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4民初3923号原告：陈红梅，女，1975年6月22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雪涛，天津睿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庚元，男，1965年12月2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现住天津市武清区。被告：陈冬生，男，1970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现住天津市武清区。被告陈庚元、陈冬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天津云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庚元、陈冬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美，天津云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红梅与被告陈庚元、陈冬生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雪涛，被告陈庚元、陈冬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霍建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红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胞兄妹，陈庚元为大哥、陈冬生为二哥、陈红梅系小妹。原、被告父亲陈金山（于2010年6月30日去世）、母亲曹淑润共同建造平房一所，还迁获得三所楼房，其中两所分别登记在二被告名下，曹淑润自己保留一所。2018年6月13日，曹淑润因年事已高，无法自理，需子女照顾生活，与原、被告协商赡养方式，二被告不感念生育之恩，反而在母亲赠与楼房情形下拒绝尽赡养义务，将母亲完全推给原告。母亲心寒，为防止百年之后二被告与原告争夺遗产，当日与原、被告签署《赡养协议》，约定由原告负责母亲的生养死葬，二被告不参与赡养，百年之后所有遗产均由原告继承，二被告不得继承。2019年10月13日曹淑润去世，遗留的天津市武清区运泽花园64号楼1单元902室房屋及银行存款三万元均应由原告继承。现二被告对协议效力提出争议，故起诉。陈庚元、陈冬生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一、原、被告签订的《赡养协议》应属无效。1、根据《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本案诉争的赡养协议应属无效。《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据此可知,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是依据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具有人身性,属于专属义务,不可转让。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因赡养义务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不得随意免除,故本案所涉及的《赡养协议》以放弃继承权免除了二被告的赡养义务应属无效协议。2、从赡养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应属无效。赡养协议中约定“母亲年迈,长子(陈更元)、次子(陈东升)不参与赡养,一切赡养义务由陈红梅一人负担。(包括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两儿子陈更元、陈东升不可提意见,建议均不采用,由女儿一人做主,母亲现所有财产包括现住房屋死后由陈红梅一人继承。不论生病、死葬只通知两儿子,不论两子到否,均由女儿陈红梅处理”。根据上述内容,二被告不仅不参与母亲曹淑润的赡养,对于母亲曹淑润的日常生活及生养死葬等一切事宜更是不得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甚至于老母亲生病或者过世,不论二被告到否,均由女儿陈红梅处理。试问如果老人生重病,两个儿子都不能对救治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吗?如果老人过世了,对于后事的处理,两个儿子不能参与吗?故上述约定不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有违人伦道德。3、赡养协议的内容并非曹淑润的真实意思表示。曹淑润与原、被告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了《赡养协议》,但该协议尚未进入到实际履行阶段,曹淑润就在同年6月20日以陈红梅未尽到赡养义务,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将原、被告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赡养协议》并要求三个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法院立案后,由于曹淑润对于子女的疼爱,不愿意看到与子女对簿公堂,遂进行了撤诉。曹淑润撤诉后,与原、被告就赡养及财产处理达成默契,还是由三子女进行赡养,赡养协议不再履行。实际上也是由三子女更多的是二被告对曹淑润进行了赡养,曹淑润过世后的身后事也是二被告进行操办,二被告支出了丧事的全部费用。故本案涉及的赡养协议内容并非曹淑润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以上三点,本案诉争的赡养协议不仅不是曹淑润本人的真实意愿,且由于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人伦道德而应属无效。二、退一步讲,假设本案赡养协议有效,该协议内容也并未实际履行。1、如前所述,该赡养协议签订七天,曹淑润就以陈红梅未尽到赡养义务,要求三名子女共同赡养起诉至法院。撤诉后,还是由三名子女更多的是二被告对曹淑润进行赡养,并由二被告办理曹淑润的身后事。以上的事实有被告提供的民事诉状和证人证言予以充分证实。故该赡养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在《赡养协议》签订之前及之后,被告均没有不履行赡养义务。被告知道,赡养父母不仅是法定义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告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生身父母而不养。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说的,被告拒绝赡养义务,什么都不管,纯属无稽之谈。被告赡养母亲的情况,被告母亲的邻居和亲属出具的证言,均可证明被告从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赡养。综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天生的,是法定的,也是最真诚和最神圣的,是不能用金钱和利益来衡量的。依据《合同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原、被告签订的《赡养协议》属于无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被告系同胞兄妹关系，原、被告父亲陈金山、母亲曹淑润共生育三名子女，长子陈庚元、次子陈冬生、长女陈红梅。陈金山于2010年6月30日去世，曹淑润于2019年10月13日去世。2018年6月13日，曹淑润与原、被告签订《赡养协议》，载明：“母亲（曹淑润）、长子（陈更元）、次子（陈东升）、长女（陈红梅），母亲年迈，长子、次子不参与赡养，一切赡养义务由陈红梅一人负担。（包括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两儿子陈更元、陈东升不可提意见，建议均不采用，由女儿一人做主。母亲现所有财产包括现住房屋，死后由陈红梅一人继承。不论生病、死葬只通知两儿子，不论两子到否，均由女儿陈红梅处理。平时两子均可随时探望。此协议由2018年6月13日开始实行。”原、被告及曹淑润在《赡养协议》下方签名并按了指印。后，曹淑润诉至本院要求解除《赡养协议》，判令陈庚元、陈东升提供日常生活、看病住院、生养死葬等赡养义务，判令陈红梅每月给付赡养费1000元。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后，曹淑润于2018年8月9日申请撤诉，本院裁定准予其撤诉申请。现原告与二被告就《赡养协议》效力发生争议，故起诉。诉讼中，原、被告均认可《赡养协议》中“母亲现所有财产包括现住房屋”中的“现住房屋”是指登记在曹淑润名下的坐落于武清区××路××花园××室。该房屋是由陈金山、曹淑润共同购买的平房在2009年拆迁后，于2012年还迁取得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约定免除。本案，原、被告与曹淑润签订《赡养协议》对曹淑润赡养及其遗产归属事宜进行约定，该协议免除了二被告的赡养义务，也免除了二被告对曹淑润生养死葬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权利，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遗产归属系原告独自履行赡养协议后才能取得的权利，赡养约定无效则遗产归属的约定即同时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赡养协议》有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红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张军玲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