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1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义茗，男，197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男，198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南漳县，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琴，女，199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大英县，住北京市海淀区。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军，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义茗因与被上诉人刘**、胡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20）鄂0624民初2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义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财产370000元及从2018年6月23日起计息的利息41008元（暂计息至2020年10月23日，以后计息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37万元，备注用于足疗店，可以理解是提供借款的资金用途和资金去向，并非是为履行合伙义务而转款。之前50万元也同样备注用于足疗店，只是由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条，被上诉人承认是借款。不能因备注的资金用途推断此款是合伙投资资金，且没有证据证实37万元用于了足疗店项目。一审法院将合伙意向和构成合伙混为了一团，双方没有实际签订合伙协议，不能认定37万元为合伙投资款。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诉讼时，证人也未能证实当事人之间签订了合伙协议或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上诉人转款之初，双方有合伙意向，但上诉人进行项目考察后，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不能认定该款项是合伙投资金。（二）被上诉人称37万元是上诉人的合伙资金，但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未明确合伙企业的名称，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方法，入伙与退伙、解散、清算、违法约定等，此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的资金不退，构成不当得利。刘**、胡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王正军、秦义茗有合伙的意思表示，秦义茗参与处理了相关合伙事务，如以秦义茗为主谈判转店价款、谈判装修相关事宜，并履行了合伙出资交纳事宜。三人成立的公司已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由付小雨和王正军代持股份，秦义茗是股东之一。秦义茗行使了股东权利，如监督权，随时听取关于资金投入、预算情况等的通报。但因疫情原因，公司经营亏损，秦义茗得知亏损就要求退还投资本金，不符合诚信原则。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秦义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胡琴向秦义茗返还财产370000元及从2018年6月23日起计算的利息41008元（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3日，以后计算至全部款项返还完之日）。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胡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义茗与刘**系老乡关系，胡琴和刘**系夫妻关系。2018年6月17日，秦义茗向胡琴转账17万元，此17万元的汇款人附言为“富足苑来广营店转让费”；2018年6月23日，秦义茗向胡琴转账20万元，此20万元的汇款人附言为“富足苑北苑家园店房租费+业主租房押金”。秦义茗曾经以此37万元系民间借贷为由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胡琴还款，刘**、胡琴辩称37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合伙发生的费用，后秦义茗撤诉。同时查明，2018年6月12日，刘**曾经给秦义茗出具借条向秦义茗借款50万元，借款用途为支付重庆郭氏富桥北京代理费、还款期限为2018年9月30日；此50万元借款刘**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还款30万元、于2018年11月30日还款20万元。秦义茗曾经以刘**、胡琴逾期还款而要求刘**、胡琴支付50万元借款的逾期利息3300元，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秦义茗的诉讼请求，刘**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二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对秦义茗于2018年6月17日和23日分两次向胡琴转款37万元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在本次诉讼中，秦义茗针对37万元提起的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胡琴取得该37万元转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认可秦义茗打入胡琴账户37万元。因此，判断刘**、胡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秦义茗在此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述称：刘**、胡琴向其借款50万元后，又“称其经营的足浴店很挣钱，但其资金不足，无力同时开好几家店，希望秦义茗提供资金支持，并承诺给秦义茗股份和分红”，秦义茗遂分两次向胡琴转款37万元。同时，秦义茗在两次转款的汇款人附言中分别备注“富足苑来广营店转让费”和“富足苑北苑家园店房租费+业主租房押金”，转款附言中的备注与秦义茗在起诉时的陈述内容相一致，秦义茗向胡琴转款系有明确用途的即用于足浴店支付转让费、房租等。再者，一审法院注意到在此37万元转账交易前五天，刘**向秦义茗借款50万元即办理了完善的借款手续出具了借条，应该说双方都还是有证据意识的。此37万元，正如秦义茗在诉状中述称的“至今，被告既没有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也不打收条、也不退款…”。另外，双方为此37万元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诉讼时，也有证人出庭证明双方当事人当初是合伙开店，37万元系投资而非借款。对此37万元转款的原因，秦义茗诉称、刘**和胡琴辩称及双方证据证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即转款的初因是为投资开足浴店。因此，双方之间为此37万元转款引起的纠纷，应该按照基础法律关系予以处理。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诉讼中查明，刘**住所地为湖北省南漳县武安镇双柏树村五组、胡琴住所地为四川省大英县通仙乡盛水村7组15号，但刘**、胡琴两人长期在北京市××路西晴公寓居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当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但因刘**、胡琴未在答辩期内提管辖权异议并已经应诉答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可以视为本院有管辖权。同时，本案也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没有进行移送处理。基于以上考虑，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实体判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秦义茗关于胡琴收到诉争的37万元系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且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秦义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33元，由秦义茗负担。二审期间，刘**、胡琴就一审提交的2018年7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提交了原始载体，秦义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仅是对成立合伙企业做的商议，不能证实37万元的实际资金流向，不能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刘**、胡琴还提交了付小雨、王正军出具的代持股说明书，欲证实秦义茗在北京富侨京有缘休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份33.33%由王正军代持。秦义茗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秦义茗持有该公司股份。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代持股说明书，秦义茗不予认可，说明人未到庭证实，刘**、胡琴亦未提供如代持股协议之类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刘**、胡琴主张的代持股之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受益，致他人受到损失，得利者应负返还取得利益的义务。本案中，就秦义茗于2018年6月17日、23日的两笔转款，虽然双方当事人对款项流转的原因未形成书面协议，但从秦义茗转款分别备注“富足苑来广营店转让费”和“富足苑北苑家园店房租费+业主租房押金”，及秦义茗诉讼期间自认的内容看，双方对款项流转进行过合意，转款之初双方有合伙经营的意向，秦义茗是基于内心的明确意思表示向胡琴转款；从刘**、胡琴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时当事人所举证据看，秦义茗转款之后，双方对最初存在合伙意向的事务已进行实际投入，此种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依据充分，判决驳回秦义茗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秦义茗要求二审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财产37万元及利息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65元，由秦义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丹丹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彭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