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5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汝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人民路29号。法定代表人：李效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周，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根亮，男，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辉，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婷婷，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洛阳福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19号宝龙城市广场2幢2-1614室。法定代表人：赵俊峰，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河南汝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阳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朱根亮、原审被告洛阳福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汝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阳、张廷周，被上诉人朱根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辉、许婷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福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汝阳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朱根亮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根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者错误，应予纠正。1.2019年3、4月，福茂公司、朱根亮与汝阳农商行签订了《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流动资金抵押合同》、《担保承诺书》、《抵押物共有人承诺书》等，合同签订后，汝阳农商行依约将款项2500万元发放至福茂公司的账户，并依据其受托支付申请将款项中800万元转入洛阳心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90万元转入洛阳禾兴农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0万元转入洛阳承北商贸有限公司银行账户、1500万转入许红卫银行账户。另外，朱根亮以自有不动产为上述债务履行办理抵押登记。上述事实证据有福茂公司或者朱根亮签字或盖章。2.《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约定担保具体的用途，只是第一页背景部分表明了“为确保福茂公司与抵押权人在2019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15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的切实履行，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作为债务人的抵押人，自愿用朱根亮房产抵押作为抵押物”，按照约定，只要在约定期间，汝阳农商行与福茂公司发生确定的债务余额，朱根亮均应当提供抵押担保责任。3.查询裁判文书网、无讼网，有不少关于朱根亮参加商事活动的判决，其中有一例焦作市(2019)豫081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书为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例，标的物与本案的抵押物相关，其答辩思路基本与本案相似，一审法院也支持了其诉求，但是二审以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其一审称不清楚、不理解合同内容，系格式合同，完全不可能。汝阳农商行已经对落实债务具体含义向朱根亮进行了释明。何况朱根亮作为经验丰富的商业者，应当知道签订担保承诺书的后果。4.汝阳农商行尽到了相关的释明、告知等义务。2019年3月11日的担保承诺书和抵押物共有人承诺书、朱根亮签字确认的《担保贷款调查面谈笔录》、《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特别提示即抵押权人已提请抵押人注意对本合同各印就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抵押人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签约各方对本合同含义认识一致。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汝阳农商行和朱根亮对合同条款包括落实债务具体的含义并无争议。5.朱根亮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19年3月，其经人介绍认识福茂公司的王雪霞，经过协商，朱根亮愿意以自己所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从时间点看，2019年3月离本案贷款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4月23日尤其2019年3月11日签署的担保承诺书时间点相差很近，作为商业经验丰富的朱根亮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为陌生的汝阳企业提供担保，其肯定有利可图并知道落实债务的含义。目前，其主动起诉银行确认合同无效，可以推测出有可能是福茂公司或者王雪霞与朱根亮串通的结果或者福茂公司或者王雪霞承诺的利益未兑现。6.旧贷中五笔贷款的借款人分别为福茂公司、汝阳裕源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洛阳心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洛阳承北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禾兴农业有限公司，五家企业虽为关联企业，但是还是独立法人。本案中福茂公司与汝阳农商行协商愿意借款2500万元偿还上述公司的旧债款，因涉及借款主体过多，约定落实债务更为恰当。福茂公司对此是明知的。至于朱根亮称福茂公司与郑州大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购买苗木的购销合同，汝阳农商行不知情并且认为该证据不真实。既然合同约定为落实债务，虽然不具体，但是毕竟朱根亮知情，从另一个角度说可以视为朱根亮对借款人落实具体债务的无限授权。7.“举重以明轻”不适用本案，一审法院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管理的通知》通过对比落实债务与借新还旧得出落实债务比借新还旧更能有可能加重担保人负担，就认为朱根亮不仅要知道约定了落实债务，而且汝阳农商行更应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向朱根亮释明了落实债务的具体内容。汝阳农商行认为一审法院不仅加重了其举证负担，且两者无可比性。本案中，朱根亮不认可《关于进一步加强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管理的通知》，按照一般社会人理解本案福茂公司归还五笔贷款的行为，不论定性借新还旧，还是购买苗木或者其他均属于流动资金范畴，均未超过抵押人朱根亮签字认可的落实债务担保预测范围。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1.《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朱根亮辩称银行方的合同为格式合同，未尽释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为格式合同系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朱根亮具有商业自主选择权和商业认知能力，不存在普通民事主体在缔约能力、合同条款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劣势地位。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约定落实债务并不是重复使用的条款，仅是个例，且与朱根亮进行了协商。2.朱根亮在诉状表示知情且认可用于生产经营需要，并且签订了担保承诺书对落实债务知情，那么本案的还五笔贷款完全可以归类于落实债务范畴，且应当属于福茂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落实债务的真实意思就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不必过于具体。福茂公司将借款用于还其他关联公司款项，并未超出朱根亮的担保范围，朱根亮在本案合同中承诺为福茂公司债务提供担保，未对具体的借款用途加以限制，现在诉讼中提出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最高额抵押合同》不仅未约定担保具体的用途，而且合同类型为最高额抵押，按照法律，结合约定，只要发生福茂公司发生在2019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15日期间内确定的债务余额，朱根亮均有可能承担担保责任。4.原审法院确定合同无效不当。理由如下：其一、该条款系规范保证担保的条款，不适用于抵押担保；其二、该条款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只是说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的保证责任免除；其三、本案归还五笔贷款只有一笔属于还旧借新，其余四笔不是。原审法院通过对比落实债务比借新还旧风险更大，更有可能加重抵押人的风险。判定抵押人应当免责，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违背了银行利益优先原则。其四、该条规定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主合同当事人以虚假的合同用途掩饰真正合同用途借新还旧，担保人对合同用途真实意思不知情，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可知虚假的合同用途和借新还旧存在互不包含的关系。本案中，朱根亮既然在约定有落实债务的担保承诺书签字，应当视为朱根亮对借款人落实具体债务的无限授权。5.贷款用途不是贷款合同的必备条款，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借款合同必须约定借款用途，缺少该条款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效。本案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对合同用途也并未限制，故朱根亮免除抵押责任无依据。6.抵押人承诺借款人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贷款向银行提供担保，如果实际用途没有超过保证人承诺提供担保的范围，没有加重担保人责任的，担保责任不能免除。三、原审法院程序违规，应予纠正。1.朱根亮一审中请求判令其对福茂公司的借款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判决书中并未对此作出处理，属于遗漏诉讼请求。2.原审法院判令汝阳农商行配合朱根亮解除抵押登记属于行政法范畴，原审法院民事干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恰当。3.本案案情复杂，不易适用简易程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规，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落实最高院要求的类案检索规定，维护汝阳农商行的合法权益。朱根亮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汝阳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举重以明轻”一词虽然来源于刑法学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及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中也均有运用。所以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该司法原则解释并无不当。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主文论述部分及案件争议焦点部分已经作出充分阐述，并不存在漏审漏判的问题。3.汝阳农商行认为，配合朱根亮解除抵押登记系行政行为的范畴错误。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则抵押登记的基础事实不存在，汝阳农商行作为抵押权人，有义务协助配合抵押人即朱根亮办理解除抵押登记。虽然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系行政行为，但是需要民事主体申请启动，如何解除是由涉案房屋的房屋管理部门依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案中，双方抵押关系依法不能成立，协助配合解除抵押登记系汝阳农商行的法定义务，汝阳农商行配合朱根亮解除抵押担保当属民事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汝阳农商行配合朱根亮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符合法律规定。二、汝阳农商行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对其内部文件自创的“落实债务”并未向朱根亮履行告知解释、说明、提示的义务，且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前述的法定义务。1.汝阳农商行始终在回避一个事实，即汝阳农商行以其内部自创的“落实债务”作为借款用途，却未向朱根亮进行解释告知和说明，并且“落实债务”系其自创名词，与流动资金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对于“借新还旧”和“落实债务”，汝阳农商行提供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关于进一步加强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管理的通知》中对于“借新还旧”和“落实债务”有明确的要求和界定，但是汝阳农商行明知福茂公司借款行为属于借新还旧（汝阳农商行当庭陈述为本案借款是“借新还旧”），却不使用“借新还旧”大众所熟知的借款用途名称，使用其内部自创的“落实债务”来蒙蔽朱根亮，其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欺骗朱根亮。该文件中明确显示，“落实债务是对于借款本金已经逾期且借款人无偿还本金和利息能力的，经协商后由贷款保证担保人或第三方偿还借款人债务，行社可为债务接收人办理新增贷款手续，贷款用途明确为落实债务”具体到本案中，依据汝阳农商行的前述文件，本案不符合落实债务的情形，更没有任何的协商确定担保人承接债务的事实和证据。汝阳农商行使用落实债务的用途不仅违法、更违反前述文件，更是恶意欺骗朱根亮提供抵押担保，依法应当无效。2.汝阳农商行引用（2019）豫0811民初411号案件，该案件中朱根亮系第三人，案涉租赁部分房屋与第三人朱根亮有关，但是汝阳农商行却不顾及案件实际情况，便断然下结论称朱根亮为所谓的“经验丰富的商业者”，由此便认定在汝阳农商行未向其释明“落实债务”的具体含义的情况下，朱根亮作为所谓的“经验丰富的商业者”必定会知道“落实债务”的具体含义是错误的，以此来逃避其对格式条款的解释、说明、提示的法定义务的狡辩不能成立。三、汝阳农商行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主观臆断便断定朱根亮理应知晓“落实债务”一词的真实含义是错误的，更是违法的。汝阳农商行未完成其提供证据证明朱根亮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用途的法定举证责任。1.汝阳农商行自认为朱根亮系有利可图，汝阳农商行的无端猜测仍然不能否定其作为格式提供方应当履行的告知说明义务，并且就目前情况而言，朱根亮以借款用于购买苗木为目的提供担保，但是汝阳农商行和福茂公司却恶意串通以“落实债务”的名义将借款用于借新还旧，朱根亮作为被欺骗的一方，在毫无利益获取的情况下，反而承担了更重的担保责任，何来有利可图一说。2.汝阳农商行认为其一审提交的《担保承诺书》和《抵押物共有承诺书》写有“落实债务”字样即可认为其已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担保承诺书》和《抵押物共有承诺书》系汝阳农商行提供的格式文本，该文本仅仅是朱根亮对抵押物所有权的确认，并不是对“落实债务”一词含义承诺知悉了解，况且“落实债务”字样系机打字样，无任何的突出显示，且该文本也无任何内容显示其有解释、说明和提示的内容。3.汝阳农商行一审提交的《汝阳农商行担保贷款调查面谈记录》的内容中并未对格式条款有任何的解释说明，也没有对“落实债务”一项向朱根亮进行解释说明，一审中汝阳农商行陈述其向朱根亮是口头告知，因此其主张履行告知义务是不属实的。4.汝阳农商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其承担着商业性金融业务，更应该注意自身的业务行为规范，但是汝阳农商行在上诉状多次提到“落实债务的意思不必过于具体”、“落实债务的含义不具体”等言语措辞，汝阳农商行与福茂公司恶意串通利用其内部创设的“落实债务”欺骗朱根亮提供担保维护其不良贷款的风险问题，实质是维系其银行自身利益的违法行为。四、汝阳农商行的上诉内容前后阐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其矛盾的陈述恰能说明其掩盖其未履行格式合同的告知说明义务，更充分表明了恶意串通，欺骗朱根亮的事实。1.借款用途在商业银行的借款关系中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尤其汝阳农商行内部文件自创的“落实债务”的借款用途，汝阳农商行更应该具备审慎注意、解释、说明、提示的义务。2.汝阳农商行前后矛盾的陈述，不仅说明其自身对于“落实债务”的适用本身就存在不规范的操作，并且若是按照其陈述四笔贷款不是借新还旧，那么本案借款用途为“落实债务”也本身存在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汝阳农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福茂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朱根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朱根亮、福茂公司、汝阳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2.依法判令汝阳农商行配合朱根亮解除对朱根亮所有的位于河南省××××号豫龙商贸城6号楼的房产抵押登记(豫(2019)焦作市不动产证明第0006638号);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福茂公司、汝阳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0日，福茂公司向汝阳农商行提出信贷业务申请书，申请贷款金额2500万元，申请贷款业务品种为“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申请原因及用途为：落实债务。2019年3月11日，福茂公司与朱根亮协商一致用朱根亮房产抵押借款。朱根亮夫妇于2019年3月11日分别向汝阳农商行出具《担保承诺书》、《抵押物共有人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承诺同意将豫(2019)焦作市不动产权第0010035号的不动产抵押给汝阳农商行，为福茂公司在汝阳农商行贷款贰仟伍佰万元，期限36个月，用途为落实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同日，汝阳农商行制作了《担保贷款调查面谈笔录》，对朱根亮进行了调查面谈。内容为：1、汝阳农商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后，担保人是否使用贷款？回答：不使用。2、汝阳农商行贷款发放期间，担保人有无与借款人有不正当利益关系存在？回答：否。3、担保人是否认真自愿为借款人担保该笔借款？回答：是。4、担保人是否本人到场签订担保合同？回答：是。后，福茂公司向朱根亮提供一份福茂公司向郑州大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苗木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该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23日，朱根亮与汝阳农商行共同出具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表》，同日，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了确保福茂公司与汝阳农商行在2019年4月23日至2022年4月23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的切实履行，作为债务人的抵押人，自愿用本人的不动产抵押作为抵押物，经评估后价值7740.67万元。合同同时约定了抵押担保期间、抵押担保范围等。同日，汝阳农商行与福茂公司签订《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汝阳农商行向福茂公司连续贷款累计最高未清偿借款余额不超过2500万元，借款期限36个月，从2019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15日，借款用途为落实债务。贷款发放后，汝阳农商行按福茂公司委托支付，将该2500万元分别用于归还福茂公司承欠付汝阳农商行承兑垫款700万元、洛阳心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兑垫款800万元、洛阳承北商贸有限公司承兑垫款10万元，汝阳裕源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欠汝阳农商行贷款800万元、洛阳禾兴农业有限公司欠汝阳农商行贷款190万元。上述其他公司均为福茂公司的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河南省菜源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12月5日，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管理的通知》，第四项规定了规范到期贷款续贷方式，其中“规范重组贷款手续”规定：对于贷款本金已经逾期且借款人无偿还本金能力但能偿还利息的，行社可为其办理换据手续，贷款用途明确为借新还旧；对于贷款本金已经逾期且借款人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能力的，经协商后由贷款保证担保人或第三人承接借款人债务，行社可为债务接手人办理新增贷款手续，贷款用途明确为落实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关于合同的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朱根亮主张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1、上述法条第（二）项规定，即认为汝阳农商行、福茂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朱根亮提供担保。2、本案系“借新还旧”，法律或司法解释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朱根亮认为，汝阳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已明确告知朱根亮该贷款属于“借新还旧”，不能证明朱根亮知道或应该知道该笔借款属于“借新还旧”，故朱根亮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贷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朱根亮主观上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属于“借新还旧”是决定朱根亮诉求是否成立的核心关键。在查明该事实所依赖的举证责任分配上，朱根亮作为主张的提出者当然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汝阳农商行则应对“担保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担举证责任。从举证情况看，朱根亮提供的福茂公司与案外人郑州大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苗木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福茂公司承认系自己向朱根亮提供，以此可以判定担保人从债务人处获得贷款用途信息为“购买苗木”。从汝阳农商行举证看，《担保承诺书》、《抵押物共有人承诺书》、《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显示的借款用途均为“落实债务”。在此，首先需要解决“落实债务”是否为“借新还旧”的问题，若是的话，才需要进一步解决担保人是否“应知”和“明知”的问题。“落实债务”一词，来源于2018年12月5日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管理的通知》，第四项“规范重组贷款手续”的描述。该文件在“规范重组贷款手续”中同时规定了“借新还旧”和“落实债务”两种重组贷款的方式，显然二者存在差异。“借新还旧”对应的是“贷款本金已经逾期且借款人无偿还本金能力但能偿还利息的”情形，“落实债务”对应的是“贷款本金已经逾期且借款人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能力的”情形。前者的处理结果是行社给债务人办理“换据”手续进行续贷；后者则是将债务人的债务转移给担保人或承接借款人债务的第三人。本案的朱根亮扮演了“贷款保证担保人”，福茂公司成为了“承接借款人债务的第三人”。因此，本案贷款用途虽然也存在偿还旧贷情形，不属于典型意义的“借新还旧”，而是该通知所规定的“落实债务”。该两种借款用途下担保人的责任及风险也明显不同。用途为“借新还旧”的债务人最起码还收到过旧的贷款资金，“落实债务”的债务人则完全是“代人偿债”的行为，担保人承担的风险明显大于“借新还旧”下的担保风险。因此，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民法理论，在“借新还旧”情况下，金融机构需要证明担保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才承担担保责任。那么，在贷款用途为“落实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金融机构更应当对担保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用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落实债务”一词系汝阳农商行上级部门内部文件规定的概念，不排除是自行创设的概念，一般民众甚至是其他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都不一定能够准确理解和把握该词的真实含义，显然加重了担保人担保责任，基于农商行内部规范管理、贷款风险管控和减少纠纷的考虑，汝阳农商行在与担保人签订“落实债务”用途的担保合同时，应当向担保人如实告知“落实债务”的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第三，本案汝阳农商行提供的贷款资料均为格式合同，对涉及相对方重大义务责任的约定事项，依法也负有提示、说明义务。综上，该院认为，福茂公司提供朱根亮的购销合同，所传递给朱根亮的借款用途信息为“购买苗木”，汝阳农商行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根亮知道或应当知道“落实债务”的真实含义，《担保贷款调查面谈笔录》中询问担保人是否使用借款资金的问话内容，给朱根亮造成借款人可以自行支配贷款资金的错觉。虽然无法直接确定汝阳农商行、汝阳农商行存在恶意串通，但依照保证人在“借新还旧”情况下责任承担的处理规则和法律精神，应认定双方《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朱根亮不承担担保责任。出于贷款安全性考虑，汝阳农商行当然有权要求债务人福茂公司重新提供担保，确保贷款到期后能如期得到清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八条，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朱根亮与汝阳农商行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二、汝阳农商行配合朱根亮解除对朱根亮所有的位于河南省××××号豫龙商贸城6号楼的房产抵押登记(豫(2019)焦作市不动产证明第0006638号)。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福茂公司、汝阳农商行各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汝阳农商行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福茂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雪霞、抵押担保人朱根亮于2019年2月22日给汝阳农商行提供了个人房屋信息查询情况表一张以及带领汝阳农商行信贷员赵贵荣、柴小强到抵押登记房屋所在地贷前考察图片两张。证明：原审判决查明的本案贷款发生日期为2019年3月10日不属实，实际该笔贷款王雪霞、朱根亮早在2019年2月22日之前就申请汝阳农商行前往焦作市山阳区朱根亮抵押房屋处考察，但因为该房屋所在的土地证被焦作市山阳区法院部分查封，无法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汝阳农商行信贷员当场拒绝为其办理贷款。此后，经朱根亮与房管局协调，该房屋可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汝阳农商行于2019年3月10日重新受理该笔贷款。换句话说，原审判决认定的汝阳农商行与福茂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朱根亮利益的事实根本无法成立。第二组：2019年3月11日，汝阳农商行信贷员赵贵荣与朱根亮在汝阳农商行营业部信贷大厅面谈的录音录像视频光盘一张及整理的文字书面内容一份。证明：汝阳农商行明确向朱根亮告知了贷款应当注意的事项，并核实其属于自愿担保且不使用该笔贷款资金。换句话说，朱根亮对福茂公司抵押担保是其本人意思的真实表示，且汝阳农商行履行了充分告知的义务。第三组：汝阳农商行先后与汝阳裕源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福茂公司等签订的借款合同、承兑协议以及保证合同等；汝阳农商行与洛阳心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洛阳承北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禾兴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兑协议、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等；以及上述五笔贷款的还款凭证和银行流水。证明：1.该五笔贷款和承兑均系实际控制人王雪霞实际控制的公司，经王雪霞申请，由福茂公司承接该五笔贷款未还的贷款本金2500万元（利息暂挂）。2.本案诉争的福茂公司2500万元贷款中所告知的“落实债务”根据百度搜索，其定义为用新贷还旧贷，结合本案事实，也应当确认为由福茂公司新贷款2500万元归还此前五笔信贷业务中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换句话说，原审判决认定的汝阳农商行加重担保人朱根亮承担风险大于借新还旧下的担保风险，根本不存在，因为该笔新贷款没有包含旧贷的借款利息。第四组：朱根亮2019年3月11日的个人信用报告1份2页。证明：朱根亮的学历为高中，其自2008年8月13日起至2011年11月12日止，与郑州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生过多笔贷款业务，说明朱根亮具有丰富的与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换句话说，朱根亮明确知道“落实债务”的真实含义，这也与2019年4月23日朱根亮、汝阳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四条特别提示相一致。第五组：经裁判文书查询下载朱根亮自2016年起至2020年之间的法律文书16份。证明：朱根亮具有丰富的商业和诉讼经历。尤其在（2019）豫0811民初411号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朱根亮作为独立请求第三人，针对就与本案相同标的物焦作市豫龙商贸城5号楼（本案的抵押物）辩称的思路与本案一审相似，均是陈述相关合同人串通，损耗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最终一审法院支持了其辩称。（详见二④）而（2019）豫08民终2847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却以原审事实不清撤销了（2019）豫081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详见二⑧)。以上五组证据综合证明：朱根亮具有商业自主选择权和商业认知能力，不存在普通民事主体在缔约能力、合同条款理解上所说的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二审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朱根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未有任何的原始载体来证明该组证据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合法性。同时该组证据所显示和要证明的内容与汝阳农商行一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形成时间是相互矛盾的，通过一审中汝阳农商行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借款业务申请表，充分说明了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是正确的。对第二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未有任何原始载体体现，仅有光盘无法确定其真伪，无法确定真实的内容。其次，其证明内容均是不能成立的。该组证据并不能显示其履行了格式合同告知提示说明义务，也未有任何的显示对于落实债务进行了解释说明和告知的义务，其所要证明的充分告知义务，证明目的是不能成立的。第三组证据，鉴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求合议庭依法予以核实，因为朱根亮不是合同的一方，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发表质证意见。该组证据汝阳农商行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与本案中形成的落实债务的借款欺骗朱根亮提供抵押担保没有关联性，同时结合一审中汝阳农商行陈述本案就是借新还旧的事实也是相矛盾的，应当按一审中汝阳农商行的法定负责人到庭陈述的事实为准。第四组，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并未有任何的信息显示朱根亮为高中学历，并未有任何朱根亮的学历证书。朱根亮实际的学历仅仅是小学未毕业。通过该组证据无法说明朱根亮具有丰富的经验，也不能通过该组证据依法免除汝阳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进行的提示说明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否定其与福茂公司恶意串通、欺骗朱根亮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对第五组证据，该组证据鉴于是当庭提交，对其真实性请求法庭予以核实。该组证据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性，与本案不是相同的法律关系，也不是相同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其证明目的均不能成立。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9年3月11日朱根亮签署的担保承诺书载明：“河南汝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本人朱根亮，身份证号，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同意将（豫（2019）焦作市不动产权第0010035号）朱根亮不动产抵押给贵行，为福茂公司在贵行贷款人民币（大写金额）贰仟伍佰万元，期限36个月，用途为落实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本人对上述抵押物拥有完全所有权或使用权承诺人（签名加指模）朱根亮签名及加盖方章2019年3月11日”；2.本案2019年4月23日汝阳农商行与福茂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为“落实债务”。本院认为，当事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关于程序问题，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另协助解除抵押登记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汝阳农商行有关本案存在程序错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法律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规定了较高的证明标准，本案朱根亮对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担保承诺书、抵押物共有人承诺书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上述合同及承诺书上载明的用途均为“落实债务”，“落实债务”虽为银行内部文件创设词汇，但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字体形态均与“购买苗木”差距较大，福茂公司向朱根亮提供的苗木购销合同书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虽在上述承诺书签订之后，但本案最高额担保合同载明的最高担保数额为2500万元，朱根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2019年4月23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该表述差距较大的合同内容未进行核实询问的可能性，本院存在合理怀疑，且朱根亮就福茂公司与汝阳农商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并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朱根亮主张的福茂公司与汝阳农商行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院依法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朱根亮以此为由主张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朱根亮是否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因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均为2019年4月23日，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明确为“落实债务”，该份借款合同与之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主体不同，担保主体亦不同，并不存在改变借款用途的情况，故不适用法律规定的因借款主合同内容改变而免除保证人担保责任的法定情形，更不存在举重以明轻类推适用免除本案抵押人朱根亮抵押担保责任的情形，故朱根亮有关因主合同内容改变而应免除其担保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是否存在格式合同未尽提示说明义务免责的问题，因本案朱根亮与汝阳农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对对合同目的的描述为“为确保洛阳福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与抵押权人在2019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15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切实履行，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作为债务人的抵押人，自愿用朱根亮房产抵押作为抵押物，经评估后价值7740.67万元，抵押人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抵押权人所形成的职务提供抵押保证，…第一条担保主债权抵押人对债务授信的累计未清偿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最高不能超过贰仟伍佰万元整（大写金额）”，即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并未对抵押担保的债权种类作出明确限制，即不存在该合同中显示有“落实债务”而汝阳农商行对此未向朱根亮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汝阳农商行应就“落实债务”是否已向朱根亮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朱根亮有关汝阳农商行未向就“落实债务”向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其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另朱根亮并非案涉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并未对本案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存在合同无效法定事由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朱根亮有关确认案涉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本案不存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存在朱根亮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情形，故其有关汝阳农商行应配合其解除对其所有的位于河南省××××号豫龙商贸城6号楼的房产抵押登记【豫（2019）焦作市不动产证第0006638号】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汝阳农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根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均由朱根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付爱丽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傅艺林书记员杨伯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