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味吾穹金玉满堂饮食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51号沃尔玛超市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1078499606U。法定代表人：赵东，系该公司经理。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照强，系贵州景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615169。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若超，系贵州景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1035178。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六盘水新干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5650104096。法定代表人：刘俊烈，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系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211727453。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系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411552927。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康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六盘水市钟山区交通北路城中变电站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907753128273。法定代表人：向阳，系该公司经理。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任静云，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323714。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魏丽琴，女，汉族，1977年2月26日，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审第三人：张植莉，女，198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坝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文胜，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3151172。再审申请人贵州味吾穹金玉满堂饮食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满堂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六盘水新干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干线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康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众房开”）、张植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黔0201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书，金玉满堂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黔02民终8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生效后，金玉满堂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黔民申37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金玉满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照强、杨若超、被申请人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俊烈及其委托代理人黄静、张佳、原审第三人康众房开的委托代理人任静云、魏丽琴以及原审第三人张植莉的委托代理人杨文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玉满堂公司再审请求：一、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2民终820号民事判决书和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依法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依法判决上诉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一，涉案房屋所有权系康众房开，与其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张植莉个人，张植莉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是作为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应认定为张植莉个人行为。即与康众房开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张植莉，应由张植莉享有并承担《房屋租赁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原审认定案涉房屋实际作为新干线公司经营使用，并无相关证据证实。第二，2015年12月15日金玉满堂公司与张植莉、康众房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将案涉房屋租赁双方变更为申请人与康众房开，申请人作为承租人自然有权在案涉房屋中从事经营活动并有义务向康众支付租金，与此同时，张植莉丧失了对案涉房屋的一切权利。申请人与新干线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也应自此解除，因此，新干线公司收取申请人2016年至2018年的1335491.17元租金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申请人。但上述事实并不能证实康众房开同意张植莉的转租行为。第三，申请人与新干线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租金支付方式补充协议》是基于新干线公司的欺骗，违背真实意思签订，该补充协议签订的基础是申请人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但该份租赁合同已被《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解除，《租金支付方式补充协议》签订在后，应为无效。综上，原审未经全面查实案涉房屋租赁的具体情况，便认定新干线公司将案涉房屋转租给申请人而认定《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无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据此，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新干线公司辩称，一、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属于代表新干线公司的职务行为。张植莉和新干线公司均认可张植莉是代表新干线公司与康众房开签订租赁合同，同时案涉房屋也是以新干线公司的名义租赁给金玉满堂公司,金玉满堂公司再审中主张的保证金、租金都是通过张植莉个人帐户进行与新干线公司无关及新干线公司表示是张植莉而非新干线，形成合同的主体是张植莉而非新干线与客观事实不符，新干线公司除了一审的证据外还有其他证据证实向康众房开支付的租金，并非都是通过张植莉进行，康众房开交付的租金还有新干线公司法人向康众房开支付，并且新干线公司现任法人向康众房开支付租金时在转款事项中明确载明系支付新干线公司的租金，而康众房开收取新干线租金并未提出异议，足以说明租赁合同的主体系新干线公司而非张植莉，并且与康众房开签订原始合同的张植莉在一、二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从张植莉与刘俊烈的股份转让协议及金玉满堂公司与新干线公司所签订合同来看，康众房开同意将租赁合同的另一方变更为刘俊烈足以说明与康从公司案涉租赁合同系公司行为。二、即便说原始与康众房开的合同系个人签订，但在与金玉满堂及后续的经营中，均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而对新干线的前任法人与现任法人均表示所从事的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对于双方均认可的职务行为应当予以确认，而不是以康众房开主观认识进行判断。金玉满堂主张双方所签订的租金支付方式主张协议系违背协议真实意见而签订，完全系向法庭的虚假陈述，依法不应当采信，对于案涉金玉满堂租赁场租金，双方在2015年12月15日签订合同前已经履行了四年，为了后来便于合同的履行，金玉满堂将应付租金分成二块，其中一块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三方协议及康众房开、张植莉、金玉满堂，该资金由金玉满堂直接支付康众房开，另一部份直接拨付给新干线，形成了2015年12月16日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租金支付的协议，金玉满堂虚假陈述其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从2015年双方就租金的支付达成协议后，金玉满堂从2015年12月15日一直支付租金至2018年底三年的时间，说明其对租金分离支付是不持异议的，综上，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原一、二审判决。驳回金玉满堂的再审请求。第三人康众房开辩称，1、康众房开于2011年9月16日与张植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是张植莉，不是新干线公司，我公司没有和新干线公司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诉讼中的房屋租赁合同系有人变造，康众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合同原件足以证明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张植莉，原判认定张植莉与我公司签订合同是代表新干线公司错误，侵害了康众公司的合法权益。2、2015年12月15日与张植莉、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和2020年3月26日与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与新干线公司无关。第三人张植莉及其代理人无答辩意见。金玉满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5年12月15日已经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租金1335491.1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新干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本诉原告立即向本诉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的房屋租金385921.92元及违约金20000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6%支付至起诉之日的资金占用费13314.3元，起诉之日的资金占用费仍按年利率4.6%计付直至所拖欠的租金全部支付完毕为止；2、反诉诉讼费由本诉原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第三人康众房开系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房屋的所有人，其房屋产权证号为六盘水市房权证钟山区字第××号，建筑面积33001.5平方米。被告新干线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22日，最初的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张植莉，住所地为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51号。2011年9月16日张植莉代表新干线公司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康众房开将上述房屋中的太阳商业广场五层建筑面积为2940平方米出租给张植莉作为新干线公司的经营场地；场地面积2331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25元，中厅面积609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3元；租赁期间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0年；张植莉在合同签订前支付合同保证金50000元给康众房开；张植莉单独使用自己的营业执照等，但不能经营与沃尔玛超市同类的商品；未经康众房开同意不能将主营场地转租；同时合同还对其他权利及义务进行了约定。2011年10月31日原告金玉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东为该公司的设立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新干线公司将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部分区域出租给赵东搞餐饮；租赁物面积3000平方米，内厅面积2391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37元，中厅面积609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30元；租赁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0年，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为免租期；合同保证金为20000元，于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向被告交纳，用以保证合同的履行，合同期满后，原告如不续约，其将租赁物交付给被告验收并结清各种款项的30个工作日内，被告不计利息全额退还原告，但原告违约而提前终止合同或连续30天不能交清应交款项的，不予退付；原告如欠付各项费用达合同保证金金额的50%，被告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并要求原告支付相当于合同保证金金额的违约金；同时合同还对其他权利及义务等进行了约定。2011年10月31日之后原告便开始在该合同约定出租的房屋中开始经营，2014年8月19日原告经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登记。2015年10月10日张植莉向康众房开提出申请载明：本人与贵公司签订的沃尔玛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租赁合同因诸多客观原因，一直处于困难经营的局面，本人难以维持经营，现特寻求刘俊烈为合作伙伴，共同经营四楼（金玉满堂），五楼（新摇篮）租赁项目，并由刘俊烈全权负责相关租赁事务及款项的收取。当日刘俊烈向康众房开提出申请载明：本人受张植莉邀请与之合作经营贵公司开发的沃尔玛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租赁物。现双方就合作已达成一致共识，本人特向贵公司申请，恳请批准我与张植莉的合作，即日起该租赁物项目与贵公司发生的所有对接事宜由刘俊烈全权负责。次日康众房开的领导在该二份申请中签署意见同意并加盖印章。2015年10月21日刘俊烈与张植莉签订《协议》约定：刘俊烈出资1500000元购买张植莉在新干线公司的股权，公司100%的股权由刘俊烈持有，刘俊烈接手新干线公司后，从股东变更备案之日起，所有经营活动由刘俊烈负责，新的债权债务由刘俊烈承担，接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张植莉负责等等。2015年10月30日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植莉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刘俊烈。2015年12月14日刘俊烈与张植莉签订《六盘水新干线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原法人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的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联通大厦苹果酒店及其独立大厅的租赁合同及张植莉与天龙公司就天龙小区物业管理及停车收费的承包合同等几项合同均为股权变更内容，这几份合同约定的租赁事项均由刘俊烈与合同对方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2015年12月18日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因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植莉变更登记为刘俊烈而签订《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1月1日起的所有租金由新干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烈收取，金玉满堂公司按原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并直接支付至刘俊烈账户；租金支付方式及金额如下：从2015年12月15日开始支付2016年1月1日起的每期租金总额分两部分打入刘俊烈和康众房开指定的账户，即金玉满堂公司每次应付给新干线公司的租金均按扣除其代新干线公司支付给康众房开的租金后的余额，并直接打入新干线公司指定的刘俊烈账户等等。2015年12月15日以康众房开为甲方、张植莉为乙方、金玉满堂公司为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原签订的《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乙方权利及义务由丙方全权承担，原约定的所有条款及各方权利义务不做任何改动；乙方交付的《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自行变更为丙方履约保证金；签订本协议所涉及乙方、丙方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解除。该协议签订之后原告按照其于2015年12月18日与被告所签订的《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约定已将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租金分别支付给了给康众房开及被告，其中被告收取的租金为1335491.17元，按照该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尚欠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为385921.92元未支付给被告，金玉满堂公司认为，其与张植莉、康众房开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后，租赁关系的双方变成了金玉满堂公司与康众房开，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5年12月15日已经解除，新干线公司不再享有该房屋的出租权，其收取金玉满堂公司支付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的租赁费1335491.17元系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新干线公司则认为，张植莉与康众房开和本诉原告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形下签订，损害了新干线公司的利益，因而提出反诉，要求金玉满堂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为385921.92元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金玉满堂公司及被告新干线公司主张返还租金和支付租金的案涉房屋虽然系第三人张植莉于2011年9月16日与第三人康众房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张植莉所承租的，但此时张植莉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且该房屋实际也是作为被告的经营所用，故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该合同的行为代表被告。2011年10月31日原告金玉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东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虽然未加盖康众房开印章和未经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同意被告转租案涉房屋，但康众房开对原告在案涉房屋中经营至今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且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租金系原告直接支付给康众房开，由此可见康众房开对被告将房屋转租给原告的行为不持异议。2015年10月30日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张植莉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刘俊烈，且张植莉不再是新干线公司的股东，此后张植莉对新干线公司的相关权利的处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作出，2015年12月15日以康众房开为甲方、张植莉为乙方、金玉满堂公司为丙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对被告承租物权的处分，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应属无效，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被告主张的违约金及资金占用费，虽然原告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给被告，但原告与被告约定原告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是合同解除，而被告并未要求解除合同及原、被告签订的相关合同中并未约定计付资金占用费的标准，故对被告主张的违约金及资金占用费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贵州味吾穹金玉满堂饮食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金玉满堂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新干线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房屋租金385921.92元；三、驳回被告新干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4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贵金玉满堂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794元、反诉申请财产保全费2616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新干线公司负担312元，原告金玉满堂公司负担6098元（由原告连同上列第二项款项一并返还给被告6098元）。金玉满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金玉满堂公司与被上诉人新干线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新干线公司返还租金以及被上诉人新干线公司要求上诉人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金主张应否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6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虽是张植莉和康众房开，但该合同约定场地是用于新干线公司的经营场所，且在签订该《房屋租赁合同》时张植莉是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2011年10月31日，张植莉以新干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及在变更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俊烈前，张植莉向康众房开提交由刘俊烈负责以后的相关租赁事务及款项收取的事实，应当认定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合同的行为代表了新干线公司。从康众房开与上诉人及张植莉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看，三方约定由上诉人承继新干线公司在2011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但其在此后又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将租金分成两部分分别支付给康众房开和新干线公司至2018年12月，故上诉人称其与新干线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新干线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前所述，双方的合同并未解除，故上诉人要求新干线公司返还租金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查明，上诉人未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房屋租金385921.92元，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新干线公司房屋租金385921.9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金玉满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96元，由上诉人金玉满堂公司负担。再审期间，被申请人新干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了证据：第一组证据：贵州银行汇款凭证，证实刘俊烈代表新干线公司支付给康众房开2015年欠付的租金99513元，证明与康众房开签订合同的主体是新干线公司不是张植莉。第二组证据：2019年2月28日告知函，证实六盘水钟山开发区新摇篮娱乐有限公司告知康众房开和新干线公司，因竞争激烈公司亏损无法经营，公司于3月1日全面停业，康众房开已经知晓转租的事实。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金玉满堂公司对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康众公司对第一组证据认为是代表张植莉支付租金，不代表新干线支付租金；对第二组证据认为与康众公司无关。张植莉认为与其无关。原审第三人康众房开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2015年12月23日记账凭证、贵州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款收据，证实刘俊烈代张植莉支付2015年的欠付租金99513元。对康众公司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被申请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达不到被申请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被申请人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因不能确定六盘水钟山开发区新摇篮娱乐有限公司印章的合法性（没有防伪编码），本院不予采信。对康众公司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6日，原审第三人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康众房开将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建筑面积为2940平方米出租给张植莉，场地面积2331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25元，中厅面积609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3元；租赁期间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0年；张植莉在合同签订前支付合同保证金50000元给康众房开；未经康众房开同意不能将主营场地转租；同时合同还对其他权利及义务进行了约定。张植莉租赁了康众房开的房屋后，以被申请人新干线公司的名义于2011年10月31日与赵东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新干线公司将太阳商业广场五楼部分区域出租给赵东搞餐饮；租赁物面积3000平方米，内厅面积2391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37元，中厅面积609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金30元；租赁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0年，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为免租期；合同保证金为20000元，于合同签订之前交纳，用以保证合同的履行，合同期满后，原告如不续约，其将租赁物交付给新干线公司验收并结清各种款项的30个工作日内，新干线公司不计利息全额退还赵东，但赵东违约而提前终止合同或连续30天不能交清应交款项的，不予退付；赵东如欠付各项费用达合同保证金金额的50%，新干线公司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并要求赵东支付相当于合同保证金金额的违约金；同时合同还对其他权利及义务等进行了约定。赵东租赁该房屋后便开始经营餐饮服务。双方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2013年9月22日，再审申请人金玉满堂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赵东为法定代表人，之后实际履行《租赁合同》的是金玉满堂公司，不是赵东。2015年10月10日，张植莉向康众房开提出申请：本人与贵公司签订的沃尔玛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租赁合同因诸多客观原因，一直处于困难经营的局面，本人难以维持经营，现特寻求刘俊烈为合作伙伴，共同经营四楼（金玉满堂），五楼（新摇篮）租赁项目，并由刘俊烈全权负责相关租赁事务及款项的收取。当日，刘俊烈向康众房开提出申请：本人受张植莉邀请与之合作经营贵公司开发的沃尔玛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租赁物。现双方就合作已达成一致共识，本人特向贵公司申请，恳请批准我与张植莉的合作，即日起该租赁物项目与贵公司发生的所有对接事宜由刘俊烈全权负责。次日，康众房开的总经理魏丽琴在该二份申请中签署意见同意并加盖印章。2015年10月21日，刘俊烈与张植莉签订《协议》约定：刘俊烈出资1500000元购买张植莉在新干线公司的股权，公司100%的股权由刘俊烈持有，刘俊烈接手新干线公司后，从股东变更备案之日起，所有经营活动由刘俊烈负责，新的债权债务由刘俊烈承担，接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张植莉负责等等。2015年10月30日，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植莉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刘俊烈。2015年12月14日，刘俊烈与张植莉签订《六盘水新干线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原法人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的太阳商业广场四楼、五楼、联通大厦苹果酒店及其独立大厅的租赁合同及张植莉与天龙公司就天龙小区物业管理及停车收费的承包合同等几项合同均为股权变更内容，这几份合同约定的租赁事项均由刘俊烈与合同对方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2015年12月15日，康众房开为甲方、张植莉为乙方、金玉满堂公司为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原签订的《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乙方权利及义务由丙方全权承担，原约定的所有条款及各方权利义务不做任何改动；乙方交付的《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自行变更为丙方履约保证金；签订本协议所涉及的乙方、丙方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协议附件《租赁合同》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具有本协议同样法律效力等。2015年12月16（18）日，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1月1日起的所有租金由新干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烈收取，金玉满堂公司按原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并直接支付至刘俊烈账户；租金支付方式及金额如下：从2015年12月15日开始支付2016年1月1日起的每期租金总额分两部分打入刘俊烈和康众房开指定的账户，即金玉满堂公司每次应付给新干线公司的租金，均按扣除其代新干线公司支付给康众房开的租金后的余额，并直接打入新干线公司指定的刘俊烈账户，金玉满堂公司单方面原因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新干线公司租金，新干线公司有权采取一系列追缴欠租的防范措施。新干线公司加盖行政印章，刘俊烈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字日期为2015年12月16日；金玉满堂公司加盖了行政印章，赵东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字日期为2015年12月18日。双方在《租金收取方式及金额明细表》中约定：新干线每期应收金玉满堂租金差额（不含金玉满堂应支付给康众房开的租金）为：2016年年租金411781.21元，2017年年租金455029.24元，2018年年租金468680.72元，2019年年租金514562.56元，2020年年租金529999.86元，2021年年租金578675.90元，每年租金每半年收取。2015年12月23日，刘俊烈代张植莉支付张植莉欠付康众房开2015年度租金99513元。2016年以后，金玉满堂公司共向新干线公司支付2016年度-2018年度的租金1335491.17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为385921.92元，金玉满堂公司未支付给新干线公司。金玉满堂公司认为新干线公司收取其租金侵害其权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审第三人张植莉是否代表被申请人新干线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于2015年12月15日解除；第三、新干线公司是否应返还金玉满堂公司2016年-2018年的租金1335491.17元；第四，金玉满堂公司是否应支付新干线公司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金385921.9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问题。2011年9月16日，张植莉和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张植莉系承租人，张植莉虽系新干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租赁合同》并没有任何条款约定承租人系新干线公司，张植莉、新干线公司以及刘俊烈即使认可张植莉系代表新干线公司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张植莉和新干线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张植莉在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康众公司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张植莉是代表新干线公司与康众公司签订合同，且康众房开也不认可张植莉系代表新干线公司与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张植莉和新干线公司的追认行为对康众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张植莉与康众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属于张植莉的个人行为，并非代表新干线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判认定为职务行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的问题。首先，张植莉通过与康众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取得新干线公司太阳商业广场五层房屋的租赁权后，遂以新干线公司的名义于2011年10月31日将太阳商业广场五层部分房屋转租给赵东。金玉满堂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赵东在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是以成立金玉满堂公司为目的签订的《租赁合同》，且金玉满堂公司是在合同签订近二年后的2013年9月22日才成立，因此，赵东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仅代表赵东，不代表新干线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判认定赵东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其次，金玉满堂公司成立后，实际履行《租赁合同》的是金玉满堂公司而不是赵东，金玉满堂公司和新干线公司均以自己的行为默认金玉满堂公司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且金玉满堂公司在诉讼中对2013年9月22日之后以金玉满堂公司名义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也不持异议，因此，从2013年9月22日之后，转承租人已由赵东变更为金玉满堂公司。第三，由于张植莉与刘俊烈约定将张植莉在新干线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俊烈，张植莉不再继续经营、管理太阳商业广场五层房屋，康众公司也同意由刘俊烈继续租赁，于是康众公司、张植莉、金玉满堂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张植莉与康众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由金玉满堂公司承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不作任何改动，张植莉与金玉满堂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协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刘俊烈代表新干线公司和赵东代表金玉满堂公司签订了《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金玉满堂公司按照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如何支付给新干线公司。《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后，金玉满堂公司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支付方式支付了2016年-2018年的租金，说明张植莉与康众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金玉满堂公司仍在履行，因此《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仅属于《房屋租赁合同》和《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并非代表《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故金玉满堂公司认为《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5年12月15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的问题。首先，金玉满堂公司并未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未给金玉满堂公司释明即依职权判决《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无效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根据《租赁合同》和《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的约定，金玉满堂公司支付了2016年-1018年三年的租金1335491.17元给新干线公司，金玉满堂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的《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在本案诉讼前未被解除、终止或者确认无效，因此，双方仍应依照《租赁合同》和《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第三，如前所述，张植莉与康众房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张植莉虽隐瞒了其与康众房开签订合同的事实，而以新干线公司的名义与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但该行为并非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行为而导致无效，金玉满堂公司不管是将租金支付给张植莉或是新干线公司，均不影响康众房开与张植莉之间履行合同和新干线公司与金玉满堂公司之间履行合同。第四，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植莉转租应当经过康众公司同意，但在2015年12月15日，康众公司、张植莉、金玉满堂公司三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时，康众公司已经明知张植莉将房屋出租给金玉满堂公司，康众公司对此也未提出异议，说明康众公司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示同意张植莉的转租行为。故金玉满堂公司请求新干线公司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的问题。在本案诉讼时，《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均未解除、终止或者确认无效，金玉满堂公司应当依照《租赁合同》和《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新干线公司支付租金，金玉满堂公司并未对新干线公司提出欠付的租金具体金额提出异议，因此，对新干线公司请求金玉满堂公司支付拖欠租金385921.7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金玉满堂公司提出系新干线公司欺骗金玉满堂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故不应支付租金的理由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但审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法院（2019）黔0201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20）黔02民终820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嘉审判员 付振义审判员 刘 靖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尹倩茹书记员陈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