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5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应红莲，女，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瑶春，永康市公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康市祺巧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下街村凤凰路155号第一幢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黄锦女，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俏钦，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应红莲因与被上诉人永康市祺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6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应红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二、由祺巧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一、本案双方除了买卖合同关系外，还存在借贷关系，在双方多种民事法律关系并存，所付款项中有货款、还款的情况下，祺巧公司理应像2017年7月4日一样，注明款项用途，但其并未注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祺巧公司所付款项中哪些为货款的事实，应由祺巧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应红莲，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二、在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的交易习惯为“双方凭入库单结算，结算后入库单由祺巧公司收回，而后再由祺巧公司根据结算结果付款”，充分证明应红莲持有并提交法庭的2018年1月至7月，共51份入库单并未进行结算的事实，且能与祺巧公司从2019年4月起每月支付应红莲货款10000元，完全偏离原有交易方式的事实相对应，共同印证了应红莲持有的本案51份入库单进行结算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完全置事实于不顾，以与常理不符为由予以否定，认定事实显然有误。三、本案双方对2017年12月31日前货款已经结清的事实并无争议，特别是在货单已由祺巧公司收回，借条已交还祺巧公司撕毁的情况下，先前来往账款已无法再算。就算按照一审判决所算，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的总货款为1173676.8元，祺巧公司所付货款为1114500元，祺巧公司也还应当支付应红莲货款59176.8元。而一审判决错误采信祺巧公司所谓“2017年之后的付款已多于应红莲主张的货款及双方认可的借款”的主张，以至于错误认定2018年1月至7月货款已全部付清。一审判决作出的实体处理明显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四、祺巧公司的证据均是当庭提交，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黑白，企图将还款抵作货款，而从庭审情况来看，祺巧公司在2017年8月4日向应红莲支付的113300元，在2017年12月25日所付103500元中的101300元，2017年3月26日支付102000元，均属还款与利息。而祺巧公司当庭提交证据，导致应红莲仓促应对，加上其所提交的是二年前的交易凭证，时间较久，让应红莲仅凭记忆在法庭上陈述事实，难免有误。一审法院不能以当事人陈述不一致作为排除应红莲货款请求权的根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 祺巧公司辩称：关于应红莲与案外人的借款是否存在，是否应列入应红莲债务的问题，根据应红莲一审、二审庭前的陈述，其所主张的借款只有20万元，但上诉状中第四条，2017年8月4日的113300元，2017年12月25日103500元，2018年3月26日102000元，都是偿还借款。按照这样计算，借款应该有30万元，明显与应红莲在一审的主张、二审庭前核实相违背。祺巧公司认为应红莲的主张无事实依据，逻辑混乱，前后陈述不一致，不能为其主张提供有效的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应红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祺巧公司支付应红莲货款18050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1.2018年1月至7月，双方之间发生的纸箱买卖总交易货款为382664.8元。2.2019年1月29日-2020年6月6日，祺巧公司分十六笔支付应红莲货款共计211000元。3.2017年1月3日、1月4日应红莲通过应小勇向祺巧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锦女转账支付借款共100000元。4.2017年1月4日至2018年3月26日祺巧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锦女通过银行转账分六笔转给应红莲418527元，其中除了2017年8月4日的二笔共计113300元及2018年3月26日的102000元，其余均系支付货款。5.2018年7月11日，祺巧公司向应红莲转账支付货款8万元。6.祺巧公司通过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汇票支付应红莲货款20万元，其中包含应红莲起诉状中自认的7万元。双方存在争议的是：2018年1月至7月的货款是否已全部付清。对此，该院认为，按照应红莲的陈述，应红莲主张2017年4月份的货款从2017年7月4日开始支付，故其在庭前提交了2017年4月-12月所交货物及付款情况清单一份，其中明确2017年4月份的货款2017年7月4日已付清，2017年5月至12月双方总交易额为791012元，对于该交易祺巧公司的总付款为79万元。但该清单中实际付款系80万元，应红莲认为其中2018年9月12日中的1万元系借款利息，而应红莲在庭审中陈述借款分别于2017年8月4日、2018年3月26日已归还本息，故该1万元亦应为支付货款。故根据应红莲的计算，2017年5-12月的总付款已经超过总货款，应红莲关于付款时间、金额的对应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姑且按照应红莲主张的2017年5月-2018年7月的总货款和总付款来计算，交易总额791012元加上382664.8元共计1173676.8元，付款总额80万元加上应红莲自认的上述清单上没有的211000元，以及应红莲在庭审中确认的在上述清单中没有的2017年12月25日的103500元共计1114500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按照应红莲在该案中的陈述计算，也无法得出祺巧公司拖欠货款18万余元的结论。况且应红莲的陈述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前后矛盾，不能与双方提交的证据相印证，而祺巧公司主张的在2017年7月4日之后的付款已经多于应红莲主张的货款及双方认可的借款。另外，按照应红莲起诉状中的陈述，祺巧公司系在应红莲再三请求之下在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支付货款，若未进行结算，祺巧公司在不知金额的情况下却连续支付了16笔共计211000元，这与常理不符。综上，应认定2018年1月至7月货款已全部付清。应红莲提交的证据2与其庭前提交的2017年4月-12月所交货物及付款情况清单及庭审中的陈述不能相对应，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应红莲提交的证据4系照片，无原件，借条署名人亦非祺巧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祺巧公司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双方对付款性质存在争议的部分，双方均无补强证据，且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认定，故对该部分付款的性质不作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红莲主张祺巧公司拖欠其货款依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应红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4元（已减半收取），由应红莲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交易的货款是否已经付清。根据应红莲的主张，其与祺巧公司在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发生的货款金额为822129元，在2018年1月至7月期间发生的货款金额为382664.8元，共计货款总额为1204793.8元。而祺巧公司支付的款项中，应红莲认可祺巧公司自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11月27日支付的821000元，2018年11月至2020年6月支付的211000元以及2017年12月25日支付的103500元均为货款，以上合计支付货款为1135500元。关于祺巧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支付的113300元款项，双方在二审中均认可系祺巧公司归还应红莲于2017年1月3日和1月4日委托应小勇分两次转账给祺巧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锦女共计10万元的借款。因此，本案主要争议的是祺巧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支付的102000元是否系本案货款的问题。应红莲主张该102000元系祺巧公司归还黄伟阳于2018年2月12日向应红莲借款的10万元，但祺巧公司抗辩系支付本案货款。对此，应红莲作为举证责任方，有责任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其仅提供了一份黄伟阳出具借条的照片复印件，且祺巧公司不予认可，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应红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如应红莲与黄伟阳之间还有其他纠纷，应红莲可另行主张。综上，祺巧公司支付的货款合计为1237500元（1135500元＋102000元），已经超过双方在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发生的货款总额，故一审认定应红莲主张祺巧公司拖欠货款，依据不足，并无不当。综上，应红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8元，由上诉人应红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斯欣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傅琳红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