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1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1，男，1981年4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严某1之母），1952年2月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2，女，1954年9月11日出生。上诉人严某1因与被上诉人严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5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某1的上诉请求：1.确认严某1对案涉房屋加盖部分房屋面积有继承权及分割使用权。2.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严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50%继承权。3.若认定公证遗嘱合法有效，要求判令严某2继承涉案房屋及名画墨宝前履行王某1遗嘱中规定的“不可传给外姓人”的义务。严某1的主要上诉理由：1、严某2提交的被继承人王某1所订立遗嘱不符合公证规范，严重违反公证程序。对遗嘱内容、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我存有异议。对被继承人之遗产处理，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另外，严某2曾自述被继承人严某3另有自书遗嘱。一审判决认为“即使没有进行公证，而被继承人所手书的遗嘱本身亦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如果按此说法，就应该追究严某3的第二份遗嘱，不能因为严某2称“遗嘱已找不到”、“遗嘱系对后事的处理，没有涉及财产”而对相关事实不予查清。严某1认为若严某2拒不提供被继承人严某3另外的自书遗嘱，则本案所涉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即使认定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在判令严某2继承涉案房屋及名画墨宝前，严某2应履行王某1遗嘱中规定的“不可传给外姓人”义务。2、涉案房屋加盖部分虽未取得所有权，但不影响严某1对加盖部分依法享有的继承权及使用权。该部分房屋面积有45平米、有可以单独使用的入户门、门厅、两个房间及一厨一卫和一个过道走廊，而这部分面积不在被继承人严某3、王某1的遗嘱范围之内，属于法定继承之遗产。一审判决模糊了增加部分面积和实际使用状况，以“并未取得产权”为由确定“双方均无产权继承权”致使严某1本应继承和分割使用这部分房屋面积的权益受到损害。3、被继承人收入高，生活支出有限，应当有一定的存款。上述存款及抚恤金都由严某2控制，故应当一并处理。针对严某1的上诉请求，严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严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父母对订立遗嘱的书写要求不了解，在公证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修改符合情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父母的遗嘱内容，严某2会严格执行。2、严某1所述父亲的另一份遗嘱是一张字条，实际是父亲在母亲去世前对于父亲自己身后丧事办理的安排，但在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撕毁了。该字条并未涉及财产处分。3、严某1要求的案涉房屋加盖部分为老房改造添加电梯而加建的，无产权登记。严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继承人严某3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里××院××3号楼1单元201室的房屋归严某2所有，严某1协助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2.诉讼费由严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某3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严某4、一女严某2。严某4与康某育有一子严某1，严某4于1998年12月8日去世。2002年5月23日，严某3及王某1至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申请公证。严某3申请事项为：因年老体弱，为避免去世之后房产财产纠纷，故立此遗嘱为证。王某1申请事项为：因年迈多病，为避免死后发生财产纠纷，故立遗嘱，并申办公证。2002年6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出具（2002）京丰证民字第0722号公证书（以下简称0722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严某3（男，一九一七年八月出生，现住北京市丰台区××里××院三号楼二〇一号）于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其自书遗嘱的打印稿上签名。公证员为王某2。被公证《遗嘱》的内容为：我和我的夫人均为部队离休干部，育有一子一女。子严某4，女严某2，媳康某，孙严某1。我们共有部队售给我们俩人的六居室房子一套，存有某某亲笔书写的字一幅、某某的画一幅，以及名贵的若干字画，以及家中一切生活物品。严某4病逝，儿媳康某与孙子严某1另住。只有女儿严某2在身边。我们夫妻在孙儿降生后、虽未亲自抚育，但在经济上则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援。严某4患病后，承担了大部分生活医疗费用，没有存款。我和夫人自1950年至今，结婚50多年，历经坎坷，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我现今身体尚健，神志清楚之时，我将属于我的房子、字画及家中一切物品，全部给予我的夫人王某1，由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身后继承人。如夫人先我去世，上述财产全部由女儿严某2继承。时间为2000年6月1日。同日，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出具（2002）京丰证民字第0723号公证书（以下简称0723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王某1（女，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生，现住北京市丰台区××里××院三号楼二〇一号）于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其自书遗嘱的打印稿上签名。公证员为王某2。被公证的《遗嘱》的内容为：今天是我七十岁生日，回顾我坎坎坷坷，历经磨难的一生，……在我身体尚健，头脑清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亲笔立下我的遗嘱：我和我丈夫严某3均为部队离休干部，我们育有一子一女，子严某4，女严某2，儿媳康某，孙严某1。我和我丈夫严某3有六居室房子一套，是军队按照国家政策，根据我和严某3的军龄、级别售予我们二人的，是我和严某3共有的房产。由于我儿子严某4患病，我们负担了大部分生活费、医药费，没有存款。我的女儿严某2，从她初中毕业，参加邮局工作，就从她二十三元工资中，节省出一部分支援家中开支。当时严某3被关押，每月廿元生活费，严某4远在云南修水库。我的工资七十二元，要给上海的婆母寄生活费，又要给严某3和严某4经常寄些生活用品和吃的东西。往云南寄东西，寄费比买东西贵，我告借无门，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到了月底，我和严某2只能吃酱油拌面条，严某2参加工作后，每月节省下的十五元，解决了家中很大困难。严某2当时才十六岁，正在长身体，在邮局的工作基本上是打兰球，整天训练，体力消耗很大，因为知道家里困难，训练中间其他人都吃点面包，酸奶，她连一瓶酸奶都舍不得买，只冲点我给她用油炒的面粉吃，我们一家四口人，同甘共苦，熬过了那段、屈辱艰难的岁月。严某2在严某4患病期间，把她的存款和每月大部分的工资都交给我给哥哥治病用，分担了家中沉重的经济负担。严某4病逝后，她又和其嫂共同出钱，给哥哥买了墓地。严某2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需要出力的重活都由她来做，家里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是她出钱购置的，我和我丈夫生病照顾、住院陪伴，在严某4出国期间和逝世后，她一人承担了对父母尽孝的责任，严某4逝世后，有她膝下承欢，多方劝慰，使我夫妻痛失爱子的苍凉晚景，心灵上得到安慰，生活上有人照顾。我的孙儿严某1，出生于一九八一年，我还没有离休，工作繁忙，没有亲自帮助抚养，但在他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经济上的帮助。我儿媳康某，工作勤奋，事业有成，又有严某4留下的美金供严某1生活读书之用，她们母子生活条件很好，我为孙儿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根据上述情况，在我去世后，我遗留的一切，包括我丈夫给予我的房产，某某的画，某某的字等等，均归我女儿严某2继承。但有一条规定：父母遗留的房产及名画墨宝，不能传给外姓人。我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我为儿子、女儿、儿媳、孙儿做的一些事情，必要时可以叫我儿媳和孙儿看看。时间为2001年6月23日。2014年6月11日，王某1去世，其身份证号码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均显示出生日期为1931年5月3日，与其遗嘱公证书中记载的出生年月日（1932年10月出生）存在出入。2018年6月21日，严某3去世。针对上述公证遗嘱，严某1提出以下意见：1.丰台公证处在办理遗嘱公证事宜时，未依据《遗嘱公证细则》第7条要求被继承人出具不动产的产权证明，未明确遗嘱中“六居室”房屋面积、坐落等情况，属于所立遗嘱财产不明晰。2.被继承人王某1、严某3于2002年6月18日订立公证遗嘱时已经分别71岁、85岁高龄，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第16条，丰台区公证处应当进行录音录像。3.0723号公证书记载王某1出生时间与身份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存在差异，与遗嘱中王某1表述的生日日期（即6月23日）不一致。4.0723号公证书公证处接谈笔录系“王某2”单独制作，书记员“孟某”签字为后补签字，就此可以推定孟某当时并不在场，违反遗嘱公证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的公证规则。5.0722号公证书公证处接谈笔录系书记员“孟某”的笔迹，书记员并非具有公证资格的公证员，依上述规定无权单独制作谈话笔录，违反遗嘱公证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规则。6.王某1仅对严某3给予王某1的财产作出处置，没有对涉案房屋明确处置，属于遗嘱未处分财产，严某1有继承权。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里9号3幢1门2层201号的涉案房屋为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房屋产权证的填发日期为2000年1月12日，登记建筑面积157.24平方米。涉案房屋旁加盖了部分电梯辅助间使用。严某3与王某1生前与严某2共同居住，现涉案房屋由严某2居住使用。对房屋加盖的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区丰台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出具证明，证明：丰台区××里9号院3号楼于2010年加装电梯。同时在原房屋基础上向北扩建。扩建部分与电梯平齐，新加装部分又增加了一个入户门，原房产证面积不包含新加装部分。经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情况与上述描述一致。对于王某1的出生日期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区××所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证明》，内容为王某1（身份证号×××），在办理离休干部荣誉证时，填写有误，将其出生日期误填写为1932年10月。身份证号×××与离休干部荣誉证××号均为王某1本人。另查，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现已更名为北京市首佳公证处。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严某1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向北京市首佳公证处发出了质询函。北京市首佳公证处于2020年6月9日向我院提交[2020]京首佳函复字第003号回复函，内容仅向我院提供了该公证处此前就严某1申请就“严某3遗嘱公证书中房产的位置不明、没有写严某3的身份证号或军官证号及王某1遗嘱公证书中身份信息有误”进行复查所作出的《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载：严某3、王某1于2002年6月18日向我处申办遗嘱公证，向我处提供了《离休干部荣誉证》、京房权证军政丰移私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王某1的《离休干部荣誉证》记载其出生年月1932年10月；根据上述房产证记载，坐落在北京市××里9号3幢1门2层201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严某3，二人在笔录中确定遗嘱所称房产为该房产。综上，本处决定：对申请人严某1提出的复查申请作出维持公证书的处理决定。法院另向北京市首佳公证处调取两份涉案公证书的档案材料，其中：王某1《公证处接谈笔录》中，全篇为一人书写，有公证员王某2及书记员孟某之签名。严某3《公证处接谈笔录》中，亦全篇为一人书写，有公证员王某2及书记员孟某之签名。严某1称因全篇为一人书写、存在两个签名而推定另一签名为后补签字进而推定涉案公证并非由两名公证人员办理。另，两份档案材料中，均包含有严某3和王某1二人的自书遗嘱，遗嘱均由二人亲笔书写后签章并注明日期。庭审中，严某1称严某3还留有一份个人遗嘱，要求严某2予以出示。严某2对此予以认可，但称遗嘱系对后事的处理，没有涉及财产，该遗嘱已找不到。严某1另希望依法一并分割抚恤金、二被继承人的存款、存书及严某3的手稿四本等财物，认为该部分不在遗嘱继承的范围。严某2否认严某3留有存款，严某1庭后提交了严某3生前的部分工资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为涉案公证遗嘱是否应予采纳，依法认定如下：首先，关于本案公证遗嘱的效力：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严某1以该公证书存在瑕疵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公证书无效，系对其相应权利主张的途径理解有误，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严某1所称遗嘱中的瑕疵的认定：严某1所称遗嘱财产未明确指向的问题与身份信息问题，首佳公证处对此所作出解释与在案证据相符。严某1所称未经两名公证人员办理，系其个人推定，没有证据佐证，且公证人员办理公证接谈工作中，由一人负责主要记录亦属正常的办公方式，并无不当。严某1另称公证处未按照司法部发布的《遗嘱公证细则》规定进行录音录像，对此，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在《对的复函》中已明确：“《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是为保障遗嘱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遗嘱人于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增强遗嘱公证的证明力而作的特别规定，它不是遗嘱公证生效的必备要件”。原丰台区公证处未依照规定录音录像的公证行为虽存在瑕疵，但严某1并未就二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是否存在影响认知能力的疾病等涉及到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的事实进行举证，该项瑕疵本身不足以推翻公证书所公证的遗嘱行为的效力。最后，关于被公证的两份遗嘱的形式与意思表示：从被公证的两份遗嘱的形式看，两份遗嘱均系先由二被继承人书写后签章并注明日期，其后再形成为公证书所录入的打印版遗嘱，即使没有进行公证，二被继承人所手书的遗嘱本身亦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从遗嘱的内容看，二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既有历数生平，对人生的坎坷娓娓道来，亦不乏对后辈的情真意切的交待，将作出遗嘱决定的原因一一叙述，均足以证明遗嘱内容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二人意识清醒、表达自如、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综上，公证法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本案原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所公证的两份遗嘱，经严某1一方申请公证复查后该公证处作出维持公证书的决定，而严某1仅针对公证书所存在的个别形式或程序性瑕疵进行了质疑，但并未就其质疑举证证明公证处所公证的遗嘱人订立遗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身存在效力上的瑕疵，且根据在案证据亦足以认定二被继承人经公证的遗嘱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涉案公证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在案事实，王某1于2014年先于严某3去世，其公证遗嘱明确将其“遗留的一切财产”均归严某2继承，严某3于公证遗嘱中明确“将属于我的房子、字画及家中一切物品给予夫人王某1”，如王某1先于其去世，则上述财产均由严某2继承，故王某1与严某3的财产均应由严某2继承。其中，王某1就房产、某某的画及某某的字及名画墨宝等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要求严某2“不能传给外姓人”，严某1据此要求严某2应先行承诺对该部分财产不得处分。法院对此注意到：从该遗嘱的指向性上看，系针对传承人的限制，且其内容并未违背当前公序良俗；从义务的履行来看，所限制的时间为财产的再行继承或处分时，时间在本案财产继承之后，且时间并未确定；从遗嘱的内容来看，该要求仅对严某2的所继承该部分份额设定了消极义务，即系对取得财产后的另行处分给予一定的约束，而非对取得财产本身的约束，故仅在义务违反、且损害了利害关系人权益时才发生相应的责任。因此，该遗嘱内容并非严某2继承遗产设定先决条件。故严某1要求严某2作出承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如严某2在获得该部分财产后违反遗嘱中的约束要求并损害到严某1利益的，严某1可就此向严某2另行主张相应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被继承人王某1、严某3名下的全部财产、字画及家中一切物品均应由严某2继承。严某1所称存书及手稿，亦属于遗嘱所处分的严某3物品范围内，应由严某2继承；严某3的抚恤金部分，不属于遗产的范畴，可另行解决；关于加盖电梯而增加的部分房屋使用面积，因该部分面积系外加电梯而增加的部分面积，并未取得产权，双方均无财产继承权。在此，法院需一并指出的是，本案之所以成诉，一方面，原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作为专业的遗嘱继承的公证机关，在熟知遗嘱系继承法明确规定的要式文书的情况下，在办理公证事宜过程中对公证程序未严格遵循，是本案产生纠纷的重要原因，导致了本案在可以确认系严某3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仍引起对公证遗嘱有效性的质疑，既给公证遗嘱所指定继承人带来了诉累和权益风险，亦损害了公证业务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遗嘱是被继承人处分其个人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财产的所有权人有权合法处分其个人财物，无论其动机或个人情感是否存在认识偏差，只要其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其对个人财产的合法处分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个人意愿即应得到尊重。且就本案而言，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对严某2、严某1各自的态度，明确地表达被继承人作为祖父母对严某1已尽到的家庭责任，同时，严某3夫妇在2002年即已通过公证方式立下遗嘱，直至二人先后去世已经过十数年时间，期间未再对遗嘱进行修订，本身亦足以佐证涉案遗嘱不但系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系二人基于长期家庭生活实际情况对财产继承所作出的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9日判决：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里9号3幢1门2层201号房屋由严某2继承，严某1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二、被继承人严某3所有的字画、藏书及手稿等全部物品归严某2所有。本案在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被继承人严某3和王某1遗产范围，并就相应遗产按遗嘱继承方式予以处理是否适当。因各方当事人均对案涉房产坐落、登记信息、被继承人遗嘱异议审查等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上述事实认定予以确认，不再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里9号3幢1门2层201号的涉案房屋为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房屋产权证的填发日期为2000年1月12日，登记建筑面积157.24平方米。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增加安装电梯设施，涉案房屋旁扩展增加面积部分未进行登记，所有权归属无相关权属证明，因此，尚不足以认定系被继承人的遗产。抚恤金的发放对象并非被继承人，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综上，一审法院就本案被继承人遗产范围的确定适当，本院不持异议。严某1坚持就涉案房屋旁扩展增加面积部分以及抚恤金于本案中一并继承分割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严某3及王某1生前分别订立有遗嘱，并进行了公证。根据前述查明事实，从被继承人严某3及王某1订立遗嘱的形式看，两份遗嘱均系先由二被继承人书写后签章并注明日期，其后再形成为公证书所录入的打印版遗嘱。从遗嘱的内容看，二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既有历数生平，亦不乏对后辈的交待，并将作出遗嘱决定的原因一一叙述，可见二人意识清醒、表达自如，足以证明遗嘱内容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就原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所公证的上述两份遗嘱，严某1仅针对公证书所存在的形式或程序性瑕疵进行了质疑，但并未就其质疑举证证明公证处所公证的遗嘱人订立遗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身存在效力上的瑕疵。鉴于上述形式或程序性瑕疵本身不足以推翻公证书所公证的遗嘱行为效力，故一审法院将涉案公证书及遗嘱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并无不当。就遗产的分割一节，根据在案事实，依严某3及王某1遗嘱内容确定二人遗产归严某2依遗嘱继承适当。对于王某1遗嘱中要求严某2“不能传给外姓人”的记述，严某1认为严某2应先行承诺对该部分财产不得处分。从该遗嘱的指向性上看，本院认为该记述系针对遗嘱所涉财产传承人的限制，所限制的时间为财产的再行继承或处分时，对严某2继承取得财产后的另行处分给予的一定约束，而非对取得财产本身的约束，即并非对严某2继承遗产设定先决条件。一审法院认为相应的责任仅在义务违反、且损害了利害关系人权益时才发生，并据此驳回严某1关于判令严某2于本案中作出承诺的请求，并无不妥。如若严某2在获得该部分财产后违反遗嘱中的约束要求并损害到严某1利益的，严某1可就此向严某2另行主张相应责任。综上所述，严某1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30元，由严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张 鹏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