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可青，男，195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群，北京德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90号202房自编之五。法定代表人：陈彬彬，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静红，女，196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夏，广东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可青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穗丰公司）、谢静红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7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可青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判令两被上诉人立即返还腾退非法占有使用的上诉人新中国大厦自编B491号（原4003号）商铺；3、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裁判理由是：“本案中李可青并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因此李可青买受的四层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仍需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本案中不适宜直接作出认定。因此，原告要求收回原告新中国大厦4楼自编号B491商铺的使用权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针对上述裁判理由，上诉人认为：第一、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不是物权确认争议纠纷。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根本不是本案的争议标的。上诉人买受的四层4003号铺是不是四层B491铺，认定的权利属于行政权，面对本案中已经存在的行政认定证据，法院不是“不适宜直接作出认定”，而是根本没有直接认定的权利。一审判决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改变争议，是典型的恶意枉法裁判。一审判决“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仍需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一审判决认为“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的认定权力，属于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已经承认物权确认的权力是行政权。但同时又认为仍需要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的观点，则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并不是《不动产登记证明》和涉案商铺测绘成果的利害关系人，与不动产登记证明和涉案商铺测绘成果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不可能以非法占有人的资格对测绘成果和行政登记行为提出异议，更不存在“双方”比对、确认的可能性。不动产比对、确认是法定专业测绘机构和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法定职权，作为民事诉讼纠纷的原、被告“双方”均不可能享有对涉案商铺比对、确认的行政权力。换句话说，4003号铺是不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上诉人说了不算，被上诉人说了不算，就连法院说了也不算，只能由法定专业测绘机构测绘比对之后经过不动产登记机构确认。一审判决认为“仍需”要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的观点，是对已经存在的法定专业测绘机构测绘比对成果，以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公然否定。面对已经完成的测绘比对成果和不动产性质登记确认，“仍需”再次比对、确认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何在？上述观点，上诉人代理律师在庭审代理意见已经作了明确陈述，如果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这些观点不正确，就应当理直气壮地作出反驳说理才对。要么认为法定专业测绘机构测绘的比对成果不是比对，还有其他的测绘方法才是法定的比对，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的确认方式或其他行政机关可以否定该《不动产登记证明》的法律效力；要么认为测绘的比对成果一次不算数，“仍需”再次比对，不动产登记机关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必须颁发两次，也“仍需”再次确认。一审判决为什么面对这些比对、确认证据，以及上诉人反驳“仍需”的观点，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就是因为理屈词穷。或许一审法官良知尚存，或许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未泯，知道如果对测绘比对证据和《不动产登记证明》确认证据的不采信作出说理分析，会让自己走进死胡同；之所以不敢反驳上诉人对“仍需”之说的法律分析观点，也是实在难以找到反驳的理由和说辞。难道不是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理直气壮地在判决书里讲好了，谁还能阻止法官在判决书中摆事实讲道理？法官裁判断案干的就是讲法说理的活儿，还有讲不出道理的时候？只有心虚明知自己是枉法裁判，才规避证据，才规避当事人的主张理由。第二、本案的唯一争议是，谁是B491铺的合法占有人？如果上诉人是B491铺的合法占有人，其排除妨害主张被上诉人腾退B491铺的请求，就必须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被上诉人是B491铺的合法占有人，其抗辩不返还腾退的主张，就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也是唯一可以成为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裁判理由。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可以证明自己是B491铺的合法占有人的证据。相反，一审判决查明：“2006年8月24日，李可青与广州均盛置业有限公司、广州鋆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新中国大厦商铺委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李可青将新中国大厦四楼4003号铺委托给广州均盛置业有限公司组合成全层整体统一经营管理，委托期限自2010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每月承包费2831.35元”。这就充分证明，截止到2015年1月31目之前，上诉人都是B491一铺的合法占有人。因为，在上诉人签约的2006年8月24日，4003号铺早已在6年前变更为自编B491号铺，上诉人占有并且出租委托经营的就是B491号铺。而被上诉人是在该委托经营合同签订4年之后，才买受了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更是因为该合同2015年1月31目到期后的空置的原因，非法强占了B491号铺。如果上诉人与上述两个公司的委托经营合同至今仍未到期，则上诉人还在行使着B491号铺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道理不就是如此简单吗？一审判决查明“李可青陈述4003铺位置在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买受整个新中国大厦之前已变更编号为B491号铺”，以及被上诉人也承认B491商铺编号的变更与己无关，在其“买受新中国大厦前，4楼所有商铺已被国商及均盛公司重新间隔并重新编号，被上诉人买受后保持原状未曾改变。所以，被上诉人2015年1月28日非法占有的商铺，是上诉人已经合法占有使用收益且保持原状近16年之久的B491号铺，与其买受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本案证据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同时，一审判决还查明的事实是，“4003号铺也由公司统一经营。现B491铺由谢静红使用”。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是，“李可青购买的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号铺不属于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的买受面积范围”。既然一审判决认定，4003号铺不属于被上诉人买受面积范围，一审查明事实又是，4003号铺由金穗丰公司占有，B491铺由谢静红使用。那么，被上诉人返还腾退“不属于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的买受面积范围”的4003号铺，就已经没有异议的前提了；而谢静红并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其合法使用B491铺的证据，谢静红返还腾退其使用的B491铺，当然更没有异议的可能性了。另外，一审判决查明的“当时是与四层绝大部分的买受人签约接收商铺的，四层有183个商铺的买受人，至少已与170-180个买受人签订租赁合同”这个事实，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4003号铺也由公司统一经营。现B491铺由谢静红使用”，被上诉人是涉案商铺的非法占有人。既然与其他“绝大部分的买受人”都是“签约接收商铺的”，就证明没有签约强占自然是非法侵权人。也说明被上诉人十分清楚自己不是B491铺的签约接收人，而且在未强行接收之前，上诉人在2014年9月8日和2015年1月18日两次向被上诉人主张过B491铺的权利。被上诉人明明知道只有与买受人签约才能取得接收权利，却偏偏在未与上诉人签约的情况下就占有了B491铺，其非法占有人的身份，还需要一审法官分辨吗？既然清楚被上诉人是非法占有人，却不让其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反而让拒绝签约被他人侵占接收B491铺的上诉人，提交所有买受人都不可能提交的自编号“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你要收回就依据不足，不能收回；他非法占有，就不需要依据，可以继续非法占有？还有能比这个更加明目张胆的枉法裁判吗？第三、上诉人买受的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只是解决争议需要查明的事实，而不是双方争议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被上诉人既不是4003铺或者B491铺的权利人，也不是4003铺或者B491铺的利害关系人，从法律上讲，都没有资格提出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异议的权利。因为无论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与被上诉人都没有关系，除非被上诉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是B491铺的合法占有人。更何况，被上诉人2015年1月28日非法占有的商铺就是B491号铺，现在上诉人主张返还腾退的也是B491号铺，只要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在2015年1月28日是以合法的方式占有了B491号铺，就必须返还腾退非法占有的B491号铺。退一步讲，尽管被上诉人法律上没有资格提出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异议的权利。但是，法庭仍然有必要查明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这个事实。那么，能够证明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的依据，只能是本案中的证据，而不是任何人的主张或者法官的凭空臆断。虽然，本案的主审法官是立案庭的法官，但也不能说自己连事实只能依据证据来认定的常识都不懂吧？本案中，有没有、哪怕一份可以证明4003号铺是不是B491铺的证据？根本没有。相反，本案证据2、3、4、5、6、9、11、12、13、14、15，统统都是证明4003号铺就是B491铺的证据，这么多经过法庭质证的合法证据，一审法官视而不见是何居心？真可谓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还公然践踏法律枉法裁判。例如：证据2就是不动产登记机关在2018年2月14日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明》，此时间段新中国大厦四楼现场根本没有4003编号的商铺，而不动产登记机关之所以颁发了4003编号商铺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就是因为用于权属登记发证的证据3《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中，经过法定测绘机构对现场B491铺坐标位置的专业测量，证实了该坐标位置与原4003编号商铺的坐标位置相同，不动产登记机关才以此为据，依法颁发了4003编号商铺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这份具有行政确认效力的公文书证，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只能在确认真实性后承认其行政法律效力。而且该证据是经过质证各方确认真实、合法、关联性的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该《不动产登记证明》是一份没有对应坐标位置颁发给飘在天空上不动产的公文书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否定该证据而不采信，是司法权非法干涉行政权，是恶意的枉法裁判。在证据9《协商谈话录音》中，金穗丰公司总经理李腾“我今天中午，专门为李先生这个档口，我问过了，14万的终端价”的表述，也充分证明金穗丰公司承认4003号铺就是B491铺，因为现场根本没有4003这个编号，这与一审判决查明的“4003号铺也由公司统一经营”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4003号铺就是B491铺，上诉人就不一一表述了。总之，在有证据证明4003号铺就是B491铺，而没有相反证据证明4003号铺不是B491铺的情况下，法官无权非法排除证据，主观臆断推定4003号铺是否B491铺为待定事实，作出“不适宜认定”违法判决。第四、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李可青并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是强盗逻辑。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只要尚存一丝良知，都清楚证据2《不动产登记证明》，是属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性质的公文书证。怎么睁着眼睛说“上诉人并未提交”？而且，证据2与证据3是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的一整套证据，证据3是证据2颁发的法定测绘依据和来源。法官难道不知道“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基本认定方法？证据2和证据3就是“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的证据，而且还是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怎么就光天化日之下说未提交？一审判决认为，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属于其所有，就没有商铺的所有权。那么，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的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了吗？如果没有，被上诉人现在占有使用B491号铺的依据又是什么？制定法律的最基础原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律之所以认为杀人、抢劫是犯罪，就是因为你不同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所以，当你剥夺别人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审判决的逻辑是，被上诉人强行占有使用了B491号铺，没有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也可以非法占有使用；而上诉人你想收回被他强行占有的B491号铺，却必须提交B491号铺的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言外之意，他不需要证明自己有抢劫财产权利，你现在要收回来却要证明自己有收回来的权利，一审判决难道是依据强盗丛林法则的“法”在作裁判？一审法院非常清楚，新中国大厦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所有买受人，都不可能提交出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按照这样的裁判逻辑，岂不是所有的买受人都没有自己买受商铺的使用权？统统退出新中国大厦才对？那么，现在所有的买受人都是依据什么在行使使用权？如果没有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就没有使用权，新中国大厦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所有买受人，就应当全部退出场地。否则，就是承认没有使用权也可以非法使用？一审判决这种自打其脸的逻辑，怎么敢不假思索地作为裁判理由？更何况，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3，不就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荔湾区十三行1号B491（原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商不动产的4003号商铺），成果用途：权属登记发证（不动产证）；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对申请人申请登记的本证明所列不动产权利或登记事项，经审查核实，准予登记，颁发此证明。”上面赫然盖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不动产登记专用章。如果法官智力正常，还会看不懂两个证据是关联证据？为什么故意把两个关联证据割裂开？然后恶意推断出证据2《不动产登记证明》，不是B491铺的不动产权属证书，难道这是一个在现场找不到对应物理空间飘在天上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如果一审判决这种逻辑成立，就说明不动产的4003号商铺长出腿自己跑了，如果法官认为不动产的4003号商铺还在现场，证据3的测量成果已经充分证明，现场的B491号铺就是原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商铺。这样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金穗丰公司、谢静红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不同意李可青的上诉请求。理由：一、前诉生效裁决已查明并认定，4003铺与B491铺是否为同一商铺，需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并需不动产登记簿予以确认物权。前诉生效判决即（2020）粤01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已明确：“尽管根据一审查明，为办理权属登记发证，依李可青的委托，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在2018年1月30日对荔湾区十三行路1号B491铺（原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铺）作出《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写明B491号铺套内面积9.8586平方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注：现为《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七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李可青并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因此一审认定李可青买受的四层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仍需要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一审在本案中不适宜直接作出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可青不服该生效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申1334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李可青的再审申请。二、新中国大厦四层全部商铺均由金穗丰公司统一管理、使用。金穗丰公司为维护新中国大厦正常、安全运营，培育壮大新中国大厦服装专业市场并打造品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新中国大厦商铺价值亦因此提升，所以，《房地产预售契约》买受人均将商铺交由金穗丰公司统一管理、使用。新中国大厦四层全部商铺均不存在买受人自行管理、使用的情形。李可青于2020年7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金穗丰公司、谢静红立即返还腾退非法占有使用的李可青新中国大厦4楼（自编号B491）4003商铺；2、判令由金穗丰公司、谢静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广州市人民南路西侧、广州文化公园北侧（十三行路1号）的新中国大厦（用地面积9401平方米）原由广州市友谊公司征用拆迁，后变更由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销售。该大厦于1996年动工建设，设计为地上43层，地下5层，规划批准建设地上建筑面积1150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总面积为151000平方米。在工程未完工、未进行规划验收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情况下，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将部分房屋交付购房人及广州市友谊公司。2010年5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荔法执字第4158-5号变卖公告，决定以人民币973919016元变卖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变卖的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减除以下已建成建筑面积：1、原开发商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与小业主已办理预售鉴证登记的面积为21427.97平方米（该面积确定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预售登记备案的面积数及位置为依据）；2、购买人已提交证据显示其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但未到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预售登记备案面积3443.2360平方米；……。本次拍卖面积以大厦现存在的建筑面积为准，已出售给小业主的面积、按合作协议分配给友谊公司的面积、安置拆迁户的面积等，不属于买受人所有。2010年7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荔法执字第4158－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被执行人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市十三行路1号的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变卖给买受人金穗丰公司所有［买受人的权利义务见原审法院（2007）荔法执字第4158－5号变卖公告］；二、买受人金穗丰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0年8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荔法执字第4158－7号公告，内容有：……自2010年7月21日起，新中国大厦负五层至首层、四层至十二层、十五层至二十层（十四层自编十五层Ａ）中属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变卖面积（剔除已出售、安排回迁的部份及广州市友谊公司按合同取得的面积）的权益，包括已出租场地面积的收益归买受人金穗丰公司。在变卖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前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按原合同约定将租金交给金穗丰公司。金穗丰公司作为买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2010年9月3日，一审法院执行将该大厦负五层至首层、四层至十二层、十五层至二十层中属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的变卖面积以不交吉方式交付给金穗丰公司；二十一层至四十三层属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的变卖面积以交吉方式交付金穗丰公司。新中国大厦工程至今未建设完成及进行竣工验收。2000年10月31日，李可青曾提起诉讼要求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交付购买的新中国大厦负一层1068号铺并支付违约金。事实和理由：1996年10月15日，李可青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预售契约》，约定李可青购买新中国大厦负一层1068号铺，建筑面积18.29平方米，成交价为港币500559元，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应在1998年10月31日前将付商铺，违约则按已付房价款总额每日1‰计算违约金。契约在1996年12月18日经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鉴证手续。合同签订后，李可青支付了港币434011元，余款港币66548元未支付，公司也未交付商铺。1999年1月15日，双方重新签订《房地产预售契约》，约定将原来约定的负一层1068号铺变更为四层4003号铺，建筑面积22.92平方米，成交价为港币707983元，公司应于1998年10月31日前交付。新的预售契约未经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鉴证。同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公司返租4003号铺，租期为1998年11月1日至2003年10月30日，年租金为商铺总款的12%。2001年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00）荔法房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的协议：一、自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将新中国大厦4003号商铺（建筑面积22.92平方米）交付给李可青，作为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不能交付负一层1068号铺的产权补偿；二、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从1998年11月1日至2003年10月31日应支付的租金与李可青尚欠的楼款282505.26元相抵销，双方不互追偿。三、李可青逾期支付楼款及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延期交楼的违约金，双方互不追偿。2006年8月24日，李可青与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鋆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新中国大厦商铺委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李可青将新中国大厦四楼4003号铺委托给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组合成全层整体统一经营管理，委托期限自2010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每月承包费2831.35元。2013年9月24日，金穗丰公司在新中国大厦张贴《告新中国大厦4、5、6层业主书》，告知各业主称金穗丰公司于即日暂时接管4、5、6层的经营管理工作，保持正常经营状态，承诺在2015年1月各商铺与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到期前将继续保障各业主的合法权益。2014年9月8日，李可青致函金穗丰公司，称其购买的4003号铺的具体位置和界址非常清晰，恰好与目前大厦四层自编号B491号商铺的坐标位置完全重合，要求收回B491号铺的经营使用权自主经营，也承诺在自主经营期间服从金穗丰公司对全层经营的统一管理。2015年1月18日，李可青向金穗丰公司发出《声明》，要求金穗丰公司将其拥有特定位置物业权的现自编B491号铺所在的经营面积交回李可青经营，B491号铺所在的经营面积少于拥有物权面积的问题待物业确权后再协商解决；要求从2015年2月1日起按每月120000元支付占用使用费。2017年9月6日，李可青向金穗丰公司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主张对B491号商铺的权利。金穗丰公司否认有收到上述函件。为办理权属登记发证，依李可青的委托，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在2018年1月30日对荔湾区十三行路1号B491（原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铺）作出《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写明B491号铺套内面积9.8586平方米。2018年2月14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制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204535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证明权利或事项：预告登记，权利人：李可青，义务人：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坐落：荔湾区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号：96011376，登记字号18预登01000019，购房人的占有份额：李可青单独所有；暂缓编制不动产单元号。2018年4月12日，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显示李可青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如下：2018预登字01000019号，荔湾区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商铺，商品房用途，面积9.8586平方米。李可青陈述4003号铺位置在金穗丰公司买受整个新中国大厦之前已变更编号为B491号铺。金穗丰公司陈述从2015年2月1日起对大厦第四层整体概括性接收再出租给小租户经营，当时是与四层绝大部分的买受人签约接收商铺的，四层有183个商铺的买受人，至少已与170-180个买受人签订租赁合同，没有具体区分自编号和铺位，是以各买受人买受时的铺号签约的，4003号铺也由公司统一经营。现B491号铺由谢静红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依（2007）荔法执字第4158-4号执行裁定书和（2007）荔法执字第4158-5号变卖公告，可以确定金穗丰公司买受的位于广州市十三行路1号的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的范围为剔除原开发商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与小业主已办理预售鉴证登记的面积和小业主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但未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预售登记备案面积等以外的面积。李可青购买的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号铺不属于金穗丰公司的买受面积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李可青并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于其所有。因此李可青买受的四层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仍需要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本案中不适宜直接作出认定。因此，李可青要求收回李可青新中国大厦4楼自编号B491商铺的使用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可青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李可青负担。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另查明，李可青于2018年8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金穗丰公司支付2015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侵权占有李可青所有的新中国大厦四层B491号商铺（即编号变更前4003号商铺）的占有使用费5160000元（按月租金120000元计算），并继续计算至实际支付日。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8）粤0103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因李可青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粤01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本案二审诉讼中，李可青提交一份证据，是其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信访申请要求复制登记的档案资料，通过该次信访，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其复制了30页的档案资料。金穗丰公司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铺与B491铺是同一商铺，生效的（2020）粤01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已查明并认定：一、4003铺与B491铺是否为同一商铺，需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并需不动产登记簿予以确认物权。二、李可青单方委托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制作的《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不能作为4003铺或B491铺的确权依据。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不是房屋登记行政主管部门，无权设立、确定物权；李可青提交的证据已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恳请二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证据。二审庭询中，金穗丰公司表示其积极与李可青协商签订租赁合同，但因李可青诉求太高，所以租赁合同一直未协商成功，最后只能由李可青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李可青表示其可以与金穗丰公司签订合同，但金穗丰公司一直不同意其对租金数额的要求。李可青在本案二审庭询后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调查收集涉案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号商铺与四层现场自编的B491号商铺是否为同一商铺的证据，由不动产登记管理机关作出行政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李可青本案主张金穗丰公司腾退返还新中国大厦现自编B491号商铺，是否予以支持。案件事实表明，李可青曾于2000年10月31日提起诉讼要求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交付购买的商号铺，一审法院于2001年1月12日所作（2000）荔法房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的协议，自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将新中国大厦4003号商铺（建筑面积22.92平方米）交付给李可青。其后，李可青与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鋆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24日签订《新中国大厦商铺委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李可青将新中国大厦四楼4003号铺委托给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组合成全层整体统一经营管理。2010年8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荔法执字第4158－7号公告，其中明确：在变卖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前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按原合同约定将租金交给金穗丰公司；金穗丰公司作为买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大厦整体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因金穗丰公司接管商场经营管理后，与李可青未就租金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未能签订租赁合同。依（2020）粤01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认定，李可青从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买受并交由广州市均盛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鋆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2010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经营管理的系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号铺，李可青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也显示李可青为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商铺的权利人；为办理权属登记发证，依李可青的委托，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在2018年1月30日对荔湾区十三行路1号B491铺（原人民南路新中国大厦第四层4003号铺）作出《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写明B491号铺套内面积9.8586平方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李可青并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现四层B491号铺属其所有。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可青买受的四层4003号铺是否就是现在的编号四层B491号铺，仍需要双方及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比对、确认，一审判决在本案中不适宜直接作出认定。本院认为，（2020）粤01民终5662号民事判决为生效判决，当然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一审判决依其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李可青上诉所持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李可青二审诉讼中申请调查收集涉案新中国大厦四层4003号商铺与四层现场自编的B491号商铺是否为同一商铺的证据，由不动产登记管理机关作出行政确认，并不属于本案需要处理的正当范畴，对此申请本院不予接纳。金穗丰公司对涉案场地进行统一管理，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政府解决涉新中国大厦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需要，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向广州市国商大厦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商铺的众多小业主的合法权益。依本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李可青要求收回新中国大厦4楼现编号B491商铺的使用权依据不足，为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可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可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云川审判员  刘 卉审判员  戴俊英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美琦吴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