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6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咏春，男，194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明，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以文，男，198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香林，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咏春因与被上诉人杨以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咏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以文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本案核心事实，导致错误适用法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的《关于解除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以下简称《解除通知》）在2017年6月22日已由被上诉人签收，但一审判决未对“已签收”这一法律事实进行依法认定。《解除通知》送达被上诉人后，依法已经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一审判决再判决解除，没有法律依据。《解除通知》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应在三个月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被上诉人在收到《解除通知》两年半后才提起诉讼，丧失了法律上应在三个月内享有的异议权和请求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遗漏。被上诉人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在先，单方面要求变更合同在后，已经构成违约。被上诉人除签约外，始终未再出现，无法联系，从未履行合同。被上诉人不断更换所谓代理人，均系其父亲临时指派的公司员工，不仅未依法委托，更未获得充分授权，导致被上诉人实质上违约。被上诉人所谓的代理人从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仅仅是要求上诉人同意其变更协议约定。本案不存在资金监管等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因资金监管争议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协议第二条已明确资金监管由被上诉人解决。本案未查明谁是履约人，谁是履约代理人，其中是哪一位代理人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主张履约不能的事实发生。三、一审判决对以下关键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关于“原、被告均不存在违约行为”的认定，属于混淆事实，定性错误。协议的履行期限内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仅仅单方面要求改变协议约定。上诉人督促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拒绝承担违约责任，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是协议解除的真正原因。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已提供的、依生活常识能够判定且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视而不见，无视被上诉人存在的违约事实。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2017年6月21日发出《解除通知》不予采信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因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致使协议不能继续履行，30万元定金应由上诉人没收。因上诉人送达《解除通知》后被上诉人没有在三个月期限行使权利，30万元预付款应由上诉人没收。被上诉人杨以文辩称，不同意李咏春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以文的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杨以文与李咏春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2.判令李咏春返还杨以文已支付的承租权转让预付款600,000元；3.判令李咏春支付违约金300,000元；4.判令李咏春支付因其违约而给杨以文带来的预付款利息损失（以600,000元为本金，按2013年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3%计算，自2013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咏春系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承租部位包含，独用部位：二层东北车间楼15.80平方米、底层西北车间15.40平方米、底层中北灶间1.90平方米、壁橱壹只、底层中北小卫生间；公用部位：底层北大卫生间、园地。2013年11月，李咏春（转让方，甲方）与杨以文（受让方、乙方）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根据《上海市公有住房差价交换试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公平和有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承租的公有住房承租权等相关事宜，订立本协议。甲方将系争房屋的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给乙方，成交价格为2,820,000元。交易期间发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如发生转让资金监管问题，由乙方负责协调和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或资金。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当日支付甲方600,000元。双方一致同意600,000元预付款中300,000元作为本次承租权转让合同的定金，任何一方违约，按定金罚则处理。甲乙双方约定在签订本协议起15日内共同前往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由乙方负责，甲方配合办理房屋征询等相关手续。乙方收取物业公司开具的征询单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房款1,420,000元。甲乙双方约定在签订本协议起30日内前往房屋所在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甲方在交易过户手续完成后15日内完成户口迁出手续。在过户交易当日乙方支付甲方500,000元房款。甲乙双方在完成交易过户手续后一周内共同前往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办理租赁户名变更手续，手续受理当日乙方支付甲方剩余300,000元房款。甲乙双方约定在办理房屋征询和过户手续中，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隐瞒相关的信息导致房屋无法正常完成过户，即构成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300,000元违约金。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给甲方相关房款，须向甲方支付滞纳金。逾期60日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终止履行房屋承租权转让协议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没收本次房屋承租权转让合同定金300,000元。协议并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同日，杨以文向李咏春支付房款600,000元。2017年6月21日，李咏春向杨以文发出《关于解除转让协议的通知》，称，2013年11月25日，杨以文与李咏春就系争房屋签订了转让协议。后杨以文仅履行了支付首笔款项600,000元的义务，李咏春则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交付相关凭证的义务。但之后杨以文并未切实履行应当履行的协议约定的其他相关义务。……鉴于杨以文自签约以来，一直言而无信，一再违约，坚持不履行双方已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现李咏春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决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本解除“协议”通知书，用邮政快递方式寄给杨以文，一经邮政快递方用短信向李咏春确认快递已签收，本解除“协议”通知书即视为送达，即生效，《承租权转让协议》解除；二、李咏春根据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杨以文支付的陆拾万元预付款中的叁拾万元定金，按定金罚则处理，归李咏春；三、杨以文剩余的叁拾万元预付款，请杨以文在收到本解除通知书后五天内，把杨以文的开户银行、账户名称、银行账号用短信方式或书面方式提供给李咏春，李咏春将在壹佰天内把剩余的叁拾万元预付款转至杨以文指定账户，杨以文若逾期不向李咏春提供银行账号，则视为自愿放弃剩余的叁拾万元预付款，李咏春将不再向杨以文支付剩余叁拾万元预付款，且根据合同违约、过错责任原则追究杨以文恶意违约责任的权利，并籍此来弥补杨以文给李咏春造成的相关损失。综上，杨以文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若不服李咏春单方解除转让协议的行为，请在法律规定的三个月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该份通知，杨以文认可由其代理人收取。2017年7月17日，杨以文的委托代理人杜某向李咏春发出《要求继续履行转让协议的函》称，2017年6月21日，由李咏春发给杨以文的关于解除转让协议的通知已收悉，并表示杨以文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后续转让款因非属于杨以文原因的资金监管问题，影响了双方过户手续的办理。杨以文认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不同意李咏春单方解除合同，要求李咏春继续履行合同。杨以文认为关于因资金监管问题引起的过户手续办理延迟所给双方带来的经济损失，双方可协商解决。李咏春认可收到该份函件，但表示对于其中部分内容不认可。后杨以文分别于2017年8月31日及2018年5月15日向李咏春发函要求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但李咏春表示该两份函件并未收到。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8月，李咏春将系争房屋另行出售给案外人。一审庭审中，杨以文陈述，因李咏春一直不同意资金监管，亦拒绝填写征询表，故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李咏春对此明确表示否认，并表示就资金监管问题，转让协议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至于征询表的问题，李咏春仅仅只有配合义务，主要义务在于杨以文。一审法院认为，杨以文与李咏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2017年6月21日，李咏春虽然向杨以文发出过解除转让协议的通知，但杨以文已经于2017年7月17日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并要求继续履行。故李咏春认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已经于2017年6月22日解除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系争房屋已经于2018年8月出售给案外人，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已经没有履行的可能性。故就杨以文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之诉请，予以支持。因公有住房承租权的转让不同于一般的房屋买卖，涉及到征询单的填报以及相应的资金监管问题。本案中，杨以文、李咏春均未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本次转让协议不能履行的主要责任在于对方，故一审法院认定杨以文、李咏春对本次协议的履行均不存在违约行为。李咏春收取的600,000元预付款，应当予以返还。李咏春辩称，其中300,000元定金由其依照定金罚则没收，剩余款项则因杨以文未提供明确账户视为其放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在本案中并未提供明确的书面证据证明对方存在违约行为，且剩余款项的支付条件均未成就，故李咏春无权没收定金。至于剩余款项，李咏春亦无权因杨以文未提供相关账户则视为其已经放弃，故对李咏春上述辩称意见，均不予采信。因杨以文、李咏春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就杨以文要求李咏春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就杨以文要求李咏春支付利息的诉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解除杨以文与李咏春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二、李咏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以文已支付的预付款600,000元；三、驳回杨以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80元，减半收取计6,940元，由杨以文负担2,780元，李咏春负担4,160元。二审中，上诉人李咏春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被上诉人杨以文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以文在签约时提交该身份证复印件后，双方从未联系过，杨以文也未提交过其他联系方式。2.杨以文的父亲杨某开办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李咏春一审中提交的名片复印件均系杨某公司的员工，其中包括杜某、王某等。3.双方在一审中提交证据的证据目录，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准予差价换房通知书》该份证据不存在，且杨以文的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第七份证据证明杨以文认识王某，故杨以文的委托代理人在二审中关于杨以文不知道公司有王某这个人的表述不实。4.公证书，证明杜某系杨以文2016年底委托的履约代理人，该公证书系2017年2月22日双方在XX大酒店约谈时，杜某交给李咏春的。5.关于杜某身份的截屏信息，证明杜某作为杨以文的履约代理人具有法律人的身份背景。6.另案裁判文书，证明杜某与王某均系法律专业人士，且杨以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其父亲杨某有长时间交集，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杨以文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认为：杨以文父亲杨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杜某的公证书及身份截屏信息、裁判文书等材料均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准予差价换房通知书》系杨以文的律师持一审法院开具的调查令所调取，已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并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李咏春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杨以文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3年11月25日，李咏春向杨以文方交付了系争房屋的公房租赁凭证原件，当日袁某向李咏春出具了收条。2014年2月24日，李咏春向杨以文发送律师函，除催促杨以文依照协议第五条约定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外，该律师函还载明：2014年2月13日，李咏春收到杨以文委托陈某代办系争房屋受让事宜的公证书复印件，并与陈某交涉要求尽快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事宜。陈某代表杨以文提出为降低交易杂费成本，要求另行签订阴阳合同，李咏春则考虑交易安全未能同意。2014年2月21日，李咏春又收到杨某的书面材料，提出要求变更协议的签约主体和协议内容。针对上述情况，李咏春表示，双方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杨以文拖延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协议内容在现有条件下不同意变更；在未依法解除该协议前，不会与他人另行签订转让协议；并敦促杨以文在收到该律师函后十日内前往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办理征询事宜，并在确定具体时间后提前一天通知李咏春或其律师。该律师函尾部列明了李咏春及梁淮保律师的联系电话及地址。杨以文在一审中确认收到该律师函，但认为该函件未盖章，故对律师函的内容不认可。2015年10月26日，杨以文的委托代理人陈某向李咏春发函，表示2013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杨以文积极履约并支付了60万元，加上杨以文父亲杨某支付的10万元，已累计支付达70万元。希望李咏春能以切合实际的态度继续履约，而非提出过多合同约定之外的要求拒绝履行合同。并要求李咏春在收到函件后五日内按照协议第五条、第六条的约定履行，或者与陈某沟通具体操作方案。该函件的寄送凭证载明寄件人为“杨以文”，联络人为“陈某”，寄件地址为“XX路XX号XX”，收件人为“李咏春代理律师梁某”，收件地址为“上海X律师事务所”。2016年1月18日，李咏春向杨以文及陈某回函称：“看了你的信函后，我按照杨先生的要求，即与陈女士通话联系，严正指出了信函的荒唐和谎言，并要求与杨先生见面，商谈相关事宜，但不知何故，陈告诉我想见杨先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我只能要求在十一月九日下午三点与陈商谈，但陈告诉我她不在上海，十一月九日回来后才能与我相约具体的见面时间（有陈发的短信为证），即便如此，我一直等到今天，仍未等到陈的音讯，这难道就是你们信函中所说的‘签约后，杨以文积极履行合同’吗？签约后，我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你除了在签约当日按合同约定支付了60万外，一直言而无信，始终没有一点点履约的诚意和行动，尽管我不断催促，甚至发律师函要求贵方履约，你也无动于衷，期间我曾对此要求与杨先生见面，但从未得到恩准，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本人真的很无奈，也很无助，这二年上海的房价涨了这么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尽力了。谁也不能视法律为游戏，你也不要指望一封歪曲事实的信函可以改变你的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一切法律后果只能由你自己承担。”该函件由李咏春的委托律师梁淮保通过EMS寄送至“上海徐汇XX路XX号XX楼，陈某、杨以文收”，邮寄凭证显示“已妥投”。但杨以文在一审中对该函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陈某未收到过该函件。2017年2月27日19:10李咏春通过其代理人宋某向“1592125XXXX”手机用户发送短信，内容为“我是李咏春的代理人宋某，因李咏春向你发短信始终发不出，现通过我手机发短信给你，表达李咏春先生就本月22日商谈回复意见。小吴：2017年2月22日下午，双方在XX大酒店就原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履行事宜进行了商谈。参加商谈的人有：乙方杜某（杨以文的代理人）、王某1、吴某，甲方有签约人李咏春、代理人宋某。商谈中乙方承认签约后三年多未履行相关义务，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作适当补偿，希望同甲方继续履行原签协议。杜某先生要求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其承担违约责任之补偿甲方，对此，甲方意见，乙方违约补偿不少于30万元，请小吴将此意见转告代理人杜某先生，并希望贵方在一周内答复甲方，再商量相关事宜。另，为方便双方联系，请把杜某先生的联系手机号码告诉我，也望小吴将我的手机号码告知杜先生。甲方：李咏春！”该手机后回复称“好的，已将李先生的电话告知杜总，到时有结果了会回复李先生。”杨以文在一审中对于该短信不予认可，认为电话号码与名片不符。2017年6月21日，李咏春向杨以文寄送《关于解除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载明：“贵方违约至少有以下事实可以印证。1.2014年2月24日，本转让方曾委托律师专门发函给贵受让方，阐明了本转让方的态度与立场，要求贵受让方尽快履约，贵受让方却置之不理。2.2015年，双方曾有书面交涉，最终贵受让方也是不了了之。3.2017年2月22日下午，应贵方之约，双方在西藏北路上XX大酒店大堂，再次就‘协议’履行和贵受让方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补偿金事宜进行协商，贵受让方特别授权代理人杜某先生以及吴某、黄某等人参与。商谈中：贵受让方承认一直未履行‘协议’构成合同违约，就违约金如何确定时，杜某先生提出按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对于杜某先生这一提议，本转让方需要考虑，并承诺在一周内予以回复。2017年2月27日，本转让方就违约补偿金表明了意见，并按约定通过吴某女士手机，以短信方式向贵受让方杜某先生作了回复，同时要求受让方在一周内就是否接受本转让方提出的违约补偿方案回复，并要求杜某先生将其联系方式即地址、手机号提供给本转让方，以便双方进一步联系、沟通、协商。然，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五月上旬，贵受让方仍无任何回应。2017年5月11日，本转让方再次通过吴某女士的手机短信给杜某先生，仍要求一周内回复，但至今仍无音讯。4.签约三年半来，贵方一再违约，本转让方多次要求与签约人杨以文先生见面，商谈相关履约事宜，杨以文先生始终置之不理。……”该解除通知由宋某通过EMS寄送至“上海徐汇区XX路XX号XX楼”，收件人分别为“吴某转杜某收，收件人电话1592125XXXX”及“杜某收，收件人电话1592125XXXX转”。该两封函件均由门卫签收。同时，宋某亦将该解除通知通过EMS寄送至“上海徐汇区XX路XX号XX室”“收件人杨以文”，但因“原址无此人”被退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系争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及责任归属。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在2013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当日，上诉人李咏春即按约向被上诉人杨以文交付了系争房屋的公房租赁凭证原件，杨以文亦向李咏春支付了合同约定的预付款60万元。根据该转让协议约定，后续的履行内容即在签约后15日内双方共同前往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由杨以文负责，李咏春配合办理房屋征询等相关手续，杨以文在收取物业公司开具的征询单后，向李咏春支付房款142万元。现杨以文认为，因李咏春不同意资金监管，也不愿意去物业公司办理提交征询表的相关手续，导致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而李咏春则认为：资金监管问题本就由杨以文负责，不存在李咏春不配合办理征询单的情形；转让协议约定双方一起去物业公司办理征询手续，但因杨以文不在国内，而陈某的委托书又存在问题，导致未能去办理征询手续；之后杨以文又不断要求变更协议约定，已构成违约，导致转让协议最终解除。对此，本院认为，自2013年11月25日双方签约至2017年6月李咏春发函解除合同，期间长达三年多，双方确实未办理过征询手续。杨以文虽主张系因李咏春不同意资金监管，故不愿意去物业公司提交征询表。但根据协议约定，如发生资金监管问题，由杨以文负责协调和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或资金，且办理征询手续也是由杨以文负责，李咏春配合，但杨以文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李咏春存在不配合办理征询单的事实。而根据李咏春提交的2014年2月24日的律师函，则显示李咏春当时曾催促杨以文尽快履行协议第五条即办理征询手续的约定内容。而且该律师函还显示：在2014年2月13日杨以文委托陈某提交了公证委托材料，陈某代表杨以文还提出了签订阴阳合同的要求，被李咏春拒绝；2014年2月21日，李咏春收到杨以文的父亲杨某的书面材料，要求变更协议签约主体和协议内容。李咏春在该律师函中明确予以拒绝，并要求杨以文承担违约责任，并再次催促杨以文在接到律师函后十日内前往物业公司办理征询事宜。虽然杨以文在一审中以该律师函未盖章为由，不予认可，但其确认收到过该函件，且亦无证据显示杨以文在收到该律师函后对其载明的上述内容提出过质疑。当然，本院也注意到，杨以文在一审中也提交了其2015年10月26日向李咏春发送的律师函，该律师函则载明系因李咏春“提出过多合同约定之外的要求拒绝履行合同”，并催告李咏春在收到函件后5日内按照协议第五条及第六条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与陈某沟通具体操作方案。李咏春在收到该函件后于2016年1月18日回函，明确指出了该函件内容与事实不符，并在回函中详细叙述了李咏春在收到函件后即与陈某通话联系并要求在11月9日进行商谈等具体沟通情况，但未果。虽然杨以文在一审中对该回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陈某未收到过该函件，但鉴于该函件系按2015年10月26日杨以文发送的律师函的要求寄送至“上海徐汇XX路XX号XX楼”“陈某、杨以文”收，且邮寄凭证显示“已妥投”，故杨以文以陈某未收到为由，不认可该律师函的真实性，其理由不成立。再结合李咏春提交的2017年2月27日因XX大酒店商谈事宜双方通过短信沟通所显示的短信内容，及2017年6月21日的解约通知。虽然杨以文不认可该短信显示的号码系吴某的手机号，也不认可吴某的身份，但该短信内容与李咏春之后发出的解约通知内容能相互印证；杨以文在收到解约通知后向李咏春的回函中亦未就该解约通知中详细记载的履约情况，双方函件、短信往来内容，以及2017年2月22日XX大酒店商谈的具体事宜等内容进行质疑和否认，且上述短信往来的手机号码与解约通知寄送凭证上记载的手机号码相一致，除寄送至“XX路”杨以文本人的函件未送达外，另两份寄送至“杜某”和由“吴某转杜某”的解约通知均已妥投，杜某在收到该函件后还代表杨以文回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综合上述分析，李咏春提交的上述函件、短信往来、公证书等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纳。杨以文关于系因李咏春不同意资金监管，也不愿意配合办理征询手续导致转让协议未能履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李咏春关于因杨以文无法亲自履约，而其委托代理人在处理受让房屋事宜过程中因受让方自身过错造成协议不能履行，后又单方要求变更协议主体构成违约，导致转让协议最终解除的上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李咏春在催告杨以文履约未果的情况下，于2017年6月21日发函解除转让协议，于法有据。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于该解除通知送达杨以文时解除。杨以文作为违约方则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由李咏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李咏春不具有合同解除权，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60万元款项的返还。根据转让协议约定，60万元中的30万元系定金。现转让协议因杨以文违约而解除，故李咏春要求没收定金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剩余30万元，应属于预付款性质。虽然李咏春在解除通知中要求杨以文在对解除合同存在异议的情况下，限期提起诉讼，否则剩余30万元一并予以没收，但该要求并无法律依据。鉴于杨以文在收到解除通知后已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应视为其对李咏春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没收款项提出了异议，虽然其未及时提起诉讼，但亦非李咏春在没收定金的同时还能再行没收预付款的合理理由。故杨以文要求李咏春返还预付款3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李咏春上诉要求60万元一并予以没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咏春的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78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杨以文与李咏春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协议》已解除；三、李咏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以文已支付的预付款300,000元；四、驳回杨以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0元，减半收取计6,940元，由杨以文负担4,870元，李咏春负担2,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以文负担4,900元，李咏春负担4,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熊 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