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7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校生，男，196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应杏花，女，196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鑫楠，男，199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应珊，女，199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汇哲，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 法定代表人：叶小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校生等4人因未按照约定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行初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协调需要扣除审理期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原告许校生为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宏新村村民，其户内成员有妻子应杏花、女儿许应珊、儿子许鑫楠。因新湾街道创新村、宏新村城市示范村改造项目建设，2014年12月31日，许校生代表该户（乙方）与原审被告（甲方）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湾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湾街道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拆除乙方房屋436.49平方米，附房104.46平方米以及其他附属设施等；甲方补偿乙方共计1890000元；乙方可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面积280平方米。同时协议第七条说明事项中约定：“1.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可按规定计算人口。2.在过渡期间内遇新的安置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拆迁补偿政策一律不变。”2019年8月，新湾街道办对紫瑞华庭安置信息进行公示，公示名单中许校生户的安置人口为许校生、应杏花、许应珊、许鑫楠四人，安置面积为280平方米。同年9月，新湾街道办向许校生户安置合计面积为287.05平方米的高层房屋3套，车位2个（分别为紫瑞华庭24-3-1304室、15-1-604室、15-1-401室，汽车位编号为北1-148，北1-154），由许校生在结算单中进行签字确认。许校生认为许应珊应按照两人计算安置面积，遂产生案涉争议。另查明，2017年7月12日，原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对河庄街道、义蓬街道、新湾街道、临江街道、前进街道以及大江东规划控制范围内其他区域的集体土地房屋安置政策进行调整，原安置政策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同时废止。现许校生等4人不服起诉，请求：1.给予许应珊安置面积70平方米；2.依法对原杭州大江东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第六条进行附带性审查。诉讼中，上诉人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系要求给予许应珊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许校生户与新湾街道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许应珊未满28周岁计算，故协议将其按照1人计算安置面积符合签约时有效施行的安置政策即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该协议第七条说明事项约定：“1.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可按规定计算人口。2.在过渡期间内遇新的安置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拆迁补偿政策一律不变……”签订协议后的过渡期间内，该区块的安置政策存在调整。根据协议约定过渡期间人口变动的安置应以调整后的安置政策即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作为依据。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28周岁（含）以上、60周岁（不含）以下大龄未婚青年（男性或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性）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许应珊在安置分房时虽满28周岁，但属于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性，不符合上述规定中可以按两人计算安置面积的情形，故原审原告要求增加安置面积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原告主张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第六条内容造成男女青年享受政策不平等，对该条款提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系原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针对原大江东规划控制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过程中安置人口及面积确定等标准制作的规范性文件，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原审原告主张的相关条文内容不违反上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未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原审原告主张该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许校生、应杏花、许鑫楠、许应珊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许校生、应杏花、许鑫楠、许应珊共同负担。 原审原告许校生、应杏花、许鑫楠、许应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质证部分记载不能反映庭审实际情况，甚至与实际庭审过程大相径庭。一审法院由此得出的结论背离应有判断。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政策汇编》（2014版）中收录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与被上诉人当庭提供的盖有公章的同一文号的文件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出入。上诉人认为，这一出入即是本案发生的核心矛盾所在，因为按照上诉人提交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规定，上诉人理应获得7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即原审诉请)。对于该份证据，上诉人当庭提交了载有该文件的证据原件，该原件系由被上诉人制作，集成汇编了涉案拆迁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核心内容为该文件的拆迁补偿政策部分。外观为A5大小的蓝色小本子。这本蓝色小本子，涉案村每家每户均有一本。对于该份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回应非常明确，“这本蓝色本子确实是被上诉人制作，发放的，但至于为何与盖有公章的政策内容有出入，时隔太久，被上诉人已经不清楚”。在原审发问环节，上诉人也多次询问，为何由政府(街道办)发放的《政策汇编》，和实际颁发的政策内容不一样？被上诉人不置可否。至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针对关联性，被上诉人的回复是，村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查询等查到正确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上诉人在庭审中对此的回应是，被上诉人负责涉案拆迁工作，老百姓基于政府公信力，相信被上诉人分发的《政策汇编》，在此情况下，再要求老百姓去上网查询，甚至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是否强人所难？为何两份文件中恰好只有涉及妇女权益的部分产生差异？综上所述，上诉人相信，只要是亲历庭审的人，可以得出一个模糊的推测——即2014年被上诉人在向村民发放《政策汇编》时，私自篡改了政策内容，隐瞒了真实政策中减损妇女权益的内容，将一份看似“男女平等”的政策发放到村民手中，哄骗村民签字、配合拆迁工作。如若有其他情节，上诉人愿意倾听被上诉人在二审中的回应。在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毋庸置疑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用一句简短的“证据3与实际文件有出入，本院不予采信”来敷衍这一庭审中的争议焦点，上诉人无法接受，并且希望在二审中可以调查清楚，为何上诉人手中的证据3，与实际文件有出入。 二、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4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采信该组证据系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发放小蓝本(即《政策汇编》)，举行动迁动员大会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签订了空白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于该项事实，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叶小明明确回应，因基于工作便利，故所有合同都是先同村民签署的空白合同，填空部分是后面补上的。基于上述事实，《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正文中填写的笔迹部分，不应当反映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原审中明确表态，仅认可该证据中的签字部分，但是对于正文部分，由于最初签订的系空白合同，对于后添加的部分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全部采信该组证据系事实认定错误。 三、针对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的附带性审查，原审法院的审查意见明显违法。退一步讲，不考虑上述两点上诉理由，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系《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上诉人认为该政策明显减损妇女权益，且带有严重的封建残留思想，在杭州市复议局告知下，向原审法院提出对该文件进行附带性审查。原审法院却用一句简单的“符合当地实际”，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对此，上诉人重申以下三点意见：1.该政策明显减损妇女权益，直接导致男女村民享受权利的不平等，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现有安置政策的指导下，同村同样一夫一妻，两个小孩的家庭，两个男孩都年满28周岁，可分得280平方米；一男一女，哥哥年长且年满28周岁，可分得140平方米；一男一女，姐姐年长且年满28周岁，仅可分得70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2001年5月8日厅字〔2001〕9号)规定，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婚嫁，都应与相同条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有关经济权益。2.该政策并不符合当地实际。上诉人同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萧山部分地区思想较为落后，重男轻女风气相当严重，在拆迁政策方面女性受到的保护明显不如同龄男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经济水平飞速增长，百姓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开放，村民也不再认为女子不如男，村干部、企事业领导班子的女性数量也日益上升，女子受教育、工作的权利也得到保障。在此背景下，萧山区大部分街道的拆迁政策均废除了男女权益不等同的内容。上诉人认为，保护并且保障妇女权益才符合当地实际、体现老百姓真实意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3.该政策仍然带有封建主义残留思想。该政策文件中堂而皇之的采用“符合入赘条件”这一封建主义思想浓厚的词汇来划分妇女群体，显然违法。在新婚姻法的规定中，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依据法律法规，已经没有“入赘”这一说法，如何区分是否符合“入赘条件”更加是无稽之谈。另，在一般老百姓观念中，经过百度百科查询“入赘”词条，词条也很明显的显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的观念，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如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姓氏也是双方协商决定，男娶女嫁，女娶男嫁都无所谓了，即没有所谓的“倒插门”了。无论依据法律法规还是一般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入赘”这一落后民俗文化均应当废弃，而政府红头文件，仍然使用“是否符合入赘条件”来划分妇女群体，更是对新中国婚姻政策、女性权利保障工作的亵渎。 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拆迁工作中存在大量违法操作(签署空白合同哄骗村民、发布经过篡改的《政策汇编》)，已经在庭审中予以固定，一审法院并未加以认定和裁决。对于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内容，原审法院的附带性审查意见也过于敷行，上诉人无法信服。特此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109行初84号行政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新湾街道办二审中没有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要求对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的问题 上诉人认为该文件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28周岁（含）以上，60周岁（不含）以下大龄未婚青年（男性或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性）按两人计算。”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则认为被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七条第2款约定，“在过渡期间内遇新的安置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拆迁补偿政策一律不变。”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系在过渡期间内制定的新的安置政策，据此认为可以适用于本案。 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示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上诉人于2014年12月3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被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大江东管办发〔2017〕32号文件印发于2017年7月13日，该文件第十一条明文规定，“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可见，该文件并非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性质上属于事后增加的对当事人更为不利的规定；且该文件明确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故无需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一审法院进行审查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上诉人许应珊是否可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问题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编制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第六条第（二）款规定：“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应予执行，许应珊应“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第六条第（二）款规定：“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男性或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性）按两人计算……”据此认为许应珊不符合“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的条件，不应“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 对此，本院认为，对比上诉人提供的《政策汇编》收录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和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大江东管〔2014〕16号文件可知，被上诉人在编制《政策汇编》时明显存在工作失误和差错，但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工作失误和差错与上诉人能否超过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获得利益，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上诉人不能因为被上诉人的工作失误和差错，获得超过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利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许校生、应杏花、许鑫楠、许应珊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廖珍珠 审 判 员  王银江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  莫雪飞 书 记 员  卢姗姗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