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5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泽华，男，196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湖北长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灿，河南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向伟，男，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俊，河南万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楠，河南万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泽华因与上诉人任向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上诉人任向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俊、袁佳楠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泽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孙泽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并由任向伟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解除孙泽华与任向伟关于案涉90万元形成的合同关系，及任向伟返还90万元货款是正确的。孙泽华一审另外两项诉讼请求也应予支持。一、孙泽华要求归还2020年6月4日-7月22日购买煤炭后剩余的货款260519元及利息，孙泽华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任向伟的证据，应该得到支持。虽然双方当事人对孙泽华一审请求的2020年6月4日-7月22日购买煤款及应付的三项费用（卸车费、铲车费、杂项费）没有进行结算，但是前三列火车即2020年4月7日-6月4日期间的账目结算无误。同时，双方是买卖关系，一审认定的合作模式是“任向伟以自己的名义采购煤炭后提供给孙泽华，孙泽华过磅后向任向伟出具过磅单视为交付，孙泽华向任向伟支付款项”。因此，任向伟持有向孙泽华交付每车煤炭的过磅单及依据煤炭发热量计算出的煤炭单价是有依据的。前三列火车的煤炭交易能够结算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些基本的材料，所以2020年6月4日至7月31日之前双方煤炭买卖同样有可以结算的基本材料。在一审中，审判人员询问任向伟：“（转款90万元后）你又给原告拉的这3、4车煤，原告有没有给你出具过磅单？”任向伟回答：“出具了”（一审法庭笔录11页第1行至第3行）。每交一次煤就签一次名，每列火车煤的货款精确到了角分。在任向伟有账目而不提供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任向伟没有相反证据，故应采信孙泽华的证据。同时，为了确定煤炭价格，孙泽华委托进行了审计。通过对9列火车煤炭账目的审计，特别通过前3列没有争议的账目审计，对于煤炭按发热量计算的单价是可以还原出来的，也能够印证后6列账目的真实性。任向伟不提供账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所以，孙泽华的账目是能够证明其向任向伟购买的煤炭金额是5343313元，三项费用是407190元，共计5750503元。孙泽华在这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任向伟6011000元，多付26万元应该退还。二、孙泽华要求归还其存煤852吨的价款27万元，是基于租赁关系而不是侵权纠纷。孙泽华与任向伟除了有煤炭买卖关系之外，还租赁任向伟经营的临汝货场存放煤炭。虽然没有对租赁费单独约定，但是孙泽华需根据发运煤炭的数量支付三项费用。现在买卖关系已经被解除，孙泽华不可能继续租用其货场了，所以多余的煤炭应该返还。对于煤炭价值，孙泽华申请了鉴定。临汝货场只有孙泽华与宋文才的煤炭存放在那里，与任向伟无关。现场抽取煤炭化验，然后根据市场行情评估价格是可行的。综上，应支持支持孙泽华的上诉请求。孙泽华在庭审中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孙泽华认为本案应当委托鉴定，一审法院没有委托鉴定，程序违法。任向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泽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孙泽华诉请的返还90万元的购煤款及利息、剩余的货款260519元及利息和存放的852吨煤炭价值27万元，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案涉的90万元系孙泽华向任向伟支付的前期交易欠款。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的90万元系孙泽华向任向伟预付的煤款，依据的是交易习惯及孙泽华提供的录音，结合双方于2020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等事实。但是根据交易习惯，任向伟有提前垫付煤款的情况，并且一审法院依据的录音内容系断章取义，仅认定了对孙泽华有利的内容，而忽略了任向伟在录音中的说话内容，任向伟在录音中提到“待双方结算完后再退钱，你还欠我钱”等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并未提及。关于2020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等事实认定，依据见证人易某的出庭证言，易某自小和孙泽华相识，系亲戚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出庭的还有见证人成某，一审法院只采信了易某的证言，而未提及成某所证明的事实，显然对事实认定缺乏公平、公正。2.关于采购煤炭的数量和价款问题，双方对2020年6月4日之前的交易已经确认钱、货两清，主要争议6月4日之后的交易，正是因为双方没有进行结算，导致存在争议。关于2020年6月4日之后任向伟交付孙泽华的煤炭和价款问题，按照孙泽华出具的过磅单和任向伟采购煤炭处出具的收据显示，任向伟共计采购煤炭18640.33吨（实际上减去损耗为18527.35吨），双方对采购煤炭的吨数无异议，主要争议在煤炭的单价上。根据任向伟提供的采购煤炭处出具的收据，明确显示了单价，核算之后的购煤款为6446201.59元，该购煤款包含运费。除购煤款外，从火车站台发货产生的三项费用，即卸车费（每车120元）、铲车费（每小时220元）、杂项费（每吨15元）为461285元，该三项费用的计算标准孙泽华当庭表示认可，以上购煤款和三项费用合计6907486.59元，基本与孙泽华打款的数额相符合，也充分证明了任向伟将孙泽华打来的所有款项已经全部购买了煤炭并运送至临汝站台发货给孙泽华指定的收货方。关于煤炭单价问题，除了任向伟提供的收据外，根据孙泽华提供的其与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质量要求以化验结果显示的发热量为准，发热量最低是5000千卡/千克，暂定不含税价格为5000大卡360元/吨，而这恰恰印证了煤炭的检验结果只是为了看是否符合电厂的质量要求，而不是孙泽华所称的以检验结果来计算煤炭单价，协议上已经明确了单价符合质量要求即发热量为5000大卡为360元/吨。因此，双方之间关于煤炭单价绝对不可能是以发热量来计算，而应以任向伟采购的单价计算。（二）任向伟和孙泽华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煤炭的单价也应以采购时的煤炭价格结算。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且一审法院认定孙泽华先预付购煤款，任向伟再采购，并且在采购煤炭时任向伟都会和孙泽华进行充分的沟通说明，根据孙泽华的要求去采购，双方之间应为委托代理关系，煤炭的单价也应以采购时的煤炭价格结算。（三）根据任向伟提供的采购煤炭处出具的收据、孙泽华出具的过磅单以及双方认可的铁路货物运单，充分证明孙泽华支付的钱款已经全部用于采购煤炭并运送至临汝站台交付给孙泽华，并且按照孙泽华的指示，将煤炭发出。2020年6月4日之后发出煤炭27795吨，远远超出任向伟采购煤炭的吨数，根本不存在孙泽华已支付货款、任向伟未交付货物的情形，更不存在退还货款及利息的问题。二、2020年7月26日铁路货运发煤3215吨，应计入孙泽华发煤的总量。（一）关于最后一列火车发煤即2020年7月26日的3215吨，在一审法院询问时，孙泽华明确说明其与多家电厂均有合作，所以才出现货物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不一致的情形，但托运人只有两家，即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宜昌阳达商贸有限公司。最后一列的托运人为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收货人为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孙泽华认可的2020年6月8日货物运单上显示的托运人和收货人完全一致。并且，孙泽华当庭陈述，任向伟是按照其提供的信息去填写发货手续。那么，在托运人和收货人和之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孙泽华称最后一列是宋文才所发，不应计入其发货的吨数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最后一列的3215吨应计入任向伟所发的煤炭总量。（二）在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7235号案件中，孙泽华与宋文才均承认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宋文才是替孙泽华打工的，那么该列火车发出的3215吨煤炭应由孙泽华承担。孙泽华抗辩是宋文才发出的煤炭，不应计入其发煤数量，这显然是孙泽华为逃避责任所进行的不真实的陈述。三、孙泽华从任向伟处多拉走5996吨煤炭。根据孙泽华出具的过磅单和铁路货物运单，在2020年6月4日之后任向伟为其采购煤炭的数量为18640.33吨，铁路货物运单显示发出的煤炭数量为27795吨，中间还有贾老板和王**采购的煤炭3158.2吨也是从临汝站台发走的。因此，孙泽华多拉走的煤炭数量为5996.47吨（27795吨-18640.33吨-3158.2吨=5996.47吨）。任向伟的这些煤炭是在2019年底任向伟为孙泽华采购煤炭之前就有的，和案涉纠纷没有关联性，且任向伟也提供了临汝站台工作人员的证言、照片、录像资料等证据证明之前存放在站台大概有8000吨煤炭，而现在站台上的煤炭只剩余很少一部分，充分说明了孙泽华多拉走的煤炭是任向伟的煤炭。关于这部分煤炭，孙泽华应支付相应的煤炭价款。四、即使按照一审判决任向伟返还孙泽华90万元，也应将最后一列即2020年7月26日发出的3215吨煤款、2020年6月4日之后的三项费用及2020年8月3日交付孙泽华135.8吨煤炭价款从90万元中予以扣除。关于最后一列即2020年7月26日所发的3215吨煤炭，从庭审情况和现有证据来看，充分证明该3215吨煤炭属于孙泽华所发，而不是孙泽华陈述的系宋文才所发。另外，双方当庭认可2020年6月4日之后的三项费用未结算，且孙泽华认可任向伟所述的三项费用结算标准，孙泽华方主张407190元，任向伟主张461285元，主要差距在最后一列3215吨煤炭上，现有证据充分证明该3215吨属于孙泽华所发，三项费用也应由其来结算。关于2020年8月3日采购的135.8吨煤炭，有孙泽华出具的过磅单予以确认。因此，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任向伟应退还90万元，也应将上述费用从中予以扣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任向伟的上诉请求。孙泽华针对任向伟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买卖关系不是委托代理关系是综合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从2020年8月2日孙泽华感觉上当受骗向任向伟追要90万元开始到孙泽华起诉时止，任向伟从来没有说过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是在诉讼中才提出该辩解理由。特别是2020年8月8号在汝州货场，易某、易家文帮助协调的录音中，任向伟多次承诺没有煤就退钱。由于任向伟没有退钱，反而以退钱为诱饵，胁迫孙泽华在2020年8月13日签订了一份承担32万元的协议书又没有退还58万元。孙泽华在2020年8月16日后向汝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020年8月18日孙泽华再次给任向伟打电话要求退还货款90万元时，指责任向伟这样搞（诈骗90万元）不行，任向伟说等他清醒清醒。如果是委托关系，任向伟可以大大方方说出来，如果不是骗了孙泽华90万元心虚，完全没有必要“清醒清醒”再说。一审时，任向伟反诉孙泽华扣除该90万元后还欠其300万元，结果未交反诉费。而且，在骗取孙泽华签订2020年8月13日协议书时，任向伟也没有以委托代理关系来辩解。直到孙泽华起诉后任向伟才提出该辩解理由。一审时，任向伟的代理人质疑证人易某用了假身份，二审时又说易某是孙泽华的亲戚，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之所以采信易某的证言就是易某客观、真实、全面地陈述了自己所闻所见和案件有关的事实。而任向伟提供的证人成某，避实就虚，隐瞒事实。连任向伟自己都承认孙泽华在签订32万元的协议书后一直向其索要90万元，成某却说自己不知道，故成某的证言不应采信。二、关于煤炭吨数和单价的问题。在孙泽华的上诉状中已经说明，既然双方前三列火车的账能够结算清楚，就证明任向伟手中有相关的结算单据。任向伟把孙泽华给其开具的磅单拿出来，就一目了然了。同样，孙泽华已经在上诉状中陈述清楚了煤炭单价的由来。因为向孙泽华购煤的电厂是按发热量为依据计算煤炭单价的，所以孙泽华在采购煤炭时必然以发热量的多少控制成本、计算预期利润。不存在任向伟说煤炭买来多少钱孙泽华就每吨加10元佣金给任向伟结账。如果这样孙泽华无法保证购煤质量，而且以发热量计算煤炭单价是煤炭交易中的惯例。任向伟称购买煤炭时的收据能够证明支付了多少煤款，这些收据购煤时间相距较长，但收据编号是连号的，证明收据是虚假的。一审时，孙泽华多次要求任向伟出具银行转账明细，任向伟未能提供。三、关于是否多拉了任向伟煤炭的问题。任向伟和宋文才在孙泽华租用汝州货场前都是河南奕通公司的股东，货场有没有存煤、煤炭是谁的宋文才是清楚的。孙泽华租用场地囤煤，如果和别人的煤堆放在一起，孙泽华不会同意。退一步，即使任向伟在货场有存煤也要出具采购的单据，转账的明细，出矿或者进场的磅单或者会计账簿。任向伟没有购买煤炭的证据，其提供的拍摄时间不明的煤堆照片、身份不明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煤炭的数量及所有权的归属。任向伟是以孙泽华运出的煤比采购的多来推断孙泽华多拉了他的煤没有依据。事实上，在孙泽华租用货场前宋文才在货场上堆放的有几千吨发热量不高的煤。一审时孙泽华提供了煤矿为宋文才开具的供煤单据，宋文才给煤矿的转账记录，宋文才还有存多少煤的会计账簿，这些煤和任向伟无关。综上，应驳回任向伟的上诉，支持孙泽华的上诉请求。任向伟针对孙泽华的上诉辩称，一、孙泽华支付给任向伟的款项已经全部用于购买煤炭，且该煤炭也已全部交付给孙泽华，因此，孙泽华要求任向伟归还货款260519元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孙泽华已经承认2020年6月4日-7月22日购买煤炭应付的三项费用没有结算，因此孙泽华应该向任向伟支付该期间的三项费用。（二）任向伟与孙泽华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合作模式“孙泽华过磅后向任向伟出具过磅单视为交付，孙泽华向任向伟支付款项”，就是认定孙泽华出示过磅单后，才向任向伟支付款项，按照这样的逻辑：孙泽华之所以向任向伟支付了90万元，也是由于任向伟已经向孙泽华交付了煤炭，孙泽华也已经出示了过磅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孙泽华给任向伟支付购煤款后，任向伟才代其购煤，有时候任向伟会替孙泽华垫付购煤款。因此，孙泽华是在混淆视听，虚假陈述。（三）一审庭审时，任向伟并没有说自己的煤炭吨数计算错误，孙泽华完全是在虚假陈述。庭审时任向伟主张的是按照矿发的吨数18640.33吨，孙泽华主张的实收吨数18527.35吨，矿发吨数和实发吨数在过磅单上均有显示，任向伟并没有计算错误，只是计算的依据不一样。孙泽华故意虚假陈述说任向伟的吨数计算错误。（四）本案中，煤炭的发热量并不是计算煤炭单价的依据，而是孙泽华为了验证其所购买的煤炭是否符合合作方的质量要求。根据孙泽华与其合作方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合同可知，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孙泽华所提供的煤炭发热量是有要求的，因此孙泽华自己化验的发热量结果只是为了验证是否符合合作方的要求，且孙泽华给其合作方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供煤的价格为360元/吨（符合约定发热量），约定的煤炭单价只有一个，也没有孙泽华所称的根据化验发热量来确定价格，而实际煤炭的单价也就是任向伟为孙泽华购买煤炭时的单价，因为任向伟只是赚取了相应的佣金。（五）孙泽华制作的供煤、付款分列明细系其根据自己主张的单价作为计算依据，计算出总价，进而统计制作而成，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审计和鉴定的依据。孙泽华已自认其在汝州货场专门安排了会计，其提供的全部账目也是自己的会计单方制作的，因此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这样的账目作为审计或者鉴定的依据不具有任何意义，也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根据该账目计算出的煤炭款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该账目推算出的价款结算标准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任向伟不应归还孙泽华所称的27万元煤炭852吨，相反，孙泽华应向任向伟返还多发走的煤炭5996.4吨，或者向任向伟支付相应的煤炭款。本案中孙泽华委托任向伟购买的煤炭，任向伟已经为其通过铁路货运全部发出，现孙泽华已无煤炭在临汝货场。相反，任向伟为孙泽华多发走的5996.4吨煤炭，孙泽华至今未支付相应的款项。其中，2020年7月26日最后一列铁路货运发煤3215吨，系按照孙泽华的指示发走是没有争议的。一审中孙泽华明确说明其与多家电厂均有合作，所以才出现货物运单上收货人显示不一致的情形，但托运人只有两家，即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宜昌阳达商贸有限公司，最后一列托运人为江西捷贸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收货人为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孙泽华认可的2020年6月8日货物运单上显示的托运人和收货人完全一致。并且，孙泽华一审当庭陈述，任向伟是按照其提供的信息去填写发货手续，那么，在托运人、收货人与之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孙泽华所称最后一列是宋文才所发，不应计入其发货的吨数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且该列煤炭的价款和三项费用孙泽华也未支付。因此，任向伟不应向孙泽华返还任何煤炭或者所谓的煤炭价款。三项费用属于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应支付给任向伟，且孙泽华自认三项费用未支付。孙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之间90万元的煤炭买卖协议并退还购买煤炭款90万元，并自2020年8月13日起按银行间市场借贷利率的2倍支付利息至全部归还完止；2.归还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购买煤炭后剩余的货款260519元，并自2020年7月23日起按银行间市场借贷利率的2倍支付利息至全部归还完止；3.返还存放的852吨煤炭的价值27万元；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及保全担保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向伟租赁临汝货场通过铁路运输经营煤炭（本案所称煤炭指原煤）业务。从2020年4月7日开始，孙泽华与任向伟建立合作关系，但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任向伟以自己的名义采购煤炭，通过汽车运输送往临汝货场，向孙泽华提供煤炭。煤炭运到临汝货场，经孙泽华过磅后，向任向伟出具过磅单视为交付。任向伟联系铁路货运，根据孙泽华的指令将煤炭发走。孙泽华除向任向伟支付煤炭价款（含汽车运费）外，还需支付平板车卸车费（每车次120元）、铲车费（每小时220元）、货场服务费（按轨道衡重量计算，每吨15元）三项费用。双方合作期间，除任向伟外，还有第三方向孙泽华供煤至临汝货场，通过任向伟联系的铁路货运发煤，任向伟向孙泽华收取三项费用。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6月4日期间，双方的合作没有争议，均认可货、款两清，三项费用也已支付。但孙泽华主张，在此期间任向伟交付煤炭6311.41吨，孙泽华支付款项1979124元，其中煤款1853044元、三项费用126080元（含第三方供煤的三项费用）；任向伟主张，在此期间任向伟交付煤炭5000吨左右，孙泽华支付款项1520360元，其中煤款140万元左右、三项费用12万元左右（含第三方供煤的三项费用）。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7月22日期间，任向伟向孙泽华交付煤炭18527.35吨（含2020年8月3日供煤135.8吨），孙泽华向任向伟付款6011000元，但双方对煤款及三项费用并未结算。孙泽华主张，该期间煤款5343313元、三项费用407190元（含第三方供煤的三项费用），共计5750503元，孙泽华多付款260497元，任向伟应当返还；任向伟主张，该期间煤款6446201.59元、三项费用461285元（含第三方供煤的三项费用），共计6907486.59元，孙泽华少付款896486.59元。孙泽华主张，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单价以煤炭抽样化验结果确定，任向伟赚取差价；任向伟主张，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孙泽华委托任向伟购煤，单价以任向伟购煤时的价格确定，任向伟抽取每吨10元的佣金。2020年7月31日至8月2日期间，孙泽华向任向伟共计转款90万元。孙泽华主张，该90万元是其向任向伟预付的煤款，但任向伟并未继续供煤，应当返还。孙泽华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20年8月5日至8月8日期间其与任向伟的通话录音、谈话录音证据。录音中显示，孙泽华陈述该90万元是预付的煤款，要求任向伟拉煤或退钱；任向伟陈述再等二三天再拉煤等内容。一审庭审中，任向伟主张，该90万元是孙泽华向其支付的6月4日至7月22日期间的欠款。2020年7月22日之后，任向伟仅于2020年8月3日向孙泽华交付煤炭135.8吨，之后未再供煤。孙泽华、任向伟因该90万元款项发生纠纷后，经易某、成某协商、见证，双方于2020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甲方为任向伟，乙方为孙泽华、宋文才，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32万元，其中7万元系周口隆达电厂开支，8万元系过磅脱吨补偿，17万元系原煤差价补偿。孙泽华主张，该协议是为了让任向伟退还90万元中的58万元，才同意补偿任向伟32万元，但任向伟并未退还58万元，孙泽华已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任向伟主张，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的17万元就是双方委托关系的佣金。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20）豫0482民初7235号孙泽华、宋文才与任向伟合同纠纷案件庭审中，见证人易某出庭作证称，当时协商的是签订协议后任向伟退还孙泽华58万元，但任向伟并未退还。在双方整个合作期间，2020年4月18日至7月21日期间，孙泽华共计通过铁路货运发煤31047吨，其中4月18日3338吨、5月18日3129吨、6月8日3353吨、6月12日3294吨、6月22日4019吨、6月29日1676吨、7月1日1647吨、7月4日3438吨、7月10日3635吨、7月21日3518吨。2020年7月26日最后一列铁路货运发煤3215吨，双方存在争议：任向伟主张该列也是孙泽华发煤，孙泽华主张该列是宋文才发煤，只有其中的840吨是孙泽华配售给宋文才的煤。在双方整个合作期间，孙泽华主张其向第三方购煤共计8900吨左右；任向伟主张孙泽华向第三方购煤共计3158.27吨。孙泽华主张，双方合作期间孙泽华从任向伟及第三方处购煤共计32734吨，通过铁路货运发煤共计31887吨（31047吨＋840吨），尚有价值27万元的847吨煤在任向伟的货场内不让拉走，任向伟应当返还27万元。任向伟主张，双方对2020年6月4日之前的合作没有争议，2020年6月4日之后孙泽华从任向伟处购煤18640.33吨（该数额未减损耗，实际18527.35吨），从第三方处购煤3158.27吨，共计购煤21789.6吨，而2020年6月4日之后孙泽华共计发煤27795吨，孙泽华多发走的5996.4吨，系任向伟在货场的存煤，价值2218520元。任向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提起反诉，要求孙泽华支付煤款2218520元，但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缴纳反诉费，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豫0482民初7245号之一民事裁定，按任向伟撤回反诉处理。2020年12月19日孙泽华因其要求任向伟归还多付货款260519元及存放在货场的煤炭852吨，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孙泽华制作的《任向伟供煤、付款分列明细》进行审计，对存放货场煤炭的现行价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孙泽华与任向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因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孙泽华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任向伟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双方的合作模式为，由任向伟以自己的名义采购煤炭后提供给孙泽华，孙泽华过磅后向任向伟出具过磅单视为交付，孙泽华向任向伟支付款项。因任向伟并非以孙泽华的名义采购煤炭，且任向伟采购煤炭后需要向孙泽华过磅交付，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2020年7月31日至8月2日期间孙泽华向任向伟转款90万元的定性问题。孙泽华主张，该90万元系其向任向伟预付的购煤款；任向伟主张，该90万元系孙泽华支付的前期交易欠款。关于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交易期间的煤款及三项费用金额，因双方并未结算，对煤款的单价计算依据及总价款也存在争议，且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各自主张，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现任向伟主张在此期间孙泽华少付款896486.59元，对此任向伟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无法认定。根据交易习惯及孙泽华提供的录音，结合该90万元产生争议后双方于2020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等事实，一审法院应认定该款系孙泽华向任向伟预付的煤款。除2020年8月3日任向伟向孙泽华供煤135.8吨外，任向伟并未继续向孙泽华供煤，现孙泽华要求解除双方关于该90万元产生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孙泽华要求任向伟返还该90万元预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泽华要求任向伟支付该90万元的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8月3日任向伟向孙泽华供煤135.8吨的煤款，因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法确定单价，暂不从任向伟应返还的90万元预付款中扣除，任向伟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孙泽华要任向伟返还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期间多支付的260519元货款问题。同上所述，双方对该期间的交易并未结算，对煤款的单价计算依据及总价款均存在争议，孙泽华对其在该期间多付款260519元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对其该项请求及利息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交易期间的煤款及三项费用遗留问题，双方可待结算后或提供充分证据后，另行向对方主张权利。四、关于孙泽华要求任向伟支付其在货场剩余852吨存煤的27万元价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处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孙泽华主张其尚有价值27万元的煤炭在任向伟的货场内不让拉走，系侵权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其可另行主张。任向伟主张的孙泽华多从货场发走的价值2218520元属于任向伟的5996.4吨存煤问题，任向伟可另行主张权利。五、关于孙泽华提出的审计、评估申请问题。因孙泽华制作的《任向伟供煤、付款分列明细》系其根据自己主张的单价计算依据计算总价统计制作而成，而双方对单价计算依据存在争议，互不认可对方主张，委托审计并不能解决双方争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其评估申请，同上所述，因其主张的在货场剩余852吨存煤问题不属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孙泽华与任向伟关于案涉90万元形成的合同关系；二、任向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孙泽华返还预付款90万元；三、驳回孙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5元，减半收取8883元，由孙泽华负担2483元，任向伟负担6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任向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9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90万元。二、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购买煤炭后剩余的货款260519元及利息。三、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存煤852吨的价款27万元。四、一审应否委托鉴定。对此，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9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90万元的问题。经查，孙泽华于2020年7月31日至8月2日向任向伟转款共计90万元。根据孙泽华与任向伟的通话录音、谈话录音显示，孙泽华陈述该90万元是其预付的煤款，要求任向伟拉煤或退钱；任向伟陈述再等二三天再拉煤等内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及该90万元产生争议后任向伟与孙泽华、宋文才于2020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等，一审法院认定该款系孙泽华向任向伟预付的煤款并无不当。虽然任向伟于2020年8月3日向孙泽华供煤135.8吨，但双方未就上述煤炭的单价达成一致意见，且任向伟在一审诉讼中提起反诉，但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缴纳反诉费，按撤回反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该135.8吨煤炭在本案中无法确定单价，暂不从任向伟应返还的90万元预付款中扣除，任向伟可另行主张权利，亦无不当。故任向伟应返还孙泽华预付款90万元，任向伟主张该90万元系孙泽华向任向伟支付的前期交易欠款，且应扣除2020年7月26日的3215吨煤款、2020年6月4日之后的三项费用及2020年8月3日的135.8吨煤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购买煤炭后剩余的货款260519元及利息的问题。经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期间的交易并未结算，对煤款的单价计算依据及总价款均存在争议。孙泽华对其主张该期间多付款260519元负有举证责任，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6月4日至7月22日期间交易的煤款及三项费用遗留问题，双方可待结算后或提供充分证据后，另行向对方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故孙泽华主张任向伟应返还其购买煤炭后剩余货款260519元及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任向伟主张2020年7月26日发煤3215吨应计入孙泽华发煤总量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三、关于任向伟应否返还孙泽华存煤852吨的价款27万元的问题。经查，孙泽华诉请解除双方关于90万元的煤炭买卖协议，一审判决解除孙泽华与任向伟关于案涉90万元形成的合同关系。孙泽华认可其与任向伟除了有煤炭买卖关系之外，还租赁任向伟经营的临汝货场存放煤炭，双方没有对租赁费单独约定。孙泽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临汝货场存煤数量为852吨、价值27万元，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租赁临汝货场所存放煤炭的三项费用已支付完毕。任向伟不认可孙泽华存煤852吨，其主张孙泽华从货场多发走任向伟价值2218520元的5996.4吨存煤，且双方对三项费用的总金额也存在争议。故一审法院认为孙泽华主张临汝货场尚有其价值27万元的847吨存煤任向伟不让拉走，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其可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故孙泽华主张任向伟应返还其存煤852吨的价款27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任向伟主张孙泽华多拉走5996吨煤炭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四、关于一审应否委托鉴定的问题。经查，孙泽华提供的《任向伟供煤、付款分列明细》系其单方制作，双方对单价计算依据存在争议，互不认可对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委托审计并无不当。孙泽华主张的852吨存煤任向伟不让拉走，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对其评估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孙泽华、任向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74元，由孙泽华负担9174元，任向伟负担1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为民审判员  李双双审判员  张培培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关利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