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民终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汉族，1973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永庆村东十组。代表人：张国清，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江苏圣典（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以下简称丰海南通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伟及丰海南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伟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丰海南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丰海南通公司负担；3.由丰海南通公司支付李伟律师费、查证费2.5万元，赔偿因本案给李伟造成的名誉损失8万元。李伟二审庭审中撤回第三项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丰海南通公司提供的强某签字的21页工程单内容不属实，在签字时间上证人强某作伪证，该21页工程单不应被采信。本案维修施工过程中，李伟不在施工现场时授权沈某、王锷龙负责现场管理与技术咨询核价申报等，从未授权强某。双方对沈某、王锷龙现场签字没有异议。维修款由李伟与丰海南通公司经理张国清现场确认后支付并在工程完工时支付完毕，李伟不拖欠任何维修款。二、张国清故意隐瞒与李伟现场结算的真实情况。自维修完工至2019年8月20日，整整3年时间内，丰海南通公司从未向李伟主张欠款，从未与李伟进行过协商和探讨，也未提供任何一份欠款凭证或催收欠款证明，而找强某制作伪造的工程单直接起诉，足以证明丰海南通公司与强某恶意串通作伪证，讹诈李伟。丰海南通公司单方制作的结算单以及委托评估，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丰海南通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伟的上诉请求。丰海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伟立即与丰海南通公司结算并支付剩余修船款376642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李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强某和王锷龙均系李伟聘请的船舶维修技术人员，对工程单（21页）记载的维修内容予以确认，该确认无论系维修期间还是事后，对李伟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工程单（21页）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可；2.湖北恒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方式、方法并无违法、不当之处，一审法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3.额外维修记录由李伟聘请人员王锷龙、沈某签名确认，丰海南通公司测算人工费用合计26350元在合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8日至8月20日，“海宇浚8”轮在浙江省舟山市金舟船厂（以下简称金舟船厂）维修，金舟船厂负责船舶常规部分维修，丰海南通公司负责挖泥部分设备维修，李伟安排沈某、强某、王锷龙现场负责，其中强某和王锷龙负责船舶维修技术工作。经湖北恒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鉴定，丰海南通公司维修项目费用为1636582.19元。在上述维修项目外，丰海南通公司另产生维修人工费用26350元。2016年7月4日至8月19日，李伟向丰海南通公司合计支付维修费用3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丰海南通公司与李伟均对船舶维修事实无争议，双方之间船舶修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丰海南通公司依约完成船舶修理义务，李伟应当支付船舶维修费用。涉案船舶维修费用经鉴定远超丰海南通公司主张金额，一审法院对丰海南通公司要求李伟支付剩余船舶维修费用349442元和额外维修费用2635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2016年8月19日，“海宇浚8”轮维修完工，李伟即应结清全部维修费用，自2016年8月20日起，丰海南通公司要求李伟按照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李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支付船舶维修费用375792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36元，由李伟负担；鉴定费用26700元，由李伟负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李伟提供下列新证据。证据一，涉案船舶与金舟船厂的16页结算清单。拟证明涉案船舶主修项目标价近90万元，双方协商后以83万元结算，维修工程量16页约200项。丰海南通公司仅负责维修工程中挖泥设备部分的维修，其主张有21页工程单载明的工程量，内容明显造假。证据二，丰海南通公司一审提交的李伟方现场负责人沈某、王锷龙签字的《疏浚设备修理项目》，金额26350元。拟证明该费用已包含在李伟已支付的38万元维修款内，同时证明该结算样本是施工当时双方现场人员签署的真实结算依据，而不是丰海南通公司一审提交的21页工程单的结算样式。证据三，沈某与船厂价格核对后书写的耙臂油缸密封件、加工件（有原件）价格单、照片。拟证明双方结算的价格依据是到船厂了解相关配件价格后以现场价格进行结算。照片证实丰海南通公司提供的21页工程单对应项目在数量和价格上造假。证据四，金舟船厂对丰海南通公司提供的21页工程单所载明的工程量核价后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扣除丰海南通公司部分造假的工程量外，剩余工程造价是362318元。李伟实际支付维修款38万元与船厂审核价36万余元接近，李伟不拖欠维修款。证据五，申请证人沈某（李伟方现场管理人员，管理现金、人工费统计、备件核件等）出庭作证。拟证明：1.丰海南通公司在维修施工完工后3年内从未找李伟主张过权利；2.现场备件、核件单由沈某现场核准记录；3.丰海南通公司是强某介绍给李伟的，强某不负责李伟方本案维修项目管理，只负责船厂部分。强某一审所作的证人证言及其签字的21页工程单时间及部分内容均不属实。沈某当庭陈述如下：其受李伟雇佣在涉案船舶维修过程中做后勤工作，针对船上的设备配件、零配件、物资供应由其第一步把关，然后再向李伟汇报。对修理过程中需要更换的设备和零配件进行登记、拍照留底，再报给李伟。李伟委派强某只做船上的机舱设备修理人员，负责跟船厂联系。没有听说过李伟与丰海南通公司之间有未结款项。备件核件价格单是去船厂核价后书写的，负责现场现金管理。维修期间的施工单由沈某签字拍照后发给李伟，原件由丰海南通公司持有。证据六，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检修现场由李伟授权的王锷龙、沈某配合李伟监督核验本案维修项目核项、核价、结算过程并出具依据。修理前，李伟曾向周某提及临时聘请的强某存在与丰海南通公司张国清串通的可能，故针对本案维修项目从未授权强某。2，张国清在施工现场从未提到过有21页工程单。施工完结后多年内也从未听说过李伟拖欠30余万元修理款及双方存在合同纠纷一事。当年检修现场由王锷龙、沈某签字确认的施工记录等作为结算依据，但一审中丰海南通公司仅提交其中几份，其余部分均未提交。3，涉案船舶修理前期听说丰海南通公司与强某存在先修理后抬价结算的意图。4，涉案船舶大修及部分轮机工程在金舟船厂完成，其他挖机设备检修原则是能正常工作的不修，确认需要修理的只进行常规拆装、清洗、更换损坏密封件，属于普通挖泥船员可以自检自修项目，相关成本主要是人工费。丰海南通公司一审诉请金额明显超出基本常识。周某当庭陈述如下：其在涉案船舶维修前受李伟安排进行了询价。强某是王锷龙介绍过来做事的，李伟没有对强某进行任何授权，只是让其帮忙处理一些事情。王锷龙曾经将我方带到上海的船厂，但是船厂要价过高，我们支付十几万元后才将船舶取出。丰海南通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关于证据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没有原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李伟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在21页工程单外存在零散工程。关于证据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实际维修所用产品与该手写价格单载明的产品型号不同，且存在丰海南通公司自行加工件。该配件价格不能作为本案依据，工程款中已经包含了人工费。关于证据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金舟船厂不具备询价资格。关于证人沈某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无法达到李伟的证明目的。关于证人周某的证言，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全是猜测之言。反而证明李伟信任强某和王锷龙的事实，李伟与强某、王锷龙在本案项目之前经过认真询价，且找过相应的修理船厂。本院认为，丰海南通公司对证据二即李伟方现场负责人签字的《疏浚设备修理项目》（金额26350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李伟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将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结合其他事实及证据综合评述。证人沈某仅能证明其本人经手、参与的事实，对其未经手、参与的事实无法证实。本院对其证言中关于其本人经手、参与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部分内容予以采信。李伟提供的证据一、三、四以及证人周某的证言均与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无法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丰海南通公司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双方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6月18日，涉案船舶在金舟船厂维修，丰海南通公司负责部分设备维修。双方未签订书面维修施工合同，未预先约定维修总价款。丰海南通公司维修施工至2016年8月19日，经李伟方现场管理人员王锷龙于设备测试完成后签署《施工记录》、沈某出具人工工时《证明》确认完工。李伟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费用结算方式是：李伟按照施工进度，根据王锷龙、沈某提供及其本人确认的维修项目和价格，与丰海南通公司经理张国清在金舟船厂现场确认后付款。丰海南通公司基本认可该方式，庭审中陈述费用结算是根据王锷龙报给丰海南通公司的价格，现场边做边看再核算价格。2016年7月4日至8月19日期间，李伟共向丰海南通公司支付维修费用38万元。该38万元支付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丰海南通公司于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强某签字的21页工程单样式的付款依据和工程量清单。双方一致认可沈某、王锷龙具备李伟方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身份，双方对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该二人在施工期间、施工现场手写签字的《疏浚设备修理项目》《证明》《施工记录》《施工通知单》等真实性均无异议。丰海南通公司认为强某是李伟方负责涉案维修工程的技术人员之一，李伟认为强某系经王锷龙介绍在涉案船舶从事机务检修工作，不负责本案维修工程技术工作。丰海南通公司称其自2016年8月维修完工至2019年8月一审起诉期间曾向李伟主张过权利，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伟不予认可。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伟是否拖欠丰海南通公司船舶维修工程款以及21页工程单、《疏浚设备修理项目》应否作为本案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一、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维修合同关系属事实合同关系、即实履行、即实清结的模式。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维修合同，没有提前商定总价款，也没有书面结算手续。关于维修费用的确定及支付依据，双方基本一致认可是根据李伟方现场管理人员王锷龙、沈某的施工记录、施工通知单等工程量确认凭证或李伟本人确认的相关项目、价格与张国清在金舟船厂现场边做边查验边核算确定价格后即支付。李伟已支付的38万元中最后一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与维修完工时间基本吻合。38万元已付款依据中没有出现过类似本案一审21页工程单样式的工程量依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维修合同关系属于事实合同关系、即实履行、即实清结的模式。二、强某签字的21页工程单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丰海南通公司的主张。1.关于强某是否具有代表李伟确认工程量的资格问题。丰海南通公司主张强某是李伟方维修施工现场技术人员，但未提供李伟的授权委托书。其仅在一审中提供相关证人出庭作证，李伟对此不予认可且在二审中提供内容相反的证人证言。因相关证人证言均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均较为低下，本院对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在本案中，双方均一致认可的现仅存的几份施工期间、施工现场手写签字确认工程量、记录工程内容的《疏浚设备修理项目》《证明》《施工记录》《施工通知单》等，均只有沈某、王锷龙的签字，没有强某的签字。因此，丰海南通公司主张强某有权代表李伟确认工程量，证据不足。2.关于该21页工程单签署时间、地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问题。丰海南通公司一审陈述该21页工程单是“2016年年底强某在武汉签的，根据项目完成时间落的款”，而强某作为一审证人当庭陈述“按照签字时间签的，和落款时间一致”，“在金舟船厂签的”。丰海南通公司与其证人强某的陈述自相矛盾，故该21页工程单内容的真实性存疑。该21页工程单显示2016年6月17日至8月20日期间均有相关维修工程内容，与双方一致认可的2016年6月18日开工、8月19日完工时间不一致。且双方二审庭审中一致认可维修施工以2016年8月19日王锷龙于设备测试完成后签署《施工记录》、沈某出具人工工时《证明》确认完工，丰海南通公司亦自认于2016年8月20日退场，因此，不可能存在完工以后的次日即8月20日又经强某签字确认进行了维修施工和设备测试的事实。3.如果丰海南通公司陈述的该21页工程单签字时间属实，也不符合常理，且不符合双方履行习惯。如维修施工现场存在少量工程量未当场及时确认，则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在2个月的施工期间内，丰海南通公司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及时找李伟方现场管理人员或李伟本人补签确认并要求付款。即便施工期间未及时补签，则2016年8月19日王锷、沈某现场确认完工之日，丰海南通公司亦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在此时一并找王锷龙或沈某补签确认之前漏签的工程量。而丰海南通公司在施工期间以及完工之日均未找李伟方现场人员现场确认相关工程量，却于完工并退场约半年后找强某签字确认工程量，显然不符合常理以及双方交易习惯。即使2016年底签署该工程单，则丰海南通公司亦应及时向李伟主张权利。但丰海南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自2016年8月完工至2019年8月3年内曾向李伟主张过权利，也未提供李伟欠款凭证，也未提及该21页工程单。其在完工后3年才依据该21页工程单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不符合常理。4.如果强某陈述的该21页工程单签字时间与落款时间即施工时间一致属实且该工程款未予支付，也不符合常理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双方一致认可的施工期间现场工程量的确认模式是手写、较为随意的书写方式，而不是该21页工程单呈现的机打、统一为表格样式、较为规范的工程量确认形式。且如果存在施工期间已经李伟方人员签字确认工程量但未付款的情形，则依据双方履行习惯，丰海南通公司也有条件、有机会及时向李伟主张核实、确认并要求付款。因此，强某施工当时现场在21页工程单上签字确认工程量及丰海南通公司针对该工程量未及时要求李伟付款就退场的可能性极低。5.一审根据强某签字的21页工程单委托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本案维修工程总费用为163万余元。丰海南通公司一方面认可该鉴定意见，一方面又坚持依据其自行根据该21页工程单单方测算的总费用70余万元主张欠款，其主张本身自相矛盾。且施工方主动放弃近100万元的维修费，明显不符合常理。三、《疏浚设备修理项目》不能证实李伟拖欠该项维修款。虽然李伟认可王锷龙签字的《疏浚设备修理项目》的真实性，但该记录仅显示工程量内容，可以证明该项工程属实、存在相关费用，但记录中没有李伟拖欠该款项的相关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李伟未支付该款项。因双方一致认可施工期间存在当场确认工程量及费用并随即支付的情形，故丰海南通公司仅凭该工程量记录不足以证明李伟至今仍拖欠该款项。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仅能证明双方存在维修工程的事实，不能证明李伟存在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丰海南通公司主张李伟拖欠维修款，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伟为反驳丰海南通公司，主张涉案维修费用已于施工完毕时结清、不存在拖欠事实，其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1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36元，鉴定费26700元，共计42972元，由广州市丰海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蒋国剑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