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5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孝，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锦涛，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慧，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孝，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雨，湖北搏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弘奥康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地块第******房。法定代表人：刘清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雨，湖北搏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孝因与被上诉人刘清孝、武汉弘奥康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弘奥康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6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刘建孝与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原判认定刘建孝未能证明借贷合意，存在错误。首先，刘建孝在一审中提交了转账凭证，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出具的认可借款事实的书面凭证及其还款的凭证，足以证明三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认为是投资款，但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次，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提交的双方转账凭证均系还款凭证，可进一步证明双方对其与刘建孝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认可。再次，弘奥康泰公司2019年1月29日债务清单载明“建孝出资本金200万元”，“应付建孝款200万元”，可见其对该200万元的借款关系没有异议。2、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主张“刘辉出资”抵扣借款中130.34万元的还款，不能成立，且其并未履行130.34万元的还款义务。首先，刘建孝以弘奥康泰公司2019年1月29日债务清单为证据提起诉讼，并非认可债务清单上所载借款全部归还。弘奥康泰公司2019年1月29日债务清单、刘清孝2015年2月10日书面材料，都是其单方出具的，刘建孝对其中所载“已付建孝款130.34万元”不予认可。因刘清孝既无力还款又不愿出具其他凭证，刘建孝为了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只能持该凭证向法院提起诉讼。该两证据中的债务抵偿未经双方形成合意，一审法院以刘建孝依该债务清单提起诉讼即为认可该凭证中全部内容为由，认定抵扣刘辉出资汉阳酒店的股本金130.34万元，该130.34万元已予归还，存在错误。其次，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用刘辉所持武汉伊瓜苏酒店管理公司30%的股权抵扣130.34万元借款，且刘辉目前仍然持有武汉伊瓜苏酒店管理公司的股权，股权并未变更过户。再次，刘辉是本案借贷关系主体之外的第三人，在其未出庭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主张用刘辉的财产抵偿自己的债务，构成无权处分。刘辉以自己股权抵偿本案借款，应当得到刘建孝的同意，而刘建孝从未同意或认可。3、一审法院认定刘建孝未能证明与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又认定刘清孝已经以刘辉股权抵偿了其对刘建孝130.34万元的欠款，存在矛盾。综上，刘建孝认为，其与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建孝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还剩130.34万元未予偿还，应当偿还借款本金、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刘建孝主张资金占用利息，应予支持。二、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程序违法。刘建孝一审起诉时，提出了资金利息方面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和判决。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认可刘建孝为其垫付了123万元资金，但仅偿还了123万元垫款本金，未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另外，本案讼争发生在亲兄弟之间，当面对质有助于澄清事实、化解矛盾、定纷止争及调解工作，且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的代理人对相关事实并不清楚，刘建孝一审中请求法庭要求刘清孝本人到场参加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拒绝刘建孝的该项请求，程序违法。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辩称：1、刘建孝未提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意的证据，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2015年2月10日书面材料说明刘建孝对130.34万元款项的还款是知晓的，2019年1月29日表格也载明了该内容。刘建孝依该两证据提起诉讼，应当按两证据的约定处理。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一审中也提交了双方愿意配合办理股权过户的证据。3、一审法院未遗漏诉讼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建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34万元及利息1434023元（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的标准，自2011年5月5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21日为1061333元；以12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的标准，自2015年1月30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21日为372690元；以130.3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的标准，自2020年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建孝与刘清孝系兄弟关系。2011年5月5日，刘建孝向弘奥康泰公司转账200万元。2012年9月3日、2012年9月4日，刘建孝向刘清孝转款50万元。2013年4月2日，刘建孝向刘清孝转款148.5万元及50万元。2014年9月16日，刘建孝向刘清孝转款95万元、94.5万元。上述转款共计638万元。2015年2月10日，刘清孝向刘建孝出具一份书面材料，内容为：建孝出资购鄂州地200万元，抵扣刘辉出资汉阳酒店的股本金130.34万元，还有69.9万元。2019年1月29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出具表格一份，内容为：应付建孝鄂州出资款200万元，应付张飞谋120万元本金及预计利息64.4万元，应付陈卿20万元本金及预计利息5.4万元，应付2012年9月－2015年1月期间共计利息123万元，应付江陵农行预计利息17.73万元，应付刘华山30万元及预计利息49.5万元，应付王孝亮100万元及预计利息100万元，本金合计270万元，预计利息合计360.03万元，应付建孝款830.03万元，已付给建孝款合计4631339元（含已付建孝款130.34万元），应付建孝余额3668961元。2020年1月21日，弘奥康泰公司向王孝亮（刘建孝委托的收款人）转款160万元。2020年1月21日，弘奥康泰公司向潘红兵（刘建孝委托的收款人）转款54万元。2020年1月21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转款468961元。2020年1月21日，弘奥康泰公司向李冲（刘建孝委托的收款人）转款80万元。2020年1月21日，弘奥康泰公司向肖琼（刘建孝委托的收款人）转款26万元。上述五笔转款总金额为3668961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4月21日，刘清孝向刘建孝转款70万元。2017年5月16日，刘清孝向刘建孝转款55万元。2017年9月11日，弘奥康泰公司的出纳陈岑向刘建孝转款10万元。2018年1月3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转款120万元。2018年2月12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转款229.5万元。上述五笔转款总金额共计484.5万元。一审法院再查明：刘清孝为弘奥康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孝与刘清孝系兄弟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本案中，双方并无相应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刘建孝仅依据其向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的金融机构多次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则认为是投资款且提交双方多次的转账凭证证明，刘建孝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其与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就上述款项的支出达成借贷的合意，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刘建孝以2019年1月29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其出具的表格中已付建孝款130.34万元未付而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表格中清楚载明为已付建孝款，而表格中上面载明的应付建孝余额3668961元后也在2020年1月21日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的转款中得到全额归还，刘建孝以此表格提起诉讼及提交了2015年2月10日刘清孝出具一份书面材料也载明抵扣刘辉出资汉阳酒店的股本金130.34万元，表明刘建孝对130.34万元已归还方式予以知晓、认可，刘建孝仍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刘建孝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故对刘建孝要求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偿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建孝据此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关于抵扣的股权是否实际过户抵偿，系另一法律关系，刘建孝可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孝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建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0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刘建孝自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刘清孝2015年2月10日向刘建孝出具的书面材料中，除原判已认定的内容外，其余内容为：“2013年4月建孝经手借张飞谋等200万元，还有本金140万元，利息122.5万元，共计262.5万元，其中利息2015年2月2号再计息”，“2014年9月建孝经手王建伟200万元，还有本金130万元，利息按月支付，其中利息2015年2月16号再付息”，“所有帐全部结清”。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材料中的122.5万元金额实际应为123万元。2、2019年1月29日，弘奥康泰公司向刘建孝出具表格过程中，刘建孝与弘奥康泰公司财务负责人杨某对话的录音显示：“……（刘）：张飞谋的120万，本金，利息，84万，我刘建孝拿的真金白银跟他还利息，都是本金。我都跟他贴的钱。……这些钱都是我跟他还的，是我的本金。……12年至15年1月，我跟他贴了123万利息，包括还有我给他的钱。（杨）：全是本金。……（刘）：有一个位置少算5千元，加起来的。（杨）：这个位置还是123万，对吧。（刘）：是的。（杨）：你拿着。我们做出来的，与他印象中一样。他都认可了的。……”本院认为，兄弟之间互相帮衬，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刘建孝为刘清孝及其所开办的弘奥康泰公司筹资等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刘建孝、刘清孝均为自然人，无论刘建孝是否为刘清孝垫款真实发生，都因双方就“垫款”在两兄弟之间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以及利息标准等事宜并无约定或约定并不明确，根据当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刘建孝以垫付款项为由，要求支付垫资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建孝上诉称，2015年2月10日书面材料载明“其中利息2015年2月2号再计息”，表明双方约定了利息，刘清孝应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因该内容并不明确，故刘建孝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另外，刘建孝、刘清孝兄弟之间存在多年的资金往来，刘清孝于2015年2月10日向刘建孝出具书面材料载明“抵扣刘辉出资汉阳酒店的股本金130.34万元”事宜，弘奥康泰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向刘建孝出具表格亦载明该130.34万元已予支付之事。该两材料应当是刘建孝、刘清孝两人对此前债权债务进行阶段性清理的结果，并无证据证明刘建孝在收到刘清孝2015年2月10日书面材料后的多年内曾提出过异议，或在弘奥康泰公司2019年1月29日出具表格再次载明该内容之后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其实际认可该处理方式，在该处理方式未最终确定无法履行之前，刘建孝要求刘清孝、弘奥康泰公司偿还该130.34万元款项，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刘建孝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00元，由刘建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张 剑审判员  王丹红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刘霞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