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5民初3040号原告：周吉水，男，1948年7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原告：周秋美，女，197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以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纪伟，山东睿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兴，山东睿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住所地济南市。代表人：徐家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宵，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周吉水、原告周秋美与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宗公司）、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天桥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被告北京大宗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北京大宗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吉水、原告周秋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兴，被告北京大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被告天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吉水、周秋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两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公司客户端的全部交易无效；2.判令被告北京大宗公司返还两原告皇家贡茶申购款本金人民币729422.26元及利息；3.判令被告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份，北京大宗公司通过电话营销方式主动与周吉水联系，声称具有回报率高的金融产品，并进一步向周吉水解释为股票类产品，并要求周吉水在其平台开户交易，此时，周吉水已经68岁，在北京大宗公司得知周吉水年龄的情况下，遂要求周吉水提供其他人员身份证件信息开户，在没有任何金融知识的情况下，周吉水向北京大宗公司提供周秋美身份证件信息，此后，在两原告未参与的情况下，北京大宗公司以周秋美名义为周吉水开设交易账户，未签署任何金融产品协议，且未进行任何风险提示。北京大宗公司为周吉水开设交易账户后，周吉水东拼西凑使用周秋美账户累计投入资金近73万元，周吉水不具有任何金融常识，期间周吉水向北京大宗公司询问交易情况，北京大宗公司告知从事“皇家贡茶”现货交易，但周吉水自始至终未获得商品，后经征询专业人士并查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得知北京大宗公司实际进行的是期货交易，但北京大宗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却未获得相关期货交易许可，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导致两原告的投入全部损失，该损失北京大宗公司应返还，现平台账户无法登陆，北京大宗公司为周吉水开设的账户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天桥支行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理应履行全面的客户汇款风险提示义务，天桥支行作为周秋美的存储平台，理应在大额交易且收款北京大宗公司为私营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在周秋美汇款时应做出风险提示，但天桥支行未尽到该义务，导致周吉水损失近73万元，因此，天桥支行应与北京大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规定，天桥支行不得为北京大宗公司进行“托管、资产划转”业务。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北京大宗公司辩称，一、案涉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北商所（即北京大宗公司）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更非合同相对方，原告要求北商所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签署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同日，北商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北商所【2016】40号)，告知交易商、经纪机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将自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并告知若不同意上述变更的交易商，可以完成提货及账户注销等事宜。同时，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亦发布了《关于收购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大宗所【2016】第42号)，对收购事宜进行再次确认。同时，相关收购事宜也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了公告。原告虽于2016年3月办理开户入金，但其并未提货也未完成账户注销，应当推定其知悉并且同意该项业务收购，即同意大连大宗作为平台提供方，继续提供平台服务。需要指出的是，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客户资金安全及便利交易结算，进而与银行合作，开立交易资金专户的行为，系交易所提供平台结算服务的表现，原告向北商所原交易资金专用账户汇入资金，并非原告向北商所支付交易价款，原告仍然享有资金控制权。综上可知，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更非交易合同相对方。2.在案涉业务转让后，双方即进行了实际履行。2017年2月13日，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以及“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发布《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再次重申大连大宗收购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业务的事实且自2016年9月30日起案涉业务已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对于结算银行事实，该公告进一步明确，自2017年2月10日起，大连大宗已与中国光大银行正式开通结算业务，因北商所即将停止与结算银行的业务合作，其要求交易商尽快办理改签银行事宜。3、事实上，本案原告在上述业务转让之后仍然进行了大量交易，其交易亏损主要发生在业务转让之后，故无论案涉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原告要求北商所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被支持。二、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1.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从上述规定来看，期货交易的交易标的物为期货合约，并非现货商品实物。2.但是在案涉交易中，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实物而非期货合约。事实上，通过案涉业务的申购、交易、仓储、提货等规则、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及其他与案涉交易实际履行情况相关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交易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案中，北商所援引了大连大宗的相关业务规则，其原因在于案涉的交易业务已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收购，大连大宗沿袭了之前北商所的业务规则制度，故本答辩意见所援引的规则制度即为案涉交易业务的规则制度，适用于案涉交易业务。3.因此，案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需办理实物入库等手续，案涉交易存在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即案涉交易商品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发起的任何一笔买入或卖出交易，均以现货商品实物为交易标的物，即案涉交易的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权益类交易品种或期货合约；交易商可根据相关规则制度随时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的“交收提货”栏目办理其持有的商品实物的提取或出库手续，不存在不可提货的情形，也不存在期货合约交易必须规定在未来特定的时间和特定地点才能交割特定标的物的情形。故即便仅从交易标的物的角度分析，案涉交易业务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案涉业务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不存在原告所述《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合法有效。三、案涉业务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且案涉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1.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同时，根据修订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可知，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制度或者具备以下交易制度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可见，“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系核心的期货交易制度，而现货交易中通常并不采取该等交易制度。2.在案涉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货进行交易。《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四十四条规定：“所有挂牌商品均采取全额货款交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前应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二)款规定：“发出买入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全额货款及交易手续费；在发出卖出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持有量”。显然，案涉业务不存在诸如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所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可见，案涉业务缺乏期货交易所具有的核心制度安排，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3.此外，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案涉业务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的价格，而非商品未来的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四、案涉业务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1.案涉交易买卖行为满足《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相关交易具备商品实物买卖的形式和实质；同时，案涉交易标的物的交付及所有权转移亦满足《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动产指示交付的相关规定，即动产可以通过指示交付完成物权变动，在案涉交易标的物全部清点入库仓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标的物的指示交付，即原告与其他交易商在交易平台上完成买卖交易后，就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买方交易商的商品持仓数量将会自动增加，其对买入的商品实物即时享有所有权，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案涉交易的交易标的物始终均为现货商品实物，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合约交易存在本质区别。2.所有案涉交易商品均具有质检、仓储、保险、物流等充分的保障，案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原告每一笔买入或卖出的均是现货商品，而非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同时结合北商所提供的关于现货实物提货流程的公证书可知，所有商品均已办理入库，“易商联合”软件中有明确的提货申请入口，原告完全可以随时申请提货，本案原告虽未申请提货，但不能据此推断案涉业务不能提货，更不应据此认定案涉业务为非法期货业务。五、北商所系经政府依法审批设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原告自主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开展现货商品实物的相关买卖交易合法有效，原告交易账户下仍存有大量商品，其诉称存在交易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1.北商所于2009年8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登记注册，系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控股的现货电子交易平台，作为北京市要素市场重点推进项目。在国家对全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背景下，即在《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施行的情形下，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向北商所发函称：根据38号文和37号文有关要求，北京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检查组对北商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依据现场检查情况，向北商所发出了《整改通知书》，经复查，北商所已按照通知书提出的整改事项完成了整改工作，“未发现存在违法38号文和37号文相关规定的经营行为”；此外，2013年11月，北商所还通过了以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检查验收，并已按照新设交易场所的规定程序通过审批。因此，北商所作为现货商品交易平台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完全认可。截至目前，并未有行政机关认定案涉业务属于期货交易业务(况且相关业务在收购后已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进行)，亦不存在任何行政机关取缔北商所的交易场所业务资格。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北商所之前曾运营过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但案涉的现货挂牌交易业务与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无论在交易系统、交易模式、交易规则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本质区别，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业务类型，故不能以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来类比案涉业务，涉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的判决文书不能作为本案参考的依据。3.如前所述，案涉交易业务并不属于期货交易，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认为买卖交易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具有多年股票操作经验，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入金、出金，还是进行实物商品的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出入金差额亦系其正常的商品买卖损失，故原告应当对其自身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否则有违诚信原则。4.此外，原告主张以其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原告交易账户项下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被告也愿意协助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实际上并不存在，其无权要求北商所承担任何损失和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天桥支行辩称，天桥支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天桥支行并非原告周秋美的存储平台。案涉交易过程中，原告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进行交易的出金账号为，户名为周秋美。该账户并非在天桥支行处开立，其实际的开立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东门支行”。原告周秋美从未在天桥支行处就案涉交易办理过任何业务，原告周秋美账户因案涉交易所发生的资金转出与转入与天桥支行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本案系合同纠纷，天桥支行并非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所涉及的法律主体。连带责任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天桥支行与两原告之间不存在合意约定的情形，两原告应当就其所主张的连带责任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两原告诉请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返还义务无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周吉水、周秋美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北商所企业信用信息一份(4页)、原告周秋美和北京大宗公司在易商联合软件的交易记录网络打印件一份(5页)、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信访办理意见书复印件一份(申请法院自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卷宗中调取的复印件)、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官网上打印的银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书打印件一份(3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6页)、原告自行制作的出入金统计表一份、《交易商适当性制度实施办法》、原告周吉水的身份证复印件、其自行制作的周吉水向周秋美农行卡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一份、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3页)、关于北京大宗公司开展非法期货交易的民事判决书六份；北京大宗公司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交了证据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说明的函”(2013年4月23日)一份、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通知”(2013年11月13日)一份、北商所与大宗所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收购协议”一份、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在其官网发出的“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一份、第9450号公证书中载明的该公证处截取大连大宗网站关于案涉业务转让的公告的公证书一份(载明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官网中的公告内容)、第9450号公证书中载明的该公证处截取大连大宗网站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的公证书一份(载明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官网中的公告内容)、原告周秋美参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买卖成交明细一份、原告周秋美持仓明细截图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皇家贡茶(绿)”(000007)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安化天尖”(000012)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打印件一份、皇家贡茶(绿)商品“检验报告”一份、皇家贡茶(绿)商品“仓储合同”一份、皇家贡茶(绿)商品仓储现场照片打印件一份(7张)、皇家贡茶(绿)商品“财产综合险保险单”一份、皇家贡茶(绿)商品“包裹快递大客户用邮服务合同”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申购流程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交易流程”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提货流程”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现货仓库”名单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检验机构”名单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网络打印件一份、大宗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网络打印件一份、易商联合软件现货实物提取流程公证书(第1778号)一份、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另一案件中调查取证的关于北商所提货及仓储勘验演示的电脑截屏打印件一份；天桥支行就其抗辩主张提交了证据《关于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辖属网点主体情况的说明》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药山支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案涉的周秋美的交易借记卡主档信息网络打印件一份(2页)、案涉的周秋美的交易借记卡流水明细一份(15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网点机构编码截图三份(3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东门支行企业信用报告一份(5页)。对以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是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交易客户端。北京大宗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9月26日，北京大宗公司与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公司）签订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约定由大连大宗公司承接北京大宗公司正在运行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同日，北京大宗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载明：“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正式被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收购，将于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运行。在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被收购期间和收购以后，原北商所经纪机构将继续正常为交易商提供服务，交易商交易与提货不受任何影响。自2016年9月30日起，请交易商登陆大连大宗公司官方网站查看与开展商品现货挂牌交易有关的信息以及进行在线开户。若交易商不同意继续在大连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交易，请于2016年9月29日前，完成交易账户挂牌商品持有量的提货以及注销交易账户等手续。”同日，大连大宗公司发布“关于收购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载明：“大连大宗公司正式收购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将于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运行。”。2019年10月21日，北京大宗公司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对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操作等电子数据内容进行保全。2019年10月23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作出（2019）京国立内经证字第1778号公证书，根据该公证书载明的附件内容，易商联合平台提供提货申请、在线配送服务。周秋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东门支行开立了账号为的账户，户名为周秋美，北京大宗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账号为的账户，户名为北京大宗公司，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的入金和出金款项均是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来往。2016年3月25日，周秋美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交易商代码为，，之后周秋美开始在该平台进行皇家贡茶等交易；周秋美自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分别向北京大宗公司转账（入金）17笔共计841101元；北京大宗公司自2016年3月31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分别向周秋美转账（出金）15笔共计175278.74元。以上入金与出金的差额为665822.26元。天桥支行于2021年1月18日出具《关于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辖属网点主体情况的说明》，载明：“涉案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药山支行）属天桥支行的网点支行（二级支行），根据农行山东省分行行政印章管理作业指导书之规定，虽然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业务专用章但无公章，无法授权及承担相关责任，鉴于上述情况，仲裁、诉讼案件皆由其隶属行天桥支行出具相关授权手续，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天桥支行承继。”本案中，周吉水、周秋美起诉时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列为第二被告，鉴于以上情况，周吉水、周秋美明确表示其同意将第二被告变更为天桥支行。对此，北京大宗公司、天桥支行均无异议。因此，本院将第二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的主体变更为天桥支行。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周吉水、周秋美认为其两人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是期货交易合同关系，要求确认其两人在北京大宗公司客户端的全部交易无效，认为北京大宗公司违法进行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第二条规定所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违反了《期货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关于期货场所的管理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无效，所以涉案全部交易无效。北京大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吉水与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周秋美与其公司之间存在现货交易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且本案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不认可周吉水、周秋美的以上主张。天桥支行认为与其无关。周吉水、周秋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北京大宗公司返还其两人皇家贡茶申购款本金729422.26元及支付利息，庭审中周吉水、周秋美明确表示将其主张的本金（入金款项）数额变更为665822.26元，其余予以放弃；其利息的计算方式：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认为交易合同无效，所以要求返还以上本金及利息。北京大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其不同意支付以上款项及利息，因为周秋美参与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款项不应该返还，即便合同是无效的，其也只是收取了部分手续费，最多对收费予以返还。天桥支行认为与其无关。周吉水、周秋美要求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认为天桥支行为北京大宗公司的非法期货交易提供金融服务，且农行各分支机构之间是一种协作关系，不影响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北京大宗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天桥支行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认为周吉水、周秋美的以上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周吉水、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天桥支行之间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对于周吉水、周秋美的原告主体问题，本案中，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而进行交易，且入金、出金使用的账户均是周秋美的银行账户，因此，周秋美是涉案交易一方的当事人。周吉水、周秋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周吉水是涉案交易一方的当事人，所以，周吉水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北京大宗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问题，2016年3月25日，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之后周秋美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开始在易商联合平台入金交易，周秋美入金及出金均是与北京大宗公司发生，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成立了交易合同关系，周秋美基于双方合同关系，起诉北京大宗公司，北京大宗公司具有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北京大宗公司认为涉案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其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周秋美要求其对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的问题。北京大宗公司主张涉案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也未采取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周秋美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的所有交易均没有进行实物交收，北京大宗公司也未提供周秋美实际交易对象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其他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所以，涉案的交易双方实际并未进行真实的现货交割或转移现货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的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且交易中允许对冲平仓，该交易模式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因此，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构成非法期货交易。关于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本案中，北京大宗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以上强制性规定，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对于北京大宗公司是否应返还周秋美的交易资金及支付利息的问题，因为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行为无效，所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大宗公司应当将周秋美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周秋美在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商账户内入金共计841101元、出金共计175278.74元，所以，北京大宗公司应向周秋美返还交易资金665822.26元，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周秋美主张的利息，北京大宗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北京大宗公司对涉案交易行为无效存在过错，应当向周秋美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本院酌情认定利息自周秋美起诉之日起计算，其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周秋美主张的利息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天桥支行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天桥支行及其下属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药山支行）均不是周秋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周秋美用于涉案交易的账户的开户行，周秋美要求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周秋美在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客户端（交易平台）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二、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周秋美交易资金665822.2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周秋美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周吉水的诉讼请求及周秋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7元，由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清国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