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9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宇。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淑君。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银婵。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照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秀兰，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法律援助律师，由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乌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芷雯，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随州市文峰塔社区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赵天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鹏，广东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德贤、代淑君因与被上诉人沈银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及原审被告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2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德贤及其诉讼代理人李航宇，上诉人代淑君，被上诉人沈银婵的诉讼代理人沈秀兰律师、曹照星，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覃芷雯律师，原审被告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吴伟鹏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刘德贤赔偿沈银蝉损失100594.2元，代淑君、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沈银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24.26元，由沈银蝉负担300.26元（已预交1424.26元），由刘德贤、代淑君、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124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诉人刘德贤、代淑君（两上诉人以下简称为：“上诉方”）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沈银婵100594．2元。3、本案诉讼费由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保险公司提交的涉案《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投保人声明处所盖的名称为“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的印章非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运输公司”）的印章，该印章与运输公司持有的备案公章大小不一、五角星各角指向的汉字位置不尽相同等等，足以认定该印章系伪造的印章。同时，案涉投保单未签署日期及未有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的签名确认，无法认定盖章的时间为投保时所盖。且保险公司提交的涉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也没有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盖章。综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案涉免责条款在投保时有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案涉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案涉《投保单》上印章的真伪，应依法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予以确定，一审法院对上诉方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实为不妥。三、案涉车辆于2016年8月18日过户给代淑君，案涉保单的投保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投保人却是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据此，可认定保险公司对案涉免责条款未向与案涉车辆有保险利益的代淑君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法的规定源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该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免责条款属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即为有效”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对案涉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为认定事实错误。四、案涉免责条款：“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并未明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的名称、具体内容等，该条款属指向不明的格式条款，依照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本案所涉免责条款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驾驶人不持有从业资格证非保险人拒赔的理由。保险公司主观的认定案涉免责条款所指向的证书为从业资格证(上岗证)，无事实依据。认定驾驶资格应当以驾驶人所持有的驾驶证为准。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仅是对从事相关运输行业驾驶员职业素养的基本评价，并不涉及对驾驶员驾驶能力的考核。机动车驾驶证才是对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能力的认定，取得从业资格证书与驾驶技能、驾驶经验并无必然联系，驾驶人无相关证书并不表明其没有驾驶相关机动车辆的资质，也并不因此显著增加了所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进而增加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刘德贤在本案事故发生时不持有从业资格证非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近因)。案涉驾驶人无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时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将具备驾驶资格，但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作为免责事由，免除了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排除了被保险人享有的权利，显然有违公平，而在事实上也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该条款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及裁判理由不成立，应依法予以纠正。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被上诉人沈银婵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方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辩称：一、运输公司为涉案鄂Ｓ×××××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所签订的合同系合法有效的。涉案车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是运输公司，故运输公司在涉案《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投保人声明处盖章并缴纳保险费时，运输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且生效。案涉车辆保险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保险公司和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合同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之后，没有义务再寻找车辆登记所有权人前往保险公司向其履行保险合同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期间，运输公司对涉案投保单所盖的印章是否真实未到庭发表意见，上诉方申请鉴定印章真伪也无法得到运输公司的支持和配合，鉴定无法进行，上诉方主张印章系伪造无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驾驶员刘德贤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的情况下驾驶案涉车辆，符合保险公司商业险免赔的情况。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已经向投保人运输公司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运输公司在充分了解该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后在涉案投保单上予以盖章确认，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条款产生效力。从代淑君为案涉车辆办理道路运输证一事也可侧面反映，代淑君是知晓驾驶营业性车辆需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且需要配备相关证件才可上路行驶。况且，营业性车辆经常运载货物在道路上行驶，如果驾驶员没有相关的道路货运安全知识，必然会加大保险公司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主张无从业资格证免赔，且保险公司已经对投保人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支持保险公司的免赔事由是合法的。三、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营业性机动车需要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是指向明确的，即为“全国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故涉案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条款中关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可直接指向为全国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因此，事故发生时驾驶员刘德贤驾驶案涉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事故发生时并无具备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属于商业险免赔的情形，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完全是依据法律法规等规定及结合事实依法作出的，应当予以维持。原审被告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对涉案车辆所有权归属的事实认定不清。涉案车辆己由代淑君购得车辆并于2016年8月18日登记至其名下，自始涉案车辆的实际支配人一直系代淑君的丈夫刘德贤。涉案车辆与运输公司不存在物权关系，运输公司与涉案车辆不存在挂靠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运输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不当。二、保险公司伪造运输公司印章后在投保单上盖章，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究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涉案车辆在转让至代淑君之前，是属运输公司所有，而保险公司承保涉案保险的时间系2017年2月27日。而保险公司因之前有承保过涉案车辆的保险，进而先入为主、疏忽大意地认为涉案车辆的车主为运输公司。按照保险交易习惯，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的操作规范应当要求投保人提交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等证件，故保险公司系完全可以认真核对车辆登记信息的。但保险公司并没有这样做。保险公司为了逃避赔偿责任，在涉案的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盖上了伪造的公章。在此，运输公司郑重承诺，涉案投保单中盖的印章绝对不是运输公司的印章!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二审查明，对于一审判决书中“案件事实”部分的内容，除第十三项“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中一审法院认为对刘德贤的赔偿责任，由代淑君、运输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容；第十八项“保险人免责的抗辩”中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的免赔抗辩理由成立的内容，当事人有异议外，其他的内容，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另查，二审期间，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另外两台机动车辆的两份盖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的《投保单》的原件以及《投保单》的原件，另外两台机动车辆的两份《投保单》上都载明了投保人为运输公司，保险期间分别系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2017年3月26日至2018年3月25日。当事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述《投保单》复印件后，只有运输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书面向本院提出质证意见，认为仅凭涉案《投保单》与另外两台机动车辆的《投保单》，无法体现证据的完整性，难以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履行免责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应提交涉案车辆其他投保期限的《投保单》，而非其他车辆的个别《投保单》，否则，不能起到证明和补强的作用，经再三与运输公司核对，运输公司坚称《投保单》上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绝对不是该公司的公章。因本起交通事故，沈银婵在前一诉讼中，向一审法院起诉刘德贤、代淑君、保险公司、运输公司主张赔偿损失。在前一诉讼中，本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2020）粤01民终13813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鄂Ｓ×××××车辆的《投保单》显示运输公司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和保险销售事项确认处盖章的事实，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运输公司二审期间以一审法院判决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错误为由，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运输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因运输公司没有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二审不予审查。关于案涉《投保单》上盖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是否运输公司使用的印章的事实认定。对于该事实，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粤01民终13813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为运输公司在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和保险销售事项确认处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此，上诉方和运输公司认为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与事实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义务，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认定的相反证据。经审查，保险公司在二审中另向本院提供了投保人为运输公司的另外两台机动车辆的两份《投保单》上盖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案涉《投保单》上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没有差异。对此，运输公司虽然质证认为《投保单》上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不是该公司使用的印章，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即使经鉴定案涉《投保单》上的有“随州市恒景运输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该公司的印章不符，不能排除运输公司在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另外使用其他印章的可能性，也不足以推翻已为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方申请对案涉《投保单》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方虽上诉称一审判决支持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主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以及裁判理由不成立。但本院审理期间，上诉方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主张予以支持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312元，由刘德贤、代淑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戴凯珊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