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5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泛诺美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法定代表人：梁凯庆，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洪刚，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7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峥，辽宁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泛诺美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诺美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2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泛诺美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李某从泛诺美纳公司非法获取的160余万元已经被其隐匿，并没有向其所称的已经按照泛诺美纳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凯庆指示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开销；2、给李某转账的倪崇早就在泛诺美纳公司离职，因泛诺美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月娣将公司交于梁凯庆管理，不清楚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导致泛诺美纳公司在陈述时错误认为倪崇仍在泛诺美纳公司上班。李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泛诺美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某立即返还其人民币1632057元及相应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4年7月28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利息为10万元，共计1732057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泛诺美纳公司自述其公司工作人员倪崇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9月11日、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1月14日、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5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7月27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5月26日、2016年7月25日、2016年9月27日、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3月1日、2017年6月15日、2017年9月7日以转汇、支票取现、柜台转存、网银转汇方式分别向李某账户存入金额合计1632057元，其中，泛诺美纳公司主张的2014年7月28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9月11日、2014年10月21日四次转汇及支票取现合计40万元未提供证据证明。2、泛诺美纳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凯庆与李某系夫妻关系，现二人离婚诉讼在一审法院正在审理中。3、庭审中，李某为证明其账户收到的倪崇汇存的款项支出用途，提供其与梁凯庆的微信聊天记录、账户交易明细及名头为泛诺美纳公司的发票等证据，辩称其账户收到款项后，均按梁凯庆的指示用于泛诺美纳公司的日常经营等各项开销支出。4、2018年10月16日，梁凯庆母亲朱月娣来至一审法院起诉李某，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与本案相同，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102民初155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朱月娣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朱月娥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争议的问题在于，泛诺美纳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泛诺美纳公司主张李某指使其公司员工倪崇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向其个人账户汇入款项160余万元，存在不当得利，但泛诺美纳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凯庆与李某系夫妻关系，李某为反驳泛诺美纳公司上述主张，亦提供其与梁凯庆的微信聊天记录、账户交易明细及名头为泛诺美纳公司的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其账户虽收到倪崇转汇的款项，但均按照梁凯庆的指示用于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开销，一审法院结合泛诺美纳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凯庆与李某系夫妻关系的事实，泛诺美纳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的时间跨度长达3年之久，恰在梁凯庆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次数达21笔款项之多，且倪崇现仍为泛诺美纳公司员工的事实，再结合本案现有证据，综合予以考量，可以认定，李某提出的抗辩理由，更为符合逻辑与常理，进而不能认定泛诺美纳公司与李某之间系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且李某现亦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故泛诺美纳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阳泛诺美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194元，保全费5000元，由沈阳泛诺美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期间，泛诺美纳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某的银行账户流水3份，证明在2014年7月-2017年9月之间，被上诉人李某未经上诉人允许将上诉人账户内的相关款项转入其银行账户并拒绝归还，导致上诉人利益受损的事实。被上诉人李某质证：首先，上诉人在二审庭审和法庭辩论终结后又申请调取证据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相关规定，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同时规定二审新证据应当是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或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而本案中上诉人申请调取证据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且已经在二审庭审和法庭辩论终结后才申请调取，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其调取的证据也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新证据的范围，故对该证据依法不应予以认定；其次，该证据中并未体现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任何关联交易，上诉人所指出的相应款项均是以现金存入或以案外人个人账户转入，没有体现出上诉人的任何字样或账户信息；最后，上诉人在本案两次审理中均陈述所谓不当得利系打入李某名下农业银行账户，但却申请调取了李某名下所有银行账户，显然是在任意扩大恶意调取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2、上诉人对公账户对账单，证明通过该对账单可以看出上诉人对公账户内的款项均以取现的方式汇入了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在未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获得了上诉人的对公账户内款项。被上诉人李某质证：该证据仍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也不属于上诉人客观不能取得的证据，因此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进行举证质证。该证据中所体现的仅是上诉人账户柜台取现的情况，而并没有转账到被上诉人账户的情况，同时其提供的交易金额与审理中提供的现金汇款明细数额不符。根据其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其自认相应款项是以现金支票取现方式从公司账户提出，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相关财务支付，支票领用和兑现具有完整的法律流程，因此上诉人应当提供对应支票领用本及支票票根，以查明支票领用人、领用事项及票据记载的收款人等相应信息，如上诉人拒绝提供，被上诉人向法庭申请调取证据或律师调查令，调取银行的存档的相关票据，以佐证本案客观事实。3、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取款项的明细，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无任何理由获取款项金额共计1632057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该款项。被上诉人李某质证：该组证据在本案审理中上诉人已经多次向法庭提交并在案件中已有记载，双方在上次开庭中已经质证了，并且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原件予以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该组证据中没有体现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关系，该证据中上诉人的对账单仅是体现出上诉人账户取款情况，而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仅体现的是被上诉人的银行资金情况，二者完全没有必然关联性，被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上诉人直接给付的钱，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和银行流水数额并不相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4、案外人梁凯庆给被上诉人转款的明细，证明：在2012年9月-2018年1月期间，案外人梁凯庆给被上诉人转账累积712200元，梁凯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款明细系其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李某质证：该组证据绝大部分内容在此前的庭审中已经提交，我方已经发表过质证意见，对于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提出新提交的部分，是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离婚一案中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法院调取的，该部分证据已经作为双方离婚一案的参考证据与上诉人主张并无必然关联性，且在离婚案件中梁凯庆的代理人明确陈述本案案涉款项是梁凯庆授意关联公司即上诉人打款，并对案涉款项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故本案中如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梁凯庆显然是共同不当得利人，且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应当依法追加。李某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被上诉人与梁凯庆及倪崇的微信聊天记录11页、中信银行转账凭证4页，证明上诉人所谓的不当得利款项事实上是由倪崇个人账户转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在收到梁凯庆指示后将上述款项用于给上诉人的员工倪崇发放工资，以及公司经营备用金等。该证据中明确体现出了梁凯庆嘱咐被上诉人给倪崇公司备用金以及支付倪崇的工资，充分说明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且是被上诉人的丈夫是明确知晓钱款用途与去向的，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不当得利。该证据中所显示的款项在上诉人申请调取的银行流水中相应时间中均有体现。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会计陈月英聊天记录以及给陈月英的存款单共6张，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会计陈月英发放工资以及给其打款经营办公费等相应支出，被上诉人所补充的每一份证据都是整个款项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一份证据与整个款项对应。3、被上诉人与梁凯庆就给案外人李浩转账的沟通事宜的聊天记录2张，一审庭审时我方提供了相应的转账记录，本次补充提供梁凯庆在微信聊天中明确告知被上诉人案外人的账号以及指示被上诉人给李浩打款的相关事实，与一审中给李浩打款的票据作印证。4、被上诉人与梁凯庆聊天记录以及转款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受梁凯庆指示给案外人孙晓旭转账的事实，有银行的转账回执佐证。5、被上诉人与梁凯庆及案外人陈晓松的聊天转账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受梁凯庆指示为沈阳泛诺美纳商贸咨询有限公司名下车辆及梁凯庆本人名下车辆进行相应投保，并缴纳了款项，有保险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以及上诉人调取银行流水中对应的支付佐证。6、被上诉人与梁凯庆及案外人张旭的聊天记录以及转款记录，证明为沈阳泛诺美纳商贸咨询有限公司与梁凯庆本人订购机票，支付的相应款项及银行流水，部分支付款项对应上诉人调取的银行流水。7、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以及梁凯庆与任珺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被上诉人给任珺支付款项的银行流水，证明梁凯庆承租了任珺的房屋，被上诉人按照梁凯庆的指示给任珺支付房屋租赁款项。8、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以及被上诉人支付宝支付的电子回单，证明梁凯庆在后期成立了绿城服务有限公司并在微信中指示被上诉人为其打款和支付服务器费用。9、沈阳德中企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新华网辽宁频道官方新闻宣传网页、德中企业服务公司员工工资表、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以及被上诉人按梁凯庆指示给该公司COO瓦格纳打款的转账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受梁凯庆指示为其担任股东以及董事和经理的沈阳德中企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打款，有银行转款回单佐证。10、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以及给案外人小陈转账微信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受梁凯庆指示为其和上诉人公司车辆进行维修并支付维修款项。11、梁凯庆本人银行流水3张，证明被上诉人多次给梁凯庆以现金存款和转账方式为梁凯庆存入巨额款项。12、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证明梁凯庆从2014-2017年期间一直在指示被上诉人为其每月存入500元话费。13、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公司支付租车款以及工作人员出行的差旅费的微信或支付宝和银行流水的支付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为梁凯庆以及上诉人沈阳泛诺美纳商贸咨询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所支取支出的各种款项均有相应票据和支付记录进行对应。部分支付记录与上诉人调取的银行流水中相应时间的银行流水支出可以对应佐证。14、梁凯庆的保险合同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按梁凯庆的指示因其经常出差，故为其购买的出行保险，以及保险单和支付款项。15、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机票等购买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按梁凯庆指示为其支付其公出的差旅费。16、被上诉人与梁凯庆母亲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为其购买物品的消费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按梁凯庆指示为其母亲购买鱼油、海参、大米等用品，并以快递邮寄的方式邮寄给梁凯庆母亲，有相应的消费记录及快递流水佐证。上述16组证据金额总计约130万元左右，尚有部分票据在被上诉人支付后将相应票据交给梁凯庆或公司会计进行入账，其中有被上诉人与梁凯庆的聊天记录明确提到相应发票如何处理，梁凯庆明确答复发票给公司财务人员放到梁凯庆出差经费凭证字样的袋内。上诉人泛诺美纳公司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时间只是从2015年8月18日-2016年9月之间的一些零散的片段，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所称的其汇出的款项与其收入的款项相对应。此外，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梁凯庆的聊天记录所提到的款项以及被上诉人转给倪崇的所谓工资，所有金额加起来数额非常小，远远低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对公账户获得款项的金额，且被上诉人其从上诉人处获得的金额与案外人梁凯庆无关，在2017年10月24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凯庆，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仅为2015年的，通过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陈述可知被上诉人通过案外人倪崇从上诉人处获得了诉争的款项却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也没有用于上诉人公司经营及备用金。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所称的陈月英是否系上诉人所雇用的会计，上诉人代理人需要核实。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不完整且该聊天记录系从2014年12月-2016年初，所提到的金额也很少，每月仅有500元左右，远低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得的金额。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所称的按照案外人梁凯庆的指示给案外人李浩转账，该说法不成立，双方诉争的款项属于上诉人沈阳泛诺美纳商贸咨询有限公司，不属于案外人梁凯庆，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其所称的款项发生在2014、2016年，而在这两个时间点案外人梁凯庆与上诉人无关，且被上诉人在这两份聊天记录中提到的金额也远远低于其从上诉人处获得的金额。在2016年10月之前，上诉人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不是梁凯庆。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均发生在2016年2月、8月，而梁凯庆在2016年10月24日才成为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双方诉争款项无关，与上诉人无关。对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及花销大多是其与案外人梁凯庆之间发生的，且上述花销发生时，案外人梁凯庆是李某的丈夫，并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次，案外人梁凯庆在与被上诉人李某婚前及婚后，通过私人转账方式，向李某累计转账汇款712200元，李某提交的其按照梁凯庆的指示对外付款及消费数额未超过此数额，更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得的163万余元的不当得利款无关。综上，被上诉人李某提交的该组证据与上诉人无关，更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李某不应将上述个人生活花销记在上诉人的头上。第二组证据：庭前未统计部分，庭前被上诉人代理人与法官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80余万元，但被上诉人经过整理，还有部分金额未统计在内，包括给梁凯庆银行转账36900元（未算225000元已统计部分），倪崇29270元（未算40000已统计部分），陈月英11500元（未算8600元已统计部分），曲玉娟15000元（泛诺美纳现监事，未统计），张晰450元（泛诺美纳原监事，未统计），贡部长79500元（机床人事部长，未统计），瓦格纳107310元（有存款单）以及给绿城公司垫付67350元（未统计），上述共计347280元，均有对应银行流水或微信转帐、聊天记录。第三组证据：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证据：1、交通银行流水：交通银行流水只给调取两个，还有梁凯庆用护照办理的两个账号因与调查令中要求不一致，银行未给调取，另外被上诉人给梁凯庆现金存款的底单需要到存款分行调取；2、中国银行流水，已调取，没有关联性；3、凯宾斯基酒店被上诉人现金支付的信息已调取，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对应，共计13563.01元；4、同程消费信息，该公司在杭州，因疫情原，沈阳到当地人员需要隔离，故未能调取。第四组证据：支票票根、会计凭证、公司账册、资产负债表，证明梁凯庆为达到本案恶意诉讼的目的，将公司账册和会计凭证等财务数据都进行了转移隐匿。被上诉人也千方百计进行查找和调查，发现梁凯庆和泛诺美纳公司除了本案恶意诉讼外，还可能存在严重的虚报发票和偷税漏税问题，被上诉人也组织相关材料准备向税务机关进行举报。本组证据就是被上诉人发现梁凯庆遗漏和藏匿的部分材料，其中与本案案涉款项对应的支票票根上，明确记载相关款项是以差旅费用和备用金等方式支取，而且通过会计凭证和公司账册可以看出，案涉支出款项都有对应票据报销，并且在报税时都进行了平账，也就是说，所有案涉款项最后都已经收支平衡了，根本没有上诉人所谓不知情的支出，更不存在任何损失，既然没有损失，何来不当得利？上述情况也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当说明的是，上诉人每个月都会依据这些数据和资产负债表向税务机关报税，而且每年的年资产负债表都会对当年收支进行总计，这些数据都已经同步上传至税务机关，是改变不了的。第五组证据：离婚案庭审笔录、离婚案梁凯庆代理意见（仅为被上诉人的陈述，并未实际提供该组证据），在本院还有一起李某与梁凯庆离婚纠纷一案，因尚未归档故暂时无法调取，但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梁凯庆在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明确陈述其让泛诺美纳公司给李某打款事实，并且提出认为该款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主张，而在其代理意见中也明确提出了上述主张，虽然离婚案与本案不是同一案由，但事实上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如果本案判决李某构成不当得利，承担还款责任，而不当得利款项又被离婚案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被梁凯庆分走，必然会出现两个判决相抵触的情形。所以该组证据充分证明了梁凯庆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梁凯庆授意泛诺美纳公司付款的客观事实。如果上诉人仍然坚持认为是不当得利，仍然坚持梁凯庆在成为股东前没有权利的话，那么梁凯庆作为案涉款项的真正得利人，就应当是共同侵权人，而且应当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二组至第五组证据，上诉人泛诺美纳公司质证：对于第二组、第三组证据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梁凯庆及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婚前和婚内有大量的金钱往来，但也只是其私人往来，与上诉人无关。对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其花销都是与梁凯庆之间发生的，且上述花销发生时梁凯庆系被上诉人的丈夫，并不是上诉人公司的法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向倪崇、王月英等人转账的记录与上诉人无关，更与其从上诉人处获得的163万余元不当得利款项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的利益。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公司与案外人梁凯庆之间存在资产混同的情况，而被上诉人李某将上诉人公司的款项转入自己账户时，其与梁凯庆系夫妻关系，且被上诉人李某与梁凯庆之间亦存在相互转款的事实，结合全案证据无法认定被上诉人李某存在无合法依据占有上诉人公司款项的事实，且本案纠纷发生于梁凯庆与李某离婚纠纷期间，现二人的离婚诉讼正在审理中，在该离婚诉讼中亦涉及部分本案案涉款项，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泛诺美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88元，由沈阳泛诺美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天秀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