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3民初4712号 原告：宁波富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775614411M。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 法定代表人：周澄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琴琴，浙江海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兴枫霖合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6666963671D。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麻尾镇然戎工业区v> 法定代表人：诸吉庆，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洁，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富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贵州兴枫霖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28日诉至本院，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褚一彬独任审理。审理期间，因工作变动原因，改由审判员卓黎黎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12月2日组织双方召开庭前会议，于2021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审理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富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起诉称：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15日、10月22日与原告签订《铬矿购销合同》各一份，合同编号分别为×××22，分别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铬矿约2？611？020.96元和2？797？989.40元，并对付款、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供应了货物，经双方结算被告共需支付原告货款5？418934.80元。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已属严重违约。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418？934.80元，违约金541？893元。 被告贵州兴枫霖合金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原告在2017年因为增加业务量和开票走流程之需与被告协商设计一套走业务流量和开票的流程，开票方式一：被告——贵州一大行——原告——宁波兴枫霖；开票方式二：被告——贵州一大行——宁波铧冶——原告——宁波兴枫霖。被告基于上述协商的内容，多次应原告的需要帮助原告走流水和开票，增加原告的业务，但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2.2019年4月16日，原告的财务人员告知被告的财务人员需要开票走业务流量，所以被告根据原告的指示，双方按照被告与贵州一大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一大行）签订的《铬矿购销合同》作出相应的修改，签订买卖合同用于原告增加业务和走流水之需要，其中原告提交的编号FQ-XFL20181015《铬矿购销合同》系根据被告与贵州一大行签订的编号YDH-GZ20181101-1和YDH-GZ20181010-2《铬矿购销合同》修改签订，编号FQ-XFL20181022《铬矿购销合同》系根据被告与贵州一大行签订的编号YDH-GZ20181016《铬矿购销合同》修改签订，原、被告之间并非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贵州一大行根据上述编号YDH-GZ20181010-2和YDH-GZ20181101-1《铬矿购销合同》于2018年10月10日和11月1日分两批800吨和1000吨发货给被告，此真实买卖合同的结算单中明确了分两批发货，两批货物发货时间和合同签订的时间均吻合。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中的发货时间与贵州一大行发给被告的时间一致，但是原告提供的买卖合同却仅有一份，与实际不符；贵州一大行与被告签订的编号YDH-GZ20181016《铬矿购销合同》标的物为津巴布韦矿，而原告提供的买卖合同标的物修改为南非籽矿；（2）原告起诉的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10月15日、10月22日，晚于其提供的结算单中的部分发货时间，先发货后签订合同的行为不符合常理，该两份合同和结算单都是根据被告与贵州一大行真实的结算单修改而来；（3）真实的买卖合同需要有相应的送货单、过磅单、结算单等一系列验货程序，原告从未提供货物给被告。3.被告当时的股东和宁波兴枫霖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兴枫霖）的股东都是李晓和李**，贵州一大行系宁波兴枫霖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的关联公司。一直以来都是由宁波兴枫霖向上游采购铬矿原材料，再销售给其子公司贸易公司贵州一大行，由贵州一大行销售给其关联方即被告，上述流程符合正常的贸易惯例；而原告作为一家贸易公司，并无货源，被告向其采购原矿不符合常理，所以原告起诉的买卖合同仅是依据2017年的约定之所需而签订和开票，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与宁波兴枫霖曾存在合作关系，2016年之前宁波兴枫霖尚欠原告款项，但对于欠款金额双方在当时并未达成一致。被告和贵州一大行均为宁波兴枫霖的关联企业。2016年之后，宁波兴枫霖通过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将原告作为一环加入，具体方式为签订买卖合同、开具发票等，通过100元/吨左右的金额向原告确认部分款项，但对于款项性质双方未达成一致。 2017年1月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澄宇与宁波兴枫霖的法定代表人李**（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提出：为了解决和兼顾宁波兴枫霖和原告的银行开承兑和开国内证以及对业务流量时要求，做了业务流程图，如果可以就通知下面的人以后大致这样操作。流程图显示为“开票一：贵州兴枫霖→贵州一大行→宁波富奇→宁波兴枫霖；开票方式二：贵州兴枫霖→贵州一大行→宁波铧冶→宁波富奇→宁波兴枫霖”。原告与宁波兴枫霖及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开具发票、签订买卖合同、款项往来等行为。 2018年10月10日，被告与贵州一大行签订编号为YDH-GZ20181010-2《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贵州一大行购买南非籽矿（阳光非洲），数量为800吨，金额1?146?331元。2018年10月16日，被告与贵州一大行又签订编号为YDH-GZ20181016《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贵州一大行购买津巴布韦矿，数量为1750吨，金额2?545?240元。2018年11月1日，被告与贵州一大行再次签订编号为YDH-GZ20181101-1《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贵州一大行购买南非籽矿（阳光非洲），数量为1000吨，金额1?432?914元。 2019年4月16日、4月17日，原告财务人员顾会计与贵州一大行的财务人员韦会计通过QQ联系，沟通原告、贵州一大行及被告之间关于开票、签订购销合同及结算单等事项。2019年4月17日，贵州一大行财务人员韦会计向被告财务人员发送以下微信内容“小农，铬矿YDH-GZ20181101-1,1010-2，和20181016原来是和一大行的合同且已结算，现在要作废，改和宁波富奇做合同和结算，一会富奇小顾会发合同和结算给你”。 2019年4月17日，原告与贵州一大行签订了编号为YDH-FQ20181012的《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贵州一大行购买铬矿·南非籽矿，数量为1800吨，金额2?590?062.48元，合同中签订时间写为2018年10月12日。同日，双方还签订了编号为YDH-FQ20181018的《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贵州一大行购买铬矿·南非籽矿，数量为1900吨，金额2?775?402.20元，合同签订时间写为2018年10月18日。 2019年4月17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FQ-XFL20181015的《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铬矿·南非籽矿，数量为1800吨，金额2?611?020.96元，合同中签订时间写为2018年10月15日。同日双方还签订编号为FQ-XFL20181022的《铬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铬矿·南非籽矿，数量为1900吨，金额2797989.40元，合同中签订时间写为2018年10月22日。 2020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企业询证函》，函件载明：本公司聘请的宁波高新区甬瑞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本公司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的往来账项，下列数据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请列明不符金额”处签章并列明不符金额，回函请直接寄至宁波市高新区甬瑞会计师事务所。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5?418934.80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等。被告在该《企业询证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铬矿购销合同》、结算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询证函》等证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工商登记信息、《铬矿购销合同》、结算清单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进销项发票明细、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业务回单、收据、银行承兑汇票一组，拟证明原告是被告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大宗商品贸易其中的一环，且原告取得货物均是需支付相应货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被告及其关联企业系应原告的需要帮助原告走流水和开票，增加原告的业务，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经审查，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和开具发票的行为，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其他认证内容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2.原告提供账面余额明细及询证函一组，拟证明原、被告及关联公司的账目余额与其盖章确认的询证函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询证函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只是所有流水的部分截取，余额金额和询证函显示金额不是真实的金额，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经审查，账面余额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未经双方确认一致，询证函表面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其是否反映了双方之间真实的贸易往来，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3.被告提供的《铬矿结算协议》、品质检验证书、过磅单、检测报告、测试报告、《铬铁购销合同》、放货指令、结算单、《铬矿销售合同》、水分报告等一组，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是2019年4月16日被告根据原告指令开票走流水之需而签订，是根据被告与贵州一大行签订的合同修改而签署，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经质证，原告认为部分证据形成于被告的关联公司之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且送货时间和验货单时间、单位等无法相对应，该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查，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4.被告提供原、被告财务人员聊天记录及对账单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及被告的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尚未正式结算，企业询证函只是审计机构按照签订的合同和开票金额核对的账面“货款”，并非是双方之间的真实债权债务。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双方对账的金额未达成一致，而且计算方式是不正确的。经审查，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其他认证内容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然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是否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审查双方是否真实存在买卖的合意。首先，案涉买卖合同系依据被告与贵州一大行之间已经交易完成的合同修改后签订，并无真实的货物流转，合同已不具有可履行性，该交易模式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和交易常理，且被告与贵州一大行之间直接交易反而可以减少成本，将原告加入的行为并不符合商事主体理性逐利的原则。其次，根据2017年1月6日原告与宁波兴枫霖法定代表人（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提出为了解决和兼顾宁波兴枫霖和原告的银行开承兑和开国内证以及对业务流量时要求，做了业务流程图，流程图显示为“开票一：贵州兴枫霖→贵州一大行→宁波富奇→宁波兴枫霖；开票方式二：贵州兴枫霖→贵州一大行→宁波铧冶→宁波富奇→宁波兴枫霖”。上述聊天内容与原、被告及被告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开票、走账等一系列行为可以相互印证。在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均陈述由于原告与宁波兴枫霖在2016年之前因为合作或买卖关系存在欠款未结清的情况，故宁波兴枫霖及关联企业在自己对外的贸易中将原告加入其中一环，按100元/吨左右的金额确认原告可得的款项。在庭审中，原告将此做法又解释为“托盘”交易，但原告所在的贸易环节的上下方均为被告的关联企业，中间加入一个“托盘”方反而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并无“托盘”的必要性，且“托盘”的实质也并非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该项主张与其在庭前会议中的陈述不一致，且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金额的依据是2020年3月16日《企业询证函》记载的截止2019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5?418?934.80元。本院认为，该份函件上记载的金额是财务人员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以及票据等凭证计算而来，但基于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并非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及票据记载的金额也不是真实的，故原告据此主张5?418?934.8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之间并无买卖的合意，并非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其实质为被告及关联企业在自己对外的贸易中将原告加入其中一环，按100元/吨左右的利润确认原告可得的款项，但对于双方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金额，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富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52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526元，由原告宁波富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卓黎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林静益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