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12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凯里市经济开发区经纬汽车城6栋1层商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0MA6H4FFP63。法定代表人：何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勤，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住福泉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创诚永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凯里市第二工业园区嘉恒国际名车综合店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1MA6HNAM9XL。法定代表人：徐飞。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春生，贵州知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创诚永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15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传唤，上诉人众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勤，被上诉人创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生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众驰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并退还上诉人购车款136.9万元；三、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20年5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协商一致后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两款雪佛兰牌科鲁兹轿车各10辆，成交价分别为709000元、659000元，被上诉人收到定金后合同生效，于2020年8月30日全部将车交付给上诉人。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分别于2020年5月22日、5月26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车款（定金）180000元、60000元，共24万元。之后，上诉人经对公账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车款，截止8月4日将全部购车款付清。但被上诉人未在8月30日之前交付车，也没有把购车款退还。二、原审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案涉合同约定义务是错误的，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在庭审中，上诉人对合同约定的购车款136.8万元与实际支付的车款136.9万元不符的情况已当庭说明。若购买方企业全款购车，一般都要求出卖方企业多开点增值税发票，大都在1000元-4000元之间，并且点对点打款，这样可以冲抵一些白条的税款，以符合税务督查要求，这也是销售汽车行业的交易习惯方式，且所打款的误差也是很微小的，上诉人依合同将购车款打给了被上诉人，并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打款凭证，在没有任何证据否定该打款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凭主观臆断对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打款凭证不予采信，仅以打款比合同车价款多出1000元就认为上诉人没有实际履行打款义务明显证据不足，故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以两份合同原件都在上诉人手里，而且加盖的骑缝章不一致，容易让一方更改合同内容，且不符合市场经济中人们签订买卖合同的习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不严谨的，也是错误的。商场上大部分商人办事风格都很严谨，但也有做事马虎，丢三落四的，本案中的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沈巍就是这样一个人。合同签订好后，被上诉人却忘把合同带走，但上诉人已经电话要求返回拿走，回话说先放在上诉人处，后被上诉人负责人沈巍被刑拘，导致两份合同都在上诉人手里的情况。关于上诉人持有的合同加盖的骑缝章不一致的问题，庭审时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上诉人持有的合同其中一个骑缝章系被上诉人加盖的，被上诉人说自己持有的就不用盖了。尽管两份合同都在上诉人手里，但是两份合同都是盖好公章的，双方盖上章签好的合同上诉人是更改不了的，更何况合同上没有涂改、手写、增减的条款。现既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合同上的公章系伪造的。对这一情况，上诉人当庭也做了说明。故，一审认定这种情况有悖常理且作为定案依据之一是不严谨的，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3、一审以上诉人在5月22日、26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上的用途栏处注明为“车款”且人为在回执上加注“定”就认定该两笔车款不是案涉合同定金，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财务有时备注错了，没有注明定金，而是直接备注车款，是很正常的。因为定金也是购车款的一部分，客户付款时是要抵扣车款的，所以备注定金还是车款其实是一回事，只是为了规范，财务又加注了“定”，怎么就被认定不是案涉合同定金？即使不注明是否为定金，它也是案涉合同的车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该认定依据缺乏法律根据。4、一审认为上诉人在未收到一台车的情况下，却超付购车款，不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有悖于市场交易习惯，而将之作为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是违背《合同法》的诚信原则的。如果合同约定双方必须同时履行合同义务，一手交钱，一手交车，上诉人超付款不符合常理还可以理解。但案涉合同约定的是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于8月30日前交付车辆，按照交易习惯，购买方在提车时，是必须要付清全部款项的。本案中，上诉人信守合同约定，在被上诉人8月30日交付20台车前付清购车款，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反而被一审认定为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交易习惯，不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难道被上诉人先交车上诉人再付清车款才是合法合理的？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5、企业之间有困难，互相支持，借款有借有还，也被一审法院视作不合常理，而作为定案依据之一，太过牵强，显失公平。三、上诉人自2020年2月27日起总共打给被上诉人2680384元车款，其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有16台科鲁泽汽车的交易，车款为1081784元的交易，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081784元等价的车辆，并向上诉人开具了发票（双方都已履行完该合同义务，有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证）；5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车款为1369000元（被上诉人尚未履行交车义务），除此以外，双方还有一台宝马X3的交易，因被上诉人没有交车给上诉人，已将车款全额退给了上诉人（有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为证）。因此，上诉人总共打给被上诉人的2680384元，减去开具了发票的1081784元，减去20台科鲁泽车款1369000元，再减去9月18日的16000元和25号的213600元转款共计229600元，正好还剩余0元，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交给了上诉人136.9万元的汽车。那么，这笔款不是车款，被上诉人能够证明上诉人打的这笔款是什么款吗?这么大金额的打款，被上诉人既不能证明除了车款以外的用途，也不能证明退还了上诉人，一审法院竟然认定上诉人没有真正履行付款义务，这是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四、一审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在判决书第11页第十行至第十三行“本案原、被告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完全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既然认定案涉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一审又作出“两份合同原件均由原告持有，且骑缝章不一致，既容易让一方更改合同内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中人们签订的买卖合同的习惯”的认定。故，一审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五、案涉《汽车买卖合同》既然是依法成立的，上诉人又有136.9万元的打款凭证，且被上诉人既没有退还该款项的凭证与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了其他什么东西。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创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创诚公司原业务负责人沈巍与郭庆串通而签订的；被上诉人认为该合同无效，更谈不上履行的问题，所以被上诉人也没有义务支付钱给上诉人，其主张的款项是之前双方交易的购车回款。上诉人众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众驰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2、由被告返还众驰公司购车款1369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众驰公司系2018年7月17日注册成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装饰等）。被告创诚公司系2019年4月28日注册成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二手车销售）。2020年5月22日，以原告众驰公司为购买方（乙方）、被告创诚公司为销售方（甲方）就车辆买卖事宜签订了一份《汽车买卖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一、车型、选装配置、成交金额：            品牌              车型              指导价              颜色              优惠方式成交价              数量              定金              尾款                  雪佛兰              科鲁泽              114900              白              114900-44000              10              120000              589000                  雪佛兰              科鲁泽              109900              白              109900-44000              10              120000              539000                  备注说明：贵州凯里市提车     开增票      2、甲方指定提车地点，乙方在接到甲方提车通知时必须按时提车；3、甲方收到定金后合同自动生效；4、从订车之日起，甲方必须在2020年8月30日前将乙方订购的车辆全部交付。合同签订后，众驰公司当天通过网上银行向创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18万元，用途为车款。截止2020年8月4日，众驰公司通过网上银行向创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七笔款项，具体为：2020年5月26日转入6万元；2020年6月20日转入43万元（一笔37万元、一笔6万元）；2020年7月7日转入10万元；2020年7月17日转入28.9万元；2020年7月31日转入20万元；2020年8月4日转入11万元，共计136.9万元。用途既有“车款”，也有“科鲁泽车款”。事后，原告众驰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以被告创诚公司未能履行交付车辆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双方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均不同意调解，该院未能主持双方出庭代理人进行调解。另查明：2020年3月17日，原、被告曾就车辆销售事宜签订一份《汽车销售合同》，主要内容为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购买16辆科鲁泽汽车。同年6月22日，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入50万元，用途为借款（双方就还款事宜发生纠纷后，众驰公司已另案起诉至该院）。2020年9月22日，原、被告就合作事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创诚公司出资金80%、众驰公司出资金20%共同购买位于福建泉州市店的16辆雪佛兰汽车来凯里销售。同时查明：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9月25日期间，众驰公司曾陆续向创诚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款项2680384元，用途既有“车款”、“科鲁泽车款”、“科鲁泽16台车款”、“16台科鲁泽沃兰多车订金”，也有“1099科鲁泽00253车款”、“1099科鲁泽53276车款”等。再查明：2020年5月22日的《汽车买卖合同》原件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加盖两枚骑缝章，另一份只加盖一枚骑缝章，且均由原告众驰公司持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我国合同法所述的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原、被告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完全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该院依法予以确认。从原、被告所举证据材料来看，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理由如下：第一、合同约定的购车款为136.8万元，而原告众驰公司却支付136.9万元，实际付款额与合同约定金额不符。第二、合同原件两份均由原告众驰公司持有，且加盖的骑缝章不一致，既容易让一方当事人更改合同内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中人们签订买卖合同的习惯。第三、合同明确约定定金24万元，原告提供5月22日、26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却在用途栏处注明为“车款”，且人为在回执上加注“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两笔车款为涉案合同定金。第四、虽然合同没有约定何时付清购车款，但合同明确8月30日交付20台汽车是事实。原告众驰公司在没有收到任何一台车辆的情况下却超付购车款，既不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交易习惯。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之间不仅相互借款，而且在9月22日还就共同出资购车销售事宜签订合作协议，并实际履行合作协议。鉴于原告众驰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汽车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其主张解除该合同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同理，原告众驰公司主张返还136.9万元的购车款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众驰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创诚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该院依法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22元，减半收取8561元，由原告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组织庭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一、创诚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收悉众驰公司提交一审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二、创诚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微信昵称为“茗豪”的聊天记录证据显示，2020年10月7日15时32分之前，微信左侧对话框的众驰公司“郭庆”（微信昵称为“茗豪”）对微信右侧对话框的创诚公司“徐飞”发送文字：“之前陆陆续续打款136.9万合同是136.8万，中间多打了1000块钱，是因为你们公司说的给我开具增值税发票136.6万，然后超期没有给我交车，我的打款备注都是（车款或者科鲁泽车款）”，以及“徐飞”的微信回复：“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郭总，我们一台车都不给你，你还继续给我打款？”，对此“郭庆”的微信发送文字：“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认可这打款，也不认可这个合同，是不是”，以及“徐飞”的微信回复：“我可没有这么说”。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显示，2020年10月15日上午9时50分后微信左侧对话框的“郭庆”（微信昵称为“茗豪”）对微信右侧对话框的“徐飞”发送文字：“行，我们先处理我打的136.9万”。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围绕上诉人众驰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据此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众驰公司的一审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以创诚公司为甲方（销售方）与众驰公司为乙方（购买方）于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涉及共计20辆雪佛兰科鲁泽汽车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对双方发生法律拘束力。创诚公司虽二审答辩称“该合同系创诚公司原业务负责人沈巍与众驰公司的郭庆串通签订，该合同无效”，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众驰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客观载明，在2020年5月22日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的签订当日，众驰公司便通过网上银行向创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18万元（用途为“车款”）。截止2020年8月4日，众驰公司通过网上银行向创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七笔款项，具体为：2020年5月26日转入6万元（用途为“车款”）；2020年6月20日转入43万元（一笔37万元、一笔6万元，均注明用途为“科鲁泽车款”）；2020年7月7日转入10万元（用途为“科鲁泽车款”）；2020年7月17日转入28.9万元（用途为“车款”）；2020年7月31日转入20万元（用途为“车款”）；2020年8月4日转入11万元（用途为“车款”），合计136.9万元。据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诉争事实是在于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的缔约双方是否实际履行各自合同义务。结合在卷证据及一二审庭审查明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疑点在于以下三点，现逐一评判如下：其一，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的购车总价款136.8万元，但是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对公账户陆续转账金额共计为136.9万元，存在额外多出1000元，对此如何解释？经查，上诉人众驰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为此均能作出稳定的解释说明。即“若购买方企业全款购车，一般都要求出卖方企业多开点增值税发票，大都在1000元-4000元之间，并且点对点打款，这样可以冲抵一些白条的税款，以符合税务督查要求，这也是销售汽车行业的交易习惯方式”、对此，结合从创诚公司提交一审法院的微信昵称为“茗豪”的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0月7日之前，微信左侧对话框的众驰公司“郭庆”（微信昵称为“茗豪”）对微信右侧对话框的创诚公司“徐飞”发送文字：“之前陆陆续续打款136.9万合同是136.8万，中间多打了1000块钱，是因为你们公司说的给我开具增值税发票136.6万，然后超期没有给我交车，我的打款备注都是（车款或者科鲁泽车款）”以及“徐飞”的微信回复：“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郭总，我们一台车都不给你，你还继续给我打款？”，“郭庆”的微信发送文字：“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认可这打款，也不认可这个合同，是不是”，以及“徐飞”的微信回复：“我可没有这么说”的前后文字交谈内容的意思表示可知，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银行转款136.9万元应当认定系属对《汽车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行为。创诚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其二，案涉签订的两份《汽车买卖合同》（一份加盖有众驰公司、创诚公司两枚骑缝章，一份加盖有创诚公司一枚骑缝章）原件均为众驰公司持有，不符合商事交易常理，对此如何解释？经查，众驰公司对此的二审当庭解释是：“合同背景是，沈巍是创诚公司在黔东南的负责人，所以是沈巍与众驰公司签订的，当时沈巍在签订购车合同时自己拿一份未盖创诚公司公章，把合同忘记在那里了未拿走，所以一审提交证据时，工作人员把沈巍的合同提交了，庭审后众驰公司补交了自己那一份合同。”该解释与一审当庭陈述内容基本一致。创诚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其三，被上诉人创诚公司在一二审均辩称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转账的案涉136.9万元为双方此前的其他合作售车的回款，是否有证据证明？经查，二审庭询中，本院针对创诚公司当庭辩解称的该136.9万元为双方此前的其他合作售车的回款，要求其予以详细解释说明，包括解释售车回款的具体来源及金额组成时，创诚公司虽然为此提交一些银行流水供本院参考，但经本院审查，其辩解称的系合作售车回款未能与在卷对应《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上备注用途信息相吻合（均未备注用途为“回款”）。相反，在一审庭审和二审庭询中，众驰公司提交了共计十四份《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款项来源和组成进行了明确解释，已经证实此前双方的其他合作售车交易往来已经通过开具发票的形式结算完毕。与此同时，结合创诚公司提交一审法院的微信昵称为“茗豪”的聊天记录显示，一审起诉前的2020年10月15日上午9时50分之后，微信左侧对话框的众驰公司“郭庆”（微信昵称为“茗豪”）对微信右侧对话框的创诚公司“徐飞”发送文字：“行，我们先处理我打的136.9万”的聊天内容含义，并结合本院二审引述的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对话内容可知，案涉136.9万元的银行转账性质，应认定系属众驰公司履行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的合同购车付款义务行为，而非创诚公司辩解称的系众驰公司向创诚公司支付的合作售车回款。综上分析，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生效且众驰公司已经据实履行了支付136.8万元购车款的合同义务（实际支付136.9万元），但创诚公司未依约定交付案涉车辆，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合同根本违约。众驰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诉请解除与创诚公司之间订立的《汽车买卖合同》并主张创诚公司退还已付购车款。因创诚公司实际于2020年10月28日收到众驰公司提交一审法院的起诉状副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本院确认众驰公司与创诚公司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于2020年10月28日发生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众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本院二审予以查清并纠正后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1568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贵州创诚永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于2020年10月28日发生解除；三、贵州创诚永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退还贵州众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136.9万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义务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85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122元，共计25683元，由贵州创诚永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