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业部，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舜华南路汉峪金谷A2-1,**。负责人：初海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猛，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州市奥联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经济开发区机械工业园北辛路北侧、正泰路南侧（众旺汽车城院内）。法定代表人：何凯，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保龙，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建峰，山东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阳，男，199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山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存良，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仁东，男，198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芹，女，197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因与被上诉人冯存良、于保龙、冯仁东、冯芹、李阳、滕州市奥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联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481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481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不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我方对免赔内容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免责，而一审认定我方需要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说法缺乏依据，加重我方义务。本案中，肇事人于保龙于肇事后驾车驶离现场，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系违反法律禁止性事由的情形。我方在保险合同条款第24条第2项第1款中以法律禁止性事由作为免赔情形，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就可免责。这一事实的法律依据体现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中，即“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法条明确保险公司对法律禁止性事由无需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仅需履行标准极低的提示义务即可免责。故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7行、9行中认为我方以法律禁止性事由作为免赔条款时，仍需对免责条款内容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而非更为简单的提示义务方可免责的说法，是错误的。二、我方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甚至明确说明义务，应当据此免除商业险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提示义务的认定标准为“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就本案而言，我方对免责内容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区别显示于条款其他内容，符合该法条中规定的提示义务认定标准。故应当据此免除商业险赔偿责任。除此外《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还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定标准，即“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我方对免责内容，已经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方式在条款中予以明确说明，投保人更是在我方专章印制的投保人声明中盖章，确认“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交付了所投保保险合同的条款，并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对保险人的说明完全理解、同意，特此确认”，据此可认定我方除提示义务外，还尽到了认定标准更高的明确说明义务。同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或者颜色相异等），或者对全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及说明内容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已签字确认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我方一审提交法庭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及保险条款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认定标准，据此也可以认定我方尽到了提示甚至明确说明义务，应当据此免除我方赔偿责任。于保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答辩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应降低上诉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答辩人并非逃逸而是不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驾车驶离现场。所谓“逃逸”除客观上表现为逃离现场外，主观上还必须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但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发生时晚上，视线不良”，答辩人所驾为重型自卸半挂车，行车观察存在死角，并无确实证据证实答辩人离开事故现场时已确知其肇事，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于保龙肇事后驾车驶离现场”，不能说明案发时答辩人已明知其肇事，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逸。由此可知，答辩人驾车驶离现场并非故意逃避责任，驶离现场并不等同肇事逃逸，需要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客观分析作出认定。且答辩人证照齐全，其所驾驶车辆在上诉人处办理了第三者商业保险，并不具备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认识和动机。二、上诉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虽提交盖印有投保人公章的《投保人声明》，当该《投保人声明》只是加盖了投保人公章，因上述打印声明的内容系上诉人单方事先拟定的声明，无证据证明该声明在保险合同之外单独拟定，故该声明也是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此外，从民法的角度而言，保险合同除具有合同的属性外，还承担着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依约及时承担保险责任，承担着分散社会风险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只有在合同约定明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会成就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法律后果的条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不应采信。李阳辩称，一、驾驶员不知道事故发生而驶离现场，不属于逃逸，不因驶离现场而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公司应予赔偿。二、保险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作明确详尽的说明。冯存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冯仁东、冯芹未答辩。冯存良、冯仁东、冯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共计789,742.16元（死亡赔偿金761,922元、丧葬费50,639.5元、丧葬期间误工费2436元、精神损害扶慰金3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4,744.66元、交通费1000元，以上共计970,742.16元，被告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外赔偿789,742.1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0月10日18时35分许，于保龙驾驶鲁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鲁Ｄ×××**号重型自卸半挂车，沿滕州市国泰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木石镇尖庄村路口向右转弯时，与由南向北行驶原告近亲属田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田某死亡，车辆损坏，于保龙肇事后驾车驶离现场。滕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于保龙承担该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田某无事故责任。鲁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鲁Ｄ×××**号重型自卸半挂车车辆所有人为李阳，挂靠在被告奥联运输公司，在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投保1,0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经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死者田某，1958年3月21日出生，2020年10月10日死亡。山东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本地区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1,279元/年。一审法院认为，于保龙驾驶机动车与原告近亲属田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田某死亡，滕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于保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田某无事故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田某死亡，于保龙承担侵权责任。于保龙系李阳雇佣驾驶员，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奥联运输公司，原告要求于保龙、李阳、奥联运输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于保龙驾驶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对田某死亡产生的损失，扣减交强险限额内部分后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于保龙事故发生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依据商业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订立合同时应当对该条款的内容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投保人声明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近亲属要求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丧失劳动能力，二是无其他生活来源，本案中冯存良即使丧失劳动能力，但其还有其子女作为法定扶养义务人为其提供生活来源，受害人田某年满60周岁，已视为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又无证据证明田某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因此事故发生前田某已不具有扶养能力，综上原告要被告承担因田某死亡而产生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结合原告诉请、被告答辩，对田某因本次事故死亡产生的损失，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761,922元（田某死亡时62周岁，死亡赔偿金赔偿年限为18年，死亡赔偿金为42,329元/年×18年）；2、丧葬费50,639.5元（山东省上一年度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1,279元/年，6个月工资为101,279元×1/2）；3、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436元酌情予以支持；4、精神损害扶慰金30,000元；5、交通费1000元。上述损失合计845,997.5元，扣减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限额内180,000元后665,997.5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业部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冯存良、冯仁东、冯芹因田某死亡产生的损失665,997.5元；二、驳回原告冯存良、冯仁东、冯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被告李阳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记载，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晚上，视线不良，于保龙驾驶重型自卸索引车、半挂车自南向北行驶至路口向右转弯，与驾驶电动自行车自南向北行驶的田某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结合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于保龙、田某所驾驶车辆类型，于保龙陈述的其驾车驶离现场时不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较大的可能。其次，案涉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达100万元，加之交通事故发生在有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于保龙并无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的主观动机。第三，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于保龙肇事后驾车驶离现场，并未认定于保龙肇事后驾车逃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本案现有的事实和证据可以确认于保龙在驾车驶离现场时不知晓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案涉保险条款在免责部分规定了“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内容，但本案于保龙在驾车驶离现场时不知晓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应认定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驶离现场”的行为，因此，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关于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联合财险山东分公司营业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业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张 硕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