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1民终1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文哲，男，199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召福，北京市京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鼎，男，1991年5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召福，北京市京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春丽，女，198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施，天津丰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文哲、程鼎因与被上诉人许春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民初4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文哲、程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史文哲、程鼎一审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许春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许春丽未按约履行，构成违约。2019年3月31日，史文哲、程鼎与许春丽签订《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约定史文哲、程鼎将10间公寓的经营权转让给许春丽，价款为18万元。合同签订后，史文哲、程鼎将酒店的经营权依约交付给了许春丽。史文哲、程鼎已经完成合同义务，但是许春丽仅支付了9万元合同对价。许春丽未依约完全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合作协议书》并未就《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首先，从合同签订主体上看，《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甲方程鼎、史文哲，乙方为许春丽，虽然标明甲乙双方但实际为三方主体，如果变更合同的内容必须三方一致同意方可。但《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只涉及程鼎、许春丽，因此即使《合作协议书》与《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内容冲突，也不足以影响《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的效力，许春丽仍应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继续付款的责任。其次，从合同内容而言，《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就转让标的、转让价款等约定明确，体现了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合作协议书》主要体现了许春丽与案外人的股权划分。两份协议规定的内容不具一致性，不可能发生冲突，其效力不足以改变《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对各方的约束力，许春丽仍应按约履行。再者，从两份协议签约时间来看，《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而《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9年4月27日，在《合作协议书》不足以改变《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效力的情形下，无法得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程鼎退出系其虚假的意思表示，其自始至终无退出经营”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就《合作协议书》对本案影响的论述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即使程鼎依据《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退出在先，后来其同许春丽及案外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应客观的认定为程鼎退出后的重新加入，至于重新加入的对价许春丽可另行主张，但在《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未解除之前该协议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三、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曲解了《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的含义，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所述甲方系程鼎、史文哲，二人在该协议中系一个整体，作为甲方的程鼎、史文哲均有权独立主张约定的合同价款，至于二人内部如何分配，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以协议对史文哲、许春丽具有约束力，却驳回程鼎的诉求，并未关注到程鼎与史文哲的不可拆分性，属于主观臆断曲解协议本意，不能自圆其说。许春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理由：1．程鼎欲在史文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史文哲除名，将许春丽拉进酒店经营。2．当时程鼎在美团任职，负责酒店经营业务，美团规定不可在外自行经营酒店，程鼎欲成为经营酒店的隐名股东，故导致涉案所有合同的签订。《合作协议书》再次确定了程鼎的股东身份，也确定了股权份额，是对《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的实质性变更。且许春丽一审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程鼎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一直在负责酒店经营，程鼎亦向蒋维表述“从此我退出酒店经营，净身出户”。表明《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3．一审时经法庭询问，史文哲明确表示，《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总计18万元，其中9万元已经转给他。本案涉诉的另外9万元，与史文哲无关。史文哲、程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春丽继续支付公寓转让款90000元并承担违约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春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文哲、程鼎与案外人蒋维于2019年1月25日共同出资设立亿城（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三人持股比例分别为22%、22%、56%，史文哲任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史文哲、程鼎与许春丽于2019年3月31日签订《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史文哲、程鼎将位于和平区××公寓××号楼××间房屋经营权及史文哲、程鼎签署合同所有房屋使用权及经营权转让给许春丽。押金30500元已转留给许春丽，4月份房租由史文哲、程鼎负担。转让费180000元。合同签订当日，许春丽向史文哲转账9万元。2019年4月27日程鼎、许春丽与案外人蒋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天汇中心莉雅精品公寓属于亿城（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程鼎及许春丽股份比例为43.5%，蒋维股份比例为56.5%。天汇中心莉雅精品公寓由程鼎及许春丽负责经营管理，案外人蒋维不参与管理经营，其中，程鼎负责维护后台，许春丽负责具体经营事务，并另收取工资。2019年4月28日，史文哲、程鼎分别与许春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分别持有的亿城（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许春丽。同日亿城（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程鼎及史文哲将22%股权转让许春丽，股权变更后，许春丽持股44%，蒋维持股56%。同日亿城（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公司就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事项申请变更登记。与上述事实相关的证据均予以采信。从许春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程鼎2019年6月至12月期间依然参与经营，刷单、买广告位、制作门牌等均由程鼎负责。史文哲、程鼎虽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从其个人发言足以得出参与经营的结论。并且微信聊天记录与许春丽提交的证人证言及案外人蒋维与史文哲电话录音相互印证，故对此三份证据均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程鼎及许春丽围绕《合作协议书》是否变更《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展开交锋，然而与本案诉争款项直接相关的焦点为程鼎是否真实存在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及转让的事实。程鼎在签署《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后，又与许春丽及案外人蒋维签订《合作协议书》，且许春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程鼎在签署《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后，仍然存在参与管理的事实。史文哲、程鼎在微信群聊中个人发言中提及的“刷单”“购买广告位”“地图标记”等事项均由其负责，并且要求许春丽算账，商讨后续转让事宜。足见，程鼎并未实际退出经营。从史文哲在录音中自述“后来他（程鼎）跟我说了，是他给我踢出来的”及案外人蒋维证明、程鼎与案外人蒋维聊天记录中认可“公寓不要了净身出户”等事实亦能得出程鼎在签署《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后并未实际退出经营的结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程鼎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无权依据《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向许春丽主张支付转让款。《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对史文哲及许春丽具有法律效力，许春丽已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故史文哲无权向许春丽主张转让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史文哲、程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原告程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史文哲、程鼎提交支付宝转账截图4张及微信红包转账记录，证明程鼎和许春丽当时系男女朋友，程鼎参与经营是为了帮助许春丽。许春丽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转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二人未建立男女朋友关系，且与本案合同的履行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程鼎是否具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权依据《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主张许春丽给付转让款90000元及违约金。许春丽与史文哲、程鼎签署《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并向史文哲给付转让款90000元后，又与程鼎、案外人蒋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了三人的股权比例，且从许春丽提交的证据、史文哲的陈述及案外人蒋维的证言能够证实程鼎在签订《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后仍然参与公寓经营管理，并未实际退出经营。综合以上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程鼎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无权依据《酒店式公寓转让协议》向许春丽主张转让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史文哲、程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史文哲、程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杨燕丽审判员 韩晓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亚宏书记员郝旭尧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