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6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政府北侧。 法定代表人：吕立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学文，北京市狄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唐华路1701号。 法定代表人：张跃成，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黄国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忠，男，196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立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弘公司）、罗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1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立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鲁0321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国弘公司承担给付购车款责任；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桓台县法院一审3211号判决书对被上诉人罗忠不能代表国弘公司有权代理的情形下，进而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有悖事实和法律。1、本案中，被代理人表现出使相对人相信其授予代理人的事由或行为语言。2、被上诉人2017年1月出具对罗忠的授权委托书，系有权代理表示，是有可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由。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罗忠均属有权代理，一审判决关于不能认定罗忠有权代理行为，进而推定罗忠的行为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方面有如下错误。1、判决书关于“涉案车辆过户在罗忠个人名下与委托购车协议主体不符”的认定有误。而实际是该车辆使用北京牌照并车辆登记在罗忠名下，是依照国弘公司要约购买车辆在北京地区业务方便使用，而北京业务是否终结及公司是否将车辆变更其名下是其内部管理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联。2、一审判决书依据国弘公司提交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证据，对“2017年3月上诉人与国弘公司签订《谅解协议》期间罗忠已并非山东国弘公司员工”的认定，与罗忠质证证据意见相悖及与上诉人提交国弘公司出具授权罗忠的委托书的微信证据时间相悖，有悖《最高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规定》第85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为依据”及“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的规定，及有悖该规定第14条“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与原件一致的副本”的规定。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国弘公司授权委托书未予认定及未说明理由，系属偏颇。现在，被上诉人已进入破产程序，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以该债权抵扣差欠被上诉人国弘公司债务，特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北京立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山东国弘公司、罗忠连带给付北京立新公司所垫付的购车款400000元；2.请求判令山东国弘公司、罗忠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9年6月17日，北京立新公司（买受人）与山东国弘公司（出卖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北京立新公司从山东国弘公司处购买塔式起重机2台，总金额为1720000元。合同对起重机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质量标准、交货方式、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作出了约定。在合同出卖人处盖有“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在经办人处有“罗忠”签字。在合同买受人处盖有“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017年4月11日，山东国弘公司以北京立新公司拖欠其货款为由，将北京立新公司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就山东国弘公司与北京立新公司之间自2009年6月17日至2009年10月18日期间发生的买卖塔式起重机合同关系，即北京立新公司欠付山东国弘公司货款数额及相应经济损失作出判决，内容为：“一、北京立新公司支付山东国弘公司货款254685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北京立新公司赔偿山东国弘公司经济损失91515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山东国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立新公司于2019年对（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鲁03民申190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立新公司的再审申请。庭审中，北京立新公司主张：2010年9月5日，山东国弘公司的代理人罗忠与北京立新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越野车一辆（价格400000元）用于工作需要，2010年11月将车辆交付给罗忠。2017年3月，山东国弘公司的代理人罗忠与吕立新签订《谅解协议》，约定以山东国弘公司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的越野车400000元抵扣北京立新公司欠山东国弘公司的起重机货款。因法院生效的（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中未将该400000元购车款予以抵扣北京立新公司所欠山东国弘公司货款，山东国弘公司、罗忠应当支付北京立新公司垫付的该400000元购车款。 针对上述主张，北京立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 1、北京立新公司、山东国弘公司于2009年6月17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拟证明罗忠在合同经办人处签字确认，罗忠系山东国弘公司工作人员。2、2010年9月5日，罗忠与北京立新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明罗忠作为山东国弘公司的代理人与北京立新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越野车。该《协议》载明：“甲方：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罗忠）乙方：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1.甲方因工作需要委托乙方购买一辆GTM6480ASL的越野车，人民币肆拾万元，（牌号：京Ｎ×××××）。2。甲方接车前办理好车辆过户手续。3.双方签字盖章后，本协议即生效。”在甲方经办人处有罗忠签字，在乙方处盖有“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在经办人处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吕立新签字。3、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加盖有“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罗忠是受山东国弘公司委托收款对账。该《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罗忠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代理人，其权限是：收款对账签发日期:2017年1月17日附：代理人性别：男年龄：53职务：业务经理”。4、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罗忠与吕立新签订的《谅解协议》一份，拟证明罗忠作为山东国弘公司的代理人与北京立新公司签订《谅解协议》，约定以越野车价格400000元抵扣北京立新公司欠山东国弘公司的塔式起重机货款。该《谅解协议》载明：“甲方：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乙方：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1.甲方委托乙方购买一辆GTM6480ASL的越野车，人民币400000元整，用以抵扣乙方差欠甲方塔式起重机货款。2.甲、乙双方2009年6月17日签订购买塔式起重机合同，甲方塔式起重机标准节延误发货，造成第三方工程延误，向乙方追索违约金，及起重机自身质量原因造成机械失控撞坏瑞豪酒店，造成损失事项，由甲方罗忠与乙方协商后确定。罗忠在甲方处签字捺印，吕立新在乙方处签字捺印。”5、（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中未涉及山东国弘公司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的越野车，未将购车款400000元予以抵扣。 关于案涉GTM6480ASL型号越野车，原审法院查明,该车初次登记日期为2010年3月30日,原所有人为杨立忠,车牌为京Ｎ×××××;2010年11月5日,变更所有人为罗忠,转移后车牌为京Ｐ×××××。 对于北京立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主张及案涉车辆，山东国弘公司质证认为，北京立新公司与山东国弘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只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塔式起重机买卖合同关系，并不含委托购买车辆事项；对于《协议》和《谅解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罗忠签字是否真实不确定；《法人授权委托书》因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山东国弘公司并没有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车辆，北京立新公司也未向山东国弘公司交付车辆，车辆落户在罗忠名下，北京立新公司也是将车辆交付给罗忠本人。且罗忠在山东国弘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2年5月3日至2015年10月26日，罗忠签订两份协议的时间与山东国弘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罗忠签订协议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是委托代理行为，与山东国弘公司无关。 针对上述主张，山东国弘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罗忠与山东国弘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该两份证据均加盖有“桓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用工备案专用章”。其中《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罗忠同志，性别男，年龄51岁，系我单位劳动合同制工职工，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5月3日，因协商一致解除，符合《劳动法》规定，于2015年10月26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对于北京立新公司、山东国弘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主张，罗忠质证认为，罗忠在山东国弘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5年10月，山东国弘公司委托北京立新公司购买车辆是为了开展公司在北京地区的业务，其认可于2010年11月收到北京立新公司交付的案涉车辆，收到车辆后没有将车辆交付给山东国弘公司，一直由项目部和山东北大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山东北大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国弘公司均属于山东蠕墨铸铁集团公司，罗忠后来转到山东北大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也系受山东蠕墨铸铁集团公司的指派。落款为2017年3月的《谅解协议》实际形成时间是2019年，因当时法院判决北京立新公司向山东国弘公司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北京立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立新找到罗忠，签订了《谅解协议》，《谅解协议》是罗忠以个人名义签订的。 对于山东国弘公司提交的证据、罗忠的主张，北京立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罗忠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时间相冲突。北京立新公司购买案涉车辆是为了方便山东国弘公司在北京地区的工作，至于山东国弘公司将车辆分配给谁使用是山东国弘公司内部管理范围的事情。2017年1月17日，山东国弘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中对罗忠进行了授权，罗忠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 庭审中，北京立新公司主张垫付购车款400000元，其述称400000元是根据与山东国弘公司的代理人罗忠协商确定的价格，并不是车辆的实际价值。山东国弘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购买车辆事宜不清楚。罗忠质证认为，400000元是双方协议的价格，该车的实际价值为320000元，应以320000元价格抵扣货款，对该主张罗忠未提交证据。 北京立新公司主张山东国弘公司、罗忠承担责任的方式及依据为，委托购买车辆的主体是山东国弘公司，并且车辆已经交付，至于谁实际占有车辆，是山东国弘公司内部管理事宜。罗忠以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协议》、《谅解协议》，虽然没有公章，但属于表见代理行为。综上，应由山东国弘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罗忠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对此，山东国弘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购买车辆、抵扣事宜，北京立新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罗忠有代理权限，且车辆落户在罗忠名下，属于罗忠的个人行为，应当由罗忠个人承担付款责任。罗忠质证认为，不同意支付购车款，罗忠在山东国弘公司工作期间，山东国弘公司还欠罗忠款项，购买车辆是为了公司业务，不应由个人支付。 关于诉讼时效。庭审中，罗忠主张北京立新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北京立新公司质证认为，2010年9月5日的《协议》、2017年3月的《谅解协议》均未约定期限；2018年1月25日，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北京立新公司支付山东国弘公司货款并赔偿经济损失，因为没有形成抵扣事实，权利被侵犯的时效不成立，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对此，山东国弘公司质证认为，2017年3月《谅解协议》的日期是另外添加的时间，2010年购买车辆，2017年3月签订《谅解协议》，在此期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中未提到车款抵扣货款的事情，不能按照判决书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罗忠质证认为，2010年购买车辆，北京立新公司现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 另查明，2019年12月3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3破申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国弘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北京立新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就本案所涉款项向山东国弘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山东国弘公司管理人以北京立新公司先提起诉讼后申报债权，以及对北京立新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异议，对北京立新公司申报的债权暂缓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罗忠签订案涉2010年9月5日的《协议》和2017年3月的《谅解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或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第一，罗忠签订案涉上述两份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首先，北京立新公司与山东国弘公司签订有《工业品买卖合同》，罗忠在该买卖合同中作为山东国弘公司的经办人签字，庭审中，北京立新公司与山东国弘公司均认可该买卖合同。基于此，可以认定，关于塔式起重机的买卖合同业务，罗忠当时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在2010年9月5日签订《协议》时，罗忠虽然主张是以山东国弘公司的名义签订，但该《协议》中仅有罗忠个人的签字，并未加盖山东国弘公司的章印。《协议》的内容亦是委托购买车辆，与上述塔式起重机买卖合同业务并无关联。而《协议》签订之后，车辆亦是过户于罗忠个人名下。对此，北京立新公司与罗忠均未提供该车辆落户于个人名下系山东国弘公司的授权行为。加之，涉案车辆并非由山东国弘公司实际控制使用。故，罗忠个人签署的案涉2010年9月5日的《协议》，并不能认定系代表山东国弘公司的有权代理行为。其次，案涉标明时间为“2017年3月”的《谅解协议》，亦是罗忠以个人名义签订，其中并未加盖山东国弘公司的章印。经庭审查明，在该期间，罗忠已并非山东国弘公司的员工。在无山东国弘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罗忠无权以公司名义签订货款抵顶协议。且经上述分析认定，在罗忠签订上述委托购买车辆的协议都不能认定为有权代理的情形下，更无法认定其有权处置车辆款。综上，罗忠签订的上述两份协议，均不能认定为系罗忠的有权代理行为。第二，罗忠签订案涉上述两份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在原审法院已经认定罗忠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应着重审查“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对此，首先，案涉委托购买车辆的协议和车辆款抵顶的协议，均与案涉北京立新公司和山东国弘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业务不同，单独构成另一种标的物的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塔式起重机买卖合同的履行内容。在此情况下，显然不能认定罗忠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均系代表山东国弘公司的行为。故，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和企业经营应当具备的风险意识，北京立新公司应当索要山东国弘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或致函山东国弘公司进行确认。其次，案涉车辆被要求过户在罗忠个人名下，亦与委托购买车辆协议和车辆款抵扣协议的“名义”主体不符，该不符事项显而易见，但北京立新公司并未提出相关质疑。再次，案涉车辆款抵扣协议，按照罗忠本人的陈述系形成于2019年，即原审法院已经作出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货款履行的判决之后。在时隔9年之后，北京立新公司在对于罗忠的身份未加核实确认的情况下，再行找罗忠个人签署抵扣协议，存在明显瑕疵。加之，北京立新公司并未提供其“有理由相信有代理权”的其他有效证据。综上，不能认定北京立新公司在签署涉案两份协议时，系有理由相信罗忠有代理权。进而不能认定罗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两份协议书，应认定为系罗忠个人与北京立新公司签订。罗忠应当承担支付北京立新公司购车款的义务，虽然罗忠称购车款并非400000元，而是320000元，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车辆的实际价值，且罗忠在协议中认可车辆价值400000元。故，北京立新公司诉求罗忠支付购车款400000元，予以支持。北京立新公司诉求山东国弘公司支付购车款，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北京立新公司与罗忠签订的两份协议均未约定付款时间。且在2018年1月2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鲁032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后，北京立新公司得知未就购车款抵扣货款，得知其权利被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1月25日起算，北京立新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罗忠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罗忠支付原告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购车款4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罗忠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罗忠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和《谅解协议》是否构成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首先，该两份协议中都仅有罗忠个人的签字，并未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上诉人虽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但该授权委托书为复印件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罗忠签订两份协议时与被上诉人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次，两份协议中所涉车辆登记在罗忠个人名下，上诉人虽主张该车辆落户于罗忠名下系被上诉人的要求且车辆供被上诉人使用，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再次，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亦不能认定上诉人在签署涉案两份协议时，有理由相信罗忠有代理权，不能认定罗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北京立新顺超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宁 审判员 侯 康 审判员 胡晓梅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