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5民终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林，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成凤，云南天之泰（腾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住所地云南省腾冲市腾越镇上绮罗社区双坡小区1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2064285113K。负责人：顾坚，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刘德林因与上诉人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腾冲旅游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2020）云0581民初4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德林的委托代理人蒋成凤、赵卿、上诉人腾冲旅游站的委托代理人谢飞、李建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德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腾冲旅游站向上诉人支付所欠票款共计228830元；2、请求判令腾冲旅游站支付2020年9月1日前所欠票款利息17555.37元及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以22883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计算的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腾冲旅游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判处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法律关系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腾冲旅游站名为承包经营，实为挂靠关系是错误的。腾冲旅游站在整个经营活动中均是以自己名义进行经营，并非上诉人以腾冲旅游站的名义经营。所有经营决策和车辆排班、调度，车票的定价、出售均由腾冲旅游站制定和操作管理，上诉人在经营中只负责驾驶融资车辆和承担融资车辆经营费用，均不符合挂靠经营的特征。针对西部客运站的欠款，保山交通运输集团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权利，且判决西部客运站向腾冲旅游站总公司支付拖欠票款及利息，因此该笔票款腾冲旅游站已经取得所有权。本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腾冲旅游站所售票款应在1个月内结清给上诉人，但腾冲旅游站未付才导致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说明，上诉人、腾冲旅游站、西部客运站三方之间存在互为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是基于与腾冲旅游站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才提起诉讼，与腾冲旅游站与西部客运站之间的合同关系无任何关联性。2、一审法院判决腾冲旅游站支付上诉人一半所欠票款，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已经严格履行彼此之间合同约定的车辆成本支出“承包费”、“线路费”、“综合管理费”等，同理，基于合同相对方的腾冲旅游站也应履行合同义务，支付票款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民法总则》第六条的约定判决腾冲旅游站给付上诉人实际欠款的50%无任何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从双方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的情况看，腾冲旅游站一方有优先收回投资款权，有按时收取“承包费”、“管理费”权，而上诉人一方要承担车辆运营过程中的所有支出，包括西部客运站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即便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上诉人也不能欠付任一款项，包括合同约定支付给腾冲旅游站的所有费用。上诉人唯一权利就是按合同约定收取销售收入即腾冲旅游站销售的票款。上诉人所主张的票款是已实际发生的销售收入，系因腾冲旅游站的原因被西部客运站拖欠腾冲旅游站一方，腾冲旅游站借此理由不履行合同义务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一审适用公平原则判决腾冲旅游站只需支付所欠的一半票款适用法律错误。腾冲旅游站辩称，1、根据双方达成的承包经营合同，能证明被答辩人是以答辩人名义经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①第一条第1款“甲方出资51%，乙方出资49%，界定为融资车，由乙方承包经营”，根据该款乙方承包经营所承包经营的为案涉车辆51%，乙方自己持有的49%为挂靠经营。不管是承包经营，还是挂靠经营，经营主体一定是承包人或者挂靠人。没有任何一种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或者挂靠关系，在经营活动中是以“发包人”或者“被挂靠人”进行经营，因此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在整个经营活动中均是自己以自己名义进行经营，并非被答辩人以答辩人的名义经营”与双方合同确定的法律关系相矛盾；②第二条第1款约定“本着先缴费，后经营的原则，承包费全年由乙方包交......”及第4款“甲方售票提成按进站站级规定标准提取9%（售票清单为结算依据），乙方加班、包车按营收的10%提取，在外站点发车的按实际应提数提取”可以确定，答辩人享有的主张承包费及按售票金额提取挂靠费的权益，被答辩人享有的是其它所有经营所得的权益，如按被答辩人所述经营主体为答辩人，被答辩人主张“欠票款”的依据何在？只有经营主体才享有票款之权益。2、被答辩人主张“西部客运站的合同相对方为保山交通运输集团，针对西部客运站的欠款，保山交通运输集团已经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权利，且判决西部客运站向答辩人总公司支付拖欠票款及利息，因此该笔票款答辩人已经取得所有权。”属对生效法律文书的误解，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保山交通运输集团享有向西部客运站主张票款的权利，但并未就此确定了所有票款均为保山交通运输集团享有，更未确定为答辩人享有票款所有权。也正因如此，在西部客运站向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支付票款后，如答辩人拒不向被答辩人兑付相关款项，被答辩人还享有通过诉讼向答辩人主张票款的权利。3、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以“答辩人、被答辩人、昆明西部客运站之间存在互为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为由，主张答辩人同西部客运站之间的关系与被答辩人无关，不能成立。被答辩人承包经营的内容已包括了答辩人与西部客运站之间的合同关系，否则，答辩人何以需要到西部客运站停车，经西部客运站售票，与西部客运站结算票款。因此，基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承包合同关系，对西部客运站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一个共同主体，对内则依据双方承包合同的约定收取承包费、兑付票款，现西部客运站票款所欠票款尚未实现，被答辩人依据承包合同向答辩人主张西部客运站所欠票款，既无合同依据更无法律依据。除上述答辩意见外，其余答辩意见以答辩人上诉意见一致。腾冲旅游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刘德林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刘德林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德林的票款金额228830元，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刘德林一审提交的《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及《西部客运站证明》认定刘德林应得票款为228830元，认定事实错误。该两份证据只能证实西部客运站欠付该车辆的票款228830元，而不能直接认定为刘德林应得票款228830元，《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根据西部客运站售票清单核算，尚未扣减案涉车辆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费用，《西部客运站证明》能够证明案涉车辆未欠缴西部客运站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但不能证明该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已由刘德林承担，在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收到西部客运站所付票款后，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扣除相关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后剩余款项，才是刘德林应得票款。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向刘德林支付西部客运站欠票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上诉人与刘德林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界定为承包经营合同而不是挂靠关系。承包经营合同是在不改变所有权归属，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由所有者与承包方签订明确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挂靠经营关系则是被挂靠者向挂靠者提供挂靠经营所需的各种法律文件，挂靠者以自己享有权益的财产独立经营，经营收益归于挂靠者，由挂靠者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报酬的双务契约。承包经营关系与挂靠经营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经营财产的归属问题，承包经营关系中经营的财产归属于发包方，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经营的财产归属于挂靠者。据以上分析，上诉人与刘德林均认可案涉车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为线路经营许可主体。即所经营的财产（包括营运线路）归属于上诉人，因此双方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应为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而所承包经营的标的即为案涉车辆的线路经营权，经营所得为刘德林所有，上诉人享有权利为收取承包费及管理费。2、上诉人之间不论是承包合同关系还是挂靠关系，在对内法律关系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要求上诉人应对刘德林经营所得不能回收的风险承担责任。基于上诉人与刘德林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或挂靠关系，刘德林所承包（挂靠）的运营路线决定了只会在上诉人处及昆明西部客运站产生经营收入（票款）。而刘德林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基于内部合同关系向上诉人进行主张。一种情况是刘德林承包（挂靠）经营车辆在上诉人产生的票款，上诉人拒绝向刘德林兑付；另一种情况是刘德林在昆明西部客运站产生的票款已兑付到上诉人处，上诉人拒不向刘德林兑付。但本案中刘德林认可西部客运站所产生的票款，尚未支付到上诉人处，因此，在西部客运站未支付到上诉人处时，尚未形成刘德林的经营收入，刘德林当然无权要求上诉人予以支付。由于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刘德林对外无法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但这并不妨害刘德林作为真正的权利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更不意味着以上诉人名义向西部客运站的经营收入由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刘德林的关系，决定了上诉人应对刘德林经营过程中应该对外负担的责任范围，但绝对不包括对刘德林经营利益所得不能实现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判令上诉人向刘德林支付一半票款属滥用自由裁量权。本案不适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一精神，不管承包经营还是挂靠经营，利益均不是共享的，利益是由承包方或挂靠方独享的，发包方或被挂靠方所享有的仅是收取固定的承包费或挂靠费，刘德林经营收入的多，承包费或挂靠费也不会相应的多，收入的少，承包费或挂靠费也不会相应的少，承包合同或者挂靠经营所有的经营风险是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初即决定了应由承包方或挂靠方承担，利益由承包方或挂靠方享有。西部客运站欠兑票款正属刘德林的经营风险，亦应该由刘德林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以“刘德林以上诉人名义从事客运，承担所有运营成本及本案票款兑现无希望的全部风险，却又不能直接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对刘德林来说也是不公平”为由判决上诉人向刘德林支付西部客运站欠票款的二分之一，典型的滥用自由裁量权。从公平原则出发，首先，上诉人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中收取管理费的对价基础为刘德林使用上诉人财产（客车）及运营线路许可，同时对外还要承担刘德林经营所产生的赔付责任；其次，西部客运站所欠票款不仅包括属于刘德林的票款，还有属于上诉人票款；再次，刘德林不能直接向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并不直接等于刘德林不能以上诉人名义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且上诉人已积极通过司法救济代刘德林主张权利了；最后，将刘德林因第三人原因无法实现的经营收入风险转嫁给上诉人，判令由上诉人向刘德林支付，对上诉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刘德林支付二分之一票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有违公平原则。刘德林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的票款金额正确。一审答辩人提交的《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已经由一审法院向被答辩人调取经营台账进行复核，数据真实性经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关于被答辩人认为该笔票款是被答辩人尚未扣减涉案车辆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实际上并不属实，该笔票款是昆明-腾冲线路票款，车辆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均是由西部客运站当月在所售全部票款中直接扣除，并扣除与被答辩人约定的相关提成后转款到被答辩人账户，被答辩人再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即为《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所显示数据，也即答辩人应得票款。由此说明，涉案车辆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已经由答辩人承担。二、被答辩人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1.通过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双均表示认可，那么双方法律关系就应当由合同所调整。合同第三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第2、3款约定被答辩人负责所有线路的售票收款义务，包括昆明-腾冲线。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条线路是由昆明西部客运站进行售票业务，但该行为是由被答辩人与昆明西部客运站签订《客车进站服务合同》所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无涉及答辩人。由此说明昆明西部客运站售票业务相对于答辩人相当于被答辩的义务范围，因出现昆明西部客运站未将该条线路票款转入被答辩人事由，从实质法律关系为昆明西部客运站对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并且被答辩人总公司已经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作出（2018）云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已经支持该笔票款及利息为被答辩人总公司所有。由此说明三方关系是互为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昆明西部客运站相对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仅是第三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依法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处理。”本案中，是由第三人昆明西部客运站原因，导致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违约，根据法律规定被答辩人也应当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2.被答辩人一直主张双方为承包经营关系，被答辩人收取固定承包费和管理费，答辩人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要自己承担，被答辩人认为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行为是答辩人的经营风险与自己无关，实为严重错误。该线路售票从双方合同约定可以看出是被答辩人的义务，合同其他条款还约定当月的票款要及时兑现给答辩人，不影响答辩人经营，并且该票款是已经实际发生的销售收入，由此说明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事由并非答辩人的经营风险，而是被答辩人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造成，该票款分为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组成，一共8个月，当出现第一个月拖欠情况被答辩人就应该及时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并且可以用实际行为如停车发车来减少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损失，但被答辩人并未如此而是放任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行为，最后把自己的失职造成的损失而转嫁到答辩人承担，有违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综上所述，根据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合法律与事实该笔票款应当由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刘德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票款共计228830元；2.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利息17555.37元（详情见附表）；3.判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以22883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原告及被告共同购置本案的云Ｍ×××××号宇通卧铺车，被告出资51%，原告出资49%，双方未签订合同，各自的权利义务按其他与被告签订过合同的执行，由原告承包经营，自负盈亏；承包费全年由原告包交，投资回收期三年，车辆运营中的各种成本均由原告负担，被告按进站站级规定提取售票提成，在外站点发车的按实际应提数提取；原告承包经营腾冲-昆明-腾冲班线，班期由被告按计划安排，承包经营期限暂定三年。约定被告按期结算给原告运费；合同还对运营中安全责任、调度、被告的管理职责、车辆残值处理等问题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本案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以被告名义从事腾冲至昆明班线往返的旅客运输，并实际掌控车辆，同时服从被告调度及管理；至本案车辆停运时，腾冲旅游站与原告之间的账务问题双方无争议。多年来，本案车辆在西部客运站的售票款除2018年7、8、9、10、11月及2019年4、5、6月外，其余的均是经被告确认后兑给原告，上述8个月的售票款因西部客运站拖欠至今，被告也就无从兑付给原告，为此原告诉讼来院。另查明，原、被告认可原告主张的欠票款西部客运站至今未付给被告，为西部客运站欠票款问题，保山交通集团公司向昆明中级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21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2018）云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判决由西部客运站支付给保山交通集团公司2018年6、7、8、9月的运费计20053974.24元，该款包含本案原告主张的2018年7-9月欠票款，判决生效后保山运输公司已申请执行，但案款尚未执行到位。本案车辆原告名下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欠票款合计228830元，涉案车辆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未欠西部客运站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相关费用。与本案同时起诉的案件有17件，涉及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合资车辆20辆，合计欠票款4357489元，现仍在营运的还有7辆；西部客运站欠票款中有公车3辆，合计金额658991元。在相同时期西部客运站不仅拖欠保山交通集团公司票款，还存在不同程度拖欠滇西其他州市客运站票款的情形。原、被告争议的问题是原告主张的欠票款在西部客运站拖欠的情况下，被告是否有义务支付该款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遵照他人与被告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履行，双方之间的协议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结合我国运输行业的实情及双方之间的权益冲突，该协议属有效协议；涉案客运车辆双方按协议约定比例出资购置，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运营中的各种成本均由原告承担，原告以被告名义从事客运，双方之间的关系名为承包经营，实质上仍是挂靠关系。双方之间的争议属内部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据原约定及实际履行惯例确定。本案原告主张的售票款确系西部客运站拖欠所致，并非被告收到未兑给原告，因未约定该情形下如何处理，当然事先双方都未预料到西部客运站会拖欠票款，现该风险出现，就本案而言，直接的承受者却只是原告，有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精神。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案全部欠票款，因无明确约定，且与双方实际履行的惯例不符，扩大合同中“按期结算给乙方运费”及“当月兑现必须及时”的解释，对被告是不公平的；相反，原告是以被告名义从事客运，承担所有运营成本及本案票款兑现无希望的全部风险，却又不能直接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对原告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而，对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导致的风险，原、被告作为因合同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应各承担二分之一，即现原告主张的欠票款228830元，在西部客运站拖欠的情形下被告应支付给原告二分之一为114415元；同理，在西部客运站欠票款追偿到账后，原、被告按实际到账数额各享有二分之一，若被告不自觉履行，原告可就剩余部分另行提起诉讼。同时，因与西部客运站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的总公司，被告应提请总公司及时、主动、积极的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原告的诉请及被告的答辩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无理部分一审法院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林票款114415元；二、驳回原告刘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之间是承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二、腾冲旅游站是否应向刘德林支付主张的票款及支付票款的比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之间是承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德林及腾冲旅游站共同购置车辆，腾冲旅游站出资51%，刘德林出资49%，由刘德林承包经营、自负盈亏；承包费全年由刘德林包交，投资回收期三年，车辆运营中的各种成本均由刘德林负担，腾冲旅游站按进站站级规定提取售票提成，在外站点发车的按实际应提数提取；刘德林承包经营腾冲-昆明-腾冲班线，班期由腾冲旅游站按计划安排，承包经营期限暂定三年。约定腾冲旅游站按期结算给刘德林运费。车辆登记在腾冲旅游站的名下，刘德林以腾冲旅游站的名义从事旅客运输及掌控车辆，并服从腾冲旅游站调度、管理。从上述情况来看，刘德林系以腾冲旅游站的名义从事运营活动，双方应为挂靠关系，一审认定双方为挂靠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腾冲旅游站是否应向刘德林支付主张的票款及支付票款的比例。根据双方的约定及查明的事实，腾冲旅游站应按双方的约定向刘德林支付所欠的票款，但腾冲旅游站未向刘德林支付所欠票款的原因，系西部客运站拖欠所致，并非腾冲旅游站在收到西部客运站支付票款后未予支付。虽双方约定腾冲旅游站按期结算运费给刘德林，但双方也约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特殊情况”为不可抗力。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属于双方不可预见事实的发生，即风险的发生，如一审法院所述，双方之间的争议属内部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据原约定及实际履行惯例确定。现该风险出现，扩大合同中“按期结算给乙方运费”及“当月兑现必须及时”的解释，对腾冲旅游站是不公平的；相反，刘德林是以腾冲旅游站名义从事客运，承担所有运营成本及本案票款兑现无希望的全部风险，却又不能直接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对刘德林也是不公平的。因而，对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导致的风险，二上诉人作为因合同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一审判决各承担二分之一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上诉人刘德林负担2498元，上诉人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负担24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鹏审判员  施 红审判员  张乾勋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