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3年4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再国，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52年8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53年10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女，1957年2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凤，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某5，女，1952年3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市。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以下简称刘某2等三人）及原审被告刘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20）苏0621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刘某6遗产范围存在错误。刘某6生前已经对自己的存款作出处分，不应认定为遗产。刘某6生前将存单交给刘某1，银行工作人员到医院与刘某6进行了确认。刘某1已在刘某6生前取出部分存款，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刘某6赠与刘某1。一审认为刘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相关事实，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2019年5月15日代书遗嘱系刘某6生前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代书人仇某、见证人黄某以及刘某6的三位弟弟均证实了该事实。在相关文书中盖章捺印是老年人特有表现，符合刘某6高龄病重的实际。2.刘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刘某2等三人未能尽赡养义务，刘某1应享有更多遗产继承权。一审仅让刘某2等三人少分2%，显然有失公允。刘某2等三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1.遗产系被继承人去世前所存有的财产，不以该财产是否被他人控制和占有来判断，而是以该财产有无被处分掉，实际控制人是否有权占有来判断。刘某1作为案涉存款和房屋的控制人，并不是合法占有，因此存款和房屋应为遗产。2.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只有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以盖章或者手印替代。相关立遗嘱的过程，很多关键细节不能确认，证人陈述存在严重不一致。案涉遗嘱不能作为有效的遗嘱。3.刘某6生病期间，刘某1花了更多时间照料刘某6。但刘某6每月给刘某13000元护理费及1500元加油费。赡养老人不仅是经济上的供养，还有陪伴义务，所以一审判决刘某1适当多分，刘某2等三人没有提起上诉。但如果继承人篡改遗嘱或者伪造遗嘱，应当剥夺继承权，刘某2等三人考虑兄弟姐妹亲情也予以宽容。刘某5未作答辩。刘某2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某1、刘某5退出刘某6、王某41张存单。如已支取，则应退出所支取的全部本金和利息，并赔偿自支取之日至退出之日期间的利息，由四子女均等继承刘某6、王某41张存单中622026.54元本金和相应利息；2.均等继承刘某6、王某夫妇位于海安市××新村××幢××室、××室房产；3.均等继承在海安市委组织部的因刘某6去世应领的各项费用225618元减去办理丧事实际支出所剩部分约20万元（最终按实计算）；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刘某1、刘某5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6（民）(居民身份证号)、王某(居民身份证号)婚后共生育四个子女，即老大刘某2、老二刘某3、老三刘某1、老四刘某4。刘某6生前在原海安县委组织部工作，于1987年12月退休，后单位借用其工作数年，王某于2000年10月6日去世，在王某去世后刘某6独自居住。2016年上半年刘某6在体检中查出其患有前列腺癌，同年5月住院手术治疗（住院约20天），期间刘某2、刘某3、刘某1轮流护理。2018年下半年，因刘某6行动不便，刘某1开始入住其父亲坐落于内照料刘某6。刘某6每月除给予刘某1生活费和护理费3000元外，还另外给予刘某1每月1500元的汽油费，用于刘某1接送其孙子。2018年底，刘某6前往医院保养，上述三兄弟仍轮流参与了照料。2019年6月，刘某6向子女公开其持有的41张存单的信息，刘某2、刘某3、刘某1三人对存单信息进行了登记、拍照，存单由刘某3保管。2019年10月24日，刘某6因病情加重住院治疗，期间，刘某3将其保管的存单按照刘某6的要求交给了刘某6。同年12月14日，刘某3还起草了一份“护理父亲刘某6的子女协议”，约定从12月16日起四个子女轮流护理。该协议有刘某3、刘某1的签名。2020年2月15日刘某6去世。刘某6、王某生前遗留的财产有：一、存款：41张存单，合计本金622026.54元。明细如下：1.刘某6在中国银行海安支行存单35张，合计本金569451.81元；2.刘某6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安支行存单3张，合计本金31400元；3.王某在农村商业银行海安支行存单1张，本金8600元，存单号码为×××；4.王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安支行存单1张，本金10000元，存单号码×××；5.王某在中国银行海安支行存单1张，本金2574.73元，存单号码为×××。上述41张存单，其中刘某1于2020年1月23日和同年2月17日从中国银行取出刘某6名下35张存单本金569451.81元，利息112768.21元，合计682220.02元；于2020年1月24日和同年2月25日从工商银行取出刘某6名下2张存单，本金25400元，利息9616.93元，合计35016.93元；刘某1共支取刘某6名下的银行存款本息计717236.95元。在双方提供的刘某6名下的38张存款单中，有一张户名为“刘某7”（存于中国工商银行海安支行），面额为6000元，存单号为苏A0×××91，因该存单的户名与刘某6的名字不一致，故中国工商银行未兑现给刘某1。此外，在双方母亲王某名下的3张银行存单，因刘某1未获得存单的支取密码，至今未能支取。6.双方一致确认刘某6去世时工资卡中约存有5万元左右，该工资卡由刘某1保管。刘某1称：料理父亲后事的费用都是用该卡中支取的，目前还剩1万多元。审理中，刘某1未能按法院要求将工资卡中的钱用于何处列出具体清单。7.中共海安市委组织部的证明，刘某6去世后其直系亲属享有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225618元。二、房产：1.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03。2.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81.6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76。该房屋登记名字为“刘某7”。审理中，双方一致陈述在××村××幢楼房后侧有二间车棚，无房屋所有权证。另查明：刘某6的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为“刘某6”，公安机关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底册登记的姓名为“刘某7”。审理中，刘某2、刘某3、刘某1对41张存单的相关情况作如下陈述：刘某2称：41张存单当时我们也拍了照片，是真实存在的。2019年11月底刘某2、刘某3、刘某1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把41张存单交给了父亲，父亲就放在枕头下，他说他的存单由他保管，以后还是我们几个子女的。刘某3称：我在照顾父亲的时候，没有过几天就发现存单不见了。我告诉父亲说存单没有了，父亲没有说什么。过了十几分钟，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我问刘某1，刘某1说被他拿走了。刘某1称:2019年6月份，我和刘某3确实就父亲的41张存单进行过登记，登记好了以后还放在父亲身上。2019年7月下旬的一天，父亲说前天存单被刘某2、刘某3拿走了。我说没事，存单拿去没事，身份证在这里，你如果拿不到可以挂失。父亲多次跟他们要，存单在12月份的时候又还给了父亲。当时存单交给了父亲，父亲没有说是属于几个子女的。父亲说这些年我对他尽心尽责地照顾，就把存单交给我，叫我帮他收起来。我理解“交”给我的含义就是这个钱归我。这41张存单中工行有个6000元未能取走，因为名字的原因（存单名字为刘某7）；还有王某的3笔（农行10000元、中行2574.73元、农商行8600元）未能取出。刘某1对于其持37份刘某6名下存单至相关银行支取存款本息作如下陈述：刘某6已经决定将相关存款赠与给我，由于都是存单，也没有密码，支取时必须本人持身份证到柜台支取。鉴于刘某612月底时病情恶化，父亲跟我说要用钱，又不好去拿，叫我去把银行的人请过来，我就去联系银行，我还在银行留了号码，然后银行的人就来医院床头确认我是否是他儿子，这个钱是否给我。银行工作人员当着刘某6的面进行拍照、合影，拍照合影的照片都在中行、工行保存。我把这些存单又再次拿出来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审查确认。后来我又回到银行重新设置了密码，中行的存单密码是在金海国际支行设置的，也是在这里支取的；工行的存单密码是在人民西路总行设置的，也在这里支取的。这些钱有部分是在刘某6去世前取的，还有部分是刘某6去世后取的。因为我这些年照顾父亲，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所以我父亲把存单给了我，我就认为这些存单上的钱是我父亲赠与给我的。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刘某1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到庭作证，证明41张存单是其父亲刘某6亲自交给刘某1的事实。法院接受申请后，依法向银行送达证人出庭通知书。在第二次开庭前，刘某1提交书面申请，撤回了要求银行工作员到庭作证的申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某1还向法院提供了一份书面遗嘱，该遗嘱载明“立遗嘱人刘某6，男。身份证号，住址海安市。本人共生子女四人（三男一女），为了日后子女们家庭和谐相处，弘扬家风，从长远考虑，避免子女为共同财产继承发生异议，我在这里向全家子孙后代打一声招呼。关于房产处理一事，是我与子女们共同商量的结果，也是我决定的结果。本人自愿将位于房屋（产权证××号）待我百老后全部归三儿子刘某1一人所有。立遗嘱人手印、印章。代书人仇某（签名）、见证人黄某（签名）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对此遗嘱，刘某2称：2019年7月我到医院，父亲告诉我说“刘某1请人写了个遗嘱，要我的房产，说是我决定的。父亲说我没有决定，我不可能背着其他三个子女写个遗嘱，我一直让你们四个人协商处理。当时刘某1读给我听的，我没有决定这个事情，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没有同意立遗嘱，我听了刘某1读遗嘱，没有签字、盖章、按手印”。我没有看到父亲有这样的印章。刘某3称：刘某2说的是事实。按照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必须要本人签字，盖章跟按手印是无效的。我听刘某2和刘某4说过遗嘱的事情，说父亲一直没有同意立遗嘱，刘某1要他签字他一直没有同意。我也没有看到父亲有这样的印章。刘某4称：我是2019年6月上旬回来的，跟父亲谈话的时候刘某1也在场。父亲跟我提到家产的事情，父亲突然说那个东西别弄。我就问什么东西不弄，父亲就说是遗嘱。我说怎么会有遗嘱？父亲说刘某1请人代写，刘某1和黄某来，拿了个单子来先给父亲看一下，父亲说看不见，叫刘某1读给他听了一下，上面写“经刘某6同意……”，父亲说他并没有同意。我问房本哪里去了？父亲说被刘某1拿走了，说是孙女要上学要用。父亲说他没有盖章也没有按手印，他就是不同意。我没有看到父亲有这样的印章。刘某1称：父亲交代，为了防止未来有纠纷，他叫我找个人来帮着写个东西。黄某是我父亲的外甥。我父亲就请黄某找个人，黄某推荐了仇某，我不熟悉仇某，我父亲也不熟悉仇某。这个遗嘱内容是我父亲口述、仇某写的。当时我父亲身体正常，大脑很好，只是卧床不起，他是前列腺癌，吃饭、能看书看报纸、写东西。写这份遗嘱的时间是晚上，黄某、仇某晚上大约7点来的，他们来了大约2个多小时。这2小时我在西房间看电视。他们写好了，我父亲让黄某喊我拿印章，因为我父亲的身份证、印章、工资卡都放在一个小包里面，我知道包在哪里，我把包拿过来交给父亲，我父亲盖章按手印的。先盖的印章，左边的一个印章不清楚，所以又盖了另外一个印章，最后父亲按的手印，父亲在组织部和立发乡政府工作的时候都用的这个印章，这个印章还在我这里收藏保管。这个章上父亲的名字还是“刘某7”。刘某1为证明遗嘱形成的具体过程，申请遗嘱执笔人仇某、黄某两位证人到庭。根据刘某2等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刘某1、刘某5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查封，其中对刘某1名下的三个银行账户进行了网络冻结，冻结总额1万余元。对刘某1名下的轿车一辆及一处房产进行了查封。对刘某5名下的5个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冻结总额约2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四位当事人因继承刘某6夫妇遗留财产而引起的纠纷。刘某2等三人及刘某1均系适格合法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对其父亲刘某6、母亲王某遗留财产获得份额的权利。刘某5虽系刘某1的配偶，但其并不是刘某6夫妇的继承人，且刘某2等三人亦无证据证明刘某1所支取的款项存放于刘某5名下，故刘某2等三人申请追加刘某5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要求与刘某1一起承担返还义务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对此不予支持。刘某5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刘某1所支取的存款是否系刘某6赠予；二是2019年5月15日的遗嘱是否有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某1所支取的存款是否系刘某6赠予？赠予行为系一种审慎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当事人实施该行为时，应当预见到可能出现争议。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某1在法院分配其举证义务后，并未就其上述陈述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主张不予采信。刘某1虽然已将其父亲名下37张存单中的存款取出，但只能代表其父亲同意由其修改密码，并不能代表其父亲将存款赠予刘某1，故刘某6名下的37张存单本金利息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王某在银行的3笔存款21174.73元以及刘某6在工商银行的6000元存款，亦应按法定继承方式处理。刘某1将其父亲名下的37张存单中本息717236.95元取出且至今仍由其占有，上述本息717236.95元及利息（自刘某1最后一次取款2020年2月25日次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由刘某1按遗产分割比例返还给刘某2等三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9年5月15日遗嘱是否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遗嘱无效。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书对待；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的答复》中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在上述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及答复中均将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作为认定代书遗嘱有效的必备条件。案涉遗嘱中立遗嘱人刘某6未在遗嘱上签名明显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该遗嘱不应认定为有效。2.按照证人仇某的陈述，案涉遗嘱系由刘某6修改两次后形成的，刘某6曾在遗嘱初稿上亲自添加“是我与子女共同商量”；刘某1也称“当时刘某6身体正常、大脑很好、吃饭、写东西、能看书看报纸”，故有理由相信在立遗嘱当日，刘某6完全有能力在遗嘱上签名。3.在信息化的今天，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录音录像来弥补刘某6未在遗嘱上签名的缺陷或采用其他方式订立遗嘱。故案涉遗嘱不能认定为有效，刘某6名下的坐落在海安市依法应当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根据庭审情况，刘某6、王某的遗产如下：一、刘某6名下存单共计38张，除一张户名为“刘某7”，面额为6000元，存单号为苏A0×××91号，因名字与刘某6不一致而未能领取外，其余37张存单的本金及相应利息717236.95元（已由刘某1领取）。鉴于刘某6生前曾使用“刘某8”的名字，且其户籍底册亦为“刘某7”，加之刘某1持有该存单的原件（未领取），故该笔存款应当列入遗产范围。王某在银行共有3笔存款，合计本金为21174.73元（未领取）。上述41张存款单的存款金额均为刘某6夫妇的遗产。二、双方一致确认其父亲去世时工资卡中约存有5万元左右，该工资卡由刘某1保管，刘某1对此不持异议。刘某1称该费用用于父亲去世后料理后事（双方均称其父亲后事因疫情而从简办理），卡中目前还剩余1万多元，该款亦应列入本案遗产范围。三、刘某6名下的房产：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03；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81.6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76。该房屋登记名字为“刘某7”。上述财产均系刘某6死后遗留下的不动产，属于遗产范畴。对于上述房屋各有的一间车棚，因无合法的产权权属登记手续，不能列入遗产范围，对此不作处理。对于刘某6去世后其直系亲属享有的丧葬费（5260元）、抚恤金（220358元）共计225618元，此类费用并非遗产。因刘某1自认其父亲料理后事系使用父亲工资卡中的资金办理，加上其他当事人均未提出为父亲料理后事有实际花费，故上述5260元由刘某2等三人和刘某1共同分割。抚恤金本应发放给被继承人生前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和用于抚慰死者家属的费用。本案中，刘某6生前并无依靠其生活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故该笔费用亦由刘某2等三人和刘某1共同分割。对于刘某1委托其诉讼代理人对刘某6的三个弟弟采用录像方式进行询问，虽然三兄弟均陈述刘某6曾讲过将存款、房屋给予刘某1。但他们的陈述一方面缺乏事实基础，因为根据刘某1的陈述“刘某6说这些年我对他尽心尽责地照顾，就把存单交给我”，刘某6把存单交给刘某1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刘某6生前自愿将存款赠予刘某1；另一方面他们陈述的内容虽涉及到遗产分割事宜，但陈述的内容不具备认定本案遗产继承方式的法律效力，故三段录像资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平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割遗产时可以多分。自2016年上半年刘某6体检中查出其患有前列腺癌之后，刘某6生活开始不能完全自理，除手术期间刘某2、刘某3、刘某1三人轮流护理外，刘某1对其父亲照料时间较长。2018年下半年，因刘某6行动不便，刘某1为照顾父亲，入住，对刘某6尽到了主要照料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一审法院在分割涉案遗产时可酌情增加刘某1继承遗产的份额，酌定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分别享有遗产份额的比例为23%、23%、23%、31%。刘某2等三人与刘某1本系同胞兄妹，在本案的处理上应充分理解、尊重，而不应当斤斤计较，更不应因本起纠纷而生隔阂，否则亦有违刘某6发扬刘家优良家风的良好愿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登记在刘某6名下的，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03、坐落在海安市（建筑面积为81.6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海安房权证第01××76（该房屋登记名字为刘某7），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分别享有上述两处房产23%、23%、23%、31%的份额。二、刘某6（民）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安支行存单号为苏A0×××91、面额为6000元；王某在海安农村商业银行存单号码为×××、面额为8600元；王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安支行存单号码为02×××45、面额为10000元；王某在中国银行海安支行存单号码为17×××35、面额为2574.73元。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分别享有上述四笔存款截止支取之日本息23%、23%、23%、31%的份额（上述存款单现由刘某1保管）。三、刘某6工资卡内工资余额归刘某1所有。四、刘某1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按23%的比例分别向刘某2、刘某3、刘某4返还其从银行提取的存款本息164964.50元及利息（自2020年2月26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如刘某1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刘某6去世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合计225618元，由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平均分割，各享有56404.50元，由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持判决书至相关部门领取。六、驳回刘某2、刘某3、刘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诉讼保全费9520元，合计32320元，由刘某2等三人负担17280元，刘某1负担15038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1提交了黄某证言两份并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明刘某6生前将案涉存款交给刘某1。刘某2等三人质证认为，2019年5月15日遗嘱中并没有提到存款处置，不符合常理。黄某作为案涉遗嘱的所谓见证人，与刘某1关系相对密切，而且证人证言系孤证。刘某1最后一笔取款是2020年2月25日，刘某6已经去世。刘某2等三人提交了视频光盘1份，证明刘某6在世时家庭和睦。刘某1质证认为，视频内容体现了刘某6对子女的期盼，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刘某1提交的证人证言系孤证，而且黄某亦未见证所谓刘某6将存款赠与刘某1的过程，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刘某2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存款及××村××幢××室房屋是否属于本案法定继承的遗产范围；2.一审认定刘某1继承案涉房屋及存款的31%份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认定口头遗嘱、赠与事实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刘某1主张刘某6生前将案涉存款赠与给其，但仅提供了黄某等人的证言，而且这些证人均未亲眼见证刘某6赠与的过程。即便刘某1经过刘某6同意将案涉存款改密码取出，但不能排除刘某6仅是让刘某1保管存款的可能性。故在刘某1未能就赠与主张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代书遗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要求。刘某1提供的2019年5月15日的代书遗嘱，仅有模糊的签章及手印，未有遗嘱人刘某6的签字，该份遗嘱从形式上不具备代书遗嘱的有效要件。按照刘某1的主张，该遗嘱上的代书人有一定法律工作经验，应当知晓遗嘱人签字的重要意义，且按照刘某1的陈述，刘某6在立遗嘱时也完全有能力在遗嘱上签名。故该份代书遗嘱无效。因此，案涉存款及××村××幢××室房屋应属于法定继承的遗产范围。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根据双方陈述，在刘某6生前刘某1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刘某1可以多分。但赡养老人本就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可以多分遗产，不等于能过度限制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一审酌定刘某1享有31%的份额，并将刘某6工资卡内工资余额归刘某1所有，该酌定在合理范围，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璐审 判 员  谭松平审 判 员  高 雁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  毛校霞书 记 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