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25MA3CK7XQ45。法定代表人：丛晓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磊，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伟，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10500318M。法定代表人：黄明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有余，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生，山东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畅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下大润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适用第二审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畅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历下大润发向原畅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214693.59元；2.判令历下大润发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214693.5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由历下大润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三年的总供货金额没有查明认定，造成案件基本事实不清。原畅成公司、历下大润发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是一个买卖合同。那么买卖合同的“应付款”，无论双方的付款方式是如何约定，归根到底依旧是总供货减去退货、折让、合同中约定的费用。在本案中原畅成公司将合同期三年内的所有供货情况（供货明细及原始历下大润发收货、退货单据）全部提交，历下大润发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原畅成公司每次所供的货物均是依据《合同书》约定，按照历下大润发所要求的单价、数量、种类提供的，所以原畅成公司的供货总价自然可以得出即27186033.92元（含税）。原畅成公司原审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历下大润发也认可该证据，应当予以确认。对于此项事实原畅成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没有对原畅成公司的供货总价款27186033.92元（含税）进行认定，明显是对事实认定不清，因此原畅成公司要求二审法院对原畅成公司的总共货款27186033.92元（含税）进行确认。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历下大润发的扣款明细和金额，并且存在明显的错误。造成扣款明细和金额的基本案件事实不清，同时存在错误。1、一审中原畅成公司提交证据说明三年来的应扣款金额和明细，分别是依据《合同书》的折让即票折4129809.34元，依《合同书》承担的费用即DC费1079357.78元，合理的扣款1903067.71元。三项合计为7112234.83元。2、历下大润发原审中主张欠款946584.6元，基于此，倒算后上述三项费用历下大润发实际主张的金额为8380343.82元=27186033.92-17859105.5-946584.6。故历下大润发有义务说明扣款明细和金额的详细情况，便于原畅成公司核对。3、双方争议的问题是历下大润发的乱扣款而并非付款方式。历下大润发的大量扣款存在：1、《合同书》中没有约定的，例如“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2、《合同书》中有约定的，但是没有实际发生的，例如“导购员工资”；3、《合同书》明确约定原畅成公司不参加的，例如“020文描包制作费”“知而行活动”等。双方产生分歧并形成诉讼，实际是历下大润发利用《合同书》中约定的“合理费用”对原畅成公司乱扣款而产生的，所以只要历下大润发提供合同期3年内的所有扣款明细，逐一按《合同书》中的约定审查即可公平、公正的审理此纠纷。历下大润发在3年合同期内的扣款明细、“付款明细表”至关重要，原畅成公司现已无法在历下大润发的对账系统中查看。然而对于这一关键问题，原审法院没有进行相应的审查，致使该案的事实部分没有查清。原审法院仅以历下大润发提交的电子证据即“2019年6月一12月的付款明细表”来认定历下大润发欠款数额，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该份证据是一份电子表格，其中所体现的数据内容全部由历下大润发控制。历下大润发可以根据自身诉讼的需要进行更改。而出此电子表格的该系统现在原畅成公司虽然可以打开，但是只能看到最后一笔的交易记录情况，其余均不能查找。这也说明历下大润发对该系统内保存的双方实际的扣款、付款情况可以任意的改动。因为该份材料来源于历下大润发自己的系统，而非第三方，所以不能作为审理案件依据。其次，该份材料包含的数据信息不完整。历下大润发应该向法庭提交从2017年--2019年的全部明细，作为该案的证据。因为该完整的记录现在只有历下大润发掌控，历下大润发有责任向法院提交。同时，该份证据中存在着大量错误扣款例如“代扣导购工资”的扣款项，虽然双方在《合同书》第七条“驻场人员”中有约定，但是合同期3年内，由于原畅成公司的货物不需要导购，所以从未派出过驻场人员。同时依据该条第2款“甲方可受乙方委托代为在门店所在地招募驻场人员”。但是原畅成公司在合同期内从未委托过历下大润发招募。还有依据该条第6款之规定，“甲方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或书面邮寄的形式通知乙方”即历下大润发要用原畅成公司货款支付驻场人员（导购）工资应通知原畅成公司。原畅成公司在合作期3年内从未收到过关于此项目的任何形式的通知。像这样乱扣货款的情况在历下大润发提交的“2019年6月--12月的付款明细表”中还有很多。所以一审法院以此“证据”判决，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为了维护原畅成公司的合法权益，现要求二审法院查清历下大润发的扣款情况，要求历下大润发提交3年合作期间的扣款明细，已查清事实。4、在历下大润发提交的“2019年6月--12月的付款明细表”中，有一项“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该项是历下大润发担心货款都付清了，供应商不合作了撤场，而违反双方《合同书》的约定，单方设定的。该项目与“暂扣货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扣款项目，各自独立运行。从历下大润发在原审时提交的不完整证据“2019年6月--12月的付款明细表”（历下大润发应提交双方合作3年的付款明细表）中，“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共出现6次，分别为2019年7月16日扣该项款20万、2019年8月16日退回该项扣款20万、2019年7月16日退回该项扣款20万、2019年10月15日扣该项款15万、2019年11月15日扣该项款5万、2019年12月18日退回该项扣款5万。仅仅6次记录是根本无法反应在该项扣款中双方的债务情况的。在3年的合作期内原畅成公司在“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项目上一共被扣款306万，退回该项扣款231万，至今尚欠75万元。另外2017年5月19日，历下大润发还扣原畅成公司货款5万元作为“交易保证金”至今也未归还，两项合计80万元。而这部分欠款在“付款明细表中”一目了然。一审法院对此没做审查，显然事实没有查清。（附“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扣款明细表、退还该项扣款明细表等）。三、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认定历下大润发的已付款金额，造成基本案件事实不清。原畅成公司一审中主张，历下大润发累计已付款为17859105.5元，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认定。四、历下大润发实际欠款为2214693.59，一审的判决错误。计算公式：27186033.92-4129809.34-1079357.78-1903067.7117859105.5=2214693.59（元）另一方面，一审中原畅成公司提交了三年的全部发票，总金额为20637282.34元，扣除历下大润发已经支付的货款17859105.50元和DC1079357.78元，也尚欠1698818.76元货款。五、历下大润发原审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1、该证据形式是电子证据的打印文档，属于历下大润发的单方事实陈述。由于该电子证据来源于历下大润发自己，基于电子证据的可篡改、修改性，无法保证该证据的内容真实性。因此原畅成公司原审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2、该电子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不能对抗原畅成公司的直接证据。该电子证据来源于历下大润发的网络，数据的持有和保管均有历下大润发管理和最终掌控。3、历下大润发的电子证据仅体现了2019年6月-12月期间的部分交易情况，没有体现三年来的全部交易情况。只有查明三年的全部交易情况，才能查明案件基本事实。4、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实际上把该电子证据作为双方的对账单予以认定，显然是错误。六、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李连杰的身份情况。李连杰是历下大润发的主管工作人员，业务的交易和事后的对账均是由该同志负责。双方的工作通过钉钉软件进行的，有据可查。七、一审过程对于历下大润发扣发的其中一项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未进行调查。一审时只查清了暂扣货款，对于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这项没有查。这项历下大润发一共扣了我们14笔，14笔里包含交易保证金5万元，总价311万元。在合作期间大润发又退给我们11笔，合计是231万元。对于这项暂扣除货款相差了80万元，其中在80万元中有5万元是交易保证金，保证金是2017年5月19日扣的，至今未还。在双方依据合同与我方进行结算，我方向历下大润发开具发票后，历下大润发又扣除了我们5项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没有发生的费用，合计是215791.3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案件事实不清、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历下大润发辩称，一、付款明细表是双方合同约定的结算凭据，该结算方式也符合双方的交易惯例，原审判决以付款明细表做为判决依据符合合同约定。（一）双方在《合同书》第8页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中明确约定了双方的货款结算流程是在每期支付货款之前，历下大润发通过网上对账系统向原畅成公司提供上期账单，账单的内容包括：原畅成公司上期已送货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供货金额与清单，上期历下大润发已向原畅成公司退货的金额与清单、上期历下大润发已在货款中扣除的各项费用与清单、上期历下大润发已支付的货款金额。如原畅成公司对该账单确认无误，应在二十二日内予以回复确认，历下大润发在收到原畅成公司的回复确认后支付当期货款，上述双方确认过的账单也就是本案中的付款明细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双方结算的依据是原畅成公司开具的进货发票，同时可以证明原畅成公司对其应承担的费用的内容和金额是明知也是认可的。（二）双方在合作中一直是以付款明细表作为每期货款的结算依据，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采用的是分批送货、分期结算的模式，每期支付货款的数据均是按照付款明细表执行的。因此，采用网上对账并以付款明细表作为结算依据是双方的交易惯例。（三）付款明细表是本案双方约定的结算依据，而非原畅成公司所称单方形成的电子证据，更不是原畅成公司所称的历下大润发根据诉讼需要可任意改动的材料。根据《合同书》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的约定，原畅成公司自行保管其网上对账系统的用户名及密码，可以在每月登陆查看账单内容，原畅成公司对其历次结算的账单内容都是充分知晓的，而且付款明细表记载的结算金额与原畅成公司每期收到的货款金额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付款明细表”是客观真实的。二、原畅成公司关于应当查明总供货金额及历年合作中的扣费明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本案作为商事合同纠纷，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裁判，双方在历年合作中，已经通过网上对账的方式对合作中的进货、退货、扣费等进行动态的核对，并按月进行了结算。在双方《合同书》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第3条中也明确约定“在双方确认账单后，账单将作为双方结算的重要凭证，账单上载明并已被确认的数据，即使存在统计及计算上的错误，双方亦不再重新核算”。故原畅成公司要求重新对账，重新查明所谓总金额的请求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具有可行性。（二）双方合作过程中采用的是分批进货、分期结算的方式，而且分别签署了三个年度的合同，合同中还约定了之前已经结算完毕的确认条款。在历下大润发公司已按照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分期向原畅成公司足额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后，原畅成公司再要求“算总账”、“重新核算”的上诉请求显然不能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在《合同书》第8页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中约定：“对于结算过程中的退货及扣费情况，原畅成公司无任何异议，历下大润发公司将不再保留已确认部分的相应送货单证、退货通知单、促销确认推广确认单等凭证”。由于双方合作发生的费用及具体的结算具有动态性，应当以双方网上对账系统中确定的金额为准。综上所述，原畅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畅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历下大润发向原畅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214693.59元；2.判令历下大润发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214693.5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历下大润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畅成公司与历下大润发自2017年开始建立合作关系，由原畅成公司为历下大润发各卖场提供日用百货，双方每年签订一份合同，每份合同的履行期限均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对于各自的权利义务、操作流程、结算方式等在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关于账目核对，在合同中约定通过网上对账系统核对，确定原畅成公司使用的“用户名”及“初始密码”，在原畅成公司使用前由其自行更改密码，并妥善保管，对于网络对账系统的使用亦进行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期间，每期账单的核对、货款的结算，均按照网上对账系统操作。2019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历下大润发提交网上对账系统中记载的，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每月的付款明细表。该明细表中由代扣各项费用、“暂扣货款”、“退还暂扣货款”、“应付账款”项目组成，代扣各项费用指当月应扣的各项费用，“退还暂扣货款”指上月暂扣当月应付的货款，“暂扣货款”指当月暂扣的货款，“应付账款”指供应商开具并已计账的增值税发票。付款明细表的产生系根据合同约定的流程，由原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计入结算系统，扣减相关费用，并按合同约定账期每月暂扣货款及退还暂扣货款形成，从而确定每个月应付的数额。2019年12月的付款明细表显示，暂扣货款431124.97元。历下大润发认可尚未计入结算流程的发票金额为515459.63元，与原畅成公司2019年11月、12月开具的发票数额一致。原畅成公司对于合作期间，每月通过网上对账系统核对账目及结算无争议，但对于历下大润发在合同履行期间扣除的各项费用及合同约定条款产生争议。现原畅成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双方签订的三份合同书系格式条款，不再按合同约定执行，要求根据三年来实际供货额分别乘以三年相应的税率计算得出总货款额，扣减其认可的三项费用，再扣除历下大润发已付款数额，即为历下大润发尚欠的付款数额2214693.59元。历下大润发主张应以网上对账系统记载的数据作为结算依据。关于原畅成公司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无效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审查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合同版本系拟制好的格式合同，在合同填写部分均加盖了原畅成公司的公章。合同中对于“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首部加黑加粗，并在该部分约定的每条内容上加盖原畅成公司的公章。在合同所附商业合作条款中关于：一、付款条件；二、报价变动及价格折扣；三、不退货条件；四、有条件返利；五、免费商品；六、促销服务内容用不同颜色作为底色。合同下面手写“以上本合同各条款经双方协商一致且均无异议”。原畅成公司在每条内容的填充及手写部分均加盖公章。根据合同形式显示，历下大润发对于合同约定的内容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且双方已合作三年，合同每年一签，版本一致。为此，对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原畅成公司关于格式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关于结算流程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并已实际履行，对于原畅成公司主张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历下大润发抗辩的退货问题，其提交时间分别为2020年7月14日及2020年9月2日向原畅成公司发出的退货通知。两份通知均系函告原畅成公司尽快到济南市济阳区济北开发区永康街北首大润发仓库办理总数为926624元的退货事宜。经质证，原畅成公司提出异议，反驳称退货行为贯穿于双方的合作期间，最后一次退货时间为2019年12月28日；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如有退货应在双方终止合作三个月内提出，而历下大润发提出退货系在我方起诉之后，高度怀疑其提出退货的真实性；历下大润发是大型商场，同类型货物很多，所列出的退货明细不能证明系从我方进货。经一审法院审查双方签订的合同，合同第三条约定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退货方式，第十二条第7项约定了中止合作的退货方式，根据合同约定，所退货物应由双方核对。现历下大润发提交的退货明细系其单方制作，原畅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于历下大润发提交的退货通知及退货明细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同时，对其辩称因所退货物的存放所产生的物流费用，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历下大润发与原畅成公司之间自2017年即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均应按约履行。双方在合同中对于开发票流程、货款结算，在“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条款中有明确、详细的约定。对于各项费用的扣减，在“商业合作”条款中予以明确约定。双方在合作期间对于下订单、开发票、退货、付款均通过网上对账系统操作，为此，网上对账系统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历下大润发的该项抗辩成立。2019年12月份网上对账系统显示的暂扣款，根据结算流程该笔款项应于次月退还，因双方于2019年12月终止合作，为此该款项历下大润发应予退还。历下大润发已收到原畅成公司开具的尚未入账的发票，根据双方的结算流程该发票金额系应付账款，两项合计即为历下大润发应付款数额，两项合计为946584.60元。双方关于退货方式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现历下大润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货物系原畅成公司提供，且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货方式，对于其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畅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历下大润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畅成公司货款946584.60元；二、限历下大润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畅成公司支付利息（以946584.6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畅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18元，减半收取计12259元，由原畅成公司负担7019元，历下大润发公司负担52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畅成公司提交证据1.2017至2019年历下大润发回款明细，拟证明：历下大润发的扣款中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75万元，交易保证金5万元未退回；证据2.历下大润发多扣费用统计，拟证明：违反合同约定扣款：导购员工资111263元、文描制作费15080元、知而行活动费68549元、代扣款1220.4元、代扣满返折让19678.9元，以上合计215791.3元。历下大润发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并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的类型，法庭不应予以采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当庭确认，证据2的是从证据1中总结出来的，单从内容看付款明细表的形成是由原畅成公司确认之后方才形成的，从确认这一动作再结合合同的约定，足以证明原畅成公司对于其中的费用以及金额是明知而且认可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原畅成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与历下大润发提交的付款明细表（2019.6-12月）内容一致，本院予以釆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5月，原畅成公司向历下大润发支付交易保证金50000元。历下大润发未有证据证明已经将交易保证金退回给原畅成公司。历下大润发未退还“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项目下的款项75万元。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畅成公司与历下大润发签订的《合同书》中，对于货款及账目核对是以“特别条款”的方式体现，又通过签订《商业合作条款》对于付款条件、报价变动及价格折扣、退换货、有条件返利等条款进行了明确，《商业合作条款》合同的下方还有原畅成公司在手写“以上本合同各条款经双方协商一致且均无异议”的内容上加盖公章，故《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合同书》约定，双方结算是历下大润发提供上期账单，原畅成公司回复确认，历下大润发支付当期货款。现原畅成公司主张按双方三年的总供货金额重新核算，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合同“特别条款”第3条约定，原畅成公司确认的是供货金额、已经收到的退货金额，历下大润发有权直接收取或从货款中扣除的费用金额，但未涉及历下大润发应退而未退的款项。原畅成公司主张历下大润发未退还“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项目下的款项75万元，其提交了自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双方交易期间的付款明细表。上述付款明细表中的（2019.6-12月）付款明细表，与历下大润发提交的（2019.6-12月）付款明细表，完全一致，历下大润发虽不认可750000元未退还，但其作为对账系统的所有者及付款方，未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畅成公司主张历下大润发退还“暂扣除货款（用于避免负数款）”项目下的款项75000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另外，交易保证金亦不属于每期账单的对账内容，历下大润发无证据证明双方合同终止后，其已经向原畅成公司返还该部分款项，故该5万元历下大润发应予返还。同时合同约定，双方终止合作关系后，交易保证金无息返还，因此原畅成公司主张交易保证金产生的利息，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畅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货款7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交易保证金50000元；驳回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59元，由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259。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8元，由上诉人济南原畅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85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杜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