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菡艳，女，汉族，1966年7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月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凯南，男，汉族，1991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凤婷，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凤珊，女，汉族，1990年3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凯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北路福庆南后街1号3楼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韩凤珊。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冠贤，广东锦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练鹏，广东锦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菡艳、黄凯南因与被上诉人韩凤珊、广州市凯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菡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月婷，上诉人黄凯南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凤婷，被上诉人韩凤珊、凯南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冠贤、练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菡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负连带责任向黄菡艳清偿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黄菡艳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性质错误。1.黄凯南以凯南公司经营困难要求黄菡艳支付款项；2.黄菡艳一开始的付款是借款，但后来因为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无力偿还故转化为投资款，韩凤珊对此是明知的；3.黄凯南系凯南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菡艳有理由相信其收款行为代表凯南公司。（二）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收取的案涉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黄凯南在收到黄菡艳涉案款项后多次立刻转款给凯南公司财务人员蒋雨君，用于凯南公司的经营。足以证实涉案款项用于黄凯南、韩凤珊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行为。（三）凯南公司与股东黄凯南、韩凤珊存在财务混同，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凯南、韩凤珊多次用其个人账户收取凯南公司款项，也用其个人账户支付凯南公司的支出。大部分款项没有进入公司的对公账户。2017年12月25日开始，韩凤珊成为凯南公司一人股东，更加应当对凯南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即使495000元系黄凯南个人借款，韩凤珊也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如上所述，黄凯南收取的上述款项发生于其和韩凤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上述款项用于凯南公司经营，韩凤珊对此也是知情的。黄凯南也多次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韩凤珊转款。黄凯南与韩凤珊签署的《自愿离婚协议》仅对其二人有效，对黄菡艳不具有法律效力。黄凯南针对黄菡艳的上诉请求辩称，坚持我方上诉意见，黄凯南不应当承担涉案款项返还义务。韩凤珊、凯南公司针对黄菡艳的上诉请求辩称，（一）黄凯南在微信中要求黄菡艳支付的款项没有证据证明款项去向，韩凤珊、凯南公司对此也没有确认，不能够证明属于黄菡艳的出资款。（二）韩凤珊与黄菡艳的微信聊天发生于韩凤珊与黄凯南离婚之后，因韩凤珊向黄凯南催要离婚协议中的款项，故黄菡艳以种种理由要求抵消。微信对话都是韩凤珊顺着黄菡艳的话讲的，真实性未经确认。（三）黄菡艳未能举证证实各方就其拟获得的凯南公司股权份额、款项性质、实际参与经营等形成合意。黄凯南收取的黄菡艳的款项存在多笔零散支出，不能证明款项来源和款项去处，也无法证明用于黄凯南和韩凤珊的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活动，也不能证明与凯南公司存在同一性。（四）黄凯南与韩凤珊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没有共同债务。黄凯南于本案上诉认为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前后矛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凯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韩凤珊、凯南公司负连带责任向黄菡艳清偿50万元及利息，黄凯南免除一审判决的责任；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黄菡艳、韩凤珊、凯南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案涉50万元款项性质进行认定，仅因黄凯南收取款项而认定为黄凯南具有返还涉案款项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撤销。黄凯南及韩凤珊均明确及知晓涉案款项的性质已由一开始的借款转化为对凯南公司的投资款，进而黄凯南及韩凤珊才于《自愿离婚协议书》承诺双方除共有资产凯南公司以外并无共同债权债务，该承诺与事实相符，涉案款项早已因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的无力偿还而转化为对凯南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夫妻对外共同债务。（二）黄凯南及韩凤珊已就凯南公司归属问题作出约定，公司资金、债权、债务及相关利益已跟随公司股权共同转移，黄凯南无须承担公司债务。（三）即便涉案495000元被认定为黄凯南个人所借款项，基于上述款项发生于2015年6月9日至2016年12月16日之间，均发生于黄凯南韩凤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14年9月9日-2017年10月10日），款项亦实质且经韩凤珊微信聊天记录确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即凯南公司日常经营支出及夫妻其他共同支出，该债务理应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负债，韩凤珊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黄菡艳针对黄凯南的上诉请求辩称，坚持我方的上诉意见。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的去向。韩凤珊、凯南公司针对黄凯南的上诉请求辩称，与我方针对黄菡艳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黄菡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负连带责任立即向黄菡艳清偿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浮50%计算）；2.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南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2月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2017年12月25日，公司股东由韩凤珊、黄凯南变更为韩凤珊，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凯南变更为韩凤珊，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据黄菡艳、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所述，黄凯南是黄菡艳的儿子；黄凯南、韩凤珊于2014年9月9日登记结婚，2017年10月10日登记离婚，双方存在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根据黄菡艳所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黄菡艳于2015年6月9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分22笔向黄凯南转账505000元，于2016年10月20日向凯南公司转账4万元、于2016年11月3日向凯南公司转账2万元，于2015年6月2日向韩凤珊转账5000元；上述款项合计57万元，其中除了2016年11月3日向凯南公司转账的2万元附言记载为“投资”，其余款项均未注明款项用途。对于上述款项的用途，黄菡艳主张当时一开始是借款，但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利息、还款方式，后来因为公司没有能力偿还，所以黄凯南、韩凤珊口头提出作为黄菡艳的投资，款项系对凯南公司的投资款；各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就投资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意见，均是双方的口头协商，没有约定投资的收益，也没有约定盈亏如何处理以及盈亏比例，没有约定黄菡艳投资可以获得多少股份；因为黄凯南、韩凤珊是以个人账户作为公司的款项收支，所以款项没有直接支付给公司。黄凯南主张其收到的款项均是以凯南公司的名义收取并用于凯南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韩凤珊主张其于2015年6月2日收取的5000元系黄菡艳与韩凤珊作为婆媳共同生活的日常开销；对于凯南公司收取的款项凯南公司已返还黄菡艳，对于其他款项性质不予确认。凯南公司称其收取黄菡艳款项是代黄凯南接收黄菡艳支付给黄凯南的款项，后凯南公司代股东黄凯南如数返还，当时也没说黄菡艳为何要向黄凯南支付款项，具体的款项性质不清楚，当时是为了方便所以款项直接支付给凯南公司而没有支付给黄凯南。关于黄菡艳所称案涉款项用于投资入股的主张，黄菡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黄菡艳与韩凤珊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2月19日，韩凤珊：“所以30多万**还有五万是我的你投的50万后面公司装修扩招还有之前他公关给送了不少钱”；2018年1月2日，韩凤珊：“我说了你借给我们的50万被他亏了不少了让我怎么还？后面因为你入了资资金方面我已经不再涉及我自己也垫进去公司10几我后面也没计算，你老是说50万50万我可以把当时账本调给你看”“我没拿你们那么多当时公帐给我的时候就1万不到的钱”“后面资金都是我自己解决的”。韩凤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认为上述聊天是黄菡艳曾以给了黄凯南50万元为由要求韩凤珊不要计较《离婚协议书》的款项，因为公序良俗中普遍认为父母给子女钱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且黄菡艳系韩凤珊的长辈，故韩凤珊不假思索地顺着接话，该聊天仅是在该次聊天中顺着黄菡艳的话往下说而已；该微信聊天中，韩凤珊否认了黄菡艳主张的具体数额，且黄菡艳没有予以回应，证明50万元系未经核对且不属实的。关于黄凯南收取的款项，黄凯南提交了其与案外人蒋雨君、韩凤珊的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交易时间从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证明黄凯南收取黄菡艳投资款后陆续转至凯南公司财务蒋雨君及股东韩凤珊，用于凯南公司的日常经营。黄凯南还提交了其与黄菡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6年2月1日，黄凯南：“你总共转了我多少钱你看下银行记录”，黄菡艳：“27.5万元”；2016年2月2日，黄菡艳向黄凯南发送了27.5万元的转账记录，其中26万元的转账记录与上述黄菡艳提交的支付宝、银行转账凭证时间、金额吻合。2016年7月14日，黄凯南：“明天要发工资，不够钱了”；2016年10月10日，黄凯南：“晚上转我10000然后那些钱收回来我应该能撑一段了”。2016年12月28日，凯南公司向黄菡艳转账6万元，备注“股东还款”。黄凯南称其从来没有让凯南公司代为收取款项或者返还款项。黄菡艳确认除上述6万元外，黄凯南还向黄菡艳还款1万元。2020年2月24日，黄菡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2017年10月10日，黄凯南（甲方）与韩凤珊（乙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财产主要为凯南公司，没有其他大额共同财产；甲方持有的凯南公司5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不为此项转让额外支付资金；甲方应于2019年4月2日向乙方支付25万元；甲乙双方承诺在共有资产凯南公司以外并无共同债务债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焦点为黄菡艳向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合计转账的57万元的款项性质。黄菡艳主张其向黄凯南、韩凤珊、凯南公司转账的57万元系对凯南公司的投资款，黄菡艳对此应负举证责任。关于争议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评析认为：首先，案涉款项为2015年6月9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的零散支付，除了2016年11月3日向凯南公司转账的2万元附言记载为“投资”，其余款项均未注明款项用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款项的支付目的、支付原因具有同一性，也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为同一整体，因此无法单凭2016年11月3日黄菡艳向凯南公司转账2万元的附言认定全部款项均为黄菡艳的投资款。其次，黄菡艳向黄凯南转账的505000元以及向韩凤珊转账的5000元，黄菡艳无证据证明双方具有投资的意思表示，对于投资的权利义务、投资的收益、盈亏处理、盈亏比例、股份等均无证据证明。虽然黄凯南对黄菡艳主张的款项性质予以确认，但是黄菡艳与黄凯南为母子关系且黄凯南与韩凤珊处于离婚纠纷中，其陈述证明力较弱。黄凯南称收取黄菡艳投资款，该陈述与黄凯南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承诺除共有资产凯南公司以外并无共同债务债权的陈述相矛盾。黄凯南提交的其与黄菡艳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仅证明黄凯南向黄菡艳索要款项，无法证明款项的性质。黄凯南所提交的其与韩凤珊、蒋雨君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相应的款项系来源于黄菡艳，无法证明款项之间的关联性以及黄凯南收取款项后以黄菡艳的名义支付至凯南公司。故对于黄菡艳主张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黄菡艳转账给黄凯南、韩凤珊的款项具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且虽然款项支付的时间是处于黄凯南、韩凤珊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黄凯南、韩凤珊各自收取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黄凯南、韩凤珊应将各自收取的款项返还黄菡艳。扣减黄菡艳确认的黄凯南已付的10000元，黄凯南应向黄菡艳支付495000元，韩凤珊应向黄菡艳支付5000元。因双方未就利息进行约定，故黄凯南应从黄菡艳起诉之日（2020年2月24日）起以49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韩凤珊应从黄菡艳起诉之日（2020年2月24日）起以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被告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现有证据没有证明双方就款项返还期限进行约定，也无证据证明黄菡艳限定款项返还期，黄菡艳有理由相信被告会返还款项，故对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黄菡艳向凯南公司转账的60000元，凯南公司已向黄菡艳返还，黄菡艳对凯南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黄凯南向黄菡艳支付495000元及利息（以495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韩凤珊向黄菡艳支付5000元及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黄菡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黄凯南负担8750元，由韩凤珊负担5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凯南提交以下证据：1.款项去向统计表；2.银行流水；3.蒋雨君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主要内容为证人于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期间在凯南公司担任财务职务，黄凯南曾多次从其个人名下账户、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等向证人转账以用于凯南公司的日常经营。黄凯南拟共同证实黄菡艳向黄凯南支付的款项均用于凯南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应当由凯南公司一起承担还款责任。经质证，黄菡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韩凤珊、凯南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蒋雨君系黄凯南朋友，不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私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黄菡艳、黄凯南、韩凤珊是否就黄菡艳投资入股凯南公司达成合意。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黄菡艳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向黄凯南、韩凤珊交付款项的事实。但是，自然人之间发生资金往来的法律基础存在多样性，可能包括借款、赠与、投资、合伙等多重基础事实。本案中黄菡艳认为其交付给黄凯南、韩凤珊的资金系以成为凯南公司登记股东为目的的出资款，应当由其举证证实三方存在吸纳黄菡艳成为凯南公司股东的合意。第二，凯南公司在设立之初即为登记股东为黄凯南、韩凤珊的有限责任公司。黄菡艳称其在凯南公司设立后陆续交付给黄凯南、韩凤珊的资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转换为其对于凯南公司的出资并获得出资人身份，但其并无证据证实三方曾就股权份额、变更登记或者委托持股等情况达成合意。此外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黄菡艳既未参加凯南公司经营管理，也未获得分红或享有任何其他股东权益。第三，黄菡艳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中有一笔20000元款项备注为“投资”，其与韩凤珊在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2日的微信聊天中有提及“投钱”“入资”等字眼，黄菡艳据此主张涉案款项性质为出资款。但是，1.有备注为“投资”的款项数额在黄菡艳支付的款项金额中占比很小，其他款项均无任何备注内容。2.“投资”获益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成为公司股东共担经营风险，也可以是获得固定收益回报而不享有股东身份权益的借款。从黄菡艳提交的微信聊天中无法看出其投资是以获得股东身份为前提。3.微信聊天发生于黄凯南、韩凤珊办理离婚手续之后。退一步讲，如果黄菡艳是碍于其与黄凯南的母子关系、与韩凤珊的婆媳关系而认为在黄凯南、韩凤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凯南公司登记在哪一股东名下无关紧要，在黄凯南、韩凤珊已办理离婚手续且进行了财产分割的情况下，黄菡艳仍然不主张其股权份额和股东权益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实黄菡艳所称其已成为凯南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四，黄凯南在一审答辩及二审上诉时亦认可黄菡艳涉案款项已转化为股东对于凯南公司的出资款。但是，黄凯南在与韩凤珊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时，是以凯南公司股权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为基础进行分割，而从无提及其母亲黄菡艳应得股份的情况。黄凯南的陈述意见亦不足以证实三方达成吸纳黄菡艳为凯南公司股东的合意，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五，黄菡艳在本案中系以其出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返还出资款，但从本院上述分析来看，黄菡艳交付给黄凯南、韩凤珊的涉案款项不足以认定为其以成为凯南公司股东为目的而对于凯南公司的出资款。黄菡艳以此为由要求返还款项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菡艳与黄凯南、韩凤珊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以及涉案款项应否认定为黄凯南、韩凤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作审查，各方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第六，黄凯南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性质为出资款，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款项已用于黄凯南、韩凤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生活，本案不作审查。鉴于黄凯南提起上诉请求豁免其个人还款责任，而黄菡艳于本案要求黄凯南承责的法律基础不存在，故本院予以支持。韩凤珊并未就其责任承担问题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作调整。韩凤珊在承担对于黄菡艳的付款义务后，如果认为该款项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黄菡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黄凯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0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08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驳回上诉人黄菡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黄菡艳负担8750元，由被上诉人韩凤珊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上诉人黄菡艳负担8800元，由上诉人黄凯南负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