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4行再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英，女，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锦州市古塔区。李剑秋之妻。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素兰，女，194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锦州市古塔区。李剑秋之母。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昊洋，男，198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兴城市。李剑秋之子。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女，2004年9月6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锦州市古塔区。李剑秋之女。上述四名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晖，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李悦，男，196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辽宁东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南2号。法定代表人：傅立群，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娄俊启，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华，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胡俊生，男，196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辽宁铭旗钠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连山区站前街中物开发B19号门市。法定代表人：黄晓梅，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辽宁铭旗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支行。住所地：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20号楼。负责人：王洪波，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超，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支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支行工作人员。一审第三人：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房产处房地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曹振南，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福廷，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二审上诉人胡俊生诉再审被申请人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自然资源中心）撤销房屋他项权登记一案，兴城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2015）兴行初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葫芦岛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04年9月30日办理的编号为16714他项权证。葫芦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渤海支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葫行终字第00099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后，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6）辽1481行初33号行政判决，胡俊生、刘英、李德发、李素兰、李昊洋、李某、李悦、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9）辽14行终21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李悦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19）辽行申893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晖，再审申请人李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再审被申请人自然资源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俊启、周振华，二审上诉人胡俊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二审上诉人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一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连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超、李军，一审第三人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福廷，到庭参加诉讼。再审申请人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再审申请人李悦，二审上诉人胡俊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7月28日，胡俊生、李剑秋、李悦取得了位于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的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9月27日换发为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3月，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与名仕圣汇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2）第3001、3002号]，两次共计贷款500万元，并在原房屋产权监理处以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了字第466号房屋他项权证。2004年9月30日，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再次与名仕圣汇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4）第1002号]，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二年（2004年9月30日起至2006年9月30日止），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并在原房屋产权监理处以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了编号为16714房屋他项权证。贷款到期后，第三人名仕圣汇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诉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名仕圣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葫民二初字第00051号民事判决，认定农行渤海支行对名仕圣汇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抵押的胡俊生、李剑秋、李悦三人共有、座落于葫芦岛市连山区××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最高额不超过525万元。上诉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二终字第00257号民事裁定，以所载房屋所有权人不明，且撤销他项权证行政案件未审结为由，撤销了葫芦岛市中级法院（2012）葫民二初字第0005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4日作出（2015）葫民初字第00083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审理。现原告以被告2004年9月30日办理的房屋他项权证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另查明，2007年1月29日，经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更名为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与市国投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包括原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在内的债权资产全部转让于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承继。一审法院认为，房地产抵押登记是抵押双方当事人为使抵押成立而在法定登记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的法定行为，其作用是为交易安全提供债权优先受偿的保障。本案中，葫字第00××49号房产分别在2002年3月和2004年9月30日，为原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两次借款提供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原告所诉虽为第二次抵押登记行为，但该次抵押借款是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办理的“续贷”，两次抵押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次所办抵押登记应视为对前次抵押登记的变更。在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再次签订借款合同后，符合法定方式的应是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申请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是在办理注销登记后，再次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无论是变更登记，还是重新办理的抵押登记，均应依规进行，而依照原《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抵押合同发生变更或者抵押关系终止时，抵押当事人应当在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15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抵押登记。本案，2004年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在申请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契约、（葫渤）农银高抵押字（2004）第2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中抵押人均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与设置抵押权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不符，在无相关证据证实设置抵押权的房屋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所有的情况下，被告在颁发的房屋他项权证中，将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所有权人登记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属主要证据不足。另外，被告在未明确证明李剑秋、胡俊生、李悦到场或委托他人办理的情况下，仅依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单方申请为其颁发了房屋他项权证，属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因被告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作出的抵押登记行为，应予撤销，但因该抵押登记是为了保证贷款及其利息债权的实现，如予撤销，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将很难得以保障，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于2004年9月30日为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渤海支行办理的编号为16714房屋他项权证违法；二、责令被告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采取对2004年9月30日所办理的16714号房屋他项权证中房屋所有权人错误登记的行为予以纠正的补救措施。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负担。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关于房屋抵押登记行政争议案件。根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需要检验房屋的产权证明，房屋是共同共有的，需要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本案中，葫字第00××49号房产证记载的房产，分别在2002年3月和2004年9月30日，为原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两次借款提供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上诉人所诉虽为2004年9月30日即第二次抵押登记行为，但两次抵押登记具有直接关联性。2004年9月30日办理的他项权证编号为16714的第二次抵押登记，理论上是一次新的抵押登记，并非变更登记。但是，该第二次抵押登记与第一次抵押的房产相同、抵押权人、抵押人、借款数额、借款期限等主要条款均相同，只是借款用途、借款起止时间不同，而借款用途恰恰是“借新还旧”。故，第二次抵押登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第一次抵押登记而办理的，与第一次存在直接内在联系。而在第一次抵押登记时，有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三人出具的承诺书，同意用案涉房屋抵押贷款500万元；在第二次的抵押登记中，第三人农行渤海支行的借款卷宗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有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三人的名章；并在第二次借款到期后，2017年4月21日农行渤海支行向李悦、胡俊生、李剑秋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在该通知书的担保人（盖章）处有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三人的名章。同时，根据上诉人自认的共同经营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的事实，作为公司重大财务收支的两次抵押贷款，共同经营者理应知晓，在共同经营的情况下，胡俊生、李剑秋诉称不知道第二次抵押贷款不合乎常理。故此，综合全案证据及生活常识，认为第二次即2004年的抵押登记行为，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审以他项权证中房屋所有权人栏内将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所有权人登记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属主要证据不足，因该案中的他项权证并非房屋权属登记性质，目的不在于确认房屋权属，房屋权属应以房屋产权确权登记为准，故一审认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不属于本案抵押登记行为的主要证据。根据葫字第00××49号房权证记载，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悦（原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俊生、李剑秋。该房产在2002年3月进行抵押登记时，三共有人出具承诺书同意用该房产作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借款500万元的抵押担保。当时的他项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是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2004年9月30日再次用葫字第00××49号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并在他项权证中再次将抵押的房屋所有权人错列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与第00××49号房权证记载的产权人不符，该错列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对上诉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应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不应撤销。且，被诉的抵押登记行为发生在2004年，距今已经十四、五年时间，为维护行政行为的稳定性，亦不宜撤销。一审认为撤销将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观点不正确，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一审判决主文的第二项，责令被上诉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采取对2004年9月30日所办理的16714号房屋他项权证中房屋所有权人错误登记的行为予以纠正的补救措施一节，因本案抵押登记行为作出已经十多年时间，再责令纠正他项权证中错列的产权人的问题，已没有实际意义，且该程序错误已经本案判决指出，故不必再责令被上诉人采取纠正16714号他项权证中房屋所有权人错列的补救措施。对此，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行初33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行初33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俊生、刘英、李德发、李素兰、李昊洋、李某、李悦、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负担。再审申请人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对2004年抵押登记行为是知道的缺乏相关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本案中，葫字第00××49号房产证体现的房产分别在2002年和2004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的两次借款提供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2002年和2004年的两笔贷款档案中，有关李剑秋为担保人的位置上应该签字的地方都未有签字而以名章盖章体现，且此人名章并没有在农行及相关机构留底备案，名章来源无法确定。2002年和2004年两笔贷款对应的他项物权抵押登记档案中李剑秋应签字的地方均为空白，农行渤海支行提供给登记机关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李剑秋作为担保人签字处也为空白，没有做出抵押的意思表示。如果李剑秋作为房产所有权人对于共有房产进行签订抵押合同和办理他项登记是知道的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和办理他项登记就应该按要求前往配合在相关位置签字。而本案的相关证据中没有李剑秋的任何签字，且农行提供给他项登记部门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签字处是空白的，而自己留存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签字处为名章盖章。这一系列证据只能证明农行渤海支行单方面拟定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仅有农行用印盖章)，自行前往登记部门办理了他项登记，其后又在行内留存的合同上盖上了李剑秋的名章，正好证明了李剑秋从来都是不知情的。二审判决认定农行提供的承诺书是房产共有人三人同意抵押贷款的证据也是不对的。所谓的承诺书中时间为2002年3月26日，签名“李俭秋”与申请人李剑秋名字不一致，任何一个人在签字时不会存在笔误写错字的情况，此名字不一致，即证明承诺书是虚假的。根据承诺书的时间可见并非是针对2004年抵押贷款所出。二审法官忽视此问题的存在，就简单粗暴的认定仅凭此承诺书为三人对2004年抵押贷款同意的证明是不对的。二审判决称根据再审申请人自诉共同经营的事实而非依据工商登记显示就简单认定李剑秋应当对抵押贷款是知情的，完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仅凭“生活常识”认定。这一推断是违法的，是缺乏相关证据证明的，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抵押合同的成立要求采用书面形式，合同的成立自签字成立之日起成立，签字才能视为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做出了签字的意思表示，所以抵押合同不能成立，行政机关没有做出抵押登记的合同基础。2、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中的2002年的抵押贷款与2004年抵押贷款混为一谈是缺乏相关证据证明的，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2002年和2004年的两笔贷款是独立存在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发放的每笔贷款，都是要经过借款申请、审查、签订最后发放的一系列流程，每笔贷款都是由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率等要素组成的，并体现在独立的借款合同中。2002年和2004年的两笔贷款是有两个借款合同，且借款期限、金额、借款目的以至合同编号都是截然不同的，二审判决仅因为2004年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就认定2004年贷款是2002年贷款的延续，并且以此认定2004年的抵押登记是延续2002年抵押登记，最后以此确定2002年3月26日的承诺书代表三人对2004年的抵押登记是同意的。二审判决的此番推论毫无根据且违背法律的严谨性，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凭所谓的“推断”，完全就是偷换概念、混为一谈。2004年的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恰恰说明了2002年的贷款已经结清，此借款合同已经完成，那么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已经结束，2002年的抵押合同和抵押登记作为从合同也必然结束。2004年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抵押登记是独立和全新的，且与2002年合同完全没有关联性。第二、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四)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审判决认定：2004年9月30日再次将抵押的房屋所有权人错列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与第00××49号房权证记载的产权人不符，该错列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6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应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不应撤销。再审申请人认为：此部分的认定是错误的。此他项权证的登记是对李悦、李剑秋、胡俊生房屋权属的重大影响，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抵押登记就意味着农行对此房屋具有优先受偿权，房屋的所有权会因为农行的优先受偿权的实现而灭失，因此根本就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本案的争议在于房屋抵押登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根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下列文件：(一)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二)抵押登记申请书；(三)抵押合同；(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房地产权证》，共有的房屋还必须提交《房屋共有权证》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作为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核。2004年农行渤海支行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契约、(葫渤)农银高抵押字(2004)第2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中抵押人均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与设置抵押权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不符，在无相关证据证实设置抵押权的房屋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所有的情况下，被告葫芦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颁发的房屋他项权证中，将本案房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实属主要证据不足。本案房产为胡俊生、李剑秋、李悦共有，葫芦岛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在无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材料，且在房地产抵押贷款契约、在(葫渤)农银高抵押字(2004)第2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中均无共有人李剑秋、胡俊生签字的情况下，为农行渤海支行颁发了房屋他项权证，属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应撤销此他项权证。本案因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渤海支行起诉再审申请人抵押权纠纷一案引起，一审判决后，当事方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辽民二终字第00257号民事裁定书：“以有关抵押权是否有效设立的事实不清，且案件的审理需要以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发回重审。兴城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的行政诉讼，于二0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作出(2015)兴行初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书：撤销2004年9月30日被申请人办理的编号为16714他项权证。后因被申请人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法院发回重审本案，兴城法院又重审本案，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法院判令本案，从判决撤销，到判决违法不撤销，时间过去了整整四年。申请人认为，本案二审判决确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申请再审，恳请再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撤销16714他项权证。再审申请人李悦申请再审意见同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被申请人自然资源中心答辩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充分，再审理由不成立。(一)关于申请人明知2004年抵押登记的问题。1、申请人应该明知。1999年7月28日，胡俊生、李剑秋和李悦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证并开始合伙经营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仕公司)，案涉房产系该公司的主要财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胡俊生、李剑秋和李悦。三人作为该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对房产因为抵押给银行所以一直不能处置是明知的，卷宗记载，后期曾将名仕公司转让他人经营，案涉房产作为名仕公司唯一的重要财产，受让方岂能不与申请人就房产所有权和转让问题进行协商，申请人自称不知2OO4年抵押问题难以自圆其说。2、申请人知道只是不承认。此前庭审中，在回答法官提问时，申请人代理人自认三人共同经营名仕公司，多次开庭，均由律师代理出庭，本人包括继承人均不出庭，不参与庭审，而代理律师对是否知晓贷款问题刻意回避，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无法自圆其说，而作为名仕公司重大财务收支的两次贷款，第一次贷款没有按期偿还，延期贷款并办理抵押，依照日常生活法则和生活常识应当是知晓的。3、二审判决证据充分。本案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渤海支行”)的借款卷宗中，有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中，有胡俊生、李剑秋和李悦三个人的名章，足以说明三人参与其中；另外，在2017年4月21日农行渤海支行向胡俊生、李剑秋和李悦发出过《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担保人(盖章处)有三人的盖章。上述证据真实合法，申请人虽有反驳意见，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仅称名章可能保存在银行，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怎可能把名章放在银行随意加盖，这一点完全不符合常识，且无证据予以证明。(二)关于2002年和2004年抵押登记的问题。1、2004年贷款为2002年贷款的延续。2002年，名仕公司前身向农行渤海支行分两次共计贷款500万元，签订了(葫渤)农银借字(2002)第3001号和3002号两份贷款合同。2004年由于借款人到期不能还款，双方合议办理贷款展期。在本案中，除了还款时间延长之外，原贷款主体、数额等其他所有条款均没有发生变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借款人可以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以展期。”尽管在本案中，银行方面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即(葫渤)农银借字(2004)第1OO2号贷款合同，但是从内容和事实上看，原借款合同并没有终止或者履行完毕，只是通过延长期限的方式原合同继续有效，实际还是银行的同一笔贷款。2、二审法院并没有将2002年3月和2004年9月抵押登记混为一谈。事实上，二审法院认定了名仕公司用案涉房产，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为名仕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提供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并没有混在一起，并认为2004年抵押登记理论上为一次新的抵押登记，只是认为第二次抵押即2004年抵押登记与第一次抵押登记具有关联性，因为2OO4年抵押登记与2002年抵押登记房产相同、抵押权人、抵押人、借款数额、借款期限等主要条款相同，只是借款用途、借款起止时间不同，而借款用途恰恰是“借新还旧”，故认为2OO4年抵押登记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第一次抵押登记而办理的。3、对于2002年2004年抵押登记问题，二审法院是在对全部证据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做出，上述事实的认定证据结合了答辩人提供的登记档案和农行渤海支行提供的全部贷款档案，并结合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基础上做出的事实认定，申请人在其《再审申请书》中主张二审法院将2002年和2004年登记混为一谈，并无证据支持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全案证据确实充分。另外，申请人主张与相关证据相矛盾，答辩人没有看到任何与上述认定相矛盾的证据，申请人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具体指出究竟哪个证据相互矛盾，依法应当视为主张不成立。为此，申请人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二、二审法律适用正确，申请人再审理由不成立。(一)关于抵押登记中将房屋所有权人列错的问题。1、所有权以不动产登记簿或者不动产证明为准。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应当进行登记，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以产权部门的登记簿记载为准，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不动产证明为权利凭证。同时，按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不动产的权利凭证为登记部门依法颁发的“房产证”，房产证是权利证明房屋权属的凭证。而抵押登记的“他项权证”是证明抵押权人抵押权的权利凭证。在本案中，通过原审审理，出示房产证和查询不动产登记簿，的确存在他项权证记载房屋产权人记载错误，但上述错误并不能否认房屋产权人的身份，对申请人的物权不产生实际影响，且已经通过法院判决予以纠正。2、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如前所述，他项权证不是物权的凭证，只是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凭证，记载错误并不影响申请人的物权，也不影响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故二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在颁发的他项权证中错列房屋所有权人的问题，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其他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确认答辩人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无需撤销他项权证所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二)答辩人并没有过错。1、答辩人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收集并审查了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办理了抵押登记，并无过错。房地产抵押登记是答辩人依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法定职权，答辩人并没有不作为。同时，答辩人作为房地产抵押登记部门，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并审查了申请人提供的各项材料，答辩人提供的《抵押档案》材料作为证据，可以说明答辩人已经按照法律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了法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并对材料履行了规定的形式审查义务。2、有证据可以认定房屋的共有人均同意抵押登记。抵押人同意为债务人债务进行抵押是进行抵押登记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按照法律规定，《登记档案》中有一份共有人签字的《承诺书》，登记机关对此进行了形式审查，说明该抵押登记是经共有人同意的，并不存在共有人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而且银行方面的证据显示，在贷款事后监督中，上述共有人员均认可其共有房产进行抵押担保的事实，申请人对签字虽存有异议但并没有提供证据，如果真不是其本人书写，本案将涉及刑事犯罪问题，申请人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反驳，可见申请人对此心知肚明。三、本案的疑点。本案抵押登记发生在2004年，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申请人为何直到银行起诉准备实现抵押权的时候才突然提出此问题，房产和公司究竟谁在经营，申请人的申请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包括申请书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书写，答辩人都存有疑问，本案涉及到重大的财产利益，贷款是否偿还，房产的重大价值归谁所有，交易安全如何保证，上述一系列的问题，申请人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本案诉讼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综上，请再审法院采纳答辩人的意见，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二审上诉人胡俊生意见同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二审上诉人名仕公司称，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意见。第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把两次独立的抵押行为混为一谈，而且两次抵押行为在办理过程当中均没有申请人签字，办理程序违法。第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名仕公司在本案是借款人，把名仕公司作为房产所有人登记在案，不仅是错列的问题，而是一个错误。二审判决认定错误，应当撤销他项权证。一审第三人农行连山支行称，第一，抵押合同成立且真实有效，一是借款合同的签订具有关联性，且最高额抵押合同真实有效。二是2004年9月的抵押登记行为，与2002年3月的抵押登记行为是相关联和延续的，是对前一次抵押登记行为的变更，且胡俊生、李剑秋、李悦三人应当知悉。第二，我行已将案涉资产转让给葫芦岛国投公司，相关权益由其承接。一审第三人国投公司称，一、涉案抵押房产登记在李悦、李剑秋、胡俊生名下，但该房产在葫芦岛市名仕圣汇洗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仕公司）最初成立时，已经作为公司注册出资，工商档案有明确记载只是未办理过户。所以名仕公司在办理贷款时，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一定是三人同意的，因为该三人已经对房产利益作出过处置。为名仕公司借款抵押担保只是履行程序过程不是权益处置过程。因此，再审申请人主张不同意抵押、对抵押事实不知情不能成立。二、第一次贷款抵押没有被撤销，证明该笔借款和抵押关系都没有终结。其借款关系和抵押均延续到第二笔借款关系中。另外，名仕公司及房产在借款和抵押后十几年内，经营权几经变迁。抵押房产一直由名仕公司占有使用，借款关系、抵押登记也始终一直延续。李悦、李剑秋、胡俊生作为产权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没有向名仕公司主张房产所有权，也没有提出解除抵押。说明抵押登记完全是李悦、李剑秋、胡俊生真实办理完成。三、抵押登记手续是真实有效的，再审申请人只是在利用时间变迁引起的办理程序变化，意图逃避抵押责任。在第二次贷款抵押手续中均有李悦、李剑秋、胡俊生名章，在2004年办理贷款和抵押登记手续中名章当时认可的当事人意思表示方式，抵押人也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抵押行为李悦、李剑秋、胡俊生不可能不知情。另外，在名仕公司股权、经营权转移协议中均提到房产与公司股权、经营权一同转移的约定。说明该抵押房产与名仕公司本就属于一体，名仕公司续贷，李悦、李剑秋、胡俊生配合办理手续理所当然。现再审申请人只是套用现时的规则去质疑当时抵押登记的办理程序不完善的地方。意图通过该种方式逃避应承担的抵押责任。综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1999年7月28日，胡俊生、李剑秋、李悦取得了位于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的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9月27日换发为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李悦、胡俊生、李剑秋；房屋坐落：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面积：1022.5平方米”。2002年3月26日抵押人李悦、胡俊生、李剑秋向农行渤海支行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李悦、胡俊生、李剑秋愿将座落于站前街中物小区B19#楼作为向渤海支行申请伍佰万元的贷款的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壹仟零贰拾贰点伍平方米）”。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2002年贷款时的房屋抵押登记卷宗载明：2002年3月，农行渤海支行与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2）第3001、3002号]，两次共计贷款500万元。同时，2002年3月抵押权人农行渤海支行与同为债务人、抵押人的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葫渤）农银高抵字（2002）第3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的抵押清单载明的抵押物、保管人、房产坐落、房产证号、建筑面积、用途均是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相关情况，其房地产评估价值为750万元。该抵押合同有抵押权人农行渤海支行签字盖章以及债务人处、抵押人处均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盖章及李悦名章。原房屋产权监理处对农行渤海支行向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进行贷款500万元的抵押情况进行了登记，其抵押物为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并为其办理了字第466号房屋他项权证。2002年3月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贷款500万元，其用途为购货，期限一年，合同项年借款按月结息。因到期未按约定还款，故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2）第3001、3002号的两份《借款合同》后延期至2004年3月29日，期满后，借款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依然没有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双方约定以“以新还旧”的方式重新贷款，用以偿还原贷款。2004年9月30日农行渤海支行与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4）第1002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二年，即从2004年9月30日至2006年9月30日止，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所还旧是指偿还2002年3月借款500万元）。2004年9月抵押权人农行渤海支行与同为债务人、抵押人的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葫渤）农银高抵字（2004）第2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的抵押清单载明的事项与第一次贷款500万元的事项一致，并且有抵押权人农行渤海支行和债务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盖章及李悦签字印章、张少营印章，抵押人处李悦签字印章、张少营印章及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盖章。原房屋产权监理处重新对农行渤海支行向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再次进行贷款500万元的抵押情况进行了登记，其抵押物同样是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并为其办理了编号为16714房屋他项权证。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2004年9月30日向农行渤海支行贷款500万元款项用以偿还了其于2002年3月向农行渤海支行所贷款的500万元，但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至第二次贷款的还款期限期满后，并未向农行渤海支行履行任何还款义务，农行渤海支行于2007年4月21日向李悦、胡俊生、李剑秋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012年因以上贷款未偿还问题，农行渤海支行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件判决后，原审被告李悦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作为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抵押房产的权利人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作为本案借款抵押担保的房屋他项权证（即葫芦岛市名仕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第二次向农行渤海支行作为借款500万元的抵押担保合同所指向的房屋他项权证）。再查明1999年12月23日李悦、胡俊生实物（房屋）注册资本50万元成立葫芦岛市名仕餐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工商档案记载：2003年10月8日《股东会决议》“经公司原股东和新股东研究决定，公司原三位股东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以房屋出资的注册基本金50万元现转出该公司股份。由新三位股东以货币出资50万元作为公司注册资本金来接替原股东股份……”，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少营、李清、李杰，2005年4月20日该公司股东又变更为丁素兰、李兴贵、谭桂兰。又查明，2020年7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葫芦岛分行制定农银葫发[2020]16号《关于印发葫芦岛分行分支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原农行渤海支行并入农行连山支行。本院再审认为，农行渤海支行于2002年3月与名仕公司签订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2）第3001、3002号两个《借款合同》，共计贷款500万元，并以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物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依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向原房屋产权监理处办理了字第466号房屋他项权证。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因借款人本金和利息均未偿还，农行渤海支行与名仕公司将该借款期限延期至2004年3月29日，该期限届满并拖延至2004年9月30日，借款人名仕公司依然没有偿还本金和利息，至此农行渤海支行与名仕公司共计贷款500万元的债权与抵押权依然存在。农行渤海支行为了解决名仕公司未能及时偿还本金及利息的问题，于2004年9月30日再次与名仕公司签订编号为（葫渤）农银借字（2004）第1002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二年，即从2004年9月30日至2006年9月30日止，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名仕公司再次以葫字第00××49号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物与农行渤海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依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向原房屋产权监理处办理了编号16714号房屋他项权证。因名仕公司与农行渤海支行2004年9月30日的贷款目的是用于偿还2002年3月的贷款，因此2004年9月30日的贷款偿还2002年3月的贷款后，对于名仕公司与农行渤海支行的2002年3月的贷款已经偿还完毕，其2002年3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完成了抵押目的，双方2002年3月的贷款所产生的债权和抵押权一并消灭。名仕公司于2004年9月30日再一次向农行渤海支行贷款500万元，重新建立了债权和抵押权关系，因此也再一次形成新的贷款合同及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该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抵押登记，并不是原贷款合同的续贷，亦不是原抵押登记的变更。原一审法院认为2004年9月30日的贷款关系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2002年3月贷款关系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变更登记”不妥，应当予以纠正。原二审法院认为“第二次抵押登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第一次抵押登记而办理的”的观点不妥，应当是第二次贷款的抵押登记与第一次贷款的抵押登记存在内在的联系，但在登记上是两次独立的抵押登记，因此原二审法院的该观点亦应当予以纠正。李悦、胡俊生于1999年12月23日实物（房屋）注册资本50万元成立名仕公司。在该公司的工商档案的验资报告部分附有所有权人李悦、胡俊生、李剑秋涉案抵押房屋（站前街中物开发B19#门市）的所有权证复印件，因此涉案抵押房屋亦为名仕公司的实物出资部分。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及名仕公司均称于2003年10月8日名仕公司的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并将股东由李悦、胡俊生、李剑秋变更为张少营、李清、李杰，该公司于2005年4月20日又将股东变更为丁素兰、李兴贵、谭桂兰。但再审申请人及名仕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公司的变动情况已经征求债权人的意见，亦无证据证明其变动情况及时通知债权人及登记机关，因此名仕公司的内部变动情况所引起的后果不能及于债权人和登记机关。因此再审申请人以此为由认为2004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中的最高额抵押登记应当撤销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李悦作为名仕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经营者，有权代表名仕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代表公司以公司资产作为抵押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庭审中，再审申请人称名仕公司与农行渤海支行的2002年3月及2004年9月30日的贷款情况不存在抵押，根据全案审查情况，结合现有法律法规，不存在名仕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进行500万元的贷款而没有抵押的情况，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两个阶段的贷款不存在涉案房屋抵押的观点不成立，不院不予支持。同时，再审申请人称其对第二次的贷款不知情，但实际情况是第一次贷款和第二次贷款是存在内在联系的，第一次抵押登记时，有李悦、胡俊生、李剑秋三人出具的承诺书，同意用涉案房屋抵押贷款总额为500万元，第二次抵押登记中，其最高额抵押合同有名仕公司公章、李悦的名章及李悦的签字，并在2004年9月30日的贷款到期后，2017年4月21日农行渤海支行向李悦、胡俊生、李剑秋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在该通知书的担保人（盖章）处有李悦、胡俊生、李剑秋的名章。根据上诉人自认的共同经营名仕公司的事实，作为公司重大财务收支（2002年3月和2004年9月30日向农行渤海支行各贷款500万元）的重大事件，其共同经营者和关联人对公司所有关联的经营活动应当知晓，即2002年3月和2004年9月30日向农行渤海支行各贷款500万元的事实，所有经营人及关联人均知情，再审申请人所称对第二次贷款情况不知情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是再审申请人请求撤销原房屋产权监理处对名仕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两次贷款中第二次贷款时的房屋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30日内，抵押当事人应当到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该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下列文件：（一）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二）抵押登记申请书；（三）抵押合同；（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共有的房屋还必须提交《房屋共有权证》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五）可以证明抵押人有权设定抵押权的文件与证明材料；（六）可以证明抵押房地产价值的资料；（七）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贷款人名仕公司向农行渤海支行的两次贷款，双方均形成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原房屋产权监理处为其两次办理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并无违法情形，其登记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一审法院认为贷款契约、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中存在瑕疵，且李悦、胡俊生、李剑秋未到场亦无委托他人办理的情况下进行的登记违法的观点不能成立，《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并未规定进行抵押登记时必须有贷款契约，房屋所有权人有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同时房屋还为公司的实物投资，因此不存在房屋被违法抵押登记的情况存在，抵押登记时有公司的经营人盖章并签字，已经达到法定的登记条件，因此原一审法院的该观点应当予以纠正。原二审法院认为第二次抵押登记时房屋所有权人错列为名仕公司，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不妥，第二次贷款对抵押房屋进行抵押登记时的所有权人问题，是当事人自己所拟定的结果，因成立公司时该房屋作为实物投资进行出资，因此应当认定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权利人与该权利人所成立的公司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实际权利人也同意了两次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登记，第二次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对于权利人的权利的影响等同于第一次抵押登记，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原二审法院认为第二次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的情形不妥，应当予以纠正。综上，同为债务人、抵押人的名仕公司与同为债权人、抵押权人的农行渤海支行于2004年9月2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原房屋产权监理处对该抵押合同办理编号16714号房屋他项权证登记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请求撤销原房屋产权监理处所办理的编号16714号房屋他项权证登记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行终21号行政判决和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胡俊生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原审原告刘英、李素兰、李昊洋、李某、胡俊生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晓芳审判员  佟江秋审判员  孙 彬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关中书记员李爽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