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锋，男，197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彪，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索普兴大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里13号三层302。法定代表人：陈华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园园，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洋，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索普兴大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兴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4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毕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索普兴大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债权中有15万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未予支持，系认定事实不清。该15万元债权发生在2010年4月，除了毕锋催款外，还有索普兴大公司自认、承诺还款等情形，多次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事实，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具体理由如下：一、2017年5月和2018年9月两次时效中断。（一）2017年5月之前毕锋多次催款导致时效中断。2017年5月，索普兴大公司被收购，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与财务人员。更换后的管理人员以不知催款情况为由不能反驳毕锋提供的证人证言。且索普兴大公司被收购时概括承受2017年5月前的债务；（二）2018年9月11日，毕锋和证人崔某到索普兴大公司新办公地巨石大厦找其时任新法定代表人詹旭辉及监事兼法务负责人陈小梅当面催款、对账，包括该15万债权。毕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沟通记录，内容可见索普兴大公司承诺还款，导致诉讼时效再次中断。（三）2019年6月，毕锋委托律师发律师函催款，2019年7月首次起诉，均未经过诉讼时效；二、索普兴大公司陈述前后矛盾。索普兴大公司提交的2016年审计报告中承认了毕锋受让债权款项，与索普兴大公司的否认自相矛盾。这一页内容显示：欠北京腾必达建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腾必达公司）、北京亚通金苑净化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亚通金苑公司）、邵某、郑建强共1576688.32元（包括该15万元），会计记录时间是2016年1月，表明索普兴大公司的新股东于2016年收购全部股权前查账核实认可，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该页加粗打印痕迹表明，是索普兴大公司提交法庭前临时制作的，且有改动，涉嫌伪造证据。另索普兴大公司隐藏了2016年聘请江苏镇江会计事务所为收购股权所作专项审计报告未提交法庭。三、2017年前也发生多次时效中断的事由。2017年前，毕锋每年多次催款，索普兴大公司多次承诺还款，多次发生中断。毕锋从借款到期后便开始索要，为此，毕锋提供了两名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索普兴大公司以证人不是公司员工为由不予认可，显然不能成立。另外，2013年索普兴大公司出具的机打工程欠款516688.32借条的部分内容重复了2009年支票借款中的40万元，也能证明毕锋一直在催款。此外，毕锋还提交了索普兴大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兴大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给毕锋书写的同一时期的，由同一名会计书写的借条，该借条被法院采信，支持了毕锋的还款请求。索普兴大公司辩称，不同意毕锋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出上诉。一、索普兴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腾必达公司转让给毕锋的15万元借款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毕锋丧失胜诉权，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索普兴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就索普兴大公司对腾必达公司负有的40万元借款债务的诉讼时效未届满，以及认定亚通金苑公司转让给毕锋的、对索普兴大公司享有的426688.32元债权诉讼时效未届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只是索普兴大公司对这两笔款项没有提出上诉。毕锋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索普兴大公司偿还毕锋借款1066688.32元及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2.索普兴大公司偿还毕锋借款51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照年息24%计算）；3.诉讼费用由索普兴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20日，索普兴大公司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因本公司经营需要，借腾必达公司支票二张，合计400000元，借期6个月，利息合计20000元。到期日2009年11月25日，到期本息同付。2010年4月20日，索普兴大公司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腾必达公司支票150000元，借期半年，利息5%。2013年3月5日，索普兴大公司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1.2009年5月-6月（支票2张），借腾必达公司共计400000元。2.2010年12月借亚通金苑公司共计426688.32元。3.2010年12月由亚通金苑公司代垫房租90000元。2019年6月26日，毕锋委托代理人石彪向索普兴大公司邮寄《律师函》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并由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进行公证。其中《律师函》《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系毕锋通知索普兴大公司已接受涉案债权转让，并向索普兴大公司发送包括案涉借款在内的催款函，要求索普兴大公司解决还款事宜。2018年9月，毕锋曾通过微信方式向詹旭辉（索普兴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公司法务“陈小梅律师”询问还款事宜。因索普兴大公司未向毕锋还款，毕锋即来院起诉。一审庭审中，索普兴大公司否认毕锋所述债权转让真实性，并主张毕锋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此，毕锋提供如下证据：1、债权转让协议5份。债权转让协议载明，2013年4月10日，亚通金苑公司将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516688.32元转让给毕锋。2010年10月30日，腾必达公司将其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157500元（其中本金150000元，利息7500元）转让给毕锋。2009年11月28日，腾必达公司将其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420000元（其中本金40000元，利息20000元）转让给毕锋。2019年6月6日，邵某将其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500000元转让给毕锋。2019年6月6日，郑建强将其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10000元转让给毕锋。2、证人证言：证人邵某到庭证明其将债权转让给毕锋。证人崔某证言，崔某证明其系索普兴大公司借款过程经手人和见证人，毕锋所诉借款属实，毕锋始终在向索普兴大公司催要借款。证人章某证言，章某证明其原系索普兴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宋勤华助理，2015年至2018年期间任职。证人证明毕锋每年向索普兴大公司催要借款，毕锋所诉借款属实。3、毕锋另提供了其与北京兴大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凭证。毕锋称北京兴大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与索普兴大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可以间接证明双方债务真实以及始终催要借款。4、2016年8月5日，索普兴大公司向郑建强发出的企业征询函，确认其他应付款项10000元。索普兴大公司向邵某发出的企业征询函，确认其对邵某的应付款项为500000元。5、北京兴大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与毕锋的借条以及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显示毕锋对该公司享有债权。索普兴大公司否认证人系索普兴大公司员工，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另查，根据索普兴大公司向法庭提供了该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6年财务审计报告，上述报告显示的其他应付款包括腾必达公司550000元，亚通金苑公司516688.32元，邵某500000元，郑建强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该案中，根据毕锋提供的借条以及索普兴大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中的内容，可以确认索普兴大公司与涉案债权的原债权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该案争议焦点在于毕锋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债权是否存在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索普兴大公司于2013年出具借条时，其此前对腾必达公司的55万元和对亚通金苑公司的426688.32元债务及90000元垫付租金的债务均已经到期。借条中对腾必达公司的40万元及亚通金苑公司的516688.32元进行了重新确认，但未写明履行期限。索普兴大公司认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届满后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写欠条第二日即2013年3月6日开始起算，因此毕锋的相关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时起算。因此，索普兴大公司向腾必达公司和亚通金苑公司出具的没有履行期限的借条，应当自债权人主张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故腾必达公司对索普兴大公司的40万债权及亚通金苑公司对索普兴大公司的516688.32元债权自债权人主张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腾必达公司对索普兴大公司的另15万元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毕锋提交的企业询证函，2016年8月5日，索普兴大公司向郑建强、邵某及其他债务人发出企业询证函用于核对账目往来，询证函中加盖有索普兴大公司公章。索普兴大公司虽称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并非其公司公章或者提出其他原因进行反驳，且索普兴大公司2016年财务审计报告中亦包含此两笔债务。故索普兴大公司由于公司人员更换无法核实企业询证函真实性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邵某对索普兴大公司的50万元债权和郑建强对索普兴大公司的1万元债权诉讼时效中断，自2016年8月5日起重新计算。亚通金苑公司、腾必达公司、邵某、郑建强与毕锋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时即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毕锋2019年6月26日通过邮寄律师函及公证的方式通知债务人，应当认定其履行了通知的义务并向索普兴大公司主张债权，该债权转让于2019年6月26日对索普兴大公司发生效力。综上，毕锋基于腾必达公司对索普兴大公司的40万债权，基于亚通金苑公司对索普兴大公司的516688.32元债权，诉讼时效自2019年6月26日起算，基于邵某对索普兴大公司的50万元债权和基于郑建强对索普兴大公司的1万元债权自2016年8月5日起算至2019年6月26日，也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故毕锋要求索普兴大公司偿还上述款项的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因索普兴大公司2013年3月5日确认债权的借条中并未写明利息，且企业询证函中也未注明利息，故该院对毕锋主张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但索普兴大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支付毕锋主张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索普兴大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毕锋支付欠款1426688.32元；二、北京索普兴大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毕锋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426688.32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6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三、驳回毕锋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腾必达公司转让给毕锋的债权157500元（其中本金150000元，利息7500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争议的15万元发生于2010年4月20日，借期半年，即到期日为2010年10月20日。腾必达公司系于2010年10月30日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毕锋。毕锋受让债权后，最迟应当于2012年10月20日之前，向索普兴大公司主张权利。根据原债权人之一的亚通金苑公司为证人崔某出具的向索普兴大公司催款委托书内容，崔某系索普兴大公司借款过程经手人和见证人，“自2014年开始，每年都向你们公司催款，你们公司至今未还”及其证言中“毕锋所诉借款属实，毕锋始终在向索普兴大公司催要借款”的内容，难以得出2010年10月30日至2013年以前毕锋曾向索普兴大公司主张权利的结论。章某于2015年至2018年期间在索普兴大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即总经理宋勤华助理，其证言中“毕锋每年向索普兴大公司催要借款，毕锋所诉借款属实”的内容，同样难以得出2010年10月30日至2013年以前毕锋曾向索普兴大公司主张权利的结论。索普兴大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出具借条时，其对腾必达公司的55万元（包括本案争议的15万元债务）和对亚通金苑公司的426688.32元债务及90000元垫付租金债务均已到期。而在该借条中，索普兴大公司对腾必达公司的40万元债务以及亚通金苑公司的516688.32元债务重新进行了确认，但并未确认本案毕锋上诉争议的15万元债务。故，截至2012年10月20日，腾必达公司转让给毕锋的157500元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况下，毕锋提供的其于2018年9月11日向詹旭辉（索普兴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监事兼法务负责人陈小梅询问还款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有“希望能妥善解决”的内容）等证据，并不能证明索普兴大公司向毕锋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毕锋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索普兴大公司就原债务与毕锋达成新的还款协议。故，腾必达公司转让给毕锋的债权157500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毕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毕锋负担（已交纳1350元，余款19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丽审 判 员 石磊审 判 员 罗珊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