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青，男，198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一鹏，男，198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长青，原审第三人张一鹏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保北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长青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首先，李长青驾驶车辆与张一鹏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双方拍照后离去，李长青自认全责，张一鹏认可，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次，公估报告记载，事发后李长青车辆无法自行移动，但未提供证据进一步证明。再次，民太安公司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李长青走路姿态摇摇晃晃，疑似醉酒状态，张一鹏支付宝记录显示事后李长青转账4000元，张一鹏对转账记录未给出明确解释，李长青的解释有悖常理。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李长青的车辆已经无法行驶，并通过拖车拖至修理厂，符合上述规定，当事人应该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3.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没有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车辆离开现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停驶费，依据第二十六条规定，不予赔偿，属于间接费用。关于张一鹏的损失，因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应当由李长青承担。4.对于李长青的车辆损失金额，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维修市场的一般价格。5.其他案件中2020年尚可以调取2017年的监控录像，本案中称仅能调取一个月内的，两者存在明显区别。综上，李长青与张一鹏私下和解，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我公司依法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已尽到举证义务。李长青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财保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事实清楚，证据法律依据明确。财保北分公司称李长青酒驾但是没有提供证据，李长青加班后非常疲惫走路摇晃、靠在电梯休息是正常的。因为李长青追尾张一鹏，导致其上班很不方便，且事发时很晚，双方都想尽快解决，所以李长青支付张一鹏4000元也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公估人员张鹏与保险公司人员关系密切，其所作推断法院不应该采信。追尾事故中后车负全责是常识。财保北分公司已经通知理赔，且程序走完的情况下突然拒绝理赔我们接收不了。张一鹏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财保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李长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财保北分公司赔偿李长青车辆维修费132841.8元；2.要求财保北分公司赔偿损失20104.69元（是由于车辆无法开车，李长青无法使用期间的打车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财保北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11日23时左右，李长青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客车与张一鹏驾驶的车牌号为×××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双方拍照后离去，李长青自认全责，张一鹏予以认可。2019年8月12日15时，李长青和张一鹏到大兴交通支队报案，大兴交通支队事故处理中队为其出具了《事故证明》，载明“2019年8月12日15时00分，李长青到大兴交通支队报案称，2019年8月11日23时30分李长青驾驶小客车（车牌号×××）从京开西红门收费站南侧北向南行驶时并线与张一鹏驾驶的小客车（车牌号为×××）发生剐蹭，造成双方车辆损坏。特此证明”。关于事故责任认定问题，法院向大兴分局交通支队进行电话询问，其表示因该案系后报事故，现场情况其不了解，有不可测因素，故无法出具事故认定书，仅可出具事故证明。法院询问是否可以调取事故录像，其表示事故录像仅保留一个月，无法调取。经法院当庭询问及核实现场照片，李长青、财保北分公司、张一鹏均认可当时现场情况系李长青车辆的右前方撞击了张一鹏车辆的左后方。李长青提交的短信显示，李长青于2019年8月12日上午十时左右向财保北分公司报案，财保北分公司发短信告知李长青报案号、携带材料去定损等事宜。财保北分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向李长青发送短信，告知李长青已定损完毕，要求李长青及时进行理赔。后，2019年10月9日，财保北分公司向李长青寄送了《拒赔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拒赔理由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保险责任，故该事故损失商业险我公司不予赔偿”。财保北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财保北分公司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次事故所做的查勘报告，调查结果第八条显示调阅标的起始地监控显示“2019年8月11日22时52分，标的驶离起始地地库，此时标的完好可行驶无损伤，但李长青走路姿态，摇摇晃晃，行为举止异常，疑似醉酒状态”；第14条显示“调阅三者司机张一鹏支付宝记录显示：2019年8月11日23时38分，长青转账4000元支付给三者，三者张一鹏对于转账记录金额4000元未给出明确含义及解释”，最终认定“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之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保险责任，建议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李长青下发拒赔通知书”。同时，财保北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视频予以佐证李长青当晚有异常行为。对于上述证据，李长青表示1.财保北分公司的陈述都是猜测，比如走路摇晃，把包扔进旁边座椅等行为，在人非常疲惫、夜间没有他人的时候，行为随意一些也是非常正常的；2.对于4000元资金往来，系李长青考虑到张一鹏会因为李长青的过错给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出于善意和文明、负责任的态度，弥补张一鹏的损失，是给张一鹏的代步费，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对此第三人张一鹏表示，1.没有报案是因为张一鹏的车可以正常驾驶，且李长青很实在，认可是他的责任，双方也相互拍了行驶证的照片。因为双方车上都没有快速处理协议书模板，所以当时没有签。双方约好第二天一起去4S店签，第二天张一鹏和李长青岳母和女儿一起去了4S店，但是4S店表示这件事必须报警，双方才知道这件事一定要报警，所以张一鹏和李长青约定下午一起去交通大队报警。2.关于4000元，张一鹏怎么使用的以及使用在哪里和保险公司没有关系，这是张一鹏和李长青协商的。财保北分公司所说的4000元不合常理，如果当时李长青真的是酒驾，张一鹏只要4000元才是不合常理。张一鹏工作已有20多年，经验丰富，张一鹏知道酒驾后果，不会为一个陌生人掩盖事实，而且张一鹏开车十年了，也知道修车需要多久，每天100元左右的打车费也并不过分。同时，张一鹏表示，事故发生时，李长青和其交涉思路清晰，说话清楚，张一鹏没有闻到酒味。李长青为维修车牌号×××的小客车共花费115000元。为维修×××小客车，李长青垫付修车费17841.8元。另外，关于修车时间问题，事故发生在2019年8月11日，2019年10月11日鹏龙公司告知李长青可以取车。李长青表示其系2020年10月14日将车辆取走。李长青表示因财保北分公司前期一直在调查导致修车时间较长。关于长时间未取车原因，李长青表示因为保险公司不支付修车费用，鹏龙公司要求李长青取车时交纳修车费，所以李长青直至2020年10月14日交费后取车。李长青表示此期间发生打车费损失20104.69元，并提交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分别为9999、5046.08、5059.69元客运服务费发票三张予以证明。对此，财保北分公司表示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李长青、财保北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有两点：一、对于车辆维修费用，财保北分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李长青及张一鹏对于事故责任无争议，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故李长青和张一鹏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行撤离现场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李长青及张一鹏所述，双方发生事故后，系将车移至安全地带，拍照留存证据并协商一致后离开，故不属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形，故财保北分公司以“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的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保险责任”为由不承担保险责任，法院不予采纳。另外，财保北分公司主张的监控显示李长青行为异常、李长青向张一鹏转账4000元不合常理等，李长青均作出合理解释，财保北分公司在未提交其他更具有证明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亦无法采纳。综合事故现场照片及李长青、张一鹏当庭陈述的现场情况，法院认为李长青自认全责并无不妥，故对于李长青及张一鹏车辆维修所花费的费用，财保北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打车费损失20104.69元，财保北分公司是否应予赔偿。事故发生于2019年8月11日晚，车辆直至2019年10月11日维修完毕，虽然李长青同张鹏于2019年9月5日签署《车辆理赔案件延期定损协议书》（财保北分公司表示张鹏系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系财保北分公司委托其签署该协议），但其中并未载明免除因财保北分公司延期定损或委托第三方调查导致修车时间延迟所产生的损失，且最终调查结果亦不能证明财保北分公司有拒赔的理由；财保北分公司表示对于停驶期间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李长青表示财保北分公司从未就其责任免除向李长青进行过提示，并且也从未向李长青告知过相关条款，不能约束李长青。经询问财保北分公司，财保北分公司表示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向李长青送达或告知过。综上，法院认为，李长青主张此期间的代步费用损失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具体金额由法院予以酌定。但2019年10月11日，鹏龙公司即通知李长青可以取车，财保北分公司在2019年10月9日已经明确告知李长青拒绝赔付，李长青在2019年10月11日收到鹏龙公司通知后，本可以取车后再向财保北分公司进行诉讼索赔，且李长青在2019年9月5日发送给财保北分公司工作人员的短信中也明确表达了李长青先行垫付修车费用再通过诉讼解决的意思表示，2019年10月11日收到鹏龙公司通知后，李长青未及时取车，故2019年10月11日之后产生的损失不应由财保北分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长青车辆维修费132841.8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长青损失费5000元；三、驳回李长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财保北分公司提交李长青其他事故的事故认定书、救援申请单，证明李长青知道发生事故后需要及时报警，李长青在之前事故中已经就救援问题向保险公司索赔，其在本案中未主张救援费用，不符合常理。李长青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对于本案车辆维修费用财保北分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财保北分公司应否赔偿打车费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涉案事故发生于夜间，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双方李长青与张一鹏对事故责任承担没有异议，双方协商一致并拍照留存事故现场相关证据后离开，李长青于次日报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财保北分公司以李长青在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为由拒绝赔付，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其主张，并无不当。财保北分公司主张李长青走路摇晃、事故后支付张一鹏4000元不符合常理，故推断李长青可能属于醉酒状态，与张一鹏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真相，但李长青与张一鹏就上述情况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且财保北分公司未能就上述主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称述，一审法院认为李长青自认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无不妥，财保北分公司应当就本案车辆维修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财保北分公司上诉主张李长青的车辆损失金额，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维修市场的一般价格，但财保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维修费用不合理，其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关于打车费损失，因延期定损及事故调查导致李长青可以提取并使用涉案车辆的时间推迟，虽然李长青与公估人员张鹏签署了《车辆理赔案件延期定损协议书》，但上述协议系基于财保北分公司的要求签订，其中并未载明免除因财保北分公司延期定损或委托第三方调查导致修车时间延迟所产生的损失，且延期定损后的调查结果并未能证明财保北分公司在本案中具有可以拒赔的理由，财保北分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就停驶期间的损失赔偿责任的免除已经书面告知李长青，一审法院认为李长青主张因延期定损导致的打车费损失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并结合李长青实际取车时间晚于可取车时间等事实，酌定支持部分打车费损失，具有合理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财保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春燕审 判 员 朱 印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周 珍书 记 员 吕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