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1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204350723Y。 法定代表人：潘必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天宇，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炜业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荷塘路50号杏花国际广场B幢18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E2RA7E。 法定代表人：王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仁业，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锦琛，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九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炜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5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十九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炜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炜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许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致使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的选择性认定,对相关事实的认定表面化、片面化,没有对相关事实进行严格区分,认定事实缺乏公正性、客观性。1.一审判决认定许祥等人亦在该项目部现场办公,负责施工现场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接收材料、结算等事宜,该节认定存在在明显的表面、片面化,认定错误。（1）许祥不在施工现场办公,而是在四川汉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城公司）办公室办公,该公司地址在合肥市。一审判决认定仅凭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静的单方面陈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一审判决认定该节事实是错误的。（2）许祥、许俊勇、缪某等人是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分包定人汉城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许祥是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时十九冶公司提供了（2020）川民终211号民事判决书、巢湖经开区公安分局询问笔录足以证明许祥的身份归属。许俊勇系汉城公司履行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代表人或代理人,一审时十九冶公司提交了汉城公司的委托书、（2020）皖0104民初4439号案举证目录及专业分包合同足以证明许俊勇的身份情况。（3）许祥、许俊勇等人的接受材料、结算等行为不是受十九冶公司委托的,与十九冶公司无关。案涉施工现场除了十九冶公司项目经理部外,还有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包括许祥的汉城公司在内等众多单位在现场均有办公场所,并各自依据合同约定从事各自的工作和事务,所以即使许祥等人亦在该项目部现场办公,负责施工现场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接收材料、结算等事宜,许祥等人的行为是汉城公司,是为履行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间劳务分包合同事宜,与十九冶公司无关。（4）十九冶公司设立项目经理部而不是一审判决的“项目部”,十九冶公司项目经理部组成人员在一审认定的展板上公示了,许祥、许俊勇、缪某均不是项目经理部人员。2.一审判决认定几天后许祥将加盖了十九冶公司公章的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交给了炜业公司,该认定错误。许祥在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了其伪造的十九冶公司公章,而不是加盖了十九治公司的公章。一审判决明知该十九冶公司印章是许祥私自伪造的,在认定事实时却不加以说明,明显有误导之嫌。3.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履行完毕后,炜业公司与项目部于2019年4月9日进行了对账,这是错误的。炜业公司只是跟许祥进行了对账,没有与十九冶公司的项目经理部进行对账,实际也没有必要对账,因为十九冶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本案证据材料证明对账是跟许祥对账,一审判决生硬地加入“项目部”,不知何意？4.一审判决认定在十九冶公司签字盖章处有许祥签名是错误的。所谓的十九冶公司的字样是安徽炜业公司打印的,与十九冶公司没有关系,许祥签名是其自主行为,与十九冶公司无关。一审判决认定缺乏客观性,陷入主观。二、一审判决依据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判决,违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7条、第103条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由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2条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作为定案依据的《中国十九治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一审判决没有出示调取（2020）皖0104民初4442号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字、捺印或者盖章的调取证据的调查材料,程序违法,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同时,一审判决调取的该协议书未经当事人质证,未听取当事人发表意见而径行作判,程序严重违法。2.《中国十九治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的相对人实际是许祥或汉城公司和付志龙,与十九治公司无关,十九冶公司已经对（2020）皖0104民初4442号判决结果提起上诉,一审判决依据该协议书认定许祥的行为构成对十九冶公司的表见代理是损害了十九冶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没有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质证意见加以评判认证。一审判决虽然列举了当事人的举证名称,但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的大小,没有作出认证,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四、一审判决遗漏关系到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责任承担的重大事实,或对涉及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以及责任承担的重大事实未作认定,这是错误的。在炜业公司提供的王静与贺智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二份关于案涉钢材款的支付协议,即三方协议和分期付款协议,鉴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的印章是伪造的,无论三方协议还是分期付款协议是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钢材款支付义务人、钢材款支付期限和方式的关键证据。一审时,十九冶公司对炜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表了书面质证意见,一并申请法庭责令炜业公司向法庭提交三方协议和分期付款协议,但一审判决不予理睬,违背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第48条的规定。由于一审判决遗漏关系本案法律关系认定的重大事实,造成本案所谓的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和利息的义务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认定许祥与十九冶公司间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1.从王静与贺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静明知钢材买卖卖方以及货款支付义务人是许祥代表的汉城公司。2.关于本案钢材款的支付当事人间已经签订了分期付款协议,该分期付款协议是关于案涉款项承担的依据,本案根本不涉及所谓的“表见代理”问题。3.本案认定“表见代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对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签订、合同履行、许祥的身份职责的认定是错误的;其次,炜业公司在交易中对许祥的身份以及使用伪造的盖章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其三,一审判决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2条、13条、14条的规定。本案许祥与十九冶公司之间在买卖合同业务上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庭审中，十九冶公司另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十九冶公司是以总包身份协调劳务分包单位汉城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许祥和炜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且炜业公司与汉城公司达成支付款项的三方协议，炜业公司在款项结算时已经明确知晓了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并非十九冶公司。一审庭审时，炜业公司补充了第二份证据，是一份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十九冶公司项目总工贺智的聊天记录，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是部分有节选，十九冶公司的一审代理律师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部分的疑点，但是人民法院并没有针对此部分疑点进行查明。这份三方协议它实际上是由炜业公司以及该分包单位汉城公司和十九冶公司三方共同签订，该份协议实际上一直被炜业公司在一审时进行回避，该份协议的实质内容是十九冶公司作为项目的总包方，协调劳务分包方汉城公司向伟业公司支付货款。同时该合同价款属于含税价，该三方协议还约定了，炜业公司应当向汉城公司开具票据，再由十九冶公司代付货款，也就是说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并非十九冶公司。2.炜业公司怠于履行价款催告，并非其没有履行，而是其始终知晓合同实际履行方是许祥。而许祥是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案涉买卖合同约定了货到现场之后10日内支付，同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十九冶公司从未收到炜业公司任何付款催告以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由此可见，炜业公司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知晓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是十九冶公司。3.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案涉的购销合同上十九冶公司的公章和项目部印章均是私刻伪造的。本案购销合同系许祥伪造印章后所产生的无权代理行为所形成的无效合同，也并非十九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人民法院从相应的间接证据而认定了表见代理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但是十九冶公司也不应当就买卖合同外的利息或违约金承担相应的损失扩大的责任。 炜业公司辩称，许祥等人系代表十九冶公司与炜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签收钢材，并非十九冶公司诉称的代表汉城公司，许祥的采购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1.2018年5月29日，在项目部现场，许祥以项目部的名义与炜业公司达成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需方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此后炜业公司通过物流向该项目工地运送相关钢材，合计货款1072820.2元，上述信息有销售单予以证实，销售单上均有许祥等人签字确认。由于炜业公司对合同上项目部的印章效力有疑问，便要求许祥再签订一份加盖有十九冶公司公章的合同，许祥表示同意。2018年7月9日炜业公司将一份加盖了炜业公司公章的同样内容的合同交给了许祥，几天后许祥将加盖了十九冶公司公章的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交还给炜业公司。合同履行完毕后，炜业公司与项目部于2019年4月9日进行了对账，对账函回执上载明:“安徽炜业物资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4月8日，我司货款金额为1072820.2元，违约利息202311.38元，我司欠付贵司欠款金额为1275131.58元。我司确认无误，予以认可。”在十九冶公司签字盖章处有许祥签名。从前述事实来看，合同洽商、签订地点、钢材交货地点均是在十九冶公司项目部现场，而该项目部并未在任何地方标注是“汉城公司”的办公场所。2.汉城公司与十九冶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第8.1条已注明案涉分包工持的钢筋由十九冶公司提供，故十九冶公司上诉称许祥是代表汉城公司采购钢材与分包合同约定不一致，十九冶公司的此点理由不能成立。3.本案一审判决后，炜业公司了解到炜业公司不再供货之后，十九冶公司就案涉项目所需钢材系向安徽联傲物资有限公司采购，而在随后的签收货物、对账等均有许祥、许俊勇、缪良道等人代表十九冶公司签名，由此也可证明许祥可以代表十九冶公司购买钢材用于涉案项目。4.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的“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不仅仅是在炜业公司的买卖合同上使用了，该枚印章在十九冶公司给建设单位的《委托付款函》中也同样使用了，同时十九冶公司的现场总工贺智对该枚印章的存在及使用也都完全知情，却未制止，由此也可认定炜业公司在合同签订及履行方面没有过错。5.在蜀山区法院审理的付某某诉十九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为(2020)皖0104民初4442号】，许祥也是代表了十九冶公司签字，并且同时还有十九冶公司员工谢文才、贺智签名，以及加盖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项目经理部的印章。这也足以说明许祥的身份是代表十九冶公司。 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十九冶公司支付炜业公司货款10728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53936.7元（按月利率2%的标准，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以后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详见违约金计算表），合计1426756.7元；2.判令由十九冶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十九冶公司在承包了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工程建设后，于2018年1月8日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四川汉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承包方加盖了十九冶公司公章，并有经办人或委托代理人谢文才签名。为了长安汽车厂房2标段项目建设需要，十九冶公司在工地现场成立了项目部，设立了办公区，设置了宣传该项目的大型展板，项目部总工程师为贺智，并雕刻了一枚项目经理部印章，全称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项目经理部”。许详等人亦在该项目部现场办公，负责施工现场的相关管理工作，包括接收材料、结算等事宜。2018年5月29日，在项目部现场，许详以项目部的名义与炜业公司达成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需方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此后炜业公司通过物流向该项目工地运送相关钢材，根据炜业公司提供的销售单显示，四次送货的时间金额分别为：2018年5月30日送货310412.58元，7月7日送货484261.86元，7月9日送货31708.8元，7月16日送货246436.96元，合计货款1072820.2元，销售单上均有许详等人签字确认。由于炜业公司对合同上项目部的印章的效力有疑问，便要求许详再签订一份加盖有十九冶公司公章的合同，许详表示同意。2018年7月9日炜业公司将一份加盖了炜业公司公章的同样内容的合同交给了许详，几天后许详将加盖了十九冶公司公章的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交还给炜业公司。合同履行完毕后，炜业公司与项目部于2019年4月9日进行了对账，在炜业公司提供的对账函回执上载明：“安徽炜业物资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4月8日，我司货款金额为1072820.2元，违约利息202311.38元，我司欠付贵司欠款金额为1275131.58元。我司确认无误，予以认可。”在十九冶公司签字盖章处有许详签名。此后，经炜业公司多次催要无果后，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付某某诉十九冶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为（2020）皖0104民初4442号】，付某某提供的一份签订于2018年5月1日的《中国十九冶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中甲方为十九冶公司，协议书尾部甲方盖章处加盖了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项目经理部的印章，并有许详、谢文才签名。在另一份2018年9月21日的“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项目部与土建施工队工程结算书”中，甲方由许详代表项目部签名，乙方由付某某签名，贺智作为见证人签名。 一审法院又查明，许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私自雕刻了一枚十九冶公司的公章，并用该公章签订过包括本案合同在内的买卖合同、出具相关委托书、订立借款合同等。许详称贺智对雕刻及使用该章是知道的。贺智也多次协调过本案货款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系十九冶公司承包属实，双方对十九冶公司设立了项目经理部及项目部总工为贺智亦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许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首先从签订合同的客观情况来看，签订地点系十九冶公司设立的项目部办公室，许详也是以项目部的代表与炜业公司签订合同的，并且合同上也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后期还加盖了十九冶公司的公章；其次从合同的履行地来看，炜业公司供货的钢材系送到项目部工地，并在工地卸货验收后用于项目建设的；再次从许详的身份职责来看，许详在项目部现场上班，且从事现场的管理等工作，其曾与十九冶公司认可的代理人谢文才一道代表项目部与他人签订过协议，并进行过结算。因而许详具有被认为系代表十九冶公司项目部的职责与身份。第四，炜业公司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也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虽然合同上加盖的是私刻的公章，但并不能因此加大炜业公司的注意义务。综上，许详的行为具有代理的外在表象，同时炜业公司也已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炜业公司有理由相信许详能够作为十九冶公司代理人签订和履行合同，许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十九冶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故对炜业公司要求十九冶公司支付货款1072820.2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炜业公司要求十九冶公司支付按合同约定的月2%标准计算的利息请求，结合本案实际和贷款利率情况，酌定按年利率15.4%支付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比较适当，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十九冶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炜业公司货款1072820.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5.4%自2018年7月27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炜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641元，减半收取计8820.5元，由十九冶公司负担8000元，炜业公司负担820.5元。 二审期间，十九冶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贺智-王静）、三方协议（王静发送）作为证据，证明2019年5月，十九冶公司驻派新的项目总工前往项目现场处理停工事宜。其中贺智是代表十九冶公司作为项目总包方，协调汉城公司、安徽曼雷等分包单位与材料商的纠纷。在贺智了解许祥伪造十九冶公司印章和项目印章后，为了核查核实真实情况与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静添加微信。王静将与许祥（汉城公司）协商后的三方协议发送给贺智，协议内容包括希望十九冶公司事后追认炜业公司作为材料供应商，并由炜业公司向汉城公司开具发票后，由十九冶公司协调支付供货款的真实情况。证明炜业公司从始至终均知晓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对象，是汉城公司，而并非十九冶公司。炜业公司不具备对许祥行为表见代理十九冶公司的“合理善意”。 炜业公司质证认为，该份三方协议是真实的。首先该三方协议并没有最终生效。其次，该协议清楚地说明了甲方是十九冶公司，丙方是炜业公司，炜业公司系向十九冶公司提供钢材。至于协议的内容涉及到汉城公司是涉及到买卖合同当中的权利义务转移，但是由于十九冶公司并没有能够按照协议付款，所以各方也最终没有签字盖章，该协议并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同时这个协议也已经说明了物资确实是十九冶公司向炜业公司采购，贺智对此也是予以认可的。 炜业公司二审提交银行回单、对账单、送货单一组作为证据，证明炜业公司在停止向案涉项目供应钢材后，许祥依然是代表十九冶公司在采购案涉项目所需钢材，并且材料也有许俊勇、缪良道签收，十九冶公司也向供应商安徽联傲物资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货款。 十九冶公司质证认为，对该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结算单、送货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回单是我们跟安徽联傲物资有限公司所产生的这真实交易，我们实际跟安徽联傲物资有限公司产生的交易金额是8851339.21元，同时我公司支付该200万元的依据，是与安徽联傲物资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结算表，结算人是我公司项目总工，而并非许详。至于炜业公司所提交的这份许祥签字的材料和送货单，代理人不清楚的，这个是从哪来的。该份银行汇款的时间是2019年的7月10日，但是结算单、送货单分别发生在7月23日和8月10日，这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先进行结算，再付款的基本逻辑。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炜业公司对十九冶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未有异议，故本院对相关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另炜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系案外人与十九冶公司之间的交易材料，与本案审理无关，且除转账凭证外，十九冶公司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对此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分析如下：首先，案涉合同明确列明需方为十九冶公司，也即案涉合同系以十九冶公司名义与炜业公司签订；其次，案涉合同不仅有许祥签字且加盖了十九冶公司公章，而按十九冶公司陈述，许祥系劳务分包单位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汉城公司又实际负责案涉工程的劳务，也即许祥确实在项目现场负责部分事务，且本案中又有十九冶公司印章加持，其具备有权代表十九冶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权利外观。虽十九冶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加盖的十九冶公司印章系伪造，但印章真伪显然非炜业公司所能辨别，在十九冶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炜业公司主观并非善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许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再次，即便按十九冶公司提交的其与汉城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亦载明案涉项目所需钢材系由十九冶公司供应，也即以自己名义采购钢材本身并不有违十九冶公司真实意思；最后，即便十九冶公司一再提及的三方协议，也明确载明系十九冶公司向炜业公司采购了钢材。且十九冶公司的代表贺智在明知案涉合同存在的情况下，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在炜业公司向其催要货款时表示正在催促高新城创，钱一到就马上进行支付，应视为十九冶公司并不否认案涉货款由其支付。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十九冶公司系案涉合同相对方，承担货款支付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十九冶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向炜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已对违约金计算标准进行了调减，且并不明显不当。十九冶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41元，由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