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浙09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裕恩，男，195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街道××路××号，现住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盐仓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盐仓兴舟大道**。 法定代表人余世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勇平、董力豪，浙江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舟山市宇阳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西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陈华瑛。 上诉人王裕恩因与被上诉人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盐仓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盐仓街道办事处）及原审第三人舟山市宇阳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阳拆迁公司）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902行初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坐落于舟山市定海区××街道××路××号，建造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层数一层，主房为砖木结构，辅房小屋为石木结构，位于主房东南角。1991年9月房产首次登记时，建筑面积登记为157.25平方米。1993年8月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时，亦登记建筑占地157.25平方米。2004年1月房产证更换时，亦登记建筑面积为157.25平方米。2007年，因盐仓新区翁洲大道主干道道路建设所需，王裕恩的旧宅列入拆迁范围。拆迁过程中，王裕恩对房产证登记面积提出异议。后在盐仓街道办事处组织下，由街道工作人员、测绘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和王裕恩本人均到场情况下，对涉案房产进行了重新测量，确认主房实际面积为113.93平方米，两间小屋实际面积为44.51平方米，合计158.44平方米。2012年2月1日，原告王裕恩、被告盐仓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宇阳拆迁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一份，涉案主要内容为，原告将涉案合计建筑面积158.44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交付被告拆除，被告给予安置在该街道兴舟社区朱家山头160型联排住宅一套。另外，协议对安置房与原房差价结算、原房搬迁、奖励及安置房交付时间、过渡方式、违约责任等作出了约定。同年5月，王裕恩自觉腾退案涉房屋交付第三人宇阳拆迁公司拆迁。彼时，王裕恩在三方签字的房屋价款结算单即“搬迁付款凭证”备注上“有错可以重算”之字样。2015年6月起，原告以“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上描绘的一间呈不规则四边形的小屋原来实际上是呈标准长方形，为此减少房屋面积达1.798平方米由，开始进行信访。同年7月24日，舟山市定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定海区信访局转来的信访件后，向王裕恩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明确拒绝王裕恩重测面积要求，并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该院对“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图纸进行审核，发现涉案两间小屋在该图纸上被描绘成，一间呈长方形，面积为22.12平方米；另一间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为21.22平方米，两者相加面积为43.34平方米。该面积加上原主房面积113.93平方米，总计157.27平方米（与原登记面积157.25平方米基本一致）。故可推定该“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所描绘的小屋面积实际上是房产证上登记的小屋面积，而非拆迁前经重新测量后确认的小屋面积44.51平方米。另查，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一审法院实地勘验，涉案房屋原址已建成马路，无从查看墙基原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王裕恩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先前按建筑面积158.44平方米计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并要求重新按建筑面积160.23平方米计订立协议。对于当事人主张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协议内容而提起的诉讼，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可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有关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本案中，《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签订于2012年2月，王裕恩在协议签订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不能举证涉案房屋面积计算确有错误。其在诉讼中提供的房屋后檐照片和视频材料形成于协议签订之前，如基于照片和视频能确认房屋面积有错误的话，原告在协议签订之时亦足以作出判断，故其行使撤销权应当自被诉协议签订之日起算，至2020年6月提起诉讼，远远超出了撤销权行使期限。退一步讲，即使认可王裕恩书写于2012年5月的“有错可以重算”的备注能够起到对除斥期间中止或中断的效力，则截止2015年7月24日住建部门在信访答复中明确拒绝其重测面积要求并建议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时，其亦应知道撤销权的行使权利。故即使从2015年7月24日开始计算，亦明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故应当裁定驳回王裕恩的起诉。因本案仅作程序上的处理，本可不必再理会王裕恩的实体权利是否值得保护，但鉴于王裕恩对案涉两间小屋面积信访多年，为彻底解决行政争议，该院亦对王裕恩的诉求是否合理一并予以回应：第一，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本案中，涉案房屋是已经登记的房屋，1991年首次登记和2004年换证登记时均登记面积为157.25平方米。第二，王裕恩本人亲自参与了对讼争房屋面积的重新测量，并按新测量后的面积158.44平方米签订协议。王裕恩签约行为代表了对该面积的默认，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不存在欺诈及重大误解等情形。王裕恩在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就自觉腾退涉案房屋，并领取相应的补偿款，已表明其当时对征收补偿协议内容的认可，亦不存在协议显失公平问题。退一步而言，王裕恩如果对盐仓街道办事处组织的重测面积仍持异议，其亦可在房屋拆除前自行委托相关单位进行再测量，而不应该选择在房屋拆除原址已造马路后提出相关诉请，这已关系到行为主体的诚信问题。第三，经该院对王裕恩提供的“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图纸进行审核，发现讼争两间小屋在该图上被描绘成，一间呈长方形，面积为22.12平方米；另一间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为21.22平方米，两者相加面积为43.34平方米。该面积加上原主房面积113.93平方米，总计157.27平方米（与原登记面积157.25平方米基本一致）。故可推定该“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所描绘的小屋面积就是房产证上登记的小屋面积，而非拆迁前经重新测量后确认的小屋面积44.51平方米。故，王裕恩以“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作为信访事由，无事实依据，不足为信。综上，王裕恩的起诉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裕恩的起诉。 王裕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审认定上诉人原大屋及二间小屋总面积157.25平方米，但在2012年2月拆迁时，经重新测量大屋及小屋面积为158.44平方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协议是事实，但在拆迁过程中房屋重新测量时上诉人不在场，被上诉人测量面积有误。到2012年5月，由于被上诉人多次找上诉人做工作后，上诉人为了顾全拆迁大局才同意腾空房屋，但在房屋价款结算单即“搬迁付款凭证”备注了“有错可以重算”，对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也作出了承诺。上诉人重新疏理房屋拆迁前所拍的原貌照片及相关拆迁资料后，经仔细核准精确测算，竟发现原二间小屋的其中后间小屋后墙原貌都正方形状，但在被上诉人拆迁复量时将二间小屋的后墙变成了三角形，将突出三角形面积1.798平方没有计入总面积之中，小屋后间实际面积宽24.108平方米，小屋前面面积22.2平方米，上诉人的实际总建筑面积应为160.238平方米，而非158.44平方米，致使上诉人无法享受16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优惠政策，为此上诉人分别长期向街道、区信访及住建部门房管部门反映至今未能解决。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二间小屋后墙原是正方形测量时变成三角形，从中缺面积1.798平方米的事实没有认真仔细核查，即以上诉人默认为由驳回起诉，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审查时效程序问题，同时也审理了上诉人缺面积的实体问题，没有对上诉人提供的原小屋后墙正方形的照片及拆迁中相关材料进行仔细认真的核查，也没有充分听取上诉人详细解释，以从协议签订至今时间较长已默认为由驳回起诉，纯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撤销原审裁定；二、要求改判按建筑面积160.23平方米重新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或发回重审）。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一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一）涉案房屋在1991年的首次登记和2004年换证登记时登记面积均为157.25平方米，2008年4月15日在王裕恩在场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实际测量，经测量房屋面积为158.44平方米，因此涉案房屋不管从原始确权面积还是2008年4月15日现场实际测量面积均未达到上诉人在上诉状所称的160.23平方米。（二）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可反映讼争纠纷的两间小屋，其中一间呈长方形，面积为22.12平方米；另一间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为21.22平方米，两者相加面积为43.34平方米。前述面积加上原主房面积113.93平方米，合计为157.27平方米，该面积与原始登记的157.25平方米基本一致，另并无其他证据可支持上诉人关于建筑实际面积为160.23平方米的主张。二、一审裁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认定上诉人于2012年2月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已长达八年，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房屋面积计算确有错误，如基于照片和视频能确认房屋面积确有错误的话，上诉人在协议签订之时足以作出判断，现上诉人行使撤销权早已超出期限。即便从2015年7月14日住建部门信访答复明确拒绝重新测量房屋面积要求并建议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时计算，亦过一年除斥期间，故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且被上诉人并无职权对房屋面积进行确权，被上诉人是按照有权部门认定的确权面积与上诉人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如上诉人对于确权面积本身有争议，也不属于被上诉人可以调整和解决的范围，不应当向被上诉人进行主张。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宇阳拆迁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询问中，各方当事人主要围绕上诉人王裕恩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期限、安置协议中的建筑面积是否存在错误等问题进行了质证与辩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重点是上诉人提起原审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基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本案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是基于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有关欺诈及重大误解的规定而要求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故本案可以参照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审查。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据此，本案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应适用上述一年除斥期间的有关规定，且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2月1日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且该协议实际已基本履行完毕。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房屋面积的测量存在错误，以及被上诉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涉案协议，则上诉人最迟亦应在2013年2月1日之前向法院起诉撤销涉案协议，但其至2020年6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了法定期限，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要求对撤销涉案行政协议并变更协议内容重新签订的请求，不再进入实体审查。 综上，上诉人王裕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卫东 审 判 员 岑锦山 审 判 员 周 杰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方 园 代书记员 斯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