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方明，男，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利，甘肃王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与长庆路交叉口东北角万利财富广场1906室。法定代表人：徐勇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方明与被上诉人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投资公司）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902民初4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方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利、被上诉人恒润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方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润投资公司向陆方明返还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并以年利率6%赔偿自2015年6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给陆方明造成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判决查明与判决认定情况前后矛盾。1.恒润投资公司称陆方明的股权系濮阳市恒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石化公司）转化而来，对此陆方明予以认可；陆方明也主张在恒润投资公司的167万元出资款系其在恒润石化公司股权转让所得，与恒润投资公司所称将恒润石化公司自然人股东的股权置换到恒润投资公司作为持股平台的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关于陆方明在恒润投资公司实际持有股权167万元的事实没有争议，即该167万元属于陆方明的自有资金，故一审判决“原告对于167万元出资款系自有资金缴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的结论没有依据。2.恒润投资公司认可陆方明在恒润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和出资份额，该167万元出资款虽然不是陆方明另行缴纳的资金，但是陆方明在恒润石化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并非恒润投资公司所称由其他大股东缴纳，恒润投资公司也未举证证明是哪个大股东通过什么方式缴纳，也未说明在其他大股东给陆方明缴纳出资款的情况下原置换的股权到了哪里？所以一审判决“原告要求被告公司返还非本人实际出资的股权减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显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在双方对陆方明股权无异议的情况下，将（2012）濮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案件（以下简称民初14号案）判决内容作为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尚拥军与上海林耐投资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林耐）之间的对赌与陆方明、恒润石化公司其他股东没有关联性。2.陆方明依据从濮阳市华龙区工商局调取的工商档案《专项审计报告》主张的是退股款，该报告由恒润投资公司提供给濮阳市华龙区工商局备案，报告中明确记载“其他应付款应付未付陆方明退股本金313588.89元”（实际应该是111.32万元），该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不予认定不当。3.退一步讲，2007年11月8日陆方明在恒润石化公司的337万元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方明，而该股权转让款中的167万元由恒润石化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以陆方明名义直接投入恒润投资公司作为陆方明出资额。该事实与尚拥军和上海林耐之间的对赌不能划等号混淆处理，且民初14号案民事判决中并没有认定尚拥军转让给上海林耐20%股权对价3000万元还包括陆方明在内的其他股东转让给方明的股权，也没有认定尚拥军或其他股东与方明之间存在对赌等事实，一审判决将二者混为一谈，显属事实认定错误。4.民初14号案判决认为双方约定有违公司法第二十条“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等规定，说明对赌不能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司法观点。综上，民初14号案中案涉3000万元款项非陆方明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也与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上海林耐投资中心支付的3000万元全部用于恒润石化公司事实相矛盾”的情况。三、一审判决认为陆方明作为登记股东长期怠于行使权利，至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陆方明系恒润投资公司公司股东，股东依据股权享有投资收益权和公司减资或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法律没有规定股东没有联系公司时就会丧失该权利。故陆方明2008年离开公司后未与公司联系，并不代表陆方明“长期怠于行使权利”。相反公司盈利或亏损或作出重大决策事项时应当有义务通知股东。2.陆方明在一审中提交的《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2015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03）》（2015年4月8日）显示“陆方明”的签字非本人签署，陆方明对此并不知情，不存在陆方明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2015年度和2016年度公示报告显示的公司减资信息不一致，陆方明认为其出资额应当是2016年度公示报告中的167万元，其权利并没有被侵害。2018年3月30日恒润投资公司公示信息2017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陆方明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55.68万元”，此后的2018年度、2019年度报告中的信息才同2017年度信息一致。所以说，陆方明即使应当知道其股权由167万元变更为55.68万元，减少了111.32万元这个事实，也应当为2017年度报告公示的时间，即2018年3月30日，此日才能视为陆方明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3月31日开始，不存在陆方明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错误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即诉讼时效届满日应当为2021年3月30日。恒润投资公司辩称，2007年10月30日，为优化股权结构、引进外部投资，恒润石化公司原自然人股东设立恒润投资公司作为自然人股东的持股平台，将原恒润石化公司的自然人股权陆续转让至恒润投资公司名下，2008年1月28日完成了恒润投资公司持有恒润石化公司49%股权，外部投资方持有51%的持股状态。陆方明在恒润投资公司的认缴资本337万元是根据其原在恒润石化公司持股资本设置的，因原恒润石化公司自然人股东出资不可能从恒润石化公司撤资，否则即为抽逃资本，而恒润投资公司股东基本均为恒润石化公司股东转化而来，其不可能再向恒润投资公司缴纳出资，因此恒润投资公司成立时及后续的实缴资本均为大股东对外筹措（包含陆方明167万元实缴资本），本打算公司盈利时再用各股东分红偿还对外筹措的资金。2008年上半年，陆方明突然离开恒润石化公司及恒润投资公司，此后十余年从未与恒润投资公司联系，期间恒润投资公司投资的恒润石化公司面临多次危机，恒润石化公司长期未取得良好发展，导致恒润投资公司也长期不能实现投资目标，恒润投资公司因投资不利毫无收益。陆方明至今对于167万元的货币出资都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一审中陆方明一会儿主张167万元货币出资是其转让方明股权的337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缴纳，一会儿又主张是2018年6月6日恒润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对3000万元中由陆方明享有的168.6万元权益缴纳。首先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其次陆方明承认自己并未经手缴纳167万元的货币出资，而恒润投资公司或其他任何人都从未收到过方明的337万元股权转让款，也就不可能用337万元中的167万元缴纳陆方明的货币出资；再次在陆方明诉尚拥军损害股东利益纠纷案件中已经查明2018年6月6日决议所说的3000万元全部拆借给了恒润石化公司，而因为对赌失败，不仅3000万全部返还投资人，还倒赔对方1280万元，更不可能从168.6万元最终没有实现的未来权益中为其缴纳货币出资。恒润投资公司认为，首先，恒润投资公司认可陆方明股东身份及股权比例，但其系代持陈国兴股权，其也并未实际缴纳167万元的货币出资。关于其名下股权减资，也是因公司经营不利、原实际筹资股东为偿还筹资借款而通过减资合法撤回资金。其次，恒润投资公司减资完成于2015年6月26日，减资情况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公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有登记备案，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也再次显示了减资情况，陆方明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从实体上讲，陆方明无权主张减资退股款权利，从程序上讲，陆方明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公司不仅仅是资金的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并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才是公司资合性与人合性的良好体现。陆方明不谈义务，只谈权利，十年来毫无联系，不问公司十年来如何遇挫、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只问自己没有实际出资的减资款为何不返还，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公平原则，请求驳回陆方明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陆方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恒润投资公司向陆方明返还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2.恒润投资公司以年利率6%赔偿自2015年6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给陆方明造成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0年6月25日为33.396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费用由恒润投资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润石化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18日，原始注册资本600万元，股东为程相伟、陈国兴、冯玉森、冯志强，后又增加尚永庆为股东。2007年11月18日恒润石化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恒润石化公司股东尚拥军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32.86%中的12.86%以463万元转让给恒润投资公司；同意恒润石化公司股东尚永庆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11.11%，其中8.53%以307万元转让给恒润投资公司，2.58%以93万元转让给方明；同意恒润石化股东陆方明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9.36%以337万元转让给方明；同意恒润石化公司股东程相伟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14.67%以528万元转让给方明；同意恒润石化公司股东冯玉森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4.39%以158万元转让给方明；以上转让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2007年12月13日，陆方明与方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恒润石化公司9.36%股权转让给陆方明，转让价格337万元，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于2007年12月20日完成。2008年1月22日，恒润石化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恒润石化公司股东尚拥军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20%以720万元转让给上海林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于2008年1月28日完成。一审另查明，2012年，上海林耐以尚拥军及恒润投资公司、恒润石化公司为被告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经审理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初14号案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主要查明：2008年1月25日，尚拥军与上海林耐、恒润石化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尚拥军将其持有的恒润石化公司20%股权转让给上海林耐，转让价格720万元。2008年2月20日，上海林耐、恒润石化公司、尚拥军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条，尚拥军向上海林耐转让恒润石化公司的20%股权转让价为3000万元，其中720万元为注册资金出资。第二条，尚拥军的承诺。1.利润承诺。恒润石化公司预计2008年度可实现年利润5000万元，确保完成年度完税后净利润3000万元整，并同时达到上海林耐目前股权所对应的利润数量。如2008年度完税后的恒润石化公司的利润低于上海林耐目前股权所对应的净利润600万元，尚拥军应向恒润石化公司提供现金以满足上述所有项目利润要求。2.贷款承诺。尚拥军收到的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全部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贷给恒润石化公司使用，并在恒润石化公司完成上市前不得收回该贷款。3.回购承诺。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年内，恒润石化公司在国内不能上市，上海林耐有权要求尚拥军或恒润石化公司以本次转让价格回购股权，并向上海林耐支付上述款项每年15%的利息。等等。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上海林耐按照尚拥军的付款指令，先后三次向恒润石化公司汇款1000万元，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恒润石化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上海林耐取代尚拥军，在恒润石化公司中的出资额为720万元，出资比例为20%。鉴于上海林耐、恒润石化公司、尚拥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投资条件即将到期，2010年11月，上海林耐、恒润石化公司、尚拥军根据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决定由恒润石化公司、尚拥军回购上海林耐持有的恒润石化公司20%的股权，三方共同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主要约定了回购方法及尚拥军偿还上海林耐回购款的方法等事项。2010年12月13日至2011年4月15日期间，上海林耐收到尚拥军通过恒润石化公司账户支付的股权回购款1200万元。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尚拥军通过恒润石化公司账户，共向上海林耐支付股权回购款1080万元。按照确认书的约定，还有2279.247万元（1800万元+1049.247万元+510万元-1080万元）股权回购款未实际履行。民初14号案经审理判决：尚拥军支付上海林耐股权回购款2279.247万元及违约金227.9247万元，驳回上海林耐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7月23日上海林耐与尚拥军达成《偿还和解协议》，约定在民初14号案判决书的基础上，上海林耐豁免尚拥军部分债务，尚拥军仅需偿还2000万元，其中720万元为股权转让资金，上海林耐将恒润石化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回尚拥军名下。2018年7月24日尚拥军向上海林耐分别转账720万元、1280万元共计2000万元，同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20%股权转让给尚拥军。一审又查明，恒润投资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30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实缴资本1200万元，原始登记股东为尚拥军、尚永庆、刘庆忠、杨林霞、陆方明、高焕成、魏纯。其中陆方明认缴出资337万元、实缴出资0元，截至2008年5月16日，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实缴资本3800万元，其中陆方明认缴出资337万元、实缴出资167万元。2015年4月8日恒润投资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减资至1200万元，股东的出资比例不调整，各股东等比例减资，其中陆方明出资额由167万元减至55.68万元。2015年6月26日，恒润投资公司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减资纠纷。关于陆方明是否有权获得减资款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陆方明登记为恒润投资公司股东系从恒润石化公司股东转化而来无异议，但双方对陆方明在恒润投资公司的股权资金来源各执一词。陆方明主张在恒润投资公司的167万元实缴资本系从方明的股权转让款337万元缴纳，没有再另行出资167万元，同时又主张167万元实缴资本系以2008年6月6日恒润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中3000万元分配给陆方明的168.6万元缴纳。陆方明对其在恒润投资公司出资来源陈述存在不一致之处，也与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上海林耐支付的3000万元全部用于恒润石化公司事实相矛盾。陆方明对于167万元出资款系自有资金缴纳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除公司解散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外，股东的股权收益主要通过分红及股权转让等方式获得，注册资本的减少并不必然影响股东的股权权益，本案中2015年6月16日恒润投资公司减资系全体股东等比例减资，陆方明的股权比例并未减少，陆方明仍可以该股权份额享有股东收益。在其股权份额未受影响的情况下，陆方明要求恒润投资公司返还非本人实际出资的股权减资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陆方明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陆方明名下股权的减资于2015年6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陆方明自认2008年离开公司后再未与公司联系，也没有说过股权的事情，陆方明作为登记股东长期怠于行使权利，自减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至陆方明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陆方明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陆方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24元，由陆方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陆方明提交：一、《恒润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一份，系（2021）豫09民终156号〔一审案号（2020）豫0902民初4882号〕案件中陆方明提供复印件，原件由恒润投资公司持有，证明:陆方明在恒润石化公司的股权转让款337万元由尚拥军持有，故在恒润投资公司注册成立时由尚拥军将其中的167万元作为陆方明的出资额而置换到恒润投资公司。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示信息9页，证明下列事实:1.公示信息第1页股东及出资信息栏只显示“股东名称陆方明”，变更信息栏显示注册资本在2015年6月26日由3600万元变更为1200万元，并没有显示陆方明的股权金额由167万元减至55.68万元。2.再进一步查询，打开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陆方明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55.68万元”，此时陆方明确实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3.2017年3月1日公示的恒润投资公司2016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陆方明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167万元”。此时陆方明不能确定2015年度和2016年度中公示报告中的信息哪个正确，陆方明本着有利于自身权利和时间在后的公示信息更具有可信性的判断，认为其出资额应当还是2016年度公示报告中的167万元，此时其认为其权利并没有被侵害。4.2018年3月30日公示的恒润投资公司信息2017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陆方明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55.68万元”。陆方明从此时才应当知道其股权由167万元变更为55.68万元，减少了111.32万元这个事实，该时间点应当为2017年度报告公示的时间，即2018年3月30日，此日才能视为陆方明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3月31日开始，而非2015年6月26日，所以并不存在陆方明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恒润投资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一，陆方明在一审既主张167万元出资是从方明的337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缴纳，又主张是2008年6月6日恒润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显示的3000万元对应陆方明权益168.6万元中缴纳。该主张明显相互矛盾，且陆方明在上诉状中还主张3000万元与其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无关，现在又举证认为2008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中的3000万元包含337万元股权转让款。陆方明在一审、二审对167万元货币出资来源的陈述内容反复不定，多次矛盾，更加印证恒润投资公司所主张的其并未进行167万元的实际货币出资。对证据二，2015年6月26日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600万减至1200万，注册资本的减少必然是各股东出资金额的减少。陆方明应当知道此时股权出资金额已经减少的问题。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也显示了陆方明的出资金额减少。因公示报告系企业自主提交，2017年公示的2016年年度报告出现了错误，未显示减资情况。但是根据陆方明提交的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显示在2016年6月26日显示注册资本减少至1200万元后，从未有过变更或增资情况。而2016年度报告中，显示陆方明出资为167万元，加上其他所有股东的出资仍为3600万元。明显可以看出存在与减资情况不符的问题。陆方明现在解释为不能确定哪一年的信息正确，陆方明本可以通过积极查询信息主张权利，或者直接联系公司，都可以再次确认减资事实。因此，陆方明主张从2018年起算诉讼时效没有依据。恒润投资公司提交：民初14号案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尚拥军在股权转让给上海林耐后获得的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为对赌失败而向上海林耐返还全部转让款并赔偿上千万的事实，因此不可能出现用该3000万元为陆方明缴纳167万元出资的情况。陆方明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恒润投资公司的证明目的，理由是民初14号案判决认定的3000万元并不涉及陆方明及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中陆方明主张的是其在恒润石化公司337万元股权转让给方明后，由恒润石化公司大股东尚拥军持有该款项，并将其中的167万元置换到恒润投资公司作为陆方明的出资款。本院认证意见为：恒润投资公司对陆方明提供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不能证明陆方明在恒润石化公司的股权转让款337万元由尚拥军持有的证明目的；证据二涉及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论述。对民初14号案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恒润投资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陆方明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及利息。二、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恒润投资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陆方明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及利息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陆方明系恒润投资公司的股东以及陆方明认缴的167万元系由陆方明在恒润石化公司的股权置换而来、陆方明未再实际缴纳167万元出资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双方对恒润投资公司应否向陆方明返还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持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司减资即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是指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消减的法律行为，由此形成的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受公司法规范的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公司股东会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对减少资本的处置作出决议系其法定职权。由此可知，减资行为是公司对自有资产的处置，减少的注册资本仍系公司的自有资产。具体到本案，在恒润投资公司的减资决议中，仅明确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金额和股东减少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减少的注册资本如何处置并未形成决议内容，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也未对此作出规定，因此减少的注册资本并非当然要退还给股东个人。其次，注册资本减少并非是减少公司的资产，在全体股东按持有的股份同比例减资的情况下，股东享有的股权权益并未受到损害。恒润投资公司是按照同比例进行减资的，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不变，并未损害陆方明的股权权益。陆方明要求恒润投资公司按其原出资额等值返还减资退股款，割裂了注册资本与股权价值的对应关系，变相的不再承担公司经营亏损的损失，显然与有限责任公司以股东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不符。综上陆方明要求恒润投资公司支付减资退股款111.32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由此可知，法律并未规定所有的诉讼请求均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如上述法条明确规定的物权请求权、特殊的债权请求权等即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在2008年之后，陆方明未行使股东权利是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当然丧失股东资格及应享有的权利。本案中，陆方明主张的减资退股款系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明显的身份属性，原则上只要股东身份存续，该股东权利并不因此归于消灭或罹于时效。一审关于陆方明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陆方明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8元，由陆方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李彦敏审判员  崔树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