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2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英,男,1988年2月2日出生,满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荣,天津家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浩,男,198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端,江苏江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男,198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端,江苏江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宏彬,男,199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端,江苏江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力,男,198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凡,男,199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上诉人郭英因与五被上诉人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合伙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116民初26824号民事判决，郭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津03民终303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经审理作出（2020）津0116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郭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英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合伙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余浩、张建、徐宏彬均辩称，不同意郭英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力、王凡均未参加二审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郭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其与余浩、张建、徐宏彬之间的合伙关系;2.依法清算合伙期间的盈亏,并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责任如下:郭英出资70000元，占总出资金额20.59%,应承担债务38100元，余浩出资70000元，占总出资金额20.59%,应承担债务38100元，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出资200000元,占出资额的58.82%,应承担债务108846元；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后，其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解除其与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之间的合伙协议;2.共同承担合伙期间亏损185050元,即郭英承担38100元,余浩承担59869.20元,张建承担21769.20元,徐宏彬承担21769.20元,张力承担21769.20元,王凡承担21769.20元;3.本案诉讼费由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津唐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煌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000元，郭英和案外人佟玉强是公司股东，未实际出资（认缴出资），法定代表人是郭英。该公司成立后在汉沽有门店至今正常经营，2017年4月塘沽门店开始营业，2018年10月塘沽门店因经营亏损关闭，期间未分配利润。2017年2月，余浩投资入股70000元，用于支付塘沽门店租金。2017年6月，余浩再投资入股40000元，同时介绍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投资入股，并先后介绍张力、张建、徐宏彬到唐煌公司塘沽门店工作，五人合计投入股金200000元，其中100000元打入郭英个人账户。三被告主张给郭英打款100000元，用于购买郭英持有的唐煌公司的部分股权。余浩有自己的职业。张力在唐煌公司工作短暂时间后离职。王凡自始未到唐煌公司工作。郭英主张其与余浩、张建、徐宏彬、王凡、张力系合伙关系；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均予以否认，并认为双方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是唐煌公司隐名股东。双方之间曾经建立微信圈，群名称为“股东群”。2018年1月3日晚上19时23分，郭英在群聊天中表示“以后店如果多了，我觉得可以划分一下，量房谈单设计团队，工地管理团队，公司运营业主团队，每个人身兼数职肯定乱，我们每个人都是股东，都应该有责任解决公司的种种困难，而不能是只停留在发现问题的阶段，有些事说起来很容易，我是要在最后边承担责任的…”。郭英自述合伙从2017年6月1日开始，至2020年5月31日结束，期间未进行审计或清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郭英主张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合伙经营期间产生合伙债务185050元，被告及第三人张力对此均予以否认。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郭英主张各方签订过书面合伙协议，该协议由余浩保管。三被告及第三人张力否认曾经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余浩否认其保管有各方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原告应就其主张的事实举证证实，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原告提供微信群聊天记录、以及其与张建、余浩的录音，用以证实各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但在聊天记录及录音中被告均未明确承认与原告是合伙关系，更未涉及口头合伙协议的内容，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各方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也不能证实各方对合伙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庭审中，原告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但证人均表示听说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但就具体的合伙成员及合伙事项均不清楚。故证人证言亦不能证实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综上，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各方之间订立有口头合伙协议，故原告主张各方之间是合伙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原告主张合伙期间有亏损，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经营期间的盈亏具体情况。且原、被告双方均未要求对盈亏情况进行评估或审计，原告主张的亏损情况，缺乏证据支持，对此不予确认。郭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郭英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2元，由郭英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郭英向法院提交其与余浩的聊天记录，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该聊天记录载明，2017年6月2日郭英称：“其实这钱无论在谁那也放不了多久。你们确实入了20万。但是相比这份事业来讲，还真不算什么，我不会傻到因为20万放弃我多年打拼出来的这个根基…”余浩称：“真不是20万的事（我可以把20万给你），是咱们公司以后现金放我这（我就监督这个事），分工明确，因为我是独立在公司运营以外，钱最不会出错…”2017年8月26日余浩称：“希望理解（赚钱了都好说，赔钱了避免落埋怨，以后都还是朋友）。”2017年9月7日余浩称：“以后周合伙人会议通知你发吧，你是负责人，我发合适吗？”2017年10月6日余浩称：“我们都是合伙人，现在我手头只有不到5万了（结完工厂）…”2017年10月10日余浩称：“…公司公款主要在咱俩手上，咱俩谁要有特殊情况借用一下(不影响公司运转前提下）咱俩互相知情。”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合伙关系；2.郭英主张各方当事人共担合伙期间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围绕争议焦点阐述如下：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伙人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合伙的“人合性”特点有别于公司股东的“资合性”；合伙人就合伙期间的亏损承担无限责任，而股东仅以公司资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和在案证据，各方当事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形成事实上的合伙法律关系，理由如下：关于焦点1，从组织的“人合性”还是“资合性”的特点看，本案的起因是郭英与余浩系以前同事，双方有过合作，关系和睦、相互信任、共图发展。后，为把事业做大做强，余浩先后介绍自己熟悉的人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加入，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分工协作，希望加强沟通联络，群策群力，“赚钱了都好说，赔钱了避免落埋怨，以后都还是朋友。”上述事实显示出基于人际交往的信任关系产生的人合性特征。从组织架构看，合伙的组织架构比公司相对松散，对于工作分工、人事变动、财务流动等环节都不如公司严谨。结合本案后续实际运营的事实，正是基于人合性，六方当事人走在一起，但后续对于工作分工、人员变动、财务处分等环节都较随意，组织结构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该事实更显现出合伙的特征。若从资金账务的特征看，余浩等五被上诉人主张是唐煌公司隐名股东，然而审查五方共同出资的200000元资金，其中100000元打入郭英个人账户，剩余100000元建立共管账户。上述两笔资金均在唐煌公司账户之外独立运作，并未汇入唐煌公司账户统一支配，且支配处置权为郭英、余浩两个个人，也未列入公司账务当中，与唐煌公司财产混同的证据不足。从本案其他事实看，在案证据虽然没有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书面合伙协议，但有余浩通过微信向郭英发送的合伙协议电子版，能够证明当时发送人余浩的意思表示，对本案其他证据起到佐证作用。故本院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成立合伙关系。因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后续亏损，直至2018年10月底关闭塘沽店不再经营，故将合伙关系确定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为宜。关于焦点2，郭英主张合伙期间有亏损，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经营期间的盈亏具体情况，且对合伙期间的盈亏情况各方亦未进行评估或审计，故一审法院认定郭英主张的亏损分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郭英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郭英与五被上诉人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之间的合伙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三、驳回上诉人郭英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及二审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2元，由上诉人郭英负担3922元，由五被上诉人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各自负担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1元，由上诉人郭英负担3921元，由五被上诉人余浩、张建、徐宏彬、张力、王凡各自负担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福群审判员  李冬梅审判员  刘继永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魏雅莹书记员杨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