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豫01行赔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常伟，男，汉族，出生于1976年8月17日，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代理人吴天阔、伊浩然（实习），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下牛街1号。法定代表人王英朝，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李风霞，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代理人胡天宏，河南长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常伟因与被上诉人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3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6月12日，原告刘常伟与刘常建、肖松峰等28人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转包位于新密市曲梁镇曲梁村的25亩土地经营果园，转包期间16年。在转包期内，2018年5月7日，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以溱水河河道治理为由要求原告在内的相关土地承包户在三天内清理完毕土地上的树木，一周后原告自行将承包土地上的部分树木予以清除。但是原告与被告就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2月11日，原告刘常伟以被告未与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未获得任何补偿，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由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29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强行清除果园树木行为违法。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354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占用土地强行清除土地树木的事实违法后，2020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427,855元，被告未予答复。2020年9月9日，起诉至新密市人民法院，要求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对事实占用土地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行政赔偿。原审另查明，新密城区（项目指挥部）征迁工作特殊问题处理意见会签表显示，处理意见为：根据种植现状予以适当补助原则，建议对刘常伟枣园中种植的果树按照郑政文〔2014〕文件及中共新密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4〕1号纪要予以适当补偿。（具体面积、棵数、标准以市征补职能部门现场核定为准）。曲梁镇政府、征补办、市政府负责此项目的负责人均在会签表上签字。原审认为：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根据新密政文〔2016〕83号新密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密市溱水河综合治理PPP项目实施方案主要事项的批复、新密发改（2016）8号关于新密市溱水河综合治理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等文件，对其辖区内溱水河部分河道进行治理，2018年5月28日，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乙方）与新密市曲梁镇曲梁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包含原告刘常伟承包果园在内的土地576.49亩，对溱水河河道附近的土地附着林木进行清理。在未得到任何补偿、也未和被告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原告被迫将承包土地上的部分树木移除，可视为基于被告的强制而实施的行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及郑政文〔2014〕142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之规定，经向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请求行政赔偿,在双方对赔偿事宜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公民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行政机关应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因行政行为违法而造成原告其他财产直接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关于被告的行政赔偿数额计算标准问题，依据新密城区（项目指挥部）征迁工作特殊问题处理意见会签表，被告的会签意见是“根据种植现状予以适当补助原则，建议对刘常伟枣园中种植的果树按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及中共新密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4〕1号纪要予以适当补偿。（具体面积、棵数、标准以市征补职能部门现场核定为准）”，且经相关单位负责人签字，〔2014〕142号文件可以作为本案的赔偿依据和标准。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拆迁补偿标准中，对鲜果类，干果类等补偿标准进行了规定。溱水河治理征收工程统计记录表中，对刘常伟承包土地的每片地的面积以及相对应的果树种类、棵树、果树年数进行了统计，承包人刘常伟捺手印、签字，村委会、乡镇办事处、项目建设单位、市直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均进行了签字。被清除果树的承包地面积共15.703亩，根据补偿标准，每亩地对鲜果、干果类最多赔偿111棵果树，原告被清除的果树棵数最多应为1743棵，原告计算的赔偿清单上亦要求按照1743棵果树进行赔偿，对此，本院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溱水河治理征收工程统计记录表中，显示原告被清除的果树中含有枣树、桃树、李子树、柿子树、葡萄树、核桃树，经本庭询问原告，原告放弃对其他果树的赔偿请求，仅要求赔偿枣树的损失，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果树的赔偿标准，本院认为,原告称其果树树龄大部分在3-8年之间，但从原告承包土地的时间到果树移除的时间，仅有不到四年，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果树被损毁前的照片，结合溱水河治理征收工程统计记录表中记录的数据分析，原告的果树属于初产期（3年﹤树龄≤6年），赔偿标准应按初产期（3年﹤树龄≤6年）465元／棵计算，以上果树损失共计777,923元（取整）。结合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原告将移除的果树进行售卖，考虑到被告项目的公益性，遵循相对公平原则，对上述损失，本院予以酌减20%。因此，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应当赔偿原告果树损失共计622,338元（取整）。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子、水泵、厕所、大门等损失，属于种植果树必不可少的附属项目损失，因房子等占用基本农田，其建筑缺乏合法性，原告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价值，但考虑到原告承包果园管理的需要，本院酌定该部分损失为20,000元。关于土地租金损失，原告自认其已经支付过2017年-2018年的租金，涉案果园于2018年5月拆除，拆除行为未对原告造成该项损失，对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预期收益，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当支付因清除树木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642,338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常伟各项损失共计642,338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刘常伟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树龄的事实认定不清，赔偿与事实占用的非法行政造成果树损失不一致，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改判支持原审诉请数额。原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赔偿标准应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是正确的，但对于涉案果树树龄认定错误。上诉人虽然2014年经营涉案果园，但上诉人当时栽种的枣树并非幼苗，且原审查明的被上诉人丈量后统计经双方认可的表格中记载事实，完全说明树龄的客观情况。因此上诉人所栽种枣树仅有少量树木树龄在4年左右，绝大部分树龄均在5-9年左右甚至更久，而原审法院仅从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的时间到果树移除的时间不到四年进行推断。从而认定赔偿标准应按初产期（3年＜树龄≤6年）465元/棵计算无事实依据，即便按照原审法院的计算标准其计算数额也不正确。二、原审法院称考虑到被上诉人项目的公益性，遵循相对公平原则，对上诉人的损失予以酌减20％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事实占用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因此，上诉人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应依法据实予以赔偿。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涉案土地上附属设施酌定赔偿数额为20,0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所建造的附属设施均应按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中所明确列明的赔偿标准依法据实予以赔偿。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驳回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原审判决中认定对上诉人的果园进行赔偿的标准为〔2014〕142号文件规定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在补偿标准中，每一亩地最大种植密度为111棵，计算树木的数量也是准确的。此外对于原审判决认定对上诉人的赔偿数目按初产期3-6年树龄计算，与本案事实相符，于法有据。因为上诉人从承包该宗土地到树木被移除的时间只有四年，结合双方确认的表册，原审法院按初产期3-6年树龄，每棵树赔偿465元的标准，于法有据。三、关于上诉人所称其附属物、建筑物酌定赔偿为2万元。因为上诉人是在农用地上建造了固定设施和房屋，是违反土地法禁止性规定，属于违法建筑，不应当对其进行赔偿。被上诉人作为人民政府考虑到民生，考虑到群众利益，为了减少诉累，对此也就没有再上诉，酌定赔2万元符合上诉人的重置成本。当年盖房的时候重置成本是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四、由于上诉人在自行拆除后对树木自行进行了售卖，也弥补了一部分损失，此外溱水河治理项目，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也是为了水库的安全，是公益项目。一审法院酌减20%的损失能使社会效果和司法效果相统一。因此被上诉人认为酌减20%，与本案事实相符，于法有据。综上，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需要说明一点，在整个溱水河治理项目中，同类树木的赔偿，上诉人的标准最高，而且被上诉人早就把财政资金都准备好了，这个案件诉讼已经进行三年，上诉人一直未到镇政府结算赔偿款项。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2018年4月16日，村委、办事处、项目建设单位、新密市市直部门对涉案果园树木进行了统计，其中枣树①号地标注“〈5-9〉胸径130棵”；②号地“〈4以下〉50棵”、〈5-9〉87棵、〈10-14〉118棵”；③号地“〈4以下〉20棵、〈5-9〉67棵、〈10-14〉88棵”；④号地“〈5-9〉20棵、〈10-14〉45棵”；⑤号地“〈5-9〉604棵、〈10-14〉780棵”，刘常伟对该统计表签字确认。对于上述统计表中“4以下”、“5-9”、“10-14”，是胸径还是枣树树龄双方存在争议。原告认为标示的为枣树树龄，被告认为是胸径。上诉人在二审中称其所要求赔偿的房屋等附属物，除水泵已自行拆除外，其他附属物仍现存未拆除。本院认为：上诉审中双方争议点在枣树的补偿标准及果园房屋等附属物的赔偿数额问题。关于枣树损失问题。对于枣树的棵数计算，一审按照一亩地的最大种植密度111棵计算合法有据，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枣树树龄问题，因枣树已经移除，已不具备专业鉴定的可能性，本院依据双方现有证据依法予以判断。上诉人主张其枣树树龄在7年以上，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种植伊始购买的就是3年以上的枣树苗木，且其对树龄的问题一审自述及二审陈述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其视频证据中仅是一棵枣树的情况，不足以说明已被移除的枣树从年轮上判断也为7年以上枣树。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是经双方确认的树木统计记录表，虽然表中枣树数据没有明确显示树龄，但①号地枣树明确标明的是胸径，尽管其他地块数据上未标明系胸径，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及证人出庭作证移除枣树直径的陈述，该统计表中显示的枣树〈5-9〉、〈10-14〉应该是胸径数据，上诉人主张该数据为树龄数据，证据不足。结合刘常伟代理人一审庭审中自述“拆迁的果园大部分是3-6年的枣树”，刘常伟本人陈述“镇政府统计时是以3年统计的，把最便宜的都统计上了”，按照优势证据原则，一审确定以3＜树龄≤6年这个标准计算，并没有明显不当之处，对一审确定的枣树补偿标准本院予以认可。基于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赔偿原告枣树损失共计810,495元（1743棵×465元），一审计算为777,923元，计算有误，且一审考虑涉案项目的公益性及移除果树售卖因素，对上诉人枣树损失予以酌减20％，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一审确定的枣树损失予以纠正。关于一审酌定房子、厕所、水泵、大门等附属物损失是否适当问题。上诉人在二审明确房子、厕所、大门未被拆除，水泵系自行拆除，并未造成上述附属物实际损失，本不应当赔偿，但考虑到果树清除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涉案果园已经不能种植经营，上诉人受损是客观事实，且从树木移植至今，被上诉人并未对补偿问题积极依法作出处理，一直搁置未补偿到位，考虑到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果园拆除及补偿事宜中过错明显，为提高被告的违法成本，一审酌定20,000元，符合涉案建筑物的重置成本及实际使用情况，被上诉人对此项损失数额亦认可未上诉，故本院认可该酌定数额。上诉人要求按照510元的标准赔偿房子损失及其他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损失共计830,495元。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赔偿数额有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3号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刘常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3号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即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刘常伟各项损失共计642,338元；三、被上诉人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刘常伟各项损失共计830,4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信丽审判员  侯 贇审判员  刘紫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