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法定代表人：栗延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银海龙，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松，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院**楼（金源时代商务中心**楼）**（**3F。法定代表人：刘倩然，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4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盛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本案所涉7笔图书印刷承揽业务，宏达公司在原审庭审时已明确确认，前述承揽业务全部真实，但宏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不足以证明其已全额支付印刷费。首先，宏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所载款项总金额超出其应付的印刷费用，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根据宏达公司的主张，宏达公司已超额支付印刷费51454.71元，在双方结束业务合作的近10个月内，宏达公司仍会向盛通公司超额支付印刷费，且从未主张返还，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宏达公司所举证的款项并非本案诉请范围内的印刷费，而是其向盛通公司支付的其他印刷费欠款。在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内，宏达公司共向盛通公司支付10笔款项，而宏达公司精挑细选了3笔和最后2笔款项，其目的仅系尽量拼凑出与本案印刷费相近的数额。宏达公司在一审中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负有继续举证的责任。在宏达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其主张的“不存在欠付款项”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径行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盛通公司，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二、对于原审判决中记载的盛通公司存在前后陈述不一的情形，因未能调取庭审录像资料，盛通公司暂无法确认出现上述情形的原因，但盛通公司绝无虚假陈述之恶意。盛通公司系成立20年之久的上市公司，秉承诚信守法的经营理念。宏达公司所付款项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不存在相关证据灭失的可能。此外，若盛通公司存在前后陈述不一，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且应当通过庭审情况和相关证据，轻松认定盛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和本意。原审判决以盛通公司存在前后陈述不一为由判决驳回盛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宏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盛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中宏达公司根据盛通公司的主张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充分证明宏达公司已足额支付全部印刷费用。盛通公司如有异议需依法出示证据。一审庭审期间审判人员不止一次向盛通公司核实2018年4月12日之前的货款是否全部结清，盛通公司均称已全部结清。如此清晰准确的询问不存在口误的可能。盛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达公司支付盛通公司印刷费1837094.2元；2.判令宏达公司支付盛通公司印刷费滞纳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从应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宏达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通公司主张双方自2016年起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宏达公司通过《印刷、加工业务单》或《印刷合同书》的形式下单，由盛通公司为宏达公司印刷图书。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19年3月7日止，双方共存在7笔业务，价款总计2201817.2元，宏达公司已付款364723元，宏达公司尚余1837094.2元未支付。为证明其上述主张，盛通公司提交《印刷、加工业务单》《送书通知单》《印制合同书》、微信记录。宏达公司质证称，认可双方存在7笔业务关系，但是盛通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少履行以及逾期履行的情形。因双方自2016年起至今存在多笔业务关系，一审法院询问盛通公司2018年4月12日前的印刷费是否已经结算完毕，盛通公司称2018年4月12日前的款项已经结算完毕，宏达公司2018年4月12日之后的付款系支付的2018年4月12日之后的印刷费。宏达公司主张涉案7笔业务的印刷费已经支付完毕，2018年的付款情况如盛通公司所主张的已付款金额364723元，2019年的支付情况为：2019年3月25日支付261906.8元，2019年4月1日支付50万元、2019年4月10日支付50万元、2019年7月1日支付50万元，2020年1月17日支付10万元，上述金额合计为2226629.8元，已经超出该7笔业务的合同标的额2201817.2元，更何况盛通公司还存在少履行的情形。宏达公司提交2019年的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主张。盛通公司质证称，宏达公司提交的2019年的银行转账记录系支付的2018年4月12日之前的印刷费。一审法院认为：盛通公司与宏达公司成立合法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盛通公司主张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的印刷费共计2201817.2元，宏达公司尚余1837094.2元印刷费未支付。宏达公司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已向盛通公司足额支付了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印刷费。盛通公司主张宏达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系支付的2018年4月12日之前的印刷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盛通公司虽主张宏达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系支付的2018年4月12日之前的印刷费，但其未能提交2018年4月12日之前的印刷明细予以证明。另，盛通公司的该项主张与其当庭所作“宏达公司2018年4月1日之后的付款系支付的2018年4月12日之后的印刷费”的陈述不一致。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综上，对于盛通公司要求宏达公司支付印刷费1837094.2元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盛通公司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为宏达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支付印刷费用欠款的相应银行回单，证明上述期间，宏达公司共向盛通公司支付十笔款项，金额合计5689370.6元，宏达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刻意筛选其中部分款项，拼凑出与盛通公司所主张金额相近的数额。证据二为经过公证的双方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对于涉案印刷费用欠款构成与数额宏达公司并无异议，宏达公司称已付清全部欠款为虚假陈述。宏达公司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认为缺少客观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仅能证明2019年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宏达公司不认可证据二的证明目的，宏达公司从一审至今对涉案业务印制费始终主张已经付清并出示证据，即便是在该组新证据“微信”中也不曾见到宏达公司对此“无异议”的字样；对微信聊天记录所记载的内容真实性、客观性不认可，该对账单为盛通公司单方制作，并非双方对账结果，未经宏达公司确认；宏达公司业务员刘亚娟于2018年10月开始接手与盛通公司之间的印制业务，以前的业务往来她并不清楚；该对账单称2018年5月19日欠款384157元，与盛通公司起诉状中主张、一审庭审主张及一审出示证据证明内容均不相符，其主张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盛通公司业务员张鼎静与宏达公司业务员刘亚娟微信聊天记录的最后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下午2:19-2:25分，自该日后，两人再无任何聊天记录，按照盛通公司业务员张鼎静的聊天习惯，结了一笔一定紧跟着问下一笔什么时候再结算，而此次聊天后再无任何联系，也充分说明2020年1月17日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所付10万元未结清全部业务款项的最后一笔。宏达公司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为双方业务员张鼎静与刘亚娟微信沟通记录，证明宏达公司业务员刘亚娟在2018年10月开始接手与盛通公司之间的印制业务，对之前的业务往来不清楚，由其确认对账单不客观；证据二为宏达公司与盛通公司相关业务人员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证明2020年1月17日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所付10万元为结清全部业务款项的最后一笔，被开罚单证明其违约行为；证据三为盛通公司一审提交的《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费及违约金明细表》，证明盛通公司证据第20页中2019年6月4日上午9:22分盛通公司业务员张鼎静所提供的《2017-2018年前半年宏达一甲系列产品对账单》及盛通公司证据中的20-27页所涉及对账单的所谓欠款的聊天记录均不客观，与盛通公司一审提供的《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费及违约金明细表》相矛盾。盛通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刘亚娟虽然才接管，但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二显示其他对账单是在刘亚娟接手之后发生的，不能因为在某笔业务之后接管就不认可她的业务行为，并且她对对账单的金额和明细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支付了一笔款项，并且盛通公司在起诉时扣除了；对于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欠款时间和金额不是准确的描述，结算金额20万元尾款的一笔，实际回款时间是2019年7月，可能表做的不细致，但大体金额没有问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宏达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据显示，2019年7月1日，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汇款50万元；2020年1月17日，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汇款10万元。对于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宏达公司认为聊天记录中所记载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但未否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因聊天记录的内容经过公证处公证，本院对聊天记录及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聊天记录显示：盛通公司业务员2018年6月13日向宏达公司业务员刘亚娟询问，“刘老师，啥时候能开票了”，并向刘亚娟发送《2017-2018年前半年宏达一甲系列产品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宏达公司总欠款金额2437094.2元。随后张鼎静表示，“这些是未结款”。2019年6月14日、6月17日，张鼎静又分别询问，“刘老师，啥时能开票结账啊”“刘老师，咱们啥时能开票啊”。刘亚娟6月17日回复，“暂时开不了票了张老师目前没有接到给咱家结款的通知了”“这个月不结款了张老师咱们到季末啦哈哈预计结款时间9月份吧行吧咱们的销售周期您也清楚是吧和公司商量一下吧哈哈”。6月18日至6月20日，张鼎静分别询问，“刘老师，这个月再结100万行不行”“刘老师，款的事跟刘总那边商量了吗？”“刘老师，咱们这个月结账的事儿商量的咋样啦！”。刘亚娟回复，“今天回复你哈张老师”。6月21日，张鼎静再次询问，“刘老师，咱们开票的事儿有确认了吗”。刘亚娟回复，“确认了，张老师，50万，7.2结款哈，您可以安排开票啦”。6月24日，张鼎静询问，“刘老师，我生病了，一直没回复您”“下个月除了这笔还能再结点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宏达公司是否已经向盛通公司付清了印刷费。上述盛通公司员工张鼎静与宏达公司员工刘亚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截至2019年6月13日，宏达公司尚欠盛通公司印刷费2437094.2元。针对张鼎静的催款，刘亚娟6月21日表示“确认了，张老师，50万，7.2结款哈，您可以安排开票啦”。根据上述内容，结合2019年7月1日宏达公司向盛通公司汇款50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截至2019年6月13日，宏达公司尚欠盛通公司印刷费2437094.2元。因宏达公司自2019年6月13日之后，仅于2019年7月1日、2020年1月17日，分别向盛通公司汇款50万元、10万元。故可以认定宏达公司尚欠盛通公司印刷费1837094.2元。对于盛通公司要求宏达公司支付1837094.2元印刷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盛通公司提交的其与宏达公司签订的印制合同书均未标明签订日期，难以认定本案中宏达公司欠付的印刷费系上述印制合同书项下的印刷费，故盛通公司要求宏达公司欠付印刷费的支付违约金，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关于宏达公司辩称刘亚娟在2018年10月开始接手与盛通公司之间的印制业务，对之前的业务往来不清楚，由其确认对账单不客观。宏达公司并未否认刘亚娟有权对账，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向盛通公司声明其对刘亚娟的权限作出过限制。同时上述聊天记录显示，针对张鼎静的多次催款，刘亚娟并未否认而且为盛通公司办理了50万元的结算。对于宏达公司的此项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宏达公司辩称盛通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中涉及的《2017-2018年前半年宏达一甲系列产品对账单》及对账单的欠款数额均不客观，与盛通公司一审提交的《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费及违约金明细表》相矛盾。经本院核对，《2017-2018年前半年宏达一甲系列产品对账单》显示的欠付印刷费的总数额，与《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费及违约金明细表》显示的总数额一致，且盛通公司已经做了合理解释。对于宏达公司的此项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宏达公司的其他答辩理由，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盛通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相应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4999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印刷费1837094.2元；三、驳回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165元，由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98元（已交纳），由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6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0330元，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996元（已交纳），由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13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汉一审 判 员 李 琴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祁哲洋书 记 员 沈佳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