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洪波，湖北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4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4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4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刘某1、上诉人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为位于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由刘某1享有897658.60元，刘某2、刘某3、刘某4各享有139509.4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刘某2、刘某3、刘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原修建于1955年左右，后于1981年左右重新修建，并于1990年办理两证；涉案房屋为两幢，一幢为94.50平方米，一幢为14.53平方米（系上诉人扩建的厨房）。此后，刘某1还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扩建。刘某2、刘某3、刘某4分别于1958年、1983年、1965年搬离该房屋；刘某1一直居住于涉案房屋直至房屋拆迁；2015年6月1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新村街道办事处作为征收部门，与刘某1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证载面积94.50为平方米、未经登记面积为44.90平方米。一审法院还正确认定了上述“未经登记面积44.90平方米”对应的补偿款应为刘某1享有。一审判决错误适用《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本案应适用《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一审判决在将应属上诉人个人所有的财产性权益从全部拆迁权益中扣除后，对按照遗产处理的拆迁款即《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房屋价值800,509.50元和建筑面积补助款96,061.14元，以及“二次补偿款”74万元中，对应的部分补偿款494,934.76元，按照《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认定应由包括刘某1在内的各继承人平均继承的处理方案，没有考虑到刘某1一直到父母去世都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其对父母履行更多赡养照顾和陪伴义务、对涉案房屋履行更多改扩建、照看等义务的实际情况，有违《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系错误适用法律。本案中，刘某1不仅长期与被继承人居住生活在一起，相互照顾体贴，一直到被继承人去世都居住在一起，还对所居住房屋履行了主要的修缮保养义务，而且还对被继承人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的赡养陪伴义务，完全符合《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在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的情况。刘某2辩称，未经登记的44.90平方米的扩建面积是几个人出资扩建，补偿款应由四人平分，刘某2对父母也尽到了赡养照顾义务，也负责了父母的丧事，应多分遗产。刘某4辩称，涉案房屋1955年原是一个主房加一个14.5平方米厨房。关于危房改造，是1981年房产公司批示下来维持房屋现有面积，不能扩张，所以我们在危房改建中就按照这个批示来的。父亲系1979年退休，当时父亲81岁老人不可能再做房子，是我们请的施工队。施工队说小厨房你们自己负责，拆房子时厨房也拆了，14.5平方米当时是刘某1和刘某4修起来的。之后父母和弟弟刘善安相继去世。后来房屋办证了，房子有5间。刘某1因为出租房屋时的租客的需要，就弄了点砖在2000年后扩建了一部分。36平方米是刘某1扩建的。刘某4不同意刘某1的上诉观点，希望由法院依法判决。刘某3辩称，家里事应好好商量，大家想法都不样，没有办法，希望尽快解决，一审判决合情合理，法院判刘某3多少是多少。刘某2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办事处惠济社区惠济路建设大道1111号3栋1单元3605号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由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四人平均享有；2.请求法院撤销上述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的征收款由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四人平均享有；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部分事实查明错误。一审法院查明：“《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的违章建筑14.53平方米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载明的违章占地14.53平方米系刘某1扩建的厨房。此后，刘某1对涉案房屋还进行了扩建”系事实查明错误。违章建筑厨房系刘某4与刘某2全面筹备建设的，该建筑与房屋主体建筑同步修建于1981年前后，刘某2也提供了当时修建房屋所需材料的相关票据，而刘某1并无证据证明其参与修建厨房。之后房屋扩建，刘某2与其他继承人均出资出力建设，一审法院未查清房屋之后扩建的面积、时间、参与人，就认定该扩建部分系刘某1建设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扩建的4190平方米的补偿款认定为刘某1个人享有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扩建部分所有继承人均参与了建设，其次该违章建筑也是合法房屋的衍生建筑，如果没有原房屋，该违章建筑也无法存在继而获得补偿，一审法院将两部分建筑割裂开来也不符合实际，该扩建部分也应当按照遗产由各继承人平均享有。一审法院将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水表、电费、有线、空调、宽带、防盗门、无烟灶台、防盗网、棚、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判决刘某1所有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刘某1长期居住在被继承人房屋，妨碍了其他继承人应当享有的居住权，理应参照当地房屋的租金，适当补偿其他继承人。涉案房屋的装饰装修以及其他物品也应当是被继承人的遗产，由其他继承人继承。一审法院将置换的位于二七北路××房屋以2015年单价每平方米7100元的价款折抵刘某2现如今分割的遗产数额，明显有违公平原则。该房屋现价值早已突破20000元每平方米，按照《继承法》的规定，该置换房屋系被继承人遗产，应当依法分割。刘某1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刘某2理由不成立。关于法律适用坚持己方上诉意见。刘某4述称，请法院依法判决。刘某3述称，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刘某1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确认刘某1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二七北路地块A1-3601号产权调换房享有完全产权，并对补偿款1,316,186.80元享有1,000,000元的继承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刘某2、刘某3、刘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维民与骆玉英系夫妻关系，刘维民系再婚，再婚前育有刘善安和刘某2，刘维民与骆玉英育有刘某3、刘某1、刘某4。刘维民与骆玉英结婚时刘善安和刘某2尚年幼，由刘维民与骆玉英抚养。刘善安于××××年去世，未结婚，亦无子女。刘维民于1994年1月21日去世，骆玉英于1999年3月25日去世。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原修建于1955年左右，后于1981年左右重新进行了修建，该房屋在1990年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房屋所有权人刘维民，房屋合计2幢，建筑面积共计109.03平方米，其中1幢为94.50平方米，另1幢为14.53平方米，违章建筑14.53平方米临时管业；《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用地面积109.03平方米，违章占地14.53平方米临时保留。《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的违章建筑14.53平方米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载明的违章占地14.53平方米系刘某1扩建的厨房。此后，刘某1对案涉房屋还进行了扩建。刘某2于1958年搬离案涉房屋，刘某3于1983年搬离案涉房屋，刘某4于1965年搬离案涉房屋。刘维民、骆玉英、刘善安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至去世，刘某1一直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至房屋拆迁。刘某1陈述在1981年左右修建案涉房屋时，其出资出力较多，并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刘某2、刘某3和刘某4陈述他们修建房屋时也有出力。2015年6月1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新村街道办事处作为征收部门（甲方），刘某1、刘某4、刘某3与刘某2作为被征收人（乙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证载建筑面积94.50平方米，未经登记建筑面积44.90平方米，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款项合计1,340,501.80元。其中房屋价值补偿800,509.50元，建筑面积补助96,061.14元，装饰装修补偿34,000元，附属设施补偿：水表1,500元、电表480元、有线380元、空调200元、宽带308元、防盗门2,000元、无烟灶台1,200元、防盗网230元、棚2,637.44元，搬迁补偿1,000元、临时安置补偿56,700元、按期签约搬迁奖励20,000元、未经登记建筑补偿323,295.72元。乙方选择产权调换方式补偿，选择购买二七北路地块产权调换房A1-3601，房屋预测面积107.65平方米（最终以房管部门实测为准，预测面积与实测面积的差异处理方式由乙方和产权调换房源建设单位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予以约定），价格以每平方米7,100元为标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差价款576,186.80元。此后，拆迁部门在《征收补偿协议书》后附说明“刘某1、刘某4、刘某3、刘某2，协议征收补偿款总金额为1340501.80元，扣除二七北路房款764315元后剩余576186.80元。还有74万元整由动迁公司支付给刘某1、刘某4、刘某3、刘某2。576186.80元加上74万元剩余总金额为1316186.8元。由于上述四人内部矛盾对这1316186.8元的分配不能达成一致。待这四人分配达成一致办理好公证书后拿公证书到征收办来领取余款1316186.8元”。产权调换的房屋已交付，现由刘某1居住，刘某1缴纳了房屋电费、2018年2月5日缴纳房款5,112元和房屋维修基金7,911元，电费发票写的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办事处惠济社区惠济路建设大道1111号3栋1单元3605号，缴纳房款和房屋维修基金收据上写的地址为3-3605，刘某1陈述实际产权调换的房屋为二七北路地块A1-3605室。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都参与处理了刘维民和骆玉英的后事。经询问，刘某2、刘某3、刘某4有住房，刘某1无住房。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刘维民与骆玉英系夫妻关系，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于1981年修建，所有权人为刘维民，证载面积94.50平方米，该房屋中94.50平方米的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刘维民与骆玉英去世后，应作为他们的遗产予以分割，因该房屋已征收，《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房屋价值800,509.50元和建筑面积补助96,061.14元，系刘维民与骆玉英遗产所转化的财产权益，应在刘维民与骆玉英的继承人中予以分割，刘维民与骆玉英的继承人为刘某1、刘某2、刘某3和刘某4，征收补偿款刘某1、刘某2、刘某3和刘某4各享有224,142.66元[（800,509.50元+96,061.14元）÷4]。刘维民于1994年1月21日去世，骆玉英于1999年3月25日去世，刘某1一直在案涉房屋中居住，房屋2015年被征收，考虑案涉房屋的建筑年限、实际居住情况，《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的装饰装修补偿34,000元，附属设施补偿：水表1,500元、电表480元、有线380元、空调200元、宽带308元、防盗门2,000元、无烟灶台1,200元、防盗网230元、棚2,637.44元，搬迁补偿1,000元、临时安置补偿56,700元、按期签约搬迁奖励20,000元应为实际居住人刘某1所有，共计120,635.44元。除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有证面积94.50平方米外，房屋产权证中的违章建筑14.53平方米系由刘某1搭建的小厨房，此后刘某1对房屋又进行了扩建，《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的未经登记建筑面积44.90平方米的补偿款323,295.72元应由刘某1享有。在《征收补偿协议书》签订后，拆迁部门确认再支付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740,000元，该740,000元未明确征收项目，结合《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的征收项目及金额，以征收各分项金额在征收补偿款项总金额中的比例为标准，一审法院确定其中494,935.76元[（800,509.50元+96,061.14元）÷1,340,501.80元×740,000元]系对案涉房屋有证面积价值和建筑面积补偿，应在继承人中予以分割，即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每人享有123,733.94元，余款245,064.24元（740,000元-494,935.76元）系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和未经登记建筑面积补偿，应由刘某1享有。即，刘某1应享有征收补偿款共计1,036,872元（224,142.66元+123,733.94元+120,635.44元+323,295.72元+245,064.24元），刘某4、刘某3、刘某2各享有征收补偿款共计347,876.60元（224,142.66元+123,733.94元）。刘某1一直在案涉房屋中居住，此外无其他住房，《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约定了产权调换，调换房屋已交付，调换房屋实际由刘某1居住使用，房屋维修基金等款项也由刘某1缴纳，刘某1应是产权调换房屋的权利人，产权调换所产生的费用应从刘某1应获得的征收补偿款中予以扣除，即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办事处惠济社区惠济路建设大道1111号3栋1单元3605号由刘某1享有所有权，扣除该房屋价款，刘某1应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应为272,557元（1,036,872元-764,31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办事处惠济社区惠济路建设大道1111号3栋1单元3605号房屋的所有权由刘某1享有；二、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由刘某1享有272,557元，刘某2、刘某3、刘某4各享有347,876.60元；三、驳回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44元，由刘某1负担9,311元，刘某2、刘某3、刘某4各负担4,711元。二审中，刘某4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刘某4在危房改建中向单位申请木料制作窗户报告、各级领导批示及保卫部门的放行证明。拟证明刘某4的申请得到了单位各级领导在危房改建中的支持；部分制作窗户的钢筋、木料、付款发票和部分购单位红砖发票，拟证明刘某4在单位购买木料、元钢、红砖用于老宅危房的改建的事实；母亲骆玉英医药费报销单，拟证明父亲刘维民去世后母亲享受遗孀医保50%。第二组证据：父母与孙儿、孙女在改建房门前合照，门右前方是一幢14.53平方米的厨房；房屋征收分户结果报告；评估人员入室评估有证面积、扩建面积补偿图（据原图绘制）。拟证明房屋所有权人刘维民房屋所有权证两幢总建筑面积109.03平方米外，其余为刘某1在父母、大哥去世后为了房屋出租对相应部位进行扩建的面积图。刘某1质证认为，全部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其实认可了他们参建的事实，所以这些证据反映的基本事实一审其实已经认定了。其中报销单正好证明了刘某1陪伴照顾老人的事实；二七房屋评估报告正好也印证了刘某1一直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对父母尽到了赡养和照顾的义务；对自绘图，1981年做的主房，就一个房子，旁边只是篾片围的15平方米，1982年是刘某1个人在原有基础上用砖扩建的14.5个平方，房屋大概结构与绘图相符。刘某2质证认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扩建房屋是刘某4主持，兄弟几个人都参与了扩建，这些证据证明了刘某4参与了扩建，而一审认定是刘某1个人的，明显与事实不符。109.03平方米之前就有，但这些证据无法证明扩建部分是刘某1个人建的。刘某3质证表示不看证据，房子必须是刘某1的，其余请法院判决。本院审核认为，对刘某4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中照片未显示厨房，该组其他证据也不能反映厨房的修建情况。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关于历史违章建筑14.53平方米厨房，一审中刘某1称系其1982年搭建，刘某2、刘某4称1981年改建时留有多余的砖，刘某1就把厨房慢慢地砌起来，刘某4也搭了手；刘某3称刘某1用多的砖修的厨房。本院认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198号房屋原修建于1955年左右，后于1981年左右重新进行了修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均在重建时出资出力，四兄弟为父母重建房屋不影响该94.50平方米面积房屋属于刘维民、骆玉英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该有证部分面积对应的拆迁利益应当属于刘维民与骆玉英遗产所转化的财产权益。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的陈述及房屋的居住情况，刘某1在厨房之外继续扩建的30.37平方米无证面积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应认定为刘某1所有。基于刘某1在房屋拆迁前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而刘某2、刘某3、刘某4早已从涉案房屋内搬离的事实，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亦应当归刘某1所有。本案争议较大的是14.53平方米厨房的归属以及产权调换房屋是否应当平均分割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刘某1长期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对父母的陪伴、照顾相较其他继承人更多，虽然刘某2、刘某3、刘某4对父母也尽到了赡养义务，但不影响刘某1具有可以多分遗产的情节；其次，14.53平方米厨房原为篾片所搭，并非建筑物，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刘某1在1982年以重建时遗留的砖搭建厨房，应更符合实际情况，但刘某1的搭建行为对于14.53平方米厨房对应的拆迁利益贡献更大；最后，刘某1无其他住房，而其他继承人均另有住房，刘某1也实际在产权调换房屋中居住使用，并缴纳了房屋维修基金等款项，且刘某1除继承父母遗产转化的拆迁利益以外，还独自享有部分拆迁利益，故由刘某1享有产权调换房屋所有权更为恰当，需要指出的是，产权调换房屋实际价值相比刘某1产权调换时的购买价格有较大增值，刘某1实际取得了该部分增值利益。综上所述，刘某1长期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应对其适当多分，一审判决对14.53平方米厨房的归属认定以及将产权调换房屋判归刘某1所有，实质上是对刘某1适当多分的方式，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并无不当。对刘某1、刘某2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90元，由刘某1负担16,646元、刘某2负担23,4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骆朝辉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叶 欣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阮小琴书记员李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