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冀0828行初3号 原告房某，女，1981年12月6日生，蒙古族，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原告孙某1（原告房某的女儿，曾用名孙某3），女，2004年2月8日生，蒙古族，学生，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房某，自然情况同上。 原告孙某2（原告房某的儿子），男，2010年2月1日生，蒙古族，学生，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房某，自然情况同上。 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人民政府，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御道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280009783407。 法定代表人张博俐，职务镇长。 出庭负责人房建忠，男。 委托代理人李春艳，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房某、孙某1、孙某2与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御道口镇政府）行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受理后，于2021年1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新冠病毒疫情原因于2021年2月3日中止诉讼，中止原因消除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某并作为原告孙某1、孙某2的法定代理人，被告御道口镇政府出庭负责人房建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春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三人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组村民，按照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策规定，原告符合国家易地搬迁政策条件（同步搬迁户）。2016年12月12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易地扶贫搬迁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原告选择了购买城镇商品房的搬迁安置方式，被告应补偿原告每人5万元，合计15万元。签订协议后，原告按协议约定于2017年自筹部分资金并贷款购买了围场镇豪庭御景小区10号楼2单元1103室楼房。原告购置楼房后，已按被告要求提供了全部材料，但是被告收取全部材料后，一直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付原告易地扶贫搬迁补偿款，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易地扶贫搬迁协议，给付原告易地扶贫搬迁补偿款合计15万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2016年12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当时符合国家易地扶贫政策条件，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2.中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指导意见》【围字[2018]27号】，拟证明根据该文件规定，原告可以享受扶贫搬迁政策； 3.2017年9月份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同步搬迁户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情况登记表、易地扶贫搬迁同步搬迁户意愿入户调查表、易地扶贫搬迁审批表、易地扶贫搬迁申请书、承诺书，拟证明截止2017年9月被告还认为原告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4.孙英才名下的《宅基地证》及原告关于老宅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在搬迁区域内有房，与其婆婆等人共有； 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作为新增人口有地； 6.证人李某、孙某4的证明，拟证明原告在搬迁区域内有房有地，并非“空挂户”； 7.原告在老家居住期间的一组照片（共8张），拟证明原告在搬迁区域内居住过； 8.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围扶领字[2017]35号】，拟证明被告将原告错误地认定为“空挂户”，造成原告不能享受搬迁政策；文件发文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而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发时间为2017年11月4日，原告不可能为回避“空挂户”而在土地确权时造假； 9.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2016年被告与原告签订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后，原告按照协议于2017年4月举债在围场镇贷款购买商品房，购房后，被告错误地认定原告不能享受搬迁政策，拒不履行协议义务； 10.易地扶贫搬迁购房安置人员问题统计表，拟证明被告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不一样对待原告； 11.原告户籍所在地新村项目简介照片一张，拟证明原告所在地后旗197口人中至少有179人享受了搬迁政策，自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新增人口40人左右，均未正式分到承包地，外地购房、长期不在后旗居住的也有30人左右，被告解读政策、执行政策标准不一致，对原告不公平； 12.在“围场在线”网站下载的围场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方式和补助标准，拟证明对同步搬迁人口人均享受住房建设补助标准3.5万元，人均享受旧房拆除奖补1.5万元； 13.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文件【围发改字[2018]14号】，拟证明根据该文件相关规定，原告应列入搬迁人口范围，享受搬迁政策； 14.借据及搬迁损失说明，拟证明原告是举债购房，本来如果以原告丈夫名义购房、贷款，则能借到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较低，但是按照协议规定，必须以原告进行购房、贷款，而原告非公务员，不能借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能借商业贷款，故多支付利息65000.00元； 15.光盘一张，拟证明2020年7月被告的工作人员到原告房某所在单位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找原告，告知原告易地扶贫搬迁补偿问题最终答复是不符合补偿条件，让原告可以走诉讼方式维权； 被告御道口镇政府辩称，一、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不是行政协议，本案不应是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是因行政纠纷引起，行政纠纷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纠纷，行政相对方诉讼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诉请法院予以审查，而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并不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履行协议，所以原告所诉被告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是民事诉讼；二、依照协议甲方责任和权利第三项负责整体搬迁项目验收合格后，对选择分散安置的搬迁户按照标准落实补助资金。通过这项约定被告的义务是对验收合格的人员按照标准落实补助资金，而本案原告未能验收合格，所以被告没有义务落实资金补助；三、在签订协议时，当时的文件就是按照户籍，所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协议，后来因国家政策变化，相继又出台了新政策，围场满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的围扶领字［2017］35号《关于转发省、市关于进一步核准易地扶贫搬迁同步搬迁人口规模的通知》的通知，规定坚决防止将非搬迁区域人口和“空挂户”（仅户籍保留在出生地，在当地无房无地）列为同步拆迁对象。而本案原告房某及其子女虽然户口在御道口镇××组，但是该三人均不在该组居住，也无土地及宅基地。虽然在2017年土地确权发证时，原告将其名字添加到其小叔子孙某4土地确权证中，但实际上原告并没有分得土地。因此，原告属于“空挂户”，原告验收不符合补助对象，原告所诉系无理诉求；四、原告在验收时得知不符合补助对象，原告多次找相关部门，被告也协助原告向相关部门咨询与协调，这证实了被告在该案中是充分为原告考虑，在此事上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原告所述不论是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是事实及理由，都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提交以下证据： 1.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被告应该负责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 2.孙英才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御道口镇一复兴地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在御道口一复兴地村没有土地及宅基地，属于围扶领字（2017）年35号文件中规定的“空挂户”； 3.中共围场县委、县政府、县发改局、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系列文件【围扶领字[2018]20号】【围字[2018]27号】【围发改字[2018]14号】【围扶领字[2017]35号】【围政通[2018]127号】，拟证明被告按照相关政策落实易地搬迁扶贫政策，原告属于“空挂户”，不应享受易地地扶贫搬迁补偿政策； 4.原告丈夫孙艳立的房屋登记存根一份，拟证明原告与其丈夫孙艳立在2018年就有房，并长期共同居住； 5.被告为原告向相关部门请示组的卷宗一册，拟证明被告在处理原告办理易地搬迁政策已经履行了协助义务，在原告未享受易地搬迁政策的事件中被告不存在过错； 6.御道口乡一复兴地村4组孙某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颁证档案，拟证明原告在搬迁区域内无承包地。 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有异议，是针对项目整体验收合格搬迁而不是针对个人验收合格搬迁；对2号证据有异议，孙英才去世后，土地证上仍是五口人，包含我们的土地。村委会证明我们一直未在一复兴地村居住，与客观事实不符；对3号证据有异议，按照文件规定，原告属于在2017年12月20日出生前的人口，应列入搬迁范围，原告符合该条件。同时，原告可以享受旧房拆除人均1.5万元补助。围扶领字（2017）35号文件是2017年12月8日下发的，在2017年9月2日被告又拟造了一份搬迁协议书，不是我本人签字；对4-6号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2-5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对6号证人证言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对7号照片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照片不能反映长期居住；对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对8-1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对第14号证据不认可，是原告自己计算的损失；对15号证据光盘，能证实原告知道权利被损害，不能证明没有过起诉期限。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6号证人证言证据，因证人未能出庭作证，且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无法核实真伪，故不予确认。对原告14号证据借款借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损失说明系原告自己计算得出，不予确认。对原告其余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案件关联，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上述认定的证据，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房某、孙某1、孙某2三人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组村民，均为农业户口。原告孙某1、孙某2系原告房某与其丈夫孙艳立的子女，孙艳立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正式在编干警，属于非农业户口，原告房某系该单位110指挥中心聘用制人员。2016年12月12日，被告御道口镇政府为在原告户籍所在地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原告房某签订了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主要约定对原告三人实施同步易地扶贫搬迁，原告选择购买城镇商品房的搬迁安置方式进行安置（属于分散安置类型），被告负责在整体搬迁项目验收合格后，对原告按标准落实补助资金。协议签订后，原告向商业银行借了20年期限的商业按揭贷款29万元，又自筹部分资金，于2017年购买了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豪庭御景小区10号楼2单元1103室楼房一处。后原告向被告主张按照协议落实补助资金每人5万元，合计15万元，被告认为原告属于“空挂户”，不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规定的享受补助资金的条件，未给付原告补助资金，原告为此多次到被告处以及县相关部门进行信访，但始终未能解决，故原告诉至本院。 庭审中，被告出庭负责人承认2016年在与原告签订上述协议时，当时关于同步易地扶贫搬迁享受补助资金的条件就是以户籍为准，当时原告符合条件，但是2017年以后因政策发生变化，规定仅户籍在搬迁区域而实际长期未在搬迁区域居住的，不享受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助。因此，在2017年原告申请资金补助后，被告经组卷上报审批未能通过，才未给原告落实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助。后被告未解除于2016年与原告所签订的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亦未作其他处理。 另查明，原告房某与丈夫孙艳立于2008年共同购置了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处，建筑面积120.53平方米；在原告提交的第3号证据易地扶贫搬迁审批表中，记载家庭人口为原告三人，现有耕地20亩，有房面积56平方米，宅基地面积56平方米，审查意见一栏中分别加盖有御道口镇一复兴地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御道口派出所公章和被告御道口镇政府公章，但均无审批意见；在被告提交的6号证据即土地重新确权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中显示，原告房某和原告孙某2（孙某3）属于以孙某4为土地承包方代表的土地承包方家庭成员，该承包户确权地块为3块，面积为36.78亩，但在《承包方调查表》中显示，原告房某和原告孙某2（孙某3）均无承包地，仅原告房某的公公孙英才、婆婆李某和小叔子孙某4有承包地。 再查明，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围扶领字[2017]35号文件中第一条中规定“坚决防止将非搬迁区域内人口和“空挂户”（仅户籍保留在迁出地，在当地无房、无宅基地、无土地的人口）列为同步搬迁对象。2018年5月28日中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下发的围字[2018]27号文件《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指导意见》中第一部分（三）项规定：“在签订搬迁协议前，在搬迁区外已建房或购房的人口，不允许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但统筹考虑整体搬迁政策、宅基地腾退、土地复垦情况，对整体搬迁区不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此类农户，可享受旧房拆除人均1.5万元的奖补资金”。该文件第二部分（八）项规定：“对不具备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屋条件的搬迁人口，项目乡镇要根据搬迁人口的实际情况严格掌握，防止贫困搬迁人口和同步搬迁人口因在城镇购买房屋大额举债影响脱贫和出现返贫。” 还查明，在2017年被告发放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明白纸第四项“易地扶贫搬迁补助标准及资金来源”部分载明，同步搬迁人口每人补助3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其性质是被告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经过协商而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被告系该行政协议的主体，原告与该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具有签订、履行该协议的法定职权，因此，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 庭审中被告出庭负责人承认在2016与原告签订协议时，原告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条件，仅是因为后来政策发生变化而原告不符合新政策规定的条件，导致被告不能履行行政协议的义务。但在协议签订后，原告基于与被告签订协议的信赖，已按约定选择了分散安置方式，借贷款在围场镇购买了商品房，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后被告以原告属于“空挂户”为由，既未对原告落实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助，又未对此前签订的行政协议妥善作出处理，可能会造成原告信赖利益损失。另外，从形式上看，在2017年原告的易地扶贫搬迁审批表中，记载着原告有房有地，在该审批表审查意见一栏中加盖有原告户籍所在地村、派出所及被告公章，在土地重新确权时，原告房某、孙某2（孙某3）二人又被登记在孙某4承包户名下，但在承包方调查表中又显示，原告房某、孙某2（孙某3）均无承包地，据此，被告在未充分调查核实原告在户籍所在地是否真正无房无地情况下即认定原告为“空挂户”，其行为不当。因此，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后，如认为因政策变化或其它客观实际情况导致不能履行协议义务，应及时作出处理并对原告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可能给原告造成信赖利益损失，而被告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行为应确认为违法。 对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因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在2020年7月被告的工作人员到原告房某所在单位最终告知原告不享受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助政策，原告才确定被告存在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因此，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后未能履行协议义务，亦未及时作出妥善处理并对原告采取补救措施，该行为应确认违法。为避免可能给原告造成信赖利益损失，被告应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在最终查明原告是否应获得易地扶贫资金补助后，妥善对原告作出行政行为。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16年12月12日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人民政府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后在未能履行协议义务时，亦未及时妥善作出处理的行为违法； 二、责令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人民政府 在查清原告是否应获得易地扶贫资金补助后，对2016年12月12日与原告签订的易地扶贫搬迁协议作出处理，对原告采取补救措施。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国会 审 判 员  娄艳宏 人民陪审员  曹春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陈永红 书 记 员  陈薪莹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