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鄂01民终58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奕，男，198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莱，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映龙，男，199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子龙，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山虎，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奕因与被上诉人陈映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2464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诉讼费由陈映龙承担。事实和理由：陈映龙走私犯罪所涉手表已交付国内买家，而本案系因杨奕购买的手表未交付而引起的诉讼，因此，本案所涉没有交付的手表，不是刑事案件已交付国内买家的走私手表。杨奕并非陈映龙走私犯罪案件的同案犯和诉讼参与人，一审裁定认定杨奕直接向走私人非法购买手表，涉嫌犯罪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一、已生效的（2020）鄂01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证实，陈映龙走私犯罪所涉手表，均“已入境，并已通过顺丰速递交付境内买家”，但本案民事诉讼所涉手表，陈映龙并没有交付。本案民事诉讼所涉陈映龙没有交付的手表，并不是陈映龙走私犯罪所涉手表。二、陈映龙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的时间是2018年9月26日，上诉人起诉的时间是在此之前的同年7月初。也就是说，杨奕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节点正是陈映龙因走私犯罪被立案侦查的期间。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有“快递单号信息在案印证”。因此，“境内买家的身份信息”已被侦查机关查明，但杨奕既不是该案的证人，也不是该案的被告人。因此，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足以证实，本案民事诉讼涉及的事实与陈映龙被认定为走私犯罪的事实无关。三、本案起诉前双方当事人协商时，陈映龙称其出售给杨奕的手表系从其上家南京管梓淇处购买，因上家未交付本案所涉手表，其才不能交付给上诉人。为此，陈映龙还邀约杨奕至南京管梓淇住处追讨其被骗的手表款项，管梓淇亦承认确实没有向陈映龙交付本案民事诉讼所涉手表。陈映龙还鼓动杨奕向南京公安机关举报管梓淇涉嫌诈骗犯罪事宜。因受骗的是陈映龙，杨奕并没有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回武汉后，陈映龙又向杨奕出具案涉的情况说明。本案一审庭审时，陈映龙当庭陈述：“因其被管梓淇所骗，才无手表交付”。上述事实亦证实，本案涉案手表不是一审裁定认定的“直接向走私人非法购买的手表”。四、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所涉手表系陈映龙获取后，再转卖给杨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只有当陈映龙获取本案民事诉讼所涉手表的行为涉嫌走私犯罪时，杨奕的上述购买行为，才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直接向走私人非法购买。一审裁定仅凭杨奕向陈映龙购买手表的行为与上述已经被审判机关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犯罪方式如出一辙，就认定杨奕直接向走私人非法购买手表，涉嫌刑事犯罪，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亦与本案民事诉讼的在案证据相悖。五、即使按照一审裁定认定的“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涉嫌犯罪，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依据2019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9条的规定，也应当是在“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中止审理”，“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后，才能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在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直接驳回起诉，违反了上述会议纪要规定。陈映龙辩称，杨奕系管梓淇、徐阳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涉案手表均没有完成交付，不可能构成走私犯罪，不应移交海关，但本案与管梓淇、徐阳诈骗案件相关，而徐阳诈骗案件正在武昌区公安分局侦查，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主张权利为妥。杨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映龙向杨奕支付欠款13.8万元。2、判令陈映龙以欠款13.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向杨奕支付利息（第一阶段利息按上述标准，从2018年2月16日起至2018年7月15日止，为2731.25元；第二阶段利息按上述标准从2018年7月16日起至陈映龙实际还清全部欠款本息之日止）。3、判令陈映龙支付杨奕交通费、住宿费、保险费损失2501元。4、判令陈映龙在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时，向杨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映龙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20年10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映龙走私普通货物一案作出（2020）鄂01刑初44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2017年10月，陈映龙通过微信结识香港手表商人林立武（另案处理）。为谋取非法利益，陈映龙与林立武共谋，由陈映龙根据境内客户需要购买手表的品牌、型号，通过微信向林立武询价后订货，并支付货款到林立武指定的账户内。随后，林立武将陈映龙订购的手表交由“水客”，采取随身携带、不向海关申报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手表从香港走私入境至广东省深圳市。随后，“水客”根据陈映龙提供的地址及收件人信息，通过快递寄递的方式将走私入境的手表邮寄至境内买家。陈映龙采用上述方式走私手表共21块，偷逃应缴税额合计125.1215万元。判决陈映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据此，杨奕向陈映龙购买劳力士牌手表的时间节点，正在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的陈映龙走私普通货物的期间，杨奕向陈映龙购买手表的行为与上述已经被审判机关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犯罪方式如出一辙，杨奕直接向走私人非法购买走私进口手表，违反海关法律、法规，涉嫌偷逃应缴税额，有刑事犯罪嫌疑，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涉嫌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杨奕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165元，退还杨奕。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奕提交被告人为案外人管梓淇的一、二审刑事判决书及陈映龙为原告，管梓淇父亲管德勤为被告的（2020）鄂01民终10397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一，拟证明陈映龙以管梓淇案被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原始证据证明其损失金额为183.414万元，该金额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采信，计入管梓淇的诈骗金额；陈映龙以管梓淇之父管德勤为被告主张权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管梓淇承担民事责任。杨奕提交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刑终283号刑事判决作为证据二，拟证明陈映龙作为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损失金额为349.6万元，该金额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采信，计入徐阳的诈骗金额。经质证，陈映龙对上述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杨奕向陈映龙购买案涉手表的时间节点，正在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的陈映龙走私普通货物期间，且购买手表的方式与上述已经被审判机关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犯罪方式基本一致。陈映龙并无进口、销售涉案手表的资质和正当渠道，故杨奕直接向陈映龙购买进口手表的行为，违反海关法律、法规，涉嫌偷逃应缴税额，有刑事犯罪嫌疑。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生效判决认定的陈映龙犯罪事实、杨奕购买涉案手表的过程，据此认定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若经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等审查后，本案不属于犯罪，当事人可依法再行主张民事权利。综上，上诉人杨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申光伟审判员  胡铭俊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贾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