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6-05)。法定代表人：陈淑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修远，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秀清，女，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被告：杨大乐，男，198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原审被告：陈淑芳，女，195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审被告：刘锦鑫，男，196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太和区。原审被告：徐庆辉，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上诉人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秀清，原审被告杨大乐、陈淑芳、刘锦鑫、徐庆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20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秀清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认定未过诉讼时效的推论没有事实依据，且逻辑混乱。1.原审原告罗秀清用2019年10月4日与原审被告陈淑芳的通话录音来证明其一直在向上诉人索要案涉款项。对于录音的真实性，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予以认可，认为电话里说话的声音的确是罗秀清与陈淑芳，但并不认可罗秀清的证明目的。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才看到罗秀清出示的通话记录单(第二次庭审补充的证据)用以证明通话时间，上诉人当庭质证并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罗秀清与陈淑芳是多年朋友，电话往来频繁，罗秀清随便找出一次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就是罗秀清作为证据使用的通话内容。2.假设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对于通话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代表认可了具体的通话时间，更不代表认可了罗秀清证明目的，何况在第一次庭审和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均否定了罗秀清的证明目的。在通话内容里，陈淑芳没有任何一句是承认该款项不是投资款，更没有答应和同意对罗秀清主张的款项进行返还，更何况陈淑芳是在2015年3月4日才变更成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之前陈淑芳怎么会知道罗秀清是否向上诉人主张过罗秀清所说的“款项返还”问题。而且陈淑芳在通话中明确表示只有公司挣了钱，有了“利润”，才会给各个股东分钱，这恰恰证明陈淑芳同样认为罗秀清的儿子就是公司的股东，并不认可罗秀清在电话里的主张的事实。3.假设罗秀清举证的通话记录是2019年10月4日，那么2019年10月4日的罗秀清所谓的催款时间已经早过了诉讼时效。按照罗秀清自诉：“2014年4月295向公司支付投资款100万元，2014年年底得知第三方没有对上诉人投资，2015年1月拿到了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那么按照罗秀清的逻辑应当是2015年1月得知其有向上诉人主张债权请求权即两年的诉讼时效”，也就是说2017年1月，罗秀清债权请求权两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4.假设法院认定上诉人交付罗秀清车辆的行为是以物抵债，那么交付车辆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3日，距离罗秀清所称给陈淑芳打电话催款的时间2019年10月4日，也已经时隔四年多之久。民法总则的实施之日2017年10月1日按照三年的诉讼时效计算，2015年10月13日，距离罗秀清所称给陈淑芳打电话催款的时间2019年10月4日也已经远远超过三年，更何况该车辆的交付行为并不是以物抵债。5.一审判决书第13页最后一段：“依据民法总则188条，原审法院仅以2019年10月4日的通话内容能够证明原告罗秀清催要涉案款项，故原告罗秀清的主张未超过法定的时效期间，被告信联公司就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首先，原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明确，并且为什么适用民法总则而不是民法通则也没有论述，就算按照民法总则三年的诉讼时效计算，起算点无论是罗秀清得知第三方不投资的时间2015年1月还是交付罗秀清车辆之日2015年10月13日，距离罗秀清所说与陈淑芳的通话时间2019年10月4日均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其次，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通话时间2019年10月4日，那么判决的依据何在?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第13页)法院论述该通话内容仅能够证明罗秀清的单方面催要款项就由此判定罗秀清主张未过诉讼时效，法院该项认定即不符合事实又没有法律依据，按照罗秀清的逻辑2015年1月她就已经知道其权利被损害(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出具时间)，以及根据判决书第十二页第二段：“罗秀清从2015年10月31日开始向被上诉人主张迟延付款利息，也就是说罗秀清认为上诉人从2015年10月31日开始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那么从2015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4日也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即使罗秀清认为2015年10月13日交付车辆是上诉人以物抵债行为，按照3年的诉讼时效计算，2018年10月12日是诉讼时效届满之日。那么在诉讼时效届满后2019年10月4日罗秀清给陈淑芳打电话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屆满后在没有得到债务人认可的情况下，并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更不能以此时间节点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点。二、一审法院对于车辆的交付行为认定为“以物抵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12页)。1.无论是第一次庭审还是第二次庭审，上诉人均没有表述车辆交付原告罗秀清的行为是以物抵债行为，无论是借还是保管其性质都不是抵偿债务，对于法院依据的三点理由而推论出抵偿债务的结果即不符合事实也毫无逻辑。首先，罗秀清的确不是上诉人的股东，但罗秀清以及上诉人关于该情况在庭审中陈述一致，双方均认可罗秀清的投资行为是替其儿子徐晨所为，罗秀清的一切行为均代表徐晨，即上诉人认为罗秀清无论是投资行为(支付100万元投资款)还是接收车辆均属于“表见代理”(罗秀清第二次庭审记录陈述)。罗秀清和上诉人均认可的事实，法院却以此为由觉得有悖常理?其次，上诉人对于放在罗秀清处的车辆或者处置款的返还问题，主张返还是上诉人的权利，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何时返还的情况下上诉人有权随时主张返还，况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保留向罗秀清主张返还的权利。就因为上诉人没有举证曾向罗秀清主张过返还车辆或处置款，法院因而推论出交付车辆的行为就是抵债行为?最后，交付车辆的收据其内容仅描述车辆的信息，上诉人将车辆交付给罗秀清保管当然要将车辆信息描述清楚，但另上诉人诧异的是，从收据的全部内容来看，一审法院是如何推论出交付行为既是抵偿债务?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三点理由推论出上诉人以物抵债的意思表示另上诉人匪夷所思!上述三点理由无论从个别看还是联系到一起均无法推论出以物抵债的结论，更何况该结论并非事实。三、一审法院对于徐晨的股东身份不予认定以及徐晨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不予采信，属子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九页)。第一，上诉人将认股出资书和注资认定证明书交给罗秀清，罗秀清称要将文件拿回去给徐晨签字，随后将签好字的两份文件交还给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交还给公司的文件上就是徐晨本人的签字，也对此从未怀疑过，上诉人也没有能力鉴别出罗秀清返还的文件到底是不是徐晨本人签署。第二、罗秀清在明知上述文件中并非徐晨本人签字而申请了鉴定，在鉴定结论为非徐晨签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仅凭上述两份文件而推论认定徐晨未认购上诉人10%的股份以及不是上诉人的股东。上诉人还提交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徐晨的工资单，报销审核单等一系列证据，认股出资书和注资认定证明书仅是证据链条中的一部分，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仅以上述文件非本人签字为由推论出徐晨不是股东的认定不能成立。2014年4月罗秀清经陈淑芳介绍得知上诉人正在融资，罗秀清与徐松(当时上诉人的总经理)商谈后决定以徐晨的名义用100万元认购上诉人10%的股权，并要求认购后徐晨到上诉人处任职。2014年4月29日罗秀清将100万元认股款打入上诉人帐户，徐晨成为股东后就进入公司任职财务主管，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虽然罗秀清与上诉人对于认购股权投资事宜进行的口头约定，但其后双方均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根据所有的证据显示，从商谈到认购股权支付股款再到徐晨公司任职，股权认购合同事实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对徐晨工资单以及报销审核单负责人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不采信上诉人对徐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明事项。上诉人的运营的确不够规范，但并不代表没有公司任命文件或股东会决议就会导致徐晨以财务主管的身份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阐述缺乏法律依据，请问一审法院哪一条法律规定公司如果没有履行相关任命程序就会导致任命无效，甚至是徐晨以财务负责人身份审批的行为无效，不属于参与经营管理？四、一审法院认为两名证人证言与本案诉争纠纷无关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9页最后一段)上述两名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是本案件证据链条中的一部分，其不仅证明了事件的起因，同时也证明了各个股东对于新增股权认购的放弃，目前上诉人股东的代持状态，更证明了因徐晨不配合股权变更，导致其他股东在代持股权变更时股份数额无法变更的事实。上诉人所有的股东出具的证词怎么却被法院认定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不依据证人证言，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即关于上诉人股东的代持情况以及转让情况均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十页)2013年上诉人成立时，股东为杨大乐20%股权，徐庆辉20%股权，韩彬20%股权，李明皓20%的股权，于洋20%的股权。2014年4月底上诉人完成融资后，上诉人通知徐晨配合做股权变更登记，徐晨回复因家里发生一系列事情短时间内无法去办理，直到2015年初上诉人股东李明皓、于洋因个人原因不便再做显明股东，通知徐晨作股权变更徐晨仍然不配合，李明皓和于洋只能在股权数额无法变更的情况下找到陈淑芳进行代持。2019年10月26日，工商登记显示股东变更为李呐股份20%、徐庆辉股份20%、刘锦鑫股份20%、陈淑芳股份40%。陈淑芳代持了于洋20%股份，陈淑芳代持了李明皓20%的股份，刘锦鑫代持了韩彬20%的股份，李呐代持杨大乐20%股份。所有股东的股权数额均要等徐晨配合才能进行变动。五、一审法院对于罗秀清所述的“意向”投资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第十一页第一段，第十二页第一段)判决认定：“因了解到有第三方投资人也想入股……并要求被告信联公司退回100万元”，该段“意向”投资的描述，罗秀清未提供任何证据，上诉人不认可是意向投资并且提供大量反驳证据，法院在即无证据又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凭罗秀清的自述就作出了“意向”投资的结论令人发指!如果是“意向”投资，为什么不签订意向投资协议?如果是“意向”投资，为什么罗秀清向上诉人帐户转入100万元投资款?如果是“意向”投资，徐晨为什么会到上诉人处工作并担任财务主管工作参与经营管理?对于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之一即为原告主张返还款项是什么性质，是股权认购款还是意向投资款，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甚至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唯心推论。况且，徐晨于2014年4月就完成了投资成为了上诉人股东，另一个第三方拟对上诉人进行投资是在2014年12月才发生的，第三方2015年1月最终决定不进行投资(一审庭审笔录以及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为证)，第三方投资接洽与徐晨2014年4月完成投资间隔半年多，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联性。罗秀清在上诉人经营不善、业绩下滑的情况下，拒绝配合公司股权变更，直到2019年10月看到上诉人已经完全停止经营其投资无法得到回报的情况下，开始编造故事诉称是意向投资，硬把自己的投资行为与毫不相关的第三方投资人联系起来，其行为已经给上诉人及其他股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关于交付车辆的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为以物抵债，上诉人的反驳理由已经在上诉状第三条进行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罗秀清支付100万元投资款的行为是替徐晨认购股权，根本不存在罗秀清所自称的意向投资，工商登记未变更到徐晨名下是徐晨其后反悔，想否定自己是股东而故意所为。上诉人不应当向罗秀清返还股权认购款，上诉人股东以及代持股东也不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向罗秀清返还股权认购款。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秀清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案涉款项系投资意向金而非投资款。2014年4月，因上诉人信联公司急需资金邀请被上诉人罗秀清投资入股，在洽谈过程中，信联公司总经理徐松表示正有几个项目急需用钱，能否将100万元资金先转至公司账户，其他入股条件慢慢商议，如未能达成协议，公司将退还全部款项。被上诉人表示同意并转款。后双方就投资入股未能达成协议，信联公司用其名下一辆商务车抵顶25万元，其余75万元未归还。对该部分事实，一审法院已予以认定。第二，案外人徐晨并非上诉人信联公司股东。上诉人所提供《认购出资书》及《注资认定证明》经被上诉人申请鉴定，落款处签名均非徐晨本人笔迹。上诉人所主张的将上述文件交与徐晨回去填写，纯属虚构。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证据均经过上诉人质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恰恰上诉人所提交证据均为当庭提供，包括证人出庭均为当庭申请。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不符合法律程序，纯属颠倒黑白。二、被上诉人罗秀清车辆抵顶后，被上诉人始终向上诉人催要案涉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抵顶车辆的《收据》签订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正式实施时，时效尚未届满，应当适用3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罗秀清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10月4日通话录音及本次提交的新证据（2018年7月20日微信聊天截图）及通话详单（2019年6月至10月）均能证明，本案始终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如像上诉人所述“徐晨于2014年4月就完成了投资成为了上诉人的股东”，那么上诉人于2015年6月24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提交的2014年度报告中未载明徐晨为股东，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又在2016年提交的2015年度报告中将被上诉人罗秀清载明为公司股东，认缴金额与认缴时间均为捏造。上诉人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四、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称车辆系借给被上诉人，不知道卖车一事；第二次庭审中又称该车系交由被上诉人保管，因被上诉人提出有处置渠道，公司同意将车辆交由被上诉人进行处置。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前后矛盾，众所周知，公司名下车辆转让过户均需要上诉人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公章、发票，没有上诉人的配合，被上诉人根本无法完成车辆买卖。并且上诉人对卖车款不闻不问，有悖常理。根据此点也能说明该车就是以物抵债。另外通过2015年10月13日《收据》内容也可判断出，如让被上诉人保管车辆，没有必要载明“车辆价值25万元、其他相关事宜另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上诉人在审理过程中多次捏造事实、伪造文书，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未提供书面意见。被上诉人一审诉求：判令五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意向款7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信联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发起人)5名，均认缴出资200万元，出资时间2015年5月1日，持股比例20%，其中韩彬实缴5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6月6日)、李明皓实缴5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6月13日)、徐庆辉实缴5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6月21日)、杨大乐实缴5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6月21日)，股东于洋未出资。2015年2月28日，经股东会决议，股东李明皓将其持有的公司200万元(实缴5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淑芳，于洋200万元(认缴200万元，实缴0元)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淑芳，李明皓、于洋退出股东会，陈淑芳为公司新股东。公司股东股权变更后，各股东出资额变更为：股东陈淑芳出资额400万元(实缴50万元，占股比例40%)、股东杨大乐出资额200万元(实缴50万元，占股比例20%)、股东徐庆辉出资额200万元(实缴50万元，占股比例20%)、股东韩彬出资额200万元(实缴50万元，占股比例20%)，认缴出资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同时，免去李明皓、于洋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选举陈淑芳为公司董事会新的董事。2015年3月4日，被告信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明皓变更为陈淑芳，并在工商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2016年7月15日，经股东会决议，股东韩彬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刘锦鑫，韩彬退出股东会，确认刘锦鑫为新股东，其他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占股比例不变，各股东的出资期限改为2013年7月3日。2014年4月，被告信联公司欲增资扩股，经被告陈淑芳介绍，原告罗秀清有意为儿子徐晨投资入股，于2014年4月29日汇款100万元至被告信联公司银行账户。因了解到有第三方投资人也想入股，并已委托会计事务所对被告信联公司进行财务审计，遂与被告信联公司时任经理徐松(曾用名徐晓夫)口头约定待审计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入股。审计结果出来后，原告罗秀清提出不入股，并要求被告信联公司退回100万元。被告信联公司将车牌号辽Ａ×××**(发动机号：31519800)梅赛德斯-奔驰小型客车一辆作价25万元给付原告罗秀清。2015年10月13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价值25万元整奔驰商务车一辆，车号：辽Ａ×××**，发动机号：31519800，行车执照一本，其他相关事宜另议’，落款处，原告罗秀清在‘接收方’处签字，被告陈淑芳在‘付出方’处签字亦以确认。2015年11月20日，被告信联公司配合原告罗秀清将该车直接更名过户至买售人辽宁两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现因剩余75万元至今未果，故原告罗秀清诉至法院。另，2019年10月26日，经股东会决议，被告信联公司原股东杨大乐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李呐，杨大乐退出股东会，确认李呐为新股东，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占股比例不变，并修订公司章程，将股东的出资期限延至2050年12月31日，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13年7月8日至2033年7月8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证据分析，原告罗秀清于2014年4月29日汇至被告信联公司银行账户的100万元并非其投资入股款，应认定为投资意向款。从被告信联公司将车辆作价25万元给付原告罗秀清这一客观事实，说明被告信联公司同意返还原告罗秀清100万元，即被告信联公司有向原告罗秀清返还剩余75万元的义务，故对原告罗秀清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被告信联公司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罗秀清的合法权益，原告罗秀清有权向其主张迟延付款利息。原告罗秀清主张迟延付款利息自2015年10月31日开始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本院酌定自2015年10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关于被告杨大乐、陈淑芳、徐庆辉、刘锦鑫应否承担涉案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工商档案记载，2015年2月28日，陈淑芳资本金400万元（实缴50万元）、杨大乐资本金200万元（实缴50万元）、徐庆辉资本金200万元（实缴50万元）、韩彬资本金200万元（实缴50万元）；2016年7月15日，韩彬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锦鑫，被告信联公司股东变更为陈淑芳、杨大乐、徐庆辉、刘锦鑫，未显示实缴资金变化情况。诉讼期间，被告信联公司于2019年10月26日股东会决议将原股东杨大乐持有的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李呐，并修订公司章程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延至2050年12月31日，而公司的营业期限仅至2033年7月8日，有悖常理，不排除被告信联公司及各股东为逃避涉案债务而故意为之。据此，被告陈淑芳、徐庆辉、刘锦鑫作为被告信联公司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均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被告信联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大乐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亦应对被告信联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罗秀清与被告陈淑芳于2019年10月4日的通话内容能够证明原告罗秀清催要涉案款项，故原告罗秀清的主张未超过法定的时效期间，被告信联公司就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罗秀清75万元；二、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罗秀清75万元的迟延付款利息，自2015年10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被告杨大乐在未出资1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四、被告陈淑芳在未出资3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徐庆辉在未出资1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六、被告刘锦鑫在未出资1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24元，保全费4270元，鉴定费13240元，公告费800（两次），由被告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杨大乐、被告陈淑芳、被告刘锦鑫、被告徐庆辉共同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述其转入上诉人公司100万系投资意向款，当其看到第三方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后，决定不再投资，要求被上诉人公司退回其100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2014年4月29日向上诉人公司转账100万是投资款还是投资意向款。被上诉人主张该款为投资意向款，当其2015年1月看到第三方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后，决定不再投资，要求被上诉人公司退回其100万元。本院对此认为，被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为投资意向款，应由上诉人对上述款项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价值25万元的车，不能证明上诉人同意返还其投资款100万元。《认购出资书》和《注资认定证明》徐晨签字不是徐晨所签，对此被上诉人解释系徐晨带回家签字后交给被上诉人的，并未当面看到徐晨签字。本院对此认为，在没有被上诉人出资的情况下，上诉人公司当时不可能给被上诉人100万的出资证明。反之，被上诉人在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便向上诉人公司转款100万元不合常理，且至2015年1月长达8个月未进行就投资问题协商（被上诉人未提供协商证据），亦不合常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原始会计账簿可知，被上诉人2014年4月29日向上诉人公司转账，上诉人第二天便按照公司实收资本入账，记载为被上诉人投资款100万元。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被上诉人公司2015年报告中记载罗秀清为股东，认缴出资200万，实缴出资100万，实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4月3日。被上诉人转账后，其子徐晨到上诉人公司上班，根据公司账务报（核）销单可以看出，徐晨为财务最终批准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投资后，徐晨任财务负责人，符合常理。第三方辽宁信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徐晨负责财务的会计账簿作出的《尽职调查报告》亦认定徐晨出资100万元。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争议款项为出资款更信度更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款项为投资意向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206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罗秀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724元，保全费4270元，鉴定费13240元，公告费8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4元，由罗秀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丽审判员 贺新发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唐晓琬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