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训方，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占海里，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英，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新民，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英，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训方因与上诉人占海里、上诉人曾新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9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训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占海里、曾新民返还所欠鲍训方借款人民币13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月息按1．5%计算，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占海里、曾新民还清全部借款为止）；2．依法判令由占海里、曾新民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用5000元、保函费用506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占海里、曾新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漏洞、主张无法自圆其说、观点难以逻辑自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鲍训方出借的1300万元巨额款项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一）一审法院对鲍训方提供的证据及阐述进行片面的解读，显失公允。1．就1300万元借款部分未签署书面借款协议的原因，鲍训方已在一审过程中进行过详实、合理的解释，鲍训方的行为并不悖于一般生活逻辑。北京金嘉富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资产公司）从事的是网络借贷（P2P）业务，在吴宗迪和金嘉资产公司的撮合下，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建立了借款关系。在P2P理财模式下，债权人与债务人不熟悉的现象并不罕见。占海里将自己的一处房屋抵押给鲍训方，双方当面签订了房屋抵押合同，并完成了抵押登记。鲍训方将900万元款项出借给占海里、曾新民后，鲍训方每月都收到稳定的利息。后吴宗迪与鲍训方沟通，以第一笔借款所抵押的房屋升值、占海里、曾新民资金实力雄厚、占家有多个重点项目待开展为由，多次向鲍训方借款。鲍训方考虑到占海里、曾新民房屋已经抵押给自己，结合占海里、曾新民先前良好的履约行为以及对占海里、曾新民还款能力的信任，鲍训方才又陆续向占海里、曾新民出借1300万元。2．一审法院对鲍训方行为的解读明显严格于占海里、曾新民。一审法院认为鲍训方向占海里、曾新民汇款时无备注，不符合逻辑。而根据鲍训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鲍训方对外汇款中一直没有添加备注的习惯，银行在操作汇款业务时也无必须添加备注的要求。此外，一审法院采信的2017年1月10日北京荣海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诚国贸公司）向北京金嘉富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商贸公司）的600万元汇款并无款项备注。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账户系公司持有，公司对款项往来的监管义务理应严于自然人，对此一审法院却做出了相反力度的解释，并将直接导致鲍训方遭受巨额财产损失。其次关于一审中占海里、曾新民主张2016年4月29日鲍训方向其借款450万的说法，占海里、曾新民自认2016年5月30日鲍训方已将该笔款项归还，因此该笔款项已经平账，与本案的几笔借款并无关联。再者占海里、曾新民对鲍训方设置的房产抵押至今未解除，与占海里、曾新民关于其与鲍训方之间仅为走账的说法不符：占海里、曾新民与鲍训方并不相识，按常理推断，占海里、曾新民却有大额的资金需要经鲍训方来走账，出于对不相识人的防备，也应是鲍训方向占海里、曾新民进行抵押，但本案中却是占海里、曾新民对鲍训方行进行了房产抵押且持续到现在，与常理相悖。占海里、曾新民的该做法也恰证实了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为借款关系。（二）占海里、曾新民提供证据中存在以下明显漏洞，未被一审法院依法查明。1．占海里、曾新民主张荣海诚国贸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汇入金嘉商贸公司的600万元款项是鲍训方于2017年1月10日、2017年1月11日出借的两笔款项的上游流水，但鲍训方的自有资金系金嘉资产公司账户转出。金嘉商贸公司与金嘉资产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入资与出资账户不同，难以认定占海里、曾新民的主张。2．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在2017年4月18日、2017年5月19日汇出的两笔共计700万元的款项中均有明确备注“占海里借款”。占海里、曾新民曾明确主张全部系走账，在双方提供后续证据后，因其无法自圆其说，又改口称以上两笔款项系借款，其中500万元已归还。但2017年5月2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资产公司支付500万元款项的备注明确写明“借款”,而非“还款”，不能排除该笔款项系金嘉资产公司与荣海诚国贸公司之间其他项目款项往来的可能；占海里、曾新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归还2017年5月19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出的200万元借款。根据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证据显示，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控制下公司账款往来频繁，涉及账户数量庞杂。一审法院仅对汇款数额进行简单比对，即作为否定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1300万元借款关系成立的理由之一，严重损害了鲍训方的合法权益。（三）鲍训方提供的鲍训方妻子与案外人吴宗迪的聊天记录被一审法院片面援引，并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鲍训方在一审中提交了高珊（鲍训方妻子）与案外人吴宗迪的聊天记录，其中部分关键信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予援引。记载如下：2019年5月7日，高珊称：“古人有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这是大头钱，算上基金，小3000万呢，他连面都没有时间见，这么没有诚意，怎么确定他有还款意向呢？”高珊称“他去了，更好，他话不多，和你去，你也踏实，就是去验证一下，占家还款的意向”，吴宗迪称：“我比你们谁都着急，赶紧处理利索了我也利索了”“我尽快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处“他”指鲍训方。由此可以印证，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客观存在，借款本金与鲍训方主张金额吻合，吴宗迪作为居间方亦认可借款关系成立，并协助鲍训方一家向占海里催要借款。一审法院对聊天记录进行片面解读，并得出“高珊与吴宗迪之间的微信记录无法证明鲍训方与被告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微信记录没有涉及借款”的结论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无视占海里、曾新民举证不能的事实，要求鲍训方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及不利后果。一审判决依据的法律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本案中，占海里、曾新民称双方之间的金钱往来系与第三人吴宗迪之间的走账和借款，但占海里、曾新民却未能提供走账和借款的书面约定。占海里、曾新民也于一审庭上称与吴宗迪之间账目繁杂，无法平帐。此外，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银行流水涉及主体众多，走账数目无法一一对应。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漏洞，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难以认定占海里、曾新民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并未转移给鲍训方，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占海里、曾新民承担。一审法院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适用法律错误。三、鲍训方关于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鲍训方已向一审法庭提交过保函费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复印件，质证过程中占海里、曾新民并未要求鲍训方提供保函费用证据原件予以核对。现曾新民持有的荣海诚集团13%的股权仍处于冻结状态，以此可以印证50600元的保函费用确已发生。保函费用系鲍训方向占海里、曾新民催要款项的合理支出，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裁判依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占海里、曾新民辩称，不同意鲍训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具体理由如下：1．鲍训方提出针对1300万元借款部分未签署书面协议的行为并不有悖一般生活逻辑的主张不能成立。2．根据本案证据及鲍训方本人陈述，鲍训方自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先后是吴宗迪实际控制的公司即金嘉资产公司及北京金嘉富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基金公司）员工。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鲍训方在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缴纳社保，其中，2016年3月、4月在金嘉资产公司缴纳，并且两公司每月对其发放工资。3．鲍训方为吴宗迪实控公司的员工，与该公司签署协议，将资金投资到吴宗迪控制的公司，从吴宗迪公司领取工资及利息。鲍训方与吴宗迪实控公司之间既有劳动关系也有借贷关系，并非简单的无劳动关系或代为缴纳社保关系。4．占海里家族公司与吴宗迪控制的公司确有资金往来和走账，在资金往来过程中，双方均有通过公司员工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的行为，但借贷关系和走账关系的相对方一直是吴宗迪的公司，而非鲍训方本人。2016年初，吴宗迪承诺帮助占海里家族公司进行融资（以占海里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09号楼21层2502房屋作为担保）。在吴宗迪的安排下，将上述房屋抵押给吴宗迪指定的其公司员工鲍训方，待找到投资人后，以鲍训方为代持人将款项支付到占海里家族公司。5．2016年4月29日占海里将之前走账回来的900万元（该900万，占海里和曾新民从来未向鲍训方支付过利息，也未曾向吴宗迪公司支付过利息或费用。而鲍训方其自一审起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稳定的从吴宗迪公司收到高额利息，也证明了其与吴宗迪公司有投资关系，而非与占海里有借贷关系。）中的450万元汇款到鲍训方账户，该款项是吴宗迪公司向占海里家族公司的借款，按照吴宗迪的安排，汇至其公司员工鲍训方账户。鲍训方在一审先否认该笔款的存在，后亦未说明该笔款项的去向以及归还占海里时的450万元的来源。鲍训方在二审庭审中又陈述当时是借款买房，然后没买成，用退款还占海里450万的借款，不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6．占海里家族公司与吴宗迪控制的公司有资金往来和走账，基于彼此的信任，相信其会为占海里家族寻找到投资资金，鲍训方为吴宗迪指定的公司员工及名义上的抵押权人。后因鲍训方与吴宗迪公司之间存在矛盾并离职，所以鲍训方一直未配合办理解除抵押。但实际上截止到现在，该900万的款项也并未实际支付。鲍训方主张的6笔共计2200万元款项都是占海里家族与吴宗迪公司之间的往来资金，款项的流转路径经过了鲍训方与占海里个人账户，但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吴宗迪公司与占海里家族公司之间款项汇入和汇出差额部分为双方公司之间的往来拆借款项。双方之间基于信任一直未签署过书面协议。7．鲍训方妻子与案外人吴宗迪的聊天记录，证明鲍训方与吴宗迪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而非吴宗迪或吴宗迪公司是单纯的居间人。占海里家族公司是与吴宗迪之间有借贷关系，而非占海里与鲍训方之间有直接的借贷关系。8．占海里、曾新民与鲍训方之间无真实的借贷关系，保函费用等与占海里和曾新民无关，且鲍训方未提交原件。占海里、曾新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占海里、曾新民无须承担一审判决中的900万元本金及利息；2．追加吴宗迪为本案的第三人；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鲍训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本案的证据及鲍训方本人陈述，鲍训方自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先后是吴宗迪实际控制的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员工。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鲍训方在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缴纳社保。其中，2016年3月、4月在金嘉资产公司缴纳。占海里家族公司与吴宗迪控制的公司确有资金往来。2016年初，吴宗迪承诺帮助占海里家族公司进行抵押融资（以占海里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09号楼21层2502房屋作为担保）。在吴宗迪的安排下，将占海里的上述房屋抵押给吴宗迪指定的其公司员工鲍训方，待找到投资人后，以鲍训方为代持人将款项支付到占海里家族公司。在吴宗迪的安排下，2016年3月23日，以鲍训方的名义与占海里、曾新民签订借款合同，2016年3月24日签订《房产抵押合同》并与同日办理抵押登记，被担保数额为900万元。在相关借款、抵押登记等手续办完后，吴宗迪还没有寻找到融资资金时，占海里家族公司回收了工程款和材料款等，需要通过吴宗迪公司账户回到占海里家族公司，吴宗迪提出将一部分款项（500万+400万两笔共计900万）通过鲍训方账户转回到占海里账户，先在程序上完成相应的手续，吴宗迪再继续寻找实际的融资款项，找到后另行支付到占海里家族公司。基于对吴宗迪的信任，占海里、曾新民便按照上述方式办理了。但实际上截止到现在，该900万的款项并未实际支付。鲍训方主张的6笔共计2200万元款项均是占海里家族与吴宗迪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占海里、曾新民与鲍训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款项的流转路径都是从占海里家族支付到吴宗迪公司，再由吴宗迪公司支付给其员工鲍训方账户支付给占海里账户。吴宗迪公司与占海里家族公司之间款项汇入和汇出差额部分为双方公司之间的往来拆借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鲍训方辩称，不同意占海里、曾新民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不同意追加吴宗迪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一审中吴宗迪曾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占海里、曾新民在二审中提出追加请求有拖延诉讼之嫌。鲍训方是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的员工，不影响其与他人产生借贷关系。占海里、曾新民称吴宗迪为帮助占海里家族公司融资，将占海里的上述房屋抵押给鲍训方，有违常理。真实情况是鲍训方将2200万元实际出借给了占海里。本案从一审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占海里、曾新民一直未主张房屋解押，亦与常理不符。针对款项流向的主张，占海里、曾新民前后陈述不一，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一审期间鲍训方本人与占海里哥哥电话联系，其明确承认了900万元借款的存在。针对13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对鲍训方苛以更高的举证义务，于法不当。一审法院认定，鲍训方、高珊及其家人与金嘉资产公司、吴宗迪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占荣海、荣海成国贸公司、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但上述高频的资金往来与本案诉争款项没有关联。占海里、曾新民涉嫌职务侵占及洗钱，高频大额的款项往来就是为了倒账。占海里、曾新民所称所有款项往来均是吴宗迪指示鲍训方走账的主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吴宗迪认可2200万元借款已经给到占海里，亦一直从中协调，敦促占海里尽快还款。荣海诚国贸公司及吴宗迪均已被列为失信人员，其陈述不应被法院采信。鲍训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占海里、曾新民返还所欠鲍训方人民币2200万元；2．占海里、曾新民向鲍训方方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以占海里、曾新民尚未偿还的借款金额2200万为基数，从2019年1月14日起至占海里、曾新民偿还全部借款为止，月息按1．5%计算；3．保全费用5000元、保函费用50600元由占海里、曾新民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占海里、曾新民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3日，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占海里、曾新民向鲍训方借款90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4月23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月利率2%。2016年3月24日，鲍训方与占海里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约定：占海里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09号楼21层2502房屋作为借款900万元的担保，债务履行期限1个月，担保范围本金及利息。双方于同日，就上述抵押房产办理抵押登记，被担保数额900万元。2016年4月19日，北京聚城伟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城公司）向北京博富畅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富公司）汇款2000万元，备注“划款”。同日，博富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还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6年4月20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8618380．14元，备注“货款”。同日，金嘉商贸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2016年4月29日，占海里向鲍训方汇款450万元。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分四笔汇款157500元。2016年5月30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50万元。2017年1月10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600万元。同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200万元，备注“往来”。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200万元。2017年1月11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往来”。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2017年4月18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占海里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7年5月2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资产公司汇款500万元，备注“借款”。2017年5月19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200万元，备注“占海里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200万元。除上述资金往来外，鲍训方提供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统计表显示：鲍训方、高珊及其家人与金嘉资产公司、吴宗迪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统计表显示：占荣海、荣海成国贸公司、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其中，频繁出现双方之间当日或几日内转入转出大额资金的情况。鲍训方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投资管理合同。一份为高珊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另一份为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其中高珊（甲方）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约定有如下内容：投资金额170万元；投资周期6个月；该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在理财产品投资运作期间内，甲方不可提前终止该理财产品；金嘉资产公司（乙方）提供信用管理服务，有权向出借人和借款人收取相关服务费用；根据甲方与特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相关协议文件的规定，借款人有义务对甲方定期还本付息，甲方委托乙方利用其与银行的合作系统先代为收取借款人每期偿还的本息，乙方系统代收款项后，在每期收款后二个工作日内与甲方进行结算，根据甲方在每笔出借资金对应签署的资金出借及回收方式中的选择，甲方当月有资金需要回收到本人账户的，甲方指定账户作为资金回收专用账户；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甲方选择如下之一的方式处置回款风险，甲乙双方共同努力追款，由甲方自行承担损失和风险，同时自行享有借款人违约所支付的罚息、违约金等，或由还款风险金专用账户进行借款人回款风险的共担。该合同后附投资确认书：金嘉资产公司确认高珊该次投资资金为170万元，产品起息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投资期限6个月，逾期收益为年化18%，每月付息，到期还本。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除金额、期限外，其余内容与上述合同一致。该合同后附投资确认书：金嘉资产公司确认高珊该次投资资金为170万元，产品起息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投资期限6个月，逾期收益为年化18%，每月付息，到期还本。一审庭审中，吴宗迪作为证人出庭过程中发表证人证言称，其为博富公司、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金嘉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鲍训方为该公司员工。占荣海系聚城公司、荣海诚国贸公司实际控制人，占海里系占荣海妹妹。鲍训方在本案中主张的2200万元，系吴宗迪安排公司员工鲍训方通过个人账户转至占海里个人账户，上述款项系吴宗迪与占荣海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鲍训方与占海里的个人借款。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金嘉资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均为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姚雪，股东为吴宗迪、姚雪。金嘉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宗迪，股东为吴宗迪、姚雪。博富公司原名称北京赢励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天下人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2月22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吴宗迪、姚雪、高阳，2017年7月25日，投资人变更为贾玉兰、姚雪、高阳。荣海诚国贸公司股东为荣海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诚建筑集团），荣海诚建筑集团股东为占荣海、曾新民。聚城公司股东为付洪志、杨伟，该公司于2016年9月5日注销。鲍训方认可：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鲍训方在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缴纳社保。其中，2016年3月、4月在金嘉资产公司缴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的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鲍训方主张双方在2200万元范围内均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占海里、曾新民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就2016年4月19日、20日汇款的共计900万元，鲍训方提供了鲍训方与曾新民、占海里之间的借款合同、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的抵押合同。鲍训方在签订借款合同后，按照借款合同约定金额向占海里账户分两次汇入500万元、400万元，共计90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曾新民、占海里称，上述900万元并非双方之间的借款，系其家族与吴宗迪之间的往来款。对此，被告方提供吴宗迪证言和转账记录，证明上述900万元的系来自被告方家族企业。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19日，聚城公司向博富公司汇款2000万元，备注“划款”。同日，博富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还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6年4月20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8618380．14元，备注“货款”。同日，金嘉商贸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其中，聚城公司股东为付洪志、杨伟，该公司于2016年9月5日注销。并无证据显示该公司与被告方家族有关，仅凭吴宗迪证言，无法证明聚城公司系被告方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且聚城公司向博富公司汇款的数额为2000万元，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的数额为8618380．14元，备注“货款”，与本案其他争议汇款在鲍训方账户汇入、汇出相同数额款项的事实有明显差异。被告方及吴宗迪均未就上述汇款与鲍训方汇入占海里账户的500万元、400万元差额部分进行说明，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被告方就该900万元主张的相关事实。吴宗迪作为证人，明确表示全部2200万元汇款均非鲍训方与被告方之间的借款，但就该900万元而言，从证明效力和发生可能性来看，鲍训方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更高，发生可能性更大。综上，一审法院确认，鲍训方与曾新民、占海里之间的借款合同、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的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曾新民、占海里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曾新民、占海里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鲍训方有权要求返还借款本金90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鲍训方主张返还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9年的1月14日起，由于曾新民、占海里未举证其就该笔借款有过还款，鲍训方主张的起算时间晚于借款期限届满的时间，视为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鲍训方主张的计息标准为月息1．5%，即年利率18%，低于约定标准和法院能够支持的利率上限，一审法院亦不持异议。就另1300万元，鲍训方提供了转账凭证、高珊与吴宗迪之间微信记录、两份与金嘉投资公司的投资管理合同用以证明金嘉投资公司系居间人，鲍训方与收款人占海里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占海里、曾新民否认借款合同关系，并提供了鲍训方上游资金往来的银行记录及吴宗迪人证言、鲍训方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上述1300万元借款合同事实不予确认。理由如下：一、高珊和鲍训方均系多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属二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且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并不熟识，借款数额巨大，基于何种信任能够让其不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甚至不进行任何沟通即多次汇款，鲍训方对此并未提供充分且合理的说明。二、按照鲍训方的主张，金嘉资产公司仅为中介，其与占海里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但其并未提供和本案相关的2200万元汇款相关的任何一份投资管理合同。在其提供的从时间、金额上看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但用以证明鲍训方主张的投资管理协议内容中，亦未明确鲍训方与借款人形成简单的借款合同关系。一方面投资管理协议明确，鲍训方需要与借款人订立合同，“根据甲方与特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相关协议文件的规定”，即可佐证；另一方面，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借款人违约时的两项选择，其中还包括用还款风险金专用账户进行借款人回款风险的共担，亦非简单的其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三、占海里提供的转账信息显示，鲍训方主张的1300万元借款，每一笔均系从金嘉资产公司汇入鲍训方账户，再由鲍训方账户汇入占海里账户。其中2017年1月10日的200万元、次日的400万元，共计600万元，荣海诚国贸公司亦于2017年1月10日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600万元，与上述汇款数额一致。2017年4月18日的500万元，2017年5月2日，荣海诚国贸公司亦向金嘉资产公司汇款500万元，与上述汇款数额一致。四、转账备注信息无法提现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借款关系。鲍训方主张转账备注信息可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分析以上事实，所有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均备注“往来”、“占海里借款”，但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时却无备注。如确系鲍训方所称，是其个人借款，更应该在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是备注借款才更符合逻辑，而鲍训方汇款时，恰恰均未备注。五、鲍训方称其与吴宗迪的重要交易模式之一是吴宗迪方向其汇入资金，其再出借给借款人。但对此，鲍训方未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未提供其与众多借款人之间的任何借款协议，亦未提供相应资金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对此无法采信。六、鲍训方提供的高珊与吴宗迪之间的微信记录无法证明鲍训方与被告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吴宗迪本人亦否认该事实。在微信记录中吴宗迪和高珊有如下表述：2019年2月2日吴宗迪：“一直没起诉占荣海就是觉得他能付利息还能帮新公司支应一段时间”，“我从没有逃避责任，也没有不表示诚意，我信用卡微粒贷能刷的都刷了，能抵的都抵了，占总没付我利息我都是和家里拿钱付的客户利息，我真是想平稳的解决这件事！”，2019年2月12日高珊“20多万他都付不出来，每月60多万利息和2000多万本金是更不可能了”吴宗迪：“他能付就是时间问题”，2019年2月25日高珊：“7800投资款，我占三分之一，利息我只有9/80，合理吗？”吴宗迪“之前为了还投资款还借了金主的钱没还上一直付着利息”，2019年4月4日高珊“占家给你的借条都可以随手给你写空白的，合同有啥不能假？”吴宗迪：“空白合同是我要求的，但是这个工程是我和财务也聊过都是他们主动说的”，2019年5月7日吴宗迪：“而且之前鲍训方也给占海里打过电话，我一直没说你俩是一起的，我还是想尽量站在你这边能缓和一下我一直都说是你的投资人”“这些事从头到尾不能推卸责任是我没做好，但是我也一直努力，车和房马上我都卖了，能做多少做多少”，2019年6月27日吴宗迪：“将台乡的合同7月底才能签回来，他还是有能力的，你告了他，对他，对我，对你都没有好处，这个事可以坐下来谈的，你是要钱我是还钱，如果你非要告就告我吧，我相信占总有这个实力”。通过上述信息记录可以看出，金嘉资产公司及吴宗迪并非如鲍训方所称仅仅是居间方，其承担的责任亦非仅仅居间合同居间人的责任。在双方微信记录中谈及的均是“投资”，没有涉及“借款”，涉及到占家的借条，亦是向吴宗迪出具，而非向鲍训方、高珊出具。综合以上信息，无法确认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七、占海里、曾新民称鲍训方于2016年4月29日向其借款450万元一个月，并支付高额利息157500元，而未选择抵销此前借款，与常理不符。对此，鲍训方先是否认存在该笔汇款，后亦未对此进行合理说明。上述事实亦显示，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寻常，不能简单以转账来判断资金性质。综上，针对除900万元以外的1300万元汇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占海里、曾新民提交的证据足以使动摇鲍训方的借款主张，鲍训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被告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故对鲍训方关于该1300万元本息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鲍训方关于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其在申请财产保全过程中提交过保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但本案进行过多次庭审、质证过程，鲍训方均未就其主张的保函费用提供证据原件交由对方质证，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基于上述情况，另考虑到一审法院依据鲍训方申请对曾新民持有的荣海诚集团（注册资本23000万元）13%的股权予以冻结，而鲍训方的大部分诉讼请求被驳回，一审法院对鲍训方的保函费用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本次诉讼产生的相关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双方应按胜诉比例分别负担。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占海里、曾新民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鲍训方借款本金9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鲍训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鲍训方提交了《验资事项说明》及荣海诚国贸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荣海诚国贸公司出具的付款通知书及相应付款回单、荣海诚国贸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发生额及余额表等证据，以证明占海里、曾新民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是鲍训方与其进行后续交易的信任来源，故针对1300万元借款鲍训方未与占海里、曾新民签订借款合同。占海里、曾新民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补充查明，鲍训方在二审庭审中认可，其通过与金嘉资产公司签订投资管理合同的方式进行投资，由鲍训方将钱款打给金嘉资产公司，再由金嘉资产公司寻找实际的借款人。其与占海里的借款是通过吴宗迪的金嘉资产公司进行。本院另查明，鲍训方认可其与金嘉基金公司在2016至2017年间共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由金嘉基金公司向其支付工资。金嘉资产公司仅为鲍训方缴纳社保，但鲍训方未与金嘉资产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不认可与金嘉资产公司成立劳动关系。本院再查明，占海里、曾新民认可2017年4月18日的500万元、2017年5月19日的200万元均是占荣海向吴宗迪的借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个：一是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针对金额900万元是否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二是鲍训方向占海里、曾新民提出的偿还1300万元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鲍训方就其向占海里、曾新民出借900万款项向法院提交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转账凭证等作为证据，占海里、曾新民主张上述款项并非双方借款，而是占海里、曾新民家族企业与吴宗迪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往来资金，但占海里与曾新民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占海里、曾新民的家族企业与吴宗迪控制的企业之间就本案诉争的900万元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亦无法就其与鲍训方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后，其未实际收到相应款项，但未就借款合同解除问题进行协商，亦未就抵押合同未及时解除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且占海里、曾新民主张的家族公司向吴宗迪控制公司的汇款金额及性质与鲍训方向占海里的汇款金额存在明显差异，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鲍训方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更高、发生可能性更大，因此确认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的抵押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占海里、曾新民提出涉案900万元款项并未实际支付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鲍训方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向占海里转账了1300万元，并要求占海里、曾新民承担还款责任。占海里、曾新民否认与鲍训方存在借款关系，主张上述款项既包括占海里、曾新民家族企业与吴宗迪控制公司之间的往来资金，也包括占海里与吴宗迪之间的借款，并提交了鲍训方上游资金往来的银行记录、吴宗迪证言、微信聊天记录、鲍训方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鲍训方在涉案款项发生期间与吴宗迪控制的金嘉基金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吴宗迪控制的金嘉资产公司有为鲍训方缴纳社保的记录；另，鲍训方、高珊及其家人与金嘉资产公司、吴宗迪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占荣海、荣海成国贸公司、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再者，依据鲍训方当庭自述及其提交的投资管理合同等证据，鲍训方自称其是通过与金嘉资产公司签订投资管理合同的方式进行投资，其与占海里的借款是通过金嘉资产公司进行，但鲍训方并未依据投资管理合同的约定，就诉争的1300万元与借款人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针对该问题，鲍训方解释因为双方已签订90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手续，且抵押物房产已升值，再基于占海里、曾新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未再行签订相应金额的借款合同。综合以上事实，再结合一审法院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论证，本院认为，现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证据能够达到使法院怀疑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明效力，鲍训方针对前述问题的抗辩意见，无法对其为吴宗迪控制公司员工、出借款项来源、未签订借款合同及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可能存在借款关系等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故鲍训方应当就借款关系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现鲍训方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在充分分析本案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不予支持鲍训方关于该1300万元本息诉讼请求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鲍训方要求占海里、曾新民承担保函费用的上诉意见，因一审法院是在综合考虑本案审理结果的基础上，做出不支持鲍训方关于保函费用诉讼请求的认定，该认定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占海里、曾新民要求追加吴宗迪为本案第三人的上诉意见，因吴宗迪在一审过程中已经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了相关事实，故占海里、曾新民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出的追加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鲍训方和占海里、曾新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34元，由鲍训方负担100134元（已交纳），由占海里、曾新民负担748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