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3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某，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某，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领，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朱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1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某，被上诉人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朱某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朱某返还其从×××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负责人金某处私自领取并隐瞒侵吞的项目款项四笔共计257万元；3.判令朱某返还2013年10月24日朱某领取的四张支票共计19万元；4.判令朱某支付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利息损失（以276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5.判令朱某在返还276万元的基础上，另外返还158.3079万元其向吴某虚报虚列的、并未实际发生的、谎称其花费在项目运作上的支出费用成本；6.判令朱某返还吴某委托×××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以设计费名义支付给×××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的67.88万元。另，本案也涉及100万元，如果这100万元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要求朱某返还吴某1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这100万元不是分成款，而是借贷款。事实和理由：一、×××公司（以下简称×××公司4）前法人王某和吴某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吴某不是×××公司4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和个人资产没有混同，吴某和×××公司4不存在劳务关系，×××外窗项目合同的主体是×××公司4而不是吴某个人，吴某个人没有义务替×××公司4支付分成给朱某或×××公司3。二、外窗项目和空调项目是两个概念，空调项目是吴某个人在和承包商合作，外窗项目是×××公司4作为承包商，朱某应该起诉×××公司4。三、朱某不具备分配利润的资格，吴某将自己所获工程技术支持及居间费用赠与朱某，不代表双方之间在外窗、空调、项目上有过平等合作的协议。外窗、空调、外墙材料三个项目标的额总计逾8000万元，双方不可能不签书面协议；×××公司3的一切收入都来自吴某，公司本身从未独立承揽过任何与吴某没有关系的业务。公司是空壳皮包公司，是朱某用来以“设计费、工程款”名义收账、做账。2015年3月签署《合作终止协议》的背景是吴某察觉到被朱某欺骗的事实后，考虑到朱某将来会利用其获取的项目文档、邮件，索要更多名目的费用，故要求×××公司3配合消除该隐患，签订《合作终止协议》。四、一审判决错误解读关键证据。一审判决采用的引自2015年2月9日微信对话记录错误解读谈话双方本意。一审法院把朱某实施诈骗、吴某上当受骗过程中的微信对话记录作为判决依据错误。吴某将完全属于自己个人的外窗、空调项目利润的30%主动赠与朱某，不代表朱某有资格去主张利润分成，双方也从未有过任何书面合同或口头协议。因真实理由不便公开，才假托“设计费、工程费”名义赠与费用。五、本案的部分背景：（一）吴某曾就本案纠纷以侵占罪提起刑事自诉，也曾以委托合同纠纷提起过民事诉讼，由于关键证据缺失，法院以纠纷名称不符为由驳回起诉，判定吴某应以合适案由另行起诉，吴某打算另行起诉时，朱某先行起诉。（二）涉案项目中，朱某以其秘书工作之便获取的资料，冒充“涉案合作项目基本情况”，朱某仅参与项目信息的中转、归档、传达等工作。项目来源及商务负责和分包合同谈判均为吴某，朱某的工作没有难度和价值。（三）在争取到门窗空调项目之前，吴某花费五年时间，义务为×××免费做了多项设计顾问咨询及设计服务，产生158万、261万元成本，两笔成本支出由吴某一人承担，朱某在2013年春节后介入，帮忙跑腿，无资格窃取劳动果实。朱某为了获取参与吴某×××工程的资格，和岳某共凑150万元，于2013年4月用于吴某的工程垫资。2013年7月吴某将150万元“垫资款”还给朱某，并为其报销了朱某虚构的8万元“成本支出”，前后垫资仅两个多月。六、2013年10月24日朱某领取的四张支票共计19万元应计入涉案项目收益，应在本案中一并返还。朱某主张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七、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朱某取得的款项257万、19万中，朱某应向吴某返还部分款项，故不认可一审认定的利息。八、一审关于应给朱某分配利润的认定错误。朱某仅做了一些联络、协调、转发资料等简单事务，参与过一些辅助工作，所谓垫支158万元其实是吴某自行担保、委派朱某短期拆借，用于项目的垫支。九、吴某从来没有跟朱某签订任何协议，吴某是朱某及其公司的唯一的、一切业务及收入的来源。《合作终止协议》是岳某作为实际控制人签订的；即使没有朱某的法人章，合同同样有效，岳某的签字、盖章构成表见代理。十、项目来源及商务负责和分包合同谈判均为吴某，朱某的工作没有难度和价值。其间，朱某从吴某处骗取到巨额金钱。十一、关于57万元的问题，金某在刑事自诉案件询问时隐瞒这笔朱某取走的金额，和其最后一次对账时给吴某写的书面付款情况说明金额不一致，相差57万元。金某在与吴某算账时承认这笔钱包含在给吴某的技术支持与信息费中。一审法庭漏算这57万元。十二、本案双方在合作之初，朱某把几乎所有工作委托给岳某，且朱某和岳某多次签订微信协议，约定各自瓜分所获利润分成的一半。岳某在2013年10月15日项目开展过程中表态说其本人和朱某都不该分得利润；岳某在朱某被抓后又代表其本人、朱某及×××公司3主动要求签署《合作终止协议》，说明其和朱某在本案项目中没有实质性贡献。十三、《合作终止协议》证明，外窗项目合作双方是×××公司3和×××公司4，不是吴某和朱某，且合作只是短暂的、表面的、后来被终止的；后来岳某以个人身份和×××公司4合作，代表×××公司4落实外窗业务的具体工作，朱某从未见过客户方工作人员，仅作为吴某的秘书做些打杂工作，朱某及×××公司3均无权向吴某或×××公司4索要任何外窗项目的利润分成。十四、外窗项目的签约、实施主体是×××公司4，岳某、吴某是为便于开展工作而挂名×××公司4，吴某不是×××公司4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根据黄某的伪证认定王某是吴某的嫂子和关联人缺乏证据。十五、法庭未将项目前期261万+158万成本计入。吴某将朱某与×××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项目负责人刘某之间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法庭，法庭遗漏该证据，这是朱某亲自劝说吴某给刘某的个人好处，应记入到项目成本中。法庭遗漏计算57万。十六、朱某应为其所谓为本项目运作花费的158.3079万元提供明细证据，现朱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为本案项目花费、支出过这笔“成本”，属于虚报开支，吴某一并要求其返还。十七、2015年2月13日吴某委托×××公司2代付朱某的70万“设计费”，并不是设计费。在设计项目中，朱某只是在帮忙收集整理吴某公司设计师的设计资料，并帮着协调吴某项目的工作进度，其本人并未亲自进行过任何设计。朱某与吴某不是合伙关系，朱某没有分成的资格。朱某辩称，一、涉案项目系吴某与朱某个人之间的合作，而非吴某或×××公司4与×××公司3之间的合作。所有项目出资均由个人承担，吴某认可朱某个人承担了158.3万元的出资，吴某也声称其个人出资2616712元。吴某与朱某二人约定利润分成比例，朱某分得项目利润的30%，吴某分得项目利润的70%，一审中吴某多次认可该分成比例。涉案项目合作款项从领取到部分利润分配都与×××公司3无关。吴某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公司4仅是吴某与朱某就涉案门窗项目与发包方及门窗供应方之间合作的空壳公司，并非与朱某合作的主体，所有出资均未打入×××公司4账户，且是个人直接现金出资，已经分配的部分利润也是吴某个人直接支付给朱某。二、吴某与朱某之间明确约定了涉案合作项目的利润分成比例，且吴某并未向朱某支付全部利润分成，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委托合同纠纷的生效判决书为证。三、朱某全程参与涉案门窗和空调项目的工作，有权就涉案合作项目获得全部利润分成。截至2013年7月，涉案合作项目已经完成绝大部分工作，且门窗项目中总包方已经支付绝大部分（75%左右）款项。四、关于利润计算方法及出资，一审判决并未超出朱某起诉主张的事实部分，不属于超范围裁判。五、关于涉案合作项目的收入、成本支出。（一）关于门窗项目的收入。×××公司4与发包方的合同总金额为30702267元，但因后期施工面积增加，收入总额最终为32932267元。一审判决依据吴某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公司4的银行流水，认定门窗项目的收入总额为28760383.75元。但吴某实际控制×××公司4，却只提供了截至2017年9月9日的银行流水，没有包括在此之后的交易流水，未能完整反映涉案合作项目的发包方的全部支付记录。（二）关于空调项目的收入。根据吴某在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空调项目的收入为283.78万元，×××空调项目的收入为244.93万元，空调项目收入总计528.71万元，而非吴某在本案中主张的495万元。一审判决在吴某在另案中自认的情况下，认定空调项目的收入为49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三）关于涉案合作项目的成本支出。1.向门窗项目的分包方支出的费用。一审判决依据生效判决认定×××公司4向×××公司5支付的工程款于法有据，但认定×××公司4向×××公司（以下简称×××公司6）支付的分包费用为3887288元，与×××公司4与×××公司6签订的合同金额2903030元相差巨大，吴某未能提供合理说明及相关证据。2.关于支付的隐形纱窗费用。一审判决认定×××公司4向×××公司（以下简称×××公司7）支付了隐形纱窗费用331521.55元错误。吴某与朱某的涉案门窗项目仅涉及天窗及外窗，仅与分包方×××公司5及×××公司6进行合作，不涉及纱窗。且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吴某从未向朱某提及需要与×××公司7合作，更未曾征得朱某同意。所以，该部分纱窗费用331521.55元不应计入涉案合作项目的成本支出。3.关于涉案合作项目的税费成本。吴某并未提供缴税凭证等任何相关证据，对于总包方向×××公司4支付的款项，×××公司4又向分包方支付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两家分包方要向×××公司4开具增值税发票，抵扣了×××公司4需要承担的增值税。至于吴某主张空调项目中其针对×××公司1支付的150万元，用×××公司（以下简称×××公司8）开具发票，承担了45000元的税费成本，该说法无事实依据。吴某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8开具的发票与涉案合作项目有关；×××公司1是在扣除8%（包括管理费、税费）后才支付空调项目收入的，且×××公司1应扣除8%的管理费和税费是吴某在本案一审及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中多次明确认可的。一审判决在计算项目支出时未将吴某所主张的上述税费计入正确。4.关于×××公司5刘某取得的116万元及王某1取得的25万元。在×××公司5与×××公司4的案件中，×××公司4说的是给了116万元的支票，与本案无关，也未曾实际支出，朱某与×××公司5刘某的电话录音中提及的是100万元支票，该款项是通过×××公司4向×××公司5正常支付的门窗款项。关于吴某所主张的应当计入项目成本的25万元，与涉案合作项目无关，不应计入项目成本。5.关于所谓检测费及暖气、电费、劳保、办公、打图费、劳务费、残疾人就业保证金。吴某在上诉状及一审中主张应当将上述费用计入项目成本，但其一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存在问题，也都与涉案合作项目无关，一审判决未将吴某所主张的前述费用计入项目成本正确。六、关于朱某已经取得的款项。（一）关于×××公司1开具的57万元和70万元对公转账支票。57万元的支票由吴某的堂弟领取并兑取。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中，金某明确说明只向朱某支付了206万元现金，交付了70万元的支票，从未提及向朱某交付了57万元的支票。一审判决在计算朱某已取得的收益时未将该57万元计入正确。70万元的支票由吴某的堂弟兑取，一审法院将该70万计入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错误。（二）关于吴某于2013年11月27日向朱某支付的100万元是吴某向朱某支付的项目部分利润。吴某在答辩状、反诉状及一审庭审中主张在项目收益分配时计入其中。因在本案中的主张与民间借贷中的主张完全矛盾，在法官释明后，吴某将民间借贷纠纷进行撤诉处理。一审判决将朱某曾帮吴某偿还过信用卡欠款及房贷15.48万元从100万元中扣除正确，一审中吴某认可朱某确实曾帮其偿还过欠款。其在一审及二审中主张曾在此之前于2013年4月11日向朱某支付23.4万元，让朱某帮助其偿还信用卡及支付房贷的说法与事实及常理不符。吴某的该笔款项是在向朱某偿还此前垫付的房租。（三）关于2013年10月24日领取的19万元支票。支票明确注明系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安装款，为×××医院工程款，而涉案合作项目的门窗和空调安装均由合作方全部负责，不需要朱某和吴某负责。一审判决未将该款项计入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正确。（四）关于朱某从×××公司1负责人金某领取的60万元现金。2016年3月4日，朱某从金某处领取空调项目收入60万元现金，领取后当日朱某即向吴某转账5万元，朱某此次获得的项目利润实际应为55万元，一审判决在计算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时未扣除该5万元有误。七、吴某在二审程序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的做法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准予。八、关于朱某的158万元出资、吴某声称的261万元出资及实际支出情况。（一）朱某在起诉时主张其就涉案合作项目的出资是1583079元，其中150万元是朱某于2013年4月1日、2013年5月7日分别从中国光大银行取款50万元、100万元后直接交给吴某，吴某在一审中对此予以认可，其在上诉状也自认该出资成本实际发生。该款项拟用于涉案合作项目可能存在的前期垫资，但吴某在收到现金后具体是否实际支出、如何支出并不清楚，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吴某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吴某现为了新增诉讼请求，改口称150万元并未实际支出，却又在上诉状中主张将该款项计入项目成本，自相矛盾。（二）关于吴某声称的其出资261万元及实际支出情况。吴某在上诉状中主张其就涉案合作项目出资261万元，将要求将其计入项目成本、从项目收入中扣除，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九、吴某在新增上诉请求中要求朱某返还70万元设计费，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0万元是×××公司2向×××公司3支付的设计费，是其他设计项目合作费用，与涉案合作项目无关。在×××公司2诉×××公司3、朱某、岳某合同纠纷一案中，×××公司2明确表示该70万元包含了×××景观设计费14万元、×××景观设计费18万元、×××设计费9万元、×××设计费26.88万元及苗木预付款2.12万元。十、关于257万元，吴某已经在委托合同纠纷案中处理完毕，如果吴某不服应启动再审程序，不应在本案中重新主张。关于19万元，一审计算涉案项目收入、支出时已处理过，且支票上明确标明19万是×××项目的工程安装款，与本案无关。关于100万元，吴某已将100万元计入一审反诉诉求中，且一审时吴某也说是项目分成，朱某领到了这100万元，一审已经在计算时扣除了。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某支付合作分成款3340930元；2.判令吴某支付利息（以334093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吴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要求朱某返还项目款376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376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与朱某、吴某合同关系有关的情况吴某负责联络×××办公室，以吴某收购的×××公司4自×××办公室承揽涉案门窗项目。×××公司4就门窗项目，与下游厂家签订合同，由下游厂家提供产品并安装，×××公司4向下游厂家支付费用。关于空调项目，吴某与×××公司1进行合作，×××公司1收到×××办公室支付的合同款项后，将空调安装工程款的12%支付吴某，将空调采购差价的92%支付吴某（扣除8%管理费）。2013年3月，吴某出资收购了×××公司4，将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某关联方王某。吴某曾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将朱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朱某返还其受托自×××公司1领取的款项2570000元。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406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2018）京0105民初40601号民事判决载明：1.庭审中，吴某表示上述两份合同系经其居间介绍，×××公司1与吴某口头约定由吴某负责×××空调项目的采购和技术支持，×××公司1支付吴某相应费用。吴某与朱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3进行合作，在项目最终结算后，×××公司3扣除成本后获得利润的30%。朱某作为×××公司3的股东及经理，具体负责与相关厂家及×××公司1的沟通联系。就×××空调项目，吴某委托朱某前往×××公司1领取款项，应当将所领款项予以返还。2.朱某表示与吴某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吴某介绍×××公司1承接×××空调项目工程，设备从×××空调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采购，采购价与工程报价的差额作为利润，×××公司1扣除7%-8%的管理费和税金后将款项支付吴某和朱某。其中，吴某是建筑设计师，朱某是景观设计师身份，负责空调项目的考察、约见设计师和厂家负责人等大量工作，朱某扣除成本后获得利润的30%。朱某曾以×××公司3名义与吴某合作，此情形下大多有协议且款项直接支付至×××公司3账户。朱某表示×××空调项目是朱某与吴某之间的合作。2015年2月9日，朱某与吴某通过微信沟通。吴某：我挣了点建筑设计费，不行？朱某：凭什么给我30%，既然这么算，就都一半。吴某：外窗和空调是之前说好的，你自己说的，景观费用是给你一半。朱某：行了，你合适就行了，赚了你拿大头，赔了就一人一半，到哪都不吃亏。吴某：这些工程我跟了5年拿到的，如果反过来我也愿意……你不算大账，外窗空调都按30%给你了，怎么白干了，而且还把我说的那么不堪，我去年闹离婚，顾不周到，你为何不直接找我借钱，股票你接着抄，给我30%即可，剩下你拿着。（二）与涉案项目收入有关的情况朱某与吴某均认可，就×××门窗项目，×××公司4与×××办公室签订的合同总额为30702267元。一审庭审中，吴某提交×××公司4截至2017年9月6日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公司4在×××门窗项目上的总收入为28760383.75元，以及支出400000元设计费的事实。吴某称该项目已经结算完毕，实际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的差额为甲方扣款。朱某认为项目于2017年之后另增加结算金额2230000元，且项目不需要对外支出设计费。2008年11月，×××办公室（发包人）与×××公司1（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就×××VRV空调系统、新风系统、送排风及防排烟系统及VRV空调的信号控制系统的穿线及温控器等空调设备供货、安装、试验、调试、验收工作订立合同。一审庭审中，吴某提交2017年5月30日金某出具的《×××款项支付情况说明》，载明：×××公司1直属×××工程处与吴某在双方合作项目×××工程中，×××公司1直属×××工程处负责该项目的施工，吴某负责该项目的设备采购和技术支持，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但未签订书面协议；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吴某委托朱某和岳某作为其代表来我处领取×××工程项目的设备采购及技术支持的费用；在此期间，我处共支付吴某全部费用3450000元，其中经朱某领取3330000元，经岳某领取120000元。说明下方加盖有×××公司1直属×××工程处方章。吴某认可其自金某处领取空调项目费用1500000元。故吴某称×××空调项目总收入为4950000元。2017年7月4日，吴某以朱某犯侵占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吴某于诉讼中提交的相关材料中显示×××项目×××公司1应支付给吴某2837800元，×××项目应支付给吴某2449279.06元，吴某据此主张相应的诉讼请求。朱某据此认为空调项目的利润为5287100元。吴某称上述数额为吴某向×××公司1上报的数额，×××公司1实际扣除一部分款项，实际给付吴某4950000元。（三）与涉案项目支出有关的情况×××公司5曾以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为由将×××公司4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司5于诉讼中主张×××公司5制作×××项目铝包木门窗、铝合金门窗共计8618546.2元，×××项目铝包木门窗、铝合金门窗总计8602939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213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公司4应付工程款数额及是否应给付逾期利息的问题，×××公司5在该案中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公司4虽提出减免工程款的抗辩，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公司5主张的工程款数额予以支持。吴某提交×××公司4与×××公司6《天窗工程财务对账单》及部分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公司4需向×××公司6支付工程款4244280元（其中尚欠356992元未付）。吴某称因公司账户没有钱，项目亏损，故尚未支付欠款。朱某不认可该份证据真实性，认为相关合同总价为2903030元，且不需支付检测费。吴某提交×××公司4与×××公司7签订的《隐形纱窗定作加工合同》及部分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公司4需支付×××公司7工程款382986元（其中尚欠51464.45元未付）。吴某称因公司账户没有钱，项目亏损，故尚未支付欠款。朱某认为涉案项目不包括纱窗项目，该项目不在合作范围之内。吴某提交支票存根、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支付给×××公司5的250000元及给付该公司刘某的1160000元应当计入项目成本，称该款项系支付的项目好处费。吴某提交×××建筑公司支票存根4张，金额合计190000元，用途注明为安装工程款，收款人处有朱某签名。朱某称该款项的支付公司非本案项目合作方，系朱某与吴某合作的×××项目付款，与本案无关。吴某提交暖气费、电费、劳保办公用品、为×××公司5支付检测费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尚有相关费用应计入项目成本。（四）与朱某收款有关的情况2013年7月10日，朱某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返还垫资1583079元，利润16921元，金某支付700000元，合计2300000元整，特此说明。朱某不认可上述收条真实性，但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朱某认可收到吴某支付的项目分成利润135000元，其中包括×××空调返利39300元，吴某支付的95700元。吴某认为应在上述135000元的基础上，加上收条中的16921元。2016年3月10日，朱某在×××公司1570000元支票票根上签字。2013年9月16日，朱某在金某取款760000元的取款单上签署“朱某146”字样。2016年3月3日，朱某自×××公司1领取金额为700000元支票。2016年3月4日，朱某在银行客户须知中书写收条，载明：现金600000元，支票700000元。朱某称上述款项中，700000元、570000元两张支票实际由吴某的弟弟吴某1兑取，朱某于2013年6月收金某700000元现金，于2013年9月16日收金某760000元现金，于2016年3月4日收金某600000元现金，其中760000元现金已转付吴某母亲。吴某于朱某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中称：金某称已支付朱某、岳某2880000元；朱某于2013年9月前领取现金700000元，于2013年9月16日领取现金760000元，于2016年3月4日领取现金600000元及支票700000元。朱某仅于2013年9月16日向吴某汇款支付了其中一笔760000元。2017年6月28日，金某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吴某刑事自诉案件中作为证人陈述：金某为×××公司1总经理助理，承包了×××公司1直属×××工程处；×××公司1×××工程处与吴某进行合作；×××项目已经完工，但没有最终结算；已支付给朱某2760000元，给付岳某120000元。其中给朱某的钱中2060000元为现金，700000元为转账支票。2013年11月27日，案外人胡某向朱某银行账户转账1000000元，备注为还款。吴某曾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朱某，要求朱某偿还借款1000000元。本院作出（2018）京03民终5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4254号民事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5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民再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4254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8）京03民终584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以（2020）京0105民再47号案件立案审理。朱某与吴某称，双方均认可上述1000000元与涉案项目分成款有关，双方争议在于朱某主张上述款项中应当扣除代吴某偿还信用卡的154800元，吴某认为不应当扣除，朱某代吴某偿还信用卡的款项，吴某已经在2013年4月11日，通过胡某的账户转款给朱某234000元。双方均希望该1000000元的争议在该案中解决，双方撤回再审的起诉。吴某于2020年11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20）京0105民再47号案件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当日裁定准许撤诉。（五）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况一审庭审中，朱某提交2010年至2013年期间多份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其在涉案项目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各方沟通过程中发送的合同文本显示的合同款项数额，朱某主要依据上述证据中显示的合同金额计算有关门窗项目的诉讼请求，并根据其他证据对数额进行补正。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朱某、吴某、岳某就案件相关事实进行了询问，岳某表示其与朱某就涉案项目进行合作，就涉案工程投入了大量劳动，就朱某获得的款项应当与朱某对半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朱某与吴某以×××公司4的名义就涉案工程进行合作，并由朱某分得项目利润的30%。关于涉案项目的收入情况，朱某根据项目初期电子邮件载明的合同金额作为主要依据计算门窗项目的结算金额、依据吴某刑事自诉案件中的间接证据计算空调项目的结算金额依据不足，吴某所提交的证据更具有客观性，在无直接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吴某关于涉案项目的收入情况的陈述，即门窗项目共计收入28760383.75元，空调项目共计收入4950000元。关于涉案项目的支出情况，向×××公司5支付的款项应当已生效判决确认的款项为准，即17221485.2元。向×××公司6支付款项应当以×××公司4实际支付的款项为准，即3887288元。关于隐形纱窗的款项，吴某提交了与×××公司7签订的《隐形纱窗定作加工合同》及部分付款凭证，朱某未就相关问题提出反证，故一审法院认可相关支出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并以×××公司4实际支付的款项为准计算支出金额，即331521.55元。关于吴某主张的其他项目成本支出费用，既无双方之约定，又无双方之确认，吴某未能证明相关支出款项与本案有关且不属于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基数，故一审法院对吴某主张的其他成本费用支出不予采信。关于朱某已获得的收益情况。首先，关于2013年7月10日朱某出具收条，朱某不申请对该收条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可该收条的真实性，考虑各方经常以大额现金方式支付款项的交易习惯，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朱某收取了收条中载明的款项。其中1583079元明确载明“返还垫资”，且吴某未证明其个人出资部分作为成本支出，故该1583079元款项不应当计入朱某之收益。此外，根据收条载明的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朱某自吴某处已收取的收益款项为：2013年7月10日收条中载明的16921元；吴某支付的×××空调返利39300元；吴某支付的95700元。另外，朱某自金某处还获得了部分项目收益，金某主张就空调利润部分已给付朱某2760000元，吴某于刑事自诉案件中亦称朱某已收到金某支付的2760000元，结合吴某主张已收到朱某转交的76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朱某已自金某处收取项目收益款2000000元（包含700000元现金、700000元支票、600000元现金）。朱某称其所签收的700000元支票已交付吴某之弟的意见，因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2013年11月27日吴某向朱某给付的1000000元，现双方均认可该款项与本案项目收益分配有关，且均认可吴某要求朱某帮助吴某偿还信用卡1548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中的845200元应计入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双方所主张的其他互相支出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双方可另行主张。综上，涉案项目利润共计12270089元，朱某应当分配收益的数额为3681026.7元，朱某共计已获得项目收益2997121元，吴某尚应当支付朱某的收益为683905.7元。吴某逾期支付款项，应当向朱某给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朱某未提交其向吴某进行主张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以朱某起诉之日起支持朱某的利息损失主张。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法院对相关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予以调整。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一、吴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朱某项目收益683905.7元并给付利息损失（以683905.7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吴某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某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公司4与×××公司3签订的《合作终止协议》2份，证明外窗项目系×××公司4与×××公司3合作，空调项目系吴某个人与×××公司3合作；×××公司3在外窗空调项目上所做工作极为有限，已在2015年3月25日主动放弃索要以上两项目的利润分成。证据二，吴某2015年3月31日和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吴某已经通知空调合作方金某，她已终止了朱某在空调项目上代表吴某与金某联系。证据三，朱某在刑事自诉案中提供的与金某的手机信息，证明朱某在吴某空调项目中与合作方勾结损害吴某的利益；且其所谓帮吴某从金某处收取项目回款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借机据为己有。证据四，吴某和岳某的手机信息，证明×××公司3实际控制人岳某代表其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已承认给吴某造成的损失巨大、贡献有限，表示愿意主动放弃本案的项目分成。证据五，朱某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吴某的苗木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朱某明确承认并认可岳某长期控制朱某任法人的×××公司3的公章、银行账户，岳某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岳某有权盖章签署《合作终止协议》。证据六，×××公司3的银行对账单，证明吴某是朱某及×××公司3唯一的、一切业务及收入的来源；×××公司3是空壳皮包公司，是朱某用于收取吴某赠与费用的口袋；朱某实际上没有资格和资本与吴某谈论平等合作，朱某也从未与任何人签订过任何协议。证据七，×××公司3《关于×××公司2向我公司支付苗木款的说明》，证明吴某实际控制的×××公司2及其委托的×××公司4合计支付给×××公司3“118万”苗木款用于购买苗木，其中×××公司2向×××公司4拆借并支付115.88万元，该115.88万元实际是×××公司4向吴某支付的外窗项目居间费，×××公司3收款后，朱某并未采购苗木，朱某所谓“采购苗木巨额亏损”事实上不存在。证据八，2015年2月2日至2月10日朱某对吴某进行苗木诈骗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逼迫吴某承担全部朱某虚构的“采购苗木巨额亏损”126万元；吴某正在通过（2020）京0108民初1130号案追索；吴某赠与朱某的126万元款项来源于其个人与朱某无关的外窗空调利润；朱某骗取70万元，由×××公司2以设计费的名义支付；吴某将×××景观设计费共计147万全都赠与了朱某。证据九，2015年2月4日至2月13日朱某与吴某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不是吴某的平等合作伙伴；吴某赠与朱某的费用不是基于双方项目合作，而是基于男女关系及雇佣关系；朱某无资格获得两项目利润，而是吴某单方面赠予朱某。证据十，2015年2月7日至2月9日关于朱某不许吴某算账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强烈排斥算账、不许吴某算账的原因在于：朱某深知如果吴某算账，账面必定亏损，就会导致没有任何理由让吴某拿出钱来赠与朱某，朱某不许吴某算账的目的在于他在向吴某强行索要费用。证据十一，2015年2月12日关于朱某不愿意为吴某赠与他的15万元现金款项给吴某开具等额发票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不想留下账面记录，以便今后抵赖已经收到吴某赠与的现金；吴某曾每年赠予朱某很多现金及现金支票，现金没有转账记录，现金支票都由朱某拿去兑现公司兑取现金，朱某没有开具相应发票；吴某支付朱某费用的原因在于双方的男女关系；朱某开给吴某的所有发票都是拿来做账用的，发票的用途不是真实发生的，发票对应的金额是吴某单方面赠与朱某的费用金额；吴某赠与朱某的现金来源于外窗空调项目的微薄利润。证据十二，吴某和朱某2015年2月7日至2月10日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通过装惨来向吴某施加压力，逼迫吴某拿出巨额费用安顿他的“悲惨处境”，补偿他虚构编造的“采购苗木巨额亏损”。证据十三，吴某和朱某2015年2月7日至2月12日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在逼迫和欺骗吴某同意全额承担126万“采购苗木巨额亏损”达到目的后，又通过装惨额外获得吴某自己垫资赠与的70万元。证据十四，吴某和朱某2015年2月12日谈论×××工程“赔还是没赔”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当时早已通过算账发现了×××外窗空调工程亏损的事实，竭力制止吴某算账；朱某说“不想再参与了”，证明其清楚知道×××项目没有利润，在口头上表达了与吴某终止合作的协议。证据十五，吴某和朱某2015年2月7日-2月10日关于吴某垫资赠与朱某和项目没赚到钱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吴某赠与朱某的巨额费用来源于吴某将自己应得的外窗空调利润赠与朱某，吴某在自己没收到费用的情况下就提前垫资赠与朱某；事后，吴某提前垫付赠与朱某的项目费用都没能收回；吴某所做×××外窗空调项目亏损，没有利润可分。证据十六，吴某和朱某2015年2月9日关于×××外墙材料工程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吴某督促朱某对其联系的×××外墙材料工程负责到底、设法挽回损失；2013年春，朱某逼迫吴某把自己的×××外墙材料工程交与他岳母联系的×××陶瓷厂总经理陈某承接并帮助其与业主签了合同，随后朱某将陈某给吴某的200万元项目居间费用私下全部侵吞，并对吴某谎称“陈某是奸商，签了合同背信弃义一分钱居间费用不给”“我去×××要账还赔上了路费”，吴某不得不自行垫资弥补项目运作的相应损失。证据十七，×××公司2《已经支付了“分成款”情况说明》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公司2替吴某以设计费的名义向朱某支付了70万元“分成款”，系朱某以“处境悲惨”的名义索要的包养费、“苗木损失费”、跑腿费；这70万元款项来源于吴某的外窗、空调项目当时已经到手的利润的30%。证据十八，×××公司4《郑重声明》，证明吴某不是×××公司4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义务承担×××公司4的债权债务；黄某作伪证，岳某和吴某没有基于×××公司4的上下级关系或共同利益关系，也没有个人特殊交情，岳某的证言符合事实。证据十九，（2020）京0108民初1130号案件开庭传票，证明吴某及其实控的×××公司2赠与朱某的“采购苗木巨额亏损”126万元是被其欺诈，吴某正在通过诉讼手段追讨巨额损失；发回重审的原因是朱某盗用公章伪造了三个内容虚假的设计合同欺骗二审法庭，公安机关已经表示一旦吴某正式报案，随时抓捕。证据二十，朱某起诉书截屏，证明吴某亏损的原因之一为吴某和朱某共同从空调分包商金某处取走495万元，其中朱某取走257万元，吴某拿了238万元，但吴某的成本在项目开始的2013年7月10日（收条日期）就已发生了261万+158万=419万，是项目前期五年的运作成本；朱某在两次提交的起诉书中自认261+158万元项目成本；尽管朱某明知因他本人的原因导致吴某在外窗空调项目中严重亏损，但朱某仍以四种理由强行索要工程利润。证据二十一，×××公司4银行对账单，证明吴某亏损的原因之一在于2013年5月，吴某将×××公司4给其个人的49万居间费用现金支票赠与朱某，用于支付宝马X5汽车的首付款。证据二十二，朱某和外窗分包商×××公司5副总经理刘某谈论×××公司4付给刘某116万元外窗项目好处费的电话录音，证明外窗项目还有一笔131万元的亏损金额被一审法庭遗漏；朱某串通外窗分包商×××公司5刘某和王某1骗取×××公司4“116万”+“15万”=“131万”元；×××公司4不愿意继续支付吴某居间费用的原因。证据二十三，京网鉴2017第74号附件光盘（吴某手机微信及短信息证据），证明以上微信证据均来自司法鉴定光盘。证据二十四，×××公司5起诉×××公司4执行终止，证明即使×××公司4还欠吴某利润分成，吴某也没有继续追索和起诉的必要了，因为即便胜诉也无法执行。证据二十五，岳某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胡某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2013年5月，吴某将×××公司4给她个人的49万居间费用现金支票赠与朱某支付其购买宝马X5汽车的首付款，此事岳某也知情；吴某和朱某是情人关系，朱某爱慕虚荣，以工作需要为名向吴某索取宝马X5豪华车，吴某也满足了他；朱某欺骗合伙人岳某，当2017年吴某起诉朱某后，朱某骗岳某说是他给吴某还信用卡和房贷换取了吴某的（49万买车）支票，事实上朱某给吴某还信用卡和房贷的15.4万元费用是用于冲抵吴某2013年4月汇给他的另一笔23.4万元，与该笔49万元支票无关；吴某早已向法庭提交过该证据；吴某已另行起诉借贷案；23.4万元及15.4万元均与本案无关。证据二十六，吴某与朱某的手机信息记录，证明双方是情人关系，朱某经常向吴某诉说有困难，虚构名目不断向吴某要钱，吴某每次都上当受骗。证据二十七，前×××项目副主任肖某的书面证言、前×××科技处助理员的书面证言、前×××项目驻现场设计师谌某的书面证言，证明吴某一直独立经营，与×××项目部合作承接项目；肖某不认识朱某，×××的一切项目与朱某无关，所有商务活动项目部都只与吴某洽商；2008年汶川地震后，吴某任×××基建顾问，与×××设计院合作；2012-13年吴某承担×××项目的规划设计；×××设计院在多年里与吴某的多次项目合作中，梁某协调的所有项目均只与吴某本人洽商，他不认识朱某；吴某系独立经营，朱某不是吴某×××项目的合伙人；朱某常年无所事事，冒充高干子弟，经常向他人借钱。证据二十八，朱某和吴某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不但自己到处诈骗，还教唆别人造假行骗。证据二十九，朱某和吴某2016年4月、11月及2017年3月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自认外窗、空调、外墙材料、设计等项目都不是他亲自干的活，他只是在进行协调；朱某和吴某不是合伙人关系；朱某自认从2015年3月以后再也没有参与过外窗、空调、外墙材料工程的协调工作；吴某在朱某被劳教后发现，朱某在所有工程中“什么工作都没有做过”。证据三十，朱某和吴某2016年4月及2017年3月的微信谈话记录和手机信息谈话记录、朱某和刘某的两段谈话录音、吴某1和王某1的两段谈话录音，证明×××公司4给×××公司5副总经理刘某116万现金和×××公司5项目经理王某1“15万”现金；刘某和陈某的事情是朱某办的，朱某逼迫吴某协调×××公司4给刘某和王某1合计付款131万，这131万元既是外窗项目成本，也是朱某给×××公司4造成的损失；朱某还和刘某、王某1合伙瓜分了这131万元的费用，其中王某1给吴某1说自己拿了15万；朱某纠缠和逼迫吴某把自己×××外墙材料工程给朱某指定的其岳母的关联公司的陈某，并侵吞陈某给吴某的200万元居间费。证据三十一，朱某和吴某2016年4月和12月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吴某自述其花费了大量心血协调完成的工程项目，在无比信任朱某的情况下让其参与协调，但是没想到朱某侵吞了所有工程利润，并且勾结分包商给项目造成巨额亏损；朱某串通×××公司5副总经理刘某给×××公司4报了高价，使×××公司4损失225万元，朱某又逼迫×××公司4给了×××公司5刘某、王某1“131万”，导致×××公司4巨额亏损；朱某强迫吴某把自己的外墙工程给了朱某岳母的关联公司的陈某，吴某一分钱居间费没有拿到，全被朱某及其岳母侵吞；朱某谎称“采购苗木巨额亏损”，以“苗木亏损费”和“人员服务费”等名义将吴某的外窗盈利全部骗走，另行讹诈吴某70万元；朱某毁掉了吴某运作多年的心血工程（2008-2018十年）。证据三十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联（×××公司4），证明×××公司4曾给×××建房办开具工程款发票，合计缴纳地税48万元，73张发票联的缴税额对应×××公司4银行对账单支出记录。证据三十三，在刑事自诉侵占、委托合同纠纷、借贷案和本案一审中，朱某提交的“吴某账本记录”照片、朱某所写“返还朱某158万元垫资款”的收据，证明朱某当面向吴某虚报虚列“项目运作开支”，谎称他自行花费158.3079万元“成本”，但朱某始终未能拿出实际支出的证据；朱某将其去×××的车票费用列入清单让吴某为其报销，实际上朱某去×××是为与其岳母一起串通陈某侵吞吴某应得的200万元居间费；该笔158.3079万元吴某已经个人垫资支付给了朱某；证据三十四，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834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苗木案发回重审的依据是根据二审中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及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是朱某在本次开庭时所说的因为“岳某做了伪证”。证据三十五，朱某和吴某2016年4月3日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自认其只是作为吴某的商务助理和秘书，在帮忙进行协调、跑腿打杂、收集资料、转发邮件；朱某自认外窗、空调、外墙材料“三个大工程”“都不是我亲自干的活。我很努力去协调，是我能力太差，运气太背”；朱某给吴某造成巨大损失伤害并导致巨额亏损，但只用“能力太差，运气太背”对此进行敷衍搪塞。证据三十六，朱某与吴某之间关于朱某自认私刻公章的聊天记录，证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吴某一审胜诉的苗木诈骗案发回重审的原因是朱某私刻公章、伪造了4个假合同作为“新证据”，不是朱某在本案开庭时所说的“岳某伪造了《说明》”，朱某在法庭上编造谎言欺骗法官。证据三十七，×××建房办关于×××公司2设计合同变更增加费用的审批文件，证明吴某因变更设计增加了165万元工作量，×××建房办已经审批通过，但最终未能支付，因为吴某相信朱某所说花了158万元已经搞好了各方关系，没想到会被朱某的谎言骗了；朱某没有实际产生158万元的开支，也没有相应的工作量和贡献，骗走了吴某的158万，朱某没有资格谈分成，还应该承担所造成的损失；该证据与证据十五相互印证，165万元费用吴某最终未能拿到，但已经提前垫付给朱某10万元用于安抚朱某。证据三十八，证据一的原件，证明目的同证据一。证据三十九，司法鉴定光盘中挑出来的2015年2月9日吴某与朱某关于×××外墙材料工程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在×××外墙工程中勾结承包商私吞该项目的巨额费用，给吴某造成巨大的损失。证据四十，吴某和吴某1的微信谈话记录（关于吴某给×××公司5垫资6万元现金用于外窗项目买材料的钱），证明吴某曾经给过×××公司5王某1垫资6万元现金。证据四十一，朱某与吴某于2016年4月到2017年3月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朱某逼迫吴某给×××公司5刘某好处费141万元。证据四十二，朱某与吴某于2016年4月到2017年3月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明吴某运作的是三个项目，而不是两个项目，其中外窗和外墙工程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但也产生了相应成本，充分证明外墙项目是存在的。证据四十三，×××公司8的银行流水，证明吴某和金某之间有别的项目产生了设计费，×××设计院本来应支付给吴某，吴某让其将这笔设计费支付给了×××公司8，一共分两笔支付，是设计费，不是工程利润款。证据四十四，吴某和吴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11月30日寄出又于次日追回的借贷案撤诉申请书，共同证明借贷案吴某本人没有申请撤诉，代理律师没有经过吴某同意，擅自进行撤诉，这100万元不是分成款。证据四十五，×××医院（发包人）与×××公司4（承包人）签订的《×××新门诊部楼体照明及LED发光字合同》合同两份，证明一审法院多给×××公司4计算了174.5576万元收入。朱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两份协议是岳某与吴某恶意串通伪造的。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能证明在此之前朱某一直与×××公司1负责人金某沟通、对接空调项目相关工作。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吴某已经提起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金某为吴某作证，朱某联系金某，告知其不要作伪证。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聊天记录中没有说亏损。对证据五，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岳某在没有经过朱某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公司3擅自签订《合作终止协议》。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3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与本案无关系。对证据七，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在苗木款合同纠纷案中，岳某明确承认其长期控制×××公司3的证照、公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公司2的要求加盖了公章，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发回重审。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景观设计项目非涉案项目，聊天记录只确认了利润分成比例，并非吴某已经实际支付了朱某的全部利润分成款。对证据九，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朱某与吴某并非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事先明确约定了合作做涉案项目。对证据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医院项目与涉案合作项目无关。对证据十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十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十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十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园林工程与涉案项目无关。对证据十五，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杏增费是指×××园林设计的增加设计费的费用，与涉案项目无关。对证据十六，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外墙材料工程与涉案项目无关。对证据十七，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2的实际控制人是吴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无真实性；银行转账记录是景观设计项目的设计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八，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4的实际控制人是吴某。对证据十九，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案件发回重审的原因是吴某与岳某伪造证据。对证据二十，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朱某将158万出资款交给吴某后，吴某并未实际用于项目成本支出，261万元的出资只是吴某单方陈述，吴某未提供158万、261万元用于项目实际成本支出的任何证据。对证据二十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十二，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十三，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二十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十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朱某尚未收到起诉书。对证据二十五，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23.4万元系吴某为了偿还朱某帮其垫付的房租。对证据二十六，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朱某当时因为做另外一个项目，需要垫资，不得不向吴某借款，并因此抵押房产证，事后也完全偿还借款，并非吴某无偿赠与。对证据二十七，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十八，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十九，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4向分包方支付了其中绝大部分，分包方向×××公司4开具增值税发票，抵扣了×××公司4需要承担的增值税。对证据三十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六，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七，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十八，质证意见同证据一。对证据三十九，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据目的不认可，双方项目不包括外墙项目。对证据四十，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四十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存在好处费。对证据四十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不涉及外墙项目。对于证据四十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50万元属于与×××公司1合作的空调项目款项的组成部分。对证据四十四，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吴某的代理人是特别授权，吴某本人在多份文件上签字。对证据四十五，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司4门窗项目的收入总额，吴某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认可，也有×××公司5起诉的另案生效判决为证。朱某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8）京0108民初2047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2019）京01民终843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一、二共同证明岳某利用其掌握×××公司3公章的便利、配合吴某伪造证据，吴某二审提交的《合作终止协议》也是岳某与吴某伪造的。证据三，（2017）京0108民初2135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四，侵占罪自诉案件中岳某的证人证言；证据五，（2018）京0105民初4060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三、四、五共同证明岳某是吴某实际控制的×××公司4的副总经理，与吴某存在利益关系；岳某在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等多个案件中为吴某出具虚假证言。吴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不认可，朱某断章取义引用判决内容。对证据四不认可，各个法庭均没有说岳某做伪证。证据五的判决书中事实部分并没有作出认定，只是因为案由不成立驳回起诉，当事人有权依据正确案由和法律关系重新起诉。对以上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审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的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吴某是否应当向朱某支付项目收益以及具体数额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吴某与朱某使用×××公司4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开展了涉案×××工程的门窗、空调项目的制作安装等工作，双方均实际参与了相关工作，并约定了分成比例且已部分履行，故双方构成合作关系。现涉案项目已完成，朱某要求吴某按比例向其支付收益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吴某应向朱某支付项目收益的具体数额问题：首先，关于涉案项目的收入情况，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门窗项目共计收入28760383.75元、空调项目共计收入4950000元，共计33710383.75元。该认定与吴某之主张相符，朱某虽不予认可，但就此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上述收入情况予以确认。其次，关于涉案项目的支出情况。1.向×××公司5支付的款项。因×××公司4将涉案项目门窗部分分包给×××公司5，该公司以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为由将×××公司4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2135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公司5制作×××项目铝包木门窗、铝合金门窗共计8618546.2元，×××项目铝包木门窗、铝合金门窗总计8602939元。因此，上述款项应当属于向×××公司5支付的款项。除此之外，吴某主张其支出还包括向×××公司5刘某支付的1160000元和向王某1支付的250000元好处费以及×××公司5检测费65000元。对此，朱某不予认可，吴某未能提供证据相佐，且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公司4向×××公司6支付的3887288元及向×××公司7支付的331521.55元，二审中，双方对此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3.吴某上诉提出朱某垫资的1583079元及吴某垫资的项目前期成本2616712元应当计入项目成本。鉴于双方合作多个项目，尚未进行最终清算，吴某亦未能提供其就涉案项目进行垫资的充分证据，故上述垫资均不列入涉案项目支出，并无不妥。4.吴某主张税费862811.51元应计入项目成本，但其仅提交了×××公司4开具的发票，并未提供缴税的相关凭证，难以确定税费的具体数额，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5.吴某主张外窗项目的其他支出费用244000元，其称系给他人购买购物卡等隐性支出，朱某对此不予认可，吴某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6.吴某主张×××公司4支出的暖气费、电费、劳保、办公、项目组免费设计、打图费、劳务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共计73243元应计入项目成本，因吴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属于涉案项目的直接成本，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7.关于2013年5月24日的现金支票490000元，吴某主张系其赠与朱某购买宝马X5汽车的首付款，朱某辩称上述款项是自己的，本院认为，上述款项与涉案项目的成本无关，其归属问题本院不予确认，双方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8.吴某主张外窗项目协调费用301500元，吴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存在，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本院确认涉案项目的支出共计21440294.75元。第三，关于朱某已获得的收益情况。1.对于一审认定朱某已获得的以下四笔收益：2013年7月10日收条中载明的16921元；吴某支付的×××空调返利39300元；吴某支付的95700元；朱某自金某处收取项目收益款2000000元（包含700000元现金、700000元支票、600000元现金）。吴某予以认可，朱某亦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2013年11月27日吴某向朱某给付的1000000元，一审中，双方均认可该款项与本案项目收益分配有关，故扣除朱某帮助吴某偿还信用卡154800元，一审认定上述款项中的845200元应计入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朱某对此亦无异议。二审中，吴某上诉提出该1000000元属于借贷款，而非分成款，如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要求朱某返还该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首先，吴某的该项主张与其一审中的主张不符，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其次，无论该款项真实性质如何，现将其确认为朱某之收益，处理结果上并不有损吴某的权益。故为减少诉累，本院将上述845200元计入朱某已获得的项目收益，对于吴某的相应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吴某还提出上述154800元应计入朱某的收益，根据朱某提交的转账凭证，朱某已将上述款项转账给吴某及其夫，故不应当再计入朱某之收益。3.吴某主张2016年3月10日朱某从×××公司1领取的570000元的支票应计入项目收益，对此，朱某不予认可。根据×××公司1金某的陈述，其仅向朱某支付700000元支票（该张支票已计入前述第1项之中），未认可支付过上述570000元的支票，故吴某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4.吴某主张2013年10月24日朱某领取的四张支票共计190000元应计入涉案项目收益，从应分配利润款中扣减。因该支票注明系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安装款，与涉案项目无关，故不属于本案中朱某所得收益，吴某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涉案项目收入共计33710383.75元，支出共计21440294.75元，利润共计12270089元，朱某按30%的比例应当分配收益的数额为3681026.7元，朱某共计已获得项目收益2997121元，故吴某应当向朱某支付的收益为683905.7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关于吴某上诉要求朱某返还其委托×××公司2以设计费名义支付给×××公司3的678800元，属于其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经调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不予处理，吴某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27元，由吴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徐军军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