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26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江淮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金寨南路2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2545350。 法定代表人：李帮法，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进，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川，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当涂路交口璟泰大厦1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27586351。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梅，安徽华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恒，安徽华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江淮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我司一审诉讼请求；2.同济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的需方应为‘徐树兴’”，事实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封面处明确写明需方为同济公司，合同主文写明需方为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由此可知，各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明知购买使用混凝土的是同济公司及其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同时，徐树兴在合同上签字的身份是需方的代理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审判决在此情况下，把徐树兴从代理人身份变成当事人，强行认定需方“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就是徐树兴个人，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同济公司声称徐树兴是实际施工人、是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承担责任的主体，但其未提供相关承包合同及结算等证据证明徐树兴是实际施工人，其抗辩不能成立。而且，即便徐树兴是实际施工人，在本案中，其个人也不能等同于同济公司项目部，同济公司项目部作为同济公司承建案涉工程负责履行施工合同的下设机构，其民事行为的法律责任仍应当由同济公司承担。综上，案涉合同需方是同济公司及其项目部，不是徐树兴个人，原审判决仅凭同济公司“否认为案涉项目成立了项目部”，就认为安徽同济项目部与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同济公司无关，而将合同责任转嫁给以代理人身份签字的徐树兴，明显认定事实错误，有违常理。二、案涉买卖合同买方就是同济公司及其项目部，并非徐树兴个人。三、案涉合同第八条第三项关于不承担责任的约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属无效，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判案依据。案涉大溪地现代城77#楼工程由同济公司承建是客观事实，同济公司应按照建筑法的规定履行施工单位责任，设立项目部、进行施工等，均属于同济公司应当作出的履约行为，该项目部为履行施工任务产生的相关经营活动责任包括向江淮公司购买施工建材的法律责任，也均应由同济公司承担。司法审判实践中，只要是项目部履约行为，即便该合同上没有公司的签章，公司也要承担责任。但案涉合同第八条第三项，却约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程项目部自负盈亏，同济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对项目部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该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关于禁止转包和分包的强制性规定，其对法人公司的免责规定也违反了法人设立的非法人组织的经营责任应由法人单位承担的民法基本规定，应属无效，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判案依据。原审法院依据该无效条款认定“徐树兴”是合同需方并判决同济公司不承担责任，不仅认定事实错误，且结果明显违法。 同济公司辩称，一、江淮公司以同济公司为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需方为由向同济公司主张付款，是与合同约定内容及签约均不符的。江淮公司的主张无法解释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为何为甲乙丙三方协议、同济公司为何仅在代扣义务方处加盖公章、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代扣义务方义务的客观事实。江淮公司作为合同的供方，亦是合同一方主体，签约时就已明知并认可了同济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并非乙方需方而是丙方代扣义务方，明知并认可合同中同济公司作为代扣义务方义务的约定，明知并认可了合同第八条第2、3点“本合同款项由需方直接支付给供方……在需方没有工程款或没有支付能力时，代扣方不承担任何代扣款及法律责任”的约定。因此江淮公司如今推翻合同约定本意，突破约定向代扣义务方同济公司主张需方责任，显然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二、案涉合同系买卖合同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买卖标的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约内容是各方主体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并已签章确认，签约的三方主体也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或自然人，因此案涉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江淮公司主张合同约定内容无效显然于法无据。三、本案合同有效，其约定内容对签约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遵守合同对付款方式及付款义务主体等的明确约定。同济公司仅为涉案合同需方的代扣义务方，江淮公司没有向同济公司请求支付需方应付货款的依据。四、且不论涉案合同需方义务主体，江淮公司在案涉合同履行中并未与同济公司进行过关于案涉混凝土货款的结算、确认等。江淮公司自认已收到案涉合同项下5279748.91元货款，而起诉主张的剩余货款380934.4元确无任何结算确认依据证明来由。另，江淮公司起诉状所述2015年1月份系最后供货结算时间，而江淮公司向法院起诉同济公司的时间是2019年4月，如果同济公司是需方，数年间一直没有向同济公司主张本就不符合商业常理，江淮公司在徐树兴下落不明后来起诉同济公司，但截至起诉时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驳回江淮公司的上诉。 江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济公司立即支付拖欠江淮公司的货款380934.3元并赔偿损失66825元（以380934.3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之后继续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日止，庭审中江淮公司将利息计算截止时间变更为至款清之日止），合计447759.3元；2、本案诉讼保全费用全部由同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9日，江淮公司（供方乙方）与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需方甲方）、被告同济公司（代扣义务方丙方）就“大溪地现代城77#楼”签订了《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本工程商品混凝土总方量暂定为13947m?，最终以实际供货数字并由需方指定收货人签字送货单为结算依据；付款方式及期限为土0.00以上七层，付货款额的70%，以后每月付款一次70%，结构封顶付80%，结构封顶后十二个月内付清余款；混凝土单价以合肥地区当月信息价下浮8%为结算单价；本合同款项由需方直接支付给供方，供方提供代扣方财务认可的发票。当需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本合同款项时，供方可在催款后十五日内书面通知代扣方，代扣方从需方到账的工程款中代扣后支付给供方；代扣方仅为在需方有工程款时未及时支付供方材料款，由供方申请并经代扣方核实，从需方工程款中代为扣除材料款义务。由于该工程为需方自负盈亏承包施工，在需方没有工程款或没有支付能力时，代扣方不承担任何代扣付款及法律责任；双方有争议协商不成，向义务代扣方法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等。江淮公司在合同落款供方处签字盖章，同济公司在合同落款义务代扣方车签字盖章，案外人“徐树兴”在合同落款需方代理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后，江淮公司即从2012年5月开始向案涉工地供应混凝土，至2015年1月供货结束，累计供货15926.5m³，总货款为5660682.81元。江淮公司自认同济公司已支付5279748.91元，现尚欠货款380933.9元未付。江淮公司遂诉诸法院。 另案涉工程同济公司在庭审中自认于2014年10月封顶。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证实。本案从案涉的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来看，在合同首页显示需方为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但在合同落款需方处，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并未签字盖章，仅有案外人“徐树兴”在需方代理人处签字，江淮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同济公司为案涉项目成立了“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徐树兴”为该项目部负责人或代理人，同济公司也否认为案涉项目成立了项目部，因此，案涉合同的需方应为“徐树兴”。同济公司仅在合同义务代扣方处签字盖章，且合同第八条第三项亦明确约定“代扣方仅为在需方有工程款时未及时支付供方材料款，由供方申请并经代扣方核实，从需方工程款中代为扣除材料款义务。由于该工程为需方自负盈亏承包施工，在需方没有工程款或没有支付能力时，代扣方不承担任何代扣付款及法律责任。”江淮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应尽到审查同济公司是代扣方而不是合同需方的义务。因此，江淮公司要求同济公司按合同需方承担直接支付货款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同济公司辩称“徐树兴”在同济公司无工程款，同济公司无付款义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院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合肥江淮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江淮公司向本院提交律师函和EMS快递单，证明江淮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向同济公司发送律师函进行催讨货款。同济公司对此质证意见：案涉合同从签订到履行均是由江淮公司与徐树兴对接，江淮公司未曾向我司进行对账或催款；该EMS快递单上同济公司的地址是错误的，无具体收件人姓名，签收状态为“他人收”，我司并未收到该催款材料；无论是江淮公司2019年3月委托律师发函还是2019年4月向法院起诉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律师函不能产生时效中断效果。 对原判所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同济公司是否应当以买受人身份承担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根据《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需方（甲方）为安徽同济大溪地现代城77#楼项目部，签字人为徐树兴，同济公司作为代扣义务方在合同中盖章。合同第八条第3约定“代扣方仅为在需方有工程款时未及时支付供方材料款，由供方申请并经代扣方核实，从需方工程款中代为扣除材料款义务。由于该工程为需方自负盈亏承包施工，在需方没有工程款或没有支付能力时，代扣方不承担任何代扣付款及法律责任。”以上均表明在签订合同时，江淮公司已明确知晓同济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而系代扣义务方，且各方已对合同项下付款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据此，江淮公司要求同济公司以合同买受人身份承担案涉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江淮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20元，由合肥江淮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黄平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法官助理杨丽 书记员夏婷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