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21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建伦，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之三，公民身份号码为441××××××××××××53X。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广东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62××××××××××××11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本强，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锦英，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惠桐，男，1960年2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港澳证件号码为D×××××××，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新围。注册号：441××××××××8235。法定代表人：李某1。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远航，男，197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1××××××××××××016。上诉人廖建伦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吴惠桐、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富公司）、胡远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建伦上诉请求：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1.解除廖建伦与李某1、吴惠桐签订的《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2.李某1、吴惠桐返还廖建伦股权转让款500000元（其中李某1应返还125000元，吴惠桐应返还375000元）及占用资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3.源富公司与李某1、吴惠桐在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占用资金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胡远航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胡远航、吴惠桐未提供代持股权的证据，即使廖建伦知悉也不能构成自认，不能据此认定股权代持。虽然廖建伦在一审确认其在签署协议时知晓吴惠桐为隐名股东，但廖建伦只是听吴惠桐本人陈述，签订合同时并未见过胡远航。因此如果吴惠桐或者胡远航不能出示代持协议以证明代持法律关系，即使廖建伦知悉胡远航为吴惠桐代持股权，依照法律规定也不能构成自认。李某1、胡远航在签订合同时是源富公司的股东，吴惠桐为胡远航的亲属。对于李某1、吴惠桐、胡远航来说，廖建伦就是外人，不排除李某1、吴惠桐、胡远航恶意串通损害廖建伦的合法权益。（二）从《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属于吴惠桐代理签字，效力待定。《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载明吴惠桐为隐名股东。从合同主体上来看，乙方为胡远航，但胡远航并未在合同上签字，签订本协议时也不在场，由吴惠桐在乙方签字栏签字，吴惠桐是代表胡远航签字，如果没有胡远航的授权或者追认的情况，吴惠桐是无权代理行为。（三）假定吴惠桐有权代理胡远航签字，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结合本案，股东李某1、股东胡远航在对外转让股权时，即转给新股东廖建伦时，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李某1和胡远航都要同意，但胡远航并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本案，源富公司的章程是如何规定的，一审并没有查清，源富公司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公司章程，导致无法认定转让是否符合源富公司章程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四）《股权转让协议》因增资可能为增资协议而非股权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2012年10月25日，源富电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现丙方投资入股源富电子公司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截止2012年10月26日甲乙丙三方确认源富公司总资产为贰佰壹拾万元整”。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公司增资是指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拓宽业务、提高公司的资信程度而依法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行为。由此可见，源富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应当属于增资而非股权转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显然错误。（五）案涉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可能为债转股协议，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廖建伦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其与李某1、吴惠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的担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以上情况如果属实，那么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李某1、吴惠桐、胡远航从未组织召集召开股东会，廖建伦也从未行使股东权利，根本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不清楚源富公司的经营状况，李某1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等，廖建伦可以撤销协议。（六）合同签订和合同的履行是不同概念，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签订，廖建伦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合同款项，履行了义务，但是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胡远航没有通过发放股东资格证书等方式确认股东资格，也没有让廖建伦履行股东权利，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胡远航没有履行合同。被上诉人李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廖建伦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一审判决认定胡远航代吴惠桐持有源富公司的股权事实清楚，廖建伦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事实不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廖建伦正是基于胡远航是代吴惠桐持有源富公司股权，所以在一审起诉没有将胡远航列为被告，而是直接将吴惠桐列为被告。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款收条均由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签字盖章，证明廖建伦及源富公司均确认吴惠桐为实际股东。3.一审庭审中，源富公司及李某1均确认胡远航代吴惠桐持有源富公司股权之事实。源富公司员工农时精、王招萍均出庭作证证明公司老板为李某1、吴惠桐、廖建伦三人，源富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就是这三个老板，员工农时精、王招萍所称的老板就是指公司的股东。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但该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涉及身份关系的”中的“身份关系”仅指包括婚姻关系、收养关系、亲子关系，不包括股东身份关系，股东身份适用自认的法律规定。（二）基于一审查明吴惠桐为源富公司隐名股东之事实，吴惠桐有权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名，转让股权经持有源富公司100％股权的两个股东同意，不存在效力待定或无效情形。（三）廖建伦上诉理由超出一审审理范围，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廖建伦上诉称“《股权转让协议》因增资可能为增资协议而非股权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可能为债转股协议”均不在廖建伦的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也不在一审的审理范围，廖建伦以自己都不能确定的多种“可能”上诉，理由不成立。（四）廖建伦已过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除斥期间，解除权丧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廖建伦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近7年的时间内未主张解除合同，廖建伦主张合同解除的权利已经消灭。（五）源富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上盖章，确认了廖建伦的股东资格，在日常经营中，亦将经营的情况告知廖建伦，不存在没有履行合同的事实。被上诉人源富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李某1的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吴惠桐、胡远航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廖建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廖建伦与李某1、吴惠桐签订的《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李某1、吴惠桐返还廖建伦股权转让款500000元（其中李某1应返还125000元，吴惠桐应返还375000元）及占用资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3.源富公司与李某1、吴惠桐在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占用资金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建伦和李某1，以及胡远航系内地居民，吴惠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源富公司系在广东省东莞市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源富公司的登记股东为胡远航(占股60%)及李某1（占股40%），其中李某1为源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26日，廖建伦与李某1、吴惠桐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抬头处显示甲方为李某1，乙方为胡远航，丙方为廖建伦。《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确认截至2012年10月25日，源富公司总资产为160万元；现丙方投资入股源富公司50万元；截至2012年10月26日，甲乙丙三方确认源富公司总资产为210万元；甲方同意将所持有源富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5%的股权；乙方同意将所持有源富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15%的股权；丙方付清转让价款后，源富公司股东为甲乙丙三方，甲乙丙持股比例分别为35%、45%、20%。第三条约定：丙方受让源富公司20%股权的价款为50万元。同时，《股权转让协议》对投资收益分成比例、股权转让之优先购买权等也有作出约定，但《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作出约定。合同末甲方落款处由李某1签名，乙方落款处由吴惠桐签名，丙方落款处由廖建伦签名，并且合同末落款处有源富公司的盖章确认。李某1及吴惠桐作为收款人，源富公司作为收款单位，三方于2012年10月20日共同向廖建伦出具了一张《收条》，内容如下：“为了使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现廖建伦先生在2012年10月20日投资东莞市源富电子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廖建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7）粤1971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李某1为源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6年8月未经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准许，擅自将查封的机器设备转移。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23日判处李某1拘役。在2019年10月23日庭审中，李某1以查明事实为由，申请农时精、王招萍出庭作证。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均表示农时精、王招萍曾系源富公司的员工。2019年10月29日，农时精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称其于2015年5月12日入职源富公司，担任生产主管，有时李某1、吴惠桐及廖建伦一起开会讨论生产，其会参与其中。同日，王招萍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称其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源富公司做文员，其任职期间，源富公司刚开始有两个老板，叫李某1和吴惠桐，后来多了一个老板，叫廖建伦，以及称每个月会打三份报表，其中一份是给廖建伦。廖建伦对农时精、王招萍的员工身份不确认。2020年7月30日庭审中，王招萍出庭作证，称其在源富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来货登记、财务流水、仓库进出货登记，其在需要时会准备财务报表供老板李某1、吴惠桐、廖建伦查阅，廖建伦来的次数不多，有时过来与李某1、吴惠桐喝茶，他们开过会，有时会叫她把报表交过去。以上之外，廖建伦表示其自身有个工厂，没时间参与源富公司的经营，当时李某1、吴惠桐说经营缺钱，其就把钱投在源富公司，把其作为股东加入过去，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李某1、吴惠桐告诉其不用作股东的登记，其作为隐名股东即可，也知道胡远航是代吴惠桐持股，且确认看过一些出货情况，但认为那些并非报表。此外，廖建伦还表示，其于2016年底要求李某1、吴惠桐退款，理由是几年的盈亏不清楚，后来出货情况也不能看，后来吴惠桐要搬厂，李某1才告诉说设备要搬走。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廖建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落款为2020年7月30日的《情况说明》，表示：其与李某1、吴惠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的担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其看出货单之类的文件并不能证明其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该些文件只是李某1、吴惠桐为了证明其有还款能力而提供的资料；其在催款时，李某1、吴惠桐均会将该些资料给其看，其从来没有参与股东会表决或任职公司管理，未真正行使股东权利；由于该股权转让仅起担保作用，再加李某1、吴惠桐说不用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本人也没有在意是否办理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廖建伦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收条、（2017）粤1971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李某1提交的证明，以及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廖建伦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结合《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的内容，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廖建伦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又陈述与李某1、吴惠桐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却没有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廖建伦如认为与李某1、吴惠桐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吴惠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即本案为涉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廖建伦与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均同意适用内地的法律解决纠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以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廖建伦诉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如未超过诉讼时效，廖建伦请求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支付利息是否有依据。关于第一个焦点，廖建伦在本案中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权属形成权，不适用消灭时效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提出的廖建伦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应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本案中，廖建伦主要返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依据是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本焦点所需要评析的问题是廖建伦据以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廖建伦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有二：一是吴惠桐并非显名股东，廖建伦受让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是其从未参加股东会决议，未参与经营决策以及未行使其他股东权利，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于第一点理由，廖建伦确认其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吴惠桐为隐名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登记变更事宜，且廖建伦知道自身是作为隐名股东签署协议，未变更股权登记手续未影响合同目的之实现。对于第二点理由，廖建伦确认其有查阅入货情况等，可见其有以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至于廖建伦所称未参加股东会决议及未参与经营决策，是属股权权利行使是否充分的问题，并非没有行使股东权利。廖建伦如认为其参加股东会决议或参与经营决策受阻，其可针对未参加股东会决议及经营决策之事由另案主张权利。此外，廖建伦以未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和未行使股东权利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却在近七年的时间内未主张上述权利，亦不符常理。综上，廖建伦主张案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廖建伦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廖建伦系基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而要求李某1、吴惠桐、源富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利息，在一审法院未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廖建伦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并且无需评析源富公司是否为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廖建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廖建伦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廖建伦在二审调查中确认以下事实：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廖建伦支付的50万元系股权转让的对价，分别受让李某1在源富公司5%的股权和吴惠桐在源富公司15%的股权；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吴惠桐是源富公司的隐名股东，但不清楚吴惠桐的股权系胡远航代持。本院认为，由于被上诉人吴惠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各方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案涉争议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廖建伦在二审调查中已经确认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支付的500000元系股权转让的对价，故对廖建伦提出的案涉协议可能为增资协议或债权股协议上诉主张，本院在本案中依法不予审查。根据廖建伦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二、廖建伦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能否支持。关于焦点一。首先，廖建伦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受让源富公司股权时，核实该公司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情况，是其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廖建伦明确在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吴惠桐是源富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受让的股权包括吴惠桐在源富公司15%的股权，款项也有支付给吴惠桐。廖建伦主张其不知晓系何人代吴惠桐持股，即意味着在廖建伦受让吴惠桐的股权之前，不清楚吴惠桐股权的来源，与常理不符。其次，《股权转让协议》抬头打印的乙方为胡远航，而在乙方落款处签名的为吴惠桐，廖建伦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直至提起本案一审诉讼前，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并未提出异议,可以印证李某1、源富公司、吴惠桐的主张，即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告知廖建伦，胡远航系代吴惠桐持股。再次，根据源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源富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为胡远航持股60%，李某1持股40%，而源富公司、李某1均确认胡远航系代吴惠桐持股。《股权转让协议》上李某1、吴惠桐均有签字确认，即李某1、吴惠桐均确认将自身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廖建伦，不存在廖建伦主张的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及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最后，廖建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吴惠桐、李某1有恶意串通损害廖建伦合法利益的行为。综上，基于廖建伦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确实知晓吴惠桐系源富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受让的系吴惠桐、李某1持有的源富公司的股权，吴惠桐、李某1有权与廖建伦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的协议。廖建伦主张该协议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廖建伦亦未举证证明其要求变更股权登记或者行使股东权利遭拒。廖建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以及存在其他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没有就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廖建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满足解除的条件，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返还股权转让价款，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源富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出让股权的主体，廖建伦要求源富公司对股权转让价款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廖建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廖建伦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关 东王颖盈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