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梅红，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系刘某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硕，女，199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系刘某之长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钰璠，女，2003年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系刘某之二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秀珍，女，1943年7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系刘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敬祝，山东杰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齐众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炒米村（昌国路与湖罗路路口南400米）。 法定代表人：邢成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丽，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因与被上诉人淄博齐众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众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4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齐众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死者刘某的车辆之所以挂靠被上诉人，是因为被上诉人是本案唯一合法的经营资格主体，刘某没有涉诉经营活动主体资格，刘某的所谓经营活动的一切权利来自被上诉人，其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所以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义务，其没有资格聘用自己为司机从事被上诉人的资格经营活动，一审判决认定“非非法用工主体即挂靠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死者刘某只是挂靠合同的经营者而非资格经营主体的劳动者是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死者刘某具有挂靠合同的经营者和资格经营主体的劳动者双重身份，只有存在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双主体资格，才会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其聘用的人员”的法律关系，否则，就不会存在“其聘用的人员”的法律关系。《淄博齐众运输公司车辆挂靠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十分清晰，就是挂靠车辆，不是挂靠劳动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依据《车辆挂靠合同》的约定认定“已明确双方非劳务合同亦非劳动合同”，明确违反人身关系应当以法定而非约定为有效的原则。法定的人身关系就是以经营资格主体为必要条件的劳动，经营资格主体承担劳动保险责任，违反这一规定的任何约定，都是无效的。（4）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2行认定的“挂靠关系中由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在于有效保护弱者即劳动者的权益，因为所雇佣的司机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不能认定其为工伤，在车主没有足够的财产赔偿其损失的情况下，该司机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不能成立。首先，死者刘某作为司机首先是劳动者，一审判决认定劳动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同，就应当认定死者刘某具有被上诉人经营主体资格的车辆挂靠资格与挂靠车辆司机即劳动者双重身份，死者刘某作为被上诉人经营主体资格的车辆挂靠者，其地位强于司机，但其作为挂靠车辆的司机，与被聘用的挂靠车辆的司机的地位完全相等，这也是本案的焦点所在，一审判决在承认经营者与劳动者不同地位的前提下，认定死者刘某不具备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系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法律规定的聘用司机的工伤责任主体是被挂靠方，而非车主，一审判决认定的“在车主没有足够的财产赔偿其损失的情况下”的推理，是将车主作为工伤责任主体的错误逻辑，认定事实明显错误。（5）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9行的认定前后明显矛盾。其首先承认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9年4月26日《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第一项“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者经营权违法发包、转包、分包或个人挂靠经营的情况下，非法用工主体所招用的人员与发包方、转包方、分包方、被挂靠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发生工伤事故，上述发包方、转包方、分包方、被挂靠方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主体”的效力，而“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围，不能被认定为工伤，而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14行却同时又认定“而所有的前提均应该由工伤认定这一事实存在以及行政部门的法律文书”自相矛盾。承认《会议纪要》有效，则无须工伤认定。（6）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20行认定“挂靠经营，并非劳动关系”是自相矛盾，挂靠是车辆的资产运营，驾驶车辆是提供劳动，既然承认二者的不同，却又不承认死者刘某具备资产运营者与驾车劳动两重身份，明显自相矛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9年4月26日《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的规定，车辆挂靠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但“如果发生工伤事故，上述发包方、转包方、分包方、被挂靠方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就是，无法认定工伤，“被挂靠方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主体”，而非存在劳动关系，“被挂靠方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主体”，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2）本案不能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所规范的“用工”主体与《纪要》规定的“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体两种法律关系，强行融合为一种法律关系适用，否则，就没有必要出台《会议纪要》这一审判决认定有效的特别规定。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如果不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就不能适用《纪要》的规定认定被挂靠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那还承认《会议纪要》的效力有何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自相矛盾，逻辑推理明显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贵院判如诉请。 齐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齐众公司支付因刘某工伤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护理费等85699.17元；2、齐众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847180.00元；3、齐众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34652.52元；4、齐众公司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女儿刘钰璠5197.88元、母亲许秀珍10395.76元。以上四项共计983125.33元；5、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等由齐众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齐众公司支付因刘某工伤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护理费等85699.17元；2、齐众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847180.00元；3、齐众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34652.52元；4、齐众公司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女儿刘钰璠62374.54元、母亲许秀珍124749.07元，以上共计1154655.30元；5、本案的诉讼费由齐众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8日，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之亲属刘某（乙方）与齐众公司（甲方）签订《车辆挂靠合同》，并对挂靠车辆（鲁Ｃ×××××）、挂靠期限（2017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止）、合作经营关系（其中，第2条为本合作经营协议非劳务合同，亦非劳动合同，乙方及乙方所属人员非甲方职工，与甲方非劳动用工关系）、合作经营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8年7月2日10：30左右，车主刘某在益群物流园内卸货过程中坠车受伤，后送至淄博市中心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5月29日，刘梅红向淄博市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年8月2日，该局作出张人社决字［2019］2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不予认定为工亡。 刘梅红对该决定不服，向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306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梅红的诉讼请求。刘梅红对该判决不服，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19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3行终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1月17日，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向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同日，该委以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20］第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对此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实现其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关于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从该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在于最大可能地保护主观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能够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在工伤认定中，对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争议的案件，在作出最终抉择时，应当以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作为选择的出发点。挂靠关系中由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在于有效保护弱者即劳动者的权益，因为所雇的司机与被挂靠单位、车主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车主所雇的司机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不能认定其为工伤，在车主没有足够的财产赔偿其损失的情况下，该司机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故《工伤保险条例》最大限度地保护的是主观无恶意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非挂靠方的权益。 其次，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主张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9年4月26日《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的要求，齐众公司应承担刘某的工伤保险责任；齐众公司主张，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购买工伤保险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职工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如没有购买则应当由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而所有的前提均应该由工伤认定这一事实存在以及行政部门的法律文书，工伤认定又分两种情形，一是存在劳动关系，二是特殊情况下由单位承担工伤用工主体责任，符合这两种情形工伤认定部门可以对受伤职工进行工伤认定，而后工伤职工在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非不需要经过工伤认定的前提就可以有民事诉讼，直接确定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自己提供的挂靠合同非常明确系挂靠经营，并非劳动关系，齐众公司提供的判决书对于齐众公司不应承担工伤用工主体责任也阐述的很清楚，因此齐众公司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前述会议纪要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者经营权违法发包、转包、分包或个人挂靠经营的情况下，非法用工主体所招用的人员与发包方、转包方、分包方、被挂靠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发生工伤事故，上述发包方、转包方、分包方，被挂靠方可以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从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主张的纪要规定第一句来看，该句主语的前半部分应为非法用工主体所招用的人员即劳动者，非非法用工主体即挂靠方；从纪要规定第二句来看，“如果发生工伤事故”的主语仍应理解为劳动者，非非法用工主体即挂靠方。前述纪要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一致，针对的均系挂靠人聘用的人员，这与前述纪要中该问题最后一段“以上工伤保险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向非法用工主体追偿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赋予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向非法用工主体追偿权的精神一致。由此可见，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主张刘某相关权益，与前述规定不符。 再次，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之亲属刘某与齐众公司签订的系挂靠协议，且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即已明确双方非劳务合同亦非劳动合同，刘某及所属人员非齐众公司职工，与齐众公司非劳动用工关系；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亦证明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之亲属刘某非工亡。 综上所述，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之亲属刘某与齐众公司之间存在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法律关系，亦不能证明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之亲属刘某系该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之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驳回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诉讼请求是否正确。 在工伤纠纷案件中，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属于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职权，也即是说，劳动者伤情是否构成工伤、用工主体是谁、由谁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等均应通过行政途径予以确认。只有在经行政途径确认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应当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纠纷时，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这也是民事案件案由中“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由来。本案中，刘某伤亡情况已经行政认定及诉讼程序，并被认定不符合工伤。其家属在本案中直接主张工伤保险待遇，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只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会议记录，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可以作为处理相关问题的参考，且其中的规定也只是明确了挂靠情况下承担工伤责任的主体问题，并没有改变工伤处理方式的意思。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关于上述纪要已生效，并可以根据纪要直接确定用工单位工伤保险责任的主张，系对纪要内容的混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梅红、刘硕、刘钰璠、许秀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鹏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郭 鹏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耿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