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再45号 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昌乐万国珠宝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昌乐县。 法定代表人：高辉，董事长。 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林森，男，196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高辉，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晓，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见，山东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昌乐万国珠宝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因与上诉人王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再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经过阅卷审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1年2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和事实核对。上诉人林森、高辉及其与上诉人昌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王媛，上诉人王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昌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晓借款本金1511.6万元，并支付王晓以96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9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360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141.6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1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王晓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已查明200万元现金取款凭证系孙吉秀、王晓通过万君秋“自取自存”形成的，在王晓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向昌乐公司支付借款的情况下，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通过现金支付明显不合常理。且本案案涉480万元、（2020）鲁0282民再17号案中涉及的500万元现金借款凭证的取得方法与该200万元借款凭证的取得方法相同，一审判决及（2020）鲁0282民再1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该480万元、500万元款项未实际出借，该200万元亦并未以现金形式出借。昌乐公司主张王晓通过承兑汇票履行了191.6万元的出借义务，一审判决未支持昌乐公司的主张，却认定王晓已支付200万元借款，与查明的事实相矛盾。2.昌乐公司应从王晓实际出借款项之日支付利息，一审判决昌乐公司自2011年9月16日起支付相应利息，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应当按照王晓胜诉部分与其诉请部分的比例决定各方负担诉讼费用的金额，昌乐公司、林森、高辉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比例过高，应予调整。 王晓辩称，1.关于2011年9月16日的200万元借款，借款人主张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履行的出借义务，与本案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事实是王晓向借款经办人林森交付该200万元现金后，林森又通过案外人做了其他业务，其个人行为与出借人王晓无关；2.关于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本案交易习惯为先出具收据后交付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以收据为准；3.关于诉讼费用的承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由败诉方承担。 王晓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持一审原审判决。事实与理由：1.林森已就借款出具收据，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均于一审法院原审审理期间承认收到全部2000万元借款，对于其中的48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全部认可，其再审否认前述借款事实，明显违背“禁反言原则”，且不符合常理。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仅依据案外人的银行存取款记录与王晓现金出借款的数额相同，无法证明其未收到480万元现金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错误。2.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及《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施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条规定，检察机关无权调取证据，程序违法，不应采信。案外人未出庭对证据作出说明，剥夺了王晓对其质询的权利。 昌乐公司、林森、高辉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王晓并未实际支付480万元借款正确。王晓主张的多笔借款的取款凭证均是由孙吉秀、王晓、万君秋三人相互存取形成的，王晓称均为巧合，明显不符合常理。昌乐公司出具收据的时间早于王晓现金取款日期，且王晓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向昌乐公司交付上述480万元现金，不应认定其已支付480万元借款。一审初审判决形成原因为：涉案借款到期后，王晓称将与昌乐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因此一审初审委托手续交由王晓统一办理，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均未出庭。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百一十条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六十六条规定，即墨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本案当事人及案外人调查取证，且王晓对该些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因此，即墨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应当予以采信。3.除涉案借款外，王晓与其他案外人存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由即墨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由此可以证明王晓系职业放贷人，涉嫌套路贷犯罪，本案合同效力应为无效。 王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自借款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初审认定事实：林森、高辉为昌乐公司股东。2011年9月7日，王晓和昌乐公司、林森、高辉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为：昌乐公司向王晓借款2000万元，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自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3月7日；如昌乐公司逾期还款，则由昌乐公司承担王晓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还应按日千分之二的比例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昌乐公司并自愿以位于昌乐宝石城xx路xx号xx号楼的xx套房屋，建筑面积12123.54平方米和位于的17246平方米的土地作抵押，昌乐公司逾期还款，王晓有权处理该抵押物。林森、高辉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息、逾期还款的违约金以及为实现该债权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合同签订后，王晓于2011年9月8日通过电汇的方式分两次向昌乐公司汇款960万元，每次各480万元；王晓于2011年9月15日分两次给付昌乐公司840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给付480万元，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给付360万元。2011年9月16日，王晓以现金的方式给付昌乐公司200万元。上述借款昌乐公司均于收款当日向王晓出具了收据。借款到期后，王晓向昌乐公司、林森、高辉追要未果，诉来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初审认为，昌乐公司借王晓2000万元并约定利息，林森、高辉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各方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担保人应当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晓要求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初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昌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晓借款本金2000万元，并支付王晓以96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9月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以84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9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9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二、林森、高辉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森、高辉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昌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判决生效后，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向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鲁02民抗1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再审本案。 一审法院再审过程中，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青岛舜耕商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耕商务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一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打印件一份，证明：1.舜耕商务公司于2011年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王晓出资450万元,孙吉秀出资50万元,万君秋担任监事；2.王晓、孙吉秀、万君秋均在舜耕商务公司担任高管职务，是利益关系方。 证据二：昌乐公司2011年9月9日《银行存款账簿》、《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份；原审中王晓提供的转账凭证及收据。证明：1.2011年9月9日，昌乐公司收到王晓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的借款本金2笔480万元，共计960万元，昌乐公司予以记账；2.原审案件中，王晓提交2011年9月9日两笔480万元的转账凭证，与昌乐公司收款、记账情况一致。但昌乐公司于2011年9月8日提前向王晓出具480万元收据一份，证明昌乐公司出具的收据及载明金额不能证明王晓实际出借金额，王晓出借金额应以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准；3.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支付款项时合同生效，昌乐公司应从王晓实际出借款项之日（2011年9月9日）支付利息，原审判决昌乐公司自2011年9月8日起支付利息，适用法律错误。 证据三：昌乐公司2011年9月16日《记账凭证》、《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原审中王晓提供的收据。证明：1.2011年9月16日，王晓通过银行汇款向昌乐公司出借本金360万元，昌乐公司予以记账；2.原审中，王晓提交2011年9月15日昌乐公司出具的收据，与昌乐公司收款、记账情况一致；3.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支付款项时合同生效，昌乐公司应从王晓实际出借款项之日（2011年9月16日）支付利息，原审判决昌乐公司自2011年9月15日起支付利息，适用法律错误。 证据四：昌乐公司2011年9月23日《记账凭证》、《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11年10月11日《记账凭证》及向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付款说明，2011年10月31日《记账凭证》、《付款审批申请表》、《收条》，2012年1月19日《记账凭证》、《付款审批申请表》、《付款说明》。证明：1.2011年9月23日，王晓提供15张10万元承兑汇票，通过纪万**贴现给昌乐公司，收取贴现费8.4万元，纪万**向昌乐公司支付141.6万元。结合证据一，王晓与纪万**是利益关联方，王晓通过纪万**进行贴现，实际履行141.6万元的款项出借义务；2.2011年10月11日，王晓通过林森支付10万元承兑汇票（汇票号：xxxx），林森将该承兑汇票取回记入昌乐公司会计账簿，昌乐公司当日将该笔款项向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2011年10月31日，王晓通过林森支付3张承兑汇票（汇票号：xxxx、xxxx、xxxx）共计30万元，昌乐公司用该3张承兑汇票清偿李志谦借款30万元；4.2012年1月19日，王晓通过林森支付10万元承兑汇票，昌乐公司用该张承兑汇票清偿李志谦借款10万元。综上，王晓通过支付5张承兑汇票方式履行了50万元出借义务，通过纪万**履行141.6万元出借义务，共计191.6万元。 证据五：原审时王晓提交的200万元现金提款凭证、200万元收据；即墨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2011年9月16日万君秋《个人取款凭证》1份、孙吉秀《个人存款凭证》和《个人取款凭证》各1份、王晓《个人存款凭证》和《个人取款凭证》各1份，2011年9月16日孙吉秀《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1份、万君秋《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1份、王晓《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份。证明：1.王晓主张200万元系现金支付，提供2011年9月16日的现金取款凭证及昌乐公司出具的收据作为证据，但是该证据与昌乐公司实际收款金额不一致；2.2011年9月16日，万君秋从账户中取款200万元存入孙吉秀的账户，孙吉秀取款200万元存入王晓账户，王晓取款200万元，由此形成王晓在原审中提交的200万元现金取款凭证。结合证据三，王晓通过万君秋、孙吉秀存取款形成200万元取款凭证后，将该200万元存入万君秋账户，万君秋取款360万元存入孙吉秀账户，孙吉秀将360万元转账给王晓，王晓收到360万元后转账给昌乐公司。因此，王晓、孙吉秀、万君秋三人是将证据三中出借给昌乐公司的360万元中的200万元事先取出，形成200万元取款凭证后又统一转账给昌乐公司，昌乐公司在2011年9月16日除收到证据三中360万元借款外，未收到王晓任何款项。而且，万君秋、孙吉秀、王晓是利益关系方，上述取款、存款业务，全部由万君秋办理，取款、存款系在同一柜台，由同一操作员完成，显然不符合常理；3.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支付款项时合同生效，应以昌乐公司实际收到款项时间为准，并以实际收款时间起计算利息。原审判决昌乐公司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16日起支付利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证据六：王晓提供的480万元现金取款凭证、480万元收据；即墨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2011年9月15日孙吉秀《个人取款凭证》1份、王晓《个人存款凭证》、《个人取款凭证》各1份、万君秋《个人存款凭证》1份。证明：1.原审中，王晓提供2011年9月15日的480万元现金取款凭证及2011年9月15日昌乐公司收据，拟证明现金支付昌乐公司480万元。但是结合证据二至证据四，昌乐公司账簿及记账凭证中均没有该笔480万元进账，昌乐公司的收据不能证明实际收到该笔款项；2.2011年9月15日，孙吉秀取款440万元存入王晓账户，王晓取款480万元后存入万君秋账户，由此形成王晓在原审中提交的480万元现金取款凭证。上述取款、存款业务，全部由孙吉秀办理，取款、存款系在同一柜台，由同一操作员完成，该480万元现金根本没有从银行提出；3.王晓提供的现金取款单显示的账户余额与2011年9月16日取款200万元后显示的余额一致，结合两笔款项的现金取款单均是王晓通过其利益关联方互相转账形成的事实，证明200万元、480万元来自第三人账户，不是自有账户资金。根据2011年9月8日的980万元汇款情况，王晓可直接通过转账方式向昌乐公司汇款，且480万元现金体积庞大，不利于交易，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其他款项交付情况相矛盾。4.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支付款项时合同生效，应以昌乐公司实际收到款项时间为准，并以实际收款时间起计算利息。原审判决昌乐公司以480万元（9月15日的840万元其中360万元已实际支付，剩余480万元为虚构债务）为基数，自2011年9月15日起支付利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结合证据四至证据六，证明原审中王晓向昌乐公司出借本金金额为1511.6万元，8.4万元作为费用扣除，480万元是2000万元的砍头息，王晓并未实际支付该部分款项。 王晓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案是王晓个人与昌乐公司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银行存款账簿系昌乐公司单方制作，记录也不真实。关于转账日期与收据的日期相差一天的情况说明，对转账凭证与收据真实性无异议，该收据系昌乐公司与王晓达成借款的一致意见，林森到昌乐公司办理盖有公章的收据到王晓处办理借款的事宜，因此出现时间的差异是昌乐公司造成的，与王晓无关，另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在原来庭审时自认利息的计算时间，因此原审判决对于利息的计算是正确的；对证据三质证意见同证据二；对证据四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晓从来没有以承兑的形式向昌乐公司支付款项，而是以银行转账或者现金交付的形式进行交付，该承兑根据昌乐公司提交证据中的会计对于该承兑的情况说明可见，承兑的出票人、收款人均与王晓无关，承兑汇票是昌乐公司贴现的，因此贴现费用也与王晓无关，同时该证据恰恰证明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在申诉时对于事实的陈述是虚假的，同时证明林森将收到的现金又去做了其他的票据业务，进而证明林森收到了王晓支付的现金。林森2020年1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9年12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详见检察院提交卷宗中的第60、63页）自认上述200万元承兑汇票是9月16日前收到的，但是昌乐公司主管会计证明（详见检察院提交卷宗第72页）收到的141.6万元承兑贴现款是9月23日，二者时间明显不一致，说明会计说的150万元承兑汇票与林森收到的200万元承兑汇票不是相同的承兑，也就证明林森多次用现金做承兑业务，此外该记账凭证中显示还有1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昌乐公司自始至终多次自认9月16日收到的200万元现金实际是承兑汇票，该10万元转账支票如何解释，只能说明其编造的理由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其应当承担提供虚假证据的不利后果；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即墨检察院调取的案外人孙吉秀、万君秋的存取款记录与本案王晓向昌乐公司现金出借的银行取款记录时间、数额上存在巧合之处，但是并非同一笔款的存取，更不是王晓账户取出现金又存入他人账户，是多笔不同的银行业务，该组证据证明王晓有大额现金出借能力，并且在交付林森现金当天取出了相应的现金，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主张王晓取款后没有实际支付给昌乐公司又存入案外人的账户，系主观推断，无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不能推翻本案原审时法庭依法查明的事实及自认的借款事实，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举证不能，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推定的资金走向无有效证据证明，王晓的取现金额与他人的存取款金额只是存在数额上的巧合，但并不是同一笔钱的存取，是不同的银行业务，如果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坚持认为是同一笔款应当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否则应该承担不利后果。其他意见同证据五的质证意见。 王晓提交如下证据：一审法院初审判决、庭审笔录及（2012）即执字第1970号执行裁定，证明：在一审初审庭审中，昌乐公司、林森、高辉均对借款事实予以自认，包括680万元现金借款，且借款没有预扣利息。原审判决后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没有上诉，王晓在申请执行时其没有提出异议，且在王晓转让本案债权时其也未提出异议，足可以证明昌乐公司向王晓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 昌乐公司、林森、高辉质证称，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其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即通过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等手段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2011年9月7日，王晓与昌乐公司、林森、高辉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内容与原审查明一致。合同签订后，王晓于2011年9月9日通过电汇的方式分两次向昌乐公司汇款960万元，每次各480万元；2011年9月15日，林森为王晓出具了借款360万元的收条，2011年9月16日王晓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支付昌乐公司360万元。2011年9月15日，林森为王晓出具了收到480万元现金的收款条，同日，孙吉秀从其华夏银行账户现金取款440万元后，存入王晓在该行的账户中，王晓、孙吉秀又从王晓的账户现金取款480万元，同日，万君秋在该行存入现金480万元。2011年9月16日，林森为王晓出具200万元的收款条，同日，孙吉秀、万君秋自孙吉秀的华夏银行账户中现金取款200万元，王晓、万君秋向王晓在该行的账户中存入现金200万元，同日，孙吉秀、万君秋又向孙吉秀在该行的账户中存入现金200万元。 另查明，舜耕商务公司于2011年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王晓出资450万元,孙吉秀出资50万元,万君秋担任公司监事。 再查明，一审初审判决生效后，已执行案款671212.98元。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2011年9月15日借款48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2.2011年9月16日200万元借款是支付的承兑汇票还是现金。 关于焦点1，2011年9月15日，高辉虽为王晓出具了收到现金480万元的借条，王晓也提供了从银行提款480万元的证明，但检察院调取的证据证明，当天，王晓、孙吉秀从孙吉秀的账户取款440万元存入王晓在该行的账户，王晓、孙吉秀从王晓的账户取款480万元，但之后万君秋的账户上又存入相等数额的480万元，在王晓完全可以通过转账向昌乐公司支付借款的情况下，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通过现金交付明显不合常理。而且（2020）鲁0282民再17号案件的几笔现金借款，均在王晓从银行提款后，又有同等数额的款项存入孙吉秀或万君秋名下，而王晓对此解释均为巧合，显然不能成立。故可以认定该480万元借款王晓实际并未支付。 关于焦点2,昌乐公司、林森、高辉称实际收到的是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支付贴现款8.4万元。对此王晓不予认可，因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不能提交王晓交付承兑汇票的充分证据及贴现的具体情况，故仍应认定王晓已支付该借款200万元。 另，民间借贷合同自出借人实际支付借款时生效，故昌乐公司应从2011年9月9日开始支付96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1年9月16日开始支付560万元的借款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2012）即民初字第4414号判决。二、昌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晓借款本金1520万元，并支付王晓以96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9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560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上款项已付671212.98元）。三、林森、高辉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森、高辉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昌乐公司追偿。四、驳回王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晓负担25982元，由昌乐公司、林森、高辉负担14561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提交书面申请请求中止本案审理，将王晓涉嫌套路贷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本案未出现中止审理事由，且昌乐公司、林森、高辉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套路贷犯罪，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同意。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是否存在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借款的事实及借款数额；2.是否存在现金支付借款的事实及借款数额。 关于焦点1，首先，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主张涉案200万元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其中150万元承兑汇票扣除贴现利息8.4万元后实际收到141.6万元，但根据昌乐公司、林森、高辉于一审法院再审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无法证明该承兑汇票系王晓出借，且昌乐公司对王晓于2011年9月9日出借的960万元借款入账时，摘要明确记载为“收即墨王晓借款”，但对141.6万元款项入账时摘要记载为“林森汇票即墨贴现汇入款”，且其他应付款明细科目为“林森”，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系王晓借款。其次，昌乐公司、林森、王晓主张另50万元承兑汇票由昌乐公司分三次交付给案外人，但其提交的记账凭证明细科目分别为“林森”“林森”“（诸城正胜煤炭）林森”，摘要分别记载为“付青房建安集团工程款”、“林森用汇票代公司换李志谦借款”、“还李志谦借款”，且综合其他证据均无法证明该50万元系王晓借款。因此，对昌乐公司、林森、王晓关于涉案200万元借款系承兑汇票支付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王晓主张涉案480万元与200万元均已现金交付，本院认为，即墨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材料程序合法，调取的存取款凭证、交易明细等证据应予采信，王晓与万君秋、孙吉秀作为舜耕商务公司的股东或监事，在2011年9月15日、9月16日相互存取或转账大额现金，王晓主张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再审依照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认定涉案480万元借款未实际支付并无不当，涉案200万元亦无法认定为现金支付。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200万元借款支付方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再审按照昌乐公司的自认及欠条记载的金额、落款日期认定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昌乐公司、林森、高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昌乐万国珠宝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林森、高辉已预缴），由昌乐万国珠宝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林森、高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王晓已预缴），由王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志 审判员  薛维红 审判员  张 锐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唐潇慧 书记员司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