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伟英，女，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宝良，辽宁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阳，辽宁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法定代表人：林开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仁龙，辽宁冠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思彤，辽宁权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伟英因与被上诉人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天红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5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伟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不当得利纠纷应当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戴伟英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位于大连且本案围绕房屋买卖合同产生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一审法院亦没有管辖权。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础事实错误，案外人赵晶晶的身份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仅凭借被上诉人出具的工作证明支持其诉讼观点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转账给会计赵晶晶的转账记录。案外人刘锦辉的事实存在漏查，未查明刘锦辉为何有权利出售及交付该房产。事实上，当时刘锦辉应是对案涉房屋享有出售权的债权人，赵晶晶转账的150万元也是在刘锦辉的授意下发生的，上诉人将剩余102.3万元房款全部支付给刘锦辉，已经支付完全部购房款。一审法院认定150万元为戴伟英不当得利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漏查下列事实：王某名叫王春丽，其在一审中已出庭作证；戴伟英通过王春丽认识刘锦辉购买的是大连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亿城公司”）给刘锦辉顶账的门市房；戴伟英与刘锦辉约定的购房款与刘锦辉卖给王春丽的抵账房价格一致，都是每平1.25万元，总房款为238.35万元；戴伟英与刘锦辉商定之后于2016年9月29日到大连亿城公司与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的每平1.5万元，总房款286.05万元不是戴伟英与刘锦辉约定的真实交易价格；戴伟英于2016年9月27日转账给大连亿城公司136.05万元购房款的当日，刘锦辉为戴伟英出具收到136.05万元房款的收条一张；戴伟英于2016年9月29日给刘锦辉转款70万元，刘锦辉于同日为戴伟英出具收条；戴伟英于2017年3月2日给刘锦辉转款32.3万元。一审法院错查的事实：一审查明的“该房屋系大连亿城顶账给原告的抵账房……2016年9月21日原告与大连亿城协商……大连亿城用于抵顶原告的钢材款”及“同日，原告向案外人出具承诺，委托案外人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戴伟英名下，房屋价款286.05万元，被告付款136.05万元，其余房款在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前支付”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一审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被认可；一审查明的“据查，赵晶系……职务为会计。工作中用个人卡进行业务往来”及“因此，可以认定赵晶晶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联天红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并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赵晶晶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联天红公司在一审中出示了赵晶晶的《录用职工登记表》、《辽宁省就业人员登记表》，上面加盖了沈阳市皇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经办机构的印章。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赵晶晶自2015年4月1日起，在联天红公司从事会计职务，且其第一次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第二次于2018年3月31日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赵晶晶的转款时间为2016年9月27日，发生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赵晶晶的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关于案外人刘锦辉的事实并不存在漏查情况，本案系联天红公司与戴伟英之间的法律纠纷，与刘锦辉并无法律关系，“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戴伟英上诉称，刘锦辉有权利出售该房屋、赵晶晶的转账行为是在刘锦辉的授权下发生以及其他的表述等均系戴伟英的单方意思，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若戴伟英认为其与刘锦辉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审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应当另行诉讼解决。案涉房屋系大连亿城公司顶账给联天红公司是基本事实，联天红公司向大连亿城公司供应2000余万元钢材，大连亿城公司通过顶账的方式将案涉房屋抵顶给联天红公司，联天红公司委托大连亿城公司物业经理彭涛对外出售，结合《实物抵顶审批单》、联天红公司向大连亿城公司出具的《承诺》、大连亿城公司物业经理彭涛的说明等，足以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因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产生的纠纷。联天红公司已经充分举证向戴伟英转账150万元的事实，戴伟英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并不存在漏查及错查的情况，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可以理解为是上诉人的抗辩及辩解，一审法院是根据双方的陈述进行的认定。联天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戴伟英返还联天红公司150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戴伟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9日，戴伟英与大连亿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第J36幢1-2层7号房屋。合同约定房屋建筑面积190.7㎡，套内面积184.82㎡，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1.5万元，总价款为286.05万元。戴伟英通过朋友王某认识刘锦辉要求购买门市房，按照售楼处要求必须把286万元购房款打到开发商大连亿城公司账户上。戴伟英于2016年9月26日，用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15）支付给案外人大连亿城公司账户150万元，2016年9月27日，用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15）支付给大连亿城公司账户136.05万元。2016年9月27日，联天红公司员工赵晶晶用自己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76）账户分两次向戴伟英的农业银行（卡号为62×××15）转款共计150万元。2017年3月1日刘锦辉将房屋交付给戴伟英使用。后因产权办证问题，戴伟英于2020年5月份在普兰店人民法院起诉。现联天红公司于2020年7月1日起诉来院。另查，该房屋系大连亿城公司顶账给联天红公司的顶账房。2016年9月21日，联天红公司和案外人大连亿诚公司协商，案外人用其开发的金普广场A地块J36-7,面积190.7㎡的房产抵顶拖欠联天红公司的钢材款，抵账金额为286.05万元。同日，联天红公司向案外人大连亿城公司出具承诺，委托案外人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戴伟英名下，房屋价款286.05万元，戴伟英付款136.05万元，其余房款在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前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现有证据，本案案由应当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联天红公司主张打给戴伟英的购房款150万元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庭审中戴伟英称“刘锦辉当时给我打款时没说150万元的来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150万元是哪来的钱，只知道是从赵晶晶账户上打过来的。”故应当认定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关于联天红公司主体资格问题，据查，赵晶晶系联天红公司单位员工，职务为会计。工作中用个人卡进行业务往来。因此，可以认定赵晶晶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该笔款项应当归联天红公司所有。关于联天红公司主张利息问题，原戴伟英之间没有约定利息，但戴伟英占用联天红公司资金，依法应当给付利息损失，按照法律规定从联天红公司主张权利2020年7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戴伟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150万元；二、戴伟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150万元的利息（从2020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150万元付清之日止）。如戴伟英未按照上述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当事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万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戴伟英承担。二审中，戴伟英提供调解笔录复印件，证明戴伟英与大连亿城公司就涉案房屋于2020年8月13日达成和解；联天红公司质证意见为：与本案的审理无关，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8月13日，而原审法院开庭的时间是在该时间之后，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认定。联天红公司提供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大连亿诚公司的关联公司大连荣盛源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26日向其账户转款150万元，2016年9月27日转款136.05万元，与一审提交的大连荣盛源贸易有限公司向联天红电汇的数额相一致，该时间与本案房屋款的给付时间一致；戴伟英质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和一审提交的复印件相对应只能证明大连荣盛源贸易有限公司与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不能说明大连荣盛源贸易有限公司与大连亿诚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能证明大连荣盛源贸易有限公司是替大连亿诚公司付款。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戴伟英于2016年9月29日向刘锦辉转款70万元、于2017年3月2日向刘锦辉转款32.3万元。刘锦辉于2016年9月27日向戴伟英出具了136.05万元的收条，于2016年9月29日向戴伟英出具了70万元的收条。戴伟英于2020年5月份以大连亿诚公司为被告在大连普兰店人民法院起诉后，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大连亿诚在案涉房屋具备过户条件之日起三个月内协助戴伟英将房屋产权过户至戴伟英名下。二审中，彭涛接受法庭询问，其陈述：我是大连亿诚公司的员工。大连亿诚公司顶给联天红公司一个公建门市房，联天红公司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调到大连亿诚公司下属的物业公司担任经理，他们和我说这个顶账房有买的就和他们联系一下。我就在公建的门市房上贴了一个电话号，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出售房屋。过了一段时间，有两个男的过来找我说要买这个房子，我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抵账的，后来我就问联天红公司卖不卖，联天红公司同意了，我让买房人与联天红公司碰一下具体的交易，并让买房子的这两个人转告联天红公司让联天红公司也给我来个电话。双方付款合同及付款条件谈好了，因为是做抵押的房子，为了解押先交了一部分钱136万元，房屋总价是286.5万元，剩下的就是尾款，在房子解押之后再打给联天红公司，然后再更名。我不知道买房子的两个人叫什么名字，知道是戴伟英委托的，因为房子过户给戴伟英，所以我就只知道是戴伟英。二审中，赵晶晶接受法庭询问，其陈述其为联天红公司财务人员，于2016年9月27日以个人账户向戴伟英转款150万元系受联天红公司的指示，该150万元是联天红公司的款项，其与刘锦辉并不认识。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程序问题。戴伟英二审中提出管辖问题，但戴伟英在一审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一审法院亦未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案外人赵晶晶是否受案外人刘锦辉指示及赵晶晶的转款是否为联天红公司转款的问题。戴伟英主张刘锦辉是对案涉房屋享有出售权的债权人，赵晶晶转账是刘锦辉的授意，戴伟英对此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联天红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赵晶晶的《劳动合同书》、《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该缴费证明载明自2015年度至2020年度赵晶晶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单位为联天红公司；赵晶晶在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其为联天红公司的财会人员，于2016年9月27日以个人账户向戴伟英转款150万元系受联天红公司的指示，该150万元是联天红公司的款项，其与刘锦辉并不认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本院核实的情况，对戴伟英提出的赵晶晶系受刘锦辉指示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赵晶晶150万元的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该笔款项应当归联天红公司所有，并无不当。三、戴伟英应否向联天红公司承担案涉款的返还责任问题本案中，联天红公司主张戴伟英取得的案涉150万元为不当得利，戴伟英一审中陈述：刘锦辉当时给我打款时没说150万元的来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150万元是哪来的钱，只知道是从赵晶晶账户上打过来的。二审中陈述：通过王春丽给联系买的这个房子，刘锦辉和王春丽说案涉房子是抵债的，会便宜。王春丽问我买不买，因为房子是抵债的，刘锦辉着急出手，需要现金，我合计一下就买了，在这之前我不认识刘锦辉。我先给转一部分款是刘锦辉和我协商的，先给开发商账户转一笔150万元过去才能给我出具合同，刘锦辉让我把剩余的款再转给开发商，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刘锦辉说这150万他先给垫，所以我的账户就收到本案中的这150万元，后我和刘锦辉一起到银行，又给开发商转了136.05万元，而且刘锦辉说不用担心，还特意给我出具了136.05万的收条，我在转150万元和136.05万元时都是刘锦辉全程陪我到银行办理的，开发商的账户都是刘锦辉在纸上给我写明的。我和刘锦辉之间约定房款总价238.35万。联天红公司陈述：戴伟英于2016年9月26日将150万元支付给大连亿诚公司，大连亿诚公司通过他的关联公司将钱支付给联天红公司，联天红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将150万元退给戴伟英，戴伟英拿着退回的150万元中的136.05万元向大连亿诚公司支付了第二笔款，所以房款中有150万元是联天红公司垫付的。戴伟英先给大连亿诚公司转一部分钱，大连亿诚公司马上就把钱打给联天红公司，联天红公司把第一笔款退回戴伟英，戴伟英再向大连亿诚公司转一笔钱，大连亿诚公司又把钱转给联天红公司，相当于戴伟英给大连亿诚公司付完房款，大连亿诚公司也向联天红付完钢材款，只是戴伟英没有将最后的款项返还给联天红公司。（一）戴伟英已向刘锦辉支付的102.3万元，系由联天红公司向刘锦辉主张返还权利，还是在戴伟英先行向联天红公司返还后再由戴伟英向刘锦辉主张返还权利的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本案顶账房买卖的形成并非由戴伟英与联天红公司之间直接联系完成，而是由中间人分别与戴伟英、联天红公司联系完成的事实均无异议。戴伟英对其与刘锦辉之间的行为过程已作出具体明确的说明，而联天红公司对案涉150万元如何转至戴伟英账户的具体过程未能作出说明。联天红公司未能作出说明的理由是其称通过大连亿城公司的物业经理彭涛出售房屋的，而彭涛在接受法院询问时陈述案涉房屋的付款合同及付款条件是由联天红公司与买房人自行商谈的，无论彭涛还是联天红公司对其通过谁具体完成案涉房屋的买卖及转款均未能作出披露。在联天红公司未能对自身的民事行为过程作出说明的情况下，联天红公司通过几位中间人与戴伟英联系上，及联天红公司与中间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均无法作出判断。联天红公司对其自身一方通过谁完成案涉房屋的买卖及转账负有说明及举证证明责任，其未能说明自身的民事行为过程及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对于戴伟英、联天红公司之间的联系过程无法进一步查实的情况下，戴伟英、联天红公司与中间人之间分别进行的民事活动均应由其各自享有及承担相应的民事权利与义务，亦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后果。联天红通过中间人向戴伟英转账案涉150万元，戴伟英通过中间人刘锦辉转回102.3万元，双方当事人通过中间人各自完成的行为应视为完成己方的义务，故戴伟英向中间人刘锦辉支付102.3万元的行为应视为戴伟英完成向对方的回款，故对于戴伟英已向刘锦辉转账的102.3万元应由联天红公司向相关中间人主张，若刘锦辉确已死亡，其可在刘锦辉的遗产范围内主张相关权利；如联天红公司在案涉顶账房出售及转账过程中还存在与其他中间人的联系，亦应由联天红公司一并向其他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二）案涉房款的价格认定及相应差额返还责任的认定问题戴伟英主张其通过王春丽联系的刘锦辉，王春丽以每平方米1.25万元购买的房屋，故其亦是每平米1.25万元购买的案涉顶账房。王春丽的购房发票明确载明王春丽的房屋的购买价格为每平方米1.25万元。由此可见，房屋购买的真实价格能够在合同、发票中予以真实体现。戴伟英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价格为每平米1.5万元，联天红公司提供其与大连亿城公司签订的顶账审批单亦载明案涉房屋以每平米1.5万元作价顶账。戴伟英对其购买案涉房屋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25万元的主张与戴伟英自己提供的买卖合同、联天红公司提供的顶账书证均不相符合，故对戴伟英的该项抗辩无法采信。结合书证及当事人陈述，戴伟英购买的案涉房屋的价格应按每平米1.5万元计算，即其应付总价款应为286.05万元，在戴伟英收到联天红公司转账150万元的前提下，戴伟英支付房屋总价款实际为238.35万元，该差额47.7万元系属戴伟英应向他人支付而未支付的款项，其取得该款项应属不当得利。根据效率原则及当事人陈述刘锦辉已死亡的情况，47.7万元的购房款差额应由戴伟英直接向联天红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双方当事人与相关案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由其另行主张。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5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5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戴伟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的告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150万元”为：戴伟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47.7万元；三、变更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5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戴伟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150万元的利息（从2020年7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150万元付清之日止）”为：戴伟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47.7万元的利息（从2020年7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47.7万元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当事人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66万元，由戴伟英负担1.098万元，由沈阳联天红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562万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戴伟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陈兴田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汪芷如书记员杨雅婷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