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青民终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晨辉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夏宁，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岸，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车武杰，住青海省西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顾玉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生宏，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姝，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浐灞区世博大道4069号。 法定代表人：张育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腾飞，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平，男，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宁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车武杰、青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建设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三局）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青26民初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川宁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被上诉人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生宏、张姝，水电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宁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被告车武杰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671629元”,改判车武杰向四川宁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863228.34元，并支付占用资金利息。2.判令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水电三局承担原审和上诉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工程总价的确认问题。虽然四川宁达公司在一审中认为该工程的总价应该以其单方鉴定的金额为准，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四川宁达公司提出的鉴定报告不予认可，故四川宁达公司在一审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以没有鉴定的必要为由，驳回了其鉴定申请，即使一审驳回了鉴定申请，该案涉工程总价也应当按照车武杰举证的四川宁达[川宁达（2017）112]报告、车武杰申请的证人袁某举证的《项目管理责任书》及车武杰和夏裕光个人的付款单予以综合判定，综合判定后该案涉工程总价应为6286421.34元。具体理由：（一）从签字来看四川宁达公司的[川宁达（2017）112]报告是四川宁达公司的正式文件，盖有四川宁达公司公章，而夏裕光受公司委托是办理付款事项，对具体数据并不清楚，且是个人签字，四川宁达公司并未盖章认可，且夏裕光是退休职工，并非四川宁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没有四川宁达公司出具的结算授权委托书，故对一审法院就案涉工程总价的结算依据不予认可。（二）2016年11月，四川宁达公司进场施工；2010年12月12日，根据双方口头约定，四川宁达公司与车武杰达成《内部施工合作协议（草签）》的口头协议，根据口头协议约定，装运土石方单价为13元/立方米（1-3公里），超运增加1公里1.5元/立方米，下台阶另计；并约定待青海建设公司与业主方的新合同签订后，四川宁达公司与车武杰再正式签订书面合同。（三）由于业主方资金不到位，于2017年8月17日案涉整个工地停工。2017年11月，四川宁达公司以[川宁达（2017）112号]文件《关于玛尔挡电站土石方工程的情况报告》报送车武杰。报告中指出：“根据夏总和车总约定单价，到5月18日，共完成产值5799600元，另最后一张附表；2017年5月19日-8月17日产值257292元，合计到8月17日产值应为6240341.34元，另外5月19日-8月17日有进水口一哈德里渣场无单据，自卸车停工补偿28台×32小时=896小时，挖机停工补偿4台×32小时=128小时等三项未计入，按市场价：896×30=26880+128×150=46080元，合计产值应为6286421.34元。”（四）根据车武杰举证的2019年8月21日的表中载明车武杰扣款油、生活、罚款、房租等合计3211833元，故被上诉人就案涉工程应付四川宁达公司的剩余金额为6286421.34-3211833=3074588.34元。 二、关于250000元保证金抵扣的问题。一审中，四川宁达公司与车武杰均认可车武杰已收到四川宁达公司支付的案涉工程保证金250000元，且该笔保证金款项车武杰尚未予以退还，而一审也对该笔款项相关事实予以了认可，即使一审认为四川宁达公司在2020年1月22日内收到的250000元并非保证金，系工程款项，但是基于双方均已认可车武杰已收到该笔保证金，且并未退还的事实，且四川宁达公司在原审诉讼中的诉请金额系250000元保证金后的剩余金额，现四川宁达公司就该案涉工程早已停工退场，为避免讼累，一审应当判决车武杰一并退还该笔保证金。 三、关于部分款项认定错误的问题。（一）针对周某对部分款项认定：一审认为周某系案涉工程现场负责人及四川宁达公司相关授权人，然而实际情况为周某仅作为案涉工程负责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周某离开案涉工程，并不负责相关结算工作，其自行开办了伙食团，自行针对其伙食团业务、人员工资及菜铺款等与被上诉人等进行结算，并没有四川宁达公司的授权办理案涉工程相关收付款事宜，且一审仅以其中两笔款项均出自尾号3073韩芳的账户，就认可周某收到的款项系代四川宁达公司收取的案涉工程款，四川宁达公司认为不论是证人周某亦或是被上诉人均未出示相应的收付款授权手续证据，及周某从始至终均为项目负责人的证据，仅有其个人证词予以辅证，因此四川宁达公司对其收到的款项350000元、20000元、21585元、25580元均不予认可。且对周某73158元欠菜款的问题，四川宁达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及周某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开办的伙食团是为四川宁达公司专设的，亦没有四川宁达公司班组在该食堂就餐的证据，也没有菜款的构成明细，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组证据的举证责任应在于被上诉人，一审错误的以四川宁达公司未举证相关没有就餐的证据，即认定四川宁达公司应该承担该笔款项，该认定系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原则，故对上述合计490323元均不予认可，上述款项均为周某的个人收款行为，被上诉人应当就上述款项向四川宁达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二）针对黄黎明在2020年1月22日收款的70000元。黄黎明并无四川宁达公司的收付款授权，一审仅根据付款时间予以推断该笔款项系四川宁达公司已经收到的工程款，属于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三）根据建设部2013年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明确规定：“分包合同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工程价款。分包合同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工程价款。因此，未经承包人同意或授权，发包人直接将工程款支付给分承包人、转承包人或其他实际施工人的，属于履行对象错误。对发包人的错误付款行为，除承包人追认外，对承包人不产生该工程款已结算的效力，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承包人要求发包人重新支付，应予支持”。根据四川宁达公司在一审中当庭确认被上诉人已经支付其的金额为1211360元，其他的款项与四川宁达公司无关，故总计被上诉人应付四川宁达公司的剩余工程款为6286421.34元一3211833元一1211360元=1863228.34元。综上，四川宁达公司认为在一审认定的金额基础上还应判决车武杰支付1191599.34元，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车武杰辩称，关于工程总价的确认问题，统计单跟一审判决的统计单确认过，数字不一样；关于总价款的问题，案涉工程一审认定正确；关于保证金的问题，夏裕光确实交了250000元保证金没有退还；关于周某是否是负责人的问题，截止到2020年，周某还在协调施工队没有拿到钱，能充分证明周某是四川宁达公司的工地负责人。 青海建设公司辩称，关于工程款的认定，本案的工程款先后进行过三次的核算，第三次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结算，夏裕光和车武杰签字进行的结算应当作为案涉工程结算依据。对夏裕光的签字法律效力问题，一审的证人证言，还有书证，都能够证明整个过程全部是由夏裕光负责，夏裕光代表了四川宁达公司。关于工程价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关于保证金，虽然车武杰认可收到250000元保证金，但是四川宁达公司一审并没有主张要返还；对相关人员付款认定的问题，周某是项目负责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用于案涉工程，一审认定正确。 水电三局辩称，2019年8月21日，车武杰和四川宁达公司负责人夏裕光对土石方挖运进行最终结算并签字，一审认定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正确，其他问题不发表意见。 四川宁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车武杰支付工程款11726038.04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尚欠工程款为基数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判令青海建设公司在车武杰上述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水电三局在车武杰上述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由车武杰、水电三局、青海建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青海华鑫水电开发公司将青海黄河玛尔挡水电站项目进行发包，水电三局中标。水电三局承包该青海黄河玛尔挡水电站项目后，将其中的二长岩料场土方明挖工程、二长岩料场（覆盖层）挖装运输施工、玛尔挡水电站3247米高程以下石方挖装运输工程分包给青海建设公司，后青海建设公司作为甲方，车武杰以施工地点“玛尔挡水电站项目部”作为签约名称以个人名义与甲方签订《工程承包协议》，将二长岩料场土方明挖工程、玛尔挡水电站3247米高程以下石方挖装运输工程交由车武杰承建。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自愿承包甲方的承建项目，并为该项目的责任人”；第四条第（四）项约定：“甲方按乙方所承包工程项目决算总价的1％收取管理费，并从工程进度款中按转款的比例核扣。营业税、印花税等国家和地方及行业规定应缴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王彬是案涉工程四川宁达公司现场统计人员；白银磊是车武杰的财务统计员。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青海华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案事实，归纳争议焦点，并逐一进行分析与认定： 一、关于青海建设公司与车武杰的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青海建设公司与车武杰签订的合同关系从形式上看是《工程承包协议》，但就内容来看，包含车武杰承包该项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该工程项目的生产经营活动负完全责任，青海建设公司按决算总价的1％收取管理费等内容。虽车武杰是以青海黄河玛尔挡水电站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青海建设公司签订该协议，但在一审庭审中其自认是因在玛尔挡水电站施工，表面是以该项目部的名称实质是个人签订的协议，对此，青海建设公司也认可该工程是由车武杰进行了承包。因此，法院确认双方系挂靠关系，双方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工程再分包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属无效。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该挂靠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且青海建设公司自认还有800000元的款项未付清，车武杰对此亦表示认可，因此，青海建设公司与车武杰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夏裕光与车武杰签订的结算单能否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8月21日夏裕光与车武杰之间签订的《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土石方挖运结算单》，该表单格式规范，表明事项清晰。该结算单表头明确写明：2016年11月14日-2017年8月17日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我公司玛尔挡工地施工期间土石方挖运工程量，且该结算单详细划分了工程项目，规格、工程量、单价和总计，以及应当扣除的燃油费、住房费等各类费用。车武杰在玛尔挡项目负责人一栏中签字，夏裕光在四川宁达公司负责人一栏中签字，双方均捺印，该结算单中并未备注该结算为暂时结算价，也未标注单价中还需增加运距等，且该结算单签订后，四川宁达公司再未进行土石方工程的工作。因此，双方签订的该结算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川宁达公司以该结算单中夏裕光的签字并未得到公司授权，也未提供夏裕光构成职务代理或表见代理的相关证据为由，认为该结算单中夏裕光的签字不能对四川宁达公司产生法律后果。但根据青海建设公司提交的2018年1月22日对尚欠管理人员工资明细账、2018年4月15日《关于车武杰2018年4月13日通知的回复》中均能证明夏裕光代表四川宁达公司对外行使职权；2020年1月18日车武杰与夏裕光的微信截图也能显示夏裕光有行使公司职权的权利，且同日车武杰向夏裕光微信中索要四川宁达公司给夏裕光的授权书，夏裕光提交了由四川宁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宁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虽载明夏裕光代表公司办理青海玛尔挡付款业务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但是也能进一步印证夏裕光在该工程项目中是能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车武杰申请的证人周某、袁某亦能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夏裕光负责，涉及人员工资管理等重要性事项时需经夏裕光准许，且青海建设公司及车武杰均认为案涉工程是夏裕光与车武杰之间进行对接，其行为能代表四川宁达公司；夏裕光系四川宁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宁父亲，且是该公司的股东，在签订该结算表之前曾任四川宁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本案中，案涉工程的起初到结算均是夏裕光与车武杰进行直接的对接，故双方签订的该结算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代表四川宁达公司。因此，四川宁达公司已与车武杰就工程款数额已经达成结算协议，且该结算协议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川宁达公司不能再申请委托鉴定或以单方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作为其推翻结算主张工程款的依据。故四川宁达公司提出夏裕光所签订的结算不能代表公司行为，其所主张的该结算中是暂时结算、未包括运距、油价过高等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 三、案涉工程应付款、已付款是多少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夏裕光与车武杰签订的结算单属于最终结算，故车武杰应支付的工程款即是结算单所明确的2692312元。对于已付款的数额，经四川宁达公司与车武杰核对，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王彬的款项为：1500＋15000＋55000＋12000＋15000=985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陈国彬的款项为：8495＋20000＋156400＋70000=254895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王彬、刘大、祝勇的款项为：1000＋1000＋1000=3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黄黎明的款项为：10000＋10000=20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梁兴（兰全林）的款项为：50000＋200000=250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张小龙的款项为100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刘志雄的款项为：8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祝勇的款项为：10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王**（代收孔令福工程款）的款项为：7923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孔令福的款项为：33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张海林的款项为：15000元；认可收到车武杰支付给陈仁平的款项为：24435元；认可收到四川奥克联劳务有限公司代付款项为：304000元；认可收到甘肃富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代付款项为：40000元。认可收到由车武杰实际控制的青海方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付款项250000元，针对该笔款项，四川宁达公司认为该款项就是车武杰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收到转账的250000元保证金，理由是转账250000元的金额与保证金金额250000元一致，四川宁达公司认为该款项的性质系退还的保证金，不应视为四川宁达公司的已支付工程款项，主张应在支付工程款总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一审庭审中车武杰虽自认向四川宁达公司收取250000元保证金，但也自认因该工程后续问题还未退还该保证金，且该250000元打款凭证已明确备注为“土石方运输款”，因此，四川宁达公司认为2020年1月22日的250000元款项即是退还的250000元保证金，主张应在工程总价款中扣除的诉求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四川宁达公司自认收到车武杰支付的上述工程款合计为1460360元，一审法院对其自认的1460360元款项予以确认。 关于2017年5月24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款项350000元、2018年1月29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0000元、2018年1月29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1585元、2019年2月1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5580元，周某出庭能够证明自2017年4月到案涉工地作为四川宁达公司现场负责人，与青海建设公司提交的多张借据凭证上签有由周某书写的“情况属实”字样，青海建设公司提交的针对黄黎明的委托书中，载有由周某书写的“同意按比例借支”的字样，因此，周某是以四川宁达公司管理者的身份参与案涉工程，且2017年5月24日的领款单明确备注事由为“2017年玛尔挡水电站工程运费借支”；2018年1月29日有明确备注事由为“玛尔挡电站工资”，同日向周某转支的21585元借款备注事由为“会计4000元、厨娘三人7580元、修理费10005元”，周某出庭证明由车武杰进行转款，用途为支付四川宁达公司工地食堂人员工资、支付维修宁达公司班组的车辆维修费及用于工地的电缆费用，且2018年1月29日的这两笔款项均转自尾号3073韩芳的账户，而四川宁达公司对认可款项中也有多笔款项出自尾号3073韩芳的账户，因此，四川宁达公司对车武杰转给周某的这四笔予以否认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对2017年5月24日支付给周某350000元、2018年1月29日，支付给周某20000元、2018年1月29日支付给周某21585元、2019年2月1日支付给周某25580元，合计417165元予以确认；对于2017年8月16日欠菜铺款73158元，因该收据载明欠款人是周某，有车武杰的财务人员白银磊的签字确认。周某出庭证实是四川宁达公司班组在该工地食堂就餐产生菜款费用，四川宁达公司虽主张该款项应由车武杰支付，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四川宁达公司班组没有在该工地食堂就餐的证据，法院对2017年8月16日欠菜铺款73158元予以确认；2020年1月22日，车武杰支付黄黎明70000元，因四川宁达公司认可支付给陈国彬70000元是从尾号4079卡号中转款，付款时间为1月23日11时27分，支付给黄黎明的转款同样也是从尾号4079卡号中转款，付款时间为1月23日11时47分。从两笔转款时间阶段性看，应当均是从该卡上在同一时间段进行的转支，可以认定为向陈国彬、黄黎明二人分别支付了款项，故一审法院对2020年1月22日支付给黄黎明款项70000元予以确认。对于2017年4月26日支付给王**的10000元，该笔领款单只载明了“借支10000元”，虽有车武杰的签字，但无法判断该笔款项是否属于案涉工程款，故法院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对于2017年12月支付给王彬1000元，由于青海建设公司未提供相应凭证，且四川宁达公司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2017年12月支付给王彬款项1000元不予确认。因此，故四川宁达公司已收到车武杰支付的工程款项应为1460360元＋417165元（周某的四笔款）＋73158元（菜铺款）＋70000元（黄黎明款）=2020683元。综上，车武杰尚欠四川宁达公司工程款=2692312元（应付款）-2020683元（已付款）=671629元。 四、关于本案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虽然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相应的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但主张利息属于法定孳息。根据结算时间确定为2019年8月21日，应以其未付工程款671629元为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五、水电三局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规范性文件要求，自2015年3月1日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取消了土石方等七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的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做资质要求。本案中，水电三局与青海建设公司签订的案涉工程的合同涉及三份，签订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0月12日，虽有其中两份合同在签订时，该实施意见未颁布。但案涉开挖土石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玛尔挡水电站工程是一个整体的施工合同，目前该工程还在持续，且四川宁达公司是从2016年11月进入案涉工地进行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水电三局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并非涉案项目的发包人，而是工程分包人，四川宁达公司与水电三局也无合同关系，四川宁达公司要求水电三局承担支付工程款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宁达公司与车武杰已形成最终结算，其主张按照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作为支付工程款于法无据。车武杰应依据结算单确认的工程价款，向四川宁达公司支付应付工程款2692312元，现已支付2020683元，尚欠671629元未支付；青海建设公司因与车武杰系挂靠关系，需在671629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水电三局与四川宁达公司无法律约定和双方规定的连带赔偿责任，故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1.车武杰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四川宁达公司支付工程款671629元，并支付占用资金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71629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青海建设公司在上述款项的给付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驳回四川宁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156.23元，由四川宁达公司负担30719元，车武杰负担30719元，青海建设公司负担30718元。 二审期间，四川宁达公司、车武杰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四川宁达公司提交《关于青海玛尔挡中水三局工地土石方工程暂结工程款的函》。拟证明：函件已告知车武杰，对周某、王**承办供油及伙食团费用进行单独核算。 车武杰质证认为，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方向。 青海建设公司质证认为，不认可真实性。但可以反证委托车武杰代付各班组款项的事实是存在的，夏裕光确实能够代表四川宁达公司结算签字。 水电三局质证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因四川宁达公司不能提交上述函件已送达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的相关证据，且是四川宁达公司单方制作，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车武杰一审提交的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函》。拟证明：该打款账户函中明确注明为工程款，并非保证金。 第二组证据： 证据1.夏裕光发给黄黎明的微信《委托》。拟证明：夏裕光给黄黎明是出具了委托书的事实。 证据2.夏裕光跟黄黎明签订的运输合同尾页。 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四川宁达公司夏裕光和黄黎明有运输合同存在的事实，同时证明夏裕光是四川宁达公司的实际操控人，其签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组证据：四川宁达公司委托书。拟证明：周某是工地现场负责人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夏裕光签字及盖有公章四川宁达公司委托书。拟证明：夏裕光是四川宁达公司的实际操控人，签字盖章同样具备法律效力。 四川宁达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为了减轻讼累，请二审法院对保证金的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第二组证据，短信截屏和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合同只有尾页部分，因为不全，对真实性不认可。委托书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4月2日，但车武杰转款给黄黎明的时间是2020年1月22日，该委托书载明的内容并不能与该笔款形成对应，不认可车武杰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第一份委托书即2020年1月18日的委托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夏裕光是四川宁达公司的实际操控人。对该组证据中的第二份委托，真实性无法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青海建设公司质证认为，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方向均不持异议。 水电三局质证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方向将在相关争议焦点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车武杰向四川宁达公司支付工程款671629元及利息是否正确。对该争议焦点，本院从以下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 一、案涉工程款结算依据 本院认为，案涉工程应以2019年8月21日车武杰与夏裕光形成的《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土石方挖运结算单》为结算依据。理由是：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形成口头约定，产生纠纷后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该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表见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存在足以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权的事由，因而法律要求被代理人对第三人负授权人责任的代理。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在权利外观要件上，夏裕光的行为已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如：2017年8月26日，夏裕光给玛尔挡水电站、车武杰的《委托》，载明：“委托祝勇、王彬前来贵公司办理玛尔挡水电站装运土石方工程中期结算及相关问题……”有夏裕光签名；2018年1月22日，《尚欠管理人员工程明细账》有夏裕光签名，并书写：“管理人员工资……委托车总在宁达公司工程款中支付”；2018年4月15日，在《关于车武杰2018年4月13日通知的回复》中，载明：“……由于业主资金不到位，四川宁达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停工，应属于甲方违约，如继续施工，应补偿停工期间损失；如退场，应办理过程决算、付款，退还保证金，赔偿损失……”有四川宁达公司公章及夏裕光签名；2016年12月15日，四川宁达公司与三队签订的运输合同中，在四川宁达公司代表人处有夏裕光签名及公司印章；2020年1月18日的《委托》，载明：“青海建设、车总：陈国彬是我公司玛尔挡中水电三局工地运输班组……，在贵公司把扣款及截止核对清楚，剩余款项付给陈国彬本人。”有四川宁达公司印章及夏裕光签名。一审中，证人袁某出庭作证，“审：夏裕光代表宁达公司结算、签字吗？袁某：是的，他说公司是他儿子的，他全权代表。”二审中，车武杰提交黄黎明与夏裕光微信，有夏裕光发给黄黎明的《委托》及夏裕光签字、四川宁达公司盖章给青海建设公司和车武杰的《委托》，证明夏裕光在负责和管理案涉工程。 第二，在主观因素要件上，夏裕光的特殊身份加之夏裕光的委托授权书，足以使善意相对人车武杰主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夏裕光具有代理权。从车武杰提交的微信中，夏裕光明确表示：“各班组的工程款按委托直接付给班组，给四川宁达公司的直接支付到公司账上，工程款打到公司账户上，要产生税收，能打到私账就转到夏裕光建行卡”，车武杰微信向夏裕光要委托手续，夏裕光微信发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载明：“夏宁授权夏裕光代表我单位办理与青海玛尔挡付款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有公司印章和夏裕光签名。虽然四川宁达公司对微信及授权委托书不认可，但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一审庭审中，周某证言：“夏裕光是宁达公司委派的工地负责人”。此外，夏裕光和四川宁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宁是父子关系，夏裕光也是该公司股东之一，夏裕光对外代表四川宁达公司进行结算亦符合常理。 综上，夏裕光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在《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土石方挖运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四川宁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 另，四川宁达公司认为案涉工程结算依据按车武杰举证的《关于玛尔挡电站土石方工程的情况报告》（川宁达〔2017〕112号）等综合判定。本院认为，《关于玛尔挡电站土石方工程的情况报告》是四川宁达公司单方形成的报告，并无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的签名盖章，且其提交的挖装、运输费用核算单，虽然双方均认可工程量，但双方对单价均有异议。四川宁达公司认为与车武杰达成《内部施工合作协议（草签）》的口头协议，约定了装运土石方单价为每立方米13元，超运增加1公里每立方米1.5元等，但该草签协议并无车武杰签名，其亦不认可，故四川宁达公司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并无不妥。 二、案涉工程应付款、已付款及利息 （一）案涉工程应付款、已付款 根据2019年8月21日车武杰与夏裕光达成《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土石方挖运结算单》，双方确认案涉工程应付款为2692312元。四川宁达公司认可已付款为1460360元。 对于双方有异议款项，四川宁达公司认为一审认定周某收到的款项350000元、20000元、21585元、25580元、73158元及黄黎明的70000元为案涉工程款错误。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2017年5月24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的350000元 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周某称：“将该笔工程款支付给各个施工班组及后勤人员”。该笔款项是2017年5月24日从尾号3073韩芳的账户，转给收款人周某。在2017年5月24日的《领款单》上，领款事由：“2017年玛尔挡水电站工程运费借支。领款金额：350000元；领款人：周某；负责人：白银磊”，白银磊是车武杰的财务统计员及工地负责人。 2.2018年1月29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0000元 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周某称：“要过年了，我代收的厨娘工资”。青海建设公司提交《借据》，载明：“今借到20000元。借款用途说明：玛尔挡水电站工资。借款人：周某”；并附有2018年1月29日从尾号4079韩芳的账户转给收款人周某的银行凭证。 3.2018年1月29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1585元 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青海建设公司问周某：“该笔款是会计4000元、厨娘的钱7580元、修理费10005元”；周某称：“工资没有到位，设备要维修没有现钱，我就担保等工程款下来给付”。有《借据》，载明：“今借到21585元。借款用途说明：会计4000元、厨娘三人7580元、修理费10005元。借款人：周某”，有同日从韩芳4079账户转入周某账户的银行凭证。 4.2019年2月1日，车武杰支付给周某25580元 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青海建设公司问周某：“有你的借据，25000元是做饭三个人的工资，垫付工地电缆线580元”，周某：“属实”。有同日从韩芳4079账户转入周某账户的用户凭证。有两张《借据》，分别载明：“25000元为做饭三人工资”“580元为垫付工地电缆线”，有借款人周某签名，主管人车武杰的签名。 5.2017年8月16日，欠菜铺款73158元 2017年8月16日，青海建设公司提交《收据》，载明：“……菜铺菜款73158元。欠款人：周某”，有白银磊的签名。一审庭审中，周某称：其负责伙食团，主要是四川宁达公司各班组就餐，白银磊是车武杰案涉工程的负责人。二审中，四川宁达公司提交《关于青海玛尔挡中水三局工地土石方工程暂结工程款的函》，证明对周某伙食团费用进行单独核算，但是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均不认可，且四川宁达公司无证据证实该函件送达车武杰。 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有借据、银行凭证及周某证言，菜款有白银磊的签字，均能相互印证。案涉工程施工期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周某称：其于2017年4月25日到四川宁达公司担任案涉工程负责人，同时兼职管理伙食团，是四川宁达公司口头授权其为案涉工程负责人。从四川宁达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1日至8月17日《土石方挖装、运输费用核算单》上分析，有周某“只确认工程量无误”的签字和签名，并有王彬、白银磊的签名；从陈国彬《情况说明》中，有周某“情况属实”的签字和签名；从王**于2017年6月1日给周某的《委托书》分析，委托人：王**；被委托人：周某。载明：“……对案涉工程运输、劳务产生的相关问题全权处理，从2016年11月至2018年业主停工产生的一切问题。”及2019年1月28日和1月20日的《委托》中，周某均“同意按比例借支”的签字和签名，证明周某是案涉工程负责人之一，且四川宁达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车武杰与周某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四川宁达公司认为上述款项是从韩芳账户转入，其不认可，但在四川宁达公司自认的工程款中，有多笔工程款是从韩芳账户转入。如：从韩芳4079账户转给兰全林的200000元、张小龙的100000元、刘志雄的8000元等款项。四川宁达公司对韩芳3073账户转款350000元不认可，不管什么账户转入，均是韩芳的账户，且有借据、转款凭证及双方的签字，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故对四川宁达公司认为上述给周某的转款不应认定为工程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认定。 6.车武杰转款黄黎明的70000元 本院认为，二审中，车武杰提交的微信记录，有夏裕光微信发给黄黎明的《委托》，载明：“……请贵公司在扣除所有借支、油款、生活、修理、房租等各项款项（包括在周某处的各项费用）后，剩余款项付给他本人。”并提交黄黎明与夏裕光签订的运输合同最后一页，有甲方四川宁达公司公章及代表人夏裕光的签名，乙方黄黎明的签名，虽然四川宁达公司认为只提交合同最后一页，对真实性不认可，但上述证明能相互印证，证明黄黎明在案涉工程中做运输工作，且四川宁达公司对2020年1月23日通过4079账户转给陈国彬的70000元予以认可，亦应认可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账户转给黄黎明的70000元，故对四川宁达公司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工程应付款为2692312元；已付款为2020683元（1460360元+350000元+20000元+21585元+25580元+73158元+70000元=2020683元）；欠付款为2692312-2020683元=671629元。 （二）利息 本院认为，四川宁达公司对一审认定的利息时间节点无异议，对工程价款提出上诉。一审中，四川宁达公司利息的诉求时间节点为本案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为止，一审法院判决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为止，因车武杰、青海建设公司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维持一审判决利息的起止时间节点。即以671629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保证金 一审中，四川宁达公司未对保证金提出诉求。二审中，该公司认为，车武杰认可收到保证金250000元，且未退还，一审法院应判决车武杰退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之规定，二审庭审中，车武杰同意调解，并提交保证金返还的调解方案，四川宁达公司不同意调解方案，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因四川宁达公司对保证金问题，属于其在二审程序中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且未达成调解协议，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四川宁达公司可依法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四川宁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书所确定的比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24元，由四川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齐卫军 审 判 员 余慧玲 审 判 员 王 伦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法官助理 王 微 书 记 员 秦玉琴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