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法定代表人：蔡圣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河南惠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薛平，男，汉族，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永香，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萌，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原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法定代表人：陈昆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海，江苏协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洋，江苏协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丽，女，汉族，住南京市。原审被告：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徐鹏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浩，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万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薛平、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恒铭公司）、张丽及原审被告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局一公司）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洛阳万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曹薛平对洛阳万泽公司的诉讼请求，法律责任由曹薛平自己和其他被上诉人承担；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作为案涉工程款计算依据的《劳务协议书》的认定法律立场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在对《劳务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时认为，因张丽与曹薛平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早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洛阳万泽公司对协议书表示不知情，已否定了张丽与他人签订协议的追认权，因此，《劳务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同时，《劳务协议书》也因违反法律规定的资质条件而无效。但是一审法院在计算工程价款时却持相反的态度，一审认为，《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晚于《劳务协议书》，洛阳万泽公司及其代表张丽均未对《劳务协议书》上的工程价款提出变更或解除，而曹薛平亦履行了协议且该工程已验收合格，2016年8月13日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是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曹薛平签约的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洛阳万泽公司对《劳务协议书》表示不知情，已否定了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他人签订协议追认权的合同基础，却又在后面工程款的结算上强制施加给洛阳万泽公司的“追认权”，这个结算单的“追认权”脱离计算依据的无效《劳务协议书》的基础，无法产生和成立，显然一审法院脱离事实和法律，胡乱地进行法律关系的任意嫁接。2、一审法院曲解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内容，将该合同作为洛阳万泽公司“追认”张丽无权代理行为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因张丽是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洛阳万泽公司委派的驻工地代表，在合同中载明张丽有权就涉案工程负责的内容包括组织实施、处理施工中的结算等，因此，张丽基于洛阳万泽公司授权其履行与中铁十局一公司之间的业务内容，一审法院就理所当然认定其成为处理曹薛平涉案工程事务中洛阳万泽公司的“代理人”，视为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曹薛平之间行为的“追认”，这种认定法律关系断裂，法律逻辑混乱。首先，张丽与曹薛平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早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也就是张丽还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的载明的洛阳万泽公司涉案工程驻工地代表身份时，张丽不可能对洛阳万泽公司进行“表见代理”。其次，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仅约束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并不涉及曹薛平，也未记载与曹薛平的任何有关事务，张丽只是洛阳万泽公司一方向中铁十局一公司行使有关合同事务的现场负责人，管理合同事务具有相对性，对除中铁十局一公司以外的主体不具备效力和权限。再次，无论是张丽与曹薛平《劳务协议书》还是工程结算单，上面均加盖是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并未有洛阳万泽公司的公章，如果是洛阳万泽公司的行为，不可能加盖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即使公章为假章，也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况且张丽一直是以南京恒铭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签字，而不是以洛阳万泽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签字，洛阳万泽公司不能约束张丽以其他公司的代理人的身份实施某些行为，张丽以其他公司名义与曹薛平进行的所有行为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一审法院不能将直接书面证据记载的内容进行无限任意地歪曲和抹杀，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13日《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构成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曹薛平之间结算行为的追认或“表见代理”，无任何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对南京恒铭公司在《劳务协议书》和结算单上盖章的效力认定错误。在《劳务协议书》及两份结算单上盖章的是南京恒铭公司，而不是洛阳万泽公司，即使南京恒铭公司声称所盖公章部分是假的，但在曹薛平在事实上认定张丽是南京恒铭公司代理人并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跨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未在合同上盖章也未签字无任何联系的洛阳万泽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公章无论真假，如果使善意的相对人产生了足够的信赖，并按照盖章的合同进行实际的履行，公章载明人应当承担合同内容的法律责任。而且，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不仅是《劳务协议书》，还有确定工程数量的两份结算单，两者前后印证，时间较长，材料之间的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按照最高院大量的指导案例，即使加盖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如果在交易行为中实际使用，并使交易相对人产生足够的信赖，加盖假公章的合同依然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仍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另外，按照张丽本人的当庭陈述，南京恒铭公司多名股东和负责人参与了涉案工程的事务，公章加盖也与曹薛平本人的要求和实施行为有关，南京恒铭公司虽然未承揽涉案的全部工程，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委派数人进行参与，因此，南京恒铭公司实际参与并实施了与曹薛平诉争的工程事务，与曹薛平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各方应当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和风险。一审法院对劳务协议书和结算单上加盖南京恒铭公司公章的原因未加任何调查，对张丽以南京恒铭公司代理人身份签字的客观事实视而不见，跨越了当事人之间书面明面约定的内容，让还未涉案未露面未知情未与曹薛平产生任何联系的洛阳万泽公司承担责任，严重损害洛阳万泽公司的合法权益。4、一审法院对于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14日工程量结算单成立的基础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全部用的是推论的方法，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在认定《劳务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后，又认定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委派的驻工地代表，其认可根据《劳务协议书》计价标准计算的2016年9月22日工程量结算单上的签字，9月22日的工程量结算单中有张丽及常亚楠二人的签字确认，常亚楠又在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中签字，因此张丽和常亚楠应当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14日两份结算单是根据《劳务协议书》的计价标准进行工程款的计算，在《劳务协议书》被一审法院认定无效且张丽对洛阳万泽公司还不具有表见代理权的时候，张丽能够代表洛阳万泽公司与曹薛平进行工程款结算缺乏工程单价要素。《劳务协议书》是结算单计价的基础，结算单是对施工数量的确认，二者一脉相承，在张丽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时候，《劳务协议书》显然不能成立结算上“表见代理”，结算单缺失计算的依据，也不具备工程款结算的条件。既然张丽是《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洛阳万泽公司在涉案工程的工地代表，那么，常亚楠又在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上的签字形成了对洛阳万泽公司的“表见代理”就缺乏基础。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常亚楠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只因为常亚楠与张丽在9月22日的工程量结算单有共同的签字，所以，常亚楠也具备了洛阳万泽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凡是与张丽产生任何联系的人，一审法院任意和无限扩大为对洛阳万泽公司具有“表见代理权”。5、一审对洛阳万泽公司支付曹薛平款项的法律性质认定错误。2018年2月10日，洛阳万泽公司按工程承包人张丽的指示，向曹薛平支付13万元，洛阳万泽公司付款依据的所有收款人名单均是张丽提供，因张丽当时银行账户被冻结，因此让别人代收款，张丽也向洛阳万泽公司出具了代收款的手续，可是，这种代收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洛阳万泽公司向曹薛平就涉案工程进行过付款行为，假设真的成立涉案工程的付款行为，那么曹薛平应当就涉案工程的单价、工程量、工程进度、工程验收等与洛阳万泽公司直接进行协商，确定工程款金额，协商付进度款，曹薛平也应当让上诉人在张丽签字的协议书和工程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可为什么所有认定依据的书面材料上只有张丽签字、南京恒铭公司盖章，没有洛阳万泽公司的签字盖章。曹薛平作为实际施工人，不可能连涉案工程的中标单位和施工单位都不知道，他故意绕开中标单位的洛阳万泽公司，只与张丽和南京恒铭公司协商劳务协议书和工程结算事宜，意欲为何？一审法院这种推理性的认定明显违反事实和常理。6、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曹薛平签订协议和结算单均不知晓，张丽与曹薛平之间的行为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洛阳万泽公司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洛阳万泽公司授权张丽为中铁十局分包工程中的授权工地代表后，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之间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洛阳万泽公司将工程转包给张丽，张丽挂靠南京恒铭公司与曹薛平发生合同行为，这种挂靠行为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也与洛阳万泽公司仅向中铁十局约定张丽为洛阳万泽公司一家公司的工地代表身份无关，洛阳万泽公司事实上对张丽与曹薛平之间的行为毫不知情也未授权，这种行为也不是洛阳万泽公司能够管理和控制的范围。张丽是以南京恒铭公司代表的身份与曹薛平签订《劳务协议书》，上面既没有洛阳万泽公司的盖章，也没有洛阳万泽公司的授权，上面清晰地盖着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与洛阳万泽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张丽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将工程从洛阳万泽公司承包而来之后，洛阳万泽公司没有能力限制和约束其与任何第三方发生行为，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除履行中铁十局一公司工地代表以外的行为不负任何管理责任。洛阳万泽公司与南京恒铭公司、曹薛平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是南京恒铭公司、曹薛平的合同相对人，因此，南京恒铭公司、曹薛平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的联系是断裂的，无任何关联性，曹薛平无权起诉洛阳万泽公司作为被告。二、重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根据无效劳务协议书计算曹薛平劳务款项，却未根据无效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计算张丽转包工程款，一审法院在对待同一案件的当事人，不能平等客观中立地适用法律，直接导致曹薛平不当得利，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受损。一审法院认为，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以及张丽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因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但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所以，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虽然无效，但按照协议中约定工程单价来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一审法院在对待同样认定无效的张丽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时认为，洛阳万泽公司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获得的全部价款按照《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的约定无保留全部支付给张丽是错误的，不能按照《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约定的工程价格来计算了，不能同等按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适用的司法解释标准来认定了，这种行为法院可以主观地认定视同转化为洛阳万泽公司的内部行为，不能善意对抗第三人曹薛平，因此，对于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无效的《劳务协议书》，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一审法院在适用司法解释的时候，是选择性的任意的，而不是中立客观的，不适用同一个标准，而是针对不同的当事人，适用不同的尺度。一审法院如此选择性适用法律解释的后果是：洛阳万泽公司根据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格将工程转包给张丽，该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有效，洛阳万泽公司在工程转包时与张丽签订《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该《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一审法院认定无效，但在这之前，张丽与曹薛平签订了比《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约定价格都要高得多的《劳务协议书》，一审法院在适用司法解释时，在计算曹薛平工程款价格时，不能依据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的价格，也不能认定与《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相同金额的《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的价格，而是要根据符合曹薛平利益无效的《劳务协议书》米计算工程价款，导致曹薛平因签订无效合同获得比其他当事人根据有效合同计算还要高得多的获利。对待同一涉案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判决洛阳万泽公司无权代理人张丽的行为，要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获得较低款项却要支付曹薛平较高的赔偿，在一审法院的法律标准里，曹薛平是利益化最高者，所有的人都要对曹薛平无效的法律行为负责，都要保证曹薛平的利益，即使在这个工程中没有任何收益也没有任何法律关联的人，不仅要把这个工程中获得的所有款项拿出来，还要另外支付经济赔偿。一审法院的司法立场就是选择性地适用司法解释。2、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责任分配、金额确认明显违反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在认定曹薛平的法律地位时，明确认定其为实际施工人，认定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2016年3月1日签订《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也就是确定洛阳万泽公司将中标的工程转包给张丽属于违法转包人，张丽为违法承包人，认定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为发包人。一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于是一审法院判决发包人中铁十局一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曹薛平承担付款责任。该司法解释突破合同相对人的规定，是为保证实际施工人的生存权，可以列违法转包人为案件第三人，以便于查明事实，明确责任。但在适用这一司法解释时，一审法院在判决第一项中却让非法转包人即洛阳万泽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洛阳万泽公司不是承包人，未与曹薛平签订任何合同，而一审法院却任意突破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责任承担上让违法转包人的洛阳万泽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明显是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另外，该司法解释只是保障农民工资，而非保护实际施工人因签订无效合同获得非法收益，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的所有款项致使曹薛平巨额不当得利严重违反本法律解释的规定精神和立法目的。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对张丽的追加和法律地位的列明程序违法。济南中院下达重审裁定，认为张丽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直至本案一审开庭前，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张丽为案件第三人，也未向洛阳万泽公司送达关于张丽为第三人的法律文书，而是在开庭后口头临时告知上诉人，严重法律程序，强迫远道出差济南进行开庭的洛阳万泽公司同意放弃举证期限。洛阳万泽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开庭前时，就向原一审法院提出要求追加张丽为本案当事人的请求，在庭审中，原一审法院多次向曹薛平示明不追加张丽为当事人的后果，但曹薛平再三表示不追加，放弃对张丽的诉讼请求权。直到本案重审一审，曹薛平也未申请追加张丽为本案当事人。重审法院未按照重审裁定的要求进行判决，重审裁定认为张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在法律地位上至少是有独立请求第三人，而不是作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一审法院将张丽作为具有证明作用的无独立请求第三人，审理程序明显违反生效裁定。2、一审法院在曹薛平追加中铁十局一公司为被告后，对洛阳万泽公司的审理程序违法。《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中，实际施工人曹薛平在开庭前申请追加中铁十局一公司为本案被告，可是，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将违法分包人张丽临时口头追加为第三人，却并未将转包人的洛阳万泽公司列为第三人，也未向各诉讼参与人阐明法律依据和原因，审理程序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洛阳万泽公司所有诉讼请求。曹薛平辩称，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均无关。本案基础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清，首先案涉工程是由中铁十局一公司发包给洛阳万泽公司，洛阳万泽公司指定张丽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处理施工中的结算、材料引用等全部事情，可见张丽是有权代理，而非无权代理。有权代理人的情况下是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张丽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曹薛平施工，并且约定了工程价款的结算方式，并对曹薛平已完工程量进行了结算，根据法律规定协议无效不影响实际施工人按协议约定主张工程款，张丽在案涉工程中的行为视为洛阳万泽公司的行为，后果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事实上案涉工程是由曹薛平实际施工，且质量合格，洛阳万泽在该工程中并未投入人力，因此中铁十局支付的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理应由曹薛平获得。洛阳万泽公司无权主张案涉工程款，对于张丽与洛阳万泽之间如何结算与曹薛平无关。曹薛平在本案主张的是其应当取得的工程款，不存在洛阳万泽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不当得利，相反曹薛平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与张丽承诺的保底工程量，一审法院未支持曹薛平主张的保底工程量的金额，算上大型机械进场和出场的费用，曹薛平本身是亏本的。最后，洛阳万泽公司提出的原审程序违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南京恒铭公司辩称，同曹薛平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南京恒铭公司没有参与过工程的施工，案涉工程所涉的协议所加盖的公章也非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而案涉的劳务协议书列明的主体是曹薛平和张丽，公章的形成只能在曹薛平和张丽之间，张丽是洛阳万泽公司指定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其所签署协议产生的后果应当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中铁十局一分公司述称，一、对于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意见，我方无异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二、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有错误，请求法院纠正。我方对洛阳万泽公司的欠款金额为404158.33元，一审中以洛阳万泽公司出具的付款清单为依据认定了我公司对洛阳万泽公司的欠款金额为419000.09元，所依据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次一审中我方提出对洛阳万泽公司的欠款中包括质保金180065元，一审庭审时质保金并未到期，现在已到期。一审判决未对相关的事实进行认定。再次一审中由于我方发现洛阳万泽公司存在转包的行为，我方要求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第15.2.10，扣留洛阳万泽公司违约金10万元，并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一审判决对相关的事实也未进行认定。张丽未作答辩。曹薛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京恒铭公司和张丽向曹薛平支付工程款13713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37135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洛阳万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中铁十局一公司在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南京恒铭公司、洛阳万泽公司、中铁十局一公司、张丽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薛平针对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予以证实2018年11月29日，南京恒铭公司将名称由原来的“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二、《劳务协议书》及工程量结算单。予以证实2016年，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和张丽签订了《劳务协议书》，协议约定南京恒铭公司和张丽将工程地点为山东省济南市郭店镇董家村的灌注桩分包给曹薛平进行施工，合同第二条明确了施工的范围以及单价，并明确钢筋笼孔口焊接的价格为2万元，其中K179#-190#墩单价按总包方的最终价格结算。合同的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了付款的方式和付款时间，工程结算单明确了曹薛平施工的具体工程量，上述证据可以核算出曹薛平已经施工的工程总款。协议的第十条对于工程量未达到3000米如何结算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的意义在于正常旋挖机进场是会产生进场和出场费用的，如果施工的工程量过小，那么合同中约定的单价无法保证原告的成本，因此签订合同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最小工程量，同时删去了劳务协议书第1页中约定的旋挖机及配套设施进场费8万元的条款，该组证据用于证明曹薛平应当获得的工程款总额；三、付款凭证。予以证实曹薛平收到的50万工程款系由左林支付，洛阳万泽公司提交的收支凭证上有左林的名字；四、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附件1《工程量清单》。予以证实总承包方最终给出的单价为800元/米，曹薛平可以按照该单价与南京恒铭公司和张丽结算K179#-190#墩的工程量；五、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在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予以证实涉案工程最迟于2017年6月1日验收合格，根据劳务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涉案工程款最迟应于2017年9月1日前支付。因此，曹薛平有权自2017年9月1日后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经质证，南京恒铭公司对于《劳务协议书》及工程量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不认可曹薛平的证明目的。南京恒铭公司认为曹薛平当庭所述的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其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提出的意见是相背的，现曹薛平主张《劳务协议书》是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以及张丽签订的，在原一审庭审中曹薛平仅主张签订《劳务协议书》的只有南京恒铭公司一方，该部分构成反言。对于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的理由如下：第一、合同应当是双方形成的合意的书面载体，该协议书从形式上只能看出是曹薛平与张丽之间形成的合意，在盖章处有“南京恒铭公司”盖章，但盖章处没有经办人的签字，所以南京恒铭公司认为该协议是曹薛平与张丽之间形成的合意；第二、该协议书上所加盖的公章是假的，且应当有经办人的签字。按照张丽的陈述该公章是由南京恒铭公司的股东徐萍加盖的，但并没有徐萍的签名落款，因此通过该证据不能反映出来这个假章是由南京恒铭公司或者南京恒铭公司的工作人员所加盖。而协议书上列明的只有两方主体即曹薛平和张丽，这个公章的形成只能是在曹薛平和张丽之间所形成的。曹薛平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施工的过程中没有理由不知道南京恒铭公司与涉案工程的，包括洛阳万泽公司和中铁十局一公司也明确了南京恒铭公司对其涉案工程没有承包权。在这种情况下，曹薛平将南京恒铭公司列为被告，甚至在原一审庭审都没有人通知南京恒铭公司到庭，也是在原审的判决判了之后曹薛平的代理人才通知了南京恒铭公司的股东徐萍。而《劳务协议书》按照曹薛平和张丽的描述应该形成于2016年3月份，结算工程量的表格形成于2016年9月22日和10月14日，有两张工程量结算表格没有加盖公章，9月22日的结算工程量有加盖假的公章，张丽也提到涉案工程中南京恒铭公司是没有取得承包权的，间隔了六个月的时候仍然以南京恒铭公司的印章的方式来确认了工程量，南京恒铭公司认为该工程量的确认是有违常理的，针对印章的真伪南京恒铭公司提出鉴定申请；对于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附件1《工程量清单》、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没有南京恒铭公司参与，真实性无法核实。洛阳万泽公司认为，对于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无任何往来，其登记注册的业务范围没有工程劳务分包的资质，不能够承揽涉案工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张丽在其公司没有任何职务；《劳务协议书》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协议书中没有签订时间，而且南京恒铭公司未得到涉案工程的承包权和施工权，在没有承揽相应工程的前提下与曹薛平签订劳务协议。在协议中张丽是作为南京恒铭公司的签约代表，该协议是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后曹薛平变更了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陈述张丽是洛阳万泽公司的项目经理，从该协议上可以看出张丽是南京恒铭公司的签约代表，而不是洛阳万泽公司的项目经理；对于工程量结算单，上面盖的仍然是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并没有洛阳万泽公司的任何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且工程施工范围、工程量包括签订协议中的计算单价均与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合同存在明显区别，部分单价超出了洛阳万泽公司与总承包方约定的单价，也与张丽和总承包方进行最后结算的单价存在明显差别，所以该劳务协议与工程量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且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洛阳万泽公司不可能以超出与总承包方核算单价将工程外包。《劳务协议书》上没有洛阳万泽公司的盖章和授权，且对于工程的定价是与洛阳万泽公司和中铁十局一公司之间签订的分包协议是明显不同的，在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的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张丽只是洛阳万泽公司派驻到涉案工程中的工地代表，她的授权范围在该分包合同中有明确的记载。张丽的行为只能与履行分包合同有关，与中铁十局一公司进行对接。中铁十局一公司认为，对于《劳务协议书》及工程量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南京恒铭公司作为协议书的主体发表了上述的质证意见，否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因此中铁十局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该证据载明鉴于南京恒铭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已签订济青高铁中铁十局一分部桩基施工合同，这说明该证据有效的基础是南京恒铭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但是事实上中铁十局一公司从未与南京恒铭公司签订过任何施工合同。因此，该证据的基础是虚假的，而且约定的施工方是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附件1工程量清单、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合同内容以及履行合同所形成的结算单是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体现，与曹薛平没有任何关联性，也并不对除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产生任何合同效力。张丽认为，对于《劳务协议书》及工程量结算单。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想以南京恒铭公司来作济青高铁十局的项目，因为南京恒铭公司没有资质，所以没有做成，这份协议书是在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协议之前签订的协议，单价不是按照合同的800元/米来结算的，所以K179#-190#墩按照800元/米来结算是不合适的。如果曹薛平全部完成的话应该有8000-9000米，所以不同意未完成3000米按照3000米来结算，这是曹薛平自己施工的问题。洛阳万泽公司为证实其反驳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予以证实1、洛阳万泽公司通过竞标方式从中铁十局一公司获得涉案工程承包权，洛阳万泽公司承包的工程总量与工程单价与曹薛平提供的《劳务协议书》根本不同；2、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履行劳务分包合同的驻工地代表，只负责履行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之间的分包合同，洛阳万泽公司并未授权其可以与曹薛平签订合同；二、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劳务费用验工计价表。予以证实2017年6月，张丽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的工程结算总价2807190.5元，除去扣款的中铁十局一公司应付工程款2690475.09元。该结算单中工程量、结算单价、计价标准均与曹薛平提供的《劳务协议书》约定内容等明显不同，洛阳万泽公司并未与曹薛平或南京恒铭公司建立任何合同关系，洛阳万泽公司的工程具体施工及结算均与曹薛平和南京恒铭公司无关；三、洛阳万泽公司付款明细表及收款和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洛阳万泽公司收到总包方工程款2690475.09元后，扣除总承包方代发的工资，自行缴纳的税款，其余全部按张丽指定的人员进行支付，且已支付完毕。张丽对此均予以确认；四、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予以证实1、2016年3月1日，正参与涉案工程竞标的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签订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同意竞标成功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张丽。后工程竞标成功，洛阳万泽公司将涉案工程已转包给张丽。2、在意向书中，张丽只负责代表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对接，负责完成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合同中的施工任务。经质证，曹薛平对于《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该组证据均证明张丽是洛阳万泽公司的项目经理，张丽对外的行为代表洛阳万泽公司，根据建设部建设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建设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施工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设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第3.2条明确指派张丽担任涉案工程的工地代表，负责涉案工程的全部相关事宜，第17页张丽代表洛阳万泽公司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涉案工程与总承包方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所有协议均注明负责人系张丽。因此，张丽对外的行为代表洛阳万泽公司，法律后果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的协议系由张丽主导签订，因此，该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2、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工程劳务合同》工程地点与曹薛平和南京恒铭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工程地点一致，附件一《工程量清单》显示洛阳万泽公司分包的范围系177#-195#桩，曹薛平完成的部分是179#-195#桩，证明洛阳万泽公司主张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不是事实；3、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协议单价系800元/立方米，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约定K179#-190#墩暂按450元/米，K191#-195#墩按900元/米，同时约定如甲方后期得到总承包方价格增加，甲方按增加单价给予乙方调整单价，因后期南京恒铭公司与曹薛平对于调整单价未重新签订协议，曹薛平按照低于总承包方的价格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协议约定，洛阳万泽公司以此认为价格不同而导致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签订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成立；对于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劳务费用验工计价表的证明目不予认可。该证据中张丽依然是代表施工单位负责人即洛阳万泽公司负责人签字结算，对于中洛阳万泽公司的付款明细表及收款和支付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该组证据有一部分系洛阳万泽公司的对外付款，是否与涉案工程相关也无法确认，对于这组证据中2018年2月10日洛阳万泽公司支付曹薛平13万元款项，曹薛平认可实际只收到11万元，因为应洛阳万泽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要求向孙铭森转账2万元。洛阳万泽公司转款的事实也恰恰证明曹薛平与洛阳万泽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对于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的真实性不认可，1、洛阳万泽公司曾经自认过张丽就是洛阳万泽公司的人员，因此工程承包意向书的形成时间和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该证据原件存在为了增加老化程度进行技术处理的痕迹，请求法庭予以甄别；且该意向书即便是真实的，因违反了建设工程禁止转包的规定，曹薛平也有权要求转包人承担责任。2、基于洛阳万泽公司的非法转包行为，洛阳万泽公司无权获取涉案工程款，理应在其收到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曹薛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于付款与支付情况明细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附件的付款回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洛阳万泽公司自认其未参与涉案工程施工，系转包给张丽，那么洛阳万泽公司无权实际获取涉案工程款。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明细表涉及多个案外人，曹薛平无法确认这些案外人与涉案工程有无关联性，有无权利获得相应的工程款。相反，从曹薛平提交的《劳务协议书》和结算单与洛阳万泽公司提交的合同进行比对，涉案工程主要由曹薛平完成，因此工程款应当由曹薛平获取，曹薛平不清楚洛阳万泽公司收取的中铁十局一公司2271475元工程款的实际付款情况。中铁十局一公司认为，对于《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以及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劳务费用验工计价表没有异议；对于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该证据的两方当事人均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的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对于其合法性中铁十局一公司不认可；对于付款与支付情况明细表、支付凭证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载明中铁十局一公司应付洛阳万泽公司款项为419000.09元，与中铁十局一公司财务账面金额不符。截至开庭之日，中铁十局一公司对洛阳万泽公司的欠款金额应为272658.51元，扣除其应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质保金后剩余的欠款为9658.51元。根据中铁十局一公司的答辩意见中扣除10万元的违约金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后，欠款金额为负90341.49元，该款项在质保金到期后中铁十局一公司将予以扣除，剩余的金额才是质保金到期后的欠款金额。张丽对于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中铁十局一公司为证实其反驳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予以证实1、中铁十局一公司将涉案的工程合法分包给洛阳万泽公司，因此中铁十局一公司不应承担对曹薛平的付款责任。2、根据合同15.2.10的约定，由于洛阳万泽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中铁十局一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没收扣留履约保证金并在应付款项中扣除10万元的违约金；二、与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予以证实截至开庭之日，中铁十局一公司对洛阳万泽公司付款2271475元，欠款的账面金额为272658.51元，扣除质保金、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并扣除10万元违约金后，中铁十局一公司对洛阳万泽公司没有欠付的工程款，不存在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法定情形。关于该证据中的结算金额为263万元，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工程末次结算单中的结算金额为2807190.50元，两个金额不同原因是在财务计算结算金额的时候扣除了在预算结算中已经扣除的部分费用。经质证，曹薛平对于《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中铁十局一公司是否有权依据该份合同中15.2.10的约定扣除10万元的违约金需要由法院查明中铁十局一公司是否明知洛阳万泽公司的转包行为。对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交的付款情况无法体现洛阳万泽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的时间和金额，洛阳万泽公司提交证据即劳务费用验工计价表载明最终扣除了全部费用后最终的应付款为2690475.09元，该金额与洛阳万泽公司提交的付款与支付情况明细表的最后一格列明的中铁十局一公司应付洛阳万泽公司款项吻合，但该金额与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交的结算付款情况表中列明的结算金额263万元不吻合，故，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的工程结算总款应当依据洛阳万泽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为准。在该结算单上未体现履约保证金，证明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实际上没有支付过履约保证金，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交的付款情况表中也未记载履约保证金的交纳时间和金额，因此中铁十局一公司主张要扣除履约保证金缺乏依据，也无具体的金额可以计算。南京恒铭公司认为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交的证据由法院来认定，南京恒铭公司没有意见。洛阳万泽公司对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也证明洛阳万泽公司只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是中铁十局一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与曹薛平没有关系。而且该合同中，张丽的身份只是工地代表，张丽没有权利与中铁十局一公司之外的人签订协议及结算工程款。张丽与曹薛平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张丽只是南京恒铭公司的签约代表，与洛阳万泽公司没有关系。对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因为中铁十局一公司是根据会计结算原则来进行计算，而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表是为了证明本案付款的事实，未根据会计原则进行计算。之所以与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工程末次结算单有所差距，是因为工程结算只是针对工程量，洛阳万泽公司的履约情况和保证金的缴纳情况不包含在工程量的范围内，所以出现了差异，但是中铁十局一公司是否洛阳万泽公司相关款项，只能是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自行处理解决。张丽对中铁十局一公司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认证，曹薛平提供的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付款凭证、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附件1《工程量清单》、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工程（末次结算）结算单、劳务费用验工计价表、付款与支付情况明细表、支付凭证、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供的《济南特大桥桩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包括工程量清单、甲方提供的材料清单、乙方投入机具一览表、代发工资协议书、施工安全协议书、廉政协议书），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劳务协议书》、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工程量结算单、洛阳万泽公司付款明细表及收款和支付凭证以及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的认定如下。一、南京恒铭公司与曹薛平签订的《劳务协议书》。南京恒铭公司称该协议中加盖有“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系假章，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并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另外，即使该协议有效，合同约束力也仅限于曹薛平与张丽之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民终7716号民事裁定书中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认定“江苏恒铭公司二审提交的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印章上有编号）与《劳务协议书》、结算工程量单上的印章具有明显不同”，且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曹薛平或张丽未能提供曹薛平在与张丽签订《劳务协议书》时，张丽作为南京恒铭公司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有权以南京恒铭公司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的证据。故，该《劳务协议书》实为曹薛平与张丽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南京恒铭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主体应为曹薛平与张丽。庭审中，洛阳万泽公司否认张丽是其公司的项目经理，且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明确载明洛阳万泽公司授权张丽履行该合同的工地代表职责，张丽的行为只能与中铁十局一公司进行对接，对于张丽与曹薛平之间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洛阳万泽公司表示不知情，已否定了张丽与他人签署协议书效力的追认权，故，《劳务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洛阳万泽公司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设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后，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由此可见，只有具备相应法律资质的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故，《劳务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二、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洛阳万泽公司主张2016年3月1日，正参与涉案工程竞标的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签订了该意向书，同意竞标成功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张丽，后工程竞标成功，洛阳万泽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张丽。同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规定，只有具备相应法律资质的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故，《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三、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14日工程量结算单。南京恒铭公司认为2016年9月22日的工程量结算单上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为假章，2016年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单上，无南京恒铭公司的公章及公司代表的签字，南京恒铭公司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22日的结算工程量表中加盖有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的意见同《劳务协议书》的认定意见，一审法院不再赘述；因张丽与曹薛平签订的《劳务协议书》的日期早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工程劳务合同》，且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委派的驻工地代表，就涉案工程负责的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实施、处理施工中的结算、材料领用等，且张丽认可其在9月22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中的签字，该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在9月22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中有张丽及常亚楠二人的签字确认，常亚楠又在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中签字，应当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且张丽未对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清单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10月14日的工程量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四、洛阳万泽公司付款明细表及收款和支付凭证。曹薛平称，这组证据中2018年2月10日洛阳万泽公司向曹薛平支付13万元款项的同日，洛阳万泽公司的负责人让曹薛平向孙铭森账户转款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洛阳万泽公司的负责人让曹薛平向孙铭森账户转款2万元的事实，因曹薛平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曹薛平向孙铭森转款的行为与本案无关。故，对曹薛平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结算付款的汇总表。中铁十局一公司称对洛阳万泽公司已付款2271475元，欠款的账面金额为272658.51元，扣除质保金、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并扣除10万元违约金后，中铁十局一公司对洛阳万泽公司没有欠付的工程款，不存在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中铁十局一公司提供的与洛阳万泽公司的结算付款情况表显示为自制表格，并未加盖一公司的公章及出具人或负责人的签字确认；而结合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表，该明细表中有洛阳万泽公司加盖的公章以及张丽本人的签字，且中铁十局一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该明细表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洛阳万泽提供的付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查明，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变更名称为江苏恒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又于2020年7月14日将名称变更为南京恒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以及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均为无效合同，但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属于有效合同，且中铁十局一公司已认可涉案工程经过竣工验收并已投入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曹薛平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曹薛平主张工程价款按照其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二条工程单价来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曹薛平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为K179#-190#墩是735米，K191#-195#墩是1058米。关于洛阳万泽公司提出的《劳务协议书》与《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和相关工作内容存在差异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审查认定，两份合同约定的工程地点、承包工程的内容一致，且在洛阳万泽公司提供2018年2月10日的付款回单中，明确注明转款为济青一分部劳务费，以及在付款明细表中亦有记载中铁十局一公司向洛阳万泽公司付款的款项包括曹薛平的支付款项。故，对于洛阳万泽公司的反驳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6年8月13日，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委派的驻工地代表，就涉案工程负责的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实施、处理施工中的结算、材料领用等，而曹薛平提供的结算工程量清单的时间为2016年9月22日和10月14日，由此可知，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就涉案工程的工程量签字确认，即视为洛阳万泽公司对工程量的确认行为，且洛阳万泽公司曾在2018年2月10日向曹薛平就涉案工程进行过付款行为，故，洛阳万泽公司辩称曹薛平与涉案工程无关的说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洛阳万泽公司辩称其已将涉案工程的全部款项支付给张丽而不应再承担付款责任，因张丽系其单位的工地负责人，洛阳万泽公司向张丽支付涉案工程款付款的行为视为公司的内部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付款责任仍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关于《劳务协议书》中约定的K191#-195#墩单价为900元/米，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曹薛平要求K179#-190#墩单价应按为800元/米进行计算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就涉案工程约定K177#-195#墩按800元/米，《建筑工程工程劳务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劳务协议书》，洛阳万泽公司及其代表张丽均未对《劳务协议书》的工程价款提出变更或解除，而曹薛平亦履行了协议且该工程已验收合格，2016年8月13日起洛阳万泽公司对张丽与曹薛平签约的无权代理的行为予以追认，故，K179#-190#墩单价原暂定450元／米，实际应以800元/米为准。在原审庭审中，曹薛平认可实际收到南京恒铭公司的工程款61万元（50万元+11万元）及垫付的柴油款12.2万元，经一审法院审查认定，南京恒铭公司未参与到涉案工程中，且经一审法院认定《劳务协议书》系张丽与曹薛平双方签订，故，曹薛平认可的已收到的工程款61万元系张丽支付，又因张丽系洛阳万泽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其工作内容包含支付工程款事宜等，该61万元工程款可视为张丽代洛阳万泽公司向曹薛平支付。根据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2018年2月10日向曹薛平转款的支付凭证，一审法院认定曹薛平在涉案工程中实际收到工程款为63万元（50万元+13万元）。洛阳万泽公司应再向曹薛平支付工程款808200元（735米*800元／米+1058米*900元／米+2万元（钢筋笼口焊接）-63万元-12.2万元）；对于曹薛平主张以《劳务协议书》第十条其它事项的约定，即“甲方保证乙方完成工程量在3000米以上，如少于此工程量，按此工程量进行结算”，要求支付其未实际施工的1207米（按800元/米）的工程款，因曹薛平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无效，且曹薛平未实际施工，一审法院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曹薛平主张中铁十局一公司在其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根据洛阳万泽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表记载中铁十局一公司尚欠付建设工程价款419000.0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中铁十局一公司应在欠付的419000.09元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曹薛平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利息，曹薛平主张按照其与张丽签订的《劳务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日期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因该协议书系无效合同，应从中铁十局一公司与洛阳万泽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乙方负责施工的总体工程竣工后支付（含抵扣款）至结算额的90%；甲方负责施工的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建设单位、业主审计完毕后支付至95%，剩余5%为质量保证金”为依据。本案中，涉案工程已于2018年12月10日验收完毕，但未到质保期，故，逾期付款的利息起算点应自2018年12月11日起计算。曹薛平主张的未付工程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以808200元为基数，应当分段计算，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对曹薛平主张的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曹薛平支付工程款8082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808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419000.09元范围内对曹薛平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曹薛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曹薛平负担5260元，由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8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劳务协议书》因曹薛平不具备相应资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的规定，该劳务协议书应为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洛阳万泽公司是否应对曹薛平主张的款项承担责任。涉案工程系中铁十局一公司分包给洛阳万泽公司，洛阳万泽公司委派张丽担任驻工地代表，该合同加盖洛阳万泽公司公章，张丽代表洛阳万泽公司签字。曹薛平与南京恒铭公司没有任何资金往来，洛阳万泽公司、中铁十局一公司亦认可与南京恒铭公司既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资金往来，南京恒铭公司没有参与涉案工程承包、施工及结算付款，涉案劳务协议书意思表示主体实际是张丽与曹薛平。张丽作为洛阳万泽公司涉案工程的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内容组织实施，处理施工中的结算、材料领用、签订补充协议及其他书面往来文件、结算领取工程款等相关事宜，曹薛平主张的工程施工范围济青高铁桩基k179-k195#墩工程灌装劳务在洛阳万泽公司与中铁十局一公司分包劳务范围内，张丽对于工程量清单载明的工程量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依照劳务协议书及工程量清单确定工程价款数额并无不当，张丽在涉案工程中的行为代表洛阳万泽公司，相应的责任应由洛阳万泽公司承担。关于洛阳万泽公司与张丽之间责任问题，洛阳万泽公司可以与张丽之间的协议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一审审理程序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审法院在追加当事人和诉讼文书送达过程中存在一定瑕疵，但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予以说明并征求当事人意见，洛阳万泽公司未提出异议同意继续审理。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裁判并无不当。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中铁十局一公司未提出上诉，对其陈述意见中的请求不予审理。综上所述，洛阳万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上诉人洛阳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闵 雯审判员 焦玉兴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