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9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郑月信，男，195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现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仁光，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丽，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月信因与上诉人徐仁光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郑月信、上诉人徐仁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到庭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了各自意见并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月信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徐仁光支付合伙结算款413934.245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三、一、二审诉讼费由徐仁光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合伙小黄鱼库存价值分配金额的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合伙体在徐仁光的泰好冷库加工8.3公斤和8.5公斤成品小黄鱼5506箱、4.5公斤排立611箱（包括二人货573箱和三人货38箱），乱冻1163箱（包括二人货和三人货125箱＋二人货1038箱），条冻1200斤，货物均由徐仁光冷库冷藏。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6日，1799箱成品小黄鱼运至杭州海富达冷库冷藏，泰好冷库剩余3707箱，该货于2014年4月2日至6月23日销售3388箱(2739箱+540箱+109箱）。至此，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二人合伙的成品小黄鱼在泰好冷库的数量为319箱，加上徐仁光在(2018)浙09民终177号案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合伙体之前在其冷库库存的92箱，徐仁光处持有成品小黄鱼411箱，销售价值为242325元。4.5公斤排立杭州销售31箱，剩余580箱，乱冻1163箱，条冻1200斤，均由徐仁光持有，销售价值为101680元。上述两项货物销售价值共计344005元。郑月信持有的成品小黄鱼1799箱，于2014年6月23日销售889箱，加上5月17日商检化验提样品3箱，共计出库销售数量892箱，剩余二人货907箱，加上三人中拼购的53条21箱，共计928箱，销售价值373246元。徐仁光在(2018)浙09民终177号案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乱冻、条冻、排立是有的，可以证明该货就在徐仁光处。现徐仁光否认持有该货物，与其之前陈述不一致，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乱冻1300箱，郑月信主张40元/箱，徐仁光主张10元/箱，最后一审法院折中为25元/箱，明显不当，理由是合伙体收购小黄鱼鲜品的最低收购价格15元-30元/斤，一斤7条左右的小规格做排立，有时候工人来不及，就省力做乱冻。郑月信主张40元/箱，折算下来每斤为4.5元，符合市场行情。而25元/箱折算下来仅2.8元/斤，这个价格连鱼粉厂收购的鱼垃圾也不及。2.一审判决对2013年12月18日徐仁光向郑月信拿走浙江海富达冷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达公司）质押贷款中400000元款项的利息承担处理错误。2013年12月16日，郑月信以合伙体的小黄鱼质押向海富达公司贷款800000元，该款项原计划用于二人合伙收购鱼货。而徐仁光因个人急用资金在2013年12月18日向郑月信拿走其中400000元，剩余400000元由郑月信投入二人合伙。此后，合伙体因再次收购鱼货急需付款向徐仁光索要，但其未还，郑月信只好将自己从银行贷出的400000元用于填补徐仁光拿走款项造成的空缺。2014年4月2日，合伙体获得小黄鱼销售款1394259元，按投资比例徐仁光收款229250元，郑月信收款1165009元。郑月信为减少向海富达公司支付高额利息，从收回的个人投入款中抽出800000元归还了上述贷款，并支付利息26160元。因郑月信代徐仁光向海富达公司归还了400000元，徐仁光应自郑月信还款之日起向郑月信支付利息，即2013年12月16日起至2014年6月20日止为22200元（以4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每月千分之九利率计算），2014年6月21日后徐仁光应以4222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及LPR支付利息。3.一审判决对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款认定错误。2014年1月12日至1月16日，合伙体收购鮸鱼15116斤，加工后称重为7.4公斤/箱，成品应有1021箱。郑月信基于加工过程中的添加等原因主张1030箱，符合常理。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083号案中自认该批鮸鱼成品量为975箱，相差55箱，按14.8斤一箱计算，即少了814斤，折合人民币相差10500元，明显不合实际。关于鮸鱼的单价，一箱鮸鱼的成本为加工费10.36元／箱，成本利息22.5元／箱，冷藏费10元／箱，收购成本150元／箱，共计193元／箱。按照徐仁光主张销售价格为170元／箱，每箱要净亏23元，明显不符合市场惯例。而郑月信主张216元/箱，符合水产品加工盈利常规。就此，一审法院认定单价为193元毫无道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徐仁光辩称，1.关于400箱货物。郑月信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件中提出其从奉化他人处购买400箱货物入海富达冷库，但提供的证据都系其自行制作，不能证实。2009年9月27日至2014年1月30日、2014年2月23日至3月10日期间收购及发货的明细均表明发往海富达冷库的货物量包含了郑月信主张的400箱，也就是说这400箱是从舟山运过去的。在（2015）舟定民商初字第148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郑月信从来没有说过400箱是他从奉化买来的。2.关于40万元贷款徐仁光是否应向郑月信支付利息问题。40万元款项是用二人合伙、三人合伙的货物仓单做质押贷款获得，这个贷款理应由二人各半享有，相当于预分配，不存在利息负担的问题。3.关于鮸鱼的问题。做生意有盈亏是很正常的，一审判决认定的销售价格与实际出卖的价格应当是匹配的。 徐仁光上诉请求：一审程序不当，请求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合伙账目已经结清，明显错误。徐仁光与郑月信自2012年9月开始合伙，期间根据季节进行阶段性合作，其中分项1小黄鱼合伙(2012年11月12日之前)因无法获得证据进行清算，上诉人不再主张。分项2鮸鱼合伙(2012年11月12日至12月30日)，双方在2013年9月28日进行过阶段性结算，对已取得的销售款进行了分配，但对应收款项未作处分。一审未对徐仁光的反诉请求进行回应，显然违背程序规定。另外，一审在没有审查该节事实的情况下，以徐仁光在(2015)舟定民商初字第1484号案庭审笔录中认为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目已算清为由，确认该分项鮸鱼合伙款清算终结，严重不当。同样，对于分项3山肖鱼及小黄鱼的合伙(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一审不予查明案件事实，仍以上述理由作出认定，明显不公。分项3中，徐仁光提供了郑月信制作的清单，郑月信对2013年9月25日的结算表达为“(1)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收购及销售收入及支出向平，到9月25日止，每人投资98000元”，在该清单最后结算时，部分销售款105250元由徐仁光收取,与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间合伙体应付加工费用等向平，泰好冷库多收1400元。同时，确定2013年3月25日至9月25日加工小黄鱼库存为9kg/箱包装，70条1箱，60条16箱，53条53箱，41条22箱，合计92箱；4.5kg/箱包装，80条4773箱(杭州代冻)；4kg(乱冻)1038箱。也就是说在2013年9月25日，合伙体仍有上述库存小黄鱼未销售，一审法院认定结算完毕，明显与事实不符。徐仁光在一审中就上述4.5kg规格的4773箱小黄鱼销售款去向询问郑月信，郑月信承认该批次小黄鱼销售款280000余元被其用于归还海富达公司的1100000元借款，同时又称上述280000余元货款已与徐仁光结清。徐仁光在一审提交了郑月信制作的包含该4773箱小黄鱼的销售帐，郑月信对此没有异议。清单虽记载有98000元投资款以及合伙利润(包括部分货物属于徐仁光)的分配，但该款项并没有实际进行分配。因此，一审应该认定280000余元款项至今没有分配。 二、对于分项5(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期间)的合伙账目，一审判决同样在货物销售金额、库存数量、加工费、代冻费以及海运费、佣金、每个包装计重等方面存在错误认定。1.分项5出口小黄鱼(含少量国内销售)销售应分为四个批次，2014年4月2日从舟山发出出口，2014年4月20日从舟山发出拼箱出口，2014年6月23日从杭州发出出口(含国内销售)，2014年6月23日至9月17日库存销售(郑月信单方出口销售)。对2014年4月20日销售的540箱货物规格、数量组成以及2014年6月23日后海富达冷库库存数量中二人合伙的小黄鱼规格、数量组成，一审判决未予查明，仅依据双方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认可的2014年6月23日之前销售额为1914740元，以及徐仁光陈述的1229箱剩余数量对应规格及单价来计算库存货物价值，明显错误。分项5合作中，二人合伙共计生产5506箱小黄鱼，9kg包装，具体为41条34箱，53条73箱，60条304箱，70条771箱，80条2452箱，90条1208箱，100条410箱，110条254箱。根据海富达冷库三批进库的小黄鱼数量8233箱减去三人合伙(三人合伙中的41条36箱及53条5箱留在泰好冷库)的小黄鱼数量6034箱，海富达冷库入库的二人合伙小黄鱼数量为2199箱，具体规格及数量为60条104箱，70条221箱，80条1078箱，90条474箱，100条68箱，110条254箱。那么，在泰好冷库库存的二人合伙小黄鱼数量为3307箱，具体规格与对应数量为41条34箱，53条73箱，60条200箱，70条550箱，80条1374箱，90条734箱，100条342箱。三人合伙留存共41箱，具体为41条36箱，53条5箱。另外，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三人合伙剩余小黄鱼92箱，具体为41条22箱，53条53箱，60条16箱，70条1箱。泰好冷库库存小黄鱼总量(含三人合伙)共3440箱，具体为41条92箱，53条131箱，60条216箱，70条551箱，80条1374箱，90条734箱，100条342箱。2014年4月2日从泰好冷库出口数量(根据郑月信提交的清单)共2780箱，具体为41条66箱，53条81箱，60条205箱，70条454箱，80条1154箱，90条724箱，100条96箱，双方均无异议。出口后泰好冷库(含三人合伙)库存小黄鱼数量660箱，具体为41条26箱，53条50箱，60条11箱，70条97箱，80条220箱，90条10箱，100条246箱(其中109箱于2014年6月23日发往海富达冷库)。而郑月信在前案提交的清单中，540箱小黄鱼规格及对应数量具体为60条95箱，70条188箱，80条121箱，100条136箱。此四档规格与数量中，60条与70条的数据与实际库存数据比对，明显无法满足，也足以证明该数据的虚假性。基于郑月信持有证据，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即按照库存大规格及足额数量计算本次出口540箱的各规格、数量，即41条26箱，53条50箱，60条11箱，70条97箱，80条220箱，90条10箱，100条126箱(出口后尚存119箱)。关于540箱小黄鱼的销售额问题。徐仁光根据上述推定的规格及数量依2014年4月2日销售价与郑月信制作的2014年4月20日销售清单中的单价以高者为准计算，销售额为43303.25$，与徐仁光计算得出的不同规格销售额相差4151.55$，折算人民币差额为28056.18元。显然一审判决以郑月信提供的实际销售所得292000元认定该540箱销售额存在错误，应以320214.54元认定该540箱小黄鱼的销售额。关于2014年6月23日后海富达冷库的库存数量、规格及货物价值问题，一审判决的认定同样错误。从海富达公司的库存单来看，2013年11月8日、2013年11月22日、2014年1月6日三次发送海富达冷库的小黄鱼数量及各档规格(含三人合伙)均是清晰的，至2014年6月23日大批量出口(三人合伙全部出口)后剩余小黄鱼的数量，海富达公司也有库存量的整理记录，该记录中明确10kg规格的数量为70条100箱，110条38箱，60条101箱，53条21箱，80条1072箱，90条2箱，共计1334箱。同时期还有8kg规格(属于郑月信自己的货)2287箱。一审判决未引用该库存单来认定海富达冷库的剩余库存量，而引用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提交的统计数据确定，明显不当。根据海富达公司库存单显示，2013年11月8日、11月22日及2014年1月6日三批次入库海富达公司总量(含二人合伙与三人合伙)为8233箱，具体为53条121箱，60条421箱，70条1845箱，80条2972箱，90条1736箱，100条224箱，110条914箱。根据郑月信提交的2014年6月20日、6月23日的出口及内销数量情况(二人合伙和三人合伙)，具体为53条100箱，60条320箱，70条1745箱，80条1900箱，90条1735箱，100条334箱(其中舟山泰好冷库发送杭州109箱)，110条173箱+内销707箱。出口数量共计7014箱，出口后剩余1328箱，与实际库存相差6箱。另4.5kg55条3240箱暂不作本案异议范围。两者入库数量与出口数量相减，计算海富达冷库理论库存数据为53条21箱，60条101箱，70条100箱，80条1072箱，90条1箱，100条-1箱，110条34箱。该理论数据与海富达冷库实际库存数比较，53条、60条、70条及80条的数据一致，90条比实际库存少1箱，100条比实际库存少1箱，110条比实际库存少4箱。库存数量多出6箱，只能是2014年6月23日时从舟山发送过去的数量少算了。泰好冷库在2014年6月23日后的库存数，可以从5506箱(总生产量)+41箱(三人合伙41条36箱+53条5箱)+92箱(2013年2月25日结余)+21箱(三人合伙转给二人合伙)-2780箱(4月2日销售)-540箱(4月20日销售)-889箱(6月23日杭州发出)-109箱(6月23日泰好冷库发往杭州)-1334箱(6月23日后海富达冷库库存)=8箱。虽然徐仁光处并没有库存，考虑到海富达冷库库存多出6箱，一审法院应推定徐仁光处只有2箱，且规格应推定为100条规格(4月20日郑月信未提供实际出口的各档规格清单，推定4月20日后徐仁光处剩余规格为100条119箱)。故郑月信持有的小黄鱼为70条100箱，110条38箱，60条101箱，53条21箱，80条1072箱，90条2箱，共计1334箱。根据1334箱货物的总重量为11472.4kg，按照半个柜计算海运费及佣金(按照1000$计算)，实际可结汇99758.46$。按照6.21折算人民币，销售额为619500.04元；出口退税补贴为9%×619500.04=55755元。故郑月信处可计算销售额675255.04元。关于徐仁光处的库存，徐仁光同意按照以上计算方式计算可销售金额，合计货值663.62元。剩余总货值为675918.66元。显然一审法院通过国内价格认定以及对模糊规格的推定处理最终认定郑月信处1331箱可结算的金额为512887.74元以及徐仁光处11箱价值4238.74元，缺乏依据。2.一审法院以（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庭审笔录中徐仁光确定的1859787.45元为依据计算合伙成本，存在错误。关于一审判决对分项5合伙成本的确定存在遗漏部分代冻费与未结算加工费的事实。徐仁光对郑月信制作的清单中列明的收购成本1728764元，其中徐仁光出资293350元，郑月信出资1435414元，没有异议。合伙的费用成本包括加工费、代冻费、运输费、利息成本等。郑月信将加工费计算为51940元，可折算加工费单价为1415.26元/吨。本次合伙体总加工数量为47.35吨，剩余库存的10.65吨未计算加工费，故15072.5元加工费未列入成本中。至于代冻费，在分项3中均有计算，每吨80元/月。从分项5合伙来看，2013年9月27日正式开始至2014年3月10日收购结束，按照加工及剩余库存计算，5506箱中3307箱在泰好冷库，故按照2014年1月开始计算3307箱货物的代冻费用，徐仁光冷库可结算代冻费为7530.9元，该费用未列入成本。双方在分项5中的其他费用即郑月信的鮸鱼代冻费6235元及鮸鱼、冻梭子蟹运费2300元，徐仁光6月23日的运费800元，徐仁光同意计入合伙成本中。故合伙费用成本应为83878.4元。至于是否存在合伙体利息成本支出问题。案涉合伙事务未涉及合伙人出资部分需要计算利息计入合伙成本的约定。本案中，郑月信始终认为其出资金额在1435414元以上，其中的借款行为所涉及的利息均由郑月信承担，不能列入本次合伙成本中。故分项5合伙总成本为1728764元+83878.4元=1812642.4元。3.一审判决对认定的2014年6月23日前销售金额未包含郑月信隐匿的销售收入，也未剔除郑月信虚增的海运费、佣金，存在错误。分项5的销售收入来源于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的销售。对于上述销售金额的结算，徐仁光均有异议，并在一审庭审和反诉时提出。关于每箱隐匿计重0.1kg的问题，郑月信在庭审中以需要支付佣金(介绍费)等理由承认该0.1kg差价的去向，事实上郑月信在其制作的清单中均有佣金的支付。在没有合伙人一致商议，且已支付相应佣金的前提下，该隐匿的0.1kg/箱的差价应作为合伙收入认定。2014年4月2日、4月20日及6月23日的销售收入(暂不考虑海运费及佣金的合理性)，合计金额为1411049.51元+320214.54元+362245.65元=2093509.70元，显然认定销售金额为1914740元是错误的。关于郑月信在销售成本中多列支海运费及佣金的问题。徐仁光就出口交易过程中存在海运费及佣金的支付没有异议，对于列明的金额有异议。舟山、宁波、杭州等地发往韩国的集装箱(冷冻柜)一般海运费在300-400$/柜，最高时到500$/柜，而佣金则在50-100$/吨，根据货值大小协商。经查阅丁正文与郑月信、徐仁光三人合伙案件中郑月信提交的福建岳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货物结算单，该结算单列明全部出口费用为2000$，没有佣金等其他费用，即郑月信收到的出口销售额仅扣除2000$。如果郑月信认为除2000$之外还有其他费用，应提供证据证明。郑月信将该费用列入销售成本，合计46911元，应由郑月信退还合伙体并计入合伙销售总额中。 三、关于鮸鱼合伙的问题，一审判决对于鮸鱼合伙的销售额确定，存在依据不足的嫌疑。本案中，2014年1月12日、1月16日两批次鮸鱼系二人合伙。一审判决对价格的认定采用双方平均价酌定的方式，可能存在不当，因为郑月信提供的价格过于偏离市场价，故应作出接近徐仁光主张价格的认定。同时鮸鱼的代冻费用并未结算，975箱×8.6kg/箱×6个月×80元/吨/月=4024.80元，也应列入成本。 四、一审法院对案涉合伙清算的结算方式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在判决思路上受郑月信影响较大，未能全面对合伙账目进行梳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郑月信辩称，1.对于2013年9月之前二人合伙账目是否结清问题。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庭审笔录中明确认可双方在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合伙账目已经结清，没有遗留问题，一审据此驳回徐仁光在一审的该项反诉请求，应为正确。2.关于2014年4月20日出口540箱的具体规格及对应数量问题。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庭审笔录中陈述4月20日销售款为292000元，其同时确认4月20日销售小黄鱼540箱，4月2日销售2739箱，6月23日销售998箱，三次共计销售4277箱，总销售金额为1914740元。徐仁光现主张的540箱货物规格，不符合事实，应不予支持。3.关于2014年6月23日后海富达冷库库存数量问题。从海富达公司的库存单记载来看，2013年11月8日从泰好冷库调运2881箱小黄鱼至海富达冷库，11月22日调运2532箱，2014年1月6日调运2420箱，共计7833箱（其中三人货6034箱，二人货1799箱）。该货于2014年6月20日卖给吴岳君销售韩国2810箱，6月23日卖给吴岳君销售韩国2790箱+707箱，6月23日卖给温岭王招花内销707箱，共计销售7014箱（其中泰好冷库销售100条109箱，海富达冷库销售6905箱），剩余928箱（其中三人货21箱，二人货907箱）。目前海富达冷库郑月信名下剩余库存1334箱，该库存数量要减去郑月信从奉化购入的80条规格400箱，再减去2014年5月17日出口商检6箱，则实际库存为928箱。4.关于郑月信、徐仁光持有库存所对应的销售金额问题。吴岳君在2014年10月29日将郑月信的小黄鱼销往韩国（福建岳海代理），6月20日装第一只柜，厂方按8.5kg/箱结算。厂方按8.6kg/箱出售，支付工厂货款计1463003元，客户与翻译2人（计49000元）实际佣金及差价，另需10271元。之后厂方都是按照人民币结算价格计算，厂方无需承担海运费，并享受退税。吴岳君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中出庭作证，亦予以陈述。另外，丁正文在三人合伙账目结算明细上签名，证明该节结算的合伙账目情况属实。5.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成本问题。一审判决以徐仁光认可的1859787元为依据认定合伙成本，明显不当。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庭审中陈述其投入346090元，合伙体总投入为1859787.45元，其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亦作出一致陈述，不应再否认。合伙体应支付徐仁光的加工费已经由徐仁光收取，该款项实际包含了小工费、包装费、速冻费。6.关于2014年6月23日前销售金额问题。郑月信未隐匿收入、虚增海运费及佣金。综上，徐仁光的上诉请求明显不符合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郑月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仁光支付郑月信小黄鱼合伙款422200元，并支付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2.徐仁光支付郑月信小黄鱼合伙分配款48985.3元，并支付自2014年6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3.徐仁光支付郑月信鮸鱼合伙分配款105832.5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4.徐仁光支付郑月信鮸鱼合伙分配款354359元，并支付其中280305元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 徐仁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郑月信支付徐仁光合伙分配款8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9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起，郑月信与徐仁光合伙经营鱼货生意，双方未就合伙事宜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约定合伙出资比例，口头约定利润和亏损由双方平均享有和负担。合伙期间，鱼货的加工、入库和冷冻储藏均由徐仁光自己经营的泰好冷库进行，该冷库在运营过程中一直未形成出入库单。双方对合伙结束时间存有争议，郑月信主张为2014年12月，徐仁光主张为2014年9月17日。二人除合伙的鱼货生意外，还各自经营其他鱼货生意。 2013年12月16日，郑月信与案外人海富达公司签订《仓储质押协议》，约定郑月信以鱼货质押方式向海富达公司借款8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9‰。郑月信与徐仁光均确认上述借款的质押物为其二人合伙期间收购的鱼货以及郑月信、徐仁光、案外人丁正文三人合伙期间收购的鱼货，该800000元借款的用途系郑月信、徐仁光二人合伙收购鱼货。2013年12月17日，郑月信收到该800000元借款，并于次日向徐仁光给付了其中的400000元，徐仁光得款后用于其个人水产品经营，剩余400000元则由郑月信投入二人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 该次小黄鱼合伙中，合伙体分三次共计销售1914740元，分别为2014年4月2日销售1394259元、2014年4月20日销售292000元、2014年6月23日销售228481元。郑月信与徐仁光均确认2014年4月2日的销售款中郑月信分得1165009元，徐仁光分得229250元；2014年6月23日的销售款中，郑月信分得185081元，徐仁光分得43400元。双方对2014年4月20日销售款分配情况存有争议。 2014年4月4日，郑月信以2014年4月2日所得的1165009元销售款向海富达公司归还了上述800000元借款，并支付了该款自2013年12月17日起至2014年4月4日止按月利率9‰计算的利息26160元。 2014年1月12日和2014年1月16日，郑月信、徐仁光合伙向案外人吴明琴收购鮸鱼15116斤，总价款143597元。因该笔货款未付，吴明琴于2014年9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2014)舟定商初字第11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批15116斤鮸鱼系郑月信、徐仁光合伙收购，收购完成后进入徐仁光经营的冷库，并判决郑月信、徐仁光共同支付吴明琴货款143597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2015年5月6日，该案执行完毕，郑月信支付货款71798.5元。 2015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郑月信诉徐仁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郑月信在该案中诉称：1.徐仁光在二人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中多得了21306.3元；2.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徐仁光以个人名义向吴明琴购买鮸鱼15116斤，欠付货款143597元，吴明琴起诉后郑月信实际履行了71798.5元，该款系郑月信代徐仁光支付，徐仁光应予返还；3.徐仁光未归还郑月信于2013年12月16日向海富达公司质押借得的800000元款项中的400000元及其利息22320元；4.2013年12月12日，郑月信、徐仁光合伙从吴明琴处收购鮸鱼50354斤，支出价款533570元，该批鮸鱼加工成3405箱成品，其中郑月信持有1248箱，徐仁光持有2157箱，徐仁光应将其多得的454.5箱返还郑月信。依据上述事实，郑月信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徐仁光支付郑月信515424.8元，并返还454.5箱鮸鱼，若不能返还的，则赔偿79737.48元。徐仁光在该案2016年4月26日的庭审笔录中确认了如下内容：1.其与郑月信一共进行了三次合伙，分别为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一次，2013年2月至2013年4月一次，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一次，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合伙账已经全部算清，没有遗留问题；2.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小黄鱼合伙中，双方一共投资1859787.45元，其中徐仁光投资346090元。郑月信在该次庭审中亦主张双方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账目已经全部算清。 (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对郑月信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郑月信在该笔录中确认该案单独处理400000元借款之事，双方合伙事宜其将另行起诉。 2016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2016)浙0902民初4083号郑月信诉徐仁光合伙纠纷一案。郑月信在该案中诉称依据(2014)舟定商初字第1154号民事判决书，郑月信就15116斤鮸鱼支付了71798.5元收购款，但一直未收到该批鮸鱼或其销售款；该批鮸鱼可加工成成品1030箱，按27000元/吨计算，可得销售款222480元，扣除成本，郑月信可得利润100270.8元。依据上述事实，郑月信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徐仁光支付该笔合伙分配款及其利息，同时归还徐仁光于2013年12月18日向郑月信所借的400000元款项及利息22200元，并支付该本息的相应利息。徐仁光在该案中就鮸鱼部分辩称：1.15116斤鮸鱼收购完成后，确实拉进了徐仁光的冷冻厂进行加工，但成品加工完成后即全部被郑月信运走；2.郑月信对该批鮸鱼的价值计算有误，该批鮸鱼实际加工成成品975箱，每箱价值170元，总价值165750元；3.该批鮸鱼的成本为每箱15元；4.每人可得销售款应为75562.5元。 一审法院就(2016)浙0902民初4083号案进行审查后，认定双方争议的鮸鱼成品数应为975箱，每箱销售价格应为170元，其加工成本应为10.5元/箱，并于2018年1月9日作出(2016)浙0902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徐仁光支付郑月信合伙分配款77756.25元；二、徐仁光返还郑月信400000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该判决作出后，徐仁光不服判决第二项内容，提出上诉。2018年11月29日，本院就该案作出(2018)浙09民终1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浙0902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8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依据(2018)浙09民终178号民事裁定书对郑月信与徐仁光合伙纠纷一案进行立案重审，案号为(2018)浙0902民初5245号。2019年4月9日，就该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郑月信的诉讼请求。后郑月信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案号为(2019)浙09民终270号。该案审理过程中，郑月信撤回了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浙09民终27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郑月信撤回上诉。 2016年12月8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2016)浙0902民初4485号徐仁光诉郑月信合伙纠纷一案，徐仁光在该案中诉称：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二人合伙小黄鱼总投入为1851252.45元，其中徐仁光投入346090元；郑月信于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共计销售合伙加工的小黄鱼4277箱，销售收入共计1914740元，徐仁光实际收回款项279650元，但仍有1229箱小黄鱼去向不明，徐仁光认为该批小黄鱼按照双方最后一次销售价格计算，总价值应为473109元。该案诉讼过程中，徐仁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表格和一份《郑月信与徐仁光合伙明细账》作为其诉状附件。该表格显示：小黄鱼加工成品为5506箱，销售数合计4277箱(3388箱+889箱=4277箱)，其中舟山(即泰好冷库)发送的数量分别为2739箱、109箱、540箱，合计3388箱，杭州(即海富达冷库)发送的数量为889箱；剩余1229箱的总价值为473109元，其计算方式具体为，37箱(110条规格)×200元/箱=7400元，1箱(100条规格)×259.25元/箱=259.25元，11箱(90条规格)×293.25元/箱=3225.75元，1171箱(80条规格)×391元/箱=457861元，7箱(70条规格)×510元/箱=3570元，1箱(60条规格)×793元/箱=793元，53条规格为负3箱，41条规格为4箱。《郑月信与徐仁光合伙明细账》显示：三次销售小黄鱼的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4月2日销售1394259元、4月20日销售292000元、6月23日销售228481元，三次销售款中徐仁光依次收款229250元、7000元、43400元。即三次销售金额合计为1914740元，徐仁光三次合计收款279650元。 2018年11月28日，本院在审理(2018)浙09民终177号案件时，对徐仁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郑月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徐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陈波在该笔录中确认2014年1月6日进入海富达公司的1278箱鮸鱼系徐仁光与郑月信合伙的鮸鱼。 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2018)浙0902民初5136号郑月信诉徐仁光、案外人傅海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郑月信在该案中诉称：合伙体因向吴明琴收购50354斤鮸鱼支付货款533570元，根据该批鮸鱼成品的库存分配情况，徐仁光、傅海定多得了424.5箱。依据上述事实，郑月信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徐仁光、傅海定共同支付鮸鱼多得销售款和成本合计35435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郑月信在庭审中主张，其与徐仁光在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账目已经全部算清，二人合伙中未完成结算的项目为其诉称中所涉的三笔业务，即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2014年1月12日至1月16日的鮸鱼合伙，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0日的鮸鱼合伙。徐仁光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反诉诉称的六笔合伙业务均未完成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郑月信与徐仁光虽对合伙结束时间存有争议，但均已确认目前双方合伙已经结束，故已经具备合伙清算的前提条件。 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一、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目是否已经结算完毕。二、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结算款应为多少。三、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款应为多少。四、郑月信诉称的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0日的50354斤鮸鱼收购是否为二人合伙项目，其结算款应为多少。 一、关于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目是否已经结算完毕的问题。徐仁光主张2013年9月25日前，双方有四项合伙项目尚未结算完毕，要求一并结算，分别为：1.2012年9月至2012年11月12日的小黄鱼收购；2.2012年11月12日至2012年12月29日的鮸鱼收购；3.2013年2月25日至2013年9月25日的小黄鱼、山肖鱼收购；4.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的活蟹收购。郑月信则主张双方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目已经全部结算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的庭审笔录中已经确认二人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已全部算清，没有遗留问题，该陈述属徐仁光自认，对其自认效力予以确认。故对徐仁光在提出的要求对上述四项业务再进行清算的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结算款应为多少的问题，涉及三项内容，一是销售款分配金额的认定，二是库存价值分配金额的认定，三是2013年12月18日郑月信给付徐仁光的400000元款项及其利息的承担。针对该三项内容，具体评判如下： (一)销售款分配金额的认定 郑月信、徐仁光对双方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合伙小黄鱼时徐仁光的投入金额346090元以及销售款金额1914740元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徐仁光主张郑月信在合伙期间存在隐匿每箱0.1公斤销售款、故意扩大海运费、虚设佣金的行为，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徐仁光已对1914740元小黄鱼销售款金额予以确认，故对徐仁光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郑月信主张该次合伙投入的总金额为1890232.6元，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2016年4月26日的庭审笔录中确认该次小黄鱼合伙总投入为1859787.45元，而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的民事起诉状中则诉称总投入为1851252.45元，应按其自认的较高金额予以确认，认定双方该次小黄鱼合伙的总投入为1859787.45元。该款包含合伙体为开展合伙业务于2013年12月17日向海富达公司借得的800000元借款中的400000元。800000元属于合伙体对外债务，其中400000元由郑月信投入到了本项小黄鱼合伙收购，另外400000元由徐仁光投入了其个人水产品经营。因此，应视为双方对合伙体对外借得的800000元款项用途进行了变更，即各自持有的400000元由各人自行使用。故本项小黄鱼合伙中，徐仁光投入的金额应为346090元，郑月信投入的金额应为1513697.45元(1859787.45元-346090元=1513697.45元)。 郑月信主张其于2014年5月21日通过向徐仁光的弟弟徐仁波转账的方式支付徐仁光2014年4月20日销售分配款100000元。徐仁光对此予以否认，抗辩即使徐仁波确有收到该笔款项也与徐仁光无关。郑月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对郑月信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徐仁光所得的2014年4月20日的销售分配款为7000元。即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三次销售所得的1914740元中徐仁光依次分得了229250元、7000元、43400元，合计279650元；郑月信依次分得1165009元、285000元、185081元，合计1635090元。 结合该次小黄鱼销售的收入金额1914740元，认定该次销售中每人可得利润为27476.275元[(1914740元-1859787.45元)+2=27476.275元]，故郑月信应得的销售分配款为1541173.725元(27476.275元+1513697.45元=1541173.725元)，其实际所得1635090元，故郑月信应退还93916.275元(1635090元-1541173.725元=93916.275元)。徐仁光应得金额为373566.275元(346090元+27476.275元=373566.275元)，徐仁光实得279650元，还可得93916.275元(373566.275元-279650元=93916.275元)，该款应由郑月信支付给徐仁光。 (二)库存价值分配金额的认定 郑月信主张，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中，收购的小黄鱼均在徐仁光经营的泰好冷库加工，加工完成的成品为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5506箱，4.5公斤排列611箱，乱冻1163箱，条冻1200斤；上述成品中有1799箱规格为8.3公斤的小黄鱼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1月22日调运至海富达冷库，其余均继续留存于泰好冷库；海富达冷库的1799箱小黄鱼加上库存的21箱三人货小黄鱼，合计1820箱，该批小黄鱼于2014年5月17日至6月23日销售1001箱，剩余819箱。该批货物后被郑月信销售，其销售价值为331273元(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郑月信诉称部分)；留存于泰好冷库的3707箱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加上41箱三人货小黄鱼，再加上2013年4月25日前剩余的92箱8.6公斤小黄鱼，合计3840箱，扣除2014年4月2日、4月20日分别销售的2780箱、540箱，尚余520箱，后该批货物被徐仁光销售，其销售价值为284950元；其余611箱4.5公斤排列，1163箱乱冻和1200斤条冻也被徐仁光销售，其销售价值为101680元。徐仁光主张，该次小黄鱼合伙加工完成的成品为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5506箱，乱冻200多箱，无4.5公斤排列和条冻，上述成品均在徐仁光经营的泰好冷库加工，包括上述200多箱乱冻在内，徐仁光持有的双方合伙的乱冻总数为1300箱左右；5506箱8.3公斤和8.5公斤成品小黄鱼中有2199箱于2013年11月8日、11月22日、2014年1月6日调运至海富达冷库，该批小黄鱼于2014年6月20日、6月23日销售了865箱，剩余1334箱于2014年6月23日以后销售完毕；留存在泰好冷库的3307箱小黄鱼于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销售完毕。 根据上述陈述内容，徐仁光认可在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中加工形成了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5506箱、乱冻200多箱，否认4.5公斤排列和条冻的存在。郑月信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小黄鱼收购、支出及库存明细账，但该明细账为郑月信自制，其未提供其他证据对账目内容进行佐证，且徐仁光对该明细账中的内容未予认可，故对该次合伙的成品，按徐仁光自认的数量予以认定。 郑月信主张5506箱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成品调运至海富达冷库1799箱，留存泰好冷库3707箱，徐仁光则主张前者为2199箱，后者为3307箱。即双方对调运至海富达冷库的该部分小黄鱼数量存在400箱的出入。郑月信与徐仁光均确认徐仁光经营的泰好冷库在运营过程中一直未形成出入库单，故无法通过该部分证据来查明上述事实。郑月信主张差额的400箱小黄鱼为其个人所有的从宁波奉化调运至海富达冷库的货物。按常理推断，上述货物调运过程中，郑月信应当能够取得有关400箱小黄鱼来源的证据材料，故就该节事实的举证责任由郑月信承担更为妥当。在审理过程中，郑月信未提供证据对该节事实加以证明。对此，郑月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认定5506箱小黄鱼中有2199箱调运至海富达冷库，留存泰好冷库的为3307箱。徐仁光认可除上述3307箱小黄鱼外，泰好冷库还留存有2013年4月25日前剩余的小黄鱼92箱，海富达冷库另有原三人合伙结算后由二人合伙体并购的21箱小黄鱼。郑月信在庭审中确认其诉称所涉41箱三人货小黄鱼与本案无关。故认定该次小黄鱼合伙中郑月信持有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2220箱(2199箱+21箱=2220箱)，徐仁光持有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3399箱(3307箱+92箱=3399箱)。 (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徐仁光作为诉状附件的表格显示，5506箱小黄鱼成品中已经销售的4277箱包含舟山发货的3388箱和杭州发货的889箱。郑月信在审理过程中将该表格作为证据进行了举证，并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合伙体共计加工小黄鱼5506箱，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分三次销售4277箱，收入1914740元。因此，对该次小黄鱼销售的数量及其具体规格按该表格内容予以认定，即郑月信持有的2220箱小黄鱼共计销售889箱，剩余1331箱，徐仁光持有的3399箱小黄鱼共计销售3388箱，剩余11箱。 徐仁光持有的3307箱小黄鱼在销售3388箱时尚不足81箱，该不足部分从其持有的另外92箱小黄鱼中补足，即徐仁光持有的剩余11箱小黄鱼为该92箱中的剩余部分。郑月信持有的2220箱小黄鱼销售889箱后剩余1331箱，结合(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徐仁光作为诉状附件的表格所述剩余1229箱的具体规格，推定郑月信持有的剩余1331箱中的1229箱规格与该表格一致，即具体为37箱110条规格、1箱100条规格、11箱90条规格、1171箱80条规格、7箱70条规格、1箱60条规格、负3箱53条规格，4箱41条规格。负3箱53条规格与4箱41条规格相抵，按剩余1箱41条规格的小黄鱼计算库存价值。 郑月信在诉称中主张的销售单价分别为：110条规格182.75元/箱、100条规格259.25元/箱、90条规格293.25元/箱、80条规格391元/箱、70条规格510元/箱、60条规格793元/箱、53条规格1190元/箱、41条规格1780元/箱。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诉状附件表格中主张的销售单价分别为：110条规格200元/箱、100条规格27259.25元/箱、90条规格293.25元/箱、80条规格391元/箱、70条规格510元/箱、60条规格793元/箱。依据二人的上述主张，按双方陈述一致的金额确认相应规格小黄鱼的销售单价如下：100条规格259.25元/箱、90条规格293.25元/箱、80条规格391元/箱、70条规格510元/箱、60条规格793元/箱。110条规格按双方主张的平均值酌定 为191.38元/箱[(182.75元/箱+200元/箱)÷2=191.38元/箱]，41条规格的单价按60条规格的单价予以认定，确认为793元/箱。 据此，郑月信处持有的1229箱小黄鱼价值应为473583.06元[37箱(110条规格)×191.38元/箱+1箱(100条规格)×259.25元/箱+11箱(90条规格)×293.25元/箱+1171箱(80条规格)×391元/箱+7箱(70条规格)×510元/箱+1箱(60条规格)×793元/箱+1箱(41条规格)×793元/箱=473583.06元]。郑月信处剩余的102箱(1331箱-1229箱=102箱)以及徐仁光处剩余的11箱小黄鱼的单价均按上述1229箱的均价酌定为385.34元/箱(473583.06元+1229箱=385.34元/箱)，故郑月信处剩余的102箱的价值为39304.68元(385.34元/箱×102箱=39304.68元)，徐仁光处剩余的11箱的价值为4238.74元(385.34元/箱×11=4238.74元)。因此，郑月信处剩余的1331箱小黄鱼库存总价值为512887.74元（473583.06元+39304.68元=512887.74元)，扣减4238.74元徐仁光处剩余11箱的库存总价值，郑月信多得508649元。因此，郑月信尚应返还徐仁光多得的8.3公斤和8.5公斤小黄鱼库存价值款254324.5元(508649元÷2=254324.5元)。 徐仁光认可连同200多箱乱冻在内，其持有的双方合伙的乱冻成品合计约1300箱左右。郑月信主张乱冻单价为40元/箱，徐仁光主张该单价不超过10元/箱。双方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库存的单价，故根据双方主张的单价平均值酌定为25元/箱[(40元/箱+10元/箱)÷2=25元/箱]，并确认其价值为32500元(25元/箱×200箱=32500元)。因此，徐仁光应返还给郑月信该部分乱冻库存价值款16250元(32500元÷2=16250元)。 综上，郑月信应支付徐仁光小黄鱼库存价值款238074.5元[254324.5元-16250元=238074.5元]. (三)2013年12月18日郑月信给付徐仁光的400000元款项及其利息的承担 2014年4月2日的小黄鱼合伙销售所得1394259元，由郑月信领取1165009元，徐仁光领取229250元。郑月信用其所得的1165009元清偿了2013年12月17日向海富达公司借得的800000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26160元。该债务本息应属合伙体债务，对外应由郑月信、徐仁光连带承担。结合二人对该款项的使用情况，认定该826160元债务对内应由二人各半分担。郑月信清偿的826160元债务金额小于其从该次合伙中总计可得的1541173.725元销售款金额，故认定上述826160元均由郑月信以个人资金予以清偿。因此，徐仁光应对826160元中其自己使用部分即400000元本金和13080元利息向郑月信承担支付责任。 综合双方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中销售款和库存价值的分配以及400000元本息承担的具体情况，该项目合伙结算后，徐仁光尚应支付郑月信81089.23元(400000元+13080元-93916.275元-238074.5元=81089.23元)。 三、关于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问题。根据(2014)舟定商初字第11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该次鮸鱼合伙投入总额143597元(二人各投入71798.5元)，收购了15116斤鮸鱼，该批鮸鱼收购后进入到了徐仁光经营的泰好冷库。徐仁光主张该批鮸鱼已由郑月信运走，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徐仁光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认定该批鮸鱼一直由徐仁光持有。该批鮸鱼加工至今已六年有余，故根据日常经验法则，该批鮸鱼应认定已由徐仁光销售，销售款亦全部由徐仁光所得。郑月信主张该批鮸鱼加工成了成品1030箱，销售价格为216元/箱，加工成本为10.36元/箱。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083号案中主张该批鮸鱼加工成了成品975箱，销售价格为170元/箱，其在庭审中认可郑月信主张的10.36元/箱的加工成本。故对加工成本按双方主张确认为10.36元/箱。郑月信、徐仁光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项鮸鱼合伙的成品数量和销售单价，故对成品数按徐仁光的自认认定为975箱，销售单价以双方主张金额的平均值酌定为193元/箱[(216元/箱+170元/箱)÷2=193元/箱]。因此，该项鮸鱼合伙成品的销售价值应为188175元(193元/箱×975箱=188175元)，加工成本为10101元(10.36元/箱×975箱=10101元)，因成品系徐仁光加工，故该成本应计入徐仁光的投入。据此，郑月信与徐仁光可得的该部分鮸鱼利润应为17238.5元[(188175元-10101元-143597元)÷2=17238.5元]。加上投入的收购成本，郑月信从该次鮸鱼合伙中应收回89037元(17238.5元+71798.5元=89037元)，该款应由徐仁光支付给郑月信。 综上，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后，徐仁光应支付郑月信分配款89037元。 四、关于郑月信诉称的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0日的50354斤鮸鱼收购是否为二人合伙项目，其结算款应为多少的问题。郑月信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2015年12月10日的庭审笔录中确认50354斤鮸鱼由其出面与吴明琴联系收购业务。由于郑月信与徐仁光除二人合伙业务外，还各自独立开展鱼货业务，故应由郑月信举证证明其与徐仁光就上述50354斤鮸鱼达成了合伙合意，所涉鮸鱼已全部交付徐仁光加工。同时，郑月信还应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该次鮸鱼合伙的加工成品数量。现郑月信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徐仁光就案涉50354斤鮸鱼达成了合伙合意，无法证明其已经将该批鮸鱼全部交付徐仁光进行加工。徐仁光虽在(2018)浙09民终177号案2018年11月28日的询问笔录中确认海富达冷库的1278箱鮸鱼为二人合伙的鮸鱼，但其未对郑月信主张的3405箱鮸鱼合伙成品数进行确认，仅凭徐仁光的该自认内容尚不足以认定二人合伙的鮸鱼成品总数即为郑月信所主张的3405箱。因此，郑月信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尚无法证明其与徐仁光就案涉50354斤鮸鱼达成了合伙合意，且其已将该批鮸鱼全部交付徐仁光进行加工，也无法证明二人合伙加工完成的成品总数即为3405箱。在郑月信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50354斤鮸鱼合伙成品数量为3405箱的情况下，无法对该项鮸鱼进行合伙结算，故对郑月信就该部分鮸鱼提出的合伙分配请求，暂不予处理。 根据(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诉状及判决，郑月信在2015年10月28日已经就案涉50354斤鮸鱼合伙事宜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的其中一项内容为要求徐仁光返还多得的50354斤鮸鱼加工成品454.5箱，若不能返还的，则赔偿79737.48元。该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对郑月信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郑月信在该笔录中确认(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单独处理400000元借款之事，双方合伙事宜其将另行起诉。2016年11月14日，郑月信向一审法院提起(2016)浙0902民初4083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要求徐仁光支付15116斤鮸鱼的合伙分配款及其利息。由于合伙案件处理具有整体清算的特点，故郑月信自2016年11月14日提起(2016)浙0902民初4083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期间经过(2018)浙09民终178号、(2018)浙0902民初5245号、(2019)浙09民终270号案的审理，至2019年7月17日(2019)浙09民终270号案作出终审裁定，该期间合伙所涉项目的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故郑月信于2018年12月17日在(2018)浙0902民初5136号案中就50354斤鮸鱼合伙事宜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于徐仁光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仁光应支付郑月信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小黄鱼合伙结算款81089.23元，徐仁光应支付郑月信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款89037元。两者相加，徐仁光应支付郑月信合伙结算款170126.23元(81089.23元+89037元=170126.23元)。此外，徐仁光还应支付该结算款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适用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郑月信的本诉其他诉讼请求以及徐仁光的反诉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徐仁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月信合伙结算款170126.2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适用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二、驳回郑月信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徐仁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3114元，由郑月信负担6044元，徐仁光负担70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徐仁光负担。 二审期间，郑月信向本院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一份、林法茂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海富达冷库的400箱库存是郑月信从奉化买的，并不属于合伙体货物。 徐仁光质证后认为，对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郑月信购买过该400箱鱼货。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仅表明郑月信于2014年1月22日向案外人周沈威支付过884710元，不能证明郑月信向林法茂购买了货物且其中包含本案所涉的400箱小黄鱼。 徐仁光在审理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合伙账目是否已经结清；2.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小黄鱼合伙中的销售可分配金额；3.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小黄鱼合伙中的库存货物可分配金额；4.徐仁光是否应向郑月信支付400000元款项的利息；5郑月信在销售成品小黄鱼时是否存在隐匿销售收入及虚增海运费、佣金行为；6.2014年1月12日至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可结算金额。本院综合在案证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2013年9月25日之前合伙账目是否结清问题。徐仁光主张2013年9月25日前的合伙账目尚未结清，郑月信则认为已经结清。按照徐仁光陈述，双方在该期间存在四项合伙，具体为：1.2012年9月至11月12日的小黄鱼收购；2.2012年11月12日至12月29日的鮸鱼收购；3.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的小黄鱼、山肖鱼收购；4.2013年8月20日至9月15日的活蟹收购。徐仁光主张第2项鮸鱼收购及第3项小黄鱼、山肖鱼收购尚未结清。按照徐仁光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双方在2013年9月28日就第2项鮸鱼收购进行过阶段性结算，对于已经取得的销售款进行分配，对于应收账款未进行处分，可认定徐仁光明知该项合伙收购尚有应收账款未进行分配。对于第3项小黄鱼、山肖鱼收购，徐仁光以郑月信制作的2013年2月25日至9月25日结算表为据认为至2013年9月25日止，合伙体尚有库存鱼货，但该结算表同时载明所谓的库存鱼货部分存于海富达冷库，部分存于泰好冷库，也可认定徐仁光明知合伙体尚有库存鱼货未予分配。在此情形下，徐仁光仍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庭审中确认双方2013年9月之前的账都算清，算好了账都没有了，应可认定双方就2013年9月25日之前的合伙账目已经结清。徐仁光在明确陈述双方该期间账目已结清且账目都没有的情况下，又以该账目都在郑月信处，郑月信不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要求分配该期间合伙款，明显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小黄鱼合伙中的销售可分配金额问题。双方对于投资成本、可分配金额均有异议。 就投资成本部分，徐仁光认为应当依照郑月信制作的《郑月信与徐仁光两合伙从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3月15日收购小黄鱼投入款明细账》认定收购成本为1728764元，其中徐仁光出资293350元、郑月信出资1435414元，而货物由徐仁光加工且部分代冻于徐仁光的泰好冷库，故合伙体还需向徐仁光支付加工费、代冻费，且应计入合伙体成本支出。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就合伙事项已经多次诉讼，对于能向合伙体收取的加工费、代冻费金额，徐仁光应知晓。现徐仁光因此项合伙支出293350元，加上合伙体应支付的加工费等，双方确认徐仁光出资额为346090元。可视为合伙体须向徐仁光支付的加工费、代冻费等已计入徐仁光投资款。徐仁光要求另行将加工费、代冻费计入合伙体出资成本，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就此项合伙出资总额，郑月信主张为1890232.6元，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中主张1859787.45元，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主张1851252.45元，在双方均不能就此提供确切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照徐仁光自认的较高出资额确定该项合伙出资总额为1859787.45元，郑月信出资1513697.45元，并无不当。 就可分配金额问题，双方认可可分配合伙款来源于2014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的销售款，且对2014年4月2日、6月23日销售款金额没有异议。双方实际争议的是2014年4月20日销售的（由泰好冷库出）540箱鱼货可收取的货款金额。徐仁光认为，郑月信记账载明的该540箱鱼货规格与从实际库存量推测出的可能出售规格不匹配，该货物规格不应按照郑月信记账载明的规格计算销售额。但本案中，2014年4月20日销售的540箱货物从徐仁光的舟山泰好冷库出库，其对出库鱼货规格应为明知，且徐仁光长期从事鱼货加工、销售生意，在此情形下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中自认2014年4月20日销售价格为29200元，应具有较高可信性。现徐仁光主张的鱼货规格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徐仁光自认确定该540箱货物销售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以上述认定出资额、销售金额认定每人可得利润27476.275元，郑月信须将多得的93916.275元支付给徐仁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6月23日小黄鱼合伙中的库存货物可分配金额问题。双方对该可分配金额对应的库存数量、规格、单价均有异议。 就库存数量问题，双方均确认此次小黄鱼合伙加工完成的成品小黄鱼为5506箱，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6日入海富达冷库的货物8233箱，其中三人合伙的有6034箱。现双方就入海富达冷库的另外2199箱货物是否含郑月信个人货物400箱发生争议。郑月信就400箱系其个人从奉化购买后入海富达冷库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6日期间二人合伙入海富达冷库的货物为2199箱，并无不当。双方就海富达冷库中2199箱货物已销售889箱、海富达冷库尚有二个合伙并购三人合伙的21箱小黄鱼均无异议，故海富达冷库尚有二人合伙的成品小黄鱼1331箱。泰好冷库剩余3307箱。双方对于之后泰好冷库销售3388箱、销售款计入前述1914740元销售款也无明显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泰好冷库中二人合伙成品小黄鱼3307箱，不足出售的3388箱，一审判决认定不足部分由三人合伙货物（已转由二人合伙享有）92箱补足，应能成立。故一审判决认定徐仁光处尚有11箱成品小黄鱼，应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就库存货物的规格问题，徐仁光在（2016）浙0902民初4485号案件提交的清单载明5506箱成品小黄鱼的规格与郑月信记载的规格一致，且徐仁光提交的清单载明销售数量及规格与郑月信做账记录的2013年4月2日、4月20日、6月23日销售数量及规格大体一致，故徐仁光提交清单根据总货物数量规格减去已销售货物数量、规格所得的库存数量、规格应具有较高可信性。而海富达公司的账册虽为案外人制作，但该冷库在储存二人合伙货物的同时亦有郑月信个人货物出入，且该账册记载仅为海富达冷库单方制作，亦未经货物所有人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徐仁光提交的清单载明数量更具证明力，应为合理。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对两个冷库剩余库存货物规格作出精确认定，一审法院基于前述认定的海富达冷库库存量1331箱多于徐仁光所作清单载明的1229箱，先将该清单载明规格推定为海富达冷库库存中的1229箱规格，具有合理性。另外，双方对110条、41条规格货物的单价有争议，在双方提交证据均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双方主张折中认定110条规格的单价为191.38元/箱、41条规格参照60条规格认定单价为793元/箱，并未导致双方利益明显失衡，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海富达冷库剩余102箱货物、泰好冷库11箱货物的规格及单价，一审法院在双方提供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以1229箱货物平均单价计算，也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认可的其他单价最终认定郑月信尚应返还徐仁光多得的小黄鱼成品库存款254324.5元，应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就该项小黄鱼合伙中除成品小黄鱼外的其他库存货物，郑月信主张尚有4.5公斤排立580箱、乱冻1163箱、条冻1200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现徐仁光认可尚有乱冻成品1300箱左右在其地方，应可认为系其对该事实的自认。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徐仁光处尚有乱冻成品1300箱，应为正确。关于单价，双方有异议，在双方均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双方主张单价折中确认为25元/箱，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徐仁光就该部分库存款应向郑月信返还16250元。 关于2013年12月18日郑月信给徐仁光的400000元款项的利息承担问题。2013年12月16日，因合伙体收购鱼货需要，郑月信以合伙体小黄鱼质押向海富达公司贷款800000元。徐仁光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当时双方约定利息共担。取得款项后，其中400000元被郑月信投资于双方小黄鱼合伙，另400000元由徐仁光用作他处。2014年4月2日合伙体取得小黄鱼销售款1394259元，由郑月信领取1165009元，徐仁光领取229250元。郑月信于2014年4月4日用其获得的上述分配款向海富达公司清偿了贷款本息826160元，该款项中徐仁光实际应清偿413080元。因郑月信清偿债务实际减少了徐仁光应清偿的款项，双方虽未就此约定利息，但郑月信已于2015年10月28日提起（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主张权利，未果，自此之后其要求徐仁光向其支付利息，具有合理性。考虑到郑月信之前实际多占有合伙体可分配款项对徐仁光亦造成损失，且徐仁光也在（2015）舟定商初字第1484号案要求郑月信支付合伙分配款，在此情形下，郑月信可就徐仁光应向其支付的413080元扣减其占有徐仁光合伙分配款242953.77元后的款项170126.23元自2015年10月28日起要求徐仁光支付利息。故本院酌情确认至2019年8月6日（本案一审起诉之日前一日）止，徐仁光须向郑月信支付利息25000元。就2019年8月7日起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按照相关基准利率要求徐仁光支付，应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2014年1月12日至1月16日的15116斤鮸鱼合伙结算款金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经加工后该批鮸鱼的实际数量有争议，郑月信认为应有1030箱（加工下称重7.4公斤/箱，15116斤可以制作1021箱，加上加工过程中的添加），徐仁光认为仅有975箱。因双方就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导致难以认定数量亦是因双方合作过程中管理不规范造成，在徐仁光应向郑月信返还货物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徐仁光自认数量确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单价，双方均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以双方报价折中确定单价，亦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郑月信的部分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徐仁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徐仁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月信合伙结算款195126.23元，并支付以170126.2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适用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114元，由郑月信负担5702元，徐仁光负担742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徐仁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09元，由郑月信负担2452元，徐仁光负担50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盛文 审 判 员 熊俊杰 审 判 员 刘燕波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龚 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