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艳霞，女，198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江苏吴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湘江路1428号。法定代表人：杨国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162号。法定代表人：李朝阳。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上述二被上诉人）：单翠平，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上述二被上诉人）：马旭荣，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艳霞因与被上诉人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世医电公司）、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加壹企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5民初4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后因案情疑难复杂，本案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艳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改判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世医电公司之间自2012年4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5年1月份至2020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壹加壹企管公司赔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39495.76元；3.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自2012年4月8日入职一直工作至2020年6月30，在此期间无论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劳动合同用工一方如何变化，但上诉人一直在合世医电公司上班，从未变动过，有相应的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培训记录等予以证明，应当予以确认。2.自上诉人入职之日起，被上诉人就没有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且亦有拖欠克扣工资行为，被上诉人明知是疫情期间，但仍然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显然是故意的，具有主观恶意，因此上诉人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给付补偿金，补齐拖欠克扣工资。3.根据最高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轮流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其他合理情形”等情况下，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4.两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劳动合同法》第59、60、92条规定，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用工单位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六条“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解散、歇业”等情况，不能承担相关责任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出资人等作为共同当事人。5.实际上上诉人是由合世医电公司招聘入职的，只不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签了合同，上诉人一直在合世医电公司处上班，但合世医电公司却将连续期限分割成若干个短期派遣协议，也没有约定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9、60条、92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6.自愿不交社保申请应为无效。该申请没有日期，也没有显示用工主体，因此该申请是何时签的？给哪一方签的？都不清楚。上诉人至今都不清楚自己何时签过这个申请，上面记载的也不是事实，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在家缴纳社保。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该申请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只要未交社保劳动者即有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既对上诉人极端不公平，又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请求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杨艳霞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其与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之间自2012年4月8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赔付其经济补偿金39495.76元及拖欠克扣工资1189.28元，合计40685.04元；3.裁决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杨艳霞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决其与合世医电公司之间自2012年4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之间自2015年1月份至2020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壹加壹企管公司赔付其经济补偿金39495.76元；3.裁决合世医电公司对壹加壹企管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查明事实：2012年4月25日，杨艳霞与射阳县建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鑫派遣公司）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约定杨艳霞由建鑫派遣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合同期限自2012年4月25日起至2013年4月24日止。2014年11月3日，杨艳霞与苏州新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舟企管公司）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约定杨艳霞由新舟企管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合同期限自2014年11月3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合同到期前，杨艳霞与新舟企管公司续签，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止。2019年1月2日，杨艳霞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杨艳霞由壹加壹企管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基本工资为2020元/月。2020年2月，杨艳霞因为疫情原因年后无法回到苏州，其所在的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村路已全部封闭，所有人员严禁出行。杨艳霞直至2020年4月10日才从户籍地返回苏州，到2020年4月12日至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在此期间，支付杨艳霞2月工资1231.72元，3月工资1616元。2020年6月24日，杨艳霞向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发送告知函一份，载明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依法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依法给付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补缴各项拖欠社会保险、办理离职手续。2020年6月30日，杨艳霞填写合世医电公司离职申请表，填写的离职种类为自行离职，离职原因为未缴纳社保，之后未至合世医电公司实际工作。杨艳霞在职期间曾出具社保免缴申请一份，载明根据公司规定，公司将为其办理社保缴纳，杨艳霞因家中已交原因，不同意在公司办理社保缴纳，后续个人如需缴纳或补缴社保，以本人出具的缴纳或补缴书面申请为凭，并且本人愿意承担个人社保缴纳部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本人承担。杨艳霞在申请人处签名。社保免缴申请出具后，合世医电公司起初的确未为杨艳霞缴纳社保，但自2020年5月起，壹加壹企管公司为杨艳霞缴纳社会保险至杨艳霞离职。后杨艳霞向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依法裁决确认杨艳霞与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2年4月8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裁决壹加壹企管公司支付杨艳霞经济补偿金39495.76元及拖欠2020年1月22日至4月11日的工资1189.28元；3、依法裁决合世医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8月31日，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苏虎劳仲案字(2020)11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杨艳霞与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壹加壹企管公司应支付杨艳霞疫情期间工资差额共计1192.28元；3、对于杨艳霞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杨艳霞对此不服，特诉至法院。在一审庭审中，杨艳霞陈述其在2020年4月工作之后多次对工资发放提出异议，并与公司管理科进行沟通；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陈述，因杨艳霞未向公司提供因为疫情原因而无法上班的证明，因此2020年2月工资按照10天未出勤确定的工资金额，2020年3月按照基本工资的80%标准发放。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杨艳霞于2020年9月2日收到壹加壹企管公司支付的工资差额1192.28元，至此，杨艳霞在职期间的工资已经结清。以上事实，由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书、离职申请表、社保免缴申请、银行流水、参保名册、村委会证明、社会保险费结算表、考勤记录、告知书、仲裁裁决书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最主要证据。本案中，根据劳动合同显示，杨艳霞与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杨艳霞离职之日即2020年6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此之前，杨艳霞曾与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因此，杨艳霞现主张与壹加壹企管公司之间自2015年1月份建立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不予支持。另外，杨艳霞主张与合世医电公司自2012年4月25日至2014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且与事实不符，一审亦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杨艳霞主张的原因是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及未足额支付工资。关于未缴纳社会保险问题，首先，壹加壹企管公司已经自2020年5月开始为杨艳霞缴纳社会保险，虽然存在社保缴费年限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社保行政部门办理补缴手续，不属于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其次，杨艳霞在职期间,向公司出具了社保免缴申请,不同意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杨艳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提供证据证实公司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时,应该意识到出具社保免缴申请的法律后果，应当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司未为杨艳霞交纳社会保险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虽然双方的合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杨艳霞承诺放弃社会保险后又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杨艳霞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支持。关于未足额支付工资的问题，首先，杨艳霞主张的工资对应的期间是2020年2月、3月，在上述期间，杨艳霞的确没有出勤提供劳动，公司对实际发放工资的情况给予了说明，实际发放情况并非完全无章可循；另外，上述对应期间正处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工资的发放异常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因此，一审认定未足额支付工资并不存在主观恶意,杨艳霞以此为由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支持。一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杨艳霞与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杨艳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杨艳负担。经二审审查查明，杨艳霞在一审中提供有以下几组证据：1.合世医电公司员工证、教育训练技能卡、年度请假卡、离职申请表；2.2013年5-12月、2014年3、6、10-12月、2015年1月、2020年4-5月员工薪资条，中国银行苏州枫桥支行出具的杨艳霞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工资明细、中国银行苏州枫桥支行出具的杨艳霞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华夏银行苏州新区支行出具的杨艳霞2013年8月至2020年6月交易明细清单；3.天门市黄潭镇七岭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因非典型××防控形势严峻道路全部封闭严禁人员出行的证明、2020年1月22日苏州北至汉口以及汉口至天门南的购票信息单、2020年4月10日天门南站至汉口站以及汉口站至苏州站的火车票、2020年4月23日苏州高新区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验报告单；4.告知函以及邮寄送达信息、合世医电公司人员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5.枫桥街道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合世医电公司下发的复工备案申请审核结果通知；6.新舟企管公司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上述证据中，员工证上除记载杨艳霞员工编号外，还载明杨艳霞所在部门为制造课、职称为作业员-热压。教育训练技能卡除记载杨艳霞工号外，还载明入厂时间为2012年4月25日，为热压人员；年度请假卡除记载杨艳霞工号外，还载明到职日为2012年4月25日。离职申请表除记载杨艳霞申请日期、核准日期、离职是由、员工编号外，还载明杨艳霞入厂时间为2012年4月25日、职称为副线长。每月的员工薪资条均为复印纸两页打印，首页记载月份以及员工个人信息，第二页除记载个人信息外，还载明了工资具体构成（含有繁体字），各月份薪资单样式一致，均记载了杨艳霞的员工编号、部门为制造课、到职日为2012年4月25日，工资构成为基本薪资（当地最低工资1370元或1530元、1680元2020元）+全勤奖（40元）+职务加给或交通津贴（50元）及其它津贴、奖金+加班费；其中2014年12月与2015年1月员工薪资条中在部门制造课字样后多出新舟二字，2020年4-5月员工薪资条中在部门制造课字样后多出壹加壹三字，职称由作业员变更为副线长；2014年10月及之前的薪资条扣款项中除了请假扣款、所得税扣款外，另有每月48元保险扣款。工资明细除记载工资每月发放日期、金额外，还记载款项支付方为合世医电公司。中国银行工资明细记载的杨艳霞工资发放时间、金额与该行交易明细清单记载的一致，该行交易明细清单相关交易摘要部分记载合世医电公司。华夏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3年8月至2014年每月均有柜台代发工资业务发生，对方户名、账号空白；2015年1月记载有网上银行代发工资业务发生，摘要部分记载12月份员工薪资，对方户名为新舟企管公司，此后摘要部分记载为工资、奖金的交易对方户名均为新舟企管公司，除了2018年8月摘要部分为工资的一笔交易对方户名为苏州市博雅人力资源职介服务有限公司外，一直持续到2019年2月1日；2019年2月1日起至2020年6月止，摘要部分记载工资、奖金的交易对方户名为壹加壹企管公司。员工薪资条记载的实发金额与银行交易明细中相关月份记载的工资金额一致。上述银行交易明细中2020年6月之前十二个月的工资、奖金金额合计为49441.81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合世医电公司工作人员在2020年1月下旬询问统计老家湖北或去湖北探亲人员名单,2月初合世医电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湖北的人先不急，杨艳霞在2月下旬询问重点疫区是否要开证明，工作人员回复暂时没要求。枫桥街道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复工备案申请审核结果通知载明，负责通知重点疫区人员不得返苏，配合街道防控指挥部做好防控工作，合世医电公司承诺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新舟企管公司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显示两家股东、法定代表人均相同。对上述证据，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一审质证意见为：对员工证、教育训练技能卡、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认可；对年度请假卡、离职申请表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工资单、工资明细不予认可，但表示因人事变动不能提供本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单；对村委会证明、微信聊天记录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购票信息、核酸检测的真实性认可，知道杨艳霞回老家，但杨艳霞没有提供被强制隔离的证明。对告知函及送达真实性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工商查询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有以下几组：1.合同双方（甲方为公司、乙方为杨艳霞，下同）为建鑫派遣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4月24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双方为新舟企管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以及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双方为壹加壹企管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2.合世医电公司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3.有杨艳霞签名、捺手印的社保免交申请；4.壹加壹企管公司职工花名册、参保名册、社会保险费结算表；5.壹加壹企管公司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合世医电公司出具的2020年1-6月杨艳霞的考勤记录。上述证据中，甲方为建鑫派遣公司的劳动合同记载该公司地址在江苏省射阳县，合同尾部甲方盖章时间为圆珠笔书写。甲方为新舟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记载该公司地址在江苏省太仓市；起始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的合同尾部甲方盖章时间空白；起始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的合同尾部甲方盖章时间2016年10月21日、乙方签字时间2016年10月20日，合同第一条原填写的合同结束时间2018年10月30日被修改为31日，旁边有吴琼签字，标记的修改时间为2016年10月21日，合世医电公司表示系写错了才修改的。甲方为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记载该公司地址在江苏省太仓市，合同尾部甲方盖章时间空白。劳务协议尾部签订时间空白。劳务协议记载合世医电公司委托壹加壹企管公司以劳务输出方式提供相关劳务服务，劳务代理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社保免交申请未显示向哪一家公司提交，亦未有签写或提交时间，记载内容为杨艳霞，作业员，因家中已交。职工花名册记载杨艳霞参加工作时间为2020年5月1日。参保名册、社会保险费结算表均有太仓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结算中心印章，参保名册记载系办理2020年6月份业务，社会保险费结算表载明结报日期为2020年6月、本期缴费人数比上期增加16人。考勤记录未记载2020年1月22日至4月11日的考勤数据。对上述证据，杨艳霞一审质证意见为：对建鑫派遣公司的劳动合同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但表示其与建鑫派遣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都不知道该公司的存在，合世医电公司与建鑫派遣公司之间也没有劳务派遣协议，不能仅凭一纸劳动合同认定其与建鑫派遣公司有劳动关系，其在合世医电公司上班、为合世医电公司提供劳动、合世医电公司发放其工资、其接受合世医电公司管理，其与合世医电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法律特征；对新舟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没有另行发表意见；对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真实性认可，对但表示其一直在合世医电公司上班，工作岗位、地点从未变化过，是合世医电公司要求其签的，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从未接触过；对社保免交申请真实性认可，具体签署时间记不清楚了，印象中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在合世医电公司要求下签署的，之前合世医电公司每个月扣款48元，后来就不扣了，不扣款的前提是让其签署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但声明中记载的不是事实，其并未在家中缴纳社保，该放弃声明与壹加壹企管公司也无关；对劳务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职工花名册真实性不认可，对参保名册、社会保险费结算表真实性认可，其并未向壹加壹企管公司表示过不缴纳社保；对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考勤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表示2020年4月11日之前没有上班系因新冠疫情武汉封城没办法前来苏州。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杨艳霞在二审中补充提供华夏银行苏州新区支行出具的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3日批量代发工资结果清单，该组清单显示了上述期间除2014年8月、9月的工资发放单位为合泰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外，其余月份工资发放单位均是合世医电公司，以补充证明其一直都在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其入职的时候是合世医电公司招聘进去的。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组批量代发工资结果清单真实性认可，但仅能证明该期间合世医电公司曾向杨艳霞发放过工资，且2014年8月、9月的工资还并非合世医电公司发放，合世医电公司从未否认过杨艳霞在合世医电公司工作的事实，只不过合世医电公司是用工单位。杨艳霞另在二审组织的调查谈话中陈述：其是湖北人，老公也是湖北人，其没有去过江苏省射阳县，在射阳县也没有亲戚朋友，其也没有去过太仓，其一直是在苏州工作。其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也是和合世医电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之所以在仲裁和一审中认为是和壹加壹企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因为其手中有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合世医电公司要求其与别的公司签的，公司说没有合同不能上班，但是其不认为和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合世医电公司没有给过其这两家公司的劳动合同，其只有壹加壹企管公司的劳动合同。其在一审中要求2015年1月之后的劳动关系确认给壹加壹企管公司，是因为新舟企管公司与壹加壹企管公司是关联企业，从工商信息查询看，这两家公司的股东是相同的。杨艳霞在二审中另确认，当月月初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表示对此不是很清楚。杨艳霞确认2020年6月的工资大概是1690元，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表示该月实发1690.09元，其中底薪2020元、交通补贴50元、其他津贴210元，扣了将近600元的社保。杨艳霞、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均表示不清楚2014年8月、9月通过合泰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账户支付工资的原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艳霞事实上与哪一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按照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提供的合同双方为建鑫派遣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4月24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双方为新舟企管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0月31日以及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双方为壹加壹企管公司与杨艳霞、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记载内容，在2012年4月25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除了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11月2日外，杨艳霞是由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工作。但是，在杨艳霞不认可的情况下，仅凭合同的相对方为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无法认定杨艳霞在2012年4月25日入职于盐城射阳的建鑫派遣公司且在当天即被该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亦无法认定杨艳霞在一直为苏州高新区的合世医电公司工作的情况下，还于2014年11月3日至苏州太仓的壹加壹企管公司入职并在当天再被该公司派遣至合世医电公司。杨艳霞系湖北省天门市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盐城射阳、苏州太仓有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其在该两地更便利求职。尤其是，湖北省天门在苏州的南面，盐城射阳在苏州的北面，杨艳霞找寻操作工的工作，跳过工业大市的苏州，到距离更远的就业机会不是很多的射阳县找工作，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更有违常理。因此，杨艳霞所述的其自始至终一直就在合世医电公司工作，上述劳动合同是合世医电公司安排其签订的具有较大合理性。再看杨艳霞提供的证据。合世医电公司员工卡记载了杨艳霞的员工编号，教育训练技能卡除记载了工号外还记载杨艳霞入职时间为2012年4月25日。合世医电公司对杨艳霞提供的年度请假卡、离职申请表虽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该二份证据记载内容与案件情况相吻合，也与本案其它证据相印证，故应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合世医电公司虽对杨艳霞提交的薪资单、工资明细不予认可，也不提供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单供法院查看比对，但该组薪资单均系原件，其上记载杨艳霞入职时间、职位、工号、部门等信息与合世医电公司员工证、教育训练技能卡所记载信息一致，所记载的每月实发金额与杨艳霞银行流水中的相同月份工资发放金额一致，工资明细上有中国银行苏州枫桥支行印章，且记载的每月工资金额亦与杨艳霞银行流水中的相同月份工资发放金额一致，故亦应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书面劳动合同只是确定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两者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劳动者与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看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劳动关系是具有人身上的依附性、经济上的依赖性和管理上的隶属性等从属性特征的一种社会关系。本案中，合世医电公司与杨艳霞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合世医电公司向杨艳霞发放员工卡，对杨艳霞进行教育技能培训，杨艳霞向合世医电公司履行请假手续、填写离职申请表的事实均表明合世医电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杨艳霞，杨艳霞受合世医电公司的劳动管理。杨艳霞的工资银行流水、银行出具的工资明细、合世医电公司发放的薪资单、银行出具的批量代发工资结果清单能够证明合世医电公司自2012年6月开始向杨艳霞支付工资，这样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14年12月，这些事实说明杨艳霞从事的是合世医电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合世医电公司是研发、生产、销售医用电子产品的企业，杨艳霞作为作业员，从事的热压岗位工作是合世医电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以上情形表明，杨艳霞与合世医电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本案中，合世医电公司未提供其与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订立过劳务派遣协议的证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本案中，杨艳霞自2012年4月至2020年6月一直在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先是作业员，后来担任副线长，从事的工作岗位是合世医电公司主营业务岗位，亦未有因替代其他劳动者而进入合世医电公司的因素，故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务派遣用工条件。对比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杨艳霞就其陈述所提供的合世医电公司员工证、教育训练技能卡、年度请假卡、离职申请表、员工薪资条、银行出具的工资明细、工资流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相互印证；而合世医电公司就其陈述所提供的杨艳霞与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在时间连续性上不够完整，与杨艳霞的工资银行流水也有一些矛盾。合世医电公司仅提供有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未提供其与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订立过劳务派遣协议的证据，要支撑其陈述，尚缺乏法律要求的证据。至于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11月2日期间未有任何公司与杨艳霞签订过劳动合同，2015年1月后的工资通过新舟企管公司账户发放、2019年2月后的工资由壹加壹企管公司账户发放，以及杨艳霞2014年8月、9月的工资通过合泰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账户发放、2018年8月的工资通过苏州市博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账户发放，也恰恰印证了杨艳霞陈述的其自始至终都是为合世医电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是在合世医电公司安排要求下签订的。综合以上情况，杨艳霞提供的证据优于合世医电公司提供的证据，杨艳霞所述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合世医电公司所述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依法应认定杨艳霞所述事实成立，即应认定杨艳霞是在入职合世医电公司后在合世医电公司安排要求下与建鑫派遣公司、新舟企管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杨艳霞与该几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据此认定合世医电公司与杨艳霞自2012年4月25日起成立劳动关系。杨艳霞因认识错误而在仲裁中请求确认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2年4月至2020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在一审中请求确认其与合世医电公司自2012年4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自2015年1月份至2020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述请求和其与合世医电公司自始至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相悖，但因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均认为自2019年1月1日至杨艳霞离职之日系与壹加壹企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杨艳霞在仲裁与一审中亦有该项请求，可视为三方对此有一致确认，法院对此不宜干涉，只能予以确认。杨艳霞在一审诉讼中请求确认其与合世医电公司自2012年4月起存在劳动关系，该项诉讼请求虽未在仲裁中明确提出过，但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可合并审理。关于杨艳霞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如上所述，本院已经确认自杨艳霞2012年4月25日入职合世医电公司至其2020年6月30日离职之日的劳动关系分为两段，自2012年4月25日起其与合世医电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自2019年1月1日起其与壹加壹企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又因杨艳霞系以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故对是否支持杨艳霞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亦应分段进行审查。合世医电公司、壹加壹企管公司提供的社保免交申请中未显示系向哪一家公司提交，亦未显示签写或提交时间，两公司也未明确该申请形成时间，杨艳霞确认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其在合世医电公司要求下签署的，并称之前合世医电公司每个月扣款48元，后来不扣款了，前提是让其签署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因2014年10月及之前的薪资条中每月均记载有保险扣款48元，2014年11月及之后的薪资条中不再有该项扣款，故杨艳霞所述的签署社保免交申请的时间及原因有工资扣款的事实相印证，可以认定杨艳霞签署社保免交申请并非其内心真实意思。合世医电公司在2014年11月之前每月从杨艳霞工资中以保险名义扣款48元，但并未给杨艳霞缴纳社会保险，明显有不履行用人单位法定义务的主观过错。在杨艳霞签署社保免交申请之后亦未向杨艳霞发放不缴纳社保的补贴，明显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因此，杨艳霞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向合世医电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成立。杨艳霞的工资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的情形，但当时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无法认定用人单位存在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主观恶意。2019年1月1日起杨艳霞与壹加壹企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壹加壹企管公司应当为杨艳霞缴纳截至离职之前18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壹加壹企管公司虽称为杨艳霞缴纳了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但根据其提交证据只能认定壹加壹企管公司为杨艳霞缴纳了2020年6月份的社会保险费，均远远低于应当缴纳月份的一半，故杨艳霞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向壹加壹企管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亦成立。依照杨艳霞工资银行流水以及双方确认的2020年初工资差额与2020年6月份工资，杨艳霞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928.60元。如前所述，因本案三方当事人确认杨艳霞在2019年1月1日与壹加壹企管公司成立劳动关系，故2019年1月1日之前的经济补偿由合世医电公司承担，2019年1月1日之后的经济补偿由壹加壹企管公司承担。据此，合世医电公司应支付杨艳霞7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即27500.2元；壹加壹企管公司应支付杨艳霞1.5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即5892.9元。综上所述，杨艳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与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与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5民初484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与杨艳霞自2012年4月25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杨艳霞自2019年1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三、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艳霞支付经济补偿金27500.2元；四、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艳霞支付经济补偿金5892.9元。五、驳回杨艳霞的一审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合世医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苏州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立审判员 锁文举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