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3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港区中兴街185幢11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20C3NG1G。法定代表人：王鸿洲，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昆，江苏鑫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振哲，男，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易，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振哲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5民初3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正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实认定不清。二、上诉人公司并未实际运营只是一个名字，股东王鸿州也受雇于陈鸣。三、能闹的孩子有奶喝，被上诉人就是那种能闹的孩子，还真闹到奶喝了。四、真实的事实，和正常人的处事规则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五、陈鸣才是真正的管理者、报酬支付者。石振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鸿正公司支付原告欠付工资1505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2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5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鸿洲，股东为王鸿洲、刘伟，公司住所地位于太仓市××区××街××室，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国内货运代理，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原告石振哲系驾驶员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庭审中原告陈述：2019年10月9日开始提供劳动，2020年3月13日最后一天提供正常劳动。2020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通知函》一份，内容为：“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我自2019年10月9日进入贵公司，既未给我办理社会保险，也未签订劳动合同，止于2020年3月13日，你司单方解除与我解除劳动关系，故我决定自2020年3月14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你公司支付拖欠我的工资款14319元，未签劳动合同的双份工资及双份的经济补偿金及待业金。”3月18日，被告签收。2020年3月25日，原告诉至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欠付工资14319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2000元、经济补偿金5250元。同年5月12日，该委以原告未按要求补正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明材料为由，对原告的上述仲裁请求，不予受理。之后，原告不服，诉至法院。为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派车单、提货单、装箱单、银行流水、微信支付记录、建设银行交易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1.派车单，抬头为“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派车单”，时间分别为12月26日、12月27日、3月7日、3月12日、3月10日、2月24日、2月22日、2月17日、1月21日、1月20日、1月11日、1月10日、1月2日、1月3日、车号均为“81439”，尾部处联系电话为“137××××5437、139××××6448”。装箱单中记载车号为“沪Ｄ×××××”。进箱单中记载车号为“沪Ｄ×××××”。原告陈述其所驾驶车辆牌号为“沪Ｄ×××××”。王鸿洲陈述：137××××5437、139××××6448均为其个人号码。2.中国太仓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提货单，收货人处由被告加盖业务专用章。3.微信支付记录、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9年11月7日，陈鸣微信转账支付原告10000元；2020年1月8日，陈鸣汇付原告17000元；2020年3月9日，陈鸣汇付原告10000元，共计37000元。原告陈述，上述款项均系工资。4.微信群记录，显示原告于2020年3月13日被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移出“鸿正物流”微信群。5.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微信名：LWang鸿洲137××××5437）之间自2019年12月1日陆续微信聊天，原告多次询问被告是否有工作任务，被告也对原告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原告也适时就工作情况向被告进行了汇报，在原告要求报销相应费用时，被告法定代表人也及时予以了报销。针对原、被告之间，被告法定代表人、陈鸣之间的关系，被告代理人于2020年8月6日庭审中陈述：由于进太仓港，必须要有公司抬头，陈鸣在承揽被告公司的业务时，分两部分，一部分由陈鸣从其他地方拉来业务，通过被告公司再派给陈鸣，这种类型没有差价，另一部分是被告公司直接派集装箱给陈鸣运输，相当于陈鸣从被告公司接业务，接完业务后由陈鸣自己去找人，该种模式存在差价。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于2020年9月23日庭审中陈述：（1）2019年10月10日，陈鸣聘请我个人给陈鸣当调度，我负责弄单证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老板，没有与原告去协商工资等事宜。2019年11月5日我成立了一个公司即本案被告，所以我有两个身份，我既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陈鸣的员工，我和陈鸣之间没有雇佣合同，我公司和陈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2）我公司位于太仓港口联检服务大楼副楼403-3，但是是2020年3月才开始租赁的，3月之前也是在太仓港口联检服务大楼副楼403-3，只不过是苏州百盛货运有限公司租赁的；（3）公司从2020年3月开始才正式招录员工，现在公司一共有7个员工，都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代理人补充陈述：被告和陈鸣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是没有合作过，王鸿洲一开始就是受雇于陈鸣，直到王鸿洲成立了被告公司，所以王鸿洲一方面经营自己的公司，一方面仍然给陈鸣打工，陈鸣活多的话做不完可以给王鸿洲做，如果王鸿洲的公司发展好了，可以给陈鸣做，但是法律上面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职工花名册等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鸣曾于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1月28日、2019年12月12日、2019年12月16日支付1865元、2000元、2000元、5570元、5000元、5000元、1500元、5000元、1000元、5000元。被告陈述：王鸿洲作为陈鸣的调度，由陈鸣支付工资，每月5000元，上述记录中10月30日、11月28日、12月16日的均为工资。2.花名册，显示被告处花名册中没有原告。2020年12月4日，一审法院对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制作调查笔录一份，王鸿洲陈述：（1）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3月，我受雇于陈鸣，负责日常的运营调度，主要工作内容为司机的工作安排、费用的报销，工资为每月5000元，没有固定的发放周期，大多都是微信发放，陈鸣当时主要负责业务；（2）驾驶员驾驶车辆进入码头时需要公司抬头来操作“太仓港无纸化”系统，驾驶员个人名义是无法操作该系统的，陈鸣日常运营的时候，派车单用我公司的抬头，陈鸣自己的司机在码头作业提箱时，也用我公司的抬头，涉案三名原告进入太仓港时，就是用的我公司名义操作“太仓港无纸化”系统，但不存在用我公司名义对外开具发票的行为；（3）我公司是在11月份注册成立的，在11月之前，陈鸣用什么公司名义来操作“太仓港无纸化”系统，我不清楚，11月份公司成立后，我就将公司抬头借给陈鸣使用了，陈鸣并没有出资，在我公司成立前，陈鸣也不知道我成立公司的事情，我并不收取陈鸣的费用，我公司和陈鸣之间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业务合作，公司财务、人员与陈鸣自管的财务、人员之间也不存在混同，我公司的公章、财务章都是由我本人掌管；（4）当时建的微信群名叫“鸿正物流”，主要是我自己做自己的公司，陈明那边是我的副业，我就把陈鸣那边的事情归并过来一并处理，建了一个总的微信群“鸿正物流”，当时陈鸣也在这个物流群里，2020年3月以后不在这个群里面了；（5）涉案三名原告在我受雇之前就已经给陈鸣工作了，我在受雇于陈鸣之前和陈鸣已经是朋友了，涉案三名原告在面试的时候见过我也很正常，我们当时没有特意告诉涉案三名原告陈鸣是老板，但是涉案三名原告心里都很清楚的，他们开的车辆是陈鸣的，工资是陈鸣发的，他们都清楚。关于入职时间、入职方式，原告陈述：2019年10月9日，原告入职被告处，2020年3月13日，最后一天提供正常劳动；当时被告处招录驾驶员，微信群里留的被告处电话，当时是被告处张正华接的电话，后来是被告主动联系了我，面试的时候开始是陈鸣，后来去了王鸿洲的公司谈，公司的地址在联检大厦副楼403。关于工资的约定、工资的发放，原告陈述：当时约定每月固定工资10000元，没有停车费500元，一个月休息四天，一天一趟常州，陈鸣跟我谈好之后我干了两天，之后去被告公司又谈了一下怎么跑运输，有什么要求，当时是王鸿洲跟我谈的。入职后发放工资的情况为2019年11月7日10000元、2020年1月8日17000元、2020年3月9日10000元，当时2019年10月份的工资是按照330元/天计算的，11月、12月及2020年1月都是10000元，从2020年2月开始没有发工资。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向案外人陈鸣制作调查笔录一份，陈鸣陈述：（1）我在上海一直做集装箱，2019年8月份搬到太仓，因为做集装箱必须要有公司抬头才可以进太仓港，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有公司抬头，我自己有车子，但是没有注册成立相应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2）我和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为合作关系，没有书面合作协议，借用被告的抬头，合作模式为如果我活多，给了被告做，由于我用了被告的抬头，我是不收取被告的差价的，如果被告活多，然后给我做，被告是要收取差价的；（3）我在太仓港物流发单群中发布了招录驾驶员的信息，之后倪建飞主动联系我，浦正华、石振哲都是倪建飞介绍过来的，然后我就雇佣他们三个人跑运输，雇佣的时间是从2019年10月开始的，一直到2020年3月结束，2019年12月的时候倪建飞、浦振华、石振哲就不做了，倪建飞还鼓动其他人不要做，之后倪建飞又给我打电话承认错误，我又重新让他们继续做运输；（4）跑运输用的车子都是我自行租赁的；（5）当时约定的劳务费是固定工资每月10000元，工作26天，停车费500元，如果超过了26天，每天按照350元结算，如果工作未满26天，目前来说浦正华、石振哲、倪建飞还是拿10000元，正常都要扣的，工资正常都是我个人微信转账支付的，但是春节的时候有一次微信里面没有钱了，就让被告处王鸿洲帮我转了一笔钱；（6）被告公司有一个操作员，姓王，具体名字不清楚，干的活是我从外面拉过来的，只不过他帮我在调配；（7）平时浦正华、石振哲、倪建飞请假的话需要跟我说，包括修车什么的都是需要跟我说的，我有自行记录浦正华、石振哲、倪建飞开的车子每天去了哪里。同时，案外人陈鸣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截图、机动车行驶证、汽车租赁合同、出车记录等证据。1.微信截图，显示微信群名称为“太仓港集运联盟”，该群中会不定时发布招录人员信息。2.机动车行驶证，显示车牌号为沪Ｄ×××××、沪Ｄ×××××、沪Ｄ×××××车辆所有权人均为上海银轮物流有限公司。3.汽车租赁合同，显示2019年10月15日陈桂芳（出租方、甲方）与陈鸣（承租方、乙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车辆车牌号为沪Ｄ×××××、沪Ｄ×××××、沪Ｄ×××××、沪Ｄ×××××、沪Ｄ×××××，租赁期限为2019年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15日，每月租金为4000元。4.陈鸣与王鸿洲之间的转账记录，显示1月21日陈鸣支付王鸿洲10000元，同日王鸿洲又支付陈鸣2100元，陈鸣主张系王鸿洲代为支付工资，后因钱未用完，又退还部分款项。5、出车记录，显示沪Ｄ×××××、沪Ｄ×××××、沪Ｄ×××××的出车情况。之后，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再次向陈鸣制作调查笔录一份，陈鸣陈述：（1）我刚来太仓的时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鸿洲，后来从2019年10月15日开始就请王鸿洲负责我车子的调度，每月工资5000元，年终奖1万元，到2020年4月结束的，工作内容包括发单子、派车，之后王鸿洲自己成立了个公司，就是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刚开始派单的时候没有“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抬头的，公司注册下来后，抬头处就有了公司的名字，我只是请王鸿洲做调度，跟公司没有合作，我也给涉案三名原告报销过费用；（2）2019年11月、12月的时候出了个新规定，进入太仓港必须有公司抬头，不可以指派给我陈鸣个人，必须要指派到公司名下，当时我其实都不知道王鸿洲成立了公司，公章、财务章都是王鸿洲掌管，我也没有和公司之间有过利益往来，也没有出资，我接的活都是不要求开票的，价格比别人低，我个人没有财务，也没有记过账，我的钱都是我自己管理，对外也没有以“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名义经营过；（3）我自己的所有驾驶员，包括涉案三名原告，都知道王鸿洲是我请的人，我和他们说过的要他们服从王鸿洲的安排，涉案车辆的保险是我付到挂靠公司处的，我没有给涉案三名原告单独买过雇主责任险等保险；（4）涉案三名原告的工资是算到2020年1月底，2月份开始的工资因为疫情本来也没怎么干活，后来我要跟他们结账，拿着钱去给他们，他们不要。同时，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微信付款记录、保险单等证据。1.微信付款记录，显示陈鸣于2019年10月22日、10月27日、10月31日、11月9日、11月13日、12月17日、2020年1月8日、1月21日、3月4日分别转账支付“醒悟159××××5249”215元、400元、470元、100元、1000元、450元、100元、2980元、2150元；于2019年10月13日、10月16日、10月16日、10月20日、10月23日、11月1日、11月3日、11月9日、11月15日、11月26日、12月4日、12月4日、12月18日、12月23日、12月23日、2020年1月10日、1月12日、1月14日、1月14日、1月21日、2月15日、2月18日、3月10日分别转账支付“时来运转”200元、180元、120元、1700元、30元、280元、130元、130元、330元、50元、80元、850元、200元、300元、50元、120元、400元、430元、170元、2555元、360元、2810元、160元；于2019年10月11日、11月13日、12月11日、2020年1月2日、3月9日分别转账支付“忆生”585元、1070元、660元、545元、9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醒悟159××××5249”系倪建飞、“时来运转”系石振哲、“忆生”系浦正华，报销单费用为陈鸣替三名原告报销的过路费、提箱费等费用，三名原告补充陈述：整个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陈鸣、王鸿洲两人都存在过报销过路费、提箱费的情况。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派车单、装箱单、进箱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收入明细、通知函、不予受理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出车情况记载，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花名册，一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调取的微信截图、机动车行驶证、汽车租赁合同、转账记录、出车记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劳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及劳动保护并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同时，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安排，接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的从属关系。劳动关系一般应通过书面劳动合同确立，但是在劳动合同缔结及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往往基于管理者的优势地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规避其应承担的劳动法上义务，故劳动者只需初步证明其在一定期限内向用人单位提供过有偿劳动，受用人单位指派、管理和监督，与用人单位之间在人身上存在一定隶属关系，即可在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作出对有利于劳动者的认定。结合本案双方的举证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在于：首先，被告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而原告石振哲亦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原告石振哲从事的货物运输工作亦为被告处主营业务。其次，关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个人与陈鸣之间的关系，以及被告公司与陈鸣之间的关系，陈鸣于2020年8月20日调查笔录中陈述陈鸣个人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陈鸣与被告公司之间的活可以交换着做，因陈鸣借用了被告公司抬头，故陈鸣的活交予被告公司完成不收取差价，被告公司将活交予陈鸣个人完成会收取差价，之后陈鸣于2020年11月25日调查笔录中又陈述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王鸿洲个人受雇于陈鸣担任调度一职，王鸿洲以个人名义介绍活给陈鸣，收取利润。而被告于2020年8月6日庭审中陈述被告公司与陈鸣之间存在合作模式，陈鸣个人业务借用被告公司抬头的，不收取差价，被告公司业务派遣给陈鸣的，收取差价，于2019年9月23日庭审中陈述王鸿洲个人受雇于陈鸣，担任调度，被告公司与陈鸣存在合作关系，但未合作过，于2019年12月4日调查笔录中陈述陈鸣雇佣的驾驶员进入太仓港会以被告公司名义操作系统，但被告公司与陈鸣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和合作。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及陈鸣在解释三者之间关系时并不一致，且均未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便如其所述，三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或者合作关系，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原告进行过披露。最后，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鸿洲通过微信方式对原告下达了部分工作任务，并对原告的工作进展进行了安排和管理，原告在工作中也向王鸿洲不定时的汇报工作情况，在进行相应提货业务时，对外也使用了被告公司的名义。2019年12月18日，在原告要求王鸿洲报销时，王鸿洲也在第一时间通过转账的方式予以了报销，且在2020年3月13日王鸿洲将原告移出名为“鸿正物流”的微信群。关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被告处的工商登记资料可知，被告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5日，在被告公司成立之前，并不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被告客观上并无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体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当自2019年11月5日建立。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如下分析：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欠付工资15050元的诉讼请求。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原告主张工资标准为每月固定工资10000元，陈鸣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对该工资标准亦予以了认可，且确认自2020年2月起未发放劳动报酬，结合原告提供的工资发放情况、原告对工资发放的解释以及原告的离职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尚欠付原告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工资14194元（10000元+10000元/31天*13天）。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2000元的诉讼请求。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如上所述，原、被告自2019年11月5日建立劳动关系，2020年3月13日被告最后一天提供正常劳动，故原告主张的二倍工资计算期间应自2019年12月5日起至2020年3月13日止，按照每月固定工资10000元的标准，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903元（10000元/31天*27天+10000元+10000元+10000元/31天*13天）。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以此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符合享受经济补偿金的条件。经核算，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为5000元（10000元/月*0.5个月）。综上所述，结合原、被告举证可知，原、被告之间自2019年11月5日起构成劳动关系，被告应及时、足额支付原告劳动报酬，被告未按法律规定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相应的二倍工资差额，原告以被告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符合享受经济补偿金的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石振哲工资差额14193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904元、经济补偿金5000元，合计52097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太仓鸿正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就本案的证据作如下分析：首先，鸿正公司与石振哲均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其次，石振哲所从事的运输工作是鸿正公司的主营业务，王鸿洲系鸿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鸿洲通过微信方式向石振哲下达工作任务，并对石振哲的工作进行安排和管理，石振哲接受了王鸿州的管理，在工作中也向王鸿洲汇报其工作情况。第三，石振哲在进行提货业务时，对外系以鸿正公司名义进行的。第四，2020年2月20日，石振哲向王鸿洲要求报销时，王鸿洲也通过转账的方式予以报销。第五，2020年3月13日王鸿洲将石振哲移出名为“鸿正物流”的微信群。最后，就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鸿洲个人与陈鸣之间的关系，以及鸿正公司与陈鸣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一审法院对陈鸣所作的两次调查笔录以及鸿正公司庭审陈述，鸿正公司及陈鸣在解释三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时并不一致，且均是口头陈述，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关于三者之间具体是何种关系，也不能证明石振哲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综上，作为劳动者的石振哲就其与鸿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鉴于鸿正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5日，一审发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当自2019年11月5日建立，并无不当。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石振哲主张工资标准为每月固定工资10000元、停车费500元，陈鸣对该工资标准不持异议，并且确认自2020年2月起未再发放过劳动报酬，故一审发院根据工资发放情况及离职时间等因素认定鸿正公司尚欠付石振哲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工资14903元（10500元+10500元/31天*13天）正确。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鉴于鸿正公司确未为石振哲缴纳社会保险，现石振哲以此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鸿正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经本院核算，一审判令鸿正公司向石振哲支付经济补偿金5250元（10500元/月*0.5个月），并无不当。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承前所述，双方于2019年11月5日建立劳动关系，石振哲于2020年3月13日最后一天提供正常劳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计算期间应自2019年12月5日起至2020年3月13日止，并按照每月固定工资10000元、停车费500元的标准，并判令鸿正公司应支付石振哲上述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548元（10500元/31天*27天+10500元+10500元+10500元/31天*13天），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太仓鸿正物流公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朱立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