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2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茂良，男，196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春，北京盈科（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浩，北京盈科（泰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66号南邮大厦2804室。法定代表人：厉春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棣，江苏华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茂良因与被上诉人南京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茂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范茂良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范茂良已完成居间服务，其作为居间人已促成合同订立，中超公司应当按照居间合同的约定支付居间费用。1.范茂良已举证证明提供了居间服务。范茂良于2007年起，开始运作为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南邮大）引进合作对象。案外人厉春生听说此事后，于2009年底通过厉春生的妻弟找到范茂良，要求以中超公司名义与南邮大合作。此后双方于2010年1月10日签订了《服务协议书》。此后，范茂良引荐厉春生与南邮大相关人员见面，范茂良提供了合作的初步构想、协助完成了效果图。项目在实施阶段，又协调中超公司与南邮大的关系。上述情况已为证人蒋某、王某的证言所证实，应予采信。2.只要居间人提供了信息，最后委托人订立了合同，居间工作就已完成。中超公司与南邮大订立了协议，即便范茂良不参与此后协调工作，也属于完成了居间的义务。3.双方签订合同时间是2010年1月10日，中超公司未提供证据在该时点之前曾与南邮大存在接触。可以推定范茂良与中超公司签订居间合同后才参与到该项目中。中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系中超公司先行自行洽谈，应当认为是范茂良居间的结果。4.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本案应参照适用该规定，最高院的相关判例也对此予以支持。本案一审已经查明中超公司与南邮大已签订协议书并实际履行，可以证明范茂良完成了居间服务，中超公司应当支付报酬。二、范茂良已经充分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法院应当查明中超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根据服务协议约定，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中超公司与施工方签订合同后10个月后，此时应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之一。本案施工结束后，范茂良才离开现场，在此之前形成诉讼时效中断。在案涉项目施工结束后，才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该时间点约为2015年底。2.一审法院认定后期诉讼时效中断错误。一审法院应认为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4日期间的诉讼时效存疑。范茂良在一审判决后发现存在2017年6月19日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范茂良在该时间点曾向中超公司主张权利。3.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延续问题。中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厉春生与范茂良都曾于2015年10月下旬被江苏省纪委调查及谈话，历时约一周。江苏省纪委向双方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复制了协议书、调取了通话记录、中超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等，形成了相应卷宗。范茂良请求法院调取相关材料，一审法院未能提供江苏省纪委的回复，该关键证据应由人民法院设法调取。4.录音证据可以证明了中超公司同意履行义务，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5.本案为了查清事实，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厉春生到庭。一审法院没有要求厉春生与范茂良当庭对质适用法律不当。中超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案涉合同原件只有范茂良有，而中超公司并没有。二、范茂良起诉诉讼标的为300万元，即其认为中超公司至今分文未付。三、范茂良在一审诉状中明确其在合同签订之前的接触中，向中超公司提供的是网上公示信息。四、在一审长达近1年的时间里，范茂良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最早于2017年12月4日向中超公司要债。五、范茂良除自我宣传其为合同中南邮大的代理人，能够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相反中超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政府文件和学校的合同、协议、补充协议以及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案涉项目根本不需要范茂良提供任何提供服务。六、范茂良在一审中要求作证的两位证人都是与中超公司有深刻成见甚至是仇恨且在2013年10月被中超公司解聘的人员。其证言缺少事实依据，反而可以证明证人与范茂良关系不正常。七、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10月16日起算，因为南邮大大厦项目第一个合同即桩基础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11月16日，即便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十个月，只能计算到2012年的10月16日。范茂良主张省纪委约谈时间是2015年10月，但此并非法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范茂良的人身并未失去自由，其也无证据证明南邮大跟其签订代理合同，更无证据证明中超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合同，与相关跳单的法律规定不符。范茂良根本没有取得南邮大的任何委托，只是信息获得者。其主张的跳单，与本案无关。范茂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超公司向范茂良支付信息咨询服务费300万元；2、判令中超公司向范茂良赔偿逾期付款给范茂良造成的损失（自2011年5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超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茂良提交了2010年1月20日其与中超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书》，其中约定：1.乙方（范茂良）为甲方（中超公司）提供南邮大新模范马路北侧地块合作建设事宜的信息，并协调中超公司与校方的项目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关系。2.在此项目提供服务，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3.该项目成功后，即甲方与校方签订正式合同或协议后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信息服务费300万元。4.付款方式，①合同或协议正式签订时（甲方与校方签约）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180万元；②甲方正式与项目工程签订施工合同时支付70万元；③签订施工合同后，十个月内支付50万元。5.以上协议条款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违者将支付违约金5%每日给乙方。6.协议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不成可请第三方协调处理。7.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8.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在协议书下方甲方处有中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厉春生的签名，在乙方处有范茂良的签名。范茂良陈述：上述涂改系厉春生修改。2010年7月9日，中超公司（乙方）与南邮大（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苏发改社会发（2007）90号文精神，乙方就新模范马路校区建设科技综合楼项目，与乙方合作建设一事，经双方多次友好磋商，平等互信互利的原则，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共谋发展，现达成一致：一、项目概况，该项目已于2007年获得省发改委立项批准，该项目位于南邮××模范马路××区××入口东西两侧，项目占地约6000ｍ2,项目建设总规模以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图为实际规模。二、合作方式，甲方拿出上述约6000ｍ2的土地与乙方进行合作建设，该项目建设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项目建成后，甲方可享受该项目总建设面积30%房产的收益，乙方可享受70%收益；甲方拥有该项目的所有权，乙方拥有该物业全部的使用权、经营权和租赁权，甲方给予配合；等等。……四、乙方职责，乙方根据甲方校区总体规划和项目需求，自行计划、组织、规划、设计、施工；乙方对投资该项目所收益的房屋，享有五十年（2010年7月9日到2060年7月8日）的使用权、经营权、租赁权，甲方予以配合等等。2010年8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南邮大）决定将双方合作项目中，甲方可享受收益分配的房产部分，全部委托乙方招商经营，招商经营回报一次确定为4500万元，多不补少不赔；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乙方一次支持甲方定金1000万元；待该项目总图由规划部门批准，甲方将该地块上的构筑物、建筑物拆迁安置完毕，腾空让地后十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3000万元；项目封顶后十日内，乙方付给甲方尾款500万元等等。一审庭审中，范茂良陈述：当时南邮大的党委书记闵春发是其姑父，通过这个关系其跟高校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当时南邮大想把南邮大厦地块进行开发，在网上公布了合作信息，电力公司以4200万元的价格要在这块地上建变电站，也交了200万定金给南邮大，后来南邮大跟电力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电力公司准备放弃，同时不再向南邮大仙林的项目供电，其向南邮大提出了思路，建造南邮大厦，又可以搞科研，又可以出租，南邮大在网上寻求合作的价格是4200万；其向南邮大提出的方案是拉来4500万的合作资金，后来南邮大说要跟合作公司的董事长谈,才有了中超公司与南邮大的接洽。范茂良申请证人蒋某、王某到庭作证，以证明居间服务合同的基本事实，包括协议书的签订事实、范茂良实际履行了义务。证人蒋某陈述：我从2009年年底去中超公司，大概是2014年或者2015年离开的；南邮大厦的项目，是厉春生老婆的哥哥（厉春生的大舅子）找来的，厉春生让他大舅子找的就是范茂良，去要的南邮大厦的项目；2009年12月，当天等范茂良来了，我们就这个事进行了商谈，我说这个项目好，动员厉春生去承接这个项目，但是地下不能建变电站；当时南邮大申请增容，正好鼓楼区要加建一个变电站，电力公司就要求在南邮大厦地下建变电站，但是我认为地下建变电站是不合适的，之后就去找了范茂良去协调；南邮大没有在网上公开过招标信息；最早是范茂良提出要做效果图的，是我去南京市建筑设计院找了一个设计师，按照范茂良的要求做的效果图，前期我们接触不到南邮大的人，南邮大的要求都是通过范茂良转达出来的，我们都是按照范茂良说的去做，效果图最终是范茂良拿给南邮大的；他们之间的协议书草稿是我手写拟定的，我印象里协议是当场就签订了，后面他们怎么又去签了打印版的我也不知道；范茂良经常来找中超公司要钱，我都嫌他烦，我还借给范茂良1万元等等。中超公司认为蒋某既然认可协议起草的事实，故对协议草稿不持异议。但其借给范茂良1万元，不能代表范茂良到中超公司主张过案涉协议的300万元，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范茂良实时主张了权利。证人王某陈述：2010-2013期间我在中超公司任副总，负责南邮大厦项目建设；到建设现场以后认识的范茂良，他是帮中超公司为这个项目运作、协调，我们就知道他跟南邮大关系比较好，但是跟谁关系好，好到哪一步不清楚；中超公司给范茂良多少钱，具体金额我不知道，我知道项目是他弄过来的，前期负责协调，中超公司肯定要支付他一定的费用；听厉春生和蒋某说过，中超公司跟范茂良之间有协议；没有听说政府介入过，介绍这个项目给中超公司；中超公司分2次向南邮大支付了4500万元，因为这块土地是南邮大的，名义上是中超公司跟南邮大合作建设，实际上是付的土地的租金等等。中超公司认为，因2013年厉春生与代理人到王某办公室巡视，发现其负责的南邮大厦项目没有按时推进，遂将他调离，王某将其持有的材料在南邮大厦随意丟弃，于是中超公司将其解聘。故对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范茂良提交2012年4月17日厉春生出借给范茂良30万元的取款凭条，2017年12月4日、2019年11月22日的报警记录，以证明其向中超公司索要案涉服务费未果。并提交2019年南邮大厦与厉春生、陈德荣（副总经理）的多次谈话录音，陈德荣承诺先付40万元，故诉讼时效已中断。中超公司认为录音不完整系截取，且陈德荣陈述录音中是范茂良告提的40万元，其并没有表态等等；且上述两证人2013年前后都离开了中超公司，而中超公司厉春生的办公室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都在利奥大厦，之后才搬去南邮大厦，范茂良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上门催要的时间为2017年12月，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中超公司提交设计合同、鼓楼区2012年重大建设项目责任分工表(2012年一季度案涉项目开始桩基工程）、南京市规划局建设项目设计要点、2010年12月13日南邮发给供电公司关于变电站的函件及回函、房租发票，以证明系中超公司委托研究院进行设计、项目全部是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与范茂良无关；变电站的位置转移是南邮大跟供电公司交涉的结果，并非范茂良协调；2011年12月-2014年12月期间中超公司承租利奥大厦609室，范茂良最晚能到利奥大厦找中超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12月。范茂良认为在2010年1月20曰双方签订协议书以后，范茂良为中超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中超公司才在2010年7月与南邮大签订合同的，之后中超公司釆取措施推进合作，是中超公司的行为，与范茂良无关。范茂良陈述：因为2010年1月20日打印的协议把其名字打错了，其第二天上午找厉春生重签了一份协议；2015年范茂良去找厉春生要钱时，当其面把第一份打错名字的协议撕掉了，正确的那一份一直保存在范茂良处，故中超公司认为双方没有协议。范茂良申请一审法院至三牌楼警务站调取2019年11月22日出警时执法记录仪拍摄内容，但依警务规定，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仅能观看无法复制。经察看当日范茂良在南邮大厦28楼厉春生办公室向其索要服务费，代理人牟棣答复民警范茂良多次上门要钱，但所称事实不存在，已劝其向法院起诉；范茂良表示欠款已有8、9年时间，期间多次到中超公司要钱。范茂良另申请一审法院至省纪委查询范茂良与厉春生2015年10月配合调查时所作笔录，以证明本案事实及诉讼时效问题，因时间较长、部门变动等原因，一审法院未调取到相关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合法的居间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范茂良、中超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书》，中超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对该《服务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依据案涉《服务协议书》约定，中超公司在施工合同签订后十个月内支付范茂良最后一笔50万元，故中超公司至少应在2013年底前支付相关款项。现范茂良提交了2017年12月4日、2019年11月22日的报警记录，其余能够证明诉讼时效的证据或为证人证言、或为范茂良自己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2019年的录音内容不完整，双方对40万元的表述不一致。故范茂良就诉讼时效所举证据不能达到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中，就居间合同中范茂良提供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方面，范茂良就其与南邮大的前期接触、洽谈、协商等方面仅有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故其仅以《服务协议书》主张300万元服务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范茂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范茂良负担。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范茂良认为一审法院漏查了中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厉春生向范茂良在2012年4月17日支付了30万元，该行为为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还漏查了案涉项目的施工、竣工等时间，因为一直到施工结束前，范茂良一直在工地进行协调工作。一审法院还未查明中超公司是如何与南邮大进行洽谈取得项目的。二审中，范茂良提交证据1：范茂良2007年至2010年的笔记本一份，其中记载了南邮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拟证明范茂良与南邮大进行了前期接洽。证据2：手机通话截图打印件，拟证明2013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范茂良与中超公司工作人员蒋某进行通话，协调工作并要求中超公司付款。证据3:南邮大厦工程管理和施工人员一览表，拟证明王某是当时的现场负责人。证据4：2017年范茂良往返南京的车票一组，拟证明其在2017年多次主张过权利。中超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法确认笔记本的真实性，对证据2、3、4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均达不到范茂良的证明目的。二审中，范茂良还再次提交一审中已经提交的录音，并再次向本院申请调取江苏省纪委对闵春发调查时的相关材料。其认为2015年下半年江苏省纪委打电话要求其协助调查中超公司和南邮大合作事宜所涉中介费问题。有人向江苏省纪委反映由中超公司所建南邮大厦是闵春发介绍，可能涉及不正当利益输送，300万元给了闵春发，闵春发涉及贪污犯罪或违反纪律，所以江苏省纪委对闵春发进行了留置询问，对厉春生、范茂良进行了调查。当时江苏省纪委询问范茂良和中超公司有无往来，其回答有一份300万元的前期费用合同，并且中超公司答应将整个项目的施工给其做，如果不给其做，就补偿500万元。其认为对范茂良、厉春生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2015年范茂良与厉春生之间有经济往来，江苏省纪委调查过程中还提取了厉春生、范茂良等人的通话记录以及银行流水、信息等信息。该信息范茂良不能收集，但其认为法院可以复制，可以证明范茂良和厉春生一直存在联系。范茂良认为其主张的证据都可以在江苏省省纪委找到，但因闵春发是厅级干部，所以范茂良可能无法调到，闵春发作为正厅级干部退休，一般也不肯出庭作证。二审中，范茂良陈述，其原来在苏源房地产公司给总经理开车，2006年辞职后从事房地产前期工作。其都是一个人工作，进行前期项目调研，方式是算出项目利润和风险，然后找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由范茂良对项目进行前期评估，评估方式是成本加市场调研加市场房价，并进行项目匹配。范茂良向潜在合作方说明项目投资、利润、回报，如果双方达成协议，通常范茂良作为项目施工总承包进行利润回报。回报方式一种是范茂良挂靠到建筑单位，找其他人施工，范茂良得到差价；另一种是范茂良自己找施工队伍；还有一种是范茂良直接卖给挂靠单位。其曾和泰州市海洋建筑公司承接西湖翠苑土建、装修工程。之后因其认为该种合作有很大风险，所以成立了泰州市佳园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做项目的前期贷款融资等工作。案涉项目其进行了几年市场调研，花费很大。在2009年下半年找了闵春发，其对闵春发说，这块地学校要价4200万，范茂良可以出4500万，帮学校建一个地标性建筑，之后租赁50年，土地产权归学校。闵春发问其哪来那么多钱，范茂良说手上有十几家合作伙伴，如果学校想合作，可以打电话给范茂良。其打完招呼就走了，闵春发追出来把范茂良请回办公室，范茂良表示其可以先出几份效果图和方案给学校参考。闵春发说学校没有前期费用，和谁合作可以按照范茂良说的方案，并和合作单位法定代表人来学校谈。范茂良两次以个人名义向闵春发展示了效果图，并告诉闵春发说如果行，范茂良再以单位名义上报，如果不行就算了。2010年5月，范茂良打电话给闵春发，闵春发把周南平主任的电话给了范茂良，让范茂良约谈周南平。范茂良把厉春生和蒋某带到办公室主任周南平的办公室介绍给周南平，此时闵春发进来，范茂良向厉春生和蒋某介绍了闵春发。闵春发和周南平说，和前面几家对比一下，没有特殊情况，就是他们公司了。范茂良就让厉春生和学校商谈有关投资合同的细节，自己就不参加了。之后闵春发安排周南平和中超公司签订了合同。2010年底，南邮大召开了校委扩大会，南邮大所有干部都知道过年有4000多万奖金。该奖金就是中超公司按照和南邮大签订的合同支付的4500万元。但因中超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年后中超公司又打电话要求范茂良做学校工作，希望学校能宽限几个月的时间。范茂良找到闵春发，说公司不是不讲诚信，而是把资金借出去了，没能及时到位。范茂良和南邮大商量能否用项目贷款，由南邮大担保，当时南邮大是同意的。后来范茂良觉得不妥，风险太大，所以做闵春发的工作，让南邮大让了中超公司付款的时间几个月。其就和闵春发说，中超公司在外有安徽项目，钱没有拿回来，希望学校能延长一些时间，宽限一下，估计很快。学校之后就延长了大概3-4个月的时间。蒋某当时对范茂良说，承诺范茂良的500万元和300万元的前期费用等手头宽裕了一起算。中超公司承接的该项目是用的借来的钱，骗来的施工队伍进行的施工，厉春生还曾在办公室被施工队打，给学校的4500万元中超公司是从外面借来的。中超公司故意虚假陈述，是扰乱诉讼秩序，公然藐视法律，挑战司法权威。其认为项目涉及到4个多亿，其居间费用不到1%不高。范茂良之后又表示，因为其认识南邮大基建处主任周勇，由周勇将其带到基建处张艺处长的办公室。周勇、张进、杨处长知晓范茂良和闵春发的关系，周南平不知晓范茂良和闵春发之间的关系。闵春发之前不知道其和中超公司所签协议，是在2015年年底省纪委找范茂良和厉春生谈话后闵春生知道的。其曾就案涉项目和基建处张艺处长、资产处张进和开发部杨处长多次进行交流。杨处长说如果范茂良能把学校的临时用电帮其搞定，杨处长就可以建议学校申请一些小的项目给范茂良做。后来范茂良找了南京电力公司周主任帮助杨处长解决问题。范茂良之后还将这个事情告诉了闵春发，因为闵春发是其姑父，所以其可以将想法和所有整合的东西一次又一次提出。闵春发认为项目很好，所以之后是闵春发找范茂良来做的。其做了很大的工作，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力。范茂良在省纪委待了一周，每天晚上回其妹妹家住宿。省纪委最后明确和其说：“你放心的做你的事，你配合了我们的调查，300万元的费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其有笔录在省纪委，其也看到了省纪委的调查闵春发案件的卷宗，但具体什么案件其不知道。案涉工程肯定经过了南邮大的集体评议，如果没有范茂良的介入，中超公司根本不可能参与案涉项目中。二审中，中超公司陈述称，案涉项目已由南邮大在网上公开，并公开寻找合作。范茂良在起诉状中也已明确其也是从网上得知南邮大的土地寻求合作事宜，上述事宜为公开事宜。中超公司始终只和周南平一人商谈，签订合同之前也没有和闵春发有交往。案涉项目在建设前，学校对该地块的建设项目已经有详细规划，2007年的文件中已有体现。其公司根据该文件与南邮大商谈。案涉项目是南邮大的，不是闵春发的，哪怕闵春发是书记也不行。当时有三家公司竞争，主要焦点是合作出资金额，其他两家公司只肯出4000万元，最后中超公司认可合作出资4500万元，遂与南邮大签订了协议。中超公司按照文件精神跟学校进行了洽谈，签了协议和补充协议，南邮大出具了委托书，委托中超公司办理规划等手续，并代表南邮大进行招投标。中超公司委托有资质的南京市建筑设计院对校园总体规划做了设计，出具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向省发改委提交。其也在南京公共交易平台上进行招投标。案涉工程于2012年年底完工，该完工时间也是另案中超公司与江南公司的案件中认定的。工程款大概为2个亿，支付给南邮大的4500万元是中超公司通过利息高达24%的高利贷所借，都由中超公司承担责任，案涉项目目前为止亏损了三四千万。以上事实，有笔记本、通话截图、一览表、车票、录音、当事人陈述在卷为凭。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范茂良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0年7月9日中超公司已与南邮大签订了合同，根据范茂良与中超公司所签合同约定，中超公司至少应在2013年底前支付尾款50万元，而范茂良在本案中主张中超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范茂良在2013年底早已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从范茂良提交的证据来看，其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范茂良主张本案存在时效中断情形，但范茂良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或其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或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根据范茂良自己的陈述，即便存在江苏省纪委要求范茂良配合调查的情况，范茂良的人身自由也未受限，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范茂良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其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范茂良虽主张江苏省纪委对闵春发的调查案卷可以成为其主张的依据，但相关调查内容均为范茂良的个人陈述，一审法院向省纪委查询后并无结果。提交证据是主张该事实存在的当事人的基本义务，范茂良认为其主张的该证据应由人民法院设法调取，于法律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范茂良提起本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茂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范茂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龚 达审判员 张卓慧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笑得书记员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