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02民初11053号 原告：余卸庆，男，195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星眸,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罗埠支行，住金华市婺城区罗埠镇商贸街93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文辉、童静婷，浙江瑞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第三人：汪丽清，女，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原告余卸庆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罗埠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罗埠支行”）及第三人汪丽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爱军独任审理。原告余卸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星眸和被告农行罗埠支行的法定代表人徐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文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汪丽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余卸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农行罗埠支行返还原告76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76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8年2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余卸庆自2008年1月起在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开设了三个个人结算账户。在开立账户后，被告的工作人员(客户经理)汪丽清推荐原告购买理财产品，于是原告将部分存款用于购买被告处的理财产品。2018年底，原告余卸庆欲将存款取回，但却发现存款已被农行罗埠支行的工作人员汪丽清转移，造成原告损失1300000元。后原被告经多次交涉，仅挽回损失540000元，尚有760000元存款未追回。综上，原告余卸庆将款项存入被告处，被告有义务保护客户的存款安全。现因被告农行罗埠支行的过错导致原告遭受了严重损失，其应尽快归还原告存款76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被告农行罗埠支行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1、第三人汪丽清原系农行罗埠支行员工，于2019年8月20日辞职。原告余卸庆与汪丽清的父亲是好友，原告的女儿与汪丽清是同学。2、鉴于原告余卸庆与汪丽清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原告为图购买理财产品之方便，早在2014年就将其在我行开立的两个账户（尾号分别为3277和2216）的密码、K宝交给汪丽清保管，由汪丽清自行支取账户内的款项。3、我行在原告开通电子银行业务时，明确告知账号、密码、动态口令等系身份认证要素，应当妥善保管。4、案涉款项系汪丽清利用自己掌管原告银行账户密码、K宝的机会，通过网上银行交易渠道支取。后原告发现相关情况，与汪丽清进行了核对，并由汪丽清向其出具了“领款凭证”。之后，第三人汪丽清返还原告540000元，对剩余欠款760000元汪丽清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二、关于法律关系：1、原告余卸庆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K宝等资料交给汪丽清保管，同意由汪丽清掌控自己的银行账户，原告与汪丽清之间构成委托管理关系。受托人汪丽清所作所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原告自行承担。2、原告余卸庆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K宝等资料告知他人，即意味着他人可以支取自己账户内的款项，这是社会常识。被告农行罗埠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凭借账号、密码、K宝等客户身份要素办理网上银行业务，没有任何过错。3、事发后，原告余卸庆与汪丽清进行了对账，汪丽清向原告出具领款凭证、借条，剩余未还款项双方已同意按借款处理，案涉行为的性质实际上已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本案系原告余卸庆自行将银行账户交给他人掌控管理而造成的款项被他人支取，被告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银行没有尽到保护客户存款安全义务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被第三人汪丽清支取的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汪丽清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一、原告余卸庆是我同学的爸爸，从小我就认识，他在村上算是成功人士，较有名气。他跟我爸爸是世交。我是农行罗埠支行的柜员，原告知道我在农行上班后，到我行购买理财产品，找我帮他推荐，他买理财产品期限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大概在2015年时，原告觉得一个月转一次有些麻烦，提议说我能不能帮他操作，他把农业银行账号、K宝、密码放在我处，理财到期了，我帮他操作。当时我想着能帮就帮，也就答应了这事， 每个月理财产品到期了我都帮着重新购买。二、2016年7月，我老公陈海舰需要短期资金周转，然而我想到余卸庆这里有笔理财产品到期了，反正要买理财产品，想着是双赢的事情，我按理财产品的利率付给他，到期转回去就行。这些钱都是我通过私人电脑进行网上操作的。可天有不测风云，谁知后面越转越多，资金出现困难，心理压力越来越大。2018年5月，因为理财产品要到期了，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跟原告说明情况，后来打电话给原告，原告说生病住院，然后还是没有说。后来转了理财本息到他卡上，之后拍了流水照片给原告。2018年11月，一直想打电话给原告说明情况，但总觉得电话里不好说清楚，一直到12月份我约原告见面，当面说了实际情况，那时原告确实很惊讶。但静下来之后，说只要我还了这笔钱，就没关系，我心里也觉得轻松了许多。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筹钱。到2019年3月份我打到原告账户上540000元，还了这些钱后，我向原告出具了一张金额大约为826000元的借条，借条是在我的宿舍里写的，我爸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我向余卸庆出具借条后，也通过银行转账还过5000元，我欠余卸庆的钱，我会尽快努力还清。以上，我和原告余卸庆之间的特殊关系，原告对我比较信任，将账号、K宝、密码交给我保管，账户上的钱委托我处理，这纯粹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事情，与农行无关。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并当庭质证。根据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余卸庆提交的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信息、第三人汪丽清身份证复印件及名片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及第三人汪丽清是原告客户经理的事实。 2、银行账户明细13张，证明原告的存款（共计1300000元）被被告员工汪丽清挪用的事实。 3、金银保监信复（2020）009号答复意见书一份，证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华监管分局在答复意见书中明确了农业银行对76万元存款归还义务的事实。 被告农行罗埠支行提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身份证及工商登记信息无异议；对汪丽清名片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汪丽清不是客户经理而是柜员，且汪丽清的银行职员身份与原告的损失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系客观真实的，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要求，故本院确认其证明力。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银行账户明细清楚显示，案涉款项全部是通过网上银行的交易渠道被汪丽清挪作他用。网上银行通过密码、K宝等方式确认客户身份，是原告将其银行卡号、密码、K宝交给汪丽清保管而造成款项被挪用的后果，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证据2系客观真实的，但仅能证实案涉款项被汪丽清挪作他用的事实，与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并无直接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答复意见书》足以说明：（1）原告自愿把银行账户的密码、K宝交给第三人汪丽清，是原告将其银行账户交给汪丽清委托保管，故原告与汪丽清之间存在委托管理的法律关系。（2）在原告发现账户内款项被汪丽清挪用后，汪丽清向原告出具了领款凭证，可进一步证实双方之间的结算行为系委托管理关系。（3）银保监会在答复中虽认为农行罗埠支行对员工监管不力，但这与原告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该答复意见书也未明确农行对剩余76万元的款项有归还义务。本院认为，被告提出的质证意见成立，且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被告农行罗埠支行提交的证据： 1、《中国农业银行自助业务办理确认书》、《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银行业务章程》，证明原被告之间为合同关系，协议书明确约定账户密码、K宝（动态口令）等为识别客户身份信息要素的事实。 2、中国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调查笔录》四份、《答复意见书》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汪丽清之父系好朋友，汪丽清与原告之女系同学，汪丽清与原告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及原告自愿将其账户密码、K宝等资料交给汪丽清；原告与汪丽清事后以借条、领款凭证等方式对案涉款项进行了结算确认等事实。 原告余卸庆提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被告工作人员汪丽清的主动要求下确实将其账户密码及K宝交给了她，但是汪丽清利用职务便利及管理漏洞将短信取消，并将款项挪为己用，这与被告的管理不善及业务漏洞有直接因果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与汪丽清之父并非好友；原告知晓汪丽清与其女儿是小学同学是在发现款项被挪用后，双方不存在被告所述是基于特殊关系而自愿将其密码、K宝交付给汪丽清的。汪丽清找原告索要密码及K宝是有预谋的，为了帮助其丈夫陈海舰进行资金周转。 本院认为，以上证据1、2的内容系客观真实的，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要求，故本院确认其证明力。 根据本院确认证明力的上述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第三人汪丽清原系被告农行罗埠支行的员工，后于2019年8月20日辞职。2008年1月份，原告余卸庆在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开设了个人结算账户。2015年，原告余卸庆到被告处办理储蓄业务时，在被告员工汪丽清的介绍下，原告余卸庆陆续将其开办彩瓦厂的收益款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后原告余卸庆因个人原因需外出，就将其农业银行账号、网银工具（K宝）及账户密码交于汪丽清，并委托汪丽清帮其代买理财产品。2016年7月起，因汪丽清的配偶陈海舰需要短期资金周转，汪丽清就利用其掌管余卸庆的农行账号、K宝及账户密码等资料，在其宿舍通过个人电脑进行网上银行操作，将原告余卸庆在农行的理财资金130万元陆续转到陈海舰的个人账户上。2018年11月，因陈海舰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被汪丽清挪用的130万元无法向原告归还。2018年12月份，汪丽清将挪用资金一事告知了原告余卸庆，当时原告很惊讶，但双方对款项进行了结算，确认挪用款项为130万元，并商讨了归还事宜。事后，汪丽清于2019年1月29日-3月6日向原告余卸庆归还了54万元，尚欠76万元。2019年3月10日，经双方协商，由汪丽清向原告余卸庆出具了领款凭证和借条各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余卸庆人民币捌拾贰万陆仟元正，826000元，月息一分五，到期还款日2019年7月30日还清，借款人：汪丽清、陈海舰，担保人：汪顺海。”该826000元金额的组成为尚欠的借款本金76万元，加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应得的收益。后还款期限已到，原告余卸庆就联系不上汪丽清，故其于2019年12月先后到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报案（公安机关未立案，告知其向农业银行反映情况）、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未作书面答复）及银保监局金华分局进行投诉举报。银保监局金华分局经调查，于2020年4月3日向余卸庆作出了书面答复，内容为：“关于你要求农业银行归还76万元存款的诉求，建议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20年8月17日，银保监局金华分局对农业银行金华婺城支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为：“现对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婺城支行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余卸庆与被告农行罗埠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随后是否转化为原告余卸庆与第三人汪丽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2、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对员工的监管不力行为与原告余卸庆的存款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是否应承担向原告返还存款本息的法律责任。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余卸庆将款项存到被告农行罗埠支行是客观事实,双方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但此后,原告余卸庆自愿将其银行账号、网银工具（K宝）和账户密码交于汪丽清，并委托汪丽清帮其代买理财产品,双方形成了委托关系。后在存款被汪丽清挪用之后，原告余卸庆与汪丽清对此进行过核对结算，并由汪丽清及其家属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据此，可认定原告余卸庆与被告农行罗埠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已转化为原告余卸庆与第三人汪丽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虽银保监局金华分局在答复意见书中认定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存在对员工的监管不力，其系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但导致原告存款损失的原因系其自愿将银行账号、网银工具和账户密码交于汪丽清进行委托理财，其过错在先；且汪丽清是在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场所通过其个人电脑进行网上银行操作，完成转账，为非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原告的存款损失与被告农行罗埠支行对员工的监管不力行为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故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返还存款本息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余卸庆要求被告农行罗埠支行返还存款76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卸庆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700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余卸庆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爱军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胡卅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