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6民终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伯成，男，196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梦露，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信贤，男，195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奇铭，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玥，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万达建设集团诸暨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07号万达财富大厦24层。法定代表人：周伯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碧峰，男，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周伯成因与被上诉人蒋信贤、原审第三人浙江万达建设集团诸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置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7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伯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梦露，被上诉人蒋信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奇铭、许玥，原审第三人万达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碧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伯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周伯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已对房屋折抵价款结算完毕，双方房屋折抵对价款的事项互不追究”是错误的，且三项理由难以成立。（一）一审判决第一项理由以案涉房产竣工达数年已满足审计条件、周伯成应当积极推进审计、但后续签订的和解协议未涉及审计内容不符合商事主体趋利属性为由，推定双方对房屋处置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故而无需进行审计，系逻辑混乱、本末倒置。1.审计与否系协议签订后的履行行为，双方的意思表示在书面协议签订时已经达成一致，不能以周伯成是否推进审计倒推双方对于房屋处置价格的真实意思。2.即使周伯成未能及时组织审计导致房屋造价成本增加，蒋信贤也可以主张要求扩大的财务成本不计入造价或直接向周伯成主张损失，而非从源头上否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周伯成、蒋信贤均为成熟的商人，何况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既涉及民事诉讼，又涉及刑事报案。如果双方当时真欲变更案涉房屋价格，也应当会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明确约定。（二）一审判决第二项理由认为《和解协议》签订背景的第1点载明双方就与陈鑑勇相关的6000万元支付事项存在争议，推断除陈鑑勇相关款项外，对《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其他事项并无争议，且认为周伯成知晓蒋信贤转让给第三人的价格与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并非完全一致，从而认定周伯成对房屋折抵款项的内容无异议，该项说理与一审得出的结论完全无关。1.《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对陈鑑勇相关款项有争议的背景下达成的，当然无需对《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其他内容重新约定。2.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因尚未有审计结果，双方对房屋价格并未产生争议也无法产生争议，当时没有争议并不意味着双方对房屋价格进行了重新约定。3.蒋信贤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系其儿子、儿媳及利益关系方，该转让价格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三）一审认为使用“只需”表述排除了《和解协议》第一条第1款之外存在其他资产转让款的可能性，结合第3款内容认定双方已明确对其他房屋折抵价款的事项互不追究，认定对房屋折抵款项达成最终结算，系对《和解协议》的错误理解。1.《和解协议》第一条第1款是对陈鑑勇相关款项的争议处理，《补充协议》第10条、第11条亦是双方对于陈鑑勇相关款项及其他余款的约定，一审判决将其扩大到排除《和解协议》第一条第1款之外存在其他资产转让款的可能性，歪曲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和解协议》第一条第3款系双方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双方同意互不追究违约责任，该条涉及的房屋折抵对价款及折抵房屋办证事项，特指周伯成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第6条的承诺在2016年5月30日起2个月内协助蒋信贤完成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双方同意不再追究。二、本案系周伯成与蒋信贤对于意思表示内容存在不同解释而引发的争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和解协议》并未有任何词句、条款明确约定双方同意变更房屋价款，同时结合《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和解协议》是基于解决陈鑑勇相关款项的争议背景下签署的、以及双方作为成熟商人的商事习惯，足以认定《和解协议》并未对《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房屋价款进行变更。蒋信贤答辩称，一、2013年5月，蒋信贤与周伯成签署资产转让协议，2015年8月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由于周伯成没有按照资产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履行，2017年2月，蒋信贤起诉周伯成，经法院判决确认，蒋信贤胜诉。此后周伯成以刑事举报为要挟，逼迫蒋信贤放弃款项，蒋信贤才与周伯成进行了结算，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周伯成与蒋信贤的最终结算，已经明确周伯成的应付款项，金额不存在争议。二、根据和解协议的行文，可以看出周伯成与蒋信贤之间的结算清楚。和解协议的内容并非像周伯成所说只是为了解决转让款，只有一小部分内容与资产转让款有关，大部分内容都是其他经济纠纷，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为了通盘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争议，双方的约定明确而具体，结算清楚，周伯成应支付给蒋信贤的款项明确。三、周伯成的起诉明显属于恶意诉讼。双方争议的万达财务大厦早已竣工，案涉房产在转让过程中从2016年9月29日到2017年7月25日和解协议签署前，周伯成都没有提起过建造成本超过原来确定的6500元的价格。双方之间签订和解协议前完成了房屋的折抵，明确可以看出双方已经结算完毕。2019年12月31日之前，周伯成在没有征询过蒋信贤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了成本价审计，审计中有大量虚假的金额，并发函告诉蒋信贤相应款项需要进行对冲抵销。这种做法就是周伯成在和解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不诚信的行为，不应该得到法院认可。综上，本案中双方之间对于资产转让的价格以及房产折抵已经结算清楚，不应该因为周伯成的不诚信行为另行审计结算。万达置业公司述称，对周伯成与蒋信贤之间的纠纷不清楚。审计报告是专门请第三方审计机构作出的，该审计报告是真实的。如果对审计报告有异议，可以重新审计。周伯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蒋信贤向周伯成支付房屋抵偿款9619645.79元，并赔偿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7日，蒋信贤（甲方）与周伯成（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确定协议中的整体转让资产的转让对价为净价1.3亿元，支付期限及方式约定其中1项为：乙方同意以万达置业公司在建二层办公楼暂按6500元/㎡折抵转让款（暂定1560万元，最终以成本价及实际面积为准）。2015年8月7日，蒋信贤（甲方）、周伯成（乙方）及万达置业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其中对办公楼折抵又进行了约定：该两层办公楼仍暂按均价6500元/㎡价格计算，暂定总价计为1560万元，最终计算总价时，面积以房产证登记面积、价格以万达置业公司确定的平均成本及楼层系数为依据，相应确定总价后进行调整，多还少补，乙方必须确保最终与万达置业公司其他股东确定的方法和标准相同。另该协议对与陈鑑勇有关的债务等内容作出约定。2016年9月29日、2017年7月25日，案涉房产分别以6305元/㎡（6楼）、6500元/㎡（21楼）的价格予以销售。2017年8月，蒋信贤（甲方）、周伯成（乙方）及浙江万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丙方）就三方之间资产转让等相关事宜签订《和解协议》一份，作出如下约定：一、关于资产转让款的有关争议1.甲、乙双方同意对陈鑑勇有否支付3亿元承包款事项不再争议，确认《补充协议》第9条确定的3000万元支付办法继续有效，但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剩余的3000万元；即《补充协议》第10条、第11条对甲、乙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乙方在本和解协议生效后只需支付《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第4项涉及的6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因已于2016年12月底向甲方支付了500万元，乙方尚需继续支付甲方2500万元，其中应在2017年12月底支付500万元、2018年12月底支付1000万元、2019年12月底支付1000万元。3.甲、乙双方确认，本和解协议签订后，双方互不追究之前的违约责任（如有时）。除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判决处置的争议事项外，其他如房屋折抵对价款及折抵房屋办证等事项，有关责任均不再追究。七、其他事项1.三方确认，本和解协议与《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不一致的均以本和解协议为准。2019年12月31日，万达置业公司函告周伯成：万达财富大楼的平均成本为每平方10325.91元。综合楼层系数，就6层、21层办公楼确定最终决算成本价为2521.964579万元。同日，周伯成向蒋信贤寄送函一份，内容如下：“......万达财富大楼的平均成本为每平方10325.91元。1.综合楼层系数，就该已抵的两层办公楼确定最终决算总价为2521.964579万元，您已付1560万元，应付961.964579万元。2.根据资产转让协议，我应于2019年12月底之前支付给您人民币1000万元。3、综上结算，与本人应付1000万元相抵，本人应付给您38.035421万元。如有异议，随时可以核对，多还少补”。同日，周伯成向蒋信贤支付了剩余的38.035421万元。次日，蒋信贤收到了周伯成寄送的上述函件。蒋信贤认为周伯成尚未履行完毕和解协议中约定的需在2019年12月底前付的1000万元债务，故提起诉讼，该院审理后作出（2020）浙0681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认定周伯成所做的债务抵销通知不发生抵销效力，判令周伯成应支付蒋信贤转让款961.964579万元及违约金。周伯成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浙0681民终2804号民事判决，认定蒋信贤对债务抵销通知提出异议，且双方对房产对价争议较大，不宜在该案中一并处理，周伯成可另行主张权利，如周伯成主张债务抵销事实成立，可以溯及至抵销通知之时，以达到抵销的法律效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周伯成、蒋信贤之间达成资产转让并以房产折抵股权转让款的合意，房产持有人万达置业公司亦无异议，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现案涉房产已处置完毕，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折抵房产的价格如何确定。周伯成主张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面积以房产证登记面积、价格以万达置业公司确定的平均成本及楼层系数为依据，根据万达置业公司审计得出的成本价，案涉房屋共应折抵25219645.79元。蒋信贤辩称万达置业公司的审计报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能作为确定成本价的依据，房屋折抵款双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已进行结算。根据各方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该院认定如下：第一，从时间上看，周伯成和万达置业公司均陈述万达财富大厦于2014年9月19日竣工，案涉房产于2016年9月29日、2017年7月25日确定价格出售给案外人，距竣工已达数年，应当已经满足开展建造成本审计的条件，即使因故无法审计，周伯成作为万达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期从事建筑行业，对于建造成本有预估的判断。万达置业公司陈述除本案外，另有与其他股东之间关于以房产抵偿债务的约定，如本案争议的财务成本中的利息成本确实存在，周伯成作为万达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积极推进开展审计并与房产买受人或抵偿人进行结算，以减轻利息成本、回笼资金。但在向案外人转让房产及之后签订和解协议过程中，均未涉及建造成本进行审计的内容，不符合商事主体的趋利属性，可以推定双方对房屋处置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故而无需进行审计。第二，和解协议开头部分载明了签订协议的背景，其中第1点载明“为进一步明确《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所涉有关对价支付条件、期限等及其他有关事项，甲、乙方又于2015年8月7日签订了关于该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就与陈鑑勇相关的6000万元支付事项存在争议......”，据此可以推断出双方对于除陈鑑勇相关的款项外，对资产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其他事项并无争议。且和解协议签订时房产已实际转让，转让手续的办理须经周伯成、万达置业公司配合，周伯成知晓转让价格与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并非完全一致，而在和解协议中未涉及房屋折抵价款如何结算的内容，可以认定对于房屋折抵款项的内容无争议。第三，和解协议中关于资产转让款的有关争议第1点载明“乙方在本和解协议生效后只需支付《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第4项涉及的6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虽该条款系关于涉及陈鑑勇有关的争议，但使用“只需”的表述，排除了除该条款之外存在其他资产转让款的可能性。结合第3条内容“甲、乙双方确认，本和解协议签订后，双方互不追究之前的违约责任（如有时）。除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判决处置的争议事项外，其他如房屋折抵对价款及折抵房屋办证等事项，有关责任均不再追究”，虽该条款前半部分内容关于违约责任，但后半部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及的案件并非仅关于违约责任，故该条款并非如周伯成所称仅关于违约责任的放弃，该条款最后部分双方已明确对其他房屋折抵对价款的事项互不追究，亦应认定双方已就房屋折抵款项达成最终结算。基于上述理由，该院认定双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已对房屋折抵价款结算完毕，双方房屋折抵对价款的事项互不追究。鉴于此，对于万达置业公司审计得出的建造成本价的合理性该院不作评判。周伯成主张以万达置业公司的内部审计价格确定房屋折抵款，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周伯成起诉要求蒋信贤支付房屋抵偿款9619645.7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伯成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于签订《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解协议》三份协议以及《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对房屋折抵款计算方式的约定基本一致，即暂定均价6500元/平方米，总价1560万元，最终计算时按房产证登记面积以及万达置业公司确定的成本价进行调整均无争议，予以确认。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周伯成与蒋信贤是否已在《和解协议》中对房屋折抵款结算完毕。周伯成主张《和解协议》是双方为处理涉及陈鑑勇款项的纠纷而签订，其中并无房屋折抵款计算完毕的相关内容。蒋信贤辩称签订《和解协议》是为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多种纠纷，房屋折抵款在该协议中业已结算完毕，周伯成尚应支付的款项清楚明确。经查，首先，周伯成及万达置业公司一致陈述万达财富大厦于2014年9月19日业已竣工，而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于2013年5月7日签订，周伯成若认为《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均价及总价款与实际成本出入较大，则应及时启动审计程序以确定实际成本，并与蒋信贤商洽调整《资产转让协议》中确定的折抵款金额。但周伯成并未启动审计程序，其与蒋信贤、万达置业公司于2015年8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仍沿袭了《资产转让协议》关于房屋折抵款的计算方式。直至周伯成、蒋信贤、浙江万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签订《和解协议》之时，距离工程竣工长达3年，且在双方经结算后明确周伯成尚应支付蒋信贤款项的情况下，周伯成仍未启动审计程序并就房屋折抵款数额提出异议。其次，万达置业公司将本案讼争二层办公楼于2016年9月、2017年7月出售给案外人，单价分别为6305元/平方米、6500元/平方米，周伯成作为万达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出售情况应系明知。周伯成主张买受人系蒋信贤亲戚或利益相关方，则反映周伯成与蒋信贤在以物抵债过程中实际交付抵债物时已经确定了房屋单价，该单价也略低于或等于《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暂定单价，而对于出售总价与暂定总价之间80余万元的差距，蒋信贤也作出了税费负担方面的合理解释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再次，从《和解协议》签订的时间看，万达置业公司将案涉办公楼于2017年7月出售完毕后，随之蒋信贤、周伯成、浙江万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签订了《和解协议》；从《和解协议》的内容看，涉及了双方之间多种纠纷的处理，并非仅针对陈鑑勇款项问题。《和解协议》第一条明确系“关于资产转让款的有关争议”，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资产转让款1.3亿元由房屋折抵款（暂定1560万元）、关于陈鑑勇回收款（6000万元）、其余应付款（5440万元）构成，而《和解协议》第一条第1点约定和解协议生效后周伯成只需支付涉及陈鑑勇款项中的3000万元，第3点约定“房屋折抵对价款及折抵房屋办证等事项，有关责任均不再追究”，足以反映双方对资产转让款事项已经达成一致，在款项争议方面确定由周伯成再行支付3000万元以作结清。综上，本院认为蒋信贤陈述其与周伯成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已经谈妥房屋折抵事宜并通过《和解协议》结算完毕的陈述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纳。周伯成、万达置业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后两年自行启动审计程序，并要求以万达置业公司单方委托形成的《审计报告》确定房屋折抵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伯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138元，由周伯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佳丽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