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辽02行终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生，男，1955年7月28日生，汉族，退休人员，户籍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航，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00696020551P。 负责人：刘士武，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洪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元，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34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001658。 负责人：张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辽宁无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媛芳，辽宁无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郑国生诉被上诉人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行初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9021号工伤认定决定，该决定书载明：申请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职工姓名郑超。被上诉人核实基本如下，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期间，郑超在北京东城区华普花园C座2204高坠。被上诉人认为郑超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或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不认定为工亡。 原审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20）辽0203行初77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告郑国生的儿子郑超即案涉死亡职工，生前在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工作，担任船舶验船师一职。2018年9月27日，中国船级社向第三人发出通知，自2018年10月8日至11月18日借调郑超到总部中国船级社船舶建造处工作，郑超随即赴北京至中国船级社报到。郑超被借调在北京期间，被安排在北京市东城区××大街××房间住宿，工作场所位于院内其他办公楼，该期间，郑超被分派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国船级社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工会组织的篮球比赛。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有人在郑超住宿的华普花园C座南侧草坪发现其尸体，其穿着黑色平角内裤，头南脚北卧于草坪内。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到现场进行勘验，认定郑超系从普花园C2204房间坠亡，坠落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1日22:30-2018年10月22日6:30。公安机关在勘验中还记录郑超房内床头柜上放有安眠药物、抗抑郁药物。 2018年11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对职工郑超认定工伤，被告审查后，告知其应补正材料。2018年12月11日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因调查取证出现困难，2019年4月26日，被告中止认定程序，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被告调查取证完成后，恢复认定程序，并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书核实基本情况：“2018年10月9日单位安排郑超出差到北京总部船舶建造处工作，2018年10月22日7点50分发现在北京总部办公场所的22层坠落死亡”。第三人不服该认定，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程序中，复议机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查明案件事实，复议机关进行补充调查、调取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11月13日，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发现新的事实证据基础上，决定撤销前述工伤认定决定，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撤回复议申请。 另查，在复议程序中，复议机关组织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到案涉公安机关、案发现场实地勘验、了解案情。在此过程中，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证郑超自2012年11月开始，因情绪低沉、睡眠差等症状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多年来一直有在该院门诊复诊、取药记录。勘验中，测量郑超死亡前居住的房间窗下有约130cm高的围栏，对坠落发生的地点及周围环境拍照记录。 再查，与郑超共同参加篮球比赛的队友反映：郑超参赛和训练中表现正常，未察其情绪异常。郑超坠楼过程无目击证人。 原审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行初77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被告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权，因此，被诉行政行为有职权依据。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应当认定工伤的几种情形，第十五条规定了视同工伤的各种情形，其中，“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不可或缺的要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对“因公外出期间”的法律适用也作出了规定，强调了“因工作需要”“履行工作职责”在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换言之，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内容或者指派任务无关的个人活动而受伤害的，其工伤申请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也就是说，没有“工作原因”这一要素，即使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遭受事故伤害，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如不考虑“工作原因”，仅简单机械地考虑“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就偏离了“保障因工受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立法本意。本案中，被告提举的各项证据，足以证实郑超系在半夜至次日清晨期间，从住宿房间的窗户坠落而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发生高坠，结合窗户位置、死亡时穿着等细节分析，其死亡显然不是由出差的工作或指派的参赛任务导致，即郑超死亡并无工作原因这一要素。因此，原告申请不符合上述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任何一项规定，被告在此基础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此外，在行政程序中，被告已经开展充分调查，经多方搜集证据，对认定决定书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送达，其程序基本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诉请撤销并重新认定，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国生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郑国生上诉请求:1.诉请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203行初77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结果，系对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本案并非一般的工伤类案例，而是涉及被征召外派出差到北京总部篮球队集训，代表中国船级社参加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2018年职工篮球赛并获部亚军殊荣的特殊情况，即死者郑超是受原审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单位的指派，离家外出完成单位指派的工作任务（工作，训练，参与部级别赛期为24天的球赛，周六、周日为正式比赛日，周一至周五为各队训练日）。因此，本案不应按照一般的工作情况来进行判断，而应以外派出差的这一特定时间段和空间场所内来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以看出，只要职工在外出期间不是从事与外派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就应视为其符合工作条件。其次，对于外派出差的员工也必须要有正常的休息时间，所以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合理的休息期间，均应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因此，郑超虽然是在半夜至清晨期间发生了坠亡事故，但从整个外派出差的时间段来看，其合理的休息期间也应认定为工作所需的时间。再次，在一审判决中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求的理由是没有工作原因，如上所述，本案应以整个外派出差的时间段来进行判断，只要外派员工在出差时间内进行合理的工作和休息，没有利用合理的工作和休息时间从事与工作休息无关的个人活动，均应认为其是为了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因此本案中死者郑超在夜晚进行睡眠系合理的休息，是为了工作需要而进行的休息，应该认定为具有工作原因。另外，死者郑超因参加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导致其胃痛就医，而且其遵医嘱所服用的药品（舒肝解郁胶囊，舒眠胶囊）存在恶心呕吐，口干，头痛，头昏或晕厥，食欲减退，视力模糊，心慌等副作用，故无法排除郑超因服药后的副作用，开窗向外呕吐失手足坠落窗外的可能性。并且郑超坠亡一事是否与工作有关，应由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即相关行政机关举证，现无证据表明郑超系自杀，无法排除是因训练比赛突发疾病就医后服药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导致的可能性。最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工作”这一概念，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而从事工作，本案中郑超系为了单位的利益才出差去北京参与球赛；其次要看职工的工作性质是否存在特殊性，郑超其出差的行为就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类型，整个出差行为都应视为工作中，包括郑超训练午餐后，赛前“突发胃痛”到医院就医开具口服药，回办公住所服药治疗应视为工作时间合理的扩张及延续，属于当日未尽事宜和合理的休息治疗时间，并且只要这期间不存在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即可。因此，本案中死者就属于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去北京出差工作，其合法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的，使亲人精神上、心理上得到安慰。综上，恳请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意见：坚持原来的答辩意见，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没有任何补充。被上诉人曾经前后两次去到北京调查。被上诉人认为事实认定没有错误，都是准确的。 原审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陈述意见：一、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结果，系对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郑超于2018年10月22日7时50分在北京总部办公场所发生意外坠亡，死亡时间和地点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应当被认定为工亡。郑超是在北京总部于2005年购置的华普花园公寓C2204房屋坠亡，且房屋所在楼房与郑超工作的办公室相连，同属于一个院落，郑超出差期间的住所，应认定为工作场所。在郑超被外派出差、参加比赛及集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均应认定为工作时间，且郑超在该时间也并未进行与外派无关的个人活动，故应认定为工作时间。（二）事故发生系因工作原因。郑超于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内发生事故，现公安机关对于郑超坠亡一事并未给出明确的认定结论，也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郑超发生的事故系因非工作原因导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郑超没有不得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事故发生后，北京当地警方没有认定高坠的具体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故本案中郑超应当被认定为工亡。二、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在二审庭审中的法律地位应为第三人，而非被上诉人。一审阶段，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因在上诉人之后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将第三人之诉并入本案中。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未对一审中第三人的诉讼参加人地位提出异议，亦未提出将第三人列为被告之主张。然而，上诉人（原审原告）却于二审时直接将第三人列为被上诉人且主张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第三人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在二审庭审中的法律地位应为第三人，而非被上诉人。综上，第三人认为郑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亡。故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请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有异议的是，上诉人认为是服用了有副作用的胃药后在窗边呕吐至失足坠落；上诉人认为最后一次诊断记录可以证明症状缓解和治愈，但没有司法鉴定结论；到北京参加篮球比赛是唯一任务，而非原审认定的“主要任务”。但原审第三人认为参加篮球比赛是主要任务。 除了上述有异议的部分外，上诉人和第三人均认同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并且，对于坠楼发生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到次日的晨6点半之间此节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提交的、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上诉审法院的证据、本院询问笔录等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被上诉人具有案涉工伤认定法定职权。 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原审第三人已故职工郑超是在因工外出期间因高空坠落而死亡。坠亡发生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到次日的晨6点半之间，各方当事人对此节事实均无异议。由此，根据诉辩各方观点和上诉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已故职工郑超的上述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即本案涉及的仅为《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适用该规定视同工伤的前提条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伤保险条例》均未有明确定义。按照通常理解，工作时间一般是指正常上班时间，工作岗位一般是指在工作场所开展属于工作职责范围内事务的工作地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我国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第五条规定，“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第三条规定，“就本公约而言：…（三）‘工作场所’一词涵盖工人因工作而需在场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点；…”。《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第五十八条规定，“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一）工作场所，是指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的所有地点，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场所；…”。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间和地点。《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根据该条例的立法精神，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应拘泥于字面文意，而应当根据个案的多样性具体分析，结合工伤保险原旨等予以综合考量、合理认定。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使用的是“工作岗位”，其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因此，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单位规定的工作地点以外的其他地点从事工作或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的期间，也应当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只有如此理解，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立法目的。 比照工伤保险条例对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情形，结合本案案情而言。需要注意的是，突发疾病原本不属于因工伤害范围，但基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凸显对劳动者的现实保护需要而被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虽然该项视同工伤作为对职工的倾斜性保护，不要求突发的“疾病”必须是工作原因造成的“疾病”，但由于对于职工而言，“病”和“伤”的保护毕竟是不同的，除职业病外，对疾病的保护一般属于医疗保险的调整范畴，故对于该项视同工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从立法本意出发，按照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进行判断，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宜再作延伸、扩充解释。对因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当场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根据前述工伤保险条例对突发疾病视同工伤所规定的三个条件，本案所涉高空坠亡可比照适用前述三个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单位指派外出完成单位工作任务，确如原审法院所述，其工作时间具有特定性。只要不从事和外派工作无关的行为，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合理的休息时间，均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并非所有的因工外出期间都应视为工作时间。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外派任务无关的个人活动的时间，不属于因工外出的工作时间。具体到本案。从在案有效证据看，原审第三人已故职工郑超高空坠亡发生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到次日晨6点半之间，此期间属于普通人的正常休息睡觉时间。而在宾馆休息睡觉，是基于普通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并非是在履行单位的工作职责，不应将其延伸、扩充理解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否则，将超出常识上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一般理解。至于上诉人认为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合理的休息期间均应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对于因工外出期间合理的休息时间是否属于工作时间此点。本院认为，该合理的休息时间应理解为短暂的休息时间，即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因生理需要而短暂休息的时间，并不应包括普通人在完成当日工作后正常夜晚休息睡觉的时间。 此外，从现有证据看，原审第三人已故职工郑超，其因工外出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参加篮球比赛，无据证明其坠亡所处房间是其本次外出的工作场所，或正在从事、完成与工作任务相关地点。由是，已故职工郑超于事发当日晚上10点半到次日晨6点半高空坠亡，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法定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了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无据证明已故职工郑超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而突发坠亡，故其亦不符合该可予认定工伤所规定的条件。 综上所述，被诉工伤认定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理由不当，本院予以补正；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郑国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少琨 审判员  许其睿 审判员  李 健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曾 悦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