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兰英，女，195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根发，男，196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占庆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根龙，男，195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励敏，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兰英因与被上诉人余根发、余根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2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兰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高兰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均由余根发、余根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08年5月30日就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签订的《房屋购置协议》因系伪造而不具有真实性，不具有证明力。高兰英无法证明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在落款时间之后，是由于司法鉴定机构技术原因无法鉴定，而非高兰英怠于举证所致。在已经证明该协议因存在伪造而不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协议是否形成于落款时间之后已经不重要。二、一审法院对前后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协议)存在同一内容却有不同约定而产生冲突时的认定处理，有悖法律规定。即便2008年5月30日签订的《房屋购置协议》被认定有效，但根据法律规定，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后一份合同(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因此，余根龙应根据2019年12月12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房价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00，000元而不是根据《房屋购置协议》支付400，000元房价款。而且，余根发与余根龙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发生在余根发与高兰英离婚诉讼期间，余根发未经高兰英同意擅自处分了属于高兰英与余根发共有房产，该行为显然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理应被认定为无效。三、余根发与余根龙对系争房屋处分属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价款为2，700，000元，而余根龙实际仅向余根发转账了400，000元就取得了系争房产，可见系争房屋处分过程不存在真实的对价支付关系，不符合买卖的实质要件，是以虚假买卖合同隐藏真实意思，属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四、一审法院未能充分考虑余根发与余根龙签订了《房屋购置协议》后的行为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同样说明余根发与余根龙之间的房屋买卖并非真实交易的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者予以改判，维护高兰英的合法权利。余根发辩称，不同意高兰英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兰英二审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也没有新的事实。《房屋购置协议》中确实有代签，但代签不代表伪造，在动迁中代签名字很正常，一审已经查明在另一套房屋的预售合同中高兰英的名字也是由余根发代签的。《房屋购置协议》与房屋买卖合同存在着不同约定，恰恰是本案的事实经过。2008年5月30日双方签的房屋购置协议约定的价款，与2019年为办理过户时的网签合同的价款确实不一致，因为要办理过户，房地产交易中心要求按照市价签订网签合同，要按市价交税。根据一审庭审陈述，将系争房屋转让给余根龙，高兰英是认可的，之后也按照房屋购置协议将系争房屋交付给余根龙，且余根龙对系争房屋进行了装修并由其儿子余佳居住使用。2008年签订的房屋购置协议是真实的，不存在串通的问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根龙辩称，不同意高兰英的上诉请求。《房屋购置协议》上高兰英的签名是由余根发代签，结合另外一套房屋也是代签的行为来看，家庭内部事务经常由余根发来代理完成的，余根龙有理由相信余根发是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也是有效的，而且高兰英在原审中也认可了系争房屋是给余根龙的。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本身是为了履行房屋购置协议办理过户签订的，而实际履行价格应该以2008年的家庭协议为主。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高兰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根发、余根龙于2019年12月12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余根龙返还系争房屋；3．判令余根龙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将房屋恢复至高兰英和余根发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根龙与余根发为兄弟关系，高兰英与余根发于1996年6月13日登记结婚。2008年4月21日，余根发作为房屋承租人与拆迁人上海昊川置业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一份《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余根发所承租的位于光新路光新一村XXX号XXX室房屋被拆迁，余根发选择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安置人口为8人，高兰英系安置人口之一。2008年5月26日，余根发与上海瀛通双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余根发向上海瀛通双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系争房屋，房屋的总价款为289，425元。余根发与余根龙签署一份《房屋购置协议》，载明：因旧房动迁，余根发将配置的一套住房即系争房屋份额转让给余根龙购买；因政策原因，现先以余根发名义购买并办理相关手续，余根龙共计出资400，000元买下该房屋的所有权，其中260，000元为该房屋的购房款，其余140，000元为支付给余根发的补偿费；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条款，年满五年(即房产证上之日起算)，余根发应在五年满后将该房屋一切相关手续移交给余根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余根龙承担；为避免子女以后产生房屋争议，特此协议为凭。落款时间为2008年5月30日，落款处转让方签名为余根发、高兰英(高兰英称该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余根发与余根龙的姐姐余根成(已去世)、余秀珍作为见证人签字。同日，余根龙及其妻子张玲芳出具一份欠条，称因购买余根发的系争房屋，欠余根发房款400，000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条款规定，余根发应在五年满将房屋一切相关手续移交给余根龙，余根龙应该一次性付清房款400，000元，并承担过户相关费用。系争房屋于2009年交与余根龙，余根龙装修后由其儿子余佳居住使用。系争房屋于2009年6月25日核准登记至余根发名下。余佳于2013年12月搬离系争房屋。后，系争房屋由高兰英的女儿居住使用过一段时间，在其搬离之后，系争房屋用于出租至今，其中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的房租由余根发收取，目前租金由余根龙收取。2019年12月12日，余根发与余根龙签订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余根发将系争房屋出卖给余根龙，房地产转让价款为2，700，000元。同日，余根发与余根龙又签订一份《家庭协议》，载明：余根发将系争房屋过户给余根龙，双方是履行2008年5月30日的房屋购置协议，买卖合同不算数，余根龙无需支付2，700，000元给余根发，只须按2008年5月30日的房屋购置协议支付400，000元，之前所付的生活费算作利息，余根龙也不予要回。同年12月25日，系争房屋变更登记至余根龙名下。2020年1月6日，余根龙向余根发转账支付400，000元。一审另查明，2008年5月26日，高兰英、余根发及余梦晓向上海瀛通双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金园一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所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上高兰英的签字系余根发代签。一审再查明，2019年11月，高兰英起诉余根发离婚纠纷一案，法院以(2019)沪0114民初24248号案件受理，该案尚在审理中。一审审理中，法院根据高兰英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房屋购置协议》上“高兰英”的签名是否高兰英所写及《房屋购置协议》的文书形成时间是否为2008年5月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10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房屋购置协议》上需检的“高兰英”签名不是高兰英所写。高兰英为此支付司法鉴定费11，600元。对该鉴定意见书，高兰英表示无异议，认为鉴定结论可以证明余根发、余根龙存在恶意串通，要求余根发、余根龙承担司法鉴定费。余根发则表示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根据鉴定结论而否定房屋购置协议的效力，系争房屋在取得后已经交付给余根龙使用，该协议系真实有效的且已经履行完毕。余根龙亦表示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但认为即使协议上签字非高兰英所签，系由余根发代签，高兰英对于协议内容及将系争房屋交付给余根龙均是知情并同意的。2020年10月，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一份函，表示根据现有条件无法受理关于《房屋购置协议》具体形成时间鉴定。高兰英表示无异议。余根发表示无需鉴定出具体的形成时间，只需证明欠条或该协议于2018年之前形成即可，故高兰英的申请鉴定内容有误，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余根龙亦表示高兰英提出的具体形成时间鉴定无法受理，系高兰英申请鉴定的内容错误。一审庭审中，高兰英表示动迁安置的时候，其与余根发商量购买两套房屋，当时说过将系争房屋卖给余根龙，给余佳用作婚房，余佳结婚五年后，其与余根发提出收回房屋，不卖给余根龙了，余根龙亦表示同意，故系争房屋于2013年收回后，以现金形式支付过余根龙60，000元装修补偿款。余根发、余根龙均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余根发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余根龙，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高兰英的利益。首先，虽然《房屋购置协议》上“高兰英”签名不是高兰英所写，但系争房屋交付余根龙后由余根龙出资装修，并由余根龙之子余佳居住使用近五年，结合高兰英的陈述及高兰英、余根龙购买的另一套房屋的预售合同上的高兰英签名也系余根龙代签，其显然知晓余根发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余根龙，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提出过异议；其次，高兰英未能举证证明该协议形成时间并非协议上的落款时间2008年5月30日，况且协议上见证人之一的余根成在高兰英主张的形成时间即2018年前已去世，协议约定的系争房屋房价款也属合理，且协议内容与2008年5月30日出具的欠条上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再次，即便高兰英、余根发在余佳搬走后收回使用过系争房屋，但高兰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余根龙60，000元装修补偿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余根发收取部分租金的行为也不足以证明其有解除与余根龙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综上，余根发在与高兰英离婚诉讼期间，与余根龙签署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仅为办理过户所需，虽然余根龙实际支付的购房款低于现在市场价，但考虑到双方之间的亲属身份关系及购房款金额与《房屋购置协议》中的约定相一致，故高兰英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余根发与余根龙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高兰英利益的情形，高兰英据此主张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房屋、将系争房屋恢复登记至其及余根发名下、要求余根发与余根龙承担司法鉴定费的诉请，均不予支持。判决：高兰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虽然《房屋购置协议》上“高兰英”签名非其本人所写，但系争房屋交付余根龙后由余根龙装修并由余根龙之子余佳居住使用近五年，结合高兰英一审庭审陈述等，高兰英显然知晓余根发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余根龙，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之前曾对此提出异议。即便存在余佳搬走后系争房屋由高兰英、余根发使用、收取租金的情形，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余根发、高兰英有解除与余根龙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意思表示。现余根发、余根龙为系争房屋过户登记而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将房屋登记至余根龙名下，高兰英主张余根发在与高兰英离婚诉讼期间出售系争房屋，与余根龙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高兰英的利益，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余根龙返还房屋并将房屋恢复登记至高兰英及余根发名下，但高兰英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高兰英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高兰英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400元，由上诉人高兰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海邑审 判 员 徐 庆审 判 员 周刘金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黎明书 记 员 李佳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