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2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杰，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金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军，男，197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雪娇，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杰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4民初6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14民初69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转让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上诉人已提供相关证据能证明上诉人是在被威胁和恐吓下签订的，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上诉人在签订这份《转让协议》之前，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将上诉人拘禁在一间屋子里，对上诉人威胁、辱骂，逼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上诉人迫于无奈才签定该份协议。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7月19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5月4日转给被上诉人妻子30万元、20万元、30万元。既是慑于被上诉人及其妻子的淫威，也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转款的。2.《转让协议》中的剪切机，打包机、地磅等涉案设备，是陈旧老设备。按当时二手设备的价格最多值10万元，根本不值150万元。上诉人上网查询质量好的新设备也超不过30万元。《转让协议》中“所有客户”一说更是无稽之谈。旧物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谁给的价高就卖给谁。上诉人作为多年收取废旧物品的经营者根本不需要被上诉人的“所有客户”。3.上诉人在经营场地的货物达百万元之多，并且被上诉人及其妻子早晚进厂监视上诉人,上诉人于2018年7月5日在被上诉人不在的情况下，得以逃脱，通过110报警:“称有人威肋答辩人签协议，现在已被威胁走了80余万元。”并且有证人出庭作证。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于洪区迎宾路派出所正在对该案立案审查。充分证明了《转让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国军辩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张杰与被上诉人刘国军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认定正确。事实经过是：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张杰分别于2017年7月19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5月4日三次给刘国军转款达80万元，且在上述三笔转款之后尚欠70万元余款未支付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2日在被上诉人刘国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杰将刘国军的设备及与《转让协议》约定以外的设备一起搬走，2018年7月3日刘国军妻子首先报警设备被张杰偷偷拉走的情况下，之后7月5日张杰才报警自称所谓的被人威胁签协议及转走81万元。除此记载其自述的报案回执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转让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大额转款为3次且转款持续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故上诉人受威胁一说纯属无稽之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双方基于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几台机器设备及所有客户归张杰所有，刘国军负责工商税务问题，转让款共计150万元3年内付清。上诉人所谓的设备价格不值及客户问题，纯是其不履行协议的借口。答辩人刘国军认为，既然已经达成转让协议，双方就应诚信履行，上诉人张杰不但不继续履行协议，偷偷将机器拉走，又以受胁迫为由意图推翻既成事实，实属不诚信行为，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张杰称于2018年7月5日得以逃脱然后报警的说法荒唐至极,张杰于2018年7月2日夜间将机器设备偷偷拉走，我方7月3日早晨发现后报警，所以按照其说法7月5日才逃脱的话，怎会在逃脱之前7月2日就将机器拉走？而且其一审出庭的证人自述与张杰有亲属关系，所作证言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所述，通过双方举证，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威胁及其他可撤销的事由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刘国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张杰偿还刘国军700,000元；2.诉讼费用由张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刘国军（场地拥有人/甲方）与张杰（场地租用人/乙方）签订《场地出租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于洪区丁香村土地2.5亩，于2016年7月16日租给乙方，租金每年50,000元，租用期间甲方保证乙方正常使用，如发生一切影响使用的纠纷由甲方处理，如下年乙方续租应在2017年7月17日前与甲方签订续租协议，交上租金，否则甲方可自行收回。2017年7月6日，刘国军（甲方）与张杰（乙方）签订《场地使用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租用甲方场地一块，经营废品金属回收，其场地内房屋，液压打包机1台，液压切断机1台，提供给乙方使用，其使用费用由乙方所发出货物中60元/吨提成所包含。（1）在乙方生意经营中，出现工商、税务及外界骚扰等事件，由甲方出面负责协商处理。（2）甲方提成60元/吨货物包括（304料、201料、二铬料），乙方经营货物（316料、含金料等）其他货物与本协议无关。（3）乙方在生意经营中，甲方刘国军、王丽群无偿协助乙方运营。……（5）场地使用费，有乙方发货单为据，以60元/吨按月向甲方支付。案外人封某为该协议证明人。2017年7月20日，刘国军（甲方）、张杰（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的剪切机1台、打包机1台、地磅1个归张杰，所有客户归乙方张杰所有，乙方张杰买以上这些设施共计1,500,000（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分三年付清。第一年500,000（大写：伍拾万），在10月份付清。剩余款项在2020年8月份内尽快付清。在3年经营内外界工商税务刘国军负责协商，以后买卖经营地租与刘国军无关。一审法院又查明，王丽群系刘国军的妻子。张杰分别是2017年7月19日转给王丽群30万元，2017年11月21日转20万元，2018年5月4日转30万元。另外，刘国军在庭审中称除以上80万元之外，分多次转给王丽群10多万元，刘国军在庭审中认可在80万元之外，另支付给刘国军大约10万左右，其中包括银行流水上显示的三笔，每笔1万元，共计3万元，后面都有张杰注明的“王姐工资”的字样。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7月3日，刘国军的妻子王丽群向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迎宾路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出具报警情况登记表，记载：案情为“2018年7月3日7时9分，我所接110指令称：在沈阳市于洪区香物流发生求助事件。报警人称有人拿他东西。联系报警人。接警后，我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查：是报警人王丽群与张杰之间的经济纠纷，民警到现场后发现张杰已不在现场，民警如实登记后，告知双方到法院解决此事。”张杰在庭审中陈述：王丽群报警时设备由其雇佣的工人由丁香物流的废钢回收场地（红旗台）拉到了马三家钢材市场。2018年7月5日14时，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迎宾路派出所接到张杰报案，并于2020年10月20日出具接报案回执（2020-2173号）记载：报警自称与他有人威胁报警人签协议，现已被威胁走了81万了。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庭审调查及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刘国军、张杰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杰在庭审中主张该协议是在其受到张杰威胁、恐吓下签订的，刘国军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但张杰仅在庭审中提交了其报警记录，该记录仅能够证明其曾经以自己受到威胁签了协议，并已被威胁走了81万为由向派出所进行了报警，而无法证明涉案的《转让协议》系其在威胁、恐吓下签订的，且张杰分三次不同时间向刘国军妻子王丽群转款80万元（2017年7月19日转给王丽群30万元、2017年11月21日转给王丽群20万元、2018年5月4日转给王丽群30万元），张杰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让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事由。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刘国军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将经营地、客户源及协议中约定的设备移交给张杰，张杰应依照协议约定支付足额的费用。现刘国军、张杰就张杰3次转账支付给刘国军8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张杰在庭审中称除上述80万元外，其另外支付给刘国军10多万元，而刘国军在庭审中自认其另收到张杰约10万，其中包括三笔备注为“王姐工资”的3万元转账，一审法院根据刘国军、张杰陈述，确认张杰另支付刘国军10万元，又因备注为“王姐工资”的3万元，由张杰在转账时明确记载了用途，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中7万元（10万-3万）系支付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因此，张杰尚须支付刘国军转让款63万元（150万-80万-7万）。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张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刘国军剩余转让款63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张杰负担10,100元，由原告刘国军负担7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杰提交证据一、上诉人银行流水，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威胁，恐吓是持续的。证据二、调查笔录（证人：封某），证明：1.证明签订转让协议时证人不在现场，只是后来找他见证有协议文字。2.见证长期威胁上诉人。3.协议中的三台机器根本就不值一百五十万。证据三、张杰与郭俊文的通话录音，证明：1.证明上诉人接手前的承租人接手前被上诉人是亏损的。2.三台机器的价格。证据四：连桂芳（女）于长友（男）与张旭微信聊天记录录像，证明：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后上诉人均遭到禁锢，威胁，恐吓。刘国军质证意见：对证据一银行流水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张杰的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打印日期为2020年12月30日和2021年3月3日，在2021年3月5日二审开庭前就已经调取的情况下没有向法庭提供。第二、该证据（其中2017年7月19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5月4日三笔为张杰履行转让协议的转款80万元），其余转款是张杰雇王丽群（刘国军妻子）收货期间，张杰将货款先打予王丽群，王丽群再将款转与货主。第三，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威胁、恐吓。对证据二封某调查笔录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第一，该证人也给刘国军出了一份书面证言，证明刘国军与张杰签订的协议是自愿的。第二，封某除了在双方2017年7月20日的转让协议上签字证明外，还在此前2017年7月6日的《场地使用协议书》上签字证明。而且还是张杰找的封某予以证明，如若不是自愿的话，张杰怎会两次找到封某予证明？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刘国军长期威胁张杰。对证据三张杰与郭俊文的通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明目的亦有异议，郭俊文是刘国军（原广东合作伙伴郭志明）派到现场与刘国军一起工作的，后因张杰挑拨的原因刘国军与郭志明的合作停止，故郭俊文的录音不应采信，而且该录音内容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录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明目的亦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签订协议存在威胁一说。如若真存在威胁一说，为何没有一人报警？张杰申请证人封某、王某出庭作证，封某证明：我知道刘国军与张杰的协议，是转让还是出租不清楚，细节不参与。王某证明：张杰和姓刘的租床的事，2017年7、8月我去溜达看到张杰和姓刘的吵架，我进屋看到吵的挺凶，姓刘的爱人打了张杰两个嘴巴子。张杰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后上诉人均遭到禁锢，威胁，恐吓。刘国军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位证人都是马三家钢材市场的现经营者，与张杰存在利益关系，有倾向性，即使出具证言也没有证据效力。并结合张杰主动找封某以证明人身份签字也能证明签订协议是自愿的，不存在威胁。两名证人对签定协议的过程均未参与，且不知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刘国军提供证人封某的书面证言，证明2017年7月，刘国军与张杰签订的《转让协议》是自愿的，是张杰找的封某签的字起证明作用，在转让张杰前是盈利的，后来因为刘国军生病了就不干了，先是把场地和设备租给张杰，后将场地、客户、连设备转给张杰，总共值150万元。张杰质证意见：对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对合法性不认可，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我方不知情，该证据是在我方提交证人封某后被上诉人才让封某出具书面证明。证据本身内容上自相矛盾，打印字与手写字内容相反，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打印字体是封某的主观判断，内容不确定，与现有双方的证据相互冲突。本院对上述证据欲证明的问题，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国军、张杰先后签订了《场地出租协议》、《场地使用协议书》及《转让协议》，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张杰应当向刘国军支付购买设施设备的转让款150万元，协议签订后张杰陆续向刘国军妻子转款，一审法院判令张杰向刘国军支付剩余未付的转让款并无不当。关于张杰上诉提出其在被威胁、恐吓下签订的《转让协议》，不应支付转让款的问题。张杰于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受胁迫情况下而签订的《转让协议》，且该协议签订后，刘国军已将协议约定的经营场地、设施交付给张杰经营，张杰亦多次向刘国军妻子王丽群转款，无法认定张杰与刘国军签订的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对张杰以此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综上，上诉人张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张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妍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金慧光书记员阎玉洁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