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黄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树岭，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梦溪，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桐，女，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彦生，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晓桐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鲁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杨晓桐对康鲁公司的全部诉求或者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晓桐承担。事实和理由：康鲁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严重错误。《绿地新里程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的签订系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依据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约定义务。一、原审法院将载明为“定金”的24万元收据认定为房款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法律对定金的性质进行明确规定。从该规定可知：一、定金合同的成立自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之日起开始成立，并不受合同中定金条款约定支付时间的束缚，是否支付定金一方面由双方的当事人协商确定，另一方面由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愿支付；二、定金作为实践性合同，定金数额的认定应以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定金数额为准。原审判决将杨晓桐后期支付的24万元认定为购房款而非定金的主要依据有三：收据定金为康鲁公司当方手写、定金支付的时间与《认购协议》约定不符、定金支付的金额与《认购协议》约定不符。该认定明显存在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情形。（一）根据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乙方为了表示购买诚意，自愿向甲方缴纳总房款20%的定金即591443元，作为乙方如约与甲方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担保。”说明双方为保障认购协议的履行约定了定金，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后杨晓桐依约履行了支付义务，但因为康鲁公司的失误，错把定金收据开具成房款收据。双方为保证认购协议的履行，完善定金条款，经协商一致，杨晓桐又向康鲁公司支付了24万元，康鲁公司也依据双方达成的新的合意，向杨晓桐开具24万元的定金收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金作为实践性合同，应以实际履行为准。杨晓桐的实际支付24万元定金及康鲁公司出具定金收据的行为，说明双方已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认购协议》中关于定金数额的约定，故杨晓桐支付24万元应认定为定金而非房款。所以，原审法院认定杨晓桐支付的定金24万元因与《认购协议》约定数额不符，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判决以“收据虽载明定金，系被告单方手写”为由认定24万元应为房款也属事实认定不清。首先，59万余元的房款收据与24万元的定金收据均系手写，说明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的交易习惯认可收据存在手写。其次，两份收据中交款人签字处均有杨晓桐签字（原审法庭调查阶段，杨晓桐明确承认该签字系由其配偶刘国所签，杨晓桐对其配偶的签字行为表示认可）。而且康鲁公司在原审时也提交了《收据领取单》，以证明该两份收据系由杨晓桐本人领取，并亲自在收据领取单上签字。说明两份收据均是杨晓桐认可并领取的，且在其领取时未提出任何异议。再次，原审判决提出的“康鲁公司单方手写”观点并非杨晓桐的抗辩观点，在杨晓桐对“收据”以及《收据领取单》的真实性无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迳行以“收据系康鲁公司单方手写”的观点来驳斥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明显剥夺了康鲁公司的抗辩权。原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24万元定金收据”的出具系经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后确定，并非康鲁公司欺瞒杨晓桐单方出具，24万元应属定金。所以，原审法院仅以“定金系康鲁公司单方手写”为由认定涉案24万元为房款显无任何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认为24万元定金收据开具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居于2018年5月31日开具的5914343元房款收据之后，然后仅凭时间先后而认定24万元为房款。而明显忽略了认购协议作为预约合同的性质，以及约定履行定金对认购协议的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定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以及《认购协议》第三条第1款之约定。双方在履行认购协议过程中，不可能不约定定金，更不可能不履行定金义务。定金作为认购协议的重大保障，如未约定或未实际履行，将使得认购协议没有任何保障，双方均可不受协议约定的义务约束，更何谈交易安全性。涉案24万元定金的支付系双方作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担保，该定金数额新的合意的达成及履行，使得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真正具有了保障。杨晓桐自愿支付定金，康鲁公司同意接受定金并出具定金收据的行为，应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变更了对《认购协议》约定。原审法院明显刻意规避“定金系实践性合同”这一特性，断章取义认定24万元在支付时间上的瑕疵，进而作出对康鲁公司不利的认定，严重侵害康鲁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24万元为购房款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错误认定行为严重侵犯康鲁公司的合法权益。结合双方实际履行状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涉案24万元认定为定金合理合法。二、涉案《认购协议》系因杨晓桐的违约行为导致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进而导致《认购协议》解除。康鲁公司作为守约方有权依据《认购协议》和法律规定，扣留杨晓桐已付购房定金24万元。《认购协议》第三条第3款约定：“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按济南市商品房限购政策规定向甲方条限购查询申请至甲方项目售楼处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购房款”。事实情况却是，杨晓桐未履行任何约定义务。康鲁公司多次催告要求杨晓桐履行约定义务，均为杨晓桐所无视，原审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杨晓桐多次违约情况属实。所以，本案因杨晓桐多次无依无据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认购协议》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认购协议》作为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基于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民法原则，杨晓桐作为违约方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以及《认购协议》第三条约定，康鲁公司作为房产交易流程中的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依法主动适用“定金罚则”扣留杨晓桐实际支付的购房定金24万元。即使原审法院认定认购协议解除，涉案的24万元定金也不应予以返还。原审判决的错误认定实质上掩盖了杨晓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严重损害了商品房交易过程中康鲁公司作为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的作出存在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杨晓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康鲁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8年5月31日康鲁公司与杨晓桐签订《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2018年12月15日在康鲁公司指定工作人员的组织和引导下，在康鲁公司的售楼中心购买了康鲁公司开发的本案楼盘的附属车位，并且向康鲁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pos机刷了预付车位款。杨晓桐以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康鲁公司在举证时，提交了给杨晓桐发送过《解除认购协议通知函》的复印件。庭审中，康鲁公司和杨晓桐均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鉴于杨晓桐于2018年12月15日刷到pos机的三万元车位代收款确实打入案外人山东等保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账户，杨晓桐将于本案生效后准备材料另行起诉，向康鲁公司及其他案外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康鲁公司让杨晓桐在签订《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的一年半之后交付的24万元的性质是定金还是房屋预付款的问题上。原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不是定金而是房款是准确的。1、定金支付的金额与《认购协议》约定不符的问题。《认购协议》中有杨晓桐向康鲁公司交总房款百分之二十的约定，康鲁公司预售的商品房的总价款是2951443元，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应当是590288.6元，而不是591443元。591443元其实是首笔预付房款，即首付款。其他236万元系整数，方便杨晓桐后续的银行按揭贷款。康鲁公司在2018年5月31日将杨晓桐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31日分三次交来的591443元款项写成房款并非“工作人员失误”。2、《认购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了定金交付的期限为“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书的同时，应当向甲方交纳购房定金五万元整，剩余定金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补齐…”。因此本案杨晓桐向康鲁公司交付定金的窗口期为2018年5月31日及之后的三日内。在双方没有另行签订涉及定金的书面协议或者达成口头协议的前提下，杨晓桐在领取康鲁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开具的收据前交付的款项都不应当被认定为是定金。3、本案争议的收据系康鲁公司方提供打印件，并由康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其上单方面书写了交款时间、交款数额等文字内容。按照交易习惯，杨晓桐无需在康鲁公司出具给自己并且由自己保管的发票、收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杨晓桐在原审开庭质证时对该收据提出了异议(庭审笔录第11页)，并非像康鲁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在杨晓桐对收据以及收据领取单的真实性无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该收据内容系康鲁公司单方面书写并无不当。4、在康鲁公司与杨晓桐仅签订认购协议书这一预约合同的情况下，在没有经过不动产主管部门的网签、备案必备手续的审批前，康鲁公司的工作人员冯超屡次以交“首付”、“房款”、“尾款”的名义通知杨晓桐向康鲁公司交款。在2019年11月16日催促杨晓桐补交尾款后，康鲁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了房屋预付款24万元。原审庭审中杨晓桐和康鲁公司均提供了杨晓桐的配偶刘国与康鲁公司的工作人员冯超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提供的证据有内容重合的部分，聊天内容显示：在杨晓桐交付24万元房款之前，有康鲁公司方多次催促杨晓桐交付房款的情形，就是没有任何关于定金的约定和“定金”字眼。杨晓桐通过银行转账在先，康鲁公司交给杨晓桐收款收据在后，因此康鲁公司所称的双方就交付24万元定金达成合意是虚假的，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5、杨晓桐配偶刘国在收据交款人处代杨晓桐签名，不等于杨晓桐承认杨晓桐将交付的24万元房款变更为定金。杨晓桐让其代理交付房款和领取收据，但是杨晓桐没有授权其临时变更合同重要条款的权力。康鲁公司认为的“康鲁公司同意接受定金并出具定金收据的行为，应视为以实际履行变更了对《认购协议》的约定”是错误的。如果交款收据能起到合同的作用，那么该收据是由康鲁公司预先拟定的，是统一的、制式的，且由康鲁公司方填写完毕后，再交给杨晓桐，该收据应当属于格式合同的范畴。杨晓桐配偶在交款人处代签字，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交款人处签上杨晓桐的名字，其一就等于默认了该收据上对方事先填写的全部内容;其二可能是仅认可收据上的部分内容;其三是不认可收据上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书写内容，但房款已经交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格式合同中要求格式合同提供者对相对人有对部分条款进行提醒、警示的义务。同时，如果对格式合同中的内容有不同解释的，应当采用对格式合同提供者不利的解释。所以，杨晓桐的配偶刘国在该收据交款人处代签杨晓桐名字，仅仅是表示从康鲁公司处领取了一张收据而已，并不承认已交付的24万元是定金，并非所谓的以实际履行变更了对《认购协议》的约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杨晓桐向康鲁公司方支付了861443元，其中3万元车位代收款被刷到案外人山东等保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账户。既然杨晓桐向康鲁公司交付的831443元是购房预付款，而不是定金，当然无法适应定金罚则，一审法院做出判令康鲁公司退还杨晓桐购房预付款831443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康鲁公司的上诉请求。杨晓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和《绿地新里城车位认购协议书》；2.康鲁公司返还杨晓桐购房款831443元、车位款30000元及利息（以861443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康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31日，杨晓桐（乙方）与康鲁公司（甲方）签订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乙方自愿认购济南市绿地新里城项目X室的商品房，认购预测面积为143.42平方米，认购单价为人民币20999元∕平方米，折后单价为20579元∕平方米，折后认购总价2951443元。上述认购房屋的建筑面积及价格最终均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约定的内容为准。乙方为了表示购买诚意，自愿向甲方交纳总房款20%的定金，即591443元，作为乙方如约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担保，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书的同时，应当向甲方交纳购房定金50000元，剩余定金自本认购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补齐，甲、乙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该定金自动转为乙方在商品房合同项下应付认购房款。乙方应当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按照济南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向甲方提交限购查询申请，在甲方取得限购住房证明编号且项目具备网签条件后，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的七日内携带相关资料至甲方项目售楼处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如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无须另行通知乙方，本协议自动解除，乙方的购房定金不予退还。同日，杨晓桐向康鲁公司支付20%款项591443元，康鲁公司向其出具上述收款收据，载明，“X房款”。2019年11月27日，杨晓桐配偶刘国向康鲁公司支付款项240000元，康鲁公司向其出具上述收款收据，载明，“X定金”，该收据落款处杨晓桐签名系由刘国代签。杨晓桐提交绿地新里城X车位认购协议一份，载明杨晓桐购买上述车位费总价170000元，签订本协议同时交纳车位定金30000元。合同落款处乙方由杨晓桐签名，甲方处为空白。杨晓桐依约支付30000元款项，收款单位加盖有山东等保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杨晓桐提交一审法院（2020）鲁0103民初5122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鲁01民终101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康鲁公司预售的商品房存在虚假宣传、杨晓桐配偶在交款收据上签字只能证明缴款的行为，不能证明合同的变更等情况。康鲁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所涉及的内容并非虚假宣传，与本案的案情存在明显差异，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杨晓桐提交微信其配偶刘国截图一宗，载明，康鲁公司工作人员冯超（置业顾问，以下简称冯）于2018年10月18日：大哥，房款需要交了。冯于2019年2月28日：这来补交首付了。刘国：出了新政策，首套房不是可以贷款80%吗？冯：首付30%。冯于2019年11月16日：今天把尾款补交一下。康鲁公司提交置业顾问冯超与杨晓桐配偶刘国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载明，因杨晓桐夫妻购房限购，涉案认购协议欲更名至杨晓桐之子名下并提交了相关更名资料。康鲁公司提交一审法院（2020）鲁0103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书、（2020）鲁0103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关于“M2号地铁线”并非虚假宣传。康鲁公司提交《通知函》、EMS全程邮寄查询跟踪单复印件各一份，载明康鲁公司要求杨晓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或者办理按揭贷款有关手续。逾期双方签订认购书自动解除，定金不予退还。于2019年5月24日邮寄，杨晓桐于5月25日收到。杨晓桐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现实中，虽然相关邮寄公司显示邮件到达目的地，但不能证明已被实际签收，杨晓桐并未收到相关函件。康鲁公司提交《解除认购协议通知函》（复印件）一份。载明，绿地康鲁解除与杨晓桐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书并罚没已经交纳定金。康鲁公司主张该函于2019年5月30日寄出，邮寄地址为：鲁能领秀城中央公园5-2-901室，原件杨晓桐已收到。杨晓桐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函系复印件，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康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函已经送达杨晓桐，且该函内容为解除认购协议通知函。康鲁公司在2019年11月27日收取杨晓桐的款项没有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杨晓桐、康鲁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康鲁公司虽辩称杨晓桐非本案适格主体，但依据现有证据，康鲁公司并未与杨晓桐之子签订更名协议，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晓桐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康鲁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晓桐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康鲁公司亦表示同意，故对杨晓桐要求解除双方上述认购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晓桐主张康鲁公司返还购房款831443元，康鲁公司虽辩称其中240000元为定金，杨晓桐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不应予以返还，但依据双方所签认购协议，认购方应交纳总房款20%的定金，即591443元，杨晓桐已于合同签订当日（2018年5月31日）将591443元支付给康鲁公司，康鲁公司向杨晓桐出具收据，付款内容注明为“房款”。杨晓桐于2019年11月27日交付240000元，康鲁公司向杨晓桐出具收据，付款内容虽注明为定金，但系康鲁公司单方书写，根据合同约定的定金支付时间、金额，该款项不应为定金性质，康鲁公司置业顾问与杨晓桐聊天记录中对杨晓桐交付款项亦未提及系定金，故康鲁公司主张该款项为定金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现有证据，杨晓桐交付款项均为房款，合同解除后，杨晓桐要求康鲁公司返还房款83144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晓桐同时要求康鲁公司返还车位款30000元，但其提交车位认购协议和车位款收据均不能证实与康鲁公司关联性，故杨晓桐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晓桐要求康鲁公司支付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杨晓桐与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二、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晓桐购房款831443元；三、驳回杨晓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14元，减半收取6207元，由杨晓桐负担275元，由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负担593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杨晓桐配偶刘国与康鲁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国：出了新政策，首套房不是可以贷款80%吗？用孩子的名义买、8月份孩子年满18岁我们限购，没法买，只能用孩子的名义买。2019年7月29日，刘国：房子和车库办在孩子名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什么时间可以办？孩子买首套房，首付多少？康鲁公司工作人员：首付30%，把所有的收据，定单合同送过来，还有原房主，新房主身份证户口本拿过来。2019年8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国：下午过去更名。康鲁公司工作人员：更名需要带着证明材料，原房主身份证，现房主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购房所材料，包括收据。2019年9月27日，刘国：你好，请问更名手续办的怎么样了？康鲁公司工作人员回复：快了。2019年11月16日康鲁公司工作人员：今天过来把尾款补交一下。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绿地集团定单更名申请表》显示：原客户姓名杨晓桐，现客户姓名刘同振，更名原因：首付60%，没有多余资金，现更名为子刘同振，按首套房执行，望领导批准。定单客户签章处有杨晓桐签字，已付定金为5591443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晓桐、康鲁公司签订的《绿地新里城认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约定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合同是否存在定金。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视为变更定金合同。本案中，认购书约定杨晓桐在签订协议书的同时向康鲁公司交纳购房定金50000元，剩余定金在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三日内补齐。杨晓桐在签订认购协议书当天支付完591443元，康鲁公司出具的收据付款内容为房款，杨晓桐对此未提出异议，该款项的性质应以收据载明的内容为准，即该款项的性质系购房款而非定金。后因杨晓桐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康鲁公司经催收杨晓桐仍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康鲁公司后发出解除认购协议通知书。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绿地集团定单更名申请表、后续付款行为等可以看出，在康鲁公司发出解除通知后，双方均同意以更名的方式继续履行协议，并协商付款的事宜。在康鲁公司工作人员催促下，杨晓桐向康鲁公司交纳240000元，说明该行为仍系履行协议内容行为。康鲁公司为杨晓桐出具240000元收据，付款内容为定金，杨晓桐在收到该收据后至一审起诉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240000元定金性质的认可，亦与合同约定的定金内容不矛盾，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房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本案中，杨晓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自己限购，没法买，对于240000元款项杨晓桐在庭审笔录中自认“当时有购房意愿，2020年之后产生解除合同想法”，康鲁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多次催促杨晓桐交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杨晓桐未按照协议履行付款及签订合同的义务。综上，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责任在于杨晓桐，依照上述规定，杨晓桐交纳定金240000元应予扣除，剩余款项康鲁公司应予返还。综上所述，康鲁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晓桐购房款59144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07元，由上诉人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261.5元，被上诉人杨晓桐负担194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414元，由上诉人济南绿地康鲁置业有限公司负担8523元，被上诉人杨晓桐负担389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静审 判 员  闵 雯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晓菲书 记 员  李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