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自敬，男，196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娟，女，196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系闫自敬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曾用名闫某3），男，201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系闫自敬长孙。 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闫家庄工贸区，系闫某1和闫某2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男，201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系闫自敬次孙。 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闫家庄工贸区，系闫某1和闫某2之母。 上诉人闫自敬等四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皓，山西古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自敬等四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薇，山西古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江峰，男，198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闫家庄工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军峰，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庆玲，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帅，男，199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倩，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自敬、杨玉娟、闫某1、闫某2、陈江峰、闫帅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自敬及其与上诉人杨玉娟、闫某1、闫某2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皓、杨薇，上诉人陈江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军峰、彭庆玲，上诉人闫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帅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晋082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上诉人闫帅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前后偏差和遗漏。一审法院在判决第4页认定事实为“双方下车购买后闫琦将篷布装车时，车厢下降将闫琦挤压，闫帅见状从驾驶室控制车厢升起，闫琦从车上掉下来，后闫琦被送往大闫医院、临猗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该事实认定说明闫帅的行为系救人行为。但一审法院在判决第7页称闫帅是否与闫琦的受害有关无法查清，根据上诉人陈江峰提到升降系统需要有人配合操作完成为理由，以现场就闫琦、闫帅两个人为理由，任意作出“不能排除闫琦受害与闫帅无关”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前后偏差。另外，本案中闫琦是在为陈江峰购买篷布时受害，陈江峰是闫琦提供劳务的直接受益人，一审法院对于闫琦与陈江峰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事实未作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遗漏。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判令上诉人闫帅承担40％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闫帅的行为对闫琦是一种救助行为，该救助行为并不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闫琦的受害与上诉人有关的情况下，使用过错推定原则推断上诉人闫帅对闫琦的受害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明显违反《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的一般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闫帅对于闫琦的受害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过失，因此，判令上诉人闫帅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之规定，被上诉人陈江峰作为闫琦提供劳务的接受方，其存在对运营车辆违法改造的过错，应当对闫琦的受害承担全部责任。为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依法裁决。 闫自敬、杨玉娟、闫某1、闫某2辩称：我们认可闫帅的上诉意见。 陈江峰辩称：一、闫帅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存在偏差和遗漏的理由完全是无中生有。闫帅上诉引用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认为其是救人行为，纯属断章取义。一审庭审中，闫帅回答法庭提问，其不知道哪个按键是升，哪个按键是降。如何救人。一审法院去实地勘察过车辆，车辆需要在驾驶室操作按键，才能升降，不会连升带降。车厢若是闫琦升起，没有人操作按键，不会降。且，答辩人只是单纯的让闫帅购买篷布，闫帅在公安笔录中称，其计划骑电车去。然而，闫帅和闫琦是堂兄弟，闫帅与闫琦自作主张闫琦开停放在闫帅家门口的货车去购买篷布。篷布，一人一只手就可以提，完全是一个人骑电车可以购买的事情，却是两个人开货车去，这是闫帅和闫琦两人的过错。其二人又突发奇想将篷布放在车下放备胎的地方，都是该二人的过错，依法应由闫帅和闫琦承担责任。另外，闫帅将答辩人让其单独购买篷布的行为，认为闫琦和答辩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属无理强辩。2020年4月1日答辩人将转运猪的生意和车一同转让给陈煜，闫帅和闫琦就放羊去了。故答辩人与闫帅、闫琦之间根本没有雇佣关系。二、闫帅认为，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完全错误。闫帅认为，闫琦和答辩人之间存在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一说，纯属捏造事实。事发当天，答辩人只单纯给闫帅打电话买篷布，根本没有联系闫琦，根本不知道闫琦和闫帅一起去，且购买篷布一人足矣。购买篷布只是朋友间帮忙的行为，没有报酬一说。这和闫帅闫琦两家人购买羊，答辩人当时前去帮忙购买羊的性质是一样的。将这样一个行为狡辩成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完全背离事实。所以如此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完全错误。综上，闫帅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闫自敬、杨玉娟、闫某1、闫某2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陈江峰赔偿上诉人损失954013元，即在一审基础上增判641828元。二、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依据不足，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人认定上诉人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损失数额错误。（一）闫某2、闫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错误。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发生在2020年1月1日后，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均按照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统计数据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本案事故发生在2020年5月14日，根据该意见闫某2、闫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错误。（二）四上诉人因闫琦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019年年度统计数据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山西省2018年年度统计数据计算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第二款明确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次事故发生在2020年5月14日，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一审辩论终结时”的时间为2020年9月9曰，根据该条法律规定，上诉人因闫琦死亡而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2019年相关统计标准计算（即山西省统计局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山西省2019年相关统计数据），一审法院按照山西省2018年年度统计数据计算上诉人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错误。（三）按照上列（一）、（二）项标准计算，上诉人的损失应为954013元，一审法院计算了780464元，给上诉人少认定了173549元。上诉人的各项损失按照2020年5月28日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相关统计数据标准计算，丧葬费为：36103．5元（72207元／年÷12月×6月）；死亡赔偿金为：665240元（33262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交通费为：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闫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95215．5元（21159元／年×9年÷2人），闫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26954元（21159元／年×12年÷2人），上诉人的损失共计954013元，一审法院少认定了173549元，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四）一审法院依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认定上诉人的损失属于判决依据错误。该办案指引是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统一全省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判及调解尺度，着力实现类案同判，就人身损害各项赔偿标准统一进行了规定。该办案指引中并未涉及法院在什么时候应适用哪一年年度统计数据的内容，并未规定2020年7月1目前受理的案件适用山西省201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一审法院依据该通知判令上诉人损失按照山西省2018年度统计数据计算明显适用依据错误。二、上诉人因闫琦死亡而产生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江峰全部承担。（一）一审法院判决闫琦赔偿损失的20％明显错误。陈江峰平时雇佣闫琦、闫帅、王朋飞等人为其转运生猪，陈江峰与闫琦、闫帅、王朋飞等人形成雇佣关系。2020年5月14日，陈江峰让闫帅去大闫街买篷布，闫帅和闫琦一同开车去买，买篷布是为了装猪时用，是为雇佣活动所用，购买篷布是雇佣活动中的一部分，二人的行为系从事雇佣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闫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雇主陈江峰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况陈江峰违法将其车辆改装，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闫琦的直接死因就是被陈江峰违法改装的车厢下落压死。故陈江峰应对闫琦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闫帅赔偿损失的40％明显错误。1、闫琦的死亡与闫帅没有任何关系，闫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事实是，闫帅和闫琦购买好篷布，在日杂店门口将篷布叠好后，闫琦去车上放置篷布，闫帅在店内给老板付款时听见闫琦在外面叫了一声便赶紧过去，闫帅过去时闫琦就已经被车压住，也就是说闫琦出事时，闫帅根本就不在事发现场，还在店内付款，与闫琦还相隔几十米远，闫帅是在闫琦被压后才到的事故现场，闫琦的死亡与闫帅没有任何关系。闫帅在公安机关及一审诉讼中的多次陈述与日杂店老板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这一事实。而一审法院确置事发时闫帅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于不顾，模糊笼统的表述“事故现场就闫琦和闫帅两个人，不能排除闫琦受害与闫帅无关”，继而推定闫帅有过错判令闫帅承担40％的责任明显错误。2、即使闫帅对闫琦的死亡有过错，其后果也应由被上诉人陈江峰承担赔偿责任，闫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闫帅平时给陈江峰装猪，双方形成雇佣关系，陈江峰让闫帅去购买篷布是为了装猪所用，购买篷布的行为是雇佣活动的一部分，购买篷布的行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即使闫帅有过错，闫帅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应由被上诉人陈江峰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中，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也就是说承担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是实施了侵害行为或者有过失行为。该案中闫琦被车压住时，闫帅不在事发现场，而在店内付款，闫帅是在闫琦被车压住后才到的现场，到现场后闫帅按按钮将车厢升起，闫帅将闫琦送往大闫医院。闫琦被压与闫帅没有任何关系，闫帅没有实施任何侵害或者存在过失行为，当然也就谈不上承担赔偿责任一说，一审适用该条明显错误。综上，上诉人因闫琦死亡产生的损失共计为954013元，该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江峰全部承担，扣除陈江峰已给付的50000元，陈江峰还应给付上诉人的损失为904013元，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闫帅辩称：闫自敬等四人在上诉状中要求陈江峰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对其上诉没有意见。 陈江峰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损失数额是正确的，且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对上诉人十分有利。上诉人等主张闫某2、闫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其引用法律依据断章取义，仅取对自己有利的，完全错误。一会引用山西省高院公布的《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一会认为一审法院依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以下简称省高院人损办案指引）认定损失错误。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依据省高院人损办案指引是正确的，正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高院是为了统一全省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判及调解尺度，着力实现同案同判，统一了标准。同时也有过度期。同时最后一条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只适用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本案立案是在去年5月份，明显不是施行（7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按照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均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和计算，一审判决死亡赔偿金按照2019年度公布的标准按城镇计算，该认定对上诉人极为有利。二、闫琦死亡的损失应由闫帅和闫琦承担，和答辩人无关，判决答辩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闫琦承担20％过低，闫琦应和闫帅共同承担责任。闫帅和闫琦是堂兄弟关系。答辩人只是单纯的让闫帅购买篷布，一人足矣。何谈和闫琦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购买篷布，更和雇佣没有任何关联。事发前一个多月，答辩人已不做转运猪的生意，转运猪的车辆已转让，连同转运猪的生意都已转给案外人陈煜。答辩人仅做杀猪的老本行了，更不存在雇佣了。这一点，闫帅和闫琦都是知情的。于是事发前他们两家各自都购买了羊，他们都去放羊了。购买羊时，答辩人还给他们帮忙买羊，他们还借了答辩人的款。本案发生，对答辩人纯属意外之事。闫帅一人购买篷布显然不会发生本案。根据闫帅在公安的笔录，闫琦提出开货车去，闫琦驾证是吊销状态，不能开货车。况且，无需开货车去。尤其是，这些答辩人均不知情。只有闫帅和闫琦对事发经过非常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答辩人不清楚。就算是闫帅和闫琦非将篷布放在车下放备胎的地方，也是该二人的过错，依法应由闫帅和闫琦承担责任。判决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上，闫自敬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陈江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262185．8元的赔偿责任。二、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疏忽了部分事实，且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法律不当。1、事故发生时，闫琦与上诉人陈江峰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一说，更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故上诉人陈江峰依法不应承担责任。2020年3月26日前，闫琦和闫帅偶尔给陈江峰装猪，约定装一车多少钱计费，是承包的承揽关系。2020年4月1日，陈江峰将转运猪的最后一个车卖给陈煜了，连同转运猪的生意一起转给陈煜了。此后，陈江峰便专干他杀猪的本行了。从王鹏飞、闫自中（闫自敬亲弟弟）庭审时的证言可以证明陈江峰在此后再未找人装过猪，之前装猪都是按车计算，是承揽关系。闫琦和闫帅也各自购买了一群羊，他们二人每天在家放羊。2020年5月14日，陈江峰和闫琦没有任何联系。陈江峰递交的通话记录上可以证实，事发当日下午及晚上，陈江峰并不装猪，只是单纯地给闫帅打电话购买篷布，并未联系闫琦。从闫帅在临猗县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当天闫琦是去放羊了（笔录第2页倒数第12行“闫琦正好放羊回来”），这更印证了闫琦当日和陈江峰没有任何联系。闫帅自己陈述其计划骑电车去购买。因此，事故发生当日，闫琦与陈江峰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闫琦开货车去购买个一只手能提动的篷布，况且，没有让他去购买，对上诉人来说是个意外事件，判决陈江峰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闫琦重大过错之一是，事故发生当天，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买篷布，为以后自己杀猪，在猪圈捉猪时做围栏阻挡猪乱跑用。从原告提供的篷布可以看出篷布的质量很轻，重2．78公斤，一个人完全可以购买，完全不需要两个人去。而且当天，闫帅本来就打算自己骑电动车去，正好闫琦放羊回来了，闫琦主动和闫帅说让闫帅等一会，他把羊赶回家和闫帅一起去。这是闫琦的个人行为，发生意外伤亡，闫琦本人存在重大过错。一审对此没有认定，裁判时也没有考虑该因素，明显不妥。闫琦的重大过错之二是主动提出开货车去，且自己开货车去。陈江峰的车辆平时放在闫帅门口，事故发生当天，闫琦未经车主陈江峰的同意就擅自将其车辆开走，本身就有错在先。其是C证，却要开货车。况且，闫琦持有的驾照是C照，不具备开货车的资格，其驾照处于吊销状态。事实证明，所购买篷布很轻，根本不需要开货车去购买，发生意外伤亡是闫琦本人造成的。闫琦重大过错之三，是自己决定并一人私自将篷布放在升降架下。篷布买好后，闫琦与闫帅把敞篷布叠好，当时车辆处于熄火状态，闫琦不是选择把篷布放车上，而是选择把升降架升起来将篷布放在车辆备胎处，显然是不合适，不合理的，车辆备胎处只能用来放备胎，怎能放杂物，这是闫琦又一过错。陈江峰的升降车，从庭审时可以看到升降是有开关的，闫琦私自将陈江峰的车开走，在对车辆状况构造不熟知的情况下，开车并操作升降，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预料自己行为的后果，但他仍擅自开车，不顾危险，所以死者闫琦是存在重大过错的。根据闫帅当庭陈述，他从商店出来，看见闫琦被车压了，他将升降架升起，证明车辆升降没有问题。车辆行驶证证明车辆年检合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事故发生时，陈江峰只是给闫帅打电话让闫帅买篷布。陈江峰无法预料到闫琦主动和闫帅一起去买篷布，更无法预料到闫琦私自驾驶陈江峰的货车去买篷布，无法预料他们要将篷布放在车斗下的备胎处。为此，一审判决陈江峰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闫帅辩称：一、陈江峰提到闫琦和闫帅一直持续给陈江峰提供劳务，他是自认的。陈江峰是通过给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然后两个人一起干活的方式让其二人干活，一审我们提交了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等，可以印证他们平时干活的一种方式。二、陈江峰在此之前已经告知过二人升降机下面可以放东西，是为了避免篷布脏。三、陈江峰在上诉状中自认闫帅从店里出来看到闫琦被压住，然后去把升降机升起来了，可以证明闫帅对闫琦起到一个救助作用，不应承担责任。 闫自敬、杨玉娟、闫某1、闫某2辩称：一、四答辩人亲属闫琦与上诉人陈江峰之间系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的区别：1、雇佣关系中，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主对雇员存在控制、支配关系。雇佣关系中，工作场所由雇主指定，工作时间由雇主安排，雇主可以随时对工作内容进行调整，雇员在工作过程中需听从雇主的指挥和安排，工作时间和方式往往不能由自己决定，雇员提供的劳务系一种从属性的劳动；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和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在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工作方式、工作场所由承揽人自己决定，不受定作人指挥和管理，承揽人一般以自己的设备、技术独立完成工作。2、雇佣关系中，劳动工具及设备一般是由雇主提供的；而承揽关系中，所需工具和设备是承揽人自己准备的。3、雇佣关系中，侧重点是提供劳务，雇员付出的往往是劳动力；承揽关系中，侧重点是交付工作成果，承揽人主要以设备、技术独立完成工作。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工作对雇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是雇主所从事工作整体的一部分；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工作通常不受定作人所从事工作的内部限制。本案中，陈江峰让闫琦等人给其装猪，什么时间装猪，在什么地方装猪，以何种方式装猪，这均是由陈江峰决定，闫琦、闫帅是在陈江峰的指示和安排下从事劳动，他们不能自主作出决定。闫琦与陈江峰之间的关系是控制、支配、从属的关系。另外，装猪的设备也是陈江峰提供，闫琦等人主要是靠付出劳动力而获得报酬，并非以自己的技术、设备而独立完成工作。因此，闫琦等人与陈江峰之间系典型的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二、2020年5月14日，陈江峰让闫帅去大闫街购买篷布，闫帅和闫琦一同开车去买，购买篷布是闫帅和闫琦为完成老板所安排的任务，二人的行为系从事雇佣活动，系履行职务行为。理由有以下3点：1、陈江峰平时雇佣闫琦、闫帅、王朋飞、闫崇等人为其转运生猪，陈江峰与闫琦、闫帅、王朋飞、闫崇等人形成雇佣关系。2020年5月14曰，陈江峰让闫帅到大闫街上买篷布，闫帅答应买篷布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基于平时与陈江峰的雇佣关系，因为陈江峰是老板，老板让去买，他就得去买。二是买篷布也是为了装猪时用，是为雇佣活动所用，购买篷布是雇佣活动中的一部分。2、闫琦、闫帅与陈江峰平时的工作模式、工作习惯就是有活时，陈江峰给闫琦打电话，然后由闫琦通知闫帅及其他2人；或者是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然后由闫帅通知闫琦及其他2人。也就是说，有活时，陈江峰只通知雇员中的其中一人，由此人通知其他人，并不是陈江峰给每个人都通知，通知一人就视为通知了其他人。同时，陈江峰将小货车放在闫帅家门口也是为了闫琦、闫帅等人干活时方便使用，那么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让买篷布，闫帅和闫琦一同开车去买，也符合平时的工作习惯、工作方式。3、陈江峰作为老板，指示闫帅去大闫街上买篷布，至于闫帅以何种方式去买，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去买？自己一个人去买还是与他人去买?陈江峰并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明确指示闫帅不能和他人去买，那么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闫帅和闫琦开车去买是在老板的指示范围内。况且购买篷布是为了装猪时用，为了平时干活时所用，二人的行为是在从事与雇佣活动有关的行为，是雇佣活动的一部分。三、闫琦、闫帅开车去购买篷布，是在从事雇佣活动，闫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有重大过错的情形，闫琦的死亡也非是意外事件。（一）意外事件是指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并非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意外事件并不掺杂人为因素。本案中，闫琦的直接死因是闫琦在雇佣过程中被陈江峰私自改装的升降车厢下落压死，闫琦的死亡与陈江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上诉人所称的意外事件。（二）闫琦在购买篷布的过程中不存在上诉人陈江峰所说的重大过错。1、陈江峰作为老板，指示闫帅去大闫街上买篷布，至于闫帅以何种方式去买，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去买?自己一个人去买还是与他人去买?陈江峰并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明确指示闫帅不能和他人去买。那么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闫帅和闫琦开车去买是在老板的指示范围内。闫琦、闫帅与陈江峰平时的工作模式、工作习惯就是有活时，陈江峰给闫琦打电话，然后由闫琦通知闫帅及其他2人；或者是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然后由闫帅通知闫琦及其他2人。也就是说，有活时，陈江峰只通知雇员中的其中一人，由此人通知其他人，并不是陈江峰给每个人都通知，通知一人就视为通知了其他人。那么，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让买篷布，闫帅和闫琦一同开车去买，也符合平时的工作习惯、工作方式，购买篷布并非闫琦的个人行为。闫琦与闫帅购买篷布是遵照老板的指示，是在从事与雇佣活动有关的行为，与篷布的轻重及能否一人完成购买没有任何关系。2、平时没活时，陈江峰就将货车放在闫帅家门口，钥匙放在车上，目的就是为了闫琦、闫帅等人干活时方便使用。有活时，闫琦、闫帅等人接到陈江峰通知后，要么是闫琦开车，要么是闫帅开车，或者是其他雇员开车，一同去干活，也就是说陈江峰将车辆放在闫帅家门口，就是默许、认可闫琦、闫帅等人在有活时能够随时驾驶、使用车辆，无需在使用车辆时再专门经过陈江峰同意。故事发当天，闫琦开车购买篷布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未经陈江峰同意将车开走的过错情形。另外，闫琦持有的驾照是C照，可以驾驶小型货车，闫琦的驾照状态陈江峰是清楚的，陈江峰平时也指示闫琦驾驶车辆，故闫琦实事发当日开车符合平时的工作习惯、工作模式，因此闫琦驾驶该车辆不存在过错。3、闫琦将篷布放在升降车厢下是因为在车辆改装过程中，陈江峰和闫琦、闫帅多次去车辆改装店铺看车辆改装情况，期间陈江峰对闫琦、闫帅说以后放篷布等东西时就放在车厢下面的这块空地方，所以闫琦才将篷布放置该地方，否则闫琦怎么知道车厢下面该地方可以放东西。另外，闫琦将篷布放在车厢下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篷布丢失和日晒雨淋，是为了陈江峰的利益考虑。因此闫琦将篷布放在车厢下面是遵照陈江峰平时的指示，不存在任何过错。四、陈江峰对闫琦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有明确的规定，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闫琦、闫帅与陈江峰系雇佣关系，二人购买篷布系从事雇佣活动，闫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雇主陈江峰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况陈江峰私自将其车辆改装，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闫琦的直接死因就是被陈江峰私自改装的车厢下落压死，对此陈江峰应负完全责任。（二）、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理解与适用中，对该条“过错”的解释是，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自己受到伤害，则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只是存在一般过失，则不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闫琦是在被陈江峰改装后的车厢下落压死，闫琦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即不存在免除或减轻陈江峰责任的情形，那么四上诉人因闫琦死亡产生的损失应全部由陈江峰承担。另外，陈江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闫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陈江峰作为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退一步讲，即使陈江峰没有指示闫琦购买篷布，闫琦购买的篷布是为了装猪时使用，是在雇佣活动中使用，也就是说闫琦的行为是在履行与雇佣活动有关的行为，或者说是与雇佣活动有内在的、密切联系的行为，闫琦的行为明显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从事雇佣活动，因此陈江峰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综上，四答辩人亲属闫琦是在给陈江峰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雇主陈江峰对闫琦的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四答辩人因闫琦死亡产生的损失共计为954013元，该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江峰全部承担，扣除陈江峰已给付的50000元，陈江峰还应给付上诉人的损失为904013元，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陈江峰赔偿上诉人损失954013元，即在一审基础上增判641828元。 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等费用1175023.5元。事实与理由：陈江峰从事贩猪生意，平时雇佣闫琦和闫帅给其装卸猪。为方便将猪装到大货车上，陈江峰今年将其所有的晋MU晋Ｍ×××××车厢改装为可升降车辆。2020年5月14日下午，闫琦和闫帅给陈江峰的改装车购买篷布，闫琦将买好的篷布往改装车上放时车厢突然下降将闫琦压住致其死亡。四原告系闫琦的亲属，闫琦的死亡给四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陈江峰负有赔偿责任。 一审审理认定事实：2020年5月14日下午，陈江峰给闫帅打电话，让其购买篷布，闫帅准备购买篷布时，遇见放羊回来的闫琦，闫琦驾驶晋MU晋Ｍ×××××普通货车（闫帅乘坐）从高家庄前往五金日杂店（209国道大闫十字路口往南30米路东）购买篷布，双方下车购买后闫琦将篷布装车时，车厢下降将闫琦挤压，闫帅见状从驾驶室控制车厢升起，闫琦从车上掉下来，后闫琦被送往大闫医院、临猗县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报警后，临猗县公安局北景派出所给陈江峰、闫琦做问话笔录，后公安部门未继续处理。闫琦尸体暂存临猗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同年6月29日，经一审法院组织调解，四原告与陈江峰达成书面协议：陈江峰预付四原告50000元，四原告处理闫琦下葬事宜。四原告收到陈江峰50000元，闫琦7月3日被埋葬。晋MU晋Ｍ×××××普通货车登记情况为：所有人陈江峰，注册日期2013年12月19日，发证日期2018年4月26日，强制报废期至2028年12月19日。该车于2020年5月陈江峰在大闫私自改装车厢上下升降，驾驶室方向盘左下方有两个红色按钮，左边按钮是升车厢，右边按钮是降车厢。该车改装时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闫琦2012年3月5日持有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另查明，闫自敬与杨玉娟系夫妻关系，生育儿子闫琦，女儿闫晓（已成年）。闫琦与张晓磊张某生育闫俊熙闫某1达，2017年12月18日，闫琦与张晓磊张某局办理离婚手续，其中所生两个孩子随闫琦生活，抚养费由闫琦承担。审理中，关于闫琦与陈江峰是何种法律关系，原告称陈江峰平常雇佣闫琦、闫帅、王鹏飞等人装猪，每人每车150元，系雇佣关系；被告陈江峰反驳称疫情发生后闫琦开始饲养羊，并没有让闫琦帮忙，不是雇佣关系，更不是自愿帮工，而是承包承揽关系。关于闫琦身亡经过，原告称该装车箱突然下降压伤闫琦；闫帅称和闫琦折叠完篷布，闫琦装车，本人到日杂店付款，后听见叫声，跑过去看见闫琦被车厢压住，前往驾驶室控制按键将车厢升起，看见闫琦从车厢后面掉到地上；陈江峰称闫琦和闫帅当时在场，闫琦在车厢后装篷布时，车厢升降闫琦一个人不能单独控制完成。经走访调查，事故现场附近人员证明事故现场就是闫琦和闫帅，未看见闫琦受害经过。闫琦身上压痕与晋MU晋Ｍ×××××普通货车改装后车厢下方方钢相吻合。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损失问题。四原告请求按照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损失为:丧葬费36103.5元、死亡赔偿金6652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23180元、交通费500元共计1175023.5元，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意见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实施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意见”，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故原告主张参照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损失意见不予采纳，原告的损失结合案件情况认定为：1、丧葬费32958.5元（65917元÷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620700元（31035元×20年），3、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4、交通费结合闫琦受害出、入院等情况认定5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四原告系农村户籍，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其损失，闫自敬和杨玉娟因不符被扶养人标准，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闫俊熙闫某1养人生活费41274元(9172元×9年÷2人)，闫俊达闫某2养人生活费55032元(9172元×12年÷2人)，以上各种损失共计780464元。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损失，应如何赔偿。闫琦和闫帅驾车外出给陈江峰购买篷布，闫琦在车厢后放备胎处放篷布时，车厢下降压住身体，导致闫琦身亡。本案中，闫琦作为成年人，车厢升降过程中在车厢后方备胎处放置篷布，明知车辆备胎处是搁置备用轮胎而不是存放篷布，且不顾安全因素操作，有过错因素应承担损失的20%；陈江峰系事故车辆的权属人，对运营车辆进行改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已领牌照的汽车进行改装时，应向车管所登记申报，其改装技术报告经车管所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改造。改装完毕，还要到车管所办理改装变更手续，而陈江峰违法改造车辆，造成闫琦身亡有过错因素。闫帅与闫琦在事故现场，陈江峰称车辆升降系统需要有人配合操作完成，一个人不能单独完成，经现场走访调查，事发现场人员是闫帅和闫琦，附近人员未看见闫琦身亡经过，且车辆升降开关在驾驶室左下方位置，闫帅庭审中称对车厢升降开关操作不明确，但法庭调查发问时，闫帅称“车辆熄火，我把升降机升起来了，我就把开关关了”，“升降开关两个红色按钮，具体哪个升降不清楚”，“我到现场碰过升降开关，碰到哪个开关不清楚，我按了一个开关后，车就升起来了”，闫帅是否与闫琦受害有关，无法查清，但结合本案双方各自陈述及生活经验，现场就他们两个人，不能排除闫琦受害与闫帅无关。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起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即陈江峰、闫帅各承担40%。故陈江峰、闫帅各赔偿四原告各项费用共计312185.8（780464元×40%），扣除陈江峰预付的50000元，陈江峰应赔偿四原告262185.8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江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闫某2失共计262185.8元；二、被告闫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闫某2失共计312185.8元；三、驳回原告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闫某2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75元，由原告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负担3075元，被告陈江峰、闫帅各负担6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审审理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焦点一、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焦点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金是否正确；焦点三、因闫琦产生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关于焦点一：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问题。雇佣法律关系一般是指雇佣人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务法律关系。本案中，闫帅利用陈江峰提供的工作设备，在陈江峰的指示、监督下给陈江峰装猪，为陈江峰提供劳务，双方形成雇佣关系。闫帅后续购买篷布行为系受陈江峰的指示，且属于开展装猪工作的辅助性工作，故购买篷布的行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闫帅与陈江峰依然系雇佣法律关系。陈江峰上诉主张与闫帅系承揽法律关系于法无据。陈江峰并未指示和雇佣闫琦购买篷布，闫琦系闫帅自行叫去，故闫琦的工作任务并非接受陈江峰调度安排，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闫琦工资或者报酬由陈江峰支付，因此，闫帅仅凭此前闫琦曾多次为陈江峰提供劳务就主张闫琦与陈江峰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焦点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意见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实施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意见”。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立案时间（2020年5月27日），选择不参照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损失意见并无不当。对于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损失，结合案件情况认定的各项费用，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三：本案责任如何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该条规定了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雇员追偿,即雇员是终局责任人,在受害人同时向侵权人雇员和雇主请求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为彻底解决各方当事人的纠纷,可以对两种法律关系一并进行审理。故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对责任予以划分。 关于闫琦的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和相关证据可知，闫琦作为成年人，在明知车辆备胎处是搁置备用轮胎而不是用来存放篷布的情况下，依然在车厢升降过程中，往车厢后方备胎处放置篷布，没有注意对自身的安全保护，其存在过错因素。原审判决其承担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闫帅的责任。一审法院通过现场走访调查，了解到事发现场人员是闫琦和闫帅，附近人员并未看见闫琦身亡经过，车辆升降开关在驾驶室左下方位置。陈江峰称车辆升降系统需要有人配合操作完成，一个人不能单独完成。闫帅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称对车厢升降开关操作不明确，但当法庭调查发问时，闫帅又称“车辆熄火，我把升降机升起来了，我就把开关关了”，“升降开关两个红色按钮，具体哪个升降不清楚”，“我到现场碰过升降开关，碰到哪个开关不清楚，我按了一个开关后，车就升起来了”，闫帅是否与闫琦受害有关，无法查清，但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生活经验，现场就闫琦、闫帅两个人，不能排除闫琦受害与闫帅有关。故综合本案情节和原因力等因素，可以 认定闫帅存在重大过失。故原审判决其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陈江峰的责任。陈江峰作为雇主，应对因其雇员闫帅的重大过失给闫琦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依据其追偿权利结合闫帅的过失程度，已认定该部分责任由闫帅承担。但陈江峰作为事故车辆的权属人，其改造车辆未履行登记申报、办理变更等法律规定的手续，属于私自违法对运营车辆进行改造，对于闫琦的身亡，其亦存在过错因素。一审法院认定由陈江峰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陈江峰、闫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34元，由上诉人闫自敬、杨玉娟、闫俊熙闫某1达负担10218元，上诉人陈江峰负担5233元，上诉人闫帅负担598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李满良 审判员  孙雷青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