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满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环城路2222号1幢J1038室。法定代表人：杨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煜，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晟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3号楼501室。法定代表人：吴大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俊杰，上海众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双虎，上海市荣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满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晟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5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满航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部门侦查,或在依法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晟焜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一审程序严重错误,影响案件公正裁判。(一)一审裁判理由建立在王某陈述的基础上,而王某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王某应当是上海市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一审程序中先后两次开庭,两次开庭王某均到场,并全程坐在旁听席上旁听,是旁听人员。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未申请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院也从未要求王某出庭作证。A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王某也不具备证人的身份,陈述前法院未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未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签署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一审法院将关键裁判理由建立在旁听人员陈述的基础上,无视民事证据规定的明文规定,属于重大的程序违法。(二)一审在未通知A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判决处分了A公司的权利义务。满航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明确申请追加A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在A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此2,882,679.54元为A公司超额收到的房款,完全未考虑A公司对此是否有任何抗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及两组房屋买卖合同,一组是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单价为6万元/平方米,总价约为2亿元(该合同第6.1条还明确预先排除了网签合同的效力);另外一组是在过户过程中网签的合同,每个房屋对应一个单独的合同(共计8个),但都反映交易价格为7万元/平方米,总价约为2.36亿元。一审法院在未追加A公司作为第三人也不了解A公司立场的情况下,在付款人明确说明用途为“购房款”的情况下,认定支付给吴大凯的2,800万元不是房款而是部分服务费,严重程序违法。第二，本案认定事实方面,在多个方面出现了错误,并且遗漏重要的事实。(一)认定《咨询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错误。按照王某的陈述,她帮助满航公司将房价从7万元每平降到了6万元每平,所以有权收取3,600万元的款项。也就是说,不管是吴大凯已经收取的2,800万元,还是晟焜公司本次诉讼提出的主张,都不是基于《咨询服务合同》提出的主张,而是基于所谓帮助降价收取的报酬。按照王某的表述,即使《咨询服务合同》成立,该合同中约定提供居间服务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王某通过这份居间合同收取她本人应得的报酬。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咨询服务合同》即使成立,也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合同。(二)认定晟焜公司履行了《咨询服务合同》背离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两次庭审的情况严重不符。满航公司从A公司购买涉案房产,自始至终只与王某一个人打交道,满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或者其他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从未与晟焜公司的任何人打过任何交道,也不认识。《咨询服务合同》根本没有履行,即使合同成立,即使意思表示也真实,晟焜公司仍然无权以并未履行的合同索要所谓服务费。(三)一审判决对吴大凯收取2,800万元后资金最终流向王某只字未提。满航公司一个重要抗辩理由是2,800万元资金的性质并非所谓服务费,而是原产权人A公司工作人员王某通过晟焜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大凯收取的违法所得,为此,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中(2020年9月25日),满航公司出具了凭律师调查令调取的公安部门刑事案件材料,显示2,800万元资金从吴大凯最终流向了王某控制的账户。晟焜公司通过所谓咨询服务合同收取的“服务费”,最终流向是王某,这对本案的定性和被满航公司是否有权收取“服务费”有重大的影响。由于该笔资金涉嫌属于犯罪所得,账户已经被公安部门冻结。第三，本案实质是王某作为A公司工作人员利用信息优势骗取杨涛的资金,或者骗取A公司的房屋差价。本案房屋交易价格到底是2亿元还是2.36亿元,满航公司与A公司之间可能会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无视A公司的立场直接做出认定显然不合法。本案本应追加A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查清房屋交易价格到底是多少钱,从而在此基础上判断晟焜公司主张的资金性质。王某作为A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巧妙地”赚了3,600万元,王某取得收入的性质,不是涉嫌诈骗,就是涉嫌职务侵占。第四，一审法院存在滥用司法裁量权的情形,应予纠正按照所谓《咨询服务合同》,晟焜公司的“服务费”总额为3,600万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晟焜公司已经收取了2,800万元,再减去晟焜公司自认并且不再主张的金额2,882,679.54元,晟焜公司一审起诉主张的金额为5,117,320.46元,而一审法院酌情判决满航公司支付晟焜公司4,117,320.46元,“酌情”减少了100万元,占全部“服务费”的2.7%,这一裁判结果恰好契合了王某之前的表态。另外,仅就行使自由裁量权而言,2.7%的比例显然也不符合合同纠纷裁判的司法惯例。第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适用了《合同法》第424条和第426条有关居间合同的规定做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民事证据规定》第71、72条的规定、《民法总则》第146条、《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被上诉人晟焜公司辩称，不同意满航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时满航公司和晟焜公司都承认了王某是代表A公司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整个交易过程因为晟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大凯住在ICU里面，所以很多事实也没法核实。包括满航公司在一审的时候对于合同交易过程全部不认可，所以一审法院依照职权对王某作出了调查事实。第一次开庭之后代理人都退场了，法院给王某做了一个单独的谈话。第二次法院组织谈话的时候，要求王某对案件事实作出陈述，也询问了满航公司和晟焜公司双方的意见，均已质证。一审程序并无错误。满航公司打给晟焜公司的2,800万元与A公司并没有任何关联，因为A公司和满航公司的交易款2亿元已经全部结清，满航公司在上诉状和庭审笔录中已经确认，与A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打款时写的是购房款，但这是由于公司内部要求做账目总结走购房款的流程。还有就是2,288万元要求扣除的，因为满航公司在一审中不同意扣除280万元、888万元为固御超垫付的税收费用，所以法院对280万元、888万元也没有处理，这是合法的。第二，关于事实方面，《咨询服务合同》是双方正式签订的，从整个交易流程来看，是晟焜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大凯介绍了满航公司和A公司认识，通过晟焜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来。满航公司的股东去看过房包括谈判都是由吴大凯组织，保证了交易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同一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签完之后，满航公司打款2,800万元，也表明对服务内容的认可，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过对服务内容不认可的任何证据，只是在最终付款剩下800万元没付的时候，进入诉讼满航公司才提出整个交易过程存在虚假，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某的陈述都是基于其代表A公司参与了整个交易过程，所以法院采纳了王某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当时满航公司和晟焜公司对于事实都发表过意见。满航公司和A公司签订了阴阳合同，实际的交易价格是6万元每平方，但是在交易中心签订的是7万元每平方，价格上来说并不是刚好多出了3,600万元，仅仅是接近3,600万元。因此3,600万元与购房款两者并没有任何的关联。第三，关于2,800万元的资金流向，是吴大凯自行处理的，与本案并没有任何关联。满航公司提出2,800万元资金最终流向了王某，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资金是流向王某的账户的。第四，满航公司称王某存在一些欺诈或者说诈骗之类的，因为满航公司高管林某在其他案件中涉嫌诈骗。本案至今没有查出任何的违法犯罪证据。第五，关于一审裁量权的问题。满航公司和A公司并不认识，而且A公司的涉案房产是不良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如果没有吴大凯是没法顺利完成的。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12月1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到1月4日全部过户完成，十分迅速，正是因为晟焜公司的介入才实现如此迅速。晟焜公司主张3,600万元的服务费用是合法合理的。一审法院扣除100万元费用只是因为晟焜公司在最后的交易提交资料过程中没有出面而已。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没有错误。另，本案交易时间虽然非常短，但是前期有大量的沟通，文件虽然是很短时间签订的，但是服务贯穿流程，并不是所谓利用信息差赚取高额差价，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有的钱款都是有对应合同的，而且所有的文件上都有满航公司的签字盖章，而且满航公司的人员都参与。满航公司声称的刑事案件，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王某只是A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对案件事实予以调查，是为了查清事实，没有侵犯A公司的任何权益。A公司本身不是本案必要的当事人。上诉状中大量的事实是臆断捏造的，包括王某表示要将100万元的处置。关于晟焜公司是否参与交易的过程，A公司派律师参与过谈判合同修订，派专人处理。晟焜公司的吴大凯交易前期也出现过，一起看房沟通，是跟满航公司之前的代理律师进行对接。晟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满航公司向晟焜公司支付5,117,320.4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月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满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日，满航公司（甲方、委托人）与晟焜公司（乙方、委托人）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协助购买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号楼共8套房屋，证书编号为：（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2015）第XXXXXX号。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房产信息、沟通房屋产权人、促成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协助房屋过户等。乙方应保证上述房屋交易的正常进行，协助甲方将上述房屋过户至甲方名下。乙方明确知晓甲方与标的房屋出卖方签署的编号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全部内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方式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36,000,000元。在甲方就标的房屋交易过户前向共管账户支付上述服务费用，共管账户另行确认。在标的房屋完全过户至甲方后三个工作日内协助乙方将共管账户内的服务费用转入乙方账户。如标的房屋未完全过户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费。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共管账户中的全部服务费应返还甲方。在过户过程中，出卖方按《房屋买卖合同》应向甲方承担的任何违约金，甲方均有权在应支付的服务费中直接扣除。合同签订后，2017年12月1日，案外人（甲方、卖方）A公司与满航公司（乙方、买方）及第三方赵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号楼XX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201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202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401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402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地下1层01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地下1层02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夹层01室【产证编号（2015）第XXXXXX号】房屋出售给乙方，标的房屋合计建筑面积3,370.85平方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0元，乙方购买标的房屋的总房价为200,000,000元。双方确认，在本合同签署时，甲方已将标的房屋出租给乙方，双方已经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甲方确认，在本合同签署时，标的房屋的权利限制情况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标的房屋项下XXX、XXX、XXX、XXX、XXX、XXX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查封了标的房屋项下XXX室。XXX室另设置有1项租赁登记，承租人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合同签署后10日内，乙方指定的第三方赵某向债权人上海C有限公司支付债权转让款3,100万元，甲方应督促中财解除对标的房屋的权利限制及抵押登记；本合同签署后10日内，乙方指定的第三方赵怡峰向甲方出借1,900万元，甲方保证用于解除债权人上海D有限公司对标的房屋的权利限制；合同签署后，乙方应积极配合各债权人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办理执行和解手续和解除查封手续，乙方在看到相关解封裁定书原件当日向上海E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1.5亿元，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购房款。签订合同时满航公司法人杨涛、满航公司股东林某、满航公司律师均在场，A公司代表王某亦在场。晟焜公司称其帮助满航公司草拟合同后由满航公司律师审核，合同签订时晟焜公司未至现场，是王某将《咨询服务合同》带至现场，后晟焜公司未提供后续产权过户等相关服务，系满航公司委托其他中介完成过户流程。满航公司截至2018年1月5日取得了上述房屋的全部产权。一审审理中，晟焜公司提供其于2020年6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合同签订后，2018年1月12日，满航公司以法人杨涛的账户给晟焜公司支付了2,800万服务费，2017年12月15日，满航公司代A公司垫付给杨浦区人民法院解除查封的费用2,421,800元，2017年12月20日，满航公司代A公司垫付房产税部分尾款460,879.54元，以上两笔款项共计2,882,679.54元，因A公司无力承担该笔款项，满航公司口头约定，上述款项由晟焜公司承担，并在服务费中扣除，晟焜公司承担的上述款项自行向A公司主张债权。晟焜公司称该《情况说明》由晟焜公司盖章后给满航公司，但满航公司并未盖章，但满航公司以及A公司均同意在服务费中进行抵扣。满航公司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认为满航公司从未同意2,882,679.54元抵扣服务费，满航公司代A公司支付了8,460,879.54元税费，该税费加上满航公司支付的其余费用，其一共向A公司支付了202,882,679.54元,多出的2,882,679.54元由满航公司自行处理,跟晟焜公司没有关系。一审审理中，晟焜公司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1月12日，满航公司法人杨涛向晟焜公司法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2,800万元，晟焜公司称满航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合同单价为6万元/平方米，交易中心登记价格是7万元/平方米，为了证明付款情况，差价做成了购房款，实际上应为服务费。满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费用应为购房款，满航公司按照A公司方王某的指示支付给吴大凯，满航公司并不清楚吴大凯为晟焜公司的法人，后满航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法院谈话中表示，该2,800万元并非购房款，并没有包括在满航公司支付给A公司的钱款中，而是满航公司法人受晟焜公司法人诱骗进行的转账，并非服务费。一审审理中，晟焜公司提供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代管款收据，拟证明满航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代A公司向法院支付了解除查封的费用计2,421,800元。满航公司认为该证据为扫描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确认该钱款系满航公司代A公司支付，该钱款不应当成服务费予以扣除。一审审理中，晟焜公司称满航公司与A公司互不信任，故找到晟焜公司作为担保，根据口头约定，A公司若出现违约，无法过户，买卖过程中出现新的查封，都由晟焜公司担保。满航公司实际是以低价购买了房屋，满航公司实际是获利方，3,600万元服务费用并非单纯按照市场的交易价格确定。满航公司称服务合同并未约定由晟焜公司提供担保，只是说在A公司出现违约时，晟焜公司有权在其应支付的服务费中予以扣除。一审审理中，王某至法院称，其系A公司股东的工作人员，A公司只是一个资产公司，其实并未运营。A公司通过晟焜公司认识满航公司，系争的八套房屋A公司购入时单价为9万元/平方米，经过晟焜公司的中间洽谈降低至6万元/平方米，但网签的价格是7万元/平方米。A公司在与满航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晟焜公司并未在场，所有的买卖合同都是满航公司律师审核。晟焜公司除了洽谈价格以及介绍满航公司与A公司认识外，其他并未参与。满航公司法人支付给晟焜公司法人的2,800万元系咨询服务费，该钱款并非购房款，A公司与吴大凯并未有债务往来，其亦未指定满航公司将该钱款支付给吴大凯。对于2,421,800元以及460,879.54元钱款，根据《咨询合同》约定，在过户过程中，出卖方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应向满航公司承担任何违约金，满航公司有权在应支付的服务费中直接扣除，基于该条，满航公司多垫付的费用，满航公司提出在服务费中扣除，因A公司当时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同意扣除，晟焜公司亦同意在服务费中扣除。现满航公司与A公司的交易已经全部结束，A公司与满航公司已经结清房款，没有任何交易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晟焜公司与满航公司间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晟焜公司满航公司双方均有约束力。满航公司称其从未知晓该合同内容且该《咨询服务合同》的内容涉及刑事犯罪，但未提供本案已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相关证据，满航公司在《咨询服务合同》上盖章，系对合同的确认，故对满航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晟焜公司以及产权人A公司代表王某的陈述，满航公司系通过晟焜公司与产权人取得洽谈，晟焜公司介绍产权人与满航公司认识，洽谈价格，草拟合同，积极促成满航公司与产权人签订买卖合同并顺利完成过户手续，可以认定晟焜公司已向满航公司提供了合同约定的相关服务，满航公司称其从未知道晟焜公司的存在且晟焜公司与产权人代表王某存在串通行为，但结合整个买卖过程，满航公司与晟焜公司已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无法否认其知道晟焜公司存在的事实，满航公司虽提供晟焜公司法人、王某银行账户等证据，亦无法证明晟焜公司与产权人代表王某之前存在串通行为，故对满航公司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满航公司应付的服务费金额，现满航公司法人在合同签订后曾向晟焜公司法人转账2,800万元，对于该钱款的性质，满航公司前后陈述矛盾，至今未向法院作出合理解释，但满航公司明确该款项并非购房款，现晟焜公司及A公司代表王某均认为该款系满航公司支付给晟焜公司的服务费，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满航公司替A公司垫付的2,882,679.54元，满航公司称其从未将该债权转让给晟焜公司，但晟焜公司已在该案中进行了扣除，故对该金额，本案不予处理。对于合同约定的剩余金额，考虑到晟焜公司并未完成全部的交易流程，对于剩余应支付的金额，由一审法院酌情予以判处。对于逾期付款利息，考虑到晟焜公司并未完成全部交易流程，双方对居间费用亦存在争议，故晟焜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满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晟焜公司居间服务费4,117,320.46元；二、驳回晟焜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81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8,810元，由晟焜公司负担5,630元，由满航公司负担23,180元。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满航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A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证明王某并非A公司的股东。证据二，山东实信会计司法鉴定所关于山东XX集团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补充司法鉴定意见3，证明山东XX集团有限公司是满航公司的关联公司，杨涛是山东XX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山东XX集团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杨涛的父亲。2,800万是杨涛支付给吴大凯，杨某转款记录载明是购房款，该笔钱流向了王某。满航公司怀疑何某是王某的女儿，王晴是王某的姐妹，王晴的账户是王某控制的。被上诉人晟焜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是公开的信息，工商信息资料是公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不影响王某作为A公司代表。证据二，该份证据是证据突袭，这份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8日，故非新证据，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且该报告注明仅供某诈骗案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不予认可真实性和关联性，晟焜公司与王某无关，所以不知晓王某的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证如下：王某是否是A公司股东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满航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因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二，对于晟焜公司取得款项后的资金流向亦与本案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本院亦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晟焜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系争《咨询服务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第二，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并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关于争点一，在案证据显示，《咨询服务合同》签订后，满航公司于2018年1月5日取得了相应房屋的全部产权，则该合同所涉房屋买卖事项均已完成。本院注意到，2018年1月12日，满航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涛向晟焜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大凯支付2,80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附言注明“购房款”，虽然并非直接表明为服务费，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系基于房屋买卖而发生的关联费用。而满航公司于一审谈话中称该款并非购房款，系受晟焜公司法定代表人诱骗进行的转账，显然与证据反映的事实有出入。相形之下，结合《咨询服务合同》签署时间、房屋过户完成时间以及满航公司支付2,800万元的时间能与晟焜公司所述事实形成印证，较之满航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的单纯的否定性陈述，晟焜公司已经达到了民事证据盖然性证明标准。故本院认为，系争《咨询服务合同》已实际履行。至于晟焜公司收取上述钱款后的资金流向问题，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关联，亦不影响系争《咨询服务合同》双方主体的相应权利义务。关于争点二，就满航公司对王某旁听庭审后提供证人证言一节，本院经核实该事实属实，则一审在证人证言的质证过程方面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确实存在程序瑕疵。但鉴于王某的证人证言仅仅为进一步佐证从而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对其采纳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到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认为可在排除该证据适用的前提下作出事实判断。另就满航公司主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一节，因其主张围绕王某存在犯罪行为展开，本院对此认为，王某作为案外人A公司工作人员，与本案系争《咨询服务合同》成立与否及合同效力、履行情况均无直接关联。即便如满航公司所述，王某有违法行为甚至犯罪事实成立，亦仅涉及对A公司的侵害，而与本案满航公司与晟焜公司之间合同的签署及履行无涉。且满航公司亦未就其主张的涉嫌犯罪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印证，故对其相应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一审程序并无其他违反法律规定之处，相关法律适用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满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38.60元，由上诉人上海满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杨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