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京频，女，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纪波，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南，女，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国涛，男，198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昕，女，198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晓晴，女，1974年6月17日出生，回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振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2330室。法定代表人：武军。上诉人李京频因与被上诉人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北京中振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振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9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京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纪波，被上诉人冯昕、马晓晴、曲国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雅南、中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京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向李京频支付被非法侵占的5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按照年化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计算；3.判令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9日,李京频与北京凯丰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已注销,以下简称凯丰华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凯丰华公司于2011年1月8日与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商业公司)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鉴于该服务协议中的服务内容由李京频提供,现双方就履行该服务协议及服务费支付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李京频全部独立完成为光耀商业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2.光耀商业公司给付的服务费支付至凯丰华公司账户,凯丰华公司应为光耀商业公司开具发票,同时凯丰华公司在扣除相应税款后,将剩余部分全部支付至李京频个人账户;3.凯丰华公司在收到光耀商业公司所付服务费款项后,应在三日内将应给付李京频的款项支付给李京频,逾期付款的按照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滞纳金:4.由李京频为光耀商业公司提供服务产生相关问题均与凯丰华公司无关。后李京频依照《协议书》约定的要求为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全部的咨询服务,并应凯丰华公司的要求提前支付完全部税款。2013年11月29日,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凯丰华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之后,凯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之一李雅南先是推脱未收到该笔款项,随后于2013年12月3日分三笔将该150万元款项全部转移至其与曲国涛控制的其他公司,即中振公司的前身北京聚龙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乔公司），据为己有。李京频向凯丰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曲国涛索要。2013年12月23日，曲国涛以凯丰华公司的名义委托王薇偿还李京频100万元,剩余50万元至今拒付。后李京频多次向凯丰华公司、李雅南、曲国涛索要都被拒绝。2014年10月，李雅南与冯昕、马晓晴相互串通,由冯昕、马晓晴任凯丰华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并于2015年1月26日在未尽通知清算义务、虚假承诺情况下非法办理凯丰华公司工商注销手续。2017年，李雅南将其转移涉案款项的聚龙乔公司转让他人并更名为中振公司。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行为直接侵犯了李京频的合法财产权利,特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京频的诉讼请求,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现一审法院再次驳回李京频的诉讼请求，李京频不服,故上诉至二审法院。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平,带有明显倾向性。认定事实错误具体表现在一审法院判决将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无任何书面证据、否认工商备案登记的书面签字、承诺(拒绝鉴定)等不实说法全部认定为所谓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置李京频提供的银行凭证、双方《协议书》、直接经办人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于不顾，全盘否定,将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无证据的答辩全部认可，错误认为李京频大量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错误认为李京频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的审理超出李京频的诉讼请求。(一)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支付并已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且无争议的大量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详见《协议书》、转款凭证、证人证言等书面证据)。1.光耀商业公司与凯丰华公司签订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并按约支付了款项、凯丰华公司收款后应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详见《服务协议》及转款凭证)。光耀商业公司与凯丰华公司之间互不相识，正是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为方便公司走账,李京频才通过曲国涛介绍使用了凯丰华公司的名义，没有李京频,二者不可能签订《服务协议》,发生业务关系。2.李京频与凯丰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协议书》第一条的内容,证明李京频独立完成《服务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证明李雅南、曲国涛、凯丰华公司应将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支付给李京频。3.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曲国涛作为凯丰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业务负责人及经办人之一,负责凯丰华公司全部具体业务,对李京频及光耀商业公司相关业务相对了解,作为知情者其证言真实度可信度较高,作为被告其答辩客观真实,如实陈述还原事实真相，而一审法院对该笔业务从始至终参与的知情者的重要证言及当庭答辩全盘否定，甚至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都不通知曲国涛本人参加,在李京频强烈要求并再次提供曲国涛电话给一审法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才在第二次开庭时通知曲国涛出庭。至于其对光耀商业公司的具体名字在一审法院陈述说时隔几年记不清楚实属正常,一审法院仅以陈述不一致而不认可《情况说明》是错误的。4.光耀商业公司按照《服务协议》向凯丰华公司转账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转账银行明细、向李京频提供《服务协议》原件照片的行为,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这些均是客观证据,其证明力更高。如果李京频没有提供咨询服务,则光耀商业公司不会按照《服务协议》约定向凯丰华公司转账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如果李京频没有提供咨询服务,光耀商业公司不会向李京频提供《服务协议》原件照片。综上,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相关款项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11月29日，光耀商业公司按照《服务协议》约定，向凯丰华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依照《协议书》的约定,李雅南、曲国涛和凯丰华公司应在2013年12月1日前将该笔款项支付李京频，但李雅南将该笔款项非法转移至中振公司(原聚龙乔公司)账户，经李京频向李雅南、曲国涛和凯丰华公司讨要,曲国涛让其朋友王薇于2013年12月23日代凯丰华公司偿还李京频100万元,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因李京频是通过曲国涛认识的李雅南及其凯丰华公司,李京频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期间不断向凯丰华公司、中振公司、李雅南、曲国涛主张债权的情况下,还要求曲国涛还不上可以向李雅南和凯丰华公司做思想工作尽快共同还款来主张债权，在凯丰华公司非法注销后,李京频还要求曲国涛还不上再向李雅南和马晓晴、冯昕电话沟通积极还款来主张债权，曲国涛也确实向李雅南、凯丰华公司、马晓晴、冯昕致电要求其配合还款来佐证李京频一直在主张债权。李京频及曲国涛代为还款及积极配合的行为,均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李京频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李雅南称其在其父李树林名下有房屋和房产,可以用来还债,但其人在外地、因已上失信人名单而没有回京的费用,想向李京频借钱，李京频为实现本案债权于2015年6月2日向李雅南转款，李京频向李雅南、凯丰华公司主张本案债权,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2015年期间,李京频多次拨打李雅南手机号码139XXXXXXXX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但李雅南均未接听，该手机号码是李雅南手机号码,其后续有回复，李雅南不接听,不影响中断本案诉讼时效。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李京频通过向李雅南的手机号码139XXXXXXXX发短信向李雅南、凯丰华公司主张本案债权,其曾于2017年3月31日回复表示收到向李京频所借回京偿债解决问题钱款，故本案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综上,本案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截止2016年李京频起诉时,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否认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而错误否定其中断诉讼时效的客观作用。在李雅南没有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片面认定李京频给其转款的性质,片面否认转款与主张债权、中断诉讼时效之间的联系；同时一审法院对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均无理由、错误地予以否认,错误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三)结合以上一审法院审理的事实,本案案由为清算责任纠纷，而一审法院审理中并未围绕清算责任的承担问题进行审理,而是审理光耀商业公司与李京频的协议是否履行。光耀商业公司根据李京频提供的指定签约人及收款人即凯丰华公司,已如期与凯丰华公司签约汇款并收到凯丰华公司出具的发票,与李京频及凯丰华公司的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在原二审中光耀商业公司派人参加了开庭并出示了证据《服务协议》原件。光耀商业公司在本案中既不是当事人,也与本案争议事实毫无关联。至于凯丰华公司收到光耀商业公司咨询服务费后克扣截留、转移拒付李京频款项才是本案审理范围,此诉求与光耀商业公司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审理中采纳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推卸还款责任的全部说辞,主观武断判决，缺乏事实支撑和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故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无故加大李京频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平、公正原则。本案中,李京频提交《协议书》证明凯丰华公司应当按《协议书》支付李京频来自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这是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的合同依据;李京频提交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证明凯丰华公司收到了150万元咨询服务费,这是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的事实依据，故凯丰华司应支付李京频咨询服务费150万元。在案外人代偿100万元的情况下,凯丰华公司应再支付李京频50万元。李京频的上述举证已足以证明债权的存在。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无故加大李京频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平、公正原则。2.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无故豁免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否认50万元债权的存在,但仅仅是口头表述,没有进行任何举证。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但一审法院无故豁免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举证责任，认可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的无证据狡辩、甚至否认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在工商登记备案中的多处签字及多次书面承诺(承诺承担注销后的清算责任)签字文件,在否认后又拒绝鉴定的行为，对李京频提交的《服务协议》、《协议书》、银行凭证、知情者证言、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认可的答辩等大量书面、直接、客观证据等全盘否定,作出对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有利的判决。曲国涛、冯昕、马晓晴均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二审中，李雅南、中振公司均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京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向李京频支付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自2013年12月2日（欠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按照年化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9日，凯丰华公司（甲方）与李京频（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于2012年1月8日与北京光耀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鉴于该服务协议中的服务内容由乙方提供，现甲乙双方就履行该服务协议及服务费支付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全程独立完成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二、北京光耀东方公司给付的服务费支付至甲方账户，甲方应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开具发票，同时甲方在扣除相应的税款后，将剩余部分全部支付至乙方个人账户。三、甲方在收到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所付服务费款项后，应在三日内将应当给付乙方的款项支付给乙方，逾期付款的按照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滞纳金。四、由于乙方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提供服务产生相关的问题均与甲方无关。《协议书》尾部有凯丰华公司的盖章及李京频手书签字。李京频提交光耀商业公司（甲方）与凯丰华公司（乙方）签订的《服务协议》，用以证明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转账及李京频向凯丰华公司主张诉请的依据。该《服务协议》记载：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以下咨询服务：项目论证、前期接洽、协调相关部门等事宜。本协议自2011年2月6日生效，至2012年8月30日终止。咨询服务费总费用为735万元，甲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乙方指定账户。《服务协议》尾部甲乙双方签章处均有打印体日期“2011年01月08日”，并手书文字“说明：甲方于2013年11月底前支付150万元，于2013年12月底前支付150万元，以上共计300万元作为最后结算数。计该合同以总价700万元作为结算。如不能按照以上履行，则恢复到原合同结算价735万元”，手书文字尾部载有日期“2013年11月20日”及李京频签字、凯丰华公司盖章。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该证据中凯丰华公司的两处盖章不一致。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李京频称《服务协议》落款记载的两处签订时间有笔误，不是“2011年1月8日”，应是“2012年1月8日”，后又称该两处没有笔误，存在笔误的是李京频与凯丰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第一行的日期“2012年1月8日”是笔误，应是“2011年1月8日”，两处落款日期“2012年1月9日”也是笔误，应是“2011年1月8日”，并称是李雅南帮李京频修改的。本案第二次庭审中，李京频对笔误的问题再次提出新的意见，认为《协议书》第一行的日期“2012年1月8日”是笔误，应该是“2011年1月8日”，“光耀投资公司”为笔误，应为“光耀商业公司”，两处落款日期不是笔误。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李京频主张本案诉请对应的是《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2013年11月底前支付150万元”；2013年12月底前支付的150万元已付清，因凯丰华公司拒绝支付给李京频，故李京频通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给案外的其他公司，由其他公司再支付给李京频。经一审法院询问，李京频无法说明案外其他公司的名称，亦不能提交相关证据，并称该《服务协议》价款共735万元，但其中与李京频有关的只有300万元，其他的不涉及李京频；凯丰华公司与光耀商业公司在此之前无业务往来，实际也未发生业务。本案第二次庭审中，李京频又称《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关于本案中李京频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李京频称光耀商业公司有一个买楼的项目，李京频在中间居间介绍光耀商业公司和卖方达成了买卖合同，李京频对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相关咨询服务。经一审法院询问，李京频称记不清卖方公司的名称，亦不能提交买卖双方的协议。凯丰华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2012年1月16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显示与本案有关的交易如下：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00万元，于同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50万元，均注明“付咨询费”。2013年12月23日，案外人王薇向李京频转账100万元。2013年5月31日，李京频向凯丰华公司转账存入50万元。一审庭审中，曲国涛称是他介绍李京频和凯丰华公司之间做业务，王薇是他朋友，是他让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李京频支付100万元。李京频在一审庭审中表示，2013年11月之前已经支付了《协议书》中约定的税款，但具体金额、支付给谁记不清了，并称其与凯丰华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具体是指李京频将钱款汇入凯丰华公司，由凯丰华公司对外放债，李京频收取约定的利息，凯丰华公司、曲国涛、李雅南收取一定的利息差；该业务与本案无关，且已经生效判决解决。李京频提交曲国涛2018年6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有曲国涛本人签字，《情况说明》记载：2012年-2014年间，凯丰华公司由李雅南与本人共同经营，上述期间，凯丰华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之间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本人和李雅南对此知情同意，其中前几笔款项，公司收到款后由李雅南将剩余款项支付给李京频。其中对光耀投资公司向凯丰华公司账户支付的一笔150万元款项，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私自扣留，没有支付李京频。后因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无力支付李京频此款项，本人就找朋友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偿还了100万元给李京频，剩余50万元一直未支付李京频。后本人离职，李京频一直向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索要该款，并要求本人协助索要该笔款。冯昕、马晓晴认可该《情况说明》由曲国涛本人提供，但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一审庭审中，曲国涛称其与李京频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其不是凯丰华公司的股东，以前在凯丰华公司就职，负责业务，但未与凯丰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未在凯丰华公司领取工资；凯丰华公司与光耀东方公司签订过投资咨询协议，但是记不清具体是光耀投资公司还是光耀商业公司，记不清咨询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凯丰华公司按照企业的税收政策扣税，扣除后再付给李京频，但不记得凯丰华公司向李京频支付过多少钱，只记得最后一笔是150万。经查询凯丰华公司工商情况，曲国涛不是凯丰华公司股东。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通过各种方式均无法联系到光耀商业公司及光耀投资公司，本案承办人员前往光耀商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均无人办公。李京频提交2015年6月2日其向李雅南转账的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李京频于2015年6月2日和李雅南、凯丰华公司联系并向其主张本案债权，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李京频提交其手机通话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对方手机号码139XXXXXXXX，五次通话日期均为“20/1/21”），用以证明2015年李京频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但李雅南均未接听。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并称截屏打印件记录的时间明显是2020年1月21日，并非2015年。李京频提交其手机短信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2017年4月5日李京频向李雅南、凯丰华公司主张本案债权，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中，李京频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有五项：一是2013年12月23日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李京频支付100万元；二是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李京频多次向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主张权利；三是2015年6月2日李京频向李雅南转账；四是李京频手机通话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对方手机号码139XXXXXXXX，五次通话日期均为“20/1/21”）可以说明李京频在2015年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五是李京频手机短信截屏可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5日李京频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2015年，凯丰华公司被工商部门核准注销，申请注销登记原因为其他原因。凯丰华公司工商档案有如下材料：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显示：应到会股东人数二人，实际到会股东人数二人，代表的股额100%。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经全体股东研究规定形成如下决议：1、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冯昕为公司新股东。2、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李雅南退出本公司，将所持有的股份共计人民币4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分别转给冯昕人民币25万元，转给马晓晴人民币24.5万元。3、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尾部有李雅南、马晓晴手书签字。同日，李雅南分别与冯昕、马晓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均约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李雅南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分别由冯昕、马晓晴承担。2015年1月1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备案通知书》显示：经审查，凯丰华公司提交的清算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清算组成员如下：负责人冯昕，成员冯昕、马晓晴。《清算报告》显示：（二）已经通知所有债权人清算事宜；（五）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清算报告》尾部有冯昕、马晓晴手书签字及日期“2015.1.24”。《郑重承诺》载有：现向登记机关申请凯丰华公司的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如实向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承诺尾部有清算组负责人冯昕手书签字及日期“2015年1月26日”。冯昕称以上工商材料中所有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并提供生效行政判决书予以证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6）京0109行初2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以下简称门头沟工商分局）2014年10月31日作出的准予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审理查明部分记载：经冯昕申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工商档案中，有冯昕签名的材料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四处签名与样本中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6）京0109行初2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门头沟工商分局对2014年8月29日作出的准许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审理查明部分记载：经冯昕申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工商档案中，有冯昕签名的材料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两处签名与样本中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庭审中，马晓晴称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清算报告》中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是李雅南让她成为公司股东，并用她的名义注销公司，但她不知道自己是清算组成员。李京频在2016年8月曾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原审一审庭审笔录显示，曲国涛并未认可李京频主张的债权，且对李京频提交的《协议书》、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银行账户明细、凯丰华公司工商档案查询材料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次一审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不一致。在原审一审中，曲国涛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本次一审庭审中又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李雅南、中振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一审法院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李京频是否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否支付李京频相关费用李京频主张其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收到光耀商业公司的咨询服务费扣除税款后应将剩余款项支付给李京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李京频提交的《协议书》第一行载有“凯丰华公司于2012年1月8日与光耀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而李京频提交的《服务协议》中合同相对方为光耀商业公司与凯丰华公司，《服务协议》尾部两处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月8日。显然，《协议书》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与李京频提交的《服务协议》在合同相对方、签订时间两方面均不一致。对此，李京频在一审庭审中称是笔误，并分三次做出不同解释。经一审法院查询，光耀投资公司确实存在，但光耀商业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法人。一审法院认为，一份协议在咨询服务的对象公司名称及合同签订时间如此重要的事项上出现两处笔误的可能性较低，且李京频的三次解释前后矛盾、不具有合理性，两份协议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相对应之处，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中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与李京频提交的《服务协议》系同一协议。第二，关于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一审当庭意见，本案一审庭审中，曲国涛称凯丰华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签订过投资咨询协议，记不清具体是光耀投资公司还是光耀商业公司，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却明确记载是光耀投资公司。曲国涛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其与李京频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其并非凯丰华公司股东，在凯丰华公司中负责业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凯丰华公司就职。且曲国涛对本案咨询服务费的金额及支付情况等均表示不清楚，其在原审一审的答辩意见与在本案庭审的答辩意见不一致，在原审一审中对李京频提交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案一审庭审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对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及一审当庭的陈述意见不予认可。此外，《情况说明》中记载凯丰华公司是与光耀投资公司签订了《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而李京频主张的是其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故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经一审法院审查《服务协议》手书部分内容及其他证据，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服务协议》所涉咨询服务系李京频提供以及约定的款项应该支付给李京频。第四，关于李京频主张的咨询服务费资金走向及金额。首先，李京频诉称“2013年12月1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凯丰华公司服务费150万元”，但李京频提交的凯丰华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光耀商业公司曾于2013年2月7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00万元，于同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50万元，并无李京频所述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支付凯丰华公司服务费150万元。其次，李京频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称本案诉请对应的是《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凯丰华公司应于2013年11月底向李京频支付150万元，并称手书部分凯丰华公司应于2013年12月底前支付的150万元已付清，因凯丰华公司拒绝支付给李京频，故李京频通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给其他公司，由其他公司再支付给李京频；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李京频又称上述手书部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李京频的意见前后矛盾且不符常理。再次，李京频称《服务协议》所涉735万元中只有300万元与其有关，其他金额与其无关。依照李京频所述，《协议书》中应明确记载李京频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费用，否则李京频应得的咨询服务费则无法确认。本案中，《协议书》未记载李京频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费用，与常理不符。最后，李京频无法举证证明本案应支付咨询服务费、已支付咨询服务费、已支付税款，且根据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李京频与凯丰华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计算应支付的剩余咨询服务费。即使凯丰华公司应该支付李京频咨询服务费，因李京频的陈述前后多处自相矛盾，且与本案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应支付的咨询服务费总额、已支付的咨询服务费金额，故无法确定应支付剩余咨询服务费的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以及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咨询服务费。即使凯丰华公司应支付李京频咨询服务费，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查明已支付的咨询服务费金额及应支付剩余咨询服务费的金额。二、关于李京频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冯昕、马晓晴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抗辩，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果本案中李京频所主张的咨询服务费真实存在，李京频确实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协议书》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即为李京频提交的《服务协议》，依照《协议书》的约定，凯丰华公司在收到咨询服务费后，应在三日内支付李京频应得款项，如逾期付款，按照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滞纳金。李京频提交的凯丰华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12月3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5年12月2日经过。李京频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有五项：一是2013年12月23日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李京频支付100万元；二是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李京频多次向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主张权利；三是2015年6月2日李京频向李雅南转账；四是李京频手机通话记录截屏可以说明其在2015年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五是李京频手机短信截屏可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5日其向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事项三是债权人向债务人支付款项，无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关于事项二，前文已述一审法院对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不予确认，故对李京频依据该证据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事项四，通话记录截屏显示通话日期“20/1/21”，说明通话时间发生在2020年1月21日，而不是2015年；关于事项五，经一审法院审阅短信内容，未见李京频向李雅南主张权利的内容；关于事项一，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薇向李京频转账是代凯丰华公司支付本案的咨询服务费，即使该笔款项确实是本案的咨询服务费，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本案诉讼时效也在2015年12月22日经过，而李京频在2016年8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李京频主张的五项事由均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即使李京频主张的咨询服务费是真实的，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京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李京频提交如下证据:1.一审法院（2020）京0101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曲国涛是凯丰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一审法院（2016）京0101民初1467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李京频与李雅南之间的其他经济纠纷已解决；3.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李京频在一审提交的《协议书》的主体是光耀投资公司是笔误，应该是光耀商业公司。曲国涛对李京频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冯昕对李京频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马晓晴对李京频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的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雅南、中振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本院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所载明内容不能证明李京频曾向李雅南主张支付涉案咨询服务费，亦不能证明曲国涛系中振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本院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仅证明李京频与曲国涛、李雅南之间曾存在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的事实，同时李京频与曲国涛之间长期存在曲国涛将李京频交付的资金，通过李雅南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出借给借款人，借款人按月向李雅南支付利息，李雅南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再按月支付给李京频的交易模式，并未证明李雅南就其与李京频之间的其他经济纠纷均已解决作出过明确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3，该证据仅能证明凯丰华公司授权李京频办理其与光耀商业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服务合同尾款支付事宜，未能证明系由李京频提供该合同项下的投资顾问服务内容，且该证据在一审期间即已存在，而李京频在一审中未予提交，综上，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李京频确认其与光耀投资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协议书》项下的咨询服务对象为光耀商业公司。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服务协议》均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现有证据未能证明该协议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故上述协议应属合法有效。签约各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李京频以其向光耀商业公司履行完毕《协议书》项下的咨询服务义务，但凯丰华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光耀商业公司已支付的咨询服务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协议书》系凯丰华公司与李京频于2012年1月9日签订，约定李京频全程独立完成凯丰华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的服务内容，同时约定相关咨询服务费的支付方式。《服务协议》系凯丰华公司与光耀商业公司于2011年1月8日签订，约定光耀商业公司聘请凯丰华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约定结算方式，《服务协议》的协议文本内容中未提及李京频，仅在支付期限和金额的手书部分尾部载有李京频签字。李京频虽上诉主张《协议书》载明的日期和咨询服务对象均存在笔误，本意应为李京频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凯丰华公司与光耀商业公司于2011年1月8日签订的《服务协议》项下的咨询服务内容，但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之具体内容，再结合李京频在一审庭审中对《协议书》中载明的日期及咨询服务对象名称所作的前后矛盾的多次解释等行为事实过程以及通常在一份协议的咨询服务对象公司名称及合同签订时间这种重要事项上出现两处笔误的可能性较低之常理，一审法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中载明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即《服务协议》，处理并无不当。李京频关于其以凯丰华公司名义全程独立为光耀商业公司提供《服务协议》项下服务内容、凯丰华公司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在将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扣除税款后如数向其支付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李京频虽称光耀商业公司已向凯丰华公司就其提供的咨询服务支付700万元咨询服务费，但认可其仅有权按照《服务协议》手书部分约定，实际收取300万元咨询服务费，并称其中的150万元已由其指令光耀商业公司向案外人公司实际支付，其中的100万元已由曲国涛指使案外人向其实际支付，现主张凯丰华公司向其返还光耀商业公司已向凯丰华公司实际支付的50万元咨询服务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京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雅南、中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公告费200元，均由李京频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