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城角街672号西城国际保险产业园A座9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MA09JXL29J。负责人：王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宣燕辉，北京市京大(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娟，北京市京大(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增，男，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黄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良，河北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利宝保险石家庄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增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5民初379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宝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5民初379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110000元；2、按照不服金额394930.4元（504930.4-110000）计算上诉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已生效，上诉人无须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依法应予改判。原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提交的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已生效，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具有约束力，但又认为上诉人应赔偿商业险部分，该判决明显自相矛盾。交警部门第1682号认定书认定驾驶员逃逸后被查获，负事故主要责任。1682认定书出具后，驾驶员高振民申请复核。复核期间，2020年9月1日，驾驶员与死者杜尊平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死者家属52万元，调解协议明确记载驾驶员为逃逸后被查获。2020年9月30日交警部门出具第1684号认定书，该认定书记载“高振民驾车向西慢行一段距离后驶离事故现场”无逃逸记载，认定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复核结果明显不符合常理，高振民已经申请复核，但在复核结果前匆忙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赔偿51万元，唯一解释就是通过高额赔偿换取受害人家属谅解，达到驾驶员不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目的。但该案不同于普通案件的复核程序，该案是通过高额赔偿换取家属谅解对复核的影响，目的是逃避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应由其承担，逃逸的事实并没改变，上诉人已尽到免责事项明确提示义务，无须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按照第1684认定书认定事实，认定书记载“高振民驾车向西慢行一段距离后驶离事故现场”，在投保单、保险条款生效情况下，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约定执行。上述情形符合免责条款驾车驶离现场商业险拒赔，该免责条款无论驾驶员事故发生时的主观意图如何，所以，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二、原审法院不予调取交通事故卷宗系适用程序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庭审前，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原交通事故卷宗，以便查明事故发生全过程，但是原审法院以不是法院调取范围为由予以驳回。上述驳回程序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即该情况，上诉人及代理人已向交警部门申请调取但未获批准，而该卷宗对审理本案又至关重要，无奈下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所以原审法院应当受理该请求，依法进行调取。三、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并非被保险人也并非交通事故赔偿人，其权利并未受侵害，按照保险合同起诉上诉人，系主体不适格，应由被保险人或实际赔偿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所以应驳回其起诉。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改判，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于增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并不存在逃逸情形，司机高振民在事发当时并不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也不存在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驶离的情形，所以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另外，被上诉人方赔偿死者家属51万元也正好跟山东省当时赔偿标准按照同等责任计算的数额大体相符合，也就是说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死者家属总体损失数额超交强险之外计算所得的数额大体一致。按照50%计算，并不存在高额赔偿换取受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形，另外，保险公司主张在司机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驶离现场也属于拒绝赔付的情形，明显加重了被保险人一方的相关义务，减轻了保险公司的相关责任，其主张也不应该成立。由于本案司机高振民并不知晓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保险理赔金5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于增陈述的涉案事故发生经过，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事故责任，2020年8月11日博兴交警大队做出了1682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于增方司机系逃逸后被查获，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负次要责任，司机高振民不服，于2020年8月17日向滨州市交警支队提出复核后；滨州市交警支队又做出了复核结论，认为1682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责令博兴县交警大队重新调查认定。2020年9月30日博兴交警大队做出了1684号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高振民存在逃逸和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而故意驶离的情况，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杜尊平死亡后，于2020年7月22日在博兴县殡仪馆火化，博兴县公安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者杜尊平死亡原因系重度颅脑损伤。2020年9月1日，于增方与杜尊平妻子曹连芳、儿子杜超在博兴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方赔偿曹连芳、杜超510000元，并已过付。另，于增为冀ＪＱ××××号车在利宝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金额为2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等综合保险，为冀Ｊ××××挂号投保了保险金额为5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均为2019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30日。再，冀ＪＱ××××／冀Ｊ××××号挂号重型牵引货车的实际车主为于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事故是否有商业三者险免赔情形。一审法院认为，1684号事故认定书是依法定程序复核后重新作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即1682号）予以撤销，故涉案交通事故事实的认定及责任划分应以1684号事故认定书为准。1684号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高振民有肇事后逃逸的情形，因此，利宝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辩称驾驶员有逃逸行为商业险免赔，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于增已向第三人进行赔偿，故，于增的损失应由利宝保险石家庄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予以承担。关于赔偿项目及数额，一审法院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846580元。杜尊平于1962年6月25日出生，按我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20年计算为：42329元×20年=846580元；2、丧葬费42044.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认定为：84089元÷12×6个月=42044.5元；3、办理丧葬事宜费用1236.3元。根据原告亲属户籍性质，一审法院认定为：82.42元/天×5人×3天=1236.3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于增诉求的交通费500元、住宿费1000元、餐饮费1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已包含在办理丧葬事宜费用中，对此三项主张，不再支持。上述损失合计899860.8元，交强险内赔偿110000元，超出部分789860.8元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394930.4元，超出法律规定的，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于增支付保险理赔金50493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交警部门虽然在第一次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驾驶员逃逸，但驾驶员已经根据法定的复核程序申请复核，交警部门已依法另行作出事故认定，并未认定驾驶员构成逃逸。上诉人在没有其它有效证据证明驾驶员存在逃逸的情形下，以此为由拒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交警部门已经对本次事故发生的过程及相应的责任作出明确的认定，在上诉人没有提出有调取卷宗必要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亦无不当。车辆虽登记在案外人运输公司名下，但该运输公司已经出具证明，证实车主实际为于增，高振民系于增雇佣的驾驶员，向事故受害人支付的赔偿款实际为于增支付，因此于增作为车主及赔偿义务的承担者，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24元，由上诉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乃群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亚茹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