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2民终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芳，男，196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林，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建松，男，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建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浒山街道中央大厦北2701-2727室。法定代表人：许建松。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剑，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徐，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建芳因与被上诉人许建松、宁波建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松置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慈溪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2民初9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建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决撤销沈建芳、许建松及建松置业公司三方于2017年5月2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撤销沈建芳、许建松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许建松对沈建芳不存在胁迫事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许建松等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对沈建芳的胁迫长期存在，沈建芳违背自己意愿签订案涉《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享有撤销权。许建松对沈建芳的胁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初始沈建芳希望通过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解散诉讼取得自己应得的收益，但随着许建松胁迫手段的加剧，以及两诉讼均未取得预期效果。尤其在股东知情权诉讼再审期间，2017年4月许建松使用跟踪、恐吓等手段对沈建芳的威胁达到顶峰，致使沈建芳在2017年5月2日、5月3日签订了案涉不平等的《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本案许建松因1.13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被甘肃省公安机关抓获，经审判定为以许建松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的规定，许建松及其犯罪团伙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纠结“地下保安队”扰乱经济生活秩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许建松通过跟踪、恐吓等手段威胁沈建芳及家人人身安全已经符合了胁迫行为的特征。庭审中已经查明2016年11月经慈溪市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认为股东知情权诉讼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但再审过程中，许建松对沈建芳胁迫手段加剧，跟踪并威胁沈建芳及家人人身安全，致使沈建芳不得不放弃案件再审的机会，在2017年5月2日、3日签订案涉《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在2017年5月19日对再审案件申请撤诉。沈建芳在公司解散诉讼中不同意与许建松调解，但在股东知情权诉讼再审期间，却突然以极低的价格同意退出公司，该转让对价远低于许建松在解散公司诉讼中的出价金额，一审法院对此反常情况推断为可能系双方在考虑合同签订当时公司资产现状、项目运作情况、房地产市场走向及相关商业风险等综合因素后协商确定。本案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2017年5月签订案涉《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的公司资产现状、项目运作情况、房地产市场走向及相关商业风险等可以导致双方签订远低于在公司解散诉讼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出价金额的合同。一审法院不顾沈建芳在一审中提交的大量胁迫证据，反而以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推断胁迫事由不成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没有向慈溪市扫黑办调取从沈建芳车内找到的跟踪器，也没有进行相应技术分析，直接认定该证据不能证明沈建芳待证的跟踪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许建松对沈建芳人身安全的威胁手段主是就是跟踪、恐吓。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许建松的胁迫是否成立。沈建芳提交的证人证言和陈述已经可以证明，该跟踪器是在2017年4月27日，沈建芳签署《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前几天，沈建芳被许建松以行踪进行威胁之后，内心恐惧，将车辆开去汽修厂进行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跟踪器与本案胁迫事项的认定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能够证明许建松胁迫事项成立的事实。一审中，沈建芳已经向法院提供跟踪器的照片，证人证言，以及跟踪器的去向，并向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调取该跟踪器进行技术分析，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认定沈建芳提起撤销权诉讼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沈建芳一直处于许建松的威胁之下，除斥期间应当从许建松被甘肃警方抓获后起算。依据新法优于旧法。许建松等人系当地恶势力犯罪集团，沈建芳多年处于许建松的威胁之下，多次诉讼也没能得到法院支持，深知许建松势力之大，在违背意愿签署案涉两份合同之后，不敢再向公安部门报警，更不敢提起诉讼。在许建松被甘肃警方抓获后，内心恐惧稍减，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本案除斥期间应当以许建松被甘肃警方抓获之日起算，没有超过一年。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辩称：不存在胁迫，沈建芳也没有提供胁迫方面的证据。2017年5月案涉两个合同签订之后还是签订之前，沈建芳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胁迫证据，并且在第一次庭审中沈建芳向法院陈述的时候，也明确表述5月2日合同签订后没有受到过胁迫，合同签订之前，也不存在胁迫。所谓的精神胁迫不存在，2015年6月-2017年5月两年中沈建芳持续对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提起诉讼、申请执行，说明沈建芳所表示的因精神胁迫而感到内心恐惧不敢作为的情形不存在。在知情权案件的再审期间，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多次调解，沈建芳并没有向法院陈述其受到胁迫。在案涉合同签订前，沈建芳曾多次向国税部门举报建松置业公司的账款和税收问题，说明沈建芳没有受到恐惧而不敢举报，说明不存在胁迫。关于沈建芳陈述的胁迫都是其单方自述，并无证据。案涉合同签订当天，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合同是经过中间人磋合友好协商签订的，并且事后也按约履行了这两个合同，我方还配合沈建芳将抵债的房屋进行更名、转让。许建松案涉诈骗与本案无关联性。案涉合同转让款项的高低与合同效力没有关系。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双方自愿协商确定的，按照一审的认定，沈建芳认为过低，但其转让前双方在解散公司诉讼中经过多次对账，说明沈建芳知道利润的存在，现在以这个价格转让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属于合法转让，价格过低显失公平要求撤销的时效已过。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5条和《民法总则》第152条区别在于本案撤销的是合同而不是民事行为，按照特别法优与一般法的原则，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5条完全正确。综上，沈建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建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沈建芳与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于2017年5月2日签订的《合同书》第五条投资款结算后半段内容，即撤销“剩余1807.40万元出资因丙方连年亏损，除注册资金外已经全部亏损完毕，乙方不再向丙方主张任何权利义务”；2.判决撤销2017年5月2日签订的《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和2017年5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条关于股权转让对价400万元的内容；3.判决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向沈建芳支付投资结算款及收益计500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沈建芳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撤销沈建芳与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于2017年5月2日签订的《合同书》；2.判决撤销沈建芳与许建松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判决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向沈建芳支付投资收益500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建松置业公司登记成立于2009年10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许建松，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批发。建松置业公司设立时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后于2013年8月28日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许建松出资1600万元，占股80%，沈建芳出资400万元，占股20%。建松置业公司成立后，于2009年以15400万元的价格拍得位于晓记江以西面积为0.7974公顷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用以开发建设金沙大厦房地产项目（该项目原名“建松大厦”）。金沙大厦项目于2014年通过竣工验收，之前已经开始对外预售。2015年6月9日，沈建芳向该院对建松置业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案号为（2015）甬慈商初字第988号，该院于2015年7月10日对该案作出判决：一、建松置业公司向沈建芳提供自2009年10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财务会计报告供其查阅、复制，并提供自2009年10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供其查阅；二、驳回沈建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驳回沈建芳要求委托注册会计师协助其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沈建芳于2015年9月24日向该院申请执行。2015年12月31日，建松置业公司书面通知沈建芳于2016年1月18日参加关于存量房定价的股东会，沈建芳回函表示此次股东会是许建松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低价出售建松置业公司的存量房，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失灵，沈建芳没有改变决议的权力，决议的通过使沈建芳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表示反对并拒绝出席。2016年1月14日，沈建芳向该院对建松置业公司、许建松（系该案第三人）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案号为（2016）浙0282民初497号。2016年1月18日，建松置业公司按期召开股东会并通过了一份关于存量房定价的决议。建松置业公司又于当天即2016年1月18日通知沈建芳于2016年2月6日参加关于改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的股东会。沈建芳书面回函表示其已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公司，最近两次股东会均体现了大股东一人的意志，目前两位股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召开股东会已不能解决问题，应静待法院的判决。2016年2月6日，建松置业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会议罢免了沈建芳的监事职务，变更许建锋为公司的监事。2016年2月，建松置业公司的监事人员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了相应变更。在公司解散诉讼一案的审理过程中，该院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不成。该院于2016年9月22日对该案作出判决：驳回沈建芳要求解散建松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2016年11月2日，该院作出（2016）浙0282民监8号民事裁定，载明经该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认为，（2015）甬慈商初字第988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再审案件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案号为（2016）浙0282民再10号。在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沈建芳、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于2017年5月自行签订了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沈建芳于2017年5月19日对再审案件申请撤诉，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裁定，准许沈建芳撤诉。2017年5月2日，许建松作为甲方、沈建芳作为乙方、建松置业公司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合同书》一份，载明各方经友好协商和结算，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转股、购房等合同如下：沈建芳向许建松转让沈建芳所合法持有的建松置业公司2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400万元，待20%股权过户至许建松或许建松指定第三方名下当日，由许建松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沈建芳，沈建芳应在收款之同时，向许建松出具收据；许建松、沈建芳因办理股权转让备案手续需要而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仅做工商变更登记使用，与本合同内容有冲突的，以本合同约定内容为准，备案合同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另行签订，股权转让手续需在本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三方无条件配合履行；沈建芳向建松置业公司购买房屋8套、车位6只，转让价格合计501.1912万元，需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十天内支付定金400万元，房屋买卖具体由沈建芳和建松置业公司在本合同签订后另行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备案，签订备案合同时可由沈建芳或沈建芳指定的第三人和建松置业公司签订，但房屋买卖款项由沈建芳支付；沈建芳应支付建松置业公司的购房款中的400万元由沈建芳指定许建松将本合同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直接汇入建松置业公司账户内，许建松将400万元汇入建松置业公司账户后，视为许建松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沈建芳，亦视为沈建芳已支付400万元购房款（定金）给建松置业公司，剩余购房款101.1912万元需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支付完毕；房屋买卖手续需在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七天内办理完毕，三方无条件配合，如股权转让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则房屋买卖手续亦应在2017年6月2日前办理完毕；房屋买卖事宜由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备案、开票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视为履行完毕；建松置业公司成立后，许建松、沈建芳作为股东按比例出资，沈建芳合计出资4072.40元（含注册资金400万元），其余3672.40万元［其中宁波斯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佳公司）汇入建松置业公司2900万元，沈建芳汇入772.4万元］由沈建芳以借款名义投入建松置业公司。后沈建芳已经配合获得2265万元（即建松置业公司汇给斯佳公司2265万元），剩余1807.40万元出资（即斯佳公司尚剩余635万元，沈建芳剩余772.40万元，沈建芳名下注册资金400万元）因建松置业公司连年亏损，除注册资金外已全部亏损完毕，沈建芳不再向建松置业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义务；因股权转让之需要而出具的建松置业公司审计报告，沈建芳亦予以认可，但股权转让价格仍为本合同约定之价格，审计报告内容仅作为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使用；合同另就其他事宜进行约定。许清等四名建松置业公司的员工在该《合同书》尾部担保人处签字。同日，沈建芳向建松置业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其汇入建松置业公司772.40万元（不包括其出资的400万元），该款并非借款，实际系其在建松置业公司的出资款，应做账需要而记载为借款，该笔出资款因建松置业公司连年亏损，经股东许建松、沈建芳核算后已经全部亏损完毕，沈建芳予以认可，不会以借款或其他理由向建松置业公司主张该772.40万元款项；因沈建芳退股导致建松置业公司和沈建芳之间平账需要，建松置业公司今后汇入沈建芳账户的772.40万元，沈建芳保证在收到后全部归还给建松置业公司或建松置业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但其中101.1912万元将汇入建松置业公司账户内，视为沈建芳支付的房屋购买款，建松置业公司亦视为收到本人支付的房屋购买款；以上承诺一经出具，不可撤销；以上承诺与《合同书》内容存在不一致的，以承诺书内容为准，沈建芳按承诺书内容执行。同日，斯佳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其公司于2009年、2013年合计汇入建松置业公司的2900万元款项实为沈建芳的出资款，之后建松置业公司汇回2265万元，剩余635万元出资款因建松置业公司连年亏损，经股东许建松、沈建芳核算后已经全部亏损完毕，斯佳公司与沈建芳均予以认可，斯佳公司不会以借款或其他理由向建松置业公司主张该635万元；因沈建芳退股，导致斯佳公司与建松置业公司相互平账需要，建松置业公司今后汇入斯佳公司的635万元款项，保证在收到后全部归还给建松置业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沈建芳亦在该《承诺书》中签字。2017年5月3日，沈建芳与许建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经建松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沈建芳愿意将占建松置业公司20%的股权（原出资额计400万元）以40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许建松，许建松愿意受让上述股权；协议签订之日即为转让的股权交割日期，上述转让股权自交割之日起，沈建芳在建松置业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许建松承继；协议另对其他事宜进行约定。2017年5月4日，沈建芳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沈建芳多次向许建松借款，今其通过工商银行个人账户汇付许建松671.2088万元，该汇款系沈建芳归还许建松借款，汇款完毕后，沈建芳与许建松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同日，沈建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沈建芳收到许建松支付的建松置业公司20%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此款由沈建芳指定许建松汇入建松置业公司账户内，代其支付购买金沙大厦房屋8套、车位6只的购房定金。2017年5月5日，建松置业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为由许建松出资2000万元，占股100%，并将企业类型由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合同书》项下的房屋及车位经由沈建芳出售给案外人，建松置业公司配合办理签订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手续，沈建芳取得案外人所支付的购房款。庭审中，双方确认沈建芳实际取得的股权转让对价即为《合同书》项下的8套房屋及6个车位。2019年1月13日，甘肃省华亭市公安局接到“套路贷”报警，许建松因涉嫌“套路贷”被该市公安局逮捕。本案中，沈建芳、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的争议主要在于：1.沈建芳是否系受许建松胁迫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沈建芳于2019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除斥期间；2.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以及沈建芳于2019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关于第1项争议，本案中沈建芳主张许建松对其实施胁迫，导致其内心产生恐惧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其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2015年始至案涉合同签订时，沈建芳一直在通过诉讼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因许建松的恶意阻挠，如报案公司账簿被盗导致知情权判决无法执行，之后沈建芳起诉要求解散公司也被法院驳回，多年官司打下来没有看到希望，反而认知到许建松背景很深，沈建芳感觉自己搞不过许建松，已经走投无路；2.许建松养有一批打手、保镖，已经形成了当地恶势力团伙，并曾以此震慑沈建芳，许建松还派打手跟踪沈建芳，在沈建芳车上安装跟踪器，在外扬言沈建芳不可能打得赢官司，沈建芳继续打官司的话要让其一分钱也拿不到，并对沈建芳进行搜身，对沈建芳及其家人进行人身安全威胁等，导致沈建芳内心十分惧怕，以此胁迫沈建芳低价退股；3.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沈建芳如未被胁迫，其不可能签订如此低价的股权转让合同；4.目前经华亭市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并提起公诉，已可认定许建松涉嫌恶势力团伙犯罪，该事实也可以说明许建松对沈建芳进行胁迫是真实存在的。该院认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撤销。要构成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须具备如下要件：1.须有胁迫行为；2.须有胁迫故意；3.胁迫须为非法；4.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人订立的合同，如果受胁迫者虽受到了对方的威胁但不为之所动，没有与对方订立合同或者订立合同不是由于对方的胁迫，则也不构成胁迫。当事人以受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该一年期间为除斥期间，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案涉合同签订于2017年5月，沈建芳提起本案诉讼已是2019年6月，故沈建芳应当对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以及案涉合同签订后胁迫行为持续至许建松被捕时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胁迫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但经该院审查，沈建芳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并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以及合同签订后胁迫行为持续的事实成立，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沈建芳主张许建松对其实施跟踪，但现有证据仅能够反映2017年4月汽修厂员工从沈建芳车里找到一个形似定位器的物品，沈建芳在得知许建松被捕之后将此交到慈溪扫黑办，但扫黑办对此未予立案侦查，也未对该物品进行任何技术分析处理，而从该物品表面看不出与许建松或建松置业公司有任何关联，沈建芳在其笔记中虽记载许建松称其掌握了沈建芳行踪并由此进行威胁，但该笔记均系沈建芳自行书写，形成时间不能确定，也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此外沈建芳主张许建松派人开车对其进行跟踪，也仅有雷旺的证人证言，且该证人当庭所作证词与其之前出具的书面证词之间内容上存在较大出入，故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沈建芳待证的跟踪事实；其次，沈建芳主张许建松对其进行搜身、对其及其家人进行人身安全威胁、以恶势力团伙对其进行精神震慑等，但沈建芳对此仅提交了其笔记及叶家社区居民委员会所出具的证明，而该笔记系沈建芳自行书写且形成时间不能确定，社区证明系属传来证据，均无其他证据佐证，故难以作为认定其主张事实的有效证据，且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显示，许建松涉嫌的“套路贷”犯罪案件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市公安机关在接到沈建芳反映的情况后亦未对此立案侦查，故沈建芳上述主张事实均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该院难以采信，至于沈建芳所主张的许建松以扬言不分给其一分钱、故意做低房价、免去其监事职务等威胁沈建芳低价转股，即使属实，沈建芳笔记也显示上述情形早在2015年4月、12月及2016年2月即已发生，但之后沈建芳提起并坚持诉讼等客观事实可以反映出沈建芳并未由此陷于恐惧而同意低价退股，故沈建芳以此主张其基于被胁迫而签订案涉合同亦不能成立；第三，自2015年6月沈建芳提起知情权诉讼至2017年5月案涉合同签订之间的近两年时间内，沈建芳持续地对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提起诉讼、申请执行，如其陈述属实，其因受许建松胁迫而内心十分惧怕，那么按常理其也难以坚持近两年的诉讼行为，且案涉合同签订于知情权诉讼案件再审期间，也未见沈建芳向法院反映过胁迫情形，而沈建芳以其经多年诉讼但未达到其诉讼目的为由主张受到胁迫亦无任何依据，合同签订当日双方未发生冲突，沈建芳也未被限制人身自由，事后更未报警，且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已按约履行，在之后较长时间的履行过程中亦未见双方发生争议，从上述情形来看，均未反映出有明显的胁迫迹象；第四，尽管案涉合同所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远低于之前在公司解散诉讼过程中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的出价金额，但也有可能系双方在考虑合同签订当时公司资产现状、项目运作情况、房地产市场走向及相关商业风险等综合因素后协商确定，不能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来反推存在胁迫事实；最后，沈建芳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陈述合同签订之后许建松未对其实施胁迫行为，尽管其之后又提交证据即两份事情经过陈述及一份社区证明，欲证明其分别在2018年4月、9月找过许建松交涉却反被威胁以及其在合同签订后一直内心惧怕而不敢报警的事实，但事情经过陈述系由沈建芳在诉讼过程中自行书写而成，社区证明系属传来证据，均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能证明沈建芳所主张的胁迫行为持续的事实成立。综上所述，沈建芳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尚不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以及合同签订后胁迫行为持续的事实成立，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沈建芳起诉亦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沈建芳以胁迫为由诉请要求撤销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项争议，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示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该一年期间为除斥期间，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现沈建芳主张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远远低于所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公司实际存在巨额盈余、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极不对等，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以此主张要求撤销案涉合同。对此，该院审查认为：沈建芳主张显失公平，但根据其所诉称的事实，双方在公司解散诉讼期间经过三次对账，其当时已知晓公司盈利情况，并知晓其还可以从建松置业公司取回投资及获得收益共计6427.40万元，即沈建芳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对公司盈余状况是明知的，对其所持有的20%的公司股权价值远不止400万元或8套房产及6个车位的对应市场价值亦是明知的，故即使显失公平成立，沈建芳从案涉合同签订时就已经知道显失公平这一撤销事由，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现沈建芳起诉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故沈建芳以显失公平为由诉请要求撤销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该院对沈建芳变更后的第1、2项诉请即要求撤销案涉《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请均不予支持。至于沈建芳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向沈建芳支付投资收益5000万元，系基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提出的公司盈余分配之诉，因其前两项诉请不成立，现沈建芳不具备建松置业公司股东资格，其诉请要求分配公司盈余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沈建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96800元，由沈建芳负担，交纳法院。二审中，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沈建芳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甘肃网公布的甘肃省法院公布五起已判决涉黑涉恶典型案例，其中第五起平凉市华亭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许建松恶势力集团案件的网上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此案是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判决许建松构成诈骗罪，但没有具体的年限，据其了解判了14年，其中跟踪沈建芳的许建松的保镖梁晓云判了10年，具体的罪名不知道。2.每日甘肃网公布的平凉：许建松恶势力集团案件打印件一份，拟证明许建松、梁晓云恶势力集团采用严重影响被害人及亲属日常生活的手段。3.建松置业公司通讯录一份，拟证明跟踪沈建芳的梁晓云是公司综合部员工，公司排名许建松第一，沈建芳第二。经质证，许建松、建松置业公司认为，证据1和证据2新闻稿是多媒体发布的，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许建松是涉嫌犯了诈骗罪，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股东协议之间的纠纷，而许建松在平凉涉及的诈骗是小微网络贷，涉及的金额为500元-2000元，这个犯罪跟建松置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对沈建芳的待证目的和待证事实都有异议。该两组新闻的发布时间是2020年7月5日，都是在一审审判期间，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证据3通讯录的三性不予认可，没有公司盖章，只是打印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沈建芳是否在许建松跟踪、恐吓等手段的胁迫下签订了《合同书》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2.沈建芳提起撤销权的诉讼是否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沈建芳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在许建松胁迫下签订的，一审法院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本院不作一一赘述，沈建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沈建芳向一审法院起诉时的请求为：判决撤销《合同书》第五条投资款结算后半段内容以及《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条关于股权转让对价400万元的内容。后变更为：判决撤销《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在胁迫情形下签订依据不足，并无不当。基于沈建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胁迫事实存在，故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涉案合同签订于2017年5月，沈建芳于2019年6月提起诉讼，沈建芳起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沈建芳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沈建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20元，由上诉人沈建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宏亮审判员  胡曙炜审判员  朱 静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