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陕民申4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冯晓义，男，汉族，1975年4月22日出生，现住陕西省韩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毋龙飞，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负责人：薛选清，该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强继峰，男，汉族，1976年12月25日出生，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合伙人，现住陕西省韩城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选清，男，汉族，1971年5月20日出生，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合伙人，现住陕西省韩城市。以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海，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郝奋阳，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现住陕西省子长县局，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合伙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郝建平，男，汉族，1965年2月11日出生，住陕西省子长县，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合伙人。再审申请人冯晓义因与被申请人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以下简称新鑫源煤矿）、强继峰、薛选清、郝奋阳、郝建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6民终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晓义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与新鑫源煤矿签订的《合同》并未改变煤矿的生产、经营主体，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首先，双方签订《合同》的性质为劳务承包合同，合同内容明确约定申请人仅仅向被申请人提供采煤人力和机器设备使用，并以每吨煤65元的价格进行劳务费用及机器设备台班费结算。企业生产环境、安全、管理、支护、通风销售等均由被申请人负责，承包人的劳务付出也是按照被申请人安排进行，双方之间仅存在劳务承包事实。原审法院将劳务《合同》的承包人冯晓义定性为“煤矿的生产、经营单位”错误。其次，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没有改变被申请人作为煤矿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资格。申请人仅承担了新鑫源煤矿生产环节的劳务及部分与劳务有关生产设备的投入，对该煤矿的实际管理、销售、经营等环节并不参与，申请人作为劳务承包人并不需要特殊资质。申请人在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均是在新鑫源煤矿的安排及名义下进行，与煤矿企业生产有关的所有资质均是被申请人应具备的资质，与劳务承包人无关。二审法院以煤矿企业所需资质要求劳务承包人具备相应资质，显然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时适用法律前后不同且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在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二十条等相关规定时存在法律理解错误。上述所涉法条均是针对“生产经营单位”“煤矿企业”这些主体所做的禁止性规定，该规定虽然是强制性的规定，但也仅是对相关法律关系主体的管理性规定，并非是限制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即使“生产经营单位”“煤矿企业”违反该规定对外签订的承包协议也不必然无效，只是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对“生产经营单位”“煤矿企业”的资质要求，而不是对劳务提供者的要求。原审法院将“管理性规范”理解为影响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范”显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认定冯晓义为自然人不具备矿产资源开采资质及生产条件也同样存在理解错误。本案的煤矿开采及生产主体为新鑫源煤矿而不是劳务承包人冯晓义，该法律规定也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决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范”。综上，原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适用的法律条款存在前后不一致且对法条解读错误。同时原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并不影响《合同》双方的签约资格，所以原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三、原审法院对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划分及赔偿基数计算存在错误。1.原审法院对缔约责任承担划分错误，假使《合同》无效，被申请人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方面，双方签订《合同》时，被申请人经营煤矿多年，对煤矿的现有资质及应有资质有明确的认知，申请人作为普通的劳务承包人对此并不知晓，且申请人仅承包生产环节的劳务部分，与煤矿的生产资质没有直接关系，有关部门的管理对象也仅限于对被申请人，即被申请人对外承担与生产有关的一切法律责任。所以申请人签约时不存在对被申请人资质审查的过失，而被申请人则存在隐瞒欠缺生产资质的事实。2.一审、二审法院对缔约责任赔偿的基数计算错误。缔约过失损失应当包括申请人为准备《合同》履行的全部损失。原审法院仅仅依据申请人设备购买的票据认可了购买设备的费用，对申请人为满足生产需要进行的设备改造等等其他费用只字未提，显然缩小了被申请人的赔偿基数。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基础上认定被申请人承担70％的责任，申请人承担30％的责任显然责任划分错误，同时在计算缔约损害时明显缩小了损害赔偿范围。四、原审法院在劳务费用支付的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从合同的形式上看，合同的当事人为申请人冯晓义与被申请人新鑫源煤矿，合同的履行在二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但被申请人提供支付劳务费用的收款人却为鲁志国和沈风亭，假使二人为申请人的工队也应当由申请人领取后支付给二人，并不是由二人直接领取，更不会存在不按合同约定每吨65元结算而按每吨80元、85元结算的情况。更何况二人领取费用的结算清单中还包括《合同》约定工作范围以外的工作内容(巷道支护等费用)，所以鲁志国和沈风亭领款《领条》应当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无关，法院在被申请人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领条》抵充申请人劳动报酬显然证据不足。而事实是二人并不属申请人工队，被申请人也从未向申请人支付过任何劳务报酬。五、原审法院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借贷事实认定不清。1.强继峰向冯晓义的转账无备注用途，与本案之外的经济往来存在混同。冯晓义与强继峰之间除了本案劳务承包之外，还存在强继峰汉中大鑫铁矿与冯晓义挖机的租赁关系，租赁关系的租金也是强继峰转账支付给冯晓义。一审法院根据强继峰向申请人的转账凭证在无用途备注的情况下全部按照借贷关系认定显然欠妥。2.强继峰与新鑫源煤矿存在资金混同。被申请人强继峰提供的多项资金流向对应的是冯晓义向延安市宝塔区新鑫源煤矿的“借条”。由此可以看出强继峰和新鑫源煤矿之间存在资金混同，即强继峰的账户也是新鑫源煤矿的账户。一审法院在对应无借条的情况下将强继峰向冯晓义的转账全部认定为人之间的借款证据明显欠妥。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2014年8月21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第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煤矿投入生产前，煤矿企业应当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煤炭生产。”本案中，首先，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冯晓义承包煤矿原煤生产任务。冯晓义为自然人，没有资质。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新鑫源煤矿的经营范围为煤矿技术改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新鑫源煤矿2017年6月9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该证载明有效期限为1年。新鑫源煤矿并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可以进行煤炭开采，这种约定和履行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上述相关规定虽然未明确规定其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违反上述规定，客观上影响了安全生产和损害广大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关于赔偿责任划分及赔偿基数问题。原审综合衡量导致案涉合同无效中双方存在的过错程度，认定新鑫源煤矿对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冯晓义承担次要责任，酌定新鑫源煤矿按照冯晓义投入机械设备价值3270140元的70%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妥。冯晓义主张的改装设备费用，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冯晓义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亦无法律依据，原审对该两项费用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冯晓义申请再审所称原审法院对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划分及赔偿基数计算存在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借贷事实认定问题。冯晓义申请再审称其与强继峰之间除了本案劳务承包之外，还存在强继峰汉中大鑫铁矿与冯晓义挖机的租赁关系，租赁关系的租金也是强继峰转账支付的，但对于该主张并未举证证明，不能推翻原审有关借贷事实的认定。关于劳务费用支付的事实认定问题，因一审中冯晓义并未主张该项费用，不属于本院申请再审审查范围。综上，冯晓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晓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朱玉红审 判 员   刘育伟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钱少杰书 记 员   关晓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