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豫01行赔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竹，女，195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平，女，197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共同委托代理人常志强，男，198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作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巩义市新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81755170550D。法定代表人李超勇，主任。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孙培浩，该单位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崔跃武，河南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松竹、刘利平因诉上诉人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杜甫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1行赔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刘松竹与常祥（原名刘祥，已亡故）系夫妻，生育刘利平、常志强、常丽霞三子女。涉案房屋系常祥于1986年购买同村村民赵兴的宅基房屋（购买时为三间平房，现为两层），常祥于1992年获批一处宅基地，宅基地证号为巩集建（1992）字第0255**。该房屋位于常庄村城中村改造范围内，该房屋于2020年6月19日被拆除。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附属物登记明细表显示，混合结构规格为7.2×10.5×7；砖混平房3.2×7×3.4；砖混平房3×3.4×3.3；简易房3.2×3.2×3.2；水泥地坪7×6；水泥地坪3.5×3.8；砖砌体0.5×0.5×3×2（个）。巩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义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巩政〔2019〕10号）（自2019年11月10日起实施）。原审另查明，二原告与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该院作出（2020）豫0181行初5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将原告刘松竹、刘利平居住房屋拆除的行为违法。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不服该院判决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豫01行终6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常祥去世后，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归常志强所有。2020年5月24日，常志强与常庄村村委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中载明：“宅宅基证号：巩集建（1992）字第0255**宅基现户主：常志强；现宅基户内长期居住6人。”2020年5月25日，被告将补偿款支付给常志强。常志强称，该6人包含常志强一家5口人和其母亲刘松竹。原告刘利平离婚后于2017年将户口迁回常庄村，2018年9月16日，常志强、刘利平、常丽霞签订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刘利平所有。原告被告均不服，来院起诉。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对涉案房屋的拆除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其侵犯的对象为原告刘松竹、刘利平对涉案房屋的财产权，应当按照直接损失原则予以赔偿。关于涉案房屋损失赔偿问题。涉案房屋系原告刘利平的父亲常祥购买同村赵兴宅基地上的房屋所得，原告刘利平的父亲常祥另有一处宅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常祥一家人实际拥有两处住房，违反国家一户一宅的规定，涉案房屋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应当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赔偿。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应当赔偿涉案房屋被拆除的损失。涉案房屋（混合结构规格为7.2×10.5×7；砖混平房3.2×7×3.4；砖混平房3×3.4×3.3；简易房3.2×3.2×3.2；水泥地坪7×6；水泥地坪3.5×3.8；砖砌体0.5×0.5×3×2个）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附件2规定的相关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结合涉案房屋的实际情况，计算房屋损失为134549元，符合巩政〔2019〕10号文件附件2的规定，本院予以采信。二、关于涉案房屋室内物品损失赔偿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根据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视频，涉案房屋并未装修且室内未见原告提供的房屋损失清单中的各项物品。原告在诉讼中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原告的该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的片收补助、租房费。巩政〔2019〕10号文件附件3第十三条规定了安置房建设资金使用和补助方式，根据该条规定，补助资金拨付给相关镇（街道），由镇（街道）和村统筹安排使用建设安置房。原告主张按每平方米补助550元向其支付片收补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刘利平主张的租房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故刘利平主张租房费不予支持，且常志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安置人口包含刘松竹，补偿款中已包含借居费，故刘松竹主张租房费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松竹、刘利平房屋损失134549元；二、驳回原告刘松竹、刘利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刘松竹、刘利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1行赔初5号行政判决书，对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把行政赔偿等同于行政补偿，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赔偿数额，完全是政府行政补偿的数额，甚至连政府当初的搬迁奖励都不予认定，体现了一审法官的极其不负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是行政赔偿，应当按照强拆房屋当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一审判决实在有失公允，与上诉人房屋周边的市场价值差距巨大。二、一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和法律，明显倾向政府，上诉人严重怀疑一审法院的独立性和公平性。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书中阐明上诉人的房屋违反了我国农村一户一宅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购买房屋的时候，我国农村并没有一户一宅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依然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作出了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等同的判决。三、一审法院的判决体现了法官的不负责任，客观上造成了对地方政府强拆违法行为的纵容。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甚至低于政府征收补偿数额，这种极其偏颇的判决导致了上诉人的司法救济成为过场，客观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强拆违法行为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一边败诉一边强拆四、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采纳了被上诉人超过答辩期限的证据，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期限和开庭过程中，没有提供后来补充的证据。在一审判决下发前，被上诉人补充了证据，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强制性的要求上诉人质证，更为荒谬的是对于后来被上诉人补充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且在判决书中予以援引，明显违法。杜甫办事处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是按照政府文件的规定来进行计算。一审诉讼中原告是要求按照城市征收的标准来进行计算，根本不符合，也不能适用。因为原告取得的房屋没有合法用地手续，不能提供原始凭证，因此地方政府、人民法院按照政府文件的规定进行赔偿数额的计算没有错误。二、上诉人情绪化指责法院法官没有道理。上诉人杜甫办事处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对一审原告拆迁赔偿19404元。事实及理由：上诉人杜甫办事处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都没有异议，但是对最终的拆迁赔偿标准适用上有意见，因为法院已经认定常祥一家人实际拥有两处住房，违反了国家一户一宅的政策规定，认为涉案房屋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这是对的，但是忽略了我国农村实行多年的“批新交旧”的规定，刘利平、刘松竹的房屋来源是继承常祥的遗产，而常祥是购买赵兴的旧宅基房，赵兴是常庄村的村民（已故），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男孩，赵兴、赵素芳父女向村镇两级申请新批一处宅基地，村镇两级给赵兴父女审批了一处新宅基地，位于常庄村常南街，宅基宅基证号1992-256**照一户一宅、批新交旧的原则，赵兴的宅基地应该交还给常庄村集体使用，但是赵兴却违规将旧宅基卖给了常祥，常祥本人家庭也在常庄村审批了一处宅基地，常祥虽然购买了赵兴的宅基，但是常祥不能取得涉案宅基的宅基证，故此，刘利平、刘松竹不能提供常祥的宅基证，也没有赵兴的宅基证，只有一份土地局档案室查询复印件，赵兴的原宅基证的原件已经交给村集体收回作废。上诉人认为，常祥与赵兴之间买卖宅基地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并未取得合法手续。2020年涉案房屋被拆迁，上诉人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附件2第五条的规定，“被征地单位及个人在征地告知后新增加的附着物不予补偿；违法占地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违章建筑物不予补偿；原宅基地使用权交给集体另批宅基地的，原宅基地范围内附着物不予补偿。”据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忽视了赵兴审批新宅基地，把就宅基证原件交给村集体，又把老宅基卖给常祥，常祥没有取得宅基证的关键事实，对政府拆迁政策及文件没有理解透彻，被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原赵兴所建三间平房）按照规定不予补偿，常祥及其家人后增加盖的附属物房子（二层、简易房）补偿19404元。刘松竹、刘利平答辩称：一、根据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当事人购买的房屋是农村房屋，宅基地视为一并转让，这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事实。另外巩政〔2019〕10号文件是巩义市人民政府的文件，连个规章都算不上，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是依照法律法规，该文件作为一审法院审判的依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该文件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相违背，明显是无效的。另外从最公平的原则看，当事人房屋都建了多少年了，1986年购买的，是先有房屋后征收的，巩义市人民政府拿着现在的征收公告去处理以前的房屋。巩义市人民政府相应的决定堂而皇之地被一审法院采纳。一审法院不是一级审判法庭，它是政府的拆迁办，完全遵照巩义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文件实行拆迁工作，违背了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一审判决的标准太低。二、一审的基本事实都弄错了。一审法院规定了相应的举证期限，在举证期限之内，一审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在本判决书即将下达的前10日之内，一审法院通知一审原告去质证政府提交的证据，一审审判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过了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于不顾，强制要求上诉人进行质证。一审判决书中也明确载明了被告庭后提供的证据且予以采纳。一审认定事实也是错误的。一审被告提交了房屋的基本情况表，房屋已经被强制拆除了，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都没有提供。对计算表上面积计算是错误的。上诉人的房屋、宅基地面积加起来是390平方米，上诉人的房屋基本上已经全部盖满。一审法官在没有质证的情况下采纳了。原先被上诉人的证据认为房屋面积是151平方米，最基本的事实都弄错了。一审完全就是政府的拆迁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任何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在没有质证的情况下就采纳一审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三、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标准是134549元，完全是按照杜甫办事处提交给法庭的补偿明细表上的134549元。另一个数字是19404元。这两个数额提交给法院后，一审法院直接就这么判了。一审起码应当对双方提交的面积进行基本的调查和核实，现在房屋已经被强拆，但上诉人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证都严重缩小了房屋的面积，现按照违章建筑标准赔付，且政府提交了多少法院就判多少，还没有经过质证，一审法院是在走过场。这是一个事实错误。三、法律依据也是错误的。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农村宅基地不准在村民个人之间进行流转，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且已经过两次人民法院的判决予以确认。1986年违了哪个章？因为拆迁了硬说上诉人的房屋是违章建筑，违反一户一宅的规定。2020年5月1日新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将农村一户一宅写入法律，以前巩义市杜甫街道办事处出台过相应的一户一宅的规定吗？农村房屋的流转经本村村民之间购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堂而皇之地说刘利平的父亲常祥另有一处宅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常祥一家人实际拥有两处房屋，常祥是常祥，常志强是常志强，涉案房屋是常祥去世留下来的房屋，常志强另外审批一个宅基地，哪里违反了一户一宅的规定。另外一审判决书中竟然明确出现了违反国家一户一宅的规定，涉案房屋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符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是人民法院判决书中予以确认的吗？是政府的拆迁办的工作，法院的为什么不去政府拆迁办上班、让政府开工资，一审判决简直是一个笑话。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违法征收、违法强拆类行政赔偿案件工作指南》，明确规定房屋遭遇强拆的话要进行上浮，有的上浮10%，有的上浮50%。上诉人认为根据该规定，涉案房屋被强拆时，杜甫办事处连省里的批文都没有下来，用地可以说没有任何手续，直接强拆上诉人的房屋，那么应该直接上浮50%。一审中杜甫街道办事处报了多少就判赔多少，这违反了法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倾向政府过于明显，政府强拆上诉人房屋的代价太低廉了，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之后给上诉人的赔偿政府说多少就是多少，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能一样吗？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可。二审另查明：1986年常祥、刘松竹家购买赵兴涉案宅院时，仅有三间平房，即被拆除主房的第一层（赵兴所建）；2018年底其家在主房上加盖了第二层。被拆除的其余简易房、砖混平房等建筑物等均为一层。涉案宅院及房屋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杜甫街道办事处常庄村，已纳入巩义市城市规划区内，属于“城中村”，双方对此无异议；庭后杜甫办事处向本院反馈称，巩义市分为核心“城中村”、一般“城中村”和农村三类，涉案房屋所在常庄村属于一般“城中村”。刘松竹、刘利平当庭表示本案中其主张的租房费用仅为刘利平一人的。庭后刘利平明确表示安置房这块其要货币补偿。因刘松竹、刘利平对杜甫办事处的涉案房屋及其附属物登记明细表不认可，且该表并没有刘松竹、刘利平或其家属的签名确认，也没有任何国土局、镇（办）、村的工作人员的签名，因此该表不能被完全采信，本院需要查明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的具体情况。刘松竹、刘利平就其主张的涉案宅院提供了原合法使用权人赵兴的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该证显示涉案宅基地面积为壹分柒厘，东西长、南北宽因填写字迹潦草无法辨识。为核实该处宅基地及房屋的具体情况，本院责令双方补充提交证据。刘利平方向本院提交了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宗地草图（复印件），杜甫办事处向本院提交了宗地图（与原件核对无异件），其中双方提交的两张宗地图记载的宅基地信息一致，经质证双方对上述证据本身均无异议，本院亦予认可。结合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能够认定当时赵兴是先占用涉案宅基地建设，后补办土地登记手续，其实际使用面积为195.3平方米，即长为11.03米+7.97米，宽为10.28米；批准面积为113.4平方米，即长11.03米，宽10.28米；建筑占地面积为82.2平方米，即长8米，宽10.28米。也即其中7.97米＊10.28米=81.93平方米的实际占用面积，颁证时因超过了宅基地使用面积的法定标准，在宗地图中虚线标示出来，但并未登记在颁发给赵兴的宅基地使用证的批准使用面积之内，其宅基地使用证登记面积仅为壹分柒厘，折算为113.4平方米。对于双方宗地图记载的房屋的坐落方向，刘松竹、刘利平不认可，其称其家主房是坐南朝北、整个宅院是东西10.5米、南北19米（该主张是其庭后最终确认的主张），宗地图将其宅院的东西向和南北向画颠倒了。就此问题本院向杜甫办事处进行了核实，由于刘松竹、刘利平对自家宅院朝向方位最为清楚，经杜甫办事处核实后，其对刘松竹、刘利平所称其家涉案宅院及房屋的朝向方位不持异议。对比涉案宅基地登记档案，杜甫办事处对涉案房屋及其附属物登记明细表所测量登记的相应房屋的尺寸有大于也有小于宅基地证档案记载之处，如主房，档案中对一边记载为10.28米，而杜甫办事处登记为10.5米；如主房另一边档案记载为8米，而杜甫办事处登记为7.2米。而刘松竹、刘利平对于杜甫办事处多登记之处认可，对于少登记之处却不认可。可见，杜甫办事处所作涉案房屋及其附属物登记明细表测量数据有误差，而刘松竹、刘利平主张也不完全符合实际。由于常祥购买赵兴所建三间平房后该主房并未翻建，仅是2018年底加盖了第二层，因此结合上述宅基地登记档案记载情况，以及杜甫办事处涉案房屋及其附属物登记明细表所载情况，本院认定被拆除的两层主房的面积为8米＊10.28米＊2=164.48平方米（按照利于被拆迁人的原则计算，均计算至小数点后两位）。从杜甫办事处提供的拆迁前宅院现场视频可见，进院子大门后西边一列的厢房+简易房+主房已经占满了涉案宅院的南北向19米，并无空地，且赵兴领取宅基宅基地证已经实际占了南北向**到常祥购买宅院后，反而南北向少于19米，不符合人之常情，也无证据支持，因此，本院仍认定常祥家购买后实际占用的宅基地的南北向仍为19米。主房的南北长度为8米+杜甫办事处登记的简易房的南北长度3.2米=11.2米，那么剩余的西边砖混平房的南北长度为19米-11.2米=7.8米。从现场视频可见，简易房和西边砖混平房是等宽的，宅院东西长10.28米是固定的，院子东边大门口处还登记有东西向宽3米的一层平房，中间还有较大的空院，因此，对于杜甫办事处登记简易房和西边砖混平房的东西向宽度为3.2米，本院予以认可。综上，院子西边的简易房本院认定其面积为3.2米＊3.2米=10.24平方米；砖混平房本院认定其面积为3.2米＊7.8米=24.96平方米。院子东北角大门口处的一层砖混平房的面积（常志强当庭绘图标为洗手间）本院认可杜甫办事处登记的3.4米＊3米=10.2米。综合全案证据并经科学测算，本院认定被拆除房屋的面积为两层主房164.48平方米+西边简易房10.24平方米+西边砖混平房24.96平方米+东北角砖混平房10.2米=209.88平方米。另二审为核实《租赁协议》（载明一次性付清一年租金21600元）的真实性，要求刘利平一方提供该协议签约人王利军的身份证件、租金收据等印证材料，或者通知出租人来院接受询问。经本院反复要求，常志强向本院出示了《收据》（甲方郝会珍、乙方刘利平）原件、提供了出租方王利军、郝会珍（郝会珍是王利军的婆婆）身份证的电子版，但称出租方不愿意前来本院接受询问。经本院向王利军、郝会珍电话核实，两人称：王利军与刘利平签订了《租赁协议》、郝会珍收取刘利平租金18000元并出具《收据》（约定每月租金1800元，一次性缴一年租金的话免交两个月的租金），租赁了其家楼房的第二层。但王利军称，其与刘利平签订《租赁协议》的时间是2020年5月26日。郝会珍称，王利军签订《租赁协议》后，其2020年5月27日收到了刘利平交的租金18000元，此后刘利平即开始搬东西进来，到2020年6月19日晚上，刘利平来说必须过来住了，应刘利平要求就又重新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由于是晚上十点多了，落款时间写的是2020年6月20日，签协议时想着以后的租金给儿媳妇王利军，因此协议上出租方写的是王利军。刘松竹、刘利平为证明其损失，在二审阶段向本院提交了户主为刘松竹的杜甫街道常庄村二组的股权证一份，证明本户总股数为7，其中包括刘松竹、刘利平以及常志强一家5口，刘利平享受村民拆迁安置待遇，应当给予安置。杜甫办事处质证称，该股权证与本案争议无关，刘松竹的安置补偿利益已经全部包含在常志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刘利平是嫁出去的闺女，即便她离婚后2017年将户口迁回常庄村，也不符合村里的安置补偿政策，村里及办事处均不同意给其安置待遇。二审庭后，刘松竹、刘利平还向本院提交了相关家电的销售单、收据、发票，保修卡等共5张，以及相关商业楼盘的《置业计划书》，证明其损失。杜甫办事处质证称，对于房租收据，其认为过高，一人或者二人居住在巩义市北山口镇最多二室一厅就行，像刘利平租的四室一厅较大，租金一年最多一万元。另外其家房屋不是商品房，其提交的《置业计划书》不具备参考性。其提供的电器类收据，首先其现场录像显示室内并没有电器，也非常破旧；其次有些收据没有人名，海尔冰箱是他人的名字。空调应该有正式发票，收据上没有盖章反常。关于刘松竹、刘利平二审阶段新提交的证据能否采信，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松竹、刘利平一审求偿的各项损失能否获得支持，双方上诉请求能否成立。一、关于被拆除房屋损失的赔偿刘松竹、刘利平主张按照商品房每平方米7500元的单价，计350平方米给予其房屋损失赔偿，共计2625000元。关于赔偿面积问题，刘松竹、刘利平主张被拆除房屋面积共350平方米。但据全案证据及本院查明情况，并经过科学推算，本院认定刘松竹、刘利平家涉案被拆除房屋的面积为两层主房164.48平方米+西边简易房10.24平方米+西边砖混平房24.96平方米+东北角砖混平房10.2平方米=209.88平方米。其350平方米的主张显然不符合科学规律，也缺乏证据支撑，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各部分房屋的结构，杜甫办事处测量登记和主张的情况，与涉案宅院现场视频反映状况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即主房的第一层为平地砖窑（系赵兴所建），第二层为砖混楼房，合并认定为混合结构；西边简易房；西边砖混平房；东北角砖混平房。关于各部分房屋的高度问题，刘松竹、刘利平当庭仅对主房的高度提出了异议，主张其主房一层大概有3.9米，据此计算两层为7.8米。但是《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义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巩政〔2019〕10号）中规定，“平房”类中的“平地砖窑”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550元；“楼房”类中“混合结构”即“平地砖窑与砖混结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620元。同时，巩政〔2019〕10号文件的注释“一、拆迁房屋、窑洞补偿标准”中明确规定“2．平房或楼房按24公分砖墙、檐高3.1米计算，平地砖石砌筑窑洞按檐高3米计算，瓦房按24公分砖墙、檐高3米计算，简易房按24公分砖墙、檐高2.5米计算，檐高每增减10公分每平方米补偿费增减6元。”刘松竹、刘利平主张其家主房一层大概有3.9米，两层高达7.8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从拆除前现场视频可见，主房第一层和第二层几乎等高，登记为3.4米的西厢房略低于主房第一层的高度，因此，杜甫办事处将其家主房两层合并登记为7米，并无明显不当；第一层平地砖窑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造，其称主房一层高3.9米，显然超过了当地当时建平地砖窑的风俗规格，也超出了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的平地砖窑认定的基准，故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杜甫办事处测量登记其主房两层的层高共7米，本院予以认可。杜甫办事处测量登记的其余房屋的层高本院亦予认可。关于赔偿价格问题。因涉案被拆除房屋系农村宅基地上自建房屋，与国有土地上所建配套设施齐全的商品房存在实质差别，且被拆除房屋的价值是固定的，亦不因系杜甫办事处强拆就额外增值多少，故刘松竹、刘利平主张按照商品房的房地一体价每平方米7500元的单价赔偿，本院不予支持。杜甫办事处称，一审法院忽视了赵兴审批新宅基地，把旧宅基证原件交给村集体，又把老宅基卖给常祥，常祥没有取得宅基证的关键事实，对我国农村实行多年的“批新交旧”规定以及巩政〔2019〕10号文件附件2第五条规定“被征地单位及个人在征地告知后新增加的附着物不予补偿；违法占地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违章建筑物不予补偿；原宅基地使用权交给集体另批宅基地的，原宅基地范围内附着物不予补偿”等政府拆迁政策及文件没有理解透彻，涉案房屋（原赵兴所建三间平房）按照规定不予补偿，仅应对常祥及其家人后增盖的附属物（主房第二层、简易房等）补偿19404元。对于该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河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自1982年7月23日起实施，1987年9月29日被《河南省实施办法》废止）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修正）》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在出卖自己的宅基地及其房屋后，就无资格再申请新的宅基地。”本案中1986年赵兴将自己的宅基地及房屋出卖给常祥，政府却给赵兴另划了一处宅基地并于1992年为其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这本身就违反上述规定；如果如杜甫办事处所称赵兴系“批新丢旧”，那么政府监管不到位致使赵兴批新宅后旧宅未有效收回而被出卖给常祥，属政府监管不力。《河南省实施办法》（1987年9月29日公布施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一）农村居民户无宅基地的；（二）农村居民户，除身边留一子女外，其他成年子女确需另立门户而已有的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的；……”，可以申请宅基地。第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农村居民购买、接受赠予房屋，应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当时常祥在本村没有其他宅基地，那么在其受让赵兴的涉案宅基地及原三间房屋后，常祥应当依法将该处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但是常祥不但没有去申请变更登记，相反却在本村另申请一处宅基地，而村里及各级政府在常祥已经实际占用涉案宅基地，且仅有一子常志强（1992年常志强仅十岁，刘利平、常丽霞均为女儿），不存在分户需另批宅基地的情况下，违规准许其另分宅基地并于1992年为之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由此导致拆迁时刘松竹一户实际上拥有两处宅院。2017年刘利平离婚后将其户口迁回常庄村并落户于户主刘松竹位于常庄村常兴路**（即常祥及刘松竹有证宅院处）户口户口簿上，刘松竹、常志强、刘利平等家庭成员均为一户，二审期间其提交的股权证也印证了该事实。虽然2018年9月常志强、刘利平、常丽霞以《协议书》方式约定常祥生前在常庄村购买的涉案宅基地及房屋、附属物都归刘利平所有，该宅基地使用权归刘利平所有，但是否拥有完全合法宅基地使用权，是需要经过土地所有权人常庄村及有权政府机关认可和依法认定的，而刘利平就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并未获得常庄村、杜甫办事处及有权机关的认可。正因常庄村及杜甫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坚持认为涉案宅院违反“一户一宅”原则，不认可涉案宅基地的合法性，不认可刘利平就涉案宅基地的安置资格，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才导致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诉讼中，杜甫办事处仍坚持其上述观点。自1987年9月29日《河南省实施办法》公布施行以来，“一户一宅”原则就是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但本案中因常祥自身因素及政府监管不力原因，致使拆迁时刘松竹、常志强、刘利平一户实际拥有两处宅基地是客观事实，违反“一户一宅”原则。刘松竹作为常庄村常兴路126号的户主，其安置补偿利益均已经由其儿子常志强签订协议一并约定在了常庄村常兴路126号宅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刘松竹再基于涉案宅基地来主张安置利益或宅基地对应的利益，本院不予支持。因常庄村及杜甫办事处不认可刘利平的安置资格，也不认可涉案宅基的合法性，且本院亦认定涉案宅基地违反“一户一宅”原则，不符合常庄村施行的安置政策，故刘利平基于涉案宅基地及房屋被拆除而要求获得安置利益或宅基地对应的利益，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就涉案被拆除宅院，刘松竹及刘利平有权获得的仅为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的价值。一审法院适用《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义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巩政〔2019〕10号）对涉案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给予赔偿。因本院认定的各部分房屋的面积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部分房屋按照巩政〔2019〕10号文规定计算的赔偿金额本院进行相应的调整。就主房的赔偿而言，本院认定房屋面积为164.48平方米。主房第一层为平房砖窑，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550元（檐高3米计算）；第二层为砖混楼房该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680元（檐高3.1米计算）。根据巩政〔2019〕10号文件，主房可认定为混合结构（即平地砖窑与砖混结构），每平方米620元。因两层合计高7米，平均计算一层高为3.5米，超过规定的标准檐高3.1米40公分，根据巩政〔2019〕10号文件关于檐高每增减10公分，补偿标准每平方米相应增减6元的规定，一审法院按照平均每平方米644元的标准计算主房的赔偿金额，即164.48平方米＊每平方米644元=105925.12元，符合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就西边简易房的赔偿而言，本院认可杜甫办事处测量登记面积为10.24平方米。常志强庭后明确该房屋是用于进出主房最西边的一间窑洞使用的；从拆除前现场视频可见，该简易房没有门和窗，房顶为彩钢瓦或石棉瓦；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简易房”（石棉瓦、彩钢瓦、油毡顶、全砖砌墙）每平方米补偿210元，该文件注释中规定“简易房按24公分砖墙、檐高2.5米计算”“檐高每增减10公分，补偿标准每平方米相应增减6元”，测量登记其檐高为3.2米，高出标准檐高70公分，补偿标准应为210+7＊6=252元。即西边简易房计赔10.24平方米＊252元=2580.48元，符合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就西边砖混平房的赔偿而言，本院认定其面积为24.96平方米。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砖混平房补偿标准为620元，檐高3.1米计算，“檐高每增减10公分，补偿标准每平方米相应增减6元”，该房测量登记檐高为3.4米，其补偿标准为620+3＊6=638元。即西边砖混平房计赔24.96平方米＊638元=15924.48元，符合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就东北角砖混平房的赔偿而言，本院认定其面积为10.2平方米。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砖混平房补偿标准为620元，檐高3.1米计算，“檐高每增减10公分，补偿标准每平方米相应增减6元”，该房测量登记檐高为3.3米，其补偿标准为620+2＊6=632元。即东北角砖混平房计赔10.2平方米＊632元=6446.4元，符合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综上，若完全适用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标准计赔，被拆除上述房屋合计赔偿为130876.48元。但因刘松竹、刘利平主张的相应土地利益（安置利益）本院未予支持，而涉案房屋属于巩义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城中村”，加之系被杜甫办事处违法强制拆除，因此涉案房屋的赔偿标准应当足以弥补刘松竹、刘利平的实际损失，且体现对杜甫办事处违法强拆行为的惩戒因素，因此，本院酌定在上述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整体上浮10%，作为涉案被拆除房屋的最终赔偿标准，即本院酌定涉案被拆除房屋最终合计赔偿刘松竹、刘利平143964.13元。此外，对于杜甫办事处测量登记的两处水泥地坪7＊6+3.5＊3.8平方米=55.3平方米，还有2个砖砌体（即院大门的水泥立柱）0.5＊0.5＊3，刘松竹、刘利平并未提出异议，也未作其他说明，本院予以采信。两处水泥地坪，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室外水泥地坪”每平方米38元的标准赔偿，即55.3平方米＊每平方米38元=2101.4元。2个砖砌体，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砖石砌体”每立方米200元的标准计赔，即0.5＊0.5＊3＊2＊每立方米200元=300元。二、关于房屋装修的赔偿刘松竹、刘利平主张室内装修损失138000元。而其主房第一层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设，从拆除前现场视频可见，第一层主房室内除水泥地面和白灰部分脱落的白灰墙外，没有其他装修；第二层虽系2018年底加盖，但是仅可见安装了窗户，房门未见安装，且院内没有楼梯可以进入第二层，需从自家院外西边土堆踩着才能进入二层，不像正常装修居住使用的状况，杜甫办事处也称其都是用旧材料建设，根本不是以居住为目的。简易房无门无窗，作进入一层主房最西边的一间窑洞使用，室内系原始的砖，无任何装修。西边砖混平房均是农村极普通的砖墙、门、窗，东北角砖混平房（常志强标为洗手间）据现场视频可见无门无窗。按照巩政〔2019〕10号文件中的注释规定“拆迁各类房屋的补偿费”中包括室内的各种门窗、水、电配套、水泥地坪、栏杆、室外防盗网、女儿墙、、地基土方、圈梁、构造柱、无柱雨棚等旧料损失，拆迁、搬运、人工等费用。就涉案房屋的装修状况而言，一审法院按照主房每平方米60元、其他砖混平房每平方米50元的标准计赔装修损失，足以弥补其损失。因此，本院计赔为主房164.48平方米＊60元=9868.8元；两处砖混平房合计（24.96+10.2）＊50元=1758元。即对室内装修损失，本院计赔为11626.8元。三、关于租房费的赔偿刘松竹、刘利平主张12个月＊1800元=21600元，且其明确主张上述费用是刘利平一人的。由于涉案房屋被拆除后，确实会导致刘利平无房居住而需要租房，故其主张租房费属于直接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租房费的具体金额，刘利平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20日的《租赁协议》，约定收取一年租金21600元，签约双方为刘利平和王利军；协议中不显示房屋的具体面积，常志强称租赁了出租人自家院内楼房的第二层整层。本院责令刘松竹、刘利平代理人常志强通知出租人到本院接受询问，并提供租金收据、出租人身份证件等进行核实。常志强称出租人不愿意到本院接受询问，提交了租金收据一份，收据上显示郝会珍（系王利军的婆婆）于2020年5月27日收取刘利平一年的租金18000元。根据《租赁协议》和租金收据上所留王利军和郝会珍手机号，本院向两人进行电话核实，并要求其来院接受询问被拒。王利军明确称其与刘利平签订的《租赁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起初郝会珍也称王利军2020年5月26日签订《租赁协议》，次日其收取了刘利平交的房租18000元（每个月1800元，一次性交一年的免两个月的房租）；当本院质问为什么刘利平提交法院的《租赁协议》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20日时，常志强、王利军均称不知道，郝会珍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之后郝会珍又电话回复本院称，2020年5月26日王利军确与刘利平签过一份《租赁协议》，次日其收了房租，刘利平陆续搬东西，到2020年6月19日晚上刘利平到其家称必须住过来了，应刘利平要求又签一份《租赁协议》，落款时间写的是2020年6月20日，且其签的是王利军的名字。当本院要求常志强、郝会珍提供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的《租赁协议》文本时，两人均称找不到了，当本院要求郝会珍提供自己保存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20日的《租赁协议》文本时，郝会珍又称当时该协议只签了一份给刘利平，自己没有要协议文本。如郝会珍所述属实，其仅收取了刘利平18000元房租，却为刘利平出具了载明收取一年租金21600元的《租赁协议》。杜甫办事处对该租金标准提出异议，认为过高，一人或二人居住在巩义市北山口镇最多二室一厅就行，而刘利平却租的四室一厅较大，即便如此，租金也最多一万元。另杜甫办事处陈述其他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村民临时过渡费均为每人每月230元，常志强所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印证该情况。此外，本院从巩义市人民政府官网查询到《巩义市房屋租赁租金指导标准（2020年5月）》及《巩义市房屋租赁价格区域划分表》（巩义市房管中心于2020年5月14日发布）其中载明，北山口镇为“五类”区域；该类区域中的住宅用房的租金指导价格为每平方米3-7元。因刘松竹、刘利平称该租房费用是刘利平一人的（刘松竹每月230元的临时过渡费已经包含在常志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并按期领取），那么刘利平一人却租用农村自建楼房的第二层整层，如果按照租金指导价上限7元/平方米来计算，每月1500元的租金可以租到北上口镇住宅用房214平方米多，而农村自建楼房受宅基地面积法定标准的限制一层房屋的面积显然是不可能有214平方米这么大的。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刘利平提交的《租赁协议》及其实际支出租金数额持合理怀疑态度，不能排除刘利平与出租方串通的嫌疑。因此，本院将结合《巩义市房屋租赁租金指导标准（2020年5月）》及刘利平具体情况，合理酌定其租金损失。因仅涉及刘利平一人的租房费，如果适用拆迁文件规定的每人每月230元的借居费的标准，显然不够刘利平租房居住，那么本院参照《巩义市房屋租赁租金指导标准（2020年5月）》中北山口镇最高住宅房屋租金指导价7元/平方米，给刘利平计100平方米的住宅面积，酌定给其每月租金为700元。即便刘利平所主张的已支出租金确实存在，因其明显超大面积、超当时当地租金标准，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且不具有合理性，也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院按照刘利平主张的12个月，以每月700元的租金标准计赔其租房费损失，共计8400元。四、关于各类物品损失刘松竹、刘利平主张有室内物品损失、家具、生活用品、个人用品、厨房电器等，但据杜甫办事处提供的拆除涉案房屋当日的现场视频可见，除遗留在现场的一张旧木桌、两把旧椅子、三个小板凳、一把扫帚及垃圾斗、一口旧锅、院大门的两扇铁门、院东墙上的两扇破旧铁栅门外，并未见其他物品；主房二楼未见安装门，也未见院里有进入二楼的楼梯（庭后与常志强及杜甫办事处核实，双方认可刘利平家系从其西厢房西侧的院外土堆踩着进入二楼）；且刘松竹、刘利平提供的出租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经本院联系，出租方称2020年5月26日曾与刘利平签订过一份《租赁协议》，5月27日收取其租金，后其陆续搬东西进来，到2020年6月19日晚上刘利平来说必须过来住了，刘利平要求就又重新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20日），那么据此可见，如刘利平所称外出租房属实的话，也已将物品从涉案被拆除房屋内搬出至出租房内。其在二审庭后补充提交的相关票据，也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故就其家遗留在现场的上述物品本院酌情赔偿800元，其余物品求偿主张均不予支持。此外，根据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补偿的原则，因涉案房屋室内物品本院认定刘利平基本已经搬离，未支持其该项请求，故巩政〔2019〕10号文件规定的拆迁人口搬家补助费每人500元，应当支付给刘利平。刘松竹虽称其也在涉案房屋居住，但因刘松竹享受的相应搬家补助费等均已经约定在了常志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并实际领取，故本院不再重复支持刘松竹的搬家补助费。五、关于房屋片收补助根据巩政〔2019〕10号文件的附件3《巩义市征地拆迁农民住宅补偿安置意见》中“采用高层、小高层安置方式建公寓楼的，按核定的安置面积，城市规划区内每平方米补助550元，城市规划区外每平方米补助500元。补贴资金拨付给相关镇（街道），由镇（街道）和村统筹安排使用建设安置房。”据此，刘松竹、刘利平主张的房屋片收补助是用于安置房建设的，并非给村民个人的，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经合计，本院共酌定赔偿刘松竹、刘利平各项损失共167692.33元。刘松竹、刘利平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其余过高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杜甫办事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未查明全部事实，对赔偿金额的酌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1行赔初5号行政判决；二、上诉人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上诉人刘松竹、刘利平支付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67692.33元；三、驳回上诉人刘松竹、刘利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丽平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张 启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