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再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雅玲，女，1994年9月22日生，住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锋，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甜，广东格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新港盛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原大连港盛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同仁街66-1号102室。法定代表人：窦建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千平，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连软件园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凌北路1号。法定代表人：孙燕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青，男，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连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路1号B座202室。法定代表人：梁天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达鹏，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张雅玲与被上诉人大连新港盛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盛通公司）、大连软件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大连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6）辽0211民初401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张雅玲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辽02民再61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401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19）辽0211民初8860号民事判决，张雅玲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雅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锋、甘甜，被上诉人新港盛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千平，被上诉人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青，被上诉人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达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雅玲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辽0211民初8860号民事判决，驳回新港盛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新港盛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新港盛通公司提交的《以房抵债协议书（四方协议）（适用精装修房）》（以下简称《四方协议》）中张雅玲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亦非由张雅玲委托张某2代为签署。新港盛通公司提交虚假证据误导一审法院，该判决应予撤销并依法追究新港盛通公司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张雅玲申请二审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四方协议》和《承诺书》中“张雅玲”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确认该签名并非张雅玲及张某2签署。2.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新港盛通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张雅玲与发展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于2015年11月20日办理完成产权登记，发展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向张雅玲出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即便张雅玲与发展公司就该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或者支付对价存在争议，那也是张雅玲与发展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新港盛通公司无关。3.张雅玲接收房屋、办理产权登记以及发展公司向张雅玲出具相应的发票均是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与《四方协议》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张雅玲以自己的行为对《四方协议》的效力予以追认错误。新港盛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张雅玲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张雅玲所购买的案涉房屋是开发公司以支付工程款的方式抵顶给新港盛通公司，发展公司之所以在张雅玲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给张雅玲开具购房发票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从形式上看完全是因为新港盛通公司为张雅玲交付了购房款。2.《四方协议》明确载明该房屋是开发公司以商品房抵付新港盛通公司部分工程款事宜达成的协议。协议也明确约定新港盛通公司将商品房转让给张雅玲，在新港盛通公司为开发公司出具等额工程款发票后，由张雅玲与发展公司直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四方协议》中除上诉人张雅玲的签字外，其他三方均有公司的盖章及代表人签字，都是真实的。不管张雅玲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其已按照《四方协议》的约定与发展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接收了房屋。张雅玲以实际行动追认并履行了《四方协议》的约定。张雅玲在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取得了案涉房屋，其理应向新港盛通公司即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支付购房款。3.一审庭审中张雅玲提请了证张某1力张某2延孙某杰出庭作证，三位证人均证实对于案涉房屋张雅玲未支付购房款，而孙某杰与高立夫张某1力孙某杰之间的债务抵顶而来。但其陈述的整个债务的抵顶过程均无证据予以支持。且张雅玲所述的债务抵顶过程与新港盛通公司无关。张雅玲无权通过债务抵顶方式取得案涉房屋。开发公司辩称，不同意张雅玲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同意新港盛通公司的答辩意见。发展公司辩称，不同意张雅玲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同意新港盛通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不存在张雅玲与发展公司共同进行公证的事实。新港盛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雅玲立即支付购房款999612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原告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开发公司签订编号为H2015-0016的《河口湾护岸加固工程合同》，约定开发公司委托原告为河口湾护岸加固工程承包人，工程总价包干，合同总价为25165328元，工程款全额抵亿达自有房源（1、东方圣克拉一期8-1-1-2号，价格为10573325.07元；2、东方圣克拉二期8-1-25-1，价格含软硬装共计9996123.06元；3、东方圣克拉二期5-4-4-4，价格为4595880.24元）。原告完成施工后，原告与开发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进行了结算，合同最终结算总价为25165328元。原告向法庭提交其（协议中为丙方）与被告张雅玲（协议中为丁方）及第三人开发公司（协议中为甲方）、发展公司（协议中为乙方）签订的《四方协议》，内容为：“甲、乙、丙、丁四方就甲方以商品房抵付丙方部分工程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用乙方的‘东方圣克拉二期’项目的商品房等额抵付丙方工程款，丙方同意接受。该商品房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号8-1-25-1，建筑面积210.01平方米（建筑面积以最终测绘面积为准），单价47598.32元/平方米，总房款9996123.00元。2、丙方将该商品房转让给丁方。四方同意：在丙方给甲方出具9996123.00元工程款发票之后，由乙方与丁方直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给丁方开具等额购房发票，协助丁方办理产权登记手续。……5、《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或丙、丁任何一方领取该商品房钥匙，即视为甲方向丙方履行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6、本协议自四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各方应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以该商品房产权尚未过户、未开发票等理由，主张本协议无效或抵付行为未完成。”协议中甲、乙、丙三方均盖章签字，丁方则签署有“张雅玲”字样并加盖手印，在身份证号码处标注为“M02058039”。四方签字盖章处留有日期填写位置，但四方均未填写具体日期，仅在合同首页加盖有“合同编号章”，标注合同号为“HD350”，日期为“2015年10月21日”。庭审过程中，原告称该《四方协议》中被告的签字为其代理人“张某2”代签，并通过公证委托的形式予以追认。被告称该《四方协议》中被告的签字非被告本人所签，亦非被告委托张某2所代签。张某2出庭作证称，该《四方协议》中被告的签字非张某2代签。庭审过程中，张某2、张某1向法庭出具证人证言，称案涉房屋系由案外人孙某顶账给张某1，张某1欲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女儿张雅玲名下，并由张雅玲委托张某2代为办理相关手续。孙某向法庭出具证人证言，称其与高立夫有债权债务关系，高立夫称他认识第三人开发公司的丛总，可以从那拿一套房子抵顶给高立夫，孙某与高立夫、张某2一起到第三人开发公司丛总处看房，从高立夫手里拿到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因孙某与张某1有经济往来，故将案涉房屋抵顶给了张某1。2015年10月20日，原告向开发公司开具金额为9996123.00元的河口湾护岸加固工程工程款建筑业统一发票。2015年10月28日，第三人开发公司向原告出具金额为9996123.00元的工程款支票一张。2015年10月28日，原告向第三人发展公司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我司收到大连软件园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票壹张，票号为03900606，金额9996123.00元（玖佰玖拾玖万陆仟壹佰贰拾叁元整），此支票用于支付合同号H2015-0016工程款，因我司原因，将此支票背书转存给发展公司，替张雅玲（身份证号：M02058039）交纳由发展公司开发的东方圣克拉二期8-1-25-1号住宅房款，此房总房款为9996123.00元（玖佰玖拾玖万陆仟壹佰贰拾叁元整），我司自愿放弃此房屋产权。由以上行为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与开发公司和发展公司无关。2015年10月29日，被告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即本案第三人发展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建筑面积为210.01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屋单价为47598.32元/平方米，总价为9996123元。合同第六条明确：被告于2015年10月29日付清全款9996123元。同日，第三人发展公司向被告开具金额为9996123.00元的专用收款收据，收款事由记载为“二期8-1-25-1”。2015年11月16日，第三人发展公司向被告交付案涉房屋。2015年11月18日，第三人发展公司向被告出具购房发票，同日，被告在大连市公证处对于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公证。2015年11月18日，被告作为委托人，向受托人张某2出具《委托书》一份，并在大连市公证处对于上述《委托书》进行公证。《委托书》记载：“委托人已购买房屋一处，座落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建筑面积210.01平方米（房屋地址面积以产权证为准）。委托人因不能亲往办理相关手续。特委托受托人，代为办理购买上述房产的下列事宜，并有权签署相关文件。1、签订购房合同，如需办理资金监管及解冻手续则代为办理，代办申报税收、交纳税费，并办理相关手续，房屋产权落在张雅玲名下；2、办理房屋交接有关事宜，代开无房证明；3、办理及领取产权证；4、购买该房屋的其他事宜。”据《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所载，张某2作为受托人于2015年11月20日代被告办理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现案涉房屋已登记为被告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存在案涉房屋的买卖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以《四方协议》为依据，诉请被告支付案涉房屋的房款，则原告诉讼请求的成立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四方协议》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被告基于《四方协议》的约定负有向原告支付案涉房屋房款的义务。关于条件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四方协议》签订时被告对张某2的相关委托手续，其提供的公证《委托书》日期为2015年11月18日，系四方协议之后形成，原告未能证明该四方协议签订时行为人张某2有代理权。但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虽未在四方协议上签字确认，但其已按照四方协议履行了相应义务，其接收了案涉房屋，并与第三人发展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且在办理案涉房屋合同签订及产权登记时，被告对张某2进行了公证授权，故被告以其行为对《四方协议》的效力予以追认，亦应受该协议的约束。关于条件二。一审法院认为，《四方协议》系各方当事人就案涉房屋的抵顶之具体实施达成的合意，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该协议承担各自的义务。依据《四方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原告将开发公司抵顶给原告的案涉房屋转让给被告，四方同意在原告给开发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之后，由发展公司与被告直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给被告开具等额购房发票，协助被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本案中，原告已依约向开发公司开具了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发展公司已依约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被告开具等额购房发票、交付了案涉房屋并协助被告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则被告作为案涉房屋的最终受让方，理应向转让方，即本案原告支付相应的对价。《四方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款的具体期限，亦未有被告负有向原告支付价款义务之明确、直接表述，但“转让”一词足以表明被告自原告处有偿受让案涉房屋之事实性质，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履行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的义务。关于案涉房屋的具体交易流程之事实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虽系商品房，但其亦属于“工程款抵债房屋”。在房地产开发活动中，开发商将建成的商品房折价抵顶工程款、以房抵债的现象十分普遍。而接受抵债房屋的债权人会取得房屋权属登记证书后再转让房屋实现债权，或是债权人并不取得房屋权属登记，而是采取与第三人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由债权人将抵债房屋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将房屋价款给付债权人后由开发商直接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权属登记等手续。而在实践中因债权人直接受让并进行权属登记需要缴纳契税等，故为降低成本，债权人大都会采用第二种方式。本案中，综观全部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具体交易流程如下：原告自开发公司处承包河口湾护岸加固工程，双方在合同订立时即约定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全额抵亿达自有房源三套（其中包括案涉房屋）。工程完工后，经结算，开发公司依约将发展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以9996123元的价格抵顶给原告，原告又将案涉房屋以相同价格转让给被告，四方签订《四方协议》后，原告依约向开发公司开具了9996123元的工程款发票，开发公司向原告开具了9996123元的工程款支票，原告将支票背书给发展公司，用于替被告交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其后，发展公司依约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被告开具等额购房发票、交付了案涉房屋并协助被告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被告及其证人所述交易流程，均无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鉴于被告未能向法庭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张雅玲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大连新港盛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9996123元。如果被告张雅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77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合计1050元（起诉状450元，判决书600元），合计人民币87823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张雅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张雅玲系澳门居民,其与新港盛通公司之间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比照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案涉《四方协议》并未约定适用的法律，内地法律系与案涉合同有最密联系的法律，原审适用内地法律作为案涉纠纷适用的准据法并无不当，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活动对本证的证明要求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四方协议》中“张雅玲”的签名虽非其本人所为，张雅玲亦不认可该签名系张某2代为签署，但《四方协议》记载的张雅玲的港澳通行证号码是正确的，协议中的三方主体即新港盛通公司、开发公司、发展公司均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且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事实行为看，2015年10月20日，新港盛通公司为开发公司开具发票，同年10月28日，开发公司为新港盛通公司出具支票，同日，新港盛通公司为发展公司出具《声明》，表明其将支票背书转存给发展公司，替张雅玲交纳房款并放弃房屋产权。而后同年10月29日，发展公司与张雅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张雅玲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张雅玲于合同签订当日即付清全款。同日，发展公司亦为张雅玲开具了全额房款的专用收款收据。上述事实行为印证了《四方协议》约定的关于开发公司用发展公司所有的案涉房屋抵债给新港盛通公司，在新港盛通公司给开发公司出具9996123.00元工程款发票之后，由发展公司与张雅玲直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给张雅玲开具等额购房发票，协助张雅玲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合同内容。本案中，发展公司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方签订主体，其在张雅玲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为张雅玲开具全额房款的收款收据，且一直未向张雅玲主张购房款。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发展公司亦表示认可《四方协议》的效力，日后也不会向张雅玲主张房款。本案中，尽管《四方协议》上张雅玲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为，但上述书证、当事人陈述及各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相结合，对于案涉《四方协议》系张雅玲的真实意思表示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张雅玲应就其未支付房屋对价而取得房屋产权的正当性承担举证责任。张雅玲辩称案涉房屋系通过高立夫、孙某、张某1之间债务的相互抵顶而得来，但其对于其陈述的债务的真实性及抵顶过程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发展公司亦不认可张雅玲陈述的抵债过程，张雅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张雅玲的辩解不予采信，对《四方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关于张雅玲申请对《四方协议》上张雅玲的签名进行鉴定一节，本院认为，新港盛通公司已认可《四方协议》并非张雅玲本人所签，在已经可以确定《四方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本案已无对《四方协议》中张雅玲的签名是否系张某2代为签署进行鉴定的必要，对张雅玲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照准。综上，上诉人张雅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773元，由上诉人张雅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