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聚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法定代表人：陆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旭霞，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金马灯饰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工业路699号。法定代表人：俞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峰，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陆建军，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智伟，上海赛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聚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金马灯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公司）及原审被告陆建军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30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金马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俞某1的询问内容未经双方质证即认定为案件事实，且存在同意金马公司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变更请求权基础等多项程序瑕疵，属于程序违法；聚正公司与金马公司之间就系争库存不存在交付、转移控制及支付费用等情形，而是聚正公司基于家庭亲属关系代为照看，不应认定为保管合同关系；系争库存价值400万元是陆建军个人陈述，陆建军虽系聚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当时聚正公司尚未被追加为被告，之后聚正公司则陈述库存价值无法预估，故不应认定聚正公司自认“保管物”价值400万元，且即使认定系争“保管物”价值400万元，鉴于金马公司对于“保管物”交付存在一定过错，其亦应自行承担一半的责任；金马公司提供的发票及2012年审计报告无法证明“保管物”的价值，一审法院仅以聚正公司所谓“自认”即认定“保管物”价值，系对本案关键事实及举证责任分配认定错误；金马公司在一审中已确认其对聚正公司负有债务，且陆某自2005年起担任金马公司股东、监事及财务负责人，根据聚正公司一、二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2014年、2016年聚正公司所处置的“保管物”实际系金马公司向聚正公司以物抵债；聚正公司于2014年11月将《金马清仓废品处理》交付给金马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俞某1，金马公司应自该时间节点知晓“保管物”被处置情况，即应当知晓其权益受到了损害，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11月29日届满，且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保管合同，则应适用一年的特殊时效，故本案诉讼时效早已届满。金马公司辩称，陆建军作为聚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认聚正公司保管金马公司价值400万元的财物，现该财物已全部灭失，聚正公司擅自将其变卖处理，应当向金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金马公司2012年审计报告关于库存的记载明确、客观，且从聚正公司员工张某的证言及两份物资处理清单的处理价格也可推定系争库存数量远远大于陆建军自认的数量。据此，金马公司不同意聚正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并认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建军表示认可聚正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并认为一审法院在程序和事实认定上均错误，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本案纠纷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聚正公司保管货物不当造成金马公司损失的事实。金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聚正公司赔偿金马公司库存原材料、产品损失共计3,998,882.70元；2.判令陆建军对聚正公司上述应付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均经营灯具，原在同一场所经营。2012年9月，金马公司口头委托聚正公司保管一批库存物资。一审庭审中，聚正公司、陆建军认可该批库存物资当时价值约400万元。后该批库存物资被变卖，聚正公司、陆建军将两份变卖物品清单交付金马公司，其中2014年9月1日的《金马清仓废品处理》载明合计金额573,779元以及分次处理的日期、金额，由张某签名，未记载变卖的具体物品；2016年9月30日的《处理原金马小仓库物资》清单载明总计金额199,381元，另记载分次处理的日期、物品种类、单价、重量及金额，由陆建军签名。陆建军认可张某系聚正公司员工，称系其让张某处理物资，其代表聚正公司。陆建军曾自认变卖金马公司物资所得钱款均在其个人银行账户。2019年12月4日，聚正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存入773,160元。聚正公司、陆建军称该款系变卖金马公司物资所得钱款，原在聚正公司财务处，一审诉讼中汇入聚正公司。2018年11月19日，金马公司法定代表人俞瑾等人就变卖金马公司库存物资一事与陆建军进行商谈，但陆建军不同意支付钱款。一审法院另查明，金马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俞某1，2018年6月变更为俞瑾。一审庭审中，聚正公司提供日期为2015年1月26日、署名俞某1、俞瑾、陆某的《关于年终费用结算的几点意见》，载明如下内容：“4.原金马公司库存材料、存货由聚正公司处理的收入清单，应汇总给金马公司，以便抵付聚正公司的欠债。”陆某时任金马公司股东。聚正公司称俞某1、俞瑾的名字由陆某代签，陆某当时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金马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陆某不知此事，且陆某不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实际也未按该协议履行。一审庭审中，金马公司称诉请的金额按如下方式计算：聚正公司、陆建军变卖金马公司的库存超过1,000万元，由于金马公司不能证明该库存的具体组成和购买价值，故按照2012年年度审计报告记载的存货净值1,330余万元的30%（酌定）计算，该计算方式既考虑了金马公司在交付过程中可能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也考虑了聚正公司向金马公司出具的清单所载明的废品实际价格和变卖的重量，且与聚正公司认可价值400万元相近。聚正公司、陆建军称聚正公司处已无金马公司的物品。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陆建军均确认前述两张清单记载的并非金马公司放在聚正公司处的全部库存物资，清单物品占全部库存物资的比例无法确定。此外，聚正公司、陆建军称金马公司交聚正公司保管的库存物资中，部分被金马公司方取走用于退货等，部分由聚正公司提取用于金马公司产品的返修，金马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金马公司曾认可《金马清仓废品处理》清单于2014年11月交给金马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俞某1，《处理原金马小仓库物资》清单于2016年10月底交给金马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俞某1，后又称清单交接过程以金马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俞某1的陈述为准。金马公司认为，本案两张清单载明的仅为部分物品，有大量清单之外的物品被聚正公司方变卖，侵权行为发生在较长时间段内，至少持续至2016年11月左右，故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11月左右起算；聚正公司、陆建军向金马公司出具清单应视为其对债务的自认，金马公司交由聚正公司、陆建军保管的“物”转化为“债”，只有在聚正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金马公司才得知权利受到侵害；聚正公司、陆建军出具清单时未承诺付款时间，金马公司可随时向聚正公司主张付款，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一审诉讼中，经向俞某1询问，其称聚正公司方是否将《金马清仓废品处理》和《处理原金马小仓库物资》交给其已想不起来，但其未同意聚正公司方变卖金马公司委托聚正公司方代为保管的库存物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变卖金马公司的库存物资系陆建军的个人行为还是聚正公司的行为，陆建军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二、聚正公司、陆建军抗辩以物抵债是否成立；三、金马公司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陆建军均认可2012年9月金马公司曾委托聚正公司代为保管库存物资，现该批物资已被聚正公司方变卖处理。陆建军系聚正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建军称其变卖行为系履行职务，且所得钱款也最终进入聚正公司账户，故确认系聚正公司变卖由其代为保管的金马公司库存物资，相应责任应由聚正公司承担。聚正公司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金马公司要求陆建军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聚正公司、陆建军提供的《关于年终费用结算的几点意见》，其中俞某1、俞瑾的名字并非该两人所签，聚正公司、陆建军称系陆某代签。即使聚正公司、陆建军所述签名情况属实，从证据内容来看，系金马公司内部协议，并未反映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达成抵债合意，且陆某时任金马公司股东，聚正公司方虽称陆某参与公司经营及决策，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难以认定陆某有权代表金马公司达成抵债合意，故对聚正公司、陆建军所称变卖代为保管的库存物资用于抵债一事，不予采纳。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聚正公司方认可金马公司交聚正公司保管的库存物资当时价值约400万元，该金额与金马公司估算的金额相当，故予以确认。聚正公司将代为保管的金马公司物资变卖，致使保管物灭失，聚正公司具有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之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稳定法律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金马公司对诉讼时效的意见合理，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聚正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马公司3,998,882.70元；二、驳回金马公司要求陆建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791.06元，由聚正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聚正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退工人员信息、身份证及QQ聊天记录各一份，以证明金马公司在聚正公司于2012年9月起代为“照看”存货后，仍存在对外销售、处置库存的情况，及聚正公司在2016年处置完金马公司剩余库存后，金马公司2019年会计材料仍显示有“库存”，且金马公司在一审中仅提交2012年度审计报告，而未提交两次处置库存前后的会计报表，未尽到举证义务；2、陆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金马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俞瑾在聚正公司代为“照看”存货后存在拿取库存的情况，以及金马公司对聚正公司负有债务，金马公司用处置剩余库存所获价款抵偿对聚正公司的负债，对此金马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俞某1及现法定代表人俞瑾均知晓；3、上海XX事务所报告书一份、金马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一组及纳税人基础信息确认表一份，以证明陆某自2005年担任金马公司股东，2012年5月至2018年5月期间担任金马公司监事，在本案争议事实发生前即担任财务负责人，始终参与公司经营，以及陆建军系聚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金马公司发起设立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自1994年设立至2004年期间担任金马公司股东，本案实际上系家庭内部矛盾，并非真实的保管合同纠纷。金马公司经质证认为，上述第1组证据中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退工人员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某原系金马公司员工，但其于2012年11月离职，对身份证及QQ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中资产负债表显示尚有库存恰恰证明金马公司对以物抵债是不知情的，2016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存货”一项在年初和年末没有变化，也可证明金马公司经营已不正常，且201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2018年度库存为1,071余万元，而2012年实际存货为1,300余万元，而陆建军如在一审后从陆某处取得2019年资产负债表，则与陆建军关于其系根据资产负债表库存差额估算系争库存价值为400万元的陈述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陆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为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到庭且其陈述与已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对第3组证据报告书及金马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纳税人基础信息确认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陆某是股东但不必然参与公司经营并知晓金马公司全部经营情况，本案并非家庭内部纠纷，而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陆建军表示同意聚正公司的举证意见，并认为根据金马公司审计报告记载库存还有1,000余万元，而按照金马公司的说法，库存在2016年就应该为零；陆建军从未自认库存价值400万元，而仅是根据2012年底与2018年底库存账面价值相减而估算的，不能据此作为定案依据。金马公司、陆建军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聚正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资产负债表等金马公司会计报表无法真实反映本案系争保管物实际价值的变动，聊天记录等也无法证明金马公司自行对外销售处置系争保管物的事实；证据2陆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且陆某与金马公司、聚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利害关系；第3组证据审计报告及金马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纳税人基础信息确认表所反映的金马公司、聚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等之间的亲属关系，并不影响本案中两个公司之间保管合同成立和履行及责任承担。据此，对聚正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因缺乏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直接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定。本院认为，鉴于金马公司、聚正公司双方确认，金马公司曾于2012年9月口头委托聚正公司代为保管一批库存物资，现该批物资已被聚正公司全部处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保管合同纠纷，并由聚正公司承担保管物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在于，第一，系争保管物的赔偿金额应如何认定；第二，聚正公司关于以系争保管物抵销金马公司所欠债务的抗辩是否成立；第三，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届满。关于第一项争议，系争保管物的赔偿金额问题。其一，金马公司系以其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记载的存货净值1,330余万元的30%计算本案赔偿金额；其二，从2014年9月1日及2016年9月30日的两份物资处理清单来看，聚正公司均是以废品变卖的方式处理系争保管物；其三，聚正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建军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系争保管物价值估算为400万元；其四，聚正公司确认系争保管物已被全部变卖处理，目前客观上已无法查明其实际价值。综合上述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考虑到系争保管物当时的帐面价值及折旧因素，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对于金马公司的诉请赔偿金额予以支持，具有事实依据，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项争议，聚正公司“以物抵债”的抗辩是否成立问题。聚正公司就此提供的《关于年终费用结算的几点意见》、股东会决议、金马公司应付聚正公司款项明细等证据，无法确实证明金马公司对于以系争保管物处理价款抵付其所欠聚正公司债务作出过确认，更无法明确具体的抵付金额，故在金马公司在本案中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对聚正公司上述抗辩难以采信。关于第三项争议，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金马公司与聚正公司之间的口头保管合同成立于2012年9月，双方并未约定保管期间，后聚正公司于2014年9月及2016年9月出具物资处理清单并交付给金马公司，然并未向金马公司明确表示不返还系争保管物或偿付物资处理价款。据此，鉴于诉讼时效期间系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故自聚正公司于一审庭审中所称金马公司自2018年10月开始向其主张权利起，至金马公司于2019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聚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791.06元，由上诉人上海聚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刘 雯审判员  季伟伟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