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保税区市场大厦301A-52-8。法定代表人：刘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环，辽宁和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营子村。法定代表人：刘明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永山，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歆澈，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美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要查清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协议书》真实性的前提是要对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3月7日和2017年5月6日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依法审查，而一审法院却未依法审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备案登记系对公司管理性规定，非效力性规定，一审法院没有区别管理性规定与效力性规定之间的区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上诉人解散的决议获得包括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丹在内的所有股东一致通过；关于成立清算组、解散清算实施方案的决议，获得持有上诉人62%股份的股东表决通过，虽然刘丹未予签字，但该决议内容未侵犯任何一名股东利益且未违反法律和上诉人公司章程规定，该决议应为有效。之所以没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是因为刘丹拒不履行股东义务，不配合清算组的备案登记工作。在决议有效的情况下，刘丹明知公司已经决议解散，在未经过清算组同意并与清算组核实的前提下私自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并不能代表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对账协议书》的附件两份汇总表中仅有两个自然人签名且无签名日期，无上诉人公章，在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未要求该两名自然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就对该两份汇总表予以采信的法律依据不足。另外，被上诉人原三名股东刘丹、夏艳丽、张文喜与上诉人的股东刘丹、夏艳丽、夏元都、张文喜、夏艳云重合且均为姻亲关系，刘丹既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7日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关于股权变更合法性的行政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协议书》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令人质疑之处。二、上诉人提供的还款凭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是在2017年3月、11月期间发生的，是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该多份合同中涉及的业务发生时间是在2017年之前，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上显示的时间是上诉人事后补签合同的时间，而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都在2017年以前，也能证明上诉人已经付款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上诉人付款时间与实际合同履行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也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在庭审中，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丹和被上诉人均认可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是一笔合同一笔付款的模式，而是有钱就付，双方之间由于财务人员混同，账目混乱，上诉人有款项或者承兑汇票，直接就给付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存在支付货款的时间早于交货时间的情况，因此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虽然是在2017年以前，但由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特殊关联性，不能否认上诉人已经给付被上诉人359万元款项的事实。三、本案在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合同交易有几百份之多，同意双方进行对账，一审法官询问上诉人是否同意，上诉人就对账问题作出书面答复说明，上诉人认为在已经决议解散的情况下，只有清算组才能作为对账主体，因此上诉人同意在刘丹配合清算组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清算组备案后即可开始对账，上诉人认为这既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双方解决问题，但一审法院在最终未予答复的情况下就作出本案判决。四、一审法院在两次庭审后的2020年9月25日对上诉人所有的土地进行诉讼保全，在诉讼保全后，一审法院未依法向上诉人送达保全裁定，而是在判决下发后的第二日即2020年10月21日向上诉人送达该裁定，上诉人面临着要提复议还是提起上诉的尴尬局面，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诚信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上诉人欠付案涉货款有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支持诚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其依据不仅仅是《对账协议书》，还包括双方签订的134份合同以及合同对应的汇总表，汇总表上有在合同上签字的委托代理人对合同履行情况及汇总金额的签字确认，还有结合双方的陈述及答辩综合认定。2.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中，已经确认了欠付案涉货款的事实。在新证据一中的第二列确认了欠款数额，在证据二中倒数第三列，确认了案涉配件嘉美达公司对诚信公司无付款。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公司解散，依法应当清算的，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而嘉美达公司清算组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所以法定代表人仍能代表公司行使权能，法定代表人仍是公司诉讼意志的代表主体，在公司章程、或者公司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利没有做出限制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的应诉行为、商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因此，《对账协议书》是有效的。二、清算组是否有效，不应是本案审理范围。本案是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嘉美达公司内部清算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还款凭证并非支付案涉合同款项的认定是正确的。1.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3月和2017年11月，签订合同后，嘉美达公司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案涉合同标的物是铆焊自制件、外协加工自制件、外购件等，这些配件均是嘉美达公司2016年开始加工组装时借用诚信公司的，借用时并未约定价款和履行方式。事实上，这些配件分别在2017年3月和11月，双方才对价款和履行方式进行了约定，因此才签订合同，而且合同中对价款支付时间均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至今，嘉美达公司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才引发本案纠纷。2.上诉人主张2012年至2015年的付款是支付本案欠款，是不成立的。第一，借用配件就发生在2016年，早在2012年至2015年的付款赁证不可能是支付本案案涉合同，与常理不符；第二，嘉美达公司在关于整机设备买卖纠纷中，仍应支付诚信公司54,767,370.37元。在另案（2019）辽02民初1858号案件中，诚信公司委托了第三方对另案机械设备整机采购合同193份及往来账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确认：“销售合同共计193份，合同金额合计为198,367,191.5元，截至2017年7月26日，嘉美达公司共向诚信公司支付货款的总金额为143,599,821.13元，仍欠付货款54,767,370.37元。”按照优先支付先到期的债务的原则，上诉人主张的付款已经包含在已经支付的款项以内，用于支付以往欠款。第三，嘉美达公司不可能不支付以往欠款，却提前几年就支付2017年发生的合同，这更与常理不符；3.2012年开始合作时是嘉美达公司采购诚信公司整机设备，嘉美达公司对外销售后，诚信公司提留5%点。自2016年，嘉美达公司才开始自己加工组装。双方除案涉合同外，在（2019）辽02民初1858号案件中，诚信公司也起诉了嘉美达公司欠付5,000多万货款，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的设备买卖纠纷已经递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四、一审法院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五、诚信公司一审申请保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裁定保全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正确。诚信公司起诉请求：1.嘉美达公司支付诚信公司欠款3,563,263.8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563,263.8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嘉美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9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承揽合同》10份，合同号：自JMDMH20170329-01至-10，在上述合同上嘉美达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委托代理人李志新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424,831.66元，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2017年3月29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承揽合同》18份，合同号：自JMDWX20170329-01至-18，在上述合同上嘉美达公司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李志新、赵美玲签字，上述合同金额合计1,553,311.4元，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2017年3月29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7份，合同号：自JMDCG-20170329-1至-27，在上述合同上加盖嘉美达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刘克幸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503,696.84元，委托代理人刘克幸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2017年3月30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份，合同号：自JMDCG20170330-01至-20，在上述合同上加盖嘉美达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黄琨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366,457.89元，委托代理人黄琨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上述所有合同汇总成本表总计金额2,848,297.79元，嘉美达公司在上述合同上签字的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刘克幸、黄琨均在该成本汇总表上签字。2017年11月9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承揽合同》13份，合同号：JMDWX20171109-1至-2、JWDCG20171109-3至-4、JWMDWX20171109-5至-13，在上述合同上加盖嘉美达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李志新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613,536元，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2017年5月17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份，合同号：JWDCG2017N517-1，2017年6月3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份，合同号：JWDCG20170603-1，2017年11月10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份，合同号：自JWDCG20171110-1至-20，在上述合同上加盖嘉美达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黄坤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44,283.38元，委托代理人黄琨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2017年11月18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3份，合同号：自JWDCG20171118-1至-23，在上述合同加盖嘉美达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刘克幸签字，上述合同金额总计57,146.67元，委托代理人刘克幸在上述合同成本汇总表上签字，注明：“此汇总表中所有货物、材料均已收到并办理入库手续”。上述所有合同汇总成本表总计金额714,966.05元，嘉美达公司在上述合同上签字的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刘克幸、黄琨均在该成本汇总表上签字。2020年3月2日，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签订《对账协议书》，该协议书对上述欠款总额合计3,563,263.84元进行确认，该对账协议没有加盖嘉美达公司公章，由嘉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丹签字确认。2017年3月7日，嘉美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刘丹、夏艳丽、夏元都、张文喜、夏艳云出席会议，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同意对公司进行解体处理。2017年5月6日，嘉美达公司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关于成立清算组，获得62%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法定代表人刘丹未予签字”。另查，（2019）辽02民初185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诚信公司的起诉；（2020）辽民终3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诚信公司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嘉美达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委托代理人在汇总表上对合同履行情况及汇总金额进行了签字确认。嘉美达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故对诚信公司主张货款3,563,263.84元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诚信公司主张利息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但应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嘉美达公司的清算组是否成立问题，嘉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嘉美达公司公章授权的律师谁能代表嘉美达公司参与诉讼的问题。1、清算组是否成立，属于嘉美达公司内部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由于嘉美达公司的清算组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没有完成清算组成立程序，故由公司加盖印章签订合同仍然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嘉美达公司仍然应履行合同义务。2、嘉美达公司委托的律师有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符合法律规定，有权代表嘉美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嘉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非经相应程序免除，也有权代表嘉美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法庭审理案件，依据的是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陈述及答辩进行事实认定，而非仅仅依靠陈述答辩，故对嘉美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及法定代表人发表的相互冲突的意见，均如实记录。并结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关于嘉美达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问题，嘉美达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均是2012年至2015年期间，本案合同时间是2017年3月、11月发生的。嘉美达公司以此进行抵扣，与常理不符。且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之间仍然存在其他账款纠纷，故嘉美达公司该项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货款3,563,263.84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24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0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0,306元由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二审中，上诉人嘉美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嘉美达公司与诚信公司签订合同及付款情况表，拟证明：1.扣除被上诉人自认的该期间嘉美达公司整机采购诚信公司合同价款和本案所主张的价款后，上诉人多付被上诉人17,105,385.40元；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业务往来较多，上诉人单纯从众多往来中抽出一部分合同，无法确定双方的实际欠款数额。证据2.2015-2017年度嘉美达公司销售采购一览表（国内、国外）、证据3.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嘉美达公司整机采购诚信公司合同目录及合同复印件（国内）、证据4.嘉美达公司2015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9日期间国外销售合同目录、证据5.嘉美达公司2015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9日国内销售合同目录（配件），拟证明：1.比照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成本汇总表中显示的工号可知案涉合同中所采购的原材料组成设备发给最终用户的期限为2016年至2017年11月1日，这说明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期限应在2017年11月1日之前，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显示的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至18日，说明案涉合同是补签合同；2.上诉人在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从被上诉人处采购整机合同总价为4,875,402元。证据6.嘉美达公司与诚信公司转账付款明细表及付款回单，拟证明：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6月26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付款给被上诉人共计19,687,881.24元（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中喜大连专审字[2019]第941号审计报告附表7中数额一致）。证据7.嘉美达公司与诚信公司转账付款明细表，拟证明：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6月26日上诉人通过承兑汇票付给被上诉人共计5,865,170元（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中喜大连专审字[2019]第941号审计报告附表8中数额一致）。证据8.（2020）辽0291清申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关于上诉人股东提起的上诉人公司强制清算一案。被上诉人诚信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第一列、第三列和第四列数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列数据诚信公司无异议，这组数据就是本案的标的额，也说明上诉人对此数据是认可的。另外，上诉人提交的这份证据不能证明拟证明事实。首先，两家公司的合作是自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另案（2019）辽02民初1858号案件中，诚信公司委托了第三方对另案机械设备整机193份采购合同及往来账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确认：“销售合同共计193份，合同金额合计为198,367,191.5元，截至2017年7月26日，嘉美达公司共向诚信公司支付货款的总金额为143,599,821.13元，仍欠付货款54,767,370.37元。”嘉美达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第三第四列付款包含在审计报告中确定的已付款143,599,821.13元之内。嘉美达公司付款方式是有钱就付，没有针对哪个具体合同，因此按照优先支付先到期债务的原则，嘉美达公司尚未支付完毕的合同还包括自2013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69份合同。本案涉及的合同是在2017年，没有在给付的范围以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备完整性和连贯性，其截取一部分内容来举证，是断章取义，其目的是混淆视听。关于整机采购合同诚信公司已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会另案处理。其次，上诉人一审提交了2012年至2015年的付款凭证主张是支付了本案的案涉合同价款，二审又主张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付款是支付本案的案涉合同，这也证明以上全部付款，在付款当时指向并不是本案标的。对证据2至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首先，本案案涉合同不属于补签合同。2016年，嘉美达公司开始自己加工组装，案涉配件当时均是借用诚信公司的，借用时并未约定价款和履行方式，直到2017年3月和11月，双方才对这些配件的价款和履行方式进行了约定，因此才签订合同。其次，嘉美达公司使用诚信公司的零配件组装成设备发给最终用户的合同履行期限不同于嘉美达公司与诚信公司买卖配件合同的履行期限，嘉美达公司的付款义务应按照签订的合同来确定。第三，嘉美达公司自认案涉货款未给付。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表格的倒数第三列“嘉美达已付诚信价款”也能看出，案涉工号相对应的合同价款支付情况均为未支付，该表制定日期为2017年12月28日，也就是说，嘉美达公司在此日期之前，案涉合同价款均未支付，嘉美达公司的该份表格已经形成了自认。第四，证据3的合同目录中上诉人遗漏了一份合同，合同编号为2015HZZC0715，合同标的额为698,250元。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8只是一个管辖异议的裁定，法院只是受理了关于清算的案件，但并未作出生效裁定，这恰恰证明了本案嘉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仍在行使法人职权。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除证据8外均不是新证据，其应承担逾期举证的相关责任。经审查，证据1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证明效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至证据5反映嘉美达公司2015年至2017年期间国内外销售采购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证据7，反映2015年10月19日至2017年6月26日期间，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情况，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货款已付，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系另案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2017年3月7日，嘉美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刘丹、夏艳丽、夏元都、张文喜、夏艳云出席会议，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同意对公司进行解体处理。2017年5月6日，嘉美达公司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关于成立清算组，获得62%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法定代表人刘丹未予签字”因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过审理，上诉人嘉美达公司对已经收到被上诉人诚信公司3,563,263.84元货物的事实并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提出的案涉货款已付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案涉合同最早签订于2017年3月29日，在《承揽合同》中约定了分期付款数额及时间，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了结算方式为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式说明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嘉美达公司尚未付款，故上诉人嘉美达公司于一审提交的2012年至2015年期间的承兑汇票及部分对应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其已支付案涉合同项下货款。其次，上诉人嘉美达公司于二审提交的证据6，其中有四笔转账付款支付于2017年3月29日之后，该证据摘自被上诉人诚信公司提交的中喜大连专审字[2019]第941号《审计报告》附表7。被上诉人诚信公司提交该《审计报告》拟用于证明基于整机设备采购上诉人嘉美达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诚信公司货款5,000余万元。鉴于该四笔转账对应的付款回单未指明所付款项针对案涉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尚存在针对整机设备采购的货款纠纷，且整机设备采购合同签订时间在先，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3月2日仍在对账协议书中对3,563,263.84元欠款数额予以确认，故该4笔转账付款回单不足以证明案涉货款已部分支付。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未审查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成立清算组、审议通过解散清算实施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关于上诉人提出上诉人股东已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嘉美达公司强制清算，本案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虽已受理上诉人股东提起的申请公司清算案件，但该案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事由并非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嘉美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06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何 川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