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03民初3430号原告：田玉芬，女，196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镇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丛梅、闫怡伟（实习），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欣，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被告：董晓丽，女，198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新里**附**。身份证号：4103041975********。系被告董晓丽配偶。原告田玉芬与被告刘欣、董晓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丛梅、闫怡伟，被告刘欣、董晓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玉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薪酬16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两次索要薪酬产生的务工费400元、交通费50元、以及截至到本诉状递交日4个月利息4.26元（后续按照执行日期顺延）；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刘欣于2020年8月11日在网络结识，原告按照被告刘欣在8月12日的邀请于8月13日进行试课，并在试课后，原告与被告刘欣口头约定开学后每周日上午到二被告居住的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碧云路春晖路晨曦小区北区2号楼1单元4楼西户，为二被告之子进行英语辅导，每次时间为早上9点到12点，金额为每次200元，当天被告刘欣在电话、微信、当面谈论时态度都特别好，说话特别温柔，对原告所提诉求的回复一直都是“就按您说了”“听您的意见”“怕您没法吃饭休息”，并且当时被告刘欣特声明“本人为郑州铁路局工作人员，只要您是真心为孩子的，我一点不会亏待你；如果教学效果好，我还会多多奖励，根本不是问题”，这些话语和态度，让原告放下了所有的警惕和生疏，利用30余年的英语教学经验，白天专心备课，夜间通过微信电话对被告刘欣和其儿子进行教育方法开导，被通知上门时按时对二被告的儿子英语学习进行当面辅导，一心一意，期间从未考虑过薪酬结算的时间点问题。自本次口头约定后，原告于当年的8月20日、8月23日、9月13日、9月20日、10月5日、10月8日、10月11日，共计7次(含试课8次)按照被告刘欣的要求进行英语辅导，在此期间并未进行费用结算，且双方均未有任何异议。然而自2020年10月11日后，被告刘欣便未再通知辅导时间，原告通过微信及电话要求清算但被屡次推辞。后原告于2020年12月29日到二被告居住的晨曦小区索要薪酬被要求出示合同和教师资证为由刁难后，便闭门不见，原告无奈主动报警，后经民警现场协调(有出警记录)，对方以考试成绩不理想为由仅愿意支付薪酬500元，并且在此当着民警的面才提出一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说法，被告刘欣声称当时口头约定时约定有“你要200块钱可以，但是如果孩子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可不会给你那么多”，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一是原告确确实实从未听到该说法，二是原告从业数十年，退休前也是省级高级英语教师，从未听说过哪里对人民教师有这样的对赌薪酬方案，三是如果原告在之前听到了这样的说法，那么原告就绝对不会继续做这项工作;原告于2021年1月27日到被告2工作单位大观国贸商铺中继续索要薪酬，随后被告辗转带领原告至二被告居住的晨曦小区协商薪酬事宜，但被告在小区院子中大声喊道“你等着，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最终被告报警，虽然有民警现场调解(有出警记录)，但对方仍然坚持最多支付薪酬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章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以及本法第二章第四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据此原被告双方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法院应对诉讼请求一予以支持，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薪酬16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三节非全日制用工之规定，以及“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因此本案应适用于本法。根据本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法院应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合同用工双倍薪酬1600元。原告通过微信电话上门等方式多次催要无果，无端被迫耽误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和交通费用，据此应当按照两次上门索要及民警录口供每次3小时200元计取薪酬，并适当补偿上门要账及到法院诉讼的交通费50元。此外还应支付截止到本诉状递交日4个月利息4.26元(后续按照执行日期顺延)。综上，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特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以期判决如请。被告刘欣、董晓丽辩称，本人刘欣与田玉芬通过网络联系，田玉芬自称是退休英语教师，可以辅导我儿子初中英语。2020年8月13日我与田玉芬在家中见面沟通，当时孩子没有在家，更没有让田玉芬上课，只是第一次会面了解一下。过了几天，田玉芬又来到我家，和孩子第一次见面沟通，并没有上课。之后，我和田玉芬约定，免费试讲一节课，因田玉芬一直吹嘘自己英语教学二三十年的经验，我和孩子非常信任。第三次见面试讲后,商定具体上课事宜。我和田玉芬约定以孩子期中考试成绩为标准，90分以下每次辅导两小时按100元算,90分以上200元两小时结算,最后田玉芬还在电话里保证，成绩低于90分，作为二三十年的教师，没脸要一分钱。正式开始上课，一共上了5次，期间孩子反映管的不严，讲的不行，对英语学习没有帮助月考85分，期中考试83分。田玉芬一再要求继续给孩子上课，我先暂停了，并约田玉芬见面，田玉芬说自己太忙了，也没有会面。2020年12月29日，中午13:00左右，正在午休，田玉芬及其儿子到我家找我要钱，他儿子说田玉芬上了十几节课，我没有给钱，并打电话报警，惊动了左右邻舍，对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民警调解，我表示给田玉芬500元，但是田玉芬说至少1000元,才能解决，民警离开后，田玉芬及其儿子蹲守在我家门口不走，说要到孩子学校闹事，到我工作的单位闹事，我下午无法正常上班，被单位扣了400元。2021年1月27日，中午12:00左右田玉芬及其儿子假装顾客到我媳妇董晓丽的店内闹事，田玉芬和董晓丽并不认识，只是为了胁迫我给钱，所以去我媳妇上班的店里找麻烦(大观国贸一琢)，严重影响店里的正常营业，我媳妇及其同事被扣当月工资(每人3000元)。随后田玉芬及其儿子纠缠董晓丽，胁迫董晓丽来到我家里找我要钱。我打电话报警，民警调解，我愿意给500元解决,但是田玉芬这次居然涨价了，要1600元才肯罢休，民警及邻居可以作证。随后，我断然拒绝，并警告田玉芬及其儿子，如果再闹事，我一分钱也不给，田玉芬说，春节的时候还要再来家里找我麻烦，并且要到我工作单位闹事,除非我给她1600元。民警离开后，田玉芬及其儿子守在楼下，并向进出的邻居打听我的工作单位，向多人毁坏我的名誉。下午我没有上班，被单位扣了400元。接到法院的传票,获知田玉芬要2000元，第一次1000元，第二次1600,第三次2000元，难道这不是敲诈勒索吗？鉴于田玉芬极其儿子多次闹事,影响我和妻子董晓丽正常工作、生活，井且受了严重经济损失,我拒绝田玉芬的切无理要求。请求法院根据事实真相，主持公道。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受雇于被告为其孩子辅导英语课程，为签订书面合同，未约定固定上课时间，原被告通过微信沟通每次的上课时间。原告提交与被告刘欣的通话记录（2020年8月13日）一份，原告称被告于2020年8月13日第一次通知原告上课。原告提交与被告刘欣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内容显示：2020年8月16日-17日，原告与被告沟通补习时间与费用问题。2020年8月19日、8月21日、9月12日、9月19日、10月5日、10月10日，被告通知原告上课。另2020年10月8日，被告给原告发微信，要求被告帮忙批改孩子作业。3、庭审中，原告述称课时费计算标准为3课时一次，每次200元。被告称一节课两个小时，一次100元，如果孩子期中考试成绩在90分以上，是按200元计算。4.被告刘欣、董晓丽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4月26日登记结婚。本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孩子辅导英语课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课时费用。现原被告对课程次数及费用标准发生争议，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2020年8月16日协商补课时间与费用问题，2020年8月19日至10月10日期间，被告正式通知原告上课6次，故课程次数应按6次计算。对于课时费标准，被告称应依据孩子的英语成绩确定，但被告未提供证据对其陈述事实加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故课时费标准应按原告主张的200元计算，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课时费1200元，原告主张的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欣、董晓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田玉芬劳务报酬1200元；二、驳回原告田玉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刘欣、董晓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冀婷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董晓燕书记员岳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