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3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红，女，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贵海，男，满族，住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慧南，女，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孙贵海。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雷蕾，女，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雷红因与被上诉人孙贵海、李慧南、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林公司”），原审第三人王雷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由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雷红和孙贵海、昌林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合同关系。雷红和孙贵海及昌林公司一共签订了四期借款合同，每期合同都需要三方当事人签字及盖章，依据雷红提供的合同可以看出，孙贵海每次确认合同中所涉的款项收到后便在合同上签字，并亲自加盖昌林公司的公章。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如何支付以及具体支付金额不影响建立借贷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及双方形成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孙贵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孙贵海可以在签订完第一期合同后不再签署后期的三期合同，但是孙贵海每次都在计算完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数额及确认涉案款项收到后，签署自己的名字、加盖昌林公司的公章，对合同进行确认。本案中双方签订第一期借款合同20万元的时间是2015年4月28日，其中银行转账19.8万元，债权转让方式支付2000元，雷红提供了借款合同和银行流水等证据。每次续签合同时，孙贵海都要求将上期的合同原件收回，所以雷红手中没有前三期的合同，但雷红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的明细情况，可以完全与最后一期的合同衔接。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前期合同自动作废，更进一步证明双方受最后一期合同的约束。雷红是否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雷桂珍，以何种方式支付均不影响本案借贷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只要案外人雷桂珍到庭说明情况即可，雷桂珍如何向雷红主张是雷桂珍的权利，不是法院介入、干预的事项。雷红和孙贵海是通过王雷蕾认识的，雷红和王雷蕾纵然有亲属关系，也不能否定雷红和孙贵海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仅依据当事人之间是亲属关系即先入为主地否定雷红和孙贵海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按照事实进行认定，有违法律规定。雷红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将款项支付给孙贵海的员工王雷蕾的行为，视为雷红将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支付完毕，履行了自己的出资义务，王雷蕾作为孙贵海的员工，代收款项的行为，视为孙贵海及昌林公司收取了款项。原审法院已经查清王雷蕾是昌林公司的员工，王雷蕾也向法院说明孙贵海要求王雷蕾收取涉案合同中的款项，王雷蕾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王雷蕾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昌林公司和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孙贵海承担全部的责任。孙贵海在经营昌林公司期间，有多笔收入均要求付款人将支付给孙贵海或者昌林公司的款项支付给王雷蕾，故雷红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将款项支付到王雷蕾账户的行为视为其完成了交付款项的义务。王雷蕾是否将款项实际支付到孙贵海的账户下，不影响雷红与孙贵海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王雷蕾作为昌林公司的员工，代公司或者公司领导收取款项的行为，视为昌林公司收到款项，至于王雷蕾将款项按照孙贵海的指示支付给了何人，与雷红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以王雷蕾无法证明款项支付去向，否定雷红和孙贵海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贵海向多人借款，与多人签订与雷红一样的借款合同，均要求出借人将款项打入王雷蕾的账户，由王雷蕾按照孙贵海的指示进行转账付款，相关案件法院审理后均认为:孙贵海与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王雷蕾作为昌林公司员工，替该公司法人代表孙贵海收取借款的行为，不应当视为其本人借款，判断借款主体应当以借款合同签字的主体为借款主体，不应当以收款人作为借款主体，据此判决孙贵海一人承担还款责任。以上两案件与本案是相同的情形。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当支持雷红的诉讼请求。孙贵海辩称，借款协议签订后，对方并未向我方实际支付借款，借款事实未发生。对方所称的借款事实，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常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我方对对方所称的将案涉款项支付给王雷蕾的事实不予认可，我方没有委托对方向任何第三方履行借款义务。同意一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李慧南辩称，同意孙贵海的意见。我方与昌林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我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辩称，同意孙贵海答辩意见。王雷蕾述称，一审中有些款项没有认定，关于198000元的去向，2015年4月28日我母亲雷桂珍向我的卡中转入198000元，我当时是昌林公司的员工，我是替孙贵海收的钱。2015年4月29日我从我的工商银行卡转到孙贵海邮政储蓄卡6万元；2015年4月28日受孙贵海委托，我从我的工商银行卡转入陈丽的银行卡38700元；2015年7月13日从我的工商银行卡汇入孙贵海的朋友马元山的银行账户5万元；通过我的支付宝分别于2015年5月29日转款给马元山5000元、2015年5月30日、转款给马元山5000元、2015年5月26日转给尹志恒10000元、2015年5月21日转给池毓评6000元、2015年5月19日转给梁娟3500元、2015年5月16日转给陈进艳5000元、2015年5月18日支付给孙贵海饭店购买工装1750元、2015年4月29日转给何莉两笔5000元、2015年4月28日转给赵凯3000元，以上合计197950元。2015年7月28日、8月3日，我母亲雷桂珍共给我转账92000元，用于借给孙贵海，分别于2015年10月13日提现7万元、2015年12月17日提现45000元，均用于给孙贵海到铁西法院缴纳事故赔偿金，事故赔偿金一共是115000元。2016年1月28日我母亲雷桂珍给我转账18000元，用于雷红借给孙贵海，2016年2月1日通过我的中行卡向孙贵海邮政储蓄卡转账19600元。以上这些款都是雷红出借给孙贵海，全部借款都是用于孙贵海，所以我认为应该支持雷红的诉求。雷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方偿还借款本金38万元及至2017年1月19日的利息38000元；2.判令对方支付利息，以38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自2017年1月30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3.判令对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雷红与王雷蕾系亲属关系，王雷蕾曾是昌林公司的员工，案外人雷桂珍系王雷蕾的母亲。2.雷红自述，其与孙贵海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为2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该借款合同到期后，其与孙贵海分别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28日、2016年7月29日续签《借款合同》，每次续签《借款合同》的本金均包含上一次借款期间内的利息。雷红仅向法庭提交2016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未向法庭提交其他借款合同。雷红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中，雷红为出借人（甲方），孙贵海为借款人（乙方），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叁拾八万元人民币，其中叁拾伍万元为本金，叁万元为上期利息；借款利息按半年计息，每半年利息为叁万捌仟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2016年7月29日起至2017年1月29日止”。该借款合同加盖了昌林公司的公章。3.庭审中，雷红自述其与孙贵海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合同中的本金20万元。雷红提交的案外人雷桂珍（另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50）的明细清单中显示，2015年4月28日案外人雷桂珍向王雷蕾名下的账户（卡号：62×××85）转款两笔，共计198000元。4.王雷蕾庭审中自述，其收到案外人雷桂珍向其账户的转款均用于孙贵海的开销和公司员工开资，且收到雷红款项的账户（尾号6885）系其个人名下的账户，该账户的开销中包含其个人开销。孙贵海对王雷蕾陈述案涉款项用于其开销的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雷红虽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与孙贵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从其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和庭审自述来看，其是通过案外人雷桂珍的账户实际将款项交付给王雷蕾，王雷蕾并未将收到的款项直接交付给孙贵海或昌林公司，且雷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款项实际交付给案外人雷桂珍，结合雷红、案外人雷桂珍及王雷蕾之间的亲属关系，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故雷红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雷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雷红承担。二审中，王雷蕾提供：证据一、短信记录，证明在以往的工作中多次受到孙贵海的委托将款项向外转支，每笔款项都是孙贵海指示转款。证据二、孙贵海肇事的被害者书写的收条及对应的提现及转款记录，证明雷红转入的92000元用于孙贵海本人。证据三、银行流水及支付宝交易凭证，证明雷红转给王雷蕾的198000元也用于孙贵海本人。雷红对王雷蕾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孙贵海质证意见为：王雷蕾转账记录等所有证据与本案合同没有关联，属于自言自语。我没有给王雷蕾任何授权。手机记录上是我和王雷蕾的，但是和本案合同没有任何的关联。孙贵海及公司没有收到案涉合同中的任何款项，也未出具收条，其所述是公司上的业务事情，与本案合同无关。孙贵海能拿出更多的转账记录证明转给王雷蕾的钱比王雷蕾所说的钱款多得多。李慧南质证意见为：不清楚这个事情。昌林公司质证意见为：同意孙贵海质证意见。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案外人雷桂珍系雷红的姑姑，系王雷蕾的母亲；王雷蕾为孙贵海任法定代表人的昌林公司的员工；王雷蕾陈述其在该公司负责招聘、培训、给员工开工资、缴费、转账、收支等事宜，该公司没有会计。雷红主张案外人王雷蕾的母亲雷桂珍向王雷蕾账户的转账系雷红提供的借款，雷红上诉主张其是否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雷桂珍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但雷红既然以出借人的主体身份提起对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诉讼，并主张其为案涉钱款的提供者，其就有对其主张的借贷的相关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雷红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其向雷桂珍提供案涉借款的证据，即雷红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钱款系其提供。王雷蕾一审中自述，被上诉人收到雷红款项的账户系王雷蕾个人的账户，该账户的交易包含其个人的交易，即王雷蕾陈述的接收雷红出借给被上诉人钱款的账户与其个人交易账户存在混同事实。虽然上诉人二审中提供银行流水及支付宝交易凭证，欲证明王雷蕾账户收到的198000元后，支付给其他人是属于孙贵海本人使用。王雷蕾陈述昌林公司没有会计，其在该公司负责转账、收支等事宜，其所用的收取案涉款项的账户为其个人账户，且与其个人交易存在混同。上诉人及王雷蕾对于该账户内款项的离清负有举证责任，但雷红与王雷蕾并未能证明其所述支出系属于孙贵海的支出及系属于其主张的本案借款的支出。一审卷宗中2016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系由雷红提供，2015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系由王雷蕾提供，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该两份合同右侧边盖有骑缝章处均被撕掉，对此王雷蕾解释为：“是在和孙贵海要钱的时候，孙贵海自己撕掉的，为了抵赖。”在问王雷蕾既然是孙贵海撕掉的，为什么没有把合同全部撕掉而只撕掉了骑缝章处时，王雷蕾解释为：“孙贵海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这样就可以。我是听孙贵海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合同也是我豁出命来从孙贵海处抢来的。”但从卷宗中的两份合同的外观来看，合同盖有骑缝章处的撕扯痕迹明显不符合双方撕扯时应呈现的状态，且从合同的整体外观来看亦无扯痕等撕扯形态。该两份合同仅在最后一页有孙贵海的签字，合同的主要内容均在最后一页之前，根据本案合同的现有状态，无法确认合同最后一页之前的内容与最后一页是签订合同时的在原有合同页，故对上诉人提供的案涉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综上，上诉人方提供的案涉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雷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其提供，王雷蕾个人账户的支出存在公司支出与个人支出的混同，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厘清，上诉人、王雷蕾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支出系属其主张的借入款的支出及该支出系属于被上诉人的支出。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存在多处未能证明的情况，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借贷事实未予认定，符合本案的证据情况，并无不妥。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雷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陈兴田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程曦书记员杨雅婷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