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旭，男，198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贾江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翦维康，男，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行政经理。上诉人韩旭因与被上诉人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14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海德汉公司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海德汉公司支付韩旭工资损失5105.71元；一、二审诉讼费由海德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韩旭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海德汉公司补发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所有工资并要求海德汉公司出具补发工资的明细，海德汉公司的人事经理翦维康于2019年8月9日以邮件形式向韩旭发了名为“汇算整理”的补发工资明细，其中明确表明：第一，补发工资的方式是按月进行补发并扣除相应个人所得税；第二，“汇算整理”明细中清楚地写明补发工资税前总额和扣除应缴纳的个税后实得工资总额。韩旭核对实得工资数额和自己以往实得收入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于2019年8月11日签署《和解协议》，然而海德汉公司实际补发工资的形式却变成了将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总计445359.72元按照2019年8月份一个月的正常工资收入进行纳税，导致韩旭本应所属2018年的10个月的工资收入总和被计算到2019年的收入，直接导致韩旭2019年应纳税金额基数和税档大幅提高，造成实得工资损失35504.3元。海德汉公司对于补发韩旭工资的形式和韩旭实得工资金额都与签署协议前的“汇算整理”中的数据和形式存在本质的差别，海德汉公司作为个税代扣代缴义务人具有专业的知识，并且该公司不是第一次给员工补交工资，但是在双方签署协议前却给韩旭提供虚假的信息导致韩旭对于协议内容产生重大的误解，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前提下签订了《和解协议》，而且签订协议后的履行过程中海德汉公司明知道不能按照“汇算整理”中的实得金额给付，其不是第一时间通知韩旭进行协商，反而掩盖事实并以补交社保相要挟，逼迫韩旭继续签订《和解协议》以外的其他协议，韩旭在不得已和被欺瞒的情况下签订了《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此时韩旭根本不知道实际支付到韩旭银行卡里的工资数额与“汇算整理”中的实得工资数额存在巨大差异，直至韩旭查看银行到帐信息发现巨大差异后，电话和邮件质问海德汉公司，海德汉公司才以只是代扣还没有交到税务局为名又给韩旭打来9493.71元，但是两笔款项总和仍然与“汇算整理”中的实得工资数额相差甚远。因此，韩旭认为海德汉公司在与韩旭签订协议前后都存在隐瞒事实欺骗的行为致使韩旭对协议的内容产生了重大的误解，因此请求按照“汇算整理”表格中实得工资数目改判海德汉公司补齐差额款项35504.37元。除此之外，在2019年度汇算清缴时，韩旭还因海德汉公司拖欠18个月的工资一次性补发的行为，导致韩旭2019年的纳税基数和税档都大幅提升，共计损失5105.71元。海德汉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韩旭聘请了专业律师进行了全程参与协助，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确认并签署了协议。海德汉公司在《和解协议》协商和签订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误导和欺骗。海德汉公司与韩旭签订的劳动合同、和解协议，包括在和解协议协商过程中，均约定为“税前”金额，个税应由韩旭本人承担，公司负责代扣代缴。海德汉公司提供给韩旭的补发工资明细表仅是一个测算表，公司在测算表中已有明确的文字提醒，测算数据不是韩旭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解协议》签署后已经执行，韩旭从未因其对协议的内容产生重大误解而提出过协议无效的诉求。韩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海德汉公司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2.海德汉公司赔偿韩旭工资损失5105元（庭审中，韩旭将该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5105.7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本案纠纷，韩旭曾向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海德汉公司支付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2.海德汉公司赔偿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工资损失5105元。顺义仲裁委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4159号裁决书：驳回韩旭全部仲裁请求。韩旭不服上述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法院。韩旭主张因海德汉公司在2018年2月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法院生效判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双方签订离职补偿协议，在协议中规定海德汉公司要一次性补给韩旭工资，导致所有补发工资在2019年统一计税，给韩旭造成税金损失35504.37元；另外，因为将2018年10个月的收入一并纳入2019年计税导致韩旭还需要补缴税款3905.71元，韩旭本来应该享受的1200元养老养小税收优惠也没有了，海德汉公司是过错方，因此应当赔偿韩旭以上所有损失。为证明其主张，韩旭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2.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9)京03民终9175号、签署的离职协议，证明二审判决海德汉公司败诉，判处海德汉公司与韩旭继续履行无固定期劳动合同，韩旭回公司工作，之后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签署协议，规定双方遵循二审判决结果，海德汉公司补发韩旭从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的工资、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海德汉公司（甲方）与韩旭（乙方）于2019年8月11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就三中院作出的《判决书》中的全部判决的执行达成本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本协议提交至本案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法院）备案。经双方平等协商，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0日解除，甲方为乙方补缴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甲方和乙方本协议一经履行完毕，《判决书》中判决双方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同时被视为履行完毕。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任何一方均无权请求执行《判决书》中的任何内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项共计税前人民币749134.72元，甲方将根据相关中国法律的规定代扣代缴应当由乙方承担的个人所得税，补偿款项具体内容如下：（1）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45359.72元（税前金额）；（2）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金（离职前12个整月的月平均工资25150*8.5个月），计人民币213775元（税前金额）；（3）甲方额外向乙方支付一笔补偿金，为乙方4个月的基本工资（即22500*4），计人民币90000元（税前金额）……”。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公司严格遵守法院判决，根据协议和法院判决履行了义务。3.邮件及补发工资明细，证明：（1）海德汉公司人事经理翦维康代表海德汉公司以邮件形式发给韩旭补发工资的明细表，明确写明税前税后工资数额，个人所得税按照每月支付工资缴纳。韩旭是以此明细表的金额为基础签订的离职协议。（2）载明2018年2月的纳税金额为2659.97元。事实上2018年2月13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发放2月工资时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因此2月海德汉公司重复计税，导致韩旭工资损失，该损失应由海德汉公司承担。邮件中的明细表内容为：期段基本工资合计（税前）各项补贴、福利合计（税前）五险一金个人合计个所税工资净得合计20180214-2018022812155.179502659.9710445.220180301-201812312250002130054391.5624698.41167210.0320190101-201907311575002050039336.577846.34130817.0920190801-201908097159.09795.455485.172469.37总计401814.2643545.4599213.335204.72310941.69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法定经济补偿金（税前）2137752018/8-2019/7月均工资25150计算经济补偿金所用月数8.5公司额外支付补偿金（税前90000元）90000经济补偿金（税前）303775税前合计749134.71说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公司是根据协商的过程中，韩旭提出的测算要求，按月测算的数据，因为公司是第一次操作一次性补发工资，又跨年，还赶上2019年税制改革新税法适用，所以测算的表格不是最终的权威的依据，只能提供测算版以供参考，协议约定公司需要支付给韩旭的款项均为税前金额；测算表中已注明表格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所以公司是不存在以错误的个税明细来欺骗韩旭签署和解协议，签署协议之前，韩旭可以就个税问题咨询专业人士，不能将责任加给公司。4.2019年纳税证明，证明海德汉公司补发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工资期间仅仅2019年8月一个月有纳税记录，其余月份都是零，是公司的原因导致韩旭在2019年8月缴纳了68000多元的税金，导致韩旭实得工资损失32000多元，32000元是测算表中工资净得合计310941.69-278097.29（公司实际支付的工资）的差额。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2019年9月4日扣税金额为68048.57元，但主张税款是由税务部门统一扣除的，公司反复与税务部门核实后进行的个税扣缴，不存在多扣的情况。5.往来邮件，证明9月6日在顺义法院执行部门，韩旭与海德汉公司财务总监张悦光、翦维康口头协商韩旭实得工资损失事宜，张悦光让韩旭写书面邮件给海德汉公司协商解决，2019年9月18日韩旭向海德汉公司提出实际工资损失赔偿方案，但是2019年11月1日海德汉公司称可以通过年度汇算清缴将多交的税退回并拒绝赔偿；执行法官告诉韩旭补工资都会涉及税金问题，是通过劳动者和公司协商解除。海德汉公司对邮件真实性认可，但主张韩旭的请求属于额外补偿的一部分，公司对于任何补偿都要向总公司申请，总部反馈公司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的义务，不用另外补偿。6-7.税务系统APP截图、2019年度税务系统补税截图，证明韩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按照税务系统APP中按照要求说明原因但是税务局驳回韩旭的退税申请；另外，因为海德汉公司将2018年2月14日至12月31日以及2019年1月1日至8月9日拖欠韩旭的工资合并到2019年8月一次发放直接导致韩旭2019年个税收入栏大幅度提升，需要再向税务机关补税3905.71元，并丧失本应该享受的个税优惠（养老，养小，继续教育等）1200元，共计5105.71元。海德汉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根据税务系统APP截图可以看出韩旭除了从海德汉公司有工资收入，还有其他公司给韩旭发工资，汇算清缴是对纳税人全年收入进行核算的，韩旭在汇算清缴时还包括新公司的收入，韩旭的推断多交的税是由海德汉公司造成不准确；针对汇算清缴退税的说法，公司当时提示的是汇算清缴可以抵扣的是6项附加扣除的金额，也就是2019年度税务系统补税截图的养老养小优惠，根据税法，个人的汇总清缴中个人抵扣的部分可以由公司按月申报，也可以劳动者自己在次年申报。8.银行流水，证明韩旭本人2017年每月实得工资情况，作为2018年其应得收入的参考。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之前的工资都是正常支付，与一次性支付有区别，公司除根据协议支付18个月的款项及法定解除补偿外，还额外支付了经济补偿金9万元，就是考虑到韩旭的不确定的损失才支付的，韩旭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损失没有任何依据，和解协议是基于劳动关系享有的全部权利全面最终的安排，协议条款是经过韩旭确认的，所以韩旭完全理解并认可各项条款。9.往来邮件，证明海德汉公司在明知不能按照补发工资明细中韩旭实得工资金额进行补发情况下，故意欺骗韩旭掩盖事实，并且以如果韩旭不签署和解协议以外的履行方式确认书就不予以社保补缴等相威胁，欺骗并胁迫韩旭签署离职协议以外的其他附属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不承担给韩旭造成的实际工资收入损失。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系韩旭偷换概念，公司不存在欺骗和掩盖事实的情形。10.往来邮件，证明根据协议海德汉公司2019年8月9日就已经与韩旭解除劳动合同，并在此日期后不再支付韩旭任何工资，但是直到2019年9月19日在韩旭的多次催促下才通知韩旭来公司拿离职证明，并同时邮件要挟韩旭签署一份新的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才能拿离职证明。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8月12日至8月23日期间公司与韩旭一直沟通，要求韩旭到法院申请执行，通过执行文书为社保补缴提供帮助，8月26日，韩旭申请执行；8月29日，公司向韩旭发出两个选择方案，让韩旭自己选择，韩旭选择了方案1，公司在下班前向韩旭支付了工资，当天是加急操作，目的是为了韩旭的社保补缴；9月9日，韩旭依据和解协议向公司退还了4万元，之后公司支付了另一笔尾款；9月11日，公司向社保局申请补缴；9月18社保局核准；9月19日自税务局获得基数标准，之后韩旭来公司办理手续。海德汉公司主张与韩旭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公司充分履行了义务，不存在拖欠任何款项。为证明其主张，海德汉公司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和解协议，证明（1）协议约定了韩旭补偿款项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公司核算个人所得税的依据是相关中国法律的规定。（2）公司与韩旭明确约定了补发工资(税前人民币445359.72元)、法定经济补偿金（税前人民币213775元），额外向韩旭支付的补偿金（税前90000元）的具体金额，公司按照协议履行了全部支付，公司实际支付金额和协议上的约定金额是相符的，不存在欠付任何费用的情况。（3）双方同意公司在向韩旭支付协议约定补偿款项时，有权从补偿款项中扣减韩旭应当向公司返还的“3.14经济补偿”。（4）公司与韩旭双方同意并确认，在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完成给付义务后，公司不再欠付韩旭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解除时韩旭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任何款项。（5）韩旭承认并确认其永久且不可撤销地放弃由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或解除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任何权利、主张和/或追索权。（6）第六条“无权利主张”条款，证明韩旭确认，本协议是对其基于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所享有的全部权利的全面、最终的安排；除协议明确约定外，公司对韩旭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韩旭对公司也不享有任何其他权利。（7）第十一条“乙方确认”条款，证明韩旭确认其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协议的所有条款，且对协议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并自愿签署。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于2018年2月单方面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决海德汉公司继续履行与韩旭的无固定期合同。海德汉公司的代理律师电话与韩旭沟通称海德汉公司希望协商解决此事并询问韩旭的意见，韩旭表示协商的基础是海德汉公司补发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拖欠的所有工资，之后再谈其他的离职补偿。根据最终的协商协议，补偿款项第一条第二项明确写明了海德汉公司需要补发韩旭从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445359.72元（税前金额）。由于是补发工资，韩旭作为劳动者当然要关注自己的到手的实得工资数目是不是正确的，因此在签订协议签韩旭要求海德汉公司对于补发工资明细做出书面说明，包括个人纳税部分的金额，社保公积金等个人扣缴部分的金额，以及实发工资的金额。海德汉公司人事部经理翦维康代表公司正式邮件的方式向韩旭发送补发工资明细。明细明确写明了扣除个税和社保公积金之后韩旭的工资净得合计是人民币310941.69元。韩旭核对与以往收入相差不大，在此重要基础之上才同意与海德汉公司签署协议。至于他们小字写得实际政府部门核定为准，海德汉公司并没有向韩旭说明实得工资会与表格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就2月份的纳税问题，韩旭曾联系翦维康进行询问，为什么2月份只有半个月的工资但是纳税却比3月份一整个月还多，而且2月13日他们非法解除合同时已经代扣了2月1日到13日工资的个税，翦维康电话里回复说税务部门会核算，韩旭理解这句按税务部门核算核定为准是应该海德汉公司与税务部门说明情况。协议约定是补偿非法解除期间的工资，并不是给一笔钱了事，海德汉公司在偷换概念，更加证明了公司在协议中掩盖欺骗劳动者的行为。海德汉公司以从补发工资中扣除“3.14补偿款”即4万元有可能会造成韩旭社保无法补交，并且他们不承担责任为由要求韩旭退回“3.14补偿款”，韩旭已经履行了退还义务。对于其他条款的证明目的，韩旭认为协议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法律容许的范围。2-4.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张、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1）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30日和2019年9月9日向韩旭分别发放268603.58元、9493.71元工资款。韩旭税后实得工资金额合计278097.29元，公司已足额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不欠付韩旭任何工资款；（2）韩旭本人提供个人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两笔工资款项收讫。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给韩旭268603.58元，在此之前并没有告知韩旭补发工资和补偿金的金额与之前8月9日签署协议前的金额有巨大的差距，而是韩旭在查银行到帐金额的时候发现如此的差别，并通过电话和邮件质问翦维康，之后公司于9月9日又给韩旭转账第二笔款项9493.71元，两笔共计278097.29元，但是与8月9日的工资净得明细金额仍然相差甚远。5-6.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证明公司于2019年9月4日依法申报、缴纳韩旭的一次性补发工资个税68048.57元，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韩旭的质证意见为：造成这种纳税金额的结果全部是由于海德汉公司2018年2月13日非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且是唯一的原因，海德汉公司应承担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给韩旭造成的所有不利后果。由于海德汉公司自从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9日，一直拖欠韩旭的工资，最终导致韩旭从2018年3月至12月的纳税记录都是0，并将本应为2018年的收入计入了2019年收入合计，工资收入的所属年份发生了变化，导致韩旭本人在2019年的税档一下提升到了25%，海德汉公司作为这个结果的唯一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给由于拖欠韩旭工资造成的个税增加的所有不利后果，韩旭作为劳动者不应承担由于海德汉公司的错误所带来的损失。7-11.社会保险费补缴相关审批表、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补缴汇总表、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顺义法院结案通知书，证明海德汉公司通过人事服务公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韩旭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补缴金额总计为99213.86元，此费用（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与税后实得工资、个人所得税合计金额为99213.86+278097.29+68048.57=445359.72元；公司完全履行了《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支付韩旭补发工资总计445359.72元的义务；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出具《结案通知书》：“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京0113民初28205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也可以证明公司已履行完成韩旭劳动争议案件应履行的全部义务。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韩旭签署协议的本意以及协议中约定的是补发韩旭海德汉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不是一次性给445359.72元了事，且2019年8月9日书面发给韩旭工资净得收入明细，韩旭在此基础上才同意签订协议的。海德汉公司要求韩旭配合去法院强制执行，是海德汉公司在协议中设下陷阱，妄想用这个协议代替法院的判决书，韩旭在签署协议签并不知晓他们设下的陷阱。结案通知书只是针对海德汉公司是否支付了韩旭二审判决书中写明的3个月的工资金额，并不能说明之后的离职协议已经履行完毕。12.韩旭2019年8月-12月工资薪金收入记录，证明韩旭2019年除了从海德汉公司取得了工资收入，还从其它公司获得工资收入。税务部门是对个人全年收入进行汇算清缴，其中包含在其它公司获得工资收入个税未足额缴纳的部分进行征缴。韩旭的质证意见为：补缴是因为海德汉公司拖欠18个月工资，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是在2019年发放，所以2019年合并计税。因为2018年的收入在2019年发放，计税比例提高，纳税额提高，所以需要海德汉公司补偿。2019年开始国家变成以总收入计算税额，如果减去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收入，韩旭2019年的实际正常收入是272284.54元，对比韩旭2020年底工资总额284854.80元两者相差不多，2019年更少，但是韩旭2020年缴税9312.22元，2019年交了68000多元的税以及补缴的税额，合计73510.28元，完全是由于海德汉公司拖欠工资导致本应在2018年的工资收入合并到2019年计税，造成韩旭的直接损失。13.关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证明“通知书”中公司就继续履行韩旭的劳动合同有关安排通知韩旭本人，包括补发工资、岗位安排等事宜，如韩旭当场签字确认，其中止的劳动合同都可立即恢复并继续履行。韩旭当初阅读了此通知书，他表示希望和公司继续协商《和解协议》，所以并未签署和接受该“通知书”。证明签署《和解协议》是韩旭本人的意愿，是其自主的选择，公司并未向韩旭施加任何压力促使其签署《和解协议》。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二审判决生效，韩旭与海德汉公司的劳动合同恢复，不用海德汉发通知再生效。在二审判决书生效后，海德汉公司通知韩旭先别去上班在家休年假，韩旭回复公司没有资格强行安排其休假并于第二天去公司上班，但是他公司不还给韩旭工资卡，也不退还给工作电脑，就让韩旭在会议室待着。后来，韩旭因公司的各种做法来考虑，同意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14.公司与韩旭就和解协议的协商沟通邮件，证明公司分别于2019/8/9日15：13：10、2019/8/9日19:43给韩旭的邮件中多次向韩旭表达“如不能达成和解，公司将立即执行法院判决书的判决，即韩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证明公司与韩旭双方平等协商《和解协议》的相关内容，韩旭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签署《和解协议》或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二审判决生效后无固定期合同已然是持续履行的状态了，海德汉公司同不同意根本无关紧要，也无需公司发通知书韩旭签字才能继续履行。15.公司通过邮件向韩旭提供其要求的韩旭2019.02.14-2019.08.09补发工资核算表、和解协议文本（补发工资核算表、邮件）（2019年8月9日），证明在双方协商签署《和解协议》阶段韩旭表明接受公司的协商方案，但要求公司提供补发工资社保及在职福利的明细测算，证明在韩旭的要求下公司给韩旭提供补发工资测算表，表中明确注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拖欠韩旭18个月的工资，离职协议明确写明要补发拖欠的工资，韩旭作为劳动者当然要知道补发工资按照正常方法扣除个税和社保后的实际净得工资是多少，这也是韩旭签协议的重要基础，韩旭是看到这个明细的金额和以往的实得金额差不多才同意签字的。双方协商离职协议，需要提供实发工资明细，公司拖欠劳动者工资，不可能不去咨询税务机关工资应该怎么补怎么发。16.《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证明确认书写明：本确认书是公司和韩旭就双方履行“8.11和解协议”的具体履行的重要依据，还写明：韩旭应向公司返还的3.14经济补偿剩余的剩余款项，将在公司向韩旭支付离职补偿金时扣减，证明该确认书是《和解协议》履行细节双方的确认，不存在任何超出《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存在不平等、强加的内容。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签署离职协议时候根本没有说明在履行协议期间还要再签什么确认书，公司在要给打款的当天上午突然电话和邮件让韩旭签署履行方式确认书，给了韩旭两个版本选择A和B，并且如果不选他们就按照其中之一执行，那就会影响到韩旭社保有可能补交不了并且公司不承担责任，韩旭没办法只能签字。海德汉公司早就知道不能按照那个净得工资明细的金额补发工资，所以才设计出履行方式确认书，目的就是不承担给韩旭造成的实得工资的损失以及让韩旭顺利的把4万元退还给公司。17.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公司与韩旭进行沟通的邮件，证明公司于2019-08-2917：14：49与韩旭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与韩旭进行沟通。证明韩旭在向公司表达不愿意将“3.14经济补偿”一次性全额退还给公司的情况下，为履行《和解协议》公司向韩旭提供两个操作方案供其选择和确认，并告知其操作方案对其社保补缴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和风险，公司只是善意提醒，没有任何欺骗、胁迫的字眼。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不退还“3.14补偿款”只退还差额是翦维康他们提出的，并不是韩旭不愿意退还，并且韩旭已经将差额部分退还给海德汉公司。18.《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公司与韩旭于2019年9月20日签署），证明确认书写明：韩旭同意并承诺全力配合公司相关补偿金个税更正、申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相关单证资料、说明；还写明韩旭同意公司延迟支付离职补偿金剩余款项。证明该“确认书”是《和解协议》履行细节双方的确认，不存在任何超出《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存在不平等、强加的内容。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韩旭一直都在配合海德汉公司更正相关补偿金的事宜，以减少由于海德汉公司之前错误的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19.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与韩旭进行沟通的邮件，证明公司于2019/9/19（周四）21：10与韩旭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进行沟通，并通知其于次日(2019/9/20)到公司办理最后的离职手续。证明公司为了让韩旭享受到《和解协议》约定的离职经济补偿款优惠税率而向其提供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的具体操作安排。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离职补偿金是免税的，不存在海德汉公司为了韩旭而做出额外努力。20-23.补缴韩旭住房公积金2018.03-2019.08银行付款回单、2019-8-23FESCO通知公积金补缴成功的邮件截图、网银收款回单韩旭2010-9-9退还“3.14经济补偿”欠款40000元、2019-9-20FESCO通知社保补缴正式完成的邮件截图，证明公司在履行《和解协议》及最终办理韩旭离职手续等工作中没有任何拖延，而是一直积极地推进。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24.离职证明（2019.9.20韩旭签收），证明《离职证明》文本写明：“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双方确认无劳动纠纷与财务纠纷”，证明公司没有拖延出具韩旭的《离职证明》。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离职证明和补交社保就是公司一直要挟韩旭的把柄，这两项对我至关重要，直到9月19日在韩旭的催促下，公司才答应开离职证明。25.韩旭要求额外补偿的沟通邮件及公司的邮件回复，证明韩旭于2019/9/28向公司正式提出《和解协议》约定的补偿范围外的额外补缴请求，公司于2019/11/1向韩旭答复了公司对其申请的正式答复。韩旭的质证意见为：韩旭要求的是让海德汉公司补偿由于非法解除的错误导致的韩旭实得工资的损失部分，并不是要约定之外的额外补偿。并且在顺义法院执行部门，韩旭已将实得工资差额的问题告知执行法官，法官说补发工资都会有涉及计税的问题，一般都是由企业和员工协商解决，翦维康及张悦光让韩旭先把“3.14补偿款”差额退还给公司，再给公司写一个邮件要求补偿实得工资差额，协商解决。公司在拿到韩旭退还的补偿款差额后就拒绝协商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韩旭与海德汉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韩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导致《和解协议》无效或可被撤销的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其次，韩旭主张因为海德汉公司的违法解除行为导致工资补缴从而最终致使其实得工资损失，但是《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海德汉公司向韩旭支付的为税前工资，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海德汉公司已经实际支出了约定的税前工资金额，并不存在欠付情况。再次，根据海德汉公司向韩旭发送的工资测算表，也已经表明个人所得税有相应调整，海德汉公司并未向韩旭作出实得工资数额的相应保证。综上，在海德汉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履行给付义务，且案涉税款确由税务部门收取的情况下，韩旭要求海德汉公司赔偿因为缴税问题导致的工资差额及损失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韩旭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5809号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3445号判决书，证明以往相同事件补发工资造成的实得工资损失的判决结果，证明韩旭要求海德汉公司支付实发工资差额35504.37元合理合法。2.个人所得税纳税系统截图，证明如果不是海德汉公司拖欠工资，在正常所属2019年工资收入的情况下不可能交纳总计73510.28元个人所得税，这完全是海德汉公司拖欠工资所致，韩旭要求的工资损失5105.71元是由海德汉公司拖欠工资造成的。海德汉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海德汉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海德汉公司与韩旭就和解协议的沟通邮件及附件，证明韩旭对协议的各项条款内容及含义完全理解，海德汉公司从未承诺支付其任何补偿款为税后金额。2.海德汉公司与韩旭就和解协议的协商沟通邮件，证明2019年8月11日海德汉公司接受了韩旭方部分修改意见，重新提交了更新后的协议文本，韩旭于当日接受并签收了和解协议，通过邮件回传给公司。3.《劳动合同》，证明合同中约定海德汉公司每月支付韩旭的工资为税前工资。韩旭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韩旭与海德汉公司就双方之间的争议一直存在协商和沟通事宜，并最终于2019年8月11日签署了《和解协议》。韩旭上诉主张海德汉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前给韩旭完全错误的信息，致使韩旭对于协议的履行产生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海德汉公司在与韩旭沟通过程中发给韩旭的明细表中注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现有证据未显示海德汉公司向韩旭作出过实得工资数额的保证。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海德汉公司已经进行了履行，韩旭上诉提出因海德汉公司的行为，致使其本人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和变更《和解协议》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所签署的《和解协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和解协议》中明确载明海德汉公司向韩旭支付款项为税前人民币，且在支付剩余款项时，将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扣除金额根据政府部门最终认定并实际补缴金额为准。现韩旭上诉主张海德汉公司赔偿其因为缴税问题导致的工资差额及损失，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韩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韩旭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妍熙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张海洋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世洋法官助理 俞 洁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