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立君，女，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清旺，北京市京大（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英，北京市京大（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月武，男，197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宝芳，女，197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沿利，山东民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方亮，男，1964年4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希合，男，1972年7月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原审被告：丛建星，男，197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孟立君、李月武、张宝芳因与被上诉人赵方亮、孙希合及原审被告丛建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立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602民初9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月武、张宝芳相互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在原审庭审中原审被告李月武、张宝芳提交的“房产证、房屋买卖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及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惠民县人民法院法官实地考察被上诉人李月武确实经营祖传推拿”可以证实原审被告李月武、张宝芳有经济能力购房、并对银行账户资金的使用情况、录音等均已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涉案房产转让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已向上诉人足额缴纳房款，并办理房屋登记的变更登记，不能因被上诉人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损害原审被告李月武、张宝芳的合法权益，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被上诉人系因(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提起的诉讼，其案由应为撤销之诉，不应为确认无效之诉。惠民县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相关规定，认为被上诉人赵方亮如果认为案涉房产登记为虚假时，需经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程序，撤销该登记。被上诉人赵方亮依据法律规定在收到该执行裁定书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案应为撤销之诉。三、本案撤销之诉已超除斥期间，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7日向惠民县人民法院申请查封案涉房屋，至此被上诉人知道截止至今已有两年多之久，已经超出撤销之诉的除斥期间，故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基于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赵方亮辩称，一、赵方亮诉讼孟立君、丛建星、李月武、张宝芳四人，本案案涉房产（滨州市黄河五路497号名仕龙城小区2号楼2单元601室）的买卖合同无效，系孟立君、丛建星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而进行的虚假交易、虚假登记、非法买卖、非法转移财产的违法行为。二、赵方亮、孙系合诉讼孟立君、丛建星、李月武、张宝芳四人非撤销之诉，而是通过非法转移财产以此脱逃应承担的还款责任，确认其买卖合同无效之诉。三、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认定：涉案房产所有权，李月武与孟立君非串通行为，查明事实与登记事实不符，登记存在虚假。而非孟立君、李月武所说的撤销之诉，而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四、孙希合虽为孟立君与赵方亮之间的借款担保人，但2016年1月15日被惠民县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划扣孙希合工行账户存款17958元，孙希合建行工资账户存款多次被惠民县人民法院司法划扣，且至今还被查封冻结，其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孙希合实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孟立君、李月武双方恶意串通、虚假交易、非法转移财产，已经影响孙希合追偿权的实现。五、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9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并将案涉房产转移至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名下，系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相互串通，为孟立君、丛建星逃脱应承担的还款责任而转移财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他们合法权益，故对赵方亮要求确认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必要的，应当折价赔偿。综上所述，原审滨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维持原判。孙希合辩称，同赵方亮的答辩意见，需要补充的是：1.李月武、张宝芳两人为农村务农人员，其所为房屋合同在在纠纷一案，两人从未出庭，甚至从未到庭旁听有悖常理。2.惠民县法院和滨城区法院在裁定书和判决中均对案涉房产的实际情况做了客观事实的认可，而非上诉人所提撤销权之诉。李月武、张宝芳述称，我方同意孟立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丛建星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李月武、张宝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1602民初92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诉讼费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李月武、张宝芳与原审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于2014年4月6日及2014年4月17日所签订的关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产买卖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涉案房产转让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具有相对性，被上诉人赵方亮非合同买卖双方，起诉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属于主体不适格，合同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无权确认合同无效。第二，在惠民县人民法院在审查后做出的（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指明的为撤销权之诉，并非确认之诉。2017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已经申请查封涉案房产。应当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但是截止至现在已经两年之久，超出了撤销权行使的一年的除斥期间。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月武、张宝芳与原审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系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赵方亮于2014年4月4日向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4年4月6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上诉人并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对于被上诉人起诉之事并不知情，即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主观故意。其次，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借款有担保人为其提供担保，即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之说，其权益并未受到损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月武、张宝芳与原审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于2014年4月6日及2014年4月17日所签订的关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产买卖合同无效并将涉案房产权属问题进行变更登记至原审被告孟立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秉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进行改判。赵方亮辩称，同对孟立君的答辩意见。孙希合述称，同对孟立君的答辩意见。孟立君述称，我方同意该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1.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至今为止并未生效；该裁定书并未依法召开听证会亦未依法送达丛建星因此并未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人民法院应当在案卷中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和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公告送达应当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公告送达起诉状或者上诉状副本的，应当说明起诉或者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当说明出庭的时间和地点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判决书、裁定书的，应当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当事人有权上诉的，还应当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根据以上规定无论是开庭传票的送达还是其他法律文书的送达只有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案件在召开听证会时并未通知丛建星，剥夺了丛建星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亦未向丛建星依法送达亦未生效，其裁定书中的所有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从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倒数第二页法庭给予赵方亮、孙希合的权利来看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七的规定：登记在案外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登记名义人（案外人）书面认定该土地、房屋实际属于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可以采取查封措施。如果登记名义人否认该土地、房屋属于被执行人，而执行法院、申请执行人认为登记为虚假时，须经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或者通过其他程序，撤销该登记并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之后，才可以采取查封措施。即申请执行人赵方亮、被执行人孙希合如果认为案涉房产属被执行人丛建星、孟立君所有，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权利。退一步讲，假如该裁定认定正确，上述规定的撤销权系行政撤销登记的权利，及撤销丛建星、孟立君将房产过户到李月武、张宝芳名下的行政登记行为，并未其他权利，因此，赵方亮、孙希合在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法提起确认之诉，只能以不动产登记中心为第三人提起撤销权之诉。丛建星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赵方亮、孙希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之间转让滨州市黄河五路497号名仕龙城小区2号楼2单元601室产权的行为无效，并将该处登记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名下的房产产权恢复登记至被告丛建星、孟立君名下；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孟立君与被告丛建星曾系夫妻关系。2012年8月3日，赵方亮与孟立君、丛建星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赵方亮向孟立君、丛建星出借1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3日至2014年2月2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0‰；孙希合、王延金、罗新启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因孟立君等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赵方亮于2014年4月4日向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9月19日，惠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惠商初字第236号民事判决，判决孟立君、丛建星偿还赵方亮借款1200000元及利息，孙希合、王延金、罗新启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赵方亮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惠民县人民法院依据赵方亮的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孙希合的工资账户，于2017年11月27日查封了李月武、张宝芳名下位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权证滨字第2××4号）房产。后李月武、张宝芳针对上述房产查封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权证滨字第2××4号）房产的查封。2019年12月13日，惠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权证滨字第2××4号）房产的执行，解除案涉房产的查封。后赵方亮、孙希合向本院提起诉讼。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产原系孟立君、丛建星购买，并办理了产权登记。2014年4月6日，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以450000元出卖给李月武、张宝芳。同年4月17日，双方又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于4月24日办理了涉案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将案涉房产登记于李月武、张宝芳名下（房权证滨字第2××4号）。2014年5月6日，李月武办理了尾号为827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当日，案外人杨艳萌通过尾号为3860的账户向李月武账户转账汇款450000元。同年5月12日，上述450000元转账汇入案外人梅静账户（尾号4287）。另外该账户于2014年7月8日收到李军汇款50000元，后通过转账及支取现金等方式向杨艳萌、滨州龙翔公司支付；于2015年6月25日由杨艳萌（尾号为3860）账户汇入600000元，6月29日转账汇款给王龙（尾号9591）600000元。后该账户再未发生其他交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李月武出庭接受询问，但其至今未予到庭。孟立君与李月武系表兄妹关系（李月武母亲为孟立君姑母），孙希合与孟立君亦系表兄妹关系（孟立君母亲为孙希合姑母）。在孙希合与李月武的通话录音中及孙希合与孟立君的微信聊天（2018年3月4日）内容中，孟立君自认案涉房产为其本人所有，李月武承认案涉房产系孟立君转移至其名下、双方之间无真实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赵方亮与被告孟立君、丛建星、原告孙希合发生借款担保关系，原告赵方亮系债权人、权利人，被告孟立君、丛建星系债务人、义务人。被告孟立君、丛建星拖欠赵方亮借款未予归还，却在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后，即将自己的涉案房产财产转移至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名下。虽然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为此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进行了相应的银行资金交易，但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对购房款项的来源、购房目的、购房使用情况、银行账户资金的使用情况等均未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且根据孙希合提交的录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能够印证，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并不存在真实的案涉房产买卖关系。综上，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签订案涉房产买卖合同并将案涉房产过户转移至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名下，系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相互串通，为被告孟立君、丛建星逃脱应当承担的还款责任而转移财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赵方亮要求确认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签订案涉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必要的，应当折价赔偿。被告李月武、张宝芳应当将登记于其名下的案涉位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产返还被告孟立君、丛建星并办理相关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关于孙希合是否具有起诉主体资格，本院审查认为，在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及执行过程中，孙希合系被告（连带担保责任）及被执行人，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冻结、扣划了其工资收入，但其并未履行完毕全部的担保责任，且其未向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依法提起追偿权之诉，尚未成为法定的权利人；此外，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无论涉案房产是否作为被执行财产，孟立君、丛建星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孙希合均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其合法权益并未受到侵犯，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丛建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答辩权和质证权，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对赵方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孟立君、丛建星与被告李月武、张宝芳于2014年4月6日及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关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房产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李月武、张宝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位于滨州市××路××号××号楼××单元××室转移变更登记至被告孟立君、丛建星名下；三、驳回原告孙希合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孟立君、丛建星、李月武、张宝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孟立君提交证据（2018）鲁1602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9日经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孟立君起诉丛建星离婚一案，后作出判决，判决孟立君与丛建星离婚。结合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赵方亮提交的（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可以证实在举行执行听证时法院虽然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孟立君听证通知，但此时孟立君与丛建星已经离婚，孟立君收到的听证通知不能代表丛建星也已收到该通知。故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2019）鲁1621执异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因未送达丛建星而未生效。李月武、张宝芳质证称，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赵方亮质证称，没有异议。孙希合质证称，没有异议。孙希合提交法院扣划孙希合账户资金的流水。证明：孙希合因涉案房产转移而受到经济损失。故孙希合是本案适格诉讼人。孟立君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孙希合自愿为孟立君、丛建星借款担保，其应为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李月武、张宝芳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赵方亮申请执行案是可以继续执行，并不是执行不能。赵方亮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孟立君提交的判决书及孙希合提交的扣划资金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8年12月19日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602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孟立君与被告丛建星离婚。账号为1613××××8977的工行银行卡于2016年1月15日扣划17958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赵方亮作为原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本案案由是撤销权之诉还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若属于撤销之诉，被上诉人赵方亮的诉求是否以超除斥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涉及的商品房买卖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赵方亮、孙希合并未提起上诉，其答辩意见中对一审判决不服部分，本院不予审理。一、债权人拥有保护债权方式的选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在债权人认为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其债权的情况下，保护债权的方式和途径有两种：一是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债权人的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订立的相关合同；二是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债务人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虽然两者的法律后果都是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但是两者在适用范围、期限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区别。一是适用范围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限于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补充了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放弃其担保债权和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三种情形。而主张合同无效限于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二是期限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可见行使撤销权会有除斥期间的限制，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无此期限限制。三是证明标准不同。从司法实践来看，在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债权人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其中只要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受让人知道债务人的转让行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就足以认定受让人知道会因此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而债权人选择以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会在举证方面面临更高的要求。可见，对债权人而言，两种保护债权实现的方式各有利弊，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本案中赵方亮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法院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李月武、张宝芳主张赵方亮作为原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孟立君主张本案应为撤销权之诉，本院亦不予支持。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是指当事人虽然取得合意，但是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见，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的一种情形。所谓恶意串通，就是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的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的行为。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违反了订立合同应当遵守法律、尊重公德、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内容严重违法，因而应当被确认为合同全部无效。本案中，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订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第一，李月武、张宝芳是否明知孟立君、丛建星对外存在大量债务。李月武与孟立君系表兄妹关系（李月武母亲为孟立君姑母），结合孙希合向法庭提供以供参考的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2018）冀0684刑初243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记载，自2013年，孟立君、丛建星二人以他人名义成立担保公司，以办理担保借款为名，以高息为诱饵，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李月武作为孟立君的亲戚，应当知道孟立君、丛建星对外存在大量债务。第二，李月武、张宝芳是否已经实际支付购房款。经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4月6日，4月17日双方又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于4月24办理了涉案房产的登记手续。而李月武、张宝芳与孟立君、丛建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而李月武于2014年5月6日办理尾号为8271号的农业银行卡在同日转入45万元，于同年5月12日转出45万元，但是该笔资金来源于案外人杨艳萌，在转出后经梅静账户（尾号4287），最终通过转账及支取现金等方式流向杨艳萌、滨州龙翔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月武、张宝芳已经实际支付购房款。第三，孟立君与李月武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在孙希合一审提交的其与孟立君、李月武的通过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孟立君自认涉案房产为其本人所有，李月武承认涉案房产系孟立君转移至其名下，双方之间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应认定孟立君与李月武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综上所述，孟立君、丛建星与李月武、张宝芳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债权人赵方亮的合同，该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赵方亮对孟立君、丛建星享有普通债权，涉案房屋为孟立君、丛建星的财产，而非李月武、张宝芳的财产，故一审法院判令李月武、张宝芳将涉案房屋转移至孟立君、丛建星名下并无不当。综上，孟立君、李月武、张宝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孟立君负担100元，由上诉人李月武、张宝芳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顺江审 判 员 吴金魁审 判 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群群书 记 员 翟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