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联香，女，196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全心，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晓翔，系李联香之子，1987年8月8日出生，住武汉市东西湖区李家墩办事处梅花池村9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219870808393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晓静，女，1987年6月7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菊，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书伟，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联香、侯全心因与被上诉人侯晓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8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联香、侯全心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李联香、侯全心与侯晓静签订的合同无效；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侯晓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非李联香、侯全心真实意思表示。李联香、侯全心均系初中文化水平，具备自行阅读及签字的能力，且本案证人侯全利证言中确定自己和李联香、侯全心双方共同前往武汉市东西湖国土局办理转让合同，看到了李联香、侯全心按手印，却不清楚李联香、侯全心是否为本人签字（该证词出自转让合同之后），经鉴定显示转让合同并非李联香、侯全心签字，手印为李联香、侯全心按捺，如证人所言李联香、侯全心均前往现场，但合同仅有手印，不符合日常行为规律，李联香、侯全心在一审中亦表明不清楚涉案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事实，上述转让合同并非李联香、侯全心的真实意思表达，系侯晓静伪造。二、原审判决所载的《土地转让申请》并非李联香、侯全心签署。三、土地转让行为合法性问题。(一）转让手续系伪造。根据《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需要办理转让土地使用权呈报，侯晓静提交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呈报表》显示，《武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缴款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26日，另一份缴款凭证显示2994元出让金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30日，但《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31日。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定程序应当先签合同再缴费，而此处先缴费再签合同，明显有悖常理。因此土地使用权转让程序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李联香、侯全心认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均系侯晓静伪造，并非李联香、侯全心真实意思表达。(二）该土地为划拨土地，不具备转让条件。依据《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七章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划拨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必须有合法的产权证明，该土地仅有一证，不具备转让条件。(三）该土地仅能在养殖场内部员工之间流转。依据《东西湖区个人建房用地申请书》显示，该土地审批是由于李联香本人具有当地农场的职工身份，审批土地的用途也为房屋重建，该土地只能在具有农场职工身份的自然人之间转让，而侯晓静并非农场职工，因此该转让行为无效。侯晓静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1.转让合同一审查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联香、侯全心在案涉转让合同中有手印，系其本人加盖。2.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转让手续齐全。3.一审查明本案关键证据即转让协议，李联香、侯全心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4.国家明文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李联香、侯全心主张只能内部流转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联香、侯全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联香、侯全心与侯晓静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侯晓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联香（曾用名李莲香）与侯全心（曾用名侯全新）系夫妻关系。1996年8月，李联香经当时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审批许可，划拨取得东西湖区养殖场八百工棚宅区用地96.72㎡土地使用权，用于新建住宅。2004年7月，前述用地经有关部门实地勘丈核实，面积为85.53㎡，该宗地当时登记于李联香名下，权属证号东国用（2004）第03010114号。侯全心与侯晓静系叔侄关系。2005年12月30日，李联香、侯全心向东西湖区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一份《土地转让申请》，载明：养殖场孵化队居民李联香、侯全新转让养殖场八百工棚宅区土地使用面积为85.53㎡的住房给养殖场梅花池97号居民侯晓静。同日，侯晓静向东西湖区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一份《土地受让申请》，载明，侯晓静自愿购买李联香坐落于养殖场八百工棚宅区住房，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5.53㎡。2005年12月31日，李联香、侯全新与侯晓静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载明，李联香、侯全新（转让方，甲方），侯晓静（受让方，乙方），所转让地块位于东西湖区养殖场八百工棚宅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5.53平方米，转让范围内的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转让金为每平方米350元，共计2994元。乙方按本合同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金等。合同尾部有“李联香”、“侯全新”、“侯晓静”的签字并按捺手印。同日，李联香、侯全心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了《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载明，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须先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才能转让。出让地块位于东西湖区养殖场八百工棚宅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350元，付清划拨土地出让金后15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2006年3月，侯晓静申请办理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提交了李联香、侯全心与其共同签署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呈报表（个人）》。现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侯晓静，权属证号东国用（2006）第03010114号。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案涉土地使用权上修造有房屋，目前由侯晓静占有、使用。一审中，李联香、侯全心对申请对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李联香”、“侯全新”的笔迹、手印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李联香”签字笔迹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倾向认定“侯全新”签字笔迹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该合同中“甲方李联香”签名字迹处指印是李联香本人捺印所留；“甲方侯全新”签名字迹处指印是侯全心本人捺印所留。证人侯晓静的父亲候全利出庭作证，证明，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时，是其代侯晓静和李联香、侯全心一起去办理，是李联香、侯全心本人在合同上按的手印。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之所以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当事人本身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可见，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合同这一当事人合意进行评价的结果。法律对当事人合意予以肯定性评价时，可以发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即合同生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李联香、侯全心请求宣告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否认权利存在之人，应就权利妨碍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举证。即李联香、侯全心应当就以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表示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非争议表示系与相对人通谋实施；行为人有主观上故意；行为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故意实施的行为并非其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只是借助合法的合同外表达到非法的目的。但李联香、侯全心就此没有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具体评判如下：其一，侯全心以其曾经使用的驾驶证、银行存折上“侯全心”的名字作为证据，拟证明侯全心非“侯全新”，案涉合同上“侯全新”的签名系他人伪造，对此，早在2005年12月，侯全心的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苑社区居民委员会、李家墩派出所就已经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侯全心与“侯全新”系同一人，侯全心在1986年与李联香登记结婚时，即使用的是“侯全新”的名字，因此，侯全心提供的上述证据，与客观事实相悖，不能证明其主张；其二，侯全心提供了其在乌鲁木齐的暂住证作为证据，拟证明签订案涉合同的时间节点，侯全心本人在新疆，不可能回到武汉在案涉合同上签字。对此，侯全心在庭审中明确陈述，案涉《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是其“本人在土地局签的字”，该合同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于2005年12月31日同一天，显然，侯全心的自认与其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自相矛盾，根据其自认，侯全心本人当日不仅在武汉，而且本人还在当地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上签字；其三，庭审中，李联香、侯全心对其签订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合同载明的内容可知，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时须先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才能转让、付清划拨土地出让金后15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也就是说，李联香、侯全心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原因就是为了转让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该证据所要表达的内容反与侯晓静的观点一致。与之相印证的是，根据该补办出让合同所载明的内容，应当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李联香、侯全心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出让金系其交纳，反而对侯晓静交纳该出让金的事实未持异议；其四，根据司法鉴定结论，虽然《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李联香、侯全心的签字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但合同上是李联香、侯全心的指印是本人捺印所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李联香、侯全心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虽然李联香、侯全心没有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转让合同》无效，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部分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关于合同的订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评判如下：其一，案涉合同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据此分析，李联香、侯全心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李联香、侯全心显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谓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的真实意志一致，因为合同本质上乃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此种合意是否依法可以产生法律约束力，取决于此种意思表示是否同行为人的真实意思相符合。作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李联香、侯全心，一审法院充分相信根据其本人的应有认知，足以对其在案涉合同书上摁手印的法律后果有着相当的判断，不能说该行为没有真实的反映其当时的内心的效果意思、不能说该行为不是其当时的主观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侯晓静委托其父侯全利在案涉合同上代为签字，根据此后的结果来判断，显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我国民事立法中对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的法定情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李联香、侯全心自述的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的情形。其二，案涉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现代合同法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从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李联香名下变更登记至侯晓静名下的行政许可行为来判断，案涉合同不可能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的情形。至于李联香、侯全心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仅能在养殖场内部员工之间流转的观点，既与前述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悖，也不能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即使存在李联香、侯全心主张的此类规范，也是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禁止的重心是行为手段（或方式）而不是禁止合同本身。法谚云，“照顾公众乃是最高之法律”，就是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有需要的话，个人权利必须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见，我国民事活动基本法是将尊重善良风俗、不违反公共秩序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加以规定。就本案判断，显然能够得出结论是，案涉合同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对恶意串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双方互相勾结，以某种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为牟取私利而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其具备下列条件：一是主观上当事人须有恶意通谋的故意，如果其中一方当事人不具有这种主观上的故意，则不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行为；二是当事人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当事人互相配合或共同实施该非法行为；三是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具有损害。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再就本案判断，就全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能够证明李联香、侯全心与侯晓静之间存在有前述所分析的恶意串通行为的证据。其四，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或合同无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未沿袭该规定。审判实务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否定性规范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以真实的意思表示掩盖或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二是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达到规避法律或欺骗他人的非法目的。就本案判断，李联香、侯全心始终未能指向案涉合同掩盖了何种非法目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或规避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不存在当事人之间订立与实质内容不符的名义合同关系，通过外在合法的虚伪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迂回达到非法目的之情形。综上所述，案涉合同属于“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依法成立，李联香、侯全心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审判决：驳回李联香、侯全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联香、侯全心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应围绕李联香、侯全心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李联香、侯全心主张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司法鉴定结论，该合同上李联香、侯全心的指印是其本人捺印所留，应具有与签字同等的法律效力，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李联香、侯全心主张土地为划拨土地，不具备转让条件，该上诉理由明显与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李联香名下变更登记至侯晓静名下的行政许可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李联香、侯全心主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仅能在养殖场内部员工之间流转，既与前述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悖，也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能据此否定合同效力。李联香、侯全心的上诉理由还涉及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外的办理变更登记所需文件的真伪问题，该上诉理由超出了本案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李联香、侯全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联香、侯全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骆朝辉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叶 欣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阮小琴书记员李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