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8民终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小华，男，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梅，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金荣，女，系上诉人杜小华之妻，汉族，1967年12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 法定代表人：方海博，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连生，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小华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4民初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小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梅、时金荣，被上诉人村委会的时金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连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小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04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冀0804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杜小华将其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腾空，交给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已履行完毕）；二、杜小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返还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民委员会奖励款277155.50元；三、杜小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违约金109056.37元。杜小华负担15253.50元案件受理费用”。上诉人认为该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理由如下：一、本案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违法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实属错误。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由此产生的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北马圈子村搬迁的安置补偿资金系由镇、区人民政府拨付，即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北马圈子村的安置房异地建设，系经由政府对外招投标确定的建设主体，而且北马圈子村村民搬迁后，实际入住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屋，现有地块则交由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商业使用；以及在整个搬迁过程中，当地政府乃至法院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多次到村民及上诉人家中宣传搬迁政策，动员拆迁工作。以上种种事实足以可见本次的搬迁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征收行为亦或是预征收行为，被上诉人借助村民自治为本次的征收行为披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欲盖弥彰。因此，在存有行政征收的背景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安置补偿协议显然具有行政协议属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之规定，涉案协议纠纷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的受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二、被上诉人北马圈子村委会并非真正的协议主体，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应当驳回起诉。诚如上文所述，既然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那么该协议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征收拆迁主体的行政机关，被上诉人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的行为应当视为行政委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结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真正有权利对涉案协议履行提起诉讼的相对主体是行政机关，而非本案被上诉人。在司法审判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最高法行申3184号《行政裁定书》中对“土地征收中是否存在行政委托关系的认定”予以进一步明确：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认定是否存在行政委托关系，一是要看行为的内容是否具有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性质；二是要看受益主体是否惠及社会公众，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两者同时具备即属于行政委托，而不是说只有行政机关以书面或口头明确表示委托的，才存在行政委托关系。结合本案，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名义上虽系被上诉人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但协议的实质内容是按照镇、区政府审核同意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上诉人的房屋达成的安置补偿和搬迁奖励，目的在于推进和完成征收拆迁工作，带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受行政主体的行政委托而实施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相应行政主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内容是实现民事目的和民事权利义务，并未涉及行政内容，因此该协议是民事协议”，该审查明显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有悖人民法院实质审查案件的要义，从而导致认定错误。 三、涉案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本案系属合同履行纠纷，而起诉合同履行的前提条件是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涉案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因违反《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首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至四十八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涉及集体土地的，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作出征地批文并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实施。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为了规避法定的土地征收审判程序，在未取得征地批准文件的情况下，以村民自主搬迁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严重的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关于土地征收的程序性规定，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其次，涉案项目既然为北马圈子村的整村搬迁安置项目，则必然涉及全体村民以及村集体的重大财产权益，不论是整村实施搬迁的决定还是搬迁补偿安置办法的确定，均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应当依法举行村民会议予以讨论决定，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知，本次搬迁仅仅通过了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村民代表大会并无权决议上述事项，因此搬迁决定、搬迁补偿安置办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签订的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均于法无据，属于无效情形。故而，涉案无效协议根本不具备履行的基础，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履行涉案协议的主张不可成立。 四、本案不符合先予执行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紧急，包括:（一）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二）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三）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四）需要立即返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五）不立即返还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生活和生产经营的。”，上述法条明确列举了裁定先予执行的案件及条件，但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纠纷案件中，提出强制上诉人将住宅及附属物腾空并交由其拆除的先予执行申请，明显不满足上述法定条件，同时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执行具有紧急情况和实现权利的迫切需要。在此情形之下，一审法院漠视法律规定，对上诉人所提异议置若罔闻，违法作出先予执行裁定，不仅使上诉人丧失了唯一的合法住宅房屋，亦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害。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在执行过程中，被告自动履行了腾空和交付涉案房屋及附属物的义务，原告可以按协议约定自行拆除”，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腾空和交付涉案房屋并非是基于自愿，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亦非是履行协议约定，而是一审法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并强制执行的结果，上诉人自始至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先予执行申请、一审法院作出的先予执行裁定持有异议，该事实不容扭曲。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事实审查不清、错认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据此，上诉人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村委会辩称，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北马圈子村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主体要素，必须是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当事人为行政相对人；行政协议的目的要素，必须是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行政协议的内容要素，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行政协议的意思要素，必须当事人协商一致。基于行政诉讼被告的恒定性，行政机关不能依据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权利的实现，只能是行使行政职权或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本案中，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北马圈子村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的主体，一方当事人是村民自治组织，一方是村民，未有一方主体是行政机关。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村集体的整体利益和村民个体的利益，与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无关。双方权利义务的设定，不需要一方当事人具有行政职权，无需行政权力的介入。协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不需要依靠行政职权；任何一方违约，对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经过协商，对双方权力义务的约定，属于民事协议，而非行政协议。 二、答辩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系适格的原告。如前所述，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搬迁协议，系民事协议，答辩人系合同相对人。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答辩人作为合同相对人，在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下，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答辩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行政主体和受托行政主体。北马圈子村自主搬迁行为，是在答辩人主导下的村民自治行为。答辩人无行政管理职权，也不需要行政管理职权实现合同目的。答辩人组织实施的自主搬迁行为也不属于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责。答辩人主导实施的自主搬迁行为，没有任何行政机关委托答辩人实施行政管理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答辩人既非特殊行政主体，也非受委托的行政主体。 三、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搬迁协议，既维护了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也维护了上诉人的个体利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因历史原因，基础设施落后，危旧房屋居多，居住环境较差，严重影响北马圈子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村庄部分地段属于采矿塌陷区，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存在不可预知的危险。北马圈子村居民强烈要求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看到南马圈子村搬迁后，多次到区里信访，强烈要求搬迁。因此，才有了自主搬迁这个集体行为。北马圈子村实施的自主搬迁，在项目实施前，入户征求了全体村民的意见。征求意见时，全村共有565户，同意实施自主搬迁的481户，不同意搬迁的10户，未签署意见和无法联系的74户。已经明确同意搬迁的户数比例达到了85.13%，之后才决定实施自主搬迁。北马圈子村村民代表是各组选举推荐的。在实施自主搬迁过程中，从搬迁事项的确定、补偿安置办法的制定、搬迁程序的启动、搬迁事项的告知、特殊事项的处理均是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的，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意志和意愿。涉及村民利益的所有搬迁事项，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村委会及时进行了公示，各搬迁户均未提出异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况且，在村民代表会议通过自主搬迁事项和搬迁补偿方案后，原告与答辩人签订了搬迁协议，通过实施民事行为对村民代表会议议定的事项进行了追认。另外，北马圈子村实施的自主搬迁，是村民自治行为，而非集体土地征收行为，不适用《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 四、关于先予执行裁定。一审法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上诉人以同样的理由提出了复议申请，一审法院已经驳回，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是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的上诉，先予执行裁定与对案件实体内容作出的判决书，是不同程序的两个独立法律文书，不应合并审理。综合以上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将位于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的住房及附属物腾空，并交由原告拆除；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搬迁期限内签约奖励金277161.50元；3、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92203.02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预算外的过渡费支出、人工成本）；4、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方支付的律师费20000.00元；5、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北马圈子村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同意由原告主导进行自主搬迁，被告在搬迁范围内有主房3间，建筑面积103.6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84.45平方米。被告将搬迁范围内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等交由原告处置。协议约定补偿方式：1、原告将被告安置到金扇子新区，其中住房按1:1.37的比例补偿；2、剩余宅基地面积补偿29840.25元、临时安置费18648.00元、搬迁费1554.00元、附属设施补偿108432.00元、树木及设备评估价4245.00元；3、搬迁奖励期限内签订协议的奖励：剩余宅基地面积奖励63297.50元、50平方米楼房、宅基地范围内剩余空地奖励21.286平方米。被告按照上述约定得到补偿房屋面积加上奖励面积共计213.22平方米，被告选择75平方米楼房一套、剩余房屋面积按3000.00元/平方米折算价款为414660.00元。综合以上补偿、奖励及折算，被告依据《北马圈子村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应获得75平方米楼房一套，补偿款640676.75元。协议还约定：1、被告在接到原告宣告搬迁启动之日起30日内将原住房腾空，并交付原告拆除。被告如不能按期交付拆除，原告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申请法院先予执行，亦有权选择径直强制拆除。原告选择起诉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均由败诉方承担；2、未按约定时间腾空房屋，交付拆除的或有其他妨害搬迁行为的，约定的奖励取消，并应向原告支付相当于全部补偿款30%的违约金，给原告或第三方（含其他搬迁户）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3、协议自原告宣告搬迁正式启动之日起生效。 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发布并张贴公告，宣布于当日正式启动北马圈子村搬迁。2020年6月5日原告发布并张贴告知书，告知村民搬迁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15日，原告为被告开设补偿款银行账户，将补偿款存入该账户。2020年6月16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于当日15时之前交房并领取补偿款。因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及催告期限履行腾空、交付房屋及附属物的义务，未领取补偿款存折，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先予执行，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冀0804民初32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杜小华将其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的房屋及附属物腾空，交付给原告。原告依裁定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自动履行了腾空和交付涉案房屋及附属物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北马圈子村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系原、被告通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协议内容明确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体现了双方作为平等主体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协议内容是实现民事目的和民事权利义务，协议的履行没有行政强制内容，因此该协议是民事协议，原告作为协议一方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认为该协议为行政协议、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解，不予支持。 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北马圈子村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约定了自原告宣告搬迁正式启动之日起生效。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发布并张贴公告宣布正式启动北马圈子村搬迁，该协议已于该日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被告未履行协议约定的按期腾空和交付房屋及附属物义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腾空和交付房屋及附属物的先予执行请求；在执行过程中，被告自动履行了腾空和交付涉案房屋及附属物的义务，原告可以按协议约定自行拆除，且涉案房屋及附属物在交付后已由原告拆除完毕，故对原告拆除房屋的请求不予处理。原、被告签订的《北马圈子村居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了违约条款，被告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取消其奖励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依协议取得剩余宅基地面积奖励63297.50元，取得71.286平方米奖励，该面积原告按照3000.00元/平方米给予被告折现即213858.00元，以上奖励款共计277155.50元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原告主张按照被告取得的全部款项计算违约金，但被告依协议获得的全部款项中包含了奖励部分，该奖励部分不是对被告的补偿并且因被告违约应当予以取消，因此，违约金应当按照扣除奖励部分后予以计算，即（640676.75元－277155.50元）×30%=109056.37元。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承担律师费20000.00元，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杜小华将其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的房屋及附属物腾空，交付给原告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已履行完毕）；二、被告杜小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奖励款277155.50元；三、被告杜小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违约金109056.37元；四、驳回原告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杜小华提交如下证据:2020年12月24日，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承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启动公告》，拟征收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约15.9945公顷土地；2021年1月4日，继而发布承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就2021年度第一批次建设用地1号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事宜进行公告。申请人认为，根据申请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所表明的事实，即北马圈子村的安置房异地建设，系经由政府对外招投标确定的建设主体；而且北马圈子村村民搬迁后，实际入住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屋，以及在整个搬迁补偿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频繁的入户动员参与程度，俨然已超出村民自治行为的范围。现结合承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启动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内容来看，进一步印证了北马圈子村委会与申请人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的行为，目的在于推进和完成集体土地征收工作。换言之，涉案协议的签订应视为北马圈子村委会受政府委托实施的预征收行为，涉案协议具有行政协议属性，同时北马圈子村委会亦非真正的协议主体，不具备提起一审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将本案作为民事诉讼予以受理继而作出实体判决亦属错误。据此，申请人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的规定，向贵院申请提交《征地启动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两项新证据，诚望贵院予以采纳，支持申请人的上诉请求，作出公正裁判。 村委会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请合议庭依法进行核实。2、承德市人民政府对北马圈子区域的征地行为与北马圈子村实施的村民自主搬迁行为是不同主体、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行为。不同主体：自主搬迁的实施主体是村委会和村民，均属于民事主体；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市人民政府，是行政机关。不同时间：村民自主搬迁的时间始于2019年3月（征求意见时间），双方协议签订时间是2020年3月，宣告正式启动时间是2020年4月；承德市人民政府发布征地启动公告的时间2020年12月24日。不同阶段：北马圈子村实施的村民自主搬迁后，土地基本形成了净地；因为整村搬迁的补偿资金和安置房的建设费用，需要用土地征收后的补偿费解决。承德市人民政府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是在北马圈子村实施自主搬迁完成后，进行的现状征收。不同性质：北马圈子村村委会与村民实施的自主搬迁是村民自治行为，也是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民事行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北马圈子村民委员无权对承德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因此，上诉人以此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搬迁协议是行政协议，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对该证据应结合全案证据资料综合认定证明力。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北马圈子镇北马圈子村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实施的自主搬迁行为，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村民的自治行为。上诉人杜小华与被上诉人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北马圈子村民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合同相对人均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无一方主体是行政机关；亦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村委会接受了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了行政管理职责或者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了行政管理职责。双方签订的搬迁协议内容，约定的是搬迁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该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经过充分协商，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任何一方不具备行政职权也可签订；因此双方签订的搬迁协议应认定为民事协议。被上诉人村委会作为合同相对人，在上诉人杜小华一方违约的情况下，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搬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上诉人杜小华一方将房屋交付搬迁，获得约定的安置补偿；被上诉人村委会一方承担房屋拆除和对上诉人杜小华安置补偿的义务；上诉人杜小华同意将自己房屋交付拆迁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被上诉人村委会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承担对搬迁居民的安置补偿义务，均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搬迁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杜小华针对一审先予执行裁定提出的上诉理由，因先予执行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综上所述，杜小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53.00元，由上诉人杜小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梅 审 判 员 裴赤博 审 判 员 孙琳丽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 杨晓梅 书 记 员 包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