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4民终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翔，男，198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赟会，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尚锋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工区一路6号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063183270T。法定代表人：曹栋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于冰，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武生，男，198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赟会，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翔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尚锋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锋公司）及原审被告刘武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5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尚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当事人之间是高翔为尚锋公司加工皮衣的关系。1.《协议》和《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的内容，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双方协商的是尚锋公司提供主材皮革，由高翔为其加工皮衣，双方确定了各款式皮衣的加工单价。之后，尚锋公司提供了《协议》和《成本核算及分配单》并称走个形式，高翔是受蒙蔽而签字，即便《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按照加工关系履行。且《协议》和《成本核算及分配单》是尚锋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对于可能对一方不利的条款，尚锋公司并未进行释明和标识。此外从逻辑上讲，如果双方之间是高翔购买皮革制作衣服，让尚锋公司代销的法律关系，那么高翔会降低采购成本，但《成本核算及分配单》载明的皮革价款偏高，高翔没有高价向尚锋公司采购皮革的动机；从19071款衣服看，衣服辅料水貂内胆是高翔提供，《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约定的“最终抵扣价格”过低，明显与常理不符，且多人与尚锋公司所签《成本核算及分配单》中约定的“最终抵扣价格”一致，说明高翔与尚锋公司签订的材料只是形式，双方并未按此约定履行。2.陈志荣案件与本案情形一致，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加工关系。陈志荣在2019年10月27日、10月28日和11月5日的送货单中写明“加工”两字，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不是加工关系，那么尚锋公司应尽早提出异议。2019年7月2日陈志荣第一次送货时，尚锋公司的员工魏烨娇在单价中填写“229”的事实，也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加工关系。3.从高翔加工的皮衣款式看，以陈志荣案件为例，陈志荣加工的19081款衣服，季金梅也有加工。如果按照尚锋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那么不会同时有两人生产一样的衣服，可见高翔和尚锋公司之间是加工关系。同时，生产好的衣服放在尚锋公司处，存在尚锋公司让他人加工同样款式衣服的可能，而水洗唛是尚锋公司的，易于缝制、替换，放在尚锋公司仓库中的皮衣的水洗唛印有英文标识“G”，并不能证明衣服是高翔生产。况且，从尚锋公司与海宁市菲宾雷格服装厂的诉讼看，双方是加工关系，与本案模式相同。4.从陈志荣案看，存在陈志荣退皮革的事实。陈志荣生产涉案衣服的皮革是尚锋公司提供，如果陈志荣采购皮革并生产，即使皮革有剩余，那么也会用于其他服装的生产，但尚锋公司自认陈志荣退还了剩余皮革，能够证明皮革不是陈志荣、高翔等人向尚锋公司采购。5.一审中没有剖析尚锋公司为何向高翔付款74800元。即便《协议》真实，双方也没有按照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约定每月对账，不清楚尚锋公司按何比例支付给高翔74800元。且高翔并未问过衣服的销售情况及尚锋公司的收款情况，不符合代销的常理。尚锋公司辩称：1.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可知，双方之间是皮革买卖和皮衣代销相结合的法律关系。本案与陈志荣案件的区别在于，高翔和刘武生在皮革采购完毕后签署对账单确认了采购皮革的总金额，这与双方之间履行的《协议》相符。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加工关系，则无需对皮革采购款进行确认。2.高翔和刘武生将合同带回家看过后，才过来签字。3.因高翔和刘武生称资金紧张，而皮衣生产和销售后回款需要时间，尚锋公司才预付货款，其原本无需支付货款。4.尚锋公司与电视台合作销售衣服，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约定衣服的大致数量。尚锋公司进入电商销售体系及进行电视购物，成本较大，尚锋公司也有风险。综上，请求驳回高翔的上诉请求。刘武生述称，同高翔的意见一致。尚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高翔、刘武生立即支付货款544414.75元，并承担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LPR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判令诉讼费由高翔、刘武生负担。在一审庭审中，尚锋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高翔、刘武生给付货款391055.2元，其余请求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6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高翔、刘武生向尚锋公司采购皮革生产服装，生产完毕后交由尚锋公司销售，合作期限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7日止；尚锋公司销售的服装按照双方约定的金额分配，库存服装的产权归高翔、刘武生所有，但高翔、刘武生在付清皮革采购款之前尚锋公司有权保管服装，双方合作终止后3个月内，若高翔、刘武生未能付清皮革采购款的，尚锋公司可选择要求高翔、刘武生一次性支付购皮款，或者选择按照双方确认的抵扣价格抵扣皮革采购款等。双方依约合作了3款服装，分别为M19057、M19058、19071款，折抵价均为200元。协议签订后，高翔、刘武生向尚锋公司采购皮革计价款1744182.75元。高翔、刘武生在2019年5月27日至11月9日期间共向尚锋公司交付M19057款3214件、M19058款1778件、19071款182件。尚锋公司于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给付高翔74800元。2020年5月6日，尚锋公司通过微信函告高翔、刘武生，要求高翔、刘武生支付皮款1439153元，并告知高翔、刘武生可选择一次性付清，或选择按照双方确认的抵扣价格抵扣皮革采购款。2020年7月28日，尚锋公司再次通过微信通知高翔、刘武生，要求高翔、刘武生支付所有皮衣折抵后的剩余皮款563752.8元。2020年11月5日，经双方现场清点，尚锋公司库存M19057款皮衣2445件、M19058款皮衣1453件，19071款皮衣54件，另尚锋公司已退回高翔、刘武生19071款皮衣41件。上述事实由尚锋公司提交的《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皮款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销售清单，高翔、刘武生提交的成衣送货单，2020年11月5日现场清点笔录，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尚锋公司主张双方间系皮革买卖和服装委托销售的合作关系，高翔、刘武生主张双方之间系加工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看，约定由高翔、刘武生向尚锋公司购买皮革生产服装，生产完毕后交由尚锋公司销售，并约定库存服装的产权归高翔、刘武生所有，故双方间的关系应认定为皮革买卖和服装委托销售的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协议》和《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双方当事人对尚锋公司销售的皮革已进行对账，故高翔、刘武生依约应按该对账单载明的金额支付皮款，双方当事人约定已销售的皮衣按《成本核算及分配单》载明的价格折抵皮款，故皮款应扣除相应的折抵款。关于交付成衣的数量，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M19057款3214件、M19058款1778件、19071款182件。关于已销售的皮衣数量，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场确认库存M19057款皮衣2445件、M19058款皮衣1453件，19071款皮衣54件，尚锋公司已退回高翔、刘武生19071款皮衣41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已销售M19057款皮衣769件、M19058款皮衣325件，19071款皮衣87件。双方当庭确认已销售皮衣折抵价为637527.5元。关于库存皮衣的折抵，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尚锋公司享有按双方约定折价选择折抵的权利，但在双方未对销售情况进行结算的情况下由尚锋公司单方进行折抵，不利于对高翔、刘武生权益的保护，双方对服装销售的约定符合委托销售的特征，尚锋公司应给予高翔、刘武生取回库存皮衣的权利，但高翔、刘武生在尚锋公司二次函告后均未要求取回库存皮衣，2020年11月9日，在庭审后高翔、刘武生表示如法院认定为代销，高翔、刘武生要求取回衣服，但之后高翔、刘武生一直未提出具体取回方案，考虑库存皮衣销售的季节特性，尚锋公司提出按约定折抵皮款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另，19071款皮衣尚锋公司自愿提高折抵价按1000元/件计算折抵价，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经核算，库存皮衣折抵价款计833600元（2445件×200元/件+1453件×200元/件+54件×1000元/件）。综上，高翔、刘武生应付尚锋公司皮款计347855.25元（1744182.75元+74800元-637527.5元-833600元）。对尚锋公司诉讼请求中上述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协议中约定合作期满后3个月内付清皮款，高翔、刘武生未能按约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尚锋公司诉请高翔、刘武生承担自2020年7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LPR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支持。高翔、刘武生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加工合同关系，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高翔、刘武生抗辩库存皮衣并非两人生产，经现场核对，两人对款式无异议，且当场拆除的水洗唛上有相应的两人姓名第一个字母的标识“G”，另尚锋公司为冲抵重新制作皮衣或购买皮衣缝制水洗唛的可能性较小，故一审法院对高翔和刘武生的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高翔、刘武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尚锋公司皮款347855.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47855.25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LPR利率计算）。二、驳回尚锋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66元，减半收取3583元，保全费3320元，合计6903元，由尚锋公司负担1395元，高翔、刘武生负担550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对于涉案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双方之间如何结算。对于涉案交易，尚锋公司与高翔、刘武生签订了《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协议》约定由高翔、刘武生向尚锋公司采购皮革生产服装，生产完毕的皮革衣服交由尚锋公司销售，合作期限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7日止；双方协商确认每个款号的生产数量及成本，同时对售出的衣服双方如何分钱、库存衣服如何处理等作出约定，并约定具体详见《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等。M19057、M19058、19071款衣服的《成本核算及分配单》均对每款衣服的皮革成本、皮革用料、高翔和刘武生的供货价、高翔和刘武生的结得价款及最终抵扣价格等作出约定。从上述《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看，尚锋公司与高翔、刘武生之间应系皮革买卖和服装委托销售的合同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无误。高翔虽辩称双方之间实为加工合同关系，但该抗辩与《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的约定不符，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而尚锋公司与他人之间的交易情况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高翔的该抗辩不予支持。高翔虽又辩称其系受欺骗签订《协议》，《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签订的《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且双方是在2019年4月至7月期间签订的《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高翔理应有充足时间了解约定内容，其该抗辩亦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依约合作了三款衣服，高翔和刘武生共向尚锋公司交付M19057款衣服3214件、M19058款衣服1778件、19071款衣服182件。一审法院根据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场清点的情况，认定三款衣服的库存数量，并无不当。在高翔和刘武生没有按约支付皮革款并取回库存衣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协议》及《成本核算及分配单》的约定，按照双方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已出售衣服的货款和库存衣服的折抵价款，并在与高翔和刘武生应支付的皮革款和尚锋公司已向高翔支付的74800元相抵后，认定高翔和刘武生应向尚锋公司支付347855.25元皮革款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高翔关于库存皮衣并非其生产的抗辩，一审法院已作出回应，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高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18元，由上诉人高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褚 翔审 判 员  舒珊珉审 判 员  黄 阁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石明洁书 记 员  吴 宵书 记 员  朱晓俊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