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斌，男，198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爱芬，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华芳，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华香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罗店镇北山路**。 法定代表人：李顺时，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春，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童卫春，女，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王利斌、金华市华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香包装公司）及原审被告童卫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民初2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利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华香包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当庭宣判结果与事后送达的书面判决结果不一致。一审当庭宣判的返还预付货款本金为633347.41元，而书面判决的返还预付货款本金为433869.07元，二者相差199478.34元。根据法律规定，当庭宣判的判决结果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一审法院就同一案件先后作出两次不同判决，令王利斌无所适从，但不论口头判决还是书面判决都是错误的。二、一审对“锁价”未予认定。王利斌与华香包装公司采用预付款的交易方式。双方约定华香包装公司在有权占用王利斌巨额资金的同时，负有对王利斌保持价格稳定的义务，即“锁价”的待遇：在王利斌支付预付款后，如遇价格降低则对未使用完毕的预付款执行新的低价格，如遇价格上涨则在先前支付的预付款使用完毕后再执行上涨后的价格。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审判员询问华香包装公司是否有“锁价”约定，华香包装公司已当庭自认（第二次庭审录音1小时7分30秒），至于华香包装公司抗辩的书面协议是不存在的，双方锁定的价格都是按照微信聊天记录进行的。并且，该事实有双方于2019年9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华香包装公司在微信中将其他公司的涨价函发给王利斌，在王利斌的询问下，其只是回答价格有可能上涨，并没有明确上涨，当时王利斌回复：“我反正还有钱在你那里，用完再说，天华也还有，你有额度不要给别人，给我留点”。这些话的意思非常明确，我在你那里还有钱，价格是锁定的，你给我的价格不能上涨。华香包装公司回复“好的好的，王总肯定的啊，好吧”。该聊天记录说明如果在涨价之前向华香包装公司支付预付款，则相应的预付款可不受涨价后价格的影响。因本案争议主要在于对结算价格的认定，上述事实的遗漏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对2019年9月4日之后的结算单价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2019年9月4日—11月17日的结算单价为1.55元／㎡是错误的，应为1.45元／㎡。王利斌对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分歧在于结算单价，应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确定本案结算单价的认定”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未仔细审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双方并未在2019年9月4日作出调整价格的约定。2019年9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华香包装公司发送其他公司调价函的意思是“原材料在涨价，有可能要调价了”，华香包装公司并没有作出明确涨价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没有达成按照其他公司的《涨价函》涨价的意思表示，该聊天内容不能作为涨价的依据。故2019年9月4日的价格未发生变动，仍应为1.45元。2、一审认定2019年11月18日—12月3日的结算单价为1.62元／㎡是错误的，应为1.52元／㎡。2019年11月18日，华香包装公司虽通过微信向王利斌发送了上涨0.07元的调价函，但该调价函仅明确了调价幅度，没有明确调价后执行的具体价格，故应在此前执行的1.45元／㎡的价格基础上上涨0.07元，即1.52元／㎡。3、2019年11月18日后双方未发生调价行为，一审认定的2019年12月4日后的价格均系错误。（1）首先，华香包装公司向王利斌发送义乌市实意纸箱有限公司的《调价函》是2019年12月5日傍晚发的，并不是2019年12月4日，审计机构从2019年12月4日就开始变动价格是错误的。（2）华香包装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发送的调价函并非华香包装公司制作，不是华香包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实华香包装公司要涨价的事实，更不能证实双方对涨价达成一致意见。（3）从2019年11月18日的涨价情况来看，如果华香包装公司决定涨价，华香包装公司会以自己的名义制作调价函。该案外人制作的调价函仅明确了调价的幅度，没有价格调整前后的具体价格，无法适用于本案。华香包装公司没有表明其发送调价函的目的，该行为不构成涨价的要约，王利斌也未对该调价函作出承诺，依法不产生变更合同的法律后果。2019年12月4日后的价格仍然应按照1.52元／㎡的价格执行。（4）由于2019年9月4日开始计价基础错误，导致之后计算的货款均错误。四、一审认定开票金额为6597787.59元是错误的，税点返还金额为5657974.44×4%＝226318.98元也是错误的。1、根据第2份审计报告第8行的内容显示，开票金额为5657974.44元而不是供货金额6597787.59元，因为双方有部分交易是不开票的，并且王利斌对一审供货金额依据的价格有异议，故不能按一审的供货金额计算开票金额。2、双方对开票金额由王利斌承担部分税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3月22日的聊天记录来认定之后的交易都由王利斌承担税点显然是错误的。3、2019年10月9日，华香包装公司财务童卫春与王利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从2019年7月10日开始华香包装公司单方面想要王利斌承担开票金额的3%的税，但是王利斌并未同意，故一审法院按照供货金额4%判令王利斌承担税点是明显错误的。五、根据以上事实与理由，华香包装公司应当返还王利斌的预付款为1098141.2元，具体计算方法如下：2019年9月4日前王利斌支付给华香包装公司的预付款共计3847210.5元，华香包装公司供货的总货款为2919079元。2019年9月4日前未使用完的预付款为3847210.5-2919079＝928135.82元。2019年9月4日-2019年11月17日执行的结算单价为1.45元／㎡，该期间王利斌支付的预付款为1489409.22元。所以，以1.45元／㎡作为结算单价的预付款共计928135.82＋1489409.22＝2417545.04元。2019年11月18日，华香包装公司虽明确提出涨价0.07元的要求，但根据双方关于“锁价”的约定，该价格应当在此前支付的预付款使用完毕后执行。即在华香包装公司发出2417545.04元／1.45元／㎡＝1667272.4㎡货物后才能执行1.52元／㎡的新价格。根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浙明会师专审字（2020）152号审计报告”的统计，华香包装公司完成2020年1月2日编号为“ＦＨ20010014”的送货单后达到了1667272.4㎡的发货数量。1.52元／㎡的结算单价从2020年1月2日编号为“×××15”的送货单开始执行。2019年11月18日后王利斌支付华香包装公司的预付款共计1921351元，2020年1月2日后王利斌共计收到541585.46平方米货物，相应的货款为541585.46×1.52＝823209.8元。华香包装公司应返还的预付款为1921351-823209.8＝1098141.2元。六、补充内容：一审程序违法。审计机构按双方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作出审计报告，但是王利斌在一审时只提供了2019年8月1日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只对该聊天记录进行了质证；一审对2019年9月4日至2020年4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未组织质证，属于程序错误，据此作出的审计结果是错误的。 华香包装公司辩称，一、判决结果当然以书面为准。一审判决中的增值税税点，是按照实际发生总交易额的4%进行确认的，而口头宣判时，因为计算基数错误，按照已开具税点的4%计算，所以出现偏差了，一审庭后发现该错误予以纠正，是合法恰当的。更何况王利斌应当承担的税点为实际发生总交易额的5%而不是4%，一审中王利斌举证的聊天记录显示也是按照5%向其客户收取税点，这是纸箱行业的普遍规则。一审法院仅依据王利斌某一个月支付的税款推定税点是4%，该推定过于片面。二、关于锁价待遇。首先，华香包装公司出具过一个书面的锁价协议，在王利斌手上，该协议约定是1.9元/㎡，一审庭审结束后王利斌还到车上去找，但因该证据对其不利故其拒不提交。本案双方交易是按照送货结算单，送货结算单明确载明是“代销售合同”，且所有的送货单均有王利斌本人或其员工签字确认。王利斌对第一次鉴定报告所审计的结算单并无异议，整个买卖合同交易完成后，王利斌事后对价款提出异议，明显不诚信。其次，王利斌对聊天记录进行了删除和拼接，华香包装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完整的聊天记录，“好的，好的，王总肯定的啊，好吧”该回答是对另外聊天内容的回复，而不是王利斌主张的锁价的确认。三、本案交易价格应当以送货结算单（代销售合同）为准。王利斌对签收送货结算单没有任何异议，送货结算单对单价、数量、材质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进行了明确约定，王利斌未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且华香包装公司业务员每月都将对账单发送给王利斌，在王利斌起诉前还发送了完整的对账单，王利斌对此均没有任何异议。退一步说，王利斌若对华香包装公司送货结算单的记载有异议，则应立即要求停止发货完成对账，双方协商一致后，再行发货，这才符合交易习惯和日常经验法则。但本案中双方从2019年3月到2020年4月一直持续签字确认并交易，所以完全可以认定双方是有销售合同和书面约定的。因此，应当以送货结算单确定交易价格，王利斌所主张的单价未经华香包装公司确认，显然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王利斌的上诉。 童卫春未作陈述。 华香包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审计费用由王利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华香包装公司与王利斌之间的交易始终是有书面合同的，华香包装公司在一审中举证了送货结算单（代销售合同）400多份，送货单注明“代销售合同”，且对货物品种、数量、单价、以及异议处理方式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该送货单（代销售合同）全部有王利斌本人或其员工签字确认，并且按照送货单签收了所有货物，双方之间具有书面买卖合同的事实清楚明确。二、一审认定“双方不定期通过微信等方式沟通交易细节并确定结算单价”系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中王利斌举证的微信内容都是其单方主张，没有得到华香包装公司的确认。双方交易有送货单进行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是在送货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沟通过程。三、一审以“微信聊天为主要依据，送货单为参考依据”是主观推断。首先，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有送货单，且送货单列明货物，先交货、后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确认交易价格也明显违反逻辑。双方事先谈好价格，才可能安排生产和送货，再由买受人支付价款，完成交易，这才是正常的交易规则。且本案诉争纸箱不是标准化产品，是个性化定制的，每批纸箱尺寸都是不统一的，不可能先送货收货再通过微信聊天确认交易价格。其次，微信聊天记录和事后的审计报告都不是本案的直接证据，送货单是本案经双方确认的唯一交易凭证，不论证据属性还是效力均强于微信聊天记录和审计报告，因此应当予以采信。四、一审未区分没有微信聊天记录期间交易的货款显属错误。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7日期间所使用的材质不一样，Ａ＋Ｃ材质的质量要比Ｂ＋Ｃ的质量要好，价格就是按照原价1.9元／㎡向王利斌供货的；4月8日至4月23日期间的材质是Ｂ＋Ｃ，应按1.65元／㎡计算。该期间是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确认之前发生的交易，应当按照实际送货单进行结算，经华香包装公司统计有686216.45元。五、审计报告有如下错误：1、审计报告尚遗漏四张单据未统计金额：2019年3月10日编号为×××34，金额为622元；2019年9月9日编号为×××16，金额为11457.05元；2019年9月16日编号为×××03，金额为11488.58元；2019年9月27日编号为×××95，金额为917.7元。按照审计报告区间单价金额统计，合计金额为27485.33元。2、按王利斌主张的单价2019年3月6日—3月17日1.8元／㎡、3月18日—4月3日1.7元／㎡、4月7日—4月23日1.6元／㎡统计是627368.32元，两者相差58848.13元。六、王利斌应当支付华香包装公司的税款应为全部已开票金额的5%，而不是4%。七、一审法院作出的审计委托函以及华香包装公司与审计机构签订的《审计约定书》均明确“微信聊天记录没有确认的按照送货结算单”，但审计报告没有按照该约定和委托函进行审计，而且中途多次变更审计，造成审计结果偏离案件事实，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八、补充内容：明确上诉请求为按照华香包装公司主张的单价计算货款。没有聊天记录的部分按送货结算单计算，材质不一样的按照送货单列明的材质进行计算，另外对审计报告中计算错误的金额予以纠正。2019年3月到4月期间，所有生产的材料都是Ａ＋Ｃ的材料，且由王利斌本人签字确认签收，该期间没有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确认，从证人单某的证言也可以明确Ａ＋Ｃ和Ｂ＋Ｃ的价格是有区别的。 王利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以微信聊天记录为浮动依据”是正确的。送货单并非书面合同。虽然送货单上有数量、价格等内容，但是送货单只是对数量的确定，不是对价格的确认，双方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认价格的。根据2018年12月20日王利斌与武义天华包装有限公司的聊天记录“别外传，谢谢保下密”可以看出，对于价格双方是私下约定的，送货单价格不是真实交易价格，假如送货单就是交易价格，双方没有必要在微信里频繁约定价格。2019年3月18日华香包装公司发给王利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从3月18日开始价格按1.7元一平方计算”，而送货单并未显示相应的价格，也可以证实送货单只是对数量的确定，对于货物的价格双方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定的。2019年7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利斌发送“26号开始价格按照1.5”，华香包装公司回复“ＯＫ”，2019年8月1日王利斌发送“8月1日开始五层Ｂ＋Ｃ1.45元点不变”，华香包装公司默认的行为等均可以证实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定价格。二、王利斌向华香包装公司购买的所有材料都是Ｂ＋Ｃ材质，从来没有购买过Ａ＋Ｃ材质，送货单上开成Ａ＋Ｃ是华香包装公司自己开错的，实际王利斌收到的是Ｂ＋Ｃ材质，从未收到过Ａ＋Ｃ材质。退一步说，不管发送什么材质，双方的价格是确定的。一审王利斌提交的证据显示，华香包装公司发给王利斌的材质都是Ｂ＋Ｃ的，都要按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因此华香包装公司主张材质不同价格重新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2019年3月10日编号为×××34在审计报告附表2-1第1页单据5已计算在内，2019年9月27日编号为×××95在审计报告附表2-1第4页单据253已计算在内。另外两张单据，华香包装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举证，王利斌也没有质证。王利斌至今也没有看到，是否王利斌签字，需要核实。四、双方已开具发票的金额不是全部货款金额，开具发票金额应当按照审计报告的金额，税点不应当由王利斌承担。五、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定价格，但审计机构未正确审查微信聊天记录才导致审计错误，并不是未按照送货单确认价格错误。综上，华香包装公司的上诉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童卫春未作陈述。 2020年4月17日，王利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香包装公司、童卫春共同返还王利斌预付货款1277370.64元（审计后，王利斌在2020年8月6日一审庭审过程中自愿将诉讼请求标的额调整为1144211.46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王利斌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香包装公司系包装纸板生产商，童卫春系华香包装公司的财务方面工作人员。王利斌与华香包装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顺时因业务关系相识，近年来均有业务往来。2019年3月始，华香包装公司和王利斌开展比较稳定的业务关系，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王利斌以预付款的方式支付货款，双方不定期通过微信等方式沟通交易细节并确定结算单价，所有货物均由华香包装公司送货至王利斌工厂，由王利斌方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收。2020年4月6日，经华香包装公司员工童卫春核对，自2019年3月6日起至2020年1月16日止，华香包装公司共收到王利斌支付的7257975.64元预付款。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对纸板的每平方浮动单价进行了7次变更，华香包装公司根据双方确定的价格和送货数量从王利斌的预付款中扣除交易额。至2020年4月5日以后，双方再未开展业务。王利斌多次要求华香包装公司发货或将多余的预付款退还给王利斌，但均遭华香包装公司拒绝。 一审庭审过程中，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双方对交易数量均无异议。对于本案的交易货款金额，一审法院以双方交易过程中聊天记录为依据，以送货单为参考委托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因华香包装公司第一次庭审未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一、二次庭审后又陆陆续续提供补充证据，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9月27日分别出具了浙明会师专审字（2020）152号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认定：1.华香包装公司开具过发票部分交易额相应的增值税为671015.96元。2.华香包装公司向王利斌总供货价值为6597787.59元，未开票金额为939813.15元。另查明，2019年3月，华香包装公司开票金额为878172.70元，税额为121127.27元。2019年3月22日，王利斌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向华香包装公司支付开票税款35126元，占3月份开票金额的4%。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王利斌和华香包装公司间关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双方对交易数量均无异议，分歧在于结算单价。王利斌认为应按双方微信交流的内容确定，华香包装公司认为应按送货单记载确定。经庭审调查，首先，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双方此前存在的交易并非按送货单单价结算。其次，微信交流内容比较明确，对王利斌其中的几次降价要求，华香包装公司也有所回应表示同意。其三，录音内容可以印证2019年5月20日微信聊天中的定价情况。其四，微信聊天记录发生时间在送货单之后，且交流频率较高，2019年3月份的税款返点等事宜均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可以认定微信方式为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双方的交易习惯和结算依据。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以双方微信聊天为主要依据、以送货单为参考依据，委托审计机构对双方交易金额及税点比例进行审计，所得结论应当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综上，华香包装公司所欠货款为：7257975.64元－6597787.59元＝660188.05元。王利斌要求华香包装公司承担尚欠货款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对于王利斌向华香包装公司方返还税点的问题，亦应按双方微信交易记录为据。根据浙明会师专审字（2020）152号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双方交易的开票金额为：6597787.59元－939813.15＝5657974.44元。税点返还金额为：5657974.44×4%＝226318.98元。故华香包装公司应返还王利斌的款项为：660188.05元－226318.98元+35126元（已支付税款）＝468995.07元。童卫春系华香包装公司的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由于第一次庭审华香包装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等原因，导致本案审计工作付出重复劳动，相应的审计费用20000元应由其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等规定，判决：一、华香包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王利斌货款468995.07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王利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华香包装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48元（王利斌已预交，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48元，由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各半负担，计6574元。第二次审计费20000元，由王利斌和华香包装公司各半负担（由于第一次审计费20000元由王利斌预交，第二次审计费20000元由华香包装公司预交，故在本案履行时由华香包装公司找补王利斌差额10000元）。 二审中，王利斌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武义天华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通过预付款进行锁价是纸板行业的惯例，也是王利斌与华香包装公司的合作模式。证据二、申请证人陈某、单某出庭作证，证明纸板行业有锁价的行业惯例，按照王利斌与下家的行业惯例，市场价格上涨，对下家不上涨，市场价格下跌则按市场价，这也是王利斌与华香包装公司的交易习惯。 华香包装公司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某、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故该证据形式不合法。该情况说明是2020年11月22日由武义天华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只能反映王利斌与该公司的交易习惯，与本案无关某，无法证明该行业所有的人都按该种交易方式。 针对证人陈某、单某的证人证言，王利斌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华香包装公司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陈某与王利斌之间存在明显利害关系，是其下游客户且存在十几年的朋友关系，故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第二，两位证人在庭审中均陈述锁定的价格是3元，但在最后追问时陈某改为3.2元。从这点推断双方在庭前有相互串通的可能。故两位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第三，证人证言能够佐证华香包装公司所主张的Ａ＋Ｃ和Ｂ＋Ｃ的材料不一致，且价格有区别；收取的税点最低是四个点，高的有六个点。第四，单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双方交易存在私下约定的情况，买货量的大小及私人关系的浅薄都会对交易价格有所影响。第五，两位证人证言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单某陈述锁价是只涨不跌的，陈某陈述只管涨，跌是按市场价结算的，两位证人证言明显存在冲突，无法证明该两位证人陈述的是行业惯例。第六，该证人证言均属于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本案王利斌和华香包装公司就是严格按照两位证人所讲的方式进行交易。综上，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王利斌的证明目的。 童卫春未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王利斌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该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性质，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该证据即使真实，也只是王利斌与案外人之间的约定，与本案不具有关某。关于证据二陈某、单某的证人证言，陈某陈述其与王利斌已有十来年的业务往来，单某陈述其与王利斌无业务往来但其认识王利斌的老婆，本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两位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华香包装公司、童卫春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对纸板的每平方浮动单价进行了7次变更”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对纸板的每平方浮动单价进行了12次变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审采信审计报告认定结算单价、计算税款是否正确。 一、王利斌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 1、双方是否存在“锁价”的约定。王利斌主张锁价的依据是其与案外人武义天华包装有限公司采用该方式合作，本院认为，即使王利斌的陈述属实，也是其与案外人之间的约定，与本案不具有关某，无法证明王利斌与华香包装公司之间存在“锁价”的约定。 2、审计报告对2019年9月4日之后的单价的认定是否合理。王利斌认为审计报告中2019年9月4日之后的单价高于送货单中的单价，因此审计报告中的单价不合理。本院认为，王利斌二审中明确对送货单“全部不认可，都是虚假的”，在其对送货单不认可的情况下，以送货单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并无意义。王利斌在上诉状中主张2019年9月4日—11月17日的结算单价为1.45元/㎡，2019年11月18日—12月3日的结算单价为1.52元/㎡，2019年11月18日之后双方未发生调价行为，即2019年11月18日—2020年4月5日的结算单价仍为1.52元/㎡。本院认为，王利斌在上诉状中的主张与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陈述不符，具体体现在：2020年3月27日，王利斌说“3月27号开始纸板价格调整到1.75”；2020年3月28日，王利斌说“28号开始要1.65了”；2020年3月30日，王利斌说“30号开始1.6了，李总”，从常理来说，王利斌作为买方应该是积极向卖方争取更低的价格，而不可能主动要求调高价格，若2019年11月18日之后的结算单价为1.52元/㎡，王利斌于2020年3月27日主动要求将价格调高到1.75元/㎡，显然不符合常理。审计机构按照双方的调价函、调价通知，确定2019年9月4日—11月16日的结算单价为1.55元/㎡，11月19日—12月3日的结算单价为1.62元/㎡，12月4日—2020年3月26日的结算单价为1.82元/㎡，2020年3月27日的结算单价为1.75元/㎡，2020年3月28日的结算单价为1.65元/㎡，2020年3月30日—4月5日的结算单价为1.6元/㎡，更符合常理。 3、一审判决由王利斌承担税款是否正确。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3月21日王利斌付款30000元，并称“税款，零头明天安排”，3月22日王利斌付款5126元，并称“税款付清”，华香包装公司回复“好的”。2019年3月开票金额为878172.7元，王利斌已付清3月税款35126元，占3月份开票金额的4%。一审认定由王利斌按照4%承担税款，并无不当。 二、华香包装公司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 1、送货单的价格是否为结算单价。华香包装公司主张送货单就是双方的销售合同，结算单价应以送货单的价格为准。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华香包装公司于2019年3月发送“从3月18号开始价格按1.7元一平方计算”，但同时期的2019年3月20日、3月21日送货结算单中的单价基本高于1.7元/㎡；王利斌于2019年7月25日发送“26号开始价格按照1.5”，华香包装公司回复“ok”，但同时期的2019年7月28日送货结算单中的单价基本高于1.5元/㎡；2019年5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王利斌发送“20号开始1.55单平方”，2019年5月20日录音中王利斌要求退款，李顺时回复“那也没办法就1.55的做，给你做掉”，录音内容也可以印证2019年5月20日微信聊天中的定价情况。若送货单的价格就是结算单价，双方没有必要在微信里频繁约定价格。故综合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等在卷证据，应认定送货单只是计算货物数量的依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更能反映交易过程中价格变化的客观情况。 2、是否存在两种不同材质、两种单价。首先，送货单只是计算货物数量的依据，华香包装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向王利斌交付过A+C材料的纸板；其次，一审因华香包装公司未及时提供证据，导致两次审计，第二次审计报告载明，“截至报告日，双方均未对纸箱材质提出价格异议，且未提及其他行业计算规则，故本次报告未对纸箱材质进行价格区分”，故华香包装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3、审计报告是否遗漏四张单据。华香包装公司主张审计机构遗漏四张单据未统计金额。事实上，送货单号×××34、×××95均已在第二次审计报告中计入；华香包装公司主张的×××16、×××03送货单，二审中其提交至浙江移动微法院的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字，真实性无法认定，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4、关于税率是4%还是5%。2019年3月开票金额为878172.7元，税款35126元占3月份开票金额的4%，一审认定税率为4%并无不当。华香包装公司主张按照5%计算税款，缺乏依据。 因此，送货单只是计算货物数量的依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更能反映交易过程中价格变化的客观情况，二审中双方对在卷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在微信中的调价通知、调价函虽然存在不规范的情况，比如2019年5月3日、5月20日、8月1日、2020年3月27日、3月28日、3月30日，王利斌向华香包装公司作出调低价格的表示，但是华香包装公司均没有回复；又如2019年9月4日、12月3日华香包装公司向王利斌发送同行其他纸板企业的涨价函，王利斌认为这不是华香包装公司自身要涨价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审计报告考虑双方交易习惯，按照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的调价通知、调价函确定结算单价，更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公平合理原则。 综上，王利斌、华香包装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8元，由上诉人王利斌负担10552元，由上诉人金华市华香包装有限公司负担45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