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富盛，男，196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谨，湖北森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富秀，邓富盛之兄，196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友谊大道508号时尚欧洲9号楼。负责人：康祝，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亚飞，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富盛、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下称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均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富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富秀、赵谨，上诉人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富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邓富盛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返还多收取的银行利息，案由是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不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审查借款合同效力和是否可撤销，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2、一审法院对资金流向作出了认定，但对两份借款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邓富盛以个人名义申请贷款1200万元，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要求将其中800万元存款一年，再以800万元存单为质押，按九五折，分别贷款给邓富盛、邓富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瑞星银河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瑞星公司）710万元、50万元。华夏银行徐东支行既收取了1200万元贷款的利息，又收取了760万元贷款的利息，而760万元资金来源于1200万元，事实上形成被明令禁止的以贷转存、套路贷。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为逃避监管所设计的借款合同等，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定认定为无效，而不应认定为可撤销合同，也不应受一年除斥期间的约束和限制。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依无效合同获取的利益，就是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并赔偿损失。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三年，但该规定有明确的限制：一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二是“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三是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四是最长二十年时效，另外，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还可适当延长。该规定一方面鼓励权利人及时行使请求权，另一方面限制人民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剥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邓富盛为使自己企业获得贷款，有求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对其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尽可能答应满足，且囿于有限的法律知识，并不能当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侵害了自己权利并构成不当得利，反而认为是帮助了自己，更不知道是“以贷转存”、“套路贷”。加之，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利用其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和强势地位设置障碍，阻止、迟滞了邓富盛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导致邓富盛未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相当长时间内，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电脑系统反映的数据都不完整、不准确，邓富盛从各个营业部打印的对账单都存在这一问题，直到本案第一次开庭质证，邓富盛提交的资金流向证据都缺少中间环节，此后费了很大周折才打印出完整的对账单将缺项补齐，这些足以证明客观上存在邓富盛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和特殊情况，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中止，而不应机械地错误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4、一审法院既认定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又认定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自相矛盾。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在适用对象、构成要件、法律效力、期间起算点、期间是否可变、法院是否可依职权主动适用等方面均不相同。邓富盛主张的是不当得利，没有主张两借款合同可撤销而行使撤销权，法院不应适用关于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上诉请求：请求对原判中错误认定的事实予以变更。事实与理由：邓富盛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自愿、协商一致并签订合同。一审法院仅凭银行账户资金流向，就推定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邓富盛以邓富秀名义签订合同，证据不足。该推定的所谓事实，对华夏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可能导致华夏银行面临监管处罚风险。1、一审法院认定邓富秀用于质押的800万元存单款项，来源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向邓富盛发放的1200万元贷款，没有依据。该1200万元贷款于2014年7月18日，依邓富盛委托付款书和瑞星公司、武汉十里香酒业有限公司（下称十里香酒业）之间购货合同，已用作货款支付至瑞星公司的合作供应商十里香酒业。虽然邓富盛提供资金流水显示，十里香酒业后来向邓富盛支付了1200万元，但两者系合作供应商关系，十里香酒业向邓富盛转账属交易往来，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无关。且该资金流转未通过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该行对此并不知情。在无其他证据情况下，不能仅以金额一致，就认为十里香酒业向邓富盛支付1200万元，系退还华夏银行徐东支行提供的贷款，更不能认定邓富盛向邓富秀支付的800万元来自于该笔贷款。2、邓富秀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签订合同时，与其配偶卢秀共同出具情况说明，承诺其用于办理质押的800万元存单款项是其经营积累的个人资产，而非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一审法院仅凭邓富盛的单方意见就否定该情况说明，认定该800万元存单款项来自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的贷款1200万元，没有依据。3、一审法院推定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邓富盛以邓富秀名义签订合同，不符合常理，也没有依据。（1）金融行业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华夏银行在行业中也不具有垄断地位。从邓富盛后期还款情况看，其履约能力较强，当时应属于较优质客户，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不仅不具备优势地位，甚至还可能需要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客户。（2）邓富盛、邓富秀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行为及可能的法律后果有充分认识和预见能力。案涉相关业务文件由两人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自愿协商一致签订，不存在受胁迫情形。（3）案涉贷款于2015年就已结清，如存在迫使签订合同、损害利益行为，邓富盛应于贷款清偿后就主张权利，但其时隔5年才提出主张，不合常理。4、一审法院推定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邓富盛签订不公平合同，将使华夏银行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还会变相怂恿邓富盛依判决书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这一推定，变相排除了监管部门的调查，剥夺了银行向监管部门申辩的权利，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也难以提出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以其上诉理由作为答辩意见。邓富盛还认为，从双方诉辩理由看，双方均不认可本案合同为可撤销合同。邓富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返还邓富盛多支付的贷款利息34362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及利息45357.84元，两项合计388977.84元（资金占用费期限为2015年7月23日计算至2019年7月23日，利率3.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5日，邓富盛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200万元，贷款期限为15个月，前12个月的年利率为7.995%，第13个月至第15个月的年利率为12%，贷款发放至邓富盛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卡号62×××60后，转至实际用款企业瑞星公司账户11×××81后，在一个工作日内受托支付至十里香酒业账户。2014年7月18日，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将1200万元贷款发放至邓富盛尾号5860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卡，邓富盛向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出具借款凭证，贷款期限为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10月18日。邓富盛收到贷款后，立即将该款转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瑞星公司在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尾号7181的对公账户。瑞星公司收到该款后，分别将300万元及900万元立即转到十里香酒业在湖北银行大悟支行尾号1256的账户上。十里香酒业又立即将上述300万元及900万元转到瑞星公司在招商银行尾号0704对公账户上。瑞星公司又将上述300万元及900万元转至邓富盛在招商银行尾号0726的卡号上。邓富盛又将该1200万元中转出800万元到邓富秀的招商银行尾号8275卡上。邓富秀又将其中200万元转入其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尾号5878的卡上，将另600万元转回邓富盛招商银行尾号0726的卡号上。邓富盛又从该600万元中转回200万元至邓富秀的招商银行尾号8275卡上，邓富秀将该200万元转入其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尾号5878卡上。上述转账均发生在2014年7月18日。7月20日，邓富盛分别从其招商银行尾号0726的卡上向邓富秀的招商银行尾号8275卡上转账185万元、215万元，邓富秀立即将该400万元转入其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尾号5878卡上。7月21日，邓富秀将上述800万元，在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处办理了一年期整取存单，年利率3.3%。2014年7月21日，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与瑞星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10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6.6%。2014年7月22日，邓富秀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签订了个人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邓富秀以其在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处的一年期800万元存单作质押，为瑞星公司提供最高额760万元的贷款担保，期限为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于当日向瑞星公司放款710万元，瑞星公司出具了借款凭证，载明贷款期限为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2014年8月20日，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与瑞星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4年8月20日至2015年7月21日，年利率6.6%。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于当日向瑞星公司放款50万元，瑞星公司出具了借款凭证。2015年4月15日，邓富盛提前结清了1200万元的贷款。2015年7月21日，邓富秀支取了800万元一年期存单，收取利息26.4万元。当日，瑞星公司结清了50万元的贷款。次日，瑞星公司结清了710万元的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富盛所获得1200万元贷款的资金流向来看，邓富秀用于质押的800万元存单的款项来源于该贷款，然后用该800万元作为质押，由瑞星公司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再次向华夏银行徐东支行贷款710万元及50万元。根据邓富盛与华夏银行徐东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邓富盛贷款1200万元的实际用款企业本就是瑞星公司，但最终邓富盛仅实际获得了1160万元流动资金的使用权及800万元一年期的存款利息。由此可以推定导致该结果的原因系华夏银行徐东支行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邓富盛以邓富秀的名义签订个人最高额质押合同及以瑞星公司的名义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终造成邓富盛需额外承担760万元的贷款利息与800万元定期存款利息间差额的损失。故，该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虽从形式上来说为有效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可撤销的合同。但因邓富盛未在一年期限内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故该合同仍为有效合同，华夏银行徐东支行据此取得的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且邓富盛起诉时，也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故一审法院对邓富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邓富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86元，由邓富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当事人未依法及时行使权利的，丧失获得司法保护的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存在中止、中断情形的，依法继续或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本案所涉合同均签订于2014年，邓富盛、瑞星公司获得并使用贷款后，于2015年还清全部贷款，案涉合同至此已履行完毕。邓富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论其是否具备法律知识，法律都推定其应当能够判断和预见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最迟至合同履行完毕之日，邓富盛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被侵害，本案诉讼时效即开始计算。现邓富盛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本案中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以及必须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形，一审法院依其于2019年才提起本案诉讼，认定其诉讼请求超过了当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并进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正确。另外，诉讼时效制度一般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虽然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因合同无效所形成的债权请求权纠纷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邓富盛以本案所涉合同无效为由要求返还利息等，因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中无需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效力等事宜发生的争议不予审查。综上，邓富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华夏银行徐东支行上诉要求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对合同效力方面的评判意见，本院二审认定本案中无需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该行上诉的目的已基本实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72元，由邓富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何义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霞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