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赔终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波，男，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MB28232897。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王舍路房家小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光敏，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东升，山东靖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红某诉被上诉人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淄博经开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6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11月19日，案外人王绥林从周村区北郊镇南营村购买了北郊镇柳园路西侧沿街房南营段（即深圳路商业街南营段）由北向南41号沿街楼一套。后王绥林于2013年4月17日将上述房产转让给了孙红波之子孙文超。2019年8月28日孙文超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该房产系孙红波以孙文超名义购买，孙红波为实际所有人。孙红波购买上述房产后，未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在该沿街楼后院建设房屋一处（南北长8.5米，东西长8米，高3.5米，墙体为24砖墙，屋顶为彩钢瓦，横梁为方钢，进户门为卷帘门和铝合金玻璃门，地面为瓷砖地面等）。2019年3月14日淄博经开执法局下发《关于对深圳路商业街开展综合整治的通知》，要求深圳路商业街相关业户自接到通知后15日自行拆除楼后搭建的房屋院落等。同年3月15日，淄博市规划局淄博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关于对〈关于请求对深圳路商业街55户经营业户违法建设后院进行认定的函〉的复函》，认定该55户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2019年3月22日，淄博经开执法局向孙红波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孙红波于2019年3月28日前拆除涉案违法建设。2019年3月27日，淄博经开执法局向孙红波下达淄博经开执责字〔2019〕第006号《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孙红波于2019年4月1日前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设，逾期将依法强制拆除。孙红波未自行拆除涉案建筑，淄博经开执法局于2019年4月19日对涉案建筑予以强制拆除。孙红波于2019年9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9年12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鲁0306行初60号行政判决，确认该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1月19日孙红波向淄博经开执法局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淄博经开执法局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25.7万元。淄博经开执法局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故孙红波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被强制拆除的涉案房屋导致建筑材料的损失经评估市场价值为1977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2019）鲁0306行初60号行政判决已确认淄博经开执法局于2019年4月19日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孙红波于2020年1月19日向淄博经开执法局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并提出明确的赔偿请求，淄博经开执法局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孙红波为此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属行政赔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淄博经开执法局强制拆除孙红波房屋造成其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淄博经开执法局应对孙红波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时，当事人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获得行政赔偿；没有合法权益可保护的，不能获得行政赔偿。由于淄博经开执法局组织拆除涉案房屋时，未依法进行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孙红波签字确认，客观上导致孙红波对其损失举证困难，因此应当由淄博经开执法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赔偿责任。根据在案证据，对孙红波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等问题，确定如下：1、关于房屋赔偿问题。孙红波不能举证证明其所建房屋的合法性，因此其主张涉案房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但因强制拆除手段、方式不当，造成当事人在正常拆除情形下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灭失的，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淄博经开执法局应按照评估报告向孙红波支付房屋材料损失19775.00元。2、关于租金等损失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合法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孙红波主张的经营租赁等其他损失不属于强制拆除涉案房屋所导致的直接损失和必然损失，且孙红波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损失金额及损坏程度，故孙红波的该部分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红波支付房屋材料损失赔偿金19775.00元；二、驳回原告孙红波的其他赔偿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孙红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淄博经开执法局赔偿因其违法行政行为给孙红波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712310.00元，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淄博经开执法局未提供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的证据。至本案一审判决，我未收到淄博市规划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4条作出的违法建筑认定决定。其次，原审法院依司法权在审判程序确认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分别是处理城市和乡、村庄违法建筑的行政管理主体，拥有对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的行政执法权，当然也是违法建筑的确认机关，该违法建筑认定机制表明未经主管机关依法认定，任何建设行为及生成的建筑物即便没有规划许可或与规划许可内容不符都不能被定性为“违法”。因此，在淄博经开执法局无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时，原审法院无权在审理时确认违法建筑的性质。第三，实践中是否取得规划许可证不是认定违法建筑的唯一的认定标准。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我国城镇地区，各地规划发展的先后不一，规划许可制度适用的时间普遍较晚，此前已有大量建筑存在，若一律采用规划许可的认定标准，原先的建筑会因缺乏后来的规划许可而属于违法建筑，这显然不符合实际，难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因此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特意指出：“对拆迁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手续不全房屋，应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补办手续”。虽然有无规划许可是认定是否违法建筑的基础标准，但受制于我国城乡规划以及规划许可制度发展的实际情况，该标准没有唯一性，在没有规划许可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二、应当赔偿我赔偿各项损失。在淄博经开执法局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的情形下，对涉案房屋应当依照合法建筑进行赔偿，且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已变成国有土地，因此我请求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依法有据，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三、原审程序违法。首先，原审法院未依法给予我答辩期。淄博经开执法局申请对涉案房屋的建筑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2020年11月2日制作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原审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送达于我。该《房地产估价报告》属于淄博经开执法局提供的证据，作为专业性的鉴定报告，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给予我相应的答辩期，原审法院在未给予我答辩期（未提前通知本人和诉讼代理人开庭），也未明示我是否放弃答辩期的情形下，于《房地产估价报告》送达时即开庭审理，由此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其次，原审法院剥夺了我的异议权。《房地产估价报告》第十五条第5款规定，本报告提交委托方后，若双方当事人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的，请于报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交书面异议申请。我于2020年11月5日收到《房地产估价报告》，依据该估价报告我享有十天的异议期，显然原审法院于送达时即开庭剥夺了我依法享有的异议权。综上所述，我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淄博经开执法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019年3月14日，我局下发《关于对深圳路商业街开展综合整治的通知》，要求深圳路商业街相关业户自接到通知后15日自行拆除楼后搭建的房屋院落等。同年3月15日，淄博市规划局淄博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关于对〈关于请求深圳路商业街55户营业户违法建设后院进行认定的函〉的复函》，认定该55户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孙红波涉案违章建筑在55户之中。2019年3月22日，我局向孙红波下达《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孙红波于2019年4月1日前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筑，逾期将依法强制拆除。孙红波未自行拆除涉案建筑，我局于2019年4月19日对涉案建筑予以拆除。涉案房屋是2006年11月19日，案外人王绥林从周村区北郊镇南营村购买，2013年4月17日将上述房产转让给孙红波之子孙文超。孙红波购买上述房产后，未办理相关手续，在沿街楼后院集体土地上建筑房屋一处，属于综合整治范围。综上，涉案建筑物是孙红波未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在集体土地上违法建设的建筑物。由于我局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故一审法院判决对孙红波的违法建筑在正常拆除情形下可收回、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灭失的价值，我局负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审法院依据案件的事实委托淄博同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评估）对涉案建筑物被拆除后的建筑材料进行评估，事实清楚，同生评估通过查看相关资料，并对现场进行勘验后，依法作出评估，事实清楚，客观真实，所以说孙红波声称该报告有瑕疵并提出异议，无事实根据。因为在勘察现场时，孙红波和我局已就评估机构的现场勘验笔录进行了签字确认。关于答辩期的问题，如孙红波对我局申请鉴定的评估报告有异议，其应当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能否重新鉴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确认。但在本案中，孙红波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所以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孙红波又提供以下证据：1、照片一张，证明淄博经开执法局将告知书决定书贴在了被拆建筑门上，认定违建程序违法。2、12368平台手机短信一组，证明原审法院进行了四次选择专业机构，系违法选择鉴定机构。3、司法鉴定申请书一份，证明孙红波提交申请书，法院未答复，剥夺了孙红波的司法评估鉴定权。4、孙红波在2020年11月10日向同生评估提出的对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异议书一份和孙红波在2020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对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异议书一份，证明孙红波对房地产评估报告向一审法院和同生评估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和同生评估没有给予答复属于违反审理程序。5、光盘两张，里面有评估过程和录音（附整理的录音文字书面材料），证明房屋的很多事项漏记，评估公司随意向空白处填项，其中里面的房屋墙高三米半没有确定，评估公司自己填上的，属于违法评估。 淄博经开执法局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在本案中对于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同时该证据在本案中也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因为调查事实是涉案被拆除建筑是否是违法建筑，而对于淄博经开执法局拆除该建筑物，已因程序违法被人民法院认定拆除行为违法，但是程序违法不能改变建筑物的是违法建筑的事实。2、对证据2短信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短信是一审法院通过12368平台向有关当事人送达的诉讼信息，从该诉讼信息中可以看出涉案建筑的委托评估工作，2020年8月17日前就已经启动，但是由于其他鉴定机构申请退案，致使评估鉴定工作一直没有进行，直至同生评估接受委托后才对涉案建筑物进行了评估。孙红波以此证实选择鉴定机构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对证据3司法鉴定申请书，对此淄博经开执法局不清楚，从该司法鉴定申请书所书写的时间2020年10月23日可见，此时涉案建筑的评估工作已经进行，孙红波以此证实一审法院剥夺其司法鉴定权无事实依据。4、对证据4房地产估价报告异议书，该异议书无事实依据，同生评估是在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范围内的鉴定评估机构，在鉴定前已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并有在场主审法官和孙红波、淄博经开执法局双方代表进行了签字确认。5、对于证据5，其录音来源不合法，这是在未经一审法官和淄博经开执法局代理人以及评估机构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录制的，不具备合法证据的必备条件，并且根据其录音中所显示的内容，是在评估报告现场勘验图之前双方进行勘验时的对话，经过勘验，四方共同在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于孙红波提供的证据1，淄博经开执法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并不能反映出认定违建程序是否违法，且该证据并不符合新证据的法定要求，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2、对于孙红波提供的证据2，淄博经开执法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仅凭这些短信并不能反映出系违法选择鉴定机构，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3、对于孙红波提供的证据3，该申请书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当天涉案建筑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且当时尚未作出鉴定结论，在此情况下孙红波就相同内容要求另外进行鉴定显然不符合规定，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剥夺孙红波的司法评估鉴定权的问题，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4、对于孙红波提供的证据4，其系原件，经审查其真实性可以确认，另外为更加充分地保证和实现孙红波对于涉案鉴定报告在程序上的异议权利，本院二审对此专门进行调查并通知同生评估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5、对于孙红波提供的证据5，其内容所反映的主要是孙红波对鉴定内容的理解和要求，但仅凭其内容并不能认定本案系违法评估，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同生评估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报告第十五项“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的第5项为：“本报告提交委托方后，若双方当事人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请于报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交书面异议申请。”原审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向孙红波和淄博经开执法局双方送达了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并同时组织对该报告进行了质证。孙红波对该报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评估错误，评估的价格没有任何标准，完全没有按照市场价值评估，在没有标准和测量的情况下作出该鉴定报告，我不同意。”淄博经开执法局对该报告表示无异议。 原审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本案一审判决，孙红波和淄博经开执法局均于2020年11月9日签收本案一审判决书。2020年11月10日，孙红波针对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分别向同生评估和原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孙红波在异议书中认为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估价前提错误，不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二、同生评估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三、同生评估的实地查勘程序违法；四、估价范围遗漏，缺乏窗户、装修、设备及附属设施；五、估价报告缺乏必要的估价基础数据和估价参数。 关于孙红波在一审判决作出并送达后针对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提出的上述异议问题，本院二审专门进行了调查并通知同生评估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关于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第十五条第5项中所写明的10日的异议期，鉴定人明某示这个时间并没有法律规定，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双方权益，其公司自行确定该10日的异议申请时间。关于孙红波提出的上述五个方面的异议问题，鉴定人当庭按顺序分别进行了答复说明：1、关于第一个异议问题，本次鉴定根据委托方估价目的进行鉴定。因估价是对强拆导致建筑材料损失进行鉴定，其不对建筑物是否违建进行鉴定。2、关于第二个异议问题，同生评估在中院和省高院房地产评估机构备案范围内，法院技术部门都可查到。3、关于第三个异议问题，因为建筑物已拆除，建筑物实际长宽高只能以当时经过双方确认的开庭笔录为准。报告中虽然没有写明估价方法的具体名称，但在报告第8页最上面写明了估价方法的选取及估价技术路线。4、关于第四个异议问题，关于缺乏窗户问题，因为在开庭笔录及现场勘验过程中，当事人未提出也未说明；关于装修问题，因房屋被拆除后装修不可持续利用，因此本次未评估；关于设备及附属设施问题，不在本次评估范围内。5、关于第五个异议问题，报告中估价基础数据来源于开庭笔录和现场勘验，在报告第5页中估价范围内进行了简易描述；关于估价参数问题，因为本次针对建筑材料损失进行鉴定，所有材料价格来源于市场，并且单价在报告第8页中已明确，所以不再作分析。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才应予以赔偿，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获得行政赔偿。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2019）鲁0306行初60号行政判决书，人民法院已判决确认淄博经开执法局2019年4月19日对孙红波在淄博经济开发区深圳路西侧沿街房南营段41号沿街房后院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故淄博经开执法局应当对因违法拆除给孙红波造成的合法利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涉案被拆房屋的赔偿问题，孙红波在本案一、二审中均主张不应按违法建筑而应按合法建筑进行赔偿。根据孙红波的陈述，涉案被拆的沿街房后院房屋是其在购买营业房后于2013年自建，但其建设该涉案房屋并未办理相关的规划建设手续，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淄博市规划局淄博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的《关于对〈关于请求对深圳路商业街55户经营业户违法建设后院进行认定的函〉的复函》认定涉案被拆房屋系违法建设，并且是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故孙红波在本案中提出的涉案被拆房屋不应按违法建筑而应按合法建筑进行赔偿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本院对此亦同样不予支持。因此，孙红波自建的涉案被拆房屋不能作为合法建筑进行赔偿，故其按合法建筑主张各项损失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时，因拆除方式、手段不当造成当事人在正常拆除情形下可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灭失的，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本案中，淄博经开执法局申请进行对涉案房屋拆除不当导致的涉案房屋建筑材料损失进行鉴定评估，孙红波和淄博经开执法局均同意选择同生评估进行涉案鉴定评估，同生评估亦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且在人民法院的对外委托鉴定的专业机构名录中。同生评估对因淄博经开执法局对涉案房屋拆除不当导致的涉案房屋建筑材料损失进行了评估，并作出了淄同司法鉴字（2020）SF-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涉案房屋拆除时的建筑材料损失总价值为19775.00元。该评估公司和评估人员均具有相应资质，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结论依据充分、客观公正，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合理性。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淄博经开执法局赔偿孙红波房屋材料损失19775.00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 孙红波在上诉中还主张原审程序违法的问题。首先，孙红波主张原审法院未依法给予其答辩期。答辩期是法律对于被告的规定，指法律所规定的由被告针对原告起诉进行答辩的期间，而孙红波系本案原告，对其不存在答辩期的问题。另外原审法院在鉴定报告作出后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并同时组织进行对鉴定报告的质证，其并不属于开庭审理，且该送达和组织进行质证亦不违反相关程序规定。故孙红波提出的该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孙红波还主张原审法院剥夺其异议权。原审法院在送达鉴定报告时组织双方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既不违反相关程序规定，也从程序上保证了双方对鉴定报告的异议权，并且孙红波在该次质证中也明确提出了其对鉴定报告的异议，故不能认定原审法院的该程序处理行为剥夺了孙红波所享有的异议权。故孙红波提出的该程序违法理由亦不成立。不过在涉案鉴定报告已经写明10日的异议申请期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送达同时组织进行质证后的第二天即作出一审判决有所欠妥。为更加充分地保证和实现孙红波对于涉案鉴定报告在程序上的异议权利，本院二审对此专门进行了调查并通知同生评估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同生评估的鉴定人当庭针对孙红波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异议问题分别进行了答复说明。尽管孙红波对于鉴定人的答复说明仍有异议，但鉴定人的答复说明系从专业角度作出且合理合法，孙红波对此仍提出异议并不能影响涉案鉴定报告的合法有效性。综上，孙红波主张的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损失问题。孙红波虽未主张利息损失，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淄博经开执法局违法拆除涉案房屋后，未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未尽早支付赔偿金减少相对人损失，其拖延履行赔偿义务在客观上导致了相应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应属直接损失范围，理应由淄博经开执法局予以赔偿。因此，淄博经开执法局应对前述共计19775.00元赔偿款承担自2019年4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综上，原审法院关于涉案被拆建筑价值损失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未对利息损失作出相应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6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被上诉人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孙红波利息损失（以1977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