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6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奕民，男，196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之菡、卓漫桦，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中天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街道办事处米山路北、正棋路东。诉讼代表人：威海中天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登辉、邱彬，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余印强，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上诉人施奕民因与被上诉人威海中天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余印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奕民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施奕民的诉讼请求；二、中天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施奕民系善意第三人，余印强代表中天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有效，该合同对中天公司发生效力，原审法院判令该担保行为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中天公司在案涉《借款合同》落款处以保证人身份盖章确认，余印强作为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在落款处代表中天公司签字，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同时载明：“丙方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其有权机构依章程决议通过”，施奕民有理由相信该保证行为系合法有效的。2014年11月19日，在余印强没有还清50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施奕民再次出借50万元给余印强，系因余印强以其实际控制的中天公司为前述债务提供担保才同意。2014年7月5日及2016年5月10日，各方就之间的债权债务及担保问题进行结算时，余印强均向施奕民出示了中天公司股东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但余印强以涉及到公司内部信息为由，并未交由施奕民留底，只是在2014年7月5日的还款协议第四条中予以注明中天公司为余印强提供担保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后同意的结果，同时2016年5月10日的借款合同中也有中天公司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其有权机构决议的表述。之所以会在还款协议及借款合同中注明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已经经过有权决议机关决议通过，皆是因为余印强向施奕民出示过中天公司股东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结合中天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余印强自认其不仅多次以中天公司的资产为其名下债务提供担保，并且以中天公司的资产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时已经通知了当时中天公司的其余三位股东，而其余三位股东余至坚、许韵芬及施修玉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或者表示过反对，更加印证了中天公司为余印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通过其余股东同意的，施奕民作为余印强的债权人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审慎义务；（2）施奕民对中天公司提供的担保行为存在合理信赖。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该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如若将股东会决议是否真实、是否留存或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等事实全部归属于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显然不利于保护善意出借方的利益；（3）施奕民对中天公司提供的担保行为存在合理信赖，主观上不存在恶意。而中天公司未管理好公司印章，未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存在明显过错。如最终认定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那么中天公司对担保无效存在过错，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2.原审法院因余印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行为，就加重对施奕民的举证责任，从而对本案的审查从严掌握，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违反公平原则。在施奕民已经初步提交证据，证明中天公司存在关于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的高度盖然性时，原审法院并未就相应问题进行审查查证的情况下，进行判决，导致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过分减轻中天公司的举证责任。施奕民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忽略了客观情况，认定施奕民存在过错，违反了基本的客观事实。中天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及2014年4月7日，借款合同签订时公司法第十六条尚未颁布，且该条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或效力性规范，即使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没有经过权力机构的决议通过，那么也只是内部决议，不影响其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当时的法律即审判实践尚未就是否需要股东会决议通过进行明确规定，不能要求作为自然人的施奕民对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否经过股东会表决通过进行实质审查。而且施奕民即使担保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明知担保行为未经决议通过，从而全部免除中天公司担保行为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借款合同签订时余印强有向是施奕民出示过中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点有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内容予以印证。其次，在中天公司提供的与余印强的庭审询问笔录中，余印强自认中天公司向施奕民提供担保时已经通知过其他三位中小股东，其他股东对此事是知晓且不反对的，其他三位中小股东对此事是默认同意的状态，此后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施奕民是作为自然人按照当时法律的规定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施奕民是基于相信中天公司提供担保行为的有效性，才在余印强尚有212万元借款本金未还清情况下，还在2014年11月19日向余印强继续出借大额款项，按照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内容，施奕民在明知担保行为可能无效的情况下，还向余印强提供借款，显然与常理不符。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立法目的旨在确保担保行为是否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审法院应当在中天公司无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时，为余印强提供担保行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进行实质性审查，不仅仅只是单纯审查施奕民是否留有书面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为了限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益，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权力，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在本案中，施奕民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作为中小股东于志坚、徐云峰及施秀玉在明知中天公司为余印强提供担保，但从未就担保行为提供异议或表示反对时，系默认中天公司也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保证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已经经有权利的决议机构决议通过。在中天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推翻前诉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余印强未到庭接受质证的，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的口头表述，就否认借款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书面确认的中天公司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有权机构依章程决议通过的真实性明显违反了公平原则。中天公司辩称，1.施奕民不属于善意的相对人，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施奕民所称余印强就担保通知过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没有反对视为同意，只是施奕民的单方猜测，因为其他股东并没有形成书面的文件，就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进行认可，不构成法律上的默认。公司法对于关联方的担保需要经股东会决议有明确的规定。中天公司为其法定代表人余印强进行担保，其审核应当更加严格，施奕民在没有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其并非善意的相对人；2.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其过错在于施奕民和余印强，中天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3.中天公司现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于余印强的过错行为中天公司更不应当承担责任，否则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对于余印强违反公司的法定程序，对外越权担保的行为应当更加进行严格的审查，现中天公司的清偿率在18%左右，如果对于余印强利用中天公司违法提供担保的行为后果由中天公司承担，其清偿率将大幅度降低，对于合法债权人的利益将无法保障。余印强未予述辩。施奕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施奕民对中天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500000元及利息2095667元(其中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3年9月25日起计至2017年6月6日止，为1800000元；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2017年6月6日止，为295667元)；本息合计4595667元；2.判令律师费30000元由中天公司承担；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印强系中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7年6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中天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截至2017年6月6日，中天公司股东及占股比例分别为：余印强占股57.5%、许韵芬占股30%、施秀玉占股7%、余至坚占股5.5%。2011年12月23日，余印强与施奕民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余印强向施奕民借款5000000元用于投资能宝光电公司，利息按月息3%计算，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1年12月23日起至2012年6月23日止，实际借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收据为准。协议第五条载明：本协议项下借款本息，由余印强经营的两家公司：能宝光电公司和中天公司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和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是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协议还约定如因余印强违约没有按按期还本付息的，施奕民为实现借款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由余印强承担。同日，中天公司和能宝光电公司在一份《借款保证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印强签名、按手印。合同载明能宝光电公司和中天公司作为甲方为施奕民与余印强签订的借款协议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能宝光电公司和中天公司保证担保的贷款金额为5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2年6月23日，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应付违约金(包括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借款合同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之日为届满之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1年12月24日，施奕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印强支付5000000元。2014年11月19日，施奕民作为出借方、余印强作为借款方、林俊雄和能宝光电公司作为担保方共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3%，到期应付利息为21000元，利息自实际用款日起按日计算，逾期按每日5%计取违约金。利息于第一个提款日支付结清，本金于2014年12月31日还清。该借款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含律师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2014年11月19日，施奕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印强支付479000元。施奕民承认支付该笔借款本金时，预先扣除了到期应付利息21000元。2016年5月10日，施奕民作为出借人(合同甲方)、余印强作为借款人(合同乙方)、能宝光电公司和中天公司作为保证人(合同丙方)共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载明鉴于余印强未能按期向施奕民偿还本息，现就还款以及保证人愿意为余印强借款向施奕民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其中“第一条借款金额”中载明：1.施奕民于2011年12月23日向余印强出借5000000元，约定月利息3%，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2年6月23日；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余印强向施奕民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2011年12月24日至2013年11月23日利息2625000元整已还清。上述款项到期后，三方于2014年7月5日就余印强尚欠款项再次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确认余印强尚欠施奕民借款本金2000000元，2013年9月25日后的利息均未支付，保证人就余印强上述款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上述款项自2013年11月24日至2016年2月23日，余印强尚欠施奕民利息1605000元。上述借款本息共计3605000元。2.施奕民、余印强于2014年11月19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确认施奕民向余印强出借500000元，约定月利息3%，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上述款项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余印强未向施奕民偿还借款本金，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利息已还清。上述款项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余印强尚欠利息210000元。上述借款本息共计710000元。以上两笔借款本金合计2500000元，利息合计1815000元。3.施奕民拟向余印强出借1000000元，款项出借时间以转账凭证为准，如未实际出借，施奕民无需向余印强承担违约责任。月利息约定3%，借款期限为不定期。“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中载明：1.施奕民同意余印强延期支付上述两笔借款本金250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借款期限为不定期，施奕民要求余印强还款时，余印强应一次性归还借款本息。2.余印强应按月利息3%的标准向施奕民支付利息，于每月23日支付，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第三条担保条款”中载明：1.丙方自愿为乙方借款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还款保证责任。甲方通知乙方履行还款义务或合同解除时，甲方有权通知丙方承担保证责任，丙方应在施奕民发出通知之日起3日内履行保证责任。2.丙方若为企业法人，则丙方及其全部股东同意以公司全部资产、经营权、收益权为乙方向甲方提供还款担保，丙方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其有权机构依章程决议通过；丙方若为自然人，则丙方同意以其家庭全部资产为乙方向甲方提供还款担保。3.保证期限自乙方应履行债务期限届满或甲方要求乙方还款之日起2年，借款展期的，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应偿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合同还约定违约责任等其他内容。合同落款处有施奕民和余印强签名并加盖了中天公司的公章。一审诉讼中，施奕民表示其与余印强、中天公司、能宝光电公司曾于2014年7月5日就案涉5000000元借款的剩余本息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该协议内容与上述借款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因而未作为本案证据提交。另外，施奕民称在签订2016年5月10日借款合同时，中天公司曾向其出示过公司同意进行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也未说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中天公司否认该股东会决议存在。施奕民认为截至本案庭审时，中天公司当时的股东余至坚、许韵芬及施修玉等人均未对公司为余印强提供担保行为提出异议或反对，且借款合同中明确中天公司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有权机构依公司章程决议通过，余印强在中天公司管理人对其询问过程中也表示就公司对外担保通知过其他股东。因此，中天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作为自然人已经做到应当注意的审慎义务。2017年11月23日，中天公司管理人在福建省泉州市对余印强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余印强在笔录中称“中天公司存在为我个人名义借款担保的情况，具体有多少，需要我详细想想，但是该类借款，我基本上都已还清”、“我向施奕民两次共计借过550万，中间不断的在还本付息，借款大部分都已经还清了，剩余多少记不清了。当时很可能签过施奕民的借款协议，但是日期可能是空白的，施奕民后填补的。”余印强在笔录中表示中天公司为其担保的事，通知过其他股东，但没有走股东会表决的程序。2020年4月22日，施奕民与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处理本案纠纷，双方约定前期收取律师代理费30000元，施奕民已经支付该笔前期费用，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向施奕民开具了发票。施奕民要求该笔费用由中天公司承担并清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中天公司的案涉担保行为的效力以及中天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施奕民提供的借款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中天公司管理人对余印强所制作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施奕民与余印强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余印强虽在中天公司管理人询问案涉借款情况时称大部分借款已经还清，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中天公司也未能说明余印强在接受询问时所称案涉借款的具体偿还情况。因此，从目前证据来看，仅凭余印强单方的书面陈述，尚不足以认定余印强的案涉借款已经还清。但在余印强未到庭参加诉讼，且当事人对于债权具体数额的计算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对于本案的审查应当从严掌握。中天公司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其股东及时任法定代表人余印强与施奕民之间的借款本息提供担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强制性规定，余印强以时任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未经授权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施奕民虽主张余印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向其出示过中天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存在，且该主张与施奕民的诉状内容和余印强在接受中天公司管理人询问时所述的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没有走股东会表决的程序”存在矛盾。施奕民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经过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且中天公司也不予认可，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因此，中天公司在借款合同中为余印强的借款提供担保行为应属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施奕民请求中天公司对余印强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不予支持。从施奕民提供的案涉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施奕民对于中天公司提供担保需要由公司有权机构依公司章程决议通过的程序是知晓的。而从施奕民的陈述内容来看，施奕民对于案涉担保未经过中天公司股东会决议，应当是明知的。因此，施奕民要求中天公司承担担保无效后的民事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施奕民要求确认其对中天公司享有本金2500000元及利息2095667元的债权，并要求中天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3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施奕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施奕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多次签订借款合同，施奕民向中天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系2016年5月10日的借款合同，从该合同的内容看，双方在“第三条担保条款”中约定：“丙方若为企业法人，则丙方及其全部股东同意以公司全部资产、经营权、收益权为乙方向甲方提供还款担保，丙方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由其有权机构依章程决议通过；丙方若为自然人，则丙方同意以其家庭全部资产为乙方向甲方提供还款担保。”从该约定的表意看，双方对中天公司的担保行为需经权利机构依照章程决议通过这一约定事项具体而明确，系双方达成的合意，也是中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施奕民虽主张签订合同时余印强通知了其他股东，而其他股东并未反对或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但对此未能举证证实，且施奕民亦无法证实中天公司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过了股东决议等程序，结合余印强关于担保行为未经过股东决议的陈述，在施奕民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担保行为经过中天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能确定系中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行为无效，并无不当。施奕民要求中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施奕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施奕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涛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莉书记员李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