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52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负责人：李晓雨，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海，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纯库，男，196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作立，男，197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德顺，男，196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秋，男，198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喜昌，男，196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时洪剑，男，199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共同推举诉讼代表人：李艳海，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农安县。被上诉人共同推举诉讼代表人：王纯库，男，196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农安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疆，吉林胡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洼中高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122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洼中高村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农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122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洼中高村民委员会以合同涉笈国象政、策的补贴归洼中高村委会所有为由，占据被上诉人2019年度玉米生产者补贴款，拒不给付，侵害了被上诉人对该补贴款的所有权”，应予退还是错误的。2010年8月30日，洼中高村委会与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签订的承包地承包合同，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因为双方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在承包期内，根据国家政策给付的一切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粮油补贴等，都归甲方（上诉人）所有，由此地所发生的税费及相关义务由甲方（上诉人）承担。2016年财政部《关于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其实质属于国家政策给付的惠农政策，双方签订的合同对此笔款项有明确的约定，因此按照合同约定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应归洼中高村委会。根据国家政策及2016年农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农安县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流转土地的双方另有规定的，按约定办理，故按国家政策及地方政府文件，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应该归洼中高村委会。二、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国家首次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时，洼中高村委会已向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发放2016至2018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款，通过洼中高村委会行为也可以看出，洼中高村委会认可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归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是错误的。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虽领取了2016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此补贴款的领取是在原村会计2017年死亡后，霍德顺主持村里工作时私自领取的，不能说明此款就归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领取2016年至2018年补贴款的行为违反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已违反国家政策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规定。综上，洼中高村委会领取2019年度补贴款符合合同约定，又符合了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判决结果有失司法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辩称，一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合法承包案涉土地并经营种植，是实际种植玉米的生产者。根据财政部《关于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的通知》，本案讼争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是粮食差价款，应给予玉米实际生产者。一审判决洼中高村委会应于退还是正确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出台的背景是2016年国家对稻谷、大豆、玉米分别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目标价格政策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国家为避免“谷贱伤农”和维护粮食安全，保持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使粮食生产者不因市场价格的变动遭受经济损失，出台了该项政策。《吉林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补贴对象为全省范围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包括农民、农业合作社、农场等），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的，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经流转双方确认同意按双方商定意见办理”，因此，该补贴具有特定性，是国家为调节粮食生产与消费在粮食生产、流通环节中所采取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措施相结合的一种经济杠杆，对粮食生产者给予粮食价格上的补贴；其补贴依据是当年合法耕地上实际种植的玉米面积。本案中，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作为土地实际种植人在2019年种植玉米24垧，符合领取条件，该补贴款应归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二、案涉《承包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的“惠农政策”不包括玉米生产者补贴，也不属于吉林省实施方案中规定的“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情形，洼中高村委会主张玉米补贴款归其所有缺乏合同依据和政策支持，一审判决正确。首先，案涉《承包地承包合同》订立时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尚未建立，该补贴也并不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可预见利益范围之内，第四条约定过于笼统且玉米补贴款给付的依据是玉米生产者实际玉米种植面积，而并非依据土地承包面积。其次，根据一审证人时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双方签约时对于合同第四条“惠农政策”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指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存在的粮食直补、粮油补贴等优惠政策，并不包含尚未出台的玉米生产者补贴；该约定不属于吉林省实施方案中规定的“流转双方另有约定”的情形。并且，玉米生产者补贴具有特定性，种植玉米大豆才有，不种没有，2019年的补贴是基于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的实际种植行为才能产生的种植补贴，并非基于土地权属和面积产生的土地补贴。因此，洼中高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依照政府文件规定和国家订立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目的判决该补贴款归粮食生产者即本案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是公平公正的。三、2016年新政策出台后，双方曾对承包合同约定予以明确，双方一致确认诉争补贴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惠农政策范围，应按政策规定由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享有；且双方已按吉林省实施方案实际履行3年之久，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正确。2016至2018年期间，洼中高村委会在领取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后将此款给付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这一实际履行行为是双方对《承包地承包合同》约定内容的再次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也恰恰证明在补贴发放期间，双方确认同意的意见是该补贴归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同时洼中高村委会也连续4年向其他案外承包人给付玉米生产者补贴款。通过洼中高村委会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其认可该补贴款归粮食生产者所有。综上，一审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洼中高村委会主张原合同约定包含诉争补贴的上诉理由违反国家政策要求，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合同约定、实际履行和当地交易习惯完全相悖，不能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洼中高村委会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洼中高村委会立即向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返还2019年度玉米生产者补贴款41,040元；2.判令洼中高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系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村民。2010年，因洼中高村委会修路急需资金，将洼中高村24垧林场耕地对外发包，以筹集资金。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村民代表签字同意，农安县巴吉垒镇人民政府于2010年8月22日发布公告，公开招标。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乙方）和洼中高村委会（甲方）于2010年8月30日签订《承包地承包合同》，约定由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承包洼中高村24垧林场耕地，租期20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0日止，总承包费720，000元，已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交齐。其中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承包期内，根据国家政策给付的一切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粮油补贴等都归甲方所有，由此地所发生的税、费及相关义务均由甲方负担。财政部于2016年出台《关于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按照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给玉米生产者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已领取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2019年，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继续在该土地种植玉米，国家发放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41，040元，洼中高村委会以此款系承包合同中第四条约定的惠农政策款，应归其所有为由予以扣留，经双方协商未果，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玉米生产者补贴是2016年实施的国家为保障农民合理收益，使粮食生产者不因市场价格的变动遭受经济损失而出台的一项新的政策，其目的是避免“谷贱伤农”和维护粮食安全。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玉米生产者补贴具有特定性，补贴对象是实际种植玉米的生产者，是基于实际种植行为才能产生的种植补贴，并非基于土地产生的土地补贴，补贴依据是当年合法耕地上实际种植的玉米面积。首先，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与洼中高村委会于2010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虽约定“在承包期内，根据国家政策给付的一切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粮油补贴等，都归甲方（即本案被告洼中高村委会）所有”，但是合同中没有对后来出现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进行约定，故应依照国家订立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目的来确定给付对象，即玉米的实际种植者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且玉米生产者利益受玉米价格影响巨大。其次，2016年国家首次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时，洼中高村委会已向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发放了2016至2018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通过洼中高村委会的行为也可以看出，洼中高村委会认可该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归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所有。因此，洼中高村委会以合同约定涉及国家政策的补贴归洼中高村委会所有为由，占据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2019年度玉米生产者补贴款，拒不给付，侵害了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对该补贴的所有权，应予返还，故对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2019年度玉米生产者补贴款41，0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6元，减半收取计413元，由被告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与洼中高村委会签订《承包地承包合同》时，双方对于其后的政策变化均无法预见。故该《承包地承包合同》第四条“在承包期内，根据国家政策给付的一切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粮油补贴等，都归甲方所有”中的“一切惠农政策”的范围应当限于签订合同当时已经存在的惠农政策，不能包含2016年新增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本案争议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应当按照政策规定，由实际玉米生产者领取。另外，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已经从洼中高村委会领取了2016至2018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应当视为洼中高村委会与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对于案涉玉米生产者补贴款的分配达成了协议。洼中高村委会上诉称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领取2016至2018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未经其同意，未提供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洼中高村委会返还李艳海、王纯库、陈作立、霍德顺、李艳秋、徐喜昌、时洪剑2019年度玉米生产者补贴款4104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6元，由上诉人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民委员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宇审判员 张 聪审判员 齐小媛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李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