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六大街与新七大道交叉口博林国际广场D区2号楼一楼。负责人：安建伟，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涛，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宗海，男，汉族，1978年3月14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海，北京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兵，男，汉族，1991年11月6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光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维珠，女，汉族，1963年8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连，男，汉族，1962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光山县。系肖维珠所在辖区王岗村支部书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潢川县城关跃进路。法定代表人：杨志明，系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金柱，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黄家兵、肖维珠诉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刘宗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一案，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2019）豫1526民初4893号民事判决，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豫15民终153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黄家兵、肖维珠改变案由，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刘宗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潢川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豫1526民初2655号民事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和刘宗海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涛、上诉人刘宗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海、被上诉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金柱和被上诉人肖维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连到庭参加了诉讼。黄家兵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2655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一项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由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黄家兵、肖维珠、刘宗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按照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本案不当。1、潢川县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刘宗海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犯罪，而非交通肇事犯罪，因此本案民事案由不应当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本案不属于一般的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原告依法自主选择请求权。2019年8月27日14时许，在华英六厂一车间内，上诉人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配合卸载工人卸载鸭子，受害人黄某站在卸车平台上从豫Ｓ×××××货车上卸载鸭子，卸载完成后，刘宗海在启动车子向前出发的过程中，货车挂到操作平台，致站在该操作台上的黄某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该案经潢川县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潢川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刑初419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宗海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本案的刑事定性非交通肇事犯罪。本案民事诉讼案由如果允许原告方自行选择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显然与生效的刑事定性相悖，违反了已经生效的刑事定性。我国的先刑后民原则就失去了意义。2、本案中，被害人黄某生前一直为华英公司提供劳务，其因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佩戴相关劳动防护用品受到损害而不幸身亡，且华英公司作为接受劳务方，没有根据国家规定向黄某提供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生产条件，应对提供劳务者黄某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主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华英公司与被害人黄某之间的接受与提某，因此，本案案由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被上诉人华英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所必备的安全用品和防护措施，未设置警示标识，应承担事故的最主要责任。接受劳务者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障的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需的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接受劳务者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生产单位，即被上诉人华英公司下属企业潢川县华英禽类加工六厂，没有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见证据1第5页第4.1条、第6页第5.1.4条、第10页第5.3.2.2条、第13页第5.4.2.2条；证据2第25页第7、8条、第27页第11条；证据3第41页第4.7条、第48页第6.1.3条；证据5、6、7第91、92、100、108页)；没有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安全设施(见证据8、9、10)；没有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见证据1第16页第5.4.4条)；没有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其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见证据2第25页第7条)；没有防护栏，没有从设计上保证运输、装卸作业的安全等(见证据4第85、87、88页)，属于违反了生产、作业中的安全管理规定和行业规范，实质违反了业务上的特殊注意义务。上述过错，是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因素。因此其承担相对较重的法律责任，符合社会利益平衡原则。三、受害人黄某未穿戴安全生产所必备的安全用品和防护措施，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生产场所属于高台作业，作业环境湿滑，受害人作业时未穿戴安全生产所必备的安全用品和防护措施(见证据8、9、10、11)，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专业技术，违章蛮干，是造成其伤亡的主要因素之一。且受害人本人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在工作时有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且应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对自身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本次事故中，被害人本人未尽到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错，所以应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四、退一步讲，假设本案可以按交通事故处理，一审按照上诉人刘宗海承担全部责任显然不当。本案发生在被上诉人华英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未作划分，在此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和社会司法实践惯例，上诉人与华英公司、黄某之间可以考虑按同责处理。一审按照刘宗海承担全责显失公平。五、退一步讲，假设本案可以按交通事故处理，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承担保险责任，目前缺少法律依据。本案发生的地点是在被上诉人华英禽业总公司的生产车间中，不是在公开开放的公共道路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机动车在道理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只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4条：“机动车在道理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规定了，在交强险项下保险公司可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但机动车在道理外的地方通行发生事故，商业险给予赔付目前暂无任何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医疗费39994.55元无证据支持。在本案历次诉讼中，被上诉人黄家兵均没有提供过任何合法的医疗票据，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医疗费39994.55元无证据支持。七、一审判决赔付精神抚慰金5万元错误。刘宗海因过失致人死亡犯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因刑事犯罪引起的，依法不应支持精神抚慰金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存在多判和错判问题。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支持上诉人的诉求。上诉人刘宗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2655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黄家兵、肖维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事故责任划分认定不清，错误判定上诉人刘宗海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对上诉人刘宗海明显不公平。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这是典型的“多因一果型”的侵权行为，各侵权人之间无意思联络，只存在累积(竞合)因果关系的情形，即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过错大小或者数行为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在本案中，应充分考虑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情形。1、被上诉人华英公司违反了业务上的特殊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华英公司作为安全生产企业，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其系列不作为的违法违规操作，是其雇员黄某从事高台作业时坠落致死的最主要原因。具而言之，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华英公司下属企业潢川县华英禽类加工六厂，没有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没有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安全设施；没有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没有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其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没有防护栏，没有从设计上保证运输、装卸作业的安全等，违反了生产、作业中的安全管理规定和行业规范，实质违反了业务上的特殊注意义务。2、受害人黄某未穿戴安全生产所必备的安全用品和防护措施，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侵权人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害人黄某在事发时属于高台作业，作业环境湿滑，但其未穿戴安全生产所必备的安全用品和防护措施，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专业技术，违章蛮干，且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未对自身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3、在被上诉人华英公司和受害人黄某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上诉人刘宗海未注意安全通行的行为不能单方导致受害人黄某死亡，即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占比较小，不应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认为，被上诉人华英公司没有为死者提供施工安全网及其他安全措施，上诉人刘宗海驾驶车辆时没有注意安全与第一被告公司的工作平台接触致平台晃动，二者的共同行为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故华英公司和刘宗海为本案二侵权人。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受害人黄某的自身过错可与前述二侵权人的过错实行过失相抵，适当减轻华英公司和刘宗海的侵权责任。因此，本案的核心是对于事故责任比例的划分，这也是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索赔的依据。目前，既无公安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也无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直接将全部责任划分到上诉人刘宗海，是明显不公平。二、本案应根据实际法律关系，相应变更案由或合并审理诉争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审查阶段，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相应的个案案由；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个案案由。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个案案由。而关于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时个案案由的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个案案由；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并列确定相应的案由。正如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在起诉状描述的，本案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型的侵权行为，不属于一般的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应在认定事故责任比例的基础上，合理的确定案由，或者合并审理此案。必须重点强调和重申的是，无论是两案由合并审理，还是选择单一案由，本案对刘宗海的最终责任认定的前提和基础均是要对二侵权人华英公司、刘宗海及受害人黄某三者之间的过错进行准确认定和划分。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将未与原件核对的医疗费票据作为定案的依据，违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中补偿功能的立法本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及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的规定，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未能提供出医疗费39994.55元票据的原件，上诉人和一审法院均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其基本功能主要是补偿功能，即在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并造成受害人实际损害后，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收到的损害，恢复其未受到损害之前的状态。因此，如果受害人在其他地方获得补偿或者赔偿，就不能从侵权人处再次获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重要事实认定不清，过错认定及责任划分错误，证据认定错误，从而造成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审理、裁判，符合法律规定。1、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配合卸载工人卸载鸭子，受害人黄某站在卸车平台上从豫Ｓ×××××号牌货车卸载鸭子，卸载完成后，刘宗海准备将该货车开到车间别处装载空货篓，在启动向前出发的过程中，货车挂到操作平台，导致站在该操作平台上的黄某坠落，黄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该部分事实足以认定黄某的死亡后果是因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的加害行为直接造成的。2、受害人黄某虽然是在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提供劳务时受害，但造成其受伤、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直接导致的。本案存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两种法律关系，发生了请求权竞合。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中，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致使黄某死亡。至于对刘宗海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是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承担赔偿责任，黄家兵、肖维珠依法选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一审法院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审理、裁判，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潢川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豫Ｓ×××××号牌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潢川支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本案事故发生在前述保险期间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需要强调的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交强险的赔偿项目，且黄家兵、肖维珠诉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交强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存在和交强险的强制性，作为保险人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履行与保险费对价的保险金义务。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并非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以刘宗海受到刑事处罚，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与现行法律不符，不应支持。故此，一审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三，受害人黄某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刘宗海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刘宗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配合受害人黄某卸货完成后，驾车启动向前出发的过程中，安全注意不够，货车挂到操作平台，导致站在该操作平台上的黄某坠落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在卸货完成后，且完全是由于刘宗海驾车操作不当导致的，受害人并无过错，刘宗海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第四，一审法院判决赔偿医疗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受害人黄某受伤后，实际产生了医疗费39994.55元，属直接经济损失，该部分证据经由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举证，足以认定。由于黄家兵、肖维珠选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二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费用应当由二上诉人赔付。该医疗费用虽经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先前为受害人支付，但并不能免除二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故此，一审法院判决二上诉人赔偿医疗费39994.55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答辩称：针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的民事上诉状进行答辩。该上诉请求不成立。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按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处理，并无不当。原告一审中针对本案最初提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赔偿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赔偿两方面的诉请，因两个诉请存在竞合，且并非相同的责任当事人主体，审理中原告方选择提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之诉，并放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赔偿诉讼请求，当事人一审中的选择，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当事人选择某种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诉权，二上诉人认为应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审理，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一)刘宗海的过错责任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原因，应承担全部责任。刘宗海驾驶货运车辆，在卸载完成后离开时，在启动车辆向前出发的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发生货车挂到操作平台，致站在该操作平台上的黄某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很明显，驾驶人疏忽大意的责任过错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本案中，华英公司作为雇主，提供的工作条件并无违规情形，并不存在安全隐患。假设有，也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涉及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特别是，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是驾驶人员的疏忽大意，而非其他原因。因此，一审判决的责任认定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依法应承担本案的保险责任。首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上诉提出，本案事故责任人的刑事判决已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不属于交通事故责任性质，该观点是错误的。本案发生的事实是机动车驾驶人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导致的后果，属于交通事故责任。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属于过失致人死亡与过失的交通肇事罪产生竞合，按照刑法原则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当，也并不因此消除交通事故责任的性质。其次，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执行。该“参照执行”在具体案件中就是实际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比照适用本条例”，但并不意味着排除商业险的“比照适用本条例”责任。本案的车辆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办理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应依法承担保险责任。三、上诉涉及的其他问题。(一)关于华英公司安全责任问题。首先，该问题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范围内的事情，且不是导致本案交通事故责任的原因。其次，华英公司本身也不存在安全责任问题。上诉状中提到的安全责任依据从根本上就不能成立。其泛泛提出的安全责任和措施要求的规定，没有实际的参照意义；提出的《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等规定，与本案的对象不相适应，且是针对高空作业、高度危险作业，或针对坠落物两米以上工作环境，或平台高度在1.2米以上的工作场所，均与本案的情况不符。综上，即使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或其他责任纠纷的角度去衡量，华英公司也没有责任。(二)关于医疗费用问题。一审判决的医疗费用39994.55元，该款是华英公司垫付的死者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审理中已经一审原告认可，本不需要举证。且华英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垫付的原始票据，予以证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事实和理由，二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刘宗海针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限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黄家兵、肖维珠”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肇事车辆豫Ｓ×××××号牌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原告主张的损失首先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侵权人刘宗海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从承担保险责任的角度讲，该项判决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黄家兵、肖维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刘宗海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922684.3元；2、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豫Ｓ×××××号牌货车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向原告黄家兵、肖维珠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因黄某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黄某生前系被告华英公司临时工，于2019年8月27日下午受公司安排卸载家禽时，由于被告刘宗海驾驶的豫Ｓ×××××汽车与被告华英公司的工作平台接触，致平台晃动，黄某身体失去平衡，从2米多高的平台上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豫Ｓ×××××汽车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原告认为，被告华英公司没有为死者提供施工安全网及其他安全措施，被告刘宗海驾驶车辆时没有注意安全与被告华英公司的工作平台接触致平台晃动，二者的共同行为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该二被告对此事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7日14时许，在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厂一车间内，被告刘宗海驾驶豫Ｓ×××××号牌货车配合卸载工人卸载鸭子，被告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工人黄某站在卸车平台上从豫Ｓ×××××货车上卸载鸭子，卸载完成后，被告刘宗海准备将该货车开到车间别处装载空货篓，在行驶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发生货车挂到操作平台，致黄某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经潢川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检验：死者黄某符合头部受较大钝性外力作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案发后，被告刘宗海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和解，补偿黄某近亲属人民币85000元。经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刑初419号刑事判决，判决结果：被告人刘宗海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黄某受害后，被告华英公司已垫付给原告8万元费用，原告予以认可。豫Ｓ×××××号重型仓栅式货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刘宗海，被告刘宗海为豫Ｓ×××××车辆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合计为12.2万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7月29日10时起至2020年7月29日10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9年8月4日0时起至2020年8月3日24时止。该起事故在其保险期限内。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874.19元/年；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为45677元/年；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55997元/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明、户口本复印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投保单、医疗费票据、出院证、赔偿及谅解协议书、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书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中，黄某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发生事故死亡，原告黄家兵、肖维珠作为黄某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赔偿。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包含了雇员受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但此处的“同一诉讼”指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主张两个以上诉讼标的。本案中，原告基于雇员受害赔偿要求雇主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承担雇主责任；基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要求车主刘宗海和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承担侵权赔偿和保险赔付责任，不属于同一诉讼范畴，不宜在一案中一并处理。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原告依法有权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主张权利。经庭审释明后，原告选择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但仍坚持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原告要求被告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审查范围，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对其要求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事故的发生地点在华英公司车间内，不属于交通事故中的“道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被告刘宗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配合受害人从事高空卸载时，安全注意不够，驾车不当从而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同时，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受害人黄某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故本院确认刘宗海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肇事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因此，原告主张的损失首先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侵权人刘宗海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各项赔偿数额，本院经审查确定如下：一、医疗费：39994.55元；二、误工费：受害人黄某于2019年8月27日入住潢川县人民医院，于2019年9月3日被宣布死亡，住院天数确定为8天，故误工费计算为：45677元/年÷365天×8天=1001.14元；三、护理费：45677元/年÷365天×8天=1001.14元；四、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及住院费，本院酌定为4000元；五、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8天=400元；六、营养费：20元/天×8天=160元；七、丧葬费：赔偿标准参照河南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55997元/年计算，赔偿期间为6个月，故本院确认丧葬费为27998元(55997元÷2)；八、死亡赔偿金：因死者黄某年龄64周岁，虽系农村户口，但根据2019年12月2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全省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案件，不再区分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收入来源等因素，其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本院参照适用。故其赔偿标准参照河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计算，赔偿年限为16年，本院确认黄某死亡赔偿金为509987.04元(31874.19元×16年)；九、精神抚慰金：本院认为，黄某因此次事故导致死亡，对原告黄家兵、肖维珠的精神造成一定的痛苦，故本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50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未提交法医学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未申请鉴定机构对原告的劳动能力进行鉴定，本院无法确认，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述各项赔偿数额合计634541.87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2万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50万元，不足部分14541.87元由被告刘宗海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黄家兵、肖维珠62万元；二、限被告刘宗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家兵、肖维珠14541.87元；三、驳回原告黄家兵、肖维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45元，由被告刘宗海承担。二审中，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刘宗海和被上诉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黄家兵、肖维珠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和上诉人刘宗海的上诉请求，经查，案涉事故发地点位于被上诉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车间内，事故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原因系上诉人刘宗海驾驶车辆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基于此，虽交警部门未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但并不影响此案为交通事故的认定。原判基于本案发生的原因、涉及的案由、本案事实证据，依法认定本案的事实、赔偿责任主体和赔偿金额，并在本院认为部分已予详细阐述，与本院一致。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和上诉人刘宗海对其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如认为被上诉人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赔偿被上诉人黄家兵、肖维珠损失后，可通过另案诉讼解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45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负担10000元，上诉人刘宗海负担1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孔玉审判员  汪 涛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黄涛书记员刘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