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06民初1790号原告：谢伟龙，男，1995年4月2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玲玲，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效峰，男，1974年1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阜宁县，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云，江苏恒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伟龙诉被告朱效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伟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玲玲，被告朱效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伟龙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货款4166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事实和理由：被告儿子朱家永与其系多年朋友。2019年夏，其与朱家永合伙从事螃蟹生意，其垫付相应本金。2020年2月，因疫情影响，其无法外出，就委托被告帮忙销售剩余螃蟹。被告卖出全部螃蟹共得到货款86660元，扣除人工费用5000元，货款金额81660元。该款项为其垫付的合伙本金，应全部归其所有。经催要，朱家永于2020年3月17日向其支付40000元，剩余41660元未付。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代其出售螃蟹，所得价款86660元，扣除工人工资5000元，剩余81660元，被告通过朱家永支付40000元，仍有41660元未付；朱家永与其合伙结算时，其已将86660元作为销售收入计入其中，该81660元应全部归其所有；利息计算方式为自起诉之日即2021年2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被告朱效峰辩称，原告所述其代卖螃蟹并非事实，更不存在拖欠原告款项的情况。双方从未就代卖螃蟹进行过协商，原告没有向其催要螃蟹款。如确实拖欠原告的螃蟹款，原告不可能不向其催款。按原告所述，原告与朱家永合伙做生意，本案所涉螃蟹款应由原告与朱家永共享，各得40000多元。原告表示，其已支付原告40000元，剩余款项应归朱家永所有，不应支付给原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照片，照片中列明不同规格的母蟹、公蟹数量。被告于2020年2月14日、2月17日共向原告发送4张照片，照片中详细载明各类重量的公蟹、母蟹的数量、价格等，并写明总金额、“扣”款金额、“付”款金额，其中应付款金额合计86660元。原告于2020年2月17日问“大概还有多少”，被告回复“底下螃蟹现在都搞光了……两千五一个月……刚好5000块”，原告说“嗯”，并询问被告“下面螃蟹全部卖完了”，被告表示“昨天全部搞光了，全部一个螃蟹都没有了”；原告问“分量就只有卖出来这么多吗？就是你发给我这四个单子”，被告答“对的，就是这个四个单子”。被告儿子朱家永于2020年3月17日向原告支付40000元。为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与朱家永的聊天记录，原告于2020年3月10日问朱家永“我的螃蟹款”，朱家永回复“钱等我爸回来转给你”；朱家永于2020年3月17日向原告微信转账40000元后，原告问“你转个4万块钱，是什么意思”，朱家永说“马上我再来找我爸要，你别急”；原告于2020年5月8日继续向朱家永要钱，朱家永讲“我在找我爸要呢”；原告于2020年5月18日向朱家永发送一张照片，照片下段为81660元，减去40000元，剩余41660元。2、原告与朱家永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材料，时间2020年11月18日，原告说“你这个欠我的这个十万块钱螃蟹款到底怎么说”，“我现在真的是买房子急用钱”，朱家永讲“多少钱”，“马上让我爸把钱弄给你”；原告说“去年你爸把我们俩合伙卖的螃蟹那是我的本钱，他给拿去了你知道吗”，“你爸把我拖到杭州去，我在小区里出不来……他说把这个钱拿去还债了”，朱家永讲“知道”；原告说“最后账算下来多少钱……”，“你欠我多少，你父母欠我多少”，朱家永讲“这我不知道，我要问下我妈”；原告说“你看下聊天记录有没有”，朱家永讲“我看一下，总共是八万多”，“都是四万一千多”；原告说“现在你欠我四万一千多，然后你父母欠我四万一千多”，朱家永讲“对”；原告说“我们第一年合伙挣了多少钱”，朱家永讲“一万多块钱吧两万块左右”；原告说“第二年”，朱家永说“第二年亏本了”；原告再次向朱家永说明“就是说你欠我四万一千多块钱，然后你爸妈欠我四万一千多块钱”，朱家永说“嗯”；原告说“我们剩下的螃蟹，我让他，他联系的出去卖，人家把钱给他，但他这个钱没有给我”，朱家永讲“回头我跟我爸说”。3、原告与朱家永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材料，时间2020年11月19日，原告问朱家永“怎么说”，朱家永讲“我爸说现在没钱”；原告问“是不是你这边差我四万一千多，然后你爸那边欠我四万一千多，总共加起来也就八万二”，朱家永说“对”；原告说“我那个聊天记录没有了”，“我那会儿算好账，我不是拍了个照片给你”，朱家永讲“嗯”。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表示，其委托被告销售螃蟹，所得价款86660元，需要扣除工人成本5000元，被告已确认全部螃蟹销售完毕，并通过朱家永支付40000元，后来其与朱家永联系，朱家永明确被告还欠款41000多元。被告则称，其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不能看出其代卖螃蟹的情况，发送给原告的4张照片材料未标注原告的名字，无法体现其代原告销售螃蟹，只能确定双方均从事螃蟹生意，正在沟通市场情况；原告与朱家永的聊天内容、通话录音及文字材料，均与本案无关，朱家永不清楚其是否拖欠原告的螃蟹款，如确实拖欠，原告应向其催要，但实际并未向其催款。关于代卖螃蟹的情况，原告表示，受疫情影响，其无法外出销售螃蟹，螃蟹死亡较多，被告在浙江从事螃蟹生意，其才让被告帮忙出售螃蟹，被告发送的4张照片，即为详细的销售记录，就是要向其说明共计出售的金额，工人工资5000元是被告支付的，其同意从价款中扣除；被告代卖螃蟹的货款，已作为合伙收入进行核算后，才确定朱家永应承担的合伙亏损。被告则称，双方只是讨论螃蟹的行情，并非代原告销售螃蟹。另，原告同时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将被告的销售款项81660元计作合伙收入后，其与朱家永每人亏损72140元，扣除朱家永支出的运输成本20380元及已付价款10000元后，要求朱家永承担合伙亏损41760元。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照片、通话录音、文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有无委托被告售卖螃蟹的情况，原告表示，其与被告儿子朱家永合伙从事螃蟹生意，受疫情影响，其无法外出，就让被告代为销售螃蟹，所得款项86660元，扣除人工成本5000元及朱家永代为支付的40000元，要求被告返还41660元。被告则称，其并未帮助原告贩卖螃蟹，更不拖欠原告的款项。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被告向原告发送4张照片，详细列明螃蟹的规格、单价等。原告多次询问被告螃蟹是否全部卖完，被告明确已全部卖掉，对应的就是4张照片单据。可见，该聊天内容并非只是沟通市场行情，而是涉及螃蟹售卖的具体情况，双方还提及5000元的费用。原告与被告儿子朱家永的通话过程中，朱家永同样认可原告委托被告出售螃蟹的事实。因此，原告陈述已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否认代原告售卖螃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由上可知，原、被告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委托被告销售螃蟹，要求被告交还销售款，相应案由调整为委托合同纠纷。按照被告向原告发送的4张单据，可以确定应付部分金额合计86660元。被告明确，该4张单据即为出售螃蟹的情况，能够认定被告代原告销售螃蟹的款项为86660元。双方在聊天记录中，一致确认存在5000元的费用，扣减以后剩余81660元。关于朱家永于2020年3月17日支付给原告的40000元，原告向朱家永发送的照片，下段内容已将该40000元算作朱家永代被告支付的款项。原告与朱家永通话过程中，朱家永对此未提出异议。因此，减去40000元，被告仍有41660元未付。至于被告应付的螃蟹款是否由原告与朱家永共享，按照原告与朱家永的结算方式，原告将其支出的成本及取得收入核算后，得出每人亏损72140元。但是，原告计算的收入部分中有81660元实际并未取得，原告预先作为按合伙收入计算，已减少被告应负担的亏损，相应款项81660元就应由原告向被告主张。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1660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未能及时付款，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朱效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伟龙人民币4166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2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421元，由被告朱效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