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40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明，女，汉族，1966年6月7日出生，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阳，辽宁东尧（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佳悦，女，汉族，1993年3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娇，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桂明因与被上诉人李佳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6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26日以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在沈阳昌吉月工程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及费用报销单上记载，已与被上诉人结清全部工资数额、保险费、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并且从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工资发放情况看，2018年4月21日支付被上诉人9000元，该笔应认定为2018年3-5月工资，上诉人没有拖欠工资的行为，上诉人在2018年6月26日支付的12000元完全是经济补偿金等补偿款，不需要再重复承担给付责任。李佳悦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李桂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不需要支付被告赔偿金18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原系昌吉月公司员工，从事预算员工作，该公司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双方于2018年6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此后未再出勤工作。另查明，根据原告庭审中提供的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工资发放情况说明以及被告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记载，昌吉月公司向被告支付工资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8日，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8年7月5日期间，昌吉月公司支付被告工资的数额均不相同，且不连续，亦非逐月逐年递增。根据被告庭审中提供的其与昌吉月公司监事黄宁于2018年6月19日的谈话录音，欲证明昌吉月公司未按时支付劳动报酬，逼迫被告离职，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其虽表示该谈话录音并非昌吉月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谈话内容记载，双方当日就支付拖欠被告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进行协商未果，黄宁向被告表示“如果认为能开全，你们都另想办法找地方，我公司现在这个状态你也知道，真不行了，我也想答应，就是谁想开全，就别干了，我把工资想办法给你们开全，……”。庭审中，原告提供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的费用报销单一份，欲证明昌吉月公司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达成一致意见，并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2000元。该报销单“费用项目”处记载“工资：2018年3月、4月、5月、6月”，“金额”处记载“3000×4=12000”，报销人处由被告签字确认，被告庭审中对报销单的以上记载予以认可，系被告填写签字；该报销单“核实金额”处记载“壹万贰仟，12000”，“类别”处斜向书写记载“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已结清全部工资数额、保险费、经济补偿等款项”，被告庭审中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表示其签字确认时并没有斜向书写的内容，该内容系昌吉月公司后填的，不能证明被告是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被告分别于在报销单签字当日以及2018年7月5日收到昌吉月公司支付的工资2000元和10000元，共计12000元。原告自述其于2015年4月10日入职，在庭审中还提供工作证明一份，该工作证明系昌吉月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记载被告系昌吉月公司员工，已在昌吉月公司工作3年，担任预算员职务，平均收入为3000元。又查明，昌吉月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0日，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均系原告李桂明，昌吉月公司的监事为黄宁。2019年9月26日，昌吉月公司因决议解散进行了工商注销登记，在该公司解散注销前，投资人李桂明签署承诺书承诺昌吉月公司注销登机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税款及其他未了结食物，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出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再查明，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被告因二倍工资、赔偿金等争议事项曾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沈开劳人仲字[2019]140号仲裁裁决书。送达后，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权利主张：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167748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1425.9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9703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原告是否应当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一，本案中，根据原告工资银行流水、工资发放情况说明以及费用报销单上关于“工资：2018年3月、4月、5月、6月，壹万贰仟，12000”的记载，并结合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昌吉月公司存在未按时支付被告工资、拖欠被告工资的情况，且以结清拖欠工资为条件要求被告自动离职的情形，故昌吉月公司在被告于2016年6月26日签字确认领取拖欠工资12000元后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昌吉月公司依法应当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第二，关于原告入职时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昌吉月公司自用工之日起即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昌吉月公司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职工名册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结合昌吉月公司第一次支付被告工资的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以及被告提供的工作证明记载其工作时间3年，本院对被告提出其于2015年4月10日入职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三，关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问题，根据被告工资支付情况，结合费用清单以及工作证明中关于被告工资的记载，且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故对于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主张，该院予以采信。最后，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18000元（3000元×3个月×2）问题，本案中，昌吉月公司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为21000元（3000元×3.5个月×2）；被告主张的数额未超过法定标准，故本院予以支持；又因昌吉月公司系自然人个人独资公司，投资人系原告，且原告在昌吉月公司注销前亦承诺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出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故昌吉月公司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故原告应当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8000元。关于原告提出被告系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且双方已结清全部工资数额、保险费、经济补偿等款项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虽原告提供费用报销单记载“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已结清全部工资数额、保险费、经济补偿等款项”，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在其签字确认时并无该记载内容，该院认为，该记载内容系斜向书写方式，与费用报销单上其他内容的正常书写方式明显存在差别，且该报销单上的12000元的数额明显记载的是拖欠被告四个月的工资数额，并非系原告所称支付给被告的保险费、经济补偿等款项，无法证明被告系个人原因离职且已与原告结清保险费、经济补偿等，且原告亦未提供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原告该项主张，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李桂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佳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8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桂明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桂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不应支付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个人原因离职，理由为2018年6月26日费用报销单上记载“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已结清全部工资数额、保险费、经济补偿金等款项”，但上述内容非打印部分，与原文不连贯，且被上诉人否认本人书写，并称本人书写费用报销单时并没有上述文字。结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工资发放情况以及费用报销单上关于“工资：2018年3月、4月、5月、6月，壹万贰仟，12000”的记载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昌吉月公司存在未按时支付工资、拖欠工资的情况，且以结清拖欠工资为条件要求被上诉人自动离职的情形，一审认定上诉人违法解除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桂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桂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晨光审判员  刘风霞审判员  郝梦思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斌书记员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