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谊，男，汉族，1982年12月22日生，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县支行，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负责人：王秋雄，该支行行长。 原审第三人：冯露，女，汉族，1985年05月10日生，贵州，住。 原审第三人：常道勇，男，汉族，1981年9月24日生，贵州，住。 原审第三人：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法定代表人：常道勇，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戚谊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县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原审第三人冯露、常道勇、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沁园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黔2725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戚谊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邮政银行对上诉人500万元借款本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上诉人损失5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邮政银行对上诉人50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6年5月10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至500万借款本金归还之日止，截止2020年5月9日，暂计87万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上诉人借款利息损失；4、判令被上诉人邮政银行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失169833.74元（其中律师费117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5952元；仲裁费31381.74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因其侵害行为而导致上诉人的损失169833.74元；5、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一、一审对邮储银行公司部主任黄宥凤对上诉人展示续贷资料这一关键事实没有依法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庭审调查中，查明黄宥凤职务是邮储银行公司部主任，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主张黄宥凤在其办公室向上诉人展示续贷资料并承诺续贷后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因此才达成借款合意的，被上诉人对该事实并未否认也未认可，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官责令被上诉人电话核实邮政银行主任黄宥凤是否向上诉人展示过授信合同和信贷资料促成借款还贷这一关键事实，被上诉人代理人当庭电话询问该行主任黄宥凤，黄宥凤当庭承认其在办公室拿给上诉人看过续贷资料这一关键事实。而在一审判决中却对该关键查明事实没有予以记录，更未就该事实所造成的法律后果依法予以判定。上诉人认为，邮储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判定标准，应当是邮储银行对上诉人是否构成欺诈，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失是否存在过错。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结合一审已有证据来说，冯露和黄宥凤作为邮储银行直接授权处置该行信贷业务的主任和经理，对该行在收回该笔贷款后无法续贷是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的，而上诉人在二人办公室了解续贷情况时，二人却因急于收回信贷坏账而对该笔贷款无法续贷的真实情况予以故意隐瞒，并未诚实告知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该笔贷款无法续贷这一真实情况，反而拿虚假的续贷资料给上诉人看，该展示行为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该行为的目的和指向就是利用上诉人对其职务产生的信任，通过拿虚假的续贷资料给上诉人看致使上诉人陷入贷款可以续贷的错误认识，而其对上诉人借款提供书面担保的行为更是诱使促成了上诉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同意借款填补其信贷坏账的错误意思的表示，上述行为依法已经构成欺诈，由该欺诈行为对上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赔偿。而且，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在庭审中多次陈述黄宥凤在办公室告知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该笔贷款可以续贷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并未就上诉人和第三人常道勇所陈述的该事实予以否认，仅认为黄宥凤承诺续贷不符合该行内部管理规定，同时主张冯露和黄宥凤的行为均属于个人行为。所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对承诺续贷这一事实构成自认。另外，结合一审庭审中证人俞某证言、第三人常道勇陈述、借款合同冯露签字等证据，庭审中查实的证据链对邮储银行承诺续贷担保借款这一事实。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急于收回信贷坏账，存在承诺续贷担保借款的实施动机和目的，且已经由此获利，被上诉人承诺续贷符合常理。最后，从损害赔偿角度来说，冯露和黄宥凤的行为也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之规定，且该违法行为造成了上诉人借款行为的发生，上诉人因被欺诈而借款至今无法收回，造成上诉人财产因被告违法欺诈而减损，且上诉人减损的财产已经被被上诉人取得并控制，上诉人的诉请仅是请求被上诉人将因其违法欺诈而非法取得的上诉人财产返还上诉人，并不会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应当予以返还赔偿。综上所述，一审对庭审中已经查明的欺诈事实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结论经不起推敲，无法使人信服，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认定。二、一审判决遗漏对信贷经理冯露对外签字担保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这个争议焦点的裁判认定。在一审法庭辩论中，上诉人举出邮储银行信贷经理冯露对上诉人所签署的《借款合同》，同时指出其签字担保行为依法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因此，邮储银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而被上诉人却抗辩认为冯露是个人行为，该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也是本案的重大核心焦点争议之一，而一审判决中却并未就该本案重大核心争议予以记录，更未对该重大核心争议作出裁判定性，既未明确判定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也未明确判定为个人行为，因遗漏了对该重大争议焦点即冯露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的裁判定性，事实认定不清，导致无法依法适用法律。上诉人认为信贷经理冯露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理由如下：首先，依据以下5条法条，冯露符合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定情形。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其次，上诉人产生的信任源于冯露的职务。因上诉人与冯露和借款人常道勇在案发前从不认识，上诉人绝无可能会对冯露个人产生信任而同意借款，而是基于对冯露职务的信任。结合当天情况，作为信贷经理的冯露在工作日该行上班营业的时间段内在该行办公室内对向上诉人借款用于处置该行贷款到期续贷工作而担保并签认的行为，若不是代表该行授权的职务行为，明显与常理认知相悖。另外，上诉人已经尽到审慎义务，并无过错。上诉人到该行营业大厅通过岗位人员公示牌核实过冯露身份，上诉人又到冯露办公室再次确认冯露本人身份并见证冯露当场签字，上诉人已经尽到审慎义务确认冯露为真实的银行信贷经理，并因此对冯露产生信认，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被上诉人不能以其他理由来对抗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上诉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对该一审遗漏的争议依法予以裁判。三、一审认定信贷经理冯露对外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邮储银行信贷经理冯露为借款处置其贷款业务对外进行签字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判定理由是因为“冯露和常道勇是朋友关系”。上诉人认为该判定错误，理由如下：首先，一审庭审中冯露和常道勇是否是朋友关系属于待证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冯露和常道勇是朋友关系，一审直接认定他们是朋友关系没有依据。其次，即便冯露和常道勇是朋友关系，上诉人作为相对人在案发前和冯露还有常道勇均从不认识，案发当日也未被告知过他们是朋友关系，所以上诉人对他们是否是朋友关系无从知晓也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仅通过查看邮储银行大厅里的岗位人员公示牌核实了冯露是邮储银行的信贷经理身份；通过邮储银行公司部黄宥凤主任向上诉人展示的续贷资料确认了常道勇是贷款企业的法人代表身份，上诉人是基于对邮储银行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任从而对经该行授权的冯露和黄宥凤产生信任继而同意借款的。而一审将上诉人无从知晓且无证据证明的常道勇和冯露是朋友关系为由，对抗作为不知情相对人的上诉人，并由此认定冯露行为对于不知情相对人上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于法无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上诉人认为冯露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首先，在邮储银行公司部黄宥凤主任在工作时间段内在其办公室向上诉人展示完续贷资料后，又由信贷经理冯露在工作时间段内在其办公室对上诉人借款用于处置该行到期贷款进行担保并签认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上诉人对她们的行为均属于其个人行为构成合理怀疑，依据上诉人掌握核实她们担任该行公司部主任和信贷经理职位，因此足以让上诉人确信她们就是该行授权出面处置该笔贷款业务的，所以她们的行为对于相对人上诉人而言均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其次，从冯露担保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看，冯露对外签字担保促成了上诉人基于对邮储银行的信任向完全不认识的第三人借款的发生，该笔借款又用来填补了其所在单位邮储银行原本难以收回的不良贷款坏账，冯露的担保行为使其所代理的单位邮储银行获利，该行由此代理行为谋取了利益，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该由其所代理的受益人邮储银行来承担，故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案发前从不认识第三人常道勇和冯露，故上诉人无从知晓也未被告知冯露和常道勇是朋友关系，因此上诉人在不知晓两人关系的情形下并没有任何理由能构成对冯露履行的不是职务行为的合理怀疑，而一审却据此将冯露签字行为认定为个人行为，与《合同法》第49条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保护不知情的善意相对人的立法本意相悖，所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四、一审认定合同签订时就设定了抵押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因为该笔借款期限为8个月，且益沁园公司用自己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该合同进行了抵押，由此推定上诉人是在充分考虑为实现其权利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以上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因为得到该行承诺将立即发放贷款归还上诉人借款，所以上诉人在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合同所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11日银行发放后立即归还，同时也没有要求借款人用其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所设定的抵押登记是在银行违背承诺拒绝发放贷款七天之后，经借款双方才共同协商办理的，且为了符合办理抵押登记的登记条件，双方才协商将借款期限延长至了8个月。所以抵押权设定的他项权证登记日期为2016年5月17日，而非借款合同签订时的2016年5月10日。一审认定双方在借款合同签订时（即2016年5月10日）就办理了抵押登记进行了抵押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且基于这一错误事实推定“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即2016年5月10日）就“已经充分考虑为实现其权利的前提下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结论并不成立，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得出错误的推论结果，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纠正。五、一审该案适用简易程序可能不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属于案情简单，且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该案案情较为复杂，且双方争议较大，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对独任审判法官审判工作造成较大难度和压力，难免造成谬误，程序适用上可能不妥。 被上诉人邮政银行、原审第三人冯露、常道勇、益沁园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戚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邮政银行对原告500万元借款本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损失500万元；2、被告邮政银行对原告50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6年5月10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至500万借款本金归还之日止，截止2020年5月9日，暂计87万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借款利息损失；3、被告邮政银行对原告造成的损失169,833.74元（其中律师费117,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5,952元；仲裁费31,381.74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因其侵权行为而导致原告的损失169,833.74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戚谊的朋友俞厚均从名叫杨亚铭（又名杨洪宇）的人处得知第三人益沁园公司在被告邮政银行的贷款500万元需要借款用于调头，俞厚均因无充足资金，故将该情况转告原告。经杨亚铭的牵线，原告与第三人常道勇于2016年5月10日到被告邮政银行黄主任（黄宥凤）的办公室查看益沁园的贷款资料，后并到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冯露办公室，冯露亦系常道勇的朋友。当日，戚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常道勇、益沁园公司签订了《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05-10），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为8个月，短期融资服务费及利息约定为“单日单次平敞综合费用按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一计算；单次平敞或保证金综合费用为0.5万元”，违约责任约定为“乙方承诺自己提供给银行或第三方的相关资料有效齐全，本合同签订后，若非甲方责任导致当日未能成功开出承兑汇票或放出贷款，则乙方仍需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当日服务费和利息，并于当日返还甲方借款；若乙方当日开出承兑汇票但无法贴现并归还甲方借款，则乙方需无条件地将承兑汇票加盖背书章后，同三章、网银、支票一起交由甲方保管，双方于第二天完成贴现还款事宜，借款利息及服务费按双倍收取；若第二天为非工作日，则利息及服务费需按所占天数乘以当日开票费用收取；若乙方未能归还甲方借款而且超过拾日未能重新签订《长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则乙方同意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的（合同未作约定）%作为违约罚金。若出现银行未能向乙方开具承兑汇票或发放贷款的情况，则乙方承诺无条件将银行释放的抵押物设置成本笔借款的抵押物，无条件地为甲方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手续，若甲方认为乙方的抵押物不足值，则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更换或追加新的抵押物。”作为《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05-10）附件一的借据载明：“依据本《借款合同》，今向戚谊借款￥500万元整（大写：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本公司承诺严格按照本合同执行，按合同按时归还甲方借款本息。本公司法人代表愿为本合同中全额本息等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此据。”在该借据上，益沁园公司在乙方公章栏加盖了公司印章，在乙方财务章一栏有常道勇的签名和益沁园公司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在丙方私章栏有第三人冯露的签名。根据作为《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05-10）附件二的《快速解决争议仲裁约定书、授权划款书和担保函》第一条约定了“各方应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若发生争议，各方同意采取仲裁方式快速解决，各方同意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仲裁庭可以缺席审理，做出缺席裁决。借款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和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第五条有关“丙方担保函”的约定中，冯露同意为合同编号为201605-10的《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若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本付息，承诺在逾期三日内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借款违约金以及借款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和律师费）。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且担保方同意提交贵阳仲裁委员会采用快速程序仲裁解决争议。在本附件二的签字栏有甲方戚谊的签名，有乙方益沁园公司加盖的印章、常道勇加盖的私章和常道勇的签名以及冯露作为丙方的签名。在上述合同及两个附件签署后，原告当日通过网银向益沁园公司的对公账户支付了500万元借款。借款当日及次日，益沁园公司分两次向邮政银行共计转账500万元用于返还欠邮政银行的到期债权。 另查明，作为本案主债务人益沁园公司用自己享有的瓮国用（2015）第00538号、瓮国用（2015）第××号、瓮国用（2015）第××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上所载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抵押。常道勇系本案第三人益沁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同时查明，因第三人未按时返还原告的借款，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向贵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且贵阳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2017）贵仲裁字第147号裁决书，裁决：“一、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偿还戚谊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00元；二、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偿还戚谊借款利息，自2016年12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在清结时应扣除已支付的利息人民币50000.00元；三、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戚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17500.00元；四、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戚谊为实现债权而申请保全产生的保险费人民币15952.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00元，合计人民币20952.00元；五、戚谊对拍卖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抵押的瓮国用（2015）第00538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瓮国用（2015）第××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瓮国用（2015）第××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所载明的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六、冯露对拍卖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抵押的瓮国用（2015）第00538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瓮国用（2015）第××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瓮国用（2015）第××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所载明的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清偿本裁决第一、二、三项债务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戚谊的其他仲裁请求。本案仲裁费用人民币32120.00元，由戚谊负担738.26元，由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冯露负担31381.74元（此费已由戚谊向本会预交，贵州益沁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道勇、冯露于履行上述裁决时一并支付给戚谊）。”借款合同关系发生后至仲裁裁决前，戚谊收到第三人益沁园、常道勇归还的利息110万元；仲裁裁决后及经过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至今戚谊收到益沁园公司还款2147768元（未包括三都农商行代支付人民法院账上的351963元，该款无付款凭证）。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虚假陈述、虚假承诺等加害行为，积极促成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骗取借款用于填平信贷坏账，被告从中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财产损失，为此，原告提出前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将款出借给被告过程中，邮政银行是否承诺续贷，同时，冯露在《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中担保人处的签名对邮政银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通过案件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均是通过名叫杨亚铭的人牵线达成本案的借款，杨亚铭带领原告、第三人常道勇到邮政银行黄宥凤的办公室查看第三人益沁园公司的贷款资料后，原告、第三人常道勇、益沁园公司到邮政银行工作人员亦系常道勇的朋友冯露的办公室找冯露在《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后，原告、第三人常道勇亦在该合同上签名。前述过程中，无一能体现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原告借款给第三人益沁园、常道勇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杨亚铭与邮政银行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告在未核实清楚杨亚铭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想当然的认为杨亚铭是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及在没有银行明确承诺续贷的情况下将款出借给常道勇、益沁园公司，且被告未提供能证明邮政银行明确表示或承诺收到益沁园公司的还款后，续贷资金用于归还常道勇、益沁园公司欠原告借款的证据，原告未尽到审慎义务，故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冯露虽然是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但同时是常道勇的朋友，其在《短期融资服务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的行为并不当然代表邮政银行承诺为益沁园公司续贷，其签字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该借款合同仅体现冯露作为担保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另外，该笔借款的期限为8个月，且益沁园公司用自己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该借款进行了抵押，由此可以推定该借款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且原告是在充分考虑为实现其权利的前提下签订的该合同。综上，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邮政银行存在侵害其物权行为、证明邮政银行积极促成了原告及第三人常道勇、益沁园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故原告主张邮政银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戚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039元，由原告戚谊自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否得当；2、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第一，对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的事实无较大争议，主要是争议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并且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也未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应予确认。第二，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问题。首先，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是借贷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上诉人的500万元是出借给原审第三人，而并非是出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取得500万元是基于原审第三人差欠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将500万元打到原审第三人帐户后，由原审第三人转给被上诉人，不是直接由上诉人打到被上诉人的帐户。再次，虽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冯露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借贷依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但未加盖被上诉人的印章，且也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同时，冯露履行签字担保的行为，并非履行其工作职责，故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另外，上诉人主张其是基于被上诉人承诺续贷5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才出借5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用于偿还所欠被上诉人借款，而被上诉人事后未续贷500万元给原审第三人构成欺诈，理应承担责任。不论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即使构成欺诈行为，因未损害国家利益，该欺诈行为并非无效，而是可撤销行为，上诉人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主张撤销，视为上诉人对权利的放弃。综上，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对其借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不予支持正确，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戚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078元，由上诉人戚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