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07民初1765号原告：潘建军，男，汉族，1977年1月29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逊，湖北武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龙龙，湖北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大华东兴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三路1栋1-7层。法定代表人：金建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绍华，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可波，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潘建军与被告武汉大华东兴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逊、向龙龙，被告武汉大华东兴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绍华、左可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金额31846.42元；2.判令被告从2019年9月26日起按照今年银行贷款LPR利率计算支付非法占用资金利息，直到支付全部款项为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9月2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东兴洲村K3北地块第5栋1单元21层1号房屋，面积为140.69平方米，总价为3208717元（含税总价）。扣除房屋面积差的金额，原告实际应当支付总房款3184542元。《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适用10%税率征收增值税，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额为318454.2元，然而根据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税率为9%，被告存在多收取1%税款的情况。其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货物与劳务税司的答复，自2019年4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不动产税率为9%。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2019年9月26日，按照税收法律及政策，应当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率9%来征税，但是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销售总房价3184542元（含税价，按照税率10%计算税额）。因此，被告存在多收取1%税额情况，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武汉大华东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辩称：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各原告与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2.《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案涉房屋总价款进行了明确约定，属于固定总价款合同（房屋总价=房屋备案单价×房屋建筑面积），案涉房屋的单价已经房管部门备案确认，面积也由房管部门确认，且被告与各原告从未有过“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3.被告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增值税系被告经营成本的组成部分，增值税税率和税额的调整变化只会影响被告的经营成本，与原告无关；4.《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关于购房价款总金额为含增值税金额且税率为10%的备注，系被告在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前提下，为税收征缴、抵扣的方便，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对适用税率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房屋价格或计价方式的约定。案涉项目于2019年1月起开盘，开盘时被告适用的法定税率尚为10%，2019年4月1日税收政策调整后（税率从10%调整为9%），因被告就一批次开盘的小区通常会使用同一个版本的房屋买卖合同，且被告的工作人员和原告均未关注到税率调整的政策，故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备注的增值税税率仍为10%。因为关于税率的备注本就可有可无，不会对原被告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故不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备注的税率为10%或9%，被告均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点应当适用的税率依法纳税即可，与原告无关；5.被告才是《增值税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且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所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增值税税率从10%调整为9%）的适用对象为一般纳税人，各原告并非一般纳税人，故增值税税率的调整与作为商品房买受人的原告无关；6.被告依法纳税，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返还不当得利金额无任何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26日原告（买受人）与被告（出卖人）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买受人所购商品房为被告投资建设的大华?滨江天地K3北（三期）第5栋1单元21层1号商品房，该商品房（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共140.69平方米。第五条载明：出买人与买受人约定按下列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22807元，总金额3208717元；本房价所包含配套费用根据现行规定特指水、电、燃气初装费（不含开通及工本费）；电话、有线电视及网络初装费等由买受人入住以后向相应的经营管理单位缴纳，并办理开通手续后方可使用；第一款约定“购房价款”所称总金额为含增值税的总成交额。出卖人选择一般计税方法，适用10%税率/征收率。第八条载明：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该商品房单价不变，以产权登记面积据实结算房价款。合同还对付款形式及付款时间、交房期限及条件、违约责任、保修责任等作出规定。原告在买受人处签名并捺印，被告在出卖人处加盖公司销售专用章。同时，该合同已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备案。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案涉房屋现已交房，交房结算单显示合同单价22807元/平方米，实测面积139.63平方米，现总房价3184542元，结算尚需开票金额3184542元。此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税率为9%，价税合计3184542元。再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载明，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还查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14号）载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的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增值税普通发票、交房结算单、商品房合同备案个人信息、商品房备案价格查询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第一，原告认为被告多收取了1%的增值税款，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属于购房款，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增值税款。被告作为商品房开发商，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缴纳相应增值税。被告是缴纳增值税的主体，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多收取1%的增值税款，无事实依据。第二，原告认为合同约定适用10%的增值税率，按照10%的税率计算商品房的含税单价，但此时的适用税率为9%，被告也只能出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发票，故被告应退还多收取的款项。被告则认为该条款是对税率适用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房屋价格或计价方式的约定，该条款可有可无。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产生争议，首先应进行文意解释。本案中，双方发生争议的条款为，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购房价款”所称总金额为含增值税的总成交额。出卖人选择一般计税方法，适用10%税率/征收率。根据该条款的表述，该条款仅是明确及告知房屋销售价格为含税价，并非对房屋售价的计价方式，亦非将税率与房价进行挂钩的约定。其次，应将该争议条款结合全部合同内容进行体系解释。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系根据房屋面积与单价确定得出，房屋总价款除因第八条约定的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并无因税率调整而调整房屋售价的约定。同时根据房屋交易市场行情规则，房屋售价均是根据房屋面积与单价确定，并不会在房屋交易过程中根据增值税率确定房屋售价。故本院对被告提出意见予以采信，该条款属于对税率适用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房屋价格或计价方式的约定。故原告依据该条款要求退还增值税款，无法律依据。第三，增值税率下调，会导致被告成本下降，但成本下降并不必然会导致房屋售价下调，两者并不具有关联性。在合同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对原告产生影响。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多收取1%的增值税款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建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98元，由原告潘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施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舒瑾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