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4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245670。 负责人：胡瑄，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妍，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雨，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张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赵为民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浦发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妍，被上诉人张雨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1月10日，张雨进入浦发银行杭州中山支行计划信贷部工作，2018年11月21日在杭州和睦支行任客户经理工作至今。因银行内部查账，发现有部分员工有不实行为，浦发银行于2018年12月10日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2018年12月19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鉴定意见书：1、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2、标称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3、标称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4、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5、标称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浦发银行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浦银发[2018]266号文件，关于印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B/0）》（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B/0）》（以下简称处理标准）的通知，该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规定：员工有下列违规行为的，处警告至记过处分，或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处记大过至开除处分，或免职至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五）：“未按规定进行业务审批、审查或未按照业务审批、审查意见对外签订合同的”。2019年1月7日，浦发银行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款处理标准，作出浦银杭发（2019）16号《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该决定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处分期从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7月6日，并扣发7个月绩效收入以及50%当年年终绩效考核收入，全额减记当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减记50%上一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同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作出后，张雨在申诉期间向分行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复议，2019年2月1日，浦发银行作出浦银杭申复2019001号申诉处理意见书，认为张雨申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未满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B/0）》第四十七条规定申请复查条件，决定维护原《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张雨于2019年6月20日以浦发银行与浙大司法鉴定中心恶意串通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委托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于2019年9月7日作出（2019）浙0102民初3245号民事判决书，以难以确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存在相互串通出具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鉴定结论以达到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等目的的主观恶意，张雨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依据为由，驳回了张雨的全部诉讼请求，张雨不服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杭州中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浙01民终836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张雨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浦发银行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违法。2020年1月9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劳人仲案（2019）579号仲裁裁决书，认为浦发银行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张雨伪造签名、“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进行签章用印”的事实，浦发银行依据《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相关规定解除与其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为由，驳回了张雨的仲裁请求。张雨不服该仲裁，于2020年1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浦发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浦发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 审理中，张雨申请对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原审法院先后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但均因缺少对比材料或超过鉴定中心技术范围，无法作出检验出具鉴定意见被退回。 审理期间，张雨向杭州市司法局投诉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违法，2020年8月10日，杭州市司法局作出杭司罚决【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8年9月29日、12月7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两次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委托事项中有对《行政用印审批单》部分字迹是否系张雨所写的鉴定要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提供了比对样本，部分比对样本中有“张雨”的签名，但比对样本中“张雨”的签名并未得到张雨本人的确认。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委托鉴定事项出具的《文书鉴定意见书（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00号）（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其中部分鉴定意见为《行政用印审批单》上部分字迹是张雨所写。杭州市司法局认为，一、委托人浦发银行提供了鉴定材料——比对样本，但比对样本未得到张雨本人的确认，无法证明比对样本字迹系张雨本人书写。在未取得能够证明样本字迹系张雨本人书写的鉴定材料情况下，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检材中的字迹就是张雨本人所写，鉴定材料依据不足，受理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的规定；二、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指定翁里、吕易泽为委托事项的鉴定人。两位鉴定人分别对委托事项进行了检验，但得出的鉴定意见不一致。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未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1-2010）第二部分第6.1.3条、第6.2条规定的要求，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是否进入复杂鉴定程序，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三、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使用了4份比对样本，但该4份比对样本的来源无相关记录，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2条之规定，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经委托人浦发银行追认，上述4份样本来源自该行。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该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7条之规定可不予处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00号）、（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后，浦发银行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决定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两份鉴定意见已造成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程序，杭州市司法局于2019年7月24日向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法定的期限内，未收至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陈述、辩护的请求。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两次委托中，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之规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2018年12月7日的委托鉴定中，在两位鉴定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未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进入复杂鉴定程序，其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第5项，杭州市司法局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浦发银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的鉴定结论，为此，浦发银行依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款处理标准，作出了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现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两次委托中，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之规定。在两位鉴定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未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进入复杂鉴定程序，其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故依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第5项，杭州市司法局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浦发银行作为解除与张雨的劳动关系的依据，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结论，因提供的检材及鉴定程序均有违规行为而被处罚，浦发银行由此作出的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证据不足。现张雨要求确认浦发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浦发银行的相应抗辩缺乏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浦发银行的抗辩意见无法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宣判后，浦发银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在证据论证时存在程序错误，且案涉鉴定报告涉及行政处罚，并不等同于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等用于该节对应事实不需要进一步被查明确定。1、首先，原审认为该份报告出具的单位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被杭州市司法局作出了行政处罚，所以本案中浦发银行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本案庭审中从未出现，未经双方有效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证据。2、且不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效，这有待其他法律程序予以纠正。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本案中，也仅是一份书证，且是孤证。据此不能直接进行相关事实的认定。3、即使按照这份决定书，也并没有撤销鉴定报告或对鉴定结论予以否定。在鉴定报告仍然是一份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结合其他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评判，而不是止步于此，既不组织质证，也不对所涉问题进一步调查。只要进行初步审查就会发现，决定中所涉的单方委托鉴定，按照《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是允许的，而单方委托鉴定本身就不存在检材需要事先认可的问题。另一个所谓结论争议的问题，也完全可以通知鉴定人员出庭，进而查明并不存在更不影响结论。二、原审法院没有就案涉笔迹鉴定对应调查的问题和发生原因进行审查，对该背景的调查缺失，直接导致了法庭调查关注的偏差和对证据采信的错误。庭审过程中，浦发银行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关于张雨笔迹鉴定事项的说明，阐明了有关鉴定的背景和单方委托鉴定的合理性。但原审法院未对此予以任何的关注。但只有关注了解了该项背景，才能正确评判为何在涉诉之前，浦发银行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的合理性，才能正确的理解笔迹鉴定中认定的几项结论，客观合理的对张雨的抗辩进行认定。如前述提到的说明中阐明，案涉笔迹鉴定，是张雨作为信贷业务人员，对于其经办业务呆坏账处理的决定不服，向浦东银行纪检部门投诉该业务不是其经手引发。才有了后续经鉴定，发现业务审批流程的业务人员签字确认是张雨本人，但是其直属上级信贷部门负责人刘迪的签名不是本人签署的问题。进而有了本案的争议。撇开第二点中就鉴定报告行政处罚决定对应的全部问题，没有争议的是，审批单上其主管负责人“刘迪”的签字已肯定不是本人所签。在该等业务直接经办人是张雨可以查明的情况下，又有证据证明直属上级“刘迪”的签名为冒签，从证据链和证明逻辑上已经可以作出该签名为直接利益关系人、业务人员张雨冒签，除非张雨可以就此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一个与业务无关的其他人员会拿到这份审批单、还会去仿冒签名显然是根本不符合常理的。正是原审法院完全没有去关注和审查冒签行为对应的背景情况，也就无法对现有证据和事实进行正确的评判和认定。三、原审中没能完成新的鉴定，依法应认定由张雨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原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评判，系对法律的适用错误。首先，第二点中已经提及，涉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是合理且允许的，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张雨并没有提出证据或充分有效的理由足以反驳该鉴定报告。检材没有事先经过其认可本身不是有效的抗辩。对应的，原审过程中张雨也并没有对其不认可真实性的检材，提出任何有效的抗辩依据。这部分检材都是浦发银行从张雨人事档案等有效文件中抽取，都是原件，如果其真实性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简单的用不认可来否定，那每一个案子都可以因为诉讼当事人否认全部证据真实性来推翻。其次，尽管浦发银行已经提交了专业意见，但张雨申请重新鉴定时浦发银行也予以了同意。但两次对外委托鉴定，均因为张雨的不配合未能最终完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依法认定由张雨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进而采纳浦东银行的相关证据，认定解除依据成立。四、原审连包括劳动合同订立、履行情况在内的基础事实都未查清，粗放的事实审查导致了案件的错判。原审对案涉双方劳动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情况都未予查明，甚至在“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中，认定张雨“2018年11月21日在杭州和睦支行任客户经理工作至今。本案争议的就是2019年1月7日作出的劳动合同解除决定的问题，张雨早已未在浦东银行工作，但原审却认定张雨工作至今。这一认定上的严重错误，来自于庭审时本身就未就该部分事实进行查明。按照仲审衔接的原则，劳动争议的一审仍应是以独立、全面为原则，对案涉争议的相关主张和事实进行审查，但原审未能全面查清相关基础事实。查明基础事实是正确判决的基石，对于背景事实都未能查明，正是本案错误下判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浦东银行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雨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并由张雨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另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结合浦发银行提交的二审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鉴定报告的结论不受行政处罚的影响，可以作为处理依据。浦发银行据此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无任何不当。1、按照司法局回函明确的内容，鉴定材料不充分仅是指因为张雨的投诉及否认，不能确认所依据的检材中，涉及张雨的签名字迹是否是张雨本人所写。如果做出的是同一人鉴定意见则没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涉及张雨签名字迹的样本，就是张雨所写的，处罚也就不存在了。而有关这些样本全部来源于业务档案、张雨人事档案等可核查出处的材料，均可以当庭提供原件。张雨对于有原件的材料不能给予合理理由而仅是的单纯否认，依法不构成有效的抗辩、其否认不能成立。2、鉴定人员意见的“不一致”，仅是认定和倾向于认定的区别，按照规程均是肯定类意见。最终鉴定人员共同签字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统一且明确的。且浦发银行对此补充提供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回复函及声明，明确鉴定结论不受处罚影响、鉴定人员均一致坚持鉴定意见书结论不撤销不改变。因此，即使牵涉行政处罚，浦发银行解除合同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结论仍是正确、稳定、有效的。二、除鉴定意见书外，亦有系列证据可相互佐证张雨存在不诚信的严重违纪行为。案涉的三份冒签文件，分别为2014年3月25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2014年9月16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和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分别对应三笔业务。结合相关证据亦能反映，刘迪的签名确定系冒签，且系张雨冒签。1、通过[2018]文鉴字第200号和[2018]文鉴字第249号两份文书鉴定意见书，三份审批单上的“刘迪”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自始至终没有争议。刘迪本人全程配合完成，且张雨的投诉和行政处罚也完全不涉及刘迪的结论部分。2、三份审批单对应的业务都是张雨负责的业务。其中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张雨在本案争议发生前矢口否认不是经办人，但一审鉴定笔录中已经承认是其本人经办。2014年3月25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2014年9月16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对应的业务也是张雨作为经办人的业务。只有经办人是发起审批的那个人，那么按照常理，谁会为了别人的业务去冒签他部门领导的签名呢？3、张雨明显有掩饰自身笔迹的行为，一审时就是因为笔迹掩饰而导致不能完成重新鉴定。张雨在法院委托的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根本不配合留取书写“刘迪”的实验样本，经鉴定中心书面要求补充也不予配合，直接导致重新鉴定不能。如果比较一下张雨之前起诉浦发银行和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时的文书，会发现张雨从提起劳动仲裁开始，连自已的签名习惯都刻意隐藏了。这明显不是一个想要洗清冤屈、还原事实的正常人的做法。综合以上，现有证据已经充分且可互相印证，除非张雨提出有效的反证，否则应认定浦发银行处理依据充分且正确。三、浦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诚实信用是极为重要的规则底线。张雨作为信贷部门的客户经理，存有未经授权冒签领导签名的行为，不论制度是否有细致、完全匹配的内容，也不论冒签行为是否直接导致进一步的恶劣后果，都应认定构成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浦东银行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员工的不诚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是风控的雷区，必须严格处理、以做效尤。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信贷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而纵观张雨，其不仅因为提起不属实的信访投诉、进而暴露了冒签、引发了本案的劳动争议。更是多次发生在信贷业务审批文件中冒签部门负责人签名的行为，委托鉴定发现的已有三次。浦发银行在发现该等问题后依据现行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合法有据。张雨在一审时对于制度条文的解读大做文章，但是即使规章制度中没有做出完全匹配的明确规定，按照浙江省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五）中的规定，和现行司法判例的精神，都应认定张雨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 被上诉人张雨辩称：1、浦发银行以张雨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核实为由，于2019年1月7日做出浦银杭发【2019】16号“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刘迪”两字是不是张雨伪造，是浦发银行做出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成立的唯一事实依据。2、浦发银行认定“刘迪”两字是张雨伪造的唯一依据是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鉴定意见书】。杭州市司法局2020年8月10日做出的杭司罚决【202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委托鉴定中，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有关条款，决定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在法定期限内，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没有申请陈述、辩护的请求。3、原审查明事实后认为，浦东银行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结论，因提供的检材及鉴定程序均有违规行为而被处罚，由此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证据不足，是客观公正的。4、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浦发银行没有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确实充分，原审判决浦发银行作出的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是合法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浦发银行庭审中补充的上诉意见已超出法定上诉期限。 被上诉人张雨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浦发银行提交了证据1，《三方协议书》、[2018]文鉴字第200号《文书鉴定意见书》、2020年8月27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组织形成的《询问笔录》，证明1、张雨否认2014年10月22日《行政用印审批单》是其经办，才引发了笔迹鉴定。但张雨在一审过程中，又改口称这笔业务是其本人办理；2、经过第一次鉴定，除查实了张雨是经办人外，还存在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系他人冒签的情形。证据2，2021年1月6日《关于杭司罚决[2020]10号行政处罚适当性问题的征询函》、2021年2月24日杭州司法局《回复函》，证明经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杭州市司法局发函征询，杭州市司法局对于有关文书鉴定所作行政处罚进行了回复。按照其回复内容，处罚的原因和结果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可采信。证据3，2021年2月8日《联系函》、2021年3月4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回复函》、《鉴定人声明》，证明经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发函征询，向案涉鉴定报告出具机构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回复，杭州市司法局有关行政处罚，不影响鉴定结论，鉴定人员也不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形，鉴定意见稳定且可采用。证据4，2020年5月28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关于补充材料的函》、2020年6月22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关于退案材料的函》，证明因为张雨不配合提供字迹样本，导致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认为缺少张雨书写“刘迪”前面字迹的样本材料，无法鉴定而退回。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张雨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2020年8月27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组织形成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明目的不成立。证据2，该函明说不涉及鉴定结论，如何证明鉴定结论可采信？证据3，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不是诉讼当事人，也未参加一审法院开庭。其与浦发银行联系往来属私下联系，与本案无关。证据4，补充函根本未提及张雨不配合，该结论系浦发银行自行作出，该主张应由浦发银行进一步举证说明。且该证据提及“经材料补充完整后”，说明材料已经补充完整，张雨已经配合。既然银行提交给浙大鉴定中心和汉博鉴定中心的材料是一样的，为何浙大能够做出结论，汉博不能？因此浦发银行的证明目的，系张雨不配合导致一审法院委托材料无法鉴定而退回，该证明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浦发银行提交了证据1，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尚不足以证明系张雨所签。证据2，不足以改变杭州市司法局作出杭司罚决【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3，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函》亦认可在鉴定中存在程序不到位的情形，而对杭州市司法局作出杭司罚决【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列问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并未作出合理解释，而《鉴定人声明》则在本案中属证人证言范畴。证据4，不足以证明张雨不配合提供字迹样本，导致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不能。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张雨的诉请为要求确认浦发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对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审查，应当围绕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当时所提出的事由或情形，用人单位事后补充的劳动者存在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事由或情形，均不纳入审查范围。浦发银行于2019年1月7日作出浦银杭发（2019）16号《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的主要事由或情形为张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违规办理业务，如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办理的多份支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均为张雨伪造。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办理的多份支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是否为张雨所签。浦发银行认定“刘迪”签名均为张雨伪造的依据主要是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鉴定意见书。而对于该鉴定意见书，杭州市司法局经审查认为存在以下问题：在未取得能够证明样本字迹系张雨本人书写的鉴定材料情况下，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检材中的字迹就是张雨本人所写，鉴定材料依据不足；在两位鉴定人得出的鉴定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未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是否进入复杂鉴定程序；鉴定所使用的4份比对样本来源无相关记录。杭州市司法局就上述存在问题，向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告知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法定的期限内，未收至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陈述、辩护的请求。杭州市司法局作出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故该鉴定意见书存在明显缺陷，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又先后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均因缺少对比材料或超过鉴定中心技术范围，无法作出检验出具鉴定意见而被退回。虽浦发银行认为系张雨不配合而导致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不能，但并无证据证实。故浦发银行于2019年1月7日作出浦银杭发(2019)16号《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中认定《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均为张雨伪造的依据显然欠缺，原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由此作出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证据不足，继而认定浦发银行所作出的与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无不妥。综上，浦发银行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赵为民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