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5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新库康路（浩罕乡8村）。法定代表人：王桂东，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杰，新疆朱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继山，男，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强，男，系被上诉人汪继山继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厚之纯，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农佳乐）因与被上诉人汪继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英吉沙县人民法院）（2019）新3123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喀什农佳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担137000元农资款的给付责任；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分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笔迹鉴定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农资137000元买卖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审人民法院应予纠正。上诉人为了服务三农，在多个县乡设立上诉人公司的分公司或直营店，以便有购买农资的需求的农户就近采购到自己需要的农资，本公司同时在英吉沙县设立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苏进宝（已逝世）。由于农资销售回款根据农时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所以大多数（也有少部分即时结算）农资均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即是这种赊销农资的关系，由总公司向分公司调货，分公司再根据被上诉人的需求进行配货，因多数农户文化水平并不高，故双方结算时，根据送货的数量、品类、单价、总价款，扣除已经支付定金，尾款由赊购的被上诉人根据分公司负责人所列的欠条上签字确认，作为我公司的债权凭证，由被上诉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以表示确认，所以总的来说本公司同农户做生意的经营模式就是这样。因此上诉人无法理解一审人民法院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只有欠条是违反交易习惯认定理由是什么对于同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户进行交易，正常的交易习惯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原审人民法院一方面认为上诉人仅仅持有《欠条》主张债权违反“交易习惯”，却没有指明正常的交易习惯是什么，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其次，原审人民法院法庭调查阶段，被上诉人在答辩阶段即否认上诉人给其供货的事实，上诉人出于无奈，申请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对欠条中笔迹是否为被上诉人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经该机构依法出具新卓【2020】文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送检的欠条上的笔迹与被上诉人认可的检材可以认定为同一人即被上诉所书写，该鉴定文书的真实性亦被一审人民法院所采信，这说明上诉人主张欠款并非单一的《欠条》作为证据，而是《欠条》加鉴定文书，得出一个法律事实就是被上诉人在欠款金额上进行了签字确认，认可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债权137000元，但原审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真实性的基础上，又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证据审核与认定的规则。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虽然要求参加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一审法院的质证，但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员均在乌鲁木齐市，被上诉人提出该项请求事项的同时，一审人民法院也未释明被上诉人承担鉴定人员出庭的交通差旅费、被上诉人亦未主动缴纳，所以导致鉴定人员不能到庭的责任应归咎于一审法院及被上诉人。一审人民法院错误的分配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既然一审法院在裁判文书第二页第三自然段和第四自然段本院查明的事实的部分采信了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即可以确定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能力的自然人，未经举证证明该欠条上的签字受到上诉人的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就必须认定该欠条的证明效力。原审人民法院在采信鉴定意见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不去重点审查被上诉人为什么签字，签字过程中有无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去综合审查，如果欠条的出具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或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所以在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相反的证据推翻鉴定意见的情况下，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未申请重新鉴定，虽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证，但未预先缴纳鉴定人员出庭的差旅费的情况下，按照证据审核与认定的标准，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但对于如此简单明了的法律问题，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确实出人意料。一审人民法院裁判结果如果被维持，将会使得我国努力构建的社会诚信体系受到巨大的挑战，将对社会主流价值观起到错误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古语有彦：“人无信不立”，诚信是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小到一个自然人主体、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单位、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都应恪守诚信，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倡导的社会价值，不仅如此诚信并非仅仅是国家倡导的社会的口号，诚信作为稳定和促进社会关系的催化剂，亦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包括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可见国家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方面是作出巨大努力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以后的民事法律交易行为将人人自危，社会关系将陷入相互不信任和互害的模式，所有的欠条只要打官司不认，鉴定结果出来不认，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就可以把双方你情我愿出出具的白纸黑字的欠条驳回，否认其证明效力，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的裁判逻辑认定事实错误、错误的分配了双方的举证责任，裁判文书在采信新卓【2020】文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进行充分说理，仅仅以上诉人无法提供销售化肥的品牌、规格、送货单或收货单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试问有了欠条还必须要上述相关证据才能证明买卖关系吗显然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非常牵强，欠条作为书面证据没有被推翻，就必须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在目前的证据体系和法律框架下没有任何被驳回的理由，故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依法上诉，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汪继山辩称，本人对《欠条》的真实性自始至终都不认可。字迹是容易模仿的，尤其是像本人书写的这种不连笔的笔迹。本人对《司法鉴定书》存在异议，《欠条》上的“继”字，属正确的文字，但本人每一次书写自己的名字时都是用“三撇”直接代替“绞丝旁”，本人从来没有写过正确的、完整的“继”，所以这个字不是本人所写。《欠条》上的“山”字书写较为流畅，书写速度较快，是有文化经常写字的人书写。但本人是文盲，平时不写字，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都不会书写，因此本人书写不流畅，书写速度较慢。《欠条》上的字与汪继山本人书写的字起收笔的细节不同。《欠条》上的字入笔比较重，有笔头，从“汪”、“继”、“山”字都可以看出来，而汪继山本人书写的字没有，都是一样重，没有笔头。喀什农佳乐一审仅提供一张《欠条》，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诉称卖给被上诉人50吨二胺、11吨尿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必须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涉案货物不是几袋化肥，而是多达60吨的化肥，按照每袋二胺50kg计算，50吨二胺是1000袋，按照每袋尿素40kg计算，11吨尿素是275袋，合计1275袋化肥。如此大量的化肥，上诉人仅提供一张并非被上诉人签名的《欠条》是不能完成举证责任的，其必须提供为被上诉人供货的相关证据。但自庭审至今，上诉人都没有提供足以证明其为被上诉人供货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应当为自己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化肥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给被上诉人提供了货物，所以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2018年所使用的化肥是从疏勒县泰鑫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的，并非从上诉人处购买，被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证据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与疏勒县泰鑫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合同买卖关系，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买卖关系。被上诉人2018年种植的土地是227亩，不可能购买如此大量的化肥，本地农民购买化肥，都是购买当年的，没有囤积化肥的习惯。法院不能仅凭一张《欠条》就免除上诉人证明自己曾向被上诉人交付1275袋化肥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喀什农佳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资款137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被告在原告处订购二胺50吨、尿素11吨，二胺价格为3300元/吨，尿素价格为2000元/吨，共计187000元，当时被告支付订金50000元，被告拉走全部化肥后，由于2017年的种植补贴未发放，原告英吉沙分公司负责人于2018年7月23日去被告处催收欠款，被告因资金紧张，在分公司负责人苏进宝书写的“欠条”上签字确认欠原告化肥款137000元。原告多次打电话催要被告付清欠款，被告找各种理由拒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3日喀什农佳乐分公司的负责人书写了一份欠条，欠条内容为：“50×3300=16500011×2000=22000187000今欠到农佳乐137000元（壹拾叁万柒仟元正）”，欠条的欠款人处落款名字为“汪继山”。2019年8月10日喀什农佳乐提出申请对上述欠条中“汪继山”的签名是否为汪继山本人所写进行鉴定，经法定程序，2020年4月27日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出具了新卓【2020】文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欠条》中“汪继山”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汪继山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以上事实有欠条、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喀什农佳乐的诉讼请求，结合汪继山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喀什农佳乐与汪继山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存在，双方间的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汪继山是否尚欠喀什农佳乐货款137000元。喀什农佳乐提供的欠条中除汪继山签名以外的其他内容均为喀什农佳乐英吉沙县分公司的负责人所写，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新卓【2020】文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言词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欠条的证明力不足以证实汪继山欠喀什农佳乐货款137000元。喀什农佳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汪继山之间有书面买卖合同，喀什农佳乐也未提供送货单或收货单等相关证据证明其向汪继山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喀什农佳乐作一个企业法人，向他人供应较大数量较大价值的货物既无书面买卖合同也无任何供货等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且庭审中喀什农佳乐称喀什农佳乐英吉沙县分公司有三个员工无具体分工，但以当时的经办人（英吉沙县分公司的负责人）去世为由，对其所称的向汪继山出售化肥的品牌、规格以及汪继山交纳订金50000元的方式等均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综上，喀什农佳乐对其与汪继山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是否向汪继山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均举证不能，其请求汪继山支付货款137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基础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该院对喀什农佳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0元，由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喀什农佳乐提交证据如下：1、2018年4月2日，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00106154号销售订单1页；黄志强刷卡交易的交易单三张；收款单6张。用于证明2018年4月2日喀什农佳乐向黄志强开出销售订单，黄志强在喀什农佳乐订购了磷酸二胺53吨，合计价款是166950元。并提供黄志强刷卡交易的三张交易单（2018年3月31日158000元、2018年3月30日8800元、2018年4月2日150元由业务员代付）合计166950元，收款单6张有黄志强的签名。进一步印证了订购单上的166950元的组成就是这三笔交易，该笔166950元货款已结清。可以证明黄志强向法院提交的2018年3月31日96750元的商品调拨单的款项没有支付，到2018年7月23日加上相关的其他供货，经双方结算由汪继山出具了欠农佳乐137000元的欠条一张，证据来源于公司的财务会计凭证。经质证，被上诉人汪继山对销售订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联为财务联应当和账本装订在一起，另外该单据已标明单据不得作为客户提货和仓库发货使用，不能证实上诉人向黄志强提供了销售订单上所标明的化肥。对三张交易单，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三张交易单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3月31日158000元、2018年3月30日8800元、2018年4月2日150元发生的时间不在同一天，而黄志强仅在2018年3月31日158000元的票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另外两张均没有签署黄志强的名字，而且黄志强目前的证据也无法搜集到自己曾支付过8800元与150元的相关凭证。对收款单6张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面的签字并非是黄志强本人的签名，同时该组证据可以反映，上诉人销售化肥相应的票据和记录都是有迹可循记载非常详细。本案上诉人诉求是要求支付187000元的化肥款扣除50000元的，剩余的137000元由汪继山支付。现上诉人无法提供出销售订单及收到50000元订金的票据，显然不符合其交易及做账的习惯，而且其提供的凭证上并没有黄志强在2018年4月3日向上诉人支付8000元的票据，可以看出该凭证并不完整。被上诉人汪继山提交证据如下：1、2018年3月31日，新疆农佳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商品调拨单一份。用于证明上诉人销售农资是会留有相应的票据的，证明黄志强确实在2018年3月31日从上诉人英吉沙分公司处购买过27.5吨的二胺、3吨的华锦尿素共计30.5吨，总计金额96750元，该费用黄志强已经向分公司付清了，本案起诉的汪继山，并非黄志强，上诉人应当提供其向汪继山供货的相应证据。经质证，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恰恰证实了上诉人和汪继山形成了买卖关系，这份证据是汪继山出具欠条的组成部分，因为二胺和尿素的单价与欠条全部都能对得上，其次上诉人起诉的欠条上吨数总共是61吨，这张单据上正好是30.5吨，上述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巧合，再结合汪继山根本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化肥，所以调拨给黄志强，与事实正好是吻合的，黄志强如果想证实这笔交易是他自己单独向分公司购买，应当由履行义务的一方去承担举证责任。2、2018年3月31日，黄志强向喀什农佳乐转账支付158000元的转账记录。用于证明黄志强确实在上诉人的英吉沙分公司苏进宝处购买过化肥，但也不拖欠化肥款。除了该笔费用外，黄志强还支过其他款项，但是时间过长记不清楚了。需要说明，有黄志强提供的证据调拨单只能证实上诉人的英吉沙分公司苏进宝向黄志强提供了化肥，不能反推黄志强没有付清化肥款，正常情况都是货款两清，而且此事已过去三年之久，上诉人提出黄志强未付清化肥款，上诉人应当承担证明黄志强欠付化肥款的责任。经质证，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在上次的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代理人黄志强主张除了2018年3月31日30.5吨的商品调拨单之外，双方再无其他供货关系了，并且明确说明了96750元已经钱货两清。在法庭责令其提供96750元的付款证据之后，黄志强只能提供一笔158000元的交易，进一步说黄志强在说谎，黄志强在上一次庭审中还说96750元是其母亲用自己的卡付过一部分款，还有一部分是现金，包括微信中多余的部分款项是黄志强与苏进宝来进行相互退还的。但是今天黄志强提供的证据与上次阐述的交易过程完全部不吻合，黄志强还一再强调自己和继父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化肥，除了30.5吨之外，2018年其他化肥都是在疏勒县购买的，那么今天黄志强又提供了158000元的交易凭证，与自己提供的证据（疏勒县的购货凭证）相互矛盾。黄志强在刚才的陈述中说除了这158000元还有其余款项记不清了，证明黄志强或汪继山和上诉人的英吉沙分公司苏进宝之间有频繁的业务往来，相反该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汪继山与上诉人的英吉沙分公司苏进宝进行交易过程中出具的欠条可以形成高度的可能性。3、汪继山、黄志强的英吉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卡交易流水8页。用于证明黄志强英吉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卡号为×××的银行卡是近几年黄志强用来接收棉花补贴的卡，每年的棉花补贴款都是在次年发放。黄志强2017年、2018年没有收到棉花补贴款，所以2017年黄志强没有种植棉花的。可以反映出黄志强与上诉人之间在2018年之前是没有交易记录的，只是2018年在上诉人处购买过化肥。汪继山卡号为×××的银行卡交易流水，可以反映出汪继山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交易记录，汪继山也没有从上诉人处购买过化肥。经质证，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黄志强陈述这两张卡都是用来领棉花补贴款的，黄志强的银行卡开通于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26日取得第一笔棉花补贴款，2016年合计取得棉花补贴款116000元，这116000元在取得后全部以现金的方式进行支取；2017年没有显示有棉花补贴款；2018年取得棉籽款78420元，也是以现金的方式支取了一部分，直到2018年11月15日黄志强开卡近三年，产生了第一笔微信转账交易，在该卡中支取了1000元，但是我们看微信消费次数比较少，而且金额不大。2018年10月19日黄志强领取了2018年第二笔资棉款67281元，上述两笔交易2018年取得了14万余元的补贴，除了部分零星微信支付之外，其余全部是现金支取。2018年12月13日黄志强再次取得两笔棉花补贴款161070.31元，当天就现金支取110000元。到了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3月30日这期间，黄志强产生了大量的微信转账消费记录，再也没有任何一笔现金支取。这说明了2019年11月12日之前，黄志强的用卡习惯倾向于现金交易，所以这张卡上没有与上诉人交易的明细，符合其用卡习惯。汪继山的反映出他是以现金方式支取的习惯。4、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21日，黄志强银行卡号尾号为6471的银行交易流水14页。用于证明黄志强于2018年在上诉人处购买了化肥，于2018年3月31日向喀什农佳乐支付了158000元，于2018年4月3日向喀什农佳乐支付了8000元。经质证，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对该证据的三性均认可无异议，认为上述交易已经钱货两清，可以反映出黄志强提供的30.5吨的商品调拨单价值96750元，与上述的钱款数额不能明显对应。但实际被上诉人既然有一张调拨单，那么就一定会有支付价款所有的调拨单，通过庭审可见被上诉人代理人黄志强也无法提供，所以不能反映出双方只要有交易就一定有对应的调拨单这一事实。汪继山出具的欠条再经过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上诉人提供欠条加鉴定文书可以构成债权凭证。通过银行交易明细还反映出，在该时段所形成的14页明细单，除两笔款项是给上诉人转账以及黄志强还车贷之外，剩下的所有交易都是取现金，该时段的消费和用卡习惯与农信社的是相吻合的，所以不管是黄志强还是汪继山，在2018年之前与上诉人没有转账刷卡的消费记录，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3月13日，喀什农佳乐在英吉沙县设立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负责人为洪军，苏进宝于2018年8月17日突发心梗去世。2018年期间，被上诉人汪继山的继子黄志强在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购买过二胺、华锦尿素等农资货物。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喀什农佳乐与汪继山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喀什农佳乐主张要求汪继山向其支付农资款137000元，是否应当支持。关于喀什农佳乐与汪继山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喀什农佳乐主张要求汪继山向其支付农资款137000元，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喀什农佳乐以汪继山在2018年3月在喀什农佳乐处订购二胺50吨、尿素11吨，二胺价格为3300元/吨，尿素价格2000元/吨，共计价值187000元化肥，汪继山支付订金50000元，剩余137000元在分公司负责人苏进宝书写的《欠条》上签字确认欠化肥款137000元，经多次催要汪继山拒绝支付为由，向英吉沙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汪继山对此提出异议，喀什农佳乐应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关系存在以及拖欠化肥款的事实。根据喀什农佳乐和汪继山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00106154号销售订单、新疆农佳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商品调拨单等证据来看，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苏进宝向农户销售农资时是有销售订单、商品调拨单等相关凭据的。在喀什农佳乐不能提供汪继山在喀什农佳乐订购农资的销售订单、商品调拨单，汪继山支付订金50000元的票据等相关凭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以喀什农佳乐对其与汪继山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是否向汪继山履行了供货义务均举证不能，判决驳回喀什农佳乐要求汪继山支付货款137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0元，由上诉人喀什农佳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胥 英审  判  员   徐元华审  判  员   刘春光二 〇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