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黔27行终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泽沛，男，1961年8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尚英，女，1969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金山办事处葛镜路。 法定代表人曾薇，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文远，贵州望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一审第三人骆明森，男，1990年2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一审第三人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陈绍友,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王泽沛、赵尚英与被上诉人福泉市人民政府及一审第三人骆明森、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民委员会土地行政登记争议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行初10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泽沛、赵尚英一审诉称，2000年8月30日开阳三位承包人承包了英坪村位于松木坡约80亩的荒山林地，因经营不善，于2009年无偿流转给了二原告经营。原告接手后在地上种植了果树等，直至2016-2018年政府征地时，村委也认可原告在争议地上发展种植业的事实，争议地是属于集体所有。道坪镇政府的答复意见上也明确该地属于英坪村集体所有，在2018-2019年涉及征收补偿的问题时，第三人就持证主张权利，第三人的土地来源的历史依据是骆天华1998年第二轮顺延承包，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至记表，1998年的承包证来看，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证事实不清，第三人将英坪村集体所有的松木坡申报在自己的名下、地块编号和名称也与1998年顺延承包时的土地不符，被告在未查清争议地权属的情况下就错误的将其颁证给了第三人，认定事实错误，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福泉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骆明森的“黔（2017）福泉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9186号”证中“地块代码为52270210722040009320号”的承包经营权证。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赵尚英、王泽沛系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南坳田组村民，第三人骆明森系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小翁光组村民，1998年10月15日，福泉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骆明森之父骆天华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登记的小地名为“大荒土”的土.面积为2.7亩，四至为东抵人行路，南抵荒山、西抵荒山、北抵荒山。2016年8月18日骆天华户分为3户，并签订了分户协议书。2017年6月17日福泉市道坪镇英坪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骆明森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大荒土”发包给骆明森户。2017年福泉市人民政府向骆明森颁发了“黔（2018）福泉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91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登记的地块代码为52270210722040009320小地名“大荒土”的土地面积为1.87亩，四至为东抵组集体旱地、南抵组集体旱地、西抵组集体旱地、北抵组集体旱地。2018年原告赵尚英、王泽沛与第三人骆明森因征地补偿发生争议，原告赵尚英、王泽沛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如上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承包方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签订承包合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前提条件。原告赵尚英、王泽沛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存根，只能证明涉案争议土地属于英坪村集体所有，而荒山承包协议、委托书及二原告与案外人赵高学、刘朝兵、王朝俊签订的协议，只能证明二原告与案外人赵高学、刘朝兵、王朝俊存在土地流转关系，且该协议书的效力未依法得到确认，也未得到有权机关备案认可，不能证明二原告取得了涉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二原告与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赵尚英、王泽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赵尚英、王泽沛。 上诉人赵尚英、王泽沛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行初100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诉争焦点是：一审第三人英坪村委会将上诉人王泽沛、赵尚英从案外人刘朝斌、王朝俊手中无偿流转的“松木坡”中的部分荒山以“大荒土”名义错误发包给骆明森，而被上诉人福泉市人民政府在未认真核查权属的情况下，错误将承包的“松木坡”部分土地颁证给一审第三人骆明森，该颁证行为是错误的。争议地历史上属于村委林场，由村里承包给刘朝斌、王朝俊开发，该地在2000年之前从未承包给任何村民小组及其任何村民，也就是说，一审第三人骆明森之祖父骆天华在争议地上根本没有任何承包地。且骆天华1998年二轮承包地上的“大荒土”与上诉人的“松木坡”是两个互不相邻的独立用地。被上诉人及其一审第三人将上诉人“松木坡”部分土地以“大荒土”名义颁证给一审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不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无偿流转“松木坡”经营已逾10年，是该片上地实际承包经营人，与本案当然具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当然拥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首先，原审第三人英坪村委将“松木坡”承包给刘朝斌，王朝俊是事实，双方有《荒山承包协议》为证。本案一审中，第三人英坪村委并未对该《荒山承包协议》提出任何异议，并未否定该“松木坡”的效力。其次，上诉人于2009年从刘朝斌、王朝俊的手中无偿流转该承包地一直经营至今，第三人英坪村委一直认可上诉人的流转经营事实。承包期间，道坪镇政府、英坪村委还以扶贫方式支持上诉人在该“松木坡”承包地上栽种核桃等经济果林。一审否定上诉人流转协议的法律效力，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事实不清，说理不明。为此，特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福泉市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上诉人从未依法取得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无权对被上诉人的登记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取得，并不是通过流转或政府颁证取得。《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规定并未设置政府行政部门对承包合同的审查义务，也未给予政府行政部门审查承包合同的权利和机会，更未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对生效土地承包合同的撤销权利。上诉人虽然与案外人赵高学等人签订了争议土地流转协议，但该流转协议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证据；同时该流转协议的效力并未依法得到确认，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与争议地块存在利害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第三人骆明森、福泉市道坪镇英坪村民委员会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2009年8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及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的规定，我国的土地承包有两种方式，家庭承包及其他方式承包，只有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才能以其他方式进行承包，承包经营权应当通过承包人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取得。本案中，高坪镇茶场村委会于1998年已将“大荒土”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给骆天华，骆天华此时已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通过案外人赵高学、刘朝兵、王朝俊的赠予而对案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但其不能基于赠予而当然地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向一审第三人骆明森颁发案涉《林权证》系对骆明森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在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其与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与无利害关系，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人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冉 玲 审判员 刘玉冰 审判员 夏 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周洪 书记员薛亮 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