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09民申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庄某某，女，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黄牟，女，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周某某，女，195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缪某某，女，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周某甲，女，196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五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来，浙江松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某甲，男，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某乙，女，196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原审第三人：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伏虎路57号。 法定代表人：王某甲。 两被申请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行舟。 两被申请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枫。 再审申请人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因与被申请人王某甲、王某乙、原审第三人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以下简称鞋革厂）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浙0903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就2001年鞋革厂的增资决议是否作出，以及王某甲、王某乙认购鞋革厂新增股权的事实认定错误。《舟山市普陀鞋革厂企业内部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虽明确鞋革厂需进行增资扩股筹措资金用于安置职工时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该方案应受《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九条的限制，即增资生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的股东通过，而鞋革厂未另行召开股东会就增资事项进行特别说明，因此鞋革厂增资决议并未作出亦未生效，故后续王某甲、王某乙增资行为应无效。另外，即使认定增资决议已作出，但王某甲、王某乙的认购鞋革厂新增股权行为也因侵犯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而无效，此侵权行为不因事后是否知晓而改变，原审法院以事后经营中的“明知”来推定该行为效力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对王某甲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收据》等证据表明，王某甲受让股权并非直接收购，而是原股东退给鞋革厂后，王某甲再从鞋革厂处受让，但鞋革厂受让股东股权是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四种情形的，该受让行为无效，王某甲从鞋革厂受让的股权亦无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提起再审。 再审审查阶段另查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裁判的原告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与被告王某甲、王某乙、陈永宁，第三人鞋革厂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浙0903民初3642号]中，王某甲向法院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1年6月29日的全体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载明：“地点：厂部大车间；参加对象：全体股东；内容：民主产生第二届董事成员；一、对上阶段企业改革，加快建立新型劳动关系，……企业内部通过扩股吸股办法，现选举重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强化企业法人治理机构对股东的责任意识……”。参会股东签名中有再审申请人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以及周某甲已故丈夫张某某等人签名，许某某、陈某乙、李某乙、陈某丙、周某丙未到会签名。在普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2018年3月7日的开庭审理中，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对该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里面载明的内容仅提到扩股和吸股，但并未载明被告王某甲占股37.4%、王某乙从1万扩股到6万，并不表明被告可以违反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擅自扩股”。 本院经审查认为，鞋革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产物，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企业,它实行的是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职工即是劳动者又可以是股东。我国到目前为止并未专门制定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法规，故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相关规定，当时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定不明确或者没有规定的，才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 首先，关于王某甲、王某乙的认购新增股权行为效力一节。在落款时间为2001年4月10日的《实施方案》中载明：“二、关于企业股权和用工制度改革……（一）、加快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4、经济补偿金来源：通过扩股吸股办法筹措……（二）、企业产权改革办法：彻底改变原企业人人持股的不合理股权结构，促使企业的股权有序流动，企业将通过扩股吸股的办法，允许股权内部转让，鼓励职工个人持大股，致使股权向自愿持大股者集中……”。并由鞋革厂工商登记在册的21名股东中的20名股东于同日在该方案后予以签字，可见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股东对于当时改制过程中企业需要进行扩股吸股来筹措资金的事实是知晓的，现未有证据证明除王某甲、王某乙外的其他股东在此期间提出增资认购新股意愿的相关材料，应视为其对增资认购新股权利的放弃。而且，王某甲、王某乙的历年年终分红款均记载于领款表格中，再审申请人及其他股东在领款时均能看见，故其对王某甲、王某乙的增资认购新股应是知晓。虽然王某甲、王某乙认购企业新增股权在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是，考虑到认购新增股权适应当时情势，为企业开辟了一条融资渠道，缓解了鞋革厂的资金需求，促进了鞋革厂按照当时的改制要求完成了新一轮的改革，故原审法院对于跨度如此之久且具有时代背景的案件，倡导诚信原则，维护交易稳定，确认王某甲、王某乙认购新增股权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王某甲受让股权行为效力一节。《普陀鞋革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第十二条约定：“入股者不得退股，但遇股东辞职、调离或除名等特殊情况，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股份可在本企业内部转让，或由企业回收。”以及《实施方案）》提到“允许股权内部转让，鼓励职工个人持大股，致使股权向自愿持大股者集中”。可见，鞋革厂在改制中股权转让经过董事会审议即可，且鼓励股权在职工之间流转。在上述实施方案通过后的同月24日，王某甲作为当时的董事长与时任董事许某某、孔锦祥及股东陈某乙、李某乙、陈某丙、周某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除孔锦祥仍保留部分股权外，其他五人均将全部股权转让于王某甲。鉴于转让前王某甲、许某某、孔锦祥系该企业的董事会，故王某甲受让股权亦符合鞋革厂章程的规定。而且，同年6月29日，按照实施方案进行了第二届董事成员选举的股东大会，而上述将股权全部转让的五位原股东并未参加该次会议，故可以推定五再审申请人及其他股东对于王某甲受让股权的事实应是知晓，且现无其他证据证明五再审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对此提出过异议，因此，原审法院秉着意思自治、诚信原则，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对王某甲受让股权的行为认定合法有效，亦无不当。 最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两审终审制系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裁判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后并未上诉且无正当理由，对其再审申请，本院依法亦可不予审查。 综上，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庄某某、黄牟、周某某、缪某某、周某甲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宋存国 审 判 员 陈晓红 审 判 员 袁志雄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钱 天 代书记员 李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