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辽02民终28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景飞，男，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东媚，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斌，上海市协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慧卿，女，1970年3月4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坤，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银龙，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伟，男，197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原审第三人：李光伟，男，196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吕景飞因与被上诉人刘慧卿、李庆伟，原审第三人李光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8090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吕景飞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裁定受理本案并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能证明被上诉人已收到原审第三人支付的全部借款，上诉人经债权转让成为新的债权人，故本案当事人之间构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及债权转让关系，并不涉及刑事犯罪。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偿还任何借款本息，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及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如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二条规定：如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法院的，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系审理过程中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来函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而非法院经审理主动发现犯罪嫌疑，故本案符合《规定》第十二条之情形，即由法院认真审查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提交的相关材料后再决定移送公安机关或继续审理。一审法院未准确认定上述事实，而是按照《规定》第十一条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尚未查明本案是否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即使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也应裁定中止审理，而非驳回起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刑事案件涉嫌罪名为诈骗，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提交的《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均不足以证明本案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亦未对此进行查明。即使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也应当先行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本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鉴于本案基本事实已由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立案侦查且尚未审结，故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一审法院未准确适用上述规定，而是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将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如本案最终被驳回起诉，则法院对被上诉人抵债所得房屋的保全措施也将解除，被上诉人极有可能将上述解除查封的财产转移。如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予立案，或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上诉人虽然有权就同一事实再次提起诉讼，但已无法对被上诉人的财产进行保全，上诉人由此遭受的巨大损失将无从弥补。 刘慧卿二审辩称，2018年12月12日，吕景飞以原告身份、李光伟以第三人身份，合谋虚假诉讼，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诉求判令刘慧卿、李庆伟夫妇偿还债务205万元，并支付其虚构律师费30万元。李光伟、吕景飞出借款项，从不出示原始借款凭证，诸如出借人本人的银行转账存联、借款人借条或双方《借款协议》等提起民事诉讼，而是故意以本人之名，借他人之款予以出借，然后以其本人代为归还他人莫须有的高额利息，再将所谓的还款利息作为本金，要求借款人之后签订《还款协议书》。此后，再诱使刘慧卿夫妇签订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债权人从而规避了作为原告举证出示原始借据之义务，以《还款协议书》起诉至人民法院。吕景飞该项205万元虚假诉讼亦是如此“套路”。且看原告（虚假受让债权人）吕景飞、第三人（虚假转让债权人）李光伟是如何阴谋设计出这一205万元所谓的债权的。该二人在串通的《起诉状》上自称：“2014年，李庆伟、刘慧卿（夫妇）因需支付拍卖（房产）成交税款的需要，第三人杨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00万元给刘慧卿，第三人李光伟以现金的方式借款5万元给刘慧卿。三方约定月息6.5分。2015年5月26日，李光伟、杨芳、刘慧卿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刘慧卿同意向李光伟偿还全部借款本息。2018年10月18日，李光伟、杨芳、吕景飞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前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予吕景飞。”吕景飞就此提起诉讼，看似无可非议。然而，其中隐瞒的真相所在，完全属于“套路贷”。李光伟曾在2014年9月25日因刘慧卿缴纳竞拍房产税款的需求，即起诈骗之意。主动出借170万元给予刘慧卿，但李光伟不从其个人账户出借，而是从一个刘慧卿并不认识的杨芳个人账户转入刘慧卿账户。加上借款一个月的利息，变成借款200万元。李光伟所言其帮助刘慧卿借款需要5万元，本金变成205万元。2015年5月26日要求刘慧卿与其且与杨芳三人一起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李光伟用其打印成文的《还款协议书》让刘慧卿签字。刘慧卿发现上面所写内容，方才发现被“套路贷”了。1、李光伟故意虚构其帮助借款存在6.5月息，又说其代为垫付刘慧卿竞拍房屋的税款，把170万元借款写成205万元。2、李光伟虚构事实，其无转款凭证证实向杨芳支付利息，却说什么从借款之月起每月已经代为支付杨芳出借款项之利息（月息6.5分），截止2015年5月26日，刘慧卿已共欠本息326.49万元；3、李光伟违反签约时生效在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即“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将该款项326.49万元本息作为本金，要求以月息6.5分计算偿还全部本息；4、李光伟明确要求此后以326.49万元为本金，以6.5分月息，对其负责偿还，即李光伟为该款债权人。5、李光伟害怕刘慧卿依法追回高额利息，表明如三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争议并诉至法院，刘慧卿不得要求返还（此前所支付的利息）或折抵本金；6、李光伟故意虚晃一枪，将杨芳列入《还款协议书》的第三方即“丙方”，制造假证，然却无杨芳到场，亦无杨芳签字；7、李光伟已经预谋，将此后虚假受让债权的吕景飞作为当场的“见证人”，在该《还款协议书》上签字。8、吕景飞以并不存在的30万元《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律师事务所收取30万元的税务发票，诉求刘慧卿另行支付律师费30万元。9、时过三年，即2018年10月18日，李光伟、杨芳与吕景飞签订一份所谓《债权转让协议》，载明李光伟、杨芳对刘慧卿205万元债权、月息6.5分，转让给予吕景飞。然而，该《债权转让协议》纯属虚假。（1）刘慧卿与李光伟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还款协议书》后，刘慧卿已经通过转款和提现的方式，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月息3分计算，支付归还了李光伟的全部债权；即至2018年10月18日，李光伟己经不再对刘慧卿享有该项债权。（2）李光伟无基础客观证据证实其与吕景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谓转让债权债务，即属虚构事实。（3）杨芳并未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上真实签字按印，亦属李光伟、吕景飞的虚假所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该《意见》列出“套路贷”情形之一：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李光伟、吕景飞正是采取这样的犯罪手段，虚假诉讼，诈骗钱财。对此，但不限于此，刘慧卿已经对李光伟、吕景飞等多起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行为，向全国扫黑办予以控告。辽宁省公安厅正督导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侦办。有该局（2020）208号《立案决定书》为证，该局且已书面告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该院随即作出（2018）辽0204民初804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吕景飞的起诉”。该院裁定合法有据，应当得到支持。 李庆伟、李光伟未提交答辩意见。 吕景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人民币18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3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8日，共计250.44万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874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5月25日，本金为1134万元；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8日，本金为874万元，以上两项利息共计718.26万元）；3.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吕景飞与被告刘慧卿、李庆伟、第三人李光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涉嫌刑事犯罪，根据《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吕景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4693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20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原告负担6200元，退回原告146935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而本案中，虽然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以大公西（刑）立字（2020）208号立案决定书对吕景飞、李光伟等人涉案诈骗刘慧卿一案进行了刑事立案，但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通知书》和《情况说明》并未对吕景飞、李光伟等人所涉诈骗犯罪的具体事实和情节作出说明和认定，与本案上诉人吕景飞起诉的民间借贷事实是否系同一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并不确定，被上诉人刘慧卿也未向法庭提供上诉人吕景飞、原审第三人李光伟等人本案借贷涉嫌诈骗的具体事实证据，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所涉借贷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诈骗犯罪之间系同一事实，或具有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刘慧卿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案涉借款中上诉人吕景飞、李光伟等人涉嫌诈骗犯罪，而仅提供了公安机关对其被诈骗一案而立案侦查的《立案通知书》和《情况说明》，故本案明显属于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即：人民法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所附的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只有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才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否则仍应依法继续审理。而依上所述，公安机关提供的现有材料并未对吕景飞、李光伟等人所涉诈骗犯罪的具体事实和情节作出说明，不足以证明本案借贷确属诈骗或存在诈骗的嫌疑。被上诉人刘慧卿亦未向法庭提供上诉人吕景飞、李光伟等人本案借贷涉嫌诈骗的事实证据，故人民法院仍应依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审理本案。即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的规定，本案亦应裁定中止审理，而非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吕景飞起诉刘慧卿借款未还，并提供了相关由刘慧卿签署的《还款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吕景飞亦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综上，上诉人吕景飞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8090号之二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富喜胜 审判员  毛国强 审判员  缪 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