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4民终1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燕玲，女，197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海全，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燕玲（系陈海全的妻子），女，现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住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3号金苑豪庭11楼1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500005932284489。 负责人：陈鉴林，该所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永生，男，194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上诉人范燕玲、陈海全因与诉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燕玲（兼上诉人陈海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公力事务所的负责人陈鉴林、被上诉人廖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燕玲、陈海全的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退回上诉人律师服务费49200元；2.判令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21075.46元及利息和违约金；3、被上诉人廖永生对上述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廖永生出具的《证明》格式不能表达上诉人的真实意见，造成出具的证明没有起到证明作用，是造成上诉人败诉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廖永生超越代理权限，廖永生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和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列举式特别授权，上诉人没有授权廖永生代签收法律文书，廖永生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却代上诉人签收法律文书，超越了代理权限，并且开庭前告诉上诉人是“问话”，造成上诉人不知道开庭时间、仓促开庭，没有时间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来不及通知证人出庭，丧失胜诉机会，也是上诉人败诉的重要原因。2.除上述外，廖永生没有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提出为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以上种种，致上诉人输了官司，虽然上诉人另案提起诉讼，挽回了部分损失，但仍然造成重大损失，对此，公力律师事务所应赔偿损失，廖永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廖永生超过上诉人委托的代理权限和代理时间行使代理权的行为，未经上诉人追认，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而且，“问话”与“开庭”对当事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相应作不同的准备。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有失公平，请求依法纠正。 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答辩称，1.上诉人要求证人作证以及提交证明是证人按照其要求所书写的证言内容，与廖永生所写的委托内容是无关的；2.根据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廖永生律师有权力签署法律文书；3.外籍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现上诉人主张错失证人出庭作证是不成立的，上诉人对外籍人也享有债权；4.《复函》也可以证明廖永生在委托诉讼期间是尽职的，上诉人将其与其他人的债务转嫁给廖永生律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5.廖永生在委托代理期间均是在委托代理范围内行使权利，没有越权代理，上诉人主张侵权没有事实依据。另案判决是由上诉人支付款项给蒙永丽，是上诉人与蒙永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由廖永生律师去承担上诉人对他人的债务。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廖永生答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因为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作伪证必然造成案件败诉。上诉人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上诉人合同违约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上诉人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涉案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公力律师事务所和答辩人的一审代理行为没有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3.上诉人被法院终审判决欠债还钱是天理所在，上诉人根本没有损失，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和答辩人承担其他债务521075.46元是企图借助诉讼的合法形式来谋取不当利益，属于恶意诉讼。4.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范燕玲、陈海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原告律师服务费49200元；2.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5898.5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2015年11月6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505898.50元为基数，按月息3%的标准计付）；3.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支付违约金15176.96元（违约金计算方式为505898.50元×3%=15176.96元）；4.被告廖永生对上述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8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1.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支付货款539900元；2.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支付违约金101303元（违约金计算，从2016年3月6日起计至2017年8月15日止）；3.判令范燕玲、陈海全从2017年8月16日起以423300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算共同向蒙永丽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还清欠款为止。2017年10月10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399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1.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归还借款127251.50元；2.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归还自2017年8月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127251.50元为本金，按每年6%利率计算的借款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24日为1124.10元）。2017年10月10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400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赔偿蒙永丽宝石坯损失8708元。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16日、2018年1月9日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公力事务所分别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公力（2017）公字1016号、公力（2018）公字109号。该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1.甲方应该如实向乙方去叙述案情，提供支持自主张的应有真实证据，乙方依法支持甲方的合法权益；2.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3.甲方解除本合同，乙方无须退还律师费给甲方。乙方无故解除本合同，应退还律师费给甲方。其中合同编号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6000元正；4.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一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合同编号为公力（2017）公字1016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借贷纠纷和加工合同纠纷两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所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200元正；4.律师费8200元于2017年10月25日前付清；5.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一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合同编号为公力（2018）公字109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民间借贷上诉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正；4.律师费5000元整于2018年1月15日前付清；5.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二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签订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作为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公力事务所和作为承办律师的被告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于2017年10月16日出具了两份《授权委托书》，该三份《授权委托书》均约定：委托人事项和权限为：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特别授权。其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7日的《授权委托书》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你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中，有一份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另一份《授权委托书》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上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被告廖永生根据原告的委托分别作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中两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代两原告领取法院送达的上述案件的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其中，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送达证》所示，被告廖永生就（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于2017年12月22日签收了两份传票和一份出庭通知书，其中传票载明：（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梧州市西环路上段29号万秀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另，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即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分别于2017年9月20日15时和2017年12月26日9时进行了开庭审理，根据该两次开庭的庭审笔录载明：范燕玲、陈海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生均到庭参加诉讼，且在法庭核实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是否申请有证人出庭时，双方均表示未申请有证人出庭。2018年1月11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货款479900元给蒙永丽；2.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101303元（计至2017年8月15日，之后以4233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两原告因对该判决不服，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8）桂04民终430号。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另行委托了其他律师作为其的诉讼代理人，2018年6月19日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8）桂04民终4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根据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该案二审判决后，因两原告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行）监［2019］45000000454号民事抗诉书，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民抗140号民事裁定，提审了该案，案号为（2020）桂民再161号。2020年6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4民终430号民事判决；2.变更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支付货款338510元给蒙永丽；3.变更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案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82755.90元（违约金已计至2017年8月15日，之后以33851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4.驳回蒙永丽其他诉讼请求。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范燕玲、陈海全在再审的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借款本金127251.50元及支付利息（以127251.50元为本金，自2017年10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廖永生均到庭参加了该案的庭审，且在庭审的过程中两原告未申请有证人出庭。两原告因对该判决不服，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8）桂04民终255号。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先委托被告廖永生作为诉讼代理人，后于2018年4月26日撤销了对被告廖永生的委托，并出具了一份《取消委托证明》，声明于2018年4月26日上午决定取消廖永生律师的委托上诉案，并不再要求退回律师费。后另行委托了其他律师作为其二审的诉讼代理人，2018年6月6日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根据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该案的二审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燕玲、陈海全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宝石坯损失8708元给蒙永丽。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范燕玲、陈海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生均到庭参加了该案的庭审，且在庭审的过程中范燕玲、陈海全未申请有证人出庭。2018年11月19日，原告范燕玲向梧州市律师协会递交《投诉信》，反映被告廖永生律师存在工作失误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并要求被告廖永生退回律师费和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对此梧州市律师协会于2019年4月26日出具了一份《关于范燕玲投诉廖永生律师一案的复函》，载明：被告廖永生在履行律师代理职责时是尽职的…等内容。同日，梧州市律师协会将该份复函送达给了原告范燕玲。庭审中，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在回答法庭发问的问题时称：（1）其委托被告廖永生代理了三个一审案件，该三个案件均是万秀法院审理，分别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和（2017）桂0403民初1399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及（2017）桂0403民初1400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加工合同纠纷案。其中（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的律师费为36000元，（2017）桂0403民初1399号和（2017）桂0403民初1400号两案的律师费共为8000元；（2）诉讼请求1中其要求被告退回律师服务费49200元，具体是指三个一审案件加一个二审案件的所有律师代理费，共49200元。此外，其该诉请的依据是因被告廖永生未尽律师义务及教错原告书写证人证明和分不清是开庭还是问话，且其也问过被告廖永生是否需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被告廖永生称无需证人出庭作证，其认为作为一名律师应该知道是否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另，其要求申请证人出庭的为三件案，具体是（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及二审的2018桂04民终255号案，而该三个案件需申请出庭的证人均是外国人，其与证人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且其在2017年12月26日（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开庭当天有电话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被告廖永生并未同意和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对于其要求被告廖永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张，其没有书面的证据可以提交法庭；（3）其诉讼请求2的依据为被告廖永生未能及时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导致原告在该案件中败诉，而该请求的计算方法为：二审案件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案中造成了原告应归还蒙永丽货款127251.50元损失以及（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应归还蒙永丽货款338510元的损失，合计465761.50元。另，其要求被告从2015年11月6日起支付利息和支付利息的标准的依据为（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的第5页顺数第12行及（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页第8-9行的内容，即依据该两案中所需支付给蒙永丽的利息及利息方式。而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依据为因其损失了货款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此外，其要求被告廖永生对其上述的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因被告廖永生未帮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告知其开庭，导致其无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当时其在万秀法院作的笔录仅是称暂时无法找到外国人，而并非是找不到；（4）在被告廖永生提交的《证据目录》3中的第9页“提交人：范燕玲、陈海全”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被告廖永生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1）没有表示异议，并提出在（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的二审案件中原告也是委托其进行上诉，但在二审开庭当天原告就取消了其的委托，该案其收取了5000元的律师费；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2）有异议，认为原告所说均不是事实，因其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所有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是经过原告的同意签字后再递交，证明原告是同意其的代理行为，故原告要求退回律师费无法律依据。另，原告从未向其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因原告称证人被威胁不敢出庭作证，且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的庭审中原告也未向法庭申请过证人出庭作证，该事实根据其提交的证据4中的2017年12月27日《谈话笔录》可以证明，而从其提供的证据10中的第十三页顺数第三行“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原告从未能提供外国人有向蒙永丽转账货款的事实，故该案中法院对原告的说法不予采信；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3）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该项诉请与其无关，因该货款是原告在委托律师代理前已欠付的，依据该判决是原告败诉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故现原告的诉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外，原告要求其从2015年11月6日起支付利息和要求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委托合同中并未约定有案件败诉需支付违约金，故代理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另，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证据、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根据，因原告败诉的原因是由于原告欠付蒙永丽的货款，这是原告在委托其代理前已与蒙永丽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代理人廖永生无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4）没有表示异议。被告公力事务所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1）没有表示异议；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2）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该诉请也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也无退律师费的事实，故该诉请主张不成立。此外，原告陈述其诉讼请求1的依据方面的意见没有具体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至于为何无需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是因原告将几名证人的转账记录给了被告廖永生，材料已齐全，基于该些转账材料是可以不用证人出庭作证，且原告是于庭后才告知被告廖永生要申请证人出庭。另，对于原告上述称有要求过被告廖永生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的意见有异议，首先对该方面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意见，同时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要求过被告廖永生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根据其提交的证据3中的9-23页反映出原告要求出庭的证人是国内的人员，并非外国人，故原告称要求外国人出庭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3）有异议，首先对原告称诉讼请求2的依据方面，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上述意见。另因原告主张的该两笔损失是因原告欠付蒙永丽的货款，既然是债权债务的关系，原告有义务证明其是否已归还了欠付蒙永丽的该两笔货款，故原告与蒙永丽之间的债权债务与代理人之间无任何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原告欠付蒙永丽的债务应由其代理人承担。此外，原告诉请的利息及违约金均是原告与蒙永丽之间的债权债务所产生利息或逾期履行支付的结果，与被告廖永生无任何法律关系。而原告要求被告廖永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证据、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根据，且就该问题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上述意见；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4）没有表示异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与被告公力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编号分别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公力（2017）公字1016号、公力（2018）公字109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是否存在违约及超出代理权限的问题。首先，根据两原告与被告公力事务所签订的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应该如实向被告公力事务所去叙述案情，提供支持其主张的应有真实证据，被告公力事务所依法支持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委托被告公力事务所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被告公力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被告廖永生律师为原告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加工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及（2017）桂0403民初1399号的二审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案诉讼代理人。而根据两原告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和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三份《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特别授权。本案中，被告公力事务所作为受委托方，已依照其与原告双方签订的涉案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指派合同约定的被告廖永生律师作为原告上述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被告廖永生律师在履行诉讼代理过程中也依照涉案的《授权委托书》中约定的代理权限，代原告领取涉案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提交证据、参加庭审和通知原告参加庭审等，故被告公力事务所在履行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及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案件的诉讼过程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或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未尽律师义务和教错其书写证人证明，并分不清是开庭还是问话的主张意见，因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就其的该主张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在庭审也明确表示在被告廖永生提交的《证据目录》3中的第9页“提交人：范燕玲、陈海全”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的上述主张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未帮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告知其开庭，导致其无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造成其败诉的主张意见，因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被告廖永生提出过或要求过需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根据涉案案件的判决书即（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书》、（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桂0403民初1399号的二审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该几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均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和（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中两原告及被告廖永生也均有出庭参加庭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的该主张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超越委托权限代其领取开庭传票的主张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的规定，法院在送达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本案中被告廖永生作为涉案案件两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故其有权代原告签收法院送达的有关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包括开庭传票。据此，原告的上述主张意见，于法无据，故该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要求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律师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和要求被告廖永生对上述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问题。据上所述，因被告公力事务所在履行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及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案件的诉讼过程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或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律师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和要求被告廖永生对上述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燕玲、陈海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503元，减半收取计4751.50元，由原告范燕玲、陈海全负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由于上诉人未能举证否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范燕玲、陈海全与被上诉人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9月7日签订的公力（2017）公字797号《委托代理合同》、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公力（2017）公字1016号《委托代理合同》、2018年1月9日签订的公力（2018）公力（2018）公字109号《委托代理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执行。双方签订合同后，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指派廖永生律师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上诉人出具的三份《授权委托书》，其载明的委托事项和权限是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特别授权。廖永生律师根据上述《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履行了代上诉人领取相关的诉讼材料、举证、出庭、通知上诉人出庭等义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廖永生出具的《证明》格式不能表达上诉人的真实意见，造成出具的《证明》没有起到证明作用，是造成上诉人败诉的根本原因。对此，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断取决于案件证据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而人民法院对证据的采信与否，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来综合分析判断，不是以证据的格式来衡量，且上诉人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哪一份证据、哪一份关键证据是因格式不当的问题不被人民法院采信而导致其败诉，也如一审判决所言，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在被上诉人廖永生提交的《证据目录》3中的第九页“提交人：范燕玲、陈海全”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上诉人作为当事人，理应对己方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内容予以审核负责，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称其没有授权被上诉人廖永生签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廖永生代其签收法律文书超越代理权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的规定，签收法律文书是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作为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的廖永生律师，依法有权也有义务签收相关的诉讼法律文书，故本院对上诉人称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生超越代理权限签收法律文书的主张同样不予采纳。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廖永生没有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提出为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且开庭前告诉其是“问话”，来不及通知证人出庭，丧失胜诉机会的问题，对此，一审判决已作了详尽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对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真相、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范燕玲、陈海全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9503元，由上诉人范燕玲、陈海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超 审 判 员  林 远 审 判 员  刘创祥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黄仕灵 书 记 员  周静兰 书 记 员  苏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