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景林，男，193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法定代理人：杨璐嘉（系杨景林女儿兼监护人），女，1965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伯阳，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马家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738321548W。 法定代表人：王光涛，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四川谨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云康路**、枝花大道东段4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450960770A。 法定代表人：周永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芳，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杨景林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机电学院）、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三医院）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9日、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景林的法定代理人杨璐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伯阳，被上诉人机电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市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尹芳（尹芳仅参加2021年3月19日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景林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2.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杨景林医疗费72958.99元；3.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从杨景林社保卡支出的110800元，冒领现金33147.62元，合计143947.62元；4.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因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给杨景林造成的损失1301352.75元（2009年9月11日至2019年12月24日，1年365天10年3650天，加上3个月又13天103天，共计3753天乘以346.75等于1301352.75元）；5.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杨景林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6.判令二被上诉人在四川日报公开赔礼道歉；7.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二被上诉人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强制对杨景林实施住院治疗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违法侵权行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来看，都要求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如果监护人不送医治疗的，才可以由所在单位或者村委会、居委会送医实施强制治疗，而杨景林不存在“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情形，也不是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这里也只是规定“对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才可以实施强制治疗。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杨景林存在上述应当强制治疗的情形。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景林存在应当强制治疗的情形。首先，机电学院工作人员姚某、胡某1、胡勇出具的书面说明《关于从北京接返杨景林及送医治疗等有关情况的说明》没有证据效力，算是案件当事人一方的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即便是证人证言，由于没有出庭作证，依法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至于殴打儿子杨某，原因很简单，杨景林对儿子杨某上当到北京来感到生气，杨景林又不能打其他人，杨景林只能打自己的儿子出气，这和无端伤害他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京公（）函字【2009】第（2149）号《建议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临江路派出所（以下简称临江路派出所）《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攀信联办【2012】97号《关于协调处理杨景林生活医疗保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也不能证明机电学院将杨景林强制送医、市三医院强制治疗具有合法性。三、没有证据证明杨景林的家人不愿意承担监护职责。杨某不愿意签字将父亲送至××院强制治疗，并不是不愿意履行监护职责，恰恰是认真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义务”和对老父亲负责任的体现，是否对杨景林进行住院治疗的决定权在杨景林的家人，而不是机电学院或者公安局、派出所或者联席会议之类的组织。二被上诉人从未主动找杨景林的家人沟通过，二被上诉人关于杨景林家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四、如果二被上诉人对杨景林的治疗是出于人道主义，那为什么那么多存在精神障碍没钱医治的人二被上诉人不伸出援手，把他们都送去××院强制治疗。五、2009年9月9日杨景林是否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是存在疑问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景林患有精神分裂症，当时对杨景林做出鉴定的罗明等4人当时并没有××司法鉴定人资格。被上诉人提供的由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攀枝花市公安局、攀枝花市司法局、攀枝花市卫生局1995年联合下发的攀检（1995）17号《关于调整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成员的决定》是违法越权的决定，一个地市级国家机构无权对司法鉴定人资格做出行政许可。综上，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认定二被上诉人对杨景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住院措施合法，系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机电学院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机电学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公安机关相关人员陪同下以及杨景林之子杨某共同将杨景林于2009年9月11日送至市三医院进行治疗，符合当初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杨某未提出任何异议。杨景林有一女二子，并有配偶。杨景林子女近亲属始终不认可杨景林患有××的事实，进而不愿意履行监护、赡养义务，致使杨景林在医院长期治疗。机电学院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履行监护职责，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履行了照顾、看护、看望杨景林的监护义务。2019年12月，杨景林之女杨璐嘉依法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法院指定其为监护人后，机电学院立即向杨璐嘉移交了杨景林的财产、其他物品及监护义务。综上所述，机电学院不存在杨景林提及的强制送医、强制医疗等侵权事实。杨景林提出对机电学院的侵权请求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法律约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市三医院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市三医院对杨景林的收治过程，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市三医院作为社会特殊医疗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十年期间对杨景林的诊疗过程中不具有过错。杨景林女儿杨璐嘉十年期间多次去探访杨景林，也没有对市三医院的整个诊疗过程提出异议。综上，杨景林所称的并非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杨景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杨景林医疗费90000元；2.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从杨景林社保卡中支出的130000元；3.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因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给杨景林造成的损失1185722.82元；4.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杨景林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5.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在四川日报公开赔礼道歉；6.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诉讼中，杨景林变更诉讼请求的第1、2、3项为：1.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杨景林医疗费72958.99元；2.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从杨景林社保卡中支出的143947.62元；3.判令机电学院、市三医院赔偿因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给杨景林造成的损失1301352.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景林系机电学院退休职工。杨璐嘉系杨景林之女，杨某系杨景林之子。2008年起，杨景林出现言行异常、敏感多疑、感觉被人伤害等症状，多次因反映其工资、职称、住房等问题上访。2008年11月至2009年6月，杨景林多次在机电学院、市区宾馆、攀枝花市委及闹市区上访，称其是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要到市委上班等，致公安机关在此期间6次出警。其间，杨景林之女杨璐嘉还曾经从公安机关将其接回。 2009年9月2日，杨景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民警盘查时发现其精神异常。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京公（）函字【2009】第（2149）号《建议函》，建议：一是及时送回原籍；二是落实管控措施；三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及时收治等。9月4日，杨景林被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9月9日，临江路派出所致函机电学院保卫处，提出以下意见：“1.本着关心、关爱职工的目的，由贵单位将杨景林送至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医治，以确保杨景林能正常安度晩年。2.因杨景林年事已高，又是一人独居，贵单位要积极配合杨景林的亲属共同做好看护工作，防止杨景林单独外出发生意外。此函，务请落实。”9月11日，杨景林由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临江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杨某等从北京接回攀枝花（在接回过程中，杨景林出现过攻击杨某的行为）。同日，机电学院派员将杨景林送到市三医院治疗。因杨某拒绝在杨景林入院的相关手续上签字，由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姚某、胡勇签名。11月3日，机电学院委托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对杨景林有无××及是否需要监护进行鉴定。11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作出攀精司鉴字第752号《精神疾病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杨景林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2.被鉴定人杨景林在患病期间必须要人监护，需人协助照料个人生活；3.杨景林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已有一些缓解，仍需继续住院给予正规系统治疗。 2012年12月20日，攀枝花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了《会议纪要》。主要载明：2012年12月20日，市委群工局召集市卫生局、市人社局、机电学院、邮储银行攀枝花市分行、市三医院、临江路派出所、民建社区居委会，在市群众工作中心专题研究杨景林晚年生活、医疗保障相关问题。会议议定以下事项：一、鉴于杨景林本人身患精神疾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会议商定，由机电学院牵头，临江路派出所、民建社区居委会等单位配合，与攀钢集团公司协调沟通，做好杨景林子女的思想工作，劝说其子女履行对杨景林的监护职责，并承担杨景林在市三医院就诊期间的生活、医疗等费用。二、如经各方多次对杨景林子女劝说无效，杨景林子女始终不愿履行其监护义务的情况下，考虑到杨景林本人系机电学院退休职工，会议商定，由机电学院代为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负责杨景林晚年的生活、医疗保障工作。三、鉴于杨景林本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拥有一张尚未激活的社保卡，并长期拖欠其在市三医院就诊期间的生活、医疗等费用，会议商定，在机电学院取得对杨景林的管理职责后，由机电学院牵头，相关单位配合，办理好激活杨景林社保卡的相关事宜，并将相关资金用于支付杨景林的生活、医疗等费用。四、机电学院在取得杨景林社保卡的监管使用权后，要妥善制定好此卡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做到专人专管，并确保卡上的资金仅用于杨景林本人开销所需费用，不得挪作他用，坚决杜绝违规使用此卡的情况。五、机电学院对杨景林的监护职责履行到杨景林去世终止。期间，机电学院要妥善监管杨景林社保卡的使用情况，并保存相关的使用票据，待杨景林去世后，妥善交予法定的单位或个人。 2015年1月，机电学院将杨景林的部分医疗证据、现金与杨璐嘉进行了交接。2018年起，杨某、杨璐嘉先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经一审法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成联［2019］精鉴字第0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景林患偏执性精神分裂症，病情缓解不全，无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12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川0402民特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杨璐嘉为杨景林的监护人。2019年12月24日，在杨璐嘉要求下，杨景林从市三医院出院。2020年1月10日，机电学院与杨璐嘉对杨景林的医保卡、工资卡以及其他财产进行了交接。 另查明，杨景林的医疗费由其个人承担72958.99元，支出生活费等其他费用共计143947.62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杨景林的亲属知晓其从2008年起出现言行异常、敏感多疑、感觉被人伤害等症状，多次上访，致公安机关数次出警的事实。但其亲属既未将其送医，也未对其加强看护。2009年9月，杨景林被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杨景林还在由机电学院工作人员、临江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杨某等从北京接回攀枝花过程中出现过攻击其子杨某的行为。因杨某拒绝在杨景林入院治疗的相关手续上签字，机电学院在持有安定医院的诊断书及公安机关《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的情况下在杨景林入院治疗的相关手续上签名。事后申请对杨景林进行了××学鉴定，其鉴定结论为杨景林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机电学院的行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关于“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及“要经过司法××学鉴定，对精神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按照法律程序处理需强制住院患者的有关问题或有关案件的问题”的精神，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六条“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的规定。市三医院对杨景林收治之前，杨景林已经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有公安部门相关文书印证其系符合收治的对象。市三医院对于杨景林的收治的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及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规定。因此，机电学院及市三医院均无过错。再者，从杨景林的工资、医保卡中支出的费用均是用于杨景林的治疗及日常生活的开支，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杨景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景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65元，由杨景林承担。 二审中，杨景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机电学院于2013年10月25日出具的《杨景林入院过程》，拟证明：杨景林不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 2.2015年3月6日杨璐嘉写给机电学院的请求，拟证明：杨璐嘉要求机电学院放杨景林出院。 3.2018年9月28日《市三医院针对杨璐嘉要求放其父亲杨景林出院的答复》，拟证明：杨璐嘉已经跟医院交涉要求接杨景林回家，但市三医院拒绝。 4.2018年10月29日《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杨璐嘉的信访的答复》，拟证明：杨璐嘉要求父亲杨景林出院的事。 5.2020年12月2日《四川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的答复》，拟证明：衡克礼等4人没有司法鉴定人的身份。 机电学院质证认为，《杨景林入院过程》是其出具的，对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对杨璐嘉写给机电学院的请求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因为该证据没有材料接收人的签字盖章，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市三医院针对杨璐嘉要求放其父亲杨景林出院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杨景林的证明目的；对《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杨璐嘉的信访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杨景林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杨景林女儿不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对《四川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某，不能达到杨景林的证明目的，市三医院2009年的鉴定意见是合法有效的。 市三医院质证认为，对《杨景林入院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对杨璐嘉写给机电学院的请求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因为该证据没有材料接收人的签字盖章，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市三医院针对杨璐嘉要求放其父亲杨景林出院的答复》《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杨璐嘉的信访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四川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某。 本院认为，机电学院和市三医院对《杨景林入院过程》、《市三医院针对杨璐嘉要求放其父亲杨景林出院的答复》《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杨璐嘉的信访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采纳，但不能达到杨景林的证明目的。机电学院和市三医院对杨璐嘉写给机电学院的请求和《四川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的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某，因杨璐嘉写给机电学院的请求，没有材料接收人的签字盖章，不能证明已送给了机电学院，本院不予采纳，《四川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的答复》与本案没有关某，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中，杨景林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机电学院将杨景林送至市三医院强制治疗违法。证人杨某出庭作证陈述称：“我是杨景林的儿子，我姐姐是杨璐嘉。2009年我们的队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北京接我父亲，他说单位给我按照出工算，票已经买了。9月初，我是一个人去的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是胡某1和一个矮胖、一个瘦高的共三个人来接我。胡某1介绍矮胖的是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瘦高的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到了攀钢驻北京办事处办理了入住以后，胡某1就给我出示了一个安定医院的诊断。第二天早晨，他们三个人陪我一起去看我父亲，进了一个院子，旁边有一个上了锁的屋子，他们把门打开了，里面灯也没开，我就进去了。我父亲起来就看了我一眼，就问‘你来干什么？’，还打了我一下，胡某1他们就把我拉走了。从北京回来攀枝花后是机电学院把我父亲送到市第三医院。我当时从火车站出来机电学院的两个人就把我拖到车上，八、九点钟到的市三医院，当时一起的有胡某1、姚某，还有在北京的机电学院的那个胖子。当时送医的时候机电学院让我签字，我也清楚市三医院是××院，当时我是说我在家是最小的，因为我书读得少，所以说我自己也拿不定什么主意，当时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要跟我姐商量一下。我给我姐杨璐嘉打电话后我姐就说不能签字，我就拒绝签字，后来我就离开医院直接回家了。我父亲到市三医院治疗后，我们单位没有人找我要求我履行我父亲的监护职责，我们单位只是找过我们，要给我们困难补助，我没要。我不认可（2019）川0402民特74号民事判决书成联［2019］精鉴字第0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但认可（2019）川0402民特74号民事判决书，不认可多家医疗机构对我父亲患有××的诊断。我父亲和我母亲是1988年离婚的，当时协议的是我归我父亲，我跟我父亲在一起生活，我1988年底参加工作，我上班之前一直住在机电学院。父亲和赵玉茹大概九几年结婚的，结婚后他们住在机电学院，应该结婚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赵玉茹就走了”。 杨景林质证认为，杨某的证言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某。 机电学院质证认为，对杨某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认可。 市三医院质证认为，杨某的证言与胡某2从北京接杨景林的部分一致，但杨某在医院部分做了不实陈述，杨某的证言从北京至送院之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认可，对送院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认可。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杨某关于从北京接回杨景林到送医之前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对送医部分关于征求其姐姐杨璐嘉意见后不签字的证言能够与机电学院申请的证人证言相吻合，本院予以采纳。对送医后杨某单位是否要求其履行杨景林的监护职责部分证言，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中，机电学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2年12月25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信访办关于机电学院退休教师杨景林生活医疗保障问题协调会议纪要》，拟证明：杨景林的子女，包括杨璐嘉在内的3人拒不参加这个会，拒不配合做好杨景林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杨景林的子女对杨景林的医疗及生活问题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和赡养义务。 2.2014年1月6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专［2014］3号《关于杨璐嘉反映其父被××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杨璐嘉作为杨景林的子女，不履行监护和赡养义务，不认可他父亲患病的事实，从而不履行监护和赡养义务。 3.2015年6月14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2015］23号《处理杨景林相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拟证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处理杨景林相关问题工作组，工作组明确要求引导杨景林的子女承担其对其父亲监护及赡养责任，要求杨璐嘉所在的单位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热轧板厂和杨恪和杨某所在的单位汽运公司对杨景林的子女继续劝说要求他们进监护和赡养的义务。 4.照片三张，拟证明：2018年9月11日攀枝花市信访局副局长廖东明，汽运公司与杨景林之子杨恪和杨某进行座谈，要求他们履行好对父亲杨景林的赡养和监护义务。 5.2019年8月15日杨景林的配偶赵玉茹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赵玉茹确认杨景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市三医院治疗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赵玉茹由于年龄较大，未在攀枝花居住，无法履行对杨景林的监护职责，赵玉茹与杨璐嘉协商后，认为杨璐嘉作为杨景林的法定监护人更为合适，到2019年8月份之后，杨璐嘉才协商愿意履行监护职责。 杨景林质证认为，《关于机电学院退休教师杨景林生活医疗保障问题协调会议纪要》证明不了杨璐嘉不愿意履行监护职责；攀钢专［2014］3号《关于杨璐嘉反映其父被××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5］23号《处理杨景林相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与本案缺乏关某，达不到机电学院的证明目的；照片三张与本案没有关某；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认可。 市三医院对机电学院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本院认为，机电学院二审提交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某，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中，机电学院向本院申请证人胡某1、姚某、周某、胡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杨景林的近亲属未履行监护义务，机电学院不得已在政府的要求下履行监护责任。杨景林被送进市三医院治疗以前精神异常。2009年9月9日，胡某2警官与机电学院二名教师、杨景林之子杨某从北京将杨景林接回攀枝花的情况。2009年9月11日，胡某2警官按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指示，将杨景林送至市三医院，并协调收治杨景林的情况。 证人胡某1出庭作证陈述称：“大概2008年左右，我听家属区的家属说杨景林有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比如：他说洗澡，有人给他安摄像头看他。我原来在机电学院办公室负责信访工作，杨景林曾经到学校信访反映工资之类的，同时他也跟我说了他哥哥和他侄儿都要追杀他，都要害他。我接待他的时候，他怀里掏出一把刀，那一次我感觉到他可能有点不正常了，面对学生群体那么密集的人群，我非常担心，万一他有其他想法伤到学生，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比较警觉。他经常到市群工局、市委去信访，我到市委接了很多次，还听说他当时带刀去信访，刀后头是被没收了，去信访就是说有人追杀他，有恐惧感，接回来之后他一个人也不敢回家属区，是保卫科他们一起送他回家。有一次我去看他，反正家里面那种状况实在是在我们看来还是多少让人同情的，条件很差很脏，没有电，床底下就有把刀，这个是我跟保卫科的同志一起翻开亲眼看到的。2009年9月，我亲自到北京接杨景林回来。集团公司给我打的电话，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那边反馈的信息，杨景林认为自己是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当时盘查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没对，然后就让攀钢去接。当时攀钢就通知学校就派我带了其他几个同志去接，我们也协调公司喊他儿子去了。先去的是临江路派出所的胡某2警官，还有我们保卫科的胡勇和我，杨某是随后去的。我们到了北京，派出所提出杨景林疑似××人，就建议去医院。我们就带他在安定医院看的病。杨某到了北京以后，就要求去看杨景林。杨景林一看到他儿子就是拳脚相加，把他儿子眼镜打飞了，然后他的儿子就不知所措了。后头是杨某要求去安定医院了解杨景林的病情，我们带他去看诊断的情况，而且专门找的专家。回来过后我们再跟他儿子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可能父亲确实生病了。我们说既然父亲病了，是不是应该送医院治疗。所以杨某还是比较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自己有一些顾虑，他可能挣钱比较少，可能经济上承担有困难。第二个就是精力不够，工作很忙，我就说我们可以协调帮助解决。在回来的途中，我们为了避免他们尴尬，我们就把他们分开，那么这一路相当于杨某比较安静的。但是他父亲确实相对不稳定，一直骂我们。我们到金江火车站以后，一下车坐上单位的车直接就到了市三医院。到了市三医院以后我们就带他到诊断室就医，市三医院要求必须要有子女的签字，要有家属直系亲属签字。所以诊断的程序完事以后准备喊杨某签字，杨某是同意的。准备签字的时候，他觉得不踏实，后头打了电话给他姐姐杨璐嘉，就被他姐姐一顿骂，后头他就很生气，就没有签字。他说这个事情我没法签字，我不管我要走了。鉴于这种情况，后头我们也进一步劝杨某，但是他坚决不签字。后来我们也跟临江路派出所警官说了杨景林目前为止的精神状态，后来就临江路派出所的警官也协调就是可能这种出来还真是有一些风险。后来派出所拿了一个什么函，这个函我看见过。我们早上去，协商到下午的三点”。 证人姚某出庭作证陈述称：“我2014年之前在机电学院工会，我听到住在杨景林楼上职工反映杨景林跟以前的工会主席说有人在他家里安装监控并窥视他洗澡，反正大家就感觉杨景林退休过后的这一段说话，总感觉跟正常人有些地方非常不一致。2009年9月我们接到杨景林后，有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胡某1，还有临江路派出所的胡警官，以及杨老师一起。我们就直接到市三医院，当时到市三医院还不到八点钟，到了过后就说是杨老师身体不太好，有病要送到三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当时还有一个小伙子是杨老师的儿子杨某。市三医院说必须亲属同意签字过后才能够接收病人。他儿子当时也都要准备签字，结果他儿子又说这个事情他做不了主，他要给他姐去个电话。他给他姐去了电话过后，这个态度一下就变了，就非常气愤，不签字了，要走人，这样一下就僵持在那儿了，从上午8点多钟一直到快中午了。这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那个派出所的胡警官，当时是我们学校的车子帮他从市三医院一直送到临江路派出所，后来派出所出了一个证明，然后是我们单位上还有三位职工，包括我签字和派出所的证明一起。后来市三医院就把杨景林收治了”。 证人周某出庭作证陈述称：“我是攀钢汽运公司专职信访保卫的。因为杨某和杨恪是我们单位二车队的驾驶员，当时是在2015年，我们工会主席、二车队的书记舒俊、还有我和一个信访员，共四个人分别找到该二人，让他们作为子女要对杨景林尽赡养义务，履行监护责任，因为当时听说他父亲是在市三医院住院治疗，然后要求他们尽到赡养义务。该二人当时是开车的，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反感，也比较排斥。就说这些事让我们别找他们，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有事去找他们的姐姐，说他们家这个事都是姐姐代理。当天找完了两个弟弟之后，第二天他们姐姐到我们公司来，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然后请我们也不要再去找她两位弟弟。而且这个事情杨璐嘉说她全权代理，跟两个弟弟没有任何关系”。 证人胡某2出庭作证陈述称：“我是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公安分局临江路派出所退休职工，2016年退休。2009年以前，杨景林多次在马家田学校道路旁和到市政法委闹，扰乱公共秩序，我们多次接处警。2009年，我们单位通知我到北京把杨景林接回来。到北京后，北京市天安门公安分局的同志说，这个人可能有精神问题，说他是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到北京来参加60周年国庆阅兵式，天安门公安分局建议我们带他进行检查，所以第二天，我们和安定医院联系，进行了鉴定，安定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说杨景林确实精神出现了问题。完了后我们通知他的家属到北京来接杨景林，当时他们来了个儿子。一起去北京接杨景林的有三个人，胡某1、胡勇、还有我，后来我们在火车站接到杨某，我们把他父亲的情况给他介绍了，也说了把他父亲送医治疗。安定医院是杨某去北京之前我们就带杨景林去看了病的，我们也给杨某说了这个情况，我们说你父亲精神情况有问题，要送医院医治，杨某也是同意了的。走的那天，杨景林见到杨某就要打他，打了一下的。我们早上到了攀枝花，到了之后，我和胡某1、胡勇、姓姚的一个和杨某一起到了市三医院，到了之后杨某给他姐打了电话，就不签字，医院就说要派出所出具证明，下午我回派出所汇报了这个情况，考虑学校、市委和群众安全，需要将杨景林送院医治，当天就出了证明，就是杨璐嘉刚才让我看的证明，后来医院看到证明就收治了杨景林。杨某在给杨璐嘉打了电话之后走了，我才回派出所汇报情况的。杨景林被送到××院强制治疗是我们派出所作出的决定。法律有规定公安系统可以送医”。 杨景林质证认为，胡某1和姚某主要证明杨景林精神异常，这个证明与本案的焦点没有联系，证言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某不认可，缺乏客观性；证人周某的陈述，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但关某，客观性不认可；对胡某2的证言，送医时间真实性不认可，胡某2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某认可。 机电学院质证认为，胡某1、姚某、周某证人证言都如实反映了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认可。胡某2的证言还原了公安机关结合杨景林的情况将杨景林送医，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法定职能机关，要求将杨景林送医院，并出具了相关证明材料，市三医院也是根据证明来收治杨景林。 市三医院质证认为，认可胡某1、姚某、周某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和证明目的。对胡某2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认可。 本院认为，证人胡某1、姚某、周某、胡某2的证言与证人杨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2009年9月机电学院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杨某到北京接杨景林接回攀枝花，以及送医的具体过程，对胡某1、姚某、周某、胡某2的证言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中，市三医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01年11月23日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医院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第3种对于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以及第5种其中对出现严重自伤、自杀、拒食或严重兴奋、冲动伤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救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拟证明：市三医院接诊杨景林是有相应的文件依据的。 2.2009年10月3日，卫生部印发的《关于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的通知，该文件的第六条载明“B.对出诊严重患者、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城建城管监察等部门转送的急诊患者、司法部门送诊患者、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的急诊患者等提供诊疗服务。”拟证明：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基层的诊疗机构，对于这种送诊的患者，市三医院有接诊的义务，并不一定非要是近亲属或者子女送来的，市三医院一样也有接收的义务。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该规定第三条规定“为开展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级市，应当成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审查、批准鉴定人，组织技术鉴定组，协助、开展鉴定工作。”，第四条规定“鉴定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专家若干人组成，人选由上述机关协商确定。”拟证明：当初的鉴定人员设立的时候是由多个部门联合确定。 4.1995年4月25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攀枝花市公安局、攀枝花市司法局、攀枝花市卫生局联合印发攀检（政）[1995]17号《关于调整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成员的决定》，罗明、李沛亨在2003年由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鉴定资格证书，罗明在2018年的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李沛亨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拟证明：罗明、李沛亨具备鉴定人资格。 杨景林质证认为，对市三医院提交的相关规定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没有关某。关于鉴定人员资格，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2005年全国人大已经对鉴定人有一个规范性的规定，2009年应该使用新的鉴定人管理办法，罗明的资格证书是真实的，但证书是2018年的，杨景林质疑的是2009年的资格。 机电学院质证认为，对市三医院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本院认为，市三医院提交的证据除了罗明在2018年的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外，其余证据均是有关部门依法发布的通知、规定和决定，其内容、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某，本院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1995年4月25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攀枝花市公安局、攀枝花市司法局、攀枝花市卫生局联合印发攀检（政）[1995]17号《关于调整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成员的决定》，决定“……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由王耀华、徐厚才、衡克礼、汪国群、李沛亨、罗明、高斌、张世华组成，由王耀华担任组长，徐厚才任副组长，高斌任秘书”。 2009年9月11日，杨景林由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临江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杨某等从北京接回攀枝花送到市三医院后，杨某起初同意在杨景林入院的相关手续上签字，但因拿不定主意，打电话给其姐姐杨璐嘉征求杨璐嘉的意见。杨某与杨璐嘉通话后杨璐嘉不让杨某签字，杨某遂拒绝在杨景林入院的相关手续上签字。因杨某拒绝在杨景林入院的相关手续上签字，医院要求派出所出具证明，才接收杨景林住院治疗，同日下午临江路派出所工作人员胡某2返回派出所进行了汇报，考虑学校、市委和群众安全，需要将杨景林送院医治，临江路派出所出具了《临江路派出所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同日，杨景林被市三医院收治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精神分裂症；2.慢性支气管炎。 2019年8月9日，申请人杨璐嘉申请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案中，杨璐嘉诉称，杨景林于2009年11月30日由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作出攀精司鉴字第752号《精神疾病医学鉴定书》，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患病期间需要人监护和照料，此后一直在市三医院住院治疗，至今已经10年，被申请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杨璐嘉的申请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景林当时的精神状况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成联[2019]精鉴字第0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第三部分“资料摘要”载明：“据送检材料记载、被鉴定人女儿杨璐嘉及在场医生所述，被鉴定人杨景林20年前（1998年）无明显诱因出现言行异常、敏感多疑、感被害，反复找单位领导，说有人偷窥他洗澡，要杀害他，在家不开灯，只点蜡烛，关上窗户将窗帘拉起，平时不和邻居、同事说话，有时一个人在家大喊大叫。14年前（2004年），被鉴定人突然无故失踪，4年后（2008年10月），被鉴定人突然回到家中，此后经常背个大包四处游走，找学校领导吵闹，说家里床下有人、墙角也有人，要暗杀、偷窥他，说自己是政法委书记，每天背着包到市政府上班，被保安挡在门外。2009年1月，被鉴定人出现冲动伤人行为，到处说有人要整他，动手打劝阻的同事，并带刀到市政府吵闹。”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川0402民特7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杨璐嘉为杨景林的监护人。 杨景林与其第一任妻子于1988年离婚，当时儿子杨恪已经上班，女儿杨璐嘉还没有毕业，儿子杨某当时还没有参加工作，双方协议杨某归杨景林扶养。杨景林与其第二任妻子赵玉茹结婚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赵玉茹就出走了。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机电学院送杨景林到市三医院治疗，以及市三医院收治杨景林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否侵犯了杨景林的人格权。 本案中，根据2009年9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建议函；2009年9月4日北京安定医院对杨景林出具的《诊断证明书》；2009年临江路派出所给北京市天安门派出所的《关于杨景林情况的说明》；2009年9月9日临江路派出所给机电学院的《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2009年9月11日杨景林被市三医院收治住院治疗的入院诊断；2009年11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作出的《精神疾病医学鉴定书》；2019年11月15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12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402民特7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4日市三医院的出院记录；以及杨景林从2009年11月至2019年12月在市三医院的住院病历等证据，能够证明杨景林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同时，根据临江路派出所给北京市天安门派出所的《关于杨景林情况的说明》；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的《精神疾病医学鉴定书》和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证人杨某、胡某1、姚某、周某、胡某2的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杨景林属于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并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经本院审理查明，2009年9月11日并不是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将杨景林送入市三医院住院治疗的，而是临江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杨景林的儿子杨某不办理杨景林住院手续的情况下，临江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持临江路派出所出具的说明，在机电学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将杨景林送入市三医院住院治疗的，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只是协助临江路派出所工作人员将杨景林送到市三医院，市三医院收治杨景林住院治疗是根据临江路派出所的意见，故送杨景林到市××路派出所，而不是机电学院。《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1号）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卫生、民政、公安、教育、司法、残联、共青团、妇联、老龄委等部门、单位和团体要针对日益突出的精神卫生问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第八条规定“……要经过司法××学鉴定，对精神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按照法律程序处理需强制住院患者的有关问题或有关案件的问题，加强对经鉴定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和治疗工作。……”以及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根据上述规定，临江路派出所将严重肇事肇祸，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杨景林送入市三医院住院治疗，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上诉人杨景林上诉称机电学院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强制对杨景林实施住院治疗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违法侵权行为，并要求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本案中，市三医院在杨景林的儿子杨某不办理杨景林住院手续的情况下，根据北京安定医院对杨景林的诊断证明书，临江路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以及该院专业医师对杨景林的诊断意见，诊断杨景林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收治入院，符合2001年11月23日《卫生部关于加强××院管理的通知》附件：××人入院收治指征：第1项“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和（或）周围构成危害者；”、第3项“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和第5项“其中对出现严重自伤、自杀、拒食或严重兴奋、冲动伤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的情形。2009年10月3日施行的《卫生部关于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第六条“Ｂ.对初诊严重患者、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城建城管监察等部门转送的急诊患者、司法部门送诊患者、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的急诊患者等提供诊疗服务。”的规定，也符合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的规定，并且，市三医院所诊疗的主要对象精神障碍患者有别于普通医院,即诊疗对象精神障碍患者存在一定的社会危险性,必需隔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以保障该院医患双方及社会不确定多数人的安全,市三医院收治杨景林的行为属于履行医疗机构法定职责的行为，市三医院对杨景林的检查诊断和收治行为并未侵害杨景林的合法权益。故市三医院将杨景林收治住院治疗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上诉人杨景林上诉称市三医院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强制对杨景林实施住院治疗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违法侵权行为，并要求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四条“鉴定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专家若干人组成，人选由上述机关协商确定。”的规定，以及1995年4月25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攀枝花市公安局、攀枝花市司法局、攀枝花市卫生局联合印发攀检（政）[1995]17号《关于调整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成员的决定》，能够证实“攀精司鉴字第752号”《精神疾病医学鉴定书》的鉴定人员具备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资质。并且，杨景林的法定监护人杨璐嘉在其2019年申请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2019）川0402民特74号案件中，杨景林的法定监护人杨璐嘉也提交了该鉴定书作为其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杨景林在本案中对该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景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41元，由上诉人杨景林负担。杨景林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4元应当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庆华 审 判 员 李 涛 审 判 员 黄 雷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鲁 艳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