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丕泽，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宁，天津致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郁，男，198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孙丕泽因与被上诉人武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津0102民初4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丕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孙丕泽与武郁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武郁因购买限价房委托孙丕泽将手续费转交案外人于洋，孙丕泽已完成转交。武郁在购房过程中感到资金风险，通过欺骗手段让孙丕泽签署高额利息欠条，虚构孙丕泽为买房向武郁借款的事实，孙丕泽承担的只是委托关系中的转交义务并未取得涉案款项，武郁应向案外人主张返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请求依法改判。武郁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武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丕泽偿还借款本金560000元；2.孙丕泽给付借款利息194626.67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孙丕泽负担。一审法院查明，武郁与孙丕泽系委托合同关系，武郁为委托人，孙丕泽为受托人。二人于2017年4月22日经人介绍相识后达成口头委托合同，约定武郁委托孙丕泽购买天津市河北区××小区限价房。武郁于2017年4月22日向孙丕泽转账交付360000元，2017年6月18日向孙丕泽现金交付70000元，2018年7月15日向孙丕泽转账交付112000元、18000元，合计交付560000元。后因未能购房成功，孙丕泽于2020年1月3日向武郁转账退还5000元，2020年1月19日向武郁转账退还5000元，2020年3月16日向武郁转账退还3000元，2020年3月27日向武郁转账退还10000元、7000元，2020年4月24日向武郁转账退还1000元，合计退还31000元。2020年4月18日，武郁书写《补充利息说明》一份，孙丕泽签字确认，载明：“本人孙丕泽自愿支付给武郁从2017年4月22日起至2020年4月1日之间产生的利息人民币：肆万元整（大写），￥：40000元（小写）”。2020年4月20日，武郁书写“借款协议”一份，孙丕泽签字确认，载明：“为购买天津市河北区汇云仁居房屋两套，在2017年4月22日银行转账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大写）￥：360000元（小写）；2017年6月18日现金人民币：柒万元整（大写）￥：70000（小写）；2018年7月15日银行转账人民币：壹拾壹万贰仟元整（112000）￥：112000（小写）；2018年7月15日微信转账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大写）￥：18000元（小写），共分四笔向武郁借到总计人民币：伍拾陆万元整（大写）￥：560000（小写），月利率1%，孙丕泽于2020年5月20日到期时还本付息，逾期未还，则按月利率2%计付逾期利息......”。另查明，孙丕泽自认从收取的560000元款项中留取“辛苦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通过已查明的事实分析，武郁向孙丕泽交付的560000元款项用途为委托孙丕泽购买限价房，并非武郁诉状中陈述的因孙丕泽购房所借，《补充利息说明》和“借款协议”虽系孙丕泽签字，但内容均为武郁所写，且借款用途与事实不符，故双方当事人实为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借贷合意，亦不属于债务转化为借款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同委托事项为购买限价房，因限价房系国家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保障措施，购房人需具备一定条件并经向有关部门申请、核查具备资格后，方可依照次序摇号选择房源购买，而本案此种托人内部购买限价房的行为影响了政策性住房的正常分配，极可能导致本应享受限价房优惠政策的购房人无法购房，侵犯了不特定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委托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情形，应属无效，且双方当事人合同目的均为实现非法利益，因此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具有同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孙丕泽收取的560000元购房款应全部退还武郁，扣除其已退还的31000元，尚欠金额为529000元。另经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判定由孙丕泽赔偿武郁利息损失20000元。关于孙丕泽主张委托事项仅为转交房款的辩解意见，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明显与其向武郁作出的还款承诺及退款行为自相矛盾，故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武郁与孙丕泽达成的口头委托购房合同无效；二、孙丕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武郁支付529000元；三、孙丕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武郁支付利息损失20000元；四、孙丕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武郁支付诉讼保全费4293元；五、驳回武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46元，减半收取计5673元，由武郁负担1028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二审期间武郁当庭陈述，“案涉56万元系购买两套房屋的款项，其中2018年付款的是帮其朋友购买，款项是通过我转给孙丕泽的，我不认识案外人于洋。”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款项的性质；2、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返还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依法应予保护。本案中，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中，经一、二审共同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武郁向孙丕泽交付的560000元款项用途为，委托孙丕泽购买限价房，此款并非孙丕泽向武郁所借，且借款用途与事实不符，故双方当事人实为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借贷合意，亦不属于债务转化为借款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确认本案属于因委托关系产生的欠款纠纷，故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争议焦点2、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同委托事项为购买限价房，因限价房系国家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保障措施，购房人需具备一定条件并经向有关部门申请、核查具备资格后，方可依照次序摇号选择房源购买，而本案此种托人内部购买限价房的行为影响了政策性住房的正常分配，极可能导致本应享受限价房优惠政策的购房人无法购房，侵犯了不特定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确认涉案委托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情形，应属无效的处理结果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因双方当事人合同目的均为实现非法利益，故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具有同等过错。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孙丕泽收取的560000元购房款应全部退还武郁，扣除其已退还的31000元，尚欠金额为529000元应予返还。孙丕泽对于委托的事项，仅是替案外人代收涉案款项并进行转交的上诉理由，不能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至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290元，由上诉人孙丕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 欣审判员 兰 岚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