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01民终34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江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杨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36857787R。 法定代表人：李有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菲，山东衡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昆山市森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城北花园路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1YGXM58A。 法定代表人：黄懿，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懿，男，汉族，1984年3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常熟市。 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李晨，男，汉族，1992年1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昆山市。 上诉人浙江江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森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烁公司）、黄懿及原审第三人李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8142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茹愿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江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江顺公司与森烁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李晨系森烁公司授权代表人。原审法院基于森烁公司的否认及录音，认为江顺公司按照李晨指示发货，虽森烁公司后续追认收货情况并支付部分价款，但不能认为李晨所有的收货行为均代表森烁公司，该认定错误。1.2019年底开始，双方交易形式为森烁公司通过李晨以微信方式向江顺公司订货，由江顺公司代运或森烁公司自提，森烁公司付款。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期间，货款结算由森烁公司以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给江顺公司，江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和每月发货清单，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邮寄给森烁公司。森烁公司将发票全部抵扣。截至2020年4月27日之前，双方交易没有任何异常。2.2020年3月24日、4月24日，森烁公司与浙江创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立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中，李晨作为森烁公司授权代表人身份在合同中得到确认。3.江顺公司按照李晨指示的发货行为，是基于江顺公司与森烁公司之间的事实上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发货的，并非李晨的个人意志。二、原审法院依据森烁公司提交的录音认定商谈内容有误。该份录音经过剪辑，不具有真实性，无法反映当天三方谈判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原审法院即便采信了该份录音，李晨在录音中称以森烁公司的名义调货，货款由个人承担与森烁公司无关，也仅系其单方意思表示；且李晨也表示将货款打给森烁公司，由森烁公司支付给江顺公司。在森烁公司与创立公司的交易中，李晨作为森烁公司授权代表人，必然以森烁公司的名义发货。由于创立公司将货款958730元打入了李晨账户，李晨并未将货款打给森烁公司。所以，李晨承诺还款系债务加入，江顺公司并未免除森烁公司还款责任的前提下，由李晨还款合情合理。三、原审法院在森烁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仅依据其陈述，并且完全根据其追认情况对森烁公司的收货情况进行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1.从江顺公司与森烁公司开始交易至2020年4月27日前的7份发票对应的发货情况，森烁公司均予认可，除发往台州好洁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货物不认可。2.对于5月8日对应发票的收货情况，其中有942吨发往创立公司。森烁公司抗辩创立公司将剩余货款支付给李晨，而李晨并未将货款打给森烁公司，意在逃避承担对江顺公司的货款支付义务。江顺公司提交的森烁公司与创立公司在昆山市人民法院的庭审视频，证实创立公司支付给李晨的货款系李晨以森烁公司名义发货。结合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全部是李晨作为森烁公司的授权代表人，代表森烁公司与创立公司进行交易，创立公司与李晨并不存在任何合同买卖关系。原审法院仅依据森烁公司的陈述就认定上述交易体现了假借森烁公司的名义，系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法院仅依据森烁公司提交的虚假的授权委托书认定森烁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晨系江顺公司的授权代表人，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五、森烁公司、黄懿与李展的转账记录明显有悖常理。原审法院仅依据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及转账明细就认定森烁公司主张的反诉是其向李晨转入的货款，属认定事实不清。六、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纠纷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而驳回起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第一至第五项事实及理由，江顺公司认为本诉属于经济纠纷系民事案件，不涉及李晨经济犯罪问题。反诉中，森烁公司称依据李晨伪造的授权委托书转货款的行为与本诉没有关联性，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以及九民纪要第128条第（2）项之规定，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刑事、民商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 江顺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森烁公司支付江顺公司货款1841461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黄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森烁公司、黄懿承担。森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江顺公司、李晨退还森烁公司多支付的货款337594.5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江顺公司、李晨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江顺公司与森烁公司通过李晨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为：森烁公司给李晨打电话告知需要的货物、规格以及发货地点，李晨通过微信向江顺公司下订单，江顺公司发货，一般发送货物的地点、数量等系通过李晨指定。关于发票，系月底统一开票，江顺公司根据李晨的要求开具发票后邮寄至森烁公司处，江顺公司共向森烁公司开具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日期为2020年4月27日前的7份发票及2020年5月25日的发票，森烁公司对大部分送货情况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存在部分货物并非发至森烁公司客户的情况，该8份发票所涉货物总价款为1786096元；对2020年5月8日的7份发票及2020年6月10日的发票，森烁公司对该8份发票对应货物的发货情况不了解，并不是森烁公司购买的货物，该8份发票所涉货物总价款为1447365元。关于付款，森烁公司通过承兑向江顺公司支付价款1392000元，还存在部分通过现金直接支付给李晨价款的情况，共向李晨的中国银行账号（卡号为×××90）转入722166元（其中2019年11月转账183690元）；据森烁公司陈述，无论是承兑或现金支付，均是李晨提供的账户信息。关于李晨的身份问题：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均明确和对方公司联系的人员仅为李晨，江顺公司认为李晨系森烁公司的代表，森烁公司则认为李晨系江顺公司的代表，双方均确认李晨并非自己公司的员工。森烁公司表示：2019年10月底，黄懿去中盐昆山有限公司购买纯碱时认识李晨，李晨系中盐昆山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后李晨向黄懿介绍说可以帮忙去别的地方调货，2019年11月、12月，李晨先后向森烁公司出示加盖锦港公司、江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材料，其中加盖江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李晨同志负责我公司产品的销售和结算工作，请将我公司货款转入以下开户行账号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与贵公司无关。若有变动，我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如果我公司未及时通知贵公司，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授权有效期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户名：李晨，账号：×××90”等，并载明开户行、公司名称等，加盖江顺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江顺公司表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李晨认识两三年左右，李晨系中盐昆山有限公司的员工。2019年11月左右，李晨向江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中盐公司的收入太低，其与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新的公司，即森烁公司，需要做业务，因此发生交易往来，交易之初，李晨未向江顺公司出具过任何授权材料及身份材料等。2020年5月8日，江顺公司开具了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森烁公司，因森烁公司认为该部分货物并非其购买，森烁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懿找到了江顺公司。后双方于2020年5月14日进行商谈，商谈过程中，森烁公司黄懿明确知晓，李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的江顺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章均为假章。后黄懿、李有成与李晨之间进行商谈，商谈期间，黄懿一直陈述“货不是发给我的客户的，账全部记在我的名下”，江顺公司陈述“李晨都是以森烁的名义调货的”，李晨亦明确系“其个人使用了森烁公司的名义”，并陈述“其会个人承担掉，与森烁公司无关”。2020年5月14日，李晨向江顺公司出具承诺一份，载明“2019年12月-2020年5月共开票3135881元，共收到货款1392000元，尚欠江顺公司1743881元。以上所欠货款本人李晨确认以上事实，以上货款争取分两个月还清，5月25日前争取还款1000000元，余款争取6月底前还清，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家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案涉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货物发送情况，森烁公司认为，2020年4月27日前的7份发票所涉的发货情况，总体数量少了10吨，且与李晨告知森烁公司的具体发货明细情况存在差异；对其中的台州市天台县的发货，该客户并非森烁公司的客户，而在原告提供的台州好洁日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该公司表明“我公司在2020年4月通过李晨购中盐集团佳穗牌轻质纯碱叁车，共计柒拾吨，货款打到李晨个人银行卡上全部付清”。2020年5月25日的发票所涉发货情况系森烁公司的客户。2020年5月8日以及6月10日的发票对应的发货情况森烁公司均不知情，其中南亚电子材料（昆山）、台州市天台县并非森烁公司的客户，对其他关于创立公司的交易：森烁公司（李晨作为授权代表人）与创立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2020年4月24日分别订立两份合同，其中2020年3月24日的合同约定数量200吨，单价1360元；2020年4月24日的合同约定数量500吨，单价随行就市。后创立公司收货1169吨，同时创立公司于2020年6月1日提起诉讼，要求森烁公司退还货款308960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在该案诉讼中，创立公司陈述2020年4月24日的合同签订后只供货36吨；其认可收货1169吨，但是认为相应的款项已经付清，根据江顺公司提供的创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除了272000元和350000元系支付森烁公司外，其余均是支付李晨个人。而关于创立公司的发货情况，根据江顺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江顺公司送往创立公司的纯碱为1097吨，对于差额72吨，江顺公司解释为发货单丢失不主张。其中纯碱195吨系开票在2020年4月27日前的发票中，其余开票在2020年5月8日的发票中，对于为什么不同时开具发票，江顺公司解释为“应李晨的要求延迟开票”。且据森烁公司陈述，与创立公司的合同系通过李晨签订，3月24日的合同签订在先，约定了200吨，实际送了195吨，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360元，而江顺公司销售给森烁公司的单价为1370元，每吨森烁公司损失10元，后来为了弥补森烁公司的损失，李晨要求签订了4月24日的合同，暂定了数量，价格未定，约定了单价为江顺公司给森烁公司的价格加10元确定，该合同预付款350000元，350000元的货款价值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后续合同没有履行；森烁公司认为除了195吨的发货以外，其余关于创立公司的发货情况，与森烁公司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不存在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均系通过李晨发生，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均认为李晨系对方公司的代表人，江顺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的合作方式和交易习惯其有理由相信李晨系森烁公司的代表人，森烁公司亦认为根据李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有理由相信李晨系江顺公司的代表人。对于森烁公司，其在交易之初审核了李晨的授权委托情况，确有理由相信李晨可代表江顺公司；但该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在2020年5月被江顺公司明确系伪造。对于江顺公司，其本身与森烁公司此前不存在任何交易，且在李晨未出具任何身份材料、授权委托材料的情况下，仅凭李晨虚构森烁公司系其与朋友开办的事实就认为李晨可代表森烁公司，江顺公司本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虽然本案中部分交易系江顺公司按照李晨指示发送货物后，森烁公司后续追认了收货情况并支付了部分价款；但不能以此认为李晨所有的收货行为均代表森烁公司。针对本诉江顺公司主张的未付款的发货情况，森烁公司表示其收货的部分已经款项支付完毕，其余部分货物并非其收取；李晨亦明确系其本人以森烁公司名义调货并向江顺公司出具相应的还款承诺。针对森烁公司主张的退还多付价款，该部分价款系森烁公司根据加盖伪造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向李晨转入。综上，本案中，李晨采用了虚构事实、假借他人名义、伪造公章等手段同时获得了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的信任，在收取江顺公司货物的同时又收取了森烁公司的价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体现了其个人意志；因此，本案目前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一、驳回江顺公司的起诉；二、驳回森烁公司的反诉。 本院认为，其一，原裁定载明当事人陈述，但未就陈述内容真实性作出认定。其二，江顺公司、森烁公司均认可案涉交易系通过李晨进行，而江顺公司主张其交付货物未收到对应全部款项，森烁公司主张其交付款项但未收到对应全部货物。原审庭审中，江顺公司陈述案涉交易系因李晨主动且李晨自称其和黄懿开设森烁公司但未出具授权委托手续；森烁公司则提交李晨向其出具的江顺公司的企业授权委托材料，主张其系基于该授权材料信任李晨系江顺公司授权代表并因此与之交易，但江顺公司否认前述企业授权委托材料真实性；江顺公司、森烁公司均否认李晨系己方代表。原审法院根据诉辩内容及庭审情况，结合在案证据，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并无不当。如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不能确定本案属犯罪性质的，当事人仍可依法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综上，江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茹 愿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汪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