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伟，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伯房，男，195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婉，女，195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甄树萍，女，195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绍，男，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第三人：许民强，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刘海伟、郭伯房因与被上诉人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及原审第三人许民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海伟、郭伯房，被上诉人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伟、郭伯房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因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投资股权而引起的，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投资广东上医康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医公司）5%股权。投资可获得高额回报，也存在失败风险。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多年从事投资行业，完全了解投资的收益和风险，故应自行承担风险。（二）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投资后，其股份由许民强代持，许民强是上医公司第一大股东，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已经行使了股东权利。同时邵婉担任上医公司董事，参加了历次董事会议，且上医公司代理销售邵婉的产品。（三）2017年8月7日，上医公司向邵婉支付的23000元，是转让给新股东的股权转让款，是投资收益，不是退回投资款。此外，上医公司还向邵婉发放业绩奖励若干笔。（四）2020年6月18日，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与许民强达成《谅解协议》，明确由许民强提供40000元作为补偿，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承诺不再追索。该协议已经执行，故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已丧失追索权。（五）2019年5月17日，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伟出具的《承诺书》是上医公司未破产前的承诺，表明公司将用获得的利润回报股东，是对股东的回报。公司董事长郭伯房、第一大股东许民强和法定代表人刘海伟，一直在积极开展业务，但上医公司破产后，该承诺已无法兑现，也无任何理由要求郭伯房、刘海伟退还投资款。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共同辩称，2016年年底，邵婉在朋友介绍下，参加了一家名为广东百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举行的招商会，碰到了许民强。许民强告诉邵婉，其正和几位老板筹建一个做大健康事业的公司，项目很好，如想进入公司董事会就必须抓紧入股。于是，邵婉邀请甄树萍、杨建绍合作，以邵婉的名义持股，在2017年1月20日投入150000元，占上医公司5%股权。投资后，对方明确告诉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将在工商登记办理邵婉的股份手续，并确认邵婉为董事会成员。同时，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又花30000元买了上医公司的产品套餐，但因能选的产品种类少、价格很高，当时没要，直到今天也没拿到产品。几个月后，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发现上医公司缺资金、缺人才，尤其是法定代表人刘海伟，根本不作为，难以胜任总经理之职，公司完全没有盈利能力，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坚决要求退股，退出董事会。当时，参加会议的郭伯房、许民强都同意了，并准备分阶段退款，但刘海伟坚决反对，故退股未能成功。最后，上医公司倒闭，被工商局纳入“经营异常”，人去楼空。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也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不是该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中没有邵婉的任何资料，更不存在董事会成员一说，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也从未拿过一分钱分红。刘海伟、郭伯房、许民强三人虚假出资，滥发股权证书，欺骗投资者，以公司股权和进入公司董事会名义吸引投资，但投资后完全不存在股权和公司董事会成员这回事，属于欺诈行为。由于上医公司未能全面清算便办理注销登记，刘海伟、郭伯房作为上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理应对上医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许民强于2020年6月18日与邵婉达成了和解协议，许民强承诺支付40000元，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继续向刘海伟、郭伯房追讨剩余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许民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海伟、郭伯房返还150000元入股金给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并判令刘海伟、郭伯房支付150000元银行利息（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2日计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2.刘海伟、郭伯房返还3万元货款以及支付相应利息（从2017年1月2日计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3.本案受理费由刘海伟、郭伯房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8日，上医公司作为甲方，邵婉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作事业以股权合作形式，以当前的股本作为公司的股权比例基础，乙方提供人民币15万元，在项目中乙方占原始股5%，乙方投入在本协议签署后13个工作日内到位，通过网银打到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行广州江南市场支行（流花支行），账号36×××40，并说明是上医投资款；乙方有权将名下的原始股权在工商登记时落实到各自指定的单位和个人；甲方对外逐级融资，在股权变更时，原始股东等比例稀释或者变更；乙方作为股东，参与股东会，重大事情股东会协商一致，对外交涉时，共同立场、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暂定两年，到期双方另签合作协议等。2017年1月18日，邵婉作为甲方、甄树萍作为乙方、杨建绍作为丙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一份》，约定三方共同出资150000元，每人各出资50000元，并以甲方邵婉一人名义入股上医公司，与该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投资收益按照出资比例分配，风险各自承担。2017年1月20日，甄树萍尾号为5132的账户向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尾号为7640的账户转账150000元。同日，上医公司向邵婉出具写有“邵婉交来上医康乐投资款150000元”的收据一张。2017年4月11日，上医公司向邵婉签发《股权证书（原始股东）》，载明：注册资本5000万元、持股人姓名为邵婉、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种类为SKA、持股比例为5%、证书编号为SK006。在该证书上法人代表处有刘海伟的签章。2019年5月27日，刘海伟手写向邵婉出具《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一份，上写：本人刘海伟，是广东上医康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承诺在叁个月内归还邵婉原投资公司的款项伍万元，其中6月底归还1万元、7月底归还2万元、8月底归还2万元；在2019年12月底归还邵婉及团队全部投资款（约26万元）；有条件时尽量提前归还；若本人违约，任凭邵婉报警立案。在该承诺书上，邵婉签名表示同意刘海伟的承诺。又查明，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在本案起诉时将上医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将许民强列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收到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寄送的《企业核准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证实上医公司已于2020年7月28日被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后以与许民强达成谅解为由撤回对许民强的起诉；又以上医公司已被工商登记部门撤销注册登记为由，申请撤回对上医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法分别裁定予以准许。因许民强与本案纠纷有密切关系，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裁定追加许民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邵婉、甄树萍、杨建绍陈述，平时主要是与上医公司的刘海伟、郭伯房、许民强三人打交道，上医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控制人其三人不清楚；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有要求上医公司退还投资款，许民强、郭伯房同意退还，但刘海伟当时不同意，后上医公司通过许民强退还23000元给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起诉时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发现公司已被注销，与许民强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许民强该承诺于八个月内返还4万元给邵婉，至2020年8月20日止已经返还了15000元；刘海伟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上提到的邵婉及团队，是指邵婉带朋友一起购买上医公司的产品，刘海伟称其为邵婉团队；该承诺书中提及的26万元包括本案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主张的15万元投资款，但其余款项是货款，与本案无关；至于郭伯房，邵婉多次交涉，但郭伯房都称公事公办，没有还款过。庭审后，邵婉提交情况说明，确认于2017年8月7日收到上医公司转账支付的23000元；提供于2020年6月18日与许民强签订的《和解协议》，在该和解协议上有如下内容：甲方邵婉，同时代表甄树萍、杨建绍；乙方许民强，同时代表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就案（2020）粤0103民初5853号，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双方同意甲方退出上医公司的全部股份约5%，该股份原由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代持，共同配合办理退股有关手续；2.甲方对上医公司的投入，乙方提供4万元作为补偿，从2020年6月开始，每月支付5000元，付完截止；3.甲方不再起诉、追索乙方相关责任等。邵婉又提供与郭伯房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于2020年6月22日向郭伯房发送短信，告知郭伯房已对上医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退还投资款15万元，许民强已与其签订了和解协议，希望郭伯房亦参考许民强的做法；郭伯房在微信中回复：“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按程序解决为宜……”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收到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上医公司在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有关材料，该材料显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上医公司破产案件；同日，作出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决定；2019年6月28日，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工作人员对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伟进行访谈，告知其上医公司破产案件的相关情况，要求其配合移交上医公司的公章、财务账册等，但至破产案件办理完毕，刘海伟除移交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及2017年11月、12月的记账凭证等外，其余财务资料都拒不配合提供，破产管理人无法对上医公司进行全面清算；经查工商内档确认，上医公司的股东始终为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北京市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持股10%）、广州摩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8%）、宋龙春（持股10%）、郭伯房（持股9%）；上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海伟、董事长为郭伯房；许民强并非上医公司股东，但为上医公司董事局成员之一；许民强为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伟为广州摩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2月19日，本院作出（2019）粤01破117-3号民事裁定书，以管理人未能接收到上医公司任何财产，上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提出申请为由，裁定宣告上医公司破产，并终结上医公司破产程序。一审法院认为，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以邵婉作为代表与上医公司成立投资关系，并已向上医公司实际投入资金150000元的事实有邵婉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甄树萍名下账户的转账记录及上医公司出具的收据、股权证书等为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本案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的主张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对于刘海伟、郭伯房应否对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主张的投资款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从上述邵婉于2017年1月18日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双方对股权分红作出了约定，但对退股并未作出约定，但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合作的期限，该期限应于2019年1月7日届满。又，从2019年5月27日刘海伟向邵婉出具的承诺书可以看出，刘海伟以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承诺在三个月内归还邵婉投资款50000元，在2019年12月底前归还邵婉团队的全部投资款260000元（其中即包括甄树萍、杨建绍的投资款100000元），该承诺应视为上医公司对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作出的退还投资款的承诺。刘海伟在接受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访谈后，无自觉配合破产管理人移交相关财务资料，致使上医公司未能全面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刘海伟、郭伯房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应对上医公司欠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于刘海伟、郭伯房应向邵婉、甄树萍、杨建绍退还投资款的数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的自认，已于2017年8月7日收到上医公司支付的23000元；在2020年6月18日邵婉与许民强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许民强承诺退还40000元给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至2020年8月20日止已实际退还了15000元），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在本案中放弃向许民强主张权利，鉴于上述63000元（40000+23000=63000元）或已由上医公司退回，或已由许民强承诺退还，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不应在本案中重复主张，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刘海伟、郭伯房应向邵婉、甄树萍、杨建绍退还的投资款为87000元。至于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要求刘海伟、郭伯房支付已投入投资款150000元自2017年1月20日起计至退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因与邵婉于2017年1月8日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认定、有关利率政策的调整情况及2019年5月27日刘海伟向邵婉出具的承诺书，一审法院认为，依法可调整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要求刘海伟、郭伯房支付未退还的投资款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投资款实际退还之日止，以8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刘海伟、郭伯房，许民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海伟、郭伯房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邵婉、甄树萍、杨建绍退还投资款87000元。二、刘海伟、郭伯房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支付占用87000元资金期间的利息（具体计息方法：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计至资金实际退还之日止，以8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海伟、郭伯房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负担943元，刘海伟、郭伯房负担1007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工商资料显示，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许民强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由北京六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北京市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持股23.5%，而北京六生科技有限公司由许民强持股90%。广州摩丹科技有限公司（刘海伟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由刘海伟持股80%。上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郭伯房、刘海伟、黎汉强、宋龙春、许民强，刘海伟为同时担任上医公司经理。二审中，郭伯房称，其是公司最小的股东，在公司挂名担任董事长，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上医公司第一大股东是许民强，第二大股东是刘海伟。刘海伟称，其在上医公司成立初期担任总裁，因公司业绩不理想，变更了好几任总裁。上医公司主要由刘海伟、许民强、黎汉强经营，郭伯房也会参与公司董事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海伟、郭伯房是否需要对涉案款项承担付款义务。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上医公司与邵婉在2017年1月8日的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邵婉投资150000元，持有上医公司5%股份，且双方暂定合作期为两年，两年后另行签订合作协议。邵婉支付全部投资款后，上医公司除了签发股权证外，既未将邵婉等人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无充分证据显示邵婉委托他人代持股份。两年后，刘海伟在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表明其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同意向邵婉及其团队返还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该承诺代表上医公司的意思，各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刘海伟出具《承诺书》之后，上医公司并未实际支付款项，并被其他债权人申请破产。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破产管理人认为刘海伟除了移交2017年11月、12月的记账凭证等资料外，拒不配合提供其他财务资料，导致破产管理人无法对上医公司进行全面清算，之后本院依法裁定终结了上医公司的破产程序。上医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刘海伟作为上医公司的董事和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人员，郭伯房作为上医公司的董事长，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账册灭失，无法清算，在债权债务未全面清算的情况下公司又被注销，现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刘海伟、郭伯房对上医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理据充分。邵婉等人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方式等处理结果予以认可。刘海伟、郭伯房主张上医公司有向邵婉等人发放过业绩奖励，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且发生在2019年5月27日出具《承诺书》之前，与本案无关。邵婉与许民强在《和解协议》中并未免除上医公司和刘海伟、郭伯房等人的责任。2019年5月27日的《承诺书》虽然明确系由上医公司承担退款义务，但上医公司被注销后，债权人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等义务主体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刘海伟、郭伯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上诉人刘海伟、郭伯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