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108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丽顺街1号。负责人：金英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黑龙江佳旭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雨朦，黑龙江佳旭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葛立军，男，198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阅强，黑龙江**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宪龙，男，197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235号天洋华府小区3栋1-3层10号商服。负责人：宋东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达，男，该单位职员。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葛立军、孙宪龙、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9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高雨朦，被上诉人葛立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阅强，被上诉人孙宪龙，被上诉人华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达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人保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5万元的限额内对葛立军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葛立军和孙宪龙按照其过错比例进行分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故发生时，葛立军的身份为“车上人员”，并不是“第三者”，本案也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本案中葛立军不是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对象。1.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葛立军的身份应该认定为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依照本案查明事实，首先，本案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葛立军在静止的机动车上工作受伤，并且葛立军站立的位置同起重机是一体连接的，属于意外事故造成。其次，在摔落前葛立军在货车车体上，系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时，葛立军虽然脱离了车辆，但其伤情系脱离车辆时造成，而不是在脱离车辆后因车辆的移动对其碾压或者碰撞而受伤的，葛立军脱离车辆、跌落摔伤是一瞬间完成的连贯事件，中间并无停顿，不应将其割裂来看，该种情形不存在从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交强险以及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目的就是车辆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对于车体外的非本车人员，即第三者因车辆对其造成碰撞、碾压而进行赔偿的。而这里的第三者的参照物就是事故车辆本身，是指事故发生的瞬间伤者同车辆是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的，而本案葛立军不符合这一相对参照衡量标准。2.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相关的确认，例如201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0年第3集。总第43集）发布题为“被保险车辆中的‘车上人员’能否转化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指导性案例，明确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即当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本车人员脱离了被保险车辆，不能视其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应将其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赔偿范围的理赔对象。第三人的范围涉及强制保险制度的整体，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因素。如果不当扩大第三人的范围，可能会造成整个制度的不堪重负，最后反倒不利于多数受害人的赔偿。具体而言，第三者的范围不宜作扩展性解释。因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是一定的，如果把本车人员在特殊形态下也纳入“第三者”的范围予以赔偿，则势必相应减少本车直接侵害的“第三者”的赔偿数额，有悖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设立目的。从解释论的立场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目的，它保护的是确定的利益群体。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考虑，不应对“第三者”的范围作扩展性解释。3.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采纳了“固定说”，否定了一审法院所谓的“可转化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交强险第三人的范围]仅对特殊情形下的投保人可转化为第三者做了规定。而就实践中其他“第三者”范围问题，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表达了最高院的司法观点，该书先后对比了“可转化说”和“固定说”的观点，最终明确认可“固定说”观点。二、对于葛立军受伤造成的损失，人保公司仅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5万元内承担赔责任，理由如下：1.《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总则，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者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2.本案中的车辆之所以在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同时，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目的也是防止车辆在使用中，司机驾驶或者在车上工作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人身损害从而能获得保险救济的权利。这也正是通俗理论中阐述的三者险赔相对方，车上人员赔偿自己。本案，判断葛立军是否为第三者，应当根据对事实和法律法规的分析来确定，一审法院认定葛立军为“第三者”是错误的，有违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亦有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审判原则。葛立军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立军受伤应该由人保公司在商业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孙宪龙辩称，孙宪龙购买的商业保险，应该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华安保险公司辩称，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与华安保险公司无关，华安保险公司同意一审判决。葛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孙宪龙、华安保险公司、人保公司赔偿医疗费35,636.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残疾赔偿金123,780元（30,945元/年×20年×20%)、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费用17,732元（22,165元×8年×20%÷2人)，鉴定费910元，共计189,758.9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孙宪龙是车牌号为湘Ａ×××××车辆的车主，贾鑫慧系其雇佣的司机。2016年6月4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万宝派出所出具证明：在哈尔滨市××××大道的工地门口，车牌号为湘Ａ×××××的吊车在停车时，司机贾鑫慧把吊车大臂扬起来让葛立军去拿钢丝绳，葛立军用小钩把绳子挂上后，贾鑫慧操作吊车手柄作摆臂动作，吊车大钩摆动把葛立军撞掉车下，造成脚骨骨折。经协商，此次事故责任由贾鑫慧及吊车承担，负责葛立军的所有医疗费及误工费等费用。葛立军受伤后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为2016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21日，花费医疗费35,636.96元。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葛立军左跟骨粉碎性骨折钢板内固定术后评定为玖级伤残。另查明，孙宪龙于2016年3月24日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016年3月19日，孙宪龙在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5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责任限额50,000/座*1座。再查明，2019年度黑龙江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945元/年，2019年度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2,165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孙宪龙雇佣的司机贾鑫慧在操作吊车作业过程中，造成葛立军损害，孙宪龙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问题，国务院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应当理解为对机动车通行事故受害人的权益保障，而不应扩大到所有与机动车相关的事故中。依照《条例》第四十三条关于“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比照适用本条例”的规定，对发生事故的机动车处于“通行”状态的条件，或者机动车处于停车状态下的施工作业等情况下发生的事故，则不属于《条例》适用范围。综上，华安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车上人员险保障的是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分为司机座位和乘客座位。车上人员责任险，即车上座位险，是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乘客部分。本案中，葛立军在发生事故时，并不是车辆乘客，亦不在被保险的车辆座位上，其不属于车上人员，而是第三者，应由人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葛立军主张的医疗费35,636.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残疾赔偿金123,780元（30,945元/年×20年×20%)、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费用17,732元（22,165元×8年×20%÷2人)，鉴定费910元，有相应证据、鉴定意见及相关标准为据，上述费用合计189,758.96元，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上述费用由人保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综上，对要求孙宪龙、华安保险公司、人保公司赔偿医疗费35,636.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残疾赔偿金123,78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费用17,732元、鉴定费910元，共计189,758.9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葛立军医疗费35,636.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残疾赔偿金123,78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费用17,732元，鉴定费910元，共计189,758.96元；二、驳回葛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95元，由人保公司负担。人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给付葛立军。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葛立军的身份认定是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因案涉吊车湘Ａ×××××系建筑施工所使用车辆，故对其操作应严格遵守安全规程，以避免发生事故。针对案涉车辆系吊车的特殊性，本院认为，应从对危险的控制力角度，以一般标准区分“车上人员”与“第三者”。案涉事故发生时，受害人葛立军系站在吊车上使用小钩挂绳子，其并未在普通人常规认知的有保护的驾驶室内。葛立军对吊车可能带来的危险并无实质控制力，故应认定其身份系处于弱势的“第三者”。本案中，对于葛立军是否属于车上人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故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庭审中，人保公司主张本案发回重审时，葛立军增加诉讼请求一审予以支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该条法律系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适用法条。本案系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故不适用该法条。人保公司的该主张不成立。庭审中，人保公司主张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应按2017年葛立军首次起诉一审辩论终结前的赔偿标准计算，不应按2020年重审时辩论终结前赔偿标准计算的请求。经审查，人保公司在一审重审时提出《司法鉴定适用标准异议申请书以及重新鉴定申请书》，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给鉴定中心出具询问函，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答复函。一审采用该答复函作为有效证据，故一审按2020年重审时辩论终结前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人保公司的该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5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已交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静审判员 蔡耘耕审判员 齐 跃（）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杨航书记员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