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74民特7号申请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法定代表人：霍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鹏，男，199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男，199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申请人:黄铁男，男，194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旻，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被申请人：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0号星科大厦4008室。法定代表人：孙太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贤，女，198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恒菀，男，199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福建省平和县。申请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公司）与被申请人黄铁男、富立天瑞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立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3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招商证券公司称，请求依法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626号裁决书。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仲裁庭超裁明显，黄铁男并未请求“补充责任”亦未请求“解除合同”，但仲裁庭裁决合同实质解除并裁决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责任。根据0626号裁决书第7页，即“申请人确认其仲裁请求如下”的裁决书原文部分可以清晰的看出，0626号仲裁案的申请人黄铁男并未请求“解除合同”亦未请求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责任”。黄铁男在申请仲裁时，请求的是“赔偿损失”即：以违约损害赔偿为请求权基础的违约之诉。但0626号仲裁案的仲裁庭，却在黄铁男以违约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提起仲裁的前提下，以解除合同为审判思路及依据，在仲裁裁决结果中要求基金管理人返还投资款、赔偿损失。“返还投资款”、“赔偿损失”这显然属于民法典合同解除效力中“恢复原状”的安排。黄铁男原本提起仲裁所使用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需要证明“损失的存在”和“损失的具体金额大小”。在黄铁男仍然是涉案基金产品的份额持有人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等待清盘回款的过程中，仲裁庭却认定黄铁男的损失并裁决由富立公司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明显于理不合、逻辑矛盾。除了超过黄铁男的请求权基础将基金合同实质解除之外，0626号仲裁案的仲裁庭还在黄铁男对招商证券公司请求“连带赔偿”的仲裁请求内容上曲解黄铁男的请求进行裁判。根据0626号裁决书第7页，即“申请人确认其仲裁请求如下”的裁决书原文部分可以清晰的看出，黄铁男对招商证券公司的仲裁请求为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根据0626号裁决书第46页的裁项部分来看，仲裁庭要求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0626号案的仲裁庭如此裁判明显歪曲了黄铁男仲裁请求的意思，属于明显的无权仲裁。不论是根据连带保证责任和一般保证责任的区别，还是根据连带赔偿和按份赔偿的区别，民事领域的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的内涵外延、法律效果、权利内容均差别巨大。黄铁男提起仲裁时要求招商证券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而仲裁庭无视黄铁男的仲裁请求、曲解黄铁男的仲裁请求将招商证券公司的责任认定为“补充责任”，违反了民诉法、仲裁法的规定，并明显符合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黄铁男在申请仲裁时，并未要求解除涉案基金合同仅仅要求“违约损害赔偿”。而0626号仲裁案的仲裁庭却将基金合同实质解除。黄铁男在提起仲裁时要求的“连带责任”被0626号仲裁案的仲裁庭自行解读和安排为“补充责任”。上述情形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办理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因此0626号仲裁案的仲裁裁决应当因“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而予以撤销。二、本案认定事实及适用合同约定存在明显错误。仲裁裁决认为“案涉基金投资范围的变更不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第一被申请人未能及时披露投资范围及投资策略的变更”与事实情况及合同约定不相符。“案涉基金投资范围的变更不符合合同约定”是仲裁裁决认为管理人未能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人义务，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案涉基金合同第十一条“投资范围”为：“本基金仅投资于以下所列示资产：包括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未上布公司股权、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含基金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LP份额，闲置资金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案涉基金虽然在2018年年度将97.45%的基金财产改投其他34只私募投资基金，但显然前述投向仍是投资于私募投资基金，并未超出案涉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这一投资安排属于案涉基金在存续过程中正常的投资调整，仲裁裁决以此为由认为“案涉基金投资范围的变更不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第一被申请人未能及时披露投资范围及投资策略的变更”与事实情况及合同约定均不相符。综上所述，案涉基金在存续运营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运营情况，招商证券公司无需承担所谓的补充责任。三、本案仲裁员对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规则断章取义，存在明显的枉法裁决行为，该无中生有、枉法裁判行为给私募基金行业造成冲击，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仲裁裁决书第二部分“仲裁庭意见”中第三项“关于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的第1小点“关于第一被申请人基金募集阶段是否具有过错问题”中的论述原文（仲裁裁决书第32页）：“另据《募集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基金合同应当约定给投资者设置不少于二十四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并约定投资者在募集机构回访确认成功前有权解除基金合同的权利。对此，第一被申请人未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上述义务。而且，本案合同第五节‘基金的募集’第（五）项约定‘投资者明确知晓基金管理人未执行回访制度’，说明第一被申请人实际上通过合同条款限制了申请人于冷静期及回访确认前的合同解除权，违反了规定的义务事项，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在仲裁裁决引用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的通知》一文中明确规定：“中国基金业协会鼓励募集机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实施回访制度，正式实施时间在评估相关实施效果后另行通知。”即仲裁庭据以认定富立公司应承担过错责任的规则为其断章取义，仲裁裁决只关注了该自律规则的正文，却对该文件发文通知中明显的排除强制适用条款予以忽略，系不专业行为导致的明显枉法裁判。此外，若放任仲裁机构无中生有，枉法裁判，无视合同约定及规则要求，在仲裁裁决中为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创设义务”，则可能动摇私募基金行业根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截至2021年2月末，我国存续私募基金数量约为100768只，基金规模约为17.16万亿元，若放任前述错误的裁决在私募基金领域蔓延、发酵，引起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与投资者的无谓冲突，将极大的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可能引发基金投资者挤兑，导致金融秩序、经济秩序的不稳定，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上述情形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三款的规定，应撤销0626号仲裁裁决。四、本案仲裁员对托管业务及私募基金运作不了解造成多处认定有悖行业惯例与常识。本案裁判结果及认定将对金融市场秩序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一）本案在基金未清算，投资者损失尚未确认时，要求基金管理人按照投资本金进行赔付并要求托管人承担补充责任，裁决结果事实上变相支持刚性兑付，对金融、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系争的私募基金产品目前仍在运作过程中，并未清盘完毕。黄铁男仍然持有案涉基金的私募基金份额。而0626号仲裁案却裁决返还黄铁男投资款并赔偿损失。仲裁庭的这一裁判明显违反了私募基金不得保本保收益的基本规定，还与目前金融行业“打破刚兑”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案涉基金后期再次进行了回款和分配，黄铁男会出现双重获益。归根究底来看，仲裁庭裁决富立公司返还投资款并且赔偿损失的裁决结果明显违法违规、会造成投资者双重获益的窘境、还将给行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上述情形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应撤销0626号仲裁案。（二）仲裁庭盲目扩大招商证券公司的责任范围，该裁决结果可能对基金托管行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金融行业秩序，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信息披露报告的披露要求，托管人对管理人的定期报告的复核义务仅限于财务数据复核，并不包含对投资组合等事宜的复核，投资组合以及投资情况的书面说明属于管理人自行决定披露的事项，而在裁决书第38页，仲裁庭认定“第二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编制的2018年年报、2019年年报进行复核时，对报告中显示的投资组合的变更理应关注”，这属于扩大托管人的审核及注意义务。同时，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基金管理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金托管人并不对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仲裁裁决第39页中明确“督促第一被申请人实施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信息，则是合同约定的应有之责”，仲裁庭的该认定不仅没有任何法律或合同依据，还与基金合同约定托管人仅对基金管理人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进行复核的合同约定相悖，实为仲裁庭为托管人创设的义务。而仲裁案仲裁庭却将该随意创设的义务作为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在实际操作中，私募基金托管人往往同时担任上千只甚至上万只私募基金产品的托管人，托管人的履职属于体系化、专业化要求下统一标准的业务操作。因此，在基金合同中托管人的义务往往清晰明确，且对于不属于托管人的义务也予以排除。各方在订立合同之初即对上述约定存在共识，托管人不可能对单一基金负有超出基金合同约定的特别的注意义务，裁决机构也不能随意扩大基金托管人的义务，或自行创设托管人义务，这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不符合目前托管行业的实际操作。若放任裁决机构任意扩大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导致投资者为规避投资风险或管理人操作风险纷纷拿着放大镜来审视托管人的履职，则可能对基金托管业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对私募基金托管行业造成极大冲击，进而影响金融行业秩序，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上述情形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应撤销0626号仲裁案。综上所述，0626号仲裁案因仲裁庭明显超裁、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错误、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予以撤裁处理。黄铁男称，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无论依据哪一项事由提出撤销申请，都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事由确实存在，而不能凭感觉或想象提出申请事由。本案中，招商证券公司在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时，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提出的“超裁，枉法裁判，不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仲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由的存在。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具体主张不仅不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而且枉顾仲裁裁决内容、无视合同约定、忽视相关的法律规定，其申请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一、招商证券公司申请撤销裁决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招商证券公司关于仲裁裁决存在超裁的理由是错误的，不能成立。首先，所谓超裁是指没有仲裁协议，或者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进行裁决。招商证券公司并没有指出本案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者裁决哪些部分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庭是按照违约责任对招商证券公司进行的裁决，案涉基金合同在第二十八章中有明确约定“因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以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所以，本案符合仲裁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超裁的问题。其次，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只能审查程序是否合法，对实体问题只能审查证据，而且也只能从程序的角度审查证据是否伪造以及是否隐瞒了关键性证据。仲裁庭依据合同裁决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责任，是明确了招商证券公司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仲裁申请人黄铁男亦是要求招商证券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本案的裁决是符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仲裁范围等的约定，属于仲裁庭有权裁决的范围，不存在超裁的问题。（二）招商证券公司关于仲裁裁决违反合同约定的撤裁理由是实体审理问题，并不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关于撤裁的法定理由的规定。其次，招商证券公司认为仲裁庭罔顾基金合同的约定，认为私募基金是符合投资约定的。这恰恰是招商证券公司自己的断章取义。案涉基金合同第十一章第（三）投资策略第一句话明确指出，案涉基金“主要投向各类股权类资产”。而在仲裁庭审过程中，案涉基金管理人并未提出证据证明案涉基金投向的是各股权类资产，而没有投向各类股权资产就是根本性违约。（三）关于仲裁员“枉法裁判”的理由，招商证券公司并没有相应证据，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只有仲裁员在裁决该案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并且与枉法裁判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才构成该申请撤销的理由。招商证券公司并没有相关证据支持，理由不能成立。（四）招商证券公司关于仲裁裁决其作为托管人承担补充责任会严重扰乱我国金融秩序，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本案中，招商证券公司与黄铁男之间订立的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黄铁男与招商证券公司之间是关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涉，也与金融秩序无关。其次，招商证券公司认为案涉基金还没有清算，损失还没有确定，让其承担责任就是让其进行刚兑的主张，这是完全错误的。案涉基金早就过了合同约定的清算期，损失在不能按期清算时已经确定。实际上，仲裁裁决第36页到第39页对招商证券公司在案涉基金退出方面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己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第三，招商证券公司认为的这些撤裁理由，其核心还是实体审理问题，而实体审理问题是在仲裁庭的裁量范围之内，并不是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关于撤裁的法定理由。二、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撤销申请的证据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除必须具有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外，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就是：一是证据条件，二是受理申请的法院，三是申请期限。其中证据条件十分重要。本案中，招商证券公司在向法院提出撤裁申请时，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提出的“超裁，枉法裁判，不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仲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由的存在。富立公司称，同意招商证券公司申请撤裁的请求，仲裁裁决存在超出裁决内容的法定事由，请求法院同意招商证券公司的撤裁请求。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3日，黄铁男依据其与富立公司、招商证券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富立天瑞华商凤凰山八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为：一、富立公司向黄铁男赔偿本金损失1000000元；二、富立公司向黄铁男赔偿预期收益损失185000元（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化收益率9.7%，从2017年9月26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26日，其中扣减了已收到的收益57500元）；三、富立公司承担黄铁男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四、招商证券公司对富立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仲裁费用由富立公司、招商证券公司承担。2021年3月11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626号裁决：一、富立公司向黄铁男赔偿本金损失人民币817500元；二、富立公司向黄铁男赔偿截至2020年3月26日的实际损失人民币56233.92元，并以人民币817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75%的标准，向黄铁男支付自2020年3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三、招商证券公司对富立公司上述第一、二项金额不能履行的部分，在富立公司应向黄铁男赔偿本息损失10%的范围内向黄铁男承担支付责任；四、富立公司、招商证券公司向黄铁男支付人民币15000元以补偿黄铁男支出的律师费；五、驳回黄铁男的其他仲裁请求；六、该案仲裁费人民币50050元，由富立公司、招商证券公司承担，鉴于上述仲裁费用已由黄铁男向仲裁委员会全额缴纳的仲裁预付金足额冲抵，故富立公司、招商证券公司应向黄铁男支付人民币50050元，以补偿黄铁男为其垫付的仲裁费。本院认为，本案招商证券公司与富立公司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黄铁男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仲裁裁决系贸仲按国内仲裁程序审理并作出的裁决。关于撤销国内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针对招商证券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超裁的问题。招商证券公司称，黄铁男并未请求“补充责任”亦未请求“解除合同”，但仲裁庭裁决合同实质解除并裁决招商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应当属于仲裁庭超裁。本院认为，本案中黄铁男在仲裁案中请求富立公司赔偿本金损失、预期收益损失等，招商证券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仲裁庭经审理后认定富立公司赔偿黄铁南本金损失及实际损失等，并裁决招商证券公司对富立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10%补充赔偿责任，该裁决内容并未超出黄铁南的仲裁请求。而且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最终裁决数额与仲裁申请不同，与法律规定的超范围仲裁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应当将法律规定作扩大解释。该裁决事项实际上减轻了招商证券公司的责任，并不属于仲裁超裁的范畴。本院对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一节。本院认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违背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共同利益，其表现形式应当是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违背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普遍认可、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本案处理的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并未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问题，故本院对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理由亦不予采纳。至于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其他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的法定撤销仲裁裁决理由，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招商证券公司提出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孙 妍审 判 员 李 方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耿 瑗书 记 员 刘 畅书 记 员 王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