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1）湘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唐解兴，男，汉族，1970年4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化县。赔偿请求人：蔡满莲，女，汉族，1975年1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化县。委托代理人：李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谭金丽，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长沙市公安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140号。法定代表人：刘新良，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谢丽娟，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史青海，该局工作人员。复议机关：湖南省公安厅。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110号。法定代表人：许显辉，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曹国鹏，该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崇宁，该厅工作人员。唐解兴、蔡满莲因其子唐某某死亡申请长沙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公安厅湘公赔复决字〔2020〕第000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唐解兴、蔡满莲向长沙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20年9月25日，长沙市公安局作出长公刑赔决字［2020］0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不予赔偿。唐解兴、蔡满莲不服，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复议。2020年12月2日，湖南省公安厅作出湘公赔复决字〔2020〕第000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为唐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事拘留，后经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对唐某某执行逮捕，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对唐某某的羁押行为合法。唐某某系因病死亡，且湖南师大司鉴中心［2020］病鉴字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排除了外部原因作用于人体造成死亡的可能，故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的收押、监管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唐某某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给其看病的医生均系有行医资质的执业医师。唐某某发病期间，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及时给予了关注和治疗，在其病危的情况下亦采取了紧急救治措施，还与办案单位花费巨额资金对其救治长达六个多月，无故意不予救治或者怠于救治、任其死亡之情形。且驻所检察室经过调查，认定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救治及时。另，赔偿请求人所提出的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的嫌疑以及长桥医院对唐某某的病情并没有尽到及时发现和及时救治义务的诉求，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长沙市公安局长公刑赔决字［2020］第0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唐解兴、蔡满莲不服湖南省公安厅的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称：一、长沙市公安局在作出赔偿决定及复议中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无法排除唐某某在羁押期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市公安局提供的看守所同一监室在押人员的谈话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存在检材不全、检材资料自相矛盾的问题；长沙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唐某某患病休克不存在因果关系。二、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和长桥医院对唐某某的病情并没有尽到及时发现和及时救治义务。综上，请求：1、撤销湘公赔复决字〔2020〕第000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2、由赔偿义务机关长沙市公安局赔偿医药费74070.11元，护理费65168.48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6948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合计1934118.59元；3、赔偿受害人唐某某生前抚养的人唐解兴、蔡满莲生活费，自2019年11月按照每年最低生活标准计算，至唐解兴、蔡满莲离世时止。经审理查明：唐解兴、蔡满莲系唐某某的父母。2019年9月17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以涉嫌盗窃罪对唐某某刑事拘留，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第二看守所）。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收押唐某某时，对唐某某进行了入所健康体检，入所健康体检表载明，唐某某身体状况一般，身高174ｃｍ，体重47ｋｇ，体温36.5度，脉搏69次／分，血压96／57ｍｍＨｇ。2019年9月29日，经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对唐某某执行逮捕，继续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11月5日至10日，唐某某因身体不适几次在看守所民警的陪同下到监所医务室就诊。监所医务室病历本显示，2019年11月5日、7日、8日，唐某某能够自述病情，并在病历本上签字。监所医务室医生依据唐某某自述症状表现和常规检查结果，给予“奥美拉唑”护胃、补液等相应的治疗。2019年11月10日，唐某某出现重病症状，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民警和医生将其送至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救治。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的入院记录记载，入院诊断为：1、脓毒性休克；2、重症肺炎；3、多器官功能不全；4、代谢性酸中毒；5、急性胃扩张。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将相关情况通知了唐某某涉案刑事案件的办案单位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于当日（11月10日）将唐某某的刑事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还将相关情况通知了唐某某的家属，并于同年11月11日通知了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一室。在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救治几天后，因唐某某仍神志昏迷，休克血压，11月14日，唐某某被转院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监护室救治。当日临床诊断：1、脓毒血症？2、压疮3、肺部感染？4、高乳酸血症？5、急性胃扩张？直到2020年5月3日，唐某某经抢救无效,被宣布死亡。在唐某某治疗期间，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和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支付了唐某某在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等共计60余万元；唐某某的家属参加了对唐某某的陪护并支付部分临时门诊费用及护理用品的费用。2020年5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与唐解兴共同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唐某某尸体解剖、查死亡原因”。6月15日，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南师大司鉴中心［2020］病鉴字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唐某某）尸表及大体解剖未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未见机械性窒息改变，亦未见中毒的尸体征象。唐某某的死亡原因符合融合性脓肿性肺炎，终以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特点。2020年7月，唐解兴、蔡满莲向长沙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20年9月25日，长沙市公安局作出长公刑赔决字［2020］0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不予赔偿。唐解兴、蔡满莲不服，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一室于2020年11月23日出具了《关于对唐某某突发疾病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收押唐某某的手续合法，唐某某突发疾病时，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救治及时。2020年12月2日，湖南省公安厅作出湘公赔复决字〔2020〕第000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另查明：在多个医院对唐某某的救治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有医院或者医生怠于或者拒绝救治。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第二看守所）的主管机关是长沙市公安局。上述事实有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拘留证、拘留通知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释放通知书，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长沙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入所健康体检表、长沙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监所医务室病历本，长沙市公安局侦查人员对唐某某同监舍人员的谈话笔录，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相关病历资料及医疗费发票，湖南师大司鉴中心［2020］病鉴字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一室出具的《关于对唐某某突发疾病的情况说明》，唐解兴、蔡满莲的户籍资料及《第一顺位继承人证明》等证据及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以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与唐某某患病休克并最终死亡有因果关系、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和长桥医院对唐某某的病情没有尽到及时发现和及时救治义务等为由申请国家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作为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主管机关的长沙市公安局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于受害人唐某某死亡，作为受害人父母的唐解兴、蔡满莲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故本案赔偿请求人及赔偿义务机关适格。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长沙市公安局对唐某某是否进行了及时救治；二是长沙市公安局是否有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一、关于长沙市公安局对唐某某是否进行了及时救治的问题。本案中，唐某某身体不适时，监所医务室医生依据唐某某自述症状表现和常规检查结果，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在监所医务室治疗几天后，根据病情的发展情况，唐某某又先后被转至长沙市中医医院（市八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救治；在治疗期间，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和第二看守所为唐某某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没有证据表明因没有支付医疗费而耽误了唐某某的治疗。在唐某某病情严重时，相关单位又对唐某某变更了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的规定，长沙市公安局对唐某某的救治等行为，符合该法规规定，并没有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同时，从发现唐某某患病，到监所医生的治疗，再到送院治疗，只有几天时间。在该过程中，相关民警、监所医生的行为与措施，在监所医院的医疗条件、现有医疗水平及个人医疗知识认知的合理局限范围内，不属于“未及时发现或者不及时救治”的情形。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八条“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的规定，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一室对长沙市公安局的收押、救治行为进行了监督，并出具了情况说明，认可了长沙市公安局的上述行为。据此，赔偿请求人认为“第二看守所和长桥医院对唐某某的病情并没有尽到及时发现和及时救治义务”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长沙市公安局是否有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唐某某死亡后，经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唐某某的父亲唐解兴共同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唐某某的死亡原因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与赔偿义务机关另外提交的相关医院救治唐某某的病历资料、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一室出具的情况说明、唐某某同监舍人员的谈话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共同证实了唐某某是因病死亡；再结合长沙市公安局对唐某某进行了及时救治，故此，可以认定长沙市公安局没有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由于长沙市公安局所举上述证据已经能够证实其与唐某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故赔偿请求人认为长沙市公安局举证不能，前后矛盾的观点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同时，赔偿请求人在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过程中，申请调取证据，目的也是为了证明长沙市公安局是否与唐某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现由于长沙市公安局已举证证明，再调取相关证据没有意义，本院赔偿委员会不再调取。三、关于复议决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行为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国家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长沙市公安局没有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故长沙市公安局对唐某某的死亡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市公安局的赔偿决定书据此决定对赔偿请求人不予赔偿，而湖南省公安厅的复议决定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的该不予赔偿的决定，并无不当，对上述决定应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湖南省公安厅湘公赔复决字〔2020〕第000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