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5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3号新恒基国际大厦668室。负责人：宋扬之，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锋，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鑫智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郑王坟万柳桥南97号6号楼125室。法定代表人：穆德荣，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金瑞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号44号楼652室（德胜园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金智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穆德荣为代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军，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德荣，男，194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月梅，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众鑫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鑫智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鑫公司）、北京中金瑞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0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鑫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连带支付众鑫律所代理费1769549元以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的利息；2.改判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连带支付众鑫律所预期可得利益100万元。事实和理由：涉案2017年12月26日的《民事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无效。一、众鑫律所从未认可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不知该两份协议何时由何人加盖公章所成，只是李某称其去办公室加盖的公章，众鑫律所整个律师事务所除了李某，再无任何人知道该两份协议的存在以及形成过程，因此众鑫律所对该两份协议发表的意见均是以假设李某所述属实为前提。二、一审法院混淆了代理律师代理委托人出庭的代理权，与代理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代理权。委托人的诉讼代理人并不当然具有代理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权利。虽然（2017）京仲裁字第0195号、0196号、0199号仲裁裁决书中显示李某受众鑫律所指派出庭，这充其量只能推断为其受众鑫律所的指派有权代理当时的委托人（即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出席法庭，只能推断其有针对委托人法律事务的代理权，不能推断李某有权代理众鑫律所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合同，且本所负责人宋扬之主任已经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明众鑫律所的负责人从未授权任何人与本案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2017年12月26日的《民事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因此李某并不具有代理众鑫律所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合同的权利，众鑫律所也不予追认该两份协议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该两份合同对众鑫律所不发生法律效力。三、该两份合同不可能是众鑫律所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前四份合同，是李某代表中鑫公司、中金中心与众鑫律所的张雷锋律师在一个多月里反复协商代理费的比例及如何支付问题，双方形成合意后才盖章签订，磋商过程的电子邮件已经提交一审法庭。前四份合同签订后，众鑫律所指派张雷锋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为中鑫公司、中金中心打赢9000多万元仲裁案，并查封扣押对方当事人5000万元的财产，执行回款543万余元，理应立即收取代理费18万余元，查封的财产拍卖后有望收取150余万元代理费，众鑫律所不可能放弃这些代理费而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解除合同。众鑫律所自己当时也知道除了已经查封的约5000万元财产再无对方任何财产线索，其投资已经失败，仲裁案执行回款不可能覆盖其投资款，众鑫律所对此情况也是明知，众鑫律所没有理由放弃很快就能得到的160余万元代理费，去签订一个遥遥无期的，没有任何指望的新的委托协议，中鑫公司、中金中心也没有理由相信众鑫律所会同意新的委托协议。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但本案的解除合同签订前双方并未有任何协商的过程，更未通知或者征求张雷锋律师的意见，并对其前期工作进行结算和补偿，极其不合常理。3.李某在本案中既代表中鑫公司、中金中心与众鑫律所商谈代理合同，又代表众鑫律所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解除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之规定，其代理行为无效。综上所述，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12月26日的《民事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依法无效，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应当连带支付众鑫律所的代理费。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众鑫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向众鑫律所支付代理费1769549元并支付利息（以1769549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向众鑫律所支付预期可得利益100万元；3.判令葛军、穆德荣对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的上述第一、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6日，中鑫公司与众鑫律所签订两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ZXZRZXGQ1号的代理合同约定由众鑫律所代理中鑫公司与鑫四海养殖公司有关鑫四海养殖公司增资扩股纠纷案的仲裁及执行法律事务，代理费为320万元，仲裁立案后支付；合同编号为ZXZRZXFW1号的代理合同约定由众鑫律所代理中鑫公司与鑫四海养殖公司的融资服务合同纠纷的仲裁及执行阶段法律事务，代理费为80万元，仲裁立案后支付。同日，中金中心与众鑫律所签订编号为ZJRDZXZQ1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众鑫律所代理中金中心与鑫四海养殖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仲裁及执行法律事务，代理费为95万元，仲裁立案后支付。前述三份合同中均指定张雷锋、马洵作为委托代理人。同日，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共同作为甲方与众鑫律所签订编号1补充合同，约定变更上述三份合同代理费的收费方式为：甲方每收到一笔款项，按后述约定比例计提并自该笔款项到达甲方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支付比例为前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所分别约定的律师费金额总和除以该三个合同所涉仲裁案申请人所请求的所有金额的总和（含律师费）的得数。该合同还进一步就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在执行程序中收回的款项以9000万元为界，对律师费计提方式作了更为详细的约定。编号为ZXZRZXGQ1号的代理合同对应的0199号裁决书裁决山西鑫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四海投资公司）向中鑫公司支付5224.75万元股份回购款及905万元违约金，并对李珺等人的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明确。编号为ZXZRZXFW1号的代理合同对应的0195号裁决书裁决鑫四海养殖公司向中鑫公司支付顾问服务费23336元并支付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编号为ZJRDZXZQ1的代理合同对应的0196号裁决书裁决鑫四海养殖公司向中金中心归还借款本金22116800元并支付截至借款期限届满日的利息3314848.77元，并明确了借款期限届满日后应支付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以及王爱芬的连带清偿责任。前述三个裁决书均于2017年2月8日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中载明的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在众鑫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李某、张雷锋。案件审理过程中，中鑫公司、中金中心提交其作为甲方、众鑫律所作为乙方签订的编号2补充合同，该合同显示签署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主要内容为各方协商一致解除甲方单独或共同与乙方签署的编号分别为ZXZRZXGQ1、ZXZRZXFW1、ZJRDZXZQ1的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及编号1补充合同，确认豁免甲方对乙方的任何应付未付费用，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乙方也无须为甲方办理任何服务。落款中鑫公司处盖有该公司公章，授权代表（签字）处盖有穆德荣印章；中金中心处盖有该公司公章，授权代表（签字）处盖有葛军印章；众鑫律所处盖有该律所公章，授权代表（签字）处为空白。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还提交同日前述甲乙双方签署的新委托协议（编号XZJZXXY1），主要内容为：关于鑫四海养殖公司项目，包括但不限于0195/0196/0199号案、（2017）京02执180号案、（2017）晋01执100号案件以及其他所有相关案件，甲乙双方达成新委托协议：鉴于乙方张雷锋律师的不尽职行为给甲方造成了重大损失，乙方愿意采用全风险代理方式为甲方提供代理服务；关于所追回所有款项，在甲方偿还给其投资人所有应付投资款后，所剩余的部分，甲乙双方按1:1比例分配。该等乙方所应得分配款项，在甲方偿还给其投资人所有应付投资款后，每回账一笔，自该笔款项回账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除此之外，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或款项；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生效，若本协议与之前任何甲方单独或共同与乙方签署的文件或协议/合同相冲突或不一致，以本协议约定为准。该协议落款处盖公章及人名章情况与编号2补充合同一致。对于前述2017年12月26日签署的两份合同，本案双方均认可系众鑫律所李某律师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主张签署该两份合同系因张雷锋律师在相应案件代理中未能履职尽责，给委托人造成案件败诉、担保物丧失等不可挽回的损失，致使委托人产生不信任，故协商变更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并对律师费支付方式作出调整。众鑫律所则主张该两份合同系李某律师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私下签订，因李某与葛军系恋人关系，其未经律所同意私自盖章，故该两份合同对众鑫律所不发生法律效力。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提交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7民初110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06号判决书），该案就鑫四海房地产公司与葛军针对54份合同的商品房买卖纠纷，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判决解除鑫四海房地产公司与葛军之间签订的5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葛军在30日内协助配合鑫四海房地产公司办理上述5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合同撤销手续，恢复至鑫四海房地产公司名下。该判决书载明葛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李某。经查，该案经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3818号民事判决书对前述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另提交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4行终71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71号判决书），该案就鑫四海养殖公司诉武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葛军及鑫四海投资公司为第三人的工商行政变更登记案，维持了一审判决，即撤销武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3月31日给鑫四海养殖公司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该通知书曾就鑫四海养殖公司因将30%的股权自鑫四海投资公司处转给葛军而就变更公司股东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表示准予变更。该判决书载明葛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李某、张金巨。庭审中，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称前述1106号判决书、71号判决书可以证明张雷锋律师在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相关的案件中，没有提供任何律师服务，未参与开庭，临时变更的代理律师李某、张金巨因时间仓促来不及熟悉相关事务导致案件败诉，致使本案中鑫公司在仲裁裁决案中错失两大关键担保物。众鑫律所提交该律所主任宋扬之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其本人从未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协商解除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前述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及编号1补充合同，也未委托任何人与上述二公司协商解除上述合同；其本人从未在编号2补充合同上加盖律所公章，也未授权任何人在该协议上加盖律所公章。众鑫律所提交张雷锋与葛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21日，张雷锋向葛军发送微信消息“葛总前期执行回来的钱，律师费尽快结算一下吧”，葛军称“好的，等我从山西回来后”。2017年7月3日，张雷锋就是否解除三份代理协议事宜向葛军发送微信消息，主要内容为：因上次协商解除合同的方案未果，现书面提出如下方案：三个仲裁案审理阶段代理费40万元；两个行政案件和杏花岭的合同纠纷，每个案件计费5万元，共计15万元；案件执行阶段查封约4000万，执行到位540万元，计费30万元；以上共计85万元，一次性支付，解除三份代理协议；如不同意，则通过诉讼解决。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众鑫律所提交张雷锋与该律所王云杰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显示2017年11月13日，张雷锋向王云杰发送微信，“关于我所和中鑫智融的案子，我多次请示起诉解决，您总是说同事之间最好协商解决，但我们起诉的是中鑫智融公司，并不涉及同事……”，并对代理费金额给出方案，要求尽快解决。短信记录显示2017年11月23日张雷锋向王云杰称“主任您好，我是张雷锋。麻烦您再问她一下，如果再没诚意咱们就得赶紧起诉了”。通话记录显示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张雷锋与用户139XXXXXXXX（众鑫律所称该用户为王云杰）存在电话联系。众鑫律所称前述记录可证明关于是否解除案涉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如何给付，一直处于协商过程中，且并未协商一致，不可能在2017年12月份突然解除合同。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对前述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本案系张雷锋与李某之间的纠纷，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无关。众鑫律所另提交针对0196号裁决书、0199号裁决书分别向太原市中院、北京市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书，欲证明众鑫律所代理本案中鑫公司就前述仲裁裁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提交了众鑫律所为中鑫公司代理的与仲裁案相关联的三个案件的诉讼材料。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对前述案件材料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称前述三个关联案件裁判文书所载明的代理律师均包含李某，恰恰证明众鑫律所未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更换了律师，张雷锋怠于行使律师职责。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传唤证人李某到庭就案涉合同的签订等情况进行说明。李某称，案涉2016年4月26日的四份合同及2017年12月26日的两份合同均为其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因其为众鑫律所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其中2017年12月26日的两份合同系其与葛军商议签订后，前往众鑫律所办公室盖的章，当时“章在桌子上，我当时盖了一堆，是所里管章的人盖的，管章的是黄威和郭伟，但是记不清是谁盖的了”；并称律师费给付方式是其定的，不用经过众鑫律所，该所的制度就是谁的项目谁负责；对于解约是否经过众鑫律所同意，其称“我签约都没和所里汇报，为什么解约要和所里汇报，我自己就有签约权”；对于重新约定律师费给付方式的原因，其称因张雷锋律师不尽责，导致关于担保物的山西两个案件败诉，中鑫公司、中金中心不满意，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的投资人也不满，为了向投资人有交代，故约定先还清投资人的投资款后再支付律师费；对于需向投资人清偿的投资款，其称本息共计9000万元左右；对于案涉三份裁决书的执行情况，其称0195号裁决书因金额较小，未申请执行；0196号裁决书已向太原市中院申请执行；0199号案件目前仍在北京市二中院执行程序中，已执行回款项1300余万元。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对于证人李某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主张本案系律所内部关于律师费分配的纠纷，应当内部解决，不应向中鑫公司、中金中心、葛军、穆德荣主张；新委托协议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成就，故无需向众鑫律所支付律师费。众鑫律所则称2017年12月26日的两份合同系李某未经律所同意私盖律所公章所签，三个仲裁案件都是张雷锋主要代理的，0196号裁决书、0199号裁决书也是其向法院申请执行的，解除合同并重新约定代理费非众鑫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另查明，中鑫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4日，自2013年11月11日起穆德荣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43%；葛军亦为股东，持股13%。中金中心成立于2013年11月7日，2019年6月18日前葛军为该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该日期之后穆德荣入伙，且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北京中金智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向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局了解，0199号裁决书的执行情况与李某所述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案涉四份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编号2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的效力认定。各方均认可前述两份合同系李某经手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故应审查李某是否具备代表众鑫律所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签订相应合同的权限。众鑫律所称李某系私盖公章，但并未否认两份争议合同上众鑫律所公章的真实性、且未提出鉴定申请，可认为各方对于两份争议合同上众鑫律所的公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李某系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在0195号、0196号、0199号仲裁案件中由众鑫律所指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两份争议合同系在众鑫律所签订，且由李某前往办公室办理盖章，所盖公章亦非假章，应认为李某具备相应代理权限。众鑫律所事后以李某盖章未经该所同意为由否认合同效力，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对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在明确前述争议焦点后，中鑫公司、中金中心是否应当向众鑫律所支付代理费，取决于新委托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该协议约定：关于所追回所有款项，在甲方偿还给其投资人所有应付投资款后，所剩余的部分，甲乙双方按1:1比例分配。根据该约定，中鑫公司、中金中心向众鑫律所支付代理费的前提是，0195号、0196号、0199号裁决书执行回的所有款项，在偿还完毕中鑫公司、中金中心的所有投资人之后，尚有剩余的部分，方可将剩余部分的二分之一作为支付给众鑫律所的律师费。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目前前述裁决书尚未执行完毕，故给付律师费的条件尚未成就，众鑫律所无权要求中鑫公司、中金中心支付律师费。众鑫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众鑫律所主张2017年12月26日的《民事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无效。但众鑫律所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份合同文本上众鑫律所的公章为虚假公章，亦未能举证证明在上述两份合同文本上盖印众鑫律所公章的相关人员不具有相应权限，故众鑫律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确认《民事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及《新委托协议》的效力，并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处理众鑫律所的相关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众鑫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57元，由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