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鄂10行终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明玉，女，汉族，1966年6月16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福春（彭明玉之夫），男，汉族，1965年2月20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军，男，汉族，1969年8月1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立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塔桥北路78号。法定代表人彭湃，该办事处主任。原审第三人荆州市沙市区立新街道荆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立新街道首辅路荆沙人信城2-115号。法定代表人邵永远，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彭明玉、彭军因诉被上诉人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立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立新街办）、原审第三人荆州市沙市区立新街道荆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荆沙村委会）行政征收协议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2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明玉、彭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彭明玉、彭军与被告立新街办于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2.被告立新街办重新作出搬迁补偿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彭明玉、彭军及案外人彭华系彭尚权的三名子女，彭尚权去世后遗留有位于荆沙村××组的房产，该房产位于北湖××××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2019年5月15日，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沙市区××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沙政发(2019)5号]及其附件《北湖××××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被告立新街办作为征收的实施主体，因彭明玉、彭军、彭华系房屋所有权人彭尚权的继承人，故以其三人为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2019年5月22日，二原告及案外人彭华签署了《房屋征收补偿核算明细表》，并于当日与被告分别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签订当日三人还分别签署了征收补偿款的《领款单》。2019年7月17日，原告彭明玉、彭军分别收到被告支付的补偿款1432512.24元、1432825.2元。后原告彭明玉、彭军认为，《协议》对房屋价值的评估过低，遂诉至该院请求撤销《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本案中，原告称被告“诱骗”其签订《协议》，但未向该院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系受到欺诈。原告所诉称被“强迫”系指被案外人彭华强迫或言语攻击，而非被告所为。对于涉案《协议》是否存在应当撤销的情形，原告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二原告与被告共同核实并签署了《房屋征收补偿核算明细表》，二原告亦在《协议》文本上签名，时隔近二个月后，被告将《协议》约定的款项转入二原告账户，二原告亦办理了领款手续，说明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确属自愿。双方对《协议》中约定的支付该补偿款、交付被征收房屋的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涉案《协议》作为原、被告双方合意的体现，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遵循公平原则依法签订，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综上，原告在《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后，再行主张撤销《协议》，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彭明玉、彭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明玉、彭军承担。上诉人彭明玉、彭军上诉称：一、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存在多处违法事实，一审未予查清。1.被上诉人无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本案征收主体为沙市区人民政府，拆迁协议应由征收部门沙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与被拆迁人签订，但协议抬头及盖章处均无政府征收部门签字或盖章。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第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受区政府委托拆迁的实施机构，无签约主体资格。2.协议所依据的《荆州市沙市区立新街道荆沙村六组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搬迁方案》与沙市区政府颁布的征收补偿方案相违背，导致协议依据违法。3.协议中涉及的评估等流程违法。（1）评估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未告知上诉人协商选定评估机构，也未采取投票或者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评估机构，未向上诉人送达评估报告。（2）对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的调查认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规定对未登记建筑进行认定，没有公示认定意见，认定决定书也没有加盖所在区人民政府公章；未遵循国务院590令规定的相关程序发布征收补偿方案及公示过程，也未保障相对人对评估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核、申请专家鉴定的权利。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适用《最高法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不准确。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应对其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所举证据恰恰反映其上述行为不合法。原审法院未对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2.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错误，应适用第七十条规定。故上诉请求：１.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立新街办答辩称：本案协议签订前，无论是答辩人、还是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及荆沙村村委会，都对诉争房屋作了全面深入了解，才与二上诉人签订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二上诉人按照程序书写领款单并领款，整个过程真实、合法、正当，无违法情形。二上诉人一审中诉称被强迫并非答辩人所为，而系案外人。上诉人未提交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具有撤销情形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协议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和支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荆沙村委会二审中未陈述意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是被上诉人在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对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执行协议搬迁产生的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一、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签约主体资格；二、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是否应予撤销。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签约资格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的案涉房屋属集体土地上房屋，位于沙市区××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沙市区××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沙政发[2019]5号)，沙市区立新街道办事处为该项目征收实施单位。该通告附件《沙市区××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第十二条规定，对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参照本方案执行搬迁。由此可知，作为征收实施单位的被上诉人有权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具备与上诉人签订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至于上述征收通告及征收补偿方案中的混征收行为是否合法，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在该通告及征收补偿方案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前，其即是被上诉人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权利依据和事实基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签约资格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属行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撤销行政协议以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事实为基础，由申请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搬迁问题协商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上诉人办理了领款手续、交付了房屋，被上诉人支付了补偿款、拆除了案涉房屋，《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审查协议签订过程及内容可以看出，协议签订前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委托相应机构进行了测量、评估，制作了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分户评估单，并根据测量结果制作了未登记建筑认定书、房屋征收补偿核算明细表，上诉人对核算明细表签字确认；协议中补偿明细包括房屋总价及一次性补偿费（含砖木房屋补偿费、室内装修补偿费、设施设备补偿费、其他补偿、搬家费、临时安置费、签约奖励、搬迁奖励、评估价格上浮20%补助、住宅改为经营性住房面积补助等），符合补偿程序要求、内容及标准。该协议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以房屋面积测量有遗漏、未协商选定评估机构、未收到评估报告以及补偿程序不合法、补偿价款过低等为主要理由，请求撤销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但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存在上述法定可撤销情形，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请求撤销案涉协议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彭明玉、彭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炳松审判员  李爱民审判员  孙开炎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黄正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