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1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恒聚山化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北路175号万达广场B座10层02-B室。法定代表人：魏家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娟鹏，山西丰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马山村。法定代表人：黄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琪，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铭，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太原明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东太堡村东坡56号。法定代表人：王玮，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王玮，女，197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原审被告：山西能源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130号。法定代表人：江万紫，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山西恒聚山化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聚山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舵帆能源公司”）、原审被告太原明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聚山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娟鹏、被上诉人舵帆能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铭到庭参与诉讼，原审被告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聚山化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内容；2.请求依法改判，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据被上诉人起诉状中陈述，双方就本案的买卖合同协商一致解除，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协商解除，事实上双方并未解除，而且本合同上诉人提供的煤炭因雨水多的原因发热量常理性稍低的风险在发货时就已经告知了被上诉人，该合同的具体负责人王业华与被上诉人协商后承诺在收到款项后下列煤炭一定会高出约定的发热量，其将该情况汇报给上诉人，上诉人也表示同意。但是被上诉人一直迟迟未付款，上诉人在站台处还有700吨左右的煤没有装运，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解除，解除对双方损失都很大。那么双方没有协商一致解除，且亦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所以本案合同并没有解除。二、双方在《煤炭买卖合同》中对煤炭质量验收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由甲方也就是被上诉人采集并保留每批交货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煤样，并分出两份样品，一份作为分析使用，一份样品应立刻密封，被上诉人应当将分析结果以质量证书的形式在采样完成后3日内出具报告正本，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按照书面约定确定发热量，对于一审认定的4664大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本案诉求金额是以发热量来计算，发热量系本案诉求金额的关键，应当予以明确。三、上诉人认为关于增值税发票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不是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发票系税务管理问题，应当根据发票管理办法和增值税管理办法通过税务机关解决，不应有人民法院解决。而且，本案买卖合同也未就发票造成的损失进行约定，更没有约定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上诉人负责。所以，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舵帆能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不能成立。一、舵帆能源公司与上诉人约定，由上诉人在2018年7月8日至2018年7月31日之间供应煤炭，为此舵帆能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预付款279万元。上诉人于2018年7月19日共发送煤炭3530吨以后，舵帆能源公司尚余近百万货款，直至一审诉讼时已超过合同履行期限近两年时间，上诉人未继续供货，也没有任何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不履行，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日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之日视为解除合同之日，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二、上诉人认为应当以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的每样结算货款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的内容是质量验收，而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质量异议。本案的一审审理焦点是煤炭结算价格和结算方式，而涉案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了在交付的煤炭、发热量不符合约定的煤炭价款计价方式及调整办法。在涉案合同第六条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方式和结算期限，及以收货电厂的化验单、过磅单、结算单作为最终的结算凭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显是混淆概念，把质量标准的检验方式用于交付煤炭的价格计算方式和结算方式，一审法院从合同约定出发，结合原告提交的电厂验收单作出的，对已交付煤炭价款的计算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双方的意思表示的。三、涉案合同约定由上诉人开具发票，而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因没有交税，被上诉人无法抵扣税款，导致需要额外向税务局补交，如果上诉人合法开票并纳税，被上诉人完全不用再向税务部门补交279965.53的税款。一审法院已经按照查明的事实，相应减少了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金额。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开具发票，系上诉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此对于本案买卖合同。上诉人应就开具发票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因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供述辩意见。舵帆能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其与恒聚山化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2、判令恒聚山化公司返还煤炭预付款、铁路计划保证金、铁路运费合计946040.96元；3、判令恒聚山化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以946040.9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7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赔偿其增值税发票损失27.9万元；5、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7月6日，舵帆能源公司与案外人华润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华润公司向舵帆能源公司采购煤炭，总计8000吨，合同约定了煤炭单价及调整办法。2018年7月8日，舵帆能源公司与恒聚山化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舵帆能源公司向恒聚山化公司采购煤炭，总计8000吨，煤炭价格及调整方法为：收到基低位发热量≥5000大卡，每吨到厂含税单价执行0.12元（KCAL／KG），4600-4800KCAL／KG部分,自基准起每低100KCAL／KG,煤价下浮0.002元。付款方式和结算期限为：含税一票结算（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签订后预付铁路计划保证金4万元，预付煤款的85%约408万元，铁路运费146.2万元。收货电厂化验单、过磅单、结算单作为最终结算凭证等条款。合同签订后，舵帆能源公司分批向恒聚山化公司预付货款和铁路计划保证金、铁路运费合计279万元。2018年7月19日前，恒聚山化公司向电厂交付第一批煤炭合计3530吨。由于该煤炭发热量只有4664KCAL／KG，未达到合同约定的≥5000KCAL／KG要求，舵帆能源公司与华润公司按照实际到厂含税价下浮0.008元结算。华润公司实际给付舵帆能源公司货款1959206.48元。2018年9月7日，恒聚山化公司于向舵帆能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029750元的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煤炭数量3530吨，货款1749784.47元，增值税279965.53元。2020年1月3日，上述发票被税务机关作为异常凭证处理，导致上述税款未能进行抵扣。另查明：一、恒聚山化公司注册资本7000万元，系宁波山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设立的持股比例100%的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5日，宁波山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山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化集团公司）。2019年6月4日，宁波山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对恒聚山化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太原明清公司。宁波山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系被告山西能源总公司，持股比例100%。2019年6月3日，山西能源总公司将其对山化集团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太原明清公司。2019年9月19日，山化集团公司注销。山西能源总公司在山化集团公司注销时，出具承诺书，承诺申请注销登记前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否则全体投资人承担法律责任。二、被告太原明清公司系被告王玮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注册资本50万元，太原明清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现正在简易注销中，债权人公告时间截止至2020年1月18日。一审法院认为，一、舵帆能源公司与恒聚山化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并已部分履行，双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舵帆能源公司向恒聚山化公司共计支付预付款等费用279万元，但恒聚山化公司仅供应部分货物。因恒聚山化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向舵帆能源公司供应第一批煤炭并于2018年9月7日开具增值税发票，此后至今已达两年之久，双方并未就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何履行合同均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故对舵帆能源公司主张与恒聚山化公司解除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解除合同后，恒聚山化公司应当将舵帆能源公司支付的多余的款项返还舵帆能源公司。关于第一批货款数额，舵帆能源公司主张应按照华润公司的结算单所载，按4664KCAL／KG计算，根据合同约定下浮0.008元计算，总价款应为1843959.04元。该价款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计算得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确认。恒聚山化公司向舵帆能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货款为2029750元，但双方并未进行最终结算，且增值税的主要用途系用于抵扣税款，在没有双方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认定为对合同价款进行变更。因此，舵帆能源公司与恒聚山化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一批煤炭价款应按照合同约定的1843959.04元计算。此前，舵帆能源公司支付恒聚山化公司2790000元，扣除1843959.04元后，恒聚山化公司应返还舵帆能源公司946040.96元。三、舵帆能源公司主张恒聚山化公司应自2019年9月7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因此时双方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等事项并未明确，舵帆能源公司也没有就合同解除向恒聚山化公司发送通知，故此该时间不能作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节点。2020年1月2日舵帆能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与恒聚山化公司解除合同，该时间应视为舵帆能源公司主张权利之日，故确认恒聚山化公司应自2020年1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关于舵帆能源公司主张的增值税发票损失问题，根据税务机关的认定恒聚山化公司向舵帆能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未能进行抵扣，因开具增值税发票是恒聚山化公司的合同义务，现该款无法抵扣，舵帆能源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恒聚山化公司承担。但应根据实际的货款数额1843959.04元进行计算，该数额中包含的增值税数额为254339.18元，该费用系舵帆能源公司损失，依法应由恒聚山化公司承担。五、关于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的责任问题，舵帆能源公司与恒聚山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2018年7月，此时恒聚山化公司的股东为宁波山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后变更名称为山化集团公司），太原明清公司系于2019年6月4日取得恒聚山化公司的股权，太原明清公司成为恒聚山化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证明其资产独立与恒聚山化公司资产，故太原明清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责任。而王玮作为太原明清公司的唯一股东，没有证明其资产独立于太原明清公司，依法应对太原明清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山化集团公司作为恒聚山化公司的原先的唯一股东，亦没有证明其资产与恒聚山化公司相互独立，应对恒聚山化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山化集团注销过程中，山西能源总公司承诺如有债权债务，愿意承担清偿责任。故山西能源总公司应对山化集团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太原明清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恒聚山化能源有限公司之间于2018年7月8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解除；二、被告山西恒聚山化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预付款946040.96元及利息（以946040.96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山西恒聚山化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发票损失254339.18元；四、被告太原明清贸易有限公司、王玮、山西能源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80元，由舵帆能源公司承担677元，山西恒聚山公司、山西能源总公司承担15603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双方2018年7月8日《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与本案相关的内容重点明确如下：合同有效期限为2018年7月8日至2018年7月31日（以铁路大票承运日期为准），同时约定，煤炭价格及价格调整方法为：收到基低位发热量≥5000大卡，每吨到厂含税单价执行0.12元（KCAL／KG），4600-4800KCAL／KG部分,自基准起每低100KCAL／KG,煤价下浮0.002元。约定的数量和质量验收标准及方法为：2.1甲方（即舵帆能源公司）应采集并保留每批交货的整车具有代表性的煤样，并按规定程序缩分出两份样品，第一份样品由甲方作为分析使用；第二份样品应立刻密封在一个列有交货识别码及取样日期的容器里保存（下称“仲裁样品”），每一个仲裁样品应自卸车后至少保存30日。卸货时，甲方分析结果以质量证书的形式在采样完成后不迟于3日内，出报告正本，此报告作为甲乙双方结算的依据。甲乙双方有权参与采制样及分析过程的监督。若乙方（即恒聚山化公司）对甲方入场化验存在异议，经甲方同意后，将备查样送至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所复检。付款方式和结算期限为：含税一票结算（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签订后预付铁路计划保证金4万元，预付煤款的85%约408万元，铁路运费146.2万元。（共计558.2万元）收货电厂化验单、过磅单、结算单作为最终结算凭证等条款。发运计划为：月上旬发运+10%万吨，月中旬发运+10%万吨,月下旬发运+10%万吨，未按照发运计划发运的煤炭，按照5元/吨进行扣罚，不重复扣罚。其他约定事项注明：甲方委托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燃料二部办理此合同相关业务，该二部等同甲方所有权益。合同签订后，江苏舵帆能源公司分批向恒聚山化公司预付货款和铁路计划保证金、铁路运费合计279万元。2018年7月19日前，恒聚山化公司向电厂交付第一批煤炭合计3530吨。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与舵帆能源公司曾就该笔煤炭进行结算，结算单显示，该笔煤炭低位发热量为4664Kcal/Kg。本院认为，合同只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途径。在双方未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必须符合法定解除条件。舵帆能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其理由有三：1.恒聚山化公司的煤炭发热量只有4664Kcal/Kg，不足5000Kcal/Kg。2.恒聚山化公司未及时发货。3.恒聚山化公司开具的发票不适格。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约定了煤炭质量验收程序和方法，即舵帆能源公司在收到煤炭货物后，保留相应的样本，并在三天内出具质量报告书，恒聚山化公司若对化验结果有异议，则应当将样本送至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目前，舵帆能源公司仅以其和第三方的结算单来主张发热量问题，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约定通知了恒聚山化公司，因此该检测结果是否属实，是否能够约束恒聚山化公司存有异议。同时即便该检测结果属实，依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该发热量仍在双方约定的发热量浮动调整范围内，只需在结算时进行价值调整即可，并不属于违约事项。因此，舵帆能源公司的第一项主张难以成立。关于第二个问题，双方约定舵帆能源公司的首付款为558.2万，舵帆能源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第一笔首付款，其给付的279万元，扣除双方约定的铁路计划保证金4万元和铁路运费146.3万元，只有128.7万元，即便按照4664Kcal/Kg计算恒聚山化公司发送的第一批煤炭，其应当支付的货款为184.4万元，恒聚山化公司也已经足额向其发放了货物。因此恒聚山化公司未能再向其发送煤炭，根本原因还在于舵帆能源公司未能依约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恒聚山化公司因此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未再向其发货并无不妥。关于第三个问题。双方《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含税价，因此恒聚山化公司应向舵帆能源公司出具正规发票。恒聚山化公司所出具的发票，虽被列为异常凭证种类，但根据税务机关的通知，若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企业可以继续申报抵扣，或解除担保并继续办理出口退税。由此可见，被列为异常凭证种类的发票，并非始终绝对不能用来办理进项税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后续仍有抵扣的可能。即便最终认定为无效发票，因开具发票属于从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的，也构不成根本违约，舵帆能源公司可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仍不能因此享有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80元，由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3元，由江苏舵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沈慧娟审判员  黄 政审判员  王月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任汪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