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明珠，女，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安明，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凌云，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驯宇，男，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江苏恒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农，江苏恒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雷明珠因与被上诉人雷驯宇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1民初4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明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依照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来处理委托事务，雷驯宇并不否认系基于委托关系收到雷明珠10万元的事实，雷驯宇抗辩称雷明珠委托其向刘锡明付款，但并未举证证明雷明珠曾向其发出该指示，故雷驯宇擅自处分雷明珠财产的行为构成越权处分，应当承担返还责任。2、雷明珠向一个有着丰富理财经验的亲戚咨询近期理财产品信息的事实能够侧面佐证委托雷驯宇购买理财产品时的投资心理。在本案起诉前，雷明珠亦多次微信、短信催要该笔款项，明确指明理财款，雷驯宇并未提出任何异议。3、本案所涉款项与刘锡明、李建平之间股权转让款无关，雷明珠并非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2019年11月5日的《协议书》是作为股权转让事宜中间介绍人的雷驯宇拟定，当时李建平为急于得到雷驯宇承诺帮助筹措的融资，没有看具体内容就签字了，未注意到《协议书》中对于1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的内容。被上诉人雷驯宇辩称：与本案所涉款项相关的刘锡明诉李建平、雷明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经一二审审理程序，该案生效判决确认案涉10万元是李建平、雷明珠夫妇支付给刘锡明的股权转让款，此外认定李建平应对《协议书》中股权转让的相关条款含义明确知晓，其虽辩称因受雷驯宇的诱骗而在空白协议签字，但并无相关证据能够证实，且有违正常商业逻辑，该院对此不予采信。李建平、雷明珠并未对此认定提出上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明珠一审诉讼请求：1、雷驯宇立即归还10万元。2、雷驯宇支付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8日，雷明珠汇入雷驯宇银行卡账户10万元。当日，雷驯宇向雷明珠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雷明珠现金壹拾万元整”。雷驯宇收到该款后即于2019年10月29日向案外人刘锡明银行卡汇入10万元。2019年11月5日，李建平、刘锡明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李建平为南京北斗城际在线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城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李建平邀请，刘锡明于2015年4月出资200万元参与北斗城际公司的增资扩股，持有该公司247573股，占总股本的1.21%；2017年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书》；2018年，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刘锡明向李建平转让其持有的北斗城际公司的247573股，股份转让价格为200万元，转让价款的付款期限是2019年12月31日等；2019年10月28日，李建平向刘锡明支付了1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李建平通过其妻子雷明珠的招商银行4100××××0926账户汇付）；李建平出于其自身考量，本项股权转让未办理公开的股份转让变更手续。另，北斗公司已在2019年7月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股票挂牌。现双方就本项股份转让中的相关事宜作如下确认：1、依据2018年《股份转让协议书》，刘锡明已将其持有的北斗公司股份247573元转让给李建平，刘锡明已不再是北斗公司的股东；2、因本次股份转让，李建平应支付刘锡明股份转让款200万元，现已支付10万元，尚欠刘锡明190万元，此款将于2019年12月31日支付；3、上述股份转让变更手续由李建平负责办理，需要刘锡明配合时予以配合。因未及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所产生的所有责任及后果，均由李建平负责并承担。2020年1月，刘锡明对雷明珠、李建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雷明珠、李建平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190万元。在该案中，刘锡明已将雷明珠支付给雷驯宇的案涉10万元款项作为李建平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从其总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根据雷驯宇向一审法院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雷驯宇于2019年10月22日向李建平发微信称：“这个星期最好你来无锡，和他们见个面，解释一下，月底前无论如何要组织资金还了个二十万，我的压力太大，因为都是以前答应的。我也不能再失信了。我这儿什么都能商量，以后转贷资金全部我来解决，包括短期借款”。随后，雷驯宇又向李建平发送了刘锡明的银行账户信息，但李建平当日未回复。当日，雷驯宇将前述发给李建平的微信内容也发送了一遍给雷明珠，并要求雷明珠问问李建平什么情况。雷明珠回复称：“他还没回来，在外面谈事情。他说明天跟你通电话”。2020年4月3日，雷明珠向雷驯宇发微信及短信称：“我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给你10万元，委托你帮我理财，然而你并没有帮我购买理财产品。现请你收到此短信三日内将该10万元归还给我”，雷驯宇未予回复。另，根据雷明珠为证明其曾委托雷驯宇家人购买理财产品，向法院举证了一份其与雷驯育（本院注：系雷驯宇之姐）于2019年11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雷驯育向雷明珠发微信称：“张溢（本院注：系雷驯育之女）说现在理财产品不怎么好所以没有买等好了再买”，雷明珠回复称：“好的”、“不着急”。另查明，雷明珠与李建平为夫妻关系。雷驯宇与雷明珠、刘锡明之间分别存在亲戚关系。以上事实，有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收条、诉状、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截屏、协议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雷明珠向雷驯宇支付的案涉1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亦即该笔款项系委托理财款抑或为股权转让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雷明珠认为该笔款项为其委托雷驯宇购买理财产品之款项，而雷驯宇则认为该款系其代雷明珠之夫李建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上述两方意见，本案双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为此，法院需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对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判断，进而对相关事实包括案涉款项性质予以认定。其一，雷明珠虽称其曾委托雷驯宇家人购买理产品，并举证了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其曾托雷驯育之女张溢购买理财产品。但上述微信聊天事隔雷明珠向雷驯宇打款不久，且雷驯育也明确告知近期并无好的理财产品。而事实上，雷明珠也未向法院举证其与雷驯宇之间曾就委托购买理财产品之事进行过任何磋商，事后也未有证据证明其向雷驯宇询问过该委托理财事宜。如雷明珠确曾在2019年10月底委托雷驯宇打款购买理财产品，则其在正常情况下次月亦应继续联系雷驯宇商谈，而非向雷驯育询问有无合适理财产品购买。此外，既然雷明珠系通过雷驯育之女张溢购买理财产品，其完全可以直接将理财款汇给雷驯育或张溢。基于上述情况，雷明珠称其打款给雷驯宇系为购买理财产品，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其二，雷明珠虽举证其在2020年4月曾向雷驯宇催讨上述款项，但雷明珠在微信或短信中对案涉款项为委托理财款的描述仅为其单方陈述，并未得到雷驯宇任何回复和确认。另，刘锡明向法院对雷明珠、李建平提起另案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月，而本案双方在该案中对案涉10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故法院对雷明珠在2020年4月向雷驯宇发短信、微信的催收行为的正当意图存在重大怀疑；其三、反观雷驯宇向法院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证实李建平在2018年即因受让股权而确认其尚结欠刘锡明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事后，雷驯宇作为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的中间方在2019年10月22日曾敦促李建平尽快付款，且也将相关催款信息内容发送给了雷明珠，雷明珠对此事宜应当知晓。另，雷驯宇也将刘锡明的相关银行卡信息通知了雷明珠。事后，雷明珠在2019年10月28日向雷驯宇汇入10万元，雷驯宇在收款后即于次日将上述款项汇给了刘锡明，且雷明珠丈夫李建平也在2019年11月5日签署的《协议书》中将上述款项确定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又因雷明珠与李建平为夫妻关系，应认定雷明珠对案涉款项的用途已知晓。综合雷驯宇举证证明的前述整个事实过程，将案涉10万元款项定性为雷驯宇代李建平向刘锡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更符合客观事实。另，因上述款项由雷驯宇收取，故其向雷明珠出具收条应属正常。雷明珠虽称，如案涉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则其完全可直接向刘锡明汇款，而无必要将款项汇给雷驯宇。但根据现有查明之事实，雷驯宇为刘锡明、李建平股权转让事宜的中间撮合人，从雷驯宇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其也在负责股权转让款的催款，且雷驯宇与雷明珠、刘锡明之间分别存在亲戚关系，而雷明珠与刘锡明之间并无债权债务等关系，故雷明珠完全有可能通过雷驯宇代其丈夫李建平向刘锡明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于上述几点，法院不能认定案涉10万元款项性质为雷明珠所称的支付的委托理财款，故对其要求雷驯宇返还该款并偿付利息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雷明珠对雷驯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雷明珠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雷驯宇提供刘锡明诉李建平、雷明珠股权转让纠纷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认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于案涉10万元款项也有所涉及。雷明珠质证对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法院仅仅是依据刘锡明诉请支持了19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未对案涉10万元作出性质认定，不能以此认定雷明珠委托雷驯宇向刘锡明代付10万元，事实是李建平或雷明珠均未向刘锡明支付过股权转让款10万元。二审另查明，案涉争议款项系雷明珠通过其招商银行4100××××0926账户汇入雷驯宇银行账户。该事实由银行凭证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仍为案涉1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雷驯宇应否返还？本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争议款项系雷明珠发起汇付行为，应由其对汇付原因承担举证责任，雷明珠提供其与雷驯育关于理财产品行情的聊天记录主张雷驯宇系接受其委托购买理财产品，雷驯宇对此予以否认，该聊天记录也非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能直接证明雷明珠的主张；雷明珠直至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后才发微信给雷驯宇要求返还委托理财款的行为未得到雷驯宇的回应，不产生雷驯宇认可的法律效果。此外，雷驯宇亦对其收取争议款项的理由作出解释，称该款系代雷明珠丈夫李建平支付给刘锡明的股权转让款，为此提供了李建平与刘锡明签订的《协议书》、聊天记录、刘锡明诉李建平、雷明珠股权转让纠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上述证据虽非证明雷明珠委托事务的直接证据，但能够使雷明珠关于委托理财款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特别是生效判决已认定《协议书》系李建平和刘锡明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中载明“2019年10月28日，李建平向刘锡明支付了1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李建平通过其妻子雷明珠的招商银行4100××××0926账户汇付）”，该笔款项支付时间、金额、资金来源与本案所涉款项情况完全一致，雷明珠亦承认其与李建平并未向刘锡明付过其他10万元，故基本可以认定《协议书》载明的股权转让款即为本案所争议之款项。虽然该协议并未经雷明珠签字确认，但雷明珠与李建平系夫妻关系，雷明珠在本案审理中亦认可雷驯宇系股权转让相关事宜中间介绍人，并与雷驯宇就股权转让款支付有过微信聊天，且直至刘锡明向李建平、雷明珠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时才对10万元转账性质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雷明珠当时对李建平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案涉1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由雷驯宇代为支付给刘锡明知晓且并未提出异议。综上，雷驯宇的反驳意见和证据足以使雷明珠在本案中关于委托雷驯宇购买理财产品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雷明珠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雷明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君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陈迪金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吴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