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3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西北庄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法定代表人：李某2，职务：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东，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西北庄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西北庄经济社）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3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苗玉红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于2001年7月31日经西北庄经济社盖章确认的《申请书》无效；2.由西北庄经济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某1负担。判后，李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2001年7月31日的《申请书》中属于江某共有的二分之一产权部分的内容无效；2.一、二审受理费由西北庄经济社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没有查明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某队某幢某层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所有权(土地证号为17××29，地号为戊31号)，属于李某1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于××××年××月与江某依法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于1973年生育一名女儿李某3。江某于2010年7月6日死亡。江某与李某1结婚前，生育有一名儿子王某，江某是于1971年改嫁李某1的。江某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为李某3、王某。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所有权是在李某1与江某结婚后，在70年代申请使用宅基地并建造的，房屋建成后用夫妻和女儿共同生活居住使用，申请登记的时间则为1990年2月，登记在李某1名下。根据婚姻法以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属于李某1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各占二分之一产权。2.李某1与西北庄经济社达成的遗赠扶养协议，没有江某的签字确认或事后追认，而且扶养人和被扶养人只有李某1和西北庄经济社，西北庄经济社没有关于扶养江某的义务。《申请书》约定在李某1去世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全部归集体所有，该约定无权处分了属于江某的合法财产部分，侵犯了江某的合法权益，因此，《申请书》无权处分属于江某共有的二分之一产权部分的内容无效。西北庄经济社答辩称：1.李某1并未提供《结婚证》，证实其与江某生前为合法夫妻关系，李某1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退一步说，即使李某1与江某生前为合法夫妻关系，李某1亦没有证据证实旧平房是其与江某生前在结婚后所建造，而且，江某的户籍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某村某队，户口从未迁入西北庄经济社处，江某也从来不是西北庄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江某无权在西北庄经济社处申请宅基地并建造房屋，因此，旧平房属于李某1的个人财产，与江某无关。另外，从李某1所提交的《户口注销证明》显示，江某已于2010年7月6日死亡，自李某12001年7月申请入五保户以来，江某生前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且，西北庄经济社为改善李某1的居住环境，已于2014年由西北庄经济社出资拆除新建，原旧平房已灭失，新建的涉案房屋是在江某死亡后才由西北庄经济社出资建造的。因此，拆除旧平房后新建的涉案房屋，也不属于李某1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3.如前所述，已拆除的旧平房及2014年新建的涉案房屋，并不属于李某1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本案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而非继承纠纷，李某3、王某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二审期间，李某1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团结村委会于××××年××月××日出具的《独生子女父母婚育情况证明》，载明该村村民李某1于××××年××月与江某依法登记结婚，婚后合理生育一女孩李某3，属独生子女；2.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新雅派出所于2020年8月11日出具的《关系记载证明》，载明李某1与李某3系父女关系；3.登记日期为2010年12月6日的《户口本》，载明李某1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4.广州市公安局花东派出所于2020年11月17日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载明江某原户口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某村某队某巷某号，因死亡于2010年7月6日注销户口；5.广州市公安局花东派出所于2020年11月16日出具《关系记载证明》，载明王某与江某系母子关系；6.李某3、王某的身份证，载明李某3出生于1973年7月26日，王某出生于1953年6月21日。西北庄经济社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李某1与江某的婚姻登记情况应以结婚证或婚姻登记机关的档案记载为准，村委会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夫妻关系；2.证据2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江某于2010年7月6日死亡，但登记日期为2010年12月6日的户口本仍显示李某1有配偶，且公安机关仅为户籍管理机关，无法证明双方为夫妻关系；4.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江某并非西北庄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5.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据了解，江某与王某2还生育了一个名叫“阿平”的女儿，李某1刻意隐瞒该事实；6.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李某3和王某均非西北庄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庭后，李某1补充提交了九湖村村委会于2021年3月4日出具《证明》和江某的户口本，载明江某与王某2是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有一子王某、一女王秀平，江某于1970年离开九湖村改嫁，王某2于1987年在九湖村病故，登记日期为1999年6月17日的户口本中江某的婚姻状况为“离婚”。另外，李某1表示经到广州市花都区民政局、花都区档案局查询，均未能查询到李某1的婚姻登记档案；江某是王某2的二房太太，两人于新中国成立前已经结婚，但经到花东派出所和档案局查询，均未能查询到江某与王某2的结婚以及离婚登记档案；王秀平出生于1957年，于1980年出嫁，故在派出所档案中缺失了相应的亲属关系材料，但王秀平确为江某的女儿。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确认江某曾于1970年代与李某1共同生活，1990年代离开李某1，之后再没有与李某1共同生活过。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涉案房屋是否属于李某1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双方陈述及证据显示，江某在与李某1共同生活前，曾与案外人王某2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一女，而江某在1990年代离开李某1后，又回去与王某2所生育的儿子共同生活。首先，李某1主张江某与王某2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但在江某与其共同生活时，江某与王某2的事实婚姻关系就已自动解除，但是，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自动解除婚姻关系这一法律规定，而且江某自1990年代就已离开李某1，直到2010年江某去世时，双方有近二十年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其次，李某1的户籍登记显示虽为“有配偶”，但该登记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此时江某已去世，由此可见登记不实。而且，江某的户籍登记在1999年显示的是“离婚”，两者指向并不一致。另外，户籍登记机关以及村委会均非确认婚姻状况的有权机关，而当地民政局和档案局都未能查询到李某1与江某、江某与王某2的婚姻登记信息。因此，目前证据无法证实江某已与王某2解除事实婚姻关系，亦无法证明江某是李某1的合法配偶。再次，李某1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在与江某共同生活期间建造的，该房屋属于双方共有，但该房屋的登记时间为1990年2月，李某1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的具体建造时间和出资情况，而且，涉案房屋在2014年就已拆除重建，重建时江某已经去世，因此，目前证据无法证实江某有份出资建造涉案房屋，无法证明江某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最后，江某生前从未对涉案房屋主张过权利，在江某于2010年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亦未对涉案房屋主张过权利。现西北庄经济合作社作为善意方，已实际供养了李某1近二十年的时间，因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拆范围，李某1才提起本案诉讼，并在二审期间才主张汪某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李某1要求确认2001年7月31日的《申请书》中属于江某共有的二分之一产权部分的内容无效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系遗赠扶养协议，而非继承纠纷，案外人李某3、王某要求参与本案诉讼无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