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34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京极致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大道88号科创一号大厦B座16F。法定代表人：陈兆森，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凡，江苏朗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江苏朗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毕然，男，199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林，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盼，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极致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极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毕然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1民初3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极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凡、王丽丽，被上诉人毕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极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极致公司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毕然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毕然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再履行主要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毕然违约，而极致公司放弃违约金主张的情况下，驳回极致公司主张的所有损失诉请且未判令毕然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如果法院支持艺人任意毁约而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势必会鼓励艺人恶意毁约的不诚信行为，使得演艺经纪公司遭受重大损失，且严重破坏行业交易秩序的稳定。二、一审法院认定“报销、劳务报酬费用系毕然付出劳务所得，不属于极致公司损失”，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产生的损失。”《艺人经纪合同》是基于艺人行业的特殊性而签订，艺人成长期需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公司此后才能获得收益。因此，毕然前期通过直播演艺行为获得的劳务报酬，应可作为计算极致公司预期利益损失的标准。三、一审法院以“极致公司与案外人存在利害关系，极致公司未实际支出违约金”为由，驳回极致公司的违约金损失诉请，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极致公司虽然与案外人江苏艾克粹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艾克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两公司是独立法人，不能因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否认彼此之间的合同关系。利害关系的存在，仅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不能直接导致另一法律关系的无效，以此为由认定不存在违约金损失显失公平。其次，应当支出而未支出的违约金并非不复存在，二者之间没有必然逻辑联系，且法律未规定违约金损失必须已实际支出，该项损失系极致公司的预期损失。四、一审法院认为律师费无书面约定且无相应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艺人经纪合同》第7.6条约定“本合同内涉及损失包含……及守约方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付的律师费……”；其次，极致公司一审提交了律师费发票，证明该费用已支出；再次，一审法院认定毕然存在违约行为，则极致公司作为守约方，势必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毕然追究违约损失而聘请律师。毕然辩称，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毕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之间的《艺人经纪合同》于2020年5月14日解除；2.由极致公司负担诉讼费。极致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艺人经纪合同》；2.毕然赔偿因其违约造成极致公司的各项损失共计293004.56元；3.毕然给付违约金65000元；4.毕然负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日，毕然（乙方）与极致公司（甲方）签订《艺人经纪合同》，约定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业务范畴内，指定甲方为其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经纪人，代理乙方全面处理全部演艺活动事宜包括商业或者非商业公众活动，不论是否收取报酬，甲方有权但无义务为乙方安排相关工作，乙方需予以配合。甲方提供经纪服务的方式及内容为：指定娄睿为乙方经纪工作的直接负责人……为乙方及乙方作品进行包装、宣传、策划、公关等；安排业务培训、职业规划等；为乙方创作或表演的作品进行录音录像制品、图书……等。合作期限约定为5年，自2019年12月1日止2024年11月30日。合同第10条约定了合同的变更及解除，约定了乙方出现以下情形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本合同义务，接到甲方通知后3日内无正当理由未予以更正或未消除影响；乙方拒不完成甲方为其接洽的工作或商业合作，接到甲方通知后3日内无正当理由未予以更正或未消除影响；乙方无民事行为能力……并约定甲方因前述情形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金额为空白。合同对收益范畴以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对于收益分配比例均为空白。合同还对业务范畴、著作权、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保密条款等进行了约定。2020年5月14日，毕然通过微信形式向极致公司的经纪人发送信息“前两天你给我发的通知到公司拍摄，我微信回复后立即电话告知你我和公司解约，以后不会去公司了，所以以后不要给我发类似的信息或者通知。希望我和公司解约的事情万望保密，不希望给公司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对方回复“知道了”。随后，毕然向经纪人发送《通知》一份，载明“关于双方签订的《艺人经纪合同》因疫情等原因，双方并未能履行该份合同。鉴于此，该份合同已无履行必要，本人正式通知你公司，合同正式解除；你公司不要组织或者承接必须本人参与的相关经纪业务，包括但是不限于音乐活动、演绎活动、广告、代言活动等否则将追究你公司的法律责任；你公司须于收到本通知后48小时内与本人联系处理善后事宜，联系方式136＊×××＊＊819”。该份通知毕然向极致公司进行了邮寄。5月15日、5月20日、5月22日，经纪人通过微信向毕然发送诸如“明天记得来”“明天来公司拍摄呀……”“在么？今天没来公司么，明天记得来公司拍摄哦”等内容，毕然均未予回复。极致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影视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演出经纪；演出；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执业证书类培训）等。艾克公司系极致公司股东。毕然一审陈述，其对《艺人经纪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即便法院不支持任意解除权，在毕然发送解除通知之前，极致公司没有向毕然提供任何经纪业务服务，没有对毕然进行过任何包装，也没有为毕然提供化妆、造型设计、宣传推广、拍摄、剪辑视频，违约在先，严重影响了毕然的演艺事业发展，导致毕然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毕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极致公司一审陈述，该公司有多个经纪人，同时为几个练习生服务。娄睿平时是为毕然服务的经纪人，娄睿离职后王俊为毕然和其他练习生经纪人。极致公司为毕然提供了经纪服务，为其拍摄了个人宣传、写真视频，让其抖音加入了极致公司出资设立的直播公会，极致公司租赁的直播间也提供给毕然在使用等等，该公司尽到了合同义务，但毕然在2020年5月无故不参加公司的经纪业务，构成违约，造成了极致公司经济受损。极致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一审中提交：其向毕然账户打款的电子凭证，转账摘要载明为“费用报销”，其中2020年1月15日一份、金额2862元，2020年3月16日两份、金额分别为1601.36元、1103.94元；2019年12月职工补贴表，显示直播间毕然补贴合计2862元，备注为练习生；2020年1月-3月工资表、房屋租赁合同、采购申请单、用车申请单、费用报销审批单、发票等以及艾克公司确认函、付款回单、视频资料、抖音视频截图等。毕然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补贴表、工资表等证据系单方出具，即便为真实，也是毕然付出了劳务后所得，不应成为极致公司的损失；毕然只是练习生并非主播，极致公司租赁房屋用于直播间使用产生的租赁费、采购办公设备的采购费用，用车申请单、出车单、餐费单据等均无法证明与毕然有关且系毕然使用；发放给娄睿、王俊等人的款项记录表，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证明与毕然有关；艾克公司是极致公司90%的控股股东，艾克公司出具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于视频截图认可，但是在抖音视频、火山视频平台开设账号并不需要支出费用，视频均系毕然自己拍摄剪辑制作发布，而非极致公司为毕然拍摄剪辑制作发布，且视频的时间大部分为6月至8月，毕然已提出解除合同，如何使用视频平台与公司无关；极致公司提交的拍摄视频中虽有毕然，但无法看出拍摄时间、地点，且视频是否发布、拍摄主体是何人、有无产生收益均无法看出，与本案无关。极致公司陈述，公司开始练习生业务的时间在2019年11月份左右，在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直到4月份才开始慢慢恢复生产经营，但是并无法立即恢复到正常的营业状态，因此公司想办法让大部分练习生参加到直播的经营中，以维持公司的经营和练习生的收入，但此时毕然等人相继离职，违反合同约定，完全不理会公司的工作要求，毕然直接单方送达解除合同的通知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具体损失金额为直播间房租损失（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共计4个月）12800元、房屋租赁中介费1600元、设备采购19314元、外出拍摄的人力工资75793.56元、采购费用473.1元以及车辆使用支出712.8元，还造成极致公司应付案外人违约金69000元、律师费10000元。原主张的违约金65000元当庭放弃。毕然陈述，极致公司已经承认2020年1月至4月未正常经营，没有为毕然提供任何经纪服务，则其主张的该四个月的人力、设备等损失自然不应获得支持。毕然对案涉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已通过微信和邮寄方式通知极致公司解除合同，故合同在2020年5月14日已解除。即便毕然不享有任意解除权，因极致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经纪服务，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毕然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而言，双方当事人一致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艺人经纪合同》已经解除，解除时间双方一致认可为2020年5月。双方对于合同的解除原因、理由存在分歧，毕然认为其享有任意解除权，向极致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即解除合同，即便法院不支持任意解除权，极致公司违约，毕然享有法定解除权；极致公司认为毕然在2020年5月无故不履行合同义务，该公司依照合同约定享有单方解除权以及要求毕然赔偿损失的权利。无论双方的解除缘由为何，至2020年5月，双方之间签订的《艺人经纪合同》已实际、客观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定《艺人经纪合同》于2020年5月解除。毕然陈述其享有任意解除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极致公司陈述因为毕然2020年5月无故不履行合同义务，符合合同约定的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的条件，因2020年5月14日毕然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合同，不再参加公司安排的业务，极致公司收到毕然发送和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并未明确认可解除合同，但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要求毕然进行“更正”“整改”，故极致公司不能依照合同约定享有单方解除权，应当属于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即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依法可以解除合同，因此，毕然对于合同解除存在违约行为，极致公司依法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于2019年12月1日签订《艺人经纪合同》，2020年初因为疫情原因影响，直至2020年4月均没有开展正常的经营业务，对此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根据极致公司提供的补贴表、视频资料等证据，可以反映出毕然付出过劳务，极致公司也为其进行过视频的拍摄，毕然单方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并未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但是其送达解除合同的通知后，极致公司就不应再承接或者安排毕然的演艺经纪活动，否则因此造成损失的属于极致公司自行扩大损失，不应向毕然主张。极致公司主张的损失主要分为几方面，一是毕然的报销、劳务报酬费用，毕然已经付出了劳务才会产生该两项金额，故不属于公司的损失；二是采购设备、人力支出等费用，在2020年4月之前，公司并未开展经纪演艺活动，公司租赁房屋、采购设备等款项不应让毕然等人承担，人力、车辆、餐费等支出费用，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系为毕然的经纪活动内容支出，视频资料中确实有毕然的拍摄记录，但为毕然进行拍摄是合同应有之义，故先相应开支也是极致公司应当支付的，且极致公司并未证明拍摄的时间与地点以及对应产生的费用是多少；三是极致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合约问题，极致公司主张毕然支付违约金，但极致公司与案外人艾克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并未实际支出违约金；四是律师费，该费用并无书面约定，该主张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于极致公司主张的所有损失，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毕然与极致公司于2019年12月1日签订的《艺人经纪合同》于2020年5月解除；二、驳回毕然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极致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毕然负担；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3335元，由极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极致公司二审陈述，其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但因没有固定性商演，故不会对案涉合同的履行产生影响。极致公司二审庭后提交损失细则说明一份，载明除律师费、其给付艾克公司的违约金等损失外，其主张毕然赔偿的损失共63004.58元，包括：1.直播间由毕然等三位艺人使用，故毕然应承担直播间的房租、中介费共4977.78元［（房租12800元+中介费2133.33元）÷3）］；2.直播器材的设备费19314元、摄像和导师的人力成本75793.56元、外出拍摄和采购费用4713.11元、车辆使用费712.8元，该四类支出服务于毕然和另一位艺人，故毕然应承担50281.73元；3.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极致公司向毕然发放的补贴共计7745.07元。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毕然应否赔偿极致公司损失，如应赔偿，金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已于2021年1月1日施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依照前述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极致公司主张毕然赔偿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所致其损失。根据已查明事实，毕然于2020年5月14日向经纪人和极致公司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载明解除理由为“疫情等原因”，本案中则主张其享有任意解除权，且极致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未履行合同，没有相关资质；极致公司主张合同于2020年5月因毕然违约而解除。本院认为，毕然以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为由主张其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艺人经纪合同》约定的内容超出委托合同的范畴，故毕然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双方于2019年12月1日签订《艺人经纪合同》，次月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尚未完全消除，《艺人经纪合同》约定的演艺活动势必受到影响，极致公司一审中陈述直至2020年4月尚无法恢复到正常营业状态也可印证此节事实，在此情况下，双方对于案涉的解除均无过错；关于极致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问题，毕然在签约之初对此应属明知，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就此提出过异议，其现以此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毕然对于《艺人经纪合同》的解除不存在过错，结合极致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势必对合同履行产生一定影响，且该公司提交的损失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应费用与毕然存在直接关联性，毕然在履约阶段也付出一定时间、精力，极致公司在毕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前未通知毕然与艾克公司合作事宜，及极致公司实际并未向艾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等事实，本院对极致公司要求毕然赔偿损失、承担律师费等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极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误，但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极致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岩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沈林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