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1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友君，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夫伦，天津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永福，天津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涿州市康利堂大药店，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贾秀路E-2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10963469616。 投资人：陈荣肖，该药店经理。 上诉人王友君因与被上诉人涿州市康利堂大药店（以下简称康利堂大药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1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友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夫伦、被上诉人康利堂大药店的投资人陈荣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友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涉案花费不是判决中认定的4720元，而是6400元。上诉人不同时间内先后在被上诉人处购买7次涉案产品，总计花费6400元。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7次购买对应的微信付款记录和5段手机视频以证明该事实，虽然其中2019年9月17日（涉案金额80元）和2020年6月3日（涉案金额1600元）两次购买行为没有进行视频记录，但这两次付款记录应被认定为系购买涉案产品记录，理由如下：首先，在上诉人提交交的2019年9月26日的手机视频中，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店员的对话（视频约2分13秒前后）可知，在2019年9月26日购买之前，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曾购买过涉案产品，而上诉人主张的购买事实中在此前的购买记录只有一次，即2019年9月17日,2019年9月26日视频对话与2019年9月17日微信付款记录相印证，经合理推论可认定2019年9月17日的付款亦是用以购买涉案产品这一事实。其次，上诉人提交了每次在被上诉人处购买涉案产品的微信付款记录，被上诉人对该付款记录均认可。结合手机视频可以认定，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足的证据用以证明所主张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作为药店依法应当对所售药品或商品的名称、数量、金额等进行详细登记、记录，向购买者出具对应的销售小票、发票等销售凭证，被上诉人抗辩称上诉人的付款不全是用于购买涉案产品，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上诉人应提供其在上诉人主张的时间点、付款金额与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凭证等证据以佐证其销售给上诉人的系且他药品或商品，并非涉案产品，被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关销售凭证以证明其抗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即使上诉人仅有微信付款记录，没有视频证据，也应认定上诉人的付款全部用于购买涉案产品。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十倍赔偿的责任。一、一审认定涉案产品是保健食品是适用法律错误，涉案产品应被认定为假药，而非食品、保健品，被上诉人应承担十倍赔偿责任。首先，涉案产品“德国黑倍”等业经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在（2018）冀0681刑初382号刑事判决及其他各地法院的生效判决中认定，该产品“……，按假药论处。”其次，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四）项的规定，以及我国国家卫生部《关于开展非药品冒充药品整治行动的公告》[2009]第69号）第一条的规定，涉案产品“德国黑倍”在产品包装、说明书中明确、详细标明了产品的功能主治、适应症、适用人群、用法用量等内容，明显超出一般食品、保健品的用途。包装中标明的保健食品生产批号及厂家经查询均为虚假内容。因此，无论是依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还是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涉案产品“德国黑倍”都应依法被认定为假药。依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十倍赔偿合理合法，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十倍赔偿的责任。二、即使涉案产品为食品、保健品，被上诉人也应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涉案产品属于不安全食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经营者无法提供涉案产品的进货渠道、合格证明等资料，经查询涉案产品标示的批准文号、生产企业名称均是虚假的，被上诉人无法证实产品的安全性。其次，一审判决也查明和认定，涉案产品无合格的批准文号及保健食品专有标志且未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不符合同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尤其是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部分生效判决可以证实，涉案产品含有国家禁止非法添加的成分“西地那非”，该成分与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物“硝酸甘油”是严禁共同适用的，否则极大可能造成死亡后果。涉案产品宣称心脏病、高血压人群同样适用却并没有标明含有“西地那非”成分，其危害性是巨大的。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涉案产品属于不安全食品，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上诉人依法主张十倍赔偿应当获得支持。三、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并非为生活消费和使用而购买，而是牟利性打假，不应获得价款赔偿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否是牟利性打假不影响上诉人可以获得十倍赔偿的权利。首先，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属于此种情形，也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认定什么是“牟利性打假”，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观购物动机作出限制性规定。即便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获得赔偿。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有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即使上诉人明知涉案产品系假药而购买，也不因此而免除被上诉人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销售的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康立堂大药店辩称，上诉人说的相互矛盾，提供的证据好多都是假的，与本案无关。2019年1月份因许可证到期就停业了。上诉人的提交的证据中是康利堂大药房与康利堂大药店不是一个主体，上诉人提供的发票是四季感冒片，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的镜头不是持续性的，不能排除上诉人用自己的产品换成了被上诉人的产品。2020年9月份我收到的涿州法院的传票，是上诉人蓄谋已久的，故意扰乱市场秩序，各个监管部门对上诉人的主张未支持。因上诉人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上诉人不是买的德国黑倍，不同意10倍赔偿。德国黑倍不是假的，是一种保健品，合格的。一审判决正确。 王友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立堂大药店退还王友君购物款6400元整；2.康立堂大药店赔偿王友君64000元整，共计70400元整；3.诉讼费由康立堂大药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26日，王友君到康利堂大药店购买“德国黑倍”5盒，每盒80元，王友君通过微信支付康立堂大药店400元。2019年11月4日，王友君到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10盒，每盒80元，通过微信支付800元。2019年12月2日，王友君到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10盒，每盒80元，通过微信支付800元。2020年1月5日，王友君到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14盒，每盒80元，王友君通过微信支付1120元。2020年5月22日，王友君到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20盒，每盒80元，王友君通过微信支付1600元。王友君五次从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共计59盒合计4720元。王友君在庭审中提交了购买涉案产品的视频五段，康立堂大药店认可视频中向王友君出售产品的是其工作人员，也认可王友君自其店内购买过“德国黑倍”。王友君还提交“德国黑倍”11盒。该“德国黑倍”产品说明书写有：批准文号：卫食健字（2009）第138号；生产企业：西藏力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18年11月2日；有效期：三年。该产品标签上未标明生产许可证编号。康立堂大药店未就该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作出说明及提供证据。庭审中，王友君主张在2019年9月17日支付康立堂大药店80元购买“德国黑倍”1盒，2020年6月3日支付被告1600元购买“德国黑倍”20盒并提交2019年9月17日微信账单一页（金额80元）、2020年6月3日微信账单一页（金额1600元）。康立堂大药店提出异议。王友君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两次微信付款系用于购买“德国黑倍”产品，故对王友君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德国黑倍”产品，王友君提供的产品说明中写有卫食健字文号，康立堂大药店亦认可该产品为保健食品，故涉案产品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调整的保健食品，王友君主张该产品为假药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康立堂大药店所出售的“德国黑倍”产品，无合格的批准文号及保健食品专有标志且未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康立堂大药店作为商品销售者，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向王友君出售产品，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王友君从康立堂大药店处购买“德国黑倍”59盒，向康立堂大药店支付购物款4720元，对该4720元购物款，王友君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因王友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1680元也系购买涉案产品，故对王友君要求返还1680元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友君主张的十倍赔偿，本院认为，根据王友君提供的证据，王友君多次购买涉案物品，并在购买物品时已经做好录音录像准备，且王友君在多地法院提起诉讼，王友君并非为生活消费和使用商品而购买，而是牟利性打假，故王友君要求康立堂大药店按价款十倍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涿州市康利堂大药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王友君购物款人民币4720元。二、驳回原告王友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0元，由原告王友君承担700元，由被告涿州市康利堂大药店承担8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的涉案花费数额是多少。上诉人主张其花费系6400元。经审查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其中，被上诉人对微信账单80元和1600元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该两笔系购买涉案“德国黑倍”的花费。一审对此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此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能否获得十倍赔偿。上诉人主张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十倍赔偿的责任。经审查，该条法律规定中，受害人请求赔偿的前提系其所购药品为假药、劣药。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被上诉人处所购药品系假药、劣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友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元，由上诉人王友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舒淼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郑金梁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冰洁 书 记 员 王溪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