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文信，男，1963年5月23日出生，回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黎朝，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锋，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文信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称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6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文信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马文信最后工作时间至2002年5月，事实上马文信没有最后终止工作时间。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工作任务与工作岗位是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工作岗位与工作任务混为一谈。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是金融业务岗位，一直没有改变。马文信一直要求并等待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安排工作任务，从没有忘记自己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身份，不存在最后终止工作时间。《关于谢兴云等同志任免的通知》任命马文信为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资产风险监管部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聘任期为2000年12月26日至2003年12月26日。2002年5月马文信并没有收到解聘的书面通知，一直从事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的工作任务，是在职在岗人员，不存在最后工作时间。二、《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穗司鉴204401000618000049）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第4页明确注明，本鉴定意见书未经本所或委托方同意，不得复制。马文信是委托人，鉴定意见书的所有权归马文信和鉴定单位共同拥有，未经所有权人同意，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无权取得。农业银行广州分行通过第三方不合法取得鉴定意见书，严重违反鉴定制度的法律规定，侵犯了个人隐私权，鉴定结果不真实。《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显示，收信人为营业部领导，属于私人信件性质，不是马文信给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正式公务文书，不应该作为马文信公务文书的依据。假设《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是公务文书，收信人应该有审批意见的书面答复，有用人单位办理买断工龄的手续，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收信人以书面方式及时有效回复发信人，也没有为马文信办理买断工龄的手续，更加没有买断工龄的事实。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在仲裁阶段出示《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时，马文信才知道该申请的存在。马文信单方提出鉴定申请，证明马文信不是《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的制作人。三、《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单方制作的，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没有证据证明马文信持有《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长方形名章。马文信提交了1992年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向广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的证明文书，证明正方形名章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指定马文信用于办理银行业务使用的唯一名章，长方形名章的出现是无效用印，没有证据证明马文信持有并使用长方形名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马文信长方形名章明显只有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单方持有，并冒用马文信盖章，严重侵犯马文信的合法权益。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显示的长方形名章是无效用章，《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与《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是三方合同，单方修改明显不合法，按照银行审贷分离的审批流程，《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审批人只是负责审批，不能从事贷款的其他工作，包括合同修改，《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修改不属于审批人的职责范围，长方形名章作为修改用印，不符合贷款业务办理的规定流程，同时不符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公证证明所指定使用的长方形名章。此外，《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有多处涂改的修改痕迹，合同不完整、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个人要求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栏不是手写字体，明显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打印上去的，签名栏也没有马文信的签名确认，证明该通知书不是马文信亲自填写并提交。《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理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中的理由是“卖断工龄”，证明申请书与通知书不是同一人提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显造假。（三）《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填表时间为2002年4月22日；学历：本科；毕业学校：江西财经大学，所学专业：金融学。马文信提交毕业证书证明毕业时间是2003年7月12日，而2002年4月22日填表时马文信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证明通知书是事后补制的。（四）《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行领导意见栏显示“5.14”，没有审批日期，更没有年份，实质是审批不明确，没有确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广东省社会个人缴费证明》证明参保人是马文信，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缴费单位，2002年6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马文信缴纳失业保险，证明2002年6月马文信仍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双方劳动合同没有解除。马文信个人医保缴费的系统显示，缴费单位和编号均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证明马文信一直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四、1997年10月28日，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决定权，用人单位作出不同意的决定结果，不发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作出同意的决定结果但不书面答复送达员工，同样不发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事实上，马文信没有收到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答复，证明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劳动合同没有解除，双方至今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五、多年来，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一直沟通安排工作任务，实质是表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马文信一直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反映，但因马文信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故一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于是，马文信多次到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办公场所提出交涉工作问题，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上级部门发出《关于安排工作和解决社保医保补缴的请求》的信件，但收信人均没有书面回复，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也没有书面答复不安排。在2020年仲裁阶段时，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忽然出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马文信从不知道这份通知书，如果有通知书，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何不早出示。在马文信不知情的情况下，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没有为员工缴交社保、医保，马文信一直作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却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不及时缴交应交的保费，导致社保、医保系统显示暂停缴交社保、医保费的现象，直接影响马文信现在医疗及今后养老的社会保障。《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的三十天内，为员工停缴和转移有关社会保险基金、开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办理公积金封存或转移手续等手续。但马文信从没有收到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书面材料，没有办理任何离职手续，也没有收到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马文信的人事档案、劳动手册现仍由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管理，马文信的人事管理一直属于广州农业银行。2002年6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作为缴费单位为马文信缴纳失业保险，说明2002年6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仍有为马文信购买社保的行为，证明原审法院认定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购买社保至2002年5月错误。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以不存在的2002年5月最后工作时间作为劳动争议的发生时间，错误认定超过仲裁时效。综上，马文信请求：1.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6439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马文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承担。被上诉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查明，一、劳动合同签订情况：1997年10月28日，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原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劳动者工作岗位：《劳动合同书》中载明马文信从事的岗位为金融业务岗。三、马文信最后工作时间：马文信在仲裁庭审中自述其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处工作至2002年5月底，但在原审庭审中对该自述予以否认，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称马文信的最后工作日是2002年5月14日。四、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马文信提交《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经审批同意后出具《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马文信认为其未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终止劳动关系。五、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为2002年5月14日，马文信不予认可。六、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根据马文信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9年12月20日向广州市总工会提交《绝境救助信》，其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于2020年2月18日对此以《信访来信答复》的方式，告知马文信核查情况及相关建议，马文信对此不予认可，自此，双方产生劳动争议。七、申请仲裁时间：2020年3月26日。八、仲裁请求：1.确认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自1980年12月起至2020年3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2.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履行双方在1997年10月28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按照原岗位（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或同级别安排工作；3.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向马文信按照原岗位（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或同级别支付2002年6月至2020年3月的工资福利待遇合计216万元；4.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马文信补缴2002年6月至2020年3月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当庭撤回）。九、仲裁结果：驳回马文信的仲裁请求。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一）2002年4月12日，马文信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交《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其中写明马文信为开拓自己发展空间，申请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马文信认为其并未交该申请，否认该申请的真实性。仲裁中，马文信申请对《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中其签名笔迹与样本上其签名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经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双方同意，确定由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申请人”栏内“马文信”签名笔迹与提供样本上“马文信”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二）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交《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其中个人（本单位）要求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一栏载明“开拓新领域，服务社会，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自我价值”，签名（或签章）处盖有马文信的长方形印章，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一栏载明的是江西财经大学和金融学，其后该通知书经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力资源部、总务部和行领导审批，同意马文信解除劳动合同，行领导意见落款日期为5月14日，其他载明日期的部分均写明年份为2002年。马文信否认该通知书的真实性，认为上述印章并非其印章，行领导意见的落款时间未注明年份，且其在江西财经大学的毕业时间为2003年，而该通知书上却载明其毕业学校系江西财经大学，而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则认为马文信有多枚印章，该通知书上加盖的长方形印章为马文信所有，为此提交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一份为据。（三）根据马文信提交的毕业证书显示，马文信于2003年7月12日获得该毕业证书，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了马文信的人事档案学习简历页，主张该学习简历页系马文信于2001年2月20日填写，其中记载1998年9月至今，马文信就读江西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本科课程，未记载是否已毕业或结业、肄业。（四）《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合同期内员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辞职）的，应当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在收到通知的三十天内书面答复。……若用人单位同意员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属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不承担违约责任，用人单位也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的三十天内，为员工办理以下辞离手续……（一）为员工停缴和转移有关社会保险基金；（二）填写《劳动手册》和开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交给员工本人；（三）将员工的档案材料转员工户口所在地劳动部门管理；（四）按规定为员工办理公积金封存或转移手续。（五）若员工失业的，须到所在地的省或市劳动服务公司失业救济处（科）为员工办理失业救济的申报手续。若员工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时办理第四十条约定事宜的，应在限期内向用人单位提出迟延办理书面申请，经用人单位书面同意后，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则用人单位也不受第四十一条的限制。”（五）马文信提交的存量个人基本信息、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及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上单位名称仍显示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账户状态为封存，缴至年月为2002年5月。马文信据此主张其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认为人事档案、社保、公积金等的转移需要劳动者提出申请转走才能转走。十一、马文信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自1980年12月起至2020年7月16日（暂计时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决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履行双方在1997年10月28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按照原岗位（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或同级别安排工作；3.请求判决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向马文信按照原岗位（不良资产管理科副科长）或同级别支付2002年5月至2020年6月（暂计时间）的工资福利待遇，该工资福利待遇统计数据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处，请求依法予以查实；4.请求判决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马文信补缴2002年6月至2020年7月（暂计时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以上事项中，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审查马文信诉请的前提是确认其诉请事项是否已过仲裁时效，此亦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马文信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最后工作时间，虽然马文信在原审庭审中表示不认可仲裁庭审笔录中所记载的其在仲裁庭审时陈述的最后工作日，但又未能推翻其在仲裁阶段的自述，故结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主张，原审法院确认马文信最后工作时间至2002年5月。关于马文信是否提交了《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的问题。马文信主张其并未提交该申请，且不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在仲裁期间，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就此产生争议并由马文信提出鉴定申请。鉴定结果显示该签名为马文信本人签名，马文信予以否认，却无法提交足以推翻该鉴定结果的证据，在无证据证明相关鉴定存在程序违法等情况下，原审法院确认该申请上的签名为马文信所签，该申请为马文信所提交。关于《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马文信的盖章是否为其本人印章的问题。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称在马文信提交了前述申请后，便启动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审批流程，该通知书上系马文信盖章（长方形印章），并经部门、人力资源部、总务部和行领导审批通过，确认同意马文信提出的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马文信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通知书上的盖章并非其本人印章，提交了1992年其作为银行信贷科副科长为方便贷款合同办理的公证《证明》一份，并提出其中的正方形印章为其本人唯一使用的印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认为马文信在工作期间使用的印章不止一枚，并提交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一份，其中第一条数字涂改处盖有马文信的长方形印章，合同落款处亦有马文信作为负责人的签名。原审法院认为，该《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与第三方机构所签，马文信作为该合同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方的负责人在落款处签名，足以证明该合同是真实存在的，其中第一条处的马文信盖章，也符合常人在自己书写文字处涂改后加盖印章的情况，故原审法院采信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有关马文信不止有一枚印章的说法。至于马文信称上述通知书上行领导意见处未载明年份的问题，因该通知书多处均填写了2002年，且行领导意见一栏的5月14日也符合通知书审批各流程的时间顺序，足以说明此处年份亦为2002年，马文信以此为由对该通知书不予认可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马文信称上述通知书上的毕业学校记载的是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而其获得江西财经大学的金融学本科毕业证书的时间在后，因而认为该通知书是后补的。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辩称马文信自1998年入学，原则上2002年前应获得毕业证书，而马文信在2003年才获得毕业证书不会影响马文信会从该校毕业，故涉案通知书不是后补的。原审法院认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载明的毕业学校和专业，只能说明马文信的学历学位状态，其于2002年是否已毕业，不影响其已在江西财经大学入学就读并可能毕业的事实，且与马文信自行填写的人事档案学习资料上所显示的毕业院校是一致的。鉴此，原审法院确认该通知书的真实性，对马文信有关该通知书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后补的主张不予支持。另，马文信认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未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其主张该条规定要求农业银行广州分行需与马文信协商一致解除。结合上述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马文信属于在合同期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已提交了《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履行了通知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义务，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应在收到申请后三十天内书面答复，该“书面答复”从文义上理解，并非指农业银行广州分行需与马文信协商，而是一种告知的义务，且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也确实履行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审批流程并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方式通知马文信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马文信的该项主张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马文信以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等为据，主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仍为其工作单位，但事实上因马文信一直未在劳动合同解除后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办理离职手续并告知可以转移接收的单位，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无法按照上述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履行公积金等的转移手续，且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上确显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马文信购买社保至2002年5月，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马文信离职的时间一致，故马文信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马文信至今仍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其该项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此外，马文信表示其自2002年6月起一直在等待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安排工作，但至今多年来却从未就此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或及时采取仲裁等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既不符合常理，也脱离实际，故马文信请求确认其至今仍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结合上述分析，马文信最后工作时间为2002年5月，其于2020年3月26日申请仲裁，已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且马文信所主张的要求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其补缴社保和公积金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调处。因此，原审法院对马文信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马文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马文信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马文信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拟证明2002年6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有缴纳马文信的失业保险的事实，2002年6月马文信仍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员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没有解除；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粤农营发【2000】250号《关于启用新的文本的通知》，拟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劳动合同制实施办法》作为劳动合同双方约定的组成部分，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对此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在2002年5月停缴三险一金，2002年6月停缴失业保险，因为当时各社保项目并非由一个部门管理，所以才产生停缴的时间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认可其证明内容，马文信对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用人管理制度存在一定误解，马文信对其引用的部分解读有问题，实施办法第36条允许员工在职期间行使劳动法的权利进行单方解除，只是农业银行保留为其办理离职手续的权利，而实际上马文信已经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也完成了相应手续。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自员工向用人单位递交离职申请30日后视为自动行使单方解除权。二审期间，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亦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3年4月13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2.1992年8月27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3.1992年9月12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述证据拟证明马文信在职期间曾使用包含《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简体“马文信”字样的长条形印章在内的多枚印章，这符合银行业从业人员因长期使用印章导致印章磨损并频繁更换的行业特点及习惯。马文信对此认为，马文信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没有证据证明马文信持相关印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上述其中两份合同中，有两种不同的长方形印章，一个马是简体字，一个马是繁体字；上述证据一直保存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处，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现在才提供，超出法定的举证期限。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自2002年5月至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是否应当按照原岗位或同级别为马文信安排工作并支付2002年5月至今的工资福利待遇。关于马文信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最后工作时间。马文信以从未收到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为由，主张不存在最后工作时间。但是，根据马文信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分行劳动合同制员工劳动合同书》《关于谢兴云等同志任免的通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等证据，均不能证明马文信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马文信在仲裁庭审时自认其最后出勤日为2002年5月，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亦显示，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马文信购买社保至2002年5月，结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关于卖断工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可知，马文信于2002年4月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该申请书落款处有马文信的签名，经鉴定确为马文信本人所签，而通知书上则加盖了马文信长方形的印章和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各部门的公章。虽然马文信对其长方形印章不予认可，主张上述通知书是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应诉单方制作的，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马文信称其自2002年6月起一直在等待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安排工作，但多年来马文信从未就此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权利或及时采取仲裁等法律途径寻求救济，显然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马文信于2002年4月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于2002年5月确认同意马文信提出的申请，此后，马文信未再向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提供劳动，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也不再向马文信发放工资并停缴社保，双方劳动关系已实际解除。现马文信要求确认其与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按照原岗位或同级别为其安排工作并支付2002年5月至今的工资福利待遇，已超出一年仲裁时效，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马文信要求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为其补缴社保和公积金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马文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马文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泽如李芳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