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浙07行终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云，女，195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代理人：孙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义乌市宾王路378号。 法定代表人吴朝晖，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义乌市永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义乌市稠城街道赋城8幢2单元6楼。 负责人吴云。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毛宜红，女，198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玲芳，女，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吴云诉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义乌市场监管局）、第三人义乌市永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永皓企业）、毛宜红、黄玲芳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782行初345号行政裁定，吴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28日，案外人周玎玎持原告吴云、毛宜红的身份证及相关资料，向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永皓企业，并提交了有全体合伙人吴云、毛宜红签字的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全体合伙人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全体合伙人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永皓企业的合伙协议、义乌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书、承诺书、确认书及财务负责人信息、全体合伙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联络员信息、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信息、办公大楼租赁协议、房权证复印件等材料。2016年3月31日，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作出准予设立永皓企业登记的行政决定，普通合伙人为吴云（持股比例90%）、毛宜红（持股比例10%），住所地义乌市××街道××路××幢××号××室。同日，被告向周玎玎送达营业执照，2016年5月20日，案外人瞿琳萍持吴云身份证原件、私章、永皓企业的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及授权委托书等前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办理银行账户开户事宜，经该行对其提供的证件资料进行审核查验，并与吴云本人电话确认，开设了账号为9704××××2981的永皓企业账户。2017年11月7日，经被告核准，第三人毛宜红将其在永皓企业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黄玲芳。永皓企业的经营场所从义乌市××街道××路××幢××号××室变更为义乌市稠城街道赋城8幢2单元6楼。2019年1月2日，原审法院因原告吴云的申请，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工商登记档案中“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永皓企业合伙协议”上“吴云”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2月22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Ａ-15号文检鉴定意见书，认定：全体合伙人签字、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签字）、全体合伙人签名、翔程企业合伙协议合伙人签字中，“吴云”签名字迹均不是原告吴云本人所写。为此，原告吴云支付鉴定费18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5月20日，瞿琳萍前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办理永皓企业开户，应认定系接受吴云委托的代理行为，该事实也得到原告吴云的追认。由此表明，原告吴云于2016年5月20日即已知道第三人永皓企业的存在，但其直到2018年11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起诉期限，且吴云也未提交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证据。第三人永皓企业、毛宜红、黄玲芳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云的起诉。司法鉴定费18000元，公告费900元，合计18900元，由原告吴云负担。 吴云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所依据的录音证据，证明力严重不足，且违反举证程序，由此导致错判。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主要依据为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证据19-21：19“永皓企业开户资料一份”，20“吴晓君工作证复印件一份”，21“吴晓君与吴云的通话录音记录打印件一份”。但是：（1）证据19-21系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案外人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搜集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被诉行政机关举证的规定。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庭审中也自认，该证据来源于案外人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非其自身所有也非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产生的证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2）一审裁定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了证据19-21的真实性。首先，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非该开户资料的接受方，开户资料上所谓吴云的代理人瞿琳萍系新光集团的高管，与上诉人有利害冲突，吴晓君系案外人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被上诉人如何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其次，在上诉人未认可证据19-21的真实性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是通过何种方式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呢？一审裁定中对该节事实真实性的认定仅仅寥寥数语（一审裁定第8页），且就该寥寥数语也是漏洞百出：“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永皓企业开户使用的私章不是其本人使用。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21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对证据19-2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用被告提供的证据21如何证明被告提供证据19-21是真实的？逻辑上存在明显问题；其次，一审裁定也未对其查明的事实进行说明，也从未告诉过上诉人查明了什么事实）。望二审对此予以彻查。（3）证据21本身不能证明录音发生在2016年5月20日。证据21是一个通话录音记录的打印件，但是上诉人在整个一审过程中从未听到该录音，也未收到该录音任何载体的复制件。上诉人自始至终看到的就是一个转录文字，上面的所有信息（包括录音时间2016年5月20日）都是手打，未有人签字盖章。即使存在相应的录音文件，那么如何证明这个录音谈话双方的身份？如何证明录音发生的时间？该时间是认定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的重要证据。二、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的事实已被查清，理应得到纠正。在一审中，上诉人通过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已经查明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文件的上诉人签字系伪造。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尽到审查义务，依据虚假申请材料做出企业设立登记行为的事实已经极为明显，理应得到纠正。综上，一审法院作出裁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成立，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义乌市场监管局、永皓企业、毛宜红、黄玲芳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所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吴云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义乌市场监管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已告知上诉人吴云起诉期限，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依法为一年，起止时间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开始计算。此处所谓的“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是指不仅要知道被诉行政行为本身，还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产生影响的内容。关于上诉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问题。首先，永皓企业的设立申请系由他人代办，而非由上诉人直接办理，相关申请材料中“吴云”的签名经鉴定亦非上诉人本人书写，永皓企业的营业执照也没有直接送达给上诉人，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在永皓企业获准登记时即已知晓该情况。其次，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5月20日，瞿琳萍前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办理永皓企业开户，应认定系接受吴云委托的代理行为，该事实也得到吴云的追认。故认定吴云于2016年5月20日即已知道第三人永皓企业的存在，2018年11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原审所认定的授权委托书和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吴云已知晓其作为永皓企业的合伙人并实质上知晓涉诉登记行为对其权利义务的影响。即上诉人虽然知道永皓企业的存在，但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知道永皓企业登记的负责人或合伙人为其本人等直接关乎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因此不能视为上诉人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行初345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义乌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单晓剑 审 判 员 张淑英 审 判 员 徐青雅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祝如龙 代书记员 余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