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志农户。代表人：李晓志，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郎后洪农户。代表人：郎后洪，男，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郎后华农户。代表人：郎后华，男，197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后洪，系郎后华兄弟，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快岭村格山李1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2319811025201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郎启权农户。代表人：郎启权，男，194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后洪，系郎启权之子，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快岭村格山李1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2319811025201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道办事处快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快岭村祝家上湾。法定代表人：徐双珍，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原，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杨，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晓志农户因与被上诉人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道办事处快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快岭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6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志农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与快岭村委会签订的编号为420116080070294cb、420116080070296cb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李晓志农户承包的土地3.48亩的部分无效；2、判令郎后洪、郎后华返还李晓志农户3.48亩土地；3、判令郎启权向李晓志农户支付转包期间弃田不种，每年每亩200元的荒芜费，3.48亩每年小计696元，10年计6960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和快岭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田亩转包合同》中对案涉3.48亩土地的约定实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错误。1、合同标题明确标明是《田亩转包合同》，说明李晓志农户的意思只是土地转包，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于李晓志农户。2、该合同所述“经甲方同意，情愿将自己的责任田3.48亩转让给乙方郎启权长期耕种。”只能说明李晓志农户文化程度较低，犯了文字错误。3、既然是土地转包，耕牛款和种子款留给乙方，说明了李晓志农户的淳良和善意。4、合同载明“如乙方中途弃田不种由甲方收起乙方每亩200元的荒芜费，村委会协助收起，但转让给乙方的田亩由甲方自由安排”。如果是转让，甲方对转让给乙方的土地是不能再自由安排的。合同如此叙述，说明这只是一个转包合同。至于“甲方还有垅冲2斗3升，折合1.58亩，但甲方暂时不能种，由乙方暂种，完成各项任务，如果甲方随时要，乙方随时应返还甲方，不得扯皮”，更能说明这不是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该合同内容虽表述较差，规范格式、文字功底均不到位，但主题意思是清晰的，也是两个农户的真实意愿，主体意思与合同标题基本相符，故不能断章取义。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田亩转包合同》在1995年10月13日签订时，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未成年）只是一个外来户，并不是快岭村集体的农户，尽管其在签订《田亩转包合同》6天后让快岭村委会开具了接收证明，但不能改变《田亩转包合同》签订当时，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不是快岭村的村民的事实，而且落户到快岭村并不是以村委会出具接收证明为准，而是应该以公安机关办理的户口迁移到位为准。既然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当时不是快岭村集体组织的农户，就不能与发包方快岭村委会确定新的承包关系，快岭村委会也不能同意本村农户承包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非本村集体组织外的农户，因此，李晓志与郎启权当时签定的合同只能是名副其实的《田亩转包合同》。三、快岭村委会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郎后华、郎后洪涉嫌违纪违规，程序违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快岭村委会将承包人李晓志的3.48亩转包土地发包给郎后华、郎后洪，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2、快岭村委会将李晓志与郎启权签订的《田亩转包合同》强行说成是田亩转让，并声称“作为发包方快岭村委会对该转让行为进行盖章确认”，但是他们忘了郎启权此时只是一个外乡人，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为了自圆其说，让当时还是外来户的郎启权事后紧急补救、突击接收，但是户籍的办理并不是以村里的接收证明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了承包合同。”发包方快岭村并没有经过上述程序。3、根据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若干政策问题解答，“农户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仅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未经原承包方书面申请和发包方书面认可的，仍按原承包农户确权登记”。因此原承包方并未书面申请，发包方也未书面认可，故应仍按原承包农户李晓志确权登记。4、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的外来户身份经过事后补救，快速蜕变为快岭村的村民，即使作为新增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发包方依法收回和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的规定，快岭村委会将李晓志农户原承包土地用于新增农户的承包地是不合法的。5、2005年4月6日农村土地的二轮延包应是在原土地承包户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的延续和完善，李晓志农户依法应享有第一轮承包土地延包权。郎后华、郎后洪侵占李晓志农户3.48亩的土地应予归还。四、一审判决认定郎后洪一审中提交的双河村委会于2020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内容应于1995年10月18日前开出，而不是现在补证。该证明应是快岭村委会用于当年审核接收之用，否则不能排除快岭村委会违纪违规当年没有审查或此为伪证的可能。该证明载述“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未承包我村土地”，说明快岭村委会乃至罗汉街派出所压根就没有审核过迁出方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明的真实性不当。五、郎启权自1995年转包李晓志的土地后，早期在耕种，其后自国家免交公余粮、实行农村田亩补贴后，至今并未耕种承包地，田地一直处于弃耕抛荒状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郎后华、郎后洪弃耕抛荒长达十多年，性质严重，应依法取消该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共同辩称：土地是转让不是转包，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与村委会之间建立的是土地承包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快岭村委会辩称：一、1995年10月13日，李晓志与郎启权签订的《田亩转包合同》名为转包实为转让。该合同中分两层意思：一是“3.48亩转让给郎启权”；二是“1.58亩甲方暂时不能耕种，由乙方暂种．．．．．．甲方随时要，乙方应随时返还”。故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3.48亩为转让，1.58亩为代耕。否则无需特别强调“随时返还”。二、郎启权农户具备快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即以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应予认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签订转让合同时，郎启权农户存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的瑕疵，但签订合同三日后，快岭村委会开具接受证，签订合同三十日后，户籍管理机关同意迁入。郎启权农户受让案涉的土地后一直在耕种，并缴纳国家农业税费，该3.48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中流转，该转让应视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发包人同意即可。快岭村委会在上述合同上盖章确认，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三、郎启权农户将案涉3.4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郎后华农户、郎后洪农户，亦不存在无效事由。《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由家庭内部自行协商解决”。1995年户口迁入时，郎启权农户内包含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等三人，其家庭内部自行协商分割承包，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分户后协商分割承包，亦是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流转。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晓志农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与快岭村委会之间签订的编号为420116080070294cb、420116080070296cb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李晓志农户承包的土地3.48亩的部分无效；2、判令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返还李晓志农户3.48亩土地；3、判令郎启权向李晓志农户支付每亩200元的补偿，共计696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和快岭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晓志系罗汉寺街快岭村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李晓志父亲李吉成为农户代表人，承包了快岭村10余亩土地。1981年，李晓志父亲去世后，李晓志与其兄李友志将其承包的土地进行分配，每人分得5亩多土地。1995年10月13日，李晓志（甲方）与郎启权（乙方）签订书面《田亩转包合同》一份，内容为“经甲方同意，情愿将自己责任田3.48亩转让给乙方郎启权长期耕种，耕牛款每亩39.40元，折合人民币137.11元，转让给乙方，种子每亩100斤，计348斤。乙方接收甲方田亩后完成国家一切任务和应摊义务工，如乙方中途弃田不种由甲方收起乙方每亩200元荒芜费，村委会协作甲方收起，但转让给乙方的田亩由甲方自由安排。目前，甲方还有垅冲2斗3升，折合1.58亩，但甲方暂时不能种，由乙方暂种，完成各项任务，如甲方随时要，乙方随时应返还甲方，不得扯皮，特立此合同。”双方分别签字后，快岭村委会作为见证单位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由郎启权农户开始耕种案涉田地，公粮税费由郎后华农户缴纳。2005年4月6日，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快岭村委会作为甲方，郎后华、郎后洪作为乙方分别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420116080070296cb和420116080070294cb，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见证单位于同年4月20日对前述合同进行见证。快岭村与郎后华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罗汉街快岭村4组1.66亩土地发包给乙方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年限30年。”快岭村与郎后洪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罗汉街快岭村4组2.54亩土地发包给乙方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年限30年。”两份合同均约定：“期限自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2005年4月15日，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快岭村委会作为甲方，李晓志作为乙方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420116080070289cb，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罗汉街快岭村4组1.93亩土地发包给乙方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年限30年。”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见证单位于同年4月20日对前述合同进行见证。一审法院另查明，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原为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潭乡双河村村民，1995年10月18日，快岭村出具“接收证”，请求办理郎启权一家五口到快岭村落户，承包责任田，办理户籍迁移手续。1995年10月23日，原黄陂县罗汉寺镇派出所和原黄陂县罗汉寺镇人民政府在该“接收证”中签批“同意接收”意见并加盖公章，同年郎启权一家五口迁移户口至罗汉寺街快岭村，原户籍地的房屋及土地已转让他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田亩转包合同》性质和效力问题。李晓志与郎启权签订《田亩转包合同》，该合同明确载明“经甲方同意，情愿将自己责任田3.48亩转让给乙方郎启权长期耕种”，“耕牛款每亩39.40元，折合人民币137.11元，转让给乙方”，同时合同中还约定“甲方还有垅冲2斗3升，折合1.58亩，但甲方暂时不能种，由乙方暂种，完成各项任务，如甲方随时要，乙方随时应返还甲方，不得扯皮”，从双方签合同所用的用语表达以及合同上下条款中表述看，双方对案涉3.48亩土地约定实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本案中，案涉3.48亩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李晓志农户进行承包，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晓志与郎启权签订《田亩转包合同》时，快岭村委会作为见证方盖章确认，虽然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还未成为快岭村的集体组织成员，但在签订协议后第三日即1995年10月18日，快岭村委会开具接收证同意郎启权一家五人到本村格山李安家落户，承包责任田，户籍管理机关于1995年10月23日亦同意其迁入，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等一家五人于同年将户籍迁入快岭村，其依法取得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依法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故李晓志农户将案涉3.48亩土地转让给郎启权农户，快岭村委会明确表示同意，即使在签订《田亩转包合同》时，郎启权农户存在户籍要求的瑕疵，但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已将户籍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该合同并未导致案涉土地流转给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且从双方签订后实际履行相关权利义务来看，李晓志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郎启权农户后，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等一直在案涉的土地上耕作，履行案涉土地农业粮食任务。郎启权农户耕种案涉土地期间，李晓志农户并未予以阻止和反对，相关部门出具的农业税费收据中载明的对象也为郎后华。因此，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已实际生效。关于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1995年郎启权农户迁移户口至快岭村后，具备快岭村村民资格。在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快岭村委会与郎后华农户、郎后洪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郎启权农户已实际承包经营案涉3.48亩土地发包给郎启权农户成员郎后华、郎后洪承包耕种，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另外，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非对承包土地的调整，而是按规定对原承包土地的延包，无需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李晓志农户亦无充分证据证明郎后华、郎后洪农户无耕种土地资格或者能够证实快岭村委会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郎后华、郎后洪农户程序违法。因此，对李晓志农户请求确认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与快岭村委会之间签订的编号为420116080070294cb、420116080070296cb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李晓志农户承包的土地3.48亩的部分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李晓志农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晓志农户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李晓志农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晓志农户向本院提交附有证人签字的照片8张，拟证明争议的3.48亩土地被郎后洪、郎后华、郎启权一家荒置十多年。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向本院提交郎后华身份证，拟证明郎后华在1996年以后是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快岭村的村民。经质证，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对李晓志农户提交证据的意见为：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左岭村委会对李晓志农户提交证据的意见为：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证人以签名按手印的形式作证不是法律规定的形式，此外承包的耕地荒芜应由发包方收回，与李晓志无关。李晓志农户对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提交证据的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什么时候成为村民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左岭村委会对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提交证据的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李晓志农户、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郎启权农户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95年10月13日的《田亩转包合同》虽名为转包，但明确载明“经甲方同意，情愿将自己责任田3.48亩转让给乙方郎启权长期耕种”并同时约定暂种地随时返还等内容，上述《田亩转包合同》亦经快岭村委会作为鉴证单位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案涉土地长期由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占有、使用。2005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快岭村委会于2005年4月6日与郎后洪、郎后华分别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3.48亩土地发包给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于2005年4月15日与李晓志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李晓志农户承包的土地明确为1.93亩。可知李晓志农户对于案涉3.48亩土地在2005年即被发包给郎后洪农户、郎后华农户应是知情的。李晓志农户在本案中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当时对此提出过异议。在1995年签订《田亩转包合同》时，郎启权等人虽然户籍尚未迁入快岭村，但快岭村于1995年10月18日出具“接收证”，请求办理郎启权一家五口到快岭村落户，承包责任田，户籍管理机关于1995年10月23日亦签批“同意接收”。郎启权、郎后华、郎后洪随后已将户籍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田亩转包合同》并未导致案涉土地流转给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故一审从双方签合同所用的用语表达以及合同上下条款的表述，结合本案事实，认定双方对案涉3.48亩土地的约定实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并无不当。在2005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快岭村委会与郎后华农户、郎后洪农户签订《黄陂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非对承包土地的调整，而是按规定对原承包土地的延包，无需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李晓志农户亦无充分证据证明郎后华、郎后洪农户无耕种土地资格或者能够证实快岭村委会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郎后华、郎后洪农户程序违法。故一审对李晓志农户的诉请不予支持，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采信标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晓志农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晓志农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余文婷书记员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