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再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龚灼国，男，196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鲜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馨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耀南，男，196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穗斌，女，1970年9月26曰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两被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森，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龚灼国因与被申请人周耀南、王穗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粤01民终16478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粤民申515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龚灼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馨仪，被申请人周耀南及周耀南、王穗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灼国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695号民事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6478号民事判决；2、改判周耀南、王穗斌向龚灼国退还不当得利款项640000元；3、本案原一、二审、再审等诉讼费用由周耀南、王穗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周耀南主张与龚灼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就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人有无实际提供借款，应由周耀南举证证明。原一、二审法院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周耀南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包括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的事实和因素进行审查，草率的以仅有一次的所谓现金交付交易习惯就认定本案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错误。龚灼国主张的不当得利与周耀南主张的民间借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周耀南应为自己的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后果。此外，（2017）粤0113民初10309号（以下简称：10309号）民事判决书表明，龚灼国与案外人杨玉英之间的借贷纠纷，相关欠款的本金、利息均由龚灼国自行向杨玉英支付，不存在周耀南代为偿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本案周耀南收取龚灼国的款项无任何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退还。二、原一、二审法院对10309号案判决内容存在错误解读。龚灼国以多付利息为由将案外人杨玉英起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多还的利息以此理清债务。周耀南在10309号案中作证称本案的三份借条系其代龚灼国向杨玉英支付的2013年至2015年利息所形成，当天庭审的作证思路清晰，对每一个借条的日期、金额都表达得非常明确，但第二天马上以书面意见作出截然相反的陈述，说60多万都是借款，明显是在说谎。一审法院对于上述证人证言的变动却仅在庭审之外单独询问周耀南及其代理律师，不但没有通知龚灼国更没有告知龚灼国曾有对证人证言单独询问。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龚灼国给周耀南的款项中有10万元是周耀南垫付杨玉英的利息。然而该10309号案判决书审理认定事实部分，认定因周耀南庭上、庭后的证人证言事实出入较大，对案外人杨玉英的自认是不予确认的。在10309号案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只认定了相关欠款的本金、利息均由龚灼国自行向杨玉英支付，即不存在包括周耀南在内的其他人代为偿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周耀南、王穗斌辩称：一、关于龚灼国与杨玉英10309号案中双方陈述的意见。首先，该案中周耀南的诉讼地位属证人，不是当事人，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没有限制、禁止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后，不可以改正或者更正自己的陈述内容，要求证人如实陈述。该案中，周耀南发表证言后，发现自己的表述内容及理解存在错误，已及时向法庭书面予以更正。该更正内容也已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其次，在该案中龚灼国作为当事人，其本人及代理人在案件中所发表的意见，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旧条文第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即使是陈述了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案中，龚灼国的代理人，明确承认了涉案的三份借据“认为是原告(龚灼国)与周耀南之前另外的借贷关系”当时，龚灼国也在场参加诉讼，并没有提出异议，即为承认了该事实。最后，在该案结束后，龚灼国即利用周耀南在该案中的错误表述，主张涉案的三份借据属于利息，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周耀南返还已支付的60多万的借款，但龚灼国在一审、二审的庭审过程中，经法官多次要求明确利息的计算方式、计算标准，龚灼国均无法明确。而在二审时，周耀南也按龚灼国所表述的方式作出计算，得出的利息标准为6.12％、8.57％、6.85％，没有固定的利息金额，更与龚灼国所主张的5％完全没有关系。所以，龚灼国主张三份借条属于利息没有任何的证据以及事实予以证明。二、关于借款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不属于利息的分析。首先，涉案的借条共四份，借款总金额为73万，而从龚灼国还款行为以及还款金额，与所借款项的金额高度一致，足以证明龚灼国偿还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偿还借款。而且，其转帐单据上均注明了还款，并不是偿还利息。其次，三份借条分别是2014年11月1日借款30万、2015年6月1日借款21万、2015年11月1日借款12万，如果三笔均属于属于利息，那么35万的本金从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日的利息就高达33万元，即年利率高达94％，根本不合理、不可能。那么从龚灼国签署的借条以及还款行为、还款金额足以证实涉案三份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且并非龚灼国主张的借款利息。龚灼国向周耀南展示2014年4月16日的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84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年3月16日的(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书》与龚灼国向周耀南借款的时间非常吻合，周耀南也是看到这两份判决，才同意继续帮助龚灼国，向其出借了后面的三笔款项。三、关于交易习惯。首先，龚灼国确认2011年第一笔的借款10万元是现金交付的，当年的10万现金也已经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说明双方有以现金交易的基础和习惯。其次，(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和(2017)粤01民终10915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龚灼国在2009年12月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案外人交付47万元现金，在2014年6月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案外人交付15万元现金。且在710号民间借贷的案件中，没有任何银行转帐支付的表述。那么很有可能，该案的出借款的交付方式也是现金交付，现金还款。上述两个案件体现龚灼国有使用现金交付的习惯，因此，本案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也完全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本院再审查明，龚灼国诉杨玉英不当得利纠纷案，即10309号案，龚灼国请求判令杨玉英向其返还多付的借款利息人民币175030元，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玉英出借借款金额为33.25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此，龚灼国、杨玉英口头约定的月息5%显然超过了上述规定。故此，以本金33.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自2013年8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27日止的利息应为487777.5元,再加上33.25万元的本金,共计820277.5元。按照杨玉英自认，龚灼国归还过10万元的利息，此外龚灼国还归还了60万元，按照先抵扣利息再清偿本金的标准计算，则龚灼国尚欠杨玉英借款本金120277.5元及以120277.5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8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故此，龚灼国认为其多付了借款利息175030元给杨玉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杨玉英提供的2015年11月20日20万元借款是否属实的问题，因根据上述本院对2013年8月30日借款情况的认定，杨玉英已无须返还龚灼国多付的借款利息，故此在本案中对该借款的审查已无必要。而龚灼国与周耀南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另一法律事实，亦应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龚灼国全部诉讼请求。再审另查明，龚灼国提起本案诉讼称，龚灼国与周耀南是中学同学，2011年6月15日，龚灼国因资金周转困难，便向周耀南提出借款周转，于2011年6月15日向周耀南借款10万元，并出据借条，利息及还款期限均未有约定。龚灼国于2015年11月12日还第一笔钱开始，一直到2017年10月9日止，龚灼国还给周耀南的款项共计人民币39万元，还给周耀南的妻子王穗斌的款项共计人民币35万元，还款达74万元。2013年8月，周耀南介绍其大嫂杨玉英给龚灼国认识，并借给过龚灼国35万元人民币。周耀南一直对龚灼国称是他帮龚灼国支付给了杨玉英借款的利息，龚灼国一直信以为真，直到龚灼国另案起诉杨玉英案件判决后龚灼国才知晓周耀南所称一直帮龚灼国还给杨玉英利息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没有约定利息的民间借贷，即使是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但也不能逾越法律规定的红线。故龚灼国认为超出这部分之外的利息于法无据，周耀南应退还给龚灼国。龚灼国在2017年10月归还最后一笔钱后，龚灼国向周耀南提出归还借款原件但被拒。经考虑再三，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周耀南返还龚灼国多付的借款利息人民币陆拾肆万元整（￥640000元）；2、判令王穗斌对周耀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周耀南、王穗斌承担。再审中，龚灼国明确其再审请求为：一、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0113民初269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8）粤01民终1647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周耀南、王穗斌向龚灼国返还多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640000元整。三、本案原一、二审、再审等诉讼费用由周耀南、王穗斌承担。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龚灼国分别与周耀南、杨玉英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龚灼国起诉称其向周耀南支付的74万元中，除了双方确认的10万元借款外，余款64万元周耀南称代龚灼国向杨玉英支付借款利息，实质是向周耀南支付的高额利息，起诉请求周耀南返还，而周耀南在另案中也陈述龚灼国归还的其中60万元是还周耀南本金。龚灼国本案诉讼请求是基于其与周耀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周耀南代杨玉英收取的利息，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原审确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妥。本案中，周耀南提交了2014年11月1日、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日的三份总金额为63万元的《借条》，主张龚灼国向其借款，龚灼国支付款项是为了偿还上述《借条》所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但在10139案庭审中，周耀南作证陈述上述《借条》是因周耀南代龚灼国向杨玉英偿还利息而形成的，但庭后又以书面意见方式称龚灼国归还的70万元其中60万元是还周耀南本金。龚灼国本案中则主张《借条》所涉借款周耀南并未实际向其出借。对此周耀南应该举证证实其与龚灼国之间存在63万元的借款关系以证实74万元均是归还借款本息。综上，本案应全面审查龚灼国与周耀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审在当事人前后陈述不一致情况下，未对龚灼国、周耀南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事实进行审理即驳回龚灼国全部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与10309号案事实高度关联，10309号案件中龚灼国并未主张其向周耀南支付的74万元为向杨玉英归还的利息。因此，虽周耀南在10309号案庭审中陈述其代龚灼国向杨玉英支付63万元并以借据的方式确认，但因龚灼国不予确认，10309案未查明该63万元款项事实，应一并查明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处理欠妥，依法应予以撤销，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粤01民终16478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69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予以退回龚灼国。审判长  叶荣福审判员  兰永军审判员  张一扬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曾红梅周琼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