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5民终4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会勇，男，198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菲，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磊，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永健，男，198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陶，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海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经济开发区方山路3795号宝都建材城17号楼10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于会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于会勇因与被上诉人常永健、原审被告山东海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旭环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2民初6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元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会勇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审理的关键环节是司法鉴定涉案设备是否合格,当上诉人作为外地人无法与被上诉人以及购买设备的使用人进行协调,而由于鉴定机构的资质以及被上诉方消极懈怠、拒不配合司法鉴定等问题导致无法对涉案设备作出合理性、公正性结论,在此基础上,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设备重新鉴定,而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涉案设备为“三无产品”为由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假若所有类似的、需要司法鉴定的案件都按照该思路来审理判决,那鉴定程序在司法审理环节有何用，直接按照“三无产品”定位判决就是。同时,如涉案设备并非属于“三无产品”,那么法院是否会直接忽略司法鉴定程序,作出支持上诉人的判决?一审法院判决明显不当,有违司法公正,是在缺乏专业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得出的非专业判决。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章第一节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也就是说“三无产品”的定位是生产者,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并非设备的生产者,只是安装销售者。上诉人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设备的组装,对此，被上诉人也是知情的,根据常识，污水处理系统的组成各配件也不可能是由一个生产商来完成。同时,在本案中,上诉人作为设备的销售方和安装方,也可提供各设备配件的生产商,那谈何三无产品。一审法院对于三无产品的定义过于片面,此项认定究其根源也是对案情和本案环保污水处理设备本身认识不足所造成,况且,涉案污水设备并非国标产品,因此，本案不能生搬硬套“三无产品”的解释。本案中,上诉人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并且组装设备的各配件也是合格的,符合质量要求,在各组成配件上均标明了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也就是说,产品是否合格还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测，如果一律按照“三无产品”处理,也就无需制定第十九条规定。类似于电脑设备的组装,各配件部件都是不同品牌,但这并不影响电脑的合格与否。二、一审鉴定程序违法,无有效鉴定结论。第一、本案在2020年4月16日开庭后,被上诉人委托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涉案设备进行鉴定,2020年10月23日，鉴定机构作出退案函。海旭环保公司作为设备的供应、安装方,并非环保设备各部件的生产者,对于鉴定机构要求上诉人提供气浮机设备的图纸,上诉人积极配合,多次向气浮机提供方(生产方)发出请求,但因涉及商业机密,生产方最终还是拒绝提供设备图纸。图纸的缺失并非上诉人的责任,因涉及商业机密,同时该项也并非鉴定不能进行的根本原因。鉴定无法进行的根本原因是各用户不再需要使用该设备,环保部门不再强制各农户必须使用污水设备,继续使用设备是在浪费各农户的人力物力,所以,各农户拒不配合,不使用设备,就没有养殖污水,没有养殖污水,鉴定才无法继续。一审法院避重就轻,未审查具体案情就对设备进行定性,是错误的。第二,鉴定机构出具的函中注明,鉴定机构2020年6月23日第一次到现场查看设备,现场60吨(中心店)、80吨(远星)、20吨(广鑫)三台设备损坏严重,导致无法提取水样。该设备供应于2019年5月,正常使用下不可能导致如此严重毁损,中间不排除用户人为因素在内。在两次查看现场期间,山东海旭技术人员按照要求到达现场对设备进行调试,但用户消极懈怠拒不配合。其中80吨设备停水停电,拒绝供应,部分设备私自改装管道,导致下水道堵死污水无法进设备,而是直接进入黑膜。李金兆20吨设备拒绝供电,而且以上两用户也亲口承认现在不再需要、不再使用设备。也就是说用户是因根本不需要设备然后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借口而提起的退货,而非设备指标不合格而要求退还设备。第三,本案中，废水处理设备的出水指标高不代表设备必然存在质量问题,对本案来说，设备出现质量问题必须参考进水指标,设备是根据进水指标进行制造,因此，单纯鉴定出水指标对于案件处理不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案还得结合制造设备时所依据的废水进水指标,山东海旭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进水指标4900进行设计制造的废水处理设备,在进水指标维持上述指标稳定的前提下涉案废水处理设备的出水指标完全符合标准,但在使用过程中进水指标达到1万多,远超设备设计时所依据的进水指标。打个比方,一块海绵,可以倒进去一杯水而不漏出来,同样是这一块海绵,再倒上一桶水,就撒的到处都是。环保设备也是这个道理,环保设备都是定制设备,严格按照提供指标进行设计制造,在进水符合提供指标范围内,设备处于处理污水的承载限度之内,污水处理完全达标,但进水严重超标,超过设备的承载和处理能力之后,设备无法处理,出水当然会超标,因此,才导致了本案纠纷的发生。本案过错不在上诉人,上诉人没有进水设计指标是无法进行设计废水设备的,进水指标由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应当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多次要求一审法院及鉴定机构对进水及出水指标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均不置可否,完全忽视上诉人的诉求,在不确定进水指标的前提下对设备进行鉴定是毫无意义的。第四,废水进水指标高低直接影响废水处理设备造价的高低。涉案废水处理设备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废水指标进行设计制造,总造价在90余万元。实际使用过程中，废水进水指标高达1万多,按照该进水指标制造废水处理设备造价在200万元左右,完全不是本案中废水处理设备的制造成本。被上诉人系安徽荷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营业范围明确载明有废水处理设备,因此,其作为制造该类设备的业内人士对于涉案设备的总造价在90余万元是在基于具体多少废水进水指标下制造的应当是明知的。4900的进水指标和1万多的进水指标制作废水处理设备的造价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在没有具体指标的前提下,上诉人不可能造出来废水处理设备。因此,从涉案设备总造价,也能体现出该设备是在基于多少进水指标制造的,同时,基于被上诉人的业内人士身份,其对于该情况也是明知的,因具体进水指标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上诉人认为鉴定机构在对进水指标以及设备出水指标进行鉴定的同时,还应针对相应的进水指标建造达到排放标准的废水处理设备的造价进行评估。但一审中，鉴定机构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问题未做任何处理和审查。第五,鉴定机构并无污水水质鉴定资质。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霍邱县人民法院并无备案,其在鉴定机构经营范围内不包含水质鉴定,因此，无法做出合理、合法的鉴定结论,本案鉴定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养鹅废水处理系统系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数据和指标制作而成,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加工承揽行为,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技术指标制作的养鹅废水处理设备,该设备制作安装完成并交付使用初期,排污标准完全达标,后因使用方擅自将养鹅项目中加入杀鹅工序,导致养殖废水的污染程度大幅提高,即涉案设备的进水水质污染程度大幅提高,超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进水参数设计标准,最终导致目前暂时性的废水处理不达标。因此,即使目前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造成使用方损失,被上诉人作为数据提供方也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书》，系双方口头合同实际履行后另补的,补签该合同的时间应当在2018年9月。关于实际合同的履行内容即标准在该合同中均未得到体现,在实际操作中该合同也无法履行,因合同中未出现废水处理设备分项由哪些构成,各项设备的价款、合同总价款，也没有出现设备应当按照何种指标来设计,仅出现了“达到农田灌溉排放标准”,而在被上诉人不提供进水指标的前提下是无法对废水处理设备进行设计制造的。因此,该涉案合同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事实,无法证明双方按照合同内容对废水处理设备进行设计制造，制造设备的具体参数指标在合同中未出现,根本无法制造设备,也就是说双方不能也无法履行双方签订的该份合同。实际合同的具体内容都是双方另行口头约定的,并且上诉人也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参数指标对设备进行的设计制造。3、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20吨、60吨、80吨共7台养鹅废水处理设备总价款在90余万元,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进水指标来确定工艺流程,确定设备配置大小、尺寸,因为进水指标越高,污染越严重,设备尺寸越大,价格相应越高。上诉人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进水参数4900进行设计制造的废水处理设备,设备投入使用初期完全符合排污标准,后期因使用方使用过程中进水参数发生突变,高达1万2千多,远远超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废水处理设备的设计标准达两倍多,才导致排污不稳定及后期被上诉人多次找到上诉人要求对排污设备进行调试及改造,但导致出现该情况的过错并不在上诉人,完全是因为被上诉人提供参数不准确导致的。同时,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定做的该7台设备总计款是90余万元,是按照进水4900标准制作的。如果是进水参数达到1万2千多,那么，上述几台设备的造价将高达200余万元,远远高于涉案设备的价款。这也能间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进水指标为4900,而在进水指标在设计范围内的前提下,上诉人提供的设备完全达到排污标准。4、一审法院认定金额有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605500元不当,一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手机银行转账记录仅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555500元。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潍坊佳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开具的50000收条以及被上诉人给马佳佳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于会勇垫付货款50000元的事实。收条首先是复印件,是第三方为被上诉人开具,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该收条没有上诉人以及山东海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签字或盖章确认,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一审法院虽在开庭审理时向潍坊佳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万庆宾核实,但是该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本身就书写在收条复印件上,借条的真实性都无法确认,那么以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自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由此得到的万庆宾的证言自然不应当得到采纳,而一审法院以此为据判定该垫付款的真实性,让上诉人退还，明显过于草率,有违公正。 常永健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陈述的理由和事实是在颠倒是非。鉴定机构是通知提前20天的时间进行设备调试，上诉人是在6月23日前一两天才到现场，现在反过来说被上诉人不配合调试。二、上诉人在9月27日通知，10月15到达现场进行调试。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交设计图纸，上诉人一两个月都没提交。上诉人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形，四个出水口只有两个，鉴定机构也写明设备的实际应用与合同不符。上诉人陈述不是国标产品可以调试，但是在现场勘察的情况下，上诉人均未进行调试。被上诉人通过检测发现上诉人设备不符合环保要求，相关农户无法使用该设备，只能闲置。这个设备从交付后一直处于无法使用状态，被上诉人起诉前多次找于会勇调试设备，始终调试不过来，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上诉人从一审中一直在拖延时间，有鉴定机构相关材料可以证明。一审法院在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得不出有效的鉴定结论，转而适用产品质量法，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所说于会勇是公司法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从双方的合同和转账来看，合同是与于会勇签订，转账也是直接转给于会勇本人。即使于会勇是公司法人，转账给于会勇本人，是公司人格混同，于会勇也应当承担责任。 常永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书》，责令被告退还已收取的605500元货款及占用资金利息(利息按照年息6%自原告起诉之日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8日，原告与被告于会勇签订了三份购销合同，原告分别向被告购买20吨、60吨、80吨养鹅废水处理系统共七台，双方约定该污水处理系统质量须达到污水农田灌溉排放综合标准。合同签订后，原告合计向于会勇支付了605500元货款。2018年11月，被告陆续将上述机器运送至原告指定地点交付第三方使用。后因第三方使用人向原告反映被告交付的机器存在明显质量问题，污水处理能力达不到农田灌溉排放综合标准，原告随后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提出维修要求，但经被告多次维修后，上述机器仍无法投入正常使用。2019年5月9日，经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被告交付的机器设备污水处理能力达不到农田灌溉排放综合标准。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委托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案涉设备质量是否合格进行鉴定。意见为：因现场设备的实际应用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被告无法提供设备气浮机图纸等设备资料，不具备鉴定条件，现有资料、设备现状无法满足做出客观公正鉴定需要。另被告于会勇也未能提供案涉设备产品质量合格证和说明书。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必须有中文厂名，中文厂址、电话、许可证号、产品标志、生产日期、中文产品说明书，如有必要时还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说明等等，凡是缺少的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上述要求缺少其中之一，均可视为“三无产品”。于会勇向常永健提供的产品设备从审理查明情况看符合三无产品特征，常永健所购买的设备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属根本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付货款，应予支持。但要求支付利息损失不当，因原告方已使用了被告交付的设备且部分设备损坏严重，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常永健与被告于会勇双方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二、被告于会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常永健已付货款605500元；三、驳回原告常永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55元，减半收取4927.5元，财产保全费3670元，由被告于会勇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于会勇提供的电话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证明案涉设备符合合同约定；本院对常永健提供的短信聊天内容予以认定。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除总计付款605500元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三份《购销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常永健据以解除合同的理由在于案涉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于会勇作为卖方，则应提供证据证实其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的设备排污能力能达到农田灌溉标准，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中，常永健已经就案涉设备处理后的废水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申请鉴定，但因相关损坏设备不具备运行及取样条件，鉴定机构建议变更对案涉设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进行鉴定，后又因于会勇未能提供气浮机图纸且现场设备的实际应用与合同约定的不符合导致最终鉴定不能。再结合于会勇未提供案涉设备的质量合格证、产品说明书以及调试验收合格的相关手续，本案应认定于会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所供设备具备合同约定的排污功能，属根本违约，常永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起诉解除合同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于会勇基于《购销合同书》获取的款项应当退还。于会勇对常永健转账付款555500元予以确认，但常永健所提供的50000元转账记录及潍坊佳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不足以证实其垫付设备款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据此，常永健合计向于会勇支付货款应为555500元，于会勇依法应当返还。至于于会勇二审提出的鉴定申请，因鉴定事项与合同内容不符，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于会勇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2民初684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解除原告常永健与被告于会勇双方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三、驳回原告常永健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2民初68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于会勇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常永健已付货款5555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55元，减半收取4927.5元，财产保全费3670元，由于会勇负担7887.5元，常永健负担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55元，由于会勇负担9040元，常永健负担8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德全 审判员  丁志欢 审判员  卢文乐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蔡金贺 书记员 周焱鑫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