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3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志成，男，195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生，辽宁同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玉，女，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伟，辽宁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璐，女，198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方，辽宁方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敬，女，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江，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区。上诉人郭志成与上诉人赵玉、被上诉人秦璐、郑传敬、郑传江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康平县人民法院曾作出（2018）辽0123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本院作出（2019）辽01民终1236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12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郭志成、赵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志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支持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中“秦璐”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没有合法有效证据支持。秦璐于2006年1月19日回国，企业档案中签名时其具备知情及签名条件，企业档案中共有5处“秦璐”签名，一审仅对其中一处进行司法鉴定，不能证明其他4处不是秦璐本人书写，秦璐未对全部5处签名申请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未对其余签名申请鉴定，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秦璐签名是否为本人书写不影响其作为股东在本案中对外承担股东责任，如其财产受到损失属于其股东内部的损失赔偿责任，应向郑传敬追偿；认定工商档案中秦璐签名是否真实，应由行政机关依照职权认定，本案中秦璐以工商机关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其诉讼请求已被驳回，故该工商档案中秦璐签名发生法律效力，秦璐作为股东应承担公司对外债务；案涉企业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系家族企业，秦璐母亲郑传敬因虚假出资受到刑事审判，秦璐对公司设立情况均不知情违背常理，且其在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之前未主张任何权利，应认定其对公司股东问题无异议。二、原审认定秦璐是沈阳市帅亨制衣有限公司“被冒名股东”没有证据支持，即使其为被冒充股东，在行政机关没有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其依法应当现承担公司股东责任后，再向侵权人追偿等。秦璐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原审审理过程中，针对工商档案中秦璐的签字是否是本人所签，起动了司法鉴定程序，如果上诉人对该程序本身有异议，应当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的异议，但是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异议。同时，鉴定报告出来以后，上诉人对鉴定报告本身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上诉人在一审审理程序过程中，对鉴定本身及鉴定报告的本身都有异议，同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我方递交的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针对郑传敬的刑事判决可以看出，在整个目标企业注册的过程中，郑传敬及其他案外人提供了虚假的注册材料，这一点已经被生效的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所确认，既然判决中已经载明了企业是虚假注册，也就没有必要对整个的所有的秦璐的签字进行鉴定。我方在一审审理中也明确的表示，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方可以对整个的鉴定进行配合，上诉人也有权利单独就另外几处的任何秦璐的签字提请鉴定，上诉人放弃的后果应自行承担。2、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观点，工商档案中登记的所有的事实，是否虚假不去考虑，仅仅考虑登记本身的话，特别提醒上诉人注意，整个工商档案中，所有的股东出资已经全部完成，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已经证明这一点，代理人认为在处理该案过程中，应尊重事实等。赵玉辩称，鉴于郭志成上诉请求是针对秦璐，所以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与我无关。赵玉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志成追加上诉人赵玉为被执行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没有借款及还款凭证为由，否认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错误。该《协议书》可以视为三种文件的综合：其一《协议书》本身的内容相当于“借款合同”是上诉人赵玉与原审被告郑传江之间在2008年1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记载了“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股东之一郑传江向赵玉借款人民币20万元整，用郑传江本人在制衣公司占20%股份出让一半即帅亨制衣总股份的10%，100万元整。做为抵押以（应该是已）办理转让手续，借款期限为3个月2008年11月19日至2009年2月18日止，如果郑传江到期不能还款期股份自行生效即赵玉占帅亨制衣公司10%股份，如果按期还款赵玉必须还回郑传江股份的一半即100万股权，必须配合郑传江办理一切手续的事实”，同时有证人：赵某和郑传敬的签字。其二在下半部分有收款人郑传江收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的收条；其三在最下面注明：抵押转账支票一张票号：GS/0201926703出票日期，2009年2月18日。这是郑传江用帅亨公司支票用做向上诉人赵玉借款的担保行为。这一点在（2018）辽0123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和第6页的审理查明中，郑传敬在庭审中确认。即（庭审中，郑传敬主张其以郑传江名义借款。《协议书》备注抵押转账支票一张）。然而一审法院对于有原审被告郑传敬作为证人签字的《协议书》真实性进行否认，这明显属于事实没有查清，并且是属于不愿意查清。以上信息都充分说明上诉人赵玉与原审被告郑传江之间借款20万元的事实。在2008年、2009年期间，人民法院依据欠条即可认定民间借款，许多民间借款都是现金借贷，没有转账记录。只有到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出台后，才要求民间借贷行为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和还款凭证。现在一审法院却按照现在的法律和证据规则来认定10年前的法律行为，明显错误。如果有必要，上诉人要求对《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如形成于08年和09年期间，即能够证明该协议书的真伪。另外基于康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本次提交自己以及亲属08年11月至09年3月期间的银行流水，含有当时借款给郑传江的提款银行明细以及郑传江的还款存款明细，进一步证明上诉人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借款行为的真实性。二、上诉人赵玉与原审被告郑传江在2008年11月12日签订的关于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1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主要看“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而本案中，通过《协议书》明确表明上诉人赵玉和原审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借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本身。这一点原审被告郑传敬也在多次庭审过程中表明：“不是真实的要给赵玉股权”，因此股权转让本身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结合本案，原审被告郑传江和郑传敬在明知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注册资料虚假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将其中的10%股权以转让形式抵押给上诉人赵玉，向赵玉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因此作为行为人的郑传江和相对人的郑传敬完全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恶意串通行为，这一点通过康平县人民法院（2012）康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书完全能够证明。因此郑传江转让给赵玉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10%股权的民法法律行为无效。3、本案中郑传江转让给上诉人赵玉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10%股权的行为，因其郑传敬提供虚假注册资料注册成立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所以郑传敬和郑传江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即把虚假成立的公司股权转让给赵玉作为抵押担保，所以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同样因构成欺诈而无效。因此上诉人赵玉不应承担帅亨公司股东责任。4、本案中，上诉人赵玉与郑传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让与担保行为。其目的是为郑传江向赵玉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提供担保，即先办股权转让手续，后借款。先在2008年11月12日用帅亨公司10%股份转让形式提供担保，后在11月19日借款。根据第六十九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就是以股权转让行为来为借款担保，属于民间借贷行为。因此赵玉与郑传江在2008年1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因为形式上郑传江转让给赵玉10%帅亨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所以赵玉不应成为帅亨公司股东，更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三、赵玉10%帅亨公司股权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原始股东郑传江和被认定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郑传敬承担。上诉人赵玉的所谓帅亨公司10%股权是来源于其原始股东郑传江，帅亨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24日，根据验资报告显示郑传江实际出资200万元，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上诉人赵玉对于帅亨公司原始股东虚报注册资本完全不知情，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赵玉在2008年的当时完全由理由相信郑传江已实际出资。因此上诉人赵玉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要承担责任也应当是原始股东郑传江来承担无效股权转让的相应法律责任，或者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郑传敬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所谓“公司注册登记具有法定公信力”的说法不符合公司法规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只有“依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公司注册登记才具有法定公信力”。而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并不是依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合法有限公司，而是法定代表人郑传敬提供虚假注册材料成立的公司，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郭德成是受害者，如果认定上诉人赵玉承担帅亨公司股东责任，那么赵玉亦是受害者。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郑传江转让帅亨公司10%股权给赵玉，属于本条规定，应由郑传江承担责任，而不是适用17条规定。况且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郭志成辩称：原审判决第三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赵玉的上诉。赵玉无论是原审还是今天上诉提到的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致，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并且所谓的协议书借款20万，与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转让款100万数额不符，也不一致，上诉人陈述的民法典对以前的法律行为不具有溯及力，如果赵玉认为郑传江，郑传敬存在欺诈，应该追偿。同时不存在让与担保，同时判决书中第11页与前面对秦璐的认定是有冲突的，可以认定秦璐应承担责任。民事案件对行政登记行为，没有否定的权利。如果对此认定工商登记有异议应提起行政诉讼解决。秦璐发表辩称：对此并不知情，同时与我方无关。郭志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追加郑传敬、郑传江、秦璐、赵玉为被执行人，要求被告郑传敬、郑传江、秦璐、赵玉在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内按照出资比例给付原告借款本金4,485,567元及利息（从2008年3月10日至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2.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阳帅亨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21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登记股东为郑传敬认缴出资额600万元，持股60%；郑传江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20%；秦璐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20%。2009年2月6日，原告郭志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帅亨公司偿还借款。本院于2009年6月24日作出（2009）康民三合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阳帅亨公司偿还原告郭志成借款本金4，485，56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利息自2008年3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沈阳帅亨公司未按照（2009）康民三合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履行债务，原告郭志成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2年4月26日，被告郑传敬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本院以（2012）康刑初字第65号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判决认定郑传敬虚报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沈阳帅亨公司。2017年5月31日，原告郭志成向本院提出申请，申请追加被告郑传敬、郑传江、秦璐、赵玉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辽0123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郑传敬、郑传江、秦璐为本案被执行人。原告郭志成、被告郑传江、秦璐均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另查明，郑传江系郑传敬弟弟，秦璐系郑传敬女儿。2008年11月12日，被告赵玉与被告郑传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郑传江转让沈阳帅亨公司10%的股权给赵玉，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协议第七条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如果依法追及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新股东承担相应责任。2008年11月19日，公司变更登记，变更后郑传江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10%、赵玉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10%。庭审中被告赵玉提交《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郑传江向赵玉借款20万元，郑传江用在沈阳帅亨公司10%的股权作为抵押办理转让手续，借款期限为3个月，2008年11月19日至2009年2月28日止。如果郑传江到期不能还款其股份自行生效，即赵玉占沈阳帅亨公司10%股份。如果按期还款赵玉必须还回郑传江股份。”另查明秦璐并非沈阳帅亨公司的股东。依据原告秦璐申请，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委托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对沈阳帅亨公司登记档案2006年1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秦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9月4日，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出具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书载明：2006年1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秦璐”的签名字迹不是秦璐本人书写。原告郭志成对秦璐申请的笔迹鉴定有异议，认为秦璐未申请对沈阳帅亨公司登记档案中“秦璐”全部签名笔迹进行鉴定，无法确认其余签名并非秦璐所签，但并未向本庭提交申请对其余“秦璐”签名笔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郑传敬、郑传江、秦璐和赵玉能否追加为本院审理的（2009）康三民合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案件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沈阳帅亨公司注册成立时，公司股东为被告郑传敬、郑传江、秦璐。本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2）康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郑传敬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部门，虚报注册资本，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因被告郑传敬未实际认缴注册资金，其占有沈阳帅亨公司60%的股份，金额为600万元，故被告郑传敬应在6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郑传江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沈阳帅亨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被告郑传江为该公司原始股东。公司注册登记具有公示作用，对外具有法定公信力。被告郑传江系被告郑传敬的弟弟，被告郑传江与被告郑传敬具有血缘关系。被告郑传敬未告知其为沈阳帅亨公司股东不符合常理。且2012年7月20日被告郑传敬因注册沈阳帅亨公司时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作为被告郑传敬的弟弟，不可能不知情，不可能对沈阳帅亨公司情况不了解。2012年7月，被告郑传敬服刑完毕。从2012年7月至今6年之久，被告郑传江从未提出撤销沈阳帅亨公司股东登记。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郑传江对成为沈阳帅亨公司股东是知情的，并以实际行动认可被告郑传敬的注册行为。因被告郑传江亦未实际认缴注册资金，其占有沈阳帅亨公司10%的股份，金额为100万元，故被告郑传江应在1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秦璐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秦璐于2006年1月19日入境回国，沈阳帅亨公司于同日核准，被告秦璐没有成为沈阳帅亨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亦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在沈阳帅亨公司的登记档案中“秦璐”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故秦璐为被冒名股东。原告要求被告秦璐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郑传敬冒用被告秦璐名义出资并将其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被告郑传敬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被告秦璐占有沈阳帅亨公司20%的股份，金额为200万元，故被告郑传敬应在2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鉴定费的问题，根据鉴定费收据确定鉴定费为2400元，亦应由被告郑传敬负担。关于被告赵玉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2008年11月19日，赵玉已经变更为沈阳帅亨公司股东。如前所述，公司注册登记具有法定公信力。依据该证明，本院可以认定赵玉是沈阳帅亨公司股东。赵玉主张是因借款而设定的股东抵押，因双方未提供借款和还款凭证，只有《协议书》一份，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成立，本院对被告赵玉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赵玉和郑传江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如果依法追及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新股东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郑传江未实际认缴注册资金，如前所述应在认缴注册资金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据被告赵玉与郑传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责任应由新股东即被告赵玉承担。因被告赵玉占有沈阳帅亨公司10%的股份，金额为100万元，故被告赵玉应在1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自2008年3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已经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替代。故被告应于2008年3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传敬在注册资金800万元（600万元+2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郭志成借款本金4,485,567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利息自2008年3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二、被告郑传江在注册资金1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郭志成借款本金4,485,567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利息自2008年3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被告赵玉在注册资金100万元范围内对沈阳帅亨制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郭志成借款本金4,485,567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利息自2008年3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四、被告郑传敬给付被告秦璐鉴定费2400元；五、驳回原告郭志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郑传敬、郑传江和赵玉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赵玉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本案上诉人赵玉与赵某和赵杨杨亲属关系证明，证明：赵玉是赵某的二姐，双方是姐弟关系，赵杨杨是赵某的儿子，是赵玉的侄子。需要说明的是在2008年和09年时，赵玉与赵某、赵杨杨三人一起在沈阳五爱服装城做生意，三人做生意时都是用赵杨杨的名义开立的银行卡进行存取款；证据2、赵杨杨的身份证复印件、卡号为62×××1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以及该卡的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在2008年11月12日赵玉与郑传江办理完为借款担保的帅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第二天11月13日从农行五爱支行取款十五万元，但由于当天郑传江和郑传敬没来，我们用了其中的五万元，在11月15日又从五爱支行取款十万元，后在11月19日郑传江和郑传敬与我们签订了《协议书》郑传江在该协议书下方写了收条和开具帅亨公司转账支票的具体信息。同时证明在2009年2月13日郑传江还款八万元，我们现金存款八万元，以及在2月17日郑传江还款一十三万元，我们现金存款一十三万元的事实。郑传江共还款二十一万元，其中二十万元本金和给付了一万元利息。以上是赵玉当时的提现凭证和郑传江还现金后存款凭证，与《协议书》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借款和还款证据链条，能够充分证明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借款事实真实存在；证据三、《协议书》和证人赵某的证人证言，证明：1、由于康平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协议书》的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借款事实，我方申请对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如果鉴定结论表明该《协议书》形成于十年前，就能够证明该协议书的真实。因为郭志成是在2017年5月31日才向康平县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赵玉为被执行人。并且一审期间本案被上诉人郭志成并没有否认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一审法院也没有质疑，之前康平县人民法院在2018年9月27日下发（2017）辽0123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中认定赵玉非帅亨公司发起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申请对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现在因康平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书直接否认了《协议书》的证明力，所以要求在二审期间申请对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需要着重说明，在该《协议书》中是有证人签字的，证人一个是郑传江的姐姐郑传敬，另一个是赵玉的弟弟赵某。下面出示证人赵某的证人证言以及请赵某出庭作证。赵某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赵玉和郑传江在2008年11月19日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当时赵某作为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另一个证人是郑传敬。同时证明赵玉与郑传江借款的过程和还款过程。郭志成质证意见：对证据1、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赵杨杨的银行卡同样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所谓的借款协议更无关，并且当时用于经营，如何处理说明不了与郑传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3、赵某今天发表的证人证言明显虚假，赵玉从未参加过历次庭审，但是赵某参加了历次庭审，其与赵玉具有亲属关系，具有利害关系，并且其今天陈述的内容在偷换概念，混淆时间。协议书的时间与所谓的押支票的时间明显不符，并且所谓的还现金后郑传敬主动还现金之后找不到了，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所谓借款是郑传江的借款，但是庭审中和证据材料明显证明郑传江与本案与赵玉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借款也是郑传敬在借款不应该是郑传江在借款，并且协议书没有出示原件，也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对证据的认定在论述中一并阐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秦璐、赵玉是否应承担股东责任。企业工商档案记载的股东具有一定的对外公信力，但前提应为股东签字真实，对自己以股东身份记载于企业工商档案知情并同意。本案中，经司法鉴定，帅亨公司工商档案中秦璐签名并非本人签署，亦无证据证明其委托他人代为签字或对他人代签行为知情并同意，故一审认定秦璐为被冒名股东，并驳回原告要求秦璐承担责任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赵玉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帅亨公司工商档案中赵玉签名为真实，赵玉对自己以股东身份被记载于帅亨公司工商档案并对外公示并无异议，现赵玉主张其系股东郑传江的债权人，通过股权让与担保取得涉案股权，实际为名义股东。本院认为，让与担保的前提为赵玉与郑传江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现赵玉为证明其与郑传江之间的借贷关系，提交了《协议书》一份，对于该《协议书》，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庭审中，郑传敬陈述“我（即郑传敬）从赵玉借款，不是要真实给他股权，我用郑传江的股权作的担保，郑传江都不知道这个事，当时借款上郑传江的签字是我找别人签的…”,该陈述与《协议书》记载及赵玉主张的郑传江向赵玉借款、收取款项并签订《协议书》的事实不符，作为《协议书》的签订方，双方在郑传江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签名是否真实等基础事实的表述上均存在矛盾，故仅凭《协议书》无法认定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同时赵玉未提供双方之间款项往来凭证，其提供的案外人赵杨杨的银行卡流水，无法证明系双方之间借贷款项往来；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玉与郑传江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赵玉主张的股权让与担保缺乏事实基础。故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赵玉虽不是公司发起人，但其在与郑传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如果依法追及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新股东承担相应责任，故赵玉主张其10%公司股权的法律责任应由郑传江和郑传敬承担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志成、赵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郭志成、赵玉分别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郭志成、赵玉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晓楠审判员  葛 钧审判员  宋 喆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陈凯书记员张淋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