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省哥补日，男，1974年10月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甘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省果布日合（省哥补日兄长），男，1972年5月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谅，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第三人：阿子莫，女，1969年1月出生，彝族，四川省甘洛县人，村民，住四川省甘洛县。 上诉人省哥补日因与被上诉人刘勇、原审第三人阿子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甘洛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5民初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省哥补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省果布日合，李志勇，被上诉人刘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谅，原审第三人阿子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省哥补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55万元，并支付以55万元为基础，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的银行同期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严重缺失关键证人及证据。一审中，本案关键当事人阿子莫未出庭，也未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及提交答辩状。阿子莫作为本案关键事实的非常重要的人员没有出庭，不能凭他人任意揣测就认定是合伙关系，工程管理人和合伙人是完全两回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案涉工程合伙人，并没有关键证据即所谓的《合伙协议》，只是全凭言词证据证明，且证人证言全部为被上诉人的工作或者利害关系人所作，有的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工程合伙人的重要依据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表述的是第三方阿子莫承诺按入股计算方式支付上诉人的借款利息，通俗讲也就是相当于入股，一审法院却凭此表述认定上诉人为工程合伙人、股东，这是严重的概念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有严重逻辑错误，明显为立案后被上诉人找人伪造的证据。比如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分包协议》，第三人阿子莫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务协议时间是2017年5月30日，而被上诉人与江天俊、刘述德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结算时间为2020年7月3日，是在本案诉讼立案时间以后才结算的，明显为立案后伪造的，且多份证人证言为被上诉人的工作或者利害关系人，但这些证人证言却得到了一审判决的采信。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第三人阿子莫承包了案涉工程后，与被上诉人刘勇签订了案涉工程协议，第三人阿子莫在工程建设期间投资款不足，便向上诉人借款，并口头承诺待工程完工拿到钱后立即还款，到时给予一定的利息，或按入股方式计价给报酬，所以上诉人与第三人阿子莫之间系借贷关系，而非合伙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上诉人为了尽快完工好拿回借款和报酬，应第三人阿子莫恳请有空时也帮第三人到工地看看，但这并不影响也改变不了工程承包合同主体责任的事实。工程建设中，被上诉人因挪用工程款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及材料款，导致接近年关工人上访政府讨要工资，县政府给乡政府施压要解决好，但第三人阿子莫坚持只按协议及工程进度付款，不愿意按被上诉人欠账数额付款，被上诉人刘勇无钱支付，最终因甘洛县斯觉镇政府为了维稳等原因，找到阿子莫协商无果后，得知上诉人有资金的信息，便找到上诉人劝说借款给被上诉人，加上被上诉人也主动说他写借条，保证工程完工结算时首先付清借款的承诺，上诉人便同意借款给被上诉人刘勇。2020年2月9日，被上诉人刘勇当着众多人的面写了借条，上诉人将55万元借给被上诉人刘勇，被上诉人拿到该款项后，便无法联系了。综述，该案涉事实有甘洛县斯觉镇政府协调领导的证人证言，借款当日在场人的证人证言，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工程协议合同，借据及上诉人的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却主观武断，不客观分析案涉事实，主观采信一个不讲诚信、玩失踪的被上诉人颠倒事非的抗辩，导致错误适用法律法规，判决错误，造成上诉人借款及利息损失。 刘勇辩称，1.首先，第三人在一审时属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并非上诉人认为未通知其出庭。第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明确载明开庭前，依据职权向原被告双方进行询问，上诉人明确陈述其在第三人承包的工程里投入30万元入股，其身份为股东。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进行自认，对方无需举证。一审中，答辩人仍然根据客观事实提供了4名证人出庭作证，并经案涉工程地业主方（当地村民及阿嘎二组组长木可哇哇）指认上诉人系案涉工程老板，并非工地管理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认定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定性准确。2.根据常理，上诉人面对法院询问，自认的身份不容置疑，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股东亦或是其他概念，不会不清楚。且答辩人通过大量的证据，也证实了上诉人自认的股东身份，上诉人的自认与答辩人的证据互为补强，相互吻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否认合伙，否认股东身份，实在是强词夺理且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再者，上诉人在二审时，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属于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答辩人一审被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为了应诉，在代理律师的协助下，寻找当年所做工程的相关证据，补充未签订的相关材料等一系列行为，并无任何违法之处。答辩人无任何伪造证据的行为，上诉人一审也并未提交证明答辩人伪造证据的反证。上诉人以此认为时间载明为取得证据的时间为一审诉讼期间的证据便是逻辑错误或者是采信证据错误，属于上诉人对案件实务经验匮乏及知识层面的局限。答辩人取得证据进间确为一审诉讼期间，是为了诉讼而取，答辩人实事求是地将取证时间载明，在一审庭审中也进行了释明，符合取证规则。4.一审通过答辩人所举大量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真实客观的还原了案件全部事实，以及案涉所谓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由来。一审法院正是基于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并当庭释明基础法律关系及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后，将上诉人与答辩人共同确认的事实进行固定，属于依法确认。上诉人在上诉状所陈述的反而是违背了基本事实，本末倒置。特别提示，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案涉借条的当日，被上诉人还出具了一份22万元借条，上面备注：“苏雄乡工程款”，为何同日出具借条备注不同，原因是苏雄乡的工程已经完工并结算，22万是尾款。而斯觉镇未完工，年底工人等着拿钱回家过年，而上诉人和第三人拒不按工程进度付款，所以最终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只得以出具借条方式预支部分工程款，所以备注“工程完工后结清”。综上，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阿子莫述称，我与刘勇是签了承包合同的，由刘勇做工程。刘勇只做了60%，我是先预支钱给刘勇，过年前刘勇没把钱给民工，民工就到县政府去闹。刘勇差民工75万元，县政府让我拿钱，我只同意拿10万元，民工不要，就到县政府去闹，镇上的书记就让上诉人省哥补日借给刘勇55万元，刘勇拿到钱后就跑了，还把工地上的机器开走了。现在刘勇还差我30多万元。 省哥补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550000.00元；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勇与第三人阿子莫以及案外人杨昌禄于2017年5月30日签订《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阿子莫为总承包方，乙方刘勇、案外人杨昌禄在甲方甘洛县斯觉镇承包人工费，同时《协议》对该工程的工程量、收方标准及单价、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刘勇从阿子莫处分包了甘洛县斯觉镇阿嘎二组的民房建设及甘洛县苏雄乡瓦洪村的民房建设。上述工程被告刘勇未与原告省哥补日签订协议，但原告省哥补日在2020年7月21日本院询问时表示，第三人阿子莫所做工程，其本人也是工程的管理人员，并入股300000.00元，是股东之一。为支付该工程民工工资，经相关部门协调，由其先行垫付民工工资。2018年2月9日，原告省哥补日交付被告刘勇现金550000.00元，当日被告向给原告书写《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省哥布日现金550000.00元，大写，工程完工结算付清，借款人：刘勇。身份证：510126197110××××。2018.2.9”。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省哥补日以被告刘勇本人书写的《借条》为据，要求被告刘勇返还借款550000.00元。原告省哥补日在本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其是第三人阿子莫所承包的甘洛县苏雄乡瓦洪村、斯觉镇阿嘎二组民房建设工程的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庭审查明，被告刘勇与第三人阿子莫签订了案涉工程的协议，原告省哥补日与第三人阿子莫系合伙关系，原、被告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省哥补日与被告刘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省哥补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0.00元，由原告省哥补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省哥补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明3份，分别系甘洛县斯觉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11月18日出具、甘洛县斯觉镇格布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6日出具、甘洛县斯觉镇格布村村民委员会与甘洛县斯觉镇人民政府分别加盖印章，于2020年7月27日、7月31日出具。拟证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刘勇的55万元，系由政府出面协调，明确为上诉人个人借款出借给刘勇，款项性质系借款而非工程预付款。2.阿子莫与刘勇、杨昌禄于2017年5月30日签订的《协议》1份，拟证明甘洛县斯觉镇阿嘎2组的房屋，是由第三人阿子莫分包给刘勇和杨昌禄的，上诉人不是分包合同的主体。3.支付情况说明2份及相应支付原始凭据（复印件）若干；拟证明被上诉人刘勇在阿子莫处分包了两个工程的人工劳务，其中苏雄镇的工程已竣工验收结算完毕，阿子莫超付了28万元给刘勇；而斯觉镇的工程刘勇只完成了60%，刘勇在拿到上诉人的借款后擅自撤场，阿子莫又另行支付了60余万，请其他工程队才完成了项目，总共超付了工程款18余万元；在借款55万元时，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和刘勇所完成的工程量，只差刘勇7万余元的工程款。 针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刘勇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三份证明的文字用词、逻辑思维等均出自一人之手，很明显为上诉准备。但是除了加盖公章（公章真伪无从辩认）外，无任何经手人或者证明人签字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最重要的是三份证明的主体均不适格。三份证明反而能够证明“借款”和工程劳务费紧密相关。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得出案涉借款和工程款具有统一性。第3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已超付被上诉人工程款的证明目的。因为双方均认可针对斯觉镇的工程双方至今未办理结算，根据被上诉人制作的工程结算表，经过与上诉人的工地管理员张光平确认，案涉工程实际完成量为90%以上，与上诉人自行制作并陈述的完成工程量60%差距较大，不能达到上诉人主张已超付工程款给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对上诉人提交的第1组证据，3份证明除加盖有公章外，无出具证明人签名，无法核实其证明内容是否属实，故对上诉人提交的第1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第2组证据在一审中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交并经过质证，现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上诉人提交的第2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第3组证据系自行制作的斯觉支出施工账（刘勇）及刘勇领取工程款的部分凭证，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虽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但部分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故对该组证据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外，本院在审理中另查明：2018年2月9日，被上诉人除向省哥补日出具55万元借条外，还同时向第三人阿子莫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阿子莫处苏雄乡附属工程款200000元”的内容。上诉人省哥补日向本院提交的向刘勇支付工程款的凭证中，绝大部分系刘勇以借条形式领取，其提交的“斯觉支出施工账（刘勇）”中，载明内容为：刘勇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2018年3月7日止，共计向刘勇支付工程款1060761元（含代付款），其中包含了上诉人省哥补日于2018年2月9日向刘勇支付的550000元。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省哥补日与被上诉人刘勇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勇对2018年2月9日向上诉人省哥补日出具借条一张，并收取了省哥补日55万元现金一事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上诉人省哥补日与被上诉人刘勇均认可刘勇收到的55万元现金全部用于支付了民工工资，并录有视频为证。被上诉人刘勇与上诉人省哥补日就甘洛县斯觉镇的工程虽未签订书面承包协议，刘勇系与第三人阿子莫签订了协议，但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省哥补日本人自认其在阿子莫承包的该项工程中投入了股份，其系股东之一，即省哥补日与阿子莫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省哥补日认可向刘勇出借55万元是因为刘勇无钱支付民工工资，由县乡领导协调后，要求省哥补日先行垫付55万元民工工资，为此，刘勇向省哥补日出具借条后，省哥补日向刘勇交付了55万元现金，刘勇在借条中注明有“工程结算付清”字样；结合当日第三人阿子莫向刘勇支付苏雄乡工程款20万元时，刘勇亦是以出具借条形式从阿子莫处领取工程款及刘勇在施工过程中，阿子莫向刘勇支付工程进度款时，刘勇大多数是以出具借条形式领取款项的事实，可以确认刘勇在施工过程中，领取工程进度款的方式大多数是以出具借条作为领款凭证；上诉人省哥补日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斯觉支出施工账（刘勇）中，亦将省哥补日支付给刘勇的55万元款项纳入了刘勇领取的工程款中，该事实更进一步证明刘勇向省哥补日出具借条并领取55万元款项用于支付民工工资的行为，不属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的行为更符合工程款垫付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刘勇提出案涉款项不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因上诉人省哥补日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刘勇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故其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并请求被上诉人刘勇偿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省哥补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上诉人省哥补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亚莉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冯文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