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1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655号。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强，男，199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上诉人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农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4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大农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对正品猪和次品猪的区分证据不足，将532头生猪均按照正品猪价格计算，有违公平原则。上诉人提交的生猪销售单中虽然没有被上诉人签字，但并不能因此推定该532头生猪重量均符合正品猪标准，被上诉人之所以不签字就是因为其清楚知道交付的猪只数量与上诉人向其交付的猪苗数量严重不符，而上诉人是诚信企业，即使被上诉人不到现场监督，也不影响上诉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如实记录生猪的过磅重量，一审法院强行将532头生猪均按正品猪价格结算，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回收生猪时没有与被上诉人办理交接手续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12头死猪对应价款有违公平原则。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532头生猪、死亡56头，被上诉人认为该12头生猪是由上诉人回收后处死，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三、一审法院推定56头生猪死亡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原因所致，判令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有违居中裁判原则。被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对养殖风险是清楚、知情的，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应当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养殖技术保障，一审法院强行认定上诉人应当提供技术保障，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四、上诉人垫付代养总支出应当为1041919.1元，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代为垫付的冰柜及防疫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该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于法无据；五、被上诉人在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猪苗、饲料、药品、冰柜、块煤等物料费用均由上诉人先行代为垫付，该巨额垫资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和风险，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被上诉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被上诉人既是权利享有者，也应当承担义务。王**强未答辩。襄大农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王**强赔偿襄大农牧公司养殖亏损263548.8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31日，襄大农牧公司与王**强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合同约定，襄大农牧公司向王**强提供仔猪及养猪饲料、药品等，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王**强负责提供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力为襄大农牧公司代养生猪。饲养过程中，襄大农牧公司按饲养阶段和用量派送养猪饲料及相关饲养物品，饲养期限届满后，王**强向襄大农牧公司交售毛猪，重量达到170-220斤的为正品猪，回收价为每斤8.56元，重量在170斤以下的为次品猪，按屠宰价回收。同时，双方还约定，襄大农牧公司承担市场价格变动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养户负责自进猪到毛猪出栏时的一切费用和责任，费用包括饲养员费用、抓猪人工费、运输费、接种疫苗费、装卸费、水电费、检疫费以及出栏后空舍期的清洁费用等。如果王**强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及质量交付成品生猪的，襄大农牧公司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除应支付未支付、私卖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肉猪的总价值外，养殖户另行支付上述肉猪总价值的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襄大农牧公司将600头生猪送给王**强代养，仔猪价值320100元。此后，王**强领取了相应的饲料、药品等，并依约饲养生猪。其中，冰柜一台，价值1510元，煤块4.24吨，价值5724元，各类兽药价值26901.8元，饲料164吨，价值686100元。2018年1月，襄大农牧公司分批回收了王**强代养的生猪，产生抬猪费1064元，共回收商品猪532头，净重50218公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先后有56头生猪死亡，由襄大农牧公司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另外12头被襄大农牧公司回收处死。此后，襄大农牧公司认为王**强应赔偿其代养亏损损失，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襄大农牧公司与王**强自愿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审理中，襄大农牧公司自愿放弃违约金主张，应予支持。其他诉请，主要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代养生猪亏损应当如何计算；二是代养生猪亏损应由谁负担。关于代养生猪亏损问题。王**强与襄大农牧公司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后，襄大农牧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王**强交付猪苗600头，价值320100元，饲料164吨，价值686100元，药品价值26901.8元，冰柜一台，价值1510元，煤块4.24吨，价值5724元，回收生猪产生抬猪费1064元，合计1041399.8元。除冰柜应按返还原物主张，抬猪费1064元应由王**强承担外，代养总支出为1038825.8元。庭审中，王**强主张煤块没有使用，但没有提交证据，导致法庭不能确认其是否能够返还原物，只能依法计入损失。根据襄大农牧公司提供的生猪销售单，以及王**强在庭审中的自认，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生猪的数量为532头，重量共计50218公斤，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公斤17.12元计算，共计859732.16元。但是，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生猪时，没有与王**强办理交接手续，王**强主张是襄大农牧公司回收后处死，而襄大农牧公司没有相关证据反驳。依据公平原则，襄大农牧公司应当按照532头生猪的平均重量计算这12头生猪的重量，即每头94.39公斤，按每公斤17.12元计算，12头生猪的总价款为19391.48元。生猪价款与总支出相抵后，损失为159702.16元。庭审中，襄大农牧公司主张其回收的532头生猪中有次品猪173头，但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襄大农牧公司区分正品猪和次品猪的标准是生猪的重量，但双方回收生猪时并未对每头重量分别进行称重确认，襄大农牧公司对正品猪和次品猪的区分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根据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襄大农牧公司从王**强处回收的532头生猪均为正品猪，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的生猪价款应按照合同约定每公斤17.12元计算。关于养殖亏损由谁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约定，襄大农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生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但是，生猪养殖的成活率及生长质量，与仔猪苗的质量、养殖户饲养过程、养殖技术保障、生猪生长环境等因素均有关联，合同约定将所有养殖过程中的风险均由养殖户承担，明显加重了养殖户王**强的责任和风险，有违公平原则。同时，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亦有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襄大农牧公司除了向养殖户提供猪苗、饲料、药品，还应当给予养殖户技术指导和支持，襄大农牧公司在养殖过程中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对于猪苗能否成活，以及成品猪最终的重量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养殖户王**强来说，其也应当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饲养不当而达不到回收标准造成的损失。具体到本案中，王**强养殖的600头猪苗，其中共有56头猪苗未长成而死亡，另外12头被处死，但是对于56头生猪死亡的原因，王**强及襄大农牧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常理，生猪死亡的原因既有可能是襄大农牧公司提供的猪苗不合格、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亦有可能是王**强在养殖过程中管理失误、饲养不当导致。因此，在王**强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无过失，而襄大农牧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推定56头生猪死亡系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即双方对养殖亏损均存在过错。同时，由于襄大农牧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其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挑选合格猪苗、保证药品质量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在养殖过程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王**强承担亏损金额30%的责任，即47910.65元（159702.16元×30%），襄大农牧公司承担亏损金额70%的责任。又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农牧公司为王**强垫付抬猪费1064元，该部分费用应当由王**强承担。因此王**强共计应当向襄大农牧公司支付的养殖亏损费用总计为48974.65元（47910.65元+1064元）。综上所述，襄大农牧公司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部分支持，其他损失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由襄大农牧公司自己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由王**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猪代养损失48974.65元；二、驳回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9元，由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由王**强负担43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根据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自觉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王**强就生猪养殖事宜签订了《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在养殖生猪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其中关于养殖风险约定为襄大农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对正品猪和次品猪进行区分的标准系依据生猪的重量，由于双方并未对每头回收的生猪重量分别进行称重确认，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认定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从被上诉人王**强处回收的532头生猪均为正品猪并无不当，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将532头生猪均按照正品猪价格计算有违公平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存在56头生猪死亡，结合生猪养殖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合同的约定，在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生猪死亡系对方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养殖亏损均存在过错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垫付的冰柜，一审法院已释明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按照返还原物主张，因此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主张该费用由被上诉人王**强承担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襄大农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9元，由上诉人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张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