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女，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泉，新疆法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德高，男，1958年9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德兴，广东深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林，男，195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上诉人杨荣因与被上诉人万德高、原审第三人杨林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101民初3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泉、被上诉人万德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德兴、原审第三人杨林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荣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101民初3151号民事判决，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与万德高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属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原审判决中明确载明：其在2013年找第三人借钱，杨林通过现金支付，杨林预先扣除利息，四张借条上的时间给的钱，每次都是扣除利息之后再给的，上述在一审中查明的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收到了原审第三人的借款本金。第二，本案的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借款是否成立的问题。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双方的转让合同是有效合法的，原审第三人及上诉人已履行了向被上诉人通知还款的义务，上诉人已依法取得了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至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并非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并未过诉讼时效。第一，在原审第三人在2013年将钱借给被上诉人后就不断在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在2014年1月、7月向第三人杨林出具595,000元的《借条》。原审第三人多次、高频率地找过被上诉人追索过上述借条中的借款本金，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之规定，第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并未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第二，在2015年5、6月左右，被上诉人因与担保公司的借贷问题，被喀什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依法拘留，关押在喀什市看守所内，到2017年年初才出来。这段时间，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无法见到被上诉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五）款“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之规定，在被上诉人被关押的这一年半时间内，因原审第三人无法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依法中止。在被上诉人出看守所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亦向被上诉人积极主张了上述债权，不存在过诉讼时效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债权转让合同》依法有效，同时万德高确实收到了原审第三人出借给其的借款本金，原审第三人杨林对万德高的借款并未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作为上诉人基于债权转让合同，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为盼！万德高辩称，一、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第一，2014年1月5日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425,000元的借条，是原审第三人纠集多人将被上诉人暴力挟持到人民公园，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害家人的方式强迫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2014年7月18日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170,000元的借条，也是因为被上诉人无法归还原审第三人所谓的2014年元月20号“借款”时，要求给付高额利息、人工费、讨债路费等时，再次用暴力挟持、威胁家人、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被上诉人出具的。第二，以上借条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既非朋友同学也非亲属亲戚，原审第三人不可能将如此大额的资金出借给被上诉人，更不可能在无法偿还425,000元的情况下，还借170,000元，并且在这些借条中没有约定任何利息，这些都是违背常理的。第三，原审第三人为什不敢直接起诉非要转给其姐姐起诉，就是因为债权不是真实的，害怕承担虚假诉讼的责任。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是亲姐弟关系，且当事人都在喀什市，如果债权真实，借贷关系成立，按人之常情，原审第三人可以直接起诉，没有必要转让债权而让上诉人来起诉。第四，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2012年5月将钱借给原审第三人。而原审第三人又在一审陈述借条出具之日以现金给付被上诉人，而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这些矛盾和破绽已经被一审法院明察，也说明该案为虚假诉讼。二、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仅凭借条不能认定借贷关系。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仅凭借条主张民间借贷，却不能证明款项交付、资金来源、经济能力、财产变动凭证的，这样的借贷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根据该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第三，原审第三人明显没有资金出借能力，说资金来源于其姐姐，上诉人却说两年前即2012年5月给付其资金，借条时间却为2014年，时间上不符合。另外一年时间内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呈现出多次参与民间借贷迹象，可见原审第三人是个低息吸资高额放贷的“职业放贷人”，不能依据民间借贷来认定处理。三、上诉人认为系民间借贷，却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诉讼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第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看守所无法行使请求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看守所，无法行使权利的是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或者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不等于上诉人或原审第三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总则，关于时效的中止是针对权利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债权人遇到不可抗力，债权人遇到了其他致使其无法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才中断时效。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并没有遇到不可抗力，并没有因失去人身自由而无法主张权利，他们是完全可以行使请求权的，而行使请求权最行之有效的就是提起诉讼，上诉人或者原审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中断时效或主张权利，依据法律和司法惯例，人民法院受理针对被羁押或者被判刑人员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因此，上诉人对时效中断的认识错误、概念错误，毫无上诉理由。第二，《民法总则》生效日期是2017年10月1日，在此之前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一审查明两个所谓借条的时效起始日为2014年元月20日和7月18日，即诉讼时效最晚分别于2016年1月21日和7月19日到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只能适用两年时效，且已经时效届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杨林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杨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95,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03,062.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林现金100,000元，此款2013年5月1日到期还清”；2013年3月15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林现金50,000元，使用期间2个月，到5月15日止还清本数50,000元。备注：压壹佰万保证金收据一张”；2013年3月28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林现金100,000元，利息60％支付，还款日期2013年5月28日还清”，以上三张借条在万德高手里保存；2013年6月14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保证书》（原件在杨林手里），载明“我万德高在6月20号还清杨林借款50,000元”。2014年1月9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委托书》，载明：我本人万德高委托杨林前往吐市找唐兵办理收账，在因草湖工地保障性住房工程款580,000元，我全权委托由杨林同志。2014年1月5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林现金425,000元，还款时间元月20号还钱。注明1000万保保（证）金收据一张，壹佰万保证金作为压依压（抵押押）”。2014年7月18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林现金170,000元，7月30号还款付清”。2019年5月5日，杨林（甲方、转让人）与杨荣（乙方、受让人）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拖欠乙方借款共计595,000元；甲方将对万德高的债权共计595,000元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万德高主张债权；本合同生效后三日内，甲方应通知万德高向乙方履行债务；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债权；乙方在对万德高的债权实现后（以后万德高的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后），乙方向甲方支付120,000元。双方签订协议后，杨林将该协议内容通知万德高。庭审中，杨荣称，2012年5月份，我给杨林总共借了590,000余元，都是将现金装到手提袋、银行纸袋分两三次给的，在2012年大概出借了590,000余元，里面包含我女儿还有我一个朋友的钱，全是现金支付的；2012年之前我们家庭年收入70,000至80,000元，我朋友给我借了200,000元，当时我女儿27岁，我女儿给了200,000元，打给我的钱中部分是女儿男朋友的钱。庭审中，万德高称，2011-2014年期间，我在疏勒县干活，2012年7月-8月份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杨林，2013年找杨林借钱，杨林通过现金支付，杨林预先扣除利息，四张借条上的时间给的钱，每次都是扣除利息之后再给。庭审中，杨林称，2012年6月份，在案外人疏勒县的工地上，万德高说他将1,000,000元的保证金抵押给我，让我给他借款，当时我出借了200,000元，之后被告说他要给担保公司还利息，找我借了几笔钱，前后总计400,000余元，我都是通过现金给他的，我是2012年-2013年我跟杨荣借过钱，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借给被告的200,000元是2012年6月底7月初借的，之后是2013年5-6月份借的。资金500,000元左右是原告给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2012年之前我的收入大概每年10万左右；杨荣提供款项时就我们两在场，有转账，也有现金，现金基本上都是装到银行袋子里给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万德高于2014年1月5日、2014年7月18日向杨荣出具借条2份，约定于2014年1月20日、2014年7月30日还清，故2014年1月20日、2014年7月30日杨荣便知道或应当知道万德高欠款的事实，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从当日开始计算。本案事实发生时，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实施，将诉讼时效期间修改为三年。但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了三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故法院对被告万德高所持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予以采纳。其次，杨荣称2012年找人借钱，2012年以现金方式向杨林提供借款590,000元左右，而杨林称2012年6月底7月初找杨林借款现金200,000元，2013年5-6月借的剩余款项；杨荣称通过手提袋、银行纸袋将现金交付给杨林，而杨林称基本都是装到银行的纸袋交付。故杨荣与杨林对借款的交付时间、交付方式相互矛盾。最后，杨林称2012年6-7月与万德高认识，当时就给万德高出借了200,000元现金，后均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借款，法院认为，万德高与杨林认识时间较短，就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借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杨荣、杨林亦未提供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加以佐证。对万德高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对杨荣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390.31元，由原告杨荣负担（原告杨荣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荣提交了两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9年至2011年杨荣及其配偶周保工商银行流水账单33张（杨荣的27张，其配偶的6张）。拟证明，杨荣及其配偶周保均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具备借钱的经济能力，且借钱给万德高的钱来源合法；2．农业银行转账凭证1张。拟证明，2012年7月杨荣向杨林转账支付200,000元，该200,000元由杨林转账给万德高。万德高质证称，对银行流水账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因为借贷关系是万德高与杨林，因此与跟杨荣的财产状况不具有关联性。同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4年1月和7月份的借条，杨荣所举证的却是2011年之前借贷关系之外的他人财产。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由杨荣在2012年7月转款给杨林，但是无法证明该款转给了万德高，且在一审中，杨荣陈述是于2012年5月交付给杨林的是现金，2012年杨林与万德高还不认识，没有发生借贷关系。杨荣在上诉状中也陈述，万德高与杨林发生借贷关系是发生在2013年1月，且万德高已经将借条原件收回，一审已经作为证据递交法庭了，2013年已经还清了借款。杨林质证称，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1．手机短信记录（7份）。拟证明，2017年杨荣亲自或者通过赵燕律师多次向万德高催款，要求其偿还借款，2017年8月3日万德高短信回复“你好，你的信息我已经收到，正在找人呢，有消息和你联系”。另，2019年5月6日通知万德高债权转让事宜，万德高短信回复“请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2．诉讼收据（1份）。拟证明，喀什市人民法院2019年5月8日受理杨荣的起诉；3．录音光盘（1张）。拟证明，2021年2月19日下午万德高认425,000元的本金借款。万德高质证称，两个手机号均为本人手机号，认可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回复短信，但另外两条短信不是本人发送，是2020年9月24日回复的，存在伪造痕迹。诉讼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能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止。该谈话是为调解活动进行的，录音不具有合法性，另外，根据法律规定，调解过程当中，一方所作出的承诺、对一些事情的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录音的合法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万德高也没有承认2014年1月5日杨林向其现金交付425,000元的事实。杨林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杨林提交了一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1．农业银行业务凭证（1张）。拟证明，2012年7月19日，给万德高汇款160,000元整，还有10笔2,000元的现金，共计180,000元，万德高出具了200,000元（含利息）的借条，用款2个月，月利息为5%，至今未还钱；2．火车票2张、万德高身份证截图打印件1张。拟证明，2019年6月3日万德高发给身份证截屏，往返火车票都是杨林买的，杨林和万德高坐火车去和田找许晓怀要账，因为许晓怀欠万德高300,000元，2012年5月3日万德高将100万元保证金交给许晓怀，两人过去要账；3．手机短信记录（9张）。拟证明，杨林向万德高要钱，万德高告知正在向其他公司要账，要回来了再还。杨荣质证称，认可该组证据，充分证明了杨林和万德高一起去要账，说明没有赖账，没有过诉讼时效。万德高质证称，对银行单据不认可，杨林也承认月利息为5%，说明杨林是一个吸收资金高额放贷的职业放贷人。两张火车票的真实性认可，杨林没事情干，就跟我一起去和田，火车票、伙食等都是万德高掏的钱，与本案无关。短信聊天记录不记得，这些短信都发生在起诉之后，因此对时效没有认可，且短信当中没有反映出万德高欠本案所涉的595,000元。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农行业务凭证的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火车票、身份证截图、手机短信的关联性结合各方聊天录音内容予以认定。万德高无任何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根据原审第三人杨林的申请向农业银行喀什兵团分行调取交易流水报表和核算账户。杨荣、杨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万德高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我和杨林之间的借款都是当面的，收钱打条子，没有经过银行转账。本院对杨林于2012年7月19日向万德高转款16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7月19日杨林通过农业银行转款160,000元至万德高账户。2013年3月1日、3月15日、3月28日的三笔借款现金交付，借款期限均为2个月，按每月百分之五先扣利息。2014年1月5日杨林和万德高在人民公园换条子，将两人之间所有借条加起来，万德高向杨林出具借条一份。另查明，杨荣受杨林委托于2017年7月、8月向万德高发送短信索要借款，万德高2017年8月3日向杨荣回复短信称“你好，你的信息我已收到，我正在找人呢，有消息和你联系。”杨林和万德高2019年6月到和田要账。杨林多次以打电话、发送信息等方式跟万德高联系，万德高也回复信息通知杨林其向其他人要账情况。2020年9月25日万德高向杨林发送短信称“我们见面时你把我打的全部借条都带上。要看真实的借条，复印件不算。”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如何认定债权转让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明确了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而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债权是债权转让的基本前提，亦是《债权转让协议书》生效的条件之一。本案中，杨林与万德高之间的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在2012年7月、2013年3月。本案一审法院立案时间为2020年10月6日，因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中的相关规定。万德高认为杨林是“职业放贷人”，杨林吸收社会资金并非自有资金，依据（银保监发〔2018〕10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的规定，主张杨林与万德高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因违法而无效。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万德高未能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关于杨林为“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了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而本案并不符合规定中的情形。且杨林与万德高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在上述通知发布之前。故杨林与万德高之间确实存在合法债权，杨林将债权转让给杨荣并将其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万德高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关于如何认定转让债权金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借条等债权凭证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2012年7月19日杨林通过农业银行转款160,000元至万德高账户，本院对该160,000元予以认定。虽然杨林称其以现金方式向万德高出借20,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交付20,000元现金的事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13年3月1日、3月15日、3月28日的三笔借款现金交付的事实，三张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均为两个月，虽未在借条上书面约定利息，但根据杨林和万德高的陈述，杨林在每次交付现金时按每月百分之五先扣利息。据此可以认定，杨林在2013年3月1日借款交付时预扣10,000元“砍头息”，实际交付借款本金为90,000元，2013年3月15日借款交付时预扣5,000元“砍头息”，实际交付借款本金为45,000元，2013年3月28日借款交付时预扣10,000元“砍头息”，实际交付借款本金为90,000元，因此共计25,000元“砍头息”应当从该三张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另，杨林称其于2014年7月18日向万德高出借现金170,000元，但万德高尚未偿还2012年、2013年所借款项的情况下，杨林再次向万德高出借170,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万德高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杨林的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以上四笔借款本金认定为385,000元（160,000元＋90,000元＋45,000元＋90,000元）。万德高抗辩称其已于2013年5月、6月还清所有借款，并收回借条，因2014年1月5日杨林带多人进行限制人身自由、胁迫方式在公园使其写下425,000元的借条。首先，从录音内容来看，2014年1月5日万德高出具的借条是杨林和万德高为了换条子将两人之间所有借条加起来才形成的，该抗辩理由与其发送的短信内容及录音中的表述相悖。其次，杨林和万德高确认2014年1月5日出具欠条的地点为公园，属于公共场所，客观上并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胁迫的环境。最后，如万德高已根据约定还清借款且收回借条的话，那么过了几个月以后再次出具425,000元的利息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万德高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如何计算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本案中，杨林和万德高明确约定了借期内利率，即每月按百分之五计算利息，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上述规定，杨荣要求万德高按年利率百分之三支付逾期利息，并未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年利率15.4%（3.85%×4），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因此2014年1月20日至2019年12月19日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应为68,337.5元（385,000元×3%÷12个月×71个月）。关于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荣受杨林委托于2017年7月、8月向万德高索要借款，万德高2017年8月3日向杨荣回复短信称“你好，你的信息我已收到，我正在找人呢，有消息和你联系。”2019年、2020年杨林和万德高多次电话、短信来往，2020年9月25日万德高向杨林发送短信称“我们见面时你把我打的全部借条都带上。要看真实的借条，复印件不算。”短信记录的时间虽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根据短信内容可知，万德高没有否定债务且未拒绝还款，可视为其同意履行继续履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万德高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杨荣系根据其与杨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了杨林对万德高的债权，进而根据借条向万德高主张还款责任。因此，本院以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并作为逾期利息核算依据。杨荣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二审因出现新证据，事实认定发生变化，导致一审判决结果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101民初3151号民事判决；二、万德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荣借款385,000元；三、万德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荣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68,337.5元；四、驳回杨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90.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80.62元，合计16,170.93元，由万德高负担10,501.73元，杨荣负担5,66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晓   东审  判  员   阿卜杜克热木图尔荪审  判  员   木也色尔 阿不力孜二 〇 二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日书  记  员   郭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