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终36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琳，女，198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南，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彬，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芳静，女，198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长垣县，现住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上诉人康琳与被上诉人梁芳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6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南、陈彬、被上诉人梁芳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629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梁芳静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梁芳静与康琳系委托代买LCC币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定性错误。根据一审中梁芳静与康琳分别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梁芳静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民事判决书第39页记载的“集资参与人梁芳静的陈述”内容，足以说明梁芳静于2018年3月份让康琳帮其收购LCC币，康琳在收到梁芳静的转款后将提前从他人处收购的LCC币以对等的枚数转入梁芳静在LCC交易平台所开设的账户中，梁芳静既无从康琳处购买LCC币的意思表示，康梁也无出售LCC币给梁芳静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无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径直以康琳接收梁芳静转款后通过本人账户向梁芳静账户转入LCC币为由认定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显然定性错误，与事实相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集资参与人，是指向非法集资活动投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书已将梁芳静认定为郝铃声、杨放犯集资诈骗罪一案的集资参与人，即虽康琳接收梁芳静转款，但该生效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梁芳静的资金投入到郝铃声、杨放集资诈骗活动中，一审判决反而认定梁芳静与康琳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明显与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相冲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梁芳静与康琳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既无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冲突，显然错误。二、梁芳静委托康琳代买LCC币已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应当驳回梁芳静对康琳之起诉。首先，LCC币因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相关内容，其运营平台因涉嫌刑事犯罪康琳被查封，其发行者郝铃声、杨放已被判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LCC币发行其他相关人员正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而梁芳静因购买LCC币已向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报案，本案中梁芳静起诉康琳所依据事实与其报案事实一致，已涉嫌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梁芳静之起诉，并将本案移送至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审查处理。其次，梁芳静因购买LCC币，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被认定为郝铃声、杨放等同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中的集资参与人，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对梁芳静起诉康琳，一审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然而一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审理，明显于法相悖。再次，梁芳静不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退赔人员，系因梁芳静在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后未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等证明损失，而该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退赔数额系已确定的85名退赔人员提供的转账记录经司法会计审计的投资和损失，因此梁芳静在该刑事判决书中不可能被确定为所认定投资和损失数额的退赔人员，但因LCC币其他人员尚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案侦查中，梁芳静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涉案财物的返还、退赔等刑事程序予以解决。第四，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也规定，应当由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向集资参与人清退集资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目前，LCC交易平台已被关闭，根据一审时康琳提供的银行流水及梁芳静的抗辩可知，除本次诉争的几笔款项外，梁芳静也曾委托康琳帮其购买LCC币，事后梁芳静将LCC币买出，获取部分利润，本案如不通过刑事侦查，无法查清梁芳静前期交易、获利情况。故，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梁芳静之起诉，梁芳静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以合同无效为由判决康琳向梁芳静返还款项，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险规定而无效。即使如一审判决所认定梁芳静与康琳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以该买卖合同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相关内容而无效，但该公告系部门规章，其内容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依据部门规章认定梁芳静与康琳之间买卖合同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依据该公告内容，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合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明确返还梁芳静投资款项的义务主体应为发行LCC币进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即已被判处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郝铃声、杨放以及其他正在被刑事立案侦查的崔杰等人，显然一审判决康琳返还款项，明显错误。其次，本案中梁芳静的损失不属于“合法的民事权益”，不应受法律保护。梁芳静委托康琳购买的LCC币本身就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代币，而且该币的发行者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书被认定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且梁芳静取得加入平台的资格，目的是牟取高额的利益，参考《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应由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向集资参与人清退集资资金，而康琳并非上述清退义务人，同时梁芳静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应由集资参与人梁芳静本人自行承担。故，一审判决康琳返还款项，于法相悖，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进行实体审理于法相悖，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裁定驳回起诉。梁芳静辩称：梁芳静与康琳委托代买LCC币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正确，被上诉人通过账号向上诉人转款以及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光盘可以看出，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其合同法的第58条规定，该合同取得的财产无法履行时，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承应承担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上诉人应当负有赔偿责任。而且上诉人承诺通过房子租金的方式来抵押还款，期间并退还了被上诉人5000元整，剩余的款项未退。由此可见，上诉人对双方的合同关系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第二，上诉人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书，将被上诉人定位集资诈骗的参与人有误，而且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向法院申请了法院调查令，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相关卷宗，显示被上诉人并未列位赔偿名单内，被上诉人至今也未收到相关的文书以及退还的款项。根据一审上诉人提供的康琳的流水来看，可以看出康琳的流水并未流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两宗刑事案件的涉案平台以及涉案人员的账户内。因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与上诉人提到的刑事案件没有关联性，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判决书，案情同类。本案系梁芳静与康琳之间的合同纠纷，且梁芳静并未列为天易家禾公司的赔偿对象，本案不是必须以天易家禾的形式处理结果为依据。关于本案合同效力如何确定的问题，依据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防患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本案中涉及到的数字货币系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明令禁止交易的一种未经批准非法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代售、代理币、票、券，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按照上述公告规定，本案涉及的币无法交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的规定，本案涉及的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157条，对方应该返还被上诉人的损失。梁芳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款项204252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9日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直至归还完毕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为邻居关系。2017年底至2018年初，被告从事虚拟货币LCC币业务，经被告大力推荐，原告决定购买LCC币。2018年3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微信询问“全国都缺币，昨天晚上我奖励产生的币，你要吗？”，原告回复“留两千给我吧，一会去柜台转，你的卡号发下”及“五千枚都给我吧”。原告分别于2018年3月3日、3月6日、3月9日向被告转款共计209252元，购买了5800枚LCC币。被告庭审中自认收款后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原告账户拨付了相应LCC币。3月中旬，原告发现LCC币交易平台无法登陆，后要求被告退款，被告退还了5000元，剩余款项未退，但承诺用房子租金折抵，原告未同意。2018年，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集资参与人到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由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刑初185、472号刑事判决认定从事LCC币推广宣传的主要人员郝铃声、杨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郝铃声、杨放与同案人连带退赔集资参与人损失（名单详见附表）。原告梁芳静不在该退赔名单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直接向被告转款购买LCC币，被告自认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原告账户拨币，结合原被告2018年3月3日的微信聊天内容，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因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相关内容，故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现应的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购币款204252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也有一定过错，故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郝铃声、杨放等人已构成犯罪，本案应驳回起诉的意见，因原告不在刑事案件确定的退赔名单中，故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康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梁芳静款项204252元。二、驳回原告梁芳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20元、保全费1541元，以上共计376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8元，被告负担3723元。本院二审期间，康琳提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向被上诉人送达的审查起诉阶段委托代理人告知书打印件一份，拟证明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调取的刑事判决书，2020年3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放、郝铃声、崔杰等人集资诈骗案一案中的，杨放、郝铃声作出了刑事判决。在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为杨放、郝铃声、崔杰等人集资诈骗案件的集资参与人。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将崔杰集资诈骗案移送至天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天河区检察院于2020年的5月28日通知被上诉人作为受害人参与崔杰集资诈骗案的审查起诉。梁芳静发表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告知书的来源不清楚。对方所说的上诉人所说的来源于维权群，不清楚来源群的全称是什么。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根据2019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本案符合128条第五种情形，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其他责任主体可作为追诉对象的民事案件，并无禁止。因此民刑交叉首先是追诉对象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单位，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只要引发其他民事关系，依法应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本案显然依法可以单独审理裁决。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康琳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除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梁芳静曾作为杨放、郝铃声、崔杰等人集资诈骗案件的集资参与人，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通知梁芳静作为受害人参与崔杰集资诈骗案的审查起诉。该案件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处于刑事审理阶段。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梁芳静曾作为集资诈骗案件的集资参与人，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亦通知梁芳静作为受害人参与崔杰集资诈骗案的审查起诉，且该案件人民检察院已经提起公诉，处于刑事审理阶段。故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康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因出现新的证据，致使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62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芳静的起诉。保全费1541元，由康琳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220元，退还梁芳静；二审案件受理费4364元，退还康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曹逢春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韩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