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6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红霞，女，1950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渊，女，1977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亮、陆艳，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兰芳，女，汉族，1938年6月24日生，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斌。上诉人徐红霞、龚渊因与被上诉人王兰芳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红霞、龚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20)沪0151民撤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兰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未查实收养人是否有收养的主观意愿，单凭王兰芳一方的陈述进行认定。收养关系成立需以收养人有收养意图，然后再与被收养人之间建立收养关系，这才能与一般的非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即因邻里友好相处关系而建立的交往甚密的关系，有时会通过“拜把子”、“认干妈”等形式呈现。原审法院却片面的结合证人作证王兰芳称呼周秀清妈妈，而将其采纳为二者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间接证据，实为严重未查明事实。对于王兰芳是否在未成年时与周秀清长期共同居住且周秀清是否对王兰芳承担过抚养。这些关键因素均未查实。徐红霞、龚渊的两位证人是周秀清的夫家侄女，证人龚淑娟出生于1940年，龚淑芳出生于1945年，自幼与姑母周秀清、姑父龚炳思，以及亲生父亲龚炳文、母亲施元妹共同居住于新梅村XXX号宅内，无论从年龄还是居住场所，对周秀清与王兰芳之父及王兰芳的关系，亲眼目睹，具有相当可靠的证明力。原审法院通过推定处理案件，推论出王兰芳与周秀清的收养关系。该推断是既违背常识，又缺乏证据证明，与事实发生冲突。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面临时间跨度长、举证困难的情形，但法院减轻王兰芳的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况且本案也不是因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王兰芳无法行使权利。周秀清于2001年即已过世，王兰芳却在19年后要求法律确认事实收养，可以说造成时间跨度长、追溯困难是王兰芳放任的结果，理应由王兰芳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王兰芳与周秀清产生关联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周秀清与王兰芳的亲生父母是近邻，在周秀清丈夫龚炳思1938年离家参军后，王兰芳之父经常留宿在周秀清处，两人的不正当关系持续到1951年周秀清丈夫龚炳思回乡后结束。原审法官走访新梅村已有村民反映此情况，相应证人出庭作证时亦给予印证。周秀清与王兰芳之父的不正当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周秀清与王兰芳即使曾以母女相称，在周秀清与王兰芳之父均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没有法律依据可推定周秀清与王兰芳成立法律拟制之母女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收养关系成立，需要被收养人具备一定的条件，即无父母或父母无力抚养，显然王兰芳不具备该情形。同时，收养关系成立要求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也就是说被收养人与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父母子女关系。而本案中王兰芳显然不具备该法定要件。原审中的10份证人证言均无证人出庭质证，其中有6份存在虚假陈述，经原审法官走访，该6名证人承认是王兰芳之子拿着打印好的证词让他们签字。有关骨灰存放证，乃王兰芳之子为了诉讼目的，自认关系，私下办理，该份骨灰存放证不具有证明王兰芳是周秀清养女的证明效力。关于王兰芳之子的干部履历表，当事人在亲属关系上存在“两头认亲”的矛盾表述，因此，该份干部履历表不具有证明周秀清是王兰芳之子的外祖母的证明效力，更不具备证明周秀清是王兰芳养母的证明效力。王兰芳之子如果认定自己母亲是周秀清的女儿，他的档案上就不应该再出现王兰芳的姐姐王秀芳。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说明王兰芳之子在填报档案时，在亲属关系认定上是混乱的。关于基层组织的证明，乃新梅村村委会的证明，村委会不具备出具人身关系证明的资格；该份证明也不是依据村委档案或会议记录等事实材料开具，原审法院走访村委时，无人出面认可该份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该份证明不具有证明王兰芳是周秀清养女的证明效力。当地村民认可周秀清与王兰芳的收养关系，但相关村民均不是周秀清收养王兰芳的亲历者，对周秀清与王兰芳母女关系的认可，是基于王兰芳成年后与周秀清来往甚密，但缺乏周秀清对王兰芳未成年时的抚养事实，两者的关系，只具有社会属性，符合干亲的范畴。关于周秀清侄子侄女的认可，认定依据存疑，不能作为认可事实收养的依据。原审判决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该司法解释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决定自2019年7月20日起废止。原审法院却仍引用“亲友、群众公认”作为依据进行案件审查。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交的是没有证明效力且存疑的间接证据，显然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足以推翻推定的相反证据视而不见，对庭审中对王兰芳不利的证人证言不予理睬，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认定，违反法定程序。鉴于原审法院的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徐红霞、龚渊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兰芳辩称：原审判决是符合逻辑的，对相关的证人证言都予以审核，认定事实清楚，希望二审法院能够维持原判。王兰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20)沪015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梅村XXX号(占地面积59平方米)房屋于1992年被确权在被继承人周秀清(2001年7月16日死亡)名下，立基人为周秀清。周秀清与龚炳思(1974年死亡)系夫妻关系，婚后未生育，后领养儿子龚应发(又名龚林昌，于2001年4月14日死亡)。龚应发与徐红霞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龚渊。被继承人周秀清的父母先于其死亡。2020年3月2日，徐红霞与龚渊为继承周秀清名下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梅村XXX号房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同月10日，原审法院出具(2020)沪015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主文确定：一、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梅村XXX号(占地面积59平方米)房屋，由徐红霞与龚渊各得二分之一份额；二、双方无其他争议。现因王兰芳认为其是龚炳思、周秀清夫妇领养的女儿，理应对上述房屋享有继承权，故以该民事调解书遗漏合法当事人，侵犯其继承权利为由，向原审法院请求撤销(2020)沪015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原审另查明，2020年3月25日，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梅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表述为“关于新河镇新梅村XXX队龚炳思(已死亡)、周秀清(已死亡)夫妇领养王兰芳(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一事，经村委会走访龚炳思、周秀清夫妇生前的街坊邻居、老村干部等，一致认为王兰芳是龚炳思、周秀清夫妇的养女”。原审又查明，龚炳思于1938年前后参加游击队，至1954年前后回到崇明。周秀清未留有遗嘱。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对王兰芳提供的证人证明进行了情况核实。徐红霞、龚渊申请的两个证人当庭进行了作证。原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周秀清是否与王兰芳形成收养关系是引起本案纠纷的焦点问题。从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年份看，王兰芳目前已达82岁高龄，其是否被龚炳思和周秀清自小领养的事实，需追溯的时间跨度约长达七、八十年，且龚炳思、周秀清均已过世多年，故要求当事人严格按照《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来证明收养关系的成立，有失公允。我国《收养法》正式实施的时间在1992年4月1日，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从本案需审查的收养关系是否发生的时间看，尚在解放前后，《收养法》还未实施，故应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王兰芳提供的龚炳思的骨灰存放证、王兰芳儿子范宜标的履历表、有关基层组织的证明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王兰芳被收养的事实，但经法院实地核查，当地村民公认此事实，尤其是周秀清的侄子、侄女均认为王兰芳系被继承人周秀清收养的女儿，并在周秀清生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结合龚应发的两个姐姐在当庭作证时也提及王兰芳称呼周秀清为“妈妈”、周秀清的丧事主要由王兰芳操办、王兰芳出嫁时的回门酒在龚家办理等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崇明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故可以认定被继承人周秀清与王兰芳之间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周秀清与龚炳思是夫妻，但龚炳思于1938年前后参加游击队时，王兰芳刚刚出生，龚炳思至1954年前后回到崇明时，王兰芳已16岁左右，鉴于龚炳思在此时间段内一直在外失去联络，故综合平衡本案的特殊情况，只认定被继承人周秀清与王兰芳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相对更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被继承人周秀清与王兰芳之间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根据《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故王兰芳有权继承周秀清的遗产。徐红霞、龚渊在继承周秀清的遗产时，未将王兰芳列为当事人，并自行处分遗产的行为损害了王兰芳的合法权益，致所涉房屋的分割协议归于无效，故法院基于该无效协议形成的(2020)沪015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确有错误，应予撤销。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徐红霞、龚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兰芳之子范宜标的干部履历表(1988年)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填写周秀清为外祖母，龚应发为舅舅。本院审理过程中，徐红霞、龚渊提交以下三份证据：1、龚应发家庭背景调查情况表；2、龚应发履历表；3、龚炳思干部简历表。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是王兰芳与龚炳思和周秀清夫妇无收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所争议的周秀清与王兰芳是否形成收养关系，该节事实因年代久远，按照直接证据予以认定，客观上存在难度。原审法院根据相应的证人证言，结合调查取证，以亲友、邻居等密切联系者是否认可为认定的基准点，最终确认周秀清与王兰芳是否形成事实的收养关系。本院注意到相应证人的年龄，证人证言也多以传闻为表述基础，徐红霞、龚渊在二审所提交的龚应发、龚炳思履历表中没有王兰芳的相应记载。但是，王兰芳之子范宜标的干部履历表属于历史文件，其证明力要大于其他的证人证言。而龚应发、龚炳思履历表中没有王兰芳的相应记载，恰恰说明原审法院认定的逻辑成立，即龚炳思常年在外，并不认可收养王兰芳，而周秀清予以认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周秀清与王兰芳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符合常理，本院予以认同。徐红霞、龚渊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徐红霞、龚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毅审 判 员  黄 亮审 判 员  郑 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冯则煜书 记 员  姚君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