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府佑路**********。法定代表人：刘世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凝波，广东凝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广东凝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东宁，男，2005年3月11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东兰县。法定代理人：冯某，是覃东宁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琦琍，女，2014年4月26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东兰县。法定代理人：冯某，是覃琦琍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美余，女，1953年7月21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东兰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以下简称覃东宁等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赵建文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市政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覃东宁等三人各项损失444626.2元；二、驳回原告覃东宁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9元，由原告覃东宁等三人负担93元，被告市政公司负担4593元。上诉人市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市政公司赔偿覃东宁等三人各项损失不超过20万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覃东宁等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广州地区工作及生活一年以上”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的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可见，不仅要证明受害人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还要有固定收入。首先，覃东宁等三人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三名证人均为受害人的朋友，与受害人具有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存疑。其次，关于覃东宁等三人提交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流水，大部分账单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证明受害人有固定收入，更无法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二、交警责任认定“抢救无效死亡”及原审判决认定被害人系经抢救无效死亡均与本案事实不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错漏百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而原审判决对此不假思索照搬照抄，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导致错判。原审判决认定“在受伤后，受害人覃海平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因治疗无效，于2019年12月12日死亡”，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受害人于2019年12月9日入院，2019年12月11日按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出院医嘱“外院继续治疗”，而家属把被害人强行接出院后就不做任何治疗，导致其数日后死亡。因此，被害人死亡是多种原因造成，与被害人家属不遵医嘱、强行将其接出医院不再治疗密切相关，故覃东宁等三人所主张的损失首先应由其自负30％，与市政公司无关，其余才能参照双方的过错比例承担责任。三、市政公司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法定和推定的过错及侵权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市政公司应当承担30％次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警部门经采取现场勘查等多种取证手段，已清楚查明事故现场中有绿化隔离带分割，右侧车道围蔽施工，并未认定道路管理者存在违反管理义务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公路存在足以引发本次交通事故的重大安全隐患，因此不能认定市政公司在本案的交通事故中有过错，故市政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作为施工单位的市政公司仅负有合理范围的“安全注意义务”，而非“安全保障义务”。交警部门认定市政公司在未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并非事实，市政公司的施工范围是经过批准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违反法定程序，不对涉案摩托车的安全性等问题进行检测和鉴定，同样不能作为本案适用的合法有效依据。本案中，涉案摩托车系无牌无证的三无产品，在事故中稍一碰撞就起火燃烧，并将死者烧伤面积高达30％，按《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和生活常识都可直接推断摩托车质量有缺陷。然而，交警部门在作出责任认定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收集涉案摩托车的质量单证，不对摩托车的各项性能作出检测，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且本案受害人的死亡原因之一应当包括摩托车起火燃烧导致受害人烧伤面积高达30％以上，即生产厂家质量不合格导致车辆起火致死的原因力。五、退一步来说，即使市政公司须承担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市政公司应对覃东宁等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原因分析，可以证实受害人覃海平存在四个违法行为：1、未戴头盔，2、醉酒驾驶，3、驾驶无号牌摩托车，4、超速行驶等，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而市政公司仅被认定存在“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一个违法行为，从依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的角度，本案并非不能划分责任比例，依据上述双方各自过错的比例，覃东宁等三人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市政公司最多承担20％的责任。原审判决仅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次要责任”就认定市政公司承担30％的责任，纯属机械司法。六、原审判决以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缺乏依据，明显不当。按照原审庭审情况，受害人的工作为货车司机，没有具体的劳动单位，应作临时工理解，更不用说属于国有企业人员，故其丧葬费应按照全省私营企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计算，而非按照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七、原审判决认定韦美余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14年，与事实不符，明显不当，韦美余于1953年7月21日出生，在受害人死亡时，已年满66周岁4个月，最多应计算13年8个月，而非14年。八、原审判决判定市政公司承担覃琦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根据（2018）桂12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覃琦琍被判由覃海平前妻冯某自行抚养至能独立生活时止，故覃琦琍的抚养费问题已经在法律上得到解决，不能因覃海平死亡反而需要其承担抚养费，故本案不应支持覃琦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九、原审判决以最高标准450元/天计算3人住宿费，明显不当。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规定：“根据住宿发票据实计算，但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可见，住宿费首先必须要证明已经实际产生，即使已经产生，也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即450元／天，但原审判决在没看到覃东宁等三人的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直接以最高标准450元／天计算3人，缺乏合理性，不但免除了覃东宁等三人的举证义务，还随意扩大自由裁量权，应以纠正。十、原审判决判定市政公司承担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该事故虽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但最大并直接的原因是因受害人存在三个交通违法的行为，其具有重大过错，按照广州司法实践，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限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元，再根据市政公司最多仅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故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多仅应支持20000元。经检索，原审经办法官审理的市政公司过往同类判决，也只是支持3万元的精神损失，显系同案不同判。二审庭询中，市政公司变更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出于酌情考虑，市政公司赔偿覃东宁等三人各项损失10万元；增加上诉请求：要求驳回覃琦琍的起诉，覃琦琍诉讼主体不适格，因为通过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覃琦琍被判由覃海平的前妻抚养，覃海平只需抚养他的儿子，覃琦琍在本案不具有相关的诉讼主体资格，覃琦琍不能在本案中追索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市政公司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针对上诉状第二点，交警责任认定是覃海平经抢救无效死亡，市政公司认为2019年12月11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对覃海平病情的描述总共是19项，包括烧伤30%至39%等，医院的出院建议为由外院继续治疗，由此可见覃海平当时根本没有死亡，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会导致其死亡，覃海平只是重伤，出院记录也清楚载明是覃海平的哥哥强行接出医院，覃海平是在被接出医院之后数日才死亡的。作为有救助义务的覃海平家属，对其死亡应当要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该责任不仅是民事责任，还涉嫌刑事的违法犯罪行为，类似于对其实施安乐死的性质，所以覃海平的死亡后果，明显要由覃海平的家属承担刑事责任。覃海平的死亡与市政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原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与死亡相关的项目损失，都不应当由市政公司承担。上诉状提出的要求覃东宁等三人先自负30%，调整为由覃东宁等三人全部承担，或者是由覃东宁等三人的近亲属，另案循法律途径找强行接覃海平出院的哥哥行使权利。二、针对上诉状第四点，交警的勘探现场已经明确肇事摩托车只是损坏，绝非损毁，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按照交警部门查处相关交通事故的必备规程，其必须对摩托车的安全或者质量缺陷进行检测和鉴定，但是交警部门没有进行相关的检测和鉴定。既然交警部门不做检测和鉴定，也没有相关的检测单位出具证明表明摩托车不具备鉴定条件，所以由此足以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严重违反程序，不应当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三、针对上诉状第五点：从定量分析上，恳请二审法庭比对，覃海平存在高达四个以上的足以最终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力，包括未戴头盔、醉酒驾驶、驾驶无牌车、超速行驶，覃海平的亲属强行将其接出医院的违法犯罪事实，这五个原因力导致其死亡，而市政公司只是有道路设施在事故发生地，充其量是一个原因，比对这几个原因力，市政公司无需承担30%的次要责任，充其量按照10%以内的标准承担赔付责任。被上诉人覃东宁等三人答辩认为：一、关于城镇农村标准问题。覃东宁等三人就此提供了：1、覃海平的微信截图，内容为覃海平工作(拉货)的视频、图片以及定位，2、证人证言，原审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覃海平生前长期在广州市增城区从事拉货工作，3、银行流水，原审中市政公司已核对原件，并且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上述证据均可相互印证，证明覃海平生前长期在广州工作居住生活，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二、覃海平死亡情况。覃海平是在医院死亡的，并不是出院后死于家中。死亡证明中注明死亡地点为“医疗卫生机构”，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外伤伴昏迷”。签发机构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以上均可证明覃海平是因发生交通事故后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三、市政公司的事故责任问题。交警部门经过调查，确认市政公司的过错行为是“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同时根据市政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交警调查笔录可看出，涉案路段的工程分为三个阶段施工，而事故地点属于第一阶段的工程，市政公司当时已经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施工，但是仍围蔽事故路段未予以拆除，符合交警认定的“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故交警部门认定的过错责任公平合理，符合事实情况。且市政公司在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复核申请，应当视为其对责任划分没有异议。四、涉案摩托车的安全性问题。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已经参考了覃海平驾驶的摩托车属于无号牌车辆，即车辆无论性能是否合格，均违反上路规定。与此同时结合覃海平未带头盔、醉酒、超速等行为，综合认定覃海平承担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车辆性能问题已经考虑在事故责任认定中，并且已归责为覃海平的主要责任中。即使要追究生产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也是覃东宁等三人另外的诉权，并不因此而减轻市政公司的责任。五、原审法院认定各项赔偿项目符合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综上，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市政公司的上诉请求。对于市政公司二审庭询中补充的事实和理由，覃东宁等三人回应如下：一、关于覃琦琍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覃东宁等三人已经提交了覃琦琍与覃海平的关系证明，即使覃琦琍的父母也就是覃海平与冯某已经离婚，但是并不割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覃琦琍是适格的主体。二、关于覃海平的死亡情况，覃海平是在医院死亡的，而不是在出院之后在家里死亡，医院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的出院记录证明其已经出院，实际是转院到了南方医院总院，因为开始时，其是在增城分院治疗，然后转到了总院治疗，所以当时增城分院出具了出院记录，但实际上是当时就去到了总院治疗，然后覃海平在总院死亡。从覃海平的死亡证明可以看出，当中记录的死亡地点是医疗卫生机构，死亡的原因是重型颅脑外伤伴昏迷，签发的机构是南方医院，这些都可以证明当时覃海平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抢救无效死亡，而不是家属将其强行接回家里，然后没有进行任何救治的情况下死亡的。市政公司的陈述是其主观的臆测，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三、关于摩托车的情况。因为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已经参考了驾驶摩托车的情况，《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是无号牌，交警部门在认定车辆情况的同时，把责任归因到覃海平为主要责任，也已参考了其车辆的情况。如果本案涉及产品质量责任，也是覃东宁等三人另行追偿的问题，并不能因为车辆的问题，就减轻市政公司的责任。二审中，覃东宁等三人表示：虽然法院判决覃海平与冯某离婚，并由其各自扶养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并未割裂覃海平与覃琦琍的亲子关系，也不能排除覃海平抚养覃琦琍的义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8年10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12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其中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冯某与被告覃海平离婚；二、女儿覃琦琍随原告冯某生活，由原告冯某自行抚养至覃琦琍能独立生活时止；儿子覃东宁随被告覃海平生活，由被告覃海平自行抚养至覃东宁能独立生活时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覃琦琍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覃琦琍作为受害人覃海平的近亲属，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提出起诉，至于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则属实体审理的范围。市政公司认为覃琦琍诉讼主体不适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应否采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如何认定事故各方责任的问题。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载明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各方的过错行为，认定覃海平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市政公司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市政公司并未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也无证据推翻交警部门上述认定。市政公司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原审法院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覃海平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市政公司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令市政公司对覃东宁等三人的各项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市政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其对覃海平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覃海平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并非事实、覃海平驾驶的摩托车存在质量缺陷等问题，其在原审中已经提出，原审法院对上述问题已进行详细论述，并据此驳回市政公司的抗辩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市政公司在二审中仍提出上述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市政公司还认为覃海平的家属不救助覃海平的行为涉嫌犯罪，其家属对覃海平死亡应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但市政公司并无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对于市政公司提出的刑事责任问题，本案不予处理。市政公司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事故各方责任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首先，关于赔偿标准，覃东宁等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覃海平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流水、微信朋友圈截图，证人韦某、谭某、覃某也在原审中出庭作证，上述证据相互结合可以证明事故发生时覃海平已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且有收入，符合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根据该规定，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基础是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因扶养人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导致被扶养人可以预期的生活费减少。因此，决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或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因素是扶养人本身的工作、居住情况，而非被扶养人的生活居住情况。鉴于覃海平符合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的前提条件，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市政公司对此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金额。第一，韦美余于1953年7月21日出生，覃海平于2019年12月12日死亡，此时，韦美余年满66周岁，未满67周岁，原审法院计算1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第二，覃东宁等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的（2018）桂12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判令冯某与覃海平离婚，覃琦琍随冯某生活，由冯某自行抚养至覃琦琍能独立生活时止；覃东宁随覃海平生活，由覃海平自行抚养至覃东宁能独立生活时止。鉴于上述判决已判令覃琦琍随冯某生活，由冯某自行抚养至覃琦琍能独立生活时止，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支持覃琦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应予纠正。即在覃海平死亡时，韦美余年满66周岁，计算14年，由3人共同扶养；覃东宁年满14岁9个月（177个月），计算39个月，由1人扶养。上述2人在前39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11878元（34424元/年÷12月×39月），此后，韦美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3352.67元[34424元/年÷12月×（14年×12月-39月）÷3人]。据此，上述2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235230.67元。市政公司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丧葬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审法院支持覃东宁等三人的主张，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7600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为638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市政公司对此异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住宿费的问题。覃海平因本次事故死亡，其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会产生住宿费，原审法院按450元/天的标准计算3人、7天的住宿费在合理范围之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市政公司对此上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覃海平死亡，其对事故负主要责任。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事故发生经过及覃海平死亡的后果，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3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市政公司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多仅应支持2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覃东宁等三人因本次事故所致损失包括：1、丧葬费63800元，2、死亡赔偿金962360元，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70元，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9450元，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235230.67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上述第1-6项损失合计1274310.67元，由市政公司向覃东宁等三人赔偿382293.2元（1274310.67元×30%）；第7项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由市政公司向覃东宁等三人赔偿，因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已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确定，原审法院仍按照30%的比例计算该项目的实际赔偿金额为15000元（50000元×30%）不当，但鉴于覃东宁等三人并无就此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市政公司共应向覃东宁等三人赔偿397293.2元（382293.2元+1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6545号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各项损失397293.2元；三、驳回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54元，由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负担506元，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35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69元，由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负担888元，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55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建文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罗淑仪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