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城彬，男，198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绍彬，广东中祺国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秀银，女，194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仁，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城彬因与被上诉人吴秀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城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绍彬、被上诉人吴秀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城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吴秀银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清算、分割双方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由吴秀银支付黄城彬11.5万元；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吴秀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黄城彬向吴秀银投资15万不属于投入合伙的财产，而是属于购买50%股权份额的对价，罔顾《合作协议》明文约定和本案属于新设的两人合伙的事实。首先，《合作协议》载明：“现乙方向甲方投资15万，由乙方负责厂房分租”，即向合伙项目投资15万元，一审法院却曲解成吴秀银与黄城彬亦存在转让合伙份额的法律关系。其次，本案《合作协议》的签订并履行属于新设的两人合伙，此前吴秀银并未与第三人合伙，黄城彬不属于新加入的合伙人，故不存在转让合伙份额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转让对价。再次，结合《合作协议》和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黄城彬投入15万元，就是用来盘活厂房分租项目的，当然属于合伙财产。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吴秀银在承租涉案厂房后已经装修了涉案厂房，并自行管理经营六年之久，涉案厂房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不需要投入经营成本，而是由黄城彬直接负责分租收取租金利润，也即黄城彬在2015年4月1日支付15万元，不需要投入到涉案厂房的经营管理之中，并非合伙人投入到合伙组织内的财产”。首先，在本案合伙关系建立前，涉案场地是吴秀银用于自身经营生产，并非对外分租。双方合伙是将吴秀银自用空置部分对外分租并经营。吴秀银与新科村第五合作社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7月24日，广州东辉钟表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股东为吴秀银和陈广东，初始注册地址即为本案合伙分租项目所在地，成立日期为2009年10月13日。其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4月1日，黄城彬负责二楼和三楼的分租，《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是2016年5月9日和2015年8月18日，合伙关系建立以后至合伙项目步入正轨前，黄城彬需要对二、三楼进行改造，对外招租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资金，吴秀银还拿出部分黄城彬投入的资金用于支付之前拖欠的租金，以盘活分租项目。因此，并非双方一建立合伙关系就能立即享受到项目利润，吴秀银负责收取租金的一楼和黄城彬负责收取租金的二三楼，都是统一纳入合伙项目进行结算。3.一审法院认为8万元租赁合同保证金不属于合伙财产，是错误的。吴秀银当初投入的8万元保证金，自双方合伙关系建立后转为合伙财产，且在合伙清算时，黄城彬也明确提出该保证金理应在合伙关系终止时进行分割。（二）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及该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吴秀银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合作协议》明确写明：“乙方向甲方投资15万”，也就是说，该15万元是投给吴秀银的，并非向合伙组织或合伙事项的投资。从吴秀银多年前已与经济合作社单独签订租赁合同并一直单独投入资金经营的事实来看，这15万元就是黄城彬为了取得50%收益而支付给吴秀银的对价。如果作为合伙财产，双方应该有明确的约定。2.吴秀银承租厂房后，投入了四十多万元进行装修、改造以及再分租。比如，厂房的电线只拉到厂房外，内部电线、变压器等全部由吴秀银投资购买，一直正常经营。涉案15万元系支付给吴秀银，从未作为合伙财产处理。如果作为合伙财产，不会从未在合伙账目中反映。（二）涉案8万元保证金完全与黄城彬无关。该8万元是吴秀银的，并非合伙经营资金，没有投入到厂房的经营管理中，并非因为合伙关系而产生，而是吴秀银与经济社的关系。同时，该8万元也不属于收益，黄城彬无权分取。黄城彬从未对8万元保证金的性质及归属提出任何异议。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保证金在合同履行完毕后退回给交付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三）如涉案15万元投资款和8万元属于合伙财产，则黄城彬仅投资4.5万元，几年来就分配利润近60万元，显然不合理。（四）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吴秀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城彬立即支付合作收益54259.5元；2.黄城彬支付合作收益利息（以54259.5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黄城彬支付律师费1.3万元；4.黄城彬承担案件受理费。黄城彬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清算、分割合伙财产，吴秀银支付黄城彬11.5万元；2.吴秀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24日，吴秀银（乙方）与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该厂房位于新科五社“麦松头”工业区第三栋，建筑面积4526.75平方米、空地面积1506平方米。租赁年限由2008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12年。2008年7月24日至2008年8月31日为乙方装修期，装修期内甲方不收取租金，2008年9月1日起开始计租。签字之日乙方需一次性向甲方缴交8万元作为合同保证金，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全数退回给乙方（不计息），乙方在租期内迁出，保证金不退。2015年4月1日，吴秀银（甲方）与黄城彬（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管理白云区均禾街新村第五合作社厂房出租，厂房建筑面积4526.75平方，甲方已经和新村第五经济社签订合作，合同到期日为2020年8月31日。现乙方向甲方投资15万元，由乙方负责管理厂房分租。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租赁风险。收益甲乙双方各占50%。备注：附上原租赁合同复印件。吴秀银主张2020年8月31日《厂房租赁合同》到期后，已经将涉案厂房退还给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2020年7月8日至8月31日期间的租金收益为59836元、垃圾清运费5575元、保安伙食费5582元，上述合伙收益和债务尚未结算，黄城彬应按照50%的支付吴秀银54258.5元；黄城彬对此予以确认。黄城彬主张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其投入的15万元和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退还的合同保证金8万元属于合伙财产，吴秀银应按照50%的标准对上述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即支付黄城彬11.5万元。吴秀银认为，确认收到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退还的合同保证金8万元，但是认为该合同保证金系其个人支付，并非合伙财产；黄城彬支付的15万元系获得涉案厂房租金收入50%的收益权的对价，并非合伙财产。庭审中，双方确认黄城彬每两个月一次向吴秀银支付租金收益。另查明，吴秀银于2020年10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以上事实，有《厂房租赁合同》《合作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应恪守履行。吴秀银与黄城彬约定按照50%的比例分配涉案厂房的租金收益，双方成立合伙关系。吴秀银主张黄城彬未按约定支付2020年7月8日至8月31日期间的租金收益54258.5元，黄城彬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黄城彬应向吴秀银支付该合作收益54258.5元。至于利息，双方确认每两个月结算一次，现在黄城彬逾期支付合作收益，吴秀银主张黄城彬以54258.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0年10月2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城彬的投资款15万元和合同保证金8万元是否属于合伙财产的问题。一般而言，合伙财产包括合伙人投入到合伙组织内的财产以及合伙企业成立后解散前，以合伙组织名义取得的全部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故本案审理重点在认定15万元和8万元是否属于合伙财产的范围，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15万元的问题。吴秀银与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2008年7月24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吴秀银装修厂房并于2008年9月1日开始计收租金，之后吴秀银自行管理经营涉案厂房。2015年4月1日，吴秀银与黄城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黄城彬向吴秀银投资15万元，由黄城彬负责管理厂房分租，双方共同承担风险，收益各占50%。首先，吴秀银在承租涉案厂房后已经装修了涉案厂房，并自行经营管理六年之久；涉案厂房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后不需要继续投入经营成本，而是由黄城彬直接负责分租收取租金利润，也即黄城彬在2015年4月1日支付的15万元，不需要投入到涉案厂房的经营管理之中，并非合伙人投入到合伙组织内的财产。其次，该15万元也不是以合伙组织名义取得的收益。故黄城彬主张该15万元属于合伙财产，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黄城彬向吴秀银支付15万元系为了购买吴秀银所有的50%的涉案厂房收益权，该50%的收益权是吴秀银在2008年9月1日承租涉案厂房后投资形成的，《合作协议》约定的该部分内容实际系关于合伙份额转让的约定，也即在《合作协议》中，吴秀银与黄城彬亦存在转让合伙份额的法律关系。关于8万元的问题。该8万元系吴秀银在2008年9月1日向新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缴交的合同保证金。首先，该保证金并未实际投入到涉案厂房的经营管理中，既不会出现亏损，也不会产生收益，黄城彬在不需要承担亏损风险的情况下，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亦不应享有分割该笔合同保证金的权利。其次，《合作协议》约定“收益甲乙双方各占50%”，该合同保证金系吴秀银支出，并非合伙组织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最后，《合作协议》明确载明附有《厂房租赁合同》，黄城彬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应该清楚吴秀银支付该8万元的情况，但黄城彬也没有对处理该8万元提出意见。故黄城彬主张合同保证金8万元属于合伙财产，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吴秀银主张的律师费1.3万元，《合作协议》没有相关约定，吴秀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城彬支付吴秀银合作收益54258.5元和利息（以54258.5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吴秀银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黄城彬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1元（吴秀银已预交），由吴秀银负担143元；黄城彬负担598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秀银支付。案件反诉受理费1300元（黄城彬已预交），由黄城彬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城彬提交了广州市东辉钟表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在双方建立合伙关系之前，吴秀银将涉案厂房用于自身生产经营，因无力继续经营，故与黄城彬合伙，将该厂房开发成租赁项目。经质证，吴秀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二审查明以下事实：黄城彬在二审中确认，涉案合作项目的主要支出包括经济社的租金、保安等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伙食费、垃圾清理费以及日常维护费用等。这些费用主要从双方收取的租金中支出。黄城彬平均每月大概可以分到1万多元的租金收入。双方合作期间，未形成固定资产，也没有进行装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15万元投资款和8万元租赁保证金是否应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涉案15万元投资款的问题。首先，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该笔款项系由黄城彬支付给吴秀银个人，黄城彬支付完款项后，负责管理厂房分租事宜，分取50%收益。从协议内容来看，《合作协议》并未约定该款项需用于共同经营，应计入合伙资产。其次，如黄城彬所述，该款项系投入涉案项目，但根据其自认的事实，黄城彬加入项目后，双方并未购买固定资产和进行装修，经营中产生的各项费用也主要从收取的租金中支取，故涉案项目并无支出大额资金的必要性。如双方经营过程中确需大额资金支出，而吴秀银收取款项后又未将资金用于项目经营，黄城彬在长达五年的合作过程中从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显然有悖日常生活经验。再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提供的其他证据等可知，涉案厂房系由吴秀银个人承租，并独自经营了近七年后，黄城彬才加入项目，并有权获取50%的利润。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黄城彬除了支付15万元投资款外，未支付其他对价。一审法院认定该15万元系黄城彬进入项目、获取50%权益份额的对价，符合一般商业交易习惯。从收益结果来看，在五年左右的合作期间内，黄城彬自述每月平均可分得1万元的租金，该收益率与其投入大致匹配。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5万元不应作为合作财产进行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8万元租赁保证金的问题。双方均已明确该8万元的性质为租赁保证金，且在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之前，已由吴秀银个人支付给出租方，并非从合作期间经营积累的财产中支取。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无证据显示二人约定该笔资金作为吴秀银个人出资，已转为共同财产，或者吴秀银在合作期间通过多分租金等收入的方式，提前将8万元租赁保证金收回。因此，该笔款项仍然属于吴秀银的个人财产，在租赁期满后，应退回给吴秀银个人，而不应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配。综上所述，黄城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85元，由上诉人黄城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