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森，男，1981年8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云，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伟，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贵友，男，1981年6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刘森因与被上诉人董贵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9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贵友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董贵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欠条》就认定董贵友已经实际向刘森出借了30万元现金，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董贵友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刘森交付了30元现金的事实，且未对其所谓的出具现金的来源进行举证。1.董贵友所主张的借款资金来源不但无证据证明，且其陈述的事实不符合常理，存在明显不合理性。首先，董贵友称出借的现金来源于公司的家具生意，但《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5月7日，电子支付已基本取代现金支付，成为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尤其像购买家具这种需要大额现金的商品。其次，董贵友经营的公司为在红星美凯龙商场进驻的商家，其与红星美凯龙商场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最终用户购买商品需将款项支付至红星美凯龙商场，董贵友再经每月与红星美凯龙商场对账后进行最终结算，且结算金额亦通过红星美凯龙商场账户转账支付至董贵友所经营的公司账户。董贵友所主张出具的大额现金的来源，明显不符合常理。2.2018年5月，董贵友与刘森就刘森退出公司事宜达成一致后，因董贵友公司经营及人员稳定之需，其请求刘森帮忙，在刘森退出公司时向其出具形式上的《欠条》，但董贵友从未向刘森支付过《欠条》所称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之规定，董贵友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刘森交付了30元现金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本案一审法院不应依据未经法院通知擅自出庭作证且与董贵友存在明显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即认定存在董贵友向刘森出借款项这一过程。董贵友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皆明确表示由董贵友通知其出庭为董贵友作证。三位证人除与董贵友系朋友、老乡关系之外，其中证人刘某是董贵友的妻子、证人张某1与董贵友及刘某亦存在亲戚关系，同时三位证人均为董贵友公司的员工（董贵友也明确表示三位证人社保关系在董贵友公司）且在庭审中均表示与董贵友住在同一小区，与董贵友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本身就极度具有倾向性，同时其又经未经法院通知，在董贵友通知后擅自出庭作证。此外，三位证人在庭审陈述中对“所谓的董贵友向刘森交付现金的这一过程”，如：被申请人如何拿出现金，现金摆放的位置，申请人怎么拿到现金的等，均表示记不清了，且未进行具体描述。因此，在前述情形下，证人证言存在被污染的极大可能性，证人证言的合法性、真实性均应存疑，不应被采信。三、董贵友举示的30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的证据（《欠条》及证人证言）根本无法形成高度盖然性优势，一审判决认定董贵友已实际交付出具款项没有客观依据。四、董贵友并未向刘森出具诉争款项，一审判决刘森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董贵友辩称，不同意刘森的上诉请求和意见，同意一审判决结果。董贵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森偿还董贵友借款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刘森承担本案各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7日，刘森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本人刘森欠董贵友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特立此据。”刘森在欠款人处签字并按捺手印。《欠条》中另有证明人宋某和张某1在证明人处签字并按捺手印。刘森认可《欠条》的真实性，但否认董贵友向其实际支付过款项；并称打《欠条》系因与董贵友多年好友关系，基于信任出具的，出具《欠条》是给董贵友帮忙的行为。一审庭审中，董贵友称本案借款是打《欠条》当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刘森，借款现场除了双方当事人还有证明人宋某和张某1在场。关于打《欠条》时在场人员情况，刘森当庭陈述其到现场时，董贵友和两个见证人都在，没有其他人了。《欠条》上的证明人宋某和张某1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两位证明人均自述与本案董贵友、刘森都是朋友及老乡关系，见证了借款过程，并作为证明人在《欠条》上签字。关于借款过程，宋某和张某1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的陈述基本一致，且与董贵友陈述内容亦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董贵友依据刘森出具《欠条》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刘森从董贵友处借款30万元，董贵友已履行出借义务，在刘森未有证据证实已清偿的情况下，董贵友要求刘森偿还借款，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董贵友要求刘森支付利息的诉求，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董贵友于2020年2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刘森于2020年7月17日收到起诉状后仍未偿还欠款，确给董贵友造成了利息损失，现董贵友主张逾期利息，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但利息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依法确定为刘森收到起诉状之次日即2020年7月18日。故对董贵友要求刘森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森偿还董贵友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清；二、驳回董贵友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刘森向本院申请张某2、李某出庭作证，同时申请本院向管理北京通州区合生世界村H号楼1010房屋的物业公司调取2018年5月7日13时至16时期间的电梯及小区内部的所有监控录像资料。二审庭审中，张某2出庭作证称，其和刘森是同事关系，其于2018年3月入职北京亚丹衣柜工作，但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期间5月份的一天见到刘森从二楼办公室下来（当时设计师于一楼办公），当时与刘森对视一眼，未见他手持任何物件，后他便推门离去，之后再也没见刘经理来过办公室，直至6月份其有业务上的困难打电话咨询刘森方知他已离职。李某出庭作证称，其和刘森2018年一起共事，公司是在北京通州合生世界村的亚丹衣柜，但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刘森于2018年5月7日下午来公司（因此前有风声说他要离职，故其以为刘森来办离职），因为公司租在一间复式楼里，总经理董贵友在二楼，设计师在一楼，刘森来时和李某等人打了招呼，然后上二楼，不到半小时又下来了，推门离开，未见刘森手里拿有任何东西，之后再也没见过刘森。刘森对证人张某2、李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表示李某的证人证言完全证明了刘森在2018年5月7日从董贵友公司离开时手上并未持任何物件，也就不存在董贵友所称刘森于当日取走现金这一事实。董贵友表示其不认识证人张某2、李某，证人张某2、李某所说的不属实。董贵友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森是否应向董贵友偿还借款本息。本案中，董贵友主张其与刘森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交了《欠条》、证人证言加以佐证，证人系《欠条》上所载的证明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刘森的欠款情况。刘森虽主张董贵友未实际向其支付过款项，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张某2、李某称其为刘森同事，故其与刘森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证明力，仅凭借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董贵友向刘森出借款项的事实；另，即使董贵友的证人与董贵友亦存在利害关系，但该证人系《欠条》上所载的证明人，且刘森的证人并非借款现场的在场人，并未见到借款发生的经过，故董贵友提供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高于刘森提供的证人证言，故本院认定董贵友履行出借义务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在案证据，认定董贵友与刘森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判令刘森偿还董贵友借款本息，并无不当。关于刘森要求本院向物业公司调取电梯及小区监控录像资料的申请，并非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可以调查取证的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准许。刘森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森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 薇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