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16民再14号原审原告：李伟生，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才高，黄陂前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周喜珍，女，196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淼，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雄，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王晓波，男，197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原审第三人：彭新文，男，197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原审原告李伟生与原审被告王晓波、周喜珍、原审第三人彭新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6）鄂0116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鄂0116民申1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李伟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才高，原审被告周喜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淼、孙永雄，原审第三人彭新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晓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李伟生称，2015年4月，周喜珍向彭新文借款206万元，口头约定尽快还款。周喜珍由于无法还款找到李伟生，要求李伟生转移债权债务关系，将周喜珍与彭新文的借贷关系转移至李伟生名下，周喜珍向李伟生写下206万元借条一份，并由王晓波以其位于武昌区青鱼嘴XXXX安置房提供担保，并出具担保书。同时李伟生向彭新文写下206万元的借条一份。期间，周喜珍向李伟生偿还借款11万元，下余195万元尚未归还。李伟生诉请：1.周喜珍、王晓波偿还李伟生借款195万元及利息409500元（从2015年10月11日至立案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均由周喜珍、王晓波负担。原审被告周喜珍辩称，从未收到彭新文和李伟生的任何借款，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审被告王晓波辩称，（缺席）。原审第三人彭新文述称，与周喜珍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周喜珍找李伟生来担保，应尽快还钱。原审原告李伟生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各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情况，证明原被告第三人身份适格。证据二：借据，证明原审被告周喜珍借款事实。证据三：王晓波出具的承诺书，证明王晓波为借款提供担保承诺的事实。证据四：（2017）鄂0116民初2648号判决书，证明李伟生向彭新文的债务转移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证据五：（2016）鄂0116民初5076号裁定书，证明李伟生第一次主张债权被驳回诉讼请求的事实。证据六：（2018）鄂0116民初1009号裁定书，证明原告第二次向法院主张债权而驳回起诉的事实。证据七：（2018）鄂0116民申16号裁定书，证明法院认为（2016）鄂0116民初5076号判决书确有错误，并准予再审的事实。证据八：发票三份，证明原告支付的保全费、诉讼费及律师费的发票。证据九：武汉市武昌华中金融城管委会《证明》，证明王晓波提供担保的房屋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彭新文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建设银行彭新文账号流水，证明2015年4月1日取现112万元，其中70万元现金给了周喜珍。2015年3月28日取现49.9万元，总共给了周喜珍122万元左右。证据二：短信截图，证明借款事实成立。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如下：1.通过原告及第三人彭新文的陈述，2015年10月11日，被告周喜珍向原告出具人民币206万元的借据及原告向第三人彭新文出具人民币206万元的借据，且被告周喜珍、王晓波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出具人民币206万借据的行为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和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被告周喜珍与第三人彭新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2015年10月11日，被告周喜珍向原告出具了人民币206万元借据，被告周喜珍实际未向原告借款，即使原告对被告周喜珍与第三人彭新文存在的债权债务有担保责任，亦应该是原告履行了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周喜珍追偿，但原告并未履行担保责任。另外，原告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证实与被告周喜珍有人民币195万元及利息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无权请求被告周喜珍向其偿还借款人民币195万元及利息，并请求被告王晓波对上述借款承担利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本院原审认为，原告李伟生请求被告周喜珍向其偿还人民币195万元及利息，并请求被告王晓波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李伟生的诉讼请求。根据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原审庭审情况，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10月11日，周喜珍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其向李伟生“借到现金人民币大写贰佰零陆万元整”、“作为资金周转，并承诺2016年元月31日前还款壹佰万元”、“下余欠款2016年12月31日前还清。”借据同时载明“借款人承认出借人已于2015年5月将借款通过转账或现金的方式履行了给付义务，借款人确认已收到了该款项”。2016年1月31日，王晓波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其“承诺青鱼嘴XXXX安置房一套面积90.86平方米自愿抵押给李伟生，承诺人如有违约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彭新文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卡号为62×××03流水显示：2015年1月5日，周喜珍通过62XXXX52账户向彭新文转账存入22万元。2015年3月28日，现金支取499900元。2015年4月1日，现金支取112万元。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李伟生与原审第三人彭新文主张，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周喜珍，其因无法偿还借款，请李伟生从中斡旋，将周喜珍名下债务转移至李伟生，由李伟生向彭新文出具借条，周喜珍向李伟生出具同样金额的借条。但原审被告周喜珍认为，其与彭新文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向李伟生出具借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借据中的字是其本人签的，但是写借据时故意留了个心眼把身份证号少写了一个“1”。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第三人彭新文与原审被告周喜珍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债务转移给原审原告李伟生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认为，认定原审第三人彭新文与原审被告周喜珍之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原审第三人彭新文与原审被告周喜珍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只有周喜珍与李伟生、李伟生与彭新文之间的借据，但是没有周喜珍与彭新文之间的原始借据。第二，各方当事人对借款金额表述不一致，且前后矛盾。原审原告李伟生在诉状及庭审中述称，周喜珍向彭新文借款金额为206万元。原审第三人彭新文述称“周喜珍一开始找我借了70万元，过几天又借钱，累计206万元，但是其中有一部分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其中我个人的只有122万元”。并且关于另外84万元的债权人，无论是李伟生还是彭新文，在庭审中均无法做出明确说明。如果周喜珍只借了彭新文122万元，则其向李伟生出具借条载明206万元显然不合常理。第三，原审第三人彭新文述称的出借方式为大额现金支付，且当事人对出借现金的次数表述前后不一致。本案原审2017年4月27日第二次开庭时，彭新文称，122万元是分三次现金支付给周喜珍的，第一次70万元，第二次28万元，第三次24万元。三次借款时间相隔一个星期左右。但在再审案件庭审中，彭新文提交了其在建设银行的流水，声称，2015年3月28日取现49.9万元、2015年4月1日取现110万元，其中70万元给了周喜珍，总共给了122万元左右。现金支付的次数和金额均不一致。另外，审理查明，2015年1月5日周喜珍曾通过转账方式向彭新文支付22万元。在双方已有转账交易的情况下，对122万元借款采取现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和双方交易习惯。第四，原审被告周喜珍是否还款各持一词。李伟生及彭新文称，周喜珍曾因与他人经济纠纷，委托李伟生等人到安陆法院代表周喜珍提起诉讼，收回债权11万元，交给了李伟生偿还彭新文。但周喜珍对此不予认可。并且在安陆法院的有关文书中，李伟生并非周喜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综上，本院认为，关于原审被告周喜珍与原审第三人彭新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且原审原告李伟生与原审被告周喜珍之间亦不存在借贷关系，所以李伟生诉请周喜珍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并要求王晓波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不予支持。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周喜珍与原审第三人彭新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不足，应予纠正。但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李伟生诉讼请求，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鄂0116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柯盛光审判员  徐向阳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耿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