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辖终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兰为民，男，195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生命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凯宾路**院****生命湖酒店****。法定代表人：李冬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婕，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良翠，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兰为民因与被上诉人生命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湖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524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兰为民上诉称，一审法院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违背了司法“两便原则”。司法程序的“两便原则”为实务共识，从便利当事人诉讼的原则，其涵盖便利当事人的起诉、举证质证、诉讼调查取证和权利义务的履行和认定。不是单一的“就近一方当事人原则”。就本案而言，不能简单的以提起起诉的生命湖公司注册地在房山区，对其起诉就上升到了“便利当事人”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兰为民在应诉之初就提出了案涉争议较大、牵扯履行内容、权利主体、实际履行进度和适用法律规定等繁杂的内容。而今，因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案外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更显本案不适合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法院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争议管辖条款、法律法理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案涉争议条款属于“约定不明”的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案涉争议应由合同履行地即大兴区法院管辖。案涉条款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该条款明确了协议主体方分为甲方和乙方，甲方为汪志阳、生命湖公司，乙方是兰为民。甲方又有两个住所地不一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汪志阳为自然人，其住所地以户籍地为基础，其户籍地在浙江省而非房山区，生命湖公司注册地在房山区辖区内。甲方作为合同一方当事方，具有一个整体性，但是汪志阳和生命湖公司两个主体的“所在地”并不是同一和一致的，所以案涉条款设立之初就是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应按“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定管辖的规定原则确定案涉争议管辖法院。“约定”不明的认定不是看看约定时可能涉及的法院是不是有管辖连接点这一单一的标准。具有实际管辖连接点的法院是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法院，但是约定管辖的法院存在管辖连接点时就是约定明确的，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在约定管辖的框架下，约定无管辖连接点的法院的约定肯定是无效的。因为约定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本就要求应与争议必须具有实际联系即管辖连接点。但是约定的管辖的法院有连接点不代表“约定”就是明确的。“约定”明确要求管辖法院的起诉选定不能出现不唯一、不同一的情况，否则约定就是不明确的。这与起诉确定的规定不一致，不能将起诉选择一个确定的法院就认定为“条款约定”唯一、约定管辖是明确的了。本案中，合同甲方为多个当事主体，诉讼请求内客以及涉及的请求主张依据的事实均涉及甲方全体当事主体，故本案协议约定的“一方”包括汪志阳和生命湖，管辖法院就有浙江的法院和房山区法院，显示是不唯一和有争议的了，明显属于“约定”不明。本案一审混淆了“起诉法院”和“约定法院”，任何案件向一个法院递交起诉书启动诉讼时，法院都是唯一的。但是本案条款理解应该基础条款设立之初的习惯、理解、认知和文辞字义进行依法合理的解释。根据民法典解释的相关规定，应考虑民事法律行为的有关解释规则和合同条款的有关解释规则，并适用其解释规则。本案双方是指甲方“汪志阳、生命湖”，乙方“兰为民”。争议也是指双方而非将甲方拆分后三方。“原告”是甲方或者乙方，其设立争议条款的预见性内容就是起诉管辖的法院可能兰为民住所地海淀区法院、也可能是汪志阳住所地浙江省的人民法院、还可能是生命湖住所地房山区法院。这个三个法院在协议条款设立和预期时不能排他和唯一。所以是“约定”的不明。生命湖公司向房山区法院起诉，看似其作为原告向其住所地法院即受理法院是唯一的，不存在误解。这只是一审法院将“起诉”法院作为动词链接的理解所致。与实现预设的协议条款的意思表示明显是不一致的。所以一审法院的理解错误，没有站在协议条款设立之初的本意去解读。本案管辖条款属于“约定不明”情形，后行为-起诉法院不能否定约定不明的认定。本案争议较大，争议主体涵盖了汪志阳、生命湖公司和兰为民，其权利义务主体也是该三个法定主体。现在争议主体涉及两个，但是正如前述汪志阳和生命湖公司作为合并主体承担的义务涉及汪志阳和生命湖，无论审查不审查实体，案涉争议都不是简单的明确的诉讼争议可以定性的。应诉之初兰为民就已经告知一审法院因为生命湖公司和汪志阳交付违约，导致兰为民产生案外争议造成损失和存在生命湖公司与汪志阳的违约情形。兰为民要反诉，反诉被告肯定是汪志阳和生命湖公司，所以本案不应用简易程序审理。兰为民及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转为普通程序后再对管辖异议进行审查裁决，但是一审法院在兰为民提管辖异议之初表达出的反对意见，结合其结论，让兰为民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公平公正的认定、审查、评判本案实体和程序。在前述的种种情形基础上，本案应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协议条款”意思表示的基础上，适用“约定”不明的认定规则，认定本案协议设立时的管辖约定是不明确的，按照法律规定，约定不明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适用合同纠纷管辖确定规则，即本案应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管辖审理。本案协议确定签署地、股权转让目标公司注册登记地、股权转让“变更履行地”均在大兴区法院辖区，而《股权转让协议》另一主要的履行义务即“物业交割的履行地”及注册登记地也在大兴区。大兴区是本案涉及的协议完全履行的主要履行地，而本案现在除了款项交付争议，款项交付成就的条件，履行是否完毕，是否存在违约也有很大的争议。兰为民因为生命湖公司和汪志阳交付违约还和案外人产生了诉讼纠纷，至今没有办法完整行使目标医院的经营和管理权，导致兰为民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相关合同纠纷管辖的法律规定，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是本案争议的管辖法院。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生命湖公司对于兰为民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生命湖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以兰为民未依约付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兰为民向生命湖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3753235.3元及滞纳金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汪志阳、生命湖公司与兰为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同时，该合同在首部约定：“生命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凯宾路**院****生命湖酒店****”管辖之价值在于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确定双方争议解决的管辖法院，具有确定性及可预期性。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争议向一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合同中载明了一方的地址，该地址作为争议管辖连接点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中无相斥意思表示、各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地址应成为确定管辖的连接点。鉴于生命湖公司为本案原告且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故双方当事人选择纠纷由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明确，符合上述法律关于协议管辖范围的规定，且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约定管辖法院明确，应认定有效。兰为民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管辖条款属于约定不明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前述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有效的管辖约定，故本案应依据当事人的约定确定管辖。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据此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兰为民的其他上诉主张一节。首先，两便原则仅系诉讼中的一般性原则，其并非成文的法律规定，在本案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下，两便原则不能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其次，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是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只要当事人的主张及提交的初始证据在形式上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即可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认定。故此，本案涉及多少权利义务主体、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兰为民是否提起反诉、当事人在案涉协议的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兰为民与案外人产生纠纷的情况、兰为民是否完整行使了目标医院的经营和管理权，均不属本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和认定。综上，兰为民关于本案应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蒋春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吕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