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终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凤梅，女，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代理人刘爱红，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19499Y。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孙胜利，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瑞国，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看守所一中队指导员。 委托代理人韩锰，淄博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许强，男，198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耿凤梅因与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以下简称临淄公安局）、许强罚款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1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12月12日下午，耿凤梅向临淄公安局报警称因家庭琐事被许强打伤。临淄公安局受案后，指派了案件承办人。2019年12月12日，临淄公安局对许强、耿某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12月13日，临淄公安局对耿凤梅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因耿凤梅受伤无法签字，由耿凤梅女儿张睿代为签字。上述三份笔录证实，耿凤梅与许强因家庭琐事，许强用拳将耿凤梅的嘴部、右眼部打伤，耿凤梅用竹竿打了许强的头部、背部，许强身上无明显外伤。同日，临淄公安局就耿凤梅的伤情进行了委托鉴定。2020年1月3日，临淄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临）公（司）鉴（法损）字（2020）007号《鉴定书》，经鉴定耿凤梅的伤情构成轻微伤。2020年1月13日临淄公安局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了耿凤梅，耿凤梅拒绝在笔录上签字。同日，临淄公安局作出临公（朱台）行罚决字［202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耿凤梅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耿凤梅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耿凤梅与许强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许强用拳将耿凤梅的嘴部、右眼部打伤，耿凤梅用竹竿打了许强的头部、背部。从临淄公安局提供的对耿凤梅、许强及耿某的询问笔录来看，许强虽并无明显伤情，但从耿凤梅用竹竿打许强的事实看，临淄公安局所作临公（朱台）行罚决字［202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临淄公安局立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查明案情并经审核后，作出临公（朱台）行罚决字［202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耿凤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耿凤梅负担。 耿凤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请求判令临淄公安局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首先，询问笔录记载的事实不清。醉酒的许强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闯入我家中，在三份笔录中均未有体现许强醉酒的记录（有电话录音为证），可以证明许强和证人耿某的笔录记载案发时的真实性存疑。其次，我询问笔录时间是2019年12月13日上午九点五十至十点五十分，记录地点为临淄公安局的派出所，但是我病历记载，我正在齐都医院住院治疗，询问地址记录错误，我笔录第一页倒数第四行记载“《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已送达给我，我已看过，我没有意见和要求”与最后一页记载“以上笔录以向我宣读后，我听着是和我说的相符”，相互矛盾。由于我的眼睛肿胀无法睁开（有照片为证），无法看到《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可以证明询问笔录的记载内容真实性存疑。第三，我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第四页），由于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没有阅读的能力，临淄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没有为我阅读询问笔录，并要求我女儿张睿代为签字，我女儿要求看一下询问内容，工作人员不让其看笔录内容只要求其签字即可，并因签笔录而与临淄公安局民警发生口角。由于临淄公安局不让我女儿张睿当场与我核对、核实笔录内容，我对临淄公安局询问笔录记载的真实性存疑。第四，许强和证人耿某笔录中均提到我使用竹竿打了许强，询问笔录描述不一致。许强和证人耿某描述竹竿的粗为十公分左右，我询问笔录与实际家中竹竿不一致。我家中的竹竿是用种菜爬苗的，只有手指粗的粗度，根本没有许强和耿某所说的十公分的竹竿，所以十公分粗度的竹竿根本不存在，事发现场根本没有。在临淄公安局的证据中，临淄公安局没有找到笔录中的竹竿，这是本案中至关重要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只有三个人的笔录、我的笔录未核实、打人竹竿的证据未找到，临淄公安局不能认定事实的真实性。临淄公安局出警在事发现场没有收集“竹竿”这一证据，事后以找不到为由而认定我打人的物证不在，仅仅凭借许强和证人的笔录就认定我打人的违法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临淄公安局认定我打人的事实不清。二、一审对临淄公安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未予认定。第一，临淄公安局未及时询问我，调查案件事实。其一，临淄公安局派出所派警察出警后，第一时间对我（即报警人）不管不顾没有任何询问，没有第一时间对我进行询问笔录，而对许强和证人先行沟通询问。鉴于我的伤情没有送我就医也没有拨打120急救，若是认为我伤情不重，办案民警应在第一时间作询问笔录。其二，临淄公安局直到事发第二天十点左右才到医院病房进行询问。手扇拳打造成的伤害一般第二天才会明显肿胀严重，是最难受的。而办案民警选在我住院后开始询问，若是案发后出警时询问我对案发事实记忆描述应更准确。而办案民警在我身体最难受的时间进行询问不合常理。临淄公安局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所规定的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其三，临淄公安局调查中进行的询问笔录形成的文字材料，应当由我亲自签字，而本案中则是由与本案无关的人员代为签字。我认为临淄公安局的行为违法，一是由于我文化程度低没有阅读能力且由于眼睛肿胀无法睁开，无法签字；二是基于我的情况，临淄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没有宣读笔录内容；三是我的询问笔录由我女儿张睿代签，张睿既不在案发现场又对事实不了解，想看一下笔录内容，临淄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既不让看也不让张睿与我就笔录内容进行核实，并对代签人进行语言攻击，代签人不得不签字（证人出庭作证并有病友证言）。临淄公安局的这一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所规定的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临淄公安局没有证据证明对我进行宣读并核实笔录的真实性。第二，由于我与许强是亲属关系，我本想与其调解并向朱台派出所处理该案件的主办民警提交调解请求，但是临淄公安局并没有开展调解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我符合调解的情形但并未开展调解程序，属于程序违法。第三，临淄公安局在2020年1月13日同时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和《行政处罚决定》。临淄公安局在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应当告知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拟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我拒绝签字与事实不符，临淄公安局没有证据证明我拒绝签字和告知我应享有的相关权利。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临淄公安局对我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听取我的陈述和申辩意见。另外临淄公安局同一天做出《行政处罚告知》和《行政处罚决定》，而我会在《行政处罚告知》上拒绝签字，而在《行政处罚决定》上签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临淄公安局没有履行告知而直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而我对《行政处罚告知》毫不知情。临淄公安局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我若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权陈述和申辩，临淄公安局必须充分听取我的陈述和申辩的意见，对我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若是临淄公安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就是剥夺了我的相关权利，就是行政违法。第四，临淄公安局指定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首先，办案民警张立维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的签字不一致，在询问笔录中的签字与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签字不是同一人签字，字体完全不同，运笔过程连续性不同，不是临淄公安局伪造，就是另外一个民警代为处理本案。其次，临淄公安局提供我拒绝签字的记录来看（包括鉴定意见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告知），只要是我拒绝签字的，均是另外的办案民警处理，存在一案多人处理不是指定办案人员的情况，也存在违法的情形。最后，许强是挑起本案案发的原因，其酒后闯入我家中，对外出回到家中的我，不问缘由就以我不孝顺为由对我进行谩骂并动手殴打我的行为，才具有社会危害性，属于酒后撒泼寻衅滋事行为。我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拿起竹竿对许强进行威吓，在威吓的过程打到了许强，并没有造成其身体受伤。而对我来说无缘无故遭到他人闯到自己家里来对自己进行谩骂殴打，无辜受到伤害，反而成为违法者，临淄公安局事实的认定不清，对我不公。而临淄公安局仅以双方因家庭琐事为由进行了处理，没有进行公正处理。在临淄公安局作出对我的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着上述多处违法行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上诉人临淄公安局辩称，一、我局的行政行为有充分事实依据。第一，2019年12月12日15时许，许强与耿凤梅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许强用拳将耿凤梅的嘴部、右眼部打伤，耿凤梅打了许强的头部、背部几下。许强身上无明显外伤，经鉴定，耿凤梅伤情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许强、耿凤梅的陈述、耿某的证人证言、法医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许强是否醉酒与本案打架事实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许强和证人耿某均陈述，许强饭后到临淄区××王村耿凤梅家看望许强的姥娘，符合人之常情，耿凤梅称许强醉酒闯入其家中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2019年12月12日下午，耿凤梅向我局报警称因家庭琐事被许强打伤。我局受案后，指定案件主办人。2019年12月13日，我局对耿凤梅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因耿凤梅受伤无法签字，我局依法向耿凤梅宣读询问笔录内容，确认无误后，由其女儿张睿代耿凤梅签字，耿凤梅捺印。第三，2020年1月13日11时55分，我局向耿凤梅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依法告知公安机关拟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耿凤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但是耿凤梅拒绝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由办案民警在告知笔录上注明拒绝签字情况。第四，2019年12月13日，耿凤梅询问笔录称：“我拿起旁边地上一根长约2米、直径7、8公分的竹竿打许强来。”2019年12月12日，许强询问笔录称：“俺妗子拿起地上一根长约3米、直径10公分左右的竹竿打我头部、背部。”2019年12月12日，证人耿某询问笔录称：“许强他妗子从地上拿起一根长约2米、直径10公分左右的竹竿打许强二、三下子。”综上，三人对耿凤梅打人用的“竹竿”特征的陈述基本一致。我局对竹竿虽未找到，但根据以上三人的陈述，足以认定耿凤梅殴打许强的事实。第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根据本规定，调解并非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查证的事实，不经调解而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六，办案民警张立振在询问笔录和处罚审批表中的签字均系张立振所签。一人主办，多人协办案件符合规定。耿凤梅称一案多人处理违法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二、我局的行政行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耿凤梅因家庭矛盾虽打外甥许强头部、背部几下，但许强并无明显伤情，我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情节较轻，决定给予耿凤梅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适用法律准确，处罚幅度适当，处罚决定正确。三、我局的行政行为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的。我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案件依法及时受理、传唤调查取证、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均按照法定程序做出，程序合法。综上，耿凤梅请求撤销本案行政处罚决定和一审判决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耿凤梅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许强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宗移送本院。各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问题，耿凤梅上诉提出一审认定其打人的事实不清，主张临淄公安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真实性存疑。但一审庭审中耿凤梅一方已经明确表示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临淄公安局对于该询问笔录的相关情况也已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故对于临淄公安局对耿凤梅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依法应予确认。而从耿凤梅对该询问笔录记载的上诉主张内容来看，其核心仍在于其不认可其打过许强。但临淄公安局一审中除提供了其对耿凤梅的询问笔录外，还提供了出警说明和其对许强及耿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均反映出许强用拳打伤耿凤梅和耿凤梅用竹竿打许强的情况，并且耿凤梅在一审起诉状中也明确写明其打了许强头部、背部几下，耿凤梅在本案上诉状最后一页中也明确写明其“拿起竹竿对许强进行威吓，在威吓的过程打到了许强”。因此，上述证据材料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耿凤梅打许强的事实。故耿凤梅提出的一审认定其打人的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和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耿凤梅上诉主张一审对临淄公安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未予认定。第一，耿凤梅上诉主张临淄公安局未及时对其询问调查，并对询问笔录的形成过程又提出异议。但一审庭审中耿凤梅一方已经明确表示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对于临淄公安局对耿凤梅的询问调查相关过程情况，临淄公安局在一审庭审中已经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故本案中临淄公安局在事发第二天即2019年12月13日对耿凤梅进行询问调查并形成相应询问笔录，其在处理程序上并无不当。第二，耿凤梅上诉主张临淄公安局未进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但并非是应当或必须调解处理。故根据上述规定，调解并非公安机关进行治安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本案中临淄公安局未进行调解而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属于程序违法。第三，耿凤梅上诉主张临淄公安局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前未依法对耿凤梅进行相关告知。但临淄公安局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临淄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处罚前已将相关事项依法告知耿凤梅，耿凤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并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由办案民警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注明相关情况。且耿凤梅一方在一审庭审中对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案中临淄公安局并不存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前未依法对耿凤梅进行相关告知的程序违法行为。第四，耿凤梅上诉主张临淄公安局指定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其中办案民警张立维在询问笔录中的签字与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签字不是同一人所签，且一案多人处理不是指定办案人员系违法。但是，首先，从一审中临淄公安局提供的相关证据内容来看，本案中并不存在名叫张立维的办案民警，但在临淄公安局提供的受案登记表、对耿凤梅、许强及耿某的询问笔录以及行政处理审批表中显示有名叫张立振的办案民警。其中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理审批表中张立振的签名字体完全一致且显系从办案系统中直接打印出的电子签名，而询问笔录中张立振的签名则相对更显潦草且显系其手写。故虽然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理审批表和询问笔录中张立振的签名字体不完全一致，但并不能据此认定系临淄公安局伪造或其他民警代为处理。其次，一审中临淄公安局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其出警、询问、鉴定、告知等所有的调查处理工作均至少由2名民警进行，符合相关程序规定要求，其主张一案多人处理不是指定办案人员系违法亦无相关法律依据。故耿凤梅主张临淄公安局指定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综上，耿凤梅提出的一审对临淄公安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未予认定的上诉理由和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耿凤梅在上诉中还主张本案系许强酒后闯入其家中滋事所引发，许强对其进行殴打，其出于自我保护才打到许强，且耿凤梅在一审起诉状中亦表示其还手打许强是出于防卫。但本案中对于许强殴打耿凤梅的违法行为，临淄公安局也已于同日另行作出了行政处罚。另外根据法律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但从本案事实来看，耿凤梅打许强是在许强打完耿凤梅后，且耿凤梅在起诉时明确主张其在被许强打后又打许强系还手行为，而这种还手行为显然不属于法律上的正当防卫行为。故在此情况下，临淄区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将本案中耿凤梅打许强的行为定性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决定给予耿凤梅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 综上所述，涉案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耿凤梅要求撤销临淄公安局作出的临公（朱台）行罚决字［202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正确。耿凤梅的上诉理由和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耿凤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