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2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思远，男，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伟，沈阳市皇姑区三洞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英，女，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萌（王丽英女儿），女，199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辽宁兴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思远与上诉人王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1民初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思远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金额，改判王丽英偿还上诉人借款175万元，并由对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定王丽英向其借款50万元与借条证明借款75万元的事实不符，明显错误。2、王丽英2015年8月11日的40万元借款不予认定，与王丽英自认的事实相矛盾，王丽英称只收到借款20万元，且已还清的辩解纯属谎言，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不予认定，违背了采信证据的法定原则。3、一审驳回我4笔银行转账借款80万元的理由，既违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亦与证据已证明的王丽英欠我大额借款的事实相悖。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与事实相悖。王丽英总计借款195万元，扣除其20万元还款，其尚欠175万元应予偿还。王丽英负有分清借款、炒股及利益款的举证责任。王丽英不能完成上述举证义务，其持有的股本和借款总额明显少于其通过账户向我转款金额的条件下，一审对欠40万买地借款、80万转账借款、75万元炒股借款不予判付，无据认定王丽英只借50万元的事实并据此作出判决不仅与法定的举证分配原则相违背，更违背了采信证据的原则。王丽英辩称：除一审判决50万元外，其他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维持除50万以外的判项。王丽英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常思远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常思远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双方仍存在50万元金额的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王丽英抗辩所借款项已全部偿还并提交银行交易明细佐证，王丽英向常思远转款金额超过了借条所载金额，常思远认为系炒股利润应承担举证责任。2、虽然转款记录中未注明用途，不能直接判断哪笔还款或炒股或炒股利润，但我方在一审提供了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的全部股票交易明细，期间亏损888765.32元。常思远主张炒股利润无证据证明。王丽英提供的向常思远的转款记录可以高度盖然的证明转款系归还借款和返还炒股本金。3、虽然常思远仍持有50万元借条，但不能必然证明双方仍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还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存在未收回或撕毁借条的情况。双方的交易习惯不一定要收回借条。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常思远辩称：王丽英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均不成立，常思远实际交给王丽英借款加本金总计3206099元，王丽英实际给付常思远的分利款是2117000元，加上还款20万元，总共是2317000元，特别是炒股账户中，在炒股账户上常思远投资的款项共三笔，356100元。这些钱都是由王丽英来运作使用的，王丽英所述其给常思远账户转的八笔556000元，都是王丽英用于炒股缴费或者给其他代炒股人资金往来。但该账户上反映七笔钱共275000元是给常思远的炒股分利款。王丽英把这些钱都说成是偿还常思远借款不是事实。常思远转给王丽英的款项从来没有凭证，反过来王丽英向常思远转的分利款也没有收条，在常思远收到其转账借款时，王丽英管常思远要借条，王丽英给撕了，常思远发现撕错了，所以给她打了20万的收条，收回了40万的借条。双方借款行为是有凭证的，王丽英实际借款为195万，实际偿还20万，还欠常思远175万。常思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丽英立即给付尚欠常思远借款17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丽英共计为常思远出具三张借条，其中2015年1月19日借条一份，记载：今借常思远人民币250000元。（贰拾伍万元整）；2015年4月20日借条一份，记载：今借常思远人民币25万元（贰拾伍万元整），在落款时间下面记载：（加上次共计伍拾万元整）；2015年8月11日借条一份，该借条不完整，由二处粘接而成，记载：款人民币400000（万元整），借款人王丽英。常思远提供的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记载如下：常思远于2015年5月26日给王丽英转200000元；于2015年10月13日给王丽英转400000元；于2016年3月5日给王丽英转200000元；于2016年4月1日给王丽英转50000元；于2016年5月8日给王丽英转200000元；于2016年8月29日给王丽英转400000元。根据常思远提供的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记载，王丽英从2015年9月21日开始至2018年4月10日共计分34次给常思远转账2052000元，明细如下：1，2015年9月21日转50000元；2，2015年10月12日转40000元；3，2015年10月20日转50000元；4，2015年11月12日转80000元；5，2015年11月20日50000元；6，2015年12月10日转80000元；7，2015年12月21日转50000元；8，2016年1月11日转80000元；9，2016年1月21日转50000元；10，2016年2月1日转50000元；11，2016年2月5日转80000元；12，2016年2月22日转50000元；13，2016年6月3日转36000元；14，2016年6月8日转12000元；15，2016年7月5日转36000元；16，2016年7月14日转12000元；17，2016年8月4日转36000元；18，2016年8月14日转12000元；19，2016年9月2日转48000元；20，2016年9月30日转120000元；21，2016年10月26日转120000元；22，2016年11月25日转115000元；23，2016年11月27日转5000元；24，2016年12月30日转90000元；25，2017年1月26日转120000元；26，2017年4月12日转20000元；27，2017年5月3日转100000元；28，2017年6月27日转50000元；29，2017年6月30日转70000元；30，2017年8月29日转30000元；31，2017年11月8日转30000元；32，2017年12月5日转40000元；33，2018年2月14日转40000元；34；2018年4月10日转200000元，合计2052000元。根据王丽英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王丽英在2015年9月21日之前，即从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8月20日分八次给常思远转款565000元。明细如下：1，2015年2月4日转80000元；2，2015年2月14日转25000元；3，2015年3月19日转25000元；4，2015年4月17日转25000元；5，2015年5月20日转50000元；6，2015年6月19日转260000元；7，2015年7月20日转50000元；8，2015年8月20日转账50000元，以上合计565000元，故根据常思远、王丽英各自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王丽英给常思远转款261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丽英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若承担，应还款数额是多少。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在本案中，常思远与王丽英之间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又存在常思远委托王丽英炒股关系。关于常思远提供的三份借条，其中2015年4月20日的借条，从该借条记载的“加上次共计伍拾万元整”的内容及共计50万元的数额推断，在本次借款发生之前，应该还存在一笔25万元的借款，该数额与2015年1月19日借款的数额吻合，因常思远并未提供除2015年1月19日借款之外的25万元借条，故对王丽英的辩称2015年4月20日的借条金额包括2015年1月19日的25万元，即两份借条共计借款金额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关于2015年8月11日40万元的借条，是由两处粘结而成，且粘结成的借条仍不完整，根据实践中交易习惯，借条作为民间借贷的重要凭证，债权人应尽到小心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使借条因其他原因出现破损，从常理上亦会让债务人重新书写一份。故在常思远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王丽英抗辩2015年4月20日借条中的50万已经全部还清的问题，2015年至2018年期间常思远、王丽英银行卡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记录，但在双方的交易记录中并未写明资金用途，仅根据双方转账往来凭证无法分清哪笔是偿还借款，哪笔是炒股款或股票盈利款，但根据民间借贷的实践交易习惯，在存在借条的情况下，若债务人还款，会将原书写的借条收回，即使存在借条丢失无法收回原件，亦会让债权人书写收条，故在王丽英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对王丽英的辩解不予认可。关于常思远主张的80万元借款的问题，虽常思远并未提供借条，但王丽英承认2015年5月26日、2016年5月8日、2016年8月29日的三笔共计80万元的转账系借贷，从王丽英向常思远的银行卡转账显示，2015年6月份后王丽英共计向常思远转账二百余万元，因常思远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在此期间段哪些为股票盈利款，且考虑到王丽英转账的数额远大于80万元，对于王丽英提出该笔借款已经还清的抗辩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丽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常思远借款50万元；二、驳回原告常思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原告常思远负担11750元，被告王丽英负担8800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丽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银行转账明细中，34笔转账实际应该是35笔。其中2017年9月29日有6万元，一审未认定，王丽英给常思远的转账相差6万元，实际总数应为2112000元。常思远承认王丽英所述，认为王丽英从2015年9月至2018年4月共计分35次向常思远转帐35笔，共计2112000元。本院对王丽英共计向常思远转帐2112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审理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审认定王丽英偿还常思远50万借款是否正确。本案常思远主张王丽英欠其175万元借款未予偿还，其提交了三张借条，委托王丽英代为炒股专门开户的炒股帐户、个人帐户中国建设银行往来明细表证明其主张。王丽英承认总共借款150万元，在一审审理时常思远承认王丽英偿还20万元，尚欠130万元，但其主张借款已全部偿还，其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王丽英操作的股票帐户证明其于2015年-2018年期间共向常思远转款共计267.7元，除去返还炒股款829999元之外都是偿还借款，同时证明不存在炒股利润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常思远提交的借条其中2015年8月11日金额40万借条，借条不完整，系由常思远拼接而成，形式上有明显瑕疵，常思远辩称撕错了，但根据一般常理，只有在借款返还借款时，出借人才会撕毁借款凭证，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同时，常思远出具的另外两张借条中，其中2015年1月19日借款金额为25万元，2015年4月20日借条金额为25万元，但借条记载，“加上次共计50万元”。中间是否还存在另一笔25万元借款，双方存在争议。常思远认为中间还存在一笔25万借款，王丽英认为2015年4月20日借条包括2015年1月19日借条的款项，两份借条共计50万元借款。对此，常思远应举证证明双方于2015年1月19日与2015年4月20日之间还存在一笔25万元借款。现常思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采纳王丽英抗辩意见并无不当。关于借款是否已全部还清的问题。常思远委托王丽英为其炒股，双方没有书面协议，2015-2018年期间，双方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常思远认为双方对炒股利润有约定，利润多少由王丽英决定，纯利润中30%归王丽英所有，必须保证股本金安全。王丽英认为不能保证股本金安全，也不能保证利润，炒股盈亏由常思远自负，双方均为口头约定，均没有证据支撑。双方的交易记录中亦未注明资金用途，无法分清炒股和借款，且王丽英所转金额远大于常思远转给王丽英未出具借条的借款金额。故一审认定诉争借款中没有欠条的部分已经偿还并无不当。关于借条载明的50万元是否已偿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王丽英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出具欠条的后果，其如果将借条载明的借款全部还清，应将借条收回或让债权人书写收条。现王丽英未提交能充分证明其未将借条收回，亦未让常思远书写收条存在合理性的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认定王丽英应偿还诉争50万元款项并无不妥。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上诉人常思远、王丽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常思远交纳的20550元由常思远负担；王丽英交纳的8800元由王丽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悦审判员 郭 净审判员 冯立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张雨晶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