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凌，男，1972年10月出生，汉族，住址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蕾，女，1989年3月出生，汉族，住址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宗林，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云，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凌与被上诉人李小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25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对2015年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知情，现无证据表明被上诉人转让股权时通知过上诉人，不能仅凭股东之间的亲戚关系就直接认定上诉人应当知晓。上诉人在2011年12月1日转让股权后仍一直作为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大公司)股东参与公司分红，并未因2011年的股权转让而有任何改变，2018年3月案外人乐斌以股东身份提起知情权诉讼时上诉人才知权利受到侵害，而后通过公司发函催讨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于2020年6月3日出具的个人声明正是上诉人数次催讨后的回应。被上诉人未支付转让款的事实并不会因为诉讼时效的原因而消灭，综上，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李小蕾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上诉人是否知道被上诉人于2015年的股权转让行为与上诉人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上诉人于2011年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期间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并未出现任何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此2015年股权再转让时便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金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集大公司设立于1997年9月16日。2004年5月8日，集大公司注册资本由340万元增至500万元，工商登记显示，增资后的股东及出资金额为：李某某160万元(32％)、王时110万元(22％)、李伟忠110万元(22％)、程存裕60万元(12％)、金凌60万元(12％)。2011年12月1日，李某某、王时、李伟忠、程存裕、金凌作为出让方，蒋容之、李涛、李小蕾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李某某将其持有的集大公司32％股权作价160万元转让给蒋容之。王时将其持有的集大公司2％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蒋容之，将其持有的20％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李小蕾。李伟忠将其持有的集大公司2％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蒋容之，将其持有的20％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李涛。程存裕将其持有的集大公司12％股权作价60万元转让给李涛。金凌将持有的集大公司12％股权作价60万元转让给李小蕾。……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五、股权转让金：蒋容之180万元、李涛160万元、李小蕾160万元已于2011年12月5日向出让方全部付清。……2011年12月14日，集大公司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各方承诺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在内的申请材料系其本人签署。股权变更后，集大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为：为蒋容之180万元(36％)、李涛160万元(32％)、李小蕾160万元(32％)。2015年6月18日，集大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蒋容之将其股权转让给李某某，被上诉人将其股权转让给乐斌。股权变更登记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李某某180万元(36％)、李涛160万元(32％)、李小蕾160万元(32％)。同日，集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乐斌变更李某某。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称，李涛系李伟忠之子，乐斌系王时女婿。2019年9月9日，集大公司向被上诉人快递函件，要求被上诉人在收到函件15日内就以下事项答复集大公司：1．其是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被上诉人将其受让的股权转让给乐斌后，乐斌是否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快递回执载明，寄件人为李某某，收件人为李小蕾，收件人地址为上海市天山路XXX弄XXX号XXX室，收件人电话为XXXXXXXXXXX。快递查询网页显示，该快递于2019年9月10日“他人代收”。2020年6月3日，被上诉人在个人声明签字，个人声明载明“关于2011年12月1日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之一李小蕾和2015年6月5日上海集大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李小蕾于2020年6月3日声明并立此据，本人李小蕾在上述2011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受让方从未按协议条款规定向出让方支付任何股权转让金；在2015年6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出让方，也从未按该协议条款规定收到受让方支付的任何股权转让金。特立此据为证明”。被上诉人于同日签署《上海集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股权继承书》《集大股权字第肆号变更书》《振安房产权利人继承书》，其中，《集大股权字第肆号变更书》载明，集大公司股权证“集大股权字第肆号”，股东姓名李伟祥，现因过世，由其独生女李小蕾全部继承。特立此据证明。李小蕾在立据人处签字，王亚君、李某某在证明人处签字。2018年3月5日，乐斌以集大公司为被上诉人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浦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案号(2018)沪0118民初4358号。该案中，集大公司称，乐斌系挂名股东，工商登记的乐斌持有的集大公司股权系其夫人王佶所有。集大公司还提供2002年12月21日投资备忘录作为证据，证明集大公司实际股东共16人，实际股东应持有公司盖章的股权证。2018年4月24日，青浦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青浦法院认为，对集大公司辩称乐斌非集大公司股东的意见，青浦法院不予采信，青浦法院最终支持乐斌部分诉请。该判决已生效。2020年3月10日，乐斌以集大公司、李某某为被告诉至青浦法院，案号(2020)沪0118民初4759号，请求：1．确认集大公司2019年7月29日股东会决议有效；……。该案中，集大公司仍称，集大公司实际股东共16人。还提供2002年12月21日投资备忘录、确认书作为证据，证明集大公司实际股东的情况。2020年8月31日，青浦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后李某某提出上诉，该判决尚未生效。另，本案审理中，案外人李某某向一审法院邮寄2002年12月21日投资备忘录及2018年11月26日确认书。2002年12月21日投资备忘录载明，集大公司总投资额693万元，共有16名股东，各名股东的投资量依次为，李某某135万元、沈伟春81万元、李伟忠75万元、李伟祥75万元、陈三庆60万元、程存裕48万元、王佶45万元、金旭36万元、俞璟佩30万元、孙秀丽30万元、金凌24万元、金辉15万元、陆宣勤15万元、梁山12万元、曾斌魁9万元、雷龙根3万元。2002年12月根据形势发展，在公司重新注册时，注册资金增加到340万元。根据当时客观原因及现转资的便捷，暂不增加和改变工商登记证中的投资人数。因此，虽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人及投资额是按李伟忠110万元、王时110万元、金凌60万元、程存裕60万元的比例注册，但实际的投资人及各投资人在集大公司的份额应该是以16位股东和693万元的总投资额为正式。现特列此据为书证，并经2002年度7个董事和3位监事人的签名为准。备忘录尾部有董事乐斌、程存裕、陈三庆、李某某、金旭、李伟忠、李伟祥和监事陆宣勤、俞璟佩、秋灵凤的签名。2018年11月26日确认书载明，本人确认并认可2002年12月21日由集大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签署的备忘录的全部内容……同时本人认可以上16名股东为集大公司实际出资人，集大公司一直按上述股东名册及其持有数量给予各实际出资人分红权和表决权，各实际出资人一直享有集大公司股东权利。确认书尾部除上述16名股东中的李伟忠、王佶、曾斌魁三人未签名外，其余股东均签名。本案中，上诉人认可投资备忘录所载16名投资人系集大公司最初股东，并认可金凌作为最初股东投资24万元。上诉人对确认书尾部“金凌”是否系其本人签字无法确认。被上诉人确认2002年12月21日投资备忘录及2018年11月26日确认书尾部“李伟祥”签字系其父李伟祥所签，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系基于《股份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称，被上诉人仅系名义股东，被上诉人以欲办理移民为由与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移民办理完毕将股权返还，被上诉人在代持股期间擅自转让股权造成上诉人损失，故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诉人上述观点，一审法院归纳其意见为：1．集大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系代2018年11月26日确认书所载16位实际出资人持有股权。集大公司16位实际出资人总投资额693万元，其中，上诉人出资24万元。2．工商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并无明确的对应关系。上诉人系根据其他实际投资人的指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工商登记于其名下的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3．被上诉人在代持股期间擅自转让股权造成上诉人损失，故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称，原、被上诉人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约定，被上诉人应于2011年12月5日前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主张的理由并不一致，若被上诉人仅系集大公司名义股东，且应配合后续将股权变更至上诉人名下，则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基于被上诉人未依约配合办理将股权回转的变更登记而主张的损害赔偿，该主张显然与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提出的被上诉人应于2011年12月5日前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的主张不一致。但无论上诉人基于何理由提出本案诉请，一审法院对其诉请均难以支持，具体分析如下：针对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提出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上诉人称，集大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系代16位实际出资人持有集大公司股权，被上诉人虽确认其父亲李伟祥持有“集大公司股权证”，但否认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上诉人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一审法院难以认定上诉人所称16位实际出资人均认可上诉人所主张的集大公司内部对于股权及收益的安排。第二，即便上诉人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根据上诉人的陈述，上诉人系根据实际投资人的指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登记于其名下的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另，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8日将其名下集大公司股权转让给乐斌，同日，蒋容之将其名下集大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某，集大公司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本案中，上诉人称其系集大公司关联公司上海集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股东，结合原、被上诉人关于集大公司系“家族企业”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在集大公司2015年6月18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时知晓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但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曾对被上诉人将其名下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乐斌名下提出异议。第三，即便被上诉人擅自将其名下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乐斌名下，鉴于上诉人就股权代持具体情况未提供充分证据，亦未说明被上诉人所持股权与实际投资人具体对应情况，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该行为构成对上诉人利益的侵害。若上诉人利益因被上诉人擅自将被上诉人名下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乐斌名下而受损，上诉人可向被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但在此情形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请与其关于双方之间约定的陈述矛盾，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第四，即便被上诉人擅自将其名下集大公司股权变更至乐斌名下致上诉人利益受损，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实质系损害赔偿，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已罹于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8日将其股权转让给乐斌，如上文分析，上诉人应当在集大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之时知晓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若被上诉人系擅自转让股权，上诉人应当在工商登记办理之日知晓其权益遭受损失，其主张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算。尽管集大公司曾于2019年9月10日向被上诉人发送函件了解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2020年6月3日被上诉人出具个人声明称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上述事实均难以认定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即便上诉人于上述时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主张系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上诉人认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针对上诉人第二次庭审提出的主张，即被上诉人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2011年12月5日前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否认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称，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内容“股权转让金：蒋容之180万元、李涛160万元、李小蕾160万元已于2011年12月5日向出让方全部付清”，被上诉人已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还称，2020年6月3日个人声明虽载明被上诉人确认其未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但该个人声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诉人未提供充分反证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依《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应理解为被上诉人应于2011年12月5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显然与文义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鉴于被上诉人既未举证证明其曾支付股权转让款，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个人声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2020年6月3日个人声明的内容，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未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可以采信。在《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李小蕾160万元已于2011年12月5日向出让方全部付清”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自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之日，即2011年12月14日知晓其权利受损，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算。与上述分析相同，尽管集大公司曾于2019年9月10日向被上诉人发送函件了解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被上诉人亦于2020年6月3日出具个人声明称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上述事实均难以认定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即便上诉人于上述时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其主张系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上诉人认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权已罹于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驳回金凌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金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60万元的损害赔偿款；二、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60万元损害赔偿款。基于2011年12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将其持有的集大公司12％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被上诉人已于2011年12月5日付清股权转让款，但根据被上诉人2020年6月3日出具的《个人声明》中表明其未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加之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支付过股权转让款的证明，也未证明《个人声明》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支付过股权转让款，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在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虽经工商登记，但并未有证据表明其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行使过股东权利，由此可以认定上诉人的股份系由被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在股权代持期间擅自转让股权给案外人并经过工商登记，致使上诉人丧失注册股东身份造成损失，应当支付损害赔偿款。在被上诉人无法归还股份的情况下，若未过诉讼时效，损害赔偿的金额应为被上诉人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8日将其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乐斌并办理工商登记事项，正如上诉人所述，其作为集大公司的股东，正常列席股东大会并参与公司分红，应知悉公司的重大事项。上诉人应当自知晓其权益遭受损失时起，并于诉讼时效届满前主张权利损害赔偿。虽然集大公司曾于2019年9月10日向被上诉人发送函件了解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被上诉人亦于2020年6月3日出具个人声明称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上述事实均难以认定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且2019年发送函件时距权利被侵害已超过四年，被上诉人的个人声明也并非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金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上诉人金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庄龙平审 判 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柳 洋书 记 员 蔡剑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