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启新，男，196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贤发，男，196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卫国，男，196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冲，男，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君才，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乌金农场，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乌金山。法定代表人：刘志力，该农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明，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乌金农场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3民初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武汉市乌金农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武汉市乌金农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2010年3月，武汉市汉南区农（林）业局受区委、区政府的安排就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马影河生态林工程委托李启新投资入股的原华新园林公司施工，工程的区域地块不仅包括污水处理厂以北的160亩，而且也包括污水处理厂以南的区域即本案诉争地块。（1）本案诉争地块与已经获得补偿的污水处理厂以北160亩土地是同时委托、同时许可、同时规划、同时施工的整体项目；（2）诉争土地上的树木不是原华新园林公司从该项目退场后“其股东李启新与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纱帽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南至纱帽街兴四路沿马影河路段即诉争地块进行植绿”，而是在退场前就已经种植树木了。(二)、李启新在《马影河生态园建设情况概述》自认：“补偿40万元后，我提出排污口以南至兴四路沿马影河滩地即诉争地块全部由本人经营管理，并签订协议。因种种原因未能签订书面协议，只有口头承诺，给予我经营使用”仅能证明其要求签订书面协议未果，但不能证明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诉争土地上植树行为是在退场后实施的。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土地处于汉南经济开发区（现为汉南经济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汉南经济开发区于1992年经武汉市人民政府以武政〔1992〕70号文批准成立，汉南经济开发区内土地属国营乌金农场，早期规划建设用地不需要重新审批，设置开发商住、商贸、科技园等用地只需划转。所以涉案土地权属人虽为武汉市乌金农场，但根据武政〔1992〕70号文成立的汉南经济开发区及其用地规划，涉案土地于1992年早已划转给汉南经济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即涉案土地权属人虽为武汉市乌金农场，但土地使用权人为汉南经济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一审中主张武汉市乌金农场不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且需追加其他当事人以便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遗憾的是没有被采纳。三、本案不属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涉案土地权属人虽属武汉市乌金农场，但根据武政〔1992〕70号文成立的汉南经济开发区及其用地规划，涉案土地早已划转给汉南经济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次，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涉案土地上平整土地、覆盖垃圾、植树造景是经过行政许可的，即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与汉南区农（林）业局达成了特许经营协议。本案现因未达成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而由武汉市乌金农场提起诉讼，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规定，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后，本案案件事实存在林木、林地所有权争议。四、一审法院根据案外人董安星签订的《东城垸农场农业经营性资源承包合同》作出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共同向武汉市乌金农场支付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土地给武汉市乌金农场之日止的土地占用费（按照99.87亩、每年170.5元/亩的标准计算）的判项明显错误。武汉市乌金农场辩称，一、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认为涉案土地与污水处理厂以北土地是同时委托、许可、规划、施工，没有事实依据。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或承包协议，且有关结算协议仅提到污水处理厂以北土地，没有提到以南地块，恰好说明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不享有以南地块使用权。二、涉案土地权属经区土地局认定使用权人为我方，我方是本案当然的合法当事人，且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签订了土地承包或许可协议，不存在追加问题。三、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畴，被申请人不属于行政主管部门，不存在行政权力调整划转土地，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且涉案土地性质不属于林地，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没有获得林权证，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四、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违法侵占土地长达九年，不应因其未被阻止而变成合法占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汉市乌金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立即共同将现占有的武汉市乌金农场位于汉南区纱帽街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区域地块（东起企业院墙、西至××、南至××、北至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诉争的土地，在清除地上苗木及建筑物、附着物后返还给武汉市乌金农场；2.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向武汉市乌金农场支付2012年12月1日开始至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实际返还第一项范围内的土地给武汉市乌金农场之日止的土地占用费606667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武汉市汉南区农（林）业局受区委、区政府的安排就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临马影河区域地块以北160亩地块造林绿化，委托李启新投资入股的原华新园林公司施工。其后，原华新园林公司在上述地块进行平整、栽种苗木。2012年11月5日，原华新园林公司与汉南区农（林）业局签订《绿化项目结算协议书》，约定：一、根据原华新园林公司工程完工后要求结算的2010年3月19日《汉南区纱帽街马影河生态林工程决算书》由汉南区农（林）业局一次给付工程及养护款400000元；二、原华新园林公司自收到该款项后立即从该项目地退场；三、本协议自签订后汉南区农（林）业局给付原华新园林公司400000元到账之日起生效。2012年11月7日，汉南区农业局与汉南区环保局签订《协议书》，就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改造项目拟用土地上的林木、鱼塘补偿约定：区环保局一次性向区农业局补偿400000元；区农业局负责土地、鱼塘清退的相关工作及土地上附作物的清退。2012年11月30日，汉南区农（林）业局向原华新园林公司支付了400000元款项。原华新园林公司从该项目退场后，其股东李启新与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纱帽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南至纱帽街兴四路沿马影河路段即诉争地块进行植绿，长期占用上述地块。2017年，原华新园林公司注销。2019年6月20日，李启新在《马影河生态园建设情况概述》自认：“补偿400000元后，我提出排污口以南至兴四路沿马影河滩地即诉争地块全部由本人经营管理，并签订协议。因种种原因未能签订书面协议，只有口头承诺，给予我经营使用。”2020年4月28日，武汉市乌金农场向李启新送达了《退地通知书》，载明：“自收到本通知书后30日内腾退违法占用的位于汉南区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处理厂临马影河区域地块土地，并清除地上苗木及建筑物、附着物，将地块无偿交还武汉市乌金农场。”李启新注明“已签收”并签名落款。2020年7月2日，李启新在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处注明：汉南区纱帽街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临马影河区域范围内树木由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四人合伙投资种植。2020年10月20日，武汉市乌金农场申请对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占用的诉争地块即汉南区纱帽街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临马影河区域的四至范围及占用土地面积进行勘验测量。2020年12月16日，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出具的《武汉市乌金农场测量说明》，载明：李启新等占用武汉市乌金农场土地面积99.87亩。一审法院另查明，在2018年前，诉争地块由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武汉市汉南区农（林）业局分别代为管理过。2019年8月6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区国土规划局关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邻马影河区域范围权属问题的回函》，载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邻马影河区域（诉争地块）权属人为武汉市乌金农场。”一审法院又查明，案外人东荆大队与案外人董安星签订的《东城垸农场农业经营性资源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约定：经营田中，旱地每年220元/亩、旱田每年400元/亩。武汉市乌金农场起诉的土地占用费标准是按照上述《承包合同》约定的旱田每年400元/亩的标准计算。虽东城垸农场与武汉市乌金农场现均属于汉南区东荆街道办事处辖管范围，但仍属于不同的农场主体。乌场发[2003]1号文件《乌金农场关于调整农业资源承包费用政策和加强完善农业基层单位管理有关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载明：农业资源承包费收费标准为水田每年121元/亩，精养鱼池每年388元/亩，半精养鱼池每年297.6元/亩，粗养鱼池每年251.3元/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武汉市汉南区纱帽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南至纱帽街兴四路沿马影河路段99.87亩土地即诉争地块权属系武汉市乌金农场，故武汉市乌金农场依法对该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虽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辩称，原华新园林公司是经过汉南区农（林）业局口头委托，且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排污口以南的土地即诉争地块植绿，与已经获得补偿的160亩土地是同时委托，同时许可，同时规划，因此不存在非法占用诉争地块。但是其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农（林）业局对其进行过委托、许可或签订承包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012年11月5日，原华新园林公司与汉南区农（林）业局签订《绿化项目结算协议书》载明：原华新园林公司自收到400000元款项后立即从该项目地（排污口以北的160亩土地）退场。后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未经武汉市乌金农场或相关单位同意授权无权在诉争地块进行植绿，其行为属于非法占用的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故一审法院对武汉市乌金农场关于要求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清除地上苗木及建筑物、附着物并将诉争地块返还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长期占用武汉市乌金农场诉争地块，应支付武汉市乌金农场土地占用费。2012年11月30日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收到400000元后，按照协议应从项目地退场。故武汉市乌金农场请求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土地占用费起算时间为2012年12月1日，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费用标准，因诉争地块属于滩涂，并非旱地亦或是水田，更非武汉市乌金农场起诉所参照的旱田，故一审法院酌定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旱地每年220元/亩与《通知》规定的水田每年121元/亩的综合均价即每年170.5元/亩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现占有的武汉市乌金农场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兴四路至纱帽污水厂临马影河区域地块（具体详见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出具的《武汉市乌金农场测量说明》附的《李启新等占用武汉市乌金农场土地面积位置示意图》）约99.87亩土地，在清除地上苗木及建筑物、附着物后返还给武汉市乌金农场；二、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共同向武汉市乌金农场支付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实际返还上述土地给武汉市乌金农场之日止的土地占用费（按照99.87亩、每年170.5元/亩的标准计算），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武汉市乌金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67元，由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负担2099.2元，武汉市乌金农场负担7767.8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武汉市汉南区纱帽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南至纱帽街兴四路沿马影河路段99.87亩土地即诉争地块属武汉市乌金农场所有，武汉市乌金农场依法对该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现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占用了诉争地块，武汉市乌金农村基于物权保护提起排除妨害，因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诉争地块的占有属合法有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综上所述，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9.2元，由李启新、江贤发、罗卫国、李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文审判员 丰 伟审判员 安林锋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严洁书记员何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