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9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杜某，女，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昌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男，1934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泽州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5民初1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冯某，被上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不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175000元的法律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于2005年10月27日实际向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简称为民昌公司）出资200000元，是民昌公司占股66.7%的实质股东。2.在2007年6月6日之前，被上诉人一直控制着民昌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名章，公司的各类审批报告，年检报告等一系列公司管理资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控制着民昌公司。3.被上诉人一直参与民昌公司财务及公司资金的使用，支配等日常财务管理事务。4.被上诉人全程参与了民昌公司的销售会议、民昌公司与王海龙签订复产协议、公司转让等经营事务时，发表了决定性意见。5.上诉人将民昌公司转让给李红梅的转让款不是60万元，而是38万元，这笔款被上诉人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偿还公司债务，还在公司转让后获得股东分配12万元。6.（2018）晋05民终1488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晋05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被上诉人对王海龙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内部应当按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根据（2019）晋0525执395号执行裁定书及2020年8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内容，说明在法院主持和调解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对王海龙的债权达成约定责任承担比例上诉人仅应当偿还176296.87元，被上诉人应当偿还175000元。7.被上诉人刘某在2005年11月23日抽逃出资200000元，且被上诉人在王海龙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案件中，自认其抽逃出资的事实，被上诉人抽逃出资致使公司筹建之初资本金严重不足，造成公司运营成本不足够，公司不得不对外负债。被上诉人借公司流动资金缺乏的空隙，要求上诉人父亲杜小余以个人名义向其借款用于公司支付租赁费、货款等，然后又要求公司按照月利率1.5%支付其利息，是变相从民昌公司获取利益或者红利，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8.一审法院没有审查股东是否抽逃出资的情况下，认定本案事实，属于程序违法。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表示放弃其在上诉状第8项理由中所提“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被上诉人刘某辩称：2005年11月，杜某之父杜小余以刘某为名义股东、法定代表人，自己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方式独资设立了民昌公司，按照当时法律要求，公司设立需要实缴注册资本，而杜小余一时手头拿不出这么多钱，杜小余向刘某借款200000元。公司完成设立之后，杜小余向刘某偿还了该200000元。杜小余在经营公司期间，不断投入，公司资产不断增加，最终公司资产远远高于300000元。2007年3月20日，杜小余因煤气中毒去世，杜某通过公证的方式取得了杜小余在民昌公司的全部资产，并于同年6月，将民昌公司100%的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李红梅，签署了《转让协议》，协议明确载明，“杜某之父杜小余于2005年11月以刘某为法人代表独资设立了民昌公司”，以表明杜某对民昌公司享有完全的处置权，可以出让公司股权，而该100%股权对应的6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最终由杜某全额获得。因此，无论从现有的书面证据，还是从杜某的实际行动来看，刘某均是民昌公司的名义股东，在股权转让中并未获利。被上诉人认为，名义股东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而受损，有权向实际控制人追偿。退一步讲，即便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某为名义股东，刘某出资比例为66.7%，按照转让款60万元计算，刘某应当获得转让款400200元，但刘某一文未得。此次，刘某诉至法院也并未要求分取该转让款，只是要求弥补自身受损的176000元。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事实与相关案件诉讼产生的历次判决书有所出入，请求法院以生效判决书为准认定相关事实。原告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75000元及自2020年8月6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5年11月4日，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登记设立，股东为杜小余、刘某，注册资本为300000元，其中刘某出资200000元，杜小余出资100000元，被告刘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小余为公司监事。被告刘某在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时的200000元出资，后由杜小余于2005年11月23日退还给本人，支付凭证上载明“还注册资金”，民昌公司记帐凭证上记载：“支给刘某200000元”。2007年3月20日，杜小余因煤气中毒身亡，被告杜某通过公证的方式取得了其父亲杜小余在民昌公司的遗产。同年6月12日，被告杜某作为甲方，案外人李红梅作为乙方，案外人黄遵刚作为第三方，刘某作为中间人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杜某之父杜小余于2005年11月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独资设立了民昌公司，杜某自愿将其父投资的60万股份转让给李红梅。2016年11月28日，案外人王海龙以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为由将原、被告诉至法院，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均认定杜某以600000元将其父的股份转让给李红梅，判令原、被告连带赔偿王海龙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后王海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程序中，法院从原告刘某账户划走17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刘某是民昌公司的名义股东，还是刘某向公司出资后又抽逃出资的问题。原、被双方各自提供的2007年6月12日的《转让协议》可以证明杜某认可民昌公司是由其父亲杜小余独资设立，杜某与李红梅签订了《转让协议》并获得了转让价款，刘某仅作为中间人在转让协议上予以签字，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刘某仅是名义股东。被告杜某辩称刘某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不是名义股东。本院认为，被告杜某未举证证明刘某享有实际股东收益分配的权利，仅凭对公司进行了经营管理不能否认刘某名义股东的身份。被告杜某辩称刘某抽逃出资，但杜某提供的公司财务记帐凭证载明“还注册资金200000元”，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损害公司权益是认定股东抽逃出资的必要条件，被告杜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事实损害了公司权益，故对被告杜某主张原告刘某抽逃出资的事实不予认定。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中认定杜小余、刘某明知王海龙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而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该行为侵犯了王海龙的出资权益，判决杜某返还王海龙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刘某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遵循了公示公信原则。现名义股东刘某在承担对外责任后，可向实际出资人的继承人杜某追偿，且杜某以600000元将其父的股份转让给李红梅，转让款均由其所得，故对原告刘某请求被告杜某支付175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刘某请求被告杜某支付利息的主张无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杜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175000元。案件受理费3800元，原告已预交，确定由被告杜某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告王海龙与被告杜某、刘某、第三人李红梅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后，该案的生效判决在查明事实中确认“被告刘某在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时的20万元出资，后由杜小余退还给本人”，并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审理过程中，被告杜某认可民昌公司是其父杜小余于2005年11月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独资设立的”。二审中，上诉人杜某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两点异议：1.刘某对民昌公司的出资200000元是由刘某自己从民昌公司账上提走的，一审法院认定“后由杜小余于2005年11月23日退还给本人（指刘某）”存在错误。2.刘某签订《转让协议》时是协议甲方的身份，一审法院认定刘某以中间人身份在《转让协议》上进行签字，存在错误。关于上诉人杜某所提的第1点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杜某的此项异议不能成立。理由：1.本院在诉讼中查明，退还刘某200000元的提取现金凭条系由当时担任民昌公司会计的杜某（即本案上诉人）填写，该凭条上明确注明“还注册资金”，故上诉人杜某主张“刘某自己从民昌公司账上提走200000元”，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2.退还200000元的事实发生在杜某之父杜小余在世之时，由当时担任会计之职的杜某填写了提取现金凭条，应当认定杜小余及杜某对于退还刘某的出资款200000元在当时是明知并认可的。3.原告王海龙与被告杜某、刘某、第三人李红梅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已确认“被告刘某在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时的20万元出资，后由杜小余退还给本人”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如上生效判决所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应当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以上三点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后由杜小余于2005年11月23日退还给本人”具有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杜某所提第2点异议。本院经查，2007年6月12日的《转让协议》明确载明甲方为杜某，中间人为刘某，且在协议尾部签字时，刘某也是在“中间人”签字处进行了签字确认，故上诉人杜某主张刘某系《转让协议》甲方没有事实根据，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某以其系民昌公司名义股东（挂名股东）为由要求杜某向其支付175000元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刘某是否系民昌公司名义股东（挂名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出资是股东的最基本义务，股东如果不履行出资义务，就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刘某虽于2005年10月在民昌公司设立时，向民昌公司进行过出资200000元，但该200000元的出资于2005年11月23日已被退还给刘某本人。因此，刘某在2005年11月23日之后对民昌公司已经不存在实际出资，不满足股东应对公司有出资的实质要件。结合杜小余将刘某出资款200000元退还给刘某本人而未要求刘某退出股东身份，以及杜某在《转让协议》中确认民昌公司系其父独资设立，同时一致约定转让款全部由杜某获得的事实，应当认定：民昌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虽一直记载刘某系民昌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刘某仅仅是民昌公司的名义股东（挂名股东）。诉讼中，上诉人杜某述称，被上诉人刘某曾控制着民昌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及相关资料，并对民昌公司进行过实际的管理，参与过民昌公司的决策，收取过民昌公司分红，应当认定刘某是民昌公司的实际股东。本院认为，向公司实际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性、基础性要件，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某在2005年11月23日之后仍对民昌公司有出资的情况下，即便刘某曾保管过民昌公司营业执照、印章及相关资料，曾在公司相关会议上发表过意见，曾对公司进行过管理，但该事实并不足以作为认定刘某具有民昌公司实际股东身份的充分依据。且刘某曾担任民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如果确实保管过民昌公司的相关证照、印鉴及资料，在公司相关会议上发表过意见，对公司进行过管理，也并不能当然地排除刘某作出如上行为系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作出相应履职行为的可能性，而其以股东身份在相关决议上进行签字更是与本院认定的其系民昌公司名义股东的事实相符。因此，在不能认定刘某于2005年11月23日之后仍对民昌公司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上诉人仅以如上事实的存在主张刘某具有民昌公司实际股东身份，理由并不充分。上诉人杜某还主张刘某在2006年曾收取过公司分红12万元，但经查，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为杜小余和杜某出具的借款单及租赁费收据，如上证据只能证明杜小余和杜某借款和支出租赁费的事实，不能证明刘某收取民昌公司分红款的事实，故上诉人杜某所述刘某收取民昌公司分红款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上诉人杜某是否应当向刘某支付175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民昌公司实际是由杜小余独资设立，刘某仅仅是民昌公司的名义股东。在杜小余去世后，上诉人杜某已经继承了杜小余在民昌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股权），李红梅是从杜某手中实际受让了民昌公司的股权，而刘某在《转让协议》上仅是作为中间人进行了签字确认。同时，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刘某从李红梅处获得有股权转让款，故一审法院在查明刘某向案外人王海龙实际支付175000元后，判决杜某向作为名义股东的刘某支付该笔款项，具有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2020年8月5日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系杜某与王海龙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被上诉人刘某并未在该协议书进行签字确认，不能确认为被上诉人刘某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杜某以该份执行和解协议书以及根据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由执行法院作出的“终结执行“的执行裁定书为据，要求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对王海龙的债权达成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主张，不能成立。诉讼中，上诉人杜某主张，刘某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本院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刘某以民昌公司公示信息上的股东身份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股东的继承人诉请追偿而产生的追偿权纠纷，与上诉人所诉刘某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应承担相应责任属于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关当事人应当通过另诉获得救济，本案不作审理认定。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杜某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上诉人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