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81民初620号 原告：文君，女，197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大唐街道华海路88号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益乾针织品经营部，住所地诸暨市五泄镇五泄村下朱自然村960号。 经营者：周林燕，女，198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后京××××-2号。 被告：宣陈冲，男，198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文君与被告诸暨市益乾针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益乾经营部）、宣陈冲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于次日作出民事裁定，对两被告所有的价值30万元的财产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益乾经营部、宣陈冲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文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9002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2019年至2020年期间，原告为被告定做袜子及袜子加工等业务，原告按约完成所有工作后，被告未按照约定付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同意支付货款，但截至到起诉日，被告合计支付货款4万元，尚余290028元未支付。 被告益乾经营部书面辩称，1.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其从未与原告有加工合同关系，其不参与，在原告提交的清单中，也没有其盖章，且清单抬头系原告自行制作，“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并非其，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2.其与被告宣陈冲也无经济往来，其也无跟单员刘建春，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其的起诉。 被告宣陈冲书面辩称，1.其个人向原告定制了63万袜子+10万袜子，且签订了工艺单二份，与被告益乾经营部无关，生产的原料是其本人提供的，原告生产完毕63万袜子+10万袜子后的多余部分原料应该予以返还；2.其在签订工艺单的时候，并没有约定跟单员，因为当时其是个人，没有请跟单员，跟单员系原告自行补写上去，不能将“刘建春”的签字认可视为其的认可；3.其向原告定制后，并未收到相应的63万袜子+10万袜子；4.原告提交的四份对账清单，订单号2020-1单的证据三性不认可，入库数量0，说明原告未交货且非其下的订单，不能将该笔交易由其承担；订单号2019年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入库数量0，说明原告未交货，且总货款中应该扣除备注栏之前的“未缝头308506双×0.053元”，且非其下的订单，不能将该笔交易由其承担，并且该份订单显示“超料”不合理，本案案由来料加工，如果其没有提供给原告原料和订单，原告不会亏本自买原料进行加工，且只收加工费，因此不能将该笔交易由其承担；其他两份订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入库数量分别为107870双、63万双，其均未能收到，且超出其本人的订单7871双；5.其已委托他人支付4万元定金。综上，其一直没有收到定制袜品，原告拿走其的原料，或者超过订单数量制作，导致剩余原料短少，其保留追诉的权利。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两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益乾织造工艺单，工厂签字（甲方）处由被告宣陈冲签字，被告宣陈冲在答辩意见中对签订过两份工艺单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只是认为跟单员刘建春是原告自行补写上去的。本院认为，工艺单上的甲方作为委托加工方，乙方（原告）作为加工方，从工艺单底部载明的①—⑦事项，均是对乙方的义务和责任作出约定，未有一处提到乙方的权利或者甲方的义务，结合本地袜业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该工艺单的格式由甲方提供，既然工艺单上有“跟单员”这一栏需要填写，而本工艺单涉及的加工业务如果如被告宣陈冲所说又没有跟单员的话，被告宣陈冲或者甲方的工作人员应当将这一栏划去，否则需提供“跟单员”这一栏系由原告事后自行填写的证据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两份工艺单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确认甲方的跟单员系刘建春。 2.原告提供的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对账清单四份，其中订单号为2020-1单的两份，一份载明订单数量为63万双，单价0.27，入库数量636000双，成品克重17克，橡筋超料235公斤，包纱超料91公斤，该份对账清单与订单号为2020-1的益乾织造工艺单的数量、单价相对应，由刘建春签字确认，本院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另一份载明订单数量为307250双，单价0.07/双，金额为21507.50元，备注为文君加工定型，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这部分袜子是包括在636000双中的，生产完以后另外在原告处定型的，也由刘建春签字确认，本院亦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其余两份对账清单，一份订单号为9单SPORT，订单数量106790双，单价0.26，入库数量107870双，成品克重18克，金额2776.50元，橡筋超料192公斤，包纱超料220公斤，订单数量、单价与订单号为2020-9单的工艺单基本一致，且由刘建春签字确认，本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最后一份对账清单，订单号为2019年，订单数量为502862双，单价0.27元，入库数量和成品克重未填写，备注“其中未缝头308506双×0.053元”，橡筋超料948公斤，包纱少114公斤，纱支少2504公斤，由刘建春签字确认，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该对账清单对应的工艺单找不到了，这批袜子交付时有308506双没有缝头，要在价款中扣除相应的缝头费用。 3.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的微信号为×××55，昵称为益乾袜业，被告宣陈冲在诉讼过程中使用手机号码17815757555与本院联系，本院在微信好友添加功能中使用上述手机号码搜索，搜索到的微信用户为益乾袜业，头像也与微信号为×××55的用户一样，结合原告在微信中数次称呼对方为“冲冲”，足以确认与原告进行微信聊天的是被告宣陈冲，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宣陈冲催讨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益乾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周林燕。2020年，被告宣陈冲两次使用益乾织造工艺单向原告下订单，跟单员为刘建春，第一批订单号为2020-1，交货日期为2020年4月25日，订单数为63万双，加工费0.27元/双，原料损耗率4%，袜子余数1%，工艺单另外还载明了织造工艺（尺寸、克重、机型、原料构成等）、颜色等事项。针对该工艺单，原告实际入库数量为636000双，橡筋超料235公斤，包纱超料91公斤，原告自认其中有161000双袜子不是原告缝头的，扣除1%的余数，剩下159390双每双缝头费为0.055元，计8766元，应予扣除；另有307250双袜子由原告进行了定型加工，计定型费21507.50元，由跟单员刘建春签字的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对账清单二份为凭。第二批订单号为2020-9单，交货日期为2020年6月8日，订单数量为10万双，加工费0.26元/双，原料损耗率4%，袜子余数1%，工艺单另外还载明了织造工艺（尺寸、克重、机型、原料构成等）、颜色等事项。针对该工艺单，订单数量实际为106790双，原告实际入库数量为107870双，金额27765元，橡筋超料192公斤，包纱超料220公斤，由跟单员刘建春签字的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对账清单一份为凭。刘建春还在一份订单号为2019年的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对账清单上签字，订单数量为502862双，单价0.27元，备注“其中未缝头308506双×0.053元”，入库数量和成品克重未填写，橡筋超料948公斤，包纱少114公斤，纱支少2504公斤。2020年4月21日，原告在微信上问被告宣陈冲“哥，你给安排钱啦，要不要卡号给你？”，被告宣陈冲回复称可以，晚上或者第二天给卡号也可以。2020年4月23日，周林燕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2万元。2020年6月27日，原告在微信上要求被告宣陈冲付款，被告宣陈冲回复称已经转了1万元，月底再安排两三万。当天，周林燕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1万元。2020年9月18日，原告在微信上又要求被告宣陈冲付款，被告宣陈冲于次日回复称马上安排进来了，明天应该有钱打进来，会安排过来。2020年9月30日，周林燕的银行账户再次向原告汇款1万元。2020年10月1日凌晨1点多，原告在微信上问被告宣陈冲钱怎么没转过去，被告宣陈冲回复称已经转了1万了，原告表示看到了。2020年11月、12月，原告在微信上又几次向被告宣陈冲催讨款项，还要求被告宣陈冲对账。被告宣陈冲回复称，贷款的事情还没弄好，等贷款下来，钱付一点掉再对账。后原告未再收到过款项，故诉讼来院。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工艺单抬头名称为“益乾织造”，对账清单名称为“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是与“益乾”发生加工业务，而经查询，本地并无包含“益乾织造”字样的工商登记企业，“诸暨市益乾袜业有限公司”也未进行过工商登记，只有被告益乾经营部是经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结合该经营部的经营者周林燕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三次共计4万元，本院认定与原告发生加工业务的合同相对人为被告益乾经营部，二者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益乾经营部关于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宣陈冲的身份，被告宣陈冲自认与原告发生加工业务，但其使用的工艺单是益乾织造工艺单，微信昵称是益乾袜业，微信号“×××55”中的“ｙｑ”显然也是“益乾”二字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可见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时主观上有使相对人认为其是代表“益乾”的意图，同时从其在微信上回复原告汇款信息的时间上看，与被告益乾经营部经营者周林燕的银行账户汇付原告款项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被告宣陈冲所使用的“益乾”就是指被告益乾经营部。两被告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被告宣陈冲是被告益乾经营部的员工，对外以“益乾”名义开展业务是履行职务行为；第二种是被告宣陈冲与周林燕是合伙关系，二人共同经营，对外以“益乾”名义开展业务；第三种是被告宣陈冲是被告益乾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宣陈冲都是以自己的身份安排付款事宜，从未表示过自己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在未能按约付款时，也只是说贷款还没弄好，并没有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或者老板没有钱，且被告宣陈冲在答辩中也认可是其与原告发生业务关系，因此上述第一种关系不成立。对于上述第二、三种关系，被告宣陈冲在微信上告诉原告付款时，都是说“我帮你转了”、“我给你安排过来”、“我已经转你了”等，但实际汇付的款项都是从被告益乾经营部的经营者周林燕的银行账户出去的，而被告宣陈冲从未提及过这一情况，现有证据也未显示周林燕参与到了案涉业务的具体经办当中，故本院认定被告宣陈冲系被告益乾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这说明个体工商户和实际经营者在诉讼中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二者具有民事权利和义务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宣陈冲作为实际经营者，系经营活动的受益人，应作为直接责任主体，被告益乾经营部在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明知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其不存在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应与被告宣陈冲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对于案涉加工费的计算，订单号为2020-1的工艺单项下实际入库袜子636000双，订单数为630000双，超出的6000双为余数（约1%），不能计算加工费，另外还需扣除外发缝头袜子的缝头费8766元，故该订单的加工费为161334元（630000双×0.27元/双-8766元）；该订单中有部分袜子由原告在生产完成以后再进行定型，计定型费21507元（307250双×0.07元/双），上述小计182841元。订单号为2020-9单的工艺单项下实际入库袜子107870双，扣除1%的余数，仍有106791双，超过下单的数量6791双，但两被告在原告交付时对这部分并未拒绝接收，反而在对账时由跟单员刘建春确认订单数量为106790双，故本院按106790双计算此单的加工费，约为27765元（106790双×0.26元/双）。对于订单号为2019年的对账清单，虽然未载明入库数量，但从备注的“其中未缝头308506双×0.053元”看，说明袜子已经进行过清点，可以侧面反映袜子已经入库，且原告已经领取了相应的原料，如果一直未交付袜子，两被告也不可能不向原告主张返还原料，更不可能开展后续的加工业务，故本院确定该单加工费为119422（502862双×0.27元/双-308506双×0.053元/双）。综上所述，两被告应支付原告加工费330028元，扣除已支付的40000元，尚应支付290028元，现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290028元，本院将款项名称调整为加工费，对金额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损失部分，本院调整为自原告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之日即2020年12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原料超料部分，双方可以另行处理。被告宣陈冲辩称其没有收到定制的袜子，也没有跟单员刘建春，与本院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两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诸暨市益乾针织品经营部、宣陈冲应共同支付原告文君加工费290028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12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文君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50元，减半收取计2825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合计诉讼费用4845元，由被告诸暨市益乾针织品经营部、宣陈冲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刘强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徐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