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4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永川石子加工厂，住所地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汪疃镇孙家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6755373083。投资人：郝坤，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先蕾，山东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莲，女，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山东德衡（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威海华森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嵩山街道办事处竹园村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2069964385D。法定代表人：孙明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伟，男，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商务中心写字楼5层B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66280923R。负责人：刘运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浩，男，198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威海市永川石子加工厂（以下简称永川石子厂）、原审被告威海华森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淑莲及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张淑莲不服本院（2018）鲁10民终1541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鲁民申324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以（2019）鲁10民再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鲁10民终1541号民事判决书和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5147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重审。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鲁1002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永川石子厂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川石子厂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在申请执行华森公司的案件中，已经查封了华森公司的财产(包括两个搅拌站、三万方石子、一万方沙，价值在600万元以上)，查封财产能够完全覆盖被上诉人的债权。涉案的债权转让行为与被上诉人债权无法实现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与华森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在威海经区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极不正常，甚至是违法的，涉嫌虚假诉讼。（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转让行为系无效行为并无证据予以佐证。首先，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均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其次，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对账单所列债权内容均是真实合法的。至今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认定对账单存在虚假事实。反观原审被告与上诉人间确有多宗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是真实存在的。最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威海华森混凝土有限公司之间账目来往繁多，债务发生时间频繁，发生事由复杂，对账过程中存在沟通、磋商直至达成共识符合常理，达成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以帮助原审被告逃避债务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权转让行为系无效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期间，上诉人的负责人郝坤之前在国外因疫情需要进行隔离，上诉人多次要求一审法院延期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予允准导致上诉人收集的新证据未能向法院提供。故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以证实上诉人与华森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合法有效性。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威海巿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张淑莲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华森公司之间构成恶意串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理由为从时间上看，华森公司与华玺公司、华森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淑莲以及华森公司与永川石子厂之间，就相关的债权债务在短短的数天时间之内进行了确认，但是华森公司明显没有履行与张淑莲之间调解书确定义务的能力和诚意。并且将其唯一有效的债权以债权转让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了上诉人；（二）从形式上看，华森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所达成的对账单，确认了16笔债权的存在，在之前的庭审中，华森公司与永川石子场并未提供充分充足的证据证明16笔债权的真实性，而且其陈述有多处互相矛盾，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是正确的。（三）华森公司与永川石子厂之间的串通行为严重损害了作为债权人张淑莲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在申请执行华森公司债权案件当中，经法院依法执行，仍然没有能够执行到全部可供执行财产。有权利要求法院确认，华森公司与永川石子厂之间以非法转让债权为目的的恶意串通行为，而且直至现在，被上诉人的债权仍然没法实现，合法利益严重受损，符合提起诉讼的诉讼主体身份和法律规定的行使要件（形式要件？）。原审被告华森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对永川石子厂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异议。张淑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二被告（具体名称）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2份《债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4日，张淑莲以华森公司欠付货款为由将华森公司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鲁1092民初2053号，同时申请查封了华森公司的石子30000m3、河沙6000m3及120型号搅拌机组一组。2016年10月26日，张淑莲与华森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华森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前支付本案张淑莲材料款2272504元。之后华森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张淑莲于2016年11月1日向受理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6）鲁1092执10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张淑莲申请解除了对120型号搅拌机组的查封。另，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威海华玺贸易有限公司就本案张淑莲查封的被告华森公司的石子30000m3、河沙6000m3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经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鲁1092执异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2016）鲁1092民初2053号民事裁定中对石子和河沙的执行。张淑莲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撤销（2017）鲁1092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华森公司的执行。受理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鲁1092民初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对上述石子和河沙继续执行。后案外人威海华玺贸易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在对该部分沙石的执行中，因其他案件被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张淑莲自该法院领取沙石执行款218219.5万元。另，在该案执行中，张淑莲申请执行法院以（2016）鲁1092执1074号执行裁定书冻结了华森公司对第三人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的到期债权235万元，并向该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2日收到该通知书，并于同年12月23日向执行法院邮寄异议书。永川石子厂以冻结的债权归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经审查，依法以（2017）鲁109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申请。永川石子厂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受理法院经审理，以（2017）鲁1092民初46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起诉。但因第三人对执行法院到期债权的执行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以（2017）鲁1092民执10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解除了对华森公司对第三人到期债权的查封，终止对该债权的执行。2016年10月20日，二被告永川石子厂、华森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其上载明：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10月20日，华森公司共欠永川石子厂以实际对账为准，华森公司现无力偿还，但中建三局尚欠华森公司混凝土款以实际对账为准（基于威海华发四标段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编号为一北项CC2016006），现双方协商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如下：华森公司同意将自己对中建三局享有的混凝土（以实际对账为准）债权全部转让给永川石子厂，永川石子厂同意受让；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双方共同到中建三局办理相关债权转让手续，双方之间的债务（以实际对账为准）消灭。同日，二被告还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其上载明：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10月20日，华森公司共欠永川石子厂以实际对账为准，华森公司现无力偿还，但中建三局尚欠华森公司混凝土款以实际对账为准（基于威海华发1-2标段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编号为SH20150326），现双方协商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如下：华森公司同意将自己对中建三局享有的混凝土（以实际对账为准）债权全部转让给永川石子厂，被告永川石子厂同意受让；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双方共同到中建三局办理相关债权转让手续，双方之间的债务（以实际对账为准）消灭。2016年10月21日，二被告进行了对账并出具对账单一份，其上载明：1、石子款金额1737222.95元；2、2015石子抵顶水泥款金额2017828.55元威海华玺贸易有限公司转抵顶水泥款；3、2016水泥款金额1532298.75元威海万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转抵顶水泥款；4、郝坤劳务费金额1800000元2015威海华发九龙湾1-2标段工程劳务费；5、郝坤劳务费金额204675元2016华发九龙湾工程4标段劳务费；6、石子抵顶轮胎款金额125000元；7、王俊程借款金额150000元律师费及诉讼费（永川垫付）；8、石子款金额102249.75元中建三局华发项目部转；9、2015-2016乳山砂款金额612740元于晓辉、刘继和李经理转（永川垫付房屋抵顶）；10、柴油款金额195000元郭建鹏、王俊玲油款转（永川垫付）；11、2014-2016樱桃款金额65000元混凝土抵顶；12、2014-2016海参款金额150000元混凝土抵顶；13、借款金额100000元转威海华玺贸易借款；14、借款金额130000元9月发工资（永川垫付）；15、借款金额280000元还乐天世纪城2号13008贷款（永川垫付）；16、借款金额125000元社保及公司正常运营费用（永川垫付）；以上合计华森公司共计欠付被告永川石子厂9327015元。2016年10月25日，二被告又签订了一份《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其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10月21日，华森公司共欠永川石子厂石子款、水泥款合计9327015元，现华森公司无力偿还；华森公司同意将其在SH20150326号、CC2016006号《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永川石子厂，永川石子厂同意受让该合同权利义务并承诺继续与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履行SH20150326号《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与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履行CC2016006号《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本协议签订后，华森公司对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所享有880余万元混凝土（以华森混凝土分别与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实际对账数为准）全部转让给被告永川石子厂，在永川石子厂得到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确认后，二被告之间相应金额的债务消灭，但华森公司就余下的债务仍继续向永川石子厂履行清偿义务；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华森公司向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分别发出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并协调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筑公司分别与永川石子厂继续履行SH20150326号、CC2016006号《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第三人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收到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庭审中，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提交一份两被告于2017年5月15日签署的确认书，该确认书记载：2016年10月30日因华森公司无力履约，经第三人同意终止其与第三人两份合同的履行；截止2016年10月25日，华森公司对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享有债权8818207.13元；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底，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先后收到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华森公司对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到位债权235万元；2016年12月因华森公司请求并经永川石子厂同意，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先后向永川石子厂付款364万元，余款5178207.13元，待永川石子厂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终结后，依据该诉讼结果另行履行；因该确认书履行产生争议三方一致同意由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注册地法院管辖。2017年1月24日、2017年1月26日、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27日、2019年9月12日，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分五次向永川石子厂付款共计8753448.5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张淑莲主张2016年10月21日二被告的对账单中第二笔“2015石子抵顶水泥款2017828.55威海华玺贸易有限公司转抵顶水泥款”中2017828.55元系威海华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玺公司）转抵顶水泥款不属实。对该笔债权，永川石子厂在原一审2017年10月16日庭审笔录中陈述：“华玺公司业务，对账单上体现的数额是2017828.55元，该数额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刚提交的采购协议以及供货单，该部分体现了被告二（永川石子厂）向华玺公司实际供货金额是1017828.55元；另一部分是被告一（华森公司）与华玺公司之间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二代被告一向华玺公司偿还了100万元，两部分总共体现被告一应支付被告二2017828.55元”。在二审2018年9月18日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为：“。截止2016年8月份华玺自家工程车。共在永川石子厂拉石子16302.81方，共计1017828.55元，华玺拉石子明细已经在一审提供、包括过磅小单已经全部提供。”但就该问题，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6日庭前会议笔录中，华玺公司陈述为：“被告一（华玺公司）向被告二（华森公司）供货的总金额在4245038.76元，又向被告二提供了石子的价值是187998元，还向被告二提供了价值25398元柴油，这是全部被告二对被告一的欠款，被告二又向被告一提供了价值39945元的混凝土，又提供了在永川厂拉的石子价值821776.93元，抵顶对被告一的欠款，被告二又以水泥罐车抵顶了欠款42万元，最后双方抵减后最终被告二的欠款3176712.83元”。华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明阳陈述：“顶账过程是对的，但具体数额记不清，最终的数是对的，在对账单复印件上体现的第二项就是被告一所述的到永川厂拉的石子，时间大概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高区法院调解确定的3176712.83元是扣除了被告一从永川拉石子的钱。”上述各方陈述中有两个疑点：一是对华玺公司到永川石子厂拉石子价值到底是821776.93元还是1017828.55元，各方陈述不一。本次庭审中，华森公司诉讼委托代理人解释为石子价值不同，是因为测量方式分别按方和按吨测量造成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该解释缺少合理依据和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二是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到底是多少。按华玺公司上述陈述，华森公司对华玺公司应付款总额4245038.76元，扣减双方之间的抵顶，尚欠3176712.83元。该欠款数额有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的（2016）鲁1091民初1538号民事调解书为证，同年10月22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华森公司以其存放于威海市环翠区嵩山街道办事处竹园村西侧场地上的石子29000方、河沙4000方抵顶欠款2270000元，余款及其他费用于2017年9月30日前付清。当日，双方签署交付清单，确认沙、石已交付给华玺公司，风险由华玺公司承担。另有华森公司5辆水泥搅拌车由华玺公司交由荣成市宏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公司）使用，庭审中，被告华森公司申请华玺公司总经理刘昌国出庭作证，该证人称车辆系华森公司欠其公司债务而交由华玺公司免费使用，用于抵顶利息，其将车辆出租给荣成公司使用。但荣成公司提交盖章证明，证实该5辆车辆由华玺公司出卖给该公司，经办人为刘昌国，价款900000元。另，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庭前会议记录中，华玺公司又称“被告二又以水泥罐车抵顶了欠款42万元”。故华森公司与华玺公司之间账目往来不清，由华玺公司转来的该笔债权真实数目存疑。2016年10月20日，华森公司与华玺公司达成调解，二被告在同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同年10月21日签署对账单，确认华森公司对华玺公司的2017828.55元债务由永川石子厂承担。第二日，即同年10月22日，华森公司又与华玺公司签订沙石抵债协议。上述行为不符合常理。该笔债务构成除上述各方陈述中石子款数额外，尚有1000000元其他债务，但华玺公司不管是在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庭前会议中，还是在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均没有提及，所述其与华森公司所有往来中，没有该笔债务。虽然永川石子厂质证称，华玺公司和华森公司之间业务往来多，时间较长，不能通过陈述的矛盾来否决二被告之间对账单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次诉讼中，华森公司解释为：在华玺公司起诉华森公司案件时，法院将华森公司账户查封，为保证公司正常运转，永川石子厂为华森公司向华玺公司垫付1000000元，换得对华森公司账户的解除冻结。并提供华玺公司总经理刘昌国证人证言，但证人对该1000000元的陈述不清，且其关于水泥搅拌车的陈述又与其公司陈述不一，在无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单一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华森公司的主张，故对二被告对账单中第二笔账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2、对账单第十二笔“借款100000.00元转威海华玺贸易借款”。该笔债务在华玺公司的陈述和庭审中亦未提及，本次庭审中，华森公司诉讼委托代理人先解释为因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诉讼时，申请法院查封了华森公司账户，为解除查封，向被告永川石子厂借款100000元，支付给华玺公司。后张淑莲提供2018年9月18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8）鲁10民终1541号案件调查笔录，该笔录中永川石子厂陈述：“2016年华玺公司资金短缺由永川公司法人郝坤的妹夫孙学锋出借给华玺公司负责人刘昌国，由刘昌国出具了欠条，出借款项由孙学锋转入刘昌国的配偶毕崇玉账户。后三方协商该款项转入华森与永川的债务中”。2020年4月14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时，华森公司又解释该款系华森公司为向华玺公司购买水泥而向永川石子厂的借款。华森公司在对该证据质证及被问及为什么在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诉讼中没有扣除该款，又解释为用该100000元从华玺公司购买水泥。被告华森公司对该笔款项的解释前后矛盾，且与永川石子厂的陈述不一，既不符合常理又缺少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3、对账单第十五笔“借款280000.00还乐天世纪城2号13008贷款（永川垫付）”。张淑莲主张该房屋所有人系被告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母亲，因偿还该房屋贷款而向被告永川石子厂的借款，不应作为被告华森公司债务。被告华森公司质证称，该房屋贷款被华森公司使用，所以该债务理应由华森公司承担。本院要求其提供该房屋所有人与华森公司之间转账凭据，但被告华森公司未能提供，故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4、关于第三人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陈述于2016年10月25日收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案涉通知落款日期亦为2016年10月25日，永川石子厂提供顺丰速运单据复印件，因无原件，无法确认具体收件日期，第三人称此前已得到口头通知，但因收件日期过久，没有保留相关证据。5、张淑莲提供相关查询信息，证实华森公司涉及多起诉讼案件，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其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唯一财产，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经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中先后两次对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之间的（2016）鲁1091民初1538号民事调解书终本，并追加华森公司两名股东为被执行人。2020年9月23日又重新恢复执行。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张淑莲与华森公司之间的（2016）鲁1092民初2053号民事调解书亦终本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张淑莲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致使其对被告华森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一，华森公司在2016年10月20日至同年10月26日短短6天时间，先后与华玺公司及本案张淑莲达成债务清偿调解协议，债务数额高达五百余万元，与张淑莲调解协议约定的清偿日期更是在达成协议的当日。但上述协议均未能按期履行，且受理上述两案的执行法院均未能执行到位。据此可以看出被告华森公司在与债权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并没有遵守协议履行的意愿，违背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原则，缺少了基本的信用；第二，同样在这6天的时间内，二被告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通知作为债务人的第三人，数额近九百万元。结合华森公司上述不守信履约行为表现，华森公司具备明显的逃债恶意；第三，对账单中第二笔2017828.55元及第十三笔100000元借款，二被告数次陈述矛盾，数额偏差，来源不清，历经多次庭审，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数据的真实性。对账单中第十五笔280000元借款，来源于偿还乐天世纪城房产的贷款，而该房屋系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母亲房产，虽然华森公司解释该贷款被公司使用，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同时，该对账单中出现多笔永川石子厂为华森公司垫付资金的数据，且均无法提供证据做出合理说明。二被告联系密切，却在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时，无法确定双方之间的确切债权数额，而以“以实际对账为准”表述。但又在签订上述协议后的第二天，即签署数额高达九百余万元的对账单。上述行为，足以让人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二被告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第四，因二被告之行为，致使张淑莲未能有效执行被告华森公司到期债权，且已无法查找被告华森公司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华森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张淑莲债权实现困难，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虽然二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时间早于张淑莲与华森公司达成调解的时间，但其行为构成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履行，损害了华森公司包括张淑莲在内的合法债权人的利益，该二被告行为应属无效，其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二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签订时未征求原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本案第三人同意，虽然事后第三人认可，并据此履行付款义务。但该协议为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继续，从三份协议的内容上看，二被告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既包括债权的转让也包括债务的转让，其内容实际上包含了、且主要是上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第三人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庭审中提交的二被告确认书中明确华森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终止了与第三人原合同的履行，二者密切相连，应视为一体，《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亦应无效。张淑莲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华森公司与永川石子厂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二被告负担。本案再审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十八组证据，除了原审已经提供的除外，有以下新证据：证据三，涉及华玺公司抵顶水泥款2017828.55元，其中1017828.22元以石子抵顶，另有100万元有以下付款证据证明：1.转账记录及收据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2日上诉人的员工谭松文向华玺公司法定代表人毕崇玉转账20万元，华玺公司收到并出具了相关收据；2.过磅单及收据一宗，证明2019年华玺公司从上诉人处拉走石子共计491540元；3.转账记录及收据一份，证明2019年2月2日上诉人的负责人郝坤向华玺公司法定代表人毕崇玉转账5万元，华玺公司收到并出具了相关收据。该组证据对对账单中的第2项予以佐证，因华森公司账户被华玺公司查封，华森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故由上诉人代华森公司向华玺公司付款，让华森公司恢复正常经营。证据四，转账记录、收据、过磅单等：1.2018年12月12日，上诉人员工谭松文向万材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学文转账25万元，万材公司收到并出具收据；2.2019年2月2日，郝坤向万材公司股东孙学文转账25万元，万材公司收到并出具收据；3.2021年1月29日，郝坤在万材公司股东涂江开办的威海悦启慧教育咨询公司刷卡12万元，万材公司收到并出具收据；4.2019年过磅单及收据一宗，证实2019年万材公司从上诉人处拉走石子共计价值489262.35元。该组证据对对账单中的第3项予以佐证，因华森公司需购置水泥作为生产混凝土的原材料，在华玺公司不再提供水印后，由上诉人与万材公司签订水泥营销合同，经计算，华森公司未支付的水泥款数额为1532298.75元，该款由上诉人负责偿还。证据五，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公司）原董事长赵晖的书面证明。该组证据对对账单中的第4项、第5项予以佐证，证明所列劳务费数额真实有效。华森公司的相关业务由郝坤介绍，郝坤收取相应的劳务费合理合法。上诉人与华森公司之间对劳务费有相关约定。由于上诉人、华森公司、中建三局进行债权转让，故中建三局与华森公司终止了供货合同，郝坤与华森公司根据实际供货量计算劳务费。证据六，李某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李某因拖欠上诉人款项，以价值125000元的轮胎抵顶，上诉人将该轮胎直接交付给了华森公司。证据七，上诉人与王俊程的收据、转账凭证，结合华森公司2016年9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一份，该组证据对对账单第7项予以佐证。因华森公司经营困难，上诉人为了华森公司能够顺利履行其与中建三局的供货合同，向华森公司提供相应的周转资金，原审中已提供了华森公司出具给王俊程的15万元借条。上诉人于2017年1月26日向王俊程转账13万元及2万元现金，转账凭证上明确备注“替华森还款”。证据八，收料单及供货单，对对账单中的第8项予以佐证。证明威海华发项目部从上诉人处拉取石子，石子价值为102249.75元。该款由威海华发公司结算给了华森公司。证据九，孙华兰的书面证明一份。该证据对对账单中第9项予以佐证。因华森公司拖欠于晓辉、刘继乳山沙款，受上诉人指示，孙华兰将其名下的房产（位于威海市中旁小高层E14楼6楼，价值612740元）于2016年抵顶给了刘继，孙华兰与上诉人的款项进行相应扣减。证据十一，刘昌国出具的欠条及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16年9月14日郝坤的妹夫孙雪峰转账给华玺公司毕崇玉10万元，由刘昌国出具借条。因华森公司经营困难，公司账户被华玺公司查封，上诉人转账给华玺公司10万元用于账户解封。该组证据对对账单中第13项予以佐证。证据十四，杨英杰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华森公司经营困难，从上诉人处借款，由杨英杰和孙英伟从上诉人处拿取现金。此外华森公司从上诉人处拿取樱桃、海参。该证据对对账单中第10、11、12、14、15、16项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张淑莲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证据三显示的华玺公司100万元款项支付情况为：转账支付20万元（2018年12月12日）+5万元（2019年2月2日）=25万元，石子抵顶491540元（2019年），合计741540元。被上诉人认为：（1）对账单形成于2016年10月21日，第二项显示内容为“2015石子抵顶水泥款”2017825.55元，即说明2017825.55元的债权形成于2016年10月2日之前的2015年，当时华玺公司尚未起诉华森公司，不可能确定由永川石子厂代付。(2）被上诉人是在2017年向法院起诉，在多次诉讼过程中，华森公司、永川石子厂均称100万元已经支付给了华玺公司，不可能再在2018年和2019年再次支付，即使支付款项或石子，与本案诉争事实也应无关。（3）刘昌国出庭称：华玺公司在高区法院起诉华森公司后，为了解封华森公司账户，永川石子厂自愿提供100万的担保，给了35万的现金，余下的是石子，后华玺公司申请对华森公司的账户解封。高区法院对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案件作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是2016年10月20日。上述证言所称的数额100万与证据显示的741540元不符，时间更是无法对应。2.证据四显示的转账记录、收据、过磅单等，被上诉人认为：(1）万材公司与永川石子厂存在合同关系，与华森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万材公司负责人孙学文出庭也称应向永川石子厂要求支付款项，因此永川石子厂对万材公司的任何付款行为，均是为了履行合同义务，不是代华森公司支付款项；（2）“对账单”第三项显示“2016水泥款”1532298.75元，说明万材公司与华森公司债权债务形成于2016年，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从2018年12月至2021年向万材公司支付款项或石子等共、计1109262.35元，数额、时间均不对应，不能说明该笔债权的真实性。3．证据五赵晖的证明、证据六李某的证明，被上诉人认为：(1）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书面证明不能确定书写人的身份及上诉人的待证事实；（2）郝坤是否收取劳务费及数额不能仅以赵晖的证明确定。4．证据七显示的王俊程的收据及转账凭证，被上诉人认为：“对账单”显示的备注为“律师费及诉讼费（永川垫付）”，收据小电视的备注为“代付华森水泥款”，二者明显矛盾，不能认定该笔债权属实。5.证据八显示的收料单和供货单，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石子货款即使属实，也应由华发公司直接向永川石子厂结算，不存在华发公司向华森公司付款并将债权转让给永川石子厂的情形，且证据不能证明华发公司已经将款项支付给了华森公司。6．证据九，被上诉人认为：（1）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书面证明不能确定书写人的身份及上诉人的待证事实；（2）证言内容不能证明“对账单”第九项债权的真实性或发生原因及抵顶过程，更不能证明各方是否已经按照证言内容进行了抵顶。7.证据十一，被上诉人认为：（1）刘昌国出庭称与华森公司之间除了买卖合同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系，与“对账单”第十三项显示的“借款”明显不符；（2）欠条显示刘昌国欠付的是孙雪峰的款项，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8．证据十四，被上诉人认为：（1）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书面证明不能确定书写人的身份及上诉人的待证事实；（2）杨英杰的证明不能证明“对账单”中第10、11、12、14、15、16多笔债权的真实性。9．关于出庭证人刘昌国的证言，被上诉人认为：（1）本案一审时刘昌国已经出庭，当时的证言和本次庭审的证言有多处矛盾之处，更与其在经区法院的陈述有矛盾之处；（2）华森、华玺于2016年10月20日在高区法院达成民事调解书（2016）鲁民初1538号，总债权为3176712.83元。华森、华玺又于2016年10月22日达成书面协议，用华森厂地的石子河抵顶227万并办理了交接手续（之前庭审已提交双方交接清单），协议中明确写明抵顶砂石后仍欠华玺906712.83元，即2270000+906712.83=3176712.83；华森、华笠称2016年10月21日“对账单”第二项2017828.55元包含永川代华森付给华玺100万石子，如果属实，华森公司不可能在后一日的与华玺的协议中不予说明，如果该部分进行了抵顶，那么华森、华玺截止2016年10月22日的清偿数额就是327万元（227+100),不存在还欠付华玺公司906712.83元的可能。另，刘昌国自认，已经从荣成市宏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处取得处置华森公司五辆搅拌车的租金收益数十万元，将该部分款项计算在内就更不可能再发生永川石子厂代华森公司垫付款项的可能。本院二审查明，（一）关于华玺公司与华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1538号案件）的有关事实。2016年8月4日，华玺公司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区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鲁1091民初1538号〕，要求华森公司给付其货款3176712.83元。同年10月20日，经高区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就上述3176712.83元欠款达成了分期付款协议。（二）关于张淑莲与华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以下简称执1074号案件）的有关事实。2017年10月19日，经区法院对该执行案件作出（2016）鲁1092执1074号之二裁定，认为该案执行期间，依照职权未查到被执行人华森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张淑莲提供的财产线索经核查，不足以认定，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经区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依法调查了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阳之父孙英伟，孙英伟陈述：其在华森公司担任主管，永川石子厂卖石子给华森公司，该公司欠永川石子厂货款，尚未对账，具体数额不详。（三）关于张淑莲与华玺公司、华森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案号为（2017）鲁1092民初515号〕（以下简称515号案件）的有关事实。在该案一审审理中，华玺公司提供了其与华森公司达成的协议（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2日），载明华森公司将位于其公司场地上的全部石子（即张淑莲在2053号案件中申请保全、在执1074号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石子）折款227万元，抵顶华森公司应支付给华玺公司的欠款；抵顶后，剩余款项906712.83元于2017年9月30日付清。在该案二审中，华玺公司陈述1538号案件法院调解后，华森公司共欠付其款项3176712.83元，该款于2016年10月22日以华森公司上述砂石（作价227万元）抵顶后，剩余的90余万元以案外人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估价100万元）予以抵顶。华玺公司同时陈述2016年10月21日华森公司和永川石子厂的对账单中载明的2017828.55元包括了上述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估价100万元）。该案二审生效判决〔案号为（2018）鲁10民终609号〕维持了一审判决，并确认以下事实：华玺公司在二审中陈述法院调解后，华森公司共欠付其3176712.83元，该款于2016年10月22日以华森公司以案涉砂石（作价227万元）抵顶后，剩余的90余万元以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估价100万元）予以抵顶。该公司同时陈述2016年10月21日华森公司和永川石子厂的对账单中载明的2017828.55元包括了上述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估价100万元）。根据上述陈述，在2016年10月22日抵顶案涉227万元砂石时，华森公司尚欠付90余万元，而在前一天签订的华森公司和永川石子厂的对账单中却提前将该90余万元以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进行了抵顶。对此华玺公司解释称，双方此前已经达成抵顶合意但未签订书面合同，且其并非对账单的出具者，对于对账单如何记录其不知情。另，华玺公司和华森公司均认可双方均未实际支付抵顶协议中约定的租赁费。该判决认为，华玺公司主张其已通过抵顶方式取得了案涉砂石的所有权，但从已查明的事实看，华森公司并未将案涉砂石实际交付华玺公司占有管理，双方仅采取占有改定的约定来确定动产所有权人，显然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同时，从华玺公司的陈述看，2016年10月22日其抵顶案涉227万元砂石后，华森公司此时尚欠付90余万元，但前一天签订的华森公司和永川石子厂的对账单中却载明天亿公司院内的石子对上述90余万元进行了抵顶，即华玺公司和华森公司还未确定抵顶后的欠款数额时，华森公司和永川石子厂已经确定了该欠款数额并实际进行了抵顶，显然与常理相悖。华玺公司对此解释称双方先达成合意后签订合同，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从抵顶协议内容看，华玺公司已经明知华森公司不具备执行能力，在此情况下未第一时间签订抵顶协议也与一般交易惯例不符。此外，华玺公司和华森公司在抵顶协议中约定了租赁费，但双方并未实际支付该费用，也反映出双方未充分按照抵顶协议履行义务。综上所述，华玺公司提供的抵顶协议存在诸多合理怀疑，既有悖于一般常理，其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四）关于华森公司、永川石子厂出具的对账单（以下简称案涉对账单）载明债权的有关事实。对案涉对账单载明的16笔债权，根据永川石子厂的上诉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的答辩、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案涉对账单载明之16笔债权中的第一笔“石子款（金额1737222.95元）”，永川石子厂诉称系华森公司向其购买石子而欠付的货款，为此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签字的原材料结算表20张及永川石子厂为华森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110张（时间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16年11月24日止，其中2016年10月21日前的金额共计为7888924元）予以证明，可认定华森公司应给付永川石子厂石子款1737222.95元；2．关于第二笔“2015石子抵顶水泥款（金额2017828.55元）”，永川石子厂诉称系其为清偿华森公司欠华玺公司的债务而向华玺公司提供了价值1017828.55元的石子，并向华玺公司付款100万元。永川石子厂为证实向华玺公司提供了价值1017828.55元石子的主张，提供了过磅单一宗及采购协议一份（系华森公司与华玺公司签订，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日），载明华森公司用永川石子厂的石子抵顶欠华玺公司的水泥款，并载明了石子的价格，但永川石子厂提供的过磅单及采购协议上约定的计量单位不一致，且无相关转换公式，同时永川石子厂与华玺公司就该部分款项的数额陈述不一致，对此华森公司、永川石子厂应负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认定第二笔2015石子抵顶华玺公司水泥款中的第一部分债权为华玺公司陈述的数额821776.93元；对该2017828.55元债权中剩余100万元款项的支付，二审中永川石子厂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二份、收款收据五张及过磅单一宗，均形成于2018年底至2019年，但在之前的多次诉讼中，永川石子厂、华森公司均称100万元已经支付给华玺公司。从形成时间上看，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出庭证人刘昌国的证言，与其之前诉讼中的相关陈述多有矛盾之处，不足采信。且该对账单与华森公司、华玺公司在515号案件中提供的协议载明的内容及陈述相矛盾，故对该100万元债权不予认定。3．关于第三笔“2016水泥款（金额1532298.75元）”，永川石子厂诉称其为华森公司生产经营之需向威海万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材公司）购买水泥，为此提供了永川石子厂与万材公司签订的水泥销售合同一份（载明永川石子厂向万材公司购买水泥，交货地点为华森公司驻地），二审中又提供银行转账或刷卡记录及收据三份、过磅单及收据一宗（时间自2018年12月至2021年1月）及万材公司负责人孙学文的出庭证言予以佐证。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永川石子厂与万材公司之间存在水泥销售合同关系，万材公司与永川石子厂之间货物交接、货款资金往来均系为了直接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不能证明系由永川石子厂代华森公司支付款项。且该笔款项在对账单中记作“2016水泥款”，而永川石子厂提交的相关证据所证明指向的是从2018年12月至2021年其向万材公司支付款项或石子的情况，从发生数额和发生时间来看均不能对应。故该笔债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4.关于第四、五笔“郝坤劳务费”（金额分别为180万、204675元），永川石子厂诉称华森公司与中建三局签订的混凝土采购合同系经其投资人郝坤介绍促成签订，华森公司应给付郝坤劳动报酬，为此原审提供郝坤与华森公司签字的工程结算表一份、报价单一份及华森公司与中建三局签订的混凝土采购合同两份，二审提供威海华发房地产有限公司原负责人赵晖的书面证明各一份予以证明。但永川石子厂未提供经郝坤介绍中建三局向华森公司购买混凝土数量的证据，仅凭郝坤与华森公司签字的工程结算表及报价单不足以证明华森公司应给付郝坤劳务费的数额。故该笔债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5.关于第六笔“石子抵顶轮胎款（金额125000元）”，永川石子厂二审出具证人李某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李某将顶账给永川石子厂的价值12500元的轮胎送给华森公司，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单方书面证明不足以证实待证事实，对该笔债权不予认定。6.关于第七笔“王俊程借款（金额150000）律师费及诉讼费（永川垫付）”，永川石子厂提供了华森公司向王俊程出具的借条一张，二审提交了其支付王俊程13万元的2017年1月26日转账凭证（客户附言：替华森还借款）及王俊程出具收款15万元的收据各一张，对该笔债权可予以认定。7.关于第八笔“石子款中建三局华发项目部转（金额102249.75元）”，永川石子厂二审提供了对华发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账二份，但不能证明华发公司将对华森公司的102249.75元债权转让给永川石子厂，对该笔债权不予认定。8.关于第九笔“2015-2016乳山砂款（金额612740元）于晓辉、刘继和李经理转（永川垫付房屋抵顶）”，永川石子厂二审提供了孙华兰的书面证明，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单方书面证明不足以证实待证事实，对该笔债权不予认定。9.关于第十笔至第十六笔债权，永川石子厂提供了相关证据，但张淑莲均不予认可，均因无其他证据佐证、证明力不足而不能认定。综上，永川石子厂对华森公司享有的债权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的数额为2708999.88元。本院再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再审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能否认定上诉人与华森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案涉协议是否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做出的意思表示。关于“恶意串通”中主观故意的认定，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但主观心态只有通过对案件客观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来判断当事人的主观真意，判断“恶意串通”事实是否存在。本案中，首先，上诉人与华森公司2013年即确立业务关系，在双方业务往来中华森公司欠付永川石子厂债务数额较大，永川石子厂曾代华森公司向案外人清偿债务，说明其对华森公司的经营状况了解，据此能够认定在双方签订案涉协议时永川石子厂对华森公司负债较多是明知的。其次，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认定案涉协议签订时永川石子厂对华森公司享有的债权为2708999.88元，而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载明之债权数额却为9327015元，二者相差较大。第三，永川石子厂提供的证据载明案涉对账单上的债权大多发生在2015及2016年，据此对账单，在华森公司先前欠永川石子厂大额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况下，永川石子厂却仍持续不断代华森公司偿还债务或向其提供借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此外，按照双方的陈述，华森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甚至包括员工福利、工人工资、社保费用都由永川石子厂垫付，与常理相悖。再次，中建三局陈述2016年10月25日在北京收到华森公司邮寄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而案涉《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落款日期亦为2016年10月25日，当事人无法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案涉对账单载明的形成日期为2016年10月21日，华森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孙英伟却在2016年12月12日另案中向法院陈述“华森公司欠永川石子厂货款，尚未对账，具体数额不详”，二者互相矛盾。综上，永川石子厂明知华森公司负债较多，却与其虚构债权数额签订案涉协议，目的是使华森公司不具备清偿能力，从而导致张淑莲的债权无法实现，该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张淑莲的利益，故二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均无效。综上，上诉人永川石子厂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永川石子加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成军审判员  宋智慧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