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2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董国林，男，198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伟超，男，198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晓兰，女，198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邓秀萍，女，1957年7月1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喻诚，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国林因与被上诉人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国林一审诉讼请求：1.邓伟超、何晓兰向董国林偿还借款本金322496.24元及利息，利息以322496.2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邓秀萍对诉求1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邓伟超、何晓兰向董国林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4.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共同对2019年9月23日的85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董国林支付利息；5.董国林有权以邓秀萍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郭墩街46号702房的拍卖、变卖、转让等款项优先受偿；6.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向董国林支付律师费8万元及担保费3700元；7.本案诉讼费由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共同负担。被上诉人邓秀萍一审诉讼请求：1.董国林为邓秀萍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郭墩街46号702房的涂销抵押手续；2.董国林向邓秀萍返还已付利息46718.8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邓伟超、何晓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董国林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邓伟超、何晓兰、何秀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董国林支付律师费80000元、担保费3700元，其中邓秀萍对律师费、担保费中的20000元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三、董国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协助邓秀萍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郭墩街46号702房涂销抵押手续；四、驳回董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邓秀萍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16元、反诉费484元、保全费5000元，由邓伟超、何晓兰负担受理费17516元、保全费5000元，邓秀萍对保全费中的1593元承担共同付款责任，邓秀萍负担反诉费484元。判后，董国林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改判如下：1.改判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共同向董国林偿还借款1172496.24元及利息226469.36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24日，以本金1172496.2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20年6月2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改判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共同向董国林支付维权律师费8万元及担保费3700元；3.改判董国林有权从拍卖邓秀萍提供抵押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郭墩街46号702房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4.改判邓伟超、何晓兰向董国林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暂计2000元（从2019年9月3日起暂计至2019年10月2日，利息按月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一、二审诉讼费由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邓秀萍在受欺诈下签订借款1的《借条》是错误的，邓秀萍对借款1是知晓的，邓秀萍与邓伟超、何晓兰为共同借款人，应当共同向董国林偿还第一笔借款90万。1.邓伟超与邓秀萍属于姑侄关系，其相互为了逃避责任的有关表述不具有可信度。邓秀萍要举证证明其在遭受欺诈下签订借款1的《借条》及《收款收据》，一审法院仅依据邓伟超、何晓兰的表述就认定董国林联同邓伟超、何晓兰一起欺骗邓秀萍，明显错误。2.邓秀萍对2019年9月3日邓伟超、何晓兰共同向董国林借款90万元知情，所以才进行补签名，邓秀萍明知道款项不是自己所用，又愿意在该借条上签名，有为邓伟超、何晓兰2019年9月3日的借款承担责任的意图，否则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随便在借条上签名。并且在第一次邓秀萍提出还款协商的微信中，董国林己告知其还款的数额及笔数，邓秀萍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也再次问9月3号的利息到底是多少，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是在后来请了律师之后邓秀萍事后多次有意图的录音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邓秀萍隐藏对自己不利的录音内容，明显为了误导法庭，在隐藏部分的录音内容，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互相推诿，邓秀萍确认其当时邓伟超、何晓兰让邓秀萍出面解决的就是大约180万的借款，而不只是后面80多万的借款。3.邓秀萍作为一个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邓秀萍在签名时对借款1的《借条》及《收款收据》的内容是知悉的，在“借款人”处签名，表示愿意与邓伟超、何晓兰共同承担90万借款1的清偿义务，不存在任何欺诈、误解情形。邓秀萍并未就欺诈请求撤销共同还款的签字行为，《借条》的内容对邓秀萍有约束力。二、邓秀萍在对第一笔借款明知的情况下签署了展期协议，落款日期明显是对第一笔90万元借款的展期，展期协议证明邓秀萍有共同还款意愿。三、一审依据在借款1的《借条》及《收款收据》邓秀萍签名处没有标注保证人或担保人就认定邓秀萍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显错误。邓秀萍处没有标注保证人或担保人并不妨碍邓秀萍作为并存的债务承担人，其对该笔90万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结合邓秀萍一审的陈述，录音中邓秀萍的陈述，以及追款过程中邓秀萍的回复，可知邓秀萍明知该签字是为了保障董国林顺利放款所为。四、一审判决认定邓秀萍在2019年12月20日至2020年6月24日已经偿还全部债务本息，明显错误。邓秀萍应当对第一笔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一审以邓伟超、何晓兰、邓秀萍已经偿还所有的债务本息，驳回董国林对邓秀萍名下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郭墩街46号702房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清偿应优先抵充没有担保的第一、第二笔借款。邓秀萍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首先，董国林在原审中是请求邓秀萍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在庭审中，董国林也一再强调并确认，邓秀萍是借款1的担保人。现董国林在上诉过程中又将邓秀萍认为是共同借款人，在一审与二审之间变更诉求已经超出了二审的审理范围。董国林在二审阶段重新改变诉讼请求将邓秀萍列为借款1的共同借款人有违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其次，针对2019年9月3日的90万元借款。2019年9月23日晚在邓秀萍家中，董国林与邓秀萍讲是“循例”而已、是漏签了两份文件要求邓秀萍补签。邓秀萍是在董国林、邓伟超、何晓兰三人的隐瞒与欺骗且遮住文件内容的情况下，误以为其签署的两份文件是2019年9月23日下午办理的借款手续所漏签的文件，且当时该两份《借条》与《收款收据》并没有填写日期，因此邓秀萍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该两份文件。并且，邓秀萍对该笔借款无任何借款目的与用途，邓秀萍在被隐瞒与欺骗的签下自己名字时(2019年9月23日），该笔借款早已在2019年9月5日就已经用于还贷，并且银行出具了贷款结清证明书，该笔款项就以完成它的用途。因此，董国林主张与邓秀萍存在借款关系，董国林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交付的事实。但本案中邓秀萍既没有借款目的也没有借款交付，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邓秀萍在整个借款1的过程中仅仅因为董国林、邓伟超和何晓兰三人的隐瞒与欺骗就在借款1的《借款合同》、《借款收据》与《借条》上签了自己名字，该签字并不能说明邓秀萍是该笔借款的借款人，邓秀萍并非共同借款人无需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三、邓秀萍在借款1中的《借条》与《借款收据》、《借款合同》中的签名并不构成对借款1的担保，邓秀萍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借贷关系未实际发生；再者，邓秀萍未在相关借条或收据上表明其是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条》中也并未出现担保人的字样，因此其无需为2019年9月3日的《借条》承担担保责任。从邓秀萍抵押房产的登记信息可见，邓秀萍仅对2019年9月23日的借款2中的85万元办理了抵押登记，并未作出对2019年9月3日借款1提供物的担保的意思表示。邓伟超、何晓兰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答辩意见。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董国林提交展期协议，拟证明邓秀萍签署时知情的，不存在欺诈行为。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状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秀萍是否应对2019年9月3日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董国林以邓秀萍系2019年9月3日借款的担保人为由，主张其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经审核当事人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邓秀萍不应对2019年9月3日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首先，2019年9月3日的《借条》和《收款收据》中邓秀萍的签名，与2019年9月23日邓秀萍作为借款人的《借条》和《收款收据》的文本格式、借款金额、利率相同，存在邓秀萍以为是2019年9月23日借款漏签文件的可能性。其次，从2019年10月9日董国林与邓秀萍的通话记录可知，董国林有意模糊邓秀萍作为中间人和担保人的概念。而2019年9月3日出具的《借条》和《收款收据》中没有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邓秀萍签名处也没有标注保证人或担保人。再次，邓伟超、何晓兰承认其联合董国林欺骗邓秀萍在2019年9月3日的《借条》和《收款收据》上签名。最后，邓秀萍对于董国林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展期协议签名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该展期协议同为2019年9月23日被欺骗签署的文件之一，故该展期协议尚不足以证明邓秀萍应对涉案2019年9月3日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邓秀萍应对涉案2019年9月3日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有关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董国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伟超、何晓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2元，由上诉人董国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淼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曾晓敏王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