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9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江，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感王镇东上夹村（上夹河）324号。委托诉讼代理：扶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东晓南路(以东)南边基63号南三街12、14、16、18号。法定代表人:杨瑞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萍,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曹友,男,198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阳县。上诉人王国江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丰公司）及原审被告曹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7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国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金、被上诉人潮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潮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潮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国江与潮丰公司从未就所拖欠货款的具体金额对账，曹友签订的《王国江对账表》不能作为认定王国江拖欠潮丰公司货款金额的依据。首先，曹友仅仅作为王国江的采购业务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从潮丰公司处采购相关的布匹而己，曹友并不负责相关对账工作。曹友在销售单中客户签名处的签字，仅仅确认销售单中布匹的单价、数量、金额，关于销售单中的欠款、前欠款等数据不在曹友的业务范围，而是由王国江与潮丰公司另行对账，故在此种情况卡，曹友根本没有核算对账单的条件以及能力，故该对账单不能作为王国江与潮丰公司核算的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在曹友没有获得王国江授权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曹友属于采购员的身份就推定曹友具有对账的授权属于事实认识错误。在庭审中曹友与王国江均确认曹友仅享有采购权而无对账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罔顾事实肆意扩大解释与事实相悖。故在没有王国江授权的情况下，曹友签字确认的《王国江对账表》同样不能作为核算的依据。再次，《王国江对账表》中记载的数掘没有包含潮丰公司向王国江销售的2016年12月15同至2017年1月4日2017年备货中共计2039条存在质量问题的布匹的赔偿金额，故该对账表的中数据，完全是潮丰公司与曹友隐瞒王国江的情况下作出的，恶意串通损害王国江的利益。（二）王国江自始至终均对布匹质量问题向潮丰公司进行反馈，潮丰公司同意就该部分金额进行协商，但始终没有达成最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在双方没有达成最终数据的情况下单凭借销售单的数据作为最终金额，有失公正。根据潮丰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楚的证明：潮丰公司退还布匹存在不合理扣费的情况；潮丰公司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潮丰公司与王国江未进行最终对账，双方对欠款的金额存在争议；潮丰公司与王国江对质量问题布匹抵扣金额上处于协商阶段。一审法院在枉顾上述铁一般的事实的情况下，仅凭借潮丰公司单方提交的证据认定欠款金额，于法不公。（三）王国江与潮丰公司合作了几年，有一两千万的交易额，都很正常的结账，为什么这70多万现在迟迟没有结账，就是因为质量太差，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潮丰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国江着重提到的质量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并且双方存在长期的交易，双方的交易习惯，也在订货单上有明确的约定，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必须在交货之日起三天内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潮丰公司，王国江在收到货物之后，一直没有提出过有任何质量异议，只是在交易结束后，潮丰公司催讨货款，才以此为借口拒绝支付款项，王国江提出质量问题的异议，应当由其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曹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潮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王国江、曹友支付货款73647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3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8日为22425.7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潮丰公司经营布料生意，王国江多年来一直向潮丰公司购买布料。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曹友代王国江向潮丰公司下单，潮丰公司根据下单情况出具销售单并经曹友签名确认后发货。事后，王国江通过银行向潮丰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2019年10月16日，潮丰公司委托律师向王国江寄送《律师函》（寄出时间见EMS邮单），内容为：经核查，贵方长期在我委托人处购买布料，至今尚欠货款736477元，经我委托人多次催讨，贵方一再推脱未予付款；鉴于以上事实，望贵方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布料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等。王国江收件后，未予支付货款，潮丰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诉讼中，潮丰公司为了证明王国江尚欠其总货款736477元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国江（以下称江）与潮丰公司方代表杨瑞君（以下称君）于2019年9－10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可见：9月11日，君说：“王老板你好！曹友说你要回我信息的，怎么一直没动静”，江说：“是的，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退退换换都是极其正常的事儿…可我退的两次货扣染费的，扣20元每公斤的，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家做生意规矩这么严格为什么会把大批量次品货不告诉我也不降价的情况下发过来？…责任难道还要别人来承担？”；9月14日下午4：04，君说：“你说的扣染费是17年发过去的货，然后18年底说要改染黑色，那时候也是协商好重染黑色，重染费是20元/Kg,你我双方各负责一半染费…”，随后君将曹友签署的1张销售退货单（NO.0007115）和1张销售单（NO.0007116）拍照发到聊天中，其中销售退货单（NO.0007115）显示“总欠款723226元（日期2018年12月30日）”、销售单（NO.0007116）显示“12月3日退回24条染黑色的染费，…累计欠款729873元（日期2018年12月30日）”；下午5：06，江说：“那么严重的问题到你家就那么轻描淡写？”，君说：“针织布没有百分百的，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们的布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允许范围内的质量问题是避免不了的”，随后君将1张销售单（NO.0004787）和1张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拍照发到聊天中，其中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有曹友的签名）显示“前欠款1010992元，总欠款735120元（日期2019年8月23日）”、销售单（NO.0004787，没有曹友的签名）显示“总欠款736477元（日期2019年8月30日）”；下午6：21，江说：“你自己的货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为什么要扣20元…”，君说：“既然你不同意扣这些费，为什么当时又说可以…”；9月15日上午，君说：“王老板干嘛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回复？”；9月16日上午，“总欠款736477元，你想怎么处理？”“电话不接啥意思？”；10月8日，江说：“你们家一直都在打电话，发那么多次品布不给个说法？”“我们都是在做生意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君说：“总欠款736477元，你想怎么处理？”，江说：“一直都是你们家做决定，按你们家的方式，弄好了传真过来”“关于上面的数字都是你们自己说的，我这边根本就不欠你们那些钱”；等。2.曹友签署的《王国江对账表》1份，表的末项显示：2019年8月30日，累计欠款736477元。王国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有曹友签名的销售单真实性确认，但金额不确认，王国江从来没有确认欠潮丰公司多少货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签名不是曹友的。曹友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其没有参与；对聊天中发送的有其签名的销售单真实性均确认，但其业务范围只是确认品名、颜色、价格及数量；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对账不是其业务范围，对账是由王国江负责的。潮丰公司为了证明其向王国江催讨过货款，王国江承诺尽快支付货款的事实，提交了2019年9月25日的一段录音整理稿及光盘载体、语音通话详单，以上证据反映，潮丰公司方代表杨瑞君（以下称君）与高聪（电话号码：150××××1133，以下称聪）当日有通电话，其中，君说：“这个不是他（王国江）的号码吗？”，聪说：“这个不是，我是他儿媳妇”；君说：“我们是广州潮丰档口”“欠我们货款，怎么一直打电话都不接呢”，聪说：“还欠多少钱”，君说：“73万多”；聪说：“父亲最近身体不好，我们不让他接电话”“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我能赖你这些钱吗”；君说：“你这里是欠我736477元”，聪说：“我知道”“钱到账了我会给你汇”；等。王国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通话的人不是王国江。曹友质证意见为，对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其没有参与。王国江为了证明潮丰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1月4日所发的2017年的备货共计2039条布存在质量问题，王国江销售后被客户投诉并支付了赔偿款，该损失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抵扣，提交了37张销售明细单。潮丰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单据上无法反映王国江指控的质量问题，不同意抵扣货款；另外从明细单的表现形式可见每张单上均标明了累计欠款情况。王国江为了证明同一批次中291条布因为存在质量问题向潮丰公司退货，潮丰公司按进货价退货的事实，提交了5张退货单。潮丰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退货单的表现形式可见货款已在累计欠款中抵扣，291条布并非质量问题，只是更换颜色。王国江为了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即货物没有问题，申请退货会扣除20元/斤，或者要加染费每吨7000元的事实，提交了2张销售退货单（其中NO.0004747，显示总欠款1010992元，日期2019年8月5日）和6张销售单。潮丰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销售退货单（NO.0004747）载明的总欠款额与潮丰公司提交的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标注的“前欠款1010992元，日期2019年8月23日”相对应。王国江为了证明潮丰公司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将货款增加了356861元，该部分金额应当不予计算在内，提交了调价单1份（该单显示调整金额356861元，备注：3月22日共249条单开错（单号500－503），以此单为准）。潮丰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因是于2018年4月发现3月22日的销售单（NO.0000503）开错，误写“356861元已收款”，但实际未收款，故以该单调整，潮丰公司并提交了销售单（NO.0000503）1份，销售单（NO.0000503）有曹友签名，单据显示“本单应收356861元，实收356861元（民生银行），前欠款1958968元，总欠款1958968元”等。王国江对潮丰公司的反驳证据表示需要核实，但其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反驳。一审庭审中，潮丰公司确认王国江、曹友是委托关系，本案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仅请求王国江承担清偿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双方确认：曹友签署的销售单包括了品名颜色、细码数量、单价、数量、单位、金额，及前欠款金额，总欠款金额等内容。另外，关于《王国江对账表》上曹友签名的真实性问题，潮丰公司和王国江均没有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的申请。关于对账问题，潮丰公司表示其与王国江是在微信上对账的，对账单发到微信上，王国江均没有签名；曹友表示其仅签署过一张对账单。关于双方的全部交易金额问题，王国江表示有1000多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潮丰公司与王国江虽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两者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潮丰公司与王国江的口头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曹友作为业务员以王国江的名义向潮丰公司采购布料，其采购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王国江承受。潮丰公司向王国江主张清偿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于法于合同有据，理由正当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焦点归纳并分析如下：一、关于欠付的货款金额问题首先，潮丰公司主张王国江欠其货款736477元，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潮丰公司尽到了一个普通商事主体的合理注意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从不同途径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基本上形成一条较完整的证据链；且潮丰公司在起诉前也向王国江发出了《律师函》，明确王国江需向其支付的货款736477元及利息，及逾期付款的相关后果。而王国江虽否认欠付的货款金额，但从在案证据反映，王国江在潮丰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催收70多万元货款的情况下，既不及时核对账目，又不组织证据反驳，甚至在收到《律师函》后，也没有积极回应。其次，从双方提交的销售单等单据反映，潮丰公司每次开具销售单等单据时会在单据上标明“前欠款金额”“总欠款金额”等信息，该组单据除了由业务员曹友签名外，潮丰公司还会通过微信的方式向王国江发送，结合潮丰公司的合理解释，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双方实际上多次对当前的货款进行了对账。再者，潮丰公司出具的《王国江对账表》载明了“2019年8月30日累计欠款736477元”等信息，且表上信息与王国江确认的销售单信息相吻合。再次，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曹友代表王国江进行采购、签署销售单等民事活动，潮丰公司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曹友具有包括对账在内的授权，曹友签署《王国江对账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后果由王国江承担。而事后，王国江并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最后，王国江于本案提出异议的货款事由均发生在2019年以前，而在案证据未能反映王国江于这些事由发生后的合理期间内提出过异议，显然有违常理；按通常理解，存在王国江当时认可潮丰公司的货款计算方法的可能性。综上，潮丰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规则，王国江应自行承担不重视自身权利的维护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王国江欠潮丰公司货款的金额为736477元。二、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问题《王国江对账表》没有载明“货款支付时间”，应视为双方对欠付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潮丰公司可以随时要求王国江履行清偿货款的义务。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律师函》的内容，一审法院酌定潮丰公司明确主张货款清偿的时间为其《律师函》寄出之日。王国江经催告未履行还款义务，已造成潮丰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潮丰公司主张王国江赔偿其利息损失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起算日应为其主张货款清偿之日即2019年10月16日为宜。潮丰公司主张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潮丰公司的利息请求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国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货款736477元给潮丰公司；二、王国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利息损失给潮丰公司，利息损失以货款7364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潮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89元，由潮丰公司负担249元，王国江负担11140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国江提交以下证据：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国江并没有逃避与潮丰公司解决货款结算的问题，而是积极寻求解决途径。经质证，潮丰公司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短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王国江收到了潮丰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就此给予律师回复，但是其所说的质量问题，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同时代理人提出双方可以协商处理，希望王国江给予一个方案，此后王国江就再没有给予回复，并未积极处理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事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曹友签订的《王国江对账表》能否作为认定王国江拖欠潮丰公司货款金额的依据；（二）一审法院是否在双方没有达成最终数据的情况下单凭销售单据认定最终欠款金额。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作为王国江一方业务员的曹友代表王国江进行采购、签署销售单等民事活动，潮丰公司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曹友具有包括对账在内的授权，曹友签署《王国江对账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后果理应由王国江承担。且上述《王国江对账表》载明了“2019年8月30日累计欠款736477元”等信息，表上信息与王国江确认的销售单信息相吻合。故一审法院在结合微信聊天记录、销售单等其他证据的基础上，采信《王国江对账表》，综合考量认定王国江拖欠潮丰公司的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不存在双方没有达成最终数据的情况下单凭销售单据认定最终欠款金额的情况，如上所述，一审法院是在结合各项证据，且在各项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基本上形成较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认定案涉最终欠款金额。王国江的该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国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40元，由上诉人王国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沙宇航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