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秀贤，女，193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吉娥，女，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继玲，女，196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女，196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卫敏，男，197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以上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裔，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居委会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孙学成，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法定代表人：孙学成，总经理。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圣芬，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因与被上诉人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亨泰薪公司）、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孙家疃社区合作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重要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即作出一审判决。1、杜秀贤等一家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了数十年，具体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2、一审判决认为杜秀贤、孙学锦签订《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系履行代理行为，但并无证据证实，一审对此未予查明。3、杜秀贤等一家作为孙家疃村的原始居民，且在1979年便回村居住，为何名下一直没有宅基地登记，其缴纳宅基地契税等税费的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未予查明。一审2020年9月16日庭审中，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提出由当时村委法定代表人李振荣出具书面材料予以说明，但其庭后并未提交。4、《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中的“乙方”到底是谁，一审未予查明。5、原孙家疃镇孙家疃村南街66号房产，历史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产权登记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就是《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上的孙家疃村8-03-475号房产，一审未予查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上的汪孝全，无身份信息，房产无登记时间、无建筑面积，故该证明中注明“无法确认此档案与被查询人有关”。6、涉案66号房产的拆迁补偿利益现存于何处，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究竟是房产形式，还是现金形式，汪孝全及其家人是否对房产或其拆迁利益作出相应处分一审未予查明。二、一审程序错误。1、在2020年9月16日庭审中，基于亨泰薪公司称已无安置房分配，杜秀贤等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亨泰薪公司等按照152平米面积依照现行房价赔偿，但一审未对杜秀贤等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2、一审遗漏第三人。本案审理结果与孙家疃村委会有利害关系，应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并依据错误事实作出裁判。1、杜秀贤一家自1979年回村居住，村里将涉案房产对应的宅基地分配给杜秀贤等，由其使用、缴纳税费，其有足够理由相信这就是村里给其分配的宅基地，其是该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不能因为村委未登记而否认其实际使用人的地位。2、涉案的原66号房产，理应属于杜秀贤等所有。汪孝全一家建国前即离村去港，至杜秀贤等入住时，至少已过去30年。从常识判断是杜秀贤等使一套不具备居住功能的房子重新具备居住功能，与重建无异。若无杜秀贤等的修建、照料，涉案房屋在2005年时早已不复存在，何谈拆迁补偿利益。3、即使认为杜秀贤等是替汪孝全代管，才有替汪孝全签字的权利，那么拆迁利益也应由杜秀贤等代管，至于其与汪孝全之间如何分配，是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亨泰薪公司等无关，亨泰薪公司等无权将拆迁补偿利益据为己有。另外，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已经于2020年注销，不是合格的民事诉讼主体。一审的时候诉状所列被告和裁判文书所列被告都不是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严重的程序错误，本案应该发回重审。亨泰薪公司辩称，根据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最高院的司法判例观点，房屋被国家征收，征收对象及补偿对象均为房屋所有权人，而本案杜秀贤等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南街66号房屋所有权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亨泰薪公司所拆迁的房屋为孙家疃村8-03-475号，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汪孝全，杜秀贤等并非拆迁利益的补偿对象，其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并不实际享有相应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即便乙方处无代签字样，杜秀贤等在乙方处的签字也不能够享有拆迁补偿利益，仅能得到躲迁补助费，及搬迁奖励。对于拆迁安置协议中的补偿权益无权受用，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杜秀贤等并未对其居住的汪孝全名下的房屋进行重建，亦未提交宅基地的相关契证，即便其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房屋在拆迁过程中补偿对象为宅基地上的房屋，农村宅基地为集体所有，不在拆迁补偿范围内，拆迁补偿对象与土地无关，其称亨泰薪公司将拆迁利益据为己有，与事实不符。拆迁利益的实际享有人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汪孝全。亨泰薪公司无权对其作出任何的处分。孙家疃社区合作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审的被告进行应诉，杜秀贤等对其主体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直接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被告进行判决不存在程序错误。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予以维持。一审诉讼过程中，杜秀贤等起诉的主体名称错误，但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避免当事人另行起诉，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认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是其原企业名称。一审过程中，应诉的主体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杜秀贤等亦未对实际的应诉主体提出异议，故不存在程序错误。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亨泰薪公司将原位于环翠区房屋的回迁置换房产（152平方米）交付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2、判令亨泰薪公司赔偿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超期躲迁费损失159505.5元，并自2020年9月9日起至亨泰薪公司实际交付回迁置换房产之日止，继续按照拆迁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向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支付躲迁损失费；3、判令孙家疃社区合作社对亨泰薪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秀贤与孙学锦婚后育有四子女，分别为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2005年10月，孙学锦去世。1979年，杜秀贤一家从文登迁回孙家疃村，在汪孝全全家移居香港的情况下，与汪孝全及其家人协商，由杜秀贤一家居住在汪孝全所有的位于孙家疃村房屋内。至于因何原因由杜秀贤居住在此房屋内，杜秀贤等、亨泰薪公司等陈述并不一致，杜秀贤等称涉案房屋由汪孝全赠与杜秀贤等，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称由杜秀贤等租赁，但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经威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登记在汪孝全名下的位于孙家疃镇孙家疃村房屋仅有一套，权证号为8-03-475号，并非杜秀贤等所主张的孙家疃村南街66号，但双方均认可杜秀贤一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一直居住在房屋内直至该房屋被拆迁。2005年，原孙家疃村根据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旧村改造文件的要求，对符合旧村改造条件的村庄进行旧村改造及拆迁工作。2005年6月9日，杜秀贤、孙学锦与亨泰薪公司签订了《拆迁换建安置协议》，该协议甲方为亨泰薪公司，乙方为汪孝全。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就近就地新建回迁房屋，用于安置乙方回迁。房屋质量、安全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规范标准。躲迁安置补偿补助标准：1、甲方根据威政发[2004]8号文——《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威海市市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精神，研究确定乙方拆迁、躲迁补偿补助费。2、躲迁补助费按老房证房屋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每月6元（一审判决误为“月”），核实、计算工作由甲乙双方共同参与，签字、盖章后生效。搬迁费每户1200元。3、搬迁奖励：乙方在协议商定搬迁之日起10日内搬迁完毕并交出被拆房屋，每提前一天，甲方奖励100元/户，超出10日不奖。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搬迁期限确定为2005年6月9日开始，于2005年6月19日结束。乙方交出拆迁房屋两日内，甲方即付清乙方拆迁安置补偿补助费，否则，每日按补偿费总额的3‰计算违约金。回迁期限自2006年12月9日开始计算，于2007年6月9日期满。另外，协议还对回迁房屋面积确定及其他建筑的补偿、回迁房屋安置、回迁房屋面积差异处理等进行了约定。协议最后，甲方处亨泰薪公司加盖了公章，乙方处有孙学锦、杜秀贤的签名并标注“代签”。同日，杜秀贤、孙学锦与亨泰薪公司签订了《协议》，协议的甲方仍为享泰薪公司，乙方为汪孝全。该协议约定：一、躲迁自协议签订之日算起10日内迁走，每提前一天甲方奖励100元，交房之日当场兑现。二、躲迁期为18个月，躲迁费每月6元/㎡，乙方房屋建筑面积96.67㎡，18个月躲迁费共计10440.36元，交房之日即如数付清。三、甲方力争在躲迁期内交付回迁房产，如果到期不能交新房按市政府文件规定补发超期躲迁费，如果提前交新房，甲方不从18个月中回收躲迁费。四、房产兑换按村根据市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研究的规定执行。乙方房产建筑面积96.67㎡，占地面积152㎡，应置换楼房面积152㎡。协议后甲方处盖有亨泰薪公司的公章，乙方处有孙学锦、杜秀贤的签名并标注“代签”。杜秀贤等称上述“代签”系指杜秀贤代孙学锦所签，而并非代汪孝全所签之意。上述协议签订后，杜秀贤一家搬离上述房屋，并领取了约定的搬迁及躲迁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拆迁换建安置协议》的订立，其合同目的在于对原涉案房屋被征地拆迁事由而进行安置补偿，因此该安置补偿对象只能是合法的房屋所有权人，而杜秀贤等并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或权利承继人，故杜秀贤等要求享有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同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两份协议的合同主体均为亨泰薪公司与汪孝全，对其两方产生合同约束力，而杜秀贤、孙学锦签订该两份协议仅为履行代理行为，故该两份协议对其二人不产生合同约束力，即二人不享有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杜秀贤等依据上述两份协议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杜秀贤等要求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交付涉案房屋回迁置换房产并支付超期躲迁费损失159505.5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7元，由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负担。二审期间，杜秀贤等提交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实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已经于2020.10.19日注销，一审法院判决中所列的被告与杜秀贤等起诉时所列的被告并非同一主体。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质证称，对于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主体确实被注销，在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办理的注销手续，一审应诉时孙家疃社区合作社曾出示了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登记证，杜秀贤等并未对股份经济合作社及经济股份合作社的主体提出异议，视为其认可诉讼主体由经济股份合作社变更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杜秀贤等在涉案房屋居住期间，其多次对涉案房屋进行过修建。孙家疃村委会分别于1989年1月21日，向孙学锦收取房基款350元。1991年4月2日收取宅基地、空闲地使用费合计30.8元，1992年1月26日收取孙学锦和杜秀贤2人1989年到1991年的社会负担费930元，上述发票加盖了孙家疃村委会印章或者当时的负责人印章。一审诉前调解过程中，杜秀贤称，“在汪孝全移民香港后，其于1979年回来让我们搬到其房屋居住，帮其照顾房屋，并承诺我们可以一直居住至去世。当时我们和其协商将房屋卖给我们，但其不同意，其陈述该房屋系其老居，如果将房屋卖了、地契卖了，其在外会被人笑话。自1979年其回来后，其至今再无音讯。自1979年开始我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至拆迁时。这期间房屋的所有维修都是我花钱进行的。当时签拆迁协议的时候，我不同意签，因为房屋不是我们的，如果汪孝全或其子孙回来要房屋的话，我签了拆迁协议房屋拆了，我没房屋交给汪孝全的子孙，但经村做工作，说我签了协议，拆迁后的房屋也给我居住，所以我签了协议。签协议后，村里将18个月的躲迁费及拆迁补偿损失都支付给我了。后房屋建成后，村里开始分配房屋，村里没有给我分配房屋。村里召开分配房屋大会也没通知我参加，我知道后去问村书记，村书记说香港来传真说将涉案房屋捐给国家了，我们问村书记要传真看，村书记也不给。我起诉要的躲迁损失系分配房屋后，我一直在外租房居住产生的损失。”“没有（汪孝全将涉案房屋给其居住的手续手续），当时是口头说的。”亨泰薪公司称，“原告陈述的事实基本属实，但有些内容需要原告举证，例如汪孝全同意原告居住至去世，房屋拆迁后汪孝全的子女致电给村委会，已经将房屋交给了村委会，故拆迁后原告丧失了在拆迁后房屋居住的资格，故原告主张的躲迁损失不合理。村里拆迁的所有的拆迁手续上，虽然是有原告的签字，但是房产的姓名为汪孝全，原告系代签。最终的房产的归属需要联系汪孝全的子女进而进行决定。”并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汪孝全，杜秀贤等仅享有使用权，拆迁后有三家来主张权利，包括杜秀贤等、汪孝全的岳母、还有一个，汪孝全的子女在香港主动打电话到村委会，说这个房子谁也不给放到村里边，故拆迁后的房屋一直由村进行代管。一审2020年9月16日第一次开庭时，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称，孙家疃村南街66号房屋，经查询，房管局不存在这个房子，查询无结果，该套房屋不属于杜秀贤等，也不属于案外人汪孝全。汪孝全在房管局登记的房屋并不是该套房屋，这套房屋在房管局没有登记。（汪孝全在孙家疃的房产）就这一套，房权证号8-03-475，拆除的也是这一套。（拆迁时签拆迁安置协议的房产）应该就是这套，拆迁协议没有写明房产号。杜秀贤等称，“原来是什么号原告不清楚，可能后来改为66号。因为涉案被拆迁房屋原告入住后经过了几次的翻修、翻盖、翻建，将原来的茅草石头房，改为红瓦房，整个屋顶都换过，包括门窗。室内室外原来是泥土的，后来就全部经过我们用水泥硬化，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原来登记的房号是8-03-475号，后期也是经过村委会同意的，我们在此处又重新翻盖了房屋。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的里面显示的，汪孝全曾经有那么一套房，能不能认定是后来我们翻建翻盖以后的房屋，请法庭综合认定。是原始居民。我们一家是原始居民，就是1956年因文化运动被迫迁移到文登生活了很多年，到了1979年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时候，我们又回迁到孙家疃村，回来时就住进了孙家疃村66号，当时这房子是房盖都塌了，我们经过村委书记李振荣的同意翻盖的房顶，换了门窗，就象重新盖了一样。而且当时是79年回来，在80年代末，孙学锦多次向村里孙继林要过宅基地，当时孙继林是专门管村民宅基地分配的，当时孙继林说你有房还要什么宅基地，住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房子就是你的房，再说户口落在这个房子上了，就不能分配宅基地给你们，以后又多次去讨要，孙继林让我们找李振荣书记要，当时李振荣的答复是你们有房子，汪孝全一家都迁走了，他们不属于本村村民，所以你们就继续在那套房子里居住就行了，等以后看看找机会把房证变成你们的就行了。因为他是一村之长，老百姓的父母官，说话算数，所以孙学锦跟杜秀贤说，书记都这么说了这就是咱们的房，咱就放心住就行了。从那以后孙学锦和杜秀贤以及所有的子女，就一直居住在孙家疃南街**，至我们所有的子女成年，结婚，各自出去生活了。孙学锦、杜秀贤还在此房屋中居住，直到2005年房屋被拆迁，在居住当中孙学锦始终是以房屋主人的身份打理。”“（原告和汪孝全是什么关系?因为什么原因居住在涉案的这套房子里。）算是邻居，当时我爷爷的妹妹的一个孩子也在香港居住，跟了汪孝全的一个孩子。当时汪孝全家属回来，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回来以后跟我妈说，你看这个房如果不是你们居住翻盖，这个房子早就没有了，所以房子我不卖，但是可以给你。（现在）不能（联系上汪孝全）。当时在庭前调解的时候，被告曾陈述有房屋，但是本次庭审被告陈述没有房屋，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152平方米，按现市场价给原告进行赔偿。从1979年我们家一直居住到房屋拆迁，当时村民都到大队去签协议，孙学锦当时就不愿意签字，也不愿意拆这个房，意思是不拆我们有房住，拆了怎么办，因为书记答应的房证一直拖着没给办，就在这个时候村委派现任的书记孙学成做杜秀贤的工作。孙学成与我们是门里的亲戚，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杜秀贤也非常相信他，相信他不会骗我们。孙学成说嫂子，振荣书记同意房子还给你，你就尽管放心明天去签协议吧。所以说第二天，杜秀贤瞒着孙学锦叫着孙继玲陪着她去了村委，到了村委我妈就问李振荣，振荣书记，你叫我来签字，如果我签了房子还给我吗？振荣书记说给给给，你就签吧。杜秀贤又问老头没来，能签这个字吗？振荣书记说不能来你代他签。就这样杜秀贤就代替孙学锦签署了协议，签完字又问。振荣书记，你说话千万可要算数，房子还给我。振荣书记说算数，你就放心，到时房子还给你。上述这段我亲自在场，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来担保，每一句没说假话。杜秀贤就这样在他们的哄骗下相信了他们的话，当时也是考虑了，为了不影响政府的拆迁大局，所以就这样代替孙学锦签署了拆迁协议。因为前提是李振荣答应拆迁回迁的房屋还给我们，当时签协议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代签就是杜秀贤代替孙学锦签的，不是代表汪孝全，当时村委有很多人在场，因为当时拆迁协议是杜秀贤瞒着孙学锦去的。”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称，“涉案的房屋它并不是一个无主财产。汪孝全确实到香港去居住，当时汪孝全的岳母与杜秀贤的母亲之间达成了借用租赁协议，由汪孝全的岳母将涉案的房屋暂时借用给杜秀贤的母亲居住使用，后期就一直由杜秀贤的母亲在此房屋内居住，期间汪孝全的小舅子曾经到村委会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汪孝全的堂妹也在房屋内进行居住使用过。因此该涉案的房屋存在权属争议及使用权争议。若原告认为这套房屋其因为居住时间长久便当然取得，没有依据。通过在居住期间，向村委会申请宅基地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其并不认可汪孝全名下的房屋，与其有任何的直接法律关系，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是基于租赁、无偿借用，那是他与原房主汪孝全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清楚（其是否翻建修建）。（杜秀贤居住房屋是因为和汪孝全的岳母之间达成了租赁协议）没有证据，就是当时在拆迁协议签订的时候，汪孝全的小舅子到村里要这套房子，那么当时村里的书记李振荣通过他小舅子提供的电话，联系方式，联系汪孝全的家人，通过其家人的陈述，才知道这套房子是怎么被他们居住使用的。同时汪孝全的家人在电话中表示，村里的这套房子他们不要了，谁都不要争，捐给集体。因为当时在拆迁的时候好多人来争这套房子，所以当时他家人就说这套房子谁都不要争，就捐给集体，但是通话也没有留证据。（电话号）时间长了，没有了。不能（联系上汪秀全或者是汪秀全的家人）。拆迁安置的躲迁费要给付实际的居住人，协议中涉及到他们有一部分要领取躲迁费用，所以他们就签了。（杜秀贤等没有所有权为什么还要他们签）但是因为当时的拆迁政策比较急，整体的将这些房屋整体拆迁，那么必须要有一个协议，走一下手续。（杜秀贤的躲迁费）按协议约定的全部给付。（2005年6月9日那份协议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代理人签的，所以要实际所有权人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确认，或者是对拆迁的置换方式进行一个确认。（村里其他的人在2005年之后另外签订了一份协议来约定是置换楼房还是领取现金）对，都是重新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要房还是要钱，然后具体的房子要几层的多大面积等。（汪孝全及家人表示将涉案的其在孙家疃村的房屋捐给集体，有没有证据）暂时没有。合同待履行状态。因为现在基本上房子都已经处理了。因为当时汪孝全没要房屋，所以没给其留房屋。村里的房屋不是一套对一套的，有的是两套，有的没有要房子。（如果汪孝全不要房屋该补偿其多少钱）按照当时一平方2980元×152平方。（置换的钱）由亨泰薪公司支付。（杜秀贤等领取的拆迁补助费）亨泰薪公司支付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居委会工作人员代发的。（杜秀贤等陈述代签的情况）不属实。首先通过代签的这种方式，代签人应在被代签人的名字后，括号备注某某某代签，通过孙学锦、杜秀贤名字并列后面代签，其意思表示是代协议抬头处乙方汪孝全代签。若如原告所述，安置协议中乙方应为孙学锦和杜秀贤而不是汪孝全，因此杜秀贤并不是代签的孙学锦的签字，而是2人共同代汪孝全签字。具体当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李振荣是否对其作出上述承诺，庭后由李振荣补充书面材料说明。”二审期间，杜秀贤等称，《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中“汪孝全”由亨泰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工作人员具体姓名不清楚。孙学锦系孙家疃村原始居民，杜秀贤原为文登居民，因婚姻关系随孙学锦迁入孙家疃村。亨泰薪公司称，“（两份安置协议中汪孝全的名字）甲方工作人员写的。孙学锦、杜秀贤代签是杜秀贤写的，孙学锦没有到场，因为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协议的内容涉及两部分利益，一个是躲迁费用，一个是补偿利益，躲迁费用的那一部分归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即孙学锦和杜秀贤所享有一部分权益，需要其签字确认。但是对于拆迁补偿利益其并不享有权益，即便孙学锦、杜秀贤在乙方处签字对于补偿部分的利益，补偿部分的合同内容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孙家疃社区合作社称，一、关于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与孙家疃村委会的关系。根据2014年7月环翠区政府文件，村委会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管理村内行政性事务；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涉及集体资产的经营收益类、财务类事务。合作社要承担居委会的一切债权债务。村委会管理基层村内的日常事务，不再承担资产管理职能。2018年，原孙家疃村民委员会变更为“育海社区”，孙家疃村民委员会主体已不存在。二、2019年9月6日，经批准，“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更名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交了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威环孙办【2019】15号文件。三、孙家疃拆迁房屋已经于2007年全部分配完毕。因产权人未参与选择要房或者资金补偿，所有权人未选定房屋，不存在“代管”。四、亨泰薪公司的拆迁资质问题。涉案旧村改造项目是亨泰薪公司与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由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拆迁手续，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房屋拆迁许可证。本案旧村改造是2005年区政府统一要求，由政府组织实施，亨泰薪公司拆除涉案房屋并非出自其独立意志，该拆除行为应视为政府行为。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李振荣的补充书面材料说明。2018年，原孙家疃村民委员会变更为“育海社区”，孙家疃村民委员会主体已不存在。原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分由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和育海社区承担。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涉及集体资产的经营收益类、财务类事务。承担育海社区的一切债权债务。育海社区管理基层村内的日常事务，不再承担资产管理职能。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主体问题。首先，关于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被告主体地位。鉴于原孙家疃村民委员会变更为“育海社区”，孙家疃村民委员会主体已不存在。原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分由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和育海社区承担。而“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已更名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且一审期间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也已对其被告主体地位予以认可并参加了一审诉讼，故杜秀贤等以起诉状中所列被告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一审判决所列被告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已被注销为由主张一审所列被告主体错误，要求发回重审，理由不当，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杜秀贤等的原告主体地位。如一审判决所认定，杜秀贤一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一直居住在房屋内直至该房屋被拆迁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杜秀贤因何居住在此房屋内，杜秀贤一方及亨泰薪公司等的陈述并不一致，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亨泰薪公司及原孙家疃村委会等在拆迁涉案房屋之前未能与汪孝全取得联系并签订相关协议，而是与杜秀贤实际签订的《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将涉案房屋拆除，并按协议向杜秀贤等支付躲迁费等相关费用，现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在既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关于汪孝全已主动将涉案房屋捐给村集体的主张，又不能提供汪孝全及其家人的联系途径及方式的情况下，杜秀贤作为涉案房屋拆迁前的实际居住人以及涉案《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的实际签署人，要求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按协议约定履行其拆迁补偿安置义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至于其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其与汪孝全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确定，并不影响其原告主体地位的依法成立。关于本案事实及涉案房屋实体权利的归属。如前所述，杜秀贤一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直至该房屋被拆迁是不争的事实。在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既不能证实其是涉案房屋的原始权利人，也不能证实其受汪孝全捐赠而拥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其虽取得对涉案房屋予以拆除的权利，但其并无对拆迁后的安置利益据为己有的合法依据，相反，杜秀贤等是涉案房屋被拆迁前的实际居住人，于法、于理、于情其也应该是涉案房屋被拆迁后的被安置人。而涉案房屋经其签署相关协议被拆除后，无论原房屋权利人是谁，杜秀贤都对涉案房屋权利人负有归还置换房屋或替代利益并予以合理解释的责任。故基于此，杜秀贤等要求判令亨泰薪公司向其交付原位于环翠区房屋的回迁置换房产（152平方米），亨泰薪公司赔偿其超期躲迁费损失159505.5元，并自2020年9月9日起至亨泰薪公司实际交付回迁置换房产之日止，继续按照拆迁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支付躲迁损失费，孙家疃社区合作社对亨泰薪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有其居住涉案房屋的事实基础，也有其签署涉案《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的合同依据，也与涉案房屋的历史背景、权利登记状况等实际情况相吻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于法、于理、于情，均应得到支持。至于应否交付被拆涉案房屋的回迁置换房产，二审期间孙家疃社区合作社虽称孙家疃拆迁房屋已经于2007年全部分配完毕。但一审诉前调解阶段亨泰薪公司明确表示，汪孝全的子女在香港主动打电话到村委会，说这个房子谁也不给放到村里边，故拆迁后的房屋一直由村进行代管。亨泰薪公司、孙家疃社区合作社均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故其应按《拆迁换建安置协议》、《协议》的约定交付回迁置换房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杜秀贤等受领回迁置换房产后，其虽享有居住使用权，但并不当然享有所有权。其受领的依据在于其对涉案被拆房屋的实际居住权，其受领后的权利也仍限于对回迁置换房产的居住使用和管理权，所有权仍归涉案被拆房屋原实际权利人。综上所述，杜秀贤等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843号民事判决；二、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将原位于环翠区房屋的回迁置换房产（152平方米）交付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三、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赔偿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超期躲迁费159505.5元（计至2020年9月8日）；四、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自2020年9月9日起至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实际交付回迁置换房产之日止，按照拆迁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即按96.97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6元的标准向杜秀贤、孙吉娥、孙继玲、孙美、孙卫敏支付躲迁费；五、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对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6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55元，均由威海亨泰薪实业总公司、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孙家疃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赵 芳审判员  潘 慧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安姣姣书记员刘珍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