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22民初1953号 原告：曾友连，女，195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何某，女，198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占某，女，201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法定代理人:何某，女，198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火旺,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徐小吾，男，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欧锡莲，女，196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徐锋，男，198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徐路路，男，198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占清晨，男，199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峰、夏冰舒,北京盈科（衢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冬冬，男，199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艳,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杭飞，男，199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曾友连、何某、占某与被告徐小吾、欧锡莲、徐路路、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徐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自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美君、徐伟华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友连、何某、原告占某的法定代理人何某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火旺、被告徐小吾、被告欧锡莲、被告占清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舒、被告余冬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艳、被告郑杭飞、被告徐锋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路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友连、何某、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692549.2元；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友连系死者占丽华的母亲；原告何某系死者占丽华生前妻子；原告占某系死者占丽华女儿。2020年9月12日，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约死者占丽华前往被告徐小吾、欧锡莲、徐锋、徐路路经营的常山县招贤镇古县畈村周家坞自然村鱼塘里钓鱼，在钓鱼过程中占丽华的鱼竿被鱼拖走。当日11时许，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与占丽华准备收竿结束，占丽华为保护自己财产（鱼竿）下水捞鱼竿时溺水身亡。原告认为，死者占丽华去被告徐小吾、欧锡莲、徐锋、徐路路经营的鱼塘钓鱼，被告徐小吾、欧锡莲、徐锋、徐路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确保占丽华的人身安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约死者占丽华前往钓鱼，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未确保死者占丽华的人身安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请依法处理。 案件审理过程中，三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各被告赔偿损失712186元（52397*20*100%=10479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195元/天*30天=5850元，丧葬费72078元/2=3603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508元*17=637636元，合计1780465元，被告按40%份额承担即1780465元*40%=712186元）。 被告余冬冬辩称：一、本案属于不幸意外事件，被告对占丽华溺水身亡没有主观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事实方面，本次钓鱼活动，是平常朋友间相互邀约的自发行为，被告与死者占丽华之间关系相互平等，彼此并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自助、自我管理而形成的临时性松散的组织；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和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我们经常相约钓鱼，且这次是占丽华主动发出钓鱼邀请，最后决定要前往周家坞鱼塘钓鱼。各参与者之间虽具有相互照顾和注意义务，但彼此之间的义务应是相对有限的，各参与者均应对自身的安全承担最高注意义务。结合到本案，钓鱼快结束时，占丽华爱惜自己的财产，为捞自己新买的鱼竿，不听被告等人的劝阻，仍跳入鱼塘捞鱼竿，对自己的游泳技术过于自信，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导致溺水身亡。二、法律规定方面：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被告不存在过错，对占丽华的死亡不应承担责任。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是法定的，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此种情形同行者需要承担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对占丽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76条，已对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规定，明确了风险竞技活动的其他参加者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钓鱼是静坐的户外活动，相较于运动比赛、爬山等，钓鱼本身不具备安全风险性，法律规定风险高的活动的其他参加者不承担责任，举重以明轻，钓鱼这种风险极小的活动，同行参加者就更不用承担责任。综上，三原告要求被告对占丽华的溺亡后果承担责任的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超出对一般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和价值评判，且对被告也是显失公平和过于苛责，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占清晨辩称:一、被告占清晨不是活动组织者，不应承担责任。首先，事实与理由部分与原告陈述存在不符之处，并非原告陈述的由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约死者占丽华前往鱼塘钓鱼，而是死者占丽华主动要求加入钓鱼活动。其次，占丽华在得知被告占清晨已经跟其他同伴有约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要求将位置发给他，但被告占清晨并未将位置发给占丽华。第二天，占清晨和朋友早早开车到了周家坞，钓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占丽华开着车才到场。被告占清晨并非组织者，也并未陪同占丽华一起前往钓鱼场地，双方系平等主体，对占丽华不负有看管义务。二、死者占丽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几人一起钓鱼是事实，但占丽华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脱了衣服和裤子后下水，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判断能力，应该对其自身下水捞竿行为可能的危险性有判断能力。因此，占丽华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及风险事先有充分的预知，并应当对自身行为负责。三、被告占清晨已尽到最大限度的提醒和救助义务。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之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其他个人应当及时施救。”由此可知，救助义务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被告占清晨与死者占丽华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救助情形。其次，在占丽华要下水捞竿时被告占清晨已经进行口头阻止，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但占丽华不听劝仍要下水捞竿。并且，发现占丽华在水中异常时，被告占清晨是第一个跳入水中进行救援的，但奈何双方体型相差悬殊，被多次带入水中下沉呛水，多次实施救援后被告占清晨已经没有体力。占清晨脱险上岸后仍然没有放弃救助，从车上拿了泡沫继续下水进行救援，但体力消耗过大力不从心。纵观整个过程，被告占清晨均积极救援，不存在任何过错。综上所述，被告占清晨与占丽华之间不存在监督与管理的问题，被告占清晨既不是活动发起人也不是活动的组织者，且在占丽华下水之前进行劝阻与提醒，意外发生时亦及时进行了救助义务（主要表现在占丽华出现意外时立刻下水救助并且穷尽各种方式救人，被告占清晨自己也险些出意外），已尽到同行者可能尽到的最大限度的救助和安全保障义务，客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与占丽华死亡结果亦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占清晨在此次事故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徐小吾、欧锡莲、徐锋辩称：事发的水域不是水库，而是由徐小吾的父亲、欧锡莲的公公将原先承包的“烂冬田”开挖后形成的水塘，一直以来用作养些鱼供自家食用，而多余的则出售后贴补家用，并不是用来经营做垂钓生意的。徐锋、徐路路是兄弟俩，都是徐小吾、欧锡莲夫妻的儿子，都已分居各食。水塘养鱼管理诸事都是由徐小吾、欧锡莲和徐小吾父亲经办，与徐锋、徐路路无关。近年来，徐小吾父亲因年岁已大，而徐小吾又在外做工，基本上由欧锡莲负责打理。平常一些人要来钓鱼，也不好意思硬不让他们钓，钓到鱼了就给些钱，钓不到鱼就不收钱，像事发的这次就没有收钱。死者的鱼竿被鱼拉到水塘里，包括死者在内的所有在场钓鱼的人，没有一个人来通知当时就在附近的欧锡莲（徐小吾、徐锋、徐路路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在钓鱼，都在外做事而不在场），要求帮助捞鱼竿。死者为什么要下水，怎么下水的欧锡莲当时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但欧锡莲从附近回到鱼塘的路上时就看到有人在鱼塘里了，欧锡莲也急忙赶到鱼塘边，看到这个人（指被告占清晨）下水在救死者，其他一同钓鱼的人都在往鱼塘里抛钓箱、轮胎等东西意图施救，但是没救起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事实上和死者一起钓鱼的人都是想方设法很积极地去救他的，这个人（占清晨）还几次下水去救，可惜他个小力不够，而死者个头大，没能将他拖上来。被告方认为，死者生前在鱼竿被鱼拉走，并没有通知在场的欧锡莲就擅自行动，而且在一同钓鱼的人纷纷劝阻的情况下，还顾自脱了衣服裤子不顾一切的下水去捞鱼竿，造成这样的后果，责任完全在于死者自己，与别人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郑杭飞辩称：被告郑杭飞与死者占丽华素未谋面，素不相识，只是这次碰巧在一个鱼塘钓鱼。被告郑杭飞与被告占清晨是朋友，我们是一同乘车先去的鱼塘，一个小时后死者占丽华才与另一个被告余冬冬同乘死者所驾车辆来到鱼塘。因此原告起诉被告郑杭飞毫无道理，而且在死者占丽华生前溺水时，被告郑杭飞还积极参与了救援，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路路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曾友连、何某、占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死者占丽华的身份证明及死亡证明；2、派出所询问笔录；3、原告家庭情况说明。 被告徐小吾、被告欧锡莲、被告徐路路、被告占清晨、被告余冬冬、被告郑杭飞、被告徐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派出所询问笔录；2、和死者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 上述证据经原、被告双方当庭质证，双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死者占丽华生前系原告曾友连之子、原告何某之夫、原告占某之父。被告徐锋与被告徐路路系被告徐小吾与被告欧锡莲夫妇之子。被告占清晨、余冬冬与郑杭飞系同学朋友关系，死者占丽华生前与被告占清晨、余冬冬系同学朋友关系，而被告郑杭飞与死者生前并不熟悉，事发当天是初次见面。2020年9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相互之间，被告占清晨、余冬冬与死者占丽华相互之间分别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商定于12日一起前往事发鱼塘钓鱼。12日当天，被告占清晨、郑杭飞同乘一辆车先行到达目的地开始钓鱼，一个多小时后，被告余冬冬由占丽华驾车接上后也来到目的地开始垂钓，期间占丽华的鱼竿因一不留意被鱼拖离岸边滑入鱼塘中，但未向在鱼塘附近的被告欧锡莲报告请求打捞。钓至中午11时许，各人相约收竿返回，这时占丽华意欲脱衣下水捞鱼竿，在场的各位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纷纷出言劝阻，但占丽华一意孤行，执意下水，之后发生了其溺水而亡的后果。在占丽华下水捞鱼竿出现危险状况时，在场的被告占清晨、余冬冬、郑杭飞想方设法组织救援，并打电话报警。其中被告占清晨曾两度下水施救，但未能成功，而且自身差点出险。当时，在现场附近的被告欧锡莲听到鱼塘方向传来呼喊声，也匆忙赶到现场，目睹并参与了施救过程。 本院认为，被告徐锋、徐路路虽系被告徐小吾、欧锡莲之子，但徐锋、徐路路已与父母分居各食，并未参与鱼塘的养殖，对鱼塘养殖事宜不享有权利，相对而言也不负有相应的义务，故此，三原告将徐锋、徐路路作为本案被告起诉之，没有事实与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徐小吾、欧锡莲虽是鱼塘的养殖与管理人，接受了死者占丽华生前在事发鱼塘垂钓，但占丽华的溺水身亡系其在垂钓完毕后主动自行下水捞被鱼拖入水中的鱼竿所致，而非徐小吾、欧锡莲提供的鱼塘存在着安全问题所致，占丽华在未通告在现场附近的被告欧锡莲的情况下，不听周围一起钓鱼的同伴劝阻，擅自下水捞鱼竿出现的这一意外，超出了被告欧锡莲正常应注意与防范的范围，且事件发生后，被告欧锡莲积极参与了救援，尽到了救助的义务，故被告徐小吾、欧锡莲本身不存在过错，且占丽华溺亡系由其生前自己的重大过错造成的，因此被告徐小吾与欧锡莲无需对占丽华溺水而亡的后果担责。被告郑杭飞与死者占丽华生前素未平生，也非结伴同往的钓友，只是因共同的朋友相邀凑巧相逢在一处垂钓，且在占丽华下水捞鱼竿时也出言相劝，事发后积极救助，故此其理所当然对于占丽华生前因自身重大过错而造成的损害后果无需担责。被告占清晨、余冬冬和死者占丽华生前是同学朋友关系，又是钓友，相互间约定一起钓鱼从情理上以及于客观上而言并不存在谁主动与否、谁对错与否、谁负责与否的区别与区分，这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极其正常正当的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占丽华的鱼竿被鱼拖入鱼塘里的事件，更不会产生占丽华会因此溺水而亡的严重后果，即相约一起钓鱼与占丽华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当然的因果关系与直接联系，而且被告占清晨与余冬冬在主观上也不存在着过错，三原告因此要求被告占清晨与余冬冬对于死者生前因其自身重大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同时本院认为，死者占丽华生前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应当承担最高的注意防范义务，而不应将这一义务转嫁他人。死者占丽华生前不听劝阻，执意脱衣下水打捞属于其个人所有的鱼竿，其动机与行为并不是为着给他人带来利益，反而将自身置于险境而不能自拔，在被告占清晨等人全力救助的情况下，仍然没能避免溺水身亡的严重后果。死者占丽华生前对此严重后果能作遇见而不作遇见，或有遇见而自以为可以避免，应当自我注意而不为，均属于其主观故意为之而采取的不当行为，这些直接致使其溺水身亡的不当行为，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应当归责于他人未对其加以劝阻与约束，这有悖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若归责于他人，超出了对一般常人的正常合理要求和价值评判，也是显示公平的。因此，对于本案出现的占丽华死亡的后果，占丽华应自担其责。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友连、何某、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62元，由原告曾友连、何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自强 人民陪审员  李美君 人民陪审员  徐伟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毛淑雯 75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