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2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良海，男，197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寺镇天井村。法定代表人：胡合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平，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本根，男，198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进芬，湖北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兴乐天粮油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南漳经济开发区涌泉工业园清龙路。法定代表人：邓永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菊香，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双利农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随州曾都区工业基地**。法定代表人：周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祥，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良海、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农夫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本根、襄阳兴乐天粮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农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双利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2020）鄂1024民初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良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服金额为1335900.55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系错误认定，二审法院应当改判按城镇标准计算上诉人伤残赔偿金。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01年就取得装饰装修工职业资格证书。在取得该证书后，上诉人一直从事装饰装修工作，依赖该技能在外谋生，并未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结合上诉人发生事故前所从事的工作也可以证实，上诉人的主要收入均来源从事相应的技能劳动所获得报酬。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事发前虽然在荆州农夫乐公司做工，也居住在该公司，但该公司位于江陵县××天井村××组，并非城镇，因此不符合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的情形，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精神，受害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中，上诉人务工的企业虽然位于农村，但是并非是在农村务工，其本质上其收入来源于企业，即属于来源于城镇，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而一审法院武断地认为，只要务工公司位于农村就不符合在城镇务工的事实，是对法律狭隘的理解，系错误的认定。因此，一审认定的残疾赔偿金中第一部分为295038元错误，应为676818元。原告的全部损失应当为1744809.55元。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法律关系为承揽关系错误，应为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权限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可以看出，雇主的授权或者指示是雇佣关系的重要特征。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到荆州农夫乐公司做事是上诉人龚本根要求的，而且要上诉人去了以后听荆州农夫乐公司老板胡合成的安排，费用为350元一天，吃住都在荆州农夫乐公司里面，平时的工作主要是胡合成在安排，不在的时候由上诉人自行安排。综上可以看出，上诉人是根据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的指示在从事相关工作，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也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一般来说，承揽关系的支付方式是履行完毕后一次性支付，或是双方明确约定报酬的支付方式，对此双方依约比较清晰，报酬不仅包括劳动力价格，还包括自带设备、技术及其他工本费等。而雇佣关系报酬支付一般有一个相当较长的工资支付周期，如按星期、按月支付工资，工资支付有该行业比较固定的标准，报酬体现的是劳动力价格。而且，承揽关系支付前还有对承揽人劳动成果的质量进行验收的过程。而雇佣关系，则不存在对劳动成果质量进行验收。只要雇员进行了劳动，雇主一般就要支付工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约定的是固定的工资报酬即350元每天，并非约定将平台建设完工的固定费用，本质上还是体现的上诉人的劳动力的价格。而且，上诉人一直吃住都在荆州农夫乐公司里面，跟其他用工的工人也没有区别。因此，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雇请从事劳务活动，应属雇佣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错误，应当由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雇佣关系归责原则来看，因本案是雇佣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条规定了受害人只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民法理论上的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因为疏忽或者过于自信，不仅没有遵守法律对他较高的义务，甚至连常人一般应该注意并能够注意的要求都没有达到，以致造成某种损害后果。在本次事故中，上诉人在请假两天后才回来上班，对于设备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情，而且是因为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的工人将排灰管的抱箍给拆了，这样的安全隐患并不是上诉人所能知晓的，上诉人也不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是承揽关系，从而错误地进行了过错分摊。在本次事故中，上诉人受雇于被上诉人荆州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将因定排灰管的抱箍拆卸，导致安全隐患。被上诉人湖北双利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按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施工，导致烘干机上靠顶端的梯子处有一米没有安装。两被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受伤有过错，应对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荆州农夫乐公司辩称，1.张良海系农业户口，农闲时在外打零工，收入来源并非务工收入，且居住在农村，依法应当按农业户口计算，一审按农业户口性质认定损失正确。2.张良海本身就是包工，既然是包工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具体详见我方上诉状。3.张良海受伤是因为自身缺乏安全常识，作为电焊专业技术人员，在明知高空作业存在危险却未系安全带，且知道不能脚踏无法承受其自身重量的排灰管，经襄阳兴乐天公司员工提醒后，张良海坚持要脚踏排灰管返回地面导致自身摔伤，说明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张良海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张良海上诉理由及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龚本根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答辩人与张良海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2.张良海上诉状中只有第二点提到了龚本根，上诉人提到“一审法院认定张良海到荆州农夫乐公司做工是龚本根要求的”，实际上，一审判决书并未有该认定，上诉状中所提到的雇佣关系的雇主是荆州农夫乐公司，不是龚本根，上诉状第三点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也未提到龚本根，因此，本案与答辩人没有直接关系。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湖北双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1.答辩人交付的梯子是完整的，一审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2.烘干机的主体部分，荆州农夫乐公司已经验收，且已经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并办理了农机补贴，补贴也发放到了荆州农夫乐公司。3.张良海受伤事件发生在烘干机主体部分交付验收之后，答辩人对于事发现场没有管理控制的可能性。4.张良海受伤原因是其踩踏荆州农夫乐公司自建的排灰管坠落导致，与答辩人产品没有任何关联性。5.本案是张良海与荆州农夫乐公司雇佣关系纠纷，答辩人与张良海没有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即便是荆州农夫乐公司就烘干机主体部分向答辩人主张产品质量责任，这也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荆州农夫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裁定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不是本案承揽关系的主体，不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从本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张良海、龚本根提供的证据以及相关事实来看，案涉平台的制作安装属于承揽关系。首先就案涉平台的制作安装的过程来看，只要求案涉平台的制作安装结果，不追求过程，即只需要将平台制作安装符合通常使用标准及功能即可，至于该平台由几个人来完成，在几天内完成，如何完成以及制作安装人员的工作时间等，均不是定作方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张良海在从事制作安装平台过程中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不具有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其更符合加工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其次，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张良海、龚本根均提供了各自的证人证言（证人王某、秦某、黄某、肖某、阎某、熊某），这些证人证言均一致认定张良海系包工头，其由张良海所雇请，工作由张良海安排，工资由张良海结算。如果是本案平台制作安装系雇佣关系，则这些平台制作安装工人即证人也不应当由张良海来雇请。另外，根据张良海的陈述，龚本根按每天350元结算，但所雇请的工人工资为每天150及280元不等，即张良海从中获取了利润，说明其不属于雇员从事劳作。故被上诉人制作安装案涉平台不属于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但一审判决认定承揽关系的主体错误，上诉人并不是本案承揽关系的定作方，与被上诉人张良海及龚本根均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其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签订的《烘干机辅助设备供货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所购设备及工人进场后支付货款。既然工人进场才支付货款，说明所购的皮带输送机等设备安装是襄阳兴乐天公司完成，即襄阳兴乐天公司是案涉平台的定作方。2.被上诉人张良海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其受襄阳兴乐天公司杜师傅安排其上平台量尺寸时掉落地面受伤，也说明案涉平台的定作方系襄阳兴乐天公司。3.从被上诉人张良海及襄阳兴乐天公司杜师傅等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来看，襄阳兴乐天公司也属于平台的定作方。事故发生当天，张良海与杜师傅一同在制作平台的地点协同从事该承揽事务。二、被上诉人龚本根与襄阳兴乐天公司之间成立案涉平台的加工承揽关系，龚本根承揽涉案平台后再将承揽事务交由被上诉人张良海完成。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张良海在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中的陈述，均一致承认其由龚本根雇请，即张良海对龚本根将案涉平台承揽事务交其完成的事实作出了自认。根据民诉法解释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该自认事实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龚本根及张良海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一致陈述这些证人系由龚本根介绍为张良海做事，并与上诉人及其他被上诉人不相识。3.证人秦某的证言中陈述：有一天上诉人胡老板见其在闲坐，然后打电话告诉龚本根，为此，龚本根和张良海还对其进行了批评。如果龚本根不是承揽方，上诉人不会告诉龚本根，龚本根也不会和张良海一起教训秦某等人。4.张良海一审开庭时当庭陈述，龚本根向其支付了工资，包括本次的工资及以前的欠款，共计支付5万元。虽然龚本根认为是支付以前的欠款，不是本次的工资，但龚本根并没有提供以前所欠张良海债务及欠款数额的依据。既然龚本根有向张良海支付了款项，那只能证明所支付的款项包括龚本根交其完成本案承揽事务的工资。5.因上诉人尚欠襄阳兴乐天公司货款，即襄阳兴乐天公司委托上诉人于2019年6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龚本根支付了承揽案涉平台的报酬20000元，并载明为工资款，与其他垫付给龚本根的关于张良海医疗费用明显区别。该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和证据八的微信截图及转账记录进行佐证，但一审判决对该事实遗漏未予认定。另外，如果龚本根仅仅只是介绍人，那就不会接受制作平台的工资款及垫付给张良海的医疗费，而是直接由张良海收取。6.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即上诉人老板与龚本根的微信语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龚本根与襄阳兴乐天公司系长期合作关系，当初上诉人并不想购买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及双利公司的设备，系龚本根多次向上诉人游说推荐购买，其目的是为了承揽固定皮带输送机的平台工程，且承揽该平台所需材料清单也均由龚本根提供并安排。上诉人将该微信语音已刻制成光盘并整理成书面文字内容提交法庭，在休庭当时将手机中的原始语音向龚本根代理人进行了播放，其代理人也拷贝了该语音聊天内容。但一审判决以该证据未提交原始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无法显示具体内容为由未予认定。故一审判决未采信该证据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7.龚本根提交的证据二即工作量记录单，虽然该记录单为张良海所记录，但张良海陈述是受龚本根安排记录，并且将该记录单交由龚本根作为计算费用的依据。既然龚本根将该证据原始记录单提交法庭，说明张良海已将该记录单交付龚本根，如果龚本根不是承揽方，那张良海不会将该记录单交付给龚本根。三、湖北双利公司所出售的烘干机架梯未安装上顶，质量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即一审判决认定湖北双利公司所出售的烘干机架梯安装完整的事实错误。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张良海，包括襄阳兴乐天公司当庭均陈述案涉平台旁的烘干机架梯没有安装上顶。且为证明此事，上诉人还提交了未安装上顶及安装上顶的照片对此予以证明。但一审判决以未安装完成，属于肉眼可见的安装缺陷，上诉人不会在安装调试单上签字，更不会出具欠条为由认定架梯此前已安装完整，明显错误。首先该验收单中所载明的验收内容并没有架梯是否安装完整事项。其次，上诉人的负责人虽然在该验收单上签字，但注明“只看见你胖子，电机正反转，再没看见别的调试”，由此说明，湖北双利公司仅作了电机调试验收，对其他事项并没有调试验收。所以，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据并认定该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定性即案由错误。张良海的诉讼请求为被上诉人龚本根、襄阳兴乐天公司、双利公司及上诉人共同赔偿其损失，其事实与理由为受龚本根雇请，襄阳兴乐天公司松动排灰管抱箍及湖北双利公司架梯未安装上顶造成安全隐患，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说明张良海系以四被告共同侵权为由起诉，并不是单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另外，根据上述事实，本案属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关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规定，而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关于在承揽关系中造成损害的规定。五、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张良海之间存在承揽法律关系，因上诉人作为定作方并不存在选任过失，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所承担的责任明显过重，与过失程度不符。张良海虽然为高空作业，但法律并没有承揽高空作业业务需要相应资质的规定，即定作方将工作交由承揽方完成并没有资质要求，且其具备装饰装修资质。所以，一审判决以张良海没有高空作业资质，上诉人对选任存在一定过失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即使存在选任过失，其过失程度与一审判决的承担30%的责任不符，即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明显过重。张良海辩称，同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龚本根辩称：同对上诉人张良海的答辩意见。补充，1.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襄阳兴乐天公司存在案涉平台加工承揽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上诉人所提到张良海的自认，仅认定自己陈述的事情，不能认定别人的事实。上诉人提到证人陈述由龚本根介绍给张良海做事，进一步确认龚本根是介绍人。3.关于证人秦某的证言，代理人跟龚本根进行确认，没有对秦某进行批评。4.5万元是之前的欠款，并不等于本次给的工资。5.上诉人提到上诉人欠襄阳兴乐天公司货款，襄阳兴乐天公司委托上诉人转款，是上诉人捏造的事实，实际上工资款是上诉人委托龚本根交付给张良海的。6.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经过代理人与龚本根确认，微信记录删除了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因而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7.关于工作量记录单，在一审已经确认张良海在出事后，龚本根到现场收拾看到的记录单，并非张良海交付给龚本根，因为当时张良海在住院，也不可能交付。综上，上诉人对龚本根的上诉理由均是上诉人根据假设来推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襄阳兴乐天公司辩称，同对上诉人张良海的答辩意见。补充，1.上诉人对答辩人签订的烘干机辅助设备供货合同第七条规定错误理解，该条仅约定答辩人的设备进厂及工人进厂，工人安装的是答辩人提供的设备，案涉平台不属于答辩人提供设备范围，故答辩人与张良海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二点第5项称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答辩人委托上诉人支付报酬，不存在该事实。上诉人称受答辩人委托没有口头或书面委托凭证予以证实。张良海在一审时自认2万元是荆州农夫乐公司支付的，并没有提到是答辩人支付的。湖北双利公司辩称，对上诉人张良海的答辩意见。补充，1.荆州农夫乐公司的烘干机购买过程如下：答辩人提供烘干机主体部分供应和安装，平台由荆州农夫乐公司自己搭建，是在烘干机主体上部顶端搭建的通行平台，时间点是主体部分已经交付完毕后平台搭建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2.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三份照片说明，该照片来源于答辩人员工工作群日常汇报，第一份照片反映的是答辩人在主体部分完成后架梯是完整的，第二份照片反映的是事发后答辩人又去拍的图片，架梯顶端缺失，第三份照片与第二份照片拍摄是同一时间，内容是缺失的架梯被荆州农夫乐公司在平台上做通行辅助材料使用。张良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19887.55元、后续医疗费30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200元、营养费36500元、护理费687166.17元、误工费32414.17元、残疾赔偿金879386.67元、交通费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法医鉴定费2900元、住宿费6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110元，共计2444064.56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后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湖北省2020年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进行计算，将护理费变更为750796元、误工费变更为35564元，总金额相应变更为2510844.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9日原告张良海到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做输送带平台，6月22日原告借助其他已经建好的平台上到车间顶部的平台量尺寸后原路返回下来，后原告第二次上到该平台，再次下来时未选择原路返回，而是选择借助烘干机旁的排灰管上到架梯后从架梯下来。原告在踩上排灰管后因该排灰管无法承受其重量导致原告与排灰管一起掉下，造成原告摔下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江陵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多处骨折，截瘫等。2019年6月27日出院后转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治疗，共在该院转科室治疗4次，于2019年10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脊髓损伤、截瘫、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肠道。共住院123天。其中原告在江陵县人民医院产生住院医疗费17172.66元，在同济医院产生住院医疗费397577.89元、门诊医疗费2430元。2019年11月1日原告购买医疗用品支出1500元，2020年1月14日在松滋市人民医院支出门诊费795元，2020年4月13日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支出门诊检查费412元。2019年6月28日至2019年9月23日原告在同济医院住院期间雇请护工支出护理费17600元。原告受伤后购买医疗器械轮椅及拐杖共计花费4110元。2020年4月17日，原告的伤情经松滋立德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二级伤残，营养期暂定为24个月，建议自鉴定之日起给予后续治疗费1200元/月，内固定取出后续治疗费20000元，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支出鉴定费2900元。另查，原告张良海户籍性质为农业，户籍地址为松滋市××同××村××号，其于2001年取得装饰装修工职业资格，原告在荆州农夫乐公司做工期间，吃住均在该公司厂内，且均免费。张良海父亲张元兴生于1948年11月14日，母亲张远翠生于1950年11月15日，两人共生育三个子女。张良海女儿张思为生于2003年9月11日。原告受伤后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共为原告垫付费用232000元。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与湖北双利公司于2019年3月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就烘干机、生物质颗粒锅炉（环保）产品达成买卖协议，并为方便对烘干机主体部分进行检修安装了专用的检修架梯。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与襄阳兴乐天公司于2019年4月签订一份烘干机辅助设备供货合同，由襄阳兴乐天公司向荆州农夫乐公司供应下粮坑提升机、双层圆筒初清筛、进烘干机输送机、出粮皮带输送机、电控柜及电缆线，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由襄阳兴乐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损失金额的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2020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原告张良海的损失为：1.医疗费419887.55元，依据原告提交的正规医疗收费票据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6150元，参照荆州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按50元/天，住院123天计算；3.后续治疗费48800元，根据鄂司鉴协[2018]6号文件，瘫痪（伤残三级以上、三个月以上）康复治疗的时间是二年内，故应计算两年，后续治疗费为20000元+1200元/月×24月；4、营养费酌定20000元；5.残疾赔偿金400801元。伤残赔偿金，原告户籍性质为农业，事故前虽在荆州农夫乐公司做工，也居住在该公司，但该公司位于江陵县××天井村××组，并非城镇，不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的情形，故应按农村标准16391元/年计算，16391元×20年×90%，为29503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父母及子女均为农业户籍，原告未提交其父母及子女应按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计算的证据，故参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15328元×9年×90%÷3人+15328元×11年×90%÷3人+15328元×2年×90%÷2人，为105763元；6.护理费383804元，定残前护理费按居民服务业标准42677元/年计算，42677元/年÷365天×（300天-88天）+17600元，为42388元，定残后护理费按居民服务业标准42677元/年，暂计算10年，42677元/年×10年×80%，为341416元，此后再次产生的护理费原告可另行主张；7.误工费35077元，原告事故前从事电焊工作，结合其持有的装饰装修工职业资格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原告未提交有效的工资证明，参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42677元/年计算其误工费，误工天数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为300天；8.残疾辅助器具费4110元，依据医疗器械发票予以支持；9.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根据原告伤残程度酌定；10.交通费酌定1500元，根据原告就医治疗实际情况酌定；11.鉴定费2900元。以上共计1363029.55元。二、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与湖北双利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与襄阳兴乐天公司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庭审中认为，根据其与襄阳兴乐天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原告所做的涉案平台应属于襄阳兴乐天公司所供应，且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原告是根据襄阳兴乐天公司的杜师傅安排上平台量尺寸，认为原告是襄阳兴乐天公司所雇请，襄阳兴乐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本人则认为其是龚本根所雇请到荆州农夫乐公司做事。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与湖北双利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内容中均无关于本案涉案平台的安装或供应内容，即本案原告所做的与涉案平台有关的工作内容与湖北双利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均无关，原告与湖北双利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关系。关于原告与被告龚本根、荆州农夫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庭审中陈述：“是龚本根要我们去农夫乐做事，要我们去了之后听米厂的老板胡合成安排，胡老板说怎么做就怎么做。”“龚本根说他跟胡老板谈的是350元一天，他给我也是350元一天。”“龚本根路过一次（农夫乐公司），去厂房看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我做工期间）住在农夫乐公司工厂里，是胡老板安排的，住宿不需要交费，吃饭也不要钱。”根据以上陈述，可以看出龚本根并未在此活动中获利，且从未对原告的工作内容作出安排，结合龚本根提交的证据四微信语音记录显示，原告因农夫乐公司的胡老板未付钱就让原告等人上高去做事而向龚本根发牢骚，说明原告对农夫乐公司应向原告付工钱的事实认可，若原告认为其是受龚本根的雇佣，应直接向龚本根要求付工钱，而不会涉及农夫乐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龚本根在原告与荆州农夫乐公司之间应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介绍人。关于原告与荆州农夫乐公司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原告庭审中陈述平日的工作内容是农夫乐公司的胡老板在安排，胡老板不在就是原告在安排。原告的工作内容是为农夫乐公司搭建平台，平台建完此工作就完结，原告与荆州农夫乐公司并不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原告提供劳务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工作成果，而且是独立完成以上劳务，综合以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符合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荆州农夫乐公司是定作人，原告是承揽人。三、赔偿责任的承担。原告与湖北双利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关系，湖北双利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对原告的受伤亦不存在任何过错，故该两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被告龚本根作为一个中间人，其在介绍原告与荆州农夫乐公司的负责人相识后，原告的具体工作内容即由农夫乐公司在安排，其对原告的本次受伤无过错，龚本根也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将其公司内的平台交给张良海等人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庭审中陈述曾两次上到平台，第一次往返所走的路线均未发生任何问题，第二次下来时原告图方便未从原路返回才发生本次事故，原告张良海作为承揽人，其在从事承揽活动中遭受自身受伤的人身损害，系原告自身未尽审慎义务踩到不能承载原告重量的排灰管上导致其从高空坠下致伤，因此所受的损害，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但原告所从事的高空搭建平台，系高度危险作业，原告虽有装饰装修工资质，但并无高空作业资质，被告农夫乐公司对选任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与其过失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荆州农夫乐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408909元（1363029.55元×30%），原告自己承担70%为宜。荆州农夫乐公司已垫付232000元，还应赔偿17690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良海各项损失共计408909元，已付232000元，还应赔偿176909元；二、驳回原告张良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53元，由原告张良海负担24353元，被告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因原告已预缴，被告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应付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二审中，被上诉人龚本根申请证人阎某出庭，拟证明案涉工程是张良海自己完成的，与龚本根无关。上诉人张良海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证人只上了一个小时班，对工程承接及工资发放不能做明确回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质证意见：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张良海是包工头，工人都是为张良海打工，不能证明是为我公司打工，也不能证明张良海与龚本根之间的法律关系。证人陈述不清楚工程是谁承接的，与我方上诉事实理由相吻合。被上诉人襄阳兴乐天公司质证意见：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无异议。被上诉人湖北双利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人证言可以证实龚本根介绍阎某给张良海，由张良海安排具体工作内容。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一审认定龚本根在本案中的身份是介绍人是否有依据；2.张良海与荆州农夫乐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公司之间是何法律关系；3.一审划分责任是否适当；4.一审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张良海的残疾赔偿金是否有依据。关于一审认定龚本根在本案中的身份是介绍人是否有依据。结合一审中张良海在庭审中的陈述、龚本根提交的微信语音记录、荆州农夫乐公司提交的秦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龚本根介绍工人、工程给张良海，且未从中获利，也未到施工现场监督或安排工人工作，其与张良海之间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故一审认定龚本根在张良海与荆州农夫乐公司之间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介绍人并无不当。关于张良海与荆州农夫乐公司、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公司之间是何法律关系。荆州农夫乐公司主张襄阳兴乐天公司是案涉平台的定作方，其依据为双方签订的《烘干机辅助设备供货合同》第七条约定所购设备及工人进场后支付货款。本院认为，《烘干机辅助设备供货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供货产品不包含平台，故荆州农夫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荆州农夫乐公司主张其欠襄阳兴乐天公司货款，襄阳兴乐天公司委托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龚本根支付了承揽案涉平台的工资款20000元。襄阳兴乐天公司对该说法不予认可。因荆州农夫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襄阳兴乐天公司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授权其转款，故其上述主张不成立。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公司与荆州农夫乐公司均为买卖合同关系，供应相关设备，但与本案的平台安装没有关联性，故张良海与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关于张良海与荆州农夫乐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张良海经龚本根介绍，为荆州农夫乐公司建设案涉平台，并安排指挥工人工作，荆州农夫乐公司通过介绍人龚本根向张良海支付工作报酬20000元，以上事实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故一审认定荆州农夫乐公司是定作人，张良海是承揽人并无不当。关于一审划分责任是否适当。龚本根作为张良海和荆州农夫乐公司承揽工程的介绍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襄阳兴乐天公司、湖北双利公司和张良海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荆州农夫乐公司将案涉平台交给张良海完成，张良海作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造成自身损害，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但荆州农夫乐公司作为定作人，对从事高空平台搭建作业的人员选任存在过失，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酌定荆州农夫乐公司对张良海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张良海自行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张良海的残疾赔偿金是否有依据。张良海于2001年取得装饰装修工职业资格，其受伤时亦在荆州农夫乐公司做工，故其收入来源于非农业，张良海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审按照其户籍地和荆州农夫乐公司住所地来认定张良海的残疾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良海的残疾赔偿金应为676818元（37601元/年×20年×90%）。综上，上诉人张良海的损失为医疗费419887.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50元、后续治疗费48800元、营养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67681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5763元、护理费383804元（定残后暂计算10年，此后再次产生的护理费张良海可另行主张）、误工费35077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1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交通费1500元、鉴定费2900元，共计1744809.55元。荆州农夫乐公司应向张良海赔偿523442.87元（1744809.55元×30%），扣减荆州农夫乐公司已垫付的232000元，还应赔偿291442.87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良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2020）鄂1024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荆州农夫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张良海291442.87元；三、驳回上诉人张良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353元，由原告张良海负担23294元，被告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负担30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61元，由上诉人荆州市农夫乐米业有限公司负担5280元，由上诉人张良海负担15381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传益审判员  殷 芳审判员  杨叶玲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曹 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