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闽04民终5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沙县国安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77617695785。 法定代理人：王国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贾蒙，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玲，女，196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兰，福建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玲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7民初107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贾蒙，被上诉人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兰到庭参加诉讼。 国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427民初1075号《民事裁定书》中关于“国安公司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可能涉嫌犯罪”的认定。2.撤销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427民初1075号《民事裁定书》中关于“陈居鼎以国安公司的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的认定。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关于“国安公司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国安公司与张玲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房产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及“陈居鼎以国安公司的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的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国安公司与张玲办理房产交易手续，及与陈居鼎发生款项往来，均是基于其与陈居鼎签订的《承包协议》的约定，属商业合作行为，主观上没有“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客观上也只是正常履行《承包协议》的行为。2006年，国安公司与陈居鼎签订《承包协议》，约定陈居鼎向国安公司承包沙阳乐园国安假日城项目中部分区域的开发建设，国安公司向陈居鼎提供可建筑用地，并根据陈居鼎销售的实际情况，配合其为客户办理已售土地的分割出让相关手续，该区域的建设、招商、销售及售后管理等有关事宜及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陈居鼎全权负责、盈亏自负。同时国安公司也已在协议中明确要求陈居鼎应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并对项目开发建设中的所有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负全责。据此，陈居鼎销售承包范围内的房产，国安公司依约应配合其办理相关的手续，张玲所购房产就属于陈居鼎承包范围内的房产。国安公司之所以与张玲办理房产交易手续，是基于《承包协议》关于“协助办理手续”的约定；国安公司之所以与陈居鼎有款项的结算，也是基于《承包协议》中约定的“盈亏自负”，这是双方商业交易行为的款项结算。因此，国安公司与张玲签订合同，及与陈居鼎进行款项结算，均是依法履行《承包协议》项下义务，而没有其它任何非法目的，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国安公司自始至终都不知道陈居鼎可能利用房产进行虚假交易这一情形，更不存在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一说。另外，要特别强调，国安公司在承包协议中也明确告知陈居鼎应依法经营，已尽到充分的注意、提醒义务，陈居鼎销售房产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应由其自行承担，而与国安公司无关。二、国安公司与张玲办理的房产交易手续系依法、依约进行的，国安公司客观上没有进行“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国安公司与名称为“张玲”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买受人应先行支付首付款23万元，余款53万元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合同签订后，国安公司收到23万元首付款，此后，国安公司依约配合张玲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这一过程，完全符合法律关于商品房交易流程的相关规定，国安公司的行为，仅仅只是依法完成商品房交易手续，并没有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在签约时，国安公司认为它是与张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一审认定的“与陈居高以张玲名义签订案涉合同”。合同上载明的买方是张玲，落款也是签署张玲的名字，按揭贷款也是由张玲本人办理，国安公司从未认为该份合同是与陈居高签订的。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字是否为张玲本人完成，根据张玲本人此前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的陈述“签字是他委托他人代签的”，在一审庭审中，其也表明如果不是她本人签字的，那么她当时应该是委托他人签字，同时她也明确表示追认合同上的签字。因此，即便《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签字非本人所为的瑕疵，签字的人也已得到张玲的授权，国安公司办理张玲的购房手续是依法进行的，不存在任何过错。且不管该签字是张玲所签还是张玲所述为其委托代理人所签，皆不是构成骗取银行贷款的理由。三、在国安公司与张玲办理购房手续时，其对张玲与陈居鼎之间的关系毫不知情，也没有义务去审查，现没有任何事实表明，国安公司当时应该知道张玲与陈居鼎之间可能存在的虚假交易及其它目的。若陈居鼎虚构产易骗取银行贷款，那么国安公司也是被其利用，是“受害人”之一。张玲（或其委托的人）与国安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支付足额购房款，同时张玲本人也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国安公司亦收到银行发放的按揭款，银行也没有因本案所涉贷款受到任何损失。这一交易流程完全符合商品房交易习惯，且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当时，在张玲具备购房资格，且要求办理买卖手续的情况下，国安公司没有任何理由质疑本起商品房交易的真实性或拒不配合办理房产买卖手续。退一步说，即便房产买受人与他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也不属于开发商应审查的范围，开发商应尽的义务是根据法律法规完成商品房交易，而无需对买房人购房的背景及房产权利分配情况进行调查和审核。如果买房人与他人利用房产进行违法行为，只要开发商系依法完成房产交易行为，并不应该因为“未发现违法行为”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商在事件中是“被利用”的对象，是“受害人”，而不能认定为参与违法行为。四、一审裁定认定的“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缺乏事实依据。关于案涉房产所涉的其它买卖纠纷正由人民法院审理中，从目前各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陈居高私刻“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并利用该印章与其它人签订房产买卖合同。该合同如何签订，陈居鼎是否知情以及该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否应由国安公司承担，目前正通过另案由人民法院审理，尚无定论，因此，在另案尚未对事实做出认定前，一审裁定直接认定“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缺乏事实依据，侵害了国安公司的合法权益，对另案的公正审理造成了消极影响，且可能与将来另案的审理结果相矛盾。该事实认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国安公司与陈居鼎的正当商业行为和款项往来”与“陈居鼎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相混淆，对国安公司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性质做出错误的认定，竟然将国安公司这一“受害人”定性为“协助犯罪”，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对另案正在审理的法律关系直接做出认定，与法不符。故国安公司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中关于“国安公司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国安公司与张玲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房产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以及“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的认定，以维护国安公司的合法权益。 张玲辩称，一、张玲是案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一审法院认定张玲是陈居鼎为骗取银行贷款虚构的购房人，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首先，陈居高代张玲签订《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是张玲的真实意思表示。2007年8月26日，张玲在陈居高的带领下到国安公司购房，后因有事先行离开，《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由陈居高代张玲与国安公司签订。陈居高代签后，将该合同原件交给张玲，张玲随后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又与银行签订《中国银行个人房地产借款合同》，并以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了购房余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之规定，即便陈居高事前没有得到张玲的授权与上诉人签订《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但张玲以支付购房款，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偿还房贷等一系列行为对陈居高的代签行为构成了追认。因此，《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是张玲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是国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结合本案，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国安公司知晓陈居高没有张玲的书面授权，仍同意与代张玲的陈居高签订《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后又以接收张玲支付的购房款的方式放弃了撤销权，使效力待定的《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从而说明，《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也是国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购房款款由张玲支付，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购房款由陈居鼎指令他人支付。案涉房屋的首付款23万元，由张玲支付，该事实可从中国银行解款单（回单)：“款项来源于张玲”的备注内容证实。房屋按歇贷款53万元至今由张玲负责偿还。一审法院仅根据陈居鼎、林秀贤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的片面之词，而不分真伪的加以认定，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最后，《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项下的房屋已实际交付，并由张玲使用至今，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陈居鼎或国安公司并未将房屋交付给张玲。2008年12月，国安公司已将沙县国安假日度假村A3区16幢交付张玲使用、管理。该事实也可从张玲得以申请生活用电、铺设水电管道及入住等事实证实。因此，《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是张玲与国安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一审认定的张玲是陈居鼎为骗取银行贷款而虚构的购房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二、陈居高私刻印章再次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姜木仙国安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国安公司积极配合陈居鼎多次套取银行贷款属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2月28日，陈居鼎的弟弟陈居高私刻国安公司从未使用过的“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假日城项目部”的印章私自与姜木仙签订《国安假日度假村买卖合同》，购房款由陈居高自行收取，并未进国安公司的账户，该事实陈居高在沙县人民法院（2016)闽0427民初1945号民事调解书已予以承认。因此，国安公司对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再次将案涉房屋出售姜木仙一事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国安公司积极配合陈居鼎多次套取银行贷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国安公司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要件。《刑法》第175条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和单位，客体是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观方面是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结合本案，张玲与以案涉房产作抵押向中行沙县支行申请抵押贷款，并积极偿还贷款。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给银行造成丝毫的损失，本案没有受害人。国安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骗取银行贷款罪的主客观要件。综上，张玲是案涉房产的真实购房人，国安公司并无存在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 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安公司立即办理沙县国安假日度假村A3区16幢房屋不动产权证给张玲；2.国安公司从2009年3月8日起，按购房总额为基数，以年利率6%向张玲支付违约金至房屋不动产权证取得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7日，违约金为5054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国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由案外人陈居鼎从国安公司承包建设及销售，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与张玲签订购房合同，凭借此合同向中国银行申请个人房地产贷款，银行贷款通过国安公司又转至陈居鼎账户，后陈居鼎以国安公司名义再次出售案涉房产。案涉购房首付款系由陈居鼎指令他人支付，陈居鼎或国安公司并未将案涉房产交付张玲，房产再次销售仍是以国安公司名义而非张玲名义，张玲仅是陈居鼎为套取银行贷款而虚构的购房人。根据案件情况，结合案外人陈居鼎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认购这剩余的10套别墅，当时我让我弟弟陈居高替认购的人支付首付款给国安公司，后国安公司到中国银行沙县支行办理按揭贷款，这10幢别墅的按揭贷款办下来后，每个月向银行支付的按揭款都是由我代交。国安公司将10幢别墅的首付款和银行按揭款扣除应缴纳的税款后的款项转付给我”的陈述，陈居鼎通过国安公司与张玲等人签订虚假的购房合同，多次套取银行贷款，可能涉嫌骗取贷款罪。在张玲本人未到场情况下，国安公司与陈居高以“张玲”名义签订案涉购房合同，且在收到首付款和银行贷款后转至陈居鼎账户，结合陈居高在公安笔录中“我们支付给沙县国安公司的首付款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大部分还是回流到陈居鼎控制的银行账户，具体是哪些账户我不清楚，这里面也需要沙县国安公司的配合，所以认购国安A3区别墅的事情沙县国安公司也是知情的”的陈述，国安公司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国安公司与张玲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房产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张玲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二审中，国安公司向本院提交六组证据。证据1，《报案材料》及《受案回执》；2017年12月5日，国安公司在发现有人私刻“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假日城项目部”印章擅自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收集材料，以犯罪嫌疑人陈居高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为由向沙县公安局报案。拟证明对所谓的犯罪事实完全不知情。证据2，沙县公安局【沙公不罚决字[2017]0006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11月29日，沙县公安局经调查后认定“陈居高在2010年5、6月份的一天到金沙市场路边的一个摊位私刻了一枚‘福建省国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假日城项目部’的印章，并使用该印章与购房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款收据等，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不予处罚”。拟证明国安公司不构成刑事犯罪。证据3，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7民初515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12月10日，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27民初51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陈居高未经国安公司同意，私刻印章以国安公司假日城项目部名义在明知诉争房屋已出售他人的情况下仍与姜木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收取姜木仙43万元购房款。并认为陈居高的上述行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故裁定“驳回姜木仙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沙县公安局侦查。”拟证明国安公司不构成刑事犯罪。4.陈居鼎、陈居高、张玲、周晓健（时任国安公司总经理）笔录；沙县公安局接受移送材料后经调查，向国安公司、陈居鼎、陈居高、本案张玲及其他案件相关人员，都进行了一一的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做出了不予立案，没有犯罪事实。拟证明国安公司不构成刑事犯罪。证据5，沙县公安局【沙公（经侦）不立字（2019）00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9年4月25日沙县公安局出具了沙公（经侦）不立字（2019）00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你（单位）于2019年3月1日提出控告/移送的陈居高涉嫌犯案的线索，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拟证明本案涉及的房产已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本案确实不涉及刑事犯罪，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再次移送公安机关。证据6，《承包协议》；2006年，国安公司与陈居鼎签订《承包协议》，约定陈居鼎向国安公司承包沙阳乐园国安假日城项目中部分区域的开发建设，国安公司向陈居鼎提供可建筑用地，并根据陈居鼎销售的实际情况，配合其为客户办理已售土地的分割出让相关手续，该区域的建设、招商、销售及售后管理等有关事宜及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陈居鼎全权负责、盈亏自负。国安公司与张玲办理房产交易手续，及与陈居鼎发生款项往来，均是基于其与陈居鼎签订的《承包协议》的约定，属商业合作行为，主观上没有“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客观上也只是正常履行《承包协议》的行为。说明在一审的时候，对承包协议没有查清，就直接认定是国安公司和陈居鼎之间涉嫌犯罪。拟证明国安公司客观上，主观上是没有犯罪的故意，都是履行民事行为。 张玲质证对国安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国安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认定陈居高私刻公司印章行为不构成犯罪，但不能证明国安公司在本案中未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本案虽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立案，但陈居鼎或国安公司并未将案涉房产交付给张玲，房产再次销售仍是以国安公司名义而非张玲名义，张玲仅是陈居鼎为套取银行贷款而虚构的购房人。在张玲本人未到场情况下，国安公司与陈居高以“张玲”名义签订案涉购房合同，且在收到首付款和银行贷款后转至陈居鼎账户，结合陈居高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陈居鼎通过国安公司与张玲等人签订虚假的购房合同，多次套取银行贷款，可能涉嫌骗取贷款罪。本案中，国安公司与张玲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房产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积极协助陈居鼎骗取银行贷款，故本案宜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张玲的起诉，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当事人在相关机关或有关部门有明确结论之后，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国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吴树辉 审判员  林炬火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陈思宇 附：本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