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维军，男，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越，吉林乾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遵义路**楼1-2曾10-12轴网点。法定代表人：元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志力，吉林市龙潭区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利斌，男，1965年3月24日出生，回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加丽，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正坚，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维军、吉林市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利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3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维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越，富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志力，被上诉人马利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加丽、娄正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维军、富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吕维军的诉讼请求，判令马利斌返还不当得利777.2万元，驳回马利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对2013年3月至2018年8月1日期间吕维军向马利斌的汇款数额及时间节点没有进行认定。吕维军提交了从2013年5月起至2019年8月止的从吕维军处汇至马利斌处的全部银行流水及统计明细表，整个期间吕维军汇至马利斌的金额总计高达2,385.2万元。其间从2013年5月22日开始至2014年12月14日，19个月期间吕维军就已经向马利斌共计支付了1343万元。而马利斌2013年3月-2014年9月18个月期间一共才向吕维军出借了9笔款项总计金额1302万元，早在2014年12月吕维军就将该笔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并且多偿还了32万元。而在2015年-2019年期间，马利斌在吕维军未及时拢账的情况下虚构事实对吕维军进行蒙骗，导致吕维军又向马利斌多汇出了1,042.2万元。以上金额均有银行流水为证，而且多次庭审中马利斌均已经自认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其次，一审法院对关于《借据》《协议书》《买卖合同》、收条》及补充协议的性质的认定错误。通过庭审中马利斌的陈述，以及相关钱款流水等证据，均可证明上述债权凭证均系基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反复出具的债权凭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专门针对上述情况，给出了规范条款，明确了审查方法，并且在2019年6月发布的套路贷司法解释当中已经明确了采用上述手段获取的基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反复出借的债权凭证均系套路贷行为。一审法院避开专门的司法解释不用，不去查明上述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反复出具的债权凭证的合法性，以及凭证上体现的数额的真实性，与数额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等客观事实，而故意在查明事实中隐瞒了吕维军汇入马利斌处的钱款数额以及发生时间，然后在事实认定中直接认定马利斌请求的数额有效，这明显的故意错误认定事实。再次，本案所有账目往来均系吕维军与马利斌个人之间的账目往来，无论在该笔债权债务关系最原始的《借据》中以及在后续马利斌通过套路手段取得的一系列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反复出具的各种债权凭证中，均未有一份凭证显示富隆公司为借款人，也未有任何一笔钱，汇至富隆公司账户下或是由富隆公司账户汇出至马利斌名下的；本案所涉的借贷钱款与富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吕维军一再声明富隆公司自2011年从船营区教育局购买完位于船营区第十六小学的房屋及土地后，就再未对外发生过任何业务，且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外的任何一笔业务均需向当地房屋及土地管理部门备案，并需预缴相关税费，因为没有相关事实发生，富隆公司确实拿不出来证据证明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确实没有发生，如法院不信，可到相关监管部门以及税务部门查询。而一审法院在不顾真实的客观事实，不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3条之规定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以吕维军的女儿吕艾阳曾经担任过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绕开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以表见代表为由，强行认定富隆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马利斌原一审以《买卖合同》为由保全富隆公司的财产后又立刻以民间借贷为由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是故意规避正确管辖法院的违法行为。最后，一审判决在以上错误的基础上，截取了2018年9月30日-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吕维军向马利斌的汇款流水80万元，并在判决后附计算明细，据此反推马利斌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即便如此也未能全部推出马利斌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数额。关于此事暂且不提吕维军于2013年5月22日开始至2014年12月14日，19个月期就已经向马利斌共计支付了1343万元，并且在吕维军未及时拢账的情况下马利斌虚构事实对吕维军进行蒙骗，使用各种非常手段致使吕维军又向马利斌多汇了1,042.2万元，有流水为证，且马利斌已经承认的客观事实不谈。单就2018年-2019年起诉之日止的一年多期间里，吕维军汇至马利斌处钱款的数额也有110万元，而并非80万元。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首先，吕维军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原始借条，以及从债权债务发生之日2013年3月至2019年8月的所有银行流水，并且均经过马利斌质证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而是采信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证人出具的无法核对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与本案毫无关联性的吕艾阳出国记录，来认定富隆公司为共同借款人。但是对马利斌提供的与吕维军的通话录音中的内容可证明直至2019年马利斌还在继续蒙骗吕维军。其次，2019年7月28日形成的《欠条》可证明马利斌直至起诉前仍在使用套路的手段，让吕维军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对其重复出具债权凭证，事实上就2019年7月28日形成的《欠条》是否与本案有关，是否与本案基于同一笔债权债务所产生，该事情在三次庭审当中，马利斌均以承认确实基于同一笔债权债务产生的，庭审录像均可找到相关内容，一审法院的该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对证据的审核、采信、论述的相关规定。三、一审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在裁判富隆公司是否为共同借款人的时候，没有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中对于法院审理企业是否应作为共同借款人的事项时应遵循的羁束性规定，而是错误的援引了“表见代表”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富隆公司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则“表见代表”的规定本身而言，是行为人以法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行为时，相对人与法人签订了相关合同，法人提出行为人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得条款。而本案明显不属于这种情况。其次，一审法院在认定本金的问题上，仅援引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却没有援引该解释第28条之规定的相关内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8条是对如何适用认定第27条之规定的解释性条款，在运用第27条认定之前，是否存在第28条所规定情况，如果存在应当如何认定，这是法院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循的逻辑顺序，是羁束性条款，不存在审理法院自行进行规范性判断的裁量空间。但是一审法院在实际判项以及事实调查和论述中并没有正确的体现和运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该事项的规定。关于利息问题的认定，根据吕维军与马利斌均认可的最原始的手写借据中的内容可体现，发生在2013年3月-2014年9月这18个月之间1302万元的民间借贷行为，没有约定任何利息，且吕维军也已经于2013年5月-2014年12月19个月的期间内向马利军汇款1343万元，已经全部偿还完毕了所有借款。至于2016年5月2日由吕维军所书写的“现欠马利斌现金伍佰万元整，双方约定利息4%”。是在该笔借贷关系已经消灭两年之后，马利军仍蒙骗吕维军说本金没有还清，适用套路手段获得的债权凭证。一审法院应当先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之规定，审查2013年3月-2014年9月这18个月之间的1302万元的原始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约定了利息，再根据该解释的第28条之规定审查，本金是否合法，之后再根据该解释25条及29条之规定，审查2016年5月2日所写的“……双方约定利息4%”是否属于明确约定的利息以及利率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9条之规定调整成年利息24%，属于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综上所述，吕维军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共计收到出借款1302万元；还款1343万余元。早已还清全部债务，2014年12月14日之后马利斌在吕维军未及时拢账的情况下仍以本金尚未还清为由，虚构事实对对吕维军进行蒙骗，使用各种手段让吕维军就同一笔债权债务签署了各种各样的多份债权债务凭证，多从吕维军这里拿走了1,042.2万元，扣减在经过之前的开庭审理后，查明了在这1,042.2万元中确实有两笔由吕维军转入给马利斌名下的共计265万元（2015年3月17、19日两笔转入）马利斌拿出了263.9万元已经用于偿还案外人杨某在2015年3月10日转入吕维军账户的260万元借款后，剩余的部分仍有777.2万元（1042.2-265），是属于马利斌利用蒙骗、重复出具借款凭证、虚增借贷金额等违法的套路贷手段及行为从吕维军这里取得的，因此马利斌应当向吕维军进行不当得利返还。马利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吕维军所称多汇出1,042.2万元的事实不客观，吕维军与马利斌之间始终有4分利息的约定，吕维军与马利斌分别在2013年12月16日、2014年5月、2015年5月15日、2016年5月2日、2016年10月6日进行过六次对账，以确认案涉借款的本金金额。由于吕维军、富隆公司始终拖欠借款，双方又于2018年8月1日最后一次确认借款本金为455万（通过吕维军、富隆公司原审提供的《借据》以及马利斌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补充协议》能够充分证明以上事实）。通过吕维军、富隆公司还款的银行流水以及原审中马利斌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能够证明关于4分利息是由双方进行约定并且长期实际履行的，吕维军偿还的4分利息能够与双方对账确认的本金数额计算完全匹配，4分利息是客观存在的。吕维军、富隆公司所称多汇出的金额是隐瞒了双方约定4分利息的事实，并且吕维军、富隆公司并未足额支付4分利息。二、吕维军作为富隆公司实际控制人多年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权利，原审中富隆公司在答辩状、庭审笔录中均自认吕维军现在仍对外行使权力，处理公司事务，公司的公章在吕维军手中；并且在2011年富隆公司从船营区教育局购买原船营十六小房屋及土地时，吕维军也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另，借款期间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艾阳（吕维军女儿），但在2010年6月吕艾阳担任法定代表人时年仅19周岁，并且在2013年发生借款时，吕艾阳年仅23岁，一直处在出国留学的状态中，未对公司实际行使权利（原审提供了吕艾阳出境记录）；富隆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元勇（吕维军姐夫），年龄已达73岁，公司的各项内外事务依然是吕维军办理，并且公司的公章及证件均在吕维军手中，以上均能证明吕维军是富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综上，马利斌出借的款项当中含有现金部分，但一审法院仅认定了2013年至2014年期间有银行流水的出借部分，共计1302万元，其中包括吕维军、富隆公司通过马利斌向案外人杨某夫妇的两笔借款，经吕维军、富隆公司与马利斌多次对账最终确定了按455万元借款本金进行还款，这455万元本金不包括马利斌出借的现金部分。马利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维军、富隆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55万元整，且从2016年10月6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为止，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6日，吕维军向马利斌出具借据，载明：“今吕维军向马利斌借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归还日期为2014年12月16日止。借款人吕维军。”2015年5月15日，吕维军又于该借据空白处手写确认“2015年5月15日之前已返还叁佰陆拾万元整，还剩余借款陆佰肆拾万元整。”2016年5月2日，吕维军再次于该借据空白处手写确认“现欠马利斌现金伍佰万元整，双方约定利息4%，2016年12月底之前还清。借款人吕维军。”2011年7月20日，富隆公司与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签订《协议书》，约定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将坐落于“船营区昆明街62号，原船营十六小学房屋”出售给富隆公司，吕维军作为富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该《协议书》上签字。2016年10月6日，吕维军与马利斌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富隆公司将上述“原船营十六小学房屋”及所涉土地使用权卖予马利斌，价款为455万元，吕维军在该《买卖合同》甲方处签字。同日，吕维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购买原船营十六小学校房屋土地，及一切地上物的价款人民币肆佰肆拾伍万元的房屋土地款，以现金形式交易。收款人吕维军。”2018年8月1日，吕维军、马利斌签订《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上述买卖标的及价款为455万元，吕维军于富隆公司法人处签字捺印。另查明，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期间，马利斌共计向吕维军转账汇款1302万元，2018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吕维军共计向马利斌转账汇款80万元（详见后附明细）。又查明，2008年2月18日，吕维军卸任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主体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吕维军已于2008年2月18日卸除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但1.富隆公司与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于2011年7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吕维军仍以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于合同中签字捺印；2.本案所涉《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出卖方均为富隆公司，而吕维军均于《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捺印；3.吕维军于本案原审庭审中亦自认“现在吕维军仍然在为富隆公司开展对外业务……现在很多业务富隆公司还在委托吕维军处理”；4.朱文辉的证人证言证实“吕维军找到我说他的公司急需资金”；5.吕维军还款账户为包括吕艾阳、吉林市北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账户，经调查，吕艾阳为吕维军女儿，于2010年4月至2016年6月担任富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任吉林市北洲公司股东，吕艾阳本人于2012年至2019年期间常年居住于英国。综上，马利斌有理由相信吕维军是有权代表富隆公司对外借款且吕维军借款系用于富隆公司经营的，因此吕维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所谓表见代表，是指行为人没有代表权、超越代表权或者代表权终止后继续以被代表人名义订立实施法律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表权的，行为人实施的法律效果归“被代表人”承受的法律制度。因此，本案中，吕维军在其对富隆公司的代表权终止后，仍以富隆公司名义与马利斌订立并实施借贷行为，马利斌是有理由相信吕维军为有代表权的，富隆公司作为“被代表人”应承担还款责任。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吕维军以其个人名义与出借人马利斌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富隆公司经营，吕维军、富隆公司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马利斌已经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对于马利斌要求吕维军、富隆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本金数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本案中，因马利斌、吕维军均表示《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非其双方具有买卖上述合同标的的意思表示，仅为对涉案民间借贷行为的确认，亦均不要求履行上述《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故该《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但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以及与本案民间借贷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性，故应认定双方签订《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系对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借款数额的确认，因此双方于2016年10月6日《买卖合同》及2018年8月1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同价款”455万元应认定为双方关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本金数额的最终结算。且双方以签订《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方式重新约定了还款时间，即根据最终《补充协议》中“2018年8月1日前将原船营区第十六小学校址上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交由买方”的约定，本案借贷行为双方重新约定的还款时间应认定为2018年8月1日。虽吕维军抗辩并提起反诉称其借款已偿还完毕并存在多还情况，且其于《借据》《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的书写系受马利斌误导后产生重大误解所签署，但因马利斌、吕维军、富隆公司之间存在除本案外其他复杂经济往来，吕维军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及经其授意向马利斌的汇款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以及其于书写《借据》时存在重大误解等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吕维军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三、关于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因双方于《借据》中2016年5月2日吕维军手写部分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4%，明显超出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故对于马利斌要求吕维军、富隆公司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8年8月2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时止的逾期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详见后附明细）。四、关于剩余应偿还本金及利息以及吕维军的反诉请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因吕维军、富隆公司每次还款均不足以支付全部债务，且双方对每笔还款没有约定，故应按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冲抵。鉴于马利斌自认，2018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吕维军、富隆公司向其转账的80万元均为本案还款，且其均已收到，故经核算，吕维军、富隆公司至2019年8月9日最后一次还款时尚欠马利斌本金4,426,515.07元，利息413,923.77元（详见后附明细）。故综上，对马利斌要求吕维军、富隆公司共同偿还欠款本金4,426,515.07元，利息413,923.77元以及以本金4,426,515.0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8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时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马利斌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吕维军反诉请求马利斌承担返还其超出其应偿还欠款数额的777.2万元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吕维军、富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马利斌借款本金4,426,515.07元及利息413，923.77元；二、吕维军、富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马利斌借款利息（以本金4,426,515.0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8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时止）；三、驳回马利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吕维军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3,2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9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8,611元，由吕维军、富隆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马利斌与吕维军、富隆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中，马利斌款项的出借是多次发生的，吕维军、富隆公司偿还借款也是多次发生的，双方当事人亦多次进行账目核对并出具《借据》《买卖合同》《收条》《补充协议》，双方当事人出具的最后一份体现双方之间发生的真实款项数额的书面材料是2018年8月1日的《补充协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款项往来情况、出具的书面材料体现的对账情况及当庭的陈述，可见双方当事人之间对案涉借款有关于月息4%的约定，并按该约定进行了部分还款，2018年8月1日《补充协议》中体现的455万元是尚欠的借款本金。吕维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马利斌多次出具债权凭证，且吕维军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证明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故吕维军应对其作出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一审判决确认截至2018年8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补充协议》时尚欠的本金数额为455万元，未对2013年3月-2018年8月1日期间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进行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吕维军的反诉请求问题。按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吕维军、富隆公司截至2018年8月1日时尚欠马利斌借款本金455万元，一审判决对2018年8月2日后的还款进行了核算，核算结果是尚欠马利斌本金4,426,515.07元，故一审判决驳回吕维军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借据》《买卖合同》《收条》《补充协议》虽均是基于案涉的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出具的债权凭证，但《借据》是双方当事人在对账过程中出具的真实体现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凭证，而《买卖合同》《收条》《补充协议》均是对涉案债权数额进行确认，并为了保证债权实现签订或出具的，《协议书》是富隆公司与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针对《买卖合同》《收条》《补充协议》中提及的房屋签订的合同，且马利斌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将上述协议中确定的债权数额叠加进行主张，而是如实主张权利，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马利斌涉嫌套路贷，故一审法院没有适用套路贷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富隆公司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吕维军与马利斌商谈的借款事宜，并为马利斌出具的债权凭证，而吕维军曾是富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卸任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还在富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捺印与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签订《协议书》购买房屋，且吕维军与马利斌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富隆公司将其购买的船营十六小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卖给马利斌，据此可以认定吕维军是代表富隆公司向马利斌借款，且用于富隆公司生产经营，故一审判决吕维军与富隆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吕维军、富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991元，由上诉人吕维军、吉林市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利宏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刘 卓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一凝（此件共15页，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