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2民终1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邕路3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6046260。 法定代表人：刘海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日，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婵娟，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金耀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浮石镇兴平小区2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4763050639C。 法定代表人：付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远骏，广西金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建芳，男，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日，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婵娟，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矿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市金耀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耀贵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陈建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224民初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矿建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桩基工程款2955143.00元，违约金2482320.12元，合计：5437463.12元。 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并将竣工验收合格的案涉工程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完全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结算确认的桩基工程款2955143.00元及违约金2482320.12元，合计：5437436.12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矿建公司与陈建芳的行为符合建筑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借用企业施工资质承揽工程施工的基本特征，陈建芳挂靠矿建公司承包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可以确认”，是颠倒黑白、枉法裁判。第一，陈建芳是作为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实际履行《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和与被上诉人进行施工工程总结算。第二，陈建芳是上诉人的员工，受公司指派担任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负责管理工程。第三，陈建芳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和员工，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履行合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是由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陈建芳借用矿建公司的企业资质承揽”。第四，一审法院既认为：“案涉工程实际是由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陈建芳借用矿建公司的企业资质承揽，陈建芳系实际施工人”，又认为：“陈建芳以矿建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与金耀贵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并组织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陈建芳在《工程总结算》上签名，之后，又直接与金耀贵公司结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以付融、覃继来向其转让各自在广西海川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海川公司”）10%股权的方式抵偿金耀贵公司欠付的全部案涉工程款，并已办理了海川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这两者明显存在相互冲突、相互抵触的逻辑矛盾。第五，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矿建公司与陈建芳的行为符合建筑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借用企业施工资质承揽工程施工的基本特征，陈建芳挂靠矿建公司承包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可以确认”。实际上，陈建芳只是上诉人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履行《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第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完全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 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为陈建芳已经以上诉人拥有的对被上诉人的工程债权299万元，受让案外人付融、覃继来所持有的海川公司各自10%股权，从而“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并且，认为上诉人对陈建芳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结清的债权债务，主张工程权利，“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上诉人已经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陈建芳是上诉人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员工，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履行《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并不是借用、挂靠企业资质性质的“实际施工人”。其二，一审法院既然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工程债权债务成立，那么上诉人完全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工程债权。其三，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付融、覃继来四方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工程款299万元，以股权转让给陈建芳的方式抵偿全部工程款，明显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其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本不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完全是两份形式、内容及权利义务均不相同的股份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因为陈建芳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擅自以上诉人拥有的对被上诉人工程债权299万元抵偿受让付融、覃继来拥有的海川公司各10%的股权，存在明显违法且侵权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而《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则是陈建芳分别向付融、覃继来支付人民币80万元的形式，受让海川公司各10%的股权，并以该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陈建芳与案外人付融、覃继来、被上诉人是否履行《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无关，不能因此认定“股权转让后，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其五，上诉人没有委托授权陈建芳与付融、覃继来及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陈建芳擅自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拥有的299万元工程债权抵偿受让付融、覃继来持有的海川公司各自10%的股权，从而让陈建芳成为该公司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完全不符合合同法、公司法的规定，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六，陈建芳与付融、覃继来没有实际履行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恶意串通且非法侵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是另外分别与付融、覃继来签订并履行《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该合同经签字生效后，双方修改海川公司章程并在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确认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其七，《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第4.2条明确规定工程款的结算和付款方式为：“本工程以单位工程（每栋楼）结算，单位工程（每栋楼）主体封顶，甲方支付乙方50%工程款，单位工程（每栋楼）拆除外架，甲方付清乙方剩余工程款。”即剩余案涉工程款应当在“单位工程（每栋楼）拆除外架”时付给上诉人，而非“陈建芳以矿建公司名义提交结算文件”。其八，上诉人2014年4月11日与被上诉人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时间，并不能视为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工程款的起算时间。一审判决称诉讼时效期间从2014年4月12日起算，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明显错误且前后相互矛盾、冲突。因为，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案涉工程款已归属陈建芳，并且，陈建芳已经通过债权抵偿股权的形式，结清与金耀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那么，这又何来主张债权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其九，无论《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与否，陈建芳已经于2016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虽然，该行为违法且侵权，并且，没有经上诉人追认而不产生法律效力，但是，这足以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不存在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问题。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客观、公允、合法，不能令人信服，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桩基工程款及违约金5437463.12元。 被上诉人金耀贵公司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陈建芳述称：同意上诉人矿建公司的意见。 矿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耀贵公司支付给矿建公司桩基工程款2955143元，违约金2482320.12元（从2014年4月19日起至2020年2月18日，以应付工程款2955143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合计5437463.12元；2.本案诉讼费由金耀贵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矿建公司系建筑施工企业，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施工资质。2012年9月13日，金耀贵公司（甲方）与矿建公司（乙方）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开发的融安县浮石镇水香园商住小区地基处理CFG桩工程施工任务发包给乙方施工；第一条、1.3、施工内容：1.3.1、地基处理CFG桩施工，检测（不含桩头平整、桩间土清理及垫层施工）；第二条、施工工期：本工程项目施工在甲方向乙方提交详尽的施工技术资料后，具备开工条件后，于2012年9月20日开工，2012年12月20日完工；工程桩施工期间如遇停水、停电、下雨及不可抗拒的原因，则工期顺延；第三条、材料供应：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所有材料（含水、电）由乙方自行采购合格施工材料；第四条、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4.1.1、本工程工程桩（CFG桩）按每平方单价500元包干（含机械费、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进退场费、桩基检测费及各项税金）；4.1.2、工程桩完工后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结算，以上述单价计算总造价；4.1.3、结算时以现场甲方代表及现场监理代表核定工程量签字为准；4.1.4、乙方递交工程结算书七日内，甲方须审核完毕；4.2、付款方式：本工程以单位工程（每栋楼）结算，单位工程（每栋楼）主体封顶，甲方支付乙方50%工程款，单位工程（每栋楼）拆除外架，甲方付清乙方剩余工程款；第七条、违约责任：7.3、如因甲方不按合同支付工程款，每日按总价款的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等。合同最后，甲方处有金耀贵公司盖章及其委托代理人签名，乙方处盖有矿建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建芳签名。签订合同后，陈建芳以矿建公司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名义进场施工，负责组织工程施工等具体事务。根据矿建公司提交的B8#喷桩原始记录（签证）表显示，案涉工程直至2013年12月27日仍在施工。 工程完工后，陈建芳于2014年4月11日以矿建公司名义提交了《工程总结算》，计算工程总价款为2955143元，该结算单由矿建公司盖章、陈建芳签名，金耀贵公司虽未在总结算单上签章，但其诉讼代理人在庭审质证中对真实性予以认可。2016年1月18日，（甲方）金耀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融、海川公司股东覃继来作为转让人，（乙方）陈建芳作为受让人，（丙方）金耀贵公司作为第三人，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因乙方对丙方享有2990000元债权（该债权来源于乙方为丙方在融安县开项目施工而形成的工程债权），而甲方为丙方的控股股东，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以其持有的海川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乙方，以冲抵丙方所欠乙方2990000元债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股权概况：1、海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捌佰万元，住所地为柳州市柳南区柳岸春晓7栋2单元3-1号，股东为付融、覃继来二人，其中付融持有海川公司70%股权，覃继来持有30%股权，付融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转让股权承诺：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转让前没有设定质押（海川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不在此列），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二、股权转让比例、方式：1、付融将其持有的海川公司10%股权转让给乙方，覃继来将其持有的海川公司1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合计受让海川公司20%的股份；2、转让后，付融持有海川公司60%股权，覃继来持有海川公司20%股权，乙方持有海川公司20%股权；3、乙方以其对丙方享有的300万元债权冲抵受让上述股权的转让款，甲方予以认可；股权转让后，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五、1、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的依据，如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为省却不必要的额外程序，协议各方可另签订简要协议提交工商局备案等。 同日，为便于办理海川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建芳又另与付融、覃继来各签订了一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该两份协议主要约定：付融、覃继来同意将其各自持有的海川公司10%股份分别以80万元转让给陈建芳，陈建芳同意按此价格分别购买二人的10%股份（合计20%股份，160万元），并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二人支付股份转让金等。2016年1月20日，海川公司在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海川公司股东为付融（持股比例60%）、陈建芳（持股比例20%）、覃继来（持股比例20%）三人，陈建芳任公司监事。 另查明，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矿建公司为陈建芳缴纳了企业职工养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2020年6月8日，矿建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我公司员工陈建芳（身份证号码：3401041974××××××××）为融安县浮石镇水香园商住小区地基处理ＣＦＧ桩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陈建芳是否借用矿建公司的企业施工资质承揽案涉工程？2.金耀贵公司是否应当向矿建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及违约金？3.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实际是由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陈建芳借用矿建公司的企业施工资质承揽，陈建芳系实际施工人。虽然，矿建公司与陈建芳均主张陈建芳是矿建公司员工，其系受公司指派担任项目负责人管理案涉工程，不认可其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事实，但是，从矿建公司2020年6月8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该公司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为陈建芳缴纳社保的缴费证明来看，无法证实在矿建公司承接案涉工程时至工程完工、结算期间，即2012年9月13日至2014年4月11日期间，其公司与陈建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该院在庭审中已明确告知矿建公司与陈建芳的代理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在庭后亦给与了适当的补充举证期间，但双方仍未能提供诸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费证明等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劳动关系的证据。 此外，陈建芳以矿建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与金耀贵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并组织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陈建芳在《工程总结算》上签名，之后，又直接与金耀贵公司结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以付融、覃继来向其转让各自在海川公司10%股权的方式抵偿金耀贵公司欠付的全部案涉工程款，并已办理了海川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虽然，矿建公司主张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知情，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是恶意串通处分其案涉工程款，但是，从矿建公司在2014年4月11日提交的《工程总结算》上盖章的行为来看，表明其当时已明知工程完工进入结算阶段，且《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第四条已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却至今才向该院起诉要求金耀贵公司支付工程款，其多年来怠于主张权利的做法有违常理，不符合建筑行业的交易习惯。 因此，综合上述事实，矿建公司与陈建芳的行为符合建筑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借用企业施工资质承揽工程施工的基本特征，陈建芳挂靠矿建公司承包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可以确认；对于矿建公司与陈建芳否认双方之间是挂靠关系，陈建芳系矿建公司员工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案涉工程是陈建芳借用矿建公司资质，以矿建公司名义与金耀贵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施工，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关于工程款支付问题。矿建公司与金耀贵公司虽为名义上的合同相对方，但因矿建公司欠缺与金耀贵公司订立案涉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陈建芳作为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金耀贵公司在订立及履行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工程施工关系，其可向发包人金耀贵公司主张工程款。根据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付融、覃继来四方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经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结算，确认金耀贵公司欠陈建芳案涉工程款2990000元，以付融、覃继来二人将各自在海川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陈建芳的方式抵偿全部工程款，并于2016年1月20日办理完海川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对此，应视为金耀贵公司已于2016年1月20日向陈建芳履行完给付案涉工程款的义务。 对于陈建芳辩称四方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实际履行，案涉工程款尚未支付，付融、覃继来系依据与陈建芳双方分别签订的二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向陈建芳转让海川公司合计20%股权，该股权转让行为与案涉工程无关，并在庭审答辩、质证、辩论时辩称已按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实际向付融、覃继来支付了股权转让金，但在法庭询问阶段，法庭询问陈建芳现金支付了多少钱及具体支付时间，陈建芳代理人却回答合同有约定支付金额及时间，由于付融、覃继来没有要求支付，所以陈建芳没有实际支付。对此，该院认为，矿建公司与陈建芳在民事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陈建芳代理人对于是否已向付融、覃继来现金支付了股权转让金的事实在庭审中前后表述不一致，虽辩称股权转让行为与案涉工程无关，却未对与金耀贵公司、付融、覃继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故该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写明该协议系因陈建芳为金耀贵公司开发建设的案涉工程施工而对金耀贵公司享有工程债权2990000元，付融、覃继来以其各自持有的海川公司10%股权转让给陈建芳以抵偿该工程款事宜而签订；协议第五条第1点已明确约定：“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的依据，如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为省却不必要的额外程序，协议各方可另签订简要协议提交工商局备案”，正好与陈建芳、付融、覃继来又分别签订二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相互印证，陈建芳、金耀贵公司、付融、覃继来四方实际正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第3点约定，股权转让后，陈建芳与金耀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 并且，《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矿建公司非施工人，无权要求金耀贵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其认为自身作为合同相对方，因金耀贵公司未支付工程款使其权利受损而起诉，亦应当遵守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2014年4月11日，陈建芳以矿建公司名义提交结算文件，该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矿建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从提交结算文件次日起算，即从2014年4月12日起算；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该项请求的诉讼时效至2016年4月11日已满二年，依法不能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现矿建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向该院递交起诉状，经催告于2020年3月9日缴纳案件受理费后该院予以登记立案，本案以其向该院递交起诉状的时间为其主张权利的时间，起诉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对该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关于违约金问题。虽然《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违约金按日计付，但是，该合同属无效合同，合同有关违约金条款均属无效，对合同双方无法律约束力，矿建公司无权据此向金耀贵公司主张违约金。 因此，案涉《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金耀贵公司作为发包人，已向实际施工人陈建芳结算并履行完案涉工程款，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工程款已给付完毕情况下，矿建公司作为被挂靠方，仍要求金耀贵公司向其支付案涉工程款、违约金，其诉讼请求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862元，由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同日，为便于办理海川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建芳又另与付融、覃继来各签订了一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提出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书》目的和性质不同，权利义务也不同。 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工程质量验收监督通知书》；2.地基处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3.地基处理（CFG）验收会议纪要；4.检测报告，四份证据均加盖上诉人公章并以上诉人名义所为，拟证明上诉人公司是施工人，而非陈建芳个人，案涉工程都是以公司名义进行工程质量检测及验收。 金耀贵公司质证认为：四份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上诉人当庭提交，我方认为超过了举证期限，法庭不应予以采信。其次，上诉人声称加盖公章的相关材料是为了证明公司是实际施工人的证明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在建设工程的挂靠关系中，被挂靠公司在实际施工活动中配合实际施工人在工程所需的文书、材料中加盖公章本来就是挂靠关系最普通的体现，所以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 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以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一审中金耀贵公司提交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金耀贵公司、付融、覃继来与陈建芳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抵偿工程款并已实际履行，矿建公司则提交落款日期为同一日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主张陈建芳以分别向付融、覃继来支付人民币80万元的形式，受让海川公司各10%的股权，并以该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对于这一事实认定，双方提交的关于股权转让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形成一对一的情形，因此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考量。陈建芳述称其与付融、覃继来约定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受让股权，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但陈建芳关于是否支付股权转让金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陈建芳已依约以现金支付股权转让金，矿建公司、陈建芳主张陈建芳以现金支付方式受让股权显然与事实不符。海川公司已于2016年1月20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陈建芳称付融、覃继来至今未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金，也有悖于常理。因此，在无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各方观点的情况下，金耀贵公司提交的证据形成优势证据，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为便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该事实异议不成立。二、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因涉及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建芳是否本案实际施工人；二、案涉债权299万元是否因陈建芳受让海川公司20%股份而抵偿；三、矿建公司主张工程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应认定陈建芳施工行为的性质。本院认为，根据现行司法观点，关于挂靠的认定标准为：有无资产的产权联系，即其资产是否以股份等方式划转现单位，并经公证；有无统一的财务管理，不能以承包的名义搞变相的独立核算；有无严格、规范的人事任免和调动、聘用手续。凡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定为挂靠行为。此外，原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2019年住建部修改）第十一条特别强调：项目管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核算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必须是本单位的人员。而本单位人员，是指与本单位有合法的人事或者劳动合同、工资以及社会保险关系的人员。本案中，矿建公司与金耀贵公司于2012年9月13日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陈建芳作为矿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签订合同后，陈建芳以矿建公司派驻的项目负责人身份进场施工并垫资建设，工程完工后，由其与金耀贵公司进行结算并加盖矿建公司印章，以上事实表明陈建芳从合同的签订、履行直至结算，实质性地主导了工程项目运作的全过程。矿建公司二审提交证据拟证明陈建芳系代表公司承揽工程，但未举证证明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陈建芳与矿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矿建公司协助陈建芳提供施工所需文件、在文件上加盖公章等行为均是挂靠关系中的普遍行为表现，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项目由矿建公司施工完成。矿建公司不认可陈建芳垫资建设案涉工程，但未能提交矿建公司在人员管理、施工组织和设备材料购置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的证据，因此，施工期间陈建芳并非矿建公司的员工，而以矿建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以项目管理人的身份垫资建设案涉工程，符合借用资质承揽工程施工的基本特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矿建公司主张陈建芳系履行公司行为，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借用资质情形下发生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方主体是被挂靠人即矿建公司，但矿建公司并未实际施工，仅出借资质，陈建芳作为实际施工人与金耀贵公司在订立和履行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形成事实上的法律关系，其有权向金耀贵公司主张工程款，因此陈建芳作为合同实际履行方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现金耀贵公司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支付工程款，且已实际履行，系双方对权利的处分，符合现行法律关于“实际施工人利益保护”的立法精神。陈建芳述称金耀贵公司尚欠工程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陈建芳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已经得到实现，未实际施工的矿建公司无理由重复向发包人主张该部分权利。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本院认定陈建芳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已经得到实现，未实际施工的矿建公司无权重复向金耀贵公司主张该部分权利，故对于矿建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评议。需要指出的是，矿建公司不认可陈建芳于2014年4月11日与金耀贵公司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时间为金耀贵公司应当支付工程款的起算时间，主张陈建芳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视为矿建公司已于2016年1月20日向金耀贵公司主张债权，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即使矿建公司该项主张成立，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至2019年12日30日矿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上诉人矿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862元（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全部由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 冰 审判员 古龙盘 审判员 李 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龙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