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4民终6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城市钓鱼台街道龙兴路18丙-1号2单元2-8-1室。法定代表人：陈家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银迪，女，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兴城市。原审被告：陈家强，男，1966年10月21日生，汉族，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现住兴城市。原审被告：北京市东方爱婴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Ｓ×××××-706。法定代表人：贾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传龙，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兴城市华联商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城市钓鱼台街道龙兴路18乙-12。法定代表人：薛方磊，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瑞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银迪及原审被告陈家强、北京市东方爱婴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爱婴公司）、原审第三人兴城市华联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商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1481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克瑞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家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佳，原审被告陈家强、东方爱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传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赵银迪、原审第三人华联商厦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克瑞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或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以克瑞斯公司无场地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克瑞斯公司自恢复营业以来，选择的教育场地仍为华联商厦，并且利用该场地进行持续授课。在本次系列案开庭前夕，已有部分学员选择撤诉，如：潘爽、石娅静、李添祎、董雪晨等，而且在法庭的举证环节中，克瑞斯公司已频频举证原场地依然系属于克瑞斯公司的占有使用状态。且辩论终结后，仍有部分学员选择了撤诉，如陆辉、宋丹、陈莹、谭冬妮等，继续在原场地进行培训教育。且学员中，未起诉学员均在正常上课，人数远多于起诉会员，如果克瑞斯公司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无场地的使用权，学员怎么会继续选择来到克瑞斯公司处进行培训。（二）在本案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被告克瑞斯公司自2020年9月21日与华联商厦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因单方原因无偿地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关于该事实，克瑞斯公司已在庭审中多次强调2020年9月21日时，没有正式文件允许教育机构开始恢复授课，这是疫情所导致的暂停合同，而绝非是场地的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而后克瑞斯公司在确认其他教育机构恢复营业后，也是继续在原有场地选择了授课。克瑞斯公司已提供了辽宁省指挥部、疫情防控中心、葫芦岛教育局等多个行政部门的相关通知，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通告通知教育机构可以恢复营业，也就是说从2020年9月至11月(恢复开课前)，克瑞斯公司在未正式接到教育机构开课通知前，是没有违反教育局的指示私自开展授课活动的。在兴城市周边教育机构开课后，克瑞斯公司也恢复了正常授课。二、本案法律适用错误。克瑞斯公司与赵银迪所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就履行地点一项未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换句话说，在合同未对服务地点做出明确约定之时，履行地点应由克瑞斯公司进行选择，只要能保障服务合同可以继续按约定的履行即可，而非一定选择在华联商厦。一审法院以克瑞斯公司和华联商厦解除合同之由，判定克瑞斯公司缺少服务场地系对合同的认识错误。克瑞斯公司完全有理由可以更换履行地点继续进行授课服务。但克瑞斯公司在庭审时候也表明了立场，会继续选择在华联商厦进行授课，且也从未食言，恢复授课后的履行场地仍为华联商厦。综上，克瑞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恳请二审法院明察公断，支持克瑞斯公司的上诉请求。赵银迪辩称，克瑞斯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授课主体是克瑞斯公司，但是现在转课之后主体变为了“爱育幼童”，经营场地和华联已经签了解除协议，没办法确保经营场地，所以要求解除合同有理有据，克瑞斯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东方爱婴公司辩称，因为东方爱婴公司并非被上诉人，因此不予答辩。陈家强辩称，陈家强是自然人，所以不承担责任。赵银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赵银迪与克瑞斯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2、依法判令克瑞斯公司返还剩余早教费6070元，由克瑞斯公司、陈家强、东方爱婴公司对此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由克瑞斯公司、陈家强、东方爱婴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克瑞斯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家强，阎佳系克瑞斯公司员工，受克瑞斯公司委托于2018年7月27日与东方爱婴公司签订《北京市东方爱婴咨询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书》，授权项目：东方爱婴早教中心，授权类型：单店。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甲方(北京市东方爱婴咨询有限公司，下同)根据本合同约定，将其注册商标、专有课程等知识产权以及经营管理模式、服务体系等经营资源授予乙方(阎佳，下同)使用。第二十四条乙方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本合同约定享有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第八十五条，乙方应支付履约保证金1万元。合同期限3年，自2018年7月27日至2021年7月26日止。2020年1月15日，赵银迪向克瑞斯公司支付6070元为孩子鄂正垚办理早教教育卡，约定课时一年时间卡，未上课。克瑞斯公司出具明细表：表示其与赵银迪签订合同时间2020年1月15日，有效期至2021年1月14日，课时一年时间卡，优惠价实收6070元，未上课。查明，2018年10月1日克瑞斯公司与华联商厦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华联商厦第二层A209号商铺700平方米经营幼儿教育，品牌东方爱婴，租期三年，至2021年11月30日止。合同4.2.6约定：乙方在甲方处预存消费者权益保证金6万元整。2020年7月30日华联商厦向东方爱婴阎佳发出《东方爱婴合同解除函》。载明：“经华联商厦与你方几次沟通，在我方免除疫情期间租金的前提下，你方仍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拒绝缴纳今后的租金及物业费，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依据我方《通知》及《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之规定，我方现正式通知你：因你方拒绝履行合同，拒付租金、物业费，构成合同根本违约，我方将于2020年7月27日17时正式解除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克瑞斯公司在《合同解除单》上盖章，《合同解除单》载明：“合同解除原因：受疫情影响，无力经营。”2020年9月21日，克瑞斯公司申请商场撤场。同日华联商厦作为甲方与克瑞斯信息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同解除附加协议，约定：“自疫情以来，甲方与乙方就疫情期间合作政策多次沟通未果，乙方未能按要求按时缴纳应缴租金及物业费，依据我方《通知》及《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之规定，乙方构成合同违约，我方与乙方于2020年7月27日17时正式解除《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现涉及合同解除后收尾事宜，除依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外，对非正常终止合同事实涉及重要事项做以说明，约定内容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确认后视为合同解除。4、乙方因存在违约，非正常终止合同事实。对在营期间会员权益仍存在未知事宜，为最大限度保障消费者权益，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对存放于甲方消费者权益保证金60000元，在无会员投诉及争议的情况下，甲方于合同解除日起12个月无息返还给乙方。”查明，2020年2月份开始因突发新冠××疫情至2020年8月30日期间葫芦岛范围内幼儿园及幼教教育、各类培训班等停课。一审法院认为，赵银迪向克瑞斯公司交纳相关幼儿早教费用，克瑞斯公司为赵银迪的孩子提供早教教育培训服务，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克瑞斯公司自2020年9月21日与华联商厦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因单方原因无场地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的合同关系已无履行的必要。虽克瑞斯公司辩称因疫情原因导致无法开课，但签订解除协议是在疫情结束后，无法提供场地，故对克瑞斯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赵银迪交费后，一节课未上，现全部课时均不能履行，赵银迪要求解除与克瑞斯公司之间的合同并退还课时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该院确定克瑞斯公司收到起诉状的日期为合同解除的日期，即2020年10月22日。因赵银迪与东方爱婴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东方爱婴公司与克瑞斯公司的《特许经营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明确，克瑞斯公司乙方享有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系品牌的特许加盟经营，非东方爱婴公司的直营分公司或子公司。为此，克瑞斯公司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依法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故赵银迪要求东方爱婴公司对克瑞斯公司应返还的课时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华联商厦仅是场地的出租方，故赵银迪要求华联商厦对克瑞斯公司应返还的课时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赵银迪要求陈家强对克瑞斯公司应返还的课时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赵银迪系与克瑞斯公司签订的幼儿早教协议，应由公司承担责任，故赵银迪的以上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赵银迪签订的东方爱婴早教课程合同于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解除；二、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赵银迪课时费6070元；三、驳回赵银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25元，由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克瑞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6份和解协议以及刷卡记录、2021年3月30日上课的照片，证明克瑞斯公司仍在原场地授课。赵银迪对此质证称，门口标志已变为“爱育幼童”。赵银迪提供了东方爱婴家长群里与负责人聊天的截图，还有克瑞斯公司在华联商厦贴出的公告，证明克瑞斯公司无力经营，把教具、装修、加盟品牌等合计54万余元无偿转让给了“爱育幼童”，公告上也说家长和“爱育幼童”签订转课协议。克瑞斯公司对微信聊天人身份有异议，不认可是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告没有异议，但认为公告的内容恰恰可以证明克瑞斯公司与“爱育幼童”有合作关系，克瑞斯公司可以和“爱育幼童”一起为家长提供服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克瑞斯公司与赵银迪达成的早教培训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赵银迪按约定支付了合同价款后,克瑞斯公司有义务按约定提供服务。但克瑞斯公司在教育培训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仅与华联商厦解除了场地租赁合同，导致赵银迪不能实现为其孩子在华联商厦接受早教培训的合同目的，还将固定资产和教学资源转让给第三方机构，导致赵银迪无法继续接受原缔约主体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或者约定的教育培训地点发生重大变更时，赵银迪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用。克瑞斯公司上诉称合同并未约定合同履行地，而且其现在仍在原场地提供培训服务。对此，本院认为，合同履行地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之一，变更履行地点应当经过双方一致同意。虽然本案案涉合同未书面约定合同履行地，但赵银迪在签订合同时克瑞斯公司服务场所已经固定，赵银迪有理由相信克瑞斯公司提供培训服务的地点就是在华联商厦。克瑞斯公司称现在是与爱育幼童合作，但并未提供合作协议及具体合作方式，故克瑞斯公司提出合作办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即使“东方爱婴”与“爱育幼童”存在共享场地、共同办学的事实，但赵银迪拒绝接受该种教学模式，双方未就新的教学模式达成共识时应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守约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课时费。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克瑞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兴城市克瑞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洪梅审判员吴玉刚审判员 王   嘉   莉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明本判决书援引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