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7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金行，男，1954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婷玉，女，198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强，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玲，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周志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强，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玲，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金行、徐婷玉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18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金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依法改判撤销徐婷玉向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震亚律所)转移财产人民币(以下币种皆为人民币)40万元的行为，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徐婷玉与震亚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徐婷玉与震亚律所签订的离婚案二审代理合同40万元是2019年9月23日以后补签的，不是6月11日签约的，徐婷玉股票和银行账户显示徐婷玉钱款不紧张，付款不困难，震亚律所称多次催讨缺乏证据。40万元是95万元的一部分，95万元就是赶在执行通知到达前利用三个合同合理分配转移走了，要求法院查清事实，判决转移无效，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徐婷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黄金行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上诉人向震亚律所转账的15万元是支付与震亚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原件。原审法院也调取了执行案件的卷宗，核实并确认了上诉人曾向执行庭提交过委托震亚律所律师代理执行程序的授权委托书。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涉执案件委托了律师进行代理，理应支付律师费，该律师费的支付合法合理。其次，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只有债务人存在放弃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法院才可依法撤销。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是上述中的任何一种，黄金行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法定构成要件，原审法院的撤销判决属于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震亚律所辩称：同意上诉人徐婷玉的上诉请求。黄金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撤销徐婷玉向震亚律所转移财产55万元的行为，分别为2019年9月23日20万元与15万元，2019年9月24日转账汇款20万元。审理中，黄金行表示，为便于其债权实现，撤销的后果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要求震亚律所将应返还的钱款支付于黄金行。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黄金行与徐婷玉于2015年4月17日登记结婚。同年4月15日至同年6月5日黄金行陆续向徐婷玉转账合计1100万元。两人婚后曾签署《婚姻协定》一份，主要载明：黄金行答应给付徐婷玉结婚一辈子的生活费用壹仟柒佰万元整(包括买房、买车、买一切所需物品、生育子女及子女成长的一切费用)，黄金行共计贰仟捌佰余万元，给了徐婷玉百分之六十财产，余下百分之四十财产需维持家中基础支出及孩子抚养(原有孩子)。徐婷玉收到黄金行给予的壹仟贰佰万元，一百万元待他人还款到账后给徐婷玉，二百万元待怀孕四个月后付清，徐婷玉承诺善待黄金行和黄金行子女。因黄金行把一半以上财产给了徐婷玉，不虐待黄金行，不赌气离家出走。如无共同子女，徐婷玉提出离婚，归还黄金行所给本金壹仟贰佰万元，如有共同子女，此协议立即失效，不返还本金。截止2030年元月1日，无共同子女，徐婷玉返还二百万元。后，由于黄金行想让徐婷玉怀孕生孩子未成等原因，致夫妻关系失和，黄金行曾于2015年10月、2017年1月两次起诉离婚，均未获支持。2018年8月7日，法院立案受理黄金行第三次起诉徐婷玉的离婚纠纷案，黄金行同时要求徐婷玉返还前述1100万元。2019年5月8日，法院经审理判决准予黄金行与徐婷玉离婚，并判令徐婷玉应返还黄金行770万元。徐婷玉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8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黄金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此，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沪0118执7135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徐婷玉在2019年9月25日前履行民事判决书。2019年9月23日，徐婷玉自其证券账户转出979，205元至银行账户(转入后银行账户余额981，158.49元)，并于当天先后以转账消费的方式向北京市亿达(上海)律师事务所支付40万元，向震亚律所支付20万元、15万元，次日凌晨又转账支付震亚律所20万元，当天又将余款中的3万元转回至其证券账户。2019年11月，徐婷玉支付37，500元至法院以供执行，余款至今未履行。经执行查明，除冻结的银行账户(冻结款项共计1，299.5元)外，徐婷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院向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该案尚不具备执行条件，2019年11月22日，法院作出(2019)沪0118执71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黄金行认为，徐婷玉前述三笔支付行为是与震亚律所恶意串通，损害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请。一审另查明：徐婷玉收到黄金行转账1100万元后，2015年4月16日至同年11月23日陆续向孙金娣转账650万元，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3月16日孙金娣陆续向徐婷玉转账650万元；2015年4月27日至2015年10月8日徐婷玉陆续向徐永富转账1，005，888元，2016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14日徐永富陆续向徐婷玉转账100万元。此外，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16年12月12日，徐婷玉取现合计6，535，600元，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5年10月19日69，400元、2015年10月20日30万元、2015年10月22日8000元、2015年10月26日2万元、2015年11月15日12，800元、2016年2月1日2万元、2016年2月2日69，900元、2016年2月3日2万元、2016年2月4日69，900元、2016年2月5日69，900元、2016年2月6日360，400元、2016年2月7日34万元、2016年3月10日50万元、2016年3月14日501，000元、2016年3月16日240万元、2016年5月20日55万元、2016年6月15日55万元、2016年6月27日2万元、2016年7月4日6万元、2016年7月11日2万元、2016年7月26日2万元、2016年7月27日75，000元、2016年7月28日2万元、2016年7月30日2万元、2016年7月31日19，300元、2016年8月1日20万元、2016年8月4日2万元、2016年12月6日10万元、2016年12月12日10万元。而同期间，徐永富、孙金娣大量存款，自2016年2月1日至3月30日，徐永富存款156万元，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6年2月1日2万元、2016年2月2日7万元、2016年2月3日7万元、2016年2月4日7万元、2016年2月5日7万元、2016年2月6日36万元、2016年2月7日34万元、2016年3月14日50万元、2016年3月30日6万元。自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3月20日，孙金娣存款936，000元，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5年10月21日30万元、2016年1月23日10万元、2016年3月10日50万元、2016年3月20日36，000元。徐永富的账户收到其他账户大额转账，具体明细为2016年7月18日126万元，2016年8月15日382，000元。2020年2月，黄金行将徐婷玉及徐永富、孙金娣诉至法院，主张徐婷玉上述取现行为与其父母的存款行为存在关联性，三人账户出账入账高度一致，三人通过徐婷玉取现，徐永富、孙金娣存款的方式将徐婷玉名下财产转移至徐永富、孙金娣名下，目前徐婷玉名下无存款，而徐永富、孙金娣名下有大量存款且证券账户亦有大量资产，要求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诉请法院判令撤销徐婷玉向徐永富、孙金娣转移财产的行为，共计650万元，并由徐永富、孙金娣直接向黄金行支付前述钱款。审理中，徐婷玉、徐永富、孙金娣对黄金行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徐婷玉提取现金系用于其个人消费，且因炒股、理财也有亏损。徐永富、孙金娣日常存款资金来源于二人退休后的理财、炒股、房产收益等，与徐婷玉无关。2020年7月30日，法院作出(2020)沪0118民初487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系争债权经黄金行与徐婷玉离婚案件判决后形成并确定，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时间即2019年8月29日为系争债权的形成时间，该时间晚于本案中黄金行所主张撤销行为的发生时间，故黄金行据此主张债权人撤销权，于法无据，并判决驳回黄金行的诉请。黄金行提起上诉，未获支持。一审另查明：黄金行主张徐婷玉于2020年9月23日向案外人北京市亿达(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亿达律所”)支付40万元，亦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债权的行为，遂将徐婷玉与亿达律所诉至法院，要求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该案审理中，徐婷玉及亿达律所表示，系经震亚律所介绍，由亿达律所为徐婷玉代理离婚纠纷的再审案件，故徐婷玉支付40万元律师代理费，后亿达律所又认为震亚律所更为熟悉案情，代理再审案件更合适，遂由亿达律所转委托于震亚律所。徐婷玉陈述：付款时其尚未收到执行通知。因为不服离婚案件的二审判决，忿忿不平，精神状态不好，震亚律所催缴二审律师费，其也就交了。震亚律所又告知黄金行肯定去申请执行了，建议其找执行律师，故其又签订了执行阶段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两笔刷卡后，不知什么原因后续无法再付款，当时震亚律所也担心徐婷玉被采取执行措施，一直催款，其就在第二天凌晨立即转账付款。黄金行一直盯着其付钱，所以其要找律师。震亚律所述称：2019年6月，其与徐婷玉签订了二审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然合同约定徐婷玉当时就应付款，但合同签订后徐婷玉提出钱款紧张、付款困难，想晚一点等到二审结果出来再付律师费，因为律所也想代理这个案件，所以同意徐婷玉晚付。之后也多次催讨过，至二审败诉，律所预计到黄金行很快申请执行，担心律师费收不回来，所以赶快催徐婷玉付款，同时预计到执行程序即将启动，和徐婷玉一并谈了执行案件的代理，并于当天签订了执行代理合同。付款时是同时拿着两份合同去财务处刷卡的，至于具体付费刷卡和开具发票，是由财务操作的，为什么40万代理费分两笔付给律所也不是很清楚，只要徐婷玉付清即可。5万的发票对应的是执行案件的律师费，其余发票对应哪份合同无法确定。关于执行案件的代理，律师陪同徐婷玉去过执行局，不少文书也是律师写的，律师也和执行法官联系过。本案以及黄金行与徐婷玉之间另两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徐婷玉都委托震亚律所代理，代理费至今未付。徐婷玉及震亚律所对彼此的陈述均予以认可，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徐婷玉为甲方，震亚律所为乙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两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委托代理合同》载明，乙方指派律师为甲方与黄金行离婚纠纷的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双方商定律师代理费用为40万元，该费用以票据实收为准。双方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签订诉讼、非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甲方在确认《告知书》所有内容并署名后，再签订本合同。甲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将律师费代理费打入乙方账号或直接交乙方财务室。乙方收款后出具票据给甲方。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审核一栏有周志强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23日的《委托代理合同》载明，乙方指派律师为甲方与黄金行离婚纠纷的执行委托代理人。甲乙双方商定律师代理费用为15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委托代理合同》基本一致。2、震亚律所开具、购买方为徐婷玉的律师代理费发票六张，其中一张开具日期为2020年8月19日(金额为10万元)，五张开具日期为2019年9月23日(包括四张金额为10万元及一张金额5万元)。震亚律所表示，其在为本案准备证据期间，发现少开了10万元的发票，故于2020年8月19日补开。3、离婚纠纷上诉状、二审判决书、二审证据目录、执行通知书照片、申报财产令照片、传票照片、被执行人财产情况汇报，证明震亚律所为徐婷玉在离婚案件二审及执行程序中提供的服务。其中《财产情况汇报》中申报情况如下：财产包括东风标致车辆一部、股票账户余额4.1万元、交通银行账户余额625元；被执行人自2015年结婚后至今没有参加工作、无工资收入、无房产。黄金行认为，二审委托代理合同的落款日期是2019年6月11日，合同约定徐婷玉应在签订合同时就付款，但徐婷玉及震亚律所表示至同年9月23日方支付，而且分两次支付，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有违常理，故实际约定的二审律师代理费应为20万元，为了让徐婷玉转移财产，重新签订了律师代理合同，徐婷玉在已支付20万元的基础上再额外支付20万元。至于执行案件代理费，徐婷玉在当时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无财产可供执行，根本就没有必要请律师，震亚律所的律师也从未去过执行法官处。一审审理中，法院调取案涉执行案件的卷宗，其中材料显示：徐婷玉递交了前述《财产情况汇报》，并提供委托震亚律所周志强律师代理其执行程序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执行程序特别授权事项系基于申请执行人地位)。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黄金行诉请针对的是徐婷玉向震亚律所支付的三笔款项，徐婷玉及震亚律所抗辩三笔款项是基于双方的两个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支付，故法院根据合同关系分而述之。首先，对于徐婷玉于2019年9月23日、9月24日支付于震亚律所的两笔20万元，其主张系徐婷玉支付的离婚纠纷二审案件代理费，并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委托代理合同。黄金行虽从付款时间、付款次序、开具发票方面提出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并不足以否定该《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亦未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且订立在黄金行的债权成立前，而震亚律所也确实指派律师为徐婷玉离婚纠纷的二审案件提供了诉讼代理服务，徐婷玉应当履行合同、支付代理费。虽然实际付款时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但合同中亦约定，双方可以就付款等事项另行协商。故结合现有证据，对于黄金行要求撤销徐婷玉支付震亚律所两笔20万元的行为，法院难以支持。第二，关于徐婷玉2019年9月23日支付的15万元。据徐婷玉及震亚律所所述，徐婷玉早已表示资金紧张、几经催讨其终于同意支付二审案件代理费，而因此时两方都预计到执行程序即将启动，震亚律所进而建议徐婷玉为其在执行程序聘请律师。对此，法院认为，二审判决作出即生效，根据法律规定，即便对判决内容执有异议，也应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因此，就徐婷玉而言，从一个遵纪守法的理性自然人角度，筹措资金准备履行生效判决应当是放在首位的。但是，根据其嗣后财产申报及执行的情况看，在支付二审代理律师费后，仍未想到履行判决，而是选择将剩余的大多数钱款用于聘请律师代理其执行案件。经强制执行，其也仅履行37，500元。故法院认为，徐婷玉选择于2019年9月23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15万元律师代理费，拒绝履行生效判决，有损黄金行的权益。至于震亚律所，法院认为，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之一。二审判决作出后，无论有无代理执行案件，震亚律所都应当引导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效判决，维护司法权威。2019年9月23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前，徐婷玉已同意支付二审案件代理费。此时，震亚律所本应该提醒徐婷玉合理支配财产，主动履行判决，以免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在徐婷玉尚不明确执行程序有无启动的情况下，震亚律所知晓其资金紧张，还建议聘请其代理执行案件，并即刻收取代理费15万元。而根据嗣后执行的情况看，无论是徐婷玉申报的财产价值，还是其支付的金额，均远低于15万元执行代理费。而根据在案证据，震亚律所提供的诉讼代理服务也极为有限，与其收取的律师代理费显不对等。故法院认为，对于徐婷玉支付震亚律所15万元执行程序代理费，导致黄金行利益受损，震亚律所亦非善意，综合前文所述，该支付行为应予撤销。撤销后的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震亚律所应当将钱款返还于徐婷玉，但是考虑到徐婷玉已经被申请执行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震亚律所应将返还的款项支付至法院，以便债权人权利的实现。黄金行要求震亚律所直接将钱款返还于其，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撤销徐婷玉于2019年9月23日支付震亚律所15万元的行为；二、震亚律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徐婷玉15万元，该款应支付至法院代管款账户；三、驳回黄金行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是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致使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受到损害而设置的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法律制度。当债务人在不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下，实施了减少其财产的行为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法律赋予债权人诉请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以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黄金行作为债权人，可否撤销债务人徐婷玉向震亚律所支付三笔律师费的行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黄金行与徐婷玉之间债权债务形成的前因后果及各笔律师费支付的时间节点，从保护债权人合法债权以及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对各笔律师费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合情合理，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并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上诉人黄金行、徐婷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黄金行与徐婷玉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冬寅审 判 员 郑 璐审 判 员 黄 亮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叶绵绵书 记 员 姚君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