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在福，男，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顺章，四川正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贵平，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玛赫李强，四川马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在福因与被上诉人李贵平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川1133民初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在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顺章，被上诉人李贵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玛赫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在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贵平的诉讼请求，支持郑在福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贵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郑在福与李贵平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无效合同。在一审庭审中，李贵平自认以下事实：李贵平在签订转让合同前与案外人郑某协商过转让猪场所有权一事，且双方在达成转让合意之后，因缺少对案外人郑某的信赖，于是叫郑某的哥哥郑在福代签转让合同。另外，李贵平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也明显体现该转让合同非郑在福真实意思表示，李贵平也明知郑在福是在帮郑某签订的转让合同。2.案涉猪场系违规建筑，且未进行备案登记，转让合同的签订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答复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2019年9月4日“自然资电发［2019］39号”《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作为认定事实和裁判的依据，而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上位法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案由认定错误。本案涉及猪场所有权的转让问题，而非合伙协议的解散。4.本案实际购买猪场所有权的是案外人郑某，郑某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判程序错误。 李贵平辩称，郑在福与李贵平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贵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郑在福支付李贵平猪场转让款55万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0年7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在福承担。 郑在福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李贵平返还郑在福支付的股份转让款30万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0年5月20日起自款项付清时止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诉、反诉诉讼费用由李贵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李贵平与郑在福合伙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坊××小区修建面积为1164平方米的生猪养殖场，该县畜牧局资金扶持19万元，郑在福出资1万元，余下由李贵平出资。2020年，郑在福、李贵平双方对猪场合伙份额进行确认，猪场总价值118万元，李贵平占85万元的份额，郑在福占33万元的份额。2020年4月19日，李贵平与郑在福签订《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李贵平，乙方郑再富（郑在福），经双方协商，李贵平将红牌坊新猪场所持股份以捌拾伍万元人民币全部转让给乙方，以后红牌坊新猪场的所有收益、支出与甲方无关。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之日，付叁拾万元，余尚欠伍拾伍万元在2020年7月19日前付清。（注：猪场以后的土地租金由乙方支付）……”同日，郑在福的侄子郑成友向李贵平指定收款账户董英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李贵平将猪场相关手续及土地协议交付郑在福。嗣后，郑在福将猪场进行扩建，并将自家生猪转移至案涉养猪场，有关部门告知郑在福案涉猪场位于禁养范围，不能进行生猪养殖，案涉猪场遂停止扩建。后李贵平有意将案涉猪场改建为货仓，遂与郑在福进行口头协商，如自己找到一名合伙人且猪场改建货仓审批手续通过即收回猪场。李贵平于2020年5月21日向民建镇张坝社区居委会申请在原有养殖场的基础上将其改为货仓，未被批准。 一审另查明，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出具《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民建镇张坝社区张油房村二组“红牌坊猪场”用地规划情况的回复》载明：“……马边县民建镇张油房村2组红牌坊养猪场范围，该范围位于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心城区范围内（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不在现有的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区范围内。因我局开展设施用地备案时间为2014年，经查询，2014年至今李贵平（身份证号：511133196412××××）就该地块未到我局办理过相关的用地手续”。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答复：“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从2014年开始对猪场建设用地进行设施农用地备案；在2014年建设猪场时，不需要向我局报备和审批。”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口头或文件通知禁止养殖，但认为该猪场已经不再适宜从事畜禽养殖。 一审法院认为，本诉争议焦点为：李贵平、郑在福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反诉争议焦点为：2020年4月19日后，李贵平、郑在福是否达成新的口头反购协议。 一、关于李贵平、郑在福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本案中，李贵平与郑在福签订《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郑在福辩称，猪场“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猪场位于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心城区范围内，但是不在现有的县中心城区控制线详细规划范围内”、“地块并未在自然资源局办理过用地手续，所以本案的诉讼标的物可能系违法违章建筑物，因此有标的物构成的协议可能存在无效”。该院认为，1.李贵平与郑在福签订《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该猪场自始就是李贵平、郑在福二人合伙经营，猪场的过去、现在、经营状况双方都应当清楚，因此，签订该合同时，双方是清楚、明白的。2.关于规划区，猪场虽在规划区内，有关部门也认为不宜再进行养殖，但郑在福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猪场的用途（进行生猪养殖）进行约定，故是否能继续进行生猪养殖并不影响合伙人退伙协议的效力。3.关于郑在福提出案涉猪场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辩解。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答复：“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从2014年开始对猪场建设用地进行设施农用地备案；在2014年建设猪场时，不需要向我局报备和审批。”，且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2019年9月4日“自然资电发[2019]39号”《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载明：“……一是，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也就是说，现行政策对建养殖场用地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经查，该猪场除猪圈、房柱系水泥外，其余是木质，且其构筑物只有一层，四壁为空（见图）。这种简易构筑物容易撤除，不会永久占用基本农田。本案中，案涉猪场是2009年建立，经验收合格，马边彝族自治县畜牧局给予规模化养殖扶持资金19万元，这是双方当事人都明知和承认的事实。这说明，当时，涉案猪场是政府部门认可的。故郑在福提出案涉猪场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致《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辩解，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本案中，李贵平于转让协议签订后将猪场及相关用地协议移交给郑在福并退出了合伙经营事务，故郑在福亦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支付义务，因此，李贵平请求郑在福支付余款55万元及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二、关于2020年4月19日后，李贵平、郑在福是否达成新的口头反购协议的问题。该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李贵平与郑在福口头协商反购猪场，但并没有对合同的核心内容进行清楚、明确约定。李贵平提出需找到合伙人，且猪场改建货仓手续得到批准后才收回猪场。证人郑某当庭证实，“李贵平说他收购后想找个合作伙伴问我们可以不，我们就说找个合作伙伴可以，送给别个也可以，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过了几天，还没有付我的钱，我也没有喊他打条子。我到李贵平的家里去，李贵平说手续还没有审批到，手续审批准了就要，没有批准就不要。”可见，当时仍处于商议过程，反购猪场只是双方的意向。而郑在福虽然提供录音予以证明，但录音不能客观、全面反映整个过程。因此，郑在福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反购协议成立。故李贵平与郑在福口头协商反购案涉猪场的协议并未成立，郑在福要求李贵平返还股份转让款30万元及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郑在福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贵平支付猪场转让款5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5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郑在福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郑在福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郑在福负担。 除以下事实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20年4月19日，郑在福的侄子郑存友向李贵平指定收款人董英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伙合同纠纷。结合上诉和答辩情况，归纳本案二争议焦点为：案涉《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性质及效力；该转让合同签订后李贵平与郑在福之间是否协议解除前述合同并发生新的反购关系。 第一，关于郑在福与李贵平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性质及效力问题。郑在福上诉称，郑在福系代案外人郑某与李贵平签订的《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并非郑在福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郑在福向一审法院递交的《民事反诉状》中，明确认可两个事实，一是在2009年开始，郑在福与李贵平在马边彝族自治县××镇××坊合伙修建养猪场的事实；二是2020年初，郑在福与李贵平协商养猪场转让事宜，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约定由郑在福收购李贵平在养猪场中的全部“股份”价值，并签订了案涉《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由此可见，郑在福在一审期间提起反诉时，已经自认郑在福就是《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的签约主体。另外，从李贵平一方来讲，明确要求与郑在福签订案涉转让合同，就是选定合同的相对方为郑在福而非案外其他人。郑在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人在案涉《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上签字，表明其自愿接受该合同约束。因此，案涉《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应认定为郑在福与李贵平，该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从合同具体内容来看，其实质是李贵平将其在红牌坊养猪场的合伙份额作价85万元全部转让给郑在福，转让后李贵平退出合伙，由郑在福独自经营。在合同签订后，郑在福仅支付李贵平30万元，尚欠李贵平55万元，郑在福应当按约履行给付义务。 第二，关于案涉《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李贵平与郑在福之间是否协议解除该合同并发生新的反购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在福在《民事反诉状》中称，郑在福与李贵平签订《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后，李贵平要求解除该合同，退还郑在福支付的30万元，同时还提出以33万元反购郑在福在案涉猪场中的“股权”，李贵平予以同意。对此，李贵平不予认可。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签订书面合同，且郑在福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解除《红牌坊新猪场所有权转让合同》及反购猪场达成了有效的口头协议，郑在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能后果。故对郑在福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郑在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0元，由上诉人郑在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开运 审判员  唐海珍 审判员  孙秀竹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辜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