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8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献兵，男，199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晓社，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裕机动车检测（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1350号。法定代表人：张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骁，江苏德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献兵因与被上诉人天裕机动车检测（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献兵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天裕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二手车买卖交易事实系重大事实认定错误。（一）从吴献兵与冯某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证明涉案车辆展示销售地点系天裕公司经营地址。吴献兵作为消费者通过“闲鱼”软件向车辆广告发布者冯某咨询车辆价款并询问车辆现场展厅位置。其后，天裕公司销售人员冯某在微信中告知吴献兵“车在的我们展厅呢”，并发送天裕公司经营住所天宁区中吴大道1350号与天裕精品车行经营名称。从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可初步证明吴献兵咨询的涉案车辆的经营销售地点为天裕公司经营地址。其后，吴献兵现场查看车辆并进行短途试驾的地点依然为天裕精品车行。上述证据已初步证明涉案车辆的现场展示销售地点均为天裕公司，故涉案车辆与天裕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客观交易联系。（二）《二手车销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及张从75000元退款记录证明涉案车辆交易形式上的买卖双方分别为张从与吴献兵。吴献兵支付完毕8万元车辆价款后，天裕公司处工作人员遂带领吴献兵至旁边常州苏南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交易手续。涉案车辆的《二手车销售发票》与《机动车登记证书》充分证明本案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及出卖人均为天裕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99%控股股东张从。从涉案车辆75000元退款情况来看，退款人也为张从本人。上述三份证据已从形式上充分证明涉案车辆出卖人为天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99%控股股东张从。（三）从天裕公司营业执照信息与冯某提供个人销售资料及庭审陈述可实质判断涉案车辆出卖人实际为天裕公司。从营业执照信息可看出天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从自2007年7月2日开业至今担任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及99%控股股东。天裕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旧机动车销售、代办汽车上牌等服务”。从营业执照信息内容可证明张从本人已从事汽车销售13年且系该公司的唯一实际控制人，张从销售汽车及办理过户手续的目的都在天裕公司的经营范围内且主要目的为盈利。其次，从冯某的销售资料与证人证言可知冯某系车辆销售人员且销售车辆的主要目的为获得提成收入，故冯某的销售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天裕公司与客户进行车辆交易，而非自行销售他人的车辆来为自己谋利。故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交易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故本案的实际交易主体应为吴献兵与天裕公司。二、一审法院认定冯某系常州市泽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宝公司）员工与泽宝公司租赁天裕公司场地办公均无任何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认定冯某系泽宝公司员工的依据为冯某在“闲鱼”软件上的头像照片与庭审陈述，明显证据采信不当。如冯某为泽宝公司员工，则冯某应帮助泽宝公司卖汽车或上牌。但冯某本人陈述其长期不在泽宝公司上班，却在天裕公司的经营地址从事车辆销售工作，系明显与冯某本人上班工作时间自相矛盾。其次，天裕公司在一审中从未提交泽宝公司租赁天裕公司场地的租赁合同，不知一审法院从何处认定存在租赁事实。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书释法说理部分也存在重大不当。首先，一审法院在法院认为部分所引用法律条款“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所引用的条款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的第二条规定，而该规定已被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法释（2019）19号所废止，即一审法院所引用的法律条款是新的解释规定所修正废止的条款。其次，一审法院也未对双方之间不存在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任何论证说明，仅仅陈述双方之间不存在二手车买卖关系，更未论证陈述吴献兵与哪个出卖方进行二手车交易。即吴献兵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仍无法知悉其究竟和哪个主体交易及车辆出卖方是谁？四、一审法院在诉讼程序方面存在重大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官提交3份类案检索报告，但一审法官并未在一审判决书中对所提交的类案检索报告不予采纳的理由进行任何释明。天裕公司辩称，涉案车辆的整个交易过程都是吴献兵与冯某联系，款项也是吴献兵直接支付给冯某。整个交易过程吴献兵也清楚其交易对象是冯某，而冯某并不是我公司员工。我公司及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吴献兵未发生车辆买卖的合同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献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裕公司立即退还剩余购车款5000元；2.天裕公司立即赔偿惩罚性损失240000元；3.天裕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7月19日，吴献兵浏览“闲鱼”软件ａｐｐ时发现一辆价值85800元的二手大众帕萨特轿车，车辆广告图片显示内容为“2012年6月份上牌，3.0ＬＶ6发动机，行驶里程为91362公里”。当日，吴献兵通过“闲鱼”软件聊天工具向车辆发布者冯某咨询车辆价款并添加冯某微信号。其后，冯某告知吴献兵二手车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1350号天裕精品车行内，双方在微信上协商后，最终商定车辆总价款为80000元。2020年7月20日，吴献兵前往天裕精品车行进行现场短途试驾，并通过兴业银行转账支付冯某购车定金1000元。同年7月23日，吴献兵通过兴业银行转帐支付冯某剩余车辆购置款79000元，冯某将车辆交付吴献兵，并将张从名下的涉案车辆转移登记至吴献兵名下，并交付二手车销售车发票及机动车登记证书。其后，吴献兵发现车辆存在巨大异响且卡顿，找冯某协商退车退款，后交涉无果。吴献兵找到张从要求退车退款，双方达成协议，由张从退款75000元吴献兵，张从回购涉案车辆。2020年8月17日，张从通过银行转账退还冯某购车款75000元。一审另查明，冯某系泽宝公司员工，泽宝公司租赁天裕公司场地办公。冯某在“闲鱼”软件上以个人名义注册软件，头像为泽宝汽车。一审诉讼中，证人冯某陈述：“我系泽宝公司员工，为了生存及业务做二手车交易，在‘闲鱼’软件上发二手车辆照片及有关信息，吴献兵购买车辆、价款的协商、交易过户等均与我商谈。吴献兵要求退车退款，也是我问了吴献兵开户银行及账号后，告知张从将款汇入吴献兵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献兵在没有证据证明与天裕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向天裕公司主张权利，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吴献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5元，减半收取2487.5元，由吴献兵负担。二审中，吴献兵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泽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文军的电话录音，证明冯某不是泽宝公司的员工，同时也证明冯某在一审陈述的事实是虚构的，该证人证言也与天裕公司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故冯某的证人证言系非法证据，不能作为任何的证据使用。2.从常州市车管所调取的天裕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从名下的所有的机动车的登记证明，证明张从名下有十七辆机动车，系长期从事二手车交易，交易方式是将购买的车辆登记在其名下，然后再进行转售，通过这样的方式逃避税收，因此，张从向吴献兵出售车辆的行为，本质上系天裕公司的经营行为，法律后果应该由天裕公司来承担。天裕公司质证认为，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仅凭录音无法确认对方真实身份是否是泽宝公司的负责人，且仅凭录音中的单方陈述也无法证明冯某不是泽宝公司的员工。对机动车登记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车辆是冯某销售给吴献兵的。天裕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冯某微信朋友圈截图11页，证明直至现在冯某都是以泽宝公司的名义进行车辆销售，冯某是泽宝公司的员工。吴献兵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恰恰反证出冯某系天裕公司员工，如果冯某不是天裕公司的员工，那么其没有任何义务将朋友圈图片提交给天裕公司，并且冯某在一审中作为证人，我方在二审中也曾向法庭申请要求冯某二次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其所知晓的事实。但冯某在二审中并没有出现。天裕公司提供了冯某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图片，那么冯某更应该到法庭将其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展示给法庭，以查明本案的事实。一审中，吴献兵陈述：“我是过户后发现（涉案车辆之前）登记在张从名下的。冯某没有告诉过我他是天裕公司的员工。张从告诉过我冯某是他的员工。我是退车退款的时候认识张从的。”天裕公司陈述：“吴献兵清楚其是和冯某直接交易，而不是和天裕公司交易。冯某的老板在天裕公司处租用了场地，从事新车交易，冯某是他的员工。由于上半年市场行情不好，冯某的销售状况不太好，所以看到展厅有二手车就咨询天裕公司的员工汽车的价格，然后冯某自行联系客户。天裕公司的车辆出售给冯某是固定的价格，冯某对外怎么出售，多少钱，都是冯某自己和客户谈判确定，所以款项也无需进入天裕公司的账户。（车辆）直接从张从名下过户至吴献兵名下，是因为冯某为了避免二次过户的税收。”天裕公司申请冯某出庭作证，冯某陈述：“我是泽宝公司的员工，一直以销售新车为主，因为疫情没有业绩，才去卖二手车。泽宝公司不经营二手车，只经营新车。涉案车辆我是与张从谈的，张从不发我工资。交易时，我没有告诉过吴献兵是代表天裕公司卖车，仅是我个人销售。张从告诉我底价，我卖多少都是我自己的，我只要给他底价的钱。涉案车辆登记在张从名下，张从没有委托我卖车，是我自己想卖。我是以个人名义与吴献兵进行交易。卖车需要征求张从的同意。”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本案争议焦点为天裕公司是否是与吴献兵存在涉案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对此，首先，虽然涉案二手车买卖过程的看车、试驾等行为均是发生在天裕公司经营场所，且买卖合意达成后，涉案二手车是从张从名下过户登记至吴献兵名下，但是涉案二手车买卖合同的洽谈、购车款金额的确定、支付等均是吴献兵与冯某之间进行，而在此过程中，冯某并未以天裕公司的名义或以天裕公司员工的身份与吴献兵进行交易，而冯某在一审中亦到庭作证并明确其是以个人名义与吴献兵进行交易，且否认张从委托其出卖涉案二手车。其次，关于冯某是张从或天裕公司的员工的陈述，吴献兵仅有其单方陈述，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陈述不予采信。第三，天裕公司对于涉案二手车为何是从张从名下过户至吴献兵名下亦作出了相应解释，该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据上，吴献兵主张与其存在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天裕公司，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在不能证明相对人为天裕公司的情况下，本案无需对是否构成欺诈及三倍赔偿等问题予以理涉，而吴献兵一审所提交的相关案例均是围绕是否构成欺诈及三倍赔偿等问题而展开，故其所提交的案例对本案处理不具有参考价值。三、结合各方陈述情况来看，冯某是否为泽宝公司员工及泽宝公司是否租赁天裕公司场地办公，与本案处理并无实质牵连，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的规定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说理部分载明内容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与上述规定存在差异，并非引用上述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献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上诉人吴献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