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1940年11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建，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恒，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79年4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翔，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7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恒、赵利建，被上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已实际占有该房屋”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郑某还未办理收房手续，根本谈不上已经向刘某交付房屋一说，如果刘某办理了相关手续，也是其私自冒用郑某名义的冒领行为，对郑某不发生任何效力，不能据此认定郑某已经向刘某交付房屋。关于拆迁款，根据在案证据及公安笔录可以认定钱是程某、刘某擅自取走的，而且她们也承认钱是郑某的，取走目的是代为保管。二、一审认定赠与标的物的权利已完成转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动产的交付以登记为准，郑某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根本谈不上向刘某交付房屋，拆迁补偿款也未实际交付给刘某。三、郑某享有多种撤销赠与协议的请求权基础。郑某有任意撤销权，赠与协议在赠与标的物权利未转移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刘某多次未经郑某同意，擅自将郑某银行卡里的钱款取走或用于其个人消费，严重侵害郑某权益，郑某同样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刘某承诺对郑某进行“养老送终”，但并未履行义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刘某采用欺诈的手段，让郑某在受欺诈、重大误解的情形下在其根本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所谓协议上按手印，还找来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所谓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四、赠与协议没有郑某签字，只有手印，具体内容也都是刘某事先撰写好的，该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效力，属于无效协议。该房屋系农村房屋，其性质决定了根本不允许赠与给不属于本村村民的第三人，此种赠与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协议。五、一审法院未审查刘某提交的证据“光盘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该光盘视频经过剪辑，没有原始载体，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刘某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关于财产分割方面已经有了另案处理，不能重复起诉，且在一审开庭庭审过程中郑某明确表示本案诉讼请求只涉及撤销房产，关于钱款已经另案处理，涉案房屋是回迁房，不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刘某已经与物业办理了物业交接，领取了钥匙。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郑某与刘某签订的《赠与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系程某之母，刘某系程某之女，郑某系刘某之外祖母。2017年9月4日，赠与人郑某与受赠人刘某签订了《赠与协议》，主要内容为：赠与人在坐落于延庆区2号院内有北房三间及相应宅院归郑某所有和使用。2017年8月9日，郑某与大王庄村委会及拆迁部门签订的上述房屋及院落拆迁补偿回迁协议，应补偿郑某现金20余万及回迁楼房一套（大约100平方米左右，以回迁实际给付楼房的面积为准）。郑某决定将上述财产赠与给刘某，刘某愿意接受赠与。双方签订以下协议：一、郑某愿将自己的如下财产、不动产赠与给刘某。郑某取得如下财产之日，将如下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赠与给刘某。郑某的财产、不动产包括如下：1．坐落于延庆区回迁楼房一套（大约100平方米，以回迁实际给付楼房为准）。2．拆迁补偿款20余万元（以实际给付具体补偿款数额为准）。二、刘某愿意接受上述赠与的财产。三、如上述房产在郑某在世期间或去世后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时候，有关本部门将上述房产登记在刘某名下，郑某所有亲属不得干涉、阻拦。四、本协议自郑某按指纹、刘某签字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一式四份，郑某和刘某各执一份，两位证人各保存一份。落款“赠与人”处有郑某按的指纹，“受赠与人”处有刘某的签名，“见证人”处分别有刘承利、王贵、肖忠三人的签名、指纹及身份证号。法院根据《赠与协议》“见证人”处三人的名字及身份证号，通过北京法院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得知，三人的信息均属真实。另查，涉案房屋为大王庄村的回迁房，关于选房、交物业费等手续均为刘某办理。庭审中，郑某称，其没有上过学，不清楚签订《赠与协议》当时是怎么回事。郑某在一审笔录上的签字为其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秀云代签，郑某按的指纹。审理中，刘某称，只有拿着物业费的凭证才能领取钥匙，涉案房屋的钥匙系刘某让其母亲程某代为领取的，2020年8月取得该房屋钥匙，现亦由刘某占有，刘某没有实际入住该房屋。刘某又称，涉案房屋的性质为回迁房，不能办理所有权转移的原因是该房屋的性质所致，房屋目前还不具备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条件，但是相关手续均由刘某办理，郑某也将房屋赠与了刘某。刘某还称，郑某已将拆迁补偿款交付给了刘某，郑某将拆迁补偿款的银行卡及存折存单及相对应的密码交付给了刘某，由刘某自行领取和支配，已完成了相应的交付行为；另一部分拆迁款由刘某通过微信转账或为郑某看病、买药等生活支出；郑某于2017年2月20日入住刘某家，由刘某对郑某进行照顾，郑某的一切衣食住行均由刘某负责。另外，在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7397号案件（郑某与程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郑某主张要求程某返还的现金中的20多万元系刘某通过微信绑定银行卡提现的方式取出后交给了郑某，另外20多万元系刘某让其母亲程某于2020年9月取出的，并且程某取出后交给了刘某。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赠与标的物的权利是否已经完成转移。对此，结合本案证据及审理查明的事实等，法院分析评判如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郑某与刘某于2017年9月4日签订的《赠与协议》，系郑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郑某应按照《赠与协议》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郑某称该协议不是其自愿签订的，是被胁迫的，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予以证明，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涉案房屋的选房、交纳物业费等手续均为刘某办理，且该房屋的钥匙也一直由刘某占有，虽然其未在该房屋居住，但可认定其已实际占有该房屋。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在房屋暂不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条件下，其权利转移应当以受赠人是否对房屋实际占有作为判断标准。另外，对于拆迁补偿款，刘某也已实际占有。因此，可以认定，本案所涉赠与标的物的权利已经完成转移。况且，郑某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要求撤销《赠与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回迁房的收房情况，刘某提交委托书一份，委托人为郑某，受托人为程某，内容载明：“我拥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2号的房产，因房产拆迁需要登记，本人年迈体弱不能亲自办理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益和房产权益的相关手续，特委托大女儿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件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已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托人无转托权。”郑某对该委托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该委托书内容中不包括代为接收回迁房的事项。郑某提交业主档案，主张回迁房收房手续上的签字为他人冒签，对此刘某一方当庭陈述，回迁房收房手续上的“郑某”的签字为程某代签，刘某本人没有办理收房手续，而是由程某收房后将钥匙交给刘某。郑某主张大王庄村委会已经将涉案回迁房的钥匙换新，现由大王庄村委会管理该房屋；刘某认可未入住房屋，但主张因房屋未装修所以没有入住。二、关于拆迁补偿款的去向，2020年9月8日延庆分局康庄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记载，郑某报警称存折丢失，存折里的四十多万元被人取走。根据2020年9月14日刘某在延庆分局康庄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本案当庭陈述，刘某建了一个微信号，绑定了郑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分多笔小额转账给自己或他人后换取现金。刘某在派出所询问时自述一共取了大概16.5万元并换成现金给了郑某，庭审中刘某自述将换取的二十多万元现金给了郑某，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另外，刘某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2020年9月5日郑某离开刘某家到亲戚家居住，离开时没有拿包，包内有存放存折、银行卡的柜子的钥匙和身份证，刘某将包给了程某，让程某把郑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10万元存折和北京农商银行10万元存单里的钱取了出来，并称这些钱是郑某的，谁也不能动。另根据2020年9月8日程某在延庆分局康庄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程某认可使用郑某的存折和存根在北京农业银行取走了10万元、在北京市农商银行取走了10万元，上述取款行为未经过郑某的同意，取款是因为担心亲戚要分郑某的财产，取款后没有使用，而是帮郑某保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郑某与刘某于2017年9月4日签订了《赠与协议》，郑某主张该协议不是自愿签订，而是被胁迫的，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被胁迫的情形，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赠与协议》系郑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赠与财产是否已经完成权利转移。所谓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一般是指动产标的交付，不动产标的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手续，而上述行为均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因郑某主张撤销的赠与合同中的赠与财产包括回迁房和拆迁款两部分，本院分别分析如下：首先，涉案回迁房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未完成权利转移。即使考虑到回迁房的特殊性质，从房屋交接的角度来看，虽客观上刘某从程某处取得了房屋钥匙，但并未实际入住，且从其取得钥匙的过程看，并不能显示出郑某授权程某将回迁房交给刘某的意思表示，故该回迁房并未完成权利转移。其次，根据刘某自述，刘某通过微信转账取出郑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后用现金给了郑某，故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已经返还给郑某，刘某均明知郑某没有通过微信转账交付所赠拆迁款的意思表示。而根据派出所询问笔录，程某使用郑某的北京农业银行存折和北京市农商银行存折取走20万元的行为未经郑某同意，其自述取款目的是代为保管，亦不存在郑某将20万元交付给刘某的情形。根据以上分析，因《赠与协议》中所涉回迁房和拆迁款均未完成权利转移，郑某行使撤销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郑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739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郑某与刘某于2017年9月4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刘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秋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梦书 记 员 马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