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3民终9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桂湘，女，汉族，194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蚌埠市龙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倩，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洪涛，男，196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二单元7号，现住安徽省蚌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安徽明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河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蚌埠市淮河路1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6709197103。负责人：徐柳，该营业部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967A。法定代表人：祝瑞敏，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建，安徽冠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桂湘、周洪涛因与被上诉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河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桂湘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返还或赔偿投资款本息；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洪涛、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以合同订立主体是周洪涛，且魏桂湘已知晓不得全权委托营业部及员工买卖证券为由，认定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不是合同主体，不应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合同上的署名人虽是周洪涛，但其作为信达证券公司的理财主管，在信达证券公司经营场所向魏桂湘推荐、销售金融理财产品，显然是履行职务的行为；2、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应当承担案涉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即便周洪涛在办理案涉业务过程中，超越了信达证券公司的授权范围，周洪涛是魏桂湘最初投资理财的客户经理等一系列事实，足以让魏桂湘有理由相信周洪涛是基于信达证券公司的授权与其本人签订委托理财合同；3、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应当返还或赔偿投资款本息，案涉合同未实际履行，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应当返还投资款本息，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并未提供任何关于魏桂湘投资大岩量化这一金融产品的交易确认文件，故应当认定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至今未办理该项业务，其应向魏桂湘返还投资款本息。综上，如果本案中，信达证券公司免责，则会引发投资者对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高度不信任，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损害的还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为保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魏桂湘上诉请求。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委托合同的主体是魏桂湘与周洪涛，事实清楚，于法有据。魏桂湘主张权利所持的《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是其双方委托与受托的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主体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而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魏桂湘违背了交易规则，全权委托了周洪涛进行操作，并且将投资资金汇入周洪涛的个人账户，这已经超出了周洪涛的职权范围，并且魏桂湘和周洪涛也明知是违规操作，与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无关。二、周洪涛的受托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已尽监管职责无须为周洪涛个人行为受过。周洪涛的行为超出职权范围，其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周洪涛接受客户“全权委托”的交易行为不但不是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而且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也没有授权周洪涛与客户个人之间签订委托合同。案涉资金、应当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不能体现为职务行为。魏桂湘对周洪涛不构成职务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公司对从业人员已尽监督管理职责。三、魏桂湘要求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偿还投资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判令周洪涛承担偿还投资款认定事实清楚。魏桂湘在一审中已经承认没有向周洪涛转过106万元，该106万元是前期投入的102万和4万元的收益，魏桂湘以投资106万元购买大岩量化产品为由，要求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返还106万元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判令周洪涛偿还魏桂湘106万元，就是基于事实依据和全案证据。其双方的资金往来和结算承诺，均与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无关。至于魏桂湘是老年人，并不能免除其投资风险。综上所述，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认为魏桂湘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洪涛辩称，一、魏桂湘与周洪涛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实质上是魏桂湘委托周洪涛进行场外配资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二、由于该委托配资行为周洪涛与魏桂湘均明知是违法的，周洪涛为了完成工作业绩，仍然进行这种违法操作，双方均有过错，因周洪涛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应由魏桂湘与周洪涛所在的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对该损失各自过错比例承担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三、周洪涛之所以在2019年12月23日向魏桂湘出具一份委托协议补充协议，是由于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以让周洪涛失去工作的威胁方式，要求周洪涛必须向其出具委托协议补充协议。综上所述，恳请法庭核实清楚周洪涛与魏桂湘双方往来账目明细，按照双方过错责任比例由魏桂湘和周洪涛所履行职务行为的公司即信达证券公司或信达蚌埠营业部共同承担。周洪涛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皖03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魏桂湘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魏桂湘实际转给周洪涛委托投资的款项是102万元，周洪涛已陆续转给魏桂湘的转账金额为1740019元，早已超过魏桂湘给周洪涛转账金额的事实，仅凭魏桂湘与周洪涛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就认定周洪涛应当返还魏桂湘106万元及其利息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周洪涛与魏桂湘之间签订的委托投资书及补充协议，这种委托行为，其实质属于场外配资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二、信达蚌埠营业部向不合格投资者销售基金产品已涉嫌违法，周洪涛作为销售主管按照营业部要求向客户销售产品也属于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因违法销售造成的投资损失理应由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周洪涛作为淮河路营业部的销售主管，在公司营业场所按公司要求销售公司产品，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于所销售产品对于金额有要求，公司明知单一客户达不到投资要求，但为了完成信达证券总部下达的销售任务，不惜采取违规代客理财的方式即以多个投资者委托周洪涛共同投资购买的方式进行销售，周洪涛与委托人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实际是周洪涛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并不是周洪涛个人行为，员工的行为能够代表公司，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委托投资授权协议补充协议》，基于本案委托投资关系的存在以及周洪涛职务行为的客观性，周洪涛才会在魏桂湘的威胁下出具了具有保底条款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周洪涛的上诉请求。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补充协议》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洪涛认为《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补充协议》是无效的，没有证据证明受到威胁、胁迫，不符合法律关于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周洪涛认为信达证券公司在违法销售，与本案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周洪涛给付魏桂湘106万元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周洪涛应当举证证明退还给了魏桂湘174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周洪涛要求一审法院来核实其超付有违法律原则，并且魏桂湘也对相关回款做了解释。三、周洪涛的受托行为不是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公司已对周洪涛尽了监管职责，周洪涛个人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综上，周洪涛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桂湘辩称，一、魏桂湘实际投资金额在周洪涛书写的承诺书中已经确认为人民币106万元，该承诺书系周洪涛亲笔书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周洪涛在上诉状中对信达证券公司违规操作销售基金产品，魏桂湘认可，正是因为信达证券的授意，周洪涛该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魏桂湘也相信周洪涛代表的是信达证券公司，才会按照周洪涛的指示将多笔钱款转入周洪涛账户。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洪涛的上诉。魏桂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魏桂湘与信达证券公司之间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周洪涛、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共同返还魏桂湘投资款106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止，此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返还时止）；3、周洪涛、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魏桂湘与周洪涛签订《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约定魏桂湘自愿将资金集合在周洪涛账户下，用于购买（大岩量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魏桂湘于2018年4月9日以周洪涛名义购买鹏华资产大岩量化平衡资产管理计划（B类）（大岩量化），委托金额为人民币106万元，产品到期时，该产品兑付本金及收益全部归魏桂湘所有；产品期限为18个月，存续期为10年，满足特定条件时，可提前终止。2019年12月23日，周洪涛出具《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补充协议》，确认魏桂湘于2018年4月9日与其签署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金额为106万元，产品期限为18个月，到期兑付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实际到期后周洪涛未兑付，2020年4月28日予以全额兑付；周洪涛承诺在2020年1月31日前尽量兑付部分金额，如至2020年4月28日不能按期兑付，周洪涛向魏桂湘垫付全部本金106万元及利息收益。另查明，周洪涛为信达蚌埠营业部经理。2014年2月20日，魏桂湘与信达蚌埠营业部签订《开户合同书（个人投资者）》，在附件二风险提示函中，特别提示不得全权委托营业部及员工买卖证券，不得与其有承诺收益或赔偿损失的约定。2014年2月20日《营业部新开客户回访调查表》，魏桂湘在“3、您是否已经阅读各类风险揭示文件并理解相关条款？”中选择“是”，且在客户签字栏中签名。再查明，2020年5月13日，周洪涛通过建行62×××51账户向魏桂湘女儿沈萍转款36040元。以上事实，有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开户合同书（个人投资者）、营业部新开客户回访调查表、录音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魏桂湘与周洪涛签订的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魏桂湘主张周洪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后果应由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承担，但上述两份协议的合同双方均为魏桂湘与周洪涛，且魏桂湘在信达蚌埠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时签订的《开户合同书（个人投资者）》和填写的《营业部新开客户回访调查表》，表明其已知晓不得全权委托营业部及员工买卖证券，故魏桂湘请求解除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信达蚌埠营业部和信达证券公司承担返还投资款106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周洪涛提出与魏桂湘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的主张，因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自然人之间委托理财，且出示的《客户须知》、《营销人员禁止行为》系信达蚌埠营业部的内部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双方是自然人，魏桂湘认为案由为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魏桂湘与周洪涛之间的委托合同，为无偿委托合同，非因周洪涛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魏桂湘造成损失的，周洪涛依法不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且周洪涛并未超越委托权限。周洪涛出具的《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垫付本金106万元及利息，该承诺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放弃，魏桂湘请求周洪涛返还本金106万元及利息，依法予以支持。因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周洪涛认为《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受胁迫而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周洪涛2020年5月13日向魏桂湘之女沈萍转款36040元，由于约定不明，应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周洪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魏桂湘本金106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返还时止，扣除已归还的36040元）;二、驳回魏桂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40元，减半收取7170元，由魏桂湘负担170元，周洪涛负担7000元。二审期间，周洪涛提交证据一、信达蚌埠营业部的企业信息查询打印件，证明2020年8月14日前姚佐根为信达蚌埠营业部的负责人；证据二、公司内部电子邮件，证明信达证券公司定期发布主推的产品，由销售主管销售；证据三、公司员工委托周洪涛购买产品的合同委托投资协议书利润分配表，证明信达证券公司进行配资购买理财产品，周洪涛的理财行为为职务行为的事实，利润分配表有姚佐根的签字，证明信达蚌埠营业部向不合格投资者进行销售理财产品。信达蚌埠营业部、信达证券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产品是2014年的，与本案大岩量化产品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印证销售主管销售大岩量化的行为就是职务行为。对证据三，我方认为委托合同虽然有姚佐根的签字，但不代表公司行为，是姚佐根与周洪涛个人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且在履行中没有任何涉及职务行为的内容，购买的产品也与本案无关，时间也是2014年，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计划明细表，是2014年购买的东吴鼎力40号产品，与周洪涛2018年购买大岩量化产品没有任何关系，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周洪涛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委托投资金额。周洪涛二审中陈述，案涉《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委托投资金额106万元是魏桂香此前委托其理财积累的资金数额，且该数额与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数额是一致的。应认定魏桂湘委托投资的金额是106万元。周洪涛出具补充协议后，又向魏桂香的女儿转款36040元，应从106万元中扣除，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周洪涛上诉称，向魏桂香转款已超过委托投资的金额，与其本人陈述及本案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周洪涛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周洪涛上诉称《补充协议》系受到魏桂湘威胁签订的，但其不能举证，故对周洪涛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三、关于周洪涛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本案《委托投资授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的双方是周洪涛与魏桂湘，约定魏桂香委托投资资金转入周洪涛个人账户，周洪涛也是从其本人账户向魏桂香及其女儿支付委托理财的收益，周洪涛的上述行为并非信达蚌埠营业部员工的职务行为，魏桂香、周洪涛也不能举证证明周洪涛的行为是信达蚌埠营业部授意而为，故周洪涛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应由周洪涛个人承担责任。二审中，周洪涛陈述涉案资金并未用于购买约定的产品，周洪涛应承担给付委托投资资金及利息的责任。魏桂湘、周洪涛上诉称周洪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信达蚌埠营业部已履行告知客户相关注意事项的责任义务。一审判决信达证券公司及信达蚌埠营业部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魏桂湘、周洪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魏桂湘、周洪涛各承担7170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霞审判员  唐红旭审判员  张 青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祁克轩书记员余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