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8民初4799号原告：巩春生，男，197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振华，天津洲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静，天津洲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中瑞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北侧团泊湖温泉公寓酒店210室。法定代表人：绳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宇，天津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飚，员工。原告巩春生与被告天津中瑞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振华、贺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宇、李振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巩春生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2017年6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2017-0079463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判令被告返还购房款879773元；判令被告以首付款529773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至五年（含五年）的利率4.75%从2017年6月2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向原告支付购房首付款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25日为76680.96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办理贷款350000元的贷款利率损失（自2018年4月25日至2020年1月20日为32160元）；判令被告以尾款35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利率4.35%从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向原告支付购房尾款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25日为6597.5元）；判令被告退还房屋契税7925.68元、登记费80元、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费8797元,以上共计16802.68元；判令被告给付违约金88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坐落于静海区××路××号楼××号（以下简称瑞城东苑）房屋，价款为879773元。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约定“原告不同意变更，或甲方擅自变更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被告应退还原告已付款、支付已付款的利息，利息自被告付款之日次日起至被告退还乙方已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此外，被告还应按商品房价款的0.01%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6月24日支付商品房首付款529773元，其余价款办理贷款，2018年1月25日，原告支付其余价款350000元。2020年1月20日，原告结清所有贷款。2017年原告在售楼处看房时，被告员工展示了瑞城东苑Ｇ1户型图及样板间，明确告知购买该户型商品房是买两室交付三室（但该户价格明显比同楼层的两室户型高出一室房屋的价格，实质上是按照三室的价格成交），且在其展示的户型图中也明确标明了赠送空间。2020年1月，被告向原告发出《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在通知书中，被告明确告知因政策原因，赠送面积（非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不能实现。实际交付的房屋为三室，与最初约定的交付面积不符。2020年4月14日，原告向被告寄出《退房函》，告知被告交付的房屋与购买房屋时的承诺不符，拒绝收房并要求退房。被告在出售房屋时明知不能实现赠送面积的承诺，却以赠送一室（非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进行宣传，明显属于虚假宣传，误导购房人。原告基于被告的欺诈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综上所述，原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望法院判如所请。天津中瑞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一、被告在销售案涉房屋时不存在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对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等作出明确约定,且被告在合同中以附件的形式将案涉房屋平面图做出展示,原告已在合同及合同附件一商品房平面图上签字,该合同和平面图系原、被告双方对案涉房屋面积及户型的最终确认。且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买受人确认: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已在《合同》正文及附件中约定。凡买卖双方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信息都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买受人所购房屋可能与现场示范单位存在差异,买受人在签订《合同》及《补充合同》时已了解这种变化对其所购房屋带来的影响”,且上述内容均已加粗加黑加下划线,向原告做了特别提示。故被告在销售房屋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不存在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情形。二、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约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房屋的户型及面积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且被告向原告交付的商品房与合同约定的房屋户型、面积均一致,故本案不符合该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应当以《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房屋系大价值财产,单价、面积及户型是房屋买受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原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应仔细审查房屋的面积、户型等因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已包含了房屋平面图这一附件,原告理应知晓该平面图与被告宣传的效果图之间的差异。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应当以《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原告因购买涉案房屋贷款系原告与银行之间的行为，原告向银行支付利息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主张存在欺诈行为行使撤销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位于静海区××路××号楼××号房屋；房屋建筑层数为23层；建筑面积89.6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为63.79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9809.04元，价款为879773元；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交房。并附项目总图、楼层平面图，有原告签名确认。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买受人确认，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已在《合同》正文及附件中约定，凡买卖双方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的信息都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出卖人的售楼书、售楼广告中的资料、数据以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出卖人展示的样板房的功能仅为空间布局向导、装饰装修和家具摆放指引，买受人知晓样板房并非交楼标准或合同的样品；买受人所购房屋可能与现场示范单位存在差异，买受人在签订《合同》及《补充合同》时已了解这种变化对其所购买房屋带来的影响。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交付购房首付款529773元，贷款350000元，房屋契税7925.68元、登记费80元、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费8797元。2019年12月19日，房屋取得准许交付使用证。2020年1月，被告向原告发出《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说明由于政策原因，赠送面积（非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不能实现。2020年4月14日，原告向被告寄出《退房函》，告知被告交付的房屋与购买房屋时的承诺不符，拒绝收房并要求退房。被告当庭表示没有收到《退房函》。原告提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权利人为原告，建筑面积为89.69平方米。原告提交天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就被告广告宣传户型折页以户型图图片形式对赠送空间进行的宣传内容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相符，对被告罚款355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于涉诉房屋的面积、价款均有明确约定并在附件中显示户型平面图，双方均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同时，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明确约定：“买受人确认：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已在《合同》正文及附件中约定，凡买卖双方任何一方通过口头、书面、实物及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讲解、广告、楼书、示范单位、沙盘、模型等）所表达和提供的信息都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买受人所购房屋可能与现场示范单位存在差异，买受人在签订《合同》及《补充合同》时已了解这种变化对其所购买房屋带来的影响。”对此，原告亦签字确认。被告在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时，对于房屋的户型情况以及广告宣传等并非合同履行的依据，原告应知晓并确认，故原告以被告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问题，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对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处理，原告与被告履行的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合同中没有约定广告内容，故原告据此请求撤销《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在《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中，被告已经认可存在赠与面积，因《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中明确赠与面积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原告依此要求撤销《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不足，亦不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合同，本院不予准许，双方应继续履行签订的有关合同，故原告请求返还购房款879773元；以首付款529773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至五年（含五年）的利率4.75%从2017年6月2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向原告支付购房首付款利息；支付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办理贷款350000元的贷款利率损失；以尾款35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利率4.35%从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向原告支付购房尾款利息；退还房屋契税7925.68元、登记费80元、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费8797元，均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给付违约金88元，因被告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违约，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另案生效判决，已经判决驳回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故本案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巩春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54元，由原告巩春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云胜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刘桂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