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卫东，男，1957年2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陈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弘，男。上诉人戴卫东与被上诉人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上汽大众公司”)因其他劳动争议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7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卫东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判决对于戴卫东权利被侵犯的时间节点认定有误。本案诉争的材料《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个人对账单》，系戴卫东于2019年12月3日才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江保险公司”)所获取的，其上并没有收件人地址。而戴卫东在2018年5月14日后从邮局收到的是《企业年金保留账户个人对账单》，其上并没有单位信息与单位缴费、个人缴费的任何信息。判决书上陈述邮寄的《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个人对账单》实属有意张冠李戴。由于戴卫东在2019年12月3日之前，无从知晓人民币(币种下同)4，576.79元的来源与组成。故对来源不明的钱款，戴卫东只能先查明来源与组成。而戴卫东在1975年至1995年都是在职职工，为了获取1995年之后的信息及补充养老保险金，才有信息公开之诉。其次，戴卫东积极申请年金信息公开，该行为对本案的诉讼时效产生中断效力。2008年之前的补充养老保险金的支付职能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戴卫东依据之前规定，前往该处申请办理支取手续时被口头告知，补充养老金款项已经转到长江保险公司。戴卫东前往长江保险公司(公司总部)申请支取时，也被口头告知没有收到社保转来的款项。此事中间有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存在，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判决可以证明以上事项。基于前述事实，戴卫东只能依据2008年之前的补充养老保险金的支付规定，在向长江保险公司申请支付的同时，再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张相应信息公开，以确定2008年之前的钱款去向，应向哪里申请支付，以及4，576.79元的来源与组成。根据戴卫东年龄及社保的职能转换及前因后果，此行为应当可以认定具有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判决径行认定戴卫东之主张不符合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违反法律逻辑，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一审遗漏诉请，戴卫东在仲裁申请书及增加诉请中的文字是“劳动合同”，两字之差，概念完全不同。“劳动关系”是用工后双方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是对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各种规定(约定)，必须履行。戴卫东已经在此次仲裁及诉讼中提出了上述请求并提供了完整的证据，只是仲裁没有受理以上请求，应认定已经过仲裁前置。综上，原判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撤销，支持戴卫东一审所有诉请。上汽大众公司辩称，无论戴卫东于2018年5月24日收到的是《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还是《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其注5均明确“更详尽的账户记录，可以登录长江养老企业年金网站进行查询”。这表明戴卫东完全可以通过告知的网站查询所有信息，证明其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其企业年金的所有情况，因此本纠纷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上汽大众公司2003年9月22日生效的《员工补充养老保险实施规定》载明，员工离开本公司可按规定及投保年期领取部分或全部保险金：员工按有关规定正常退休的，可一次性全部领取或按年领取；员工因本人原因离开本公司的，只一次性给付本人投保部分。而戴卫东系因本人原因离开公司，相关事实由已生效的(2009)嘉民一(民)初字第1583号、(2009)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所确认。戴卫东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0)沪高民一(民)申字第525号民事裁定驳回。综上，针对单位缴费部分，上汽大众公司无须支付且已过时效；针对个人缴费部分，因该部分费用由政府指定长江保险公司管理和发放，上汽大众公司没有支付该部分费用的义务，戴卫东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浦东法院”)另案起诉长江保险公司。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上诉，维持原判。戴卫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补充养老金(企业年金)61，683.31元；2．要求确认戴卫东、上汽大众公司存在法定的劳动关系；3．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工资97万元；4．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福利12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戴卫东于1995年3月27日入职上汽大众公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戴卫东从事维修工作。戴卫东的本市个人劳动经历信息显示：1995年3月27日至2008年7月23日由上汽大众公司全日制用工，退工原因为终止合同。2017年2月14日，戴卫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7年6月28日，上汽大众公司通过网上操作为戴卫东办理了其个人企业年金账户转为个人保留账户的手续。2017年7月4日，长江保险公司生成《个人账户转移报告》，其中显示：企业计划名称为“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名称为上汽大众公司、受托人及账户管理人均为长江保险公司；戴卫东个人转移信息中，应转移金额为4，471.12元、实际转移金额为4，471.12元。戴卫东《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显示：截止2017年1月1日单位缴费部分57，281.90元、个人缴费部分4，401.41元；支付／转出部分，单位缴费部分-58，041.33元、个人缴费部分-4，471.12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单位缴费部分0元、个人缴费部分0元。《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个人对账单》显示：截止2017年1月1日单位缴费部分0元、个人缴费部分0元；转入部分中，单位缴费部分0元、个人缴费部分4，471.12元；当年度投资收益105.67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单位缴费部分0元、个人缴费部分4，576.79元。又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市社保中心)于2019年5月29日对戴卫东作出编号为沪社保公开(2019)第004号告知书，内容为：对于戴卫东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如下：经审查，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本市原有企业年金资产已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下属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在2007年底前以整体移交的方式统一向长江保险公司移交，故戴卫东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机构负责公开。建议戴卫东向市人社局或长江保险公司咨询。戴卫东收到上述告知书后向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9月10日，市人社局对戴卫东作出沪人社复决字［2019］第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市社保中心作出的告知书。戴卫东因不服市社保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市人社局行政复议一案向浦东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市社保中心作出的告知书及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市社保中心公开戴卫东的申请信息，浦东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2019年11月27日，浦东法院作出(2019)沪0115行初99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戴卫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另查，上汽大众公司2003年9月22日生效的《员工补充养老保险实施规定》规定，员工离开本公司可按规定及投保年期领取部分或全部保险金：员工按有关规定正常退休的，可一次性全部领取或按年领取；员工因本人原因离开本公司的，只一次性给付本人投保部分。再查，2020年4月17日，戴卫东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补充养老保险金福利(企业年金)61，683.31元。仲裁庭审理时，戴卫东陈述其知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享受企业年金，2018年5月24日其收到长江保险公司寄送的2017年度保留账户账单，但因该账单无法体现与上汽大众公司的关系，戴卫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并在收到回复后立即提起了行政复议及诉讼，经浦东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后，戴卫东于2019年12月3日至长江保险公司调取了其企业年金的材料，并由业务员王晋签字，才得知系上汽大众公司的原因导致戴卫东无法享受企业缴纳年金部分及相应投资收益。仲裁机关于2020年6月18日至长江保险公司调查取证，经调查查明：2018年5月长江保险公司委托外部机构寄送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保留账户个人对账单)，戴卫东在寄送人员名单中，王晋为长江保险公司业务部人员。2020年6月23日，该会嘉劳人仲(2020)办字第732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不支持戴卫东的请求事项。戴卫东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戴卫东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企业年金，企业年金系企业及其员工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所需费用由企业和员工个人共同缴纳，在员工退休时方可享受。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规定，因履行企业年金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或者诉讼。另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戴卫东2017年2月1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戴卫东诉称意见中表示其于退休当月向长江保险公司主张企业年金，表明戴卫东知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符合享受企业年金的条件，且企业年金的申领向长江保险公司主张。2018年5月，戴卫东收到长江保险公司邮寄的《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个人对账单》，其中明确载明戴卫东企业年金账户中单位缴费部分为0元、个人缴费部分为4，576.79元，此时，戴卫东应当知道其能领取的企业年金金额，亦应当知晓其主张的权利被侵害，戴卫东至迟应于2019年5月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而戴卫东于2020年4月17日才向仲裁机关主张企业年金的请求，显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法定时限。戴卫东于2019年5月向相关行政机构申请要求公开其企业年金的信息，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戴卫东已丧失实体上的胜诉权，上汽大众公司主张戴卫东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企业年金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况且，2007年底企业年金资产统一移交长江保险公司，上汽大众公司企业年金由长江保险公司管理，戴卫东亦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向长江保险公司要求领取企业年金，表明戴卫东是否符合领取企业年金的条件及享有企业年金的金额等均由长江保险公司决定及支付，上汽大众公司没有支付戴卫东企业年金的义务。综上，戴卫东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补充养老金(企业年金)61，683.31元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戴卫东要求确认与上汽大众公司存在法定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工资97万元、福利12万元的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法院对上述请求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戴卫东要求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补充养老金(企业年金)61，683.3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戴卫东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戴卫东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戴卫东在2017年3月10日去企业年金支付单位长江保险公司，凭退休证明及其他材料，填写好相关材料，提出了支付企业年金申请(见证据长江保险公司业务受理单)。其工作人员经网络查询后，马上口头告知账户内有6万多元的企业年金，待相关审批流程走完，就会通知领取。然，长江保险公司却不提供书面凭证。前述行为产生了时效中止的效果，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关于时效中止规定的正当理由。二、戴卫东在2018年5月14日后通过邮局收到“企业年金保留账户个人对账单”，才知道戴卫东有4千多元的企业年金可以马上申领，虽然可以推断，但仍来历不明。戴卫东企业年金的权利被侵占，但对账单也无法成为可以主张6万多元企业年金的书证，时效中止原因还未消除。三、戴卫东为了积极消灭时效中止的原因，自2019年5月9日起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及诉讼，直至2019年11月27日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时效中止原因仍无法消灭。但戴卫东在2019年5月9日的信息公开请求，根据法律的逻辑，可认定为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因之前补充养老金的发放部门是市社保中心，戴卫东依据原有认知，向其主张相关权利。四、戴卫东为了消灭时效中止的原因，在2019年12月3日，再次前往长江保险公司，面对(2019)沪0115行初998号行政判决书，长江保险公司方才当场提供了戴卫东在仲裁及一审出具的右下角有书写发出日期的13份书面凭证(内有一审提及的收到日期有误的《保留账户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并办理了签收手续。其中，《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明确记录了戴卫东在2017年1月1日的余额合计为61，683.31元。至此，戴卫东通过努力，消灭了时效中止的原因，取得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凭证。五、戴卫东在2020年4月17日，就此提起仲裁申请完全在仲裁及诉讼时效内。2017年3月10日时效中断，又中止。中止情形消灭日期是在2019年12月3日，仲裁时效继续计算，至2020年4月17日仲裁，期间没有超出6个月。本院另查，戴卫东已向浦东法院起诉长江保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沪0115民初60055号。该案中，上汽大众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再查，2009年7月20日，戴卫东向嘉定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支付未签成劳动合同被终止劳动关系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损失1，149，499元等。该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戴卫东不服决定，诉至法院。本院以(2009)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418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对戴卫东前述诉请均未支持。本院又查，2010年4月27日，戴卫东向嘉定仲裁委申请仲裁，诉请涵盖要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违法终止与戴卫东的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2008年8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每月10，000元的工资、违法终止与戴卫东的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710，000元。本院以(2010)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232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对戴卫东前述诉请亦未予支持。本院认为，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性，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的建立及各方权利义务均有强制性的规定，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及双方权利义务自行协商确定。本案所涉企业年金并非强行法规定的内容，系用人单位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由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企业年金办法，因订立或者履行企业年金方案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有关集体合同的规定执行。因履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查明之事实，2017年2月14日，戴卫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其自述即前往长江保险公司申领企业年金，表明其知晓申领企业年金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领的相对方亦为长江保险公司。一审法院鉴于戴卫东于2018年5月收到《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2017年度个人对账单》，并自此计算仲裁申请时效，现戴卫东坚称其收到的是《企业年金保留账户个人对账单》，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戴卫东收到哪一份材料，其上均明确载明个人账户余额为4，576.79元，故，戴卫东已明确知晓其可能获得的企业年金，若其认为权利受损，亦应及时主张。然该仲裁申请直至2020年4月17日方予提起，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申请时效。戴卫东又称其向相关行政机关主张企业年金公开信息，已构成时效中断一节，对此，本院认为，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确定化的社会关系。戴卫东提及的行政诉讼，并不能产生本案劳动仲裁申请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鉴于一审法院已对此作充分阐述，理由详实，本院予以赞同，并不再赘述。至于长江保险公司、上汽大众公司关于企业年金账户中资产划转、金额确定、发放要求、具体付款义务等承担主体，各方已在浦东法院另行诉讼，本案不作涉及，不予评判。另，戴卫东要求确认与上汽大众公司存在法定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上汽大众公司支付工资97万元、福利12万元的请求，经查，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现，戴卫东已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即本案上汽大众公司前身)多次诉讼，本案诉请虽与前案略有不同，系随时间推移，诉讼金额增加所致，法院已对前案诉请作出实质性的判断，据此，戴卫东再次提出确认与上汽大众公司存在法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主张工资、福利的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一审未予处理，本院对此予以明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戴卫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76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戴卫东的其余诉请。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戴卫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皓审 判 员 陈樱审 判 员 姜婷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曦书 记 员 张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