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民再1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无锡宝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正明东路2号。法定代表人：陈向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龙兴，无锡市梁溪区慧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百慕大储罐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洛社配套区枫杨路6号。法定代表人：雷鸣，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忠伟，男，195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平，江苏合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葛万东，男，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文，江苏中爵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再审人无锡宝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书主文外简称宝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苏百慕大储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慕大公司）、徐忠伟、葛万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1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19)苏民申330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宝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龙兴、被申请人徐忠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平、被申请人葛万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文到庭参加诉讼。百慕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杰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再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宝杰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案涉《还款计划》是宝杰公司向百慕大公司和无锡新开河储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河公司）催讨欠款时由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王雷对欠款所确认的事实，王雷的行为系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的职务行为。百慕大公司与宝杰公司确实发生过长期的业务关系，宝杰公司也向法院提供补充了20万元的收款收据和58万余元收货单据。在王雷出具《还款计划》时，百慕大公司的股东为雷鸣一人，而雷鸣系王雷的母亲，百慕大公司是一人公司，家庭成员对公司债务所作的确认应为有效。百慕大公司在马可波罗网站确认其前身是新开河公司，在王江明、王雷担任百慕大公司、新开河公司股东期间，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存在大量无经营性资金流转，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是混同经营。同时，宝杰公司向百慕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货物交易完成后，且百慕大公司实施了抵扣并取得税收抵扣利益。基于上述事实，徐忠伟、葛万东应对百慕大公司抽逃出资范围承担补充责任。徐忠伟答辩称，1、一、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宝杰公司据以提起诉讼以及再审的证据有伪造嫌疑，可能构成虚假诉讼，妨害司法公正。请求驳回宝杰公司的再审请求。葛万东答辩称，1、宝杰公司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分别是增值税票以及送货单，其中由于送货单有多人以及多次填写，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并涉嫌伪造，所以不能证明宝杰公司举证的送货单能够反映其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2、百慕大公司成立以后，葛万东实际出资已经全部到位。在2013年的7月8日，葛万东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所持股权分别转让给百慕大公司其他两位股东，而股东会对该转让的事实也予以了确认，所以葛万东所取得的资金系股权转让的收入，宝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葛万东抽逃注册资本。宝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百慕大公司立即向宝杰公司支付所欠货款389563.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39563.2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上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徐忠伟、葛万东在对百慕大公司抽逃出资范围（徐忠伟175万元、葛万东75万元）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1日，新开河公司及王雷共同向宝杰公司出具《还款计划》1份，载明：百慕大公司尚结欠宝杰公司货款389563.2元，由王雷负责还款，还款期限为：2015年11月30日前还款15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还款10万元；2016年1月31日前还清货款139563.2元。该《还款计划》还载明有新开河公司结欠高雪峰50万元等内容。《还款计划》落款处有新开河公司盖章，并由王雷签名及捺印。宝杰公司陈述，2015年，宝杰公司向百慕大公司供应钢板，该《还款计划》的出具就是源于上述货款。2015年3月24日与同年4月26日，宝杰公司共计向百慕大公司开具9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589563.2元，百慕大公司确认对上述9张增值税发票已经作入账并抵扣处理。宝杰公司还称，百慕大公司共支付了货款20万元。另查明：2013年5月10日，百慕大公司的原股东王江明、徐忠伟、葛万东完成对百慕大公司的出资义务。百慕大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原登记股东及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王江明50%、徐忠伟35%、葛万东15%，法定代表人为王江明。百慕大公司历经多轮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自2015年10月14日开始至今，百慕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雷鸣。2013年7月8日，葛万东与徐忠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葛万东将其在百慕大公司的5%股权计25万元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忠伟。2014年2月28日，徐忠伟与王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徐忠伟将在百慕大公司的40%股权计200万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雷。此后，百慕大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4日、2015年3月4日、2015年10月8日进行了多次股权转让，最终，雷鸣占百慕大公司的股权份额为100%。原审中，各方对王雷是王江明与雷鸣的儿子之事均无异议，但无书面证据材料印证。原审中，宝杰公司针对股东抽逃出资的主张提供了百慕大公司成立之初的银行往来明细表，显示：2013年5月22日，百慕大公司向徐忠伟转账支付520500元；2013年7月8日，百慕大公司以本票形式向葛万东支付78万元。经质证，徐忠伟认为，百慕大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520500元是用于百慕大公司的装修和货款，相关票据、账册在百慕大公司处。葛万东认为，百慕大公司以本票形式向葛万东支付78万元是股权转让约定的转让款。百慕大公司认为，上述520500元确实用于支付房租等用途，对上述78万元的用途不清楚。原审中，宝杰公司称，《还款计划》出具时，百慕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是雷鸣，但实际经营者是王江明与王雷，相关事务均由王江明与王雷处理，百慕大公司、徐忠伟、葛万东对此均不予认可。就双方争议的结欠货款事实，原审法院要求宝杰公司在限期内继续提供如送货单等证据材料，宝杰公司当庭表示没有送货单等其他证据，双方交易均是现场提货、付款、开票。宝杰公司就出具《还款计划》的王雷、新开河公司具有对账资格等事实和理由亦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据。上述查明的事实，由《还款计划》、增值税发票、百慕大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进账单、《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百慕大公司在中国银行胡埭支行的账户资金出入明细情况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就货物的交付及货款的支付等关键事实应该由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方式或交易习惯依法履行各自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本案宝杰公司主张买受人百慕大公司结欠货款，宝杰公司对此负有举证义务，且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百慕大公司、葛万东、徐忠伟均对宝杰公司的交货提出异议，亦对宝杰公司举证的《还款计划》不予认可，则《还款计划》是宝杰公司主张能否成立的关键证据。该《还款计划》由王雷和新开河公司出具，当时王雷和新开河公司既非百慕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股东、高管，亦非百慕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即便王雷是王江明与百慕大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雷鸣之子，宝杰公司仍应该对“王雷和新开河公司是否有权代表百慕大公司对外确认债务”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包括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新开河公司与百慕大公司系关联公司等事实。但经释明并给予宽限举证期后，宝杰公司仍然未提供用以证明标的物交付的送货单据等基本证据，故对宝杰公司提供的《还款计划》对本案宝杰公司诉请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宝杰公司与百慕大公司交易事实是否存在、百慕大公司是否结欠货款等宝杰公司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显然证据不足，宝杰公司有义务进一步举证证明，宝杰公司在本案中举证不力，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故对宝杰公司要求百慕大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基于百慕大公司结欠宝杰公司货款是本案中宝杰公司要求葛万东、徐忠伟承担责任的基础，既然基础事实不成立，宝杰公司要求徐忠伟、葛万东在对百慕大公司抽逃出资范围（徐忠伟175万元、葛万东75万元）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就失去了相应的基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宝杰公司的诉讼请求。宝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百慕大公司立即支付货款389563.2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39563.2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徐忠伟、葛万东在对百慕大公司抽逃出资范围（徐忠伟520500元、葛万东78万元）内承担补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百慕大公司、徐忠伟、葛万东承担。百慕大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新开河公司对外欠款无力偿还，王雷等在外躲债，宝杰公司找到他们后，要求他们在《还款计划》中盖章签字，王雷为了脱身才签字，故该《还款计划》并非王雷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使该《还款计划》真实有效，王雷也是代表新开河公司作出，百慕大公司并不结欠宝杰公司货款。徐忠伟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万东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3年7月8日，葛万东与王江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葛万东将其持有的百慕大公司1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江明。二审中，宝杰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的网站资料1份，用以证明：两公司在同一地点经营同样项目，具有混同经营的情形；王雷是新开河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经营了新开河公司和百慕大公司，故王雷有权代表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经质证，百慕大公司认为，网上信息的真实性不可靠，应以工商登记材料为准；王雷虽是新开河公司的股东，但并非百慕大公司股东。徐忠伟对上述网站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新开河公司与百慕大公司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葛万东认为，网站信息与工商登记情况不符，百慕大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是枫杨路6号，而新开河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枫杨路8号；新开河公司的股东有4人，分别为王江明、王雷、陈保仑、宫保庆，百慕大公司的唯一股东是雷鸣，无证据表明王雷实际经营百慕大公司。2.送货单3张及收据2张，用以证明宝杰公司向百慕大公司供应了58万余元的货物。上述送货单载明：送货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17日、3月18日、4月14日；“收货单位”处均载明“新开河储罐制造”或“新开河储罐”的内容，用蓝色圆珠笔书写；“货号”、“名称及规格”、“数量”处也均用蓝色圆珠笔书写了相关内容；“收货单位”下方的“地址”处用黑色水笔又书写了“江苏百慕大储罐有限公司”，并有绕开日期的书写痕迹；“单价”、“金额”处亦用黑色水笔书写了相关内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黄琼”字样的签名。上述收据载明：入账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13日、7月15日；“交款人”处载明百慕大公司；金额均为10万元，收款方式均为现金。经质证，百慕大公司认为，黄琼不是其公司工作人员，黄琼在该送货单中签字是代表新开河公司，故应是新开河公司收到了送货单中的货物；送货单分别记载了新开河公司和百慕大公司，不符合常理，且送货单中字体颜色不一样，存在事后添加的可能；其公司从未见过宝杰公司提供的收据，20万元现金不是其公司支付的，是新开河公司支付的。徐忠伟认为，送货单存在两种笔迹，并非同一人书写，“地址”处的“江苏百慕大储罐有限公司”的内容应是事后添加的。葛万东认为，黄琼并非百慕大公司工作人员，且送货单有添加和改动的痕迹。因上述送货单中存在字体、字迹颜色的不同，二审法院要求宝杰公司作出解释。宝杰公司称，当时，新开河公司口头要求购买卷板，卷板到达现场后要过磅，故重量是在收货人过磅确认后书写的；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是关联公司，且实际经营人是王江明，其公司只知道王江明要货，故送货前填写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是新开河公司，到了现场后发现是百慕大公司实际收货，故又添了百慕大公司，添加的内容是黄琼书写的。对此，百慕大公司称，卷板可以根据长度和厚度直接计算重量，无需称重，且其公司也无地磅，无法称重。3.自无锡市惠山区地方税务局调取的百慕大公司的个税缴纳明细，该明细可以看出，除2014年3月有较多人员缴纳个税信息外，其余月份均只有一两人的个税信息，用以证明百慕大公司的实际经营不能以税务信息为依据，也没有正常为职工缴纳税收和社保，其人员使用不符合常理，应以实际税务发票为准。经质证，百慕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为了让百慕大公司有个税缴纳信息，新开河公司的王江明在百慕大公司交税，后来王江明又在新开河公司缴纳个税。徐忠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反而印证了黄琼并非百慕大公司员工。葛万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个税缴纳明细中无黄琼的信息，也反映了黄琼并非百慕大公司的工作人员。4.百慕大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用以证明：百慕大公司在成立后进行过多次股权转让，葛万东将股权转让给徐忠伟和王江明时，三人商定以百慕大公司的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最后雷鸣是唯一股东，但雷鸣未参与百慕大公司的经营，百慕大公司均由王江明和王雷实际操控。经质证，百慕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百慕大公司确实是雷鸣负责经营的。徐忠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宝杰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葛万东、王江明、徐忠伟共同谋划抽逃出资，且在徐忠伟将股权转让之后，百慕大公司又经过多次股权变更，也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更加证明徐忠伟的股权转让也是合法的。葛万东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将股权已转让给王江明和徐忠伟，王江民和徐忠伟向其交付了本票1张作为股权转让款，本票的出票人是百慕大公司，但持票人是王江明和徐忠伟，故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百慕大公司结欠宝杰公司货款。理由如下：一、宝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存在事后添加的可能性较大，不能证明该送货单系向百慕大公司开具。首先，宝杰公司在一审中明确陈述没有送货单，其和百慕大公司的交易均是现场提货、付款、开票，二审中却又提供了载明百慕大公司内容的送货单，前后陈述矛盾，导致送货单系向百慕大公司开具的可信度降低。其次，从送货单的形式上看，“收货单位”处载明的是新开河公司而非百慕大公司，“地址”处虽然又书写了“百慕大公司”的内容，但字体颜色明显不一样，且并未划掉收货单位“新开河公司”，宝杰公司为进行本案诉讼而在“地址”处事后添加“百慕大公司”内容的可能性较大。最后，该送货单由黄琼签字确认，百慕大公司否认黄琼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宝杰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黄琼为百慕大公司人员，故亦无法认定黄琼系代表百慕大公司收货。根据以上分析，宝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不能证明系向百慕大公司供货，实际应是向新开河公司供货。二、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交易相对方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材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宝杰公司向百慕大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且百慕大公司已进行认证抵扣，但在送货单证明效力被否定的情况下，宝杰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百慕大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项下货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三、案涉《还款计划》不能认定百慕大公司认可结欠宝杰公司货款及相应金额。首先，该《还款计划》系新开河公司及王雷作出，并非百慕大公司作出。宝杰公司虽提供了相应工商登记材料及网站资料证明新开河公司与百慕大公司系关联公司且混同经营，但上述证据既无法看出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也无法看出王雷实际控制经营管理百慕大公司，故王雷无权代表百慕大公司，该《还款计划》仅对新开河公司和王雷产生约束力。其次，在宝杰公司直接向百慕大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该《还款计划》所称的“百慕大公司结欠宝杰公司货款”应指发票项下结欠的货款，因百慕大公司接受了发票，故在表述时直接表述成是百慕大公司结欠。再次，宝杰公司要求新开河公司和王雷出具上述《还款计划》本身也说明宝杰公司认可该款项是新开河公司所结欠，实质是新开河公司针对其与宝杰公司的往来而发票开具给百慕大公司的情况进行明确，同时明确由新开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雷负责还款。鉴于百慕大公司并不结欠宝杰公司货款，宝杰公司要求葛万东、徐忠伟就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责任就失去了基础。综上，宝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院再审期间，徐忠伟于2020年8月13日向本院提交一份举报材料，认为本案系宝杰公司伪造证据向百慕大公司、徐忠伟、葛万东恶意提起诉讼。理由如下：1、根据公开网站查询，宝杰公司股东高雪峰有高达8起的民间借贷案件，涉嫌从事非法经营和套路贷。2、王江明曾投资设立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王江明因缺乏资金，经常向高雪峰高息借款。3、本案证据《还款计划》既无百慕大公司盖章又无任何负责人签字确认，落款为案外公司盖章和案外人王雷签字。王雷签订该《还款计划》时，无任何身份、职务表明能代表百慕大公司。因此，系为故意牵涉百慕大公司而伪造。4、案涉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地址、规格、型号、价格均存在字迹、颜色等不一致且与书写习惯不符的伪造、变造痕迹。在宝杰公司提交的其他送货单中并无上述现象。5、送货单的签收人黄琼系新开河储罐有限公司员工，更进一步证明宝杰公司为牵涉百慕大公司而伪造证据。宝杰公司质证认为，本案中，宝杰公司与百慕大公司是正常的经营往来，当时百慕大公司是王江明为实际控制人，我方与王江明发生该笔往来的时候，我方以为是与新开河公司发生的往来，所以在送货单出库的时候写上了新开河公司的名称，后因送货直接送到百慕大公司，所以在送货单上添附了百慕大公司的名称，事后，王江明向我方提供了百慕大公司开票依据，我方依据送货单开具了全部的发票，并且在开票后王江明向我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了20万元，因此，本案诉讼的是真实经营往来，没有虚假的情形，与高雪峰借贷案件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葛万东质证认为，宝杰公司的股东为陈向红、高雪峰。陈向红是法定代表人，高雪峰是股东，两人系夫妻关系。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高雪峰涉嫌的民间借贷案件有八起，所涉金额在500万元左右，高雪峰已经构成职业放贷人。所以，本案中徐忠伟提出本案所涉货款可能是由民间借贷转化而来，是一起虚假诉讼。百慕大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问题。二、百慕大公司是否结欠宝杰公司的货款（主要涉及到王雷出具还款计划的行为，是否属于百慕大公司的职务行为。百慕大公司和新开河公司是否存在混同经营的问题）。三、徐忠伟、葛万东是否承担案涉债务的补充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在2021年1月13日的再审庭审中，徐忠伟陈述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时，也认为并无证据，只是打电话给王江明时，听王江明说的。宝杰公司对徐忠伟所称本案是虚假诉讼的陈述，也未认可。其次，即使宝杰公司股东高雪峰存在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也不能得出宝杰公司在本案中涉嫌虚假诉讼。因此，所谓宝杰公司在本案中涉嫌虚假诉讼，仅是徐忠伟的猜测，并无证据证实，不足以认定宝杰公司在本案中涉嫌虚假诉讼。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关于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首先，百慕大公司曾在马可波罗网站确认其前身是新开河公司，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之间存在大量无经营性资金流转，且两家公司经营范围相同，因此，可以认定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在资金方面存在混同。其次，王雷在2014年6月24日前曾担任百慕大公司的股东，百慕大公司2015年10月8日之后的唯一股东为王雷母亲雷鸣。新开河公司的股东为王雷及其父亲王江明。因此，百慕大公司与新开河公司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关于案涉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在宝杰公司二审提供的三张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处载明“新开河储罐制造”或“新开河储罐”，在“收货单位”下方的“地址”处又书写了“江苏百慕大储罐有限公司”字样，百慕大公司虽否认“收货单位及经手人”“黄琼”是其公司员工，但百慕大公司不能对送货单上“收货人”为何同时出现“新开河公司”和“百慕大公司”给予合理解释。同时，两张收据上的交款人载明为“百慕大公司”，但百慕大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却称实际付款人是“新开河公司”，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基于上述分析，案涉三张送货单与本案买卖关系能否成立存在关联性。基于新开河公司和百慕大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现象，新开河公司股东王雷向宝杰公司出具案涉《还款计划》的行为可以视为百慕大公司的行为。综上所述，百慕大公司虽称其欠宝杰公司的债务数额并未确定，但百慕大公司并未否定其欠宝杰公司债务，在百慕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王雷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所载明的欠款数额的情况下，百慕大公司应当依据《还款计划》，向宝杰公司清偿案涉欠款。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5月10日，百慕大公司原股东分别为王江明、徐忠伟、葛万东。徐忠伟、葛万东均已完成对百慕大公司的出资义务，葛万东所占股权比例为15%，徐忠伟所占股权比例为35%。此后，百慕大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4日、2015年3月4日、2015年10月8日进行了多次股权转让，至2015年10月8日，百慕大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雷鸣一人。至本案所涉《还款计划》出具时，葛万东、徐忠伟已经不是百慕大公司股东。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葛万东、徐忠伟在担任百慕大公司股东期间，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虽然葛万东、徐忠伟的股权转让款系百慕大公司支付，但并无证据证明葛万东、徐忠伟在转让股权过程中存在与受让股权的股东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宝杰公司基于2015年10月21日的《还款计划》，认为葛万东、徐忠伟未完成百慕大公司的出资义务，应当在百慕大公司抽逃出资范围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初4260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1670号民事判决；二、江苏百慕大储罐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无锡宝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89563.20元及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139563.2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389563.2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无锡宝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44元，由江苏百慕大储罐制造有限公司负担7144元，由无锡宝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71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继军审判员  何春兰审判员  邰虓颖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