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6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9G。 法定代表人：徐永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芸芸，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花，女，汉族，1962年8月14日出生，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铭青，山东雅君（平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萌萌，山东雅君（平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顾延顺，男，汉族，1970年12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春花、原审被告顾延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5090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2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春花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一、王春花提交的相关证据与其诉讼请求严重不符，且变造痕迹明显，不足以认定鑫汇公司欠款事实，一审法院未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即全盘采纳严重违法，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王春花提交的证据均无鑫汇公司盖章确认，不能仅依据法律性质不明的几张单据作为已供货凭证。且从证据形式上看，王春花提交的证据页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日期为2012年9月16日的0000089号入库单载明的“茶叶400盒”的笔迹、颜色等方面与其他手写内容明显不同，可见是入库单形成后另外添加的内容，该入库单存在不当变造情形。同样，日期为2012年9月18日的0000096号入库单载明的“茶叶：9月20日送200盒”，亦显示该入库单存在不当变造情形，不具有法律效力。再者，0000089号、0000096号入库单无规格和单价，在其他单据中载明的同类物品未实际送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简单推定价格不合理。其次，填写日期为2013年1月29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9月24日的三张表的法律性质并非收货凭证。在其出具的证据中还包括上述两张“入库单”，经过对比，“入库单”中的部分货品名称及数量与表中记载的品名及数量、时间严重重合，可见在相同时间段出具两种格式的凭证不可能是一种法律性质。即使认定本案双方存在供货关系，付款也应依据实际收货为准，在王春花所举证据存在严重瑕疵，无法证明真实交货发生的情况下，王春花应负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无视证据的相互重叠、变造等情形，在未查清实际供货关系及供货数量的情况下径自裁判，违背事实，认定错误。再次，王春花提交的录音证据中诱导相关人员承认欠款460万元，而本案诉讼标的高达700余万元，依据录音形成时间可知，双方之后并无任何新的交易或导致欠款数额增加的事实，对于款项的差额，王春花并无合理解释。因此，王春花提交的录音证据与本案欠款无直接关联性，结合前述证据中出现的诸多瑕疵，导致本案欠款事实不清，王春花的举证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依据《民事诉讼司法解释》108条的规定，对其诉请依法不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显然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对交易习惯的认定依据及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应知道的做法或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可认定为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将（2020）鲁0283民初5886号案件中朱晓东提交的证明材料作为本案交易习惯的认定依据，严重违反《证据规则》，该起案件已撤诉，相关证明材料未经质证，真实性未依法确认，根本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属性。而鑫汇公司再三要求原审法院参照与本案相似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鲁0283民初419号案件认定的事实和标准却被无视，该案中的原告提交的证据“入库单”上均有鑫汇公司的盖章确认，这才是鑫汇公司的一贯做法和交易习惯，且符合通常认知。一审判决不结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反而结合未经过审理并确认的案件中的材料来认定交易习惯，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原审法院将涉案买卖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并由鑫汇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针对如此大额的交易行为，鑫汇公司与王春花之间并无合同书、报价函、欠款凭证或对账单等书面材料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意思表示及合意；其次，王春花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中无鑫汇公司盖章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鑫汇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依据仅限涉案当事人与鑫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首先代表其自身，出于自身利害得失的考量，涉事人员均具有将自身行为表述为公务行为的驱使动因，故在无有利证据能够证明其行为性质的情况下，仅依据职务身份显然不足以得出职务行为的结论。且王春花的供货行为是基于其与当时鑫汇公司的分管领导存在亲属关系，该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利，指示顾延顺收货、付款等行为并不代表鑫汇公司。此事实从供货流程、付款方式、款项出处等方面都能反应出来。鑫汇公司作为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制度非常严格，付款均从对公账户支出，收款方提供有效发票。而本案的购货行为均不符合上述流程，部分款项均系账外支出。因此，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四、王春花隐瞒真实欠款情况，其提交的证据与其诉讼主张及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致使判决严重错误。《民事诉讼法解释》10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按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王春花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不合理之处，但一审法院避重就轻，既不做深入审查，也不做合理性阐述，未尽审慎义务，诸多事实仅依据王春花陈述作认定，使判决结果明显偏离事实。鑫汇公司抛开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仅从证据记录内容及相互之间矛盾之处予以对比以还原案件事实：1.王春花在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不止一次明确欠款数额460万元。其中2019年1月9日与徐永文的录音中提到“欠款是13年的”、“460万元欠款”是“482万拉回去一些东西”；2017年12月20日，王春花与任胜利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示460万是“以前咱对过账”；任胜利表示“你这边退回去一些酒”“还给你付了一点（钱）”。一审中对于付款事实王春花予以否认，更隐瞒退货事实。2.2009年及2012年未产生欠款，其主张的“欠款是2013年的”与其诉讼请求中掺杂的2009年及2012年供货事实前后矛盾。如此大额欠款，王春花主张2013年至今一直向鑫汇公司索要，在2017年至2019年的录音中从未更改欠款数额，其作为生意人，近200万元的差额仅因时间长未查证清楚显然不符合常理，实为混淆事实，虚假陈述。3.2013年1月27日入库单显示的货品与2013年1月29日“表”格中所列货物为同一批。顾延顺在一审中明确2013年的三张表格是其应领导要求后补用于对账，并非供货凭证，王春花不但将其作为供货凭证，还将一批货物的两种单据重复使用，有故意造假之嫌。4.2009年10月9日物资明细、2013年1月29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9月24日表格中的“品名”“单位”“数量”顾延顺认可是其书写，但明确否认“单价”“金额”部分为其书写；显然该部分是王春花自行填写，不具有真实性。5.2012年两张入库单中明显后填写的“茶叶：9月20送200盒”“茶叶400盒”并非顾延顺填写，王春花需进一步举证其真实性。6.2009年物资明细表中并无单价记载，“海之蓝”标价178,800元，与王春花在一审笔录中主张的价格（1,176元/箱）存在出入；“崂山茶”450斤按照980元/盒计算，根本无参照的合理性。7.逾期违约金的起算点应从履行期限届满开始，王春花在一审中主张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审查结束，之后提起付款请求的时间为2019年1月。因此，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从2019年开始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鑫汇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王春花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鑫汇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中关于鑫汇公司所称的一审提交的证据问题已经过一审庭审全部质证，在质证过程中，鑫汇公司自始至终称其未收到任何货物，不认可其与王春花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2.关于王春花所称的货款问题，一审法院已作了调查，因王春花一审提交入库单中仅涉及货物名称、数量，无单价，因此，在与鑫汇公司相关人员电话录音中仅体现了货款400余万元，具体数额并未明确，但经王春花落实查找，最终核实鑫汇公司所欠货款共计7,074,230元，该数额符合交易习惯以及相关法律规定。3.关于鑫汇公司就海之蓝178,800元所提异议，鑫汇公司在一审笔录中主张是1,176元/箱，实际上是一审法院在判决时根据117,600元，并不是178,800元。因此，一审法院无任何错误，依法应予维持原判。4.关于顾延顺系鑫汇公司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清楚。王春花一审提交的入库单、明细表证据中均有顾延顺的签字确认，且鑫汇公司目前的法定代表人徐永文在与王春花的谈话录音中也承认涉案货物货款问题找顾延顺对接。在本案一审中，鑫汇公司称顾延顺并非其职工，王春花申请调取了顾延顺的社保交费记录，足以证实顾延顺自2003年就在鑫汇公司处工作，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证实顾延顺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鑫汇公司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无任何不当之处。 王春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汇公司、顾延顺给付王春花货款6,878,230元，后变更数额为7,074,230元；2.判令鑫汇公司、顾延顺给付6,878,230元自2013年9月2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3.诉讼费由鑫汇公司、顾延顺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至2013年，鑫汇公司、顾延顺多次从王春花处采购茶、酒、花生油、肉食等各种礼品盒物品。截止到2013年9月24日，鑫汇公司、顾延顺尚欠王春花各种货款6,878,230元未付，王春花多次要求鑫汇公司、顾延顺付款，鑫汇公司、顾延顺以各种理由推脱。 鑫汇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王春花诉鑫汇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王春花对鑫汇公司的诉讼请求。从王春花提交的几份单子看（2012-2013）已超过诉讼时效，从2012-2013年签单时王春花就已知道其权益受到了侵害。 顾延顺在一审中书面答辩称：1.顾延顺为王春花出具入库单和明细时，王春花说是给领导看看，王春花亲戚系鑫汇公司的上级领导，顾延顺并未多问，这些材料不能证明实际发生买卖关系；2.对王春花提供的录音，顾延顺不记得有过这样的谈话，鑫汇公司账目以财务记账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顾延顺自2003年起在鑫汇公司工作。鑫汇公司自2009年至2013年多次从王春花处采购茶、酒、花生油、肉食等各种礼品盒物品。2009年10月9日，顾延顺在总价577,800元的物资明细表上书写“后勤保障部。2009.10.9”内容；2013年1月29日，顾延顺在总价1,223,760元的表上签名；2013年3月25日，顾延顺在总价2,322,000元的表上签名；2013年9月24日，顾延顺在总价1,230,750元的表上签名。上述4笔总额5,354,310元。顾延顺及鑫汇公司另一职工张艳丽在2012年9月16日只注明肉食礼盒520盒、茶叶400盒的入库单上签名，王春花要求参照2013年1月29日给鑫汇公司供肉食礼盒的价格定价，即398元/盒，茶叶参照2013年3月25日的供货价980元/盒定价，合计598,960元。顾延顺及鑫汇公司另一职工张艳丽在2012年9月18日只注明花生油520盒、茶叶200盒、礼盒1.8升×2，数量200盒的入库单上签名，王春花要求参照2013年1月29日给鑫汇公司供花生油价格定价，即148元/盒、礼盒128元/盒、茶叶参照2013年3月25日的供货价980元/盒定价，合计298,560元。鑫汇公司另一职工张艳丽在2013年1月27日只注天之蓝100盒、古井贡8年100盒、黑猪肉礼盒200盒的入库单上签名，王春花要求参照2013年1月29日给鑫汇公司供天之蓝格定价，即3,588元/盒、古井贡按2013年9月24日的供货价2,988元定价、黑猪肉礼盒参照2013年1月29日的供货价680元/盒定价，合计793,600元。上述3笔合计1,691,120元。综上，上述7笔累计7,074,230元。 在（2020）0283民初5886号朱晓东诉鑫汇公司、顾延顺买卖合同一案中，鑫汇公司购买朱晓东的礼品，朱晓东提交2份入库单证据，顾延顺及鑫汇公司另一职工张艳丽在入库单上签名，与本案入库单格式一致，该2份入库单有数量无价格。其中2012年9月16日为朱晓东开具的入库单号为0000086，与2012年9月16日给王春花出具的0000089号仅相差3份单据。2017年、2019年王春花四次找鑫汇公司领导及顾延顺索要货款均无果。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鑫汇公司称其未收到王春花所供货物,但称其未对签字人顾延顺进行处理，也未向有关部门报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一、鑫汇公司是否购买了王春花的货物；二、王春花主张的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鑫汇公司是否购买了王春花的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顾延顺系鑫汇公司职工，故由顾延顺在明细表上签名的有单价注明的王春花4笔总额5,354,310元的货物系鑫汇公司购买，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顾延顺及鑫汇公司另一职工张艳丽在3笔合计1,681,120元无单价的王春花入库单上签名，结合（2020）0283民初5886号朱晓东诉鑫汇公司、顾延顺买卖合同一案中，顾延顺及另一职工张艳丽在入库单上签名，与本案入库单格式一样，且2份入库单也是有数量无单价，其中2012年9月16日为朱晓东开具的入库单号0000086，与当日给王春花出具的0000089号相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顾延顺代表鑫汇公司当日购买了王春花的礼品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鑫汇公司不写价格，系双方交易习惯，但货物单价双方有约定，故王春花要求按照先前交易价格确定商品价格并无不当。二、王春花主张的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之规定，涉案合同属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本案最早的交易时间为2009年，王春花在2017年就向鑫汇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故鑫汇公司抗辩主张王春花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春花主张鑫汇公司应承担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王春花主张的利息实为鑫汇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按此规定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鑫汇公司购买王春花的礼品价值7,035,430元，至今未给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鑫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春花礼品款7,074,230元；二、鑫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春花6,878,230元逾期付款损失，具体计算方法：自2013年9月2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三、驳回王春花对顾延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920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责任保险费6,880元,合计78,800元,均由鑫汇公司承担。 鑫汇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收条一份，证明鑫汇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向王春花退回古井贡酒150箱，规格1*6瓶，出库人为张艳丽，监督人为顾延顺、任胜利，收货人王春花签字确认。按照王春花提交的2013年“表”中标注的单价（2,988），上述货物价值448,200元。 证据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9份，证明2014年至2015年期间，顾延顺通过其账户及其外甥李群群账户共向王春花支付货款共计1,296,320元，其中20万元付至王春花丈夫张炳辉农行账户，付款备注明确款项性质为“货款”。 证据三，鑫汇公司申请本院调取王春花银行交易流水三宗，鑫汇公司银行流水及财务凭证10份，转账明细汇总（自制），证明：1.自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鑫汇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向王春花账户打款1,900余万元。经财务核查，上述款项中多附青岛玉林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矿山公司）开具的收据，标注货款、无货品明细、无发票；2.结合王春花提交的其与白复锌的录音、白复锌违纪处分的事实及顾延顺等人的付款情况，王春花诉称2009年、2012年供货款项未支付不属实。鑫汇公司自2009年至2012年向王春花个人及其关联公司的付款数额完全覆盖王春花所诉款项。为了隐瞒款项的违规支出，大笔的付款行为均未标注具体性质，王春花也未提供合法发票，加之鑫汇公司付款后并未收回原始凭证，给了王春花可乘之机，其将鑫汇公司已付款的票据重复利用，属虚假诉讼。 证据四，鑫汇公司2013年10月10日、2014年财务凭证及发票原件，证明：1.鑫汇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向青岛东太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太公司）付款254,400元，发票开具项目为喜燕花生油；2.鑫汇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向东太公司付款124,320元，发票开具项目为喜燕花生油；3.上述付款行为均系支付涉案2013年所购货物货款。 证据五，资金事项审批单及对应发票两组（44张）、收据2张原件。证明：1.东太公司于2014年2月19日向鑫汇公司开具发票共计38张，总价值36万元。付款审批单记载资金用途为货款，收款单位东太购物中心，实际领款人王春花。依据审批单付款标注可知该笔款项付款情况：2014年8月20日，通过顾延顺账户支付张炳辉20万元，2015年4月30，顾延顺转账给王春花213,760元，其中16万元为支付该笔货款；2.东太公司于2014年2月19日向鑫汇公司开具发票共计6张，总价值53,760元。付款审批单记载资金用途为货款，收款单位东太购物中心后改为王春花。审批单标注的付款日期：2015年4月30，顾延顺转账给王春花213,760元，其中16万元系上述36万元尾款，剩余53,760元即为该笔货款。3.王春花于2015年7月7日出具的收款收据一张（0007104），记载“今收到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215,200元，附注：花生油200盒×128=25,600，华东干红200箱×948=189,600”。标注付款情况：2015年7月24日通过李群群账户转账的20万元中的165,200元及2015年7月27日转账的50,000元，合计215,200；4.王春花于2015年9月1日出具客户名称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一张（票号xxxx），记载收款项目黑毛猪肉136,000元，喜旺礼盒238,800元，合计374,800元，备注2013年1月16日进货未开发票。审批单付款标准该收据对应付款情况：2015年9月4日通过李群群账户打款15万元，2015年9月23通过李群群账户支付160,000元。5.该组证据与顾延顺及李群群账户转款事实相对应，可证明通过上述两账户向王春花所转款项均为支付涉案货款。6.结合上述证据三、四可知，王春花故意隐瞒鑫汇公司已付款的事实，利用各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意图实现其部分虚假诉讼目的。鑫汇公司及顾延顺等人的多笔付款行为均直指涉案2013年的供货行为，依据一般付款规则，如果存在2009年、2012年供货未结情形，那么应先行支付前期货款，再行支付后来款项。因此，按照付款时间，王春花主张的2009年及2012年的欠款明显是虚假的。 证据六，企查查工商登记信息表四份，证明：1.玉林矿山公司（已注销）、青岛玉林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生态公司，已注销）、青岛玉苗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苗公司）、东太公司均为王春花、张炳辉出资开办并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2.结合王春花的自述及鑫汇公司财务账目的记载可知，鑫汇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的付款行为等同于向王春花付款。 证据七，王春花的收款收据1页及财务审批单2页，证明在2015年3月15日，王春花出具收据一张，编号为0007100，记载收到鑫汇公司货款165,760元，附注花生油，该份收据记载的事项及金额与2013年1月29日供货明细中的第一项完全一致，进一步说明2015年通过顾延顺及李群群账户支付的货款即为2013年供货明细中的货款。 证据八，记账凭证1联及原始凭证3联，证明2009年到2013年期间，通过鑫汇公司的对公账户向玉林矿山公司支付款项：2009年1月9日10万元，2009年1月13日30万元，还有2012年7月12日57,436元，其余所有款项均支付给王春花本人。其模式均为：玉林矿山公司出具收据，款项直接打到王春花账户，进一步证明王春花与其四家关联公司财务混同的事实。 王春花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一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条是王春花出具的，汇款真实性也认可，但此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此二份证据从侧面能够看出顾延顺是履行鑫汇公司的职务行为，王春花所诉数额并不包含顾延顺提供这两份证据的数额，李群群账户付款与本案无关，该两份证据证明事项与鑫汇公司一审提交法庭的《证明》和鑫汇公司陈述的事项严重矛盾，顾延顺与鑫汇公司在一审中称其未收到任何货物，并称其与王春花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而鑫汇公司在二审中又提交该组证据证明其与王春花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王春花不予认可。对证据三、四、五、六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此四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根据鑫汇公司举证的证据目录，鑫汇公司自称上述证据三中的转账均系通过其公户向王春花账户打款，鑫汇公司自认的证明事项是付玉林矿山公司货款，并非王春花与鑫汇公司之间的货款。关于证据四，鑫汇公司自认系东太公司与鑫汇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与本案亦无关系。关于证据五，此组资金审查事项审批单是鑫汇公司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组证据与本案亦无关。对证据六工商登记信息表的真实性无异议，王春花与其丈夫确实经营这些公司，其中玉林矿山公司、玉苗公司、东太公司均与鑫汇公司产生过业务往来，但其业务往来与本案均无关。对东太公司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与本案无关。王春花开具的收据属即时清结业务，该收据的单号xxxx，是2015年9月11日出具。0007104是2015年7月7日出具。该两项单子王春花在一审起诉以及二审中均未主张，该两份证据是当初即时清结的单子，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鑫汇公司所称证明事项，其中2015年3月15日单号为0007100的收款收据可清楚看出附注中花生油后1,120桶*148=165,760，该附注系鑫汇公司后期单方添加，存在鑫汇公司单方修改行为，该份收据无法证明其付款内容与王春花主张的货款存在关联性。对两份资金审批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此系鑫汇公司单方制作，且两份审批单实质为同一审批单，但审批单复印件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关于资金用途中货款花生油系鑫汇公司事后单方补加。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从该组证据可看出，鑫汇公司与王春花及其经营的多家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行为，但其付款以王春花为鑫汇公司出具的收据证实。鑫汇公司与王春花及其经营的多家公司间的业务往来，虽供货主体不同，但鑫汇公司清晰记载了业务往来明细。因鑫汇公司付款时需要王春花及其经营的公司主体将供货明细及入库单等相关凭证交回到鑫汇公司，鑫汇公司才向王春花付款。现王春花主张的货款因鑫汇公司并未支付，因此，王春花提交了入库单和供货明细。鑫汇公司提交的上述第二组证据也足以证实鑫汇公司与王春花及其经营的公司之间供货主体不同。鑫汇公司故意混淆供货主体，其提交的上述第二组证据与王春花主张的货款无关。 王春花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录音两份（其中：一份是王春花丈夫张炳辉与顾延顺在2020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一份是王春花丈夫张炳辉与白复锌在2020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证明鑫汇公司与王春花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2，情况说明一份和两份东太公司的机打发票复印件，证明是东太公司向鑫汇公司开具发票，售货单位是东太公司，与王春花并非同一主体。 鑫汇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中张炳辉与顾延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此份录音不能证明鑫汇公司与王春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顾延顺作为鑫汇公司后勤部经理，按照时任领导白复锌的指派接受涉案货物，安排出入库甚至帐外付款，其实际是遵从某领导的个人指示，并非基于公司利益，其执行部分领导的违法违纪指示不能称之为履行职务行为。在此份录音中，张炳辉一再要求顾延顺为其补写证明，涉案三张表格（日期分别为2013年1月29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9月24日）就是顾延顺后补形成，这是造成2013年1月27日入库单所载货物与2013年1月29日表格记载货物重复的根本原因。对于王春花所称张炳辉与白复锌的录音，鑫汇公司无从核实其真实性，也不认可其证明事项。白复锌作为鑫汇公司的原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以提高进货价格的方式为张炳旭的弟弟谋求不正当利益，未按规定对所进货物进行财务审批和核算，更未记账，属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为此白复锌和张炳旭均已受到纪律处分。王春花自知其供货行为违法和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涉案所谓买卖行为实则是王春花与白复锌恶意串通意图损害鑫汇公司利益的行为。此组证据不能证明王春花与鑫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春花依靠裙带关系意欲谋利，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王春花所举证据2欲证明事项与其在2021年2月2日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王春花在2021年2月2日陈述东太公司是由其丈夫张炳辉与其共同出资成立，称其夫妇与东太公司混同，还称鑫汇公司未向东太公司付款，结合鑫汇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和财务凭证，可认定王春花与东太公司等四家公司存在财务混同，鑫汇公司向王春花付款与鑫汇公司向其经营的四家公司付款的法律后果相同，最终受益方均为王春花。 基于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的示证内容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因王春花对鑫汇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一至证据六和证据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王春花虽对鑫汇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七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并未否认此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系由其填写出具，仅是对此份收据附注栏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而因王春花并未提交其所持此份收据的存根联反驳鑫汇公司所提交此份收据的记载内容，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此八组证据能否证明鑫汇公司的主张，本院将在本判决书裁判理由部分作出具体评析。其次，因鑫汇公司对王春花所提交张炳辉与顾延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鑫汇公司虽称其对王春花所称张炳辉与白复锌录音的真实性无从核实，但因鑫汇公司自认白复锌系其原领导，则在鑫汇公司对此份录音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且未举证证明此份录音并非白复锌与张炳辉之间通话录音的情况下，本院推定此份录音记载的通话双方就是张炳辉与白复锌。这两段通话录音内容虽可证实王春花与鑫汇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但顾延顺和白复锌在与张炳辉通话时均未确认鑫汇公司仍欠付王春花货款遑论欠款金额。最后，因在日常交易中由第三方代开发票的现象并不鲜见，故仅凭发票记载的交易单位名称并不足以认定销货主体或购货主体，况且王春花已自认其与东太公司混同，因此，本院对王春花所举上述证据2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顾延顺确认涉案编号为0000089和0000096两份入库单上负责人处书写的“顾延顺”三字是其本人亲笔签字，但称0000089号入库单记载的“茶叶400盒”和0000096号入库单记载的“茶叶9月20日送200盒”非其书写而是在其签字之后形成。王春花则主张上述“茶叶400盒”和“茶叶9月20日送200盒”是由顾延顺书写。顾延顺否认由其书写的上述两段文字与上述两份单据记载的其他内容相比，在字迹颜色和深浅方面明显迥异。 再查明，在王春花提交的其同顾延顺、任胜利、徐永文的所有通话录音中均显示王春花主张鑫汇公司欠付其货款460多万元，而与其通话之人均未确认王春花主张的欠款额。 另查明，王春花称鑫汇公司已向其付清货款的入库单均已由鑫汇公司悉数向其收回，但鑫汇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而王春花亦确认其并无证据证明其此项事实主张。王春花还确认东太公司是由其丈夫张炳辉与其共同出资成立，并确认其夫妇和东太公司财产混同。王春花还明确称其无法确定其与其经营的四家公司分别与鑫汇公司发生的业务额。 又查明，鑫汇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鑫汇公司曾向玉林矿山公司账户汇款457,436元，向东太公司账户汇款378,720元，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款17,938,408.18元。而在鑫汇公司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付的款项中，标注为水泥款、钢材款、餐费、备件款、苗木款、设备款、材料款的金额合计为5,765,731.92元。在鑫汇公司向王春花所汇款项的付款凭证中虽备注为货款，但由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而由鑫汇公司入账或由鑫汇公司做账计入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款项的金额合计为460万元。 在2009年10月9日至2012年9月16日期间，除去鑫汇公司向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的汇款，并除去鑫汇公司向王春花账户汇付的水泥款等明显不属于酒茶油与肉食礼盒款的汇款，再除去由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而由鑫汇公司入账或由鑫汇公司做账计入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款项的汇款后，鑫汇公司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付的款项远超606,600元。 在2012年9月16日后，鑫汇公司向王春花账户汇付的款项从备注内容看均明显不属于酒茶油与肉食礼盒的货款。2013年10月15日，鑫汇公司向东太公司汇款254,400元。2014年5月16日，鑫汇公司向东太公司汇款124,320元。 2014年8月20日，顾延顺向张炳辉付款20万元；2015年2月16日，顾延顺向王春花付款191,600元；2015年4月30日，顾延顺向王春花付款213,760元；2015年6月5日，顾延顺向王春花付款12万元；2015年7月24日，李群群向王春花付款20万元；2015年7月27日，李群群向王春花付款5万元；2015年8月19日，李群群向王春花付款10,960元；2015年9月4日，李群群向王春花付款15万元；2015年9月23日，李群群向王春花付款16万元。 顾延顺和李群群自2014年8月20日起共向王春花夫妇合计汇款1,296,320元。鑫汇公司和顾延顺均主张上述1,296,320元汇款系受鑫汇公司安排并由鑫汇公司实际出钱向王春花夫妇所付。顾延顺还明确陈述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的业务流程是王春花先送货然后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结算。 还查明，鑫汇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7日，王春花丈夫张炳辉的胞兄张炳旭在2016年4月7日前一直担任鑫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王春花向鑫汇公司所供酒茶油与肉食礼盒的价款应如何认定。二、鑫汇公司已向王春花所付酒茶油与肉食礼盒的货款应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因涉案日期为2012年9月16日的0000089号入库单载明的“茶叶400盒”和涉案日期为2012年9月18日的0000096号入库单载明的“茶叶9月20日送200盒”的字迹颜色和深浅与同一单据其他手写内容明显不同，且顾延顺亦称上述两段文字系在其签字后由他人添写形成，而王春花虽主张上述两段文字系顾延顺书写形成，但在顾延顺明确予以否认后，王春花并未申请对此两段文字是否由顾延顺亲笔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则王春花应就此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上述“茶叶400盒”和“茶叶9月20日送200盒”不予确认系王春花向鑫汇公司实供茶叶。其次，因王春花签字确认其于2016年6月17日从鑫汇公司收回古井贡酒150箱（规格1*6瓶），故本院认定鑫汇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向王春花退回古井贡酒150箱。而按王春花在一审中提交的由顾延顺签字确认的2013年1月29日收货表和2013年9月24日收货表标注的古井贡酒单价每箱2,988元，上述退货价款合计为448,200元（2,988*150）。再次，虽然鑫汇公司主张涉案日期为2013年1月29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9月24日的三张表并非收货凭证，并主张此三张表还包括之前两张“入库单”记载的内容，但因顾延顺在对王春花所提交一审证据进行质证时并未指称上述三张表包含鑫汇公司所称入库单的内容，反而称其和鑫汇公司保管员给王春花开入库单且有时由其给王春花开明细，加之酒茶油等属日常消费品，采购单位于不同日期采购相同数量和品名的日常消费品并不罕见，故不能据之推定上述三张表必然包含鑫汇公司所称入库单记载的内容。鉴于顾延顺向王春花所出具明细表已清晰记载相关货品单价，而鑫汇公司亦未举证证明王春花在一审中所提交未标注单价的入库单所载货品的实际采购价，故原审法院比照相近日期鑫汇公司的进货价认定涉案未记载单价的入库单所载货品的价格并无不当。最后，因王春花虽称鑫汇公司已向其付清货款的入库单均已由鑫汇公司悉数向其收回，但鑫汇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而王春花亦确认其并无证据证明其此项事实主张，故本院对王春花关于鑫汇公司已向其付清货款的入库单均已由鑫汇公司悉数收回的主张不予采纳。则根据王春花在本案中提交的入库单、明细表和鑫汇公司提交的退货收条，剔除在顾延顺签字后被添加的内容，本院确认王春花共向鑫汇公司交付酒茶油与肉食礼盒合计6,038,030元（7,074,230-448,200-980*600），其中：2009年10月9日供606,600元；2012年9月16日供206,960元；2012年9月18日供102,560元；2013年1月27日供793,600元；2013年1月29日供1,223,760元；2013年3月25日供2,322,000元；2013年9月24日供1,230,750元；2016年6月17日退448,2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鑫汇公司虽主张其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付的17,938,408.18元皆是与本案有关的货款，但因鑫汇公司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付的款项中有5,765,731.92元明确标注为水泥款、钢材款、餐费、备件款、苗木款、设备款、材料款，故此部分货款不应认定为系鑫汇公司支付的酒茶油款与肉食礼盒款；而鑫汇公司向王春花所汇款项中还有460万元的付款凭证虽备注为货款，但却由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且已由鑫汇公司入账或由鑫汇公司做账计入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的货款，鉴于玉林矿山公司并不经销酒茶油与肉食礼盒，故此460万元货款也不应认定为系鑫汇公司支付的酒茶油款与肉食礼盒款。而因顾延顺明确陈述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的业务流程是王春花先送货然后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结算，且鑫汇公司与王春花皆未主张其双方还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形，故本院对王春花所提交涉案入库单、明细表记载日期之前的付款皆不确认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则因在2009年10月9日至2012年9月16日期间，除去鑫汇公司向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的汇款，并除去鑫汇公司向王春花账户汇付的水泥款等明显不属于酒茶油与肉食礼盒款的汇款，再除去由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而由鑫汇公司入账或由鑫汇公司做账计入王春花所开办玉林矿山公司款项的汇款后，鑫汇公司向王春花个人账户汇付的货款仍远超606,600元，又因王春花明确称其无法确定其与其经营的四家公司分别与鑫汇公司发生的业务额，即王春花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09年10月9日向鑫汇公司所供油茶酒款未获清偿，故本院确认鑫汇公司在2009年10月9日至2012年9月16日期间已付清王春花在一审中所提交日期为2009年10月9日明细表记载的606,600元油茶酒款。其次，因王春花确认东太公司是由其丈夫张炳辉与其共同出资成立，并自认其夫妇和东太公司财产混同，且东太公司经销的商品包括酒茶油与肉食礼盒，而王春花并未举证证明其与东太公司向鑫汇公司供应酒茶油与肉食礼盒存在区别，故本院对鑫汇公司关于其向东太公司所付378,720元应认定为其系向王春花所付酒茶油与肉食礼盒款的主张予以采纳。又因顾延顺和李群群自2014年8月20日起共向王春花夫妇合计汇款1,296,320元，而鑫汇公司和顾延顺均主张上述1,296,320元汇款系受鑫汇公司安排并由鑫汇公司实际出钱向王春花夫妇所付，王春花虽对鑫汇公司和顾延顺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同，但因王春花并未举证证明甚至未声称其夫妇与顾延顺和李群群两人还存在业务关系从而反驳鑫汇公司和顾延顺的上述主张，则王春花应就其未能举证反驳鑫汇公司和顾延顺的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鑫汇公司曾自2014年8月20日起通过顾延顺和李群群两人的账户向王春花付款1,296,320元的事实。基于以上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评判，本院确认鑫汇公司尚欠付王春花酒茶油与肉食礼盒款3,756,390元（6,038,030-606,600-378,720-1,296,320）。因王春花并未举证证明其曾与鑫汇公司约定付款时间，故其诉请鑫汇公司自2013年9月24日起向其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鑫汇公司依法应自王春花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16日起向王春花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而因王春花诉请鑫汇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向其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故本院对其此项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鑫汇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50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50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 三、上诉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王春花付款3,756,390元并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756,390元为计息基数，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四、驳回被上诉人王春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920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责任保险费6,880元,合计78,800元,由被上诉人王春花承担36,957元，由上诉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负担41,8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320元，由被上诉人王春花负担28,759元，由上诉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负担32,5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许 峰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