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0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轰，男，197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新裕，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哲，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张佰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炜，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国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腾软件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1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国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支持其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不当。首先，双方对销售提成有约定。其提交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上既加盖公司印章，又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还有公司原销售总监出具的证词并出庭作证，应认定是公司对销售提成规则的承诺。另外，一审判决对规则中2018年销售提成先决条件，即须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才有资格获得提成的认定错误，未注意到提成规则讨论稿的修改于8月开始，而其销售工作在此前已经完成。一审法院混淆了奖金和提成的概念，将公司全员都有的奖金当做销售提成约定予以裁判，属于对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其次，一审法院将差旅报销款和工资差额混为一谈，未查清相关事实。最后，一审法院认定法斯特项目提成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不当，该项目所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发生在其工作期间，约定的提成与其劳动报酬紧密相关，与劳动关系的解除有着密切联系，应当一并处理。综上，请求判如所请。埃腾软件公司辩称，关于销售提成，公司从未向姚国轰承诺和发放过提成，《公司销售提成规则》签字盖章在先、内容文字形成在后，系姚国轰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并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是正确的。《合作框架协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该协议项下的法斯特项目，不论是差旅费报销还是销售提成，姚国轰均应另案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姚国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姚国轰：1.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4，000元；2.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299，079元；3.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3日的差旅报销8，990元；4.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法斯特项目提成91，000元；5.2017年1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差额30，000元。一审审理中，姚国轰变更第4项诉讼为要求埃腾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法斯特项目提成85，80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国轰于2017年1月20日入职埃腾软件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19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姚国轰担任运营经理职务，月工资12，000元。劳动合同约定“公司通过支付酌情性奖金奖励和激励雇员”。自2017年11月起，姚国轰的月工资为14，000元，埃腾软件公司于每月初或上月底向姚国轰发放上个月工资及上个月申请的报销款。2018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1．甲方授权乙方在重庆地区，汽车和化工行业，代理分销上海埃腾公司软件产品和服务……5．法斯特项目、利尔项目赢单后，给予销售净额10％的单独项目提成。在此两个项目销售阶段，乙方合理的差旅费用，经甲方财务确认后，予以报销……7．乙方于2019年2月1日自动从甲方离职。甲方将额外给予一个月工资，税费自理。”2019年11月4日，埃腾软件公司向姚国轰支付11，964.15元。一审法院另查，2020年1月15日，姚国轰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1.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14，000元；2.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299，079元；3.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3日的差旅报销8，990元；4.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法斯特项目提成91，000元；5.2017年1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提成差额30，000元。该仲裁委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294号裁决：一、埃腾软件公司支付姚国轰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差额7，995.45元；二、对姚国轰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姚国轰、埃腾软件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先后诉至法院。一审审理中，一、关于2019年1月的工资及报销款，姚国轰向一审法院提交2017年12月及2018年3月的工资单、工资卡流水明细、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报销申请(6，570元)、2019年2月利尔化学项目出差绵阳的机票订单(2，420元)，证明姚国轰的月工资为14，000元，埃腾软件公司未向姚国轰支付2019年1月的工资；出差费用共计8，990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埃腾软件公司应予支付。埃腾软件公司对除绵阳机票订单之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称14，000元工资中包含了埃腾软件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双方关系好而给予姚国轰的特殊补贴2，000元。2019年11月埃腾软件公司支付给姚国轰的11，964.15元中包含姚国轰2019年1月的工资5，394.15元及报销款6，570元。由于双方因离职产生矛盾，所以才会延迟支付。姚国轰在仲裁前未就绵阳出差费用向埃腾软件公司提出过申请，且双方即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也不意味着姚国轰的申请均能获得同意。姚国轰则认为，埃腾软件公司于2019年11月支付的钱款系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给予姚国轰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埃腾软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1．从钉钉(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调取的姚国轰2019年1月考勤记录邮件及附件，证明姚国轰当月有10天旷工(2日、3日、17日、18日未打卡，4日为无效打卡，9日姚国轰称出差，实际在家中打卡，10日、14日、15日只有上班打卡，显示外勤，实际在家打卡，29日无上班打卡记录，在家进行下班打卡)。2．姚国轰的工资单、报销申请及支付凭证，证明埃腾软件公司根据姚国轰实际出勤天数核算2019年1月的工资，扣除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后，税后工资为5，394.15元，连同报销款6，570元，于2019年11月4日支付姚国轰共计11，964.15元。姚国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称埃腾软件公司并未强制要求钉钉打卡考勤，姚国轰也从未因打卡考勤影响工资。因为姚国轰的工作性质，会产生埃腾软件公司所谓的缺勤情况，但都是与埃腾软件公司协商一致的。2018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框架协议后，姚国轰尚有10天年假及3天婚假未休。对证据2的支付凭证金额不持异议，对工资单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姚国轰的工资单不一致，系埃腾软件公司后制的。二、关于2018年的销售提成，姚国轰向一审法院提交：1．证人宫元(原销售总监)出具的《关于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销售奖金说明》，证明2017年之前的提成比例为5％，2018年之后调整为新项目7.5％、老项目2.5％；证人王金(原财务经理)出具的《关于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未发年终奖说明》《关于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销售奖金的证明》，证明埃腾软件公司向员工发放了2017年度奖金，2018年之前销售奖金比例为合同额的5％左右，销售奖金的计算由张佰和制定并实施，发放流程为先由财务计算，再由张佰和审批，最后由丹麦总部财务总监审批并抄送丹麦总裁及张佰和；2017年姚国轰的销售奖金为6位数；证人张倩(原开发部负责人)出具的《关于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未发年终奖说明》，证明埃腾软件公司拖欠2017年年终奖。埃腾软件公司对宫元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否认埃腾软件公司实施过5％的提成制度；确认王金在2018年8月之前系埃腾软件公司的财务经理，因其在职期间从事减肥产品代理，埃腾软件公司以劝退的方式要求其离职，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且姚国轰在仲裁时提交的王金的证言中并未提及到销售奖金的问题；张倩的证言与本案无关。2．埃腾软件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邮件发送的《关于API中国有限公司的销售管理办法》讨论稿、盖有埃腾软件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证明埃腾软件公司在讨论稿中规定获得提成的条件是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变相剥夺了销售人员获得提成的资格。《公司销售提成规则》是在讨论稿的基础上形成，载有“2017年公司销售提成规定：销售净额的5％。2018年公司销售提成规定：新项目，销售净额7.5％；老项目，销售净额2.5％。2018年销售提成先决条件：必须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才有资格获得提成，且当年该销售所签约项目内部核算总利润需要大于零”。姚国轰称该份原件是法定代表人张佰和应姚国轰的要求在发布讨论稿之后给到姚国轰的。埃腾软件公司对讨论稿的真实性确认，认为该份讨论稿内容是关于提成的先决条件，没有关于提成比例的内容，且最终讨论稿也并未落实。对《公司销售提成规则》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首先在形式上存在多处疑点，既无公司名称、落款时间，也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时间，公司公章所盖位置偏左，不同于一般的落款位置偏右；其次，按常理公司规章制度的原件应该只有一份且由公司留存，姚国轰持有原件有违常理，对证据来源存疑；再次，公司发布讨论稿是通过邮件的形式，如果是正式成文的规定更应当通过邮件的形式对全员发布，且如果2017年的奖金已发放完毕，埃腾软件公司没有必要在2018年8月的提成规则中写明2017年的提成比例。此外，销售人员在外签单时会遇到临时更改合同内容的情况，所以有时会准备好有公司盖章及老总签字的空白纸便于应对，埃腾软件公司认为该份提成规则系姚国轰自行制作。3．姚国轰2018年的销售合同、自制的销售清单及开票明细、相关的开票申请邮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姚国轰2018年的销售金额为4，432，481.32元，根据新项目7.5％、老项目2.5％的提成比例，埃腾软件公司应向姚国轰支付提成款共计299，079元。埃腾软件公司对销售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姚国轰主张的合同金额不予认可，认为其中存在重复计算以及合同金额变更等情况，且姚国轰也未完成当年的业绩指标(合同金额600万元)。对姚国轰主张的新老项目的界定以及提成比例，均不予认可。对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4．证人宫元的当庭陈述，证人系埃腾软件公司的销售总监兼任董事，2019年10月离职。证人称，埃腾软件公司在2018年之前的提成比例为5％，虽是口头承诺，但有实际履行。提成结算一般与财务通过微信或邮件的形式沟通，有时也会口头沟通或张佰和直接负责。2018年之后证人与张佰和之间口头沟通提成比例调整为新项目7.5％，老项目2.5％，证人再口头传达给下属，没有书面文件，之后埃腾软件公司也未兑现。证人2017年与埃腾软件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附件中约定了销售目标及完成目标的奖金，但未明确具体的提成比例。姚国轰认为，证人证言证明埃腾软件公司在2018年之前的提成比例就是5％。埃腾软件公司则认为证人与法定代表人张佰和的关系之前很好，之后交恶，对其证言不予确认。证人的劳动合同附件确实约定了销售指标及完成后的奖金，但并不适用于其他销售人员，且证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中未明确提成比例即为5％。埃腾软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1.2020年1月14日何迪炜回复姚国轰同事李安南的邮件，邮件内容可反映对提成比例及提成条件均在讨论阶段，未正式实施。姚国轰对该邮件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既然有提成条件即说明公司有销售提成制度。2．姚国轰向埃腾软件公司发送的律师函，证明姚国轰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向埃腾软件公司提出诉求，但其中并未提及销售提成，可以印证埃腾软件公司没有发布和实施过提成制度。姚国轰对律师函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姚国轰已就销售提成提起仲裁，律师函中未提及不代表姚国轰放弃权利。3．杭州逍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明、姚国轰2018年完成项目的开票、收款及成本明细统计、发票及记账凭证，证明杭州逍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帮帮CRM软件是销售管理软件，集成在钉钉软件系统里，用于统计销售人员的业绩情况，姚国轰的项目跟踪记录就是使用该软件统计，姚国轰可以通过该软件知晓自己的业绩目标以及完成情况。姚国轰2018年其担任销售总监，其业绩目标是600万元，即便如姚国轰所称有销售提成，姚国轰的业绩完成情况也未达到讨论稿中的开票额的65％的提成条件。姚国轰确认公司使用销帮帮软件，但对案外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否认埃腾软件公司对姚国轰有业绩要求。2017年整个公司的销售额为700万元，2018年给姚国轰个人定下600万元的指标显然不合理。若业绩影响提成则应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对埃腾软件公司制作的姚国轰完成项目统计表不予认可，埃腾软件公司提供的部分项目的发票编码不连号，对金额不予确认。三、关于2017年提成差额姚国轰提交了2017年的销售合同、自制的销售清单及开票明细、相关的开票申请邮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银行流水，证明姚国轰2017年的销售金额为1，230，951元，开票金额为1，030，951元，根据5％的提成比例，应得提成为61，547.55元。2018年3月12日，埃腾软件公司向姚国轰支付了30，705元，即是2017年的部分销售提成，埃腾软件公司尚拖欠姚国轰30，000元的提成差额。埃腾软件公司对销售合同及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2017年所签的合同系姚国轰的业绩，对微信记录及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埃腾软件公司称，姚国轰2017年1月入职埃腾软件公司担任运营经理，主要工作是配合法定代表人张佰和做好销售工作，2017年的合同都是张佰和带着姚国轰去谈，由姚国轰负责后续的签约工作。2018年1月起埃腾软件公司新设了销售二部，姚国轰才开始担任二部的销售总监。埃腾软件公司向姚国轰支付的30，705元系2017年度的年终奖，并非提成。四、关于法斯特项目提成款姚国轰提交：1．陕西法斯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埃腾软件公司签订的设备管理系统实施技术服务合同及社保管理体统软件采购合同，证明两份合同金额共计93万元，扣除税费后的销售净额为858，070元，埃腾软件公司应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第5条的约定，向姚国轰支付10％的提成款85，807元。2．埃腾软件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向客户(法斯特项目)发送关于取消姚国轰授权代理的邮件，证明姚国轰离职是基于《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协议约定的一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亦不符合正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所应支付的数额。姚国轰未递交过离职申请，双方关于劳动关系解除的书面文件就是《合作框架协议》。埃腾软件公司提前解除授权，双方就丧失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埃腾软件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属于代理分销协议性质，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畴，且对姚国轰主张销售净额10％的提成不予认可，还须扣除相应成本。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姚国轰自2018年6月起就以各种理由不来上班，因姚国轰与法定代表人张佰和私交甚好，张佰和也默许了姚国轰的缺勤。2018年底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埃腾软件公司要求姚国轰签署书面离职协议，姚国轰始终拒绝，之后双方在交接过程中产生矛盾，故埃腾软件公司向客户发出了变更授权委托的通知，法斯特项目最后由另一名销售人员李安南接手负责签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关于2019年1月的工资双方对埃腾软件公司于2019年11月向姚国轰支付11，964.15元的款项性质存在争议。埃腾软件公司称该笔钱款包括根据姚国轰实际出勤情况发放的2019年1月工资5，394.15元及报销款6，570元。姚国轰则认为该笔款项系埃腾软件公司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第7条的约定，向姚国轰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作为离职补偿，故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拖欠的2019年1月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姚国轰虽对埃腾软件公司提交的工资单不予认可，认为系埃腾软件公司事后制作，但姚国轰对此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亦无证据证明收到的款项即是离职补偿金，对姚国轰的意见难以采信。同时，对于埃腾软件公司关于工资是根据姚国轰实际出勤情况进行核算的意见，埃腾软件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姚国轰有考勤打卡的规章制度要求，且埃腾软件公司自述姚国轰自2018年6月起即以各种理由不上班，但埃腾软件公司并未对姚国轰的缺勤作出相应的处理，现埃腾软件公司仅提供姚国轰2019年1月的钉钉考勤记录，以此作为对姚国轰考勤扣款的理由，依据不足，亦不予采信。故扣除埃腾软件公司已支付的报销款6，570元，埃腾软件公司仍应向姚国轰支付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7，995.45元。二、关于提成姚国轰提交有埃腾软件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销售提成规则》、埃腾软件公司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2017年度、2018年度的销售明细及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埃腾软件公司处有提成制度且埃腾软件公司已按口头约定5％的提成比例实际支付了2017年度部分提成款，现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按5％的提成比例支付2017年度提成差额，并按新项目7.5％、老项目2.5％的提成比例支付2018年度的提成。埃腾软件公司则否认双方对提成有过约定，并称2018年3月12日支付给姚国轰的款项性质中是2017年度的年终奖并非提成，且姚国轰2017年担任的职务是运营经理，并非销售人员，即使有销售奖金也与姚国轰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对于2017年度提成差额，姚国轰与埃腾软件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姚国轰的职务为运营经理，双方确认姚国轰自2018年1月起担任销售总监职务，且该劳动合同未对提成作出约定，仅约定了“公司通过支付酌情性奖金奖励和激励雇员”。故埃腾软件公司称2017年姚国轰系配合法定代表人完成销售工作，本职工作仍是运营经理，以及2018年3月支付给姚国轰的款项系年终奖而非提成，具有一定可信度及合理性，亦符合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姚国轰无有效证据证明款项性质系提成，以及运营经理有资格获取提成，对姚国轰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2017年度提成差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度提成，双方均确认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并未最终形成制度并落地实施，故对姚国轰持有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的形成及内容存疑。既然是提成规则，应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在公司发布，现姚国轰持有该份提成规则原件，既无形成及实施的时间，也无公司落款，仅有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亦不符合常理。而证人证言均系离职员工的陈述，关于提成比例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难以确认其真实性。故姚国轰诉称双方对提成方法等有过明确约定且已实际履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难以采信。退一步讲，无论是埃腾软件公司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还是姚国轰持有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均有将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作为获得提成先决条件的内容，且埃腾软件公司亦主张对姚国轰有业绩指标(合同金额)要求，2018年为600万元。姚国轰不认可埃腾软件公司处有业绩指标要求，但又以讨论稿及《公司销售提成规则》作为向埃腾软件公司主张提成的主要依据，显属矛盾。根据姚国轰提交的销售业绩清单，姚国轰2018年度销售合同金额为400余万元，未达到发放提成的业绩要求，埃腾软件公司亦无须支付2018年度提成。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姚国轰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2017年度销售提成差额及2018年度销售提成，均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法斯特项目提成双方对该笔提成是否属于本案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存在争议。姚国轰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项目提成及离职补偿是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其依据协议内容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法斯特项目销售净额10％的单独项目提成，应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埃腾软件公司则认为法斯特项目提成系协议项下的内容，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合作框架协议》签订时间在姚国轰离职之前，但从协议关于法斯特项目提成的约定内容看，签订当时提成条件尚未满足，该项目合同是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就项目提成所作的权利义务约定并非基于劳动关系，而是劳动关系解除之后的合作关系。故姚国轰依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要求埃腾软件公司支付法斯特项目提成款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姚国轰可另行向埃腾软件公司主张权利。四、关于差旅费姚国轰主张的6，570元的差旅报销款，一审法院已在前述作出认定。对于姚国轰主张2019年2月22日出差绵阳的差旅报销2，420元系姚国轰在离职之后产生的费用，姚国轰可依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另行向埃腾软件公司主张，本案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一、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国轰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差额7，995.45元；二、姚国轰要求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299，07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姚国轰要求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3日的差旅报销8，990元的诉讼请求(除不予处理外)，不予支持；四、姚国轰要求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2017年1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差额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期限从2017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19日的劳动合同第2.1条约定姚国轰担任运营经理职务；第3.2条约定：“公司通过支付酌情性奖金奖励和激励雇员……是否支付奖金、奖金金额及奖金的支付时间(如有)，应完全由公司自行决定……某一年获得奖金，并不保证将来一定会获得奖金或同等数额的奖金”。二审再查明，宫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出具的书面证词称：“……在2018年之前……销售团队的奖金基本在合同额的5％左右……到了2018年初……把原来的5％调整为新项目7.5％，老项目2.5％……但无论哪个版本，最终他都没有兑现给我……”；在出庭时作证称其曾任埃腾软件公司销售总监，于2008年入职，公司一直执行销售提成制度，比例在销售额的5％左右，执行到2017年底，“2018年张佰和和我讨论如何让员工开发新项目，提出新项目7.5％、老项目2.5％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口头讨论的内容，我把张佰和和我说的传达给我手下的销售人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提成争议，姚国轰主张公司制定和执行了销售提成规则，主要举证了《公司销售提成规则》、公司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2017年度及2018年度销售明细及银行流水、2018年3月工资单、宫元出具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为证，但从销售管理办法讨论稿名称可以看出，该文件并非最终确定、具有执行力的公司规章制度的结论，而双方对于2018年3月支付工资中是否包含提成的意见并不一致，姚国轰并未举证证明其所称属实，故本院难以认定该笔工资中包含了销售提成款。关于《公司销售提成规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对于奖金的支付由公司决定，姚国轰举证的提成规则符合该约定，虽然一审法院对于该提成规则存在的诸多疑点作了分析，姚国轰亦未对该提成规则的来源作出合理说明，但提成规则上盖有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能够证明系公司制定的提成规则，应当予以采纳。埃腾软件公司抗辩称为应对在外临时更改合同情况，公司会事先准备公司老总签字并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函件，意指姚国轰伪造了系争的提成规则，但未对此进行举证证明，公司也曾申请对公司章形成时间等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申请，该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关于宫元出具的证人证言，宫元作证称公司在2018年前执行了按合同额5％进行提成、在2018年之后区分新老项目不同比例给予提成的制度，其所作陈述与《公司销售提成规则》不尽一致，故对于销售提成规则的内容与宫元陈述一致的，即公司制定了提成规则，本院予以采纳；对于不一致的，即系按合同额直接进行提成还是有先决条件、以及是否已经进行过提成分配，因宫元的陈述与提成规则不一致，而宫元并未提供证据印证，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公司销售提成规则》，要获得销售提成须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而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姚国轰在2017年担任的是运营经理职务，双方确认从2018年起才改任销售总监一职，故一审法院认定姚国轰在2017年度本职工作非销售人员，其未证明运营经理亦有获得提成的资格而不支持姚国轰提出的支付提成款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2018年提成，埃腾软件公司称对姚国轰有销售指标要求，举证的相应证据能与提成规则相互印证，而姚国轰称公司并未对销售额有指标要求，与其举证的提成规则及劳动合同关于奖金可完全由公司决定的约定相悖，姚国轰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其所称属实，故本院对姚国轰提出一审法院对销售提成有先决条件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认同姚国轰在2018年业绩目标为600万元。关于姚国轰在2018年度内实际业绩完成情况，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无误，本院亦予认同，在此不再赘述，故姚国轰业绩完成情况未达到提成规则约定的条件，一审法院未支持姚国轰支付其提成奖励的请求并无不当。至于姚国轰上诉称提成奖励先决条件并未实施以及其销售完成于2018年8月之前的意见，因姚国轰以《公司销售提成规则》为依据提出提成主张，并认为该规则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交给其，则其应认可该规则，接受规则的全部内容，否则，属于不认可该规则，不应以该规则为依据提出主张，故本院对姚国轰主张部分不认可规则的上诉意见无法采信。关于差旅费争议，本院认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姚国轰虽然提起上诉，但未提出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另从实质而言，姚国轰主张支付其2019年工资的请求已经得到支持，其再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清工资和报销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法斯特项目提成争议，因姚国轰提出该主张依据的是《合作框架协议》，从该协议的签订时间和内容看，签订时间发生在姚国轰离职前一个月，此时法斯特项目和利尔项目尚未中标，即合同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将在姚国轰离职后才能发生，且协议约定的是授权姚国轰或其实际控制公司代理分销埃腾软件公司软件产品和服务，并非履行姚国轰与埃腾软件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在本案对该项请求不予处理是正确的，本院对姚国轰上诉要求在本案一并处理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姚国轰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姚国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皓审 判 员  武之歌审 判 员  姜 婷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蔺皓然书 记 员  蔺皓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