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静瑶，女，197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静宇，女，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上述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克，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欣，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政，男，197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晓海，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狄春芬，女，195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原审第三人：李玲玲，女，198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金良，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帅男，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静瑶、吕静宇因与被上诉人吕政、狄春芬以及原审第三人李玲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3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庭询谈话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静瑶、吕静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两被上诉人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台州市新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两被上诉人签订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继承权，被上诉人狄春芬转让涉案股权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被上诉人吕政受让涉案股权亦非善意取得，该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具体如下：1.狄春芬持有的新乐公司35%股权系其与吕贵泉的夫妻共同财产，吕贵泉去世后，其所享有的股权份额依法转化为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2.狄春芬擅自处分吕贵泉的遗产系无权处分行为，其行为未获有处分权人的授权或事后追认。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才有效。上诉人曾多次对此事提出异议，于2019年1月25日最终督促狄春芬恢复股权原状，并在其后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行为表明，上诉人对狄春芬的无权处分行为未予事后追认。3.吕政明知狄春芬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却仍在明知将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狄春芬订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其并非善意取得，上诉人有权追回涉案股权。吕政作为吕家的家庭成员之一，应当知道狄春芬名下35%的股权系狄春芬与吕贵泉的夫妻共同财产，吕贵泉死后其所享有的股权份额转化为遗产，依法应由狄春芬、吕静瑶、吕静宇及吕政四人继承，故吕政不可能不知道狄春芬系无权处分。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见，两上诉人对于其决定放弃继承的吕贵泉遗产，均谨慎地通过公证的方式作出明示放弃，结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未经公证明示放弃的，均不应认定为上诉人放弃继承。吕政系被继承人遗产的唯一受益人，因此是完全知晓且了解的，但其仍在明知狄春芬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与之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继承权，显然不符合善意之要义。直至今日，吕政仍未依照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的对价支付给狄春芬，且不论涉案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公正合理，被上诉人之间的这一行为对于上诉人而言显然是恶意为之的。另外，根据《继承法》第24条的规定，狄春芬作为吕贵泉遗产的保管者，吕政作为吕贵泉的儿子，两人未尽到妥善保管遗产的义务，反而擅自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实施了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更令上诉人不解的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论理部分告知上诉人可另行向狄春芬主张权利。而本案不正是因狄春芬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向狄春芬主张权利吗？如果再另行起诉，一审法院能否确认不再将吕政作为被告或第三人追加进来以查明案情吗？这样一来，是否属于“一事不再审”？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完全是推卸责任，枉法裁判，判决结果让人难以接受。综上所述，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吕政辩称，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被上诉人并非恶意串通，但是该协议确实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是否无效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被上诉人吕政无法判断。 被上诉人狄春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第三人李玲玲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已经在（2019）浙1002民初734号案件中作了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2019）浙1002民初734号案件中归纳了三个争议焦点，其中一个便是关于2007年10月20日的股权转让效力问题，该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同时在事实认定部分展开性地指出两上诉人在2007年对两被上诉人之间处分股权的行为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均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对于系争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没有争议的，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系有效协议，本案一审延续了之前生效判决的认定结果，我们认为一审判决没有任何问题；二、从时间点上来讲，2007年10月14日，吕贵泉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后第六天，两被上诉人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两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及代表的财产转移是知情并且同意的。从证据上来讲，两上诉人跟被上诉人进行家庭协商和遗产分配，最终决定房屋和公司股权归被上诉人吕政所有，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至本案一审起诉，这十多年时间内，两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提出异议，对这一情况主观是明知的，至少可以构成默认；三、2007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该股权作了变更登记，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由被上诉人吕政持有该股权，从尊重股权登记生效主义和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保护公司交易安全和债权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出发，均不宜在十二年后推翻十多年前的股权登记。四、（2019）浙1002民初734号案件与本案一审判决情况有所不一，734号案件是吕政跟李玲玲离婚纠纷，为了避免李玲玲在离婚纠纷中分得其应有的财产和股权，吕政跟狄春芬恶意串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时间吻合恶意明显，这个是734号判决最重要的理由。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诉讼间隔十多年之久，前面也提到两上诉人应当对转让协议知情并且同意，因此从事实和法律关系来讲两个案件截然不同，可以做出不同结果的判决。最后强调一下，本案一审是在吕政跟李玲玲一审离婚纠纷判决做出后不久立刻提出，时间上来讲，两上诉人存在和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可能，其目的是损害原审第三人李玲玲的合法权益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静瑶、吕静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吕政、狄春芬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狄春芬与吕贵泉于1970年6月6日登记结婚，生育二女一子，即原告吕静瑶、吕静宇和被告吕政。吕贵泉于2007年10月14日去世。第三人李玲玲与被告吕政于2007年2月1日登记结婚。2018年12月17日，被告吕政向该院提起离婚纠纷案件诉讼，该院予以受理，至2019年8月9日，该案尚在审理中。新乐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8日，成立时由被告吕政出资1020000元，占比15%；被告狄春芬出资2380000元，占比35%。2007年10月20日，被告吕政、狄春芬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被告狄春芬将其持有的占新乐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份以2380000元转让给被告吕政。同日，新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转让行为。2007年11月5日，新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载明，新股东会由被告吕政等3名股东组成，被告吕政以货币3400000元出资，占50%。同时，新乐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6800000元；被告吕政认缴3400000元，实缴3400000元，以货币出资。2007年12月28日，新乐公司变更投资人股权备案情况登记，由被告吕政出资1020000元，占比15%、被告狄春芬出资2380000元，占比35%，变更为被告吕政出资3400000元，占比50%。2010年3月28日，新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5000000元；增资后，新乐公司注册资本为11800000元；被告吕政认缴新增出资2500000元，以货币出资5900000元，占50%。2019年1月25日，被告吕政与被告狄春芬签订《台州市新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吕政将其持有的占新乐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份，转让给被告狄春芬，转让价格为0万元；鉴于被告吕政取得该股权时没有向被告狄春芬支付转让款，被告狄春芬在本协议中亦不需实际支付转让款给被告吕政。同日，新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被告吕政将新乐公司35%股份转让给被告狄春芬，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将被告吕政持有新乐公司35%股份变更为被告狄春芬持有。之后，新乐公司章程修改为：被告吕政认缴1770000元，以货币出资；被告狄春芬认缴4130000元，以货币出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狄春芬。2019年2月13日，第三人李玲玲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吕政、狄春芬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台州市新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吕政、狄春芬将4130000元出资额（股权占比35%）恢复登记至被告吕政名下。该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浙1002民初734号民事判决，支持第三人李玲玲的上述诉讼请求。之后，被告吕政、狄春芬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浙10民终228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吕静瑶、吕静宇认为被告吕政、狄春芬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损害了二原告的利益，故而向该院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而（2019）浙1002民初734号案件系第三人李玲玲基于认为被告吕政、狄春芬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而向该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与（2019）浙1002民初734号案件的诉讼主体和诉由均不相同，故对第三人李玲玲所提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告吕政、狄春芬签订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虽然被告狄春芬持有35%新乐公司的股权形成于其与吕贵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告狄春芬系案涉新乐公司35%股权的持有人，其就涉案股份转让事宜与被告吕政达成合意，双方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修改了新乐公司章程，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如原告吕静瑶、吕静宇认为，被告狄春芬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另行向被告狄春芬主张权利。至于第三人李玲玲在诉讼过程中所提，本案存在原告吕静瑶、吕静宇与被告吕政恶意串通的问题，因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该院在判决时不作评述。综上，原告吕静瑶、吕静宇要求确认被告吕政、狄春芬签订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请求不合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静瑶、吕静宇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吕政与狄春芬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从法理上论：一、股权是集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在内的综合性权利，其除了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故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其所代表的财产利益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对夫妻离婚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处理，亦体现了立法充分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现行法并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其配偶同意，同时，参考夫妻离婚时，非股东一方无权要求分割股权的立法精神，本案中，被上诉人狄春芬对其享有的35%股权有独立的处分权，其将该股权转让给同为公司股东的被上诉人吕政不构成无权处分，两上诉人作为吕贵泉的法定继承人，仅能向狄春芬主张该股权转让价款中属于遗产部分的分割。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作了列举式规定，其中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狄春芬与吕政构成恶意串通，本院亦难以基于现有事实作出推定，故上诉人吕静瑶、吕静宇以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权转让合同可以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只要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债权行为即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吕政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并未主张狄春芬构成无权处分，亦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该协议系两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情理上论：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因而在继承开始时，双方对吕贵泉的遗产范围应当是明知的。通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商，2009年6月、2012年7月，两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狄春芬先后放弃了对登记在吕贵泉名下的上海望羽羊毛衫有限公司70%股权、台州市椒江区天河小区4号楼501室房产的继承权，并决定上述财产由被上诉人吕政一人继承，且办理了公证。在继承吕贵泉遗产的进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吕贵泉名下的其他遗产均作了处置，唯独不涉及本案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不合常理。这或许与案涉股权系登记在被上诉人狄春芬名下，而上述遗产均登记在吕贵泉名下有关。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吕贵泉死亡的第七日，即2007年10月20日，距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近十三年之久。现两上诉人不能就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未主张继承权作出合理的解释。从本案成讼的时间节点看，案件发源于被上诉人吕政与原审第三人李玲玲离婚纠纷，并以原审第三人李玲玲诉被上诉人吕政、狄春芬以及新乐公司合同纠纷案判决宣告李玲玲胜诉为导火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侵害原审第三人李玲玲合法财产权益的诉意明显。 综上所述，上诉人以无权处分抑或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于2007年10月20日的《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注重法理与情理的融合，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是人民法院裁判的价值目标。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吕静瑶、吕静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