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津01行终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法定代表人孙皖平，馆长。委托代理人靳嘉伟，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秀华，天津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创新大厦法定代表人何长宽，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韩文起，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锦。委托代理人罗洁，天津共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震梅，女，197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代理人王猛，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煜，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行初1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沉香博物馆）的委托代理人靳嘉伟、朱秀华，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和平区人社局）的负责人韩文起及委托代理人李锦、罗洁，被上诉人孙震梅的委托代理人王猛、刘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沉香博物馆与第三人孙震梅于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于2018年1月9日向被告和平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10：00左右，在原告单位处理电话事务时，从单位二楼楼梯滑下摔伤。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编号：S112010120180024《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原告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8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津0101行初212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S112010120180024号认定工伤决定；二、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第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津01行终2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第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津行申293号行政裁定，驳回孙震梅、和平区人社局的再审申请。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作出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并于2020年1月14日、15日分别送达原告、第三人。原告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查，2017年9月29日，第三人到天津市天津医院挂骨科急诊号，第三人提交的当日病历载明“骶尾外伤”，病历有医生王××签名，后第三人于当日退号。2017年10月10日的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休假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第三人“尾骨骨折”。2017年10月11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载明第三人“检查日期2017-10-10尾1椎体骨折，断端对位不良”。2017年11月10日的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第三人“尾骨骨折初诊时间17.9.29此证（保险）”。2018年11月6日，经一审法院核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出具证明载明“经我院确认，2017年11月10日所开具的孙震梅诊断证明书系我院所开，证明孙震梅于2017年9月29日在我院初诊并真实反映孙震梅受伤情况！”。2019年10月18日，被告对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主治医师王××进行调查，王××确认2017年9月29日急诊当班，孙震梅当日病历是其亲自写的。2019年12月11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向被告出具的证明载明“孙震梅于2017年11月10日来我院就诊，出具的诊断证明是我院医生开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和平区人社局作为天津市和平区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被告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要求原告沉香博物馆举证、调查、作出工伤认定、送达等程序。根据生效判决，被告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于2019年7月5日提起再审申请。2020年1月10日，被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超过生效判决确定的六十日期限，但被告超期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被告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应确认违法。被告主张收到再审裁定后才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的规定。对原告提出被告工作人员孙××未回避的问题，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孙××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应当回避情形，原告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人孙震梅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根据原告沉香博物馆提交的单位工作人员刘×出具的证明及工伤异议答辩描述的情况，结合第三人于2017年9月28日购买云南白药气雾剂及之后的医院就诊情况，可以证实第三人于2017年9月28日在原告处受伤且原告单位知悉的事实。被告和平区人社局依据第三人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及调取的挂号明细、医院出具的证明、调查笔录，查明第三人于事故后第二日，即2017年9月29日就医被诊断为“骶尾外伤”，于2017年10月11日被诊断为尾骨骨折的事实。被告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单位摔伤导致尾骨骨折具有合理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不构成工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主张第三人不是工伤，不予采纳。被告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关于原告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7《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二栏用人单位签署的意见，经核对笔迹是孙震梅所写，请求司法鉴定验笔迹。《工伤认定申请表》是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依据，并不是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依据，原告对证据7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鉴定不具有必要性。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庭审后提出的鉴定申请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故对原告提交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原告请求依法对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作出处罚，因被告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过程中，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又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关于原告请求依法对被告不履行生效判决作出处罚，被告虽超期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但不属于不履行生效判决情形。故原告的上述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作出的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上诉人沉香博物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1.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未依据（2018）津0101行初212号及（2019）津01行终215号行政判决的期限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不履行判决6个月，并非程序轻微违法。和平区人社局作出行政行为的期限是生效判决确定的，其以等待再审裁定为由予以拖延，但在再审文书下达的前一日启动工伤处理程序显然前后矛盾。上诉人曾两次要求办理退工手续，均以孙震梅与上诉人存在工伤认定引起的劳动仲裁为由，不给办理退工，无法停缴社保，使上诉人无端多缴纳半年多的社保费，且至今仍在为孙震梅缴纳社保，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2.一审判决认定工伤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平区人社局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仍然是依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事实存疑的“诊断证明书”，主要证据不足。2017年9月29日，孙震梅不但挂号程序上违法，挂号后又销号，而且在时间上还出现矛盾，证明孙震梅没有就诊。和平区人社局给王××作调查笔录本身就是自证伪证。2017年11月10日的诊断证明书是在2017年9月28日“受伤日”后一个多月作出，程序上没有挂号，也没有出具相应介绍信等，内容上记载的都是诊断证明不应有的内容，也没有事发当日的X光影像报告，故从程序和内容上都不能证明孙震梅2017年9月28日尾骨骨折的事实。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该诊断证明上也并非上述孙震梅就诊时的大夫王××，而是“石××”。和平区人社局在作第二次工伤认定时没有经过审批，仍是沿用第一次工伤认定的审批，证据上也沿用第一次工伤认定的证据，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予以撤销，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法定处罚标准予以处罚。3.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经查到和平区人社局在受理工伤时作过两个审批件，一个是没有上诉人盖章的，一个是有上诉人盖章的，上诉人表示该章并非上诉人所盖，乃是孙震梅偷盖，该行为是恶意偷盖虚假申报，应当追究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并且一份审批件缺少文件，和平区人社局故意隐瞒。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申请鉴定和陈述申请置之不理，仍然径直裁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2.终止性撤销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3.对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不履行原生效判决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认定工伤行为基本相同的认定工伤行为依法定处罚标准予以处罚：(1)对被上诉人负责人从2019年7月13日起按日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2)将被上诉人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予以公告;(3)向监察机关或者被上诉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4)对被上诉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拘留;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震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孙震梅偷盖公章需要上诉人当庭出示证据，如果举证不能，孙震梅要追究其侮辱诽谤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孙震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沉香博物馆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均为复印件）：1.2018年9月6日和平区人社局出具的《关于答复〈关于终止孙震梅社保缴费说明函〉的复函》、2019年10月14日和平区人社局出具的《关于答复〈再次关于终止孙震梅社保缴纳说明函〉的复函》、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孙震梅社险缴费金额明细表（共三页），用以证明上诉人与孙震梅早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两次申请办理退工手续，和平区人社局均以孙震梅与上诉人存在劳动仲裁为由不予办理，无法停缴社保。和平区人社局在第一次诉讼判决生效后超期半年多才作出重新处理，使上诉人至今仍在为孙震梅缴纳社保。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认定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实。2.一审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以证明一审法院并没有给上诉人规定举证期限，孙震梅在庭审过程中否认和平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7第二栏用人单位意见是其书写，上诉人认为是孙震梅冒充单位签署意见，故申请鉴定，应当被一审法院准许。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证据1、2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中的两份复函的真实性认可，对缴费明细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孙震梅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对于举证期限，是法律专业人应知应会的专业知识，未规定举证时间的，举证期限应当是在开庭前。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沉香博物馆提交的证据1、2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但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18日，被告对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主治医师王××进行调查”不当，应认定为“2019年12月18日，被告对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主治医师王××进行调查”。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主体资格，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是其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孙震梅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关于被上诉人孙震梅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的问题。孙震梅于2018年1月9日向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10：00左右在上诉人沉香博物馆处理电话事务时，从单位二楼楼梯滑下摔伤。和平区人社局提交了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自述材料、刘×出具的《证明》、《销售凭证》、2017年10月11日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2017年10月10日天津市天津医院《诊断证明书》、2017年11月10日天津市天津医院《诊断证明书》、2018年11月6日天津市天津医院出具的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公章的《证明》、《挂号明细》《工伤认定调查笔录》等证据，其中刘×在其出具的《证明》中证明“2017年9月28日本人听到孙震梅呼喊，待上楼见到孙震梅时，她已坐在地上（具体位置不详，应是在一楼半办公室门前），她当时大呼疼痛，表情痛苦，但具体伤情本人并未勘察。”该证明系上诉人向和平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其证明内容与孙震梅的自述内容相吻合。孙震梅于2017年9月29日到天津市天津医院骨科就诊，《挂号明细》中虽有其当日挂号后退号的记载，但2018年11月6日天津市天津医院出具的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公章的《证明》、和平区人社局对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医师王××的调查笔录等能够证实孙震梅于当日就诊的情况。2017年10月11日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及2017年10月10日《诊断证明书》表明孙震梅尾骨骨折。和平区人社局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认定孙震梅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津01行终215号行政判决，根据生效判决，和平区人社局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被上诉人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和平区人社局在重新处理过程中履行了向上诉人送达举证通知、调查、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但其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超过了生效判决确定的六十日期限。因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结果并无不当，超期作出对上诉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确认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违法正确。上诉人沉香博物馆向本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庭审中其明确对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7《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情况属实同意申报”是被上诉人孙震梅书写，进行司法鉴定验笔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系和平区人社局根据生效判决对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的重新处理，工伤认定申请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启动认定工伤程序的前提条件。和平区人社局在提交证据7有上诉人盖章的《工伤认定申请表》1页的同时提交了证据10申请人为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表》3页，该《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用人单位意见为空白。和平区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系根据其调查核实的事实作出，并非根据有上诉人签署“情况属实同意申报”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作出，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的事项对和平区人社局认定孙震梅是否属于工伤的事实无意义，亦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对上诉人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请求对被上诉人和平区人社局不履行原生效判决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认定工伤行为基本相同的认定工伤行为依法定处罚标准予以处罚：(1)对被上诉人负责人从2019年7月13日起按日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2)将被上诉人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予以公告;(3)向监察机关或者被上诉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4)对被上诉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拘留。和平区人社局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津行申293号行政裁定前，启动了重新处理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向上诉人送达《关于提交孙震梅工伤认定证据材料的函》，上诉人亦提交了新的证据，和平区人社局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其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该条款是在执行程序中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裁判和调解书的强制执行手段，是否启动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既未赋予当事人申请的权利，也未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质疑人民法院所作处理的权利。本案系对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张淑萍书记员安志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