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任丽，女，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现安，山东多博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甲，山东多博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庞允国，男，197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焕法，山东民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毕德涛，男，197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上诉人任丽因与被上诉人庞允国、原审第三人毕德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3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股权转让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权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属变更，第三人和上诉人作为争议股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已付清，双方均确认自转让之日起争议股权即转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已取得争议股权的所有权，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不是股权变动的要件，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认为股东名册记载系设权登记，上诉人未被记载在股东名册中不享有争议股权的所有权系理解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理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中“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定得出“股东名册记载是设权行为”的结论，但首先，从文义上不能从该词句中得出“股东名册记载是设权行为”这样的结论，该词句语义清晰，表达的是“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语义，这意味着股东既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也可以依据其他能够证明股东权利的、股东名册以外的证据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也就是说“股东名册并不是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唯一”，这已经说明“股东名册记载是设权行为”这一结论的错误，因为若“股东名册记载是设权行为”的话，就只能依据股东名册记载主张股东权利。其次，该句规制的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意思是说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不是规范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股权归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答记者问时明确答“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现行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定仅仅规范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的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能作为解决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股权归属问题的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对争议股权不享有权利系理解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争议股权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归属问题，就是说要判断争议股权是否已经转移至上诉人，上诉人是否系争议股权的所有人，这就要从规范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找依据，从公司法以及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中已经能够清楚的得出本案争议股权已归属上诉人的结论，分别列举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证明的内容是“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经受让股权”是确认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归属的标准，而不是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条件。就本案来讲，争议股权1000股系上诉人受让取得，上诉人于2011年5月31日与第三人毕德涛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三.1条明确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上诉人)实际拥有公司1000股股权”，上诉人当即付清了9500元股权转让价款，毕德涛出具了收条。以上事实表明，上诉人与毕德涛的股权转让早已于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当日就已经完成，双方钱货两清，1000股瑞阳制药公司股票在原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数年前就早已转归上诉人所有，是否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取得股权，仅仅产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要求确认争议股权归上诉人所有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是错误的。(二)公司法以及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在规范股权转让、股东名册变更记载的先后顺序也表明了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不是设权行为，股权的变动不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要件。1、《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上述法条规定在股权转让中，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是在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步骤，股权变动在先，股东名册记载在后，这清楚的表明股权变动并不以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为条件，由该规定亦可见股权的取得与股东名册的记载并非等同概念，股东名册的记载并非设权行为。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文再次强调了无论是股权的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受让)取得，都是在取得股权后才享有请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的权利，同样是先取得股权、后有股东名册变更记载，再次说明股东名册记载不是设权行为。3、《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该条规定，在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上，同样是取得股权在先，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变更登记在后。当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再次肯定了股权的归属并不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要件，尽管隐名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未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中，法律仍确认其享有股权，再次证明了股东名册记载不是设权行为的结论。三、股权的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但工商登记的法律性质也仅仅是宣示性登记，不是设权登记，而公司的股东名册仅仅是公司内部文件，不对外公开，不具有公示性，法律不可能赋予股东名册优于工商登记的物权效力。股东名册记载的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股权证明和股东资格的证明(不是唯一证明)，二是具有内部对抗效力，比如代持股权情形下，公司有权拒绝承认被代持股权的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未记载在股东名册的情形下，公司有权拒绝承认股权受让人的股东资格，但这并不影响在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股权归属，因为股权权属的变更只是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效力，只要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完成，受让人即获得股权。本案中，上诉人基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要求确认股权归属，这就要看双方的股权转让是否完成，转让人是否已将股权让渡给上诉人，若股权已让渡给上诉人，则第三人丧失争议股权的所有权，人民法院就应确认上诉人对争议股权享有所有权，且享有对抗执行的权利，如前所述，上诉人已付清股权转让价款，第三人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表示将股权让渡给上诉人，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尽管未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这并不影响上诉人权利的取得，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上诉人的确权请求和对抗执行的请求，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四、本案争议股权没有办理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以及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唯一的问题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善意第三人仅限于商事交易中的第三人，被上诉人作为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不属于第三人范畴，被上诉人不能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对抗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以受让方式取得毕德涛名下的股权，并对争议股权主张权利，要求确认股权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进行抗辩，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依照商事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和公司法立法目的，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商事交易中的第三人，被上诉人是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是基于人民法院的查封冻结主张强制执行权利，不是商事交易第三人，不享有对抗上诉人的权利。对此，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03民终444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司法观点，该判决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依照商事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和公司法立法目的，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商事交易中的第三人，专指因为信赖股权的工商登记外观，以该股权为标的进行了商事交易(例如买卖、抵押、质押)的第三人。执行程序中股权权属的认定，不应坚持外观主义原则。而应回到实质主义逻辑上面，即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本案实质主义逻辑方面就是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上诉人已经取得争议股权的所有权。综上，上诉人与毕德涛之间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上诉人已经取得争议股权的所有权，股东名册记载不是设权登记，未进行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股权的取得，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庞允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一、首先该案件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1、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2、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3、该权利是否能排除执行。同时，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据此，人民法院应当以登记信息作为判断股权权利人的依据，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8）鲁0323民初3360号裁定及上诉人提供的股权确认单复印件，明确该股权登记在被执行人毕德涛名下，股权所有人为毕德涛，并非上诉人，故，被上诉人的查封正确，上诉人无权要求排除执行。二、上诉人提供的转让合同和收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原审第三人毕德涛股权确认单复印件记载并注明：“如此股份转让，请及时到公司财务办理登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公司对股份转让事宜进行明确的标注。根据该记载和标注，如果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毕德涛存在真实的股权交易的话，从2011年5月3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被上诉人2018年10月15日查封，在长达近八年的时间里，上诉人未到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显然不符合常理和客观事实，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转让合同和收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上诉人无权要求排除执行。三、上诉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股权”。上诉人如果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查封的股权，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者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上诉人在没有变更登记情况下，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强制执行。故，上诉人无权要求排除执行。四、股权的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为公示效力，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具有对抗效力。假设上诉人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是股权交易的受让人，上诉人仅仅只是享有合同关系的请求权，上诉人未经股权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对外进行公示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法院查封执行的效力，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毕德涛未作答辩。 任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毕德涛名下被查封的1000股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份为原告所有；2.停止对毕德涛名下1000股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份的强制执行，解除对该股份的查封；3.诉讼费用由被告庞允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审理庞允国与毕德涛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10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323民初3360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毕德涛所持有的瑞阳制药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权10000股；查封毕德涛所持有的源能热电有限公司股权17470股。2019年3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323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判令毕德涛支付庞允国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庞允国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7月20日，原告任丽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称一审法院执行标的——毕德涛名下1000股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份，虽登记在毕德涛名下，但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实际早已经转让给原告，该股份的所有权人是原告而非毕德涛所有，请求一审法院停止对该1000股股份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2020年7月23日，一审法院做出（2020）鲁0323执异47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2020年8月24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1、确认毕德涛名下被查封的1000股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份为原告所有；2、停止对毕德涛名下1000股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股份的强制执行，解除对该股份的查封。 另查明，瑞阳制药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发布股东信息核查公告，通知该公司股东公司将在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30日期间为股东办理股份确权，请股东按时前往办理。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生效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请求权，转让方负有交付股权的义务，但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并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其仅为股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股权只有交付完成之后，才发生股权转移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照上述规定，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股权的设权行为，股权转让后，股东名册的变更时间是股权变动的时点，是股权完成的转移的标志，受让人自其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时，取得股东权利，案涉股权在一审法院查封时原告尚未完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原告作为案涉股权的受让人尚未取得案涉的股份的股权，亦未取得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换言之，案涉股权仍然在毕德涛的管控之下，本质上仍属于毕德涛实际享有的财产性权益，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并不能阻止毕德涛再次转让，不影响第三人善意取得，原告作为股权受让人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毕德涛对上述股权的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2018)鲁0323民初3360号案件案由为债权转让纠纷。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于案涉股份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上诉理由主要有二：第一，上诉人与毕德涛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价款已经付清，自转让之日起案涉股权归其所有；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不是股权变动的要件，股东名册记载不是设权登记。第二，案涉股权没有办理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以及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唯一的问题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善意第三人仅限于商事交易中第三人，被上诉人作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不属于第三人范畴，不能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对抗上诉人的股权。 关于上诉理由一。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合同约定对转让人与受让人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问题。股权转让则是股权权属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转移，实际是股权的交付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不会自动发生股权转让，还需要经过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在效力上属于设权登记，股权受让人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了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后，才能以股东身份对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的权利，此时才取得股权。本案中，案涉股份的转让并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案涉股份仍登记在毕德涛名下，未发生股权变动的效果，即人民法院在查封并强制执行案涉股份时，案涉股份仍属毕德涛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而上诉人与毕德涛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本质上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享有的权利性质较之被上诉人的金钱债权并不具有优先效力。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理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如前所述，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仅具有约束转让人和受让人双方的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效力，在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商事法律具有公示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基于该原则，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和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登记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且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亦未将“第三人”限缩理解为与登记股东具有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在与登记股东交易时，对登记股东的财产会进行总体衡量，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对被执行人即登记股东毕德涛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公示的外部股权信息获悉，对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未进行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关系并无从得知，属于债权人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对此尽到查询义务，在风险分担上应作保护债权人倾斜。因此，不能认为强制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人就不存在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法律禁止超标的查封，债权人查封登记股东股权有时意味着要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不应苛求债权人必须与登记股东存在商事交易关系才予以特殊保护。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任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忠熙 审 判 员 马士军 审 判 员 王 娜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树一 书 记 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