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民申12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正珍，女，194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真武山街道办事处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红菊，女，197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红艳，女，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健，男，1974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真武山街道办事处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琳琳，女，197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上列五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为东，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上列五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洁，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屠治群，男，194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再审申请人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因与被申请人屠治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3民终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申请再审称，一、针对一审法院的问题，1.虽然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在一审休庭前十分钟，均认为付款条件并不具备，但在最后十分钟，被申请人突然称与荀勇的问题基本解决，愿意付款。而“荀勇的问题”是：被申请人和案外人张锡渊均认为荀勇于1998年私吞了合伙资金约2.7万元。因此，荀勇的问题已解决自然是指：①荀勇确实私吞了约2.7万元；②荀勇退还了被私吞的款项约2.7万元。可实际上，荀勇从来没有承认私吞任何合伙资金，更没有退还“私吞”的资金。所谓“荀勇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仅仅是被申请人的一句话而已，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关于申请人催要转让款与主张合同无效相矛盾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无证据，且逻辑推理错误。《转并股协议》于2000年签订以后，协议双方当然认为协议有效。认为协议无效的是案外人荀勇，其认为退伙应取得三方的一致同意。正是因为张锡渊及其继承人认为协议有效，但荀勇是否存在私吞、是否应该归还私吞款项，至今无法核实和解决，这才是付款条件至今无法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因为被申请人于2000年实际获得受让合伙份额后，荀勇从始至终否认“私吞”的存在，自然不可能退还“私吞”款项，被申请人一直以付款条件未成就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直至一审休庭前约十分钟），才导致张锡渊及其继承人催要转让款无果。面对如此尴尬的付款条件，张锡渊及其继承人认为付款条件即“荀勇的问题处理后”不可能成就，从而认为将不可能成就的情形作为付款条件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合同，因此才有2017年的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可见，一审法院的认为催要转让款与主张合同无效相矛盾的观点不仅证据缺失，且有悖于事实，还存在逻辑错误。3.“荀勇的问题处理后”是一个不可能成就的付款条件，诚如一审判决所言，“一方系转让合伙份额，另一方为获取转让价款”，但这样的付款条件决定了获取价款的合同目的永远无法实现，这当然是法定解除条件。而这一法定解除条件并不因为在合同签订近20年后，被申请人单方认为“荀勇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有所改变。被申请人愿意付款，只是单方表示愿意无条件付款，但如果这一付款意愿发生在《转并股协议》签订后的几年之内，张锡渊肯定会同意的。但一审时，距离签约已过去近20年，毕竟20年前的12万元与现在的12万元，价值上相差甚远。这就是申请人起诉时所依据的“情势变更”原则。根据“情势变更”原则，就算是被申请人在诉讼时愿意无条件或有条件付款，也明显对申请人极不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撑，理由如下：1．《转并股协议》与《转并股协议（补充）》是主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转并股协议》明确了付款条件是“余剩部分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那么，什么是“荀勇问题”?什么是“处理清楚”呢?仅从《转并股协议》看，确实不明确。同日，张锡渊和屠治群签订《转并股协议（补充）》，明确了“荀勇问题”是指“荀勇私吞三人合股的股金贰万柒仟元左右”，“处理清楚”是指“荀勇将此数补出”，并进一步明确了“私吞款项分配方案”即“其中的伍仟元归张，剩余的全归屠所有”。因此，转让款的支付条件非常明确，即荀勇将私吞的27000元退还（补出）后，（屠治群将转让款）全部付清完毕。至于荀勇将私吞的27000元退还后，其中“5000元归张锡渊、剩余全部归屠治群”与本案并无关联性，2．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判决生效后与“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没有因果关系。“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生效判决”确认了：①张锡渊的股权（出资份额）转让给了被申请人；②被申请人的份额为77．02%，荀勇的份额为22．98%。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生效判决根本不能证明荀勇“已将私吞的27000元补出”，即“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根本没有证据证明。3．二审法院并没有对申请人因“情势变更”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进行审理，草率作出“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的结论。据此，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之规定，本院围绕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是否具备解除条件。经查明，张锡渊与屠治群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已经（2018）黔23民终173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有效，该两份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条件，故不适用约定解除的情形，也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亦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本案中，张锡渊与屠治群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约定“张锡渊将在兴仁沪兴石油股份责任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股值人民币120000元，转让给屠治群，由屠治群先付定金70010元，余剩部分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该合同系附条件的合同，因“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处于待定状态，致使屠治群履行张锡渊股权转让剩余部分转让款49990元迟迟不能实现，但结合屠治群与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荀勇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已经（2018）黔23民终173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现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就涉案合同目的而言，一方系转让合伙份额，另一方为获取转让价款，合伙份额早已转让，而屠治群在庭审中称其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现也愿意支付剩余款项，故申请人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解除《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未予支持we并无不当。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本案二审判决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常礼贵审判员  李 婕审判员  邓玉婷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罗洁书记员杨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