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202民初129号 原告：张儒玉，男，193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铜川市王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山，男，1960年4月2日出生，汉族，铜川市王益区。 被告：张乃玲，女，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铜川市七一路小学教师，住铜川市王益区。 原告张儒玉与被告张乃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儒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山、被告张乃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儒玉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陆仟玖佰元整（69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原告社保卡年检时，发现社保卡找不到了，后想起是被告张乃玲拿走了。原告带着儿子张富山到被告处，要求被告返还社保卡，连续索要了两次，被告在2019年3月6日将原告的社保卡及惠农卡归还原告。2019年3月11日，原告发现自己的社保卡及惠农卡里面的钱多次被被告张乃玲取走，总额共计6900元。为此，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被告取走的款额，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给付。之后原告通过信访部门联系被告单位领导做被告思想工作，也无成效。无奈，为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原告依据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张乃玲辩称，1、本案诉讼请求不是原告张儒玉的真实意思表达，原告描述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2、原告张儒玉的社保卡和惠农卡中的6900元是被告取走的，这笔费用与被告兄妹五人交给父母的赡养费合账，共同支付了父母两人的医疗费和其他开支；3、原告诉状中描述的原告通过信访部门联系被告单位领导做被告思想工作，也无成效，都是原告虚构的，实际并无此事；4、被告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不识字，是文盲，政府给办理的社保卡也不会使用。父母患有多种慢性病，经常需要服药和需要人照顾，被告兄妹六人协议赡养父母。被告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管理父母赡养费期间，共收到父母的赡养费51800元，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父母的社保卡和惠农卡收入为13792元，两项收入合计65592元。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被告管理父母赡养费期间，支出的医疗费及其他费用共计78378.48元。被告管理父母赡养费期间的支出大于收入12786.48元。超支的12786.48元是被告垫付的，被告垫付的费用远远超过了原告诉求的6900元。原告惠农卡和社保卡的6900元，被告都用于原告花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张儒玉向本庭提供证据：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2页；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柜员卡内账户明细查询1页；父母2017年-2018年赡养费缴纳情况。证明被告张乃玲取走原告社保卡和惠农卡共计6900元的事实。 被告张乃玲认可取走原告社保卡及惠农卡6900元的事实，但取走的6900元，被告用于原告的各项花费了。 被告张乃玲向本庭提供证据： 一、赡养父母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六子女达成赡养父母协议。 二、被告保管父母的各类证件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六子女共同协商由被告管理父母证件（包括社保卡及惠农卡）。 三、张富山挟持原告到被告单位闹事证明及张富山拿走父母的各类证件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和张富山到被告学校闹事、被告将保管的原告各类证件交给张富山拿走的事实。 四、2017年1月-2019年2月父母养老金、高龄补贴、农资补贴收入明细，证明上述各项收入13792元。2017年5月-2019年2月兄妹五人交纳赡养费明细共计51800元。上述两项合计父母的收入为65592元。 五、2017年1月-2019年2月父母医药费、陪护费、父母日常生活费用、其他开支情况支出明细。证明在此期间父母上述支出共计78598.48元。 六、2017年5月-2019年2月，被告管理父母赡养费期间支出的父母各类花费金额明细，共计78598.48元。 原告代理人张富山质证认为： 一、证据一赡养协议属实，但是该协议只履行了三个月，现在没有履行。 二、证据二被告保管父母的各类证件证明属实，是原告六子女共同协商由被告管理父母社保卡和惠农卡的。 三、证据三中被告保管的原告的证件都交给了张富山属实，张富山挟持原告到被告单位闹事这个证明是谁出具的，不认可。 四、证据四被告提供的父母养老金各项收入及父母赡养费收入共计65592元，原告无异议。 五、证据五原告质证认为：1、对于医疗费部分，2017年原告代理人没有照管原告，2017年期间的账务其不知道，2017年1到4月被告自己经手父母医药费1374元原告代理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张有杉经手的医药费原告代理人表示不能证明是谁写的，张有杉经手的条子和微信记录要和张有杉本人核实；2018年被告提供的张有杉经手条子，原告代理人认为应当与张有杉本人核实，张武杉2018年6月25日手写的在市医院给母亲检查购药800元条子有异议，2018年张富山和张乃玲经手的条子及2018年其他票据无异议；2019年的药费票据三张，其中张富山经手的2张条子无异议，张**山经手的2019年3月7日药费270元条子有异议，认为此时父亲张儒玉由张富山照管，父亲看病都是张富山结账，张**山的费用从什么地方来的。2、支付张富山父母陪护费16500元原告予以认可。3、被告提供的父母其他费用支出4555元，对于2017年的其他费用3965元，其中的电费300元和机顶盒费用200元原告认可，其他费用应当与张有杉核实；2018年的其他费用590元，原告无异议。4、被告提供的父母生活消费8350元，原告认为在此期间老人都是张富山照管的，被告购买的生活用品给谁用，不认可。 六、证据六，原告认为这个是被告在微信群里发的，张富山还有2017年900元一笔费用给张有杉，被告没有给张富山报销。 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张有林、张**山、和彩英出庭作证，张有林证明，2016年的时候由张有杉照管父母，兄妹交纳的赡养费也交给张有杉管账。自2017年4月之后，到2019年2月，由被告张乃玲管理父母的账务，父母的养老金由被告支配，用于支付父母的花费。父母的花费都是其他人先垫付后，在被告那里报销，由被告定期通报父母花费的情况，基本都是超支了。平时被告会给父母生活费及零花钱。被告还给父母买了寿衣，花了3000多元。在被告自张有杉处接管账务后，张有杉还让张乃玲报销了2016年张有杉超支的费用，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张**山证明，平时六子女为父母花费报销都是找被告报账，费用支出被告都在家族群里面公布，父母的寿衣被告也买了，花了3000多元，父母的养老收入被告都在群里公布，都是用于父母的医疗费和平时生活了。父母的支出账务比收入多一些；和彩英证明，其和老伴的吃药、买菜、买衣服和零花钱都是女儿管的，其和老伴的寿衣女儿也给买了，花了3000多元。原告代理人张富山表示，其只是代理人，要求被告返还养老金是按照原告诉状的意思说的。 2021年3月18日，本庭通过微信与张有杉取得联系，对张有杉经手的2016年4月起、2017年、2018年三张手写条子进行核实，张有杉认可2017年和2018年其手写的条子是其经手的，费用其在张乃玲处一部分报销了，一部分用张有杉应给父母交纳的赡养费折抵了。2016年4月起这个条子和张乃玲无关。 被告张乃玲质证认为，2017年和2018年两张张有杉经手的手写条子，张有杉用应交纳给父母的赡养费折抵其为父母的花费属实，但是折抵数额不对，不是张有杉所说的2017年12000元，2018年12000元，2019年1月1000元，而是7000元。2016年4月起这个条子中的收支是和我没有关系，但是在张有杉给我交账的时候，有2360元的欠账，我用下一年兄妹交纳的赡养费收入补上了，这2360元应该算是我管账期间的支出。 原告对张有杉的意见无异议。 2021年3月24日，原告向本庭提供了一份本院（2019）陕0202民初231号案件中张武杉的答辩状，证明在2019年3月11日，张乃玲向张武杉交账时，向张武杉账户转入父母赡养费余额10449.52元。说明在张乃玲向张武杉交账时，父母赡养费有结余，不存在父母花费超支的情况。 张乃玲质证认可2019年3月其向张武杉账户转入父母赡养费余额10449.52元的事实，但是情况并非原告所说的那样。2019年3月，原告和张富山到被告单位闹事，被告无法再管账了，父母账务被告在仓促间算了一下，就交给了张武杉。今年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被告在接到法院传票后，为了算账，又让张武杉原封不动地将10449.52元转入了被告账户，被告仔细算账后发现还倒贴了壹万余元。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到2019年2月，被告张乃玲管理父亲张儒玉和母亲和彩英高龄保健、农资直补、兄妹交纳赡养费等收入账务和父母医药费、陪护费、父母日常生活费用、其他开支等支出费用。2017年1月到2019年2月张儒玉和和彩英的高龄保健、农资直补收入13792元。2017年5月-2019年2月被告兄妹五人交纳给父母的赡养费共计51800元。上述两项合计张儒玉和和彩英的收入为65592元，由被告予以管理。2017年张儒玉和和彩英的医药费支出费用：原告住院自负费用5821.17元及门诊费用752.15元均有医院票据；2017年6月27日、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1月16日盖有铜川新区康慈中医馆章子张儒玉、和彩英药费票据三张费用4985元；张有杉经手的2017年父母药费等支出中药费8220元，经与张有杉核实，其予以认可。2017年2月26日，原告张乃玲书写的其父母的药费清单共计1374元，虽无票据佐证，通过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当时张乃玲照顾其父母二人，对此费用，予以认可。2018年张儒玉与和彩英的医疗费用支出：北京中医药大学孙思邈医院和彩英自费费用1613.34元；门诊费用732.97元；经对比原告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医药费，原告认可张有杉经手的2018年3月医药费2925元、4月医药费2550元、5-8月药费5585元，2018年6月张武杉经手给和彩英在医院检查费用及医药费用800元，2018年3月张乃玲给和彩英买药费用300元，2018年11月24日张富山经手张儒玉、和彩英医药费1750元，上述费用合计16256.31元。2018年张有杉经手手写条子中用药费用3035元，经与张有杉核实，其予以认可。另被告还提供了2018年元月16日盖有铜川新区康慈中医馆章子张儒玉、和彩英药费票据一张，费用2337元。本院予以认可。2019年张儒玉和和彩英医药费：张富山经手的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1日，盖有铜川新区康慈中医馆章子张儒玉、和彩英药费票据两张，费用2505元，原告予以认可；另张**山经手的2019年3月7日康慈中医馆270元药费，有票据佐证，本院予以认可。2018年1月-12月支付给张富山的陪护费16500元，原告予以认可。 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可，2018年给和彩英交合疗费用220元、购置电话费用170元、交话费100元、交电费100元。2017年张有杉手写条写明，交电费300元、电话费100元，其他购物费用190元；另购置机顶盒花费200元，原告予以认可；原告认可费用合计1380元。证人和彩英证明被告给张儒玉、和彩英购买了寿衣，花费3000元。综上，张儒玉与和彩英2017年花费医药费21152.32元,2018年花费医药费21628.31元,2019年花费医药费2775元，医药费花费合计45555.63元；支付陪护费16500元；另其他花费1380元、买寿衣花费3000元；上述费用总计66435.63元。被告还提供了其他费用支出，因上述费用已超出赡养费及其他费用收入总和，对其他支出费用本院不再处理。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原告的子女，经被告与其他兄弟姊妹协商后，由被告管理兄弟姊妹交纳的原告及其妻子二人的赡养费及高龄保健、农资直补等收入合并作为原告及其妻子二人的赡养费用，包括医疗费、陪护费、生活费用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6900元高龄保健和农资直补的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通过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虽支取了原告的高龄保健和农资直补，但已将该费用用于了原告的生活费、医疗费、陪护费等费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在赡养案件中张武杉的答辩状中，张乃玲在向张武杉交账时赡养费仍有结余的意见，不能对抗算账后所得结论，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儒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儒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慧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