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海川，男，195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永川，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月秀，女，196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梅，女，197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鸽，男，195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以上五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超，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街道钱江财富广场1幢2-1901室。法定代表人：吴红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廖远海，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超，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新华，男，196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与上诉人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公司），原审第三人廖远海、张新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海川，上诉人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以及原审第三人廖远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超，上诉人海融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张新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正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海融公司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支付12692020元，并从2012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海融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海融公司主张实际出借300万某，廖远海抗辩通过借300万某还前贷200万某，基于民间借贷实践性要求，海融公司具有举证证明已实际出借300万某的责任，不能仅以廖远海出具300万某收条证实已经出借，海融公司举证的所谓利息预留和为廖远海还他人债务的证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一审判决非但未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海融公司，相反以廖远海未举证200万某前贷已经偿还为由，承担了不利后果。（2）海融公司主张支付给张新华1322余万元，基于该笔款项仍然属于民间借贷还款，海融公司具有举证证实已经实际支付的举证责任。2014年9月22日的借款证据清单，尽管有廖远海签字，但清单上明确注明了“其中含金钥匙壹佰伍拾伍万某本金”，廖远海庭审中陈述该笔借款由其本人通过过桥资金偿还后转借仍未偿还，不存在张新华代偿;另外2012年10月16日的60万某和20日的25万某，已被一审判决认定为海融公司300万某借款的组成部分，但一审判决仍将该借款的偿还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方，显然错误。（3）根据海融公司出示的记账页、张新华的收条，经过法院几轮审理，海融公司被迫承认帐务记载的虚假，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只是在被告公司帐目上做了记载，付款流水无论是时间、金额还是付款人均无法体现与1322万某的关联性，故不能认定海融公司完成了向张新华付款的举证责任。（4）海融公司作为国有公司应当具有完整的财务账目，只有向法庭提交，才能查明300万某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和1322万某有无支付给张新华，但一审判决简单地以帐目混乱而放弃了对其的举证要求。（5）廖远海委托海融公司代偿债务的事实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海融公司负有证明廖远海委托其代偿债务的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不应当适用“明显优势证据规则”。2.廖远海仅欠海融公司300万某本息未还，而非500万某本息。（1）海融公司作为出借人，具有证实借款实际发生的举证责任;（2）海融公司对该300万某的借款组成的举证及陈述相互矛盾，也无证据证实。2018年5月2日谈话笔录中，300万某组成为:转60万某给廖远海，扣息550665元，代支1849335元；2018年6月29日质证笔录及以后的数次庭审表述为:廖远海本人收取85万某，扣收200万某、300万某利息550665元，1599355元用于支付差欠第三方的利息。上述前后两次陈述不致外，陈述本身还存在重大矛盾：利息部分，廖远海在海融公司贷款200万某已结息至2012年6月底，到2012年10月16日办理第二笔贷款300万某时，此间未还货款利息期间为3个月16天，利息仅为15万某；300万某借款还未发放，无法确定扣息期间，也不可能在放款时就扣收利息，扣息至2013年2月，金额550665元无任何依据。已经提前扣息了，还在2012年12月21日记帐凭证上又列利息收入273332元；代偿部分，海融公司为廖远海用于支付差欠第三方的利息1599355元，按照事实认定的基本要求，海融公司向廖远海发放借款300万某，该代支系300万某的组成部分，海融公司应向法庭说明和举证代支款项的去向，得到廖远海认可的证据，但海融公司对此未作任何说明和举证；直接支付给廖远海的60万某、25万某，双方一致认可系300万某贷款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海融公司仍将这两笔款项两次使用，在确认张新华借款数额时也包含该两笔款项。一审判决也作了重复认定。（3）廖远海对300万某贷款组成的陈述真实可信。除另汇两笔60万某和25万某外，还以前贷款200万某，还欠息15万某(根据一审判决的表述，从2012年的7月至10月16日利息数额为157333元)，就是300万某贷款的组成。海融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理应具有并提交支付300万某的相关手续，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进一步证实廖远海陈述具有客观性。该300万某借款廖远海出具的收条中明确注明了卡号，海融公司仅向此卡汇入了85万某，根据证据能够认定海融公司已经发放了85万。对于海融公司辩称的提前扣息和代支，海融公司具有取得廖远海认可依据的责任，但一审判决以廖远海出具了借条且未取得债权债务消灭的凭证推定两笔债权成立，上诉人认为没有依据。3.廖远海未授权也未追认海融公司偿还张新华个人债务，海融公司也未为廖远海偿还该债务。（1）廖远海陈述具有合理性。廖远海陈述从海融公司协调借款4000万某后，交通局领导同意其中2000万某以打借条形式给廖远海使用，海融公司与交通局协商由于部分款项向他人筹措，临近月底，急于回头，回头后几天再打回来，故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交投公司）让廖远海办理了借款手续并转至海融公司。汇款给海融公司次日去金湖公司办理借款合同法人签字时，金湖公司不承认借款合同上印章为金湖公司的，要求阜宁交投公司将1850万某汇到金湖公司。其后交通局钮彬春局长向海融公司口头表示汇回的1850万某作为阜宁交投公司还款，其在公安部门的谈话表述了上述内容。尽管廖远海也到海融公司主张权利,但海融公司未按约定回款给阜宁交投公司也未支付给廖远海。后来由于廖远海被追究刑事责任,金湖公司与阜宁交投公司就1850万某款顼性质进行民事诉讼,最终盐城中院确定该1850万某仍属阜宁交投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廖远海即将债权转让给本案原告。上述陈述合理解释了办理1850万某至海融公司是应阜宁交投公司要求,在阜宁交投公司发现金湖公司不认可该笔款项后即向海融公司要求作为还款,廖远海未能及时主张权利是由于刑事责任以及金湖公司、阜宁交投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阜宁交投公司、海融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所导致的,不是其不主张权利。（2）海融公司为廖远海向张新华清偿债务,事先未取得廖远海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廖远海的追认,对廖远海不产生法律效力。（3）借款协议及支票存根上的签字推不出廖远海对该款的用途为“还借款”,更推不出代还张新华的个人债务。廖远海和阜宁交投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2000万某给廖远海使用,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之间借款合同有“借款人在4000万某借款到帐后,代为偿还廖远海1850万某的债务”的约定。上述都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均应严守合同相对性。首先，2000万某借款由廖远海使用,确实以借款的形式冲抵了阜宁交投公司应付的工程款;其次,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之间的约定,结合廖远海存根上的签字,仅在三方产生约束力,即阜宁交投公司依约将1850万某转回代还廖远海债务,海融公司收到该款后多退少补,廖远海签字仅是办理还款手续,无法得出同意偿还张新华个人债务的明知。法律规定对权利的放弃要明示,作为廖远海放弃主张海融公司余款的权利必须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推定。（4）2012年12月21日，张新华尚未与廖远海对帐,还款条件不具备。海融公司提供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廖远海是在2014年9月22日才在该清单上签署了“以上金额是张新华借给我本金、其中含金钥匙150万某本金在内,具体金额以本人在2014年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帐为准,此帐仅作证明”。故在廖远海和张新华的帐目还需到2014年10月底对帐才能确定,海融公司作为国有公司不可能未取得廖远海的认可即向张新华付款,更不可能在款到当日即向张新华付款13226668元,现经审理款项根本未到帐,也无法按海融公司帐务记载的方式付款。（5）海融公司根本未向张新华偿还该笔借款。发回重审前法庭要求海融公司、张新华提供证据证实偿还借款的相关银行流水,张新华明确表示有汇款的流水,涉及到多张银行卡,但其未能举证。在本次开庭审理中,海融公司提交了2013年1月15日、7月17日,沈某向张新华分别转帐850万某和650万某的流水,拟证实履行了支付1322万某余元的责任。但时间、金额、主体均不符合,且开庭陈述前后矛盾,并明确表示原提供帐务记载的虚假,在此情形下,不能简单地以海融公司和张新华的相互陈述来认定事实,而应彻查帐目,防范虚假诉讼的发生。（6）截止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欠张新华借款1130.435万某的数额不实。第一，廖远海在该证据清单中明确备注了包含金钥匙的155万某本金。该款项目前廖远海未偿还,张新华更未偿还,且已由廖远海重新立据,该笔款项出借人不是张新华，张新华也未代还,应当从借款数额中剔除。第二，2012年10月16日的60万某和10月20日的25万某,已被海融公司和张新华两次重复计算。第三，张凯林的15万某已由其在阜宁法院诉讼,不存在张新华代偿。4.廖远海还款414.73万某应当予以认定。2014年9月22日证据清单中,廖远海明确说明了1130万某的金额是张新华借出的本金,还含金钥匙155万某,具体对帐为准,廖远海还款414.73万某应当予以认定。该清单仅是证明张新华出借本金并且附带说明及最终对帐的证明。一审判决以还款时间在清单之前,推定该还款在之前的往来帐中已经予以冲减。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不符,因为清单不是最终的结帐,清单上无法体现廖远海还款414.73万某无需结算的意思表示,相反体现双方帐目仍需结算,正在进行的诉讼就包含廖远海要求结算,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未再行结算。5.海融公司应以借贷给廖远海的月息1.5%的标准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海融公司作为小贷公司,以借贷为常业,其出借资金给廖远海的最低利率标准为月息1.5%,按照公平原则,其占用廖远海的资金,也应按此标准承担利息,一审法院以年息6%从起诉之日支持利息对上诉人不公。海融公司辩称，1.本案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廖远海与海融公司、张新华之间发生过多次借款，2012年12月份廖远海与我方进行对账，并形成了借款明细，该明细显示廖远海差欠海融公司、张新华1873万余元，后来确定偿还1850万某，正因为如此才在廖远海协调下发生的4000万某的借款合同中确认这一金额，也正因为如此廖远海才亲自办理银行转账手续将1850万某予以兑付，在此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廖远海的还款行为起码是对双方对账结果1850万某的再次确认，同时，也由于1850万某的支付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客观事实。2.海融公司、张新华认同于海川一方上诉理由中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分配错误的问题，但是不认同该观点的理由，如前所说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客观事实，于海川一方提起诉讼意图推翻客观事实，况且认为多还了1533万某，这不仅违背情理，负有推翻该事实的法定的举证义务，该义务不是体现在对1850万某中单笔款项的异议，而应该是总体的否认。因为随着账目结清，特别是涉及张新华个人的借款手续不再保留，是人之常情，在此情况下如要求海融公司、张新华承担1850万某的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当的，现在对方上诉状的主要内容就是涉案部分单笔账目的计算，是基于要求我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错误观点，因此不能成立。3.海融公司具有向张新华还款的权利，廖远海认为差欠海融公司300万某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实际汇1850万某，且注明为还借款，海融公司的款项属于借款，张新华的款项也是属于借款，这足以表明廖远海授予海融公司向张新华贷款的权利，廖远海辩解未授权显然不成立，还款后的六年间廖远海从未提出异议，这从另一个层面表明是追认，如果不认定1850万某包括张新华的借款，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对此一审判决都有详细的说明，故不再详细展开。4.本案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鉴于还款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以后在多次庭审中廖远海表明汇付后没有多久即要求退还，但是在2017年7月才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5.依据于海川一方的诉讼请求及法庭查证情况，一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是不恰当的。综上，上诉人于海川一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着尊重已经偿还的客观事实，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准则，本着公平正义弘扬正气的社会理念，结合已经过诉讼时效的原因，应该判决驳回于海川一方的上诉请求。廖远海述称，涉案的债权是廖远海转让给本案原告五人，事实上在廖远海本人办理1850万某至海融公司财务账上时，本人实际差欠海融公司仅为300万某的本息，在诉争的借款合同中廖远海本人不知晓是以1850万某代偿相关的债务，廖远海只是知道该款转至海融公司账户后，时间不长要返还给阜宁交投公司，事实上在此款汇转以后未能返还，廖远海本人向海融公司索要，也未能要回，后来由于经过刑事诉讼、两次民事诉讼，此后才将债权转让，并发生了本案的民事诉讼。因此，同意上诉人于海川一方的上诉意见，海融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张新华述称，同意海融公司的答辩意见。海融公司上诉请求：判决海融公司不向某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支付2643980元及相应利息。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海融公司向某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支付2643980元及利息违背证据规则。（1）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未能提供必要的证据系统否定廖远海清偿1850万某不成立。被上诉人及廖远海意图推翻8年前确认并履行完毕的1850万某的既成事实，况且认为多还1533万余元，这不仅违背情理，同时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廖远海及被上诉人负有法定的举证证明上诉人收取1850万某是错误的，可事实上廖远海及被上诉人并没有形成必要的证据锁链，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人的证据可以表明廖远海应当向上诉人及张新华偿还1850万某。其一、从总体而言，具有内在联系的证据前后衔接，且合情理。相关证据表明廖远海曾多次向上诉人及张新华等人借款，后经上诉人、廖远海及张新华等在内的多方结算形成2012年12月21日(实际日期为2012年12月19日前，考虑结息日，故算至12月21日)的《廖某借款明细》，确认廖远海差欠被告及张新华本息合计1873万余元。其后的2012年12月19日海融公司与阜宁交投公司订立4000万某的借款合同，在该合同第8条中载明代为偿还廖远海1850万某。上诉人将4000万某借款发放后，廖远海兑现《借款合同》第8条约定，于2012年12月21日亲自办理相关手续，向上诉人汇付1850万某，注明用途为还借款。至此，就1850万某的债权债务双方已清结。况且自此以后直至2017年7月24日被上诉人以债权转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前后六个年头廖远海也一直无异议。其二、从以下环节可印证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真实可信。①历次庭审中，廖远海都表明自2009年承接204国道工程后，多次向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个人借款，直至2012年12月21日汇付1850万某。②《廖某借款明细》中所涉及的明确差欠海融公司及张新华的欠款金额为1873万余元。至于汇付后是否调减，调减多少都是海融公司的权利，不能因此改变廖远海应当偿还1850万某的义务，况且该清单中的部分金额与银行汇款记录完全吻合，如：其中的91166元、8万某等。③廖远海在庭审中表明，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订立4000万某借款合同是因为自身与张新华(当时为海融公司职业经理人)为朋友，牵线搭桥才发生的，既然如此对借款合同中的第8条明确借款发放后，代廖远海代偿1850万某不可能不清楚。④上诉人与阜宁交投公司订立4000万某借款合同(包含该合同第8条)的真实性已为大丰法院、盐城中院两个案件的生效判决所确认。⑤廖远海亲自办理相关手续，并在收款人为海融公司、金额为1850万某、用途为还借款的银行转帐支票上签名，以实际行为表明对差欠1850万某的再次确认，至此形成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客观事实。⑥在发回重审中，廖远海对银行转帐支票中的“还借款”提出异议，但在此前的历次庭审中不仅没有提出，相反在此前的庭审中予以认可。如：原一审2018年3月28日谈话笔录第二页“存根上写的还借款，下面廖远海字是我本人签的”。⑦海融公司在庭审中一再表明，如廖远海对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真实持有异议，恳请法庭对其的形成时间等进行鉴定，亦可对廖远海、张新华进行测谎。其三，将补强证明2012年12月《廖某借款明细》的2014年9月22日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是错误的。2012年12月21日，由于廖远海办理手续汇付了1850万某，随着帐结事了，涉及廖远海及张新华个人借款的手续不再保留。2014年廖远海因介入盐城中院(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案件的诉讼，张新华得知该情况后，为避免可能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经与廖远海联系，廖远海回忆后形成2014年9月2日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该清单并没有完全反映双方发生借款的全部情况，原一审中提供该证据的目的只是证明廖远海差欠张新华款项的部分情况，是补强证明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所反映的廖远海与被告及张新华之间的借款情形，不应当作为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的依据。其四，一审判决退还1922318元、481162元、240500元，合计2643980元的构成经不住推敲。①关于1922318元。2014年9月22日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形成于1850万某实际清偿后的21个月之后，张新华已多次表明，上诉人与廖远海之间的欠款金额不应以该清单作为依据，是廖远海单方出立，仅是表明廖远海差欠张新华本金的一部分，实际欠款本金不止清单中所显示的金额，况且清单中也未显示利息(按清单计算至2012年12月21日的利息即为400余万元，加1130余万元，本息计1530余万元)。2012年12月21日，廖远海汇付1850万某后，意味着廖远海与张新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也已清结，张新华个人不再保留发生借款的具体条据符合常理，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作为补强证明1850万某成立依据的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要求上诉人承担超出该清单显示的1130.435万某与张新华收取的1322.6688万某的差额1922318元举证责任，不仅与1850万某的形成及实际履行相矛盾，也不符合证据规则。②关于退还本息481162元。被上诉人及廖远海未能提供500万某本金及利息不成立的依据，相反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凭据及其后(当日)收据可表明上诉人已向廖远海发放了500万某款项。一审认定从300万某借款中列支的550665元在抵冲200万某止2012年10月16日的欠息157333元后的余额393332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扣减是不成立的。因为550665元属于廖远海委托付款，其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如出现误差，应由廖远海与沈某之间结算;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及银行转帐凭据表明550665元中的191166元已扣减，扣减后的余额240500元，因此，一审法院直接扣减481162元不成立。③关于240500元。上诉人在一审中仅表明该款项已支付给廖远海，如不能举证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暂时的举证不能不应等同于自认，一审以自认作为理由认定上诉人承担该款项不成立。本案的审理应立足于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2.上诉人与张新华之间的款项划分不应列入审理范围。廖远海清偿1850万某之后，对1850万某海融公司与张新华之间如何分配与廖远海无关，法院不应理涉，何况张新华已确认收取了相应款项。3.一审超越审理范围，与程序法的规定相违背。本案一审的案由为债权转让纠纷，应当就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审理，不应当再审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基本事实。客观情形是涉案当事人对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基本事实是各执一词，对照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法院查证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基本事实无法律依据。4.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廖远海1850万某的还款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21日，在历次庭审中廖远海表明汇付后没过多欠即要求退还，在盐城中院审理中表明2013年2月份即向海融公司主张权利，但2017年7月才起诉，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立足于2012年12月的《廖某借款明细》，立足于1850万某在4000万某借款合同中的约定及廖远海的实际履行、履行后六年内廖远海虽经济窘迫但未提出异议，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本着“谁主张谁举证”及被上诉人不能否定1850万某成立、上诉人的举证及民事证据高度概然性的规则，本着弘扬诚实信用的社会理念，结合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应当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的全部诉请。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辩称，1.海融公司主张廖远海已经确认并已经履行完毕是不成立，客观事实是廖远海将1850万某转至海融公司账户，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廖远海认可并履行通过海融公司偿还债务的事实，海融公司主张存在这一事实，应当提交证据证实廖远海认可偿还债务。2.《廖某借款明细》和《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均是海融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廖某借款明细》是海融公司单方罗列的材料，该借款明细并没有得到廖远海本人的认可，《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有廖远海本人的签字，同时廖远海对该证据清单中的相关事项作了备注意见，同时经过几轮的法庭审理，该证据清单中明显存在着四笔有出入的款项，故无论是《廖某借款明细》还是《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均不能准确的反映客观事实，海融公司称以此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缺乏事实依据，同时这两份证据材料还存在这五个方面的矛盾：第一，借款明细中的借款总金额是1016.5万某，证据清单上的本金金额为1130.43万某；第二，明细上的金钥匙注明的是100万某，而证据清单中注明的是150万某；第三，明细上张凯林是35万某，而清单上是15万某；第四，明细上有王某、徐某成，而清单上没有；第五，清单中的亭湖顺泰，在明细中没有反映，这五个矛盾之处足以说明海融公司主张权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客观反映与廖远海之间债权债务关系。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做了相应的陈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的理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海融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廖远海述称，同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的答辩意见。张新华述称，1.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审理的前提是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但现在庭审审理都是借款纠纷，显然和法律关系相违背；2.转账支票1850万某是由廖远海签发注明还借款的，如果廖远海认为还多了，应当以不当之利进行诉讼，而不应该进行债权转让。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融公司偿还欠款1533.6万某及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由海融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廖远海挂靠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接阜宁交通局发包的“204国道改扩建工程阜宁段道路桥梁FN6合同段的工程”。后廖远海组织人员及设备进行了施工。2012年7月工程竣工验收。2012年12月，廖远海私刻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乙方）名义与阜宁交投公司（甲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的204国道改扩建工程FN6标，于2011年6月交付通车，现因阜宁县交通运输局资金困难，未能拨付工程款，加之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机械租金、农民工工资以及部分贷款到期，急需资金，乙方施工负责人廖远海通过多方沟通和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系本案被告海融公司的前身，下简称大丰海融公司）协调，为甲方贷款4000万某，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借款合同：1.甲方将此笔贷款中2000万某借于乙方使用，使用时间和大丰海融公司发放贷款日期同步，放贷时间1年；2.大丰海融公司4000万某放贷年利率18%，甲方承担2000万某年利率13.5%及（注：应为即）270万某，乙方因资金需要，为甲方支付2000万某年利率（贴息）4.5%及（注：应为即）90万某，甲方在借给乙方借款中直接扣除，乙方承担借用的2000万某年利率18%及（注：应为即）360万某，乙方直接向大丰海融公司按甲方贷款合同支付利息，大丰海融公司出具不向甲方收取乙方2000万某利息的书面文件；3.乙方借用甲方2000万某贷款本金由甲方在应付给乙方的工程款中扣除，乙方开具工程款对应税票，剩余工程款按规定拨付给乙方；4.未尽事宜双方协调解决，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大丰海融公司各执一份。2012年11月19日，阜宁交投公司（借款人）与大丰海融公司（贷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摘要）：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发放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肆仟万某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11月18日，合同项下借款月利率为15‰，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该合同中的其他事项约定：借款人在4000万某借款到账后，代为偿还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廖远海1850万某债务。2012年12月21日，大丰海融公司向阜宁交投公司转账4000万某。同日，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一份借条，言明：借到交通局现金贰仟万某整，¥20000000元。当日，该局副局长钮彬春审批意见“经会办同意借款，请蔡局长审批后扣利差90万某，税金60万某”。该局局长蔡跃虎签批“会计扣壹佰伍拾万某，此款在204国道工程款中扣偿”。当日，阜宁交通局开具银行转账支票一份，载明：开票日期2012年12月21日，收款人：大丰海融公司，金额1850万某，用途：还借款。廖远海在该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名确认。同日，阜宁交投公司第0000888000号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载明：付款单位交投公司，收款项目代付G204工程6标工程款，金额为18500000元。当日，张新华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海融小贷公司代为廖远海偿还债务壹仟叁佰贰拾贰万陆仟陆佰陆拾捌元整，￥13226668.00。大丰海融公司将上述款项入账并以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12月21日入账的1850万某记为阜宁交投公司代偿廖远海债务，具体科目为短期借款500万某，利息收入273332元，其他应付款为13226668元。2013年1月15日，大丰海融公司的工作人员沈某通过其账号为55×××84的中国银行账户向张新华497559910246的银行账户转账850万某。7月17日，沈某再次通过55×××84的中国银行账户向张新华497559910245的银行账户转账650万某。2017年6月18日，廖远海（甲方）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摘要）：因甲方拖欠乙方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1500万某（截止2017年6月20日）不能偿还，现甲方自愿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大丰海融公司1533.6万某本金和利息的债权转让予乙方冲抵上述借款本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标的债权数额，甲方对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为人民币1533.6万某及资金占用利息；二、债权转让对价：乙方同意以甲方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作为受让甲方上述债权的对价；三、债权转移：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本协议第一条所有全部债权、利息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债务人新的债权人。2.债权转让通知：甲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协助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债权转让后依法冲抵乙方的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六、乙方的权利义务：受让债权后同意冲抵甲方所欠借款本金和利息。于海川、于永川、赵红梅、赵月秀、张玉鸽与廖远海在“债权转让金额明细”上签字确认，该债权转让金额明细载明：1.于海川：本金104万某，利息145.6万某，合计249.6万某；2.于永川：本金315万某，利息423.4万某，合计738.4万某；3.赵月秀：本金50万某，利息78万某，合计128万某；4.赵红梅：本金80万某，利息115.2万某，合计195.2万某；5.张玉鸽：本金245.1万某，利息319.4万某，合计564.5万某。6月20日、7月13日，廖远海两次向大丰海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红才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根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及贵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记账凭证反应：2012年12月21日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代为偿还廖远海所欠贵公司债务，已向贵公司账户汇入1850万某，因该汇款冲抵廖远海300万某借款本息后，尚有1533.6万某余款在贵公司一直未支付廖远海，由于廖远海在承包204国道改扩建阜宁段FN6标工程中，尚欠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亲友欠款1500万某未偿还，故债权转让人廖远海将贵公司所欠其1533.6万某欠款本息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债权转让后由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廖远海不再行使债权人权利。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与大丰海融公司、张新华就履行还款责任发生争议，遂于2017年7月诉至一审法院。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大丰海融公司提供一份《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该清单载明了17笔借款发生时间、借款金额（万某），部分借款后备注“代还”字样，小计为1130.435万某。廖远海在该清单下方写明：以上金额是张新华借给我本金，其中含金钥匙壹佰伍拾伍万某本金在内，具体金额以本人在2014年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账为准，此账仅作证明（注：壹仟壹佰叁拾万某），2014.9.22。大丰海融公司提供的证人张凯林作证称：我收到张新华给我的15万某款项，因为廖远海差欠我款项三、四十万某，张新华仅代廖远海还了15万某而已，张新华代廖远海还款事先得到了廖远海的口头同意。原审第二次庭审张凯林再次作证称：我与廖远海在阜宁法院有民事调解书，上次庭审中虽然作证我与廖远海的借款往来已经由张新华代还，但我与廖远海（往来）有借款、有担保的，张新华仅代还了15万某，这15万元与我在阜宁县法院起诉的34万某款项没有关联，15万某的条子已经被我撕了，我在阜宁县法院起诉的都是有条子的，除了34万某外我与廖远海还有其他都是口头的往来，没有结清。另查明：1.2011年10月16日，大丰海融公司向廖远海账号为62×××50的账户转账200万某。10月18日，廖远海、于某夫妇与大丰海融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道路施工，借款金额为贰佰万某整，借款期限为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9月17日，借款月利率20‰，每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同日，廖远海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贰佰万某整，详情见相关《借款合同》。2012年10月16日，廖远海、于某夫妇再次与大丰海融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叁佰万某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10月16日至2013年4月16日，合同项下借款月利率17.5‰，按月结息，结息日每月20日。同日，廖远海、于某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某整，详情见相关《借款合同》。海融公司向廖远海的卡号分两笔汇款合计85万某、通过其工作人员张靓的公务卡向沈某的卡号汇款550665元，向张新华的卡号汇款1849335元（含海融公司和张新华其他账务往来250000元）。2.2014年3月10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阜宁交通运输局为被告、廖远海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阜宁交通运输局支付拖欠工程款1711.7128万某及逾期利息。本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作出（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阜宁交投公司与大丰海融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第三人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的2000万某借条及廖远海签字的付款凭证相印证，能够证明阜宁交通局向案外人大丰海融公司融资4000万某后，将其中的1850万某代廖远海偿还大丰海融公司借款债务的事实；（2）凭廖远海出具的且已签注审批意见的借条，阜宁交通局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开具了现金转账支票，廖远海对已经注明：“收款人：大丰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某，用途：还借款”的现金转账支票予以了签收，并办理了转账手续，说明其对该款的去向即收款主体是认可的，同时对阜宁交通局向其出借2000万某款项过程中扣除利差及税金的行为也未持异议，至于廖远海与案外人大丰海融公司之间的借贷及账务问题，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理涉。遂判决：驳回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3.2015年11月17日，大丰海融公司以阜宁交投公司、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阜宁交投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00万某及其利息，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5月作出（2015）大商初字第0058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阜宁交投公司偿还大丰海融公司借款本金4000万某及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2013年1月20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自2013年1月21日起至12月20日止按月利率15.015‰计算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赔偿律师代理费138万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被告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已生效。再查明，2018年1月31日，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1850万某在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之间是否构成债务委托代偿？二、本案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三、还款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1850万某在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债务委托代偿？首先，2012年12月5日，廖远海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和阜宁交投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4000万某借款中有2000万某给廖远海使用，并由廖远海直接向被告海融公司支付借款的利息；11月19日，海融公司与阜宁交投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4000万某借款到账后其中1850万某代为偿还廖远海的债务；12月21日，交投公司向海融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廖远海在该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字“还借款”；同时，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廖远海对已经注明“收款人：大丰海融公司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某，用途‘还借款’”的现金转账支票予以签收并办理转账手续，说明廖远海对1850万某款项的去向以及收款主体是认可的，“还借款”三字表明，廖远海对该款的用途系偿还其个人债务为明知。另外，廖远海拖欠海融公司及张新华等人借款亦属事实。结合廖远海多年来未对该1850万某提出异议，可以确认廖远海在汇付款项的当时是同意以该笔款项偿还自己与海融公司及张新华等人的借款往来的。廖远海现在虽然述称不存在授权海融公司将阜宁交投公司汇付给海融公司的1850万某用于代偿自己拖欠借款往来的事实，但就为何是用廖远海本人对阜宁交投公司享有的1850万某款项汇付给海融公司，以作为海融公司贷给阜宁交投公司的4000万某借款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始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如果按照廖远海的陈述，其仅差欠海融公司300万某借款本息，不存在差欠张新华等人债务的事实，但其也未对为何向阜宁交投公司申请汇付2000万某（实际汇付1850万某）给海融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廖远海作为具有相当社会阅历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汇付行为及汇付金额、用途应为明知，即廖远海与被告之间就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将1850万某汇到被告公司的账上是双方约定好的处理方式，该款系用于偿还廖远海拖欠的被告及张新华人等人的债务往来。因此，廖远海委托被告代偿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廖远海自认向大丰海融公司第一笔借款200万某，但认为第二笔借款300万某系用其中的215万某偿还第一笔借款本息，剩余的85万某分60万某、25万某汇到廖远海指定的阜宁中行账户中。海融公司辩称，200万某借款实际交付，300万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廖远海认可的85万某，二是扣收的第一笔及第二笔借款的利息55.0665万某，其余款项用于支付廖远海差欠第三方借款本息。对比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若如廖远海所述已用300万某中的215万某偿还了200万某借款及其利息，则廖远海与海融公司应就该笔200万某借款出具债权债务已经消灭的凭证；第二，届时200万某的借款利息也非廖远海所称的15万某（下文将就利息部分的计算做详细阐述）；第三，当双方对200万某款项的出借均不持异议时，则该款已归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廖远海来承担，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反观海融公司作为出借人，不但仍然持有200万某借款存在的相关凭证，还提供了300万某借款发放当天，其将款项分别汇给廖远海、沈某和张新华的证据，结合廖远海、于某夫妻当日出具的收到300万某借款收条的事实，应视为300万某借款廖远海已全部收到。因此，廖远海关于其与海融公司之间仅存在300万某借款往来的理由不能成立。再者，关于海融公司与廖远海争议的1850万某，除偿还廖远海拖欠海融公司的借款本息外，其余是否全部代偿了廖拖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基于上述分析，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500万某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廖远海称1850万某经海融公司背书转借给富建集团的事实，海融公司与张新华均予认可，并表示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只是在海融公司账目上做了记载。海融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中载明500万某短期借款利息收入273332元。余款在富建集团还款后，海融公司、张新华根据廖远海的授权，已全部用于代偿廖远海拖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对此，从海融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沈某的公务卡，分别于2013年1月、7月向张新华汇款650万某和850万某合计1500万某（含利息）的事实中得以印证。虽然廖远海在《清单》上注明“具体金额以在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账为准”，但也注明了“此账仅作证明”；其单方注明要求“10月底最后对账为准”并未得到张新华及其他债权人的确认，而此后实际再未重新对账也是事实；廖远海述称该《清单》为当日的实时对账结果，进一步表明截止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确实拖欠张新华及他人债务达到《清单》所载数额。关于廖远海述称，从2011年2月-2012年7月已经偿还给张新华414.73万某，但上述款项还款时间均在《清单》出具之前，若廖远海所述属实，廖远海在清单中应加以扣除，否则亦属与常理不合。加之目前廖远海关于2014年9月22日之后是否另有向张新华及他人的还款无充分证据证实，且廖远海述称，《清单》当中的2011年1月29日拖欠张新华、金钥匙公司的就是638万某(日期误作20日)，确认了该笔债务的真实性，加上《清单》上其他列明的往来，已经足以证明廖远海所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截止2014年9月24日至少为1130.435万某；廖远海又述称，《清单》上注明的“其中含金钥匙本金155万某”在张新华离开金钥匙公司时已通过过桥资金还了，但廖远海在《清单》中写明“其中含金钥匙本金155万某”的字样，对拖欠金钥匙155万某又予以确认，可见，廖远海的述称与其在《清单》上写明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若按廖远海所述，该笔借款在张新华离开金钥匙公司时就已经偿还，清单中却不加以扣除，对于如此巨大的款项而言显然有悖逻辑。因此，廖远海关于该清单所载金额不确实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之后数年，张新华未曾向廖远海主张还款的事实来看，1850万某除偿还廖远海差欠被告的借款本息外，剩余款项1322.6668万某用于偿还张新华借款及委托其代偿债务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认定，但其中的部分款项应当予以剔除。第一、如上所述，1850万某中除偿还海融公司本息外，尚余款项1322.6668万某，张新华提供的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载明：借款金额小计1130.435万某。即海融公司仅举证证明了廖远海拖欠张新华及他人债务截止2014年9月22日为1130.435万某，但除此以外代偿的债务及其利息具体计算方式、数额等事实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应就此承担不利后果。结合上文已经认定的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存在代偿债务的关系，上述余款1322.6668万某扣除张新华举证证明的代偿款项1130.435万某后，尚余款项为1922318元。第二、关于300万某借款本息的计算。1.至2012年10月16日200万某借款欠息为：2012年7月40000元、8月41333元、9月41333元、10月34667元（止10月16日），合计：157333元。2.2012年10月16日汇入沈某卡：550665元，冲至即日200万某欠息后余额为：393332元；3.约定的300万某实际放款为：300万—393332=2606668元；4.2606668元自放款2012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还款1850万某扣收时为65天，息为：2606668*17.5‰÷30*65天=98836元；5.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某时，合同约定的300万某借款，实际欠本、息之和为：2606668+98836元=2705504元；6.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某时，200万某借款，实际息为5333元（2012年10月16日至20日4天）、11月41333元、12月40000元，合计86666元；7.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某时，200万某借款合计欠本息：2086666元；8.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某时，200万某及合同约定的300万某本息总合计为：2705504+2086666元=4792170元；（前述5、7之和）；9.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某汇付海融公司时其记载扣收本500万某、息273332元；综上，应退还本息：5273332—4792170=481162元。第三、根据海融公司庭审中自认，在其制作2012年12月《廖某借款明细》中，调减了24.05万某的利息，虽已支付给廖远海，但因无证据证实，故自愿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自认原则该24.05万某，也应当予以返还。以上三部分款项合计264398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围绕待证事实举证、质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根据证明对象由相应当事人分担，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承担举证责任方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因举证责任的分配各执一词，双方的争议发生在八年乃至更久之前，很多事实早已模糊，证据难以采集，此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作为债权受让人，与转让人廖远海应当承担转让债权即诉讼款项存在的举证责任，当其提供转账给被告1850万某的支票时，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此时海融公司就其收取的该1850万某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证明，海融公司提供了500万某的借款证明，以及廖远海签字认可的差欠张新华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结合廖远海签名的支票上注明“还借款”的字样，双方此时的证据已形成对抗，双方应进一步举证。其次，针对廖远海于2014年9月21日签名认可的载有1130.435万某金额的《清单》，廖远海对该数额无论在《清单》上的签字记载，还是在庭审中的陈述，均认可系收到张新华的借款。换言之，在出具《清单》时其已收到张新华的借款为1130.435万某，如廖远海欲否认该借款，应承担该笔款项已经偿还的举证责任。而廖远海仅证明了已归还的400余万元均发生在2011年2月至2012年7月之间，远在《清单》出具之前，依照常理，该款应在逐一列项的《清单》中载明，最起码也应当在《清单》上注明已还款项。但事实上，双方在《清单》上对这400余万元只字未提，足以推定该款在之前的往来账中已经予以冲减。虽然在《清单》下方还记载以最后结账为准的字样，但双方之后也未有再行结账，这就意味着廖远海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上述其本人签字认可的证据，故对认定该款是否存在这一事实，应当由廖远海承担不利后果。再者，廖远海提出张新华应当举证证明该1130.435万某的组成及每笔还款的去向，对此张新华称，很多条据在账目结清后已经被收回或销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款项均系个人间的债权债务往来，且发生在数年之前，当张新华持有2014年廖远海签字认可的概括性证据《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后，再要求其保留数份具体条据，客观上难以企及，也违背常理。并且，在张新华收到案涉款项后，其与廖远海相关的绝大多数债权债务已经消灭，这是不争的事实。故张新华的述称更符合情理。最后，海融公司多年前账目较为混乱，不能完整地提供与本案相关的账目，系其内部管理的失误，可受其主管部门管束或处罚，同时受会计法、税务法等法律的调整，但并不能因此就当然免除原告及廖远海在本次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换言之，对方管理上的漏洞不能成为己方不讲诚信的理由。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还款责任主体如何认定？责任主体应当依法确定或依合同约定确定。如前所述，可认定廖远海与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之间，除还款之外，还达成了委托收付款的合意，除归还其所欠海融公司的借款本息外，还委托其代偿所欠张新华的债务。而廖远海将1850万某的转账支票一次性给付海融公司，海融公司对该笔款项应当全权负责，负有对自身应收取借款的本息、以及所代偿债务的具体金额进行审核的责任，多退少补。故一审法院依法查明海融公司和张新华分别多收取的廖远海的款项应当由海融公司予以返还，其返还后可另行向张新华追偿。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从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为前提，该“知道”是指基于客观之情事以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根据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断标准来知悉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还要兼顾衡平各方的利益，以更好地构建诚信社会。结合本案，涉案款项于2012年12月21日汇至海融公司账户，廖远海挂靠的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阜宁县交通局索要工程款，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3日依法作出（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1850万某系代廖远海偿还借款，廖远海辩称此时方知权利受损，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7月23日起计算。2017年6月18日廖远海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6月20日和7月13日两次特快专递通知了海融公司。海融公司辩称，两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不应构成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为，廖远海当初借款也为该工程所用，案涉的1850万某，系在工程的发包方即阜宁交通局和本案的被告海融公司之间发生的流转，故两案有一定的牵连性，因此，廖远海的理由更符合法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廖远海于2017年6月将债权转让给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并通知了海融公司，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于2017年7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海融公司偿还相关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及债务代偿关系，本案的诉讼时效亦未届满。本次诉讼中，海融公司自认廖远海多还款24.05万某，另外经一审法院核实300万某借款中，预扣利息39.3332万某，实际出借本金为260.6668万某，故该部分多出的本息合计48.1162万某应当予以扣减，返还给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即1850万某-（527.3332万某-48.1162万某）-(1130.435万某-24.05万某)=264.398万某。关于利息的起算点，廖远海自2012年签字转账支票1850万某给海融公司后，一直未主张权利，故在向一审法院提起主张之前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海融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人民币2643980元，并承担自2017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16元，由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负担95186元，海融农公司负担19829元。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以及原审第三人廖远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年7月9日，廖远海存款给蔡慧41333元的无折现金存款条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廖远海实际偿还利息的时间截止到2012年7月9日，不存在预扣利息55万某，也不存在差欠利息27万多元的事实。2.东方金钥匙农村小贷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发布的逾期贷款催收公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无论是证据清单的155万某还是借款明细中的100万某，均没有得到实际偿还的事实。海融公司、张新华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只能表明支付利息41333元，并不能表明廖远海不差欠利息，或者利息已经算至2012年7月9日。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查，不予认可，截止目前，并没有相关主体向廖远海主张过权利，如果真的有相应的款项发生，那么张新华应当会偿还。本院认定意见为，虽然证据1能体现款项的流转情况，但是并不能达到举证目的，故对证据1不予采信；证据2为复印件，东方金钥匙农村小贷公司并未通过诉讼、仲裁等程序确认债权债务情况，张新华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不能达到举证目的，对证据2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20年期间，张新华在海融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张新华与廖远海之间系朋友关系。2018年6月21日，廖远海在（2017）苏0991民初1116号案件庭审时陈述，其系阜宁交投公司向海融公司借款4000万某的中间人，贷款的手续由其与海融公司的沈经理共同办理，2014年9月22日形成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系实时对账的结果，但未扣减其已向张新华偿还的金额。另经系统查询，自2012年以来，涉及廖远海的各类一审和二审案件合计88件，除4件执行异议案件以及本案之外，廖远海参与其他案件诉讼的身份均为被告。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成。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以及陈述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廖远海有无委托海融公司代为清偿其与张新华等人之间债务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对于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认定是否有据；三、一审判决认定海融公司应支付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2643980元及相应利息有无依据；四、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现分述如下：一、关于廖远海有无委托海融公司代为清偿其与张新华等人之间债务的意思表示问题廖远海主张未授权或委托海融公司代为偿还其与张新华等人之间的债务，海融公司应承担返还相应款项的责任。本案中，尽管海融公司和张新华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是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廖远海有委托海融公司在扣除其借款本金和利息后代为偿还廖远海差欠海融公司职业经理人张新华以及他人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综合以下事实可以认定廖远海在汇付1850万某款项时同意以该笔款项偿还其与海融公司及张新华等人的借款往来：其一，海融公司与阜宁交投公司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4000万某借款到账后其中1850万某代为偿还廖远海的债务；其二，廖远海在阜宁交投公司向海融公司开具的用途为“还借款”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名确认；其三，廖远海直接参与了4000万某借款手续的办理，应当知晓1850万某款项的具体用途；其四，（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廖远海对1850万某款项的收款主体以及用途系偿还其个人债务为明知的；其五，廖远海差欠海融公司及张新华等人借款属实；其六，廖远海未对为何在海融公司将4000万某汇至阜宁交投公司账户的当日，廖远海即同意将其对阜宁交投公司享有的1850万某预付工程款债权转账至海融公司账户，以及为何在其称仅差欠海融公司300万某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同意向海融公司转账1850万某等事实问题作出合理且信服的解释；其七，廖远海多年来未对该1850万某向海融公司以及张新华等人提出有效异议；其八，虽然廖远海否认存在委托海融公司代偿张新华等人的债务，但在海融公司已对廖远海存在委托其代偿个人债务意思表示举证证明，并经审查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情况下，廖远海应对其主张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判决认定廖远海委托海融公司代偿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判决对于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认定是否有据问题关于200万某借款，廖远海和海融公司均予以认可。关于300万某借款，廖远海主张300万某借款由偿还200万某借款本金和利息15万某，以及转账至其银行账户的85万某组成，即廖远海主张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新还旧。海融公司主张300万某借款系新发生的借款，提交了廖远海及其配偶共同签名的借款合同以及收条，并提交了签订借款合同和出具收条当日海融公司向廖远海账户转账85万某，向海融公司工作人员沈某账户转账550665元，向张新华账户转账1849335元（海融公司称其中含海融公司与张新华之间的其他账务往来25万某），合计300万某。海融公司陈述，550665元系受廖远海委托提前扣划的500万某的借款利息，1849335元中的1599335元系受廖远海委托支付差欠第三方的债务，剩余的25万某为海融公司与张新华之间的往来，在海融公司办理完上述转账后，廖远海出具了收到300万某借款的收条。由此可见，双方就300万某借款实际交付金额的问题形成了对立。廖远海主张300万某借款的性质为借新还旧，认可300万某的债务，但200万某的债务已经消灭。廖远海作为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的承包人员，通常情况下应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社会阅历，风险防控意识应强于常人，200万某的借款数额并非小额借款，其理应知晓签订300万某的借款合同并出具收条且没有收回200万某借款合同和收条的法律后果，但在随后的四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廖远海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海融公司主张返还款项，亦未通过诉讼或仲裁程序向海融公司主张权利。另经系统查询，自2012年以来，涉及廖远海作为当事人的各类一审和二审案件合计88件，除4件执行异议案件以及本案之外，廖远海在其余案件诉讼的身份均为被告。现海融公司仍然持有200万某和300万某的借款合同和收条，且对300万某借款的组成和交付情况进行了举证。在此情况下，作为主张债务消灭的一方，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和廖远海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判决对于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认定，有事实依据。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海融公司应支付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2643980元及相应利息有无依据问题海融公司和张新华认为，本案应将廖远海和张新华于2012年12月20日对账形成的《廖某借款明细》作为定案依据，《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是作为《廖某借款明细》的补强，《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仅反映廖远海差欠张新华等人的部分本金，且不包括应收利息，廖远海实际差欠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远远超过1130.435万某，未自认同意向本案原告返还调减廖远海债务的利息24.05万某，且由于在2012年廖远海即已偿还张新华等人的债务，相关债权凭证已灭失或毁损，无法举证证明廖远海和张新华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以及张新华代廖远海偿还相关债务的情况。廖远海认为，《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是双方实时对账的结果，但未扣减其已向张新华偿还的金额，部分款项存在重复计算以及张新华未实际代为偿还债务，相关债权人仍在向其主张权利，且双方之后未予对账，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尚未确定，不具备向张新华等人还款的条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海融公司已向张新华代为偿还债务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本案已经认定廖远海存在委托海融公司代为清偿其与张新华等人之间债务意思表示，廖远海签字同意将1850万某转至海融公司账户的行为，应认定为廖远海概括性委托海融公司代偿其债务。《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系本案中廖远海认可是实时对账且予以签字，并由海融公司、张新华提交的证据，双方对于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海融公司和张新华陈述1850万某是依据双方结算对账后形成的《廖某借款明细》而得出，提交两笔利息的银行交易流水予以证实，但廖远海对此并不认可，亦未签名确认，故《廖某借款明细》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可进一步证实廖远海差欠张新华等人的债务至少为1130.435万某。张新华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廖远海亦未能举证海融公司以及《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中包括张新华在内的相关主体在2012年12月21日之后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向其主张权利，且其已经实际偿还相关债务的事实。因此，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并认定委托代偿债务的金额为1130.435万某，海融公司仍应返还1922318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故对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以及海融公司提出的关于一审判决以廖远海签名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为依据，认定廖远海实际差欠张新华等人的债务金额为1130.435万某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信。一审判决通过对海融公司200万某和300万某的借款本息重新核算后，认定海融公司应返还借款本息合计481162元，有事实依据。对于24.05万某利息，海融公司在一审时称如未能提交已向廖远海支付的证据，自愿承担不利后果。现海融公司未能完成该举证责任，一审认定该部分款项应予返还，并无不当。对于海融公司应返还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问题，由于当事人之间对此并无约定，事后亦未形成一致意见，故一审判决认定从2017年7月24日即一审立案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于法有据。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提出的应按照月息1.5%的标准计算利息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2012年12月21日，阜宁交投公司将1850万某汇至海融公司账户，廖远海挂靠的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向本院起诉阜宁县交通局主张工程款，本院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的（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认定1850万某系代廖远海偿还借款，并驳回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作出之日即2015年7月23日起计算，于法有据。2017年7月18日，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作为债权受让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海融公司返还欠款1533.6万某的本金及利息。因此，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以及海融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904.12元，由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负担97952.12元，由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279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金星审判员  林洪全审判员  张振福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