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10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号27幢7层。法定代表人：郭有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重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瑞品，辽宁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星海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1306-3。法定代表人：曹云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璇，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美齐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武昌北巷2号201室。法定代表人：王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草泉，辽宁鼎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山西物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星海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简称星海保理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美齐嘉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美齐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8）辽民终9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19）辽02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山西物产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公开询问审理。上诉人山西物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重任、侯瑞品，被上诉人星海保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璇、于思雨，原审第三人美齐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草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星海保理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星海保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重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多处错误和遗漏。（一）重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却未全面查明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基础事实，而且选择性截取部分合同事实加以认定，造成认定双方当事人最基础的事实认定，存在遗漏和错误。1、在基础买卖合同双方（山西物产公司、美齐嘉公司）均为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具备审理买卖合同基础事实的条件，却不予查实，将如此跨越多年的滚动式多笔买卖的基础事实，甚至美齐嘉公司未出庭的情况下，仅开一次庭解决，实质审理用时不过半小时。2、本次重审时，山西物产公司当庭提供了与美齐嘉公司之间全部的25份购销合同、全部交货情况的《入库单》、全部付款情况《银行凭证》等原件证据，并制作了方便审理的《基础事实统计大表》。然而，一审法院却在第14页第1行以“实践中每份合同履行可能存在巨大差异，鉴于本院无据在本案中对山西物产公司提交的25份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亦无据依据其方主张计算方式确认欠款数额”的理由，对《基础事实统计大表》客观事实证据不予审查、认定。山西物产公司显然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一审法院的这种逻辑，更不能理解和接受“不全面审查，从何而来的‘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判断。作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双方的“交货情况”、“付款情况”、“欠款情况”，这不是人民法院最应该审查此类纠纷的最基础事实吗？这种简单粗暴的认定，毫无依据，显然是不敢面对山西物产公司提供的这个《基础事实统计大表》。（二）重审判决第21页最后一段认定“星海保理受让美齐嘉公司对山西物产公司的债权”，却对“债权转让价款”如何确定、如何支付等相关基础事实，未进行任何查明。7570万元的债权，如此巨额的利益，如果真的存在，美齐嘉公司怎能自己不向山西物产公司主张？如果真的存在，美齐嘉公司怎能会无偿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债权转让是否真实、是否合理，是必须要查明的，然而重审判决对此节只字不提。（三）《询证函》作为本案另一个关键性客观证据，重审判决再次回避这个重要节点性证据，而是采信了在本案原一审诉讼过程中的美齐嘉公司的“单方陈述”，再次导致认定事实出现错误。2014年3月，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的《询证函》，记载内容为“结算日期：2013.1.1-2013.12.31，本公司欠贵公司8,552,639.11元”（本公司指山西物产公司、贵公司指美齐嘉公司）。该《询证函》记载内容与作为国企的山西物产公司的财务记载内容完全一致，也与山西物产公司累计收货货值减去累计付款总额的数额完全一致，重审判决中提到的已付8000万元货款也显然涵盖在《询证函》最终双方的对账之中。（四）重审判决（第17-18页）再次以人为推定的方式，通过截取其中的5份合同、交货、付款的对应关系，为山西物产公司制造了巨额债务。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之间合作长达3年，前后签订了25份购销合同，供货、付款滚动发生，双方均以实际发生的供货、付款进行结算记账，因此，不存在合同、供货、付款完全准确一一对应的情况。但这丝毫不影响双方的持续滚动式履行以及在关键节点上的财务对账确认。而重审判决利用人为推定的部分合同、供货和付款，为星海保理制造了对山西物产公司的7500余万债权，这不仅不符合本案基础的事实，在山西物产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并没有任何交易关系的前提下，更是直接制造了第三人美齐嘉公司一边收取山西物产公司的货款，一边将不存在的债权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的荒谬情形。重审判决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重审第24页第10行）。星海保理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本案一审原告，应当对美齐嘉公司交付多少货物、收到多少款项、剩余未付多少货款，清楚地向法庭说明，而重审法院不但未要求其进行举证，而且对山西物产公司提举的购销合同、收货凭证、付款凭证等证据不予审查，这不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又是什么！同时，重审法院本可以查清，作为当事人的星海保理公司有义务提供与国联公司的债权申报时的申报证据，且山西物产公司已提供初步证据线索的情况下，却径自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山西物产公司，显然不是为了查明事实，而是为了帮助星海保理逃避举证责任。二、重审判决既然已经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却又在错误适用保理业务规则，在适用法律上，仍旧模糊不清。重审判决第12页第三段，已经对星海保理提交的证据“保理协议2份”原件进行了评判，却在第24页表述“虽未将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的保理协议作为证据向本院提交”，如此明显矛盾的错误，显然是抄袭了本案一审判决原文。既然明明签订了《保理协议》，却偏偏要认定为没有任何协议的债权转让关系，显然又是在为倾向星海保理公司含糊其词。重审判决第23页，沿用原一审判决第16页“且在保理业务中，双方可以约定设立保理回款账户，该专户可以以保理商的名义开立，也可以以债权人的名义开立，用于接受债务人支付的应收账款，具有银行内部的性质”的表述，此节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重审判决依旧释明不清。综上，重审判决是在辽宁高院（2018）辽民终9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后作出的，该裁定书提出的若干关键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并未一一查明清楚，因此存在上述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多个错误问题，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查清事实，支持山西物产公司的上诉请求。星海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山西物产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和款项支付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而并非山西物产所主张的“滚动付款，定时核对结算”。山西物产公司的主张实际上是在误导审判庭错误理解双方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自2013年6月14日起，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004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合同有六个月的账期，即星海保理公司开始对双方的买卖合同承做保理业务时起，双方签订的每一份合同均约定6个月的账期，均是签订合同之后6个月支付货款。通过山西物产公司提交的表格也可以看出，6个月后的每一次付款的金额均与合同的约定完全一致。甚至连山西物产公司主张真实履行，美齐嘉公司未交付货物，而美齐嘉公司主张双方为走空账而虚假签订的四份价款8000万元的合同，付款金额与合同约定都是一一对应的。山西物产公司在2014年10月起诉美齐嘉公司，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签订的20130901、20130902、2013090加以及2013110号4份合同也就是美齐嘉公司所主张的走空账8000万元。4份合同理由是美齐嘉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相应的货物，由此可见，山西物产公司明确知晓每一份合同所对应的货物是否交付。每一份合同的货款是否支付，合同与货款货物之间明显可以一一对应。因此，山西物产公司所主张的双方滚动付款，按时间节点结算已交付的货物和已支付款项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更与其自己所提供的证据相悖。山西物产公司在2014年10月向美齐嘉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解除编号为20130901、20130902、20130902加、20131101的四份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货款8000万元，理由是美齐嘉公司未履行上述四份合同所约定的交货义务。由此可见，山西物产公司是明确知道哪份合同的款项已经支付，哪份合同的货物没有交付的。山西物产公司所制作的《基础事实统计大表》刻意以时间线为纵轴，付款金额、交货数量、累计欠款数额为横轴，由于合同签订后不可能马上交付货物并支付货款，所以大表中体现出付款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和交货数量并不一一对应的表象。在明明可以区分各个合同的付款金额与交货数量的情况下，山西物产公司刻意主张双方的交易模式是滚动付款定时结算，就是为了误导法庭错误理解双方的交易模式，将虚假签订的四份8000万元走空账合同混入真实交易之中混淆视听，将8000万元的付款混入总付款额中，以达到恶意逃避债务的目的。二、山西物产公司明确知晓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也明确知晓星海保理公司的保理人身份，星海保理公司作为保理人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债权受让之后，美齐嘉公司向山西物产公司公证送达了全部债权转让凭证，告知山西物产公司债权已经转让，在星海保理公司提供的证据106、137、174号《公证书》中，均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书中明确写明“原本公司已与星海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保理合作协议，以协助本公司之账款管理工作。自2014年6月18日交货发票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收取该等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予星海保理公司，所有到期之应收账款请迳开票寄至星海保理公司或电汇至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之保理备偿专户”。该通知书中，对于星海保理公司的保理人身份、债权转让的依据和原由、债权转让后的债务履行要求均做出了明确的通知。只要山西物产公司收到公证送达的债权转让文件，必然知晓星海保理公司正在承做保理业务，受让了相应的债权。在收到公证邮寄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山西物产公司向美齐嘉公司出具《汇款确认书》，确认汇款至保理备偿专户，并实际履行。在上述证据已经法庭质证的情况下，山西物产公司仍然坚持不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不认可星海保理公司的保理人身份，其答辩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三、《询证函》不能作为认定星海保理公司对山西物产公司是否享有债权的凭证。（一）《询证函》的法律地位和证明效力决定了《询证函》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当事人双方债权债务的直接证据。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企业的银行存款、借款及往来款函证工作的通知》中对于《询证函》的要求，《询证函》只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过程中，为了证明财务报表真实性而搜集的一种审计证据，其只反映企业的内部管理，并不是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且《询证函》具有相当的滞后性，不能及时体现当事人之间的财务往来状况。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规定，询证函回函及工作底稿均不宜提供给客户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因此，《询证函》的法律地位仅为内部审计对账之用，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二）《询证函》的内容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美齐嘉公司自2013年6月其就将案涉合同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在山西物产公司在明确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后案涉合同的付款和账目核对就与美齐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美齐嘉公司也无权就已经转让给星海保理的应收账款及合同与山西物产核对账目。山西物产公司在明确知晓债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下向美齐嘉公司发送《询证函》，该《询证函》的签署不能发生对抗星海保理公司的效力，也不能产生对美齐嘉公司债务的抗辩。而且《询证函》中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在司法实践中，发送《询证函》甚至无法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目的，因此该《询证函》并不能代表美齐嘉公司对于账目的认可。综上，山西物产公司提供的《询证函》不足以证明山西物产公司无需向星海保理公司支付75,700,287元的应收账款。四、山西物产主张编号为20130901、20130902、20130902加、20131101四份合同属于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涉及虚假诉讼。基础事实统计大表误导审判庭错误理解双方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的重要原因，就是将双方为走空账而虚假签订的四份价款8000万的合同混入真实交易的合同之中，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该四份合同，无论从签订时间、约定内容、履行方式及回款路径上均存在诸多疑点，明显是无效合同。第一，山西物产公司在明知星海保理公司是承做保理业务的保理人身份情况下，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与美齐嘉公司签订了4份价款为8000万的合同。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作为典型的买方市场合同，买方均要求在交付货物之后支付相应款项，付款时间基本都在签订合同之后的6个月以上。双方签订的25份合同中，除了上述4份合同之外，所有合同均约定签订合同之后6个月内付款，山西物产公司也确实是按照6个月的付款期限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但偏偏这4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是签订合同之后10个工作日内就付款，远远早于双方习惯的付款日期，甚至早于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也就是说山西物产公司作为买方，不但自愿放弃延期付款利益，更自愿承担货未交付就支付货款的风险，更在合同签订之后迫不及待的将货款汇给美齐嘉公司，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这4份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方式及山西物产公司的履行意愿明显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双方的交易习惯。第二，美齐嘉公司一直主张，上述四份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走空账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实际情况是山西国联将款项汇给山西物产公司，山西物产公司支付给美齐嘉公司，而在山西物产公司将款项汇给美齐嘉公司之后，美齐嘉公司就将款项汇给了山西国联，资金链形成闭环。而通过美齐嘉公司提供的证据也显示，当上述款项到达美齐嘉公司账户后根本未作停留美齐嘉公司就将其直接汇出，这种资金流向也明显不符合正常买卖合同交易流程。第三，除上述4份合同之外，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所有合同，均是按照年份编写合同编号，例如2013003、2013004，直至2013011，方便统计每一年度签订合同的数量，2013年双方共签订11份该编号合同。而只有上述四份合同编号是按照月份编写，20130901、20130902、20130902加、20131101，星海保理公司对此并不知晓，亦未对其开展任何保理业务，显然该四份合同应独立于保理业务之外。第四，山西物产公司曾于2014年10月8日向省院起诉解除上述4份合同，但后又撤诉，但对于撤诉的理由，山西物产公司没有做出过解释。如果美齐嘉公司所述属实，山西物产公司的起诉行为已经符合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定，构成虚假诉讼罪。2018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虚假诉讼行为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第一条第七项规定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第三条第（四）项规定，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山西物产公司撤诉的理由是由于该案涉及虚假诉讼，然而在本案中，山西物产公司仍然坚持该4份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履行的陈述，意图逃避债务，该行为不仅违反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更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恳请审判庭予以查明。第五，即便上述合同是真实的，山西物产公司也不能基于订四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的8000万元付款抵销美齐嘉公司转让给星海保理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抵销权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即使山西物产公司对美齐嘉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货款真实有效，在上述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法有效，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山西物产公司只能要求美齐嘉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相应的货物，而美齐嘉公司已经将特定合同、特定发票、汇入指定账户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了星海保理公司，现在星海保理公司对山西物产公司享有的是针对特定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金钱债权，与山西物产公司主张抵销的债权种类、品质均不相同，因此山西物产公司主张抵销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大连美齐嘉商贸有限公司陈述意见：同意星海保理公司的答辩意见。星海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西物产公司向星海保理公司支付货款75,700,287元；二、诉讼费用由山西物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7月8日，山西物产公司与第三人美齐嘉公司共签订1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号为MQJWC2013004、MQJWC2013005、MQJWC2013006、MQJWC2013007、MQJWC2013008、MQJWC2013009、MQJWC2013010、MQJWC2013011、MQJWC2014001、MQJWC2014002、MQJWC2014003、MQJWC2014004、MQJWC2014005、MQJWC2014006、MQJWC2014007），均约定美齐嘉公司向山西物产公司出售不同规格的螺旋管，产品生产厂家为山西国联，合同签订后15日内在生产厂家仓库交货，山西物产收货后6个月内向美齐嘉公司结清全部货款。上述合同签订后，第三人美齐嘉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分15次向山西物产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货物，双方在《货物交接单》盖章确认货物已经交接，美齐嘉公司按山西物产公司收到货物的数额向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双方在汇款确认书中盖章确认每笔合同项下的货款，汇至美齐嘉公司指定的相应账户内。第三人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签订《保理协议》。第2.2条约定“星海保理选定买方后，即出具《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给美齐嘉公司，载明交易条件、业务类别、承保额度、预支额度、管理费、手续费等信息。美齐嘉公司同意其对买方之全部应收账款债权以及实现该等债权之相关合同权利（含现有及将来发生，且不论该等应收账款债权是否为星海保理所核准之债权）全部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第2.3条约定“美齐嘉公司应于收到星海保理发出的《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之日起五日内，按照星海保理认可的方式向买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取得买方签章确认的回执”。该协议还约定保理涉及的其他事项。星海保理于2013年6月21日向美齐嘉公司发出《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同意书载明“买受商名称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交易条件赊账期为6个月，交易商品螺旋管”，同意书回签处载明“我司确定已接受并同意贵公司向上保理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之约定，特此证明”，并加盖美齐嘉公司公章。双方于2014年1月2日签订《保理协议补充协议》对前述《保理协议》的部分条款作出变更。第三人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保理协议》，保理协议第2.2条约定“星海保理公司选定买方后，即出具《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给美齐嘉公司，载明交易条件、业务类别、承保额度、预支额度、管理费、手续费等信息。美齐嘉公司同意其对买方之全部应收账款债权以及实现该等债权之相关合同权利（含现有及将来发生，且不论该等应收账款债权是否为星海保理所核准之债权）全部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第2.3条约定“美齐嘉公司应于收到星海保理公司发出的《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之日起五日内，按照星海保理公司认可的方式向买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取得买方签章确认的回执”。该协议还约定保理涉及的其他事项。星海保理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向美齐嘉公司发出《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同意书载明“买受商名称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交易条件赊销账期6个月，交易商品螺旋管”，同意书回签处载明“我司确定已接受并同意贵公司向上保理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之约定，特此证明”，并加盖美齐嘉公司公章。第三人美齐嘉公司基于其与星海保理公司间签订保理协议的约定，将上述与山西物产公司签订的1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并于2013年10月30日、12月24日，2014年1月14日、3月25日、6月26日、9月1日，分六次在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的公证下，将上述与山西物产公司签订的15份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邮寄送达给山西物产公司，山西物产公司收到前五份，最后一份其拒绝签收被退回。山西物产公司在签订合同及收到上述通知后，按约定陆续向双方指定的美齐嘉公司账户内付款。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MQJWC2013004合同项下的1270万元；于2014年1月2日支付MQJWC2013005合同项下的2540万元；于2014年2月19日支付MQJWC2013006合同项下的1265万元；于2014年3月5日支付MQJWC2013007合同项下的1265万元；于2014年3月19日支付MQJWC2013008合同项下的1265万元；于2014年5月26日支付MQJWC2013009合同项下的1260万元；于2014年6月30日支付MQJWC2013010合同项下的1270万元；于2014年7月8日支付MQJWC2013011合同项下的2540万元；于2014年8月6日支付MQJWC2014001合同项下的1270万元；于2014年8月28日支付MQJWC2014002合同项下的1270万元。尚有MQJWC2014003、MQJWC2014004、MQJWC2014005、MQJWC2014006、MQJWC2014007号5份合同项下的货款75700287.60元没有支付。上述未付款包括：2014年3月25日公证送达的2014年3月19日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发票号03402155至03402165），总金额1270万元，对应的是2014年3月3日签订的MQJWC2014003号合同，2014年3月4日签署汇款确认书，承诺该款项汇至美齐嘉公司名下的开户行为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为11×××06，2014年3月12日双方签署货物交接单。2014年6月26日公证送达的编号为XHIF-AT-20140618-003-1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2014年5月19日和6月19日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发票号03990029至03990039、03990041至03990045、01560856至01560861），对应的是2014年5月5日签订的MQJWC2014004号合同，总金额1260万元及2014年6月9日签订的MQJWC2014005号合同，总金额1260万元，双方于2014年5月9日、6月12日签署汇款确认书，山西物产公司承诺该款项汇至第三人美齐嘉公司名下的开户行为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为11×××06，2014年5月19日、6月19日签署货物交接单。2014年9月1日公证送达的编号为XHIF-AT-20140722-003-1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2014年7月2日和7月24日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发票号01560862至01560883、01560884至01560894），对应的是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MQJWC2014006号合同，总金额2520万元及2014年7月8日签订的MQJWC2014007号合同，总金额12600287.60元，双方于2014年6月26日、7月12日签署汇款确认书，山西物产公司承诺该款项汇至美齐嘉公司名下的开户行为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为11×××06，2014年6月25日、7月18日签署货物交接单。上述五份合同项下的货款75,700,287.6元，山西物产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星海保理公司没有实际收到受让款。星海保理公司认可收到上述前10份合同项下的货款。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曾于2013年9月17日、9月22日、10月8日、11月19日签订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号为MQJWC201300901、MQJWC201300902、MQJWC201300902加、MQJWC20131101），货款合计80,798,312.7元。该四份合同签订后，山西物产公司向美齐嘉公司支付货款，美齐嘉公司认可收到8000万元，但双方没有实际交接货物。山西物产公司曾于2014年10月8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美齐嘉公司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后以双方自行和解为由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保理协议》《保理协议补充协议》及《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应当依照约定和法律规定，确定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评析如下：第一、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重审庭审时，星海保理公司明确表示一直认为本案案由应当是买卖合同纠纷，山西物产公司认为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之间不成立保理合同关系。经审理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理由如下：首先，保理合同纠纷并非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范的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1条载明“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一级案由”。第三.5条载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经查，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11〕41号第一次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补充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64号）等文件中均未将“保理合同纠纷”列为案由。其次，本案债务基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形成，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星海保理公司基于“齐美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因《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齐美嘉公司以签署《保理协议》的形式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本案被告为山西物产公司，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形成的买卖关系，以《保理协议》形式进行债权转让并不影响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1条“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适用案由的规定，应依照原被告之间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不宜依照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综上，本案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且星海保理公司在重审时坚持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案涉诉讼请求基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提出，无据将案由调整为保理合同纠纷。第二、关于债权的转让及欠款的数额。本案中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间签订的1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法有效，美齐嘉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向山西物产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美齐嘉公司则享有要求山西物产公司支付货款的债权请求权。美齐嘉公司将15份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在债权到期前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的债权又非法律规定的专属于美齐嘉公司或不得转让的债权，因此双方之间达成的债权转让合意合法，该债权转让自山西物产公司收到转让通知之日始生效。山西物产公司虽对第六份公证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拒收，但其明确表示知道是债权转让的内容因其对内容不认可而拒绝签收，因此，其拒收行为不能否认美齐嘉公司已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并且作为受让人的星海保理公司此后又以诉讼的方式向山西物产公司主张债权，以证明力更强的方式予以补强。则星海保理公司取代美齐嘉公司成为案涉15份合同的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经查，在山西物产公司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中有所体现，且山西物产公司已经按照债权转让通知书的要求，履行了10份合同，尚欠5份合同项下的货款。美齐嘉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对此亦予以认可，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可以认定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就债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合意的事实。星海保理公司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请求山西物产公司支付货款75,700,287.6元，符合法律规定，星海保理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第三、关于山西物产公司的抗辩意见。山西物产公司提出其与美齐嘉公司之间只存在7,302,926.71元债务，星海保理公司主张受让的债权不存在一节。虽然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其因基础合同关系对让与人的抗辩和抵销权，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但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山西物产公司对于其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签订的1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及实际收到货物及发票的事实没有异议，其应当对其按照该15份合同约定向其确认的付款账户支付货款，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所提举的相应付款证据或是发生于案涉的15份合同之前的合同，或是用于支付前10份合同的货款，不能证明支付星海保理公司所主张的5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其所提供的询证函，也仅证明其与美齐嘉公司间2013年度的债权债务情况，不能证明现欠款数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美齐嘉公司之间只存在7,302,926.71元债务的事实。山西物产公司提出其一直向美齐嘉公司账户付款，没有向星海保理公司付过款，其作为债务人不同意向星海保理公司付款，债权转让事实不存在一节，因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只赋予债权人履行向债务人通知的义务即可，而不以债务人是否同意转让为成立要件，且在保理业务中，双方可以约定设立保理回款专户，该专户可以以保理商的名义开立，也可以以债权人的名义开立，用于接收债务人支付的应收账款，具有银行内部户的性质，因此，债务人不能仅以该款项仍向债权人账户支付为由，否认原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故山西物产公司主张的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债权转让事实不存在的抗辩意见，亦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山西物产公司提出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之间不存在因保理合同关系而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星海保理公司是与案外人山西国联公司之间存在保理合同关系，其就保理合同已经向山西国联行使追偿权，而就同一笔债权不能再向山西物产公司主张一节。一方面，从星海保理公司提供的公证送达的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上明确注明，星海保理公司所受让的债权是依据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协议，星海保理公司虽未将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的保理协议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也不影响其作为一般的债权受让方向山西物产公司主张受让的债权。另一方面，山西物产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星海保理公司所主张的债权与其向案外人山西国联主张的债权为同一笔债权，也未能提供其就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签订的星海保理公司所主张的5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已经全部支付给美齐嘉公司的相应证据，故山西物产公司该抗辩意见亦因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星海保理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山西物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星海保理公司支付货款75,700,287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302元，保全费5000元，由山西物产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山西物产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向法庭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庭审时，山西物产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为：2012-2019年期间8份《审计报告》。拟证明2012-2019年期间《审计报告》8份，是本次庭审对《询证函》的证据，其中2013年《审计报告》虽未直接体现美齐嘉公司，但是在底稿中该欠款中数额由美齐嘉公司在内的三家组成，尤其是在之后的2018年43页和2019年38页的《审计报告》之中明确提出来。与美齐嘉公司2014年底欠款额为7,302,926.7元相符。星海保理公司质证意见：对该八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事项是有异议的。首先，众所周知的是审计报告的出具是依据被审计公司自己提供的记账凭证等相关的记账文件，也就是说该审计报告的所有数据是依据山西物产公司提供给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数据而出具的。至于山西物产公司所提及的与询证函之间的关系，对于应收账款的核查，根据审计流程的操作事项，首先应当先向应收账款的相关人员发去询证函，询证函的数据作为出具审计报告的一个参考。根据一审当中山西物产公司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看出，该询证函当中第一行明确载明本公司聘任山西真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因此山西物产公司拿着审计报告，对询证函进行补强，该事情是不符合操作的常理的。审计报告的所有数据都依赖于山西物产公司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审计报告数据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也是不能够作为审理事实的一个判断依据的。另外根据山西物产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在应收账款处每年都可以看到，山西物产公司与山西国联管业之间存在大额的占公司90%以上的应收账款，所以不能排除山西物产公司与山西国联管业之间存在大额的转账往来。这与美齐嘉公司在一审当中提供的证言是能够相互印证的。美齐嘉公司质证意见：我方的意见是审计报告系山西物产公司自己单方面委托审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是他认可委托人提供的材料是客观真实的情况下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至于山西物产公司向审计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是不是客观真实是无法证明的。他用自己提供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相关的证据是无法证明的，所以这份证据对询证函起不到相应的补强作用。本院对山西物产公司提供的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证明山西物产公司所要证明的事项。2021年1月8日，山西物产公司在庭审后向本院寄送了两份新证据：证据1、给美齐嘉公司和本院的《郑重声明》，载明：2014年11月诉讼涉及编号为MQJWC201300901、MQJWC201300902、MQJWC201300902加、MQJWC2013001101的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因时间久远，客观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现已没必要履行，不需要交货了，所涉四份合同解除。已付货款在美齐嘉公司2013年《询证函》中也已确认，决定用以冲抵对美齐嘉公司在2012—2014年期间购销合同的欠付款项。证据2、MQJWC2014008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汇款确认书》、《货物交接单》、《入库单》、发票11张。由于当时辽宁省疫情较为严重，本院无法单独组织三方当事人到庭质证，故将上述证据分别寄送给美齐嘉公司和星海保理公司，请二公司发表书面质证意见。星海保理公司回函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郑重声明》包含三项内容，一是通知解除合同，二是陈述8025.5元款项的来源和用途，主张该款项与案外人山西国联没有关系，三是向美齐嘉公司主张抵销。山西物产公司的该份《郑重声明》，不能产生解除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并抵销债务的法律效果，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与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无关，具体理由如下：（一）《郑重声明》中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第一，山西物产公司认为自己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庭审过程中美齐嘉公司的陈述和主张一直是该四份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山西物产当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山西物产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后，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作为非解除方美齐嘉公司享有合同解除异议权，且双方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解除合同通知发出，美齐嘉公司提出异议后，解除合同的效力未经法院判决之前，四份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2020年7月第一版第655页），并不当然的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二，山西物产在诉讼过程当中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且与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相冲突，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2020年7月第一版第658页）。而且，本案为请求权纠纷，而解除合同之诉为形成权纠纷，“当事人在诉讼中若想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必须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须给予该请求作出相应裁判。如果当事人未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裁判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2020年7月第一版第657页）。因此，山西物产向贵院以及美齐嘉公司发出的《郑重声明》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二）《郑重声明》中抵销债务的通知，并不能达到债务抵销的法律后果。第一，山西物产公司在《郑重声明》中主张的“冲抵我公司对你司在2012-2014年间购销合同的钱付款项”实际上就是本案中原告星海保理公司所主张的债权，星海保理公司已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部分债权早已有美奇嘉公司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星海保理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山西物产要抵销该部分债权，应当向新的债权人即星海保理公司主张，其向原债权人主张抵销是明显的主体错误，因此不可能发生抵销的法律后果。第二，我国《民法典》和《合同法》均明确规定，抵销不得附期限、附条件。本案中，山西物产在《郑重声明》中所做出的抵销通知，以解除MQJWC201300901、201300902、201300902加、20131101的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为前提，如前所述，山西物产公司发送《郑重声明》并不当然的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且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的性质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即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也不当然是山西物产公司对美齐嘉公司享有8000万的债权，因此山西物产所主张的抵销要以合同解除、山西物产公司根据合同的性质要求美齐嘉公司支付8000万元的债权成立为条件，是附条件的抵销通知，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产生抵销的法律后果。（三）《郑重声明》中关于8000万款项的来源和去向的表述属于山西物产作为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自证自己的主张。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MQJWC2014008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货物已经交付，但山西物产公司未支付相应款项。美齐嘉公司回函质证意见：对证据1、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我方不同意山西物产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的四份合同系走账之用，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该合同款项已经按照山西物产的安排打给了山西国联管业公司，合同不具备解除的基础；2、山西物产在本诉中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我方认为，对于该四份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应另案处理，不应于本案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山西物产提出解除合同，我方享有对该解除合同行为的异议权，现我方不同意山西物产的解除合同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在我方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关于该四份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应在另案中通过诉讼处理，不应于本案中解决。其次，8000万元的款项打入我方账户后，我方便按照山西物产的指示转入山西国联管业的账户，山西物产主张该笔款项与山西国联管业没有关系与事实不符。最后，山西物产主张债务抵消于法无据，理由如下：1、案涉四份合同系走账目的签署，山西物产对我方并不存在真实债权；2、退一步讲，即便四份合同有效，山西物产对于我方享有的债权是要求履行供货义务的权利，并非金钱之债，债权品类不同，不能够主张进行抵消。虽然山西物产提出了解除合同，但我方对该合同解除行为存在异议，在此基础上，山西物产对于我方享有的仅为或有的金钱债务，不符合债务抵消的前提条件；3、我方对基于与山西物产之间的2012-2014年间购销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已经转让给了星海保理公司，对于该债转事宜我方已经通知了山西物产，且本案庭审过程中多次声明该债转事宜，山西物产对此应该知悉。山西物产即便要抵销该部分债权，也应该向星海保理主张，不应向我方主张。对证据2：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声明的一点是，山西物产并未按照MQJWC2014008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本院对于山西物产公司庭后提交的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山西物产公司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暂时无法确认。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又查明，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期间进行购销合作,此间双方连续签订并履行共计25份购销合同。具体为：1、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5月15日间签订与履行的未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最初5份购销合同；2、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2月14日间签订与履行的列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交货并付款的前10份购销合同；3、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7月8日间签订与履行的列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交货未付款的后5份购销合同；4、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1月19日间签订与履行的未列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付款未交货的4份购销合同；5、2014年8月11日签订与履行的未列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交货未付款的1份购销合同。在这25份购销合同签订与履行中，每份合同均明确记载了所购螺旋管的规格和数量，并且每份购销合同约定的螺旋管具体规格均不相同。除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4份未交货购销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3—5个月内交货外，其它合同均约定在合同签订后5-15日交货，多数合同双方都在约定的时间内交接货物，并共同在《货物交接单》上盖章确认。美齐嘉公司基本在交货后1-2日内给山西物产公司开具若干张记载与该份购销合同约定的货物规格、数量、金额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货款给付，除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1月19日签订的4份未交货购销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以现款预付全部货款外，其余合同均约定货款在交货后6个月内以现款方式支付。山西物产公司基本在每份购销合同收货后6个月左右时间支付每份合同货款。在货款的实际结算上，山西物产公司对于未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最初5份合同和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前10份合同，在接收货物后都依约给付了每份合同对应的货款。但是对于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后5份购销合同对应的75,700,287.6元货款和2014年8月11日签订的最后一份购销合同对应的12,600,000元货款，山西物产公司接收货物后未予给付。还查明，2013年6月17日美齐嘉公司（甲方）与星海保理公司（乙方）签订第一份《保理协议》，载明：鉴于甲方以其与买方之间签署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向乙方申请办理保理业务；乙方为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有能力按照本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保理业务服务。第2.2条约定：乙方选定买方后，即出具《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给甲方，载明交易条件、业务类别、承保额度、预支额度、管理费、手续费等信息。甲方同意其对买方之全部应收账款债权以及实现该债权之相关合同权利全部转让予乙方。第2.3条：甲方应于收到乙方发出的《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之日起5日内，按照乙方认可的方式向买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取得买方签章认可的回执。第6.10条：甲方保证其所转让之各笔应收账款合法、有效，且不存在抵销、折扣、质押、禁止转让及其他第三方主张权利等情形。第10.8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协议之有效期为1年。2014年1月2日，美齐嘉公司（甲方）与星海保理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保理协议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将乙方在《保理协议》项下用于收取买方应付账款账户变更如下：户名：美齐嘉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账号：11×××06。2014年6月18日，美齐嘉公司（甲方）与星海保理公司（乙方）签订第二份《保理协议》，第10.8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协议之有效期为1年。其他方面内容与2013年6月17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基本相同。再查明，2013年10月30日美齐嘉公司在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办理了第一份《公证书》（1749号），将经过公证的5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山西物产公司。在每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首部均记述：依据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双方保理协议之约定，将下列发票之债权转让与星海保理公司（附上发票复印件）。2013年12月24日在该公证处于办理了第二份《公证书》（1797号），将经过公证的2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山西物产公司。2014年1月14日在该公证处办理了第三份《公证书》（106号），将经过公证的2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1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给山西物产公司。在2013年6月21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记载：自2013年6月20日交货发票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收取该等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予星海保理公司，所有到期之应收账款请迳开票寄至星海保理公司或电汇至中国民生银行大连新华支行之备偿专户，户名：美齐嘉公司，账号：60×××51。在2014年1月2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记载：自2013年6月19日交货发票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收取该等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予星海保理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新转让的应收账款之回款请电汇至户名：美齐嘉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11×××06。2014年3月25日在该公证处办理了第四份《公证书》（575号），将经过公证的2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给山西物产公司。2014年6月26日在该公证处办理了第五份《公证书》（137号），将经过公证的1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山西物产公司。在2014年6月18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记载：自2014年6月18日交货发票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收取该等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予星海保理公司，所有到期之应收账款迳开票寄至星海保理公司或电汇至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之保理备偿专户。户名：美齐嘉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11×××06。2014年9月1日在该公证处办理了第六份《公证书》（174号），将经过公证的1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3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给山西物产公司。在2014年7月22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记载：自2014年6月18日交货发票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收取该等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予星海保理公司，所有到期之应收账款迳开票寄至星海保理公司或电汇至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之保理备偿专户。户名：美齐嘉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账号：11×××06。山西物产公司接收了前五份《公证书》，对最后一份《公证书》拒收而退回。美齐嘉公司系通过每份购销合同交货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标注的螺旋管不同规格与该份购销合同上面规定的螺旋管规格相一致，来确定将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7月8日双方签订并履行的案涉15份购销合同货款债权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的。二审期间山西物产公司向美齐嘉公司和本院各递交了一份《郑重声明》：2014年11月诉讼涉及编号为MQJWC201300901、MQJWC201300902、MQJWC201300902加、MQJWC2013001101的四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因时间久远，客观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现已没必要履行，不需要交货了，所涉四份合同解除。货款8025.5万元是我公司自用自有资金支付，经你司2013年《询证函》确认，决定用以冲抵对美齐嘉公司在2012—2014年期间购销合同的欠付款项。上述事实，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货物交接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保理协议》、《保理协议补充协议》、《公证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郑重声明》等证据证实，及《山西物产与美齐嘉之间全部买卖合同、实际交货、付款等基础事实情况统计表》、《大连美齐嘉商贸有限公司—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供货情况统计表》、《大连美齐嘉商贸有限公司—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所有合同、回款情况表》等资料在卷参考，以及二审询问笔录、《质证意见》等在卷佐证，可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合同法律关系：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一共签订并履行了2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建立了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基于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山西物产公司拖欠美齐嘉公司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7月8日间签订的5份案涉购销合同75,700,287元货款和2014年8月11日签订的最后一份购销合同1260万元货款。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签订并履行了2份《保理协议》和1份保理补充协议，双方建立了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基于这种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星海保理公司诉请要求山西物产公司给付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后5份购销合同75,700,287元货款。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全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及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保理协议补充协议》均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有效。二审审理的焦点为：一、本案案由应当如何确定；二、美齐嘉公司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的案涉15份购销合同货款债权是否完全独立并真实存在；三、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4份购销合同未交货而预付8000万元货款，能否确认抵销欠美齐嘉公司部分货款。一、关于本案案由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诉请的法律事实和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山西物产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从未签订和履行任何购销合同，只与美齐嘉公司签订履行了25份购销合同，只欠美齐嘉公司购销合同货款。星海保理公司只是基于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主张美齐嘉公司将某一时间段对山西物产公司所拥有的购销货款债权向其进行了转让，使其对山西物产公司拥有了保理转让货款债权。这种受让债权产生的基础是其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并非是其与山西物产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当以债权受让人星海保理公司与债权转让人美齐嘉公司以及债务人山西物产公司三方因保理协议而发生的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确定，不应以买方山西物产公司与卖方美齐嘉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因为本案提起诉讼的原告是保理债权受让人星海保理公司，被诉的被告是购销合同债务人山西物产公司，作为购销合同债权人的美齐嘉公司只是第三人。购销合同的买卖双方并未因购销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纠纷，产生纠纷并提起诉讼的是基于与美齐嘉公司签订保理合同而发生的保理债权受让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债务给付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不应依照星海保理公司与美齐嘉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性质确定案由，应当依照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错误，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0）346号）第三.22条：在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项下”添加“113.保理合同纠纷”之决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保理合同纠纷。二、关于美齐嘉公司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的案涉15份购销合同货款债权是否完全独立并真实存在的问题。美齐嘉公司、山西物产公司二审均承认在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双方购销关系存续期间，先后签订与履行了2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具体为：1、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5月15日间签订与履行的未划入保理协议范围的最初5份购销合同；2、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2月14日间签订与履行的划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交货并付款的前10份购销合同；3、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7月8日间签订与履行的划入保理协议范围未付款的后5份购销合同；4、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1月19日间签订与履行的未划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付款未交货的4份购销合同；5、2014年8月11日签订与履行的未划入保理协议范围已交货未付款的最后1份购销合同。美齐嘉公司签订案涉两份保理协议时，并未明确约定将上述哪些份合同的货款债权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美齐嘉公司只是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先后取得的6份《公证书》中，将经过公证的4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15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以及附带的发票复印件寄送给了山西物产公司。美齐嘉公司通过每份购销合同交货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标注的螺旋管具体规格与该份购销合同上面约定的具体规格相一致，主张将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7月8日双方签订并履行的15份购销合同应收货款债权转让给了星海保理公司。山西物产公司在每份购销合同接货后按合同约定的具体时间有针对性地予以支付，并非如其上诉主张的那样随意向前滚动付款，划入保理协议范围的后5份购销合同欠款75,700,287元亦是依据上述付款方式统计显现的。星海保理公司和美齐嘉公司的确只是从中截取了美齐嘉公司与山西物产公司在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7月8日期间签订并履行的15份购销合同应收货款债权划入保理协议债权转让范围。双方对于这一时间段之前和之后的购销合同应收货款债权均未予选择列入；对于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1月19日间签订的已付款未交货的4份购销合同也未列入。本院认为，美齐嘉公司与星海保理公司合意保理转让的15份购销合同货款应收债权确实只是其与山西物产公司在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间连续签订并履行购销合同中的一部分，除那4份已付款未交货购销合同外因双方争议较大，本院二审不宜直接审理确认外，其余21份购销合同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均真实存在并合法有效。这其中的每一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既前后连续不断，具有一定整体性，又具各自相互独立。如果没有山西物产公司二审提交《郑重声明》，提出解除那4份已付款未交货合同，并提出以所支付的8000万元货款抵销案涉保理债务的请求，仅就其余购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言，案涉15份购销合同货款的债权应当是相对独立并真实存在的。星海保理公司可以依据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以及通过公证寄送的4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15份《应收账款让与明细表（发票专用）》、附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向山西物产公司主张索要列入保理协议范围的后5份购销合同所欠货款。山西物产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对选择性截取划入保理协议范围的部分事实加以认定，为其制造了巨额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遗漏和错误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三、关于山西物产公司与美齐嘉公司签订4份购销合同未交货而预付8000万元货款，能否确认抵销欠美齐嘉公司部分货款的问题。本院二审中，山西物产公司向美齐嘉公司和本院各递交了一份《郑重声明》，载明已付款未交货的4份购销合同现已没必要履行，合同解除，冲抵对美齐嘉公司在2012—2014年期间购销合同的欠付款项，请求本院二审对此进行确认。本院认为，依据该4份合同条款约定，不排除山西物产公司具有合同解除权和债务抵销权，但是本院二审无法对该《郑重声明》中提出的解除该4份合同并以所涉8000万元货款抵销案涉保理债务进行效力确认。原因如下:其一、自本案诉讼开始以来，美齐嘉公司一直对这4份合同主张是其为配合山西物产公司和山西国联公司提高营销业绩，实施的山西国联公司打款给山西物产公司，山西物产公司转款给美齐嘉公司，美齐嘉公司再立即转回给山西国联公司的三家闭环式走空账行为，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美齐嘉公司确实在收到山西物产公司转款当天，就将这8000万元全部转给了山西国联公司。要查明确认这一事实是否属实，必需经一审法院审理，必需有山西国联公司参加审理证实。其二、山西物产公司在诉讼中虽然提出其在给美齐嘉公司的《徇证函》中已经表示将未交货的8000万元货款抵销所欠货款，但其又于2014年10月向本院起诉请求解除与美齐嘉公司签订的该4份未交货合同，请求返还这8000万元货款，但后来其又以双方自行和解为由撤回起诉，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其提出的债务已抵销主张。并且，自撤诉后至此次二审前再未明确主张对该4份合同及已付款要如何处理。其三、山西物产公司作为一审被告，如果有确认解除合同及债权抵销等反诉请求，应当在一审程序中提出。山西物产公司未在一审提出这一反诉性质的诉讼请求，而在本院二审过程中提出这一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审级程序规定。本院如果在二审程序对此予以审理确认，等同将二审程序变为一审终审程序，致使美齐嘉公司、星海保理公司失去上诉权，程序违法。而且,本案已因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一次，现在依法不宜再次发回重审。鉴于现存在上述三方面原因及问题，本院不能在二审程序中对山西物产公司提出解除该4份未交货合同并以所付8000万元抵销案涉保理协议债务进行审理确认。山西物产公司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本案一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较为清楚，证据较为充分，判决结果适当，但将案由确定为购销合同纠纷，定性错误。二审审判结果虽然维持原判，但仍需将一审判决的案由纠正为保理合同纠纷。山西物产公司上诉提出美齐嘉公司转让给星海保理公司的案涉购销合同货款债权既不独立也不真实存在，给其制造了巨额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和遗漏，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星海保理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0,302元，由上诉人山西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审判员 郭云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军书记员李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