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5民终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远安支公司，住所地远安县鸣凤镇鸣凤大道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5882768512D。负责人：崔斌，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运孝,男，196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莲,女，196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1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法定代理人：杨某2，女，198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楚峰，湖北力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智浩，男，200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远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因与被上诉人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曾智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2020）鄂0525民初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改判人保财险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经济损失110129元（不服500000元），剩余损失由曾智浩承担；二、由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雷运孝、曾智浩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人保财险的抗辩理由认定错误。人保财险一审抗辩的免责理由是“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这一客观行为和事实，很明显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是事故发生后的一种客观行为，这种客观行为与肇事人的主观思想活动无关。不论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出于何种原因、动机、目的，都不能否定“驾驶被保险车辆离开现场”这一客观行为发生的事实。二、一审对投保事实认定错误。人保财险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有投保人签名的“投保单”等证据材料，投保人也承认签名属实，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人保财险完成了举证责任，已经向投保人交付和说明了保险条款、免责内容，并认定人保财险依法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若投保人不承认收到了保险条款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则其陈述与已签字确认的事实不符，此时应由投保人提供客观的证据证明其签名不实或其陈述属实。一审法院在人保财险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尽到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仅以投保人没有客观证据证明的陈述就认定未尽到法定义务错误。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保险合同中将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列为不负责赔偿事由的约定符合法律基本精神。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对此种免责条款、免责事由的法定义务是“提示”而非“提示、说明”，这种规定不仅明确了保险人履行法定义务的方式也肯定了保险人以法律法规禁止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合法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人保财险应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与司法解释不符，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改判。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人保财险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正确。二、一审对投保认定事实清楚。一审中人保财险仅提供了投保人声明两份，没有提交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通过一审法庭调查，投保人曾德华也没有收到人保财险提交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仅在声明书签字属实。且投保人也在声明书中抄写黑体字内容，以表明其已了解投保内容及具体免责条款内容及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人保财险上诉请求。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关于免责条款属单方规定的格式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仍应承担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的义务。人保财险没有证据证明向曾德华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可以认定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其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曾智浩辩称，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人保财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一、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曾智浩的过错在于驾驶机动车未文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保护现场，根据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曾智浩在发生事故之后离开现场8分钟之后返回现场，并向现场勘察的交警陈述了经过，无证据证明曾智浩主观上存在逃避责任。二、人保财险以驾驶被保险车辆离开现场作为免责事由，与事实不符，离开现场并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因人保财险未向投保人交付免责条款，也未在原审审理时提交免责条款，故曾智浩不知道该理由的合同依据，据此，本案所涉商业保险合同中有该条款也是人保财险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而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述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三、人保财险未免除自己的责任，以投保人签字为理由否认其向投保人交付免责条款，也未进行提示、说明的客观事实，人保财险作为专业保险机构，理应举证证明其交付免责条款并进行提示说明的情况，但是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而投保人否认收到过该条款，人保财险至今仍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对该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人保财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曾智浩、人保财险赔偿经济损失1050000元，其中人保财险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偿610129元，曾智浩赔偿43987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6月30日2时20分，曾智浩驾驶鄂Ｅ×××××号小型客车，沿远安县鸣凤镇解放路由南往北行驶至解放路81号门前路段时，将从解放路81号门前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行人雷虎撞倒，造成雷虎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曾智浩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驾车离开现场，将车辆停放至飞龙路停车场后于当日2时28分步行返回到事故现场，向现场勘查的交通警察陈述了其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经过。2020年7月17日经远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曾智浩负事故全部责任，雷虎在此事故中无责任。经查，曾智浩驾驶鄂Ｅ×××××号小型客车在人保财险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11月24日至2020年11月23日。2020年7月23日经远安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与曾智浩达成《道路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由曾智浩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经济损失1050000元（其中抢救医疗费129元、丧葬费30280.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事故处理误工费900元、杨某1生活费11998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等）。协议达成后，曾智浩因人保财险拒赔，无法按期履行《道路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给付义务。事故发生后，曾智浩已支付赔偿款250129元。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投保人是否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投保人声明内容没有具体免赔事项，其格式条款中明确提示“尊敬的客户，为了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将以下黑体字内容，在方格内进行手书，以表明您已了解投保内容，并自愿投保：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但投保人曾德华并未在方格内书写“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人保财险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因此人保财险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投保人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人保财险是否对免责条款（即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交通事故逃逸系发生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遗弃车辆离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客观上有离开现场的行为。按照我国现行交通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是保护现场，一般不得离开现场，但离开现场并不等于交通事故逃逸。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仅认定曾智浩驾车离开现场，虽将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其负全部责任的原因之一，但并未认定该行为系肇事逃逸。曾智浩离开现场8分钟后即回现场等待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无证据证明曾智浩在该事故中有逃逸的主观故意，因此人保财险对该条款仍有说明义务。人保财险不能证明投保人曾德华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人保财险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人保财险的赔偿责任？肇事车辆在人保财险投有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保险金额500000元）并不计免赔特约险，故人保财险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雷瑾110129元，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500000元。三、曾智浩的赔偿责任？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与曾智浩的代理人曾德华在远安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道路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曾智浩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1050000元，扣除人保财险的赔偿责任后，下剩的赔偿款为439871元，应由曾智浩赔偿。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人保财险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损失610129元，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二、曾智浩赔偿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损失439871元，已支付250129元，还余189742元，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50元，减半收取2775元，由曾智浩负担(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已交纳，曾智浩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雷运孝、杨金莲、杨某1）。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曾智浩是否存在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中的免责情形。根据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事故发生后曾志浩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驾车离开现场，将车辆停放至飞龙路停车场后于当日02时28分步行返回到事故现场。因此，从客观情况而言，本案曾志浩确存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依据原中国人民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前述情形约定符合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的情形。二、人保财险是否应当承担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保险人作出提示后，该条款即生效。为证明其已在投保时对免责事项进行了提示并履行了说明义务，一审中人保财险提交了印有曾德华签名的投保人声明（两份）、湖北车险“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以下简称客户授权书）。根据人保财险代理人证实，本案曾德华投保时系采用电子投保的方式进行，前述投保人声明、客户授权书系从公司内部电子系统留存调取。然对于该投保形式，曾德华不予认可，其表示投保为现场投保，在投保过程中仅曾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本院认为，人保财险虽主张系电子投保，但其未提交关于投保过程的证据，不能说明现有的电子证据的形成过程。从现有的投保人声明、客户授权书看，客户签字的大小、形态、笔法以及右上方时间戳完全一致，且系非手写原件，可以推断系复制形成，从一般投保流程看，实名认证形成应时间在前。因此，结合前述证据，本院认为，曾德华在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字不能证明系曾德华阅读相关说明后形成的真实签字，人保财险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曾德华送达保险条款，亦不足以说明其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由此，本院认为，人保财险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远安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曹 斌审判员  聂丽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戴倩倩书记员袁昌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