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药集团（广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彭先飞。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萌，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民，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东方新特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黄敏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亮，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鹏，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5号。法定代表人：王凯翔。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玉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阳玉倩，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药集团（广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东方新特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0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萌、丁亚民，被上诉人东方新特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亮、何宇鹏，原审第三人利德曼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玉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返还货款本金19630003.31元；3.改判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其中13099833.74元本金自2017年1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另6530169.57元本金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19630003.31元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东方新特药公司实际返还预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上述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28日共计为2427946元）；4.由东方新特药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国药公司已收货的事实违背基本财务常识。（1）关于《征询函》及其附件。国药公司从未认可《征询函》的任何内容。东方新特药公司一审提交的《征询函》及其附件中，东方新特药公司声称是委托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直接送货，但同时提供的红冲发票却显示该批货物的销售方是利德曼公司。根据基本财务常识，只有销售方才能够开具出货物销售发票和退货时相应的红冲发票，故红冲发票正好证明了该批货物是利德曼公司出售给国药公司的，而不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送的货。一审法院认定的利德曼公司已代东方新特药公司送货的事实明显违背基本财务常识，这相当于认定利德曼公司在同一交易中，既是货物的代送者同时也是货物的销售者，若该认定是正确的，那利德曼公司至少是虚开了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嫌严重违法和财务造假，作为上市公司，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2）根据基本财务常识，开具增值税发票同时进行税款的抵扣是货物销售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作为上市公司进行销售收入确认的基本依据，同时，开具红冲发票对应红冲的是自己曾经开具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对应的是自己实际的货物销售状况，利德曼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所称开具红冲发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所涉退货无关的陈述违背基本财务常识，也可能已涉嫌严重违法。一审法院认定国药公司已收货的事实，与税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不符。2.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其跟利德曼公司的当庭陈述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各方均认可真实性的客观证据，而以东方新特药公司、利德曼公司的陈述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认定东方新特药公司已经实际供货，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1）利德曼公司关于“退货退款”的陈述与客观证据不符、关于“代发代退款系基于三方协商”的说辞也无法举证、关于其陈述前后矛盾之处也无法自圆其说，一审法院对利德曼公司的陈述全部予以采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东方新特药公司关于“三方协商一致、案涉交易由利德曼公司代其向国药公司发货，后国药公司将货物退还给利德曼公司，利德曼公司将案涉货款本金退还给国药公司”的陈述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7相矛盾。证据7的发票上清晰显示销售方系利德曼公司。根据基本财务操作，只有货物销售方才能向买方开具销售发票和相对应的《销项负数专用发票》，利德曼公司直接向国药公司开具发票和对冲《销项负数专用发票》，恰恰说明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退还的19630003.31元只是国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之间的交易，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无任何关系。就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之间的交易，国药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采购案涉货物、预付案涉货款，应由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国药公司要求退货，也应当是向东方新特药公司退货，由东方新特药公司作为销售方向国药公司开具销项负数专用发票以冲抵之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质证时，各方当事人对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利德曼公司作为销售方向国药公司销售19630003.31元的货物并退货应属一审法院依法查明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并未予以认定、亦未予以采信，而是选择性的认定案件事实。若一审法院认为国药公司已向利德曼公司退还案涉货物、利德曼公司已退还案涉货款，那么利德曼公司作为代发货方又是如何能够以销售方的身份对国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对应的红冲发票呢？则若如利德曼公司所述，国药公司签收案涉货物、退货后领取了案涉货款，则利德曼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违法违规!事实上，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利德曼公司均无法完成其己实际履行供货义务的举证责任，因国药公司自始至终均未实际收到货物也未收到案涉货款，利德曼公司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其陈述不应予以采信。（2）一审法院认可利德曼公司提交的《申请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却只选择性的认定《申请函》上表述的国药公司的退货时间、退货金额，不认可国药公司申请退货的是利德曼公司直接作为销售方的货物。一审法院以《申请函》确认国药公司已收货严重违背事实。《申请函》的内容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7相互印证，证明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退还的并非本案案涉货款。在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的陈述与客观书证、相互印证的证据相矛盾时，一审法院采信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的陈述没有依据。事实上，《申请函》中所涉货物与本案货物不是同一批货物，该批货物应属于国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双方交易合同《采购、经销及冷链配送服务协议》中的一部分，国药公司也已实际支付过货款。国药公司发出的《申请函》中所涉货物是针对利德曼公司数百张订单中部分货物的退货，所涉19630003.31元的货物是散落在各个订单中所退货物的金额相加，不可能是本案所涉款项对应的货物。国药公司也从未作出过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二段的表述。国药公司从未确认该表述中的款项是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基于《采购、经销及冷链配送服务协议》而发生的货款，因东方新特药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一审庭审时，国药公司表示《申请函》的数额及表述系根据利德曼公司的要求行文，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在递交该《申请函》时还有其他附件（关于申请红冲发票的有关资料），利德曼公司应该同时提交，在附件中即可明确《申请函》所述货物与本案所涉货物根本不是同一批货物。但一审法院以该函没有标注有附件而拒绝进一步查明事实。（3）国药公司已在庭审中明示利德曼公司及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缺失、故意隐瞒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不予理会，也不进行调查询问，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5《征询函》的附件是利德曼公司称国药公司向其申请退货的货物清单，从利德曼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出具的《销售出库单》及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出具的《商品销售出库清单》均有利德曼公司产品的名称、数量、货号、批号及有效期，而《征询函》的附件却隐去了产品批号及有效期，实际是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利德曼公司欲隐瞒国药公司向利德曼公司申请退货的并非本案案涉货物的事实。国药公司当庭指出此问题，一审法院不予理会，也不询问利德曼公司调查核实、责令其提供完整的退换货清单，未依法查明事实。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证据7的发票上明确有“详见对应正数发票及清单”的字样，国药公司当庭表示利德曼公司隐瞒证据，应提供完整的正数发票及对应供货清单，但一审法院仍不予理会。3.作为大宗货物交易，查明案件事实绝非难事。本案所涉将近2000万元的大宗货物，并且还是冷链运输的货物，若实际交货，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一定有相应的运输、进出库等数据及资料。在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利德曼公司均明确表示国药公司没有签收货物、国药公司也举证收货单上的收货员早已离职不可能实际收货后，一审法院不予核实是否实际送货及送货细节，未依法查明事实。（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利德曼公司对其答辩或主张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由国药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1.关于是否实际送货的举证责任问题。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国药公司系购买方，东方新特药公司系销售方，国药公司已举证证明履行完毕支付货款的义务，未在东方新特药公司的出库清单上签收货物，也举证东方新特药公司出库单记载的国药公司的收货联系人早已离职，不具有实际收货的可能性。根据相关举证规则，应由东方新特药公司承担其已实际履行完毕送货义务的举证责任，但截至一审程序终结，东方新特药公司及利德曼公司均未提交国药公司签收货物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关于利德曼公司退还的货款是否是案涉货款的举证责任问题。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交的利德曼公司开具给国药公司的《销项负数发票统计清单及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此份证据与《申请函》相互印证，均证明利德曼公司退还给国药公司的19630003.31元系其直接作为销售方销售给国药公司货物对应的货款，并不是本案案涉货款，与国药公司主张的事实一致。若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有不同主张，认为退还的19630003.31元系本案案涉货款，应承担与其主张相对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认定利德曼公司退还给国药公司的19630003.31元并非本案案涉货款，即东方新特药公司既未实际履行送货义务也未退还案涉货款。（三）东方新特药公司未实际履行作为销售方的供货义务，也未退还国药公司的预付款，属于无权、违法占用他人货款，应当判令东方新特药公司支付无权占用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四）一审法院认定东方新特药公司已通过利德曼公司替代履行的方式完成了其交货义务，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国药公司分别与东方新特药公司、利德曼公司存在长期滚动发货、滚动结算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审查争议的19630003.31元货物是利德曼公司基于与国药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交付的货物，还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所交付的货物。2.利德曼公司替代履行合同义务以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尤其须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之间不存在该约定，东方新特药公司主张利德曼公司替代履行没有任何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退一步说，即便利德曼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曾经存在过替代履约的意思，但东方新特药公司从未提前通知或事后要求国药公司追认利德曼公司的代替交货行为；国药公司亦从未同意或追认过利德曼公司任何单笔或多笔货物是代替东方新特药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更进一步，利德曼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司作出替代履行的意思表示，亦不代表利德曼公司已实际代东方新特药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事实上，利德曼公司未曾代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交付案涉货款对应的货物。3.国药公司向利德曼公司发出的《申请函》及后续利德曼公司冲红退款所涉及的19630003.31元，是国药公司针对其直接向利德曼公司采购的货物而发生的退货退款行为，销售蓝字发票、退货的红字发票及相应的发货清单可形成相应证据链条予以佐证。因此，前述19630003.31元所涉货物的发货及退货过程均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无关。对国药公司而言，此前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的发货行为均是为了履行利德曼公司自身的交货义务，前述19630003.31元的货物已包含在利德曼公司的滚动发货内，国药公司业已在滚动结算过程中对此予以结算。东方新特药公司辩称，（一）自2014年9月起，东方新特药公司作为利德曼公司生化试剂产品的总经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配送和调拨。经协商，双方合作至2017年初终止。由于双方合作期间存在退货、换货等账目款项结算问题，利德曼公司需向东方新特药公司承担退换货金额约为1963万元。利德曼公司提出采取类似“以货抵债”的方式处理。而国药公司在2017年已成为利德曼公司新的合作经销商，需要从利德曼公司采购药品，因此经三方协商同意后，先由利德曼公司将一批价值19630003.31元的药品销售给东方新特药公司，再由东方新特药公司按原价销售给国药公司，由国药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支付货款19630003.31元，以此解决退货换货遗留的帐务问题。由于三方确定的交易采购药品为多种类型的医用试剂盒，储运条件为2℃-8℃，为保证货物质量，根据三方沟通一致的意见，发货环节由利德曼公司直接向国药公司交收。至于单据流程环节，则仍先由利德曼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开单发货给东方新特药公司，再由东方新特药公司于11月24日开单发货给国药公司。交货环节发生在2017年11月24日，国药公司付款行为发生在2017年11月30日，国药公司是在实际收货后才支付货款，所以并非是预付款。而且当时货款超付，2017年12月22日东方新特药公司退回差额52054.11元。并非国药公司所称的“事前不知晓、没有同意利德曼公司交货”。（二）关于涉案货物同一性问题。涉案货物从利德曼公司出货，至最后该批货物又退回利德曼公司，根据三方的证据进行梳理对比，无论品名、货号、规格、数量、金额等信息均完全一致，是同一批交易货物。一审已提交相关数据统计对比说明，供法庭参考。（三）国药公司收货后向利德曼公司退货退款、开具红票等问题。对于国药公司在收货后又向利德曼公司退回涉案货物一事，东方新特药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并不知情。根据国药公司2020年1月14日向利德曼公司发出的《申请函》，国药公司实际上早就于2018年1月在利德曼公司系统中申请退回涉案货物，金额同样是19630003.31元。这一点在一审也已得到利德曼公司的确认。国药公司在一审关于利德曼公司1963万元退款的陈述，认为是属于下家九州通公司2018年3月后采购预付货款7000万元中的一部分，并且声称2020年1月收到利德曼公司退款后就又退还九州通公司了。但在二审上诉时又提出这一批1963万元的退货，是属于2017年发生的5037万元交易中的。国药公司对于1963万元的退货，到底是发生于何时的采购前后说法不一，自相矛盾，且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已给予各方，尤其是国药公司充分的举证期限，保障各方的诉讼权益。利德曼公司的证明、国药公司《申请函》自认的事实、利德曼公司的退款行为及金额能够互相印证，一方面证明东方新特药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另一方面也证明国药公司通过退货取回货款。至于利德曼公司根据国药公司的申请开具红冲发票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性，更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无关。上诉状所谓违背“基本财务知识”“基本财务操作”，纯属国药公司的主观认识，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利德曼公司述称，国药公司提出的其与利德曼公司之间的开票、发货、付款等相关情况，不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应在本案当中予以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国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方新特药公司立刻返还国药公司已预付货款本金19630003.3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其中13099833.74元本金自2017年1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另6530169.57元本金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19630003.31元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预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上述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28日共计为2427946元；2.本案诉讼费由东方新特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4年9月29日，东方新特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签订《总经销协议》，约定东方新特药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向利德曼公司一次性订货3000万元等等。2016年12月20日，利德曼公司（甲方）与国药公司（乙方）签订《采购、经销及冷链配送服务协议》，约定：乙方采购甲方指定产品，并在甲方授权范围内销售和提供全程冷链运输服务；乙方按需要向甲方提出采购订单，甲方应在乙方下达订单后30日内将货物送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下达订单，应注册并登陆甲方的电子订单系统，在甲方的电子订单系统内填写完毕所需的订货信息等等。2017年11月23日，利德曼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发出31份出库单，出货单列明了货物的货号、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批号、有效期等内容并加盖了利德曼公司的出库印章。2017年11月24日，东方新特药公司员工在上述31份利德曼公司发出的出库单收货人栏内签收。2017年11月24日，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发出121份出库清单及对应121份增值税发票，上述121份出库清单的内容与利德曼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发出的出库单内容相一致，货款金额共为19630003.31元。国药公司确认收到东方新特药公司出具的出库清单，但主张东方新特药公司没有交付货物，故没有在收货人栏内签收。2017年12月1日，国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东方新特药公司支付3099833.74元；2017年12月1日，东方新特药公司承兑了国药公司开出的承兑汇票10000000元；2017年12月7日，东方新特药公司承兑了国药集团广东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具给国药集团珠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后国药集团珠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东方新特药公司的承兑汇票6582223.68元，上述款项共19682057.42元。2017年12月22日，东方新特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并附言退款，向国药公司转账52054.11元，减除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的退款后，国药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实付款为19630003.31元。2020年1月14日，国药公司向利德曼公司发出《申请函》，内容为：我司于2018年1月25日-2018年2月27日在贵司系统中申请退货，退货金额为19630003.31元人民币。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大及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双重影响，无法销售此货物，现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请贵司协助给予办理冲红退款等。2020年1月16日，利德曼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退回19630003.31元给国药公司。2020年9月24日，东方新特药公司就本案诉讼向利德曼公司发出《征询函》，内容为：我司原为贵司的全国总经销商，双方于2017合作结束时，由于我司向贵司退换货的原因，贵司应承担的退换货金额为19630003.31元。因国药公司当时成为贵司新的全国总经销商，经三方沟通，贵司同意先向我司提供同等金额的货物一批，我司再将该批货物向国药公司销售，由国药公司向我司支付货款19630003.31元。此后经三方同意，在2017年11月，由贵司直接向国药公司发货交收。据了解，国药公司已就该批货物向贵司退货，贵司在2020年1月向国药公司退该批货款19630003.31元等等。利德曼公司在上述《征询函》上加盖公章并备注：“情况属实，详见附件”。利德曼公司提供的附件为2020年1月16日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退货款19630003.31元的网上银行转账凭证、退货货物清单（包含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等内容，退货清单金额汇总为19630003.31元）以及对应销项负数增值税发票。一审庭审中，国药公司确认收到利德曼公司退货款19630003.31元，但认为该款项属于国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就《采购、经销及冷链配送服务协议》而发生的货款，利德曼公司退回给国药公司的19630003.31元，实际已由国药公司退回给国药公司的下游公司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并非本案的预付款。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指定期限要求国药公司说明：支付预付货款给东方新特药公司为何不是整数、东方新特药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是否已抵扣、国药公司何时收到利德曼公司交付的货物三个问题。2020年10月10日，国药公司书面向一审法院陈述：1.国药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向东方新特药公司直接转账预付货款3099833.74元是因为国药公司账户内无其他周转现金；同日又向东方新特药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预付款10000000元；国药公司在收到其他交易相对方支付的承兑汇票后背书转让给东方新特药公司，由于交易对方支付给国药公司的承兑汇票金额是固定的，国药公司只能背书转让相同金额的6582223.68元。2.东方新特药公司开具的19630003.31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国药公司已抵扣，待东方新特药公司向国药公司退还款项并开具销项负数专用发票后，国药公司将做相应的财务处理。3.关于国药公司向利德曼公司退货时间及利德曼公司的收货情况，国药公司公司暂未找齐相关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根据国药公司向东方新特药公司支付货款、东方新特药公司出具送货单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关于东方新特药公司是否已将价值19630003.31元的货物交付给国药公司问题。首先，利德曼公司是本案货物的原所有人，利德曼公司在本案中明确表示向国药公司交付的价值19630003.31元的货物，是为了履行利德曼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之间的退换货义务而交付给国药公司，该批货物不属于国药公司与利德曼公司之间协议约定的货物，因此国药公司收到利德曼公司交付的本案货物，应当视为东方新特药公司交付国药公司的货物。利德曼公司虽然没有提交国药公司接收货物的签收依据，但根据国药公司在向利德曼公司出具的申请函中，确认在2018年1月25日至2月27日向利德曼公司办理退货，退货金额为19630003.31元的事实，可以证实国药公司已收到利德曼公司交付的19630003.31元的货物。其次，本案涉案货款金额巨大，如果没有收到东方新特药公司交付的货物，国药公司不可能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不向东方新特药公司发函追收货物或要求退回货款，反而对东方新特药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国药公司不追收货物或要求退款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根据利德曼公司出具的出库单及东方新特药公司出具的出库清单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11月23日、11月24日，国药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至7日，明显送货时间在前，付款事实在后，国药公司称其付款的性质为预付款，因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利德曼公司与国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2090元，由国药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国药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签署的试剂/耗材采购合同，拟证明双方未就本案争议采购款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合作期间已签署的采购合同中均约定了利德曼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以国药公司书面同意为前提。就案涉争议货物，国药公司事前不知晓、更没有同意由利德曼公司代东方新特药公司交货，事后亦没有追认利德曼公司的某几笔交货行为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交货。2.国药广州-利德曼票据对应表、3.红字申请表、4.利德曼公司开具的销项负数红票对应的销售蓝票，证据2到证据4拟共同证明利德曼公司开具的销项负数红票已开具相应的销售蓝票，国药公司申请退的是曾直接向利德曼公司采购的货物，即销项负数发票中的货物对应的是销售蓝票中的部分货物。案涉货物的红字发票及对应蓝字发票的开具主体均为利德曼公司，证明该公司是实际退货方及所退货物的实际销售方。5.截至2018年3月底，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开具的所有销售蓝票、6.国药公司截至2018年3月底向利德曼公司支付的所有付款凭证、7.国药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据5到证据7拟共同证明国药公司于2018年3月已向利德曼公司结算完合作期间至2017年底所有的蓝票金额，即国药公司已就63张蓝票对应的所有货物，也包括案涉争议货物向利德曼公司支付了货款。经质证，东方新特药公司意见如下：对证据1到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国药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本案交易是先交货后付款，国药公司是在收到货物后才分三笔支付货款，并且因为超额支付，又经双方核算后办理退款。国药公司声称“事前不知晓，更没有同意”等说法违背客观事实和常理。证据2表格所列总金额19631013.32元与本案双方实际交易金额19630003.31元不符。证据3只有国药公司盖章，并没有税务部门印章确认，同时该表格上有些未列明所涉货物清单，有些则模糊不清。证据4，国药公司二审声称其向利德曼公司退货的1963万元属于该50377674.79元交易中的一部分，这一说法与国药公司在一审时的陈述前后矛盾。国药公司一审补充证据中提出1963万元货物属于与下家九州通公司2018年3月签约采购利德曼公司产品所预付货款7000万元中的一部分，并且陈述在2020年1月收到利德曼公司退款后就又退还九州通公司了。证据5和证据6与东方新特药公司无关，更与本案无关。证据7是国药公司单方委托，审计所依据的材料也是国药公司自行统计的表格，审计机构亦已明确对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不负责，审计结论也是为了满足国药公司的要求而出具，该报告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和独立权威性。利德曼公司意见如下：证据1是国药公司与东方新特药公司签署的，利德曼公司不了解情况，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2是国药公司单方统计作出，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和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认可。证据2到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国药公司的证明目的。本案中，东方新特药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向国药公司开具发票、出库单，国药公司于2018年1-2月期间向利德曼公司申请退货。申请退货的货物与东方新特药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向国药公司提供的货物在品类、数量、金额方面完全一致。可见，由利德曼公司代东方新特药公司退款一事，国药公司完全知情、同意配合。如国药公司不同意，就不可能向利德曼公司申请同样货物的退货。而至于利德曼公司向国药公司开具发票的情况，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认可。证据6无原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7是国药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所进行的审计，审计依据的文件是否真实等均无法核实，对审计报告内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到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国药公司的证明目的。利德曼公司与国药公司交易时间长、数额大，国药公司至今仍欠付利德曼公司大量应付货款，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并非本案应进行审理的内容，两者的争议应按照是否管辖约定另案解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东方新特药公司是否已向国药公司履行了涉案19630003.31元货物的交货义务。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国药公司、东方新特药公司就涉案19630003.31元货物的交易并未有签订书面合同对交货的形式进行约定，故本案应从实质上看国药公司有无收到涉案19630003.31元的货物。首先，东方新特药公司、国药公司先后为利德曼公司的经销商，虽然三者存在关联，但没有证据显示利德曼公司在对东方新特药公司和国药公司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利益差异，利德曼公司主张其向国药公司交付的价值19630003.31元的货物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交付可予以采信。其次，国药公司并不否认有收到利德曼公司交付的相关货物，其仅仅是主张非其与东方新特药公司交易的货物。对此本院认为，利德曼公司作为交货的一方，其有权明确其交货履行的是本身合同项下的义务还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交付，除非国药公司有相反证据推翻。现国药公司并不能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推翻利德曼公司的自认，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利德曼公司的涉案交货金额（国药公司申请退货的金额）与国药公司、东方新特药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是一致的，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利德曼公司是代东方新特药公司在履行交货义务。最后，国药公司付款后，东方新特药公司退还了部分款项，国药公司并未表示异议，且在此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国药公司并未有催货或要求退款的意思表示，与常理不符，只能说明国药公司已收取了相应价值的货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东方新特药公司已向国药公司履行了涉案19630003.31元货物的交货义务并无不当。国药公司以未收到涉案19630003.31元货物为由主张东方新特药公司退还货款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国药公司二审逾期提交相关证据，且相关证据并不影响本案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的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090元，由上诉人国药集团（广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陶智斌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