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3民终2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宿迁市中润路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人民北路万佳科技星城S-1幢合9248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5822801520。法定代表人：张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武，泗阳县诚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建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人民路金地如意里3-7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MA2050E74F。法定代表人：姜建松，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刘绪贵，男，1978年1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上诉人宿迁市中润路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宿迁建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绪贵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3民初5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2月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中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武，被上诉人建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建松，原审第三人刘绪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润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运输费用312000元，并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法律关系，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只是介绍关系。首先，案涉工程之前是由上诉人施工，后因上诉人资金原因，无法继续完成该工程，退出转由被上诉人承包。且系第三人介绍被上诉人接手该工程。经第三人介绍，上诉人继续为被上诉人运输沥青。第三人在本案中仅仅起到互相介绍的作用，不能成为合同的任何一方主体。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即使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说明其接受了上诉人的付款请求；另外，从被上诉人付款给第三人的备注来看，写的是“中润沥青运费”，可见，被上诉人是明知所欠的运费系上诉人的，并非第三人。在此情况下，仍然将欠上诉人的运费向第三人支付，属于支付对象的错误。或者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第三，对于第三人在运输明细上的签名，可以认定为第三人系代表被上诉人的行为。至少上诉人是如此理解的。第三人如果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授权，应当构成表见代理。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第四，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上诉人与第三人并没有设立运输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一直认为其系与被上诉人建立运输关系。否则也不会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补充说明的是第三人因欠上诉人的200多万元款项，泗阳县人民法院正在强制执行中，至今执行无果。上诉人因此也不可能再和第三人签订运输合同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建吉公司二审辩称，建吉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绪贵系同学关系，刘绪贵找到车辆为建吉公司运送沥青至徐州，并提供了发票，建吉公司已经将运费全部支付给了刘绪贵。刘绪贵二审述称，案涉运费与建吉公司无关，系本人与中润公司和建吉公司联系，让中润公司将建吉公司的货物运至徐州。建吉公司已经将运费32万元给了本人，由于中润公司前期尚欠本人部分款项，故没有将运费支付给中润公司。中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建吉公司支付中润公司欠款312000元，并自2019年12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还清款之日止；2.建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费227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中润公司（甲方）与刘绪贵（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于2019年9月合伙向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供应沥青，所产生利润全部用于双方之前合作时乙方欠甲方的款项2510000元，直至还清。后中润公司于2019年9月不再供应沥青，建吉公司经刘绪贵介绍向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供应沥青。建吉公司供应的沥青实际系由中润公司承运。中润公司持有沥青运输明细二份，运输明细载明自2019年10月16日至10月31日，运输的沥青共计1093.82吨。刘绪贵在该沥青运输明细上“签收人：”处签名。2019年12月27日，中润公司开具金额为312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该发票载明购买方系建吉公司，销售方系中润公司。2020年4月17日，建吉公司向刘绪贵转账320000元，并备注“中润沥青运费”。同日，刘绪贵向建吉公司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沥青运费320000元，付款方为建吉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质上属于合意，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合同的成立必须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第二，意思表示是从相反方向相互作出的；第三，当事人之间互为的意思表示达成了合意。就本案而言，虽然建吉公司承包了沥青项目，且实际由中润公司运输，但究竟是其二人之间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还是建吉公司与刘绪贵之间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应作具体分析。首先，中润公司认为，刘绪贵系代表建吉公司与其商谈案涉运输合同，其之所以能代表建吉公司，系因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的合同均是其谈的。但是，刘绪贵并非建吉公司股东或者工作人员，建吉公司也未向其出具过相关授权委托书，故无法认定其可以代表建吉公司与中润公司订立案涉运输合同，也即建吉公司并未向中润公司发出要求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中润公司虽然开具了购买方系建吉公司、销售方系中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其开具该专用发票系一种单方行为，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交易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在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此，建吉公司也作出相关合理的解释，即其系与刘绪贵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由刘绪贵找车队为其运输，其支付相关运费给刘绪贵，刘绪贵向其提供发票用于抵扣税收即可。因此，即使建吉公司以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据以抵扣税款，也并不能因此推定其与建吉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应当支付相应的金额。再次，刘绪贵在二份沥青运输明细签名，也未表明其系代表建吉公司，该二份明细也无相关为建吉公司运输沥青的字迹，故该二份明细仅能证明其本人与中润公司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同时，建吉公司认为其系与刘绪贵之间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刘绪贵对此也予以认可，且其提供的转账凭证、收条也可以印证其向刘绪贵支付了相应的运输费用。综上，中润公司主张其与建吉公司之间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其所举证据难以证实该主张成立，对其要求建吉公司支付运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当判决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80元，减半收取计2990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5760元，由中润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且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院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运输合同的相对人究竟是刘绪贵，还是建吉公司。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案涉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为建吉公司。首先，上诉人中润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建吉公司就案涉运输业务达成了合意，其所持有的两份运输明细上签名的系刘绪贵，而刘绪贵并非建吉公司的员工，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刘绪贵在协商运输业务是具有代理权，且刘绪贵在与建吉公司发生交易时也没有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其次，尽管建吉公司认可收到了由中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从其与刘绪贵的陈述看，中润公司系根据刘绪贵要求开具了发票，该发票也是由刘绪贵交给了建吉公司，在此情况下，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无法认定中润公司系受建吉公司委托将按时货物运输送徐州。最后，二审中刘绪贵认可已经收取了建吉公司支付的运费32万元，并陈述其与中润公司还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并因此未将相关运费支付给中润公司。据此，本院认为，中润公司无法证明其直接与建吉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无权要求建吉公司再行支付运费，其仅能就此向刘绪贵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中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80元，由上诉人中润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振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王 更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