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8民终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耀宗，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炳华，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春龙，女，196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支森，福建同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照添，福建同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游耀宗因与被上诉人吴炳华、沈春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3民初2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游耀宗，被上诉人吴炳华、沈春龙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照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游耀宗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3民初21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民间借贷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案由也是民间借贷 1、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1）被上诉人吴炳华于2016年8月22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明确“今借到游耀宗付来人民币计叁万伍仟元（￥35000.0元）（月利率1分5厘，时间一年）”，上诉人当天即通过农业银行ＡＴＭ转给被上诉人吴炳华建行卡号／账号“×××04.586”的账户上叁万伍千元。有借条、有支付款项的转账凭证，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2）2016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吴炳华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贰拾叁万元（￥230000.00）。虽然该《借条》的正文内容“借到游耀宗人民币贰拾叁万元（￥230000.00），期限壹年，利息（月利率）壹分伍厘，期满归还本息。此据”为上诉人游耀宗所写，但是标题“借条”和落款“借款人吴炳华”及日期（2016年9月18日）和左下方三行字的笔迹为吴炳华所写，标题、内容、落款三者所表达的内容均为“借款”，与正文内容表达的“借款”意思一致。同时，《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明确注明了“转账用途”是“借出款”，被上诉人吴炳华在该“受理单”下方亲笔写上“在场人：吴炳华2016.9.19”，表明吴炳华对转款金额、转账用途和收款人等转款事项的明知和进一步的确认。 《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1.0万元借款已经于2016／09／19转到了黄某的兴业银行账户上（转到黄某个人账户上，是吴炳华在《借条》左下角注明的关于“本人要求此款直接转入黄某兴业银行账户账号:×××16”的要求）。因当时上诉人的兴业银行账户仅剩211916.47元，所以只能先支付（提供）21.0万元借款，另外20000.0元借出款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0日通过农业银行ＡＴＭ转账给吴炳华农行卡号／账号“×××48.270”的账户上（本次转账25000.0元，其中5000.0元为上诉人宴请亲朋时向吴炳华的借款）。被上诉人抗辩认为25000.0元是“吴炳华代为其垫付去马来西亚（包括购买燕窝）的费用”，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为上诉人代垫25000.0元费用买燕窝的任何证据，特别是早在2012年，农业部和质检总局就联合发布了第1712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见附件1），而燕窝（罐头装燕窝除外）正是其中十六类产品之一，上诉人怎么可能购买几万元的燕窝携带回国？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况且被上诉人在其一审已经承认了其收到了上诉人23.0万元借款的事实。一审无视被上诉人的自认，明显有误。 （3）2017年2月16日，被上诉人吴炳华再次向上诉人借款贰拾万元（￥200000.00），约定月利率0.020元，借款期限一年，上诉人第二天（即2017年2月17日）通过建设银行尾号2885账户转账给吴炳华前述建行“×××04.586”账户贰拾万元。被上诉人对这笔借款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吴炳华的46.5万元有吴炳华出具的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条》、有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凭证（而且二笔大额转账凭证还特别注明转账用途为“借出款”），借贷事实清楚明确，证据确凿充分，这是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推翻的客观真实的借贷关系。 以上三笔借款共计465000.0元，有借条、有支付款项的转账凭证，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2、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吴炳华先后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8日和2017年2月16日分别向上诉人借款3.5万元、23.0万元和20.0万元，每一笔借款都有被上诉人吴炳华出具的《借条》和银行转款凭证为证。在此之前，双方没有任何经济来往或者其他交易，而被上诉人吴炳华及沈春龙所说的“数字货币投资”，时间是在上述借贷关系之后；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出具《借条》和通过银行转账提供借款而产生的借贷关系就是基础法律关系，而不是因为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经济往来。一审判决书案由也是“民间借贷”。因此，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无视上诉人提供的书证，反而一边倒地采用没有查证属实的“孤证”和“污点”证人证言，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吴炳华约定以借款形式投资”的“事实”完全错误，承办法官枉法裁判的主观故意明显。 一审判决认定“游耀宗与吴炳华系多年朋友,2016年吴炳华开始接触马来西亚ＭＦＣ理财产品并介绍给游耀宗,因游耀宗担心投资风险遂与吴炳华约定以借款形式投资,购买一年期内,若行情不错即游耀宗购买的投资数额归属游耀宗自已所有,反之则其购买的投资数额视为吴炳华向游耀宗的借款。吴炳华同时又将游耀宗购买的部分投资钱款转给熟悉理财操作的黄某代为操作。”并且在“本院认为”中以“吴炳华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游耀宗出具的《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理财账户资料、证人黄某、卢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为由对上述事实加以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吴炳华提供的前述证据根本不能证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现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 1、被上诉人吴炳华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沈春龙归还借款282020.0元的事实，说明上诉人一直都在催促被上诉人归还借款。 2、被上诉人提供的“游耀宗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上诉人2019年11月22日收到被上诉人沈春龙归还20.0万元以及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优先归还本金的情况下，2016年8月22日和9月18日的二笔借款“本金已还清”的事实，但是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关于“游耀宗担心投资风险遂与吴炳华约定以借款形式投资”的抗辩主张。 3、被上诉人提供的二张“微信聊天记录”根本不能证明与本案“民间借贷”的关联性。上诉人已经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上诉人先后于2017年3月9日转款91770.0元给黄某、2017年5月3日转款3.9万元给被上诉人沈春龙、2017年9月8日转款20880.0元给黄某委托投资的事实，但上诉人对沈春龙、黄某投资去向及其投资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明；“微信聊天记录”是关于这三笔款项（合计151650.0元）回本的问题，与被上诉人的借款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把该“微信聊天记录”所说的“回本”问题与被上诉人的借款混为一谈，显然是缺乏证据支持、完全是别有用心。 4、被上诉人提供的“理财账户资料”，该组证据来历不明且容易伪造变造，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具有证据资格。况且，这些“理财账户资料”也证明不了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2016年8月22日和9月18日的提供的二笔借款后，及时转账给了经营数字货币的公司（没有有效的转账凭证体现转款金额、时间、收款人和转款用途等等）。退一万步说，上诉人将借款265000.0元提供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依法享有该26.5万元人民币的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即使被上诉人将该款转给了经营数字货币的公司，那也是被上诉人对其自身拥有的“钱”的处分权，与上诉人毫无关系。 5、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黄某、卢某的证言”依法不能采信，理由如下： 证人黄某和卢某是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他们出庭之前与被上诉人已经充分串通，他们二人的证词是为了使被上诉人免于承担还款责任而编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事实： 第一，2016年09月19日吴炳华叫上诉人把21.0万元借款转到黄某的兴业银行账户上时，上诉人根本不认识黄某；卢某给吴炳华提供担保前，上诉人也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她）们俩与被上诉人都是做所谓的数字货币投资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其所作的证词都是为了被上诉人及证人自身谋取非法利益，完全是为了达到他们坑蒙拐骗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捏造的、无中生有的证词。 第二，黄某关于上诉人委托吴炳华投资、吴炳华再委托其购买数字货币的证词是“孤证”；卢某关于“一年内”“一年后”的相关证词，也是孤证。 第三，黄某直接收取了吴炳华21.0万元，卢某是给吴炳华23.0万元提供担保的人，均与被上诉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利害关系人，因而也是“污点”证人。 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二个证人证言，就其所证明的内容，既是“孤证”，又是被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词显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白纸黑字的《借条》，不能凭“孤证”且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而推翻！ 第四，退一万步说，假设上诉人与吴炳华有过关于“游耀宗担心投资有风险，吴炳华说投资一年内,如果游耀宗不要,就当作游耀宗借给吴炳华的借款,一年后要就当作游耀宗本人投资款”的约定，但是上诉人2016年8月22日和9月18日的二笔借款，到一年后的2017年8月22日和9月18日，没有一分钱成本收回，哪里来的“行情不错”？这不是已经出现了一年前写《借条》时“担心的投资风险”吗。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提出权威观点“对于被告就其与原告之间就争议事实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游耀宗出具的《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理财账户资料、证人黄某、卢某的证言等证据”根本证明不了其抗辩主张。一审法院全部采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武断地认定“吴炳华2016年8月22日和9月18日出具的《借条》实为原告的理财投资款”，而无视上诉人提供的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书面证据，显然是有意而为，如此枉法裁判，实属不该。 三、一审判决明显不公，涉嫌严重枉法裁判 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吴炳华先后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8日和2017年2月16日分别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要求借款3.5万元、23.0万元和20.0万元，这些《借条》都是吴炳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上诉人也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支付3.5万元、23.0万元和20.0万元，其中二笔大额借款在通过银行转账时还特地在“转账用途”一栏注明了“借出款”。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 2、一审“本院认为”先是一边倒地采信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之后则对上诉人极尽歪曲之能事。现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的歪理批驳如下： （1）要不要出具《收条》，在于当事人的内心需要，与收不收回借条原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按照一审的逻辑，各种经济往来，如果通过银行转账付款，因为已经有银行转账凭证了，如果再出具《收条》或者《借条》等，那就“与理不符”了——这明显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交往的现实。 （2）2019年11月22日，上诉人仅仅收到被上诉人沈春龙20.万元，上诉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20.0万元，怎么就“与理不符”？再说，一审凭什么断定上诉人在此之前收到被上诉人的其他还款时没有写过其他金额的《收条》？ （3）2016年9月18日《借条》金额23.0万元，上诉人第一次转账支付21.0万元，一个月后转账支付2.5万元（其中5000.0元为归还吴炳华的借款），时间间隔一个月，不存在不正常。 （4）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8日二笔借款265000.0元均没有约定利息按月支付，而2016年9月18日的230000.0元《借条》约定“期满归还本息”，而且上诉人与吴炳华当年是多年的好朋友。仅隔半年时间，上诉人再借给被上诉人20.0万元，也被一审认为“与理不符”，真是岂有此理。 （5）最高法院修正后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民间借贷借款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规定是2020年8月20日起才实施。2017年2月16日《借条》的借款金额20.0万元，约定的月利率是2分，截止2019年11月22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归还20万元，此时该20.0万元产生的利息是132000元，而不是82020元，相差5.0万元，哪里来的“能够相互印证借贷、付息与还借款的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违背事实和法律,导致审判结果严重不公正；上诉人期待二审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吴炳华、沈春龙辩称：答辩人吴炳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35000元和230000元，答辩人吴炳华只向上诉人借款20万元并且已还清本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无理，应驳回其上诉。 一、答辩人吴炳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3.5万元和23万元。 本案一个明确事实是上诉人没有持有其主张借款3.5万元和23万元借条原件，为什么上诉人没有持有3.5万元和2016年9月18日23万元借条原件就是答辩人吴炳华根本没有向上诉人借款3.5万元和23万元。 答辩人吴炳华与上诉人系20多年朋友，双方关系十分紧密，上诉人对数字货币十分感兴趣要投资，上诉人很想投资赚钱但由于初次接触怕承担风险希望答辩人吴炳华给其担保，所以上诉人与答辩人吴炳华协商：上诉人所购买数字货币若一年内上诉人觉得不错就归属上诉人购买，若觉得不行上诉人所购买数字货币由答辩人吴炳华回购，上诉人就跟答辩人吴炳华说为了其好对妻子交待所以就先写的借条实际是担保，2016年8月22日上诉人转账3.5万元（即5000美元）给答辩人吴炳华用于购买数字货币同时写借条一份。上诉人购买数字货币后数字货币行情不错，上诉人于2016年9月份又购买23万元（30000美元）。一年后即2017年8、9月上诉人看数字货币行情不错，所以确定上诉人所购买数字货币归其所有，答辩人吴炳华把2016年8月22日和2016年9月18日两张借条收回。答辩人吴炳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3.5万元和23万元，上诉人是在虚假陈述误导法庭。 二、答辩人吴炳华向上诉人借款20万元还清本息。 答辩人吴炳华上诉人借款20万元，答辩人分别于2017年11月9日支付利息10780元、2018年1月22日支付利息2000元、2018年5月20日支付利息7240元、2018年5月20日支付利息50000元、2018年12月29日支付利息12000元共计82020元，由于答辩人吴炳华及沈春龙帮忙上诉人操作数字货币，经常要下半夜，且长达一年之久所以上诉人非常感激答辩人其提出20万元其余利息就免除只要付清本金，为此答辩人于2019年11月22日通过沈春龙账户转给上诉人20万元，由于上诉人借条原件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就写收条给沈春龙注明本金已经还清。 综上，答辩人吴炳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35000元和230000元，答辩人吴炳华只向上诉人借款20万元并且已还清本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无理应驳回其上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游耀宗与吴炳华系多年朋友，2016年吴炳华开始接触马来西亚ＭＦＣ理财产品并介绍给游耀宗，因游耀宗担心投资风险，遂与吴炳华约定以借款形式投资，购买一年期内，若行情不错即游耀宗购买的投资数额归属游耀宗自己所有，反之则其购买的投资数额视为吴炳华向游耀宗的借款。吴炳华同时又将游耀宗购买的部分投资钱款转给熟悉理财操作的黄某代为操作。后2016年8月22日，吴炳华向游耀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游耀宗付来人民币计叁万伍仟元正（￥35000元）（月利率1分5厘，时间一年），借款人：吴炳华2016年8月22日”。同日，游耀宗通过其农业银行卡号6228××××8418账户向吴炳华建设银行卡号6217××××4586账户转账35000元。2016年9月18日，吴炳华向游耀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借到游耀宗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230000.00元），期限壹年，利息（月利率）壹分伍厘，期满归还本息。此据。借款人：吴炳华2016年9月18日担保人：卢某2016年9月18日。本人要求此款直接转入黄某兴业银行账户账号：×××16”。次日，游耀宗通过其兴业银行卡号6229××××3216账户向黄某兴业银行卡号×××16账户转账210000元。同年10月20日，游耀宗通过其农业银行卡号6228××××8418账户向吴炳华农业银行卡号6228××××8270账户转账25000元。以上，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出具的《借条》原件已由吴炳华收回销毁。 2017年2月16日，吴炳华向游耀宗借款200000元，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游耀宗付来人民币计贰拾万元正（￥200000.0元），时间一年，月息按贰分计算。此据。借款人：吴炳华2017年2月16日保证人：王雪梅。建行永定支行吴炳华：6217××××4586”。《借条》同时备注“2017年2月17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收到（￥200000.0元）贰拾万元正。吴炳华2017年2月17日”。次日，游耀宗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6214××××2885账户向吴炳华建设银行卡号6217××××4586账户转账200000元。后吴炳华配偶沈春龙通过其农业银行卡号6222××××1499账户向游耀宗农业银行卡号6230××××3276账户五次转账共计82020元，其中2017年11月9日转账10780元、2018年1月22日转账2000元、2018年5月20日转账50000元、7240元，2018年12月29日转账12000元。2019年11月22日，沈春龙又向游耀宗建设银行卡号6214××××2885账户转账200000元。同日，游耀宗向沈春龙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条收到沈春龙归还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通过建行转账）。此据。本金已还清。经手人：游耀宗2019.11.22”。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应由贷款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游耀宗与吴炳华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是否存在借款本息未归还。经庭审，双方对于转账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吴炳华辩称出具二张《借条》的背景实为游耀宗自己投资购买的理财款，因游耀宗担心理财风险才要求吴炳华以借款形式，一年期内保障，其仅于2017年2月16日向游耀宗借款200000元，且已还清本息。吴炳华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游耀宗出具的《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理财账户资料、证人黄某、卢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关于游耀宗诉称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二张《借条》原件在沈春龙2019年11月22日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时已归还，是基于吴炳华已归还2016年8月22日的借款35000元、2016年9月18日的借款230000元的情况下出具《收条》给沈春龙的主张。结合庭审查明及双方提供的证据，首先，确认游耀宗不持有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二张《借条》的原件。其次，沈春龙于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12月29日五次转账给游耀宗共计82020元。2019年11月22日，沈春龙又向游耀宗转账200000元。同日，游耀宗向沈春龙出具《收条》一张，内载明：收到沈春龙归还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注明“本金已还清”。若游耀宗因吴炳华、沈春龙归还前述两笔借款共计265000元，而出具200000元的《收条》，在已归还前述两笔借款的《借条》原件的情况下，已无再出具《收条》的必要，且若已归还借款本金265000元，《收条》载明金额与两笔借款的金额亦不一致，与理不符。第三，2016年9月18日《借条》金额为230000元，游耀宗于2016年9月19日向黄某转账210000元、2016年10月20日向吴炳华转账25000元，两笔款项转账时间时隔一个月之长，且与《借条》中约定的转账对象不一致，也与《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总额不一致，与理不符。第四，若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二笔借款计265000元成立，既已约定借款利息，而在吴炳华、沈春龙从未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游耀宗于2017年2月16日仍再借款200000元给吴炳华、沈春龙，与理不符。第五，游耀宗2019年11月22日出具的200000元的《收条》与吴炳华2017年2月16日向游耀宗借款200000元的《借条》、沈春龙从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12月29日五次转账给游耀宗共计82020元的转账凭证，能够相互印证双方借贷、付息与偿还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在吴炳华、沈春龙提供《收条》、转账凭证，证明其已归还借款20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抗辩主张后，游耀宗仍应对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游耀宗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借款尚未归还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吴炳华之间存在尚未归还的借款。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上的陈述，吴炳华、沈春龙提供的相关反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抗辩主张及证实双方存在委托投资理财的事实，吴炳华关于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出具的《借条》实为游耀宗的理财投资款，2017年2月16日的200000元借款本息已还清的抗辩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游耀宗要求吴炳华、沈春龙返还借款182980元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充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游耀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14.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657.15元，由游耀宗负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游耀宗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1、一审法院认定“因游耀宗担心投资风险，与吴炳华约定以借款形式投资马来西亚ＭＦＣ理财产品，购买一年期内，若行情不错即游耀宗购买的投资数额归属游耀宗自己所有，反之则其购买的投资数额视为吴炳华向游耀宗的借款。吴炳华同时又将游耀宗购买的部分投资钱款转给熟悉理财操作的黄某代为操作”错误，严重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22日、9月18日出具的《借条》原件已由吴炳华收回销毁”错误，与事实不符，借条原件是沈春龙收回，有无销毁，没有证据证明。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吴炳华、沈春龙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对游耀宗提出的第1点异议，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和账户记录，一审认定该事实清楚。对游耀宗提出的第2点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均未提供该二笔借款的借条原件，可以认定借条原件已由吴炳华收回，一审该认定并无不当。 上诉人游耀宗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微信转账（2016年9月18日，9月19日共转账7000元），证明被上诉人主张2.5万元是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代垫的旅游款，不符合事实。因为23万元借款，之前只转了21万元给被上诉人，所以后面再转2.5万元给被上诉人（其中的2万元是补足23万元的借款，还有5000元是归还向吴炳华的借款）。且说明被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所说2.5万元是代垫的旅游款和买燕窝的钱，不符合事实。 被上诉人吴炳华、沈春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7000元是去香港的费用，2.5万是去马来西亚的费用。 本院认为，上诉人游耀宗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未注明是何处的旅游款，不能证实其主张。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炳华是否于2016年8月22日和2016年9月18日共向上诉人游耀宗借款共计26.5万元？ 本院认为，一审中，双方对于相关款项的转账事实均无异议，对2017年2月16日吴炳华向游耀宗借款200,000元的事实也无异议。游耀宗无法提供2016年8月22日和2016年9月18日两笔借款的借条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且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游耀宗主张被上诉人吴炳华于2016年8月22日和2016年9月18日共向上诉人借款共计26.5万元，其应当对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现上诉人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无法提供借条原件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且吴炳华提供了相应反证，对游耀宗主张该两笔借款存在的事实予以反驳，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实2016年8月22日和2016年9月18日两笔借款实际已转为游耀宗自己投资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游耀宗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14.3元，由游耀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郭胜华 审 判 员 童寿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陈笑平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