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艳辉，女，198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磊，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明杰，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管标，男，198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上海图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田渊，女，198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上海图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艳辉因与被上诉人管标、田渊(以下合称两被上诉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艳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姚艳辉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管标、田渊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二审审理中，姚艳辉撤回该条上诉理由。二、一审事实认定和观点错误：(一)姚艳辉不存在“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姚艳辉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上海乐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好公司)的负债(既有负债、或有负债、担保义务、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约定或法定的权利限制等)情况。1．“粉兽”“乐师傅代驾”等APP、商标并非乐好公司的负债，而是资产，非约定的告知义务范围；即便姚艳辉存在未告知的情况，也未给管标、田渊造成任何损失，相反，两被上诉人还由于乐好公司股权价格被低估而获利。2．滴滴对公业务停止的问题，乐好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已续签了《综合合作服务协议》，乐好公司涉及滴滴的业务未受任何影响，可见滴滴业务只是乐好公司业务的自然延续，无需交接。姚艳辉在与两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中也曾多次告知此节。至于滴滴分账收益，系乐好公司运营达标后才产生的收益，与股权转让与交接无关。(二)《协议》4.2条约定的物品、清单的交付义务，姚艳辉已经实质完成。虽然有部分确认书、清单未完成交付，但该等资料存在以下情形：1．“保险应赔付、未赔付情况说明单”“在租车辆完整租赁合同”“未使用车辆停放地点告知清单”因不存在而无需提交；2．“车辆产证及牌照清单”“牌照额度单、备用钥匙、GPS对应SIM卡清单”“车辆事故统计清单”“与签约维修厂无任何未支付维修费项目确认书”“目标公司名下所有车辆在卖方指定维修厂近6个月的来往车辆维修保养清单”及“验车单”、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及纪要、董监高的辞职信，实际物品已交接或确认，仅形式文件未具备，即使形式上不完备、未移交，也不会影响双方合同目的的达成，更不会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再者，《协议》约定在满足条款4的先决条件及物品清单后，两被上诉人应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而两被上诉人在支付该款时，并未就付款条件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在支付第三笔转让价款时也未就此提出异议，故两被上诉人是以实际行动确认了《协议》4.2条约定的物品、清单的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的事实。故两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三)《协议》中约定的“平台”应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的平台，而非滴滴平台。如按两被上诉人所言，滴滴业务是乐好公司的重要资产，是其受让股权的主要原因，则滴滴平台就应当作为重要事项在协议条款中明确，但《协议》中并未载明。虽然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曾提及过滴滴平台一次，但姚艳辉从未提及过该平台。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自己在聊天记录中的表述就片面认定《协议》中约定的“平台”即为滴滴平台毫无依据。若按一审判决的逻辑，双方聊天记录中还提及过美团平台，为何一审判决不认定“平台”为美团平台？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平台是行业管理平台，是汽车租赁行业必备的具有行政职能属性的平台，对汽车租赁行业至关重要，如果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平台不交接则汽车租赁业务无法正常经营，结合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交接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平台的网址及密码，并告知后续需每月上传报表，有实际的交接行为，故将“平台”认定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平台最为合乎情理。(四)一审认为两被上诉人股东权益受损有权向姚艳辉主张赔偿损失的观点错误。1．股东权益不应与公司权益混为一谈。2．一审判决中涉及的各项损失，除了违章罚款外均无约定，也无事实依据。(1)除了2019年8月沪GYXXXX姚艳辉已安排修理厂维修，其余车辆交接时两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并予以签收，故此后在被上诉人接手车辆后再行维修也无法确定维修责任的因果关系。证人尤金花确认的维修内容大部分是车辆运营损耗，非约定的车辆故障。依据2019年11月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因想逃避支付股权转让尾款才提出车辆维修费用，姚艳辉为协商解决而派员去修理厂查看，结果认为并不是《协议》中约定的车辆故障而不同意支付，当事人处于协商目的所作出的行为或意思表示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相应维修费不应由姚艳辉承担。(2)年检费、座位险、交强险、商业险和租金损失属乐好公司的损失，两被上诉人作为股东无权索赔，而且上述费用都是目标公司的固定支出费用，并不随车辆是否使用而减少或增加，不存在损失问题，租金有市场风险，通过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可知，部分车辆交接后一直未出租产生租金损失可能存在多重原因，与姚艳辉延迟交车并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3)平台分账损失，鉴于滴滴《综合合作服务协议》于2019年6月25日已续签，且不存在交接的问题，没有分账是因目标公司运营不达标所致，是乐好公司的运营风险，不是所谓的滴滴业务未交接造成。(五)两被上诉人的违约金请求无事实依据，姚艳辉不存在违约事实，两被上诉人也从未向姚艳辉发出过任何“纠正违约通知书”。即便姚艳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具体履约行为可能与《协议》条款具体文字存在轻微出入，但该等差异未给两被上诉人造成任何实际损失，亦未对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实现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应认为是违约行为，且两被上诉人通过实际付款行为实质确认姚艳辉履约已满足合同约定。(六)根据一审法院各项损失认定金额为642，091元，一审却判令姚艳辉支付违约金50万元及赔偿损失15万元，总额超出一审认定的实际损失。管标、田渊辩称：不同意姚艳辉的上诉请求。一、《协议》约定的交易确实已经完成，合同目的也已实现，但是在两被上诉人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故两被上诉人要求姚艳辉赔偿损失也合情合理。二、滴滴平台是两被上诉人看中乐好公司的重要原因，滴滴平台分账是乐好公司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而姚艳辉隐瞒了滴滴平台停止分账的事实，直到两被上诉人接手乐好公司后才与滴滴平台重新签订合同，姚艳辉对此存在违约，也造成了乐好公司的损失。三、对于因姚艳辉未交付滴滴平台及相关资料以及未尽车辆维修、处理违章造成乐好公司的损失，降低了乐好公司的净值，对两被上诉人的股权投资构成损失，故两被上诉人有权向姚艳辉主张。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姚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管标、田渊共同向姚艳辉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及自2019年9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2．判令管标、田渊共同赔偿姚艳辉损失125，000元。管标、田渊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姚艳辉支付违约金50万元并赔偿损失1，677，384.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合同签订情况2019年7月5日，姚艳辉(甲方)与管标(乙方)签订《协议》，约定将甲方所持目标公司(即乐好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乙方。《协议》第二条“陈述与保证”载明，…(2)甲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甲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8)甲方及目标公司在本协议附件一《披露项目清单》中披露了目标公司所有已到位投资款、负债、对外担保、未决争议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事项均由甲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处理完毕或目标公司已知晓并以书面的形式确认签字后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因此除所披露事项，任何其他债务、担保、未决争议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事项、可能使目标公司产生偿付义务及其他与披露事项所涉不符的权利和资产限制性事宜由甲方承担并解决。(9)甲方确认在本合同签订前，目标公司、甲方向乙方作出的有关目标公司的法人资格、合法经营及合法存续状况、既已具备相关经营资质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牌照、权利预期额度)权属及期限、债权债务状况、税收、银行、诉讼与仲裁情况，以及其他纠纷或可能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或因素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的虚假、不实、隐瞒，并愿意承担披露不当所引致的任何法律责任。…(11)甲方应当将股权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明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款及时间”约定，…2、股权转让价款为9，000，000元。3、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以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1)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当日向甲方账户内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作为定金300万元；(2)乙方应于股权转让当日在满足协议中“条款四”内的先决条件及物品清单后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300万元；(3)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目标公司在当地税务系统内的基本信息更名、基本户的银行过户以及其他未完事项，及所有50辆车辆资产交付完毕。待所有事项处理完毕后经双方纸质签字确认为准的前提下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尾款300万元。第四条“先决条件”约定，1、各股权转让前应在以下所列的条件(“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之后并在该等条件中最晚满足之日进行：(1)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沪交行(2015)号文对目标公司仍具有法律效力；(2)目标公司已取得《上海市汽车租赁经营资格证书》(含副本)；(3)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所有对外已签约(含租借牌照、车辆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都已终止或告知买方征得买方确认同意继续履行合约的纸质确认书；2、在先决条件均已满足的前提下，甲方应尽快向乙方交付如下物品及文件：(1)目标公司的公章、合同章以及已刻制的标注目标公司其他印章；(2)目标公司的全套经营执照及资质证书的正副本原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书、上海市汽车租赁经营资格证书、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沪交行(2015)号文等；(3)目标公司名下所有车辆产证及对应车辆牌照清单(含目标公司拥有租赁性质车辆50本产证及相同数量营运证)、目标公司上海牌照额度单、所有车辆备用钥匙、车辆GPS对应SIM卡清单；(4)目标公司名下所有有效车辆保险凭证、所有车辆在保险有效期内所发生的车辆事故统计以及保险应赔付、未赔付的情况说明清单(需乙方签字确认)；(5)目标公司名下所有在租车辆完整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所有未使用车辆停放地点告知清单(需乙方签字确认)；(6)目标公司名下所有车辆在甲方指定维修厂近6个月的来往车辆维修保养清单、与签约维修厂无任何未支付维修费项目确认书(需乙方签字确认)；(7)目标公司名下的所有车辆验车单(无仪表盘故障码、轮胎更换《修理厂确认更换时间及数量》)、车辆外观无损伤、车辆方向机无故障(需乙方签字确认)、车辆违章需全部处理完毕…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3、乙方在甲方满足协议内容但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4、任何一方有其它违约行为的，违约方应自收到守约方发出的“纠正违约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纠正该违约行为。逾期未纠正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伍拾万元…5、甲方于2019年8月1日将平台交付乙方。6、甲方于2019年7月31日前交付乙方壹拾伍部荣威E550；2019年8月31日完成剩余叁拾伍部荣威E550。第七条“合同的变更与终止”约定，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对本合同进行变更或补充。双方还约定其他权利义务。2019年7月6日，姚艳辉(甲方)、管标(乙方)、乐好公司(标的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已就乙方收购甲方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一事达成初步意向，并于2019年7月6日签署《协议》，且甲方已收到乙方支付的定金共计300万元。第一条“保证”载明，1、甲方对自身的承诺与保证。1.1保证所有与本次转让股权有关的活动中所提及的文件完整、真实、且合法有效。…1.6甲方转让标的股权及其在标的股权中的所有权和其他有关权益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且已获得任何其他主体的同意(若需)…2、甲方对标的公司及标的股权的承诺与保证。2.1甲方有义务明确告知标的公司截止股权变更登记日或本协议签署日(以日期较后者为准)前所有负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既有负债、或有负债、担保义务、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约定或法定的权利限制等)。对于转让方的经营责任及未向受让方披露的债务，如受让方因该等经营责任及未披露的债务而受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既有负债、或有负债、担保义务、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约定或法定的权利限制等)，则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转让方有义务赔偿因此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并承担其他违约责任。2.2标的公司现有或计划开展的业务的各种证照、政府批复、许可证、资质证书均有效存在，标的公司、转让方均不存在任何违反上述证照、批复、许可证或者资质证书的要求的行为或者情形。2.3标的公司和转让方从未从事或达成任何可能对标的公司及／或受让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为或协议。…2.5甲方有义务明确告知标的公司现存的任何进行中诉讼、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申诉等法律程序。标的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依照法院、仲裁机构或其他司法、行政部门做出的判决、裁决或决定应受制于法律责任或义务的情形。第二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约定，应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该方为此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及处理纠纷所生的所有费用)。庭审中，双方确认并无《协议》载明的附件一《批露项目清单》。另管标、田渊表示，签订《协议》时，姚艳辉未如实批露乐好公司的股东以及乐好公司名下的“粉兽”、“乐师傅代驾”APP、商标、滴滴平台对公业务停用等情况。二、合同履行情况1．田渊分别于2019年7月7日、9月6日向姚艳辉转账3，000，000元、4，000，000元。2.2019年9月6日，管标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乐好公司《上海市汽车租赁经营资格证书》正、副本，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红头文件(52家企业新增新能源汽车租赁经营资质及额度的批复)、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IC卡、《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协议书》、《上海市城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书》、机构信用代码证、公章一枚、汽车产证35本。庭审中，管标、田渊确认已于2019年9月6日之前收到姚艳辉交付的另15本汽车产证。同日，姚艳辉向管标、田渊交付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相关证书。2019年9月29日，乐好公司股东由姚艳辉(持股99.7％)与谢先平(持股0.3％)，变更为田渊(持股99.7％)、管标(持股0.3％)。同日，乐好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姚艳辉变更登记为田渊。2019年10月初，姚艳辉完成乐好公司税务系统内的基本信息更名、基本户的银行过户。3.2019年7月10日，许可以微信方式向案外人程某某提供账号，并告知需缴纳2019下半年座位险1.2万元，用于办理营运证。同月12日，许可告知程某某已取回1.2万元的发票。另，根据管标、田渊提供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与《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案涉50辆车辆的交强险、商业险的保费共计679，928.23元。4.2019年7月19日至9月27日期间，管标委托案外人程某某、张某、孟某代为收取姚艳辉交付的50辆车辆及相关行驶证、营运证、车钥匙，并签收《车辆签收单》。双方通过微信方式沟通车辆交接等事宜。2019年7月20日，乐好公司员工英杰告知程某某，“程总，GY7737是昨天15：30左右送过来的，GY7753是今天15：30左右送到，忘了写签收单，下次送车过来再补上，不好意思。”程某某回复，“收到，已确认。”8月22日，程某某提出，“有一台沪GYXXXX这辆车被之前修理厂改的现在都没法修，已经安排你那边修理厂了，这个事情你盯一下，吴总。”吴安哲回复，“好的，程总。”9月10日，程某某问，“进保险上浮费用谁承担？”9月11日，英杰回复，“程总，GY7833，保险上浮费用大概多少？我请示下。”9月18日，英杰向程某某发送三张车辆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车胎上有一把车钥匙)，并告知“钥匙放在主驾驶左前轮上”。上述50辆车辆中，车牌号码沪GYXXXX、沪GYXXXX等10辆车辆在7月31日前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在8月10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沪AFXXXX1在8月13日签收，车牌号码沪AFXXXX0、沪GYXXXX等26辆车辆在8月31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在9月2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在9月10日签收，车牌号码沪AFXXXX9在9月18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在9月27日签收。并且，上述50辆车辆中的15辆车辆实际交付时间晚于最迟年检时间。但双方未就车况(包括仪表盘故障码、轮胎更换、车辆外观损伤、车辆方向机故障、车辆违章等情况)进行核对、验收。另，车辆沪GYXXXX的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8月，程某某于2019年8月29日签收。同年10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审理大队出具凭证编号XXXXXXXXXXXXXXX《返还物品凭证》载明，现返还在2019年9月23日，因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被扣留／移至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以下车辆或者物品：小型轿车／沪GYXXXX。同日，上海乐畅交通安全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1，056元，服务名称为小客停车费。管标、田渊接收车辆后，交由程某某委托中介机构处理车辆违章事宜，共处理违章扣分97分，违章罚款16，500元。管标、田渊还委托案外人上海弋鑫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车辆的轮胎、动平衡、上下氧传感器、雨刮电机等进行维修，支付维修费共计341，485元。2019年11月7日，吴安哲提出：“管总，明天能让许可跟您车管去修车厂那边对下账吗？”管标回复，“修理厂清单还没有整理，让修理厂整理好就可以去了。”11月14日，吴安哲表示，“管总，我明天再去一次修车的那边，我还是要赶快跟他们对掉，今天没对成，被老板说了。”管标回复，“吴总现在修理费明天你们去对，该多少你们支付的你们付…”另，管标、田渊接收车辆后，乐好公司分别与案外人王某某等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其中，车牌号码沪GYXXXX月租金6，500元，沪GYXXXX周租金2，000元、沪GYXXXX月租金6，500元、沪GYXXXX月租金6，300元、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车牌号码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沪GYXXXX月租金6，500元、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车牌号码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车牌号码沪AFXXXX9月租金6，000元，车牌号码沪GYXXXX月租金6，000元。5．姚艳辉确认在其经营期间，滴滴平台对公业务停止经营。协议签订后，管标、田渊委托程某某与乐好公司员工办理滴滴平台交接手续，双方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沟通，双方还与滴滴平台员工陈顺等人就变更滴滴平台账号、提交开户文件等事宜建立微信聊天群。程某某提出于7月29日办理对接手续。8月2日，许可表示滴滴平台未予回复。9月9日至同月12日，管标与乐好公司吴安哲沟通滴滴平台对接方式。10月16日，吴安哲告知管标，滴滴平台将直接与管标对接。10月18日，管标通知吴安哲，滴滴平台不能用。10月23日，田渊向滴滴平台发送邮件，申请重新开通滴滴对公业务，乐好公司于10月29日填写《合作伙伴(供应商)登记表》。6．庭审中，姚艳辉确认至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第4.2(5)至4.2(8)条所约定的交付义务。7．因管标、田渊未支付剩余2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9年11月7日，吴安哲提出，“管总，能不能帮帮忙，这一周再汇个100。”管标表示，“下个星期我们算一下，该付你们多少我一分不会少，该你们承担的你们必须承担。”11月14日，管标向吴安哲提出要求承担车辆维修费、滴滴平台开通费以及租车损失。11月19日，许可提出，“管总，因为老板他今天又问我进度了，叫我跟进一下，所以真的不好意思，我还是想了解下您这边的问题主要卡在哪里了？我晚上好给老板个回复。我从我们吴总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50万滴滴平台开通的茶水费，30多万的修理费，还有违章处理的和车辆延误交付的10来万，是这样吧？其他方面您这边没有问题了是吧？”11月25日，管标提出，“许总你们乐好滴滴平台一直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交付给我们，明天我安排律师起诉你们法人，您们很多事情都没有按照合同履行。”12月4日，许可表示，“不好意思管总，我想再和您这边确认下。关于50台车子的维修费，具体的明细您这边什么时间方便给我呀？”三、经双方确认，车辆年检费用包括150元／辆机动车环保检测收费，250元／辆机动车安全检测收费。另，乐好公司2018年滴滴平台入围率达标月分账分别为2018年3月105，556.29元、4月155，104.33元、6月177，269.01元、9月96，822.49元、10月67，934.47元、11月56，191.32元、12月60，898.63元。未达标月分账分别为1月58，955.59元、2月54，327.99元、5月88，919.01元、7月67，169.81元、8月66，967.60元。管标、田渊接手后，滴滴平台入围率达标月分账为2019年12月70，606.18元、2020年1月94，298.71元。四、2019年11月26日，姚艳辉与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因与管标、田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聘请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律师费为125，000元。2019年12月6日，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向姚艳辉出具125，000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经查，姚艳辉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即未如实告知乐好公司原股东情况，以及未如实告知乐好公司名下的“粉兽”、“乐师傅代驾”APP、商标、滴滴平台对公业务停用等情况；2．至今未完成《协议》4.2条约定的物品、清单的交付义务；3．违反《协议》6.6条约定，延迟交付车辆；4．《协议》6.5条约定，姚艳辉应于2019年8月1日交付平台，但两份协议均未就具体指哪个平台作出明确约定。姚艳辉认为平台是指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平台，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管标、田渊则提供双方的聊天记录证明双方一直就滴滴平台的交付进行协商，姚艳辉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相较而言，管标、田渊提供的证据更符合客观事实，即双方约定的平台应为滴滴平台。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双方自2019年7月底至同年11月就滴滴平台交接事宜多次协商，故姚艳辉向管标、田渊交付滴滴平台的时间远晚于协议约定时间，亦构成违约。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管标、田渊在姚艳辉尚未完成《协议》4.2条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即已向其支付700万元，但从管标与吴安哲、许可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管标、田渊并未放弃追究姚艳辉的违约责任。综上，在管标、田渊多次提出要求姚艳辉纠正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姚艳辉至今仍未按约完成合同义务，故其无权向管标、田渊主张支付剩余尾款以及承担违约金、赔偿损失。关于反诉。姚艳辉辩称，管标、田渊主张的所谓损失是其收购乐好公司的损失，《协议》及《补充协议》未对此作出约定，故无权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姚艳辉不仅要将其持有的乐好公司股权转让给管标、田渊，还要交付车辆、物品等公司所有资产，因此《协议》中约定的管标、田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仅包括股权，还应包括收购所有公司资产的对价。现因姚艳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及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等违约行为导致管标、田渊的股东权益以及乐好公司资产贬损的情况下，管标、田渊有权要求姚艳辉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管标、田渊主张的损失包括垫付车辆维修费341，485元，违章处理费41，780元，年检验车及解锁费65，916元，开通滴滴平台费40万元，未开通滴滴平台造成的分账损失308，475.66元，案外人诗达汽车租赁公司(以下简称诗达公司)挂靠分账损失44.80万元，晚交付车辆产生的保险费及营运证费损失8，457.52元以及租金损失63，270元。针对上述损失，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垫付车辆维修费。姚艳辉作为乐好公司资产的出让方，理应向管标、田渊交付可以用于经营的车辆。庭审中，姚艳辉确认未按《协议》约定向管标、田渊交付车辆验车单，无法证明其已交付合格的车辆，而且从管标与吴安哲、许可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八月乐好维修对账》、《2019年9月乐好维修对账》可以证明，姚艳辉明确知晓其交付的车辆存在故障，并同意核对维修费用，故管标、田渊要求其承担上述车辆维修费，并无不当，可予准许；2．违章处理费。《协议》约定姚艳辉向管标、田渊交付车辆时，车辆违章需全部处理完毕。经双方确认，管标、田渊委托中介机构处理的违章扣分97分、违章罚款16，500元，上述违章扣分及罚款理应由姚艳辉承担。至于管标、田渊主张的剩余款项均为管标、田渊委托中介机构处理违章所支付的扣分费用及手续费，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年检验车及解锁费。管标、田渊主张的该笔费用包括解锁费用32，000元、年检费用16，400元、不合格设备更换费5，310元，车辆沪GYXXXX逾期未年检产生的扣车费1，056元，租金损失11，150元。其中，解锁费用、不合格设备更换费用，因管标、田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年检费用损失。《协议》仅约定姚艳辉应分别于2019年7月31日、8月31日各交付15辆、35辆，并未对具体车辆作出约定。经查，车牌号码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在8月10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在8月13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沪GYXXXX在9月2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在9月10日签收，车牌号码沪AFXXXX9在9月18日签收，车牌号码沪GYXXXX在9月27日签收，上述车辆交付时间晚于《协议》约定时间，合计晚交付118天，由此产生的年检费用应由姚艳辉承担。按此计算，姚艳辉应承担的年检费用为129元(计算方式：400／365×118≈129元)。关于车辆沪GYXXXX逾期未年检产生的扣车费及租金损失，因该车辆年检到期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管标、田渊于2019年8月29日接手，同年9月23日因逾期未年检被扣，即上述损失系由于管标、田渊未及时年检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4．开通滴滴平台费。因管标、田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上述费用，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5．未开通滴滴平台造成的分账损失308，475.66元。管标、田渊主张由于姚艳辉延迟交付滴滴平台，导致滴滴平台实际于2019年11月底开通，故要求姚艳辉赔偿2019年8月至10月，按2018年度滴滴平台入围率达标月分账平均收入计算的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姚艳辉未按时交付滴滴平台，导致管标、田渊受让的股东权益受损，故有权向姚艳辉主张赔偿损失。管标、田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田渊向滴滴平台发送邮件、《合作伙伴(供应商)登记表》等证据显示，管标、田渊实际于2019年10月29日向滴滴平台申请开通对公业务，故管标、田渊要求从《协议》约定的交付平台日即2019年8月1日起计算至同年10月底，并无不当。但是，姚艳辉经营乐好公司期间，滴滴平台存在未达标情况，故应以该平台全年分账除以12个月作为计算依据更为合理(即XXXXXXX.54÷12≈88010)，而不应仅以达标月作为计算依据。同时参照管标、田渊接手后滴滴平台分账月平均收入(164904.89÷2≈82452)，一审法院酌情按8.5万／月计算损失。按此计算，姚艳辉应向管标、田渊赔偿25.5万元；6．案外人诗达公司挂靠分账损失。管标、田渊主张的损失赔偿额不应超过姚艳辉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现管标、田渊未有证据证明签订《协议》与《补充协议》时，已告知姚艳辉关于诗达公司挂靠事宜，姚艳辉无法预见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管标、田渊无权向其主张该损失；7．晚交付车辆产生的保险费及营运证费。关于座位险，管标、田渊提供的许可与程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0日，许可向程某某提供缴款座位险账号，告知50辆车辆2019年下半年座位险需支付12，000元。7月12日许可又通知程某某已收到发票，由此可以证明管标、田渊已实际支付该笔费用。虽然《协议》未约定保险费用的承担方，但因姚艳辉未按约交付车辆，由此产生的座位险理应由姚艳辉承担，故姚艳辉应承担的座位险为155元(计算方式：12000÷183÷50×118≈155)。同理，因姚艳辉延迟交付车辆所产生的交强险、商业险4，396元(679，928.23÷365÷50×118≈4396)亦应由其自行承担；8．租金损失63，270元。双方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前后，乐好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均为车辆租赁，故姚艳辉未按时交付车辆，势必会影响管标、田渊股东权益，故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姚艳辉承担。经查，姚艳辉延迟交付的车辆日租赁费平均为207元(81800×12÷365÷13≈207)，故姚艳辉应向管标、田渊赔偿的租金损失为24，426元(207×118=24426)。综上，由于姚艳辉的违约行为导致管标、田渊的相关经济损失近65万元，现管标、田渊依据《协议》约定要求姚艳辉承担违约金50万元，并无不当。至于管标、田渊要求姚艳辉赔偿损失1，677，384.18元，基于上述分析，因《协议》所约定的违约金尚不足以弥补管标、田渊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参考管标、田渊的实际损失，以及姚艳辉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姚艳辉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姚艳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姚艳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标、田渊支付违约金500，000元；三、姚艳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标、田渊赔偿损失150，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4，528元，由姚艳辉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948元，由姚艳辉负担4，851元，管标、田渊负担5，09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姚艳辉向管标、田渊交付了以下资料：1．“粉兽”商标注册证和汇总表；2．“乐师傅代驾”软件源代码；3．上海乐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4.2019年1月至8月的50辆车辆保养明细(附全部的保养维修单)5.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乐好公司纳税申报表打印件；6.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乐好公司的财务账册(纸质账册)和电子账册。姚艳辉认为，其同意向两被上诉人移交上述文件及资料，用于履行《协议》中的义务。但其他的文件资料，如保险凭证是贴在车辆上的，均已在交付车辆时交付，且保险是一年一买，2019年9月全部车辆已经交付，现在是2021年，原先的保险凭证已无实际用处；之前的租赁合同交付也无意义，确实也不存在租赁合同；因车辆已实际交付，车辆停放地点也无交付的意义。管标、田渊认为，姚艳辉交付的上述资料与证据清单上的名称一致，但上述资料的交付不影响两被上诉人向姚艳辉主张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对于姚艳辉一审本诉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协议》约定，第四条下有两款，虽然第四条的内容载明为“先决条件”，但根据文字表述，第1款的内容“各股权转让前应在以下所列的条件(‘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之后并在该等条件中最晚满足之日进行”，接着列举了三项条件，表明第1款的三项条件即是“先决条件”；而第2款虽然隶属于第四条，但根据其文字内容“在先决条件均已满足的前提下，甲方应尽快向乙方交付如下物品及文件”，该款下列举了9项条件，根据上述内容，第2款显然并不属于“先决条件”。两被上诉人以第2款约定的物品及资料未交付为由认为付款条件未成就，不具有合同依据。故在第1款约定的先决条件已经完备的前提下，两被上诉人负有向姚艳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姚艳辉确实负有9项交付义务。对于两被上诉人提出的第4至8项的交付内容，其中第4项：目标公司名下所有有效车辆保险凭证、所有车辆在保险有效期内所发生的车辆事故统计以及保险应赔付、未赔付的情况说明清单。对于车辆保险凭证，因车辆保险凭证具有时限性，在新一年的保险替代上一年保险的情况下，原有车辆保险凭证已无交付必要；对于车辆事故统计以及保险应赔付、未赔付情况说明清单，姚艳辉认为不存在相应情况，且至目前为止两被上诉人并未发现存在此类问题，故也已没有交付必要，应视为该条件已成就。对第5项中约定的乐好公司名下所有在租车辆完整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所有未使用车辆停放地点告知清单，因2019年9月车辆已全部交付，姚艳辉已无需提供车辆停放地点告知清单，且姚艳辉表示此前不存在租赁合同，故不予交付租赁合同也不构成违约。对第6项约定的乐好公司名下所有车辆在卖方指定维修厂近6个月的来往车辆维修保养清单，与签约维修厂无任何未支付维修费项目确认书，及第7项约定的乐好公司名下所有车辆的验车单、车辆外观无损伤、车辆方向机无故障、车辆违章需全部处理完毕的文件，因两被上诉人接受车辆后自行前往修理，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已在本案中主张，视为该条交付内容已完成。对第8项约定的乐好公司全套账册以及以往的税务申报文件，以往的所有股东会决议及纪要以及董事会决议及纪要，二审中已提交，两被上诉人业已收到。综上，就两被上诉人提出的对第四条第2款中的姚艳辉应交未交的文件、资料部分已交付，未交付的也已无交付必要。关于滴滴平台是否系姚艳辉应当交付的内容，以及该平台在公司交付时已停用及停止分账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虽然《协议》中未约定应当交付的平台是哪个平台，但两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滴滴平台的交接及此后的开通始终在进行协商及沟通，姚艳辉一方始终未提异议，故可以认定《协议》约定的平台即为滴滴平台。两被上诉人接手乐好公司时滴滴平台已停用以致无法交付，姚艳辉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此后通过两被上诉人的自身努力使滴滴平台再次开通，乐好公司已能够使用且能通过履行与滴滴平台的协议而获得分账利益，在姚艳辉已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下，应视为该平台已经交付。两被上诉人此前因滴滴平台未能交付而停止向姚艳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属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不构成违约，故无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损失，一审已作详尽分析，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对姚艳辉所称一审判决的违约金及损失金额大于两被上诉人诉请的损失金额的问题，因两被上诉人反诉中既主张了违约金，又主张了损失，鉴于姚艳辉存在违约情形，一审法院判决的总金额略大于损失，体现了违约金的弥补损失功能以及惩罚违约功能，并无不当。对于姚艳辉主张的即使因其违约导致乐好公司的损失，应由乐好公司而非两被上诉人来主张违约责任的问题，因姚艳辉的行为增加了乐好公司的成本以及产生了损失，减少了乐好公司的净资产，对作为股东的两被上诉人而言，增加了股权购买成本，造成的损失两被上诉人有权向股权出让人主张。综上所述，因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姚艳辉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作相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被上诉人管标、田渊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姚艳辉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姚艳辉的其余本诉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管标、田渊的其余反诉请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4，528元，由姚艳辉负担2，391元，管标、田渊共同负担22，13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110元，由姚艳辉负担3，615元，管标、田渊共同负担8，4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728元，由姚艳辉负担8，983元，管标、田渊共同负担20，7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龙平审 判 员 杨怡鸣审 判 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贾佳秀书 记 员 韩燕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