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02行终34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于喆，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上诉人暨于喆委托代理人（一审原告）于建武（于喆之父），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交通银行大厦**。法定代表人李明肖，局长。委托代理人焦璐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诸葛瑞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工作人员。上诉人于喆、于建武因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银保监局）行政答复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02行初2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3月6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2020〕76号《关于对于建武、于喆反映问题回复的函》（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函），主要内容为：经我局核查，现回复如下：1.前述投诉核查情况说明。2019年11月，我局收到你们投诉材料及视频后进行相关核查。经核查你们提供的录音，该中心客服针对于建武咨询回答“您这张卡的审批时间查不到，能查到开户时间为2012年11月16日”，同时对于于建武“我是12年11月16日办的卡？”的问题进行了否认。但该通话过程中客服出现了“这张卡是在12年审批通过”的口误。针对于喆咨询，客服回答“您的卡片为2012年11月16日开户”。上述两通电话中客服回答的“开户”时间为预制卡的建档时间,即卡片制作的时间，非你们领卡的时间。在该中心预制卡业务中，信用卡中心统一进行空白信用卡的制作并下发，空白卡制作完成后并无客户信息，并非进行“核发”。基于以上事实，我局在2019年12月27日《关于于建武、于喆投诉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9〕317号)中作出回复“你们申请并核发的信用卡为2012年11月16日批量预制后下发到分支行的空白卡，制卡完成时卡片未关联你们的信息。你们于2013年9月申请审批通过后，由业务办理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录入你们相关卡片磁条信息后向你们进行发放”。关于你们反馈王某某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三洞桥支行（以下简称三洞桥支行）内外勾结实施诈骗情况，我局己在2019年12月27日《关于于建武、于喆投诉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9〕317号)中作出回复“未有证据证明该行存在内外勾结实施欺诈的情况”。2.关于三洞桥支行信用卡业务权限核查说明。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已实现业务数据集中处理的商业银行，获准开办信用卡业务后，可以授权其分支机构开办部分或全部信用卡业务。获得授权的分支机构开办相关信用卡业务，应当提前30个工作日持中国银监会批准文件、总行授权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向注册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经调阅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光大银行开办阳光信用卡业务的批复》(银监复〔2004〕70号)、《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2011年6月8日）及三洞桥支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2011年6月25日），三洞桥支行手续齐全，按照要求在所属地银监机构进行备案，并在授权范围内开展信用卡发卡业务和收单业务。关于信用卡制卡和额度审批均为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统一管理，并未有三洞桥支行自己做卡情况，三洞桥支行无额度审批权。综上，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中心在你们反映的问题中有违反银行业监管法规的情况。因我局针对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进行监管，关于你们反馈的光大银行成都三洞桥支行在具体办理中的相关问题不属于我局职权范围，建议你们向四川银保监局成都分局反映。于喆、于建武向一审法院诉称，2019年12月27日,因对北京银保监局就投诉三洞桥支行违规办理信用卡造成经济损失等事宜作出的答复不服,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消保局请求复查。银保监会消保局再次将于喆、于建武的申请转给了北京银保监局,北京银保监局再一次作出类似的答复结果,于喆、于建武仍然不服。北京银保监局对三洞桥支行办卡违规行为不做调查、不做回复,袒护违法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答复函，责令北京银保监局重新作出回复，诉讼费用由北京银保监局承担。北京银保监局向一审法院辩称：一、北京银保监局对于喆、于建武投诉事项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北京银保监局于2020年1月20日收到银保监会转办于建武、于喆关于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投诉材料。2020年1月23日，北京银保监局向于建武、于喆邮寄了《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由于其投诉事项较为复杂，北京银保监局依据《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延长办理时限15日，并于2020年2月21日向其邮寄《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经调查核实，北京银保监局于2020年3月6日作出被诉答复函并向于喆、于建武邮寄送达。二、于喆、于建武投诉事项核查情况。于喆、于建武于2019年11月首次投诉反映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的问题。北京银保监局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关于于建武、于喆投诉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9〕317号）。于喆、于建武对上述回复不满，再次向银保监会反映。根据银保监会的转办要求，北京银保监局结合前期投诉核查情况，对于喆、于建武投诉事项再次核查并作出被诉答复函。（一）关于于喆、于建武反映其于2013年9月申请信用卡，而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人员告知其审批时间为2012年11月16日，早于其申请时间的问题。经查，于建武于2013年9月22日在三洞桥支行办理信用卡，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于当日为于建武发放信用卡（卡号×××），额度100万元，于建武通过柜台实时领卡并在柜台办理卡片激活及密码设定业务。《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开户申请书》有“于建武”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22日”；《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质押授信业务补充协议》上可见有“于建武”签名字样，落款日期“2013年9月22日”。于喆于2013年9月27日在三洞桥支行办理信用卡，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于当日为于喆发放了信用卡(卡号×××)，额度100万元，于喆通过柜台实时领卡并在柜台办理卡片激活及密码设定业务。《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开户申请书》有“于喆”签名字样，落款日期“2013年9月27日”；《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质押授信业务补充协议》上有“于喆”签名字样，落款日期“2013年9月27日”。根据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反馈情况，该行于2009年已经实现了柜台发放信用卡，柜台发放的信用卡是提前预制的空白卡，按照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当客户到柜台申请信用卡成功后，在柜台进行写磁、压制姓名、烫金，在信用卡核心系统中建立信息后发放给客户。卡号×××的信用卡于2012年11月16日完成空白卡片制作。2013年9月22日，于建武信用卡申请审批通过后，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业务办理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在该卡片中录入于建武相关卡片磁条信息。《个人信用卡业务凭证》显示当天信用卡×××办理了“信用卡激活及交易密码设置”业务，相关凭证有“于建武”签名字样。卡号为×××的信用卡在2012年11月16日完成空白卡片制作。2013年9月27日，于喆信用卡申请审批通过后，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业务办理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在该卡片中录入于喆相关卡片磁条信息。《个人信用卡业务凭证》显示当天信用卡×××办理了“信用卡激活及交易密码设置”业务，相关凭证有“于喆”签名字样。关于于建武、于喆在投诉时提供的与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沟通视频，反映光大银行盗取其个人信息并于2012年11月16日核发两张信用卡的问题。经查，北京银保监局未发现足以认定于建武、于喆的信用卡是在2012年11月16日核发的客观证据。关于光大银行客服人员针对“信用卡2012年11月16日审批通过”的解答有瑕疵的问题，北京银保监局向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下发《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置结果登记表》，提示“为提升服务质效，你中心应加强客服培训，确保业务解释准确”。（二）关于反映王某某与银行内外勾结的问题。经查，三洞桥支行并无名叫“王某某”的工作人员，据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反馈，经办人员记得该“王某某”为支行存量客户，其真实姓名为王成健，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有关信用卡业务未与任何中介合作，不存在“代办员”的说法。（三）关于反映三洞桥支行未经授权开展信用卡业务的问题。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经调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光大银行开办阳光信用卡业务的批复》(银监复〔2004〕70号）、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2011年6月8日）及三洞桥支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2011年6月25日），三洞桥支行被授权开办信用卡业务，主要包括信用卡发卡业务及收单业务，并按照要求在所属地银监机构进行备案。核查未发现充分证据证明三洞桥支行存在未经授权开办信用卡业务的问题。（四）关于反映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承诺予以补偿的问题。经核查，未发现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情况存在。2015年3月，于建武、于喆就本次投诉中反映的问题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5月4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青羊民初字第2803号、280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于建武、于喆的全部诉讼请求。于建武、于喆不服，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8月2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成民终字笫4435号、4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所述，北京银保监局已认真履行了举报事项答复职责，履职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不当之处，请求法院驳回于喆、于建武的诉讼请求。2020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京0102行初290号行政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以及《规程》第六条的规定，北京银保监局具有对于喆、于建武提出的有关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违规行为的举报投诉作出处理的相应职权。本案中，于喆、于建武就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信用卡申办、审批违法问题向银保监会提交两次举报投诉材料，经转办，北京银保监局均分别予以受理并就举报投诉事项开展了调查，包括查阅于喆、于建武在三洞桥支行申办信用卡时的业务办理资料、核实录音音频资料、调取相关开办信用卡业务批复及授权文件。北京银保监局经调查认为，未发现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规的情况，基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于喆、于建武反映的问题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银保监局针对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关于于喆、于建武的信用卡申办、审批过程已依法进行了全面审慎的调查，基于现有证据作出的被诉答复函，一审法院不持异议。综上，北京银保监局所作被诉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喆、于建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于建武、于喆的诉讼请求。于喆、于建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认为:1.一审法院认定北京银保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视频证据中的相关内容是“口误”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适用《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及《规程》第六条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于喆、于建武提供的视频证据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支持于喆、于建武一审诉讼请求。北京银保监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审理期间，北京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于建武、于喆投诉材料；2.于建武、于喆投诉材料转办单；3.《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及邮寄凭证；4.《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及邮寄凭证；5.被诉答复函及邮寄凭证；6.于建武、于喆首次投诉材料；7.《关于于建武、于喆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9〕317号）；8.于建武信用卡申办材料；9.于喆信用卡申办材料；10.《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关于于建武、于喆投诉问题的调查报告》；11.于喆提供视频证据；12.于建武提供视频证据；13.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解答说明；14.《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置结果登记表》；15.《关于中国光大银行开办阳光信用卡业务的批复》(银监复〔2004〕70号)；16.成都分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17.三洞桥支行信用卡业务的授权书；18.《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关于于建武、于喆投诉问题的补充调查报告》；19.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4434、4435号《民事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于喆、于建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于建武信用卡开户申请书；2.于喆信用卡开户申请书；3.于建武个人客户信息建立修改申请书。一审法院对上述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北京银保监局提交的被诉答复函为被诉行政行为载体，其内容不作为证据被采纳。于喆、于建武提交的证据材料3与其向北京银保监局投诉事项无关，不能达到被诉答复函违法的证明目的，不予接纳。于喆、于建武提交的证据材料1、2以及北京银保监局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与于喆、于建武投诉事项、北京银保监局调查处理相关事实存在关联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于喆、于建武、北京银保监局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本院审查属实，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20年1月20日，北京银保监局收到银保监会转办的关于于喆、于建武反映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的举报材料。2020年1月23日，北京银保监局决定受理举报，于当日作出《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并向于喆、于建武送达。因案情复杂，北京银保监局决定延长办理时限，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并向于喆、于建武送达。2020年3月6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被诉答复函并向于喆、于建武邮寄送达。另查，于喆、于建武曾于2019年10月向银保监会反映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的问题。经转办，北京银保监局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317号《关于对于建武、于喆反映问题回复的函》。调查过程中，北京银保监局向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调取了于喆、于建武信用卡开户申请书、信用卡质押授信业务补充协议、个人信用卡业务凭证、办理业务时留存的身份证影印资料、2015年6月22日录音资料、光大银行开办信用卡业务批复文件、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及三洞桥支行信用卡业务授权书、民事判决书等材料。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向北京银保监局的提交了核查报告、情况说明等材料。北京银保监局于2019年11月21日向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作出《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置结果登记表》，其中，投诉调查结果为“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你中心在投诉人于建武、于喆反映的信用卡申办、审核等问题中有违反银行业监管规定的情况。为提升服务质效，你中心应加强客服培训，确保业务解释准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归纳及认定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鉴于一审法院对其认定已予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中，北京银保监局收到于喆、于建武反映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违规办理信用卡的举报后，经过调查核实作出的被诉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喆、于建武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于喆、于建武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五十元，均由于喆、于建武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建忠审 判 员 刘彩霞审 判 员 杨 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珊书 记 员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