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1781号原告：孙可棣，男，198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竞蕊，女，197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娟，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琳，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孙可棣与被告杨竞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可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璞、彭帅，被告杨竞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娟、王佳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可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可棣与杨竞蕊的《股权代持协议》于2020年9月16日解除；2.判令杨竞蕊向孙可棣返还投资款本金50万元；3.判令杨竞蕊向孙可棣支付资金占用费（其中一笔资金占用费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另一笔资金占用费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4.判令杨竞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孙可棣与杨竞蕊签订智库融拓（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库基金公司）《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由孙可棣出资50万元，占智库基金公司0.5%股权（智库基金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该股权由智库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竞蕊代持。2018年10月26日，智库基金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2019年3月26日，孙可棣与杨竞蕊重新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孙可棣以之前出资的50万元为基础，持股比例由之前的0.5%变更为5%，该股权仍由杨竞蕊代持。2019年股权代持协议签署后，2017年股权代持协议作废。合同签署后，孙可棣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但是孙可棣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智库基金公司已被注销，不能实现股权代持协议之目的。后孙可棣向杨竞蕊发送解除《股权代持协议》通知书，并于2020年9月16日送达杨竞蕊，故孙可棣诉至本院。被告杨竞蕊辩称，不同意孙可棣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不认可股权代持合同于2020年9月16日解除，该合同已于2019年5月5日进行了变更。在智库基金公司决议注销时，北京智库融拓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库咨询公司）召开股东会将孙可棣添加为智库咨询公司的股东，占智库咨询公司15%的股权，且智库基金公司与智库咨询公司的股东相同。实际上孙可棣在智库基金公司注销时也同意将其名下由杨竞蕊代持的股份转至智库咨询公司，故代持股协议已于2019年5月5日由智库咨询公司股东会决议所变更。二、2017年的代持股协议是智库基金公司与孙可棣签订的，实际上智库基金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孙可棣为公司隐名股东的情况均知情。孙可棣实际上为半隐名状态，杨竞蕊只是对外代持，仅为代持行为的一个外壳，故在本案中杨竞蕊不适格。三、双方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借贷关系，股权代持合同的目的是通过股权代持，使孙可棣获得智库基金公司的股东资格，以代持股为限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且孙可棣作为股东，有义务承受公司按照法定程序清算注销的结果，如果孙可棣要求杨竞蕊返还出资款或者破产清算后的盈余，应该起诉智库基金公司全体股东。故孙可棣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孙可棣知晓智库基金公司注销情况，2019年5月5日智库咨询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孙可棣用1元的低价获得了智库咨询公司15%的股份，并在股东决议上签字和按手印。并且没有对智库咨询公司做出任何实际投资。结合杨竞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孙可棣知悉智库基金公司注销，并同意将其在智库基金公司中的权益变更转移至智库咨询公司。五、孙可棣要求合同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情形，也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并且杨竞蕊属于无偿代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及在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过程中均不存在过错。孙可棣声称不知道注销事宜，但孙可棣只占智库基金公司5%的股份且为隐名股东，其他共计占智库基金公司95%的股东均认可公司注销解散的事宜。另外不认可孙可棣的利息计算方式。请求法院驳回孙可棣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智库基金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11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杨竞蕊，股东为：杨竞蕊，持股65%，刘颖，持股25%，赵新星，持股10%。智库基金公司未注册私募基金牌照。2017年1月11日，智库基金公司作为甲方与孙可棣作为乙方签订《代持股协议书》，载明：一、公司基本现状：1.智库基金公司系于2016年1月11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人民币。二、股权分配及代持股情况：l.甲方（四位股东）总股本为100%股权，同比稀释10%股权，作为甲方的股权池，对应投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2.甲方股权池中出让给乙方1%股权，对应投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另该股权须由甲方代为持股；4.甲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代持股权的投资款系完全由乙方提供，在乙方投资款全部交纳完成，则乙方将为代持股权1%的实际所有人。三、出资方式：1.乙方对甲方的总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拥有甲方1%股权；a）乙方于协议签订日起5日内预交出资额为人民币50万元；可拥有0.5%股权；在剩余出资额未交纳完成前，乙方的收益只将按照实际出资额进行分配。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4.在甲方代持股期间，甲方保证所代持股份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乙方在处置代持股时，须经甲方签字同意，方可进行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5.甲方依照诚实信用的原则适当履行受托义务，并接受乙方的监督。十、违约责任：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2017年1月13日，孙可棣通过案外人马春晖招商银行账户向智库基金公司转账45万元。2017年3月13日，孙可棣通过案外人马春晖招商银行账户分别向智库基金公司转账4万元、1万元。上述三笔转账的客户摘要均为“孙可棣入资款”。2019年3月26日，孙可棣作为甲方与杨竞蕊作为乙方签订《智库基金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载明：一、公司基本现状：1.智库基金公司系于2016年1月11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二、代持股基本情况：1.甲方占总股本5%的股权，该股权由乙方代为持股；2.现乙方在工商注册中体现持65%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由乙方代持5%的股权；（另，乙方于基金备案完成且基金募集完毕后，同时管理费到位后，可根据甲方的意愿，乙方对甲方股权以出资额人民币50万元为标准进行3倍回购；若备案未完成或募资未到位则智库股东风险共担，财务共担；若智库清算，则清算完毕后，甲方享有优先清算补偿。）3.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甲方股权由乙方以其自己的名义代为投入，故代持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应为甲方；乙方系根据本协议代甲方持有代持股权。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智库基金公司章程规定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重大决策、表决权、查账权等公司章程和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4.在代持股期间，乙方应保证所代持股份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处置代持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等；5.乙方应当依照诚实信用的原则适当履行受托义务，并接受甲方的监督。九、违约责任：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2019年7月3日，智库基金公司发布清算报告，内容为：（1）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2）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经结清；（3）已于2019年5月10日在北京晚报报纸上发布注销公告。杨竞蕊、赵新星、刘颖在清算报告上签字。同日，智库基金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决议：l.全体股东一致确认清算报告内容。2.全体股东一致确认注销本公司。3.注销后的未尽事宜由全体股东承担。杨竞蕊、赵新星、刘颖在决议上签字。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注销核准通知书》，载明：智库基金公司，你单位因决议解散申请注销登记，经我局核定，准予注销。特此通知。2020年9月14日，孙可棣向杨竞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智库公司已处于注销状态，已不能实现股权代持协议之目的，您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现本人特向您通知如下：由于您存在上述严重的违约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人要求解除与您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并要求您返还本人投资本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同时，本人将保留基于您违约违法行为所享有的一切追偿、索赔权利。特此通知。2020年9月16日，杨竞蕊收到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诉讼中，杨竞蕊提交智库咨询公司股东会决议、孙可棣与杨竞蕊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孙可棣对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事宜知晓，并同意将其在智库基金公司中的股权变更转移至智库咨询公司。首先，2019年5月5日智库咨询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智库咨询公司于2019年5月5日新增加一名新股东：孙可棣；2.股东股权比例重新调整：1）杨竞蕊所代持的马珏25%股权，现以1元转让给新股东孙可棣；2）刘颖的原股权为25%，现以1元转让给新股东孙可棣5%股权；3）刘颖的原股权为25%，现以1元转让给股东赵新星5%股权。其次，孙可棣与杨竞蕊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主要是孙可棣同意案外人赵欣代持其股份，聊天内容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聊天内容发生在智库基金公司注销之后。再次，第一个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内容是智库咨询公司股东参加工作会议，进行工作线上沟通的内容，杨竞蕊在此工作群中，聊天内容显示的时间为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8月23日。最后，第二个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内容是智库基金公司股东关于公司注销工作的线上沟通内容，杨竞蕊不在此工作群中，聊天内容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10日。本院认为，孙可棣与杨竞蕊签订的《智库基金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孙可棣与杨竞蕊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智库基金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孙可棣作为隐名股东，享有智库基金公司重大决策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杨竞蕊处置孙可棣所持有股份必须经孙可棣书面同意，否则构成违约，应赔偿孙可棣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故杨竞蕊应就智库基金公司拟清算注销事宜征求孙可棣的书面同意。现杨竞蕊主张孙可棣对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事宜知晓，并同意将其在智库基金公司中的股权变更转移至智库咨询公司，故杨竞蕊在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并提交智库咨询公司股东会决议、孙可棣与杨竞蕊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但是，智库咨询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智库咨询公司新增股东及股东股权比例调整，不涉及智库基金公司。孙可棣与杨竞蕊的微信聊天记录、智库咨询公司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内容均不涉及智库基金公司，且聊天内容时间均在智库基金公司注销之后。智库基金公司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内容虽涉及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事宜，但是孙可棣并不在工作群中。故对于杨竞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杨竞蕊在未将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事宜告知并征求孙可棣同意的情况下，与智库基金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赵新星、刘颖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对智库基金公司进行清算注销，并办理了智库基金公司清算注销手续。杨竞蕊的违约行为致使孙可棣丧失作为智库基金公司实际出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孙可棣与杨竞蕊签订的《智库融拓（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孙可棣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杨竞蕊赔偿损失。因杨竞蕊于2020年9月16日收到了孙可棣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故孙可棣与杨竞蕊签订的《智库基金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于2020年9月16日解除。由于孙可棣向智库基金公司实际出资50万元，现因杨竞蕊的违约行为，使其丧失了该部分实际出资，因此，孙可棣主张其实际损失包括出资款5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孙可棣主张的杨竞蕊向其给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因自2019年7月3日智库基金公司注销后，孙可棣作为智库基金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受到实际损害，故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应调整为2019年7月3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孙可棣与被告杨竞蕊的《智库融拓（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于2020年9月16日解除；二、被告杨竞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可棣投资款损失50万元；三、被告杨竞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可棣资金占用费（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四、驳回原告孙可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29元，由原告孙可棣负担1283元（已交纳），由被告杨竞蕊负担454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策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