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谢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北京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康宁，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新，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郁生，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汕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发改委培训中心）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7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锦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陈真，发改委培训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郁生、张立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锦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发改委培训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以未经法庭出示、未经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质证、未经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发表意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据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国宏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宾馆公司）的股东包括案外人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与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前者持股比例为80%，后者持股比例为20%；前者的唯一股东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而后者的唯一股东才是发改委培训中心。从股权结构来看，发改委培训中心并无直接处分国宏宾馆公司经营管理权，或者组建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一审法院将其所谓的“公开信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但该证据、信息既非发改委培训中心举证也非新锦汕公司举证，而是一审法院自行查询、调取的证据。即使一审法院为了查清事实需要调取证据，在证据调取后，也应在法庭上出示，由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进行质证，并发表意见。因此无论是新锦汕公司、发改委培训中心举证，还是法院自行调取、查询的证据均应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后才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对非由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举证的证据，未经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质证、也未经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发表意见，便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是严重的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将“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与发改委培训中心认定为两个不同主体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第13页中将国宏宾馆公司的股东“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的股东“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与另一股东“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股东发改委培训中心认定为是两个主体错误。依据发改委培训中心网站公告显示：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计划干部培训中心”。2004年经过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复改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因此国宏宾馆公司两股东的股东同为发改委培训中心，也就是说发改委培训中心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的名称被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两个主体。2．一审判决将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签订涉案合同属无权处分，进而认定涉案合同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存在法律上的履行障碍是错误的。发改委培训中心是国宏宾馆公司两个股东“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持有国宏宾馆80%股权）、“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持有国宏宾馆20%股权）各自的唯一股东，因此，发改委培训中心间接持有国宏宾馆公司100%股权，对国宏宾馆公司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故而，发改委培训中心完全有权将国宏宾馆的经营管理权和实物资产交付给新锦汕公司。涉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3．一审判决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的函件认定为“政策”，认定为是国家推行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是错误的。“政策”一词的汉语词典解释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根据和准则。由此可见，发改委培训中心针对涉案合同履行情况所发出的通知、函件是平等商事主体之间沟通、交流的文件，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政策”，也更不是政策措施。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向其下属单位，即发改委培训中心发送的《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是其内部管理文件，该文件不属“政策”。因此一审法院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的《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认定为“政策”，认定为是国家推行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如合同履行正常”的条件未触发，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诉辩称部分已体现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多方面存在嫌隙，且双方就涉案合同再次提起诉讼，原本高度依赖双方互信的涉案《国宏宾馆公司委托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委托经营合同》），已经难以认定双方均有继续履行该合同的意愿。据此，本院认为前述‘如本合同履行正常’的条件并未触发，该合同履行期间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1．“双方就涉案合同再次提起诉讼”属认定事实错误。因涉案合同两次提起诉讼的均是发改委培训中心。新锦汕公司在两次诉讼中都是被动应诉，而且2019年的诉讼案件，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驳回，发改委培训中心败诉。在2019年的判决作出后，新锦汕公司与发改委培训中心于2019年6月专门举行会谈，形成《会谈纪要》明确说明“双方认为，法院诉讼和判决不影响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2．无论是在2019年案件诉讼期间还是本案诉讼期间，新锦汕公司均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按照《会谈纪要》的要求做到：通力合作，确保了酒店各项业务安全运营。因此已经这到了“合同履行正常”的条件，合同期限应顺延至2025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却认定合同顺延的的条件未触发，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第12页第一行“双方共同合作的标的是国宏宾馆．．．．．．食堂的所有权人”，属认定事实错误，新锦汕公司认为国宏宾馆公司并不是国宏宾馆与食堂的所有权人，资产所有权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是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因一审法院存在如前所述认定事实错误，从而错误认定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而事实上，发改委培训中心是自己违约要求提前终止合同。新锦汕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已经履行了合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合同已经按照约定达到“合同正常履行”的条件，合同期限应自动顺延至2025年12月31日，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终止。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发改委培训中心要求终止合同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未经法庭出示的证据、未经新锦汕公司和发改委培训中心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存在程序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新锦汕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发改委培训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新锦汕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中“另査，国宏宾馆的股东有2人。分别为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对应持股比例为80%、20%。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的股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培训中心，持股比例为100%。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股东为本案发改委培训中心，持股比例为100%。”、“另外，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国宏宾馆的股东包括案外人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与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前者持股比例为80%，后者持股比例为20%，前者的唯一股东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而后者的唯一股东才是本案发改委培训中心。”新锦汕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这样的做法是以未经法庭出示、未经双方举证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对此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一审法院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审理案件而自行査明案件事实，不属于案件证据，无需法庭出示，无需质证。二、根据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信息，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和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股东都是发改委培训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培训中心不是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的股东。三、一审判决中“本案中，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的函件能够反映出国家推行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结合涉案《委托经营合同》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明显矛盾之处，也能佐证该合同主要义务已经不适宜继续履行的结论。”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一审判决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的函件认定为“政策”。国宏宾馆是发改委培训中心持有和管理的国有资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发改委培训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会议决定，向发改委培训中心发出这个函件，要求发改委培训中心对国宏宾馆不再对外委托经营，要求发改委培训中心自主经营，并无不妥。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多方面存在嫌隙，且双方就该涉案合同再次提起诉讼，原本高度依赖双方互信的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已经难以认定双方均有继续履行该合同的意愿。据此，本院认为前述‘如本合同履行正常’的条件并未触发，该合同履行期间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为止。”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一审法院这一认定正确。2019年5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进行了审理，做出了判决。这证明了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的委托经营出现了问题，证明了双方合同履行是不正常的。再有，在《委托经营合同》履行期间，国宏宾馆员工多次向中纪委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组、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委、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对新锦汕公司对国宏宾馆的受托经营，进行举报投诉。举报投诉的主要内容包括：国有资产变成了私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经营亏损；宾馆大幅裁员，不按照规定召开职工大会；对宾馆肆意改造装修、承包出租、中饱私囊；党政工组织形同虚设，员工投诉无门，并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是证明了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的委托经营出现了问题，证明了双方合同的履行是不正常的。五、关于新锦汕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会谈纪要》。该纪要是2019年6月新锦汕公司人员打印后交给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因双方一直对2017年至2019年委托经营费数额没有达成一致，而该纪要第四条确认了2017、2018、2019年委托经营费的700万元数额，所以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在这一点上该纪要有它的价值。新锦汕公司人员多次催促发改委培训中心在该纪要上盖章，但发改委培训中心领导讨论后认为纪要中部分内容不妥，没有盖章。此外，该纪要新锦汕公司一方也没有盖章签字，所以该纪要没有法律效力，该《会谈纪要》更不能证明双方合同履行正常。六、该《委托经营合同》也没有自动顺延的可能性。该合同只是约定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的委托经营费，合同第四年到第六年的委托经营费要另行协商。所以该合同更没有约定2019年以后的委托经营费。现在，在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合同履行存在诸多问题，要求法院判决合同终止的情况下，发改委培训中心更不可能与新锦汕公司去协商2019年以后的委托经营费，所以，在委托经营费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新锦汕公司主张合同顺延，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这样的合同，是根本无法顺延的。七、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订立合同是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同双方要存在相互信任。现在，在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所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发改委培训中心不认可顺延合同期限，发改委培训中心对新锦汕公司毫无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尊重当事人民事权利的角度，尊重合同自愿原则的角度，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之间的《委托经营合同》也应当认定终止。发改委培训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之间签署的《国宏宾馆公司委托经营合同》终止；2．判令新锦汕公司将国宏宾馆的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等全部档案文件移交发改委培训中心；3．新锦汕公司将受委托经营的国宏宾馆资产返还发改委培训中心（包括北京市西城区XXX号国宏宾馆房屋及屋内设施、国宏大厦B座XXX室、XXX室、XXX室、XXX室、地下三层及地下四层的房屋及屋内设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委托经营合同》签订情况2013年12月28日，发改委培训中心（甲方）与新锦汕公司（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国宏宾馆公司为甲方所属全资公司，其业务是经营管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号的国宏宾馆（被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评定为四星级涉外酒店）和位于国宏大厦B座地下二层的食堂（功能是为在国宏大厦工作的人员提供就餐服务）。为提高国宏宾馆公司的经营效益，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将甲方所属的国宏宾馆公司委托乙方经营管理，为此签订本合同。一、公司管理模式根据《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国宏宾馆公司的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对该公司行使出资人的各种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完成好甲方主管部门交办的由国宏宾馆承担的各项任务，乙方对国宏宾馆公司拥有经营者的各种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二、委托经营资产甲方委托乙方经营的资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国宏宾馆公司拥有的现状资产（以审计后的有关财务报表为准）、另一部分为附着于国宏宾馆的现状资产（甲方使用的公司行政用房之外部分）和国宏大厦B座地下二层的用于食堂的现状设施。上述所涉资产和设施的详细清单，在乙方正式接管后，由甲乙双方指派专门人员核查造册，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三、委托经营期限甲、乙双方商定委托经营期限为6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则本合同自动顺延6年，其间委托经营费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合同到期，若酒店经营方式不变，甲方同意乙方享有优先受托经营权。四、委托经营费用及支付甲乙双方商定在委托经营期的前三年即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乙方向甲方缴纳委托经营费700万元/每年，每年分两次缴纳，每年7月前缴纳当年总数的25%即175万元，每年12月前缴纳当年总数的其余75%即525万元。乙方缴纳委托经营费用，甲方向乙方出具有效票据。委托经营期的第四年至第六年的委托经营费，甲乙双方另行友好商定。五、组织管理国宏宾馆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由甲方派人担任，另外甲方派出2名人员协助董事长工作，主要负责与乙方的沟通协调并监督公司运营，甲方派出人员不从国宏宾馆公司领取报酬。乙方派出人员担任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由总经理任命……六、甲方责任（一）保证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所需的全部证照合法有效；（二）保证国宏宾馆的相关设施、设备在消防、环保等方面符合国家标准；（三）保证国宏宾馆经营所需的供水、供电、通讯、燃气、排水等各种设施能够正常运转。（四）承担2013年12月31日之前国宏宾馆公司发生的债权和债务。乙方应根据甲方的意见具体负责管理和处置该期间发生的债权和债务。如果该期间国宏宾馆公司出现净负债，超过20万元的部分由乙方承担，国宏宾馆公司历年应上交甲方和其主管部门的费用除外。（五）不干涉乙方对国宏宾馆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方式。（六）对所取得的乙方商业秘密和资料严格保密，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公开。七、乙方责任（一）按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及本合同规定，合法经营，科学管理。（二）保证国宏宾馆公司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国宏宾馆无任何安全事故。（三）承担2014年1月1日之后乙方受托经营期间国宏宾馆公司发生的债权和债务。（四）尽量满足职工食堂就餐者的需求，并根据就餐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善膳食质量。（五）每月20日前将上月财务报表报甲方，每年7月将本年度上半年财务报表报甲方，每年2月将上年度财务报表报甲方，以便保证经营状况对甲方的全部公开透明（乙方商业机密除外），从而保证完成甲方主管部门对其工作要求。（六）完成甲方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接待和培训任务……八、交付乙方协助甲方在本合同签订3个月内做好附件所列资产的验查、国宏宾馆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等全部档案文件的移交工作……十一、违约责任本合同任何一方无故单方提出解除本合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责任并在接到对方通知后30日内仍不改正，均构成对本合同的违约……如遇国家推行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如国家各部委资产管理体制调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或重大自然灾害致使甲、乙双方不能正常履行本合同，则合同自动解除，善后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二、国宏宾馆委托经营期间相关资产或物的交付一审庭审中，经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核对，涉案《委托经营合同》项下交付的不动产包括：1．国宏大厦A座地上XXX层，即国宏宾馆（不包括位于地上一层的茶坊）；A座地下一层至地下四层，其中地下一层不包括演播室、自行车棚，地下三层不包括活动室，地下四层不包括空调机房。2．国宏大厦B座一层XXX，二层XXX、XXX、XXX，地下三层员工宿舍，地下四层的冷库、库房及加工中心。《委托经营合同》第八条项下“国宏宾馆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新锦汕公司亦认可已移交至其处。三、其他事实2019年1月17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发改委培训中心起诉新锦汕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发改委培训中心提出确认《委托经营合同》于2019年1月17日解除、新锦汕公司支付拖欠的委托管理费、承担国宏宾馆未保值增值的赔偿责任以及将国宏宾馆部分楼层格局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案件经审理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8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11月14日，发改委培训中心向新锦汕公司发送《关于终止合作的函》，内容为“贵司与我中心于2013年12月28日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该合同将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指示精神，我中心研究决定，合同到期后，我们将不再继续与贵司合作，收回国宏宾馆经营管理权，采用自主经营方式对国宏宾馆进行管理。请贵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与我方完成国宏宾馆相关事务及材料的交接”。2019年11月16日，新锦汕公司向发改委培训中心回复《对〈关于终止合作的函〉的回函》，内容主要包括《委托经营合同》的签订背景及合同履行情况，同时明确说明合同应自动顺延6年，合同到期日为2025年12月31日，而非2019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向发改委培训中心发送《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内容为“《委托经营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根据第90次委党组会议决定，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由委托经营改为自主经营，请你单位遵照执行”。一审另查，国宏宾馆公司的股东有2人，分别为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北京金东方国家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对应持股比例为80%、20%。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的股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持股比例为100%。北京金东方国家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股东为发改委培训中心，持股比例为10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当归纳为：第一，涉案《委托经营合同》的性质及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限如何认定；第二，新锦汕公司应向发改委培训中心承担何种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发改委培训中心认为涉案合同为委托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经营期限为六年，即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作不顺，新锦汕公司履行合同存在问题，合同不具备自动顺延条件，现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间已经届满，涉案合同已经终止。新锦汕公司则认为涉案合同实际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并非委托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如本合同履行正常，则本合同自动顺延6年”，只要在2014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内双方均未违约，该合同的履行期限就应当自动顺延至2025年12月31日。现新锦汕公司无论是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还是之后，均正常履行合同，因此，《委托经营合同》已经顺延至2025年，涉案合同并未终止，涉案合同的经营期限为12年，而非6年，发改委培训中心没有单方要求终止合同的权利，其也不具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针对此争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有必要对涉案《委托经营合同》所确立的合作经营模式作出认定，以此作为解释双方缔约合意的背景。《委托经营合同》项下，双方共同合作的标的是国宏宾馆以及职工食堂，而国宏宾馆公司则是上述宾馆与食堂的所有权人。对国宏宾馆公司，发改委培训中心及其关联方是公司股东，行使“出资人的各种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新锦汕公司则以实际经营者的身份负责国宏宾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中，国宏宾馆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由发改委培训中心派人担任；但总经理、副总经理与其他管理人员相当于由新锦汕公司派人选任。从上述合作经营模式来看，发改委培训中心始终掌握着国宏宾馆的控制权，仅将日常经营的实际管理权限让渡给新锦汕公司。作为受让上述管理权的对价，新锦汕公司需按约向发改委培训中心支付委托经营费。此外，一审法院注意到双方约定以2014年1月1日为界，此前国宏宾馆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发改委培训中心承担；此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新锦汕公司承担。对上述约定的通常理解，是2014年1月1日后国宏宾馆公司通过经营产生的盈余亏损均与发改委培训中心无关，新锦汕公司首先需要根据《委托经营合同》保证国宏宾馆公司保值增值，如有盈余，按照《委托经营合同》的缔约目的与上述约定，应当归新锦汕公司所有。结合合同内容，不难看出，发改委培训中心将国宏宾馆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新锦汕公司，由新锦汕公司支付经营费，并自主经营、自负经营期间盈亏，该合同符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特征，其性质应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另外，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国宏宾馆公司的股东包括案外人北京新视野科贸发展中心与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前者持股比例为80%，后者持股比例为20%；前者的唯一股东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而后者的唯一股东才是发改委培训中心。从上述股权结构来看，发改委培训中心并无直接处分国宏宾馆公司经营管理权，或是组建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本案中，发改委培训中心之所以能够在2013年12月28日与新锦汕公司签署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并实际将国宏宾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以及实物资产交付给新锦汕公司，与当时现代公司治理原则相对未被重视的历史背景存在一定关系。时至今日，涉案《委托经营合同》的主要义务并不符合公司自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该合同存在法律上的履行障碍。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在解释涉案《委托经营合同》的合意内容以及确定合同主要义务未来是否具备可履行性时，应当将上述背景与今日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考量在内。回归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涉案合同的性质，前文已述，其性质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故，本案案由应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同时，合同明确约定“经营期限为6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则本合同自动顺延6年”，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对“合同履行正常”作出解释，“自动顺延6年”条件是否已经触发。另外，涉案合同第十一条违约责任中也同样存在“正常履行本合同”的字样，即“如遇国家推行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如国家各部委资产管理体制调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或重大自然灾害致使双方不能正常履行本合同，则本合同自动解除，善后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从上述约定中可以合理推断，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显然对涉案合同的特定历史背景有所认知，并且已经基于未来可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提前形成约定，即共同确认届时涉案合同将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行性，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除事宜。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委托经营合同》第三条中“如本合同履行正常”，不但要从合同履行实践，还应当从国家推行改革、政策调整以及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进步维度作出解释。本案中，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的函件能够反映出国家推行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结合涉案《委托经营合同》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明显矛盾之处，也能佐证该合同主要合同义务已经不适宜继续履行的结论。本案诉讼过程中，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的诉辩称部分已体现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多方面存在嫌隙，且双方就涉案合同再次提起诉讼，原本高度依赖双方互信的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已经难以认定双方均有继续履行该合同的意愿。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前述“如本合同履行正常”的条件并未触发，该合同履行期间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为止。至本案一审庭审辩论终结之时，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第二，新锦汕公司应向发改委培训中心承担何种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在作出对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已经终止的结论后，根据发改委培训中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尚需处理关于该合同订立时已交付不动产与其他财产的返还原物事宜。合同终止后，双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义务履行清算或结算事宜。根据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协议安排，该合同终止后，实际经营、管理的新锦汕公司应当向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发改委培训中心返还其基于《委托经营合同》取得的财产或其他具备可返还性的物。具体而言，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新锦汕公司应当向发改委培训中心返还国宏大厦A座地上XX层至XX层（除X层茶坊）与地下一层至四层（除地下一层演播室、自行车棚）的建筑物，B座一层XXX、二层XXX、XXX、XXX四间会议室，地下三层员工宿舍及地下四层冷库、库房及加工中心。关于国宏宾馆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等档案文件，虽涉案《委托经营合同》约定发改委培训中心应将上述档案文件移交给新锦汕公司，但因移交上述印章、档案文件的目的在于使新锦汕公司能够正常行使对国宏宾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而《委托经营合同》终止后，新锦汕公司已经没有继续占有上述印章、档案文件的有效依据，因此应当向合同相对方发改委培训中心返还上述物件，根据一审庭审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目前由新锦汕公司实际控制的包括国宏宾馆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返还时应当以上述物件为限。关于发改委培训中心所述第三项诉讼请求中要求返还的屋内设施，一审庭审中发改委培训中心明确泛指屋内电器等相关动产，但因其无法列明屋内设施的具体名目，故一审法院对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涉案《委托经营合同》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自此不再具有法律上的可履行性，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应当协商解决终止后的清算事宜。发改委培训中心接收到上述不动产与印章、档案文件后，亦应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协助国宏宾馆公司以独立人格自主经营自身事务。考虑到国宏宾馆现状与腾退难度，一审法院酌定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新锦汕公司应当向发改委培训中心完成上述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与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2013年12月28日签订的《国宏宾馆公司委托经营合同》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二、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返还由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北京国宏宾馆有限公司印章、财务账户、固定资产明细登记册、对外租赁合同、采购合同、员工劳动合同；三、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返还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号国宏大厦A座地上X层至XX层（除一层茶坊）与地下一层至四层（除地下一层演播室、自行车棚）的建筑物，B座一层XXX、二层XXX、XXX、XXX四间会议室，地下三层员工宿舍及地下四层冷库、库房及加工中心的房屋；四、驳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新锦汕公司提交以下几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公证书；证据2．会谈纪要20190628；证据3．会谈纪要形成说明。证明《会谈纪要》文本由发改委培训中心起草，经发改委培训中心和新锦汕公司多轮协商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共同确认了诉讼并不影响双方友好合作。第二组：证据4．房屋所有权证。证明西城区XXX号楼房产（国宏宾馆经营资产）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有。第三组：证据5．发改委培训中心网站公告截图；证据6．国宏宾馆公司工商档案；证据7．国宏宾馆公司股权图；证据8．北京金东方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据9．北京新视野科贸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为本案发改委培训中心不同时期的名称，实为同一主体。发改委培训中心分别持有新视野、金东方两公司100%股权，两公司又合计持有国宏宾馆100%股权，国宏宾馆公司为发改委培训中心所属全资公司。国宏宾馆公司董事长均为发改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担任，并由其指派。发改委培训中心作为国宏宾馆公司出资人有权签订案涉合同。第四组：证据10．2009年-2013年国宏宾馆审计报告及相应历年财务数据统计表。证明新锦汕公司接手国宏宾馆前，国宏宾馆的经营业绩已经大幅度下滑。第五组：证据11．2014年接手前对外出租合同；证据12．2014年接手后出租合同；证据13．2014年接手前购买服务合同；证据14．2014年接手后购买服务的合同；证据15．清理不合理合同统计表。证明2014年2月接手前国宏宾馆几乎成为一个空壳，根本不具备盈利能力，收入少、成本高。新锦汕公司接手后清理了众多非正常合同，使国宏宾馆恢复盈利能力。第六组：证据16．19层装修费用统计及合同（10万元以上）；证据17．9-12层装修费用统计及合同（10万元以上）；证据18地下装修费用统计及合同（10万元以上）。证明新锦汕公司接手国宏宾馆后投入巨额资金对国宏宾馆进行装修改造，提高宾馆硬件水平，从而提高国宏宾馆盈利能力。发改委培训中心针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公证内容不属于新证据，应当于一审时提交。关于证据2，发改委培训中心已将其作为证据于一审时提交。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会谈纪要只有魏宏波的签字，没有新锦汕公司的签字，也没有其公章，发改委培训中心也没有盖章，应该有双方的签字、盖章，没有签字、盖章不应当生效。微信记录是真实的。如果魏洪波所说为真，发改委培训中心即表示认可，没有和魏洪波核实过是因为当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会谈纪要一审也提交过。三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第四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应当于一审时提交。双方属于商业往来，新锦汕公司签合同时是自愿的，不存在任何的胁迫、强迫。至于当时的经营情况如何与本案无关，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经营正常，不存在任何问题，经营业务也不存在大幅下落，下滑与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五组：真实性不认可。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第六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发改委培训中心没见过该合同，不清楚具体情况。装修、改造是存在的，但装修没有经过发改委培训中心的批准，新锦汕公司擅自装修、改变酒店很多房间的功能，造成了安全隐患以及负面影响。二审中，为了解《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的发函背景、函件性质等问题，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向发改委办公厅致函，发改委办公厅于2021年3月25日回函称：一、《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确由发改委办公厅发出，发函对象为发改委培训中心，发函原因背景基于国宏宾馆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属资产，2013年12月28日，发改委培训中心与新锦汕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将国宏宾馆委托新锦汕公司经营管理。2019年11月、12月，发改委培训中心多次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领导汇报了国宏宾馆委托经营情况。据发改委培训中心的汇报，在委托经营期间，发改委培训中心发现新锦汕公司经营异常，下落不明；发改委培训中心派人员到深圳找不到该公司经营场所和人员；新锦汕公司未经发改委培训中心允许，将国宏宾馆转委托锦江（北方）有限公司经营;新锦汕公司拖欠委托经营费；新锦汕公司多次被国宏宾馆员工举报到纪检监察部门；发改委培训中心和新锦汕公司还因国宏宾馆委托经营发生诉讼。此外，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的6年期限到2019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鉴于国宏宾馆委托经营存在严重问题，且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的期限已经到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第90次委党组会研究决定，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由委托经营改为自主经营，并要求发改委办公厅正式向发改委培训中心发函，要求发改委培训中心遵照执行。二、关于发出《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是否有国家相关政策相关改革方案为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发改委培训中心和国宏宾馆的上级单位，担负着保证国宏宾馆资产安全和防止资产流失的责任。收回国宏宾馆经营管理权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基于国宏宾馆委托经营发生严重问题、国宏宾馆所管理的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的情况，并根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改革精神作出的决策，符合有关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有关政策要求。《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的发出是为了具体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决定和要求。三、《关于调整国宏宾馆公司经营方式的通知》是为了具体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的决定和要求发出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下级单位发改委培训中心提出的要求和指令。发改委培训中心对发改委办公厅回函内容认可。新锦汕公司对回函部分认可，但不认可回函中关于期限、经营异常以及国有资产存在风险的内容。本院根据各方意见以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北京市西城区XXX号楼房产（国宏宾馆经营资产）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有。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干部培训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为同一主体。一审法院未就相关证据听取双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存在程序瑕疵，进而认定发改委培训中心签订案涉合同系无权处分，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此外，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就涉案合同再次提起诉讼”的认定不准确。因两次提起诉讼的均是发改委培训中心，故“双方”应表述为“发改委培训中心”。至于发改委办公厅所发函件的性质问题，因发改委办公厅已回函我院并进行解释，且双方对此解释均表认可，本院亦不持异议。新锦汕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具体理由后文详述，此处不赘。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委托经营合同》的经营期限应如何认定。首先，从合同的直接表述和文义解释来看。案涉《委托经营合同》在“委托经营期限”中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商定委托经营期限为6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文义解释具有优先适用性。该表述的句尾标点符号为句号，根据一般文义解释，该表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根据以上合同约定，发改委培训中心主张案涉合同的经营期限为6年，有合同依据。其次，从“自动顺延”的条件是否触发的角度来看。“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则本合同自动顺延6年，其间委托经营费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文义层面可以看出，本句“则”字之前的内容，即“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应理解为发生“本合同自动顺延”后果的前提条件。而“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这个前提条件是否已经触发的判断，应结合该句全部内容来理解。虽“双方友好合作”表达较为笼统，但至少可以看出，“自动顺延”应以双方仍相互高度信任、双方均存在继续履行合同之意愿为基础。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相互”，而非“单方面”，是“均存在”而非“单方存在”。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发改委培训中心就《委托经营合同》相关事宜两次提起诉讼，或表达为解除合同之诉求，或提出合同已终止之主张。在两次诉讼中，双方就诸多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可以看出，双方原本的相互信任基础，以及双向合作意愿已不复存在。此外，合同约定“（自动顺延）其间委托经营费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庭审中，发改委培训中心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就2019年12月31日之后的委托经营费问题进行协商。需指出，“委托经营费”系案涉《委托经营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涉及合同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之确定。在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内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案涉《委托经营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行性。由此，再回到“双方友好合作，如本合同履行正常”的表述，便不难看出，“友好合作”也好，“履行正常”也罢，本质上以双方仍然高度互信和存在继续履约的共同愿望为前提，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本案实际，认定“自动顺延”的条件并未触发、《委托经营合同》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并无不当。新锦汕公司对“双方友好合作”和“合同履行正常”的理解失于片面，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亦难以证明双方仍然高度互信并均存在继续履约的共同愿望，故与本案焦点并无直接关联。综上所述，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深圳市新锦汕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