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02行终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艳迪，女，198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文书海闺技术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唐金玉，北京环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北楼10层。法定代表人李明肖，局长。委托代理人詹智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焦璐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主席。委托代理人王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兰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顾艳迪因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银保监局）所作投诉回复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所作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02行初1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顾艳迪及委托代理人唐金玉，北京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詹智团、焦璐璐，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王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9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2019〕290号《关于对顾艳迪反映问题回复的函》（以下简称被诉《回复》），该回复的主要内容为：“针对你投诉信中反映北京银行互联网中心支行（以下简称‘该行’）在网银业务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要求该行赔偿经济损失等问题，经我局核查，现回复如下：经查阅北京银行总行后台数据及相关业务凭证显示，2019年4月12日至4月30日期间，你在该行账户的对外支付交易均是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完成。在2019年4月12日，你银行卡账户的短信天使业务（即余额变动提醒业务）已通过手机银行客户端被主动关闭。未有证据表明该行在对外支付环节存在过错行为。针对你银行卡多笔资金转账情况，该行已于2019年4月15日、4月22日通过反洗钱系统分别向人民银行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并于2019年4月28日与你189XXXXXXXX的手机号联系，对你银行卡的可疑交易进行人工分析、识别，并记录分析过程，未见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不符的情况。关于你要求该行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不属于我局的职权范围，建议与银行金融机构协商解决。”顾艳迪对该回复不服，向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4月26日，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维持北京银保监局作出的被诉《回复》。顾艳迪不服上述行政行为，诉至一审法院称，其于2018年10月19日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处办理北京银行借记卡，卡号为×××。办卡后，顾艳迪开通了账户余额短信提示功能。顾艳迪于2019年4月29日接到北京银行电话，得知卡内资金有大量转出行为。顾艳迪当即登录网银查询账户，发现该卡内资金全部丢失，该期间顾艳迪从未收到账户余额变动通知，也未收到北京银行的任何账户资金异常提示。鉴于此，顾艳迪向银保监会提交投诉书，银保监会移交北京银保监局处理。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被诉《回复》。顾艳迪认为，多日内顾艳迪银行卡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向他人累计转账次数及数额存在明显异常，北京银行均未能识别，其未尽到严格审核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义务，未建立借记卡异常交易预警、监测及提示系统，未采取风险防控措施。北京银行的行为系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其银行安全设施及保障措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依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北京银行应对顾艳迪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顾艳迪认为被诉《回复》和被诉《复议决定》存在以下错误：1.北京银行应当对关闭短信天使业务具有身份审查与操作记录的义务，北京银保监局、银保监会应当要求北京银行举证谁关闭的该业务；2.顾艳迪在数十笔交易过程中没有向他人提供密码、U盾等任何信息，北京银行在顾艳迪的银行卡连续15天发生异常交易都没有任何风控措施，直至顾艳迪卡内资金为零了，才电话告知顾艳迪，北京银保监局、银保监会未尽到监管职责；3.顾艳迪对北京银行是否提交了大额交易报告有知情权。北京银行应当采取实际的风控措施，比如：限制交易、电话通知顾艳迪等，北京银行现有措施未能起到作用；4.顾艳迪对北京银行的问询表不认可，认为自己没有填写过问询表；5.对于顾艳迪银行卡的上述交易，北京银行没有合理解释，还声称要顾艳迪提供操作记录，实在是本末倒置。恰恰是北京银行、北京银保监局、银保监会的不作为导致顾艳迪发生严重经济损失。故诉请法院：1.依法撤销被诉《回复》；2.依法撤销被诉《复议决定》；3.依法判令北京银保监局对顾艳迪的投诉书重新作出回复；4.请求依法判令北京银保监局、银保监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北京银保监局一审辩称，一、北京银保监局对顾艳迪投诉的处理程序合法。二、投诉核查情况及相关答辩意见。（一）关于顾艳迪反映开通手机银行短信提醒，但从未收到北京银行交易信息相关提示的问题。2018年10月19日，顾艳迪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智能柜员机办理开卡业务，卡号：×××，预留手机号码：189XXXXXXXX同时通过智能柜员机开通了证书版网银和手机银行业务以及短信天使业务（即余额变动提醒业务）。北京银保监局通过调取北京银行总行部室后台数据等方式，对短信平台在上述期间向顾艳迪手机号码发出提示短信情况进行了核查。查询结果及后台系统数据显示，2019年4月12日发生多笔交易后，顾艳迪的手机银行客户端发出关闭短信天使业务的指令，北京银行系统向顾艳迪手机银行关联手机号189XXXXXXXX发送了验证短信。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输入正确短信验证码后，短信天使业务被关闭。根据北京银行手机登录及关闭短信天使业务操作规则，针对手机银行登录环节，如客户在绑定设备上进行登录，需同时录入开通手机银行业务时绑定的手机号码及手机银行登录密码；如客户在非绑定设备上进行登录，在录入开通手机银行业务时绑定的手机号码及手机银行登录密码同时，还需输入向客户绑定手机号码发送的验证码；关闭短信天使业务需在登录的手机银行客户端中输入绑定手机号中收到的验证码。操作日志显示，顾艳迪的手机银行客户端在登录状态下，验证了短信验证码后关闭了短信天使。因此，核查认为，顾艳迪银行卡账户的短信天使业务通过手机银行客户端被主动关闭，北京银行根据其发出的指令进行操作，且验证了相应的身份信息，未发现银行在办理上述业务中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二）关于顾艳迪称自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未向他人提供银行卡密码、U盾等任何信息，但卡内资金被全部转出的问题。2019年4月12日至4月30日期间，顾艳迪在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账户的对外支付交易均是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完成。北京银行提供的操作日志显示，顾艳迪账户每次转账均经过银行卡密码以及短信验证码或密盾验证码验证通过。关于顾艳迪是否向他人提供银行卡密码、U盾等任何信息情况，北京银保监局无法查证。但北京银行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顾艳迪曾于2019年5月8日至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进行沟通，沟通中称其被诈骗并且向犯罪分子提供过密盾验证码。因此，当前未有证据证明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在对外支付环节存在过错行为。（三）未发现顾艳迪反映的北京银行存在未尽到监测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等问题。经核查，2019年4月12日顾艳迪账户发生的累计人民币119万余元的交易（其中向张鸿宇累计划转人民币66万余元），2019年4月16日顾艳迪账户发生的累计人民币100万的交易（其中向张鸿宇累计划转人民币50万元），符合大额交易报告标准，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已分别于4月15日、4月22日通过反洗钱系统向人民银行提交大额交易报告。经核查，2019年4月28日，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反洗钱工作主管部门向支行下发问询表，问询内容为顾艳迪的银行卡在2019年4月9日至4月26日期间发生的103笔交易对手涉及张鸿宇、顾艳迪在微众银行的同名账户、顾艳迪在民生银行成都支行的同名账户的交易流水的资金用途情况。经查阅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问询表》，2019年4月28日支行经办员段晓蕾于2019年4月29日通过电话联系顾艳迪，问询内容涉及客户实际身份、与对手关系、存转款用途、交易用途关系等。基于上述调查情况，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反映其认为顾艳迪本人控制账户且知晓账户交易，对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调查问询积极配合，客户身份背景清晰，其自主从事商业行为且其对交易对手及用途解释清楚，因此针对顾艳迪相关交易情况，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未将其作为可疑交易报告。根据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的电子银行交易监控及反欺诈平台规则，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对手机银行登录、转账汇款及短信天使的有关交易纳入监控范围，对相应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并根据风险高低分类产生预警信息。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20日期间顾艳迪账户发生的交易不符合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制定的风险监控模型，未触发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预警标准，故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未对其账户采取管控措施，顾艳迪在起诉书中称北京银行应当对其限制交易、电话通知没有相应依据。北京银行的做法符合《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三）项、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四）关于顾艳迪反映其银行卡发生交易但网银中没有操作记录的问题以及要求银行赔偿的诉求。交易记录显示，顾艳迪于2019年4月12日至4月30日发生的对外支付交易均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完成，并非通过网上银行渠道，因此不存在相关操作记录。关于顾艳迪要求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赔偿被盗银行卡内2491255元的诉求，不属于北京银保监局的职权范围。因此，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被诉《回复》。综上所述，北京银保监局已认真履行了投诉事项答复职责，履职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不当之处。恳请贵院查明事实，判决驳回顾艳迪的诉讼请求。银保监会一审辩称，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顾艳迪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北京银保监局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银保监会转办的顾艳迪关于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的投诉材料，于2019年10月18日对顾艳迪作出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并邮寄，再次收到顾艳迪提交的投诉材料后，于2019年10月28日对顾艳迪作出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受理告知书。顾艳迪投诉的事项为：顾艳迪在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办理借记卡（卡号为×××）时，开通了账户余额短信提示功能。在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顾艳迪在未向他人提供银行卡密码、U盾等任何信息的前提下，顾艳迪名下的银行卡分笔向张鸿宇转账共计2,491,255元。转账期间，单日转账次数累计数十笔不等，单笔转账数额为5万元或以下，累计转账次数累计上百笔。且该期间顾艳迪从未收到账户余额变动通知，也未收到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的任何账户资金异常提示。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对上述资金变化均未能识别，未尽到严格审核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义务，并采取控制措施，系监管不力，其银行安全设施及保障措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且顾艳迪的网银登录记录显示在这上百笔交易中顾艳迪并未登录网银，网银互联协议查询历史操作记录里没有任何的操作记录。顾艳迪要求，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赔偿被盗银行卡内2,491,255元，加强网银互联业务的风险防控，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2019年11月10日、2019年11月11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向北京银保监局作出关于客户顾艳迪投诉的调查意见并提交相关材料。2019年11月15日，北京银保监局向顾艳迪作出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以情况比较复杂为由，决定延长办理时限15日。北京银保监局向顾艳迪邮寄上述告知。2019年11月29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被诉《回复》。同日，北京银保监局向顾艳迪邮寄被诉《回复》。顾艳迪不服被诉《回复》，向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银保监会于2019年12月18日收到顾艳迪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12月23日对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20年1月3日，北京银保监局向银保监会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及相关材料。2020年2月3日，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决定自2020年2月3日起中止案件的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将依法恢复审理。银保监会向顾艳迪邮寄上述通知书。2020年4月26日，银保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之后，银保监会向顾艳迪邮寄被诉《复议决定》。顾艳迪不服被诉《回复》及被诉《复议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北京银保监局负有对顾艳迪提出的投诉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的相应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银保监会具有对顾艳迪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本案中，针对顾艳迪提出的投诉事项，北京银保监局通过调阅资料、听取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的说明等方式展开全面核查。经核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被诉《回复》，对顾艳迪反映的情况予以回复，被诉《回复》认定事实清楚、内容并无不当。北京银保监局在对顾艳迪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并作出被诉《回复》时，履行了《中国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规定的相关程序，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银保监会收到顾艳迪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过审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并无不当。顾艳迪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顾艳迪的诉讼请求。顾艳迪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二被上诉人仅是程序性答复，并未真正核查北京银行的违法事实，所谓的核查并未尽到合理、审慎、监督义务；北京银行系统本身风险巨大，二被上诉人并未尽到监管义务，其作出的复议决定实质上并不合规；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北京银保监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银保监会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顾艳迪在举证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在一审诉讼期间，北京银保监局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材料（证明北京银保监局对顾艳迪投诉事项的受理、答复履职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1.顾艳迪投诉材料（投诉书、北京银行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2.顾艳迪投诉材料收件凭证（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转办单、顺丰速运单据、银保监会群众来信分办单）；3.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4.EMS详情单（邮单号：1085566805133）；5.顾艳迪投诉补充材料（短信截图）；6.顺丰速运单据；7.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受理告知书；8.EMS详情单（邮单号：1085566614933）；9.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10.EMS详情单（邮单号：1085566403233）；11.被诉《回复》；12.EMS详情单（邮单号：1085566217833）；第二组证据材料（证明北京银保监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3.关于客户顾艳迪投诉的调查意见（2019年11月11日）、银行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数据接收平台截屏及截屏说明；14.关于客户顾艳迪投诉的调查意见（2019年11月10日）；15.关闭短信天使后台系统截屏；16.短信提示记录；17.顾艳迪手机银行操作日志；18.光盘（顾艳迪在北京银行互联网支行营业网点问询相关录像记录）；19.录像整理文字材料；20.顾艳迪登录信息查询记录；21.顾艳迪转账记录；22.银行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数据接收平台截屏及说明；23.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关于印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操作规程》的通知；24.问询表；25.《北京银行零售电子银行交易监控及反欺诈系统制度》；26.北京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一审诉讼期间，银保监会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2019年12月18日，银保监会收到顾艳迪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2019年12月23日，银保监会向北京银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2020年1月3日，北京银保监局作出复议答辩并提交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4.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证明2020年2月3日，银保监会作出中止通知书；5.邮件交寄单（收据），证明2020年2月11日，银保监会寄出中止通知书；6.被诉《复议决定》，证明2020年4月26日，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7.邮件交寄单（收据），证明银保监会及时交寄，顾艳迪于2020年4月30日签收。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北京银保监局、银保监会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据的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规定，北京银保监局对其辖区范围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对顾艳迪提出的投诉申请具有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银保监会作为北京银保监局的上级机关，具有针对该局所作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北京银保监局收到顾艳迪的举报材料后，通过调取北京银行总行部室后台数据、操作日志、监控录像、听取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所作说明等方式，对包括账户余额短信提醒业务关闭、多笔资金转账及审核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等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在该过程中未发现北京银行存在违法违规或系统漏洞的情况。后北京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顾艳迪就投诉事项一一进行了回应，已尽到作为银行监管主管机关的调查处理的职责，在此基础上所作被诉《回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并无不当。银保监会对北京银保监局所作被诉《回复》进行了审查，所作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顾艳迪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顾艳迪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荣远审 判 员 周建忠审 判 员 杨 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郭元君书 记 员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