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50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淑媛，女，198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月新，女，1955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诸暨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建，河南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秋实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季忠民，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忠民，男，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伟勇，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淑媛、周月新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8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依法扣除审理2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淑媛、周月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郑淑媛被刑事羁押及服刑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权利人被其他人控制”的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根据立法本意，该障碍是指在客观上阻止权利人主张权利的障碍，即客观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故本案郑淑媛、周月新主张权利存在客观障碍，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止。1、郑淑媛是义乌市迪而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被羁押期间，与外界的会见、沟通、委托等权利较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由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主张权利存在障碍。其在服刑期间对于外部世界信息的了解、掌握及接收方面也受到限制，其民事权利的维护及民事诉请的启动、行使等都受到阻碍。如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郑淑媛在服刑期间必须通过委托他人代理的方式行使其权利，则无疑对其附加了过高的义务，有失公平。2、郑淑媛于2014年12月15日被兰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日，迪而公司的公章及涉案借条被扣押。这对于郑淑媛而言，在人身自由受限，公章、借条被公安机关扣押的情况下，通过对外委托主张权利，客观上无法实现，也超过了一般公民的认知范围。出狱以后郑淑媛即积极主张权利，可认定服刑期间系因存在客观障碍无法行使权利所致，一审判决认定郑淑媛可以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行使权利，未能体察客观实际情况，过于苛责。3、监狱管理机关对服刑人员的会见制定了严格的制度，非近亲属无法会见。而法院对立案及诉讼代理所需要的材料也有一系列严格规范的要求，非依规范制作的材料法院不予受理。在郑淑媛无法亲自到场办理的情况下，通过委托他人代为起诉，无法满足现实要求。4、郑淑媛出狱后，即和季忠民联系，其当时完全认可本案债务，并愿意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其于2018年12月10日向郑淑媛指定的账号汇款2万元，应认定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同意履行义务，即使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综上，一审判决认为郑淑媛、周月新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无事实依据，其未能正确认定迪而公司的公章、借条一直被公安机关扣押，法定代表人一直被刑事羁押，无法对外主张权利的客观事实，机械套用法律规定，导致判决错误。 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共同辩称：第一，一审判决正确，郑淑媛、周月新的起诉确实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也不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法定情形。第二，退一步讲，郑淑媛、周月新的主体资格不符，因为债权人是迪而公司，该公司的注销过程并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郑淑媛、周月新没有承诺承担该公司的所有债务，自然也无法取得相应的权利，该注销程序不当。第三，季忠民个人的担保责任已经消灭，担保期是固定的六个月，不存在任何中止中断情形。 郑淑媛、周月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义乌印刷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577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季忠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5日，周月新、郑淑媛出资设立了迪而公司，郑淑媛为法定代表人。2014年9月12日，义乌印刷公司向迪而公司借款9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22日，借期内按月利率百分之六计息，并按月付清利息，如逾期还款，则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以每月按借款总额的百分之六计付违约金，并由具借人承担实现债权追偿的一切费用。义乌印刷公司在载有上述内容的借条上盖章确认，同时季忠民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确认，表示同意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义乌印刷公司按约定利率支付了2014年9月12日-10月28日止的利息，并分四次归还迪而公司本金400万元。2014年12月15日，赵至宜、郑淑媛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兰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日扣押本案所涉借条。2018年11月27日，兰溪市公安局将本案借条归还给郑淑媛。2019年4月1日，郑淑媛以其个人名义在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主张债权，后向该院申请撤诉。另查明，郑淑媛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兰溪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于2018年11月22日出狱。2020年1月20日，郑淑媛、周月新作为迪而公司股东，作出解散迪而公司的决议并成立公司清算组，郑淑媛为公司清算组负责人。2020年3月6日作出清算报告，其中关于资产及负债清理情况载明“截至2020年3月6日止，共有总资产500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20年3月11日，迪而公司被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焦点有：一、郑淑媛、周月新是否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郑淑媛、周月新系迪而公司的股东，且该公司无其他股东，在公司已被注销的情况下对公司注销前的债权享有以自己名义向债务人主张的权利，该债权并不以公司注销而消灭。关于焦点二，迪而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淑媛于2014年12月15日至2018年11月22日期间被羁押，同时本案债权凭证被公安机关扣押为客观事实，但权利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失去人身自由并不代表其被剥夺委托他人主张权利的权利，换言之，只有权利人被非法控制或者被非法剥夺委托权、自身无法也无法委托他人主张权利的，才符合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关于债权凭证被公安机关扣押的情况，该院认为，案涉借条为主张债权非常重要的证据，但并非唯一证据，迪而公司可以通过提供借款交付的凭证主张权利，也可以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因此，借条被扣押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同时，郑淑媛、周月新未举证证明存在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综上，因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郑淑媛、周月新于2019年4月1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对于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确认。义乌印刷公司尚欠迪而公司借款未还属实，但迪而公司及郑淑媛、周月新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未及时主张权利，其胜诉权依法不予保护，其要求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偿还借款本息，因未能在法定期间行使权利，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郑淑媛、周月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720元，由郑淑媛、周月新负担。 二审中，郑淑媛、周月新提交证据及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质证如下： 证据一、郑淑媛与季忠民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季忠民同意继续履行债务；2.季忠民于2018年12月10日归还20000元借款。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质证：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个人信息真实性认可，但因聊天记录已不存在，无法确认内容是否真实。1、这20000元是郑淑媛向浙江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元公司）预支的工资，并非季忠民的还款。2、郑淑媛在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及一审中未曾提起25000元的事实，说明郑淑媛也认可该款项系其个人事务，与迪而公司无关。3、聊天记录双方均未谈及借款事宜，季忠民自始至终也没有主动承诺如何还款，不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证据二、银行明细及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0日季忠民委托陈岚代其向郑淑媛归还借款20000元，郑淑媛提供的是其弟弟的银行卡，因此季忠民归还的20000元打入郑海晓的账户。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质证：银行明细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郑海晓的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二，无法证明郑海晓和郑淑媛是姐弟关系，应当由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村组织或者民政部门进行证明；其三，郑海晓所说的还款事实与前两份证据反映的事实相悖。 证据三、兰溪市公安局于2020年12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1.郑淑媛因非法经营罪被羁押，羁押当天，本案所涉借条予以扣押，迪而公司印章予以收缴；2.2018年11月27日兰溪市公安局将案涉借条退还给郑淑媛，但是迪而公司的公司印章不予退还。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质证：真实性有一定的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说明应当有相关的承办人员签章，形式不合法，内容实质上跟一审中兰溪市公安局提供说明的内容是一致的，未有新的事实证明。 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提供证据及郑淑媛、周月新质证如下： 可元公司情况说明一份、陈岚向郑海晓、郑淑媛汇款的查询明细一份、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十页，证明2018年12月季忠民与可元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佐义商量，能否招收郑淑媛为其公司员工，陈佐义同意后，为郑淑媛交了社保，并预付20000元的工资，后又预付5000元工资，均通过可元公司财务人员陈岚向郑淑媛指定账户或其本人账户转账支付。后因郑淑媛无法到义乌上班，故在2019年9月停缴了社保，双方关系正式结束。 郑淑媛、周月新质证：1、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郑淑媛不认识可元公司的“陈岚”及其法定代表人陈佐义，也没有接触协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郑淑媛收到的是季忠民的还款。郑淑媛与季忠民微信对话中可以印证，双方从没有谈过所谓找工作和发工资的问题。2、汇款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付款人并非可元公司，工资之说不成立。是郑淑媛与季忠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陈岚所汇25000元是受季忠民之托的还款。3、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季忠民答应代郑淑媛补交社保费，具体季忠民怎么办社保的，郑淑媛概不知情，季忠民只让郑淑媛把身份证通过微信发给他。可元公司称每月发给郑淑媛5000元工资，而其提供的社保证明中显示的缴费基数是3060元，两个数额存在较大差额。另外，可元公司给郑淑媛交了10个月的社保费与其仅向郑淑媛发放5个月工资相互矛盾，可元公司与郑淑媛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劳动法律关系，季忠民代办代缴郑淑媛社保费的行为应当认定还款行为。 因系陈岚向郑淑媛方汇款，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陈岚进行了询问，陈岚亦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陈岚陈述的事实概括如下：陈岚系可元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发放工资，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佐义交待陈岚，因季忠民托其帮忙给郑淑媛找工作，让陈岚给郑淑媛办理社保，并按5000元每月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但陈岚从未见到郑淑媛到可元公司上班，郑淑媛也未曾与可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陈岚共向郑淑媛汇付25000元，可元公司为郑淑媛交纳了10个月的社保。 郑淑媛、周月新对陈岚的陈述发表意见如下：陈岚所陈述的有关事实是虚假的。郑淑媛与陈岚及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不认识，没有接触过，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郑淑媛在可元公司未办理过入职手续，也未上班，可元公司给郑淑媛发放工资不符合常理。事实上郑淑媛收到的是季忠民的还款，从郑淑媛和季忠民的微信对话中，双方从未谈及找工作的事情。 义乌公司、季忠民发表意见如下：陈岚的陈述都是客观真实的，符合事实逻辑，对三性均予认可。 郑淑媛通过移动微法院提交短信截屏照片三张，证明其配偶赵至宜向季忠民催讨本案借款，案涉已还部分款项系由季忠民安排的事实。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认为，因时间长远无法想起，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如属实，短信反映的只是2014年底赵至宜代表迪而公司向借款人义乌印刷公司法定代表人季忠民催款的内容，后义乌印刷公司偿还了400万元本金，该款并非季忠民个人借款。 本院依职权向国家税务总局义乌市税务局调取可元公司自2018年12月份至2019年9月份征收税费明细清册（社保费），并向双方出示。郑淑媛发表意见如下：季忠民为郑淑媛代交社保费总计6404.42元，同意在借款利息中扣除。义乌包装公司、季忠民发表意见如下：实务操作中，缴费金额是按照社保机构的要求相对固定的，并不与劳动者实际发放的工资金额一致。 本院认证意见：郑淑媛、周月新提交的证据一，季忠民对双方个人信息真实性无异议，郑淑媛亦提交了微信聊天载体予以核对，并将完整的聊天内容截屏提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结合季忠民与郑淑媛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来源于兰溪市公安局，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提供的汇款查询明细、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郑淑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陈岚的当庭陈述，本院认为，陈岚在可元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佐义的指示下向郑淑媛汇款25000元，并以可元公司名义为郑淑媛交纳10个月社保的事实可予确认，但陈佐义系受季忠民所托而指示陈岚进行操作，郑淑媛与可元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亦从未到可元公司上班的事实可予确认。征收税费明细清册（社保费）真实性予以确认。郑淑媛、周月新提供的赵至宜与季忠民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郑淑媛提供了原始载体进行核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除“义乌印刷公司按约定利率支付了2014年9月12日-10月28日止的利息”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2014年9月12日借条下方，由郑淑媛手写内容如下：收到季忠民2014.9.12至2014.9.28利息已结清，收到季忠民2014.9.28至2014.10.9利息已结清，收到季忠民2014.10.10至2014.10.15利息已结清，收到季忠民2014.10.16至2014.10.22利息已结清，收到季忠民2014.10.23至2014.10.28利息已结清。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郑淑媛起诉可元公司、季忠民的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2019年6月3日，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在对2014年9月12日借条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借条中约定的利率违法，利息过高，对于利息支付情况，当时是按照6分利支付的，但是偿还的对象是迪而公司而非郑淑媛，连带责任也是无效的，按照约定期限应该是两年。 经双方确认已付利息共计846000元，郑淑媛陈述其中646000元是由季忠民安排转账支付，20万元是现金支付。义乌印刷公司、季忠民陈述利息均以义乌印刷公司名义支付。2014年12月10日，郑淑媛配偶赵至宜向季忠民发送短信，问“怎么样了”，季忠民回复“还没好”，赵至宜“晚点可以吗？”“季总，已经5点了”。2014年12月11日，季忠民向赵至宜发送短信“赵总，还没谈好”，赵至宜回复“那怎么弄，少点也要应付啊，要不然不好过日子啊”。 2018年12月9日，郑淑媛与季忠民通过微信互加好友，郑淑媛将郑海晓中国建设银行的账号发送给季忠民，并于次日问“季总，今天可以给我安排多少”，季忠民发送付款户名为陈岚、收款户名为郑海晓的电子回单给郑淑媛，载明汇款金额为20000元，郑淑媛于12月11日回复“已收到，谢谢”。2018年12月24日，郑淑媛问“社保的事情问过了吗？”次日，季忠民回复“身份证正反面都要发过来，重新拍一个”，郑淑媛遂将身份证正反面拍照后发送给季忠民。2019年1月2日，郑淑媛问“季总，这个月给我安排多少？”，2019年1月3日，郑淑媛问“季总，社保可以交吗？”，季忠民回答“已经交了，以前的还没有补，过几天给补一下”，郑淑媛回复“好的，谢谢！这个月能给我安排多少啊？”…… 再查明，陈岚系可元公司的财务人员，其陈述系季忠民找到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佐义，后其在陈佐义的指示下于2018年12月10日向郑海晓账号汇款20000元、于2019年4月20日向郑淑媛账号汇款5000元，并以可元公司为参保单位，为郑淑媛缴纳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十个月（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根据征收税费明细清册（社保费）及可元公司参保缴费总人数、郑淑媛参保状态，经核算，可元公司为郑淑媛缴费总额为6404.43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分别评析如下： 一、案涉借款的追索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义乌印刷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是在2014年12月12日，诉讼时效到2016年12月11日届满。但2014年12月15日迪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淑媛因涉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案涉借条亦于同日被公安机关扣押。直至2018年11月22日，郑淑媛出狱，案涉借条于2018年11月27日由兰溪市公安局退还给郑淑媛，即在诉讼时效到期的最后六个月，迪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淑媛仍被刑事羁押，能够证明借款及担保关系的主张证据借条亦被公安机关扣押，迪而公司提起诉讼客观上存在障碍，这种情况不应认定为迪而公司对债权的放弃，可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故诉讼时效可从郑淑媛出狱后第二天继续计算六个月。郑淑媛在取得借条后，于2019年4月1日提起诉讼，虽因主体问题，该案撤回起诉，但权利主张的事实可认定，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现郑淑媛、周月新作为迪而公司的股东在迪而公司注销后提起诉讼，其所享有的追索案涉借款本息的民事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 二、担保人季忠民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本案中，2014年9月12日的借条约定季忠民对义乌印刷公司向迪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直至所有担保范围内的全部款项归还完止，应视为约定不明，季忠民承担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至2014年9月22日，在2014年9月12日至10月28日，郑淑媛主张季忠民曾支付利息，季忠民未予否认，但主张系以义乌印刷公司名义支付，而本案中季忠民既为主债务人义乌印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其个人也是担保人，在其未有证据证明其个人的还款行为系履行义乌印刷公司的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应视为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季忠民支付利息业已为原债权人迪而公司所接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结合郑淑媛配偶向季忠民催讨案涉借款的短信记录，在没有证据证明催讨对象仅为义乌印刷公司的情况下，应视为同时向义乌印刷公司及季忠民个人催讨，故应认定迪而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季忠民主张了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则案涉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亦因迪而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淑媛涉刑被羁押、案涉借条被扣押而中止。现郑淑媛、周月新主张由季忠民承担担保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予支持。 三、案涉借款尚欠款项本息数额应如何认定。首先，双方对自2014年9月12日至2014年10月28日止的利息按月息6分计算共计846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先前的司法解释，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不受保护，应在本金中扣除，经核算如下： 日期 当事人已经支付的利息（年息72%）（元） 按抵扣本金、年息36%计得利息（元） 抵扣本金（元） 尚欠本金（元） 2014.9.12 至2014.9.28 306000 153000 153000 8847000 2014.9.29 至2014.10.9 198000 97317 100683 8746317 2014.10.10至2014.10.15 108000 52477.9 55522.1 8690794.9 2014.10.16至2014.10.22 126000 60835.56 65164.44 8625630.46 2014.10.23至2014.10.28 108000 51753.78 56246.22 8569384.24 即至2014年10月28日尚欠本金为8569384.24元。2014年12月份，义乌印刷公司分四笔向迪而公司归还本金400万元，尚欠本金为4569384.24元。因郑淑媛、周月新诉请主张按尚欠借款本金自2014年10月29日起计算利息，故在2014年12月份分四笔归还的借款不再分段计算产生的利息。2014年10月29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付至2020年8月19日止，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其次，关于可元公司员工陈岚向郑淑媛汇付的25000元及可元公司为郑淑媛交纳的社保费的性质认定问题。结合郑淑媛与季忠民的微信聊天记录，郑淑媛系向季忠民催讨款项，社保也是由季忠民取得郑淑媛的身份证材料后安排缴纳，郑淑媛未与可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从未在可元公司上班，陈岚也确认系季忠民找到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佐义商量，后陈佐义指示陈岚向郑淑媛汇付款项，并办理社保缴纳。故本院认定，郑淑媛于2018年12月10日收到的汇款20000元、于2019年4月20日收到的汇款5000元，及可元公司为郑淑媛交纳社保支付的款项6404.43元，应视为季忠民向郑淑媛的还款。因双方未有约定系归还本金还是利息，依法应优先抵充利息。 综上分析，义乌印刷公司应向郑淑媛、周新月归还借款本金4569384.24元及相应的利息，季忠民作为担保人应就义乌印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24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8443号民事判决； 二、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郑淑媛、周月新借款本金4569384.24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9日至2020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付；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并扣除已支付的31404.43元）； 三、季忠民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郑淑媛、周月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4720元，由郑淑媛、周月新负担414元，由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季忠民负担843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720元，由郑淑媛、周月新负担414元，由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季忠民负担843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徐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