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7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系王贺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忠玉，女，196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贺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198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贺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1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贺之子。法定代理人：孙某，系王某1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娜，女，198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贺之姐。监护人：王某2，系王立娜之父。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跃，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鲁滕，男，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金，山东赞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因与上诉人王鲁滕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481民初6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全部经济损失1465410.93元(比一审判决的数额增加439623.28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错误，应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王贺在从事被上诉人王鲁滕安排的到刘汝义船上从事电焊作业中被电击死亡，在整个过程王贺没有过错，王鲁滕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王贺有过错。1.王鲁滕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一再陈述，王贺在作业时没有“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依据是刘汝义在滨湖派出所做的笔录中的记载。刘汝义作为第三人侵权的船主，本身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其为减轻自身责任所作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被告没有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证明王贺在作业时没有“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事情发生当日双方都想调解，双方都没有报警，对王贺在作业时是否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无法查证。3.退一万步，假设王贺没有“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这也说明作为雇主的王鲁滕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安全监管义务，亦未为王贺提供电焊作业所需的劳动防护用品，也未采取防护措施，其作为雇主应对王贺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作为雇员，为了得到养家糊口的劳动报酬，作为弱势一方的雇员只有按照雇主的安排从事工作，不能苛求雇员在雇主没有提供劳动防护用品时拒绝作业，否则就不符合目前社会上用工的现状，也不符合一般认知常理。二、王贺从事雇主王鲁滕安排的到刘汝义船上进行电焊作业时被电击死亡，王鲁滕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王贺在刘汝义船上的作业环境(刘汝义提供电源和电焊机、王鲁滕提供氧气瓶)王鲁滕是明知的，是王鲁滕安排完之后(滨湖派出所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第12-14行)王贺作业的。王鲁滕作为雇主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安全监管义务，亦未为王贺提供电焊作业所需的安全配套设施并采取防护措施，应对王贺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贺存在过错是错误的，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鲁滕辩称：一、首先对王贺死亡一事深表同情，也希望王某2等合法权益尽快落实到位，成年人身体安康、孩子幸福成长。二、为避免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应依法追加刘汝义为本案第三人。王贺与王鲁滕系亲叔兄弟，本案的直接侵害人是刘汝义，是王贺死亡的直接责任人，王鲁滕个人能力有限，刘汝义自己找人为自己焊接管道，无论是提供劳务纠纷，还是帮工，还是生命权健康权纠纷，都应当追加刘汝义为当事人。王鲁滕一审即申请追加刘汝义为被告，但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三、假设王鲁滕为雇主，根据民法典规定也应当由刘汝义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王鲁滕承担补偿责任。四、事实上，王鲁滕将王贺介绍给刘汝义后，就离开河岸为他人开吊车去了，根本也没有与刘汝义谈劳动报酬的事儿，王贺也是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自己过去为刘汝义焊接，焊接所用的钢管、焊条、电焊机、发电机等材料都是刘汝义所有，且由刘汝义已经准备好了，王鲁滕提供的氧气也消耗微乎其微，材料都是刘汝义的，根本没法收费，纯属帮忙，本案真正的利益期待者是刘汝义，刘汝义与王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汝义在公安机关的一面之词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事实上，王贺死亡后，刘汝义也明确赔偿其家属5万元。五、一审认定对周忠玉、王立娜承担抚养费用错误。周忠玉在王贺事故发生时58周岁，不符合60周岁参考年龄，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王立娜虽未××人，但享受国家低保，有收入来源，且父母健在。六、王某1、王某2被抚养人生活费年限错误；精神抚慰金2万元过高，应以7000元为宜；丧葬人员误工费28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没有扣减刘汝义给付的5万元属于事实不清。王鲁滕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鲁0481民初62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上诉人与王贺在案件中形成劳务关系并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是王贺与刘汝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或帮工关系，由刘汝义承担赔偿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明确王贺为刘汝义提供焊接劳务，应认定王贺与刘汝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本案中，是刘汝义想要改装处理污水的废水箱，多次与上诉人联络，上诉人在附近碳场为他人开吊车，没有时间去，多次推脱。后来刘汝义请求让上诉人帮忙给他找个人，上诉人考虑王贺会电焊工作，并且王贺与上诉人系叔兄弟关系，上诉人就将王贺介绍给了刘汝义。刘汝义告知他那边有钢管、焊条、电焊机、发电机等材料，都准备好了，去个人帮帮忙，用不了多久。刘汝义他那边没有氧气罐，让我帮忙借给他氧气罐一用。上诉人了解情况后，带着氧气罐并将王贺介绍给刘汝义后，上诉人就离开河岸，到附近碳场为他人开吊车了。另外，在整个对接过程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与刘汝义谈劳动报酬的事情，因为刘汝义所要求的焊接钢管，仅是刘汝义要在废水箱上挖两个孔，然后用钢管焊接上就完活，非常简单。焊接所用的钢管、焊条、电焊机、发电机等材料都为刘汝义所有，并且由刘汝义已经准备好。整个焊接工作根本没办法收费，因为材料都是刘汝义的，所用的氧气罐的氧气消耗也仅是微乎其微。同时，由于上诉人还需要到碳场为他人提供开吊车服务，上诉人也没有参与焊接工作，所以上诉人与刘汝义根本没有谈费用的问题，纯是帮忙。而一审法院仅是依据上诉人滕州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就简单地认定上诉人与王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完全偏离了事实真相。事实上，上诉人只是将王贺介绍给刘汝义。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真正的利益期待着是刘汝义。王贺明确是受刘汝义的指示，根据刘汝义的指示进行焊接。如果成立劳务关系也应当是王贺与刘汝义之间成立劳务关系，而不应当是上诉人与王贺之间成立劳务关系。并且上诉人根本也没有获得刘汝义或王贺的任何利益，仅是出于刘汝义的邀请，为刘汝义提供帮忙。刘汝义在本案中与王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刘汝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回答并没有证据证明真实性，仅是刘汝义一面之词，不应作为证据采信。事实上，刘汝义在王贺去世后也明确赔偿王贺家属5万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上诉人与王贺在案件中形成劳务关系并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是王贺与刘汝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或帮工关系，由刘汝义承担赔偿责任。二、刘汝义有本案有着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刘汝义参与本案诉讼。并且上述人已经申请追加刘汝义为被告，应当列为被告人。发生王贺被电死亡的整个事件过程中，上诉人根本没有获得刘汝义或王贺的任何利益，仅是出于受刘汝义的邀请，为刘汝义提供帮忙。上诉人没有参与焊接工作，上诉人只是将王贺介绍给刘汝义。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真正的利益期待着是刘汝义。王贺明确是受刘汝义的指示，根据刘汝义的指示进行焊接。刘汝义在本案中与王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事后也有着刘汝义赔偿王贺家属5万元的事实存在。另外，上诉人仅是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简易型电焊点，平时还多外出为他人提供劳务而谋生，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及刘汝义所述的修船厂老板，纯属是歪曲事实。由于被上述人提起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讼，在一审中，上述人明确书面提出申请追加刘汝义为被告，但一审法院却不予理会。退一步讲，若认定上诉人与王贺之间系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刘汝义则应当与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且上述人与王贺之间根本不是劳务关系。无论是从全面调查案件的需要上，还是依据被上述人的诉讼案由上，甚至实体义务的裁判应有承担上，刘汝义均应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在上诉人已经申请追加刘汝义为一审被告人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刘汝义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三、一审法院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存有程序违法性。一审法院仅是简单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对刘汝义、孙某(王贺之妻)、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作出认定。尤其是刘汝义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上应当属于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而一审法院整个庭审中，根本没有刘汝义的出庭接受询问。一审法院对于没有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就予以采信，显然程序不合法。另外，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书面要求追加刘汝义为被告人，要求一并参加诉讼，却被拒绝。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刘汝义均应出庭。但刘汝义在未出庭的情况下，在刘汝义本人与本案有着重大利害关系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偏听偏信，予以采用刘汝义的言词证据，明显于法不符、于理不合。四、一审法院认定被抚养人主体资格及标准事实不清，于法无据，存有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周忠玉、王立娜承担抚养费用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被上诉人周忠玉作为王贺的母亲事故发生时58周岁，不符合60周岁参考年龄；在未有证据证明王贺生前周忠玉已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能纳入被抚养人范畴；王立娜诉请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中王立娜虽为××人，但王立娜现在享受国家低保，有收入来源；王立娜父母健在，从事农业种植，也有一定收入；王立娜虽为姐姐，王贺为弟弟，但王贺并不是由王立娜抚养长大。所以，认定王贺对王立娜负有抚养义务，与《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格格不入、于法无据。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及王某2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年限是错误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王某1应当计算至2030年12月25日，王某2应计算19年。五、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为2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结合本案精神抚慰金判决数额为人民币7000元较为适宜。六、一审法院认定丧葬人员误工费28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丧葬费是指，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致使受害人死亡的，受害人的亲属对死亡的受害人进行安葬所产生的丧葬费用的支出。一般用于逝者服装、整容、遗体存放、运送、告别仪式、火化、骨灰盒、骨灰存放等，这明显是一种财产损失，对此种损失赔偿义务人应当进行赔偿。因此，两者重叠，本案在没有查证因处理死者丧葬事宜而误工的相关证据直接认定丧葬人员误工费2800元，应属无据、不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诉请。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辩称：一、本案王鲁滕为雇主、王贺为雇员，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王鲁滕在派出所所做笔录“我叔兄弟王贺跟我干活被电死”可以看出王贺对王鲁滕有人身依附性；王贺去刘汝义船上工作是王鲁滕安排的，王贺的工资由王鲁滕发放。二、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不是证人证言，而是一种书证，经质证后可以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三、一审认定被扶养人主体资格及标准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王贺2020年7月被电死，其父王某2已年满60周岁，不满61周岁，生活费应计算20年；其母周忠玉当时59岁，年事已高且无其他收入来源，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应计算20年；王立娜精神一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法定监护人王某2和周忠玉本身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无力抚养王立娜，王立娜一直靠王贺收入生活，计算20年没错；王贺儿子王某1时年7周岁，应抚养11年。四、王贺之死给一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儿子未成年，父母、姐姐均丧失劳动能力无人抚养，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2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酌定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六、本案是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不是健康权纠纷，作为王某2一方选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其自身权利的选择。七、刘汝义在滨湖派出所所作笔录，王某2方只是对笔录中刘如意陈述的“王贺作业时没有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这一陈述不认可，刘汝义作为第三人侵权的船主，王某2方没有异议，但王鲁滕方应赔偿王某2方钱款后向刘汝义进行追偿，王鲁滕方所说的矛盾并不存在。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473,639.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赔偿明细如下：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50,63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34,6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停尸费4000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800元、交通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贺跟随王鲁滕从事船舶维修作业，2020年7月18日，王贺经王鲁滕安排，到案外人刘汝义船上进行维修作业。在进行电焊作业过程中，王贺被电击受伤，后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抢救，于2020年7月18日抢救无效死亡。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电击伤”。被告已先行向原告支付费用50,000元。庭审中，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数额及赔偿标准无异议；对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有异议，被告认为应以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12,309元每天计算，对原告要求的除王某1之外的被扶养人均不予认可；对精神抚慰金被告认为可以从道义上给予15,000元帮助，但不承担精神赔偿责任；停尸费及丧葬人员误工费属于丧葬费范围，不应再零星请求；对交通费不予认可。另查明，王某2系王贺之父，1959年10月28日出生。周忠玉系王贺之母，1961年8月18日出生。王某1系王贺之子，2012年12月26日出生。王立娜系王贺之姐，1986年2月24日出生。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731元。又查明，王鲁滕于2020年8月18日向五原告支付赔偿款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本案是否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及原、被告应负的责任；二是原告的损害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王贺跟随王鲁滕从事船舶维修作业，2020年8月5日，滕州市滨湖派出所对王鲁滕的询问笔录中王鲁滕陈述：“2020.7.18下午一点我喊着王贺去给刘汝义船上干电焊，因为船离电焊机距离远，我让刘汝义把船靠近一点电焊机，刘汝义说的不用，我船上有电焊机和发电机，你只提供一个气瓶就可以，安排完之后，我就去碳厂子干活了”，2020年8月11日，滕州市滨湖派出所对刘汝义的询问笔录中，刘汝义陈述：“我的船需要维修，我找了修船厂的老板王鲁滕，王鲁滕派了他的职工王贺来给我维修我和王鲁滕没有书面上的协议，都是口头约定的，都是我把工钱给王鲁滕，王鲁滕再给工人，我不直接付给王鲁滕派出来的工人的工资，也不管吃住。”根据王鲁滕和刘汝义的陈述，2020年7月18日，王贺从事的是被告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原、被告之间应为劳务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王鲁滕应为王贺提供相应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尽到相应的安全监督、管理义务，本次事故中，其对王贺从事劳务时的工作环境未进行安全管理、监督义务，亦未向王贺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对王贺的死亡负有过错。王贺作为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可能出现的危险预计不足，自身亦未尽到注意义务，亦有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王鲁滕对五原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王某2系王贺之父，1959年10月28日出生，系农村户口，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原告要求为其计算20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周忠玉系王贺之母，1961年8月18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即将59周岁，系农村户口，一审法院认为周忠玉年事已高且无其他收入来源，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原告要求为其计算20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王某1系王贺之子，2012年12月26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年满7周岁，原告要求为其计算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50%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王立娜系王贺之姐，为精神残疾人，其法定监护人为王某2、周忠玉，因王某2、周忠玉本身年事已高，无力抚养王立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王立娜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731元，故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534,620元（26,731元*20年）并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1.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50,639.5元，被告对该两项损失计算标准无异议，根据过错程度，被告应承担628,053.65元{（846,580元+50,639.5元）*70%}；2.被扶养人生活费374,234元（26,731元*20年*70%）；3.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近亲属王贺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被电击死亡，虽然王贺自身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但五原告均因此次事故承受严重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支付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4.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800元、交通费2000元，原告并未对上述两项主张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处理王贺丧葬事宜期间存在一定的误工损失及交通费损失，一审法院酌定为被告应承担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2800元（4000元*70%）、交通费700元（1000元*70%）；5.原告主张停尸费4000元，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以上总计1,025,787.6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50,000元，被告还应再向原告支付975,787.65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鲁滕赔偿原告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75,787.6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62元减半收取计9031元，由原告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共同负担2700元，由被告王鲁滕负担6331元。本院二审期间，王某2等人未提交新证据，王鲁滕提交证据三份：1.王鲁滕与刘汝义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王贺从事的焊接工作仅是割两个小口焊上，王贺与刘汝义的帮工关系，未谈及报酬，刘汝义提供焊接材料。2.刘汝义赔偿王某25万元的通话录音，证实一审认定事实不清。3.王立娜的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证明王立娜于2009年9月8日已登记结婚，已组建家庭单独生活，计算王立娜部分赔偿与事实不符。王某2等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不知晓，通过该录音达不到其帮工关系的证明目的；证据2真实性不知晓，刘汝义给钱是事实，发丧时刘汝义与王鲁滕各给了5万元；证据3无异议，但后来已离婚。王某2等人二审庭后补交一审法院（2010）滕民初字第310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载明王立娜与黄常武于2010年12月26日判决准予离婚，王鲁滕质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判决进一步证实了王立娜具备成家的条件，可以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不应由王鲁滕承担扶养费。本院认为，王鲁滕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可以证明王贺所提供劳务及刘汝义给付5万元的事实，但不能达到王鲁滕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王某2等提交的判决书证据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贺按照王鲁滕指示，在为刘汝义提供焊接劳务过程中被电击身亡，一审认定王贺与王鲁滕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没有不当。王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劳务工作可能出现的危险预计不足，自身亦未尽到注意义务，一审酌定其自负30%的过错责任没有不当，王某2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对于王某2、周忠玉、王立娜、王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没有不当，王鲁滕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一审结合本案王贺死亡后的家庭实际情况，酌定由王鲁滕负担一定的丧葬人员误工费及2万元精神抚慰金也未尝不可。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本案没有追加刘汝义作为第三人的必要，王鲁滕可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向第三人追偿。综上，王某2、周忠玉、孙某、王某1、王立娜、王鲁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63元，由王鲁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光明审判员  朱运涛审判员  陈德山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邸梦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