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15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磊旺石材经营部，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金盛装饰城加工房6号。经营者：薛健，男，1954年6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家兵，江苏唯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绪柱，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方方，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商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49号。法定代表人：肖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玉瑞，北京市友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庆祥，北京市友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南京磊旺石材经营部（以下简称磊旺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蒋绪柱、原审第三人南京商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9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磊旺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磊旺经营部无需向蒋绪柱支付任何费用。事实与理由：1.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之间系借用关系。蒋绪柱在来磊旺经营部前一直在商茂公司工作，因磊旺经营部系商茂公司的股东，商茂公司为使磊旺经营部成为商茂公司石材配套供应商，特将蒋绪柱借调至磊旺经营部，帮助磊旺经营部进行石材生产及供应。因此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仅是借用关系，蒋绪柱的劳动关系一直在商茂公司。蒋绪柱离开磊旺经营部后，立即回到商茂公司工作，足以认定蒋绪柱与磊旺经营部之间系借用关系。蒋绪柱在2011年左右被商茂公司派往其在美国设立的石材厂工作，直至2012年底才回国，该期间蒋绪柱的工资均系商茂公司或商茂公司在美国的石材厂予以支付，在美国期间的社保也一直由商茂公司缴纳。蒋绪柱回国后，商茂公司继续将蒋绪柱借用至磊旺经营部工作。蒋绪柱劳动用工关系只有在商茂公司，商茂公司才可能随时调整蒋绪柱的工作地点，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借用关系的事实，证明了蒋绪柱与商茂公司的劳动用工关系事实。与蒋绪柱性质相同的借用人卢建也曾向磊旺经营部提供了一份书面证明，证明其是商茂公司关联公司的员工，这也进一步证明蒋绪柱与商茂公司的劳动用工关系事实。与蒋绪柱性质相同的借用人汪维英，也被南京建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调解书确认，商茂公司与汪维英系劳动用工关系，这也能证明蒋绪柱与商茂公司系劳动用工关系的事实。2.蒋绪柱主张的款项中有一张4万元的欠条，蒋绪柱也向磊旺经营部出具了收条，故该4万元磊旺经营部已支付。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蒋绪柱收到4万元欠款的收条，系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3.蒋绪柱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却以无原始载体的他人的录音录像的证言作为认定时效中断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蒋绪柱提供的录音录像均无原始载体，不应作为认定时效中断的证据，应予以证据排除，作出不利于蒋绪柱的认定。薛健的配偶戴明星在2016年一共支付了45000元，蒋绪柱仅仅认可25000元，另外20000元也应当予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对蒋绪柱伪造的工资证明不加辨别审查，导致错误认定，应予以纠正，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磊旺经营部无需向蒋绪柱支付任何费用。蒋绪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磊旺经营部认为蒋绪柱与商茂公司构成借用关系，但根据磊旺经营部在一审中的陈述，蒋绪柱在磊旺经营部工作，接受磊旺经营部的工作安排与管理，蒋绪柱向磊旺经营部汇报工作，且磊旺经营部每月向蒋绪柱发放工资，蒋绪柱社会保险费用中单位应缴纳部分由磊旺经营部实际承担，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且磊旺经营部并未提交其与蒋绪柱以及商茂公司的借用合同等其他书面证据，故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以及商茂公司并不存在借用关系，且磊旺经营部在上诉理由中认可与蒋绪柱情况相同的卢建，根据法院作出的（2020）苏01民终5839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卢建与磊旺经营部构成劳动关系，与商茂公司并不构成借用关系。其次针对磊旺经营部所称由戴明星支付的2万元，蒋绪柱一审庭审中并未收到上述证据材料。其次，针对磊旺经营部上诉称蒋绪柱的诉讼超过时效的问题，蒋绪柱提交录音视频材料、录音的原始载体，能够证明蒋绪柱多次前往磊旺经营部讨要工资，证明蒋绪柱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蒋绪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磊旺经营部给付蒋绪柱自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46个月拖欠的工资总计162000元；2.磊旺经营部支付蒋绪柱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02年8月1日，蒋绪柱至磊旺经营部从事水电维修工作，至2016年10月31日离职。蒋绪柱提交2013年1月4日至2016年2月5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该清单显示：磊旺经营部于2013年1月4日向蒋绪柱转账1980元、2013年2月1日转账2000元、2013年4月11日转账2000元、2013年5月3日转账2000元、2013年6月5日转账2000元、2013年7月17日转账2000元、2013年8月7日转账2000元、2013年9月4日转账2000元、2013年10月28日转账2000元、2013年11月8日转账2000元、2013年12月9日转账2000元、2014年1月6日转账2000元、2014年1月30日转账1990元、2014年7月30日转账8000元、2014年9月28日转账6000元、2015年1月13日转账6000元、2015年7月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9月3日转账4000元、2015年10月26日转账4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6000元。2015年2月18日，薛健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蒋绪柱年终奖工资人民币肆万元整南京磊旺石材经营部薛健”。蒋绪柱提交的南京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显示商茂公司为蒋绪柱代缴了2013年1月至2016年10月的个人社保费用，其中：代缴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的个人社保费用为285元，缴费基数为2500元；代缴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的个人社保费用为272.5元，缴费基数为2500元；代缴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的个人社保费用为285.94元，缴费基数为2628元；代缴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的个人社保费用为316.6元，缴费基数为2920元。2017年4月28日，薛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卢建、蒋绪柱、汪维英三名员工在南京磊旺石材经营部工作期间，其中三人自2014年11月起至2016年12月的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137537.54元是由商茂公司及南京盛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为缴纳。我薛健本人2014年11月份的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5040元是由商茂公司及南京盛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为缴纳。上述代为缴纳的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金额共计人民币142577.54元。现我薛健本人同意承担上述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142577.54元，并同意从我薛健本人在商茂公司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为此，商茂公司向法庭提供了情况说明（薛健股权转让款抵扣明细），明确薛健股权转让款7755458.84元，合计支付665万元，未支付1105458.84元，抵扣款明细如下：1.石材厂三人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社保费及公积金合计137537.54元，薛健2014年11月社保费及公积金5040元……。蒋绪柱还提交了其于2017年6月7日与薛健、卢建的录音整理资料，以证明蒋绪柱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2018年4月21日蒋绪柱的爱人笪东梅与薛健的录音整理资料，在该录音里，薛健针对证明笪东梅询问“13年给多少钱一个月工资？”“我说‘我来要，你从13年开始做的这么多年的你也没拿一分钱回来’”、“商茂欠你那么多钱，那我们这几年钱”，薛健回答“13年给4000元”、“有条子，小蒋有条子在我这里，你放心”、“你认我说话，你认我说话哦”；2018年10月29日其与案外人卢建、沈庆长、杨有礼的录音整理资料，以证明磊旺经营部欠蒋绪柱的工资且蒋绪柱多次向磊旺经营部要工资。磊旺经营部针对商贸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为：对于“情况说明（薛健股权转让款抵扣明细）”因为未得到薛健本人的认可，所以对于三性不予认可。对于2017年4月28日薛健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可，但认为当时磊旺经营部周转不灵，薛健被迫无奈，只好签了该情况说明。针对蒋绪柱提供的录音证据质证意见为：2017年6月7日的录音的三性认可，但并没有提到欠工资的问题；笪东梅的录音则真实性不认可；卢建、沈庆长、杨有礼的录音证据因没有原始载体，且存在串通嫌疑，法庭不应采信。蒋绪柱则认为卢建、沈庆长、杨有礼的录音证据，系卢建转发给蒋绪柱的代理人应视为有原始载体。一审中，磊旺经营部提供了蒋绪柱出具收据一份“今领到磊旺石材厂工资肆万元正领款人蒋绪柱”、2016年4月8日蒋绪柱出具的领条，领条内容为“今领到磊旺石材厂本人工资壹万元正10000.00元领款人蒋绪柱注（包括2015年欠本人工资陆仟元正）”。在领条的下方，磊旺经营部备注：15年工资全部结清、业务回单（显示2016年2月6日戴明星向蒋绪柱转款25000元、2016年2月15日转账6000元）、工资单及支付凭证、汪维英的调解书，以证明磊旺经营部已将2015年2月18日欠条上面的款支付给了蒋绪柱、2015年工资已全部结清、磊旺经营部一直支付蒋绪柱工资，结合2016年4月8日的领条，证明工资款项已支付至2016年6月份，磊旺经营部没有向蒋绪柱支付2016年7、8、9、10月工资的原因，是因为蒋绪柱曾向薛健的爱人借款，薛健的爱人于2016年2月6日向蒋绪柱汇款25000元，工资明细反映蒋绪柱的每月工资为2000元，汪维英的调解书可以证明与蒋绪柱相同情况的汪维英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蒋绪柱认为2015年2月18日写的“今领到磊旺石材厂工资肆万元正”的收据，实际款并未收到。之所以写这份收据是因为去找薛健要钱时，薛健说下午就给钱，结果下午去要时，他没钱给，只写了份欠条。对于欠条中的“年终奖”的问题，蒋绪柱明确是因为磊旺经营部欠付其2013年-2014年工资70000多元，薛健说只能给2013年-2014年40000元，所以写了40000元。针对磊旺经营部陈述当时支付了40000元现金，蒋绪柱表示没有收到，且认为，薛健所有的交易习惯均为网上汇款，不可能存在现金交易，与薛健的交易习惯不符。对于汪维英的调解书，蒋绪柱与磊旺经营部均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蒋绪柱在一审庭审后，针对磊旺经营部当庭提交的证据材料“领条”及2016年2月6日“业务回单”补充质证意见为“对领条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仅能证明2015年工资结清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磊旺经营部向蒋绪柱支付工资至2016年6月份。经蒋绪柱核查，2015年应发工资（5000元×12个月=60000元）全部支付给蒋绪柱，该领条显示蒋绪柱在2016年4月8日领取的10000元中包含磊旺经营部拖欠蒋绪柱剩余的2015年工资6000元整，其余4000元整系磊旺经营部给付的蒋绪柱奖金，因在2015年期间蒋绪柱在磊旺经营部负责工作较多，故磊旺经营部负责人薛健给与蒋绪柱4000元奖金。其中包含的2015年剩余工资6000元的由来为磊旺经营部每月支付蒋绪柱生活费2000元，共支付24000元，后磊旺经营部在2016年2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蒋绪柱支付25000元（即磊旺经营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业务回单）及现金支付给蒋绪柱5000元（应发60000元-实发24000元-30000元=剩余6000元），该证据材料同样可以证明蒋绪柱在磊旺经营部工作期间工资标准并非2000元，而是5000元。对业务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磊旺经营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款项并非系蒋绪柱向磊旺经营部的借款，而是薛健通过其爱人向蒋绪柱支付2015年拖欠工资的一部分。若磊旺经营部主张系借款，磊旺经营部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一审另查明，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2民初566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蒋绪柱、卢建自2002年8月起在磊旺经营部从事销售业务，工作内容包括销售、进货、发货等，直到2016年10月底离职。本院（2018）苏01民终9588号民事判决书对前述判决书载明的该内容予以确认。在蒋绪柱、卢建与磊旺经营部、第三人商茂公司案件的庭审中，承办法官当庭与薛健核实相关的情况，薛健就以下事实进行了陈述：“蒋绪柱、卢建在磊旺经营部从事石材销售业务、代收货款、和第三方洽谈合同等，磊旺经营部方薛健对蒋绪柱进行工作上的安排、接受蒋绪柱方的工作汇报，磊旺经营部对蒋绪柱进行了考勤，但考勤不全；蒋绪柱于2017年6月、9月、10月以及2018年春节前确实到郭庄金星宾馆找过薛健，但蒋绪柱找薛健并非讨要工资，而是希望薛健为其写一份证明，证明蒋绪柱在磊旺经营部工作期间的工资为8000多元，以便蒋绪柱和第三人商谈工资待遇，但薛健没有为其写证明。”2019年3月，蒋绪柱向南京市建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磊旺经营部支付劳动报酬，后申请撤诉。2019年9月20日，蒋绪柱再次向南京市建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仲裁委征询意见，其不同意由仲裁委受理，为此提起诉讼。一审中，蒋绪柱、磊旺经营部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蒋绪柱、磊旺经营部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一，磊旺经营部系具有资质的用人单位，蒋绪柱系劳动者，双方符合法律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二，根据查明的事实，磊旺经营部向蒋绪柱支付劳动报酬，蒋绪柱的收入来源于磊旺经营部，双方之间具有经济上的依附性；蒋绪柱从事的劳动属于磊旺经营部方业务的组成部分。综上，蒋绪柱、磊旺经营部之间建立的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并非磊旺经营部所述的借用关系。商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薛健亦确认商贸公司系为蒋绪柱代缴社会保险；蒋绪柱、磊旺经营部之间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二：蒋绪柱在职期间的月工资标准。蒋绪柱表示其自2013年1月起的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磊旺经营部则表示蒋绪柱的月工资标准为2000元，从蒋绪柱提交的2013年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2015年2月18日磊旺经营部出具的欠条以及蒋绪柱出具社保缴费记录来看，蒋绪柱2013年的月工资标准明显远远大于磊旺经营部所述蒋绪柱每月工资2000元的数额，且薛健在录音中亦认可蒋绪柱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综上，应认定蒋绪柱自2013年1月起的月工资为5000元。蒋绪柱、磊旺经营部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三：磊旺经营部是否存在欠付蒋绪柱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2015年2月18日，磊旺经营部经营者薛健向蒋绪柱出具欠条40000元，蒋绪柱当庭明确欠条的金额是2013年-2014年的工资，磊旺经营部虽出具收据，认为已支付完毕，但从磊旺经营部的交易习惯来看，磊旺经营部不能证实其已实际支付给蒋绪柱该款。故确认2013年-2014年，磊旺经营部欠付蒋绪柱工资40000元；对于2015年的工资，蒋绪柱亦在补充质证意见中自认已全部付清。针对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31日之间的工资，从磊旺经营部提供的工资凭证来看，该工资凭证系磊旺经营部的会计凭证，且附有相应的业务回单，对应支付相应的款项，虽不能达到磊旺经营部要证明蒋绪柱的工资为2000元/月的目的，但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即2016年2月5日支付的6000元，为磊旺经营部支付给蒋绪柱2015年11月、12月至2016年1月各2000元。2016年4月8日，蒋绪柱出具的领条扣除蒋绪柱注明的“包括2015年欠本人工资陆仟元正”外，蒋绪柱实际领取其2016年工资4000元，蒋绪柱认为该10000元扣除2015年工资后还剩下的4000元为磊旺经营部支付给蒋绪柱2015年的奖金，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即磊旺经营部已实际支付蒋绪柱2016年工资6000元，欠付蒋绪柱2016年1月至10月的工资（5000元×10个月-磊旺经营部已实际支付的6000元）=44000元。蒋绪柱自认2016年2月6日由戴明星转账的款项25000元系磊旺经营部支付的该期间的工资，并主张从磊旺经营部欠付的工资中予以扣除，虽然磊旺经营部不认可该款项系支付蒋绪柱的工资，但蒋绪柱主张扣除该款项系蒋绪柱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予以采纳。磊旺经营部虽认为该款为借款，但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即：磊旺经营部实际应支付蒋绪柱2013、2014、2016年工资差额为40000元+44000元=84000元。蒋绪柱、磊旺经营部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四：蒋绪柱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认定该焦点问题的关键是蒋绪柱分别于2017年6月7日、6月14日、9月21日、10月24日和2018年2月13日基于何种原因找磊旺经营部方经营者薛健的，蒋绪柱、磊旺经营部双方虽然对此说法不一致，按照磊旺经营部方经营者薛健的说法，卢建找薛健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其出具证明以便蒋绪柱和第三人商谈工资待遇，但在卢建第一次找薛健之时，薛健予以拒绝后，依照常理分析，卢建不会在其后多次为此事找薛健，蒋绪柱与卢建等分别于2017年6月7日、6月14日、9月21日、10月24日和2018年2月13日系向磊旺经营部方经营者薛健讨要工资。且蒋绪柱妻子于2018年4月21日明确代蒋绪柱向薛健主张欠付的工资。据此，蒋绪柱向磊旺经营部索要工资款，应视为时效中断。蒋绪柱先后于2019年3月、2019年9月申请仲裁，并于2019年9月30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蒋绪柱、磊旺经营部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五：蒋绪柱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是否应当支持。蒋绪柱表示其离职的原因系基于磊旺经营部拖欠工资所致，但其并没有就此出示证据予以证实，为此，对蒋绪柱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磊旺经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绪柱自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4000元；二、驳回蒋绪柱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磊旺经营部对一审认定“2002年8月1日，蒋绪柱至磊旺经营部从事水电维修工作，至2016年10月31日离职”不认可，称2006年到2011年蒋绪柱是在美国公司工作，而美国公司是商茂公司设立的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蒋绪柱、商茂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各方均无异议的其他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审理过程中，磊旺经营部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浙江稠州银行业务回单原件4张，分别是2016年4月8日5000元、2016年5月27日4笔合计15000元，共计20000元，证明戴明星代磊旺经营部向蒋绪柱支付过20000元。证据二、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载明2015年12月4日戴明星曾向尾号为6627的浙江稠州银行卡转入130余万元，证明该卡与蒋绪柱无关，系戴明星在使用，其一直处于戴明星控制之下。证据三、浙江稠州银行卡及U盾的照片打印件，证明目的如上。蒋绪柱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该款项系戴明星对蒋绪柱的还款。且银行流水显示，蒋绪柱在磊旺经营部工作期间的工资都是通过磊旺经营部的账户发放，并不存在通过案外人发放工资的情况。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份交易明细只能证明戴明星与蒋绪柱之间有款项往来，但不足以证明尾号为6627的浙江稠州银行卡系由戴明星控制及使用。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该份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且无法证明U盾及尾号为6627的浙江稠州银行卡是否为一体。商贸公司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予认可，但是认为证据二和证据三与其无关，故不发表质证意见。蒋绪柱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蒋绪柱与卢建以及磊旺经营部的司机史立东、员工沈庆长、杨有礼录音光盘，内容与蒋绪柱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光盘一致，用以证明蒋绪柱多次向磊旺经营部讨要工资，诉讼时效中断。证据二、浙江稠州银行存款分户明细账，分别是2016年2月6日60000元、2016年2月6日20000元，共计80000元，证明戴明星向蒋绪柱借款共计人民币80000元，其中20000元对应的是磊旺经营部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的银行业务回单20000元。此外还可以证明蒋绪柱与戴明星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这些款项往来与磊旺经营部应发放给蒋绪柱的工资无关。磊旺经营部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手机中的不是原始载体，也不属于新证据，而且可能是串通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从蒋绪柱自己对相关账户资金以及往来的叙述可以看出，蒋绪柱当时办卡的目的是借给戴明星使用，自己并不掌控这张卡，故该张卡里资金进出与蒋绪柱本人无关。商茂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的三性均予以认可。鉴于当事人对磊旺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一、二，对蒋绪柱提交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对磊旺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三，系照片打印件，因磊旺经营部未提交实物核实，且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蒋绪柱提交证据一录音光盘，因蒋绪柱提供原始载体手机供核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双方二审中的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磊旺经营部欠付蒋绪柱的4万元工资是否已经支付；3.蒋绪柱提起本案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磊旺经营部上诉称其与蒋绪柱之间系借用关系。蒋绪柱辩称其与磊旺经营部之间系劳动关系，并非借用关系。本院认为，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要素在劳资双方符合主体条件的前提下，作为劳动者一方是否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作为用人单位的一方是否为劳动者一方支付相应劳动对价。同时也应当兼顾劳动合同、工作场所、管理监督、缴纳社会保险等要素综合考量。本案中，磊旺经营部在较固定的时间按期向蒋绪柱发放报酬，亦出具欠条载明磊旺经营部欠付蒋绪柱工资，且蒋绪柱从事的工作内容亦系磊旺经营部业务组成部分。虽蒋绪柱的社会保险由商茂公司缴纳，但磊旺经营部的经营者亦出具情况说明表明系磊旺经营部委托商茂公司代缴。故上述事实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一审判决认定磊旺经营部与蒋绪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具有事实依据。磊旺经营部上诉称与蒋绪柱之间系借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磊旺经营部上诉称薛健于2015年2月18日出具的关于4万元的欠条已经支付完毕，磊旺经营部无需支付该笔工资。蒋绪柱辩称该笔款项并未支付。本院认为，欠条和收据系同一天出具，不符合常理，且与磊旺经营部之前的工资支付方式亦不相符，在磊旺经营部对此未作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定该笔工资未予支付，具有相应依据。磊旺经营部关于该笔4万元款项已经支付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磊旺经营部上诉称戴明星亦代磊旺经营部向蒋绪柱支付过20000元。本院认为，该账户存在多笔款项进出，且一审中磊旺经营部自称戴明星和蒋绪柱存在借款资金往来，结合磊旺经营部通常的工资发放形式等，磊旺经营部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在对当事人陈述、证据综合分析认定基础上，采信蒋绪柱关于其月工资标准的主张，并作出欠付工资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蒋绪柱曾于2017年、2018年2月多次向磊旺经营部经营者薛健讨要工资，且蒋绪柱妻子亦于2018年4月代蒋绪柱向薛健主张欠付工资，蒋绪柱系2019年3月、2019年9月两次提出案涉仲裁申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磊旺经营部关于蒋绪柱提出本案主张超过时效期间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磊旺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南京磊旺石材经营部负担，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欣审 判 员  蔡晓文审 判 员  吴 勇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珂瑶书 记 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