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4民终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传英，女，1954年9月28日出生，住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吉林瀛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亮，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系段传英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庆禄，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住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莅春，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东升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东升村二组。法定代表人：孟右江，该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贞，该村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春生，男，1969年1月14日出生，住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吉林洪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忠兴，吉林洪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传英、孟庆禄、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东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升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陈春生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1）吉0402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于洪亮，孟庆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莅春，东升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孟右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贞，被上诉人陈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成忠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传英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对于孟庆禄和东升村委会判决结果。2、请求依法判决陈春生承担于洪水死亡的主要责任。3、一、二审诉讼等费用由孟庆禄、陈春生、东升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事实是死者于洪水因赴陈春生所组织的婚宴，在陈春生处饮酒，达到严重醉酒甚至已经酒精中毒状态的情况下（血液酒精浓度为351.85mg/100ml.），陈春生作为婚宴的组织者和主办者对于婚宴的参加者具有善意提醒、劝诫过量饮酒者和对过量饮酒者的照顾义务，但陈春生因疏忽大意没有看见或者看见而选择视而不见，导致死者于洪水因醉酒独自回家发生事故，没有尽到帮扶、护送和通知家属的义务，且于洪水是在陈春生处花费了礼金，并不是无偿到陈春生处饮酒，因此陈春生应对于洪水的死亡负主要责任。水塘在村户、树、小道当中，对于行人行走而言，存在一定危险性。水塘的所有权人、经营权人，有义务提示、防范危险发生。本案中，水塘所有权人东升村委会、水塘的经营权人孟庆禄对于于洪水的醉酒溺水死亡，也存在过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段传英的上诉请求。孟庆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孟庆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孟庆禄对于洪水醉酒溺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孟庆禄对于洪水醉酒溺亡没有行为过错，不应对于洪水的死亡承当赔偿责任。除于洪水应责任自担外，陈春生还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理由是：1.已故于洪水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醉酒至酒精中毒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巨大危险的情况下，却冒死喝至酒精中毒，对此自陷风险并导致溺亡，于法、于理均应自己承担责任。2.陈春生设喜宴招待于洪水等村民并收取礼金，是喜宴的组织者和受益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醉酒至中毒的于洪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于洪水醉酒溺亡的重要原因，对于洪水醉酒溺亡存有过错，应当承担和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3.孟庆禄承包水塘已经在该村存在数十年，水塘最深处不足一米，水面与人行道之间有数米的安全距离。长期在此生活的于洪水和其他村民，都非常熟悉该处的地形地貌。事实证明，数十年来没有任何村民和行人在此发生过危险。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必须在水塘进行提示以防范风险。于洪水溺水的直接原因，是酒精中毒导致意识减弱或者丧失，与水塘风险提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孟庆禄对于洪水醉酒溺亡没有过错，判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审核和认定证据，导致错判。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认定“于洪水血液乙醇浓度达351.85mg/100ml，已达醉酒甚至酒精中毒状态”，该鉴定报告来源合法、数据准确，具有法律规定的证据效力，完全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而予以采信。原审法院置合法证据于不顾，却轻信与组织者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提供的“没看见他醉酒”证言，认定陈春生对于洪水醉酒溺水死亡没有过错，并认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该项认定事实错误，系枉法认定。三、原审判决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判项部分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能单独请求，另不再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段传英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之中。四、原审对段传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项没有法律依据。1.《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中已经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另行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2.上述司法解释中涉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赔偿的前提是侵权行为引起，除此之外，根本涉及不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本案中，孟庆禄没有侵权事实行为发生，不应当对段传英承担任何精神损害赔偿责任。3.《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现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中亦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内容。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与事实相悖，与法律规定相悖，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4.《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侵犯人格权致使公民受到精神上的痛苦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人格权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抚慰费用。本案不存在这一情形，不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孟庆禄上诉主张，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孟庆禄不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维护孟庆禄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平。东升村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驳回段传英对东升村委会的起诉。3.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段传英承担。事实与理由：2003年东升村委会将本村所有的水塘承包给刘金海，并签订了承包合同。2009年4月15日经村委会同意刘金海又将该水塘转包给孟庆录，期限至2035年12月15日。2020年6月4日，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政府水利部门向东升村委会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放水腾空库容”。东升村委会接到该通知后立即给当时的水塘承包者孟庆禄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立即放水腾空库容”并送达给孟庆录，履行了监督责任。2020年9月21日，陈春生家举办婚宴，段传英儿子于洪水赴宴，宴席结束后于洪水并未醉酒，意识非常清醒的情况下离开，离开后并未回家而是到朋友家串门。第二天被村民发现在水塘中死亡。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应当予以改判。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在一审判决中并没有明确的论述和认定。从而作出了由东升村委会与孟庆录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赔偿金计算不明确，计算错误，因为该家庭有子女2人，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不正确，被抚养人生活费应由所有子女共同承担）这样的判决明显是不正确的。本案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结合本案的事实东升村委会不存在过错，同时也未与孟庆禄有共同侵权行为。一审判决东升村委会与孟庆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在一审时东升村委会及段传英均提出东升村委会对该水塘只有监督权，并没有管理权。该观点在东升村委会与刘金海及孟庆禄签订的承包合同中也已经明确。水塘的所有者是不能参与承包者的经营管理的，承包者承包后享有管理、使用、收益的权利，水库的所有者只提供不动产的义务。如果管理权在发包方，那么承包者就失去承包的意义，承包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另外，在司法鉴定中认为于洪水系在醉酒后溺水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醉酒后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承担责任。所以该事故发生应由于洪水自行承担责任。陈春生对段传英、孟庆禄、东升村委会的上诉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果正确,段传英、孟庆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春生与段传英之子于洪水均系东升村村民,东升村委会系涉事水塘的所有权人,孟庆禄是涉事水塘承包人。2020年9月21日晚,陈春生之子婚宴的前一天,陈春生在家中招待亲属,于洪水不请自来到场喝酒,席间无人强迫或劝于洪水喝酒。晚6时许,于洪水离席,离开时与酒席“知客”付喜霞攀谈,付喜霞认为于洪水没有喝醉,就没有通知陈春生,于洪水自行离开。当晚,于洪水又到王海军家做客,言谈举止一切正常,离开后去处不详。次日,于洪水尸体被人在孟庆禄承包的水塘中发现并报警,经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于洪水系酒醉溺水而亡。本案的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法律适用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条法律规定,陈春生行为即无过错,又与于洪水死亡结果间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理由如下:一、陈春生行为无过错。2020年9月21日晚是陈春生之子婚宴的前一天,按照民间习俗当晚应该招待亲属,参加宴席的人也不用随礼,陈春生在家中办酒局属于好意施惠行为,无责任也无义务将每位客人都送回家。于洪水不请自来,到场后在无任何人劝酒和强迫其喝酒的情况下主动喝酒,离场时能和人正常攀谈,离场后又能去王海军家中做客并言谈举止正常,应当认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于洪水,喝酒时无论喝多喝少,离开后无论去哪,都是其自愿且清醒的选择,能够自行承担行为后果,不应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请客人陈春生。因此,陈春生不知晓于洪水醉酒,没有护送其回家,没有过错。二、陈春生行为与于洪水死亡结果间无因果关系。本案段传英主张侵权法律关系所依托的法律事实是:“于洪水到陈春生组织的婚宴喝酒至醉酒状态,独自归家途中在孟庆禄承包的水塘中溺水身亡”。因为该法律事实如无因果关系牵连,可拆分为两个独立的法律事实即:1.陈春生招待于洪水到场喝酒,2.于洪水在孟庆禄承包的水塘溺水身亡,所以段传英主张的法律事实中的因果关系应为于洪水在醉酒状态下独自归家,“醉酒、独自、归家”,三者缺一不可。段传英主张法律事实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事实上于洪水酒后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王海军家中盤恒,于洪水自陈春生家中离开后到王海军家中盤恒的行为,相当于在于洪水到陈春生家中喝酒离开与其溺水死亡结果间,加入了于洪水自主选择因素,彻底割裂陈春生行为与于洪水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过错责任原则下,主张侵权法律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无因果关系根本没有讨论过错的必要,因此陈春生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陈春生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段传英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孟庆禄对段传英的上诉答辩称，1.于洪水身为健康的成年人,明知醉酒至酒精中毒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危害,却喝至酒精中毒,导致溺亡,本是自己完全的过错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于法、于理均应自己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于洪水由于自己醉酒造成自己的死亡,当然也应当责任自担。司法判决具有判例效应,更应当公平公正指引和警示每个人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2.孟庆禄对于洪水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缚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自己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立法目的在于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因临时挖掘、修缮临时产生的危险，法律规定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孟庆禄承包的水塘已经在该村存在数十年,水塘最深处不足一米,水面与人行道之间有数米的安全距离。长期在此生活的于洪水和其他村民,都非常熟悉该处的地形地貌。无需提示风险,也无法完成提示风险,所以无论是作为民事普通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是任何一个特别法都没有强制规定必须在水塘进行风险提示,让孟庆禄对于洪水的溺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孟庆禄对东升村委会的上诉没有答辩意见。东升村委会对段传英和孟庆禄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东升村委会对于洪水的死亡无过错,无法律依据承担侵权责任。二审应撤销一审法院对东升村委会赔偿义务的判决,驳回段传英对东升村委会的起诉。二、于洪水的死亡与水塘是否有警示标志的存在不产生因果关系。水塘是静态的物体,人是运动的物体,静态的物体无法主动触碰到动态中的物体,而人体是否能触碰到静止的物体是由运动的物体来决定的。于洪水与水塘的接触是由人的行为决定产生的,死亡与水塘的存在不产生关联性。三、于洪水是在严重醉酒已达到酒精中毒的程度,任何的现场风险提示对其已经无法产生任何阻拦作用,警示不适用本案深度醉酒的于洪水。镇村每年依规四季履行安全防火、水库河流水域安全防范、交通安全、食品卫生等综合性流动车入村屯巡回宣传的职责,村民会议常态警示宣传,已达到众知的程度。其死亡与告知提示和监督不产生因果关系。四、段传英在起诉状和上诉状中明确自认于洪水是在回家途中发生溺亡,水塘坝不是其回家的必经之路,是南辕北辙的行为,水塘坝路的终点是民房,无路可绕行回家,其诉讼理由无法成立,造成死亡东升村委会无责可担。综上,于洪水的死亡是醉酒后丧失意识所至,大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重失去自救能力而丧失了生命,后果的产生与东升村委会是否履行监督无丝毫关系,请求驳回段传英对村委会的起诉。段传英对东升村委会的上诉答辩称，一、东升村委会系于洪水溺死水塘的所有者，对水塘负有管理、监督的法定义务，即使是把水塘承包给别人，也负有对承包方的监督和管理义务，水塘的位置紧邻大路，经常有行人通过，而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和安全保障措施，出事的季节正是水塘水深草密的时候，水的深度足以致人死亡，因此不能免除东升村委会的责任。二、于洪水的鉴定报告中酒精含量高达300多，达到酒精中毒的境地，其意识是不清醒的，根本不可能再去朋友家串门，东升村委会的论述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三、一审判决判处东升村委会与孟庆禄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正是由于东升村委会与孟庆禄对于水塘的管理均存在过错，才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对东升村委会的判决。段传英对孟庆禄的上诉答辩称，一、孟庆禄系于洪水溺死水塘的承包者，对水塘负有管理、监督的法定义务，水塘的位置紧邻大路，经常有行人通过，而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和安全保障措施，出事的季节正是水塘水深草密的时候，水的深度足以致人死亡，因此不能免除被答辩人的责任。二、于洪水的鉴定报告中酒精含量高达300多，达到酒精中毒的境地，其意识是不清醒的，陈春生作为喜宴的组织者，没有对于洪水尽到照顾义务，存在过错，这一点，段传英和孟庆禄意见一致。三、一审判决判处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均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段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孟庆禄、陈春生、东升村委会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20,404.24元；2、请求孟庆禄、陈春生、东升村委会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段传英之子于洪水、陈春生、孟庆禄均系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东升村村民。2020年9月21日晚，陈春生在自家举办婚宴，段传英之子于洪水到场喝喜酒。大约晚6时许，段传英之子于洪水离开陈家宴席。之后于洪水在寿山镇东升村孟庆禄承包的水塘中溺亡。第二天被人发现并报警，警方出具火化证明，证实排除刑事案件，准予火化。经死者家属委托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于洪水系因醉酒后溺水而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段传英与陈春生争议的焦点是“段传英之子于洪水离开陈家宴席时是否醉酒”、“陈春生是否知晓于洪水醉酒”；段传英与孟庆禄争议的焦点是“水塘是否必须有警示提示”；段传英与东升村委会争议的焦点是“东升村委会是否有监管责任、是否尽到了监管责任”。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于洪水血液乙醇浓度达351.85mg/100ml,已达醉酒甚至酒精中毒状态”、“系因醉酒后溺水而死亡”。对此，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于洪水离开陈家宴席后（到其他处继续饮酒）直接经过水塘溺水死亡。同时，于洪水离开陈家宴席时已经醉酒但外观没有表现出醉酒并不矛盾。证人所言，“没看见他醉酒”，陈春生不知晓于洪水醉酒，没有护送其回家，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水塘在村户、树、小道当中，对于行人行走而言，存在一定危险性。水塘的所有权人、经营权人，有义务提示、防范危险发生。本案，水塘所有权人东升村委会、经营权人孟庆禄对于段传英之子于洪水的醉酒溺水死亡，存在过错，共同承担一定（10%）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判决：孟庆禄与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东升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共同赔偿给付段传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91,990.42元[（死亡赔偿金645,980.00元+丧葬费36,906.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3,758.00元+误工费959.76元+鉴定费12,300.00元+代理费10,000.00元）x10%]。案件受理费1,913.00元，由段传英负担1,721.70元，孟庆禄、东升村委会共同负担191.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段传英提供的证人证言，该证人系于洪水亲属，且证言内容不能证明待证问题，本院不予采信。东升村委会提交的《东升村五组水塘及相关村民住宅示意图》，能够证明涉案水塘的位置情况，本院予以采信。《水塘现场打捞照片》，该组照片虽能看出水塘的水深情况，但不能证明该水塘不存在风险，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于洪水家庭相关人员户籍性质证明》，对该证据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待证问题本院不予采信。陈春生提交的《王海芬情况说明》，该证人未出庭，对此证言本院不予采信。通话录音两份，该组证据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对于洪水死亡的责任承担问题；2.一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1.对于洪水死亡的责任承担问题。于洪水作为成年人，对自身安全应尽高度注意义务，其在饮酒后身体自控能力受影响的情况下，仍将自身处于涉险之地，对其溺水身亡应负主要责任。陈春生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其未有劝酒行为，段传英也未提供于洪水在宴席上已处于醉酒状态的证据。陈春生在既未劝酒又不知于洪水处于醉酒状态的情况下，段传英对陈春生苛以高度注意义务，请求陈春生承担对于洪水疏于照顾的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也超出对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陈春生无过错，对于洪水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涉案池塘位于村户道路当中，池塘的水面高度和道路地面高度相差不多，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存在行人跌入池塘的风险。涉案池塘既未设立警示标志，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孟庆禄作为池塘的承包人，东升村委会作为池塘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使池塘存在安全隐患，对于洪水的溺水身亡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东升村委会虽向孟庆禄送达了“要求立即放水腾空库容”的通知，但池塘并未按通知放水腾空，安全隐患仍然存在，不能以此认定其已尽到了安全保障责任。一审根据案情判决孟庆禄、东升村委会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于洪水自担90%的责任，责任比例划分合理。2.一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于洪水溺水身亡，后果严重，一审法院酌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并无不当。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全省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全省法院审理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按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二〇二〇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的通知》（吉高法[2020]193号）中城镇居民标准执行。”一审法院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数额计算正确。综上所述，段传英、孟庆禄、东升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80.00元(段传英垫付4,240.00元、孟庆禄垫付520.00元、东升村委会垫付520.00元)，由段传英、孟庆禄、东升村委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爽审判员鲁银辉审判员温桂杰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赫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