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33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纲，男，197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负责人：单增建，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红，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世纲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湖北省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10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世纲，被上诉人交行湖北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世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保存于录音原始载体手机中的能显示录音日期的李世纲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的电话录音，以及李世纲的其他全部能证明仲裁时效中断的证据，交行湖北省分行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案根本不存在任何时效方面的问题。二、交行湖北省分行长期盛行所谓的“加班文化”，包括李世纲在内众多员工长期大量的加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李世纲是一名弱势的劳动者，举证能力非常有限，能够证明交行湖北省分行强迫李世纲长期大量加班和不允许李世纲休年休假、拒不支付加班工资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事实的考勤记录、打卡记录、加班记录、薪酬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各项证据，全部都由交行湖北省分行掌握。交行湖北省分行拒不提供这些证据，依法就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开庭时，李世纲也向一审法院提出，由一审法院依法调查收集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却未调查收集，因此应当由交行湖北省分行承担不利后果。三、用人单位是否安排劳动者休了年休假以及是否向劳动者支付了未休年休假工资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交行湖北省分行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依法应当认定李世纲没有休年休假，交行湖北省分行应当向李世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四、交行湖北省分行在一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就有部分李世纲的工资明细情况，且交行湖北省分行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的形成时间都是在两年以前，说明交行湖北省分行保存着能充分证明李世纲全部诉求的各项证据；交行湖北省分行拒不提供，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以《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为由不支持李世纲的诉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五、交行湖北省分行一审提交的离职申请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是李世纲在受到交行湖北省分行胁迫情况下签字的，不是李世纲真实意愿的表示，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交行湖北省分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世纲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李世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差额23059元（10000元×8.5年-67941元）；2.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08年1月13日至2008年6月30日期间的劳动报酬16838.71元[3000元×（5+19÷31）]；3.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78620.69元（10000元÷21.75天×57天×3倍）；4.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5172.41元（10000元÷21.75天×5天×8年×3倍）；5.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353103.45元（10000元÷21.75天×4天×12个月×8年×2倍）。6.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517158.62元（10000元÷21.75天÷8小时×3小时×20.83天×12个月×8年×1.5倍）；7.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的年终奖60000元；8.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季度奖金15000元（5000元×3）；9.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4月、5月、7月、8月的交通费补贴4400元（600元+600元+1600元+1600元）；10.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4月、5月、7月、8月的通讯费补贴800元（200元×4）；11.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的医疗费补贴5000元；12.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支付2016年4月、5月的基本工资差额4400元（2200元×2）；13.由交行湖北省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世纲于2008年7月入职交行湖北省分行，先后在花桥支行、分行法律合规部、分行零售信贷管理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工作，双方签订一份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劳动合同。2016年8月9日，李世纲向交行湖北省分行递交《申请》一份，载明：“本人李世纲，于2008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交通银行工作。……今年6月底，我来到开发区支行从事零贷客户经理工作。我家距离开发区支行较远，开发区支行工作时间特别长，加班特别多，工作任务指标重，工作压力太大。现特向分行提出在分行给予我经济补偿及为我办理失业保险的基础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当日，双方签订《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一份，载明：李世纲于2008年7月进入交行湖北省分行，曾先后在法律合规部、零贷管理部工作，因连续多年绩效考核为D，根据交通银行管理规定，李世纲于2016年3月22日至5月21日下岗待职，经2个月的学习培训后，交行湖北省分行重新安排李世纲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从事个贷客户经理工作。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工作期间，李世纲感觉本人的业务能力仍达不到岗位要求，向交行湖北省分行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给予经济补偿的申请。经双方协商，交行湖北省分行同意解除双方于2016年7月1日签署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李世纲的工资和社保福利截止到2016年8月31日。在李世纲办结离行手续时，交行湖北省分行按照国家规定向李世纲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61941元人民币。2016年8月11日，双方离职交接完毕，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2019年12月30日，李世纲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20）第127号仲裁裁决：驳回李世纲的仲裁请求。李世纲不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另查明，李世纲为证明其曾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当庭提供了录音4份及湖北省阳光信访大厅网上办理投诉的截图、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信访事项法定途径告知书、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书。第一段录音中，李世纲致电江岸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交行湖北省分行安排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及未安排年休假的事宜，对方答复李世纲反映的单位属于江汉区管辖，应向江汉区反映。第二段录音中，李世纲致电武汉市劳动监察支队讨要加班费，对方答复李世纲，交行湖北省分行是省管单位，由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管辖，并向其告知了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的电话号码及办公地址。第三段录音中，李世纲致电武汉市劳动监察支队反映交行湖北省分行安排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及未安排年休假的事宜，对方答复李世纲交行湖北省分行是省管单位，由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管辖，并向其告知了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的电话号码及办公地址，李世纲在录音中自述当日是2018年6月29日。第四段录音中，李世纲致电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反映交行湖北省分行安排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及未安排年休假的事宜，对方要求李世纲至湖北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综合服务楼以书面方式提交投诉书，李世纲在录音中自述当日是2018年8月3日。2019年6月27日，李世纲向湖北省阳光信访大厅反映交行湖北省分行不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年休假工资、奖金、补贴等报酬。2019年8月1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向李世纲出具《信访事项法定途径告知书》，告知李世纲可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劳动仲裁。2019年10月28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鄂人社监不受（2019）001号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书，对李世纲反映其关于在交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期间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奖金、补贴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投诉，根据《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审查，李世纲的投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李世纲为证明其在仲裁时效内曾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当庭提供了电话录音4份，但均无通话记录佐证，不能明确通话时间，无法证明本案仲裁时效中断。且根据李世纲主张的通话时间，其在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内也仅就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向劳动监察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故即使其关于通话时间的主张为真实，其在本案中有关经济补偿金差额、年终奖、季度奖金、交通费补贴、通讯费补贴、医疗费补贴、基本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仲裁时效。此外，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本案中，李世纲2019年12月30日提起劳动仲裁距离2016年8月11日离职已逾三年，超过了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记录的期限要求，故对交行湖北省分行欠付加班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事实应由李世纲承担举证责任，而李世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加班、未休年休假且交行湖北省分行未支付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事实。综上，对交行湖北省分行关于本案超过了仲裁时效及李世纲举证不能的意见予以采纳，对李世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驳回李世纲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后案件受理费5元免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交行湖北省分行没有证据提交。李世纲提交了4份证据：证据1.交行湖北省分行内部出版物《流金岁月》中的若干文章，以证明李世纲加班且未被安排年休假，交行湖北省分行拒不支付加班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证据2.银行流水（2008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李世纲的薪酬情况、交行湖北省分行克扣李世纲应得劳动报酬等、李世纲应得各项费用的标准、交行湖北省分行从未向李世纲支付其应得各项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证据3.李世纲与中国电信“10000”客服的电话通话录音，在微信公众号“中国电信湖北客服”上查询到的通话记录，以证明电信运营商仅保留6个月内的通话记录，无法查询到6个月前的通话记录。证据4.李世纲手机电话本上记载的信息，与通话录音一起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情况。交行湖北省分行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李世纲无关，是文学性质、宣传性质的印刷本，只是内部流通，其中无李世纲的文章和信息，不能以此说明李世纲真实的工作情况。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反映了交行湖北省分行向李世纲发放工资的记录，不能体现李世纲的证明目的。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通话录音内容涉及仅保留6个月的记录，不能反映李世纲在此前通话内容。即使李世纲有过在其陈述的时间内向有关机构反应问题，举证责任也在李世纲，如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举证不能的后果也应由李世纲承担。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李世纲提交的手机中记录的号码是由本人自行操作，该手机无法显示李世纲本身的号码，手机的主人身份是否是李世纲也无法核实，手机的号码是否在李世纲陈述的时间段内由李世纲本人向劳动监察部门拨打电话，均无法证明。证据之间均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李世纲提交的证据1系宣传刊物，既不是李世纲撰写，内容也不涉及李世纲，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李世纲提交的证据2、3、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二审庭审中，李世纲当庭书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请求本院调查收集由交行湖北省分行保存的李世纲全部考勤记录、打卡记录、加班记录、薪酬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各项证据。理由：交行湖北省分行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都是在两年前形成的，充分说明交行湖北省分行保存着李世纲申请法庭调查收集的全部证据。交行湖北省分行认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交行湖北省分行在办理完所有用人单位相应手续后，没有保留李世纲各项资料的义务，况且双方争议的事实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使调查，交行湖北省分行也无相关证据能够提供。本院审查认为，李世纲申请本院向对方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不属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属于人民法院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的范畴，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交行湖北省分行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李世纲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08年1月13日，其离职申请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是在受交行湖北省分行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一审遗漏了对其拨打投诉电话的具体日期的查明。李世纲还主张交行湖北省分行一审时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上加盖了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人才中心）的公章，该证据是未经李世纲同意，市人才中心违法提供给交行湖北省分行的，且合同签订日期前后不一致，根据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针对李世纲对劳动合同提出的异议，交行湖北省分行认为，李世纲针对该事项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市人才中心已经向李世纲进行了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调取档案的全套手续，这是两个单位间的正常往来，而且合同也是因为李世纲与交行湖北省分行劳动关系解除，由交行湖北省分行提交给市人才中心的。因李世纲起诉，交行湖北省分行希望查明事实，有助于裁判机构对事实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才提交的。本院审查认为，李世纲主张其于2008年1月入职，与其2016年8月9日向交行湖北省分行递交的《申请》及其与交行湖北省分行签订的《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中载明的入职时间为2008年7月不一致，且其提交的2008年1月13日入职培训学员手册不能直接证明其此时入职交行湖北省分行，其亦无证据证明在长达8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交行湖北省分行主张过2008年1月至2008年7月间的劳动报酬等劳动权益，综合上述因素，一审认定李世纲于2008年7月入职交行湖北省分行正确。李世纲主张上述《申请》、《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系受胁迫签订，但无证据证明。关于交行湖北省分行提交的劳动合同，签订主体是交行湖北省分行和李世纲，交行湖北省分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从保管部门取得文本，并不构成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规定中的情形，即使合同文本日期签订不一致，也不能否定除日期以外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上述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因工作需要，交行湖北省分行可以依法安排李世纲加班，李世纲应该按照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办理加班审批和确认手续；李世纲已办理前述手续，交行湖北省分行将根据其适用的工时制度安排调休或支付加班工资。关于李世纲拨打投诉电话的具体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虽然李世纲未能提交运营商出具的通话记录，但其提交的投诉电话录音及手机电话本记录能够证明其拨打投诉电话的事实主张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查明：2017年7月5日、2017年8月4日，李世纲分别致电武汉市江岸区劳动监察大队及武汉市劳动监察支队讨要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武汉市劳动监察支队接听人员答复，交通银行是省管单位，由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管辖，并向其告知了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的电话号码及办公地址。2018年6月29日，李世纲再次致电武汉市劳动监察支队反映交通银行安排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及未安排年休假的事宜，接听人员答复，交通银行是省管单位，由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管辖，并向其告知了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的电话号码及办公地址。2018年8月3日，李世纲致电湖北省劳动监察总队反映交通银行安排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及未安排年休假的事宜，接听人员答复，其可以至湖北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综合服务楼把单位的情况、本人的情况及投诉事项以书面方式提交投诉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李世纲提交的证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一、李世纲主张权利的仲裁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为2016年9月1日，其为证明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主张了权利，提交了其四次投诉的电话记录，但是在接听其投诉电话的部门明确告知其向有权处理的部门投诉时，其并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向有权处理的部门主张权利。其二，即使其主张权利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其主张的权利也只限于加班费和未休年休假工资。其三，关于加班费。1.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交行湖北省分行安排李世纲加班，李世纲应该按照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办理加班审批和确认手续，现李世纲提交的内网截屏、简报、报道、邮件记录、内网及微信交流记录、内部刊物、工作照片等均不能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了加班审批和确认手续，更不能证明交行湖北省分行安排其加班的具体时间及时长。2.李世纲主张交行湖北省分行掌握有其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但交行湖北省分行予以否认，现李世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交行湖北省分行仍保留有其全部考勤记录、打卡记录、加班记录、薪酬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3.即使该记录仍由交行湖北省分行保留，而交行湖北省分行不提供，交行湖北省分行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理解为李世纲主张的加班事实被推定，而不是其加班费请求权成立。其四，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李世纲于2019年12月申请仲裁，主张2016年8月之前在交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举证证明在其主张的期间向交行湖北省分行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未能享受年休假及未休年休假工资。但李世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综上所述，李世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世纲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梅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邹思琪书记员朱洁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