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3民终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桂兰，女，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现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攀，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小梅，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勇，男，1981年8月2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娥，湖北楚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桂兰因与被上诉人周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竹溪县人民法院（2020）鄂0324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桂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周勇偿还魏桂兰借款60000元，并以60000元为本金，承担自2019年11月7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全部偿还之日期间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周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忽视本案证据作出错误判决。本案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中，周勇自认收到郑勇（魏桂兰丈夫）60000元借款，《借条》是周勇向郑勇出具的，郑勇与周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周勇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周勇为逃避履行还款义务，单方面向一审法院口头辩称该借款是其与郑勇之间的工程款，并未向法院提交任何工程承包合同、工程结算单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周勇向法院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亦未能证实其说法，相反却证实了周勇承包的工程方式是包工包料，即所有的工人均是周勇请的，工人工资由周勇负责发放，郑勇没有义务对周勇的工人发放工资。因此，即使是周勇向郑勇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周勇与郑勇之间亦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规定，周勇应当对本案非民间借贷行为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一审时，周勇仅是口头辩称，未提供相关证据，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仅凭推断认为周勇的口头陈述更接近事实，认定本案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裁判有失公允。二、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借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魏桂兰首次向周勇索要借款是2017年10月份，得到周勇要求宽限两年的要求，宽限期之后，周勇仍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才诉至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原告找到被告时已支付了8000元”不符合本案庭审调查事实。事实是，2012年，魏桂兰未向周勇主张债权。周勇向一审法庭陈述，其作为郑勇生前好友，得知郑勇车祸去世，为表示同情给了魏桂兰8000元钱。由于魏桂兰确实收了此8000元，所以愿意在借款中予以冲抵。故，从法律角度来讲，周勇给的8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魏桂兰愿意冲抵借款是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理。一审法院将8000元认定为偿还借款有违事实，将时效从2012年开始计算，认定本案己过诉讼时效期间有失公允，没有法律依据。周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合理合法。魏桂兰诉请的借款60000元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周勇向其丈夫郑勇预支的工人工资款。郑勇是包工头，周勇经人介绍认识郑勇，2005年起周勇在北京给郑勇带工了三年。2007年底，郑勇在贵州贵阳分包了金阳世纪城的建筑施工工程，郑勇将该工程中的4万平方米大钢模工程分包给周勇，约定每平方米23元，周勇带了20多名工人做到2009年底。2008年底，为支付工人工资，周勇请郑勇预支60000元工程款，约定工程完工结算后再多退少补。郑勇安排其公司陈会计按工资表直接给工人分发部分工资，涉案60000元郑勇未给付周勇，借条亦是周勇后来补写。完工后，郑勇安排其兄弟郑波与周勇结算工程款，但郑波降价结算，周勇不同意，于是郑勇就一直未和周勇结算。此后，周勇曾多次找郑勇结算工程款，郑勇一直推诿。多年来周勇一直组织工人给郑勇带工干活儿，郑勇一直扣着郑勇的承包工程款不付，为谋生和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周勇这几年一直在外打工挣钱偿还工人工资，以上是产生案涉60000元借条的事实经过。对于上述事实，当年在该工地干活的工人朱某已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周勇与郑勇之间不是借款关系，涉案60000元属预支的工人工资款，如果进行结算的话，郑勇尚欠周勇30多万元工程款。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魏桂兰主张案涉借款不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正确。2012年6月，魏桂兰到北京找周勇索要涉案60000元，当时周勇表示不欠此60000元，但魏桂兰带人不让周勇上班，周勇迫于无奈给了魏桂兰8000元现金。此后，魏桂兰再也未向周勇索要过。直至2017年2月，周勇在外务工，魏桂兰到周勇父母家中索要案涉钱款，周勇电话中再次表示不欠郑勇60000元。魏桂兰述称周勇请求宽限两年属捏造事实，在一审中周勇已对此作出抗辩。本案即使按民间借贷处理，2012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魏桂兰未向周勇主张过债权，本案也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魏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勇偿还魏桂兰借款6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1月7日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周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勇与魏桂兰丈夫郑勇生前系朋友关系。自2005年起，周勇跟郑勇在北京市的工程上务工。2008年初，周勇分包了郑勇承包的贵州金阳世纪城建设工程中的40000平方米的大钢模劳务工程，口头约定以面积为结算依据。周勇自己组织、聘请、雇佣工人施工。期间，周勇向郑勇预支60000元用于发放其雇请的工人的工资，并于2009年5月4日向郑勇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到郑勇现金陆万元整（60000.00）周勇09.5.4”。工程结束后，周勇曾于2009年底与郑勇的兄弟郑波结算，但协商未果。2012年5月21日，郑勇因发生交通事故离世。2012年6月，魏桂兰带人找到在北京务工的周勇，周勇支付了8000元现金，魏桂兰同意在本案抵扣。2017年10月，魏桂兰找到周勇的父亲要求周勇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当事人实施行为的法律关系？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现分述如下：一、诉争款项的性质，即是魏桂兰主张的民间借贷，还是周勇抗辩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中的预付工程款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和当庭陈述、代理意见，双方认可周勇与魏桂兰丈夫郑勇生前系朋友关系。自2005年起，周勇跟郑勇在北京市的工程上务工。2008年初，周勇分包了郑勇承包的贵州金阳世纪城建设工程中的40000平方米的大钢模劳务工程，口头约定以面积为结算依据。后2012年郑勇因故去世，魏桂兰带人找到在北京务工的周勇，周勇支付了8000元现金，魏桂兰同意在本案抵扣。周勇认可借条是其出具，郑勇于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分别支付了5万元和1万元支付工人工资，借条是一并出具的。2009年年底，郑勇的弟弟郑波以低于口头约定的价格对工程量作不合理扣减后与周勇结算，双方分歧较大，结算未果，后2012年郑勇因故去世，工程已交付，至今未结算。出具借条是因周勇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社会经验，本是按建筑行业习惯垫付工人工资，待结算时清算。魏桂兰认为，该款项应是借款，因劳务分包中，应由分包人周勇而不是承包人郑勇支付工人工资。如是周勇所述垫付，应出具《收条》而不是《借条》，周勇作为一个常年在外承包的生意人，借条的效力应在其预见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魏桂兰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周勇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尽管周勇出具了借条，且郑勇支付了相应款项，但结合双方存在的劳务承包关系和双方交往以及证人朱某当庭证言、双方未最终结算的事实，周勇抗辩的借贷缺乏借款合意，款项是按行业习惯先行预支工程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主张更接近事情的客观真实，案涉借条是劳务承包合同履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割裂处理。周勇提出了是劳务承包关系的抗辩，且有证人证言和本人细节陈述，魏桂兰未予否认，本案应按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审理。一审法院经庭后向魏桂兰释明，魏桂兰书面坚持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本案。二、魏桂兰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双方当事人围绕民间借贷提出了诉讼时效的诉辩。魏桂兰主张，借条虽出自2009年5月4日，但未约定履行期限，故依法可随时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魏桂兰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本案魏桂兰2017年10月向周勇主张还款，应周勇要求宽限两年，时效中断，2019年11月再次催要未果，故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周勇抗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因郑勇在世期间一直未要过此款，如结算还应付周勇30多万元的工程款。2012年魏桂兰找周勇时已支付了8000元，即使按民间借贷审理，此时就算主张债权，时效起算，直到2017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故到2017年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其意义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本案系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纠纷，郑勇支付款项和周勇出具借条系履行合同中的一个环节，应按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纠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工程2009年完工交付后应积极组织结算，在初次结算未果后，都未积极努力促成结算并了结案涉借条，双方当事人都怠于行使权利促成结算，至2020年9月4日魏桂兰起诉，已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魏桂兰以民间借贷主张周勇还款，周勇抗辩系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履行中的预支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按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审理，经一审法院庭后向魏桂兰释明，魏桂兰书面坚持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本案，其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也未提供其系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证据，且本案当事人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魏桂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魏桂兰承担。二审期间，魏桂兰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魏桂兰于2019年11月9日向周勇发送手机短信的截图1张，拟证明：魏桂兰于2017年向周勇首次主张债权后，周勇要求延缓两年还钱，两年期限到后，魏桂兰再次向周勇要求其履行还款义务，未得到回应。证据二、魏桂兰与周勇2020年9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案涉60000元与周勇当年和郑勇所做的工程无关，周勇再次承诺2020年年底想办法偿还该笔借款，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并未经过。证据三、证人张某的证言，拟证明：本案未经过诉讼时效期间。经质证，周勇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魏桂兰单方面发送的信息，周勇并未回复，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周勇向魏桂兰承诺过延缓两年还清。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为需要核实，听起来像周勇的声音，对证明目的有异议，60000元不属于借款，是周勇向郑勇预支的工人工资，但周勇承包的4万平方米大钢模劳务工程，至今没有结算，如果结算的话，郑勇还应支付周勇30多万元的劳务费。郑勇生前从未向周勇就涉案60000元主张过权利，2012年郑勇去世后，魏桂兰就带了5个人到北京找到周勇提出要60000元，当时周勇就说这60000元不属于借款，因魏桂兰不让周勇上班，迫于无奈给了魏桂兰8000元，从那以后直到2017年魏桂兰再也没找周勇要过这笔钱。对证据三的证人证言，周勇认为当时其不在家，2017年魏桂兰确实找到了周勇父母家里，但不存在周勇要求宽限两年的说法。一审中魏桂兰提供了一份与周勇的电话录音资料，周勇已陈述了没说过宽限两年的话，而且魏桂兰也说过是周勇的父亲提出来的宽限两年，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经审查，对于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综合案情待后评述。周勇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查明，2012年5月郑勇去世。2012年6月，魏桂兰从十堰去北京向周勇索要案涉60000元，周勇给其8000元。2017年底魏桂兰带人到周勇父母家索要案涉款项。除案涉款项外，周勇与郑勇、魏桂兰之间无其他借款。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收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案涉《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09年5月4日，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魏桂兰自述其曾于2012年6月（郑勇去世后不久）到北京向周勇索要案涉60000元，而周勇称没钱，只给了8000元。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魏桂兰2012年6月第一次向周勇索要案涉60000元之日起算。根据魏桂兰提供的证据显示，自2012年6月之后，魏桂兰再次向周勇就案涉60000元主张权利是在2017年，魏桂兰称2012年6月之后也曾打电话向周勇索要过案涉款项，但并无证据证实，对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故，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早已经过，案涉债务已成为自然债务，即使周勇在2017年曾答应还钱，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所述，魏桂兰起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在周勇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魏桂兰的诉讼请求正确。故，魏桂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魏桂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鸣审判员 祝家兴审判员 张 曼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胡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