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7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1936年10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乃军（陈某女婿），男，1965年6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梅，辽宁研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男，1939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辽宁合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姜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9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乃军、冯春梅、被上诉人姜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达成借款合意。首先，被上诉人姜某虽提供借条，但该借条非基于借贷关系，而是基于被上诉人姜某替上诉人陈某保管房产证。上诉人长期患有器质××病，病症表现在对亲属的不信任感，2011年左右，上诉人丢失房证，出于对子女的不信任，将房产证交给被上诉人保管，为防止子女索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因此该借条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款合意。其次，从借条本身来看，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借条记载内容与被上诉人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具体如下：（1）根据姜某所述陈某借款用于购买起重机厂的家属宿舍(地址位甘井子区)，但根据房产证附记处记载“变更补发(2000年购买房改房)”，购买价格约为18000元，远低于市场价，也与借条中记载的拾万元不符。大连从1999年开始实施房改政策，而该工厂家属宿舍2000年时才开始施行，1994年时陈某无法购买该房屋，更不可能借款购房，也就不存在用房产作抵押的情况；（2）上诉人陈某于2000年购买房改房，2011年房证丢失，挂失后将房产证交给被上诉人姜某。如果双方存在真实借款，为何1994年时未将“房产”交给姜某做抵押，也没有于2000年购房时办理抵押手续或将房证交给姜某，而是在房证丢失补办的情况下交给被上诉人？该行为存在多处不合理性。2011年上诉人年龄高达75岁，且患有精神类疾病，出于对子女的不信任将房证交给被上诉人保管，出于对自身年龄及记忆力的不信任，将钥匙交给被上诉人代管，并非将房屋抵押给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未交付款项。首先，双方为保管关系而非借款关系，上诉人仅是出于对子女的不信任将房产证交给被上诉人保管并出具借条，被上诉人并未将借条中所谓的借款交付给上诉人。其次，1994年时大连平均工资也就几百元，10万元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全部财产，被上诉人或其家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将这笔“巨款”在无抵押登记且根本不存在购买所有权房屋的条件下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退一步说，即使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那么根据被上诉人姜某所述，该笔借款10万元由其父亲交给上诉人陈某，而姜某本人并不在场，其父亲也没有向其提供银行提款记录，借条中记载的也是向好友姜某“借”而非“借到”人民币拾万元，被告仅根据其父亲陈述推定已完成10万元借款并无事实依据。（三）上诉人患有器质××病，对亲属不信任，上诉人本人在庭审中所做陈述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债权凭证的发生作出合理解释，亦对被上诉人及其家人提供借款的条件及能力提出合理质疑，一审法院仅依据表面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与法不符。其次，本案已超过20年诉讼时效。三、被上诉人对于借款事实前后陈述完全不一致，如果按照被上诉人庭审中的陈述，借条实际形成于1994年，更加说明该份借条存在诸多问题。姜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按照借款当时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并没有要求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或者保留银行流水的方式，才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实际发生。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明确了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发生、借款用途，足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客观存在。在被上诉人起诉的时候，是被上诉人的女儿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借款的事实，因为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之间就借款事实没有进行充分沟通，仅是以借条陈述的事实拟定了起诉状，开庭当日因被上诉人本人出庭，法院在向被上诉人本人询问借款过程的时候，被上诉人本人向法院陈述了借款的来源和借条的书写过程，代理人也向法院确认是以被上诉人本人向法院的陈述为准，也就是说当时是被上诉人的父亲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实际的款项来源是被上诉人的父亲。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借条来源是因为上诉人不相信儿女，把房产证放在被上诉人处保管，为了防止儿女向被上诉人索要，所以编造了一个购房款项系来源于被上诉人借款，而上诉人向法院陈述当时购房款是上诉人向其女儿借款支付，如果上诉人儿女确实支付了购房款，上诉人又主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私下里确认了购房款是由被上诉人处借款支付，明显无法起到上诉人所主张的能够封儿女的口、让儿女不要房产证的企图。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病的说法，被上诉人也不认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本人参加了庭审，虽然其听力稍有障碍，但是在法官向其询问与案件相关内容的时候，上诉人均能够及时做出反应，故上诉人主张其精神障碍与事实不符。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曾书写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记载：“因买房用钱特向好友姜某借人民币拾万元。用我的房产及其他家财产作抵押。”落款日期为“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同时，原告持有被告名下的甘井子区兴华路25号3单元2层2号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发证日期为2011年7月28日。后被告于2020年7月27日自行补办了案涉房屋房产证。对于上述《借条》的出具及相应款项的交付，原告、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如下。原告称：“当时我父亲在世，我父亲将钱交给了被告，被告退休找工作是我父亲给介绍的，被告认识我父亲。我的父母都认识被告，我和被告都是五六年进起重机厂工作，五八年都进了起重机足球队，我们俩关系很好，每年都脱产训练。……（被告之所以给原告打借条的原因）老人岁数大了，就等于以后老人留给我一样，我父亲跟我说被告上我这儿拿了钱，你和被告哥俩处理。……（10万元款项的来源）我们姊妹五个，我儿子在外面倒卖海产，老百姓都攒钱，我家生活很富裕。”被告称：“2011年7月18日挂失了原来的房证，办理了新的房证，把房证交给原告保管。……（这张借条）是我在将房产证交给原告后，原告让我写的。这张借条是在原告的家里写的，是我给他送房产证的时候写的。我从来没有在原告本人（以及原告父母）处借过钱。”庭审中，原告出示一串钥匙（实物）作为证据，主张该钥匙系被告交给原告的案涉房屋钥匙，原告称：“被告每次更换房门钥匙都给原告送一套，以示原告对其房屋拥有与被告同样的权利，被告方现在因为居住房屋不能够变卖房产，但是房屋一旦出卖，房屋的变卖款优先偿还原告的借款。”就该节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对被告本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被告本人在回答时两次改口，先是仅承认其中比较小的黄色钥匙是其交给原告的房屋钥匙，又说“都是我给的”，继而再次改口说“我只给过一把，剩下我不知道了，不是我给的”。此外，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询问被告本人案涉借条中提到以“其它家财产作抵押”的含义，被告本人回答“我没有这样事”。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现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借条》，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抗辩借贷并未实际发生。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是否实际欠付原告借款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一审法院收到原告起诉状的日期为2020年8月5日，故应适用法释〔2015〕18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借条作为债权凭证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基本的证据形式之一，往往是在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本案中，被告辩称案涉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由于对自己子女的不信任而将房产证交予原告保管，同时为了应对子女的索要，进而出具了案涉借条。被告的抗辩缺乏合理性，原因如下：1.从借条时间来看，被告称案涉借条是在其向原告交付房产证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的，该房产证的发证日期为2011年7月28日，但案涉借条的落款日期为1994年7月28日。即便按照被告的陈述，被告于2000年购买房屋，那么原、被告协商应对被告子女而“编造”借条，落款日期写为1994年7月28日仍缺乏关联性。被告并未对其书写的借条日期为1994年7月28日作出合理说明。2.从借条内容来看，借条中提及以“其它家财产作抵押”，如若按照被告的抗辩主张，被告出具借条仅是为原告持有被告房产证编造理由，那么借条上记载以“其它家财产作抵押”并无必要。被告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说明。3.从原告持有借条的情况来看，被告于2020年7月27日再次补办了房产证，如原、被告之间对于房产证仅是单纯的保管关系，不涉及款项借贷，被告为何没有直接向原告索要房产证并要求取回借条，对此被告亦未作出合理说明。4.从原告持有案涉房屋钥匙的事实来看，被告未能对其向原告交付房屋钥匙的原因作出解释说明，且其在庭审中的回答反复修改，前后矛盾。因此，对被告该部分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案涉借条的内容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被告是否实际欠付原告借款。1.尽管原告未能提供借款交付的相关凭证，如转账记录、取款凭证等，但考虑案涉借条形成的时间是1994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借款由银行等第三方系统交付款项并不似近年来方便普及，现金使用频度高、广度大，以现金方式进行款项流转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2.被告自认其因对子女的不信任，将房产证如此重要的财产权利凭证及房屋钥匙交付原告保管，并不惜“编造”借条，可见被告亦认可原、被告曾经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原告陈述的其父亲将案涉借款交付被告、并示意由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由原告主张权利的过程，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3.借条出具的时间为1994年，当时原告已经五十五岁，原告的父亲应年事已高，其完全有可能具有一定的积蓄，具备交付案涉借款的经济能力。因此，对被告实际欠付原告借款10万元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抗辩中提到的原告起诉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长期诉讼时效期间是以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二十年的，而案涉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时间，被告借款之日不能视为原告权利被侵害之日，因此被告该节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应当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陈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姜某借款1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诊断书，时间为2020年7月1日，证明上诉人患有器质××病，对亲属不信任，据此可解释上诉人为何将房产证和钥匙交给被上诉人保管，且上诉人本人记忆减退，并伴有痴呆等病症，故一审法院所纠结的关于钥匙问题的陈述，上诉人表述存在不一致，而且对于钥匙的问题，上诉人表述非常明确，只给过被上诉人一把钥匙，上述诊断书也进一步印证上诉人年纪大，在庭审中表述有时不准确也是情理之中；2.捐赠证书，时间形成于2008年5月20日，是上诉人因为汶川地震向大连慈善总工会捐款2000元，如果上诉人确实负债累累，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捐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诊断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诊断书形成时间是2020年7月1日，而1994年欠条形成的日期以及之后连续多次将钥匙交给被上诉人保管，时间均远远早于2020年7月1日，故对上诉人以诊断书证明当时其××病的事实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庭审当时上诉人具××病。庭审时上诉人自愿参加，庭审过程中其女儿进行陪同，上诉人明确回复几把钥匙都是案涉房屋的钥匙，钥匙都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但是因为其女儿在身边，多次打断上诉人的回复，在法院向上诉人最后确认时，上诉人在犹犹豫豫中没有全面否认钥匙是其给被上诉人的，表述成只有一把是其给被上诉人的。对捐赠证书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并且从金额上来看仅有2000元，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事项。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诊断书，只能证明其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能证明其在出具案涉借条和将房产证原件交付给被上诉人时的精神状态，且该诊断证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属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故对该份证据以及上诉人的证明事项，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捐赠证书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1994年7月28日出借给上诉人10万元，提供了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事实。上诉人抗辩其对子女不信任而将房产证交予被上诉人保管，并为应对子女索要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案涉借条，且借条系在交付房产证后出具，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对上述事实均未提供证据，上述事实是否存在，本院无法确认，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借条落款时间为1994年7月28日、房产证办理时间为2011年7月28日，上诉人如为防止子女索要房产而在把房产证交给被上诉人之后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可向被上诉人出具一份当时日期的借条，无必要将借条落款时间写在七年前，亦无必要在借条中确认除用案涉房屋作为担保之外还用其他财产作为担保；再次，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道出具借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亦应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关于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被上诉人无出借能力以及上诉人不需借款买房等上诉主张，无据证明，且对借条形成原因的解释不具有合理性，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案涉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其他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司玉峰审判员 郑福一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