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3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高琳，男，198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郭忠财，男，198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以上两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保卫，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颜金英，女，197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玮群，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高琳、郭忠财因与被上诉人颜金英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2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高琳、郭忠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判令刘高琳、郭忠财仅需支付颜金英赔偿金190964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颜金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应当由团队四人郭忠财、刘高琳、张立宪、蔡景春对颜金英的损失承担按份赔偿责任，而不是由刘高琳、郭忠财承担全部责任。操盘团队四人郭忠财、刘高琳、张立宪、蔡景春于2019年3月7日便签署《承诺书》表示共担风险，而颜金英与郭忠财、刘高琳于2019年7月14日方签署《承诺书》，另外两人在明知自身有管理责任的情况下却刻意不在该承诺书中签字，可见张立宪、蔡景春均存在明显主观恶意逃避赔偿责任。本案中操盘团队四人造成了客户损失，类似于侵权行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是按照各自的责任承担按份赔偿责任。二、案外人张立宪、蔡景春有过错，颜金英对第一份承诺书的内容是明知的，明知张立宪、蔡景春应该承担一部分的民事责任而不对其提出起诉请求，属于颜金英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益，则张立宪、蔡景春的责任，不应当在本案中由刘高琳、郭忠财承担。刘高琳、郭忠财与颜金英既然从未通过任何方式联系，均由张立宪传递信息,2019年3月7日签署《承诺书》颜金英不可能不知情。2019年7月14日双方签署的所谓《承诺书》更难表明其为刘高琳、郭忠财对颜金英的意思表示，而只能认为是团队四人内部的意思表示。张立宪作为介绍人和操盘手，既是颜金英案涉期货账户用户名及密码的接收人，也是双方信息的传递人。颜金英故意不对其提出诉讼请求，是帮助其逃避赔偿责任之主观恶意行为；若凭第二份所谓承诺，而忽视颜金英行为主观的恶意，便免除张立宪、蔡景春的赔偿责任，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颜金英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涉《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高琳、郭忠财应依《承诺书》切实履行。至于刘高琳、郭忠财与案外人蔡景春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刘高琳、郭忠财依《承诺书》履行义务，如刘高琳、郭忠财对此持有异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与蔡景春之间的纠纷。颜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高琳、郭忠财向颜金英赔偿款项381928元；2.刘高琳、郭忠财向颜金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518.6元（以381928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刘高琳、郭忠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5日，颜金英在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开通客户号为10×××28的期货账户（以下简称案涉期货账户）。2019年1月29日，颜金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笔向案涉期货账户共转入500000元。2019年7月14日，刘高琳、郭忠财签署《承诺书》（以下简称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载明：因颜金英于2019年2月20日，委托50万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指期货账户（账号：10×××28)给刘高琳、郭忠财操作，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刘高琳、郭忠财承诺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账户资金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若低于50万元人民币其差额由承诺人赔偿。诉讼中，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均确认郭忠财、刘高琳自2019年2月20日起开始操作案涉期货账户，2020年1月20日当日结束时案涉期货账户余额为118072元。2020年3月3日，前述余额118072元全部从案涉期货账户转出。另查明，诉讼中，颜金英主张，其基于对朋友张立宪的信任，通过张立宪将案涉期货账户的用户名及密码交给刘高琳、郭忠财，委托刘高琳、郭忠财操作账户，其与刘高琳、郭忠财未见过面，亦未通过任何方式联系，仅仅是通过张立宪传递信息；案涉期货账户自2019年2月20日起由刘高琳、郭忠财操作，其不清楚刘高琳、郭忠财如何操作账户，除了将款项转入以外的操作都非其实施；案涉期货账户从交给刘高琳、郭忠财开始操作至全部余额转出这一期间内，账户密码无发生过更改；在委托操作案涉期货账户时，刘高琳、郭忠财承诺保本，且声称非常有经验；后其发现账户中的资金亏损很严重，要求刘高琳、郭忠财作出承诺，于是张立宪向颜金英转交了前述由刘高琳、郭忠财出具的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由于刘高琳、郭忠财承诺要在2020年1月20日前确保账户资金不低于500000元，所以其比较关注2020年1月20日这一时间节点的账户情况；经张立宪告知其才知悉截止至2020年1月20日账户余额仅为118072元；2020年3月3日从期货账户转出全部余额118072元的操作系其通知张立宪转出余额后再由张立宪通知刘高琳、郭忠财实施。刘高琳、郭忠财主张，颜金英自行在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开设账户，其完全可交由期货公司有牌照的职业人员对其期货账户进行操作，颜金英仅听从其朋友张立宪的描述即向案涉期货账户转入500000元并交由刘高琳、郭忠财操作，颜金英具有重大过错；案涉期货账户实际系由张立宪操作，刘高琳、郭忠财只进行分析并提供意见；颜金英承诺在有收益的前提下进行2:8分成，刘高琳、郭忠财不存在任何恶意或者违规的操作导致案涉期货账户亏损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交易风险导致的结果；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从事期货理财操作需要由证监会审批并发出牌照的专门期货公司以及在期货公司取得从业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进行被委托理财才有效，而刘高琳、郭忠财无相应的资格，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应无效，作为该法律关系补充内容的《承诺书》也应无效。再查明，刘高琳、郭忠财主张张立宪、蔡景春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并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7日的《承诺书》（以下简称2019年3月7日《承诺书》）原件作为依据。该《承诺书》内容为“本团队四人（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承诺帮助操作颜金英的期货账户（账户号：10×××28中信期货）在四个月内（2019年3月7日到2019年7月7日）做回到账户资产达到40万，如果期满后账户资金少于40万，则由团队四人补回直到账户里的资金达到40万。”该《承诺书》落款日期处有“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字样签名。刘高琳、郭忠财另主张，2019年3月9日《承诺书》与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在内容上大体相同，均系在颜金英的要求及胁迫下签署；作为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签署人之一的张立宪亦为操作案涉期货账户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均没有期货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均应对签字行为负责；刘高琳、郭忠财之所以还持有2019年3月9日《承诺书》的原件是因为该《承诺书》为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张立宪，一份由刘高琳、郭忠财留存，至于张立宪是否将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给到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不清楚。颜金英则否认其有见过2019年3月7日《承诺书》，主张其不清楚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即便该《承诺书》真实，张立宪、蔡景春是否应承担责任系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之间应处理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刘高琳、郭忠财赔偿后可以再向张立宪、蔡景春追偿；刘高琳、郭忠财确认自己没有期货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却对外宣称系专业人员，专门帮客户炒股炒期货，在股票期货的操作上非常有经验，骗取颜金英的信任，后又操作不当，导致颜金英资金亏损，加之刘高琳、郭忠财系为了获利而从事期货行为，以及从承诺书确定的事实，均说明刘高琳、郭忠财应对颜金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的陈述以及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的内容，足以证明颜金英与刘高琳、郭忠财之间就案涉期货账户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规定，期货公司从业人员应当具有期货从业资格，期货公司不得对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但是，该些规定系以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的行为为调整对象，不适用于民间委托理财场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自然人委托其他不具备期货从业资格的自然人操作期货账户等民间委托理财行为，也未禁止受托人对委托人作出填补本金损失的承诺。刘高琳、郭忠财主张案涉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高琳、郭忠财主张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系在颜金英胁迫下出具，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及刘高琳、郭忠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具的2019年7月14日均合法有效，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的内容是刘高琳、郭忠财的真实意思表示，刘高琳、郭忠财应依约兑现承诺。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均确认案涉期货账户在2020年1月20日当日结束时的余额仅为118072元，故刘高琳、郭忠财应承担向颜金英赔偿案涉期货账户本金损失381928元（本金500000元减去账户余额118072元）。对于颜金英要求刘高琳、郭忠财赔偿381928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颜金英亦有权要求刘高琳、郭忠财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未明确刘高琳、郭忠财履行赔偿义务的期限，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19日起算。至于利息损失的赔偿标准，颜金英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高琳、郭忠财主张张立宪、蔡景春亦属于代为操作期货账户的受托人，但该说法并未得到颜金英的认可，颜金英亦明确否认其知晓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的存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立宪、蔡景春属于颜金英的受托人。张立宪、蔡景春与刘高琳、郭忠财之间是何关系，以及2019年3月7日《承诺书》是否真实，均不影响颜金英以刘高琳、郭忠财为对象主张权利。如刘高琳、郭忠财认为张立宪、蔡景春应当就颜金英的损失分担责任，可在向颜金英承担赔偿责任后另循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高琳、郭忠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颜金英赔偿本金损失381928元；二、刘高琳、郭忠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颜金英支付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8192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颜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67元，由颜金英负担46元，由刘高琳、郭忠财负担702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442.23元，由颜金英负担16元，刘高琳、郭忠财负担2426.23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颜金英可否依据案涉《承诺书》要求刘高琳、郭忠财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可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9年7月4日的《承诺书》，系委托人颜金英因委托刘高琳、郭忠财进行期货交易而由刘高琳、郭忠财确认赔偿的协议，该协议应视作双方当事人就民间委托理财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该《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颜金英据《承诺书》主张刘高琳、郭忠财承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高琳、郭忠财上诉称张立宪、蔡景春为共同受托人并提供2019年3月7日的《承诺书》为证，尽管2019年3月7日的《承诺书》除刘高琳、郭忠财之外亦有张立宪、蔡景春二人的签名，但此后刘高琳、郭忠财于2019年7月14日的《承诺书》上最终承诺愿意承担颜金英的损失，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刘高琳、郭忠财应据此履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刘高琳、郭忠财与张立宪、蔡景春是否应对颜金英的损失进行分担，可由当事人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双方当事人对于损失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高琳、郭忠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19.28元，由上诉人刘高琳、郭忠财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玉娜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