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长溪村。法定代表人：黄昌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流，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美玲，女，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镇××路××号。投资人：罗荣国(已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闯，男，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菡芝，女，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辉平，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利，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美玲、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古港花炮厂）、罗闯、张菡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太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美玲对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本案的买受人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非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系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故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民事责任应由龙太公司承担:2.因龙太公司与古港花炮厂使用同一个单位名称为龙太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便推定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设立的分厂或是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进而认定古港花炮厂的民事责任应由龙太公司承担。上诉理由如下:一、《安全生产许可证》仅表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获得烟花爆竹生产资质许可，与企业成立、经营活动、民事责任均无关。根据《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六十条、《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对烟花爆竹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颁发《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未经许可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烟花爆竹。可见，《安全生产许可证》仅是烟花爆竹生产资质的许可，与企业的成立、经营、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与承担无关。本案中，古港花炮厂从成立起至2012年，均获得国家安全生产许可。2012年之后，因各方面的原因，古港花炮厂已不符合花炮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再为其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该厂应停止烟花爆竹生产，或是强制退出。鉴于浏阳花炮生产的实际情况，2013年，浏阳市人民政府制定有违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土政策，对不符合花炮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企业，可以与其他具有安全生产资质的花炮生产企业，共同使用同一个企业名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不符合花炮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企业未进行解散、清算、注销的情况下，在两个或多个企业事实上根本没有进行合并(包括吸收合并、新设合并)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而非民事行为，将一个企业变为另一个企业的分厂，从而形成一个企业颁发多本《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怪现象，本案的判决，便是上述土政策所结的恶果，而且这样的恶果将会接二连三、层出不穷。本案中，龙太公司使用单位名称为龙太公司的编号(湘)YH安许证字[2016](2-1)《安全生产许可证》，古港花炮厂使用单位名称为龙太公司的编号(湘)YH安许证字[2016](2-2)《安全生产许可证》，故《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地址既有龙太公司地址，又有古港花炮厂的地址。二、法人企业或非法人企业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能从事经营活动。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七十八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企业的经营活动、责任承担、民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应以《营业执照》为准，而非《安全生产许可证》。龙太公司经过工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具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古港花炮厂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系非法人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三、古港花炮厂“并入”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必须履行相应的手续，而不能进行推定。企业合并的形式包括:1、吸收合并，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合并成一家企业，其中一家企业将另一家企业或多家企业吸收进自己的企业，并以自己的名义继续经营，而被吸收的企业在合并后丧失法人地位，解散消失:2、新设合并，是指几家企业协议合并组成一家新的企业。经过这种形式的合并，原来的各家企业均不复存在，而由新企业经营:3、控股合并，是指家企业购进或取得了另一家企业有投票表决权的股份或出资证明书，且已达到控制后者经营和财务方针的持股比例的企业合并形式。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古港花炮厂并入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工区(分厂)”，“古港花炮厂的主体资格实质上已经消灭，而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存续”。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可以理解为龙太公司吸收合并了古港花炮厂，作为被吸收的古港花炮厂，在合并之前，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履行解散、清算、注销等程序，从而丧失法律主体资格，之后才能被合并，而古港花炮厂至今仍持有效《营业执照》，其独立的法律主体和经营主体并未丧失，一审法院认定古港花炮厂的主体资格实质上已经消灭，与事实严重不符。企业合并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企业合并是一种协议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不能因为古港花炮厂的生产资质受限，通过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政手段，将古港花炮厂变为龙太公司分厂。法院也不能因为两个企业共同使用同一个企业名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便推定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设立的分厂或是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四、古港花炮厂并非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在生效判决中已经得到确认。在浏阳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20)湘0181民初504号张月飞与龙太公司及案外人李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龙太公司、李雄并非古港出口花炮厂的厂房、设施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其不具备直接处分古港出口花炮厂的资产以获得利益的资格，而整体受让该厂的资产是作为被告龙太公司、李雄与原告张月飞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履行《合作协议》的前置条件，被告龙太公司在未全面详尽的做好尽职调查的情况下，过于自信的认为其可以成功收购古港出口花炮厂而与原告张月飞签订案涉《合作协议》，现被告龙太公司、李雄未成功收购古港出口花炮厂，并将该厂的生产场地、机械设备等作为实物出资，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假设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设立的分厂或是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则古港花炮厂的全部资产均属龙太公司所有，龙太公司对其当然享有所有权，包括处分权，龙太公司根本没有必要去收购古港花炮厂。五、一审判决根据《遗嘱》的内容认定“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共用厂房、土地及生产设施，说明龙太公司在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第一、龙太公司从未设立古港分厂，龙太公司从未与古港花炮厂共用厂房、土地及生产设施，古港花炮厂的资产与龙太公司毫无关联:第二、如果龙太公司在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则古港花炮厂的营业执照应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如果龙太公司有两个住所地，则违反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住所”规定:第三、如果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则罗荣国无权将古港分厂的资产作为其遗产进行处理:第四、如何理解“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共用厂房、土地及生产设施”?在古港镇烈园路6号既设立古港花炮厂，又设立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古港分厂又属于龙太公司所有，如此，岂不是房、土地及生产设施同时拥有两个所有权人?第五、按照一审判决，古港分厂的债务应由龙太公司承担，那么徐美玲的债权为什么会出现在罗荣国《遗嘱》“财产处理范围附表”中?六、沈艳在《对账单》上加盖龙太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沈艳并非龙太公司员工，其与龙太公司之间从未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其劳动人事关系归属于古港花炮厂;第二、龙太公司在2014年11月3日依法刻制含有编码的公章，并在《浏阳日报》上刊登“原行政公章作废，自2014年11月4日0时起启用新公章”的《声明》，龙太公司已经尽到了其注意义务和防范义务，古港花炮厂(罗荣国)私刻龙太公司原行政公章并使用，其产生的后果当然不应当再由龙太公司承担，否则，便是对古港花炮厂(罗荣国)私刻公章的行为在法律上作出肯定性的评价:第三、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2017年对账之后，偿付了20000元，偿付货款的主体是罗荣国，不是龙太公司，本案亦无证据证明龙太公司指示罗荣国支付:第四、徐美玲在起诉状中自认从2006年开始与古港花炮厂及投资人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交货地点也是古港花炮厂工商登记住所地:第五、罗荣国是否长期持有龙太公司公章并对外使用，龙太公司并不知情，但徐美玲并未提供罗荣国长期持有龙太公司公章并对外使用的证据，也未提供龙太公司未阻止上或默许罗荣国上述行为的证据，事实上，在罗荣国死亡之后，龙太公司才发现部分债权人的对账单上加盖了罗荣国私刻的公章。现罗荣国已经死亡，龙太公司无法查实罗荣国是何时私刻龙太公司公章的，更无法查实有多少对账单上加盖了罗荣国私刻的公章。综上，龙太公司认为，龙太公司从未与徐美玲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买卖合同主体双方分别是徐美玲和古港花炮厂，实际债务人为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判决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推定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古港分厂或系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徐美玲对龙太公司的起诉。徐美玲辩称：龙太公司欠了我的钱，我方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张菡芝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龙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1、合同具有相对性，徐美玲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对账单》“购货单位”处加盖了“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故徐美玲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而非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龙太公司认为该公章已经作废没有事实依据，其提供的公章作废的声明中并未注明是其作废公章的样式，因此不能以此证明该声明作废的公章与本案对账单上加盖的公章是同一枚公章。2、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是罗荣国个人创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属于古港出口花炮厂的债务应由投资人罗荣国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即使法院认定债务属于古港花炮厂，而张菡芝作为继承人，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在尚未取得被继承人的财产时，不应对罗荣国的债务承担责任。综上所述，龙太公司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与客观事实证据不符，应依法不予支持。徐美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向徐美玲支付货款7593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759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罗荣国于1999年8月25日在浏阳市××镇××路××号投资成立了古港花炮厂，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烟花类：组合烟花类（Ａ、Ｂ、Ｃ）级、喷花类（Ａ、Ｂ、Ｃ、Ｄ）级、吐珠类（Ａ、Ｂ、Ｃ）级、升空类（Ａ、Ｂ、Ｃ）级，礼花类（小礼花，Ｂ）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7月21日。2004年1月9日，古港花炮厂出资1794000元、美国ＧＰ企业公司（以下简称ＧＰ公司）出资1656000元，注册成立了龙太公司，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罗荣国，住所地为浏阳市××镇××路××号。龙太公司成立后即开始使用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2004年3月22日，古港花炮厂经浏阳市古港镇企业服务站和浏阳市公安局古港派出所同意，将名称变更为龙太公司，并在浏阳市××镇××路××号的门柱上挂上了“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子，其办公室的墙上也挂上了龙太公司的《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说明：《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中写明：“单位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地址古港镇烈园路6号、负责人姓名罗荣国、经济性质中外合资、2004年4月8日核发、至2007年3月内有效”）。2005年5月13日，龙太公司在浏阳市××村的厂房建好后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将其住所地由浏阳市××镇××路××号变更为浏阳市溪江乡（后并入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长溪村。后来，龙太公司将浏阳市××镇××路××号的厂房改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以下简称龙太公司古港分厂）。2011年12月29日，浏阳市中天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于2005年注册成立）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雄受让ＧＰ公司在龙太公司的股份后，龙太公司的股东由古港花炮厂、ＧＰ公司变更为罗荣国、李雄，公司类型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私营企业。2014年11月3日，黄昌文（说明：黄昌文当时是中天公司的股东）代表龙太公司向公安部门申请刻制了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4301810092917”的公章，并于2014年11月4日在《浏阳日报》上刊登了《声明》，该《声明》的内容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原行政公章作废，自2014年11月4日0时起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2015年6月2日，中天公司受让李雄的全部股份及罗荣国的部分股份后，龙太公司的股东由罗荣国、李雄变更为罗荣国（持股比例10%）、中天公司（持股比例90%），法定代表人由罗荣国变更为黄昌文。徐美玲经罗荣国联系自2006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徐美玲供应花炮纸筒。2017年1月17日，由工作人员沈艳与徐美玲就双方往来进行了对账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确认所欠货款为95939元。《对账单》的具体内容为：“销货单位名称：徐美玲：经双方核对，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止我公司尚欠贵单位业务往来款金额为玖万伍仟玖佰叁拾玖元零角零分（95939。00）。”徐美玲在销货单位的核对人处签署姓名及日期，沈艳在购货单位的核对人处签署姓名及日期，并加盖了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出具《对账单》时，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出具《对账单》后，由罗荣国经手分别向徐美玲支付货款15000元、5000元，剩余货款75939元至今未付。另查明：1.2019年1月，罗荣国因病去世。罗荣国去世后，古港花炮厂处于停止经营的状态。罗闯系罗荣国之子，张菡芝系罗荣国之妻。2.龙太公司2012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单位地址为浏阳市××村××路××号。3.在该院受理的（2020）湘0181民初504号张月飞与龙太公司及案外人李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该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为依法推动烟花爆竹产业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古港花炮厂并入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工区（分厂），该工区负责人为罗荣国，并使用单位名称为龙太公司的编号（湘）ＹＨ安许证字［2016］010599（2-2）《安全生产许可证》。4.徐美玲于2019年10月10日就本案货款债权向该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10月31日向该院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湘0181民初94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徐美玲撤回对龙太公司的起诉。5.在该院受理的（2019）湘0181民初1872号陶皇荣与龙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陶皇荣在诉讼期间到浏阳市××镇××路××号拍摄的照片显示，浏阳市××镇××路××号门柱上挂的是“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子，而没有“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的牌子，厂区公示牌上写明的企业名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其办公室的墙上粘贴了《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工会委员会》的宣传栏，其2018年8月制作的对外公示的《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隐患整改责任牌》中写明：“企业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法人代表罗荣国”，在该《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隐患整改责任牌》中还粘贴了很多加盖有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公章的《隐患排查治理（违章职工处理）情况通报》。该案中另查明古港花炮厂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显示，古港花炮厂于1999年8月25日注册成立后，于2007年7月23日进行了经营期限变更，于2009年7月13日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于2013年7月26日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2013年7月26日进行经营范围变更时使用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写明：单位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主要负责人罗荣国，单位地址浏阳市××村，有效期2013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1日。此后，古港花炮厂未进行过变更，也未被注销。诉讼中，龙太公司向该院提交了罗荣国于2019年1月1日立下的《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为：一、本遗嘱处理的财产范围1、本人拥有的登记在本人名下的“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10%的股权。2、原古港出口花炮厂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工区所有的厂房、土地、设施。……6、附表所列债务。二、立遗嘱人对本遗嘱所涉及财产的处理意见……附表《应付账款明细表》中载明了对徐美玲（黄龙蛟）所负的75939元的债务。龙太公司陈述《遗嘱》是从遗嘱执行人李健处复印而来，但李健不愿意在《遗嘱》的复印件上签字证明复印属实。龙太公司另提出：古港花炮厂是罗荣国的个人独资企业，龙太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罗荣国系该公司的股东，占有10%的股份，两个企业系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并无人、财、物的交叉与混同；罗荣国既是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又是龙太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身份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能由此推定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财产混同；古港花炮厂的注册地一直位于浏阳市××镇××路××号，龙太公司在2004年4月12日领取营业执照时登记的住所地为浏阳市××镇××路××号，但在2005年5月13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时登记的住所地已经变更为浏阳市××村，徐美玲认为两个企业的厂址、注册地址混同无事实依据；虽然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古港花炮厂因生产资质的原因与龙太公司共用《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安全生产许可证》仅是生产资质的许可，判断企业是否是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应以营业执照为准，而非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徐美玲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并非备案印章，亦非龙太公司使用的印章，经手与徐美玲进行对账结算的沈艳并非龙太公司的员工，徐美玲收到的货款系由古港花炮厂支付，而非由龙太公司支付；徐美玲在起诉状中自认是从2006年开始与古港花炮厂及投资人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而非与龙太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交货地点也是在浏阳市××镇××路××号；因此，本案的实际债务人应当认定为古港花炮厂。徐美玲陈述：虽然每次货物都是送至浏阳市××镇××路××号，但因古港花炮厂自2006年开始即在其经营的场所门口悬挂“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匾，且龙太公司最初的注册地与古港花炮厂的注册地一致，均为浏阳市××镇××路××号，龙太公司亦确实在浏阳市××镇××路××号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罗荣国在2015年6月2日之前一直担任龙太公司的法定的代表人，徐美玲有理由相信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实际系龙太公司的分支机构。罗荣国长期持刻有“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对外使用，龙太公司亦并未阻止和声明，应视为对其行为的默许，故罗荣国在《对账单》上的购货单位处加盖该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罗荣国作为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兼龙太公司的股东，其在与徐美玲进行对账的时候选择使用“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而非古港花炮厂的公章说明其对由谁来承担该笔债务作出了选择，即由龙太公司承担向徐美玲支付货款的责任。张菡芝称其未参与古港花炮厂的生产经营，对徐美玲与古港花炮厂之间的往来不知情。根据徐美玲提交的《对账单》，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推翻《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否则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对方系龙太公司。龙太公司与古港花炮厂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不同主体，不存在人格和财产混同。张菡芝知晓罗荣国在去世前立有《遗嘱》一事，但其并未在场，不清楚《遗嘱》的具体内容，更无法确认诉讼中徐美玲与龙太公司提交的《遗嘱》是否即为罗荣国所立《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在实际继承范围内承担债务。即使《遗嘱》内容属实，《遗嘱》中的财产范围是否就能成为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尚不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有权向买受人主张相应的货款债权。徐美玲供应花炮纸筒给买受人，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当及时向徐美玲支付相应的货款。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徐美玲是将货物送至浏阳市××镇××路××号，但因在该地址上同时设立了古港花炮厂和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致使本案买受人的认定存在争议。从古港花炮厂的生产经营资质上分析。古港花炮厂虽系经工商核准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但其现工商登记信息中显示《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7月21日，且根据龙太公司的陈述，古港花炮厂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是与龙太公司共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龙太公司2012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单位地址既包括了龙太公司的住所地浏阳市××村，亦包括了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浏阳市××镇××路××号，故古港花炮厂因其生产资质受限对外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的成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古港花炮厂成立在前，龙太公司成立在后，罗荣国既是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亦是龙太公司的发起人，其所投资成立的古港花炮厂系龙太公司的原始股东，龙太公司刚成立时的注册登记地与古港花炮厂的注册登记地一致，均为浏阳市××镇××路××号，基于上述关联性，龙太公司为确保古港花炮厂的生产合法合规在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成立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亦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而该院在（2020）湘0181民初504号案件中已经查明古港花炮厂在2016年已并入了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工区（分厂），该工区的负责人为罗荣国。从古港花炮厂所在厂房悬挂的牌匾及办公地点张贴的公示资料分析。在（2019）湘0181民初1872号陶皇荣与龙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陶皇荣到浏阳市××镇××路××号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地址并未悬挂古港花炮厂名称的牌匾，而是悬挂着龙太公司名称的牌匾，上述客观事实说明古港花炮厂的主体资格实质上已经消灭，而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存续。从罗荣国所立《遗嘱》的内容上分析。该《遗嘱》因无原件核对，且复印该《遗嘱》的经手人亦未到庭予以确认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该院无法认定。若该《遗嘱》属实，则该《遗嘱》能进一步佐证古港花炮厂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首先，罗荣国在其遗嘱需处理的财产范围中明确“原古港出口花炮厂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工区的厂房、土地、设施”，说明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共用厂房、土地及生产设施，亦说明龙太公司在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其次，财产处理范围第6项中附表所列债务中载明了本案徐美玲主张的货款，能够证明徐美玲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之间的往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综上，虽徐美玲是将货物送至了浏阳市××镇××路××号，且在起诉状中陈述是与古港花炮厂及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但基于直接联系业务的人系罗荣国以及罗荣国与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完全有理由相信古港花炮厂即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故虽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古港花炮厂仍处于存续状态，但实际上古港花炮厂对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均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而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进行，本案的买受人应当认定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非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系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和能力，故其对外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龙太公司承担。龙太公司关于本案实际债务人系古港花炮厂，要求驳回徐美玲起诉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徐美玲要求龙太公司支付货款75939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虽然龙太公司已于2014年11月4日在《浏阳日报》上刊登《声明》，宣布“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原行政公章作废，自2014年11月4日0时起启用新公章（说明：新公章的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4301810092917’）”，但该《声明》并不能证明《对账单》上加盖的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是龙太公司的原行政公章，龙太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印章系伪造或私刻的印章，故该院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如前所述，古港花炮厂因生产资质受限等原因客观上不能以其名义而只能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罗荣国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负责人必然需要使用“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徐美玲作为债权人，无法对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之间的关系予以确认和甄别，亦有理由相信《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以及罗荣国使用该印章的行为系龙太公司知晓并认可的，故龙太公司应承担《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印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因出具《对账单》时并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故龙太公司应当在出具《对账单》后及时支付所欠货款。逾期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徐美玲主张自出具《对账单》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虽本案徐美玲起诉之日2020年4月13日距离出具《对账单》的日期2017年1月17日已过3年，但徐美玲已就本案所涉货款债权于2019年10月10日向该院提起了诉讼，并于2019年10月31日被该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而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止并未超过3年，故本案货款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当自2019年11月1日起重新计算。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4月13日止未超过3年，故徐美玲在本案中主张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该院已认定本案的买受人系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非古港花炮厂，故对徐美玲要求古港花炮厂及罗闯、张菡芝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美玲货款75939元及自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徐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8元，减半收取计849元，由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在（2020）湘0181民初504号张月飞与龙太公司及李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龙太公司、李雄的主要义务为货币出资100万元，并提供合作生产经营的场地(即湖南省湖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机械设备、生产工具、企业证照等，但被告龙太公司、李雄并非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的厂房、设施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其并不具备直接处分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地厂的资产以获得收益的资格，而整体受让该厂的资产是作为被告龙太公司、李雄与原告张月飞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履行《合作协议》的前置条件，被告龙太公司在未全面详尽的做好尽职调查的情况下，过于自信的认为其可以成功收购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而与原告张月飞签订案涉《合作协议》。现被告龙太公司、李雄未成功收购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并将该厂的生产场地、机械设备等作为实物出资，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罗闯、张菡芝在本案中的责任如何。1、关于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实行烟花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且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不得出借。本案中，古港花炮厂系经工商核准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查，该企业至今没有注销，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同时，根据（2020）湘0181民初50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龙太公司并非古港花炮厂厂房、设施的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且罗荣国在《遗嘱》【注：（2020）湘0181民初504号民事判决已采信该证据】中指明“原古港出口花炮厂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工区的厂房、土地、设施”属于自己的财产范围，故古港花炮厂的财产独立于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并未实际并入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均是借用龙太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以龙太公司的名义进行，本案的实际买受人应当认定为古港花炮厂。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之间属于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古港花炮厂无相关生产资质，挂靠龙太公司进行生产，龙太公司对此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徐美玲在本案中诉请龙太公司、古港花炮厂共同承担责任，本院予以支持。2、关于罗闯、张菡芝的责任。经查，古港花炮厂是罗荣国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投资人罗荣国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现罗荣国已故，根据“限定继承原则”，罗闯、张菡芝作为罗荣国继承人，应当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对徐美玲的75937元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龙太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二、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支付徐美玲货款75937元及自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三、罗闯、张菡芝在继承罗荣国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第二项中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徐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8元，减半收取计8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8元，合计2547元，由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