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3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安，男，1970年12月17日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彬，男，1979年11月5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效国，河北秦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家安因与被上诉人李洪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6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家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龙薯601红薯苗，双方形成种子买卖法律关系。但该红薯苗有质量问题，产量极低，且所结果实与龙薯601红薯特征不符，被上诉人对其出售的红薯苗合格负有举证责任。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有关规定，种子育苗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被上诉人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也未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的书面授权，违反了种子法的强制性规定，故案涉买卖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对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应予以赔偿。被上诉人李洪彬不同意上诉人王家安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主要答辩意见：上诉人关于合同效力的主张不符合民法典的规定，其主张的损失数额未提供证据，不应得到支持。王家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地瓜苗款1350元，赔偿原告损失10,000元（具体损失待鉴定后追加，损失包括栽植地瓜苗的人工费、农药化肥费用、田间管理的人工费、减产的损失等）,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3日，原、被告通过微信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红薯苗的合同。合同内容如下：品种龙薯601，数量10,000棵，单价0.07元，款到发货。当日订立合同后，原告付给被告红薯苗款700元和运输费用50元，被告通过秦皇岛到大连的大客车发给原告10,000棵红薯苗。2020年5月6日，原、被告通过微信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红薯苗的合同。合同内容如下：品种龙薯601，数量10,000棵，单价0.06元，款到发货。当日订立合同后，原告付给被告红薯苗款600元，被告通过秦皇岛到大连的大客车发给原告10,000棵红薯苗。在每次收到红薯苗后，原告均立即雇人帮忙将所买的红薯苗全部栽植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用于栽植20,000棵红薯苗的土地约有六、七亩。在栽植后，原告通过拼多多网站多次向线上的农药、化肥卖主购买农药、化肥。原告将多次在线上所购买的农药、化肥用于红薯秧除害、增肥上。到秋收时，原告所栽植红薯的叶子茂盛，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有红皮的、白皮的；都是圆形的，没有长形的。2020年10月16日、2020年10月20日，原告分别将当天录制的反映收获红薯非常少的现场实况视频通过微信发给被告。2020年10月2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提出被告卖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红薯601及原告栽植被告所卖的红薯苗造成结薯产量非常少，并向被告提出了赔偿请求。被告回复原告：红薯苗品种肯定没错。对赔偿事宜，原、被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27日，原告分别将收获后放在原告家里的红薯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被告。为了证明被告卖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红薯601，原告留下了约一亩地的红薯未收获。在起诉时，原告向本院提出了关于法院委托有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红薯具体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在第一次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了关于法院委托有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所买被告所卖的红薯苗是否为龙薯601司法鉴定，如果确定原告购买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那么对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在该次法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经协商达成了关于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摇号选定有关司法鉴定机构的协议。一审法院及时将载有上述鉴定事项的《委托鉴定移送表》上传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审批立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委托鉴定移送表》后没有审批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事实是被告付给原告的红薯苗是否为龙薯601及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是多少。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只能证明原、被告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20,000棵龙薯601红薯苗的合同的事实、原告及时付款、被告按约付苗的事实及在买回后原告将红薯苗全部栽植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的事实、在秋收时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事实，既不能证明被告付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在秋收时原告所栽植的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原因。原告2020年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原因既可能是红薯秧苗本身结瓜率太低，也可能是不合适红薯秧结瓜的温度、湿度、土壤、农药、肥料、虫菌等外在因素的严重影响（原告应当注意通过网络所买的农药、化肥的质量问题），还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方面原因。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当根据科学知识确定，而不能依据主观想象确定。在原、被告个人均不能通过根据科学知识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有关司法鉴定意见弄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鉴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对原告申请司法鉴定的事项，现在既没有能够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应法定鉴定部门，也没有能够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应指定鉴定部门。因此，一审法院无法委托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对原告申请鉴定的事项进行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对其提出的关于被告所付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的事实及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是多少的事实应当举证证明，而原告举证不能。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关于判决被告返还购买地瓜苗款的请求及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家安提出的关于判令被告李洪彬返还地瓜苗款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家安提出的关于判令被告李洪彬赔偿其栽植地瓜苗的人工费、农药化肥费用、田间管理的人工费、减产的损失等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元，由原告王家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其于2020年11月12日与河北省农业厅植保站检疫科的一位领导的通话录音作为新证据，拟证明案涉地瓜苗子有严重的病菌，属于地瓜检疫对象，不让外运。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无法证实通话人员是谁，关于录音中解释的场地检验证明等其他证明法律依据并不清楚，被上诉人掌握的种子法的相关规定也是不需要相关的许可，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无效。本院采纳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以上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经营行为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未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上诉人销售了红薯苗，违反了前述效力性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案涉买卖合同当属无效，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货款应予返还。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地瓜苗款1350元的诉请有法律依据，应得到支持。又由于上诉人在购买前未核实被上诉人是否持有经营许可许或销售授权，双方对于造成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故一审未支持上诉人关于损失赔偿的主张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抗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七条“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案涉地瓜苗属于农民自繁自用的范围，不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但被上诉人并非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或串换，而是通过微信销售的方式，将地瓜苗卖给了远在辽宁省的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案涉销售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情形，故被上诉人的此项抗辩意见不能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67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67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李洪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家安返还地瓜苗款13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元，合计126元，由李洪彬负担15元，由王家安负担1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