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符业菊，女，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英，女，196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鹰翔，山东济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符业菊因与被上诉人刘玉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5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符业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全部由刘玉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向刘玉英转账15.2万元，另外两万元是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给刘玉英，但无论是15.2万元，还是17.2万元，根据一审调查的结果，刘玉英是认可收到我转账的款项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而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存在如下错误：1.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为“本院认为，即使证人证言属实，在证人证言中，刘玉英也没有为符业菊处理事务的意思表示，而是要符业菊自己投资所谓的‘保本零风险’国家项目”。一审判决上述认定是错误的。如我自己投资所谓的“保本零风险”国家项目，何必将款项交付给刘玉英，而不是直接自己投资对自身更有保障呢。因此，从我将款项交付给刘玉英，刘玉英予以接受这一行为就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委托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认为“符业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双方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其在与刘玉英并不相熟的情形下将大额款项委托给刘玉英管理却未签订合同或要求刘玉英出具其他凭证与常理不符，刘玉英对符业菊主张亦不认可，故本院对符业菊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难以确认，对其诉请亦不予支持。”该理由是错误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要求公民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出具其他凭证。而且我委托刘玉英进行理财未签订合同或出具其他凭证也是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习惯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刘玉英并不愿意为我出具书面的凭证。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未签订合同或要求刘玉英出具其他凭证与常理不符是错误的。第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案件事实，根据案件全部事实情况对案件的基本法律关系、案件性质、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法律评价。而一审判决认为对我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难以确认，对我的诉请不予支持。该论断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将案件事实调查清楚，特别是对案件性质有影响的事实，进而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评价，对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进行明确的论断。而一审判决认为“委托合同关系难以确认”，即说明一审判决并未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应当依法撤销原判。二、我在一审中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及向刘玉英交付的款项数额共计17.2万元，刘玉英在收到我交付的委托理财款项后并未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且拖延向我返还款项，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刘玉英应当依法向我返还款项17.2万元。1.在基础法律关系方面，我在一审中提交转账记录及证人证言证实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但刘玉英并未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反驳。根据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案中，我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存在，相对于刘玉英的抗辩及证据的证明力，我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效力更高。一审判决应当依法认定我举证证明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依法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对于交付款项的金额，从我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的笔录中均可证实刘玉英均向我及证人承诺国家的扶持项目是先投入4.7万元，最晚四个月回报6.6万元(其中包含利息1.9万元)。我在一审中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其中2019年4月21日向刘玉英转账2.7万元，当日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支行”取出现金2万元交付给刘玉英，数额正好是刘玉英承诺的投入金额4.7万元，足以说明我是以转账加现金的方式向刘玉英交付第一笔委托理财款4.7万元，结合我提交的其他转账记录，共计向刘玉英交付理财款项17.2万元。且证人金霞证实我给刘玉英“大约17万多”，刘玉英告诉证人金霞我将钱交给了刘玉英。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我向刘玉英交付的款项为17.2万元。3.从我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短信证据中可以证实我在要求刘玉英返还款项并提交银行账号后，刘玉英既未表示未收到我的款项，也未直接拒绝不予返还，而是回复“给财务任总说了，他给你解决，他会去你家的”。从该回复中可以看出刘玉英以默认的方式回复我的返款要求，可以看出刘玉英是承诺向我返还款项，刘玉英应当履行。因此，我起诉要求刘玉英返还款项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我在一审开庭审理后根据开庭审理查清的事实认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委托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并未安排双方当事人进行二次开庭调查，而是直接出具判决书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剥夺了我本应当在一审程序中对变更后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质证及辩论的权利，造成我只能通过二审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此，一审法院在程序方面并未保障我的合法诉讼权利。2.据我了解，刘玉英的代理人与一审法院的法官存在亲属关系，具体是何种关系请二审法院予以调查。在一审案件未开庭前，刘玉英的律师就向我炫耀，你这个案子肯定打不赢，给我施加压力。所以，我怀疑亲属关系影响到了公正处理。刘玉英辩称，我认可其中的152000元是经过我交给了互助合作社，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对乳山的银行情况不太了解，且合作组织的加入需要提供现金。我作为经办人由符业菊将款项转入了我的账户，我开车从乳山的各个自动取款设备中取出了涉案款项并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了分配。自始至终我仅是涉案的经办人，也仅是上线人员，与符业菊不存在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应依法驳回符业菊的上诉请求。符业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玉英支付欠款17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1日、2019年6月5日，符业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向刘玉英转账27000元、64000元；2019年5月11日、2019年6月22日，符业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别向刘玉英转账41000元、20000元。诉讼中，符业菊申请证人金霞、刘淑芳、林艳霞出庭作证。金霞证称，刘玉英在2018年年底说有个国家项目能挣钱，投资4.7万元利润或利息有1.9万元，3至4个月回息，零风险保本；刘淑芳证称，符业菊是其嫂子，其通过金霞认识了刘玉英，刘玉英说有个国家扶持项目，投一份4.7万元3至4个月回报6.6万元，并且说保本零风险，符业菊投了4份；林艳霞证称，刘玉英说有个国家项目，投资4.7万元，3至4个月回报6.6万元，符业菊投了十几万。庭审后，符业菊认为根据开庭审理查清的事实，其与刘玉英之间存在的系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根据符业菊提供的证人证言，证人金霞、刘淑芳、林艳霞均证称，刘玉英称投资国家项目有高额回报，符业菊投了几份。刘玉英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证人证言属实，在证人证言中，刘玉英也没有为符业菊处理事务的意思表示，而是要符业菊自己投资所谓的“保本零风险”国家项目。符业菊未能提交其它证据证实双方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其在与刘玉英并不相熟的情形下将大额款项委托给刘玉英管理却未签订合同或要求刘玉英出具其它凭证与常理不符，刘玉英对符业菊主张亦不认可，故对符业菊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难以确认，对其诉请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符业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870元，案件申请费1380元，由符业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刘玉英提交：证据一、2018年12月3日生成的订购单一份，拟证明：金霞于2018年12月3日经刘玉英的介绍加入了合作组织并交纳了相关款项，经办人为刘玉英。证据二、2019年4月18日的订购单两份，拟证明：张某某经刘淑芳介绍加入了合作组织，经办人为刘玉英。证据三、2019年4月21日单据两张，拟证明：符业菊经张某某介绍加入了合作组织，经办人为刘玉英。以上单据证明了符业菊及证人加入合作组织的情况、时间先后顺序及交款情况，经办人为刘玉英。刘玉英仅仅为涉案钱款的经手人，与符业菊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符业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从未签过任何合作组织的书面材料，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玉英认为其系经办人，该认为与事实不符。符业菊将款项交付给刘玉英，刘玉英承诺为符业菊进行理财，并保证回本且存在利润。刘玉英身份并非经办人。对证据二符业菊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符业菊认可“符业菊”三字系其所签。另外，符业菊是通过丈夫的妹妹刘淑芳也系一审证人介绍与金霞相识，金霞与刘玉英系朋友关系，说刘玉英处有投资项目。当时在刘玉英的介绍下，刘玉英向符业菊陈述有南海新区开发项目，符业菊将款项交付给刘玉英，刘玉英保证零风险，稳收益，投资4.7万元获得利润1.9万元。但刘玉英在取得符业菊的款项后并未按照约定处理理财投资项目为符业菊带来收益，反而将款项取出后挪作他用，损害了符业菊的合法权益，因此刘玉英提交的证据证明的目的与事实不符。证据一涉及案外人金霞，证据二涉及案外人张某某，均与符业菊无关，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作认定。对证据三符业菊认可“符业菊”三字系其所签，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玉英提交的2019年4月21日的《产品订购单》载明：客户为符业菊，特许人为张某某，经办人为刘玉英，符业菊认可客户签名处的“符业菊”签名为其所签。符业菊主张刘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一审法官具有亲戚关系，未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符业菊主张其与刘玉英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其投资款应由刘玉英返还，刘玉英对此不予认可，符业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刘玉英之间签订了书面合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委托关系的合意、刘玉英明确承诺会返还符业菊的投资款。根据刘玉英提交的2019年4月21日的《产品订购单》，其中客户为符业菊，经办人为刘玉英，符业菊认可客户签名处的签名为其所签，故根据该证据应认定符业菊认可刘玉英为经办人，双方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故对符业菊主张其与刘玉英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刘玉英应返还投资款，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不论当事人如何主张，一审法院有权根据案件的情况作出认定并根据案件的事实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符业菊主张刘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一审法官具有亲戚关系，未有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符业菊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符业菊的诉讼请求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0元，由符业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房宗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