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40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垣克瑞建筑设备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县人民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刘永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强，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扬，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国银金融中心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祎凡，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县人民路西段。，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县人民路西段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付进廷，董事长。原审被告：刘永利，男，197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县。原审被告：唐翠香，女，197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县蒲**。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强，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扬，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长垣克瑞建筑设备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垣克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原审被告刘永利、唐翠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再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刘永利、唐翠香在收到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未予缴纳，按刘永利、唐翠香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制作裁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垣克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再337号民事判决，裁定驳回国银公司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国银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国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长垣克瑞公司没有收到租赁物。依据肖红杰、石青甫的证言、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证明》、2014年、2015年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发货明细，以及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付进廷与刘永利的通话通音，足以证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并未交付涉案租赁物。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国银公司所依据的《租赁物接受确认函》不能作为涉案租赁物长垣克瑞公司已收到的证据采信。2.国银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国银公司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标的，并非第一手的租金收取权，而是国银公司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转让的租金收费权、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向国银公司回购租金收费权所形成的二手债权即次生债权。本案的债权，国银公司已通过《补充协议》转让给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因此，国银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3.一审判决违背了省高院和郑州中院对本案的裁判思路和意见。4.本案《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下称“《融资租赁合同》”）已经通知解除。2020年11月12日，长垣克瑞公司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生效。因涉案租赁物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基础，故而《融资租赁合同》亦已解除。5.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系国银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对于长垣克瑞公司不利的条款应当认定无效。因国银公司在合同签订之前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合同中关于长垣克瑞公司在《租赁物接受确认函》上签字盖章视为收到货物的条款应认定无效。国银公司辩称，一、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函》（下称“《担保函》”）、《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等文件经各方签字、盖章，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且案涉租赁物真实存在，故国银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的关系确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从始至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都是“案涉租赁物有无发货”，而非“案涉租赁物是否真实存在”，这一点无论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9）豫民申7523号民事裁定书还是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民再53号民事裁定书中均有所体现。而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本就是生产塔式起重机的公司，具备生产案涉租赁物的能力，也已经实际生产案涉8台塔式起重机。故，案涉租赁物真实存在应属没有争议之事实。在案涉租赁物真实存在，争议焦点仅在于是否完成交付、交付是否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国银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法院应根据融资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审理本案。二、国银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已按照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长垣克瑞公司交付案涉租赁物，而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证据或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或证据来源存在问题，更有关键证据存在伪造之嫌疑。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规则，认定案涉租赁物已经发货并无任何不当。1.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赁物接受确认函》的签订日期为同一天并非“异常”现象，不能说明租赁物没有交付，更不能说明合同没有履行。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长垣克瑞公司、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本就有与国银公司展开融资租赁业务的迫切需求，二者很有可能根据自身需求而作出“签合同”与“交货”于同一天完成的安排。另一方面，其他承租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与国银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仅凭各法律文件签订日期相同不能证明合同存在问题，更不能证明合同未履行。2.长垣克瑞系以刘永利自提的方式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经营场所签收案涉租赁物，此举既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行业惯例。首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专用条款第2.1条明确约定：“交付地点为出卖人（及新乡克瑞公司）经营场所，提取方式为承租人自提”。其次，案涉租赁物属于体型巨大的特种设备，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塔式起重机的装配、使用必须经过备案，因此，一般是某个工地项目需要这样的设备，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再根据承租人的指示将设备直接发往工地项目部。正因如此，《案涉赁合同》才会有“承租人自提”的安排。最后，考虑到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家公司的经营场所也相邻（均位于长垣××××西段，相距不过数百米），刘永利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经营场所签收案涉租赁物符合常理。3.刘永利、唐翠香提交的由肖红杰出具的《证明》和已经被撤回的以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名义出具的《未发货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就肖红杰的《证明》而言，该证明的内容与肖红杰在原二审中作出的证词存在矛盾之处。肖红杰的《证明》最后一句载明“…并且事后这三份融资租赁合同克瑞股份公司也均未向长垣克瑞公司发任何货物”，然而，其在本案原二审庭审（开庭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中却表示“我今天作证主要是证明本案的货可能没发，发货是其他部门的任务，具体发没发我不清楚”，可见其证人证言前后并不一致。另外，该《证明》系由肖红杰个人出具，却加盖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印章，而且未盖在肖红杰签字或者落款日期处，说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印章痕迹很可能是刘永利等人伪造或者相关人员利用职务便私用公章形成的。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未发货证明》而言，其内容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陈述的事实不符，且刘永利、唐翠香提交该证据的时间及证据内容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已当庭表示“已向长垣克瑞公司发货”，该证明并非由其出具，应当以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陈述为准；其二，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出具相关证明一般会以“我公司”或“本公司”自称，该证明却通篇使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而且，该证明最后一句载明“合同签订后由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没有发货，之后该公司又停产”，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在自己出具的证明中用“该公司”来称呼自己，明显不符合行文逻辑；其三，刘永利、唐翠香及长垣克瑞公司在本案原一审、二审期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但并未提交（甚至没有提及）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未发货证明》，如果该证明确实于2016年12月26日形成，那么刘永利、唐翠香及长垣克瑞公司早在本案原一、二审期间便会提交，然而其却等到本案再审申请审查阶段才提交，且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显然存在问题。另需强调的是，《未发货证明》系刘永利、唐翠香申请再审、并导致本案被发回重审的所谓“新证据”，先不论该证据在本案原一审前就已经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其本就不属于新证据，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在国银公司申请对该证据进行鉴定后，以所谓的“现在才发现没有经办人签字确认不得作为证据”为由当庭撤回该证据，不但违反诚信诉讼原则，也更加说明《未发货证明》系刘永利、唐翠香为向省高院申请再审而伪造的证据。4.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将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2014年全年销售发货明细台账》、以及与长垣克瑞公司完全无关的《发货通知单》作为证据提交，却未能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作出合理解释，依法不应被采纳。对于上述两个证据的来源，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的解释是通过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员工石青甫获得的，然而，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并没有授权石青甫使用上述两个证据；且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一直处于破产清算的状态，在无管理人同意的情况下，刘永利等人根本不可能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上述证据。另外，这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租赁物没有发货。因此，一审法院不采纳上述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就“案涉租赁物是否发货”这一待证事实，国银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且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陈述相符，而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针对同一待证事实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物已经发货并无任何不当。三、即便案涉租赁物没有发货，也不应对国银公司向长垣克瑞公司主张租金债权产生任何影响。根据本案案发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及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二条“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利，不影响其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之规定，国银公司履行完毕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主要义务后，有权要求出租人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四、国银公司向长垣克瑞公司主张租金债权与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不矛盾，均于法有据；而且，无论是管理人确认债权还是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均不会产生本案租金债权转移给新乡克瑞公司的效果。1.国银公司对长垣克瑞公司享有租金债权，而对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享有担保债权，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应在“不良《融资租赁合同》”（根据《合作协议》第6.5条，承租人未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所涉《融资租赁合同》可被认定为“不良《融资租赁合同》”）产生时履行权益购买义务，即向国银公司支付所有“不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应付未付的款项，而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付清所有权益购买价款后，国银公司在“不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承租人享有的债权转移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行使。由此可见，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与国银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本质上属于为国银公司实现“不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之规定，国银公司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有权向其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2.管理人确认债权和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均不代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已向国银公司付清权益购买价款，并未产生国银公司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转移“不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债权的效果。如上所述，《合作协议》的约定已经十分明确，即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付清权益购买价款后，“不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国银公司对承租人享有的租金债权才转移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行使。尽管国银公司申报的债权已经得到破产管理人的确认，但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国银公司是否能够受偿仍是未知数。若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之规定，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破产。此时，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国银公司对其享有的担保债权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国银公司享有的债权永远不会发生转移。因此，仅凭管理人确认国银公司申报的债权、以及一份尚未执行的重整计划，就认定国银公司将本案租金债权转让给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严重有违公平正义。五、长垣克瑞公司于2020年11月12日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未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首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方包括国银公司、长垣克瑞公司以及新乡克瑞股份公司，长垣克瑞公司仅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函，而未通知国银公司，并不会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其次，长垣克瑞公司并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约定解除权，该权利已经消灭。按照其所坚持的“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从未发货”的主张，长垣克瑞公司早就应该行使解除权，但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至国银公司起诉之日的这一段时间内，长垣克瑞公司从未以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发货为由行使解除权，本案经过原一审、二审、再审，长垣克瑞还是没有行使解除权，直至本案进入重一审，长垣克瑞公司才向第三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函。即使考虑到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直接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关于“一年内不行权，权利就消灭”的规定，长垣克瑞公司于2020年11月才发出解除通知，也已经远远超出本案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所规定的“行使约定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最后，如上所述，因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而存在的长垣克瑞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和长垣克瑞公司与国银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无论长垣克瑞公司以何种理由解除其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均不影响其作为承租人继续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综上所述，案涉租赁物真实存在，且已通过“承租人自提”的方式完成交付，长垣克瑞公司、刘永利、唐翠香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他文件因欺诈、租赁物不存在而无效”、“租赁物未实际交付”、“案涉租金债权已经转移给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恳请法院支持国银公司于原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永利、唐翠香述称，对长垣克瑞的上诉无异议。国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垣克瑞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扣除保证金后的全部未付租金共计2587811.73元；2.判令长垣克瑞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逾期违约金1007414.73元（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7月15日，应计算至实际支付日；计算方法：逾期租金金额×日万分之五×实际逾期天数）；3.判令长垣克瑞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租赁物名义价款800元；4.刘永利、唐翠香对长垣克瑞公司在上述诉讼请求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长垣克瑞公司、刘永利、唐翠香向国银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律师费4500元、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保全费等所有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2日，国银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4]租字第KR-2220048号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合同鉴于部分约定，长垣克瑞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国银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长垣克瑞公司愿意与国银公司合作开展此融资租赁业务。合同专用条款第2条约定：合同项下租赁物为工程机械，长垣克瑞公司应当于本合同生效且具备交付条件之日起1月内向长垣克瑞公司交付该批工程机械。该批工程机械总价款分为首期款与后期款，首期款按合同专用条款第4.3条的约定支付（即相同于首期租金为[肆拾伍万]元，长垣克瑞公司将首期租金支付给长垣克瑞公司即视为国银公司向长垣克瑞公司履行了支付首期款的义务），后期款即实际融资额为[贰佰伍拾伍万]元，由国银公司支付至长垣克瑞公司收款账户，长垣克瑞公司收到上述款项时即视作国银公司向长垣克瑞公司支付完毕全部购买款项。合同专用条款第4.1条约定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与工程机械总价款金额相同。合同专用条款第4.2条及通用条款4.2条约定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95％，每年3月21日、6月21日、9月21日、12月21日为调息日，如贷款基准利率发生调整，则在下一个调息日开始执行根据调整后的贷款基准利率所确定的租赁利率。合同专用条款第4.4条约定：后期租金按等额年金法计算按月支付，共付36次，以附件三《租金支付表》的约定为准。合同通用条款第1条及13.1条约定：租赁期限届满且长垣克瑞公司付清全部租金和租赁物转让名义价款后，国银公司将租赁物以当时的状态按100元价格转让给长垣克瑞公司，名义价款应与最后一期租金一并支付。合同通用条款第1条、第4.4条、第15.1条约定，长垣克瑞公司应依据《租金支付表》支付租金，在每个还款月扣款日（10号、15号）前将当期的后期租金交付至扣款账户，国银公司有权扣划当期租金。若长垣克瑞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的，国银公司有权按以下方式收取违约金：当期逾期金额在6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逾期款项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合同鉴于部分第4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地为郑州市金水区。合同通用条款第24条约定：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在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2月12日，长垣克瑞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了《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确认长垣克瑞公司于确认函签发日收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且验收合格。2014年12月12日，保证人刘永利及其配偶唐翠香向国银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违约金、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国银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当长垣克瑞公司未能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按时履行还租金义务及其他相关支付义务时，国银公司可直接向保证人索偿。保证人应在接到国银公司通知后的3个银行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债务。2014年12月12日，长垣克瑞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收款确认书》一份，认可收到其已收到长垣克瑞公司支付的首期租金450000元。2014年12月26日，国银公司向出卖人长垣克瑞公司支付设备价款2550000元。因长垣克瑞公司未按期足额向支付租金，2017年5月31日，国银公司向长垣克瑞公司发出《催收函》，通知长垣克瑞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但长垣克瑞公司未能支付。截至国银公司起诉时，长垣克瑞公司共欠付租金2587811.73元。庭审中，长垣克瑞公司、刘永利、唐翠香称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认可《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的签字、盖章均系其本人所为。一审法院原审认为，鉴于庭审中各方均未否认《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函》中各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故应当认定《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函》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履行义务。在《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国银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向出卖人支付剩余设备款；长垣克瑞公司对国银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按月足额支付租金。根据国银公司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可以认定国银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设备款的主要合同义务，有权要求长垣克瑞公司支付租金2587811.73元。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合同约定违约金为按天计算，该违约金的约定有利息的性质。但因本案所涉款项并非借款，如按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则违约金可能超过长垣克瑞公司所欠租金的总额。该违约金约定过高，酌定按照未付租金的30％即776343.5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连带责任的承担，刘永利、唐翠香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刘永利、唐翠香系融资租赁合同的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国银公司主张长垣克瑞公司应支付名义价款800元，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国银公司要求长垣克瑞公司支付律师费4500元，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判决：一、长垣克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国金租[2014]租字第KR-2220048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付租金2587811.73元及违约金776343.5元、设备名义价款800元、律师费4500元，共计3369455.2元；二、刘永利、唐翠香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国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568元，由国银公司负担1812.4元，长垣克瑞公司、刘永利、唐翠香负担33755.6元。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3年5月14日，国银公司（甲方）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乙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3]合作字第（KR-001）号《关于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第六条风险患缓释措施中第6.7条约定了厂商模式下“不良《融资租赁合同》”的处理，主要内容为：（1）权益购买：在厂商直接模式下，甲方有权直接向乙方发出《权益购买通知书》，乙方应在《权益购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权益购买价款无条件购买甲方在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并支付权益购买价款。（2）权益购买价款：权益购买价款=承租人应付未付租金＋所有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转让租赁物所有权名义价款＋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第十一条约定的赔偿款项）。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权益购买价款的，甲方即有权在结算款中予以扣除。（3）权益转让：权益购买方支付完毕全部权益购买价款后，甲方应将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剩余权益全部转让给权益购买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物权、债权、担保权益、保险权益及其他相关权益），并配合权益购买方办理相关手续。2014年12月12日，国银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4]租字第KR-2220048号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出卖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向承租人长垣克瑞公司交付工程机械即视同出租人国银公司向承租人长垣克瑞公司交付了租赁物。承租人应在验收工程机械后出具《租赁物接受确认函》，《租赁物接受确认函》的出具即视为出租人国银公司已向承租人长垣克瑞公司交付了租赁物以及承租人已确认租赁物验收合格。承租人受领租赁物后自行承担租赁物的保管和运往租赁物使用地点的责任、风险和运输费、保险费等一切费用。交付地点为出卖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经营场所。提取方式为承租人自提。同时在第二部分合同专用条款第6条风险控制措施中选择“保证金＋权益购买模式”，主要内容为：权益转让：承租人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时，权益购买方[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出租人支付承租人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承租人确认：权益受让方或保证责任承担方向出租人支付完相关款项后，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承租人提起诉讼及／或其他方式予以追索，包括但不限于：拖机、锁机、收回租赁物、变卖租赁物等救济措施。承租人应配合权益受让方采取上述措施，若因此产生争议，承租人与权益受让方应自行协商解决，与出租人无关。《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融资租赁合同确定的租赁期限，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保证的有效期限为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刘永利、唐翠香在《不可撤销担保函》上签字确认。2016年4月18日，国银公司（作为债权人、甲方）与新乡克瑞公司（作为债务人、乙方）就编号为国金租[2013]合作字第（KR-001）号《合作协议》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载明，截至2015年10月31日，在合作协议项下国银公司累计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支付设备购买价款7212.33万元，累计签署《融资租赁合同》30笔，累计租赁工程机械设备257台。目前未结清合同30笔，涉及租赁257台。合作协议项下全部融资租赁合同出现严重违约情形，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已达成权益购买条件，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应就全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权益购买义务。第3.1条约定，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应向国银公司就附件一项下所列《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权益购买义务。各方认可，合作协议项下每笔融资租赁合同的权益购买价款均按照如下公式计算：权益购买价款=到期应付未付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提前终止损失金＋名义价款。第3.2条约定，双方一致确认，截至2015年10月31日附件一所列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权益购买价款合计为59923306.15元，每笔融资租赁合同所对应的权益购买价款及其构成详见附件一。第4.1条约定，双方一致确认：截至2015年10月31日附件一所列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金余额为5062252.66元。附件一权益购买价款支付方案第3项载明，承租人长垣克瑞公司，租赁合同号KR-2220048，到期应付未付租金716631.81元，未到期租赁本金1899950.32元，违约金51908.18元，名义价款800元。2018年1月22日，国银公司作出《权益购买通知书》，要求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购买国银公司在附件一所列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权益购买价款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附件一第26项载明，承租人为长垣克瑞公司，合同号为KR-2220048，超过合同约定期限的逾期租金金额为2766311.73元。2018年5月20日，国银公司作为债权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书》中载明了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共同签订了国金租[2013]合作字第（KR-001）号《合作协议》，2013年6月28日至2014年12月26日期间，国银公司根据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推荐，累计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终端承租人投放业务金额为72123286.5元，后因终端承租人严重违约，根据前述《合作协议》约定，已达成权益购买条件。鉴于此，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签订了国金租[2013]合作字第（KR-001-2）号《补充协议》，经双方一致确认，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对截止2015年10月31日《合作协议》项下30笔终端融资租赁合同整体履行权益购买义务，应向国银公司支付相应权益购买价款59923306.15元。截止2018年2月6日，债务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应支付的债务金额为72650108.25元。因此，国银公司申请的债权金额为72650108.25元。该《债权申报书》同时载明，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国银租赁按月累计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送《权益购买通知书》，共发送35份，要求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根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益回购义务。诉讼中，长垣克瑞公司、刘永利、唐翠香向法院提交肖红杰于2016年12月26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融资租赁合同、货物验收、付款通知书、个人连带担保和部分没有内容的空白纸张均是在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向长垣克瑞公司发任何货物的前提下，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时一次性全部签约形成，在此特别声明签约当时所有文件的日期都是空白的，并且事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也均未向长垣克瑞公司发任何货物。该份《证明》上落款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合同签约证明人肖红杰并加盖有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公章。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肖红杰（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员工）作为证人出庭，证言内容主要为，其给公司老板建议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来拓展公司业务，其的业务是给公司寻找融资租赁的客户，具体流程为客户有购买产品意向后，通过金融公司将钱给公司，其将产品给客户。买方相当于还银行贷款一样把钱还给金融公司，前期是先发货后融资，后来为了资金周转，公司要求先融资到位再发货，其负责融资，货发不发与其没有关系，其作证主要是证明本案的货可能没发，发货是其他部门的任务，具体发没发其不清楚。又查明，2018年2月6日，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28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破产重组申请。2018年4月25日，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28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2020年11月10日，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28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批准新乡克瑞股份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新乡克瑞股份公司重整程序。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唐翠香、刘永利及长垣克瑞公司称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没有明确真实的租赁物，融资租赁关系实际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实际上应是借款合同，但唐翠香、刘永利及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虚假的意思表示，不足以证明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且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三方亦在案涉合同签署页签字盖章，故当事人均应按照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长垣克瑞公司是否实际收到了货物，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案涉工程机械的交付地点为出卖人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经营场所，由承租人长垣克瑞公司自提案涉工程机械，且刘永利认可其在《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签字确认并加盖长垣克瑞公司的公章，庭审中，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明确表示其已发货，现刘永利、唐翠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实际发货，故对刘永利、唐翠香及长垣克瑞公司称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发货的理由，不予采纳。刘永利、唐翠香称其受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经办人肖红杰哄骗签字盖章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主张，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刘永利、唐翠香及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肖红杰出具的书面证明，该份证明上有肖红杰的签字但加盖有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公章，不符合常理，同时肖红杰出具的该份书面证明的内容与其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作为证人出庭时陈述的内容不一致，肖红杰在原审及本次审理中亦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肖红杰出具的书面证明，不予采信。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出具的《未发货证明》，但该份证据仅加盖有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公章，未有负责人签字确认，且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刘永利、唐翠香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刘永利、唐翠香在《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签字确认，该担保函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融资租赁合同确定的租赁期限，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确定的租赁期限为36个月，国银公司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长垣克瑞公司于2020年11月12日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长垣克瑞公司仅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行为并未产生解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关于刘永利、长垣克瑞公司称国银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完毕案涉款项后，国银公司享有的权益才予以转让，而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向国银公司履行支付案涉款项的义务，故国银公司就本案债权向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与其在本案中主张债权并不矛盾。综上，国银公司要求长垣克瑞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2587811.73元、设备名义价款800元及律师费4500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酌定违约金按照未付租金的30％即776343.5元进行计算，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长垣克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国银公司国金租[2014]租字第（KR-2220048）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付租金2587811.73元及违约金776343.5元、设备名义价款800元、律师费4500元，共计3369455.2元；二、刘永利、唐翠香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国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35568元，由国银公司负担1812.4元，由刘永利、唐翠香、长垣克瑞公司共同负担33755.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中，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且系刘永利、唐翠香申请再审的案件，故，本案应适用合同签订时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长垣克瑞公司主张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恶意串通，应认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案中，从长垣克瑞公司的股权结构看，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进廷系长垣克瑞公司的股东之一，而且，涉案业务并非长垣克瑞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之间发生的唯一业务，新乡克瑞股份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长垣克瑞公司认可签订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确系经营需要，即长垣克瑞公司具有通过融资租赁形式进行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从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知悉，长垣克瑞公司对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就涉案融资租赁需向包括国银公司在内的三家融资租赁公司洽谈协商并最终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审批”确定系明知。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信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之待证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故，本院对长垣克瑞公司关于涉案合同因恶意串通而应认定无效的理由，不予采信。其次，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的规定，本案中，长垣克瑞公司、国银公司对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而且，从查明的事实看，长垣克瑞公司认可新乡克瑞股份公司系其指定的涉案租赁物出卖人，国银公司也已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支付了租赁物价款，虽然，国银公司认可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系先由长垣克瑞公司加盖印章后，交由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寄送后国银公司才加盖公司印章，但该事实只能印证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时间并非2014年12月12日，而不能否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已经生效。复次，长垣克瑞公司于2020年11月12日向新乡克瑞股份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主张该解除通知已发生法律效力，且买卖关系系融资租赁合同的基础，因基础不存在，故而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亦已于2020年11月12日解除。按照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合同解除的前提是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长垣克瑞公司一方面主张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一方面又通过通知解除的方式行使单方解除权，其法理逻辑与行为事实明显相互矛盾。再次，长垣克瑞公司主张涉案租赁物并没有交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当事人以虚构租赁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之规定，认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一方面，本案作为再审案件，并无民法典适用的余地。即便按照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适用该规定，但虚构租赁物与租赁物未交付并非同一概念。而从查明的事实看，新乡克瑞公司确系租赁物的生产商，也系涉案长垣克瑞公司选定的出卖人。长垣克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租赁物系虚构之事实，本院对长垣克瑞公司该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最后，虽然长垣克瑞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本案存在租赁物未交付的可能，但根据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但承租人以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为由，主张减轻或者免除相应租赁支付义务的除外”之规定可知，在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承租人的租金给付义务与出卖人的交付义务是相互独立的。结合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5.3条“合同各方一致同意，除本合同项下支付工程机械总价款的义务及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及租金收取权的权利由出租人承受及享有外，出租人将本合同项下买受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一并授予承租人行使及承担”的约定，长垣克瑞公司以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实际交付租赁物而主张国银公司无权要求其承担支付租金等合同责任，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长垣克瑞公司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新乡克瑞股份公司未交付涉案租赁的情况下，可另行行使索赔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国银公司与新乡克瑞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认定国银公司与长垣克瑞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长垣克瑞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长垣克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56元，由长垣克瑞建筑设备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红振审判员  马常有审判员  李文兵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