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威东，男，199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健，男，199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罗田县。原审被告：王硕，男，198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审第三人：宋志全，男，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陈威东因与被上诉人朱健、原审被告王硕、原审第三人宋志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1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威东、被上诉人朱健以及原审第三人宋志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威东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健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朱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陈威东购买和转让车牌号码为×××的雪佛兰汽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时，该车辆并不是非法所得车辆，陈威东也是从第三人处合法购买所得，故转让给朱健也是合理转让，所以《购车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同时朱健在购买涉案车辆时，陈威东已明确告知涉案车辆所属性质，朱健认可该车辆可能存在的风险。朱健在使用涉案车辆期间去车管所年检过，也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可以正常使用，所以陈威东并没有过错。一审中，涉案车辆实际登记人宋志全说明并承认车辆号牌出租，后因联系不上承租人才导致其联系朱健，事件发生后陈威东积极配合朱健处理问题，而因车辆实际登记人宋志全的直接过失才导致朱健产生经济损失，宋志全应负主要责任，退还租赁涉案车辆号牌的不当得利以及车辆的折损费用，陈威东应付次要责任。二、如果认定《购车协议》是无效的，双方应当按不当得利处理，朱健获得返还购车款，朱健已经使用涉案车辆1年零4个月，那么一审法院就应当判决朱健将涉案车辆返还给陈威东，而且还要支付陈威东车辆使用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健的诉讼请求。朱健辩称：一、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陈威东的上诉请求。在一审中朱健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陈威东出售给朱健1台有车牌的雪佛兰旧机动车用于长期使用，依据《购车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该车辆原牌照和车辆可使用到车辆报废，卖方需保证车辆的合法来源，确保车辆无租赁。2020年8月30日，宋志全把车辆的前后牌照拿走后，朱健和宋志全取得联系，宋志全称其并不认识陈威东和王硕，没有给予陈威东任何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陈威东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后果。二、在朱健与王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硕明确表示车辆牌照和车辆一起使用到车辆报废，在车辆年检审核的时候也是王硕让朱健把机动车的行驶本邮寄到其地址，由陈威东负责处理完再回寄给朱健。三、陈威东和朱健在2019年4月1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实际购买是车辆与牌照的使用权，涉案车辆二手车市场售价3万元到6万元不等，根据车辆保养程度会有不同，该车新款售价13万元，涉案车辆交易金额是16.2万元，远高于车辆的实际价值，《购车协议》就是阴阳合同。在朱健购买涉案车辆时，陈威东拿着车辆的所有手续原件来保证车辆的合法来源，让朱健误以为是原车主的授权，直到2020年8月30日车牌被车主卸走后，朱健才知道涉案车辆没有经过车主的授权。四、陈威东称车辆是从第三人处合法购买取得，此说法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此车没有得到宋志全的授权，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私自处理别人的财产，陈威东在一审中放弃车辆使用费，在本案中无权提出相应上诉诉求。综上所述，陈威东违反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陈威东未尽到诚信义务，以虚假的手续欺骗朱健，主观恶意极大，应承担主要责任。陈威东在一审中未能提供其认识宋志全的证据，宋志全也明确表示不认识陈威东。陈威东连同车辆和牌照一起售卖时，拿着宋志全身份证原件等手续使朱健产生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可以长期使用该车辆，从而朱健才与陈威东签订了《购车协议》，陈威东的行为未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诚实信用义务，所以陈威东对朱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陈威东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与朱健无关，而陈威东与朱健签订的《购车协议》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陈威东应当返还购车费用，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陈威东上诉请求。王硕提交书面意见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服从一审判决。宋志全述称，宋志全对于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因为朱健和陈威东之间的车辆买卖和宋志全没有关系，宋志全不发表意见。陈威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朱健与陈威东于2019年4月1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2.陈威东、王硕退还朱健购车款161500元、退还处理违章费用500元；3.陈威东、王硕赔偿朱健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以16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诉讼费用由陈威东、王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4日，陈威东（卖方）与朱健（买方）签订《购车协议》，约定：“……第一条：卖方依法出卖具备以下条件的旧机动车车主名称：宋志全，现车辆所有权人（卖方）陈威东，车牌号码×××，车辆年份2015.05.18，车辆品牌雪佛兰牌SGM7144DAA1，发动机号142950088，车架子号LSGBE533XFG020600，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第二条：买方于2019年4月14日在房山长阳（地点）同卖方当面验收车辆及审验相关文件，并亲自验收。审验无误当日内向卖方支付车款，车辆成交价格为162000元整……卖方应在收到车款后向买方交付车辆及相关手续，此车相关手续有：行驶本、车辆登记证书、车辆钥匙2把、原车主身份证。第三条：此车无需过户，车辆的交通事故违规、违章等2019年4月14日21：20（时间）之前的由卖方承担，此时间之后因该车辆引起的一切交通事故、违章罚款均由买方承担，与卖方无任何关系。第四条：卖方需保证车辆的合法来源，确保其车辆非盗抢、无套牌、无租赁。第五条：购车前买方已查验了车辆及车辆手续，没有任何问题自愿购买的车辆。购买后买方在使用过程中，一切质量好坏由买方自负，卖方不负任何责任。……”该协议尾部手写注明了“包含违章500元”。《购车协议》签订当日，朱健通过手机银行向王硕转账100000元、通过POS刷卡向陈威东、王硕支付61500元，陈威东、王硕将涉案车辆及《购车协议》约定的相关手续交付朱健。后，朱健通过微信转账向王硕支付500元用于处理违章。陈威东认可收到全部价款162000元。2020年8月底，宋志全找到涉案车辆并将号牌取走。自此，朱健无法使用该车辆，该车辆目前仍在朱健处。一审法院另查，涉案车辆登记在宋志全名下，登记日期为2015年5月18日。关于涉案车辆的来源，陈威东、王硕称系陈威东于2019年4月13日从王新文处购买，价款为129000元。陈威东一审提交了王新文于2019年4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1份及汇款电子回单1份。该承诺书载：“本人以宋志全的名义购买了小客车一辆。品牌：雪佛兰科鲁兹，车牌号：×××，发动机号：142950088，车架号：LSGBE533XFG020600。本人承诺及保证：1、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等一切权益均属于本人。2、该车辆未被抵押、质押、租赁、查封、扣押等第三方权利。”汇款电子回单显示2019年4月13日庄凯向谢军卫汇款129000元，汇款附言为“京牌背户15年雪佛兰科鲁兹×××购车款”。陈威东、王硕均称庄凯为陈威东的员工，谢军卫是王新文的员工，王新文也是作二手车交易的。一审审理过程中，朱健称其无购买北京市小客车的指标，因外地牌照的小客车在北京使用有限制，故购买涉案车辆，该车和×××的车牌是一起的，如果不含号牌，涉案车辆的价值也就是50000元。陈威东则称双方没有约定买卖车牌，车牌是车辆附带的。王硕称如果不含牌照，该车价值约为八、九万元。经一审法院释明，朱健表示陈威东、王硕没有证据证明车牌有合法来源，如果《购车协议》被认定无效，陈威东、王硕仍应退还价款及利息。陈威东表示如果《购车协议》被确认解除或被认定无效，也不在本案中要求返还涉案车辆，因为车如果返还了，没有车牌也无法使用，但是朱健应赔偿使用费和车的价值。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未就车辆使用费达成一致，陈威东亦未就此提出明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朱健与陈威东签订《购车协议》，约定陈威东出卖涉案车辆，朱健支付价款，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买受人朱健不具有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其购买涉案车辆的目的在于取得车辆所有权并长期使用车辆原有号牌。从《购车协议》明确约定无需过户、车辆相关手续包含行驶证和原车主身份证、出卖人承诺车辆连同原有号牌可以一直用到报废以及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价款中考虑了车辆继续使用原有号牌等情形可知，出卖人亦有一并转让涉案车辆所有权及×××号牌使用权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买卖合同的目的为一并转让涉案车辆及号牌的使用权。陈威东虽称“双方没有约定买卖车牌，车牌只是附带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转移登记。办理转移登记时，需收回号牌、行驶证，重新核发。由该规定可知，“附带车牌”并不符合机动车一般交易模式，陈威东所述的“附带车牌”体现了出卖人一并转让号牌的真实意思。为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规定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不得转让。《〈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对于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出借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的，由指标管理机构收回已取得的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提出的指标申请。本案中，《购车协议》中关于转让×××号牌即小客车指标的部分，扰乱了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鉴于双方未对涉案车辆和×××号牌进行单独约定，车辆与号牌系整体转让，且单独转让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不符合双方缔约目的，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的，无需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朱健要求陈威东退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一审法院释明，陈威东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提出返还请求，其认为涉案车辆没有号牌无法使用，朱健应赔偿车的价值。因涉案车辆仍在朱健处，该车不存在不能或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故对于陈威东主张朱健赔偿车的价值即车辆折价补偿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朱健明知其无购车指标仍签订《购车协议》，亦存在过错，故对其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陈威东在本案中未提出返还请求且双方对于涉案车辆使用费存在较大争议，故对于涉案车辆返还及损失赔偿问题，双方可以另行解决。《购车协议》显示出卖人为陈威东。对于王硕参与合同洽商及履行的行为，陈威东、王硕解释称王硕系陈威东的雇员。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硕具有应与陈威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故对于朱健要求王硕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宋志全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一、陈威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朱健购车款162000元（含处理违章费用500元）；二、驳回朱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陈威东与朱健签订的《购车协议》实际为以购买北京车辆号牌为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互为对待给付，双方应当同时返还。一审法院在陈威东表达其不要求返还车辆，而要求朱健赔偿车辆使用费及车辆折价款的情况下，未向陈威东进一步释明是否就车辆折价补偿款提起反诉请求进行而直接认定“该车不存在不能或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故对于陈威东主张朱健赔偿车的价值即车辆折价补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欠妥，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鉴于陈威东与朱健对于车辆的价值争议较大，陈威东可就其主张的支付车辆补偿款的请求另行提起起诉。此外,陈威东在一审审理期间经法院释明未提出相应诉讼请求，现其在上诉中又提出要求朱健返还车辆并支付车辆使用费的上诉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陈威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存在程序瑕疵，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元，由陈威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赵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