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再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丹，女，197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永，辽宁紫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策，男，197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全，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王丹因与被申请人黄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辽01民终7348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辽民申41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永，被申请人黄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任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丹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2.诉讼费由黄策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错误的将王丹认定为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及王丹的诉请，本案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辽天运会鉴[2018]第1号鉴定报告仅是对涉及的财物或金额进行数字统计和计算，对该部分财物和金钱没有法律定性的资格。（三）二审法院鉴于王丹的姨牛某向大东分局经侦大队为王丹报案，即认定王丹系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该事实认定不清。（四）王丹与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亲属关系。（五）王丹将此房屋通过房屋买卖合同出售给黄策，并在房地产大厦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之后的房屋由谁居住与王丹无关。（六）本案相关一切费用应由黄策承担。黄策再审辩称，1.王丹主张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黄策认为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或者说本案包含两个法律行为，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即王丹与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吉利、曾琳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张吉利、曾琳与黄策之间是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法律逻辑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是借名人购买房屋并取得所有权，被借名人虽然根据相应的房屋买卖合同等文件被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但这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作出的权属登记因此不具有原因行为的基础，从而导致最终形成的登记权利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此时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力将因有证据证明权属的真实状态而遭到否定，从而回归真实权利状态。2.王丹与黄策的交易过程并不符合房屋买卖行为的交易习惯，从王丹卖房子的主观目的看是为了获得价款，本案王丹与曾琳商谈了房屋价格和房屋出售的细节，曾琳应该支付购房款给王丹。王丹与曾琳就房屋出售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达成了新的协议约定，即曾琳代表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欠付王丹的房款直接按照借贷月利息2%向王丹支付，借期12个月。通过刑事案件的笔录可以看出上述约定。因刑事案件目前确实排除王丹为被害人的身份，此时案由如果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则房屋买受人应该为张吉利或曾琳，而非黄策。这笔55万元的债务涉及两个行为和两个法律关系的认定，为查清房屋买卖关系，应当追加张吉利、曾琳为案件被告，以便查明房屋交易过程以及房屋买卖合意的形成。3.黄策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曾琳问有房子要卖，挺便宜的，买不买”，黄策回答：“没有钱啊”，曾琳说：“购房款公司慢慢给王丹”，这个陈述过程证明，黄策并没有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钱购买房屋，而真正的表意是张吉利用公司购买的这套房屋，由公司出钱购买，暂时登记在黄策名下。因此，这个房屋是由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吉利购买，登记在黄策名下。本案法律关系是王丹与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吉利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吉利与黄策之间借名买房法律关系。王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策偿还购房款550000元；2.判令黄策向王丹支付资金使用利息99000元，以及延期支付购房款和资金使用利息的违约金暂计40540.27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自2018年8月10日暂计至2019年12月3日止，实际应计至黄策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上暂合计689540.27元；3.判令黄策承担律师费26000元、保全费1260元、申请执行费及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0日，王丹通过案外人曾琳与黄策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王丹所有的坐落于于洪区，建筑面积90.76平方米，买方购买价为571788元，房屋过户后先付卖方21788元，剩余款项550000元以每月2%利息收取买方利息款11000元。合同签订一年后，买方支付剩余款550000元。该合同还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和户口迁出、房屋产权及具体现状承诺、以及房屋的交付和验收等条款。同日，王丹与黄策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转让上述房产，价格450000元，但该合同对付款时间、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均未进行约定。王丹将坐落于于洪区房屋，更名过户到黄策名下。当日，曾琳给付王丹现金21788元，过后三个月曾琳分三次给王丹银行转款3.3万元利息。余款未支付。黄策在庭审中陈述曾琳系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策与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吉利系朋友关系，其受张吉利邀请在该公司帮忙工作。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工商登记显示张吉利系该公司股东，曾琳系该公司监事。2018年2月4日，牛某到大东分局经侦大队报案，举报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吉利诈骗她，共计505万元。在询问笔录中牛某陈述其外甥女王丹通过李为为和曾琳商量把房子卖给盛御东方公司了，盛御东方的员工黄策代表公司买的这房子。合同约定剩下的55万元在签订合同一年后由买方支付，实际上这55万元直接算作投资款了，每个月也是二分利息，是通过曾琳直接给王丹转账，收到三个月的利息一共3.3万元。2018年10月20日，在大东分局经侦大队对黄策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有如下记载：问：出示李（王）丹的户籍常表（210105197809262522），你认识李（王）丹吗？答：认识，我从她手中买过房子，大概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曾琳问过我有一处房子（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139-4号342号）想卖，挺便宜，问我买不买，我说我没有钱啊，钱都借给张吉利了，曾琳说可以先拿一部分，剩下的公司慢慢还，最后房子给我，当做张吉利还给我的钱。这样我就与王丹签订了买卖合同，房价45万元……问：该处房产现在什么状态？答：该房产过户后不久，张吉利说缺钱了让我把该处房产抵押出去，把钱借给他，我就同意了，我把该处房子抵押给了一家小贷公司抵押了42万元，都借给张吉利了。2018年，王丹到一审法院起诉黄策，要求给付每月购房利息11000元（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共计66000元。本院作出（2018）辽0103民初75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涉嫌经济犯罪，裁定驳回王丹的起诉。王丹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上述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该案审理过程中，王丹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丹、黄策之间签订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当事人的内心活动，需通过当事人的行为来推定。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系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据材料，且该合同内容条款详尽、完整，能够证明双方具有买卖案涉房产的意思表示。黄策抗辩王丹的姨牛某曾向大东经侦为王丹报案的问题。鉴于牛某已说明自己对此事系误解。且王丹本人并未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在未能证明牛某具有王丹授权的情况下，其行为并不能代表王丹的意思表示。黄策抗辩案涉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系由盛御东方总经理曾琳给付的问题。因黄策陈述盛御东方公司张吉利欠他很多钱，故由他人代为给付具有合理性，亦不违反法律规定。该款项的给付行为在法律效力上不能否认《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系黄策本人签字确认。黄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合同的相关法律后果。且从黄策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记载“曾琳问其有房子要卖，挺便宜的，买不买，其回答为没有钱啊”亦可佐证其并非没有买房子的主观意愿。黄策在公安机关自述案涉房屋登记在黄策名下后，亦是由其将案涉房屋进行了抵押贷款，借给了张吉利。黄策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处分。结合公安机关既未将案涉房屋认定为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赃物，又未认定黄策涉嫌该案的刑事责任，亦未将本案王丹认定为受害人的相关事实，现有在案证据不能否定王丹、黄策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黄策应按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约定的义务。因王丹已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其名下的坐落于于洪区房屋，更名过户到黄策名下，黄策理应向王丹支付房款。关于诉争房屋价款的问题。王丹与黄策虽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房屋更名过户时，备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将房屋价格写为450000元，但王丹在庭审中陈述，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房屋更名过户时，黄策为了少交税费，请求王丹将房屋价格写为450000元的解释具有合理性。结合两份合同内容的详尽程度明显不同，《房地产买卖合同》对付款时间及方式等重要条款未进行约定，以及曾琳于房屋登记过户后，每月给付王丹1.1万元的数额与王丹主张的55万元未付款的月利2分相一致，可以确认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为571788元。因王丹自认已收到房款21788元，王丹要求黄策支付剩余购房款55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丹主张利息99000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剩余款项550000元以每月2%利息收取买方利息款11000元，王丹自认黄策已支付3个月的利息33000元，故黄策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利息99000元（11000×9）。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丹主张违约金的诉请，因合同中未对迟延交付房款约定违约金，故王丹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丹主张律师费的请求，因合同中未对律师费的负担进行明确约定，且律师费不是必须产生的损失，故王丹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丹主张保全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且数额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丹主张的执行申请费，无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策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王丹购房款550000元;二、黄策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王丹购房款利息99000元;三、黄策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王丹保全费1260元;四、驳回王丹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22元，由王丹负担2832元，黄策负担10290元。黄策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丹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相关一切诉讼费用由王丹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策提交：2018年2月11日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的立案决定书、沈阳市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鉴定报告（两个证据均是复印件），证明：王丹被公安机关列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其以房对价获得的55万出资款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违法金额。王丹质证：黄策提到的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的立案决定书是对他案的陈述，不影响本案关系。陈述中盛御东方公司为犯罪嫌疑人，与本案不发生交叉和关联，刑事案件基于投资关系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案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产生竞合。王丹提交：于洪区法院判决书，证明：于洪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判决确认了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黄策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判决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关联性，不应采信该判决内容。本院二审认为，对于该证据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考查，对该组证据记录在卷。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鉴定报告辽天运会鉴（2018）第1号，牛某自述亲属王丹卖房给盛御东方，欠房款55万元转作投资款…王丹返利3.3万元。本院二审认为，王丹系通过案外人曾琳（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与黄策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当日，曾琳给付王丹现金21788元，过后三个月曾琳分三次给王丹银行转款3.3万元房款利息；王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案涉房屋交付黄策。黄策未收取王丹的购房款及利息，亦未将案涉房屋交付王丹，黄策与王丹在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后实施的行为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特征，不能确定系王丹将案涉房屋出卖给黄策。黄策与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吉利系朋友关系，其受张吉利邀请在该公司帮忙工作；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工商登记显示曾琳系该公司监事；2018年2月4日，牛某到大东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牛某的陈述与本案事实吻合。上述事实，结合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鉴定报告辽天运会鉴（2018）第1号的内容，可以确定王丹系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故王丹要求黄策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以及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策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42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1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2元，均由王丹负担。本院再审期间，王丹提交新证据如下：1.（2020）辽0104刑初46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王丹不是该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2.辽宁天运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辽天运会审（2020）042号）及《关于张吉利案件审计报告部分问题补充说明》，证明该份审计报告否定了初审辽天运会审（2018）1号审计报告的内容，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王丹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本案案涉购房款55万元也没有计入刑事案件吸收公众存款范围。审计报告已明确王丹与黄策的争议进行了另行处理。3.2019年9月23日大东分局经侦大队对唐迪（黄策妻子）做的询问笔录，证明王丹与黄策是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黄策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刑事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刑事判决书认定盛御东方公司有两种吸收资金的模式，一种是公账；一种是私账，而本案王丹与曾琳的之间交易完全符合私账的模式，即不与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年24%的利息，每月由张吉利向曾琳建设银行尾号38657转入王丹的利息11000元，再由曾琳按约定日期转给王丹。因此该份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王丹与曾琳之间具有合同相对性。2.对审计报告和补充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不予认可，报告及补充说明中陈述“因王丹与黄策案涉金额另案处理，所以报告中予以调减”，这种说法完全违背法律规定。在2020年10月在该报告作出时本案原二审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而再审裁定书尚未作出，原二审民事判决书认定王丹诉请中的房屋价款因涉及刑事案件，驳回王丹诉讼请求，因此根据补充报告形成时间，应当以原二审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结论作为审计报告依据，然而该份报告作出了恰恰相反的补充说明，所以黄策对该份报告的合法性不予认可。3.对唐迪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笔录陈述本案双方当事人并不认识，是曾琳与王丹达成房屋交易的约定后，告知黄策登记在黄策名下，由公司还给王丹相应款项，不用黄策承担。也可以证明王丹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非黄策。黄策提供新证据如下：2017年8月9日、10日曾琳与黄策之间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证明黄策在2017年8月9日晚上才知道房屋买卖的情况，之前从未与王丹进行过磋商，2017年8月10日就与王丹签订合同。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曾琳并非黄策，黄策完全按照曾琳的指示，仅仅办理了房屋登记，并非房屋真正买受人，而是借名登记人，应当追加曾琳及张吉利以便查明事实。王丹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聊天记录不属于新证据，黄策在之前的诉讼当中从未提到，王丹无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黄策向法庭提交的程序不合法，法庭不应将其作为证据进行质证和认定。黄策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2017年7月末曾多次去小区看房，当时房屋处于出租状态，租客都能够证明该事实。黄策是与曾琳一起去看的房子。虽然他们是2017年8月9日加的微信，但也不能证明他们之前不认识。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证明黄策的证明目的。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另查明，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31日出具辽天运会审（2020）042号《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计报告》一份，其中记载，“四、审计情况：1.已报案投资人情况：截至报告出具日，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投资人120组共136人”，其后所附已报案投资人名单列表中没有王丹，列表中记载牛某私账金额为340万元。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出具《关于张吉利案件审计报告部分问题补充说明》一份，记载“五、被害人牛某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说明（经侦7-4卷）：原认定投资金额395万元，现认定投资金额340万元，差额55万元，差额原因：牛某外甥女王丹一处房产卖给盛御东方公司员工黄策事项，该事项从投资到返款的过程牛某并未参与，牛某本人与该部分损失无关，并且该事项已另案起诉，故审计予以调减。”本院再审还查明，被告人张吉利、曾琳、关群、李奎军犯集资诈骗罪一案的刑事案件裁判文书（一审：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4刑初463号；二审：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刑终561号）中未将王丹列为被害人，责令刑事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数额中亦未包含本案王丹的55万元。本院再审又查明，2019年9月23日，在大东分局经侦大队对黄策妻子唐迪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有如下记载：问：关于王丹的房产（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139-4号342）卖给黄策的事，你了解吗？答：2017年8月份当时张吉利已经从黄策手借了100多万，包括把我自己的房产抵押后借钱给张吉利，曾琳找到黄策，说于洪区有处房子可以转让给我用来抵消张吉利的借款，张吉利也是这么跟黄策说的，说一切事都不用我们管，这样我们就同意购买王丹的这处房产了，办理过户的当天曾琳带我和黄策去的，黄策就负责签字。问：这处房产你和黄策出钱了吗？是否给王丹全部房款？后来这处房产怎么处理的？答：我和黄策没出钱，因为是作为张吉利的还款，所以手续都是曾琳跑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给了王丹全款。这处房产过户到黄策名下后，房证下来没几天，张吉利找到黄策说想用这个房子抵押借点钱，黄策就同意了，抵押了42万后都借给张吉利了。问：这处房子是作为张吉利的还款过户给黄策的，为什么还要抵押借款给张吉利？答：因为之前张吉利用我的房子抵押了三回，还用黄策的车抵押过，都挺相信张吉利的。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丹与黄策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黄策是否应承担给付剩余购房款及利息的责任。首先，根据被告人张吉利、曾琳、关群、李奎军犯集资诈骗罪一案的刑事判决及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31日出具的辽天运会审（2020）042号《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计报告》及于2020年10月21日出具的《关于张吉利案件审计报告部分问题补充说明》，可以证明刑事案件未将王丹列为被害人，刑事被告人的退赔范围亦未包含本案王丹的55万元，王丹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原二审认定王丹系沈阳盛御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依据不足。其次，王丹提交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详细列明了买卖双方的个人信息、所售房屋的基本情况、成交价格和付款方式、房屋交付和验收、以及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黄策亦认可该合同系其本人签署，且系其本人与王丹共同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的房产变更登记手续，黄策虽主张其并非真实买房而是被借名买房人，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已经告知王丹其为借名买房人或者王丹明知其系借名买房人的事实。黄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及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的法律后果，且从黄策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曾琳问其有房子要卖，挺便宜的，买不买，其回答为没有钱啊，钱都借给张吉利了，曾琳说可以先拿一部分，剩下的公司慢慢还，最后房子给我，当做张吉利还给我的钱。”以及黄策妻子唐迪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曾琳找到黄策，说于洪区有处房子可以转让给我用来抵消张吉利的借款，张吉利也是这么跟黄策说的，说一切事都不用我们管，这样我们就同意购买王丹的这处房产了，办理过户的当天曾琳带我和黄策去的”，亦可证明黄策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对所售房屋情况知晓，只是其认为其无需支付购房款，而是由其债务人代为支付，因此也证明黄策并非没有获得房屋的主观意愿。但黄策与张吉利之间是否存在欠款或者抵账关系以及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是否由张吉利、曾琳或盛御东方公司代付均不影响黄策与王丹之间建立房屋买卖关系。再次，黄策及其妻子在公安机关均自述案涉房屋登记在黄策名下后，已由黄策将案涉房屋进行抵押贷款并借给了张吉利，说明黄策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已经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处分。综上，再结合刑事案件未将王丹认定为受害人的相关事实，原一审认为现有证据不能否定王丹、黄策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黄策应按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当。关于黄策应给付剩余购房款的数额问题。依据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571788元，扣除王丹自认已收到的房款21788元，原一审判令黄策支付剩余购房款55万元并无不当。关于购房款利息，双方合同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原一审判令黄策给付剩余购房款利息亦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关于黄策申请追加张吉利、曾琳参加诉讼的主张，因张吉利、曾琳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且张吉利、曾琳与黄策之间的关系不影响王丹与黄策房屋买卖关系的认定，故对黄策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辽01民终7348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4227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3122元，由王丹负担2832元，黄策负担10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2元，由黄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曌鋆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戈利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高聪书记员冷立皎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