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7民终4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女，1981年12月12日出生，满族，无业，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申，男，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万玉（杨明舅舅），1950年3月1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辽宁省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菡婷，辽宁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培根，男，200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学生，现住辽宁省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英（孙杰英姑妈），女，197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辽宁省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慧君，辽宁秋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明、梁申因与被上诉人孙培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20）辽0727民初1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明、梁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辽0727民初114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通过孙德康向原告借款30万元”错误，证据不足。1、本案不存在借款事实。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具有借款事实存在的关键证据即借款合同（或如借条），而本案只是几个具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且相互矛盾用于间接地证明所谓的借款事实存在。如孙德康不应是证人，而是款项的所有人，其是否能够真实地表述出客观事实是案件的关键。然而从其陈述与其他证人及原告的陈述相对照可以看出其并没有做出真实的陈述。证人“黄某”是被上诉人的租户，也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的真实性，必须通过其他证据予以佐证。2、本案中几个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孙德康得到120万元补偿款存入孙培根名下银行卡、孙德康赠与孙玉芳三十万元转存于杨明名下银行卡中、杨明购房支出了款项，把上述事实串连起来，并不能得出杨明的三十万元购房款就是从孙培根手中所借的事实，更不能否认了三十万是赠与款项的事实存在。3、本案并没有借款事实存在的关键更有效的证据即借款合同。而本案只有一份银行转账流水，此证据只能证明有三十万元的款项转入杨明银行卡中，但不能证明此笔款项的性质，是赠与款项还是借款。4、本案双方争议的关键焦点就是三十万是赠与款项还是借款。被上诉人主张三十万元为借款，而上诉人主张是所得到的由孙德康赠与给孙玉芳而转存于杨明名下的款项。一审判决并没有通过证据认定孙德康将三十万元补偿款赠与孙玉芳的事实不存在。5、原审法院认为“如孙德康赠与孙玉芳30万元，应从自已名下的银行账户内转账给孙玉芳或现金交付给孙玉芳，而不是从原告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至被告杨明名下的银行账户。”其认定并不能否认孙德康通过孙培根银行卡把赠与给孙玉芳的款项转给其提供的杨明银行卡中的事实存在。综上所述，孙德康将所得到的补偿中分出三十万元赠与给妻子孙玉芳是客观事实，为此，杨明出具录音予以佐证，且因为孙德康将转款是从孙培根银行卡中转到了杨明银行卡中后，现实中孙德康又否认赠与款项的事实。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证据予以公正判决，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孙培根辩称，原判公正合法，程序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没有提交30万元是赠与孙玉芳的证据，被上诉人就30万元与上诉人形成借贷关系提交了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培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系孙德康的孙子，二被告系孙玉芳的女儿、女婿。孙德康与孙玉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1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2019年1月，孙德康因征地获得补偿款120余万元。2019年1月27日，孙德康将补偿款中的30万元赠与原告，并将该30万元存入原告名下的在锦州银行义县中乐支行、账号为11×××02的账户内。二被告以购买楼房需要资金为由通过孙德康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同意借款并于2019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30万元转至被告杨明名下的银行账户内，二被告将该30万元用于交付其购买的位于锦州市凌河区万年里106-27楼房的首付款，并将该楼房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进行了抵押贷款，贷款金额为16万元。2019年2月21日，二被告在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该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视为借款合同成立。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二被告抗辩案涉款项系原告爷爷孙德康赠与其母亲孙玉芳，因孙玉芳没有银行卡而转入被告银行卡内，并提供证人郭某1和郭某2的证言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证人陈述内容系来源于利害关系人孙玉芳，缺乏客观性，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且孙德康如赠与孙玉芳30万元，应从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内转账给孙玉芳或现金交付给孙玉芳，而不是从原告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至被告杨明名下的银行账户，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又提供了证人黄某、张某的证言，该二人亲眼所见原告在银行转账给被告钱款，并亲耳所听借款的事实，属直接证据，且二被告承认案涉款项确实已到达被告杨明的账户内，该笔款项已用于二被告购房，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在借贷时存在亲属关系，二被告没有为原告出具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亦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与二被告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原告依约将借款交付二被告，二被告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现二被告未将该笔借款偿还原告，已属违约，二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的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原告与二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期内利率及逾期利率，本案借款应视为不定期无息借款，原告可随时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二被告经原告起诉主张权利后仍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原告可自起诉之日起要求二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因本案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立案，故逾期利息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给付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明、梁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偿还原告孙培根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20年7月21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孙培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7820元，由被告杨明、梁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为证明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提交了两份锦州银行转账凭证，对于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及收到30万元款项的事实二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二上诉人主张30万元转账款系被上诉人祖父孙德康对二上诉人母亲孙玉芳的赠与，是通过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完成赠与，被上诉人只是经手人。二上诉人为证明案涉款项系赠与，提交了多份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对于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二上诉人另提交了二人母亲孙玉芳与被上诉人祖父孙德康的录音，但在录音中孙德康并未作出赠与孙玉芳30万元的明确意思表示。除银行转账凭证外，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其他能够充分证明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除证人证言及录音外，二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赠与关系的书面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交两份银行转账凭证后，已经就借贷关系完成了举证责任。二上诉人抗辩款项系赠与，应当就赠与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二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证言均带有主观性，证人基于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可能作出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证言，故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证人证言认定事实。二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录音中孙德康并没有赠与30万元的明确意思表示。显然，二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录音不足以证明二人母亲与被上诉人祖父之间存在30万元的赠与关系。而且，如果被上诉人祖父孙德康有赠与二上诉人母亲孙玉芳30万元的意思表示，完全可以通过本人账户转账完成赠与，而不需要通过被上诉人账户。同时，一审时被上诉人祖父孙德康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明确表示30万元银行转账是赠与被上诉人的，当30万元款项由孙德康账户转入被上诉人账户后，款项所有人就变成被上诉人。故一审法院以银行转账凭证为依据认定借款事实，判决二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杨明、梁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杨明、梁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济伟审判员  王 翔审判员  赵洪全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范玲书记员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