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斌，女，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宜政，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亚玺，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桂芝，女，1967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燕，山东金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雨，山东金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斌因与被上诉人杨桂芝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3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已查明，上诉人曾多次通过电话向被上诉人主张担保责任，并有通话录音证实延长担保。2.一审已认定被上诉人系连带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2020年5月27日上午07：08给上诉人的微信回复中提到“上次去公安局，给说的等到6月19号再去，给说仲裁的结果”证明此前上诉人已经通过电话、微信向被上诉人主张担保责任，2020年5月27日均在一审判决认定的保证期间内，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故应当自2020年5月28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2年诉讼时效。朱斌2020年8月11日、2020年8月12日连续二次已微信方式向被上诉人催要所担保款项，此依法亦可证明上述三笔款项不过担保时效。基于上述事实，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精神，杨桂芝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担保函》、杨桂芝于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担保函》、杨桂芝于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担保函》，应认定自2020年5月28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一审起诉时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应履行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纠正。杨桂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上诉人朱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680,000元及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4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7日，朱斌（乙方、受让人）与泰达公司（甲方、转让人）签订《保理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TD2018-0005），约定：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合法保理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的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乙方，乙方拟等值受让，并由甲方于约定期限到期时无条件溢价回购乙方受让的债权。每1元标的债权本金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元，乙方拟受让的标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20，000元，收益计算期间为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甲方承诺于标的债权回购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溢价回购本合同项下乙方受让的全部标的债权，溢价率为年化9%。标的债权回购总价款为125，400元，其中，初始受让本金为120,000元，溢价金额为5,400元，甲方须在标的债权回购期限内确保溢价回购标的债权。同日，朱斌通过青岛银行枣庄薛城支行向泰达公司分别转账20,000元、100,000元，共计120,000元。2018年11月8日，杨桂芝出具担保函一份（编号：2018-0005），载明：本人杨桂芝推荐客户朱斌于2018年11月8日办理理财模式B计划一份，六个月期，金额120,000元，于2019年5月7日到期，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120,000元兑付给客户，客户收到本金120,000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担保函尾部打印“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手写记载“计息日2018.11.8、到期日2019.5.7、利息5,400、担保延长半年”。2018年7月3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乙方、居间人）、丙方（借款人、指定代收人高军）签订编号为2018-3101的《汇财鲸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出借140,000元，出借日期为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1月3日。2018年7月3日，朱斌通过青岛银行枣庄薛城支行向指定账户天津市中顺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分两次转账100,000元、40,000元，共计140,000元。2019年1月3日，朱斌与泰达公司签订《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合同编号TD2018-0285），约定：认购金额为140，000元，募集期为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限为6个月，约定年化溢价率为9%。杨桂芝提交的手写材料载明原告于2018年7月3日的140，000转账已到期转续为上述2019年1月3日《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载明的理财项目。2019年1月3日，杨桂芝出具担保函一份（编号：2018-0285），载明：本人杨桂芝推荐客户朱斌于2019年1月3日办理理财模式双满鑫一份，六个月期，金额140,000元，于2019年7月3日到期，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140,000元兑付给客户，客户收到本金140,000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担保函尾部打印“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手写记载“计息日2019.1.4、到期日2019.7.3、利息6,300、担保延长半年”。2018年7月16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乙方、居间人）、丙方（借款人、指定代收人高军）签订编号为2018-3101的《汇财鲸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出借200,000元，出借日期为2018年7月17日至2019年1月16日。2018年7月16日，朱斌通过青岛银行枣庄薛城支行向指定账户天津市中顺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分两次转账100,000元、100,000元，共计200,000元。2019年1月16日，朱斌与泰达公司签订《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合同编号TD2018-0661），约定：认购金额为200,000元，期限12个月，计息日从2019年1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16日止，约定年化溢价率12%。杨桂芝提交的手写材料载明该笔200,000转账已到期转续为上述2019年1月16日《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载明的理财项目。杨桂芝出具《担保函》一份（针对合同编号2018-0661），载明：本人杨桂芝推荐客户朱斌于2019年1月16日办理理财模式年利宝一份，12个月期，金额200,000元，于2020年1月16日到期，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200,000元兑付给客户，客户收到本金200,000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担保函尾部打印“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手写记载“计息日2019.1.17、到期日2020.1.16、年利11%+1%、利息24，000”。2018年11月28日，原告（乙方、受让人）与泰达公司（甲方、转让人）签订《保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乙方受让债权本金30，000元，收益期间为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2月28日，溢价率为年化7%，2018年11月28日，朱斌通过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向泰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转账30，000元。2019年2月28日，朱斌与泰达公司签订《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合同编号TD2019-0644），约定：认购金额为30，000元，期限12个月，募集期为2019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募集期计算收益。杨桂芝提交的手写材料载明2018年11月28日的30，000转账已到期转续为上述2019年2月28日《收益分享合约产品认购协议》载明的理财项目。2018年3月23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乙方、居间人）、丙方（借款人、指定代收人高军）签订编号为2018-1395的《汇财鲸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出借300,000元，出借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25日。2018年3月23日，朱斌通过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向枣庄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转账30，000元。2019年3月23日，朱斌与泰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订《泰达商业保理资产2019年产品认购协议》（合同编号TD2019-07580），约定：原告认购金额为30,000元，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杨桂芝提交的手写材料载明2018年3月23日的30,000元转账已到期转续为上述2019年3月23日《泰达商业保理资产2019年产品认购协议》载明的理财项目。2019年3月23日，杨桂芝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本人杨桂芝推荐客户朱斌于2019年3月23日办理泰达保理理财两份。1、合同号：2019-0644，12个月期，金额30,000元，计息日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到期，利息3,450元；2、合同号：2018-07850，12个月期，金额30,000元，计息日2019年3月24日至2020年3月23日到期，利息3,300元。2018年10月30日，朱斌（乙方、受让人）与中顺公司（甲方、转让人）签订《中顺国际保理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8-0899），约定：每1元标的债权本金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元，乙方拟受让的标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60,000元，收益计算期间为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甲方承诺于标的债权回购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溢价回购本合同项下乙方受让的全部标的债权，溢价率为年化9%。标的债权回购总价款为167，200元，其中，初始受让本金为160，000元，溢价金额为7,200元，甲方须在标的债权回购期限内确保溢价回购标的债权。2018年10月30日，朱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泰山支行向天津市中顺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分两次转账150,000元、10,000元，共计160,000元。2018年10月30日，杨桂芝出具《担保函》一份（针对合同编号2018-0899），载明：本人杨桂芝推荐客户朱斌于2018年10月30日办理理财模式B计划一份，六个月期，金额160,000元，于2019年4月30日到期，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160，000元兑付给客户，客户收到本金160，000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担保函尾部打印“合同期满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手写记载“计息日2018.10.31、到期日2019.4.30、利息7200、担保延长一年”。2019年4月24日被告通过案外人程明花向朱斌枣庄银行62×××73账户转款10,076元；2019年5月5日，杨桂芝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朱斌枣庄银行62×××73账户转款10,000元。但被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该20,276元不是用于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中的10,076元系用于支付原告理财款，应在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另外10,000元未包含在原告提出的680,000元本金诉讼请求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中顺公司、泰达公司以及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多份涉案协议，即使如被告辩称的理财项目涉及刑事犯罪，但相关罪名规制的是市场准入资格而非合同行为本身，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告作为投资人签订涉案协议的真实意思亦非与中顺公司、泰达公司、汇财鲸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故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虽主张5份《担保函》的内容系由团队长案外人王峰填写，但是对本人签字均予以认可。依据杨桂芝出具的5份书面《担保函》，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构成保证合同法律关系，该5份《担保函》合法有效。杨桂芝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担保函》对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均未作出约定，依据《担保函》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原、被告双方对保证期间存在争议，原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客户收到本金壹拾陆万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直至被告兑付本金后协议一直有效，被告承诺兑付本金应是对债的加入。被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2019年4月30日理财款到期，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为该《担保函》上述两种记载方式计算出的保证期间差距过大，应视为约定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据该《担保函》中“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壹拾陆万元兑付给客户”的记载认定保证期间为2019年4月30日到期后15个工作日后6个月，即2019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11月24日止。《担保函》尾部记载“担保延长一年”，虽被告辩称非本人书写但未提交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显示的原告提及“你又写的延长担保”以及杨桂芝对本人签字的认可进行常理判断，一审法院认定手写“担保延长一年”应为被告关于保证期间延长作出的意思表示，保证期间应截至2020年11月24日，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之时，保证期间未过，被告应承担保证责任。依据“由本人将本金壹拾陆万兑付给客户”的记载，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本金160，000元。杨桂芝于2019年3月23日出具的《担保函》对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均未作出约定，依据《担保函》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两笔30，000元投资款的保证期间分别为理财期满之日起6个月，即分别为2020年2月29日至2020年8月29日、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9月24日。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保证期间未过，被告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该《担保函》载明2020年2月28日到期的30,000元利息为3,450元，2020年2月28日到期的30，000元利息为3，300元，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承担保证担保的范围为66,750元。杨桂芝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担保函》对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均未作出约定，依据《担保函》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原、被告双方对保证期间存在争议，原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客户收到本金壹拾贰万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直至被告兑付本金后协议一直有效，被告承诺兑付本金应是对债的加入。被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2019年5月7日理财款到期，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为该《担保函》上述两种记载方式计算出的保证期间差距过大，应视为约定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据该《担保函》中“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壹拾贰万元兑付给客户”的记载认定保证期间为2019年5月7日到期后15个工作日后6个月，即2019年5月29日起至2019年11月29日止。《担保函》尾部记载“担保延长半年”，虽被告辩称非本人书写但未提交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显示的原告提及“你又写的延长担保”以及杨桂芝对本人签字的认可进行常理判断，一审法院认定手写“担保延长半年”应为被告关于保证期间延长作出的意思表示，保证期间应截至2020年5月29日，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之时，保证期间已过，被告的保证责任免除。杨桂芝于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担保函》对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均未作出约定，依据《担保函》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原、被告双方对保证期间存在争议，原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客户收到本金壹拾肆万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直至被告兑付本金后协议一直有效，被告承诺兑付本金应是对债的加入。被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2019年7月3日理财款到期，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为该《担保函》上述两种记载方式计算出的保证期间差距过大，应视为约定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据该《担保函》中“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壹拾肆万元兑付给客户”的记载认定保证期间为2019年7月3日到期后15个工作日后6个月，即2019年7月25日起至2020年1月25日止。《担保函》尾部记载“担保延长半年”，虽被告辩称非本人书写但未提交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显示的原告提及“你又写的延长担保”以及杨桂芝对本人签字的认可进行常理判断，一审法院认定手写“担保延长半年”应为被告关于保证期间延长作出的意思表示，保证期间应截至2020年7月25日，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之时，保证期间已过，被告的保证责任免除。杨桂芝针对编号为2018-0661的合同出具的《担保函》对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均未作出约定，依据《担保函》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原、被告双方对保证期间存在争议，原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客户收到本金贰拾万元后，此协议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直至被告兑付本金后协议一直有效，被告承诺兑付本金应是对债的加入。被告依据《担保函》中关于“合同期满一周后，此担保函自动作废”的记载主张2020年1月16日理财款到期，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为该《担保函》上述两种记载方式计算出的保证期间差距过大，应视为约定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据该《担保函》中“到期后超过15个工作日未到账，由本人将本金贰拾万元兑付给客户”的记载认定保证期间为2020年1月16日到期后15个工作日后6个月，即2020年2月14日起至2020年8月14日止，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之时，保证期间已过，被告的保证责任免除。原告主张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2019年1月3日及针对编号为2018-0661的合同出具的《担保函》担保延长的期限应自2020年4月开始起算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被告明确否认其支付原告的20,076元系用于承担担保责任，但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中的10,076元系用于清偿原告理财款，应从诉讼请求680，000元本金中以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虽主张原告从被告处领取2，300元佣金但未提交证据，原告对此亦未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为160,000元+66,750元-10,076元即216，67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桂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斌偿还216,674元；二、驳回原告朱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原告朱斌负担3,025元，被告杨桂芝负担2,2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的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朱斌与杨桂芝未约定保证方式，结合案涉《担保函》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并无不当。连带责任保证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由于朱斌与杨桂芝未约定保证期间，应根据主债务履行期限来计算相应的保证期间。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杨桂芝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担保函》保证期间应截至2020年5月29日；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担保函》保证期间应截至2020年7月25日；针对编号为2018-0661的合同出具的《担保函》保证期间截止2020年8月14日止。债权人应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及时主张权利，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朱斌于2020年8月18日起诉时已超过上述三份《担保函》的保证期间，一审法院判决免除杨桂芝相应的保证责任，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虽然上诉人朱斌提交了其与杨桂芝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一审起诉未过保证期间，但相关证据无法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因此朱斌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朱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上诉人朱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建新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朱海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