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三里坡汉阳渔场1号。法定代表人：陈守国，男，该单位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黄彪，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东方，男，196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湖北维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江城鑫万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三里坡万家巷11号。法定代表人：周国军，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跃，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以下简称汉阳渔场）因与被上诉人周东方及原审第三人武汉江城鑫万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万濠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6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汉阳渔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黄彪、周东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鑫万濠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汉阳渔场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为第一份协议）、《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为第二份协议)二份协议，均是基于上诉人于2007年8月28日，与被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武汉东利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周东方系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80%，以下简称为东利公司）签订《场地使用协议》后，东利公司在上诉人提供的场地上投资完成相应的房屋、设施建设等资产，上诉人因根据政府相关征地文件精神，在《场地使用协议》约定的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需与东利公司提前解除（终止)《场地使用协议》，对东利公司投资形成的房屋、设施等予以拆除，并给予相应的补偿。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相关事实未能查清，径直作出的判决显然错误，具体未查清事实如下：1、被上诉人的行为非个人行为而是公司的行为，法院未查清。上诉人就场地使用事宜未与被上诉人个人签订任何协议，被上诉人个人也未在上诉人拆迁范围内未建设任何房屋和设施，上诉人虽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前述三份协议，但并不能证明该在拆迁范围内的资产，以及上诉人需向被上诉人个人支付相应的补偿。2、第二份协议签订的时间未查清。被上诉人主张第二份协议签订的时间与第一份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同一天，即2012年9月9日，且其陈述没有前述二份协议的原件。上诉人虽表示不认可该时间，但并未提出具体签订的时间，且根据被上诉人提出其没有该第二份协议的原件，上诉人当庭表示该第二份协议双方虽签订了，但在被上诉人、鑫万濠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资料，上诉人抗辩因该第二份协议约定的内容与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内容存在重合，该第二份协议在当时签订协议时存在上诉人已经收回，即该协议不执行的可能；即便上诉人在2016年、2019年(春节前夕），被上诉人采取危及上诉人单位正常办公秩序等方式索要相关款项时，才先后向被上诉人给付了相应的款项，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即认可该第二份协议应执行，且认可该第二份协议签订的时间以第一次付款的时间即2016年2月4日。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查清，径直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推定（推定为2016年2月4日），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决，显然错误。3、三份协议约定的内容未查清。（1）2012年9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拆除被上诉人房屋的编号为YC-12、YC-13、YC-14、70-14-1、YC-15、YC-25-1、YC-26【前区（12）、（13）、（14）、（14-1）、（15）、（25-1）、（26）】总面积23241.64平方米。其中，建成面积23241.64平方米，建成面积中砖混结构房屋面积为12594.01平方米，钢结构厂房面积为10647.63平方米。被拆除房屋补偿费用分别为：1、房屋建设成本补偿费用10556057元；2、房屋装修补偿：1259401元；3、附属设施补偿费：按照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23241.64平方米，给予50元，平方米的附属设施补偿费，补偿费为1162082元（附属设施包括自来水表、电表、有线、宽带、空调移机、固定电话迁移、热水器迁移等）；4、搬迁安置费：1162082元；5、停产停业补偿费：532382元；6、拆除奖励费：1162082元；7、其它补贴费用1162082元；8、变压器费用，变压器的补偿费用，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根据提供的有效票据给与相应补偿，补偿费用为:0元；9、厂房基础设施费用：1064763元；10、它项费用：1162082元，以上1到10项共计补偿费用为：19223013元。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前述场地租赁协议同时终止。根据该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内容，上诉人明确提出并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YC-14-1（14-1）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房屋，在签订该协议时实际上是不存在，而是在2008年11月，因非法占地被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后，东利公司事实上已拆除房屋的面积。对此，在鑫万濠公司未向上诉人提供相关资料，以及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上诉人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证据不充分，显然适用证据错误。另根据该第一份协议第二条第（三）款附属设施补偿“按照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23241.64平方米，给予50元/平方米的附属设施补偿费，补偿费为1162082元（附属设施包括自来水表、电表、有线、宽带、空调移机、固定电话迁移、热水器迁移等）”的约定，上诉人已经对被拆迁房屋的附属设施部分按照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23241.64平方米，50元/平方米的标准，统一给予了补偿款1162082元，该对拆迁房屋附属设施的补偿方式不是清单式的，而是统一打包统一标准式的，一审法院不查清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将对拆迁房屋附属设施的补偿方式确定为清单式的，作出该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附属设施指的是自来水表、电表、有线、宽带等附属设施，”而第二份协议中约定的“是混凝土道路、变压器、航吊的补偿款，两份协议所涉的附属设施并未重合。”的认定，显然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第二份协议（该第二份协议未注明签订时间，意见同上），该协议约定：上诉人结合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书，对南太子湖区域内被上诉人（乙方）修建的附属设施实施拆除，乙方(被上诉人)修建的混凝土道路面积7平方米、变压器500KV.A壹个；航吊5吨陆个、10吨贰个，该设施规格数量以甲方、乙方以及拆迁公司三方代表现场核实的数据为准；变压器500KV.A六壹个补偿款630000元；航吊5吨补偿款60000元，航吊10吨补偿款80000元，航吊补偿款520000元。补偿总价款1150000元。协议签定之日起，双方原合作协定终止，原协议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自行解除。混凝土道路由甲方实施拆除，甲方对乙方修建成本给予补偿，拆除后的残值归甲方所有。甲方在乙方签订协议后，30天内一次性支付补偿款。该协议约定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武汉江城鑫万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鑫万濠公司”）对设备核实的数据，以及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协定终止、混凝土道路由甲方实施拆除等内容，既无文件资料，也无相应混凝土道路的事实，原审第三人鑫万濠公司作为上诉人委托的拆迁代办方，亦未向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房屋拆迁的相关资料。上诉人依据政策文件，委托第三人对南太子湖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委托第三人鑫万濠公司代办拆迁工作，被上诉人房屋被拆迁，与上诉人、第三人鑫万濠公司三方在已经签订了第一份协议（《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并对附属设施按照统一打包统一标准方式即非清单式已经给予了补偿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按第一份协议的约定向被上诉人给付了被拆迁房屋的附属设施的补偿，该第二份协议约定的补偿内容与第一份协议约定的补偿内容重合，不应再向被上诉人支付。2013年5月16日，上诉人还与被上诉人签订、《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以上简称为第三份协议），该协议约定：上诉人结合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书，进行南太子湖区域的拆迁工作，对被上诉人（乙方，下同）施工的土方回填工程，上诉人（甲方）给予基础设施补偿，回填范围详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的南太子湖土地收回的范围附图所示，乙方施工的土方回填工程面积约20亩。该面积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接收土地时测量的数据为依据，同时甲、乙双方现场核实，据实结算。土方回填单价参考评估公司的土方回填评估报告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渔场的陆地水面回收单价之差综合确定，双方商定为5万元1亩，工程总价款约1000000元。甲方对乙方基础设施项目给予补偿，基础设施项目腾退后的残值归甲方所有，甲方在乙方腾退出场后一次性支付补偿款。根据该第三份协议前述约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现场核实、据实结算，以及双方仅商定土方回填单价、工程总价款，基础设施项目给予补偿等内容，该第三份协议虽名为“补偿协议”，但约定的内容与拆迁房屋拆迁补偿无关，实质上为工程及工程结算的相关协议，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对该协议内容不予查清，一并在案件审理中予以审理，显然错误。4、对东利公司拖欠上诉人场地使用费的事实未查清，适用证据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的东利公司签订的前述《场地使用协议》的约定，东利公司自2007年8月28日至2012年9月9日，共计5年，应向上诉人支付使用费为4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0万元，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场地使用费30万元，且还应支付自2008年8月28日起至2012年9月止，按年6%计算逾期支付的利息为7.2万元，合计金额为37.2万元，以及至今未支付该款项即37.2万元的利息（暂按年利率6%、期限8年计算共计17.856万元）。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与东利公司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实质上是公司（法人）行为的事实不予查明，并对上诉人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向东利公司移交了约定的场地，且东利公司己实际使用（投资建设了房屋、设施，上诉人给付了房屋拆迁补偿款），东利公司仅支付了10万元，其余款项未支付等事实不予查清，径直认定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不予采信，即对上诉人提出的东利公司拖欠的场地使用费，以及逾期支付应承担的利息，在上诉人应支付相应款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9条第1款“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依法应予以冲抵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的相应款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裁决，显然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选择性查明本案事实，错误适用证据，对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予查清（遗漏）。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对南太子湖拆迁事宜，因还未能完成最终审计结算，对上诉人已给付被上诉人的相关款项将根据审计的情况，上诉人将保留向东利公司、被上诉人追索的权利。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其提出第二份协议是在于第一份协议同时签订的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其未能提供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结果。上诉人对主张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的自认（起诉状）的签订第二份协议的时间是2012年9月9日，协议约定付款时间是在协议签订后30日付款，即2012年10月10日支付，被上诉人最早主张该款项的时间是在2016年2月4日，抗辩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显然符合有关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上诉人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2020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然错误。三、一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裁决错误。被上诉人提出的第2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汉阳渔场支付资金占用损失407730元（以11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2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至2016年2月16日，金额为234600元，以8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6年2月18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2月2日，金额为153000元，以61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至汉阳渔场付清拆迁补偿款为止）”，显然被上诉人主张的“以610000元为本金”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汉阳渔场付清拆迁补偿款为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1年期为4.25%，9月20日为4.2%。一审法院判决第三项是“以6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上述第一项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明显超出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证据、认定被上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作出裁决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特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周东方辩称：一、本案中一共签订了三份拆迁协议书，第一份是2012年9月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第三份是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该三份协议书约定的补偿范围及金额完全不同，并未有任何的重合部分，其中第一份及第三份协议书上诉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剩余第二份协议书上诉人履行了54万元，从上诉人的履行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是认可上述协议的主体及补偿范围、补偿金额，因此该三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违法事由，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书履行其付款义务。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金额为115万元，剩余还有61万元未支付，未支付的理由是涉案争议的协议未经审计部门审计，从双方协议中并未有任何条款约定付款需要经审计部门审计，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也有相同的案件上诉人也是支付了大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后，剩余几十万元的尾款均未支付，最终经中院判决后，强制执行完毕。因此，该需要审计部门的审计只是上诉人拒绝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理由。三、第二份协议书中虽未注明签约时间，但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为2019年2月2日，上诉人主动履行支付款项的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鑫万濠公司述称：我方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与我方无关，案涉协议书我方也未参与签订，我方也不是拆迁主体。一审事实清楚。周东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汉阳渔场立即向周东方支付拆迁补偿款610000元；2、请求判令汉阳渔场支付资金占用损失407730元（以11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2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至2016年2月16日，金额为234600元；以8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6年2月18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2月2日，金额为153000元；以61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2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金额为20130元；2019年8月21日以后利息，以61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汉阳渔场付清拆迁补偿款为止）；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汉阳渔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周东方系武汉东利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8月28日，周东方代表东利公司，与汉阳渔场签订《场地使用协议》，约定汉阳渔场将位于武汉市南太子湖以东，长江路以西的约16亩场地提供给东利公司使用，使用期限暂定为12年，6年为一个周期。2012年8月，因汉阳共建区的发展要求，汉阳渔场作出《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南太子湖房屋拆除补偿方案》，要求于2012年12月31日前拆除征用土地上所有违建。2012年8月6日，汉阳渔场与鑫万濠公司签订《房屋拆除代办协议》，将汉阳渔场所属的南太子湖待拆迁房屋交由鑫万濠公司进行拆除。2012年9月9日，周东方与汉阳渔场、鑫万濠公司就东利公司租赁的上述涉案土地，签订了《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约定汉阳渔场拆除周东方编号为YC-12、YC-13、YC-14、YC-14-1、YC-15、YC-25-1、YC-26的房屋，总面积为23241.64平方米，另约定了自来水水表、电表、有线、宽带等附属设施的补偿费，补偿款共计19223013元。鑫万濠公司在“委托方”处盖章确认。2020年9月19日，汉阳渔场向周东方支付补偿款10704909元；当月29日，汉阳渔场又向周东方支付补偿款8518104元，至此，该协议约定的房屋补偿款全部付清。之后，周东方又与汉阳渔场签订《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约定由汉阳渔场对周东方修建的附属设施予以拆除，主要包括混凝土道路、变压器、航吊，补偿总价款为1150000元，协议签订后30日内汉阳渔场一次性支付补偿款。协议尾部有汉阳渔场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周东方签名及捺印，但双方均未签署时间。汉阳渔场于2016年2月17日向周东方支付300000元，于2019年2月2日向周东方支付240000元，剩余610000元未支付。周东方与汉阳渔场还于2013年5月16日签订了《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约定汉阳渔场对周东方施工的土方回填工程给予补偿1000000元，周东方称已履行完毕。目前周东方在东利公司承租的上述地块内的房屋、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已全部拆除完毕。另查明，东利公司目前处于吊销状态，汉阳渔场称周东方系东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周东方一直以东利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故东利公司承租土地的相关补偿权益，均以周东方的名义与汉阳渔场签订了相关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搬迁期限等事项订立的协议。周东方与汉阳渔场签订的《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系周东方、东利公司及汉阳渔场均认可由周东方承接东利公司的上述拆迁补偿权益，上述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中《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拆迁款给付义务均已履行完毕。该三份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并切实履行。周东方主张《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系2012年9月9日签订，汉阳渔场辩称已超过诉讼时效。该协议书上并无签订时间，而汉阳渔场根据该协议最后一次支付款项日期为2019年2月2日，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周东方于2020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汉阳渔场的该辩称意见不予认可。现周东方主张的附属设施补偿款1150000元，汉阳渔场支付了其中540000元，尚有610000元未支付。汉阳渔场辩称《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已经约定了附属设施补偿，第二份协议系重合的，且编号为YC-14-1的房屋不存在，另周东方经营的东利公司尚欠汉阳渔场涉案土地使用费372000元未支付，故汉阳渔场不应再支付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附属设施指的是自来水水表、电表、有线、宽带等附属设施，而《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是混凝土道路、变压器、航吊的补偿款，两份协议所涉的附属设施并未重合。汉阳渔场称编号为YC-14-1的房屋不存在、周东方尚欠土地使用费未支付，但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汉阳渔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周东方要求汉阳渔场向其支付剩余附属设施补偿款6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周东方要求汉阳渔场支付2012年10月10日之后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双方在《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中约定，汉阳渔场应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补偿款，但双方均未签署协议时间。周东方称该协议系2012年9月9日签订，汉阳渔场不予认可，因周东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结合本案事实，汉阳渔场支付该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时间为2016年2月17日，可以推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已到，故一审法院对周东方主张的2016年2月17日以后的资金占用损失予以支持，即2016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共计1081天），以未付款项8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为151043.84元；2019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61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对周东方诉求中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支付周东方拆迁补偿款61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支付周东方2016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2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51043.84元（以8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支付周东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6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上述第一项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四、驳回周东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0元，减半收取计69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周东方负担6760元，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负担5220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汉阳渔场如下证据：“汉阳渔场南太子湖房屋拆除补偿结算表”一份。拟证明1、该地块上的YC14-1，2000平方米在2012年9月19日签订协议时，地块上这个建筑不存在。2、我方补偿是按照统一标准的。周东方质证称：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可以证实第一份协议书的总面积为23241.64平方米，该面积包含了上诉人所称的YC14-1两千平米面积，各方均签字予以认可。鑫万濠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被上诉人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汉阳渔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周东方与汉阳渔场签订有书面的《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周东方、东利公司及汉阳渔场均认可由周东方承接东利公司的上述拆迁补偿权益，因此汉阳渔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周东方支付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汉阳渔场认为周东方签署合同的行为是公司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时间问题，周东方认为签订时间为2012年9月9日，上诉人汉阳渔场虽表示不认可该时间，但无法提出具体签订的时间。但是无论合同具体什么时候签订，作为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汉阳渔场抗辩该第二份协议约定的内容与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内容存在重合，该第二份协议在当时签订协议时存在上诉人已经收回。但是从双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内容来看，均未记载内容重合或者该第二份协议已经收回的条款，上诉人汉阳渔场也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处理的是上诉人汉阳渔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周东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款，三份协议中的《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南太子湖基础设施补偿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南太子湖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协议书》中对于补偿款的标准也做了明确约定，上诉人汉阳渔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补偿款，而且三份合同的内容也不存在未查明的情形。对于东利公司是否拖欠上诉人汉阳渔场的场地使用费问题，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周东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汉阳渔场最后一次支付款项日期为2019年2月2日，一判决认定周东方于2020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对于一审判决是否超过诉讼请求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周东方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对于2019年2月3日开始的利息为：以61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2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金额为20130元；2019年8月21日以后利息，以61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拆迁补偿款为止。一审判决主文第三项为：被告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支付原告周东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6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上述第一项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该判决主文来看，对于2019年8月21日以后利息的判决结果与被上诉人周东方的诉讼请求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存在一定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但在对于利息计算问题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上诉人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640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二、变更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640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支付原告周东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6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1日以后利息，以61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拆迁补偿款为止）；三、驳回上诉人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0元，减半收取计69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周东方负担6780元，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负担5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60元，由武汉市国营汉阳渔场负担13000元，由周东方负担9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海鹏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欣书记员王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