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7民终4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静，女，199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伟，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康军，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灌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学凤，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光波，男，1987年5月4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云台山风景区。原审第三人：洪旭，男，1985年1月7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上诉人郭静因与被上诉人惠康军及原审第三人徐光波、洪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2020）苏0724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静上诉请求：撤销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2020）苏0724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0月14日上诉人在灌南县法院起诉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无事实依据，仅凭第三人洪旭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案件事实而未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第三人洪旭与第三人徐光波的通话录音，该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洪旭是受到被上诉人胁迫后作的伪证。其次，上诉人在2019年10月14日未起诉被上诉人的情况下，怎么会授权第三人洪旭在2019年11月14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与常理相悖。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而法庭在未鉴定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洪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即认定调解授权书中的上诉人签名是真实的，毫无事实依据，该聊天记录只是反映了第三人洪旭在2019年10月14日起诉被上诉人的案件中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虽然知情但上诉人并未起诉更未授权第三人洪旭，且第三人洪旭在通话录音中明确承认上诉人未向其授权。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以同一事实与理由再次起诉被上诉人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在本案之前从未起诉过被上诉人，也未授权他人起诉过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在未查明案件事实及审查上诉人提供的各种证据效力的情况下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苏0724民初4623号调解书有效，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惠康军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根据被上诉人调取的（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案件卷宗，卷宗中有郭静签名的起诉状，郭静的身份证复印件，郭静签字的授权委托书，第三人洪旭律师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上海方本（连云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所函，以上第三人洪旭律师的授权委托手续齐全有效。根据第三人洪旭提供的与上诉人的聊天记录，明确显示上诉人知晓并授权第三人洪旭起诉，并询问胜诉大小，告知案件全看第三人的了，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在2019年10月14日之前，上诉人郭静在另案（2019）苏07民终1491号涉及上诉人所称的与被上诉人为套路贷团伙的案外人孙靖萱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代理人也是第三人洪旭。该案于2019年9月21日撤诉后，随即又由第三人洪旭为其在灌南法院对被上诉人惠康军及案外人孙某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这明显是上诉人与其代理人策划好的利用司法手段以获取自身非法利益的表现。通过恶意诉讼、诽谤、不实举报等软暴力逼迫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依和解协议履行完义务，上诉人背信弃义又以同样案由再次起诉，无故增加被上诉人诉累。上诉人称未授权第三人洪旭，2019年10月14日的案件委托书签名系伪造。伪造签名之人涉嫌以上诉人名义诈骗被上诉人及虚假诉讼，上诉人应依法追究伪造者侵权造成的损失并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一边承认被上诉人支付的80万元部分和解协议执行款，一边否认收到过剩余10万元的执行款。在不追究伪造签名者和无权签订和解协议的代理人的情况下，直接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亦有悖常理。被上诉人是在收到灌南法院的应诉通知、起诉状副本及相关案卷材料后，才与上诉人的代理人联系，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议。上诉人的代理人洪旭当被上诉人面给受案法官顾某法官打电话，告知其是上诉人郭静该案的代理人，现双方已和解，要求撤诉，并承诺签订协议当天寄出撤诉申请，是经法院认可的，且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的各方均应该受该协议的约束。如确实存在代理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签订和解协议的情况，上诉人也应该对其授权的代理人签订的和解协议负责后向其代理人追究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法审查并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洪旭的授权委托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案件卷宗中全部授权委托手续，还有第三人提供的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委托第三人洪旭进行诉讼并代理签订和解协议的事实。原审第三人洪旭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徐光波未发表陈述意见。郭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惠康军返还79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惠康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4日，委托人徐光波、郭静共同委托上海方某律师事务所洪旭律师，以惠康军、孙某获取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立案受理。该案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徐光波和郭静系同事关系，惠康军和孙某系“套路贷”团伙。2018年1月11日，惠康军以投资的名义向徐光波、郭静支付100万元，明确表示不参与经营管理，仅享受分红，但投资期限仅一个多月，且要求郭静将房屋设立抵押担保，并限定2018年2月14日前支付20万元“分红”，同时收回100万元“投资款”。到期后恶意认定违约，100万元转为借贷，按照月息五分计算“利息”。2018年5月11日，惠康军伙同孙某恶意垒高借款金额，要求徐光波、郭静向孙某借款以偿还惠康军（相关款项实际由惠康军提供），本金变更为175万元计算利息。徐光波、郭静因受惠康军、孙某套路，向惠康军累计付款约248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惠康军、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骗徐光波、郭静签订合同，以投资之名行侵害财产之实，是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非法“套路贷”行为，借款本金和利息均不受法律保护。故诉至贵院，要求惠康军、孙某返还多付的148万元及利息，望法院支持诉求。”2019年11月14日，甲方徐光波、郭静与乙方惠康军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一、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徐光波90万元，甲方保证就本案做一次性了结，双方自此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二、经甲方徐光波指示，乙方需将其中10万元（甲方应付律师费）支付给洪旭指定账号，剩余80万元支付给己方指定的孙某账户，乙方须在协议生效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相关付款凭证应当向甲方出具……，该《协议》甲方由徐光波和洪旭代郭静签字确认，乙方由惠康军签字。同日，徐光波、郭静委托洪旭撤回该案起诉。2019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出具（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徐光波、郭静撤回对惠康军、孙某的起诉。另查明，徐光波、郭静委托洪旭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如下：1、起草起诉状及代委托人签署，代为立案；2、起草上诉状……参加二审、再审庭审、调解、协商、和解……代为执行标的或案件被上诉人的给付；3、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全部事宜。一审庭审中，郭静对（2019）苏0724民初4623号中民事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中签字均不予认可，认为系伪造形成。第三人洪旭为证明郭静和徐光波共同委托其参加诉讼，提交其与郭静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该记录载明郭静对与惠康军、孙某纠纷一案已经立案和与该两人达成调解协议均知情。郭静质证称洪旭告知调解事宜时郭静情绪不稳定，也未确定要求洪旭签字。一审法院认为，郭静虽否认（2019）苏0724民初4623号中民事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但郭静对第三人洪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未表异议，根据该聊天记录反映，第一，郭静明确知晓对其与徐光波共同起诉惠康军、孙某一案已经立案的事实，第二，在洪旭要求郭静到其办公室签署“调解协议”时，郭静未持反对意见，依常理，代理律师与对方签订和解协议，应事先征询当事人意见并得到许可后，才与对方签订和解协议，又因郭静对签订协议一事并未提出异议，再结合郭静直至提起第二次诉讼时为止，也未对上一个案件的撤诉提出异议，如果其不是认可了“调解协议”，其也不可能以同一案件事实又同时提起另一个诉讼，故即使诉状和授权委托书签字存伪，也应认定郭静明知且同意该“调解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合作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为特征。根据案涉《投资分红协议书》反映，徐光波与惠康军约定由惠康军投资徐光波承包的工程项目，惠康军只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盈亏与其无关并享受分红，故应认定徐光波与惠康军之间名为投资合作关系，实为具有民间借贷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对于郭静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惠康军，因在（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案中，郭静已授权洪旭与惠康军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受该协议约束。故郭静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郭静辩解（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案中民事起诉状与授权委托书中签名系伪造，也未授权洪旭签订和解协议，该辩解于事实不符，于常理相悖，又因授权委托书已明确洪旭有与对方和解的权限，且郭静明知并同意，故该辩解也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郭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50元，由郭静负担（郭静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郭静提交了以下证据：1.徐光波与洪旭的通话录音，该证据一审已提交，有新的证明目的，证明上诉孙某的案件，洪旭撤诉并未告知郭静，撤诉费7月才给郭静。2.2019年11月14日徐光波与惠康军签订的调解协议，证明惠康军认可在徐光波、郭静的借款中多得了不当利益，该协议没有洪旭代郭静签字，惠康军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嫌疑。3.惠康军作为原告以及申请执行人身份的民间借贷案件裁判文书6份，证明惠康军一直从事高利放贷，涉嫌套路贷及职业放贷人的事实。4.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案外人孙某起诉郭静的案件中，郭静并没有委托尚勇律师出庭，该案已经申请再审。5.洪旭与郭静的微信截图，证明洪旭因害怕被投诉给郭静出主意，也间接印证其在前面的诉讼中与对方恶意串通损害郭静利益的事实。经质证，惠康军认为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孙某的案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录音也能明确郭静知晓起诉惠康军不当得利一案的事实；证据2中惠康军的签字是真实的，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协议明确约定款项经双方协商，并非对不当得利一案具体数额的认可，洪旭将签完字的协议交给惠康军后，惠康军便离开，不知道徐光波及郭静的两份协议洪旭是否全部代签完毕，但是不存在郭静所说的与第三人串通的事实；对该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十年左右的时间仅有6件关于民间借贷的案件，且借款人均是亲戚朋友，不存在向不特定人放贷的情况；对该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孙某诉郭静一案，郭静承认知晓该案件，没有对一审的诉讼代理情况提出异议，且在知晓案件结果后委托洪旭上诉。从郭静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可以看出，郭静与徐光波存在逃避债务，恶意串通由徐光波代其签字办理所有涉诉案件，当案件结果不如所愿，则主张其并未授权；证据5刚好能说明洪旭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在签订调解协议且惠康军已经履行完和解协议义务后，通过违法手段托关系，想通过公安系统施压，让惠康军妥协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也证明了郭静及徐光波为逃避债务使用多种违法手段对惠康军进行威逼利诱。洪旭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诉孙某的案件申请撤诉是经过郭静和徐光波的同意，2019年9月也告知了其撤诉裁定的情况，本人是根据徐光波和郭静提供的证据向灌南县法院起诉惠康军和孙某；对证据2-5未发表质证意见。徐光波未发表质证意见。徐光波未发表质证意见。惠康军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9）苏07民终149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郭静曾多次委托洪旭作为其案件的代理人。2.洪旭与郭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截图中的工作联系函，证明郭静知晓并授权洪旭律师代理其起诉惠康军、孙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并对其工作予以认可，工作联系函中洪旭已对惠康军涉及套路贷案件明确说明，系与本案当事人惠康军同名，本案中惠康军不构成套路贷，并告知2019年11月14日签订调解协议。3.洪旭与郭静的电话录音，证明郭静明知洪旭为其代理起诉惠康军、孙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洪旭告知调解方案，让其尽快决定签订和解协议。经质证，郭静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审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从内容上看，没有标明是谁起诉惠康军，调解协议的内容没有发给郭静，郭静没有看工作联系函，也未对相关事实发表同意或认可的意思表示，委托代理必须有当事人明确的签名，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以为说的是上诉孙某的案件，三份证据无法证明郭静委托洪旭起诉惠康军与孙某的事实；洪旭对三份证据均无异议，认为都是真实的；徐光波未发表质证意见。徐光波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审第三人徐光波、洪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苏07民终1491号案件中，郭静委托洪旭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参加诉讼，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申请鉴定，代为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该案于2019年4月3日立案，2019年9月27日结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在洪旭与郭静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洪旭明确告知起诉惠康军、孙某的案件已经立案。郭静辩称其以为是上诉孙某的案件，但从时间上来看，聊天记录显示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郭静上诉孙某案号为（2019）苏07民终1491号的案件立案时间为2019年4月3日，该案结案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洪旭告知起诉惠康军、孙某的案件已经立案时，郭静上诉孙某的案件早已结案，而郭静与徐光波作为原告起诉惠康军、孙某案件的网上立案申请日期为2019年10月12日，与聊天记录时间相对应。郭静该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洪旭述称，郭静、徐光波起诉惠康军、孙某不当得利一案，徐光波向其交付了部分与惠康军的聊天记录截屏和转账记录，郭静向其交付了郭静账户中涉及惠康军和孙某的相关银行流水，其是根据徐光波和郭静提供的证据起草了起诉状并向一审法院起诉。而在案证据显示，洪旭已经通过电话告知郭静，其与惠康军及孙某的案子建议尽快调解，2019年11月13日又通过微信向郭静发送了内容包括调解方案与调解计划的工作联系函，并明确告知诉惠康军、孙某不当得利一案于2019年11月14日下午签订调解协议，需提前与徐光波商量解保哪套房子。后2019年11月14日徐光波、惠康军签订调解协议时，洪旭代郭静在协议书上签字。综合该案调解过程中洪旭与郭静的通话录音与聊天记录以及郭静委托洪旭代理上诉孙某、徐光波案件的事实，郭静系明知其与惠康军、孙某案件的起诉和调解情况，且没有提出异议。另，在本案中，郭静对惠康军依据调解协议转账给孙某8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在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因此，对郭静关于（2019）苏0724民初4623号案件中未授权洪旭起诉和调解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诉状和授权委托书并非郭静本人签字，也应认定郭静明知且认可洪旭代理诉讼和调解的事实，故本院对郭静关于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郭静提出本案涉及套路贷须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申请，本院认为，郭静提出的证据难以认定惠康军有套路贷行为，如郭静有其他证据证明惠康军有疑似套路贷行为，可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处理。综上，郭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00元（上诉人郭静已预交），由郭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井鑫审 判 员 张 奇审 判 员 马晓凤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周 岚书 记 员 陈 恒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