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681民初2226号原告：金保友，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原告：金彩英，女，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伟，浙江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国法，男，196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锡泉，男，住杭州市拱墅区，由诸暨市大唐街道柱山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第三人：金晶豪，男，199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伟，浙江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金芬英，女，196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原告金保友、金彩英与被告金国法、第三人金晶豪、金芬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保友、两原告及第三人金晶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伟、被告金国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锡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金芬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保友、金彩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两原告和被告金国法在2006年1月4日订立的关于生产生活用地转让的《协议书》于2017年7月13日依法解除。事实与理由：两原告和第三人金晶豪为原诸暨市大唐镇金家村（现大唐镇柱山村）村民。2003年，金家村的土地被征用，为保障征地后村民生产生活，按照当时的征用政策及村民大会决定，该村村民每人可分得生产生活用地一块。原告家庭常住人口三人，可分得生产生活用地三块。2006年1月4日，被告金国法与两原告进行协商，要求购买原告家庭的三个房屋屋基。当日，三人签订《协议书》一份，以虚假借款抵债形式将该生产生活用地三块抵偿给被告金国法，约定：乙方将本村分来的生产发展用地三间，折合成人民币276000元抵债于甲方；生产发展用地（房屋基）落实后，如乙方反悔，乙方应归还甲方全部借款及赔偿相应款项利息人民币/万元。协议订立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76000元款项。后该屋基地因审批原因一直未能落实。2017年上半年，该生产生活用地规划方案获国家批准。两原告及第三人金晶豪基于家庭长远生活考虑以及《协议书》本身有相关约定，于2017年7月10日通知被告解除《协议书》。但被告金国法于2017年7月13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对此不予理睬。双方就此发生争议。两原告多次向镇政府反映该情况，镇政府协商无果建议起诉。两原告向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金国法解除合同，后因主审法官认为合同无效并阐明，诉讼请求变更为为确认合同无效。该案审理过程中两原告得知，两原告和第三人金晶豪应得三块生产生活用地已由第三人金芬英（金国法之姐）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参加了抽签，抽签所得三块生产生活用地的相应位置坐落于柱山村金家创业园第7幢靠东侧1#、2#、3#。该案经二审终结，判定合同有效（但合同解除事宜不作审理）。原告家庭认为依据双方所约定协议内容，合同已经解除，且一审法院判决中本身也已明确，该案审理的合同是否无效，不涉及物权变动结果。由此，该三块生产生活用地使用权仍属于原告家庭。两原告多次联系被告金国法及第三人金芬英，要求协商解决退款及生产生活用地事宜。但被告和第三人金芬英对此不予理睬。原告认为，该村关于生产生活用地的分配实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村民系于自身身份而获得，该生产生活安置用地的分配、规划审批和使用，有保障民生之重要属性，依法属于不适用强制履行的标的物。同时，根据与被告金国法签订《协议书》之第3条约定内容，允许两原告反悔，也约定了退款赔偿利息损失，双方关于该生产生活用地的转让本身约定了解除条件。现该协议已经依约定解除。同时该三块生产生活用地使用权也从未按《物权法》第59条第二项规定依法定程序处理，未发生物权变动，被告及第三人金芬英没有合法取得物权，土地不存在返还问题。被告金国法辩称，1.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受理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而本案原告曾于2017年8月25日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起诉，前案审理中原告又将解除协议变更为确认两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无效。案经一、二审判决，均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也被驳回再审申请。现原告又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起诉，显然违反了一事不能二议的诉讼原则，依法不应立案受理。2.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1）在（2017）浙0681民初11157号案件（以下简称11157号案件）中，原告一审时从诉请“解除双方2006年1月4日订立的协议书”，变更请求为“确认双方2006年1月4日订立的协议书无效”，而一审判决确认原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在上诉中并无异议，证明原判正确，可上诉时又提出解除原协议书，超出了上诉请求的范围，也被驳回。（2）原告的本次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于2006年1月4日签订协议书的当天，两原告又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授权书，其中载明：“兹有本村村民金保友家庭，因经济周转困难向本村金国法借款，经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协议，将本次分配至该户的三间生产发展用地抵借款于金国法，以后有关事宜及所有权归村民金国法所有，永不反悔”，并划去了协议书载明的出卖人反悔后“赔偿相应款项利息人民币贰拾万元”等内容，这是对前一协议一年内乙方可以反悔这一内容的修改。因此，前案判决确认涉案双方的协议书、授权方合法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原告是主张撤销协议或协议无效，均已超过一年和二年的诉讼时效，其实前一次起诉原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本次起诉抓住协议第三条允许乙方反悔的内容，避开此后授权书中的修改内容，主张解除协议毫无法律根据。3.仅凭乙方（原告）2017年7月10日解除合同的通知书不能证明合同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必须经过双方合意或者法院判决撤销方属解除，何况确认协议无效及撤销协议的条件已被原告此后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变更所否认。而法律只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协议或者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的权利，没有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确认合同依法解除的权利。4.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并非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实为用地指标，用地指标并非物权，只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期待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双方签约后，原告家可获得的三间生产发展用地这一权利即归被告享有。在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前，被告已通过抽签获取了三间生产用地的位置，村级组织已认可三间用地指标变更至被告名下，说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转让已经完成，而且本协议所涉地基的转让不存在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形。虽然2017年涉案地基尚未办理物权登记，根据《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不能据此解除原协议及授权书（补充协议）并返还三间屋基地。5.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适用类型为划拨，并非原告诉称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更不是村民宅基地，被告也不存在一户多宅的问题。因此，被告向原告受让生产用房地基指标并不违反任何禁止性规定，即使本村以外的人受让也是合法的。6.原告的转让行为并未违反《民法通则》第18条之规定，协议和授权书的出让原因系“由于经济周转困难”，自然包括抚养和培养当时尚未成年的第三人金晶豪，包括为子看病等用途，客观上包含了为被监护人利益的出发点。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原告见利忘义，任意反悔，有失诚信，本次原告重复起诉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金晶豪述称，同意两原告的起诉内容，本案协议书应当解除，其属于一级残疾人，完全没有听力，属于低保户，生产能力明显不能保障，从本案讲，由于其父母签订案涉协议书，使其不能取得地基，但该地基的取得对于其将来的生活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请求法庭解除合同，保障其生产权。第三次金芬英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三人金芬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除了被告提供的授权书复印件二份之外，原、被告及第三人金晶豪对对方提供的证据之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在下文中阐述。对被告提供的授权书复印件二份，经核实，原件存于11157号案件中，原告及第三人金晶豪在该案中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能否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在下文中阐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原诸暨市大唐镇金家村（后并入原大唐镇柱山村，现属于大唐街道柱山社区）的土地被征用后，其中252.91亩用作生产生活用地（即金家创业园），划给村民使用。根据当地政策，每位村民分得生产发展用地一间，可用于建房。原告金保友与金彩英系夫妻，第三人金晶豪系两原告之子。2006年1月4日，原告金保友、金彩英（乙方）与被告金国法（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因经济周转困难向甲方借款276000元，由于乙方无力偿还债务，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将本村分配的生产发展用地（房屋基）三间，折合人民币276000元抵债于甲方；二、三间生产发展用地如在一年内未落实到位，乙方应归还甲方所欠债务及相应利息；三、生产发展用地落实后，如乙方反悔，应归还甲方全部借款，并赔偿利息人民币贰拾万万元。被告金国法已于签约当日汇入原告金保友的账户人民币276000元。同日，原告金保友、金彩英还出具了一份授权书，其中载明：兹有本村村民金保友家庭，因经济周转困难向本村金国法借款，经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协议，将本村分配至该户的三间生产发展用地抵借款于金国法，以后有关事宜及所有权归村民金国法所有，永不反悔，特此授权。嗣后，原告金保友和被告金国法又签署了一份授权书，载明受托人金国法代表金保友代为抽签三间。上述两份授权书，除了当事人的姓名、生产发展用地的间数和署名系书写外，其余部分内容均系打印，后一份授权书还加盖了原诸暨市大唐镇金家村民委员会的公章。随后被告金国法出面抽取了金家创业园68幢4-9号六间生产发展用地的位置，第三人金芬英出面抽取了7幢1-9号九间生产发展用地的位置（从分配图来看，7幢1-9号标注在“金粉英”名下），抽签时间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金国法在庭审中陈述，其受让来的地基有好几家，其买了一部分，其姐姐金芬英自己有一部分，姐弟二人有约定，哪几间归其，哪几间归金芬英，二人自己分好的，从原告家购买的三间，二人商量写在金芬英名下，所以9间由金芬英去抽签，6间由其自己去抽签；其实当时抽签的时候也没有确定具体的位置，具体是抽起来看的，不确定的，包括姐弟俩所有的15间，没有说哪几间属于原告所有，只不过11157号案件的一审法官当时作了假设，假设要返还，于是就确定7幢1、2、3号是从原告家购买的三间。2015年7月3日，原诸暨市大唐镇柱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前身诸暨市大唐镇柱山村经济合作社的名义领取了其中68650.3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上载明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次年12月30日，上述地块第1-28幢、第41-88幢的厂房建筑设计方案进入公示阶段。2017年1月25日，原诸暨市大唐镇柱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获发上述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6月16日至7月7日期间，金家创业园建房小组先后三次发布通告，告知其中103亩生产发展用地的前期建房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开始进行第一期预登记工作，建房户可办理建房手续，然后上报镇相关单位落实放样后再动工建设，并要求建房户与村签订建房协议书，并向原诸暨市大唐镇柱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交纳建房押金10000元/间(非金家自然村户籍13000元/间)、建筑单位挂靠费300元/间。2017年7月13日，原告金保友、金彩英和第三人金晶豪致函被告金国法，其中载明现生产发展用地已经落实，依据双方于2006年1月签订的协议书和法律规定，决定解除该协议书。2017年8月，原告金保友、金彩英诉讼来院，要求判令解除两原告与被告金国法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两原告与被告金国法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金国法返还属于两原告和第三人金晶豪所有的三间生产生活用地（以当时抽签所确定的位置为准）。2019年6月27日，本院作出（2017）浙0681民初11157号民事判决，原告金保友、金彩英与被告金国法签订的协议书、授权书系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但对于两原告和第三人金晶豪单方通知被告金国法解除协议是否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问题，该案中不作评判，最后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两原告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19）浙06民终290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原告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浙民申3647号民事裁定，驳回两原告的再审申请。目前案涉的诸暨市大唐街道柱山社区金家创业园7幢1-9号地块上尚未建造任何房屋。现两原告再次诉讼来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第三人金晶豪系听力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为收入型低保户，核定纳入低保的家庭成员有其妻子及两个女儿。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金国法之间签订的名为以房屋基抵借款、实为有偿转让的协议书以及两原告出具的授权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原告与被告之间有无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两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3条约定：“生产发展用地（屋基地）落实后，如乙方（两原告）反悔，乙方应归还甲方（被告）全部被借款及赔偿相应款项利息人民币贰拾万万元”，但两原告于同日出具的授权书又约定“永不反悔”，前后不一。两原告主张，一、协议书第3条约定反悔的条件，是允许原告反悔的；二、被告认为授权书是对协议书内容的变更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授权书中的“抵借款于金国法今后有关事宜及所有权归村民金国法所有永不反悔，特此授权”，与协议书约定允许反悔是冲突的，但授权书的制作目的只是为了去抽签参与分配地基，唯一作用就是授权参与抽签，并没有更改协议书条文的意思，本身也不具备补充协议书条款的功效；三、授权书上的“永不反悔，特此授权”意思表示不明，是对所有权的永不反悔还是对授权签订合同的内容永不反悔，被告在庭审中也陈述授权书是从其他村民那里抄来的，说明里面的内容都是格式的内容，由被告提供的，双方事实上对“永不反悔”的内容没有经过任何协商，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内容不具有相关的法律效力；四、协议书上“贰拾万”划掉，是因为当时被告金国法说总价只有27万多点，要求20万的违约金太高了，以后再商量，所以划掉了，但是把赔偿相应款项利息这个内容没有划掉。被告则辩称，授权书上的“永不反悔”是对协议书上可以反悔相关内容的修改与否定，“贰拾万”也是签了授权书以后应原告要求在协议书上划去，前案确认授权书合法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书毫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理论上先有协议书再有授权书，授权书既然已经明确约定“以后有关事宜及所有权归村民金国法所有永不反悔”，说明变更了协议书之前的约定，授权书不单单是为了授权以后抽签之用，且彼时都尚不确定是否一定会采用抽签的形式分配生产发展用地，“永不反悔”是包括“所有权”的，这一内容也是为了告知抬头的“金家村两委会”属于原告家庭的生产发展用地的归属。其次，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协议书和授权书都是其从同村其他村民处抄来的，这与格式条款的“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特征并不相符，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授权书对两原告依法具有约束力。再次，对于协议书上“贰拾万”划去的原因，原、被告双方表述不一，本院也无法查清，但可以确定的是之前确实写了“贰拾万”上去，之后被人为划去可以印证双方不再有设定任意反悔条款的意思表示，否则至少从权利义务对等性上讲，被告的处置过于随意。最后，原、被告双方转让的实际是一项可以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案涉土地并使用权的财产性权利，该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以及何时能够实现，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原告在协议书签订当日就支付了转让款。而协议书第2条约定“如果壹年内叁间生产发展用地（房屋基）不能落实，乙方归还甲方所欠债务及相应款项利息人民币/万元”，虽然赋予被告在一年后于特定情况下具有合同解除权，但亦未否定两原告不可以依据此条在当时解除合同及返还款项，而目前并未有证据证明两原告在当时曾有过这一意思表示。现案涉款项两原告使用已逾十载，协议书对于利息约定又不明确，参照法律对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规定，可以视为不支付利息，再结合这些年货币实际购买力大小的变化，解除合同对被告有失公平，亦不合情理。综上所述，在协议书与授权书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两原告应当就其主张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两原告及第三人金晶豪单方通知被告解除协议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两原告提出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至于第三人金晶豪认为由于其父母签订协议书，使其不能取得案涉生产发展用地，该用地的取得对于其将来的生活保障具有重大意义，请求法庭解除合同。本院认为，两原告转让行为是否损害了当时未成年的金晶豪的利益，在11157号案件的判决书中本院已作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第三人金晶豪的上述理由亦不属于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被告另辩称两原告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两原告虽在11157号案件中一开始诉请要求解除合同，但后来变更诉请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在该案的上诉中两原告上诉要求解除合同，但二审法院也明确这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不予评判，故本案与前案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还辩称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两原告依据协议书第3条约定，在生产发展用地可以允许建房后不久即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后又及时提起11157号案件的诉讼，随后经历该案的一审、二审、再审申请，再提起本案诉讼，起诉在正常期间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人金芬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保友、金彩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缓交），减半收取计9150元，由原告金保友、金彩英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刘强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