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29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晓玲，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露彬，河南豫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婉婉，河南豫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群，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江灿，河南睿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魏琳，女。原审第三人：黄金梅，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政，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秋月，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马晓玲因与被上诉人李群、原审第三人黄金梅、魏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2民初3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晓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审查两点，一是上诉人马晓玲与原审第三人魏琳是否形成借名登记的事实，二是审查上诉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后在协商过户事宜时，因郑州出台房屋限购政策，导致上诉人未能办理房屋过户登记，遂借用魏琳的名义签订《郑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借用魏琳的名义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上诉人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不存在主观恶意。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并实际占有使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魏琳借名买房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形，即包含本案上诉人借用魏琳名义购买房屋的情形，法律保护真实的财产权利人，是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律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的不动产登记非行政赋权行为。确定房屋的归属，应依据“原因”行为。涉案房屋系上诉人购买并占有使用，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进行审查。李群辩称，被答辩人马晓玲上诉理由违反“物权法定”基本原则，马晓玲与原审第三人魏琳“借名买房”只能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依债权之相对性，不具有对抗答辩人的法律效力，马晓玲明知将涉案房屋登记在魏琳名下将导致魏琳享有房屋所有权而故意为之，不存在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黄金梅诉称，依据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魏琳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购买人，其为了逃避法院强制执行，与马晓玲恶意串通，故意制造虚假的房屋买卖手续材料，该套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属于魏琳，与马晓玲没有关系，马晓玲对涉案房屋没有产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晓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楼××单元××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撤销（2020）豫0102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判决立即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9日，该院就李群诉魏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9）豫0102民初7729号民事调解书，双方约定如下：“一、被告魏琳于2019年10月17日之前一次性返还原告李群借款本金270000元和支付利息（利息为月息2%，自2018年1月21日起，计算被告魏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如被告魏琳逾期付清，原告在被告逾期后就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三、本案的案件受理费3364元、保全费2329元、律师费各承担一半3000元，共计8693元，由被告负担（于付款时一并给付）。”诉讼过程中，李群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作出（2019）豫0102财保1933号民事裁定，查封了魏琳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单元××房屋××套。后，在执行过程中，本案原告马晓玲提出异议，要求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该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豫0102执异19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马晓玲的异议请求，案外人马晓玲不服裁定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7年5月18日，甲方郭锝昌与乙方魏琳签订《郑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7XXXX号），双方约定甲方将坐落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楼××单元××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建筑面积205.82平方米的房屋以240万元整的价格出售给乙方。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以上查证，该院认为各方的争议焦点为：其一，马晓玲是否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其二，马晓玲是否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针对马晓玲是否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除了需具备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之外，完成不动产登记亦属物权变动生效的要件。本案中，马晓玲所主张的其与魏琳之间的“借名买房”关系本质上系属马晓玲和魏琳之间基于一致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仅在二人之间产生债的拘束力，本身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物权法律后果，更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果。若马晓玲欲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其唯有通过向魏琳行使债权请求权得以实现。诉讼中，马晓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主张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该院认为，本案并未有该条的适用余地，该规定中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在物权权属确认之诉的裁判规则语境下，其适用的前提为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物权权利状态不符，而本案中，马晓玲通过与魏琳之间缔结债之法律关系而达到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实则是意欲将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魏琳以规避房屋所在地的限购政策，亦即马晓玲明知其行为将导致案涉房屋所有权将归属于魏琳而主动为之，故马晓玲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针对马晓玲是否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由上分析，马晓玲、李群对魏琳所享有的均系债权，基于债权之平等性，马晓玲所享有的债权不具有对抗他人的法律效果，其主张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晓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原告马晓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焦点是上诉人马晓玲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马晓玲称其是借用原审第三人魏琳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其应为该房屋的实际产权人。首先关于马晓玲与魏琳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马晓玲用以证实这一事实的主要证据为其向高丽梅转款3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魏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惠莹的银行账户的转款凭证。首先魏琳作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另外，上述300万元的转账行为发生在2015年12月30日，而魏琳与郭锝昌就涉案房屋的《郑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二者相隔将近两年。且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款数额与马晓玲的转款数额也不一致。马晓玲虽称《郑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仅为过户所用，实际房款为300万元，但并未提相关证据与印证。现马晓玲未提交郭锝昌认可其为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其与魏琳之间签订有房产代持协议等相关证据，基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马晓玲与魏琳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法定公示手段，是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生效要件，也是不动产物权依法获得承认和保护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虽然规定，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时，应支持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要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请求。但该规定系适用于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登记机关人员错误登记、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后未及时更正登记等情况下，已经法定程序取得权利的真实权利人与登记薄记载不一致导致的登记错误等情形。而本案中，马晓玲称其是借用魏琳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故意将涉案房屋登记在魏琳名下，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登记错误情形。即便能够认定马晓玲所称的借名买房的真实性，但根据马晓玲所述，其借名买房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其该行为损害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对其行为也不应予以支持。故不能认定马晓玲对涉案房产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涉案房屋登记在魏琳名下，因魏琳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执行实施机构有权执行其名下涉案房产。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马晓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亚玲审判员  朱长勇审判员  张 晔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宋亚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