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5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佩琴，女，197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楼永钢，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江云，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书程，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方学，女，197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天平，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义乌市黑秀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神舟路209号5楼。 法定代表人：吴高建，总经理。 原审被告：赖佩胜，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原审被告：陈雅佩，女，198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旌德县。 原审被告：吴高建，男，198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现住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神舟路209号。 上诉人赖佩琴、楼永钢为与被上诉人夏方学、原审被告义乌市黑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秀公司）、赖佩胜、陈雅佩、吴高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8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赖佩琴、楼永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夏方学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夏方学未发生买卖合同关系。1、案涉货物的采购内容与下单上诉人根本不知情，并且销货清单、采购清单均没有上诉人签字确认，夏方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2、采购清单是由黑秀公司出具的，上面显示的供应商是夏方学，采购人是黑秀公司，书面证据只能体现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是黑秀公司。采购清单上黑秀公司员工陈雅佩的收货签字，也只能代表黑秀公司职务行为，不能证明是与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二、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应是章和平、章建通、黑秀公司。章和平、章建通系国外客户。2017年5月18日，章和平到义乌与黑秀公司员工陈雅佩前往市场采购货物，到上诉人店铺看过之后，并未在上诉人处下单订货，转身离开前往别处继续考察，最终章和平在夏方学店铺处下单，完成了采购案涉货物事宜。章和平在市场采购货物期间，全程都由陈雅佩陪同。因此，与夏方学发生买卖关系的实际买受人应该是章和平与章建通。而黑秀公司出面与夏方学签采购合同，黑秀公司与章和平、章建通之间真实法律关系如何，是否系共同买受人，上诉人并不清楚。三、夏方学提供的吴高建发送给上诉人的结款清单是黑秀公司所列的章建通、章和平在市场采购所欠款项，并非上诉人在市场所欠款项，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夏方学之间买卖合同关系。1、吴高建发送给上诉人的结款清单是吴高建单方制作的，一方面不具有证明效力，另一方面里面的内容实际上体现的是章建通、章和平在市场采购的欠款情况。2、结款清单中章建通、章和平欠上诉人货款1187882.40元也列在其中，这是上诉人对外所享有的债权。如果结算清单所列的是上诉人对外欠款，不可能把上诉人对章建通、章和平所享有的债权也列入其中。四、夏方学故意伪造证据，恶意损害上诉人利益。从夏方学提供的证据销售清单来看，夏方学在庭审中承认销货清单中的上诉人名字是其事后书写的。事实上，夏方学提供的4张销售清单是夏方学从上诉人店铺拿走使用的，订货的内容都是章和平与陈雅佩下单的，填写都是由夏方学完成的，上诉人对订货的内容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在销货清单上签字。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夏方学是在故意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恶意损害上诉人利益。五、陈雅佩系黑秀公司员工，代表黑秀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与上诉人从未发生雇佣关系。黑秀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承认陈雅佩系其公司员工，做销售的。案涉货物的采购全过程陈雅佩都有参与，章和平前往市场采购是由陈雅佩陪同的，黑秀公司采购清单上也有陈雅佩的签字。陈雅佩作为黑秀公司的员工，代表的是黑秀公司的职务行为，责任承担应归于黑秀公司。陈雅佩陈述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完全是虚假的，没有任何依据，与黑秀公司的陈述也不一致。六、本案夏方学共提起过三次诉讼，明显是在玩弄诉讼技巧，涉嫌虚假诉讼。夏方学对于实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前两次诉讼均未将上诉人列为被告，很明显与夏方学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并非是上诉人。第三次诉讼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涉嫌虚假诉讼，恶意损害上诉人利益，应予严查。 被上诉人夏方学答辩称：本案买卖合同系在2017年5月时由赖佩琴代理楼永钢到夏方学店铺订货，之后夏方学发货，由黑秀公司陈雅佩和吴高建签收货物。事后夏方学向楼永钢催讨货款，在楼永钢与夏方学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楼永钢也承认了与夏方学之间的债务，只是请求夏方学缓一缓，称有钱会支付的。因此赖佩琴与楼永钢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之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黑秀公司、吴高建共同述称：2017年4月开始黑秀公司接受楼永钢的委托，代理其发往意大利的货物，货物是由楼永钢和赖佩琴在意大利与章建通合伙销售。委托职责包括跟踪采购、买卖、验货、收货等事宜，陈雅佩是黑秀公司指派的具体实施人，由陈雅佩跟踪楼永钢和赖佩琴的市场采购，为供应商提供明确采购细节及最终的入库、发货事宜。截至2017年7月17日，经黑秀公司统计的结款清单显示，赖佩琴与楼永钢累计采购金额390多万元，包括楼永钢自己厂里交付的货物118万元左右，供应商共32家。2017年7月17日到8月26日期间经楼永钢和赖佩琴指派或代理，陈雅佩等在义乌港和汕头两地完成上述批次的清关和验收，其中义乌港装柜11条，在汕头装柜1条，期间由陈雅佩在各供应商出具的清单上签字，完成清点验货。包括夏方学货物的实际买受人是楼永钢和赖佩琴，本公司只是代理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陈雅佩述称：其当时在黑秀公司上班，公司让其去对接楼永钢的一些工作，其没有参与夏方学货物的采购，只是负责签收这些货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赖佩胜未到庭陈述，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夏方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黑秀公司、赖佩琴、楼永钢、赖佩胜、陈雅佩立即共同支付货款249280元人民币并承担利息损失（从立案受理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吴高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期间，赖佩琴、楼永钢曾向夏方学购买各类头扣纱裙，共计货款249280元。该款赖佩琴、楼永钢至今分文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赖佩琴、楼永钢欠夏方学货款249280元未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赖佩琴、楼永钢未及时支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夏方学要求黑秀公司、赖佩胜、陈雅佩、吴高建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夏方学的合理诉请予以支持。赖佩琴、楼永钢辩称自己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赖佩琴、楼永钢支付夏方学货款2492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11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夏方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赖佩琴、楼永钢负担。 二审庭询中，上诉人赖佩琴、楼永钢提供：（2020）浙0782民初6822号、7683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打印件），待证2020年6月夏方学以黑秀公司、陈雅佩为被告提起诉讼，夏方学明确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黑秀公司；夏方学与吴高建在2020年6月4日的微信聊天是双方达成共识后夏方学以不交诉讼费方式由法院裁定撤诉，双方明显存在串通的嫌疑。 夏方学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次起诉后撤诉，是因为夏方学经过黑秀公司释明，决定追加赖佩琴、楼永钢作为被告，所以暂时撤诉，不存在串通的问题。夏方学作为生意人，对于法律关系不是很明确。 黑秀公司、吴高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不存在串通，赖佩琴、楼永钢本身就是涉案货物的实际买受人，他们在国外也确实在销售的。 陈雅佩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可夏方学与吴高建的质证意见，涉案货物是赖佩琴、楼永钢采购，不存在串通。 夏方学提供其与楼永钢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待证楼永钢夫妻承认案涉债务，至今没有支付货款是因为楼永钢一再推托，一直称没钱让夏方学缓一下。 赖佩琴、楼永钢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夏方学应当向法庭明确为何一审不提供。楼永钢确实有受意大利客户章建通的委托付款，有时候也会帮章建通垫付义乌供应商的款项，目的是希望章建通能够到其店里多采购货物，把生意做大，对此黑秀公司和吴高建是清楚的。庭询后补充：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方面，1、夏方学陈述不认识章建通是虚假陈述，是陈雅佩陪章建通的妹妹章和平去夏方学的店铺采购的；2、2020年6月，夏方学第一次提起诉讼是以黑秀公司和陈雅佩为被告，表明夏方学一直认为与黑秀公司、陈雅佩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据夏方学的代理人陈述，夏方学是在黑秀公司释明后才知道赖佩琴、楼永钢可能是实际买受人，由此可证明案涉货物的采购都是黑秀公司出面的，夏方学陈述案涉货物均由赖佩琴、楼永钢出面采购是虚假陈述；3、2018年2月15日下午2：42微信聊天楼永钢说“我说三点半打不出来只能过完年再给你了，今天是给你安排一些的，现在还没到账”，指的是章建通的款还没有到账，实际付款人是章建通。 黑秀公司、吴高建质证认为：这是夏方学与楼永钢之间的聊天记录，其不清楚，但其知道夏方学一直在找赖佩琴、楼永钢催讨款项。 陈雅佩质证认为：这是夏方学与楼永钢之间的聊天记录，其不清楚。 黑秀公司、吴高建提供以下证据：一、吴高建与楼永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楼永钢是实际买受人，由楼永钢吩咐各类代理事宜。二、吴高建与赖佩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赖佩琴是实际买受人，由赖佩琴跟踪货款支付情况。三、吴高建与章建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赖佩琴与楼永钢在国外售货的事实。四、吴高建与夏方学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夏方学知道楼永钢和赖佩琴在国外售货的事实。五、黑秀公司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楼永钢、赖佩琴在安排支付货款和跟踪制作结款清单。 赖佩琴、楼永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没有提供。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方面：1、案涉买卖合同发生在2017年，黑秀公司与吴高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从2018年1月开始，不能证明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情况和主体情况；2、楼永钢、黑秀公司与意大利客户章建通都有密切往来，黑秀公司努力拉拢章建通，楼永钢为了与章建通多做点业务，均多次出面帮章建通与义乌市场的供应商进行价格和赊帐的协商，章建通也会经常委托楼永钢和黑秀公司向供应商支付款项；3、微信聊天能够明确，黑秀公司、吴高建能对章建通在义乌市场的供应商和欠款记录进行详细列表，赖佩琴、楼永钢却不清楚供应商及欠款、付款情况，能明确证明章建通在义乌市场的采购都是黑秀公司经手的，至于黑秀公司是否与章建通存在共同采购货物就不清楚了。如果黑秀公司所列欠款清单是赖佩琴、楼永钢所欠货款，那么赖佩琴、楼永钢对自己的业务往来及付款、欠款情况无法列表，而黑秀公司却能详细具体列出，明显不合情理、常理。4、黑秀公司所列欠款清单中包含赖佩琴的货款1187882.40元，如果是赖佩琴对外的欠款清单，不可能会有赖佩琴的货款列于其中，明显矛盾。说明欠款另有其人，欠款清单中赖佩琴与夏方学并列，都是债权人的身份、地位。对证据三，三性均有异议，黑秀公司、吴高建为何不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而是从2019年9月18日开始提供，当时案涉买卖合同已经发生2年多时间，矛盾早已激化，无法排除章建通和吴高建串通的嫌疑。对证据四，三性均有异议，当时夏方学已经以黑秀公司、陈雅佩为被告提起诉讼，夏方学提起诉讼后形成的聊天内容明显具有诉讼目的。该份聊天记录形成后双方应该达成了共识，夏方学以不交纳诉讼费方式由法院裁定撤诉。可以证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黑秀公司，夏方学与黑秀公司、吴高建存在串通嫌疑，企图转嫁责任给赖佩琴、楼永钢。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方面：确实存在受意大利客户章建通委托付款情况，但能证明所有付款都有经手并对账，如果是赖佩琴、楼永钢自己的买卖采购业务，无需具有经手、对账、列表。 夏方学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五，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从证据一的第8页吴高建在2018年1月26日晚上的时候告诉楼永钢“夏方学没有加进去，下次加进去，有个25万左右……”及楼永钢的回复，可以看出楼永钢对从夏方学处采购货物是知情的，并且与黑秀公司、吴高建是有过对账的。楼永钢、赖佩琴和黑秀公司组建了微信群，黑秀公司不时会发账单给楼永钢、赖佩琴进行对账，可以看出赖佩琴、楼永钢深度参与到了案涉买卖合同采购中，赖佩琴和楼永钢至少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之一。对证据四，三性无异议，夏方学知道赖佩琴、楼永钢是买受人之一。 陈雅佩质证认为：同意黑秀公司、吴高建的证明目的。 庭询后，当事人在移动微法院中提交证据和质证情况如下： 赖佩琴、楼永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录屏与截图）一份，待证：1、2018年4月10日，夏方学使用赖佩琴的微信给章建通发送微信语音消息，向章建通催讨案涉货款，夏方学明知涉案货物实际买受人是章建通；2、章建通在义乌市场采购都是黑秀公司代理的，章建通与黑秀公司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不清楚。 夏方学质证认为：1、二审法庭辩论已经终结，举证期限已经过，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证据材料经过截选，不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3、证据材料达不到证明目的。视频中虽是夏方学的声音，但当天是夏方学到赖佩琴的店铺向赖佩琴索要货款，赖佩琴以货款都在其合伙人处推托，最后还诱导夏方学用赖佩琴的微信向赖佩琴的合伙人催讨货款，其目的就是想赖掉货款不付。最后一句聊天记录，赖佩琴对章建通说：“通哥，这几天天天有人跑来这……”。真实的情况是，夏方学与赖佩琴所称的章建通不认识，也从未谋面，涉案货物均由赖佩琴、楼永钢出面采购，之后夏方学也曾多次向赖佩琴、楼永钢索要货款，但其二人均以各种理由推托。如果赖佩琴、楼永钢主张的证明目的成立，则为何夏方学需要以赖佩琴的微信向章建通发送消息，赖佩琴为何不提供其与章建通之间完整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系章建通的代理人，是受章建通的委托向夏方学购买货物？赖佩琴、楼永钢无法作出合理说明。 黑秀公司、吴高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为什么夏方学要用赖佩琴的微信给章建通发消息，也无法证明第二项待证内容。 黑秀公司、吴高建提供：吴高建与章建通2021年2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录屏以及2021年2月20日的电话通话录音各一份，待证赖佩琴、楼永钢和章建通在国外销售货物的事实，其中赖佩琴、楼永钢负责国内采购，章建通负责国外场地租赁等事宜。 赖佩琴、楼永钢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1、上述证据均系诉讼中形成，黑秀公司、吴高建与章建通有串通嫌疑；2、无论赖佩琴、楼永钢主体如何认定，但章建通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主体身份是客观明确的，因此一审或者认定买受人主体错误，或者存在遗漏主体的程序瑕疵；3、黑秀公司、吴高建与章建通是否存在共同合伙经营，不得而知；4、微信内容中赖佩琴与章建通的聊天内容很明确，要求章建通把国内的货款付掉，只能证明章建通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国内货款的付款义务人，不能证明赖佩琴与章建通是共同经营关系。 夏方学质证认为：无异议。 陈雅佩对移动微法院中提交的证据未发表意见。 赖佩胜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指向夏方学就涉案货物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问题，此亦二审的主要争点，综述如下：1、涉案货物买卖发生前，楼永钢曾带陈雅佩到夏方学的店铺，对此楼永钢也无异议。而据黑秀公司和陈雅佩的陈述，系楼永钢带陈雅佩去认识夏方学的店铺和工作人员，此后陈雅佩代理楼永钢进行了涉案货物的签收等；2、涉案货物买卖的销售清单为旭波工艺玩具公司的制式清单，而该公司在涉案货物买卖发生时由赖佩琴、楼永钢经营，清单上有“旭波工艺玩具公司”的抬头和“楼永钢”的姓名、账号和电话等内容；3、楼永钢、赖佩琴与吴高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黑秀贸易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显示楼永钢、赖佩琴指示吴高建进行对账、付款、编制货物清单等，与黑秀公司、吴高建所述其系代理楼永钢、赖佩琴进行相关贸易行为的主张相符；4、2018年1月26日18:10吴高建曾发微信给楼永钢“夏方学的没加进去”“下次加上去”“有个25w左右”，而楼永钢并未提出反对意见；5、2018年2月15日楼永钢与夏方学添加了微信好友，此后夏方学一直向楼永钢催讨货款，楼永钢也一直未否认，只是以没钱、尽快解决、再支持一下等为由推托；6、2018年4月24日下午，赖佩琴发微信给吴高建“这两笔是老楼的信用卡，刷出来是付哪几个供应商的？”，吴高建则向其发送了“厂家付款记录.xlsx”的表格清单，其中包括了本案夏方学249280元货款，对此赖佩琴也未提出异议。而对为何清单中包括赖佩琴1187882.40元货款，吴高建所作的解释符合其代理身份；7、赖佩琴、楼永钢主张涉案货物的实际买受人为章建通，其仅是受章建通的委托代为采购、付款和协商赊账，但对于其所述委托身份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即使其所述真实，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受托进行采购、付款和协商赊账等事宜时，已向相对人披露了委托人和委托情况，则相对人基于合理信赖，亦有权向赖佩琴、楼永钢主张相应货款；8、赖佩琴、楼永钢提交的2018年4月10日夏方学使用赖佩琴的微信与章建通联系的聊天内容，一是完整性无法核实，二是即使真实，从前后内容来看，也是夏方学先向赖佩琴、楼永钢催讨货款，在催讨未果的情况下，出卖人基于早日拿到货款的心理而向其他人催讨亦符合情理，不能仅凭此认定赖佩琴、楼永钢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述证据和事实足以认定赖佩琴、楼永钢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赖佩琴、楼永钢上诉认为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不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采纳。另需阐明的是，据黑秀公司、吴高建所述，赖佩琴、楼永钢系与案外人章建通合伙经营，但赖佩琴、楼永钢对此予以否认，夏方学也未以章建通为被告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即使确有合伙经营的事实，合伙经营的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既有所有的合伙事项均以合伙人名义进行的情形也有各自完成相应事项作为合伙出资或者经营的情形。本案中，与夏方学接洽购买货物、对账的均是赖佩琴、楼永钢或其代理人，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以合伙体的名义订立买卖合同或者订立合同时向夏方学披露过有其他共同购买人，故夏方学有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赖佩琴、楼永钢主张货款。若赖佩琴、楼永钢事后有证据证明其系与他人合伙经营，可另行解决合伙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处理。退一步说，赖佩琴、楼永钢在本案中否认其与他人有合伙关系，即使事后又主张存在合伙关系或其他关系，也应自行承担在本案中未如实陈述的不利后果。 综上，赖佩琴、楼永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上诉人赖佩琴、楼永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赵天舒 代书记员  黄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