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0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仲强，男，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辉，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鲜明颖，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俊添，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宙，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仪，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法定代表人：李秉伦，职务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荣，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仲强因与被上诉人梁俊添、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水门村经济社）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仲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梁俊添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梁俊添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梁俊添并非案涉鱼塘的实际投入人，其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其无权要求李仲强向其支付任何征收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村集体，除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而且第三人请求给付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应且只应是承包方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具体到本案，梁俊添自2016年8、9月份就将钓鱼场转租给四川人(名字叫“*行”)，钓鱼场最后的水电费是四川人微信转给李仲强的。钓鱼场最后一个月的水电费至今都没有交给李仲强，梁俊添至今也没有恢复被其破坏的有关设施。因为梁俊添不是案涉钓鱼场鱼塘的实际经营者(实际投入人)，根据法律规定，其无权向李仲强主张要求给付征地补偿费，其诉讼请求理应被法院驳回。2.梁俊添违反了《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案涉钓鱼场的一切投入应归李仲强所有，梁俊添不应获得补偿费。双方签订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第三条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梁俊添具有法律约束力。梁俊添将案涉鱼塘转租给案外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根据合同约定，梁俊添案涉钓鱼场的一切投入应归李仲强所有。自然，所有的补偿费也应归李仲强所有，梁俊添也无权向其主张要求给付征地补偿费，梁俊添的诉讼请求理应被法院驳回。3.梁俊添的租期早已届满，案涉钓鱼场至今仍未交地给政府收储，其没有任何损失，不应获得补偿费。本案中，案涉鱼塘至今仍未被征收，梁俊添是在合同到期后离场的，其在撤场前完全有时间清理鱼塘，故本次征收并未给梁俊添或实际投入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4.假设即使梁俊添主体适格、不违约、确有损失、应获得补偿费，那也不应该按照4万元／亩确定青苗补偿费金额，一审按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计算青苗补偿费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水面补偿”，仅是指案涉鱼塘的青苗补偿费。鱼塘包括鱼、土石方工程及配套设施，所征水面除了青苗补偿费，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构筑物，该部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属李仲强所有、一审判决将包干补偿费4万／亩当作青苗补偿费悉数支付给梁俊添没有依据，这剥夺了李仲强在该水面内未获得合同约定的属于其所有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权利，也不符合番禺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5.退一万步讲，假设即使梁俊添主体适格、不违约、确有损失、应获得补偿费，那也只能按照8000元／亩的标准计算青苗补偿费，而且实际给付梁俊添的青苗补偿费须扣除水门村经济社按合同占有的30％，一审法院判决李仲强向梁俊添支付4万／亩的青苗补偿费，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梁俊添仅享有案涉鱼塘的青苗补偿费，而4万/亩是包干价，包含了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番府[2018]37号)附件3《水产品(养殖业)类补偿标准》，一般鱼类的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双方应遵守《鱼塘承包协议》的条款，梁俊添要求支付的青苗补偿费不能超过李仲强实际领取的补偿费，李仲强实际只能领取到70％的补偿费。一审判决却要求李仲强将100％的补偿费全部支付给梁俊添，这与《鱼塘承包协议》的约定不符，实际上是判决李仲强向梁俊添赔偿自己没有领取到的水门村经济社实际领取的30％部分的补偿费，这对李仲强明显不公平。梁俊添辩称：一审的判决认定的事实合适，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仲强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梁俊添为案涉鱼塘的承包人及实际投入人，起诉主体适格。梁俊添承包鱼塘后进行了投入，并交纳了租金及水电费，案涉鱼塘被征收时，双方的承包协议仍未解除。李仲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李仲强无证据证明梁俊添将案涉鱼塘转租给第三人，其是青苗的所有权人，按照法律规定，其有权获得补偿款。2.案涉鱼塘于2018年被征收，同年与政府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故征收行为发生在合同期内，按照双方的承包协议的第七条的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政府征地，水面面积的青苗补偿费归梁俊添所有。实际上，李仲强也收到了案涉青苗补偿费用，案涉土地在法律上已经被政府征收，土地所有权和青苗所有权已经归政府所有，但由于该土地作为政府收储用地暂时没有进行建设，故李仲强转租给其他第三人在使用。不能以李仲强的违法行为认定梁俊添并非青苗所有权人。3.李仲强主张按8000元钱一亩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也与番禺区政府的相关政策不相符。从番禺区化龙镇化龙新城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协议以及化龙镇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给法院的复函，均显示番禺区征地是按照40000元钱一亩，奖励金10000元钱一亩进行补偿。实际上李仲强也按照50000元钱一亩收取了相关的补偿费用。李仲强主张扣除相关基础设施，但一审法院要求测量公司重新测量渔船的水面面积时已经扣除相关道路、集装箱、饮食店等设备，仅水面面积就有12.16亩。4.李仲强主张扣除30%的青苗补偿费没有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仲强与水门村经济社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只能约束其双方。梁俊添对李仲强与水门村经济社之间对青苗补偿费的约定是不知情的，所以相关协议不能约束梁俊添。即使李仲强与水门村经济社对青苗补偿分配进行了约定，但李仲强与梁俊添签订的承包协议第七条也明确约定了水面面积的青苗补偿费归梁俊添所有。李仲强实际上按照50000元一亩获得了补偿，一审判决李仲强按40000元钱一亩向梁俊添支付补偿费，没有超出其向村委获取的补偿费以及奖励费的金额。水门村经济社述称：1.一审判决水门村经济社无需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且李仲强的上诉请求也没有主张水门村经济社承担责任或义务，因此其同意一审判决第二项。2.水门村经济社认为征地行为是由征地批复、发布征地预公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发布征地公告、责令交地、政府收地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组成。以哪个行政行为作为征地节点，应由法院予以认定。水门村经济社认为整个征地行政行为中，没有实际影响到土地使用权人的使用，这可能也是连权利人至今仍不知道存在征地行为的原因之一。其余坚持一审答辩意见。梁俊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仲强向梁俊添支付征收补偿款3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仲强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梁俊添追加水门村经济社为共同被告，诉讼请求变更为：1.李仲强向梁俊添支付征收补偿款664265元；2.水门村经济社向梁俊添支付青苗补偿款284685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仲强、水门村经济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7日，李仲强与水门村经济社签订一份《鱼塘承包协议》，约定水门村经济社将位于土名大博鱼塘发包给李仲强发展养殖业，承包面积60亩，承包时间为五年，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租金每年每亩1800元，在承包期内，如国家征用及临时租用要服从安排，按当时政策规定给予补偿给双方，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费归水门村经济社所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归双方所有，按补偿金额水门村经济社占三成，李仲强占七成来分配补偿款。李仲强承包上述鱼塘期间，开办欢乐钓鱼场经营。2016年3月，李仲强与梁俊添签订一份《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约定李仲强将欢乐钓鱼场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租给梁俊添使用，其中灰油场和餐厅及设施除外，本协议至2019年2月28日终止，每年租金45000元整，在承租期内，如遇政府征地，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属李仲强所有，水门补偿属梁俊添所有。梁俊添承租上述欢乐钓鱼场后，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向水门村委会申请出具《住所（经营场所）场地使用证明》，该村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相应证明，载明：“梁俊添使用的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化龙大道自编14号，李仲强（出租方）出租的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民委员会（产权方）的房屋，可临时作为生产（经营性）场所使用。”其后，梁俊添在上述场地及鱼塘开办广州市番禺区化龙梁添饮食店，并继续经营钓鱼场。2018年4月，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的集体土地，水门村经济社于2018年4月22日召开股东户代表会议，其中73.66%的股东户同意化龙新城征地项目及分配方案，水门村经济社于2018年5月19日就表决结果进行了公示。2018年12月26日，水门村经济社和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签订《番禺区化龙镇化龙新城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征地面积252.1815亩，包干价补偿单价4万元/亩，包干补偿金额为10087260元，另外给予水门村经济社1万元/亩的奖励费，奖励费2521815元。李仲强向水门村经济社承包的大博鱼塘部分在本次征收范围内。2019年3月、4月左右，李仲强和水门村经济社四队按7:3的比例领取了大博鱼塘18.979亩相应的征地拆迁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948950元，其中补偿单价为50000元，李仲强领取664265元（占比70%），水门村经济社四队领取284685元（占比30%）。梁俊添称其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完全不知情，故在合同期满后撤场，其认为本次征地发生于其承租欢乐钓鱼场期间，相应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应由其享有，经与李仲强协商未果，致引发纠纷。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向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发函查询如下情况：一、化龙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在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过程中，有无对梁俊添承租的“欢乐钓鱼场”及李仲强承包的大博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进行详查，如有详查，请向一审法院提供具体详查情况；如无详查，能否协助一审法院对上述“欢乐钓鱼场”及大博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进行详查？二、你办在本次征地补偿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于被征土地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是否以包干价补偿单价为4万元/亩及1万元/亩作为补偿标准，不考虑被征土地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价值情况？是否执行番府[2018]37号《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办于2020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复函称：1.经过与村委、李仲强、梁俊添核实并确认大博玉雕的钓鱼场水面的范围，并经测量队的复测，李仲强承包的该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的水面面积为12.6158亩（红线内12.1926亩，红线外0.4232亩）；2.我办在征地补偿工作开展过程中，在详查时是按照被征村与承包户（李仲强）的意愿，选择以包干补偿方式（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奖励费：1万元/亩）执行，是按照《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标准进行补偿。该复函所附的《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载明：若被征地村同意实施包干方式补偿，则按包干价补偿单价4万元/亩标准执行，以征地项目用地涉及的行政村为单位开展补偿工作，如果是“二级经济”的村，可按村民小组（生产队）为单位执行。同时为了促进被征地村自觉控制抢种抢建现象，另外给予实行包干补偿的村1万元的奖励费，该款项拨付给属地镇、街统筹用于对被征地村进行奖励，由区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结算评审工作组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梁俊添、李仲强、水门村经济社三方一致确认上述复函所称的“红线外0.4232亩”不在上述征地范围内。李仲强称梁俊添在承租期间损坏其鱼塘设施，仅提交若干现场照片证实。梁俊添对此予以否认，称其在承租期间加建了钓鱼台并改造了鱼塘周边的设施，并未损坏李仲强原有设施。另李仲强称梁俊添逾期缴交水电、后期转租他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梁俊添均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梁俊添与李仲强签订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合同约束。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合同履行期间遇到政府征收，而相应的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在合同期满后发放的情况下补偿款归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之规定，本次征收发生在《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合同履行期间，化龙镇政府与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签订的《番禺区化龙镇化龙新城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亦签订于上述《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合同期内，相应的鱼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按梁俊添和李仲强的约定处理。梁俊添和李仲强约定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归李仲强所有，水面补偿属梁俊添所有，现已查明本次涉讼场地被征收的水面面积为12.1926亩，该12.1926亩鱼塘的青苗补偿款应归属梁俊添所有。关于补偿标准问题，化龙镇拆迁办复函表示本次征地补偿执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的规定，其中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奖励费：1万元/亩。上述包干补偿办法明确规定“另外给予实行包干补偿的村1万元的奖励费，该款项拨付给属地镇、街统筹用于对被征地村进行奖励”，可见奖励费1万元的给付对象为被征地村，被征地村有权进行支配使用，故水门村经济社辩称涉案征地补偿标准为40000元/亩，另外10000元/亩的奖励费是其与村民之间的处分行为，与梁俊添无关的抗辩意见，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确认梁俊添的征地青苗补偿款应按40000元/亩处理，共计487704元（12.1926亩×40000元/亩）。李仲强将应属于梁俊添所有的鱼塘青苗补偿款据为己有，违反了《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损害了梁俊添的合法权益，梁俊添起诉要求李仲强返还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水门村经济社应否承担向梁俊添返还青苗补偿款的问题，水门村经济社作为被征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将集体组织的土地发包予本村村民李仲强发展养殖业，并约定相应的征收补偿分配比例。本次征收过程中，水门村经济社根据其与李仲强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之约定领取了30%的补偿款，是其合法权利。而从目前实际征收土地中水面面积的占比来看，水面面积并未超出征地面积的70%，梁俊添与李仲强之间关于征地补偿归属的约定并无突破《鱼塘承包协议》的约定，即使突破了《鱼塘承包协议》的约定，其中的差额亦应由李仲强支付给梁俊添。综上，水门村经济社与梁俊添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梁俊添根据其与李仲强之间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要求水门村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李仲强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俊添返还征地拆迁补偿款487704元；二、驳回梁俊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0元（梁俊添已预付），由梁俊添负担6460元，李仲强负担6830元。经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李仲强提交了收据、微信支付截图、证人证言、涉案电表照片、涉案鱼塘照片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另查明，《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在承租期内不得将钓鱼场转租他人经营，如转租的视作自动违约，协议终止，钓鱼场内一切投入归甲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李仲强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李仲强上诉认为梁俊添并非案涉鱼塘的实际投入人，其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无权要求李仲强支付任何征收补偿费。对此本院认为，李仲强虽然认为鱼塘另有实际投入人，但是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不予采纳。李仲强与梁俊添在《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中约定水面补偿属梁俊添所有，故李仲强与梁俊添之间关于水面补偿的归属已经确定，即12.1926亩鱼塘的青苗款补偿款应归属梁俊添。至于梁俊添是否转包鱼塘，鱼塘的实际投入人是否另有其人，以及其他人是否会向梁俊添主张青苗补偿款等问题，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范畴，与本案中李仲强和梁俊添之间的关系无关。据此，本院对李仲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李仲强上诉认为梁俊添违反了《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案涉钓鱼场的一切投入应归李仲强所有，梁俊添不应获得补偿。对此本院认为，《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第三条虽然约定了转租的后果，但是李仲强并未在梁俊添承租期限内以转租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双方一直在正常履行合同，故李仲强主张钓鱼场内一切投入归其所有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李仲强上诉认为租赁早已届满，案涉钓鱼场至今仍未交给政府收储，梁俊添没有任何损失，不应获得补偿费。对此本院认为，《欢乐钓鱼承租协议》约定：“在承租期内，如遇政府征地，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属甲方所有，水面补偿属乙方所有。”本次征收以及相关补偿协议的签订均发生在《欢乐钓鱼承租协议》的合同履行期间，因此李仲强和梁俊添关于水面补偿的分配应当按照《欢乐钓鱼承租协议》的约定分配，这与梁俊添是否遭受损失没有必然的联系，故本院对李仲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李仲强上诉认为一审按照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计算青苗补偿费无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补偿标准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经查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此不再进行赘述。李仲强虽然就此仍然不服，但其在二审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事实支持其主张，故本院对其二审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仲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16元，由上诉人李仲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欢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曹筱雨书记员林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