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华源四里甲7号楼13#-F03。负责人：毕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平，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泽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纪军，男，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星，男，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万达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因与被上诉人闫纪军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5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中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平、被上诉人闫纪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闫纪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闫纪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并非借记卡纠纷，而是合同诈骗案件。本案系曾祖士、王微沂等合同诈骗刑事案件的一部分，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应按照刑事合同诈骗案件进行处理。闫纪军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之一，已经在刑事案件中主张其损失，不应再就同一事实及同一笔损失主张权利，闫纪军同时选择了刑事救济与民事救济两条路径。截至目前，曾祖士、王微沂合同诈骗案件涉及包括闫纪军在内的被害人约40余名。之前，若干被害人在北京、南京、石家庄、广州等地以借记卡纠纷或储蓄合同纠纷为由，向相关银行提起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取得了胜诉，判定由相关银行承担返还责任。但是，随着刑事案件的审理进展，相关法院将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予以中止，同时对被害人已经胜诉的民事案件予以撤销，回归到刑事案件处理路径上来。二、闫纪军所涉200万元款项被划扣，是犯罪嫌疑人曾祖士、王微沂的诈骗行为，在刑事案件中也确认了曾祖士、王微沂系实施该起诈骗的行为主体，与本案属于同一事实。从法律关系上看，借记卡纠纷相对人闫纪军与合同诈骗案被害人闫纪军系同一人。从案件事实上看，涉案200万元与涉刑事案件2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综上，涉刑事案件与本案是同一事实，本着“先刑后民”的原则，应该先处理刑事案件再处理民事纠纷。一审判决如果生效，将造成被害人双重受偿。三、涉案事实已经纳入刑事案件审理程序，闫纪军不具备民事案件起诉的条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该驳回起诉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涉案200万元与曾祖士、王微沂合同诈骗案系同一笔款项，闫纪军系刑事案件受害人。重要的是，闫纪军也向公安机关报案，应纳入刑事案件统一处理。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中，对闫纪军的被诈骗事实予以确认，对其受害人身份予以确认，对其被诈骗损失予以判决退赔。闫纪军作为受害人，其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目前，刑事审判程序及刑事追赃程序尚未结束，闫纪军不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一审法院也不能作出实体处理。闫纪军应在刑事审判及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并最终确定实际损失后，另行主张民事权利。即便不驳回闫纪军的起诉，本案也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在刑事判决尚未生效的前提下，本案审理依据的具体事实也无法查明。同时，闫纪军、诈骗参与人以及第三方平台如何承担相关民事责任也需以刑事案件的审查结果为依据和前提。四、闫纪军存在重大过错，且有虚假陈述的行为，应当对其过错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并应通过刑事程序获得赔偿。闫纪军存款后对于款项不闻不问且不开通任何提醒的功能，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结合刑事案件的事实，闫纪军是为了追求高息利益，存在泄漏个人及账户信息的过错，成为曾祖士、王微沂案件的受害人，本身存在重大过错。闫纪军在本案中反复陈述并未就200万元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从上述刑事判决书中可以确认，其在一审庭审中做了虚假陈述，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双重救济。一审判决中信银行承担支付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中信银行没有违反储蓄合同中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中信银行已经尽到相关审慎义务，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本案中扣款行为，系第三方平台发起，仅根据闫纪军姓名、身份证号码、开户行、银行卡号，扣款交易就可以完成。在该扣款交易中，中信银行不需要闫纪军银行卡密码和手机号码核验，更不需要提供闫纪军“授权委托书”，没有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约和不当行为。同时，闫纪军也无任何事实和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存在过失或过错。闫纪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闫纪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信银行支付闫纪军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5日计算至2017年6月1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中信银行向闫纪军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3日至实际履行支付义务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中信银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日，闫纪军在中信银行申请办理尾号为4743的借记卡一张，未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提醒等业务。当日，闫纪军向该借记卡账户存入2000010元。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4日，该借记卡账户被陆续转出164笔，共计金额200万元，收款账户名称为“银盛公司客户备付金”。一审法院另查，深圳代收付系统是负责代收付业务批量支付指令在深圳市各收付费单位与处理中心之间以及处理中心与银行之间进行联机传递和处理，并对跨行交易进行资金清算的系统。系统处理的代收业务是根据收费单位与付款人的协议授权，由付款人开户银行在约定的时间将付款人账户款项划转给收费单位的借记业务。本案中实际扣款商户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公司）由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公司）于2016年3月份申请作为其二级商户接入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结算中心）代收付渠道并开展代收付业务。好得公司作为银盛公司支付二级商户成功接入深圳结算中心代收付系统后，依据签有“闫纪军”字样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向银盛公司发起扣款指令，通过银盛公司支付发送至深圳结算中心，深圳结算中心通过代收付系统将该扣款指令发送至中信银行，中信银行在收到扣款指令后对持卡人闫纪军账户进行扣款操作，而后将交易结果反馈至深圳结算中心，深圳结算中心将此结果返回给银盛公司，交易流程完成。《深圳代收付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代收付业务支付指令从收付费单位成功发送交易文件开始即发生效力，至收付款人开户行确认贷记或借记收付款人账户为支付指令的完成。一审法院再查，好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祖士及案外人王微沂因涉嫌诈骗罪被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11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4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相关刑事案件材料显示：“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曾祖士以其实际控制的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先后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天翼公司、银盛公司、畅捷通公司、中投科信公司签订代划扣协议，由第三方支付公司运用电子支付平台-企业账户支付功能，为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等服务。……之后，王微沂、曾祖士各自以存款付高息等为诱饵，隐瞒存款会被第三方支付平台划扣等事实，通过本人或第三人，诱骗被害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曾祖士通过伪造被害人《委托划扣授权书》等手段，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被害人的存款划走，用于归还个人欠款、支付被害人本息等用途。……29.被害人闫纪军的相关证据（1）报案、立案材料，闫纪军2017年7月13日报案，自报损失200万元。（2）被害人闫纪军报案陈述：2016年6月2日在中信银行开户存款200万元，后被银盛平台划扣。没有经人介绍也没有授权扣款，没有开通短信提示。（3）中信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2016年6月2日，客户闫纪军来我行开卡，期间多次要求关闭短信提醒功能。（4）银行流水显示，闫纪军账户被划扣的情况。（5）银盛公司代收代付明细显示：闫纪军账户2016年6月2日-4日划扣200万元，同日付款周旭辉等账户。（6）鉴定报告：闫纪军账户划扣金额200万元，差额200万元。（7）被告人曾祖士供述：闫纪军是王微沂找来的客户。……被告人曾祖士的供述：划扣款项时，我在支付平台填写一份表格，包括客户开户行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约定金额，系统会跳出选项让我选择，我所有的选择就是代收，具体项目我一般选择信息费、服务费这两者居多，但实际上这些信息费和服务费都是我随手编的，发起划扣指令时客户是不知情的。……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沪京公司，我都是实际控制人，前三家公司都是空壳公司。……给银盛支付平台的授权书有部分是客户自己签的，部分是我伪造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实施多头诈骗。对于存款人，曾祖士、王微沂通过中间人，以高息利诱，虚构银行拉存款、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百强企业融资借款、融资平台运作等理由隐瞒款项存在银行会被划扣的事实，令存款人错误地认为相关款项存放于银行账户，在存款人不知情或没有直接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划扣账户内的款项；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等机构，曾祖士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签订代扣代付业务，虚构交易、消费、投资等，隐瞒了对存款人存在欺诈、伪造存款人授权扣款等事实，导致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进行代扣代付……”，并判决：“……三、追缴被告人曾祖士的违法所得依法发还全案41名被害人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名单、金额见附表1）；追缴被告人王微沂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王宇萌、邵世明、戎海星、……闫纪军、……。不足弥补部分，责令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退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中信银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违约；三、闫纪军对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一。闫纪军在中信银行办理借记卡并向借记卡内存入资金，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闫纪军以借记卡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审理的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中信银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中信银行应否对闫纪军的案涉损失款项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以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案外人曾祖士、王微沂涉嫌诈骗案虽与本案有牵连，但是与本案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闫纪军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曾祖士等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属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本案与曾祖士、王微沂涉嫌诈骗案应当分别处理，故中信银行抗辩本案应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处理及闫纪军应通过刑事退赔等途径获得补偿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因此，保障存款人账户的资金安全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义务。中信银行与闫纪军之间因储蓄存款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中信银行据此负有到期支付存款及利息，以及未经储户同意不得扣划存款等义务。本案中，涉案存款被扣划的关键在于委托划款授权书，一审庭审中闫纪军明确表示该委托划款授权书并非其本人签字，中信银行亦表示对该委托划款授权书的真实性存疑，但未申请鉴定，法院结合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对该委托划款授权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信银行在闫纪军并未实际真实委托划款的情况下对闫纪军的存款进行了扣划，违反了储蓄合同中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其次，中信银行执行指令的代收付系统管理办法明确写明，代收付业务支付指令从收付费单位成功发送交易文件开始即发生效力。该条款说明，中信银行将部分审核权利让渡给银盛公司，其认可银盛公司的审查行为对其发生对外效力，则此种行为在提高交易便捷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交易风险，中信银行有义务提升其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衔接过程的安全防范水平。最后，闫纪军于2016年6月2日在中信银行办理了借记卡，2016年6月2日至6月4日，闫纪军借记卡账户转账支出164笔共计200万元，三天内密集转账164笔流向同一账户，但中信银行没有监控到异常情况，说明其系统控制管理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中信银行并未就上述账户异常行为采取通知客户等必要措施，行为有违储蓄合同中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综上，虽然中信银行并非是与银盛公司签订代收付业务协议的银企直联环节当事方，只是接收结算中心对接支付系统后发送的交易指令，但中信银行作为储蓄合同关系的商业银行一方，确实没有尽到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因此，中信银行在闫纪军未实际真实授权他人处分其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情况下扣划闫纪军的资金，系无权处分闫纪军账户内资金的行为，其应向存款人闫纪军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信银行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发出虚假指令的机构追偿。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闫纪军办理的借记卡并未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提醒等业务，在整个扣款交易过程中，都是曾祖士、王微沂控制好得公司，通过银盛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扣款支付协议进行扣款，在涉案扣款交易过程中，仅需要提供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开户行名称、银行卡账号、扣款金额即可进行划扣，不需要提供银行卡密码和正确预留手机号码对交易进行核验，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闫纪军对涉案款项的转出知情。其次，本案中未见闫纪军有授权他人委托扣款的行为，且从相关的刑事案件材料看，闫纪军也不存在主动向他人泄露上述账户信息的情形，在相关刑事判决书中，虽然犯罪嫌疑人描述了部分被害人提供账号信息的过程，但也有部分被害人明确向侦查机关表示没有过泄露行为，与本案闫纪军的情况一致。最后，相关转款在短时间内全部完成，且账号并未出现其他被害人存在的“返还利息”的情形，亦未见闫纪军存在与扣款行为相关的不合理行为。因此，综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法院无法认定闫纪军在其借记卡内资金被转移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综上，法院对闫纪军要求中信银行赔偿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闫纪军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诉求，应以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限计算，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闫纪军支付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闫纪军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中信银行提交数据中心查询基本信息、处理结果及公证书，用以证明闫纪军在其银行卡账户款项被转出过程中，多次查询账户余额，明知其账户款项被转出。闫纪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闫纪军的银行卡有查询记录，但不知道是什么人查询的，闫纪军并未进行上述查询。本院补充查明：闫纪军名下涉案借记卡在2016年6月2日17时27分、17时28分、21时10分先后被人通过ATM机发起3次余额查询，当时的余额均为1440010元；该卡在2016年6月3日12时42分被人通过ATM机发起2次余额查询，当时的余额为80001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闫纪军在中信银行申请办理借记卡一张，闫纪军与中信银行之间形成借记卡服务合同法律关系。2016年6月2日，闫纪军向该借记卡账户存入2000010元。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4日，该借记卡账户被陆续转出164笔款项，共计金额200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为，在借记卡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闫纪军与中信银行对上述款项转出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和公安机关相关讯问笔录，曾祖士、王微沂多次供述：为向客户借款，两人直接联系或者通过中间人联系客户，许诺提供较高的年利息给客户，客户同意出借款项后，让客户将款项存入指定的银行并告知开户银行的名称、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存款余额等信息，曾祖士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划客户的存款；闫纪军即是其中提供借款的客户之一。上述刑事判决已将闫纪军认定为王微沂诈骗行为的受害人，并判令追缴王微沂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闫纪军等。涉案借记卡账户款项的转出行为密集发生于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4日，在此期间，该卡先后被人通过ATM机发起5次余额查询，查询时已发生巨额款项转出。上述查询行为需凭银行卡和账户密码才能进行，而涉案借记卡系由闫纪军持有，账户密码亦由其设置并保管，故在闫纪军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查询行为系由闫纪军本人或其授权的人所为，闫纪军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账户款项被大额转出而未于当时提出异议。根据曾祖士、王微沂供述的借款过程以及账户款项转出期间的余额查询情况，闫纪军主张其未泄露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主张其对款项扣划不知情，主张中信银行未保障其存款资金安全，闫纪军应当对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闫纪军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足以认定，在借记卡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闫纪军对上述款项转出存在过错，且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账户款项被大额转出而未持异议。本案诉争款项系犯罪嫌疑人利用闫纪军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划，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信银行在借记卡服务过程中违反操作流程，闫纪军起诉要求中信银行返还存款本金、利息及资金占有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信银行上诉主张本案应驳回闫纪军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信银行上诉主张其在本案中不应向闫纪军承担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中信银行的民事责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中信银行在一审中未能全面提交证据，本院决定二审诉讼费由中信银行负担。综上所述，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56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闫纪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闫纪军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兆晖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