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6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林，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彬，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永锐，男，197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展，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林因与被上诉人邓永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29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彬，被上诉人邓永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展、杨思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春林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建筑物的合法性尚未确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以下证据足以认定该建筑物是违法建筑。第一，涉案建筑物关联案当事人李春林、李*平、邓永锐和颜*鑫庭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建筑物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报建手续和已办理权属登记，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正在补办手续。第二，对方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上官苑地块（二期）清湖村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上记载涉案土地为白云区清湖村的集体所有土地，涉案建筑物为无证建筑，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涉案建筑物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三，2020年7月10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一审法院的复函记载涉案建筑物无规划许可证信息。根据《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明显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根据该行政部门的复函，足以认定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第四，一审法院生效判决（2013）穗云法花民四初54号到56号系列案（下简称54到56号案）民事判决中均已对涉案建筑作出违法建筑的认定，并据此确认租赁合同无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违法建筑已为生效判决确认，不存在合法性尚未确定的问题，故一审法院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二、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涉案建筑物是违法建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涉案建筑物是否被政府部门纳入征拆范围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是错误的，特提起本案上诉。邓永锐辩称，一、李春林仅对一审判决部分提出上诉，没有对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部分提出上诉，该裁定部分已经生效。二、针对李春林上诉事由，答辩如下：1.涉案地块的上盖建筑物并未被行政机关认定为违法建筑，且政府部门在征收涉案地块及上盖物时已经认定该建筑物性质为未完善手续的历史建筑，并确认相应的补偿标准，李春林主张转让标的不合法不能成立。涉案物业于2020年被政府依法征收，并于2020年6月清拆完毕，截止征收时，并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李春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物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在征收补偿过程中，政府部门依白云区政府印发的《上官苑地块（均禾街）征收补偿办法》第五章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认定上述建筑物为2007年6月30日前已建成的未完善相关手续的历史建筑，并按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予以计算补偿款。因此，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均是行政法律事务，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李春林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起诉，结论正确应予维持。2.《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标的不限于上盖建筑物，还包含涉案地块的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益，邓永锐受让涉案地块及上盖物25%的权益并一直经营至被征收拆迁，李春林所主张的合同无效适用根本不能成立。李春林退出后，由邓永锐、颜*鑫等实际权属人自行向清**社缴纳租金及负责物业的维护、修缮事宜，2014年间，因李春霞针对涉案物业起诉邓永锐、颜*鑫等物权保护纠纷系列案，李春林作为第三人，在庭审中确认将涉案地块及上盖物25%的权益转让给邓永锐的事实。在涉案地块征拆事项未启动之前，李春林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转让合同》的签署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李春林主张的合同无效事由依法不能成立。涉案地块征收后，其上建筑物和附着物补偿款高达4千万元，李春林得知后，在明知其已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他人的情况下，却以各种理由干扰邓永锐等真实权利人领取拆迁补偿款，向政府机构提出异议、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根本目的是企图非法占有全部补偿款，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李春林于2020年8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其与邓永锐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2.邓永锐向李春林返还租金收入400万元；3.邓永锐支付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月1日，李春林（乙方、承租方）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村第*经济合作社（下简称清**社，甲方、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该村土名“牛路”的约11000㎡的荒地（以下简称涉案租赁土地）出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由乙方按季度交租，期限自2003年至2032年12月31日；乙方在租赁期内，所投资的一切建筑物和不动产期满后无条件归甲方所有；乙方在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征用该土地，土地补偿归甲方所有，建筑物补偿按比例分成，1-5年甲方占10%、乙方占90%，6-10年甲方占20%、乙方占80%，11-15年甲方占30%、乙方占70%，16-20年甲方占50%、乙方占50%，21-25年甲方占60%、乙方占40%，26-30年甲方占80%、乙方占20%；乙方投资建设的建筑物出租给他人产生的经济问题与甲方无关，施工前应办理有关手续。李春林出示《转让合同》，记载由李春林（甲方、转让方）与邓永锐（乙方、受让方）签订，内容是根据甲方与清**社签订的《租赁合同》，甲方与李*平出资建设了八栋厂房（总建筑面积14800平方米，空地7000平方米、铁棚600平方米、商铺192平方米），现甲方将其拥有的25%份额转让给乙方，乙方于签订本协议后7天内向甲方支付现金230万元购买厂房经营权、使用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交租权到2032年12月31日，等等。邓永锐对该《转让合同》予以确认，但主张系合法有效。经查，涉案租赁土地上建筑物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审理中，李春林确认《转让合同》实质是买卖八栋建筑物25%的份额，双方均确认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已被相关政府部门纳入征收拆迁范围。以上事实有租赁合同、转让合同、收款收据、租金收入简表、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租金借款合同、流水、转让合同、租赁合同、委托书、转让款支付记录、承诺书、声明书、维修装修购销合同、协议书（林光）、租赁合同（林光）、民事判决书、同意书、租金支付记录、关于印发上官苑地块征收补偿工作方案及补偿办法等3个文件的通知、上官苑地块（二期）清湖村建构筑物及机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上官苑地块（二期）清湖村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春林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李春林确认《转让合同》实质是建筑物的买卖合同，现所涉建筑物的合法性尚未确定。据此，上述建筑物可能涉及非法建筑等问题，李春林应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进行处理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外，涉案建筑物已被政府部门列入征收拆迁范围，双方关于本案被拆迁物是合法还是违法的争议，是因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对李春林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起诉，予以裁定驳回起诉，不再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关于返还租金，李春林主张合同无效要求邓永锐返还租金收入，假如合同无效，需要返还也系当初合同约定的转让的建筑物，反而需要承担返还款项义务的是李春林，李春林要求邓永锐返还租金收入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判决如下：驳回李春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400元，由李春林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春林和邓永锐签订的案涉《转让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09年11月20日，但双方均确认该合同实际签订日期在2014年。该合同载明，转让地址：清**社土名牛路下，转让面积：（总建筑面积为14800平方米，空地7000平方米、铁棚600平方米、商铺192平方米）中的25%份额，转让股权：经营权、使用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交租权，转让价格：230万元，李春林将已建设完成并拥有独立处置权的建筑物中25%的经营权、使用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交租权转让给邓永锐，邓永锐以230万元购买上述地址的经营权、使用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交租权到2032年12月31日止，李春林签订本协议后与该地块、建筑物无任何关联；邓永锐于签订合同后七天内向李春林支付转让款230万元；因该场地的承租人是以李春林名义向清**社承租，李春林应在四年内尽快配合邓永锐将承租人增加变更为邓永锐在内；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征用的情形，则该场地及建筑物的拆迁补偿款由邓永锐享有，与李春林无关，邓永锐有权收取补偿款及签署相关文件。该合同落款处有“颜*鑫”作为见证人签名。邓永锐另提供一份载明日期为2009年11月21日的《委托书》，委托方为邓永锐，受托方为李春林，具体委托事项：邓永锐委托李春林向所有承租人代收取牛路下（总建筑面积14800平方米，空地7000平方米，铁棚600平方米，商铺192平方米）中的25%份额的租金，扣除应交清湖村地租、水电费、出租屋税费一切费用后，余额再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邓永锐。一审过程中，邓永锐提供了其与李有藏的结婚证、2010年12月14日和15日李有藏账户向邓永锐付款合计768840元的汇款业务，李春林出具的收据等拟证明其已经支付转让款。其中，载明日期为2010年7月19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邓永锐交来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载明日期为2012年3月31日的收据载明“李春林收到邓永锐交来现金人民币玖拾贰万肆仟元正（￥924000）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清湖村（土名牛路下）地段的厂房、宿舍及空地，邓永锐实际拥有上述厂房的25%股权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今后的发展使用权经营权归邓永锐所有”；载明日期为2009年11月21日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邓永锐交来现金230万元用于购买李春林位于白云区××社××路下（总建筑面积14800平方米，空地7000平方米、铁棚600平方米、商铺192平方米）（占总份额的25%）的使用权、经营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到2032年12月31日止。二审期间，邓永锐出具书面说明对上述合同签订时间和收据内容解释如下：2009年11月左右其从李春林处受让涉案地块和建筑物25%的权属，2010年7月的收据载明的120万元是现金交付，因李春林当时欠有大量债务故要求拿现金，邓永锐与妻子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在天河购书中心附近开办蓝天酒楼，并于朋友在聚龙合作电池加工厂，赚到的钱大部分用来炒房，当时祈福新村多为港澳业主所以交易过程多有现金支付，故同意李春林要求支付现金的请求，上述120万元在罗岗李有藏家附近交给李春林；2010年12月则通过李有藏的账户共支付768840元给李春林，付款时担心李春林不认账故坚持转账支付，到2012年3月31日，因之前给李春林的款项没有开具收据，此前又陆续给过部分款项，包括李春林收租部分也没有支付给邓永锐，经核算，该段时间邓永锐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给李春林合计92.4万元，双方核算后李春林便出具了上述92.4万元的收据；上述两张收据出具后，邓永锐陆续以现金方式支付部分转让款，但李春林收到租金后经常不交给邓永锐和颜*鑫，且发生李春林私下收取属于邓永锐25%份额中小租户林光2012年到2013年的租金约116万元的事情，所以到2012年5月，邓永锐和颜*鑫就不再委托李春林收租，自行接管物业；2013年间因发生李春霞的诉讼及李春林将案涉地块全部抵押给农商行的事情，为避免类似事情发生，2014年4月左右，邓永锐和颜*鑫要求李春林把之前转让物业的事情理清楚并补签了《转让合同》，在核算转让总价时，李春林确认邓永锐已经支付的款项合计为230万元（实际上邓永锐已支付款项加上李春林自行扣留的租金肯定超过230万元），但基于各方对转让和后续事项均做了明确约定，邓永锐就没有要求对具体支付的总金额作进一步核对，李春林遂补签了收到230万元的收款收据。邓永锐并提供了一审法院（2013）穗云法花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上述抵押事实，提供其多个存折复印件证明其经济能力。李春林则提供了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0年11月16日作出的穗规划资源公开［2020]571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载明，查无白云区清湖村三社牛路下（土名）约11000㎡荒地土地上建筑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永锐对李春林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事项涉及政府部门职能，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无关。对邓永锐上述陈述和证据，李春林质证认为：邓永锐提交的补充证据不能说明其提取了大量现金及将这些现金支付给了李春林，且补充说明及证据并没有说清现金交付的具体次数、时间、地点、数额等，故不能证明邓永锐已用现金支付所谓转让款余款行为。李春林并在二审述称，上述一系列转让协议和收据都是其受案外人李少林胁迫签订的，包括54号到56号案开庭其陈述也是李少林要求的，李少林在2017年被抓。李春林述称其在被胁迫之后没有报警，也没有申请法院撤销上述文件，其也未向李少林案件的警察反映过相关情况，李少林的案件中没有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并确认其在本案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案涉厂房未取得规划报建手续，上述胁迫的情况仅是为了介绍本案的过程，不是其申请确认合同无效理由。另外，生效判决（2020）粤0111民初16749号民事判决（下简称16749号判决）查明，2014年4月23日，李春林出具承诺书，内容是“牛路”下地段厂房、商铺、宿舍及空地股权，我已全部没有份额。2014年5月11日，李春林出具声明书，内容是李春林、李*平、颜*鑫共同出资在涉案租赁土地上兴建了八幢厂房，建设完成后李*平占50%，颜*鑫占25%，李春林占25%，李春林在2009年11月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邓永锐；2013年5月起由颜*鑫、邓永锐自行收取租金；等等。邓永锐、颜*鑫均出示付款记录，显示2014年4月至2020年6月期间，均有向清**社缴纳租金。2018年1月10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出具《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官苑地块征收补偿工作方案及补偿办法等3个文件的通知》，其中《上官苑地块征收补偿工作方案》内容是为有序推进上官苑地块的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征收中均禾街、嘉禾街道办事处负责与被征收补偿单位或个人协商征收补偿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支付征收补偿款，并督促被征收补偿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期限交付土地及搬迁。《上官苑地块（均禾街）征收补偿办法》及《上官苑地块（嘉禾街）征收补偿办法》中均记载，征收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在征收期限内，由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协调解决；征收有产权纠纷的房屋，如纠纷各方在征收期限内未能解决的，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协调村委负责协调村委会向公证机构办理被征收房屋的证据保存和征收补偿费的提存公证；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对补偿标准发生争议，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由街道办事处协调，协调不成的，报请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2020年3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均禾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经济联合社（乙方）签订《上官苑地块（二期）清湖村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记载甲方补偿给乙方的总补偿款为173561474.39元，其中清**社权属人李*平、邓永锐、颜*鑫的补偿总金额为77373587.58元，再其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补助4117912.5元，拨付给李*平50%、邓永锐25%、颜*鑫25%，负责清退全部租户；剩余73255675.08元补偿款则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各权属人占的比例分别为清**社占50%，李*平占25%、邓永锐占12.5%、颜*鑫占12.5%，故总的补偿款中清**社36627837.54元、李*平20372875.02元、邓永锐10186437.51元、颜*鑫10186437.51元；若本协议项下建（构）筑物的产权存在争议，乙方必须自行解决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及一切费用，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乙方负责对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其权属人合法身份，如因权属问题造成的纠纷乙方负责承担连带责任；等等。2020年4月17日，李春林向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办事处、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提出《上官苑（二期）地块清湖村第三经济社征用补偿权利人异议书》，内容是李春林认为其作为该土地的签约承租人，该土地的补偿应与其协商，请贵单位暂停划拨补偿款给第三方。2020年4月26日，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办事处向李春林出具复函，内容是根据村社提供相关资料，你已将该处物业进行转让，至于你方提起的异议申请，建议尽快同清湖联社和相关当事人妥善协商或按民事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除上述16749号判决查明事实，本院另查明，邓永锐在一审提供的《上官苑地块（均禾街）征收补偿办法》第五章非住宅房屋补偿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2007年6月30日前已建成的未完善相关手续的历史建筑，经街道、村共同审核确认并经全村公示确认的，按第十三条标准给与100%补偿；第十三条规定，非住宅房屋按框架结构3600元/平方米、混合结构3360平方米等进行弃产补偿。补偿确认表则载明，颜*鑫、邓永锐、李*平三人实测建筑面积16471.65平方米均是按历史用房补偿100%。李春林另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均禾街道办事处（下简称均禾街道办）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撤销均禾街道办之前针对其异议作出的复函，并对其异议重新作出处理。2021年2月8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0）粤7101行初370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李春林的诉讼请求。李春林已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尚未生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李春林在上诉理由和请求中的陈述来看，其已明确对一审法院驳回其关于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起诉提出上诉，邓永锐关于李春林未对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部分提出上诉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法院应否对李春林起诉主张确认案涉《转让合同》无效进行审理，以及如果审理该合同效力如何。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李春林起诉主张确认案涉《转让合同》无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实质是建筑物买卖合同，但从李春林与清**社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李春林与邓永锐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一审法院该认定并不准确。建筑物买卖合同转移的是建筑物的所有权，而《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满后李春林投资的一切建筑物和不动产无条件归清**社所有，《转让合同》更加明确地约定李春林转让给邓永锐的是其已经建成的建筑物中截止2032年12月31日止的25%的经营权、使用权、发展权、管理权、收租权、出租权、交租权，并不包括建筑物所有权。实际上，李春林虽然建造了涉案物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能够设立物权，而李春林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均陈述其建造涉案物业并未取得规划报建手续，故其虽然建造了涉案建筑物，但并未直接取得涉案建筑物的物权。李春林和邓永锐均清楚李春林并未取得涉案建筑物的物权，所以才会签订上述《转让合同》并对转让标的作出一系列具体明确的约定，还约定因土地是以李春林名义向清**社承租故李春林应在四年内尽快配合邓永锐将承租人名称增加变更为邓永锐在内。因此，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案涉《转让合同》转让的是李春林承租清**社土地后投资兴建建筑物整体投资经营收益权的25%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转让合同》实为建筑物买卖合同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1条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应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可见，认定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及如何处理该建筑，的确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应进行审理，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厂房在一审之前已经被征收且被拆除，相关征收工作主管部门并对涉案厂房按照历史用房作出了补偿方案，并未认定该建筑为违法建筑。现李春林与邓永锐等人就该补偿款的归属问题产生纠纷，李春林一方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均禾街道办对其提出的异议重新作出处理，另一方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将涉案厂房25%的份额转让给邓永锐的《转让合同》无效，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在此情况下，本院对李春林和邓永锐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与案涉物业有关的协议效力作出认定，并不影响行政机关认定该建筑是否为违法建筑，亦不涉及对该建筑物的物权确认和变动。因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驳回李春林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过程中均已针对《转让合同》的效力充分发表了意见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为避免讼累，本院二审对此一并进行审理。二、关于案涉《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李春林主张因案涉建筑物未办理规划报建手续属于违法建筑，故转让上述违法建筑的《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如前所述，《转让合同》约定的是李春林将其承租土地并投资建设涉案物业而获得的25%的投资经营收益权份额转让给邓永锐，转让标的并非具体的建筑物，故李春林主张《转让合同》标的物非法故而无效，不能成立。同时，李春林作为《转让合同》的转让人，在签订《转让合同》并多次通过承诺书、声明书等方式确认其与案涉物业及股权无关后，在涉案物业面临拆迁补偿即将分配补偿款时，又主动请求法院确认《转让合同》无效，如支持其诉讼请求，则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利益，有违民法上禁反言之法理和诚实信用之基本原则，不利于强化合同严守原则和交易诚信观念，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李春林主张邓永锐向其退还400万元租金的问题，李春林提起该主张的前提是案涉《转让合同》无效，如前所述，该前提不能成立，李春林主张邓永锐向其退还租金的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驳回李春林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起诉处理不当，本院二审对该合同效力一并作出处理，因李春林提出的确认合同无效和返还租金的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一并予以驳回，故对一审判决结果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李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明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眭翘书记员苏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