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5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全雷，男，197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鲍寒玲，女，198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轩，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佳，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贤玲，女，197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曹全雷、鲍寒玲因与被上诉人李贤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全雷、鲍寒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贤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曹全雷与鲍寒玲系在曹全雷与李贤玲已同居生活期间突然复婚，依据鲍寒玲当庭陈述，因曹全雷、鲍寒玲复婚后要求李贤玲搬出，故由曹全雷与李贤玲商量对李贤玲的补偿事宜”，该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符。1.曹全雷与李贤玲认识后，鲍寒玲因考虑到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完整的家庭决定和曹全雷复婚，双方于2016年11月28日复婚，因双方已复婚，李贤玲离开了曹全雷处。并不存在一审所述的因曹全雷、鲍寒玲复婚而曹全雷对李贤玲进行经济补偿。曹全雷并未承诺过对李贤玲有经济补偿，双方也未对此有过任何约定。2.一审法院称“鲍寒玲在庭审中表示‘补偿是曹全雷与李贤玲商量的，不是跟我商量的’”，并据此认为鲍寒玲在与曹全雷复婚后知晓“对李贤玲予以补偿”的事实，鲍寒玲对此是知晓并默认的，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鲍寒玲在庭审中表示“补偿是曹全雷与李贤玲商量的，不是跟我商量的”的意思是关于补偿事宜其根本不清楚，其也没有和李贤玲商量过补偿事宜。且鲍寒玲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陈述其是在今年过年1、2月份才得知曹全雷在复婚后给李贤玲花钱的，从而也说明其根本不可能在复婚后知道“对李贤玲予以补偿”的事实，更不可能对此事是默认的。二、一审法院认为曹全雷、鲍寒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款项系补偿之外的赠与，该举证责任分配有误。曹全雷、鲍寒玲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曹全雷向李贤玲的款项交付均在与鲍寒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李贤玲认为此款项系曹全雷对其的补偿款或其他款项，其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然而李贤玲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却认为曹全雷、鲍寒玲未尽系补偿之外的赠与的证明责任，明显强加给曹全雷、鲍寒玲举证证明义务。三、李贤玲在一审中的陈述及抗辩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也不能证明曹全雷交付给其的款项的性质系补偿款及其他款项。曹全雷、鲍寒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即李贤玲出具给曹全雷的135000元收条），该款项是由证据4和证据6的金额所组成，李贤玲称其出具该收条是曹全雷向其借款，曹全雷向其还款后其把借条撕掉了，后其向曹全雷出具该收条表示其收到该款项。李贤玲认为该135000元是借款的还款，而其在对证据4的质证时称曹全雷转账给其的1000元和4000元系给其的补偿款，在对证据6的质证时又称2017年4月16日曹全雷转账给其的5万元和3万元是曹全雷向其借款73000元的还款，2017年4月26日曹全雷转账给其的5万元，李贤玲抗辩称35000元是补偿，其余是油钱。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一审将其均认定为补偿款明显不当。曹全雷、鲍寒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3，李贤玲抗辩称是曹全雷给其的补偿款，分期给，每月5000元，从一月份开始每个月打5000元。然而根据曹全雷、鲍寒玲提交的证据3，曹全雷自2016年12月2日即转账给李贤玲5000元，并非从一月份开始，金额也分别有5000元和4000元（详见曹全雷、鲍寒玲一审提交的书面举证意见）。由此可见李贤玲陈述的所谓补偿款金额、付款时间均与曹全雷、鲍寒玲所提交的证据不符，补偿款系李贤玲编撰出来的。曹全雷、鲍寒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4，李贤玲抗辩称是曹全雷给其的补偿款。该款项是因为曹全雷和鲍寒玲复婚后，曹全雷又和李贤玲在一起，曹全雷为和李贤玲在一起为购买房屋向房屋中介、原房主支付的中介费1000元和定金4000元，结合证据6的曹全雷为李贤玲支付的共计13万元购房款，也能证明该款项与补偿款无关，是为购买房屋支付的房款。曹全雷、鲍寒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李贤玲抗辩称是曹全雷向其借款63000元转账和1万元现金的还款，纯属编撰。根据曹全雷、鲍寒玲提交的证据7，曹全雷认可曾向其借款63000元，但曹全雷已于2017年3月30日还款6000元，尚欠的57000元已从总款项中予以扣除，故证据6中的2017年4月16日曹全雷转账给其的5万元和3万元与借款还款无关。李贤玲所谓的现金1万元的借款也根本不存在，利息也不存在，李贤玲也未提供任何证明借款及利息存在的凭据。至于2017年4月26日曹全雷转账给其的5万元，李贤玲抗辩称35000元是补偿，其余是油钱，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综上，李贤玲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难以令人信服。一审毫无依据地认定曹全雷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均系情感道德领域范畴，该认定也与李贤玲的陈述抗辩不符，并据此推测鲍寒玲对此事知晓是默认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损害了曹全雷、鲍寒玲的合法权益。李贤玲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全雷、鲍寒玲在对待家庭婚姻问题上极不严肃，是在开婚姻儿戏，2007年7月16日结婚，2015年离婚，后又于2016年11月28日复婚，于2017年6月16日再次离婚。2015年曹全雷第一次离婚后，2016年3月他在网上聊天与我认识了，不久我们就同居了，我们是自由恋爱，并于2018年3月19日登记结婚，成为合法夫妻。后因感情不和，于2019年12月27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因曹全雷与鲍寒玲第二次离婚中要支付前妻29万元财产归并款，我帮曹全雷支付了银行转账63000元加利息7000元，还有1万元现金，合计8万元。另有一些油费以及他平时开销借用我的钱计2万元。总计向我借款10万元。我之所以借给他是因为他要想和我结婚，所以这是他应该还给我的，还有35000元是我与曹全雷恋爱期间他又忽然和前妻领证复婚然后再告知我并抛弃我的情感欺骗补偿款。所以，全部加起来曹全雷应该归还支付我135000元，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确认。曹全雷、鲍寒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贤玲向曹全雷、鲍寒玲返还钱款10万元。2.诉讼费由李贤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全雷、鲍寒玲原系夫妻关系，分别于2007年1月、2012年4月生育一女、一子。鲍寒玲于2015年3月1日起诉曹全雷要求离婚，后经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鲍寒玲于2015年12月1日再次起诉要求与曹全雷离婚，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6日判决鲍寒玲与曹全雷离婚，并判决夫妻共同房产归曹全雷所有，曹全雷支付鲍寒玲财产归并款29万元。曹全雷、鲍寒玲离婚之后，曹全雷认识了李贤玲，双方在曹全雷处同居生活。在曹全雷与李贤玲同居之后，鲍寒玲回曹全雷处探视小孩，并于2016年11月28日复婚。复婚后鲍寒玲也住到了曹全雷处，并要求李贤玲从曹全雷处搬出，且在庭审中鲍寒玲表示“补偿是曹全雷与李贤玲商量的，不是跟我商量的”。2016年12月1日左右，李贤玲自曹全雷处搬出，搬出后，曹全雷将李贤玲介绍至自己上班的工厂工作。2017年6月16日，曹全雷与鲍寒玲因感情不合，再次协议离婚。2018年3月19日，曹全雷与李贤玲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合，于2019年12月27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一审另查明，曹全雷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2月10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22日、2017年5月7日、2017年6月7日转给李贤玲5000元、5000元、4000元、6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2017年3月1日，李贤玲分7笔，每笔9000元，共转账给曹全雷63000元，该款项于当天由曹全雷转账给鲍寒玲。另外，2017年4月16日，曹全雷通过苏州银行尾号为3433的卡号向李贤玲分两次各转账5万元、3万元，于2017年4月26日转账5万元。2017年4月24日，曹全雷为李贤玲支付购房中介费1000元、房款4000元。2017年4月26日，李贤玲向曹全雷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收曹全雷人民币拾叁万伍仟元人民币”。针对以上的款项往来，曹全雷、鲍寒玲认为，李贤玲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收条》中的135000元涵盖了之前通过银行卡、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部分款项。曹全雷、鲍寒玲要求李贤玲返还的10万元，系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2月10日、2017年5月7日、2017年6月7日分五笔共转账给李贤玲的22000元、2017年4月24日为其支付的中介费1000元、房款4000元加上曹全雷通过苏州银行转款的13000元共计157000元，扣除2017年3月1日李贤玲转给曹全雷的57000元（即李贤玲于2017年3月1日转给曹全雷的63000元，据曹全雷称已归还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曹全雷向李贤玲的款项交付均在其与鲍寒玲第二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曹全雷、鲍寒玲系在曹全雷与李贤玲已同居生活期间突然复婚。依据鲍寒玲的当庭陈述，因曹全雷、鲍寒玲复婚后要求李贤玲搬出，故由曹全雷与李贤玲商量对李贤玲的补偿事宜。曹全雷、鲍寒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款项系补偿之外的赠与。综合曹全雷、鲍寒玲、李贤玲三人复杂的情感经历、鲍寒玲在与曹全雷复婚后知晓“对李贤玲予以补偿”的事实后，法院认为，曹全雷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交付属于情感道德领域的范畴，鲍寒玲对此也是知晓并默认的。现曹全雷、鲍寒玲在曹全雷与李贤玲结婚后又离婚的情况下，要求李贤玲返还，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曹全雷、鲍寒玲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李贤玲向本院提交信用卡对账单一份、银行流水一份，用于证明李贤玲和曹全雷约定了利息。经质证，曹全雷、鲍寒玲认可前述证据，但认为曹全雷只收到了63000元，没有约定利息，且这笔钱从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中予以了扣除。曹全雷称，案涉款项是李贤玲主动借给曹全雷的，所以没有讲过要给利息。李贤玲主动借给曹全雷是为了让曹全雷和鲍寒玲离婚。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曹全雷、鲍寒玲要求李贤玲返还的10万元，系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2月10日、2017年5月7日、2017年6月7日分五笔共转账给李贤玲的22000元、2017年4月24日为其支付的中介费1000元、房款4000元加上曹全雷通过苏州银行转款的13000元共计157000元……已归还9000元）”处，“13000元”应为“13万元”，“9000元”应为“6000元”。二审中，本院问：“本案中主张的这些款项，你为什么要给李贤玲？”曹全雷答：“我和鲍寒玲婚姻存续期间，李贤玲说房地产比较好，我手里又有钱，这个钱是我和鲍寒玲的共同房产办的贷款，她骗我说我们共同投资买房，我就给她打了钱，当时她说是投资买房，我怎么可能给她买房呢？”本院问：“你主张是赠与，现在说是共同投资买房的钱，你当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曹全雷答：“我从来没有说过是赠与，这是一审法院的主观意思。前面打的钱是还她的钱，后面打的钱是共同投资买房的钱，共同投资的房子是指现代城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我们共同找的中介，当时找的房主，我这边都有微信记录，购房合同的定金签的是我和李贤玲的名字，房屋买卖合同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交钱的时候我让李贤玲打了一个借条，她给我写的是收条，内容是今收到曹全雷13万元，一部分定金和中介费都是我交的。”本院问：“所有你和李贤玲的往来中，除了13.5万元是投资买房的,其他的钱是什么钱？”曹全雷答：“是她向我借的钱，她向我借的钱没有还，所有加在一起是10万元。”除上诉状上的内容和前述二审查明的事实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本案曹全雷和鲍寒玲共同作为原告起诉，一审中二人主张李贤玲返还款项10万元，依据的理由是曹全雷未征得鲍寒玲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李贤玲，损害了鲍寒玲的财产权益，赠与行为无效，且曹全雷、鲍寒玲否认案涉款项系给与李贤玲的补偿款。但二审中曹全雷本人陈述，案涉款项部分系基于共同出资购房而给付，部分与借款有关，据此，曹全雷认为案涉款项并非赠与，而曹全雷、鲍寒玲一审是基于赠与无效而要求李贤玲返还10万元，其主张返还的事实基础明显与曹全雷的二审陈述不一致，故本院对曹全雷、鲍寒玲以赠与无效为由要求返还不予支持。二、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李贤玲辩称部分是曹全雷向其归还借款和利息、部分系曹全雷给其的补偿款、油钱，而曹全雷称部分系共同出资购房、部分与借款有关，双方在本案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全部的主张，因本案系以赠与无效要求返还，故本院在本案中对李贤玲辩称所涉事实及曹全雷二审所述款项性质相关事实不再进一步审查。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曹全雷、鲍寒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是飞烨审判员  刘岳庆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