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闵长海，男，1967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昊，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红岭，男，1965年2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珊，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闵长海因与被上诉人董红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5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闵长海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片面截取部分往来事实作为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董红岭和闵长海自2018年起发生往来，款项进出近百笔。两人之间的往来是持续的，绝对不能割裂审查某一笔款项。在双方过往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董红岭知道实际借款人为闵某，其借款给闵某就是为了获得闵某支付的高额利息(见2018年1月13日聊天记录---“闵:我是帮我孙女的忙，也感谢你们的支持!”董：“她用这么高利息的钱做的什么生意呀”；2018年11月30日聊天记录——“闵:今天没有问题，她说快了。”董:“好的”；2019年3月14日聊天记录——董:“不客气，200个明天转给闵某后还得请你打个借条给我”)。闵长海与董红岭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均在一审审理中提交，一审法院片面地截取与涉案款项相关的聊天记录，作为认定借款人为闵长海的证据，是明显错误的。另外，涉案借款行为都发生在董红岭和闵某之间，是闵某直接向董红岭借款，董红岭将资金转给闵某后，让闵长海出具借条进行确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闵长海指定了收款人并要求董红岭打款，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不仅要有实际交付款项的实质要件，还需要符合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形式要件。本案中，综合双方长期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闵长海与董红岭之间从未达成借贷合意，闵长海从来没有向董红岭借款的意思表示，案涉借款都是在董红岭与闵某之间直接发生，闵长海只是在借款结束后应董红岭的要求对涉案款项进行确认。出借人在借款时明知款项由实际借款人使用而要求名义借款人打下借条的，系借名借款。借款履行由实际借款人进行，名义借款人未享受借款利益的，应当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董红岭明知是实际借款人为闵某，应当由实际用款人即闵某承担还款责任，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董红岭和闵长海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名义借款人闵长海、董红岭与案外人闵某之间是借名借款关系，闵长海与闵某之间实际上形成隐名代理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本案关键证据，以至于未能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不能仅看双方往来中的一部分，而是应当综合全部证据了解真实情况，据闵长海所知，董红岭长期以庞某、王某二人名义操作手机网银，对外高利放贷金额超千万元以上。一审中，闵长海两次向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查清董红岭及其他打款人的银行贷款、贷款资金流向等。该事实对认定本案借款关系的效力以及董红岭等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犯罪至关重要。但一审法院并未调取相关证据，导致对案件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四、一审法院将建湖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作为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明显错误。闵长海在接受建湖检察院询问时，始终陈述:董红岭知道并同意借钱给闵某，只是需要闵长海做个手续。起诉书中的相关描述错误，与询问笔录的内容并不相符。同时，起诉书仅代表检察机关的单方意见，不是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作为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证据。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合双方全部往来可以看出，董红岭出借资金来源并非个人合法的自有资金，董红岭资金来源是向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包括案外人庞某、王某、朱某、孙某、周某等人均是直接向闵某打款)。另外，结合董红岭是银行分理处主任的特定身份，他与案外人也涉嫌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后，以谋取息差为目的将该资金高利转贷。通过以上事实，根据最高院《全国第九次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董红岭与实际用款人闵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不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法院遗漏计算已还款项，欠款本金计算错误。即使认定闵长海和董红岭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效，一审时闵长海已提交闵某还款47万元本金的证据，一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也没有将47万元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董红岭辩称：一、关于事实方面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认为除案涉借款外，被上诉人就与上诉人之间的剩余债权依法提起了诉讼，现建湖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2020）苏0925民初191号】。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往来较多，但之前双方账目均已结清。因案涉款项均是被上诉人转至案外人闵某的银行卡，而剩余债权由被上诉人直接转至案外人银行卡，两种类型的支付方式，加之约定的利息均相同，两者之间既没有交叉，也没有任何矛盾，被上诉人选择分别起诉是其依法享有的诉权，原审法院依法、全面审查后作出一审判决。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明知“实际借款人为闵某”属于表述不准确，案外人闵某应是案涉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熟悉多年双方之前有过多笔往来，上诉人均能依约兑现。案涉借款发生前上诉人提出借贷请求，而被上诉人并不关注资金的具体用途，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只要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即可，才发生案涉借贷。二、关于法律关系方面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认为，所谓借名借款行为，是指借名人以出名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只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借款合意，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还款义务。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出借款项的交付义务，故应认定合同相对方为上诉人。即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目的是为提供款项给案外人使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上诉人以借款人的身份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事实。至于上诉人取得借款后将其转借给案外人，是其支配款项的行为，即使出于非盈利目的，亦与被上诉人无关。事实上，案外人向上诉人借款并向其出具借条，案外人对所借款的资金来源并不明知，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往来款已认定的数额就有808万元【建检诉刑诉(2019)442号起诉书】之多，案外人是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借贷合意。因此本案非借名借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三、本案在一审受理前，曾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在本案不涉及犯罪的情况下重新立案受理，原审法院在依法查清相关借贷事实后作出判决合理、合法。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完全可以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强求法院调查所谓的犯罪事实于法无据、于理不通。四、上诉人诉称起诉书仅代表检察机关的单方意见，非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作为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证据。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明确载明“以上事实，有借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显然原审判决并未将起诉书作为认定本案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上诉人的诉称无事实依据。五、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所出借的资金非个人合法所有的资金，存在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的违法行为，应认定案涉借贷关系无效，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以上行为，上诉人在主观猜测的情况下，就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显然属于缠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红岭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闵长海立即偿还董红岭借款本金515万元及其至起诉之日的利息41.2万元（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并承担本金515万元自2019年9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分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闵长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5月1日，闵长海多次向董红岭借款合计515万元，闵长海通过微信分别向董红岭出具借据，董红岭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闵长海指定的收款人进行交付。具体借款事实如下：2019年3月6日借款70万元、2019年3月22日借款10万元、2019年4月2日借款200万元、2019年4月3日借款100万元、2019年4月4日借款5万元、2019年4月15日借款60万元、2019年4月19日借款30万元、2019年4月22日借款10万元、2019年5月1日借款30万元。截止2019年4月30日，共向董红岭还利息218375元，是按照月利息4.5%计算的。后董红岭向闵长海追要借款无着，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董红岭曾于2019年9月5日向建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闵长海偿还所欠借款515万元及利息，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苏0925民初51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建湖县公安局回函，认为本案不构成犯罪。又查明，2020年1月2日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案外人闵某等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建检诉刑诉【2019】42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该起诉书第12笔认定：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闵某约定借款利息月息4分5，向闵长海借款808万元，其中515万元系由闵长海向其熟人董红岭转借，董红岭将515万元直接转账至闵某银行卡上，上述借款本金未还，目前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并不需要等待犯罪嫌疑人闵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所以也不需要中止审理。董红岭在本案中主张与闵长海之间存在515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闵长海通过手机短信向董红岭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交易记录为证，且证据能相互印证，应予认定。闵长海又将此款借给他人，并不影响他与董红岭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国家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董红岭、闵长海约定的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国家法律规定，依法应予调整。因本案系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立案受理的，故应适用修改前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根据此司法解释规定，按年利率24%计算双方借款的利息。对2019年5月1日前超出年利率24%的利息应冲抵本金，本着先息后本的原则，确认欠款本金为5028258.33元。闵长海的相关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闵长海偿还董红岭借款本金人民币5028258.33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董红岭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7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5734元，由董红岭负担1200元，由闵长海负担5453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闵长海提交了董红岭与闵某、闵长海之间的部分聊天记录，拟证明：1.董红岭将涉案款项直接交付给闵某，并向闵某催要借款。2.闵某与董红岭先达成借贷合意，后董红岭将款项直接汇给闵某，由闵长海予以确认，并非董红岭所称“所有款项都是受闵长海指示打给闵某”，闵长海没有与董红岭达成过借贷合意。3.案涉515万款项闵某自认是向董红岭借款，对应借条也是打给董红岭的，与闵长海无关。4.董红岭出借的资金并非个人自有资金，是通过向银行贷款非法转贷。被上诉人董红岭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案涉款项直接转账给闵某是董红岭按照闵长海的要求支付的，不能认定董红岭和闵某之间构成借贷关系。董红岭和闵某并不熟悉，董红岭是认可闵长海的实力才与闵长海发生借贷关系。从双方借贷习惯来看，都是闵长海提出借贷请求，董红岭汇给闵某，然后将汇款截图发给闵长海，由闵长海在微信上出具借条予以确认，闵某从未向董红岭出具过借条。2.在董红岭和闵某的聊天记录中，虽有贷款归零的表述，是因为董红岭在银行工作，其向闵长海催要借款时找的借口。一审法院曾调查过董红岭的征信，没有相关的贷款记录，不存在董红岭利用银行资金非法转贷的事实。二审另查明：2019年4月28日，董红岭通过王某的银行账户两次向闵某转账汇款各60万元，合计120万元。2019年5月6日、5月8日，闵某转账支付董红岭各20万元，合计40万元。2019年5月17日，闵长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董红岭汇款7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诉称及被上诉人的辩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闵长海与董红岭就案涉515万元是否成立借贷关系；2.案涉借贷合同是否有效；3.如借贷关系成立，余欠借款本金的数额。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关于争议焦点一，经查，案涉515万元均由董红岭根据闵长海的指示直接向闵某交付后，再由闵长海在微信中向董红岭出具电子借条予以确认，闵长海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亦陈述其叫董红岭借款后直接汇到闵某的银行账户，之后他在微信上写了借款手续给董红岭，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红岭与闵长海就案涉515万元形成借贷关系并无不当。闵长海虽然抗辩董红岭明知款项是借款给闵某且曾向闵某催促过还款，但董红岭系经闵长海介绍认识闵某，即便董红岭明知案涉借款的实际用款人为闵某，但是经过协商后系由闵长海以借款人名义向董红岭出具电子借条，应当认定董红岭与闵长海已经就此达成合意，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借条载明的内容和合同相对性原则，董红岭有权在本案诉讼中要求闵长海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闵长海虽主张案涉借贷合同因董红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套取金融机构借款高利转贷以及职业放贷而无效，但本院认为闵长海的上述主张无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贷合同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董红岭就案涉借款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犯罪为由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认为本案不构成犯罪已作退卷处理。其次，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董红岭个人信用报告，其中包含董红岭诉讼前在所有银行的贷款记录，均不足以认定案涉借款来源于董红岭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高利转贷。最后，经本院查询董红岭作为原告在盐城地区起诉的一审借贷案件，除涉及与闵长海的2笔借款形成的民间借贷案件外，并无其他案件，故一审法院未同意闵长海调取与本案事实认定无直接影响的证据的申请，亦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闵长海主张5月6日、5月8日、2019年5月17日合计偿还的47万元应冲减本案的借款本金，董红岭认可收到该47万元，但是称其与闵长海另外还存在120万元借款往来，47万元是偿还的120万元借款。闵长海否认该120万元借贷事实。本院认为，因该120万元借款双方存在争议，董红岭并未在本案中主张，故本院不作认定。董红岭虽主张47万元还款全部系偿还上述120万元借款，但是未能提交其与闵某或闵长海约定了特定还款指向的证据。案涉借款系闵某实际使用，还款基本也是由闵某直接向董红岭偿还，而董红岭与闵某之间的120万元款项往来发生在2019年4月28日，晚于案涉的绝大部分借款。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闵某2019年5月偿还的40万元及闵长海偿还的7万元，合计47万元还款，应充抵本案借款。至于充抵借款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根据董红岭在一审时提交的双方之间借款往来的明细，显示借款方大额的还款都是偿还借款本金或本息一起结清，月底就尚欠借款进行结算还息。结合该47万元偿还的时间及数额，闵长海上诉主张2019年5月的47万元还款应充抵本案借款本金，本院予以支持。按照借款方给付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冲抵本金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9年5月1日，闵长海差欠董红岭借款本金5028258.33元，本院予以确认。充抵已还款47万元后，闵长海仍差欠董红岭借款本金4558258.33元及相应利息。综上，闵长海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5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二、闵长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董红岭借款本金4558258.33元，并承担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5028258.33为基数，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5月6日止；以4828258.33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至2019年5月8日止；以4628258.33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9日起至2019年5月17日止；以4558258.33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董红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7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5734元，由董红岭负担5784元，由闵长海负担49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734元，由董红岭负担5784元，由闵长海负担44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维群审判员  吕伟平审判员  裴葭嘏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夏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