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0民终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锡桐，男，197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雪冬，辽宁襄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朝龙，男，197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忠强，男，197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德印，男，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景柱，男，197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春重（曾用名：邹春雪），男，197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成波，男，197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个体。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辽宁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锡桐因与被上诉人范朝龙、徐忠强、马德印、郝景柱、邹春重（曾用名：邹春雪）、穆成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灯塔市人民法院（2020）辽1081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锡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雪冬，被上诉人范朝龙、徐忠强、马德印、郝景柱、邹春重（曾用名：邹春雪）、穆成波及六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锡桐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2020）辽1081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法院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与一审法院均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因此应按照合同协议履行相关约定。二、六被上诉人保证于2019年10月30日前将全部的养殖鱼出完，在2019年10月30日未拉走的鱼按照每月每市斤增加0.2元的价格收购，直到购完为止。2019年10月30日左右，上诉人未同意以4.3元/斤收购养殖鱼，要求以4.8元收购。被上诉人同意按照2019年10月30日未拉走的鱼按照每月每市斤增加0.2元的价格收购。2020年3月左右，上诉人多次与被上诉人协商履行《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事宜，被上诉人以发生疫情，无力履行为由，表示已经无法履行协议。上诉人被迫于2020年4-5月份，将养殖的鱼以当时的市场价3.3-4元出售给被上诉人。三、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养殖鱼，上诉人提供了详细的合格鱼的数量、斤数、品种、转款记录等，通过上述资料可以计算出按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的赔偿。一审法院以无法计算合格的鲶怀鱼，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是推卸责任，该判决未体现公正、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范朝龙、徐忠强、马德印、郝景柱、邹春重（曾用名：邹春雪）、穆成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鲶怀鱼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但并不代表应完全按照该协议履行。二、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出现，经双方协商对履行合同的期限、价格进行了变更，并按照变更后的合同条款进行了履行，而且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均实现了签订合同的目的，并不存在被上诉人违约的问题。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诉与事实不符，且证据不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是在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部分条款变更，双方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条款履行。被上诉人在发生新冠疫情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时间的情况下，与上诉人协商履行了合同，无任何违约行为，故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戴锡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履行原、被告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和《养殖户补充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购鱼款差价合计392，563元。2、要求被告按照原、被告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和《养殖户补充协议》，支付原告违约金156，173元。3、要求支付尚欠购鱼款392，563元从起诉之日起至给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公布的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事实与理由：六被告系合伙关系，经营收购养殖鱼。2019年7月18日，原告与六被告达成养殖鱼买卖协议，并签订了《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后又签订了《养殖户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六被告收购原告养殖的鲶怀鱼，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10月30日，具体收购时间由六被告决定。收购的鲶怀鱼价格为每市斤4.8元。六被告保证于2019年10月30日前将全部的养殖鱼出完，在2019年10月30日未拉走的鱼按照每月每市斤增加0.2元的价格收购，直到购完为止。六被告于2020年4月26日至5月12日将原告养殖的鱼拉走，其中4月拉走246，238斤，五月拉走120，000斤，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2020年4月出鱼，价格为每市斤6元，5月出鱼为6.2元。但六被告按照每市斤3.3元至4元的价格支付购鱼款，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购鱼款相差392，563元。双方签的协议如果出现一方违约则按照协议约定商品鱼数量约定价格的20%赔偿给未违约方。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购鱼款，被告方违约，应支付原告违约金156，371元。原、被告就差价款问题未达成一致，现诉至法院。六被告一审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履行的成品鱼数量为12万斤，原告按366，238斤计算不符合约定。原、被告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和《养殖户补充协议》可以确定双方明确收购的鱼的数量为12万斤，原告也同意按照此合同履行。二、被告严格按照合同履行，无任何违约责任。被告收购原告的养殖鱼是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协商后确认的价格进行的收购，被告收购超出合同部分约定的鱼数量是出于好心帮助。综上，原、被告合同依据协议变更，并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双方应按变更后的合同履行，被告已经完全按照合同履行，且已经履行完毕，无任何违约行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戴锡桐系淡水鱼个体养殖户，六被告系淡水鱼买卖合伙人。原告与六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签订《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后原告又于2019年9月中旬与六被告签订《养殖户补充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六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前将原告养殖的全部质量合格的鲶怀鱼以每市斤4.8元价格收购完毕，鱼的质量要求为规格1-4市斤，药品检验合格，杂鱼、烂鱼单独定价，总数量为12万市斤（可上下浮动15%），经六被告同意每延后一个月收购鱼每市斤增加0.2元，一方违约按约定鱼全部数量价格的20%赔偿另一方违约金。另查，原、被告双方于收购期限届满前后协商收购原告所养殖的鱼事宜，六被告提出以当时市场价每市斤4.3元不论质量是否合格全部收购。原告不同意，要求按约定每市斤4.8元收购，原、被告双方没有重新达成收购协议，原告也没有自行卖鱼。后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4-5月份，原告所养殖的鲶怀鱼才被六被告以每市斤3.3-4元不等价格全部收购完毕。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以及《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养殖户补充协议》、收购清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鲶怀鱼养殖收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基本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六被告在协议期限届满前后欲以每市斤4.3元收购原告所养的不论合格与否的全部鲶怀鱼，六被告虽称鱼行情不好，其他很多养殖户均按此价格收购完毕，但在本案原告不同意的情况下，六被告应以每市斤4.8元收购原告符合协议书约定的数量以及质量全部合格的鲶怀鱼，原告也应在收购期限届满后自行卖鱼以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诉请六被告赔偿其2020年4-5月份实际出卖的全部鱼的价款与全部鱼每市斤4.8元及延后一个月收购增加0.2元计算的价款差价392，563元、违约金156，371元以及差价利息损失，依据不足。因原、被告均没有证据证明其中符合协议书约定的质量全部合格的鲶怀鱼有多少斤，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也无法确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以支持。待原告证据确实充分后，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戴锡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9元（原告预交4，645元），减半收取4，645元，由原告戴锡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戴锡桐提交新证据：证明在2019年8月25日被上诉人范朝龙给付上诉人定金10,000元的事实，因为补充协议没有时间，定金和补充协议是同时发生的，证明补充协议是在2019年8月25日签订的。六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属实，没有争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签订后，双方可协商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后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4-5月份，上诉人所养殖的鲶怀鱼才被六被上诉人以每市斤3.3-4元不等价格全部收购完毕。应视为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变更，并履行完毕。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及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戴锡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89.00元，由上诉人戴锡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曹丽娜审判员  王 娜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李雪书记员徐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