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5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迪风，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女，196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3，女，195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浙江三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某4，女，194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炫，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原审第三人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3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迪风、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原审第三人孙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炫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拆迁补偿资金及产权调换的房屋出卖款均归上诉人所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中的“3人”认定错误。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和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载明的时间为2001年10月16日，而在此之前，孙文斌和孙洪俞均已故，已不具备登记为“家庭人口”的主体资格。故一审判决关于“3人”为俞爱文、孙文斌和孙洪俞的推定违背常理。结合俞爱文自孙洪俞去世后由上诉人赡养并相互照拂的生活情况，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中的“3人”应为俞爱文和上诉人夫妻，拆迁房屋应归属俞爱文和上诉人夫妻共有，一审判决不应对孙文斌、孙洪俞的继承关系再与拆迁房屋进行关联。2.继承范围认定错误。（1）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系由上诉人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法有效，该协议的当事人是上诉人，相关的合同权利均应归上诉人所有，他人无权主张。（2）2011年5月11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孙文斌、孙洪俞和俞爱文均已过世，《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人口安置为3人”系上诉人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店口镇农村住宅置换城镇房产的实施办法》确定的上诉人夫妻和上诉人之女，且经村、镇审批认定，对应的安置面积属于被安置人所有。对于超过安置面积以外的面积，按照“拆一还一补差价”的方式确定。故，对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实际上一部分是安置的面积，另一部分是购买的面积，都属于上诉人一家的权益，他人无权主张。即使置换房屋与继承有关，也应将安置面积排除出继承范围之外。3.关于继承份额的认定不完全。一审判决虽认定上诉人在俞爱文去世前对俞爱文的照料、为俞爱文办理丧事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多于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并给予了多分。但是，事实上，实质性履行了赡养义务的只有上诉人，其他三女是否真实为俞爱文提供了物资无从查证，但两被上诉人拖欠俞爱文借款不还，从财产和感情上均对俞爱文造成了伤害。故即使俞爱文尚有财产流于后世，也应由上诉人全部继承，其他三女应当不分。4.时效认定错误。涉案房产于2011年5月11日经合法拆迁程序拆除，有关部门对相关的拆迁文件进行了公告，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应当知悉公告内容，也应当知悉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的事实。事实上，上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三女均早已知悉，但一直未提出意见，至2020年6月24日两被上诉人起诉时已隔9年，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安置补偿协议》系上诉人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法有效，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由上诉人享有，上诉人有权处分《安置补偿协议》交付的标的物，处分所得也应属上诉人所有，应受到《合同法》《物权法》的保护，一审判决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某2、孙某3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正确，部分有误，主要表现在：一、一审法院认定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中的“3人”系俞爱文、孙文斌夫妻及大儿子孙洪俞的部分正确。上诉人认为该“3人”系俞爱文及上诉人夫妻的说法歪曲事实，且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孙某1关于该问题的陈述前后矛盾，企图独占父母遗产。二、一审法院对继承范围认定有误。首先，签订协议奖金37488元、提前签约奖金56232元、搬家补助费4949元、有线电视400元均应属继承范围，并非上诉人贡献。上诉人在俞爱文死亡后，只是优先占据着俞爱文房屋，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对该房屋实际进行管理或维护，其所作的签约、搬家行为也只是其一种代行为。其次，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249920元已经转化成遗产，属于继承范围，不应受户口所在地限制，各子女均应享有继承权，不应作区别对待。退一步讲，即使以户口所在地作为继承的条件，那么，本案被上诉人孙某2与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也均系同一社区居民，应享有相应的继承权。三、一审法院对继承份额认定有误。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未尽赡养义务，且上诉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又存在故意隐瞒、侵吞、争抢遗产的行为，故法院分配遗产时，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1995年被继承人俞爱文作为原告，曾以四子女（本案原审原、被告及原审第三人）未尽赡养义务为由，起诉至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均明确表示愿意赡养母亲。而原审第三人明确表示自己是出嫁女儿，不愿意赡养母亲。上诉人孙某1未明确表示愿意赡养母亲。（1995）诸湄民初字第43号判决书作出后，宣判笔录上上诉人表示不服判决，并拒绝接收判决书，原审第三人再次表示不来负担赡养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行为足以反映他们不想赡养老人之决心。法院的判决书及宣判笔录，再结合农村中只有在儿子不尽赡养义务时，父母才会起诉之惯例，足可以证实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没有对母亲尽赡养义务的事实。上诉人如果认为其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举证责任应在上诉人方；上诉人在父母生前未尽赡养义务，在父母死亡后，又凭儿子的身份强占拆迁房屋，房屋拆迁后又将拆迁款项及安置的房屋变卖，并将所有款项占为己有，侵犯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法院能依法改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少分或不分遗产。四、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正确的。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两被上诉人系在起诉之前通过代理人查证才知晓上诉人处分遗产的事实，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但一审法院认为从这点可以说明被上诉人在俞爱文去世后对案涉房屋缺乏关心和维护的事实，从而作为少分遗产的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遗产分配金额的大小应该看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应尽的义务多少。上诉人只是凭借儿子身份上的优势，先占着房屋，并不能因此推断出其对房屋存在着关心和维护。故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所做贡献较大，从而作出多分房屋拆迁利益的判定。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基于继承关系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系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误读，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拖欠俞爱文借款不还属于捏造事实，对两被上诉人造成严重的声誉影响，两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上诉人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少分或不分遗产。 孙某4述称，基本同意上诉人意见。孙某4是女儿，嫁在本村；被上诉人嫁在外村。俞爱文年老后，基本由孙某1对俞爱文的生活起居进行照料，并对房屋进行维护、看管。 孙某2、孙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继承被继承人俞爱文坐落于诸暨市××镇××村房屋拆迁后的补偿收益200万元（审理中明确为要求依法分割被告收得到的补偿资金以及产权调换的房屋出卖款）；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孙文斌与俞爱文系夫妻，原告孙某2、孙某3、被告孙某1、第三人孙某4以及孙洪俞均系孙文斌与俞爱文子女，其中孙文斌于1993年去世，孙洪俞于1998年去世，俞爱文于2005年去世，孙洪俞系××，其生前并未娶妻成家，也未生育子女，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位于诸暨市××镇××村的三间平房（地号为907-15-051，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8.79平方米）系孙文斌与俞爱文所建，后于2001年10月16日开始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显示家庭人口为3人），并登记于俞爱文名下，俞爱文生前一直居住在此房屋内。2011年5月11日，被告孙某1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约定将俞爱文居住的房屋交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拆除，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给予被告孙某1补偿资金417970元，其中包括：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奖金37488元，签协议开始后提前签约奖金56232元，搬家补助费4949元，过渡费59981元，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249920元，人口奖励9000元，有线电视400元。除上述补偿资金以外，双方约定以产权调换的形式予以安置补偿。2017年2月22日、3月3日，被告孙某1为取得产权调换的三处房产向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共计缴纳补差价410465元。2017年11月22日，被告孙某1将产权调换所得的位于诸暨市××镇××幢××室的房产出卖给案外人，取得购房款60万元。2017年11月30日，被告孙某1将产权调换所得的位于诸暨市××镇××幢××室的房产出卖给案外人，取得购房款61万元。2019年9月25日，被告孙某1将产权调换所得的位于诸暨市××镇××幢××室的房产出卖给案外人，取得购房款66万元。另查明，俞爱文曾于1995年间起诉要求本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履行赡养义务，该院于1995年6月19日作出判决，确定本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履行各自的赡养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显示家庭人口为“3人”是哪3人发生争议，原告认为是俞爱文与已故父亲的孙文斌、已故的兄弟孙洪俞，被告认为是俞爱文与被告夫妻俩，鉴于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显示家庭人口为“3人”，但地籍档案中并无相应的关于其余2人是哪2人的记录，该院推定其余2人是已故的父亲孙文斌、已故的兄弟孙洪俞，理由如下：根据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中“关于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报告”内容显示，案涉房屋建于1962年，且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均陈述案涉房屋系父母建造，随后，原、被告以及第三人陆续成家并迁出户口，只有孙洪俞因为××未成家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同时，在俞爱文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之前，被告也已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申请要求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判断，“3人”应当是俞爱文与已故父亲的孙文斌、已故的兄弟孙洪俞。对于3人的份额如何分配，该院认为，孙文斌与俞爱文系夫妻，对于建造房屋贡献较大，而孙洪俞因系××，对于建造房屋并无贡献，该院酌情确定份额为孙文斌与俞爱文为90%（双方各占45%），孙洪俞份额为10%。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孙文斌、俞爱文、孙洪俞生前未留有遗嘱，也无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孙文斌于1993年去世，其份额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该院确定继承的份额为，俞爱文占总额的15%，本案原、被告第三人以及孙洪俞各占总额的6%；孙洪俞于1998年去世，其份额由俞爱文继承，故截至俞爱文去世时，其在案涉房屋所占的份额为76%。俞爱文于2005年去世，本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系俞爱文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依法享有继承俞爱文遗产的权利。对于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的份额如何确定，根据该院（1995）诸湄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均存在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况（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在该院判决后未尽赡养义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由于原告以及第三人在俞爱文去世前早已出嫁（其中两原告嫁于外村，第三人嫁在本村），被告住处距离俞爱文较近，且从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各自的庭审陈述分析，被告在俞爱文去世前对俞爱文的照料、为俞爱文办理丧事以及对案涉房屋的维护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多于原告以及第三人，故被告可以多分得相应的份额，该院确定原告以及第三人各占总额15%的份额，被告占总额31%的份额。综上，对于俞爱文房屋拆迁利益份额，两原告以及第三人各占总额的21%，被告占总额的37%。对于继承的范围，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奖金37488元，签协议开始后提前签约奖金56232元，搬家补助费4949元，有线电视400元，系被告贡献，不属于继承范围。过渡费59981元，因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并未实际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故应由上述当事人平均分配，即每人14995.25元；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249920元，属于户口在诸暨市××镇××区的居民，应由被告以及第三人平均分配，即被告以及第三人各124960元；人口奖励9000元以及产权调换的三处房产所出卖的款项属于继承范围，应按份额分配，但应优先扣除被告已缴纳的补差价410465元再予以分配。经折算，两原告分别得款323387.60元，第三人得款448347.60元。因所得拆迁款现在被告处，故上述款项由被告支付。对于诉讼时效的争议，根据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所显示的时间来看，均是今年从相关部门调取、查阅，故法律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起算时间应确定为是在原告起诉之前，至原告起诉时止，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也恰恰可以说明原告在俞爱文去世后对案涉房屋缺乏关心和维护的事实。综上，本案当事人均有权依法继承俞爱文房屋拆迁的利益，但鉴于被告对案涉房屋所做贡献较大，其可以多分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认为所继承的款项应以安置补偿中关于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值162230.8元为基数予以分配的意见，该院认为，所继承分配的款项应以实际发生的拆迁利益为基数，对该意见，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认为两原告向俞爱文的借款也应作为继承利益予以分配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某1应各支付原告孙某2、孙某3拆迁利益323387.6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孙某1应支付第三人孙某4拆迁利益448347.6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孙某2、孙某3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孙某2、孙某3共同负担11400元，由被告孙某1负担11400元。 二审中，上诉人孙某1向本院提交：1.安置人口确认表一页，证明1.被安置户为孙某1户，《安置补偿协议》中对应的安置人口为孙某1（60平方米）、陈桂琴（40平方米）、孙燕燕（40平方米）；2.过渡费、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人口奖励属于孙某1户所有；3.置换房屋销售所得中应当排除1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不属于继承范围。 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份证据是在上诉人孙某1隐瞒了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办理的，不能证明孙某1的待证目的。 原审第三人孙某4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向本院提交：2.由孙志均和孙田林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孙某1未尽到对俞爱文的赡养义务。 上诉人孙某1质证称，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首先不符合证据形式，从该份证据的内容来看应当属于证人证言，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传唤相关证人到庭，对于该份证明当中的签字的真实性都无法确认。俞爱文生前是上诉人履行的相应赡养义务，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签字不是证人自己签的。后上诉人孙某1提交孙志均出具的相反证明及孙田林在证据2其出具的证明上书写“具体不知情，退出作证”的材料。 原审第三人孙某4质证称，对证据2的三性均存疑，首先该两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传唤证人出庭质证，未经质证的不应当被采纳。其次关于该两份证明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俞爱文晚年生活均是由上诉人进行照料，诉争房产也都是由上诉人进行维护的，所以证据2提到上诉人未尽到赡养的义务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院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1的证明力，在下文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证据2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故应对上述证据2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原审第三人孙某4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其针对一审的异议意见，本院不作审查。 本院围绕孙某1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的“3人”应如何认定。讼争房屋于2001年登记于俞爱文名下，载明家庭人口为“3人”。现各方当事人对于家庭人口“3人”究竟是哪三人存在异议。根据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中的《关于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报告》，俞爱文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其中载明“该房屋建造于62年”，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讼争房屋系俞爱文、孙文斌夫妻建造，后未重建或翻建。可见，2001年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的实质应为对原有房屋的确权登记，并非审批申请。孙洪俞生前因身患××，未娶妻成家，也未生育子女，一直与父母俞爱文、孙文斌同住。一审法院据此认定“3人”为俞爱文、孙文斌及孙洪俞的推测具有合理性。上诉人以孙文斌、孙洪俞已去世为由，主张“3人”为俞爱文、孙某1夫妇，但2001年时，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均已成家并将户口迁出该房屋，且孙某1在一审中对该问题的回答较为反复，亦未对该“3人”作出明确合理的解释，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二、诉讼时效问题。讼争房屋于2001年登记于俞爱文名下，俞爱文于2005年死亡，继承开始。俞爱文、孙文斌及孙洪俞均未留有遗嘱、遗赠或遗嘱扶养协议等，故讼争房屋依法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孙某1主张讼争房屋于2011年拆迁，被上诉人对此应为明知，故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此，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对讼争房屋的继承。孙某1虽于2011年与诸暨市店口镇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除部分补偿资金外（补偿资金总额与孙某1缴纳的产权调换差价基本相同），拆迁利益主要转化为产权调换所得的三套牛皋花苑房产，亦可视为讼争房屋主要转化为三套牛皋花苑房产。现三套房产分别于2017年11月22日、2017年11月30日、2019年9月25日出售给案外人所有，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孙某2、孙某3起诉要求分割拆迁补偿利益，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故本院对孙某1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三、继承的范围。孙某1向本院提交安置人口确认表拟证明孙某1、陈桂琴、孙燕燕为讼争房屋拆迁的安置人口，继承范围应扣除三安置人口相对应的14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利益。根据《店口镇农村住宅置换城镇房产的实施办法》关于安置人口的规定，“安置人口以置换区域在册常住农业人口为准，列入安置的被置换房屋所有人必须持有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手续”。孙某1户早已另行审批宅基地并将户口迁出讼争房屋，各方当事人及陈桂琴、孙燕燕在讼争房屋被拆迁时亦均未实际居住于讼争房屋内；且孙某1未提供讼争房屋存在归其所有的包括赠与、继承、分家析产等合法变更途径，故孙某1不符合上述关于安置人口的规定。孙某1主张扣除三安置人口相对应的14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利益、过渡费、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等不属于继承范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四、孙某2、孙某3是否履行对俞爱文的赡养义务。孙某1主张孙某2、孙某3未对俞爱文尽到赡养义务，但也未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赡养义务，且一审已考虑到孙某1居住离俞爱文较近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某1对俞爱文尽到较多照顾、办理俞爱文丧事等可以多分得相应的份额，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56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瑜 审 判 员  梅 云 审 判 员  茹赵鑫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  娄皓宁 书 记 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