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终3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桂珍，女，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长白乡。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贵海，男，满族，住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慧南，女，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辉，沈阳市大东区爱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孙贵海。原审第三人：王雷蕾，女，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雷桂珍因与被上诉人孙贵海、李慧南、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昌林公司）、原审第三人王雷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2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雷桂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依法发回重审；2、判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第一、雷桂珍和孙贵海、昌林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合同关系，各方均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雷桂珍和孙贵海及昌林公司一共签订了四期借款合同，每期合同都需要三方当事人签字及盖章，依据雷桂珍提供的合同可以看出，孙贵海在每次确认合同中所涉的款项收到后，便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并亲自加盖昌林公司的公章。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均是由孙贵海提供的。合同中第十三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签字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签订的同时借款金额已全部收讫，无需其他交付借款的证明。从该条便可以看出，孙贵海在确认了合同款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后才与雷桂珍签订的该合同，所以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双方约定的借款如何支付及具体支付金额不影响本案借贷合同关系成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借贷关系真实、有效。本案中，双方签订了一共四期的借款合同，如果不是孙贵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完全可以在签订完第一期合同后，不再签署后期的三期合同，但是孙贵海每次都在计算完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数额及确认涉案款项收到后，便签署自己的名字且加盖昌林公司的公章，对双方的合同进行了确认。本案中，双方签订第一期借款合同时，对合同中50万元的借款如何支付是经过充分协商并认可的。双方约定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支付23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7万元。达成该约定后，雷桂珍便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及要求将款项27万元支付给至被告昌林公司的员工王雷蕾账户内，孙贵海在确认上述款项到账后，方与雷桂珍签订了借款合同。从一审中雷桂珍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第一期合同是2014年7月18日，雷桂珍转款时间是2014年7月19日，证明该笔转账对应的就是双方签订的第一期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数额。23万元通过债权转移的方式交付符合法律规定，只要当初双方认可该种交易方式，法律也应该允许该种交付方式的存在。每次续签合时，孙贵海都要求将上期的合同原件收回，所以雷桂珍手中没有完全四期的合同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前期合同自动作废，更进一步证明了双方受最后一期合同的约束。综上，一审法院依据第一期款项50万元的构成不全是银行转账，否定双方之间签订四份合同的真实性，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是完全没有按照本案事实进行的违法认定。第二、雷桂珍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将款项支付给其员工王雷蕾的行为，视为雷桂珍将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支付完毕，履行了自己的出资义务。王雷蕾作为其员工，代收款项，视为孙贵海及昌林公司收取了款项。昌林公司的员工王雷蕾也向法院说明了孙贵海要求其收取涉案合同的款项，故王雷蕾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昌林公司和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孙贵海承担。孙贵海在经营昌林公司期间，有多笔收入均要求付款人将支付给孙贵海或者昌林公司的款项支付给王雷蕾。雷桂珍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将款项支付到王雷蕾账户的行为视为其完成了交付款项的义务。第三、王雷蕾是否将款项实际支付到孙贵海的账户下，不影响雷桂珍与孙贵海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王雷蕾作为昌林公司的员工，代公司或者公司领导收取款项，视为昌林公司收到了款项，至于王雷蕾将款项支付给了何人，与雷桂珍没有关系。一审法院却以王雷蕾无法证明款项支付去向，否定了雷桂珍和孙贵海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四、像雷桂珍一样情形的其他债权人，均通过诉讼起诉了孙贵海和昌林公司，法院均判决孙贵海向出借方承担偿还责任。孙贵海向多人借款，且与多人签订了与雷桂珍一样的借款合同，同时要求出借人将款项均打入王雷蕾的账户内，由王雷蕾按照孙贵海的指示进行转账付款，后孙贵海未按照约定还款，出借人起诉，法院审理认为：孙贵海与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王雷蕾作为沈阳昌林公司员工，替该公司法人代表孙贵海收取借款的行为，不应视为其本人借款，判断借款主体应以借款合同签字的主体为借款主体，而不应以收款人作为借款主体。根据同案同判的理论原则，法院应当支持雷桂珍的诉讼请求。综上，本案借贷合同成立，雷桂珍已经支付了涉案的借款，孙贵海收到款项后如何处置，不在雷桂珍管理范围内。孙贵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借款协议签订后，雷桂珍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借款事实未发生。借款协议签订后，雷桂珍并未按照协议约定的借款数额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即出借方履行向借款方给付借款后，借款合同才生效。现雷桂珍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请求偿还借款，没有法律依据。二、雷桂珍所称的借款事实，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常理。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未能举证证明一方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雷桂珍诉孙贵海偿还如此大额的借款，其没有提供转款的凭证。雷桂珍一审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卡号为62×××50的银行卡的交易习惯为入账后即立即将钱转出，卡内余额长期处于千元状态，雷桂珍根本不具有向孙贵海出具50万元借款的能力，再次，起诉状中称孙贵海借款的原因为资金周转，从雷桂珍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可知，从未有过50万元的交易痕迹，若其50万元的借款是如此分笔支付更不符合借款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的借款用途，亦不符合借款的交易惯例。退一步讲，雷桂珍向本案第三人王雷蕾转账交易记录，仅证明其二者之间具有交易往来，不能证明此款项均交付给了孙贵海使用。综上，本案的所涉的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雷桂珍因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标准，其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三、孙贵海没有委托第三方代收、代付钱款，对雷桂珍所称的将案涉款项支付给王雷蕾的事实不予认可。在签订协议之后，雷桂珍并没有实际交付该笔借款，孙贵海亦未委托其向第三方履行、交付。雷桂珍的出借行为只有向孙贵海履行，方可视为其履行了出借义务。其向任何第三方的付款行为，均不能视为其向孙贵海履行了出借义务。雷桂珍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其的事实主张不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李慧南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桂珍未向孙贵海出借款项，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即便此债务真实存在，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为共债共签，或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李慧南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且借款合同中明确借款用途孙贵海资金周转所需，李慧南也不知道存此债务，故，此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李慧南不应承担还款的义务。二、李慧南与昌林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李慧南不在该公司担任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任何职务。而且，昌林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以公司的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即便该债务存在，因昌林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债务的承担者也应为公司法人或其他有出资瑕疵的股东。李慧南与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无需承担此债务的偿还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昌林公司未提交二审参诉意见。王雷蕾二审参诉意见如下: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应予更正。一审证据足以证明雷桂珍交付的款项全部用于孙贵海的经营和个人使用。作为孙贵海的员工，王雷蕾还另有证据证明受孙贵海的委托处理一些财务相关事宜。以往同类案例中，既有把王雷蕾作为被告的案例，也有未把王雷蕾作为被告的案例，情况都与本案相同，都是借款人把钱打到王雷蕾的账户上，绝大多数王雷蕾都胜诉了，尤其是同类的第一个案件陈进艳在大东法院起诉中未将王雷蕾列为被告，她的款项也是直接打到王雷蕾账户中的，可以证明很早之前孙贵海就委托王雷蕾代为处理财务转账。所以，一审判决不合理，要求重新判决或者发回重审。雷桂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77万元及至2017年1月19日的利息7.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77万元本金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9日，孙贵海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钱，双方约定借款本金为50万元，年利率20%，借期一年。2015年7月19日到期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6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双方签字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签订的同时借款金额已全部收讫，无需其他交付借款的证明”。双方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昌林公司在合同尾部加盖了公章。按照孙贵海的指示，原告将涉案款项支付到孙贵海指定的王雷蕾账户内。2015年7月19日，原告向各被告主张还款，被告称再续借半年，双方于2015年7月19日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内容同第一份合同，本金为60万元，利息6万元，2016年1月19日到期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66万元。2016年1月19日，原告向各被告主张还款，被告称再续借半年，并要求原告再借给被告4万元，与前面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凑成70万元，双方于2016年1月19日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内容同第一份合同，本金为70万元，利息7万元，2016年7月19日到期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77万元。2016年7月19日，原告向各被告主张还款，被告仅支付原告利息钱1万元，其余76万元被告称再续借半年，双方于2016年7月19日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内容同第一份合同，本金为76万元，利息7.6万元。2017年1月19日到期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83.6万元。2017年1月19日被告应当偿还原告借款83.6万元，但是经过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也未予以偿还任何款项。原告认为，孙贵海和李慧南在系夫妻关系，且孙贵海是昌林公司的唯一股东，无论该款项是用于共同生活还是用于昌林公司经营所需，都应当认定为其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昌林公司在合同尾部盖章的行为，视为其同意与孙贵海共同偿还借款。综上，双方既然签订了借款合同，均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未及时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孙贵海一审辩称，一、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未向被告孙贵海实际交付借款，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被告孙贵海与原告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借款数额向被告孙贵海提供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即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后，出借方应首先履行向借款方给付借款的行为后，借款合同方生效，双方当事人才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现原告未能提供实际向孙贵海交付案涉款项的前提下，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请求孙贵海偿还借款，是没有事实依据，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告所称的借款事实，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常理。法院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未能举证证明一方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原告诉被告孙贵海偿还如此大额的借款，首先，原告没有提供转款给被告孙贵海的凭证，其次，原告提供给法院的借记卡中的交易明细中显示，62×××50的银行卡的交易习惯为入账后即立即将钱转出，卡内余额长期处于千元状态，原告根本不具有向被告孙贵海出借50万元借款的能力，再次，原告诉状中所称孙贵海向其借款的原因为资金周转向其借款，从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可知，从未有过50万元的交易痕迹，若其50万元的借款是如此分笔支付更不符合借款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的借款用途亦不符合借款的交易惯例。最后，退一步讲，原告向本案第三人王雷蕾转账交易记录，仅证明其二者之间具有交易往来，不能证明此款项均交付给了孙贵海使用。综上，孙贵海与原告之间无实际借款事实发生，仅凭借款合同无法证明欠款事实，雷桂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孙贵海没有委托原告向任何第三方履行借款义务，对原告所称的将案涉款项支付给王雷蕾的事实不予认可。孙贵海虽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协议，但原告在签订协议之后，并没有向孙贵海给付该笔借款，孙贵海与原告也从没有就该借款达成过任何委托其向第三方履行或向第三方指示交付的合意。在借款协议成立后，在未经过孙贵海授权或指示交付的意思表示前，原告的出借行为只有向孙贵海履行。其向任何第三方的付款行为，均不能视为履行了出借义务。基于以上事实，原告未履行出借行为，其诉讼主张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李慧南一审辩称，同意孙贵海的答辩意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出借方给付借款后，合同才生效，原告未向孙贵海出借此款项，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李慧南当然无需承担偿还义务。即便此债务真实存在，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为共债共签，或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第一、李慧南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不应认定此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从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中明确说明了借款用途是用于孙贵海资金周转所需；第三、李慧南不知道存在此债务，此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李慧南没有承担还款的义务。二、李慧南与昌林投资管理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李慧南与昌林投资管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在该公司担任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昌林投资管理公司作为公司法人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以公司法人独立的财产对外承担债务，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或有其他违反公司规定的股东（如抽逃出资的公司股东），沈阳昌林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便认为该债务存在，该债务的承担者应为公司法人或其他有出资瑕疵的股东，李慧南与昌林投资管理公司没任何关联，无需承担此债务的偿还责任。昌林投资管理公司一审辩称，该债务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钱，而且公司也没有授权第三人王雷蕾代公司收此笔款项，第三人王雷蕾的收款行为不视为公司的收款，公司不承担该债务。第三人王雷蕾一审辩称，我认为借贷是发生在原、被告之间，我的账户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账户，我可以提供银行流水和支付证明，用以证明是孙贵海的一些经营用途，我还有给孙贵海本人转账的记录。孙贵海不承认是对我授权是不成立的，当时还有原告在场，而且不光是原告以这种形式，有多人都是这种形式，都是根据孙贵海的指示用我的账户转款、打款还有提现。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证据交换和质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雷桂珍与第三人王雷蕾系母女关系，第三人王雷蕾曾是被告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2、原告雷桂珍自述，其与被告孙贵海于2014年7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为5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该借款合同到期后，其与被告孙贵海分别于2015年7月19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7月19日续签《借款合同》，每次续签《借款合同》的本金均包含上一次借款期间内的利息。原告雷桂珍仅向法庭提交2016年7月19日的《借款合同》，未向法庭提交其他借款合同。原告雷桂珍向本院提交2016年7月19日的《借款合同》中，原告雷桂珍为出借人（甲方），被告孙贵海为借款人（乙方），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柒拾陆万元人民币，其中柒拾万元为本金，六万元为上期利息；借款利息按半年计息，每半年利息为柒万陆仟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2016年7月19日起至2017年1月19日止”。该借款合同加盖了被告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3、庭审中，原告雷桂珍自述其与被告孙贵海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合同中的本金50万元包括被告孙贵海欠第三人王雷蕾的工资和其他款项共计23万元和雷桂珍本人出借给被告孙贵海的27万元。原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50）的明细清单中显示，2014年7月19日其向第三人王雷蕾名下的账户（卡号：62×××85）转款27万元。4、第三人王雷蕾庭审中自述，其收到原告向其账户的转款均用于被告孙贵海的开销，且收到原告款项的账户（尾号6885）系其个人名下的账户。被告孙贵海对第三人王雷蕾陈述案涉款项用于其开销的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雷桂珍虽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与被告孙贵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从其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和庭审自述来看，其实际将款项交付给第三人王雷蕾，第三人王雷蕾未将收到的款项直接交付给被告孙贵海或被告沈阳昌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虽然第三人王雷蕾陈述其收到的原告借款均用于被告孙贵海的开销，但被告孙贵海对此予以否认，且第三人王雷蕾提交的尾号为6885的银行账户亦不足以证明其标注的支出均为被告孙贵海支出，结合第三人王雷蕾收取原告借款的银行卡为其名下的个人账户和借款中还包含第三人王雷蕾对外债权的事实，本院对案涉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雷桂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22元，由原告雷桂珍承担。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诉讼中，上诉人雷桂珍向法院提举了落有雷桂珍、被上诉人孙贵海签名并加盖有被上诉人昌林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借款合同》一份，同时原审第三人王雷蕾自认其业已收取相关钱款，证明案涉借贷关系成立，初步履行了阶段性的举证证明义务；孙贵海否定借款事实，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应在对争议事实进行合理说明的同时，承担举证证明的诉讼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雷桂珍全部诉讼请求，存在案件基础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案件依法应发回重审。重审中，应对本案借贷合同缔结过程、借款主体的确认、合同内容是否合法、雷桂珍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及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等案件事实进一步查明，综合确认，并就查明事实妥善裁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256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雷桂珍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22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程曦书记员杨雅婷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