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4民终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海利士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兴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146566488X。法定代表人：张义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萌，男，198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浙江海利士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20）浙0411民初3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利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海利士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所涉75000元支票为业务招待费，一审未查明事实便以“该支票金额较大”直接认定为工资。王萌作为公司技术主管，经常需要出差、接待客户等情况，公司承诺业务招待费、出差费用实报实销。王萌2019年度报销的几次费用约11000元，因此其2018年报销75000元业务招待费并非不可能。而且，涉案现金支票上已经明确注明为业务招待费，故一审认定为工资错误。2.一审认为《员工收入档案》未实际执行，双方仍按照《聘用协议》约定的17500元工资标准计算报酬认定错误。《员工收入档案》将王萌工资调整为10000元/月，王萌对此并无异议并签字确认，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王萌工资调整是既定事实，王萌称公司诱导其签字是为了避税，属于凭空捏造。3.王萌称公司在2018年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52000元工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由王萌对此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4.即使一审认定公司支付王萌的工资已经超过每月10000元，在王萌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一审不能认定双方仍按《聘用协议》在履行。因王萌系老员工，公司出于对其照顾，向其支付一些额外的报酬也于情于理。王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海利士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王萌主张的75000元现金支票，通过一审调查、庭审辩论以及王萌二审补充提供的银行卡领取招待报销清单，足以证明该支票是支付王萌的工资。2.一审庭审中，海利士公司当庭承认2018年公司向王萌以现金方式支付52000元工资的事实。3.《员工收入档案》是公司利用优势地位，其在被误导的情况下签字。该档案并非反映真实的工资状况，应属无效。另外，海利士公司在劳动监察协调、劳动仲裁以及诉讼过程中，所提出的主张和说法随意变换，甚至否认一审时的当庭供述，缺乏可信度。海利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海利士公司无须向王萌支付2019年度剩余工资4651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8日，海利士公司与王萌签订《聘用协议》一份，约定王萌在海利士公司担任技术主管，每月工资17500元；聘用期限为第一轮三年，后聘用期为五年。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海利士公司按税前应发工资17500元/月执行。2015年11月，海利士公司制作《员工收入档案》一份，载明王萌的工资为每月10000元，王萌签字确认。海利士公司通过银行代发方式向王萌累计支付2018年工资73716元，并于2018年9月26日将一张金额为75000元的现金支票以业务招待费的名义背书给王萌。2019年8月10日，王萌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海利士公司自2019年3月26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已实际支付王萌工资71679元，其中部分工资系离职后补发。另，根据海利士公司提交的2019年度工资清单，王萌应承担的社保费个人缴纳部分为397元/月，公积金为200元/月，海利士公司已代扣代缴了7个月。双方在庭审中确认，海利士公司若按税前17500元/月的标准向王萌发放2019年的工资，则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为350元/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利士公司应否按照17500元/月（税前应发工资）的标准向王萌补发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王萌2018年度的工资已发放完毕均无异议。根据银行流水清单，海利士公司已向王萌发放2018年度工资73716元，海利士公司另向王萌背书交付了一张金额为75000元的现金支票，虽然注明业务招待费，但鉴于该支票金额较大，且海利士公司亦未提供有关该支票对应的业务招待费票据予以佐证，故应当认定该支票系海利士公司以业务招待费用名义向王萌支付的工资。王萌陈述海利士公司还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其2018年的工资52000元，虽未提供相关证据，但一方面，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的证据并不由王萌掌握；另一方面，结合银行代发工资及现金支票金额，海利士公司实际支付给王萌的工资即已近150000元，已大幅超过海利士公司所主张的每月10000元的工资标准。从2019年前7个月的工资发放情况看，海利士公司实际发放给王萌的工资共计71679元，即便不考虑代扣代缴社保费、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等情况，其发放金额也已超过10000元/月的标准。另外，海利士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王萌在2015年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在此情形下，海利士公司将王萌的月工资标准从17500元下调至10000元，降幅约43%，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虽然《员工收入档案》有王萌的签字确认，但根据王萌2018年、2019年工资发放情况可以充分证明，该份《员工收入档案》并未实际执行，双方仍按照《聘用协议》约定的17500元/月的标准计算劳动报酬，但该工资标准系税前应发工资，应当扣除个人所得税、个人承担的社保费和公积金。根据上述工资标准，王萌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工资应为17500元/月×7个月=1225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个人承担的社保费和公积金后应为122500元-（350元+397元+200元）×7个月=115871元。扣除海利士公司已实际支付的71679元，海利士公司尚需支付王萌工资44192元。海利士公司主张不应向王萌支付2019年度剩余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驳回海利士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海利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萌工资44192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海利士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海利士公司申请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明2015年11月海利士公司与王萌协商一致约定工资为10000元／月的事实。王萌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郭某与海利士公司法人系同村村民，公司法人此前对其有优待，故其与公司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仅凭郭某的证言也无法证明公司在2015年之后的经营状况，且郭某也称其自己的工资下降了，但并不清楚王萌的工资调整情况，故其证言无法证明海利士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证明海利士公司的待证事实。王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其2018年、2019年银行卡领取的招待报销清单及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各一份，证明王萌领取的招待报销费是分时、分笔、按项目结算的，不存在一次性领取大笔招待费的情况。海利士公司对该证据质证认为，清单系王萌自行制作，不符合证据形式，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从该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海利士公司给王萌报销的费用也有一次性达10000元的。退一步讲，2019年1月至7月，公司给王萌的报销费用为12303元，即便要按原来的《聘用协议》认定工资标准的话，该12303元应当从应付工资中予以扣除，因为《聘用协议》明确约定月工资中部分是以发票报销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王萌的待证事实。经审查，本院除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海利士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2018年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王萌支付52000元工资。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海利士公司应否按照税前17500元/月的标准向王萌支付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王萌入职时签订的《聘用协议》约定其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7500元/月，海利士公司称2015年根据王萌签字确认的《员工收入档案》已经将其工资标准下调至10000元/月，因此双方是否实际按照《员工收入档案》的标准在执行是本案的关键。从王萌2018年的工资收入情况来看，海利士公司通过银行向王萌发放工资73716元，一审庭审中自认向王萌现金支付52000元工资，该两笔数额双方无争议。对于公司另行支付给王萌75000元的现金支票，公司称系业务招待费非工资，但根据双方举证，海利士公司此前并未有如此大的金额作为业务招待费支付，海利士公司亦未提供有关该支票对应的业务招待费票据予以佐证，结合《聘用协议》明确约定月工资中部分是以发票报销，故一审认定该75000元支票系海利士公司以业务招待费用名义向王萌支付的工资并无不当。因此，王萌2018年的实得工资为200716元，该金额与税前17500元/月的工资标准基本吻合，因此海利士公司实际仍在按照《聘用协议》的月工资标准在向王萌支付工资。根据上述工资标准，王萌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的剩余工资应为44192元，一审计算正确，二审予以确认。综上，海利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海利士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锷青审 判 员 徐惠明审 判 员 王黎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红书 记 员 郭敏倩书 记 员 金惠芳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