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土桥正街4号楼。法定代表人：刘富学，该公司总经理。诉讼代表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破产管理人，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孟姣。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贵。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安成，男，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令狐荣飞，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用洋，男，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龙远。上诉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安成、赵用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2民初4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郑安成垫付600800元钢材款的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原审法院在证据存在诸多疑问下，仅根据有利害关系或者无法核实的证人证言即认定了被上诉人郑安成垫付款的事实，明显存在偏颇。第二，即使杨云飞出具的证实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该笔款是郑安成垫付的，只是“代付”。结合被上诉人郑安成每月仅领取3500-4500元的工资，从常理上讲，不排除杨云飞所说的已结清的600800元是赵用洋交给郑安成，由郑安成代付给杨云飞的可能。二、原审法院以欠条未载明支付期限为由，认为被上诉人郑安成可随时主张权利，系法律适用错误。如郑安成垫付事实成立，则赵用洋向郑安成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对欠付郑安成垫付款事实的再次承认，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而自欠条出具之日2013年9月3日起算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三、欠条由赵用洋出具，原审法院仅以签章系伟太公司内部管理为由，认定赵用洋的行为构成职务代表，未考虑郑安成作为赵用洋的聘用人员对赵用洋挂靠伟太公司承包该项目是明知的。而职务代表或表见代理均是保护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出具欠条系赵用洋个人行为，伟太公司未加盖任何印章。郑安成受雇于赵用洋，作为项目参与人的郑安成对此是明知的，即使存在垫款行为，也是明知为赵用洋垫付，其对垫付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因此郑安成并非善意第三人，垫款行为与伟太公司无关。郑安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应当对本案的两笔款项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后因上诉人负担不起上诉费就没有提起上诉。1.对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2.赵用洋挂靠上诉人进行案涉项目建设，对于赵用洋的行为，上诉人应当要承担责任。为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用洋在二审中未发表答辩意见。郑安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128648元，并从起诉之日起以1128648元为基数按农商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30日，案外人桐梓县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人）（以下简称桐梓恒盛房开公司）与被告伟太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桐梓恒盛房开公司将贵州省金赤化工商住楼1＃楼发包给伟太公司承建。2015年8月28日，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1月10日，伟太公司向桐梓恒盛房开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伟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富学全权委托被告赵用洋负责贵州省金赤化工商住楼1号、5号楼的施工及结算等一切事务，该委托书加盖有伟太公司和刘富学印章；伟太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成立“金赤化工商住楼项目部”，任命赵用洋为项目负责人。2013年1月10日，赵用洋与夏云福签订《工程项目内部责任承包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责任双方为伟太公司及赵用洋，第二条约定工程项目为贵州省金赤化工商住楼1＃、5＃楼，第四条约定承包方式为实行项目责任总承包，赵用洋按承建的工程总造价随业主拨付工程款时，上交伟太公司管理费用及代缴税费，其余资金由乙方自主安排，伟太公司监管，首先满足支付承包项目所需费用，该工程按总造价的2%向公司缴纳管理费。第五条承包原则为赵用洋具体负责组织工程施工，全面履行伟太公司与业主签订的本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人工作和责任，全面实现合同中对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环保卫生、工期等各项目标要求；伟太公司为赵用洋设立工程项目部，项目部收入成本单列，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赵用洋对本工程所有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若赵用洋要求雕刻项目部印章情况下，原则上由伟太公司派人对项目部进行监管，工作职责为监督赵用洋对工程进度款进行合理安排及项目章的使用管理，伟太公司所派人员工资、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赵用洋承担，对非上述情况的项目，赵用洋按伟太公司工程及财务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工程进度款划款手续，做到专款专用，以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按上述条款办理划款手续时，赵用洋向伟太公司提供相应的材料发票及工资表，伟太公司在扣除应收管理费、税收后保证及时足额支付收到的工程款（含进度款）。第六条双方责任及权利约定赵用洋负责工程项目的施工、生产、技术、质量、安全、资金、材料设备供应及工程结算等全面管理，并承担该工程项目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赵用洋有权聘用项目部其他管理人员。夏云福系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曾作为伟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贵州恒盛房开公司与伟太公司达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签名。原告郑安成系赵用洋聘请的工作人员，负责该项目的材料采购工作，其持有赵用洋书写的两份欠条，主张由二被告支付垫付的钢材款共计1128648元，其中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3日的欠条载明：“今欠到郑安成2013年5月17日购钢材款壹拾万零捌佰元正（￥100800.00元）正，2013年8月31日钢材款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00元）正，2013年9月2日钢材款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00元），共计现金陆拾万零捌佰元正（￥600800.00）元，此款用于金赤化工1号楼材料款。此据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金赤化工项目部，欠款人赵用洋2013年9月3日身份证号：×××125Ｘ”，欠条上加盖了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16日的欠条载明：“今欠到郑安成2013年9月12日共计钢筋款现金伍拾贰万柒仟捌佰肆拾捌元正（￥527848.00）此据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桐梓金赤化工1＃5＃楼欠款人赵用洋2014年5月16日”。原告提交了开票日期为2013年9月12日的发票五张，发票上购货单位名称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销货单位名称为遵义市广庆物资有限公司，五张发票涉及的价税金额合计为527848.06元。原告持有杨云飞（已病故）于2015年11月22日出具的《证实》，载明：“兹证实，郑安成代付赵用洋购的钢材款共计现金小写（600800.00元）大写陆拾万零捌佰元正，此款在2014年2月28日我和赵用洋已结算清楚。至于赵用洋付给郑安成没有我不清楚。证实人杨云飞”。原告在庭审中称其所采购的钢材均出自杨云飞处，原审中证人周某到庭证实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郑安成主张的垫付钢材款600800元和527848元是否属实，由谁承担支付责任；二、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应否支持；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一中600800元和527848元钢材垫付款是否属实的问题，经审理查明事实，原告郑安成不是钢材的供货商，也不是被告伟太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而是被告赵用洋个人聘请的从事采购的人员；对其主张的600800元钢材垫付款，杨云飞于2015年11月22日出具书面“证实”，证明原告郑安成代被告赵用洋支付了钢筋款600800元，结合被告赵用洋于2013年9月3日出具的欠条及朱涛等人的证实，可以相互印证原告郑安成垫付了钢筋款600800元的事实，对该欠款予以认定；对于527848元钢材垫付款，证人周某证实被告赵用洋与原告郑安成在周某处拿供货票据后由赵用洋向郑安成出具欠条，结算时周某在场，且原告提交了发票予以佐证，故对该金额予以认定。对于由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金额为600800元的欠条中加盖有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被告辩解该印章系赵用洋私刻，不是该分公司的真实印章，且赵用洋与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夏云福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责任承包协议书》，二被告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伟太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但印章管理系二被告之间的内部管理问题，协议书系赵用洋与伟太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该项目系以伟太公司所设项目部的名义管理运行，赵用洋是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赵用洋出具欠条并加盖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故伟太公司应对该款承担支付责任，赵用洋系挂靠伟太公司承建该项目，系实际施工人，且其在欠条中欠款人一栏签名确认，故赵用洋也应对该600800元承担支付责任；金额为527848元的欠条中明确载明欠款人为被告赵用洋，该款应当由赵用洋承担。对于争议焦点二中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金额为600800元及527848元的《欠条》中均未约定付款时间及利息，原告郑安成可随时向被告主张，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诉之日）可视为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被告至今未付，客观上给原告郑安成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原告主张按照贵州桐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只支持被告伟太公司、赵用洋以600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郑安成2019年1月15日起的资金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标准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被告伟太公司、赵用洋按上述标准支付原告2019年1月15日至600800元款项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被告赵用洋以5278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郑安成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5278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对于争议焦点三，被告伟太公司辩解原告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因欠条没有载明支付期限，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对被告的辩解不予支持。被告赵用洋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赵用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郑安成垫付款600800元，并以600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600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二、被告赵用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安成垫付款527848元，并以5278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5278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原告郑安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58元，由被告赵用洋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郑安成于2019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理由为：被告赵用洋与伟太公司为挂靠关系，赵用洋以伟太公司的名义承建位于桐梓县大门的“金赤化工1号楼”项目（现更名为“盛世桐城”），原告受二被告的委托作为上述施工项目中的采购员，专门采购钢材、水泥等，原告以卖房或借款等途径为二被告采购了大量钢材供其在项目中使用，经赵用洋确认，二被告至今欠原告垫付的钢材款1128648元，并有赵用洋及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600800元），2014年5月16日赵用洋以伟太公司的名义出具的《欠条》（527848元）。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庭审中，伟太公司辩称，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不能证明其垫付了钢材款，供货商有多家，原告的证据与事实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黔0322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赵用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郑安成支付货款600800元；二、驳回郑安成的其他诉讼请求。郑安成及伟太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黔03民终388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第一次一审中，郑安成提供了一份由令狐荣飞、谢志达于2018年11月1日向朱涛所做的调查笔录，朱涛在笔录中称其是案涉项目基础工程的劳务班组，郑安成是项目上的物资采购员，确实为项目垫付了材料款，2013年9月3日赵用洋与郑安成对账并形成600800元《欠条》时，其在场；此外，2014年1月26日郑安成向其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杨云飞的钢材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郑安成垫付钢材款600800元是否属实；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赵用洋向郑安成出具金额为600800元《欠条》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代理，以及郑安成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关于争议焦点一，郑安成在一审中提供了《欠条》、《证实》、《收料清单》和证人周某的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垫付了600800元钢材款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赵用洋对于其出具的《欠条》没有提出异议，应确认其真实性；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二条关于“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之规定，杨云飞出具的《证实》有杨云飞的签字捺印，应推定为真实；再次，虽然伟太公司认为证人周某与赵用洋存在利害关系，但该证言并不是本案单独的证据，在郑安成提供了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伟太公司认为郑安成没有提供其垫付钢材款的资金来源和付款依据，对此郑安成主张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卖房款及向亲属的借款，鉴于本案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在伟太公司没有举证推翻《欠条》、《证实》，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向杨云飞付清钢材款的情况下，应由伟太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郑安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代伟太公司和赵用洋支付了案涉工程所使用的部分钢材款600800元。伟太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伟太公司在上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3号）之规定，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郑安成垫付钢材款后，赵用洋出具《欠条》确认郑安成垫付钢材款金额，双方并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故本案不适用该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因《欠条》没有载明履行期限，郑安成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关于“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伟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全权委托赵用洋负责贵州省金赤化工商住楼1号、5号楼的施工及结算等一切事务，同时任命赵用洋为项目负责人，故赵用洋以伟太公司的名义向郑安成出具600800元《欠条》并加盖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属于职务代理行为。至于伟太公司认为郑安成明知其与赵用洋的挂靠关系，郑安成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伟太公司与赵用洋的挂靠关系是内部管理关系，郑安成作为赵用洋聘请的材料采购人员，并不一定清楚赵用洋与伟太公司之间挂靠关系的法律后果，即便郑安成曾于2015年提起仲裁要求伟太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因没有到庭被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但在赵用洋持有并加盖伟太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情况下，郑安成有理由相信赵用洋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属于善意相对人，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如果伟太公司认为案涉钢材款最终应由赵用洋承担，可在本案承担责任后另行向赵用洋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伟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8元，由上诉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张钉铭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黄和利书记员向应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