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巍，男，199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修刚，威海市文登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初福善，山东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文登城里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1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370000MD3141922L。负责人：王善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禹，威海文登城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巍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文登城里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城里法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已足额支付代理费；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口头约定代理费为131,283元系事实认定错误，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委托张国禹代理(2014)威文商初字第542号和(2014)威文商初字第543号案件（以下简称542、543号案件），因两起案件的借据和担保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了律师费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所以上诉人与张国禹约定张国禹的代理费从该两个诉讼案件中去争取，但对争取数额未达成口头协议，仅是张国禹自行在诉讼中随意主张。退一步讲，即便如判决所述，是崔巍要求对方负担律师费(代理费)131,283元，也不能以此推断崔巍与张国禹协商的代理费就是131,283元。依此逻辑，如果张国禹在以上两个诉讼中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支付50万元的代理费，则待其完成代理工作后就可以向法院要求上诉人崔巍支付50万元的代理费，不符常理。另根据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200万元标的案件的最高收费标准为77,900元，该案非疑难复杂案件，且代理人系法律工作者，是司法局为便于开展法律援助而设立的偏法律公益人员，一审法院认定的代理费标准明显过高。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支付代理费系事实认定错误。因张国禹在542、543号案件中“未提供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证据”的失误，导致法庭未支持上诉人关于代理费的主张，因此上诉人拒付张国禹代理费。后张国禹为争取到代理费，多次找上诉人，上诉人念及张国禹付出劳力，同意支付3万元代理费，张国禹同意并在收到代理费后写下一张收到3万元法律顾问费的收据，其中故意将律师费写成了“法律顾问费”。上诉人非法律专业人员，很难分清“法律顾问费”和“律师费”的区别，且该两种费用界限也存在重合区域，一审法院生硬的以“法律顾问费”否定“律师费”，认定事实错误。且张国禹庭审中也承认收据的真实性，如果张国禹不是收取了上诉人的3万元代理费，收据也不会在上诉人手里。张国禹代理的542、543号案件均在2015年生效，收据也是2015年出具，符合支付逻辑。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律师的法律法规及其职业道德要求法律工作者不得以个人名义代理案件，更不能以个人名义收费，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司法局、律协下发的案卷装订目录中，委托合同必须入卷。张国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违背执业准则的行为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应该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未驳回其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城里法律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城里法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崔巍给付代理费15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542号崔巍诉白洪墩、刘文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543号崔巍诉白洪墩、苏林燕、邹继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在该两起案件审理过程中，崔巍委托城里法律所的张国禹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在两起案件的诉讼请求中崔巍分别要求支付代理费73,900元和57,383元。但因庭审时未提供书面代理合同和代理费发票，该两起案件中关于代理费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为证实其主张，城里法律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保全申请书一份，拟证实城里法律所为崔巍代理时调查了与本案相关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醒崔巍对欠款人的财产要进行财产保全，以达到诉讼目的；二、担保函一份，拟证实在崔巍诉白洪墩案件中，因为保全由保险公司提供了担保；三、542、54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该两份判决书证实城里法律所张国禹在崔巍诉白洪墩案件中作为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四、张国禹与崔巍的电话录音两份。该两份录音拟证实城里法律所张国禹数次要求崔巍给付代理费，崔巍答应给代理费15万元，并证实张国禹每年都向崔巍主张权利，崔巍以没有执行全部价款为由拖延给付。经质证，崔巍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申请人签字栏为打印，没有崔巍的亲笔签字；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也没有崔巍的确认，仅为投资担保公司一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借贷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由借款方和担保人承担，诉讼中，张国禹没有争取到该项诉讼主张。崔巍和张国禹约定代理费从诉讼中争取到的律师费支出，但该项主张没有得到法庭支持。后张国禹找崔巍协商给付3万元作为代理费。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张国禹没有参与案件的执行，只是崔巍在协调法院推进执行，从证据中也可以看出崔巍并没有明确承诺支付张国禹代理费以及代理费的数额，即使构成代理关系，也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要在本金执行到位后再给付。庭审中，崔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城里法律所张国禹书写的收据一份，证实崔巍已经向城里法律所支付了代理费3万元。经质证，城里法律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主张该收据明确载明“今收到2015年度法律顾问费叁万元整”，与本案代理费无关。综合分析以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542号崔巍诉白洪墩、刘文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543号崔巍诉白洪墩、苏林燕、邹继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崔巍委托城里法律所的张国禹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双方口头约定两起案件的代理费用分别为73,900元和57,383元，合计131,283元。该两起案件判决后，城里法律所张国禹每年向崔巍要求支付代理费，崔巍均以判决本金尚未全部执行到位为由拖延支付。另查，张国禹为崔巍代理的该两起案件一审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合计数额为200万元，目前崔巍已获得执行款数额为139.06万元。崔巍主张其已向张国禹支付代理费3万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崔巍委托城里法律所张国禹为其代理民事诉讼，城里法律所张国禹已按照约定完成委托事务，崔巍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关于报酬数额，城里法律所主张为15万元，提供了张国禹与崔巍的录音资料为证，但录音中对代理费数额的表述并不十分明确，且在542号崔巍诉白洪墩、刘文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543号崔巍诉白洪墩、苏林燕、邹继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崔巍要求对方负担的律师费（代理费）数额分别为73,900元和57,383元，合计131,283元，城里法律所张国禹作为该两起案件中崔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主张也明确知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崔巍与城里法律所约定的代理费合计数额为131,283元，而非城里法律所主张的15万元。城里法律所所诉要求崔巍给付代理费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崔巍未按约定向城里法律所支付代理费，应当自城里法律所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欠付的代理费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崔巍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的代理费数额为3万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崔巍主张其已向张国禹支付代理费3万元，仅提供张国禹出具的收条予以证实，但该收据明确载明为法律顾问费，而非代理费，因此，崔巍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代理费的支付时间，崔巍主张双方约定待执行款全部到位后支付，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崔巍与城里法律所并未明确约定代理费的支付时间，城里法律所可以随时向崔巍要求支付代理费，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崔巍以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崔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城里法律所支付代理费131,283元并自2020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31,283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付至张国禹中国农业银行文登支行账户：62×××68）。二、驳回城里法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城里法律所负担290元，由崔巍负担1,460元。本院二审期间，城里法律所提交以下证据：（2012）文民一初字750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山东同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是该公司法律顾问；（2013）文民一初字200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2013）文民一初字77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系该公司法律顾问；（2014）威民一终字353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2014）威仲字第232号裁决书，其中载明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2016）鲁1003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同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国禹；（2014）威民一终字353号判决生效后，张国禹代理同大公司主张执行款467,812.30元，该款于2015年执行完毕；以上证据证明，张国禹系同大公司法律顾问，同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登明系崔巍外公，该3万元的法律顾问费是同大公司支付的，与崔巍无关。崔巍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对同大公司及刘登明均不知情，被上诉人未提供法律顾问合同，不能仅凭该宗证据证明其与同大公司之间是法律顾问关系，且以上证据没有一份指向2015年。本院经审查认为，城里法律所提交的证据均系张国禹代理案外人同大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未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崔巍应向城里法律所支付代理费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崔巍与城里法律所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对于口头约定的代理费数额，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各自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间就代理费问题达成补充协议或存在交易习惯。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542、543号案件崔巍诉讼请求中明确的律师费数额，结合崔巍与张国禹的录音内容，认定双方间约定的代理费数额为131,283元，并无不当，现城里法律所已完成委托事项，崔巍应按该数额向城里法律所支付代理费。崔巍主张其在542、543号案件中向案外人主张的律师费数额不能代表其与城里法律所实际约定的代理费数额，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该律师费数额虽系崔巍向案外人主张，但系由崔巍作为案件原告方在诉讼中提出，应视为其认可律师费数额为131,283元的事实，在崔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城里法律所就代理费另有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该数额，并无不当。崔巍主张张国禹作为法律工作者，代理费收费标准过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张国禹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系收取“2015年度法律顾问费”，虽未载明付款人，但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费用性质上，均未体现与542、543号案件代理费的关联性，崔巍以此主张其已向张国禹支付3万元案件代理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崔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