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湘09行终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益阳市旭峰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 法定代表人：李旭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彦，益阳市赫山区银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兰伟，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谢林港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益阳市。 法定代表人：曾逸文，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龙中阳，湖南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第三人：益阳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所地益阳市。 法定代表人：李新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伟，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龚敬，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益阳市旭峰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峰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益阳市谢林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谢林港镇政府）、原审第三人益阳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高新区城管局）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不服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的（2020）湘0922行初20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6日，谢林港镇政府制定《“铁锤行动”益阳市谢林港镇人民政府对高铁项目沿线抢栽抢种依法集中整治的行动方案》，方案中确定的执法主体：高新区城管局；实施主体：谢林港镇政府。2019年9月16日、17日、20日，谢林港镇政府组织有高新区城管局参与的工作人员，对谢林港镇云寨村、谢林港村、复兴村、玉皇庙村长益常高铁项目范围内的苗木进行了清除。9月16日，村民彭某以旭峰园林公司名义因其所种植的苗木被强行清除而向公安机关报警，并通知王某等人。2019年12月11日，旭峰园林公司再次书面报案，请求对侵害旭峰园林公司合法财产的违法人员进行查处。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20年1月9日作出书面答复：报案事项属于政府执法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另查明，旭峰园林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1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旭峰。2015年8月1日，旭峰园林公司签署授权委托书：兹授权王某负责对公司位于谢林港镇XX村XX组苗木基地进行经营管理，该基地实行独立核算，所有日常事务均授权王某处理。本案行政起诉状、张彦、王某的授权委托书加盖了旭峰园林公司公章，但均无法定代表人李旭峰的签名。 原审法院认为，旭峰园林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予以驳回。理由：首先，原告提起诉讼必须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法（经）函〔1990〕91号］第一条规定：“企业法人因经济、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应当加盖企业法人的公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未加盖企业法人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未签字或盖章的，受诉法院应令其补正。立案时限，从补正后交法院的次日起计算。”旭峰园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仅加盖旭峰园林公司的公章，而无法定代表人李旭峰的签字，法院要求其在三日内完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但未能完善，也未得到法定代表人的追认；从其提供的2015年8月11日的授权委托书来看，其授权王某处理日常事务，该授权中并没有授权王某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无法确认提起本案诉讼系旭峰园林公司的真实意思。其次，原告提起诉讼应当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证据。而从旭峰园林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所申请的证人彭某、雷某均不是该公司的员工、股东，其所证实的苗木系王勃、彭某、雷某等合伙投资栽种的；其提供的流转合同系案外人与上述证人所签，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谢林港镇政府于2019年9月16日、17日、20日在云寨村等地所清除的苗木与旭峰园林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再次，原告提起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起诉期限是法定起诉条件之一。即使该苗木属于旭峰园林公司所有，谢林港镇政府在实施清除行为时未告知其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从本案旭峰园林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开始向公安机关报警，即已经知道了苗木被清除的行为，旭峰园林公司当庭陈述称，由谢林港镇政府的副镇长蔡某佳组织人员予以实施了清除苗木的行为，从此时起旭峰园林公司已经知道被诉清除行为内容，起诉时间从9月20日开始计算，至2020年9月20日已经届满一年，其于2020年10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据此规定，扣除起诉期限的原因为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因此，旭峰园林公司提出应从“2020年4月26日知道摧毁苗木是政府的行为，2020年9月经释明知道该政府是谢林港镇人民政府”算起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旭峰园林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十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益阳市旭峰园林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给旭峰园林公司。 旭峰园林公司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1.旭峰园林公司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法（经）函〔1990〕91号］适用于企业法人因经济和民事纠纷，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原审裁定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没有法律依据。旭峰园林公司以法人为原告起诉，法律没有规定起诉状中要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而加盖公章即代表了旭峰园林公司的起诉意愿。2015年8月11日，法定代表人李旭峰授权王勃管理、处理公司事务，并将公章交给王某，王某是公章的保管人和使用人，王某依据授权在行政起诉状中加盖公章代表了旭峰园林公司的意愿。况且，李旭峰知道公司苗木被毁事项。李旭峰现因涉嫌其他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在看守所，旭峰园林公司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故无法实现向原审法院三日内完善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要求。2.被摧毁的苗木属于旭峰园林公司的财产，该公司是家庭投资的企业，裁定载明的证人彭某、雷某是部分股东，旭峰园林公司自2016年起向社会经营苗木人员购买苗木栽种，旭峰园林公司一审曾申请江佑明等人出庭作证，证明旭峰园林公司向其购买苗木的事实，但法院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旭峰园林公司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被摧毁的苗木是该公司的合法财产。3.2019年9月16日，旭峰园林公司知道苗木被蔡某佳带人推毁，但并不知道蔡某佳的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为。如果是政府行为，摧毁苗木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旭峰园林公司事先未见过催告文书，蔡某佳清除旭峰园林公司的苗木没有出示任何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法律文书，没有告知清除苗木是政府行为，也没有告知旭峰园林公司的救济渠道。基于以上情形，旭峰园林公司有理由认为推毁苗木不是政府行为，继而向公安报警，要求对蔡某佳侵犯财产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在其后对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旭峰园林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收到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该裁定确定摧毁苗木是政府行为，但没有明确是哪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县、市人民政府是土地征收补偿的主体，摧毁苗木因高铁建设先行用地而起，益阳市人民政府成立高铁建设指挥部并挂牌公开报道。2019年11月19日，益阳日报又刊载“省自然资源厅、湖南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益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包干实施协议》”，基于上述公开公示的信息，旭峰园林公司有理由认为益阳市人民政府是推毁苗木行为的责任主体。2020年4月29日，旭峰园林公司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益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因其既不立案又不作不立案裁定，于2020年6月11日向其上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大约在9月间，省高院向旭峰园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某释明应对谢林港镇政府提起行政诉讼。旭峰园林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对蔡某佳的行为报警，而非对行政机关行为报警。故旭峰园林公司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2020年4月26日，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施行政主体是2020年9月，该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上诉请求：1.撤销桃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2行初208号行政裁定；2.指令桃江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谢林港镇政府答辩称，旭峰园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的财产权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本案是案外人兰某自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借由旭峰园林公司的名义起诉。因此，原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旭峰园林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新区城管局答辩称，1.旭峰园林公司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法（经）函〔1990〕91号]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本案中，旭峰园林公司没有书面授权王某就本案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一审起诉状仅有该公司盖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符合上述复函的精神。2.旭峰园林公司并没有提供被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依据，不能证明案涉苗木与旭峰园林公司有利害关系。旭峰园林公司主张被摧毁的苗木系该公司的财产，但其既未提供公司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也未提供公司购买苗木的数量、大小、价格的证据以及因购买苗木公司所支出货款的记账和转账凭证。3.假如案涉苗木属于旭峰园林公司，其起诉也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旭峰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旭峰园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2.该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旭峰园林公司起诉谢林港镇政府要求确认该政府摧毁案涉苗木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其既未提供以该公司名义或者李旭峰名义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与土地承包人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也未提供该公司购买苗木的时间、地点（供货人）、种类、规格、数量、价格和货款支付以及种植的时间和费用等方面的证据，这也就是说，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被清除的苗木系该公司的合法财产，因而原审裁定认定旭峰园林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并无不当。同时，旭峰园林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股东依法只有李旭峰本人（其他人依法不能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原审法院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法（经）函〔1990〕91号]，要求该公司的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必须有李旭峰本人的亲笔签字也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旭峰园林公司上诉称，其于2019年9月16日知道案涉苗木被谢林港镇政府副镇长蔡某佳带人摧毁，但不知道蔡某佳的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为。但是，蔡某佳系谢林港镇政府副镇长，其组织人员对案涉苗木实施清除是代表行政机关的职务行为；同时，从生效的行政裁定书[（2020）湘09行终45号]查明的事实可知，清除案涉苗木的行为发生在2019年9月16日，旭峰园林公司当时已经知道案涉苗木被清除的事实；而该公司直到2020年10月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这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另外，旭峰园林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超期起诉存在应当扣除和延长的情形。因此，即使旭峰园林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也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综上，旭峰园林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并无不当，对该裁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二审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付 星 审判员 刘文煜 审判员 傅爱军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宋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