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3民再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勇，男，1980年7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志，江苏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沭阳县泰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十字街道纬一路东首。法定代表人：郑连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新龙，江苏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飞，江苏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东梅，女，1985年8月2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徐勇与沭阳县泰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沭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1322民初926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苏1322民监57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2020）苏1322民再2号民事判决。徐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再审判决，改判驳回泰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泰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徐勇与泰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徐勇从未向泰通公司借款，也没有向泰通公司出具过借条。借贷关系成立，需双方达成合意。本案中，泰通公司从未就借款一事与徐勇有过意思联络，徐勇也没有收到过泰通公司交付的款项。案涉借据并非泰通公司持有，亦未载明向泰通公司借款，借据的内容是收到款项的意思，且借据中载明是“2158贷款”并注明“22%股份”字样，并非是借款的意思表示。泰通公司既未提供借据，也未提供交付款项的凭证，故其诉讼主体不适格。2.泰通公司在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根据禁止反言的规则，应当认定对其不利的陈述。耿某在其起诉徐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供了案涉借据，泰通公司在该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泰通公司与徐勇不存在借贷关系”，徐勇也从未认可泰通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故泰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信原则，与耿某一样属于虚假诉讼。耿某在其起诉的案件中一再表示其行为不代表泰通公司，不属于职务行为，故徐勇从未收到过泰通公司交付的款项。3.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徐勇与郑某和其他两案外人之间存在合伙协议，并出资建造标准化厂房一栋，该厂房登记在泰通公司名下，利用泰通公司名义出售厂房，收取租金，但至今未对合伙财产进行公开，各类账目也不透明，并拒绝对合伙体进行清算分割。徐勇举证的郑某和徐勇之间的短信记录能够证明郑某明确表示该款项属于合伙体之间纠纷，且提出将合伙体厂房处分后进行处理。泰通公司明知该笔款项与其无关，却一再混淆法律关系，虚假陈述，提起诉讼，其目的是恶意侵害徐勇的合法利益，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泰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是：1.徐勇出具的条据为借条，且约定每月利息2800元，徐勇也认可归还了2个月的利息。徐勇在（2018）苏1322民初6852号案件中认可40万元系从泰通公司支取的厂房贷款，在（2019）苏1322民初2033号案件中认可当天其先写借条后收到40万元款项，款项来源系以泰通公司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在2018年10月18日的庭审中徐勇承认收到40万元，但辩称借条系出具给合伙人用于做账。2.泰通公司向银行贷款200万元，如按徐勇的主张是按22%的股份分配，则金额应为44万元，与徐勇的辩解相矛盾。3.徐勇一直否认与泰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目的，是想将本案的借贷关系与徐勇和郑某之间的合伙关系混淆。案涉贷款主体是泰通公司，泰通公司已向银行归还贷款，徐勇也认可其使用的款项是泰通公司从银行贷款所得，故无论从何种角度，徐勇都应当归还本案款项。原审被告孙东梅二审未作陈述。泰通公司原审诉请：徐勇归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9月7日起按月利率7‰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孙东梅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徐勇、孙东梅系夫妻关系。2016年9月7日，徐勇立下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2158贷款肆拾万元整￥（400000.00）22%股份每月利息2800元徐勇2016.9.7”。当日，案外人耿某向徐勇转账交付40万元。耿某持据主张债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苏1322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徐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耿某借款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7日起按月利率0.7%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耿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徐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同年12月20日作出（2018）苏13民终3961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2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苏1322民初2033号民事裁定，驳回耿某的起诉。泰通公司向徐勇、孙东梅主张上述40万元债权，引起诉讼。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泰通公司提交耿某持有的借条复印件主张债权，徐勇辩解与泰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耿某诉讼主张债权未果，泰通公司现诉讼主张债权，综合本案及关联案件庭审、证据，认证如下：一、徐勇出具的借条未载明出借人，且由耿某持有，耿某向徐勇转账交付40万元，故耿某提起诉讼，本案中泰通公司仅提交借条复印件，并非借条的持有人，据此，与涉案借条、转账行为直接关联的是耿某，而不是泰通公司；二、泰通公司本案庭审中承认，耿某在其公司不担任职务，仅偶尔管账，在（2019）苏1322民初2033号案件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表示，本案借款发生于耿某与徐勇之间，不发表意见，且耿某向徐勇转账行为是以其个人名义而不是泰通公司名义，泰通公司关于耿某行为系职务代理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三、（2019）苏1322民初2033号案件民事裁定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耿某的债权人资格，驳回起诉，基于上述认证，耿某与借条、40万元转账直接关联，而泰通公司与前述证据则无直接关联，耿某尚且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泰通公司缺乏承担耿某行为法律后果的法定事由，当然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四、泰通公司称，公司名下的200万元银行贷款已由其还清，徐勇使用其中的40万元，因而向徐勇追偿，但涉案借条及转账行为均仅与耿某直接关联，货币属种类物，耿某向徐勇转账40万元，并不等同于泰通公司交付徐勇40万元，况且泰通公司未持有涉案借条，泰通公司基于其陈述的事实主张享有债权人资格，理由不充分。至于追偿，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理涉。综上，鉴于徐勇、孙东梅对泰通公司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泰通公司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原审裁定：驳回泰通公司的起诉。再审中，泰通公司称：要求徐勇归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9月7日起按月利率0.7%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孙东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徐勇、孙东梅系夫妻关系。徐勇与郑某等人在泰通公司院内建设标准化厂房一栋，该厂房权属登记在泰通公司名下。2016年9月7日，泰通公司以自己名义在沭阳农商银行十字支行贷款200万元，并以上述厂房作为抵押。徐勇以借款形式使用其中的40万元，并向泰通公司工作人员耿某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月利息为2800元。后徐勇给付贷款利息2700元，余款由泰通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向银行清偿完毕。泰通公司代徐勇清偿40万元贷款及利息，事实清楚，徐勇依法应当返还40万元贷款及利息，同时该笔债务发生在徐勇、孙东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孙东梅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徐勇辩称：泰通公司与徐勇之间没有借款合意，徐勇从没有向泰通公司借款并出具借条。包括徐勇、郑某在内的合伙人合伙建设厂房并以厂房抵押向银行贷款，涉案40万元是银行贷款的一部分，所以该4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合伙体的款项，现在合伙体还没有清算，徐勇不应支付泰通公司款项。孙东梅辩称：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款项也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泰通公司位于沭阳县字工业园区内，为响应政府号召准备在公司院内原205国道边建标准化厂房一栋。2012年4月8日，泰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郑某、徐勇以及案外人吴某、王某四人签订《合作协议》，合伙建设标准化厂房，其中郑某占34%，其他人各占22%。标准化厂房建成后，泰通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以该厂房作为抵押物从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00万元，贷款年利率为8.7875%，到期日为2018年2月28日。2016年9月7日，徐勇收取贷款中的一部分即40万元，并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2158贷款肆拾万元整￥（400000.00）22%股份每月利息2800元徐勇2016.9.7”。借款之后双方发生矛盾，泰通公司称因徐勇仅给付2700元利息，其他利息未及时支付。2018年1月18日，泰通公司将200万元的贷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泰通公司以自己名义从银行贷款200万元，并将其中的40万元分配给徐勇使用，现泰通公司已将贷款本息全部偿还，故泰通公司与徐勇之间形成4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泰通公司要求徐勇偿还债务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徐勇辩解双方无借贷合意，涉案款项系合伙纠纷，但一审法院经审查发现合伙事项仅针对标准化厂房的投资、建设等，并未提及银行贷款，所以对徐勇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利息部分，泰通公司主张徐勇仅给付2700元利息，在诉讼过程中徐勇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泰通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2016年10月7日起按月利率0.7%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另外，债务虽发生在徐勇与孙东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条系徐勇以其个人名义出具，且泰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故孙东梅对该笔借款不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2019）苏1322民初9262号民事裁定；二、徐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泰通公司4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0月7日起按月利率0.7%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泰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86元，由徐勇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泰通公司与徐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泰通公司是否具有债权人资格；案涉40万元是否系徐勇主张的合伙款项。本院认为：关于泰通公司是否具有债权人资格。经查，关于案涉借条的出具经过，徐勇陈述，贷款下来后郑某通知徐勇，徐勇开车到银行边，郑某要求徐勇出具借条，并称泰通公司要做账，后徐勇出具了案涉借条，郑某随后安排其妻子耿某将40万元转账给了徐勇。上述陈述也得到了泰通公司和郑某的认可。虽然案涉借条没有载明出借人，但通过徐勇的上述陈述，结合款项的来源，能够认定徐勇出具借条的对象是泰通公司，故泰通公司可以依据案涉借条向徐勇主张债权。关于案涉款项是否系合伙款项，是否应当通过合伙体清算进行处理。经查，徐勇与郑某、王某、吴某四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伙事项仅包括标准化厂房的投资、建设等，并未提及银行贷款的使用，案涉200万元贷款也并非是由四名合伙人按照合伙投资比例分配使用，徐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体四人曾补充约定将该事项纳入合伙事务。此外，徐勇称合伙账务由其负责管理，该陈述也与《合作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吻合，如案涉借款系合伙事项，则案涉借条应当作为合伙账务交由徐勇入账。再者，徐勇和泰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某均陈述泰通公司以其名下2158厂房贷款了两次，案涉贷款是第二次，第一次贷款时徐勇也使用了其中的30余万元，后徐勇已清偿完毕，该事实从侧面印证了案涉借款并非合伙款项，无需通过合伙体清算进行处理。综上，徐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86元，由上诉人徐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曼莉审判员  庄云扉审判员  陈 鹏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