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6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安盛宝厨具经营部，住所地海安市海安街道通榆北路2号E区E1、E2幢。经营者：崔卫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笋，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一帆，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红土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立发街道宁海南路221号。法定代表人：戴宝明，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宝明，男，1961年8月5日生，住海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禹芳，女，1962年6月6日生，住海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储林志，男，1975年6月20日生，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华锦彬，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丁兆年，男，1969年6月19日生，住海安市。上诉人海安盛宝厨具经营部（以下简称盛宝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红土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地公司）、戴宝明、胡禹芳、储林志、原审第三人丁兆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20）苏0621民初5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宝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储林志对戴宝明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案涉2018年9月签署的房屋及场地合作经营合同第五条明确表述了转让行为是戴宝明和储林志共同的行为，二人具有一致行动的表象。且600万元的转让费未明确二人具体份额即全部转入储林志个人账户，同时因戴宝明、储林志已支付租金至2019年6月，丁兆年将该部分本应支付给房东的经营费用支付给储林志、戴宝明，该款同样转入储林志个人账户，亦证明二人存在一致行动的实际内核。结合戴宝明一审中自认两次转让都是其一手安排，储林志只是配合完成转让并成为最终收款人，一审法院未要求储林志到庭说明情况，对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作出解释即认定恶意通谋不存在，属认定事实不清。2.2016年7月，江苏吉庆自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庆公司）将案涉场地租给戴宝明，2018年4月戴宝明将场地转租给储林志的同时也将设备进行了转让，储林志支付给戴宝明场地费125万元、设备转让费224万元，合计344万元。2018年9月，丁兆年即从戴宝明、储林志手中接手了餐厅，向储林志支付了合作经营费125万元、设备转让费586万元，合计711万元。该两次转让的对价存在巨大的差额，丁兆年作为一个正常经营者，不可能以离奇的高昂价格租赁场地、收购设备，更合理的解释是储林志的第一次收购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收购了戴宝明餐厅中的有价财产，包括场地和设备。3.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本经营部已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二人存在共同实施侵权的可能性，但对方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改判。储林志辩称：盛宝经营部主张本人与戴宝明、胡禹芳恶意串通共同侵权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1.案涉第三次转让即本人转让给丁兆年，实际上是在本人主导之下与丁兆年洽谈并形成，不存在与戴宝明恶意串通、共同侵权的事实。之所以第三次转让需要戴宝明参与，系因为第一份租赁合同是由戴宝明与吉庆公司签订的，后戴宝明转租给本人，本人再次转让时由戴宝明与吉庆公司共同参与无可厚非。2.关于转让价款的问题。储林志在经营期间对承租场所和饭店进行了投入，同时戴宝明还结欠储林志工资和借款，在戴宝明开设红土地公司时，水电安装都是由储林志施工，双方就此还形成170余万的工程款债务。尽管该部分事实与本案无关，但足以对盛宝经营部所称的巨大差额进行说明。3.戴宝明关于两次转让都是其实际安排，属公司行为系单方陈述，证明效力远远低于案涉合同等书证的证明效力，不能达到盛宝经营部的证明目的。盛宝经营部与戴宝明之间的买卖业务储林志并未参与，也不清楚存在所有权保留，盛宝经营部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储林志在受让资产及转让时对此明知，盛宝经营部主张本人共同侵权没有事实依据。红土地公司、戴宝明、胡禹芳、丁兆年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盛宝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土地公司赔偿盛宝经营部实际损失30万元（尚未收回的货款），并从2018年4月15日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2.判令戴宝明、胡禹芳、储林志对红土地公司偿付上述实际损失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禹芳与戴宝明于××××年结婚，××××年××月××日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017年3月15日，原海安戴宝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宝明公司）以“红地毯”名义与盛宝经营部订立购销合同1份，约定，戴宝明公司向盛宝经营部订购厨具一批（详见清单），货款总额207600元，合同签订后付定金6万元，货到付款12万元，安装调试完毕后付款27600元；如逾期交货或逾期付款，每天按总金额的5‰赔付对方；款未付清时，本批货物所有权归盛宝经营部所有。戴宝明公司、盛宝经营部分别在合同上盖章。合同所附厨房设备清单列明了不同货物的品名、规格、产地、数量、单价和金额，价值较大、数量较多的物品主要有碗柜6顶、蒸库连推车4辆（9300元/辆）、双眼电磁灶2台、台式电磁炉4台、平冷工作台3个、制冰机1台、烟罩34.5米等。戴宝明公司在2017年3月16日向盛宝经营部给付定金6万元。同年3月28日，江苏红地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地毯公司）以“海安红地毯社区文化广场”的名义，与盛宝经营部签订购销合同1份，约定，红地毯公司向盛宝经营部购买桌、椅、转盘一批（详见清单），货款总额166500元，合同签订后付定金5万元，2017年4月16日交货验收合格后付清余款；如逾期交货或逾期付款，每天按总金额的5‰赔付对方；款未付清时，本批货物所有权归盛宝经营部所有。红地毯公司、盛宝经营部分别在合同上盖章，红地毯公司工作人员柳惠玲在合同上签字。因本合同所涉货物品种较少，未附清单，直接在合同上方空白处注明椅子2300张（每张48元，计110400元）、1.7米规格的圆桌170张（250元/张，计42500元）、1米规格的钢化玻璃转盘170张（80元/张，计13600元）。红地毯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向盛宝经营部给付定金5万元。同年4月14日，红地毯公司工作人员柳惠玲再次以“海安红地毯社区文化广场”的名义，与盛宝经营部签订购销合同1份，约定向盛宝经营部购买会议桌一批（详见清单），货款总额37500元，合同签订后付定金7500元，货到后付清余款；如逾期交货或逾期付款，每天按总金额的5‰赔付对方；款未付清时，本批货物所有权归盛宝经营部所有；送货时间2017年4月20日。柳惠玲在合同上签字，盛宝经营部在合同上盖章。因该合同物品只有办公桌一种，双方也未另列清单，直接在合同上方空白处注明了办公桌的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规格为1.7米×45CM×75CM，数量250张，单价150元，计37500元）。红地毯公司于2017年4月16日向盛宝经营部给付定金7500元。此后，盛宝经营部于2017年6月6日将第二份合同和第三份合同中所涉货物，连同额外增加的6台推车（每台260元）一并送交红地毯公司，随货制作销售清单一份，列明所送货物的品名、数量、单价和金额，红地毯公司的工作人员柳惠玲于2017年6月7日签收，并注明“数实”。2017年6月22日，盛宝经营部将第一份合同所涉全部货物连同后续追加购买的货物一并送交红地毯公司，盛宝经营部制作销售清单及安装分布核实签证表一份，载明了所送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及分别安装在何处，盛宝经营部的经营者崔卫华、红地毯公司的工作人员柳惠玲等人分别签字确认。另，盛宝经营部在此前诉讼中还陈述，2017年9月3日，其根据红地毯公司的要求，再交付了蒸库连推车1辆（9300元）和桌面4张（450元/张），计11000元。对此，红土地公司时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建华（海安市洋蛮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在庭审中表示没有异议。所有货物交付完毕后，红地毯公司于2017年10月6日给付盛宝经营部65820元，其中转账支付53000元、12453元，微信支付367元。根据以上三份合同及红地毯公司额外追加购买的货物价值，结合盛宝经营部交货情况，盛宝经营部向戴宝明公司及红地毯公司所售货物总价值为483320元（207600元+166500元+37500元+11000元），截止2017年9月3日已全部交付完毕。截止2017年10月6日，戴宝明公司、红地毯公司共给付货款183320元，此后未再向盛宝经营部给付货款。2018年2月7日，红地毯公司财务人员孙晓敏向盛宝经营部出具说明1份，内容为：“2017年红地毯文化公司从崔卫华处购买厨具、桌椅共计483320元，截止2017年10月30日红地毯公司已付款给崔卫华183320元”。2018年4月15日,红土地公司与储林志签订租赁合同1份，约定将红土地公司宴会中心、硒餐厅租赁给储林志经营使用，由储林志以海安林志餐厅名义对外经营，租赁期限5年，从2018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第1年租金120万元，并应缴纳押金5万元，此后每年租金60万元。红土地公司将已装修的固定物资（灯具、洁具、变压器等）盘点列明细表交储林志使用，所有权仍归红土地公司。2018年4月25日，储林志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戴宝明80万元，次日再以相同方式转账支付戴宝明45万元，履行了给付第1年租金及押金的义务。2018年4月15日，胡禹芳与储林志签订设备设施转让协议1份，约定胡禹芳将厨具设备、餐具、空调、桌椅、家具、办公设备等设备转让给储林志，具体详见《资产评估报告》，转让价格为224万元。海安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于同年4月27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委托方为红土地公司，资产占有方亦为红土地公司，评估价值为244.9322万元，资产评估报告中明细表所列设备包含了盛宝经营部出售给戴宝明公司和红地毯公司的上述全部物品。同年4月25日至4月28日，储林志按上述设备设施转让协议分4次向胡禹芳账户存入和转入计224万元。2018年9月，吉庆公司、戴宝明、丁兆年、朱万平（担保人）、储林志签订房屋及场地合作经营合同1份。合同载明，吉庆公司于2016年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海安市海安镇宁海南路221号的房屋及场地租赁给戴宝明经营使用，现吉庆公司同意戴宝明将该房屋及场地中的宴会中心、硒餐厅、停车场、门面房入口左右各4间部分以合作经营的方式交付给丁兆年经营使用；合作经营期限自2018年至2026年12月31日；合作经营费用150万元，由丁兆年直接向吉庆公司支付；戴宝明、储林志将所有转让区域内的装修、设施和物品于2018年9月前全部转让给丁兆年，转让费为600万元，并汇到储林志账户。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丁兆年以海安锦龙禧事汇主题宴会中心的账户依上述房屋及场地合作经营合同，分11次向储林志账户支付计585.988万元，向周太荣（吉庆公司）账户支付50万元。海安市宁海南路221号原红土地公司经营场所，现由海安锦龙禧事汇主题宴会中心经营。另查明，戴宝明公司于2017年1月9日设立，2019年10月13日发布注销清算公告，债权人公告日期至2019年12月7日，现戴宝明公司已注销。红地毯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设立，2017年12月4日更名为红土地公司。2020年1月19日，红土地公司股东变更后只剩戴宝明一人，公司性质也变更为自然人独资。胡禹芳在盛宝经营部此前涉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称：海安富硒餐厅的设立、注销以及资产转让等，都是戴宝明一手操作的，我只是按照戴宝明的要求签字；此案与我无关，应由戴宝明处理。戴宝明在诉讼过程中陈述，以胡禹芳、储林志的名义对外转让资产，都是其一手策划，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资产。盛宝经营部曾于2018年9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戴宝明公司、红土地公司给付尚欠货款并偿付利息损失。诉讼过程中，盛宝经营部先后将戴宝明公司和红地毯公司、红土地公司的股东戴宝明、储林志以及戴宝明之妻胡禹芳等申请追加为被告，一审法院通知并追加被告后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8）苏0621民初6832号民事判决。储林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19）苏06民终42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重新进行审理，2020年9月23日，盛宝经营部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作出（2020）苏0621民初35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按盛宝经营部撤诉处理。随后，盛宝经营部另行提起了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盛宝经营部申请对红土地公司、戴宝明、胡禹芳、储林志等进行财产保全，并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并采取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盛宝经营部与戴宝明公司、红地毯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约定以外的其他条款，内容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约履行相应义务。盛宝经营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交付货物的义务，甚至还根据买方要求及时增加了部分其他货物并也已实际交付和安装，根据盛宝经营部提供的两份交货清单，结合胡禹芳将设备设施转让给储林志过程中形成的资产评估报告，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应予采信。根据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交货清单，结合红土地公司财务人员孙晓敏出具给盛宝经营部的说明，盛宝经营部尚有30万元货款未收回的事实存在，买方戴宝明公司、红地毯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货款。此前诉讼过程中，戴宝明、戴宝明公司及红土地公司均认可戴宝明公司、红地毯公司给付货款的义务应由红土地公司承担，加之现在戴宝明公司已经注销，且红土地公司本身就是由红地毯公司更名设立，故案涉货款给付义务应由红土地公司全额承担。案涉购销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该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且由于该约定是基于财产所有人的物权保护，其他人均应予以尊重，除非善意取得之外，将可能构成对出买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并因此而承担侵权责任。盛宝经营部作为案涉购销合同的出卖人，在合同约定了所有权保留、且客观上确有部分货款未能收回的情况下，选择侵权之诉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红土地公司在购买案涉货物且未全额付款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戴宝明一手策划将全部货物转让给储林志，而又迟迟不能向盛宝经营部给付尚欠货款，造成了盛宝经营部财产损失，红土地公司及戴宝明主观过错明显，采取不当手段转让货物，造成盛宝经营部受损，其应共同向盛宝经营部承担赔偿责任。胡禹芳以自己作为转让人，将红土地公司购买且尚未付清货款、所有权仍为出卖人保留、明显不属于自己的货物转让给储林志，盛宝经营部主张胡禹芳构成共同侵权，但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明知所转让的货物约定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故盛宝经营部要求胡禹芳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证据不足，难以支持。但胡禹芳客观上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货物进行了转让，且实际从储林志处得款224万元，或按戴宝明在诉讼中的陈述，胡禹芳是听从戴宝明的指挥实施转让行为，均构成了对侵权人戴宝明的帮助，其依法应当与侵权行为人戴宝明承担连带责任。储林志获得案涉货物后将自己“受让所得货物”与戴宝明对经营区域所进行了的“装修和改造”（亦或还包括除储林志受让以外的其他设施和物品）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丁兆年，并合并确定转让费，而不区分储林志、戴宝明各自份额，甚至约定全部转让款均汇入储林志一个人账户，这可能会引起储林志与戴宝明在内部发生争议，但这不足以认定储林志在本次转让过程中与戴宝明恶意磋商，也难以得出储林志明知其受让后再转让出去的货物此前被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故盛宝经营部要求储林志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胡禹芳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对盛宝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质证、对事实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法由其自负。据此，一审判决：一、红土地公司、戴宝明共同赔偿盛宝经营部尚欠货款30万元及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上述货款之日止）。二、胡禹芳对戴宝明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一、二两项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盛宝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诉讼保全费2270元，合计5170元，由红土地公司、戴宝明共同负担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宝经营部提交：1.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68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年9月本案最后一次转让时，吉庆公司与红土地公司、戴宝明之间有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该次转让也是由戴宝明主导进行。2.关于红土地公司资产清查追讨的决定，证明红土地公司和戴宝明认为储林志存在侵吞公司资产嫌疑，已对其实施了控告。其上表述储林志侵吞719.5万元的金额与储林志在本案最后一次转让时所获711万元左右吻合。储林志质证认为：1.关于吉庆公司与红土地公司、戴宝明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系因戴宝明未经吉庆公司许可转租房屋，故在储林志转让给丁兆年时，丁兆年要求戴宝明也参与合同的签署，但并不能证明戴宝明与储林志共同侵权。2.对关于红土地公司资产清查追讨的决定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内容也与本案无关。即便真实，也只是红土地公司与储林志之间的债务纠纷，反而印证戴宝明与储林志并没有恶意串通，否则双方也不会产生纠纷。本院认证意见：1.对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687号民事裁定书，储林志对真实性未提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该裁定书只能反映吉庆公司与红土地公司、戴宝明之间曾就房屋租赁发生过纠纷，不能证明2018年9月的转让系由戴宝明主导。2.对关于红土地公司资产清查追讨的决定，储林志对真实性不予确认，盛宝经营部亦未能提交原件，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储林志与戴宝明是否存在共同侵权，是否应对戴宝明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存在侵权行为、发生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存在过错。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碍难认定储林志与戴宝明构成共同侵权，储林志不应对戴宝明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1.就红土地公司、戴宝明及胡禹芳而言，在明知与盛宝经营部之间存在保留所有权的约定，货款未付清前，相应厨具、圆桌等仍归盛宝经营部所有的情况下，将前述设备进行转让，显然侵犯了盛宝经营部的财产权，构成侵权。而对储林志而言，其与胡禹芳签订协议购得红土地公司前述设备后又将出售给丁兆年，客观上虽然侵害了盛宝经营部的财产权，但其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须对此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也即储林志明知或者应知其处分的财产系盛宝经营部所有，红土地公司、戴宝明及胡禹芳无处分权。但盛宝经营部未能提交储林志对此明知的证据，同时红土地公司对动产的占有具有较强的所有权外观，且盛宝经营部保留所有权的财产系与其他设备一并进行了转让，难以苛求储林志应当意识到红土地公司转让的设备中部分存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故本案储林志主观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对储林志购买设备与出售设备之间差价问题。一方面，储林志与胡禹芳之间约定的设备转让对价224万元与海安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评估红土地公司的2449322元资产价值相当，并无证据显示该转让价明显过低。另一方面，根据储林志与胡禹芳之间的租赁合同以及设备设施转让协议，储林志受让的只是红土地公司厨具设备等动产，餐厅已装修的固定物资所有权仍归红土地公司，而2018年9月在吉庆公司等五方签订的房屋及场地合作经营合同中，储林志、戴宝明向丁兆年转让的系所有转租区域内的装修、设施和物品，两者转让财产的范围明显不同，不能直接依据224万元与600万元之间存在差额即认定224万元系不合理低价。况且在两次转让中，盛宝经营部保留所有权的厨具、桌椅等财产原值为48万余元，占整个转让设备价值的比重较低，对该部分财产的转让价格是否合理亦难以单独予以评价。仅凭储林志与戴宝明在合同中约定由储林志一人收取转让款而未明确二人各自应得的份额，尚不足以认定储林志与戴宝明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盛宝经营部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盛宝经营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海安盛宝厨具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琰审 判 员  沙 楠审 判 员  陈燮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顾 星书 记 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