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春容，女，197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21××××××××××××947。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升中，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恒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64XM。法定代表人：郭镜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庾嘉威，广东鼎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芷霖，广东鼎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诚宇耀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法定代表人：彭伟，执行董事。原审被告：袁亮枢，男，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15。上诉人黄春容因与被上诉人盛恒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恒达（东莞）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东莞市诚宇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宇耀公司）、袁亮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4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春容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盛恒达（东莞）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盛恒达（东莞）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不是适格原告。盛恒达（东莞）公司起诉时，黄春容仍然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董事，案外人秦曼灵（此笔借贷款项的最终受益者之一）通过操纵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子公司将黄春容赶出股东会，罢免了黄春容董事长职位，并重新刻印了公章，更换了法定代表人，盛恒达（东莞）公司所提交的公司盖章信息以及新的营业执照是否能代表盛恒达（东莞）公司，一审起诉行为是否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待查明。目前黄春容正就此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与盛恒达（东莞）公司展开另外的诉讼。（二）案涉款项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用于生产经营，而是在转入诚宇耀公司的账户后又全部汇入由秦曼灵控制的东莞市灏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盛公司）。事实上该借款协议签订的目的是黄春容与秦曼灵控制的灏盛公司为了完成企业收购而筹措资金，并非是纯粹的借贷行为，对此借款方、出借方,黄春容都十分了解。黄春容与案外人林丽君于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黄春容与林丽君、郑毕富、广东汉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3日签订的《确认书》，黄春容与广东汉立产业链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林丽君与广东汉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黄春容与广东汉立产业链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2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等证据，均可证实。（三）黄春容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具有先诉抗辩权，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既有一般担保又写明承担连带责任的借款合同中判定担保人承担何种担保责任，应考虑借款协议签订的背景和原因。一审判决以约定不明确，要求黄春容承担连带责任，有违公平。事实上该借款协议真实的目的是用于企业收购，当时黄春容控制盛恒达（东莞）公司，保证的意义在于规范合同，保证的意思为一般保证。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黄春容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在二审调查中黄春容补充以下事实与理由：（一）诚宇耀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借款合同所载明的黄春容的保证条款自然无效。原因如下：1.诚宇耀公司并非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而是在案外人秦曼灵的授意下，计划以盛恒达（东莞）公司作为主体，对东莞市慧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收购。诚宇耀公司只是盛恒达（东莞）公司资金进出的一个通道。在此安排下，盛恒达（东莞）公司、诚宇耀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该合同所订立的条款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要求黄春容作为保证人，极大的损害了黄春容的合法权益。3.借款合同虽然注明了借款方“因经营活动资金需要”字样，但事实上该款项并未用于盛恒达（东莞）公司的生产经营，在款项到达诚宇耀公司的账号后，又快速的转账到灏盛公司。（二）盛恒达（东莞）公司提起诉讼，未经过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应该由监事会进行书面请求提起诉讼。在监事会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前述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盛恒达（东莞）公司提起诉讼时，黄春容仍然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股东，即使黄春容存在违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应当由股东向监事会提出书面请求，要求监事会提起诉讼，或者在监事会不履职的情况下，以股东的名义提起诉讼，而不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直接以公司名义诉讼。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侵害了黄春容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应予纠正。（三）盛恒达（东莞）公司违法要求黄春容提供担保。在诚宇耀公司与盛恒达（东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黄春容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小股东。盛恒达（东莞）公司控制着黄春容。换句话说，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镜林控制着黄春容，黄春容在郭镜林的指示下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不能作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即使这样，按照黄春容当时的理解和双方的口头约定，黄春容所承担的也是一般保证责任，即在诚宇耀公司不能还款的情形下，黄春容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被上诉人盛恒达（东莞）公司辩称，（一）盛恒达（东莞）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盛恒达（东莞）公司选举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过了法定程序，且经东莞市市×监督管理局认可并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有权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对外进行商业活动及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一审诉讼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因黄春容是否为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员工或董事而有任何变化。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借贷关系建立在盛恒达（东莞）公司与诚宇耀公司之间，黄春容就该借款为诚宇耀公司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盛恒达（东莞）公司据此起诉诚宇耀公司及黄春容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黄春容作为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员工，其无权对公司管理经营层面作出的人员变动股东会决议提出任何异议。（二）诚宇耀公司因经营活动资金需要，向盛恒达（东莞）公司申请借款850万元，黄春容作为连带保证人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方于2019年1月28日签署《借款合同》、2019年5月1日签署续借的《借款合同》，案涉两份借款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盛恒达（东莞）公司已经履行出借义务，根据合同约定，案涉借款应当用于诚宇耀公司的经营活动流动资金需要，但款项出借给诚宇耀公司后，款项的控制权在诚宇耀公司手上，无论款项具体用于什么用途，都不影响盛恒达（东莞）公司与诚宇耀公司之间成立的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三）黄春容就本案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春容并不具有先诉抗辩权。在案涉两份《借款合同》中，对黄春容的保证责任有表述为一般担保也有写明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来认定。黄春容称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根据法不溯及过往的原则，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原审被告诚宇耀公司、袁亮枢未发表答辩意见。盛恒达（东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诚宇耀公司偿还借款8500000元；2.诚宇耀公司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850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6‰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诚宇耀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0元；4.黄春容对诚宇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袁亮枢在黄春容对诚宇耀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6.本案诉讼费由诚宇耀公司、黄春容、袁亮枢共同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诚宇耀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偿还盛恒达（东莞）公司8500000元；二、诚宇耀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盛恒达（东莞）公司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85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6‰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三、黄春容对诚宇耀公司上述第一、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春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诚宇耀公司追偿；四、驳回盛恒达（东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40874元，其中受理费35874元、保全费5000元，由诚宇耀公司、黄春容连带负担。二审期间黄春容当庭提交证据如下：1.东莞银行银行流水、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网络打印件），拟证实诚宇耀公司将所借的资金转入灏盛公司，而并非用于生产经营的事实。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络打印件），拟证实灏盛公司的主体信息。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络打印件），拟证实在一审起诉时，黄春容还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股东及董事的事实。4.另案起诉书及传票，拟证实黄春容已经就盛恒达（东莞）公司股权纠纷提起诉讼并即将开庭的事实，且该案件的审判结果对本次的民间借贷纠纷有根本的影响。5.（2020）粤1971民初24049号查封告知书，拟证实盛恒达（东莞）公司违法查封黄春容的财产，造成黄春容巨大经济损失的事实。盛恒达（东莞）公司发表质证意见：黄春容提交的各项证据都是一审时可以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东莞银行网上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了本案借款事实的发生，本案借款人诚宇耀公司已经确实收到了案涉的借款本金8500000元，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对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查明，关联性不予确认。金钱为种类物，该转款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盛恒达公司出借款项的时间2019年1月30日，并非为同一时间点，故该款项有可能是诚宇耀公司实际用于经营活动需要，而对外转账；案涉借款出借给诚宇耀公司后，盛恒达公司无法控制其对案涉资金的实际运用，故其将资金挪作他用，并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诚宇耀公司转给灏盛公司的资金为7500000元，与盛恒达公司出借诚宇耀公司的借款本金8500000元，不能完全对应，无法证实是同一笔资金。对灏盛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信息报告仅能客观显示灏盛公司的股东人员情况，无法反映其他信息。对盛恒达（东莞）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黄春容从来都不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股东，其在2020年4月30日前确为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董事长，但在之后经过公司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已经将其董事长的职位予以变更。盛恒达（东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8月20日，此时黄春容已经不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董事长，其仅仅是盛恒达（东莞）公司的一个普通董事。对起诉书、传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黄春容与盛恒达（东莞）公司之间有纠纷，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同时其提起的诉讼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不应当因为该案的处理中止。对（2020）粤1971民初24049号查封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盛恒达（东莞）公司对其依法进行财产保全，是符合法律以及事实规定的，不存在任何违法查封的情况。其他各方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盛恒达（东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20年4月30日由黄春容变更为郭镜林。在二审调查过程中，黄春容主张其已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以公司决议纠纷为由起诉盛恒达（东莞）公司，该案的审理结果会影响本案的处理，申请中止审理本案。同时，黄春容主张秦曼灵、灏盛公司、朱灏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要求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盛恒达（东莞）公司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与黄春容另案起诉的案件没有关联，不同意中止审理；同时上述三主体与本案无关，也不同意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黄春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盛恒达（东莞）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二、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三、黄春容的保证责任如何确定。关于焦点一。首先，盛恒达（东莞）公司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民商事活动。盛恒达（东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已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本案中盛恒达（东莞）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上加盖有盛恒达（东莞）公司及该公司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的印章。黄春容主张案涉诉讼并非盛恒达（东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不是适格原告，理据不足。其次，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非黄春容所称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盛恒达（东莞）公司作为出借人，可自行行使诉权，提起诉讼，无需由监事会或股东行使诉权。综上，本院认为盛恒达（东莞）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黄春容要求中止本案诉讼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关于焦点二。首先，黄春容在上诉状的事实理由部分陈述在签署《借款合同》时，其控制着盛恒达（东莞）公司。在二审调查阶段对于上诉事实理由的补充时，又主张因当时郭镜林控制盛恒达（东莞）公司，其只能以保证人的名义在《借款合同》上签名，黄春容的前后陈述不一，且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在《借款合同》保证人处签名时不能自主作出意思表示，本院对黄春容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其次，黄春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晓在保证人处签名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现其以作为《借款合同》的保证人极大的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于法无据。再次，虽然诚宇耀公司在收到盛恒达（东莞）公司的8500000元借款后，有向灏盛公司汇款7500000元的记录，但并不足以证明，黄春容所主张案涉借款实际用于黄春容收购案外人秦曼灵的母亲在东莞市慧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黄春容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案涉《借款合同》签署及款项支付时，黄春容仍为盛恒达（东莞）公司的董事长，说明其在保证人处签名时，知晓相关的情况，现其以案涉款项的实际用途与《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为由，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故，本院认为，黄春容该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理据不足，且该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关于焦点三。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借款合同》的签署以及借款行为均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其次，案涉《借款合同》在既表述黄春容为一般保证人，同时在保证条款中又载明黄春容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黄春容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春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黄春容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关 东王颖盈附录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