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黔27民申2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邓某1，男，2018年2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法定代理人：邓某2，男，系邓某1之父。 法定代理人：张某，女，系邓某1之母。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邓某2，男，1999年9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二再审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邓书元，男，1967年1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户籍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瓮安县中医院，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杨超，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祥华，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霖，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邓某1、邓某2因与被申请人瓮安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3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邓某1、邓某2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3995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2、再审依法判决瓮安县中医院赔偿再审申请人医疗费108824.6元、护理费139543.69元{邓书元护理费15000元（月工资）／30天＊65天＝32500元＋邓某2护理费63530元（2018年黔南州职工上一年度年均工资）／365天＊340天＝59178.63元＋张某63530元／365天＊（340-65天）＝47865.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340天＝34000元、交通费6530元、住宿费1605元、鉴定费25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26857.69元{邓书元误工费15000元（月工资）／30天＊29天＝14500元＋（邓某2、张某、赵书菊）误工费63530元（2018年黔南州职工上一年度年均工资）／365天＊（30＋28＋13）天＝12357.69元}、律师费55000元，共计424860.98元，扣除被申请人先行垫付申请人医疗费80000元和已经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157830元，被申请人还要支付医疗赔偿金187030.98元（424860.98元-80000元-157830元。关于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法院变更诉讼情况，即关于后续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以及其他等费用，可待患者邓某1年龄达到可做医疗鉴定时再另行主张其他费用的权利；3、一审、再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再审理由一，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次要责任无充分证据。2018年2月21日再审申请人邓某2的儿子邓某1在瓮安县中医院出生。瓮安县中医院负责接生的医师因邓某1宫内缺氧连续五小时未作相应处置，致邓某1五级伤残（《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规定的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相当于五级伤残。本标准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的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后经贵阳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评定为二级伤残，实际相当于二级乙等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书》结论：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第四页底部医方存在的缺陷：2月21日7时26分，胎儿宫内缺氧未做相应处置和连续胎心音监测，直到2月21日12时29分会阴侧切术娩出。负责接生的三位医师明知胎儿宫内缺氧会导致胎儿死亡或残疾，从2月21日7时26分至12时29分止，共计五小时未采取措施。医疗事故出现后，医院未第一时间上报卫生局，于2019年3月以前对邓某1抢救、医治、康复治疗及医疗费支付未尽妥善处理的义务，而给患者邓某1造成伤害扩大，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四条：“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五条：“发生发现医疗事故过失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该医院严重失职。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医师在职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二）由于不负责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三）造成医疗事故的；（五）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十二）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传染病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也符合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纯属犯低级错误，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有过错，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一）瓮安县中医院过错行为体现以下几点：1、2018年2月21日7时26分至7时23分，胎儿心电图提示：胎儿宫内缺氧，负责接生的医师未及时对胎儿宫内缺氧进行处理，又未对胎儿行心电图继续监测，未对胎儿宫内缺氧这一风险尽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该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的，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该医师明知胎儿宫内缺氧会威胁胎儿生命安全，却放任这样结果发生，这是严重故意失职违法行为。2、2018年2月21日7时26分胎儿心电图提示：胎儿宫内缺氧会威胁胎儿生命安全，临时医嘱：2018年2月21日8时44分有副主任以上医师诊查费，病历却无副主任以上医师2月21日日常查房记录及处理意见。该科主任医师蒲维副主任以上医师职称对该孕产妇未进行监管，严重失职，为故意严重失职违法行为。3、临时医嘱：2018年2月21日8时50分行人工剥膜术，9时进产房未在产房进行无菌操作导致新生儿重度感染，再说该产妇2月21日2时至9时，宫缩规律产程进展正常，却行人工剥膜术促进产程进展，使宫缩加快加强，导致胎盘血循环障碍，加重胎儿宫内缺血缺氧，最终新生儿重度窒息，违反医疗操作规章制度，这为医疗违规行为。4、错误行人工剥膜术后，2018年2月21日10时45分到11时5分，胎儿心率：90-180次／分，100-200次／分不等并记录有“遵医嘱予碳酸氢钠250ｍｌ静滴，纠正胎位”，而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有“......行人工剥膜术，促进产程进展......必要时急诊行剖宫产终止妊娠”，直到12时29分会阴侧切术产出一活婴（新生儿重度窒息）。这说明宫内胎儿有胎位不正、头盆不称、胎儿宫内窘迫、窒息、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三位医师在应知应会的情况下，为何不行剖宫产终止妊娠，却放任这种悲剧发生，这属于医疗违规、故意失职违法行为。5、该病历产程记录与临时医嘱，同一事实、时间记录不一致，有篡改病历作伪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误：（二）遗失、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主要体现以下几点：（1）2018年2月19日9时30分该孕产妇入院，2018年2月21日12时29分生产，2018年3月2日本人在瓮安县中医院医务科要求复印病历，该产科医师明确表示病历未完成（病历管理制度规定：住院病历在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出院病历要求病人出院当日完成），医务科违反病历管理制度。（2）产程记录：该孕产妇产程进展正常，却行人工剥膜术促进产程进展，不符合逻辑推理。（3）产程记录：“2018年2月21日9时进产房，持续胎心音监测，低流量吸氧，9时行人工剥膜，见羊水清，量约100ｍ”，临时医嘱执行时间：“2018年2月21日8时50分59秒人工剥膜术，2018年2月21日9时5分59秒进产房”，二者时间记录不一致。（4）产程记录：“2018年2月21日9时30分，遵医嘱予留置针建立静脉通路，予复方氯化钠500ｍｌ静脉滴注”，临时医嘱：“2018年2月21日9时建立静脉通路，复方氯化钠（500ｍｌ／瓶）ｘ1500ｍｌ静滴，立即40-50滴／分”，二者时间记录不一致。（5）产程记录：“2018年2月21日12时29分，会阴保护下娩出一活婴，停止吸氧，检查者：石正慧”，临时医嘱：“2018年2月21日12时36分，单胎顺产接生，执行者：张荣靖，执行时间：2018年2月21日12时36分7秒”，二者时间记录不一致。（二）瓮安县中医院等行政领导不尽职、不履职、不作为，主要体现以下几点：1、2018年2月21日12时29分，医疗事故发生后，医方未及时上报卫生局，患者邓某12018年2月21日至3月19日先后在黔南州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医方五位行政领导对医疗事故应急处理未尽义务。2、2018年6月15日，医疗事故技术报告书明确表示：该医疗事故医方负主要责任。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10月13日，患者邓某1因病危在贵阳儿童医院抢救治疗，医师建议病情稳定后转康复科继续住院治疗，未到出院，医方明知医疗事故鉴定是医方负主要责任，院方停止支付医疗费。医院认为医疗事故是该出的，大不了保险公司担责。把知情同意书作为生死状予以免责，明显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同意书造成人生伤害，免责条款无效”。2018年6月15日，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书医方存在的缺陷：（1）2018年2月21日7时26分，胎心监护提示：有变异减速、基线变直，意味着胎儿宫内缺氧，但未作相应处置和连续胎心监测。（2）行人工剥膜指针不明确。（3）2018年2月21日10时45分，产妇宫口开全，胎心仍异常（90-180次／分）仅给予糖水及碳酸氢钠复苏策略无效，应行阴道检查，对分娩方式进行充分评估，以及早结束分娩，胎儿直到12时29分才行阴道侧切术娩出胎儿，故产程处理上存在延误。（4）医方产程延误与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有因果关系。（5）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以上几点，既然责任明确，直到2019年3月以前医方对患者邓某1医治、抢救及医疗费用支付未尽义务。患者邓某1病情严重，被申请人乘人之危，企图以不公平的最低赔偿调解作了结，就这样拖着不管的心态延误治疗，造成二级伤残。3、2020年4月2日，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瓮安县中医院赔偿患者邓某1已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壹拾伍万柒仟捌佰叁拾圆（157830.00元），故意拖欠不履行义务，且不但不履行判决书所判决的内容，反要求患者邓某1家属偿还该医院应先行垫付医疗费4万元，变向的克扣患者邓某1医疗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必须的救命钱。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黔南州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记录显示：“…相关病情及治疗方案、预后已告知家属，家属商议后决定签字出院，院外一切责任自负，请示张利军科主任医师后同意办理出院…出院医嘱：建议继续住院治疗。”，住院医师王美娟向患者家属已尽告知义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并无违反医学伦理学原则，患者及患者家属完全有权利选择第二家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并且经张利军科主任医师同意后办理出院，并非颤自出院。出院医嘱：“建议继续住院治疗”并非说：“建议继续留在本院住院治疗”，出院医嘱是对患者表示：出院后要求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例如：判决书所说的贵阳儿童医院出院医嘱：“1.避免受凉及预防感冒；2.口服妥泰、醋酸泼尼松片...；3.密切观察患者发育情况，如有不适，门／急诊随诊”。患者邓某12018年2月24日17时出院，于2018年2月25日9时尊黔南州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医嘱：继续入住瓮安县中医院住院治疗，瓮安县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为医疗事故心知肚明以“无单病房，恐怕发生医院新生儿感染”为由拒绝收治住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随后入住瓮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非放弃住院治疗，该医院故意严重失职，对邓某1造成人身损害致重残存在过错，反而说患方对最终损害所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理由何在。综合以上事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书并没记录有黔南州人民医院以及整个产程过程中患方所存在的过错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有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医方对此并无举证证明患方有过错行为，因此，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患方承担次要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款：“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医疗事故为二级伤残故意违法行为和后果关系非常严重，生活不可自理，二级伤残生命继续生存无法保障，符合故意损害致人特重残全部要件。瓮安县中医院负责接生的医师故意严重失职，犯低级错误，五位行政领导明知该医院三位医师故意严重失职，犯低级错误，却不尽职、不履职对患者邓某1抢救、医治、康复治疗及医疗费支付应急处理未尽义务，错上加错，给患者邓某1二级丁等医疗事故对应的伤残等级相当于五级扩大到二级伤残，这属于故意侵权行为，因此，瓮安县人民法院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仅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一纸说明“医方负主要责任”判决患方承担次要责任实在过于草率，以及缺乏充分证据，适用法律错误。疾病本身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错误，分担责任“考虑与原有疾病之间的关系”是部门保护条款，跟疾病与过错担责没有关系，邓某1宫内缺氧立即行剖宫产足以防范解决，无“不可抗力”不应抵销医院失责渎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医方犯低级错误，故意侵权致他人特重度残疾，过责一致应负完全责任而并非主要责任。 再审理由二，瓮安县人民法院对提供患者近亲属工资收入证明，以假乱真，错误判决：瓮安县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供亲属医疗事故以前的工资收入证明作为护理费计算不予以认可，以假乱真，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护理费酌情参照2019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标准43654元／年计算...”，无法律依据，医疗事故赔偿应该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行，严重违反《医疗事处理条例》第五十条（二）、（四）款、《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一条之规定。理由如下：申请人已提供医疗事故后患者近亲属邓书元的工资收入证明8000元／月，出具时间：2018年11月23日，邓书元（邓某1之爷）在福泉市牛场友好医院工作，张某（邓某1之母）2018年2月19日9时入住瓮安县中医院妇产科侍产，邓某1于2018年2月21日12时29分生产并遭遇人祸，正置邓书元过春节（春节日2018年2月15日）休假时期，2018年2月21日医疗事故发生后到2019年5月，患者邓某1年幼因多次病危住院以及门／急诊治疗，邓某1之爷邓书元不得不参与医疗事故救助、纠纷的处理，解囊救命，家属昼夜守护，无法回原工作单位正常上班，但不等于不是原单位的职工，因此再审申请人提供邓书元工资收入证明8000元／月，出具时间：“2018年11月23日”在医疗事故发生时间（2018年2月21日）后至瓮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间（2020年1月13日）前合理合法，而瓮安县人民法院错误的把工资收入证明8000元／月，上班时间：“2016年8月至2018年2月”看成医疗事故发生以前的工资收入证明不予以认定，以假乱真，尽量让事故医院减少赔偿。赵书菊、邓某2、张某无工作单位，无固定收入，但不等于没劳动无收入。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计算”；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四）款：“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一条：“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针对瓮安县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供护理人员邓书元、赵书菊、邓某22018年2月份即医疗事故后的工资收入证明，再审申请人再提供患者近亲属邓书元近期工资收入证明15000元／月，上班时间、工资证明出具时间：“2019年12月4日”仍在医疗事故发生时间（2018年2月21日）后至瓮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间（2020年1月13日）前，该证据也并无不合理合法，赵书菊、邓某2、张某无固定收入，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工资63530元／年（2018年黔南州职工上一年度上岗职工年均工资）予以认定。但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误工费、患者住院护理费，必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另行计算。1、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误工费；2、住院护理费。 再审理由三，律师费为案件诉讼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并不是再审申请人的错，是法院工作人员失职。理由：申请人于立案后在立案庭补交家庭贫困证明及要求法院免交或者是延迟交付上诉费时一同交的律师费复印件，当时在民事诉讼状第一页底部写有：律师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并注明有日期，当时快要下班了，也许是立案庭工作人员失职弄丢了。这里补交新证据律师费复印件，请求依法再审判决瓮安县中医院承担申请人律师费55000元。 被申请人瓮安县中医院答辩称：第一，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原审法院查明，被答辩人邓某1之母张某2018年2月19日9时39分入住被答辩人医院，2018年2月21日12时29分行会阴侧切分娩出被答辩人邓某1，因邓某1出生重度窒息等原因，经贵州省遵义医学会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遵义医鉴（201816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答辩人作为医方在产程处理存在延误与新生儿重度室息、缺血缺氧性脑病有因果关系，故结论认定案涉病例属于二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答辩人）承担主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鉴定结论出来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未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说明对该鉴定结论的认可，且被答辩人原审庭审表示不予认可该鉴定结论，却提出以该鉴定结论作为精神抚慰以及生活补助等依据，原审法院以该鉴定结论作为依据，并结合被答辩人原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相关事实，并依照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关认定，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完全正确，依法应当维持。第三，被答辩人再审请求毫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一）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再审请求：1、贵州省遵义医学会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遵义医鉴（201816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认定，案涉病例属于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由医方即答辩人承担主要责任，被答辩人再审称“经贵阳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评定为二级伤残，实际相当于二级乙等医疗事故......”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残疾证是认定残疾类别等别的证件，不能作为医疗事故等级的支撑。2、被答辩人再审称“负责接生的医生......未及时对胎儿宫内缺氧进行处理，又未对胎儿行心电图继续监测......”，事实上从被答辩人邓某1之母进入产房待产后，负责接生的医生一直在与其母亲张某沟通，并一直进行着持续胎心监测，并不存在放任结果发生的行为。3、被答辩人再审称“病历却无副主任以上医师2月21日日常查房记录及处理意见......”，翻看张某整个从入院到出院的记录，是存在查房记录的，张某病历病程记录中明确记录有蒲维（副主任医师）科主任查房，查房记录正能很好的显示主任医师蒲维有对张某进行监管，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严重失职。4、被答辩人再审称“未在产房进行无菌操作导致新生儿重度感染......产程正常却行人工剥膜促进产程进展......”。虽然从临时医嘱的记录上面显示的是8时50分行人工剥膜术，9时进产房，但临时医嘱显示的时间只是预示着下一步要作什么，并不是具体的执行时间，具体执行时间与医嘱记录不一致符合逻辑的。事实上，张某一直在产房内，并不是像被答辩人所说的“未在产房进行无菌操作导致感染”，且从遵义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上看因果关系并未包含这一项；在对张某进行胎心监护，发现其胎监的显示为可观测胎监，开始出现不规律宫缩，故在几位医师讨论后决定行人工剥膜术观察羊水的性状，以决定下一步的分娩方式，破膜后见羊水清凉且胎监正常，故决定阴道分娩，被答辩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导致胎盘血循环障碍，加重胎儿宫内缺血缺氧”。5、首先病例记录显示“遵医嘱予碳酸氢钠250ｍｌ静滴，纠正胎心”，而不是向被答辩人再审称的“纠正胎位”；被答辩人再审称“宫内胎儿有胎位不正、头盆不称”，毫无证据予以佐证，在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张某是在经会阴侧切分娩出被答辩人邓某1，据常理，若腹中胎儿出现头盆不称等情形是不能自然分娩的，遵义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上也明确表明无头盆不称；而且在张某整个医院待产过程中有进行Ｂ超检查，Ｂ超检查报告单中并未显示存在胎位不正的情况，被答辩人的这一说明完全是自己的臆断，无证据予以佐证。6、被答辩人再审称答辩人存在篡改病历作伪证的行为无任何证据佐证。（1）关于病历复印问题。被答辩人再审称“住院病历在入院后24小时完成，出院病历要求病人出院当日完成”，答辩人作为医方是按照规定完成的，答辩人之所以未能复印病历，是因为按照制度要求病历在患者出院当天完成后需要在7个工作日内归档，张某于2018年2月23日出院，2018年3月2日复印病历时病历已完成但未归档，故没有复印，并不存在篡改病历；（2）对张某进行胎心监护，发现其胎监的显示为可观测胎监，故在几位医师讨论后决定行人工剥膜术观察羊水的性状，以决定下一步的分娩方式，破膜后见羊水清凉且胎监正常，故决定阴道分娩，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不符合逻辑；（3）临时医嘱医师下嘱咐下一步要做什么，顺序是医生先下医嘱，然后再执行，具体执行的时间与临时医嘱记录存在不一致是符合逻辑以及客观事实的，并不存在篡改病历；（4）翻看张某产程记录，明确写明在9时建立静脉通路，只是因为无法一行书写完毕而另起行书写，导致记录存在下移，并不是被答辩人称的篡改记录；产程记录与护理记录时间是吻合的，静脉通路均是在9时建立；（5）虽然答辩人上述表示临时医嘱是医师嘱咐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再具体执行，但针对于产妇何时娩出胎儿，所有人不能判断出准确时间，而要在分娩结束才有具体的执行时间，故而分娩时间是12时29分，执行时间记录为12时36分，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故而被答辩人称答辩人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完全是自己的推断，无证据予以佐证。7、关于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方行政领导不尽职、不履职、不作为等行为。首先，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行政领导对医疗事故应急处理未尽义务，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方一直与被答辩人保持联系，在被答辩人邓某1家属找到院方领导时，领导也多次接见并交谈，也一直积极配合被答辩人进行治疗；其次，在事故发生后，原审庭审前答辩人共计向被答辩人先行支付8万元用于被答辩人邓某1的治疗，而并没有向被答辩人所称的停止支付医疗费，并且有派专人陪被答辩人方到上级医院进行治疗，后答辩人一直积极配合被答辩人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在医疗事故结论出具后，也曾与被答辩人方进行调解，并没有乘人之危、企图以不公平的最低赔偿调解作了结，被答辩人并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拖着不管心态延误治疗造成二级伤残，且二级伤残只是邓某1的残疾证上显示为二级，并非司法鉴定；再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显示，答辩人作为院方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非全部责任，原审法院在综合认定本案的证据后认定答辩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错误，在庭审结束后、判决下发前，除了上述陈述的先行支付8万元外，答辩人另外支付给被答辩人方4万元，因未在判决书中体现，故答辩人预想将支付的4万元在最终款项中予以扣除，并与被答辩人进行协商，但并不存在变相克扣所谓的救命钱。8、遵义医学会的医疗事故结论为答辩人承担主要责任，而并非全部责任，虽然事故的发生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但不能说答辩人方存在故意致人损害，被答辩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所称的故意致损，原审判决已经明确查明因邓某1年纪尚小无法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被答辩人却一直称答辩人故意将五级伤残扩大到二级伤残，故意侵权致他人特重度残疾毫无事实、法律依据。（二）关于被答辩人提出在再审理由二。1、《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是“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本案涉案患者邓某1为未成年人，并没有固定收入，不能计算误工费。2、原审庭审中，被答辩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答辩人支付医疗费10882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0元、交通费6530元、住宿费1605元、精神抚慰金183132元、鉴定费2500元、护理费142749.64元，根据答辩人自己提供的赔偿计算，并未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进行计算；被答辩人原审仅提交了一份邓书元工资收入证明，并未提供其余证据进行佐证，不仅仅凭一份收入证据就径行认定，再审提交的工资收入证明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被答辩人原审没有提供患者需要2人护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参照2019年护理行业标准计算2人护理费并无不当。（三）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再审理由三。被答辩人再审称是原审法院的工作人员将其提供的律师费证据弄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即使原审法院审理时，被答辩人提供有律师费发票，法律有明确规定律师费承担的情形，本案均不符合被答辩人承担律师费的情况；虽然没有医疗事故，可能不会发生涉案纠纷，但是否聘请律师代理是自己的选择，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即使被答辩人再审重新提交律师费证据，但亦不应当由答辩人来承担责任。第四，最高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度，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对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如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寻求权利救济。由此，法律已对当事人的权利赋予充分的程序保障，二审程序亦应成为当事人寻求权利救济的常规途径。再审审查程序是民事诉讼法在法定情形下赋予当事人的特殊救济措施，是当事人在穷尽常规救济途径后的特殊救济程序。鉴于该特殊性，对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亦应严格把握，否则可能导致申请再审权利滥用，有违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和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到本案，在一审判决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均未就原审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双方对原审判决的认可，亦为对自身权利的正常处分，并且在原审判决生效后，被答辩人向人民法院就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被答辩人却在答辩人履行完毕以后申请法院再审，是对权利的滥用，应依法对被答辩人再审申请不予审查。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公断，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对于被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次要全部的问题。经审查，对于本案中双方的责任发生争议后，已经遵义医学会作出了事故责任鉴定结论，再申申请人虽然不认可该份鉴定意见书，但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鉴定意见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该鉴定意见书合法，采信该鉴定结论意见作为划分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依据，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被申请人瓮安县中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80%，即再审申请人因医疗损害所遭受的损失，由被申请人瓮安县中医院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第二，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是否得当问题。经审查，因再审申请人未提供护理人员邓书元、赵书菊、邓某22018年2月份即医疗事故之后的工资收入证明，原审法院酌情参照2019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标准43654元／年计算，同时结合再审申请人邓某1的实际情况和住院情况，原审法院酌定护理人数为2人，认定护理费计算为43654元／年÷365天×340天×2人＝81328元并无不当。第三，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误工费问题。因对于再审申请人邓某1属于刚出生的婴儿不存在误工损失，而对于再审申请人邓某2以及邓书元、赵书菊、张某，并非本案的受害当事人，其主张误工费无法律依据。第四，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律师代理费问题。因本案属于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纠纷，双方在发生纠纷后，再审申请人可采取自行协商等私力救济的方式，也可利用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维权。同时，具体到采取诉讼方式维权时，再审申请人可通过委托律师、近亲属或推荐代理等直接到庭的方式行使诉权。由此可知，律师代理费不是再审申请人实现其权利所产生的必然支出，故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申请人邓某1、邓某2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邓某1、邓某2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