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7民终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太和区凌南东里宝地城C区1号。法定代表人：李恩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凌海市青年大街96号。法定代表人：巩建波，该市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李爱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凌海市金城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李恩明，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凌海市金城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魏一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无因管理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20）辽0781民初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凌海市人民法院（2020）辽0781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二、要求由本案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无因管理是否成立，结合一审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分述如下：一、人格混同与年度审计报告。1.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年度审计报告的责任归属。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7日，上诉人是其唯一股东；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14日，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是其唯一股东。2012年10月31日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13日金城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再转让给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2018年5月23日上诉人将其持有的被上诉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李龙、王传，同年9月3日李龙、王传将其持有受让的股权转让给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上述公司成立的时间先后及股权转让时间，各当事人的承担的年度审计责任如下：2012年9月14日成立，当年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存续三个月零16日，2012年10月31日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金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13日金城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再转让给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所以2012年度至2016年9月13日年度审计报告的责任人为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其可能由于公司人格混同承担连带责任者为金城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对其财务进行了审计。2018年5月23日上诉人将其持有的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李龙、王传，同年9月3日李龙、王传将其持有受让的股权转让给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责任归属于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其股东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以如果发生人格混同，承担连带责任者应为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应是上诉人。此外，一审未将上诉人股权转让后不应承担的金额予以查明，属于一审事实没有查清。即便让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将上诉人股权转让日前后应当承担的金额予以划清。2、2017年度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后果。2017年度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有“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同受上诉人控制，经济业务超出了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控制，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事项进行调整。”此保留意见不能反证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人格混同，更加不能证明宝地纸业有限公司与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人格混同。所以不能用保留意见认定上诉人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3.金日纸业为实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职工社会保险金的缴纳义务。二、无因管理不能成立。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作出系列安排，原金城股份2700名职工的安置责任人为托管人即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凌海市人民政府为维护稳定履行自身法定和托管人义务支付本案的社会保险金不构成无因管理。三、个人缴费部分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系替职工支付，不是单位依法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凌海市人民政府如为其支付，无法律依据向企业追偿。四、锦州市人民政府的财政借款，因财政资金来源于企业税收和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垫付无法律依据收取贷款利息。五、本案一审不应当允许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告诉。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其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对该案负有法定义务，不应允许凌海市人民政府撤回对其的起诉。六、本案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中2018年5月23日上诉人将其持有的被上诉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李龙、王传，同年9月3日李龙、王传将其持有受让的股权转让给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此，李龙、王传为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参加到本案的诉讼中来，因此本案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令宝地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果上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不足且存在重大的程序错误。1、程序的错误，一审法院允许被上诉人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违背法律规定。是程序上的失误。因为截止到目前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和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最终股东，如果按照一审判决一人公司的股东在不能识别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主体应该是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宝地集团，在2018年宝地集团已经将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给了李龙、王传，该二人又在2018年9月3日将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给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或者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在公司存续期间应缴纳的职工保险费用如果是一种债务的话通过股权转让应该由继受的股东承担责任，而不应该原股东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允许被上诉人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导致了程序上和举证责任上都存在法律所不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上诉人认为是程序错误。2、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过程中，也并非全部是一人股东的股权转让，2018年5月23日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将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给了两个自然人李龙、王传，如果再次用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3、因为一审法院允许被上诉人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导致作为现任股东不能依法履行向法庭提供资产是否混同、人格是否混同的证据，该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强加到早已不是股东的本案上诉人身上，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本案程序上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无因管理构成存在瑕疵，社会保险金的时间节点没有查清。一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上诉人存在人格混同的行为，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凌海市人民政府辩称，宝地集团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因宝地集团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应对宝地纸业对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其违反向凌海市政府作出的承诺，也应对金地纸业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一）宝地纸业作为金地纸业的一人股东，未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金地纸业财产，应对金地纸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负有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举证责任。在其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宝地纸业在一审中未出庭应诉，未就其资产独立于金地纸业进行举证，应对金地纸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宝地集团作为宝地纸业的一人股东，其提交的宝地纸业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宝地纸业，应对宝地纸业对金地纸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宝地集团提交的宝地纸业2014-2017年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均作出了“关于宝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同受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经济业务超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控制”的保留意见，恰恰也可以证明宝地纸业经济不独立，并受宝地集团的控制。另外，在宝地纸业审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并未从宝地集团与宝地纸业有无实质性资金调拨、有无财务软件共用、有无财务办公室公用、有无财务人员交叉、有无经营业务混同等角度进行论证，且未就宝地集团与宝地纸业之间是否存在财务混同发表意见。因此，宝地集团未尽到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宝地纸业的举证责任，就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对宝地纸业对金地纸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宝地集团对金地纸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基于宝地集团违反承诺内容。虽然2012年10月31日宝地集团将其持有的金地纸业100%股权转让给金城股份，2012年10月31日-2016年9月13日，从股权关系上看宝地集团并非金城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但事实上，宝地集团一直在实际经营并控制金城股份，进而控制经营并控制金地纸业，从三方面可以证明：（1）2012年-2016年金城股份的法定代表人李恩明即宝地集团法定代表人；（2）根据金城股份公示的2012-2016年度报告，金城股份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宝地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3）根据宝地集团提供的宝地纸业2014-2016年审计报告中关联方信息显示，金地纸业受宝地集团控制。因此，宝地集团有义务有能力履行承诺，保证金地纸业缴纳职工的社会保险费。在2018年11月27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联席工作会议中，锦州市人民政府基于宝地集团未履行2011年11月14日所作承诺的事实，明确了宝地集团的责任主体，宝地集团亦派员参加，并未对会议的决定内容提出异议。（四）即便部分员工对锦州金日纸业有限公司工作，但该部分员工未与金地纸业解除劳动关系，金地纸业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二、凌海市政府替金地纸业垫付保险费构成无因管理。凌海市政府系行政管理机构，有明确的法定职责范围，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金地纸业垫付失业保险费。三、对于个人缴纳部分，金地纸业作为用人单位系代扣代缴义务人，有义务缴纳个人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且事实上金地纸业已经向职工扣减。四、金地纸业应承担财政资金垫付款项的利息。本案中，垫付社会保险费的款项系凌海市政府在无因管理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而自实际垫付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成本系凌海市政府在无因管理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司法实践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7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796号民事裁定书支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实际损失。五、凌海市政府有权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13条规定，凌海市人民政府作为本案民事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同意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六、李龙、王传非必要诉讼当事人，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事项。是否对李龙、王传提起诉讼是凌海市政府的权利，凌海政府没有对其二人提出诉讼与本案被告是否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二人并非《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被上诉人作为本案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包括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的撤诉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且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与宝地集团是否承担责任没有必然的关系，上诉人的处分责任也并非因为凌海政府撤回对渤海的起诉而有所变化，本案中凌海政府垫付的社会保险期间是在2012年到2018年，该时间段大部分均为宝地集团系宝地一人股东期间，宝地集团有义务对其持股期间宝地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上午的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宝地集团应该承担除了七户以外的其他债务，其他债务就应该包括本案诉争的保险费，另外，一审法院判令宝地集团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宝地集团于2011年向凌海政府作出了承诺，该承诺中宝地集团承诺解决原金城股份职工的安置问题，但宝地集团未履行，导致了多次上访，因此宝地集团应承担违反承诺的赔偿责任。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凌海市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垫付的失业保险费合计人民币2643193.77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垫付失业保险费的资金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合计213462.28元，上述1、2项合计2856656.05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所负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二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7日，被告三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被告二100%股权。2012年9月14日，被告一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从被告二分立并注册成立，被告二持有被告一100%股权；同年10月31日被告二将其持有的被告一100%股权转让给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股份），金城股份于2016年12月14日更名为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13日，金城股份将其持有的被告一100%股权转让给被告二。2018年5月23日，被告三将其持有的被告二100%股权转让给李龙、王传；同年9月3日，李龙、王传将被告二100%股权转让给被告四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四至今为被告二唯一股东。金城股份原为凌海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因2008-2010年连续亏损，2011年4月28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2010年末原告通过托管金城股份控股股东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纸业，于2013年6月6日更名为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管理金城股份。2011年1月，原告委托被告三管理鑫天纸业，进而管理金城股份。被告三托管的目的为通过以物抵债及破产重整的方式实现金城股份这一上市公司的“净壳”，并以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增发的方式实现“卖壳”，在该过程中实现股票溢价收益。被告三于2011年11月14日向凌海政府作出承诺并取得原告专项用于金纸集团1亿元改制资金，保证原金城股份2700名职工的就业安置。2018年7月，因被告一、被告二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及基本工资，被告一、被告二职工多次大规模集体上访，要求解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拖欠工资等问题。锦州市政府为此特多次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求原告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原告为被告一垫付九笔失业保险费合计2643193.77元，具体如下：1、2018年8月30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122033.22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2014年12月-2018年6月单位缴费76711.94元、个人缴费45321.28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来自于锦州银行于2018年2月14日向大有建设公司出借、大有建设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向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账户支付的款项，该笔借款自锦州银行出借之日起，大有建设公司每月按年化9.6%向锦州银行支付利息；2、2018年12月19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28819.72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2014年12月-2018年6月单位缴费17317.56元、个人缴费11502.16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来自于2018年11月2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向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借款；3、2019年1月29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4483094.54元，其中1007544.5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667人2014年12月-2018年12月单位缴费602179.15元、个人缴费405365.35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来自于锦州银行于2018年2月14日向大有建设公司出借、大有建设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向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账户支付款项，该笔借款自锦州银行出借之日起，大有建设公司每月按年化9.6%向锦州银行支付利息；4、2019年1月19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1064568.46元，其中249910.86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系被告一拖欠151人2014年12月-2018年12月单位缴费146468.94元、个人缴费103441.92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中的194650.94元来自于2018年11月2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向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借款；55259.92元来自于被告一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5、2019年3月4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753084.66元，其中67703.86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系被告一拖欠特殊工种50人2014年12月-2018年12月单位缴费40919.89元、个人缴费26783.97元）；6、2019年3月4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的71062.13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2015年-2016年退休的162人2014年12月-2016年12月单位缴费44223.92元、个人缴费26838.21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第5.6笔款项来自于锦州银行于2018年2月14日向大有建设公司出借、大有建设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账户支付款项，该笔借款自锦州银行出借之日起，大有建设公司每月按年化9.6%向锦州银行支付利息。7、2019年4月9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13637.48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10人2014年12月-2018年11月单位缴费8085.49元、个人缴费5551.99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中的8085.49元来自于2018年11月2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向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借款；5551.99元来自于被告一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8、2019年4月9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1809008.93元，其中423154.53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270人2014年12月-2018年12月单位缴费247672.43元、个人缴费175482.1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中的329411.43元来自于2018年11月2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向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借款；93743.10元来自于被告一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9、2019年6月17日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向凌海市地方税务局支付1046672.05元，作为被告一失业保险费（此款包括被告一拖欠718人2014年12月-2018年12月单位缴费610911.48元，个人缴费435760.57元）。根据凌海市会计核算中心记账，该笔款项中的813882.48元来自于2018年11月2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向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借款；232789.57元来自于被告一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本院依职权对被告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名下37项不动产查封了2856656.05元的份额。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对被告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撤诉。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凌海市政府垫付保险费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原告垫付保险费符合该条所规定的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1、原告垫付保险费无法律上的义务。原告系行政管理机构，有明确的法定职责范围，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一垫付保险费。被告方当庭提出的被告一职工问题系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原告有义务处理的观点，因被告一成立之日即非国有企业，即便对于国有企业，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政府也没有以财政资金垫付职工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故被告方该观点不予采纳。2、被告一作为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足额缴纳及代扣代缴职工社会保险费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有义务在应付职工的劳动报酬中扣减应由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并代为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用人单位未履行扣缴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本案被告一已从应付职工的劳动报酬中扣减了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的部分，但未将扣减款项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被告方关于被告一不是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的义务主体、不应承担返还该部分款项的义务的反驳观点，不予采纳。3、原告垫付保险费客观上避免了被告一的损失。《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本案原告垫付职工保险费虽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但客观上避免或减轻了被告一因其未缴纳保险费而受到其职工的追索以及承担行政处罚责任，实际上产生了避免企业利益受损失的效果。所以，原告垫付保险费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原告垫付款项本金系在无因管理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自实际垫付之日起的利息，系在该管理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原告通过大有建设集团向锦州银行借款筹措的资金，大有建设集团实际每月向锦州银行按年9.6%支付利息，原告要求被告一应承担该利息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锦州市人民政府的财政借款，因垫付保险费产生了资金占用损失，原告要求被告一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4.25%承担自垫付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二、被告的主体资格及资产混同的举证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1、关于被告年度会计审计。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被告二系被告一的唯一股东，经依法传唤未出庭应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1年10月17日-2018年5月22日被告三持有被告二100%股权，为被告二唯一股东。被告一欠缴养老保险费期间，被告三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二的股东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但被告三未能举证证明自己的年度报告。被告三虽提交了被告一、二2014—2017年的审计报告，审计年限为2013-2016年，本案债务积攒到2018年，未提交该年度的审计报告。2、资产混同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方关于原告应举证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的观点，不予采纳。从举证情况看，被告三提交的被告一、二的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本案债务积攒到2018年时被告一、二财产相互独立，也不能证明被告二、三财产相互独立。故被告二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一的股东，未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一，应当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三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二的股东，未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二，应当对被告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被告三是否履行承诺一节，被告三于2011年向原告出具承诺成立新的纸业公司保证原金城股份2700人的就业安置，被告三控股被告二期间成立被告一，被告一、二虽对上述职工已经安置，但本案拖欠保险费用绝大部分发生被告三经营或控股被告一期间。故本院认定被告三未履行承诺，应承担违反承诺的赔偿责任。综上，原告与被告一构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产生相应的无因管理之债，被告一应当向原告返还垫付款项及利息。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唯一股东，未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一，被告三作为被告二的唯一股东，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二，被告二应对被告一的债务、被告三应对被告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对被告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撤诉，本院予以准许。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凌海市政府垫付的失业保险费2643193.77元；其中122033.22元的资金利息自2018年8月30日起、1007544.5元的资金利息自2019年1月29日起、67703.86元和71062.13元的资金利息自2019年3月4日起均按照年利率9.6%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其中28819.72元的资金利息自2018年12月19日起、194650.94元的资金利息自2019年1月29日起、8085.49元和329411.43元的资金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813882.48元的资金利息自2019年6月17日起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4.25%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二、被告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5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653元，由被告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被告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被告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1、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证据2、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证据3、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凌海市人民政府对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实行托管的提示性公告。其中证据1和证据2拟证明宝地建设集团作为金城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仅仅6个月，从中获益是不成立的。证据3拟证明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托管方是政府，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安置职工的责任。凌海市人民政府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并主张关于鑫天纸业的托管方虽然公示是凌海市人民政府，但实际凌海市人民政府在2011年1月1日委托宝地集团进行管理，实际上的托管人是宝地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虽然公示信息显示朱祖国为实际控制人，但是朱祖国仅为投资人，并没有实际经营和管理金城股份，根据宝地集团在一审中提交的宝地集团2014年至2017年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第8项明确金城股份及金地纸业同受宝地集团控制。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交新证据：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5年的年度报告，拟证明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年度报告不能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反驳我方所提供的关于政府托管以及实际控制人关系的事实。因双方当事人对二审提交的新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分别拟证明的事实，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明的是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实行托管及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而上述事实均发生在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以前。本案双方争议的是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否对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欠缴的职工失业保险费用承担补缴义务，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拟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虽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但对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并不否认，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又系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故对该份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依法应予采信。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庭后提交的证据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仪表部2016年1月至10月工资表。拟证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在应付职工报酬中扣除职工个人缴纳部分。本案系关于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欠缴职工失业保险引起的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因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欠缴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用，导致出现群体性信访问题。为此，锦州市先后两次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并形成纪要，上诉人均派人参加会议，对会议确定上诉人为解决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责任主体并无异议。上述事实，有一审卷宗所载证据、当事人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载卷为凭，并经当事人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失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其应为义务主体而非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在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应履行法定义务而无力履行，导致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职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情形下，为维护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为该公司垫付的资金，应由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托管原金城股份公司时，即向被上诉人作出了妥善安置职工的承诺，该承诺不仅仅系为职工提供劳动岗位，同时亦应当理解为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现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未能依法为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用，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履行承诺对此承担责任，且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参加锦州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解决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职工就社保费用缴纳产生的信访问题时，对确定其为责任主体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判决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应由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现在股东承担、一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撤回对锦州渤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起诉程序违法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主张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锦州金地纸业有限公司人格混同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是法律对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的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财产独立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但上述举证责任的适用的前提，应是作为原告方的债权人已举出的盖然性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足以让他人产生合理性怀疑，而不是当然的举证责任倒置；且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依法适用。而认定损害债权人利益，主要是指股东滥用权利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且对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从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等六种情形综合考量。具体到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作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期间存在上述规定的六种情形，亦无证据证明因上诉人的行为导致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且被上诉人凌海市人民政府对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为上诉人指派的主张，亦未让他人达到对公司人格混同可能性的合理怀疑程度，故本案不具备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前提。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认定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应对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53元，由上诉人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天颖审判员  赵济伟审判员  赵洪全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郭建华书记员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