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顺义区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2号厅49号。法定代表人：陈瑞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拥锋，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爱福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104号。法定代表人：陈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望春，江苏友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银磊，江苏友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简称京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爱福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爱福德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4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爱福德公司要求京冀公司支付2019年7月22日代采产品47.5万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爱福德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案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约定爱福德公司提供付款证明、出货单及正式发票，待京冀公司确认无误后支付货款。爱福德公司没有履行2019年7月22日金额为47.5万元的代采单的供货义务，京冀公司亦未收货确认。一审法院仅根据爱福德公司工作人员郭琳与案外人“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推测出京冀公司收到货物，但该微信聊天记录已经严重超出了举证期限，京冀公司在第一次现场勘验时即能举证，其未举证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且该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够证明京冀公司已经收到货物。买卖合同中货物的交付是出卖人最重要的义务，一审法院并没有着重审查，爱福德公司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出货单中明确写明运输方式为自提，客户名称为爱福德公司，因此出库单能够证明爱福德公司已经提货，但没有交付给京冀公司。爱福德公司辩称，一、案涉三批代采产品的采购单、出库单以及收货确认单，系“王总”发送给爱福德公司经办人郭琳，已经履行的前六笔业务明细，与“王总”和郭琳之间的微信往来一一对应，双方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过程中的所有单据往来和沟通信息均来自上述两人的微信记录。因此“王总”是京冀公司的业务经办人。郭琳通过微信向“王总”催要代采业务的出库单、入库单及收货确认单，并于其后发送收货单、收货确认单电子文本，要求其确认，“王总”亦予以认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京冀公司已经收到2019年7月22日代采产品，事实认定清楚。二、一审认定京冀公司已经收到货物的证据是爱福德公司在第二次勘验时提交的，是爱福德公司就已经提供的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的补正，属于证据补强，法院可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而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时间限制。而该证据恰恰是在第一次现场勘验微信原始载体时所形成的勘验笔录。京冀公司在第二次勘验笔录以及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中，均肯定第一次勘验时提交或者形成的证据没有超出举证期限，因此，京冀公司主张爱福德公司逾期提交证据，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爱福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京冀公司支付爱福德公司款项149682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11日起以14968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由京冀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日，京冀公司（甲方）与爱福德公司（乙方）签订《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采购冻品、粮油米面等系列产品；合同有效期为壹年，自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止；按照甲乙双方协商，中间服务费按照甲方付款额的1%做为服务费用甲方返给乙方；乙方提供付款证明、出货单及正式发票，待甲方确认无误后在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货款打入乙方指定账户，若如节假日自动进行顺延，若出现超期付款，双方协议延期的按照10天服务费用的1%作为违约金，协商后再次出现超期的按照每天千分之二进行；还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协议签订后，双方开始履约。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7月22日爱福德公司代京冀公司采购了六批产品，双方均依约履行完毕。后爱福德公司又分别于2019年7月22日、2019年7月25日、2019年7月29日代京冀公司采购了三批产品，并分别向京冀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第一批产品于2019年7月23日开具，后两批产品于2019年8月1日开具），并出示了出库单及付款回单。另查明，在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六批代采产品的业务中，爱福德公司向京冀公司出具付款证明、出货单、正式发票后，京冀公司向爱福德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并于10个工作日内向爱福德公司支付货款及服务费，该费用以爱福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准，包括货款、中间服务费（在1%货款的基础上加收了适当的利润费用），通常销售与采购比在1.04—1.18之间。在案涉代采三批业务中，2019年7月22日代采产品的金额为47.5万元，发票金额（销售价格）为49.5万元；2019年7月25日代采产品的金额为51.3万元，发票金额（销售价格）为56.7万元；2019年7月29日代采产品的金额为38.5万元，发票金额（销售价格）为42万元；上述三批业务款项合计148.2万元，销售与采购比均1.18之内。一审中，1.爱福德公司陈述：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均是由爱福德公司业务经办人郭琳与京冀公司业务经办人“王总”接洽、操作的；爱福德公司提供的采购单、出库单、开票金额、收货确认单（前六批）均是“王总”通过微信发送给郭琳的；2019年7月24日，郭琳通过微信向“王总”催要7月22日（前六批中的最后一批）和23日（实为案涉22日的代采业务）的出库单、入库单（实为收货单），“王总”回复“（明天）老板喝多了有”，后郭琳又向“王总”发送了7月22日和23日的收货确认单两份，“王总”回复“打完款那边在给”；2019年7月31日，“王总”向郭琳发送收货确认单两份（分别对应2019年7月25日和2019年7月29日的代采产品）。另外，案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系“王总”通过微信发送给爱福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东的,“王总”全名王宗侠，微信名“旭日东升”。经一审法院两次现场勘验，郭琳打开微信连接爱福德公司电脑，查阅郭琳与“王总”的微信往来，显示内容如前所述；但陈东因手机故障，未能查阅陈东与“王总”的微信往来。京冀公司认为，对一审法院两次现场勘验的过程无异议，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总”的身份不明，其不是京冀公司方面的人员，微信内容也不好查实；且爱福德公司逾期举证，京冀公司不予质证。2.爱福德公司同意将利息损失的利率计算标准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一审法院认为，爱福德公司与京冀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王总”能否认定为京冀公司业务经办人；2.案涉三批代采产品京冀公司是否收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案涉三批货物的采购单、出库单、付款回单、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且上述采购单、出库单均系“王总”发送给爱福德公司业务经办人郭琳；在已履行完毕的前六批业务中，一审法院已确认爱福德公司提供的该六批业务明细，而该六批业务明细能与郭琳和“王总”的微信往来一一对应，且双方在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过程中的单据往来，均出自郭琳与“王总”的微信，别无他处，故可以认定“王总”为京冀公司业务经办人。2.根据2019年7月24日郭琳向“王总”催要23日（实为案涉22日的代采业务）的出库单、入库单及之后发送的收货确认单，“王总”虽未进行收货确认但其回复也没有否认未收到该批货物，且称“有”或“打完款给”的意思表示，故案涉2019年7月22日（采购单）代购产品京冀公司实应收到；根据2019年7月31日“王总”向郭琳发送的收货确认单两份（分别对应2019年7月25日和2019年7月29日的代采产品），也可以确认案涉2019年7月25日和2019年7月29日的代采产品京冀公司亦实应收到。故一审法院认为，现爱福德公司已依约为京冀公司履行了代购义务，京冀公司至今未向爱福德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实属违约。至于款项金额，应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约定，以爱福德公司开票金额+开票金额的1%（服务费）标准计算，为1496820元，此款京冀公司理应及时向爱福德公司支付，同时向爱福德公司支付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11日起以149682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京冀公司关于爱福德公司逾期举证不予质证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爱福德公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限制，故对京冀公司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京冀公司关于未收到案涉货物的辩称意见，如前所述，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爱福德公司关于利息损失计算方式的调整，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一审判决：京冀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爱福德公司款项1496820元及利息损失（以149682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自2019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621元，由爱福德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京冀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第四页认定“通常销售与采购比在1.04-1.18之间”有误，双方之间没有约定过销售和采购比。爱福德公司对京冀公司提出的异议回复称，本案九笔业务中已经查明的八笔都存在销售和采购比1.04-1.18的客观事实，销售和采购分别有采购单位和发票的金额来确定。关于销售与采购比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无异议的交易中产生的货款金额、实际费用、增值税发票情况及双方合同约定等事实，认定双方“通常销售与采购比在1.04-1.18之间”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均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另约定如下内容：乙方（爱福德公司）采购的供应商客户和采购计划，必须预先经过甲方（京冀公司）同意和授权，然后开展工作。甲方授权乙方代表进行产品采购，具体价格由甲方进行确认，提供乙方，最终采购乙方按照甲方指定供货商的采购协议盖章生效合同为准。甲方为乙方提供采购产品清单及采购具体的要求，应提前一个月交乙方确认。甲方有义务根据乙方提供的合格供应商名单，确认采购。合作期间，甲方根据采购计划确认每次采购事实的具体信息及样品，如供应商、产品价格、交付期等。甲方享有对乙方采购计划完成情况的监督权力，乙方是否按计划完成采购业务。甲方有无提供采购产品的质量及到货情况等信息，协助乙方进行供应商评价及选择。郭琳与“王总”2019年7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记载，郭琳：“王总，那个精益的22号单子和23号单子的出库单，入库单你看看给我搞一下下来没下来催一下他们，三黄鸡面粉大米，就这两张单子。”王总：“明天那老板喝多了有”。针对本院询问“你方的经办人是谁？”京冀公司称“每一次代采单中都有指定人员陶林”“一般都是爱福德公司与陶林联系”“陶林没有直接联系，是公司另一位员工联系的，没有相关证据”；针对本院询问“王总说的打款是什么款”，京冀公司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王总并非是京冀公司的代理人，因为王总与京冀公司不是一条线上的，王总和郭琳应该是一条线上的”。二审中，京冀公司另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名称虽然有“代采”字样，但合同关于付款方式、结算的约定都与买卖合同相一致；爱福德公司称，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上述事实，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性质应如何认定；2.2019年7月22日代采产品47.5万元，爱福德公司是否有权向京冀公司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已于2021年1月1日施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2019年，爱福德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京冀公司与爱福德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诚信履行各自义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上述合同的概念以及双方当事人关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属委托合同关系，即由京冀公司委托爱福德公司代为采购冻品、粮油米面等系列产品，至于双方之间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并不能改变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2，京冀公司主张爱福德公司没有履行2019年7月22日金额为47.5万元的代采单的供货义务，京冀公司亦未收货确认，故不应支付上述款项。本院认为，关于“王总”的行为能否代表京冀公司，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首先，案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书》系“王总”通过微信发送给爱福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东；其次，履行完毕的前六批业务是由爱福德公司业务经办人郭琳与“王总”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认的。京冀公司一方面认可已经履行完毕前六批业务，一方面又在二审庭审中回答“你方的经办人是谁？”时称“每一次代采单中都有指定人员陶林”，并称“‘王总’与京冀公司不是一条线上的，王总和郭琳应该是一条线上的”，否认“王总”作为其业务经办人的身份，既缺乏事实依据，亦与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判决认定“王总”为京冀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并无不当。对7月22日金额为47.5万元的代采单，虽然没有收货确认单予以确认，但“王总”针对郭琳微信中催促确认收货及催款的消息后，回复郭琳“明天那老板喝多了有”“打完款那边在给”，表明爱福德公司曾就讼争47.5万元的代采产品向京冀公司发送入库单等材料申请付款，京冀公司的回复亦有确认收货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认定京冀公司应收到7月22日金额为47.5万元代采产品，并据此认定京冀公司应支付该部分款项，具有事实依据。关于京冀公司主张爱福德公司逾期递交证据的问题，一审判决对此已做详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京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25元，由京冀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毓敏审判员  徐岩岩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彭晓莉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