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4民终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多玉，女，1953年10月5日出生，回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朝文，安徽衡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成，安徽衡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寿县寿春镇天玺国际城二号商业楼106、107、108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22713935869Y。 主要负责人：董梅，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体勇，安徽韶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多玉、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寿县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21）皖0422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多玉上诉请求：一、判决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从2001年3月25日起，以541000元为基数，按照实际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为“并从2001年3月25日起，以541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存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朱多玉未举证证明向工行寿县支行要求支取存款为由，认定工行寿县支行不构成违约，该认定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1.根据刑事案件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行寿县支行解除与葛奎之间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01年12月31日，因此，葛奎收回朱多玉5张存单时仍是工行寿县支行职工，应视为朱多玉向工行寿县支行提出兑付要求。2.葛奎因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001年9月3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贪污罪于2002年1月24日被批准逮捕，工行寿县支行最迟应当于2002年1月24日知晓朱多玉的兑付要求。3.朱多玉主张从2001年3月25日起计付超期兑付利息损失，一审判决予以采纳，却又认为工行寿县支行拒付不构成违约，相互矛盾。二、工行寿县支行一审答辩时认为利率应按照当时的年利率2.28%计算，属于当事人自认，一审判决的利率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工行寿县支行一直拒绝兑付，本案不适用《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四、本案款项被葛奎贪污系因工行寿县支行选任及内部管理不当所致，与朱多玉无关。 工行寿县支行未作书面答辩。 工行寿县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多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刑事判决中对基本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代替民事审判中对该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评判及法律适用。2.基于刑事判决已确认的基本事实，朱多玉的欠款未交给工行寿县支行，而是交给了葛奎。同时，刑事案件在卷证据能证明朱多玉对此明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应认定朱多玉与工行寿县支行不存在存款关系。一审判决直接以刑事判决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代替民事审判，于法无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拆借中的损失使用过错与损失相一致原则，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参与违法拆借的，均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以葛奎行为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为由，未对各方过错进行分析、判断，违反了上述规定，不但未制裁朱多玉这样的违法拆借人，甚至帮助朱多玉获取了高额利息。二、刑事裁定书中“资金如存在被非法拆借等情况，根据葛奎开具的银行单据，则由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表述，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相悖，不能因刑事判决中对案涉款项性质的错误认定而无视司法解释规定，将国有资金违法判决赔偿给非法拆借人。 朱多玉未作书面答辩。 朱多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工行寿县支行立即偿还朱多玉存款本金541000元；二、判令工行寿县支行立即支付朱多玉利息损失496840.87元（以541000元为基数，自2001年3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12月24日)；此后利息继续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奎原系工行寿县支行工作人员，1999年7月担任该支行北山分理处主任，2000年8月担任该行客户经理，2001年2月因借调离开该行。1998年，朱多玉应熟人提出帮助葛奎完成储蓄存款任务的请求，到工行寿县支行北山分理处找到葛奎，要求存款50000元，葛奎向朱多玉出具定活两便存单，同时向朱多玉说明存期一年，年息8厘，不得提前支取，并当即支付一年的利息4000元。1999年，该笔存款到期，葛奎收回存单，重新出具内容相同的定活两便存单，并支付利息4000元；同年，朱多玉又凑到22000元，到北山分理处交付葛奎，葛奎依前例，向朱多玉出具定活两便存单，支付利息。2000年秋天，两笔存款先后到期，葛奎再依前例为朱多玉重新出具存单，支付利息。 1999年4月，葛奎找朱多玉联系揽储，朱多玉先后将其从亲属等人处发动的存款370000元、57000元、42000元均交付葛奎，后者均依前例向朱多玉出具存单，支付利息。2000年4月，该三笔存款陆续到期，葛奎还是依前例重新出具存单，并支付利息。 2001年，朱多玉找到葛奎要求提前支取存款，当时葛奎因借调已经离开工行寿县支行，葛奎让朱多玉把存单交给自己，由其到工行取款。2001年3月25日，朱多玉将上述全部存单均交给葛奎，葛奎以经手人名义分别向朱多玉出具了借朱多玉现金72000元和469000元的条据。之后，朱多玉向葛奎索要钱款未果。同年9月3日，葛奎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02年1月24日，寿县人民检察院以葛奎涉嫌贪污罪，决定对其逮捕，后葛奎一直在逃。2019年5月31日，葛奎被抓获。同年7月1日，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葛奎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19）皖0422刑初256号刑事判决，认定葛奎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年六个月，同时分别并处罚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10000元；对犯贪污违法所得734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关于葛奎犯贪污罪的事实部分，该判决认定：“（一）2000年4月至8月，被告人葛奎利用其在寿县工商银行工作的便利，开具储蓄存单给储户付宝林，将收取的19.3万元存款不入寿县工商银行账户或金库，而是据为己有。……（二）2000年4月，被告人葛奎利用其在寿县工商银行工作的便利，开具储蓄存单给储户朱多玉，将收取的54.1万元存款不入寿县工商银行账户或金库，而是据为己有。”葛奎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7月31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04刑终1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朱多玉、工行寿县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本案中，葛奎在担任工行寿县支行北山分理处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包括朱多玉在内的储户存款不入账，据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并被判处刑罚，上述事实已经生效刑事裁判所认定。结合朱多玉持有的存单因被葛奎收回、原件灭失的情形，应当认定朱多玉与工行寿县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葛奎吸收存款后未入账属工行寿县支行内部管理问题，工行寿县支行以此主张本案系朱多玉与葛奎之间的借贷关系，否认与朱多玉之间存在存款关系的辩解不能成立，朱多玉主张工行寿县支行兑付其存款541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朱多玉主张工行寿县支行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个人办理储蓄业务应当到储蓄机构柜台办理应属众所周知的常识。本案中，案涉款项的存入与转存都是朱多玉交给葛奎办理，该做法与储蓄业务的要求不符，客观上也为葛奎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朱多玉未举证证明其向工行寿县支行要求支取存款而被拒绝兑付，就储蓄存款合同的履行而言，工行寿县支行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从朱多玉与葛奎约定的存款期限为一年、不得提前支取，以及其后每满一年要办理转存手续的情形判断，该存款实质上为一年期定期存款，而非定活两便存款。鉴于涉案的存单原件灭失，无法确定各笔存款的到期时间，朱多玉主张从葛奎收取存单的时点，即2001年3月25日起计付超期兑付利息的请求，予以采纳。工行寿县支行应依照《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按照案涉存款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向朱多玉支付存款利息。朱多玉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二目，《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多玉存款本金541000元，并从2001年3月25日起，以541000元为基数，按照实际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二、驳回朱多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41元，减半收取7071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负担5071元，朱多玉负担2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朱多玉二审中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因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不予准许。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关系是否妥当。二、一审判决认定利率标准是否妥当。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范围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类生效裁判，刑事诉讼的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本案中，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葛奎收取朱多玉钱款后开具了银行存单，相应钱款应认定为已记入金融机构存款账户的客户资金，成为银行资金，葛奎开具的存单应由工行寿县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工行寿县支行虽对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提出质疑，但并未能依照上述第二款规定提交足以推翻生效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关系并无不当，工行寿县支行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工行寿县支行上诉提出的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参与违法拆借的，均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在本案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朱多玉是将案涉钱款交给了葛奎个人，但目的是用于存款，而非交给葛奎个人使用，工行寿县支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朱多玉存有违法拆借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朱多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违法借贷的出资人。因此，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中关于违法借贷的相关规定，工行寿县支行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朱多玉在寿县人民检察院询问时作出的陈述，朱多玉于2001年3月联系葛奎取款时，葛奎已明确告知朱多玉其已调到省工行工作，此时，朱多玉应当明知葛奎事实上已不在工行寿县支行工作。即使此时工行寿县支行尚未与葛奎解除劳动合同，葛奎也已不再从事工行寿县支行的工作，其收取朱多玉存单的行为不再是工行寿县支行的职务行为。因此，此时不能视为朱多玉向工行寿县支行提出了兑付要求。案件审理过程中，朱多玉也未依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01年3月25日之后向工行寿县支行提出了兑付要求，葛奎被采取强制措施亦不能成为工行寿县支行应当知晓朱多玉提出兑付要求的事由。至于朱多玉认为一审认定存在矛盾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的只是利息的起算时间，并未认定工行寿县支行拒绝兑付，不存在矛盾之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工行寿县支行不构成违约并无不当，朱多玉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鉴于工行寿县支行在一审答辩时认可了2.28%的年利率标准，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利率标准予以变更。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确定利息计算标准欠妥，本院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21）皖0422民初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朱多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21）皖0422民初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多玉存款本金541000元，并从2001年3月25日起，以541000元为基数，按照实际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多玉存款本金541000元，并从2001年3月25日起，以541000元未支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28%计算支付朱多玉利息至存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诉讼费用负担方式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2893元，由朱多玉负担8752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负担141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永 审判员 魏 宁 审判员 陈 燕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江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