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华，女，197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绍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志甫，男，197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高艳华因与被上诉人乔志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6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艳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乔志甫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或借款事实是错误的，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合伙投资的利益与风险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也是错误的。二、乔志甫采用欺骗和强制手段强迫高艳华书写“借条”，法院认定借条有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过程中限制高艳华举证，违反诉讼程序规定。乔志甫辩称，2014年底乔志甫刚退役，跟着高艳华干了两年服装生意。高艳华让乔志甫投钱，口头说给其一些公司股份。卖货收到的钱高艳华放在了其他账户，每次进货用钱都向乔志甫要。公司注册后没有明确给乔志甫多少股份，乔志甫对高艳华的丈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也提出过异议，乔志甫干活也一直没有发工资，后来乔志甫觉得高艳华不靠谱就不打算跟她干了，卖货的收入被高艳华放在其他账户，其自始至终不知道公司的财务状况。“借条”是高艳华在公共场合书写的，乔志甫并未强迫其书写。因为一直信任高艳华，所以之后没有催其还款。乔志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艳华偿还乔志甫本金396876元；2．判令诉讼费由高艳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6日，高艳华向乔志甫出具《借条》一张，确认借乔志甫416876元。2017年3月8日，高艳华向乔志甫还款20000元。庭审中，高艳华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不认可是借款，而是一起做生意的投资款。乔志甫称一开始是投钱给高艳华做生意，但后来因对公司事务不知情，双方未约定公司股份份额，且没有分红，故让高艳华出具了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借条以及当事人陈述，法院确认高艳华向乔志甫出具借条后，高艳华做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涉案款项的性质转化为借款。高艳华主张借条系被欺诈而签订，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作为成年人，应当明白借条的性质。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故，即便乔志甫以欺诈手段使高艳华签署了借条，高艳华的撤销权已消灭。另，借条未载明还款时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乔志甫可随时催告高艳华在合理期限内还款。故，乔志甫要求高艳华偿还396876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高艳华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乔志甫39687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高艳华向乔志甫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高艳华（132430197011165867）借乔志甫人民币416876元，肆拾壹万陆仟捌佰柒拾陆元高艳华2016.12.6日”。双方二审中均陈述该借条系在石景山区万达广场的快餐店中出借。高艳华主张乔志甫曾在公司库房中以菜刀、掐脖子方式逼迫她签借条，但未就此举证，乔志甫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提出退出服装生意后高艳华爽快答应，并出具了借条。一审中，高艳华曾陈述：“借条在石景山万达广场肯德基店内打的，他让我写的借条，他因为买卖不行想撤，让我确认他投入的钱。我没有向他借钱，他出的这些钱都是投资款。借条是我亲自写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北京利和盈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和盈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2日，注册资本200万元，实缴资本24.17万，登记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郭鉴。双方一致陈述，该公司系双方为经营服装注册成立的，郭鉴系高艳华之夫，但郭鉴未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系找中介代理注册的公司，双方未实际出资，经营中未使用公司账户；该公司成立后，高艳华之前挂靠在别人名下经营的两家服装店也并入利和盈公司经营，且另开了三四家服装店，经营情况不好。高艳华称在成立公司时双方商定由乔志甫出资40万，占股20%，乔志甫称双方商定其出资20万，其占股20%。二审中，双方均出示各自笔记本中记载的账目明细，显示所记载的内容一致，为2015年3月21日至2016年12月7日乔志甫为双方服装生意进行的各项支出和收入的明细，第一页内容为“3.21日1.现金18万（交给公司）2.刷卡4020+2000+750（4020是公司注册2000是吊牌750是纸袋）3.现金200（购买铁架）”“3.31日1.刷卡700（皮衣）2.刷卡3630（张显才休闲服）3.刷卡3304.收翠微现金4400元（其中300给高1000元油费）”“4.8日给薛娜补工资1651元”“4.10刷卡1500元（吊牌）”“4.15高给现金1000元”“合计190681”，页面下方有高艳华签名。后面各页内容与此页相似，均是记载乔志甫为服装生意的支出和收入明细，并在页委载明合计的余额，乔志甫支出金额在2016年2月份曾达到50余万元。其中，2015年11月18日高艳华在“总计318222元”的页面下方签字；2015年12月8日高艳华在“总计359508元”的页面下方签字；2016年5月27日乔志甫在“结余：432876”下方签字；另显示2016年12月7日“余416876”（双方庭审中一致认可该数字就是乔志甫净支出金额，即借条中载明的金额）。双方一致认可每页所载合计金额就是利和盈公司日常开支中乔志甫净支出的钱，并认可2017年3月7日高艳华以汇款方式支付乔志甫2万元。乔志甫起诉的金额就是416876元减去2万元。高艳华另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1.乔志甫的一审起诉书，其中载明工作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员工”，证明乔志甫系公务员身份，不能参与经商，故注册公司时未列乔志甫为股东，以及乔志甫利用该身份胁迫高艳华写借条。乔志甫称自己系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聘用的人员，非公务员，且入职该单位为2018年，晚于高艳华写借条的时间。2.上述笔记本账目明细第一页，显示乔志甫将18万元交给公司，欲证明系出资款。乔志甫认可真实性，称公司进货用的钱都是其支出的。3.有乔志甫签字的商品调拨单、出库单、托运单等，以证明乔志甫参与公司经营。乔志甫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其只是为公司办理送货、退换货等。4.利和盈公司作为销售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多张，显示开票人高艳华，复核乔志甫，以证明乔志甫负责公司财务。乔志甫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其只是帮助操作电脑，出具发票时要求必须有复核人。5.支出凭单，显示乔志甫为公司垫款项和公司还给乔志甫款项。6.双方2018年6月7日至12日微信聊天记录30余条，内容为乔志甫提出家里急用钱，建议高艳华去夜市或县城把货处理一些，高艳华称实体店很难做，一个人不敢去外地销库存。乔志甫称系以此委婉的方式要求高艳华还款。7.录音一份，内容为双方在洛阳开服装店亏损后发生争吵。乔志甫认可录音真实性，称系其提议在洛阳开店。8.发给一审法官的短信2条，内容为高艳华告诉法官其有证据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因疫情原因没有办法拿到手。乔志甫认可上述证据1-7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自己只是干活，并不是股东。称其对证据8不知情。另查，乔志甫退出时，利和盈公司尚有服装库存，双方未对库存量进行清点核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乔志甫主张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高艳华主张双方为合伙关系。根据双方陈述、借条及各自出示的内容一致的笔记本中记载的账目明细等证据，可以认定2015年初至2016年12月，乔志甫与高艳华合伙做服装生意，截至2016年12月7日乔志甫累计为双方合伙的生意净支出416876元，之后乔志甫退出服装生意，高艳华就该笔款项向乔志甫出具了借条。对于乔志甫与高艳华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分析如下：在该笔借条出具之前，双方系合伙关系，乔志甫为合伙生意净支出的416876元，属于为经营服装生意的利和盈公司垫付的款项，但在乔志甫提出退出合伙生意时，高艳华以个人名下为其出具了借条，双方未就合伙生意进行清算，乔志甫亦未获得利和盈公司的股份，应视为高艳华以向乔志甫返还其合伙出资的方式承接了整体的合伙生意，该款项自此转化为双方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高艳华虽主张系受胁迫出具借条，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该借条，且双方均陈述借条系在公共场所书写，高艳华在借条出具数月后还向乔志甫偿还了2万元，故本院对高艳华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借条系高艳华真实意思表示，乔志甫依据借条要求高艳华偿还余款396876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高艳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53元，由高艳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贤审 判 员 耿燕军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韩舒同书 记 员 岳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