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4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东，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女，1962年2月11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金水区。系上诉人杨旭东姐姐。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爽爽，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玲，女，196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宁，男，198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峰，女，198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术军，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戈，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旭东因与被上诉人王桂玲、王宁、张峰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22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旭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罗爽爽，被上诉人王宁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术军、李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旭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确认被上诉人王桂玲对二被上诉人王宁、张峰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被上诉人王宁、张峰将赠与款约94万元返还给上诉人杨旭东；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用、保全费用等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即作出裁判，明显不当。原审法院并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原审法院判决书中在经审理查明的部分，除“1、对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确认部分”外通篇均用“被告称”、“被告称”“被告提交”和“原告庭审称”等论述，并未有关于查明的与本案相关的事实论证，对案件中被告提供的各项证据及原告提供的各项证据也未进行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等认定，即裁判文书中对本案基本事实未有任何确定性的认定或陈述，故原审法院在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就匆忙作出判决，属于枉法裁判，应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待重新查明案件事实后，再依法作出判决，体现司法权威和公平公正。二、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在王桂玲与杨旭东结婚后，其二人婚后所取得的财产若无其他相悖证据证明确属于一方婚前个人财产的，首先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本案，其一，在诉讼中杨旭东与王桂玲当庭均一致确认二人结婚后并无财产分别制约定，那么婚后二人所取得的财产若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中的部分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均应认定为共同财产；其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赠与款均来源于王桂玲婚前个人财产和王桂玲母亲的赠与。而原审法院却以杨旭东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王桂玲的单方大额赠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判决杨旭东败诉，明显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举证责任在主张赠与款属于个人财产的王桂玲、王宁、张峰而不在杨旭东。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赠与行为处分的财产首先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若其中一方主张是其个人财产的，应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属于其个人财产，此种情况下则应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予以扣除。本案却本末倒置，对王桂玲婚内处分的财产，首先认定为其个人财产，然后要求婚姻关系中另一方举证证明处分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明显有悖于证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有悖与司法公平。故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三、被上诉人王宁对赠与款所作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主张不应被采纳。王宁曾在另案（房屋所有权纠纷）（案号为：（2020）豫0105民初5213号）中称45万元来源于王桂玲和杨旭东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下的赠与行为，目的是为了奖励王宁生育二胎和购买新房的装修款，并主张杨旭东对此知情并同意；9万元转账款则是王桂玲支付给张峰（王宁之妻）的家庭日常消费和旅游支出。王宁的上述主张是在庭下经过其深思熟虑之后，由其代理律师以书面形式呈交给法庭的，其该项主张也在生效的裁判文书中有所体现，故王宁在另案中的主张构成诉讼中的自认，对上述两笔赠与款杨旭东应免除举证责任。王宁在本案原审中又改口称45万元与9万元款项来源是王桂玲之母，其陈述与另案主张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违反了民诉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王宁当庭扯谎，藐视司法权威，足以证明其陈述不实，不足以采信。四、上诉人杨旭东婚后个人财产均交王桂玲支配，每月工资收入均按照王桂玲的要求，按时取出交王桂玲掌管，王桂玲无法证明94万元诉争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桂玲与杨旭东婚后，杨旭东的收入及各项财产均交由王桂玲掌握并支配，每月收入均按照王桂玲的要求取出并交其打理，王桂玲实际掌握了其二人的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在王桂玲掌握杨旭东的收入及其他财产，其银行账号又多次频繁转入转出的情况下，金钱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无法区分，故王桂玲并不能证明其赠与行为处分的财产中有多少来源于其婚前财产和其母亲的赠与，又有多少来源于杨旭东的个人收入和财产或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王桂玲的收入及杨旭东的收入，二人结婚后名下无一辆车也无一套房，夫妻二人所居住房屋实际登记所有权人为王宁，再对比王宁名下财产四套房产、两辆豪车（一辆奥迪一辆奔驰）、大额银行存款。杨旭东与王桂玲家庭经济状况和王宁张峰家庭经济状况对比差距悬殊，若非王桂玲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大额赠与王宁和张峰，杨旭东和王桂玲夫妻二人多年积蓄如何不翼而飞？年少的王宁和张峰又如何仅靠平凡的工作、微薄的收入而积累下与其收入极其不匹配的大额财富？王桂玲在原审称杨旭东收入不足以累计出诉争款项，即使真如王桂玲所称杨旭东收入不如王桂玲，但婚后夫妇一体，无论双方收入是否存在差距，二人婚后的收入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后王桂玲的收入与杨旭东的收入加在一起几十年积蓄下来难道还没有诉争的94万元吗？若赠与款并非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王桂玲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多年来掌握的夫妻共同财产如何消耗殆尽，是否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用于别处。五、被上诉人王桂玲行使家事代理权的单方赠与行为属无权代理，依法应予以撤销。王桂玲多次大额赠与王宁、张峰款项均未与杨旭东商议或征得杨旭东同意，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规定，未经共有人同意的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共有人有撤销权。王桂玲的赠与行使家事代理权并未经过杨旭东的同意，属于无权代理，杨旭东事后也未追认，故其赠与行为无效。另此前，杨旭东与王桂玲商议买房，王桂玲却在杨旭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其房管局职工的便利，将婚后杨旭东出资购买的房产登记在王宁名下（原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中王桂玲也自认现登记在王宁名下的该套房产为杨旭东出资购买），王桂玲将本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在未经杨旭东同意下即赠与给了王宁，该项事实已经由王桂玲自认，而原审并未认定。因房屋已经登记在王宁名下，故杨旭东仅主张王宁应退还房产相应现金价值及其他赠与款项共94万元给杨旭东和王桂玲。综上，上诉人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王桂玲、王宁、张峰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1.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充足证据证明诉争款项系被上诉人王桂玲婚前个人财产及受托代管其母陈景云之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杨旭东无关。本案并非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被上诉人已就自己的主张履行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反观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论是书证，还是录音证据，三性均存在问题，都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故上诉人所谓的本案基本事实未查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纯属无稽之谈。2.上诉人已在一审庭审中自认银行卡由其自己保管，实际上，自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桂玲再婚以来，双方在财产上一直保持独立，王桂玲在上诉人起诉前，根本不清楚他的收入情况，更别提掌握他的收入和各项财产。而且上诉人还一直抚养和帮助其与前妻生育的女儿，其所谓的婚后个人财产全交给王桂玲支配根本不实。3.上诉人自认2010年至2014年月工资为3000左右、年终奖3万元，然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建设银行交易流水，其全年收入共计5万左右，扣除其日常消费开支以及抚养、帮助亲生女儿的费用，再考虑到往年工资低于当年工资的因素，上诉人作为一名气象局员工，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2013年、2014年积累出诉争的94万元。其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亦不能要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4.上诉人用其与王桂玲的家庭经济情况和王宁、张峰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对比，反推王宁、张峰名下财产的来源，根本没有逻辑可言。根据一审已提交的证据，王桂玲、王宁的原始家庭物质条件明显高于上诉人，而且王宁、张峰作为工作多年的成年人，上诉人随意进行主观推断毫无根据可言。更何况王宁、张峰财产如何跟本案根本没有关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纯属狡辩。5.在诉争款项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下，母亲向孩子转账并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从公序良俗来看，母亲赠与独生儿子、儿媳财物是长辈对子女的关爱，符合我国伦理道德。上诉人主张的撤销赠与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已超过上诉期限，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曾于2021年1月向上诉人的代理人送达过判决，且其代理人已签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一审判决已送达至上诉人。同时，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五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登记立案时要求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第六条“当事人变更送达地址，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当事人未书面变更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在没有以书面形式变更送达地址的情形下，应以其一审登记立案时填写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故一审法院按其立案时书面确认的地址进行送达应视为已成功送达，上诉人提出的本次上诉已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三、上诉人为回归原始家庭，已提出了一系列诉讼，给被上诉人带来了诉累和精神打击。上诉人为了回归原始家庭，向已共同相处了二十余年的被上诉人提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诉讼，包括房产、车辆以及本案涉及的存款，试图从女方个人财产中分一杯羹，这给被上诉人带来了不少诉累和打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上诉期，依法应予驳回。杨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王桂玲对被告王宁、张峰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被告王宁和张峰将赠与款约94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为准）返还给杨旭东；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杨旭东与被告王桂玲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告王宁系原告杨旭东的继子，被告王宁与被告张峰系夫妻关系。2、2013年6月4日被告王桂玲通过其名下尾号为7569的交通银行账号向被告王宁转账40万元，被告称该笔款项系拆迁款；2014年4月8日，被告王桂玲通过其名下尾号为7569的交通银行账号向被告张峰转账45万元；2014年5月8日，被告王桂玲通过其名下尾号为7569的交通银行账号向被告张峰转账9万元，被告称该两笔款项系替其母亲代管的工资、福利、房屋出租收益等。3、被告王桂玲提交2010年8月29日、2010年8月31日与郑州市金水区拆迁事务所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黄河路下穿北编组站隧道工程拆迁指挥部住宅房安置补偿协议两份，主要内容：产权人王桂玲位于沙口路××楼东单元××西户，建筑面积56.46平方米，房产证号：02××91，每平方米4232元，计238938.72元；产权人王桂玲位于沙口路××楼东单元××号中户，建筑面积56.68平方米，房产证号：02××89，每平方米4232元，计239869.76元；等等。4、原告庭审中称2010年至2014年其每月工资基本三千元左右，年终奖3万元，银行卡是其自己保管。原告提交的其2012年至2014年工资流水显示：2012年12月20日发放工资28152.04元，2014年9月3日支取住房公积金71400元，2014年12月24日发放工资7604.95元，其余工资发放金额3000元至5000元不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诉请，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旭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00元，由原告杨旭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旭东主张2013年和2014年从王桂玲账户中转给王宁和张峰的三笔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王桂玲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应属无效，案涉款项应予返还。王桂玲称2013年6月4日转给其儿子王宁的40万元系拆迁款，2014年4月8日和5月8日转给其儿媳的45万元和9万元系替其母亲代管的工资、福利、房屋出租收益等。为支持其诉讼主张，王桂玲提交了安置补偿协议、其母亲的工资收入、证人证言等证据，在王桂玲提交了一定证据证明上述三笔款项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杨旭东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王桂玲的主张。故，杨旭东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无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由杨旭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涛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