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乙，男，196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乙，男，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瑶，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宜君，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甲，女，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周海洋，均系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甲，女，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自立，贾士钧，均系济南市天桥平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付某乙、傅某乙、傅某甲因与被上诉人付某甲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5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某乙、傅某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甄某某与付某安的真实关系认定不清。甄某某实际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小姨，一审中认定甄某某与付某安夫妻关系的关键性证据为户籍信息、档案局的婚姻登记档案。关于户籍信息，上诉人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在办理户籍时的档案是空白的，没有任何记载，并不是真实的。关于档案局结婚登记档案仅有结婚申请，并没有办理审批的相关材料，明显不符合结婚登记程序，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婚申请上付某安签字非本人签字，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多次提出异议，上诉人请求对结婚申请中付某安签字部分笔记作出鉴定，以证明并不存在甄某某与付某安结婚登记这一情况。付某安与甄某某的婚姻情况是认定本案继承关系的基础，一审法院仅依据两份完全虚假的证据就认定了两人的夫妻关系，导致案件最终裁判结果认定事实不清，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2.一审遗漏必要的法定继承人。在原历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73）历城法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笔录中记载张玉维与甄某某有一女为张某，但是法院最终认定与付某甲为一人，一审中付某甲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张某与付某甲为一人，在双方当事人并不认可的情况下，法院却主观认定张某与付某甲为一人，明显遗漏必要法定继承人；在上诉人提交的死亡证明及其他证据中显示还有个早产儿，上诉人也找到了送养人，一审中并没有保留其相关份额。3.债权问题不应在继承纠纷中一并审查，这分属于两个案由，一审中将两个法律关系一并进行认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按照一审中法院的认定，甄某某与付某安已经于1975年4月23日结婚，借款15万元发生在甄某某与付某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规定认定15万元为甄某某的个人财产，前后存在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付某甲辩称，一、关于付某安与甄某某的夫妻关系。1.1975年4月23日，付某安与甄某某结婚登记档案，结婚证号某某某某某某某，证明付某安与甄某某结婚。证明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2.1998年11月2日，户口薄证明付某安与甄某某是夫妻关系，付某甲是其二女儿。3.付某乙、傅某乙于2012年参与的槐荫区公证处(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被继承人付某安，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甄某某、傅某乙、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被继承人付某安与其妻甄某某夫妻共同房产位于槐荫区某某小区19号楼0000号；继承人甄某某、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均自愿放弃对该房产的继承权，傅某乙表示继承上述房产。公证证明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4.付某乙、傅某乙在槐荫区法院提起的(2017)鲁0104民初2366号案起诉状及(2017)鲁0104民初4561号案起诉状中，付某乙、傅某乙均诉称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上述四点足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至于上诉人所称“甄某某实际上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小姨”是错误的，无法对抗公安机关、民政局及公证处的登记及法律文书。姨甄某某离婚再嫁丧偶姐夫付某安不被法律所禁止。二、付某乙、傅某乙上诉称遗漏必要的法定继承人张某及“还有早产儿”。1.关于张某：本案一审过程中，付某乙出具声明称“自我出生起从没见过张某这个人，张某也从没有与付某安及甄某某生活过，我只见过付某甲”。付某甲、傅某乙、傅某江对此声明均无异议。据此，张某这个人并不存在。2.关于“还有个早产儿”：上诉人称：“提交的死亡证明及其他证据中显示还有个早产儿，上诉人也找到了送养人，一审中并没有保留其相关份额”错误。付某甲认为：(1)证人未出庭作证。(2)假设男婴1971年被送养。依据《收养法》和此前《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养亲建、血亲断，与付某安、甄某华亦无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据此，假如甄某华死亡后付某安将男婴送养，在本案诉讼中也与被送养的男婴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何来保留份额之说。3.从2020年5月28日付某乙提交的诉讼村料中，常住人口登记表付某甲与户主付某安的关系是“之次女”。上诉人亦举证证明，付某甲与付某安的父女关系。三、付某乙、傅某乙上诉称：“债权问题不应在继承纠纷中一并审查，这分属于两个案由，一审中将两个法律关系一并进行认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付某甲认为：本案属遗嘱继承，在代书遗嘱第二条明确表述了“若该债权在我生前不能实现，我百年后也将该债权全部遗留给我小女儿付某甲继承所有，由其向借款人付某乙主张”。甄某某的债权在遗嘱中明确表述由付某甲继承。傅某甲辩称，一、结婚时间。付某甲主张甄某某与付某安结婚时间是1975年，即便二人存在婚姻的事实，其结婚时间肯定不是1975年，至少在1990年后。理由：1.从证据上看，除了结婚申请，其与所有证据均是1990年之后，不能凭借1990年后的证据推导其1975年存在婚姻关系。按照一审判决逻辑，有户口簿、公证书、起诉状等证据证实婚姻关系，那为何不推导甄某某付某安在1990年存在婚姻关系，而是认定结婚时间是1975年呢?此外，1975年至1990年期间，没有任何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证据，包括房产登记、档案记载等，甚至1983年后，甄某某因为刑事犯罪被判刑，都没有通知和影响付某安及各当事人，这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绝无可能；二人一直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傅某甲等对甄某某母亲身份的认可是在1996年拆迁搬家之后，付某甲也在笔录中说大家称呼甄某某叫“姨”，2012年公证书及近年来的诉讼中各当事人认可甄某某是母亲，这是因为二被继承人晚年确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子女也逐渐认可并改口称呼甄某某母亲，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是说二人结婚时间就是1975年；2.1975年的结婚申请，只是二人有结婚意向，但是最终未结婚，否则不会没有结婚证和结婚档案等，付某安作为国家干部，在当时代背景下，不领取结婚证，不进行档案记载，甚至1983年甄某某涉及刑事犯罪后，整个家庭没有任何家属告知和影响，简直不可思议。3.甄某某户口1967年早已注销，直到1990年刑满释放才重新落户，其在1975年不具备婚姻登记条件，不能仅凭结婚申请就认定其结婚时间是1975年。二、房产建设时间。付某甲认为，涉案某某小区房产系原南大北街167号私房拆迁而来，并于1983年全部拆除重建并登记，因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傅某甲认为，事实情况是原南大北街167号私房房产建设时间为1972年左右，之后1983年的翻建仅是在第一层基础上加盖了第二层，并不是全部拆除后重建，《翻盖房屋申请书》第一页以及《翻建房屋平面图》都注明是“修”，并非全部重建；此外，房屋院内邻居，当事人的叔叔付某生也见证了加盖二层的事实，并出具了证言，因年老多病，无法参与今日庭审，请求法庭对付某生调查，以查明案件事实。综上，涉案某某小区房产系1972年建设的第一层房产拆迁而来，属于付某安婚前财产。三、付某乙、傅某乙的放弃声明不是赠予，而是放弃继承。1.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按照付某安遗愿彼此放弃不属于自己的房产。付某安在世时候，大家共同商议三套某某小区房产，傅某乙、付某乙各得一套，傅某甲、从艳平均共有一套，这一点付某甲也认可。付某乙、傅某乙、付某甲之所以写放弃继承声明，是因为甄某某、付某甲和傅某甲也要对应放弃某某小区19-0000房产，因此大家是各自放弃自己的份额，最后实现傅某乙、付某乙各一套房产，傅某甲、付某甲平均共有一套房产的目的，因此意思表示角度，上述过程是本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最终达成各自配合放弃继承份额。2.付某乙、傅某乙、付某甲如果其不放弃或是赠予给他人，傅某甲也不会放弃某某小区19-0000房产份额，不配合公证。3、付某乙、傅某乙的放弃声明如果是赠予的话，赠予涉及的各方均构成欺诈和违约，损害了傅某甲的利益。因此，对于付某乙、傅某乙的放弃声明是对应其余当事人公证放弃继承，不是赠予给任何一个人。其余意见同傅某甲上诉状。傅某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104民初5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二、三项，并依法改判为：付某甲给傅某甲房屋所有权货币补偿款414171.5元；傅某甲享有甄某某对付某乙享有的15万元借款债权中的15000元的债权份额。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房产系付某安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产系付某安个人财产，房产直接第1页共4页来源是1994年4月原槐荫区南大北街拆迁置换所得，原拆迁房产于1972年建设，1983年翻建，后至1994年拆迁。涉案房产来自1983年付某安翻建房屋拆迁而来，而1983年付某安与甄某某并未结婚。另外，拆迁前房产并未在1983年拆除，只是维修后加盖第二层，因此1994年拆迁时，原拆迁房产早于1972年就建设，而非的1983年，1972年二人也不构成事实婚姻。因此涉案房产作为拆迁房产的拆迁利益，属于付某安个人财产。二、一审判决对于被继承人结婚时间认定错误，二人实际结婚时间不早于1990年1月24日。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夫妻关系的认定，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属于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针对该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列举了五点认定依据：1.1975年结婚申请，2.付某安户口簿显示甄某某系妻，3.傅某乙、付某乙2012年书面自认甄某某系其母亲，4.2017年判决书付某乙、傅某乙诉称甄某某与付某安系夫妻，5.2012年公证书身份记载。上述五点依据，除了第一点外，其余四点均发生在1990年后。1975年的结婚申请，只是二人有结婚意向，最终并未结婚，没有领取结婚证，也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第二点中付某安户口簿显示甄某某系妻的记载，发生1990年之后。因此，一审判决仅通过1975年结婚申请，就推定二人构成事实婚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被上诉人均已书面放弃继承，因此法定继承人仅有甄某某和傅某甲，傅某甲应继承一半房产份额。首先傅某乙、付某乙的书面放弃声明，属于放弃继承，其作出的赠予甄某某的行为无效，理由是本案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两个儿子各一套房产，两个女儿共同继承涉案房产，各占50%份额，各方配合完成权属登记，因此2012年公证书作出时，各方已达成口头约定：傅某甲公证中放弃继承公证房产，傅某乙、付某乙放弃涉案房产继承，这是涉案四方及甄某某之间达成的约定，因此未经傅某甲同意，各方不得改变约定，傅某乙、付某乙赠予甄某某继承份额的行为损害了傅某甲的利益，属于无效。其次，付某甲也书面放弃，其本人也认可。因此法定继承人仅有甄某某和傅某甲，傅某甲至少应继承一半房产份额。四、本案遗漏法定继承人张某，法庭应当依法查明继承人身份情况。一审判决对付某甲及张某的身份的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首先付某甲不是付某安和甄某某的私生女，上诉人舅舅的证言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不能仅凭其陈述就认定付某甲身份；其次对于张某身份的认定与历城县法院档案资料和生活常识不符。根据历城县法院档案资料，甄某某与张玉维结婚时间是1970年12月13日，张某出生时间是1971年7月，而付某甲出生时间是1970年12月29日。如果张某和付某甲系同一人的话，甄某某12月13日与张玉维结婚，同年12月29日张某便出生，二人结婚和孩子出生仅相隔半个月，这与历城法院档案资料严重不符，也与生活常识严重不符，因此张某和付某甲不是同一人，法庭应当查清张某身份。另外，至于傅某乙、付某乙对于甄某某和付某甲身份的认可，及知不知道张某存在的事情之间，完全符合常理，与之前诉讼中认可甄某某为母亲的说法并不冲突。首先张某出生时，本案当事人都年幼，父辈的事情作孩子的不知情纯属正常；其次甄某某婚前怀孕，无论是历城县法院档案还是甄某某自述，都没有说孩子生父系付某安，一审法庭对该问题纯属主观臆断；各方当事人认可付某甲系养女，甄某某与付某安晚年确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各当事人也称呼其“母亲”，这与之前诉讼及公证书中的各方认可的身份事实并不冲突，但这不是说二人在1975年就构成事实婚姻，实际在甄某某刑满释放前其与付某安没有也不可能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审法庭对身份问题及结婚时间，主观臆测，胡乱推断。四、借条对应的一半利益属于付某安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借条系2013年出具，付某安刚去世不久，甄某某没有工作及收入，15万元出借资金不可能是甄某某个人财产，均来自付某安生前收入，该资金属于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共同财产，至少一半属于付某安遗产，傅丛娥有权继承其中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付某甲辩称，一、关于付某安与甄某某的结婚登记时间，由济南市槐荫区档案馆2019年9月6日出具的结婚申请书为证。该申请书申请日期1975年4月23日，注明结婚证字号为某某某某某某某号，并由承办人的签名。付某安的常住人口公民户主付某安，其妻甄某某，付某甲系付某安的二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甄某某与付某安己于1975年4月23日登记结婚，二人确系夫妻关系”。正确无误。二、傅某江上诉称：“涉案房产系付某安婚前个人购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错误。按上诉状所述“涉案房产来自1983年付某安翻建房屋拆建而来，而1983年付某安与甄某某并未结婚”。而证据证明，付某安与甄某某于1975年4月23日结婚，结婚证字号某某某某某某某号。结婚登记于1975年，翻建、加层房屋于1983年，1984年取得房产证，结婚登记先于翻建、加层到发证达八九年，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原始取得，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疑。三、傅某江上诉称“被上诉人均已书面放弃继承，因此，法定继承人仅有甄某某和傅某甲，傅某甲应继承一半房产份额”，前边是“只是二人甄某某与付某安有结婚意向，最终并未结婚，后边是“法定继承人仅有甄某某和傅某甲”，前边否认付某安与甄某某的夫妻关系，后边又将甄某某视为付某安的法定继承人，矛盾的太出格。槐荫区公证处(2012)第6081号公证书是对某某小区19号楼0000房产的处分。结果是甄某某、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均表示自愿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傅某乙表示继承被继承人付某安的上述遗产。跟本不涉及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房产。本案是答辩人根据母亲甄某某的遗嘱提起的诉讼，请求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房产按甄某某的遗嘱继承。傅某江将19号楼和23号楼弄混了。四、关于遗漏法定继承人张某之说违反禁反言原则。一审诉讼过程中，付某乙出具声明载明：“自我出生起我从没有见过张某这个人，张某也从没有与付某安及甄某某生活过，我只见过付某甲。”付某甲、傅某乙、傅某甲对此声明均无异议(一审P10)。四兄弟姐妹对从没见过张某均无异议，上诉又称法庭应当查清张某身份，其一，违反禁反言原则，其二，没有任何线索法院怎么查，其三，甄某某遗嘱中对自身权益作出处分，与“张某”何干。五、关于付某乙向甄某某借款15万的问题，傅某江上诉称“该资金属于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共同财产，至少一半属于付某安遗产”。再次印证傅某江认可甄某某与付某安的亲属关系。该借款发生于2013年10月，在付某安去世五年之后，无证据证明此款系其与付某安的共同财产。甄某某在遗嘱中将生前债权作出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付某乙、傅某乙辩称，一、关于房产系付某安个人财产的陈述认可，房产确实是1994年4月经过产权置换所得，当时通过产权置换共取得了两处房产。二、关于甄某某与付某安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早于1990年1月24日，甄某某从劳改队释放后才与付某安共同生活，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释放证明，甄某某释放时间为1990年。甄某某与付某安之间没有婚姻关系，甄某某没有权利继承相关财产。付某甲就更不是涉案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三、付某乙、傅某乙书面放弃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付某乙、傅某乙放弃继承基于甄某某承诺放弃某某小区19号楼某某某某某某某，但后期经过付某乙、傅某乙了解某某小区19号楼某某某某某某某的实际被安置人为付某生，甄某某没有继承的权利，因此答辩人放弃涉案房产的前提条件不成立，因此放弃声明更不成立。而且各子女之间也并未达成口头协议，对涉案房产进行分配。四、关于遗漏张某这一情况认可。五、对于借条在本案中审查不认可。而且涉案借款已经归还甄某某了。付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屋（房产证号：济房权证槐字第**）按照遗嘱进行继承；2.判令付某乙向甄某某的借款15万元由我进行继承；3.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某安与甄某华系原配夫妻，双方婚后育有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三个子女。后甄某华于1971年去世，去世时，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均未成年。甄某某系甄某华之妹妹，其于1964年外流东北双鸭山市其姐姐甄某华处，于1970年12月与张玉维登记结婚，双方婚前甄某某即已怀孕，婚后生育一女，甄某某自称取名张某。后因夫妻不睦甄某某于1971年3月返回山东娘家不归。1971年底，付某安从东北调回济南工作。1973年，经组织教育，甄某某承认张某系其与张玉维婚前与其他异性所孕。1974年5月15日，历城县人民法院以（73）历法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甄某某与张玉维离婚，所生女孩归甄某某抚养。根据济南市槐荫区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显示：1975年4月13日，历城县西郊人民公社宋庄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向济南南大北公社出具信函一份，载明：“兹有我村女，甄某某，……与傅某安同志恋爱已久，二人考验成熟，同意登记结婚，希见信给予办理结婚手续为荷。”1975年4月23日，甄某某与付某安提交结婚申请书，申请书中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处理结果一栏记载结婚证字号为某某某某某某某，后附承办人签名。付某安的常住人口公民身份号码登陆表显示：付某安为户主，甄某某为其妻，家庭关系一栏载明付某甲系付某安的二女。常住人口登记表中亦载明“付某安为户主，甄某某与户主关系一栏载明之妻。”根据济南市槐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存的房屋档案材料显示：1983年5月，付某安以其原住南大北街167号房屋已破旧漏雨为由提出翻盖房屋申请，申请书中载明：“准备重新翻盖，以便居住。共修北屋两间、一间西屋，共计33平方米，院中有北屋、东屋、西屋。”次月，房管机关批准同意其施工。后其原拆原建，在南大北街167号院内建成建筑面积37.57平方米的私房一处。1994年4月26日，因城市建设需要，该处私房被拆除并已作价补偿，付某安被安置在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号。1998年12月9日，房管登记机关为该房制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证载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付某安。又查明，2008年3月14日，付某安去世。付某安去世后，甄某某未再婚。付某安的父母已先于其去世。2012年11月3日，傅某乙、付某乙曾分别各出具声明一份，二人均书面表示“某某小区北区23号楼房产我放弃给我母亲甄某某。”付某安生前还遗有与甄某某共有的坐落本市槐荫区某某小区19号楼0000号房屋一套，甄某某、付某乙、傅某甲、付某甲放弃了对付某安该套房产的继承权，傅某乙因继承被继承人付某安的该套房产，于2012年11月5日向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次月17日，上述公证处以（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书确认以下事实：“一、被继承人付某安，于2008年3月14日死亡。二、被继承人付某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有五人：甄某某，被继承人付某安的妻子；傅某乙，付某安的儿子；傅某甲，被继承人付某安的女儿；付某乙，付某安的儿子；付某甲，被继承人付某安的女儿。三、当事人申请继承的下列财产属于付某安与甄某某的夫妻共有财产：房产：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楼**。四、当事人甄某某、傅某乙、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均称，付某安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截至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五、现继承人甄某某、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均表示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付某安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傅某乙表示继承付某安的上述遗产。上述付某安与甄某某夫妻共有财产中的一半为付某安的遗产。综上，兹证明被继承人付某安遗留的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19号楼0000号的房产由傅某乙继承。”2015年，甄某某曾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分割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产。因甄某某于2016年4月16日死亡，一审法院遂以（2015）槐民初字第25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诉讼。在该起案件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4日对各方当事人所作的调查中，傅某乙与傅某甲均述称付某安与原配妻子甄某华生育傅某乙、付某乙与傅某甲三个子女，并称付某甲系甄某某与张玉维的孩子，且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付某安与原配妻子甄某华还另生有一子、甄某某还另生育一女张某。2017年，傅某乙、付某乙作为共同原告曾向一审法院两次提起继承诉讼，分别请求分割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产与付某安、甄某某大约1万元的银行存款以及甄某某名下的7000元银行存款。在其提起的上述两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中，傅某乙、付某乙均诉称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傅某乙、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四个子女，且在要求分割的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产继承纠纷一案中，其二人诉称该套房产系付某安与甄某某的婚后共有房产，后经一审法院审理上述两起案件，傅某乙、付某乙均以需要调取新证据为由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分别以（2017）鲁0104民初2366号以及（2017）鲁0104民初456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二人撤回起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向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付某甲的舅舅甄传德、甄传杰调查，二人均称其姐姐甄某某与张玉维未生育子女，甄某某亦未生育一个名为张某的女孩，甄某某与付某安结婚后，并未携一名与他人所育之女与其二人共同生活，付某甲系甄某某与付某安非法同居期间所生之女。本案诉讼过程中，付某乙出具声明一份，载明：“自我出生起我从没有见过张某这个人，张某也从没有与付某安及甄某某生活过，我只见过付某甲。”付某甲、傅某乙、傅某甲对此声明均无异议。另查明，甄某某的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还查明，付某乙因做生意需要资金曾向甄某某15万元，有2015年10月20日其重新为甄某某出具的借条为证（此款付某乙曾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过借条）。2015年1月30日，甄某某因代书遗嘱非诉事宜，委托山东尽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服务。同日，该所指派齐亚崑、刘花律师为甄某某的遗嘱代书人与见证人，由刘花代书，与齐亚崑见证立下遗嘱一份，载明：“我甄某某，因身体状况不健康，现趁我头脑清醒，意识清楚，表达顺畅，我今日特作如下遗嘱交待：1.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室房产是我与老伴付某安的夫妻共同房产，在我百年后，我将该套房中属于我的遗产份额和我继承老伴的遗产份额，以及儿子傅某乙、付某乙放弃继承给我的份额，全部都遗留给我女儿付某甲继承所有。2.2013年10月30日给我书写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债权若在我生前能实现，该债权优先用于我日常治病花费和生活开支，百年后若有剩余，就全部遗留给我小女儿付某甲继承所有。若该债权在我生前不能实现，我百年后也将该债权全部遗留给我小女儿付某甲继承所有，由其向借款人付某乙主张。以上关于遗产的交待，均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胁迫，百年后，我的子女均需遵此遗嘱执行。”甄某某在该份遗嘱立遗嘱人落款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齐亚崑、刘花则分别作为见证人与代书人签署了各自的姓名，日期标明为2015年1月30日。诉讼过程中，付某甲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室房产的现价值进行评估，山东弘裕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后，作出如下房地产估价报告，最终确定该套房产于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828343元，付某甲为此向该公司支付评估费828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甄某某与付某安是否为夫妻关系问题；二、本案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何认定问题；三、坐落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室房产的性质如何认定问题；四、涉案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五、涉案遗产的范围及各继承人应继份额如何确定问题。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1975年4月23日甄某某与付某安提交的结婚申请书中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处理结果一栏明确记载了双方的结婚证字号，且附有承办人的签名；付某安的常住人口公民身份号码登陆表显示付某安为户主，甄某某为其妻；其常住人口登记表中亦标有“付某安为户主，甄某某与户主关系为之妻”的记载；傅某乙、付某乙于2012年11月3日分别出具的声明中亦均书面承认甄某某系其母亲；其二人提起的（2017）鲁0104民初2366号以及（2017）鲁0104民初4561号两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中，傅某乙、付某乙均诉称付某安与甄某某系夫妻关系；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公证处出具的（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书中亦明确载明甄某某系付某安的妻子。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甄某某与付某安已于1975年4月23日登记结婚，二人确系夫妻关系。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具体到本案中，从傅某乙、付某乙提起的（2017）鲁0104民初2366号以及（2017）鲁0104民初4561号两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中来看，其二人均诉称付某安与甄某某夫妻二人育有傅某乙、傅某甲、付某乙、付某甲四个子女；（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书中亦明确载明付某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有其妻甄某某、其子傅某乙、付某乙、其女傅某甲、付某甲五人；甄某某提起的（2015）槐民初字第2511号民事案件中亦称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付某甲系付某安的子女，上述三起案件中各方均未提及付某安与甄某某尚有其他继承人；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4日对各方当事人所作的调查中，傅某乙与傅某甲均称付某甲系甄某某与张玉维的孩子，各方当事人亦未提及付某安与原配妻子甄某华还另生有一子，且甄某某还另有一女张某；甄传德、甄传杰作为甄某某的弟弟，对其家庭情况较为了解，其二人亦均称甄某某与张玉维未生育子女，甄某某亦未生育一个名为张某的女孩，付某甲即为甄某某与付某安非法同居期间所生之女；各方也均认可并无名为张某的女孩与付某安及甄某某共同生活，且被告方均未提交所谓张某以及付某安与原配妻子甄某华还另生有一子的户籍信息等能够印证确实存有上述二继承人的有效证据；加之有效的（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书中亦已明确载明付某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有其妻甄某某、其子傅某乙、付某乙、其女傅某甲、付某甲五人，综合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甄某某与付某安各自的父母均已分别先于其二人去世；甄某某与付某安登记结婚之时，付某安与其前妻所育之子女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均尚未成年，此三名子女系甄某某与付某安婚后已与甄某某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付某甲亦系甄某某与付某安所生之女，现并无有效证据证明付某安与原配妻子甄某华还另生有一子且甄某某尚另有一法定继承人张某，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甄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为傅某乙、付某乙、傅某甲与付某甲四人。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1983年5月，付某安以其原住南大北街167号房屋已破旧漏雨为由提出翻盖房屋申请，经房管机关批准同意后其原拆原建，在南大北街167号院内建成建筑面积37.57平方米的私房一处，后该处私房被拆除并已作价补偿，付某安被安置在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号，并于1998年12月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虽然证载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付某安，但该套房屋系在甄某某与付某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该房产应依法被认定为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本案争议的第四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具体到本案中，从形式上看，甄某某于2015年1月30日由刘花代书，与齐亚崑见证立下的上述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从内容上看，遗嘱中对其个人财产的处置，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五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坐落本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系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二人对该房各享有一半的份额。付某安去世后，其在该房中享有的一半份额，即成为其所留的遗产，因并无证据证明付某安生前立有遗嘱或与他人签订过遗赠扶养协议，故此一半份额，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其妻甄某某、其子傅某乙、付某乙、其女傅某甲、付某甲五人各继承1/10（即1/2÷5）。付某安去世后，傅某乙、付某乙已于2012年11月3日分别各出具“某某小区北区23号楼房产我放弃给我母亲甄某某”的书面声明，尽管两份声明中二人均未注明具体的房号，但付某安在某某小区23号楼中，除本案所涉1单元301号房产以外，并无其他房产，故一审法院依法推定其二人出具的上述书面声明中的房产即为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产。傅某乙、付某乙出具上述书面声明后，傅某乙于2012年11月通过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公证处的公证，确定被继承人付某安遗留的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小区19号楼0000号的房产由傅某乙继承，傅某乙在取得该套房产的所有权后，其与付某乙又辩称上述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并非其二人的本意，并否认其与甄某某之间的继母子关系，且现均对放弃继承予以翻悔，其二人的该种翻悔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被告方主张付某甲当时也写了放弃继承付某安所留本案诉争房产的声明，付某甲对此予以否认，被告方对其该项主张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故其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傅某乙、付某乙书面放弃继承的份额给予甄某某后，甄某某在该房中享有的份额应为4/5（即1/2+1/10+1/10+1/10）。15万元的借款系付某乙于2013年10月向甄某某所借，现并无证据证明此款系其与付某安的共同财产，故此15万元应认定为甄某某的个人财产。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综上，甄某某去世后，其在涉案诉争房屋中享有的4/5份额以及其对付某乙享有的15万元的债权即成为其所留遗产。我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甄某某于2015年1月30日所立的代书遗嘱中已将其在该套房中的遗产份额、继承付某安的遗产份额与傅某乙、付某乙放弃继承涉案房产留给自己的份额以及其对付某乙享有的15万元的债权全部指定由其女付某甲继承所有，故付某甲主张对诉争房产及涉案债权按照遗嘱进行继承的请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傅某乙、付某乙已书面放弃继承诉争房产，故其二人对此房产不再享有份额，付某甲继承甄某某的房产份额后，其在涉案房产中享有的份额为9/10（即4/5+1/10），傅某甲应继承的房产份额为1/10。考虑到甄某某的遗愿，加之付某甲继承遗产后在诉争房产中所占份额较大，故本案诉争房产以判归付某甲所有为宜，其应按评估确定诉争房屋的市场价值，给付傅某甲应继房屋份额相应的货币补偿。补偿的数额，经一审法院核定为82834.30元。因本案产生的评估费，应由原告付某甲、被告傅某甲按比例承担。判决：一、坐落本市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0000号房屋一套归原告付某甲所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号：济房权证槐字第0**090号）；二、原告付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傅某甲上述房屋所有权货币补偿款82834.30元；三、被继承人甄某某对被告付某乙享有的15万元借款的债权，归原告付某甲享有；四、被告傅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付某甲因本案产生的评估费828.3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83.40元，原告付某甲负担12375.40元，被告傅某甲负担1208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傅某乙、付某乙提交户籍证明，拟证明甄某某的户籍信息存在记载错误，甄某某的释放时间是1989年12月15日，但是户籍证明显示农转非的时间是1989年10月，结合一审中户籍证明中，常驻人口登记表中1980年12月25日由泰安劳改队迁入，证明其户口存在造假等问题，不足以证明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夫妻关系。傅某乙、付某乙于二审提交笔记鉴定申请书一份，申请对1975年4月23日结婚申请书中付某安的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傅某甲陈述，对户籍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甄某某落户到付某安家庭户籍的时间是1990年1月24日，一审法院认定付某安和甄某某于1975年就存在婚姻事实的证据只有1975年的结婚申请表，其余户籍信息公证书等均是在1990年之后所制作，不能证明二人结婚的时间是1975年4月23日，即便两人存在婚姻事实也是在1990年之后。傅某甲提交12345反馈信息公单，拟证明2020年7月23日傅某甲向济南市公安局通过12345的方式问询甄某某户口的相关事宜，济南市公安局答复：槐荫分局于1990年1月4日审批同意落户，同时该回复中也记载了甄某某自1977年1月至1990年之间户籍的变化，充分证明当时户籍记载的诸多信息存在一定错误，只能证明甄某某落户到付某安处的最早时间是1990年1月24日，不能证明甄某某与付某安存在婚姻事实的具体时间。因此，不能以户口簿、公证书等后续制作的文书证明1975年婚姻的事实，二人即便存在结婚事实也是在1990年之后。付某乙、傅某乙针陈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该份证据能说明甄某某的落户时间在1990年1月24日之后，也可以说明户籍证明无法证明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夫妻关系，因为其办理落户时仅持有释放证明，没有证明夫妻关系的相关材料。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证据，1975年4月23日甄某某与付某安的结婚申请书中，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处理结果一栏明确记载了双方的结婚证字号，且附有承办人的签名；付某安户籍中载明付某安为户主，甄某某为其妻。上述两证据均具有国家机关登记信息的证明效力，且记载的甄某某与付某安系夫妻关系的内容与涉案傅某乙、付某乙于2012年11月3日分别出具的声明、（2017）鲁0104民初2366号以及（2017）鲁0104民初4561号两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公证处出具的（2012）济槐荫证民字第6081号公证书中载明的内容相符。即使存在登记瑕疵，亦不足以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定甄某某与付某安于1975年4月23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与证据相符，本院予以维持。傅某江主张根据历城区人民法院的档案资料、双鸭山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的讯问笔录记载有另一继承人张某，付某乙、傅某乙主张死亡证明中记载的死因有“早产”可以认定有一个早产儿，也应认定为本案继承人。但上述证据均非身份证明，且傅某江、付某乙、傅某乙于二审中认可未见过张某及上述早产儿，亦无法提供相应的身份信息。且一审中经查，本案诉讼之前，当事人之间尚有三起案件，在三起案件中各方均未提及付某安与甄某某尚有其他继承人，故傅某江、付某乙、傅某乙上述主张，无法予以采信。关于涉案房产，根据涉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南大北街167号院内房屋曾于1983年5月翻建，后被拆除并已作价补偿，被安置在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号，并于1998年12月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证书。故1983年之前的原房屋已经拆除，物权已经消灭，新建房屋系甄某某与付某安婚后所建，涉案槐荫区某某小区23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系经安置取得房屋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为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付某安去世后，傅某乙、付某乙已于2012年11月3日分别各出具“某某小区北区23号楼房产我放弃给我母亲甄某某”的书面声明，按照文意，傅某乙、付某乙系将其各自遗产份额赠与甄某某，该行为并未损害其他继承人利益，应予认定。15万元的借款系付某乙于2013年10月向甄某某所借，付某乙主张已经偿还给甄某某，但并无相关还款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付某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结合付某安于2008年3月14日过世，借款形成时已过世5年余，且并无证据证明系甄某某与付某安的共同财产出借，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15万元债权为甄某某的个人财产，并无不当。该债权依法应由继承人取得权利，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付某乙、傅某乙、傅某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66.8元，由上诉人付某乙、傅某乙负担13583.4元，上诉人傅某甲负担1358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蔺双祝审 判 员 高翠荣审 判 员 刘 洋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张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