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荣华，女，194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斌，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望英，女，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英，女，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英，曾用名刘建英，女，197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李家墩办事处姑李路4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23197801242449。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玉婉、张闰铎，湖北智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斌，男，196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因与被上诉人刘斌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3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3208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刘斌的所有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证据基础，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被拆迁房屋从两层扩建至四层，系由刘斌完成”，该认定的依据主要是由刘斌提出的“刘世清在2016年向其出具的声明”。但该声明不具有真实性，完全是一份虚假的材料。因为，第一，该声明完全由刘斌书写，但其内容完全有利于刘斌，也无其他见证人证实。其内容完全不可信。第二，该声明来源不明，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对此完全不知情。刘世清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知晓此事，并通过书面说明，证实其本人并没有出具过此声明，也没有在该声明上签名、撩印。该书面说明已在开庭中提交给法庭。第三，在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已否定该声明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刘斌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证实其真实性。依证据规则，其真实性不应认可。但原判决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明知“两份声明相互矛盾”，却以“被伪造者”刘世清未有合理解释，并以此推定刘世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做法完全违背举证规则，也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这就像一个人被他人伪造签名骗走了存款，最后还要被害人对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签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就推定签名不是被冒签的一样荒唐。如果执意要找一个合理解释，那就是刘斌为了达到侵占刘世清拆迁补偿款的目的而伪造了这一虚假的声明。至于其他一些所谓“证人证言”，也完全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根本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从两层扩建至四层，系由刘斌完成”的观点。一审判决错误运用证据规则，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案涉房屋扩建出资的事实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认定。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案由被确定为“分家析产”，但分家析产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确定家庭共有财产。具体到本案当中，就是要首先确定刘斌与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共有权。一审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对此焦点问题一直置之不理。尽管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在答辩时、在庭审中均一再强调刘斌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但合议庭并未对此问题进行审理。一审判决却“未审即判”，在没有对刘斌是否享有案涉房屋享有共有权进行审理的情况下，直接并作出“分割”判决。此做法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基本规定、原理和精神，也失去了公平正义。（二）对于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提供重要证据以及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未加审理，凭空否定。在庭审中，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向东西湖区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调查，确定案涉房屋之所有权人为刘世清，并将由职能部门出具的房产登记证明提交给法庭，同时将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于2019年2月3日签订的《赠与赡养协议》提交给法庭，以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刘世清夫妇所有，并将其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赠与给刘小斌，并由刘小斌承担对其生养死葬的义务。对此与本案争议有重大关系的法律事实，法庭也未加审理，并且也是“未审即判”，以“二人也仅能就属于自己的部分利益作出处理，无权处分应归属于他人所有的利益”为由，凭空加以否定。（三）根据刘斌、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提交的证据（一审已经认定），早于××××年××月，刘斌已与刘世清签订分家协议，明确：刘斌结婚，与刘世清分家，并将28.14平方米的宅基地及其两间临街门面房无偿分给刘斌。刘斌后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四层楼房。此足以证明，刘斌已与刘世清分家。而刘世清所建楼房系在与刘斌分家后，于2002年由刘世清筹资扩建而成的，刘斌对此不享有共有权。一审判决以家庭共有财产对案涉房产拆迁补偿款进行分割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说理部分与判决依据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称“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判决书第10页），但在判决依据中却明确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结论”否定了“理由”，其理由站不住脚。反过来讲，在审理中未对共有关系进行审理和认定，在判决依据中却直接适用《物权法》关于共有关系的法律规定，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实则就是一个物权纠纷，一审判决之所以在判决理由中强调“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实则就是欲借此回道对本案核心法律关系——“刘斌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共有物权”的审理。事实上，本案中刘斌、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双方所谓“共有关系”，既无法律依据、也无约定依据，对案涉房产根本不存在共有关系；更没有任何依据说明双方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但原审判决却凭空以共有法律来处理本案，并进一步凭空依按份共有关系作出有利于刘斌的分割。（五）原审判决有“同事不同判”的情形，显失公平。作为原审第三人的上诉人刘英，早于2013年1月7日与上诉人刘小斌离婚，不是本案中的家庭成员，刘英曾向其他上诉人借款300万元，但原审却毫无根据的否定这种借款法律关系，并以该借款来源于拆迁款为由判决刘英对4259896.96元及利息承担共同支付义务。但刘斌向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借款150万元，该款同样也来源于案涉房屋拆迁款，但原审却不予一并处理，而作出另案处理的决定。这显然属于“同事不同判”，显失公平。（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世清因病于2020年2月10日突然去世，由于本案涉房产所有人及拆迁款所有人均为刘世清，且刘世清夫妇已通过《赠与赡养协议》的方式将案涉拆迁款赠与给了刘小斌。依照法律规定，本案应中止诉讼，确定相应权利继承者后，再继续进行诉讼，但原审却对之置之不理，严重违法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七）根据《拆迁补偿协议》，案涉房屋被拆迁后，刘世清获得补偿款总额为7745267.2元，但其中房屋价值为6571850.48元，其他补偿款1173416.72元（包括过渡费、搬家补助费、改变房屋用途补偿、装修补偿及其他补偿）。退一万步讲，即便刘斌有权分割，也只能对该房屋价值进行分割，且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只能在权利人之间均等分割。原判将整个补偿款纳入分割范围，并以刘斌一人占55%的分割比例，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刘斌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庭审证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年××月，刘斌已与刘世清签订分家协议，明确：刘斌结婚，与刘世清分家，并将28.14平方米的宅基地及其两间临街门面房无偿分给刘斌，刘斌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四层楼房，刘斌从原住房搬出单住。原判决认定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从原住房搬出的认定毫无根据，也不合情理。2、2002年刘世清、周荣华夫妇筹集资金将其111.18平方米的宅基地上进行房屋扩建，建成案涉房屋（458.32平方米）。该房产登记在刘世清名下，根据物权法定及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该房产的物权所有人即为刘世清、周荣华夫妇。与刘斌没有关系，刘斌对此不享有权利。3、2018年该案涉房屋拆迁，获得补偿款7745267.2元，其中房屋价值6571850.48元，其他补充款1173416.72元（包括过渡费、撤家补助费、改变房屋用途补偿、装修补偿及其他补偿）。该补偿款是基于案涉房产被拆迁所得，而该房产所有权由刘世清、周荣华享有，故该拆迁补偿款之所有权也为刘世清、周荣华夫妇享有；刘斌对此不享有权利。4、刘世清曾于2005年5月患脑溢血，生活不便。刘小斌就一直与其父母刘世清、周荣华夫妇生活在一起，照顾其父母的饮食起居（原审认定刘斌与其父母一直在一起生活）完全没有依据。2019年2月3日刘世清、周荣华夫妇与刘小斌签订的《赠与赡养协议》，将案涉房屋拆迁款赠与给刘小斌，由刘小斌对刘世清、周荣华夫妇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刘小斌合法取得拆迁补偿款所有权。5、2020年2月10日刘世清因病去世，刘小斌承担了全部安葬义务。综上所述，刘斌早于1996年与刘世清分家，与刘世清不存在共同生活，对于案涉房屋不享有权利，也就对案涉房屋拆迁款不享有权利。刘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了物权法定及不动产物权公示的法律规定，审判程序也违法。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认为被拆迁房屋扩建事实是由刘斌完成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符合农村风俗习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世清签订的赠与赡养协议行为是为了逃避债务，且他只能处分自己的部分，刘世清死亡不构成本案中止审理的事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刘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将拆迁安置补偿款中的4,503,434.94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6月4日的利息为9000元，自起诉之日至全部付清之日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给刘斌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周荣华与刘世清（1937年2月18日出生）系夫妻，二人育有长子刘斌、次子刘小斌、长女刘望英、次女刘英。刘小斌与第三人刘英原系夫妻，二人于2013年1月7日离婚。1985年6月，刘世清以家庭名义（共8人）向所在农场申请建房获批准，面积139.32㎡。刘世清在此陆续修建两层楼的住房以及一层小厨房供家人居住。其中，刘斌在一楼开店做生意。1993年10月23日，刘世清领取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后，刘世清与刘斌签订分家协议，内容为：本人刘世清，系养殖场职工，原在姑××路××28.47㎡的小附房，因我儿刘斌现已结婚，与我分家，故我自愿将此附房无偿给其改造，刘斌自愿受让，特此协议。刘世清与刘斌在协议上签名、捺印。1998年，刘斌以旧房扩建为由，提出个人建房用地申请（现有宅基地28.47㎡，申请用地52.20㎡），经审批，武汉市东西湖区土地管理局于××××年××月通过刘斌申请，同意其原基扩建住宅，可占地53.40㎡。据此，刘斌在此基础上进行旧房改建至186.87㎡，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2000年，刘斌将两层楼的住房扩建至四层。扩建之前，陆续搬离，该房屋由刘斌居住，多余房间由刘斌出租并收取租金。2002年，刘世清以个人名义申请办理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证书。证书登记房屋建筑面积为458.32㎡，房屋总层数为4层。2016年8月11日，刘斌代笔一份申明，内容为：本人刘世清有养殖场姑李路40＃私房一套，我因病重可能无法处理此房的后期问题，现本人说明一下，后房产证上建筑面积161.6平方米，后由大儿子刘斌在原建筑物上扩建改造到现在房产证上面积458.32平方米，后期关于此房所有事项由刘斌全权处理。刘世清在申明上签名、捺印。2018年11月5日，刘世清（乙方）与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将军路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姑李路片区房屋搬迁安置协议书》，就乙方坐落于武汉市东西湖区养殖农场万家墩1号房及其附属物，依据《将军路街姑李路片区房屋搬迁补偿方案》达成如下协议：认定面积为458.32㎡；乙方选择货币安置方式；房屋补偿款6,571,850.48元；临时安置补助费27,499.20元；搬家补助费1000元；改变房屋用途补偿899,700元；装修补偿费30,000元；附属设施补偿4000元；铁棚8801.52元；隔热层52,416元；按期签约奖励150,000元；以上共计7,745,267.20元。2019年2月3日，刘小斌（乙方）与周荣华、刘世清（甲方）签订赠与赡养协议，约定甲方将拆迁安置款7,745,267.20元赠与乙方；由乙方负责赡养甲方；甲方将拆迁款转让乙方账户或者乙方指定账户。拆迁补偿款到账后，刘世清于2019年2月16日将款项转入周荣华农业银行账户，该账户由刘小斌持有。同日，账户向刘英、刘望英、刘小斌各转账20万元。2019年3月7日，刘斌向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索要拆迁款，经刘小斌同意，由刘望英持周荣华农业银行账户向刘斌转账60万元。2019年4月2日，刘小斌将周荣华名下农业银行账户中的20万元转入自己名下；并向刘望英农业银行账户转账627.3万元。刘望英于收到款项当日转开620万元大额存单。2019年7月3日，刘望英将农业银行账户存款500万元转入其名下的中国邮政账户，其中的200万元办理了三个月定期存款，300万元转入第三人刘英中国邮政账户，第三人刘英办理了三个月定期存款。2019年8月8日，刘世清出具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6.8.7的声明不是我刘世清所说，也没有在声明上签名按手印，该声明是假的。2019年8月9日，周荣华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从刘斌拆28.47㎡门面房扩建至今，刘世清与刘斌的所有协议我都不知道，我都不认可。同日，周荣华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房屋是刘世清和我攒钱做的，攒一点钱做两层，攒一点又做厨房、厕所，又攒钱做三四层。另查明，刘斌自认还陆续在刘望英处领取90万元拆迁款，共计150万元。还查明，2019年6月19日，刘斌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刘世清、周荣华58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9）鄂0112民初32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刘世清、周荣华580万元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该案实际冻结金额为37,185.18元。刘斌支出保全费5000元。2019年7月31日，刘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刘望英、刘英58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9）鄂0112民初320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刘望英、刘英580万元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刘斌支出保全费5000元。2019年8月16日，刘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第三人刘英3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9）鄂0112民初320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刘英300万元银行存款或者查封同等价值财产。刘斌支出保全费5000元。2019年12月12日，刘斌以“因被申请人被查封的银行账户涉及被申请人退休工资及其他生活补贴发放，为了不影响被申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周荣华账户的保全措施。2019年12月20日，刘斌以“因被申请人身体状况不佳，急需资金看病”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刘望英农业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2020年2月10日，刘世清去世。审理中，刘斌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对于刘世清去世后发生的继承，另行主张权利。刘斌、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均认可刘世清名下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仅一套房屋，即被拆迁房屋。上述事实，除刘斌、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庭审陈述外，还有如下证据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结婚登记档案信息；声明；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申请审批表；地籍调查表；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及分家协议；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人代某、陈某、万某、王某、邱某、宁某证言；《姑李路片区房屋搬迁安置协议书》；银行明细清单；刘环英的询问笔录；说明；证明；赠与赡养协议等。据此，刘斌诉讼来院，要求如诉称。审理中，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本案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被拆迁房屋的扩建事实。刘斌在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刘世清在2016年向其出具的声明，该声明明确对刘斌扩建的事实予以认可；同时，刘斌还提交了为其施工、提供建材等诸多证人证言证明其扩建的事实，两份证据相吻合。在第一次庭审中，刘世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声明，表示2016年8月7日向刘斌出具的声明是假的，但这份声明出具的时间是在拆迁之后，诉讼之中，双方争议、矛盾较大的情况下，且刘世清未就两份声明相互矛盾的地方作出合理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等规定，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否认刘斌对房屋的扩建事实，称房屋由两层扩建至四层系刘世清与周荣华共同完成，但在审理的过程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辩称意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合全案，结合被拆迁房屋在扩建之后的居住、使用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被拆迁房屋从两层扩建至四层，系由刘斌完成。第二，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对于财产的分割需考虑家庭成员对于财产的贡献大小。刘世清作为家长，以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为由申请土地建房（两层），后经刘斌出资扩建至四层属实。在房屋被拆迁后，刘斌有权依据扩建的行为获取相应的拆迁利益。结合拆迁款的组成以及刘斌的扩建，一审法院酌定，刘斌享有55%的拆迁利益，即4,259,896.96元。余下45%的拆迁利益，结合本案查明事实以及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的辩称意见，认定为刘世清和周荣华所有。即便刘世清和周荣华与刘小斌签订了赠与赡养协议，二人也仅能就属于自己的部分利益作出处理，无权处分应归属他人所有的利益。第三，第三人刘英称其名下300万元存款系其所借并准备出借给他人的借款，但并未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结合第三人刘英长期持有该款的事实，综合全案，一审法院对第三人刘英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因拆迁款目前由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持有，刘斌据此要求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向其支付其应得房屋补偿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斌主张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定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第四，对于因刘世清去世，而发生的继承，刘斌表示不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行主张权利，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照准。刘斌、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可自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均可另行诉讼。第五，刘斌从刘望英手中陆续支取拆迁款150万元，审理中，刘斌自认其为借款，并称已通过微信的方式向刘望英出具借条，综合周荣华、刘小斌就该款“保留向刘斌和刘望英主张权利”的辩称意见，对于150万元，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及第三人刘英共同向刘斌支付房屋拆迁款4,259,896.96元及利息（以4,259,896.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9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刘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48元、保全费15,000元（刘斌均已交纳），由刘斌负担29,548元，由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及第三人刘英共同负担29,000元。二审期间，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及第三人刘英提交如下证据：一、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拟证明案涉房屋加盖的第三、四层面积与原来的第一二层面积均等。二、两组证人证言：1、张志义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案涉房屋加盖行为不仅仅是被上诉人刘斌参与加盖，上诉人刘小斌也参与了加盖，有权参与分配案涉房屋拆迁利益。2、陈燕勤达到证人证言，拟证明一审认定错误，刘小斌等也居住在涉案房屋。刘斌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平面图只是划线不能代表真实的面积，也不是对面积的确认，一审时我方提交了房查内容，面积跟一审认定一致。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拆迁房屋的扩建事实问题。被上诉人刘斌能够提交刘世清在2016年向其出具的声明，该声明明确对刘斌扩建的事实予以认可。上诉人方对该声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由刘世清再次提交一份与第一份内容相冲突的声明。但是刘世清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无法对两份声明前后矛盾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证明其2016年向被上诉人刘斌出具的声明系伪造或者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也未对其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况且刘世清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已属于案件当事人之一，与本案结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刘世清在2016年出具的声明相比较其一审过程中出具的声明证明力方面更具有优势地位，一审判决根据刘世清在2016年向被上诉人刘斌出具的声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除了2016年刘世清的声明之外，被上诉人刘斌还能够提交为其施工、提供建材等诸多证人证言证明其扩建的事实，而上诉人方，除了否认相关事实之外，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推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48元，由上诉人周荣华、刘小斌、刘望英、刘英、刘英（原审第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欣书记员王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