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9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岱，男，199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醋，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剑刚，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珺，女，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蝶，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超，男，1980年8月30号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为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岱、上诉人李珺因与被上诉人熊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岱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漏写了被上诉人熊超本案中全面参与到帮助上诉人刘岱购买婚房及参与偿还部分购房款的重要事实。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中，证人袁某明确证实，在2017年家庭聚会李珺谈起帮助刘岱购买婚房和2018年收到刘岱购房全款打收条时，被上诉人熊超均在现场。而且从一开始，熊超就参与到刘岱购房的事情中来。后面被上诉人熊超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分四次退还上诉人购房款20万元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本案涉及的购房款应为253万元，不是243万元。上诉人从2017年7月21日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支付给被上诉人273万元来完成购房事宜，其中243万元购房款，是希望被上诉人帮其购买武汉市武昌区秦园东路与沙湖大道交界处的金沙泊岸小区的房子；剩余的30万元，是案外人金丹通过上诉人帮助购买房屋，上诉人把购房一事再交给被上诉人帮助完成。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服务对象为上诉人，并非案外人金丹，且均为购房这一同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支付的全部购房款承担法律责任。后被上诉人熊超于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1月18日分四次退还上诉人20万元，剩余购房款253万元一直未退还上诉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诉请中有10万元……及到案外人金丹，本案不宜一并处理涉及案外人金丹的10万元款项，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主张”，与事实不符。同时合同具有相对性，金丹的30万元只与上诉人产生法律关系，也只会由上诉人来偿还，同样，被上诉人收到的此30万元，也应该由被上诉人来偿还。一审法院的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居间关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双方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属于无名合同，双方形成合同之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成立居间关系也非严格意义的委托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本案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委托关系。委托合同为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本案中刘岱并没有让被上诉人全部处理他购房事务的意思表示，只是因被上诉人承诺有关系、有渠道，可以帮忙上诉人买到地点比较好楼盘的婚房。其次，本案也不属于居间合同关系。居间关系突出的是居间人的一种媒介作用，强调的是居间人的报告义务，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居间关系是一个多方法律关系，涉及到居间关系的双方以及居间事务法律关系的双方，其中居间人并不介入居间事务法律关系中。而在本案中的购房事务，是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去实现的，刘岱与被上诉人有关的第三人赵幸园从未见过面，也未发生过资金往来，都是被上诉人在与其联系，明显跟居间关系不符。（2）本案是由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买房，收取了全部购房款并出具收条，提供相应服务而形成的合同纠纷。上诉人把钱转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帮助其购房，被上诉人提供帮买服务，承诺保证资金安全，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7日出具收条，证明收到购房款243万元。但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帮助上诉人购房成功，也拒不退还收取的购房款，从而形成对上诉人的欠款253万元，双方形成的是合同之债。2、退一步讲，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也不应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而是有偿合同关系。（1）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查明，被上诉人是通过帮助他人购买房屋或帮助他人取得购房名额的方式获取盈利的。被上诉人帮助别人买房本身就是为了盈利，盈利的方式不是通过事前约定好佣金，而是包含在购房款或指标款中，被上诉人赚取的是房屋真实成交价格与购买人实际支付价款中的差价。具体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全部购房款后，由被上诉人负责帮助上诉人把房屋购买下来，房屋实际成交价与购房款的差价为被上诉人的盈利。因此，本案购房如果成功，上诉人是有获利的，并非无偿的委托。（2）即使按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证据和说明来看，被上诉人也没有把全部的购房款转给第三人，而且存在极大的差额。如果被上诉人是无偿帮助上诉人买房，就应该把收到的全部购房款据实支付给第三人。而事实上，被上诉人通过帮助他人买房，是获得了巨大的盈利。3、被上诉人未履行约定义务，没有为上诉人购买成功约定的房屋，也拒不返还购房款，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应按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依法赔偿占用上诉人购房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1）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购房时，被上诉人承诺可以为上诉人买下金沙泊岸小区房屋，同时保证资金安全，如房屋交易未能完成，退还所收购房款。且被上诉人以自身拥有名都花园南区一期201平米的房子为由，表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退还房款。基于此，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金沙泊岸小区购房款243万元。后在上诉人的催要下，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7日出具收条，收条载明共收到上诉人购房款243万元，用于购买金沙泊岸小区135平米的房屋。（2）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购房款后，一直没有为上诉人办理购房事务，在上诉人一再的催要下，被上诉人也一直没能帮助上诉人成功购房。在购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经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仅在2020年1月期间退还20万元购房款，剩余的购房款253万元一直不予退还，已构成严重违约，同时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1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返还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法律责任。（3）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说的案外人赵幸园不认识，从未见过，也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能因为案外人的原因不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合同具有相对性，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赵幸园的纠纷，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可另行向赵幸园主张权利。4、本案涉及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被上诉人应依法共同承担。（1）本案债权债务的形成时间为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此时上诉人已经把全部的253万元购房款支付给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离婚的时间在2020年5月8日，刚好发生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证明二人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且离婚也远远迟于本案债权债务形成时间。（2）上诉人及前女友与二被上诉人就购房一事有过多次沟通。在上诉人开始支付购房款之前，双方就购房一事还一起商议过，双方在一起吃饭讨论过事情的可行性，参与人除二被上诉人夫妻外，还有证人袁某以及刘岱母亲，对此，证人袁某在一审中已有明确表述。（3）被上诉人熊超已实质性全面参与到本案买房事务中来。如上所述，被上诉人熊超对其妻李珺帮助上诉人刘岱购买房屋的事情，是明知和全面参与的。被上诉人熊超还于2020年1月15日至1月18日分四次转账给上诉人，退还购房款20万元，其辩称对购房事务不知情与事实不符。本案涉及的购房事务是由二被上诉人共同经营的，而且熊超有跟随李珺去炒指标及购房涉及的楼盘进行实地考察等行为。本案相关事实，充分证实被上诉人熊超对李珺炒指标及购房一事不仅完全知情，更是共同的实际参与者。（4）更为重要的是，本案二被上诉人共同参与炒指标及帮他人（包括刘岱）购房，是获得了巨大的盈利，而且盈利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包括买车、旅游、买奢侈品等。因此，本案的253万元依法应认定为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二被上诉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依法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李珺辩称：1、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但认定熊超没有参与刘岱订购金沙泊岸房屋和金沙泊岸房屋购房款243万等事实是正确的。一审判决未根据庭审调查情况遗漏了以下事实的认定：（1）刘岱、袁某、李珺相识后系先行就共同利用赵幸园的购房资源开展代亲友订购房屋牟利活动的达成合作，刘岱经合作过程中验证赵幸园确有购房资源后，主动要求通过李珺向赵幸园订购金沙泊岸房屋；（2）刘岱、袁某、李珺合作开始就通过面谈、电话、微信等途径向袁某、刘岱告知了赵幸园提供优惠购房资源的信息，在合作过程中亦向袁某、刘岱公开与赵幸园相关的信息；（3）刘岱自行调查赵幸园背景，并和李珺共同商议向赵幸园追款；（4）刘岱缴纳的购房款已纳入赵幸园的犯罪金额，该相关刑事案件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可以反映，刘岱通过李珺向赵幸园订购金沙泊岸房屋的过程中，熊超没有参与。同时，刘岱明确表示订购金沙泊岸的房屋价格为243万元，并在确认赵幸园处已收取90万元的情况下，经赵幸园催款后补齐了153万元购房款。由此可见，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但认定熊超没有参与刘岱订购金沙泊岸房屋和金沙泊岸房屋购房款243万等事实是正确的。2、刘岱、李珺之间系共同利用赵幸园提供的订房资源开展经营的合伙关系，刘岱在双方保持合伙关系期间以赵幸园资源购买自住房屋并未与李珺建立服务合同关系。3、袁某、刘岱、李珺在利用赵幸园提供的优惠订房资源开展合伙经营过程中，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刘岱在此情况下利用赵幸园提供的资源购房应当预见其风险，李珺仅在其向赵幸园订购房屋过程中提供过帮助，未就刘岱购房款的安全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诺。因此，无论认定李珺在刘岱向赵幸园自购金沙泊岸房屋过程中系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均应当由刘岱自行承担该订购房屋行为产生的后果，李珺没有向刘岱返还购房款的义务。4、鉴于李珺也就本案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针对刘岱上诉事由的其他答辩意见同李珺的上诉状所述内容。综上所述，刘岱的上诉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刘岱应当对自购房屋发生的风险承担后果，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岱的上诉请求，支持李珺提出的上诉请求。熊超辩称：熊超未参与刘岱购买涉案房屋的活动，刘岱购房款不是熊超和李珺夫妻关系之间的收入，必然不能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熊超不应对刘岱的购房款承担责任。根据一审各方提供的证据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确定，熊超未参与刘岱购买涉案房屋的活动，系刘岱直接通过李珺向案外人赵幸园实施的购房行为，且李珺未就该购房行为收取报酬。同时，刘岱所付购房款系已经支付给案外人赵幸园的房款，而并未用作李珺和熊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此，就刘岱购房款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熊超不应当就刘岱购房款承担责任，一审关于熊超的判决应当维持。上诉人李珺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鄂0111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漏，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未依据已查明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刘岱在办理购买涉案房屋前，其与上诉人李珺合伙开展代购商品房的活动，其代购活动所涉房屋均系由赵幸园提供。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刘岱办理购买武汉市武昌区金沙泊岸小区商品房之前，便通过女友袁某介绍自2017起开始与上诉人李珺合伙开展代购商品房的活动，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共同分享经营利润。同时，根据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上诉人刘岱和上诉人李珺合伙经营期间的房屋来源渠道只有案外人赵幸园。这些已查明的事实直接关系涉案各方行为过错与否的判断和认定，但是，一审判决在已查明前述事实的情况下，却遗漏了“被诉人刘岱在办理购买涉案房屋前，其与上诉人李珺合伙开展代购商品房的活动，其代购活动所涉房屋均系由赵幸园提供”等基本事实的认定。因此，一审判决是在事实认定存在遗漏的情况下做出，其判决结果必然与客观事实南辕北辙。二、一审判决关于“…在双方达成委托合意后，被告李珺本应亲自处理刘岱委托事务，刘岱与案外人赵幸园并不相识，在未征得刘岱同意的情况下，被告就委托购房事宜转委托案外人赵幸园，故被告李珺应对转委托的第三人赵幸园的行为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如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时遗漏了“被上诉人刘岱在办理购买涉案房屋前，其与上诉人李珺合伙开展代购商品房的活动，其代购活动所涉房屋均系由赵幸园提供”等基本事实，而该遗漏的基本事实直接反应了被上诉人刘岱对其购买武汉市武昌区金沙泊岸小区商品房的渠道和房源的来源等是明知和认可的。在此基础上，上诉人李珺将其代收的被上诉人刘岱购房款已全部按照其明知和认可的渠道和对象完成了转款，不论前述行为是否构成委托代理或转委托，上诉人李珺均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刘岱应当就前述行为的后果自行承担责任，无权要求上诉人李珺承担违约责任。此外，上诉人李珺在协助被上诉人刘岱购房过程中，仅代其向案外人转交了涉案购房款，该行为认定李珺转委托缺乏依据。因此，一审判决关于“…在双方达成委托合意后，被告李珺本应亲自处理刘岱委托事务，刘岱与案外人赵幸园并不相识，在未征得刘岱同意的情况下，被告就委托购房事宜转委托案外人赵幸园，故被告李珺应对转委托的第三人赵幸园的行为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关法律关系的认定缺乏依据。三、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李珺代刘岱向案外人赵幸园转交放款和敦促案外人赵幸园提供房源等活动均不收取费用，且上诉人李珺系按照被上诉人刘岱知晓和认可的原合伙经营渠道办理转交款项和相关衔接事宜，其不存在任何过错。在此情况下，即使不考虑前述行为系居间行为，还是委托代理行为和转委托行为，按照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六条等规定，也不应当裁判上诉人李珺向被上诉人刘岱承担返还购房款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因认定事实存在错漏，从而导致了适用法律发生错误，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误判决。四、被上诉人应当通过其他渠道追索购房款项由于案外人赵幸园涉嫌以出售低价商品房诈骗财物而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被上诉人刘岱向其支付的购房款已被案外人赵幸园非法占有，且该款项已纳入其犯罪金额。因此，被上诉人刘岱被非法占有的款项属于案外人赵幸园诈骗案的赃款，依法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追赃，而不应当提起民事诉讼。综上所述，（2020）鄂0111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诸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刘岱辩称：李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珺和刘岱没有合伙开展代购商品房的意思表示，从未参与过李珺的商品房代购活动中，没有共同经营行为，不存在合伙关系。刘岱与李珺是通过想购买婚房才认识，转钱之初就被明确为购房款，没有参与李珺任何帮买的经营活动。在刘岱买房之前，李珺就已经从事帮买房屋获利的经营模式。李珺承诺过购房不成功会退还购房款，所以刘岱的朋友有购房需求的会通过刘岱找李珺帮助买房，刘岱不存在和李珺合伙活动。李珺帮刘岱购买房屋的过程中是有报酬的，李珺应承担在买房失败中的全部责任，报酬包含在购房款中。一审已经查明李珺和熊超是帮助他人购买房屋盈利，李珺并未将全部购房款转给第三人，差额就是报酬。李珺牵扯第三人进来是为了混淆视听，减轻自己的责任。李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纠纷。熊超辩称：同意李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珺、熊超立即向刘岱返还购房款人民币253万元；2.依法判令李珺、熊超向刘岱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欠款人民币253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4.75％，从2018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截至起诉之日利息为237011.81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全部由李珺、熊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熊超与李珺原系夫妻，2020年5月8日二人离婚。刘岱与证人袁某原系男女朋友，后分手。证人袁某与李珺系亲属。李珺与案外人赵幸园相识，赵幸园与李珺合作，通过帮助他人购买房屋或帮助他人取得购房名额的方式获取盈利，在从事该业务过程中，赵幸园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在某次家庭聚会中，李珺知悉袁某正在与刘岱恋爱，二人准备购置婚房，遂提出帮助袁某购买婚房，后袁某安排刘岱、刘岱母亲黄群慧与李珺见面，李珺告诉三人，除可以买到心仪房屋，还可以合作通过炒购房指标赚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刘岱先后投入60万元与李珺合作“炒指标”（分别为：2017年7月21日，刘岱母亲黄群慧向李珺转账30万元；2017年9月8日，刘岱向李珺转账30万元【备注：指标】）。事实上，刘岱、袁某与李珺三人合作确实成功帮助他人购得房屋，刘岱、袁某也从李珺处获得相应报酬。三人商议，在有合适房源出来之前刘岱投入的60万元用于“炒指标”，合适房源出来之后，60万元转为购（婚）房款。2018年初，李珺告知袁某和刘岱在武汉市武昌区金沙泊岸小区有合适房源，要求刘岱补齐购房款，刘岱与李珺协商达成一致购买135平米户型的房屋，总价243万元。2018年1月22日，刘岱向李珺转账30万元；2018年5月25日，刘岱向李珺分两笔共转账153万元。加上前期用于“炒指标”的60万元，李珺共收到刘岱购房款共计243万元。2018年5月27日，李珺向刘岱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刘岱金沙泊岸全款243万元，面积135平米”收到刘岱的上述款项后，李珺将其中大部分款项转给案外人赵幸园，转委托赵幸园处理为刘岱购房事宜。在帮助刘岱购买房屋的过程中，案外人赵幸园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房屋购买不成，赵幸园未能退还李珺上述购房款，李珺也未能退还刘岱购房款。另查，案外人金丹系刘岱朋友，经刘岱介绍，金丹与李珺认识，金丹曾通过刘岱和李珺成功购买到位于武汉光谷保利时代楼盘的房产，后意欲再次通过刘岱及李珺购买位于武汉光谷琨瑜府楼盘的房产。2017年11月16日，刘岱在收到案外人金丹购买琨瑜府楼盘房产的30万元后，将此笔30万元转给李珺。赵幸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李珺通过熊超账户在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分四次向刘岱返还了30万购房款中的20万，余款10万未返还给刘岱。上述事实，有刘岱母亲黄群慧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刘岱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刘岱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李珺于2018年5月27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微信记录截图、李珺银行账户明细、案外人金丹所签《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及选房确认单和收款收据、证人袁某证言及双方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刘岱与李珺之间虽未签订委托合同，但口头约定由李珺（受托人）处理刘岱（委托人）购房事宜，双方约定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约定合法有效，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刘岱将购房款支付给李珺，李珺转委托案外人赵幸园处理委托事宜，后因案外人赵幸园的原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履行，合同成立的目的不能得到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刘岱有权解除合同，事实上，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也处于解除及终止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中，在双方达成委托合意后，李珺本应亲自处理刘岱委托事务，刘岱与案外人赵幸园并不相识，在未征得刘岱同意的情况下，李珺、熊超就委托购房事宜转委托案外人赵幸园，故李珺应对转委托的第三人赵幸园的行为向刘岱承担违约责任，按合同解除之处理方式，李珺应向刘岱返还购房资金共计243万元（3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1530000元）。李珺受托帮刘岱购买房屋，本意是想帮助其亲属袁某及袁某男友刘岱购买婚房，李珺与袁某及刘岱之间并未约定报酬，双方成立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李珺擅自转委托案外人给刘岱造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但李珺的过错并非主观故意，也并非重大过失，而是转委托过程中一般过失所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案外人赵幸园的违约或违法犯罪行为，此外，刘岱也曾与李珺合作“炒指标”成功为他人购得房屋，基于成功“先例”，刘岱信任李珺才委托其购房，本案中，刘岱也存在购房渠道不规范及缔约不规范等疏忽，因此不能过分加重李珺责任，根据刘岱的实际损失，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法院对刘岱要求李珺承担支付逾期返款利息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珺收取的243万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刘岱要求熊超承担返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岱诉请中有10万元系案外人金丹购买琨瑜府楼盘房产的款项，因该笔款项涉及到案外人金丹，金丹与本案刘岱及李珺均相识，且该笔10万元与本案双方争议的购买金沙泊岸的243万元购房款并无关联，本案不宜一并处理涉及案外人金丹的10万元款项，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李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岱返还购房款243万元；二、驳回刘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936元，由李珺负担25412元，由刘岱承担3524元。本案保全费用5000元由李珺负担。二审期间，刘岱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熊超对购房实物明知且同意，已实际参与帮买购房事务，本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二，银行流水，拟证明被上诉人熊超多个账号与刘岱有帮助买房屋的资金往来，熊超对购买房屋不仅知情且实际参与帮买购房事务，本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李珺质证称：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2018年5月27日的聊天内容没有涉及熊超的任何信息，是刘岱与李珺的聊天记录，不能作为确认熊超参与合伙经营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购房没有关联性。仅仅只能反映李珺借用过熊超的账户，均不能证明本案是夫妻共同债务。熊超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熊超没有参与聊天，没有接受李珺的委托参与相关事宜。对证据二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流水是离婚之前发生的，卡都在李珺手上。本院认为刘岱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李珺提交以下五组证据，均系聊天记录：第一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5月15日、袁某与李珺）；2、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12日、刘岱与李珺）；证明目的：1、2017年5月15日，李珺已将房源系由案外人赵幸园提供，以及赵幸园的全名和收款账户等信息提供给了刘岱女友袁某；2、2017年7月12日前，刘岱系通过其女友袁某与李珺沟通合作开展订购房屋的事务，且袁某已向刘岱告知了李珺提供信息；3、刘岱确认了与李珺合作利用案外人赵幸园的资源开展订房牟利活动的相关事宜。第二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30日、刘岱与李珺）；2、银行转账记录（李珺招商银行卡）；证明目的：刘岱与李珺利用案外人赵幸园的资源成功为案外人金丹订购成功保利时代的住宅，并分配了合作利润。第三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3日、刘岱与李珺）；2、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5日、刘岱与李珺）；证明目的：刘岱通过李珺向案外人赵幸园订购金沙泊岸的房屋，且刘岱确认交付尾款153万前赵幸园已经收到其交付的90万元。第四组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袁某、刘岱、李珺）；证明目的：1、刘岱通过李珺向案外人赵幸园订购金沙泊岸房屋的之前和之后，刘岱、袁某、李珺一直都在利用案外人赵幸园资源开展订购房屋的牟利活动，李珺屡次将赵幸园的微信截图发至微信群；2、刘岱知晓利用赵新园资源订房存在购房失败的情况和风险。第五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刘岱、李珺）证明目的：1、刘岱在开展订购房屋的活动中不仅知晓赵幸园，而且对赵幸园的社会关系进行过调查；2、刘岱与李珺曾共同商议如何向赵幸园追款；3、刘岱知晓利用赵新园资源订房存在购房失败的情况和风险。刘岱质证称：袁某与李珺的聊天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李珺与刘岱之间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不全面也达不到他的证明目的。聊天记录大部分一审中都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熊超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刘岱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刘岱与李珺之间法律关系问题。刘岱与李珺之间并未签到任何书面合同，应当从双方履行合同的方式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刘岱将购房款支付给李珺的目的是让李珺为其购买特定的房屋，李珺收到购房款后按照刘岱的意愿推荐合适的方式并让交易完成，一审判决认定刘岱与李珺之间系委托关系并无不当。基于刘岱与李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而李珺未经刘岱同意再次转委托案外人赵幸园办理相关事务，而案外人赵幸园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是刘岱与李珺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无法履行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珺应返还刘岱所支付的购房款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再者，李珺转委托的目的也是为了履行与刘岱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案外人赵幸园的原因导致委托合同无法履行的，李珺并不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对刘岱购房款之外的其他损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李珺收取刘岱的购房款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转入案外人赵幸园的账户，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项债务也不能认定为李珺与熊超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岱与上诉人的李珺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36元，由刘岱负担14468元，由李珺负担144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欣书记员王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