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8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德，男，1982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春月，女，1985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河北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启东三胜高压油泵制造厂，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开发区纬一路15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卫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苓华，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金德、孟春月因与被上诉人启东三胜高压油泵制造厂（以下简称三胜制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1民初4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金德、孟春月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三胜制造厂对刘金德、孟春月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三胜制造厂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金德、孟春月与三胜制造厂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案涉业务发生第一笔开始，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三胜制造厂也没有向刘金德、孟春月开具过发票，无法认定买卖合同的主体是三胜制造厂。反观本案双方所举证据，收款、发货、联系、配件都是与陆红军之间产生，陆红军才是货物销售方，三胜制造厂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无权向刘金德、孟春月主张权利。2.三胜制造厂曾在起诉刘金德、孟春月之前将陆红军控告至公安机关，陆红军也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三胜制造厂也曾将陆红军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陆红军给付货款，陆红军向三胜制造厂出具了欠款明细确认单，这在刘金德、孟春月提供的相关裁定书中均有表述，一审法院未按照刘金德、孟春月的要求核实裁定书中是否包含本案所涉欠款，未查明案件事实。3.刘金德、孟春月收到的所有货物在三胜制造厂起诉之前已经全部退还给了陆红军，根本不欠三胜制造厂货款，陆红军在录音中也认可已经收到退货42台，一审法院罔顾该事实，不予扣减，仍然判处刘金德、孟春月支付货款，与事实相悖。三胜制造厂辩称：1.2014年5月，陆红军通过微信添加孟春月为好友，并向孟春月发送名片及工作证，证明其为三胜制造厂的一员，孟春月也认可陆红军的身份。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陆红军与三胜制造厂之间存在销售协议，可以确认陆红军为三胜制造厂的业务员，其销售三胜制造厂的油泵产品以及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三胜制造厂具有主体资格，有权向刘金德、孟春月主张货款。2.三胜制造厂与陆红军之间的纠纷，已由公安机关确认为民事纠纷，而且该纠纷发生于三胜制造厂与刘金德、孟春月的债务纠纷之后，与本案无关。3.陆红军虽然一审中承认28台油泵的退货，但是该部分油泵已被刘金德、孟春月使用，已无法退货，且三胜制造厂没有签收，刘金德、孟春月在一审中也未提供退货单，三胜制造厂为避免讼累，没有上诉，但一审法院按照新油泵的价格扣除货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于42台油泵的退货，刘金德、孟春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无法认定该部分退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三胜制造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金德、孟春月给付三胜制造厂货款162800元及利息（以162800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诉讼费、保全费由刘金德、孟春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三胜制造厂业务员陆红军通过微信添加孟春月为好友，陆红军在微信上发送了名片及其启东三胜高压油泵制造厂工作证拍照件。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陆红军个人向刘金德、孟春月销售油泵配件及标有启东市7039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标牌的油泵，期间发生过63S泵冒充80S泵以及质量问题，孟春月在微信上发送了相关质量问题的油泵视频及图片（油泵上标有启东市7039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标牌），双方协商进行退货。2017年11月13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一份手写的订货单，并表示“我要好的，发过来后，我把有退货的给你发回去”、“四、五台的样子，收到货给你发过去”，陆红军随即发送了盖有三胜制造厂印章的《油泵销售最低价格表》。11月14日，陆红军在微信上语音“你把不好的油泵退回来，运费你帮我付，我这边贵，到时候运费我发红包给你，怎么样？”11月15日，双方在微信上确认了刘金德、孟春月购买的三胜制造厂生产的三胜牌油泵规格型号、数量和价格以及陆红军个人销售的配件，双方协商总价款为34000元，其中油泵货款28550元。同日，孟春月将34000元付至陆红军银行卡。11月19日，陆红军在微信上向孟春月发送了2017年11月15日的“（佳顺）信发货运合同单”拍照件。2017年11月21日，孟春月在微信上给陆红军发送了一份手写件，上面载明“收货陆红军152××××2212共计6件到付350元刘金德发136××××1368”。11月24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一份手写的订货单，要求购买63S反3台，80S反4台，40S小口正3台。同日，陆红军在微信上向孟春月发送了“（佳顺）信发货运合同单”拍照件，并称“货已经发了”。12月2日，陆红军通过（佳顺）信发货运向孟春月发送了80S泵10台、63S泵5台及40S泵5台，在微信上告知孟春月“80S泵10个，63S泵5个，40S泵5个已经发了”，并发送了一张其手写的货款明细结算单，其中载明63S泵和80S泵价格均为1320元，11月24日和12月2日油泵规格、数量及价格，货款合计35840元，减去退泵6台×1260元计7560元。2018年1月3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一张手写的订货单，要求购买63S正、反15台，80S正、反15台。次日，陆红军通过（佳顺）信发货运向孟春月发送了上述货物。1月8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回复“货收到了”。2018年1月19日，孟春月在微信要求陆红军准备5台100S，陆红军要求“钱给我安排一点过来”。1月29日，陆红军在微信上称“货运2号停了”。2018年2月8日，孟春月向陆红军快递邮寄了3万元承兑汇票，并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承兑汇票及快递件运单号的拍照件。2月13日，陆红军在微信上回复“汇票收到”。2018年3月23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一张手写的订货单，要求购买80S正小口10台、63S正、反15台，100S正、反7台、40S正小口5台。4月1日，陆红军通过（佳顺）信发货运向刘金德、孟春月发送了上述货物。2018年5月3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发送了一张手写的订货单，要求购买80S正、反小口各10台、40S小口右2台、25S右5台、63S正5台、100S正3台。5月6日，孟春月向陆红军快递邮寄了5万元承兑汇票。5月7日，陆红军在微信上回复“汇票收到”。5月8日，陆红军通过（佳顺）信发货运向刘金德、孟春月发送了货物。5月11日，孟春月在微信上提出实际收到37件，并发送了其手写的收货明细“80S正18台、80S反3台、100S3台、25S6台、40S2台、63S5台”，陆红军回复“好”。5月13日，孟春月又在微信上告知“泵已收到”。2018年6月21日，陆红军通过（佳顺）信发货运向刘金德、孟春月发送了63S、80S各10台，并于同日在微信上向孟春月发送了“（佳顺）信发货运合同单”拍照件。6月25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回复“泵收到了”。2018年7月15日，孟春月在微信上向陆红军询问“80泵有吧”、“来10台右旋”、“小口的”，陆红军回复“有”。7月20日，陆红军在微信上告知孟春月“下午发货”。孟春月在7月22日和23日都在微信上询问“发了吗”、“那泵到哪了”、“能查下吗”，陆红军未回复。另查明，2019年4月，刘金德、孟春月将有质量问题的28台油泵退给陆红军，陆红军通过物流运至三胜制造厂处。一审法院认为，三胜制造厂与刘金德、孟春月之间虽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但刘金德、孟春月通过微信向三胜制造厂业务员陆红军发送订单，陆红军已通过微信向刘金德、孟春月表明其是三胜制造厂的工作人员，三胜制造厂也认可陆红军在2017年11月15日以后与刘金德、孟春月接洽油泵业务，销售三胜制造厂油泵产品、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三胜制造厂与刘金德、孟春月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三胜制造厂有权向刘金德、孟春月主张油泵货款。关于货款总金额，刘金德、孟春月对2017年11月15日、11月24日、12月2日、2018年1月4日、4月1日、6月21日油泵数量及金额无异议，货款合计177475元。对5月8日的货物，孟春月在5月3日发出的订货单上各类规格的油泵共35台，因实际收到的油泵规格、数量与订单不一致，故孟春月于5月11日在微信上告知陆红军实际收到37台，并发送了实际收货明细清单，陆红军回复“好”，并未提出异议。现三胜制造厂按货运合同单备注中的货物数量主张40台油泵货款，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该批货款按实际收货为准应为48350元。对2018年1月29日和7月16日的货物，刘金德、孟春月否认收到。对此三胜制造厂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货物发送给刘金德、孟春月。现三胜制造厂提供了2018年1月29日和7月21日的货运合同单，但该货运合同单没有货物签收情况，不能证明货物已由刘金德、孟春月签收。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三胜制造厂每次发货后，都会在微信上或告知已发货，或发送货运合同单拍照件，刘金德、孟春月也会对是否收到货物作出反馈。对于2018年1月29日的货物，陆红军在1月29日微信上告知“货运2号停了”，并未将1月29日的货运合同单拍送给刘金德、孟春月，事后双方也未再谈及确认是否收到了该货。对2018年7月21日的货物，陆红军虽于7月20日在微信上告知已发货，但也没有将7月21日的货运合同单拍送给刘金德、孟春月，后孟春月多次询问货发了吗，货到哪里了，要求查一下，陆红军也未回复。故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三胜制造厂在2018年1月29日和7月16日按刘金德、孟春月要求发送了货物，该两笔货款缺乏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综上，三胜制造厂与刘金德、孟春月之间发生的油泵货款总计为225825元。关于退泵问题，刘金德、孟春月提出先后两次退泵42台和28台。三胜制造厂业务员陆红军到庭承认从刘金德、孟春月处退回了28台油泵，价款39200元，否认退泵42台。刘金德、孟春月应对退泵42台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对于陆红军在2017年12月2日结算单中的退泵6台，从孟春月与陆红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孟春月所发的油泵视频、图片看，所退的油泵应是陆红军之前所销售的7039油泵。刘金德、孟春月主张退泵42台，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已付款，刘金德、孟春月在2017年11月15日向陆红军汇款34000元，其中包含三胜制造厂的油泵货款28550元，后又于2018年2月8日和5月6日分别给付承兑汇票3万元和5万元，共计付款108500元。综上所述，刘金德、孟春月尚应给付三胜制造厂货款78075元（225825元-39200元-108550元）。双方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刘金德、孟春月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其未及时支付货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三胜制造厂要求刘金德、孟春月自2018年7月2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刘金德、孟春月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三胜制造厂货款7807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8075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陆红军通过其微信向孟春月发送了数份货运合同单，有的载明发货单位为“三胜”，有的载明发货单位为“三胜油泵厂”。2018年11月9日，陆红军向孟春月发送微信：“我厂里货款怎么说，回个信啊”，孟春月未予回复。此后，陆红军数次向孟春月催款“我厂货款怎么说”、“我厂里的货款安排一下”、“哪怕给我厂里安排个5万啊”，孟春月均未回复。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金德、孟春月与三胜制造厂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金德、孟春月是否结欠三胜制造厂货款。本院认为，案涉业务系孟春月通过其微信与陆红军进行洽谈，陆红军向孟春月发送了其名片及三胜制造厂工作证拍照件，表明陆红军系以三胜制造厂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孟春月洽谈案涉业务。实际履行中，陆红军向孟春月发送的货运合同单中载明的发货单位为“三胜”、“三胜油泵厂”，有关价格表中也是加盖的三胜制造厂印章，陆红军亦是以厂里的名义向孟春月催款，故应当认定陆红军的行为构成职务代理，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三胜制造厂承担。刘金德、孟春月上诉主张其与三胜制造厂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金德、孟春月是否结欠三胜制造厂货款的问题。刘金德、孟春月提出先后两次退泵42台和28台，但从现有证据来看，陆红军仅认可收到退泵28台，刘金德、孟春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三胜制造厂退回了42台油泵，在陆红军与孟春月的录音中，陆红军也未明确认可已收到42台油泵，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刘金德、孟春月向三胜制造厂退还了42台油泵，该部分油泵仍应由刘金德、孟春月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三胜制造厂与刘金德、孟春月之间发生的油泵货款总额以及已付货款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三胜制造厂与陆红军之间的纠纷，本院经审查，三胜制造厂系以陆红军私自收取其客户货款为由主张陆红军承担还款责任，该案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影响，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刘金德、孟春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6元，由上诉人刘金德、孟春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锦明审 判 员 陈 卓审 判 员 戴志霞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晓晴书 记 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