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辽02行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振涛，男，198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张敏军，分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华，该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陈绍旺，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慈元相，大连市司法局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鞠振涛诉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以下简称“沙河口公安分局”）、被上诉人大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行初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20年1月25日至1月30日期间，原告鞠振涛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含400余人的“大连美女演绎活动蓝涛集中营”微信聊天群中多次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其中含有政府对公众隐瞒真相的内容。 2020年1月30日16时许，案外人王某电话举报鞠振涛通过微信发布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被告沙河口公安分局下属兴工街派出所于同日受理案件，并于当日18时许对鞠振涛进行询问。鞠振涛在询问笔录中称：其是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法制大队文职警员，分别于2020年1月25日、27日、29日、30日在微信朋友圈和自己创建的“大连美女演艺活动蓝涛集中营”聊天群中六次发表未经确认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言论，聊天群中有412人，发信息的目的是提醒大家关注疫情，同时博取大家关注。同日，兴工街派出所对王某进行询问，核实其举报内容等相关情况。2020年1月31日上午，兴工街派出所再次对鞠振涛进行询问，核实相关事实。当日13时许，沙河口公安分局对鞠振涛进行处罚前告知，将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鞠振涛，并告知陈述和申辩权，鞠振涛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沙河口公安分局对鞠振涛作出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2020年1月25日到1月30日期间，鞠振涛在大连市××昌平街的家中，利用ID为wxid-54lantao的微信，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大连美女演绎活动蓝涛集中营”微信群中多次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恶意诋毁政府公信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鞠振涛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鞠振涛在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处签名按手印。 鞠振涛不服该处罚决定，通过邮寄方式向大连市司法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大连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3日签收邮件。2020年3月4日，市政府对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沙河口公安分局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2020年4月20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大政行复字[2020]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决定维持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的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 另查，2020年3月6日，大连市公安局向鞠振涛作出大公复不受字[2020]第2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对其就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3月5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因其已经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决定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沙河口公安分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鞠振涛朋友圈及微信群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形成较完整证据链，沙河口分局据此认定鞠振涛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不当言论，诋毁政府公信力，构成寻衅滋事的行为，证据充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沙河口公安分局依据该规定在量罚范围内，对鞠振涛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未显失公正，该院不予调整。关于鞠振涛提出的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鞠振涛”签名系伪造一节，鞠振涛当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在庭审后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故对原告的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向兴工街派出所调取审讯和执法记录仪录像的申请，兴工街派出所已经出具说明材料，说明该行政案件在对原告进行传唤和询问调查时并未进行录音录像。关于原告提出的向兴工街派出所调取书证、笔录、证人证言、勘验笔录等材料，经该院与原告核实，上述材料即是指向案涉鞠振涛和王某询问笔录、微信截图以及办案过程中原告所有签字材料，上述材料属于沙河口公安分局的举证材料，在庭前已经向原告送达。关于原告提出怀疑王某的真实身份，要求王某出庭对质一节，该院认为，沙河口公安分局已经提供了王某的人口基本信息，且行政程序中公安机关行使调查职权对举报人进行调查询问，不同于民事案件中的证人证言，王某未到庭陈述不影响其在行政程序中陈述的法律效力。市政府在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书面审查，于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关于原告提出其未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一节，原告是向大连市司法局及其地址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也注明“此致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司法局作为市政府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负责办理行政复议事项，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材料后履行相关职责，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载明原告出生年份错误属实，为文书笔误，该院予以指正。关于原告提出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时间早于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时间一节，庭审后市政府向该院提交书面材料，说明2020年3月适逢疫情严格防控期间，其通过电子送达通知沙河口公安分局，嗣后补签送达回证，具有现实合理性，该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提出的对行政处罚单位办案全部流程以及作出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本身即是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内容，并不构成单独诉请。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20万元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鞠振涛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鞠振涛上诉称，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依规公正审理；二、支持上诉人的合法合理的行政诉讼请求；三、对被上诉人一系列的违法办案漏洞给出合法解释；四、恢复粗暴办案前上诉人的原状，即恢复大连市甘井子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辅警身份。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是在被上诉人多处司法漏洞，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多次严重打压上诉人的质疑，不给合法解释故意偏袒下作出的，且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恶意诋毁攻击政府，造成恶劣影响”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并不是制造恐慌，也不是博取关注，只是在很多人不重视的情况下，为响应居家隔离号召而发出提醒。上诉人仅因为被误会质疑、情绪失控斗嘴，就被沙河口公安分局拔高事件性质，粗暴趋利执法。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供的法律文件前后矛盾，传唤证到达时间填写不准确，现场验毒检验报告、电话查询记录、身份信息材料、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等都不是法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造假内容。二、原审法院是被上诉人指定的司法救济的法院，但原审法院不立不裁，拖延快一年才作出不公正的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造成巨大伤害，并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三、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原告行政起诉案件一切的前因后果及最终最后意见》中提出的质疑，不回应、不支持、不解释，难以让上诉人信服，也经不起未来司法机构的审查。四、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具有充分的法律理由。1、上诉人提交的船票照片，可以证明2020年1月25日上诉人身在长海县。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当日在沙河口家中，事实不清。2、上诉人作为微信群群主，因提醒朋友防疫、解释行为动机而产生的斗嘴，并非寻衅滋事行为。沙河口公安分局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系适用法律错误。3、沙河口公安分局在无传唤证的情况下，不告知上诉人任何原因以协助调查为由入室抓人，扣押手机不给扣押清单，非法拘留上诉人超过24小时没有告知任何家属，疲劳审讯下采取逼供诱供手段，伪造笔录，送去拘留所不当面给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4、2020年1月25日上诉人身在长海县，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超越职权。5、沙河口公安分局兴工街派出所非法拘留上诉人，逼供诱供、疲劳审讯，超过24小时，滥用职权。6、沙河口公安分局夸大事件性质，其关于“造成群友恐慌和恶劣社会影响”的说明没有任何合法的证据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明显不当。五、原审判决多处违法，难以服众，缺乏最基本的司法公正，存在明显司法偏见。六、原审法院执意将市政府追加为本案被告，在庭审中纵容沙河口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进行不实污蔑，对行政拘留、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非法扣留手机、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等争议违法行为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审理程序违法。上诉人是在认为自己提供的证据充分，且笔迹鉴定需等待的时间过长的情况下，才撤回笔迹鉴定的申请。 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辩称，2020年1月25日到1月30日期间，上诉人利用ID为wxid-54lantao的微信，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大连美女演绎活动蓝涛集中营”微信群中多次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恶意诋毁攻击政府公信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分局认为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以上事实有鞠振涛第一次、第二次询问笔录，证人王某询问笔录，鞠振涛朋友圈以及微信群聊天截屏照片等证据证实。首先，上诉人多次在微信朋友圈和400多人的微信群中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在有群友提出异议并制止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违法行为，以满足自己虚荣要面子、逞强好胜的心理，造成微信好友的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其次，上诉人在明知上述信息不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予以发布，主观故意明显。虽然上诉人辩解是为了提醒微信好友，但提醒不能以未加证实的消息提醒，上诉人的辩解不成立。再次，上诉人原为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法制大队的文职人员，在群里欺骗群友自称在公安机关能接触到更多有关病毒的信息和所谓的真相，没有事实根据地说政府对老百姓隐瞒真相，恶意诋毁攻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制造恐慌气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后，该分局依法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调查取证，保障了上诉人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上诉人也如实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了违法行为，有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为证。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及陈述和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该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市政府辩称，一、其具有作出大政行复字[2020]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上诉人不服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的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3月3日向该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政府作为沙河口公安分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定职权。二、该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该政府作出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该政府有权维持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的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四、该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2020年3月1日，该政府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且随后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3日、3月5日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关于3月1日行政复议材料的补充等材料。2020年3月4日，该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要求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交行政复议书面答复。2020年3月13日，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的证据材料。2020年4月20日，该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送达。综上，该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有鞠振涛签名并指纹捺印的2020年1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鞠振涛自述，“我腊月二十九离开大连回的长海县，初三回大连的，…”。对于六次发表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言论，鞠振涛称，其于2020年1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言论“没有根据，我记得当时就是从一个微信的群里看到别人的转过来的网图，这个截图具体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聊天的话的真实性”；其于2020年1月27日发表的第三次言论“也是从微信群里复制粘贴的，具体是否真实我也不清楚”；其于2020年1月29日发表的第四次、第五次言论是“…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媒体报纸的东西不能全信，小道的消息也得信…”，对于第四次言论的真实性“我也不确定，我就是从各个微信群里看到了，我就转发了”；其于2020年1月30日发表的第六次言论内容包括“…公安系统能接触更多的真相，政府能瞒百姓，不能瞒公安，我知道更多的事情，但是因为纪律我不能说”“看到这种无脑的，只信官方报道的，还说我传谣的人，我就悲哀，…”等，是因为“我当时是被这个护士怼了，…。我当时觉得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却被别人说成了造谣，我心里不舒服，所以当时我就在群里吹了牛逼，我的意思我是公安系统的，我知道的信息肯定比你一个护士知道的多，而且不能只相信官方的报道。我当时就是爱面子吹牛逼了。其实我就是个文职警员，我也不知道更多的消息”；对于上述信息的真实性，“都没有（确认），我大部分消息都是来自于微信群，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发出去了。” 在有鞠振涛签名并指纹捺印的2020年1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鞠振涛自述，其在第一次笔录中所说的属实；并称，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言论时，“是（在）我租住的地方，也就是大连市××××号3-2-2号房间内。” 根据有鞠振涛签名并指纹捺印的大公（沙）行传字[2020]17号传唤证记载，沙河口公安分局传唤鞠振涛于2020年1月30日18时到兴工街派出所接受询问；鞠振涛于当日18时到达，于次日17时离开。 根据有鞠振涛签名并指纹捺印的通（告）知记录记载，沙河口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将鞠振涛被传唤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电话告知了其父亲。 根据有鞠振涛签名并指纹捺印的现场检测报告书记载，鞠振涛于2020年1月30日17时15分在沙河口公安分局兴工街派出所接受甲基安非他明检测。 在本院询问后，沙河口公安分局在其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称，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所述多次发布不当言论，是指2020年1月29日、1月30日三次发布不当言论，鞠振涛于2020年1月25日、1月27日三次发布不当言论，只是作为本案量罚情节予以考量；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关于“2020年1月25日至1月30日期间”的事实认定，旨在表明案涉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持续状态，该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又查明，鞠振涛于原审法院2020年10月21日14时40分至17时30分制作的庭审笔录中称，其提出的20万元行政赔偿包括误工费，应正常缴纳的社保费，因案涉事件使其父亲病情复发的住院费用，其精神损失费，因此案推进产生的一系列证人出庭等车马费，邮寄材料费，诉讼费等。在本案诉讼中，鞠振涛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旅客名称为鞠振涛的开船时间为2020年1月27日13时从广鹿岛北港至杏树港的船票。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上诉人的询问笔录、船票，传唤证，通（告）知记录、现场检测报告书，以及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交的《情况说明》，原审法院庭审笔录和本院二审询问笔录，在卷为凭，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市政府作出大政行复字[2020]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的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依照前述规定，在上诉人只起诉撤销大公沙（治）行罚决字[2020]5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职权将被上诉人市政府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并无不妥。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执意将被上诉人市政府追加为本案被告，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系对前述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适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49号，下同）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在对上诉人、证人王某询问时，均是由两名警察进行，且表明了执法身份，询问笔录制作程序合法；涉事人员均能正确表达意志，本案询问笔录，以及传唤证、通（告）知记录等证据，均由涉事人员签字捺手印确认，无据证明其陈述、签名存在受到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而作出的违背其真实意志的情形。上诉人虽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主张其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鞠振涛”的签名系伪造，并当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于庭审后又提交书面申请撤回该申请，应视为其没有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由此，在无据证明相关证据系伪造的情况下，依照前述规定，本案询问笔录，以及传唤证、通（告）知记录等由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收集的证据均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发生地和违法结果发生地。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的实施地以及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地点；违法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违法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违法行为发生地。违法结果发生地，包括违法对象被侵害地、违法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本案中，上诉人自述其于2020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回到大连。而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于2020年1月29日、1月30日在租××大连市××号房间内均发表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言论，依照前述规定，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作为案涉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依法具有对案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权。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系超越职权的主张，与前述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据此认定上诉人利用ID为wxid-54lantao的微信，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大连美女演绎活动蓝涛集中营”微信群中多次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诋毁政府公信力，构成寻衅滋事的行为，并对其作出拘留七日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至于上诉人提及的2020年1月25日其身在长海县，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关于“2020年1月25日到1月30日期间，鞠振涛在大连市××昌平街的家中”认定事实错误一节。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初步证明了其于2020年1月25日并不在其租住的大连市××××号房屋内，故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该节事实确有不当，但如前所述，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关于上诉人利用微信实施寻衅滋事违法行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情形。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所述其于2020年1月30日16时左右，已经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存在超期询问一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从在案有效证据看，上诉人最早在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处接受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1月30日17时15分，离开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处的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17时00分，并未超出前述规定的二十四小时。此外，上诉人关于其于2020年1月30日16时左右已经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主张，则缺乏证据支持。至于上诉人上诉时提及的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在办案时存在的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与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提交的传唤证、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现有证据相悖，亦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按照下列规定申请行政复议：…（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区的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分局。市、县、自治县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公安派出所的设立、撤销，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据此，被上诉人市政府对其下属政府工作部门大连市公安局设置的被上诉人沙河口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进行行政复议审查并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职权。至于被上诉人市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及存在的问题，以及上诉人提出的其未向被上诉人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一节，原审判决论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如前所述，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和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故上诉人针对上述二行为一并提出的20万元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时提出的恢复其大连市甘井子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辅警身份的上诉请求，涉及的是其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的人事关系，并非本案的审查范围。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鞠振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健 审判员 刘 杰 审判员 杨东辉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连亚妮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