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7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贵飞，男，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铎，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丹荆路**。 法定代表人：杨国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玲，女，回族，1971年12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军英，河北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城东河街支路。 法定代表人：魏金明，经理。 上诉人孙贵飞因与被上诉人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祥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9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贵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一审起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当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实上诉人是执行标的实际投资人，属于利害关系人，沧州中院（2020）冀09民初4426号民事裁定也认可了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身份，一审争议焦点就是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有效。《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双方都没见到绿洲公司对25套房产拥有任何权利的证据。一审庭审中，绿洲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诉争的25套房产是上诉人投资开发的，与绿洲公司无关，金祥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房产与绿洲公司有关，而且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拒绝出庭，这种种迹象表明，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有充分理由要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 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建筑施工合同纠纷，2020年5月17日在献县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由绿洲公司退还被上诉人保证金及损失210万元，并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支付至保证金退还完毕止。2019年3月16日，在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的见证下，在上诉人孙贵飞的办公室内，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绿洲公司将盐山县常金村“绿洲家园”的10套房及献县河城街镇绿洲开发的“河城街中心家园”15套房折抵给江苏金祥公司。同日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因绿洲公司不能完成《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将“河城街中心家园”10套房屋抵顶给江苏金祥公司。后绿洲公司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2019年12月3日，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河街“中心家园”25套楼房予以查封，上诉人孙贵飞在一审中认可法院也向其送达了查封裁定。故本案中上诉人孙贵飞作为绿洲公司股东不但明知案涉房产系绿洲公司所有，且恶意提起本案的诉讼，意在帮助绿洲公司逃避债务，拖延阻碍案件执行。该等事实被上诉人均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执行和解协议》和《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经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合法签署，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合法有效。（三）另外案涉小区是沧州绿洲公司开发的，魏金明及孙贵飞为绿洲公司的股东，魏金明同时为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绿洲公司对“中心家园”小区有处分权，此项由2019年3月15日献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支取案款审批表》（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日孙贵飞名下划拨20万元）、在献县法院主持下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盖有献县河街村集资建房项目部的公章和魏金明本人签字的《认购协议》及收据、献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4日甄建芝、李猛超做的调查笔录、献县法院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6）冀0929执822号查封裁定可以明确证实。所以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是完全正确的。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且严重违反客观事实真相。本案中，孙贵飞所称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首先，孙贵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其次，从客观事实上来讲，沧州绿洲公司有两个股东，一个是持有75％股权的魏金明，魏金明同时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一个是持股25％的孙贵飞，也就是说孙贵飞和魏金明两人共同合力实际控制绿洲公司，且共同管理绿洲公司，此项由绿洲公司的公司章程可以证实，另由在献县法院调取的《申请执行人支取案件款审批表》（孙贵飞、魏金明自动履行绿洲公司对进行公司的债务）也可以证实。在一审庭审中，孙贵飞申请出庭的证人孟某、田某，也证实在案件庭审中孙贵飞、魏金明共同授意二人签字出具证明。所以无论是作为绿洲公司股东的孙贵飞、魏金明，还是在孙贵飞、魏金明实际控制下的绿洲公司，在本案中都是互相配合的，共同目的就是逃避绿洲公司的债务。另外在孙贵飞与被上诉人、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审、二审多次诉讼中，法院多次联系绿洲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魏金明，绿洲公司及魏金明均避而不见，不接电话，不接受法律文书，缺席庭审，但是每次开庭中，孙贵飞都能从绿洲公司及魏金明处取得新的证据，包括魏金明出具的所谓“中心家园”项目是孙贵飞投资建设的证明、绿洲公司出具的所谓诉讼房产与绿洲公司没有关系的证明等。因此本案中，真正串通进行恶意诉讼以逃避债务的，是作为绿洲公司股东的孙贵飞与绿洲公司、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金明，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贵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绿洲公司、金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3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经双方调解，献县人民法院出具了（2016）冀0929民初1322号民事调解书，绿洲公司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金祥公司保证金200万元，其他损失10万元，共计210万元。并同意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12月22日至保证金退还完毕止，向金祥公司支付利息。后绿洲公司未履行约定，金祥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绿洲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魏金明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有两名股东，魏金明持股75%，孙贵飞持股25%。 2019年3月16日，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金明与金祥公司委托代理人马玲在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甄建芝、李猛超的见证下，在孙贵飞的办公室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绿洲公司将其在献县河城街镇开发的“河城街中心家园”项目中的15套房（按每平米1,400元计算）折抵200万元，并于2019年3月16日，将该房屋购房手续过户到金祥公司或其指定人员名下，作为抵押。绿洲公司不得出售，绿洲公司可分阶段以现金方式回购该房产并按约定支付利息。到2019年12月30日以前，绿洲公司不能全部赎回，剩余的房屋归金祥公司所有。协议第三条约定，绿洲公司应确保一、二条所涉房子不能与第三方有任何纠纷，否则属于绿洲公司的欺诈行为，并承担法律责任。绿洲公司无条件配合金祥公司办理该房产产权变更手续，其费用由绿洲公司承担。协议第四条约定，绿洲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以前，向金祥公司支付欠款50万元，该款支付后，从在“河城街中心家园”抵押的房子中扣除。第五条约定，如果绿洲家园不按上述协议履行，金祥公司仍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19年3月16日，金祥公司代理人马玲与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金明又签订了一份执行和解补充协议，称现因绿洲公司不能在2019年3月16日完成和解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所以将其在献县河街镇河街中心家园的10套房产以1,400元每平方米抵顶给甲方，并将购房手续办理至金祥公司或金祥公司指定人员名下。绿洲公司应在2019年3月21日前完成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如不能完成，则此10套房产（付明细）由金祥公司自行处理。同时，魏金明为马玲出具了协议中共计25套房子的认购协议，协议上加盖了献县河城街镇河街村集资建房项目部的公章，并出具了收款收据。 2019年3月15日孙贵飞向法院执行案款账户转款20万元，2019年3月19日魏金明向法院执行案款账户转款20万元，金祥公司支取了绿洲公司履行的款项。 2019年12月3日，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查封了河街中心家园涉案房产25套，孙贵飞称法院也向其送达了该查封裁定书。 2020年6月5日，孙贵飞将金祥公司和绿洲公司起诉，称其是河街中心家园的实际投资人及所有人，魏金明和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以协议外第三人的身份要求确认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孙贵飞及金祥公司提交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执行裁定书，金祥公司提交的支取案款审批、绿洲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记录、献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以及开庭笔录可供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定合同效力纠纷，孙贵飞主张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明确规定，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贵飞作为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协议外的第三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必须证实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且绿洲公司、金祥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献县人民法院受理，绿洲公司欠款是事实，因双方诉讼中达成调解，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后绿洲公司无法履行调解书内容，金祥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阶段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在执行人员的见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孙贵飞为绿洲公司的股东，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未参与绿洲公司经营，绿洲公司的决策其应该知情。整个流程均未体现金祥公司和绿洲公司恶意串通去损害孙贵飞利益的情形，故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应为有效协议。 孙贵飞主张其是河街中心家园的实际投资人及所有人，魏金明和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孙贵飞的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确定涉案房屋的权属，确认孙贵飞是否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金祥公司是否能善意取得涉案25套房屋亦不是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的审理范围。假如绿洲公司真的无权处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房产，其与金祥公司签订的协议也并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和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该条款，合同的有效并非必然改变物权的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虽然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但是立法宗旨是一样的，如果仅是有可能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随意确认合同无效，等于是认可第三人可以干扰、限制甚至阻止守约方行使权利，对守约方是不公平的，将会对缔约行为产生极大冲击。签订合同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设定负担行为是合同当事人自愿的行为，如果第三人随意确认合同无效，侵犯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如合同无效则自始无效，也侵犯了守约方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因此解释的第三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补充，就算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合同也并非无效，金祥公司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主张赔偿的。 综上所述，孙贵飞要求确认绿洲公司、金祥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驳回孙贵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贵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孙贵飞主张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无效并主张其为案涉房产的投资人、所有人，但上诉人的诉求中并未请求确认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仅请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故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孙贵飞主张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部分无效，对此应负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二被上诉人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由以上法律规定可知，不动产物权变动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即使上诉人孙贵飞系案涉房屋的投资人、所有人，也不影响本案的合同效力。本案诉争的协议是在案件执行阶段被上诉人绿洲公司与被上诉人金祥公司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补充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孙贵飞关于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贵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孙贵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灿志 审 判 员 高玲玲 审 判 员 刘俊蓉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孙雅静 书 记 员 黄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