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终51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高峰，男，汉族，1977年9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波，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勇，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双聚，男，汉族，1959年3月3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燕敏，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影影，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高峰因与被上诉人司双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287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高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波、徐海勇，被上诉人司双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孙影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28734号民事裁定；2.指令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3.本案诉讼费由司双聚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高峰起诉司双聚符合民诉法规定的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一审法院应依法受理和裁判。一方面，王高峰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要件。另一方面，王高峰起诉司双聚，不存在民诉法及司法解释有关驳回起诉的情形。2.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高峰的起诉，其理由、程序、逻辑及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错误严重。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高峰起诉的理由看，首先，一审法院混淆了民事诉讼中的起诉要件与权利保护要件的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王高峰债权的合法性标准等倒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标准，债权合法即受理案件并作出胜诉判决，债权不合法即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完全颠倒了受理案件条件与支持王高峰诉请、保护王高峰实体权利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混淆了区分案件受理程序与实体审理程序的功能和意义。其次，一审法院混淆了郝振东刑事追赃与司双聚民事保证合同责任的关系，法律关系理解错误。一审法院裁定所称“王高峰主张的240万元借款，已经刑事判决经追赃程序解决”，指的是该院（2020）豫0105刑初853号刑事判决第二项“涉案赃款人民币240万元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王高峰”。该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追缴、退赔的规定，解决的是罪犯郝振东诈骗王高峰后应当承担退赔被害人损失的问题。而本案要解决的是对于郝振东诈骗王高峰的资金及损失，作为担保人的司双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两个问题虽有牵连却不能混为一谈。再次，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高峰起诉的理由，与该院业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存在严重的效力冲突。一审法院裁定称，“本案系因请托办事、疏通关系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方式所形成的债务，对该种非正当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给与否定性评价”。但是，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高峰起诉的该项理由，与刑事判决第二项之间，存在严重的效力冲突。刑事判决既已判令涉案赃款依法追缴后退还王高峰，充分说明该款项是王高峰的合法财产，王高峰对该240万元享有合法债权，而一审法院裁定的理由，明显与刑事判决关于该240万元合法、债权合法的评价相冲突。最后，一审法院以实体裁判的理由作出程序性裁定，剥夺了王高峰的多重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3.王高峰对司双聚享有的240余万元保证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保护。第一，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是委托合同与借款合同关系。王高峰作为白酒经销商，为取得郑州市茅台酒经销商资格，委托郝振东与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联系相关事务，因此，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只要受到欺诈的王高峰未行使合同撤销权，该合同对双方就有约束力。双方履行该委托合同，王高峰为确保资金安全，郝振东为表明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决心，双方达成了郝振东借王高峰300万元现金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与委托合同是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的关联的联立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本案中，王高峰出借给郝振东300万现金，也是为了使郝振东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依据双方达成的委托合同，郝振东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受托人报酬等实际费用，以及委托事务达成时茅台酒股份公司向王高峰收取的定金、保证金等，均可先从该300万元资金中支出，由郝振东向王高峰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时，从还款总金额中扣除。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的这种交易模式，既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也符合商事交易习惯。第二，王高峰与司双聚之间是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司双聚作为介绍王高峰与郝振东相识的中间人，为保证上述委托合同与借款合同的履行，自愿作为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为郝振东归还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此，王高峰与司双聚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是主从合同关系。对于郝振东未能清偿的借款本金及逾期清偿期间的违约损失，司双聚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未作出任何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把王高峰委托郝振东办理茅台酒经销商资格这一正常的交易行为，定性为“请托办事、疏通关系”的行为，同样，在毫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把王高峰出借给郝振东的300万元资金认定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方式所形成的债务”，进而得出“应当给与否定性评价，不应受到我国民事法律的保护”的荒谬结论，明显错误。司双聚辩称，王高峰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正当，王高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涉案款项系请托办事资金，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受到我国民事法律保护，不符合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王高峰委托案外人郝振东帮忙办理茅台酒经销商资格的行为，实质是不法原因给付。案外人郝振东并非茅台酒经销商资格办理审核人员，该款也并非是正常申请茅台酒经销商资格需要缴纳的费用，而是托关系、找门路所为。另外，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于2018年就已停止办理市面酒经销商、代理商、专卖店等加盟业务，王高峰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白酒经销业务，在请郝振东帮忙办理经销商资格时也明确知晓郝振东并非茅台酒经销商办理的审核人员，其请托办事是源于郝振东声称自己有办理茅台酒经销商的门路。经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王高峰与郝振东协商好取得茅台酒加盟商的斡旋金额后，在司双聚的办公室签订借条，这充分表明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仅仅是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一种手段，涉案借条当然无效。2.涉案款项并非借款，王高峰与郝振东并未达成借款合意，且涉案款项已经刑事判决认定为赃款。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关于240万元纠纷，已经刑事判决定性为赃款，赃款如何退回、何时退回，王高峰应当通过与侦办机关沟通，与司双聚无关，司双聚也不应当承担退赔责任。王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司双聚返还人民币240万元。诉讼中，王高峰申请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司双聚赔偿损失人民币35910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高峰提交的借条主要载明：今借到王高峰现金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借款日期4个月，请将此款打入：工商银行顺河路支行，司双聚6222081702008034271。郝振东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按印，司双聚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按印，借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日。王高峰提交的8张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显示，2018年10月1日、2018年10月9日，付款人韩光甫分别向收款人司双聚转账5万元、5万元、50万元、4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附言均显示有郝振东借王高峰现金等内容。以上金额合计300万元。王高峰提交的其与微信名为“健康使者”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6月10日，健康使者：“高峰孩，这几天没和你联系，因最近正在收工程款，现收到几十万了，你把卡号发给我，另外，我还打印一份还款计划-看看，有那些不够完美，你修一下。”并发送还款计划协议一份。6月12日，健康使者：“王，你有时间咱们见面聊一下”“先把这几十万打给你”“你把卡号发给我”，王高峰发送卡号后，健康使者向王高峰发送转账记录一份，并说：“孩，收到回复一下”，王高峰：“你刚才退的50万元，我已经收到了。我会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健康使者：“王总，你这个说话不对，我是还借你的，你向公安机关实话实说就好”，王高峰：“司总：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这是我委托你办茅台酒代理的钱，对不对？”。司双聚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0月2日，分两次向许连坤共转账90万元，2018年10月9日，分三次向许连坤共转账150万元，以上合计240万元。司双聚提交的该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的（2020）豫0105刑初853号刑事判决书主要载明，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在郑州市××水路西湖春天饭店，被告人郝振东谎称认识贵州省茅台酒厂董事长李保芳且关系很好，可以为被害人王高峰办理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经销商的资格，取得被害人王高峰的信任，骗取王高峰人民币300万元作为办理经费，并承诺四个月办不成退款，由司双聚作担保并代收钱款。后王高峰先后于2018年10月1日、10月9日将300万元转账给司双聚，司双聚将其中的240万元转入被告人郝振东指定的账户。被告人郝振东收到240万元后将该笔欠款用于日常消费及企业开支，未能为被害人办理茅台酒经销商资格，且在被害人王高峰要求退款时拒绝退还。案发前，司双聚退还王高峰10万元。案发后，司双聚退还王高峰50万元。……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郝振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二、涉案赃款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王高峰。庭审中，司双聚称王高峰和郝振东见面、转款、出具借条其都参加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我国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民事活动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遵守社会公德和相关行为准则，不得损害和扰乱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如果当事人所从事的民事活动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必将对社会道德、社会风尚、社会秩序、社会文明及法治进程等产生不良影响及负面导向。民事审判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本案中，王高峰通过司双聚找到案外人郝振东帮忙办理茅台酒经销商资格，并因此支付300万元“运作”费用，郝振东及司双聚收到后，自愿分别作为借款人及担保人出具“借条”，司双聚在庭审中称王高峰和郝振东见面、转款、出具借条其都参加了，司双聚并把收到的300万元转给郝振东240万元。（2020）豫0105刑初853号刑事判决书中显示，司双聚在案发前退还王高峰10万元，案发后退还王高峰50万元，郝振东并因此事构成诈骗罪。王高峰主张的240万元已经刑事判决经追赃程序解决，且本案系因请托办事、疏通关系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方式所形成的债务，对该种非正当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给与否定性评价，而不应受到我国民事法律的保护，王高峰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王高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344元，退还王高峰。本院认为，（2020）豫0105刑初853号刑事判决已生效，认定郝振东从王高峰处取得涉案款项的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严重，构成诈骗犯罪。由此可知，王高峰支付郝振东涉案款项的行为，应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已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无论王高峰主张其与郝振东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借款合同关系，抑或其所谓的联立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的调整已非通过民事诉讼所能解决。具体而言，虽然郝振东于2018年10月1日向王高峰出具了涉案《借条》，但就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而言，郝振东并非具有向王高峰借款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通过该种表面上的“借款”“受托”，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王高峰的款项，达到非法占有之目的。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不能认定王高峰与郝振东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委托法律关系。同时，双方之间也非王高峰所主张的“基于受欺诈作出的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从查明的事实看，王高峰确实具有获得茅台酒经销商资格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因内心错误而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司双聚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是主债权合法有效，郝振东被判处诈骗罪，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在涉案款项被认定为赃款的情形下，司双聚承担担保责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故，一审法院认定王高峰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并无不当。综上，王高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李文兵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