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5民终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漫，女，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保强，男，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昌浩，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漫因与被上诉人董保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3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漫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3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刘漫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保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购房款（××房改房拆迁款280421元）认定为董保强的个人财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漫在一审期间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得知，董保强购买港窑路××号房屋的时间为2017年8月，购买房屋的产权比例是100%，购买的总价款为6213.48元，该笔购房款是刘漫于2017年9月19日去招商银行转账支付给交运集团，因此，该280421元拆迁款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刘漫有权要求分割一半。2.刘漫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其哥哥刘刚的营业执照、刘漫父亲制作假山工程照片及明细、银行流水、收据等证据，证明双方同居期间，刘漫父亲制作假山的工程收入共计198000元全部由客户直接支付到董保强的账户，董保强用此款购置并装修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该款应视为刘漫对该房屋出资，应予以分割。被上诉人董保强辩称，刘漫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存在矛盾。具体理由如下：1.港窑路××号房屋是董保强的个人财产，其拆迁补偿款280421元是对其个人财产的补偿，该款项与刘漫无关。港窑路××号房屋在拆迁之前是宜昌交运集团分配给本单位职工的宿舍。董保强于1997年4月入职交运集团，获得职工身份，获得分房资格。董保强的离职时间是2002年4月，董保强离开交运集团之后，直到案涉房屋被拆迁之前，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交运集团从未收回过该房屋。刘漫与董保强的结婚时间是××××年××月××日，是在董保强离开交运集团五年之后双方才结婚。结婚七年后于2014年6月离婚。通过上诉几个时间点的梳理，可以明显地看出案涉房屋是董保强在交运集团在职期间以该公司职工的身份所取得的福利房，该房屋与刘漫无关。刘漫在上诉状中关于“董保强购买港窑路××号房屋的时间是2017年8月，购买房屋的产权比例是100%，购买的总价款是6213.48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也不符合事实。花6213.48元买一个价值28万余元的房屋，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市场行情相悖。事实上，缴纳6213.48元只是董保强在获得房改房的前提下，因拆迁而补办手续补缴费用的行为。从2002年开始，董保强就离开了交运集团，不再是该公司的职工，如果不是在在职期间获得案涉房屋的财产权益，则在拆迁之前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交运集团就应该收回该案涉房屋。退一步讲，即便交运集团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在征收拆迁补偿时，案涉的拆迁款就应该属于交运集团。因此，不能把补办手续、补缴费用的行为与刘漫诉称的同居关系购房行为划等号。综上，案涉房屋是董保强在在职期间以交运集团职工身份所取得的个人财产，与刘漫无关。2.刘漫与董保强并不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刘漫主张制作假山的工程收入共计198000元由客户直接支付到董保强的账户，与刘漫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在2020年10月22日的一审庭审中（见笔录第5页），刘漫自认198000元的工程款中有证据证实的只有42500元。刘漫做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缺乏诚信，且与客观事实不符。刘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平均分割双方共同财产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房屋（具体分割方式为实物分割或折价分割，一半价值为470000元）；2.依法折价平均分割北京绅宝牌小轿车（车牌号为鄂Ｅ×××**），现价值约为3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董保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董保强曾系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在职期间即1997年4月起至2002年4月止分配宿舍位于港窑路××号房屋。刘漫系经营砂石、建材零售的宜昌市夷陵区宝知林建筑材料经营部的经营者。刘漫之父刘刚系宜昌市顺风假山制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园林假山制作、销售等业务。董保强与刘漫于××××年××月××日在宜昌市××岗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2014年6月30日，董保强与刘漫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载明婚生女董某归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女方依法享有探视权。位于宜昌市××区金凤朝阳××号房屋**，归刘漫所有，剩余房贷由刘漫承担。2017年7月31日，董保强与宜昌市××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伍家岗区港务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宜昌市××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拆迁位于港窑路××号（房屋产权证号**××81）的房屋，拆迁补偿费用合计237112元、临时安置补偿费2400元，奖励金10000元，补充协议约定奖励金30909元，以上合计280421元。2018年2月9日，董保强与宜昌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宜昌市安置房买卖合同》，约定董保强购买位于东辰心语A1号楼2单元26层022603号房，产籍号为03-0072-0415-022603，总金额为487053元。2018年4月10日，董保强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签订《宜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董保强向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贷款160000元用于支付购房款。2018年5月29日，董保强付清全部购房款491221元，其中包括房屋拆迁补偿款280421元，公积金贷款160000元以及现金支付50800元（含办证费4168元）。2019年1月18日，位于东艳路********的房屋登记为董保强单独所有，产权证号为鄂（2019）宜昌市不动产权第0003368号。一审法院还认定：1.董保强为取得位于港窑路××号房屋的完全所有权于2017年9月19日向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房改费6213.48元。该款系董保强向刘漫转账支付6400元后，由刘漫缴纳。2.宜昌恒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夷陵区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董保强为金凤朝阳小区4-1-302号业主，从2009年至2019年居住在我小区，水电、物业费均由董保强缴纳。”刘漫提供2019年4月其与董保强的聊天记录载明刘漫与董保强曾就买菜及抱枕日常生活开支进行沟通，董保强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刘漫支付买菜等零用钱。董保强在离婚后常有砂石料款、砖渣款、假山制作款项的经济往来（如董保强于2018年1月8日向刘漫转存砂石款9426元等）。其与刘漫之间互相有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如董保强于2016年6月11日向刘漫支付1000元陈佳佳人情钱，董保强于2017年5月20日向刘漫支付520元，刘漫于2018年10月向董保强转账支付20000元等）。2020年10月23日，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营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辖区居民董保强，2015年至2018年曾居住在湖北省××区小溪塔街道××号金凤朝阳4栋1单元302室。”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在该证明上记录“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2020年10月27日，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营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董保强在离婚后曾与前妻刘漫在平云××金凤××小区××过××段时间，但具体起止时间不详。3.关于房屋装修的出资情况：2018年9月6日，刘漫曾在俊福建材经营部购买建材用于东辰心语（即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装修，并为此支付3000元。董保强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其为购房及装修东辰心语房屋自2014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9月5日向其姐姐董宝香合计借款174000元。董宝香于2014年7月12日向董保强支付25000元，于2015年1月3日向董保强支付30000元，于2016年4月20日向董保强支付15000元，于2019年3月1日通过宋光军向董保强支付34000元，于2018年11月22日向董保强支付30000元。案外人王长友于2019年5月9日向董保强支付20000元，于2019年9月5日向董保强支付2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董保强为房屋硬装修支付装修费73944.92元。4.经一审法院委托，宜昌市隆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宜昌东艳路1号1栋2单元2603室（东辰心语）的房屋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确定价值时点2020年11月25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单价为9413元/平方米，总价值为881151元。5.庭审中，刘漫主张北京绅宝牌小轿车（车牌号为鄂Ｅ×××**）价值20000元，由刘漫单独所有上述车辆，刘漫向董保强支付10000元补偿金。董保强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分割财产引起的纠纷，应当定性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刘漫与董保强在离婚后是否存在同居关系；二、本案中应当进行分割的作为同居关系期间取得的财产有哪些。一、对于争议焦点一。董保强虽然与刘漫于2014年6月30日协议离婚，但依据当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董保强在离婚后仍与刘漫居住过一段时间，依据宜昌恒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夷陵区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明董保强在离婚后直至2019年仍与刘漫一起居住在金凤朝阳小区4-1-302号房屋。依据双方提交的经济往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董保强与刘漫在离婚后经济往来密切，且常因买菜、日用而发生经济往来，董保强于2017年5月20日向刘漫转账520元，以及刘漫、刘漫之父刘刚经营砂石料、假山业务，而董保强在离婚后常有砂石料、假山业务款项的事实，足以证明董保强在离婚后仍与刘漫同居，且双方经济往来密切，常用于共同开支和共同经营，使得日常生活中的财产处于混同状态。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刘漫与董保强离婚后仍处于同居关系的状态。二、对于争议焦点二。1.对于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房屋（产权证号为鄂（20**）宜昌市不动产权第0003368号），因登记为董保强单独所有，应为董保强个人财产，刘漫仅能就购买及装修房屋的出资享有相应的份额。2.对于购买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房屋的购房款中房屋拆迁款280421元，因该被拆迁房屋系董保强基于其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的身份而获得的位于港窑路××号的房改房。该房改房虽然于2017年9月19日由刘漫支付6213.48元房改费之后才由董保强取得完全产权，但因该房屋房改房的性质使得其房价远低于市场价，故该房屋仍然是因董保强的婚前个人福利而取得，应为董保强的婚前财产，刘漫所支付的6213.48元应作为其购买房屋的出资，而不应按比例享有港窑路××号的房改房的相关权益。3.对于董保强的公积金贷款160000元，董保强虽然与刘漫成立同居关系，但同居关系不同于夫妻关系，基于同居关系仅仅能对其因共同生活而混同的财产进行分割，而董保强的公积金贷款系董保强离婚后的个人财产，基于公积金的性质其也无法取出用于同居时的日常生活，故其公积金系未用于同居生活的个人财产，该160000元公积金贷款亦应为董保强的个人财产而非董保强与刘漫的共同财产，不应予以分割。4.对于董保强用于购房的50800元现金，因董保强系同居期间支付，且同居期间其与刘漫经济来往密切，现金财产处于混同状态，故该50800元应作为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董保强虽然提出其购房款现金系其姐姐董宝香所借，但其支付购房款的时间为2018年5月，该时间段内董宝香并未向其借款，故对于董保强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漫为房屋装修支付的3000元，亦应作为共同财产，理由同上，不再赘述。5.对于董保强陈述其为购房和装修向其姐姐董宝香借款的174000元，虽然上述借款亦为现金财产，但上述借款的用途并非用于共同生活。前已述及，同居关系不同于夫妻关系，同居关系系因同居期间二人基于同居生活而发生的财产混同，故而产生共同财产，而董保强所借174000元并非用于共同生活，该174000元的来源亦非董保强与刘漫的共同生活与共同经营，而系对外借款，故该款亦不能作为同居关系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相应该借款亦应属于董保强的个人债务。6.对于该房屋因装修款73944.92元，董保强陈述系其向其姐姐借款用于装修。同时期其向董宝香借款亦有104000元，故基本可以确定上述装修款来源系董保强向其姐姐所借，并非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综上，刘漫与董保强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合计应为60013.48元（3000元+6213.48元+50800元）。董保强为购买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房屋共支付491221元，为硬装修支付73944.92元，刘漫为房屋硬装修支付3000元，上述费用均为购房和装修成本。对于软装修，因未与房屋发生附和，未添附到本案所涉房屋价值中，故不计入装修成本。经鉴定，上述房屋截止2020年11月25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单价为9413元/平方米，总价值为881151元，故其增值率为155%（881151元÷568165.92元＝155%），故60013.48元增值后的价值为93020.89元（60013.48元×155%）。刘漫对上述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后可以取得46510.45元（93020.89元÷2=46510.45元）。庭审中，刘漫主张本案所涉北京绅宝牌小轿车（车牌号为鄂Ｅ×××**）作价20000元，该车辆由刘漫单独所有，刘漫向董保强支付补偿金10000元，董保强对此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确认北京绅宝牌小轿车（车牌号为鄂Ｅ×××**）归刘漫所有，刘漫应向董保强支付补偿金10000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董保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漫支付同居期间用于购房和装修的财产分割款46510.45元;二、确认北京绅宝牌小轿车（车牌号为鄂Ｅ×××**）归刘漫单独所有，刘漫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保强支付补偿金10000元；三、驳回刘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董保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0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2870元，由董保强负担799.7元，由刘漫负担6470.3元。本案评估费8000元，由董保强负担4000元，由刘漫负担4000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刘漫庭前提交《调查令申请书》一份，申请二审法院向其委托代理人出具调查令，调查董保强名下所有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银行流水。本院认为，首先，刘漫在二审中未委托谢进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则其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调查令指定谢进律师向相关单位调查收集证据，不具备基础条件；第二，一审法院根据刘漫的申请，已出具多份调查令，指定刘漫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进律师对董保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国银行账户、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派出所、宜昌市××岗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取证，相关事实已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综上，刘漫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经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一般共有即为按份共有。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因此，在同居人主张分割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时，应当查明双方同居期间添置财产时的出资数额及份额比例。本案中，审查确定刘漫对港窑路××号房屋是否享有权益或刘漫是否有权分得50%的拆迁补偿款，及双方在购买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出资情况及出资份额比例问题，是判断当事人诉求能否成立的重点问题。本院依据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关于刘漫对港窑路××号房屋是否享有权益或刘漫是否有权分得一半拆迁补偿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港窑路××号房屋系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配给董保强居住使用的房改房。房改房原本是单位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给予职工的福利，按房改房政策出售，仍是上述福利政策的延续。本案中，董保强向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购买公有住房时，该单位根据董保强的职务、工龄等因素予以折扣优惠后出售房屋，实则是董保强婚前应享受的职工福利政策的延续。因此，涉案港窑路××号房屋虽系刘漫与董保强离婚后同居期间办理交款手续获得完整产权，但不能据此改变涉案房屋属董保强婚前的个人财产的属性。刘漫所支付的6213.48元只能作为其购买房屋的出资。因此，刘漫主张上述房屋系双方同居期间购买，应认定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并要求分得一半补偿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购置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出资情况及如何分割问题。经查，董保强与刘漫同居期间，购买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房屋总价款为487053元。刘漫主张，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其父亲将经营假山的198000元收入转给董保强，用于购买和装修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董保强不予认可。分析双方当事人针对各自主张提交的证据，刘漫提交的银行流水、收据等证据虽可证实其父亲或他人与董保强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关系，但上述交易往来款项是否用于购买和装修涉案房屋，欠缺依据证实。另外，刘漫提交的银行流水载明的转款时间与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购房发票）载明的交款时间明显不符。反之，董保强提交的《宜昌市安置房买卖合同》、《通用划款凭证》、《宜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位于宜昌市东××路××单元××室的房屋出资主要来源于拆迁补偿款和公积金贷款。此外，董保强提交的《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购买建材清单、付款凭证、收据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董保强装修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并支付装修款的事实。刘漫主张其父亲及案外人向董保强转款用于支付该房屋的装修款，也欠缺依据证实，且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综上理由，刘漫主张其在购买宜昌市东××路××单元××室房屋时出资198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刘漫在购买港窑路××号房屋时的出资为基础，按增值比例计算确认刘漫分得财产分割款46510.45元，并无不当。若刘漫的父亲与董保强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往来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主张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2.34元，由上诉人刘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波审判员 陶霄溶审判员 易正鑫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彭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