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02民初309号 原告：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兰国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义，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圣泽，吉林良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松原市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魏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义，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宛宝全，吉林迅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菏泽市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王海燕，总经理。 原告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诉被告松原市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菏泽市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义、于圣泽，被告法定代表人魏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宛宝全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某公司诉称：2016年7月16日与被告某公司签订合同，作为松原地区的代理，销售其生产的某水龙牌秸秆捡拾打捆机，约定代理期间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16年10月20日某公司出具承诺书，某公司做为某公司的二级代理商，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某公司盖合同专用章。2017年6月5日与被告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书，约定被告某公司为松原市二级代理合同，代理销售原告代理的某捡拾打捆机，销售后净利润三分之一归原告，合同履行至2020年末。被告某2017年度履行合同，分给原告利润款6万元。某公司私自背着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合同时间2017年1月1日是假的，实际是9月份去查干湖招待某的人签订的合同。2018年和2019年被告某公司依据私自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取代了被告某公司与原告的代理关系。因为原告系松原地区的代理商，期限至2020年末。故被告某公司销售代理行为，应为原告的代理行为。被告某公司于2018年度销售50台，获得利润38.30万元。2019年度销售20台，获得利润22.50万元，原告应分得202,666.67元。 原告认为，原告与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合法有效，代理区域是松原市（包括四县一区），期间为2016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虽没有约定是独家代理，如果一个区域设两家代理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某农机辩称不是独家代理，不能成立。原告与某公司代理合同没有解除，一直在履行过程中，某农机根据与原告签订的二级代理协议，在松原市的销售行为应是在履行原告的代理行为，原告与某农机也曾经在2017年7月12日进行分成结算，可以证明在2017年7月12日前某农机还在履行其作为二级代理协议约定，其当时还没有与某公司签订代理合同，某农机在法庭上出示的代理合同是在2017年1月1日签订，与事实不符，是日期倒签的结果，请求法庭予以认定。 某公司与原告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中虽然形式上只体现TYSL70100型号一种打捆机，因其与原告签订代理合同时只生产一种机型，随着政策及市场情况变化，后续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在研发和改进，派生出后续机型，某农机在松原地区的后续销售机型统计表已经盖章确认，在承诺书中也明确是某公司生产的所有机型。某农机庭审时声称，某公司在2016年就生产所有机型，应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某公司生产若干机型，只让原告代理一种机型不符合市场的客观规律，所以某农机方的说法原告只代理销售一种机型没有依据，不能成立，与事实及承诺书上的意思表示不符。 某农机及其代理人在庭审调查时说与原告签订二级代理协议、销售台数及机械统计表上的章不是某农机盖章，原告曾持有某农机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原告不是某农机公章的管理人，所有协议上章都是在魏某知情的情况下，魏某自己加盖的，与鉴定报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某农机公司的魏某称不知情，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某农机也没提交证据支持。 某农机所列举的证据，增值税发票开票时间是在原告和某公司代理合同履行期间，2017年某农机也和原告进行了分成，也说明某农机是在履行二级代理合同的认可。 综上，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所举证据及鉴定报告客观详实，完全可以证实原告的诉请，被告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某公司在原告代理期间有过错，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五百七十七条、五百七十九条、五百八十四条及《销售协议书》之约定，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某公司应当给付原告分成202,666.67元。2、被告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案件诉讼费4340、00元及鉴定费6,600.00元由被告承担。 某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被告某公司并不知情。而且从庭审中原告所举证据中的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看，原告不是被告某公司在松原地区的代理商，更不是独家代理商；从该合同中的买卖标的物看，仅有一个农机型号；从销售价格看，只有在原告的销售数量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原告才能享受合同约定的价格优惠，且优惠的时间段仅限2016年度。因此，无论是销售的标的物种类、销售返利条件还是代理销售的排他性来看，都与原告所述的事实不符。原告所主张的销售农机型号远远多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合同中的农机型号。被告某公司所享受的被告某公司的销售价格也不是依据原告所签署的合同，原告没有在松原地区的独家代理权，不能排除被告某公司在松原地区与其他经销商签署销售合同，被告某公司无须征得原告同意或者用原告的名义从被告某公司处取得农机产品。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某公司销售农机应给予原告分成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告所提供的2017年6月5日的《销售协议书》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协议书上的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是被告代理人兰义未经被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某同意，而擅自加盖的。有兰义与魏某的电话通话录音为证（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录音载体及文字整理资料）。经被告某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这份协议进行了鉴定。其结论之一是“至2020年末”这几个字与协议中其它文字相比较是“添写形成”。对此原告代理人兰义当庭辩解，是在办公室书写其他文字之后，用另一支笔书写而成。但是，对比兰义与魏某的电话录音可知，兰义在录音中说这份协议书是在车内书写而成。这就与兰义当庭的辩解相矛盾，一个是车内、一个是办公室内。可见代理人兰义当庭辩解是虚假的。而且通读《销售协议书》，其主文都是约定2017年的销售分成，只有加上“至2020年末”才能将所谓的合同效力又延伸三年。即从文意表述看，“至2020年末”这几个字也是与主文内容不相一致的。因此，“至2020年末”这几个字基于鉴定结论的存在，是不能认定为《销售协议书》的内容之一的。即销售协议的效力对双方的约束时间为2017年，而不应该是2020年末。更何况由于代理人兰义承认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他曾经保管，该协议中的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其加盖。这也决定了《销售协议书》不是被告某公司所为，被告某公司对此不知情，也不承认该协议对被告某公司的约束力。最后一次庭审，原告提供了2016年10月20日《承诺书》一份。意图证明某公司作为某公司的二级代理商至2020年末。但被告某公司不认可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及效力。首先，被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某能够写字，而该《承诺书》上没有一个文字是魏某所书写，却都是原告代理人兰义所书写。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从《承诺书》的文字看，主文全是以某公司的语气在表述，但最后一句“如同意请盖章”却是原告某公司的语气。因为承诺书需要承诺人盖章，如果主文的文字都是承诺人所写，承诺人怎么会不同意，承诺人又怎么会不盖章。所以“如同意请盖章”暴露了这个文字全是某公司伪造的，属于画蛇添足。又因为兰义保管着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他又有盖章的便利条件。综合上述，《承诺书》系代理人兰义伪造。原告代理人兰义当庭表述该《承诺书》是在魏某派人陪同某公司人员去查干湖旅游背景下签署的，而《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这季节已经不是查干湖旅游季节了。可见《承诺书》书写人兰义不能对《承诺书》形成时间给予合理说明。 原告提供了《某打捆机分成：（2017年）》的文字材料。但是这份材料中只有纸面中间部分“魏某”三个字是魏某本人书写。而且这三个字与整个材料中的文字配合起来看，不能表明魏某签名是什么主观想法，是债务人还是合伙人或是其他身份，这些都无法确定。魏某当庭表示，这是三个“魏某”是她在空白纸上所书写，其他文字是什么时间写上去的她不知道。而且从《某打捆机分成：（2017年）》整个材料看，魏某这三个签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不是签在这张纸的所有文字最下边（对前面文字认可），也没签在欠兰义钱款的数额后边（代表对债务情况的认可）。这也反映出有人用魏某随手写的自己名字的一张空白纸做了一个2017年分成单据。原告所提供的农机销售价款、数量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某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案争议相关年度的销售统计表格及发票。综上，被告某公司并不是原告的二级代理商，被告某公司与被告某公司直接签署了销售合同，销售农机型号多于原告某公司合同中的农机型号，而且被告某公司给被告某公司的农机价格及优惠也是与原告某公司合同中约定的不一致。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2016年7月16日与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松原地区的代理，销售其生产的某水龙牌规格型号TYSL70100秸秆捡拾打捆机，履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某公司盖合同专用章，某公司盖公章。 2016年10月20日某公司盖章的承诺书，内容为“2016年与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我经销了其产品打捆机已给某公司兰义分成陆万元，今后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愿春作某商贸有限公司的二级代理商，至期满(2020年12月31日)今后某厂家生产的任何型号打捆机都由我销售，净利润三分之一给某公司兰义，三分之二归某公司，以后进货、销售、补贴、售后服务均由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以上是某公司的承诺！如同意请盖章。承诺方:某公司盖合同专用章。”以上内容全部是兰义书写。 2017年6月5日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书，内容为:“松原市兴某商贸有限公司代理的某牌打捆机，2017年某农机可作为松原市二级代理商进行销售，，代理新销售原告代理的某捡拾打捆机，销售后净利润三分之二归某公司，三分之一给某。至2020年末。”双方盖合同专用章。 某公司2017年度履行合同，于2017年12月份算账，分给某公司利润款6万元。 2017年1月1日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经销代理合同，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销售规格型号TYSL70100等4个型号秸秆捡拾打捆机、两个型号打捆机，销售区域:仅限松原地区中的四县一区。松原地区的代理商。被告某公司于2018年度销售50台，2019年度销售26台。 某公司申请对2017年6月5日的《销售协议书》中的“至202年末”几个字是否与其他字体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2440号司法建议意见书:1、送检标称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5日”、协议人“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松原市某农机”的《销售协议书》正文第三行“至2020年末”字迹与其它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而是填写形成;但无法判断两者的形成时间间隔。2、送检《销售协议书》上协议人处“松原市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手写字迹之后。鉴定费66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买卖合同、承诺书、销售协议书、分成明细单、2018年至2019年度销售统计表、发票14枚、前郭县农机服务中心情况说明、2018年至2019年度全国各省市农机购置补贴登录入口;被告提供的经销代理合同、录音光盘、增值税普通发票15枚、发票数据、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2440号司法建议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在卷为凭，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某公司、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有效。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转委托合同有效。被告被告某公司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经销代理合同有效。两份合同约定均为一般代理。2016年10月20日某公司盖章的承诺书，作为二级代理商至2020年12月31日。2017年6月5日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书中“至2020年末”，被告认为不是当时书写，是后填写的。经鉴定“至2020年末”字迹与其它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而是填写形成;但无法判断两者的形成时间间隔。本院认为某公司与某公司之间的转委托代理期间为2017年度。原告请求被告某公司给付2018年至2019年度的分成款于法无据。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松原市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手写字迹之后。故某公司应承担鉴定费33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40.00元由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6600元，原告松原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松原市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各负担3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洪山 人民陪审员  贾兴楠 人民陪审员  耿 聆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谭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