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青行赔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秀，住青海省西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凯，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166号。 法定代表人吉辉，该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平，该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俭，青海尊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金秀因诉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中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赔初4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金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凯，被上诉人城中区政府副区长郝云翔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平、陈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2日，被告城中区政府发布《通告》，明确根据西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实施意见》对沈家寨片区范围内进行征地拆迁。其中，拆迁范围东至南川河，南至享堂村，西至西山，北至福禄巷。2013年10月25日，城中区政府公布《沈家寨片区集体土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原告刘金秀系西宁市城中区南川社区沈家寨村村民，其房屋在征地拆迁范围之内。2013年11月1日，青海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房屋作出《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因被告城中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未能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于2018年9月14日组织人员对原告邻居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时，对原告房屋内部分物品搬至屋外，该强制搬离行为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的（2019）青01行初35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并已生效。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被告收悉后一直未予答复，原告遂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案涉房屋内物品被强制搬离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被告依法应对强制搬离行为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赔偿方式、项目、数额的认定问题。（一）关于赔偿方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据此，支付赔偿金以及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均是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对案涉房屋内物品损失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二）关于赔偿项目、数额。《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就其提出的被告违法强制搬离行为造成的被损坏物品损失、丢失物品损失的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被告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强制搬离造成损失请求分为两部分，一是被损坏物品损失人民币54630元；二是丢失物品损失人民币146500元，损失共计人民币208800元。被损坏物品主要指家具、电器、衣物、厨房用具等，被告提交照片证明强拆时将原告物品全部打包后原告已全部搬离，不存在损坏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证明被告于2018年9月14日有搬出原告房屋内沙发的行为，但其提交的部分物品照片及物品损失清单无法确切证明损失情况。被告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强拆前已对原告动产履行了证据保全义务。本院在双方均无有效证据证明房屋内物品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精神，考虑在原告刘金秀提起的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赔偿之诉中，对房屋内财产损失予以一定赔偿不宜再重复判决赔偿的情况，同时基于对被告履行行政行为中程序不当的惩戒，又采纳被告关于“面临拆除、无人居住的房屋内放置大量贵重物品有悖常情”的意见，本案中酌定赔偿原告主张的房屋内物品损失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被告城中区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因强制搬离原告房屋内物品的违法行为造成原告财产损失3000元。逾期不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刘金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搬离时上诉人没有别的住处，室内物品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存放。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4日实施强制搬离，本来是要强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因上诉人突发心脏病需要治疗，被上诉人才没有强制拆除房屋，而是只搬离了部分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上诉人打包带走的，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物品已经还给上诉人，因此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如果上诉人已经将物品全部打包，那么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时室内就不会有物品存在，原审判决的观点与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明显相互矛盾。二、原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面临拆除、无人居住的房屋内放置大量贵重物品有悖常情”意见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搬离行为是突然发生的行为，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准备实施强制行为，上诉人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直到房屋被强制拆除，室内存在贵重物品符合常理，且2018年9月14日是被上诉人多年来第一次对涉案地块实施行政强制行为，上诉人毫无准备，原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的意见明显错误。三、上诉人在强制拆除行政赔偿诉讼中，并未重复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请求。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本案提出的赔偿项目属于强制拆除行政赔偿诉讼中重复提出的损失，就认定本案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后会造成重复判决赔偿的情况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为民主持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等综合考虑，对被上诉人迟延征收和违法强拆行为给予警戒和惩治。现上诉人所主张的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合法正常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208800元，切实保障上诉人合法的财产权利。综上，被上诉人因征收实施的违法行政强制搬离行为严重违法，其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给上诉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被上诉人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上诉人予以赔偿。请求本院依法撤销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行赔初40号行政赔偿判决，并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因强制搬离被损坏物品损失人民币54630元及因强制搬离丢失物品损失人民币146500元，共计人民币208800元。 城中区政府答辩称，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刘金秀无证据初步证明其具体损失，被上诉人也缺乏对原告的物品搬离时进行登记、拍照等妥善处理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定赔偿数额的做法并无不妥，且体现了对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称，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直至被强制拆除，对此理由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2018年9月1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诺一周内自行拆除房屋，一周后上诉人并未自行拆除房屋，直至2019年3月22日被强制拆除。上诉人已经明确知道案涉房屋即将被拆除，仍将价值较大的贵重物品存放在案涉房屋内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面临拆除，无人居住的房屋内放置大量贵重物品有悖常情”的裁判理由合情合理。上诉人另案提起的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室内物品损失提出了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亦作出了裁判，本案对其物品损失不宜重复赔偿。同时，一审法院因被上诉人的程序违法作出了惩罚性的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及精神。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庭审中，上诉人刘金秀认为一审判决查明的“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部分有误，上诉人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的时间应为2020年3月12日。经查，一审判决书该表述系笔误，应为“2020年3月12日。”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应当就行政行为是否造成损失、具体损失数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清点、登记或公证方式固定保存证据，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原告已就损失金额承担初步证明责任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或者通过推定等方式依法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在被诉行政行为确已给原告造成损失，但原被告双方又无法证明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客观公正的分析判断，依法对损失金额予以认定。本案中，上诉人刘金秀应就其提出的要求赔偿室内物品损坏、丢失等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刘金秀向一审法庭提交了2018年9月14日城中区政府组织人员从其房屋内搬移物品的视频资料，但该视频资料只能证明城中区政府工作人员搬移的事实，对具体损失金额无法予以证实，且刘金秀对于按摩椅、电视机等物品被损坏的主张，具备提供更翔实的证据材料的条件。对于屋内现金、首饰等物品损失的主张，刘金秀向一审法院既未提交证明上述物品在房屋内的直接证据，亦未提交银行取款凭证、购买物品票证等间接证据。在本院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供的取款凭证不具有证据效力，即便具有证据效力，该凭证显示的取款人是谢成军，且取款日期在2018年7月23日，与刘金秀在法庭上的两三天前取款的陈述并不一致。另外，刘金秀于2018年9月14日因城中区政府的违法搬移行为丢失10万元现金及贵重物品，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请求城中区政府予以返还，从常理来讲，离事发时间越近越有利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或行政机关妥善处理，但刘金秀直至2019年3月22日其房屋被强制拆除后，才与强制拆除违法案件一并提起诉讼，有悖常理。城中区政府组织搬移上诉人房屋内物品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刘金秀签字确认，致使刘金秀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造成困难，故对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等情况，依法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刘金秀与城中区政府对上述物品具体损失数额均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酌情确定赔偿3000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金秀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英俊 审判员  吴晓良 审判员  孔 菲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杨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