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艾术虎，男，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意，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风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武汉沙湖分公司，营业场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二号。主要负责人：孙雪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湖北若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斌，湖北若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曾斌，男，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街学府北路65号8栋2单元5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2196907041438。原审第三人：武汉福瑞达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特1号武汉竹叶山中环商贸城2006号。法定代表人：曾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李沿波，男，199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艾术虎因与被上诉人东风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武汉沙湖分公司（以下简称鸿泰沙湖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曾斌、武汉福瑞达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达公司）、李沿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艾术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并无证据表明鸿泰沙湖分公司于2016年10月8号当天出售了自有的两辆二手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第16页第4行）认定鸿泰沙湖分公司于2016年10月8号当天出售了自有的两辆二手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车辆价款为72224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鸿泰沙湖分公司不应当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加诸经营者的额外义务和责任，属于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五、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法院应当查清鸿泰沙湖分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是否故意隐瞒车辆系水淹车的事实。六、上诉人认为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载明的事项也应当成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依据，根据登记证书上载明的内容，2016年10月13日，上诉人以购买的方式从被上诉人处取得案涉车辆。鸿泰沙湖分公司辩称，1、我方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的交易方为第三人福瑞达公司，因为我方作为案涉二手车的所有人，在本次交易前，从未与上诉人有过任何接触，更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对上诉人购买车辆是明知的，上诉人也不能证明购买车辆前向我方作出过任何购车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声称的开具车辆发票是偷换概念，案涉车辆的发票由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开具发票是不需要我方到场的，我方交易的对象一直是第三人福瑞达公司，案涉车辆也经历了由我方转移至福瑞达公司员工李沿波名下，再由李沿波转至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从未向我方支付过任何款项，我方也未收到过上诉人的打款，上诉人在诉状中一直强调机动车市场开具的发票应作为认定双方建立买卖关系的依据，明显不妥，无论是上诉人还是我方，对该发票所记载的金额均不予认可，一审判决也做了评述，而上诉人仅就对其有利的信息进行确认，否认对其不利的信息，印证了二手车市场的交易习惯即二手车发票所记载的信息多为不实，机动车交易市场开具发票前无需向我方或购买方进行确认，故该票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答辩人向第三人福瑞达公司转让案涉车辆的行为是自有资产的处置行为，并非经营者销售行为，不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因为答辩人作为一家国企，在处置资产的过程中进行了评估，并按照评估价进行处置，不存在以获利为目的的销售，而上诉人在诉状中指出被上诉人经营范围有旧机动车交易服务，但却偷换概念为旧机动车交易，明显交易服务和销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然上诉人强调被上诉人和李沿波有过两次交易，就应该认可本案的交易对象是李沿波，如果李沿波第一次与我方交易是代表上诉人或是为了给上诉人一个人情，那第二次交易如何解释，上诉人认可两次交易的事实，恰好证明了李沿波作为福瑞达公司的员工，代表了二手车商与我方作为交易，从而印证了销售人是福瑞达公司而不是我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经营者是从事生产销售的市场主体，本案中我方仅仅是处置自有车辆，而非向市场主体销售车辆而获利，不能直接将每一个市场经营者都认定为销售者；3、我方将案涉车辆转让给第三人福瑞达公司时，不存在欺诈行为，因为案涉车辆发生水淹是在2016年7月，我方已将水淹事实录入车辆维修保养系统，该记录为厂家数据，无法更改和补录，福瑞达公司作为二手车商，具备专业知识条件和设备来获取该信息，我方在交易过程中也向其进行了披露，案涉车辆的评估价也充分反映了我方披露和认可案涉车辆为水淹车的事实，福瑞达公司即使不认可我方已告知的事实，以其作为二手车商的经验，也可以判断案涉车辆所存在的问题，我方转让案涉车辆的价款是72224元，该价格已远低于正常车辆的市场价，上诉人所声称的108000元从未支付给我方，其支付给曾斌的款项也不能说明是支付给我方的，其向曾斌付款更印证了其是向福瑞达公司购车而非我方，因此，本案的交易相对方不是上诉人和我方，而是上诉人和福瑞达公司，我方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就不存在欺诈的基本前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斌、福瑞达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称没有收到我的钱，作为国企，他的车怎么销售出去，被上诉人并没有告知我案涉车辆是淹水车，是以正常车辆的价格卖给我的。我作为二手车买卖专业人士，查询了车辆维修记录，但当时电脑里并没有相关信息。淹水车精洗后，内行人士从外观上也无法看出是淹水车，故被上诉人是故意隐瞒我车辆曾经淹水事实，且被上诉人有二手车交易部，我是从这里购买的，不是被上诉人声称的处理国有资产。李沿波辩称，我不认可案涉车辆是我和上诉人交易，我只是作为中间人。艾术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艾术虎与鸿泰沙湖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2、艾术虎返还车辆，鸿泰沙湖分公司退还艾术虎购车款130000元（重审中变更为108000元）；3、判令鸿泰沙湖分公司向艾术虎支付购车款项三倍的赔偿金390000元（重审中变更为324000元）；4、判令鸿泰沙湖分公司向艾术虎支付保险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1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鸿泰沙湖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案涉小型轿车（东风标致牌，型号：DC7237LSAA，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DCB13R49D2120365，发动机号0524006）于2013年8月9日登记至鸿泰沙湖分公司名下（车牌号：鄂Ａ×××××），发票显示，鸿泰沙湖分公司以184160元购入该车。2016年7月27日，案涉车辆的客户维修历史查询信息显示，该车因水淹报修。2016年8月1日，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受鸿泰沙湖分公司委托，对案涉车辆出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为71224元，鉴定评估师为梁昌。同日，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还受鸿泰沙湖分公司委托，对另一辆东风标致牌DC7164TLCA小型轿车出具了《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为83042元。2016年10月8日，李沿波（买方）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卖方）签订《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载明交易车辆为鄂Ａ×××××，鸿泰沙湖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吕太郎代表该公司在承诺书卖方处签字，鸿泰沙湖分公司并在卖方处盖章。2016年10月13日，艾术虎（买方）与李沿波（卖方）签订《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载明交易车辆为鄂Ａ×××××。同日，武汉竹叶山中环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买方为艾术虎，卖方为鸿泰沙湖分公司，交易车辆鄂Ａ×××××的车价合计29000元。曾斌于2016年10月8日向吕太郎支付3000元，另于当日向梁昌支付105000元。艾术虎于2016年10月13日向曾斌支付113000元。艾术虎在庭审中陈述，该款系其向曾斌支付的委托购买案涉车辆的购车款，车辆交易价格为108000元，5000元系委托曾斌购车的“人情”。另查明，前述另一辆东风标致牌DC7164TLCA小型轿车，由李沿波于2016年11月24日同样通过签订《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的方式，售与案外人蔡伟丽。2016年10月21日，梁昌向鸿泰沙湖分公司支付133500元；2016年11月8日，另有尾号2867的账户向鸿泰沙湖分公司账户转账22766元。鸿泰沙湖分公司陈述，该两笔款项合计156266元，系福瑞达公司向该公司支付的包含案涉车辆销售款72224元，在鸿泰沙湖分公司自行评估价格上加1000元进行出售。案涉车辆于2016年10月13日由鸿泰沙湖分公司名下转移登记至艾术虎名下，车牌号变更为鄂Ａ×××××，获得方式为购买；该车后于2017年11月9日由艾术虎名下转移登记至王宇名下，车牌号变更为豫Ｈ×××××，获得方式为购买。后该车于2018年5月11日由王宇名下再次转移登记至艾术虎名下，艾术虎成为该车所有权人，车牌号变更为鄂Ａ×××××。2016年12月30日，经销商管理系统中显示案涉车辆为水淹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发回重审的（2019）鄂01民终12298号民事裁定书中指出：“鸿泰沙湖分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实际收取的价款应予以查清，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重新厘清；鸿泰沙湖分公司如作为二手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身份？请酌定”。一审法院认为，艾术虎诉请撤销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前提是需要重新厘清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艾术虎陈述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就案涉车辆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鸿泰沙湖分公司陈述艾术虎与曾斌、福瑞达公司就案涉车辆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应当结合当事人实施行为当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为依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买卖交易频繁，买卖合同形式多样。在大量的买卖交易实践中，有的有书面合同，有的没有书面合同。本案各方当事人就是均没有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艾术虎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文意所体现的立法精神，武汉竹叶山中环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载明买方为艾术虎、卖方为鸿泰沙湖分公司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不足以单独证明案涉买卖合同成立。因此，在诉讼中，艾术虎首先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一是要证明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二是要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买卖合同属于合同之一种，故合同成立要件当然适用于买卖合同成立之要件。在审判实践中，主体要件和合意要件则通常成为双方当事人诉争之焦点。具体而言：从合同的缔结程序而言，合同的订立是合同双方动态行为和静态协议的统一，它既包括缔约各方在达成协议之前接触和洽谈的整个动态的过程，也包括双方达成合意、确定合同的主要条款或者合同的条款之后所形成的协议。合同一般都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只有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订立合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论以何种方式订立协议都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这两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可以通过口头的言辞、书面的言语以及行为来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质言之，承诺既可以通知方式作出，也可以行为方式作出。以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买卖合同的，可以通过提交有关要约与承诺的证据或者提交证明产生承诺效果的行为的证据，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结合审判实践，以要约和承诺方式订立合同的，证明要约、承诺生效的诸如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证据；以行为作出承诺的，证明该行为已为相对人所接受的证据。本案中，艾术虎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有过前述要约和承诺的相关证据，换句话说，没有证据证明艾术虎在达成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之前和鸿泰沙湖分公司有过接触和洽谈。艾术虎诉称其系通过曾斌与鸿泰沙湖分公司达成案涉车辆买卖合同，首先，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斌本人就案涉车辆的买卖与鸿泰沙湖分公司有过接触和洽谈，以要约和承诺方式订立合同；其次，即使曾斌与鸿泰沙湖分公司达成过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买卖合同与艾术虎有关；再者，即使按照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艾术虎系委托曾斌购买案涉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曾斌与艾术虎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但目前却没有证据证明曾斌亲自处理了委托事务，也没有证据证明经艾术虎同意，曾斌转委托，还没有证据证明艾术虎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显然不合常理。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泰沙湖分公司以要约和承诺方式订立合同的对象是艾术虎。从合同订立形式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一般而言，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非要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即使按照法定或者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也应当认定为合同成立。据此，没有书面合同时，可以通过提交一方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或者给付价款的义务等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接受的证据，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诸如由当事人签署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或者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显然，艾术虎并没有提供上述有关债权凭证证明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艾术虎仅提供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鸿泰沙湖分公司又否认前述发票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之间有关联，于此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诉讼法上，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争议的证明责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主张权利存在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举证；否认权利存在之人，应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消极事实说观点认为，否定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无须就此另行举证，如果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无其他证据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消极事实说的立论基础是证明的难易程度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未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广泛认同。而对普通的买卖合同成立的问题，法律并无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因此，不能将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否认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应当要求艾术虎就此进一步举证，否则应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据此，案件证据的证明相对性以及法官认识能力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客观存在，而事实问题上的对立又导致法律问题上的对立，在本案证据不够充分，不能认定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也必须根据已有的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作出客观判断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其一，根据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受鸿泰沙湖分公司委托，对案涉车辆出具的《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判断，可知鸿泰沙湖分公司有出售案涉车辆鄂Ａ×××××的意思表示；根据2016年10月8日福瑞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沿波与鸿泰沙湖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吕太郎签订的鄂Ａ×××××车的《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该承诺书明确载明了交易车辆号牌、品牌、机动车编号等基本信息以及买卖双方明确的真实的身份，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福瑞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沿波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就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成立。虽然车辆仍然登记在鸿泰沙湖分公司名下，但车辆登记行为不属于确定车辆归属的行为，不设定物权，没有产生物权的法律效力。根据公安部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的公交管（2000）98号《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安部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的公交管（2000）110号《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研（2000）121号《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确定机动车的所有权人，仍根据一般动产的所有权原则来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明确规定了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之规定精神，即合同归合同法调整，物权变动归物权法规制的原则。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有无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亦不因此改变买卖合同的主体。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之结果。结合2016年10月13日艾术虎与李沿波就鄂Ａ×××××车签订的《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可以反推，案涉车辆使用权于2016年10月8日即已变动。其二，根据曾斌于2016年10月8日向吕太郎支付3000元、另于当日向梁昌支付105000元的事实，结合当日鸿泰沙湖分公司出售了自有的两辆二手车，加之2016年10月21日梁昌向鸿泰沙湖分公司支付了133500元，另有尾号2867的账户向鸿泰沙湖分公司账户转账22766元，在没有证据证明前述各方当事人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可知前述款项有极大可能就是指向鸿泰沙湖分公司出售的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两辆二手车的销售款，除非各方当事人有过其他就案涉车辆付款的证据加以推翻，否则人为割裂了形成该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链条。其三，李沿波系福瑞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曾斌系福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证据证明李沿波支付了案涉车辆的购车款，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斌支付前述购车款系代李沿波履行，因为嗣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沿波向曾斌返还了该购车款，而根据武汉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交易习惯，大量且普遍存在的从事旧机动交易服务的企业，为了交易方便或者刻意避税等原因，以公司的工作人员的个人名义出面购买、销售二手车，支付相应的购车款，中间暂不过户，待出售给下家后再“一步到位”过户的情形，这种基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基础的日常交易的普遍现象，人民法院不能对此无睹。在各方当事人就前述付款和不付款的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法院当然有极大理由相信李沿波与鸿泰沙湖分公司签订案涉车辆的《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系履行福瑞达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来自于曾斌的指示行为，这既与福瑞达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吻合，也可以从福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斌为该合同支付价款的事实中得以印证。其四，根据商务部制定的《二手车交易规范》的规定以及二手车市场的惯例，二手车交易分为“二手车经销企业收购后销售”、“经纪”、“拍卖”、“直接交易”等四种类型。对照本案，2016年10月13日，艾术虎与李沿波就鄂Ａ×××××车签订的《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系艾术虎与福瑞达公司形成的收购后销售的后一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首先，根据外观主义原则，外观主义依据商行为人的行为外观认定其效果意思。商事交易行为人的行为意思应以其行为外观为准并适用法律推定规则，商事交易行为完成后，适用“禁止反悔”规则，行为人公示事项与事实不符时，交易相对人可依据外观公示主张权利，2016年10月13日《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外观公示只能是艾术虎与李沿波。其次，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交纳税费凭证等”、第十六条“进行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合同”、第十九条“二手车交易完成后，卖方应当及时向买方交付车辆、号牌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车辆法定证明、凭证主要包括：（一）《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机动车行驶证》；（三）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五）养路费缴付凭证；（六）车船使用税缴付凭证；（七）车辆保险单”的规定，结合前述分析，李沿波或者福瑞达公司只有拥有案涉车辆的处置权，才能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与艾术虎签订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再者，假如按照艾术虎所述，其委托曾斌代为购买案涉车辆，在整个交易中，没有证据证明曾斌转委托了李沿波，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斌或者李沿波向鸿泰沙湖分公司告知其中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证据证明鸿泰沙湖分公司知道艾术虎。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购置二手车这样大宗的特殊的消费，并不宜适用隐名代理的关系。因为基于二手车的特点，购车者会对车辆的外观等项目是否完好、运转是否正常予以特别关注，无论是代理还是隐名代理购车，必然导致购车者客观上无法对车况直接进行检验，确认车辆状况是否完好，而这恰恰足以影响购车者是否选择购买该车或接受现有价格的重大信息，必将是成为左右购车者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因素。根据《二手车交易规范》第三十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证据显示艾术虎签订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且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完整的二手车交易购销、买卖……档案”；《二手车交易规范》第十一条规定，“交易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四）委托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或者机构代码证书以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本案中，鸿泰沙湖分公司售车过程中，艾术虎其本人未到现场，鸿泰沙湖分公司从未见过艾术虎，曾斌或者李沿波也没有保存二手车交易档案。曾斌或者李沿波实际上将该二手车收购后转卖，其属于本案中二手车的实际卖方，且曾斌或者李沿波向艾术虎实际交付了案涉车辆。如果仍然认定系艾术虎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就案涉车辆进行的交易，则双方当事人应当是艾术虎与鸿泰沙湖分公司，李沿波系代表鸿泰沙湖分公司与艾术虎签订的买卖合同，显然与前述分析的结论相悖，且艾术虎自述委托曾斌购买案涉车辆，则曾斌的工作人员李沿波分饰两角，即履行买受人的合同责任、又履行出卖人的合同责任，同时代表买卖双方，显然不合常理。其五，即使艾术虎所述委托曾斌购车属实，但根据前述分析，曾斌或其工作人员李沿波已经在2016年10月8日取得了所委托购买的案涉车辆的处置权，并对该车进行了有效控制，根据社会上普遍的交易习惯以及一般的生活常识，此时曾斌应当向艾术虎要求支付购车款项，但其不仅没有证据证明曾斌就此向艾术虎进行了通知、催要，反而自行垫付购车费用，自行承担交易风险，显然不合常理。此后，虽然艾术虎向曾斌支付了购车款，但所支付的金额与曾斌自述的购车金额并不吻合，有接近5%的差价，艾术虎自述该差价系委托曾斌购车的“人情”，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相反，将该差价认定为曾斌或者福瑞达公司作为旧机动交易服务企业而收取的销售差价更加符合常理，更能够对此作出符合一般人认知的合理的解释。其六，如前所述，武汉竹叶山中环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中所载的信息只是对买卖标的物相关情况所进行的描述，仅是买卖合同的履行方式的合意，不能仅以此就认定所载明的买方、卖方为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对方。根据武汉市二手车交易市场通常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弊端，二手车销售发票的金额往往远远低于实际成交价格，以便于过户交易和刻意避税。故无论是从该车的评估价格、还是各方当事人各自表述的成交价格，以及通过一般人常识来判断的市场上该同类型二手车均价，均远远高于该发票面额，因此，该发票面额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车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实际价款。关于鸿泰沙湖分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实际收取的价款，各方当事人陈述不一、各自表述，鸿泰沙湖分公司陈述将案涉车辆转让给福瑞达公司的转让价款为评估价71224元的基础上加1000元为72224元，曾斌陈述共支付价款108000元，艾术虎陈述向曾斌支付了价款11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由于案涉各次转让均没有明确约定转让价款的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其他证据显示，曾斌的工作人员李沿波向鸿泰沙湖分公司收购了两辆二手车，但并无李沿波支付了两辆购车款的记录，因此，在曾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价款为108000元、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曾就另一辆二手车另行支付了购车款的前提下，其自述支付的价款108000元，理论上当然应当包含在两辆车的价格之中。本案的其他证据还显示，案涉两辆二手车的评估价格为154266元，与鸿泰沙湖分公司自认的收到在该评估价基础上各增加1000元的156266元价款基本吻合，因此，目前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形下，认定案涉车辆价款为72224元的盖然性显然确实充分地大于认定车辆价款为108000元或113000元。其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适用该法的前提是买卖双方应为消费者和经营者。经营者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人，鸿泰沙湖分公司作为二手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将自己名下的旧机动车作为二手车销售，显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身份。且艾术虎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鸿泰沙湖分公司经常性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二手车买卖业务，鸿泰沙湖分公司不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加诸经营者的额外义务和责任。加之鸿泰沙湖分公司与艾术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艾术虎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诉求支付购车款项三倍的赔偿金，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艾术虎诉请撤销与鸿泰沙湖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返还车辆、退还购车款、支付购车款项三倍的赔偿金、赔偿其他经济损失等，均是建立在认定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存在案涉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合同具有相对性，即主体、内容、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合同关系是仅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根据前述分析，该法律关系并不存在，艾术虎主张债权时原则上仅能向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主张，艾术虎要求鸿泰沙湖分公司向其承担责任的诉讼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艾术虎如确有证据证明其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应当另行向曾斌或福瑞达公司主张权利。由于前述分析与判断，案涉车辆是否属于水淹车，鸿泰沙湖分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是否故意隐瞒车辆系水淹车的事实，在本案中已不是必须需要查明与认定的事实，法院对此不予评判。各方当事人同样可通过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艾术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艾术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艾术虎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核准通知书，证据2、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股东关于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和监事的任职决定；证据3、董事、经理、监事信息。证明目的：1、鸿泰沙湖分公司对涉案车辆委托评估的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并不具备旧机动车评估的资质，两份评估报告不具备合法性。2、2016年10月8日，收取案涉车辆款项105000元的梁昌正是鸿泰沙湖分公司委托的武汉安鸣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的评估师。鸿泰沙湖分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立案的依据，更不能视为二审新证据。因为该证据明显不是必须到二审阶段才能调取的，在一审就已存在，上诉人可获取该证据，但其在一审前已放弃提交该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资料中虽然列明的经营范围没有机动车评估，但只能说明我方在处置自有资产的过程中存在不当，并不能说明评估报告不合法，我方即使不评估来出售车辆，法律也不禁止，上诉人以此证据证明通过曾斌支付给梁昌的款项与在评估报告中签名的梁昌是同一人，明显存在逻辑漏洞，因为同名人很多，该工商资料中登记的梁昌并不一定是收取福瑞达公司支付款项的梁昌，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梁昌所收到的款即代表我方所收到的款，我方也从未委托梁昌收取任何款项。曾斌、福瑞达公司质证认为，同意上诉人的举证意见。李沿波质证认为，不清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艾术虎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就案涉车辆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评判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艾术虎和鸿泰沙湖分公司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艾术虎并无证据证明在进行案涉车辆买卖交易时，艾术虎和鸿泰沙湖分公司有过接触和洽谈。艾术虎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就案涉车辆买卖交易，有过要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2016年10月8日，李沿波（买方）与鸿泰沙湖分公司（卖方）签订《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载明交易车辆为鄂Ａ×××××，鸿泰沙湖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吕太郎代表该公司在承诺书卖方处签字，鸿泰沙湖分公司并在卖方处盖章。其后，2016年10月13日，艾术虎（买方）与李沿波（卖方）签订《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李沿波与鸿泰沙湖分公司签订案涉车辆的《车辆交易确认承诺书》，系履行福瑞达公司的职务行为。上述证据可以表明，鸿泰沙湖分公司售车过程中，艾术虎其本人未到现场，鸿泰沙湖分公司从未见过艾术虎。案涉车辆也不是鸿泰沙湖分公司与艾术虎办理的交接。曾斌于2016年10月8日向吕太郎支付3000元，另于当日向梁昌支付105000元。艾术虎于2016年10月13日向曾斌支付113000元。艾术虎在庭审中陈述，该款系其向曾斌支付的委托购买案涉车辆的购车款，车辆交易价格为108000元，5000元系委托曾斌购车的“人情”。前述事实可以看出，曾斌付款在前，艾术虎付款在后。艾术虎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鸿泰沙湖分公司收取了其交付的购车款。综上，从意思表示、车辆交付、购车款交付各个环节均无法确认艾术虎与鸿泰沙湖分公司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故武汉竹叶山中环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载明买方为艾术虎、卖方为鸿泰沙湖分公司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不足以单独证明案涉买卖合同成立。鸿泰沙湖分公司与艾术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艾术虎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诉求支付购车款项三倍的赔偿金，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艾术虎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艾术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艾术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捷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李斌成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陈成书记员周雅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