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4民终11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2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37118310X。法定代表人：胡正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会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河南省鹏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花园乡民太（民睢）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1421000000769（1-4）。法定代表人：张朝良，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商丘新浩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睢县城北产业集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2568635017P。法定代表人：张浩荣，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出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省鹏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飞建筑公司）、商丘新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浩纸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2民初4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江出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会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江出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2民初406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长江出版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仓库中的纸品混合存放、难以区分，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长江出版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案涉仓库现场勘验、对仓库内货物进行清点、盘存，但一审法院未查看、勘验案涉仓库内部的纸品存放情况以及货物区分情况；长江出版公司已提交了案涉仓库现场情况及货物区分情况的照片等证据，显示长江出版公司已在案涉仓库门口悬挂标识，仓库内货物存放区域上方悬挂明显标识，现场24小时有人监管，足以确保长江出版公司货物存放独立可识别。长江出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证明案涉仓库系长江出版公司存放纸品货物的仓库，该仓库独立且封闭，货物已经特定化，商丘新荣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荣纸业公司）、新浩纸业公司无权且事实上并没有对长江出版公司在仓库内存放货物独立管理进行阻碍。2.部分出库单的笔误并不影响长江出版公司作为买方向卖方新荣纸业公司、新浩纸业公司购买货物的事实的认定。每一笔记载错误的货物都可以与长江出版公司作为买方，新荣纸业公司、新浩纸业公司作为卖方的《买卖合同》《入库通知单》等证据链中的其他证据相印证，且数百份出库单中仅有极少部分记载错误，不能否认该份证据证明力及整个证据链的证明目的。3.一审判决认为长江出版公司未提供过磅单、销售货物的发票、运输凭证等证据，且仓库库存纸品上的标签显示为商丘新浩、新荣纸业，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提到的过磅单、运输凭证是各方长期交易中并没有产生的证据，贸易期间，每次出入库均有过磅操作，过磅重量直接载于出、入库单；运输凭证则是因长江出版公司对外销售纸张，合同约定由下游购货方负责运输，既然长江出版公司无需承担运输费用和责任，当然没有相关运输凭证，因此一审判决要求长江出版公司必须提供该两份证据极不合理，也缺乏法律依据。长江出版公司下游购货方销售纸张的发票可以提供，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时，并未询问或要求长江出版公司提交该份证据，就径行以长江出版公司未提交该份证据认定长江出版公司不享有案涉仓库内纸张所有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商丘中院）作出的（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系已生效的终审判决，已对包含本案300吨超感纸在内的共计700吨白卡纸作出评价。长江出版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一审法院无权援引其他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直接进行事实认定，更无权将其他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作为依据从而作出本案判决结果；商丘中院作出的（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书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报案例或指导案例，不具备参考性；“超感纸”与“白卡纸”是两个不同的纸张品种，两者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长江出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睢县人民法院2019年10月9日作出的（2019）豫1422执1077-1号执行裁定；2.解除对新浩纸业公司仓库内超感纸300吨的查封；3.确认新浩纸业公司仓库内超感纸300吨属于长江出版公司所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纸业公司）是睢县产业集聚区生产纸品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后新浩纸业公司租赁恒兴纸业公司的车间生产纸品，并租赁恒兴纸业公司的仓库存放纸品。2017年3月长江出版公司向新浩纸业公司承租了该仓库，开始与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二者为关联公司）共同使用该仓库存放并销售纸品。2017年4月份至今长江出版公司从新浩纸业、新荣纸业、万润等公司处购买纸品共69,913吨，支付货款427,131,727.37元，长江出版公司销售了纸品66,562.639吨。后鹏飞建筑公司与新浩纸业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2019）豫1422执1077-1号执行裁定查封新浩纸业公司仓库内的超感纸300吨。长江出版公司对上述裁定不服，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豫1422执异66号执行裁定，驳回长江出版公司的异议请求。长江出版公司对裁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长江出版公司曾因与本案查封的案涉纸存放在同一仓库的共计700吨白卡纸的查封，于2019年1月28日以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及开封市第三运输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豫1422民初705号民事判决，长江出版公司不服，向商丘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5日商丘中院作出（2019）豫14民终319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豫1422民初22号民事判决，驳回长江出版公司的诉讼请求。长江出版公司仍不服，上诉至商丘中院，商丘中院作出（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长江出版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享有本案诉争货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长江出版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查封的纸品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提供了买卖合同等证据，这些证据虽能证明长江出版公司与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及其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销售的关系，但不能证明查封的案涉仓库内的超感纸300吨即为长江出版公司的货物。理由如下：1.新浩纸业公司租赁的是恒兴纸业公司的仓库，其生产的纸品存放在案涉仓库中，长江出版公司购买了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的纸品又租赁了新浩纸业、新荣纸业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其购买的纸品，买卖双方的纸品均存放于同一仓库中，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将纸品出售给长江出版公司亦不存在运输问题或变更存放仓库的问题，本案标的又系种类物，故难以区分存放在案涉仓库中的纸品是长江出版公司的还是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的；2.长江出版公司销售纸品66,562.639吨，其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在此期间新浩纸业公司也在销售纸品并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故案涉仓库中现存纸品亦不能区分是长江出版公司的还是新浩纸业公司的；3.从长江出版公司提交的证据即出库单分析，长江出版公司的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收货单位为长江出版公司，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长江出版公司，收货单位为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这与长江出版公司购买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纸品的事实不符即与本案长江出版公司系买方，新浩纸业公司系卖方的事实相矛盾，且长江出版公司销售纸品未能提供过磅单、销售货物的发票、运输凭证等证据，另外案涉仓库库存纸品上的标签显示为商丘新浩、新荣纸业；4.商丘中院作出的（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系已生效的终审判决，已对包含本案300吨超感纸在内的共计700吨白卡纸作出评价。综上所述，长江出版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即不享有对本案诉争纸品的所有权，故对长江出版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长江出版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56元，由长江出版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长江出版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4份证据，因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对长江出版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2019年11月25日现场踏勘照片两张”不能证明案涉仓库内没有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的纸品，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及对应的《发货通知单》《出库通知单》《出库单》《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3“2018年2月4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及对应的《发货通知单》《出库通知单》《出库单》《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部分出库单据上出货单位为长江出版公司、收货人为新浩纸业公司或新荣纸业公司系笔误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长江出版公司对案涉仓库内货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物权行为，本院不予采信。鹏飞建筑公司、新浩纸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江出版公司对案涉300吨超感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长江出版公司作为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新浩纸业公司租赁的是恒兴纸业公司的仓库，其生产的纸品存放在案涉仓库中，长江出版公司购买了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的纸品又租赁了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其购买的纸品，买卖双方的纸品均存放于同一仓库中，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将纸品出售给长江出版公司亦不存在运输问题或变更存放仓库的问题；第二，在另案中，本院组织当事人现场勘验，仓库大门外和仓库内存放的纸张上并未悬挂长江出版公司的标志，长江出版公司亦认可存放在仓库内的纸张仅有生产厂家的标志并没有长江出版公司的标志，即不显示仓库内的纸张已经特定化为长江出版公司所有，且长江出版公司称其从案涉仓库往外销售了纸品66,562.639吨，但在此期间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也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进行对外销售，案涉仓库中的现存纸品亦不能区分哪些是长江出版公司的、哪些是新浩纸业公司和新荣纸业公司的；第三，二审中，长江出版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部分出库单据上出货单位为长江出版公司、收货人为新浩纸业公司或新荣纸业公司系笔误的事实，这与长江出版公司购买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纸品的事实不符，即与长江出版公司所称其系买方、新浩纸业公司或新荣纸业公司系卖方的事实相矛盾；第四，2018年5月19日武汉市金润纸业有限公司（需方）、长江出版公司（供方）签订的《销售合同》，2018年8月3日武汉鑫华盛源纸业有限公司（需方）、长江出版公司（供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三条规定：“提货方式：货物运输到需方指定地点，运费由需方支付。”长江出版公司关于“运输凭证是因长江出版公司对外销售纸张、合同约定由下游购货方负责运输，既然长江出版公司无需承担运输费用和责任，当然没有相关运输凭证”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审中，长江出版公司虽然提交了部分《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些发票不能证明长江出版公司对案涉仓库内货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物权行为；第五，本院作出的（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本案一审法院作出（2020）豫1422民初22号民事判决，且上述案件亦为长江出版公司作为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涉执行标的亦是存放在本案案涉仓库内，新浩纸业公司、新荣纸业公司亦为被执行人，且（2020）豫14民终4082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一审法院将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的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长江出版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300吨超感纸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56元，由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文超审判员  李念武审判员  许长峰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