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74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莉，女，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烓，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阳，北京京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张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乐，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卢莉因与被上诉人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4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烓、朱春阳，被上诉人嘉实财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李明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卢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涉案基金是否已期满应兑付赎回申请的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是由于涉案基金无法如约到期赎回才导致卢莉发现嘉实财富公司未尽适当性义务，未如实将私募基金的真实情况如实告知卢莉，故涉案私募基金是否已期满、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应当及时兑付卢莉的赎回申请，应是本案重要事实之一。但一审法院仅简单表述“被告告知原告涉案私募基金不在基金开放赎回期”，没有就双方对涉案基金合同的相关条款的争议进行审理认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对嘉实财富公司适当性义务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当审查的是嘉实财富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的代销机构是否已确保卢莉在购买涉案基金产品时充分地了解过该产品。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金融机构代理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建立相应的内部审批和风险控制程序，对发行或者管理机构的信用状况、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投资能力、风险处置能力等开展尽职调查，要求发行或者管理机构提供详细的产品介绍、相关市场分析和风险收益测算报告，进行充分的信息验证和风险审查，确保代理销售的产品符合本意见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营机构代销其他机构发行的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应当在合同中约定要求委托方提供的信息，包括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产品或者服务分级考虑因素等，自行核对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并履行投资者评估、适当性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嘉实财富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的代销机构，应对涉案基金的发行管理人北京首创网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网金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并对涉案基金产品进行充分的信息验证和风险审查。而一审法院并未要求嘉实财富公司举证其已充分履行上述适当性义务，据此不但降低了嘉实财富公司了解产品的司法标准，更违背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审判原则。综上，请求支持卢莉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嘉实财富公司辩称：1.卢莉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嘉实财富公司作为卖方机构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案性质是卢莉主张卖方机构未尽到适当性义务而提起的缔约过失责任纠纷。然而，卢莉所主张的嘉实财富公司未尽到适当性义务的原因并不是适当性义务的构成要素，不属于认定嘉实财富公司是否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标准，不会对本案审理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卢莉错误的将本案的性质理解为卢莉与基金管理人就基金合同产生的违约纠纷。本案所涉基金合同约定的兑付期间是否届满、卢莉是否有申请赎回的权利以及基金管理人是否有及时兑付的义务属于基金合同项下卢莉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属于审理违约纠纷时应当审查的基本事实，而非本案应当审查的基本事实。嘉实财富公司并非本案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即使在违约纠纷中，需作为基本事实进行审查的也是基金管理人而非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应兑付卢莉的赎回申请。2.《证券基金投资法》第九十八条是对于基金销售机构适当性义务的统领性规定，应适用于本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七十三条规定，在确认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由此可知，一审法院以《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八条为依据审查嘉实财富公司的适当性义务并无不妥。《九民纪要》第七十二条规定，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就够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银行理财产品……期货等高风险等级投资获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卖方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卢莉有意忽视该条前一句关于销售机构适当性义务的明确规定，转而以该条后一句关于销售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目的的论述，推论销售机构应确保金融消费者了解产品，这明显是断章取义，企图加重销售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事实上，受限于金融消费者的专业知识、认知能力、主管意愿等因素，每个金融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程度存在差异，且其了解产品的程度是无法客观恒量的，确保、充分了解也是无法查证的，故在销售机构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做到卖者尽责的情况下，就应当认为买者已经充分了解产品，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卢莉在一审中提交的推介材料上载明了涉案产品的情况以及风险等级。《基金合同》中有关于涉案产品的情况说明。《基金风险提示函》上已经反复强调涉案产品存在的各类风险。嘉实财富公司还对卢莉进行了电话回访，其中再次强调了产品的风险等级、说明了产品存在风险，可能发生投资损失。就嘉实财富公司的这些提示与说明，卢莉多次表示知晓，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结果。故嘉实财富公司不仅尽到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还力求确保卢莉了解产品。3.卢莉提及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施行于2018年4月27日，而涉案基金的设立、销售行为均发生于该指导意见施行之前。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应参照适用该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对嘉实财富公司的行为做出评判。卢莉提及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二十七规定是对委托人与卖方机构之间的代销合同内容的规制，不属于对销售机构适当性义务的规制。卢莉主张应根据该条规定要求嘉实财富公司进行了解产品这一义务的举证是错误的。况且嘉实财富公司在推进涉案基金产品时亦已经获取了相关信息。嘉实财富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产品概要》，其中包含了上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划分涉案基金产品等级应综合考虑的信息，嘉实财富公司就此无需另行举证。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卢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实财富公司赔偿卢莉本金损失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嘉实财富公司支付收益损失(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本金损失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5%计算)；3.判令嘉实财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4,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实财富公司作为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的销售机构，向卢莉推销涉案私募基金。2017年11月13日，嘉实财富公司在推销涉案私募基金的过程中，对作为投资者的卢莉通过《投资者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3.您是否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或相关工作经历？”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A、是”；对于“7.您投资金融产品的期望是？”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B、资产稳健增长(资产稳健增长最高可投资低风险-中风险等级产品)”，根据嘉实财富公司对卢莉进行的《投资者调查问卷》的结果，卢莉属于“普通/合格投资者I类”。同日，嘉实财富公司对卢莉通过《风险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7.您的投资经验可描述为？”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C、参与过股票、基金等产品的交易”，对于“8.您有多少年投资经验(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资产管理计划、期货、黄金、外汇或其他金融衍生品等风险投资品)？”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E、5年以上”，对于“9.在正常的证券市场条件下，您期望得到的收益为？”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C、可以承受与股票市场相当的风险，同时获得与市场表现相当的收益”，对于“12.您认为您对于投资风险的偏好是哪项？”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C、获取高收益和避免短期损失一样重要”，根据嘉实财富公司对卢莉进行的《风险问卷》的结果，卢莉的问卷得分为68，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平衡型，平衡型投资者可选择风险中及以下等级的产品/服务。嘉实财富公司向卢莉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向卢莉出示了“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产品概要”，介绍了包括产品概要、产品介绍、投资者(委托人)权利和义务、产品信息披露、风险揭示、管理人及销售机构声明在内的情况，其中，产品概要封面右下角标明“依据嘉实财富评级标准，该产品优先级风险等级为R3级(中风险)，适合平衡型、积极型、进取型合格投资者……私募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概要第1页“风险收益特征”部分载明“本基金优先级属于R3级(中风险)投资品种，适合平衡型、积极性、进取型合规投资者……本基金为非保本收益型私募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有可能无法获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第1页“业绩比较基准”部分载明“本业绩比较基准不是最终收益率……本业绩比较基准也不代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代销机构对于基金本金及收益的保证或承诺”；产品概要第5-7页为风险揭示，特殊风险揭示部分明确了优先级份额的特定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本金损失风险，一般风险揭示部分明确了资金损失的风险，即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本基金优先级属于中风险投资品种，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中的合格投资者。后卢莉经嘉实财富公司推荐，作为基金委托人，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首创公司以及作为基金托管人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卢莉于2017年11月20日向嘉实财富公司支付申购基金认购款200万元，成为涉案私募基金的优先级份额持有人，优先级份额投资期的业绩比较基准为7.8%/年。之后，卢莉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基金收益9,041.10元，于2018年6月27日收到基金收益74,383.56元、于2018年12月26日收到基金收益75,205.48元。2019年11月26日，卢莉向嘉实财富公司提交《赎回申请表》，要求赎回涉案私募基金的本金及分红。嘉实财富公司告知卢莉涉案私募基金不在基金开放赎回期。一审另查明，《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包括了基金风险提示函、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告知书，其中“投资者声明”部分，卢莉签字确认了13条条款，包括：1、本人/机构已仔细阅读私募基金法律文件和其他文件，充分理解相关权利、义务、本私募基金运作方式及风险收益特征，愿意承担由上述风险导致的全部后果；2、本人/机构知晓，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基金托管人及相关机构不应当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7、本人/机构知晓，投资者冷静期及回访确认的制度安排以及在此期间的权利。该合同第十九节“风险揭示”项下(二)“一般风险揭示”中“资金损失风险”第二款约定，本基金优先级属于R3级(中风险)投资品种，适合平衡型、积极性、进取型合格投资者。一审再查明，2019年10月21日，嘉实财富公司再次通过《风险问卷》的形式对卢莉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7.您的投资经验可描述为？”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C、参与过股票、基金等产品的交易”，对于“8.您有多少年投资经验(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资产管理计划、期货、黄金、外汇或其他金融衍生品等风险投资品)？”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E、5年以上”，对于“9.在正常的证券市场条件下，您期望得到的收益为？”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B、承受较低的风险，取得相当于通货膨胀的收益即可”，对于“12.您认为您对于投资风险的偏好是哪项？”的问题，卢莉的回答是“A、避免短期损失笔获取高收益重要”。根据嘉实财富公司对卢莉进行的《风险问卷》的结果，卢莉的问卷得分为48，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平衡型，平衡型投资者可选择风险中及以下等级的产品/服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投资者认为涉案私募基金卖方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所引发的赔偿纠纷，即卢莉作为投资者，认为嘉实财富公司在推销涉案私募基金的过程中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因而要求嘉实财富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存在卢莉所主张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对此，卢莉认为，嘉实财富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包括：第一，在推荐涉案产品过程中，未进行明确风险提示，无警示性文字；第二，嘉实财富公司业务员推荐过程中承诺涉案基金产品有固定收益；第三，嘉实财富公司使卢莉误认为涉案基金产品没有本金损失风险。嘉实财富公司则认为，嘉实财富公司作为销售机构已尽到适当性义务，推荐涉案产品过程中，推介材料第5、6页均为风险提示，推介材料第1页产品概要就产品收益率进行了明确说明，指出实际收益率以实际运作为准，不存在承诺收益的情况。对于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存在卢莉所主张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向投资人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根据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销售不同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嘉实财富公司作为卖方机构，是否妥善履行适当性义务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量：首先，嘉实财富公司是否了解投资者并对其进行分类。嘉实财富公司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对作为投资者的卢莉进行了调查，根据嘉实财富公司在推销涉案私募基金时对卢莉进行的《投资者调查问卷》的结果，卢莉属于“普通/合格投资者I类”，同时根据嘉实财富公司对卢莉进行的《风险问卷》的结果，卢莉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平衡型，平衡型投资者可选择风险中及以下等级的产品/服务。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已经通过适当的形式了解了投资者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投资需求、风险偏好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分类。其次，嘉实财富公司是否了解产品或服务及其分级。根据卢莉提交的涉案基金产品概要，其中明确多处记载了“本基金优先级属于R3级(中风险)投资品种，适合平衡型、积极性、进取型合规投资者”“本业绩比较基准不是最终收益率……本业绩比较基准也不代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代销机构对于基金本金及收益的保证或承诺”等内容，由此可见，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尽到了解产品特征及风险的义务，并对产品风险等级进行了区分，亦在销售过程中明确地将涉案私募基金的相关风险充分提示了投资者。再次，投资者与产品或服务的匹配。根据卢莉提交的涉案基金产品概要，产品概要的第五至七页均为产品的风险揭示，涉案基金合同中含有“基金风险提示函”，且卢莉在“投资者声明”签字确认了“作为该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本人已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愿承担投资该私募基金所面临的风险”。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已经将涉案私募基金优先级中风险的等级与卢莉作为平衡型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匹配，并告知了投资者，并在产品回访的时候再次询问了卢莉是否知晓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性，卢莉均予以肯定性回答。卢莉主张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时作出了“固定收益”的承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最后，对于嘉实财富公司业务员是否存在误导销售的问题，虽然卢莉称其是在业务员告知下尽量把风险承受能力填高一点，所以才得出平衡型投资者的结果，且在嘉实财富公司进行回访时的回答也是业务员的要求，但卢莉的陈述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卢莉作为投资者，对自身投资也应当具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即使是业务员告知其尽量把风险承受能力填高一点，卢莉作为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对此缺乏理性人应有的基本注意义务，卢莉对嘉实财富公司就其投资者信息进行不实陈述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卢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卢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000元，由卢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卢莉提供如下证据：1.(2020)豫0191刑初482号刑事判决书；2.(2020)豫0191刑初767号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1、2旨在证明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底层资产即福建海发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医药公司)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享有的债权属于虚假债权。嘉实财富公司将海发医药公司的融资项目介绍给卢莉，嘉实财富公司并非单纯的基金产品代销机构。嘉实财富公司未完成金融产品卖方机构了解产品所需的尽调工作，从而导致无力自行尽调产品的卢莉遭受损失。嘉实财富公司在二审中提供如下证据：1.《嘉实财富私募产品风险评级暂行办法》，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代销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已经制定了该评级办法，建立了私募产品的风险评估管理制度；2.《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3.《差额补足协议》；4.《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暨回购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5.《保证合同》二份，上述证据2至5旨在证明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存在多项风险缓解措施，嘉实财富公司可降低该产品的风险等级；6.首创网金公司简介；7.首创网金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8.首创网金公司营业执照，上述证据6至8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核查了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管理人首创网金公司的简介、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资料，了解了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管理人的情况；9.《西部信托-海发医药应收账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用评级报告》，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核查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级报告，该报告对涉案私募基金所投资的信托计划情况、区域及行业、应收账款债权出让方/回购方——海发医药公司、标的债权、保证措施、受托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概述与分析。报告结论显示，涉案私募基金产品投资的信托计划的信托受益权级别为AA+(AA指信托受益权的违约风险很低、AAA指信托受益权的违约风险极低)；10.《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债务履行确认书》，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核查了底层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债务履行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该医院确认信托计划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真实性，并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清偿应收账款；11.《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核查了底层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登记资料，了解到信托计划受让应收账款债权已经办理了登记；12.《福建海发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于2017年6月26日后40个月内收回的现金流预测报告》，旨在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核查了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建海发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于2017年6月26日后40个月内收回的现金流预测报告》。对于上诉人卢莉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嘉实财富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二份判决书涉及的刑事案件受害人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涉及的信托产品是“中原财富-成长458期-海发医药应收账款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而本案中，涉案私募基金产品投资的是西部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的“海发医药应收账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刑事案件与本案分属不同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或者必然的联系。对二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九民纪要》的规定，嘉实财富公司的适当性义务应当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限。相关规定并未要求嘉实财富公司作为私募基金产品的销售方，需要穿透所投资的信托产品，就信托产品所投向的底层资产进行调查。因此，底层资产的真假并不影响嘉实财富公司已经尽到适当性义务的判断。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向某一方金融机构推荐过该融资项目不会影响其作为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即便所谓的底层资产被认定为虚假，或者底层融资人事后没有能力还款，也不能推论卖方机构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刑事判决书提及的这款信托产品，就底层资产嘉实财富公司虽然没有义务进行核查，但在相关底层协议签订的过程中，嘉实财富公司已经尽量参与其中，远超过一般卖方机构的履职范围。从判决书载明的内容来看，虚假的底层资产是由融资方海发医药公司等相关人员精心组织、策划、实施的，即便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已经对底层资产进行尽职调查，也没有发现所谓的底层资产虚假。因此，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对底层资产进行调查与卢莉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对于嘉实财富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卢莉经质证认为：因嘉实财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无法核实证据真伪，故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该评级办法上没有加盖嘉实财富公司的公章，故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该评级办法是嘉实财富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文件，无法确定文件的形成时间，不能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时已经建立了风险评估制度。根据该评级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嘉实财富公司将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划分等级时有个内部流程，嘉实财富公司需提供工作记录才能证明其按规定进行了风险评估管理。对于证据2至证据5，其中《债权转让通知书》上很多内容为空白。作为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的风险缓解措施，嘉实财富公司应对这四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核实。但据卢莉了解现阶段至少证据2的真伪存在争议，首创网金公司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正是因为该份证据的争议导致无法到期赎回；对于证据6至9，嘉实财富公司取得这些证据的时间无法确定，无法证明其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进行了审查；对于证据10至12，证据10中《确认书回执》的大部分需要填写的内容均为空白，无法确认其合法性。证据11上明确记载内容是由填表人填写。嘉实财富公司未能证明其是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取得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在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已经对产品进行了了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期为基金首个投资日起2年，退出期为1年，合计存续期为3年；本基金的开放赎回日为目标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赎回日、预计为自基金首个投资起始日起，期满24个月之日(具体日期以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该节事实有《首金嘉实嘉赢优选B-2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嘉实财富公司是否已经履行适当性义务？二审中，卢莉主张嘉实财富公司作为卖方机构没有尽到了解产品之义务，其认为嘉实财富公司在向卢莉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前未就该产品所涉及的底层资产即海发医药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进行审核。对此，本院认为，卖方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目的是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从现有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部门规章规定来看，了解产品及其分级的内容主要包括了解产品的特征和风险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划定风险等级。要求卖方机构了解产品是为了对产品风险等级做出正确评估，进而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投资者。本案中，嘉实财富公司将涉案私募基金产品评定为R3级(中风险)投资品种，并在产品概要中向卢莉告知了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及产品情况。虽卢莉认为所涉底层资产为虚假债权，但现并无证据证明嘉实财富公司存在明知底层资产为虚假仍向卢莉销售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的情形。鉴于相关监管部门并未认定涉案私募基金产品的风险评级有误，故对于卢莉提出的嘉实财富公司未了解产品，违反适当性义务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卢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0元，由上诉人卢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沙 洵审 判 员  王承晔审 判 员  周 菁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靳 轶书 记 员  王炎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