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负责人：周厚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梅，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负责人：谢泽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木培，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春雷，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聂春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12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聂春雷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接受询问），审查上诉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聂春雷承担一审第一判项的赔偿；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聂春雷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涉事车辆鄂L××号车在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50万，事故发生时亦处于保险期间，依据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不承担相应保险责任，相关侵权责任应由侵权人自行承担。1.涉事车辆鄂L××号车的驾驶人聂春雷，在事故时存在逃逸行为，“肇事逃逸”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禁止的行为，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事项列为免责事项的，无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仅需履行提示义务，而案涉保险条款早已交付被保险人聂春雷，何况根据生活常识亦可知驾驶人肇事逃逸时保险公司将会拒赔。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场......”，前述条款已加粗加黑（车险条款为保监会指定，全国通用版本），即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由上可知，“逃逸保险拒赔”本就是生活常识，也符合“正常保险预期”的价值判断，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也早已交付保险条款，故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保险人聂春雷自行承担商业险范围的赔偿。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答辩称，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聂春雷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聂春雷赔偿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8243元及利息（以8243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1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赔偿义务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7日，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坦洲大队作出山公交认字[2017]第C000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7年6月29日8时10分，聂春雷驾驶鄂L××号小型普通客车沿中山市××往汇翠路口方向行驶，行驶至中山市××华润车行对开时，与同车道前方同方向由梁××驾驶的粤C××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而肇事，事故造成车辆损坏。肇事后，聂春雷弃车逃逸。聂春雷驾车未按照规定与同车道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梁华体不承担此事故责任。梁××为其名下粤C××号小型轿车在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限为2016年12月1日0时起至2017年11月30日24时止，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为125900元，被保险人为梁××。聂春雷为其名下鄂L××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10月19日14点30分起至2017年10月19日14点30分止，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期限为2016年10月20日0时起至2017年10月19日24时止，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保险中第三者责任险为50万元，被保险人为聂春雷。2017年7月23日、7月30日，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作出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对梁××名下的粤C××号小型轿车进行定损，经核算，该车辆的损失分别为7643元、600元，合计8243元。梁××将案涉车辆送至珠海安骅汽车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并依照前述定损价格对案涉车辆进行了维修，并取得维修发票。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称案涉车辆在第一次维修过程中定损金额为7643元，随后发现案涉车辆的升举门玻璃损坏亦需维修，再次进行定损，第二次定损价格为600元，故案涉车辆的定损金额合计8243元（7643元+600元）。梁少洪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出具“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对方为机动车方），记载被保险人梁××所投保的粤C××号车辆因发生事故于中山市坦洲镇出险，责任对方为聂春雷，事故原因为梁××驾驶的粤C××号车辆与聂春雷驾驶的鄂L××号车辆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聂春雷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梁××不承担事故责任，但事后责任方拒绝赔偿案涉车辆损失，因此梁××申请代位求偿并承诺不放弃向责任方索赔的权利。2017年8月25日，梁××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记载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承保的粤C××号车辆于2017年6月29日发生事故，其已收到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赔偿金额8243元，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包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直接向责任对方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并授权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以梁××名义或以保险公司自己的名义向责任方聂春雷追偿，转让书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7年10月21日，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1103）向梁××的转账8243元，备注：粤C××，梁××，赔款。2019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向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聂春雷发出追偿函，记载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承保的梁××所有的粤C××号车辆（保险期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于2017年6月29日8时10分，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承保由聂春雷驾驶的鄂L××号车辆行驶至中山市××华润车行对开路段时，与梁××驾驶的粤C××号车辆发生碰撞而肇事，事故造成车辆损害。肇事后，聂春雷弃车逃逸，梁华体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由于粤C××号车辆一直得不到损失赔偿，于2017年8月25日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于2017年10月21日依法赔偿被保险人梁少洪8243元，并依法取得追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依法向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聂春雷追偿已经实际代为赔付的赔偿金8243元。请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聂春雷在收到追偿函后，7天内一次性将8243元赔付至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账户，如7天内未到账，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将通过法律程序依法起诉至法院处理，并请求因资金损失之日起至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聂春雷实际履行赔偿义务时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追偿函还记载了其他事项。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称聂春雷驾驶的鄂L××号车辆在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处投保了保险，故案涉车辆的损失应先由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包保险责任，对超出保险责任部分由聂春雷承担。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称其同意在交强险2000元范围内予以赔偿，因商业保险的保险条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逃逸的不予赔偿，故商业保险因聂春雷逃逸不予赔偿，但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交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梁××为其所有的粤C××号小型轿车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聂春雷为其所有的鄂L××号小型普通客车向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关于交强险赔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车辆损失应先由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2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付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主张其与聂春雷签订的商业保险的保险条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逃逸的不予赔偿，但未提交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经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坦洲大队认定，由聂春雷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事故发生在机动车商业保险内，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已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车辆维修赔偿款8243元，其有权就已赔付的范围内向聂春雷追偿。一审经查，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未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内赔付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用，故聂春雷应承担的返还垫付款的责任应由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进行赔付即6243元（8243元-2000元）。关于利息的问题。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未按照约定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支付案涉车辆维修费用的行为确实给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现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主张以824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7年10月21日起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照准。鉴于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已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替代，故一审法院将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变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偿还8243元及利息（以8243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21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从2017年10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已预交），由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负担，并直接向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支付。本院二审期间，中国人民财险珠海市分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聂春雷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付责任。聂春雷在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聂春雷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被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以此认为其应当免除保险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需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否则不能免除责任。本案中，聂春雷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要免除责任，则必须证明其对该条款作出了提示。然而，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不能提供与聂春雷签订的保险合同，也没有提供有聂春雷签名的投保单，即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就免责条款向聂春雷尽到了提示义务，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不能免除赔付的保险责任。综上所述，太平洋财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已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预交），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红妮审判员  谢劲东审判员  赵 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欧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