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4366号原告：朱守山，男，1950年12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净，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文体路2号。法定代表人：纪亚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军，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一，男，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员工。被告：吴淑媛，女，1954年9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传洪，北京市华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守山与被告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城管委）及被告吴淑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守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净，被告丰台区城管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军，被告吴淑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传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守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丰台区城管委与吴淑媛于2007年12月14日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No.×××5）及《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No.×××6）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朱守山与吴淑媛原为夫妻关系。1993年7月17日，两人经（1992）丰民字第2241号调解书调解离婚。×号院内北房四间中的东侧一间归朱守山所有。2007年12月14日，二被告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号院被拆迁。吴淑媛取得了全部拆迁款及拆迁安置房屋，即×房屋。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自己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的相关权益，二被告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因此，特起诉于贵院，请依法公正判决本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丰台区城管委辩称，1、我方与吴淑媛之间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针对×号院内进行的，朱守山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号院有房屋存在。2、我方对×号院进行拆迁，实施的是货币补偿，不存在房屋安置问题。3、拆迁时，×号院居住人员只有吴淑媛和其子朱某，从未见过朱守山，其户口也不在此地，因此所有补偿都是针对吴淑媛和其子朱某进行的，且吴淑媛和朱某均同意拆迁款做在吴淑媛名下，我方没有与吴淑媛恶意串通损害朱守山合法权益的故意。4、×号院内房屋没有房产证，全凭实际在场居住人的陈述。5、×号院拆迁至今已经13年有余，朱守山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即使朱守山在×号院有房产，有关房屋的补偿也都由吴淑媛和朱某领取，其应当向该二人提出赔偿请求。综上，我方没有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朱守山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条件。吴淑媛辩称，原告起诉不成立，请求驳回。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根据北京市拆迁房屋管理及环境整治项目进行拆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淑媛户籍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并一直在此居住，理应有补偿，而协议没有违反法律，不存在无效情形，因此协议有效。原告所述恶意串通是不存在的。双方于1993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号院内共有北房4间房，西房1间，正南房1间，调解书确定北房4间中东侧第二间和南房归吴淑媛所有，北房中的东侧1间及西侧2间归朱守山所有，西房归朱守山所有；北房东侧1间由吴淑媛使用，北房西一间出租的租金由吴淑媛收取。没多久，原告就打算把西边两间北房加厨房一起卖了，导致吴淑媛收不了西侧北房的租金，故双方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吴淑媛使用的北房东侧一间归吴淑媛所有。原告将其房屋售出后，吴淑媛把×号院内盖满了房屋。拆迁协议中3间是正式登记的。因此原告确认协议无效不成立。现在被告居住的1606号房屋是政府给吴淑媛个人的经济适用房指标，与拆迁协议和原告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守山与吴淑媛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3年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吴淑媛、朱守山离婚。二、男孩朱某由朱守山自行抚养。三、北房四间中的东侧第二间及南房一间（厨房）归吴淑媛所有，北房四间中的东侧一间及西侧二间、西房一间（厨房）归朱守山所有，宅院及门共同使用。四、北房东侧一间由吴淑媛使用，北房西一间出租的租金由吴淑媛收取。1995年4月3日，朱守山与案外人秦某签订《房产卖契》，将东院西房一间、北房两间出售给秦某。2007年12月14日，丰台区城管委（拆迁人、甲方）与吴淑媛（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No.×××5），约定：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号院中所有的房屋，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3间，建筑面积48.09平方米，被拆迁房屋补偿款共计344696元，拆迁补助费共计57996.8元，包括搬家补助费961.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有线迁移费3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空调移机费3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周转费1200元。同日，丰台区城管委（拆迁人、甲方）与吴淑媛（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No.×××6），约定：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号院中所有的房屋，甲方支付拆迁补助费300450元，包括工程配合奖30000元、专项补助费30000元、综合补助费240450元。另，朱守山与吴淑媛之子朱某在二人离婚后与朱守山共同生活。2007年，朱某就×号院内其他房屋单独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经询问，丰台区城管委表示现无法提供拆迁政策，并表示当时由××公司实施拆迁，×号院落拆迁政策是货币安置，和吴淑媛购买经济适用房无直接关系，仅是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后，本院向该公司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负责拆迁具体谈判事宜，协议由城管委签订；该土地性质为宅基地，拆迁政策为货币拆迁，通过大队带领入户核实居住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基本以户口本为准）认定产权人；朱守山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也不在此实际居住；第一份拆迁协议中（No.×××5）的拆迁补偿款为房屋所有权人的货币补偿，计算公式为：补偿款=基准地价3600元×容积率修正系数1.3+基准房价800元/平方米×原房建筑面积+重置成新价；拆迁补助费中搬家补助费系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提前搬家奖励费每被拆迁户5000元，有线迁移费每终端300元、电话移机费每部235元、空调移机费每部300元，工程配合奖、周转费按照在册人口计算；第二份协议（No.×××6）中工程配合奖、专项补助费系按照被拆迁户计算，一个院落只给一份，综合补助费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朱守山是否符合单独签订拆迁协议的条件需要村委会和大队来认定，当时拆迁考虑实际居住和户口所在地，是否分开签协议对补偿金额没有影响，朱守山的户口是否在被拆迁房屋对补偿金额有影响；其记不清认购经济适用房的要求和限制。经询问，朱守山表示拆迁时其户口不在×号院，坚持主张×号院拆迁可获得经济适用房购房指标，但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庭审中，吴淑媛主张与朱守山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吴淑媛使用的北房东侧一间归吴淑媛所有，朱守山对此不予认可。吴淑媛就其上述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另，朱守山自述离婚后朱某与其共同生活，其于1993年从×号院中搬出，2012年搬入吴淑媛居住的房屋，于2019年搬离。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朱守山要求确认无效的合同签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根据拆迁政策，朱守山是否作为被拆迁人单独签订协议，对×号院拆迁所得补偿款金额并无影响，本案涉诉协议仅是将×号院相关权益转化为拆迁利益，并未损害朱守山应享有的利益；其次，朱守山主张吴淑媛与丰台区城管委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吴淑媛与丰台区城管委对此均不予认可，朱守山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再次，朱守山于1993年搬离×号院，该院落于2007年拆迁，其子朱某在2007年拆迁时就该院落中部分房屋单独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且2012年后朱守山与吴淑媛共同生活，其应早已明知×号院拆迁事宜，但多年未曾主张权利，应视为对拆迁事宜的默认。综上，朱守山主张涉诉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守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6元，由朱守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邵胜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