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140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任美成，男，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池芸倩，北京水波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秋娜，北京水波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余清华，男，196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姗，女，198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慧杰，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美成因与被上诉人余清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4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美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池芸倩、崔秋娜，被上诉人余清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姗、石慧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美成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402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保全费及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1、本案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为被上诉人与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蒙通公司）之间事实上的投资关系，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关系。就投资关系而言，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600万元，上诉人已经接收并将该投资款转入华蒙通公司，之后也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权益证明》至此，该投资行为已基本履行完成。就代持股合同而言，上诉人在投资完成后不仅一直履行代持义务，而且还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权益证明》，代持股合同在持续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已履行了代持股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判决关于“涉案投资款项支付前，双方未就合同主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认定错误。在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4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时，被上诉人尚未加入该微信群，事后被上诉人听说投资事宜主动了解该项目，并于2016年5月底，约双方在傅某先生家中沟通此事，上诉人将此次配股一事及公司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被上诉人当即表示可以拿出600万元配股100万股。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27日给上诉人指定账户汇款600万元，标注为投资款。上诉人于2016年9月通知并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后为其出具了《权益证明》。华蒙通公司于2017年4月完成了公司增资配股后的营业执照变更，表示此次增资配股结束。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于余清华投资的600万元对应的股权单价和持股比例均存在争议”事实上在华蒙通公司营业执照变更后，关于配股的情况以及被上诉人的持股比例，上诉人于2017年10月17日通过微信告知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四、被上诉人违背商业道德，有利可图时积极参与投资，觉得投资存在风险时又用虚构事实，意图拿回投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明显存在不诚信的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余清华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本案投资关系和股权代持关系均未形成，任美成作为华蒙通公司的法人，余清华基于朋友的信任先行付款600万元，但双方就投资的方式、金额、比例以及是否代持均未达成一致意见；2、在付款后长达数年内双方对于投资的内容均未进行确认，任美成亦未向余清华汇报过华蒙通公司的经营状况、投资收益等，说明双方对于股东投资权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判决任美成返还余清华投资款于法有据、公平合理。余清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任美成返还出资款600万元及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24%标准计算，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2.判令任美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任美成系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任美成基于该身份曾向余清华介绍可以自然人身份出资方式成为华蒙通公司原始股东，于是余清华于2016年6月27日向任美成指定的其本人任美成名下招商银行万泉河支行账户（账号×××）汇款陆佰万元，备注摘要为“投资款”，希望通过任美成关系持有华蒙通公司原始股份，但相关股权变更文件至今未能签署。款项汇出后，经余清华多次催促，任美成竟在2017年10月17日发来微信，声称要按照每股6元溢价方式配股，余清华表示不能接受该投资条件。由于双方就投资条件无法达成一致，多次协商无果后，2019年5月15日余清华发出《通知》，决定撤回投资意愿，要求任美成立即返回余清华出资款60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返还资金期间的占用利息损失。但任美成却无理拒绝，并于2019年5月16日发出《回复》，该文件中声称其曾于2016年即完成营业执照变更，但从未就此结果告知余清华，对此余清华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余清华与任美成之间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就投资条件严重分歧已无法达成一致，故合同无法成就时任美成应返还余清华投资款项。但经余清华多次催要，任美成不予返还，故余清华诉至法院。任美成一审辩称，余清华陈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不认可余清华诉讼请求。2016年4月，很清楚告知余清华是按每股6元配股，任美成并没有欺骗余清华以原始股东进入华蒙通公司，成为原始股东是不可能的，如果余清华不同意，余清华不可能向任美成汇款，并且备注了投资款。从2016年开始至今，余清华从来没有不认可其投资行为，平时双方也在朋友的圈里联系。2019年余清华发通知称不认可投资款，而之前余清华曾以是借款的理由要求还款，但是转账凭据中写的都是投资款，后来又称没有把投资款完全转到公司中，但是任美成已经告知余清华已经把款项给公司了，并且已经配股增加了股份。余清华违背事实，臆想事实及理由，因为公司亏损或者公司发展没有原来好，所以不愿意承担责任，以各种理由往回索要自己的投资款，不符合商业行为，故不同意余清华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2日，任美成通过微信向余清华发送了华蒙通物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蒙通公司）的相关介绍PDF电子文件。2016年6月14日，任美成通过微信向余清华发送了其个人的银行账号，余清华回复：收到。2016年6月27日，余清华向任美成转账支付600万元。同时，余清华通过微信向任美成发送了汇款截图，并发送了如下内容：任总：我的600万投资款已汇出查收。任美成在2016年6月29日回复了收到汇款的短信截图。2016年6月29日，任美成向华蒙通公司转账1000万元。2016年9月29日，任美成在群名称为“华蒙通项目”的微信群中发布如下内容：各位，请大家把身份证号发给我，我给你们开股份代持证。余清华于2016年9月29日10:40由任美成邀请进入群聊，后余清华在微信群中回复了其身份证号。诉讼中，任美成提交了一份《权益证明》，称其曾将余清华600万元出资的《权益证明》送达给了余清华，余清华对此不予认可，任美成对于送达情况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任美成向本院提交了其在2016年4月11日在前述微信群中发送的内容，内容如下：各位帮兄：关于增资入股华蒙通一事，说明如下：1、本轮价格为每股6元，所有股东价格一样。2、之前大家和我私下沟通的金额，基本上可以保证，请大家最好按照6的倍数计算总金额。3、汇款最后时间为本周五15号。如有特殊情况和我单独联系。4、本次入股全部打入我账号然后投入公司，由我代持。5、请大家保留好汇款记录，在全部B轮融资结束后公司重新变更公司登记后，由我给大家分别出具代持协议和股权证明。任美成主张前述微信内容证明了其向投资人明确阐述了增资配股的内容。余清华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其系2016年9月29日才加入了微信群，对于微信群中之前的内容其未看到也不清楚。2019年1月14日，余清华与任美成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双方的聊天记录如下：余：美成，听说你回京了什么时候方便咱们见个面？任：啥事啊，我这两天一直都在有事。余：你忙完了抽出点时间我们俩关于600万的事聊一下，你嫂子这段时间一直在追问我这事。任：上次说过，你需要什么材料发给我，我让董秘提供给你。另外，也可以我把董秘微信推给你，你直接找他要。余：美成，我不需要跟你们董秘去要什么资料，因为这事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关于这个事我们还是见个面详细聊一下，上次我们俩见面聊的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可的。见面详细说一下还是有必要的！2019年5月16日，余清华通过微信向任美成发送一份《通知》，内容如下：“任美成先生：阁下是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阁下介绍可以自然人身份出资成为华蒙通公司原始股东，于是本人于2016年6月27日向阁下指定的任美成名下招商银行万泉河支行账户（账号：×××）汇款陆佰万元，备注摘要为‘投资款’，希望通过阁下持有华蒙通公司原始股份，但股权变更文件至今未能签署。阁下竟然在2017年10月17日发来微信，声称要按照每股6元溢价方式配股，但华蒙通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等相关投资法律文件都未提供，期间我本人也与阁下多次交流不能接受该投资方案。出于朋友的关系一直等待阁下的回复，但阁下置今未明确答复本人。自本人出资款汇至阁下账户至今将近三年时间，而阁下与本人未达成任何协议，对此本人坚决不能接受，决定撤回投资意愿。综上所述，就贵我之间的投资款返还事宜，特通知如下：基于阁下的投资条件无法达成一致，请立即返回本人出资款60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返还资金期间的占用利息损失。特此通知！望及时回复为盼。”同日，任美成向余清华发出一份《回复》，内容如下：“余清华先生：本人是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华蒙通公司2016年4月份董事会决定向老股东配股，配股价为每股6元人民币。我从未主动找你入股，更没有说可以自然人身份出资成为华蒙通公司原始股东，华蒙通公司2012年成立，2015年6月以每股5元人民币价格引进外部投资机构15500万，怎么可能会让你在2016年4月成为自然人原始股东？本人于2016年4月和一些亲戚朋友提到有配股余额，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投资一些，当时就明确两点：1、配股价每股6元人民币；2、由本人代持股份。阁下于2016年5月主动约我在傅某家里见面，提出个人投资100万股，如果有可能的话公司希望入股500万股，我当时就讲了这是老股东配股，公司入股不行。然后阁下于2016年6月往任美成名下招商银行万泉河支行账户（账号：×××）汇款陆佰万元，备注摘要为‘投资款’。本人在2016年6月27日收到阁下的汇款后，于2016年6月29日就以投资款的形式汇到华蒙通公司账户。并于2016年9月29日给阁下出具了代持股份的《权益证明》。华蒙通公司于2017年4月完成了营业执照变更。阁下后来就代持协议、成为在册股东等问题和我有过数次交流，我都给阁下做过解释。出于朋友的关系我也一直和你联系，但阁下从2019年3月13日以后一直没有理我本人。综上所述，阁下给我的通知中关于投资过程的描述完全与事实不符。阁下经商多年应该懂得投资的道理，投资有风险，既然投资了哪有退还的道理？阁下也是成年人，更应该清楚说话要诚实，要以事实为依据。我们之间的投资过程有众多的朋友都能清楚和证明。附件为一些证明材料。”诉讼中，关于投资及代持股权协商情况，余清华主张当时双方聊了华蒙通公司的项目，任美成称摩根公司要投资，余清华表示在摩根公司投资且有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其按照每股6元投入600万元资金；同时任美成称2019年华蒙通公司要上市，余清华则提出上市前有权要求任美成将股权转登记至其名下。双方当时基于华蒙通公司三年内上市洽谈的，关于代持比例时间均未商量，余清华称任美成承诺签一个正式的股权代持协议，但并未签订，对于代持的后续具体履行及细节事项亦未进行商量。对此，任美成称余清华在2016年四五月份左右知道了华蒙通公司这个项目，余清华按照每股6元的价格投资600万元，因为是老股东配股，无法显名，只能由任美成代持，余清华投资后，2016年9月份要发权益证明，其向余清华要了身份证号，开具了权益证明。就股权代持的具体履行和细节并未商议过。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亦未就股权投资及代持的具体内容达成合意。诉讼中，经余清华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了任美成名下价值600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取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合同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而合同成立至少需要有明确的合同当事人、合同标的、数量。即合同的成立需要当事人之间对于合同的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的主要条款需要具体且确定。故本案焦点在于双方之间就股权投资及代持的主要条款是否达成了合意，双方的投资及代持合同是否成立。对此，法院具体评述如下：首先，涉案投资款项支付前，双方未就合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余清华与任美成未签署书面协议。在任美成提交的2016年4月11日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虽然有关于具体投资项目的介绍和代持事项的说明，但其发送前述微信内容时，余清华尚未加入微信群中，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在余清华向任美成支付600万元款项之前，双方已就合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即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在余清华向任美成支付600万元投资款之前，双方已就股权投资及代持的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前述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未依法或依约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的情形，亦是在双方已经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而本案中，如前所述，双方并未在余清华支付投资款项前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案并非前述规定中可以认定合同成立的情形。其次，涉案投资款项支付后，双方亦未就股权投资及代持的主要条款在事后达成一致意见。余清华向任美成支付投资款系为获取华蒙通公司的股权以实现相应的投资权益，其所投资的股权由任美成代持。而对于股权投资及股权代持来说，股权投资合同的关键核心内容应为投资金额、投资股权的比例、投资收益分配和投资亏损的负担；股权代持的关键内容主要应包含两项：1、代持期间、代持人的权利义务，如：代为行使代持股权项下的股东权利，承担交付代持股权的收益与股权实际拥有者的义务等内容；2、股权实际拥有者的权利义务，如获取代持股权产生的相应收益并承担作为实际出资股东的风险等内容。而本案中，根据双方之间发送的《通知》及《回复》内容及当庭陈述可知，双方在余清华支付投资款后，亦未签署书面的股权投资及代持协议，且双方对于余清华投资的600万元对应的股权单价和持股比例均存在争议，对于代持股权的比例及投资收益的交付和风险的负担等具体履行及相应细节亦均未在事后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股权投资及股权代持协议所指向的合同标的及数量均不明，在此情况下，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未成立。综上，双方之间股权投资及代持协议未成立，任美成自余清华处取得的款项理应返还，故余清华要求任美成返还投资款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余清华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意的达成及合同的成立需经双方磋商并形成一致意见。本案中，余清华虽向任美成支付了投资款，但双方最终未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内容达成一致，导致合同未能成立。结合本案案情，此结果系因双方原因而非任美成单方原因所导致，故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对于余清华来说，作为商业活动的参与主体，在合同未成立的情况下，其因支付款项而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属于缔约过程中存在的当然风险，该部分损失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余清华主张任美成自收到款项之日按照年利24%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任美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余清华返还出资款600万元；二、驳回原告余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任美成将以下四份证据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1、其于2017年10月17日和余清华的微信聊天截图，用以证明任美成将余清华投资款投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及营业执照变更后，向余清华告知了华蒙通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工商变更情况及余清华持股情况，并明确提出了“600万元为100万股”，对此，余清华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对6元一股已经达成一致。2、傅某、张文亭等其余十人向任美成支付投资款的银行交易记录，用以证明此次融资其它投资人的股权单价为每股六元并无例外，进而证明余清华是通过傅某的介绍与任美成相识的，根据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的商事交易原则，任美成没理由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向余清华进行配股。3、华蒙通增资协议等，用以证明华蒙通公司在2015年8月进行A轮融资时，股权价格就已经为每股五元，2016年进行B轮融资时，没理由以每股一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余清华所述的任美成称每股一元的价格向其配股的说法有违交易习惯和常理。4、证人傅某出庭证言，用以证明余清华自傅某处得知华蒙通公司融资一事后，通过傅某介绍与任美成相识，在傅某家中余清华与任美成就投资华蒙通公司一事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由余清华出资600万元购入100万股，由任美成代持事宜的合意。傅某将任美成开具的《权益证明》转交给了余清华。对此余清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当时双方已经对股权单价发生争议，对任美成发送的材料未予认可；对证据二、证据三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四傅某证言亦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傅某的证言属于孤证，陈述内容与事实存在矛盾，证明效力低。因傅某称《权益证明》是华蒙通公司开具的，余清华未加入“华蒙通项目”微信群，而事实是《权益证明》是任美成开具的，余清华后来也加入了“华蒙通项目”微信群，故傅某的证言应予排除。本院二审对上述证据采纳意见如下：因上述证据中证据一、证据三系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且经过了一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该二份证据以一审时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为准。因证据二、证据四系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符合新证据的构成要件，其证据内容均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二审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纳。余清华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依据上述采纳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任美成向余清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的4月到6月对原有股东配股，配股价每股人民币6元。配股前公司注册资本是10212.8万元，配股后的注册资本是11392.92万元，于2017年4月20日办理完毕变更登记。增资后，600万元为一百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8%。同时还通过微信发送了华蒙通公司配股比例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证人傅某陈述：双方系打高尔夫球时认识的朋友。任美成提到华蒙通公司正在进行老股东配股，有一些多余的额度，大家感兴趣可以参加。傅某自己和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参加了涉案项目的投资。余清华获悉后也想参加投资，就约了任美成到傅某家中了解相关情况。在傅某家中，任美成将华蒙通公司的配股比例和投资情况向余清华做了介绍，余清华表示个人投资100万股600万元。后任美成给各投资人开具了《权益证明》，并在大家一起吃饭时，将《权益证明》发给大家。因余清华和另一名投资人李毅未到场，这二人的《权益证明》是由傅某事后转交的。一审法院查明的其它事实及认定的证据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认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任美成主张涉案投资关系已经成立并已实际履行。股票代持关系处于持续履行中。对此，任美成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转账凭证、华蒙通公司增资协议及投资协议等材料、其开具给各投资人的《权益证明》，华蒙通公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证人傅某的证言。其中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余清华向任美成索要汇款账户、任美成发送账户号后，余清华向其账户转款600万元并注明“投资款”。任美成让各投资人发送身份证号码并告知其将给各投资人开具《权益证明》，后各投资人将身份证号发送给任美成，其中包括余清华。《权益证明》载明了投资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持有华蒙通公司的股份数额、投资收益和风险由投资人承担等内容。2017年10月17日的微信截图显示，任美成向余清华发送了内容为“华蒙通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4月到6月对原有股东配股，配股价每股人民币6元。配股前公司注册资本是10212.8万元，配股后的注册资本是11392.92元，于2017年4月20日办理完毕变更登记。增资后，600万元为一百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8%”的文字，同时还发送了华蒙通公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证人傅某证实了余清华是对涉案投资和代持的具体事宜了解后决定投资的，且自己将任美成开具给余清华的《权益证明》转交给余清华。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且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就投资及股票代持关系的具体事宜达成一致。余清华于2016年6月27日向任美成转账支付600万元的行为，表明其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出资义务，投资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余清华主张涉案投资关系和股票代持关系均未形成，双方对股东投资权益并未达成一致，对此其提交了2019年1月14日的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5月6日其向任美成发送的《通知》以及任美成的《回复》。其中微信聊天截图载明“上次我们俩见面聊的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可的，见面详细说一下还是有必要的”，《通知》中载明“决定撤回投资意向”任美成的《回复》中载明“华蒙通公司2016年4月份董事会决定向老股东配股，配股价为每股6元，当时就明确两点1、配股价每股6元人民币，2、由本人代持股份”。上述证据显示，余清华于2016年6月27日向任美成支付600万元投资款后，至2017年10月17日任美成以微信方式告知其投资相关情况时，期间均未对投资及代持相关事项提出异议，直到2019年5月16日向任美成发送《通知》决定撤回投资意向，要求返还投资款600万元。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内余清华就股权价格事宜未向任美成提出异议，有违常理。且参与涉案投资有十余人，其配股价均为6元一股，依据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的商事交易原则，不可能存在仅余清华一人投资配股价为1元的情况。综上，任美成提交的证据明显优于余清华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事实并依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视为双方之间就投资及股票代持关系已经达成一致，余清华支付600万元投资款时，涉案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余清华作为原告主张其与任美成之间就投资合同主要内容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对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投资款项支付前，双方未就合同主要内容达成一致”及“涉案投资款项支付后，双方亦未就股权投资及代持的主要条款在事后达成一致”的认定不妥，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任美成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40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清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余清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余清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余清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京审 判 员  刘玉红审 判 员  纪艳琼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唐静静书 记 员  王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