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9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晓丹，男，汉族，1962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亮，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刚，男，汉族，1964年10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与邢晓丹为兄弟关系。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方红，男，汉族，1975年10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冬仙，女，汉族，1978年1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金寨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7245961。法定代表人：李启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述三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上诉人邢晓丹因与上诉人陈方红、李冬仙、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造人公司）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9）粤0391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邢晓丹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9）粤0391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第六项，改判陈方红赔偿邢晓丹股东权益1102212元，李冬仙承担共同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陈方红、李冬仙承担。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辩称：一、邢晓丹主张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的损失是不成立的。因为涉案股权转让发生在2017年6月22日，首先该转让是邢晓丹同意的，其次，即使其不同意该行为，我方也愿意返还股权给邢晓丹。二、2017年深圳融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乐公司）一直由陈方红控制，不符合事实的。融乐公司自成立均是由邢晓丹控股，融乐公司的股权结构一直是邢晓丹控制52%，我方的陈方红持股43%，另外还有一个小股东5%。三、关于前海造人公司有对公的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另外开设账户用于经营与常理不符。在一审时向法庭说过是一个现金备用金的账户，而且账户里实际开支只有123300元，而且账户的银行卡是在公司的出纳控制之下，而且卡里提取的现金支付的项目当时是需要经过邢晓丹签名认可的。四、前海造人公司向几家企业支付货款是实际发生的。一审法院曾经组织双方对账，但是邢晓丹代理人反复主张说没有完整的合同等纸质性证据，因此，无法查清该事实邢晓丹本人也有重大原因。综上，邢晓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上诉人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邢晓丹全部诉请；2、邢晓丹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邢晓丹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交付身份证件的行为不等同同意股权变更。二、陈方红支取公司款项属于侵占公司资产。三、目前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公司股权，已经无法返还股权。邢晓丹向一审法院诉请：1、确认陈方红于2017年6月6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确认前海造人公司在2017年6月6日作出的《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无效；3、判令陈方红、李冬仙共同赔偿邢晓丹损失暂计255万元；4、诉讼费由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涉案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前海造人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现企业性质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李启芳。经营范围其中一般经营项目为教育装备的技术开发及产品销售，数学应用软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信息技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兴办实业、物联网的开发与应用、教育信息咨询等；许可经营项目为教育培训、网上贸易等。经查询，前海造人公司成立后，共进行了6次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分别是：1、2014年12月23日，实收资本500万元；2、2016年11月17日，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2017年6月6日，股东由陈方红（占股49%）、邢晓丹（占股51%），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方红（占股100%），监事由邢晓丹变更为李冬仙；4、2017年10月24日，股东由陈方红（占股100%）变更为陈方红（占股60%）、珠海市汉策教育软件有限公司（占股30%）、深圳知源科技有限公司（占股10%），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变更了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由陈方红（执行董事）变更为李博（董事长），并由方明、陈方红担任董事；5、2018年1月4日，股东由原三名股东（陈方红、珠海市汉策教育软件有限公司、深圳知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陈方红（占股100%），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董事成员由三人（李博、方明、陈方红）变更为陈方红（执行董事）；6、2018年5月30日，投资人（法定代表人）由陈方红变更为李启芳（占股100%），并由李启芳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二、争议情况：邢晓丹指称，其原为前海造人公司占股51%的初创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在2017年6月时，陈方红利用邢晓丹因疾病住院、休养期间（脑梗中风），擅自将邢晓丹在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陈方红。邢晓丹为此提交的证据为：证据1、前海造人公司企业工商内档，邢晓丹表示（1）邢晓丹出资255万元参与设立前海造人公司，占该公司51%的股权；（2）邢晓丹已实缴出资255万元；（3）陈方红、李冬仙伪造邢晓丹签名，通过出具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股权变更，将邢晓丹持有公司51%股权转让给陈方红，李冬仙（陈方红的妻子）担任公司监事，非法占有邢晓丹在公司股权。证据2、2018年6月26日由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过司法鉴定，2017年6月6日将邢晓丹在前海造人公司51%股权转让给陈方红时，市场监督管理局内档保存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均不是邢晓丹本人签名，可以证明陈方红、李冬仙伪造邢晓丹签名的事实。证据3、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给邢晓丹发出的《病重通知书》、蛇口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等医疗机构给邢晓丹的《出院小结》，可以证明邢晓丹一直患有癫痫、高血压等重大疾病，其中邢晓丹在2017年5月29日再次发病，北大深圳医院向家属下达病重通知书，并于2017年6月3日出院回家休养。证明邢晓丹不可能也不应当知道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于6月6日将自己在公司股权被转让的事实。证据4、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可以证明（1）陈方红在违法转走邢晓丹的股权后，2017年11月7日与邢晓丹弟弟、妹妹的谈话中隐瞒该事实，可见其是在邢晓丹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邢晓丹的股权，事后故意向邢晓丹近亲属隐瞒该事实；（2）深圳知源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汉策教育软件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4日将前海造人公司股权转回陈方红的同时，于当日与陈方红共同入股深圳市慧教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证据5、深圳市慧教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单，可以证明深圳知源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汉策教育软件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4日将前海造人公司股权转回陈方红的当日，与陈方红共同入股深圳市慧教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因此，邢晓丹有合理理由怀疑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违法转让邢晓丹的股权，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对邢晓丹上述证据，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1、2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前海造人公司是邢晓丹和陈方红为配合两人共同经营的另一家公司融乐公司而设立的一个空壳公司，整套开办设立的手续都是全权委托中介机构办理，两人只提供了注册公司所需要的个人证件，既没有到场也没有在申请注册的文件上亲笔签名，比如第2页《设立申请书》、第15页公司章程的签字都是用印刷体的印章代替了手写签名；唯一有手写签名的是第30页《股东会决议》，但这也是由中介机构人员代签的。而2017年6月6日邢晓丹将在公司51%股权转让给陈方红时，情形完全相同，这也是邢晓丹和陈方红将身份证原件交给受托的中介公司，所有的文件以及签字都是直接授权中介公司的业务人员代签和制作的。邢晓丹将自己的身份证原件与陈方红的身份证原件一起交给中介公司的行为就是其同意涉案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邢晓丹提交的第55页反映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在看到邢晓丹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办理的手续，因为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了“原件已核”的印章以及核对人的签字，这也充分证明邢晓丹自己将身份证原件交给中介机构代理人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实。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虽然涉案股权转让文件不是邢晓丹自己签署，但是根据双方设立前海造人公司整个办理流程的惯例以及邢晓丹交出自己身份证原件的行为，可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是邢晓丹同意的且是邢晓丹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3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邢晓丹确实在2017年5月29日下午到6月3日期间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住院，但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7年6月6日前后，邢晓丹已经出院，邢晓丹在当时完全有行为能力作出同意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邢晓丹病情并非其描述的这么严重，医院的出院诊单记载的情况是“患者无诉明显不适”、“神清”等。可以证明邢晓丹当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把身份证原件交给中介机构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就是邢晓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合法有效。对证据4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与本案没有相关性，录音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11月7日，此时距离股权转让已经有半年时间，双方谈话的内容与涉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本身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邢晓丹的损失。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就其辩解意见举证情况是：证据1、2014年12月23日至2017年6月21日共27页的前海造人公司建设银行深圳招商支行44×××28的银行流水，证据7前海造人公司的收支往来统计表及相关说明（对证据1的数据统计和相关补充说明），可以证明（1）前海造人公司是邢晓丹、陈方红为配合两人共同经营的融乐公司的经营而委托中介服务机构代办设立的空壳公司，两人未实缴出资；（2）前海造人公司日常经营开支一部分由融乐公司和陈方红个人提供借款支持；（3）前海造人公司取得的业务收入除用于经营开支和偿还融乐公司借款外，主要以货款名义转付给了融乐公司，由两人共同享有；（4）截止涉案股权转让日，陈方红提供给公司使用的款项有530500元尚未收回，扣除此时前海造人公司全部财产即银行存款12747.66元，陈方红承担了公司亏损517752.34元（不包括陈方红直接从个人账户代支付的公司其他经营开支）。证据2、陈方红中国建设银行前海分行72×××82账号的存折。证据3、邢晓丹中国建设银行前海分行72×××90账号的存折。证据5、陈方红建设银行前海分行72×××82账号存折及2014年12月23日的交易流水。证据6、融乐公司招商银行75×××02的账户流水两页（节录）。证据2、3、5共同证明，邢晓丹、陈方红对前海造人公司的出资500万元是中介服务机构指定其关联方代为垫资的，先转账存入陈方红的账户，然后255万元转存到邢晓丹账户，再从邢晓丹账户缴付到前海造人公司的银行账户，另外245万元由陈方红的账户缴付到前海造人公司的银行账户。验资完毕后，500万元从前海造人公司的公司账户转账直接还给垫资中介服务机构的关联公司。归还验资款后，中介机构才把代办好的前海造人公司全套工商、税务等证照以及银行账户的控制权（含两人的存折）交付，因此，前海造人公司自始至终都是空壳公司，股东并未实际出资。证据6可以证明2014年11月5日、2015年1月13日由融乐公司分两笔支付给企业注册中介机构深圳市千百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1800元，其中11月5日支付的7400元是定金，注册完成之后，在2015年1月13日交付尾款4400元。证明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三是为配合深圳市融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而委托中介机构代办设立的空壳公司，深圳市融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1月分两笔支付给中介公司深圳市千百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注册服务费11800元。证据4、融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单，证明该公司股东为邢晓丹（占股52%）、陈方红（占股43%）、王升平（占股5%）。对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上述举证，邢晓丹对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7，邢晓丹认为（1）前海造人公司自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的营业收入达417万元，因此并非空壳公司而是属于经营良好的公司；（2）前海造人公司转给融乐公司的货款是在2016年12月19日—29日分6笔共130万元，这不符合常理，且陈方红没有提供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佐证货款是否真实存在；（3）前海造人公司转给融乐公司以借款和往来款名义转账的26笔89.2万元，融乐公司转给前海造人公司以借款和往来款名义转账的44笔47.8万元，这与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的理解完全相反，两项相减，前海造人公司实际转账给融乐公司41.4万元；（4）前海造人公司在2015年11月至2017年5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以报销的名义从公司支走38万，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在其证据7中也予以认可；（5）陈方红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分9笔以贷款名义向深圳市融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鹏红发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广东天智实业有限公司转账44.458万元，至今该笔借款尚未收回；（6）陈方红、仅提供了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6月的银行流水，陈方红、李冬仙违法转走邢晓丹的股权之后的银行流水并未提供，且还没有相应合同佐证。对证据2、3、5、6，邢晓丹认为，当时尚未施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大部分公司的注册均系通过中介公司垫付注册资本进行虚假注册资本的操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根据前海造人公司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公司实际成立且正常经营，在2015年至2017年的营业收入达到417万元，并不是陈方红、李冬仙所述的空壳公司。对证据4邢晓丹认为前海造人公司转给融乐公司的款项，是否合理合法应以相应的合同以及送货单为准，且融乐公司与前海造人公司的股东并非完全相同。三、本案关于资产审计情况。对前海造人公司经营情况，邢晓丹表示前海造人公司成立后承租位于南山区办公，陈方红、李冬仙表示该地址就是融乐公司的经营地址，但从2017年初融乐公司下落不明后，前海造人公司就没有实际经营了；对公司是否购买了动产、不动产、车辆及办公用品的情况，邢晓丹表示不清楚，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表示没有购买任何财产；对公司是否聘请员工，邢晓丹与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均认可公司给6、7人发工资，给4人缴纳社保。由于通过举证情况，可以认定前海造人公司虽在工商信息系统中反映已实缴出资，但实际由企业注册代办机构代为完成验资后又将注册资本抽逃，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因此可以确定为前海造人公司初始股东未实缴出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对前海造人公司从成立到2017年6月6日期间的公司价值，通过自行对账确定，对账时间31日。本案在第二次庭前会议时，邢晓丹表示无法对账无法如期完成，而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已经将所有的财务资料（包括银行流水、会计账目、记账凭证和部分合同）提交给了邢晓丹，双方在一起经过了三次见面、对账，在过程中也反复要求邢晓丹本人到场，但其一直没有出面，而事实上前海造人公司与融乐公司是混同经营的，有一部分财务资料存在在融乐公司经营场地，而融乐公司一直由邢晓丹控制，但2017年1月融乐公司搬离办公场地后下落不明，邢晓丹参与对账人员没有实事求是考虑小微企业财务不规范的情况，导致无法经过对账达成一致。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证据交换时，通过行使释明权的方式，引导当事人对已对账情况找出相同点及不同点，就账目情况确定如下：1、通过前海造人公司银行流水反映，从公司成立到2017年6月6日，总收入4974303.99元，总支出4961556.33元，余额为12747.66元。2、邢晓丹认为根据账目清查情况，陈方红、李冬仙损害其股东利益有下列情况：（1）银行流水中转入融乐公司2201420元，除了能确定是归还融乐公司借款474500元，余款1726920元陈方红、李冬仙未能说明情况；（2）陈方红以报销差旅费名义转出的43万元未说明原因；（3）转账到62×××26银行卡的124300元（共分36笔）未说明原因；（4）其他以货款名义、贷款名义支付给三家企业的31万元未说明原因。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认为，针对第（1）点，前海造人公司转给融乐公司的2201420元，其中474500元因两家企业之间一直有往来，这是归还融乐公司的往来款；根据陈方红回忆，另外有1321020元是前海造人公司代融乐公司与其第三方交易进行走账的款项，应该是货款；余款405900元是提供给融乐公司的往来款，但是由于邢晓丹未出面对账，性质难以确定。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强调，如果1726920元为前海造人公司利润，这些利润转给融乐公司没有损害邢晓丹的任何利益，因为邢晓丹是融乐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第（2）点，陈方红、李冬仙报销支取差旅费43万元，从公司成立到2017年6月6日中有一年半邢晓丹在生病休养，实际跑业务是陈方红、李冬仙，有这些支出也是正常的。而同一期间，邢晓丹以各种名义（包括报销的方式）从公司支取了166022.84元，同时陈方红向公司提供的借款资金也有530500元尚未收回。如果认定43万是陈方红以差旅费名义据为己有，减去陈方红提供给公司的借款，公司还欠陈方红的款项，而邢晓丹支取了16万多元，却没有给公司提供一分钱资金。对第（3）、（4）点，转账到62×××26银行卡是前海造人公司的公司附属卡，给出纳可以提取少额的现金用于运营，在两年半的时间124300元体现也是合理的。经向银行核实，给三家企业转账31万元是货款而非贷款，银行将“货款”写为“贷款”实为笔误。四、本案其他情况。就融乐公司的企业信息，经查询，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31日，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邢晓丹（出资额520万元，占股52%）、陈方红（出资额430万元，占股43%）、王升平（出资额50万元，占股5%），经营地址南山区蛇口沿山路以西工业六路以北佳利泰大厦九楼A单元。2017年11月27日融乐公司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一审法院认为，邢晓丹是前海造人公司的原股东，陈方红未取得邢晓丹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邢晓丹在前海造人公司的股权转让，侵害了邢晓丹作为企业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属于侵权行为，陈方红、李冬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辩解变更股权经过了邢晓丹同意，其主要理由是（1）双方惯例，理由是公司注册成立时就不是两名股东在公司设立资料上亲笔签名；（2）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已口头告知邢晓丹须变更股权，邢晓丹同意后主动提供身份证。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前海造人公司设立时签署的一系列文件按陈方红所述，确实委托了中介机构代理，各项公司成立时签署的文件虽不是两位股东亲笔签名，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在本案中，两位股东邢晓丹、陈方红均未对中介机构人员代为在公司设立文件上以股东身份签名的行为提出质疑，也没有提出否定其代理行为的意见，那么根据上述规定，这视为对中介机构无权代理的追认，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不能得出其后变更股权所签订文件仍不需得到邢晓丹许可的惯例。邢晓丹将其身份证交与陈方红，既可能是为了办理公司业务所需，也可能是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但在没有明确证据情况下，不能得出“交付身份证=同意股权变更”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对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的相关辩解意见不予支持。邢晓丹诉请确认陈方红在变更股权时于2017年6月6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请求确认前海造人公司在2017年6月6日作出的《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无效的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邢晓丹在本案中没有诉请陈方红将其原在前海造人公司的股权归还，在审理过程中对陈方红、李冬仙提出可将前海造人公司股权全部变更给邢晓丹的意见也不予认可，而是对陈方红、李冬仙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诉请陈方红、李冬仙共同赔偿邢晓丹损失255万元。邢晓丹此项诉讼请求是基于邢晓丹认为其对前海造人公司已实缴出资，但经过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充分举证，所谓的“实缴出资”实际是由中介机构代为提供验资款，在前海造人公司验资后即返还了中介机构，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出资行为，本案的损害赔偿不能以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作为计算依据。本案中，邢晓丹提出的损害赔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陈方红、李冬仙侵害其公司净资产的财产权；其二是陈方红、李冬仙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侵害其财产权。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前海造人公司购买不动产、动产、车辆、办公用具的证据，公司财产可以通过公司账户的交易记录查实。证据表明，从公司成立（2014年12月2日）到2017年6月6日，该公司总收入4974303.99元，总支出4961556.33元，余额为12747.66元。余额12747.66元即为公司净资产，按照股权比例，邢晓丹对其中51%为6501.31元的净资产拥有所有权，理当由陈方红、李冬仙返还给邢晓丹。二、经过双方对账，邢晓丹对陈方红、李冬仙在2014年12月2日到2017年6月6日期间有四个部分使用公司资金行为提出质疑，包括转账给融乐公司1726920元、陈方红以报销差旅费名义转出的43万元、转账到62×××26银行卡的124300元（共分36笔）、其他以货款贷款名义支付给三家企业的31万元，涉及资金约260万元，邢晓丹认为这也损害了其作为出资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通过银行交易流水可以反映，前海造人公司与融乐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而融乐公司与前海造人公司股权构成基本相同，均为邢晓丹与陈方红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可以认为是关联企业，而融乐公司是邢晓丹实际控制的企业，两家关联企业之间互相转账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害公司利益，邢晓丹有责任说明其实际控制的融乐公司收到前海造人公司1726920元的原因，邢晓丹对此不予说明且认为是陈方红、李冬仙侵权，与理与法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转账到62×××26银行卡的124300元（共分36笔）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已解释是公司提现用于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此解释合理，不认为是侵害了公司利益；对其他以货款（贷款）名义支付给三家企业的31万元，可以认为是履行合同义务，不能认定为侵害公司利益；对于陈方红以差旅费名义支取的43万元，前海造人公司账册中并没有附上差旅费的报销单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得到了邢晓丹的认可或追认，不能证实是用于差旅实际支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陈方红、李冬仙理当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按照股权比例，邢晓丹对其中51%为430000元×51%＝219300元的款项拥有所有权，应由陈方红、李冬仙赔偿。综上，一审法院对邢晓丹过高的诉讼请求，超过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不予支持。邢晓丹要求陈方红、李冬仙承担共同责任，其事实是基于李冬仙成为前海造人公司监事，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应由两陈方红、李冬仙共同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陈方红于2017年6月6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确认前海造人公司在2017年6月6日作出的《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无效；三、陈方红应返还邢晓丹在前海造人公司净资产6501.31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七日内支付；四、陈方红应赔偿邢晓丹在前海造人公司股东权益219300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七日内支付；五、李冬仙对陈方红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共同责任；六、驳回邢晓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200元（邢晓丹已预交），其中邢晓丹负担22200元，陈方红、李冬仙负担5000元。保全费5000元（邢晓丹已预交），由陈方红、李冬仙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陈方红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代理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2017年6月1日，前海造人公司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项委托给深圳市珠光宝气财务代理有限公司办理，代理费用为824元，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20日。邢晓丹认为股权转让是否代理完成还是陈方红自行完成均不能减轻陈方红违背邢晓丹意志，偷偷将股份转走的责任。（二）邢晓丹提交的《深圳市融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印章及证书签收单》显示，陈方红、邢晓丹均确认2017年1月1日，陈方红将融乐公司的相关证件及印章交于邢晓丹，此前系由陈方红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邢晓丹后又于2018年10月12日将上述证件等交给陈方红用于开庭。（三）一审2018年11月29日庭审时，一审法院确定由双方自行对前海造人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到2017年6月6日期间，公司的资产进行对账，并且根据对账结果确定股权在该日的价值，邢晓丹对此表示同意。（四）陈方红二审期间再次提交了前海造人公司向邢晓丹支付款项及收取陈方红款项的明细，截止2017年6月6日，前海造人公司向邢晓丹支付了代付工资、代发差旅费共计171022.84元；收取陈方红转账530500元。邢晓丹认为上述代付工资、代发差旅费是前海造人公司发给邢晓丹正常的工资和报销款，系公司正常的经营支出、与股权收益没有关系。对于陈方红向前海造人公司的转账部分，邢晓丹认为这些不能构成陈方红的借款，相较于陈方红私自通过转账给融乐公司、自己报销等方式转走公司盈利的款项而言，这只是一小部分，更加证明了陈方红转账的盈利是被其私吞了。本院认为，本案中，2017年6月6日，前海造人公司股东由陈方红、邢晓丹变更为陈方红（占股100%）、监事由邢晓丹变更为李冬仙，陈方红、李冬仙主张根据双方交易习惯，邢晓丹将身份证交给陈方红即是同意了股权转让。从本案事实来看，邢晓丹、陈方红确认前海造人公司成立之时系委托了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相关手续，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公司已经产生了盈利，与公司成立之初情况并不相同；并且陈方红办理股权变更之时，邢晓丹尚处于医院治疗期间，在邢晓丹交付身份证，但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其交付身份证存在多种可能性，陈方红、李冬仙仅以双方委托中介办理相关事项构成交易习惯，将交付身份证的行为解释为同意股权变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陈方红、李冬仙擅自将邢晓丹股权转移登记至自己名下，构成了侵权，其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就邢晓丹请求的损失，双方一审中确认对前海造人公司自成立之时至2017年6月6日期间的公司价值，通过自行对账确定，邢晓丹上诉认为应将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的账目亦为其损失，纳入审计范围。对此，本院认为，前海造人公司股权变更之日为2017年6月6日，邢晓丹不同意再将前海造人公司的股权变更名下，那么2017年6月6日则为陈方红侵权之日，因此可以作为计算邢晓丹损失的时间，且双方在一审中已经确认了对截止2017年6月6日的公司价值进行对账和清算，邢晓丹上诉对于该价值时点不予确认，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具体的损失，一审认定陈方红、李冬仙侵犯了邢晓丹公司净资产的财产权为6501.31元，双方一审时对该账目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权。根据双方上诉意见，主要为以下几项：1、前海造人公司转账给融乐公司的1726920元。邢晓丹认为2017年融乐公司为陈方红控制，应由陈方红对于上述款项转账事项进行说明，否则即应赔偿。本院认为，融乐公司与前海造人公司的股权构成基本相同，两公司实为关联企业，且邢晓丹在两公司中均占有50%以上的股份，融乐公司的公章等由陈方红作为法定代表人持有并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完全由其控制。两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前海造人公司将款项转账给融乐公司，虽系法人间转账，但实际受益人仍为其主要股东，双方可以在融乐公司的清算中对上述款项进行处理。邢晓丹在本案中要求将该款项作为损失赔偿，本院不予支持。2、前海造人公司以差旅费支付给陈方红的43万元。前海造人公司并无任何有关差旅费的报销单据，故一审认定该笔款项应作为公司资产进行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同理，前海造人公司支付给邢晓丹的代付工资、代发差旅费共计171022.84元，亦应作为公司资产予以处理。3、前海造人公司以货款（贷款）名义支付给第三方公司的款项31万元。前海造人公司或陈方红未提供该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采购单、买卖合同等证据，不能佐证上述31万元的实际用途，因此，该笔款项应作为公司资产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4、前海造人公司转账到62×××26银行卡上的124300元。该笔款项实际系分36笔、每笔几百元或几千元的方式提取，虽然陈方红未提交证据证明每笔款项的具体用途，但其主张款项是公司提现用于运营，相对较为合理，故对于邢晓丹认为该款应作为损失予以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陈方红向前海造人公司转账的530500元。上述款项为陈方红个人与前海造人公司之间的往来账款，在无相关证据显示上述款项支付原因的情况下，上述款项应视为陈方红个人向前海造人公司的借款，该款项也应按照双方股权比例分别予以承担。根据以上分析，综合2-4项中的款项，邢晓丹应分得部分为38477.16元[（430000元+310000元-171022.84元-530500元）*51%]，一审认定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邢晓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方红、李冬仙、前海造人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第五、六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陈方红赔偿邢晓丹在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权益38477.16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七日内支付；四、李冬仙对陈方红在本案中支付义务承担共同责任；五、驳回邢晓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200元（邢晓丹已预交），由邢晓丹负担26275元，陈方红、李冬仙负担925元。保全费5000元（邢晓丹已预交），由邢晓丹负担4500元，由陈方红、李冬仙负担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400元（邢晓丹预交27200元，陈方红、李冬仙、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预交27200元），由邢晓丹、陈方红负担31117元，李冬仙、深圳前海造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各自负担23283元。上述一、二审诉讼费用，陈方红、李冬仙多预交的2492元，由邢晓丹迳付陈方红、李冬仙。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明 亮审判员 许 莹 姣审判员 张 秀 萍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戴斌（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