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耘，男，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翠儿、陈巧玲，均系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瑶，女，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珊，广东德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耘因与被上诉人潘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董耘代理人叶翠儿、陈巧玲、被上诉人潘瑶代理人陈润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董耘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潘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房屋属于董耘与潘瑶在同居生活期间购置的财产，故双方存在按份共有的法律关系基础，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此事实，从而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中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可知，共有的法律基础不单单只有夫妻家庭关系和合同关系，还包括同居关系。即同居期间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也存在共有的法律基础，并且应当按照按份共有财产进行处理。（二）根据董耘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可知，潘瑶在澳洲案件中自认“耘和我在2002年认识（当时我22岁），从那时起边开始了事实婚姻关系一直到2019年3月”，而且潘瑶在（2019）粤197l民初17777号、（2020）粤1971民初3446号、（2020）粤19民终7522号等民事案件中均主张双方于2002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后于同年9月开始同居，即潘瑶自认双方在2002年就开始同居。结合案涉房产购买于2005年的情况，可知案涉房屋属于董耘与潘瑶在同居生活期间购置的财产，且潘瑶在本案中认为案涉房产在同居前购买存在虚假陈述。（三）董耘与潘瑶的第一个孩子董一丰于2005年10月17日出生，由此也可间接证明董耘与潘瑶于购买案涉房产前已同居。而且随后董耘与潘瑶陆续生育了董一丹（2007年8月2日出生）、董一方（2013年10月11日出生）、董一心（2018年6月25日出生），此也可进一步证明董耘与潘瑶同居的事实。潘瑶在本案中完全推翻澳洲案件中的自认事实，但又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自圆其说，提请法院充分考虑潘瑶的个人诚信。另外，潘瑶在明知本案属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况下，滥用诉讼权利向一审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从而达到恶意拖延诉讼，取得抚养权纠纷案件优势的目的。此行为损害了董耘的诉讼权利，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二、董耘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双方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情况，由此可确定双方按份共有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根据董耘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可知，潘瑶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情况已作出具体的陈述：“2008年耘和我买下位于十八街的房子，总价为187万人民币（约合37.4万澳币）。首付为48万人民币（约合9.6澳币），其中我支付了15万人民币（约合3万澳币）”。潘瑶在澳洲案件中亦自认董耘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份额，虽此份额并未获董耘确认（董耘认为应享有92％的房屋所有权份额），但此已可证明潘瑶对于董耘对案涉房屋出资并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份额的事实是确认的。该份证据由潘瑶书写并向澳洲法院出具，并公证认证程序，符合关于证据的规定，应予采纳。另外，董耘也提供其他证据（存折、RBS流水查询、录音、录音翻译）证明董耘对案涉房产有出资。综上可知，关于案涉房产，董耘出资l72万元，潘瑶出资15万元，故董耘应当对案涉房产享有92％的份额。然而，一审法院却简单地以“无法证明”、“原告提交的公证书，为被告主张”为由不予采信，实在是难以使人信服。既然已认定董耘提交的公证书是潘瑶的主张，那么根据常识和诚实信用原则，潘瑶亲笔签名的主张是可信的，应视为其自认的事实。三、潘瑶在没有从事任何职业，也无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其主张案涉房产的购房款由其全额出资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当予以采信。根据董耘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可知，潘瑶的职业是家庭主妇，没有从事任何职业，也无其他经济来源。根据潘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案涉房产购买于2005年，总购房房款是187万元，但潘瑶陈述其在大约在2007年、2008年还清。很显然，潘瑶独自全额负担案涉房产购房款的主张不可能成立，反推可知董耘对案涉房产具有绝大多数的出资，而且潘瑶在录音中也确认是董耘提前偿还全部银行贷款的。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采信潘瑶的主张。四、董耘与潘瑶在澳洲解除同居关系后，双方之间的诉讼不断，此均为潘瑶主动所为，而且不同的诉讼中，陈述多次存在前后矛盾，信口雌黄，恳请法院重新审视潘瑶一方陈述的可信性。（一）2019年5月，潘瑶向广东省东莞市提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件，案号：（2019）粤1971民初17777号，该案庭审完毕且潘瑶成功将三名子女（董一丰、董一丹、董一方）带离澳洲住宅并将小女儿董一心隐藏在中国大陆后，径行撤诉。至此，董耘未能见到四名子女，不排除潘瑶是以此要挟董耘在财产上作出让步及分割。（二）因董耘未能见到四名子女，而且深知潘瑶的仇恨教育方式将对子女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董耘唯有在潘瑶撤诉后自行起诉潘瑶，以争取四名子女的抚养权。诉讼期间，潘瑶依然我行我素，罔顾子女成长，让子女断绝与董耘的来往。而且，潘瑶现人在澳洲，因疫情而无法回国长达近一年的情况下，其依然隐藏尚在国内的董一心的住址，不让董耘接触，让一个从一岁开始就由保姆单独抚养的小女孩至今无法与父或母共同生活，难以想象，董一心此段缺乏父母关爱的经历对其身心及成长将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三）为与董耘“死瞌”到底，潘瑶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撤诉抚养权的案件，但另一方面又转身向澳洲起诉，并在澳洲起诉的资料中确认了案涉房屋由董耘主要出资，且董耘有50％份额，但其又在本案中予以否则此前的陈述，潘瑶的个人诚信在哪？（四）在中国大陆的抚养权案件中，潘瑶主张其存在工作，月平均工资为26000元，但未能提供工资流水、劳动合同、社保记录、纳税证明等等任一证据予以证明。一方面，潘瑶主张全部由其抚养四名子女，另一方面，潘瑶何来的时间外出工作？又，潘瑶人在澳洲，何以分身在中国大陆工作？以上种种，均可反映潘瑶个人诚信极低。综上所述，董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潘瑶二审答辩称：董耘作为原审原告对双方存在的法律关系及其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应当确定清晰，不得在二审期间提出变更。本案原审原告以共有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一审期间，董耘从未提及双方有关同居关系、财产分割问题。也请法庭注意，董耘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案涉房屋是双方在同居前购买的，应当以该事实作为认定本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这也可反映出在董耘心中一直认为案涉房屋是同居前的财产。在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其二审中又提出了新理由，即以同居关系作为了共有的法律基础，违反法律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与本案一审确定的案由不符。董耘与潘瑶在相关案件中一直称两人的同居关系开始自2012年，可见两人对何时开始同居，并没有形成一致共识。双方对2012年有没有形成固定的、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在法律上的理解也不一致，故应当从客观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如果董耘对此有异议，应承担举证责任，其在本案中并没有就两人早于2012年前形成同居关系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孩子的出生时间并不能作为同居关系的判断依据。同居关系的构成要件有：第一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第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第三为周围群众所公认周知或者认为是夫妻关系，上述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则要求不仅是共同、持续稳定的生活，居住在一起还必须以夫妻名义相称，对外以夫妻自居。同时为周围群众所周知，则应审查包括有无举行过婚礼、按风俗习惯公开摆酒等确立夫妻关系的形式，而在本案中董耘仅以孩子出生证明是无法证明两人已以夫妻关系对外公示进行生活，也无证据证明双方长期共同生活，无法具体认定案涉房屋是同居期间以双方共同收入所购置的财产，更加无法认定双方形成按份共有的法律关系。关于案涉房屋的出资，董耘自始没有提交案涉房屋首期款、按揭款项的支付凭证，董耘在一审中也陈述相关款项是给了潘瑶，由潘瑶通过账户支付了案涉房屋购房款，双方之间又没有其他关于清偿贷款的约定，该款项也应当视为潘瑶支付的，与董耘无关。在本案中董耘无法证明其对案涉房屋出资的情况，或作出过其他的贡献。案涉房屋一直由潘瑶及其儿女居住，并由潘瑶对房屋进行装修和管理。董耘通篇对潘瑶人品作出人身攻击，否定潘瑶的人品，破坏潘瑶的形象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事实上，董耘一直向潘瑶隐瞒其婚姻史，早在在90年代董耘有第一段婚姻在2000年结束，又在2004年与第二任妻子登记结婚，其双方共同生活并抚养其女儿到2012年婚姻关系才结束。在这之前根本无法与潘瑶长期同居生活，作为女性的潘瑶也是受害者，直到2019年双方在澳大利亚处理相关纠纷，董耘欺骗澳洲法院，违背承诺恶意转移财产，致使澳洲法院裁判将四个子女抚养权及监护权判给了潘瑶，而董耘正是基于孩子抚养权问题才提起本案诉讼，以胁迫潘瑶放弃孩子抚养权。董耘于2019年12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潘瑶名下位于增城市新塘镇××东碧××凤凰城××街××号的房产所有权归董耘、潘瑶共同所有。董耘占92%份额，潘瑶占8%份额。2.潘瑶协助董耘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手续。3.潘瑶承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潘瑶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增城市新塘镇××东碧××凤凰城××街××号房屋，登记在潘瑶名下。上述事实有房产证予以佐证。董耘提供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水查询、存折，显示有一笔400000元的支取情况，董耘认为其是为案涉房屋支付的首期款。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认证的《公证书》，其中内容载明，潘瑶陈述其和董耘买下位于十八街的房子，时期款48万元，潘瑶支付15万元。潘瑶主张案涉房屋50%的份额。董耘提供：1、录音，拟证明潘瑶陈述案涉房屋董耘出资35万，潘瑶自行出资14万元，由董耘每月偿还按揭款。2、凤凰城住户卡，拟证明董耘业主案涉房屋居住。一审审理中，董耘、潘瑶双方确认：1、双方未曾缔结婚姻关系；2、涉案房屋是向开发商购买的。董耘陈述：1、董耘从银行账户中提取40万元，然后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开发商。经询问当事人，是以刷卡方式支付的首付款，但是没有打印银行流水。2、不清楚涉案房屋的总房款、首付金额和按揭金额。虽然不清楚上述金额，但是潘瑶只是支付了15万元，因此得出的各自占有的比例。潘瑶陈述：1、董耘对涉案房屋没有其他出资。2、潘瑶支付涉案房屋的首付并负责每月按揭还款。3、录音中的陈述支付款项情况，并没有特别指定是针对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涉案房屋登记在潘瑶名下，且并未登记为共有关系。现董耘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92%的份额，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和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规定，本案董耘、潘瑶双方之间并非夫妻关系，且双方之间也没有相应书面协议或合同约定了涉案房屋各自占有的份额。因此，董耘在本案中主张涉案年房屋为按份共有的法律基础并不具备。其次，董耘主张其支付了涉案房屋的首付款以及按揭款，但董耘提供的首付款证据无法证明董耘所主张的事实，且董耘对于按揭款的支付，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董耘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即使存在董耘出资的事实，也无法合理得出按份共有的结论。最后，董耘提交的公证书，为潘瑶单方主张，其在本案中作为涉案房屋的划分依据，理据不足。综上，董耘的诉讼请求，均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董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董耘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董耘向本院提交：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2020）粤19民终75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拟证明董耘与潘瑶在购买案涉房屋前已经同居。潘瑶质证称：对医学证明跟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跟证明内容不确认。同居关系的认定是指长期稳定的生活在一起，群众也已认为双方形成夫妻关系，在董耘与潘瑶先认识不久后，董耘便与其第二任妻子结婚并育有一女儿，不存在与潘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的客观条件。董耘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在2012年前有过同居生活。对75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跟证明内容不确认。双方的确就孩子抚养权等方面存在多次纠纷，董耘也是通过本案给潘瑶施加压力以达到争取孩子抚养权的目的。该组证据第20页以及本案一审庭审中，董耘已经明确表示双方是在2012年后开始同居生活的，而为何又在本案中提出购房前已同居是自相矛盾的。在该判决书中，法院也没有对两人的同居时间做出过认定，为此，更加能证明双方对同居没有明确的概念，董耘应对其主张在购房前双方已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稳定的生活承担举证责任，但相反董耘已经跟案外人登记结婚，长期是在东莞、香港生活。潘瑶则是跟孩子在广州生活，在潘瑶前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董耘均没有在身边，甚至是到了两人第一个儿子上小学后才有较多的时间一起生活，可见双方并没有在购房前就建立了稳定的同居生活，如果董耘承认在该阶段，由于与潘瑶同居，其是否也承认有重婚的行为，更应接受法律的惩处呢？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涉案房屋是否应由董耘、潘瑶按份共有，董耘占92%的份额，潘瑶占8%的份额及潘瑶依此协助董耘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从一审查明事实可知，本案董耘、潘瑶两人之间并非夫妻关系，且两人之间也没有相应书面协议或合同约定了涉案房屋各自占有的份额。现涉案房屋登记在潘瑶一人名下，而董耘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92%的份额，主要理由是其支付了涉案房屋的首付款以及按揭款，但其提供所述有关涉案房屋的首期款仅有提款记录，未有证据显示该款直接用于支付了首期购房款，而对于按揭款，其并未提交提款记录，亦无相关款项转入按揭还款账户，通过按揭还款账户清偿银行按揭贷款等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董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董耘提交的公证书，实为潘瑶单方的主张，其以此要求在本案中作为涉案房屋的划分依据，理据不足。综上，董耘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房屋应由董耘与潘瑶共有，且董耘占92%的份额，潘瑶占8%的份额。因董耘前述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其基于此要求潘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求，亦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董耘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7月1日施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5年2月4日施行）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董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吴浩正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