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斌，男，1980年6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振邦，男，198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刘玉斌因与被上诉人袁振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6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玉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袁振邦经法院依法传唤并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袁振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草率作出判决。首先，2018年2月14日，袁振邦父亲袁普通过其名下账号尾号6643的华夏银行账户向刘玉斌账号尾号为1844的银行账户转账的100000元系袁振邦应当支付给刘玉斌的工资及提成，并非借款；其次，在一审中，袁振邦提交的2018年2月13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信息非刘玉斌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一部分信息是在公司不知谁编辑并发送的，其他信息是如何编辑并发送的，刘玉斌并不知情；袁振邦名下的公司经常拖欠工资和提成，把已发的工资和提成当成借款去起诉员工，然后房山区人民法院和通州区人民法院均已判袁振邦名下的公司败诉。再次，刘玉斌在接到一审的法院传票后，按照法院传票的时间按时出庭，不存在公告情况，因此刘玉斌无需支付公告费；最后，因一审开庭采取的是网上开庭方式，在庭审中，刘玉斌一再要求提交证据或提交证据延期开庭均遭到法官拒绝，造成刘玉斌无法质证。袁振邦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刘玉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袁振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玉斌偿还袁振邦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2月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3日，刘玉斌通过微信发送至袁振邦称“袁总要不您先借我10万过年，还卡吧！也不说那什么绿地和海悦城的，我最迟6月底还你！”。2018年2月14日，刘玉斌通过微信发送至袁振邦称“刘玉斌，华夏银行卡号×××”。袁振邦回复称（语音转文字）“老刘，你看我这样儿，我给你转7万行吗，你看看”。刘玉斌称“您最好转10万吧”，“我就不在（再）找别人借去了！因为明年我还要找人进公司呢！”2018年2月14日，案外人袁普通过其名下账号尾号6643的华夏银行账户向刘玉斌账号尾号为1844的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其中摘要一栏写明“借款”。案外人袁普出具《转款证明》一份，上载明：本人袁普（身份证号×××）于2018年2月14日，因刘玉斌向我儿袁振邦借款拾万元整，我儿袁振邦委托我向刘玉斌华夏银行卡号×××转借款10万元整。审理中，刘玉斌提交《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京0105民初2115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北京中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报酬的事实存在。刘玉斌提交《渠道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刘玉斌给北京中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干过活。刘玉斌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上有袁振邦于2018年11月1日表示（语音转文字）“那你就跟他讲你是不是给他10万了，如果今天客户想退，你那10万也得退。不是一样的吗，现在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让谁中间儿当这个当那个银行啊……”以及（语音转文字）“因为总，这套房子的佣金，没到呢，你说你怎么反应，你给了她10万，对呀，现在已经到了5套了……”。刘玉斌以此证明10万元是劳动报酬。袁振邦对上述证据表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玉斌抗辩10万元系袁振邦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向其支付的报酬，并称“当时说算是借钱，这样对其他团队有交待，等到6月份发了佣金再还，然后我就把文字写成了借钱用于过年”。由于以上证据未能直接体现出案涉10万元的性质和由来，一审法院对该以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在出借人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出借款项，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即具备生效条件。本案中，袁振邦提交有案外人袁普出具的《转款说明》及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袁振邦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案外人袁普向刘玉斌完成了10万元资金的出借。关于该10万元款项的性质，在袁振邦提交的2018年2月14日双方微信记录截图中，载明了刘玉斌提出了借款10万元的要求，亦可与同日的银行转账记录相对应。故此，袁振邦对借贷关系的成立已完成了初步举证。刘玉斌抗辩10万元系发放的报酬，但其并未提出直接证据予以举证，亦无法通过其已提交的证据证明1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故此，一审法院对袁振邦与刘玉斌关于10万元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鉴于刘玉斌在2018年2月13日的微信通话中表示的“我最迟6月底还你！”与2018年2月14日的微信通话具有意思上的连贯性，故袁振邦要求刘玉斌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双方并未对借期内利息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对袁振邦主张的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二十五，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玉斌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袁振邦借款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袁振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中，刘玉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证明刘玉斌在袁振邦公司工作；第二组证据为刘玉斌与袁振邦的短信截图及其与张慧敏的微信记录截屏，证明袁振邦欠刘玉斌的钱，且袁振邦秘书张慧敏打电话给刘玉斌进行对账；第三组证据为经纪人的佣金明细及手写计算明细，证明电商的费用全都打入袁振邦父亲的帐户里，袁振邦还欠刘玉斌相应的佣金没有支付；第四组证据为劳动仲裁裁决书等内容，证明袁振邦确实欠刘玉斌的佣金和提成。袁振邦发表质证意见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且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袁振邦与刘玉斌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刘玉斌的银行交易明细及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于刘玉斌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考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刘玉斌与袁振邦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袁振邦提交案外人袁普出具的《转款说明》及转账记录，证明袁振邦于2018年2月14日经袁普向刘玉斌转账10万元，袁振邦以此主张刘玉斌欠其钱款10万元，并完成了初步的举证。刘玉斌虽主张转账系袁振邦向其支付的报酬，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刘玉斌与袁振邦2018年2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刘玉斌称“袁总要不您先借我10万过年……我最迟6月底还你”及2018年2月14日称“我就不在找别人借去了……”，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刘玉斌认可案涉十万元为借贷性质，并与袁振邦之间形成借贷合意。故，一审法院判决刘玉斌偿还袁振邦借款10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刘玉斌主张部分微信聊天系他人编辑及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因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玉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玉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