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4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晓菊，女，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桂，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市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经营场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陇上村陇上组。经营者：杨泽维，男，1987年12月2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珊，贵州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章，贵州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先斌，男，198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久利缘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小碧村**。法定代表人：吴先斌。上诉人沈晓菊因与被上诉人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以下简称凯人木业经营部）、吴先斌、贵州久利缘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久利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晓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针对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诉讼主张展开庭审调查，未查明其是要求诉状所列被告全部担责，或只要求哪一个被告担责。一审判决将杨泽维列为经营者，究竟是原告或是被告的主体身份尚不明确，因属错列当事人。凯人木业经营部所送货物的签收人并非沈晓菊一人，还有其他员工，其也应该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由沈晓菊一人承担给付货款的民事责任，超出了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诉讼主张或漏审了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诉讼请求，应属程序违法。2、凯人木业经营部销售的大批量板材用于久利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物化到了久利缘公司的产品生产中，久利缘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才有购进板材的需求，其才是真正的买主，沈晓菊不是板材的买主，与本案无关。久利缘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有公司负责人吴先斌的父亲及爱人，给付凯人木业经营部货款的财务人员不只是沈晓菊，还有吴先斌父亲。这些与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财务往来，完全是因公司的业务往来而产生的，并非沈晓菊的个人行为，不应由个人承担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沈晓菊与凯人木业经营部之间没有发生板材买卖关系，从凯人木业经营部的送货地点、数量、批次、规格、用途、结算方式来看，只有久利缘公司与凯人木业经营部之间存在客观的供需关系。沈晓菊代公司收到板材后，进行对账、结账都是公司的经营行为，且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应由久利缘公司担责。沈晓菊所写欠条与久利缘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关，不具备与凯人木业经营部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基础，沈晓菊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不可能骗取长达34次的板材交易。3、凯人木业经营部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应提交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虽然其提交的证据证明沈晓菊在部分销售单上签字及出具欠条，但这些民事行为均是沈晓菊在久利缘公司上班时的工作行为，且凯人木业经营部的供货量大，批次达到34次，货款达34万余元，不是一个公司员工能承受的范围，故沈晓菊不具有与凯人木业经营部建立长期板材买卖关系的前提条件。被上诉人凯人木业经营部答辩称：沈晓菊与凯人木业经营部之间虽未有书面买卖合同，但构成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沈晓菊尚欠的货款事实清楚，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凯人木业经营部作为个体工商户，具有字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以注明的当事人为其经营者，因此原审列明经营者信息并不属于错列当事人；2、凯人木业经营部申请追加吴先斌及其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不属于沈晓菊所述的遗漏当事人。从洽谈供货到支付货款，均是由沈晓菊向凯人木业经营部订购并支付相应货款，自始至终吴先斌及久利缘公司均未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作出任何的指示或者认可，因此凯人木业经营部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案的实际买主就是沈晓菊，至于凯人木业经营部应沈晓菊要求供应案涉货物后，其如何使用该货物是其自由处分的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也不影响其作为实际买主的性质。被上诉人吴先斌、久利缘公司答辩称：吴先斌及久利缘公司与沈晓菊没有合作协议，沈晓菊也不是久利缘公司的员工，所欠债务与吴先斌、久利缘公司无关。凯人木业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797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费（以8797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9日，被告沈晓菊向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出具了一张欠条，欠条载明“今欠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杨泽维（身份证号：5226271987********）货款人民币大写：伍万柒仟玖佰元整（小写：￥57900元），此款应在年月日前归还。业务往来截止时间：年月日。立此为据”，以上内容除金额大小写处为手写外，其余部分均系打印，欠条尾部沈晓菊在欠款人处签名，并写下个人身份证号及日期，还在日期后注明“对清账”。2019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11月28日，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根据被告沈晓菊的要求先后34次运送价值375270元的板材至贵阳市花溪区交予沈晓菊，根据原告提交的销售单显示，签收人有沈晓菊及案外人欧远、吴江、杜军、陈**虎，有部分货到付款的单据并未有人签字，又根据原告提交的其自行制作的明细账显示，在沈晓菊出具欠条后，原告一共收到对方支付的货款共计345200元，原告因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如前所请。另查明，被告沈晓菊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份2016年4月18日与被告吴先斌签订的《合伙协议》，拟证实其与吴先斌合伙经营被告久利缘公司，自己在与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业务往来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均系代表久利缘公司作出，相关权利义务由久利缘公司承受；被告吴先斌辩称自己与沈晓菊之间仅为代工生产关系，久利缘公司系自己个人独资的企业，在久利缘公司之外，其与案外人石坤合伙经营有家具厂，并提交了一份与石坤签订的《合伙协议》。对比沈晓菊与吴先斌提交的两份《合伙协议》，无论时间、内容还是格式上均完全一致，区别仅为《合伙协议》中乙方的身份有所不同。本案诉讼的同时，久利缘公司因与沈晓菊产生其他纠纷诉讼到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该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沈晓菊提交的《合伙协议》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29日、2020年8月13日分别做出两份《鉴定意见书》，认定沈晓菊提交的《合伙协议》第二页落款处“吴先斌”的签名系复制形成，加盖在第一页“甲方：姓名吴先斌”及第二页“合伙人甲方：吴先斌”处“吴先斌”字迹上的手印并非被告吴先斌本人所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与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认定问题，一审法院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订货环节看，原告及沈晓菊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订货过程中吴先斌或久利缘公司与原告有过直接的协商或联系，无论有无沈晓菊陈述的“吴先斌先与对方接洽好，公司文员报订货计划给自己后自己才会与原告联系”这一情形存在，也不能否认订货时一直是沈晓菊出面向原告出发指令，送货单注明往来单位为吴哲（吴先斌小名）应系沈晓菊的意思；其次，从送货环节来看，原告供货到花溪区后，吴先斌并未签收过货物，久利缘公司也未在送货单上加盖印章，沈晓菊之外的签收人欧远、吴江、杜军、陈**虎等并未出庭作证，无法证实系替吴先斌或久利缘公司签收货物，而沈晓菊出具欠条这一行为恰好印证沈晓菊认可收到原告供应的板材；再次，从付款环节来看，根据双方的陈述可知，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均未通过吴先斌或久利缘公司账户转入原告方，也无法确认沈晓菊或他人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受吴先斌个人或久利缘公司委托或指示；最后，沈晓菊提交的《合伙协议》经鉴定证实并非吴先斌本人签订，虽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二人之间直接抑或是通过二人的亲属之间确有一定的业务关系，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更不能认定吴先斌或久利缘公司与原告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综上，原告与被告沈晓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沈晓菊与吴先斌之间系合伙关系，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沈晓菊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受到吴先斌或久利缘公司委托或指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及沈晓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与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被告沈晓菊个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凯人木业经营部与被告沈晓菊虽未签订书面的协议，但已构成事实上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11月29日双方对账确认沈晓菊未付货款为57900元后，原告又向沈晓菊提供了价值375270元的板材，但沈晓菊仅支付了345200元，尚有87970元的货款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及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沈晓菊支付货款8797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沈晓菊辩称由于欠款金额双方没有对账，不能确认的辩解意见，因一审法院责令沈晓菊限期提交付款依据与已核对后沈晓菊并未提交，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对沈晓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原告陈述的未付款金额为准。关于原告要求沈晓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请，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对于支付货款的时间并未有明确约定，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晓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货款87970元；二、驳回原告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9元减半收取999.5元，由被告沈晓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沈晓菊提交第一组证据：吴先斌妻子杨丹与沈晓菊的微信对账记录打印件3页及账本1页，拟证明：1、涉案款项不是沈晓菊的个人债务，聊天记录里面明确显示了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货款是37900元；2、杨丹参与了公司的经营活动，其与吴先斌是夫妻关系，是利益整体。第二组证据：王洋与沈晓菊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3页、欧远与沈晓菊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拟证明：凯人木业经营部送货经王洋验收，并有数量、规格，并非只有沈晓菊签收案涉货物，欧远负责给久利缘公司收货，久利缘公司没货了就通知沈晓菊送货。第三组证据：吴先斌安排沈晓菊工作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拟证明：沈晓菊是久利缘公司的员工。经质证，吴先斌、久利缘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这是2019年的事情，很多债主来追债，吴先斌和沈晓菊的厂房是挨着的，吴先斌有些货是沈晓菊提供的，这些对账是沈晓菊说没货款了，吴先斌给她款项的一个总结，第一组证据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沈晓菊对外欠了很多钱，这些账本是其自己写的，与吴先斌、久利缘公司无关；第二组证据只是显示了王洋是沈晓菊的员工，这是王洋、欧远与沈晓菊之间的私人聊天记录，与吴先斌、久利缘公司无关。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这不是工作安排，是代工的货款，吴先斌欠沈晓菊货款，有人找到沈晓菊要债，吴先斌向沈晓菊支付了其代工的货款。凯人木业经营部认为三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进行审查，不能证明沈晓菊是受久利缘公司的指示或安排向凯人木业经营部订购板材。被上诉人吴先斌、久利缘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沈晓菊不是久利缘公司的员工。第二组证据：进销存明细账一页，拟证明：沈晓菊有独立的支配和采购意识，不是久利缘公司员工。经质证，沈晓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沈晓菊是久利缘公司的员工，沈晓菊认可与杨丹的结账，杨丹每年都要结账。凯人木业经营部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吴先斌及久利缘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在二审中要求凯人木业经营部提供案涉货款的支付凭证，凯人木业经营部经营者杨泽维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吴先斌父亲吴治安的微信聊天记录14页，并出示手机原始载体予以核实。经质证，吴先斌、久利缘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与其无关。沈晓菊认可这是其与吴治安一起支付的款项。二审查明，根据凯人木业经营部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先斌父亲吴治安在2018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向凯人木业经营部支付货款，凯人木业经营部在微信中询问：“你是哪一家？”吴治安回复：“久利缘”。在沈晓菊与吴先斌妻子杨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丹向沈晓菊发送的对账表格中包含“2018久利缘未支付款，供货商凯仁木业，金额37900”“沈进账，沈支出，沈结余，吴进账，吴支出，吴结余”的内容。吴先斌提交的花溪公安分局经侦大队2020年3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20年3月4日上午，吴先斌到我大队报案称：公司员工沈晓菊侵占公司财产30余万元，涉嫌职务侵占罪。经我大队初查，沈晓菊不属于该公司员工，不构成职务侵占，建议其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吴先斌认可欧远是公司文员，吴江与其系堂兄弟关系，一审中认可其是公司员工，杜军系其另一卡米多公司的驾驶员。沈晓菊主张其与吴先斌父亲吴治安系同学关系，经吴治安介绍投入资金合作，经营期间其与吴治安都有支出，其总共投入本金48万元，收回34万余元，认为其与吴先斌存在合伙关系，并称自己与吴治安协商欠付货款一人承担一半。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货款应当由谁支付的问题。沈晓菊主张案涉货物均用于久利缘公司经营，应由久利缘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对此，沈晓菊提交了其与久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先斌的妻子杨丹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包含了二人对于案涉货款的对账。此外，沈晓菊主张合作经营期间，其与吴治安均支付过案涉货款。结合凯人木业经营部经营者杨泽维与吴先斌父亲吴治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吴治安确实存在以久利缘公司名义向凯人木业经营部支付货款的行为，与沈晓菊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实际收取案涉货物的欧远、吴江系久利缘公司员工，吴先斌亦认可另一收货人杜军系其另一卡米多公司员工。再结合吴先斌提交的花溪公安分局经侦大队2020年3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亦称沈晓菊系久利缘公司员工。综上，对于沈晓菊认为案涉货物系用于久利缘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久利缘公司应当承担本案付款义务。沈晓菊自认与吴先斌、吴治安存在合作经营久利缘公司的情形，且其亦支付过本案货款，其亦应当承担本案付款义务。关于沈晓菊提出的程序问题，凯人木业经营部起诉沈晓菊并非仅凭其系收货人之一，其认为遗漏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凯人木业经营部的诉讼请求进行全案审查，并不存在沈晓菊主张的程序问题，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列明凯人木业经营部经营者信息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沈晓菊认为一审法院程序不当的主张均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沈晓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沈晓菊、贵州久利缘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货款87970元；三、驳回贵阳乌当凯人木业经营部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9.5元，由沈晓菊、贵州久利缘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99元，由沈晓菊、贵州久利缘板业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99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田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