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9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xx-1。 经营者：袁金晓，男，198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山东嘉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军，男，197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华，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青，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袁清，男，196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三环南区。 原审被告：袁金晓，男，198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 上诉人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以下简称金晓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陈军和原审被告袁清、袁金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11184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晓经营部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陈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陈军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金晓经营部是否拖欠陈军货款：3、如果欠款，陈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金晓经营部是否应支付给陈军律师费4,000元。其中，第2个焦点问题需查清以下事实：涉案《借款单》记载的35,864元轮胎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如存在合同关系，则交货和付款的交易方式、流程是如何约定；陈军是否交付了35,864元货物、金晓经营部是否拖欠货款以及实际欠款数额。一、陈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金晓经营部与陈军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晓经营部是与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陈军举证的《出库单》系澳通公司制作的单据，能证实金晓经营部是与澳通公司发生买卖轮胎关系。且陈军举证的往来明细系澳通公司出具，虽然金晓经营部对该材料的形式合法性和“截至2014年8月31日欠款余额41,854元”的内容不认可，但至少说明：与金晓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卖方是澳通公司，并非陈军。陈军举证的《澳通公司声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无法定代表人和制作人签名，无其它能证实陈军系澳通公司代理商的合同、协议等证据佐证，故无证明力或证明力明显不足。二、陈军未向金晓经营部交付涉案《借款单》记载的35,864元轮胎。陈军明显未尽到其已交付货物的举证责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是：卖方交付货物，买方支付货款。交付货物是卖方应履行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义务，也是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形成并履行的关键。按照常理，卖方应保管着能证明其已履行交货义务的相关凭证，以便将来向买方索要货款。尤其卖方是公司制企业，更应建立规范的发货、送货制度。陈军主张其作为出卖方，通过澳通公司已向金晓经营部交付了35,864元轮胎，提供了《轮胎销售单》、《差旅费报销单》。但上述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陈军已交付了货物。若金晓经营部收到货物但未即时付款，则金晓经营部应在《出库单》“客户签收”一栏签名确认收货，这是正常的收货交易习惯。原审判决认定“由此推定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并不存在金晓经营部所辩称的收货时购货方或收货人在《出库单》上签名确认的交易习惯”，此既违背基本的买卖交易常识，也与本案相关证据矛盾，明显属认定事实不清。第一，本案双方一致认可涉案《出库单》应是一式三联（三种颜色），作为买受人的金晓经营部保存的是客户联，澳通公司或陈军保管其它两联。涉案《出库单》的格式规范，且明确印有“客户签收”一栏。上述事实说明澳通公司建立有完善的送货管理制度。按照基本的买卖交易常识，若陈军交付了轮胎，在金晓经营部员工收到货物时，如不能即时付清货款，肯定需在《出库单》“客户签收”一栏签名确认收货，签字联是由卖方保管。陈军未提供其保管的有金晓经营部员工签字的其它两联《出库单》，而金晓经营部自己保管的客户联《出库单》并不需要、也没必要由金晓经营部员工签字。不能以客户联无签名就认定收货时无签名确认的交易习惯。通过涉案《出库单》和《销售单》的格式看，只是名称不同，两单据的用途相同，均作为送货单据，均需要客户收货签字确认，此并未改变上述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第二，陈军举证的录音材料能反证双方交易往来中的所有账单，包括《出库单》或《销售单》（如果有）均需签字。陈军提交的《录音内容文字材料》有下列对话：“李文霞：以前都已签字了。所有账单都签字了，又不是没签字”、“李文霞：账单、欠款单我都给你签字了”。该录音内容能印证陈军在交付货物时需金晓经营部员工在《出库单》上签名确认收货。第三，陈军举证的8份《出库单》中，有一张2015年5月23日的《出库单》，该单据中“客户签收”一栏有“王文阳”的签名，说明：至少有一联《出库单》需收货人客户签名确认，且客户签字联应由澳通公司或陈军保管。原审判决仅依据金晓经营部保管的客户联《出库单》无收货人签字确认，就推定本案双方所有交易均不存在收货人在《出库单》上签名确认的惯例，忽略了还有其它两联《出库单》的客观事实，违背了基本的收货交易常识，且与陈军举证的上述证据存在矛盾，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下列事实能进一步说明金晓经营部不拖欠陈军35,864元轮胎款。1、陈军对欠款的形成难以自圆其说，其陈述与其举证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陈军就本案相同事实先后提起两次诉讼，第一次起诉是在2019年5月10日，被即墨区法院以诉讼主体错误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案号为（2019）鲁0282民初4805号，第二次起诉就是本案诉讼。陈军在两次起诉的《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均陈述该35,864元系双方多年经济往来、多笔交易形成的总欠款。且陈军代理律师也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仍坚持主张35,864元货款是2014年6月1日之前的多笔交易形成的总欠款。对其主张，陈军提供了2014年5月31日《轮胎销售单》两张，但这份《轮胎销售单》却显示该35,864元是一笔交易、一笔货款。也就是说，陈军提供的证据与其之前作出的多次陈述自相矛盾。这笔35,864元到底是一笔货款还是多笔交易累计的总欠款，这是本案基本事实，但陈军却难以自圆其说。如果陈军的陈述是真实的，则涉案《轮胎销售单》涉嫌属虚假证据；若涉案《轮胎销售单》是真实证据，则陈军多次作出的陈述是虚假的。陈军聘请了两位专业律师代理，却仍出现陈述和举证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也未对如此明显的矛盾之处作出任何表述。如果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应采用“欠条”形式，不可能写《借款单》。第一，借款的“借条”与拖欠货款的“欠条”二者有本质区别。按照常理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是拖欠货款，以“欠条”形式出具，符合基本书写习惯。但陈军以《借款单》的“借条”形式主张本案双方是拖欠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合常理。结合陈军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矛盾，进一步说明涉案《借款单》所谓借款或欠款不真实。第二，陈军举证的《欠条》中拖欠货款采用“欠条”形式，而2014年6月1日的拖欠货款却采用《借款单》形式，相互矛盾。陈军举证的《欠条》是一张2014年6月5日“袁青”书写的《欠条》，陈军主张其于2014年6月5日再次向金晓经营部供货，并称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故出具此《欠条》。原审判决认定“袁青”实为“袁清”，系金晓经营部员工。而涉案《借款单》形成于2014年6月1日，陈军主张其于2014年6月1日向金晓经营部供货，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故出具涉案《借款单》。上述两次交易时间相邻，但却一次写“欠条”，一次写“借条”，明显不合常理。结合上述第一点观点，可认定涉案《欠条》的形式和内容较真实，而涉案《借款单》的形式及内容不真实。3、陈军举证的澳通公司2014年5月、6月、7月三个月的财务账簿第3页共6页中很多《销售单》或《出库单》均无客户签名，陈军在一审庭审中对其解释为：客户均己付款，因此不需要客户签字。35,864元货款的《销售单》也无客户即金晓经营部签字，根据陈军的上述解释，应推定：即便存在这次买卖交易，视为陈军自认金晓经营部已付清这笔货款。4、陈军主张金晓经营部已向其付清2014年6月1日之后的多次交易的货款，唯独拖欠2014年6月1日这次交易的货款，明显不合常理。陈军主张：在出具涉案《借款单》之后的几次交易，金晓经营部均已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原审判决也认定：“2014年6月1日之后双方又多次发生交易且双方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但陈军却提交《欠条》一张，主张2014年6与5日其再次向金晓经营部供货，称金晓经营部拖欠其货款5,990元。陈军的主张与其举证自相矛盾。按照交易常识分析，如果买卖双方发生多次交易，交易时间上有先后，买方一般是先付清前面交易的货款，或者说卖方肯定要求买方先付清前面拖欠的货款，最后才付清后面交易的货款。本案中，如果2014年6月1日《借款单》以后的多次交易货款均己付清，金晓经营部怎么可能单独拖欠2014年6月1日的这笔交易货款。故陈军主张金晓经营部拖欠其2014年6月1日这笔35,864元货款，明显有违常理。四、退一步讲，即便认定金晓经营部欠款，依据陈军提供的证据，最多仅能认定金晓经营部欠款28,000元。1、陈军主张欠款35,864元与其举证的录音证据内容相互矛盾。陈军主张其派人于2018年11月13向金晓经营部索要欠款，有两份录音材料为证，但这两次录音中均明确表述索要欠款的金额是28,000元，并非35,864元。按照诉讼策略和技巧，债权人索要货款时采用录音方式固定证据，谈话中必然会明确陈述债务人拖欠的具体金额，这是将来进行诉讼的关键事实证据。故涉案录音内容中催款人多次陈述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的金额是28,000元。本案双方在原审均认可双方轮胎买卖合同关系于2015年底终止。也就是说，2018年11月13日录音中索要的欠款肯定是之前多年往来的累计总欠款。既然录音材料是陈军举证提供，应认定其对录音材料以及录音内容均无异议，其自认金晓经营部仅拖欠其28,000元，并非35,864元。陈军仍按照35,864元起诉，明显与其举证的录音材料自相矛盾，再次说明其涉嫌虚假陈述。原审判决对如此明显的矛盾之处仍未作出任何表述。2、陈军自认金晓经营部已支付（实为偿还）货款540元，原审判决也据此认定这笔35,864元货款应扣减540元，金晓经营部应支付35,324元。根据陈军自认的金晓经营部后期曾偿还货款的事实，结合上述录音材料分析，应认定即便有这笔35,864元货款交易且拖欠，但金晓经营部后期不仅偿还过540元，还应偿还了其它费用，否则不可能出现录音中陈军一方仅索要28,000元货款的事实。因此，陈军仍按35,864元的全额货款提起诉讼，明显隐瞒金晓经营部后期偿还过货款的事实，涉嫌虚假陈述。五、澳通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不足以证明陈军交付了35,864元货物以及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且澳通公司2014年5月、6月、7月三个月的财务账簿系陈军举证提交的证据，并非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原审法院也未向澳通公司进行调查核实。1、陈军举证的澳通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因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第一款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应具备的形式要件，且缺乏其它相关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也未向澳通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因此，上述证据有瑕疵，无证明力，不应被采信。2、澳通公司2014年5月31日的《轮胎销售单》两张以及《澳通公司声明》是陈军提交的关键证据，金晓经营部已发表了质证意见，现再作如下补充意见：此两张《轮胎销售单》不真实，尤其是此单据被人用铅笔手写上“未付款”、“已打欠条”几个字，更说明其涉嫌伪造。《澳通公司声明》中自认陈军是澳通公司代理商，金晓经营部是向陈军订购轮胎，澳通公司仅是受陈军委托发货。也就是说，金晓经营部与澳通公司之间无买卖关系：陈军作为澳通公司代理商，其从澳通公司购货转卖给金晓经营部，陈军与澳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金晓经营部应向陈军支付货款；陈军应向澳通公司支付货款。按此推断，上述《轮胎销售单》中出现“未付款”、“已打欠条”，应理解为：如果拖欠货款，应是陈军拖欠澳通公司货款，而不能理解为金晓经营部拖欠陈军货款。上述《轮胎销售单》是澳通公司原始账簿中的财务管理单据，金晓经营部与澳通公司之间无买卖关系，即便金晓经营部拖欠陈军货款，也与澳通公司无关，澳通公司根本不需要在该《轮胎销售单》的财务凭证中手写上关于金晓经营部拖欠陈军货款的内容。因此，上述《轮胎销售单》不能证实金晓经营部拖欠陈军货款，不排除是澳通公司故意写上这几个字，目的是想协助陈军在本案起诉索要货款，但这么做明显是“画蛇添足”，更显此《轮胎销售单》虚假。《澳通公司声明》中“收货后金晓轮胎经营部因无力支付货款，为陈军出具金额为35,864元的《借款单》一张”的内容，因涉案《借款单》并非在澳通公司处形成，其没参与、不知情，实属乱开证明，无证明效力，但也说明澳通公司与陈军之间具有明显利害关系。3、澳通公司2014年5月至7月三个月的财务账簿系陈军提交的证据，并非澳通公司派员提交给原审法院，也并非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即便这些财务凭证是真实的，至少说明澳通公司与陈军之间具有明显利害关系，否则澳通公司不可能将本单位原始账簿交给一个外人，供其作为证据使用。原审法院未向澳通公司调查核实，也未调取澳通公司的财务账簿，直接就认定“澳通公司更新财务系统”、“2014年7月18日其采用《出库单》形式记账，而在此之前采用的记账凭证形式为《轮胎销售单》”，无事实根据且程序违法。六、陈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便金晓经营部拖欠货款，涉案《借款单》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陈军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还款期限雇满后的三年内向金晓经营部主张过权利，其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其诉请。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陈军有权随时主张权利”，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作出判决，既属认定事实错误，也属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借款单》明确记载了“约定还款日期2014年_月_前”，而其落款时间是2014年6月1日，按照基本借贷常识，上述字面含义应理解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是在2014年底前，即2014年12月31日前还款。2、陈军在其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约定2014年底前还款”，足以证明陈军自认涉案《借款单》明确约定了付款时间就是在2014年底前。七、原审法院依据涉案《借款单》内容判决金晓经营部支付给陈军律师费4,000元，明显不当。1、按照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单》关于“借款”的内容不真实，金晓经营部与陈军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因此，不能依据涉案《借款单》的内容判决金晓经营部支付给陈军律师费。2、涉案《借款单》虽约定逾期还款应承担律师费，但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既然未约定付款时间，金晓经营部可随时偿还，就不能认定金晓经营部逾期还款，也就不能判决金晓经营部承担陈军花费的律师费。原审法院的判决观点自相矛盾。3、涉案《借款单》系陈军提供的格式文本，陈军无证据证明就涉案《借款单》全部内容事先与金晓经营部进行过协商，且律师费并非诉讼必然产生的费用，约定承担律师费必然增加合同相对方即金晓经营部的经济负担，加重了金晓经营部的责任，因此该约定无效。 陈军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金晓经营部、袁清、袁金晓支付货款35,864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5,86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且支付律师费4,000元。事实与理由：陈军从事轮胎销售行业，金晓经营部、袁清、袁金晓多次从陈军处采购轮胎，截止2014年6月1日，金晓经营部、袁清、袁金晓欠陈军货款共计35,864元，同日，金晓经营部、袁清、袁金晓向陈军出具“借款单”一份，载明：今借到陈军本人35,864元用于轮胎经营，约定2014年前还款；逾期按每日0.5%的标准计算资金利息，并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后陈军多次催要，金晓经营部、袁清、袁金晓均以没钱为由不予偿还。 袁清在一审中答辩称：袁清与陈军无买卖合同关系，袁清从未见过所谓的《借款单》，也未在涉案《借款单》上签名，金晓经营部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驳回陈军对袁清的起诉。 金晓经营部、袁金晓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一、陈军主体不适格。陈军系澳通公司业务员，而袁金晓作为金晓经营部的经营者与澳通公司自2011年开始建立“澳通”牌轮胎买卖合同关系，与陈军个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陈军对外销售“澳通”牌轮胎的行为是代表澳通公司的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澳通公司承担，陈军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袁金晓作为金晓经营部的经营者亦不应被列为被告。二、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使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计算方法，陈军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损失，无法律依据。三、因涉案《借款单》内容不真实，其中关于承担律师费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金晓经营部不予承担。四、陈军所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借款单》内容不真实，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不能认定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即使按照涉案《借款单》载明内容“2014年前还款”，陈军现在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陈军与金晓经营部、袁金晓均存在主体错误，陈军所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裁定驳回陈军的起诉或判决驳回陈军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金晓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袁金晓。2014年6月1日，袁金晓填写出具《借款单》一张，内容为：“借款单今借到陈军本人人民币35,864元（大写：叁万伍仟捌佰陆拾肆元），用于轮胎经营周转。约定还款日期2014年X月X前。借款人承诺到期还款，如果逾期不能偿还借款（债务），欠款人自愿承诺双倍赔偿，并自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偿还借款之日止，按所差借款（债务）全额每日0.5%的标准计算承担资金利息，同时承担实现债务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如发生纠纷,按双方约定向即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借款人签字盖章（指印）：袁青借款日期：2014年6月1日”。袁金晓在借款人处加盖本人印章及金晓经营部印章，并代其父袁清签名“袁青”。陈军为本案花费律师费4,000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当事人分别提交了如下证据：陈军提交1.2014年5月31日《轮胎销售单》两张，购货单位为烟台袁金晓，并列明轮胎的相应规格、型号、数量等信息，总金额为35,864元；2.澳通公司出具的代理商声明一份，证明自2013年5月起至今，陈军即作为其公司代理商在青岛和烟台地区销售天河品牌、澳通品牌和顺进品牌轮胎，2014年5月31日金晓经营部向陈军订购轮胎若干，澳通公司于当日出具《轮胎销售单》两张，并受陈军委托于2014年6月1日向金晓经营部所在地烟台直接发货，收货后金晓经营部因无力支付货款，为陈军出具金额为35,864元的《借款单》一张，并加盖公章及经营者袁金晓的个人印章。金晓经营部、袁金晓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澳通公司与陈军之间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声明无证明力，且上述《轮胎销售单》系单方制作，无购货方或收货人签名确认，不能证明金晓经营部或袁金晓已实际收到货物。金晓经营部确向澳通公司订购过上述《轮胎销售单》列明的相应货物，但出具《借款单》后，对方未实际发货，且与澳通公司之间的交易只以《出库单》的形式，从未有过《销售单》的形式。陈军提交由澳通公司加盖公章的《袁清（袁金晓）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往来明细》、陈军农业银行（账号尾号7277）2014年9月—2015年10月的账户交易明细、2014年9月—2015年7月7日《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8张，证明涉案《借款单》出具之后，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9月23日期间，陈军又委托澳通公司向金晓经营部发货8次，对应《出库单》8张，客户名称为“袁青”，此8次交易金晓经营部分6次向陈军账户转账，已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其中2015年6月17日《出库单》与金晓经营部提交的2015年6月17日《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完全一致，金额3,760元，对应付款时间为2015年7月3日，付款金额3,760元。金晓经营部对由澳通公司加盖公章的《往来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称其系单方制作，未得到金晓经营部工作人员签字及盖章确认，但认可在涉案2014年6月1日《借款单》形成后金晓经营部与澳通公司之间继续保持轮胎买卖合同关系，且之后的货款已全部付清；金晓经营部对陈军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此交易明细中未显示交易对手名称，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认具体付款是否由其支付；且称上述8张《出库单》若是真实的，则陈军提交的《销售单》就是伪造的，还称其在与陈军交易过程中，陈军只提供过《出库单》一种形式的交易凭证。金晓经营部提交2015年6月17日《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一张，显示客户名称为袁青，交易金额为3,760元；还提交澳通公司和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澳通”牌轮胎是由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生产的品牌轮胎，每条轮胎均有编号，由代理商销售，澳通公司是该品牌轮胎在青岛地区的代理商。上述《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载明的交易系金晓经营部与澳通公司之间的“澳通”牌轮胎买卖合同关系，客户“袁青”即为“袁清”，系金晓经营部工作人员，而上述《出库单》发货人处手写“陈军”字样，说明陈军是此公司工作人员，代表此公司销售“澳通”牌轮胎，上述交易形式符合公司对外经营活动中一般都是由公司安排业务员代表公司开拓业务、发展客户以及代表公司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行业惯例，故陈军并非涉案买卖合同交易主体，其主体不适格。陈军对上述《出库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此证据仅能证明澳通公司向金晓经营部发货，并称因其系代理商故澳通公司在发货人处备注“陈军”用来标注客户来源，遂称陈军是本案适格原告。金晓经营部提交短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2张，证明陈军曾于2014年6月29日、2014年8月20日提供其银行账户要求金晓经营部汇款，袁金晓之后通过银行自动柜机向上述账户进行了现金汇款，可见2014年6月1日出具涉案《借款单》之后双方仍有交易往来，若金晓经营部未偿还涉案2014年6月1日所谓借款35,864元，陈军不可能继续向金晓经营部供货。陈军质证称此短信聊天记录仅证明陈军的银行账号信息，不能证明其他事项，并称此证据与本案无关。 为进一步查明本案双方交易过程及交易习惯，原审法院依法调查了澳通公司2014年5月至7月三个月的财务账簿，发现因财务系统更新，自2014年7月18日起，澳通公司全部采用《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形式，不再出现《轮胎销售单》形式，在此之前全部采用《轮胎销售单》形式，2014年7月账簿分装为两册。综合上述证据及法庭调查，原审法院分析认定事实如下：关于陈军是否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2014年6月1日，金晓经营部及其经营者袁金晓出具《借款单》载明的债权人为陈军，且在交易过程中与金晓经营部发生业务联系、收取货款方均为陈军本人，而非澳通公司，结合澳通公司出具的陈军为其公司代理商的声明，应认定陈军为本案与金晓经营部建立轮胎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对陈军提交的澳通公司出具的代理商声明及2014年5月31日《轮胎销售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交易过程及习惯。本案双方均认可在交易过程中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袁金晓于2014年6月1日出具涉案《借款单》后，陈军与金晓经营部继续发生轮胎买卖交易，且双方均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包括陈军的发货、金晓经营部的付款，对此陈军提交了相应《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且其中一张2015年6月17日金额为3,760元的《出库单》与金晓经营部提交的完全一致，而该《出库单》上并无袁金晓签字确认，而此笔交易有2015年7月3日陈军银行账户相同金额的入账记录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由此推断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并不存在金晓经营部所称收货时购货方或收货人在《出库单》上签名确认的交易习惯，另经原审法院依法查明，受陈军委托发货的澳通公司因更新财务系统，于2014年7月18日起采用《青岛澳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库单》形式记账，而在此之前采用的记账形式即为《轮胎销售单》，故陈军提交的2014年5月31日《轮胎销售单》符合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及交易习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陈军提交收款收据、录音、视频各一份，证明2017年2月5日袁清向陈军支付货款540元，陈军在2018年催收过货款，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袁金晓和袁清对上述收款收据、录音和视频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称上述收款收据中无袁清本人签字，并称上述录音、视频均非原始载体，且称上述录音和视频内容中也非陈军本人而是袁清妻子、袁清与案外人之间交谈，内容也与本案货物买卖关系无关，而录音内容中对方主张尚欠货款2万余元，也与陈军主张涉案借款单中的金额35,864元不符。上述收款收据中客户名称为“袁青”，陈军自认其已收到此54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录音、视频中主张债权的为案外人，且其主张的金额与陈军所诉不符，对上述录音、视频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陈军与金晓经营部虽未签订书面轮胎买卖合同，但陈军提交的由袁金晓、金晓经营部出具的2014年6月1日的《借款单》及《轮胎销售单》证明金晓经营部与陈军之间轮胎买卖关系真实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袁金晓、金晓经营部辩称涉案轮胎未发货，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1日之后双方又多次发生交易且双方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且交易方式、流程也与本案所诉并无二致，符合双方之间的无需收货人签收的交易习惯，袁金晓、金晓经营部对其自己的辩称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陈军作为出卖人的轮胎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金晓经营部作为买受人应依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陈军自认袁金晓已支付货款540元，故原审法院支持金晓经营部向陈军支付剩余货款35,324元（35,864元-540元）；陈军要求金晓经营部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因涉案《借款单》对具体付款时间未进行填写约定，且金晓经营部主张陈军所诉违约金过高而应予调整，原审法院支持金晓经营部支付陈军自起诉之日2020年9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5,32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违约金；陈军要求金晓经营部支付律师费4,000元符合双方在涉案《借款单》中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袁金晓、袁清和金晓经营部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陈军有权随时主张权利，故其上述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同时注明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金晓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袁金晓作为经营者就其债务应以个人财务承担，但不应列为本案被告，而袁清系金晓经营部员工，未在涉案《借款单》上签字，无共同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故陈军要求袁金晓、袁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军货款35,324元及违约金（以35,324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二、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军律师费4,000元。三、驳回陈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90元，减半收取895元，保全费816元，共计1,711元，由陈军负担951元，由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负担76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金晓经营部缘何向陈军填具涉案借款单，金晓经营部称其与陈军协商要购买一批轮胎，总价值35,864元，系陈军要求其提前付清这笔货款，但金晓经营部无这么多现金，故陈军提出由金晓经营部在陈军预先准备的借款单空格处填写上数字，并在此借款单落款处盖章签字，还称后因陈军未将此借款单所载价值35,864元的货物交付给金晓经营部，这张借款单金晓经营部也未收回。陈军则称因金晓经营部收货后未付货款，双方协商由金晓经营部填具借款单，并称金晓经营部欠钱不还就相当于借款。 2019年5月10日，陈军曾持涉案借款单诉请袁青、李文霞、袁金晓向其偿还35,864元，主张袁青自2014年开始多批次向其采购轮胎，共欠其货款35,864元。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鲁0282民初4805号民事裁定书，以陈军在此案中所诉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陈军的起诉。 再查明，陈军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证据记载其所委派催款人员仅主张金晓经营部对陈军尚负欠款28,000元。袁金晓在一审中起初对陈军所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在陈军出示录音原始载体并播放后，袁金晓转而对陈军所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陈军在一审中所提交袁金晓的付款明细显示袁金晓自2014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3日期间曾向陈军付款合计45,860元。袁金晓对陈军所提交上述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可其同陈军在2014年6月1日后仍存在轮胎买卖交易，但并未认可其于2014年6月1日之后向陈军所付款项就是陈军于2014年6月1日之后向其所供轮胎的货款。 又查明，陈军称澳通公司系于2014年6月1日派王启鹏向金晓经营部送交价值35,864元的轮胎，但陈军所提交王启鹏此次送货的差旅费报销单显示的报销日期却是2014年5月30日。 还查明，金晓经营部称陈军手中现持有一张金晓经营部出具的金额约有几千元的欠条，并称因陈军向金晓经营部交付的轮胎有质量问题，而陈军曾承诺给予退货或退款，但陈军一直未履行承诺，这部分金额有3万多元，且称若有质量问题的轮胎与金晓经营部拖欠的货款抵销，金晓经营部便不欠陈军或澳通公司任何货款。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陈军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金晓经营部是否拖欠陈军货款；三、陈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金晓经营部是否应支付给陈军律师费4,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金晓经营部虽上诉主张陈军并非本案适格起诉主体，并指称其系与澳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以陈军所提交澳通公司的《出库单》为凭据之主张系澳通公司向其销售轮胎，但因在日常交易中货交第三人和第三人直接供货的现象屡见不鲜，故不宜仅凭澳通公司的《出库单》便认定金晓经营部系与澳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金晓经营部始终是向陈军而非澳通公司付款，而金晓经营部并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更何况金晓经营部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陈军向其销售轮胎和收取货款系履行澳通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本院对金晓经营部关于陈军并非本案适格起诉主体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陈军虽在本案中提交涉案借款单据以主张金晓经营部欠付其货款35,864元，但因陈军之前曾持涉案借款单诉请袁青、李文霞、袁金晓向其偿还35,864元并主张其所诉35,864元欠款系累计形成，而陈军在本案中所提交2014年5月31日的《轮胎销售单》却显示其所诉35,864元是一笔交易，此与陈军先前的主张明显相矛盾；且陈军称澳通公司系于2014年6月1日派王启鹏向金晓经营部送交价值35,864元的轮胎，但陈军所提交王启鹏此次送货的差旅费报销单显示的报销日期却是2014年5月30日，故陈军所举证据存在明显瑕疵；更何况陈军提交的相关销售单和出库单并无金晓经营部一方的签字或盖章，因此，陈军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于2014年6月1日向金晓经营部供应轮胎35,864元，也不足以证明金晓经营部至今仍欠付其轮胎款35,864元。其次，虽然陈军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确曾于2014年6月1日向金晓经营部供应轮胎35,864元，但涉案借款单足可证明金晓经营部在2014年6月1日曾确认彼时其对陈军负债35,864元的事实。金晓经营部虽对其缘何向陈军填具涉案借款单作出符合尚具逻辑性的解释，但按金晓经营部所作解释推理，若陈军未向其供货，其应敦促陈军向其交货或向陈军收回涉案借款单；而金晓经营部既未举证证明其曾要求陈军返还涉案借款单，亦未举证证明其曾要求陈军向其交付涉案借款单对应的货物，则据金晓经营部所作解释推析，此显然不合常理。因金晓经营部明确主张陈军曾就向其所供存在质量问题的轮胎承诺向其退款或由其退货3万多元，且称若有质量问题的轮胎与其拖欠的货款抵销，其便不欠陈军款项，故依金晓经营部所作以上陈述推理，若陈军向其已供轮胎不存在质量问题，其至少尚欠付陈军3万元。而因金晓经营部既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陈军向其所销轮胎确存在质量问题，也未举证证明陈军确曾承诺向其退款或由其退货3万多元，则金晓经营部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金晓经营部拖欠陈军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最后，因陈军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证据记载其所委派催要货款人员仅主张金晓经营部对陈军尚负欠款28,000元，此属陈军所举对其自己不利的证据，故虽然按金晓经营部所述和其因举证不能而可推知金晓经营部至少尚欠付陈军3万元，但因陈军自己所举录音证据指向金晓经营部仅欠付其28,000元，故本院采信陈军所举对其不利的证据从而认定金晓经营部目前仅欠付陈军28,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虽然陈军所提交涉案借款单记载金晓经营部承诺在2014年向陈军还款35,864元，但因袁金晓自2014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3日期间曾向陈军付款合计45,860元，则金晓经营部在2014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3日期间向陈军所付款项的金额已完全涵盖其于2014年6月1日所确认欠付陈军的35,864元。而袁金晓虽认可其同陈军在2014年6月1日后仍存在轮胎买卖交易，但并未认可其于2014年6月1日之后向陈军所付款项就是陈军于2014年6月1日之后向其所供轮胎的货款，故按偿债的一般交易惯例，应认定金晓经营部已向陈军足额偿付其截至2014年6月1日对陈军所负债务。金晓经营部目前对陈军所负欠债当属其于2014年6月1日之后所形成。因金晓经营部并未举证证明其同陈军曾就其目前对陈军所负债务的偿付期限作过明确约定，故其关于陈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因承担律师费的约定系记载于涉案借款单中，而涉案借款单所载款项已由金晓经营部偿付完毕，故陈军现诉请金晓经营部就其目前尚欠债务担负陈军的律师费支出，已无合同依据。因此，本院对陈军关于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晓经营部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1118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陈军支付欠款28,000元并计付利息（以28,000元为计息基数，自2020年9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 三、驳回被上诉人陈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95元，财产保全费816元，合计1,711元，由被上诉人陈军负担509元，由上诉人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负担1,202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89元，由被上诉人陈军负担532元，由上诉人福山区城区金晓汽车轮胎经营部负担1,2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纪 雪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