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刚，男，1967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慧敏，女，1990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寿义，男，1943年9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盐城市亭湖区五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常熟路8号。负责人：陈雪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州，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成，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刚、周慧敏、徐寿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0）苏0902民初2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刚、周慧敏、徐寿义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10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承保页面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未能对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1.投保页面均未涉及到当事人的收入问题，投保页面的《投保须知》内容不一致，明显存在欺诈行为。2.《特别约定》在整个投保过程中均未见到此内容。通常人理解投保人在缴费成功页面出现后，就会确认保险已购买成功，也不会去查看电子保单，也不知道电子保单之说，更不知道电子保单会出现投保页面未曾显示过的特别约定。为此，特别约定不能作为免除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3.被上诉人未按特别约定履行，特别约定对被上诉人未能产生效力，而要求上诉人严格按此特别约定执行，显失公平；电子保单特别约定“2、8若缴费方式为月缴，发生理赔，需缴清全年保费后方可申请理赔。2、9、2受益人未能提供被保险人的完税证明，身故保险金额最高50万元，同时，保险人将退还意外身故保险责任项下因保额调整所对应的保费。”被上诉人未要求上诉人缴清全年保费的情况，直接赔偿了50万元，并且亦未退还保额调整后对应的保费。4.打开两重链接后的投保须知及投保声明，均未见一审法院所述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加粗字体等进行提示。并且只有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才可以经提示后生效。本案的投保须知及投保声明以及当事人收入情况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5.一审法院摘录的保单信息中“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中的保险条款、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合同解除等条款内容，均未见对年收入要求的条文内容。6.保监会备案的条款，未有对当事人的收入状况要求，备案条款亦无投保须知、投保声明、保额调整等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条款；且责任免除部分亦未有收入情况的字样。电商平台的页面修改亦可以说明被上诉人知晓投保时的不诚信行为。保险理论通说，亦与收入无关。保险合同被称为最大诚信合同，如实告知义务就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来自银保监系统的就有保险公司因重要条款提示不足的处罚决定，也要求条款及免责部分必须全部显示完毕后方可打勾确认已阅读。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的形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的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予以提示和说明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投保人周刚通过手机投保的方式，在被上诉人处投保了意外伤害险，根据一审中演示的投保过程，必须勾选保险条款后才能缴费完成投保。投保人可以在手机上查阅保单和保险条款，而条款中已经将争议的免责条款进行了加粗和加黑处理，已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应当合法有效。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周刚、周慧敏、徐寿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赔偿其保险赔偿款100万元；2.诉讼费用由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8日，周刚为其妻徐某在网上水滴保险商城投保由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承保的“水滴百万意外险2019”险种。案涉险种投保时，投保人填入投保人、被保险人相关信息，在“○我已阅读并同意保险条款投保须知…”的○处点击变成√(保险条款投保须知等字体系另一种颜色)。形成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车险保险单内容有：保单信息：投保人：周刚保险计划名称：水滴百万意外险2019保险起期：2020年1月21日00时00分00秒被保险人：徐某中国平安PINGAN2.7本产品每人限购一份，……8、若缴费方式为月缴，发生理赔，需缴清全年保费后方可申请理赔。9、投保人在投保前须确认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年度应税薪金收入≥人民币15万元。索赔身故保险金时受益人应提供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被保险人个人年度应税薪金收入金额的认定方式为：1)、受益人能提供被保险人的完税证明……。2)、受益人未能提供被保险人的完税证明，身故保险金额最高50万元。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本人已收到所投保险种保险条款，且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合同解除等条款内容。本人自愿投保本保险，并确认上述投保事项真实、准确，如有隐情或不实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黄尖派出所编号02020000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记载：2020年02月05日06时23分左右，民警接报警后至亭湖区，民警迅速报告所领导、分局技术队，至现场调查发现：死者名叫徐某（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洋尖村五组8号），于2020年2月4日晚19时30分在家屋后掉入河中，家属发现人不见后寻找至2020年2月5日凌晨3时，在屋后向西70米河岸边发现尸体。分局技术队至现场勘验排除他杀，我所对当时在场人员均谈话。死者家属对死者死因无异议,不需要解剖，民警告知其家属在疫情期间不要大办丧事，减少人员聚集，等疫情过后再办宴席。保险事故发生后，周刚、周慧敏、徐寿义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理赔，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已赔偿周刚、周慧敏、徐寿义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周刚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签订的“水滴百万意外险2019”系双方真实意思之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保险合同中约定“投保人在投保前须确认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年度应税薪金收入≥人民币15万元。索赔身故保险金时受益人应提供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2)受益人未能提供被保险人的完税证明，身故保险金额最高50万元。”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对该免责条款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加粗字体等”进行提示，而且该免责条款的书面文字内容常人能够理解。故该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周刚、周慧敏、徐寿义未能提供死者徐某生前的完税证明，身故保险金额最高50万元。因此，周刚、周慧敏、徐寿义要求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再赔偿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刚、周慧敏、徐寿义要求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再赔付保险赔偿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周刚、周慧敏、徐寿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投保页面的打印件，证明上诉人周刚投保案涉保险时的页面并未出现对被保险人年收入的要求；证据2，《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证明保险公司应完整记录和保留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交易信息，确保完整准确地还原相关交易流程和细节，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该类证据，即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诉人周刚投保时告知了有关被保险人年收入的要求。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本案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共同演示了投保过程，投保时必须勾选确认已阅读条款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故被上诉人已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已完成举证义务。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其是“水滴百万意外险2020”的投保界面，与案涉保险并非同一保险产品，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不具关联性，不予采纳。本院二审另查明，案涉保险单主要包括“保单信息”“保费信息”“保险方案”“特别约定”“重要提示”“健康及职业状态提示”“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等七个部分，其中“保费信息”部分显示缴费方式为月缴，全年应缴保费322元，首月应缴保费3元，其余每月应缴保费29元。上诉人周刚投保案涉保险时缴纳了首月保费3元，其后被上诉人每月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扣取保费29元，被上诉人现已收取案涉保险单载明的全部保费322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中的“9、投保人在投保前须确认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年度应税薪金收入≥人民币15万元。索赔身故保险金时受益人应提供被保险人在投保前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2)受益人未能提供被保险人的完税证明，身故保险金额最高50万元。同时，保险人将退还意外身故保险责任项下因保额调整所对应的保费”（以下简称“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对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被上诉人能否依据该条款主张其仅应向上诉人给付50万元保险金。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刚在被上诉人处投保“水滴百万意外险2019”，该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被上诉人签发的保险单中“特别约定”部分尤其是其中第9条“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是否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以及被上诉人能否依据该条款主张理赔的问题。上诉人称投保页面并未提及被保险人年收入要求，在点开“投保须知”“投保声明”链接时也未见到相关内容，案涉保险单“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中亦未提到“特别约定”部分，而且被上诉人本身也未按照“特别约定”第8条、第9条执行，即被上诉人在支付50万元保险金时并未要求上诉人缴清全年保费以及被上诉人亦未根据所谓调整后的保额退还相应的保费，故“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进行理赔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内容及其在保险单中所处位置来看，位置在先的“保险方案”部分已经明确显示“意外身故：150万”，并未有最高150万元的限制表述，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基于此已经产生合理期待，而在后的“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却又根据受益人能否提供投保前12个月被保险人个人年度应税薪金收入超过15万元的标准进行区分理赔，显然是在减轻自身的保险赔偿责任，该“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依法应当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一方面，“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列在案涉保险单“特别约定”之下，被上诉人并未对该条款内容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特别约定”下方“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中亦未提及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已阅读并理解了“特别约定”；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投保过程中对“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进行了提示并作出了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第三，被上诉人在案涉保险理赔过程中本身亦未完全遵守“特别约定”，其在支付50万元保险金时并未要求上诉人缴清全年保费，亦未按照其所主张的保额计算出相应的保费并退还部分保费，相反，被上诉人在赔偿了50万元保险金之后还是继续按150万元保额每月收取保费29元直至合同期满。这就人为地形成了一种局面，即缴纳同样的保费，保额却差距甚远，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第四，根据“被保险人年收入条款”内容，案涉保险实质上在被保险人方面设定了承保条件，也即被保险人年收入需达到15万元，但是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在投保过程中亦未要求投保人确认符合承保条件，而是在保险单中作出特别约定，即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减少保险金并退还多收的保费，这表明被上诉人明知有可能存在不符合承保条件的情况却怠于审核，也有违诚信原则。最后，即使如被上诉人所称在理赔阶段应当以被保险人年收入有无达到15万元为主要标准确定保额，并根据保额重新计算保费以及退还多收的保费，但是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并非每份保险合同都会面临理赔请求，对于不符合承保条件且未出险的广大投保人而言，相当于其多交了合同对价之外的保费，被上诉人亦没有积极退还该部分保费，显然也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周刚、周慧敏、徐寿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0）苏0902民初2895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刚、周慧敏、徐寿义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永军审 判 员 陈素娟审 判 员 胥 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丁 莉书 记 员 邵绘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