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6民终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公安局，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一路391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杰，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波，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清山，男，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电珍，女，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超，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3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滨州市公安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道路交事故责任认定书生效后，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行使追偿权利，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有关责任人发送《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督促责任人偿还垫付的费用”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2015年3月20日，被上诉人王清山向上诉人提出垫付申请，2015年5月4日，上诉人为案外人王鹏尧实际垫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生效至2015年5月4日前，上诉人尚未垫付，不存在及时行使追偿权利的可能。其次，在一个案件中有多名责任人的情况下，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概括的责任划分无法确定责任承担的比例。当交通事故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划分最终具体确定后，上诉人才存在实际追偿的可能。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载明被上诉人杨电珍、张明超承担同等责任，对于概括的责任承担，并无法确定责任人具体需偿还的数额，本案须以（2015）沾民初字第69号生效判决中责任的划分比例确定。再次，如上诉人于垫付之日的次日即向责任人杨电珍追偿，则救助基金垫付行为显得毫无意义，也与社会基本道德理念和价值导向相违背。二、原审判决认定“在救助基金已垫付且责任人明确，对不还救助基金的责任人，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5月5日起算。”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持社会秩序。但救助基金属于社会救助而非交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如同人格请求权不宜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一样，救助基金的追偿即使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也不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影响。而且，若因诉讼时效而使救助基金追偿不能，就等于是由救助基金为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人买单，这也与社会基本道德理念与价值导向相违背。本案中，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5月5日起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救助基金追偿即使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其起算点也应从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1.被上诉人杨电珍与被上诉人张明超发生交通事故致案外人王鹏尧受伤入院治疗，因被上诉人暂时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上诉人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垫付救助基金，系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并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债权债务。对于垫付的医疗费用，上诉人有权主张被上诉人予以返还。被上诉人在救助基金提出返还要求时，应当积极配合，履行返还义务。2.上诉人在垫付医疗费用时，并未与被上诉人（申请人）王清山约定具体的返还期限，此时上诉人仅为履行救助责任，而并不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只有当其向义务主体提出返还请求，相关义务主体拒绝返还时，上诉人才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此时方得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上诉人为王鹏尧垫付医疗费后，双方并未约定返还期限。2018年5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邮寄《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并要求其于2018年6月15日前将垫付费用存入上诉人专用账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5月7日计算。再次，即使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救助基金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最早也应从受害人获得赔偿之日起计算。受害人获得赔偿之日，最终责任人确定，向其追偿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018年1月26日，被上诉人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执行终结。被上诉人王清山作为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和道路救助基金的申请人，因收到被上诉人张明超赔偿款而负有偿还道路救助基金垫付款的义务。此时，本案被追偿对象方得确定，真正满足了“救助基金已垫付且责任人明确”的前提条件，本案诉讼时效最早应自2018年1月26日起算。最后，原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从上诉人垫付之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即上诉人垫付之次日可以进行追偿有违救助基金制度设立的初衷亦有违立法本意。救助基金制度设立的初衷为了垫付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上诉人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有权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依法进行追偿。本案中，被上诉人杨电珍和被上诉人张明超负同等责任，即责任人是杨电珍和张明超。2015年5月4日，上诉人根据王清山（杨电珍之夫）的申请为杨电珍之女垫付抢救费用，根据原审判决观点，次日就应当向杨电珍追偿，垫付的意义何在？这与救助基金制度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也有违《道交法》第七十五条的立法本意。二、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承上所述，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或受害人收到赔偿款之日起计算，上述两个时间分别是2018年5月7日和2018年1月26日，此时应适用《民法总则》三年的诉讼时效制，而非《民法通则》二年的诉讼时效规定。原审判决没有厘清救助基金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简单作出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王清山、杨电珍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原告在垫付救助基金后，自2015年5月5日起至一审起诉期间，从未向我方主张权利。垫付基金时，交警部门没有任何人向我方说明该款项的性质，我方至今认为属于国家无偿救助款项，否则我方也不会和肇事方张明超达成如此大的让步协议。现在一审原告又向我方主张权利，造成我们的巨大损失，我们没有任何过错，不应由我们承担。二、如果按照一审原告的说法，他是垫付款项，当时应当是代替肇事方垫付，其应向肇事方要求追偿，而不是我方，如果要求我方承担，道理上讲不通，法律上无依据，更不公平正义。三、依据法律规定，一审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远远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书已经论述的准确到位，我方不再赘述。 张明超辩称，一、上诉人所诉已超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沾化区人民法院已经根据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希望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案件事实，根据法律规定，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张明超对上诉人垫付的费用毫不知情，直到2020年12月8日，收到沾化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才得知此事，在此之前上诉人一直没有找张明超主张权利。三、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救助基金设立的初衷为了垫付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等。上诉人垫付抢救费用后有权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的说法，根据沾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沾民初字第69号判决，我方的责任已经明确。综上所述，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判决和处罚，其次事故双方已经根据判决书达成和解，了结此案，该费用已经根据判决书依照和解协议全部赔偿完毕，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再起诉张明超赔偿责任，请求法庭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上诉人对张明超的诉讼请求。 滨州市公安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返还道路救助基金垫付款3404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清山与杨电珍系夫妻关系，王鹏尧是其女儿。2015年3月15日杨电珍驾驶电动车与张明超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王鹏尧受伤住院治疗。2015年3月19日滨州市沾化区公安局沾化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电珍与张明超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王鹏尧无责任。张明超驾驶的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经医疗机构申请，2015年5月4日滨州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处为王鹏尧垫付救助基金34049元。王清山在申请书中承诺从责任方获得款首先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2016年沾化区法院作出判决，除张明超已支付的3.9万元外，判令张明超赔偿王鹏尧各项损失279108.85元，其中医疗费用23万余元。2018年1月16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张明超赔偿王鹏尧12万元，王鹏尧自愿放弃剩余款项的执行。滨州市公安局垫付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34049元，各方均未返还。2019年4月9日滨州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处向王清山发送《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要求王清山于2019年5月15日前偿还救助基金34049元，王清山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的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垫付抢救费用后，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发送《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依法进行追偿，并明确偿还的方式、金额及期限。对不偿还垫付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有关单位、受害人有义务协助。该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属于救助基金情形并且已经垫付抢救费用的，处理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生效后，及时通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追偿垫付费用。由此可见，救助基金的追偿是一项民事权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行使追偿权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及时行使追偿权，有利于救助基金的及时回笼，最大化发挥基金的社会救助功能。本案事故责任认定书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事故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核申请，该责任认定书已生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生效后，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行使追偿权利，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有关责任人发送《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督促责任人偿还垫付的费用。在救助基金已垫付且责任人明确，对不偿还救助基金的责任人，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5月5日起算。至2019年4月9日前，滨州市公安局未向各方责任人和义务人主张权利，其于2020年12月4日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因此，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对诉讼时效的抗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滨州市公安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6元，由滨州市公安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王清山与医疗机构申请救助基金为2015年3月20日。滨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5月7日向王清山发出偿还救助基金通知，邮件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5月14日签收。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包括：第一，滨州市公安局向王清山、杨电珍、张明超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如果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返还救助基金义务，各被上诉人应各自返还的金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属于救助基金救助情形并且已经垫付抢救费用的，处理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生效后，及时通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追偿垫付费用。”该条规定的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机构对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通知义务，并非确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时间节点的依据。根据追偿权的性质，追偿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当自追偿对象、追偿数额确定时起算。而本案中，张明超与杨电珍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责任，且双方驾驶的车辆分别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根据《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双方的赔偿责任并非固定的50%，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浮动。因此，在（2015）沾民初字第69号案件生效前，杨电珍、张明超的责任比例是不确定的。即便上诉人在此之前即提起了追偿权诉讼，该追偿之诉也须以（2015）沾民初字第69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要求上诉人在此之前行使追偿权，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初衷，未免过于严苛。过于严苛地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行使追偿权，还有可能造成救助基金与受害人利益冲突的情形，影响受害人权益的实现，这更从根本上违反了救助基金设立的目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该案诉讼时效自2017年5月5日起计算，属于对《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错误解读，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沾民初字第69号案件生效次日即2016年3月31日起计算。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成立。 在诉讼时效届满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本案的诉讼时效应顺延至三年，即至2019年3月31日届满。上诉人于2018年5月7日、2019年4月9日催告王清山偿还垫付费用，引发诉讼时效中断，其对王清山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但至2019年3月31日，上诉人未向杨电珍、张明超催告履行义务，其二人享有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故其对杨电珍、张明超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1.关于上诉人与王清山之间的法律关系：《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应当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有关单位、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有义务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追偿。”王清山并非交通事故责任人，其法律地位应为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追偿的主体。当前的法律规范并未明确规定协助义务人的义务范围，滨州市公安局与王清山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照双方的约定，结合公平原则作出认定。2.王清山虽然在申请救助基金时承诺所获得赔偿款项优先用于返还救助基金，但考虑以下情形，对这一义务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基金管理机构追偿的对象应当是侵权人。管理机构的追偿行为，既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从行政法的角度，其履行职责的方式不应任意、无限制的突破。（2）本案中，王鹏尧并未获得侵权人的足额赔偿，如要求王清山全额返还救助基金，则显失公平。在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款少于垫付的救助基金时，还会出现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款全部用于返还救助基金的极端不公平情形。因此，对双方约定的“赔偿款首先直接用于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应当限缩解释为在受害人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下，赔偿款方能直接用于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3.在王鹏尧未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根据双方约定和公平原则，王清山应当按照王鹏尧实际获得赔偿金额与应获得赔偿金额的比例，向滨州市公安局返还垫付的费用。根据（2015）沾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王鹏尧的实际损失为424936.70元，张明超应承担的责任为318208.85元（120000元+198208.85元），杨电珍应承担的责任为106727.85元。王鹏尧自张明超处实际获得赔偿159100元，由于侵权人杨电珍同时系王鹏尧的母亲、监护人，该106727.85元赔偿义务被王鹏尧免除，亦应视为履行完毕，因此，虽然杨电珍因享有诉讼时效抗辩而免予承担返还垫付费用的义务，但与杨电珍赔偿责任相对应的返还垫付费用，亦应由王清山负担。王鹏尧实际获得赔偿的数额应认定为265827.85元（106727.85元+159100元），与其应获得赔偿的比例为62.56%（265827.85元/424936.70元），王清山应按此比例向滨州市公安局返还救助资金21301.05元（34049元×62.56%）。 综上所述，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3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清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垫付救助基金21301.05元； 三、驳回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6元，由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负担122元，被上诉人王清山负担2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1元，由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负担244元，被上诉人王清山负担40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添珍 审 判 员 宋 洁 审 判 员 刘 洋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淑梅 书 记 员 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