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5民终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丛洪，男，1977年6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芳、杨思源，云南八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朝发，男，1974年2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丛翠，女，1975年5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雷，男，1999年5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云，女，1999年5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萍，云南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周树美，女，1965年12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平，男，1991年1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系周树美之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弥勒市，住所地：弥勒市虹溪镇啥咩村民委员会啥咩二组。负责人：李丛洪。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井云，男，1969年12月16日生，汉族。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丛洪因与被上诉人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原审第三人周树美、弥勒市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丛洪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7月12日以刘朝发为承包户主与原弥勒县虹溪镇啥咩村委会啥咩村民小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载明“马脖子”处的承包地有两块。”错误。理由是：1、被上诉人并没有本案争议土地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该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存在严重问题，因被上诉人刘朝发一户是2006年才从广南将户口迁至弥勒市，根据2007年土地延期承包的政策，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被上诉人户在2007年不可能在啥咩二组取得土地，且被上诉人刘朝发一户在原户籍地广南是有土地的。3、上诉人家在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户有上诉人的奶奶李张氏（己故）、父亲李文荣（己故）、母亲舒金仙、大姐李树仙、二姐李丛树、三姐李丛琼、四姐李丛翠、哥哥李丛龙（己故）及上诉人，该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主在2016年上诉人父亲去世前一直是父亲为承包户主，被上诉人刘朝发不可能单独立户享有承包经营权。二、一审判决遗漏了四个重要事实。一是遗漏了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当时承包人并没有被上诉人刘朝发及其子女。二是以刘朝发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载明“马脖子”处的土地为一块，家庭成员为被上诉人四人。公示的时间是2018年，是重新确权登记才公示的。三是2017年重新确权公示时，上诉人户原承包的位于“马脖子”的两块地，除调换给第三人周树美外，已经登记给被上诉人刘朝发户，一审判决认定用被上诉人位于该处的承包地调换不符合事实。四是争议土地自2003年与第三人周树美调换至被征用时，一直由上诉人管理使用。三、判决的理由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一是一审查明被上诉人家在马脖子处有两块承包土地，但是2018年土地重新确权以后，被上诉人家就只有一块土地，登记在刘朝发户下，面积为1.12亩，上诉人户在马脖子处己没有土地，其中一块已经与周树美于2003年己调换。二是一审已经查明地名为“老瓜头”的土地在征收前是上诉人管理使用，但判决理由又将征地补偿款由被上诉人享有错误。三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周树美调换土地的时间是2003年，但2006年被上诉人一户才迁来，当时上诉人父亲还健在，判决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辩称：答辩人拥有位于弥勒市名叫“马脖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调换第三人周树美家名叫“老瓜头”的土地，因此依法取得“老瓜头”土地的用益物权，该土地被征收后依法有权享有土地补偿款。一、答辩人李丛翠本系啥咩二组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系与父母亲一户的土地承包人之一，1998年李丛翠与答辩人刘朝发结婚后，由于李丛翠的父母亲赡养问题，答辩人一家于1999年回到啥咩二组生活并与被答辩人共同赡养老人，父亲由被答辩人负责，母亲由答辩人一家负责。同时分配了土地，由于“马脖子”的土地荒着没有人栽种，口头约定分给答辩人一家管理使用。为了方便赡养老人和管理分配的土地，答辩人刘朝发、刘春雷、刘春云的户口于2005年7月18日从文山迁至啥咩二组跟随答辩人李丛翠，然后办理了以刘朝发为户主，其他人员为家庭成员的独立户口本，并于2007年作为单独一户与啥咩二组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利证书，权利证书由于被答辩人收执拒不返还给答辩人，因此答辩人向弥勒市农经站查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提交给了法院，该合同书记载了答辩人拥有“马脖子”的两块土地和其它土地，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不可能单独立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涉及本案争议的土地补偿款的土地“老瓜头”原是第三人周树美家的土地，2003年答辩人的父亲用答辩人家的其中一块“马脖子”的土地与周树美家的“老瓜头”土地进行调换，调换后双方并未立即到发包方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调换土地已互相交付各自管理，因此“马脖子”的两块承包地办理并一直登记在答辩人的承包合同内，直到2018年最新一轮土地确权时，答辩人家用于调换的“马脖子”土地才办理至周树美家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答辩人家2018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用于调换的这块“马脖子”便没有继续登记在答辩人家合同书上，而“老瓜头”的土地因不属于承包地故没有登记在答辩人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在“老瓜头”的土地调换给答辩人家后，答辩人家一直在经营管理“老瓜头”的土地，一直到2019年答辩人家外出打工，被答辩人在没有征求答辩人的同意下擅自在答辩人家管理使用的“老瓜头”土地上栽种桃树，并在2020年年初疫情期间答辩人在外打工无法回家，被答辩人欺骗啥咩二组“老瓜头”的土地属于自己因此才领取了补偿款，答辩人一家知道后于2020年8月份回到家后要求被答辩人返还土地补偿款，但被答辩人一直拒绝返还，故答辩人一家才提起诉讼。被答辩人称自己一直管理使用该块土地并非事实，被答辩人在“马脖子”和“老瓜头”都没有土地，根本没有权利管理使用，“老瓜头”的土地管理使用权系答辩人家用“马脖子”的一块承包地调换过来的，答辩人一家依法享有该块土地的用益物权，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没有存在矛盾之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周树美述称：没有答辩意见。弥勒市述称：“老瓜头”的地被弥玉高速征用，这块地征收时是李丛洪家在使用，小组就把钱打给李丛洪，这块地没有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属于村小组的一片山，这块地是周树美与李丛洪换地的，村小组提取了土地款的20%，剩余的80%归李丛洪。“马脖子”的土地情况，村小组不清楚。款打给李丛洪之后，刘朝发来找当时村小组组长李井云（即二审诉讼代理人），组长做了调查，调查情况是周树美与李丛洪调换了土地。一审判决太草率。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四原告土地补偿款21408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李丛洪均系弥勒市村民，李丛翠与李丛洪系姐弟关系，刘朝发与李丛翠系夫妻关系，刘春雷、刘春云系二人子女。李丛翠、李丛洪同其父母一起居住生活，2003年用“马脖子”处的承包地与周树美调换其“老瓜头”的自留地。调换后各自耕种管理使用调换所得的土地。2007年7月12日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与原弥勒县虹溪镇啥咩村委会啥咩村民小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532507040102053），合同载明“马脖子”处的承包地有两块。2014年李丛洪与刘朝发达成关于李丛洪、刘朝发抚养老人的决定，决定载明“窑洞沟的荒山两人各一半”“啥咩坝的田和大冲子门的地两位老人去世后，田地平均分”，还对赡养情况作了约定。后以刘朝发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载明“马脖子”处的土地为一块（编号为5325041032021100769），家庭成员为刘朝发、李丛翠、刘春云、刘春雷、李丛龙。2019年7月28日李丛洪、卯会英与刘朝发、李丛翠达成关于李丛洪、刘朝发抚养老人的协议，载明“长冲田和蚕叶科田以后各一半”，还对赡养事宜等进行了约定。后因弥玉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对弥勒市进行征收。李丛洪就“老瓜头”被征收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签字确认；刘朝发“马脖子”处的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也有签字确认，载明“刘朝发青苗归周树武”。“老瓜头”的土地现已被征收，获得补偿款共计276189元，其中土地补偿款为267605元（个人80%214084元，集体20%53521元）、青苗费为8584元。李丛洪已领取补偿款222668元。另查明，李从龙系李丛翠、李丛洪的哥哥，已去世9年左右；“老瓜头”的土地被征收前系李丛洪管理使用，并栽种桉树等。诉讼中，李丛洪表示在征收时其在“马脖子”处没有承包地；周树美表示调换后所得的土地现已登记在以李发平（周树美之子）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地块编号为5325041032021100197；李丛洪表示原家庭在“马脖子”处只有两块承包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纠纷应变更为用益物权纠纷。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一、关于与周树美调换的“马脖子”处的承包地为谁的承包地的问题。虽然在“马脖子”处两块的承包地在2007年时系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的承包地，但诉讼中李丛洪表示原家庭在“马脖子”处仅有两块承包地，用其中一块与周树美调换其“老瓜头”的自留地。且现刘朝发户在“马脖子”处的承包地仅有一块，故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主张其“马脖子”处的一块承包地用于调换周树美“老瓜头”处的自留地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李丛洪是否应返还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征地补偿款214084元的问题。虽在土地调换后“马脖子”处的土地还登记在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的承包合同书上，但根据周树美所述其实际管理使用调换得的“马脖子”处的土地，合同书的登记并未实际影响到周树美对其调换得的土地管理使用，且现周树美表示所调换得的土地已登记在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故周树美原“老瓜头”的自留地经调换后，该土地的用益物权人应为刘朝发户。现“老瓜头”的土地被征收，补偿款应属刘朝发户享有。故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主张要求李丛洪返还土地补偿款21408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关于李丛洪主张用于调换“老瓜头”的自留地系其本人的土地的问题。李丛洪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现李丛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由被告李丛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征地补偿款214084元。案件受理费4512元，减半收取计2256元，由被告李丛洪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征询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李丛洪认为，2007年7月12日刘朝发与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不真实，可能是伪造的，此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四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树美、啥咩二组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议。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李丛洪表示原家庭在“马脖子”处有两块承包地，用其中一块与周树美调换其“老瓜头”的自留地。“马脖子”处的两块承包地于2007年7月12日已经登记在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名下。在与周树美的土地调换之后，“马脖子”处的土地还登记在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的承包合同书上，周树美已经实际管理使用调换得的“马脖子”处的土地，并表示所调换得的土地已登记在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因此，周树美原“老瓜头”的土地经调换后，该土地的用益物权人应为刘朝发户。现“老瓜头”的土地被征收，补偿款应属刘朝发户享有。一审法院判决由李丛洪返还刘朝发、李丛翠、刘春雷、刘春云土地补偿款214084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支持。该争议土地被征收前是上诉人李丛洪在管理使用且栽种桉树等，青苗费8584元已归李丛洪享有。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7月12日刘朝发为承包方户主与原弥勒县虹溪镇啥咩村委会啥咩村民小组签订的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532507040102053）复印件，经弥勒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确认与原件无异，上诉人认为该承包合同不真实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部分，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中“公示”误写为“公式”，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李丛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12元，由上诉人李丛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张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