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7民终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端，女，197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确山县，居住地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全立，男，197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聂磊、张书功，河南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海军，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河南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顺平，女，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上诉人李端、赵全立因与被上诉人尚海军、赵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5民再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全立及上诉人李端、赵全立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聂磊、张书功，被上诉人尚海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被上诉人赵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端、赵全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尚海军出具的13份借条有的借条上面载明出借人系李端，有的借条上面载明出借人系赵全立，该借条清楚地证明是被上诉人尚海军出具的借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事实真伪不明，更像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或者合作关系的记账凭证”，对此的认定自相矛盾。该13份借条中，除注明借二上诉人的钱外，有的注明是现金，有的注明是从上诉人手机支付宝中支付的，或银行转账支付的。被上诉人尚海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这些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借款事实成立。上诉人提交的13份借条，被上诉人尚海军均认可，这是法庭已经查明的事实。并且在本案原一审期间，2015年4月23日法庭询问二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尚海军承认“出具的借条是在北京与赵全立合伙期间（合伙做厨具生意）借赵全立的钱，所借的这些钱赵顺平都没有用，而是我自己用了”。“赵全立向法院出示的都是借条，这是我借他的钱、赵全立的借款是我个人所用”，这些陈述清清楚楚的证明被上诉人出具了13张借条，是借上诉人的钱，不是合伙或合作的钱，这些钱款被上诉人尚海军使用。假如双方存在合伙合作关系，这些款项与合伙或合作也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上诉人对借款的交付及部分借条内容与通常借条内容不一致等抗辩理由，无需举证证明。况且上诉人又对此进行合理了的解释，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钱数额都不大，有的注明给付的是现金，有的是从上诉人手机支付宝中支付的，有的借条数额大，是以前多次借款合到一起打的借条。一审法院“现仅凭涉案借条，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显然故意违背本案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也违背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认为“13份借条体现的内容更像案二原告与被告尚海军之间存在合伙或合作关系的记账凭证”、尚海军与赵全立存在合伙的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全部支持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再审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证明13份借条中所借的款项不是上诉人的，也没有提供所谓的合伙和合作的法定证据。双方既没有签订过合伙协议，也没有兑钱共同做过生意，更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双方具有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没有从证据的三性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完全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把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及双方的经济往来及纠纷作为本案事实依据，显然认定事实错误。至于13份借条中部分借款和被上诉人尚海军银行卡中支出的金额相吻合，只有被上诉人尚海军能够说清楚。因为银行卡是被上诉人尚海军的，借条也是被上诉人尚海军出具的，可是一审法院没有让尚海军举证证明，反而让上诉人来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提交了借条及部分转款证据，同时提交了本案原一审期间法庭询问二被上诉人的笔录，在该笔录上被上诉人尚海军称本案中所有借款都是借上诉人的，并且是他自己使用了，对此，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的规定认定本案事实，不应当按照第90条的规定认定本案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尚海军答辩称：一、上诉人所称的13份借条不能作为借款的依据，应当认定为合伙期间用于对账的依据。理由为：本案借条的形式不符合常理，书写方式不符合一般的书写习惯，有部分借款日期未写年份，部分借条未写出借人，存在一日多次借款而仅有一张借条的情形。部分借款数额不是整数，部分借条写有某某人的工资的内容。出借人作为专业的会计人员，在其对借条的规范书写方式有清醒认知的情形下，放任借款人如此书写借条，极不符合常理；二、上诉人赵全立及李端对全部的借条均未能提供相应的实际交付凭证来证实借款的真实发生。被上诉人作为经营家具有限公司的老板，不会经常缺几千元钱找上诉人借款，且借款精确到元、角、分。如果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垫付的其他款项，也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交易明细13张，借条中有十条交易与被上诉人的该张银行卡交易额时间及数额相吻合。其中231712元的借条正好与被上诉人银行交易明细中支付给厂家的货款相印证。从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4月28日共计34笔，像王四林、李艳娟等客户支付货款恰好是231712元相吻合。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明细上来看，自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9月11日，从被上诉人尾号为3619号农行卡上分23笔转入上诉人赵全立尾号为4375、李端尾号为3876的人民币为448279.5元。2014年5月26日和7月15日，上诉人李端从被上诉人银行卡上支付店员冯某工资两笔。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并非实际的借贷关系，该借条实际上是用来核对合伙账目使用的。至于上诉人所述的在一审期间2015年10月23日，原审法官对被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承认“该借条是在北京与赵全立合伙期间借赵全立的钱，所借的这些钱赵顺平都没有用”，该询问笔录记录的不是事实。因为该案件经过缺席开庭审理后，主审法官威逼、诱骗被上诉人做了笔录，当时根本没有专门做询问笔录，是在一起聊一段后，主审法官拿了一份笔录让被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当时想着法官会公平公正查清案件事实真相，让双方多沟通，因为都是同学合伙关系，毕竟没有算合伙帐。是一审法官写完之后让被上诉人签字的，其没有仔细看就签了字。上诉人不能断章取义，其在该笔录中明确表达了双方系合伙关系的事实。而上诉人断章取义地认为是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是错误的。该笔录没有经过开庭质证，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从被上诉人银行交易明细尤其是从其卡上向二上诉人转入的448279.5元可以看出，其账户一直有钱，根本不缺钱，没有必要向上诉人借2000、500等款项的钱；三、上诉人利用管理财务的便利手段，将上诉人缴纳给商场的押金退还到上诉人的账户上。上诉人李端于2014年5月26日和7月15日从被上诉人银行卡上支付店员冯某工资两笔。自2014年1月17日到2014年9月11日，从被上诉人尾号3619号农行卡上分23笔转入赵全立尾号为4375、李端尾号为3876银行卡448279.5元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在实际持有被上诉人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并用来收支业务款项的事实。另外根据证人刘某、陈某、冯某、王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根本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赵顺平答辩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证明债务存在的主要证据仅有尚海军所写的13份借条，并未提供该借款实际发生的相应交付凭证。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上多次显示农行转账，涉诉的时间及金额均与尚海军农行卡上的流水相吻合，是从尚海军的账户上转出的，尚海军不可能自己借自己的钱给上诉人出具借条。由此可见，尚海军所述合伙经营期间做账以便将来对账的陈述接近事实真相，而且这都是在财务人员李端的要求下作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尚海军与赵全立、李端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存在着众多疑问，仍需上诉人对该借条的形成进行合理说明，并提交实际交付借款的凭证。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2条，请求法院责令赵全立提交其持有变更时前负责人尚海军签字的变更手续以及2014年赵全立称其开店时李端记录的所有财务凭证的相关证据，因该证据系上诉人实际控制并持有，且与审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指定的10日内并未如实提供或拒绝提供上述材料。故上诉人隐瞒对其不利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借条中显示有些款项是银行转账，如果尚海军借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应当提交其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但上诉人迟迟未提供相应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借款行为的成立，足以证明尚海军并未借上诉人的款项，本案也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赵全立和尚海军之前确系合伙经营关系。在合伙期间签署的借条均系合伙生意中财务上的支出凭证，并非借款。本案借款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与尚海军双方感情不和，长年两地分居，其从结婚以来承担起家庭重任，多年家庭支出均由其一人工资支撑，案涉金额已经远远超出日常所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后，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中并没有其的签字，其也从未追认过该借款。根据以上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上诉人所诉金额多达34万元余元，该金额远远超出了其日常生活所需。其与尚海军早已离婚，就夫妻双方债权债务进行明确约定，其婚后经常两地分居，对案涉款项毫不知情。其有固定工作和固定生活来源，自2007年购买过一套几万元的旧房之后，家中并未购置大额物品，证明案涉款项并非上诉人所述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李端、赵全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尚海军、赵顺平连带偿还借款及欠款本金342125.5元（一审庭审中变更为292982元）；2、要求尚海军、赵顺平支付利息，时间从每笔借款之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诉讼费由尚海军、赵顺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端与赵全立二人系夫妻关系。尚海军与赵顺平于2005年3月3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9月23日登记离婚。2014年4月2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李端贰仟元整（2000）。2014年4月7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李端贰仟元整（2000）。2014年5月2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李端现金壹仟伍佰元整（1500）。2014年6月12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伍佰元（现金）。2014年7月7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李端（支付宝1100元）加上今天借款1000元、（支付宝3500元）、从赵全立（1500元）共计：7100元。2014年7月25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赵全立现金2000元加上工商网上给赵顺平7月19日转1500元，共计：3500元（叁仟伍佰元）。2014年8月11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6月18日电话银行（农行）、1000元7月29日手机支付宝：1800元8月11日现金1000元共计：叁仟捌佰元整（3800元）。2014年8月25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李端300元＋转赵顺平工行1000元，共计：1300元（壹仟叁佰元）。2014年8月30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叁仟元整（3000）。2014年8月30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贰拾叁万元壹仟柒佰壹拾贰元整（231712）（备注：2013年的欠款）。2014年10月6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今借八仟元整（8000）（两个信用卡）。2014年10月11日，尚海军出具一张借条，写明：房租898元＋4月1日农行转款5000元＋3月23日农行转款2005.5元＋3月14日农行转款10005.5元，共计：17090元。同日，尚海军又出具一张借条，写明：林军柜体（五金）2731.5元＋钱明才、张虹兵金额5800元＋李双九退款200元＋退单费150元＋董小时工资1000元＋9月-全年酬宾费498元＋董文敏（礼单？）282元共计10661.5元。以上共计292982元。自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9月11日从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内共分23笔向赵全立尾号为4375的农行卡、李端尾号为3876的农行卡内共转入人民币448279.5元。一审法院（2017）豫1725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以及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7民终1199号民事判决查明，2010年9月21日，尚海军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了北京老板世纪家具有限公司，尚海军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集美家居市场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经营期限至2030年9月20日，2014年10月29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武成松，2013年1月21日，北京老板世纪家具有限公司进行了商标注册，有效期至2023年1月20日。2014年5月8日，赵全立办理了营业执照，经营期限至2018年5月26日，在北京集美家居市场有限公司进行经营，但该营业执照未取字号。2013年12月16日赵全立为尚海军垫付租金20000元，2013年12月31日赵全立为尚海军垫付租金10000元，2014年4月12日赵全立为尚海军垫付租金17664元。2014年8月北京市定慧桥集美家具城市场有限公司返还“老板橱柜”货款136568.93元，2014年9月扣除30000元租金后返“老板橱柜”货款1729.16元，上述两笔款项均打入李端的个人账户。2015年6月15日赵全立将尚海军向北京集美家具市场有限公司交纳的保证金42915元领走。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7民终1199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北京市定慧桥集美家具城市场有限公司未能妥善保管租赁合同，但从调取证据看，争议柜台“老板橱柜”由赵全立在经营管理，尚海军经营的是老板世纪家具。一审法院认为，李端、赵全立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提供了尚海军出具的13份借条，有的借条上面载明出借人系李端、有的借条上面载明出借人系赵全立，因二人系夫妻关系，故李端、赵全立作为共同原告适格。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尚海军认可李端、赵全立提交的13份借条系其本人书写，尚海军在法院对其询问时陈述是在北京合伙期间向赵全立借款书写的13份借条，只是否认该借款与赵顺平无关。对此，李端、赵全立认为，其与尚海军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伙或合作关系，尚海军借款行为发生在尚海军与赵顺平婚姻存续期间，且这些款中有一部分转给了赵顺平，用于家庭生活。本案的借款事实清楚存在，其的起诉理由成立，请求合法，应当判决尚海军与赵顺平共同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尚海军认为李端、赵全立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其出具的13份借条实际是在合伙期间的记账结算方式，李端、赵全立没有向其支付过一分钱。虽然其在法院询问时承认13份借条是借款，但当时受到威逼，是法官写完之后让其签字的。赵顺平认为借款与其无关。由此可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3份借条反映的是双方民间借贷的事实还是双方合伙期间的记账结算方式。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本案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从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李端、赵全立提交的13份借条看，第一，李端、赵全立在一审、二审时没有提供借款实际交付的凭证。在省高院再审审查质证时，对同样数额借款为什么从尚海军银行卡转出的问题，赵全立明确表示：没有用尚海军银行卡打钱，都是他和李端银行卡打钱，回去查下转款凭证。在本次庭审中，李端、赵全立仅提交了李端尾号为3786的农行卡于2014年5月13日支付宝交易凭证3500元，不显示交易对方，这与尚海军2014年7月7日出具借条上面所写的（支付宝3500元）吻合，但该款确系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于2014年5月12日向李端尾号为3786的农行卡转存的那笔。李端尾号为3786的农行卡2014年7月29日支付宝交易凭证1800元，但不显示交易对方，这与尚海军2014年8月11日出具借条上面所写的“7月29日手机支付宝：1800元”吻合。此外，李端、赵全立未向法院提交向尚海军转款的其他凭证，李端称其他的打（印）不出来。第二、13份借条中部分借条记载内容与通常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明显违反常理。从为反驳李端、赵全立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看，第一、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9月11日，从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向赵全立尾号为4375的农行卡、李端尾号为3876的农行卡共23笔转款，转款有整有零，金额达448279.5元。经查，大部分发生在13份借条反映的时间段内。对该23笔转款，赵全立认可，称是尚海军偿还以前的借款。姑且不论赵全立的说法是否属实，但至少可以说明此间双方经济来往频繁。第二、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的多笔支出金额和其向李端、赵全立出具的多份借条金额吻合，最为典型的是2014年10月11日的两份借条，第一份内容为：房租898元＋4月1日农行转款5000元＋3月23日农行转款2005.5元＋3月14日农行转款10005.5元，共计：17090元。该借条和通常借条明显不同，且4月1日从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支付货款5000元、3月23日从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向赵顺平转款2000元并支付手续费5.5元、3月14日从尚海军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向王某支付货款10000元并支付手续费5.5元。这几笔转款和该借条内容完全吻合。再者，双方对李端从事财务工作均无异议，在尚海军向其借出具借条时，正常情况下，李端凭着财务人员的日常生活经验不会允许尚海军把2014年10月11日的两份借条写成类似记账凭证的形式，除非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因为任何正常人看到这样的借条都会产生合理怀疑。对此借条的非正常性，双方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从证人刘某、冯某、陈某、王某等的证言看，尚海军与赵全立存在合伙的可能。从一审法院（2017）豫1725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以及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7民终11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2013年至2014年间，赵全立为尚海军垫付租金47664元，2015年6月15日赵全立将尚海军向北京集美家具市场有限公司交纳的保证金42915元领走。该事实表明，双方之间有密切经济往来，存在经济纠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李端、赵全立提交的证据，结合相关事实，尚不能确信尚海军出具的13份借条系向李端、赵全立借款。综合尚海军提供的证据，结合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尚海军出具的13份借条系借款的事实真伪不明。综合本案以及相关案件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13份借条体现的内容更像李端、赵全立与尚海军之间存在合伙或者业务合作关系的记账凭证。借条是体现民间借贷关系的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证据，现仅凭案涉的借条，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对李端、赵全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尚海军提交的2014年4月30日个人业务凭证上面“尚海军”三个字是何人书写的问题，双方均要求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无论鉴定结论如何，对案件没有直接关联，故不应准许鉴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端、赵全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2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8702元，由李端、赵全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尚海军在一审法院（2015）确民初字第1240号一案审理时的庭后询问笔录（2015年10月23日）中对李端、赵全立提交的证据质证称：是其向赵全立出具的借条，是其在北京与赵全立合伙期间（合伙做厨具生意）借赵全立的钱，有的是向赵全立出具的借条，有的是赵全立妻子李端让其补写的借条。所借的这些钱赵顺平都没有用，而是其自己用了，应由其自己承担。同时称其也赵全立合伙的账还没清算，应当通知赵全立在一块清算账目，并陈述称其与赵全立合伙的期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结束，后散伙了。赵顺平在该笔录中的质证意见为：尚海军的借款中有两笔，一笔1000元（2014年7月25日），一笔1500元（2014年8月25日）是其为尚海军贷款，尚海军应给的利息，因为其为尚海军在北京做生意需要，在荥阳农村信用社贷款（贷款已还清），其未使用该借款，不应该为尚海军偿还。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2019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对于标注为“2013年的欠款”的一笔231712元大额借款借条的形成原因，尚海军解释称“该借条是赵全立哄着其出具的，其没有任何防备。当时我们签合同说他拿100万，一共两份，我们各人一份，我的丢了找不到了，该231712元有房租、有客户的各种积累的”。被问到“为啥打借条？”时，尚海军回答称“因为下一步我不准备再投资了，我完全得信任他”。关于“2013年欠款”借条，尚海军称系其欠厂家的货款，按行规在2014年初才向厂家支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对于合伙协议内容，尚海军回答称：“我与赵全立合伙各占50%，他投资100万，所以2014年1月1日开始了定慧桥业务，从大红门搬了出去，内容发展老板品牌，我做管理，他做业务。当时我们缺一个财务，利益风险约定也各占50%，定慧桥店投资40万元，我们一人一半，我没投钱，但我有资源”。对此，上诉人赵全立称定慧桥集美店是其自己开的，因为尚海军2013年已破产关门了，有些员工是尚海军之前店的，定慧桥店的登记是让尚海军帮忙占个名，其有工商登记及营业执照，系其个体经营。对于借条中“989元房租”的款项用途，尚海军称是定慧桥集美店店面的房租，赵全立解释称定慧桥集美店是半年一交房租，该笔租金中800元是房租，98是水电费，是尚海军租的旧宫大杂院的房租。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2019年7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对于转给赵顺平的两笔款项，尚海军承认是其借合伙的钱，将来从其盈利里扣除。关于尚海军名下的3619号农行卡，尚海军称系2013年底其把卡给李端，当时卡上有多少钱其也记不清了。对于借条中其中一笔关于“林军”的款项及冯某工资的问题，赵全立解释称系被上诉人尚海军送给案外人林军孩子结婚用，从二上诉人店里进的货。冯某系被上诉人的店员，该两笔工资系被上诉人向其借支。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尚海军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的（2015）确民初字第1240号案件至今均对借条真实性表示无异议，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的（2015）确民初字第1240号案件庭后的质证中承认借条是其本人出具且借款系其本人所借及使用，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是其在北京与赵全立合伙期间（合伙做厨具生意）借赵全立的钱，有的是向赵全立出具的借条，有的是赵全立妻子李端让其补写的借条。所借的这些钱赵顺平都没有用，而是其自己用了，应由其自己承担。同时称其与赵全立合伙的账还没清算，应当通知赵全立在一块清算账目，并陈述称其与赵全立合伙的期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结束，后散伙了。被上诉人赵顺平对两笔借款称系其本人收到，但否认系向上诉人借款。从被上诉人尚海军的以上自认的事实来看，其对二上诉人主张的借条的款项均认可系其本人使用，明确自认应由其承担，其本人当时并未明确提出案涉借条系与赵全立“合伙期间的记账方式”的抗辩。被上诉人尚海军称上诉人李端为其的财务会计，二上诉人持有并使用其名下的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为此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期间，提请三位证人作证，三位证人称双方当事人系合伙关系，但该三位证人均未作证称本案借条是尚海军所主张的系用以对账的方式，也未作证证明双方当事人曾使用过借条进行过对账的事实存在。三位证人与尚海军或存在提成关系、合作关系或是尚海军的店员，与尚海军有一定利益关系，故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信度不高，且不能对本案争议的借条是否为对账的方式这一焦点问题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故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尚海军辩称其与上诉人赵全立签订有合伙协议，但其找不到了，其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期间，经审判人员向其询问，其称自己没有出资，但是其有资源。对比其申请的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称双方当事人在定慧桥店为合伙，但对具体合伙的情况根本不知情。另根据本院另案与本案借款同一时期的（2018）豫17民终1199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自2013年12月份，上诉人赵全立有多次为尚海军垫付租金的事实，且该判决认为，“老板橱柜”由赵全立经营管理，尚海军经营的是“老板世纪家具”，故可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营的生意是各自独立的，被上诉人也不能提交双方签订的合伙的书面协议，不能对协商合伙的过程及合伙的权利、义务的内容进行具体、合理的陈述，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的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收支情况及具体的销售情况、合伙期间的盈利或亏损情况，合伙人之间是否进行过分配的事实存在。对以其所称的“借条作为对账方式”如果清算的话，应当如何计算也不能向法庭提出充足的理由及具体的计算方式。被上诉人辩称其提交的名下尾号为3619的农行卡的23笔款项记录与二上诉人主张的借条上的款项加以对比后，称是双方合伙的记账方式，但根据尚海军的陈述，其根本不知道交付李端使用时该张银行卡内有多少资金。从常理上推断，如果将其本人的银行卡交给财务使用，不可能不对该银行卡内存款情况先进行示明，也不可能不知晓该卡内的钱款多次被转入二上诉人银行卡账户的事实而任由财务处置，不主张追要。在另案尚海军起诉上诉人不当得利一案中，尚海军也未提出上诉人有私自从其银行卡转款的事实，也未提出双方之间还有其他合伙账务未清算。结合尚海军陈述其自己没有出资的情况及把银行卡交给李端时记不清该卡上有多少钱的情况，只能说明该银行卡虽然在尚海军名下开立，但尚海军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张银行卡内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也不能证明系双方合伙共有的款项。从销售经营的习惯来看，如果该银行卡上的钱款系尚海军个人财产，经营中需要向厂家支付货款等业务时，属于经营成本的项目，可以以与对方的合同、转款凭证等书面证据留存财务备查，或仅需尚海军签字同意即可，不可能收款的进项由李端控制，卡上的资金能够随意转入到二上诉的账户尚海军平时却不加以控制，而支出由尚海军出具借条的形式用以对账，由尚海军负担支出的责任，如此的管理方式，权责不平衡，根本不符合常理。况且尚海军并未陈述所有的支出业务均需其出具借条，而是李端要求其出具时其才向财务出具，说明财务制度根本不是尚海军所述的情况。因根据本院生效判决的认定，已能够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分开经营的，虽然二上诉人在再审审查时曾称称该23笔款项是尚海军还其原来的借款，但不排除存在二上诉人实际使用了被上诉人尚海军的该张银行卡进行日常经营的可能性，具体原因双方当事人均未作出真实的披露。被上诉人称李端是其的会计，是李端要求其出具借条以便对账使用，但本案借条中还有表明系向赵全立出借的，而赵全立并非尚海军主张的财务人员，且尚海军曾经在一审法院质证时认可的还有转款给赵顺平的两份笔款项，对该两笔款项，尚海军在再审中承认系其向合伙借款。另外，尚海军曾经在一审法院质证时称双方在2014年8月合伙结束，后散伙了，但本案借条涉及的借款时间一直发生到2014年10月11日。如果2014年8月双方合伙结束，已散伙，不可能在2014年10月11日双方还在合伙进行经营，李端还同意以借条的形式对经营进行记账，故尚海军称本案借款都是合伙期间的记账方式的理由前后陈述不致，逻辑上存在矛盾之处，也不符合经营管理的一般习惯及常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本案借条仅系合伙期间记账方式的事实成立，对尚海军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的认定，从二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内容及时间来看，本案借款系13份借条一并在本案中进行主张，二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发生的数额除2014年8月30日一笔备注为2013年的欠款231712元之外，其余的借款数额有500元、1000元、2000元、1300元、1500元、8000元等小额借款，二上诉人主张有现金支付、有手机支付宝支付，有银行转账支付，多笔系为被上诉人生活所需垫付。根据借条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写明有支付方式，有的有具体的借款用途，二上诉人对于支付方式已作为详细合理的解释。对于2014年8月30日一笔备注为2013年欠款231712元，二上诉人解释称系多笔借款合到一块出具的借条，也与尚海军陈述称系偿还其2013年欠厂家的货款，还陈述包括有租金等的陈述相印证。况且，被上诉人尚海军已在一审法院质证时均认可本案借条上的款项是其个人借款，其个人负责偿还，故二上诉人无需对此起诉主张的事实再负举证责任证明是否实际交付。被上诉人称其系受一审法院欺骗，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自己制作笔录，其没有看清楚就签字的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其该项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综合全案当事人陈述及举证、质证的情况，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及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其自认的本案款项系其个人借款，其个人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应知晓其名下的该张银行卡的款项流动情况，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所称的二上诉人私自支出了其银行卡上其本人所有的钱款的事实成立。退一步来讲，即便是被上诉人所称的本案中的借条系在双方合伙期间的记账方式，被上诉人尚海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长期从事销售经营的经营者，向二上诉人出具多张借条，应当明知出具借条的债务性质及法律后果。不论借条系当时出具还是事后结算补签，二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本身也能证明被上诉人同意争议款项的性质确定为尚海军向二上诉人的借款，故尚海军与二上诉人之间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也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按照被上诉人所称的双方现已散伙的情况，在被上诉人仅口头提出本案款项是合伙款项的记账方式，双方还应当进行合伙清算的抗辩，但不能够明确陈述双方除本案借条之外具体还有哪些合伙事务未予清算，清算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二上诉人有权凭借条这种“记账方式”先行向被上诉人主张偿还债务，而不需等到进行全部的合伙清算才能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尚海军作为借款人依法应负向二上诉人偿还借款的责任。本案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且二上诉人陈述称多笔为被上诉人日常生活所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二上诉人主张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如果尚海军认为双方当事人还有其他债权债务未结算，可待证据充足时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赵顺平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两笔款项共计2500元虽然转给赵顺平，且借款期间在二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但二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赵顺平参与了尚海军的经营，享受了经营的收益或用于日常生活，也不能证明赵顺平对本案全部借款均知情或参与了协商借款或曾经具有同意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故二上诉人主张赵顺平对全部借款负共同偿还责任的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对二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赵顺平答辩称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二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5民再6号民事判决；二、限尚海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赵全立、李端偿还借款292982元；三、驳回赵全立、李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尚海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32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32元，均由尚海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瑞霞审判员李屹东审判员王威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袁      慧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