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8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翠兰，女，汉族，1956年3月6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津龙，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先春，女，汉族，1949年8月7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锁成，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贤伟，男，汉族，1975年1月17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锁成，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翠兰因与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5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程翠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刘津龙；肖先春、刘贤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王锁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程翠兰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02民初51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至本案一审时，诉争双方之间有且仅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再无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属借贷关系，上诉人应另行主张权利，属于明显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购房款后，向上诉人交付了诉争房屋，后上诉人一直在诉争房屋内居住至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以债权抵偿购房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在购房款收条上注明“注原借款条作废”之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已经归于消灭，产生了新的法律关系，也即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但是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即原审法院认可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在确认买卖合同无效后，又让上诉人在以借贷关系起诉被上诉人，原审法院将同一事件认定为两个法律关系（房屋买卖与民间借贷），完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诉争双方之《房屋买卖合同》是在被上诉人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经双方重新协商并对账，将借款合同关系转变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并对房屋交付、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并不鲜见，该意思表示的变化，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本案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担保，而是在被上诉人难以清偿债务时，通过将被上诉人所有的房产出售给债权人的方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因此双方之纠纷裁判者理应基于诉争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做出认定及裁判，而非将其重新认定为借贷关系而要求其另案处理。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消灭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出具购房款收条时已经注明原借款条全部作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消灭，上诉人己无法再另行向被上诉人主张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应对返还购房款一并处理。（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可知，原审在确认合同无效后，应判令上诉人将诉争房屋返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购房款支付给上诉人。原审法院仅就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判决，却未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任何的认定，并未实际解决案件纠纷，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原审法院仅就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判决，却未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任何的认定，并未实际解决案件纠纷，其实质是逃避对复杂法律纠纷的剖析，以双方系借贷关系为由判令其另案处理，其本质是拒绝裁判，不但违反了裁判者不得拒绝裁判之基本审判原则，更是将社会矛盾重新推回了社会和其他裁判者，徒增当事双方及上级及其他裁判机关之诉累，无疑是对本就不堪重负之诉讼资源之极大浪费。2、原审法院在确认合同无效后，应认定各方当事人在造成合同无效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并根据过错及损失大小，对双方之相关利益做出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可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时，应区分各方过错程度，并判令过错方应赔偿无过错方所受到的损失。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明知其房屋不能买卖，却违法出卖该房屋，并在拆迁之时违背诚信原则拒绝配合上诉人办理拆迁等相关事宜，存在过错，其在向上诉人返还购房款的同时，应一并赔偿上诉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原审法院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未对过错程度进行认定，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完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房屋买卖合同虽然无效，但是合同已经成立，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但是该买卖合同已经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基于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明确，即便买卖合同无效，上诉人也只能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购房款并支付赔偿金，而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应另行基于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一方面将借款关系与买卖关系混为一谈要求上诉人另案主张基于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债权，一方面又以因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确认买卖合同无效（并非是以以房抵债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完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债权抵偿，在一审时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此房款已交给被上诉人，仅仅依靠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以及承诺书、具结书、收条并不足以说明该款项却已交付。二、通过被上诉人在同一天签订的一系列材料能够推断出，上诉人意图以涉案房屋来抵偿之前欠付的借款，所有的材料均是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被动接受，由于上诉人单方计算的购房款并非真实，仅仅提供了银行流水而且流水中并不能反映出涉案的款项实际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220万元款项的交付情况，为防止上诉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一审驳回上诉人要求返还购房款的诉求是准确的。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是引导上诉人采取正确的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利，该释明也是恰当的。三、原审法院已经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后果予以了裁决，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在被上诉人一直愿意偿还合法债务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按照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并没有导致上诉人的权益受损。原审法院的判决没有违反裁判者不得拒绝裁判之基本审判原则。四、被上诉人在本案纠纷中并没有任何过错，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上诉人提出并强令被上诉人同意签订，并非被上诉人主动用房屋抵账，该房屋的集体土地性质上诉人从一开始就是知情的，签订完合同后，上诉人又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户口迁入该房屋并抢占该房屋的行为也表明其明知该房屋的土地性质。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明知房屋不能买卖存在过错的观点错误。由于上诉人要求返还购房款没有依据证明其主张，那么上诉人要求赔偿涉案房屋的整个拆迁价格也一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同一个法律事实可以引起多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原审法院将借款关系和买卖合同并没有混为一谈，也并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程翠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双方签订的《武汉市江岸区堤角后街64号-1、64号-2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2、判令肖先春、刘贤伟返还程翠兰购房款220万元及利息（以22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从2013年9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并赔偿程翠兰损失13653527.4元（最终以拆迁部门确定的金额为准);3、判令肖先春、刘贤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堤角后街64号房屋（建筑面积137.53平方米）产权人为肖先春。房屋所在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所有者为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幸福村。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堤角后街64-1号房屋（建筑面积81.7平方米）产权人为刘贤伟。房屋所在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所有者为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幸福村。2013年8月31日，卖方肖先春、刘贤伟（甲方）、买方程翠兰（乙方）、见证人左某（丙方）就武汉市江岸区堤角后街64号-1号、64号-2号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房屋成交价为220万元。2013年8月31日，肖先春、刘贤伟向程翠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程翠兰购武汉市江岸区堤角后街64号-1、-2房屋1-3楼，面积整栋，房屋款220万元（700㎡）（注原借款条作废）”。同日，肖先春出具《承诺书》，肖先春、刘贤伟出具《具结书》。2013年8月31日，程翠兰（甲方）、案外人左某（乙方）、肖先春、刘贤伟（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其中约定，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债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乙方受让债权。经各方同意，丙方同意在债权转让完成后向甲方偿还债务，该债务包括本金106万元。审理中，程翠兰陈述，我借给肖先春113万元，其中，于2012年9月4日转账支付肖先春10万元，其余是现金支付。左某转让的106万元债权作为购房款，两项合计219万元。签订合同当天，程翠兰支付现金1万元。肖先春、刘贤伟陈述，债权转让时我方已不欠左某款项，另外114万元是程翠兰自行计算的，我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程翠兰与肖先春、刘贤伟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程翠兰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确认以债权抵偿购房款，《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程翠兰与肖先春、刘贤伟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消灭，程翠兰可以另行要求肖先春、刘贤伟履行原借款关系项下的义务。涉案房屋尚未征收补偿，程翠兰对涉案房屋亦不享有合法所有权，程翠兰要求肖先春、刘贤伟赔偿涉案房屋拆迁利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程翠兰与肖先春、刘贤伟于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二、驳回程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00元，减半收取计276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2600元，由程翠兰负担16300元，肖先春、刘贤伟负担16300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程翠兰提交如下证据：一、“部分借条”。拟证明，肖先春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二、“证明（游湖社区筹备组出具）”。拟证明上诉人取得诉争房屋后进行居住并对外出租，处分诉争房屋的事实。三、“承诺书”、“拆迁房屋现状照片”。拟证明1、拆迁指挥部认可上诉人作为诉争房屋权利人的事实；2、诉争房屋已于2020年5月被拆迁的事实。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质证称：一、关于“部分借条”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原件，所以我方不予认可。我方认可肖先春与上诉人存在借款事实，但需要上诉人方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实际的交付。二、关于“证明（游湖社区筹备组出具）”，对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对于该证据的效力我方不认可。我方认为只能证明上诉人的户口在该社区，但不能证明其实际居住在该社区，上诉人如何将户口迁到该社区的。三、关于“承诺书”，我方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我方提供的土地证等信息可以证明该房屋由被上诉人所有，也看不出指挥部对于诉争房屋权利人的认可。四、关于“拆迁房屋现状照片”，真实性我方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程翠兰与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对于无效的合同，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是，本案除涉及到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之外，上诉人程翠兰与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购房款也是因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遗留的款项相抵扣。在厘清上诉人程翠兰与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债权金额等主要事实之前，上诉人程翠兰与被上诉人肖先春、刘贤伟之间关于《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后如何返还等问题本案无法查明，因此一审判决在确认《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后并未就财产返还问题进行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程翠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200元，由程翠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海鹏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欣书记员王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