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8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萍，女，1973年5月22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雨，女，1983年7月28日生，汉族，大连星光教育咨询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真哲，辽宁添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金玉星海**楼**601，执业许可证号：22102200910214331。负责人：刘岭，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威，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汐，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凤歧，男，1962年6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张凤歧配偶），身份信息同上。何萍诉刘晓雨及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张凤歧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做出（2020）辽0204民初1499号民事裁定，何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的民事裁定。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又作出（2020）辽0204民初5398号民事判决，何萍仍不服，又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刘晓雨不认可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性，可以通过笔迹鉴定辨别真伪，且刘晓雨有义务申请笔迹鉴定。刘晓雨如认为合同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可申请撤销该合同，但其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该合同对刘晓雨有约束力。二、另案主体是董超的案件，与本案事实相同，已经形成生效判决。被上诉人刘晓雨不同意上诉人何萍的上诉主张，主要答辩意见：一、原审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并未向张凤歧转让案涉债权，张凤歧不是被上诉人的债权人，何萍也不是适格原告。二、上诉人举证的委托合同中刘晓雨的签字、手印是复印形成的，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合同的真实性，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也回复无法核实合同印章真实性。上诉人在起诉和最初庭审中均称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在第二次庭审中却拿出案涉委托合同，与常理不符，该合同涉嫌造假。三、对复印件中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技术还不十分成熟，且需满足基本条件的复印件才能进行鉴定，故本案合同不具备鉴定条件。案涉委托合同真实性存疑，不具有证明力。四、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资料可知，张凤歧自认只收被上诉人1万元律师费，且离婚诉讼争议不大，不存在增加律师费的情况。原审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坚持其在一审的答辩意见：1.我方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我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签订的，约束的是张凤歧和我律所。2.案涉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3.我律所并不欠张凤歧个人任何费用。相反，自签订后续工作安排协议以来，我律所已为张凤歧本人垫付100多万，用于返还给张凤歧所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原审第三人张凤歧同意何萍的上诉意见。何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尚欠律师费27.2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律师费的利息（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张凤歧曾为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刘晓雨因与前夫于文成的离婚案件通过第三人张凤歧委托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对该案件进行代理。2016年9月25日，案外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刘晓雨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10,000元，收款事由为律师费。同日，第三人张凤歧向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保证把孩子判到女方名下，否则，律师费全部退回。承诺人：张凤歧。2016.9.25”。2016年10月25日，就被告刘晓雨（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铁男及实习人员刁梦）与案外人于文成离婚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04民初4721号民事判决书，不准刘晓雨及于文成离婚。2017年8月30日，就被告刘晓雨（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子倩及白恩惠）与案外人于文成离婚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二人离婚，婚生女随被告刘晓雨生活，于文成自2017年9月起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其独立生活，同时还确认了双方财产归属（双方各分得两套房屋一辆车）。在第三人张凤歧曾为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双方曾共同确认一份“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6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共18页，其中第13页标注有：“9.25，刘晓雨、原告、离婚、10000、按诉标的标准比例的8折收取、2017年9月已归档、沙区法院”。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甲方）与案外人张凤歧（乙方）签订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合作多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前双方曾于2015年6月15日签定《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签定《继续合作补充协议书》、于2017年1月10日签定《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等，现除《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以外，其他两份协议书履行期限均已届满。2018年，因司法局和大连市律协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下去，合作只能终止。此前，经甲、乙双方共同整理已形成《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收取案件明细表》，确认了本协议签订前乙方2015-2018年所有的案件收取和承办情况。有鉴于上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终止合作以及后续工作安排一事达成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签定本协议时，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二、甲、乙双方应对《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进行签字确认。三、后续工作安排：1.《明细表》中应由乙方和乙方授薪律师代理的未审结或未完结的工作，由乙方继续聘请律师按《委托代理合同》直至代理完毕。2.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如需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3.应该退费的，也应由乙方承担退费责任并进行退费。4.乙方应保证乙方所有收取的案件不再出现投诉甲方的情况。四、乙方自2018年5月22日期，不得再以甲方的任何名义收取新的案件。五、甲方可帮助乙方进行后续代理工作的完成，具体为乙方可聘请甲方的律师继续完成乙方所收取案件的后续代理工作，费用由乙方缴纳。六、乙方尚欠的管理费、律师费等由乙方与甲方财务人员结清。七、今后如双方协商后，可继续探讨可能的合作(如个案进行合作)。八、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2019年11月10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债务人刘晓雨尚欠的律师费全部转让给何”，所欠律师费的金额以（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标的为根据。2019年11月24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载明：“债权人张凤歧同意把以下五个债务人尚欠的律师费全部转让给何萍所有。债务人：李婷……刘晓雨、孙慧秋。债权转让人：张凤歧。债权受让人：何萍。2019年11月24日”。2019年12月7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将被告刘晓雨所欠代理费27.2万元转让给原告何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被告刘晓雨与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究竟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双方之间约定的律师费金额是多少。对此，原告何萍提交了社和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刘晓雨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但该合同系复印件，虽然该复印件上加盖有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但无法作为原件使用，最起码该复印件对被告刘晓雨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同时，该复印件中并无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印章的复印影像，该盖章处为空白，在该空白处加盖了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公章，故即便该复印件的原件存在，也无法证实双方就代理费用一事达成合议。原告并未提供最基本的证据证实双方对代理费用有任何约定，其仅凭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推断被告刘晓雨应当支付的代理费用为27.2万元显然不能成立，并且考虑离婚案件的特殊性，原告的主张亦甚不合理。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刘晓雨父亲于2016年10月26日与张凤歧面谈，刘晓雨父亲因刘晓雨离婚诉讼第一次被驳回了离婚请求，问张凤歧是否需要上诉，张凤歧说：“你别上诉，千万别上诉……另外在财产上，你看我这儿答应那就答应你，我说1万块钱，可这1万块钱折腾，不带管你要钱的，这个说是，从来都是，你老担心这个，大概可能你咨询过律师或者朋友告诉你，律师想挣钱啥的，这是不存在这个问题。”还说：“我就收你打底钱，你整8次我也不收你钱……”“你们家收1万，这律师现在收费，国家现在就是这个标准，就这个标准，没告诉你嘛，一般律师事务所坏的话，提前就把那财产给交上去，你不知道，开庭前儿就按照收钱，律师就这样收费，这我答应过你的，我就不挣你钱，你知道吧。”另查明，（2020）辽0204民初1499号案件第一次庭审（2022年4月17日）中，何萍的委托代理人在回答一审法官“1万元收据是什么意思”的提问时，回答：“虽然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是被告给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给予授权……”第二次庭审中，何萍委托代理人当庭提交了案涉《委托律师合同》作为补充证据，刘晓雨对此份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所补充认定的如上事实，有刘晓雨在一审提交的其父亲与张凤歧的谈话录音及一、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为凭，业经质证，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存有疑点和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制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何萍据以主张案涉律师费的直接证据是刘晓雨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律师合同》，但该合同落款处刘晓雨的签名、手印都是复制形成的，何萍未提供与其证明内容相一致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合同属于存疑孤证，且为复制件，不是充分证据。第二，如果刘晓雨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就委托事项达成了合意，则刘晓雨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应同时在《委托律师合同》落款处签章，即便该合同原件丢失，复印件的落款处双方签章应均为复制形成，而案涉合同落款处一方为补盖的红印，另一方签名为复制形成，说明该合同并非双方同时签订，存在刘晓雨签名捺印被复制后由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的可能。第三，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称其对丢失原件的文件通常会以仅加盖骑缝章的方式确认复印件的真实性，而案涉《委托律师合同》不仅加盖了红印的骑缝章，还在合同落款处加盖了红印，这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对复印件确认的通常做法不符，不能说明其对该合同复印件真实性的认可。第四，刘晓雨父亲在与张凤歧通话时，张凤歧承诺只收1万元律师费，不管打几次诉讼、开几次庭，都不再多收费。张凤歧的承诺发生在《委托律师合同》落款时间之后，且内容与合同关于“暂交1万，按国家标准8折收取，多退少补”的内容不相一致，即便合同真实有效，也应以发生在后的张凤歧承诺为准，即刘晓雨只需交纳1万元律师费。第五，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何萍的委托代理人当庭陈述“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却拿出案涉合同文本，且未作出合理解释，陈述前后矛盾，不足以采信。第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委托律师合同》由何萍提交，刘晓雨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则何萍负有申请司法鉴定以证明该私文书证真实性的义务。但何萍经本院询问，当庭明确表示同意申请鉴定，但不同意预交鉴定费，则对《委托律师合同》签字、手印真实性的司法鉴定仍无法启动，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何萍负担。综上，何萍据以主张律师费的主要证据《委托律师合同》，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真伪存疑，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因此驳回何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刘晓雨据以抗辩欠付律师费而提交的其父亲与张凤歧的谈话录音，形成于《委托律师合同》之后，是张凤歧关于刘晓雨案件律师费只收1万元、打多少次都不再多收的明确意思表示，张凤歧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谈话内容对双方有约束力，故刘晓雨关于张凤歧承诺只收取1万元律师费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上诉人何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