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205民初518号 原告：徐兰，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思琦，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凌男，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豪杰，男，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王伟，男，198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景德，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珠，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兰与被告陈豪杰、王伟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徐兰的申请，依法对被告陈豪杰、王伟实施了诉讼保全措施。本案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思琦、叶凌男，被告陈豪杰、王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9月17日签订的《皮皮果宁波分公司亚马逊项目合作协议》；2.判令两被告退还原告投资款项3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徐兰与陈豪杰、王伟原系朋友关系。陈豪杰多年从事亚马逊平台运营业务，并设立了一家名为深圳市皮皮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亚马逊平台运营公司。2019年，经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协商一致，决定在宁波共同投资组建一家亚马逊平台运营公司。2019年9月17日，三人签订了《皮皮果宁波分公司亚马逊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由徐兰出资10万元，占新公司20%股权，由陈豪杰、王伟各出资20万，各占新公司40%股权；同时约定，新公司的组建由陈豪杰负责。《合作协议》签订当日，徐兰按照约定向陈豪杰转账了投资款项10万元；之后又应陈豪杰要求，为《合作协议》之目的，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12日、2020年11月5日向陈豪杰转账了5万、5万、10万。截止目前，徐兰已经为《合作协议》之目的累计出资了投资款项30万元。但是，陈豪杰、王伟至今仍未履行组建一个由徐兰持股20%公司的合同义务。徐兰曾为此催告要求设立《合作协议》约定的公司，但是陈豪杰、王伟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只同意徐兰以项目合作方的形式参与合作。徐兰认为，享有新设立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持有相应的股权，是《合作协议》约定的徐兰应享有的核心权利，也是徐兰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陈豪杰、王伟明确拒绝履行上述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合作协议》的根本违约，严重侵犯了徐兰的合同利益。除此之外，在合作过程中，徐兰发现陈豪杰及其委任的运营主管存在虚报项目运营成本、设立“老鼠仓”占为己有等严重违背《合作协议》之合同目的的行为。另外，《合作协议》签订后，陈豪杰、王伟二人注册了一家宁波市甬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内容与《合作协议》之合同目的一致，这一情况也充分说明，由于陈豪杰、王伟恶意违约，徐兰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综上，徐兰认为，陈豪杰、王伟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合作协议》的根本违约，导致徐兰签订《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徐兰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作协议》，并判令由陈豪杰、王伟向徐兰退还投资款项30万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陈豪杰、王伟共同辩称，1.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均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解除情形，原告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作协议无依据。原告与两被告均系从事亚马逊运营行业，2019年初，陈豪杰让徐兰在其深圳公司学习。2019年7月，徐兰与陈豪杰、王伟达成合作意向，并于同年9月签订《合作协议》。三方合作系在深圳公司的基础上，在宁波运营亚马逊皮皮果项目，属于项目合伙形式。在实际合作过程中，需要借助公司平台进行运营，故陈豪杰注册了宁波甬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该合作性质及公司的注册形式徐兰均系知晓。2019年9月开始至今，三方的合作一直在进行中，并且三方也按照协议中约定的职责在履行义务，关于合作的财务情况、扩展情况、采购情况、销售情况均会在微信群中进行公布。2020年初之前，合作中的运营、财务等事宜均系由徐兰负责，徐兰掌控陈豪杰名下招商银行账户以及运营账号的信息，由此可见，对于合作运营情况徐兰均知晓。截止2021年2月，三方合作已经有一年多有余，经原告与两被告协商，共追加过三次投资款，原告分别在2020年4月27日、5月12日、11月5日增加投资。若按照原告所说，合作协议一直处于未开始履行的情况下，原告上述多次追加投资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并且在微信群及私下从未提及过合作事宜没有开始的任何情况。另一方面，结合原告与两被告的合作模式：通过多个国内注册的公司主体申请多个亚马逊美国站账号（店铺），通过数据分析选品，向国内的不同供应商或者工厂采购适合美国线上市场的产品，发送到美国亚马逊仓库（FBA），在亚马逊美国站线上进行平台销售。销售款项亚马逊平台以14天为周期将账户内的钱转至平台认证的第三方账户（本项目选择的平台是pingdong,以美金计算)，然后当事人可以根据汇率、手续费等因素提款。从上述模式中可见，双方的合作目的并非是成立一家公司，公司和账号（店铺）也并非是一一对应，而是通过采购热门产品，通过账号运营销售至美国市场，赚取差价，故合作的资产主要是账号及账号名下货物，公司仅仅为推广平台，并无实际资产。2.原告无权退出合作协议。合作开始，三方认识到需要合伙人有一个能积极面对各种困难的心态，创造一个稳定的资金和合作环境，故三方在《合作协议》中第四条第一项约定合作周期为两年，合作周期内初期投资不允许撤资，到期后三方协商是否继续合作。截止目前两年合作周期并未到期，故原告无权退出合作协议。3.即使原告退出该合作，也应按照协议约定对于合作的资产进行清算后再结算，原告要求返还投资款30万无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原告退出合作，也无理由及依据要求返还投资款30万元，而是应该按照协议约定及法律相关规定，对于目前的合作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后对于利润部分按照协议进行分配、对于债务部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在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已经提供了部分账目表示愿意配合清算的意愿。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确认如下： 2019年9月17日，陈豪杰（甲方）、王伟（乙方）与徐兰（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经过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共同在宁波投资组建基于亚马逊平台销售运营公司，达成如下合作协议：1.出资比例：甲方出资20万元，占公司40%股份；乙方出资20万元，占公司40%股份；丙方出资10万元，占公司20%股份。三方出资包含账号所含货物库存价值、账号和平台未提款等值人民币、现金等；2.分红方案：公司经营过程中，约定每半年根据盈利情况，净利润超过20万元进行分红，按照半年周期产生净利润的50%金额分红，剩余50%比例金额作为公司发展资金，积累计入后续利润。分红比例：1）利润部分80%按照三方出资比例分红；2）利润部分20%作为分红股份（干股），归甲方所得；3）第一年利润累计满50万元，甲方释放5%分红股份给公司运营团队作为奖励。3.三方权益和责任：甲方：1）负责公司组建，业务团队培养；2）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决策；3）资金审批；4）安排财务核算，业务数据统计；商务采购订单处理，货物物流等商务对接；5）以上涉及工作内容由甲方深圳公司员工兼职，共享深圳公司资源，在本公司未盈利前不分摊费用，有一定盈利以后根据工作量由三方协商分摊一定比例费用。乙方：1）作为股东参与制定公司规划；2）引入优势工厂供应链资源。丙方：1）负责公司业务操作和团队管理；2）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行政事宜审批。4.合作周期、股份变更、退出机制。1）公司合作周期暂定两年，合作周期内初期投资不允许撤资，到期后由三方协商是否继续合作；2）假设合作过程中，因为业务需要，其他股东和资本进入，按照合理、我方有益原则进行估值和模式合作，由三方开会决定；3）合作周期结束后，股份退出，按照当时公司财务报表公司股东权益估价，本合作协议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利；4）合作周期结束后，如果结束本公司业务，设定3个月收尾周期，清理库存和公司其他资产，利润部分按照本协议分红方案分配、剩余投资款部分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债务部分按照投资比例各自承担。备注：1）本协议一式叁份，三方签订后各执一份；2）项目资金账号为陈豪杰名下鄞州银行的银行账号。 《合作协议》签订后，徐兰分别于2019年9月17日，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12日，2020年11月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陈豪杰名下银行账号10万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合计30万元。 陈豪杰分别于2019年9月19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5月19日，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1月10日，2020年12月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陈豪杰名下银行账号×××21.04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20万元，合计722721.04元。 王伟分别于2019年9月25日，2020年4月10日，2020年6月3日，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1月5日，2020年12月14日，2021年1月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陈豪杰名下银行账号×××15.09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20万元、8万元、7万元，合计952315.09元。 陈豪杰、王伟、徐兰通过租用等方式取得亚马逊平台多个账号用于经营,通过数据分析产品，向国内的不同供应商或者工厂采购适合美国线上市场的产品，发送到亚马逊美国仓库，在亚马逊美国线上平台进行销售。亚马逊平台将账户内的销售款项转至平台认证的第三方账户（pingdong,以美金计算)，然后再根据汇率、手续费等因素提款至陈豪杰名下招商银行账户。陈豪杰主要负责发展规划，王伟负责寻找供应链，徐兰负责团队管理及财务审批。陈豪杰、王伟、徐兰共同组建甬霖董事群、甬霖管理群、甬霖财务群等微信群用于沟通发展规划、业务决策，业务运行，收付款明细、付款审批等事项。另外，陈豪杰通过甬霖董事群发送库存表、每月各店铺（自运营）利润表，具体包含了各店铺（账号）销售额、退款、发货费、平台费、促销费、广告费、仓储服务费、调整费、亚马逊服务费、税费、结算金额、采购成本、头程成本、店铺运营费、毛利润、毛利率等信息。徐兰与陈豪杰、王伟就返还投资款30万元协商未果，致纠纷发生。案经本案组织调解未果。 另查明：1.，陈豪杰注册成立了深圳市皮皮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200万元；2.2019年9月25日，陈豪杰、王伟注册成立了宁波市甬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霖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上述事实由徐兰提供的《合作协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息登记信息，陈豪杰、王伟提供的陈豪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付款申请书、库存表、各店铺（自运营）利润表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结合徐兰与陈豪杰、王伟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陈豪杰、王伟与徐兰于2019年9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的性质认定；二、本案徐兰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是否成就。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陈豪杰、王伟与徐兰于2019年9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应当认定为合伙合同。理由如下： 首先，从《合作协议》的签订背景来看，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陈豪杰、王伟系徐兰丈夫的同学及校友，徐兰2019年初开始从事亚马逊平台运营，陈豪杰已于2016年1月28日注册成立了深圳市皮皮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亚马逊平台运营，陈豪杰安排徐兰在该公司学习亚马逊平台运营，后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初步达成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的合作意向，在此背景下，三方当事人签订《合作协议》针对三方以入股合作方式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相关事项以及各方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及约定； 其次，从《合作协议》的名称来看，由于陈豪杰已经注册成立了深圳市皮皮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在宁波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主要借助深圳市皮皮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平台，因此，陈豪杰、王伟与徐兰签订了《皮皮果宁波分公司亚马逊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分公司作为公司的分支机构，由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分公司并不具有股东； 最后，从《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来看，《合作协议》主要包含了出资比例，分红方案，三方权益和责任，合作周期、股份变更、退出机制等合同条款内容，并未包含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公司的组织机构、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事项。由此可见，陈豪杰、王伟与徐兰签订《合作协议》的侧重点在于三方为了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的共同目的，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非在于注册登记公司，《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公司设立协议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院认定陈豪杰、王伟与徐兰签订的《合作协议》符合合伙合同的法律特征，并非徐兰主张的发起人订立的公司设立协议。《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签订之后，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已经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合同权利义务，且徐兰并未表示异议，本案徐兰以陈豪杰、王伟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徐兰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尚不成就。理由如下： 首先，《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当事人履行行为印证《合作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不在于设立公司。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甬霖公司并非陈豪杰、王伟依据《合作协议》注册成立的公司，从《合作协议》签订之日（2019年9月17日）至徐兰起诉之日（2021年1月27日）已达一年四个月有余，在此期间，陈豪杰、王伟与徐兰持续出资，共同经营，一直在履行《合作协议》，徐兰并未表示异议，各方当事人亦未就设立公司事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制订公司章程、申请公司设立，因此，《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当事人履行行为印证《合作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不在于设立公司，而在于三方为了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的共同目的，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其次，《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当事人已经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合同权利义务。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合作协议》签订之后，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多次出资，亦取得亚马逊平台多个账号用于销售,陈豪杰主要负责发展规划，王伟负责寻找供应链，徐兰负责团队管理及财务审批。三方共同组建甬霖董事群、甬霖管理群、甬霖财务群等微信群用于沟通发展规划、业务决策，业务运行，收付款明细、付款审批等事项。陈豪杰通过甬霖董事群发送库存表、每月各店铺（自运营）利润表。上述事实表明，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已经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合同主要义务的完全履行意味着《合作协议》合同目的的实现。另外，根据陈豪杰、王伟提供的陈豪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及库存表、每月各店铺（自运营）利润表，记载了各方出资、产品购销、平台运营费用、账号提现费用等信息，尚不能证明陈豪杰及其委任的运营主管存在虚报项目运营成本以及侵占各方出资的行为，因此，本案徐兰以陈豪杰、王伟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公司合作周期暂定两年，合作周期内初期投资不允许撤资”，“合作周期结束后，如果结束本公司业务，设定3个月收尾周期，清理库存和公司其他资产，利润部分按照本协议分红方案分配、剩余投资款部分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债务部分按照投资比例各自承担”，因此，本案徐兰在合作期限尚未届满且合伙的财产、债权债务未经清算的情形下主张陈豪杰、王伟返还投资款30万元，与《合作协议》约定相悖，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豪杰、王伟与徐兰为了从事亚马逊平台销售的共同目的，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而签订的《合作协议》符合合伙合同的法律特征，徐兰主张涉案《合作协议》系发起人订立的公司设立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作协议》签订之后，陈豪杰、王伟与徐兰已经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合同权利义务，徐兰并未表示异议，且徐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陈豪杰及其委任的运营主管存在虚报项目运营成本以及侵占各方出资的行为，因此，本案徐兰以陈豪杰、王伟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徐兰在合作期限尚未届满且合伙的财产、债权债务未经清算的情形下主张陈豪杰、王伟返还投资款30万元，与《合作协议》约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百六十七条、第九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原告徐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永明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卢佳敏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第九百六十七条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 第九百六十九条合伙人的出资、因合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属于合伙财产。 合伙合同终止前，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