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2民终6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维祥，男，196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兵，安徽宣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丽华，男，196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武松，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系苗丽华之子）。 上诉人杨维祥因与被上诉人苗丽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2020）皖1204民初3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维祥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在2017年10月13日，苗丽华与杨维祥达成啤酒瓶买卖合同意向（未签订书面合同）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该实认定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杨维祥书写的交易过程说明载明在2017年10月13日通过杨维祥的介绍，由苗丽华与贵州红城啤酒厂的江梅自行洽谈交易事项，且从苗丽华在2018年11月11日所发的微信朋友圈截屏内容来看，均充分反映苗丽华自己也认可是与习水县红城啤酒厂老板的儿媳江梅达成的买卖意向。另习水县红城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城啤酒公司）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内容也充分反映系双方达成的买卖意向。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0月14日，苗丽华按照杨维祥的要求，四辆货车装货后从宁庄老镇出发，发至红城啤酒公司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该段事实中的按照杨维祥的要求的表述同样是苗丽华的单方陈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并与苗丽华所提供的由杨维祥书写的交易过程说明、苗丽华在2018年11月11日所发微信朋友圈的内容以及红城啤酒公司答辩状等书面材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原审判决认定杨维祥向苗丽华之妻徐新闻支付的货款25000元。货车到达后，杨维祥分别向四位司机支付了运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杨维祥向苗丽华妻子徐新闻支付货款25000元系受红城啤酒公司委托代为向苗丽华支付，杨维祥与四位司机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通过电话或者短信，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苗丽华对此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0月14日至2018年10月18日期间，苗丽华多次向杨维祥索要剩余货款未果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严重不符。苗丽华向法庭所提供的四张短信截屏内容来看，短信内容的最早形成时间是2018年6月27日，在此之前苗丽华一直是与江梅在联系。苗丽华催要货款的方式不当，导致其与江梅之间发生了矛盾，无法催要货款，才有了2018年6月17日之后苗丽华向杨维祥索要红城啤酒公司的具体名称及其他负责人联系方式的短信内容，从短信内容上看，并没有任何关于苗丽华向杨维祥催要货款的内容。在2018年6月17日之前，苗丽华也没有提供证明其向杨维祥索要货款的任何证据包括通话记录或者短信等。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0月18日，苗丽华前去宣城约见杨维祥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苗丽华对此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0月18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苗丽华按照杨维祥的要求，配合杨维祥向江梅索要货款，因要款未果，遂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不当言论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苗丽华向江梅催要货款及其在微信朋友圈发表言论完全是其个人主张货款的自愿行为，与杨维祥无关，原审判决对该段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杨维祥所提供的微信截屏内容，苗丽华早在2017年12月20日之前就自行通过微信向江梅催要货款，而并不是原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10月18日之后才向江梅催要货款。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1月17日，苗丽华再次找到杨维祥索要货款，杨维祥拒不支付，只愿出具字据一份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该段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依据。原审判决认定苗丽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杨维祥，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严重不符。杨维祥所出具的字据内容系根据苗丽华的要求而出具的，杨维祥仅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介绍人，而并不是买受人。杨维祥向苗丽华妻子徐新闻所支付的25000元货款，红城啤酒公司已向法庭提供了书面的委托代付证明，系由公司委托杨维祥支付。同时根据红城啤酒公司在原审向法院所提供的书面答辩状，也充分反映和证实了委托代付货款的事实。因此就现有证据及书面答辩状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来看，杨维祥向苗丽华所付的25000元很明显系代为支付货款的行为，而不是基于买受支付货款的行为。红城啤酒公司的书面证明及答辩状与苗丽华向法庭所提供的杨维祥书写的交易过程说明、苗丽华在微信朋友圈所发表的言论内容、催要货款的短信截屏内容所证明的案件事实都是一致的，相互之间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苗丽华与红城啤酒公司而不是与杨维祥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杨维祥与苗丽华之间短信来往的内容显示苗丽华在2018年6月27日向杨维祥要红城啤酒公司名称的事实并不代表苗丽华在此之前不清楚红城啤酒公司的情况，因案涉啤酒瓶的运输是由苗丽华安排的车辆及司机，啤酒瓶的收货人是红城啤酒公司，苗丽华在只是时间长了可能记不清公司的具体名称而发短信找作为介绍人的杨维祥重新索要公司的具体名称也符合情理。同时苗丽华索要公司具体名称的行为并不能推翻在此之前苗丽华向红城啤酒公司江梅和刘姓老板娘催要货款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内容反映和证实苗丽华向杨维祥催要过货款，所有证据均反映和证实苗丽华向红城啤酒公司催要货款或者向杨维祥索要红城啤酒公司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后继续催要货款的事实。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2020）皖1204民初3298号民事判决书，并在査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苗丽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苗丽华承担。 苗丽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苗丽华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件事实。苗丽华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杨维祥书写的字据及付款25000元的凭证、苗丽华与杨维祥的电话录音及短信息，都足以证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订立合同、付款、发货、到催要剩余货款均是杨维祥与苗丽华进行的，二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成立的。杨维祥出具的字据非常具体的明确了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标的、数量、种类、价款、托运时间、运费、交货地点，足以证明杨维祥是合同相对人。字据所体现的内容实质就是杨维祥与苗丽华进行的结算单以及整个交易的具体明细，如果杨维祥仅仅是介绍人，其不可能清楚的知道所交易货物（啤酒瓶）精确到具体的个数，更不可能和苗丽华确认具体的总价款。杨维祥提交的红城啤酒公司所开具的证明，是希望误导法庭，进而达到认定红城啤酒公司是苗丽华的合同相对方的目的，而红城啤酒公司早已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最终达到苗丽华不能顺利获得剩余货款的目的。数次开庭红城啤酒公司或江梅均未参加，根本不能证实杨维祥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请求驳回杨维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 苗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杨维祥、红城啤酒公司共同支付其货款91406.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时变更请求要求判令杨维祥支付其货款91406.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3日，苗丽华与杨维祥达成啤酒瓶买卖合同意向（未签订书面合同）。当日，苗丽华代办托运，安排货车于次日装货。2017年10月14日，苗丽华按照杨维祥的要求，四辆货车装货后从宁老庄镇出发，发至红城啤酒公司。四车啤酒瓶发往红城啤酒公司，总计数量277710只，单价0.58元/只（含运费）。同日，杨维祥向苗丽华之妻徐新闻支付的货款25000元。货车到达后，杨维祥分别向四位司机支付了运费。扣除已付运费后，尚余货款91406.8元至今未支付。2017年10月14日至2018年10月18日期间，苗丽华多次向杨维祥索要剩余货款未果。2018年10月18日，苗丽华前去宣城约见杨维祥，杨维祥拒不支付货款，称红城啤酒厂没有支付给他货款，所以只能找红城啤酒厂要钱。2018年10月18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苗丽华按照杨维祥的要求，配合杨维祥向江梅索要货款，因要款未果，遂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不当言论。2018年11月17日，苗丽华再次找到杨维祥索要货款，杨维祥拒不支付，只愿出具字据一份，该字据载明：“2017年10月13日，贵州红城啤酒厂江梅需要500ml啤酒瓶，江梅通过杨维祥介绍，双方继续洽谈，包括价格、数量、质量，价格为到价0.58元/只。从2017年10月14日开始苗丽华从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姜堂集往贵州遵义红城啤酒公司发瓶4车，总数量277710只。10月14日已付苗丽华25000元，运费44665元已付给司机。剩余的款项没有给付（本人对上述交易的真实性予以证明）”。2019年1月23日，苗丽华将杨维祥诉至法院。2019年2月18日，红城啤酒厂给杨维祥出具了两份证明，自认与苗丽华的买卖合同关系。苗丽华为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撤诉。2019年4月4日，苗丽华将杨维祥和红城啤酒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诉再次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苗丽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确定问题。首先，杨维祥出具的字据非常具体的载明了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标的、数量、种类、价款、托运时间、运费、交货地点。证明了杨维祥对苗丽华所售啤酒瓶的相对知情。其次，如果杨维祥仅仅是“介绍人”，根据苗丽华的举证杨维祥不可能向苗丽华支付25000元货款。杨维祥称25000元为红城啤酒公司委托其代付，没有提供红城啤酒公司向杨维祥的转账凭证。如果诉争的啤酒瓶系红城啤酒公司购买，红城啤酒公司也没有理由再去委托杨维祥向苗丽华支付货款。因此，对支付的部分货款、运费应认定为杨维祥支付。庭审中，杨维祥抗辩并提供了红城啤酒公司证明及苗丽华所发出的微信截图，以证明红城啤酒公司系诉争啤酒瓶的购买方，合同的向对方。一审法院认为，红城啤酒公司出具委托代付证明，杨维祥未举证习红城啤酒公司向其转款25000元的依据。根据苗丽华举证，25000元系杨维祥转款给苗丽华之妻徐新闻，因此习红城啤酒公司出具委托代付证明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杨维祥举证红城啤酒公司出具的拒付货款及沟通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明中称苗丽华所提供的啤酒瓶有质量问题，事实上苗丽华在2017年10月14日向杨维祥发货，杨维祥在接受苗丽华提供的啤酒瓶并支付部分货款时，并未及时提出产品质量问题。在近一年后苗丽华向杨维祥索要剩余货款，红城啤酒公司才于2019年2月18日出具证明啤酒瓶存在质量问题。因此红城啤酒公司出具的拒付货款及沟通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杨维祥举证的苗丽华向红城啤酒公司催要货款及发表不当言论的微信截图，经查，苗丽华在2017年10月14日向杨维祥发货之后，在近一年后向杨维祥索要剩余货款，从苗丽华举证的与杨维祥2018年8月31日微信截图可以看出，苗丽华为催要剩余货款，此时杨维祥才将啤酒厂单位的名称“红城啤酒公司”告诉苗丽华。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证明了买卖合意的起初双方是苗丽华和杨维祥。同时也证明了红城啤酒公司所证明的其公司购买啤酒瓶委托杨维祥代付给苗丽华货款的虚假性。杨维祥举证的微信截图，客观上存在苗丽华向红城啤酒公司催要欠款的事实，对此原因，苗丽华作出了合理解释，是因为杨维祥称红城啤酒公司没有足额支付其货款，杨维祥无钱支付给苗丽华，要求苗丽华配合其一起联系红城啤酒公司的人员要款。该证据不能证明红城啤酒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杨维祥的抗辩无事实依据，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根据交易习惯，结合案件事实，应认定苗丽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杨维祥。二、货款的支付问题。双方的合意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苗丽华已经按照口头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杨维祥应及时结清货款。苗丽华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杨维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苗丽华货款91406.8元；二、驳回苗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6元，由杨维祥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所举证据与一审相同。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以及一、二审举证质证等情形，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苗丽华举证短信截图显示，直至2018年6月27日杨维祥才将啤酒厂单位的名称“红城啤酒公司”告诉苗丽华。一审法院认为杨维祥出具的字据对交易的标的、数量、种类、价款、托运时间、运费、交货地点描述具体并结合其部分付款的事实认定杨维祥并非介绍人理由充分。杨维祥称其付款系红城啤酒公司委托代付，但未提供公司向其转款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交易习惯，结合案件事实，认定苗丽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杨维祥并判决杨维祥偿还货款并无不当。杨维祥上诉称苗丽华与红城啤酒公司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其向苗丽华的妻子支付货款系受红城啤酒公司委托代付行为，但红城啤酒公司方并未出庭予以证实。综上，杨维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6元，由上诉人杨维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海龙 审判员  马 林 审判员  刘 媛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储 静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