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0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真，男，1988年4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山东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广利，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高青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俊美，女，197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高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红珍，山东青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三八中路538号。 负责人：陈忠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萍，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付国臣，男，196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 原审被告：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街道办事处七东村。 法定代表人：康洪文，经理。 原审被告：林建敏，男，196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林真因与被上诉人吴广利、于俊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原审被告付国臣、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林建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其不承担赔偿金765581.79元；2、改判其不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实际使用人并以雇主身份承担责任，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更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涉案车辆使用人的证据是付国臣的陈述，该陈述在证据中属当事人的陈述。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所以原审法院根据付国臣陈述认定上诉人是车辆使用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上诉人是付国臣的雇主更没有证据支持。法律不禁止他人代为交纳保险费，就如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就是车辆所有人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照样接受其为车辆缴纳保险费用一样，亲戚朋友代为投保是普遍现象，不能因为代他人投保就变成车辆所有人。证明车辆所有人的客观证据有两个，一是车辆登记，二是车辆登记所有人与他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本案车辆登记在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又与林建敏签订车辆挂靠合同，根据该车辆挂靠合同足以认定林建敏就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上诉人只是代父林建敏管理经营，符合人之常情，有的车辆聘用两个驾驶人员，由其中一个负责配货和收入支出（俗称带班驾驶员），难道该驾驶员就改变身份变成所有权人不成？另外车辆挂靠协议是书证，证明效力远大于当事人陈述，本案应以车辆挂靠协议为认定实际车主的有效证据而非当事人陈述。另外原审法院回避车辆实际所有人的概念，而采用了使用人的概念，按原审法院的说法，付国臣才是车辆的具体实际使用人，由其驾驶和支配车辆而非上诉人。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使用人或雇主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审法院采信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错误。根据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吴某存在四个违法行为并且均是主动行为，付国臣仅存在两个违法行为，且是被动行为，交警部门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付国臣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吴某无事故责任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发生事故的位置，吴某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各行其道，吴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在本次事故中具有主要过错，付国臣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在本次事故中具有次要过错，再结合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主被动性可知，吴某驾车行驶的行为在本次事故中是主动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付国臣停车的行为在本次事故中是被动行为，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的规定，如果吴某依法律规定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就撞不上在非机动车道内停驶的车辆。如果他注意观察，操作得当，及时避让，安全行驶、文明行驶也不会撞上停驶的车辆，因为道路宽度足以供其通行。付国臣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并不必然引发其他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根据两行为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吴某应承担主要责任，付国臣应承担次要责任。即使付国臣事后驾车驶离，也和事故的发生没有关系，因驶离是事故发生后的行为，并不是引发事故的原因，和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的规定，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吴某是驾驶机动车违法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注意观察，没有安全行驶，主动撞击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货车，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应该依法减轻付国臣的责任。所以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某无责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吴某在本次事故中并非没有过错。按通常事故处理经验，如果付国臣没有离开现场，吴某承担的将是主要责任。另外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法规确定。（3）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等各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错误。首先，交警部门和法院认定付国臣逃逸，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从日常经验法则推断：事故发生的撞击导致其醒来占优，依据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交警部门对付国臣逃逸的认定，在民事诉讼中应予确认是错误的。付国臣作为具有多年驾驶经验的货车驾驶员，理应清楚在路边停车发生交通事故，自己责任较小，驾驶证不会降级更不会吊销，无论有无保险自己都不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主体是车主和保险公司的基本常识，何必在没有一点点好处的情况下甘愿冒风险逃逸，导致面临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并且吊销驾驶证，这不符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付国臣没有逃逸的动机：另外驾驶员都清楚货车三者险不会少于100万，发生类似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足够赔偿。根据日常经验，驾驶员发现发生交通事故后，会第一时间给车主打电话，哪怕先不报警或打保险公司电话，也会请示车主如何处理，毕竟事故造成的麻烦是车主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如何处理得由车主说了算。但通过上诉人当时的电话详单可以证明付国臣在事故发生后合理时间内并没有和上诉人通电话。关于这一点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中心支公司当时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平常经验，驾驶员会在保险齐全、自己责任小，逃逸会面临牢狱之灾的情况下，为了给车主省点事甘冒自己负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贵任的风险逃逸吗？另一方面，付国臣驾驶车辆的自重加货物的重量达几十吨，比较摩托车重量重太多，吴某驾驶的摩托车撞在肇事车辆鲁Ｎ×××××/鲁Ｎ×××××后面的备胎上，头部受伤死亡，肇事车辆鲁Ｎ×××××/鲁Ｎ×××××后面的保险杠都没有坏，足以说明撞击力度不大，更不会警醒关着车门熟睡中的付国臣。所以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付国臣驾车逃逸与不知情驶离现场哪个可能性更大呢？从高度盖然性上说不知情驶离更符合客观事实。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据该条款，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法庭应依法审查其有效性和证明力。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客观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相应减轻各侵权方责任。再次，程序上原审法院未等刑事审判，就对民事部分进行判决不当。本案中，如果事故认定书作为有效证据的话，本案即构成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会审查肇事逃逸的行为是否成立，事故责任的划分是否得当。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本案在交通肇事逃逸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应等待刑事案件的判决，以认定付国臣的行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免得民事案件认定逃逸而刑事案件不予认定，增加当事人申诉等诉累。（4）原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证据不足。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已经依法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交付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只是随意拿出的一份格式条款，既没有交付给投保人的时间，也没有上诉人签收凭证，更没有在注明的手书部分由投保人进行手书确认，所以该条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据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有两个法定义务，一是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二是对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义务，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同时尽到这两个法定义务，免责条款就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更明确规定保险公司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和内涵，必须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现在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根据日常经验，保险公司并没有设立一个对投保人进行解释说明的部门和相关人员，一般投保人包括法官在内，都有给车辆上保险的经历，有谁享受过保险公司人员对自己宣读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的待遇？保险公司是否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供有利证据可以证明，所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本案投保单是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前大量印制的格式条款，投保单上的内容并不是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上是投保人声明，实质上是保险公司提前拟定印刷好的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并不能反应保险合同签订时的真实客观情况。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保险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者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公司作为专业公司既然知道签署合同时拍照留证，当然也知道进行口头或书面说明时应录音或录像，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2、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因事实认定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吴广利、于俊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付国臣、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林建敏未作陈述。 吴广利、于俊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付国臣、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林真、林建敏、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910517.68元；2、付国臣、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林真、林建敏、人寿财险德州中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发生的情况及责任承担。吴广利、于俊美在庭审中出示的由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2019年10月14日1时35分许，吴某驾驶鲁Ｃ×××××号两轮摩托车顺广青路由西往东行驶至赵店西时，与被告付国臣头东尾西停在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鲁Ｎ×××××(鲁Ｎ×××××)号货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致吴某死亡。事故发生后，付国臣驾车驶离现场。付国臣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吴某无事故责任。该认定书的过错分析部分认定付国臣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属于逃逸。各被告对事故发生的事实无异议，仅对逃逸的认定不予认可，但其未能就异议部分提供证据进行佐证。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皆提出调取交警部门证据的申请。交警部门的调查笔录显示：1.付国臣驾驶车辆通过事故发生前的广青路与刘许路路口的交警卡口时间是2019年10月13日晚上23点31分，通过事故发生后的广青路与赵班路路口的交警卡口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4日凌晨1点37分，两卡口的距离相距约4.70公里。2.受害人吴某下班的时间在凌晨1点。工作单位为美生热能公司。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发生地点在赵店西，该地点距广青路与赵班路路口的距离要小于到广青路与刘许路路口的距离。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1时35分。该时间与受害人下班的时间及使用摩托车交通工具计算到事故现场的时间及付国臣陈述其睡觉醒来约1点半左右基本吻合，故应认定事故发生的时间应在1点半左右。该车通过广青路与赵班路路口的时间为1点37分，因此可以断定付国臣在事故发生后数分钟的时间内便驾驶车辆驶离了现场。从付国臣通过上述两交警卡口的时间及距离计算，付国臣休息睡觉的时间约2小时。在较长时间内付国臣未能醒来却在事故发生后醒来无外乎两种可能，其一是正好自然醒来，其二是事故发生的撞击导致其醒来。从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来看后一种情况明显占优，依据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交警部门对付国臣逃逸的认定，一审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予确认。 二、涉案鲁Ｎ×××××(鲁Ｎ×××××)号货车的使用人情况。付国臣证实林真联系货源，付国臣收到的运费扣除报酬后直接交给林真，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也为林真且记载林真使用该车，其余被告未提异议，亦未提供证据推翻，故应认定林真为该车的实际使用人。各方对鲁Ｎ×××××（鲁Ｎ×××××）号货车挂靠在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无异议，予以确认。 三、涉案鲁Ｎ×××××（鲁Ｎ×××××）号货车的投保情况。各方当事人对鲁Ｎ×××××（鲁Ｎ×××××）号货车在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无异议，予以确认。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责，并提供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林真签署合同时照片、林真身份证一份，进行佐证。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该条已加黑加粗提示。 四、本案吴广利、于俊美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吴广利、于俊美提供了高青县公安局芦湖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和高青县芦湖街道新安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吴某未婚，无子女，吴广利、于俊美系吴某的父母。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经审查属实，予以确认。 五、吴广利、于俊美主张损失情况。1、吴广利、于俊美主张医疗费5081.75元、丧葬费37563.50元，各方均无异议，予以支持。2、吴广利、于俊美主张殡葬服务费1130.00元，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该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因各地风俗不同，国家规定了丧葬费标准，不再详细列支，故吴广利、于俊美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吴广利、于俊美主张死亡赔偿金846580.00元（42329.00×20），各方均认为应按2018年标准计算，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的规定，吴广利、于俊美主张的数额及计算标准正确，予以支持。4、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吴广利、于俊美主张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1073.73元（42329.00÷365×3×3），根据吴广利、于俊美方为农村居民的现状，确认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为438.29元（17775.00÷365×3×3）。5.交通费。吴广利、于俊美主张交通费1000.00元，数额合理，予以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吴广利、于俊美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数额合理，予以支持。综上，本案确认的吴广利、于俊美损失为：医疗费5081.75元、丧葬费37563.50元、死亡赔偿金846580.00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438.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交通费1000.00元，共计900663.54元。 六、垫付情况。林真主张通过手机银行转入吴广利银行账户20000.00元，吴广利、于俊美认可收到，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因交通事故致人损失的应首先由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承担。因此，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应首先承担交强险责任，该责任为医疗费5081.75元、死亡赔偿金100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共计115081.75元。吴广利、于俊美交强险外损失为丧葬费37563.50元、死亡赔偿金746580.00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438.29元、交通费1000.00元，共计785581.79元，根据事故责任，吴广利、于俊美的上述交强险外损失应由付国臣承担。因付国臣系林真雇佣的司机，其在履行职务中发生的事故，故吴广利、于俊美的该部分损失由林真承担，付国臣具有重大过错，应负连带责任。林真已支付吴广利、于俊美部分垫付款，相应的赔偿责任应予扣减。因鲁Ｎ×××××（鲁Ｎ×××××）号货车挂靠于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故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依法亦应对林真的赔偿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应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应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因此未采取措施驶离现场被法律所禁止。保险公司将未采取措施驶离现场作为免责条款且进行了加黑加粗提示，该条款已生效。根据该约定，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吴广利、于俊美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5081.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林真在保险外赔偿吴广利、于俊美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785581.79元，扣除已支付的20000.00元，余款765581.7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付国臣对本判决第二项负连带赔偿责任；（四）德州市保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负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吴广利、于俊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53.00元，由吴广利、于俊美负担50.00元，由林真负担6403.00元；保全费1020.00元，由林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林真提供账户交易明细一宗、追加被告申请书一份，以证明购买涉案车辆的款项及经营款项均由其母亲董连玉转入林真账户，且吴广利、于俊美也申请追加其父林建敏参加诉讼。另查明，一审法院在原审期间调取了高青交警大队对付国臣的讯问笔录，其中在2019年12月24日讯问笔录中，付国臣陈述在事故发生后曾考虑到是发生了事故，但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修好车辆、更换车胎位置，并在交警部门调查时隐瞒了该情况。再查明，一审期间，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提供了鲁Ｎ×××××/鲁Ｎ×××××车辆的投保单、保险条款及林真现场签字照片等证据。从林真现场签字照片看，其系在摊开的保险条款处签字，且其签署的投保人声明记载，已确认收到保险条款，且保险人已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林真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确定交强险外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恰当；3、一审判决认定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对交强险外损失不承担责任是否正确。 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林真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是否正确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订）第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付国臣系事故车辆的驾驶员，受雇于车主从事活动，与车主具有相同利益，属于同一方当事人。付国臣关于受雇于林真的陈述属于上述规定中“于已不利”的事实，可信度较高。另从林真二审提供交易明细看，购买车辆及经营款项均由其母亲董连玉转入其账户后另行支出，也即是说，该车辆对外系以林真名义进行经营。该情况也与付国臣受雇于林真的陈述相互印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林真为付国臣雇主，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责任，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如林真认为其父亲林建敏系实际车主，可通过内部关系予以追偿。 二、一审判决确定交强险外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恰当问题。 1、从一审法院调取的交警部门讯问笔录看，付国臣认可曾考虑到发生了交通事故，且在离开现场后，采取维修车辆、更换轮胎位置等措施，并认可在交警部门调查时隐瞒了该情况。交警部门据此认定付国臣行为构成逃逸，符合事实情况，且林真也未提供能够推翻该认定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依据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国臣应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并无不当。 2、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付国臣驾车逃逸，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交强险外损失应由其雇主林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对交强险外损失不承担责任是否正确问题。 从一审期间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提供的林真签字照片看，林真系在摊开的保险条款处签的字，不存在未向其提供保险条款情况。而涉案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部分也采取了加黑加粗的提示方式，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已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并无不当。另外，因肇事逃逸属于违法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只需履行提示义务即可。一审判决认定保险条款中相应的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并据此认定人寿财险德州中心支公司不承担本案交强险外损失的赔偿责任，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林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6.00元，由上诉人林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鹏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郭 鹏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耿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