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22民初524号 原告：李炳惠，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浙江东方正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渡济村。 法定代表人：许金地。 被告：许金地，男，197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平，浙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炳惠与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许金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炳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被告恒通公司和被告许金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炳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恒通公司赔偿原告李炳惠损失348350.78元（其中因交强险拒赔损失120225元、因商业险拒赔损失16069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车辆损失62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许金地对被告恒通公司欠付原告李炳惠的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所列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原告在被告恒通公司处购买拖拉机一辆，发动机号码×××61、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75、价税合计8万元。车身上的车架号显示与所有单证上的车架号均一致，并由被告恒通公司为该车办理了行驶证以及保险，两者所显示车辆信息一致。2016年9月，案涉车辆年审期限届至，原告又交付被告恒通公司6000多元，委托被告恒通公司为案涉车辆办理年检并购买保险，但被告恒通公司并没有为案涉车辆办理年检，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更换了车辆号牌。保单显示的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2017年10月27日止，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75。由车辆生产商出具编号为096537号合格证，载明发动机号为×××61、底盘号（车架号）为×××75。并由被告恒通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人为被告许金地，发票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75，还为原告换领了行驶证，行驶证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同样为×××75。2017年8月29日，原告驾驶案涉车辆在桐庐县××街道××村路段与案外人董宗良相撞，造成董宗良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桐庐县交警大队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2020年3月26日，董宗良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以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计305798.38元，经桐庐县人民法院判决：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董宗良110225元（120225元-10000元已垫付），长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赔偿董宗良160697.78元，原告赔偿董宗良34305元。后人保公司、长安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调查后认为案涉车辆的底盘号（车架号）与原告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及车辆档案中记载的底盘号（车架号）×××75不相符，采纳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判决撤销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700号民事判决，由原告赔偿董宗良30522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由原告承担，另人保公司垫付的10000元可另行向原告主张。该判决现已生效。2020年10月14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桐庐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车价款并赔偿损失，但贵院判决认定本案系由于原告委托被告恒通公司办理年检及购买保险过程中发生错误所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可另寻合法途径主张权利。原告认为，被告恒通公司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更换车牌导致保险拒赔、车辆无法上路行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等法律责任。被告许金地作为被告恒通公司唯一股东，应对被告恒通公司所欠原告的第1诉讼请求所列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特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 原告李炳惠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保单、发票；2、案涉车辆的底盘号；证据1、2证明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车驾号码为×××75、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4510ＰＤ运输型拖拉机，新车购置价62000元；3、保单；4、行驶证。证据3、4证明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75、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Ｐ1510ＤＩＩＡ运输型拖拉机，与2014年5月21日购买保险时的车辆信息完全不一致，导致案涉车辆出险时被法院判决拒赔；5、视频、录音及文字翻译、名片。证明原告于2014在被告恒通公司处购买的案涉车辆，用现金支付；案涉车辆每次的保险以及年检全部交由被告恒通公司办理；由于被告恒通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的实际信息与农机站的备案信息以及投保信息不一致，被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责任；郑君富系被告恒通公司的经理以及涉案车辆销售、保险以及年检的经办人；6、拖拉机行驶证档案存档附件、照片、合格证、发票，证明由于被告恒通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的实际信息与农机站备案信息不一致，备案采用的车辆照片并非涉案车辆；7、（2020）浙0122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514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由于被告恒通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信息与原告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商业性保单及车辆档案中记载的信息相符，被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了286350.78元损失；8、（2020）浙0122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系由于原告委托被告恒通公司办理年检及购买保险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所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可另寻合法途径主张权利；9、企业信息，证明被告许金地系被告恒通公司唯一股东，应对被告恒通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事实。 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辩称：原告在2014年的5月购买拖拉机属实。发动机号码是×××61，车架号是×××75，当时的这辆拖拉机的开票价格是价税合计62000元，开票时间是在2014年的5月30日。依据当时的政策，是不需要缴纳购置税的。同时被告恒通公司出售给原告的这辆拖拉机是从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处购买。鉴于当时的上牌政策，在本地不能够进行上牌及保险购买，经过厂家的帮助以及介绍由被告恒通公司安排相关人员在江西省帮助原告的拖拉机进行上牌及购买保险。2014年第一次上牌以及购买保险时车身上的车架号与合格证发票、保单上面的车架号都是一致的。因为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合格证正确，由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车辆发票也正确，后续办理的保单以及行驶证等也都是正确的。这是事实部分的第一点。第二是到2016年9月，案涉车辆需要年检时，原告再次找到被告恒通公司要求代为办理车辆年检以及保险的事宜，原告确实是付了6000多元费用，但这是代为办证以及代为购买保险的费用。考虑到拖拉机的年检以及上牌等政策性比较强，厂家对相关的政策比较清楚，根据厂家当时的说法江西年检是不会通过的，经过厂家的介绍及帮助，并征得原告的同意，选择了去广东茂名进行重新的上牌。因为年检及上牌政策等原因，选择的方式也只能是重新上牌。因为重新上牌，所以合格证是需要重新开具，发票也需要重新开具。因为厂家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重新开具的车辆合格证中的车架号写成了×××75，中间多了一个零。被告恒通公司开的发票也多了个零，合格证发生错误，导致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发票也发生错误，导致案涉车辆行驶证、保单发生错误。第二部分是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以及被告恒通公司的责任问题。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案实质上是代为办理上牌业务，从法律关系上来说。确实是因委托合同关系。但本案是一种无偿的委托，从客观事实上来看，被告恒通公司也没有收取代为上牌业务之外的其他的任何费用，所收的6000元是包含三个费用，第一个费用是代为办证是通过黄牛，需要产生相关的费用，第二个费用是买保险，第三个费用是重新开具发票产生的税务成本。关于被告恒通公司的责任问题。本案主要是2016年厂家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合格证错误导致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发票也跟着错误，明显不是被告恒通公司故意的过错；即使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发票车架号没有发生错误，那么，农机站还是会根据合格证最终也会导致行驶证以及保单的错误。所以，关于过错责任问题，即使认定被告恒通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肯定不属于重大的过错。对无偿委托合同，受托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所以，被告恒通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许金地的责任问题。基于被告恒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被告许金地自然也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都是分开的，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从公司经营的范围以及具体类型来看，车辆买卖业务也不存在股东私下收取款项等情况，肯定都是必须要开具发票的。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2014年开具的发票上显示的车架号与2014年保单上是一致的事实；2、纳税证明、纳税信用级别证明，证明被告恒通公司与被告许金地的财务是相互独立的事实；3、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被告恒通公司与被告许金地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 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一、对原告李炳惠提交的证据，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的证明目的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出现车架号不一致的原因是厂家将合格证开错了，并不是被告的过错；对证据5，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具体的内容，双方有过多次的沟通交流，当时具体的经办人对这一辆车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记得那么清楚。郑君富是否是被告的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对证据6，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些均是被告找了黄牛去广东办的；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个人与单位的财产混同。二、对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提交的证据，原告李炳惠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两被告的财务是相互独立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单方制作，并没有提供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两被告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 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一、对原告李炳惠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5、6、7、8、9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等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二、对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提交的证据2、3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原告李炳惠向被告恒通公司购买由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制造的拖拉机一台，价款为62000元。被告恒通公司将案涉拖拉机交付原告李炳惠，并代为在江西办理拖拉机上牌及行驶证，并于2014年5月20日代原告李炳惠购买案涉拖拉机保险。保险公司出具的交强险及商业险保单上均显示案涉拖拉机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4510ＰＤ运输型拖拉机、发动机号码×××61、识别代码／车架号×××75。2014年5月30日，被告恒通公司向原告李炳惠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发票载明车辆类型变型运输机，厂牌型号宝石牌ＢＳ4510ＰＤ，发动机号码×××61、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75。 2016年9月，原告李炳惠委托被告恒通公司办理案涉拖拉机审验及购买保险，并支付办理费用6000余元。被告恒通公司经咨询车辆生产商后，确定以重新上牌的方式办理相关手续，并由车辆生产商重新出具合格证，合格证载明发动机号为×××61、底盘号（车架号）为×××75。并由被告恒通公司另行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75。被告恒通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向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农机局申请注册，登记原告李炳惠购买的大中型拖拉机，根据注册登记的拖拉机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拖拉机登记业务流程记录单、拖拉机检验录入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产品合格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显示，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2017年10月27日止，注册登记车辆的发动机号为×××61，底盘号（车架号）为×××75。次日，该局向原告李炳惠发放了拖拉机行驶证，车牌号为粤0**××××。被告恒通公司还代原告李炳惠向人保公司购买交强险及向长安保险公司购买商业险。该两家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上均载发动机号码×××61、识别代码／车架号×××75、车牌号为粤0**××××。 2017年8月29日，原告李炳惠驾驶粤0**××××拖拉机撞断电线杆，董宗良驾驶二轮电动车与电线杆碰撞，造成两车受损，董宗良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由原告李炳惠负全部责任。董宗良于2020年3月26日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判决董宗良的损失321097.22元，由人保公司赔偿120225元，由长安保险公司赔偿160697.78元，由李炳惠赔偿40174.44元。人保公司、长安保险公司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因肇事车辆的车架号与保险公司保单上记载的车架号不符，判决由李炳惠对董宗良的损失321097.22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由李炳惠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9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 另查明，被告恒通公司系由被告许金地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办理案涉拖拉机的审验及购买保险事务，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告李炳惠于2016年9月委托被告恒通公司办理拖拉机审验，因拖拉机审验的政策各地存在不同的规定，被告恒通公司到广东茂名以重新上牌的方式办理，对此，原告李炳惠也是明知的，故其关于“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更换车牌”的诉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故本案的委托事务为案涉拖拉机的上牌和购买保险。被告恒通公司接受委托后完成了案涉拖拉机的重新上牌并购买保险，委托的事务已完成。因案涉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要求保险理赔时，发现注册登记的车架号与案涉拖拉机的车架号不符，号码中多写了个“0”，导致保单记载的投保车辆车架号与肇事车辆的车架号不同，保险公司拒赔。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案外人的损失均由本案原告李炳惠赔偿，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原本可通过保险理赔解决的损失280922.78元，由原告李炳惠承担，故该赔偿金额确定为原告李炳惠的实际损失；生效判决确定由原告李炳惠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不属被告恒通公司应承担的损失范围，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被告恒通公司主张系无偿委托且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本院认为，原告李炳惠为办理委托事务，支付被告恒通公司6000余元，被告恒通公司认为该费用系交由“黄牛”办理需支付一定费用，还包括重新开具销售发票需交纳的税款、购买保险的费用。但被告恒通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双方在完成委托事务后，与原告李炳惠就上述费用进行过结算。故被告恒通公司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 因案涉拖拉机系原告李炳惠向被告恒通公司购买，并由被告恒通公司代为办理首次上牌及购买保险手续，故被告恒通公司对车辆的相关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当被告恒通公司再次接受原告李炳惠委托办理相关事务时，本应仔细审核比对相关材料，但被告恒通公司未能发现生产商开具的合格证记载的车架号存在错误，其开具的销售发票上的车架号也发生错误，造成拖拉机行驶证和保单记载的车架号均与案涉拖拉机的车架号不符，因上述错误，给原告李炳惠造成了实际损失。本院认为，因被告恒通公司在受托办理案涉拖拉机审验及购买保险过程中未进行认真核查，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对造成委托人的损失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被告均明知申领审验拖拉机号牌、行驶证的，应当对拖拉机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但原被告却未将拖拉机送到农机监理机构进行检验，农机监理机构不能对案涉拖拉机的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等进行确认，导致发生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而原告李炳惠在被告恒通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受托事务后，也应主动核对相关信息，事实上，原告李炳惠仅需对行驶证等进行核对即可发现错误以及时纠正错误，故其对损失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基于此，对于原告李炳惠的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当事人各自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被告恒通公司赔偿180000元；被告许金地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李炳惠要求赔偿车辆损失62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炳惠180000元；由被告许金地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李炳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63元，由原告李炳惠负担1313元，由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许金地负担19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方向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宋红英 ?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