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民终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利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博予，北京市天同（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娜娜，北京市天同（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革村。法定代表人：徐标，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平，男，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红英，女，196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绿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董红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初1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葛洲坝绿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20)辽02民初155号民事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本案系葛洲坝绿园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代债务人葛洲坝环嘉公司偿还案涉贷款后，向葛洲坝环嘉公司及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王金平、董红英进行追偿所致纠纷。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一、王金平与葛洲坝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涉嫌违法犯罪案件与案涉贷款不存在任何关联，一审法院以“本案所涉贷款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葛洲坝环嘉公司与中行甘井子支行先后签订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葛洲坝绿园公司、王金平分别与中行甘井子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葛洲坝绿园公司和王金平共同为葛洲坝环嘉公司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金平的配偶董红英出具《同意函》，同意以与王金平的夫妻共同财产对前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因葛洲坝环嘉公司无力还款，葛洲坝绿园公司向中行甘井子支行偿还全部欠付本息，实际承担了保证责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葛洲坝绿园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葛洲坝环嘉公司追偿，并就向葛洲坝环嘉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要求保证人王金平、董红英分担清偿责任。2019年，王金平与葛洲坝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因违纪和职务违法问题，被武汉市监委和武汉市青山区监委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其二人因职务违法被采取刑事措施，而本案系葛洲坝绿园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提起的追偿权纠纷，两案所涉事实并不相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之规定，本案应当予以审理。退一步讲，即使武汉市监委的调查范围包括王金平与相关主体涉嫌虚构应收账款、骗取银行贷款犯罪的问题，案涉贷款亦非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类型，不属于刑事调查范围。并且，本案中，中行甘井子支行因葛洲坝绿园公司己实际承担保证责任而未受任何损失，不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犯罪的适用空间，案涉贷款不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仅基于本案“主要事实发生于陈熹在葛洲坝环嘉公司担任董事长以及王金平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以及二人被立案调查的情况，即认定“本案所涉贷款存在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确属不当。二、即使王金平和陈熹确实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犯罪，因葛洲坝绿园公司无法基于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身份受偿，一审法院剥夺葛洲坝绿园公司的诉讼权利，将致使葛洲坝绿园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无从追偿，处理结果显属不公。如前所述，即使王金平和陈熹确实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犯罪，亦是相关主体与中行甘井子支行之间的刑事纠纷。鉴于葛洲坝绿园公司己经代为清偿案涉贷款，故而即使本案业务确属经济犯罪，受害人中行甘井子支行业己通过葛洲坝绿园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而填补其损失。葛洲坝绿园公司并非刑事案件受害人，无法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主张退还代偿款，亦无法在刑事程序中解决对其他保证人的追偿问题。一审法院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剥夺葛洲坝绿园公司诉权，将导致葛洲坝绿园公司无从实现权利救济，各当事方利益严重失衡，应予纠正。综上，本案实为葛洲坝绿园公司与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董红英之间的追偿权纠纷，与王金平、陈熹职务违法犯罪问题没有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对民事及刑事程序所涉事实未作区分，仅依据本案事实发生在该二人任职期间即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董红英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葛洲坝绿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葛洲坝环嘉公司向葛洲坝绿园公司支付代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以下简称“中行甘井子支行”）偿还的借款本金2亿元及利息1,492,775元，合计201,492,775元；2.判令葛洲坝环嘉公司向葛洲坝绿园公司支付利息4,898,233.39元（以201,492,77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暂计至2020年2月19日）；3.判令王金平对葛洲坝绿园公司向葛洲坝环嘉公司就第1、2项诉讼请求中确定的债务不能追偿的部分承担50%的清偿责任；4.判令董红英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3项诉讼请求中确定的王金平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董红英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王金平因违纪和职务违法问题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审查调查，并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武青监立通[2019]8号立案通知书；同日，武汉市青山区监察委员会作出武青监留通[2019]10号留置通知书，以被调查人王金平因涉嫌违法犯罪为由，对其自2019年6月14日起实施留置。葛洲坝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因职务违法问题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武监立通[2019]18号立案通知书；次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作出武监留通[2019]10号留置通知书，被调查人陈熹因涉嫌职务违法，对其自2019年5月17日起实施留置。根据葛洲坝环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金平系该公司持股45%的股东，并担任董事、总经理。本案中，葛洲坝绿园公司起诉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及董红英所基于的主要事实发生于陈熹在葛洲坝环嘉公司担任董事长以及王金平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现二人已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本案所涉及贷款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应由监察委员会先行处理，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葛洲坝绿园公司的起诉。原告葛洲坝绿园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1,049,264元，予以退还。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经查，王金平及葛洲坝环嘉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熹因违纪和职务违法问题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法犯罪，而本案则是因葛洲坝绿园公司依约代葛洲坝环嘉公司偿还中行甘井子支行的债务，履行保证责任而引发对葛洲坝环嘉公司、王金平及董红英的追偿权纠纷，两案所涉事实并不相同。根据上述规定，两案应当分开审理。因此，一审法院以王金平及葛洲坝环嘉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熹因违纪和职务违法问题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审查调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的起诉依据不足，对葛洲坝绿园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在案件实体审理过程中，若存在本案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裁定中止诉讼。综上，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葛洲坝绿园公司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初15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薛 宁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肖利剑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