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7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海英，女，1977年2月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琪，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伯平，男，1963年1月2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荣，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菁，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海英与被上诉人章伯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402民初6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海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章伯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马某的证言内容与《情况说明》内容相与矛盾缺乏证明力。从马某的证言看，由于是章伯平私底下转让，不能证明其他合伙人是知晓的，更不能证明其他合伙人同意章伯平转让。《情况说明》中明确表述“这些商量合伙的经过我和邓海英包括其他合伙人都是知道的”明显与马某自己的证言相与矛盾。2、一审法院认定邓海英入伙获得了其他原始合伙人的同意错误。本案中两位原始合伙人章伯平、徐进城以及另一原始合伙人贾国良的朋友张红与后加入的合伙人邓海英、合伙人马某的妻子张维共五人以“蔓奇拉酒庄股东群”名称微信聊天群，合伙经营一年，并无合伙人提出异议，由此进行推断邓海英入伙获得了其他原始合伙人的同意。事实上，“蔓奇拉酒庄股东群”根本不是合伙人群，也称不上是股东群。从群里的人员和聊天内容看出，贾国良的朋友张红、马某的妻子张维不是合伙人，作为原始合伙人贾国良也不在群里，而作为原始合伙人徐进城自始自终在群里没有露过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违反了2018年8月7日章伯平与原始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2018年8月9日，章伯平与本人签订了《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但《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关于入伙的强制性规定。因章伯平未能与邓海英及其他合伙人签订新的书面入伙协议，本人充其量是楠园日用品商行的销售业务员，不是武进区湖塘楠园日用品商行的合伙人。也不受《合伙企业法》的约束，因此本人不具有法律上的合伙人身份。邓海英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不能达到合同目的。章伯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情况说明》是马某认为是客观事实才签字的，且马某当庭作证时陈述的内容与《情况说明》并不矛盾，邓海英、马某与章伯平分别签订了《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协议签订前，邓海英经过考察了解才签订的，不存在欺诈的情形；2、邓海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邓海英入伙，未获得了其他合伙人同意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伙人均知晓邓海英入伙，更主要的是邓海英参与经营管理楠园日用品商行近一年，且无合伙人提出异议。其陈述徐进成没有参与楠园日用品商行的管理也与事实不符，徐进成是蔓奇拉酒庄微信股东群的人员之一，群名片为小徐，徐进成在2018年11月7日入群，在2018年11月7日、11月18日、11月29日、12月23日、2019年1月28日、2月22日在群里均有发言；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邓海英参与了经营也不存在欺诈问题，邓海英作为合伙人其他人均未提出异议。邓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2018年8月9日章伯平与本人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2、判令章伯平返还转让款1166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8年8月10日起算至归还之日止，利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章伯平承担。一审法院根据经审理认定的证据及双方陈述，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8月7日，章伯平（乙）与贾国良（甲）、徐进成（丙）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合伙人自愿合伙经营楠园日用品商行，总投资为70万元，甲出资28万元，乙出资35万元，丙出资7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40%、50%、10%。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由丙方负责办理工商登记。合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企业盈余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企业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他人可以入伙，但须经原合伙人同意，并办理增加出资额的手续和订立补充协议……”2018年8月9日，邓海英和章伯平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出让人章伯平系楠园日用品商行的股东，出资额为35万元，占总股本的50%”（下称“合同股份”）；受让人邓海英愿受让上述股份，经友好协商，章伯平同意将其占16.65%的股份（￥116600元）转让给邓海英。2018年8月12日之前，受让人向出让人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本合同签署后之日起1日内为交割期。在交割日内，双方根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合同股份过户手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楠园日用品商行股东会通过后生效……。”同日，章伯平与案外人马某签订同样版本《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章伯平将其占楠园日用品商行16.65%的股份（￥116600元）转让给马某。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邓海英分多次陆续将116600元股份转让款支付给章伯平。2018年8月13日，楠园日用品商行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徐进成。楠园日用品商行经营场所门头招牌名称为“蔓奇拉酒庄”。2018年10月27日，邓海英、章伯平、徐进成、马某的妻子张维、贾国良的朋友张红五人建“曼奇拉酒庄股东群”微信群，交流日常经营管理事宜。案件审理中，章伯平向该院提交了由马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马某，是楠园日用品商行的合伙人之一。2018年我和章伯平商量开一个酒庄，后来邓海英也说要合伙进来开，我找了张宏，章伯平找了恽总，他们又各自找了徐进成和贾国梁来做这个事情。一开始以章伯平的名义和徐进成、贾国良签订了合伙协议，当时因为财务上方便，决定以徐进成的名义登记成个体工商户。后来，我、邓海英与章伯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我和邓海英拿协议给章伯平签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讲好合伙开酒庄的，这些商量合伙的经过我和邓海英包括其他合伙人都知道的，酒庄开业前的装修也是我主要负责的，包括去装修公司签订合同等等。其他股东在装修的时候也会参与进来，我主要在现场负责。酒庄开业前我由于个人原因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我老婆张维（代替我）、邓海英、章伯平、徐进成等负责后面酒庄的日常经营。邓海英认为，《情况说明》是打印件，马某在《情况说明》中直接说是楠园日用品商行的股东，这是马某的单方陈述，事实上邓海英至今也不是合伙人的身份，章伯平、贾国良、徐进成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他人可以入伙，但是必须通过其他人同意，并且办理手续，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原协议有同等效力，章伯平至今没有提供邓海英与原合伙人的书面补充协议，该《情况说明》上载明“……是我跟邓海英……这些商量合伙的经过邓海英包括其他合伙人都是知道的”，这些是没有证据证明的，邓海英即使在开业后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所以邓海英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章伯平申请马某出庭作证，马某到庭陈述：刚开始是章伯平、徐进成、还有一个姓殷的一起合伙签订的，因为那时候章伯平是50%的股份，后来私底下章伯平跟我和邓海英三人平摊由章伯平当时持有的50%的股份，后来我跟章伯平，邓海英和章伯平各签了一份合同，我们三个人都在场，我签的是百分之十几的股份的转让，价值是116666元，就是50／3的平均值，三个人是一样的，参与经营的时候是因为我出事情了，但是装修时我在那里的，经营那一块我就不清楚了，经营的话也叫邓海英去经营的，因为我们买东西都是在一起的。至于利润是按照股份来分的，因为我们钱都出了，如果亏本的话也是平摊，包括徐进成、张宏在内都是按照股份比例来承担亏本和享受分红，大家说好的。现在酒庄还在经营的，我与章伯平在经营，邓海英已经不去了，因为邓海英起诉章伯平了，据我了解，是邓海英认为章伯平欺骗她，但是我认为这个谈不上，大家都是在一起经营的，邓海英也是有股东权利的，包括商行的装修、买东西，她都有参与的权利，而且她就是参与的，而且她以前开服装店的，也准备关门了，要去酒庄担任职务，因为经营的时候我已经出事了，所以我就不清楚了，邓海英本身也在酒庄担任接待的，至于是否销售不太清楚，因为我在酒庄开业前一天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一直到今年（2020年）的3月份才恢复自由，所以开业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开张前的事情，酒庄的租房都是大家一起参与的，章伯平和邓海英都是参与的。经邓海英发问，马某回答：《情况说明》是章伯平给我的，内容经本人看过了签的，没有经过商量，是我解除强制措施出来以后签的。章伯平电话联系我的，他说邓海英跟他打官司，让我实事求是说一下，让我出庭，他拿了一张纸给我看了一下，说是否是这样的，把这个情况说明作为一个证据，可以不出庭，我认为出庭也没关系。如果写的东西是事实的话我就签字。贾国良、徐进成、章伯平三个原始合伙人2018年8月7日签订合伙协议时我有事不在场，但是我知道的，我还特意打电话跟他们说我有事不能去，他们是在环球港那里的月星家具城附近签的。邓海英、张宏都在场，当时我不在。我和章伯平也签了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书，跟章伯平与邓海英签的协议一样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我起草的，是去百度上查的，我弄好了发给章伯平和邓海英看的，他们说可以，我就去打印出来的，后来我跟章伯平、邓海英在邓海英的服装店签了合伙协议。邓海英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从《情况说明》内容由章伯平事先准备交马某签字这一事实可以反映，章伯平与证人可能有串通的行为，仅是章伯平的真实意思表示。章伯平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马某在法庭上的证言已经明确《情况说明》虽然是本人打印的，但是内容是真实的情况，证人的陈述也证明了本人将部分股权分别转让给了邓海英和马某，合伙人都是知情的，并且邓海英与本人之间的转让协议也是自愿签订的。关于《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因欺诈而可撤销的问题。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上述规定，可撤销的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章伯平与案外人贾国良、徐进成按照《合伙协议书》，各自提供资金，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虽然注册的楠园日用品商行为个体工商户，三人的经营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个人合伙。之后邓海英及案外人马某通过受让章伯平的合伙份额取得合伙人身份，合伙经营管理楠园日用品商行。虽然《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有“《公司法》”、“股东会”用语，但根据马某的证人证言，该协议的格式版本并非章伯平提供，章伯平也从未告知邓海英楠园日用品商行是一家公司或做出其他行为让邓海英误以为“楠园日用品商行”是一家公司，因此邓海英的举证不能证明章伯平存在欺诈的故意和欺诈行为。其次，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楠园日用品商行”的名称也不符合公司的命名形式，且邓海英和其他投资人合伙经营楠园日用品商行近一年并参与账目管理，应当知道“楠园日用品商行”的性质，但邓海英从未提出过异议，也未向章伯平提出变更股权登记等要求。由此可见，邓海英并未陷入错误认知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再次，邓海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入股酒庄，和其他投资人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获得合伙人身份并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合伙经营酒庄并不违背其真实意思。综上，《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有“《公司法》”、“股东会”用语并不构成欺诈，邓海英以欺诈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关于《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因未获得其他合伙人同意而无效的问题。邓海英认为章伯平无权私自将其在楠园日用品商行中的合伙份额的1／3转让给邓海英，该转让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合伙协议书》中三位原始合伙人对他人入伙的明确约定，因此该转让协议无效。该院认为，首先，根据马力的证言，证明各合伙人知晓并同意邓海英加入合伙，虽然《情况说明》系章伯平拟定交马力签字，但马力本人作为实际合伙人到庭就其了解的情况作出陈述，其证言具有证明效力，邓海英称其与章伯平串通证据不足。其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两位原始合伙人章伯平、徐进成以及另一原始合伙人贾国良的朋友张红与后加入的合伙人邓海英、合伙人马某的妻子张维共五人以“蔓奇拉酒庄股东群”名称成立微信聊天群，合伙经营楠园日用品商行近一年，并无合伙人提出异议，由此可以推断邓海英入伙获得了其他原始合伙人的同意。因此邓海英以章伯平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请求判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因邓海英无合伙人身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达不到合同的目的而可以解除协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本院前述认定，邓海英为楠园日用品商行的合伙人，并参与了该商行的经营活动，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邓海英解除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邓海英认为自己未获得合伙利益，或其它合伙人侵害其权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邓海英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章伯平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邓海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2元，保全费1170元，合计3802元，由邓海英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邓海英、章伯平均认为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本院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争议所依据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案案由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邓海英主张解除案涉个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邓海英主张解除案涉个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邓海英对楠园日用品商行等级为个体工商户，对外经营名称为蔓奇拉酒庄的事实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据案涉合伙协议认定各方实为个人合伙关系；其次、2018年8月7日，章伯平、贾国良、徐进成签订《合伙协议书》后，章伯平即于8月9日与邓海英、案外人马某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结合楠园日用品商行于8月13日登记设立，邓海英、章伯平、徐进成、马某的妻子张维、贾国良的朋友张红等五人于10月27日建立“蔓奇拉酒庄股东群”微信群，并在群内交流日常经营管理事宜的事实，以及贾国良在原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马某的证言等证据，虽然邓海英、马某未与前述三人再行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应认定章伯平、贾国良、徐进成均已明知邓海英、案外人马某为合伙人，章伯平、贾国良、徐进成、邓海英、马某等人已实际建立合伙关系，案涉转让协议实为邓海英入伙的外在形式，故邓海英已取得合伙人身份。邓海英以案涉转让协议违反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及《合伙协议书》的约定，主张解除案涉转让协议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邓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2元，由邓海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某星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方某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