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新利，男，196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玉荣，女，196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新兰，女，195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明德，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娇，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顾新利、吴玉荣因与被上诉人顾新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4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新利、吴玉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顾新兰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折抵”即为转移房屋所有权错误。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多种多样，买卖、赠与、继承、以物抵债、交换等均可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的“所有权转移”，其实际如何理解应根据具体案情做出判定，而不能以普遍理解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在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中使用“折抵”这个词的前提，是折抵由顾新利、吴玉荣支付的本应由各个子女共同承担的医药费及购房定金，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以物抵债行为。如果没有前述所谓“债务”的存在，则不可能出现“折抵”的意思表示。故协议中的“折抵”系以物抵债，并以该种方式转移房屋所有权。以物抵债的生效以当事人实际履行为条件，当事人一方必须履行实际交付代偿标的物的行为，才能产生消灭原有债务的法律效果。综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观点，以物抵债是实践性行为，且应以交付代偿标的物为条件。2.本案的焦点问题没有查清。涉案协议中出现的“折抵”系因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而出现，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就应着重审查该债权债务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如对应的债权债务不存在或不合法，双方约定的折抵则也不应成立。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而非物权确认。医药费如何负担、由谁负担、折抵是否成立、如何进行、是否进行折抵等焦点问题均是由4万元的医药费而产生。3.顾新利在相关案件中所表述的“行”的真实意思表示。2001年8月8日的调查中，顾新利表述“行，房子我住，其他继承人我每人给5000元钱……”，这个表述明显针对的是顾新兰陈述的“行，房子给顾新利……”这一表述，否则顾新利就不会单单在“行”后面再说一句“房子我住”，顾新利并没有对七楼的房子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在后继达成的协议中，也只是将房子“折抵”，没有表示将所有权让渡给顾新兰。二、案涉协议中的“折抵”条款实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条款。本案中所“折抵”的债为顾新利、吴玉荣所自述的为其父母支付的医药费，这是一种强加给顾新利、吴玉荣的债务。父母生病所产生的医药费应当由其子女共同负担，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赡养义务，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但在该协议中，顾新兰却将本应由其他子女共同负担的医药费全部归由顾新利、吴玉荣一人负担，这种行为违背了法律也违背了传统，于法于理均不能成立，该债务为非法。顾新兰以应由各子女共同负担的医药费，而由顾新利、吴玉荣自行承担所得出的“折抵”房屋的行为有悖法律，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时协议中所“折抵”的所谓债与涉案房屋的价值相差巨大，明显损害了顾新利、吴玉荣的合法权益。三、涉案房产与“折抵”的对价相关巨大。在签订协议时顾新利、吴玉荣对涉案房屋当时的价值并不知情，应予宣告无效或撤销。2020年9月，顾新利、吴玉荣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在2001年、2003年同时期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涉案房屋在2001年的时候价值为11万余元，2003年的价值为13万余元。而顾新兰却在2001年仅以4万余元的所谓“对价”要取得涉案房产。顾新兰在协议中提出的所谓“对价”不足当时价格的三分之一。顾新兰的上述行为明显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取得涉案房屋的目的，本案顾新利是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的情况下签订了本协议，故本协议的该条内容应认定为无效或撤销。四、吴玉荣在知道该协议后未提出异议，是否可以推定为其默认将房屋“折抵”给顾新兰。对于权利的放弃，现行法律规定的默认放弃权利的情形目前只存在于债权这一情形，而对于物权并不适用默认放弃的规定。吴玉荣虽然后来知道该协议的存在，但其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同意“折抵”，即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将房屋“折抵”给顾新兰，放弃涉案房屋的物权。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协议签订时起至顾新兰起诉之日止，已经长达19年之久。对于2003年5月30日这个时间节点，顾新兰是明知的，但顾新兰在其后的19年间从未向顾新利、吴玉荣表示过接受涉案房屋或要求顾新利、吴玉荣办理过户手续而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顾新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协议中载明的“折抵”，根据各继承人签订的协议书文义解释，应为房屋所有权转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清楚的。顾新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9号3号楼2单元702室房产归其所有。2.判令顾新利、吴玉荣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3.诉讼费用由顾新利、吴玉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顾新利的父亲顾寿荣、母亲张淑英共生育五个子女，即长子顾新明、次子顾新华、长女顾新凤、次女顾新兰、三子顾新利。张淑英于1998年9月23日去世，其去世后顾寿荣未再婚，顾寿荣于2000年6月2日去世。张淑英、顾寿荣的父母均早于其去世。顾新明与李凤英系原配夫妻关系，双方婚后生育一女顾宁。顾新明于2000年4月30日去世。顾新利与吴玉荣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顾彬。坐落于济南市房产（建筑面积97.41㎡，以下简称303室房产）系顾寿荣单位房改房，登记在顾寿荣名下，系其与张淑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9号3号楼2-702室房产（以下简称702室房产），建筑面积50.96平方米，登记为顾新利、吴玉荣共同共有。2001年7月16日，顾新兰作为原告将顾新利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分割顾寿荣及张淑英的遗产303室房产，该案案号为（2001）槐民初字第1031号。审理过程中，顾新凤、顾宁作为原告申请参加了诉讼，一审法院对此予以了准许。该案诉讼时，702室房产由顾宁、李凤英占有使用。该案审理中，2001年8月8日，一审法院对顾新兰、顾新利、顾新凤进行调查时，顾新兰陈述：“我的意见，父母的医药费是我垫付的，父母有遗产纬六路的房子，谁住父母的房子，谁承担父母的医药费，再给其他继承人钱”。顾新利陈述：“我住父母的房子，其他继承人我可以一人给5000元钱，因父母的房子只是交了订金，还要再交两万四千元才行。”顾新兰陈述：“父母医药费是我拿的，如父母的房子顾新利住的话，我要七楼上的房子（702室）。”顾新利陈述：“七楼上的房子是大嫂（李凤英）交的，我可以赶大嫂走，但房子钱我要给她，继承的钱我可以给侄女（顾宁），但他们是否同意我不敢说”顾新兰陈述：“行，房子给顾新利，顾新利给我拿钱，我要七楼的房子”顾新利陈述：“行，房子我住，其他继承人我每人给5000元钱，但大嫂那里我要做工作”顾新凤陈述：“我同意他俩刚才的意见，谁住房子，谁给其他继承人5000元，7楼的房子顾新利要回来再给顾新兰。”另，顾新华于2000年8月4日出具的声明书一份，载明：“我自愿放弃父母的继承权。”。2001年8月31日，顾新兰、顾新凤、顾新利、顾宁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显示的主要内容为：顾新兰、顾新凤、顾新利、顾宁、李凤英（顾宁之母）就经一纬六路9号3#楼2-303房屋继承及李凤英母女返还顾新利该楼2-702房屋（即702室房产）事宜，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顾新华书面放弃继承），一、顾新利于2001年10月31日前支付顾新兰两千元（2000元）、支付顾新凤叁仟元（3000元），顾新兰收款后将303屋购房手续及定金收据交给顾新利，由其购买被继承人房屋；二、顾宁、李凤英于2003年5月31日前将现住房屋（该楼2-702）返还顾新利，由顾新利同时支付该房购房款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五元（13635元）及顾宁继承份额五千元（5000元），计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五元，顾新利将702室收回后自愿交给顾新兰折抵其为父母生病时所支付的医疗费三万四千元及购房定金一万三千元（计四万七千元），顾新兰支付李凤英702室装修费二千五百元（2500元）；三、顾新利、顾宁、李凤英、顾新兰若不能按时履行上述协议，自愿承担违约金伍仟元，并承担由此而造成的诉讼经济损失；四、本案诉讼费用壹仟元顾新兰、顾新利、顾新凤、顾宁各承担款二百五十元。本协议一式陆份签字生效。签订该协议的当日，顾新兰、顾新凤和顾宁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该日作出（2001）槐民初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顾新兰、顾新凤和顾宁撤回起诉。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李凤英、顾宁将702室房产返还给了顾新利。2018年11月1日，顾新利作为原告，吴玉荣作为顾新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顾新兰、顾新凤、顾宁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303室房产归其所有，案号为（2018）鲁0104民初7004号。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追加顾新华、李凤英为被告参加了诉讼。该案审理中，经顾新利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明和房地产评估经济有限公司对303室房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对涉案房产总价估价1527389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鲁0104民初7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顾新华放弃了对303室房产的继承，认定2001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对303室房产进行析产并认定顾新兰已经收取了顾新利向其支付的2000元补偿款。但因《协议书》中李凤英的签字系顾宁未经李凤英许可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对李凤英不产生法律效力。顾新利作为该房产实际受益人还应向李凤英支付房屋补偿款，由于李凤英在该房产中占有1/18的份额，因此顾新利需向李凤英支付房屋补偿款84855元。判决结果为：1.303室房产归顾新利所有；2.顾新利向顾新凤支付补偿款3000元、违约金5000元；3.顾新利向顾宁支付补偿款5000元、违约金5000元；4.顾新利向李凤英支付补偿款84855元。该判决已生效。顾新利已依照该判决取得了303室房产的所有权登记。2018年11月8日，顾新利、吴玉荣与其子顾彬，签订《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顾新利、吴玉荣将702室房产以1万元的价格卖予顾彬。同年11月20日，顾彬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顾新兰获知上述交易后，于2019年7月3日将顾新利、吴玉荣及顾彬诉至一审法院，以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顾新利、吴玉荣与顾彬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顾彬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返还登记至顾新利、吴玉荣名下。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鲁0104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2001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协议，且该协议在（2018）鲁0104民初7004号民事判决书已被认定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顾新利将702室收回后自愿交给顾新兰折抵其为父母生病时所支付的医疗费及购房定金，该条载明的“折抵”，普遍理解其含义就是指所有权的转移，而非仅为使用权的转移。且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凤英、顾宁已将702室房产返还给了顾新利，顾新利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将该房产转移给顾新兰，但其并未履行义务。在未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顾新利、吴玉荣将702室房产明显不合理低价出售给其子顾彬，三人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顾新兰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判决：1.确认顾新利、吴玉荣与顾彬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编号为：济存量房字00012018110800050号）无效；2.顾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9号3号楼2-702室房产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顾新利、吴玉荣名下。顾新利、吴玉荣及顾彬不服上述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作出（2019）鲁01民终112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仍然认定《协议书》中的“折抵”应理解为所有权的转移，顾新利、吴玉荣及顾彬转让702室房产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应属无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新利、吴玉荣及顾彬对该终审判决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鲁01民申3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顾新利、吴玉荣及顾彬的再审申请。现702室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已恢复为顾新利、吴玉荣共同共有。顾新利、吴玉荣自行委托中弘耀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702室房产价值进行了评估，经该公司评估，702室房产2001年8月31日时价值为116825.80元。2003年5月30日时的价值为133260.40元。顾新利、吴玉荣以此证明702室房产的价值与《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以该房屋“折抵”的顾新兰支出的医药费数额差距较大，其不可能以该房屋的所有权折抵作为子女均应当承担的父母医药费支出。顾新兰认可上述房屋的价值评估报告。其称，其不仅支付了其父母的医药费，还支付了303室房产的购房定金。而且其父母去世前是留有遗嘱的，是希望将303室由其进行继承，且已经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手续。但后因其他原因未能办理成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各继承人才签订了《协议书》对303室房产和702室房产进行了一并的处理。因《协议书》中顾新兰同意将702室房产的所有权进行“折抵”，故其要求确认702室房产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2018）鲁0104民初7004号案件以及（2019）鲁0104民初3616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裁判文书均已经认定了顾新兰、顾新凤、顾新利、顾宁于2001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合法有效的协议。且相关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了该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的“顾新利将702室收回后自愿交给顾新兰折抵其为父母生病时所支付的医疗费及购房定金”中的“折抵”，为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应当以上述生效裁判为依据，认定该“折抵”的意思表示即顾新利同意向顾新兰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上述判决中也认定了吴玉荣对上述协议的约定系明知且同意，且其他合同相对人也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故按照协议约定，顾新利、吴玉荣负有将702室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顾新兰名下的义务。顾新兰要求顾新利、吴玉荣将702室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顾新兰要求确认702室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702室房房产登记为顾新利、吴玉荣共同共有，该房屋即为顾新利、吴玉荣所有的不动产。顾新兰仅是基于《协议书》的约定取得了要求顾新利、吴玉荣向其转移702室房产所有权的请求权，而非直接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其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应当通过其请求权的行使后，在取得所有权登记后方可取得。因此，顾新兰要求确认702室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顾新利、吴玉荣所称协议签订时顾新兰所支出的其父母的医药费不足以成为702室房产对价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实际系在各继承人之间为解决303室房产的继承问题而达成的一致意见，确定702室房产所有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不应脱离该前提。在（2001）槐民初字第1031号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在2001年8月8日对顾新兰、顾新利、顾新凤进行调查中，明确体现出了顾新兰与顾新利有关303室房产及702室房产共同进行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顾新利在该调查中明确表示了在其取得303室所有权的情况下，同意向顾新兰让渡702室房屋的所有权。另，双方均认可702室房产在《协议书》签订时的价值为116825.80元，该房屋面积为50.96平方米，即单价为2292.50元每平方米。参照该价格，303室房产在当时的价格也应在223312.43元（97.41㎡*2292.50元）左右。但各继承人在签订该《协议书》时，一致同意303室房产归顾新利所有的情况下，仅向顾新兰支付补偿款2000元、向顾新凤支付补偿款3000元，向顾宁支付补偿款5000元。该补偿款金额的确定也明显并非仅仅考虑到303室房产单独的市场价值所进行的约定。另，即使价值不对等，也系显失公平情况下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而非合同无效。顾新利、吴玉荣并未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该约定对顾新利、吴玉荣自始具有约束力。顾新利、吴玉荣以房屋价值与顾新兰支出的医药费金额不对等为由，主张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并非所有权转移，进而不履行承诺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顾新兰基于《协议书》的约定，享有要求顾新利、吴玉荣将702室房产的所有权向其转移的权利。该权利系取得702室房产所有权的物权期待权，系带有准物权性质的请求权，不适用普通债权请求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顾新利、吴玉荣提出的顾新兰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顾新利、吴玉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9号3号楼2-702室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顾新兰名下；二、驳回顾新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96元，减半收取计4498元，由顾新兰负担100元，由顾新利、吴玉荣负担439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顾新兰请求顾新利、吴玉荣将涉案702室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是否应该支持。（2018）鲁0104民初7004号案件以及（2019）鲁0104民初3616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再审生效裁判文书均认定，顾新兰、顾新凤、顾新利、顾宁于2001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顾新利、吴玉荣虽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协议书》中的“折抵”并非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以及理由，亦无法推翻上述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在此种情况下，基于相同事实作出的上述生效判决，已经对于本案产生羁束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顾新利、吴玉荣将涉案702室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顾新兰名下并无不当。至于顾新利、吴玉荣主张的房屋价值与《协议书》约定的价款支付数额不对等及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对此予以回应，裁判观点正确，裁判依据充足，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顾新利、吴玉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96元，由顾新利、吴玉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郭维敬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侯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