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1，女，198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赟，上海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潇，上海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女，194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刚(系徐某2之子)，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雨庭，上海法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翁某1，男，193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原审被告：翁某2，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原审被告：翁某3，女，196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原审被告：翁某4，女，197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原审第三人：王某某，女，195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徐1因与被上诉人徐某2，原审被告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原审第三人王某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5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某2原审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徐1、王某某系被征收的上海市静安区天通庵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天通庵路房屋)共同居住人，对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征收利益。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款并非均为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的遗产，一审法院对涉案征收利益款未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将其均作为被继承人遗产范围，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385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徐铮户籍于1981年7月29日迁入天通庵路房屋，王某某户籍于2004年7月8日迁入天通庵路房屋，且徐1、王某某实际居住在天通庵路房屋内，两人均为天通庵路房屋的共同居住人，故徐1、王某某对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款享有征收补偿利益。原审法院未将徐1、王某某对天通庵路房屋享有的征收补偿利益予以扣除，径行将涉案全部征收利益补偿款认定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徐某2非本案法定继承人，不享有法定继承资格，徐某2原审起诉主体不适格。首先，徐某2与徐某3、周某某未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本案一审多份证据材料显示，徐某2称徐某3、周某某为伯父、伯母，徐某3称徐某2为侄女，徐某2与徐某3、周某某并未以父母子女名义相称。徐某2的《中等专业学校初技毕业生鉴定表》填写于1966年1月6日，表格中徐某2称翟万春为母亲，称徐某3、周某某为伯父、伯母。文化大革命起始时间为1966年5月16日，上述表格的形成时间早于文化大革命，徐某2在一审中辩称因文革时期担心影响其进步，故在其部分档案材料中称徐某3、周某某为伯父、伯母，与历史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档案形成于文革时期且徐某2的辩解符合时代特征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其次，徐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生母与徐某3、周某某形成收养合意。徐某4本人并未到庭接受质证，相关证人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徐某2与徐某3、周某某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但该收养关系也仅形成于共同生活期间，徐某2自1961年离开徐某3、周某某后自行恢复了与其生母的法律关系，收养关系因与生母恢复母女法律关系而发生解除效果。根据徐某2的《中等专业学校初技毕业生鉴定表》、《干部履历表》等材料，徐某2自认其仅于1952年至1961年在徐某3家中生活，在该期间的生活费均由其生母翟万春与继父供给，并与翟万春以母女相称，证明自1961年后，徐某2自认其与生母翟万春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母女关系。在与生母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徐某2无法同时与徐某3、周某某形成收养关系，收养关系因与生母间母女法律关系的恢复发生解除后果，徐某2并非本案法定继承人，其不具有继承资格；3．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徐某2系本案法定继承人，徐某2自1961年离开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后，从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亦未履行赡养义务，而徐铮父亲徐某3长期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且已尽主要赡养义务，一审认定徐某2与徐某3遗产继承份额仅相差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万余元，与双方实际履行的赡养义务严重失衡，徐某2的继承份额应予调整。徐某2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王某某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未作答辩。徐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的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利益4，579，061.84元，由徐某2继承2，5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个子女，即徐某3、徐某4、徐某5。被继承人徐某3于2009年3月12日报死亡，被继承人周某某于1997年12月1日报死亡。徐某3与第三人王某某系夫妻，生育一女即徐1。徐某3与王某某于2004年离婚，徐某3于2016年11月报死亡。徐某4与翁某1系夫妻，共生育三个子女，即翁某2、翁某3、翁某4。徐某4于2019年4月26日死亡。徐某5幼年于1954年1月3日报死亡。徐某2自幼随同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共同生活并在上海求学，1961年中学毕业后至江西“上山下乡”，从1966年起至1973年在江西婺源林业局工作，从1973年起在陕西省建筑机械厂工作直至退休。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均未留有遗嘱。(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38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8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20年4月13日，王某某代表王某某、徐1、黄一凡，翁某2代表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在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家庭协议》，约定“现权利人的继承人协商一致，向征收机关申请按以下方式打款：1．将1，145，239.28元给付至翁某2名下，本次动迁将不再主张其他权利；2．本户剩余征收补偿款归权利人的继承人王某某名下”。徐1、黄一凡、翁某1、翁某3、翁某4对该协议均予认可。该判决书确认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系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的遗产，其中1，145，239.28元归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共同所有，由翁某2收取；剩余4，579，061.84元归徐某3、周某某的其余继承人共同所有。”(三)徐某2曾在陕西省建筑工程机械厂工作直到退休，陕西省建筑工程机械厂提供的《关于周某某档案材料的括录》材料中载明：“……徐某2亲父在解放前就死了(死因不清)，因此徐某2从小就跟伯母周某某他们过活的，即由周某某抚养长大的(徐某2亲父姓徐名弼泰)……”。安徽省普济圩农场提供的徐某3人事档案中的《案犯身份登记卡》中“家庭主要成员和解放前后经济情况”一栏中填写为：“妻周某某上海市造纸厂工人，儿徐某3上海电器厂工人，女儿徐某2江西森林局工人”，“转工定级审批表”中“家庭主要成员及现住址”一栏中填写为：“妻：周某某上海市造纸厂工人，儿徐某3上海电器厂工人，女儿徐某2江西森林局工人”。一审审理中，徐某2提供了陕西睿思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4月18日出具的为徐某4证人证言所作的律师见证书并申请了证人孙某某、徐某3到庭作证。根据律师见证的徐某4证言载明：“……徐某2是1948年左右来我们家的，她的亲生父亲是我父亲徐某3的弟弟，那年她的亲生父亲去世了，她母亲也改嫁了，徐某2就过继到我们家里，和我父亲母亲、我、我弟弟徐某3共同生活。她也直接称呼我父亲徐某3和母亲周某某为爸爸妈妈，我和弟弟徐某3也把徐某2当亲妹妹对待。1952年，我父亲徐某3修建了房子，房子位置在上海市天通庵路二十六弄四十五号，一家人一同居住生活。我母亲周某某于1997年11月去世，我父亲徐某3于2009年3月12日去世，我们三个子女一同为老人办理的后事，我父亲的墓地就在上海市浏河烈士陵园。我们原来的户口档案上虽然写的我妹妹徐某2跟我父亲母亲是侄女关系，那是因为我爸爸当时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实际上，徐某2就是我们家里人，也对我父亲徐某3、母亲周某某尽了孝心。……”证人孙某某称：徐某3是我亲舅舅，徐某2是我的小妹妹，翁某4是我大表妹的孩子，认识小王(王某某)，她是锡宜的老婆。徐某2和徐某3是父女关系，小舅舅(徐某2的亲生父亲，名字记不清楚)死了以后，徐某2和徐某3生活在一起，小舅舅在徐某21-2岁时去世了，徐某2妈妈没多久就离开家另外结婚了，也不和我们联系。徐某3和周某某让徐某2叫他们爸爸妈妈，也让徐某2的丈夫称他们为爸爸妈妈。徐某2后来到外地去读书，去西安成家立业，我妹妹去参加过徐某2的婚礼。徐某3告诉我，徐某2对他很孝顺，还把他接到西安去住。徐某3、周某某生病后，徐某3通知徐某2和徐某4，徐某2接到通知后就到上海来照顾，证人去医院看望他们时看到他们三人都在。证人徐某3称：徐某2是我堂妹，徐某3是我叔叔，我爸爸和徐某3是堂兄弟，平时不在一个地方住。我认识徐某2、杜刚，见过后面一个(第三人)，是家里亲戚，其他被告可能见过，不太记得了。徐某2和徐某3是父女关系，徐某2不是徐某3亲生的，是侄女，徐某2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徐某2父亲死的时候我也很小，徐某2母亲一九五几年改嫁，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徐某3就把她当自己女儿抚养。徐某2称呼徐某3父亲。徐某2对两位证人陈某无异议。徐1质证称，对于徐某3家庭的特殊性，两证人均表示当年与徐某3一家非常亲密，与常理不符，且两证人均不认识徐1，与第三人不熟悉却证明徐某2一个身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尽到了赡养的主要义务更与常理不符。两证人自述与徐某2为血亲，而这代人大多数已过世，所以更容易产生共情而影响证言客观性，也不认可徐某4的证人证言，认为该见证书无徐某4签名，内容均是徐某2与案外人陈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对徐某4的证人证言及两位证人陈某均无异议。第三人王某某的陈某意见与徐1相同。一审审理中，徐1提供了证据材料认为，徐某2未成年时虽与徐某3一家有过共同居住的历史，但仅为寄养关系，在其本人填写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鉴定表》中对徐某3夫妇是以伯父(母)相称，也与徐某3历史户籍摘抄徐某2为“侄女”相呼应。1966年后徐某2已成年，其填写的1969年《干部职工履历表》中清晰自诉其家庭成员及身份关系，徐某2诉状上所描述的“父亲早忘，母亲改嫁不知去向”与事实不符，由上可见在其未成年时父母双全(继父)并且生活全由父母供给，离沪后便与上海的寄养家庭不再来往，所以徐某2和徐某3夫妇并不能成立事实收养关系，且历史户籍也载明徐某2为徐某3的侄女，徐某3的履历登记中也仅登记了父母和姐姐徐某4。另曹晓梁、辛军曾作为徐某2的诉讼代理人，故其见证的徐某4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徐某2则辩称，鉴定表、履历表中填写徐某3夫妇为伯父(母)是因为徐某3是地主，后来又打成反革命，周某某被关牛棚，文革期间为了避嫌，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进步，所以故意这么填写。徐某2还认为徐某3、周某某的户籍证明上均表述杜刚(徐某2儿子)的身份为外孙子，并且被继承人墓碑上也载明徐某2是其女儿。收养关系发生在解放后不久，虽然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徐某2确实由被继承人抚养长大，且尽了赡养义务，故徐某2有权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遗产。徐1与第三人王某某则认为徐某2按需随意切换亲子关系有违诚信原则、有违公序良俗。徐1父亲徐某3长期与徐某3夫妇共同生活，承担了所有赡养义务，徐1理应多分遗产。一审法院认为，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等。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徐某3、徐某4均系徐某3、周某某的亲生子女，因徐某3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徐1作为其女享有代位继承的权利。徐某4后于被继承人死亡，其权益由其配偶及子女即翁某1、翁某2、翁某3、翁某4转继承享有。因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未留遗嘱，其所得的房屋征收利益款是其房屋财产的权益转化，可依法继承。关于徐某2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收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虽在部分档案材料中，徐某2表述称徐某3夫妇为伯父(母)，但该部分档案均形成于文革时期，徐某2辩称是因为徐某3夫妇家庭出身系地主，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影响其追求进步，所以故意这么填写，其辩解符合时代特征。且徐某3夫妇档案中均记载徐某2是女儿，并与自己共同生活，徐某3的亲戚孙某某及徐某3的当庭证词、徐某3之女徐某4本人所作的证言，均能印证徐某2由徐某3夫妇自幼抚养并以父母子女相称，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的事实。在徐某3夫妇墓碑上，徐某2也与徐某3、徐某4并列，作为子女列明身份。故徐某3、周某某虽未在民政部门与徐某2办理收养手续，但徐某3、周某某与徐某2间的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徐某2应作为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根据一审法院已生效的138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徐某4应继承的征收利益份额已作处理，故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款4，579，061.84元应归徐某2与徐1共同所有。徐某2称对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尽了赡养义务，要求多分遗产，理由不足，徐1称徐某2系侄女，未构成事实收养关系，也与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因本案中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均未留有遗嘱，考虑到徐某2长年在异地工作，徐1父亲徐某3长期在上海与被继承人徐某3夫妇共同生活，在赡养被继承人方面尽了主要义务，从平衡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徐1应适当多分得部分遗产，具体数额由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款均在王某某名下，应由王某某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属于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名下的上海市静安区天通庵路XXX弄XXX号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款共4，579，061.84元，由徐某2继承2，000，000元，由徐1继承2，579，061.84元；二、王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徐某22，000，000元、给付徐12，579，061.8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其他证据经质证属实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基本正确，且理由阐述充分，故本院在此不再赘述。徐某3晚于被继承人死亡，其权益由其女儿徐1转继承享有，原审判决关于徐1享有代位继承权的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查，生效的1385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系被继承人徐某3、周某某的遗产，上诉人徐1、原审第三人王某某称两人亦对天通庵路房屋征收补偿款享有征收补偿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孙某某、徐某3等人的证言、《干部职工履历表》、户籍档案、载明徐某2系被继承人女儿的墓碑照片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徐某3、周某某与徐某2间成立事实收养关系，故上诉人徐1关于徐某2不是本案法定继承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考虑到徐某3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已酌情对转继承人徐1多分遗产。现上诉人徐1虽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并未提供新的事实或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对上诉人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上诉人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季 磊审 判 员  张 华审 判 员  沈 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承恩书 记 员  闵嘉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