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14民辖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红兵，男，汉族，1966年9月10日生，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振宇，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曼霖，女，满族，1988年12月15日生，住所地兴城市。原审被告：张红，汉族，女，1970年2月19日出生，个体，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上诉人蒋红兵与被上诉人赵曼霖、原审被告张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21)辽1481民初670号之一民事裁定，上诉至本院。上诉人上诉称：一、上诉人在管辖异议阶段争议的是《欠条》所记载的管辖协议条款(“管辖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根本未进行审查，相反一审裁定认为应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混淆了不同阶段的功能，导致管辖异议的审理走过场，损害上诉人的权利。1、一审裁定未能区分民事协议与记载于该协议的管辖协议条款(“管辖协议”)，管辖协议是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行为，民事诉讼法赋予其确定法院管辖的法律效力。该管辖协议有效是法院获得管辖权的基础，否则本案(即民事争议案件本身)应以法律规定确定管辖权。在管辖异议阶段，上诉人争议的是管辖协议无效因此兴城市法院无权基于该协议取得管辖权，这是一个程序争议，法院就应该实质性地审查管辖协议并对本项争议作出裁定。但是一审法院根本就未审程序问题，未查明涉及程序的事实，反倒认为应在实体审理阶段来进行审理。一审裁定认为“蒋红兵出具的欠条，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当通过审理予以认定，不能只依据蒋红兵个人的单方面陈述就确认其无效”。很显然法院未能理解上诉人在管辖异议阶段提出的基本争议：确实，对于欠条的民事协议部分的实体争议应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理，但上诉人在管辖异议阶段争议的是管辖协议的效力，而不是记载了管辖协议条款的整个《欠条》的效力。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欠条》既记载了民事协议，也记载了管辖协议；但这不是法院在管辖异议阶段不审理管辖协议有效性的理由。管辖协议是一个独立的协议，对管辖协议的争议涉及到程序问题，法院就应该查明管辖协议效力本身的相关事实问题并正确适用法律。举一个相关的例子，如果管辖协议是在《欠条》之外另行单独签订的，上诉人在管辖异议阶段就对管辖协议提出争议并认为是虚假的，法院还会认为管辖协议的争议也需要推迟到实体审理阶段来审理吗？2、上诉人认为，管辖异议阶段和实体审理阶段各有不同的功能。管辖异议阶段的审理就是需要查清管辖协议的效力，并据以确定一审法院是否可基于管辖协议取得管辖权。一审法院不能把应在程序阶段审查的事实，放到实体审理阶段才进行审理；因为这会混淆两个阶段不同的功能，并浪费司法资源，原因是如果管辖异议阶段本就可以查明管辖协议无效，却要放到实体审理阶段才来确认管辖协议无效，那双方当事人以及法院均需要投入精力去辩论、审查实体问题，并附带审查程序问题。虽然《欠条》记载了民事协议以及管辖协议，因此管辖协议的无效事由与民事协议的无效事由是一致的，但法院在管辖异议阶段只需要查明管辖协议的效力，而且也必须查明管辖协议的效力；至于因此也一并查明了整体《欠条》的是否无效，那也只是附带的作用。如果一审法院因此就不审查管辖协议的效力，坚持要推迟到实体审查阶段来审查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仅混淆了两个阶段的功能，导致程序阶段走过场，也损害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3、实际上，法院对于程序问题作出中间裁决，不仅是大陆法系法域(如德国、台湾)的通行作法，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正是这种中间裁决，法院既然要作出裁决，就应该查明与管辖协议相关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二、一审法院在管辖异议阶段未能遵守基本的程序正义，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4、在管辖异议阶段对管辖协议的审查，与在实体审理阶段对本案(即民事争议案件本身)的审查一样，都需要遵循最基本的程序来完成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的工作。这些基本程序包括：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举证、双方发表辩论意见、法院进行实质审查。但是，上诉人有理由怀疑一审法院甚至未将管辖异议申请书及本阶段的书面证据(上诉人均提交一式两份)送达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既未举证，也未对管辖协议的效力、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发表任何意见。原因是，一审裁定记载“不能只依据蒋红兵个人的单方面陈述就确认其无效”。基于此，上诉人可以审慎推断一审法院没有遵循最基本的诉讼程序，未做到最基本的“兼听则明”，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三、上诉人重申，本项诉讼的管辖协议虚假，一审法院无权基于该管辖协议获得管辖权；这是上诉人关于程序的争议，上诉人在此阶段并不争议《欠条》所记载的民事协议的效力问题。5、上诉人异议的理由是管辖协议虚假，且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多宝鱼交易(上诉人仅与王某之间存在多宝鱼交易)，管辖协议不存在真实联结点；总之应归于无效。以上理由在上诉人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一审裁定均有记载。上诉人在此仍坚持前述事实及理由。6、上诉人在此重申前述事实，该事实有上诉人提交的异议阶段的书面证据以及口头证词作为支撑。如果一审法院遵守基本的程序，送达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并要求被上诉人赵曼霖举证及辩论，上诉人相信关于管辖协议的事实可以轻易查明。赵曼霖必不敢否认她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多宝鱼交易的事实，因为她拿不出任何交易的证据，她与上诉人蒋红兵之间甚至未见过面未进行任何沟通。而且赵曼霖也必然可以还原《欠条》出具的真实过程。原因也非常简单，如果赵曼霖作相反的陈述，则赵曼霖与蒋红兵必有一人作伪证，法院根据最基本的书面证据及双方的口头证词，也可轻易获得正确的心证。一审裁定不审查上诉人的书面证据及口头证词，认为是“单方陈述”，又不听取赵曼霖的意见，自然会作出错误的裁定。7、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通知被上诉人赵曼霖对管辖协议进行举证及发表意见(仅对管辖协议，无须对民事协议部分)。如果赵曼霖否认前述第5、6点的事实，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允许双方充分辩论，以便查明事实。而上诉人认为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也必将是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也认可前述事实，则可得出管辖协议无效的结论，则二审法院直接就可以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8、综上所述，一审裁定因根本未对管辖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审查，导致一审裁定错误。而事实上管辖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无权基于该协议获得管辖权。请求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辽1481民初6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上诉人异议请求成立，将本案移送至上诉人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在一审起诉状中诉请判决被告给付拖欠的购鱼款，并提供了欠条作为证据。本案原审法院确定案由为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因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对证据的审查只是形式审查，被告是否拖欠购鱼款是实体审理范畴，本阶段不予审查，一审法院依据欠条中的约定管辖内容认定兴城法院有管辖权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珏景审判员  董百慧审判员  周 艾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 宏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