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伟国，男，汉族，1965年8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676。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新民，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林，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远添，男，汉族，1964年12月27日出生，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委会。身份证号码：441××××××××××××69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秉德，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晶晶，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伟国、曾远添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廖伟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新民、张汉林，上诉人曾远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秉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伟国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曾远添偿还廖伟国借款本金400万元，并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利息给廖伟国；3.一、二审诉讼费由曾远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2019年8月13日兴宁市×××林有限公司转账给曾远添的100万元及2019年10月18日廖伟君转账给曾远添的100万元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的设计费错误。2019年8月13日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和2019年10月18日廖伟君各自转账给曾远添的100万元并非是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的设计费，该200万元是曾远添向廖伟国借的款项。从一审法院(2020)粤1481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曾远添想与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广东国福生态园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并向上述两公司支付定金。后来，由于曾远添未按时交纳剩余的出资，曾远添根本违约，导致双方没有签订合作协议，开发房地产项目亦一直搁置，所以不存在曾远添支付设计费的情形。另廖伟国与曾远添之间并无合作开发房地的法律关系，而是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广东国福生态园有限公司与曾远添之间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廖伟国与曾远添有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关系，认定主体错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曾远添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00万元是用于其他债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涉案的200万元目前仍在曾远添手中，曾远添并未实际支付设计费。一审庭审中曾远添也明确表示200万元未支付给设计院，目前仍在曾远添手中，如果200万元不判决返还给廖伟国，那么曾远添将无端获利200万元。二、一审认定廖伟国转账给周金英的100万元是其他债务亦属认定事实错误。1.从廖伟国与曾远添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可以看到，曾远添已明确表示收到100万元，也表示同意支付到周金英的同名银行账户，说明曾远添是认可该债务的。2.曾远添一审提交的证据“短信截图”根本无法确认该证据的三性，首先，从短信回复的时间来看，明显是事后补发的。其次，对方是否确实是曾远添称的所谓“借款人”无法得知。3.一审法院也没有追加周金英出庭，没有依法审查该100万元的资金流向，属审查事实不清。4.廖伟国是通过曾远添的指示将100万元汇款至周金英账户的，如果没有曾远添的指示，廖伟国根本不会将100万元汇给周金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以维护廖伟国的合法权益。曾远添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涉案200万元设计费的款项性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019年8月13日兴宁市×××林有限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及2019年10月18日案外人廖伟君履行公司职务转账的100万元，上述2笔合计200万元款项系曾远添与廖伟国、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广东国福生态园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由兴宁市×××林有限公司支付楼盘、售楼部等的设计费用。根据曾远添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曾远添确实存在与珠海市中京国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师丘林波就合作项目楼盘磋商设计相关事宜，并且曾远添于2019年9月26日将《中央花园(暂定名)项目预算表》以微信的方式发送给廖伟国，廖伟国亦对上述预算表以及曾远添委托设计公司进行设计的行为默示表示知悉并认可，甚至还距曾远添发生微信消息半个多月后的2019年10月18日支付100万元设计费用至曾远添账户，那么以上事实充分可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款项，而系为双方就合作项目形成的设计费用。2.廖伟国主张上述200万元款项系曾远添向其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廖伟国至今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廖伟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3.一审法院(2020)粵1481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书虽因曾远添提出上诉而导致未能生效，但廖伟国作为曾远添支付合作开发房地产定金2000万元款项的实际收款人，并均在两张《收据》上收款人处签名予以确认，同时廖伟国持有兴宁市×××林有限公司高达91.3%股权，足以证明对于廖伟国系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主体参与合作。此外，根据本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廖伟国也承认其与曾远添之间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因此，根据允诺禁反言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廖伟国自认对其不利的内容，无需质证即可当作定案依据，据此可以认定涉案200万元款项为双方就合作项目形成的设计费用。4.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远添有无实际支付设计费用给设计公司与上述200万元法律性质不为民间借贷出借款项无任何关联性，同时该设计费现暂未支付给设计公司的原因亦是廖伟国、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广东国福生态园有限公司在经曾远添合法发出催告通知后仍迟延履行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主合同义务，以及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主合同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合作项目至今尚未实际施工，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应由廖伟国方承担，故本案根本不存在曾远添无端获利的情况。5.廖伟国存在对法律适用断章取义的行为。廖伟国在上诉状中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时遗漏“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内容。纵观本案而言，在曾远添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及《中央花园(暂定名)项目预算表》、《涉案项目外观设计图》等证据予以证明款项用途性质后，廖伟国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并没有承担完全举证责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廖伟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对涉案2019年2月3日由案外人廖伟君转账100万元至周金英银行账户的款项性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该笔款项的出借人主体并非廖伟国，接收款项主体也不是曾远添，因此，曾远添与廖伟国之间不存在该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该100万元的借款人系案外人周金英的丈夫李晓,与曾远添无关联性，且该笔款项的出借人主体并非廖伟国，廖伟国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金英接收款项系受曾远添委托或指示，同时根据曾远添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李晓短信记录》，案外人李晓明确表示其已出具相应借条债权凭证通过邹乃鹏交由廖伟国收执，因此债权人可另案起诉案外人李晓主张权利。2.廖伟国主张上述100万元款项系曾远添向其借的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且至今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廖伟国对曾远添的全部上诉请求。曾远添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粵1481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廖伟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廖伟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廖伟君于2019年11月21日转账至曾远添银行账户的100万元属廖伟国与曾远添之间的借款错误。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廖伟君于2019年11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曾远添银行账户时附注“借款”二字，可充分证明发生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当事人主体为曾远添与案外人廖伟君。同时廖伟国亦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廖伟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廖伟国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款项系廖伟国授权或指示案外人廖伟君进行相应出借行为，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廖伟君出借款项来源系廖伟国的合法资金。再次，廖伟国在一审庭审中提供案外人廖伟君作出的《情况说明》在证据种类中属证人证言。根据新《证据规定》第68条第3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廖伟国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未向法庭提出案外人廖伟君作为证人的出庭作证申请，应由廖伟国承担逾期举证的不利法律后果。况且案外人廖伟君与廖伟国廖伟国系兄弟关系，那么廖伟君与廖伟国以及案件处理结果皆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该《情况说明》不可能具有客观性、可参考性，更不可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仅凭廖伟君作出《情况说明》而认定出借人主体为廖伟国及廖伟国与曾远添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曾远添的全部上诉请求。廖伟国辩称，首先，廖伟君是廖伟国的财务，廖伟君也已作出了书面的说明，证明该借款100万元款项实际上是廖伟国所有，仅是通过其账户转账给曾远添；其次，廖伟君在转账记录中已明确写明该转账的100万元是属于借款；再次，曾远添在一审庭审中也已认可该100万元是属于借款。综上，曾远添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曾远添的所有上诉请求。廖伟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合计400万元给原告；2.被告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廖伟国与被告曾远添是朋友关系，双方有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2019年2月3日，廖伟君（原告廖伟国公司的财务）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周金英银行账户；2019年8月13日，兴宁市×××林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被告曾远添银行账户；2019年10月18日廖伟君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被告曾远添银行账户；2019年11月21日廖伟君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被告曾远添银行账户，并在转账附言注明“借款”二字。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上述四笔款项均是出借给被告曾远添的，并提供廖伟君的情况说明及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上述四笔借款均是出借给被告曾远添。被告曾远添则抗辩涉案的四笔款项中，转给周金英的是款项是李晓向原告的借款，2019年8月13日兴宁市×××林有限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及2019年10月18日廖伟君转账的100万元是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楼盘等的设计费用，由其委托设计公司设计，款项暂未支付，2019年11月21日廖伟君转账的100万元是其向廖伟君所借，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根据一审法院（2020）粤1481民初2639号曾远添诉廖伟国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中，2018年6月26日，曾远添打款2000万元至廖伟国账户用于兴宁市×××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廖伟国）、广东国福生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廖栋）合作开发房地产，后双方因合作发生纠纷，曾远添于2020年6月22日起诉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广东国福生态有限公司、廖伟国、廖栋等人要求返还定金4000万元，在该纠纷案中，本案原告廖伟国承认与被告曾远添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本案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涉案的借款凭证，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笔转账记录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在廖伟君转账给曾远添的三笔款项中，廖伟君只在其中一笔转账中注明是“借款”，在原、被告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基础上，被告抗辩其中二笔转账是设计费用的意见，予以采信；对转账给周金英的款项，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转账给周金英的款项是受被告曾远添的指示转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被告提出抗辩后，原告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出借给被告的。故根据《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承认向廖伟君借款100万元，但根据廖伟君所作的情况说明，涉案借款是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因此对被告此项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诉请被告偿还400万元，只支持其中的100万元，对剩余300万元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应以本金100万元为计算基数，超过部分不予以支持。经查2020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为3.85%。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曾远添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的利息给原告廖伟国；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廖伟国负担25000元，被告曾远添负担138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廖伟国申请证人廖伟君到庭作证。廖伟君接受法庭调查询问时陈述：其与廖伟国是亲兄弟，也是廖伟国的财务。其曾在2020年8月2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19年根据廖伟国指示分三次给曾远添的银行账户及曾远添指定的周金英银行账户各转账了100万元，该300万元都是廖伟国借给曾远添的借款。其转账100万元至周金英账户前有电话给曾远添核实账户，转账后又在2019年2月3日下午3:47发微信给曾远添要求查收核实。其本人没有借钱给曾远添，曾远添也没有向其出具过借条。上诉人曾远添亦向法庭申请证人李晓到庭作证。李晓接受法庭调查询问时陈述：2019年春节期间其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曾远添借款，借款前其不认识廖伟国，曾远添说廖伟国还欠曾远添钱，让其找邹乃鹏去跟廖伟国说先转100万元给其，其将岳母周金英的银行账户告知给曾远添，后廖伟国在2019年2月3日将100万元打到其指定的周金英账户，整个借款经过是由曾远添出面衔接的。该100万元被其使用了。在该100万元到账约一个月后曾远添交代其写张借条给廖伟国，其出具后将借条交给邹乃鹏转交给了廖伟国，借条上借款人写的是廖伟国，其没就该100万元向曾远添出具过借条，也没有偿还该100万元。经质证，廖伟国对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均无异议。曾远添对廖伟君的证人证言部分有异议，认为根据廖伟君的陈述，如果是廖伟国交代的借款，必然会在转账时附注款项用途，但从本案有200万元转账并没有备注款项用途，该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由廖伟国承担；对李晓的证人证言亦部分有异议，认为李晓实际收到廖伟国支付的借款，并且也出具了载明债权人是廖伟国的借条，可证实该100万元的真实出借人是廖伟国。另廖伟国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法庭提交一份书面《情况说明》确认如下事实：其在二审庭审前收到了由他人转交李晓向其出具的借条，李晓电话中向其表示愿意还款，但因其与李晓、周金英并不认识，该100万元是曾远添向其借款，而其根据曾远添的指示将该100万元借款转账至周金英账户，故该100万元借款应由曾远添与实际使用人李晓共同连带向其偿还。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廖伟国诉请的涉案4笔转账款项是否均系其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关于廖伟君于2019年11月21日转账至曾远添银行账户的100万元是否系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问题。根据廖伟君二审到庭的证人证言证实，廖伟君于2019年11月21日转账的100万元是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并确认其不是出借人，且该100万元转账时备注为借款，故一审判决认定该100万元属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曾远添上诉称廖伟君于2019年11月21日转账的100万元是其向廖伟君的个人借款，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廖伟君于2019年2月3日转账至周金英账户的100万元是否系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问题。廖伟国上诉称该笔款项系曾远添向其的借款，曾远添抗辩是廖伟国出借给李晓并申请证人李晓出庭作证。首先，根据李晓二审期间到庭的陈述，廖伟君于2019年2月3日银行转账至周金英银行账户100万元系其所借，其虽先向曾远添提出借款，但后经曾远添出面衔接后其收到了廖伟国转账支付的100万元借款，且其在收到款项后不久按曾远添要求出具出借人为廖伟国的借条交给廖伟国。其次，廖伟国承认收到李晓出具的借条，且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曾远添是该笔款项的借款人。再次，从曾远添要求李晓向廖伟国出具借条的行为看，曾远添并不是该100万元的出借人，廖伟国才是出借人。故一审认定曾远添不是该转账至周金英100万元的借款人并判决驳回廖伟国该项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兴宁市×××林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和廖伟君于2019年10月18日转账至曾远添账户的200万元是否系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问题。本案中，廖伟国主张兴宁市×××林有限公司和廖伟君根据其指示分别向曾远添转账的200万元是其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曾远添辩称该200万元系其与廖伟国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形成的设计费用并非借款，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及《中央花园(暂定名)项目预算表》、《涉案项目外观设计图》等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曾远添提交上述证据中并没有显示需要曾远添支付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设计费和具体金额等内容，且曾远添亦没有实际支付设计费，无法证明其抗辩主张。因此，该200万元应认定为廖伟国出借给曾远添的借款。一审判决认定该200万元属设计费不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曾远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廖伟国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曾远添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廖伟国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实欠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三、驳回上诉人廖伟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曾远添负担29100元，上诉人廖伟国负担9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曾远添负担29100元，上诉人廖伟国负担9700元。上诉人曾远添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可向本院申请退回9700元。上诉人廖伟国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可向本院申请退回29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自辉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黄伟玲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苏建东书 记 员 吴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