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17行初44号原告：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金阳一路。法定代表人：谢树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祝嵩，湖北重道律师事务所。被告：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衡州大道176号。法定代表人：陶宏伟，该局局长。行政机关负责出庭人：魏鹏程，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罗光亚，该局工作人员被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红旗街14号。法定代表人：刘润长，该区区长。行政机关负责出庭人：李满堂，系区司法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利锋，湖北君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璟，湖北君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金川，男，1997年7月23日出生，现住河南省上蔡县。委托代理人：陈飞跃，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超洁洗涤公司）不服被告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新洲区人社局）作出的新人社工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洲区政府）作出的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分别向向被告新洲区人社局、被告新洲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答辩状、举证须知等诉讼文书，向第三人朱金川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答辩状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超洁洗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祝嵩，被告新洲区人社局副局长魏鹏程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光亚，被告新洲区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出庭人李满堂及委托代理人周利锋、王璟，第三人朱金川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飞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28日，新洲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关系经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开劳人仲裁字第4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朱金川与用人单位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2019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用人单位跟车搬运工，2019年3月28日16:00时许在车间上货时右脚第五脚趾被平车轮压伤。在举证程序中用人单位虽作出了《情况说明》，不认为朱金川工伤，但未提供朱金川右脚第五趾受伤不属工伤的证据，根据人社部《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令第8号》第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以上事实，本机关认为朱金川因事故受到伤害，其情形现决定认定为工伤。”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不服，向新洲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20年11月2日，新洲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超洁洗涤公司诉称：一、受伤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2019年9月4日，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达(2019)鄂0191民初2579号判决书第4页第15行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29日下午3吋许，朱金川因头疼通过微信向刘将请假两天。2019年3月30日下午5时许，朱金川因脚痛通过微信向刘将请假。”朱金川在其住院病案上陈述2019年4月，其脚受伤。因此导致保险无法报销。在工伤决定书中认定，2019年3月28日16:00时许，朱金川的右脚被压伤，属于工伤。人民法院所认定的时间是基于对既有证据审查和朱金川本人的自述。该文书已经生效，即认定的事实己经产生法律效力。即2019年3月29日，朱金川因头疼开始向申请人请假，30日因脚疼请假。那么，2019年3月28日朱金川到底是脚受伤还是头部受伤呢？根据常识脚受伤是不可能导致头痛的。朱金川在诊断过程后，又陈述脚是自行摔伤，受伤的时间与其陈述时间又不一致，并且排除了因工作原因受伤的情形。虽然，举证责任应当由单位负担。但是，受伤的基本事实依旧由朱金川陈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如何确定具体受伤的时间是否是工作时间和因工作原因是认定工伤的基本前提；二、2019年3月28日下午四点，没有任何人看到或听说朱金川在工作中受伤。朱金川陈述事故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16时”，此时刻正值上班时间，不可能偌大一个厂医（我单位有数十名员工）只有朱金川…个人1：班，其他人都不在岗。朱金川在本次认定之前曾向工伤部门申请过工伤认定，在申请中陈述其一个人在洗衣厂拉货时受伤，该陈述与此次前后不一，亦不符合生活常识，不是事实。朱金川2019年3月29日下午3点44分给其上级主管刘将发微信请假说头痛，没冇提及脚受伤或脚痛。2天后朱金川自己辞职回家,也没有提到因工作原因受伤。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并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被告1、2作出的认定并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作出的新人社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事实采信有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新人社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超洁洗涤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商业保险理赔通知书，拟证明朱金川受伤时间并非是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所记载的时间。被告新洲区社保局辩称，一、认定工伤经过。朱金川于2019年12月30日向我局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述称其系超洁洗涤公司搬运工，2019年3月28日下午四点在车间上货时右脚第五趾被平车轮压伤。我局于2019年1月6日正式受理该案，并向用人单位超洁洗涤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书》副本和《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后超洁洗涤公司向我局邮寄了《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公司授权委托书。二、认定工伤理由。首先，因该《情况说明》只是超洁洗涤公司提交的朱金川不构成工伤的书面意见，未提交否认朱金川为工伤的证据材料。其次，朱金川与超洁洗涤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有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该判决业已生效。综合上述观点，以及我局所作调查，认定朱金川为工伤。三、认定工伤法律依据。人社部《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令第8号）第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超洁洗涤公司在举证期间内未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和上述规定，我局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朱金川为工伤。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新洲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在法定时效内申请工伤认定：证据二：（2019）鄂0191民初25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受伤事实成立；证据三：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证明工伤认定主体适格；证据四：仲裁裁决书，证明劳动关系成立；证据五：病历资料，证明第三人受伤事实；证据六：上蔡协和医院情况说明2019年6月7日，证明伤情事实成立；证据七：上蔡协和医院情况说明2019年12月26日，证明伤情事实成立；证据八：《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方履行法定受理程序；证据九：《举证告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方履行了告知义务；证据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方履行了决定及救济途径告知义务。被告新洲区政府辩称，一、我方作出新政复决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超洁洗涤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向我方申请行政复议，经过责令提交答复书、书面审查、集体研究、领导审批等程序，我方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新政复决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日通过邮政快递送达给超洁洗涤公司、新洲区社保局、朱金川。二、我方作出新政复决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依据上述法律条款，超洁洗涤公司没有证据排除朱金川因工作原因受伤，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法律条款没有排除朱金川的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受伤与工作性质相关，符合其工作内容导致受伤部位的可能性，也符合事实原貌，新洲社保局依据法律规定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妥。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新洲区政府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新证复议决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送达回证三份，证明新洲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二：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工伤认定环节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仅仅出具说明没有举证证实第三人朱金川所受伤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第三人朱金川述称，一、新人社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均认定朱金川在2019年3月28日所受伤害为工伤，以上文书认定事实清楚，结论正确，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受伤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下午四点，没有任何人看到或听说朱金川在工作中受伤，”，朱金川在工伤认定阶段及行政复议阶段，超洁洗涤公司均未提交证据佐证朱金川所受伤害并非工伤，仅凭自己主观臆断来否定客观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综上，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第三人朱金川举证如下：证据一、工伤认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朱金川认定为工伤，应当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二、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朱金川发生工伤的事实，且超洁洗涤公司已经知晓。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如下：对于被告新洲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因新洲区政府、朱金川均无异议，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也仅只对证据二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因该份判决书已经产生法律效力，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新洲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因新洲区人社局、朱金川均无异议，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也仅只对证据二情况说明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因该份情况说明系超洁洗涤公司自身所书写，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超洁洗涤公司提交的证据，因该份理赔通知书系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此通知书内容并未载明朱金川受伤的事实，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第三人朱金川提供的证据，证据二本院无法核实通话对象的身份及微信号“刘江”的真实身份，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朱金川系原告超洁洗涤公司的搬运工。朱金川自称2019年3月28日16:00时许在车间上货时右脚第五脚趾被平车轮压伤，伤情经上蔡协和医院诊断为：1.右足第5趾骨骨髓炎；2.右足第5趾骨皮肤坏死。2019年12月30日，第三人朱金川向新洲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社保局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同日向原告超洁洗涤公司邮政快递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书》副本和《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后超洁洗涤公司向新洲社保局递交了《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公司授权委托书达，新洲社保局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新人社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朱金川因事故收到伤害，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不服，于2020年9月4日向被告新洲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新洲区人民政府作出新政复议字（2020）第16号复议决定书，维持新洲社保局作出的新人社险决字（2020）第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不服，遂诉至本院，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另查明，朱金川与超洁洗涤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经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开劳人仲裁字第4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自2019年3月3日至2019年4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第三人朱金川与原告超洁洗涤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朱金川认为其所受伤害为工伤，超洁洗涤公司不认为是工伤，作为用人单位其应当向新洲区社保局提交朱金川所受伤害并非工伤的相关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但本案中超洁洗涤公司仅提交了其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并提供朱金川右脚第五趾受伤不是工伤的证据，结合朱金川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其非工作原因受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朱金川所受伤害符合以上情形，故被告新洲社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经受理、下达举证通知等程序，程序合法。原告超洁洗涤公司诉请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武汉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红卫审 判 员  邬小丹人民陪审员  黄友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杨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