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1）青行赔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秀，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凯，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166号。法定代表人吉辉，该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平，该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俭，青海尊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金秀因诉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中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赔初4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金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凯，被上诉人城中区政府副区长郝云翔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平、陈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西宁市城中区南川社区沈家寨村村民，于2006年8月22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为拨用宅基地，使用权面积501.12㎡，其取得的《农村村民宅基地建设准建证》记载住宅建筑面积660.66㎡。2013年10月22日，城中区政府发布《通告》，明确根据西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实施意见》对沈家寨片区范围内进行征地拆迁。拆迁范围：东至南川河，南至享堂村，西至西山，北至福禄巷，原告的房屋位于征地拆迁范围之内。2013年10月25日，被告公布《沈家寨片区集体土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规定：涉及被拆迁的房屋，经有资质的评估单位评估确认后，予以货币补偿。实行先补偿后安置的方式，按照政府主导、村级实施的原则进行市场化运作。村民安置房由村两委在规划确定的规划新村内统一安置。其他费用补偿及标准：（一）临时过渡期间补助集体土地上的村（居）民自行解决过渡房，过渡费补偿按4元/月/㎡的标准，一次性支付60个月；（二）低保户（残疾人）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以上补助不得重复享受）；（三）为了促进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在2013年12月31日前签订拆迁协议并清房的住户，每户一次性奖励贰万元整，逾期不予奖励。《安置方案》附住宅房屋补偿标准，其中砖混房屋单价1300元/㎡。城中区政府提交的《拆迁补偿表》载明：2013年11月1日，青海省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评估刘金秀房屋面积为1267.25㎡，补偿价值1647425元（1300元/㎡×1267.25㎡），附着物价值210210元（200元/㎡×156.45㎡其他+800元/㎡×223.65㎡非正规房），评价总额1857635元。刘金秀提交的《拆迁补偿表》载明：2013年11月1日，青海省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评估刘金秀房屋面积为1490.90㎡，补偿价值1938170元（1300元/㎡×1490.90㎡），附着物价值31290元（200元/㎡×156.45㎡其他），评价总额1969460元。因城中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未能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被告遂于2019年3月22日组织人员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该强拆行为被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9）青01行初2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并已生效。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被告收悉后一直未予答复，原告遂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针对案涉房屋原有的补偿问题可依法转化为赔偿程序解决，被告依法应对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赔偿方式、项目、数额的认定。（一）关于赔偿方式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据此，支付赔偿金以及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均是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对于被强拆房屋的赔偿方式，鉴于案涉房屋系因城中村改造而被拆除，没有恢复原状的可能，对原告房屋损失应采取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原告获得赔偿后，可按照《安置方案》的规定要求村委会在规划确定的规划新村内予以安置，并按照其货币赔偿所得结算差价。故原告主张提供货币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关于房屋赔偿问题。该问题内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原告被征收房屋属性的认定；二是原告房屋面积的认定；三是房屋赔偿标准的认定。分别评析如下：1.案涉土地为集体土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该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征为国有土地。本案属于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收同时进行，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条件。所以案涉房屋征收属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另原告提交《国有土地使用证（商业用地）》[城西国用（2008土）第03-357号]用以证明原集体土地上的其中180.43㎡于2008年8月16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商业用地）》，主张应以国有土地上商业用途房屋价值45000元/㎡的标准赔偿180.43㎡的房屋损失812万元。经本院核实，未在相关部门查到该证留底档案，不能证实180.43㎡的房屋已经转为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屋的性质，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以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屋标准赔偿180.43㎡房屋损失81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对于房屋面积一般应以登记簿的记载为准，对超过面积的违法建设不应该在赔偿范围之内。原告提交的《农村村民宅基地建设准建证》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为660.66㎡，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确实存在只有部分相关手续的情况，所以《安置方案》规定：涉及被拆迁的房屋，经有资质的评估单位评估确认后，予以货币补偿，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赔偿面积。原、被告分别提交2013年11月1日由青海省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拆迁补偿表》，原告主张房屋面积应为1490.90㎡，经核实，被告将《拆迁补偿表》223.65㎡认定为违法建筑（非正规房），给以800元/㎡的补偿标准，该223.65㎡加上被告起初以1267.25㎡对原告进行补偿的面积主张，则被告提交的《补偿评价表》确定被拆除房屋面积亦为1490.90㎡，结合被告当庭表示“为实际解决补偿问题，被告愿意在原告同意的前提下按照补偿表登记面积给予补偿”，故以1490.90㎡认定被告赔偿原告被拆除房屋面积为宜。3.原告提交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的新建商品房价格、周边房地产公司房屋销售价格等是被强拆房屋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与原告在集体土地上自建房屋的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档次等均不同，因此原告提出应当按照其房屋附近类似房地产市场价1300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的理由无据可依。本案应当参照《安置方案》有关规定，并体现对违法行为的惩戒性，确定房屋损失的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因此，原告应获得的房屋损失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能够购置与其原居住状况相当的房屋计算。鉴于案涉房屋于2013年进入征收程序，原、被告一直未达成补偿合意，被告迟迟未作出补偿决定，于6年后的2019年3月才对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期间周边房地产价格迅猛上涨，从有利于原告的角度出发，酌情认定案涉房屋行政赔偿标准为1380元/㎡。（三）关于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包括佛堂）造成的其他损失。《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就其提出的房屋装饰装修、院内物品损失等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1.关于佛堂损失。原告于开庭前一日提交佛堂损失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虽然原告的鉴定申请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但是为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仍将其鉴定事项与资料委托至本院技术部门，被告知实物不在，无鉴定可能，鉴定申请被退回。经当庭播放原告提交的光碟，内容是供奉佛像的佛堂影像。原告的主张是被告强拆行为造成其佛堂损失，但是其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亦未完成初步证明责任，故对其赔偿佛堂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关于房屋装饰装修（包括佛堂装修）、院内附属物（简易房、动力电初装费、机井、地面硬化等）损失。原告对上述损失主张仅提交了案涉房屋被强拆前后的视频资料，被告则认为装饰装修等与房屋主体不可分，属于房屋补偿的一部分，院内水泥地面硬化不在被拆除房屋所占用的土地范围之内，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安置方案》所附房屋补偿标准为砖混房屋单价1300元/㎡，其中是否包括原告所述院内附属物损失及院内水泥地面硬化等其他损失存在争议。由于原告房屋已被强拆，且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房屋装修、院内水泥地面硬化等客观情况，在评估条件已丧失的情况下，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意见，按照《安置方案》并参照《拆迁补偿表》，赔偿原告简易房损失31290元（200元/㎡×156.45㎡），酌定其他房屋装饰装修、动力电初装费、机井及院内水泥地面硬化等房屋附属物损失共计10000元。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造成的物品损失，主要为家具、电器、衣物、厨房用具等物品损失，被告辩解房屋强拆时原告家中物品已全部搬离，不存在损失，但未提交证据支持该辩解。被告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强拆前已对原告动产履行了证据保全义务。原告提交的部分物品照片及物品损失清单亦无法证明损失情况。在双方均无有效证据证明室内物品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之精神，采纳被告关于“面临拆除、无人居住的房屋内放置大量贵重物品有悖常情”的意见，酌定赔偿原告主张的房屋内物品损失10000元。3.关于租金损失。原告未提交初步证明支持租金损失的主张，关于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4.停产停业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营业场所照片证明，原告于2013年6月注册从事汽车美容装饰经营，但是原告未提交以下初步证据：（1）被拆除房屋与经营场所的关联性以及用于商业经营许可证；（2）被强拆前的经营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故对原告停产停业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5.关于搬迁补助、临时安置费等损失。原告搬迁损失1000元应予支持。临时安置费诉求虽是20000元，但亦应参照《安置方案》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安置方案》规定：临时过渡期间补助集体土地上的村（居）民自行解决过渡房，过渡费补偿按4元/月/㎡的标准，一次性支付60个月。被告应赔偿原告过渡费357816元（1490.90㎡×4元/月/㎡×60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房屋损失2057442元（1490.90㎡×1380元/㎡）、房屋装饰装修、简易房、院内附属物、水泥地面硬化损失41290元，房屋内财产损失10000元，搬迁补助、临时安置费358816元，共计2467548元。逾期不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二、驳回原告刘金秀的其他赔偿请求。刘金秀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对补偿方式问题的认定明显是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安置房的请求合法、合理，原审判决应当对上诉人的房屋安置问题一并予以解决，而不应交由村委会解决。《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1）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依据上述规定，返还财产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既符合赔偿请求人的要求也更为方便快捷；在赔偿方式上，鉴于涉案项目住户已经由被上诉人补偿安置完毕，且涉案地块的土地性质已经转化为国有，故在涉案房屋的赔偿方式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或者安置同等面积的房屋，从切实保障其应享有合法权益角度考虑，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具有提供产权安置房或者支付拆迁安置赔偿金的义务，以保障上诉人对赔偿方式的选择权。人民法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解决相关拆迁补偿问题，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也有利于警示教育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此前的拆迁补偿还是实施强拆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之后的国家赔偿，相关责任主体都是被上诉人城中区政府。被上诉人此前与此后都无法规避行政法上的补偿或赔偿义务。对于涉案房屋而言，两种程序解决的是同一损失的弥补问题，而从国家赔偿的实际功能看，不仅在于实现国家对行政侵权受害者的救济和体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警示与教育。因此，出于实质解决争议，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国家司法和行政资源，以及警示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及时纠错、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之考量，本案宜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解决纠纷为宜。按照全面赔偿原则，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全面及时、一次性地赔偿到位，有利于体现行政诉讼便于当事人诉讼。二、原审判决对涉案土地的性质认定不清，涉案土地已经转为国有土地，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价值对上诉人进行赔偿。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地块的土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土地。《土地管理法》（2003年修订）第四十五条：“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用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一）城市市区的土地；（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三）国家依法征收的土地；（四）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六）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9月5日起施行）第十二条：“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的文件就是决定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而本案中涉案土地已经在2012年9月19日经青海省人民政府作出青政土函【2012】211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宁市2011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征收为国有土地，而被上诉人从该批复作出之后，一直未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现在涉案房屋已经被城中区政府强制拆除，且涉案地块在2011年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涉案土地也在2019年6月予以出让。上诉人证据“挂牌公告”明确写明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而且该土地被万科所拍得。土地招拍挂制度是国有土地的一种管理制度，经过招拍挂的土地可以确定土地为国有土地。涉案土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土地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既然涉案土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土地，那么对于上诉人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赔偿则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按照1380元/㎡的价格进行赔偿，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西宁市从2013年到2020年间房价的快速上涨问题，明显无法达到对上诉人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无法保障上诉人的居住水平和生活水平。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部分土地已经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物权以登记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经审查认可了上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性应当以真实性作为基础，既然是真实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则就具有合法性，相关部门没有留底档案是相关部门的问题，上诉人已经缴纳了相关的税费，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那么其国有土地使用证就是合法的，就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补偿。对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多年后才予强制拆除的，如果继续按照集体土地征收时的价格进行安置补偿，显然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考虑城镇化过程中房屋产权普遍升值很高的实际情况。就本案而言，涉案房屋所在地在被强拆时已经转为国有土地，纳入城市规划区，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应当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三、关于上诉人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赔偿方式主要为支付赔偿金。包括：支付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财产损坏的，赔偿修复所需费用；财产灭失的，按侵权行为发生时当地市场价格予以赔偿；财产已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财产已变卖的，按合法评估机构的估价赔偿；造成其他损害的，赔偿直接损失。”因强制拆除引发的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依法、科学地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确保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同时，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数额时，要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对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侵犯房屋所有权人产权的，应当依法责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能让产权人因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通常情况下，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应当依据已经生效的补偿决定，而补偿决定应当已经解决了房屋本身的补偿问题。因此，即使强制拆除行为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仅涉及对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而不应涉及房屋本身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但本案在强制拆除前，被上诉人没有作出补偿决定，上诉人也未同意先行拆除房屋，且至今双方仍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至今未得到任何形式补偿，强制拆除已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当依法赔偿。对上诉人房屋损失的赔偿，不应再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而应按照有利于保障上诉人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的原则，以城中区人民政府在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或者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判决之日的案涉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征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诫，并有效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上诉人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对上诉人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诸项规定以及原告的诉讼请求，城中区政府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本着疑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出于对违法行政行为侵权受害者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考虑，行政机关在确定行政赔偿标准与额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结合上诉人安置情况、原房屋面积状况等特定事项，同时考虑房屋附属物、动产以及本次拆迁涉及的搬家费、过渡费、奖励金等具体给付事项，尽可能给予上诉人必要、合理的照顾和安排，以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要求佛堂及房屋装修装饰补偿、简易房、院内附属物等损失等合情、合理、合法，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偏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四条：“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机器设备、物资等搬迁费用，以及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依据上述规定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属于区别于房屋价值的单独补偿项目。被上诉人在补偿方案中确定房屋价值1300元/㎡是指的房屋重置价格，不包含房屋的装饰装修费用。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装饰装修、简易房、院内附属物、水泥路面硬化损失共41290元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和正常生活逻辑。上诉人房屋共1603㎡，1㎡装修费用10元的话，就不仅仅是10000元。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5显示仅车爵仕汽车美容装饰中心装修费用就28000元。原审判决明显不符合客观情况。上诉人提交的强拆之前的视频对于佛堂的装修有非常完善的展示，这样的装修，用简单的生活逻辑就可以判断不是十万、八万就可以装修的，原审判决明显错误。原审判决遗漏了动力电初装费、机井的赔偿明显违法、错误。五、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认定错误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上诉人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的，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上诉人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上诉人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上诉人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本案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相关照片、强拆之前的视频资料、强拆之时的视频、强拆之后的视频与物品清单，可以判断案涉房屋内有相关物品，与实际情形相符；在上诉人已经初步证明存在损失的情况下，其合情合理的赔偿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所提供的现场照片、视频、物品损失清单等，按照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对房屋内财产损失依法赔偿。原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关于“面临拆除，无人居住的房屋内放置大量物品有悖常情”的观点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未提前告知上诉人，是突然出现的，上诉人不可能将家中的物品打包搬离，且部分家具可见，至今没有归还上诉人，都是属于上诉人的损失。同时被上诉人在实施行政强制时有五六个人在录像，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也说明了被上诉人在强拆时是有录像的，但是被上诉人却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强拆时的录像，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录像应该是对上诉人有利，对被上诉人不利，所以被上诉人才拒绝提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应当以上诉人的录像为准。六、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认定错误。上诉人的房屋开始经营车爵仕汽车美容装饰中心之后，办理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地点就是涉案房屋，因为拆迁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经营，不论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还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都规定有营业执照就可以给予停产停业损失，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补偿明显违法、错误。七、从更有利于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西宁市房屋价值从2013年到2020年上涨了不止一倍，被上诉人还应当赔偿从强制拆除之日至被上诉人支付全部赔偿之日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综上请求本院：一、撤销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青行赔初4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二、判决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提供货币赔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供上诉人选择。（一）货币赔偿：1.被上诉人应按照上诉人房屋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13000元/㎡的标准，赔偿上诉人1422.7㎡住宅房屋的价值，总计1849.51万元人民币；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上诉人房屋附近类似商业用途房地产市场价45000元/㎡的标准，赔偿上诉人180.43㎡房屋的价值，总计812万元人民币。住宅价值和商业用房价值总合计2661.51万元人民币（二）房屋产权调换：按照上诉人房屋面积给予上诉人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同等面积安置房：其中应当安置商业用房180.43㎡，应当安置住宅房屋1422.7㎡，并按照上诉人货币赔偿之所得结算差价。三、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赔偿因强拆房屋（包括佛堂）造成的损失。（一）房屋（包括佛堂）装饰装修损失赔偿金人民币3533820元；（二）院内附属物（简易房、动力电初装费、机井、地面硬化等）及家中物品损失赔偿金人民币1126574元；（三）租金收入损失人民币108000元；（四）停产停业损失3000000元；（五）搬迁补助费1000元；临时安置费20000元；以上五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761394元。城中区政府答辩称：一、关于赔偿方式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既可以选择按照《安置方案》的规定要求村委会在规划确定的规划新村内予以安置，也可以在获得现金赔偿后，在其他地方购置房屋，该判决并没有增加上诉人的诉累，上诉人可以自由选择。二、关于房屋赔偿数额的问题。1.上诉人上诉要求按照其房屋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13000／㎡的标准赔偿1422.7㎡住宅价值，按照其房屋附近类似商业用途房地产市场价45000／㎡的标准赔偿180.43㎡或安置其商业用房180.43㎡，住宅房屋1422.7㎡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土地为集体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该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征为国有，本案属于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收同时进行，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条件。且上诉人房屋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是周边新建商品房，与原告在集体土地上自建房屋的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档次等均不同，因此原告提出的应当按照其房屋附近类似房地产市场价1300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的理由无据可依。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宁市2011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仅是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土地的依据，只有征收行为实施完毕，土地性质才发生变更，并不能依此证明该集体土地已转变为国有土地，故上诉人刘金秀认为案涉土地已经转化为国有土地，应按国有土地上房屋价值进行赔偿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其商业用房的认定，经一审法院核实，未在相关部门查到上诉人所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商业用地）》[城西国用(2008)第03-357]的留底档案，不能证实上诉人180.43㎡的房屋已经转为国有土地商业用房的性质，故上诉人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2.房屋面积的认定一般应以登记簿的记载为准，对超过面积的违法建设不应该在赔偿范围之内。但被上诉人为了实际解决对上诉人的补偿问题，也没有上诉，对一审判决并无异议。三、关于赔偿因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认定问题。1.关于佛堂的损失。因佛堂实物已不存在，故刘金秀向法院提交的损失鉴定申请无法证明其具体损失，刘金秀所提交供奉佛像的影像资料同样无法证明佛堂的具体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支持赔偿佛堂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规定。2.关于房屋装饰装修（包括佛堂装修）、院内附属物（动力电初袭费、机井、地面硬化等）损失。上诉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具体损失数额。因房屋被强拆，也丧失了评估条件。故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定确定赔偿数额的做法并无不妥。3.关于租金的损失。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能够支持其初步证明租金损失的证据，此项要求并无事实依据。4.关于停产停业的损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无直接规定有营业执照就可以给予停产停业损失。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五款的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以及搬迁过渡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用途、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在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办法未出台前，可以参照当地现行标准向被征收人支付。”上诉人需证明房屋被征收前的用途和效益，仅根据营业执照无法做出相应合理的判断，故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充分、合理。5.关于搬迁补助、临时安置费等损失。上诉人关于此项诉讼请求数额共计21000元，一审法院所认定数额远远超于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及二审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认为应当以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准。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上诉人刘金秀认为一审判决查明的“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部分有误，上诉人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的时间应为2020年3月12日。经查，一审判决书该表述系笔误，应为“2020年3月12日。”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在集体土地征收中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征收机关强拆被征收人的房屋被确认违法后，被征收人单独就强拆造成的损失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房屋的赔偿问题。关于房屋损失赔偿标准如何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罗丽萍、罗丽华诉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的请示的答复》（〔2015〕行他字第11号）中指出，当事人的房屋损失可以按照相关建设项目安置补偿方案中的相应标准予以赔偿。因此，在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被非法强制拆除后，相关的补偿问题可以依法转化为赔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安置补偿方案中的相应标准作出赔偿判决。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征收补偿转变为行政赔偿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赔偿项目和数额，至少不能低于行政机关合法拆除被征收房屋给予的行政补偿项目和数额。本案中，上诉人刘金秀被拆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属于合法征收中应按照《安置方案》确定标准予以补偿的房屋。城中区政府提交《拆迁补偿表》记载的混合结构房屋面积为1267.25㎡，非正规房面积223.65㎡；而刘金秀提交的《拆迁补偿表》记载的混合结构房屋面积为1490.90㎡。一审法院根据被告为实际解决补偿问题同意按1490.90㎡补偿的意见，以1490.90㎡计算案涉房屋面积并无不妥，并在《安置方案》基础上，考虑周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实际，从有利于被拆迁人的角度出发，适当提高房屋的补偿标准，确定房屋赔偿单价1380元/㎡并无不当。故混合结构房屋的赔偿金额为2057442元（1490.90㎡×1380元/㎡）。上诉人的佛堂设在混合结构房屋内，属于混合结构房屋之部分，对该部分赔偿包含在房屋价值的赔偿中。关于简易房，刘金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拆迁补偿表》与城中区政府提交的《拆迁补偿表》确定的面积均为156.45㎡，单价均为200元/㎡，一审法院参照《拆迁补偿表》，确定赔偿金额为31290元（156.45㎡×200元/㎡）亦并无不当。二、关于房屋装饰装修、动力电初装费、机井及院内水泥地面硬化等附属物的损失赔偿问题。房屋的装修与房屋主体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房屋主体被拆除势必造成装修损失。被上诉人称，为在房屋价值的评估中体现房屋装修的损失，委托青海省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案涉房屋时按100%的成新率予以评估。水泥地面属房屋的一次性构筑物，不具有重复利用价值。关于动力电初装费、机井的损失，上诉人刘金秀向一审法院未提交证据材料，未尽初步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城中区政府在强拆前未做拍照、摄像、登记等固定证据工作，在未穷尽各种证明方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该部分损失酌定判赔10000元并无不当。三、关于屋内物品损失赔偿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应当就行政行为是否造成损失、具体损失数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原告已就损失金额提供证据初步证明责任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或者通过推定等方式依法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在被诉行政行为确已给原告造成损失，但原被告双方又无法证明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法庭可以结合国家赔偿价值取向、举证目的、证明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的分析判断，依法对损失金额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就物品损失酌定判赔10000元符合公平原则。四、关于租金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赔偿问题。关于该部分损失上诉人刘金秀应依法承担初步证明责任，但其并未向法庭提供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材料，故该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五、关于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损失赔偿问题。上诉人刘金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主张搬迁补助费1000元，临时安置费20000元。一审法院根据同一征收对象的违法强拆导致赔偿不低于合法征收获得的补偿原则，依照《安置方案》判决赔偿过渡费358816元，充分保障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该部分判决并无不当。六、关于土地补偿费问题。对于案涉项目集体土地补偿款亦应按照统一标准补偿给被征收人。从本院审理的罗寿鸿、罗文武、魏迎忠诉城中区政府行政赔偿案件来看，城中区沈家寨区片范围征收农用地综合地价为97200元/亩。刘金秀房屋的使用集体土地面积为501.12㎡，故对其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73063元（501.12㎡÷666.7×97200元/亩）。七、关于利息损失。根据集体土地征收“先补偿后搬迁”原则，被征收人房屋在被征收或拆除前应当获得足额补偿。本案中，刘金秀房屋于2019年3月22日被拆除时并未获得补偿，故在房屋被拆除时计算应获得全部合法补偿金额为基数的相应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参照上述规定，违法损害赔偿金应当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作为计付利息的标准。关于上诉人刘金秀主张按照国有土地补偿的主张。《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宁市2011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仅是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土地的依据，只有征收行为实施完毕，土地性质才发生变更。刘金秀据此批复认为涉案土地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应按国有土地上房屋价值进行赔偿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遗漏了部分应当获得赔偿的项目，本院予以纠正。刘金秀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赔初41号行政赔偿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房屋损失2057442元（1490.90㎡×1380元/㎡）、房屋装饰装修、简易房、院内附属物、水泥地面硬化损失41290元，房屋内财产损失10000元，搬迁补助、临时安置费358816元，共计2467548元。逾期不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二、被上诉人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上诉人刘金秀集体土地补偿款73063元；并给付以2540611元为基数，期限自2019年3月22日起，按本判决作出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刘金秀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英俊审判员 吴晓良审判员 孔 菲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杨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