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黔27行终8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卢海登，男，1987年12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瓮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雍阳街道河滨社区第二综合楼9楼。法定代表人徐刚，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倪福英，女，1964年3月5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务农，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卢海登因与被上诉人瓮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一审第三人倪福英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行初1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系母子关系，第三人与原告之父卢清才生育原告后，就一直居住在瓮水办事处××村××水沟组98.21平方米的房屋内。原告长大成家后，因家庭成员增加及生活需要，就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在原有房屋基础上加盖了三层房屋，并扩建面积，形成如今的四层房屋。2014年6月21日，因国家改建城镇道路需要，被告征收原告房屋，分别向原告和卢清才作出《瓮安县房屋征收房屋调查统计表》，调查第三人所有的房屋面积为121.69平方米，原告所有的住房面积为342.5平方米，经营性用房147.42平方米，坡屋面187.41平方米，附属建筑钢架棚214.2平方米，砖19.72平方米。原告和卢清才各自在统计表上签字认可。2019年8月23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就与第三人签订《安置协议》，将属于原告修建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给第三人。原告认为征收主体应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被告作为征收监督单位不具备与第三人签订《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且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将属于原告修建的部分房屋也补偿给第三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2019年8月23日与第三人签订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建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卢海登系第三人倪福英之子。1997年4月10日，第三人及其丈夫卢清才（于2017年8月25日死亡）经瓮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原雍阳镇××村××组（现为瓮水街道办事处茅坡社区大水沟组）修建房屋一栋，并于1998年10月23日取得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瓮集建（1998）字第Ｊ20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年因瓮安县文峰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需要征收第三人夫妇修建的上述房屋，被告瓮安县住建局及瓮安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卢清才及其子原告卢海登签订了编号为03、04号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征收上述房屋中的部分安置补偿给原告卢海登。后第三人及其丈夫卢清才认为被征收房屋系自己修建，不应安置补偿给原告卢海登，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瓮安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卢海登签订编号为04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8）黔2725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案外人瓮安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卢海登签订的上述协议无效。原告卢海登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同年10月25日作出（2018）黔27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8月11日作出（2019）黔民申22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卢海登的再审申请。2019年2月27日，第三人倪福英以被告瓮安县住建局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为由起诉，请求判决被告与其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按瓮安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上述04号协议的标准对其进行安置补偿。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黔2701行初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责令被告瓮安县住建局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依法与第三人倪福英重新签订原安置补偿给原告卢海登部分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对第三人进行安置补偿。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于2019年8月23日与第三人重新签订《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将原通过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给原告的房屋安置给第三人。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上述协议，将其修建的房屋安置补偿给第三人，侵犯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如上述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涉及被征收位于瓮水××××水沟组的房屋，已经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第三人倪福英与其丈夫卢清才修建，二人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涉案房屋被征收时第三人丈夫卢清才尚未死亡，故安置补偿的对象应为第三人及其丈夫卢清才。瓮安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卢海登签订编号为04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原告对被征收房屋及安置补偿不享有权利。被告在第三人丈夫卢清才死亡后，与第三人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是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且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与被诉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对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卢海登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原告卢海登。 上诉人卢海登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701行初149号行政裁定书，指令继续审理本案。其主要理由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不具有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在整个征收过程中都只是一个征收监督单位的身份，不论是在之前的庭审中的陈述，还是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都不具有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法律规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是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而本案的被上诉人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征收主体，也未曾出具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征收授权书，所以其在没有取得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下与第三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定其是征收单位系认定事实错误。并且本案系行政诉讼，其签订合同的适格主体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证明，而不是由上诉人来证明。2．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征收工作应当严格按照征收程序的相关规定进行征收，严格地行使其行政权，而不能用审判权来代替行政权。法院判决的本意是让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而不能判决如何执行。被上诉人是行政部门而不是法院的执行庭，其行政行为应该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而不是执行判决书。之前的04号协议是按民事协议通过民事诉讼确认无效的，也必须通过民事程序相互返还或恢复原状后才能按行政程序最终签订行政协议，岂能将一个被确认无效的民事协议直接由行政单位却改成行政协议。3．本案上诉人系适格的主体。其一，按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合法权益的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倪福英签订的行政协议，是将瓮安城投公司与卢海登签订的04号安置补偿协议中安置补偿给卢海登的房屋和款项收回，重新安置和补偿给倪福英，虽然04号协议己被之前的民事判决确认无效，但04号协议早就履行完毕，在未按民事协议无效而相互返还之前，安置给卢海登的房屋，尤其是补偿给卢海登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其物权权属是卢海登的，被上诉人用这些房屋和金钱来与倪福英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当然与卢海登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有可能侵害卢海登的合法权益，甚至也可以说卢海登就是被签订行政协议这一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卢海登是本案适格原告。其二，本案被征收的土地的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该土地上的使用权益人是以家庭为单位，上诉人卢海登与第三人倪福英夫妇系家庭成员，上诉人卢海登也是该集体土地使用权益人之一，被上诉人应当是与集体土地上的每一位家庭成员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而不是仅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的登记人签订协议，再说，使用权证上的登记人也只是卢清才，而不是第三人倪福英，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协议是依其是集体土地上的家庭成员还是继承的依据不明。但不论被上诉人是依其是家庭成员还是继承关系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上诉人都符合上述条件，上诉人是利害关系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以04号《安置补偿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就否定上诉人卢海登作为房屋实际修建人即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并且忽略了本案被征收土地的性质系集体土地，遗漏了签订协议的主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且一审法院也未审查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2020）黔2701行初149号行政裁定书应当予以撤销，指令继续审理本案。因本案中涉及的04号协议曾在都匀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并针对卢海登作的是不利判决，应指令除都匀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来进行审理。 被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述称意见。 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编号为01（被征收人卢海香）、编号为02（被征收人周仕学、倪福翠）、编号为03（被征收人卢清才）、编号为04（被征收人卢海登）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四份及其《瓮安县房屋征收房屋调查统计表》等资料，因上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故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才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已经生效的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上诉人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与2019年8月23日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签订的《瓮安县文峰南路延伸段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无权就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故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具有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的问题，因一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9）黔2701行初52号行政判决中，已经认定被上诉人系适格的签订协议的主体并责令被上诉人履行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定职责，故对上诉人前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金长虹 审判员  游昌新 审判员  马 丹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法官助理石吉清 书记员肖年歆 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