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阳，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上海澜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沔北路**F3，经营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孙安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琴肖，上海瑞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宏雅，上海瑞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阳、上诉人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格上海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4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刘阳一审全部诉请，包括判令奥格上海公司支付刘阳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提成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80，47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4，065元、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对于奥格上海公司应当支付的提成金额，一审计算有误。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了《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约定“乙方完成保底基础销售额的业绩部分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进行提成”。需注意，双方明确根据销售额进行提成，并无要求回款的特别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提成需根据客户回款情况而定缺乏法律依据。特别对于正大康项目，刘阳的提成依据销售额计算，至于实际回款多少、客户是否未足额支付、公司与客户是否达成了货款折半的协议与诉争提成款并无直接联系。奥格上海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来往函件及银行流水均系复印件，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刘阳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从材料形成时间上看，奥格上海公司与正大康公司达成货款对半协议的时间为2020年5月，正是在刘阳与奥格上海公司诉讼过程中，不排除奥格上海公司与正大康公司为达到不支付刘阳提成的目的，恶意出具相关函件的可能性。二、关于奥格上海公司是否应支付刘阳违法解除赔偿金及工资差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奥格上海公司与奥格生物技术(六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格六安公司”)存在明显的用工混同情形，首先，奥格六安公司为奥格上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孙安权，两公司为关联企业。其次，纵观刘阳工资发放情况，刘阳在职期间，两公司均对刘阳发放过薪资，可见两公司在财务上存在混同。从社保缴纳情况来看，刘阳的社保一直以来都是由奥格上海公司缴纳，并未进行变更。此外，奥格上海公司的人事也曾向刘阳出具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其后奥格六安公司出具的版本完全一致，可见两公司在人事上存在混同。再次，从公司主营业务角度来看，刘阳在职期间销售的“莉乐宝”、“多抗素”等产品包装均印有奥格六安公司字样，奥格上海公司开办的微信公众号中推送的相关产品也均有奥格六安公司字样，可见两公司业务完全重合。最后，从用工管理的角度来看，刘阳一直以来均是接受奥格上海公司的管理，刘阳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也从未发生变化，奥格六安公司并未对刘阳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用工管理，奥格上海公司与奥格六安公司的员工基本重合，实质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两公司存在用工混同的情形，应就本案诉请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判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奥格上海公司辩称，就提成一节，奥格上海公司已提起上诉。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一节，与刘阳解除劳动合同的是奥格六安公司，并非奥格上海公司。同时，据奥格上海公司了解，刘阳系因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被解除劳动关系，其无权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就工资差额一节，与奥格上海公司无涉，刘阳亦已另行向仲裁委起诉奥格六安公司，刘阳不应就同一事实向不同主体主张。综上，请求驳回刘阳的上诉请求。奥格上海公司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支付刘阳销售提成6，626元。事实和理由：本案诉争提成属于公司给予刘阳奖金性质的福利待遇。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刘阳工资为固定工资13，000元／月，年度奖金实行浮动发放，根据刘阳工作业绩、公司经营效益等因素综合决定。据此，刘阳的提成仅仅为公司的福利奖金，根据《员工手册》第六章的规定，奖金实行浮动给予。且《员工手册》第二章明确规定，在公司发放年终奖之前任何时间点辞职的员工，不得享受年终奖及其他福利待遇。刘阳与奥格上海公司的劳动合同系到期后终止，即使有相关回款，也因为刘阳合同到期终止而不应享受相关提成的福利待遇。刘阳的工作内容之一为辅助公司催讨货款，刘阳离职后，并未履行催讨货款的职责，该职责由其他员工接替履行。因此刘阳离职后无权就尚未发放的任何提成主张权利。一、刘阳未完成2019年度销售目标，不符合提成获取条件。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的《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明确约定，刘阳2019年度战略销售目标为2，000万元，完成超过保底基础销售额(即2，000万元)的业绩部分，才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进行提成。至刘阳离职之日，尚未完成2，000万元的保底基础销售额，因此刘阳不符合获取任何提成的条件。虽然奥格上海公司实际支付了部分提成，但此系激励刘阳提升业绩，不能以此为由强制要求奥格上海公司或者奥格六安公司继续为未达销售目标的业绩支付任何提成。二、无论是奥格上海公司还是奥格六安公司均明确规定，计算销售人员提成以100％回款为前提，超过3个月回款的不计算提成，并按照个人工资的10％以上予以罚款。奥格上海公司与奥格六安公司的《奥格业务员费用报销办法》明确规定，款期1个月内，回款超过3个月的不计提成；款期2个月内，回款超过2个月的不计提成。刘阳明确知晓该项制度，公司于审理中提交的证据(包括电子邮件及微信截屏)已充分印证此节。三、关于正大康项目，合同相对方为奥格六安公司，并非奥格上海公司。正大康项目系刘阳为奥格六安公司促成的业务，合同货物的供应以及合同款项的支付、结算等均与奥格上海公司无关，奥格上海公司不曾因该项目获得任何利益。退而言之，该项目既未达到100％回款，回款期也超过了3个月，最终以合同总金额50％的亏损的方式结算，奥格上海公司可以根据该不利的经营效益不予发放提成。综上，一审第二项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刘阳辩称，提成系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性质和奖金、福利完全不同，奥格上海公司相关主张缺乏依据。刘阳认为，首先，奥格六安公司与奥格上海公司为关联企业，刘阳在职期间履行了相应职务，至于公司的销售合同是以奥格六安公司为主体还是奥格上海公司为主体，实际上并非能由刘阳所决定的。刘阳作为奥格上海公司的员工，履行职务期间签订销售合同，即应当按照提成方案享受相应的提成。其次，奥格上海公司混淆了提成方案中销售目标以及保底的概念，双方从未对保底达成明确约定，公司已支付了部分2019年的提成，现又认为没有达到所谓的目标不予发放，显然自相矛盾。再次，奥格上海公司所谓的3个月回款期及回款100％才能享受提成的主张，缺乏依据。刘阳从未签收过该规定，即使该规定存在，双方签订协议属特别约定，高于该规定。最后，公司以亏损为由，剥夺员工提成，与双方协议约定相悖。综上，请求驳回奥格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刘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奥格上海公司支付1．违法解约赔偿金184，065元；2.2018年度10天未休年假折算工资11，954元；3.2019年1月1日－2019年10月25日未休年假折算工资11，954元(10天)；4.2019年8月1日－2019年9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5.2019年1月1日－2019年10月25日提成280，478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阳、奥格上海公司于2016年8月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8月1日－2019年7月31日止，约定刘阳岗位“市场经理”，月工资13，000元(税费前)。2019年6月2日，奥格六安公司向奥格集团的所有员工发出“通知”，载明：为方便管理，为规避税务风险，所有员工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与奥格六安公司重新签订……。刘阳、奥格上海公司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刘阳与奥格六安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8月1日－2022年7月31日止。刘阳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不变。2019年8月起刘阳的工资由奥格六安公司支付。2019年10月25日，奥格六安公司向刘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刘阳违反《工作报告递交管理制度》的规定，2019年度始终未递交工作报告，达20次以上，且对公司的多次通知不予重视和改进，决定于2019年10月25日解除劳动合同。刘阳、奥格上海公司于2019年1月共同签署《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载明：甲方(指奥格上海公司)聘用乙方(指刘阳)为大客户经理，乙方具体负责大北农、温氏、希杰等客户的开发和发展；甲方支付乙方报酬13，000元／月；乙方2019年度销售目标2，000万元；乙方完成销售额的业绩部分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进行提成；单独开发的3％(天邦、新希望、希杰)，正大康(水硒10％、痢乐宝3％)，其他与王力一起开发的2％(现阶段大北农)。按季度结算。2019年5月13日，奥格六安公司向刘阳汇款7，964.40元，附言“业务提成”。同年7月29日，奥格六安公司向刘阳汇款999.25元，附言“其他”。奥格上海公司与奥格六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孙安权(SUNANQUAN)，奥格六安公司是奥格上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7月，刘阳的社保缴费累计112个月。一审审理中，刘阳提供：提成明细、销售提成方案、采购(购销／销售)合同等，证实完成相关项目，按照方案可以获得提成28万余元(奥格六安与奥格创新的项目，货款791，100元，提成15，822元，发货时间2019年1月至10月；奥格上海公司与希杰的项目，货款374，800元，提成11，244元，发货时间2019年1月至10月；奥格六安与合肥乐牧及黄芒生态农场的项目，货款5，055元，提成152元，发货时间2019年2月至4月；奥格六安与正大康的项目，货款2，532，600元，提成253，260元，发货时间为2019年4月至6月)。奥格上海公司确认“提成方案”的真实性，认可“提成明细”中的项目(包括订单金额及提成比例)均为奥格上海公司及奥格六安公司真实发生的业务，但认为即使存在业务，刘阳欲提成也需等客户回款，且回款时刘阳依然在职。就奥格创新项目，奥格上海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及奥格创新公司盖章的“往来账项证询函”(载明截止2019年12月31日，奥格创新公司欠奥格六安公司82.89万元)，称：2019年1月至2月的合同虽系刘阳促成，但相关业务并未回款；2019年3月27日发货的业务已向刘阳足额支付162元提成；此后，奥格创新项目业务的经办人变更为曹冬梅，故之后的业务与刘阳无涉，且奥格创新公司并未对这些业务进行回款，有证询函为证。就希杰项目合同，奥格上海公司确认均系刘阳代表奥格上海公司完成的业务，刘阳依照提成方案可获提成11，244元，公司已支付提成3，958元，同意支付剩余的提成6，626元(6，626元中的5，214元系刘阳入职奥格六安公司后为奥格上海公司完成的业务，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为避免累讼，同意支付)；另有660元系2019年8月刘阳离职奥格上海公司后的回款，不同意支付。就合肥乐牧及黄芒生态农场项目，奥格上海公司表示公司已于2019年5月13日及7月29日分别向刘阳支付该两笔业务的提成，有银行流水为证。就正大康项目，奥格上海公司提供奥格六安公司与正大康公司的来往函件(两公司均加盖公章)及银行流水，表示：确认该项目的均系由刘阳代表奥格六安公司完成，但正大康公司因经营问题与奥格六安公司协商减半货款，最终奥格六安公司就正大康项目的回款为1，266，300元。一审审理中，刘阳称，公司人事先向其发送奥格上海公司出具的解约通知，后收回该通知，又发送奥格六安公司出具的解约通知。奥格上海公司称并未向刘阳发送解约通知，刘阳提供的落款奥格上海公司的解约通知，并非原件，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奥格上海公司表示：奥格六安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向刘阳支付的7，964.40元中，包括2018年10月至12月的提成4，692元，2019年1月3日发货的奥格上海公司与希杰公司的项目提成3，060元，2019年3月27日发货的奥格六安公司，以及奥格创新公司的项目提成162元及奥格六安公司与合肥乐牧的项目提成50.40元；于2019年7月29日向刘阳支付的999.25元中，包括2019年4月3日、4月17日及5月6日发货的奥格上海公司与希杰公司的项目提成825元，2019年5月11日发货的奥格上海公司与希杰公司的项目提成73元，以及奥格上海公司与黄芒生态农场的项目提成101.25元。经法院核查，上述金额均与刘阳提供的“提成明细”中的相关项目及金额相吻合。一审审理中，刘阳、奥格上海公司均确认获得销售提成须根据客户的回款而定。刘阳(申请人)于2019年11月27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奥格上海公司(被申请人)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4，065元；2、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1，954元、2019年1月1日至10月2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1，954元；3、2019年8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6，000元；4、2019年1月1日至10月25日期间提成280，478元。该会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裁决［黄劳人仲(2019)办字第2592号］：被申请人奥格上海公司支付申请人刘阳2018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8，295.49元、2019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3，318.20元，对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刘阳不服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奥格六安公司在2019年6月2日向全体员工发送的“通知”，可以证实刘阳非本人原因从奥格上海公司进入奥格六安公司工作，因此，刘阳在奥格上海公司的工作年限应一并计入在奥格六安公司的工作年限。刘阳从2019年8月起，与奥格六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向刘阳发出解约的也是奥格六安公司，即便奥格上海公司曾向刘阳发送过解约通知，但奥格上海公司并非当时刘阳的用人单位，且该通知最终被撤回，故真正与刘阳建立劳动关系并与刘阳解除劳动合同的是奥格六安公司，该解约是否违法，本案中不做评判。刘阳主张奥格上海公司违法解约、要求奥格上海公司支付解约赔偿金之请求，不予支持。刘阳应向奥格六安公司主张该项请求。关于未休年假，根据刘阳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截至刘阳从奥格上海公司离职时止，刘阳的工作年限不足10年，故刘阳在奥格上海公司可享受法定年休假为5天。2018年刘阳有5天年假未休，2019年1月－7月，刘阳有2天年假未休，故奥格上海公司应向刘阳支付7天未休年假折算工资。奥格上海公司对仲裁委裁决的此项金额，未持异议，法院对此予以照准。至于刘阳2019年8月－10月期间的未休年假，刘阳可另行向奥格六安公司主张。对于刘阳8月－9月的工资差额一节，同上述，刘阳可向奥格六安公司主张。刘阳要求奥格上海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提成，根据刘阳、奥格上海公司签订的“销售提成方案”，双方约定刘阳可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进行提成，这亦与刘阳、奥格上海公司“提成须根据客户回款情况”的陈述相吻合，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奥格上海公司称刘阳对其离职后的回款不享有提成权一节，因缺乏相关条款依据，法院对此不予认同。关于刘阳在职奥格上海公司期间为奥格六安公司促成的项目，基于奥格六安公司与奥格上海公司之间的关系，法院有理由相信，刘阳完成的这些项目，均与奥格上海公司有关，故对于确由刘阳完成且已有回款的此类项目，奥格上海公司应向刘阳支付提成。至于奥格上海公司称奥格六安公司已经支付了刘阳主张的部分项目提成一节，因相关金额与银行流水相吻合，法院对奥格上海公司所述予以采信。现就刘阳主张的项目分四块进行阐述。①对于奥格创新项目，奥格上海公司提供的“往来账项证询函”，可以证实奥格创新公司确认其与奥格六安公司之间存在欠款(未回款)事宜，故刘阳就该项目的提成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刘阳主张的部分奥格创新项目，系其在入职奥格六安公司之后促成，故该部分提成(如有回款)，刘阳也应向奥格六安公司主张。②对于希杰项目，基于法院作出的已经支付刘阳部分提成的认定，故就该项目，刘阳主张的金额中奥格上海公司尚余7，286元还未支付。奥格上海公司称其中660元系刘阳离职后回款故不应支付，同前所述，法院对此不予认同。奥格上海公司为避免累讼，同意向刘阳支付其入职奥格六安公司后为奥格上海公司促成的项目提成，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奥格上海公司须就希杰项目向刘阳支付7，286元。③合肥乐牧及黄芒生态农场项目，同前所述，因该项目的提成刘阳已经得到了偿付，故法院对此不予支持。④对于正大康项目，奥格上海公司提供的奥格六安公司与正大康公司的来往函件及银行流水，可以认定两公司达成了货款折半的协议，且正大康公司已经履行支付折半后全款1，266，300元的事实，故基于协议，奥格上海公司应就该项目向刘阳支付126，63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阳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折算工资人民币11，613.69元(已履行)；二、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阳任职期间的销售提成人民币133，916元；三、刘阳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奥格上海公司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刘阳与公司财务彭彬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2019年6月25日，刘阳索要销售管理以及报销制度，彭彬答复还是之前的制度，并发送了《销售人员报销制度一PPT》和《销售人员报销注意事项XXXXXXXX-2PDF》，此与奥格上海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十三相印证，拟证明超过三个月回款不计提成。刘阳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其与彭彬的记录里从未有过该记录，即使为真，从双方语境可见是在讨论报销事宜而非提成。再者，从证据演示可见，其上明确“具体办法规定，请参见附档公司管理制度”。然，审理至今，刘阳从未见过该份管理制度。第二组证据，奥格六安公司微信工作群，即“奥格日工作汇报群”，拟证明内容一，催要货款是销售人员的合同义务。内容二，公司规定了超过款期三个月未收回的销售人员不但没有提成，还需要按照个人工资的10％予以罚款，超过4个月未收款的，按照个人工资20％予以罚款。刘阳在该工作群内，显然知晓该规定。刘阳辩称，本案当事人系奥格上海公司，奥格六安公司的相关材料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电子邮件三份，日期分别是2018年1月4日、2018年7月5日以及2019年1月22日，奥格上海公司给其他销售发送的邮件，明确载明公司的回款制度。刘阳质证后认为非新证据，邮件亦未抄送刘阳，刘阳对此毫不知情。本院认为，前述三组证据均非新证据，且内容、主体、形式各有瑕疵，刘阳对此均不予认可，本院亦难以采信。本院另查，2019年1月30日，刘阳与奥格上海公司签订《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其上载明，1、2019年度奥格上海公司聘用刘阳为大客户经理。刘阳具体工作内容为：负责大北农、温氏、希杰等客户的发展开发、客户维护等事务，并协助集团进行销售事务的处理。2、甲方支付乙方报酬13，000元／月；业务费用额度，以实际发生为准，凭单据报销。3、2019年度乙方战略销售目标为人民币2，000万元。4、乙方完成超过保底基础销售额的业绩部分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进行提成。单独开发的3％(天邦、新希望、希杰)，正大康(水硒10％、痢乐宝3％)，其他与王力一起开发的2％(现阶段大北农)。按季度结算。奥格上海公司于上签字盖章，刘阳亦亲笔签名。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为增加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激发劳动者销售产品积极性，与劳动者约定销售产品提成方案，从而鼓励劳动者开拓市场，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赢，此为设立销售提成制度之根本目的。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查明之事实，2019年1月30日，刘阳与奥格上海公司签订《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其上可见，双方就销售战略目标、具体项目的提成比例，包含与其他员工共同开发的项目提成比例，结算时间等发放事宜作出明确约定，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其效力应予确认。现，奥格上海公司认为该提成为奖金、福利性质，显然与该约定不符，对此本院认为，业务提成不同于有着福利性质的奖金，业务提成实际上就是员工的劳动报酬，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事先就各类销售产品的提成标准以及发放方式进行约定后，当员工完成业务项目时，即可以获得提成。奥格上海公司在和刘阳就提成进行明确约定，且已实际部分履行的情况下又以提成系奖金、福利为由，拒绝发放，有违诚信，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奥格上海公司又称，刘阳未达到销售保底数，故不应支付提成一节，经查《2019年度销售提成方案》仅约定战略销售目标为2，000万元，未见保底基础销售额之约定，奥格上海公司主张2，000万元即为销售保底数，混淆目标及保底基础，实属荒诞。鉴于双方对于保底基础销售额最终约定不明，其后果应由奥格上海公司自行承担，故对奥格上海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奥格上海公司再称，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刘阳对离职后的回款不享有提成一节，对此本院认为，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进行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奥格上海公司所称前述规章制度，未见刘阳知晓、签收等情，刘阳亦对此表示从不知悉，奥格上海公司以刘阳与公司其他员工的微信往来予以主张，遭刘阳否认，经查，该微信文件中亦载明“具体办法规定，请参见附档公司管理制度”，因奥格上海公司迟至二审期间，未提供前述附档的管理制度，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该节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另，就双方争议的正大康项目，奥格上海公司本可通过仲裁、诉讼等司法途径全额主张正大康项目货款，但其自述因诉讼需成本为由，与对方达成货款减半的协议，此虽系市场经济下的自力救济，然该公司以此拒付刘阳该项目应得之提成，显然是将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嫁至劳动者，该理由亦非双方约定可不予支付涉案提成的事由。至于刘阳主张在所不问客户是否未足额支付、公司与客户是否达成了货款折半的协议，该项目均应全额支付一节，亦与双方设立提成奖励的初衷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现，一审法院以公平合理之原则对于刘阳应得之提成减半予以计算，充分考虑了双方利益，本院予以赞同。另，若尚有涉及未回款项目，刘阳可待该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再，就刘阳主张的年休假工资、赔偿金、工资差额、部分提成等诉请，一审法院鉴于奥格上海公司、奥格六安公司虽互有关联，但仍分别为独立法人，已向刘阳释明诉请主张之相对方，并保留诉权，刘阳亦已就涉及奥格六安公司的各项诉请另行提出仲裁申请，故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阳、奥格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阳、上诉人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皓审 判 员  陈 樱审 判 员  武之歌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 曦书 记 员  张 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