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月，女，1998年2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继军（何晓月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增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明荣，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平，女，195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增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业丰畜牧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号15层1508-478。法定代表人：杨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增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晓月因与被上诉人宋明荣、原审第三人孙平、原审第三人北京业丰畜牧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7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晓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继军，被上诉人宋明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上诉人何晓月、原审第三人孙平、原审第三人业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增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晓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宋明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明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宋明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备案手续通常都是找工商代办机构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工商代办人员代签，这是大家熟知的惯例。宋明荣对此知情，并配合出具了公章、营业执照、自己的身份证，将这些快递给工商代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中明，然后完成了整个股权转让工商备案手续。宋明荣既然配合出具了公章、营业执照、自己的身份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宋明荣第一次庭审时谎称公章、营业执照一直在何晓月处，直到何晓月拿出证据证明在宋明荣处，宋明荣又慌称虽然快递给工商代办公章、营业执照、自己的身份证，但不知用途，但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一主张，反而是何晓月提供证据证明宋明荣快递给了工商代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中明。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何晓月也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工商代办公司接收宋明荣快递的过程，从而更进一步证明宋明荣对此次股权转让是知情并同意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查，就草率地判决《转让协议》无效。如果本案涉案《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那几乎所有找工商代办的《转让协议》都是无效的。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平处理。二、业丰公司的全部股权实际拥有人系何晓月的父亲何继军，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何继军应作为第三人参加一审诉讼，但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其参加也是错误的。何继军从赵爱元处出资购买业丰公司全部股权后，无偿登记在宋明荣和孙平（何继军岳母）名下，何继军又让宋明荣将其名下股权无偿转让给何晓月。也就是说业丰公司的股权实际上都是何继军的，只不过为了工作业务的方便登记在宋明荣名下，后又登记在自己女儿何晓月名下，这些事实何晓月提供了证据证明。业丰公司唯一股东赵爱元接收何继军的股权转让款，并非宋明荣购买股权，赵爱元和宋明荣并不认识，与何继军系朋友关系。也就是说宋明荣并未对业丰公司实际出资，仅为业丰公司名义股东，何继军为实际股东，何继军让宋明荣将业丰公司股权登记在自己女儿何晓月名下也是合法、合情合理。宋明荣辩称，不同意何晓月的上诉理由，同意一审判决。何晓月第一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宋明荣不清楚股权转让的事情，也不知道何晓月委托代办公司，宋明荣按照何晓月的要求将公章手续邮寄给何继军，按照何继军指定的地址邮寄手续，并不知道代办公司的事情。关于第二项上诉理由，宋明荣认可何继军是业丰公司股东，业丰公司由宋明荣与何继军共同投入，何继军委托其妻子作为公司股东，何继军是隐名股东，宋明荣按照何继军的要求将业丰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邮寄给第三方，宋明荣认为何继军指定的地址是何继军的地址，何继军未向宋明荣提及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宜。何晓月关于何继军应当成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不成立。孙平、业丰公司述称，同意何晓月的意见。宋明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内容为宋明荣将持有的业丰公司股权于2019年2月25日正式全部转让给何晓月的《转让协议》无效；2.何晓月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5日，业丰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业丰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公司住所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C座（二层）02C室-401号。2.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会议服务；技术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工商局核定为准）。3.同意由何晓月、孙平组成新的股东会；4.同意选举何晓月为执行董事。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在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有孙平、何晓月的签字。同日召开二次股东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增加新股东何晓月；2.同意原股东宋明荣退出股东会；3.同意股东宋明荣将其持有的出资510万元转让给何晓月；4.同意免去宋明荣的执行董事职务。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在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有宋明荣、孙平的签字。同日执行董事宋明荣作出如下决定：同意解聘宋明荣的经理职务。执行董事处有宋明荣签字。同日执行董事何晓月作出如下决定：同意聘任何晓月为经理。执行董事处有何晓月签字。在案涉《转让协议》中载明：转让方（宋明荣），受让方（何晓月）。1.转让方同意将业丰公司中的股权51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2.受让方同意接收转让方在业丰公司中的股权510万元；3.于2019年2月25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在转让方：宋明荣签字处有宋明荣签字，在受让方：何晓月签字处有何晓月签字。业丰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一）（备案申请表），申请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明荣变更为何晓月，公司住所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C座（二层）02C-401号；提交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二）（备案申请表），申请将股东宋明荣、孙平变更为孙平、何晓月，董事成员宋明荣变更为何晓月，经理宋明荣变更为何晓月。修改公司章程。同时提交了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改制）登记（备案）审核表、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在法定代表人处均有何晓月签字。一审庭审中，何晓月认可业丰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都是由代办公司代办的，上述业丰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中所涉及的股东会决议及《转让协议》中宋明荣的签字都不是宋明荣本人所签，均由北京快捷办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办人代签。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争议点为涉案的《转让协议》是否为宋明荣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涉案《转让协议》上宋明荣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其次，宋明荣对涉案《转让协议》不予以认可；第三，何晓月辩解宋明荣是以其行为明示《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宋明荣与案外人曹颖涛的短信记录、杨辉与北京快捷办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中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赵爱元、曹颖涛、杨辉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宋明荣是明知让其将业丰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邮寄给代办公司的付中明及案外人杨辉用于办理业丰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但是上述证据中均无法证实宋明荣是明知将业丰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邮寄给代办公司的付中明及案外人杨辉用于办理业丰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故何晓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难以采纳；第四，何晓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继军主张宋明荣并未对业丰公司实际出资，仅为业丰公司名义股东，其是业丰公司实际股东一节，因并非本案处理范畴，本案不宜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宋明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宋明荣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内容为宋明荣将持有的北京业丰畜牧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权于2019年2月25日正式全部转让给何晓月的《转让协议》无效。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2019年2月15日，曹颖涛受何继军委托向宋明荣发送短信，内容为：“宋总，这边需要您把以下材料寄过来：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身份证复印件5份，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8号16层15029室，付先生，138XXXXXXXX”“您好！宋总，何继军跟您说了吧？我这边只是收到副本和公章，没有收到正本，麻烦您把身份证复印件快递5份过来，或者扫描件发过来，谢谢”，宋明荣回复：“好的！”。2019年2月17日，曹颖涛受何继军委托向宋明荣发送短信，内容为：“您这边需要把财务章和发票专用章也寄过，地址：北京市西城区2号阜成门外大街万通大厦B座901室，杨辉收”，宋明荣回复：“收到，我今天就安排寄”。宋明荣称，何继军提出由何继军持有相关材料便于办理报税手续，故宋明荣按照何继军的要求寄送了短信中的材料，宋明荣并不认识短信中提到的付先生。本案一审、二审庭审中，宋明荣与何晓月均认可：2018年，业丰公司股东由赵爱元变更为宋明荣、孙平。2018年3月22日，何继军时任妻子杨辉向业丰公司原始股东赵爱元转账1.7万元；同日，宋明荣向杨辉转账7500元，“摘要”载明：“房租费”。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否为宋明荣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宋明荣与何晓月均认可涉案《转让协议》中宋明荣的签字并非宋明荣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应当由何晓月举证证明涉案《转让协议》的内容系宋明荣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何晓月提交证据证明宋明荣根据何继军的要求将业丰公司营业执照、相关印章及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邮寄给指定人员，何晓月据此主张宋明荣对《转让协议》知情并同意，而宋明荣则主张其邮寄前述材料是因为何继军为便于办理报税手续而要求持有相关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结合本案在案证据，何晓月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宋明荣应何继军要求邮寄了相关材料，尚不能达到认定宋明荣知晓且同意按照涉案《转让协议》的内容与何晓月签订转让业丰公司股权的协议的标准，故何晓月关于涉案《转让协议》内容系宋明荣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具体而言，一方当事人依法作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即为要约，受要约人依法作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即为承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合同的成立，需要当事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而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宋明荣的真实意思，在此情况下，依照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涉案《转让协议》尚未成立。对于尚未成立的合同，不应涉及对其效力的评价认定。本案中，宋明荣基于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转让协议》无效，其实质是主张涉案《转让协议》对其不产生约束力，故本院根据认定的事实，依照法律规定，直接对涉案《转让协议》的约束力作出认定。综上所述，何晓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但一审判决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775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内容为将宋明荣持有的北京业丰畜牧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权于2019年2月25日正式全部转让给何晓月的《转让协议》不成立。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何晓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赵 桐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