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志松，男，汉族，住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亨，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雍怡，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青萝路自编13号。法定代表人：赖兆燕，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瀚翔，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志松、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以下简称同心机器厂）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11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黎志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亨、蔡雍怡，上诉人同心机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瀚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志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同心机器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6525.41元(7000元/月×27个月×2－51474.59)；2.判令同心机器厂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黎志松平均工资有误。1.根据同心机器厂提交的《确认书》可见，黎志松2018、2019年的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分别为7854.02元及6672.74元，经济补偿金应当以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上述确认书中所计算的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可以推定黎志松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的12个月平均工资应不低于7000元。如同心机器厂认为黎志松的平均工资只按照转账的金额计算，应当举证证明往年已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虽《劳动合同》约定黎志松从2016年开始担任车间主任，但实际黎志松从2014年11月已开始任职车间主任，从《确认书》也可看出，黎志松从2015年开始经济补偿金逐年递增，黎志松已在同心机器厂处工作长达27年，任职车间主任6年，若黎志松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仍然保持为3250.87元，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同心机器厂为了规避工资的计算基数，故意将工资分拆为现金以及转账，并试图只提交转账记录作为平均工资计算标准，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黎志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支持黎志松全部上诉请求。同心机器厂辩称，不同意黎志松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同心机器厂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0113民初11347号民事判决；2.改判同心机器厂与黎志松在2007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同心机器厂无需支付黎志松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4072.39元；4.诉讼费用（含一审）由黎志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同心机器厂与黎志松在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同心机器厂原名为“番禺市沙湾同心机器厂”，是原下属于番禺市沙湾工业公司的集体企业，1999年4月20日经批示同意转让企业产权。根据历史文件《沙湾镇人民政府文件沙湾镇集体企业原固定职工的保障基金管理和使用的暂行办法》《中共番禺市委番禺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国有、集体企业转制工作的暂行规定》可知，原集体企业“番禺市沙湾同心机器厂”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为员工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转制企业在册的原固定职工的实际工龄每年补偿1100元，同心机器厂从番禺市沙湾工业公司受让集体企业产权，期后亦沿用原有的经营管理运作模式一直至今。根据黎志松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显示黎志松在1995年7月至1999年6月在原集体企业“番禺市沙湾同心机器厂”有参保记录，可知黎志松1995年7月入职“番禺市沙湾同心机器厂”，并且已经领取了1100元/年的补偿。根据《转让协议》规定，黎志松1999年6月后即断保，是基于取得补偿后的离职。二、一审判决认定同心机器厂与黎志松在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法律逻辑混乱。黎志松1999年6月至2006年9月期间无缴费记录，黎志松称因当时工资较低，考虑到购买社保费用较高，故不愿意购买，但未举证证明，后续黎志松2006年9月开始的自由职业者参保记录无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就劳动关系是否确立，是否存在，应该适用一般举证规则。“同心机械厂入厂员工登记表”是同心机器厂能找到的仅存的历史性文件，该表由黎志松自行填写，注明进厂日期为2007年12月21日，黎志松主张有篡改的痕迹但是亦未举证证明。三、一审判决认定同心机器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黎志松是生产车间主任，其掌握企业历史管理文件、手工核心技术、下属人员安置等问题，交接工作时间长符合常理。黎志松提交的《离职通知书》并无原件（未有公章）予以核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不能认定是同心机器厂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凭证，《离职通知书》无盖公章，不能认定为公司意思表示。黎志松2019年7月9日申请辞职，接任车间主任梁建光2019年10月15日到岗，黎志松2019年11月11日受伤，伤后申请病假休息至2019年12月底，2020年1月因疫情停工，同心机器厂在2月12日才正式复工复产。综上，辞职及离职工作交接过程是清晰的，是黎志松对自己作出的辞职意思表示事后反悔，为谋取更大利益而发生本争议，并非同心机器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黎志松辩称，不同意同心机器厂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黎志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黎志松与同心机器厂于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同心机器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8958.32元(7000元／月×27个月×2-49041.6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同心机器厂于1983年5月10日成立，曾用名有沙湾公社同心机器厂、番禺县沙湾镇同心机器厂、番禺市沙湾同心机器厂，该厂经营场所于2014年6月10日由原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路122号变更为现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青萝路自编13号。翟某自2017年5月27日开始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黎志松入职同心机器厂后担任切削车间的车间主任，双方自2007年12月21日起签订了多份书面劳动合同，具体为：2007年12月18日签订合同期为2007年12月21日至2010年12月20日劳动合同，2010年12月21日签订合同期为2010年12月21日至2013年12月20日劳动合同，2013年12月21日签订合同期为2013年12月21日至2016年12月20日劳动合同，2016年12月21日签订合同期为2016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20日劳动合同，2019年12月2日签订合同期为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最后两份合同约定黎志松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2100元/月。黎志松曾于2019年11月11日在车间用液压车拉圆钢工作过程中受伤，伤后于2019年11月11日至12月14日进行门诊治疗，同心机器厂于2019年12月3日就黎志松该伤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黎志松于2020年1月8日被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20年3月31日，黎志松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心机器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78000元、支付1993年5月25日至2007年12月17日期间未与黎志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176000元、支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7000元、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年休假工资28965.5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247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黎志松与同心机器厂于2007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黎志松的其它仲裁请求。黎志松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心机器厂未提起诉讼。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1.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黎志松主张双方于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心机器厂则认为双方在2007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黎志松陈述其入职时同心机器厂公司地址在沙湾镇××路，后搬至沙湾镇××自××号，同心机器厂在1999年底转制，但公司还有继续经营，黎志松亦继续留在同心机器厂处工作，同心机器厂于2020年3月4日通知黎志松不用再回来上班，并于2020年3月9日向黎志松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同心机器厂陈述，同心机器厂原是国有集体企业，1999年底应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企业转制，转制时工厂包括黎志松在内的所有员工的工作年限均已按照区政府的要求进行补偿，劳动关系依法终止。黎志松后因个人就业需求，经同心机器厂领导批准后于2007年12月21日重新入职工厂，双方已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有重新办理入厂登记手续，黎志松在2019年7月提出辞职申请，此后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同心机器厂在2020年3月5日为黎志松办理退保手续，故劳动关系应在2020年3月5日解除。黎志松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缴费历史明细表、账户交易查询明细清单予以佐证。经质证，同心机器厂认为，对2010年1月5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的农商行沙湾古镇支行备注为同心机器厂公司的银行流水真实性确认。2005年6月3日至2009年11月3日期间的农商行沙湾古镇支行银行流水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关联性不予确认：（1）经查，“单位”一栏是由持卡人自行填写的，不能作为与同心机器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而且该申报项目是银行业务实名制后需要持卡人申报的类别，显示黎志松最近填报的工作单位状态，并不能证明黎志松陈述的与同心机器厂建立用工关系历史状态和痕迹，更不能作为黎志松主张的入职时间依据。（2）根据黎志松提供的流水显示：自2005年6月3日有一笔无单位名的代发“工资”收入后，一直到2006年4月4日才有第二笔无单位名的代发“工资”收入，期间相差近一年，且2006年4月有两笔“工资”收入该流水普遍工资发放方式不符。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黎志松主张的连续在同心机器厂处工作的依据。其中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1995年7月至1999年6月期间由同心机器厂为黎志松参加社会保险。2006年9月至2010年3月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社会保险。2010年4月至2020年2月由同心机器厂为黎志松参加社会保险。账号为010110010101880581001的账户交易查询明细清单载明，开户日为2005年3月31日，客户名为黎志松，单位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2005年6月3日、2006年4月4日、2006年4月30日、2006年6月5日、2006年7月5日、2006年8月4日、2006年9月5日、2006年9月30日、2006年11月3日、2007年1月5日、2007年2月5日、2007年3月9日、2007年4月5日、2007年5月8日、2007年6月5日、2007年7月5日、2007年8月3日、2007年9月5日、2007年9月30日、2007年11月6日、2007年12月5日、2008年1月4日、2008年2月10日、2008年3月5日、2008年4月3日、2008年5月5日、2008年6月5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8月5日、2008年9月5日、2008年10月7日、2008年11月6日、2008年12月5日、2009年1月5日、2009年3月5日、2009年4月3日、2009年5月5日、2009年6月5日、2009年7月3日、2009年8月5日、2009年9月4日均有备注“工资”的收入，但未显示对方户名。2010年4月至2020年3月的5日左右同心机器厂向黎志松支付工资。其中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的实发工资分别为3585.75元、2798.85元、2413.38元、2634.1元、2698.16元、3444.72元、3274.88元、2749.25元、867.22元、1384.96元、3059.33元、2417.5元。同心机器厂提供的2019年4月份至2020年3月份工资分配表显示，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的应发工资分别为4195.55元、3895.55元、2917.55元、3464元、3639元、4031.55元、4157.65元、3213元、1383元、1823.58元、3758.7元、2531.3元，合计39010.43元。同心机器厂提供了入厂员工登记表及劳动合同予以佐证。经质证，黎志松认为，对入厂员工登记表的三性不予以确认，根据同心机器厂的答辩意见，黎志松是在2007年入职后办理入职登记手续，但黎志松是1968年出生，至2007年12月应该是39岁，该登记表显示45岁，显然填写时间并非入职时候填写，黎志松入厂时间2007年12月21日，在数字上有篡改的痕迹，看起来像是刮了以后再填写的，故对此三性不予以确认。其中入厂员工登记表显示，黎志松年龄为45岁，进厂日期为2007年12月21日。同心机器厂还提供了潘宇雄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证明中载明，同心机器厂于1999年由镇办企业改制，我在1999年7月收到公司补偿，当年所有员工都有收到补偿款。2.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黎志松主张，同心机器厂厂长植敏坚于2020年3月4日通知黎志松说：“你说要走的话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黎志松向厂长表示说：“因为合同重新签过了，所以我没说要走了”。其后，黎志松于2020年3月5日起每天到同心机器厂处打考勤卡。2020年3月9日，黎志松本人及其女儿到同心机器厂公司找到同心机器厂的股东兼总经理翟某沟通上班的问题，翟某要求黎志松离职的时候，让黎志松把离职书带走并说可以申请仲裁，黎志松于2020年3月10日起没有再回到同心机器厂处。同心机器厂主张，黎志松于2019年7月8日向同心机器厂提出辞职申请，鉴于黎志松岗位为车间唯一管理人员，专业技术要求高，导致与新招聘的车间主任梁建光（梁建光于2019年10月15日入职同心机器厂）的工作交接时间长。其后，黎志松在2019年11月11日发生受伤事件，鉴于同心机器厂与黎志松双方对是否能认定为工伤，若为工伤，则工伤医疗期、停工留薪期亦暂时无法界定，导致双方2019年12月2日制作并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12月3日递交工伤认定材料，故该劳动合同为办理工伤认定而独立制作一份合同，该合同仅为申请工伤认定使用，并非双方续签劳动合同的文件。同心机器厂没有向黎志松发出过离职通知书面文件，黎志松于2020年3月5日与同心机器厂协商好辞职事宜后，于即日起离职于同心机器厂处。黎志松提供了离职通知书、告知书予以佐证。其中2020年2月14日同心机器厂向黎志松发出的《离职通知书》中载明，黎志松在2019年7月9日向我司递交了辞工申请书，目前工作已经顺利交接完成，可于2月15日后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并且结清劳动报酬。翟某在该离职通知书后手写签名。2020年3月15日黎志松向同心机器厂发出的《告知书》载明，其就2020年3月4日收到的离职通知书致函如下：其不存在离职通知书中所称事实，其自1993年入职以来在机加工部门工作勤勉尽责，无不胜任工作的表现，同心机器厂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54个月工资的经济赔偿金，要求同心机器厂在2020年3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工资并支付经济赔偿金。同心机器厂提供了辞工申请书予以佐证。辞工申请书载明：因本人不能胜任本职岗位，特申请辞工，望尽快批准。黎志松在2019年7月8日签名，翟某在2019年7月9日签名并书写：“因此岗位工作较为繁琐，需一段时间交接，批准2020年3月5日离职。如交接工作提早完成，也可提早离职。”。人事主管在2019年7月9日签名并书写：“同意。”梁健光在2020年3月2日在车间主任处签名并书写：“工作已完成交接。”同心机器厂还提供了梁健光在2019年10月11日的上岗前职业体检表及缴费凭证、2019年11月4日由梁健光与同心机器厂签订的劳动合同、领料单、派工单予以佐证。合同约定工作岗位为在切削车间担任车间主任工作，合同期限自2019年10月15日至2022年3月14日止，使用期为2019年11月5日起至2020年2月4日止。一审法院另查明，黎志松、同心机器厂均确认2008年至2019年期间，同心机器厂向黎志松逐年发放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共计51474.59元，其中2008年3100元、2010年3300元、2011年2500元、2012年2400元、2013年2691.99元、2014年2432.91元、2015年6033.33元、2016年6892.81元、2017年7596.79元、2018年7854.02元、2019年6672.74元。但黎志松认为，签订上述确认书时，双方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和终止，不符合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条件，同心机器厂以此规避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义务不应该得到法律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二是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首先，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同心机器厂未举证证明双方于1999年6月因企业转制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同心机器厂亦未举证证明当时已支付了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而同心机器厂提供的入厂员工登记表上未记载填写时间，该表格上载明的年龄为45岁，结合黎志松的出生日期，填写表格时间应为2013年，并非2007年。该表格上载明的进厂日期“2007年12月21日”的书写笔迹较其余书写部分而言明显不同且书写痕迹较为生硬，故不能以该入厂登记表作为黎志松进入同心机器厂工作时间的定案依据。其次，同心机器厂主张黎志松自2007年12月21日入厂工作，但同心机器厂至2010年4月起才为黎志松参加社会保险，故黎志松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以自由职业的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也同样不能证明该期间双方并未存在劳动关系。最后，结合黎志松提供的银行卡开卡信息、备注为“工资”的转账记录及庭上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采纳黎志松的主张，认定双方自1993年5月25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对同心机器厂抗辩称双方自2007年12月2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此外，同心机器厂虽不确认双方在2020年3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但其在仲裁裁决后未提起诉讼，视为服裁，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至2020年3月9日。综合上述认定，一审法院确认黎志松、同心机器厂双方自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黎志松虽在2019年7月8日向同心机器厂提交辞职申请书，但同心机器厂要求黎志松进行交接，且交接时间持续至2020年3月，在此期间黎志松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双方在2019年12月2日签订了合同期为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应视为双方就延长劳动关系期间达成了一致意见，同心机器厂认为该合同仅为办理工伤认定之用，并非续签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亦与法律规定相悖，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上陈述，可确认是同心机器厂向黎志松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同心机器厂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黎志松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根据同心机器厂提供的工资分配表及工资发放记录，可确认黎志松离职前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3250.87元/月，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黎志松工作年限，同心机器厂应向黎志松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75546.98元（3250.87元×27个月×2）。同心机器厂已向黎志松预付经济补偿金51474.59元，故还应向黎志松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4072.39元（175546.98元-51474.59元），对黎志松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黎志松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在1993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黎志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4072.39元；三、驳回黎志松的其余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同心机器厂提交了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1994年6月11日广东省番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同心机器厂在转制前的经济性质为集体；证据2.批复，拟证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在1999年4月20日批复同意工业公司转让同心机器厂及其附属的新新洗涤机械厂产权；证据3.番府（1999）44号文，拟证明参考番禺市政府在1999年6月16日批转市体改办，市国资局《番禺市国有企业职工保障基金管理和使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转制时，职工保障基金按实际工龄，从转制款中计提后，由基金发放补偿（国有企业标准为1200元/年；集体企业为1100元/年）；证据4.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存根，拟证明2005年8月至2006年4月期间，同心机器厂均通过支票方式，农信沙湾分社支付工资，由农信社代付。黎志松提交的银行流水均无备注“工资”的收入，足以证明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黎志松质证称，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文件及营业执照仅仅是反映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集体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对职工补偿的要求，但用人单位是否已经按照该规定去执行，有没有对黎志松进行补偿，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支票是农村沙湾分社收款支票存根，沙湾分社发放情况及明细应当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据无法显示具体代发工资情况，不能证明黎志松没有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应该提供工资发放记录、工资签收表及员工名册来证明和推翻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续。二审期间，黎志松提交了（2002）番法民初字第3905号的卷宗材料打印件，内容是2002年1月份至9月份切削车间工资分配表及民事判决书，工资分配表中加盖有同心机器厂的公章，其中载明在2002年1月份至9月份期间存在同心机器厂向黎志松发放工资记录的事实。同心机器厂质证称，据老员工陈述，黎志松提供的工资表工资数额比当时公司实际发放水平高，不排除是为在（2002）番法民初字第3905号案获取诉讼利益而特意制作的，并不反映2002年期间的用工事实，更不能证明存在连续用工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黎志松、同心机器厂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黎志松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黎志松提交的《确认书》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000元，故本院对黎志松主张同心机器厂应以月工资7000元为标准予以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不予采信；因黎志松提交的加盖有同心机器厂公章的工资分配表载明其在2002年1月至9月期间有在同心机器厂工作并领取工资，此份证据与同心机器厂在二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同心机器厂并无证据证实在其转制时已向黎志松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且双方在2019年12月2日签订了合同期为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应视为双方就延长劳动关系期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认定，对同心机器厂提出的其与黎志松在2007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无需支付黎志松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黎志松、同心机器厂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黎志松负担5元，由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同心机器厂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