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0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莉，女，1985年9月12日出生，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冰，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兴武，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仇方丽，女，1983年7月15日出生，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业，北京市(青岛)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玉，北京市(青岛)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莉与被上诉人仇方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仇方丽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均由被上诉人仇方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民间借贷事实应具备借贷合意及款项给付两个要件，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借贷合意，并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告知其李秋云需用钱时通过上诉人转款给借款人李秋云使用。2019年4月1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消息“你卡上还有钱？”、“秋云用两天”，被上诉人回复“要多少”“我弄看看”，上诉人回复“挣个水果钱也好”，被上诉人回复“好的”；2019年8月2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消息“你那些这贷那贷的一共还能带出来多少”、“秋云使”时，被上诉人回复“15”、“哦哦”、“那我都弄出来给她”；2019年10月2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消息“你卡上还能借出来多少”时，被上诉人回复“秋云要使？”、“她带使多少”，上诉人回复“使几天，她倒倒信用卡”，被上诉人回复“估计还有20”、“都要？”，上诉人回复“看看她使多少”、“都使”，被上诉人回复“好”。另外，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11日向上诉人发送信息“秋云那里没问题我就继续贷”、在2019年10月31日给上诉人发送信息“秋云那里的钱抽空撤点吧”、“怕把本来的再舍上”、“10.15都行，慢慢撤，扯多了没收入了”、2019年11月20日向上诉人发送信息“秋云那会使的钱，说使7天，现在继续用着？”。上述聊天的内容表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并非是出借给上诉人使用，而是通过上诉人将款项交予借款人李秋云使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基于借贷合意发生的款项往来。2.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聊天内容中提及的“能不能少还点”、“补偿损失”、“利息”等用语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2019年11月27日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信息中表示“我想每个人都谈谈，先争取当前能不能少还点”、“不想成为被告，怕拖累孩子一辈子”、“你别告我，我尽最大能力补偿你的损失”，被上诉人发送消息“大不了卖房子，差不多够还债了”，上诉人说“肯定得卖”。上述聊天内容并不能说明上诉人承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且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做出承诺还款的表示，上诉人愿意最大能力补偿损失而不是偿还欠款，反而说明上诉人并不认可双方系借贷关系。2019年11月2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消息“不让我说利息的事，就说是合作项目挣钱分利润”，该信息并非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作出的声明，而且该消息系转述他人的话，并非上诉人自己的意思，因此并不能用来佐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2019年12月5日，被上诉人表示“今天是付利息的日子”，上诉人回答“哦”，该消息并非上诉人承认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也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支付利息，仅是说明当天是被上诉人获取投资利息的日子，该利息是由李秋云支付而非上诉人支付，从双方前后的聊天内容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未因付利息的日子到了向上诉人做任何主张，反而根据被上诉人在李秋云未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找上诉人支付的表现，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认可利息由李秋云支付而非上诉人支付，说明其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借贷关系。2019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发送消息“你能不能帮我凑点，我还微粒贷，试着真不好意思跟你开口，真实没法了，你还有孩子得养，也是不容易”，上诉人回复“我还用你开口了？一直在这借着。我有肯定不用你说就给你了”。该聊天内容并不能说明上诉人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需向被上诉人还款。根据上述证据，完全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高度可能性，并且上述证据均产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知道实际借款人李秋云无法归还本金与支付利息后，据此判断双方关系并不合理，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款项往来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来判断，而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款项往来时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无借贷合意。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是在证据不足情况下作出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实际上是帮助被上诉人投资李秋云。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上诉人在李秋云需要资金的情况下，询问被上诉人是否愿意向李秋云投资，在被上诉人愿意投资的情况下，再将被上诉人的款项支付给李秋云，上诉人实际上是帮助被上诉人投资，被上诉人在聊天记录中也多次认可自己系投资。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5日向上诉人表示“这么看看，我也算个小康**活了”、“再分分了还剩6000，加上工资，月入11000”，上诉人回复称“赶上工资了”，被上诉人回复“超过了都，这才是我的主业”。被上诉人在2019年7月15日向上诉人发送信息“我就光放短期中了，挣得还多”。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5日向上诉人发送信息“我又攒了2万了，存上？”，上诉人回复“等等吧，之前她（李秋云）还说要退一些，再没动静，我也没问她”，被上诉人回复“是？不着急用了”，上诉人回复“长期的够使了吧可能，她自己有还能付这么高利息用咱的？”，被上诉人回复“嗯，那就先自己拿着吧”，上诉人回复“不过短期经常使，放个短期也行”，被上诉人回复“短期的也行，闲着也是闲着”。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16日向上诉人发送信息“我这还好点，就我姐和我爸爸的，啥时候退回来我就退他们点”、“多了也是害怕，还稀罕那个高额利息”，上诉人回复“风险与收益同在”、“我觉得退回来点咱们弄个短期的”、“试着心里还放心”，被上诉人回复“哦，可以”。被上诉人表示“我没事也担心这俩钱，风险大”、“嗯，退回来也放心”、“我把我爸爸和我姐的退回去点，风险太大”。上述聊天内容足以表明被上诉人是为获取高额的利息回报而通过上诉人投资实际用款人李秋云，并且对于投资的风险也是明知的，其甚至通过银行贷款以及微贷、花呗等网贷渠道获取资金用于投资，0000000根据被上诉人的款项来源、经济状况、出借目的等都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是以获取高额利息回报为目的，通过上诉人投资实际用款人李秋云，而并非借贷给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仅是帮助被上诉人投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不应适用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有关借贷合同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84万元属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并不负担偿还被上诉人84万元的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向实际借款人李秋云主张返还。2.作为借款人的李秋云已经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秋云作为实际借款人已经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本案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同样作为李秋云违法犯罪活动的被害人，遭受了巨大损失，一开始基于帮助被上诉人代其投资李秋云，被上诉人也因此获取了高额收益，现因李秋云逃避债务并涉嫌非吸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上诉人见回款困难，却要求上诉人进行偿还，违背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也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仇方丽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1.综合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一审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关系为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微信聊天内容中多次提及“借”、“还”、“利息”、“补偿损失”等借贷用语，能够清晰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而上诉人脱离聊天内容的整体性、口语化的随意性以及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断章取义、扣字挖词的进行歪曲解读，甚至能将“今天是付利息的日子”这种明显反映民间借贷关系的语句解读成投资合同关系，并创设出“投资利息”的概念，严重脱离了日常文意理解和法律常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证据二银行流水等质证称：“……李秋云在偿还原告（笔误，应为被告）本金及利息后，被告在短时间内全部转给原告，再次，李秋云是按月息2%向被告付息，原告自认被告也是按月息2%向其付息”。从以上表述来看，李秋云与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均系借贷关系。2.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李秋云为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更加充分的证明了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亦系民间借贷关系。试问，在李秋云与进行直接资金往来的上诉人之间都是借贷关系的前提下，李秋云与没有直接资金往来的被上诉人之间如何成立投资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又何来的委托投资或者帮助投资？3.被上诉人将资金出借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并非如其所说的那样，将资金全部转借给李秋云。比如：（1）2018年12月28-29日，上诉人通过招商银行卡从被上诉人处借得17.8万元，连同从其他人处借得的款项以及部分自有资金总共45.41万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30日全部转到上诉人农业银行卡，并于当日全部“消费”用于购买龙湖地产的房子，收款卡号89×××74。（2）2018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上诉人5万元，上诉人卡内余额5万元；当日上诉人转到其招商银行卡2万元，然后全部通过招商银行支付给案外人孙玲。然后又通过农行转账到孙玲支付宝1万元，余额2万元。被上诉人仅选取部分转账信息即可发现上诉人将部分借得款项用于个人购房或者支付其他债权人的利息，这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非投资关系。若是投资关系，上诉人应当将被上诉人转至的资金短时间内全部转给李秋云才对，其对被上诉人资金的随意支配，恰巧证明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借贷款项交付后，其可以随意进行处置。4.退一步讲，即使是投资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与二审的陈述也相互矛盾，一审时上诉人主张是委托投资关系，上诉状中又改为了帮助投资，上诉人对投资的表述前后矛盾，恰恰证明了上诉人虚假陈述、根本不存在投资关系的事实。5.与本案相同情况的孙玲与上诉人民间借贷一案【一审案号：（2020）鲁0211民初1085号】，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同样提起上诉，后二审过程中，双方按照一审判决数额达成调解。一审庭审中，法官向上诉人询问过该案件的情况，上诉人回答两个案件情况相同。孙玲案以借贷关系处理并结案，本案与该案情况相同，因此也属于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决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进行裁判并无不当。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李秋云涉嫌非法集资被刑事指控，也仅仅影响李秋云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直接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不适用驳回起诉的相关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仇方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张莉偿还仇方丽借款本金840000元及利息。后仇方丽自愿放弃对利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仇方丽、张莉系同事关系，自2017年开始，仇方丽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及现金存款等方式向张莉支付相关款项，前后累计320余万元，期间张莉陆续向仇方丽转账270余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仇方丽与张莉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仇方丽和张莉的聊天记录，张莉于2017年11月27日通过微信向仇方丽表示“我想每个人都谈谈，现争取当前能不能少还点”、“不想成为被告，怕连累孩子一辈子”、“你别告我，我尽最大能力补偿你的损失”。仇方丽发送消息“大不了卖房子，差不多够还债了”，张莉说“肯定得卖”。2019年11月28日，张莉发送信息“不让我说利息的事，就说是合作项目挣钱分利润”。2019年12月5日仇方丽表示“今天是付利息的日子”，张莉回答“哦”。2019年12月18日，仇方丽发送信息“你能不能帮我凑点，我还微粒贷，试着真不好意思跟你开口，真实没法了，你还有孩子得养，也是不容易”，张莉回复“我还用你开口了?一直在这借着。我有肯定不用你说就给你了”。上述聊天的内容多次提及“能不能少还点”、“补偿损失”、“利息”等用语，能够佐证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张莉也同意尽最大能力补偿仇方丽的损失。张莉主张系委托理财，其主要依据是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借条。经查，根据张莉提交的聊天记录，尽管仇方丽对张莉将部分款项用于在案外人李秋云处投资知情，但其提交的转账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系将仇方丽的款项全部转交李秋云，张莉称已经将李秋云给予的全部投资回报转回仇方丽，也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张莉提交的李秋云向张莉出具的借条，能够证明张莉与李秋云之间系借贷关系，但并不足以证明系受仇方丽委托向李秋云提供借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性质予以认定。关于借款金额，根据2019年12月5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张莉认可金额为84万元，张莉在当庭质证时虽认为该款项系委托理财款项不认可系借款，但对双方结算的金额为84万元不持异议。双方的结算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仇方丽自愿放弃利息的请求，是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所作的处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张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仇方丽借款84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22元，减半收取计646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461元，由张莉负担，张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仇方丽。 二审中，上诉人张莉提交第一组证据，1.张莉与仇方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张莉招商银行账号尾号6933交易流水（一审已提交，进行补充说明），用以证明：仇方丽与张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并无借贷合意，仇方丽并非将资金借贷给张莉使用，双方的资金往来实为仇方丽委托张莉代为投资，且仇方丽知悉投资对象为李秋云，双方系委托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张莉的银行流水证明，张莉将仇方丽的款项转交给了李秋云。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进而要求张莉返还该20万元属法律使用错误。（1）2019年11月7日的聊天记录中，张莉告知仇方丽李秋云需要使用20万元一个星期，仇方丽自愿投资并向张莉转账20万元。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11月7日的交易流水显示张莉在收到仇方丽四笔共计20万元的转款后，于同日将该20万元汇款给了李秋云。2019年11月20日的聊天记录中，仇方丽询问张莉“秋云那会使的钱，说使7天，现在继续用着？”，张莉回复“哦，应该上周五，她说再用一周。我忘了跟你说了。”上述聊天记录表明，仇方丽是通过张莉将20万元借贷给李秋云使用，与张莉之间并无借贷合意，交易流水则证明张莉将该20万元转交给了李秋云。（2）2019年11月4日，仇方丽在聊天记录中询问张莉“继续贷？秋云那里没问题我就继续贷”，张莉回复“暂时看没什么事”，仇方丽回复“那就贷吧，月底前帮我取出来10昂”。该聊天记录证明仇方丽在2019年的11月4日还想继续投资李秋云，并且通过贷款方式进行投资，并且明确表明是让张莉帮其在月底取出10万元，而非让张莉还款10万元，进一步证明其与张莉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3）2019年10月31日，仇方丽在聊天记录中跟张莉说“秋云那里的钱抽空撤点吧，这两天我觉得我运气不好，得收收”，“感觉自己跟钱缘分少了，怕把本来的再舍上”；张莉问“撤多少”，仇方丽回复“10.15都行，慢慢撤，撤多了没收入了。”该聊天记录证明仇方丽清楚其投资李秋云并从李秋云处获取收益的事实。（4）2019年10月29日，张莉询问仇方丽“倒俩钱使？18万，就使一天，她（李秋云）过个流水”，仇方丽回复“天数越短越合算，马上的”，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10月29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18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5）2019年10月20日，张莉询问仇方丽“你卡上还能借出来多少”，仇方丽回复“秋云要使？她带使多少，估计还有20，都要？”，张莉回复“看看她使多少，都使，使到26号”，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10月20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两笔共计22.7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6）2019年9月27日，张莉告知仇方丽“你算算利息”，仇方丽回复“好，利息245”，张莉回复“好，我跟她要啊”，仇方丽回复“好的”，证明仇方丽知道利息是由李秋云支付。（7）2019年9月23日，张莉告知仇方丽“秋云借钱，使四天，来捣鼓捣鼓吧，挣个衣服钱”，仇方丽回复到“好”，张莉回复“利息到时候看看吧，看看按天合算，还是费用她包着合算”，仇方丽回复到“都行，你看着办吧，反正比没有强”，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9月23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四笔共23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足以证明仇方丽是将该款借给李秋云使用获取收益，而非借款给张莉使用。（8）2019年9月16日，仇方丽在聊天记录中说到“我这还好点，就我姐和我爸爸的，啥时候退回来我就退给他们点，多了也是害怕，还稀罕那个高额利息”，张莉回复“是开，风险与收益同在，我觉得退回来点咱弄个短期的，试着心里还放心，起码赶忙见着本了，少挣点风险小点，最近出了两波事，我也是试着害怕”，仇方丽回复“哦，可以，我听你的，你看着办”；证明仇方丽因为高额利息投资李秋云，且知道投资李秋云存在风险。（9）2019年9月5日，仇方丽主动找到张莉向李秋云投资，询问张莉“我又攒了2万了，存上？”张莉回复“等等吧，之前她还说要退一些，再没动静，我也没问她”，仇方丽回复“是？不急着用了”，张莉回复“长期的够使了吧可能，她自己有还能付这么高利息用咱的？”，仇方丽回复“嗯，那就先自己拿着吧”，张莉回复“不过短期经常使，放个短期也行，还放心”，仇方丽回复“短期的也行，闲着也是闲着”，张莉回复“那天徐剑华跟我说他单位隔壁村一个干这个的出事了，我试着也担惊受怕的，好好的怎么都好，真出事就拉下了”，仇方丽回复“是开，我没事也担心这俩钱，风险大”，张莉回复“她要是退咱就要着”，仇方丽回复到“嗯，退回来也放心”，张莉回复“出事了你还得给她担着，反正看看吧”、“风险与利益同在”，仇方丽回复“是开”、“还得心思个靠谱的买卖”，足以证明仇方丽是通过张莉投资李秋云，并且对于投资风险是知晓的。（10）2019年8月30日，仇方丽询问张莉“她（李秋云）这18算用了几天，三天？算三天的话，俺2分利算，一共360，算是多给了40”，张莉回复“我没那么算，我跟她说利息加200，三天二日的这样的”，仇方丽回复“哦哦，不管用几天，利息加200，那就对了，那行，这样也好，用次数多，我多赚点”，张莉回复：“哦，手续费她出，要不手续费太高了不合算”，仇方丽回复“哦哦”，可以证明仇方丽是将款项交由李秋云使用，从李秋云处收取费用，并非是借贷给张莉。（11）2019年8月27日，张莉告知仇方丽“秋云又带使钱，叫她遭是了，一稳的多使几天，今天还明天借的，她使25，你有多少”，仇方丽回复“我查查，好像18，好了，看看是不是18”，张莉回复“哦哦，是”，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8月27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两笔共18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证明仇方丽是将该款借给李秋云使用，而非借款给张莉使用。（12）2019年8月24日，张莉向仇方丽转付3万元的投资收益100元，仇方丽问“啥，你给我的利息？”，张莉明确回复“不是，秋云给的，她使的，不是我使”，仇方丽回复“是？真事？”，张莉回复“真事开真事，我使我就说了”，仇方丽回复“那我收了”，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8月23日、8月24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8月23日收到仇方丽3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在8月24日收到李秋云转款后转交给了仇方丽，可以证明，张莉并非借款人，仇方丽是通过张莉将款项给李秋云使用，据此获取收益，且能明确区分转款是张莉借用还是李秋云借用。（13）2019年8月23日，张莉告知仇方丽“你那些这贷那贷的一共还能贷出来多少？”，仇方丽回复“15，你带使？”，张莉回复“秋云使”，仇方丽回复“哦哦，使一天？”，张莉回复“下午有个帐到不了了，问我给她借借，下周一”，仇方丽回复“那我都弄出来给她？”，张莉回复“弄出来吧，还挣点不是，闲着也是闲着”，仇方丽回复“好，嗯，就是”，足以证明仇方丽与张莉之间没有借贷合意，仇方丽是通过张莉将款项给李秋云使用，收取李秋云的费用。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8月23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15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14）2019年8月18日，张莉告知仇方丽“5万块钱一天得多少费用，秋云使一天”，仇方丽回复“0.045%，一天她快拿着使了吧，也不值当的问她要钱”，张莉回复“她不能不给，我怕要少了不够你的手续费”，仇方丽回复“一天25？是不是”，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8月18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5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证明仇方丽已经明确其向张莉转款是借给李秋云使用，向李秋云收取费用。（15）2019年8月15日，张莉向仇方丽转付仇方丽的投资收益，仇方丽发送了谢谢老板的动态图，张莉回复“我就是转达转发，我不是老板”，证明张莉并非是从仇方丽处借款使用，而是代仇方丽投资，转达转发相关的投资及收益。（16）2019年7月15日，张莉询问仇方丽“你那些这贷那贷的贷出来使几天？”仇方丽回复“好，使几天，我就光放短期中了，挣得还多”，张莉告知“三四天，秋云弄个卡插屁了，人家给她转账转了注销的卡上了，得三个工作日才能到账”，仇方丽回复“哦哦，弄多少”，张莉回复“一遭吧，少了挣不出来费用不是”，仇方丽回复“好，我这就弄出来”，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7月15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四笔共计17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17）2019年7月5日，仇方丽告知张莉“等过几天帮我弄出来两万块钱，交团费”，2019年7月11日，仇方丽问张莉“这两天能不能倒出来2万块钱，三万吧”，证明仇方丽的转款是投资李秋云，而非借贷张莉。（18）2019年6月3日，张莉告知仇方丽“她（李秋云）在两天让卡周楼的钱卡，我害怕耽误你还款”，仇方丽回复“让她先使着吧”，张莉回复“那要是紧张就让她再使几天，反正给利息”，仇方丽回复“嗯”，证明仇方丽是将款项交由李秋云使用，赚取利息。（19）2019年5月15日，张莉问仇方丽“秋云还带使短期的，你再倒出来？你看看多少天合算”，仇方丽回复“起码十天八天的吧”，张莉告知“你看看啥时候还款的，日子越长她越愿意”，仇方丽回复“微粒贷26号还，支付宝每月9号”，张莉回复“26号是周日，得周五就要回来，她周末一般不到账”，仇方丽回复“好，你看着办”，张莉回复“10万用到24号，剩下的用到下月初”，仇方丽回复“行”，张莉回复“2500利息，你算算合适不合适"，仇方丽回复"可以，太合算了”，前述聊天记录证明张莉并非向仇方丽借款，而是告知仇方丽可以投资李秋云，仇方丽也同意由张莉代为向李秋云投资，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5月15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三笔共计16.6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20）2019年4月18日，张莉询问仇方丽“你卡上还有钱？秋云用两天”“挣个水果钱也好”，仇方丽同意并给张莉分两笔转账5万元，根据张莉招商银行2019年4月18日的交易流水，张莉在收到仇方丽5万元后于当日转交给了李秋云，证明仇方丽系向李秋云借款，而非向张莉借款，张莉也将借款转交给了仇方丽。（21）2019年3月28日，仇方丽向张莉发微信“亲，下个月看看撤出来8吧，把微粒贷啥的还上，利息太高，不大合算”，证明仇方丽与张莉的转款是投资所用，并且不惜通过网贷的方式投资，而非借贷给张莉所用；（22）2019年3月25日，仇方丽因要归还从微粒贷借款的5.8万元，在聊天记录中跟张莉说“那你借我4万使使”、“我姐的钱还在我卡里，我还问你借”，而非让张莉归还借款（根据仇方丽一审中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此时仇方丽向张莉转款剩余72万元），证明仇方丽清楚其与张莉之间的转款并非借贷关系。第二组证据：1.张莉与仇方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一页系被上诉人截图其与朋友东北人参专卖（善鹤）的微信聊天】，用以证明：2019年11月27日，张莉发送信息“我想每个人都谈谈，先争取当前能不能少还点”、“不想成为被告，怕连累孩子一辈子”，根据前后文，这两句话并非针对张莉与仇方丽之间的款项往来，而是讨论张莉自己和家人从他人处借钱投资的事，张莉发送“你别告我，我尽我最大能力补偿你的损失”，是因为仇方丽的朋友善鹤告诉仇方丽起诉张莉来保全张莉的财产，避免被别人追债，张莉回复补偿损失而不是偿还借款，仇方丽也回复“即使对你有好处我也不会”、“你也是好心，也是为了帮我”，更能印证双方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关系，一审中仇方丽提交的证据并不完整，与事实完全背离。第三组证据：1.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向张莉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用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李秋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于2020年10月29日被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予以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本案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被上诉人仇方丽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并没有提供全部的聊天记录，以显示整个聊天过程包括整个借贷过程的完整性。其次，上诉人存在一审庭审中法庭上删除微信聊天的行为，二审法院可以向一审核实。因此对该删减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多次提及“借、利息”等字样可以认定为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该记录中并没有双方关于投资事宜或投资字样的任何内容，不符合双方决定投资某一事项而进行协商的一般生活经验。上诉人一开始向被上诉人借贷的时间并没有告知资金使用目的，被上诉人基于双方友谊出借款项，2019年后才知道上诉人将部分款项转借给李秋云赚取利息差。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李秋云向其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其与李秋云系借贷关系，该前提下被上诉人如何与李秋云建立一种投资关系？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将款项交给了李秋云，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列明了上诉人将借的款项用于买房购车及向其他出借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上诉人随意处置借贷资金的行为也说明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并非投资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该记录中更无法看出双方系委托投资关系，起诉保全系正当的维权方式不存在上诉人所谓恐吓。因此上诉人称基于恐吓而作出同意偿还的意思表示说法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即使李秋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是仅影响李秋云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并不能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不存在适用驳回起诉相关规定的情形。 上诉人张莉提交证据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李秋云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被上诉人在2019年12月5日与上诉人的聊天记录中表示“还不敢说，我妈那里，能瞒着就瞒着吧，不管多少，只要是亏了，她能把我和我爸爸抱怨是，我俩以后就没活路了，秋云即使被抓回来，钱估计也没几个了”，上诉人回复“这么些人，也不光咱”，被上诉人回复“是啊，根本就不够分”、“实际损失也行啊，起码能保个本，秋云那里给本钱也够呛，她应该是早就没钱了，愁是我了”，上述聊天内容表明被上诉人明知自己是投资李秋云，并且很清楚在李秋云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自己的投资可能无法追回，在聊天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主张归还借款，上诉人也从未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属于借款，根据聊天记录可以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知道双方并非借贷关系。 被上诉人仇方丽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从该聊天记录中，不能认定双方及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存在投资关系，该聊天记录中明显提及了利息，与民间借贷标准的术语，而且提及的保本也是借款本金。 上诉人张莉提交证据五、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转账记录明细表》，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使用的17.8万元与5万元也是被上诉人的投资金额：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4日通过宋德旭的农行账户转给上诉人5万元，备注“短期用月息2.5%，此时短期本金19万元”，可以看出该5万元是被上诉人对李秋云进行短期投资，而非出借给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的父亲仇德学于2018年12月28日向上诉人的账户存现10万元，备注“仇德学存现短期用月息3%，此时短期本金共31.5万元”，于2018年12月29日向上诉人的账户存现7.8万元，备注“月息2.5%计算，此时短期本金共39万元”，表明上述17.8万元也是被上诉人对李秋云进行短期投资，并非出借给上诉人使用。另外，被上诉人认可剩余未返还的投资金额为84万元，所提到的17.8万元与5万元作为短期投资已经计入其中，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也说明了被上诉人未收回的投资为84万元。 被上诉人仇方丽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该表格并非银行转账流水，而系被上诉人统计双方之间借贷往来制作的明细表。明细表中提及了被上诉人父亲和宋德旭（系被上诉人姐夫）。二人的上述款项也直接支付到上诉人的账户内，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借款资金，并非投资本金。关于长期与短期的说法，双方一审中没有争议，借款存在长期与短期借款，该证据中提及的17.8万和5万已经由上诉人偿还完毕，不包括在84万之内。 上诉人张莉另提交《张莉与仇方丽、李秋云之间的转账情况》一份，用以证明：自2017年8月30日至2019年11月7日，张莉自仇方丽处共取得投资款323.5万元（包括仇德学、宋德旭、仇方娟转账款项），在此期间上诉人将仇方丽的投资款代投资给了李秋云，在相似期间共计向李秋云转款642万元，其中仇方丽部分转款未直接转给李秋云，也进行了情况说明，均是用于冲抵帐目，也均记入了仇方丽的投资金额，李秋云也是按照收到仇方丽的金额通过张莉向仇方丽支付利息。李秋云通过张莉共计返还仇方丽投资款本金240.8263万元，李秋云通过张莉向仇方丽支付利息25.7604万元。与被上诉人仇方丽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不同之处在于：1.仇方丽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载明，2018年5月17日仇方丽向张莉转款1.5万元，同日张莉又向仇方丽转账1.5万元，张莉提交的转账情况并未载明该两笔。2.2018年3月1日仇方丽提交的转账明细表记载仇方丽转给张莉2.5万，张莉又返还仇方丽2.5万，张莉未收到该笔投资。该种操作也是一种对冲操作，直接将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投资，无须再进行走帐。3.2018年2月5日仇方丽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载明其向张莉转账5000元，张莉未收到该笔款项。2018年2月5日张莉通过招商银行账户转给仇方丽2500元利息，提交银行流水。4.2018年4月6日仇方丽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载明向张莉转账5000元，张莉未收到该笔款项。4月12日收到5000元。其他款项收付情况同仇方丽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 被上诉人仇方丽质证称，1.5万元是2018年5月10日给张莉的短期用的本金，5月17日到期后，张莉把1.5万转成了长期借款，为了清晰表明借贷情况，所以记载两笔相当于把短期的1.5万还了，新增一笔长期的1.5万。2.2.5万是2月14日给张莉的短期用的本金，3月1日到期后，张莉把2.5万转成了长期借款，为了清晰表明借贷情况，所以记载两笔相当于把短期的2.5万还了，新增一笔长期的2.5万。3.备注载明当日张莉应给利息2500元，其未给，仇方丽又通过华夏银行的账户给了张莉2500元，因此就记成本金是5000元，同日记录张莉给了2500元利息。经核对，2018年2月5日确实收到2500元利息，仇方丽看错了，以为是其给了张莉2500元。4.2018年4月6日5000元，仇方丽记不清是给的现金还是存现。仇方丽的帐本上记录，截止到4月初其在张莉处的本金为35万，因为截止到4月2日本金是34万，而4月12日仇方丽又给付了5000元，就推定4月6日至4月12日期间给了5000元，因为仇方丽和张莉在同一楼层办公，也有给现金的情况。 上诉人张莉述称，帐目对冲是指张莉自己以及代其他投资人在李秋云处也进行投资，其中有部分到期后，仇方丽正好要投资，将仇方丽的投资款直接转给到期的投资人，李秋云和张莉之间就不用进行转款操作了。另称，2019年1月7日收到仇方丽2万，仇方丽称张莉用该2万转入上汽通用账户购车。但2019年1月8日张莉通过农行账户向上汽通用账户偿还车贷5233元，仇方丽转账前，张莉的账户余额是6011元，即张莉系用自己的钱偿还车贷。 被上诉人仇方丽提交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及上诉人和李秋云之间根本不存在投资关系。2019年11月28下午，因李秋云涉嫌非吸犯罪涉及到上诉人，上诉人的警察朋友教其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不让我说利息的事”，即隐瞒从李秋云处违法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谎称“就说是合作项目，挣钱分利润”。后被上诉人觉得把借贷谎称投资的话，原本的利息就会随之变为投资收益从而赔掉，故提醒上诉人“成长让说合作项目，挣钱分利润，赔钱咋算，会不会咱赔上”，上诉人劝说被上诉人“这些都是后话了，他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天天干的就是处理这些案子。他比咱懂”。从以上聊天内容来看，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并非投资关系，把借贷关系谎称投资关系纯粹是因为上诉人听从他人教唆，向公安机关隐瞒违法高息而编造的谎言。证据二、张莉一审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一份，用以证明：1.【流水1-2页】2019年4月18日张莉向仇方丽借款5万元，并于当日转给李秋云；4月18-4月23日李秋云向张莉支付多笔款项合计45.95万元，4月23日到4月26日再无还款记录，但是张莉4月26日、28日分两次向仇方丽还款5万元，并支付了自4月18日至4月26日的利息（8天，月息3%）。从该笔借贷可以看出：张莉自由控制从仇方丽处借得的资金，并自己支付资金利息，与李秋云是否占用资金、占用时间长短没有关系。2.【流水3-5页】2019年7月15日张莉从仇方丽处借得17万元，并于当日转给李秋云，7月17日到7月24日，李秋云分多次给张莉还款30余万元，此时张莉现金存款13万元，7月25日到7月28日没有转账记录，7月29日、30日转账8万，但是张莉于7月30日向仇方丽一次性返还了17万元。从该笔借贷可以看出：张莉自由支配从仇方丽处借得的款项，并不是以李秋云使用资金的时间为仇方丽计息，而是以张莉自己占用资金的时间按天计息。仇方丽是出借给张莉资金，与李秋云没有关系。3.【流水6页】2019年8月7日，张莉从仇方丽处借得资金5万元，2019年8月15日归还，从张莉提供的流水记录来看，其用于还款的资金来源是信用卡套现所得，并非李秋云所还。从该笔借贷可以看出：张莉自由支配从仇方丽处借得的款项，并自行筹集资金归还，张莉是从仇方丽处借款，并非所谓的代为投资李秋云。与李秋云并无关联。4.【流水7页】2019年9月16日，张莉从仇方丽处借得款项1.8万元，9月20日返还，从张莉提交的流水记录看出，其中返还资金的1万元并非从李秋云处取得，而是信用卡套现所得。从该笔借贷可以看出：张莉自由支配从仇方丽处借得的款项，并自行筹集资金归还，张莉是从仇方丽处借款，并非所谓的代为投资李秋云。与李秋云并无关联。5.【流水8-11页】2019年10月20日，张莉从仇方丽处借得款项22.7万元，10月21日-27日共返还22.7万，从张莉提交的流水记录看出，该笔还款中，有5万元并非从李秋云处取得，而是信用卡套现。从该笔借贷可以看出：张莉自由支配从仇方丽处借得的款项，并自行筹集资金归还，张莉是从仇方丽处借款，并非所谓的代为投资李秋云。与李秋云并无关联。6.【流水12-15页】2019年3月4日，张莉告诉仇方丽临时从李秋云处要不回太多钱，仇方丽姐姐的15万晚几天再问李秋云要，流水记录显示，3.4-3.14期间李秋云一直有给张莉转账，截止3.14张莉卡上余额40多万元。3.14-3.19期间李秋云再无给张莉转账，但张莉是于3月19日才偿还仇方丽15万元，并支付仇方丽15万元3.01-3.19共计20天利息（利息微信支付，按2分计算）。 上诉人张莉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聊天记录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李秋云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上诉人所说“不让我说利息的事就说是合作项目挣钱分利润”均是转述案外人的话，并非上诉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公安机关作笔录时并未按照聊天记录中所说的，隐瞒利息而是如实向公安机关说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李秋云的事实。该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反而可以说明在李秋云案发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同处于受害人的地位，而非单方受害。对证据二银行流水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被上诉人在证明事项中说明的六份款项往来并不能完全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款项往来的真实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有部分流水无法与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的流水一一对应，一方面因为李秋云与上诉人之间有现金往来，李秋云支付的部分投资款系用现金支付，该情况上诉人在公安机报案时作的笔录已经进行说明。另一方面，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银行流水并不限于招商银行，还有其他银行账户，招行账户部分流水不能一一对应，系李秋云通过其他账户及现金向上诉人返还投资款。另外，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用信用卡套现返还被上诉人投资，该主张没有证据，与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仇方丽提交证据三、关于张莉将部分借款用于个人使用的说明、银行转账流水及聊天记录，用以说明：1.2017年10月28日，仇方丽给张莉农行卡转款5万元，张莉于10月29日转至其招行卡内0.7万元，用于支付其他出借人0.4万，付支付宝双向商户交易（买卖）0.28万元后，卡上余额0.02万元。2.2017年11月14日，仇方丽给张莉农行卡转款0.35万元后，张莉卡上余额0.5万元，张莉于当日全部转至其招行卡上用于转款给其同事田传永。3.2018年1月7日，仇方丽给张莉农行卡转款2万元，张莉于1月8日将0.52万元转至上汽通用汽车公司用于还其车贷。剩余款项连同李秋云给张莉的转款，大部分用于转款至其招行卡内，用于购买基金、转至张莉个人账户内（RI网银贷记发起付款）等。4.2018年1月25日，仇方丽给张莉农行卡转款1万元，连同李秋云给张莉转的50余万元及其他出借人的钱，于1月30日用于消费64.90万元。5.2018年2月28日，仇方丽姐姐仇芳娟给张莉农行卡转款5万元，张莉又收到李秋云转款2.8万元，此时张莉卡上余额25.9万元，张莉转至其招行卡20万元全部支付其他出借人，又收到存现0.64万元，此时卡上余额6.6万元，用于消费1万元，现支4.5万元，支付其他出借人1万元，卡上余额0.07万元。6.2018年4月2日，仇方丽招行存现10万给张莉招行卡，此时张莉卡上余额10.5万元，连同李秋云给张莉转的0.7万元，余额共计11.2万元，支付其他出借人1.25万元，RI网银付款给张莉自己1.48万元+1.12万元+0.86万元，其余大部分连同李秋云转的款项，转给张莉直系亲属（其父张崇法，其配偶刘永强）及其他出借人。7.2018年12月24日，仇方丽姐夫宋德旭转账给张莉农行5万元，张莉于当日将4.28万元全部转至其招行卡，于12月29日转至其农行卡，用于消费购买其龙湖地产的房产。8.2018年12月28日，仇方丽父亲仇德学通过存现给张莉招行卡10万元，张莉于12月29日转至其农行卡，用于消费购买其龙湖地产的房产。9.2018年12月29日，仇方丽通过存现给张莉招行卡7.8万元，张莉于12月29日转至其农行卡，用于消费购买其龙湖地产的房产10.2019年2月11日，张莉卡上余额1.14万元，仇方丽转账给张莉招行卡2.6万元，张莉用于支付其他出借人1.76万元，又用于银联消费0.86万元，卡上余额1.11万元。11.一审中张莉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31日，仇方丽向张莉提出要回部分款项，张莉表示同意并许诺跟李秋云说说。2019年11月7日，张莉跟仇方丽说“跟秋云说了，给撤了点，但是佳奇（张莉儿子）干妈又找我急着使钱，你也不急我先给她吧？村里房改的房子，买平方。急着交钱”仇方丽回答“行，那就给她吧”。但是，根据张莉流水记录显示，2019年11月5日，李秋云给张莉转款10万元，张莉用于支付仇方丽1.28万元利息后，并没有给所谓的“佳奇干妈”转款；而是在11月7日又从仇方丽处借款20万元，并将卡内款项45万元转给了李秋云。这充分说明张莉并没有将李秋云返还的借款及时返还仇方丽，并且还编造理由欺骗仇方丽，其对仇方丽的出借资金完全是自有支配的。经计算款项共计约43.73万元。 上诉人张莉质证称，针对第一笔，张莉收到的5万于2017年10月30日转给了李秋云7万。第二笔的0.35万元，会同2017年11月16日收到的0.15万元共计0.5万元于16日转给了李秋云。第三笔关于0.52万元已经在转账情况表中予以解释，仇方丽投资2万均于1月10日转给李秋云8万。第四笔于2018月1日27日通过招行转给李秋云11万。第五笔张莉在李秋云处有投资，当日从仇方丽处取得的5万以及从李秋云处取得的款项，不仅用于返还刘鹏的投资，也有部分收回自己的投资。第六笔从仇方丽和李秋云处收到的款项均一块汇给张莉的父亲张崇法的到期投资。第七笔、第八笔、第九笔均是在收到仇方丽的投资款后会同李秋云返还的投资款，支付给其他投资人的到期投资，并非上诉人自己用于购买房产。第十笔张莉在收到2.6万后，同日支付仇方丽的投资利息0.86万元，其余款项是李秋云让上诉人替其支付其他投资人的利息。支付给徐剑华6000元，仇方丽8600元，吴仕秋3000元。第十一笔，2019年10月31日仇方丽提出李秋云处的钱收回来一些，2019年11月5日李秋云给上诉人转账了10万，上诉人给了仇方丽的1.28万元的利息，剩余款项一直在上诉人卡上，11月7日跟仇方丽说上诉人儿子的干妈着急用钱，用于付房款，征得仇方丽同意后，10万元扣除1.28万元后的款项未转给仇方丽，当日李秋云又着急短期用钱，仇方丽又借给了李秋云20万，会同上诉人的钱一共转给了李秋云45万。2019年11月15日在收到徐剑华的投资款后，转给孩子干妈指定的账户贾德参10万，并非欺骗仇方丽。 另，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4日银行卡支付另外投资人孙玲2万，同日通过支付宝转账1万。于2018年12月26日又转给李秋云4万，同日微信支付1万。于2018年12月28日、29日收到仇方丽的17.8万，会同李秋云返还的26万用于归还上诉人父亲张崇法的到期投资，由上诉人替父亲支付房屋首付款，并非上诉人自己购房。 对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各自账户银行流水的真实系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能否证实各自的主张，本院将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存在以下情形：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发生转款行为时未就款项往来的法律性质作出明确约定。一方面，双方之间未就款项往来形成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双方2019年4月至2019年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前，上诉人都先告知被上诉人系李秋云“使钱”，不是上诉人“使”。虽然没有微信聊天记录直接证实2019年4月之前上诉人也曾告知被上诉人系李秋云“使钱”，但从二人关于“长期、短期”的陈述、统一进行对账等方面，表明所有欠款被一并处理。被上诉人在无法联系李秋云，与上诉人商量如何处理时，亦未表明前期款项与李秋云无关。另一方面，在上诉人向李秋云大量转款后，李秋云向上诉人先后出具了六份债权凭证，而被上诉人与李秋云之间并未形成书面债权凭证。其次，在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转款后，虽然大多数款项在较短期间内转给李秋云，但有数笔款项并未转给李秋云。对此，上诉人述称进行了所谓的“帐目对冲”，即张莉将仇方丽的款项直接转给到期的其他“投资人”（包括张莉的父亲张崇法）。而对于“账目对冲”，被上诉人并不知情，上诉人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系在李秋云指示下进行对冲或者李秋云对此知情，说明上诉人可以决定部分款项的支配和处分。再次，在无法联系李秋云（后被立案侦查）、无法按期给付“利息”后，被上诉人感到“秋云即使被抓回来，钱估计也没几个了”，开始时并未以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明确要其还款。但上诉人表示要“尽最大能力补偿”被上诉人的“损失”，请求被上诉人“别告她”。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发生转款收款时均未明确款项性质，应从双方当事人对于持续多年款项往来的意愿、作用力出发，结合利益平衡原则，综合认定上诉人对于未直接转给李秋云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综合双方提交的转账情况表，经计算，张莉未直接转给李秋云且未偿还的款项共计38.6万元（2万+5万+4万+10万+2万+3万+10万+2.6万）。 综上所述，基于二审查明的新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 二、张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仇方丽借款38.6万元。 三、驳回仇方丽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922元、减半收取计646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461元，均由张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2元，由仇方丽负担5832元，由张莉负担70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张仁珑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