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初13933号原告：王某1，女，195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设，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2，女，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设，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3，男，195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设，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4，男，195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王某5，女，194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王某6，女，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与被告王某4、王某5、王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周杰于2021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王某1、王某2及其二人与原告王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设，被告王某4、王某5、王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王某1对武汉市武昌区堤下街2号房屋享有43/243的继承份额，估价43万元；2、判令确认原告王某2对武汉市武昌区堤下街2号房屋享有40/243的继承份额，估价40万元；3、判令确认原告王某3对武汉市武昌区堤下街2号房屋享有40/243的继承份额，估价4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王某1、王某2、王某3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原告王某1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43/243的继承份额，估价43万元；2、请求确认原告王某2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40/243的份额，估价40万元；3、请求确认原告王某3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40/243的继承份额，估价4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与被告王某4、王某5、王某6系同胞兄弟姐妹，父亲王家福1925年1月6日出生，1988年3月31日去世。母亲郑啟珍1929年正月初二出生，2000年11月27日去世。原被告兄弟姐妹六人自幼与父母一起居住在父母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堤下街2号房屋即案涉房屋。1999年在征得当时在世的母亲的同意，并与被告王某4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告王某1出资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扩建。次年母亲去世，案涉房屋后一直由被告王某4使用至被拆除时止。2017年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2018年夏，原被告就案涉房屋征收利益的分配口头达成协议，具体内容为王某1因扩建房屋适当多分，其余五人均分补偿款，授权王某4代表大家与拆迁办谈判。2019年安奕公司与王某4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将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243万元直接支付给了被告王某4，案涉房屋被拆除后，被告王某4在收到拆迁补偿款后并未依约定将243万元在兄弟姐妹们之间分配。经原告通过各种途径催要后，被告分别返还原告王某111万元、王某210万元、王某320万元，余款至今拒绝给付。综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王某4辩称，我认为原告的诉状与事实不符。我是7月25日下午4点拿的拆迁款，我7月26日上班，我通知哥哥姐姐，说拆迁款已经领取了，拿了225万元，另外搭建的与别人有协议。我说了王某3，我只能给你20万元，二姐王某111万元，三姐王某210万元，他们当时回答我，不行，钱少了，要去告我。我就说，你要告我可以，我就暂时不转钱给你们，如果同意这个方案，就把卡号发给我，我把钱转给你们，不到一个小时他们逐一将卡号发给我，我认为他们默认通过了这个方案，不同意不会将卡号发给我。7月28日，我下班，直接去银行将钱转给他们，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被告王某5辩称，我小弟弟本来应该有套好房子，他良心好，我们是兄弟姐妹，我是大姐，我父母培养我读了高中，但是我感到惭愧，我没有钱。我小弟弟陈述很在理。被告王某6辩称，我的哥哥在徐家棚堤下街住了几十年，一直陪伴我父母，房子不好，几十年我哥哥召集我们姊妹吃年饭，我母亲是2000年去世的，去世前我妈跟我们说不要跟哥哥争房子，这是我妈承诺的事情。我妈去世后，我妈的坟墓都是我哥哥每年去磕头烧香。经审理查明，王家福与郑啟珍生前育有两儿四女，分别为长子王某3、次子王某4、长女王某5、次女王某1、三女王某2、四女王某6。王家福于1988年3月31日死亡，郑啟珍于2000年11月27日死亡。王家福、郑啟珍生前未立遗嘱。庭审中，王某1等提交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代征城镇私房使用税纳税登记簿，拟证明坐落于武昌区徐家棚街堤下街2号的案涉房屋系王家福、郑啟珍所有的私房。王某4对该证据无异议，认可被征收房屋系父母遗产。王某1等另提交字据一份和书面证言两份，拟证明王某1于1999年扩建房屋的事实。王某4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王某1并不是扩建房屋，只是修。2017年7月5日，武昌区人民政府作出武昌征决字[2017]第22号《房屋征收决定》，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2018年10月30日，王某4作为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签订《个人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主要内容为王某4被征收房屋位于武昌区徐家棚街堤下街2号，历史遗留无证房屋面积为103.61平方米，对该房屋的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等款项总金额为2911680元。2019年7月28日，王某4分别向王某3、王某1、王某2、王某5、王某6支付征收补偿款200000元、11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400000元。现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系被继承人王家福、郑啟珍的遗产，应予分割，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关于征收补偿款的协商分配问题。王某4于庭审中陈述：要拆迁时，我召集姊妹们商量，我说最低要150万元买套房子，其他的你们分，我当时急得没办法，我爱人有脑梗，为了身体状况，需要离开这个房子，我为了租房子，我勉强答应他们了，说一个人给40万元。关于案涉房屋由谁居住的问题。王某4陈述一直由其居住。王某1陈述其在1998年居住到2002年，后来一直是其他人居住。王某5、王某6陈述系王某4在居住。以上事实有墓碑照片、武汉市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死亡医学证明书、职工履历表、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代征城镇私房土地使用税纳税登记簿、《个人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引起本案纠纷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坐落于武昌区徐家棚街堤下街2号的房屋被征收后，其财产形式转换为征收部门对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鉴于王某4对于被征收房屋系其父母遗留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系被继承人王家福与郑啟珍遗产的事实予以认定。王家福、郑啟珍死亡后遗产未予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的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此处的协议系指各共有权人对于如何分割共有财产已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王某4向其余共有权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各共有权人已对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达成一致，在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共有权人对案涉征收补偿款的分割达成协议的情形下，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征收补偿款进行分割。王某1主张其于1999年对案涉房屋进行扩建，应予多分，但其既未提交字据的原件以供核对，亦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其所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王某4对相关事实亦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王某1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王某4长期生活居住在案涉房屋，考虑到其生活的实际需要，本院酌定对于原位于武昌区徐家棚街堤下街2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2911680元，王某4享有20%的份额，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各享有16%的份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堤下街2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2911680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被告王某5、王某6各享有16%的份额，由被告王某4享有20%的份额；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240元，由原告王某1、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被告王某5、被告王某6各负担4198元，被告王某4负担5250元（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行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杰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邵文娉书记员严橄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