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鄂01行赔初1号原告余华锋。原告武汉市江夏铁路电器厂，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黄家湖大道南（邢远长村村委会旁）。法定代表人余华锋，该厂总经理（个人独资）。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蔡巍，湖北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张利，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磊晶，武汉市江夏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珍，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熊廷弼路92号。法定代表人陈兴雄，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群启，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洵，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华锋、武汉市江夏铁路电器厂（以下简称铁路电器厂）诉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夏区政府）、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江某规划局）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其他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华锋和铁路电器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蔡巍，被告江夏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磊晶、余珍，被告江某规划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群启、陆洵等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需以(2019)鄂01行初14号确认违法之诉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遂中止审理。期间经被告江夏区政府申请，对原告被强制拆除房屋内的财产进行了资产评估。上述情形消除后本案恢复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华锋、铁路电器厂起诉称：1994年1月28日，原告余华锋与原武昌县大桥土地管理所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土地所将其名下位于大花岭集镇内的一处面积476.71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原告余华锋。原告余华锋获取该土地的合法权益后，依法进行了报建并在该土地上修建了房屋和厂房，用于自身居住和仓储以供原告余华锋独资设立的原告铁路电器厂生产物资和产品，除原告余华锋居住外，原告铁路电器厂也安排员工在此进行仓储物资的日常管理。2017年10月27日，铁路电器厂员工到该厂上班时，发现涉案房屋已经被直接推倒，屋内全部财产均被掩埋。原告认为，原告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依法报建，所建成的房屋系原告合法所有的私人财产。原告余华锋及其独资公司铁路电器厂存放在房屋内的货物和生产资料同样是原告合法拥有的私人财产。被告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和其所属的职能部门，没有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强行拆毁原告的房屋，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赔偿。综上，被告作为本区域拆迁行为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强拆前未经事先告知和通知，也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拆毁原告的房屋，导致原告的房屋及其他财产损失，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房屋拆迁与补偿的相关规定，该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直接责任，原告有权向被告要求赔偿。为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依据相关拆迁标准对其强拆的原告房屋作出拆迁赔偿；2、判令被告赔偿因非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计1509,6533.24元；3、判令被告承担直接财产损失评估费6万元。被告江夏区政府答辩称：一、被告尊重省市两级法院关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生效判决。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原告应依法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三、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具体的请求内容，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四、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无合法的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其依据的评估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且已过有效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因此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对行政行为违法没有异议，同意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但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不具体，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后依法判决。被告江某规划局答辩称：一、被告并不负有向被拆迁人支付拆迁补偿的义务，原告要求我局向其支付拆迁补偿的诉求缺乏基本法律依据。二、被告既无职权实施房屋拆除，也从未参与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被告依法无需对原告房屋被强拆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即使假设被告应就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诉请所依据的资产评估结论存在明显错误，其损失金额也不应根据该资产评估结论进行确定，同时，原告因委托实施该项评估所产生的评估费用，亦不应由被告承担。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本案中所遭受的损失均不应由被告承担。基于此，被告特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余华锋、铁路电器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协议书；2、武汉市村镇农（居）民建房许可证存根；3、建房审批表及红某。4、现场“见证”物品清单4份，共7页；5、资产市场价值咨询评估报告。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夏区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4项证据认可，被告江某规划局称第4项证据的见证过程没有参与，不发表意见，两被告对原告第5项证据不认可，认为其评估属单方委托，且评估报告已过了一年的有效期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被告江夏区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7】第04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证明江夏区发布了征地公告；2、【2017】第05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明征收案涉土地补偿标准；3、【2017】第05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证明江夏区发布了征地公告；4、【2017】第010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明征收案涉土地补偿标准；5、余华锋被拆迁房屋丈量表，证明余华锋被拆迁房屋的状况；6、现场“见证”物品清单，证明原告财产损失范围。被告江夏区政府在庭审时提交了以下证据：1、余华锋私房建设调查勘测表，证明房屋的具体情况，系对证据5房屋丈量表的补充；2、《江某经济开发区大桥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和房屋还建安置实施方案》。经庭审质证，被告江某规划局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原告对被告江夏区政府提交的关于拆迁补偿和安置实施方案等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并称拆迁与补偿方案均未向原告送达，原告对财产的损失有权要求依法赔偿；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和在庭审时提交的证据1不认可，勘测表载明被拆除房屋的图片反映明显是两层，并不是被告江夏区政府所说的一层，且勘测表余华锋是代签，且没有制作时间，该表格与原告所留存的存根红某完全不一致，因此其证据没有证明力。被告江夏规划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武政规【2016】28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工作的意见》；2、武政规【2017】6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申请强制执行规定的通知》；3、《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4、原告律师函，证明（1）涉案房屋系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大桥现代产业园办公室组织拆迁公司强制拆除，原告因非法强拆所遭受的损失应仅由该办公室承担；（2）我局并未实施拆除涉案房屋，依法无需对原告因非法强拆所遭受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5、【2017】第04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公告；6、【2017】第05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公告；7、【2017】第04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8、【2017】第010号江夏区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7-8项证据证明（1）涉案地块的用地单位（拆迁人）为江夏区政府，本案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依法仅应由该政府承担；（2）证明我局在征收工作中的职责仅仅是协助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并不包括同被拆迁人签署、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本案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依法不应由我局承担。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夏区政府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同时认为国土部门作为征收实施部门也应该承担责任。原告对被告江某规划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局是征收公告中明确的实施部门，在赔偿中也应承担责任。本案在审理期间，经被告江夏区政府申请，本院委托相关机构摇号确定武汉衡某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原告铁路电器厂因违法拆迁造成的房内财产损失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该公司针对原告财产损失价值分别作出了鄂衡估【2020】第HLHF00023号《评估报告书》和鄂衡估值【2020】第HLHF00001号《估值报告书》。原告表示基于对司法鉴定的尊重故对两份报告均无异议。被告江夏区政府对两份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估值报告书》是原告自述的估值范围，不能认为有实际损害的存在，应不予支持；而《评估报告书》所列出的物品原物已经灭失，且原告没有提交发票，其估值过高，亦应不予认可。被告江夏规划局同意江夏区政府的意见，同时认为，评估价值的报告与实际价值不符，大桥新区对房屋的补偿有重置价的标准，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就是拆迁补偿，因此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评估报告不能作为本案的计算依据。经质证，本院对上述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1-4项证据为原告房屋建设审批的原始证据，该类证据在确认违法之诉案件中已进行质证和认定，第5项证据已过评估时效本案不予认定。被告江夏区政府提交的“余华锋被拆迁房屋丈量表”和“调查勘测表”，户主余华锋未签名确认，没有制作时间，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对原、被告提交的现场“见证”物品清单，双方现场见证签名确认，且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江夏规划局和江夏区政府提交的关于土地征收方面的文件、通知和公告等证据，本院在确认违法之诉案中已有认证意见且已作出确认判决，对此方面的证据不属本赔偿案件认定的范围，故不作认定。对于被告在答辩和质证过程中提到的物品发票的问题，原告称：原告铁路电器厂是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高铁和轨道运输的配件，被毁损的产品绝大多数是自行生产的，不是购置，因此不存在购置发票。由于部分产品是从拆除房屋的废墟中清找出来的，毁损严重，原告同意按照市场同类商品价格进行确定，但不能以原告生产的产品没有购置发票为由来否定鉴定。本院考虑到原告企业的特性，认为其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且《评估报告书》的评估方法也已载明系为铁路电器厂拟核实毁损资产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追溯评估。因此该评估结果可以作为本案认定赔偿的依据。经审理查明，1994年1月28日，原告余华锋与原武昌县大桥土地管理所就地处大花岭的一处宅地转让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对面积，位置、付款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约定，原告余华锋取得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后，于同年9月16日经有关部门的许可，在大花岭集镇内新建一栋两层楼房，占地面积135平方米，建筑面积260平方米。1996年9月，原告铁路电器厂成立，该厂系原告余华锋个人独资，经营范围为铁路机车车辆及配件、动车组制造、城市轨道交通通讯设备、铁路运输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原告余华锋建筑的涉案房屋主要用于其居住和原告铁路电器厂相关物资产品的仓储。2017年10月27日，原告在事先没有任何公告和通知，没有与相关部门达成任何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其房屋被强制拆除，致其房屋及房屋内大量的物品被掩埋毁损。同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原告与江夏区大桥新区司法所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对拆除房屋现场被掩埋和残存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双方在现场“见证”物品清单上签名确认，同时注明“此单为当日清点数量，最终以盘存表为准”。原告因房屋被强制除要求确认违法，同时对强拆造成房屋内的物品损失要求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的行为，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鄂01行初1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江夏区政府和江某规划局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12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行终711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本案在审理期间，经被告江夏区政府申请，本院委托相关机构摇号确定武汉衡某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原告铁路电器厂因违法拆除房屋造成房屋内财产损失的价值进行了评估。2020年10月23日，武汉衡某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原告铁路电器厂财产损失的价值进行了评估，以2017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作出了鄂衡估【2020】第HLHF00023号《评估报告书》和鄂衡估值【2020】第HLHF00001号《估值报告书》。其中《评估报告书》主要以现场“见证”物品清单上的内容为范围，对四类共171种产品和物品进行评估，其评估值为10355900.00元；《估值报告书》对原告铁路电器厂四类34项遗失财产部分资产的评估值为803400.00元。对以上的评估结果，各方均未向相关评估机构提出申请复核。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四）项、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违法征收财产等侵犯财产权的情形，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告江夏区政府和江某规划局既未与房屋所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未作出补偿决定，强制拆除了原告余华锋、铁路电器厂位于江夏区大桥现代产业园大花岭镇的房屋，该行为经省市两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在实施违法行为同时损毁了原告房屋内的财产，被告江夏区政府和江某规划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原告余华锋、铁路电器厂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原告余华锋所属的一栋两层楼房，占地面积135平方米，建筑面积260平方米，其个人独资经营的铁路电器厂成立后，该涉案房屋主要用于其居住和原告铁路电器厂相关物资产品的仓储。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赔偿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原告房屋的损失，二是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因原告的房屋已灭失，对于房屋的损失，根据《江某经济开发区大桥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和房屋还建安置实施方案》，其补偿方式除货币补偿外，还有房屋还建等方式补偿，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是货币还是房屋还建应给予原告充分的选择权，为此被告江夏区政府和江夏规划局应先行处理，由于被告的强拆行为已确认违法，被告应对原告房屋的损失从补偿转为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并与原告就房屋的赔偿方式、项目和数额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再对房屋的价值作出赔偿决定。对此，本院支持原告的第一项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原告房屋内物品因强拆造成的损失，武汉衡某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现场“见证”物品清单为评估范围，作出鄂衡估【2020】第HLHF00023号《评估报告书》，经对四类共计171项原材料、电子设备等产品进行评估，其实物的资产价值为10355900.00元。因现场“见证”物品清单为各方当事人现场清点登记并签名确认，同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评估的结果，未申请复核，亦是对该评估结果的认可，本院对上述评估的内容和结果予以认定。另经武汉衡某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原告盘点后的34项遗失财产部分进行了评估，作出的鄂衡估值【2020】第HLHF00001号《估值报告书》的评估值为803400.00元。各方当事人对该评估亦未申请复核。这34项遗失财产部分，虽未经被告见证，但鉴于现场“见证”物品清单的尾部注明有“此单为当日清点数量，最终以盘存表为准”，该记载客观地反映了强拆现场物品的清查存在未尽部分，为保护原告的合法财产，在赔偿中以直接损失酌情予以赔偿55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上述赔偿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对原告的合法财产的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共计人民币10905900.00元。而原告提出的第三项赔偿请求评估费6万元，不属于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原告余华锋、铁路电器厂起诉时对行政强制拆除房屋的确认之诉和赔偿之诉一并提起了诉讼，我院受理后，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分案审理，因此本案不属原告就赔偿单独起诉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的情形。本院在行政确认之诉二审终审后，对本案赔偿之诉再行审理符合上述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四）项、第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余华锋、武汉市江夏铁路电器厂被拆除房屋的价值作出赔偿决定。二、本判决生效后，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支付原告余华锋、武汉市江夏铁路电器厂赔偿金人民币10905900.00元。三、驳回原告余华锋、武汉市江夏铁路电器厂其他的赔偿请求。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余汉平审判员  肖 丹审判员  刘 忠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马颖杰书记员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