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7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1，女，1957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2，男，196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江苏德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江苏德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3，女，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晨曦，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旺，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某1、陶某2因与上诉人陶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某1、陶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的房屋（以下简称608室房屋）以及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的房屋（以下简称604室房屋）和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的房屋（以下简称103室房屋）的售房款371.5万元，由本案三当事人各继承1／3。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陶某3并非与被继承人刘荣梧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其无权多分遗产。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陶某3作为与被继承人刘荣梧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陶某1、陶某2在一审中提供的医保卡使用记录、社区证明、护工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2018年之前被继承人一直在南京居住。2018年2月之后，才到苏州居住，2018年10月15日被继承人去世，实际在苏州居住时间不到一年，只是因为被继承人在2018年突发疾病死亡，才在苏州办理丧葬。陶某3提供的遗嘱，是被继承人受陶某3控制下作出的陈述，该遗嘱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被继承人陈述的是考虑将来在苏州居住，但实际在苏州居住时间很短，被继承人从退休到去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京生活，是上诉人陶某1、陶某2在南京尽赡养义务。2.被继承人在苏州住院期间，上诉人陶某1、陶某2虽在南京，但第一时间支付了医药费10万元，履行了赡养义务。陶某3辩称，不同意陶某1、陶某2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一审判决第一项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判决财产大部分（608室房屋）归陶某3，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关于第二项即两套售房款的分割，一审中，所提供的视频遗嘱和书面遗嘱应认定有效，根据视频里反映的情况，被继承人的神志清醒，思维正常，其所陈述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对方所说的“受到控制”。书面遗嘱的签名一审对方不认可，又不申请鉴定，因此我们认为一审应当由对方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3.陶某3提供了陶某2与其的聊天记录，里面明确反映了陶某2对母亲的视频遗嘱内容是知晓的，所以真实性没有问题，陶某2现在又否认，违反了诚信原则。陶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案涉两套房屋售房款全部归陶某3所有，无需给付陶某1、陶某2售房款。事实与理由：1.刘荣梧以书面录音录像形式明确表达了赠与的意思，并在生前变卖了房屋，将银行卡以及密码全部交付给陶某3，前后连贯的事实明显构成赠与，一审判决就该事实没有查清而作出错误的认定。刘荣梧通过录音录像以及书面的方式明确表示604室以及103室两套房屋给陶某3，并明确如卖房变现，两套房屋房款归陶某3所有。陶某1、陶某2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虽表示无法确认，但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刘荣梧通过公证的方式委托陶某3出售两套房屋，实际操作中，款项结算和交接手续均由陶某3办理，所得款项全部由陶某3持有。刘荣梧生前通过遗嘱的方式表达了赠与的意思表示，虽然部分款项在刘荣梧死亡之后转出，但交付银行卡以及密码显然表示交付了卡内的全部款项。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未给予必要的重视，以所谓的遗嘱的形式要求否认当事人刘荣梧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案的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2.一审判决对刘荣梧死亡后银行账户的金额未作查明，想当然将两套房屋出售后转化成的现金全部作为遗产对待，认定事实不清。两套房屋出售后所得现金为356.6万元，因此在刘荣梧死亡后，房屋已经不存在。如果该已出售的房屋的房款作为遗产，也应该是在刘荣梧死亡后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以及刘荣梧保管的现金。刘荣梧死亡时间2018年10月15日，但此时刘荣梧银行账户没有356.5万元，仅有333.5万元，如果作为遗产分割，也应该分割333.5万元，而不是356.5万元。3.一审判决以形式重于内容的原则认定刘荣梧生前的视频以及书面形式的“遗嘱”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陶某1、陶某2辩称，不同意陶某3的上诉意见。1.陶某3提供的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系其本人恶意修改的遗嘱。遗嘱应当遵循法定形式，而本案所谓的书面遗嘱及视频遗嘱，均没有见证人在场，书面遗嘱系打印件，也没有代书，依法应认定为无效。陶某3陈述遗嘱打印件是根据遗嘱视频整理，但对视频的内容进行了添加，两份所谓的遗嘱不能互相印证，反而可以证明陶某3存在恶意添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两份遗嘱无效，属于认定事实正确。2.陶某3恶意侵占被继承人的财产，是利用其掌握被继承人银行卡的便利，其侵吞被继承人的财产，损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在被继承人住院期间，陶某3转移被继承人财产。陶某1、陶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608室房屋；2.依法分割604室房屋和103室房屋的售房款37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云林与刘荣梧系夫妻，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即本案陶某1、陶某2、陶某3。陶云林于2004年8月1日去世。2015年11月27日，刘荣梧与陶某1、陶某2、陶某3自愿达成协议，确定陶云林名下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由刘荣梧继承，陶某1、陶某2、陶某3放弃继承的份额。同年12月25日，经刘荣梧、陶某1、陶某2、陶某3申请，一审法院裁定确认上述协议有效。2016年5月14日，刘荣梧作为被征收人，就其名下坐落于栖霞区（以下简称征收办）签订《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约定该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1366186元，补助费用为93599元。同日，刘荣梧作为被征收房屋的直管公房承租人，就其承租使用的坐落于三四幢之间平房6的房屋与南京立力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征收办签订《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约定征收办向刘荣梧支付该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211565元、各项补助费用为23322元。刘荣梧同意将所申购安置房按照工程预算面积计算的房款由征收办进行封闭，待入住时结算。后刘荣梧申购买608室房屋（约45㎡）、604室房屋（约87.57㎡）、103室房屋（约87.73㎡）。上述604室和103室房屋均已实际交付，登记所有权人均为刘荣梧。608室房屋尚未交付，实际地址为南京市栖霞区百水桥路7号16幢4单元608室。2018年8月21日，陶某3作为刘荣梧的代理人，将604室房屋以181.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姜玲玲，其中定金3万元由姜玲玲于2018年8月21日支付给陶某3，首付款85.5万元由姜玲玲于同年10月9日支付至刘荣梧名下账户，92万元由“个人二手房业务贷款资金”于同年10月23日支付至刘荣梧名下账户，尾款9781元由姜玲玲于同年10月25日支付给陶某3。2018年8月30日，陶某3作为刘荣梧的代理人，将103室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张宝玉、火煊。2018年10月15日，刘荣梧因心脏骤停去世。陶某1、陶某2、陶某3均认可刘荣梧自2018年2月起一直跟随陶某3共同在苏州生活，直至其去世。一审庭审中，陶某3陈述604室和103室房屋的售房款原来在陶某3处，在刘荣梧去世后由陶某3用于购买房屋。陶某1、陶某2、陶某3对604室房屋网签合同约定价格为132万元、实际成交价格为181.5万元不持异议，但对103室房屋的出售价款及如何分割两套房屋的出售款、如何分割608室房屋存在争议。双方的主张及各自举证、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103室房屋的出售价款，陶某1、陶某2认为，刘荣梧与张宝玉、火煊签订的交易合同载明双方约定103室房屋转让款为190万元，因此主张103室房屋出售价款为190万元。陶某1、陶某2为此提交了《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刘荣梧名下尾号7582的平安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作为证据。其中平安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8年10月9日收到火煊转账91万元，后于同年10月10日至10月18日，分多次转至陶某3账户共计909997元；该账户于同年11月26日收到火煊转账95万元，并于同日全部转至陶某3账户。经质证，陶某3对《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虽然网签合同约定房屋转让价款为190万元，却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是175万元，具体款项交付为：2018年8月30日签订合同当日通过陶某3支付宝收到买方定金3万元，2018年10月9日收到买方首付款91万元，并于当日转给买方14万元（另有应付1万元冲抵尾款），2018年11月26日收到买方尾款95万元。陶某3为此提交了103室房屋买卖双方于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当日签订的一份《情况说明》及陶某3支付宝、微信交易凭证和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作为证据。其中《情况说明》内容为：“乙方购买甲方百水桥路9号28幢2单元103室房屋实际成交价为￥1750000（壹佰柒拾伍万），银行及房产过户价格申请为￥1900000（壹佰玖拾万）。流程：乙方申请贷款时存入银行￥910000（玖拾壹万），过户当日甲方归还乙方现金￥150000（拾伍万元整）。甲方房款为定金￥30000＋过户首付￥760000＋尾款￥10000＋贷款￥950000，合计￥1750000（壹佰柒拾伍万）。”支付宝和微信账单显示陶某3于10月9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转账共50000元给火煊，陶某3名下尾号4296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显示陶某3于10月9日转账9万元给火煊。经质证，陶某1、陶某2认为陶某3所称于2018年10月9日转给火煊的15万元不能证实与103室房款相关。二、两套房屋的出售款和608室房屋应当如何分割（一）对604室房屋和103室房屋出售款应当如何分割，陶某3主张604室和103室房屋的售房款应归陶某3所有，其理由如下：1.刘荣梧生前通过录像、书面方式作出了将两套大房子赠与陶某3的意思表示，陶某3也履行了对刘荣梧养老送终的义务，刘荣梧生前将房屋交由陶某3代为变现，售房款部分是直接付给陶某3的，部分是汇入刘荣梧新办的银行卡的，而刘荣梧的银行卡和密码均由陶某3掌握，实际上刘荣梧完成了售房款的交付和赠与，所以该款项不应作为遗产分配，变现款项应按照刘荣梧生前意思表示归陶某3所有；2.因为刘荣梧想在陶某3家养老，就将两套房屋变现想让陶某3买套大房子，因此才没有在生前将两套大房子直接过户到陶某3名下。但刘荣梧出售房屋变现与其之前的遗嘱内容是吻合的，即使书面遗嘱没有最后一句话，之前的内容也能反映刘荣梧将两套大房子给陶某3的意思表示。不管是房屋还是货币，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财产形式的转化，在刘荣梧去世前已经交付。3.即使按照继承办理，也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4.陶某1原来经办刘荣梧的房屋拆迁事宜并保管征收补偿协议，后其将两套大房子的征收协议原件交给刘荣梧，表明其认可刘荣梧将两套房子分配给陶某3的意愿。陶某2在和母亲聊天时也知道录像遗嘱的情况并表示尊重母亲的意愿。5.陶某1、陶某2对刘荣梧没有尽到赡养的主要义务。为证实其主张，陶某3提交了录像遗嘱和打印遗嘱各一份以及其与母亲去世后和陶某1、陶某2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其中：（1）录像遗嘱中，刘荣梧陈述：“本人刘荣梧，今年82岁，头脑清醒，办事比较考虑慎重，今天呢是2018年4月9日，以下就是我的遗嘱，希望他们三个孩子能够和睦相处，按照我的遗嘱来办事。我本人住在马群街，由于拆迁，后来分配到三套房子，是百水桥，两套大的是87多平方，一套小的是40多平方。由于我生活在小女儿家，比较习惯，经过我再三的慎重的考虑，觉得这两套大房子由我小女儿来继承，因为里头还包括我的养老费，因为我在苏州养老、居住，所以说呢就是这两套房子里头还有我的养老费，还有一切费用都由我小女儿来负担，还有一套小的由我儿子陶某2、大女儿陶某1来继承。”（2）打印遗嘱为两页，立遗嘱人刘荣梧，内容为“本人今年82岁，精神正常，头脑清晰，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经慎重考虑，特自书遗嘱如下：本人和丈夫陶云林养了3个子女，长女：陶某1；儿子陶某2；次女：陶某3。丈夫陶云林于2004年去世，房产由本人继承。2015年我户籍所在地拆迁后分得三套住房（我具有完全的房屋产权）：Ａ套在南京市（面积：87.57平方米）；Ｂ套在南京市平方米）；Ｃ套发票在长女处。3套房子的房产证都在办理中。我自2004年到2009年绝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苏州次女家，2009年后南京长女家有了居住条件后，我便苏州、南京两个女儿家轮流居住，但以居住在苏州为主，我现在年事已高决定在苏州次女家定居颐养天年，由次女陶某3负担我生活及医疗费不足的部分并负责照顾我的晚年生活，故三套房产的安排如下：房产Ａ套和Ｂ套由次女陶某3继承，Ｃ套房产由陶某1和陶某2共同继承。（本人养老期间保留自由支配三套房产并将其变现资金作为养老费或赠予的权利）。如卖房变现，Ａ、Ｂ两套房款归陶某3所有。立遗嘱人签名：刘荣梧，日期：2018年4月9日。”打印遗嘱第二页立遗嘱人签名处有“刘荣梧”手写签名和捺印，日期为手写。陶某3陈述，该打印遗嘱是其根据刘荣梧的意思整理、打印的。陶某1、陶某2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录像内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该录像遗嘱无效。理由为：（1）从该录像中可以看出刘荣梧在录制视频过程中受到了陶某3引导，不是刘荣梧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确定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该遗嘱行为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五种继承类型，且录像遗嘱参照录音遗嘱，应当有两个见证人见证，该录像遗嘱没有见证人，因此属于无效遗嘱；（3）该录像遗嘱中所涉的604室和103室房屋在刘荣梧死亡前已经被出售，即使该遗嘱有效，也应被视为撤销部分遗嘱，因此两套房屋的售房款并不当然归陶某3所有。2.对打印遗嘱的签名真实性认为无法确认，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陶某1、陶某2认为打印遗嘱无效，理由为：（1）该份打印遗嘱由陶某3整理、打印，并非自书遗嘱，且刘荣梧仅在第二页捺印，又缺少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不符合遗嘱继承形式上的法定要求；（2）该打印遗嘱与录像遗嘱内容上有本质的区别，打印遗嘱中最后一句话“如卖房变现，Ａ、Ｂ两套房款归陶某3所有”在录像遗嘱中没有体现，陶某1、陶某2有理由怀疑这并非刘荣梧的真实意思表示。3.陶某1有严重的肾病因此没有参加刘荣梧的葬礼，这不能说其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义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涉及书面遗嘱，且也不代表陶某2认可该遗嘱符合法律形式，反而可以看出刘荣梧很容易受他人意思控制。陶某1、陶某2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荣梧有将售房款赠与陶某3的意思表示，是陶某3利用和刘荣梧共同生活、掌握银行卡密码的便利条件，控制刘荣梧意志，擅自将售房款转至自己名下，且没有证据表明被继承人对此知情，因此主张对604室和103室房屋售房款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且陶某3属于恶意的侵吞遗产，应当减少其继承份额。陶某3主张，刘荣梧在立录像遗嘱时有见证人李某、龚某在场。经陶某3申请，证人李某和龚某到庭作证。李某陈述其与陶某3是同事，当天下午下班后到陶某3家吃饭，吃饭前陶某3拿手机给刘荣梧录制遗嘱，刘荣梧的意思是两套大房子给陶某3，小的给大女儿。其当时坐在刘荣梧对面，所以没有被手机拍到。证人龚某称其与陶某3是朋友，当天下午到陶某3家，刘荣梧说要录几句话，让她们见证，其坐在餐桌对面，手机对着刘荣梧，刘荣梧说三套拆迁安置房，两套大的给陶某3，一套小的给另一个儿子和女儿，其当时坐在对面所以不在录像里。经质证，陶某1、陶某2认为证人陈述中有细节内容错误，且证人没有在视频中出现不符合常理，因此认为陶某3申请出庭的证人并非录像遗嘱的见证人。（二）对608室房屋应当如何分割,608室房屋目前尚未交付，亦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陶某1、陶某2主张被继承人刘荣梧未留有有效遗嘱，因此对608室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陶某3认为被继承人刘荣梧的录像遗嘱和书面遗嘱均对三套房屋进行了处分，因此主张604室和103室房屋售房款归其所有，608室房屋由陶某1、陶某2继承。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被继承人刘荣梧在2018年8月下旬委托陶某3代为出售604室和103室房屋，后刘荣梧于2018年10月15日去世；604室和103室房屋的售房款绝大部分是在刘荣梧去世前几天及去世后交付的，款项均在陶某3处，陶某3作为刘荣梧的代理人，享有办理604室和103室房屋售房款入账及保管的权利和义务。现无证据证实刘荣梧在生前已将上述房屋售房款赠与他人，故604室和103室房屋售房款均应认定为刘荣梧的遗产。根据案涉房屋交易合同及所附补充说明、交易流水明细，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604室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款为181.5万元，103室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款为175万元，共计356.5万元。刘荣梧去世时，其名下还有608室房屋。因此，刘荣梧的遗产应包括售房款356.5万元和608室房屋。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继承人刘荣梧于2018年4月9日所立的录像遗嘱和书面遗嘱是否是有效遗嘱。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对其遗产或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我国现行继承法虽然只规定了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五种形式，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等新型遗嘱方式也开始大量出现。我国继承法确立遗嘱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得以实现，因此，对于现行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新类型遗嘱不能简单否定其效力。如果遗嘱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实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遗嘱有效。本案中，陶某3提交的2018年4月9日的录像遗嘱中仅有刘荣梧本人的声音、影像，陶某3虽申请证人李某、龚某出庭作证，但录像中并未记录李某、龚某的姓名或者肖像，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某、龚某作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对该录像遗嘱进行了在场见证，因此该录像遗嘱不能认定系被继承人刘荣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遗嘱。陶某3提交的2018年4月9日的打印遗嘱共有两页，但仅有第二页有刘荣梧的签名捺印，且该份打印遗嘱没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过程，因此该打印遗嘱不能认定系被继承人刘荣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遗嘱。综上，2018年4月9日的录像遗嘱和打印遗嘱无效，不能作为本案遗产分割的依据。现无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刘荣梧生前立有其他遗嘱，故对被继承人刘荣梧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陶某1、陶某2与陶某3均系被继承人刘荣梧的法定继承人，故案涉售房款356.5万元和608室房屋应由陶某1、陶某2与陶某3依法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陶某3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陶某1、陶某2不尽扶养义务；陶某1、陶某2也不能证明陶某3具有恶意侵吞其他继承人遗产的情形，即陶某1、陶某2和陶某3均不具有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的情形。陶某3作为与被继承人刘荣梧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故一审法院酌定陶某1、陶某2每人继承案涉遗产20%的份额，酌定陶某3继承案涉遗产60%的份额。现案涉售房款356.5万元已由陶某3实际使用，608室房屋尚未实际交付，陶某1、陶某2、陶某3未能就遗产归并处理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确定售房款归陶某3所有，陶某3分别给付陶某1、陶某2每人71.3万元；608室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陶某1、陶某2和陶某3共同享有和负担，其中陶某1、陶某2每人享有20%的份额，陶某3享有60%的份额。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陶某1、陶某2与陶某3共同享有和负担，其中陶某1、陶某2每人享有20%的份额，陶某3享有60%的份额；二、陶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陶某1、陶某2每人71.3万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陶某1、陶某2提交：陶某英、陶某林的书面证言各一份，拟证明陶某3主张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是错误的，而实际系陶某1、陶某2尽的赡养义务较多。并称，两证人平时与刘荣梧联系较多，系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共同长辈。经质证，陶某3认可两份证言系两位证人形成，但对证人证言所载明的内容不认可，并称，所述内容不是事实。也不是新证据，因为一审中对方就应提交，延迟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法院不应采信。上述事实，有（2015）栖霞民调确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死亡证明、常住人口信息表、征收与补偿协议、选房确认书、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相关资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1.一审确定的103室房屋、604室房屋的售房款是否正确及该售房款是否属于遗产范围；2.一审法院确定各当事人继承的遗产份额是否妥当。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陶某3主张103室房屋、604室房屋的售房款仅剩333.5万元，且该款项系刘荣梧对其赠与，并提交刘荣梧生前的录像及打印遗嘱，主张其系按刘荣梧的要求，在刘荣梧生前出售房屋并取得款项，赠与已完毕，且该行为也符合遗嘱精神，即两套房屋由陶某3继承，售房款仅系两套房屋的财产形式转化。本院认为，604室房屋及103室房屋登记在刘荣梧名下，属刘荣梧的遗产，两套房屋出售后，尽管部分售房款在刘荣梧去世后到账，但仍应属刘荣梧的遗产，陶某3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售房款系其母亲刘荣梧对其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两套房屋的全部售房款均属刘荣梧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陶某3所提交刘荣梧生前的录像及打印遗嘱均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充分评说，并据此认定该两份遗嘱均无效，并无不当。陶某3主张103室房屋、604室房屋的售房款系刘荣梧对其赠与，不属于遗产范围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在被继承人无有效遗嘱的前提下，案涉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一审法院综合考量陶某3与被继承人刘荣梧共同生活的时间、对刘荣梧生前的起居照顾、看病就医等贡献，酌定由陶某1、陶某2各继承案涉遗产20%的份额，由陶某3继承60%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陶某1、陶某2主张案涉遗产由本案三当事人各享有三分之一，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陶某1、陶某2、陶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900元，由陶某1承担12300元、陶某2承担12300元、陶某3承担35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钰审判员 朱卫国审判员 熊剑宇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於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