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2民终6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康忠喜，男，198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航，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陈横楼村（求精路1010号）。 法定代表人：喻运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林，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路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忠喜因与被上诉人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0）浙0203民初10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忠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顺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顺丰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明确依据为《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五条第二款，但康忠喜没有违反上述规定。关爱小区员工沟通群的群成员共有201人，涵盖了顺丰公司该分部的所有员工及管理人员，在群内发送的消息是公开的，康忠喜不可能隐瞒杨梅卡价格。通过该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到，分部经理李华尔没有明确杨梅卡应当按照哪一个价格出售，也没有明确多卖的钱应当如何处理，直至6月18日才明确杨梅卡的价格为118元，且自始至终没有对多卖款项如何分配进行说明。康忠喜从未要求员工按照128元的价格出售，是三位员工为了维系客户而按128元销售，并主动按照该价格交给康忠喜。在6月18日明确销售价格当日，康忠喜按照微信群中分部主管李华尔鼓励员工的做法，将多卖的款项以奖励的形式发放给了员工，符合顺丰公司所倡导的企业文化。且顺丰公司对杨梅卡款项未安排统一收取，康忠喜只是代为保管，没有将差价据为己有，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或他人进行吃拿卡要、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一审法院不核实录音对话人员的身份，也不对以上人员陈述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就认定顺丰公司提供录音的内容为案件事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康忠喜之所以不承认杨梅每箱多收10元，是因为主观认为其从未想要向员工多收这10元，所以不承认。退一步而言，即使员工后续多给了康忠喜10元，也与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谋取私利扯不上任何关系。因此，顺丰公司以上述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显属违法，应支付赔偿金。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劳动合同第四十七条、八十七条，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康忠喜的工作年限应自2012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2020年7月7日，顺丰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2663.10元。 顺丰公司辩称，1.关爱小区点部门有200多名员工，微信群关于枇杷卡价格为89元、杨梅卡118元的信息是公开的，一般人员是不敢再欺上瞒下的。但点部经理李华尔除关爱小区外还同时管理集士港、横街、高桥等三个点，平时人不在关爱小区，而康忠喜是从点部上级即区部空降而来，下属员工认为其多收了款项提出异议，康忠喜直接说是点部经理李华尔搞错了。6月17日前，接连有五位下属越过点部经理李华尔直接向公司工会举报康忠喜多收10元。顺丰公司收到举报会要求点部经理核实，李华尔为避嫌，再次重申、告诫杨梅卡为118元/张，并让人力资源部门介入调查。康忠喜自认有收取款项的职权，却辩称其不知道要收多少钱、随意收取，足以证明其仍在虚假陈述、狡辩。2020年6月18日，李华尔强调对杨梅卡金额进行调查，康忠喜知道事情穿帮，但误以为仅杨梅卡被投诉，就利用职务之便找三个要好的下属制作了退还10元的《情况沟通记录表》。2020年7月2日，人力资源部门调查当日，康忠喜坚决否认杨梅卡多收10元，更不提退还之事，对三份《情况沟通记录表》也只字不提。在解雇康忠喜后，顺丰公司仍陆续收到总部转来的关于其多收枇杷卡、杨梅卡的投诉、举报。2.康忠喜在一审阶段对顺丰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诉状中又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亦违背诚信。 康忠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62663.10元（10166.44元×8个月×2）；2.诉讼费由顺丰公司承担。 顺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顺丰公司无须向康忠喜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62663.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忠喜于2012年10月23日与宁波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派遣至顺丰公司工作。2014年7月1日起，康忠喜与顺丰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康忠喜先后担任原江东点部主管、运营主管、区部主管，2020年4月起担任丽园北路点部主管。康忠喜在顺丰公司正常工作至2020年7月7日，顺丰公司书面通知康忠喜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理由为康忠喜在公司组织的特色经济项目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将杨梅差价进行中饱私囊。具体事由如下：2020年5月底，顺丰公司开始组织员工销售枇杷和杨梅提货卡，公司规定枇杷成本价为每箱89元，杨梅成本为每箱118元，即员工销售完成后只要按成本价上交，超出成本价的利润全部归属于员工个人，并在公司微信群中告知了相关事项。但康忠喜在执行过程中却要求员工上交枇杷每箱98元，杨梅每箱128元。顺丰公司于2020年6月中旬接到了数起员工的匿名投诉，遂调查此事，发现确有此事。但2020年7月2日，顺丰公司找康忠喜面谈时，康忠喜承认枇杷每箱多收10元，但拒不承认杨梅每箱多收10元。2020年7月7日，顺丰公司经研究后认为康忠喜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五条第二款诚信规定，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或他人进行吃拿卡要，为自己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在通知工会后解除与康忠喜的劳动关系。康忠喜于2020年7月23日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62663.10元。2020年9月17日，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甬劳人仲案（2020）488号仲裁裁决，裁决顺丰公司支付康忠喜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32163.72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1.康忠喜的工资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经核算，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康忠喜收入共计12997.32元，按月折算为10166.44元（121997.32元÷12个月）。2.2020年7月2日，康忠喜填写的《情况沟通记录表》关于杨梅卡收了多少钱部分，康忠喜自称李华尔经理发了118元以后，康忠喜就收了118元，没收过128元，经理没发之前没收过，经理发之后收过118元，确定没收过128元。并承诺上述信息和填写内容均真实、无误，本人已将个人所知内容全部进行情况说明，无刻意隐瞒事实或扭曲事实真相，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公司可以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康忠喜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顺丰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或他人进行吃拿卡要，为自己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定，顺丰公司据此解除与康忠喜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在判断是否违法时应根据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违反规章制度的证据是否充分、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是否严重，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康忠喜、顺丰公司分别提交的情况沟通记录表、顺丰公司提交的郑瑞波及叶振录音，可以认定康忠喜确实存在向员工按杨梅每箱128元收取款项的事实，虽然康忠喜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在员工投诉后将多收的款项以奖励的方式返还给员工，康忠喜作为顺丰公司工作多年的管理人员应当知晓违反公司诚信制度、隐瞒事实真相的严重性，但在顺丰公司当面向康忠喜调查时康忠喜却拒不承认杨梅每箱多收10元。一审法院认为康忠喜的行为可以认定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进行吃拿卡要，为自己谋取私利。根据顺丰公司《奖励与处罚规定》第五条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五类责任，公司将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永不录用，其中第二款诚信部分第1项规定“有意掩盖、隐瞒事实真相或工作失误，情节极为恶劣或造成重大后果的”、第18项“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或他人进行吃拿卡要”、第24项“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的”，顺丰公司解除与康忠喜的劳动合同符合上述规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规定，《员工手册》、《奖励与处罚规定》作为合同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故康忠喜对上述规定是明知的，且上述规定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综上，顺丰公司依照单位规章制度规定，作出对康忠喜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康忠喜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无须向康忠喜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62663.10元；二、驳回康忠喜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免收一审案件受理费。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康忠喜是否存在解除通知中载明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情形存有争议，应由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用人单位即顺丰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顺丰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明细、微信支付凭证、情况沟通记录表等证据。根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康忠喜的上级主管李华尔于2020年6月2日明确“杨梅销售……成本价：118元”。而通话录音、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可认定康忠喜确曾以枇杷卡98元/张、杨梅卡128元/张的标准接受了下属员工转账的销售款项，康忠喜在二审中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但《情况沟通记录表》显示，在2020年7月2日顺丰公司与之谈话时，康忠喜明确“（杨梅卡）我没收过128元，经理没发之前没收过，经理发之后收过118元，确定没收过128元”，其企图隐瞒真相的意图明显，同时也表明其对应收取的金额是明知的。综合上述几点，结合多位员工向顺丰公司工会举报、投诉的相关事实，足以确信顺丰公司关于康忠喜存在违纪行为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以认定。顺丰公司据此与康忠喜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合法，康忠喜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康忠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樊瑞娟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