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3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国，男，198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泰安市泰山区瑞钰园林种植家庭农场经营者，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山东章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士翠，女，196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广云，女，198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强，男，199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红，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东，男，197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汉宝，山东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伟国因与被上诉人黄士翠、李广云、李强、李广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5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伟国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为王卫国不承担事故责任，由李广东承担事故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王伟国从事的是苗圃生意，李广东从事的是承包苗木挖掘装运的劳务工作，一审判决中对该部分事实并未查明。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王伟国以每棵多少钱的价格挖出并装车发出要约，李广东承诺接受，故王伟国与李广东的合同成立，因此，王伟国与李广东存在承包关系。自始至终，王伟国陈述其与李广东单独商定每棵苗木挖掘装运的价格，在王伟国的意识中就是承包给了李广东，当然无权干涉李广东对劳务费的分配方式，也无需举证李广东怎么分配劳务费用。并且，李广东召集的包括死者在内的人，王伟国并不认识他们。因此，死者李吉亮显然与王伟国不存在雇佣关系，而与李广东存在雇佣关系。 (二)一审庭审中李广东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李广东有重大利益关系，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李广东申请出庭作证的尹某1系李广东的连襟，且其陈述事发当日给王伟国处挖掘的苗木树木为40棵，而李广东出具的王伟国通过微信发送给李广东的当日清单显示为43棵，事实上也是43棵。其次，证人李某1系李广东的叔伯兄弟，其陈述与李广东等人平均分配劳务费且有李广东打给他们的平均分配的单据而又不能当庭提供，由此可以看出其证言的不可靠性。(三)涉案苗木的托运车辆及吊装车辆均有梁思忠(梁勇)、姜培建提供，并且事发时是有二人在现场指挥吊装，吊装的安全防范措施及注意义务应当有二人负责，王伟国不负担任何责任。二、一审法院庭审中存在程序违法。 王伟国在一审时有大量无利害关系人作为证人足以证实李广东在王伟国村周边承揽苗木挖掘装运劳务的事实，一审法庭没有准许王伟国的证人出庭，剥夺了王伟国的抗辩权。另外，王伟国一审时提供了和李广东的录音光盘，该光盘内容能够证明死者是被李广东雇佣，但法庭没有播放。上述程序违法的情形，严重损害了王伟国在一审中的诉讼权利，也影响了对本案事实的认定。 二审中王伟国补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分析认定是错误的，李吉亮与李广东之间是雇佣关系，王伟国与李广东之间是承揽关系。一、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在概念的界定上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不同点也较为突出：1.雇佣合同中雇员和雇主之间人身依附性较强，雇员需要按照雇主的要求和安排从事雇佣活动。而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其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服从关系。2.雇佣合同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即合同的标的是提供劳务。而承揽合同是以完成一定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二、李广东与李吉亮之间人身依附性较强。本案王伟国将挖树、运树劳务工作承包给李广东，王伟国给李广东标注出需要挖树的状况，按每棵树多少元的价格与李广东结算，这是王伟国对李广东承揽费用的支付方式，不是王伟国对李吉亮报酬的支付方式。至于李广东是临时组建劳务队还是有固定劳务人员，均由李广东负责及安排。整个承揽工作的内容、完成工作的要求、具体操作都是李广东负责、安排，挖树工具自带，李广东仅需向王伟国交付劳动成果。因现有证据证明李吉亮系在李广东的指示装车时发生事故，王伟国就该树株的挖取、根部的缠绕、运出等承揽工作向李广东支付相应费用，李广东向李吉亮支付报酬，故李广东应对李吉亮亲属所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王伟国每天给10元餐费的理解，王伟国就2020年10月23日将挖树、运树的劳务委托给李广东，当天按人头支付的餐费，也应理解为王伟国向李广东支付承揽费用的项目。四、对王伟国的树木进行劳务，并不是认定本案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的必备要件。李广东与当天其他共同挖树人员劳务费用的分配方式，不能改变李广东与王伟国形成承揽关系的事实。五、一审法院分析认定李广东没有从其他挖树人员的劳动报酬提成和牟利，李广东并不比其他人员分得额外报酬，认定本案雇佣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即便挖树人员平分劳务费，李广东当天在现场管理、指挥挖树、运树及装车，没有实际进行挖树劳务，却扣留劳务费归自己所有，已经是一种牟利行为，也是在其他挖树人员的劳动报酬中提成，提成数额的多少不影响其牟利的性质。一审原告递交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尹某1、李某1与李广东有亲属关系，且陈述事发前一周均给王伟国干活，完全与事实不符，该两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广东仅案发当天承揽了王伟国劳务，李吉亮跟随李广东在王伟国苗圃提供劳务，原告申请的证人陈述事发前一周均给王伟国干活完全违背事实。六、一审原告提供的案例事实是苗圃经营者直接向受害人支付劳务报酬，本案并非该种情况，王伟国并不向李吉亮支付报酬，结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参照原告提供的案例判决本案是完全错误的。 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判决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王伟国的上诉请求，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一、王伟国与受害者李吉亮存在雇佣关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王伟国认为买树人梁勇、姜培建对本案发生存在过错，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存在第三人侵权，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王伟国作为雇佣者也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王伟国提交的答辩状、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提交的与王伟国录音证据，王伟国承认其雇佣者身份，承认受害者李吉亮2020年10月23日到王伟国处的工作内容为挖树、装树工作，承认事故发生时未在现场指挥监督，也未进行安全防护措施。李吉亮是在为王伟国干活装树过程中，因车上树木坍塌滑落将李吉亮撞至车下地面受伤死亡。李吉亮在王伟国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死亡，王伟国作为雇佣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案发生在民法典实行以前，民法典规定对本案无溯及力。故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本案中，在两种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明确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本案程序问题，王伟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虽未在庭审中组织证人出庭，但各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均发表了相应意见。该证人证言并未对涉案事实作出陈述，其陈述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在程序处理上并无不当之处。对于王伟国增加的上诉理由辩称，王伟国主张本案为承揽关系，属于增加上诉请求情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伟国超过上诉期后其上诉权已经消灭。退一步讲，即使上诉权未消灭，王伟国在上诉状中也已经承认该案的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承揽关系的标的是交付的成果，而雇佣关系的标的是劳动过程，从本案合同标的和提供劳动性质看，李吉亮等人为王伟国提供的是一般性、可替代性劳务，李广东联系到谁，谁有空谁就去；从人身依附程度看，李广东、李吉亮等人的工作量、工作地点等均是由王伟国夫妇安排，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看，王伟国夫妇按照所挖树苗、土球的大小及数量给付李广东等人劳动报酬，并且支付每人十元餐费，是计件工资，综上分析，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属于雇佣法律关系特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广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审理程序合法。李广东一方多人同时受雇于他人，从事挖树苗的工作的时间长短，并不影响本案雇佣法律关系的属性认定。一审法院在三方当事人提供证人人数较多，且已提交书面证言的情况下，经过向各方当事人问询，选取两名证人代表出庭作证，陈述案件事实，并无不当，证人代表的身份并不影响其出庭如实作证，陈述案件的事实行为。民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每一个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应该出庭如实作证，因此该两位证人代表，出庭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明效力应该给予肯定。同时，在一审证人较多的情况下，在证明事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审判长也征求了王伟国的意见，其同意酌情确定王伟国一方的多名证人不再出庭作证接受多方质询是符合审理程序的，不存在剥夺其抗辩权的行为，王伟国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16714.13元（包括医疗费94816.69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42044.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8207元，误工费1739元，护理费1392元，交通费1500元，核酸检测费434.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伟国从事苗圃生意。2020年10月21日，王伟国之妻刘炳燕联系李广东找人挖树，谈好8公分的43颗红叶李50公分土球以每颗20元的价格挖出并负责装车。2020年10月23日上午，李广东组织李吉亮、尹成财、李某1等7人将选好的苗木如数挖出并用刘炳燕租来的小型货车将苗木倒运至路旁待买树人梁勇、姜培建来装运。当晚19点30分左右梁勇、姜培建带领一辆17米的平板车来装车，装车时被告王伟国夫妇不在现场。在装到还剩10颗左右苗木时，车上树木土球坍塌滑落后将在车上装树的李吉亮撞至车下受伤。后李吉亮被送至泰安市中医医院、泰安市中心医院住院抢救，抢救期间共花费医疗费94816.69元，李吉亮于2020年10月27日去世。李吉亮住院抢救期间，由原告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轮流护理，因做核酸检测，共支付检验费434.94元；被告王伟国垫付医疗费13200元；被告李广东垫付医疗费37300元。庭审中，原告明确其各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1.医疗费共计94816.69元（泰安市中医医院医疗费49404.91元+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费45411.78元）；2.死亡赔偿金846580元（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42329元*20年＝846580元）；3.丧葬费42044.5元（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4089元÷12个月×6个月）；4.被抚养人生活费178207元（死者李吉亮之妻黄士翠体弱多病，无工作，无生活来源，靠死者李吉亮生前扶养，依据山东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731元x20年÷3人＝178207元）；5.误工费1739元（3人5天,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年÷365天x5天x3人）；6.护理费1392元（李吉亮在医院抢救4天，其妻、子、女需在医院护理，依据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年÷365天x4天x3人）；7.交通费1500元；8.核酸检测费434.94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1216714.13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李广东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代理人对李吉安、尹某1、黄士芹、李某1所做的调查笔录各一份及证人尹某2、尹某3、李某2的证人证言各一份，同时在庭审中申请尹某1、李某1（两人亦是原告证人）出庭作证，预证实李广东只是一个干活的联络者，每天的工钱扣除车费（车由李广东提供）和超额的饭费外，李广东和大家伙均分，没有提成和牟利，李广东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个人劳务的提供者，和其他人（含死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是他们中的雇主。经对证人证言质证，原告主张，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告王伟国与死者李吉亮是雇佣关系，被告在雇佣死者前未对其进行培训及安全教育，事故发生时未在现场指挥监督，也未进行安全防护措施，两被告的种种过错导致了李吉亮死亡，两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王伟国主张，证人证言内容模糊，且证人与被告李广东之间存在分配的利害关系，因此证人证言的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王伟国于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一份，主张梁勇、姜培建系买树人，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追加梁勇、姜培建为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李广东应否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原被告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来看，本案中，李吉亮系受李广东召集后与李某1、尹某1等人一起为王伟国夫妇从事挖树装车工作。从本案合同标的、所提供劳动的性质来看，李吉亮等人为王伟国提供的为一般性、可替代性的劳务，李广东联系到谁、谁有空谁就去；从人身依附程度来看，李广东、李吉亮等人的工作量、工作地点等均由王伟国夫妇安排，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来看，王伟国夫妇按照所挖树苗土球的大小及数量给付李广东等人劳动报酬，并支付每人10元餐费，系计件工资，劳动报酬只是由李广东统一领取，在扣除车费、超支的饭费后由所有参与挖树者平均分配，李广东并不比其他人员分得额外报酬。综上分析，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法律关系的特征，而李广东只是挖树人员的召集者、联络人，没有从其他挖树人员（包括李吉亮）的劳动报酬中提成和牟利，与其他人（含死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该规定，王伟国作为雇主，应当依法对李吉亮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李广东不是李吉亮雇主，亦对李吉亮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李广东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李广东垫付的医疗费37300元，原告应予退还。被告王伟国没有举证证明李吉亮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对被告王伟国辩称的李吉亮应对本案事故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事实清楚，无需追加梁勇、姜培建为被告，故对被告王伟国申请追加两人为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原告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94816.69元（泰安市中医医院医疗费49404.91元+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费45411.78元）；2.死亡赔偿金846580元（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42329元*20年＝846580元）；3.丧葬费42044.5元（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4089元÷12个月×6个月）；4.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抚养人黄士翠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黄士翠有两名子女，其子女为法定赡养人，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赔偿费用本院不予支持；5.误工费464元（李吉亮在医院抢救4天，计算方式为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2329元／年÷365天*4天=464元，原告主张的护理人员的误工费已由护理费替代补偿，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6.护理费927元（李吉亮在医院抢救4天，原告三人需在医院轮流护理，按照一天两名护理人员计算，依据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为42329元／年÷365天*4天*2人）；7.交通费500元（根据李吉亮的住院天数及原告居住地情况，本院酌定该费用为5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8.核酸检测费434.94元（系疫情期间原告为护理李吉亮必须支付的费用，对此被告应予承担）；9.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10000元。以上共计995767.13元，扣除王伟国已支付的医疗费13200元，被告王伟国还应向原告支付982567.13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伟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各项费用共计982567.13元（医疗费94816.69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42044.5元+误工费464元+护理费927元+交通费500元+核酸检测费434.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已付13200元）；二、驳回原告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对被告李广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875元，由原告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负担2478元，由被告王伟国负担1039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伟国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宗德桂身份证复印件、餐费单复印件和宗德桂书写的证明原件一份，证实事发当天李吉亮等人在宗德桂的饭店吃饭，李吉亮等人有饮酒的事实，饮酒后发生的本案事故，证明李吉亮对本案的事故有重大的过错，即便认定王伟国承担本案责任，也应当根据李吉亮的过错，减轻王伟国的责任。 证据二，光盘一份，内附8段录音及对应的文字资料8份，证实李广东与李吉亮是雇佣关系，录音中李广东自认李吉亮等挖树人员是其工人，李广东这两年死抓生产，这好几年挺注意安全，工人都是自己人，别人也说他的工人听话，都是他自己的兄弟爷们。李某1录音中表述，李广东给其发多少工资，其听话就行，梁勇的录音也认可李广东是李吉亮的雇主，录音同时证明事发过程。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证据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该证据真实，李吉亮病例中也明确载明，未有饮酒史，该证言虚假，而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该事件是由树木突然滑落导致，与饮酒无关。该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证据二，王伟国承认与李广东“在一起干这事，即承认了与李广东的个人之间合伙关系，二人作为共同雇佣者，应当对李吉亮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广东质证称，对证据一从举证时效看，该证据系王伟国当庭提交，并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交，在庭前阅卷时也没有看到该证据，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已经丧失；第二，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人属于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但是其未到庭出庭作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其证明内容也无法证实究竟是谁喝了酒谁没有喝酒，因此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二已过举证期限，不应予以认定；且王伟国未提交原始记录载体，不符合法律有关要求；通话记录出现了第三个人（即姚某）谈话内容；谈话内容不连贯，不排除存在剪辑、编纂、修改的行为，不应予以认定。 王伟国申请证人姜某、李某3、姚某出庭作证，证实李吉亮和李广东是雇佣关系，李广东雇佣劳动人员在申请人村周边承包苗圃挖土球装运苗木劳务，仅2020年10月23日一天，李广东承揽王伟国苗圃挖土球装运劳务。一审李广东申请的证人尹某1、李某1陈述事发前一周均给王伟国干活，完全与事实不符，且该两人与李广东有亲属关系，该两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对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言并未对涉案事实作出陈述，该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姜某的证言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姚某的证言与本案的王伟国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有关联，证人的证言恰恰可以证实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完全符合雇佣关系，从挖树到装树全程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该工作内容无需李吉亮等人有技术规定，且李某3已经承认王伟国委托李广东召集他人进行工作，所以该案法律关系并非王伟国主张的承揽关系。李广东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部分有异议，证人均是在一审时就已经向法庭提交了申请，当时征求了王伟国的意见，王伟国及代理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再出庭作证了，因此，其证据的效力有异议；第二，根据证人的证言在介绍他们找李广东进行挖树时，都是由证人自行决定，且在挖树过程中或者挖完树后他们都亲自到现场进行查验质量情况，以及其自行寻找车辆进行倒运到装车现场，装运车辆、吊车也是由王伟国进行联系，且费用由其支出，由此可以看出，证人与李广东和其他干活人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于王伟国提交的证据一无法证明李吉亮是否饮酒，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证人应出庭作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李广东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姜某、李某3、姚某的证人证言，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李吉亮与王伟国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是否正确；三、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王伟国与李吉亮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的问题。本案中，王伟国上诉称，其与李广东之间系承揽关系，其与李吉亮之间并非劳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在一定或不特定的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雇佣人接受受雇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区分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主要看，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提供工作的一方提供的内容，是单纯的劳动力，还是以其特定的技能提供劳动成果等。本案中，李吉亮、李广东等人为王伟国提供的是挖树装车工作，是单纯的劳动力，并非以其特定的技能提供劳动成果；李吉亮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要服从王伟国的安排，并按照王伟国的要求进行工作，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王伟国接受李吉亮提供的劳务，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报酬和费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伟国与李吉亮之间系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伟国提出的其与李吉亮之间并非劳务关系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的赔偿数额问题，王伟国虽在上诉状中未明确提出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但其在一审答辩和二审举证质证环节均提出了李吉亮应对自身的损害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李吉亮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应该知悉，其在从事工作中理应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但李吉亮在从事劳务过程中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并导致其自身受到伤害，对此后果应承担30%的责任。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确认的黄士翠、李广云、李强所遭受的损失数额为995767.13元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分析，王伟国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697036.99元（995767.13元×70%），扣除王伟国已支付的医疗费13200元，王伟国还应赔偿黄士翠、李广云、李强损失数额683836.99元。 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问题，一审中王伟国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庭审笔录中也未提出证人出庭，一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并不违法。 综上所述，王伟国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55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对被告李广东的诉讼请求； 二、变更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55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伟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士翠、李广云、李强各项费用共计683836.99元； 三、驳回黄士翠、李广云、李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8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875元，由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负担5639元，王伟国负担72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0元，由黄士翠、李广云、李强负担6930元，王伟国负担88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