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机场路587号。 负责人：毛新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镇，浙江从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安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华溪村。 法定代表人：张国锋，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安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昌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9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不承担保险金额；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关于相关机构已经认定直升飞机坠落的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未按规定检查航空器，违反航空器性能限制飞行，而飞行之前具有适航证书并已取得相关许可证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民航重庆监管局事件调查组作出的《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中第二页,明确认定本次事件是一起非法飞行事件，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山东齐翔通用航空公司，以下均简称齐翔公司）使用不适航的航空器从事非法飞行，造成机上一名乘客受伤，直升机严重受损。一审法院无视该调查报告的认定，扭曲事实，认定肇事飞机在飞行前具有适航证并已取得相关许可，这与事实不符。2．保险合同中第4.2条是适用整个保单的前提条件，并非免责条款。因为保险标的是通用航空器，不同于机动车等其他设备，航空器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保险标的，所以保险条款设置了每次飞行开始时，被保险人在各方面都处于适航状态，以最大程度减少风险。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系免责条款，这不符合条款的设置目的。3.即使保险合同中第4.2条为免责条款，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也已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安昌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通用航空保险投保单加盖了投保人齐翔公司的盖章，该投保单上注明了投保人的声明，即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用航空机身一切险、责任保险保单及其附加险批单、机身战争险保单中适用本投保风险的相应条款的所有内容已经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确认保单提供的保障范围和保险条件符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投保要求，如果在保单正式签发前，未就保单条款书面提出任何异议，则视为对全部保单措辞的同意和认可。另外，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在与投保人进行通用航空保险投保风险问答中对相关的事项进行明确解释和告知，投保人也出具了声明，即对风险单的提示内容已经明确理解，并保证上述填报信息属实、完整；同意以风险问答单作为保险人衡量风险、确定承保条件和出具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知晓其将作为今后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从以上投保人声明来看，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告知说明义务，一审法院无视投保人的声明，认定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向投保人进行告知说明，属扭曲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故本案应按诉讼时效二年计算。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发出拒赔通知书，安昌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已收到拒赔通知书，则诉讼时效应当从安昌公司收到拒赔通知书之日起按二年开始计算，且庭审中安昌公司也明确表示，收到拒赔通知书后未再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主张过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支持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的上诉请求。庭审中补充：对安昌公司的主体资格有异议。本案系债权转让，判决中存在人身权利部分，人身权利性质的债权不应转让。对于飞机损失的债权转让，一审中直升机的所有人通过跟法院电话沟通以及跟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的沟通，表示债权转让存在问题，所有人不认可债权转让，请求二审法院核实，债权转让没有相应支付依据，所以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存疑。 安昌公司辩称：一、根据《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认定此次飞行已经得到相关空管部门的审批和飞行许可，所以安昌公司的飞行已经具备合法性。在飞行前，飞机的适航证书已经取得。在《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中注明此次飞行是一次非法飞行事件，对此，安昌公司不认可。这与飞行审批和飞行许可相矛盾。法理上，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合理性。在《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中认定飞机出事原因是飞行员未按规定检查航空器以及违反航空器限制飞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飞机出事故的原因是乘客体重超载了，座位是正常的。二、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关于保险条款理赔前提条件不是免责条款的主张，是错误的。保险法司法解释规定保险人在一定条件下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就是免责条款。一审法院认定其为免责条款有法律依据。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对有关免责条款未依法依规特别注明和特别告知、解释。该相关条款不对被保险人产生法律效力，属于无效条款。此次保险事件中，安昌公司是真正的投保人，所以保险公司应当是对安昌公司尽解释义务，但是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从未对安昌公司进行解释。三、对于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出该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无事实理由和证据。从安昌公司借用齐翔公司的名义到交完保费合同成立，没有保险航空业务员进行解释说明。安昌公司每次咨询都是一问三不知，且含糊其辞。每次都是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称向上级反映咨询，最终没有得到很好的答复，这违反了保险专业性。齐翔公司的盖章是在咨询投保时，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尽到保险条款的解释，况且齐翔公司不是真正的飞机产权人，没有任何保险经济利益，该公司只是按照保险公司的流程盖章，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是先盖章再咨询。最重要的保险条款，也是格式条款，属于明显的权利不对等，排除了保险人的法律义务，剥夺了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利。保险条款是在安昌公司多次要求下，在交完保费后两个星期左右交付的，且保险条款的字体很小，正常情况下无法识读。有关免责部分的相应条款，也未依法依规作出特别注明和特别告知。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的事实认定无误，认定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尽到法定的告知义务是正确的。对于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认定诉讼时效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齐翔公司与安昌公司签订的保险金权利转让书时间是2018年8月份，安昌公司于2020年7月主张权利也未过保险法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让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费用。 安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支付安昌公司保险金308万元（其中机身一切险288万元，乘客险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安昌公司与齐翔公司于2015年5月8日签订《直升机转让协议》，齐翔公司将已达适航状态的Ｒ44型Ｂ-7502号直升机转让给安昌公司。双方同日签订《直升机服务合同》由齐翔公司为安昌公司提供有关服务。2016年1月11日，齐翔公司作为投保人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投保《通用航空机身一切及责任险条款》，保险金额为机身一切险300万元，第三者法定责任险500万元，乘客法定责任险650万元（乘客150万＊3＋飞行员200万），机身一切险的免赔额为机身保额的1%，保险期间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1月14日止，齐翔公司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支付保险费63500元。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锋以齐翔公司名义于2016年6月27日向重庆监管局进行通航经营活动备案，同年7月4日向空军申请飞行空域并获得空军批复。同年7月25日16时左右Ｂ-7502号直升机在重庆市石柱县××镇实施飞行时，在临时起降点附近失控，直升机迫降过程中，主旋翼挂碰到一处公路标牌，导致直升机坠落在公路上，并造成机上乘客曾鉴受伤的事故。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作出《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认定直升机坠落的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未按规定检查航空器违反航空器性能限制飞行。事故发生后，安昌公司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报案，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曾派员到现场查勘，但未认定直升机的损失等。2017年7月21日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发出《拒赔／拒付通知书》，以“齐翔公司未履行保险人在本保单下承担责任和支付赔款的前提条件”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8月22日，齐翔公司与安昌公司签订权利转让协议，约定齐翔公司将案涉直升机事故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安昌公司，齐翔公司将权利转让协议通知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事故后，四川大川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对案涉直升机进行了现场查勘，并出具意见书，认定“直升机机体在受到较大的撞击后产生了不可修复的损坏，发动机部分需要根据相关要求做发动机骤停大修检查。其涉及的更换件几乎涉及整架直升机，修复价值接近于新机价格，无修复价值。机身残余价值估算为人民币12万元”。机上乘客曾鉴在案涉坠机事故中造成腰1、2椎体压缩性骨折等伤势，在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天。2016年8月3日，曾鉴与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锋签订费用支付协议，约定“张国锋先行支付医疗费及相关费用20万元（其中含已向石柱县人民医院支付的1万元和慰问金1万元），余下的汇入曾鉴指定的曾启雍账户18万元；曾鉴应保留所有相关费用票据，按国家相关政策结算后移交给张国锋，便于其向保险公司索赔；曾鉴如参加伤残鉴定，应在伤残结论报告出来后通知张国锋。张国锋应在接到通知十五个工作日内与曾鉴结算费用，逾期按国家相关法律程序进行”。2016年8月3日曾鉴在协议上备注“今收到张国锋现金20万元”。2016年11月7日重庆市石柱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曾鉴事故中造成腰1、腰2两个椎体压缩性骨折，腰1-2椎间盘创伤性破裂，伤残程度为ＶＩＩＩ级；护理期间为住院期间及出院后70-80天，休息时间为130-140天，加强营养期为50-60天。 一审法院认为，齐翔公司与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之间形成的案涉直升机保险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应确认为有效。有效的合同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齐翔公司将相关保险索赔权转让给安昌公司，并由齐翔公司通知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因此人民财险公司应向安昌公司履行保险赔偿义务。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出齐翔公司明确不同意将保险权利转让给安昌公司的辩解，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2017年7月21日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向齐翔公司发出拒赔通知，到安昌公司2020年7月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制作的格式条款“4.2适用于整个保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属于免责条款，该条款含义不明，且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能证明就该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告知说明。同时，相关机构已经认定直升机坠落的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未按规定检查航空器违反航空器性能限制飞行，而飞行之前具有适航证书并已取得相关许可。因此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的拒赔理由不成立，应当就案涉事故的直升机机身损失和机上乘客的损伤进行保险赔偿。对于机身一切险的赔偿金额问题，在诉讼过程中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曾申请鉴定，但因已无实物，鉴定机构无法对修复或全损价值进行鉴定而退回。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在事故后曾到过现场，但未及时作出机身残值的保险评估与处理。虽然2015年5月8日齐翔公司与安昌公司签订的协议的转让价格为280万元，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与齐翔公司约定了300万元的保险金额（不能排除直升机的市场估值发生升值等原因），且事故发生时未能及时进行（事故时点）直升机价值评估的主要原因是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及时进行保险估价等保险处理程序，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也未要求被保险人必须保存受损机身（长久的保存会增加保存费用并致使残机价值逐渐减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前的机身价值为300万元。机身残值参照四川大川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对案涉直升机的现场查勘意见，酌情确认机身残余价值为12万元。双方约定机身一切险的免赔额为1%，因此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应赔偿安昌公司一切险保险金为（300-12）×99%=285.12万元。乘客责任保险赔偿金额问题，对于安昌公司提供的乘客曾鉴在事故中受伤、治疗及伤残鉴定的事实予以认定。安昌公司虽未提供曾鉴的治疗票据，但根据曾鉴的伤残程度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其损失金额已超过20万元，因此安昌公司就其已支付的20万元，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出保险赔偿金额合情合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应在乘客责任险保险限额内赔偿安昌公司保险金20万元。综上，安昌公司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安昌公司285.12+20=305.12万元。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的免责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安昌公司保险赔偿金305.12万元。二、驳回安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20元（已减半），由人民财险义乌公司负担15605元，安昌公司负担115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向本院提供投保单一份，证明齐翔公司投保不止一次，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已经尽到了告知和提示义务。 被上诉人安昌公司对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一次的保险条款没有给安昌公司。第二次的保险条款是在安昌公司交完保费的两个星期之后在安昌公司的催促下交付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安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中未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也无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作出的解释说明，因此本院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安昌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除案涉事件调查报告认定的内容之外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通用航空机身一切及责任险条款》第四部分“除外责任”项下第4.2条“适用于整个保单的前提条件”中载有“被保险人应遵守管理当局发布的设计被保险飞机安全运行的全部有关航空飞行和适航的法令和要求，并保证满足以下条件：每次飞行开始时，被保险飞机在各方面都处于适航状态。”齐翔公司在投保单最后书面“投保人声明”下方加盖公章。民航重庆监管局事件调查组作出《航空器事件/事故征候及其他不安全事件调查报告》，认定直升机坠落事件的原因是齐翔公司使用不适航的航空器从事非法飞行，飞行员未按规定检查航空器违反航空器性能限制飞行。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案涉保险合同第4.2条的约定是否系免责条款；二是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三是被保险人享有的案涉保险合同权利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虽案涉保险合同第4.2条载明的内容为适用于整个保单的前提条件，未明确载明其系免责条款，但该条约定设置于《通用航空机身一切及责任险条款》第四部分“除外责任”项下，表明该4.2条的约定属于除外责任内容，即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内容，故一审认定该条款为免责条款并无不当。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关于航空器的风险远大于机动车，故设置保单适用的前提条件的主张，因其系商业保险合同，是否设置、如何设置条款等均系商业行为，不能否定其免除保险公司的内容本质，如前所述其将该条款设置于除外责任项下，应理解为免责条款，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本案中，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对前述约定采取字体加粗或另行附加说明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虽齐翔公司在投保单最后书面“投保人声明”下方加盖有公章，但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在投保人声明或者其他附件中未就前述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相应的解释说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案涉保险合同中第4.2条的约定对安昌公司不产生效力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但该条款的设置系基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一般民事权利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因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对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确定为三年，因此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三年。本案中，案涉保险标的于2016年7月25日发生事故后，安昌公司即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进行了报案，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确认齐翔公司最后一次主张权利系2017年7月21日其决定拒赔时，安昌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关于案涉保险金请求权未转让的主张，因安昌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其与齐翔公司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以及齐翔公司的《保险金请求权利转让通知书》，即使安昌公司和齐翔公司未在本案起诉前通知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安昌公司在提起案涉诉讼时，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已收到前述证据，案涉保险金请求权转让也已对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发生了效力。关于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提出案涉债权转让中包含人身权利，人身权利性质的债权不应转让的主张，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齐翔公司与安昌公司转让的是保险金请求权，而保险金请求权是合同债权，并非人身权，因此齐翔公司有权将与受伤乘客有关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安昌公司，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9.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磊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代书记员  徐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