为97XXXX74），签订合同当日支付首付款2,154,218元，2017年2月26日前支付864,218元，余款129万元办理按揭贷款并在2017年4月12日前给付骏富公司等事项。同日，戈亮通过POS机向名称为“上海骏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X苑”的账户转账付款2,154,218元，该款在付出后被退回至戈亮的账户，该笔交易的摘要为“撤销”，戈亮在随后通过自助终端系统连续6次向朱某的尾号为5265的账户转账付款，付款共计2,645,779元（前5笔付款均为50万元）。同月13日，侯某向李某转账付款10万元。同月16日，骏富公司向戈亮开具2,154,218元的购房款发票。同年3月8日，戈亮向骏富公司转账付款864,218元，骏富公司向戈亮开具864,218元的购房款发票。同年4月10日、20日，戈亮申请的129万元贷款先后发放至骏富公司账户。同年8月29日，骏富公司向戈亮开具1,295,772元的购房款发票。同年9月27日，戈亮向骏富公司转账付款5,772元。同月，骏富公司向戈亮交付了涉案房屋。骏富公司和上海A有限公司均为上海B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持有上海C有限公司30%的股权，骏富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郑晓乐。朱某于2014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在上海C有限公司参保缴费，2018年12月至今在上海A有限公司参保缴费。账号主体为上海C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1月发布信息称其“XX”项目小组获得奖项，骏富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房屋售楼处标示的楼盘名称为“XX”。为本案诉讼，戈亮支出律师费5,000元。原审审理中，侯某向原审法院确认其系受戈亮的指示而向李某付款，其所付的涉案钱款由戈亮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系戈亮与骏富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合同约定、戈亮的付款情况、骏富公司开具的购房款发票，可以认定戈亮购买涉案房屋的价款为4,314,208元（包括合同约定的价款4,308,436元和房屋交付时结算的面积补差款5,772元）。对于上述应付款，戈亮已经直接支付骏富公司2,159,990元（一笔864,218元、一笔5,772元和129万元贷款），未付余款2,154,218元。虽然戈亮未向骏富公司支付其余购房款2,154,218元，但骏富公司认可戈亮已经付清全部购房款，该认可的原因是案外人朱某在戈亮购房前曾认购涉案房屋并已支付购房款2,154,218元、骏富公司同意将购房人变更为戈亮并与戈亮签订合同，该认可的实质是骏富公司将朱某的上述付款转化为戈亮的付款。骏富公司将朱某支付的购房款作为戈亮向其支付的购房款，虽在购房人更名、购房款收取等方面有失规范，但由于无证据证明骏富公司与朱某在涉案房屋的销售中为规避可能存在的政府限价政策而恶意串通，无证据证明骏富公司从中获得了额外的金钱利益，故骏富公司将朱某的付款作为戈亮的付款不损害戈亮的合法权益，可以认定戈亮已经付清全部购房款。因此，骏富公司并未直接向戈亮收取合同约定房价、结算时的面积补差价以外的购房款。戈亮在购房中支付骏富公司2,159,990元、朱某2,645,779元、李某15万元，总付款为4,955,769元，对比应付房价款，多付了641,561元。戈亮认为朱某、李某的上述收款属于骏富公司收款，骏富公司取得上述641,561元，构成不当得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戈亮认为骏富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对朱某、李某的收款属于骏富公司收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由于朱某在骏富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参保缴费，该公司的相关信息中存在“XX”项目，骏富公司在销售涉案房屋时标示的楼盘名称亦为“XX”，故不能排除朱某参与销售涉案房屋所在楼盘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朱某参与销售，也不能据此认为其销售中的一切行为均属于履行骏富公司职务的行为。收取购房款是商品房销售中的重大行为，正常情况下，购房者应当向开发商或销售商名下的账户付款，开发商、销售商的工作人员通常不能以个人名义收取购房款。由于无证据证明骏富公司包括骏富公司的工作人员指定戈亮向朱某付款，无证据证明朱某的收款行为属于履行骏富公司职务的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无证据证明朱某在收款后将相关资金支付给了骏富公司，故难以认定朱某收款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骏富公司承担。戈亮通过侯某向李某付款15万元，无证据证明李某的上述收款系代表骏富公司向戈亮收取购房款。因此应认定，骏富公司没有通过朱某、李某多收戈亮购房款，骏富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第二，商品房销售中的付款对购房者而言是利益关切重大的民事行为，买受人通常会审慎处理与付款数额、收款人相关的事务。在涉案合同明确了骏富公司的收款账户名称、账号的具体内容，明确了首付款数额且数额较大，首付款未能支付成功明显属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戈亮更加应当谨慎对待向谁付款、付款数额等事务。骏富公司未书面指定朱某、李某为收款人，戈亮可以拒绝向朱某、李某付款。戈亮与骏富公司双方未变更首付款数额，戈亮可以拒绝支付超出约定数额的首付款。戈亮在知道收款人不是骏富公司、知道付款数额明显超出约定的首付款数额的情况下仍向朱某付款，戈亮在第一次付款后、合同约定的第二次付款前向李某支付合同未约定的钱款。上述付款行为由戈亮自主作出，无证据证明戈亮因受骏富公司欺诈、胁迫而付款，无证据证明朱某、李某与骏富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戈亮的合法权益，故戈亮的上述付款行为与骏富公司无关。因此认定，骏富公司无需对朱某、李某的收款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戈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相关付款，戈亮可以依法另案向朱某、李某主张权利。骏富公司虽没有多收购房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但本案纠纷的发生与骏富公司具有一定关联，骏富公司应当严格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在购房人更名、购房款收取等各方面加强管理、规范操作，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11日作出判决：驳回戈亮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5.61元，由戈亮负担（已预交）。二审审理中，戈亮提供证据1.李某的名片，证明李某是代表骏富公司销售房产；证据2.九份证人证言，证明李某是销售人员；证据3.李某的身份信息查询资料，证明其身份；证据4.骏富公司在原审法院提交的2017年8月30日的财务凭证，该证据的下方部门审核处有李某的签字，抬头显示公司名称为骏富公司，证明李某系骏富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5.2017年3月，李某在中骏柏景湾售楼处的工作状态视频，证明李某身着统一制服，以现场销售主管的身份向购买人介绍购房构成和贷款事宜；证据6.李某的售楼现场录像两份，其向购房人周平自我介绍、提供自己的手机、递交名片，证明李某是骏富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7.李某在售楼处楼梯口的照片，证明李某是中骏柏景湾的员工；证据8.李某与中骏柏景湾业主曹某的通话录音和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其自我介绍是中骏柏景湾的营销经理；证据9.原审法院十一个案件的谈话笔录，证明李某自认系骏富公司的营销人员；证据10.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侯某的告知书，证明李某在该局约谈过程中自认系骏富公司的员工，担任销售经理；证据11.中骏柏景湾的销售广告打印件和公证书，证明骏富公司的房地产项目是以上海中骏的名义销售，中骏集团与骏富公司有关联性。骏富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名片上记载的公司名称非骏富公司，该证据不能达到戈亮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中顾某和林某的证人证言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所有证言的内容，认为无法达到戈亮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认为仅能证明李某是中国公民，是有此人的存在；对证据4至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李某是作为集团公司的员工参与了中骏柏景湾的营销，在劳动关系上与骏富公司无关，同时认为该些证据无法证明李某有代骏富公司收取房款的权利，自然人之间约定加价完成购买行为；对证据11，骏富公司认为与本案处理无关，无法达到戈亮的证明目的。骏富公司提供证据1.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李某和朱某的询问笔录，证明戈亮曾因本案向该局报案，李某和朱某按要求接受询问，两人均表示未代骏富公司溢价收款，他们收取戈亮的钱款是因朱某让渡购房资格；证据2.朱某本人的证人证言和朱某认购系争房屋向骏富公司支付的两笔款项共计2,154,218元的银行明细，证明朱某收取戈亮的溢价款项系变更认购资格的相应对价。朱某出庭作证称其认购了系争房屋，交付了百分之五十的房款计2,154,218元后因后续贷款障碍，有意出售房屋，现场销售人员之后告知朱某有人欲溢价购买朱某的房屋，朱某考虑到戈亮系普陀区的公务人员，相对来说是有诚信的，故同意加价出售给戈亮。朱某称其实际已经先向骏富公司足额支付了首付款，故只要戈亮能够将房款和溢价部分及时打到朱某的账户，朱某就配合办理更名手续。戈亮对骏富公司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此系李某和朱某的各自陈述，不能证明该两人与骏富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对证据2的朱某身份没有异议，对证言的形式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朱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其证言有不符合逻辑之处，戈亮对证据2中银行明细的真实性认为由法院审核，同时确认银行明细记载形式上与POS单吻合。本院认为，骏富公司对李某系中骏柏景湾的销售人员的身份认可，故对戈亮提供的该部分证据予以确认。关于戈亮的证据11，原审法院在事实部分已有认定，骏富公司亦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骏富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行政部门的询问笔录，戈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朱某和李某亦陈述了整个购房过程，与原审已查事实能够印证，故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2，经庭审质证，且与原审已查事实和其他证据能够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关于“同月13日，侯某向李某转账付款10万元。”的认定错误，应为：“同月13日，侯某向朱某转账付款10万元。”，其他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骏富公司是否收取了戈亮的房款而构成不当得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戈亮始终坚持其是受李某的指示付款，而李某是骏富公司的员工，戈亮由此主张李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骏富公司承担法律责任。骏富公司否认李某系其公司员工，但认可李某参与了中骏柏景湾的销售，从查明的事实看，戈亮向李某支付5万元，向朱某多付近60万，戈亮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系接受骏富公司的委托而要求戈亮向李某和朱某支付房款，戈亮亦无证据证明该些款项系应当支付给骏富公司的购房款。事实上，综合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戈亮明知其是通过李某向朱某加价购买系争房屋，否则无法解释戈亮在明知房屋开发商系骏富公司、房款应该向骏富公司支付、购房合同对房款金额有明确约定、戈亮曾经向骏富公司支付过首付款被退回的情况下，戈亮和侯某仍然以高于首付款价格分别向朱某支付钱款，戈亮称其是为了防止贷款无法全额贷出而加价支付钱款的说法，显然有违常理，戈亮称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不予采纳。对购房这一重大消费行为，普通购房人理应谨慎对待，戈亮自行向非开发商的朱某和李某支付共计60余万元的款项，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骏富公司承担。本案购房事实发生在2017年，完成付款交房是在当年9月，之后到提起本案诉讼两年多的时间内，戈亮未就其所谓的多付房款问题向骏富公司提出异议，其行为与本案诉讼主张无法吻合。骏富公司与戈亮签订了有明确房款数额的购房合同，骏富公司亦按约定数额向戈亮开具了发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骏富公司多收取了戈亮购房款，故戈亮主张骏富公司构成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骏富公司与朱某在更名过程中可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但此行为并未影响戈亮购得系争房屋，戈亮无证据证明其因此遭受了损失，亦无证据证明骏富公司与朱某、李某在戈亮购买系争房屋的过程中有恶意串通之行为，原审法院就本案的分析意见充分详尽，本院均予认同。综上所述，戈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65元，由上诉人戈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