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9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鑫。上诉人（原审原告）：松村浩史（MATSUMURAKOJI）。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启恩，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憬超。上诉人张鑫、松村浩史与被上诉人刘志强、李憬超合同纠纷一案，张鑫、松村浩史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2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鑫、松村浩史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0191民初12887号民事判决，改判刘志强赔偿100000元违约金；2.100000元违约金由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平均分配，各占三分之一，由刘志强分别向三人支付；3.一审审理费及上诉费由刘志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法院应当尊重和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不能过分越权干预。1.矛盾背景。本案的背景是案外人许某、许丽娜、曾伟、朱峰灵四名申请执行人对本案四名当事人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的执行案（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当时四名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后，法院对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采取司法限制措施，责令其立即履行判决义务。当时慑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强制力的限制措施，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主动提出调解方案。许某、许丽娜、曾伟、朱峰灵的代理人袁启恩律师积极配合法庭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各方签订《和解协议》。另一方面，因《和解协议》约定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作为一个整体对许某、许丽娜、曾伟、朱峰灵承担违约责任，同时考虑到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内部之间的履行能力及个人信用，代理人建议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内部签订《判决履行协议》，彼此约束，确保能全面履行《和解协议》。2.《和解协议》效力。《和解协议》是在法院执行程序内，由执行法庭主持出具的，其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和解协议》约定给予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减免支付责任，且可以分期付款，但违约则需向许某、许丽娜、曾伟、朱峰灵赔偿40000元。3.《判决履行协议》效力。《判决履行协议》是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在执行程序中自愿达成的，该违约责任是四人充分协商而得出100000元的违约赔偿标准。该违约金并非针对某一当事人，而是约束全体当事人，违约赔偿责任对每一名当事人都是公平的。二、判断违约责任轻重的依据，首先应该是当事人自身的意愿，其次是违约责任所对应的损失、风险或不利后果。1.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以及违约责任标准，均是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在司法执行程序中明确作出的，是全体当事人结合对出现违约情形后可能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的判断，协商一致作出的，对全体当事人有效。该约定既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任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情形，便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当事人守约可以获得“减免支付义务，分期支付，解除司法限制措施”等好处，违约则需要承担“全部支付义务，被持续采取司法限制措施，承担额外的违约责任”，甚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不利后果。本案正是基于对《和解协议》中约定的不利后果及巨大损害风险的全面考虑，达成违约赔偿100000元的违约金标准，是全体当事人对违约责任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任何“过高”或“过低”说法。3.一审法院想当然地认为违约标准应该以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大小为依据，且一审法院认为刘志强违约并没有对守约方造成任何损失，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刘志强违约后，申请执行人之所以没有再次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继续查封各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撤销对被申请执行人支付义务的减免，将全体被申请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是因为张鑫、松村浩史及袁启恩律师积极努力协调下的成果，张鑫、松村浩史主动代表全体债务人积极向四名申请执行人赔偿40000元违约金，并委托袁启恩律师居间完成交接手续，才最终了结四个执行案件，解除全部司法强制限制措施。可以说，当事人约定的100000元代表着对“司法权威”及“司法强制力的敬畏”的价值判断。三、本案审查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但这两个法律关系相互独立，涉及的当事人亦不相同，法院不能以其中一个法律关系的认定，作为判断另一法律关系的依据。1.被执行人依据《和解协议》需向执行申请人支付的40000元违约金，与本案四名当事人内部签订的《判决履行协议》约定的100000元违约责任，是基于不同当事人之间不同法律关系约定的责任。两个关系相互独立，互不以彼此为前提或条件，任一关系中只要违约情形出现，即产生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以“40000元是否支付”作为“守约方是否遭遇损失”的认定条件，是错误的。2.张鑫、松村浩史向四名申请执行人代为赔偿40000元违约金，由相应《收据》予以证明，且该证据的效力亦有各方当事人的确认作为依据，袁启恩律师作为四名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是有特别授权的，有权代表四名申请执行人出具收据，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以“收据为袁启恩律师签名出具”不予采信。3.关于本案诉讼费用的承担。张鑫、松村浩史依据《判决履行协议》向刘志强提出诉讼，符合合同约定。但一审法院不但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自行降低违约赔偿标准，且机械按照诉讼请求与法院调整支持的比例，判令守约一方承担大部分诉讼费，这样的处理显然极度不公平。四、一审完全有理由通过一次的法律程序处理各方当事人的全部纠纷，做到定纷止争，但一审法院偏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将当事人之间的一个矛盾分解为多个矛盾甚至是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多方矛盾，严重增加司法系统及当事人的诉累。一审法院目前仅处理张鑫、松村浩史主张10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对40000元的返还请求不予处理。但一审法院偏又在判决中对张鑫、松村浩史已经支付的4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造成守约方不但在本案中的100000元违约金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还为守约方另案主张返还40000元增设障碍。最后，请求二审法院认真考虑本案审理的核心问题，支持张鑫、松村浩史主张的违约金请求。被上诉人刘志强辩称，其没有违约，其是因为账户被冻结导致没有及时支付相应的赔偿款，但其及时与执行法官沟通，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没有产生任何违约的损失。被上诉人李憬超辩称，其没有违约，一审时其是原告，二审时其不应该是被上诉人，至于法院如何判决刘志强，其都没有意见。张鑫、松村浩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志强赔偿张鑫、松村浩史违约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志强承担。李憬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刘志强向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19日，案外人许某、朱锋灵、曾伟、许丽娜各自作为执行案件申请人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埔法院）申请执行，对应的案号依次为（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2020年3月6日，许某、朱锋灵、曾伟、许丽娜与被执行人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共同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各申请人与各被执行人因合同纠纷，经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各被执行人连带支付许某112500元；连带支付许丽娜56250元；连带支付朱锋灵56250元；连带支付曾伟56250元；上述案共计281250元，及连带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生效后各被执行人并未在法定履行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经申请人申请执行，黄埔法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现经法院调解，各方就执行程序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如果被执行人能如期按和解协议履行，申请人同意免除各被执行人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即确认各被执行人需连带履行281250元，分三期履行：1.2020年3月15日前支付第一笔款项100000元；2、2020年4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100000元；3.2020年5月15日前支付剩余款项81250元；二、各被执行人如期履行第一笔100000元支付义务后，申请人同意法院暂时解除对各被执行人的执行查封措施；三、各被执行人如有任意一期未按本协议如期足额履行支付义务的，本执行和解协议解除，取消对各被执行人‘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减免，且各被执行人除需按生效判决确认的内容向申请人履行外，还需额外赔偿申请人40000元违约金；四、各被执行人统一将款项支付至法院指定的执行账户，款项支付到法院账户视为各被申请人全面履行了支付义务，款项到账后再由法院向各申请人划付……六、本执行和解协议确认的支付义务及违约责任，同样是各被执行人连带承担的，各被执行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对抗申请人，不免除被执行人连带责任。（即每一笔支付款项，只要没有在规定时间前足额支付，均视为全体被执行人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申请人落款处由袁启恩签名并捺指模，被执行人落款处则由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签名并捺指模。2020年5月8日，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共同签署《判决履行协议》，约定：“因（2017）粤Oll2民初6606号、（2019）粤01民终3063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志强、李憬超、松村浩史（MATSUMURAKOJI）、张鑫（下称‘四方’）需向许丽娜、许某、朱锋灵、曾伟连带支付286380元。经执行人申请法院启动执行程序，立执行案号(2020)粤0112执1811-1814号。执行程序中经四方协商一致，就积极履行上述支付义务达成一致意见，并与四名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四方承诺共同支付合共286380元，分三笔履行。其中于2020年3月15日前支付第一笔款项100000元，2020年4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100000元，2020年5月15日前支付第三笔86380元。四方内部约定，上述286380元由四方平均承担，各方分别承担71595元。由于各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四方仍以连带责任形式对外承担义务，因此四方内部约定的平均承担，仅对四方内部起约束力，并不对抗法院或申请执行人，而且执行和解协议还约定了额外的违约，因此四方内部必须确保各人均严格履行各自的支付义务，以免造成其他守约方承担额外的损失。四方约定，各方必须于当月还款日期前5日（即每月的10日前）将当月应付款项出资到位，以保证当月支付款项。因任一方逾期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而造成四方全体于执行和解协议中违约的，由违约方赔偿100000元给其他守约方作为赔偿（一人违约三人守约的，一人赔偿100000守约三人分配；两人违约两人守约的，违约两人各赔偿100000合共200000由守约两人分配，一次类推）……。”一审诉讼中，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张鑫均确认，根据《判决履行协议》的约定，286380元分为三笔支付，并就每一笔款项均平均拆分为四笔分配给其私人各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向黄埔法院支付；《判决履行协议》中第三笔款项86380元之所以大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三笔款项81250元，是因为《判决履行协议》约定的款项包含了4个执行案件的执行费；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三人均已按时履行了各自的付款义务，刘志强也已支付了其应承担的71595元。张鑫、松村浩史另主张，《判决履行协议》于2020年5月签署的原因在于，在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部分债务人已经发生了违约，为约束各方严格遵守约定，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利，经四人协商，于2020年5月8日签署《判决履行协议》。李憬超则主张，刘志强在针对《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二笔款项的付款义务履行过程中存在部分按时支付、部分逾期的情况，当时刘志强因此也积极的与黄埔法院、执行案件申请人的代理律师以及张鑫、松村浩史进行沟通，张鑫、松村浩史与执行案件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沟通后向李憬超、刘志强反馈时只是表示尽快付款即可，其和刘志强并没有收到任何执行案件申请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信息；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三笔款项的付款期限快要届满前，张鑫、松村浩史找到其和刘志强，表示为了保障第三笔款项能够按时支付，要求共同签署《判决履行协议》，于是四人就签署了《判决履行协议》。另查明，一审诉讼中，关于刘志强的付款情况，张鑫、松村浩史主张，刘志强系于2020年3月16日支付25955元，于2020年4月21日支付2000元，后又于2020年5月27日之前支付4000元，于2020年5月27日分三笔分别支付了25614元、27元和15000元。为证明刘志强存在逾期付款情形，张鑫、松村浩史提供了三份《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的照片打印件以及一份平安银行电子回单的截图打印件。三份《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显示的交易日期分别为2020年3月16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5月27日，付款人均为柳萍，转账金额分别为15955元、25614元、15000元，附言均为“粤0112执1811-1814号，刘志强”。平安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交易日期为2020年3月16日，收款方为黄埔法院，转账金额为10000元，付款人为李憬超，转账用途为“粤0112执1811-1814号，刘志强”。张鑫、松村浩史主张，根据前述付款凭证反映，刘志强系于2020年3月16日支付第一期款项，直到2020年5月27日才又支付了15000元和25614元，所以刘志强针对第二期第三期款项均存在逾期。刘志强对张鑫、松村浩史提供的前述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表示柳萍是其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广州新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财务，因为其无法使用其手机银行向黄埔法院转账，所以让柳萍代为支付；李憬超于2020年3月16日代其向黄埔法院支付了10000元；其已经支付全部应付款款项，前述付款凭证反映的仅为其支付的部分款项。李憬超对其于2020年3月16日向黄埔法院支付的10000元属于代刘志强支付的说法予以确认。再查明，一审诉讼中，李憬超表示其不清楚张鑫、松村浩史有无向执行案件申请人支付40000元违约金，其也无相应证据。为证明刘志强逾期付款导致己方向债权人支付40000元违约金，张鑫、松村浩史提交了一张《收款收据》作为证据。《收款收据》内容为“今确认收到张鑫、松村浩史代各被执行人支付的违约赔偿金人民币40000元。至此，关于（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执行案件，及对应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收款人落款处有“许某、朱锋灵、曾伟、许丽娜袁启恩代”手写字样，落款日期为2020年5月30日。诉讼中，张鑫、松村浩史表示其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启恩律师即为（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执行案件申请人的代理人，40000元违约金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袁启恩律师。袁启恩律师表示其已将该40000元违约金以现金方式转交执行案件申请人，但执行案件申请人未出具相应收据。又查明，黄埔法院于2020年3月6日就（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案件制作的执行和解笔录显示，袁启恩为该四案申请执行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该执行和解笔录中，执行法官表示：“各被执行人可指定一名被执行人专门与我院联系缴款事项，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各被执行人则答复说：“我们同意由张鑫代表我们四个人与法院沟通，对他就该四案作出的行为我们予以认可。”还查明，一审诉讼中，张鑫、松村浩史主张，根据执行和解笔录的内容，当时各被执行人均表示同意由张鑫代表各被执行人与黄埔法院沟通，并对张鑫就该四案作出的行为予以认可，由此说明刘志强对于张鑫向执行案件申请人支付40000元违约金也是认可的；在刘志强发生逾期付款情形后，黄埔法院曾明确告知张鑫称刘志强已经逾期，全体执行人均已对债权人违约；黄埔法院无权免除被执行人对债权人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所以刘志强声称黄埔法院没有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说法不成立。一审诉讼中，张鑫、松村浩史表示对李憬超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但认为应当在判决刘志强支付该100000元时明确刘志强对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各自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金额，或者明确每个独立的申请执行的权利以便于执行，并主张100000元违约金应在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间平均分配。李憬超则表示其不同意平均分配100000元违约金，认为其应当占其中60%的份额。张鑫、松村浩史还主张，诉争的100000元违约金用以担保的并非债权人或者个别协议当事人的实际损失，而是全体守约义务人在执行案件当中的履行义务，以及可能面临的司法强制措施；在刘志强违约的情况下，其他的守约当事人可能面临增加赔偿义务、重新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以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在执行案件当中，当事人作出的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力，其对应的是司法程序的公信力以及对债权人的司法保护，这种价值是无价的，远超刘志强需要承担的100000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松村浩史为日本国公民，故本案为涉外民事纠纷。本案当事人未就《判决履行协议》产生的纠纷约定适用法律，该协议系就我国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的履行问题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李憬超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刘志强向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三人支付100000元违约金，张鑫、松村浩史对该请求无意见，故本案争议焦点即在于刘志强应否向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三人支付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金额如何确定。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刘志强签订的《判决履行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各自义务。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刘志强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存在逾期付款情形并无争议，刘志强在违反《和解协议》约定的同时违反了《判决履行协议》的约定，对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履行协议》约定“因任一方逾期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而造成四方全体于执行和解协议中违约的，由违约方赔偿100000元给其他守约方作为赔偿”，因此，刘志强应当以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三人为对象支付违约金。至于《判决履行协议》约定的100000元违约金是否合理，应当结合刘志强逾期付款行为对其他三人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刘志强在出现逾期付款情形后最终付清了（2020）粤0112执1811、1812、1813、1814号四案中应当由其承担的执行款项。对于张鑫、松村浩史所主张的有向执行案件申请人支付40000元违约金的事实，李憬超、刘志强均未予认可，张鑫、松村浩史据以证明该40000元违约金确有支出的证据仅为袁启恩律师代表执行案件申请人出具的《收款收据》，而袁启恩律师又属于张鑫、松村浩史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收款收据》不足采信，无法证明张鑫、松村浩史确有向执行案件申请人支付40000元违约金。换言之，现无证据证明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确有因为刘志强的逾期付款行为而遭受损失。因此，《判决履行协议》约定的违约金100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10000元。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就违约金在其三人内部如何分配与刘志强无关，且张鑫、松村浩史与李憬超就该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张鑫、松村浩史要求在本案中明确刘志强对其三人各自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金额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三人就违约金分配问题发生争议，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志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支付违约金10000元；二、驳回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志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负担2070元，由刘志强负担23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张鑫、松村浩史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袁启恩、张鑫、松村浩史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和解协议》履行期间及刘志强违约后，袁启恩与被执行人代表张鑫、松村浩史的沟通过程；证据2、证人许某的证人证言，证据3、许丽娜、曾伟、朱锋灵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2-3拟共同证明许某、许丽娜、曾伟、朱锋灵已经收到由袁启恩代为转交的40000元违约金。刘志强、李憬超对上述三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均系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刘志强、李憬超在二审时无证据提交。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判决履行协议》最后一段约定：“违约方还必须独自承担：黄埔法院立执行案（2020）粤0112执1811-1814号条款里的：各被申请人未按本协议如期足额履行支付义务的，本执行和解协议解除，取消对各被申请人‘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减免。各被申请人除需按生效判决确认的内容向申请人履行外，还需额外赔偿申请人律师费4万元以作为违约责任。”二审庭询时，张鑫、松村浩史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100000元违约金不包含40000元，因《判决履行协议》中约定的向申请执行人许某、许丽娜、曾伟、朱锋灵赔偿的40000元应由违约方即刘志强承担，就其垫付的40000元将另案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松村浩史系日本籍人，故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审理本案并无异议，故本院确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志强应向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支付违约金数额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判决履行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000元，刘志强主张予以减少，因此法院应根据上述规定判断该违约金的约定是否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从而认定是否应当予以调整。故张鑫、松村浩史上诉认为法院应当尊重合同意思自治，不应调整约定的违约金金额，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张鑫、松村浩史上诉认为刘志强的违约给其带来的损失是有可能被法院重新采取强制措施和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但其主张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的具体损失，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再次，张鑫、松村浩史是否有代刘志强向申请执行人许某、许丽娜、曾伟、朱锋灵赔偿《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40000元，因《判决履行协议》约定的是违约方既要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00元，还需自行向申请执行人赔偿40000元；且张鑫、松村浩史在二审庭询时明确就本案其主张的违约金100000元是不包含40000元的，而且其会另案主张该40000元的损失，故该40000元不应纳入本案考虑的损失范围。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刘志强的违约行为对张鑫、松村浩史、李憬超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1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张鑫、松村浩史上诉认为违约金应为100000元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鑫、松村浩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张鑫、松村浩史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翔审判员 徐 琳审判员 孙远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 涵林琳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