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93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伟，男，198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莉萍，女，198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凌润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法定代表人：张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珂，上海合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伟、陶莉萍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凌润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润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伟、陶莉萍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凌润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葛伟和陶莉萍有离婚的自由，现一审判决并未认定葛伟与陶莉萍此次离婚和分割、转让涉案房屋产权的行为是虚假、无效、为逃避葛伟的债务而恶意串通的行为。因葛伟、陶莉萍在他处均无住房，故一审判决在承认双方离婚的前提下，判决恢复原有房屋共有登记状态的结果，等于是迫使已经登记离婚、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的两人重新住到一起，这明显有违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2．陶莉萍就涉案房屋支付了对价，且房款对价不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根据法律规定，本着离婚时应优先考虑女方、生活困难方、照顾家庭和子女贡献较大一方的利益的原则，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原审判决认为双方分割房产必须一人一半，明显是错误的。即使本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现三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在离婚时市场价格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00万元，则“合理的价格”应当为700万元的一半的70％即245万元，而不应当是一审判决认定的350万元。陶莉萍与葛伟在一审判决后又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约定陶莉萍另行支付葛伟房屋对价15万元，陶莉萍已经按照葛伟的指示向案外人南某某支付15万元，总计支付了房屋对价245万元。3．离婚时，陶莉萍对葛伟向其转让系争产权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并不明知。在2018年12月双方离婚时，凌润公司的主债务人上海胜者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者源公司)尚在正常经营中，具备相应的收入和还款能力，完全可以归还债务。凌润公司、案外人南某某与胜者源公司、葛伟的债务均尚未形成纠纷，也尚未起诉。因此在离婚时，葛伟、陶莉萍并无通过恶意串通转让涉案房屋产权的行为来逃避债务、损害凌润公司利益的必要。葛伟和陶丽萍均不可能预料到在2019年2月份之后，胜者源公司会遭遇资金链断裂，导致胜者源公司最终无法清偿债务的结果。4．陶莉萍自胜者源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未在该公司担任过任何职务，也从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陶莉萍在离婚时并不知道胜者源公司、葛伟与凌润公司之间的债务情况。5．凌润公司的债权金额明显低于涉案房屋产权转让的对价。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以其债权为限。而葛伟转让的涉案房屋产权对价是230万元，市场价值大约为350万元。无论是转让对价还是市场价值，均明显高于凌润公司的债权金额。被上诉人凌润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并未违反公序良俗。一审判决仅针对葛伟与陶莉萍之间的财产分割是否有效进行处理，未干涉两人之间的离婚自由。2．凌润公司认为陶莉萍支付的230万元并非涉案房屋的对价款，并申请对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虽未对此进行认定，但是认为即使230万元是对价款，也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凌润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并无错误。3．葛伟与陶莉萍在2018年12月25日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仅约定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在陶莉萍名下，但未约定对价。根据葛伟与陶莉萍一审提交的证据，两人达成230万元的支付对价合意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6日，此时陶莉萍已经实际获得了涉案房屋的全部权益，在感情破裂的前提下陶莉萍没有理由再去承担230万元的债务。从双方的银行流水可知，在协议离婚前后双方财务往来并无明显变化，陶莉萍在其银行卡余额充足的情况下仍采取小额转账的方式向葛伟支付对价款不合常理。且在离婚后支付对价未完成的情况下葛伟曾向陶莉萍小额转账更不符合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一般情况。因此凌润公司认为2018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是两人为逃避履行到期债务的合意。另根据陶莉萍提交的《补充协议二》，陶莉萍向案外人南某某支付15万元的行为是更为明显的逃避凌润公司到期债权的行为。因此，结合两人离婚前后的经济往来习惯、支付金额及两份《补充协议》等情况，凌润公司认为陶莉萍存在明显恶意。4．陶莉萍在一审判决后向案外人南某某支付15万元执行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效支付。陶莉萍在二审中提交的《补充协议二》中约定陶莉萍应向葛伟支付15万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陶莉萍向案外人南某某支付15万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对《补充协议二》的履约行为。再者，法律设立债权人撤销权的目的是使债权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针对凌润公司的债权来讲，陶莉萍在一审判决后向南某某支付15万元执行款的行为并未使葛伟的责任财产得以弥补，因此陶莉萍补充支付15万元不能认定为有效支付。5．凌润公司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债权限额。葛伟的债权人并非仅有凌润公司一人。经查，葛伟的债务总额应超过420万元。凌润公司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是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应以保全全部一般债权人的总债权额度为限。综上，不同意葛伟和陶莉萍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一审判决。凌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葛伟于2018年12月25日将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镇泽路XXX弄XXX号房屋中拥有的共同产权通过离婚协议转让给陶莉萍的行为，并恢复上述房产登记；2．判令葛伟承担凌润公司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葛伟与陶莉萍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6月3日登记结婚，2018年12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二人所签署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就财产分割约定为涉案房屋产权归陶莉萍所有，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就债权债务约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各自名下债权各自享有，各自名下债务各自承担。涉案房屋由葛伟、陶莉萍与上海晶元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所得，该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暂测房屋建筑面积193.35平方米，另有地下附属面积92.13平方米，房屋总价4，559，713元。原登记为葛伟、陶莉萍共同共有，2019年1月10日登记为陶莉萍单独所有。审理中，各方经协商一致确认涉案房屋在葛伟与陶莉萍办理离婚登记时市场价值为700万元。2019年3月29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凌润公司与胜者源公司、葛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212民初5524号，该案经审理后查明以下主要事实：胜者源公司因资金所需于2018年8月20日向凌润公司借款100万元，双方签署《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借款期限为30天，如逾期，另按日1％支付罚息。葛伟及张宝对借款提供担保。次日，凌润公司向张宝转账100万元，张宝向胜者源公司转账100万元。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浙0212民初5524号判决，判令胜者源公司返还凌润公司借款100万元及借款利息，葛伟对胜者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12月11日，凌润公司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浙0212执10076号，因被执行人胜者源公司、葛伟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有效的财产线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另查明，凌润公司为此次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凌润公司认为，2018年8月21日，凌润公司将钱款出借给胜者源公司，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葛伟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人明知凌润公司债权尚未得到清偿。2018年12月，葛伟与陶莉萍协议离婚时，葛伟将涉案房屋的共有产权无偿让与陶莉萍，减少了其责任财产，致使凌润公司的债权无法顺利及时实现。因葛伟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凌润公司的债权至今未能获得清偿，客观上对凌润公司造成了损害，故凌润公司要求撤销葛伟与陶莉萍通过协议离婚的形式转让涉案房屋产权的行为，并依法恢复涉案房屋的原有产权登记。葛伟与陶莉萍认为，2018年12月25日，葛伟与陶莉萍因夫妻感情不和，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后登记离婚，次日二人签署《补充协议》，就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分割等进行约定。在上述协议中，葛伟将涉案房屋的共有产权转让给陶莉萍，陶莉萍为此先后支付葛伟价款230万元，陶莉萍所支付葛伟的对价款来源于陶莉萍母亲的卖房款及陶莉萍爷爷奶奶的储蓄存款。根据《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应优先考虑女方、生活困难方、照顾家庭和子女贡献较大一方的利益的原则，故在确认涉案房屋分割、产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时，不能单纯以市场价值衡量是否是明显的低价转让、恶意转让财产。陶莉萍作为女方，婚后为照顾家庭没有工作，离婚后可能导致生活困难，故葛伟与陶莉萍大致按照1／3与2／3的比例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并支付相应对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018年12月葛伟与陶莉萍离婚时，凌润公司的主债务人胜者源公司还在正常经营中，凌润公司与胜者源公司、葛伟之间的债务尚未形成纠纷，陶莉萍自胜者源公司成立时起就不参与公司经营，并不知晓凌润公司与胜者源公司、葛伟之间的经济纠纷，凌润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葛伟、陶莉萍通过恶意串通转让涉案房屋产权的行为来逃避债务。此外，葛伟及陶莉萍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应以其债权为限。葛伟转让涉案房屋产权对价是230万元，葛伟所拥有的涉案房屋产权市场价值约350万元，无论是转让对价还是市场价值均明显高于凌润公司的债权金额。凌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9)浙0382民初4111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382执4249号案件情况截图打印件各一份，以此证明胜者源公司、葛伟无可供执行的财产；2．银行转账明细复印件六份，以此证明葛伟与陶莉萍离婚后，陶莉萍向葛伟转账的230万余元并非涉案房屋的对价，在葛伟与陶莉萍办理离婚登记前，葛伟账户余额就保持较低状况，在葛伟需要支取时，由陶莉萍向葛伟转账，葛伟与陶莉萍这种管理钱财的模式在双方离婚前后并无变化。葛伟、陶丽萍对于凌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凌润公司所提供的(2019)浙0382民初411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凌润公司是在2019年4月15日才至法院起诉的，当时葛伟与陶莉萍已登记离婚；在葛伟与陶莉萍离婚前，若没有相反证据，钱款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的转账行为与离婚无关，双方在离婚前发生的一切金钱往来与本案无关，凌润公司提供的转账明细与葛伟及陶莉萍的陈述是吻合的。葛伟、陶莉萍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12月26日补充协议一份，以此证明2018年12月26日葛伟与陶莉萍签署补充协议确认由陶莉萍支付葛伟对价230万元以获得涉案房屋一半产权的事实；2．上海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四份、银行对账单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以此证明陶莉萍母亲陶秀娟将其名下房屋出售后将售房款225万元转账给陶莉萍，陶莉萍爷爷奶奶将其储蓄存款430，773.53元交付陶莉萍，陶莉萍在其母亲及爷爷奶奶的资助下支付葛伟涉案房屋产权对价的事实；3．陶莉萍尾号为7470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尾号为540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明细各一份，以此证明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6月30日，陶莉萍转账给葛伟2，202，109.29元；2019年7月19日至2019年8月10日，陶莉萍转账给葛伟13，310元，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27日，陶莉萍转账给葛伟90，505元，陶莉萍合计向葛伟支付2，305，924.29元的事实；4．胜者源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一份，以此证明胜者源公司自2017年2月成立时起，陶莉萍并未在该公司担任董监高，亦不参与公司经营，对该公司经营情况并不知晓的事实。凌润公司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补充协议并未备案在离婚协议中，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申请对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能证明陶莉萍家人将钱款交付给陶莉萍，无从知晓陶莉萍收到钱款的用途；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陶莉萍在存款账户余额上百万时向葛伟转账有时仍小额转账，这不符合支付房屋对价款的一般形式；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凌润公司认为陶莉萍对于胜者源公司的经营情况应该是明知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债权人撤销权。所谓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危害债权的行为，依法享有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的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顺利及时实现。若债务人的行为减少了其责任财产，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则该行为理应成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夫妻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归一方所有，若不分或明显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部分的约定。葛伟与陶莉萍离婚时，根据双方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就财产分割约定为青浦区赵巷镇镇泽路XXX弄XXX号房屋产权归陶莉萍所有，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在该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并未约定陶莉萍所应支付的对价，葛伟与陶莉萍提供2018年12月26日补充协议及相关转账凭证以证明陶莉萍支付葛伟对价230万元以获得涉案房屋一半产权，凌润公司对此有异议，认为陶莉萍所支付的230万余元并非支付涉案房屋对价，且申请对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葛伟与陶莉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原登记于葛伟与陶莉萍名下，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归葛伟及陶莉萍共同所有。即使按照葛伟与陶莉萍所述双方在2018年12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的次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陶莉萍支付葛伟对价230万元以获得涉案房屋一半产权，根据各方庭审中确认葛伟与陶莉萍办理离婚登记时涉案房屋市场价值为700万元，陶莉萍所支付的对价明显低于涉案房屋交易时的市场交易价的一半，应属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债务人葛伟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减少了其责任财产，致使债权人凌润公司的债权无法顺利及时实现。因葛伟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凌润公司的债权至今未能获得清偿，客观上对凌润公司的债权造成了损害。葛伟与陶莉萍虽于2018年12月25日协议离婚，并于2019年1月10日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凌润公司系于2019年12月在(2019)浙0212执10076号案件执行期间得知涉案房屋变更登记事宜，目前葛伟及陶莉萍未提供证据证明凌润公司在此之前已知晓葛伟与陶莉萍协议离婚并变更涉案房屋登记事宜，因此，凌润公司于2020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综上，凌润公司要求撤销葛伟将涉案房屋部分产权转让给陶莉萍的行为，并恢复涉案房屋的原产权登记，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律师代理费的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由债务人负担。该律师代理费系因本案诉讼产生，故凌润公司向葛伟主张于法有据，且凌润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符合相关收费标准，故一并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葛伟将其在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镇泽路XXX弄XXX号房屋中的权利份额转让给陶莉萍的行为；二、葛伟、陶莉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镇泽路XXX弄XXX号房屋恢复登记至葛伟、陶莉萍共同共有状态，变更登记所需费用由葛伟、陶莉萍承担；三、葛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波凌润电器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涉案房屋原系葛伟与陶莉萍共同共有。葛伟与陶莉萍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5日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权债务等均进行了约定，其中就财产分割约定为，涉案房屋产权归女方所有，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根据上述约定，葛伟离婚时未取得房产份额，也未得到任何补偿，该财产分割方案使得葛伟的责任财产大幅减少。虽然葛伟与陶莉萍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及银行交易明细，以此证明陶莉萍向葛伟支付了合理对价，并非无偿转让。但涉案房屋系双方主要财产，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应当已经对财产分割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并未约定给付房屋对价，却于次日就涉案房屋另行签署与《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内容不符的《补充协议》，且银行交易明细中出现若干金额极小的汇款、合计金额亦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与常理不符。故本院有理由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陶莉萍于离婚后陆续支付给葛伟的钱款即为涉案房屋的对价款，故对于陶莉萍与葛伟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现凌润公司已依生效判决，就葛伟所欠债务申请强制执行，因胜者源公司及葛伟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已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葛伟与陶莉萍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将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葛伟的部分无偿转让给陶莉萍，该行为显然侵犯了凌润公司的合法权益，凌润公司以此主张要求撤销并无不当。综上，葛伟、陶莉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葛伟与陶莉萍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俊审 判 员  赵 静审 判 员  管勤莺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储继波书 记 员  吴是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