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宪苓，女，1957年3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劼昱，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仁和智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刘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文，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鹏，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仁和智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高政，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文，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鹏，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宪苓、上诉人上海仁和智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基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仁和智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资管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1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宪苓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赔偿孔宪苓投资损失［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以下币种同)、申购费10，000元，和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算的利息］和合理费用损失(律师费50，000元和孔宪苓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遗漏了基金募集失败，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应当解散基金而没有解散基金，没有履行谨慎勤勉义务的事实；2．一审判决遗漏了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尽职调查中没有履行谨慎勤勉义务的事实，投资价格应当确定为每股0.12元至3.08元，却错误计算为10元／股；3．一审判决遗漏了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应当中止付款却继续付款，没有履行谨慎勤勉义务的事实；4．一审判决遗漏了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没有在新三板挂牌转让股票，也没有制订或者采取其他退出方案，没有履行谨慎勤勉义务的事实；5．仁和基金公司和上海仁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仁特合伙)财产、人员、业务混同，是同一基金，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共同作出投资决策和管理，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分别管理不同的基金，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存在管理基金的义务和行为混同、人员混同、业绩混同等情形；6．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孔宪苓负有主动了解、审慎注意义务，错误认定孔宪苓是合格投资者；7．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认定孔宪苓有过错，错误认定投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仁和基金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仁和基金公司无需向孔宪苓赔偿投资损失200，000元；2．依法改判孔宪苓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孔宪苓的投资已实际产生100％的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孔宪苓享有基金100万元份额，仁特合伙享有要求案外人蒋某某返还1，5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的权利且仁特合伙所持股公司仍在经营中，孔宪苓主张投资本金已发生100％损失，显然不成立，故本案财产损害在客观上并未实际发生；2．一审法院认定仁和基金公司在向孔宪苓推介环保基金时履行适当性义务存在瑕疵，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孔宪苓对仁和基金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在投资前聘请的投资顾问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投资业务资质，违反了谨慎勤勉的义务。上诉人仁和基金公司及被上诉人仁和资管公司共同对孔宪苓的上诉请求辩称：1．案涉基金没有募集失败的情形，故仁和基金公司没有解散基金的义务；2．仁特合伙已经履行了谨慎勤勉义务，投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中止付款的情形，系按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约定；3．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是关联公司，但财务业务、人事是相互独立的，公司间款项往来是正常的；4．孔宪苓在仁和基金公司认购了近1，000万元的投资基金，说明其资金实力雄厚，且在其他基金投资也可以看出其大多数资产来源于投资，不能以其为退休人员就认定其没有投资能力。上诉人孔宪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共同赔偿孔宪苓投资本金100万元，投资申购费1万元；2、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共同赔偿孔宪苓资金占用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11％计算)；3、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共同赔偿孔宪苓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孔宪苓投资环保基金经过2015年12月10日，孔宪苓作为投资人，仁和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案外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签订《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孔宪苓将100万元资金委托给仁和基金公司设立基金。根据基金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名称为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为仁和基金公司；投资顾问为上海仞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范围为通过加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受让上海能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或用于对上海能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基金规模为2，000万元人民币(满1，000万成立)；基金期限为2年＋1年；托管机构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认购额100万元起，以10万的整数倍递增；认购费为1％，一次性收取，管理费1％／年，投顾费1％／年，托管费0.3％／年；运作方式为基金成立后设立三个月临时申购期，由管理人决定设立临时申购日，只接受申购不接受赎回，之后封闭运作；基金份额根据认购主体及风险不同，分为A、B、C三类，A类基金份额占投资比例0％-80％，固定收益11％＋浮动收益(扣除认购费、管理费、投顾费、托管费等费用)分成，B类基金份额占投资比例0％-80％，纯浮动收益(扣除认购费、管理费、投顾费、托管费等费用)分成，C类基金份额占投资比例20％，(管理人及投顾指定的投资人按同比例投资，投资比例各10％)，孔宪苓认购的为B类……合同还对基金备案的条件、基金成立、信息披露、合同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违约责任等等做了具体约定。关于基金财产的清算，约定如下：1、基金终止后基金财产的清算、归属和分配(1)自基金终止之日起，管理人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在基金终止日，若仍有非现金类资产不能变现的，则本基金期限自动延长，待非现金类资产处置完成后再进行清算。(2)因清算而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由基金财产承担，管理人将直接从基金财产中扣除……(4)管理人应于基金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清算报告，并按基金约定将清算报告向相关当事人进行披露……在签订该合同时，孔宪苓做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中第9题“您预期本基金实现的年收益率是多少”，孔宪苓勾选了“10-20％”；调查问卷中第10题“您认为您能承受本基金财产的最大损失比例是多少”，孔宪苓勾选了“20-30％”。该问卷未对孔宪苓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级。该基金说明书中有“基金预计收益率年化不低于50％”的字样。该《基金合同》中“认购／申购风险提示函”包含以下提示：1、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本基金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3、您已充分理解本基金文件全文，了解相关权利、义务，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您对该《基金合同》及本风险提示函的签署，将表明：您已充分了解并有能力承担该基金可能存在的所有风险，且表明您已认真、仔细、全面阅读并完全理解所有的基金文件和备查文件，并愿意受上述法律文件的约束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您将资金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并由其运用于本基金文件确定的投资范围，是您的真实意思表示。孔宪苓在合同第11页“投资者风险承担申明书”上亲笔抄写了“本人／本机构已认真阅读并准确理解所有基金文件，承诺符合基金合同中关于投资人资格的要求，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基金投资风险”并在申明书下部签名。2015年12月10当天，孔宪苓向基金募集账户支付了101万元，其中委托资金100万元，认购费1万元。2015年12月11日，仁和基金公司向孔宪苓出具《投资确认函》，确认环保基金已成立，孔宪苓认购该基金B类份额100万元整，成为本基金投资人之一。2018年9月28日，仁和基金公司向孔宪苓提交了《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首次清算报告》。《清算报告》明确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为2015年9月16日，基金终止日为2018年9月15日，基金首次清算基准日为2018年9月17日。根据该《清算报告》，基金的利润总和为-869，589.9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9，630，410.09元。迄今为止，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未向孔宪苓支付任何款项。(二)环保基金成立后的投资经过1、仁特合伙与蒋某某的股权转让。2015年7月28日，仁特合伙和蒋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A)，约定蒋某某将其对上海能讯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能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讯公司)8.33％的股权转让给仁特合伙，转让价格1，500万元。在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支付首期转让价款即150万元，双方办理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转让价款1，350万元。协议第七条蒋某某承诺：7.1公司2015年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280万元，2015年及2016年的累计净利润达到4，000万元，2017年年度净利润3，600万元。如若公司没有实现前述任何一项业绩时，仁特合伙有权要求蒋某某以现金形式补足利润，或者按不足部分的差额以整个公司估值1亿元为基准向仁特合伙无偿转让对应差价部分的公司股权或股份比例。7.2蒋某某保证公司于2015年11月底前新三板挂牌成功……7.4公司股改后挂牌前一轮融资，估值为投后不低于3.5亿元，融资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以上。7.5公司挂牌后第一轮融资投后估值不少于3.5亿元，融资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7.7保证公司至少完成上述第7.1至7.6款二分之一(项或条款)的内容，若完成内容不过半，蒋某某无条件按仁特合伙要求的期限内回购仁特合伙对公司的所有股权，并按年化15％的标准支付仁特合伙转让价款本金及利息，以保证仁特合伙退出。协议11.4约定：根据工商变更手续的需要，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同日，仁特合伙和蒋某某另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B)，约定蒋某某将所持有标的公司8.3333％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仁特合伙。2015年7月30日，仁特合伙向蒋某某转账150万元，汇款附言为：股权转让款。此后，仁特合伙又分别于2015年9月17日支付了150万元、9月18日支付了150万元、9月25日支付了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10月15日支付了150万元、10月23日支付了100万元、11月2日支付了100万元、11月3日支付了100万元、11月10日支付了300万元、2016年1月6日支付了100万元，汇款附言均为：股权收购款。以上款项总计1，500万元。蒋某某于2016年1月7日向仁特合伙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收到以上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3月7日，蒋某某和仁特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该解除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5年7月28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上海能讯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8.33％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50万元)以1，500万元价格转让乙方……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带有对赌性的条款，上海能讯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的经营具有不确定性，且乙方管理层因内部决策考虑对投资事项进行了调整，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若乙方继续向能讯公司进行投资或有意受让能讯公司股权，则由乙方同能讯公司及其股东另行签署相关协议，并以工商备案登记为准”。蒋某某和仁特合伙又另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此《补充协议》明确仁特合伙和蒋某某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蒋某某将其持有的能讯公司8.3333％股权转让给仁特合伙，转让价款为15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补充协议。双方约定：若蒋某某推进公司发展并达到本补充协议约定之条件的，仁特合伙向蒋某某支付人民币1，350万元的业绩奖励金。蒋某某承诺公司2015年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280万元，2015年及2016年的累计净利润达到4，000万元，2017年年度净利润3，600万元；保证公司于2015年11月底前新三板挂牌成功；公司股改后挂牌前一轮融资估值为投后不低于3亿元，融资金额1，000万元以上；公司挂牌后第一轮融资投后估值不少于3.5亿元，融资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若公司未完成上述第3.2款至第3.5款中不低于二项的内容，则蒋某某应无条件按仁特合伙要求的期限内归还仁特合伙已支付给蒋某某的1，500万元，并且仁特合伙随时有权按照年化15％的资金占用费率要求蒋某某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1，50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上述《补充协议》落款时间虽为2015年8月3日，但综合蒋某某和仁特合伙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结合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此《补充协议》应系与《解除协议》同时签订。故一审法院认定仁特合伙受让蒋某某转让的8.33％股权的实际交易价格应为1，500万元，而非150万元，其中2015年9月17日至2016年1月6日合计支付的1350万元应为股权转让款而非业绩奖励金。2015年8月6日，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仁特合伙登记成为能讯公司的股东。2017年1月15日，仁特合伙向蒋某某发出《关于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通知函》，要求蒋某某根据协议向其归还1，500万元及按年化15％的费率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2018年4月23日，仁特合伙委托律师向蒋某某发出《律师函》，要求蒋某某返还业绩奖励金1，350万元并按年化15％支付资金占用费。2018年7月，仁特合伙再次向蒋某某发出《关于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通知函》，内容基本同前份《通知函》。2018年9月5日，仁特合伙向蒋某某发出《确认函》，要求蒋某某根据协议安排切实可行的退出方案，并准备相应的资金，专项用于仁特合伙股权的退出。2018年9月6日，蒋某某向仁特合伙出具《上海能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蒋某某关于股东退出方案安排》，向仁特合伙介绍了能讯公司相关业务情况，并提出股权退出方案：本金分5年(2019-2023年)还清，利息在本金归还后3年(2024-2026年)还清。2018年9月7日，仁特合伙向蒋某某发出《关于上海能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蒋某某关于股东退出方案安排的回函》，要求退出的时间是2018年9月15日，认为蒋某某提供的退出方案分期时间过长，并要求按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资金占用费。2018年9月14日，仁特合伙与蒋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将双方之前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由仲裁变更为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30日、2019年10月15日，仁特合伙多次向蒋某某发出《履约催告函》，要求其归还1，5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2019年12月13日，仁和资管公司曾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就与蒋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至2020年3月6日仍未正式立案。2、环保基金入股仁特合伙。上海仁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4年12月10日注册登记成立，股东为仁和资管公司和案外人苏某某认缴出资额分别为99.1万元和0.1万元，实缴出资额均为0，由仁和资管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9月16日，环保基金向仁特合伙转账300万元、2015年9月18日转账150万元、2015年10月22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11月2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11月3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11月4日转账200万元、2015年12月14日转账100万元，以上合计1，050万元。2016年4月5日，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签订《上海仁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为仁和资管公司，认缴出资额1万元，有限合伙人为仁和基金公司，认缴出资额1，050万元。《合伙协议》对于合伙事物执行约定如下：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普通合伙人为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全体合伙人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以下债权：……全面负责合伙企业的各项投资业务及其他业务的管理及决策……为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诉讼／仲裁或应诉，与争议对方进行协商或和解等……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2016年4月12日，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合伙企业登记决定书》，仁特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从原来的案外人苏某某变更登记为仁和基金公司。(三)查明的其他事实1、仁和基金公司为仁和资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成立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时间为2015年9月21日。上海仁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3、2016年7月2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能讯公司新三板挂牌，能讯公司股票于2016年8月5日正式在新三板挂牌。2019年7月1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能讯公司摘牌，能讯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18日正式摘牌。4、2018年3月，宁波双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其与蒋某某股权转让纠纷向珠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珠海仲裁委员会2018年3月15日受理该案，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珠仲裁字(2018)第55号］调解书。5、蒋某某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自2018年起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有多起执行案件已中止执行，其中包含对［珠仲裁字(2018)第55号］仲裁调解书的执行案件。能讯公司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自2018年起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有十余起执行案件已中止执行，其中包含多起静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生效劳动仲裁案件。6、2015年8月5日，孔宪苓与上海景行仁和智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仁和资管公司的参股公司)签订《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基金合同》，认购金额为400万元的“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有限合伙企业上海景佳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LP份额，该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于拟挂牌新三板企业包头市天龙水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收益权，所投资的有限合伙份额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持有。一审法院审理中，各方一致确认该基金已终止，孔宪苓已收到全部投资款本金及收益。2016年6月和2018年5月，孔宪苓又先后出资150万元和300万元购买了其他基金产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孔宪苓的投资损失是否实际产生，能否确定孔宪苓投资环保基金，《基金合同》明确约定基金期限为2年＋1年，现基金期限早已届满，首次《清算报告》显示基金的利润总和为-869，589.91元，迄今为止，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未向孔宪苓支付任何款项，孔宪苓投资本金未收回分文。虽然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认为仁特合伙目前持有能讯公司8.33％的股权，仁特合伙享有要求蒋某某返还1，500万元及按年化15％的费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的权利，但能讯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7月18日从新三板正式摘牌，蒋某某和能讯公司也从2018年起就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多起执行案件因无可执行财产中止执行。事实上孔宪苓的投资目前已无收回的可能，故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以仁特合伙仍持有能讯公司股权和对蒋某某追索的权利为由辩称财产损害并未实际发生不能成立，孔宪苓的投资已实际产生100％的损失。(二)仁和基金公司向孔宪苓推荐销售基金时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是否应对孔宪苓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本案孔宪苓认为自身为退休人员，不是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没有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不是涉案基金适格的购买人。但在孔宪苓于2015年12月投资本案基金之前，于同年8月认购了金额为400万元的“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该基金的运作模式与涉案基金基本相同，并且到期后孔宪苓已收到全部投资款本金及收益。可以认为该基金对孔宪苓个人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投资”，无论孔宪苓称该基金“名为私募股权投资实为固定收益产品”还是称该基金“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均没有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认为孔宪苓称没有从中获取识别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识别和投资经验不能成立。此外，在2016年6月和2018年5月，孔宪苓又先后出资150万元和300万元购买了其他基金。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孔宪苓是对涉案基金的运作模式和存在的风险具有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孔宪苓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多次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人，其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即应当在充分了解产品的性质、收益以及风险的前提下审慎决定投资。孔宪苓在购买系争环保基金过程中，未能主动了解环保基金的相关情况和风险等级，对投资结果和风险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而决定投资，故孔宪苓自身对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具有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从孔宪苓购买基金的过程来看，仁和基金公司对孔宪苓作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后，并未对其进行评级，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就孔宪苓评估后的结果与涉案基金高风险等级不匹配的情况向孔宪苓履行了专门的告知说明义务。此外，在孔宪苓签订《基金合同》时，提供的环保基金说明书中有“基金预计收益率年化不低于50％”的字样，对基金的高风险却只字未提，对孔宪苓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误导。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仁和基金公司在孔宪苓推介环保基金时履行适当性义务存在瑕疵，应对孔宪苓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三)仁和资管公司是否履行了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是否应对孔宪苓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根据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仁和资管公司作为仁特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发现能讯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后于2018年4月、2018年7月、2018年9月5日等时间多次向蒋某某发函，但并未采取提起仲裁或要求对方提供财产抵押或担保等合法有效的措施及时挽回损失。2018年9月14日，仁特合伙与蒋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将双方之前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由仲裁变更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后，仍未及时向其提起诉讼，仅在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30日、2019年10月15日以仁特合伙的名义向蒋某某发出《履约催告函》。直至2019年12月13日，仁和资管公司才以仁特合伙的名义着手向一审法院起诉蒋某某。虽然，提起仲裁或诉讼并不是履行管理人谨慎勤勉义务的必要条件，但仁和资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采取了切实有效挽回损失的措施，故一审法院认为仁和资管公司在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上存在瑕疵。另一方面，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蒋某某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自2018年起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有多起执行案件已中止执行，其中包含对［珠仲裁字(2018)第55号］仲裁调解书的执行案件。能讯公司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自2018年起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有十余起执行案件已中止执行，其中包含多起静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生效劳动仲裁案件。可见，即使仁和资管公司已向蒋某某和能讯公司提起仲裁或诉讼也无法避免投资损失，孔宪苓的投资损失和仁和资管公司是否履行了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基于此，孔宪苓要求仁和资管公司对其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无法支持。从案涉环保基金的投资路径和架构来看，孔宪苓向仁和基金公司购买环保基金，仁和基金公司作为环保基金的管理人，将从孔宪苓等投资者募集来的资金用于入股仁特合伙，仁和资管公司再以仁特合伙的名义受让蒋某某持有能讯环保的股权。其中，仁和基金公司系环保基金的管理人，向孔宪苓推介、销售环保基金；仁和资管公司为仁特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孔宪苓称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是环保基金的共同管理人，对孔宪苓构成共同侵权，没有事实依据，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应基于其各自在投资过程中的职责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孔宪苓要求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共同向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考虑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拟酌定孔宪苓对其购买环保基金造成的本金损失承担80％的责任，仁和基金公司承担20％的侵权责任。孔宪苓要求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按照年利率11％(环保基金预期收益)赔偿孔宪苓资金占用损失、赔偿投资申购费和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仁和基金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孔宪苓投资损失200，000元；二、孔宪苓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孔宪苓负担11，472元，由仁和资管公司负担2，868元。二审中，上诉人孔宪苓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退休证，欲证明孔宪苓系从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馆员职位上退休，所从事行业与投资无关，没有投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2．案外人内蒙古泰弘生态环境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报告生成日期2019年12月19日)、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案外人上海景行仁和智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打印件(打印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证据2、3共同证明“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返还孔宪苓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不是来自于基金清算，而是来自于基金管理人，基金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清算，孔宪苓没有从中获得风险识别能力；4．中国证券业协会查询打印件，欲证明仁和基金公司与仁和资管公司所聘投资顾问上海仞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获监管部门许可，不具有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质，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听从其出具的意见违反勤勉尽责、谨慎管理的义务。上诉人仁和基金公司及被上诉人仁和资管公司共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不具有关联性，孔宪苓为退休人员不代表其没有投资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证据2、3证明目的不认可，基金并非清算时才会予以分配；证据4所涉上海仞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资质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仁和基金公司及被上诉人仁和资管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关于上诉人孔宪苓提交证据的审查认定，本院将于以下结合判决理由进行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孔宪苓作为投资人与仁和基金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予以恪守。该合同明确约定案涉基金投资范围为受让能讯公司股权等，孔宪苓亦基于上述合同实际完成认购出资并支付其他相关费用。同时，结合一审业已查明的孔宪苓曾于2015年8月5日与案外人签署《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基金合同》并认购400万元“景行仁和天龙水业一号基金”，该基金系投资于案外人上海景佳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LP份额及出资购买基金产品等情形，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形认定孔宪苓对涉案基金的运作模式和存在的风险具有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中，孔宪苓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在基金期限已届满且仁和基金公司向孔宪苓提交的《仁和智本环保股权投资基金首次清算报告》亦显示基金的利润总和为-869，589.91元，孔宪苓亦未就案涉基金投资收回任何款项，同时结合案外人能讯公司及蒋某某在诸多案件中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中部分执行案件因无可执行财产业已中止执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孔宪苓的案涉投资已实际产生100％的损失并无不当，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辩称本案财产损害在客观上并未实际发生，本院实难采信。关于仁和资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仁和基金公司所负责任，一审法院均已予以论述，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并不再赘述，其中认定仁和基金公司的责任比例尚属合理，本院亦予以认可。本案中，孔宪苓主张仁和基金公司、仁和资管公司存在公司人格混同，本院认为，认定是否存在混同应考量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主要表现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现孔宪苓仅提出笼统之质疑，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孔宪苓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未能指向涉案系争待证事实，故其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没有实质关系，鉴于该等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08元，由上诉人孔宪苓负担14，340元，由上诉人上海仁和智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8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聪审 判 员  贾沁鸥审 判 员  朱颖琦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万曙光书 记 员  孟宪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