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新民申3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白俊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涵，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屈玲，女，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再审申请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屈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01民终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融信托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屈玲的诉讼请求是以刘胜军系履行职务行为为由要求我公司支付其110万元出资和利息，从未变更诉讼请求为“我公司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损失”，屈玲的债权请求权系依据合同提出，原审判决以我公司有过错为由判决我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违背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再审情形。屈玲不能在一个民事案件中基于同一事实既主张合同违约又主张侵权赔偿，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屈玲明确诉讼请求，而不是代替其行使诉讼选择权。二审判决不应随意地将两种不同法律性质的请求权合并审理并进行选择性裁判。二、在屈玲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屈玲的“合同之诉”作出要求我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判决，剥夺了我公司的合法抗辩权，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我公司的答辩系围绕屈玲的诉讼请求进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屈玲在审理中增加了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但并未要求屈玲变更诉讼请求，因一审判决驳回屈玲关于侵权赔偿的请求，故我公司未提起上诉。二审中屈玲变更原诉状的“职务行为”为表见代理，以此为由主张合同之债，故我公司仍以合同之债不成立进行抗辩，但二审法院却以“我公司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损失”为由径行判决，导致我公司不能就侵权赔偿责任不成立进行抗辩。三、本案无证据证实我公司构成侵权并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我公司有过错并承担主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刘胜军的犯罪行为系其个人实施，我公司既无授权、授意也未提供任何职务便利，刘胜军个人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亦无过错，亦不能证明我公司的行为与屈玲的财产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屈玲系基于对刘胜军的信任，委托刘胜军以其名义购买我公司的信托投资产品，两人之间系委托代理的合同关系。屈玲作为金融机构退休人员，为追求高额回报多次与他人一起集合资金用他人名义购买信托产品，包括与刘胜军签订案涉协议，二人是以秘密、隐蔽且不为人知的不正当方式签订和履行，我公司不知道亦无法控制两个自然人之间的行为。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该内容系委托人在认购风险声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我公司系信托产品中的受托人，故对委托人是否存在私下非法汇集他人资金的行为无能力也无法定义务查实委托人的资金来源。刘胜军仅是我公司的出纳，无销售信托产品的资格和授权，且现行法律并不禁止信托公司员工购买信托产品，我公司也无法律依据拒绝员工自愿成为信托产品的委托方，我公司只能基于劳动关系管理员工，不可能管理员工所有可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故员工私下与他人汇集资金并签署《资金募集协议》，又以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的身份购买信托产品的，不属于我公司可以控制或管理的法定范畴。二审法院以新疆银保监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错误。四、刘胜军从未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原审判决在认定刘胜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又引用该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五、刑事退赔程序依法穷尽后，未受清偿部分方产生损失赔偿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前提，二审判决在未执行刑事退赔的前提下直接判令刑事案件案外人我公司赔偿确定数额，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未说明刑事退赔与侵权赔偿的法律关系和先后顺序，判决的法律后果导致民事侵权赔偿先于刑事退赔错误。综上，我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案件予以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华融信托公司称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本案中，华融信托公司在第二审期间并未对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其该项再审请求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且，在一审审理中，屈玲除了基于与刘胜军的合同关系主张违约责任外还以华融信托公司放纵其员工进行资金募集，对员工未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其遭受损失为由提出了由华融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原审人民法院从减少诉累、节省诉讼资源、解决纠纷的角度在本案中对其主张一并审理并无不妥。 二、关于华融信托公司称原审判决剥夺其辩论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原审法院依法向华融信托公司送达上诉状副本并开庭进行审理，华融信托公司亦发表了辩论意见，开庭过程中，并不存在剥夺华融信托公司辩论权利的上述情形。华融信托公司以屈玲未变更诉讼请求为侵权之诉，原审判决以侵权之诉进行审理剥夺了其辩论权利的再审请求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三、关于华融信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2020）新0102刑初80号刘胜军合同诈骗罪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中：“召集人模式属于集体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公司对这种行为是默许也是纵容”，刑事判决认定华融信托公司存在默许和纵容其公司通过召集人模式的集体行为。其次，原审期间，屈玲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华融信托公司内部长期存在员工发布某个信托计划的推介信息，并以召集人的身份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故华融信托公司在其日常经营监管中存在巨大管理漏洞，该过错一定程度上给其员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第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显示华融信托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系违规行为。综上，虽然刘胜军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但原审人民法院参照该规定，综合考虑华融信托公司的过错、该过错与屈玲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程度、屈玲的过错程度等最终酌定华融信托公司对屈玲的本金损失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因此，华融信托公司的该项再审请求不能成立。 四、关于华融信托公司称在未执行刑事退赔的前提下判令其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中已将扣缴在案的赃款27万元按比例分配后向屈玲发还款项24,750元。原审判决第二项亦明确：“华融信托公司对其承担的责任可在刑事追赃获赔范围内减免相应数额”。因此，华融信托公司的该项再审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华融信托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玛依拉·阿不力孜 审判员 刘   俊   英 审判员 张   露   露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岳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