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2号。负责人：胡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绮雯，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楠，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高强，男，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以下简称广州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刘高强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4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供电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广州供电局一审诉讼请求，刘高强偿付广州供电局三倍违约使用电费17492.61元。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中追究窃电实施人的刑事责任属于不同的问题。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高强用电地址存在窃电违约行为并且刘高强因窃电行为而少交电费受益，刘高强不因刑事案件未查明实施窃电行为人身份而不承担民事违约责任。1、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唯一性、排他性，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两者有所不同。由于电能的特殊性质，窃电行为不会被直接获得“赃物”，不可能“人赃俱获”，广州供电局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但并不由此说明案涉用电地址不存在窃电行为。对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只要实施了窃电违约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存在窃电的事实，用电户就要承担窃电的违约责任。2、合同违约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合同法、电力法等法律对供用电合同违约行为有明确规定，刘高强作为供用电合同相对方，在案涉用电地址上的窃电事实已属于违约行为，并已少交电费造成广州供电局的电费损失，理应按照供用电合同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补缴电费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故意造成”，属于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认定标准的混淆。二、案涉用电地址窃电起始时间2015年12月4日正是刘高强签订《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2015年10月24日之后，根据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据规则，足以证明是刘高强为减少电费成本而实施窃电行为并通过少缴电费获益。窃电期间电能计量装置在刘高强的管理控制下，刘高强对电能计量装置负有管理维护义务，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而认定因无证据证明刘高强为窃电者而不承担三倍违约使用电费窃电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根据《广州市供电与用电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实施窃电的，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3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应交电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三倍违约使用电费与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罚款性质截然不同，一审法院认为向窃电者追缴三倍违约电费应属电力管理部门权利，广州供电局无权向刘高强追缴三倍违约使用电费，属于对民事违约责任和行政处罚的混淆，法律适用错误。四、窃电三倍违约使用电费的违约责任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广州市供电与用电管理规定》予以明确规定，案涉供用电合同理应受上述法律法规约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于二ＯＯ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就安徽省政府法制办《关于查处窃电行为有关问题的请示》（皖府法函［2002］66号）答复如下：“原电力工业部依据《电力法》及《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制定的《用电检查管理办法》、《供电营业规则》，可以作为供电企业检查和处理窃电行为的法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据此，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是法定违约金，在法律对三倍违约使用电费违约责任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仅以《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无明确约定而认为刘高强无须承担三倍违约使用电费，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二审期间，广州供电局补充上诉意见：本案电表的铅封经过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检测已被人为破坏，且误差超合理范围，已经符合窃电行为的定义，一审法院忽略了铅封被人为破坏的事实，仅仅认定电表不合格少计电费，认定事实不全面。刘高强作为窃电电表管理人和用电人，应承担窃电的责任。刘高强辩称，一、刘高强没有窃电，但是广州供电局提供了权威机构说刘高强电表有问题，但是三倍违约使用电费刘高强不承认。广州供电局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有派人抄电表，是可以看到的，而且电表是老式的电表，抄电表的人是有检查义务的。二、刘高强从3月份签署别人的房子，房东是黄达泉，是刘高强去经办过户的，电费按照正常划扣。刘高强是小企业经营，用电是用于照明，不可能为了照明而偷电，刘高强是大学老师，也不可能去偷电。三、广州供电局找权威机构拆电表的时候，刘高强是不在场的。本院询问当事人后，刘高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刘高强与广州供电局达成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仅约定了逾期支付电费的违约责任，并不涉及其他。广州供电局作为专业供电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并无任何涉及到三倍违约金的合同条款，在上诉状中主张其属于法律义务，无需单独告知，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二、广州供电局主张电表铅封被违规破坏，据此认定为窃电行为，与事实不符。案涉违法电表并非安装在刘高强营业场地范围内，在人行过道上很容易被路人破坏，后期广州供电局才将电表迁往高处，此种情况不应认定为由用户负责保护的情形，亦不能将不在刘高强控制保护范围内的电表被违规开启就认定刘高强存在窃电行为。供电公司员工每两月就会现场抄表汁费，电表铅封被违规破坏应当在被破坏的第一次抄表时就能发现。广州供电局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应自行承担扩大损失责任。三、广东省计量科学院鉴定结果显示装置设备失效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至2016年9月2日。根据刘高强一审提交发票金额，计费时段：20150930-20151204，电费金额为2061.9元，计费时段：20151204—20160204，电费金额为2076.8元。电表装置设备失效时间中，电费未有较大波动，刘高强已承担了谨慎注意义务，不能要求平等合同主体承担超出合同义务范围的其他责任。广州供电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高强向广州供电局支付电费5830.87元及违约使用电费17492.61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广州供电局与刘高强于2015年10月24日签订《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约定刘高强授权广州供电局，委托银行在刘高强提供的结算账户中扣划电费。该合同约定：刘高强应付的电费由广州供电局抄表计费后，派发或邮寄《电费通知单》通知客户，随后直接通知银行在刘高强提供的结算账户中扣划；刘高强应保证账户内有足够支付电费的余额，如因账户余额不足而逾期缴纳电费，广州供电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的有关规定向刘高强计收电费违约金及按程序停止供电。该合同注明用电客户为黄达泉，客户编号为63012196，联系电话为158××××1171（本人），用电地址为赤沙南约新村，邮寄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赤沙南约新街东一巷自编3号（123商务公寓）；结算账户为刘高强的某银行账户。刘高强支付了2015年8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及2017年6月4日至2017年8月4日期间的电费，广州供电局开具了购买方为刘高强的发票，发票上记载电表号为02435150。广州供电局于2016年8月31日开具《客户违约用电、窃电通知书》，载明经现场检查，客户存在伪造或者开启供电企业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的窃电行为，故告知其在接到通知书三个工作日内到广州供电局处办理有关手续。该通知书注明表号为02435150，客户名称为黄浩林，用电地址为赤沙南约新村，客户签名处有“叶木辉”签名。刘高强对此不予确认，表示当时广州供电局的员工并非如此陈述，其只是称要将电表拆走，并未称存在窃电行为。刘高强提供一名持叶木辉身份证的人员陈述当时事发经过的视频拟证实其陈述。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于2016年9月1日委托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对编号为02435150的电表进行检测。该机构于2016年9月8日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认定该电表不合格。该通知书中附有检定结果，其中显示测定误差在-11.2%至-71.2%之间。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又于2016年9月2日委托该机构对该电表的电能计量装置进行检验。该机构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电能计量检验报告》，认定编号为02435150的电表应追补的电量为6490.91kwh。广州供电局提供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6月17日发布的《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该文件附表显示从2016年6月1日开始广州市一般工商业电度电价为0.8983元/千瓦时。广州供电局据此主张刘高强应补缴的电费为5830.87元。广州供电局还主张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二条“供电企业对查获的窃电者，应予制止并可当场中止供电。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的规定，刘高强应补交违约使用电费17492.61元。广州供电局提供照片显示其于2019年7月22日在门牌号为赤沙南约××号的楼房门牌下方张贴《客户窃电处理结果确认书》，称2016年8月31日经广州供电局检查员对乙方用电现场检查结果发现，乙方存在窃电的事实行为；乙方应向广州供电局支付电费5830.87元并支付违约使用电费17492.61元。该通知书上注明乙方为黄浩林，用电地址为赤沙南约新村。广州供电局亦提供快递信函主张其已向刘高强邮寄律师函，该信函信封注明该信函因“名址有误电无人接”原因被退回，亦注明收件人为“黄浩林黄达*”，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沙南***”，电话为158××××1171。该信函内容为广州供电局委托律师于2019年7月10日向刘高强及黄浩林、黄达泉发出的律师函，敦促该三人立即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广州供电局表示该信函因距今已超一年，故邮政部门无法开具投递证明。刘高强表示其并未收到上述通知书或律师函。广州供电局以刘高强未补交电费及三倍的违约电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刘高强确认其与广州供电局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确认涉案电表是其使用，由其缴纳电费。但刘高强不确认其存在少交电费事实，并无窃电行为。广州供电局于2020年7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刘高强应诉时在一审法院《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留的电话号码为158××××1171。一审法院认为：广州供电局与刘高强签订《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约定广州供电局向刘高强供电，刘高强通过委托银行划扣的方式向广州供电局缴纳电费，广州供电局与刘高强之间的供用电合同关系成立。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应当补交电费，则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刘高强是否存在少交电费情形。根据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作出的《检定结果通知书》，可以认定被检验电表存在较为严重的少记电量情形。再根据该机构出具的《电能计量检验报告》，可以认定应追补的电量为6490.91kwh。刘高强对被检验电表存疑，但该两份文件上均注明电表编号为02435150，与刘高强缴交电费的发票上注明的电表编号、刘高强的员工签名确认的《客户违约用电、窃电通知书》上的电表编号均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文件记载的被检验电表即是刘高强使用的涉案电表。刘高强对检验结论存疑，但上述检验结论是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检验作出，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和公信力。刘高强并未举证证明该检验存在违反程序或存在明显错误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上述检验结论予以确认。根据上述检验结论，一审法院认定刘高强使用的电表存在少交6490.91kwh的电费的情形。刘高强又辩称广州供电局于四年后才提起诉讼，存在时效问题，故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广州供电局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提起诉讼。根据《客户违约用电、窃电通知书》，可知广州供电局于2016年8月31日得知涉案电表计量错误的情形。根据上述《电能计量检验报告》，可知广州供电局于2016年9月8日得知刘高强少交6490.91kwh的电费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广州供电局应当于2019年9月7日前向法院起诉主张刘高强少交电费。根据广州供电局提供的照片，可知广州供电局于2019年7月22日张贴《客户窃电处理结果确认书》。虽该通知书注明的乙方并非刘高强，但该通知书注明的用电地址以及张贴的地址均与《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一致，故客观上亦应产生通知刘高强补交电费的效力。另根据广州供电局提供的快递信函，虽该信函上注明的收件人、地址和电话均不完整，但可以合理相信该不完整是因邮政部门采取电子面单导致。从该信函注明的电话、地址信息中未被*号屏蔽的部分与刘高强在《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所留得电话、地址一致，该信函收件人中未被*号屏蔽的部分与信函内容中的收件人一致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信函的收件人包括刘高强。因此根据该信函，可以确认广州供电局于2019年7月10日向刘高强发出敦促其补交电费的律师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的第（一）项“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广州供电局上述行为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补交电费的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7月22日起重新计算三年。亦即本案应于2022年7月21日才届满诉讼时效。现广州供电局于2020年7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出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对刘高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如前所述，刘高强使用的电表存在少交6490.91kwh的电费的情形。结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中记载的电费标准，计算刘高强应当补交的电费应为5830.78元。故一审法院对广州供电局主张的5830.78元电费予以支持，对广州供电局主张的其余电费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刘高强是否应承担“三倍的违约电费”。首先，广州供电局主张该违约电费的依据是《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而根据该“供电企业对查获的窃电者，应予制止并可当场中止供电。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供电企业应报请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的规定，承担“三倍违约电费”的义务人是“窃电者”。再根据该法第一百零一条“禁止窃电行为。窃电行为包括：１.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２.绕越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用电；３.伪造或者开启供电企业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４.故意损坏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５.故意使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者失效；６.采用其他方法窃电”的规定，广州供电局应举证证明刘高强属于该规定中的“窃电者”。广州供电局提供的《客户违约用电、窃电通知书》中，认定存在“伪造或者开启供电企业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的窃电行为”的客户是黄浩林而非刘高强。而广州供电局提供的《检定结果通知书》及《电能计量检验报告》，仅能证明涉案电表存在被拆除封印、计电量减少的情形，不能证明该情形是刘高强故意造成。广州供电局未能举证证明刘高强属《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的窃电者，故广州供电局据此主张刘高强承担“三倍违约电费”缺乏依据。其次，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二条“供电企业对查获的窃电者，应予制止并可当场中止供电。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供电企业应报请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的规定，即使刘高强应当承担窃电责任，但若存在拒绝承担窃电责任情形，应由电力管理部门处理。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及第四条“电网经营企业依法负责本供区内的电力供应与使用的业务工作，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的规定，广州供电局应属上述法律规定的供电企业而并非电力管理部门。向窃电者追缴“三倍违约电费”应属电力管理部门的权利，广州供电局无权直接向窃电者主张“三倍违约电费”。再者，广州供电局以供用电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的规定，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承担违约金，应举证证明其与刘高强就逾期交付电费违约金作出约定。现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双方已明确约定刘高强若逾期缴纳电费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计付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并未规定违约金，而《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八条已明确规定了电费滞纳的违约责任。亦即《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仅约定刘高强逾期交纳电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并未约定刘高强若存在窃电行为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因此在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窃电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承担窃电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综合以上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承担“三倍违约电费”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判决：一、刘高强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广州供电局支付电费5830.78元。二、驳回广州供电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3元，由广州供电局负担287元，刘高强负担96元。刘高强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对刘高强应否向广州供电局支付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的二审争议问题进行审查。广州供电局以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应当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事实进行审查。广州供电局与刘高强为设立供用电合同关系而签订的《委托银行代划电费合同》，仅对刘高强逾期交纳电费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并无对刘高强窃电行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故广州供电局以刘高强窃电行为构成违约而主张刘高强应当承担向其支付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费的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广州供电局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刘高强属于《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的窃电者的审查意见，理据充分，符合逻辑，阐述详尽，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故广州供电局以刘高强系窃电者而主张刘高强应当向其支付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依据不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广州供电局主张刘高强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正确。广州供电局认为刘高强应当向其支付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广州供电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元，由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江亭利书记员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