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6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先杰，男，苗族，1970年7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台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田春，女，苗族，1975年8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台江县，系张先杰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万鹤、马敏娥，贵州正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熊海，曾用名熊海天，男，1980年4月1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台江县。一审第三人：付忠祥，男，1979年7月1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台江县，现住凯里市。一审第三人：田忠进，男，1976年5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台江县。一审第三人：王小珍，女，1980年8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台江县。上诉人张先杰、田春与上诉人熊海及一审第三人付忠祥、田忠进、王小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0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传唤，上诉人张先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鹤、马敏娥与上诉人熊海到庭参加庭询、质证，上诉人田春及一审第三人付忠祥、田忠进、王小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先杰、田春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原判决本院认为“……一是因被告已出借包括5万元现金在内的80万元借款给原告”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熊海现金5万元。2015年7月31日，上诉人张先杰立《借据》、《抵押承诺书》，向被上诉人熊海借款80万元，被上诉人熊海分别于2017年7月31日通过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张先杰转账50万元、2015年8月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张先杰转账25万元，共计收到被上诉人的转账75万元。被上诉人辩解有5万元是现金，双方持相反意见，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熊海对5万元现金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实际出借的本金为75万元。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2、原判决本院认为“……二是原告按年利率36%向被告支付9个月利息20万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且其中的11.8万元已被依法没收和上交国库”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熊海向上诉人张先杰出借的75万元属无息借款。根据在案证据《借条》、《抵押承诺书》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应认定为无息借款，且被上诉人熊海的高利转贷行为已被认定为违法行为，高利转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双方的借款行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不产生利息，应认定双方的借款为无息借款。（2019）黔2630刑初110号刑事判决没收被上诉人11.8万元并上缴国库，是其违法行为产生的不利后果，与上诉人无关，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依据法律规定，应退还给上诉人。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3、原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张先杰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关系，28万元（20万元利息+8万元货款）是被告因原告履行合同而获得利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认定事实错误，认定8万元是货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张先杰与被上诉人熊海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提供销货清单、销货记录等证据证明，如是货款，销货金额8万元，已属于大额销售，应当有销货清单、销货记录及完税证明，被上诉人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被上诉人张先杰提供还被上诉人8万元的证据，完成举证责任，且被上诉人熊海庭审表示，不认识上诉人张先杰，与张先杰没有债权债务，8万元的货款属于大额的销货，上诉人张先杰应当是其大客户，被上诉人却没有任何销货记录甚至不认识张先杰，不能自圆其说，不符合行业习惯及交易习惯。原判决认定8万元是货款，认定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基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明显地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先杰向被上诉人熊海借款本金为75万元，共计还款118.6万元，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不当得利43.6万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熊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该判决主文第一判项内容，即由被告熊海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先杰、田春返还106000.00元）。二、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借款本金为80万元，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存在利息约定，按年利率36%计付利息。对于借款本金，有上诉人提供的打款凭证和取款凭证为证，其中有两张银行转账凭证分别为50万和25万元，有一张现金取款凭证4.8万元，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对于利息，有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田忠进的债务转让支付利息行为予以为证，在台江县法院的（2017）黔2630民初204号张先杰诉田忠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上诉人张先杰也自认存在利息约定事实。同时，试想上诉人的借款来源于银行贷款，本身需要支付利息，不可能无偿出借给被上诉人张先杰无偿使用。也正是由于上诉人的无知，不知道将银行的贷款转借给他人行为违法。故2015年时才在被上诉人张先杰的一再请求下，将自己刚从银行贷款来准备用于扩大烟酒生意的贷款资金暂时转借给被上诉人张先杰。后因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付忠祥反目成仇，举报上诉人至公安机关。直至公安局找到上诉人并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上诉人才得知此转贷行为违法，并因此接受了法律的制裁，被台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630刑初110号刑事判决书，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18000元及没收违法所得118000元。对于该借款实际出借本金80万元及按年利率36%支付利息约定，原一、二审判决和重审判决，以及（2019）黔2630刑初110号刑事判决书均予以认定。二、被上诉人张先杰于2016年1月7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0.6万元实质包括有2015年10月13日书写收据的8万元烟酒货款及后期赊账的货款在内。说到赊账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下，本案的借款用途及被上诉人借款当时所处的情形。本案被上诉人借80万元目的是用于补交其与案外人张志杰（已故）、宋文中等人当时正在合伙修建小产权房的土地及房产税，上诉人所出借的款项也是直接打入被上诉人张先杰的账户上。由于被上诉人与他人合伙开发房地产及销售，且部分房屋已提前销售，但又因为系小产权房无法办理产权证，故此被上诉人则经常来上诉人家经营的烟酒店（注：上诉人家经营的烟酒店在台江县城算是较大的一家）赊账拿各种高档烟酒宴请相关人员，以便其疏通关系，能办理相关产权证，避免违约。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家共计赊账10.6万元的烟酒货款对于一个房产开发项目的经营招待并不算什么大开支。上诉人认为这是本案最大争议焦点，亦是上诉人最想不通为什么会被改判的地方，甚至怀疑存在司法不公之处。首先，从原一、二审法官的认定观点与重审法官的认定观点上来看，原一、二审法官认为虽被上诉人张先杰有8万元的收条，但却没有打款凭证，不知该笔货款是否已经履行，从现有打款凭证以及货款收条中可以推断，其后期支付的10.6万元，应是货款的概率较大，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该笔款应不属于不当得利。而本案重审法官则直接简单粗暴的根据收条内容认定8万元货款已单独履行完毕，但却未查明如何支付。相反还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存在10.6万元烟酒货款的事实，这是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试想相隔五年之久，现才来要求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的赊账单，且不说货单是否还存在，按照一般的生活常识，对于买家赊账的，在其结账完毕后都会向卖家索要或销毁货单。而重审法官却要求上诉人出示已销毁或理论上已交给被上诉人的赊账单，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为什么不去要求被上诉人出示已支付8万元货款的取款或转账凭证？如果按照重审法官的逻辑推理，本案结束后，上诉人是否可以据此再次向被上诉人张先杰主张8万元货款，就单凭其未提交有取款或转账凭证，届时法院是否应当支持？故在此，特请二审法官综合考虑案件事实，正确确定举证分配责任。三、涉案借条确实已在双方达成债务转让时当场撕毁，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系其伪造的证据，目的是混淆事实，企图误导法官，扰乱司法秩序，蒙混过关，获取非法利益。对于当场撕毁借条的事实，第三人田忠进作为在场见证人及债务承让者，其证言最具说服力。根据第三人田忠进在台江县法院（2017）黔2630民初204号案件中，以及（2018）黔2630民初186号正卷第175页庭审笔录上关于原告与被告争议借据因双方债务结清已被原告烧毁的陈述和在（2019）黔2630刑初110号案件台江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证据材料卷一）第72页询问笔录上关于原告与被告争议借据因双方债务结清被告已将争议借据交给原告烧毁的陈述，且本案重审法官也认定借据上“熊海”两字与上诉人本人平常签字字迹明显不符。在重审时，上诉人也当庭要求过鉴定，但法庭不予答复。在此，如有必要，恳请二审法院允许上诉人申请对该证据进行笔迹鉴定，上诉人愿意预付鉴定费，只求公道与清白。希望通过鉴定结果，查明到底是否谁在说谎，这不仅仅涉及到利息的约定问题，更是涉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扰乱司法秩序的问题。同时，也希望二审法院根据鉴定结果对相关说谎人员依法进行惩戒。另，据上诉人了解得知，被上诉人张先杰近年来因债务问题被起诉到台江法院的案件至少不下20件，涉案金额达近1000万元，且几乎都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这些事实二审法院可以自行核实真假。如存在职业借款人这一说法，那么被上诉人张先杰应属于此类型人物。对于这么一个严重失信人员的陈述，其陈述可信度可想而知，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公正裁决。另外，本案重审存在程序违法行为，重审应是普通程序审理，而判决书落款却只有审判员一人，这是否存在合而不议的情况，请二审法院依法严格审查。张先杰、田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熊海返还原告436000.00元(原请求1186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出借80万元给原告,其中,2015年7月31日和2015年8月5日分别向原告张先杰银行账号为62×××59的账户转账50万元、25万元，于2015年8月4日支付原告张先杰现金5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3分。2、原告与第三人田忠进和第三人王小珍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原告对第三人田忠进和第三人王小珍享有债权。3、2016年4月，经原告张先杰、被告熊海和第三人田忠进协商，三方同意由第三人田忠进将其欠原告张先杰的100万元的购房款直接支付给被告熊海，用于原告张先杰偿还所欠被告熊海的80万元本金和20万元利息。4、原告之所以将原诉讼请求118.6万元（100万元还款＋18.6万元利息＝118.6万元）改成43.6万元（100万元还款＋18.6万元利息＋80万元借款中未实际支付现金5万元-80万元＝43.6万元）,是因为原告认为争议款项80万元借款已用于偿还原告欠第三人付忠祥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一是因被告已出借包括5万元现金在内的80万元借款给原告;二是原告按年利率36%向被告支付9个月利息20万元并未超出法律的规定,且其中的11.8万元已被依法没收和上交国库,不构成不当得利。据于以上二点原因,原告提出被告因放贷所得43.6万元系不当得利的主张部分成立部分不能成立。无法律上的根据是不当得利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原告张先杰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关系，28万元(20万元利息+8万元货款)是被告因原告履行合同而获得利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提出支付被告10.6万元利息是不当得利的主张,因这笔10.6万元是超出双方约定利息外的利息,被告取得这笔10.6万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故原告提出10.6万元利息是不当得利的主张,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熊海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先杰原告田春返还1060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先杰和原告田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3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先杰承担7045.00元,由被告熊海承担692.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先杰、田春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拟证明：张先杰在2015年10月13日现金分别取款49000元和40000元（其中将10000元取10000自己用），张先杰一共将80000元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熊海。上诉人熊海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银行取款和转账。拟证明：熊海借款给张先杰80万元的事实。二、委托支付书。拟证明：张先杰、田春委托田忠进、王小珍代偿还熊海借款的事实。三、借款合同。拟证明：张先杰、田春委托田忠进、王小珍代偿还熊海借款后，熊海与田忠进、王小珍另行签订借款合同，以保证张先杰借熊海的80万元本金和20万元利息得到偿还。四、关系证明。拟证明：熊海与熊晓琴系亲姐弟关系的事实。五、营业执照。拟证明：2011年4月25日熊晓琴、熊海姐弟共同开办经营海天烟酒店的事实。六、《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1、2015年8月4日当时熊海在炒股有“银证转账”记录。2、2015年8月4日当天熊海账上余额不足30万元（只有150054.79元）不够一次性借款给张先杰。3、2015年8月4日熊海取现4.8万元借给张先杰。4、2015年8月4日熊海从股市中套现，2015年8月5日到账149790.04元筹足25万元之后，当日熊海就把25万元借款转给张先杰的事实。一审第三人付忠祥、田忠进、王小珍均未提交新证据材料。二审经庭询、质证，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为行文简洁，二审另查明的事实认定，本院将在二审“本院认为”部分以裁判说理的形式一并阐述。本院认为，张先杰诉称支付熊海的43.6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对此举证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规定所引申出的不当得利的四个方面构成要件：①一方取得利益；②另一方受到损失；③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但从张先杰所举证据及本院二审经两次庭询所查明事实来看，均无证据证实张先杰主张的熊海构成43.6万元不当得利的情形。本院对此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逐一阐述分析理由：其一，关于张先杰、田春诉称熊海在出借给其75万元的无息借款合同中在事后通过《委托支付书》获利25万元，是否构成25万元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张先杰、田春诉称只向熊海借款75万元，且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张先杰、田春在本案上诉状中称“熊海向张先杰出借的75万元属无息借款”）。但一方面明显与张先杰、田春一审提交在卷的2015年7月31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80万元）金额相悖，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庭询中自认在发生借款时双方素不相识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的借款交易习惯相悖。在本院向二审到庭的张先杰进行询问时，张先杰未能对于2016年4月28日所出具《委托支付书》的明确载明即“由于我本人张先杰、田春向熊海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至今未还。现我张先杰、田春将位于台江县商业用房（产权证号：台房权台江县字第××号，面积：1690.9㎡）自有资产卖给田忠进、王小珍，特此委托田忠进、王小珍将此商业用房交易买卖款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支付给熊海，用以偿还我张先杰、田春所欠熊海借款”的内容，即为何《委托支付书》写明的是张先杰、田春向熊海借款数额为100万元，相较其诉请主张的是向熊海75万元借款，存在“多出来的25万元（100万元-75万元）”的款项性质进行合理解释。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到庭的张先杰一开始矢口否认双方之间具有利息约定。但在本院主审法官再三发问的情况下，才改口承认与熊海之间存在有借款利息的约定。同时，一审法院另案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熊海犯高利转贷罪的（2019）黔2630刑初110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2015年7月，被告人熊海向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贷款90万元，年利率为12%（月息1分），贷款用途为进购货物（习酒等）。被告人熊海贷得该款后，与张先杰签订借款合同，将该笔贷款中的80万元以3分月息高利转贷给张先杰，借款时间为三个月，之后被告人熊海分别于2015年7月29日、8月4日、8月5日转账给张先杰。因张先杰到期未还款，张先杰将抵押物出售给田忠进，2016年4月28日，被告人熊海与田忠进、张先杰三方协商，约定由田忠进代张先杰偿还被告人熊海的80万元借款及利息19万元，本息共计99万元。被告人熊海在该笔转贷交易中非法获利11.8万元”和“该院另查明：被告人熊海在归案后，其家属退缴19万至台江县公安局”这一事实。同时结合熊海在二审庭询中对此解释称与张先杰之间就80万元的借款，双方之间口头约定三分月息。为此经本院核算，从熊海于2015年7月29日（银行转账50万元）、2015年8月4日（取现4.8万元＋现金2000元）、8月5日（银行转账25万元）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至2016年4月28日张先杰、田春出具《委托支付书》确认借款偿还之日，经计算本息合计与该《委托支付书》的载明金额基本相符（与张先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本院参考的熊海在高利转贷犯罪一案的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2019年9月5日、9月9日《讯问笔录》的供述“当时因为张先杰前面一直没有还我本金和利息，经过我和张先杰对账后，张先杰一直讨我让一些”相印证）。基于一审法院另案作出的前述生效刑事判决已作该笔80万元借款之外的款项系属借款利息的认定，故本院不再将之作为不当得利加以审查。其二，关于张先杰、田春诉称熊海于2015年10月13日出具《收条》载明的8万元“贷款”（本院经审查认为系“货款”），是否构成8万元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审查，从汉语文字的通常笔迹写法来看，《收条》上的文字写法明显为“货款”而非张先杰诉请主张的“贷款”。在本院向张先杰核实该笔8万元货款是如何产生，以及是否有向熊海进行8万元货款支付的依据时，张先杰在本院第一次庭询和第二次庭询中做了截然相反的陈述。其第一次庭询时称“这笔8万元钱没有取现记录，是当时跟我买房的人给我钱的，一笔是3万元一笔是5万元，都是付的现金”，本院对此当庭要求张先杰在庭后三日内提供具体购房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电话供本院核实。然而，张先杰在本院组织的第二次庭询时却称“2015年10月13日现金取款4.9万元和4万元（其中将4万元取出1万元留作自用），我一共将8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熊海。”并为此向本院提交《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一份。在本院再三向张先杰发问核实为什么陈述前后不一时，张先杰始终未能就该前后明显矛盾陈述进行合理解释。相反，熊海在本院两次庭询过程中均作出相对稳定的陈述，即“这笔10.6万元银行转账的发生背景，是2015年10月13日我与张先杰认识并借钱给张先杰了之后，张先杰一直在我家店铺里面赊账拿烟酒等，赊账金额大了过后我一直催促张先杰结清货款，到了2015年10月13日，张先杰过来我家店铺这里算账共8万余元，经张先杰讨让优惠最后双方确定让利后货款一共8万元，张先杰让我出具此货款的收据给张先杰以便回去做账，然后张先杰拿着这个赊账单和我出具的收据出去了，说是去银行转账给我，之后就一再不回。电话也联系不上，货款也没有打给我；后来与张先杰联系上了，张先杰解释说那天临时有急事所以才没有打款，当时我追问张先杰什么时候付款时，张先杰说过些天方便就付给我，过后张先杰又继续在我家店铺赊账购买烟酒，我考虑到张先杰还欠我那8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还没有还，还有之前的8万元货款也没有付，张先杰他平时用的烟酒量大、又贵重，又是台江县的大老板，于是选择相信张先杰，继续给他赊账直到2016年1月7日在多次催促追问张先杰来支付结清货款后，张先杰才把之前的8万元货款和2015年10月13日至2016年1月7日间赊账的货款共计26000元，一共10.6万元转账支付给我；由于之前的8万元货款的收据我已经出具给张先杰，所有这一次张先杰支付的10.6万元不在要求我出具收据。”的当庭解释。据此来看，熊海已经在二审两次庭询中就2015年10月13日出具8万元货款《收条》给张先杰的原因和交易背景，以及2016年1月7日张先杰向熊海银行转账10.6万元的款项性质，进行了相对稳定且合理的说明。其三，关于张先杰、田春诉称熊海2016年1月7日张先杰向熊海转账10.6万元款项，是否构成10.6万元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张先杰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自始至终未能就2016年1月7日该10.6万元的银行转账款项性质以及如何确定10.6万元这笔金额进行合乎情理的解释。本院二审庭审中，到庭的张先杰述称“熊海让我付多少我就付多少”、“我也不知道这笔10.6万元是向熊海支付75万元借款的本金还是利息”。第一，张先杰既然对此提到“利息”，这与张先杰在二审上诉状中称“熊海向张先杰出借的75万元属无息借款”，明显不相符。第二，这边也与张先杰在二审庭审中自认的其从2010年左右便在台江县经营活动，搞80多亩集体果园，出租一些门面，开办宾馆、榨油厂等产业，所应当具有相关从商经历的经济往来的通常认知明显不符。第三，张先杰亦未能提供10.6万元的转账书面凭证（比如熊海应当向张先杰出具《收条》，以确认该笔10.6万元转账已经收悉），这与双方之间包括本案所涉80万元借款（本案在卷有《借条》印证）、8万元货款（本案在卷有《收条》印证）的经济往来均已出具债权债务书面凭证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相反，如前分析，熊海已在二审两次庭询中均当庭做了明确、稳定的辩解意见，即该笔10.6万元转账款项性质，系属张先杰支付的在熊海经营的烟酒店里的赊购货款（包含有2015年10月13日出具给张先杰《收条》中当时未付的8万元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综合前述分析，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张先杰、田春所举证据主张熊海构成43.6万元的不当得利，未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而熊海对2015年10月13日出具给张先杰的《收条》内容及具体背景、2016年1月7日张先杰向其银行转账10.6万元的性质及背景均进行了稳定、合理的反驳解释。为此，应当由张先杰、田春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上诉人熊海上诉主张的“一审程序存在程序违法行为，重审应是普通程序审理，而判决书落款却只有审判员一人”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已经于2021年1月4日作出补正裁定，并已送达各方当事人，故该裁判文书的尾部落款审判人员署名的原瑕疵内容已作补正，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先杰、田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熊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纵观本院根据全案证据所查明认定事实，张先杰、田春作为当事人、事件亲历者，对案件来龙去脉本是心知肚明，其对于诉请的熊海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背景、发生经过、金额来源及组成等基础事实，在原一二审阶段（诉请主张熊海构成118.6万元不当得利）、申请再审阶段（诉请主张熊海构成42.52万元不当得利）、再审发回重审的一二审阶段均陈述不一、前后矛盾，应认定属于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二审予以查清并纠正后进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台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0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先杰、田春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40元（一审法院写明张先杰、田春已预交7737元），由张先杰、田春负担78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其中上诉人张先杰、田春预交7840元，上诉人熊海预交242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予以退还熊海），由上诉人张先杰、田春负担78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