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艳，女，196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从兰，女，196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泽，男，195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邵波，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乃亮，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晓艳因与被上诉人王从兰、王俊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7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晓艳，被上诉人王从兰、王俊泽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邵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王从兰、王俊泽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性质应为担保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为股权转让性质属于法律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从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为乐伯乐工贸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伯乐公司）因经营项目扩大，急需周转资金，经乐伯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艳请求，王俊清同意向乐伯乐公司提供融资1000万元，并以李晓艳将乐伯乐公司的股权转让到其个人名下为担保，在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中也约定了案涉股权的回购条款，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直至约定的回购期限届满前也是一直由甲方（即李晓艳、李某1、李某2、李小敏）实际经营该公司。其次，李晓艳认为案涉股权的转让行为并非孤立的，其转让是以王俊清向乐伯乐公司提供1000万元融资款为前提，而案涉股权的回购则是以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三年半内甲方（即李晓艳、李某1、李某2、李某3）经营扭亏为盈作为条件。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王俊清出借的1000万元融资款，大部分都是由其直接乐伯乐公司贷款的银行用于偿付乐伯乐公司所欠的本金及利息，另一部分款项支付给李晓艳后，由李晓艳用于归还乐伯乐公司在诉讼中所欠的案款及工程款。且在2010年李晓艳也积极对案涉股权进行回购，但是由于王俊清的拒不配合，导致李晓艳至今未能回购案涉股权。一审法院无视这些事实，仅凭一份承诺书的部分内容就作出判决，属于法律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中李晓艳、李某1、李某2、李某3向王俊清、王从兰、王俊泽出具的《承诺书》是基于借款合同关系作出的，不能简单的将该《承诺书》理解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一部分，应当从整体上进行考量。该案中涉及的《承诺书》并非是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条款，也不是该协议的组成部分，而是李晓艳为了促成乐伯乐公司的融资借款，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该债权系具有不特定性的将来债权（即李晓艳以股权转让作为担保后，王俊清出借给乐伯乐公司1000万元融资款），但在让与担保的设定中，被担保的债权不以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现实债权为必要，将来变动中的不特定债权，亦可成为担保对象。所以该承诺书是基于王某某与乐伯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的一部分。综上所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的特点，其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完全符合让与担保的基本架构，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故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王从兰、王俊泽全部诉讼请求。王从兰、王俊泽辩称，关于李晓艳提到之前已经经过法院审理处理，王从兰、王俊泽需要澄清，第一，之前判决针对的是关于李晓艳与方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第二，在本案中案外人王某某以及本案当事人王从兰、王俊泽与乐伯乐公司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并非为任何借贷关系提供的担保。李晓艳所称存在借贷是为了扩大乐伯乐公司经营这个背景是不存在的，王从兰、王俊泽在一审中也举证证明了李晓艳在本案中及其他案件中都确认乐伯乐公司在2006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没有开展任何经营活动，不存在需要扩大项目的背景。王从兰、王俊泽从未与乐伯乐公司签过任何合同，股权转让款也并非直接支付给乐伯乐公司，王从兰、王俊泽提交的证据显示所有款项都是直接向李晓艳支付的，个别的是李晓艳指定的李某3。因此无论从协议是否存在以及实际款项支付都不存在与乐伯乐之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因此李晓艳所称股权转让是为借贷提供担保没有依据。第三，承诺书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日签订，对股权转让进行了明确，明确李晓艳名下20%股权不属于李晓艳，只是名义上持有。最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内容不符合担保的构成要件。一审中王从兰、王俊泽提交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判决都已经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不存在让与担保的条件。王从兰、王俊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公司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0万元）中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00万元）归王从兰所有；2.判令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公司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0万元）中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00万元）归王俊泽所有；3.判令李晓艳协助办理将乐伯乐公司股权变更至王从兰、王俊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公司的股权变更至王从兰、王俊泽名下；4.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晓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从兰为王某某之妻，王俊泽为王某某之兄。2006年10月29日，李晓艳、李某1、李某2、李某3作为甲方与王从兰及王某某、王俊泽（共同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乐伯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后的乐伯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王某某出资1200万元，王从兰出资400万元，王俊泽出资400万元。乐伯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有关合同单据和工商、税务、代码等相关证照、印章、财务账簿全部移交给乙方，需用时甲方向乙方申请。乙方将公司承包给甲方经营，因为甲方在乐伯乐公司中已经没有股份，为了方便甲方承包经营，由乙方组成的董事会决定李晓艳在对外业务中的身份是公司执行董事，在近期上报给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的材料中仍然体现乐伯乐公司的法人代表为李晓艳。乙方在取得股权受让后承诺给甲方三年零六个月的经营权限（自2006年12月30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期间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承包费为每月33000元，于每个月的10日前付清。如在三年半内甲方经营扭亏为盈，甲方可逐步出资赎回转让给乙方的股权。如到期后甲方没能力赎回转让给乙方的股权，乙方将有权收回乐伯乐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厂房、场地等。甲方将无条件迁出、腾退。乙方可自行处置。如果甲方在约定期满后，没能力赎回全部股权而又想继续使用乐伯乐公司的厂房场地及其设备设施，可在得到乙方的同意后再与乙方另行订立租赁协议。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李晓艳、李某1、李某2、李某3向王某某、王从兰、王俊泽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一、李晓艳不拥有任何乐伯乐公司股份，公司对外业务、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文件中显示的李晓艳占有20%的股份是名义上的。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更改。二、合法经营，保障投资人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保证把资金用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项目上。三、如果到2010年6月30日为止经营效益不佳，放弃赎回该上述公司。无条件将使用得厂房场地腾空迁出。2006年10月30日，乐伯乐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登记，乐伯乐公司股权登记情况为：李晓艳将乐伯乐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王某某，李某3及李某1将乐伯乐公司合计10%的股权转让给王从兰，李某2将乐伯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王俊泽。李晓艳持有乐伯乐公司20%的股权。2008年10月13日，李晓艳名下股权变更至方某某名下。李晓艳以方某某为被告、王某某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要求确认2008年10月13日乐伯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方某某返还李晓艳乐伯乐公司20%的股权。后一审法院（2015）通民（商）再初字第1821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312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08年10月13日乐伯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案审理期间，乐伯乐公司20%的股权登记在李晓艳名下。另，2014年，李晓艳、李某1、李某2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回购条款，后被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006年10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李晓艳等人作为转让方出让的是乐伯乐公司100%的股权，并对股权转让后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明确约定。李晓艳等人作为转让方在同日出具《承诺书》亦明确表示李晓艳不再拥有乐伯乐公司股份，并承诺“公司对外业务、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文件中显示李晓艳占有20%的股份是名义上的。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更改”。该内容对转让方与受让方对李晓艳名下乐伯乐公司20%的股权归属进行了明确约定，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的股权情况、出资情况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确认。据此，王从兰、王俊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确认李晓艳持有乐伯乐公司20%的股权分别归其二人各自享有10%，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王从兰、王俊泽要求李晓艳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李晓艳理应按照《承诺书》中的承诺予以协助。李晓艳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其与王某某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意见，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及《承诺书》载明的事实不符，且其提交的双方之间款项往来记录并不能显示其与王某某之间形成借款合意，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认可。李晓艳主张王从兰、王俊泽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但王从兰、王俊泽向李晓艳之间系关于股权归属的物权请求权，不适用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且《承诺书》中并未明确约定股权变更的具体时限，故其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工贸发展（北京）有限公司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0万元）中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00万元）归王从兰所有；二、确认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工贸发展（北京）有限公司2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0万元）中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00万元）归王俊泽所有；三、李晓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将其持有的乐伯乐工贸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权按照上述一、二项确定的义务分别变更至王从兰、王俊泽名下。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晓艳向本院提交了本院（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0769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申字第63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股权是李晓艳的。王从兰、王俊泽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李晓艳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因王从兰、王俊泽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李晓艳在2010年曾以2006年10月30日李晓艳与王某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是作为融资借款的担保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晓艳认为2006年10月30日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李晓艳与王某某之间系借款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但李晓艳未能举证证明其2006年10月30日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李晓艳不能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李晓艳持同样理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作出（2012）二中民申字第069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晓艳的再审申请。2.本案在审理中，王俊泽、王从兰主张股权转让款为1000万元，并主张实际支付1132.992万元。李晓艳主张王某某实际支付款项为1040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股权让与担保的问题。本案中李晓艳主张乐伯乐公司因经营项目扩大，急需周转资金，王某某同意向乐伯乐公司提供融资1000万元，并以李晓艳将乐伯乐公司的股权转让到其个人名下为担保，《股权转让协议》性质应为担保合同。但此前法院对于李晓艳持同样理由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请求进行了审理并认定李晓艳未能举证证明其2006年10月30日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据此作出了驳回其诉讼请求的生效判决。现李晓艳仍基于此理由要求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为担保合同，考虑到让与担保的发生和成立是以被担保债权的发生或成立为前提条件的，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双方之间并未存在主债权，且在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关于质押借款的内容，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约定回赎条件，但未载明该条件与李晓艳所主张的借款清偿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鉴于李晓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系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且王俊泽、王从兰亦对此予以否认，结合前案的结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李晓艳等人作为转让方出让的是乐伯乐公司100%的股权，并对股权转让后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明确约定。各方均应恪守履行。结合李晓艳等人在同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李晓艳持有的乐伯乐公司20%股权分别归王从兰、王俊泽各自享有1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晓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晓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赵 纳法官助理 林家诚书 记 员 刘 欣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