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0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1，男，194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2，男，195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3，男，195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工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5（袁某3之女），198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4，男，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袁某1因与被上诉人袁某2、袁某3、袁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1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改判袁某1与袁某2、袁某3、袁某4均分被继承人袁某6与许某1的遗产。事实与理由：1.被继承人袁某6、许某1夫妇生前未留遗嘱，袁某1与袁某2、袁某3、袁某4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当均分遗产。2.在北京市昌平区公证处出具的（2000）昌证内民字第0257号公证书中，袁某2、袁某3、袁某4在办理公证时恶意隐瞒了袁某1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事实，擅自处分了被继承人袁某6、许某1夫妇遗留的8间平房，袁某2、袁某3、袁某4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袁某1的合法继承权，可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3.袁某1对被继承人袁某6、许某1夫妇尽了赡养义务，父亲袁某6在部队服役期间，袁某1与爱人经常陪同老父亲到医院就诊看病，日常生活照顾多。1976年至1992年袁某1和爱人多次到父亲袁某6、母亲许某1处探望、团聚、旅游、陪同老父亲看病并探亲访友。袁某2、袁某3、袁某4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是没有上诉。不同意袁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袁某1没有证据证明与许某1之间形成抚养关系，许某1生病住院期间其亦没有任何照顾，对许某1没有尽赡养义务，因此没有抚养关系。袁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5号房屋（41.69平方米，以下简称北环里房屋），1号房屋（57.79平方米，以下简称营房胡同房屋），其中北环里房屋由袁某1所有，袁某1按照16平方米评估价格支付其他继承人相应补偿款；2.依法分割12号房屋和2号房屋（以下简称东仓房胡同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袁某3、袁某2、袁某4承担。袁某2、袁某3、袁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1.袁某1与许某1之间未形成抚养关系。袁某6与袁某1生母吉某1离婚时，吉某1未离家，袁某1抚养照料一直由其生母吉某1负责；2.袁某1对许某1未尽赡养义务，袁某1除在袁某6去世时来京参加办理丧事外（袁某6于1993年10月去世），袁某1从1994年至2018年间24年从未对袁某6有过任何追思行为。许某11994年生病，直至1995年离世，老家其他亲属陆续来京看望，而袁某1始终没有任何表示，这些足以说明袁某1与许某1之间没有抚养关系，故袁某1只能享受其父袁某6遗产中的一部分，袁某1在其父袁某6生前未尽赡养义务，因此袁某1在此次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应当不分或者少分；3.请求对被继承人袁某6、许某1所留房产先进行分割。袁某6于1993年10月离世，许某1于1995年8月离世，许某1理应获得袁某6所留财产的一半，并参与另一半财产的分配；4.关于2号院平房一事。此处房产是袁某6之弟袁某7才实际出资购买、登记在许某1名下，其中缘由已作出了阐述，相关证词已提交法庭，证人也到庭作证。袁某6之弟，因哥哥离世，放弃了到京养老的想法，并委托房屋登记人将此房出售，筹集资金回老家盖房，经许某1与家人商议，由家人共同出资将此房屋从袁某7才手中购买下来，此时房屋仍登记在许某1名下，后来按照许某1所留遗言对房屋进行了分割，并获得了房屋的产权证书。要说是遗产也是许某1留下的遗产，袁某1与许某1之间无抚养关系，只是姻亲关系，袁某1无权继承许某1的遗产。现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健在，袁某1可去当面核查；5.不同意袁某1的购房诉求。在遗产实行先期分割的情况下，袁某1理应获得其父财产中的一部分，同意出售房屋后，按实际出售价，并扣除相关费用后，给予其货币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某6与许某1生前系夫妻关系，于1963年左右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后于1965年9月14日生育一子袁某4。袁某1系袁某6与其前妻吉某1所生，袁某2、袁某3系许某1与其前夫袁某7成（袁某6之三弟）所生。袁某6于1993年10月6日去世，其父母袁某8、黄某1于该日前已去世。许某1于1995年8月27日去世，其父母许某2、许某3于该日前已去世。营房胡同房屋登记在袁某6名下，房产所有证核发时间为1994年8月31日。庭审中，袁某3、袁某2、袁某4主张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袁某6在工作时，单位分配给袁某6上述房屋。90年代初房改时，袁某6、许某1自行出资7000元购买。袁某6夫妻去世后，1998年由袁某3出资缴纳2200余元的税款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证。同时，袁某3还提交了1998年《购房合同书》《供暖合同书》、1998年8月《“房产证”执行合同书》及1998年5月28日、1998年8月2日收据两张，以证明虽然营房胡同房屋登记在袁某6名下，但其中2273.5元后续房款由袁某3出资，袁某3对该房屋应多分相应份额。袁某2、袁某4对此无异议。上述证据中，《购房合同书》主要载明：昌平县供销合作联合社（甲方）将营房胡同房屋出售给袁某6（乙方），按成本价出售，总房款1211元。《“房产证”执行合同书》主要载明：昌平县供销合作联合社为甲方，袁某3为乙方，甲方将昌平镇五街营房合同商业宿舍楼号楼单元层号出售给（空格部分非笔误，原合同中即未填写），现已办完“房屋所有权证”。1998年8月2日昌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袁某6交来收回××（无法辨别）款968元、成本价1143.55+67.31元、手续费71.3+23.34元，以上共计2273.5元。房屋现由袁某3实际使用。北环里房屋登记在袁某6名下，房产所有证核发时间为1993年10月4日，房屋为优惠价出售。庭审中，袁某3、袁某2、袁某4主张北环里房屋是1988年袁某6在昌平工商分局福利分房所得。1992年底1993年初单位进行房改，袁某6、许某1商量决定让袁某3独立出资购买该房屋。袁某3的妻子张秀清在袁某6签订购买合同前，从其弟张德增处借款3000元，为购买北环里的房子使用。后昌平工商分局考虑到职工一次性出资困难，又以借款方式帮助家庭困难的职工购买房屋。所以袁某3就将从妻弟张德增处借来的钱款及时还了回去，并从昌平工商分局借款3300元，此房袁某3共出资5000余元。所以该房屋不属于袁某6、许某1的遗产。同时，袁某3还提交了1993年3月31日《优惠出售现住直管公房楼房协议书》、收据、1993年3月31日《借款协议》，以证明北环里房屋所有购置款项均由袁某3出资，应属于袁某3借名买房，该房屋归袁某3所有。袁某2、袁某4对此无异议。上述证据中，《优惠出售现住直管公房楼房协议书》载明昌平县房地产管理局将北环里房屋出售给袁某6；《借款协议》载明袁某6向昌平县工商局借款3300元（购房票据金额4785元，按票据款约2/3确定借款额）用于购买楼房；四张收据显示，购房当日共支出购房款6935元、托管费500元、登记费200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费16.5元，产权人（交款人、买主）为袁某6。另一张收据显示，1994年8月29日，袁某3交纳有线电视天线初装费及收视费324元。房屋现由袁某4实际使用。针对营房胡同房屋和北环里房屋的相关证据，袁某1质证称，这些证据都能够证明上述两套房屋均是以袁某6的名义购买，属于袁某6和许某1的遗产，无法证明跟袁某3有关，袁某3当时在供销系统上班，家庭拮据，无力购买上述房屋。另查一，袁某6三弟系袁某7成，袁某7成之前妻系许某1，袁某6前妻系吉某1。1963年，袁某6与吉某1离婚后，与许某1结婚。当时，许某1、吉某1、袁某1、袁某2、袁某3等人与袁某8、黄某1（袁某6父母）在江苏省泰兴市农村老家共同生活，袁某1当时14岁。1965年，吉某1离开江苏泰兴市老家前往新疆。1967年，袁某6、许某1带领袁某2、袁某3、袁某4前往北京共同生活。1969年，袁某1前往新疆参军。庭审中，袁某2、袁某3、袁某4称，袁某6离婚后，袁某1随生母吉某1生活，由袁某6定期寄回生活费供养其母子。1967年，袁某6和许某1带着袁某2、袁某3和袁某4举家搬往北京，因随军政策问题，袁某1未一同到北京。后袁某1到新疆参军，其转业后在江苏泰兴工作，也未对袁某6和许某1尽过赡养义务。庭审中，袁某1提交了1974年至1982年期间其与袁某6、其妻叶某1与许某1、其与许某1及袁某4、其夫妻与许某1及吉某1的照片及袁某61993年丧葬时照片，同时，袁某1还提交了1976年至1992年期间袁某2、袁某3、许某1分别寄给其妻叶某1，袁某6寄给袁某1夫妻的信件。其中许某1寄给叶某1的信件中，许某1落款为“娘娘，77.12.17”。袁某1以此证据证明其与袁某6、继母许某1及非同母同父的弟弟袁某2、袁某3之间感情弥笃，非亲生胜似亲生；袁某6去世前一年还跟其夫妻通信，父子感情深厚。袁某2、袁某3、袁某4质证称，人物关系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许某1与袁某1形成抚养关系不认可；无论是照片还是书信都不是有效的、法定的可证明抚养关系存在的证据，只能证明基于人物关系的特殊性而形成正常的情感沟通。另查二，袁某6和许某1晚年独自生活，未随其各子生活。另查三，2018年1月，袁某1对袁某2、袁某3、袁某4提起继承纠纷诉讼，法院作出（2018）京0114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袁某1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9075号民事裁定，裁定主要内容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位于北环里房屋系被继承人袁某6的福利分房，购买时使用了袁某6的相应工龄，且经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房产所有证”登记于袁某6名下。该权属证书是国家行政部门对公民相关权利的确认，袁某3虽在购房时出资，但自房屋登记至今已连续数十年，袁某3未就产权登记提出异议，因此在上述权属证书未经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上述登记仍合法有效。在袁某1以继承纠纷提起诉讼，就上述房屋主张继承权，且在经由国家行政部门颁发的证书未经合法程序撤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北环里房屋由袁某3实际出资购买，工龄优惠及相应资质应属袁某6夫妇生前对袁某3之赠与，该房屋不应作为袁某6和许某1之遗产，属认定事实不清，据此所作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就袁某1与被继承人许某1是否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袁某6与许某1开始共同生活时，家庭成员均在一起生活，故一审法院应进一步审查上述事实，并根据查明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认定和处理。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上述事实亦不当。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发回后，法院立案重新审理案件，即本案。庭审中，诉争各方均同意营房胡同现房屋单价、北环里现房屋单价分别为32000元/平方米、31000元/平方米。经计算，营房胡同房屋现价格1849280元（57.79平方米×32000元/平方米），北环里房屋现价格1292390元（41.69平方米×31000元/平方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评估机构难以评出涉案东仓房胡同房屋市场价，故袁某1提出后续再另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涉案两套房屋是否属于遗产；二是袁某1与许某1是否形成法律上的抚养关系，以及袁某1是否尽到了对袁某6的赡养义务；三是遗产应如何分配。一、涉案两套房屋是否属于遗产问题。（一）涉案营房胡同房屋。袁某2、袁某3和袁某4均认可该房屋系由袁某6、许某1出资7000元购买，故该房屋系袁某6夫妇的遗产。袁某3主张其办理房屋产权证等事宜并出资2273.5元一节，因袁某3一家长期在该房屋中居住，且办理产权证时袁某6夫妇已去世，故营房胡同应属于袁某6、许某1的遗产。（二）涉案北环里房屋。袁某2、袁某3和袁某4均认可该房屋为袁某6的福利分房，但1993年房改时袁某6夫妇同意由袁某3独立出资、借款购买该房屋。袁某1不予认可。从袁某3提交的证据看，无论是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购房人、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还是交纳托管费、房屋所有权登记费、购房款主体均为袁某6，且自房屋登记至今已连续数十年，袁某3未就产权登记提出异议，故法院应认定北环里房屋属于袁某6、许某1的遗产。袁某2、袁某3、袁某4所持该房屋归袁某3所有的观点，不予采信。二、袁某1与许某1是否形成法律上的抚养关系，以及袁某1是否尽到了对袁某6的赡养义务。本案中，袁某6与许某1结婚后，许某1、袁某2、袁某3、袁某1及其生母吉某1等人随袁某6父母在农村老家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袁某1得到其生母吉某1更多的经济和精神扶养符合常理，但并不能就此否定许某1对袁某1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吉某1在1965年离开农村老家时，袁某1并未与其生母共同离开，而是继续在大家庭中生活，其得到许某1经济和精神扶养符合人之常情。另从许某1寄给叶某1的信件落款处“娘娘”称呼看，袁某1已成为袁某6、许某1家庭成员之一，为此，法院认定许某1和袁某1存在扶养关系。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与被继承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继承权。为此，袁某1享有许某1遗产的继承权。袁某2、袁某3、袁某4所持袁某1无权继承许某1遗产的观点，不予采信。袁某1居住、工作地点在江苏，由此判断其未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显系不足，从袁某1提交的袁某6寄给袁某1夫妻信件可看出，袁某6与袁某1有情感交流，精神的相互慰藉，为此，袁某2、袁某3、袁某4主张不分给袁某1遗产份额的观点，不予采信。三、遗产分配问题本案中，涉案两套房屋属于袁某6、许某1夫妻共同财产，袁某6去世后，上述房屋有一半份额属于其遗产，理应由许某1、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继承。许某1去世后，其所有的一半房屋份额及其继承袁某6的房屋份额属于其遗产，理应由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继承。需要说明的是，许某1与袁某1虽形成抚养关系，但袁某1因居住、工作地点远离北京，确在客观上造成了其对袁某6、许某1所尽赡养义务较少，故对袁某6、许某1尤其是许某1遗产应少分。袁某3、袁某4二人对袁某6、许某1的日常生活照顾较多，故应多分遗产。袁某2、袁某3和袁某4主张将营房胡同房屋归袁某3所有，北环里房屋归袁某4所有。袁某1主张北环里房屋归其所有，其给付房屋补偿款。鉴于上述房屋实际控制、管理状况，本着有利于生活、减少纠纷等原则，法院确定营房胡同房屋归袁某3所有，由其分别支付给袁某1、袁某2、袁某4房屋折价款28万元、50万元、54万元；北环里房屋归袁某4所有，由其分别支付给袁某1、袁某2、袁某3房屋折价款20万元、35万元、37万元。遂于2020年12月1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1号房屋由袁某3继承，袁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分别给付袁某1折价款28万元、袁某2折价款50万元、袁某4折价款54万元；二、5号的房屋归袁某4所有，袁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分别给付袁某1折价款20万元、袁某2折价款35万元、袁某3折价款37万元；三、驳回袁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袁某6、许某1的遗产在其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的比例是否适当。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赡养义务不仅体现在精神上、感情上对于父母尊敬、关心，也体现在生活上中提供必要帮助和照料。根据查明的事实，袁某6、许某1的子女在其生前不同程度均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袁某6和许某1在京生活，虽晚年独自居住，但同在京生活的袁某3、袁某4二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袁某6、许某1的照顾较多，在购买本案所涉遗产时，袁某3亦支出了相应费用。袁某2在京日常生活中亦对父母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袁某1因居住、工作地点在江苏泰州，远离北京，客观上与袁某6、许某1虽有联系，但日常生活照料较少，所尽赡养义务亦相对较少。故一审法院根据被继承人袁某6、许某1生前的生活状况，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情况，考虑涉案遗产房屋的购买，实际控制、管理状况，本着有利于生活、减少纠纷等原则，在划分袁某6、许某1在遗产中所占份额后，按照法定继承将袁某6、许某1遗产在其继承人间确定涉案房屋的归属，并由实际取得房屋的继承人给予其他继承人相应房屋折价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对于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袁某1提出在北京市昌平区公证处出具的（2000）昌证内民字第0257号公证书中，袁某2、袁某3、袁某4在办理公证时恶意隐瞒了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事实，严重侵害了其合法继承权，可酌情减少三人应继承遗产的份额，因办理公证时东仓房胡同房屋登记在许某1名下，且各继承人对袁某1与许某1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存有异议，在本案诉讼中，法院经审理确认了袁某1与许某1形成法律上的抚养关系，确定袁某1对许某1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因此，袁某1所述袁某2、袁某3、袁某4在办理公证时恶意隐瞒其作为许某1的继承人，依据不足，对其所述不予采信。袁某1在一审中提出就上述房屋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后续再另行处理，系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对此，法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袁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袁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梦法官助理 杜世奇书 记 员 李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