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穗凌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楚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锑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美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穗凌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美华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30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穗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雁、罗锑宇，被上诉人李美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穗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穗凌公司与李美华在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李美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李美华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在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与穗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该段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穗凌公司未曾与李美华建立过劳动关系。根据举证规则，李美华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与穗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假设双方于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李美华申请确认该段期间的劳动关系已过仲裁时效，本案仲裁时效起算点应当自穗凌公司未为李美华缴纳社会保险之日即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算，而一审法院按照李美华的离职日期起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李美华于2019年11月13日提起劳动仲裁，其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目的是补缴社会保险，其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时效应从其知道未缴社会保险之日起算。假设李美华主张的劳动关系起算时间为真，那李美华早在2007年3月4日就应当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故李美华申请确认在2007年3月4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与穗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早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按照李美华的离职时间认定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穗凌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庭询时，穗凌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李美华未完成劳动者的初步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与穗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2007年3月4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李美华提交两份劳动合同证明存在劳动关系，但从印章大小及行政部专用字样等可看出，该合同上印章非穗凌公司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的观点，仅加盖职能部门的公章不能直接确认该职能部门所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同意合同所设定的内容，或为合同的当事人。另外，李美华在仲裁时自认两份合同的签名均非其本人签名，因此该合同明显不能反映李美华是合同当事人，不能据此认定在上述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李美华提交了《广州市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表》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表格的来源合法性存在问题，且表格本身也备注不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因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在李美华无法提供工作证、服务证等证据时不应认定李美华已完成劳动者应负有的初步举证责任。另外，李美华也无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内广陈中路933号只有穗凌公司一家公司。退一步讲，假设该份表格可作为证据使用，该表格反映了2016年至2019年李美华均在其他地址居住，居住地址并能不代表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在李美华无法初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诉状中上诉理由的第二点“假设穗凌公司与李美华在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李美华申请确认此段期间的劳动关系已过诉讼时效”更改为：“假设李美华提交的2009年5月5日和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为真实的或者确认其效力的，李美华申请确认此段期间的劳动关系已过仲裁时效”。李美华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穗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穗凌公司与李美华在2007年3月4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李美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穗凌公司于2003年8月21日登记成立，确认李美华于2014年7月1日入职其司，岗位为普工，于每月下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李美华上月工资，该日之前也可能通过现金发放李美华工资，穗凌公司没有保存工资发放记录。2019年10月25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在2007年3月4日签有《劳动合同》，该合同自2019年10月25日解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穗凌公司同意向李美华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0元，因2007年3月至2015年11月穗凌公司未为李美华缴纳、2015年12月至2019年9月未足额为李美华缴纳社会保险，李美华同意一次性领取55020元社保补偿款后自行补交社保。同日，穗凌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李美华自2007年3月4日入职其司，至2019年10月25日因其司提出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而离职。一审诉讼中，李美华主张其于2007年3月4日入职穗凌公司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7月1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之后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并就此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两份，落款时间显示为2009年5月5日、2011年1月1日，显示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入职，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李美华确认两份合同均非其本人签名，因其文化水平有限，第一份合同由其丈夫代为签名，第二份合同由李美华的行政人员填写后由其按指纹签订。经质证，穗凌公司对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主张两份合同均非李美华本人签字，穗凌公司也从未使用两份合同上的公章，后穗凌公司表示其使用过行政专用章，但不清楚该章与李美华提交的劳动合同上加盖的同名印章是否一致，对合同上签章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2019年11月13日，李美华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仲裁请求为确认与穗凌公司在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穗凌公司于该案中确认李美华入职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2020年7月14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穗凌公司与李美华在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上事实，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证明、劳动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美华入职穗凌公司处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成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李美华的入职时间。李美华对此提供了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证明到庭。穗凌公司虽就劳动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就此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采纳。三份证据均显示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入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穗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具有管理者的身份和权限，员工档案、入职履历表、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资料均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现本案李美华已完成举证责任，穗凌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李美华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纳，认定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入职穗凌公司处。李美华于2019年10月25日离职，其主张与穗凌公司在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时效问题。李美华于2019年10月25日离职，其在2019年11月13日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穗凌公司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2020年12月2日作出判决如下：确认李美华与广州市穗凌电器有限公司自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穗凌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一审时，李美华提交穗凌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中《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记载双方于2007年3月4日签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自2019年10月25日解除。穗凌公司一审中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离职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文件记载入职时间系穗凌公司人事未经核实而出具。二审庭询时，本院询问穗凌公司“审：离职证明的公章是否为穗凌公司的公章？离职证明的内容是何人书写？”穗凌公司庭后书面回复本院称：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和离职证明上的公章为穗凌公司的公章，但上述文件上面的时间为穗凌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核实打印上去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穗凌公司的上诉以及李美华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穗凌公司与李美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穗凌公司与李美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穗凌公司上诉主张其对于李美华提交的期限为2007年3月4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两份劳动合同以及《广州市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表》均不予确认，故其与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穗凌公司确认其向李美华出具的《离职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并上诉主张称上述文件中记载的李美华入职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均为穗凌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核实打印上去并加盖公司公章的，但是对于上述主张，穗凌公司除其单方陈述外，未能提交任何客观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李美华提交的《离职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予以采纳。穗凌公司又上诉主张对于李美华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对此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在李美华已经对于两份劳动合同的签字情况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对穗凌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结合李美华在本案中已经提交了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证据证明其与穗凌公司于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李美华作为劳动者已经就其工作年限进行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穗凌公司虽然对于李美华的主张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判令认定双方自2007年3月4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穗凌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穗凌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应当自穗凌公司未为李美华缴纳社会保险之日即2007年3月4日起算，李美华自该日知道其权利受损。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美华于2007年3月4日入职穗凌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离职，其于2019年11月13日申请劳动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穗凌公司上诉主张以2007年3月4日起算仲裁时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李美华申请本案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穗凌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穗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穗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穗凌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