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盛杰，男，198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芬，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慧，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冬玲，女，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芬，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慧，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振云，男，196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芬，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慧，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文，男，195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江苏顺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秀华，女，195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江苏顺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曙明，男，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江苏顺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因与被上诉人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汪盛杰、徐振云减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价，邱冬玲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汪盛杰、徐振云应该减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价，减少金额为以《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每平方集体土地评估价值乘以2349.2平方米。（一）案涉《厂房股权转让合同》是一份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资产转让的合同，且资产转让范围的核心的就是土地使用权，土地上的厂房汪盛杰、徐振云及被上诉人都知道是危房，价值不大。因此合同约定股权转让金额实际上主要就是土地使用权价值金额。在此情况下，合同约定转让的土地面积为11455.2平方米，但实际转让的土地面积为9106平方米，整整少了2349.2平方米，相当于少了合同约定面积的20%多。1、汪盛杰、徐振云作为受让方，虽然在签订合同前对厂房现状进行了实地查看，但主要看的是厂房的新旧状态、是否为危房等情况，对于1万多平方的土地状况汪盛杰、徐振云是无法通过实地查看获取准确面积的。相对应的《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1-6款也是约定的“自愿买受该现有状态厂房”。因此，法院认定汪盛杰、徐振云对厂房进行了实地查看就认为汪盛杰、徐振云对厂房及土地状况充分了解并予以认可的显然是不妥的。2、被上诉人作为转让方，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恶意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在汪盛杰、徐振云对土地面积存疑且告知中介向被上诉人查证的情况下，中介和被上诉人均有义务查证实际土地面积并及时告知汪盛杰、徐振云。但实际的情况是，中介和被上诉人均未委托专业评估勘测机构进行测绘，且在己知晓可能差2000平方米的情况下，均未明确告知汪盛杰、徐振云可能存在的具体面积差值，只是模糊告知可能是手工测量导致的误差，有误导之嫌疑。在此情况下，汪盛杰、徐振云基于对土地证的信任，有理由相信由于手工测量导致误差不会很大（误差在3%以内），对小范围的误差表示接受，故继续推进转让事宜。被上诉人在己知可能存在20%面积误差的情况下，仍按土地证记载的面积与汪盛杰、徐振云签订合同，存在恶意。被上诉人作为转让方有义务查清转让土地面积，并按实际面积订立合同，现既以土地证记载面积签订合同，又不能按合同约定面积转让土地，属于违约，因缺少部分的土地不可能再继续完成转让，因此应该减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价，减少金额可以《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每平方集体土地评估价值乘以2349.2平方米为准。（二）在汪盛杰、徐振云提交的证据中，朱建文在微信中承诺会修好行车，以其意思表示变更了原合同的约定，因此汪盛杰、徐振云因维修行车支出的费用6060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该费用可以直接在股权转让款中进行扣减。二、邱冬玲非案涉股权转让纠纷的合同方，无需承担本案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首先邱冬玲、徐振云已非夫妻关系，双方已于2019年07月24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其次，案涉《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由汪盛杰、徐振云与被上诉人签订，且根据合同第12-3条：“本合同乙方签约代表人为新公司履约的权利义务人……”，因此不管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还是合同的约定，案涉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应由汪盛杰、徐振云承担，与邱冬玲无涉，邱冬玲无需承担本案合同项下相应责任，对于被上诉人冻结邱冬玲银行卡的保全行为，邱冬玲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因保全错误而进行赔偿。三、汪盛杰、徐振云无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即使需要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也应予以大幅度减少。根据上述第一条的上诉理由，汪盛杰、徐振云无需支付或应当少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基于上述情况，汪盛杰、徐振云无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的基数应该大幅度下调。即使汪盛杰、徐振云存在逾期付款行为，那么也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上诉人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首先，被上诉人与汪盛杰、徐振云及中介方签订的《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现出让方已依约将股权、厂房等转让给受让方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未按约支付部分转让款，当然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合同系股权转让合同，而非房屋买卖合同。股权转让款并非以土地面积大小计算，且《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1-6约定，受让方对出让方上述转让的该厂房具体状况充分了解后，自愿买受该现有状态厂房，其同意签订合同的行为即可认定对厂房及土地实际现状有充分了解并予以认可，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故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邱冬玲理应承担支付转让款的责任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邱冬玲虽然没有在合同上签名，但其与徐振云系夫妻关系，且系受让股东，徐振云、汪盛杰在合同上签字系代表性行为，故邱冬玲应与徐振云、汪盛杰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依法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最后，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曾意想帮上诉人叫人修行车的行为，便认定修行车的行为系被上诉人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因为资金紧张，不得以才将辛苦创业而得的股权低价转让，汪盛杰、徐振杰在合同签订前，积极主动多次托人找到被上诉人，最终在中介的参与下，被上诉人选择与汪盛杰、徐振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就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上诉人也是十分积极，但在股权变更登记实现后，上诉人却一改先前的态度，想尽一切理由，意想不付、少付转让款。在本案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问其若实在觉得亏，就将股权返回，而上诉人却又不愿意。不愿意退货，却又拒绝付款，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上诉人明知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约定，却选择恶意拖欠，给被上诉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远低于被上诉人实际损失，也与合同约定不符。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依法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主张的违约责任。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立即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其中30万元自2019年10月17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二计算，150万元自2020年3月17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二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判令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支付供电局预存电费余额12479.21元；3、诉讼费用由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州市文华机电有限公司的原股东为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朱建文、赵秀华系夫妻关系，朱曙明系二人儿子。邱冬玲、徐振云系夫妻关系，汪盛杰系二人女婿。2019年6月16日，常州市文华机电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朱建文代表出让方），汪盛杰、邱冬玲作为乙方（徐振云代表受让方），常州上城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徐燕萍代表中介方），三方共同签订了《厂房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以1160万元的价格由出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登记在常州市文华机电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及股权，双方对转让款的付款方式、股权转让的交接、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9月3日，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次股权转让进行了变更登记，新股东变更为邱冬玲、汪盛杰，后出让方、受让方对厂房及营业执照、集体土地使用证等进行了交接。2019年6月18日，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定金200万元，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7月22日先后支付第一期款项600万元，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10月25日先后支付第二期款项180万元（尚欠30万元），第三期款项150万元及出让方预存电费12479.21元均未支付。一审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受理的常州上城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徐振云、邱冬玲、汪盛杰居间合同纠纷案中，常州上城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介徐燕萍称，其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前已将厂房土地实际面积小于权证登记面积之事告知受让方，受让方没有提出对土地进行测量即要求中介方与出让方签订了《厂房股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出让方、受让方、中介方签订的《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现出让方已依约将股权、厂房等转让给受让方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未按约支付部分转让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邱冬玲辩称其非案涉股权转让纠纷的合同方，无需承担本案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经查，《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十二条12－1约定，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受让方代表为徐振云，合同上签字人员为徐振云、汪盛杰，邱冬玲虽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因其与徐振云系夫妻关系，且通过其个人账号向出让方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并系股权转让后的公司股东，徐振云、汪盛杰在合同上签字系代表性行为，故邱冬玲应系本案适格被告，对邱冬玲的上述辩解意见，法院不予支持。汪盛杰、徐振云辩称因涉案厂房土地的实际面积比权证面积减少20%多，应该不付或者少付剩余的180万元股权转让款，经查，受让方在签订合同前已对厂房进行过实地考察，中介方在签订合同前已将厂房土地实际面积小于权证登记面积之事告知受让方，合同中载明集体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系客观性记载，现受让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出让方存在隐瞒或者欺诈行为，股权转让款并非以土地面积大小计算，且《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1－6条约定，受让方对出让方上述转让的该厂房具体状况充分了解后，自愿买受该现有状态厂房，其同意签订合同的行为即可认定已对厂房及土地实际现状有充分了解并予以认可，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故对汪盛杰、徐振云所提上述辩解意见，法院不予支持。汪盛杰、徐振云辩称，因朱建文承诺会修好行车，已变更了原合同的约定，故修理费用60600元应由出让方承担，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经查，《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2－1约定，该行车系出让方无偿赠与受让方，出让方虽同意找人维修行车，但并无证据证明其承诺支付维修费用，故汪盛杰、徐振云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汪盛杰、徐振云辩称无需支付逾期违约金或者基数应该大幅度下调，即使需要支付，因约定违约金过高，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也应予以大幅度减少，经查，《厂房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3－3对第三期150万元付款单独约定了违约金，第七条对所有付款约定了违约金，但约定每日收取千分之二违约金过高（折抵成年息为73%），法院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故对汪盛杰、徐振云所提辩解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上述合同约定，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未支付第二期部分款项30万元及第三期全部款项150万元，其中30万元的违约金自2019年10月18日起计算，150万元的违约金自2020年3月3日起计算，现出让方主张自2020年3月17日起计算未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对出让方要求受让方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支付预存电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30万元自2019年10月18日起，150万元自2020年3月3日起，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建文、赵秀华、朱曙明预存电费12479.2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13元，减半收取1055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556.5元，由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负担。二审听证中，上诉人提交邱冬玲与徐振云的离婚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邱冬玲和徐振云于2019年7月24日离婚，双方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即使邱冬玲和徐振云不是夫妻关系，邱冬玲是现在股权转让的受让人，也应该承担本案的支付义务。听证后，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离婚证原件以供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汪盛杰、邱冬玲作为乙方（徐振云代表受让方）……签订了《厂房股权转让合同》”提出异议，认为合同乙方的签订方就是汪盛杰和徐振云，没有邱冬玲；对一审查明的“中介徐燕萍称其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前已将厂房土地实际面积小于权证登记面积之事告知受让方，受让方没有提出对土地进行测量即要求中介方与出让方签订了《厂房股权转让合同》”提出异议，认为当时中介公司和被上诉人只是说因为当时是手工测量的面积有可能有来去，但是他们在明知面积少了2000多平方米的情况下没有把少的具体数额告诉上诉人，同时出让方有义务对其出让的土地的具体信息以及面积告知受让方，而不是受让方有义务对土地提出测量。被上诉人认为，合同上确实没有邱冬玲签字，应该是一审笔误。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土地面积差异问题，根据案涉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案涉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房屋、土地及设备均为目标公司的资产，股权转让款并非单以土地面积大小计算。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已对目标公司的资产进行过实地考察，案涉合同中载明“土地证载面积为11455.2平方米”而非土地实际面积为11455.2平方米，中介方在签订合同前也已将厂房土地实际面积小于权证登记面积之事告知受让方，故上诉人并不构成重大误解，无权要求减少合同价款。关于修理行车的费用问题，案涉合同约定该行车系无偿保留给受让方，故行车的价值并未包括在股权转让款中。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仅陈述其叫人维修行车，并未承诺维修费用由其支付，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变更了合同中关于行车的约定，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行车修理费用。关于邱冬玲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案涉合同签订时邱冬玲与徐振云系夫妻关系，邱冬玲虽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但其系股权转让后的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转让款也系通过其个人账号支付，根据上述合同实际履行情况，邱冬玲应为受让方之一，一审判决其与汪盛杰、徐振云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当。关于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案涉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要求继续下调违约金计算标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53元，由上诉人汪盛杰、邱冬玲、徐振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王 星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