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104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洪太庄6号院1幢202。法定代表人：王京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明阳，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桂兰，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付有余，男，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赛达福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稻地中路2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薇，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力，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堂出租公司）与上诉人付有余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9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堂出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华堂出租公司不向付有余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000元，诉讼费由付有余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生效判决确认华堂出租公司拖欠付有余工资的时间是2013年期间，付有余提出辞职的时间是2019年，时隔6年有余，因此付有余辞职与华堂出租公司拖欠工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因华堂出租公司6年前未支付千余元的工资责任作为裁定华堂出租公司支付48000元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不公平。2.已有证据能够证明付有余主动辞职是为了实施恶意诉讼并追求不正当利益，一审法院仍支持付有余经济补偿金的请求，认定错误。华堂出租公司因付有余四次未按期足额缴纳承包金、停用出租车安全防范装置，使运营车辆处于无法管理的失控状态，华堂出租公司多次劝解无果，才找付有余等四人谈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录音证据及庭审陈述，四人因认为股东变更没有征询其意见，要求有个说法、带头闹事，不是因为华堂出租公司拖欠工资。结合本案劳动仲裁的时间，付有余于2019年8月26日提出辞职，辞职时间是劳动仲裁作出而未生效的第二天，说明付有余主动辞职，并非基于华堂出租公司拖欠工资。付有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付有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华堂出租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从2008年1月1日起算是错误的。劳动法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应支付经济补偿，2008年之前的应该按照劳动法及其配套规定计算。2.另案判决付有余向华堂出租公司支付承包定额，但本案中未判决要求华堂出租公司支付此期间的工资，有失公平。一审法院将导致停工的原因归责于付有余未积极协商从而承担相应责任，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和举证责任的要求。3.付有余作为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虽然可以自行安排，但是没有自行安排年休假的权利，华堂出租公司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付有余、华堂出租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华堂出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判决华堂出租公司不支付付有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万元；2.请求贵院判决付有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付有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华堂出租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5万元；2.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0574元；3.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工资8480元；以上合计：11405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有余于2001年入职华堂出租公司，担任出租车司机。双方签订有数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其中第七条约定：甲方安排乙方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度，该合同后附劳动合同续订书，其上载明：“本次续签劳动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合同，续订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4月1日，续订合同2021年3月31日终止。”该份合同续订书上有华堂出租公司公章和付有余签字，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1日。付有余（乙方）和甲方（华堂出租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承包营运合同书》，其中第八条约定营运方式为单班；第十一条约定，“乙方的月劳动报酬为：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定额后的运营收入减少乙方合理运营成本支出的剩余部分及甲方支付给的乙方的岗位补贴之和。岗位补贴为545元”;“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当月未按《承包营运合同》交齐承包定额，甲方有权不支付燃油补贴和岗位补贴；乙方因事假和责任事故造成停运的，甲方不支付乙方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及燃油补贴”；第十八条约定：乙方实行单车承包制度，多劳多得，劳动、工作、休息时间自行安排。2017年4月1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续签书》，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2017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乙方将继续履行华堂出租驾驶员《承包营运合同书》之各项规定。2017年4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以上诸项，乙方如有违反，甲方可以根据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条款，与乙方终止劳动合同和承包合同，并收取乙方违约金1万元。此协议与劳动合同、承包合同期限一致，即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21（一审误写为2012）年3月31日止。付有余于2019年8月26日向华堂出租公司提交《辞职信》，内容为：付有余于2001年11月7日进入公司，因贵公司拖欠本人工资，并且未为本人缴纳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现本人提出辞职。付有余主张其所称的拖欠工资指的是：（2019）京0106民初3884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内容。2019年8月28日，华堂出租公司出具了《辞职同意函》。双方一致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26日解除。付有余提交2017年完税证明，主张通过个税可以证明其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主张一年应休10天年休假，但未休过年休假。华堂出租公司主张付有余每月岗位补贴是545元，付有余自己掌握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付有余主张因华堂出租公司未给其发放营运证，导致其无法提供劳动，要求华堂出租公司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华堂出租公司主张因付有余不交车、不配合办理营运手续、不交承包定额，只有先办理这些，公司才给营运证，2019年4月20日左右付有余还私自拔掉了车辆安全装置车载定位系统，导致车辆安全处于失控状态。付有余称并未私自拔掉定位系统，因车辆电瓶没电了，公司没给办营运证，其将车辆停运。华堂出租公司提交了通话录音予以证明公司于2019年5月9日通知付有余续签合同并交换车辆办营运证，但是付有余拒绝接听公司电话，拒绝沟通。付有余表示由法院对录音进行核实。录音中华堂出租公司代表彭旭说：您好，请问是付有余师傅吗？对方答：对。彭旭说：你好，我是金银建公司姓彭，负责华堂出租这事的。对方答：跟你没关系，跟你谈不上。彭旭：啊，不是……。电话挂掉。另查：2019年6月3日，付有余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2019年8月21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4174号裁决书，付有余对该裁决内容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38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付有余支付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工资1400元；二、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付有余支付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1851.95元；三、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付有余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1294.44元；四、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付有余支付2001年12月至2005年4月期间未缴纳养老和失业保险的补偿金3812.92元；五、驳回付有余其他诉讼请求。华堂出租公司不服一审结果，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京02民终28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2019年8月27日，付有余向丰台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华堂出租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5万元；2.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0574元；3.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工资8480元。2019年9月6日，华堂出租公司向丰台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反申请，要求付有余：1.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期间承包定额20700元及滞纳金1035元；2.支付违约金1万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5684、5854号裁决书，裁决：一、华堂出租公司支付付有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万元；二、驳回付有余的其他仲裁请求；三、驳回华堂出租公司的各项仲裁反请求。双方均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诉至一审法院，形成本诉。一审法院认为，（2020）京02民终289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华堂出租公司存在拖欠付有余工资的事实，故付有余因华堂出租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辞职，并要求华堂出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故法院予以支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故计算年限应从该日起算。考虑到出租车行业的特殊性、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构成及缴纳承包定额等情况，鉴于付有余每月收入的不确定性，法院参考个人所得税数额推算其月工资，并据此核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数额为48000元。关于工资，付有余认可其未缴纳2019年5月之后的承包定额，认可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其将车辆停驶。付有余主张华堂出租公司未给其营运证导致其被迫停工，华堂出租公司称因付有余未缴纳承包定额故无法给其营运证。在双方对此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沟通寻求解决方法，但是付有余私自将车辆停驶，并拒绝和华堂出租公司代表进行沟通，因此，付有余并未充分举证证明系非因本人原因致使其停工，付有余要求华堂出租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的工资，依据不足，法院难以支持。付有余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其工作期间可自行安排休假时间，故付有余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案由是劳动争议，华堂出租公司要求付有余支付承包定额、滞纳金及违约金，已经在另案中处理，故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付有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000元；二、驳回付有余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付有余以华堂出租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辞职，并要求华堂出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根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华堂出租公司确实存在欠发付有余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及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的事实，付有余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支持付有余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确认的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及标准亦无不当。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节，本案中劳动者付有余为出租车司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营运收入，根据其工作性质其可自行安排休息休假，无需华堂出租公司审批，故付有余主张华堂出租公司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关于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工资一节，根据查明的事实，付有余与华堂出租公司签订了承包营运合同书，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己方的义务，双方因缴纳承包定额产生争议，付有余拒绝和华堂出租公司代表进行沟通协商，导致未能及时换发营运证车辆停运，付有余上述期间未提供劳动，付有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辆停运非因付有余一方原因造成，其请求华堂出租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另案中法院根据承包营运合同书判令付有余支付承包定额并不影响本案依据劳动合同约定及案件事实对应否支付工资作出的相关认定。综上所述，华堂出租公司、付有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付有余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春燕审 判 员 朱 印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周 珍书 记 员 吕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