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3民终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茂林，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松，安徽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燕，安徽林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出口加工区国际珠宝城（顺通大道31号）戊类工业厂房2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615573390R。法定代表人：舒敬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该公司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155710107。法定代表人：陈晓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刚，安徽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东，安徽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蚌埠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解放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70491621XG。法定代表人：欧德寿，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权，安徽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萌，男，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启元，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安徽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茂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建工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集团公司）、蚌埠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蚌埠交投集团）、程启元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2民初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茂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松，被上诉人葛洲坝建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被上诉人葛洲坝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东，被上诉人蚌埠交投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权、戴萌，被上诉人程启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茂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葛洲坝建工公司、葛洲坝集团公司、程启元共同给付居间报酬257.9万元及利息36.106万元（自2017年10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6日止，以后至款清息止），蚌埠交投集团在欠付葛洲坝集团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判以案涉工程项目作为政府重点市政建设工程是通过蚌埠公共交易服务网向社会公开招标，其招标投标中标过程均是公开、公正、透明的为由，对上诉人在案涉工程招标前向被上诉人提供报告案涉工程招标信息即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机会的该节事实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确立了居间合同法律制度，相关法律也未禁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居间。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提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依照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方所发布的招标信息因受发布时间、地点、方式的制约而并非公众所周知，因此，向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的企业和个人报告招标信息并撮合建设方与施工方通过洽谈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且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故原判仅凭案涉工程项目系公开招标为由，对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报告案涉工程招标信息等订立合同的机会的该节事实未予以认定，既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不符合以证据裁判案件的原则。同时，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标前协议书》、“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银行转账凭证”“名片”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案涉工程的招标信息并促成其与蚌埠交投集团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虽然上诉人与程启元签订《标前协议书》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0日，在案涉工程对外招标及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2013年10月29日）之后，但该协议书系程启元因上诉人居间促成了中标，其跟上诉人补签该协议的原因正如其在电话录音中所说的：“后来还是我说补一个，一开始没有，不然到后来讲不清，假如哪天我调走了呢，讲不清楚，是这个意思”。从程启元主动要求同上诉人签订《标前协议书》的事实，可以推定案涉工程的招标信息系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后，程启元担心其将来可能被调离、1%居间费将可能面临无法兑现，在此情况下，程启元主动要求以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补签了一份《标前协议书》。该协议签订后，葛洲坝集团公司要求其所属的五公司通过当时的劳务承包单位合肥荣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及该公司的股东牛树明分别于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28日向上诉人各转账50万元共计100万元的居间费用，该转账100万元的事实，进一步印证案涉工程的项目招标信息，系由上诉人向葛洲坝集团公司提供的。因此，原判仅凭案涉工程招标信息在蚌埠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公开发布，据此否认上诉人实际提供了案涉工程即将招标的信息等居间服务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以《标前协议书》“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也无公司的授权，且中标单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由，否认该协议对葛洲坝建工公司的约束力，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均能够证明程启元与上诉人签订该协议，事先系得到了葛洲坝集团公司和葛洲坝建工公司的授权。程启元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虽然其对电话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其又不申请对录音中的人员声音是否是其所说进行鉴定，故应对该协议及录音资料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判也对“原告、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作出的判决却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相矛盾。程启元在录音中称其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系代表葛洲坝建工公司所签，并且其在录音中说“付书记就为这件事跑20趟，就是为跟董事长汇报这件事”“集团付书记是他亲自安排的，负责了”，即程启元在集团公司董事长及付书记同意授权的情况下，才与上诉人补签了该协议书。程启元称该协议之所以“六公司”没有盖章，其原因是:“章肯定没有了，六公司已经合并了”“章已经销毁了，现在新公司的章，中国葛洲坝集团，以前的章销毁了”“原来叫葛洲坝六公司，现在加了个中国叫中国葛洲坝六公司，以前的章销毁了”。也就是说，签订《标前协议书》时即2013年11月10日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章销毁了，公司名称之前加了“中国”两个字。程启元的陈述，恰恰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企业登记资料载明的企业名称变化相吻合。上诉人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能够证明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前称为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中国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再次名称变更为现公司名称。3.程启元以葛洲坝建工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标前协议书》，其性质为履行职务行为，原判否认其行为的职务关联性，并以此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1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认定公司是否为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效力，不仅要看公章的真实性，还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只要法定代表人或有代理权人在合同上的签字真实，即便在合同尚未盖章甚至盖的是非备案公章，或能证明该公章是其本人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表明其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反之，签字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限的，则即便加盖的公章真实，该合同效力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受影响。”从程启元的身份来说，其于2010年7月7日至2015年9月9日期间担任葛洲坝建工公司安徽分公司的负责人，并且是葛洲坝建工公司的副总经理，其在通话录音中自认其签订案涉协议系经过葛洲坝集团公司董事长和付书记授权同意的，系代表葛洲坝建工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供程启元以葛洲坝建工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案涉系无代表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4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之规定，程启元以葛洲坝建工公司的副总经理及安徽分公司的负责人的身份签订该协议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葛洲坝建工公司承担。4.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0〕29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期限为三个月。”本案于2020年4月26日由一审法院立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6月22日开庭后于2020年11月18日审结宣判，又不存在延长审理的情形，实际审理期限达七个月之久，超出审限近四个月，应构成故意拖延办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葛洲坝建工公司辩称，该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并未签订案涉协议。该公司从未授权程启元以其公司名义对外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和协议，事后公司也没有追认。通过工商信息查询，2014年11月7日变更为中国葛洲坝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葛茂林从未向该公司提供任何居间服务，该公司始终不知道居间协议的存在，也没有参与该项目的投标，该公司也从未向葛茂林支付过居间报酬，也未指定或委托任何人向其支付居间报酬。葛洲坝集团公司辩称，其不是适格主体，没有与葛茂林签订过书面居间协议或者达成过居间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公司没有接受过葛茂林的居间服务。该公司与蚌埠交投集团签订施工合同与葛茂林无关，其不是案涉项目的居间人，其也未提供其为该公司就案涉项目进行居间服务的任何证据。该工程并非程启元个人或其所在的公司中标及签订施工合同，葛茂林与程启元之间签订的所谓标前协议对其他人不产生约束力，标前协议签订时间在案涉工程中标以后，该协议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蚌埠交投集团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与葛茂林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葛茂林要求该集团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赔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集团不欠工程款项，工程款已经全部付给工程承包人。程启元辩称，其不是案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茂林没有向其提供任何居间服务。程启元当时所在公司是葛洲坝第六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该公司没有参与投标和中标，不是案涉工程投标和中标单位，与该工程无任何关系。程启元与葛茂林没有任何居间费用往来。在案涉协议签订前工程已经完成招投标，协议没有履行的意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茂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葛洲坝建工公司、葛洲坝集团公司、程启元共同给付其居间报酬257.9万元及利息36.106万元（自2017年10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6日止，以后至款清息止），蚌埠交投集团在欠付葛洲坝集团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二审审理期间，葛茂林放弃对葛洲坝集团公司和蚌埠交投集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蚌埠交投集团在蚌埠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对蚌埠市长淮卫淮河大桥及接线工程（1标段）进行公开招标，2013年10月29日在上述网站进行中标公示，葛洲坝集团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并最终于2013年12月18日与蚌埠交投集团签订了该工程的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葛茂林与程启元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0日的《标前协议书》，程启元以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葛茂林约定，双方合作以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参与案涉工程的投标，签订合同后支付葛茂林信息费为合同价的1%，分四次支付。工程施工完毕后，葛茂林对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居间（信息）费用，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是蚌埠市重点项目，由蚌埠交投集团组织建设。该工程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通过蚌埠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对外公开招标，最终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并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与蚌埠交投集团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葛茂林提出其作为签订该建设工程合同的居间介绍人，仅提供了其与程启元以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所谓“标前协议书”及与程启元的电话通话记录，该协议书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也无公司的授权，且中标单位为葛洲坝集团公司。案涉工程作为政府重点市政建设工程，是通过蚌埠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向社会公开招标，其招标、投标、中标过程均是公开、公正、透明，葛茂林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葛茂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葛茂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320元，减半收取15160元，由葛茂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葛茂林提交一份投标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案涉工程在2013年10月29日中标，在2013年12月4日下发中标通知，2013年12月18日签订合同。程启元是在公示以后、中标通知书下发之前补签的案涉标前协议。葛洲坝建工公司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系复印件，字迹模糊，从中看出施工单位不是该公司，其内容与该公司无关。葛洲坝集团公司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复印件看不清楚，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蚌埠交投集团质证意见同葛洲坝集团公司。程启元质证意见同葛洲坝集团公司，并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故本院仅对其中有相关证据相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对无证据印证的内容不予认定。蚌埠交投集团提交如下证据：1.清算协议书，证明案涉工程款已经结清。2.转账凭证，证明按结算协议书将剩余工程款转账给葛洲坝集团公司。因葛茂林已放弃对蚌埠交投集团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蚌埠交投集团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作认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葛茂林陈述其系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聘用人员，跑市场没有固定工资只拿信息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故法定代表人无须另行授权，就可以一般性地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在委托代理情况下，代理人的权限来自被代理人的授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程启元在签订案涉协议时系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责人，而非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以该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葛茂林自认曾系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聘用人员，且其与程启元相识，其对程启元个人上述身份情况应当知晓。葛茂林一审提交的网上截图显示程启元为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但该截图发布时间是2017年3月20日，不能据以证实签订案涉协议时程启元即为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即使其系时任副总经理，但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未取得明确授权情形下，亦无权代表该公司签订协议。葛茂林提交的录音等证据中，程启元虽陈述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及集团公司知晓案涉居间协议并且同意，但该陈述系其单方陈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公司有同意或追认的意思表示。葛茂林取得的100万元款项，系由合肥荣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及牛树明转账给付，而葛茂林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劳务公司与葛洲坝建工公司及葛洲坝集团公司是何关系，且系该两公司委托付款，亦不足以认定该笔款项系支付的居间费用及葛洲坝建工公司以付款方式追认了案涉协议。案涉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中标，而该工程系由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该两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不必然推定为原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中标。葛洲坝集团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案涉工程，葛茂林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系利用了其提供的报告机会或媒介服务使其中标，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居间法律关系。依据法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葛茂林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程启元所实施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经审核，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情形。至于葛茂林上诉所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超审限问题，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必然关联，且亦不属于案件本身审理范围。综上所述，葛茂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320元，由上诉人葛茂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玲玲审判员  王国强审判员  卞新春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周保平书记员陈畅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