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宽，男，1981年10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岑荣振，男，1988年8月15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独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永发，贵州雄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乾群，女，1982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杨秀宽因与被上诉人岑荣振、原审被告李乾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3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秀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黔2725民初305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补偿被上诉人人民币19300元。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2020年4月中旬，岑荣振联系杨秀宽，要求合伙做生猪生意赚钱。杨秀宽同意后，就由岑荣振把生猪运往瓮安县交付给杨秀宽。交易价款由杨秀宽通过转账、预付现金等方式向岑荣振支付。在杨秀宽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岑荣振支付了2202440元后，杨秀宽在瓮安县屠宰场结账所得货款现金27万多元，由于过于信任，没有请岑荣振打收条就把27万元支付给了岑荣振。没有想到在一审中，岑荣振拒不承认支付现金的事实，支付现金的时候，有做生猪生意的同行卢山、萧大常、李学海、宋荣建在场作证。（2）2020年5月2日，岑荣振拉了一车猪19头到瓮安县交付给杨秀宽，其中，有11头母猪，岑荣振在微信聊天中说：如果有一头母猪，每头补偿1000元，可这最后一车猪（19头）就让上诉人亏损11630元。可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只承认2000元，不合情理。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了，不是被上诉人想不认账就能够不认账的。（3）岑荣振运输猪还没有到瓮安就死亡了6头，按一头猪5000元计算，被上诉人应该补偿上诉人3万元。可上诉人既没有补拉猪给上诉人，又不给钱给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的27万元是来龙去脉没有查清；生猪19头就有11头母猪的事实没有查清生猪死亡补偿没有查清。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杨秀宽、李乾群与被上诉人岑荣振合伙做生猪生意后，从来没有对过帐。上诉人杨秀宽要求被上诉人对账。可被上诉人岑荣振只到过瓮安县一次。帐都没有对清楚，被上诉人却说有事就走了。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人民币27万元都没有查清楚，有卢山、萧大常等人在现场作证。加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对过帐，具体上诉人应该补出多少钱，上诉人连自己都没有个准数。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岑荣振二审答辩称，一、双方已经进行结算。2020年5月7日，岑荣振向杨秀宽电话催款，杨秀宽自述差欠数额分别为“13万多、10万、30多万”，并要求岑荣振列总单进行核对，2020年5月8日，岑荣振将核对结算单拍照发给杨秀宽，显示共计欠款566702元，杨秀宽微信回复“OK，钱数已经对过”，足以说明双方对欠款已进行核算。二、杨秀宽陈述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杨秀宽通过转账方式向岑荣振支付2202440元，若其主张270000元现金为真，则合计金额应为2472440元，与其上述称向岑振荣支付2552440元不符，自相矛盾；双方2020年5月8日结算，杨秀宽承认差欠50多万，但其却在庭审中声称最后一次与岑振荣交易生猪（即2020年5月4日之前）支付的270000元现金，时间方面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且杨秀宽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向岑振荣支付270000元现金，故其主张与事实不符。 李乾群二审未向本院书面陈述。 岑荣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支付差欠原告的货款416702元；二、本案诉讼费及相关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中旬至5月4日期间，原告岑荣振与被告杨秀宽多次通过微信及电话方式联系生猪交易，交易价格在每次联系时具体确认，生猪由岑荣振负责运输到瓮安县交付给杨秀宽，交易价款岑荣振陈述都是杨秀宽用银行卡通过微信转账至其账户，杨秀宽则辩称通过银行转账、微信、现金等方式向岑荣振支付，并称向岑荣振支付过270000元现金，但岑荣振不予认可，杨秀宽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2020年4月28日，岑荣振通过微信告知杨秀宽，100头合计579960元，已收200000元整，合计欠款379960元。2020年4月29日至5月2日期间，杨秀宽通过转账方式三次共计向岑荣振转账了350000元。2020年5月7日，岑荣振电话向杨秀宽催收货款，杨秀宽认可差欠岑荣振货款50多万元，其中一次13万多、一次10万、一次30多万，并要求岑荣振向其发送一个总价、总单进行核对。同年5月8日上午11:12，岑荣振通过微信将结算单拍照发给杨秀宽，结算单中载明“100头欠款139960元、50头欠款318420元、19头欠款108322元，共计欠款566702元”，同日下午17:32，杨秀宽在微信中向岑荣振回复“OK，钱数已经对过”。5月12日，杨秀宽向岑荣振支付了货款40000元。5月25日，岑荣振再次电话向杨秀宽催收货款，并向杨秀宽确认是否差欠货款52万多元，杨秀宽也未表示否认。现岑荣振以杨秀宽一直未向其支付下欠货款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前述诉请。庭审中，岑荣振表示双方结算时忘记扣除杨秀宽于2020年4月30日支付的110000元，在起诉时已自行扣减，故杨秀宽尚差欠岑荣荣416702元未支付。一审另查明，岑荣振、杨秀宽最后一次交易的生猪数量为19头，当时约定全部为后备猪，但岑荣振向杨秀宽交付时，交付了部分母猪，具体交付的母猪数量为多少，双方各执一词，岑荣振称只有2、3头，杨秀宽称有11头。庭审中，双方都认可母猪价格比后备猪价格低，但低多少，双方的陈述也各不一致，杨秀宽称因该批猪多数为母猪导致其总共亏损11630元，岑荣振只认可杨秀宽亏损了2000元。岑荣振同意对最后一批猪的价款进行让步，但未明确让步多少，岑荣振起诉的金额未扣除其同意给杨秀宽让步的金额。同时查明，被告杨秀宽与被告李乾群系夫妻关系。杨秀宽称李乾群平时在家带小孩，没有收入来源，其家庭生活开支均来自杨秀宽的生猪生意。 一审法院认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相应的价款。被告杨秀宽向原告岑荣振购买生猪,双方均予以认可，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岑荣振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均证实双方已对交易价款进行过结算的事实存在，故杨秀宽辩称未与岑荣振算账的意见，与实际查明不符，不予采信。从岑荣振提交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看，虽然杨秀宽在2020年5月8日通过对原告提交的结算单进行核对后，认可差欠原告的货款为566702元，2020年5月25日认可差欠原告的货款为52万多元，但从岑荣振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流水看，双方结算金额与实际差欠金额相差110000元，故对岑荣振诉称结算时忘记扣除杨秀宽于2020年4月30日支付的110000元的意见予以采纳，确认截至2020年5月25日，杨秀宽差欠岑荣振的货款为416702元。对杨秀宽辩称已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70000元的意见，因岑荣振不予认可，杨秀宽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杨秀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杨秀宽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2020年5月25日结算后，杨秀宽一直未向岑荣振支付过货款，故岑荣振诉请杨秀宽支付下欠货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应予以支持，但支付的金额，应扣减岑荣振同意让步的金额。由于岑荣振、杨秀宽并未明确岑荣振让步的具体金额，故让步的金额根据杨秀宽的损失酌情支持较为合理。庭审中，岑荣振认可杨秀宽的损失为2000元，虽岑荣振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该内容系岑荣振作出的对己不利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规定，对原告的意见予以采纳。杨秀宽陈述其损失为11630元，但原告不予认可，杨秀宽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杨秀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杨秀宽的意见不予采纳。扣减杨秀宽因最后一次交易造成的损失2000元后，杨秀宽应向岑荣振支付的下欠货款为414702元。被告杨秀宽向原告岑荣振购买生猪,买卖交易所负的债务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杨秀宽的职业就是从事生猪生意，没有其他固定职业,根据法律规定杨秀宽个人经营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则杨秀宽个人经营负债也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乾群无固定工作及固定收入,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是完全独立的,庭审中，杨秀宽亦陈述生猪交易所获利益系用于家庭共同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43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之规定，除夫妻双方明确约定为分别财产制外,婚后所得为夫妻共同共有是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度。据此,夫妻婚后经营所得一般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因经营活动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故与该收益对应的债务一般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应当认定本案中的生猪款系杨秀宽、李乾群的夫妻共同债务,杨秀宽、李乾群应承担共同偿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李乾群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自己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应当承担缺席审理带来的法律后果，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杨秀宽、李乾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岑荣振货款人民币四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二元（￥414702元）。二、驳回原告岑荣振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377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岑荣振承担15元，被告杨秀宽、李乾群负担3760元。 二审中，杨秀宽向本院提交了二份新证据，一是即李学海、卢山、肖大常、宋荣建出具的证人证言，且在二审质证中，李学海、卢山、宋荣建三人出庭作证；二是杨秀宽与李乾群离婚证。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调查，对前述证据认定如下：1、离婚证真实性认可，但李乾群未提起上诉，纠纷发生在离婚之前本案二审不涉及夫妻共同债务之争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2、证人证言达不到杨秀宽的证明目的。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杨秀宽与李乾群于2021年3月16日登记离婚。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涉货款及27万元现金支付认定问题；2、问题猪赔偿问题。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涉货款及27万元现金货款认定问题。首先，根据岑荣振、杨秀宽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能够证实2020年4月28日之后，杨秀宽差欠100头猪货款379960元，19头猪货款108322元、50头猪货款318420元，共计差欠货款应为806702元，以及杨秀款于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共计向岑荣振转账支付390000元之事实，其仍差欠货款416702元，结合岑荣振自愿扣减问题猪给杨秀宽造成的损失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杨秀宽及李乾群仍应支付岑荣振414702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其次，关于杨秀宽主张27万元现金未扣减问题。第一，杨秀宽与岑荣振其余无争议的18笔款项无论金额大小全是通过转账方式进行交易，均发生在2020年4月、5月期间，说明双方之间并无现金交易习惯；第二，27万元现金并非小数目，若是现金交易应出具收款凭证予以确认，但本案杨秀宽并未提供，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第三，该笔27万元款项相对于双方通话、微信对账核算的50多万欠款，占了其中一大部分，并且杨秀宽主张的交易时间距对账时间并不长，其在对账时应明确提出，但杨秀宽在通话录音、微信对账中均未提到该27万元已支付之事，涉诉后却主张产生27万元现金交易，不合常理；第四，虽然杨秀宽在二审过程中提交了李学海等四人证人证言，并有其中三人出庭作证，但从法庭调查情况，证人均为杨秀宽同事，对现金支付日期并不明确（表示大概是在2020年4月中下旬）、对交易详细过程并不清楚。而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杨秀宽表示“提出来的时候就只有其一个人，屠宰场工作人员也不在场”，四人的证人证言与该表述存在矛盾，与前述关于现金交易的不合理性分析相悖，而杨秀宽亦未提供其他佐证材料予以证实，不予采信。故，对杨秀宽主张的已支付27万元现金货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问题猪赔偿问题。杨秀宽在一审中未就问题猪赔偿提起反诉，仅作为货款支付的抗辩事由，因杨秀宽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每头问题猪补偿1000元，而岑荣振在一审中对杨秀宽主张的问题猪损失数额认可2000元，是对其不利之陈述，一审法院将该笔2000元在总货款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二审中杨秀宽提出关于问题猪方面的损害赔偿19300元，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问题猪赔偿问题，其在发现新证据后，可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秀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09元，由上诉人杨秀宽负担。杨秀宽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22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新春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毛辉 书记员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