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蔡永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梦飞，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城南新区春江嘉园营销中心。法定代表人：娄月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亮，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波，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食公司）与上诉人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园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中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嘉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担保公司股权托管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托管协议》）应予以解除。（一）解除《股权托管协议》有合同依据。根据《股权托管协议》第5.1条约定，股权托管期间自中食信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食担保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开始，至中食担保公司存续期满10年以上，或中食担保公司破产、清算……以三者最早到达的时间为准。目前中食担保公司已经破产清算，股权托管已经到期，涉案《股权托管协议》应予以解除。同时，中食担保公司破产清算的情况符合《股权托管协议》约定的解除的条件。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虽然尚未生效，但中食公司因执行委托事务被中食担保公司的不同债权人追究股东责任的案件陆续产生，中食公司也因为天津涉诉案件被法院划转了欠款并冻结了房产和股权等，中食公司的合法权益及声誉已经受到了重大影响，上述情形完全符合《股权托管协议》第5.2.1及5.2.2条约定的解除条件，即“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导致中食担保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或发生任何可能会严重不利于中食公司业务、资本及财产状况的事件”“发生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中食公司利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二）解除《股权托管协议》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嘉园公司否认涉案系列协议的真实性，且拒绝承认代持的事实，其显然不愿意遵守《股权托管协议》的约定，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显然不具备持续合作的基础，《股权托管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予以解除。二、中食公司有权要求嘉园公司赔偿损失并支付费用。一审判决驳回中食公司相关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均尚未生效，中食公司的损失尚未确定。实际上，虽然天津法院的判决尚未生效，但是中食公司因代嘉园公司持有中食担保公司的股权事宜已经实际遭受了重大损失，且损失还在继续扩大。同时，中食公司因执行该委托事务已经实际花费了相关费用，一审法院在确认了涉案协议有效，认定了代持的事实后，却仅以天津法院的判决未生效为由，驳回中食公司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本案系列协议是时任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石耀荣签署的，为了查明本案的真实情况，有必要追加石耀荣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合作框架协议》第8.2条约定：“乙方法人代表石耀荣为本协议项下乙方义务的履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连带担保。”据此，石耀荣作为连带担保人，应对嘉园公司履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石耀荣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中食公司曾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书面提出追加石耀荣作为被告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追加，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严重影响了中食公司的合法权益，本案应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未调取本案关键证据，未进行司法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庭审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中食公司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相关账户的开立及注销资料，特别是曾从该账户汇出9000余万元的相关财务资料。嘉园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其对滨海农商行开立对公账户一事不知情，但滨海农商行在开户时必然会审查嘉园公司的证照原件，嘉园公司不可能对开户事宜不知情。但由于滨海农商行不能向中食公司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故中食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是一审法院未准许。同时，中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书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涉案系列协议中石耀荣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考虑到石耀荣时任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根据涉案协议的约定，石耀荣是连带保证人，应对中食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对中食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未予理会，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影响了中食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法院支持中食公司的上诉请求。嘉园公司辩称，中食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关于相关协议解除的问题，《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股权托管协议》均应认定无效，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即便有效，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如果中食担保公司不能在北京设立，该协议自动终止。二、关于中食公司主张的损失和费用的问题，天津法院的判决没有生效，损失还没有实际发生，且其损失与本案没有事实上的关联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相关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关于追加石耀荣作为被告的问题，中食公司在一审中申请追加石耀荣承担连带责任，后又撤回对石耀荣的起诉，现在又申请追加石耀荣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拖延诉讼进程的行为。四、关于嘉园公司在滨海农商行开立账户材料的问题，嘉园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不存在法院调查取证的问题，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嘉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中食公司要求确认《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有效的诉讼请求，改判确认《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无效；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中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一）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嘉园公司不具备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法定条件的事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四）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七）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由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另行制定。”天津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天津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天津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人应治理结构完善、管理运营规范、财务制度健全、经营发展状况健康稳定，并具备以下条件：（一）依法登记注册并存续；（二）出资额与净资产相匹配并且最近2年连续盈利；（三）以自有资金出资且来源真实合法；（四）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五）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石耀荣与中食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时，提供的嘉园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表载明，嘉园公司的财务状况显然不属于《暂行办法》所规定的“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也不具备《天津暂行办法》所规定“出资额与净资产相匹配并且最近2年连续盈利和以自有资金出资且来源真实合法”以及“以自有资金出资且来源真实合法”的条件。嘉园公司不具备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定条件，依法不能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二）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合作框架协议》第4.2款关于协议终止的约定的事实以及中食担保公司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通过在北京设立的事实。《合作框架协议》第4.2款约定：“如担保公司最终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通过，则本协议自动终止……”。《补充协议》第十五条约定：“如北京市开放融资性担保公司审批受理，乙方力争促成担保公司在一年内将注册地由天津迁往北京。”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第4.2款的约定，《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即使有效，因中食担保公司最终未能通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的审批而自动终止。（三）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为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是错误的。《补充协议》中落款处的签字人为石耀宏，并非嘉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补充协议》及此后签订的《补充协议（2）》均是中食公司无法在北京设立担保公司的情况下才签订的，且使用的均为伪造的嘉园公司公章，一审法院遗漏查明该事实。二、《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应认定无效。（一）根据嘉园公司章程第四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投资设立担保公司不在嘉园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嘉园公司的投资经营决定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归属于股东，不属于法定代表人。在未经股东决议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无权签署相关投资合同。中食公司明知道石耀荣未经嘉园公司股东同意无权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仍与之签署，明显是恶意串通。在嘉园公司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文然后，中食公司从未向嘉园公司告知《合作框架协议》等合同的存在，故意隐瞒事实，从而可以推断中食公司与石耀荣、石耀宏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中食担保公司成立后，中食公司从未通知嘉园公司参与中食担保公司的决策，从未向嘉园公司报送中食担保公司的财务报表，也从未向嘉园公司分配过红利。中食公司甚至在被案外人陈靖一、罗丽娜、罗丽姝等人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诉讼后仍不将已经被起诉的情况告知嘉园公司，也不申请追加嘉园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中食公司的行为表明其显然不认为嘉园公司是实际股东，故意对嘉园公司隐瞒石耀荣和石耀宏以嘉园公司的名义与其进行合作，从而也可以推断中食公司与石耀荣、石耀宏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也可以推断中食公司明知合同的签署和履行的主体均不是嘉园公司，而是石耀荣和石耀宏，中食公司也认为《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对嘉园公司没有法律效力。（二）《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的签订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违反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石耀荣和石耀宏及中食公司明知嘉园公司不具备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条件，但为了达到规避《暂行办法》和《天津暂行办法》的目的，通过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借用中食公司的名义设立担保公司，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暂行办法》和《天津暂行办法》规定了法人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为保持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及金融市场的秩序，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中食担保公司的经营客观上损害了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危及金融安全、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导致6亿多元的债权无法清偿，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应认定无效。三、《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对嘉园公司不发生效力。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第4.2款的约定，因担保公司最终未能通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的审批而自动终止。签订《补充协议》时，石耀荣以嘉园公司名义对石耀宏的授权因《合作框架协议》已终止而终止。石耀宏已无权代理嘉园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石耀宏代理权终止后使用假公章以嘉园公司名义与中食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对嘉园公司没有约束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嘉园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食公司辩称，不同意嘉园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嘉园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有效，嘉园公司提到的关于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相关规定属于管理性的规范，对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二、关于石耀宏代理权限的问题，《补充协议（2）》已经对《合作框架协议》进行了变更，包括设立担保公司的地区等事项进行了变更，石耀宏有嘉园公司的授权，足以代表嘉园公司，《补充协议（2）》也是合法有效的。另外，中食公司也不存在和石耀荣等恶意串通的行为。中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有效；2.判令解除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3.判令嘉园公司赔偿中食公司作为中食担保公司名义股东为履行代持义务所遭受的损失4000万元；4.判令嘉园公司偿还中食公司为履行代持义务所支付的费用2175162.15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嘉园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5日，甲方中食公司与乙方嘉园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其中约定：1.1拟设立的中食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亿元，由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认缴。其中中国新兴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0万元，持股比例为35%；北京亿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科投资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甲、乙双方共同作为一方按照本协议第2.1款约定的内容和方式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2.1甲、乙双方共同作为一方以甲方名义持有中食担保公司40%股权，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全部由乙方负责投入。其中乙方将中食担保公司40%股权中的10%无偿向甲方赠送，对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即甲方实际持有中食担保公司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乙方实际持有中食担保公司3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3.1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第2.1款约定实际持股比例各自分享中食担保公司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但若甲方每年从中食担保公司获得的现金收益不足100万元人民币，乙方应按本协议第3.2款的内容和方式向甲方补足差额部分的金额。3.2乙方承诺：甲方每年从中食担保公司获得的现金收益如低于本协议3.1所约定的数额，优先以乙方应享受的中食担保公司分红收益补足；中食担保公司当年的分红收益不足以支付的，则不足部分由乙方以服务费形式补足。9.4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的有关条款，属于违约。如一方违约给另一方或其他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则违约一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日，甲方嘉园公司与乙方中食公司签订附件1《股权托管协议》，其中约定：1.1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对中食担保公司人民币900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5.2本协议生效后，如中食担保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要求提前解除本协议，并依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方式转让托管股权或清算、关闭中食担保公司：5.2.2发生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乙方利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同日，甲方嘉园公司与乙方中食公司签订附件2《股权赠与协议》，其中约定：2.1甲方作为中食担保公司1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相当于中食担保公司40%的持股比例）的实际出资人，同意将其中的3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相当于中食担保公司10%的持股比例）赠与乙方，乙方按照《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履行乙方应承担的各项义务并享有该10%股权对应的投资收益或分红。3.2若中食担保公司存续期未满10年，由于任何原因导致双方签署的《担保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无法继续执行，乙方不能再继续持有中食担保公司股权，乙方可分享中食担保公司10%股权的转让价款扣除3000万元出资额给甲方后的剩余部分，如转让价款不足3000万元则转让价款全部归甲方所有。5.1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按照公司章程执行，但若乙方每年从担保公司获得的现金收益不足100万元人民币，甲方应按《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向乙方补足差额部分的金额。2012年7月26日，甲方中食公司与乙方嘉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约定：乙方推荐的股东——新兴公司因自身发展等原因无法继续参与组建中食担保公司；为推动中食担保公司尽快设立，乙方推荐中国改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改革实业公司，已更名为“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产业公司”）作为股东一方继续参与组建担保公司。甲、乙双方共同作为一方以甲方名义持有中食担保公司4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全部由乙方负责投入。其中乙方将中食担保公司40%股权中的10%无偿向甲方赠送：即自中食担保公司设立程序完成后甲方立即将其所出资1200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赠给乙方。中食担保公司成立后第二年的1月31日前甲方再赠给乙方5%的中食担保公司股权，最终完成甲方赠给乙方中食担保公司10%股权。同日，双方又就嘉园公司将中食担保公司10%的股权赠送给中食公司一事签订《担保公司股权赠与协议》。2014年6月3日，甲方中食公司与乙方嘉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其中约定：中食担保公司已于2013年5月经天津市金融办公室批准设立。乙方无偿向甲方赠送3000万元人民币的中食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分两次完成：即自中食担保公司设立程序完成后甲方立即将其所出资1200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相当于中食担保公司5%的持股比例）赠给乙方；中食担保公司成立后第二年的1月31日前乙方再向甲方赠送1500万元人民币的中食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最终完成乙方赠给甲方中食担保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相当于中食担保公司10%的持股比例）。乙方再向甲方赠送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对应的自中食担保公司成立之日起的股东权益全部归甲方所有。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的有关条款，属于违约。如一方违约给另一方或其他方造成损失（指无论何种性质的义务、债务、损害赔偿、费用[包括合理的法律费用]和开支[包括税款]等），则违约一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的落款处均有中食公司、嘉园公司的公章和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补充协议（2）》有中食公司和嘉园公司的公章。2018年1月29日，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公众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日期“2012.06.25”《合作协议》上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二）落款日期“2012年06月25日”“附件1：”《担保公司股权托管协议》上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三）落款日期“2012年06月25日”“附件2：”《担保公司股权赠与协议》上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四）无落款日期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2013年5月3日，嘉园公司分四笔将拟设立中食担保公司4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12000万元汇至中食公司账户。四笔出资款均通过滨海农商行电汇方式转账，序号分别为318652、318655、318657和318712。2018年1月2日，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公众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九）委托日期“2013年05月03日”、序号“318652”《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借方凭证）2》上盖印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十）委托日期“2013年05月03日”、序号“318655”《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借方凭证）2》上盖印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十一）委托日期“2013年05月03日”、序号“318657”《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借方凭证）2》上盖印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十二）委托日期“2013年05月03日”、序号“318712”《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借方凭证）2》上盖印的“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3年5月20日，中食担保公司成立。现工商登记股东为中食公司、亿科投资公司、健康产业公司，其中中食公司持股40%（其中30%代嘉园公司持有）。股权代持期间，案外人罗丽姝、陈靖一、罗丽娜分别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食公司在其抽逃出资12000万元的范围内对中食担保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均支持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以上判决。一审庭审中，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均认可上述判决已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截至一审庭审之日，上述判决尚未生效。一审法院再查，中食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1.请求解除其与嘉园公司2012年6月25日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2.请求判令嘉园公司向中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3.请求判令嘉园公司赔偿中食公司作为中食担保公司名义股东为履行代持义务所遭受的损失，暂计51114793元，并在1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范围内，对上述金额以外中食公司为履行代持义务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4.请求判令嘉园公司偿还中食公司为履行代持义务所支付的费用，暂计为2175162.15元。北京二中院在该案中认为，嘉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耀荣私刻公章签订相关合同，并开设嘉园公司“假账户”，以个人借款支付高额利息的形式向中食担保公司注资，并在验资后抽逃出资。该案经济纠纷所涉事实与“11.21”诈骗案涉嫌的经济犯罪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故最终裁定驳回中食公司起诉。中食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食公司所主张嘉园公司抽逃中食担保公司注册资金的事实，与石耀荣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虽有牵连，但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故最终撤销北京二中院民事裁定，并指令北京二中院审理。在北京二中院重新审理该案过程中，中食公司增加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并变更为履行代持义务遭受的损失为4000万元。2019年11月1日北京二中院将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收到该案。一审法院又查，2013年1月24日以前，石耀荣担任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嘉园公司曾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石耀宏以嘉园公司名义签署设立中食担保公司所需的全部文件，签署合同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事项。授权行为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嘉园公司承担，授权期限于2012年2月28日至2021年2月27日或担保公司存续期满（以两者最晚到期的时间为准）。《授权委托书》有嘉园公司公章和石耀荣的签字。2018年1月19日，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防城分局依据防区公捕字[2018]00037号逮捕证对涉嫌诈骗罪的石耀荣执行逮捕，送广西防城港市第二看守所羁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要确定涉案协议是否有效。嘉园公司以时任法定代表人石耀荣伪造公章为由主张涉案协议均不成立，即使成立也因石耀荣与中食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代表机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己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当由法人承担。本案中，虽经鉴定，涉案协议上嘉园公司的印章与样本不是同一枚，但作为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石耀荣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石耀荣的意思表示即为嘉园公司的意思表示，涉案协议应当成立。《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虽然嘉园公司章程明确了公司经营范围，亦明确了嘉园公司的投资经营决定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归属于股东，但法定代表人代表权是公司法赋予的法定权利，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现嘉园公司辩称，中食公司从未向嘉园公司告知存在涉案协议，未通知嘉园公司参与中食担保公司决策，未向嘉园公司分配过红利等，这些理由均不足以证明中食公司与石耀荣存在恶意串通。故一审法院认为中食公司为善意第三人。嘉园公司如认为中食公司存在不分配红利等行为损害了嘉园公司的利益，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对于嘉园公司提出的涉案协议违反金融安全秩序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相关金融规定仅为管理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协议无效。如中食公司、石耀荣违反相关规定，相关行政机关会采取相应处罚措施。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对于《补充协议（2）》，虽然仅有嘉园公司和中食公司的公章，但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石耀荣已将此期间的合同签订权利授权石耀宏，鉴于《补充协议（2）》与《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在内容上的承接关系，中食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嘉园公司具有与其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2）》亦合法有效。关于中食公司要求解除其与嘉园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及要求嘉园公司赔偿损失、支付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股权托管协议》虽约定发生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中食公司利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中食公司有权要求提前解除协议，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均尚未生效，中食公司的损失尚未确定，其利益亦尚未实际受到重大影响。另外，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均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如嘉园公司的经营范围、中食公司的外在声誉和中食公司的利润回报等，中食公司被登记为中食担保公司的显名股东后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力，现中食公司仅以尚未生效的裁判文书要求解除《股权托管协议》不仅欠缺合同依据，而且会对中食担保公司的外部债权人产生影响。故一审法院对中食公司要求解除《股权托管协议》及要求嘉园公司赔偿损失、支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于2012年7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4年6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有效；二、驳回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补充协议》签字页嘉园公司签字盖章处盖有嘉园公司公章，并签有“石耀宏”字样，并无嘉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石耀荣签字，一审对此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嘉园公司向中食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首部载明：“本授权书宣告：现委托我公司副总经理石耀宏先生为我公司全权代理人，合法代表我公司行使如下权利。”尾部载明：“若有变动，我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如果我公司未及时通知贵公司，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本院另查明，《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即自中食担保公司设立程序完成后甲方立即将其所出资1200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赠给乙方。中食担保公司成立后第二年的1月31日前甲方再赠给乙方5%的中食担保公司股权，最终完成甲方赠给乙方中食担保公司10%股权。”中食公司和嘉园公司均认可该段文字中甲方指嘉园公司，乙方指中食公司。本院另查明，《合作框架协议》4.2条约定：“如担保公司最终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通过，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第9.6条约定：“如担保公司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设立、法律法规或政策发生变化等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合作无法进行或担保公司项目提前结束，则该种情况不属任何一方违约，双方签署终止协议处理本协议终止事项。”本院另查明，嘉园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享有以下权利：（一）根据其全额出资依法享有投资经营决定权、人事决定权、重大事项审批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公司章程修改权等其他职权；（二）决定执行董事、监事成员人选；（三）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获得收益权；（四）依法转让本公司的股权决定；（五）决定本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六）公司终止后，依法分享公司的剩余财产；（七）股东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兼任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二十条规定：“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代表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本院另查明，2017年9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天津滨海新区天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中食担保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二审审理中，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均表示知悉中食担保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本院认为，本案系中食公司和嘉园公司因《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的签订和履行引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包括：一、上述协议是否有效；二、中食公司是否有权请求解除上述协议；三、中食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嘉园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和费用，以及具体数额。本院分别予以分析。一、《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是否有效因上述协议的具体签约人存在差别，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嘉园公司认为上述协议无效的事由不尽相同，故本院将该焦点问题分解如下：关于《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是否对嘉园公司发生效力。嘉园公司上诉主张，嘉园公司的投资经营决定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归属于股东，不属于法定代表人，石耀荣无权单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石耀荣与中食公司恶意串通。对此，本院认为，《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嘉园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的股东的权利中并未明确股东排他性地享有投资经营决定权，且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股东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因此，时任嘉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石耀荣以公司名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并未超越职权，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嘉园公司承担，嘉园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石耀荣与中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和行为，故本院对嘉园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是否因违法而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该规定，认定民事法律行为因违法而无效应当满足如下条件：第一，规范位阶条件，即被涉嫌违反的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第二，规范性质条件，即被涉嫌违反的是强制性规定；第三，立法意旨条件，即违反该法律规范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嘉园公司主张的《暂行办法》和《天津暂行办法》均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不是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规范依据。且《暂行办法》第九条、《天津暂行办法》第五条，旨在规范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行政许可程序，其目的并非在于限制市场主体之间订立的共同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民事合同。换句话说，本案《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问题。另外，中食公司或者嘉园公司是否符合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条件，以及是否批准设立，系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法院非经法定程序无权干涉。关于《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是否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嘉园公司上诉主张，《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暂行办法》《天津暂行办法》确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而制定，但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嘉园公司委托中食公司向中食担保公司进行投资，由中食公司代为持有并行使中食担保公司的股东权利。该约定仅在中食公司和嘉园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对中食担保公司而言，中食公司是该公司股东，嘉园公司并非该公司股东。中食公司参与申请设立中食担保公司，代表中食公司有成为中食担保公司股东的意思，且该意思经过其他股东的共同确认，并经过工商登记，中食公司是中食担保公司的合法股东。即使嘉园公司不具备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格，但其并非中食担保公司的股东，其是否具备相关资格，对中食担保公司的设立和运行并无影响。且中食担保公司并非由中食公司单独设立，亿科投资公司、健康产业公司均为设立时的股东，行政机关批准中食担保公司设立，代表行政机关认可中食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具有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质。其次，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签订本案相关协议，接受嘉园公司委托，向中食担保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作为股东参与中食担保公司的经营，代表中食公司愿意对中食担保公司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若因中食公司或者嘉园公司的行为导致损害公司或者债权人利益，中食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再次，中食公司在中食担保公司成立后是否存在违法经营或者损害他人、国家、社会利益的行为，是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不会导致《合作框架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无效。关于《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是否对嘉园公司有效的问题。嘉园公司主张该二协议签约人是石耀宏，非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前述该二协议签订时授权已经失效，该二协议不应约束嘉园公司。本院认为，虽然《合作框架协议》第4.2条约定，如担保公司最终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通过，则本协议自动终止，但该协议第9.6条又约定，如担保公司未获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审批设立、法律法规或政策发生变化等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合作无法进行或担保公司项目提前结束，则该种情况不属任何一方违约，双方签署终止协议处理本协议终止事项。《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综合前述协议条款，本院认为，只有在出现导致合作无法进行、担保公司项目无法设立且双方协议终止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才终止。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并未签署终止协议，且担保公司未在北京设立并不一定导致合作无法进行。因此，担保公司未在北京设立，并不导致双方的合作终止。进而，嘉园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对石耀宏的委托授权并未失效，结合《委托授权书》中关于石耀宏的授权期限和“若有变动，我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等表述以及中食担保公司设立的事实，本院认定石耀宏代表嘉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时，授权有效，该二协议对嘉园公司有约束力。二、中食公司是否有权解除《股权托管协议》中食公司主张其根据《股权托管协议》第5.2.1及5.2.2条约定而享有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食担保公司的债权人向天津市法院起诉要求中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前尚未审结，中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其次，中食公司要求解除《股权托管协议》的实质是要求结束中食公司与嘉园公司的托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股权代持合同虽然属于实际出资人与登记于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的股东之间订立的内部合同，但其履行会影响到双方之外的目标公司的经营和债权人的利益。在本案中，《股权托管协议》虽然不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但中食担保公司属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经营行为不仅影响股东的利益，还影响到信赖中食担保公司而提供融资的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更涉及到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秩序，中食公司在成为中食担保公司的股东时应当明确知道其作为大股东，负有审慎、合法、合规经营的义务，现中食担保公司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中食担保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另有债权人以中食公司抽逃出资为由而提起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该诉讼目前未审结，中食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或其是否应当对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仍不能确定。若允许中食公司解除《股权托管协议》，将不利于中食担保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破产程序的进行。中食公司在与嘉园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时，应当预判到该行为可能存在的风险，其决定与嘉园公司建立所谓的托管关系，并接受嘉园公司的赠与，就应当承担该行为可能给中食公司带来的风险。在中食担保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中食公司以发生了《股权托管协议》约定的情形为由，要求解除《股权托管协议》，实质在于要求从中食担保公司脱身，属于滥用其合同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本院无法支持。中食公司可待中食担保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以及与债权人相关诉讼终结后，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其与嘉园公司的纠纷。三、中食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嘉园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和费用中食公司主张嘉园公司向其赔偿其所遭受的损失4000万元。中食公司明确其主张的4000万元损失中包含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中食公司股权等财产被冻结或者查封而遭受的损失1000万元。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有关条款，属于违约。如一方违约给另一方或者其他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则违约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中食公司该项请求，本院认为，中食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嘉园公司存在违反《合作框架协议》的行为，更未就其损失的具体数额进行举证。中食公司所主张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非其损失，且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相关约定，只有在发生约定情形且中食公司从中食担保公司退出时，中食公司才有权要求将股权转让，且转让应当按照《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方式，现中食公司并未从中食担保公司退出，其仍是中食担保公司的股东，其要求嘉园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食公司另主张嘉园公司赔偿其因财产被采取强制措施而遭受的损失1000万元，但中食公司未举证证明该1000万元的具体构成及已经实际发生，也未举证证明该所谓的损失是由嘉园公司的行为造成，故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食公司要求嘉园公司支付其为履行代持义务所支出的费用2175162.15元。中食公司明确该费用是中食公司为参加北京市、天津市相关人民法院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本院认为，首先，中食公司未就该费用的具体数额及是否实际发生进行举证，其次，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中食公司参加相关诉讼是由于中食公司履行代持义务或者嘉园公司的违约行为而导致，因此，本院亦不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四、其他问题中食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其理由之一是一审法院未追加石耀荣为本案被告。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第8.2条约定，石耀荣系嘉园公司履行《合作框架协议》义务的连带保证人，不属于必须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其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足以认定《合作框架协议》等合同文件是嘉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追加石耀荣为本案当事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再次，经本院审理查明，中食公司要求嘉园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条件尚不成就，其要求石耀荣承担责任的条件亦不成就。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未追加石耀荣作为本案当事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中食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另一个理由是一审法院未依据中食公司的申请调取滨海农商行相关账户开立及注销资料，以及未准许中食公司对石耀荣签字笔迹提出鉴定的申请。对此，本院认为，中食公司的上述申请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中食公司、嘉园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746元，由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52676元（已交纳），由广西防城港市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