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14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明友，男，196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勤江，贵州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绥阳县洋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广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30095205127。法定代表人：李洪平，该街道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昌铠，贵州皓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明友因与被上诉人绥阳县洋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洋川街道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龚明友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改判洋川街道办向龚明友支付工程款本金990592.23元；二、依法判决洋川街道办以990592.2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龚明友支付自2018年2月6日审定之日起付至付清本金时止的利息；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洋川街道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付款期限认定有误；首先，从2015年7月25日，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签订的《洋川镇2015年207省道村庄整治建设外墙涂刷装饰项目承包合同》约定“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50%工程款，余款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扣除5%的保证金，保证金一年以后无质量问题全额支付），本工程在2015年10月28日就已经验收合格，也就是说质保期限于2016年10月27日已经届满，按照合同约定，5%的保证金应该给付，更何况工程款的余额。其次，合同约定“余款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应当视为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且该约定属于期限约定不明，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视为没有约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龚明友有权要求洋川街道办立即支付剩余工程款。二、一审法院关于已支付的工程款金额认定有误；龚明友于2015年9月25日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款277798.8元，洋川街道办未提供相关银行流水证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单价是含税价，税费由龚明友承担，该笔借款实际上是洋川街道办预扣的税款，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并未发生。三、龚明友认为，洋川街道办应向龚明友支付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洋川街道办没有依照合同履行支付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洋川街道办辩称：龚明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龚明友要求洋川街道办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不成就，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了支付款项的条件。根据我方一审举证证明，县政府的专项资金属于中央专项资金，目前县政府的专项资金并未拨付给洋川街道办，那么双方就应当按照合同进行履行，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洋川街道办没有向龚明友支付剩余45%款项的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龚明友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龚明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洋川街道办支付龚明友工程款1060232.61元；二、请求判令洋川街道办承担按所拖欠的1060232.61元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洋川街道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8日，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原名洋川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洋川街道办将位于洋川镇××省××、机场快线、高速两侧房屋美化（刷漆）、村庄整治工程承包给龚明友施工。工程内容及单价：房屋美化刷漆按每平米33.00元、四层（含四层）以上按每平米35.00元、……。工程期限：2015年7月31日至2015年8月31日。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50%工程款，余款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扣除5%的保证金，保证金一年以后无质量问题全额支付）。2015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25日，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工作人员方世杰、马勇等8人对机场快速通道至兴隆场口区域的村庄整治项目进行验收，洋川街道办于2015年12月27日出具《验收报告》，验收金额为2629863.52元。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25日，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工作人员李**、郑龙等4人对民丰段区域村庄整治项目进行验收，洋川街道办并于2015年10月28日出具《验收报告》，验收金额为2304591.49元，上述两标段合计验收金额为4934455.01元。2018年2月6日，上述项目经绥阳县审计局委托，贵州省智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工程进行工程结算审核，审定金额为4840592.23元，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及案外人绥阳县审计局对审定金额进行了签字、盖章确认。2015年9月25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二张，用于村庄整治预付工程款，分别借款780000.00元，277798.80元；2016年2月1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1190000.00元；2017年1月18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540000.00元年；2017年1月24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310000.00元；2018年2月11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200000.00元；2019年1月31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230000.00元；2019年11月25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借条，借款50000.00元；2020年1月22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借款550000.00元。上述9笔借款洋川街道办向龚明友支付4127798.80元。另查明，2020年6月5日，绥阳县农业农村局出具《关于拨付洋川街道2015、2016年风貌整治资金情况的说明》，载明“洋川街道2015、2016年风貌整治项目送审金额19025670.68元，审计报告金额18008499.54元。2015年9月至2020年6月5日止累计拨付洋川街道2015、2016年风貌整治资金15020200.00元”。洋川镇整个风貌整治项目除龚明友路段外尚有35个项目施工。一审法院认为：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签订的《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双方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龚明友作为承包方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合同的工程项目，并已经过验收。双方争议的焦点：1、工程款的总金额，龚明友主张按验收金额4934455.01结算，洋川街道办主张按审计金额4840592.23元结算。因该项目已经审计结算，审计金额已经由龚明友、洋川街道办认可确认，一审法院对定案表的审计金额予以确认，工程款总金额应为4840592.23元。2、工程款已支付金额，龚明友主张已支付3750000.00元，洋川街道办主张已支付4127798.80元，结合龚明友向出具的借条为4127798.80元，且洋川街道办所做的辅助明细账，一审法院对洋川街道办已向龚明友支付4127798.80元予以认可。故现洋川县街道办尚欠龚明友的欠款金额为712793.43元。3、工程款是否达到支付条件？根据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所签《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约定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50%工程款，余款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扣除5%的保证金，保证金一年以后无质量问题全额支付）。龚明友应知道村庄整治项目系县专项资金项目，需要绥阳县专项资金支付工程款，故应该按双方约定支付工程款。另整个洋川镇整个整治项目系36个施工队共同完成，洋川街道办支付给龚明友的付款比例已到位85.27%，已超过50%。现县专项资金已支付给洋川街道办83.4%，并未100%到位，并不满足龚明友、洋川街道办双方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之规定，洋川街道办也陆续向龚明友付款，洋川街道办并未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故对龚明友要求洋川街道办支付剩余工程款1184455.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龚明友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14342.00元，由龚明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双方在二审中均认可，2015年9月25日龚明友向洋川街道办出具的金额为277798.8元的借条是用工程款抵扣的税金。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洋川街道办欠付龚明友剩余工程款的金额；二、洋川街道办是否应承担向龚明友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洋川街道办（原洋川镇人民政府）与龚明友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后，龚明友已于2015年9月15日前完成了案涉村庄整治工程的施工。根据洋川街道办与龚明友于2018年2月6日共同签字确认的《洋川镇2015-2016年村庄整治工程龚明友段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龚明友应得工程款经审计金额为4840592.23元。本案中，根据龚明友于2015年9月25日至2020年1月22日向洋川街道办出具9份借条，洋川街道办向龚明友支付的工程款金额为4127798.80元。故洋川街道办尚欠龚明友工程款为（4840592.23元－4127798.80元）＝712793.43元。至于龚明友提出其于2015年9月25日向洋川街道办出具的277798.8元的借条是预扣税款的上诉意见，因洋川街道办在二审中已认可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第六条第3款“乙方在领取工程款时要提供合法税务发票，且产生的税金由乙方自行承担”的约定，龚明友应当承担案涉工程税金，洋川街道办以工程款抵扣税金的方式并无不当，该金额应计入洋川街道办已付工程款内。针对争议焦点二，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签订的《洋川镇2015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承包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50%工程款，余款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扣除5%的保证金，保证金一年以后无质量问题全额支付）”，龚明友与洋川街道办对该约定是附条件或附期限存在争议。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产生的客观情况作为附加条件，并以此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该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或失效的依据；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期限，以期限的到来决定其效力发生或者终止的民事法律行为。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区别在于“条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产生；而附期限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不需要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也不能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本案中，双方约定洋川街道办应“待县专项资金到位后支付45%”，如果将该条款视为附条件的条款，条件的成就具有或然性，当条件不成就时，债权人便不能依据该条款主张权利，分包人也没有依据该合同履行付款的义务，将该约定视为附条件显然与当事人约定不符；故本院认为该约定实质是付款期限而非付款条件。由于双方未明确县专项资金到位的具体时间，该约定的属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龚明友有权随时要求洋川街道办向其支付工程余款。因洋川街道办尚欠龚明友工程款712793.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之规定，洋川街道办应向龚明友支付工程款712793.43元。至于龚明友要求洋川街道办以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8年2月6日起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之规定，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故龚明友可以随时向洋川街道办主张工程款，故本院认为应以龚明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作为利息起算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之规定，因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发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洋川街道办应自2020年5月14日起，以实际欠付工程款712793.4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发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欠付工程款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龚明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第（四）项、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二、由绥阳县洋川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龚明友剩余工程款712793.43元及利息（以712793.43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从2020年5月1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龚明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2元，由上诉人龚明友负担3414元，由被上诉人绥阳县洋川街道办事处负担109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2元，由上诉人龚明友负担3414元，由被上诉人绥阳县洋川街道办事处负担109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娄 强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