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1，女，1956年3月5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无业，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2，女，汉族，1948年10月22日生，西安专用化肥厂退休职工，现住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田某2的丈夫），男，汉族，1948年4月8日生。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3，男，汉族，1951年2月1日生，陕西省兴平化肥厂退休职工，现住陕西省兴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4，女，汉族，1955年10月11日生，西安市北大街食品店退休职工，现住西安市莲湖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山西锦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5，男，汉族，1958年8月21日生，西安胶鞋厂退休职工，现住西安市莲湖区。原审第三人：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办事处北岩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北岩村。法定代表人：田某6，任主任。原审第三人:长治市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紫金西路40号。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山西星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黄**街临街四层C9-02幢。法定代表人：王某，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赛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某1因与上诉人田某2、田某3、田某4，被上诉人田某5、原审第三人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办事处北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岩村委”）、长治市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宏业房地产”）、山西星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湖房地产”）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高某，上诉人田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上诉人田某4、田某3及其与田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原审第三人星湖房地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田某5、原审第三人北岩村委、长治宏业房地产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北岩村19号院子、36号院原系老奶奶的房产，按照解放时的政策及农村习俗登记户主为田海生（老奶奶养子），四人为老奶奶、田海生、李**、田海生长子。被上诉人四人在2017年7月31日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中认可“土地证上的四人为老奶奶、田海生、李**、郭颖芳”，在本次起诉状中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土地证上有老奶奶，上诉人无需举证证明；2、土地证上的其他三人先后去世后，李**已经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上诉人田某1自1956年在诉争19号院落居住生活，多次对19号院进行修缮；3、诉争房屋中有一处面积为119.06平方米的宅基地，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因无人居住，已坍塌二十余年，所诉的共有房屋已经不存在，四被上诉人均属于陕西城镇户口，在房屋不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取得宅基地上的土地拆迁利益；4、原审不能依据推断确定房屋所有权人；5、诉争房产并非田海生一人房产，不能按照简单份额区分，土地证上的四人先后去世、房产多次发生继承，老奶奶在世时，李**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老奶奶名下的份额应当由实际赡养人李**取得，李**去世后，只有田某1才能继承李**的份额；6、田海生于1972年去世，四被上诉人44年之后才第一次提起诉讼，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已过诉讼时效。田某2、田某3、田某4辩称，本案是共有纠纷不是继承纠纷，之前没有提过房产是老奶奶的房屋，应该按照产权登记证的名字来认定；老奶奶和田海生不是养子女的关系，是本家关系，田海生对老奶奶没有赡养义务，所以不能剥夺其权利。119.06平方米补偿也是来自于田海生房产，院落补偿不能认为是宅基地补偿款。星湖房地产述称，同一审意见一致。田某2、田某3、田某4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西上庄办事处北岩村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改判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北岩村的原19号院和36号院因被拆迁置换的房屋面积503.45平方米，由上诉人田某2占3/8份额，即房屋置换面积188.79平方米；田某3、田某4各分得1/8份额，即房屋置换面积62.93平方米，田某1分得1/4份额，即置换面积125.86平方米。改判被上诉人田某1立即返还给田某23984元、田某31328元、田某41328元涉案房屋的被拆迁补偿费。改判被上诉人田某1立即付给田某29098.08元、田某33032.76元、田某43032.76元涉案房屋的被拆迁过度费和搬家费。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查明事实错误，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和土地房产所有证并不相同，二者记载内容的完整性不一致；所有证的原件确为李**留给田某1保管，该证据上诉人不能取得，按照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应当由田某1承担，从而应该支持上诉人所主张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四个人是田海生、李**、郭颖芳、田某2。2、原审认为根据1949年的土改政策，本村人员才会分配住房，而郭颖芳和田某2均是西安户口，土地房产证上不应当为其登记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的。田海生名下的两院房产均不是从地主家分来的，而是祖业和解放前自己修建的，田海生1946年和郭颖芳结婚，1948年生育田某2，田某2的籍贯记载就是山西晋城县北岩村，郭颖芳和田某2都是田海生的家庭成员，理所应当登记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3、原审认定郭颖芳不能继承田海生的遗产是错误的。根据1953年3月19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回答，关于婚姻法实施以前的重婚、纳妾，是否离婚，要看女方要求来决定，如果女方没有要求，就保持原来共同生活的关系。郭颖芳应当作为田海生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田海生的遗产份额。4、原审认定李**分得田海生的份额错误，田海生在建国后曾告诉李**同意她再婚，但李**不愿意离开田家，一直生活在北岩村19号院直到去世，田某5把她隆重安葬，田海生患病时李**也未去西安照料，婚姻关系名存实亡，根据实际生活情况，郭颖芳才是田海生的配偶，李**自己是单身，所以李**不应当分得田海生的遗产份额。5、原审认定田某1是田海生的继承人是错误的，田某1没有对田海生尽过赡养义务。6、原审认定过渡费和搬家费是对无房居住的村民的租房补助是错误的，过渡费和搬家费应当是对被拆迁户的法定补偿。7、拆迁协议是在田某1明知自己不是北岩村19号和36号院产权人，却故意不告知产权人拆迁的事实，独自同第三人签订的，属于无效协议。田某1辩称，土改时田海生没有返回北岩村，郭颖芳也不符合妻子身份，田海生的母亲是1936年去世的，“老奶奶”是1960年左右去世的，田海生和李**的长子是解放以后才去世的，土地证上的四人为田海生、李**、老奶奶和田海生与李**的长子。答辩人也没有房产证的原件了，之前的案件中是第三人村委的代理人陈述提供了所有权证，但事实上答辩人也没有，如果有的话不可能不向法庭提供。田海生生前交代过西安的财产由西安子女继承，北岩村的财产由答辩人继承，其1972去世以后，在西安的财产是由西安的子女继承的，在1972年北岩村的院子价值低廉，远远不及西安资产。田海生去世后40年，田某2等人主张分割，不应予以支持。星湖房地产述称，同一审意见一致。田某2、田某3、田某4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田某1返还四原告共同继承其父田海生拆迁房置换的房屋622.12平方米，因房屋已经拆迁，无法返还原物，由四原告和被告各占五分之一，四原告每人124.424平方米，所分房屋总价值共计2164977.6元，责令被告将所有权变更给四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田某1退还擅自领取四原告房屋被拆迁的补偿款、过渡费87202.76元，四原告每人应得17440.5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田某1承担。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田某1与第三人北岩村委及长治宏业房地产违法签订的《西上庄办事处北岩村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查明：四原告的父亲田海生，又名田骏兴，系北岩村人。田海生娶有二房妻子。田海生与李**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有一子，后孩子不幸夭折。1949年田海生参加土改时，将北岩村的祖遗房产两院【分别为北岩村36号院砖木结构房12间（东铺），19号院（坡头其）土木结构房8间】填领了土地房产证。在解放前后田海生离开晋城，在陕西西安与郭颖芳生育四原告，后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安，户口也登记在西安。田海生离开晋城后，其妻李**收养了被告田某1，并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李**去世后涉案房屋由被告田某1管理。2014年9月，北岩村进行城中村改造，第三人北岩村委、长治宏业房地产与田某1签订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具体的施工单位为原第三人晋城宏业房地产，后晋城宏业房地产于2018年11月23日注销，现由第三人星湖房地产承接该项目。后涉案房屋被拆除。另查明，根据原告在晋城市城区档案馆查询到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八日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记载，户主为田海生，人口肆人，该四人具体是谁，双方均认可有田海生和李**，另外二人具体是谁，原告主张是郭颖芳和田某2，被告田某1主张是田海生母亲和田海生长子。田海生于1972年去世，郭颖芳于2014年去世，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称李**于1984年去世，田海生的母亲于1936年去世，田海生的长子于1938年出生，于1944年夭折，被告称李**于1986年去世，田海生的母亲于1960年左右去世，田海生的长子于解放后被狼咬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标的物为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及货币补偿,但该标的物系房屋被拆迁后的替代物,因此,首先应当明确争议标的原物即原有的房屋的产权性质。对此,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八日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中记载，涉案房屋登记户主为田海生，人口肆人，因此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原所有权人共四人，该四人具体是谁，双方均认可有田海生和李**，对另外两个人是谁，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原告主张是郭颖芳和田某2，被告田某1主张是田海生母亲和田海生长子。对此原告称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必定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被告拒不提供自己在拆迁时向村委提交的土地所有权证原件，应视为有证据而拒不提供，该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对此一审法院依法向被告田某1、第三人北岩村委、星湖房地产进行询问，均表示没有涉案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原件，以第三人星湖房地产现存有的档案为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原件是否真实存在且在何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仅仅推测另外两人是田海生的重婚配偶郭颖芳及原告田某2。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原件真实存在，系被告及第三人拒不提供，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也无法确认土地房产证上的四人就是原告主张的四人，从政策上讲，根据1949年土改政策，本村人员才会分配住房，郭颖芳与田某2均是陕西西安户口，土地房产证上不应当为其登记。对于被告主张的另外两人为田海生的母亲及田海生的长子，二人在颁发土地房产证时即1949年是否还在世，原被告对二人死亡时间均陈述不一致，法院也无法确认二人的真实死亡时间，因此对于被告主张的四人，法院也无法予以确认。综上，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归属具体为哪四人，一审法院也无法核实,鉴于综合考虑，原被告均认可有田海生和田海生的第一任妻子李**，在其他产权人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可以视为涉案房屋为田海生和李**二人共同共有，每人占1/2份额。根据查明的事实，田海生先于李**去世。原告主张田海生留有遗嘱，系田茂华的代书证明。该代书证明并不符合口头遗嘱或者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因此，该代书证明并不是田海生留下的遗嘱。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生前立有遗嘱，因此不能按遗嘱继承。根据法定继承，田海生去世时，对于其共有的1/2份额，因郭颖芳系田海生的重婚配偶，不受法律保护，因此郭颖芳不能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田海生的份额。故，对于被继承人田海生的继承人为李**、四原告、被告田某1共6人，每人继承1/12份额；李**去世后，对于其共有的1/2份额及继承田海生的1/12份额，共计7/12份额，全部由其继承人被告田某1继承；经核算，四原告各占涉案房屋的1/12份额，被告田某1占涉案房屋的2/3份额。综上，对于涉案房屋由原来的共同共有人田海生及李**，经过继承，现由四原告及被告5人按份共有，因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对于其替代体即调换安置面积及货币补偿也就由四原告及被告5人按份共有。对于被告提出的本案是继承纠纷，而非共有纠纷，且继承已过最长诉讼时效20年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视为共同共有。”故，本案实为共有纠纷，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四原告共同继承的拆迁房屋置换面积622.12平米及补偿费、过渡费87202.76元的诉请。根据被告提供的19号院、36号院二层楼房和塌房空地的安置补偿计算表、改造补助计算表、平面图。可以认定19号院的宅基地面积为218.30平方米，回迁面积为349.28平方米；36号院分为两处，一处二层楼房的宅基地面积为31.38平方米，回迁面积为50.21平方米，一处塌房空地的宅基地面积为119.06平方米，回迁面积为190.50平方米。同时根据案外人田西生与被告田某1签订的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将19号院堂屋宅基地54.09平方米房子归案外人田西生所有，该54.09平米的回迁面积为86.54平米，因此19号院的实际宅基地面积为164.21平米（218.30平米-54.09平米），回迁面积为262.74平米（349.28平米-86.54平米）。因此本案诉争房屋19号院和36号院的宅基地面积共计为314.65平米（164.21平米+31.38平米+119.06平米），对应的回迁面积共计为503.45平米（262.74平米+50.21平米+190.50平米）。根据被告田某1提供的其与第三人北岩村委、长治宏业房地产签订的两份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是宅基地面积为442.91平方米的协议，一份是宅基地面积为150.44平方米的协议。将被告提供的6号院、19号院、36号院的二层楼房和塌房空地的安置补偿计算表、改造补助计算表、平面图与两份安置补偿协议相结合，经核算可以认定，一份宅基地面积为442.91平方米的协议实为因6号院和19号院被拆迁而签订的协议，一份宅基地面积为150.44平方米的协议实为因36号院二层楼房和塌房空地被拆迁而签订的协议。但原告主张的诉争房屋的置换面积622.12平米，系根据宅基地面积为442.91平方米协议（协议里面记载安置补偿的宅基地面积为442.91平米，安置补偿房屋面积即回迁面积为708.66平米），减去归田西生所有的宅基地面积54.09平米（对应回迁面积86.54平米），最终主张诉争房屋的宅基地面积为388.82平方米（442.91平米-54.09平米）、置换面积为622.12平方米（708.66平米-86.54平米）。原告主张的诉争房屋的宅基地面积及置换面积里包含6号院的宅基地面积和置换面积，却不包含36号院二层楼房和塌房空地的宅基地面积和置换面积，因此原告主张计算的诉争房屋的宅基地面积和置换面积有误，应为上述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为314.65平米（164.21平米+31.38平米+119.06平米），置换面积应为503.45平米（262.74平米+50.21平米+190.50平米）。依前所认定，四原告各占涉案房屋的1/12份额，被告田某1占涉案房屋的2/3份额，经核算，对于涉案房屋置换面积，四原告各分得41.95平方米（503.45平米*1/12），被告田某1分得335.65平米（503.45平米*2/3）。对于原告主张被告退还擅自领取的四原告房屋拆迁补偿费、过渡费87202.76元的诉请。根据被告提供的19号院的安置补偿计算表，19号院的过渡费为20188.8元，根据补充协议减去归田西生所有的过渡费7788.96元，计12399.84元，搬家费为2000元、共计14399.84元；根据被告提供的36号院的安置补偿计算表，二层以上建筑物补偿款为10624元、过渡费为5862.24元、搬家费为2000元，共计18486.24元；根据被告提供的塌房空地的安置补偿计算表，搬家费为2000元。综上，以上诉争房屋的补偿款为10624元、过渡费为18262.08元、搬家费为6000元，共计34886.08元。但原告主张的诉争房屋的补偿费、过渡费，系根据宅基地面积为442.91平方米协议里记载的补偿金额94991.72元，减去归田西生所有的过渡费7788.96元，最终主张诉争房屋的补偿费、过渡费为87202.76元。因此原告主张有误，按照原告主张的诉争房屋的补偿款、过渡费、搬家费应为34886.08元，而非原告主张的87202.76元。鉴于因拆迁导致的实际情况，过渡费系保障无房居住的村民的租房补助，搬家费系对实际搬迁待拆迁房屋内物品的补助，因此对于过渡费及搬家费四原告无权进行分割。依上述认定，四原告各占涉案房屋的1/12份额，被告田某1占涉案房屋的2/3份额，经核算，对于涉案房屋因被拆迁所得的补偿款四原告各分得885.33元，被告田某1分得7082.68元。对于过渡费和搬家费共计24262.08元全部由被告田某1取得。对于本案原告田某5未到庭参加诉讼问题，原告田某5在本案立案后，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鉴于本案是因继承导致共有纠纷，虽原告田某5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为其保留份额。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田某1与第三人北岩村委及长治宏业房地产违法签订的《西上庄办事处北岩村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依法应予以撤销的诉请。被告辩称在原二审物权保护一案中已经提出诉请确认协议无效，在本案中又再次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属于重复起诉。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内容并未对原告在二审中新提出的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请进行处理，仅是针对原一审中原告提出的停止侵权，返还祖遗房产并赔偿损失的诉请进行认定。故，原告现在本案中又提出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请，并不属于重复起诉。对于该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北岩村委、长治宏业房地产对涉案房屋存在其他共有权人的事实知情等相关事实。根据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第三人北岩村委及长治宏业房地产拆除涉案房屋时作为善意第三人并无过错，尽到了合理审查及补偿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在本案中原告要求分割的也是拆迁置换后的房屋面积及补偿款等，原告是认可该拆迁事实及补偿结果，且鉴于房屋已被拆迁，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田某1与第三人北岩村委及长治宏业房地产签订的《西上庄办事处北岩村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应予撤销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位于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办事处北岩村的原19号院和36号院因被拆迁置换的房屋面积共计503.45平方米，由原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田某5和被告田某1按份共有,原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田某5各占1/12份额，被告田某1占2/3份额。原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田某5各分得涉案房屋置换面积为41.95平方米，被告田某1分得335.65平方米。二、被告田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各原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田某5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885.33元。三、驳回原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田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田某2方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涉案房产的原所有人是谁。本案中证据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八日的涉案房产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系确定房产归属的唯一权属证书，记载户主为田海生，人口四人。在案证据中未有该土地房产证原件，使得该四人具体为何人难以查清。上诉人田某1主张该四人为田海生、李**、老奶奶和田海生长子；上诉人田某2等主张该四人为田海生、李**、郭颖芳、田某2，双方均认可田海生、李**系共有人，在其他产权人无法查清的情况下，结合本案案情，一审认定涉案房产由田海生和李**二人共同共有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田某2主张另外的共有人为郭颖芳、田某2，但是未提供土地房产证原件；主张田某1持有土地证原件而拒不提供、妨碍作证，然未举证证明土地证在田某1处，且一审法院也向第三人北岩村委、星湖房地产进行过核实，未查找到土地房产证原件。在上诉人田某2方举证不力的情况下，确认田海生享有1/2的共有份额而不是1/4的共有份额，进而确认上诉人田某2方的继承份额，并未损害其利益，故上诉人田某2的主张均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田某1主张另外的产权人有田海生的养母“老奶奶”和田海生与李**的长子，但也未提供土地房产证原件，且如果依田某1所述，老奶奶于1960年过世、长子于解放后过世，此二人的份额也是由当时的继承人田海生和李**继承，故原审确认田海生、李**二人为共有人也未侵害其利益。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二是原审对涉案房产及补偿款的分割比例是否适当。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一千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田海生、李**二人先后过世后，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发生继承，其二人的法定继承人田某1、田某2等人未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应视为接受继承。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一千一百三十条之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本案中，田海生去世时，对于其1/2共有份额，一审认定被继承人田海生的继承人为其妻子李**、子女上诉人田某2方、上诉人田某1共6人，每人继承1/12份额；李**去世后，其共有的1/2份额及继承丈夫田海生的1/12份额，共计7/12份额，认定全部由其女儿上诉人田某1继承，原审依照此种分割方式、分割比例对涉案房产的拆迁置换房屋及补偿款进行分割，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上诉人田某2方主张结合田海生与郭颖芳长期生活的事实，郭颖芳为实际配偶，李**不能分田海生的遗产，因李**系田海生的合法配偶，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主张郭颖芳有权继承田海生的遗产，但因田海生娶有二房妻子，李**在前、郭颖芳在后，其主张与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相违背，故不予支持。上诉人田某2方主张田某1未对田海生尽到赡养义务，不是田海生的继承人，但是本案的客观情况是田海生长期在西安生活，而田某1在晋城照顾田海生的妻子李**，并不是田某1不愿对田海生尽赡养义务，且此种情形也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上诉人田某1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尽到了修缮、管理义务，房屋应归其所有，但是未举来其修缮房屋的证据，且修缮、管理行为也不能成为权属变更的依据；主张田海生未对老奶奶尽到赡养义务、李**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房屋归李**所有，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其认可田海生系老奶奶的养子，而李**系田海生的妻子，李**尽了赡养义务也说明田海生尽了赡养义务，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田某1主张涉案房产中119平方米塌房宅基地不属于遗产。该119平方米宅基地，属于涉案土地证房产中的一部分，一审时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上诉人田某1主张该部分为李**的个人房产，未提供权属证书等其他证据佐证；主张在房屋不存在的情况下，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但是本案是对以原土地证上房产被拆迁后所置换的房屋进行确权及分割，并不是单独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而争议的该119平方米宅基地亦在置换范围内，故该部分宅基地对应的拆迁利益属于遗产，应予分割。上诉人田某2等主张应当分割过渡费和搬家费，拆迁后置换房屋及补偿款属于原房产的代替物，属于遗产，而过渡费和搬家费是对实际居住该房屋人员在房屋被拆迁后租房及搬家的补偿，并非遗产范围，上诉人田某2等并未实际参与搬迁，也不需要过渡安置，故其不应当分割该费用。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三是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田某1上诉称田海生1972年去世，距田某2等第一次起诉2015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在继承发生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未分割的继承财产，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处于共有的状态，继承人对继承财产权属问题发生的纠纷是共有权属纠纷。本案符合前述批复的情形，本案上诉人田某2等的诉讼请求属于物权确认请求权范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四是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田某2等主张第三人与田某1明知涉案房产有其他共有人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的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为无效协议，但是未举证证明第三人知晓涉案房产存在其他共有人等恶意串通的事实，且本案中上诉人田某2等起诉分割的共有物，即是依据该协议置换的房屋面积及补偿款，其并未对拆迁置换的房屋面积及补偿结果提出异议，故不存在侵害其利益的情形，不符合法定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双方的上诉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20元，由上诉人田某2、田某4、田某3负担13804元（已预交），上诉人田某1负担11016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 浩审 判 员 韦 薇审 判 员 郭红洁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毋 烨书 记 员 郭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