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男，生于1952年12月26日，汉族，农民，现住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阳城县智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某1，女，生于1977年7月25日，汉族，农民，现住阳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民委员会。地址：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法定代表人：于某（又名于胜），任村委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地址：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陈某，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某与上诉人曹某1、被上诉人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山村委）、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城相府集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某、上诉人曹某1、被上诉人皇城相府集团的诉讼代理人田某到庭参加询问东山村委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史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73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东山村委、皇城相府集团支付上诉人拆迁补偿款199025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在搬迁工程中，史某之子史乐强于2012年8月24日与曹某1达成前述部分产权作了处分，2019年10月14日的协议由原告史某进行了追认并增加了新的内容”是错误的。该协议是否系史乐强签订，曹某1不能证实，且史乐强属于无权处分。上诉人与曹某1于2019年10月14日签订的协议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系曹某1想尽办法欺骗上诉人。2、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老房及搬迁安置款实际由上诉人追认给曹某1兑抵错误。上诉人与曹某1的协议应为效力待定。从协议内容来看是以房抵债，但既未进行实际交付，亦未办理主权变更，且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原始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3、曹某1主张史乐强欠其的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且曹某1主张的债务数额也不一致，曹某1所说的其弟弟的债务也无从证实是否真实存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前提是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认定协议的效力，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错误。曹某1辩称，1、我认为我和史某及其子的协议都是成立并生效的而且已经履行完毕。在两份协议中也提到了我和史乐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2、我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东山村委未答辩。皇城相府集团辩称，史某没有权利和答辩人主张赔偿款，（2019）晋0522民初2328号判决书作为分割点，答辩人之前没有支付史某拆迁补偿款是因为史某和曹某1对房屋权属有纠纷，但在该判决之后，对于其二人签的协议的效力做出的确认，认为两份协议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因此我们认为该补偿款由曹某1所有，并不是由史某所有。2、本案是由于史某和曹某1房屋权属纠纷引发，如果史某执意要支付补偿款，应该首先解决其二人之间的纠纷，而不是要求答辩人支付补偿款。上诉人曹某1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730号民事判决，驳回史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将上诉人曹某1199052元房屋拆迁补偿款酌情补偿给被上诉人史某8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已经认定“根据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史某老房及搬迁安置款实际已由史某追认给曹某1兑抵，且史某已在皇城新村获得老年公寓一套，并享受了皇城新村的老年人待遇，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原审却以史某“年迈”酌情补偿8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曹某1系对价取得房屋拆迁款，史某儿子史乐强向上诉人及弟弟借款确系事实，史某也明知，史乐强已死亡，史某就想耍赖，不认账。根据拆迁安置规定，60岁老人只能住公寓房，而当时房屋少，史某实际已不能取得该公寓，为了帮助其获得，曹某1努力为其争取一套，并为其缴纳30000元押金，让其享受老年待遇，曹某1已经全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如再补偿其80000元，造成其损失更大。史某辩称，1、一审没有认定史某老房及搬迁安置款实际由史某追认给曹某1兑抵，事实上按照两个上诉人的协议是由史某的老房和旧院来做兑抵，并没有说拆迁安置款兑抵。2、曹某1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并且履行是错误的，因为双方是以房抵债协议，只有在产权变更之后才能生效，目前产权还在史某名下。3、史乐强有没有向曹某1以及其弟弟借款我们不清楚，根据皇城相府集团提供的拆迁补偿方案，史某作为60岁以上的老人符合拆迁安置方案的要求，并不是曹某1为其争取了一套公寓房。4、皇城相府集团应当支付史某十九万多，而不是曹某1给。东山村委未答辩。皇城相府集团辩称，同曹某1的上诉理由一致。史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屋搬迁款1990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史某、第三人曹某1均系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村民。第三人曹某1曾于2002年起与原告之子史乐强（于2019年4月病逝）同居生活，后因史乐强被刑事处罚长期接受改造才分居生活。原告史某在东山村所有房屋，1992年8月30日确权后的土地使用证编号分别为：土圪圈院Z0518143、前院Z0518148、窑底院Z0518161。因皇城相府集团所属煤矿开采作业影响村民正常居住，东山村村民按相关规定搬迁安置于皇城新村居住。2012年8月24日，史乐强作为甲方签字与曹某1作为乙方签字签订了《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内容：“甲方：史某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乙方：曹某1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以下房屋出让协议条款：注：史某长子（史乐强）借乙方现金达15万元，自愿将阳集建（1993）字第0518143号土地房产自愿转让给乙方，抵乙方的15万元的借款。一、甲方给乙方过户后乙方应将甲方给乙方所打的15万元借据作废。甲方已将房内所有物品搬出。二、双方一致同意经村委作为公证人给予见证。三、过户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土地证复印件附后）。四、交易过户后互不纠缠。五、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但见证处无相关人员签字。第三人曹某12015年10月25日向皇城新村管委会申请：“自愿搬迁到皇城新村居住，接受县评估公司对现居住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评估作价，搬迁后原有作价房屋及附属设施归东山村委统一交皇城新村处理，搬入新村后自觉遵守新村管理规定及各项规章制度。”其申请得到东山村委及皇城新村同意。2015年8月17日，第三人曹某1向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新村项目建设筹建组交纳5万元房款。2015年10月25日，皇城相府集团搬迁办向皇城新村筹建处下发选房通知单，载明：“皇城新村筹建处：兹介绍润城镇东山村曹某1前去你处看房选房，请予接洽。”2015年10月25日，皇城新村筹建组下发皇城新村房屋确认通知单，载明：“集团搬迁办：润城镇东山村曹某1已确认购买以下楼房，请予办理《购房协议书》签订手续。购房者曹某1，选定楼盘11号楼二单元202室，面积185.1平方米。”2019年8月21日，原告史某与第三人曹某1达成协议，载议内容：“甲方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史某身份证号码×××（长子）史乐强身份证号码×××乙方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曹某1身份证号码×××。甲方在2012年8月24日借乙方现金27万元，当时是由史某拿东山村独家院土地证（编号Z0518143号）做了兑换，史某的独家院（旧房和土地证作价为19万元）因长子史乐强在2019年4月因病突然去逝，老人没了依靠，为旧房的事情提出了一些空虚的想法，为解决其实际困难，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条款：一、乙方要同村委（东山村与皇城村）给解决甲方的住房困难，解决在皇城新村老年公寓一套。二、甲方年老体弱，符合国家低收入条件，要求2019年底协助落实其政策及手续，并享受皇城新村老年人待遇。三、以上条款甲方要求乙方在2019年底就一次协助解决。条件实现后，双方已经终结借款和旧房土地证兑换的真实意图，双方以后不得有任何纠葛。四、此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甲方处有史某签字、乙方处有曹某1签字、调解中介人处有于某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8.21”。（备注：于某又名于胜，现任东山村委主任）2019年10月14日，原告史某与第三人曹某1达成协议，协议内容：“甲方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史某身份证号码×××、（长子）史乐强身份证号码×××乙方阳城县润城镇东山村曹某1身份证号码×××。据：甲方父子在2012年8月24日借乙方和乙方弟弟曹某2分别借现金壹拾伍万元和壹拾贰万元，共合计贰拾柒万元整（并打有借据，也曾经同村委用旧房独院和土地证做过兑抵处理）。2019年8月21日，在法庭的促使下，也做过调解并未履行结束，由于甲方性急再次去法庭起诉，为此因以调解内容已完成，再次在老村委调解下，作以下解决条款：一、甲方愿意承担其子史乐强的借款债务并愿为子偿还，同意拿土地独院老房已处理调解好的结果。二、乙方愿意为甲方协助在村委皇城新村解决一套（40-50㎡之内）公寓住房，甲方住公寓后费用自理。享受新村待遇（由皇城新村村委办理）。押金条归小蒲（史乳蒲）。三、甲方搬入公寓签字生效。双方以后不得有任何纠葛。四、此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甲方处有史某签字，乙方处有曹某1签字，调解中介人处有席小直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4日”。（备注：席小直系东山村人，曾任村委副主任，中共党员。史乳蒲系史某女儿）原告史某于2019年10月14日,向皇城新村管委会递交申请书，自愿搬迁到皇城新村小户型住房居住。2019年10月14日，甲方皇城新村项目建设筹建组与乙方史某及丙方曹某1（乙方监护人）签订《皇城新村入住小户型住房协议书》：甲方将皇城新村5#楼E2号小户型住房提供给乙方，供乙方居住使用。2019年11月4日，曹某1向皇城新村筹建组交款三万元（系史某小户型押金）。皇城新村老年公寓（5号楼E2）现由史某居住使用。原告史某在东山村的搬迁安置房屋评估价为199052元，目前该笔房屋搬迁款仍保留在皇城新村筹建组帐户其个人名下。另查明，皇城新村是北留镇沟底村、史山村采煤治理搬迁安置项目，实施主体为北留镇人民政府，建设单位为皇城相府集团，出台了《采煤沉陷区危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并开始实施。搬迁户大部分是沟底村和史山村，选择了产权置换的方式。搬迁户的房屋及附属物按照阳城县物价局的报告给予补偿，并且在原评估价基础上浮30%，且每户补助有搬迁费和农具家具补偿费。皇城新村楼房建筑为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毛坯房的平均造价为2300元/平方米，给搬迁户的毛坯房优惠价平均为1500元/平方米。安置房的选择，遵循自愿原则，原则上一大户只能选择一套安置房，对有两个男孩均在20周岁以上的一大户，可以选择两套安置房，除了旧房实在破旧和报两三套需要另外补现金以外，其余搬迁户旧房均可换一套毛坯房，并且尚用多余。搬迁户在办理完房屋验收手续后，皇城新村负责收回其住宅建筑物和附属物，并将旧地房的余款结清。目前，搬迁工作还在进行中，旧房移交拆迁工作尚未开展，所以旧房余款还不到结清的程序，但皇城相府集团考虑到部分村民的经济状况，已经给部分搬迁户支使了一部分旧房余款用于住户装修，使大部分住户都能搬得起住得舒心。东山村参照北留镇沟底村、史山村的政策搬迁，政策还规定：“原则上每户每个成年男性安置一套单元住宅楼，60岁以上老人只能安置老年公寓，老人交纳住房押金，由三方即皇城新村、老年人、监护人签订协议，在老人去世腾房后，押金退还给监护人。”2019年8月12日原告史某以东山村委、皇城相府集团、皇城新村项目筹建组、曹某1为被告提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19年8月21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19）晋0522民初206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史某撤回起诉；2019年9月11日原告再次提起对被告东山村委、被告皇城相府集团、被告皇城新村项目筹建组、被告曹某1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本院作出（2019）晋0522民初2328号判决书，驳回了对原告史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1月14日原告史某以曹某1为被告要求撤销2019年8月21日和2019年10月14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并要求判决曹某1归还原告位于东山村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史某于2020年6月17日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20）晋0522民初16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史某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史某在东山村编号为土圪圈院Z0518143、前院Z0518148、窑底院Z0518161的房屋，在皇城相府集团所属煤矿开采作业影响村民正常居住的情况下进行搬迁，在搬迁过程中，史某之子于2012年8月24日与曹某1达成协议对原告的前述部分产权作了处分，该处分行为后又经过2019年8月21日、2019年10月14日的协议由原告史某进行了追认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原告史某虽在（2019）晋0522民初2328号案中曾向法院主张要求判令曹某1、皇城新村筹建组签订的协议无效，并要求曹某1返还用东山村置换的位于皇城新村的单元房归还原告所有，但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已确认史某经中人说和与曹某1或皇城新村筹建组签订的相关协议暂无证据显示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故视为当事人对该判决的认可。原告史某在东山村的搬迁安置房屋评估款199052元虽仍保留在皇城新村筹建组账户其个人名下，但根据本案中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原告史某老房及搬迁安置款实际已由史某追认给曹某1兑抵。且原告史某已在皇城新村获得老年公寓一套，并享受了皇城新村老年人待遇。故原告主张支付房屋搬迁款19902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本不予支持，但考虑到本案中，第三人曹某1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已实际取得了搬迁户相应的权益，而被告又已年迈的情况，第三人曹某1可酌情在所得的房屋搬迁款中补偿原告史某80000元。因搬迁安置房屋评估款199052元仍保留在皇城新村筹建组原告史某帐户名下，故此80000元可直接由被告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予以支付原告史某。因案涉的搬迁工作尚在进行，旧房移交工作尚未开展，本院酌情确定支付时间为六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将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新村项目建设筹建组史某账户199052元中的80000元支付原告史某。案件受理费4280.5元（缓交），由原告史某负担1800元，第三人曹某1负担2480.5元。二审中，上诉人曹某1申请证人曹某2到庭作证，曹某2当庭证明：我系曹某1叔叔的儿子，大概是2012年史乐强找我借了12万元，说要在云南开煤矿，我找朋友借了12万元给了他，当时的12万元有我集资的5万元和我找朋友借的7万元，总共凑了12.2万元。我是拿的现金给的史乐强。史乐强找我借钱的时候，还在皇城住了一晚上。大概在2018年我父亲住院了，我找史乐强要钱，史乐强说把房产证抵押给我姐曹某1了，让我姐先转4万元给我，剩下的钱史乐强给我打了一个欠条，后来我姐给了我4万元，史乐强给我打了一个8万元的欠条，后来就联系不上史乐强了。史乐强去世后我准备扔这个条，后来这个条就在车里找到了，史乐强去世了我都不知道，我知道以后我拿这个条找过我姐要过这个钱，我说房产证在我姐这押着，我姐让我找史乐强要钱。并出示欠条一支，称该欠据系史乐强亲笔书写。史某的质证意见，证人出庭作证内容不真实，1、史乐强找证人借钱，证人钱不够，还向别人借钱，并且2012年都是现金支付，从2012年到2018年证人都没有向史乐强主张权利均不符合常理。2、证人陈述准备扔条，后来又说在车里找到，前后说法不一致。如果史乐强向曹某2借了钱，曹某2应该向史乐强要，而不是找曹某1要。曹某1和皇城相府集团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证人曹某2与曹某1系亲属关系，曹某2当庭出示的史乐强为其书写的欠条与曹某1在庭审中出具的史乐强为曹某1出具的欠条字迹明显不一样，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曹某2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史某之子史乐强与曹某1达成的协议中对史某的部分房产作了处分，史某两次与曹某1达成协议系对该处分行为进行追认。在第二次协议中，史某同意承担其子史乐强对曹某1的欠款，并用其东山村独家院来偿还该欠款，同时曹某1协助史某在皇城新村解决一套公寓住房，史某住公寓后费用自理，史某搬入公寓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曹某1为史某向皇城新村筹建组交纳三万元的公寓押金，庭审中史某亦认可其已入住皇城新村老年公寓，据此可认定双方所签协议成立并生效。史某主张双方所签该协议系被曹某1欺骗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没有相应证据证实，且双方签订该协议时亦有原村委干部作为中间人在场并签字，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史某主张其与曹某1所签协议系以房抵债协议，但房屋并未实际交付，亦未办理产权变更，该协议应为效力待定协议。本院认为，合法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否产生原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消灭以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取决于以房抵债行为是否履行完毕。本案中，史乐强将史某案涉房屋土地使用证交于曹某1，曹某1将该土地使用证交于皇城相府集团，皇城相府集团依据曹某1提交的土地使用证对该处房屋进行评估，曹某1也享受了搬迁利益，皇城相府集团未支付曹某1案涉房屋款项，系因旧房移交拆迁工作尚未开展，旧房余款达不到结清的程序而未支付，但从整个过程来看，以房抵债的行为已经履行完毕，故其主张该协议为效力待定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史某主张涉案房屋搬迁款系在皇城相府集团账户上，且记在史某名下，皇城相府集团应支付史某该搬迁款。至于其和曹某1的纠纷，曹某1可另行向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该搬迁款虽记在史某名下，但皇城相府集团系依据曹某1所提交的土地使用证对该房屋进行的评估，且史某与曹某1就涉案房屋已达成协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曹某1主张原判将其199052元房屋搬迁补偿款酌情补偿给史某8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亦要考虑社会效果。本案中，史某之子史乐强与曹某1在最初的《房屋土地转让协议》中确定史乐强对曹某1的借款数额系15万元，而从《采煤沉陷区危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可看出搬迁户的房屋及附属物按照阳城县物价局的报告给予补偿，并且在原评估价基础上浮30%，且每户补助有搬迁费和农具家具补偿费。曹某1已实际取得搬迁户相应的权益，且远超史乐强对曹某1的借款数额，而史某年迈丧子，从公平角度考虑，为妥善处理双方矛盾，一审法院在综合全案的情况下酌情由曹某1在搬迁补偿款中支付史某部分款项并无不当，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史某、曹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1元，由史某负担2481元（已免交），由曹某1负担1800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