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德添，男，汉族，1990年4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武，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志军，男，汉族，1976年7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高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峰，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春秀，女，汉族，1966年10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兰芳，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德添、梁志军因与被上诉人屈春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16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德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武、上诉人梁志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峰、被上诉人屈春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兰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德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驳回屈春秀要求许德添承担责任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屈春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欠款非源自屈春秀与肇庆市××区卡曼尼皮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曼尼公司）买卖合同关系，许德添不应承担货款偿付义务。在卡曼尼公司之前，是许德添的姐夫梁志军于2012年8月3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高要区新桥镇浩达皮具厂”（原高要市新桥镇浩达皮具厂，以下简称浩达厂）借用许德添的银行卡及相关信息跟客户做皮具生意。而许德添新提供的自己与屈春秀微信聊天记录则反映许德添与屈春秀于2016年3月2日才开始认识外，还证实屈春秀历来要求像卡曼尼公司或许德添这类签单客户必须向屈春秀提供签单人的身份证。屈春秀提供的2019年9月10日与许德添的手机通话《录音资料整理》体现了许德添对屈春秀意图将梁志军的债务转嫁于卡曼尼公司持明确的否定与抗拒态度，而非一审判决所称“许德添并未明确对屈春秀主张的卡曼尼公司所欠货款590000元及两被告‘合伙’向原告下单的陈述予以否认”。屈春秀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不能证明许德添本人支付基于买卖交易的货款，2012年8月2日许德添应姐夫梁志军要求至中国银行开户办卡交梁志军管理、控制、使用时是跟梁志军一同前往，办卡时在开户行预留的是梁志军的手机号码，梁志军从事业务交易时可以以“许德添”的银行户名在手机上转款，这也是梁志军向许德添借卡的目的。（二）屈春秀跟梁志军之间的交易结算与许德添无关，《欠款确认书》确认的是梁志军对屈春秀的负债，许德添没有付款义务。屈春秀提供的售货单、银行流水、《欠款确认书》和梁志军提供的浩达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梁志军与屈春秀之子罗剑微信聊天记录、兴和鑫皮行便签单、送货单等证据证实，梁志军于2012年8月3日在肇庆市××区成立个体工商户浩达厂，同年11月开始与屈春秀家人成立的个体工商户进行皮业交易，梁志军向屈春秀下单购买物料，屈春秀交梁志军加工皮货。一审庭审中，屈春秀承认了三个事实：一是梁志军的浩达厂跟其存在皮具物料买卖交易，二是梁志军与屈春秀一方截至2019年4月2日之前一直有微信沟通，三是梁志军为屈春秀加工制作了皮包等皮货。上述事实证明业务上存在深度互通互补的是梁志军与屈春秀。梁志军出具《欠款确认书》认可对屈春秀负债590000元是其对与屈春秀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欠付货款的诚信确认，根本不是对许德添或卡曼尼公司债务的自愿负债。（三）卡曼尼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对外没有债务，许德添作为卡曼尼公司注销前的股东也不存在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四）若案涉货款系许德添债务，则许德添发布《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及卡曼尼公司注销的行为并不排除许德添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由于无书面合同，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于交易付款的期限存在明确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认定卡曼尼公司在收到屈春秀货物的同时应向屈春秀支付相应的货款，即卡曼尼公司收货而未支付相应货款时屈春秀理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一审判决将卡曼尼公司注销的2018年5月9日作为屈春秀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的认定错误。案涉货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3月2日开始计算计至2018年3月1日。屈春秀无论是跟许德添电话沟通录音的2019年9月10日，还是提起本案诉讼的2019年9月23日，均已超出前述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诉请依法不应予以保护，二审法院应纠错改判。屈春秀针对许德添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屈春秀在一审之后找到了卡曼尼公司之前的工作人员卢冰，其也确认了之前就是两公司分别下单，分别结算，现许德添和梁志军主张欠款都是浩达厂的欠款并非卡曼尼公司的欠款，与事实完全相悖。（二）许德添认为在2016年才认识屈春秀，但事实上许德添之前是与屈春秀的儿子聊天接洽业务，从一审中屈春秀提供的证据也可以看出，许德添多数都是在跟屈春秀儿子交流。（三）许德添认为2014年9月29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的转账不能证明许德添本人支付基于买卖交易的货款，是借银行卡给梁志军使用。但从屈春秀在补充提交的卡曼尼公司内部账目来看，经营期间的款项往来都以许德添签字为主，即许德添是卡曼尼的主要负责人。许德添在一审主张其从未参与卡曼尼公司的经营与事实不符。（四）许德添主张关于卡曼尼公司成立前与“罗文革”的交易往来说明其银行卡是由梁志军管理，但是即使卡曼尼公司成立前许德添的银行卡由梁志军管理，也不能否定其是卡曼尼公司实际经营者以及在卡曼尼公司经营期间应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银行卡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并不是责任推脱的依据。（五）梁志军与许德添的姐姐解除婚姻关系，但《欠款确认书》也没有注明是卡曼尼公司的款项，两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六）关于诉讼时效。卡曼尼公司一直为许德添和梁志军共同经营后面才分家（拿货期间两人的账户都有付款，且录音证据中许德添确认分家后债务不归其负责），在拿货期间屈春秀和梁志军联系较多，所以屈春秀基本都是和梁志军联系，本案中形成的梁志军签字的欠条也是向卡曼尼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卡曼尼公司经营者许德添和梁志军分家后，卡曼尼公司主体不存在，梁志军告知卡曼尼公司内部商定由梁志军负责债务并与屈春秀结算，屈春秀不懂法律认为就是与卡曼尼结算。这与屈春秀在一审提供的录音也能对应，录音中许德添并未否认对屈春秀负有债务和交易的事实，屈春秀整个过程中并未放弃主张权利，也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梁志军针对许德添的上诉请求述称，同意许德添的上诉请求。梁志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梁志军扣除皮具款36790元及退货款30000元后向屈春秀支付货款523210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梁志军向屈春秀支付利息（以52321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4.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屈春秀按比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欠款与一审许德添所属卡曼尼公司无关，系梁志军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对屈春秀形成的债务。1.屈春秀提供的《兴和鑫皮业售货单》无论单上打印的客户名称是“卡曼尼”还是“浩达”，都是梁志军的浩达厂下单及收货、屈春秀备货开单的皮具买卖交易。浩达厂于2012年8月3日在肇庆市××区（××）登记成立，从事皮具生意，自2012年11月初跟屈春秀的家人与兴和鑫皮业行建立了业务联系，收货分上门提货、邮寄发货签收两种方式，收货人基本上是业务员严国林或邵应辉；货款支付绝大部分是梁志军提供借用的内弟许德添名下中国银行卡及手机银行转账支付，也有个别的货款冲抵加工费的现象。2014年5月梁志军内弟许德添在肇庆市××区登记成立卡曼尼公司，从事的也是皮具生意，但梁志军的浩达厂2016年6月注销前，卡曼尼公司跟屈春秀没有业务往来。梁志军下单开始写的全部是“浩达”，完全没有歧义。卡曼尼公司2014年5月成立后，由于浩达厂在肇庆市××区南岸镇一五层半民房的第四、五楼租房办厂，许德添在梁志军的建议下租了该民房空闲的第二、三楼开公司。因牛皮、羊皮货物有些重，一楼又是商铺不允许放置包裹，快递员送货上浩达厂四楼有怨言，浩达厂有文员在向屈春秀一方下单时邮寄地址有时候就报了卡曼尼，请快递员将货物放到二楼浩达厂员工再去搬回，于是就有了屈春秀售货单是“卡曼尼”的打印名称，但收件人及联系电话还是浩达厂人员，且报“卡曼尼”名称的文员甚至都可能不知道许德添的卡曼尼公司的全称。但梁志军和屈春秀的下单，发货、收货、收付款并未出现差错，也就顺其自然心照不宣。所谓浩达、卡曼尼实际含义只是送货地址，屈春秀在与梁志军交易时仅要求提供梁志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实际系与梁志军个人进行交易。自2015年开始，皮业生意暗淡，梁志军订单减少，但梁志军坚持客户名称标注“卡曼尼”的售货单先付款、粤桥大厦020国际皮革五金城首层A03档的售货单先付款，至2015年12月7日最后一笔付款100000元时，客户名称标注“卡曼尼”的、粤桥大厦020国际皮革五金城首层A03档的售货单几乎没有了未结算付款的交易。2．梁志军应屈春秀的要求经双方对账确认并由梁志军于2018年9月2日出具的欠款金额590000元的《欠款确认书》，是梁志军的浩达厂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对屈春秀进行的债务确认，而不是对许德添所属卡曼尼公司欠款的自愿负债。梁志军回忆《欠款确认书》确认欠付屈春秀货款590000元，是由下面三笔数构成：（1）客户打印名称“卡曼尼”的87份（其中2张打印名称“浩达”的售货单被屈春秀庭审中撤回）的售货单中的14份、金额计51591.67元，其他均已结清；（2）上述87份售货单中被屈春秀庭审中撤回的打印名称“浩达”的售货单2份、金额计824.84元，即2015年9月1日428.40元、2015年12月30日396.44元；（3）屈春秀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供的老档口客户名称为“浩达”售货单31份、总额为531115.80元。以上三笔之和总数额为583532.31元，还有其他屈春秀故意隐瞒的名称为梁志军、浩达的售货单，最后确认梁志军对屈春秀货款欠款金额约为590000元。3．包括给付屈春秀皮具货款在内，梁志军自浩达厂2012年8月3日成立即借用许德添的银行卡及手机银行进行转账支付，屈春秀和许德添分别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2年11月起至2015年12月止“许德添”银行账户向屈春秀户名“罗文革”银行账户的一系列转款的事实证实讼争交易发生在梁志军、屈春秀双方之间，用于支付梁志军及“浩达厂”及屈春秀提供的实际交易主体为梁志军的“卡曼尼”售货单，与卡曼尼公司无实际关系。（二）卡曼尼公司不欠付贷款，在案涉债务590000元系梁志军实际负债的情况下，基于便利与诚信，屈春秀应支付而未支付的皮包加工费36790元、退货款30000元应予扣减。（三）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错误。屈春秀针对梁志军的上诉请求辩称，与对许德添的答辩意见一致。许德添针对梁志军的上诉请求述称，（一）梁志军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向屈春秀出具《欠款确认书》的情况。（二）梁志军民事上诉状中提及的其与屈春秀的儿子罗剑的微信聊天内容中，关于钱的内容出现在梁志军出具《欠款确认书》之后，证明梁志军与屈春秀一方确实存在交易和未清款项，且屈春秀愿意以梁志军的开工加工费冲抵其基于买卖交易的情况的事实。（三）许德添虽不了解梁志军与屈春秀的交易具体情形，但案涉货款纠纷与许德添及卡曼尼公司无关，但认为梁志军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陈述有理有据，予以认可，请法庭查明并采信。屈春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德添、梁志军向屈春秀连带支付货款590000元；2.许德添、梁志军向屈春秀连带支付货款利息（以59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许德添、梁志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屈春秀与卡曼尼公司及梁志军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8年9月2日，梁志军作为欠款人向屈春秀出具《欠款确认书》，载明：“梁志军2015年到2016年期间，在广州市越秀区走马岗1号1栋尚锋五金皮料交易市场首层1043A档向屈春秀采购牛皮和羊皮，截至今日仍欠屈春秀货款共计：伍拾玖万元整（590000元），如果双方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可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屈春秀主张其与卡曼尼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2015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2日期间的《兴和鑫皮业售货单》多张，均载明客户为“卡曼尼”，货物为羊皮等，“收货人”一栏签有“邵应辉”或“严国林”的名字。另，屈春秀提交了2015年3月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的《兴和鑫皮业售货单》多张，均载明客户为“浩达”，品名为翠绿等，“收货人”一栏签有“邵应辉”或“严国林”的名字。许德添表示不清楚“邵应辉”和“严国林”的身份，梁志军则确认该两人系浩达厂的员工。屈春秀提交的其丈夫罗文革名下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梁志军于2015年4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向罗文革转账100000元；2014年9月22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户名为“许德添”的尾号为1329的银行账户通过手机银行向罗文革转账多笔，其中：2014年9月22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10月27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11月10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12月2日转账150000元，2015年1月18日转账60000元，2015年1月24日转账150000元，2015年2月8日转账150000元，2015年2月18日转账50000元，2015年5月24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8月5日转账50000元，2015年8月31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12月7日转账30000元；合计金额为1140000元。许德添表示，其名下账号上述转账均为梁志军用许德添的银行账户向屈春秀支付的屈春秀与梁志军之间的交易货款。梁志军表示，上述转账均系其为了规避财务税务或银行限额问题直接持卡向屈春秀支付的梁志军、浩达厂与屈春秀发生的货款。许德添表示，其名下上述银行账户的开户时间为2012年8月2日，在卡曼尼公司成立之前就与“罗文革”存在连续的转账记录，该银行卡实际为梁志军保管使用。屈春秀提交的2019年9月10日屈春秀与许德添的电话录音显示：屈春秀：“我是兴和鑫的，皮行的。”许德添：“哦。”屈春秀：“我就是，上次也给你说过，那个卡曼尼，一共就欠59万元嘛。”许德添：“你是谁啊？”屈春秀：“我兴和鑫啊，屈春秀，三元里的。”许德添：“老板娘吗？”屈春秀：“对对对，皮行的老板娘。我听说最近你也没做了是吧？”许德添：“对，没做了。”屈春秀：“我就说啊，卡曼尼不是一直欠我59万嘛。”许德添：“我不知道，你问梁志军。”屈春秀：“对啊，你帮我问一下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合伙的，对不对？我现在找不到他人。”许德添：“哦，我帮你确认一下咯。”屈春秀：“对，梁志军你帮我确认，你们看怎么商量，我这个款怎么付，分期也可以。”许德添：“我一直都跟你说了，这个你要问他，你如果找不到他，我跟他说一下，让他回复你。”屈春秀：“你看，去年到现在一年多了，他这个59万一直都没动，也可以分期还，是不是？我就是找不到他。”许德添：“好，我跟他说一下吧。”屈春秀：“这个款的话，应该是你们两个人还吗？”许德添：“不是，我跟你说了，我很早已经跟你说过了，老板娘，就不谈这件事了好不好？”屈春秀：“不是，你们已经分了，我这个款是归他还。”许德添：“一直都是归他还的，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用？”屈春秀：“这个我都不知道，一直都是你们两个人过来嘛，后面就他一个人来签的欠条嘛。”许德添：“这样就找他呗。”屈春秀：“当时的话你们是合伙的嘛，是卡曼尼的嘛。”许德添：“如果你是这样子说话，我也不理了。”屈春秀：“现在我找不到他，你们是亲姐夫，我才会这样，因为当时给你们的，你们也知道，都是你们两个人过来跟我谈，我才会给货的，也是看在你的面子。”许德添：“我没跟你谈过这样，都是他签字的，这事我也不知道。”……屈春秀：“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相信你们，他一直都不联系。”许德添:“我帮你联系，你不相信我，那你找其他人啊。”屈春秀：“肯定相信你，不相信你相信谁，因为你们本来是一起合伙，又是亲舅子。”许德添：“你要想想我们为什么会分家。”屈春秀：“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分家。”屈春秀：“我肯定不知道内情，我当时也被忽悠了，否则你们两个都要签字的，就他一个人签字了。”许德添：“你叫我签字我也不会签的，老板娘，说实话吧。”屈春秀：“那我就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合伙怎么分家，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帮我跟他说一下，好吧。”另查明，浩达厂系成立于2012年8月3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梁志军，已于2016年9月6日注销登记。卡曼尼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5月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许德添，已于2018年5月9日注销。该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发布了许德添签名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再查明，梁志军为证实其与屈春秀确认退货并扣减货款30000元，提交了一张浩达厂与屈春秀兴和鑫皮行的业务往来单据。屈春秀表示，其主张的货款与浩达厂没有任何关联，卡曼尼公司与浩达厂的单据是分开的，其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浩达的债权。由于许德添、梁志军未能支付款项给屈春秀，屈春秀于2019年9月23日诉至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该院出具（2019）粤0111民初317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诉讼中，屈春秀主张其与卡曼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时许德添、梁志军以卡曼尼公司的名义向屈春秀拿货；许德添则主张是屈春秀与梁志军、浩达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梁志军则主张其与屈春秀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屈春秀与梁志军共同确认：屈春秀同意在其主张的货款中抵扣其所欠梁志军的皮包货款12480元。梁志军主张其收到屈春秀供货总金额为425454.20元，当时概算后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欠款为59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屈春秀、许德添、梁志军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货款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如何认定；2.本案许德添、梁志军尚欠货款金额如何认定；3.许德添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4.许德添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屈春秀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卡曼尼公司，现卡曼尼公司已注销，其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即许德添虽否认与屈春秀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首先，从屈春秀提交的售货单看，售货单有两类，虽售货单均由“邵应辉”或“严国林”等人签收，但售货单明确区分客户名称分别为“卡曼尼”“达浩”，梁志军抗辩称售货单项下的货物均为梁志军、浩达厂与屈春秀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明显不合常理。其次，梁志军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其欠付屈春秀的货款为590000元，结合屈春秀与许德添的电话录音内容，屈春秀向许德添追要货款，提到“卡曼尼不是一直欠我59万嘛”“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合伙的”“这个款的话，应该是你们两个人还吗？”“一直都是你们两个人过来嘛”许德添并未对此予以否认或提出异议，而是回复：“不是，我跟你说了，我很早已经跟你说过了，老板娘，就不谈这件事了好不好？”“一直都是归他还的，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用？”“都是他签字的，这事我也不知道”“你要想想我们为什么会分家。”据此，从上述对话字眼内容看，作为卡曼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许德添并未明确对屈春秀主张的卡曼尼公司所欠货款590000元及许德添、梁志军“合伙”向屈春秀下单的陈述予以否认。再次，从许德添的付款情况看，许德添于2014年9月22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向通过手机银行向屈春秀转账多笔款项，合计为1140000元，转账时间与屈春秀提交的载明客户为“卡曼尼”的售货单时间存在交叉，亦即许德添在案涉售货单期间存在向屈春秀支付款项的行为，若卡曼尼公司与屈春秀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作为卡曼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许德添为何向屈春秀支付款项？许德添虽抗辩称其银行卡由梁志军保管使用，梁志军也确认其直接用许德添的银行卡刷卡向屈春秀支付货款，但许德添支付的款项均为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并非刷卡支付，且手机银行须掌握持卡人的相关个人信息才能登录使用，故许德添应为其本人或授权他人使用账号、密码向屈春秀转账上述款项，存在向屈春秀支付货款的客观事实，许德添亦未就该款项的支付作出合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屈春秀并未与卡曼尼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综上所述，屈春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许德添、梁志军以卡曼尼公司的名义向屈春秀下单、实际支付货款并确认尚欠屈春秀货款590000元的事实，屈春秀与卡曼尼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现扣除屈春秀确认的抵扣其所欠梁志军的皮包货款12480元，卡曼尼公司尚欠屈春秀的货款为577520元，梁志军虽主张其收到屈春秀供货总金额实际为425454.20元，但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推翻其在《欠款确认书》中的自认，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梁志军提供浩达厂与屈春秀兴和鑫皮行的业务往来单据拟证实屈春秀应在本案货款中抵扣30000元的货款，但该单据非屈春秀与卡曼尼公司的货款往来单据，在屈春秀不确认抵扣的情况下，梁志军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该款项在本案货款中进行抵扣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其主张抵扣该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卡曼尼公司未能及时向屈春秀支付货款，造成屈春秀的资金孳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屈春秀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屈春秀主张从2018年9月3日起算，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为以欠付货款金额577520元为基数，从屈春秀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更为合理。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卡曼尼公司已于2018年5月9日注销，许德添在2018年1月1日发布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承诺卡曼尼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现屈春秀据此主张许德添对卡曼尼公司所欠屈春秀货款及利息承担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屈春秀最后一次向卡曼尼公司的供货时间为2016年3月2日，许德添作为卡曼尼公司的投资人在2018年1月1日发布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承诺对卡曼尼公司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且在卡曼尼公司2018年5月9日注销后，屈春秀才应知道应向投资人即许德添追讨货款，随后屈春秀追讨货款，梁志军也于2018年9月2日向屈春秀出具《欠款确认书》，故屈春秀于2019年9月23日提起诉讼向许德添主张货款，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另，梁志军自愿向屈春秀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欠款事实，故应与许德添共同就本案债务向屈春秀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许德添、梁志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屈春秀支付货款577520元；二、许德添、梁志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屈春秀支付利息（以57752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屈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94元，由屈春秀负担676.13元，许德添、梁志军负担9317.8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许德添提交了如下证据：1.银行账户预留手机号更新的手机短信，拟证实许德添于2016年6月23日将户名“许德添”的中国银行尾号1329账户银行卡收回，把梁志军办理手机银行的预留手机号更新为自己名下134××××3204，该银行卡和手机银行2016年6月23日之前由梁志军管理、控制和适用；2.许德添姐姐与梁志军的《离婚证》，拟证实梁志军不具备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欠款590000元自愿担责的情感基础；3.屈春秀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供的《兴和鑫皮售货单》，拟证实“浩达”31份金额合计531115.8元，证实梁志军的浩达厂与屈春秀存在皮具买卖合同，且许德添有理由相信梁志军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的欠款590000元包括上述金额为531115.8元的31份售货单；4.许德添提供的2017-2019年期间《兴和鑫皮业售货单》及对账单，拟证实上述单据与屈春秀一审提供的售货单格式不同；5-6.许德添与屈春秀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许德添2016年3月2日开始结识屈春秀，之前不可能与屈春秀有买卖交易，案涉交易与许德添无关；7.许德添一审提供的户名“许德添”的中国银行尾号1329的账户银行流水，拟证实梁志军的浩达厂2012年8月3日成立之后，许德添的卡曼尼公司2014年5月6日成立之前时间段，该账号已向“罗文革”的中国银行尾号9828的账户转款15笔，金额合计771829元。8.许德添名下的手机银行开户信息预留信息，拟证实许德添名下的手机银行开户预留的电话号码是梁志军使用的电话号码。经质证，屈春秀意见如下：证据1不符合新证据的概念。许德添中国银行账户于2016年6月23日即开通使用，在一审时并未提交该组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即使许德添于2016年6月23日开具了该中国银行尾号的账户，但是并不能证明其银行卡由梁志军控制管理和使用。退一步说即使其银行卡的开通在当时是由梁志军控制使用，也并不必然推断出屈春秀主张的债务是浩达厂的债务。证据2，梁志军与许德添的姐姐的婚姻状况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是我方提供浩达的收货单，主要是用于证明浩达的债务和卡曼尼的收货单是分开，债务也是分开的，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也不予确认，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屈春芳主张的590000元就是包含了浩达厂的所有的货订货单合计总额530000元。证据4，与本案无相关性，本案诉请的是2015到2016年卡曼尼的债务，与2017年至2019年的交易无关。证据5，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许德添是与屈春秀的儿子进行沟通的，所以许德添跟屈春秀的结识时间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没有买卖交易。其次，其证明在2017到2019年间交易均结清的情况下，2015到2016年的货款，不可能产生拖欠。但是事实上2015到2016年间的货款，双方进行结算之后，双方约定该笔款项由梁志军来承担，后续的2017到2019年之间是许德添与屈春秀之间另外就这个交易进行新的接洽。证据5-6，聊天记录当中也显示屈春秀说“后面的话你是讲信用的”，这就说明前面的债务是没有结清的，否则的话并不需要分段来说明信用问题。聊天记录的背景是当时梁志军跟许德添已经分家了，但后来许德添以个人名义拿货，在这个前提下屈春秀是要求现金结的，因为之前都已经欠了比较多的单，但是许德添要求还是按照惯例月底再给，后来屈春秀说对方讲信用并不能说明卡曼尼跟屈春秀并没有交易往来事实或并没有欠账。对证据7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已经均不予确认。许德添也没有出具证据证明手机号是梁志军实名制的号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志军既作为浩达厂的实际经营者，又作为卡曼尼公司的股东之一，其身份有交叉。即使他有使用许德添的银行卡也不能说明该笔账务就是浩达厂的账务。梁志军意见如下：证据1-3、7-8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确认。证据4-6不清楚，是许德添与屈春秀的往来。梁志军提交了如下证据：1.屈春秀一审提供的“浩达”及“卡曼尼”《兴和鑫皮业售货单》，拟证实货款590000元构成为：（1）打印名称“卡曼尼”的87份售货单中的14份，金额51591.67元（2）屈春秀庭审中撤回的打印名称为“浩达”的售货单2份；（3）屈春秀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供的客户名称为“浩达”售货单31份，总额为531115.8元。以上三笔之和总数额为583532.31元，还有其他屈春秀故意隐瞒的名称为梁志军、浩达的售货单，最后确认梁志军对屈春秀货款欠款金额经双方协商调整约为590000元。2.许德添一审的银行流水，拟证实屈春秀主张的客户名称为“卡曼尼”的售货单几乎全部结清。3.业务受理单，显示梁志军的手机号码为137××××4106，拟证实许德添名下银行账户开户时使用的手机号码机主为梁志军。经质证，屈春秀质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及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梁志军认为屈春秀在一审隐瞒了浩达厂的送货单，直到一审庭后补交后其才完整地回忆起这原来都是浩达厂的账务，这与事实不符。《欠条》是通过双方对账产生的且不是小数目，梁志军不可能在一审的庭后才回忆起这是哪家公司的欠债，不符合常理；对证据3、证据4银行流水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梁志军认为卡曼尼的账务已经全部结清并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首先该590000元的性质不属于梁志军的个人债务，梁志军无论作为卡曼尼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还是浩达厂的实际经营者，其购买羊皮用于生产销售的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即是公司债务。其次，其认为屈春秀的主张是浩达的债务，而不是卡曼尼的账务，卡曼尼的债务已经付清，应提供证据证实，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其不并不能证明该590000元是浩达厂的债务。且浩达厂在2016年已经注销，本案也跟浩达厂没有关系。综合卡曼尼公司财务让屈春秀分开制单的情况以及屈春秀之前催账的录音来看，该账目是卡曼尼公司的账目无疑。证据5，即使银行卡暂时在梁志军的使用范围内，但是其作为两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也不能证明是浩达厂的债务。许德添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审中，屈春秀另提交其与卡曼尼下单员卢冰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屈春秀问“卢小姐想问你一下2015年和2016那些年你在卡曼尼上班的时候，你之前说是给卡曼尼的开卡曼尼的单，是浩达开浩达的单，要分开开单，对吗？”卢冰“对的，是分开开的”。卢冰发送手写的公司账目给屈春秀，该账目显示在收到现金的表格中，2016年3月、2018年许德添多次在负责人处签字。许德添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卢冰只是在2018年3月1日才入职有相应工作记录，其不能证明入职前案涉2015-2016年的相关交易。上述证据从时间上看屈春秀庭审提供自己拥有590000元债权本金的《兴和鑫皮业售货单》证据最后一笔售货单时间是2016年3月2日，账目记录时间与案涉《欠款确认书》形成的案涉债务无关。从内容上看，账目记录的是“收到现金”“运费报销”等内容，没有与案涉交易有关的任何货款支付的记录，若许德添或其名下卡曼尼公司欠付屈春秀货款，账目上不可能没有记录，上述证据恰恰证实许德添及卡曼尼公司与案涉债务无关。梁志军意见如下：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与梁志军无关，记账内容也与本案无关。屈春秀提交的卡曼尼的售货单单价时间为2015年3月至2016年，主要为严国林、邵应辉签收，浩达的送货单时间为2015年3月至9月，签收人为严国林、邵应辉。上述单据的日期存在重合，如2015年2月12日、3月14日、3月29日等日期，浩达和卡曼尼均有开单。屈春秀表示，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12月7日中，许德添的账户向罗文革转账1210000元，梁志军的账户向罗文革转账100000元，上述14笔1310000元总额的转账中，含括了2015年浩达厂的全部货款（约50万元）和卡曼尼公司的部分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屈春秀在本案主张案涉买卖合同交易相对方是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许德添否认其以卡曼尼公司的名义与屈春秀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进行交易，但其在卡曼尼公司成立之后就一直是卡曼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银行卡由梁志军操作并不能否认由其账户转账的事实，且许德添也知晓银行卡是由梁志军操作用于支付货款。第二，许德添和梁志军均未提交证据证实两人在与屈春秀交易时有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仅是梁志军或浩达厂，梁志军也没有证据证实此前卡曼尼公司由其实际控制或者是其与许德添之间有就卡曼尼公司的经营作出相应的约定。第三，结合微信中的对账表来看，虽然许德添认为卢冰对此前的交易习惯不了解，但是许德添对对账表中的签名并未予以否认，根据对账表可以反映许德添在2016年就有参与卡曼尼公司的经营。第四，梁志军所述浩达厂欠款590000元的构成与屈春秀提交的“浩达”和“卡曼尼”的售货单明显不符，其认可其中的14份签收人严国林、邵应辉是其员工，但由严国林和邵应辉签收的销售单远不止其认可的14份，其主张自相矛盾。另其主张屈春秀故意隐瞒名称为浩达厂的售货单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所称与屈春秀交易如此之久理应核对相关的款项，对卡曼尼公司和浩达厂的货款具体如何区分梁志军也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第五，梁志军称因快递员不愿送货故让员工以卡曼尼公司名义下单的意见与常理不符，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即使是浩达厂下单其员工也可以自行搬回四楼，为何非借用卡曼尼公司的名称，故梁志军认为浩达厂和卡曼尼公司的单价实际含义只是送货地址的解释缺乏依据。综上，梁志军主张是其一直用浩达厂和卡曼尼公司的名义与屈春秀交易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屈春秀在本案中提供了欠条、售货单等证据，综合各方证据来看，屈春秀的证据更为充分可信。一审法院认定屈春秀就涉案买卖合同交易相对方是卡曼尼公司并确认卡曼尼公司的欠款金额及利息正确。许德添作为卡曼尼公司的唯一股东，其理应对卡曼尼公司的欠款承担还款义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屈春秀最后一次向卡曼尼公司供货的时间为2016年3月2日，许德添作为卡曼尼公司的投资人在2018年1月1日发布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承诺对卡曼尼公司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且在2018年5月9日卡曼尼公司注销前屈春秀均是与卡曼尼公司进行交易，故一审法院认定屈春秀在2018年5月9日卡曼尼公司注销后才知道应向投资人即许德添追讨货款，随后屈春秀追讨货款，梁志军也于2018年9月2日向屈春秀出具《欠款确认书》，故屈春秀于2019年9月23日提起诉讼向许德添主张货款，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梁志军称要抵扣部分扣货款的抗辩。梁志军提交了与屈春秀的儿子罗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本案是屈春秀与卡曼尼公司之间的交易，在屈春秀不同意进行抵扣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志军的抵扣请求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许德添和梁志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43.11元，由上诉人许德添负担9317.87元，上诉人梁志军负担1525.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