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6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珍美，女，195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德忠，男，194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伟栋，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娴，女，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现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代理人：洪智泉、周宜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玲珑村(汽车城对面)。 法定代表人：盛德忠。 委托代理人：梁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国石文化城1(1幢112-212、113-213、114-214)。 法定代表人：王曙耀，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苏临、刘应梅，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东跃传输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横街村横街9-8。 法定代表人：盛伟栋。 上诉人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通公司）、原审被告浙江东跃传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跃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康通公司对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康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东跃公司系康通公司股东，持有康通公司5%股份。根据《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健全贷款管理制度，明确贷款流程和操作规范，股东不得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而康通公司很多股东有从康通公司融资的需求，因此康通公司内部规定，对股东借款要求形式上由股东找一些企业或个人来出面办理借款手续，股东提供担保，实际债务归属于股东且康通公司对股东借款予以利率优惠。自2013年开始，东跃公司即开始以上述操作模式，曾委托多个名义借款人向康通公司借款，受托的名义借款人收到康通公司发放的贷款后即将款项归集到东跃公司使用。本案中，两份《保证借款合同》，即是由新丰公司接受东跃公司委托作为名义借款人，与康通公司签署，康通公司也明确知晓新丰公司为受托的名义借款人。2016年12月27日康通公司支付给新丰公司的所谓贷款750万元根本不是新丰公司因自身经营所需的借款，新丰公司收到康通公司750万元款项后，其中250万元立即根据东跃公司指示转还给康通公司，另外500万元转给东跃公司，而东跃公司收到该500万元后也立即将资金转还给康通公司。也就是说，当时康通公司向新丰公司所谓的出借款项，实际上是延续东跃公司此前的借款债务。二、涉案《保证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1、该《保证借款合同》以新丰公司名义签署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对股东借款的禁止性规定，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2、该《保证借款合同》违反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对股东借款的禁止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由于涉案的750万元在2016年12月27日发放后马上又回转到了康通公司，故新丰公司不承担资金返还义务，在主债务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各担保人当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三、即使《保证借款合同》被认定有效，主债务人也应该认定为东跃公司。本案的事实情况是，新丰公司系接受东跃公司委托，代表东跃公司与康通公司订立《保证借款合同》，且康通公司对此明确知晓且该操作模式系康通公司指定。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关系的债务人为东跃公司而不是新丰公司，新丰公司无需承担还款义务。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主债务人新丰公司并不承担还款义务，那各担保人对新丰公司的担保责任当然不复存在。特别是，除盛伟栋(系东跃公司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单珍美(系东跃公司财务)外，其余担保人并不知晓借款背景情况，其主观认定的担保对象就是新丰公司，对于因实际债务人为东跃公司的问题不承担任何过错责任。综上所述，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显然存在错误，有损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诉。 上诉人单娴上诉请求：1.撤销临安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改判并驳回康通公司对单娴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康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小贷公司相关规定，小贷公司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康通公司为规避该规定，作出董事会决议允许股东通过关联公司及其他自然人的名义向其贷款，案涉新丰公司的借款仅是其中一笔。第一，根据《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康通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3月22日，其于2013年5月15日就作出董事会决议允许康通公司的股东作为担保人担保贷款。第二，根据盛伟栋与康通公司的董事长王曙耀、总经理朱海珍、业务经理沈晓恺的录音资料显示，上述董事会决议作出的目的是小贷公司为了规避《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小贷公司的股东可通过外部平台或自然人的名义进行贷款。第三，浙中孜专审字(2018)第005号专项审计报告第三点亦披露了“股东不得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而贵公司股东为借款人提供大额担保变相违反了上述规定”，此点说明康通公司已经实际按照董事会的决议作出了违规放贷的行为。对此，审计报告的贷款情况均是以担保人为标准进行审计，而非以借款人为标准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上所列的担保人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安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喜天奇电子有限公司等担保人均是康通公司的股东，进一步印证康通公司是通过股东提供担保并借用股东的关联公司等外部平台的模式向股东发放贷款的事实。第四，根据审计报告和东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东跃公司自2013年起即通过其关联公司新丰公司、誉鑫电子、天元友建及其员工、亲属的名义向康通公司借款合计2095万元，案涉借款仅是其中一笔。新丰公司是东跃公司的关联公司，二者实际控制人均是盛伟栋，东跃公司是康通公司的股东。二、案涉贷款是借名贷款，新丰公司仅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均是东跃公司，康通公司对此是明知且主动策划该放贷模式，借款关系直接约束康通公司与东跃公司，单娴为名义借款人提供的担保效力不及于实际借款人。第一，新丰公司是东跃公司的关联公司，徐黎是东跃公司的财务，新丰公司和徐黎自2015年起就受东跃公司的委托，出面向康通公司借款，款项汇入新丰公司和徐黎账户后，立即就转入东跃公司。案涉贷款750万元自2016年12月27日打入新丰公司账户后，其中250万元于当日打回给康通公司，另500万元打入单珍美(东跃公司股东账户)，由其于当日代徐黎归还给康通公司。这也是本案借款形成的原因，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均是东跃公司。第二，根据康通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以及董事长王曙耀、总经理朱海珍、业务经理沈晓恺的录音资料显示，康通公司对于借名贷款这一模式是主动策划并操作的，其对贷款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是东跃公司这一事实是明知的，浙中孜专审字(2018)第005号专项审计报告披露的问题及审计标准进一步证实此点。第三，案涉借款中，新丰公司是东跃公司的关联公司，徐黎是东跃公司的员工，其二者并无用款需求，亦从未使用过任何借款，东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进一步证明其委托新丰公司和徐黎出面向康通公司贷款的事实。第四，康通公司自2013年起就策划了股东担保放贷的模式，借用其股东、股东的关联公司、员工、亲属的名义发放贷款，并据此操作安排了大量股东借名贷款，多年来一直通过贷转贷的模式放贷至今，案涉贷款仅是其中一笔。第五，康通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其在发放每一笔贷款时必须对借款人、借款用途等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案涉借款中，新丰公司是东跃公司的关联公司，徐黎是东跃公司的财务，以及双方之间互相归还借款的行为，足以证明康通公司对实际借款人是东跃公司这一事实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关系直接约束康通公司和实际借款人东跃公司，单娴未对东跃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其为名义借款人新丰公司提供担保的效力不及于实际借款人东跃公司。三、康通公司与东跃公司恶意串通发放贷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扰乱金融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无效。第一，康通公司规避相关规定向东跃公司发放贷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当无效。《暂行办法》作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经营业务的指导性文件，在当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应严格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执行，否则，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的严重后果，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九民纪要》第三十、三十一条规定当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为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借款关系中，康通公司在明知实际借款人是东跃公司的前提下，依旧发放贷款，实际是为了规避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借名合同，应当无效。第二，康通公司与东跃公司恶意串通，向股东发放贷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当无效。康通公司为了规避《暂行办法》和公司章程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的规定，与东跃公司恶意串通，借名贷款。同时，康通公司为了规避《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规定，将借款拆分成多笔，通过东跃公司的员工、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亲属等名义发放贷款。康通公司与其股东的违规放贷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三，康通公司向股东发放贷款，不仅违反了小贷公司的设立政策及方针，亦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破坏了金融秩序，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应当无效。根据相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有效配设金融资源，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本案中，若康通公司向股东发放贷款的行为被认定为有效，则小贷公司可只向股东发放贷款，不仅违背了小贷公司的设立初衷，亦破坏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且小贷公司向股东发放贷款，相当于变相减少了注册资本，导致其对外清偿能力、担保能力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均减弱，扩大经营风险。康通公司正是因为大量地向股东发放贷款，导致大量借款未归还，最终资不抵债，影响了社会金融秩序。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康通公司违规放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破坏了市场金融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且案涉借名贷款行为是康通公司和东跃公司的谋划行为，单娴对此不知情也并无过错，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康通公司为了规避相关监管规定，主动策划了借名贷款的方式允许股东贷款，并操作了一系列借名贷款，案涉借款即是其中一笔，新丰公司仅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是东跃公司。案涉借款关系直接约束康通公司和东跃公司，单娴为名义借款人提供的担保效力不及于实际借款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此外，康通公司与东跃公司的借名贷款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扰乱了市场金融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无效，且单娴对此并无过错，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康通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1、法律上没有名义借款人、实际债务人的概念及规定。2、康通公司将借款出借给了借款人新丰公司，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至于新丰公司取得借款后的去向，与康通公司无关。3、新丰公司与东跃公司都是独立民商事主体，都有自己的财务体系及做账方式，新丰公司与东跃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款项往来，财务如何做账，款项往来性质，康通公司肯定不清楚。二、案涉《保证借款合同》合法有效。1、案涉《保证借款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出借人康通公司与借款人新丰公司，其余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东跃公司依据保证人身份承担保证责任，且康通公司在旧贷合同中已按约定交付了借款，新贷合同已约定借款用途为以贷还贷，这些证据足以证实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借款关系已成立且生效，不存在合同以新丰公司名义签署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暂行办法》禁止性规定的说法。2、《暂行办法》仅仅是省金融机构的文件，并非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也不存在违反该管理办法就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3、退一万步说，假设借款人所借的款项，最终真的由东跃公司使用，也是借款人新丰公司与东跃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委托关系。1、本案不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1)委托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订立合同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处理委托事务的一种方式。而案涉借款合同签订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而是为了借得款项履行借款合同为目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事务。而本案借款人向康通公司借款时，并没有出具授权委托手续给康通公司。(3)受托人接受委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费用，就算关系好，最多也只是无偿，但从来没有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就是为了给自己设置几百万巨额债务的说法，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根据《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部门规范性文件)，委托贷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利率等代办发放、协助回收贷款，其余均不构成委托贷款。委托贷款业务仅指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业务，委托人是委托受托人处理其资金(权益)，而不是为受托人设置义务，受托人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信用风险。本案不符合委托贷款业务的法律规定及内涵。3、本案根本不存在所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所说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纯属主观臆想虚构。4、案涉《保证借款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康通公司与借款人，这才是约束出借人与借款人的确切证据。四、案涉所有保证人均对借款及转贷事宜是非常清楚的。1、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以及单娴作为保证人的其他几笔款项，共五案均起诉于临安法院。若案涉保证人只为一笔借款提供担保，有可能对借款相关情况不知情，但这些保证人为五笔大额借款提供担保，再以“不知晓借款背景”为借口就不符合常理与逻辑。2、基于各保证人如下身份关系，所有的保证人不可能不知道借款及转贷情况。(1)单娴、盛德忠、单珍美、盛伟栋系的同户家庭人员，盛德忠与单珍美是夫妻，盛伟栋是儿子，单娴是女儿，盛伟栋是单娴的哥哥。(2)各笔贷款的保证函并非某一个保证人单独签署，而是盛德忠、单珍美、盛伟栋、单娴一家人共同签署在同一份“保证函”。(3)单娴历任东跃公司的大股东(持股90%)、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款发生之时直至2018年10月9日，东跃公司为单娴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与盛伟栋一样是整个公司中最高的。综上所述，康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东跃公司未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 康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丰公司立即归还康通公司借款本金7500000元；2、新丰公司支付康通公司借款利息及罚息4129125元（详见利息及罚息计算清单，2019年12月25日至款项付清前的利息及罚息按《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继续计算）；3、东跃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该案诉讼费由东跃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7日，新丰公司（2017年11月2日变更名称为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康通公司签订了一份《保证借款合同》，合同号为临康通（2016）保借字第155号。合同约定：新丰公司向康通公司借款人民币7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6月26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3‰；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算罚息。东跃公司等对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当日，康通公司向新丰公司交付了750万元借款。因借款人新丰公司及保证人无力归还合同号为临康通（2016）保借字第155号项下的借款，2017年6月29日，康通公司与新丰公司签订了一份《保证借款合同》，合同号为临康通（2017）保借字第053号。合同约定：新丰公司向康通公司借款人民币750万元，借款用途为以贷还贷；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2017年12月28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3‰；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东跃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承诺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临康通（2017）保借字第053号合同项下的750万元以贷还贷借款，系新丰公司用于归还临康通（2016）保借字第155号合同项下所借的750万元。现借款期限已过，新丰公司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东跃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也未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东跃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的权利，并不影响该案的审理。康通公司与新丰公司、东跃公司签订的两份《保证借款合同》合法有效，2016年12月27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2017年6月29日的《保证借款合同》注明借款用途为以贷还贷，在前一份合同已经清偿的情况下，新丰公司、东跃公司应按后一份合同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向康通公司出具《保证函》，同意为新丰公司在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额人民币75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2年，故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康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新丰公司提出要求降低利率的抗辩意见，该院核查后认为康通公司主张的利率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7500000元。二、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利息及罚息4129125元（计算至2019年12月24日，此后至款项付清前的利息及罚息按月19.5‰的标准继续计算）。三、浙江东跃传输设备有限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应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1575元，由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浙江东跃传输设备有限公司、单珍美、盛德忠、单娴、盛伟栋共同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上诉人单娴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康通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东跃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新丰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东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徐黎的社保证明、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及业务凭证、现金缴款单、收付款说明、2013年5月15日《董事会决议》、盛伟栋与康通公司总经理朱海珍的聊天截图，（2020）浙杭临证内字第4006号公证书等证据，因均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故对其主张的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对被上诉人康通公司提交的还款计划书、公司登记基本情况、立案告知书和仲裁决定书等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康通公司作为原告，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作为被告，另有（2020）浙0112民初566号等共五案正在临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案涉《保证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第一，《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的效力级别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该规定中第二十五条对股东借款的禁止性规定旨在保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益。即便康通公司违反该规定向新丰公司发放贷款，也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如果认定案涉《保证借款合同》无效将损害康通公司的利益，与立法目的相违背。第二，上诉人单娴认为本案中康通公司与东跃公司、新丰公司恶意串通，以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借名贷款，致使案涉合同无效。但尚无证据证实康通公司于东跃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新丰公司是名义借款人，东跃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案涉《保证借款合同》不宜认定为无效。故原审法院认定新丰公司与东跃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新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575元，由上诉人单娴、单珍美、盛德忠、盛伟栋、杭州临安新丰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祖 辉 审 判 员  赵 魁 审 判 员  张茂鑫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刘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