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8民终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能杰，男，199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可嘉，男，1989年3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沣桀，湖南五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能杰因与被上诉人高可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20）湘0821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0日通过云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能杰、被上诉人高可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沣桀均通过云间法庭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能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可嘉在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高可嘉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无借贷合意，原审判决认定郭能杰“因资金困难决定向高可嘉借款5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郭能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案涉款项转账之时，可客观反映出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无借贷合意，高可嘉向郭能杰转账的款项，是基于向基金会的捐赠款。2.原审判决基于微信聊天记录存在部分删减，认定“被告有混淆是非、欲盖弥彰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观故意”，并否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缺乏事实依据。郭能杰提交的在案证据，是郭能杰手机留存的全部聊天记录，郭能杰未因本案而故意删除聊天记录，无任何混淆是非的意图和行为。虽然高可嘉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删减，但从高可嘉提交的删减内容来看，删减并不影响微信聊天记录对案涉款项时的情景再现，并不会导致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曲解。3.郭能杰不存在因生意周转需要资金的情形，原判认定郭能杰“因资金困难”需要借款，缺乏事实依据。4.在案的录音证据虽然是真实的，但高可嘉进行录音时带有目的性，其言语中存在明显的诱导，高可嘉在录音中的陈述，缺乏客观性，原判据此认定“原被告借贷合意早已客观存在”显属错误。二、原审法院否定郭能杰陈述的事实，认定高可嘉举证达到高度盖然性，得出“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的结论存在错误，应予纠正。1.证明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系高可嘉的义务。2.郭能杰的举证义务，仅要达到对高可嘉主张的事实进行否定的程度，在“双方各自提交的微信记录对自己的主张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的应当是高可嘉。3.高可嘉举证的在案录音以及郭能杰所发送的短信，不能证明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判认为，高可嘉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显然缺乏依据。三、案涉款项已经捐赠给基金会，高可嘉现要求返还案涉款项，有违诚信原则。四、原审判决认定，即便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并无借贷的合意，“原告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显属错误。1.郭能杰所发送的短信系为了达成和解而做出的让步，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郭能杰发送案涉的短信，是基于博鹿装饰公司能够赚钱，然后在利益分配上，对高可嘉进行照顾。3.郭能杰发送短信属于新的法律关系，不能与高可嘉的捐赠混为一谈，也不能推定具有捐赠的合意，在实践中，即便是赠与的承诺，在实际赠与之前，都可以撤销，更何况郭能杰作出的是有条件的承诺。综上所述，郭能杰与高可嘉无任何借贷的合意，高可嘉未尽到其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缺乏法律依据。高可嘉辩称，一、郭能杰主张案涉款项52万元系捐赠与基本事实不符。首先，根据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所有的聊天信息里高可嘉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表示要捐赠52万元给基金会，郭能杰明确表示“钱会在50天内退回来”、“钱在我们手上”、“就是在基金里做个手脚的事”、“50天内退还”，没有捐赠的主观意愿；其次，从高可嘉提交的录音证据及短信记录来看，郭能杰也曾多次表达向高可嘉归还涉案款项。故高可嘉自始至终没有向基金会捐赠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借贷合意的具体体现，郭能杰因所谓捐赠基金会事宜资金需求较大，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明“借到没地方借了”、“我这边还要跟老万再凑一百万公关”，在录音资料里面表明“找岳父借了一百多万”，充分表明郭能杰有迫切的资金需求并有合理事由向高可嘉借贷。录音和短信聊天记录中，郭能杰多次陈述“还钱”以及表达归还的意思，形成了借贷的合意。即使本案不属于借贷纠纷，本案的欠款事由可以归纳为合同纠纷，法院予以释明，并以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三、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首先，高可嘉提交52万元转账凭证证明钱款交付的事实，对借贷合意进行了初步举证；其次，在高可嘉提交转账凭证后，郭能杰抗辩该款项系捐赠明显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高可嘉提交的短信证据进一步补强证明了郭能杰表达“欠款”的意思表示，郭能杰在庭审中没有对返还欠款的意思表示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无论是借贷关系还是欠款纠纷，郭能杰均未提供确切的证据来佐证其捐赠的抗辩理由。高可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能杰向高可嘉偿还借款本金5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5日，高可嘉、郭能杰及案外人万嵩在厦门市成立了博鹿装饰公司。2019年8月，郭能杰为了博鹿装饰公司及其名下其他公司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提升自身的知名度、拓展人脉，决定向基金会捐赠。因资金困难决定向高可嘉借款50万元。2019年9月11日，高可嘉委托其母亲高新画向郭能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整，分别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账45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账5万元，郭能杰收款账户均为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17********）。同年9月12日，高可嘉通过微信转账向郭能杰分两笔共转入2万元。至此，高可嘉向郭能杰共计转款人民币52万元整。2019年9月12日，郭能杰将款项转账至广达安公司，并通过广达安公司给基金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高可嘉主张与郭能杰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高可嘉本应向法院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基础证据，但高可嘉没有向法院提交此关键性证据，仅向法院提交了银行、微信转款凭证、视听资料录音以及电子数据信息等证据。郭能杰辩称涉案款项52万元并非借款，而是高可嘉与郭能杰一同决定给基金会的捐赠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郭能杰亦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双方各执一词，为此酿成诉讼。法院要厘清判定高可嘉与郭能杰之间的争议焦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双方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应提交相关证据。法院首先从双方提交的诉讼证据作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来分析和研判。因为证据属于民事诉讼的实体内容，在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诉讼的实体内容是由当事人来决定的。对双方提交的关键性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事关本案司法裁判的逻辑起点，也是法律事实认定的前提和基础。高可嘉主张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的关键性证据就是银行、微信转账记录以及视听资料录音和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信息聊天记录。通过全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综合认证，法院认为高可嘉提交的银行、微信转账记录以及视听资料录音和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信息聊天记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反映案件的法律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其理由：第一，高可嘉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要件事实即借贷事实存在。①高可嘉提交的银行、微信转账记录，郭能杰对此不持异议，那么高可嘉即完成了借贷关系存在且生效的初步举证义务。②郭能杰对高可嘉提交的视听资料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其录音所反映出的内容进一步佐证双方借贷事实确实存在。为增强裁判理由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法院在此详细予以标注和展示：录音材料第6页第2、3行，“高可嘉：不是，你跟我说的是许美丽把钱还给你，你就会还给我对不对，而且只是说一年时间等到今年十月份，我没有说错？”第6页第16至19行，“不是说谁想起诉你，我是问你这个事情，万嵩借你钱时你写借条了么？你岳父借你钱你写借条了么？我借你钱时候要你写借条了么？都没有，没有人追究你郭能杰的责任，所有人都在看你郭能杰的态度，就件事情”。第20页第9至11行，“郭能杰：我跟你说，如果说500万我要回来，我给你那个还你50万，我还有450万，我再还300万回去，我是不是还有100多万，我是不是日子好过多了，但是，我不想吗？”。第41页第12至14行，“郭能杰：我一开始我，你的钱，你们那天去我家的时候，我是不是跟我爸妈说50万是你的，我是不是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不认账这个钱”。第43页第8至11行，“高可嘉：但是你今天你郭能杰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再去卡我的钱，是52万就是52，你不要到时候又是。郭能杰：我是说是50万就50万”。从双方以上谈话内容来看，虽然在谈话中郭能杰没有明白陈述案涉款项52万元是借款，但郭能杰明确表述归还案涉款项，特别是高可嘉明确讲清案涉款项52万是借款性质（“不是说谁想起诉你，我是问你这个事情，万嵩借你钱时你写借条了么？你岳父借你钱你写借条了么？我借你钱时候要你写借条了么？都没有，没有人追究你郭能杰的责任，所有人都在看你郭能杰的态度，就件事情”）这段话后，郭能杰未提出任何异议，充分说明高可嘉与郭能杰之间借贷合意早已客观存在。郭能杰辩称双方之间没有借贷合意与事实不符。所谓借贷合意，就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双方就借款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民间借贷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所谓不要式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依法并不需要采取特定的形式，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也可以采取书面方式。双方之间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并不代表彼此就没有借贷合意。③郭能杰在给高可嘉所发信息中明确表示“我跟你确认一下，然后钱明年五月份至七月份分两笔归还，你跟他交代一下就行，然后写个证明就行”，从信息内容来看，显而易见郭能杰对案涉款项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还款期限，郭能杰认可案涉款项是债务性质毋庸置疑，此证据是印证高可嘉主张的又一力证。第二，高可嘉提交的证据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证明标准是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证明应当达到的程度，是案件事实证明程度的最低要求，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事实是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从高可嘉提交的证据综合来看，高可嘉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郭能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捐赠协议、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复印件等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达到郭能杰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其理由：第一，郭能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高可嘉提交的相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比对得出，郭能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大量的重要的涉及“捐赠”事实内容进行了删减。譬如“一至两个月退”、“就是基金会里面做个手续的事”、“钱在我们手上”、“钱会在50天内退还”、“借到没地方借了”、“几十个亿”、“我这边还要跟老万再凑一百万公关”，该微信记录具有不完整性、不确定性，从而不具有真实性。从郭能杰删减微信聊天记录且作为证据提交的行为来看，郭能杰有混淆是非、欲盖弥彰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观故意。第二，郭能杰主张的案涉款项52万元是捐赠款，但从郭能杰删减的微信内容来看，事先又向高可嘉明确承诺会在50天内退还。既然属于捐赠，基于慈善捐赠的社会公益性，捐赠财产的归属，受赠人享有的处分权都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捐赠财产最终只能归于受益人。郭能杰怎么可能在50天内退还给高可嘉？这明显无法自圆其说，自相矛盾。第三，即使是捐赠，也是郭能杰个人的捐赠行为，不是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高可嘉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同意捐赠的意思表示。郭能杰以2019年8月19日与高可嘉聊天“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畅行丝路基金，募资形式为无偿捐赠，基金主要管理机构为管委会”、2019年9月6日“我那么准备300W”、“五十万应该要”等寥寥几句即认定是高可嘉同意捐赠。高可嘉、郭能杰是同一个公司的股东，郭能杰为了提高知名度和拓展人脉决定向基金会捐赠时，将情况告知高可嘉也在情理之中，高可嘉向基金会填写个人简历与同意捐赠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双方聊天的背景、语境及视角可导出多种不同结果的解读，郭能杰认定高可嘉同意捐赠，却无法排除其唯一性，因而无法推论出高可嘉同意捐赠的意思表示。从高可嘉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案涉的52万元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借款，在本身举步维艰的前提下，捐赠巨款明显与常理不符。第四，案涉款项符合借款的性质。郭能杰事先承诺50天退还，事后同意偿还并约定还款期限。客观公正的评判，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郭能杰确实没有明确借款的表述，但双方各自提交的微信记录对自己的主张都存在瑕疵的前提下，法官应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比对以此综合判断从而使法官产生内心之确信。郭能杰的行为其实质就是以捐赠名义行借款之实，郭能杰主张属捐赠款明显逻辑上不自洽。法官就是要用穿透式的思维，去伪存真，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第五，退一步而言，案涉款项即使是双方之间同意的捐赠款，但郭能杰事后同意分两批偿还高可嘉，基于私法意思自治原则，郭能杰出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考量就财产处分作出的自主安排，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债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双方之间只要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高可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并无不当。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和认证，得出本案的法律事实是高可嘉持有的银行转款和微信转账凭证，以及录音、信息聊天记录等证据能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客观事实。郭能杰主张案涉款项系捐赠款非借款的依据不足。故对高可嘉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郭能杰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高可嘉与郭能杰之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但对借款的返还期限双方未达成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高可嘉于2020年9月份催告过郭能杰返还借款，故法院确定返还期限为郭能杰收到民事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0年11月18日。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高可嘉要求郭能杰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成立于2019年9月11日、12日，故确定以2019年8月20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计算逾期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郭能杰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高可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2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20年11月19日起以借款本金52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计4500元，由郭能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能杰向本院提交了电话录音、张某与高可嘉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高可嘉质证，对电话录音的三性均有异议，已过举证期限，应不予采纳，录音内容涉及捐款、捐赠、基金会仅为郭能杰单方面诱导、设问式的发问，对方并未明确回应高可嘉所谓的捐赠事宜，郭能杰主张的高某是高可嘉的亲属与事实不符，达不到郭能杰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能杰有迫切的资金需求向高可嘉借钱。高可嘉没有提交新证据。郭能杰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实质是对一审认定郭能杰与高可嘉之间形成借贷关系、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不认可，高可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郭能杰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及对事实异议的评判意见详见本院认为说理部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52万元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本案属于没有借条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高可嘉依据向郭能杰转款的银行流水明细、微信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之诉,郭能杰对收到上述款项不持异议,据此，高可嘉已经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现郭能杰抗辩上述款项并非借款,而是高可嘉支付给郭能杰一同向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捐赠的款项。对于该项抗辩意见,郭能杰负有举证责任。为证明其抗辩主张，郭能杰在一审、二审中均提供了相应证据，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捐款，具体分析如下：郭能杰提交了与高可嘉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中并未有高可嘉承诺与郭能杰一同向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捐款的明确表述，同时，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涉及“捐赠”及借钱等内容存在删减，从而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郭能杰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说明、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捐赠协议、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等仅能证明郭能杰向厦门市广达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转账200万元用于捐赠给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的事实，不足以证明郭能杰收到的52万元就是高可嘉捐给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的捐款，至于郭能杰收到案涉款项后的用途与高可嘉无关，另外，即便郭能杰账户有较多余款亦不足以证实郭能杰无须借款，且根据在案其他证据显示，郭能杰也有向他人借款的情形，故郭能杰以其资金充足无须借款从而否定案涉款项系借款的理由亦不能成立；郭能杰提交的万嵩的证明、高可嘉与案外人林生强微信聊天记录、关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考察泾源县接待方案（送审稿）、携程网行程确认等证据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万嵩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同时，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可嘉已作为专项基金的管委会行政专员，参与到了该专项基金的管理及相应活动中，即便郭能杰所称的高可嘉作为专项基金的管委会行政专员属实，亦不足以证实郭能杰收取的款项就是捐赠款，两者无必然联系；郭能杰在二审中提交了通话录音，但该录音证据中谈话人身份及录制时间不明确，且高可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根据录音内容来看，在涉及案涉款项时，郭能杰多采取诱导性方式获取对方证言，故该电话录音不宜作为证据采信；郭能杰还提供了张某与高可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张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即便该部分证据属实，仅能证明高可嘉曾向张某借款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案涉52万元系捐赠款，据此，郭能杰提交的该组证据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上所述，郭能杰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52万元款项系捐赠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高可嘉主张成立借贷关系，并非仅依据转账记录，还提交了录音、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郭能杰对录音及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从上述证据来看，高可嘉向郭能杰多次催讨过该笔款项，郭能杰也曾承诺归还，可进一步佐证双方就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在高可嘉已完成其证明责任，而郭能杰的举证不能证明案涉52万元系捐赠款性质的情形下，一审判决采纳高可嘉的意见，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并判令由郭能杰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逾期利息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郭能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郭能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燕审判员 刘利利审判员 杨 芳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赵丹书记员李苹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