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朝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锦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广东王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张丹妮，广东王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朝阳因与被上诉人余锦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朝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马朝阳要求余锦辉偿还借款96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余锦辉于2002年6月8日向马朝阳发送了传真件，收件人是马朝阳，发件人是余锦辉，上面有余锦辉的签字，里面清晰的记载余锦辉两次借款合计100万元，用其名下的房屋作为抵押，并将房产证复印件作为附件一并发送给了马朝阳。出于对朋友的信任，马朝阳在收到传真后直接将第二笔借款70万元支付给余锦辉，双方并未另行签署书面的借款合同。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发送传真是一种常见的通讯方式，很多异地交易都通过传真的形式进行确认，传真件和合同原件的证明效力是一样的。本案中，因马朝阳提交的传真件形成时间久远，且当时是用热敏纸发送过来，现上面的油墨发生氧化，内容不够清晰完整，但记载的主要内容仍清晰可见，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二、从后续双方两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也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2005年4月8日双方签署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里面记载“原借给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折合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份入股，同时废除原深圳×实业有限公司与马朝阳之间的借款协议”。2006年5月10双方再次签署的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也记载了同样的内容，再次确认双方此前确实存在《借款协议》，双方形成新的合意，将借款转换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唯一存在的歧义是马朝阳借给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而不是写的余锦辉。原因是余锦辉时任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锦辉在给马朝阳发送的借款协议传真中第二条，借方收款账号就是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当时应该是余锦辉指定的公司账户代为收款。所以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就提到是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借款，该协议是余锦辉向马朝阳出具，且也是余锦辉个人签字，马朝阳就并未提出疑义。但传真件的借款协议内容非常明确，就是余锦辉个人借款，并用其个人的房子作为抵押，所以不存在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情况。三、从2006年5月10日，余锦辉向马朝阳出具的欠条形式上看就是“欠条”，从内容上看“根据协议号为ES(2006)510协议第2条款约定。余锦辉欠马朝阳壹佰万股权转让金，拟在2006年内还清”，第2条里提到的“已支付100万元转让金”就是该协议第1条提到的100万元借款，双方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后支付过股权转让金，实际上双方就是原始的100万元借款，在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这100万元仍然是借款，并未转换成股权转让款。马朝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四“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商档案”，马朝阳从未实际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也就意味着双方签署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所以双方之间仍然是借款关系，而并非股权转让关系。四、从马朝阳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及短信证据也能看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通话录音中马朝阳明确提出“那个100万你就不打算还了”，余锦辉并没有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是以其他的理由有意回避借款的事实。其提到双方还有其他合同，也就是余锦辉在一审提交的一份2005年4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5年5月16日的一份《合作协议》、2005年6月29日的一份关于ITMan信息服务平台的合作协议，再无其他所谓的合同，无法推翻其向马朝阳借款的事实。在短信记录中，马朝阳也多次向余锦辉索要欠款，马朝阳已经将双方的股权协议和欠条发给余锦辉，余锦辉并未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而是借口称其困难，并称“不记得该笔钱当时付到公司哪个账号”，“包括后面那些借条的条款的改变，我都是就这你的意思来，回头我再翻翻原来的档案，我记得本来是你要20%股份的，后来是怎么个过程要捋一下，时间长了，记不清了”，这里边也提到了“借条”，提到20%的股份，也就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如果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余锦辉应当明确拒绝马朝阳的还款请求。余锦辉曾两次向马朝阳还款，分别是2万元，其称这是基于友情资助而非还款，在马朝阳多次向其主张归还借款的情况下，余锦辉没有理由出于友情资助马朝阳。五、余锦辉在答辩中重点强调马朝阳主张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余锦辉作为借款人，其知道借款已经发生十多年，马朝阳没有及时向其行使诉权，其据此作为不还款的理由违背基本的诚信原则。六、一审期间，马朝阳曾向法院申请调取马朝阳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及明细单，一审法院虽然调取了相关证据，但该证据并未经双方质证,且在一审判决中未做任何描述。综上，马朝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马朝阳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余锦辉辩称：一、余锦辉同马朝阳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余锦辉并未收到马朝阳出借的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并无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马朝阳主张其同余锦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一审中马朝阳提交的借款协议并非原件，而是“传真件”，传真件本身真实性难以判断，需要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但本案中马朝阳一是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传真号、时间以及登记号以证明传真的真实性；二是无法证明该份“传真”的收件方和发送方为马朝阳和余锦辉；三是其提交的借款协议“传真件”模糊不清，信息残缺不全；四是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载明马朝阳出借相对方为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同借款协议“传真件”存在冲突。因此，一审法院不认可该份传真件的真实性属采证正确，并无不当。2.本案中，马朝阳在一审庭审明确承认，且在上诉状中也有提及，其提交的欠条中所称“100万元”为股权协议中所称“借给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同余锦辉无关，余锦辉同马朝阳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借款合意，双方之间也并未签署任何的借款协议。3.根据民事举证责任规定，马朝阳主张其同余锦辉之间存在借款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应当就其已经实际出借100万元借款加以举证证明。而在一审庭审笔录中，马朝阳称：“是通过马朝阳名下的建行卡向余锦辉个人来支付的，转款时间在2002年前后……马朝阳在实际履行中还是将涉案的100万元借款转账支付至余锦辉个人账户”，而在上诉状中却称：“借方收款账号就是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当时应该是余锦辉指定的公司账户代为收款。”马朝阳前后陈述矛盾，真实性存疑。在一审马朝阳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中都没有显示有向余锦辉或深圳×实业有限公司转款的记录，马朝阳并未实际出借该笔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约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马朝阳主张其同余锦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予以举证证明，但马朝阳一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协议等借款意思表示；二是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己经实际出借涉案款项100万元。二、马朝阳所诉的借款事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债权已经沦为自然之债后，马朝阳再向余锦辉主张不应该被支持，且余锦辉没有认可该债务，也没有明确的同意归还意思表示，从法理上马朝阳已经彻底丧失了胜诉权。1.本案中余锦辉和马朝阳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关系，且不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事实，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马朝阳应当在自债权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内即2009年12月31日之前向余锦辉主张该笔债权，但马朝阳在此期间一直没有向余锦辉主张，诉讼时效届满，马朝阳丧失了胜诉权，其认为的所谓“债权”已经沦为自然之债。2.在马朝阳所称“债权”沦为自然之债后，余锦辉尽管向马朝阳于2015年、2018年转款各两万元，但该行为仅是基于马朝阳生病住院，考虑到双方的情谊对其进行的帮助，并非是对于马朝阳所称借款关系的认可。3.即便假使余锦辉转款4万元视为归还，也仅仅能定性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当事人自愿履行部分债务。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6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要旨“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人的债权转化为自然之债。债务人对诉讼时效届满的债权进行部分清偿，剩余未履行部分的债权并不因此而能被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63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即使可以认定陈宇光代表熊猫商城公司支付1996年协议项下欠款，其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1996年协议欠款已成为自然债务，其中部分款项的清偿并不能恢复或者复活其余部分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便假使余锦辉的行为是还款也并不能及于全部债务，马朝阳诉请诉讼时效届满，已丧失胜诉权。综上，本案一审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朝阳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余锦辉偿还借款96万元；2.判令余锦辉支付借款利息（自2006年12月3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3.判令余锦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4月8日，马朝阳、余锦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针对ITMan信息商务平台项目，马朝阳原借给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折合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份入股，同时废除原深圳×实业有限公司与马朝阳之间的借款协议；马朝阳再以190万元的价格受让余锦辉所持有的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份；190万元受让金分期支付，协议生效后，马朝阳在200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余锦辉100万元转让金，剩余100万元在2005年内付清；余锦辉收到马朝阳100万元转让金后，在一个月内完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若2005年内马朝阳未支付剩余的90万元转让金，余锦辉有权以马朝阳已支付的100万元价格回购此10%股权；马朝阳在完成股权转让后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份。2005年5月16日，江苏省×公司苏州分公司与深圳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ITMan信息商务平台达成合作协议。2005年6月29日，马朝阳、余锦辉及邓某等4人作为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就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ITMan信息商务平台合作事宜达成决议。2006年5月10日，马朝阳、余锦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针对ITMan信息商务平台项目，马朝阳原借给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折合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份入股，同时废除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公司与马朝阳之间的借款协议；马朝阳原拟再向余锦辉以200万元增购10%股份并已支付余锦辉100万元转让金，后经与余锦辉协商，决定不再增持该10%股份，余锦辉承诺在2006年内将马朝阳已支付的100万元股权转让金退还马朝阳；余锦辉在2006年7月之前完成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马朝阳在完成股权转让后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份。当日，余锦辉出具欠条，确认根据上述协议第2条约定，余锦辉欠马朝阳100万元股权转让金，拟在2006年内还清。马朝阳、余锦辉二人短信内容显示，马朝阳曾于2015年5月23日要求余锦辉回复电话，2015年5月25日要求余锦辉“想想办法帮我先解决一点。太难太难！”余锦辉称不记得该笔钱当时是付到公司哪个账号时，马朝阳2015年7月7日回复称当时分二次汇至余锦辉卡里，“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才找你要，希望你能帮我一下”，余锦辉回复称，马朝阳的投资全部用在项目上，“当时在财务手续上并没有想太深，我是相信你的。包括后面那些借条的条款的改变，我都是就着你的意思来，也是因为相信你。回头我再翻翻原来的档案，我记得本来是你要20%股份的，后来是怎么个过程要捋一下，时间久了，记不清了”。2018年6月8日，马朝阳、余锦辉通话内容显示，马朝阳因病住院需要支付住院费而向余锦辉催款，并确认余锦辉“你上次就给了我2万块钱”，要求余锦辉“多少再给我点”，并问余锦辉“那个100万你就不打算还了？”，余锦辉则让马朝阳查看当时的合同，并称后面还有一份合同，并没有直接回应马朝阳催要100万元款项的要求。2018年6月8日至11日马朝阳、余锦辉短信内容显示，在马朝阳多次催要款项用于出院的情况下，余锦辉于2018年6月11日称“找公司暂借了钱。希望是最后一次”。2018年6月11日，余锦辉向马朝阳转账支付2万元。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内容显示，深圳×实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11月16日注册成立，余锦辉为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11月2日吊销。深圳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04年8月3日注册成立，于2013年6月8日更名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7月7日又更名为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30日注册成立，马朝阳为股东之一。一审诉讼中，马朝阳为了主张其与余锦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借款协议。该协议载明，余锦辉向马朝阳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2年7月1日至2004年7月1日，该借款包含2002年2月1日余锦辉向马朝阳所借的30万元在内；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30万元借款协议自动废止。该协议左下方签有余锦辉名字。马朝阳主张该协议为传真件。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马朝阳主张本案案由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款项为借款，马朝阳应予举证证明。一审诉讼中，马朝阳提交借款协议，用以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马朝阳主张该借款协议为传真件，但从纸张形式来看，无法确定该协议是传真件，更无法确认该协议是由余锦辉传真给马朝阳。马朝阳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已将涉案款项100万元转账支付给余锦辉。余锦辉虽然于2018年6月11日向马朝阳转账支付2万元，但其在电话和短信中并没有确认涉案款项为借款。而马朝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欠条却载明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金。显然，马朝阳是知晓涉案款项并非借款。马朝阳认为涉案款项96万元为借款，要求余锦辉返还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马朝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650元，由马朝阳负担。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马朝阳在二审中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100万元系之前由马朝阳于2002年借给余锦辉的，双方曾协商以该款折合余锦辉控制的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权；2006年，双方又协商以200万元（优惠10%后为190万元）再受让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份，已支付了100万元，余锦辉在2006年出具欠条确认的100万元对应的是第二笔100万元，该款已归还；因余锦辉未按约定转让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权，再请求归还的是2002年出借的100万元。二审中，马朝阳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调取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28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的转账明细；2.向河南省×公司郑州分公司调取2002年8月6日11:42分从0755-2×9向0371-5×5发送传真的情况；3.向深圳招商银行×支行调取深圳市×电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名下7×1账户于2002年至2003年期间账户的收支明细；4.查询余锦辉的个人开户信息，调取其在招商银行2001年至2002年期间账户的收支明细;5.向河南×公司×饭店调取马朝阳在2002年期间租用三间办公用房和该饭店开户的传真0371-5×5的使用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中，马朝阳主张曾向余锦辉出借100万元，双方之间因此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余锦辉不予认可，故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针对马朝阳的上诉事由，本院评判如下：首先，按马朝阳在本案中的陈述，其先于2002年向余锦辉出借100万元，后双方曾协商以该款折合余锦辉控制的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权，现因余锦辉并没有实际转让相应的股权，故向余锦辉追讨之前出借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按马朝阳的上述主张，结合其与余锦辉于2005年4月8日、2006年5月10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记载，即使马朝阳在本案中主张的于2002年向余锦辉支付100万元属实，该100万元已于2005年转化为目标公司---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以及该款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属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纠争范围。其次，余锦辉于2006年5月10日向马朝阳出具的欠条中已明确所欠的100万元为双方当日签订协议第2条所对应的100万元（即第二次支付的100万元），故马朝阳主张该欠条对应的为第一次支付的1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马朝阳以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余锦辉返还于2002年支付的100万元，依据不足；一审驳回其诉请，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双方之间就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纠争如何处理的问题，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马朝阳在二审中的调查取证的申请均为证明其关于民间借贷的主张，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马朝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9650元，由上诉人马朝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龙蒙 （ 兼）书记员 任楚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