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8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贾东芳，女，198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润（贾东芳之夫），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铭旋，女，198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川，男，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贾东芳因与被上诉人孙铭旋、王绍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8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东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铭旋、王绍川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孙铭旋、王绍川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贾东芳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和孙铭旋、王绍川的约定，将借款200万元支付给孙铭旋、王绍川，完成了出借款项的义务。2015年7月31日和2015年8月1日，贾东芳通过丈夫梁文润的银行账户分两次给王绍川转账124万元，余款76万元由贾东芳的丈夫梁文润按照孙铭旋、王绍川的指示，直接支付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广发永乡萤石矿（以下简称广发萤石矿）。为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9月7日，贾东芳与孙铭旋、王绍川在北京恒信公证处签订了借款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办理了（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和第五项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贾东芳已经完成了出借义务。北京恒信公证处核实了上述事实后，出具（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生效裁定书（2018）京0111执异243号执行裁定书、（2019）京0111民初1145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根据上述事实，驳回了孙铭旋、王绍川不予执行（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的请求。二、原审法院错误的依据与本案毫无关联的贾东芳丈夫梁文润与孙铭旋、王绍川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中的部分事实，就片面的推翻上述已经经过公证处及人民法院就本案借款认定的事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孙铭旋、王绍川通过按照贾东芳指示，出借给案外人王希友100万元的方式，偿还了案涉借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贾东芳的丈夫梁文润与王绍川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贾东芳的丈夫梁文润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将上述100万元作为孙铭旋、王绍川需要承担的广发萤石矿工工资及工程款，支付给案外第三方。孙铭旋、王绍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铭旋、王绍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即（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公证书》及（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2.判令贾东芳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7日，贾东芳（贷款人、甲方）与王绍川、孙铭旋（借款人、乙方）在北京市恒信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向乙方发放贷款人民币（大写）200万元，借款种类为流动资金借款，借款用途为企业经营。第二条、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实际放款日起算。第三条、按月利率2%计息，如借款利率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借款利率，则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最高借款利率执行。第四条、借款为人民币200万元，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划款，并将借款划入借款人银行账户内，以银行凭证为准。第五条、本合同约定于借款到期之日前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还款、付息款项存入贷款人银行账户。第六条、乙方若需延长借款期限、应在借款到期日前10日以书面方式向甲方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展期还款协议。贷款展期后，利率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第七条、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停止本合同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未到期贷款：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情况或各项资料不真实；二、乙方的资产总额不足抵偿其负债总额；三、未按期偿还贷款本金或按期支付利息；四、不按约定的贷款用途使用贷款，五、不接受或不配合甲方对其贷款使用情况的查询或监管的；六、未按期归还甲方其他贷款或未按期清偿其他任何金融机构或第三人到期债务的；七、参与重大赌博、吸毒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八、卷入重大不利诉讼的；九、被行政机关处以重大行政处罚的；十、发生其他严重影响偿还债务能力或失去信用情形的。第八条、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有权对乙方使用贷款的情况进行查询和监管；2.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发放本合同项下全部本金；3、在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按期偿还借款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还款凭证；二、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2、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主动偿还借款本息：3、乙方应在实际收到借款后，向甲方出具收款凭证，具体放款日以乙方出具的收款凭证为准。第九条、违约责任：乙方如不按期付息还本，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归还已借的本息，并每日按借款本金总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赔偿金。第十条、一、合同履行：甲方将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按乙方指定方式支付给乙方，即视为履行了发放贷款之义务，以乙方出具的收款凭证为准。二、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到期贷款本息或依约提前归还本息，即视为履行了清偿贷款之义务。第十一条、通知：一、本合同项下的通知或各种通讯联系按本合同记载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法送达对方。二、如本合同任何一方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法发生变化，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否则按变更前地址发送的所有通知或文书均视通送达。三、任何通知或各种通讯联系只要按本合同记载的地址（通知地址变更，则按变更后的地址）发送，即应视作在下列日期被送达：（1）如果是信函，则为发出后5日；（2）如果是电传，则为收到对方确定回号之日；（3）如果派入专程送达，则为收件人签收之日。第十二条、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含义、内容、程序、效力等完全明确了解。1、甲、乙双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自愿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本合同公证并申请赋予本合同强制执行效力。乙方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2、乙方承若公证处可以信函的方式核查债务履行情况，在公证处发出信函之日起10日内，向公证处提交债务履行的凭证，逾期未提交视为债务未履行，公证处可依法出具执行证书，乙方自愿放弃抗辩权。乙方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北潞春家园D2号楼2单元204号，邮政编码：102488。北京市恒信公证处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大街94号楼2层，邮政编码：102488。乙方保证：如住所、通讯地址等发生变更时，将及时通知甲方及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否则视为乙方已收悉甲方或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发出的信函，甲方和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已履行了法定程序，乙方自愿放弃抗辩权。二、执行证书的申请：1、根据本条第一项的规定，甲方有权向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并持有该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的财产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全部未付款项，乙方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并自愿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相关法定费用。2、甲方在申请执行证书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并提供以下文件保证向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提供乙方履行债务的情况：（l)乙方的身份证明；(2)《强制执行申请》；（3）乙方已经履行还款义务的书面材料，包括乙方已偿还或未偿还款项数额等情况；（4）经公证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本合同公证书；（5）甲方在北京市恒信公证处监督下向乙方发出的《索款通知》；（6）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三、本合同的强制执行条款是独立条款，本合同的其他条款无效不影响强制执行条款的效力。第十三条、本合同生效、变更和解除：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2、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合同，合同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第十四条、争议的解决本合同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五条、甲乙双方关于强制执行的约定优先于本合同第十四条（争议的解决）的规定。第十六条、其他：一、本合同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二、本合同被担保债务已经清偿，但这种清偿被有关法律文书确认为无效的，本合同仍然有效。三、甲方已提请乙方对本合同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按乙方的要求对个条款予以充分说明；本合同各条款在订立前均进行了充分磋商；乙方对本合同各条款含义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四、本合同条款如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强制性规定相悖的，依照强制性规定执行。第十七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经贾东芳、王绍川、孙铭旋申请，2015年9月7日，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了（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贷款人（甲方）：贾东芳，……。借款人（乙方）：王绍川，……；孙铭旋，……。公证事项：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甲、乙双方于2015年9月7日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甲方向本处提交了《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乙方向本处提交了《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经查，甲、乙双方依法均具有签订《借款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本公证员就该合同的内容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审查，并告知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甲、乙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了解并确认了《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在此基础上，甲、乙双方对《借款合同》的所有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自愿订立了本公证书前面的《借款合同》。甲、乙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种类与用途、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划款方式、还款、付息方式、贷款展期、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合同的履行、合同生效、变更和解除、争议的解决其他等条款。甲、乙双方就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约定明确；为保证债务的履行，乙方做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乙方并就本处应债权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前的核实内容、程序做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甲方贾东芳、乙方王绍川、孙铭旋于2015年9月7日，在北京市签订了前面的《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均属实。该《借款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有关规定，自《借款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5年9月7日，王绍川给贾东芳出具了借条：今有本人王绍川从贾东芳处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2015年9月7日-2015年10月6日止到期一次性归还本息。同日，王绍川给贾东芳出具了收条：今收到贾东芳现金人民币200万元。但贾东芳未依据涉案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向王绍川、孙铭旋交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经贾东芳申请，2015年12月7日，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了（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该证书载明：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贾东芳，……。被申请执行人（债务人）：王绍川，……；孙铭旋，……。贾东芳于2015年11月10日向本处申请出具其与王绍川、孙铭旋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的执行证书。贾东芳向本处提交了下述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借款合同》公证书、借条、收条、贾东芳出具的关于债务人王绍川、孙铭旋债务履行情况证明1份。经查，贾东芳于2015年9月7日与王绍川、孙铭旋签订了《借款合同》。上述合同经本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根据《借款合同》，王绍川、孙铭旋向贾东芳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为实际放款日起1个月，自2015年9月7日至2015年10月6日止。《借款合同》中特别约定：该合同经公证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如王绍川、孙铭旋违反该合同义务的，贾东芳可向公证机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并持该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绍川、孙铭旋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根据《公证程序规则》、有关办证规则的规定及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方式，本公证机构通过向王绍川、孙铭旋邮寄送达《债务核实函》的方式及当面核实的方式对本执行证书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查。现查实：一、贾东芳于2015年9月7日如数放款给王绍川、孙铭旋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实际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9月7日起至2015年10月6日止）；二、经贾东芳及王绍川、孙铭旋出示书面证明，王绍川、孙铭旋未偿还2015年9月7日起至2015年10月6日止的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三、截至本执行证书出具之日，王绍川、孙铭旋尚未如数归还借款本金；四、本公证机构于2015年12月1日向王绍川、孙铭旋邮寄送达《债务核实函》，并于2015年12月7日当面与王绍川、孙铭旋核实债务，经与王绍川、孙铭旋核实，截至本执行证书出具之日，王绍川、孙铭旋对以上事实未提出相反证据，也尚无第三人对申请出具本执行证书提出异议。现贾东芳根据与王绍川、孙铭旋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要求王绍川、孙铭旋清偿所有借款本金、未偿还的借款利息、逾期利息以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并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现应贾东芳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规定以及贾东芳与王绍川、孙铭旋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所作的约定，特出具本执行证书。贾东芳可持本《执行证书》及公证书编号为（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王绍川、孙铭旋，执行标的为：一、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二、自2015年9月7日起至2015年10月6日止的利息人民币4万元（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以及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按月息2%计息）；三、截止至实际还款日止的逾期利息；四、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按实际发生额计算）等内容。2016年1月8日，贾东芳持（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及《借款合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5月28日，法院作出了（2016）京0111执850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在执行贾东芳申请执行王绍川、孙铭旋公证债权一案中，王绍川、孙铭旋暂无履行能力……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10月12日，王绍川、孙铭旋就（2016）京0111执850号贾东芳申请执行王绍川、孙铭旋公证债权一案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裁定：不予执行（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2018年10月18日，法院作出了（2018）京0111执异243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贾东芳与王绍川、孙铭旋到公证机关办理《借款合同》强制执行公证，符合法律认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规定。在办理过程中，王绍川、孙铭旋参加了公证认可上述协议、合同的约定，承诺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故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不存在确有错误的情形。王绍川、孙铭旋现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该执行证书与事实不符，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执行证书存在错误，故其以此主张不予执行涉案执行证书，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遂裁定：驳回王绍川、孙铭旋不予执行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的请求。”对此王绍川、孙铭旋未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8年10月30日，孙铭旋、王绍川以贾东芳为被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孙铭旋、王绍川与贾东芳于2015年9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了（2019）京0111民初1145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孙铭旋、王绍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王绍川、孙铭旋与贾东芳于2015年9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7日，王绍川、孙铭旋在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与贾东芳签订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份，办理了（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实际上贾东芳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王绍川、孙铭旋支付借款，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双方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虚构债务，以查封王绍川名下的房产。2015年案外人于增朝起诉王绍川借款纠纷案件，生效判决进入执行阶段，导致王绍川的房产被房山法院查封并进入拍卖阶段。王绍川与贾东芳通过上述方式捏造债权，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以此阻止房产的拍卖。现该房产已经被贾东芳轮候查封。因《买卖合同》涉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该合同应属无效。经查，2015年9月7日，孙铭旋、王绍川、贾东芳向北京市恒信公证处申请办理了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2015）京恒信内经证字第5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6年1月8日申请人贾东芳持(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本院以(2016)京0111执850号立案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王绍川、孙铭旋以执行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存在重大错误，双方办理公证的目的是为了虚构债务，王绍川通过虚构债务查封轮候的方式阻止法院拍卖被查封房产等向本院提交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2018年10月18日，法院作出（2018）京0111执异2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王绍川、孙铭旋不予执行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的请求。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孙铭旋、王绍川就已做了公证的债权起诉贾东芳，法院并未作出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的裁定,故对于孙铭旋、王绍川的起诉，不应予以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铭旋、王绍川的起诉。”王绍川、案外人李茉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案外人梁文润、刘岩松、广发莹石矿诉至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2月16日作出了（2018）冀0828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书，王绍川、李茉、梁文润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了（2019）冀08民终470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重新立案后，另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了（2019）冀0828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梁文润返还王绍川、李茉投资款47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5年4月28日至本金偿还完毕止的利息；二、刘岩松、广发莹石矿不承担民事责任；三；驳回王绍川、李茉的其他诉讼请求。”梁文润不服（2019）冀0828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再次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了（2020）冀08民终3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梁文润上诉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原审判决梁文润返还王绍川、李茉投资款470万元及利息错误，判决广发莹石矿不承担民事责任错误。……原审判决查明王绍川、李茉在2015年4月至9月间共向广发莹石矿投资443.5万元，其中李茉投资200万元，王绍川投资243.5万元。但最终认定王绍川、李茉向广发莹石矿投资470万元，其根据梁文润在2016年8月18日及2018年1月7日出具的两份关于王王绍川、李茉向广发莹石矿出资470万的证明，即王绍川、李茉除实际投资443.5万元外，又额外投资了42.5万元。而广发莹石矿财务账记载，只收到二人投资款427.5万元，并非470万元。原审判决梁文润按470万元的数额向王绍川、李茉返还投资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该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载明：……2015年4月28日刘岩松代表广发莹石矿与王绍川、李茉签订了《承包协议》，将广发莹石矿转包给王绍川、李茉经营。约定承包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至采完北中段（现有矿界）为止，……同时约定开采费用由王绍川、李茉承担自水平972米向南至竖井的打岩石费用及向北200米以内打岩石费用。在王绍川、李茉承包经营期间，2016年1月30日在广发永乡党委书记杨广文的主持下，广发莹石矿的原股东刘岩松、张德永、梁文润、宋国平、梅国武、孙志敏等就广发莹石矿后期经营管理达成一致意见，将广发莹石矿经营权转给梁文润经营管理，自2016年1月30日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业务由梁文润负责。刘岩松自2013年6月12日至2014年5月5日与张德永合作期间及2014年5月5日至2016年1月30日刘岩松经营期间所有债权债务（所有的股东认可）全部由梁文润负责，如有协议按刘岩松原签订的协议执行。……2016年4月21日，刘岩松等人作为甲方与梁文润作为乙方签订了《广发永莹石矿融资合作经营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广发莹石矿由梁文润独立自主经营。……2016年7月，梁文润以《补偿协议》形式承诺：广发莹石矿在2015年4月28日与王绍川、李茉签订了矿山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规定的承包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采完中段（现有矿界）为止。到2015年12月底由于广发莹石矿的原因导致王绍川、李茉无法继续承包该莹石矿。经协商，广发莹石矿同意给王绍川、李茉违约补偿款人民币150万元。自签订此协议起一年内付清补偿款。同日，刘岩松对此《补偿协议》给付违约补偿款作出说明：“2016年4月21日经全体股东同意，广发莹石矿由梁文润经营管理，此补偿款150万元由梁文润负责偿还”。梁文润再次签字予以确认。2016年8月18日梁文润以《协议书》的形式对王绍川、李茉承包广发莹石矿期间的投资款作出偿还意见，具体内容为：王绍川、李茉于2015年4月28日和广发莹石矿签订了承包协议。为此，王绍川、李茉共为广发莹石矿投资470万元（以实际数额为准），从2015年4月28日以47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4%计算，利息直至本息偿还完毕。由于在2016年8月开始，由王绍川一人整体承包广发莹石矿，李茉退出。王绍川、李茉为广发莹石矿投资的470万元，是用李茉、王绍川的房产抵押借来的，自广发莹石矿出矿石后由梁文润优先从萤石款中扣除此47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直至偿还完毕。2017年4月7日刘岩松在此《协议书》上作出说明：2015年4月28日我与王绍川、李茉签订广发莹石矿承包协议，王绍川、李茉为广发莹石矿投资470万元（以实际数额为准），2016年4月21日经全体股东同意，广发莹石矿由梁文润经营管理。我与王绍川、李茉签订的承包协议由梁文润协调处理。王绍川、李茉为广发莹石矿投资垫付资金，由梁文润偿还本金及利息。我本人尊重同意梁文润的处理意见。2018年1月17日，梁文润签字对刘岩松的意见予以追认。……2016年11月5日，梁文润代表广发莹石矿作为甲方与王绍川、李茉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解除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关于赔偿问题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向房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8年1月17日，梁文润出具证明：“王绍川、李茉投资垫付的470万元（广发莹石矿），其中有李茉200万元，剩余270万元为王绍川所有，按照以前约定，自2015年4月份至今天，2017年12月份的利息为576000元（共计32个月，月息4分）”。另查明，……2015年4月29日王绍川给梁文润出具收条。证实收到梁文润现金100万（月息2分），此款打入广发莹石矿。……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9月29日王绍川另通过梁文润往广发莹石矿投资143.5万元。综上，……王绍川共计往广发莹石矿投资243.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王绍川投资款数额及来源问题，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9月29日期间，王绍川除向梁文正借款100万元，用于投资广发莹石矿外，自己又先后多次共计投资143.5万元。可以认定这一段时间内，王绍川投资款为243.5万元。最后，王绍川、李茉与梁文润妻子贾东芳（作为梁文润的会计）核算后，认定王绍川、李茉的投资款共计442.5万元。关于王绍川、李茉主张投资款470万元的问题。自2016年8月18日作出协议，直至2018年1月17日出具的证明都认可王绍川、李茉的投资款为470万元。王绍川、李茉陈述除442.5万元投资款以外，还有王绍川、李茉实际投入莹石矿生产中产生的部分白条未能入账，在与梁文润协商解除合同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认可作为投资款进行处理的，法院认为王绍川、李茉陈述符合逻辑与事实，也能够与梁文润出具的证明相吻合，因此采纳此主张，认定王绍川、李茉的投资款为470万元。……该判决书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载明：法院二审期间梁文润提交（2017）冀08民终351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梁文润与莹石矿是合作关系并不是企业承包关系。王绍川、李茉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王绍川、李茉提交新证据（2019）京0111民初1996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梁文润享有该矿的经营权。梁文润质证认为，该证据达不到王绍川、李茉的证明目的，梁文润是经营管理人。法院经审查认为，（2019）京0111民初19967号民事判决书内所载2017年11月1日，梁文润与宋国平签订《合作经营莹石矿协议》中明确梁文润享有广发莹石矿经营权的事实，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明目的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该判决书二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一审法院查明王绍川、李茉共计向广发莹石矿投资443.5万元，经三方核算认可，王绍川、李茉投资442.5万元，并根据梁文润2016年8月16日协议及2018年1月18日出具的证明认定除442.5万元投资款外王绍川、李茉实际投入莹石矿生产中产生的部分未入账的白条款项亦在解除合同过程中作为投资款处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王绍川、李茉投资款金额为470万元证据充分。所以梁文润依据广发莹石矿财务记账记载只收到王绍川、李茉投资款427.5万元提出原审判决认定投资款数额为470万元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该判决书二审法院判决主文部分载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等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因本案对王绍川向梁文润借款投资于广发莹石矿事实需要依据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及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绍川、案外人李茉与案外人梁文润、刘岩松、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广发永乡莹石矿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来确认，故本案曾于2019年7月30日中止审理。2020年8月2日，孙铭旋向法院提交（2020）冀08民终303号民事判决书后，本案恢复审理。2019年7月22日，孙铭旋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以案外人王希友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王希友偿还借款999950元，并支付利息。法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孙铭旋与王希友并不认识，王希友与其前夫王绍川是朋友关系。2016年7月，王绍川称王希友需要借款100万元资金周转。2016年7月25日，孙铭旋以银行转账方式借款给王希友100万元，扣除50元银行手续费后的金额为999950元；但王希友至今未还款故诉至法院。在该案庭审笔录王希友辩称部分载有：其并不认识孙铭旋，其也未向孙铭旋借款，其是向梁文润借款100万元，其把手机号和银行卡号告知梁文润后，第二天梁文润让其查询100万元是否到账，其查询后确认100万元已到账，具体是谁给其转的账其并不知晓，在2016年10月31日其已偿还了梁文润100万元。在该案庭审笔录中梁文润作为王希友的证人出庭作证部分载有：法官问梁文润：你与王希友什么关系？梁文润答：朋友关系。法官问：你陈述一下知道事实。梁文润答：2016年10月19日，王绍川与我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围场自治区广发永莹石矿，承包合同为5年，在承包期间需要交300万元抵押金垫付莹石矿工人工资跟工程款。当时王绍川的爱人给他当出纳。因为王希友当时要还贷款，王希友找我，问我能不能给他找100万元用一下。我说正好让王绍川给你转过去。王希友给了我他的账户，我给王绍川发到他手机上。王绍川按照我指定的账户转了。头天王希友跟我说好，过两天就转了。我和王绍川的合同改过，我们最早合作是2015年4月28日，承包合同是2016年10月19日签的，钱是什么时候转的记不清了。他要在签合同前准备300万元给我，我才跟他签合同。10月19日之前他一共给我转了230万元，包括王希友的100万元。法官问：没转够为什么签合同？梁文润回答：都是房山人。后来他也没给够，他在2015年4月28日之前就有个承包合同，那时候他跟李茉合着承包，后来由于安全生产，整个矿要由一人承包，谁承包谁要把原来的工人工资、工程款先结算一部分。王绍川说他承包，他就要拿出300万元给别人，300万元通过我给也可以，不通过我给也可以，实际上通过我给的是100万元，另外的钱是王绍川直接给别人的。通过我给的100万元，应该给王景华61万元，一个叫李春什么的35万元。因王希友着急还贷，我就让把100万元先借给了王希友，待王希友把钱还给我之后，我就都给他们了……。法官问：王绍川认可吗？梁文润回答：他如果不认可，可以起诉我，我能说明白相关内容。”后该案因孙铭旋未按时交纳诉讼费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了（2019）京0111民初204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孙铭旋自动撤诉处理。2017年8月30日，王绍川与孙铭旋登记离婚。一审庭审中，贾东芳认可其并未按照涉案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向王绍川、孙铭旋交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但表示公证的借款200万元是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前，王绍川向梁文润借的用于投资广发莹石矿的投资款200万元，为了明确王绍川向梁文润借款才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孙铭旋、王绍川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8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债务人提起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债务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债权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债务人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同时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贾东芳与孙铭旋、王绍川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实际存在；即贾东芳及其丈夫梁文润是否出借给王绍川、孙铭旋借款人民币200万元。首先，贾东芳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未按照涉案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的方式向王绍川、孙铭旋交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其次，关于贾东芳辩解借款200万元是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前，王绍川向梁文润借的用于投资广发莹石矿的投资款200万元，为了明确王绍川向梁文润借款才以贾东芳的名义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的意见；因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借款200万元的形成原因，且孙铭旋、王绍川对此又予以否认；又因（2020）冀08民终30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在王绍川承包广发莹石矿期间，王绍川仅向梁文润借款100万元用于投资广发莹石矿；再因在（2019）京0111民初20479号孙铭旋诉王希友民间借贷一案中梁文润出庭作证证实在孙铭旋与王绍川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绍川让孙铭旋在2016年7月2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给王希友的100万元（含手续费50元），是王希友向梁文润借款100万元，梁文润让王绍川给王希友转账100万元，其后在王希友偿还梁文润100万元后，梁文润将100万元支付他人，贾东芳及梁文润辩解该100万元与本案涉及借款200万元无关，已通过其他诉讼方式解决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故贾东芳辩解借款200万元是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前，王绍川向梁文润借的用于投资广发莹石矿的投资款200万元，为了明确王绍川向梁文润借款才以贾东芳的名义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的意见法院难以采纳。综上，（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中载明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不予执行2015年12月7日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二、驳回孙铭旋、王绍川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贾东芳与孙铭旋、王绍川在公证机关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将200万元出借给孙铭旋和王绍川，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所述通过梁文润向孙铭旋、王绍川支付出借款，经查不能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5）京恒信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中载明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判决不予执行该执行证书，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诉讼中，孙铭旋、王绍川自认之所以与贾东芳签订《执行证书》，是为规避法院对王绍川名下房产的执行，因此本院认为孙铭旋、王绍川对于签订执行证书明显存在主观过错，本案中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对于一审案件受理费，本院调整由孙铭旋、王绍川负担。综上所述，贾东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孙铭旋、王绍川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贾东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卫东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