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0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浦某1，男，1957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蓉（系浦某1妻子），女，1966年2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垚，江苏润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浦某2，男，1954年7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富，无锡市梁溪区永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浦某3，男，1948年10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法定代理人：浦某2，男，1954年7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富，无锡永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男，1948年11月5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男，1979年6月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浦某1因与被上诉人浦某2、浦某3、彭某、崔某继承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1民初7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浦某2、浦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根据浦化人的干部履历表以及世纪杂志对浦化人的介绍，浦化人与陆秀和已在1930年离婚，不再是夫妻关系，故浦化人不能继承陆秀和的房产份额。2、世纪杂志介绍“浦化人在1938年和王维贞以及王女冯英从无锡转到延安”，浦某5是否系王维贞的女儿“冯英”，以及浦某5有几位子女，均未查明，申请二审法院向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遗光寺派出所进行调查。3、对于继承问题，多年来无人提出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上，老宅在解放前已被日寇烧毁，后由陆秀和与浦某4重新建造，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陆秀和与浦某4二人而非六人，1951年颁发的房产证登记错误。此后，2002年11月2日无锡日报报道“一场秋雨淋塌浦化人旧宅”，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屋在倒塌后由其重新落地翻建，其享有完整产权。4、一审法院认定彭某是基于自建房屋而获得某某小区12-1202安置房，没有任何客观证据，仅凭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彭某安置房的说明》和《证明》就下此结论，违背事实，且上述证据未经质证。浦某2、浦某3辩称：本案争议的石塘社区横街上37-2号房屋，原登记为浦化人与浦某3等六人共有，该房屋拆迁安置取得两套安置房，其中浦某3应得1／6份额，浦某2接受彭某的赠与应得1／3份额。石塘社区横街上37-1号房屋是彭某自建，该房屋的拆迁安置与浦化人老宅无关，所有相关证据均已质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某辩称：没有证据证明浦化人与陆秀和真正解除了婚姻关系。浦化人是革命工作者，为防止国民党迫害家人都使用化名，“冯英”即为浦某5的化名，而其系浦某5独子，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事实。石塘社区横街上37-1号房屋是其与母亲浦某5为了在老家获得留根房而委托表亲浦秀山在祖宅后面的自留地上建造的，该房屋拆迁安置调换了某某小区12-1202房屋，与浦化人老宅37-2号房屋无关，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是个人证言，而是一级组织向法院说明的情况，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社区范围内的权威性。根据继承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其完全有权继承浦化人老宅37-2号房屋的相应份额，为了让浦某3（残疾人）今后能得到较好的医疗和照顾，其自愿将继承的份额赠与浦某3的监护人浦某2。崔某表示同意一审判决。浦某2、浦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某小区13-2304、某某小区24-1802两套房屋1／3由浦某2继承、1／6由浦某3继承。事实和理由：坐落于无锡市滨湖区××镇××村××队××街的三间砖木结构的老宅登记为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有。浦化人有两任妻子，第一任为陆秀和、第二任为王维贞。浦化人与陆秀和生育了二个儿子即浦维逊、浦某4；浦化人与王维贞生育了女儿浦某5。陆秀和死亡后，陆秀和占老宅1／6份额由浦化人、浦某4各继承1／12。浦化人死亡后，浦化人占老宅1／6份额及继承陆秀和1／12份额（合计3／12）由王维贞、浦某4、浦某5各继承3／36。王维贞死亡后，王维贞占老宅1／6份额及继承浦化人3／36份额（合计9／36）由浦某5继承。加上浦某5继承浦化人3／36份额，浦某5共继承12／36份额。彭某系浦某5的独子，浦某5继承的份额由彭某继承，现彭某自愿将其继承份额赠与浦某2。浦某4、杨逸珍生前立遗嘱，声明其两人的份额由浦某1继承。浦某3占有老宅1／6份额。2012年9月，石塘村横街上37号-2老宅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即某某小区13-2304、某某小区24-1802。现要求对该两套房屋继承、分割。浦某1一审辩称：1、石塘村横街上37号后由其推倒重建，属于物权原始取得，其系该老宅的所有权人，后由其作为被拆迁人安置了两套房屋即某某小区13-2304、24-1802，该两套房屋应属其所有；2、某某小区12-1202房屋也是从石塘村横街上37号拆迁安置所得，拆迁审批表显示被拆迁人是由浦化人变更为彭某，彭某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并非基于自建房屋取得，而是基于继承取得了拆迁安置补偿，且超过了彭某应当继承的份额，故本案中彭某无份额可以继承；3、1990年底，领取宅基地使用权证时，石塘村横街上37号老宅登记使用权人为浦某4。浦某4、杨逸珍立下遗嘱由其继承二人的份额，故该房屋拆迁安置获得的两套安置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与浦某2、浦某3无涉。彭某一审辩称：浦化人、王维贞系其外公、外婆。老宅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六个使用权人包括浦化人、王维贞。2011年初，浦某5与其一起到石塘村委会了解拆迁情况，浦某5全权委托其办理拆迁、继承事宜。浦某5的份额应当由其继承。某某小区12-1202房屋由其自建的37-1号房屋拆迁安置所得，与本案无关。关于某某小区13-2304、某某小区24-1802两套房屋，浦某5继承的份额为4／12，浦某5的份额应由其继承，现将其继承份额无偿赠与浦某2。崔某一审辩称：关于老宅拆迁安置所得房屋的确权、继承等，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塘字第392号）记载苏南区无锡县南泉塘山石塘横街上三间房屋（即石塘横街上37号，下称老宅）登记户主为浦化人、人口6人即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贞）、浦某4、杨逸珍、浦某3。浦化人（1974年11月15日去世）与第一任妻子陆秀和（1964年5月去世）育有浦维逊（1940年12月牺牲，系烈士，无子女）、浦某4（2012年4月去世）。浦化人第二任妻子王维真（1982年4月去世）。浦某4、杨逸珍（2009年12月去世）夫妇生育浦某3（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现监护人为浦某2）、浦抗美（1998年去世，儿子崔某）、浦某2及浦某1。1990年12月，老宅宅基地使用权证登记为浦某4，宅基地面积140平方米。2003年11月6日，浦某4、杨逸珍立下遗嘱（2003年12月24日办理公证）“塘字第39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坐落南泉塘山石塘横街上三间平房的产权属浦化人、陆秀和、王维贞、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有，浦某4、杨逸珍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应属浦某4、杨逸珍所有的房产份额及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均遗留给儿子浦某1继承”。2012年9月11日，彭某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以石塘村横街上37-1号（建筑面积43.66平方米）的名义拆迁安置一套某某小区12-1202房屋（面积64.88平方米、2019年10月10日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彭某）。2012年9月11日，浦某1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被拆迁人浦某4（亡）、浦某1］，以石塘村横街上37-2号（建筑面积170.27平方米）的名义拆迁安置取得某某小区13-2304（125.47平方米）、某某小区24-1802（63.83平方米）房屋两套（2017年5月浦某1经手安置决算并付款62194元）。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涉案某某小区的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的价值均按照每平方米9000元计算（不含土地出让金）。对于某某小区13-2304、某某小区24-1802两套房屋，浦某2、浦某3及浦某1均主张要房子。2017年1月18日，彭某出具遗产赠与书，将其继承石塘横街上37号房屋的份额赠与浦某2。以上事实，由户籍证明、拆迁安置材料、照片、遗嘱、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彭某的身份问题；二、彭某以37-1名义拆迁安置的某某小区12-1202房屋，是基于彭某自建房屋取得还是基于继承取得；三、拆迁的石塘村横街上37-2号房屋是老宅还是重新建造的房屋。对于争议焦点一“彭某的身份问题”，浦某2、浦某3称浦某5系浦化人、王维真女儿，彭某系浦某5儿子；彭某称“我父亲彭富九系开国少将，从事情报工作，我母亲浦某5也是老革命，我出生在西柏坡。浦化人、王维贞是我外公、外婆。我一直跟随父母在北京长大，我后来也参军了”；浦某1对于浦某5系浦化人、王维真女儿以及彭某系浦某5儿子的身份提出异议。为此，浦某2、浦某3、彭某提交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彭某与王维贞、浦某5在北海的合影及2010年1月彭某与原石塘塘山乡老乡长浦连发的合影、转业证及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一处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浦化人去世后骨灰存放在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骨灰盒左侧镌刻有浦化人妻王维真、女浦某5、子浦某4字样。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一处出具《证明》记载“兹证明外交部离休干部浦某5同志系浦化人同志之女”、“兹证明彭某同志（身份证号码110108194811××××）系外交部离休干部浦某5的独子”，浦某5系浦化人女儿的身份关系可以认定，彭某系浦某5独子的身份关系可以认定。对于争议焦点二“彭某以37-1名义拆迁安置的某某小区12-1202房屋，是基于彭某自建房屋取得还是基于继承取得”，浦某2、浦某3认为某某小区12-1202房屋属于彭某以其自建房屋并以37-1名义拆迁安置取得，该房屋归彭某个人所有，与本案无关；彭某称“2011年母亲浦某5知道无锡老宅要拆迁，我和浦某5一起到石塘村委会了解拆迁情况，浦某5给我写了委托书，委托我全权办理拆迁和继承事宜，浦某5告诉村委会等她去世后，她的份额由我继承。后来浦某5找到无锡本地的侄子浦秀山，希望帮助解决拆迁和继承的事宜，浦秀山让我们写个委托书委托葛建中去办理，后来根据自建房屋以37-1号名义安置一套某某小区12-1202，该房屋与本案无关”；浦某1认为某某小区12-1202房屋并非彭某基于自建房屋取得，而是基于继承取得，且超过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为此，法院根据浦某1的申请调取涉及彭某的拆迁安置档案资料，显示如下内容：1、彭某被拆迁的为石塘村横街上37-1号房屋（建筑面积43.66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64.88平方米）。拆迁安置申请表中载明被拆迁人姓名为浦化人（亡）变更彭某，与被拆迁人关系载明“祖孙”；2、2011年3月1日拆迁补偿价格评估表载明“拆迁房屋坐落石塘村横街上37-1号、房屋所有权人：王维真（亡）、建筑面积43.66”。为石塘村横街上37-1号房屋拆迁，2011年3月9日，浦某5委托彭某全权处理关于其对于涉案老房的继承事宜。2011年3月9日《委托书》“彭某委托葛建中全权代理老宅的产权继承、拆迁安置等”；3、2017年9月6日，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关于彭某安置房的说明》，内容为“2010年初，彭某母亲浦某5委托浦秀山在其老祖房的宅基地建造43.66平米的二间平房......”；4、2018年11月7日，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1、37-1房屋（面积43.66平方米）属彭某于2010年初自建的，2011年该房屋列入拆迁安置范围。经拆迁公司、社区评估审核后，按政策分配给彭某一套某某小区65平米，超面积安置部分差额由彭某自费付款；2、37-1房屋是彭某自建，没有办理房屋登记手续，按政策自建房屋必须和老宅（有证房屋）有关系才能列入拆迁安置。由于彭某是浦化人（浦某4）合法继承人之一，经社区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将彭某自建房屋列入拆迁安置对象。为区分浦化人（浦某4）老宅与彭某自建房屋，将彭某自建房屋编号为37-1、浦化人老宅为37-2，所以在申请房屋证登记时，按办证要求将37-1房屋登记申请材料、安置产权变更申请表、具结书、证明、安置房分配协议等写上浦化人、王维真、彭某等名字；3、简而言之彭某自建房换取安置房，必须有一个名义，因为他是浦化人的后人。所以办证时只能依附于浦化人的名义之下”。2018年4月24日，浦云岳在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关于浦化人横街上37号老房子的纠纷，我们社区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有所了解。浦化人确实有一个女儿叫浦某5，这个情况社区之前是不知道的。在拆迁过程中，因彭某持外交部证明主张权利，我们向浦化人哥哥的孙子浦秀山做了调查，制作了一张浦化人家谱。关于彭某因37-1号房屋取得的拆迁房与浦化人的老房无关，37-1号房屋是彭某委托浦秀山搭建，与本案无关。37-2老房子1950-1990年期间没有进行翻建，2002年浦某1进行了修缮，不是落地翻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某某小区12-1202房屋系彭某根据自建房屋拆迁安置取得，该房屋归彭某所有，与本案遗产继承分割无关。对于争议焦点三“拆迁的石塘村横街上37-2号房屋是老宅还是重新建造的房屋”，浦某2、浦某3、彭某认为石塘村横街上37号房屋是老宅，浦某1并未重新建造，后老宅以横街上37-2的名义拆迁安置取得两套房屋；浦某1认为其将横街上37号老宅推倒重建，属于原始取得，老宅的所有权归浦某1，老宅以横街上37-2的名义拆迁安置取得的两套房屋归浦某1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浦某1辩称其将横街上37号老宅推倒重建，但未能提供重建的证据。根据2003年12月24日浦某4、杨逸珍公证遗嘱的部分内容“塘字第39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坐落南泉塘山石塘横街上三间平房的产权属浦化人、陆秀和、王维贞、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有......”及法院调查时浦云岳的陈述“37-2老房子1950-1990年期间没有翻建，2002年这套老房子是浦某1修缮，没有落地翻建......”，虽然浦某1对老宅进行了修缮，但并不能改变老宅的权属，一审法院对浦某1该辩称不予采纳。横街上37号老宅应当按照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街××号老宅为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同共有。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故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对横街上37号老宅各占1／6产权份额。现因陆秀和、浦化人、王维真、杨逸珍、浦某4先后去世，故陆秀和占老宅1／6份额由浦化人、浦某4二人继承即各继承1／12；浦化人占老宅1／6份额及继承陆秀和1／12份额（合计3／12份额）由王维贞、浦某4、浦某5三人继承即各继承3／36份额；王维贞占老宅1／6份额及继承浦化人3／36份额（合计9／36份额）由浦某5继承，加上继承浦化人3／36份额，浦某5共继承12／36份额。因浦某5生前未留下遗嘱，故浦某5去世后其继承老宅份额作为遗产由其独子彭某继承即彭某继承老宅12／36份额。本案中彭某自愿将其继承份额赠与浦某2，浦某2接受赠与，此系彭某对其合法权利的自行处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定，即浦某2对老宅享有12／36份额。浦某4、杨逸珍生前立遗嘱并经公证将其二人对老宅的份额由浦某1继承，该遗嘱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按照该遗嘱，浦某4、杨逸珍对老宅享有的份额18／36（其中浦某4继承陆秀和1／12、继承浦化人3／36、占老宅1／6合计12／36；杨逸珍占老宅1／6）作为遗产由浦某1继承。综上，浦某2对老宅享有1／3份额；浦某3对老宅享有1／6份额；浦某1遗嘱继承父母的1／2份额。老宅以横街上37号-2名义拆迁安置所得利益系老宅形式上的转化，老宅拆迁利益归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同所有（各占1／6份额）。根据上述认定的份额，老宅拆迁利益即某某小区13-2304、某某小区24-1802两套房屋（共计189.3平方米），由浦某2享有1／3份额、浦某3享有1／6份额、浦某1享有1／2份额。基于浦某1享有的份额比例高于浦某2、浦某3，故较大面积的某某小区13-2304房屋归并给浦某1，超过面积部分由浦某1向浦某3支付归并款277380元【（125.47-94.65）＊9000】；较小面积的某某小区24-1802房屋归并给浦某2、浦某3。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决算时需要另付62194元，该款也应按照享有份额比例予以分摊即浦某1分摊31097元、浦某2分摊20731元、浦某3分摊10366元。因该款62194元已由浦某1垫付，故浦某2、浦某3分摊部分（合计31097元）应付给浦某1。为计算方便，该款从浦某1应付浦某3归并款（277380元）中予以扣除即浦某1尚应支付浦某3归并款24628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某某小区24-1802房屋归浦某2、浦某3所有。浦某1、彭某、崔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浦某2、浦某3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相关费用由浦某2、浦某3负担）。二、坐落于某某小区13-2304房屋归浦某1所有。浦某2、浦某3、彭某、崔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浦某1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相关费用由浦某1负担）。三、浦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浦某3房屋归并款24628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72元，由浦某2、浦某3负担5686元，由浦某1负担5686元。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浦某1提供浦元泉的书面证言以证明老宅落地重建过，证言内容为“我是石塘大队石塘8队村民浦元泉，原来石塘村8队浦某4家的房子在许多年前倒塌成了废墟，之后他的家人就在原址进行了重建，是平房，这是我亲眼所看到的事实，特此证明”。对此，浦某2、浦某3、彭某认为，证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到庭接受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书面作证无效，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崔某对此表示无意见。二审中浦某2表示，对于浦某5的继承份额，如果除彭某以外还有继承人提出主张，其承诺在接受彭某赠与的份额中无条件返还给相关继承人。以上事实，有书面证言、当事人陈述以及浦某2书面承诺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的，依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对于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本案的继承人问题。浦化人与陆秀和、王维贞的婚姻关系缔结于解放前，彼时无婚姻法一夫一妻的约束，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浦化人与陆秀和在解放前通过民风习俗认可的手续或解放后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解除了婚姻关系，且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登记情况看，浦化人为户主，陆秀和与王维贞为户内人口，是作为家庭共同成员进行登记，故一审法院按夫妻关系认定浦化人有权继承陆秀和的房产份额，并无不当。对于浦某5、彭某的身份，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一处已经盖章出具《证明》，明确表述浦某5是浦化人的女儿、彭某是浦某5的独子，没有必要再向该单位进行重复调查，且浦化人去世后骨灰盒上镌刻的家人姓名中有“女浦某5”的字样，彭某还提供了其与王维贞、浦某5的合影照片等，以上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吻合，足以证明浦某5是浦化人的女儿、彭某是浦某5的独子，具有本案继承人身份，故浦某5有权继承其父母浦化人、王维贞的案涉遗产份额，彭某有权继承浦某5的案涉遗产份额。关于本案的遗产范围。1、浦化人老宅以37-2号名义办理获得的相关拆迁安置利益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老宅系浦化人、陆秀和、王维真、浦某4、杨逸珍、浦某3六人共同共有的事实，不仅有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为凭，且2003年11月浦某4、杨逸珍立下的遗嘱也明确陈述该房屋的产权属于六人共有，现其二人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应属其二人个人所有的份额和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均遗留给儿子浦某1继承，可见即使是浦某4、杨逸珍本人都没有认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全部归其夫妻所有，故浦某1主张老宅在战争年代被日寇烧毁，由陆秀和母子重新建造，产权人应为陆秀和与浦某4二人而非六人，本院不予采纳。浦某1又主张2002年后其将案涉房屋推倒重建应享有原始产权，但对此未提供重建的相应证据，所提供的个别村民证言所称重建与法院向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时浦云岳陈述的“没有落地翻建”不一致，无法佐证浦某1的主张，故本案应当按照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作出产权认定。2、以37-1号名义被拆迁的房屋是彭某自行建造，与本案遗产无关。讼争的房屋坐落于石塘社区，对于37-1号房屋的由来，当地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彭某安置房的说明》和《证明》，并在一审法院调查时进行了详细说明，可以反映37-1号房屋系2010年初彭某委托浦秀山建造，根据对革命后代的照顾政策列为安置对象，依附于浦化人老宅以37-1号名义办理了拆迁安置手续。以上与浦秀山到庭作证陈述的“需要留根房”、“我就在我们祖宅后面的自留地上给他造了一间四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大概在2010年5月左右建造的”相吻合。此外，浦化人老宅的宅基地面积为14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100平方米，在拆迁中核定建筑面积170.27平方米，由浦某1以37-2号名义办理拆迁安置手续。37-1号房屋在拆迁中核定建筑面积为43.66平方米，比对宅基地面积、核定建筑面积、拆迁中分别独立评估这一系列情况，可以从侧面印证37-1号房屋并非原老宅房屋的一部分。因此，彭某基于自建房屋获得的相应拆迁安置利益，与本案所涉浦化人老宅继承纠纷无关，不应纳入本案遗产范围进行分割。综上所述，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72元，由浦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吴晓东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