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501FA技术中心。法定代表人：吴定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游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建兵，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源源，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法定代表人：赵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游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万家丽中路一段139号宽寓大厦316。负责人：章建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游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益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建兵、原审被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原审第三人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快益点长沙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快益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快益点公司无须向廖建兵支付经济补偿金66,433.12元。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快益点公司并未单方面停止提供廖建兵的原劳动条件，有为廖建兵提供岗位。双方最后一份在2017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条第1款约定廖建兵的工作岗位为售后服务岗。至廖建兵主动离职前，快益点公司一直在为廖建兵提供售后服务岗。虽2019年11月29日的专用通知内并未载明对廖建兵的安排，但该专用通知的尾部显示“原区域未涉及到的相关人员12月5日前到中心报到，中心另有安排。”且结合2019年12月4日快益点公司领导韦均与廖建兵的通话录音显示，快益点公司有多次为廖建兵提供岗位，拟安排廖建兵管理自建中心，担任自建维修中心经理一职。从始至终，快益点公司既未向廖建兵发出书面停岗通知书，也未停发廖建兵2019年11月、12月的工资及停缴社保，更未强迫其离职。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廖建兵离职当月26日，快益点公司依旧向其支付当月工资3,748.71元，高于前两个月工资。即使廖建兵主动离职后，快益点公司仍于2020年1月2日向其送达返岗通知书（通知廖建兵在2020年1月5日上午8：30回公司上班）强调岗位不变，该通知书一审中已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忽略快益点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武断地认定快益点公司单方面停止提供原劳动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快益点公司对廖建兵的调岗具有合法合理性，且不会对廖建兵产生不利影响。首先，根据快益点公司与廖建兵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条第3款约定及法律规定，快益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据自主经营权，在公司业务优化整合中（如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或压缩、业务调整或转产等），以及因廖建兵在工作中的能力、业绩变化导致廖建兵工作内容等需要随之变化的，有权在合理限度内调整廖建兵的工作内容，且廖建兵同意调整其工作内容等。基于此，因快益点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武汉分公司需要扩大业务范围）等，快益点公司与廖建兵多次协商调岗，拟安排廖建兵管理武汉自建中心。其次，在调岗过程中，快益点公司有充分考虑到对廖建兵的影响。根据快益点公司提交的2019年12月4日的通话录音显示，快益点公司考虑到廖建兵既熟悉相关业务流程，家也安在武汉，根据其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合理安排廖建兵管理武汉自建中心。实际上，廖建兵此前的工作地点一直在武汉，工作地点也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快益点公司一直有为廖建兵提供宿舍，通勤也较为便利。福利、待遇等方面也保持不降低。工作内容也末发生明显变化，此前是调度合作服务商，安排的新岗是调度自建服务点。工作方式仍为网上办公、办公地点仍在原办公室。劳动合同也没有变更，都是售后服务岗。此次调岗并不会对廖建兵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再者，廖建兵此前的岗位是服务质量管理（调度），在协商过程中，快益点公司拟安排的岗位是武汉分公司的自建中心经理。根据快益点公司OA系统内的岗位职责说明书显示，廖建兵任职服务质量管理（调度）时主要负责服务信息、数据的相关处理及服务质量、时效、规范、人员的考核等；拟安排的新岗自建维修中心经理主要负责人员管理、相关服务计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处理相关服务信息等。两个岗位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待遇等其他方面也保持不降低。且廖建兵此前曾在武汉分公司的自建中心任职经理，对拟安排的新岗并不陌生，反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熟悉该新岗的相关业务流程及负责内容，快益点公司对廖建兵的调岗具有合理性。最后，快益点公司对廖建兵的调岗既具备合法合理性，也不会对廖建兵的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一审错误地认定快益点公司的调岗不合理，且未举证证明调岗不会对廖建兵产生不利影响，属于事实查明不清而作出的错误认定。三、廖建兵并不属于被迫离职，属于主动离职，快益点公司无须向廖建兵支付经济补偿金。首先，快益点公司有为廖建兵提供岗位，具体理由详见第一点。其次，快益点公司有及时足额为廖建兵购买社保。自2008年11月起至廖建兵离职时2019年12月，快益点公司均在法律规定的档次范围内给廖建兵购买社保。劳动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中均得到认定。再者，廖建兵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快益点公司有安排或者批准其加班，仲裁裁决和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加班费也未予支持。另外，根据快益点公司提交的2019年12月4日的电话录音显示，廖建兵早已多次向快益点公司主动提出离职，并明确表示仅希望快益点公司协助申领失业保险金。在2019年12月4日公司负责人韦均与其协商调岗事宜时，廖建兵亲口说“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没有什么想法，年后我就不来了，那么我的意思是能申请就帮我申请下失业保险就行了”。可见，快益点公司一直在与其充分协商，调岗充分考虑其工作经验和家庭生活的便利；但廖建兵不止一次提出离职；快益点公司一再努力挽留并积极协商。最后，廖建兵在其向快益点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明确载明系因快益点公司未提供岗位、未及时足额购买社保、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而被迫解除劳动关系，但如前所述，快益点公司既有为廖建兵提供岗位，也有为廖建兵及时足额购买社保，且并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加班费，即廖建兵声称的违法情形并不存在，综合由此可知，廖建兵并不属于被迫离职，属于主动离职，快益点公司无须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四、廖建兵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并不包含调岗，一审以调岗不合理来支持廖建兵的经济补偿金，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廖建兵在其向快益点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明确载明系因快益点公司未提供岗位、未及时足额购买社保、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而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进而主张经济补偿金。由此明显可知，廖建兵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并不包含调岗，且劳动合同法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并可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也不包含调岗，且快益点公司对廖建兵的调岗合法合理、也未对廖建兵产生不利影响，故快益点公司无须向廖建兵支付经济补偿金。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调岗协商的权利，这显然违反了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关系的最佳配置原则。本案廖建兵是在调岗协商过程中主动离职，快益点公司并没有强制调岗，也没有因其拒不调岗而解除劳动关系，在其离职当月仍然发放了工资。如果是调岗协商结束，快益点公司单方发出不合理的调岗通知书，廖建兵不接受而离职尚可理解。本案廖建兵是在调岗协商过程中提出离职，在该过程中也没有提出自己对岗位安排的意见。调岗协商是调岗的重要环节，也关乎劳动者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如果劳动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觉得用人单位调岗方案不合理，可以指出来。一审以调岗协商未果就认定调岗不合理，未看到调岗结果并不等于快益点公司强制实施了调岗行为。退一万步说，即使快益点公司提出的调岗方案有不合理之处，但该调岗方案并没有强制实施。如果劳动者对调岗方案不满意就可以一概主动离职并取得经济补偿金，那么用人单位还敢因生产经营需要调岗吗？一审不当地加重快益点公司的责任。廖建兵答辩称，调岗行为属于对劳动合同重要组成部分变更，应经过劳动者同意；用人单位2019年9月之后无故降低廖建兵的工资、漏缴2008年9月至2008年11月社会保险等，快益点公司存在不法行为；廖建兵离职属于被迫，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长虹公司、快益点长沙分公司称，同意快益点公司的上诉意见。廖建兵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廖建兵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与长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8日止与快益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长虹公司、快益点公司共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911.79元（5,377.83元×13个月)；三、快益点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9,156.13元（5,377.83元×11个月)；四、快益点公司支付2019年法定假日加班费1,483.54元（5,377.83元÷21.75×2倍×3天）。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廖建兵2007年1月1日入职长虹公司，2008年9月1日被安排转入长虹公司的关联公司快益点公司工作。廖建兵与快益点公司连续签订了四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期限截至2020年8月31日。2019年11月11日之前，廖建兵属快益点公司内部的中南中心（负责中南数省的客户渠道及质量管理）任邵阳市、衡阳市质量管理团队的调度一职，2019年11月11日，廖建兵的上级谢露微信告知廖建兵“你的区域划出去了”，2019年11月29日，快益点公司作出《关于中南中心客户经理和服务质量管理区域调整的通知》，正式通知原由廖建兵负责的衡阳、邵阳区域交由他人负责，该通知中未见对廖建兵的安排，只载明“请以上涉及到岗位，区域调动的同志在12月5日之前到岗并完成接任工作，原区域负责人在12月5日之前按照公司交接制度管理办法完成相应交接工作，同时做好大客户服务上关联单位的服务对接工作。原区域未涉及到的相关人员12月5日前到中心报到，中心另有安排”。廖建兵原负责质量管理的区域经2019年11月的调整被划归他人负责后，廖建兵虽能去工作地点打考勤，但直至辞职前并无实际工作内容。快益点公司在2019年12月初与廖建兵协商调岗事宜，但双方协商未成。廖建兵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工资分别为6,209.70元、6,406.45元、4,100元、5,425元、5,300元、5,560元、5,930元、5,480元、5,118元、2,895元、3,150元、3,748.71元，2018年年终奖为2,000元（平均到2018年12个月每月为166.67元）。故该期间月均工资为5,110.24元。廖建兵于2019年12月26日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廖建兵与快益点公司之间在200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存在劳动关系；2.快益点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911.79元；3.快益点公司为廖建兵办理失业金的申领手续；4.快益点公司支付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945.13元；5.快益点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9,156.13元；6.快益点公司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1,483.50元、休息日加班费17,716.26元、延时加班费1,506.38元。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20]第2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廖建兵与快益点公司在2008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间存在劳动关系；快益点公司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为廖建兵办理是否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申报手续，廖建兵予以配合；快益点公司支付廖建兵未休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450.60元；驳回廖建兵其他仲裁请求。廖建兵不服该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中，廖建兵提交考勤表复印件拟证明其存在节假日加班，但表示无证据证明系用人单位安排或批准其加班，快益点公司亦否认安排廖建兵节假日加班。一审中，关于2019年12月初快益点公司与廖建兵就调岗事宜协商的具体内容及协商未成原因，快益点公司提交了2019年12月4日领导韦均打电话给廖建兵的通话录音（韦均称给廖建兵安排武汉分公司的管理工作，廖建兵称要与韦均面谈），但未提交面谈内容的录音，也未举证证明拟给廖建兵安排的新的具体岗位是什么。快益点公司称调岗后工作内容、工作地点、薪酬均无变化，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廖建兵称其原岗位在直属公司总部的中南中心且是区域调度的管理岗位，而新岗位在中南中心下属的武汉分公司且属于一线工作，快益点公司还口头告知其让其去搬运冰箱，廖建兵因此认为调岗不合理，拒绝调岗。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廖建兵与长虹公司在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廖建兵与快益点公司之间在2008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予以确认。岸劳人仲裁字[2020]第2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快益点公司支付廖建兵未休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450.60元并协助廖建兵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申报手续，廖建兵及快益点公司均未对该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诉讼，依法予以确认。快益点公司先是在2019年11月单方面停止提供廖建兵的原工作条件，后又在2019年12月单方面向廖建兵提出调岗，且在廖建兵不同意调岗的情况下不继续为廖建兵提供劳动条件。在快益点公司未举证证明其调岗具有合理性且不会对廖建兵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廖建兵有权拒绝调岗，并在快益点公司不提供原劳动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快益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廖建兵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从长虹公司转入其关联公司快益点公司工作，其在两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故快益点公司应向廖建兵支付经济补偿金66,433.12元（5,110.24元/月×13个月）。廖建兵以廖建兵系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从长虹公司转入其关联公司快益点公司工作为由主张长虹公司与快益点公司共同承担该项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廖建兵在职期间与快益点公司签订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双方合意自愿继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廖建兵要求快益点公司支付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廖建兵提交的考勤表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快益点公司安排或批准其节假日加班，故对廖建兵关于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廖建兵与长虹公司在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快益点公司2008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快益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建兵支付经济补偿金66,433.12元；三、快益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建兵支付未休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450.60元；四、快益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为廖建兵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申报手续，廖建兵应予以配合；五、驳回廖建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廖建兵向本院提交微信截图。该微信截图显示其被移出微信工作群。证明目的2019年11月11日至12月10日公司让其处于空闲状态，没有安排工作，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快益点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微信群和快益点公司关系不明确，与本案无关联性。微信群工作业务与调岗内容无关。微信群具体的文字内容显示不出已经被强制调岗。2019年12月10日移除群聊时间是在廖建兵口头提出离职之后。长虹公司、快益点长沙分公司称同意快益点公司的意见。经审核，廖建兵提交的微信截图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电子数据打印件，上述规定第十五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对电子数据证据的采信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廖建兵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微信截图中人员身份、图片完整、真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9年12月19日快益点公司收到廖建兵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如下：本人自2007年1月1日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至今已经在单位工作13年。现由于公司在2019年11月29日发出最新的调岗通知没有本人的岗位，致使我们双方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单位存在1、未及时足额为本人购买社保2、没有足额支付本人加班费的违法行为。现本人通知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仅审查，公司是否向廖建兵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作为用工主体，虽然拥有用工自主权，但该权利并非用人单位绝对的单方权利，其行使应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平衡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作岗位系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若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工作岗位调整将对劳动者履行原合同造成实质影响，该行为构成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需经双方协商，不能强制劳动者无条件服从等方式去满足企业的经营需要。本案中，快益点公司上诉称廖建兵要求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并不包含调岗，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明确说明了2019年11月29日发出最新的调岗通知没有廖建兵的岗位。一审2020年7月28日的庭审中，快益点公司及四川长虹、快益长沙分公司均称2019年12月5日廖建兵到中心报到，在原地点上班，但快益点公司二审调查中却称“12月4日之后廖建兵就失联了。12月18日廖建兵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给公司”，快益点公司在诉讼中陈述前后不一。用人单位如要调整劳动者岗位，应当为其提供应有的劳动条件。虽快益点公司不断的主张其调岗合法合理，但提交的证据不是在廖建兵已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之后发放的低于原工资水平的2019年12月工资、缴纳至2020年1月的社保、要求其返岗的通知，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对拟调整岗位的解释说明。本案中，快益点公司没有在调整岗位时对廖建兵进行充分协商，廖建兵到中心报到后，快益点公司也未提交实际安排廖建兵工作内容的相关证据，结合快益点公司在2019年8月之后开始的岗位、人员调整后，廖建兵实际收入下降，公司人员减员等因素。一审判决廖建兵实质以快益点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有权向快益点公司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快益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祥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贺玉琼书记员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