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柏玲，女，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忠（系于柏玲丈夫），住枣庄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军，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增学，男，195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萍，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柏玲、王增学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柏玲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403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改判王增学偿还借款31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借条上注明的日期至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均由王增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王增学拿到于柏玲出借款11万元和20万元才给于柏玲送来借条，而不是王增学所称的先写借条后收款、写了借条未收款。2.白纸黑字的借条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就凭王增学的身份、智力状况、商业头脑，经常借贷的经营习惯，是不可能先写借条后收款、写了借条未收款。3.在于柏玲与王增学的通话、短信、微信、当面联系中，王增学从未有过否认借款数额为31万元的表示，有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佐证。4.王增学所称的先写借条后收款、写了借条未收款，时过近十年了，其从未主张未收到款，诉讼中才主张也是不符合情理的。5.一审法院仅凭王增学提供一张转账凭证就判断部分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于柏玲与王增学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有效，但没有按照借条的实际数额认定，自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于柏玲借给王增学的资金是以与王增学约定的方式即现金和王增学提供的转账形式完成的，两张借条是王增学亲手所写，利息也是王增学定的，而且是最后一笔款收到半个多月后才出具的借条，两张借条真实有效，合同成立，合同本金应为31万元。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六条规定，结合借条和通话录音，充分证明31万元借贷事实已经发生。3.从常理来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两张借条清楚的证实王增学欠于柏玲31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没有判令王增学足额偿还本息，属适用法律错误。王增学辩称，于柏玲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陈述与客观事实相悖。1.于柏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与客观证据相矛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于柏玲对于2011年5月4日借条所涉的借款陈述为一次性将现金20万元存入王增学的银行账户，但当王增学提供了于柏玲仅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10万元后，于柏玲在上诉状中又改口声称是通过“现金和被告（即王增学）转账的形式完成的”，于柏玲在上诉状中也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该条明确规定不能仅凭借据作为唯一证据，要综合认定出借人的出借能力及履行情况，显然本案中对于2011年5月4日借条所涉借款仅有王增学的自认及银行转账明细，如果王增学不诚信，在于柏玲不能提供该转账明细的情况下，只能认定于柏玲对于这20万元没有出借到位，是由于王增学实事求是地认可了该10万元借款的存在，才得到一审法院对于该10万元的认定。否则，这10万元都不应得到认定。2.于柏玲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其提供的借条及王增学提供的银行明细相矛盾。于柏玲在上诉状中陈述“而且是最后一笔款收到半个多月后才出具的借条”、于柏玲在一审中提交的2011年5月4日借条、王增学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于柏玲于2011年5月3日转账给王增学10万元，通过这两份书面证据的日期来看，转账与出具借条发生在相邻的两天内，何来半个多月之久。事实上，于柏玲前一天给王增学转账10万元，次日要求王增学书写借条，声称为了减少麻烦，之后还能有10万元借给王增学使用，王增学也是出于信任，才一次性书写了借款20万元的借条，但借条出具后，于柏玲一直没有将剩余的10万元出借到位。综上所述，于柏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增学仅借到于柏玲10万元借款，但由于于柏玲没有及时主张权利，即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2014年5月4日之前）从没有向王增学索要过，于柏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14年5月4日后向王增学要款时王增学承诺偿还从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我国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驳回于柏玲的上诉请求，并依法支持王增学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于柏玲的一审诉讼请求。王增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0403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于柏玲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于柏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于柏玲没有履行2011年2月19日借条上的11万元的出借义务。2011年2月19日王增学向于柏玲书写了11万元的借条，但是于柏玲没有实际支付11万元。后来王增学向于柏玲索要借条，于柏玲说借条找不到了，如果能找到了就毁掉。于柏玲在一审时陈述：“当时被告在山东一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诺公司）任书记，原告当时已经调出付村矿了，是被告代原告领取一诺公司股权11万元多的，被告领取之后先把零头送到我家，说把11万元借给他用”等陈述严重不属实。事实上，王增学从未在一诺公司任书记，于柏玲也没调出付村矿。对于于柏玲主张的在一诺公司股权，于柏玲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11万元资金的来源，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曾经持有过该股权，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增学领取了其名下所谓的股权。对于于柏玲陈述的11万元多的股权支付，到底是股权价值11万元多，还是最终价值不确定的原始的11万元多的股权，对此陈述不明确，所以，在于柏玲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履行了11万元出借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支持于柏玲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于柏玲的一审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于柏玲丧失胜诉权，应驳回于柏玲的诉讼请求。一审中于柏玲提交的两份借条，其中一份载明的时间为2011年2月19日，另一份载明的时间为2011年5月4日，距于柏玲一审诉讼时已近10年之久，远远超过了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二年诉讼时效的法定期间，也超过了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的法定期间。于柏玲主张在2018年曾向王增学索要过借款，但证据不足，且在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后王增学也一直没有表示过愿意继续还款，所以，本案没有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情形。因此，本案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于柏玲己经丧失了胜诉权。于柏玲辩称，王增学借于柏玲31万元，于柏玲已将31万元现金交给了王增学，过了半个月王增学才给于柏玲送来2张借条。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时间是王增学确定的也是王增学书写的，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王增学应当按照借条约定偿还本息。王增学上诉称11万元没收到，20万元只收到10万元且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事实是，借款到期后，于柏玲和丈夫经常以电话、见面、微信等形式不间断地向王增学催要，最长间隔也不过几个月，没有出现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同的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本案中，一是于柏玲没间断地向王增学提出履行请求，王增学从未拒绝履行；二是即便到开庭前的第二天，王增学还提出只还于柏玲本金，让于柏玲放弃利息。综上，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增学偿还借款本金31万元及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4%计算）；2.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2975元、保全费4520元由王增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9日王增学为于柏玲出具借条一份，约定由王增学向于柏玲借款11万元，借款利息为年息24%，借款期限为一年。2011年5月4日王增学为于柏玲出具借条一份，约定由王增学向于柏玲借款20万元，借款利息为年息24%，借款期限为一年。关于借款交付，于柏玲述称，当时王增学在一诺公司任书记，于柏玲当时已经调出付村矿了，是王增学代于柏玲领取一诺公司股权11万元多，王增学领取之后先把零头送到于柏玲家，说把11万元借给他用，于柏玲考虑这笔资金暂时不用就借给王增学了，王增学之后给于柏玲出具了11万元的借条。又过一段时间王增学给于柏玲说，如果有闲钱再借给他20万元，是于柏玲和其对象攒了几年的工资加一部分现金凑够的；当时王增学给了于柏玲一个银行卡号，于柏玲是用现金直接存到王增学的卡上。王增学述称，王增学没有收到于柏玲这么多钱，其中11万元王增学确实没有收到；其中20万元王增学只收到了10万元，这10万元是于柏玲通过银行转账一次转到王增学的银行卡上的。王增学相信于柏玲会再给王增学继续打款。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只有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了借款时借款合同生效，借款数额以实际交付数额为准。关于借款交付，其中11万元借款，于柏玲陈述交付经过符合情理，王增学陈述的未收到借款而之后又出具借条不符合情理。其中20万元借款，于柏玲陈述交付经过是用现金直接存到王增学卡上没有证据证明，王增学陈述是于柏玲通过银行转账10万元转到王增学卡上有证据证明。综合庭审过程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增学分二次向于柏玲借款11万元和10万元共计2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于柏玲与王增学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有效，王增学向于柏玲借款21万元未付应予偿付。关于利息，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合法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对双方约定利率超过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于柏玲主张的不超出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双方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中于柏玲多次向王增学催要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于柏玲诉讼没有超出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增学偿付于柏玲借款21万元及利息（其中11万元自2011年2月20日起，其中10万元自2011年5月5日起，均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于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2975元、保全费4520元，由于柏玲承担2000元，由王增学承担549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举证、质证过程详见法庭调查笔录、质证笔录。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审判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存在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是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二是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根据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于柏玲请求王增学偿还借款本金31万元及利息，应当举证证明其与王增学之间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而且实际向王增学交付了出借款项31万元。于柏玲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2011年2月19日、2011年5月4日王增学书写的借条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2011年2月19日的11万元借款，于柏玲是否履行出借义务；2.2011年5月4日，借款金额是20万元还是10万元；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1，于柏玲为证明其已经履行支付11万元借款的义务，进行了陈述并提交了2011年2月19日11万元的借条、于柏玲及其丈夫刘英忠的工资收入情况、入股收据、《玻璃制品厂股》领取明细表等证据，根据以上证据，结合于柏玲、王增学之间系原同事关系及一、二审庭审情况，本院认为，于柏玲所举证据对已履行出借11万元款项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2，对于20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于柏玲一审时陈述“当时被告给了我一个银行卡号，我是用现金直接存到被告的卡上”。于柏玲二审时陈述“王增学给了我两个卡号，一个是他本人的卡号，另一个是他王姓卡号，当时我以为是他儿子的卡号，后来他跟我说是他朋友的儿子的卡号，因为现金不足20万，我就按照王增学的要求先通过银行的自助柜员机先给王姓卡号存入10万元，之后我又凑了现金10万元，5月3日分两笔存到了我建行卡号里，还从我丈夫刘英忠账号里转过1.5万元，当天转到王增学给我的建行卡号上”。于柏玲对于20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一、二审时陈述不一，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又未提供20万元转款的银行凭证，一审法院根据王增学认可收到10万元的陈述以及1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认定2011年5月4日于柏玲实际出借款项为1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关于焦点3，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认定于柏玲多次向王增学催要借款，本案于柏玲提起诉讼没有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正确。综上所述，于柏玲、王增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50元，由上诉人于柏玲负担2300元，由上诉人王增学负担4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党园园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