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26民初1048号原告黄先美（又名黄英），女，1968年2月19日生，汉族，工商户，小学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委托代理人安辉，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金瓒，威宁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朱玉芬，女，1957年12月21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被告陈洁（系朱玉芬之子），男，1983年12月30日生，汉族，农民，高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朱玉芬和陈洁的委托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王锦新，男，1948年9月15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贵州省人，现住六盘水市。被告唐银，男，1993年3月30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达。组织机构代码：78018698-4。住所地：六盘水市水城县发箐乡发箐村。委托代理人管梓七，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黄先美诉被告朱玉芬、陈洁、王锦新、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信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第一次开庭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唐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黄先美及其委托代理人安辉、被告王锦新、被告唐银、被告朱玉芬和陈洁的委托代理人牛德全、被告吉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管梓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先美诉称：2015年5-6月份，我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合计6224.41吨原煤销售给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交货地点为联星洗煤厂，我的部分业务委托我女婿范某办理。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挂靠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于2015年5月30日、6月25日、7月30日三次与我结算，累计欠我煤款923562元，于2015年8月支付了200000元后，尚欠723562元至今未付。我多次追索未果，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连带支付对我的欠款723562元。在举证期间内，原告黄先美提供的证据有：1、结算清单复印件三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发生原煤交易、双方边交易边结算边付款、被告尚欠原告723562元煤款的事实。2、增值税发票复印件19页，用以证明朱玉芬等被告挂靠吉信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吉信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证人李某的庭审证言：我要证明的是唐银、朱玉芬、陈杰和王锦新是股东，我在我的厂（联星洗煤厂）帮他们加工煤炭。4、证人范某的庭审证言：我是黄先美的女婿，我要证明的是在本案中以我的名义购煤等相关事宜是黄先美委托我办理的。被告王锦新辩称：一、我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2015年4月，朱玉芬和唐银出资购买原煤在联星洗煤厂经营洗煤业务，因为他们都不懂洗煤，而我掌握洗煤技术，就想拉我入伙。由于我没钱出资，他们就说付我工资让我帮他们，工资多少没有约定，说亏了不要我负责，我和唐银、朱玉芬是熟悉的，就同意他们帮他们洗煤了。我和朱玉芬、唐银之间的关系不具备合伙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不是合伙人。我之所以在结算清单上签字，是因为我知道煤炭的质量才签的，我不是实际的原煤购买人。二、在经营过程中，所有的收支都由朱玉芬经手，由朱玉芬负责。2015年9月10日，朱玉芬与唐银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双方商定由朱玉芬退还唐银投资款356000元，之前所有经营的债务由朱玉芬负担，我作为证人在朱玉芬与唐银达成的退款协议上签字。三、唐银委托我帮他收回356000元的投资款，2015年12月13日，我和朱玉芬共同给胡梅出具了便条，便条中明确胡梅从应付给朱玉芬的货款中直接付给我240000元，我再将这240000元转给唐银。这张便条上还明确了一个事实：“所有在经营中债权债务由朱玉芬自负，与我和唐银无关”。黄先美以证人身份在便条上签字，黄先美又作为债权人，证明她同意债务由朱玉芬清偿，与我无关。综上，欠款是由朱玉芬造成的，应由朱玉芬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间内，被告王锦新提供的证据有：1、退款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王锦新不是合伙人，债务由朱玉芬承担。2、供煤结算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王锦新结账，但钱交给朱玉芬了，债务应由朱玉芬承担。3、写给胡梅的便条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债务与王锦新无关。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及委托书，用以证明唐银委托王锦新收钱。被告朱玉芬、陈洁辩称：一、本案与陈洁无关。二、本案中先是王锦新与唐银合伙，朱玉芬于2015年4月30日才加入的，口头约定每人投资200000元，王锦新只投资60000元。为了保证煤炭质量，朱玉芬要求黄先美先通过吉信达公司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后再将煤转过来。履行方式为：朱玉芬与吉信达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并委托原告到吉信达公司办理一切事宜。但原告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只有6月份的250000元符合约定，其它的煤炭是原告私下从别的渠道购进，这些煤炭的质量无法保证，来源不合法，也不能提供由优能公司开具给吉信达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导致转卖出去的煤炭无法收回货款。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买卖除了250000元的煤炭其它都是违反约定的。三、我们之间的买卖违反约定，也违反法律规定，导致煤炭质量达不到第三方的要求，我们无法向第三方索要煤款。四、从法律上讲，我们和原告只能是中介人，我们都不具备煤炭经营的资格。只能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煤炭经营，款项的支付也只能通过企业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否则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本案中，如果原告煤炭来源合法，也只能是销售煤炭的企业向我们主张权利，黄先美不具备供货方的原告主体资格。五、王锦新是本案的合伙人，煤炭质量是由王锦新把关，王锦新有与原告串通的可能性。六、原告所诉723562元的货款，应当减去应退还给朱玉芬的92795.74元，诉讼标的额应为630587元。综上，由于原告在履行合同中违反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我们无法向购煤的第三方主张权利，该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间内，被告朱玉芬提供的证据有：1、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合同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提供的煤炭需以吉信达公司的名义购进。2、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朱玉芬委托黄先美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合同，但黄先美没有完全履行。3、2015年6月两份合同及付款凭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买卖中只有25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4、2015年5月两份合同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没有履行该合同。5、2015年7月30日结算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应在总货款里减去92795.74元，原告起诉的标的额不符合事实。6、2015年9月10日退款协议书、2015年12月13日便条、结算清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王锦新、唐银和朱玉芬是合伙人。被告唐银辩称：我不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本案与我无关，我于2015年9月10日已与朱玉芬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协议写明我已经退出，之前的债权债务均由朱玉芬负责。在举证期间内，被告唐银提供的证据有：退款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唐银已与朱玉芬签订协议，之前的债务与唐银无关。被告吉信达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是事实，我公司只与朱玉芬有煤炭买卖关系，与其他人没有法律关系。二、我公司只与朱玉芬产生250000元的煤炭买卖关系，对原告陈述几被告欠750000元的煤炭款，我公司不知情，也与我公司无关。在举证期间内，被告吉信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用以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吉信达公司与朱玉芬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了购买煤炭的合同。3、煤炭供销合同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吉信达公司与朱玉芬签订合同后，吉信达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8日、2015年5月13日与优能公司签订金额为900000元的煤炭供销合同，但由于朱玉芬资金不到位，该两份合同未实际履行。4、补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5月30日吉信达公司与朱玉芬约定供货时间延长。5、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朱玉芬委托黄先美办理煤炭运输事宜。6、煤炭供销合同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吉信达公司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后，吉信达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5日和2015年6月11日与优能公司签订金额为250000元的煤炭供销合同，原告作为委托人办理相关事宜。7、打款凭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吉信达公司向优能公司打款250000元。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先美于2015年5至6月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原煤销售给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和唐银，交货地点为威宁县猴场镇联星洗煤厂，原告部分业务委托其女婿范某办理。双方交易方式为边交货，边结算，边付款。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分别于2015年5月30日、2015年6月25日、2015年7月30日与原告结算并写下结算清单，原告黄先美、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分别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其中2015年7月30日的结算清单最后三栏注明“到7月30日止，甲方朱玉芬、王锦新欠乙方黄先美923562元，乙方欠甲方税票款92795.74元”。被告于2015年8月支付200000元，再除去92795.74元的税票款后，现尚欠原告煤款630766.26元人民币。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5月28日、6月26日，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销货单位给购货单位吉信达公司出具了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据备注栏注明黄先美（范某）姓名，19张增值税发票上共计销售原煤为5323.54吨。2015年6月5日、6月11日，吉信达公司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250000元的煤炭供销合同，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270元?吨，吉信达公司于合同签订当日履行了打款义务。再查明：2015年9月10日，唐银与朱玉芬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协议书上载明“原朱玉芬、王锦新、唐银三人合伙在联星洗煤厂洗煤，经三人协商，唐银自愿退出投资股份，由朱玉芬退还唐银投资款356000元，之前所有经营中的债权债务由朱玉芬自负，与唐银无关。”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双方提交的书证等证据在卷为凭，这些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给原告购买原煤的合伙人是谁？几个合伙人是否有支付下欠货款的责任？吉信达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所诉的标的额是否应减去92795.74元？本院认为：被告王锦新在本案涉及的合伙关系中投入了60000元，并在与原告的结算清单上签字，应为该案给原告购买原煤的合伙人，对被告唐银称王锦新是其聘请的工作人员的陈述不予采信。唐银在第一次开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以及第二次庭审中均表明自己是合伙人，也应为本案买卖中的合伙人。而在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均不能体现陈洁为合伙人，且在《退款协议书》上明确载明“朱玉芬、王锦新、唐银三人合伙在联星洗煤厂洗煤”。故本案中给原告购买原煤的合伙人应为朱玉芬、王锦新及唐银。虽然唐银与朱玉芬签订的《退款协议书》上载明“唐银退出投资股份，之前的债权债务由朱玉芬一人负担”，但此协议是被告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外对抗债权人。从原告提交的三份结算清单可以认定原、被告的买卖是边交易、边结算、边付款的，不应存在质量问题。故原、被告之间发生交易的事实清楚，原告黄先美有追索债权的权利，朱玉芬、王锦新和唐银应履行付款义务。对于吉信达公司与朱玉芬签订的《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原告黄先美不认可、王锦新、唐银也不知情，本院不予以采信。吉信达公司确实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250000元的煤炭交易。除了这250000元的交易外，原告提交的19份增值税发票上均注明购货单位为吉信达公司，吉信达公司受挂靠的事实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故在本案中，吉信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30日结算清单最后三栏注明“到7月30日止，甲方朱玉芬、王锦新欠乙方黄先美923562元，乙方欠甲方税票款92795.74元”。原告称923562元是价税合计，不应当减去，但没有提供其它证据予以支撑，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应当在欠款总额中减去92795.74元。再从欠款中减去被告已支付的200000元，被告朱玉芬、王锦新、唐银尚欠原告黄先美的煤款为923562-200000-92795.74=630766.2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共同给付原告黄先美煤款630766.26元人民币，并由吉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18元由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吉信达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11036元，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管洪涛二〇一六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赵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