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吉02行赔终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桦甸市森康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桦甸市红石镇江南街。法定代表人：刘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亮，吉林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桦甸市公安局，住所地吉林省桦甸市桦甸大街555号。法定代表人：刘凤军，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义，桦甸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勋，桦甸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上诉人桦甸市森康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康木业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责令停产停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森康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亮，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义、李正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森康木业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5日，刘敏为法定代表人。2019年8月1日，刘敏以桦甸市公安局违法责令停产停业并造成损失为由，向赔偿义务机关桦甸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6年10月1日，桦甸市公安局作出桦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驳回刘敏的申请。2019年10月24日，刘敏向吉林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2019年12月19日，吉林市公安局作出吉市公赔复决字[2019]00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桦甸市公安局作出的桦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刘敏不服，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2020年4月23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2委赔6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一、撤销桦甸市公安局桦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吉林市公安局吉市公赔复决字[2019]00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驳回刘敏的国家赔偿申请。2020年8月6日，桦甸市公安局作出桦公行赔驳字[2020]1号行政赔偿申请驳回决定，驳回刘敏申请。2020年11月2日，森康木业公司不服来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行政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行政侵权赔偿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是行政相对人有损害事实，三是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森康木业公司主张被告桦甸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于2014年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并造成损失，要求桦甸市公安局赔偿，但未能提供桦甸市公安局存在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证据。森康木业公司主张其停产停业的损失由桦甸市公安局造成无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森康木业公司主张桦甸市公安局赔偿其停产停业损失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森康木业公司的赔偿请求。上诉人森康木业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7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证人与提出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不意味着证人证言不可信，即使认为证言证明力较弱，但多名证人的证言以及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况且没有法律法规定证人与一方当事人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证言就不符合证据规则不应当采纳。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证据8-13不予确认，以上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违法责令上诉人停产停业之前的经济规模、收入状况、运营情况，与停产停业后的经济收入明显减损或者无收入形成鲜明对比，证据9的测算说明测算出了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这些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原审采纳了被上诉人的质证观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是由被上诉人造成的事实不成立，是在事实认定不清以及对上诉人的证据均不予采纳的同时全部采纳被上诉人证据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明显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不同意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程序违法。原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计算数额有异议，故庭审后第二天，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没有准予鉴定申请，由于该项鉴定申请的结果对当事人申请的赔偿数额具有重要意义，与本案关系密切，原审法院不同意鉴定申请，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属于程序违法。四、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其工作人员玄先广去上诉人公司处是接到了付雷的电话报案求助，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街道了报案，而且派往现场处理的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刑事案件的办案民警，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表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玄先广借办理刑事案件非法插手干预民事纠纷，该行为本身即系违法。五、被上诉人庭审中所述，行政处罚要以书面的形式作出，上诉人没有接到过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不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是不能成立的，即使玄先广说了你不能生产，也是无权的。上诉人承认该说法本身正确，但玄先广是桦甸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其到现场处理代表的是公权力，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爱人为一个普通公民，不懂何为程序、有效行政行为，在玄先广三番五次的处理中，只能按照要求停产停业。综上，上诉人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上诉人对上诉人实际违法作出了责令停产停业行为，对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两者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程序我发，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答辩称：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责令停产停业的违法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其仅凭民警出警调解纠纷这一情节，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是否停产停业，因何停产停业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举新证据，质证意见与一审相同。本院对证据的认定与一审相同，不再赘述。本院经审查认定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上诉人提举的证据1-8、证据10为证明桦甸市公安局存在责令上诉人公司停产停业行为的证据，在以上证据中，证据1、证据5并非直接证据，证人对公司停产停业原因的表述均为“听说”，证据6、7为证人书面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几份证人书面证言的表述文字基本相同，证据2证人作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据10不能体现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停产的问题，以上证据证明力较弱，结合证据3、证据4的证人证言，上诉人提供的有效证据仅有证人证言，没有其他客观存在的材料予以佐证，即便上诉人公司停产是客观事实，但在实践中公司经营过程中，造成停止生产原因有多种，尤其是上诉人公司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在2014年法定代表人即投资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司本身也涉嫌单位犯罪，并于2015年被刑事处罚，同时公司也存在经济纠纷民事诉讼案件的情况下，公司面临的经营形势复杂，公安机关也不具有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职权，在这种情况下，单一证人证言不足以体现出桦甸市公安局存在责令上诉人公司停产的事实，公司实际停止生产原因也不能反推为桦甸市公安局所造成。而本案作为行政赔偿案件，上诉人作为起诉人，应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二、上诉人提举的其余证据包括鉴定申请均为证明公司停止生产后损失情况，在无法认定责令停产停业行为的存在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对于以上证据不予采信，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不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娟娟审判员  张 薇审判员  张海啸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隋雨桐（此件共6页，印12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