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7民终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燕红，女，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尧，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太如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工业区义乌市雅梦思制衣厂内。法定代表人：吕精贵，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经，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宜圣，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燕红与被上诉人浙江太如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7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燕红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的案涉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后就已不再存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6月22日。首先，被上诉人最后一次支付工资的时间在劳动仲裁和一审中都已明确系2017年6月，所以案涉双方不可能是2017年后就不再存续劳动关系；其次，2017年7月之后虽然被上诉人没有再支付工资，但这并不能当然说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被上诉人在仲裁和一审中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辞退手续或者上诉人办理了离职手续，而仅凭其代理人一句口头解除通知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并不严谨。事实是，由于案涉双方对公司财务往来发生了争议，被上诉人暂停支付工资以免错误发放，上诉人也继续在为被上诉人工作，此后，被上诉人出于种种不道德和违法目的，故意污蔑上诉人存在职务侵占，致使上诉人被公安部门羁押长达半年多(对此上诉人将保留依法追究被上诉人及股东法律责任的权利)，之后直至2019年6月22日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时止，上诉人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所以，在没有相应离职或者辞退手续的情况下，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上诉人退休时间，即2019年6月22日。二、本案劳动争议纠纷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11月20日起算，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并未超过仲裁时效。首先，上诉人自2018年3月8日被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颖泉分局刑事拘留，一直羁押至2018年9月10日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后，上诉人曾询问阜阳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是否可联系被上诉人，被告知不可以，上诉人无奈回家等候公安机关处理，至此上诉人仍然认为待财务纠纷解决，被上诉人会支付相应工资及其他款项给上诉人，但到2019年11月20日，上诉人被依法解除取保候审，被上诉人既未与上诉人协商，也未就财务争议发起诉讼，上诉人这才无奈申请劳动仲裁。结合上述事实并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其计算。上诉人直至2019年11月20日之后才意识到被上诉人根本就不想支付工资，甚至其控告上诉人职务侵占的行为也是故意为之，该时间才是法律条文所说的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所以上诉人在2020年8月7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时效。其次，退一步讲，即便认为上诉人自2019年6月22日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劳动仲裁时效应从该时间起算，也应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仲裁时效的中止和上诉人正处于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状态，且该刑事案件与被上诉人有密切关系，导致上诉人无法上门主张权利。上诉人主观上直至2020年才意识到合法权利被侵害，客观上受到刑事案件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影响，才在2020年8月7日申请仲裁，上诉人的诉请未过时效，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太如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提出的劳动仲裁申请已经过仲裁时效，并不存在中止中断事由，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上诉人在2018年9月10日取保候审后已获人身自由，疫情也没能达到阻碍上诉人提起权利的程度，上诉人完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代理律师提起仲裁申请，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事由，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消灭无论是以事实解除的2017年7月21日还是以自然终止的2019年6月22日开始起算，都已经过了一年仲裁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燕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太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5826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2.请求依法判令太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999840元（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49960元。前两项诉讼请求合计金额17080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5日，陈燕红入职太如公司处，岗位为外贸部经理，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太如公司最后一次支付陈燕红工资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2018年3月8日，陈燕红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9月10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对陈燕红取保候审。2019年6月22日，陈燕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于次月起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2019年11月20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对陈燕红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8月7日，陈燕红向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太如公司支付本案诉请中的工资、补偿。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浙义乌劳人仲案（2020）1411号立案受理，并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书中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一、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被申请人未依法与申请人在其入职后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本应依法支付自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9月14日期间二倍的工资，但申请人却于2020年8月7日才提请劳动仲裁，已过一年的法定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因未在2017年9月14日之前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二倍工资的最长支付期限为11个月，被申请人无需支付申请人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综上，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58260元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二、对于拖欠工资仲裁时效这一问题，被申请人自2017年7月起未再支付申请人工资，双方劳动关系至迟自申请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日（2019年6月22日）已自然终止，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2019年6月22日）也是劳动争议的发生之日。申请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非劳动争议时效可以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且申请人2018年9月10日取保候审后人身自由已不受禁锢，而申请人于2020年8月7日提出人事争议仲裁申请，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劳动仲裁申请未过一年仲裁时效之辩称，本委不予采信；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人劳动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之辩称，本委予以采信。综上，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拖欠工资999840元及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249960元的仲裁请求，因已超过仲裁时效，本委不予支持。”并按法律规定，驳回了陈燕红在仲裁时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其也适用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且本案的陈燕红、太如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后就已不再存续，故陈燕红的任何一项诉请，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故陈燕红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陈燕红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劳动仲裁申请是否已过仲裁时效。权利人行使权利应当依法，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自2016年9月15日入职被上诉人单位，被上诉人自2017年7月起未再支付上诉人工资，双方劳动关系至迟自上诉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日（即2019年6月22日）已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终止之日也是劳动争议的发生之日。虽上诉人于2018年3月8日被羁押但其于2018年9月10日被取保候审，其被取保候审及2020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其向相关部门提出主张的权利亦未受限，且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及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亦非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而申请人于2020年8月7日提出人事争议仲裁申请，已过劳动仲裁申请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上诉人所提应以2019年11月20日解除取保候审期间作为时效起算时间的依据不足，其主张仲裁申请未过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依法予以免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巧慧审 判 员 赵 娟审 判 员 唐 骥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陈海威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