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辽01行终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蕴华，女，汉族，住址沈阳市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满堂公安派出所，住所地沈阳市浑**中水泉**。负责人：王长勇，该单位所长。委托代理人：李俊，该单位工作人员。上诉人付蕴华与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满堂公安派出所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处罚决定、投诉举报并赔偿一案,不服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辽0192行初11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于2020年12月23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为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满堂派出所。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违反多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对被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一款判决，并以相关法律惩处；3.向原告赔礼道歉；4.赔偿原告司法鉴定费和医药费的一半，二千五百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诉讼请求不明确，该院于2021年2月19日对原告进行询问，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1.针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指的不作为是从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孙某某到原告家砸门、蹲守、堵截原告50多次，这段时间原告报警30多次，警察来了让对方走了，没有对他处罚。2017年6月30日孙某某将原告打伤，司法鉴定原告是轻微伤，2018年给对方作出罚款并拘留，按法律规定一个月内处理，但被告14个月处理，违法了。原告指的乱作为是2018年12月26日对原告也进行了处罚，罚款500元，拘留10天；2.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应将违法违纪人员有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违法违纪人员原告认为是派出所领导李俊。其它请求是原告要求的赔偿。因原告诉讼请求涉及多种类诉讼，依法向原告进行释明，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2021年2月22日原告向该院邮寄一份说明，表明其起诉状中说列的诉讼请求不变更，坚持起诉状中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指要有确切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其构成人民法院进行依法审查的对象。在一个行政案件中，被诉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作为诉讼请求的被诉行政行为只能选择其一，即一行为一诉，这也是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原则。因不同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不同，所依据法律不同，程序不同，都存在差异，不作为案件与作为类案件审理的方向也不同，人民法院无法在一个案件中审理多个不同种类的行政行为，也不利于人民法院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审判职能作用发挥。本案中，经审查原告的起诉状及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有四项，第一项是要求公安机关履行职责，即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第二项是原告认为被告对案外人进行处罚程序违法，即为请求对案外人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第三项是公安机关对原告的处罚，原告认为不公平，不应对原告进行处罚，即请求公安机关对原告本人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第四项是原告认为公安机关负责人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即为投诉举报。经释明，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只能针对一个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原告当庭表示无法选择，说无耐可选择一个，但事后电话表达并提交书面材料，坚持起诉状中所列诉讼请求。现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明确针对某一具体的行政行为，经法院释明后，原告仍拒绝明确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付蕴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返还原告。上诉人付蕴华上诉称，一、不服一审法院裁定，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分成四项是错的，违反上诉人意图，不合理、不合法。1.诉被上诉人不作为指的是：(1)从2017年1月-2017年7月6日，上诉人报警30多次，被告不作为使上诉人被孙某某打成轻微伤；(2)上诉人被打伤后，不依法传唤孙某，被上诉人8个月未处理此案涉嫌违法。2.不作为和乱作为指的是：上诉人被打伤后，被上诉人不分析案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上诉人做错误处罚。本案中上诉人不请求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已生效的沈阳市中级法院(2020)辽01行终118号行政判决书已撤销对上诉人的处罚。3.上诉人不请求对案外人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4.一审法院称：“原告认为公安机关负责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即投诉举报。”上诉人不懂其含义。上诉人认为请求对被上诉人按《行政诉讼法》六十六条判决不违反《行政诉讼法》四十九条，不应去投诉举报。被上诉人不作为、乱作为造成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上诉人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针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和孙某无涉。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一)(二)(三)(四)款。二、对被上诉人在一审裁定书中辩称的答辩。1.被上诉人辩称“2017年3月20日经查询报警记录，未查到原告报警记录”。2017年3月20日10点35分报警后，以李俊副所长为首，四个警察抓住来砸门的孙某。在小区办公室录像，没批评、没教育、没处罚，临出门时李俊说：“这算个啥事!回家吧，走吧!走吧!”把孙某哄走。要证明此事真假可查小区门口两监控。2.上诉人没有对孙某所说任何话报警记录查询。3.被上诉人称：经被告调取2017年1月至6月报警记录表明，原告共报警7次，被告每次立即出警。事实是报警32次最后一次报警是7月6日。上诉人6月30日被打伤后孙某又来砸门。报警记录贴墙上，每次报警后填写，报警时处于惊恐，可能有忘写的，次数可能更多，根本不是7次，可查小区监控。4.被上诉人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案系债务还款引起的纠纷，孙某多次去找原告及其丈夫是协商还款事宜，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无事生非、借故生非的行为，也不是针对不特定人(什么是不特定人)，不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的行为特征。民警也没有违法相关法律规。”上诉人引用沈阳市中级法院已生效的(2020)辽01行终118号行政判决书中一段话反驳：“但根据本院另查明的事实，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债务纠纷在法院已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其数十次再找上诉人理论该债务纠纷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而公安机关在处理本次案件时没有查明原审第三人存在其他涉嫌违法行为在先的情节，而仅仅依据本次双方行为予以处罚，导致处罚幅度不当，应以撤销重新处理。原审对此问题亦未予查明，属于事实不清。”5.被上诉人辩称“原告于2017年6月30日报警后，被告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当时对报警人和证人做询问笔录，并陆续开展调查，未违反法律规定。”2017年6月30日早七点，上诉人被打伤后，当时报警。七天后(7月6日)，孙某又来砸门，上诉人又报警。第二天(7月7日，被打伤第八天)，被上诉人第一次传唤孙某(可见证据六：被上诉人做孙某第一次笔录时间是7月7日)，被上诉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6.被上诉人对孙某做的三次笔录：(1)第一次笔录中孙某说自己无犯罪前科的谎言被上诉人给予采信，事实是孙某被判过8年有期徒刑。(2)孙某说上诉人先动手打他脸部不是事实，根本没打他脸部。第一次笔录说上诉人先动手用手打他右脸，第三次笔录说上诉人上来就打他左侧一个嘴巴子。事实是上诉人在监控外被打伤时，右手拿铁铲和钥匙，先扔掉铁铲，用攥着钥匙的右手还手打了孙某左胸。(3)孙某说打伤上诉人的时间不是事实第一次笔录说上诉人先挠他掐他，他没动手。事发最后临走时打上诉人一巴掌后回家。第三次笔录说事发开始打上诉人一个嘴巴子，然后上诉人挠他掐他，然后他回家了。到底什么时候打伤上诉人?事实是在上诉人没进入录像前就把上诉人打伤。孙某所说上诉人打他脸部和他打上诉人的时间都没在监控证印证。总之孙某在笔录都是编出的、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对三次笔录中的矛盾、疑点没有分析判断，不作为导致对上诉人的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运用法律不正确，不管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实属乱作为。上诉人被孙某先动手打伤，才还手自卫，对上诉人处罚是错的。对上诉人适用的法律应该是《有关问题解释(二)》第一款规定。为证明被上诉人不作为、乱作为，要求二审法院：1)上诉人在法庭上看监控录像，现场举证；2)二审法院对现场录像技术分析；3)法庭现场陈述辩论。7.被上诉人辩称“因此民警多次调解不成，原告强烈要求处理对方情况下，才对此案依法作出处罚结案”。上诉人被打成轻微伤，数十次催上诉人处理此案，但无人管被气病去南方养病半年，扣除这半年，8月未处理此案即没调解没处罚，8个月内上诉人数十次打电话，去分局上访、找所长，在上诉人强烈要求下，2018年10月26日首次调解不成，处罚结案。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辽0192行初117号行政裁定；2.要求判决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违反多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条款；3.请求对被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一款判决，并以相关法律惩处；4.向上诉人赔礼道歉；5.赔偿上诉人司法鉴定费和医药费的一半，二千五百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满堂公安派出所辩称，同意一审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原审法院及本院多次释明，上诉人明确坚持诉讼请求为判决被上诉人在处置其与孙某纠纷中“不作为、乱作为”，并表示不请求对公安机关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不请求对公安机关对案外人孙某作出的处罚决定确认违法或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行政诉讼须有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原审裁定中对此已进行充分阐明。上诉人所指的被上诉人“不作为、乱作为”，不足以明确本诉的审查对象，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另外，根据上诉人的陈述，“2017年1月-2017年7月6日，上诉人报警30多次，被告不作为”中所涉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该时段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故上诉人应在其申请被上诉人履职之日起60日届满的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20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以上期限。在未明确所审查行政行为前提下，上诉人单独提出对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移送的请求亦不属于行政案件审理范围。上诉人诉请的与他人纠纷所产生的损失应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解决。综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曹世军审判员  白凤岐审判员  吴 锡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迪书记员王雨薇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