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浙06行终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俊东，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高湖路65号。法定代表人马天军，所长。委托代理人徐东泽，男。委托代理人陈聪，女。委托代理人赵钰龙，男。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建平，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山，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俊东因诉被上诉人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东派出所”）、被上诉人张建平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20）浙0624行初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2021年3月2日，上诉人徐俊东，被上诉人城东派出所所长马天军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徐东泽、陈聪，被上诉人张建平的委托代理人王山到庭应询。2021年4月7日，上诉人徐俊东，被上诉人城东派出所所长马天军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徐东泽、赵钰龙，被上诉人张建平的委托代理人王山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俊东一审时诉称，第三人不认可原告此前向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诸暨人社局”）寄去三封举报信的行为，于2020年6月1日下午2点30分在诸暨市××楼××室××室长会议（月结月报）上突然发难，开批斗会并把原告赶出会议室。会后第三人下了封口令，参会人员均不得开口。原告原先所有的举报也好，投诉也罢，都是在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这样的行为应当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若第三人最后所述有关原告的言论合法合情合理合规，何惧原告录音录像!若第三人最后所述有关原告的言论合法合情合理合规，何必把原告轰出会议室!这是不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体现？第三人事先不沟通，开会搞突击，涉嫌以权压法、颠倒黑白，以一面之词当众否定原告行为合法性质、否定原告人格、名誉。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原告于2020年6月5日向诸暨市公安局控告，请求依法作出处理。城东派出所于2020年6月9日受理，后原告提供了三段视音频文件及诸暨人社局举报受理通知书。2020年8月3日，被告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的成立条件有两个，一是行为人在三人以上的公开场合提到他人，这是公然的应有之义；二是行为人提到他人的语言是对他人名誉的否定或人格的侮辱。同时构成这两项即可认定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原告在向诸暨市公安局提出查处申请期间，已经提供三段视频文件，能充分证明第三人在科室长会议上提到原告向诸暨人社局的举报行为，也就是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的第一个成立要件。由于后来原告被第三人赶出来，导致原告无法亲耳听到第三人到底在会议上对原告本人及行为是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或者是两者皆有之评价，亦或是第三人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没有再就原告及原告的举报行为多说一句。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的第二个成立要件，就成了待证事实。城东派出所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作出终止调查决定，说明已经证据确凿地查清了第三人到底在会议所说的内容，并据此内容认定不存在违法事实。没有违法事实，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存在原告在举报中所谓的侮辱的违法行为；二是不存在同一个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其他治安违法行为。对于第一点，原告认为，此前无论是向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是诸暨人社局的举报，都是行政法律法规赋予的法定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对此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来贬低原告的名誉，侮辱原告的人格。故除非城东派出所查清第三人没有再在会议上提及原告、在会议上对原告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或赞扬外，其他以全部否定或部分肯定部分否定方式的行为，都是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结合第三人禁止原告录音录像的态度并把原告轰出会议室的做法，很难依据常识和心理学的一致性来推断第三人在会议上对原告的行为会是肯定评价。被告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当有确凿的证据能对此事项进行否定。对于第二点，本案可能涉及两个违法行为，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据原告在会议之后的一两天之内，向完整参加过这个会议的部分同事了解，第三人在会议上讲的是原告与其在武义的表姐就武义某厂劳动争议事项所进行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均发生在武义、金华、省高院)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与诸暨市司法局无关，与第三人无关，属于他人隐私，所以如第三人承认确实在科室长会议上提到了这些事情，则第三人构成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被告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亦当有确凿的证据能对此事项进行否定。但是，在本案当中有另一个能查清的违法事实存在。原告提供了铁证如山的三段视音频文件，这些文件能清晰地反映第三人所说的话，无论第三人现在否认也好，还是以后否认也好，都不可能反驳这三段视音频文件的真实性。这些文件结合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诸暨人社局受理通知书，可以证据确凿地证明第三人知悉了原告的举报情况，并且将原告举报情况在司法局科室长会议上广而告之。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原告不曾也不想公开向诸暨人社局寄去的三封举报信。原告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诸暨人社局寄去实名举报信的，但实名举报不等于公开举报。对于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外的其他人来说，实名举报是举报人的隐私。况且，根据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名举报是有保密要求的。也就是说，被举报人是不应当知道谁举报了的。但现在第三人不仅窃取举报人的举报信息，而且将这个举报事项在公众场合予以公开，构成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更何况，第三人属于被举报人，原告属于举报人，而举报事项尚处于待处理未有结论的调查期间，一个涉及违法的被举报人——以此公然方式、神情泰然“点评”原告——一个依法行使举报权利的举报人，不知道的还以为第三人才是正义的化身、原告是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恶魔呢!是否有一种天地倒转的异样!是否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天大的笑话!原告虽然以涉嫌被侮辱为由要求被告查处，针对的是原告离开会议室后的情况而言，但原告在调查阶段提供的证据却可以充分证明存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的违法行为。或许是原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疏忽大意，亦或许是原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后知后觉，但被告负有全面审查违法行为存在与否，违法行为类别的职责，尤其是在原告提供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更是应当审查证据所反映的违法行为的成立与否。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20年8月3日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6月1日下午，诸暨市司法局召开月结月报会议，由局领导和中层正职参加。参加会议的原告徐俊东时任诸暨市司法局应诉协调科科长，第三人张建平时任诸暨市司法局局长。会议议程为三项，一是各科室长汇报五月工作总结和六月工作计划，二是分管领导点评，三是局长作总结讲话。约下午四时，会议议程基本完成，第三人说：“有同志近期向有关部门投诉，有两件是涉及到我们局里的……”。原告即拿出手机对第三人进行拍摄。第三人问原告：“你是不是在录音录像？”原告说：“是的…以防你用诸暨话骂我，我要作证据使用。”第三人说：“录音可以，录像不可以。”第三人对原告说会议议程已经结束，可以出去了。坐在原告旁边的赵海军把原告手机拿下来，并把原告劝离会场。之后，第三人在会上讲了关于原告代理武义县老家亲戚向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举报企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被企业投诉的事情，提醒大家在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要求大家要讲究工作方法，并对工作纪律作了强调。2020年6月5日，原告向诸暨市公安局邮寄《关于请求对诸暨市司法局张建平局长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控告信》，认为第三人事先不沟通，开会搞突击，涉嫌以权压法、颠倒黑白，以一面之词当众否定原告行为合法性质、否定原告人格、名誉，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作出处理。同年6月9日，被告接到控告信，受理案件并告知原告。同年7月7日，被告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天。同年8月3日，被告作出诸公(东)行终止决字（2020）000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因徐俊东被侮辱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另查明，2019年1月11日，原告亲戚徐月飞向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要求查处武义威特公司违法行为。同年3月15日，武义县劳动监察大队作出武劳监告（2019）8号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并送达徐月飞。徐月飞不服告知书，向武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5月22日，武义县人民政府作出武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30日内对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并回复。同年6月6日，徐月飞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作为徐月飞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同年11月26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行初472号行政判决，驳回徐月飞的诉讼请求。又查明，2019年6月26日，武义威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立波以永武缙企业联合会名义向原告寄送《致徐俊东函》。同年8月6日，原告认为该函中“有机会他会去拜访你”等陈述具有恐吓意味而向武义县公安局报案，要求查处。2020年1月8日，武义县公安局作出武公（熟溪）不罚决字（2020）0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李立波等人威胁徐俊东人身安全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但对被告行政程序无异议，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徐俊东被侮辱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是否证据确凿，据此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和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要求行为人具有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则不构成侮辱。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对特定的自然人进行人身侮辱，嘲笑辱骂，散布隐私，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并且使不特定多人知晓。只有符合主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治安违法中的侮辱行为。组织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内部管理中上级对下级的评价，因不符合侮辱的主客观要件，均不符合侮辱行为构成要件。本案中，第三人在科室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有同志近期向有关部门投诉”，在原告离开之后又提及关于原告代理武义县老家亲戚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企业投诉的事情，并提醒大家在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要求大家要讲究工作方法，并对工作纪律作了强调。从本质上讲，第三人的行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主观上不具有贬低原告人格、破坏原告名誉的目的，客观上未使用侮辱性质的手段。该院对第三人实施内部管理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不作评价，但该行为不符合侮辱行为构成要件，不属于治安违法中的侮辱行为。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自然人所享有的不愿或不便他人获知的私密信息，以及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的私密空间。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是私生活权利。本案中，原告帮助亲戚向人社局投诉举报，进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有关信息，即使原告不愿意他人知道，也不属于隐私。被告经调查，查明第三人没有违法事实，据此作出的诸公(东)行终止决字[2020]000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撤销之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俊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俊东负担。上诉人徐俊东上诉称，（2020）浙0624行初99号行政判决在法律理解和适用上有错误。1.本案包含了直接故意的侮辱行为。首先，一审法院认为“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和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要求行为人具有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则不构成侮辱。”实际上，只有刑法上的侮辱罪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而民事侮辱侵权的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也有过失。即民事侵权行为人只要有过错，并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人人格、名誉的损害，就应承担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其次，一审法院认为，“组织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内部管理中上级对下级的评价，因不符合侮辱的主客观要件，均不符合侮辱行为构成要件”。此意即组织内部批评、上级对下级的评价（自我批评自然不构成侮辱，因为自己侮辱自己顶多算是自嘲）具有侮辱行为的绝对排他性，但是这样的论断是违反基本法理和常识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党员享有下列权利：（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其中，批评要求“有根据地”批评，揭发是“负责地”揭发。常识而言，来自他人的批评、来自上级的评价，如果包含了侮辱性的语言（比如骂人的话）、包含了否定他人合法正当行为的语言，包含了被批评者的隐私等，就会构成涉及侮辱、诽谤（无中生有）、泄漏隐私等违法乃至犯罪。常理而言，两人争吵尚且会出现谩骂等语言，大型会议上批评评价争吵就一定不会出现侮辱性、否定他人合法正当行为或者公开隐私的语言了？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这样的逻辑，张建平作为一局之长可以在每次局组织的会议上随意骂上诉人了（可以美其名曰是批评或评价嘛）？法谚曰：法律的魔鬼在细节中。一审判决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事发时张建平属于被举报人，上诉人属于举报人，而举报事项尚处于待处理未有结论的调查期间，张建平——一个涉及违法的被举报人——以此公然方式、神情泰然“点评”上诉人——一个依法行使举报权利的举报人。就是这个细节区别了平常意义上一个局长在干部会议上（可以放宽到略为过分）评价批评一名干部（批评事项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局长本身）的情形。再次，张建平有直接故意的侮辱行为。本案中，张建平在科室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有同志近期向有关部门投诉”，在上诉人离开之后又提及关于上诉人代理武义县老家亲戚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企业投诉的事情，并提醒大家在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要求大家要讲究工作方法，并对工作纪律作了强调。就这个行为就是直接故意的侮辱行为。张建平在会上讲得如此详细，说明在会前一定做了充分准备，也就构成了直接的主观性。客观方面的侮辱行为并不以常见的直接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这种方式，而以另外一种不太常见但也属于侮辱的行为方式，即通过否定他人行为进而否定他人名誉的方式。上诉人所有的举报也好，投诉也罢，都是在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这样的行为应当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得到肯定而不是否定的。现张建平的提醒就是对上诉人合法行为的否定，因此，张建平的行为是侮辱行为。2.本案还包括侵犯隐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然2021年1月1日起才生效，但其定义依然可以引用）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三）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从中可以看出权利人过去和现在的其他不为外界知悉传播或公开的私事等，属于隐私权（私密活动）的保护范围。诚然，本案中上诉人帮助亲戚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因为有诉讼公开制度，不属于隐私。但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并无上诉人名字，上诉人认为属于隐私。而上诉人被李立波投诉（不包括之后的上诉人举报与武义公安局不予处罚决定，这两件事第三人不知道，也没在会议上说），属于上诉人与李立波个人的私事，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则属于隐私，属于隐私中的私密活动，轮不到诸暨市××道××。此外，一审判决引述有误。一审判决第4页“再退一步讲”到第5页的这一整段，原先在起诉状中有，但在庭审时上诉人明确提出这一段去掉，但一审判决仍予引述。综上，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20）浙0624行初99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城东派出所辩称：1.城东派出所对该案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内容适当。2020年6月8日，公安机关收到上诉人控告信，请求对张建平局长涉嫌于2020年6月1日下午以开批斗会的形式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经调查，本案没有相关违法事实。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徐俊东的询问笔录，张建平的询问笔录，陈洁、赵海军、季华慧、张海松、陈红军、袁吉苗、陈芸等人的询问笔录，控告材料，视听资料等证据。2020年8月3日，城东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城东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2.城东派出所依法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程序合法。2020年6月8日，城东派出所接到徐俊东控告信后于次日依法受案。立案当日15时许，城东派出所制作徐俊东报案笔录，并接受徐俊东提供的证据材料。6月12日至7月29日，城东派出所依次制作案发当日在场的陈芸、袁吉苗、陈红军、张海松、季华慧、赵海军、张建平、陈洁等人笔录。6月16日，城东派出所依法向诸暨市司法局调取案发楼层监控视频。诸暨市司法局于当日回复无相应录像。8月3日，城东派出所综合全案证据，依法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的决定。综上所述，城东派出所对徐俊东被侮辱一案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建平辩称，徐俊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张建平从未对上诉人进行过侮辱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2020年6月1日在我局召开的科室长会议上，张建平未在会议中对上诉人进行所谓的谩骂、贬低人格、侵犯个人隐私等不当行为，会议期间徐俊东拿出手机欲对会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被我制止，并要求其离开会议现场。我认为徐俊东进行录音录像的行为违反会议纪律，对其作出处理，要求其离开会议现场属于正常的行政机构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存在不当之处，更不违规违法。2.城东派出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因而该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合法的。首先，城东派出所受理徐俊东报案后，积极进行了调查，并向当天参与会议的多名副局长、科长等调查核实情况并制作了相应的调查笔录，证实张建平无违法事实后才最终作出了终止调查的决定。故城东派出所作出该行政行为证据确凿。其次，城东派出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因此在确认张建平无违法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终止调查的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再次，徐俊东在起诉状中也陈述“导致原告无法亲耳听到第三人到底在会议上对原告本人及行为是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充分说明徐俊东本人对于张建平是否有侮辱其的言语或行为这一基本事实不知晓，其在报案和起诉时所说的种种情形都是上诉人自己的主观臆断，根本没有相应的证据。综上，被上诉人张建平认为本人无任何违法行为，城东派出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正确合法，徐俊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徐俊东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49号）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没有违法事实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本案中，被上诉人城东派出所根据上诉人徐俊东提交的《关于请求对诸暨市司法局张建平局长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控告信》，对张建平涉嫌侮辱他人一案进行受案登记并启动调查，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所指的“公然侮辱他人”，应包含公然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行为目的，行为手段包括实施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通过言语或者文字、漫画等形式进行嘲笑、辱骂等。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对相关在场人员的询问笔录显示，在徐俊东离开会场后，张建平发言的基本内容系强调工作纪律和工作方式方法，并指出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该发言内容并未贬损上诉人人格、名誉。此外，结合前述询问笔录内容，张建平系在会议议程基本结束、发现上诉人用手机对会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先行离开会场，上诉人据此怀疑张建平此后即对其进行侮辱，亦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上诉人于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并未提出涉嫌侵犯隐私权问题，且其关于张建平对其诉讼、复议行为的陈述即构成侵犯其隐私的意见，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城东派出所经依法调查、延长办案期限，作出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的正当程序要求。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俊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 瑛审 判 员  范卓娅审 判 员  张亚彬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魏晓靖书 记 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