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64年12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62年6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高某2之妻），1958年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蕊（高某2之女），1984年12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男，1971年10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高某2、高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1，被上诉人高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高蕊，被上诉人高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1.由于一审判决没有对×1号院内的房屋给予析产和裁定，请求二审法院对该房屋进行析产和裁定；2.撤销一审判中不当的部分判决，即高某1给付高某2×2号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18200元，并对×2号院内的房屋依法改判；3.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中“（1）在1981年高某2与刘某2形成事实婚姻；（2）1982年以后，高某2与刘某2居住×1号院落至今；（3）父母生前与子女居住在高两河村×2号院，主要由高某3照顾起居；（4）父母生活费由三子均摊；（5）从×1号院落的实际居住情况和登记情况来看，高某3、高某2所述的分家具有事实上的依据，长子成家后分家另过也符合当地习俗”不当的部分认定事实；4.请求对高某2出租×1号院内的房屋20年所获租金收益给予依法裁定”；5.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某2、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2号院内房屋属于遗产，认定×2号院落不属于遗产，高某1表示认可。二、一审判决书没有对×1号院内房屋进行析产和裁定，只认定×1号院落不属于遗产范围。父母一生育有三个儿子，出资建造了高两河村×1号和×2号院内房屋两处。1.1982年，父亲高某4申请宅基地建房，那时三个儿子均未婚，申请建房理由是居住困难，就是现在的×1号院。建房申请在怀柔区档案馆存档。2.1986年，父亲高某4申请建房，那时两个儿子未婚，申请建房理由是：老房多年失修，影响规划，就是现在的×2号院。建房申请在怀柔区档案馆存档。父母由于建造高两河村×1号院和×2号院内房屋所欠外债，高某1从1985年7月工作后一直帮父母偿还，每月工资除留下少量的生话费，其余全部交给母亲。为了尽快给父母减轻负担，1989年，高某1利用业余时间，给高两河村屠宰场（负责人高扩瑞、刘天意）推销冻鸡，1989年年底，高某1去屠宰场结账时，负责人高扩瑞说：钱被你爸领走了（大概500多元）。母亲告诉高某1还有600元的外债呢，单位发的年终奖我高某1给了母亲。直到1989年年底，父母建房所欠外债才全部还清，那时候高某1觉得很轻松。在父母没留下遗嘱、兄弟间也没有分家单、但在怀柔区档案馆找到了原始建房凭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没有对×1号院内的房屋给予析产和裁定，无法让人信服，请二审法院给予析产并依法裁定。三、一审判决书判决高某1给付高某2×2号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18200元，但没有对×1号院内的房屋进行判决，有失公平原则，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四、一审判决书中存在不当的认定事实，即：（1）一审认定：在1981年高某2和刘某2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这于法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自理”事实婚姻的构成需要以下要件：同居双方1994年以前同居时，已经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所谓结婚的实质要件即男女双方建立夫妻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1）双方均达到法定婚龄（男二十二、女二十）；2）双方自愿结婚：3）双方均无配偶且不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4）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在1981年高某2年满19岁，不具备形成事实婚姻的法定婚龄（男二十二岁）。（2）一审认定：1982年以后，高某2与刘某2居住×1号院落至今。这与事实不符。他们搬离×1号院至少20多年了，该院落一直处于出租状态，他们收取租金。（3）一审认定：父母生前与子女居住在高两河村×2号院，主要由高某3照顾起居。这与事实不符。父母独自生活在×2号院，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继续居住在该院落，当需要人陪伴时，谁也没陪在身边，而是住进养老院。（4）一审认定：父母生活费由三子均摊。这与事实有出入。父母有事喜欢告诉高某1。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告诉高某1×2号院内房屋漏雨，高某1拿出钱来，把房屋屋顶全部翻新，花费5000元。（5）一审认定：从×1号院落的实际居住情况和登记情况来看，高某3、高某2所述的分家具有事实上的依据，长子成家后分家另过也符合当地习俗。分家是需要在村干部或第三方证人证明下撰写分家单，落实哪处房产归谁，最后撰写人、村干部或第三方证人、父母、所有儿子都要签字并按手印，并且父母和每个儿子都会持有一份分家单，避免以后出现矛盾，采用这种方式分家，也是当地的习俗。只要是分家，兄弟间都会有一份分家单，没有分家单，只代表兄弟间分开单过，父母的财产还没有进行分割。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婚姻的法律要件、也不顾没有遗嘱和分家单的事实、未采用怀柔区档案馆存档的关于×1号院的建房原始凭证，仅从居住情况和登记情况以及权利人所述，强行认定分家具有事实上的依据，无法令人信服。五、高某2出租×1号院内的房屋至少20年，父母在1982年申请建造的房屋，被他用于出租获利至今，请二审法院对其所获租金收益给予依法裁定。高某2辩称，高某2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在1981年高某2与刘某2形成事实婚姻事实，居住在290至今，产权之前已经做过认定，并且有一定的法律证据在里面，×1号居住权是属于高某2夫妻所有，并不存在分家之后，还有租金的落实的情况。高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从我结婚到母亲去世这一段时间都是我们一同居住在×2号，我照顾父母的主要起居，给父母看病。关于上诉第五点二审的上诉费，由高某3、高某2负担，我不知道为什么。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1号院落内的北房四间及院落的三分之一由高某1继承所有；2．判令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2号院落内的北房五间、西厢房三间及院落的三分之一由高某1继承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高某2、高某3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4与刘某1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子高某2、二子高某1、三子高某3。刘某1于2002年8月因病去世，高某4于2018年1月28日因病去世，生前均未留有遗嘱。高某4与刘某1生前与子女居住在高两河村×2号院。1981年年底，经双方父母同意，高某2与刘某2形成事实婚姻关系。1982年，高某4申请新宅基地一处并于同年建设高两河村×1号院，后高某2与刘某2居住该院落至今。1993年2月13日的《庙城乡（镇）宅基地登记卡》登记高两河村×1号院落户主为高永青（清）。再查明，高某2于1980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在村里参加劳动。高某1于1982年高考，后复读并于1983年考取中专，1985年毕业后在航天部二院工作。高某4、刘某1生前主要由高某3照顾起居，二人生活费、医疗费由三子均摊。另查明，高两河村×2号院落正房五间，东西长约16.3米，南北长约5.25米，西厢房三间，东西长约3.56米，南北长约7.36米；高两河村×1号院落正房三间，东西长约11.53米，南北长约5.6米。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某1申请对高两河村×2号院、290院内北房价值进行评估，后又撤回评估申请。双方认可高两河村×2号院落内正房五间重置成新价为145000元，西厢房重置成新价为5000元，高两河村×1号院落内正房重置成新价为每平米17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高某4、刘某1的遗产范围；二、高某4、刘某1的遗产如何分配。关于高某4、刘某1的遗产范围的问题。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对于高两河村×2号院落内正房五间、厢房三间属于遗产，双方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高两河村×1号院落的宅基地于高某2与刘某2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不久后申请，高某2、刘某2居住该院落至今。1993年2月13日的《庙城乡（镇）宅基地登记卡》亦登记高两河村×1号院落户主为高永青（清）。从该院落的实际居住情况和登记情况来看，高某3、高某2所述的分家具有事实上的依据。长子成家后分家另过也符合当地习俗。一审法院认定高两河村×1号院落不属于遗产范围。关于高某4、刘某1的遗产如何分配的问题。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高某4、刘某1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赡养父母不仅是在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高某1、高某2均称高某3在赡养父母方面付出较多，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分配遗产时，高某3可适当多分。农村习惯中存在年长子女分家另过，另行分配宅基地；而由小儿子与父母共同生活居住，养老送终，并不再另行申请宅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居民“一户一宅”。高某2分家另过，已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利益，在继承遗产时，不应再获得父母宅基地上房屋的权利，否则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宅基地使用原则，也侵害了与父母共同居住儿女的宅基地使用权，既违背农村习俗也有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两河村×2号院内的正房应由高某1、高某3继承；高某1、高某3按照继承房屋的比例支付高某2应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具体数额一审法院参考双方协商的价格予以酌定。宅基地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能继承。高某1要求继承院落的三分之一，实质是要求继承宅基地，该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2号院内的正房东数第一间、第二间由高某1继承，正房东数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由高某3继承；二、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2号院内的西厢房北数第一间由高某3使用，西厢房北数第二间、第三间由高某1使用；三、高某1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高某2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18200元；四、高某3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高某2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27300元；五、驳回高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63元，由高某1负担963元（已交纳），由高某3负担800元（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高某2负担800元（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法定继承是指依据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将遗产分配给合法的继承人的承继方式。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高某4、刘某1去世后，未留有遗嘱，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关于高两河村×1号院的房屋是否属于遗产的问题。首先，事实婚在客观上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得到了周围群众的共同认可，在高某1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高某2、刘某2不符合该实质要件的情形下，本院对高某1有关“高某2在1981年不具备形成事实婚姻的22岁法定婚龄，1981年高某2和刘某2形成事实婚姻关系于法不符，撤销一审法院不符合事实的认定”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高某1应对×1号院落房屋是由高某4、刘某1遗产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本案中，高某4、刘某1生前居住在×2号院落的房屋，高某2、刘某2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占有、使用×1号院落的房屋至今，《庙城乡（镇）宅基地登记卡》显示×1号院落宅基地1993年2月13日登记在高某2名下，高某4、刘某1生前未占用、使用×1号院落房屋且未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高某2、刘某2占有、使用×1号院落房屋提出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居民“一户一宅”的规定，结合高某3、高某2均认可存在分家事实的陈述，以及当地长子成家后分家另过、小儿子与父母共同生活居住的习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能够证明高某4、刘某1生前已经将×1号院落的房屋分配给高某2，故本院对高某1有关“×1号院落的房屋是高某4、刘某1去世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撤销一审法院不符合事实的认定，应对×1号院内的房屋进行析产，对高某2出租×1号院内的房屋20年所获租金收益给予依法裁定”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高两河村×2号院落的房屋属于高某4、刘某1去世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各方不持异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2号院落的房屋及房屋重置成新价、高某3可适当多分遗产的情形，一审法院有关“高两河村×2号院内的正房应由高某1、高某3继承；高某1、高某3按照继承房屋的比例支付高某2应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的认定及处理意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本院对高某1有关“撤销一审判中不当的部分判决，即高某1给付高某2×2号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18200元，并对×2号院内的房屋依法改判”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印龙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文文法官助理 王永基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