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8民终49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瑞文，男，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瑞军，男，196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强，河北助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负责人：陶瑞文，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振江，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瑞申，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振久，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振忠，男，196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振元，男，196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振丰，男，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奎，男，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习，男，195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 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雷，河北胡国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转角房村第三村民小组（转角房村三组）因与被上诉人陶振江、陶瑞申、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瑞文及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强，被上诉人陶振江、陶振忠及八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瑞文、陶瑞军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上诉人陶瑞军、陶瑞文为案涉荒山林地的实际承包人；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予撤销，应当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确认上诉人陶瑞军、陶瑞文为案涉荒山林地的实际承包人。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为：1985年，陶瑞文、陶瑞军和小组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期限一百年，陶瑞文、陶瑞军种植了300棵白榆树；2009年，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被划为公益林，上诉人领取了2010年至2014年公益林补偿基金。对于上述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无异议，被上诉人也未提出上诉，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均不属实。1、一审认定“l990年因万亩造林工程的需要，由当时三家乡人民政府、转角房村领导组织荒山绿化种植”不属实。1990年根本没有万亩造林工程，案涉荒山属于死封，不允许进行任何农业、林业种植，何来万亩造林工程?一审法院在未经调查核实且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即作出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认定“经征求了陶瑞军、陶瑞文各自家属的同意”不属实。被上诉人与三组签订所谓合同时作为发包方的原审被告却从没有征得过二人本人以及各自家属的同意，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实征求了“各自家属的同意"。另外、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9年3月11日三家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被上诉人陶振江所做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载明：“当时我们也没有问过其(指陶瑞军、陶瑞文)本人”。对于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没有异议，足以证实无论是发包方还是所谓的承包方均未征求过上诉人的意见。3、一审判决认定“由乡、村领导和转角房村村民协商，于8月l5日将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打老虎沟四个小班，承包给了八原告……当时小组组长张春签字”不属实。在上诉人承包案涉荒山林地后，从来没有乡、村领导和转角房村村民协商重新发包的事实，张春也未在案涉合同中签字。4、上诉人已经于2009年10月31日就包括案涉荒山在内的林地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并经过了县、乡、村三级登记、备案、核准。虽然未颁发林权证书，但林业部门已经就案涉林权进行了确权登记，将案涉林权确权给上诉人。据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关于案涉林权登记异议应当由被上诉人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解决。5、1985年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合同从未解除，案涉争议的荒山林地也一直由上诉人实际管理。通过核实三家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所做的调查资料，发现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l985年，上诉人与三组签订承包合同；1994年-1995年政府计划修建二龙山水库，被上诉人之一的陶振江收走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组人员的山林合同、房本后被其丢失；1990年8月l5日，被上诉人与三组签订所谓的承包合同。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充分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存在重大的、不和常理的时间逻辑错误，足以使人产生被上诉人恶意隐匿上诉人承包合同、伪造虚假合同以达到非法侵占上诉人林权的合理怀疑。案涉荒山林地自1985年至今一直由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直到三十年之后的2015年方才提出异议，根据《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己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之规定，即便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确实签订过承包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案涉荒山林地一直由上诉人管理，故案涉荒山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林权均属上诉人所有。三、一审法院没有说明其所认定的所谓案件事实的证据依据，欠缺最起码的说理，而被上诉人仅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一份是1990年8月15日所谓的“承包荒山合同”和时任三组组长张春的证人证言，但这两份证据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所谓的“承包荒山合同”，该“合同”已经严重毁损，根本无法准确核实该合同的具体内容；该“合同”甲方处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或盖章，仅有被上诉人陶振江一人的签字，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合同”约定了“签名后生效”的合同生效要件，由于甲方处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或盖章，所以即便该“合同”真实存在，也因欠缺生效要件而不生效。对于张春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该证人证言就认定上诉人与三组的合同已经解除明显错误。一是张春与被上诉人陶瑞申系姑舅表亲，是非常亲近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其与被上诉人一方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二是被上诉人仅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张春的视频录音资料，其没有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从证据种类上讲，该视频录音资料根本不属于证据种类中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并未申请张春出庭作证，张春也未出庭作证且其与被上诉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所谓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判决l990年合同有效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合同解除对于合同当事人影响巨大，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解除时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其次，《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案涉两份合同均在该法施行之前，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案涉合同应当适用当时的《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三款、第十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包括文书、电报等)。除由于不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或者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况以外，协议未达成之前，原经济合同仍然有效”。据此，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合同已经解除，即便征求了上诉人家属的意见也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最后、即便l990年合同真实存在，该合同也因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1988年6月l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做为发包人的村民小组将案涉荒山林地发包属于涉及全体小组村民利益的问题，应当召集小组村民召开会议，议定发包的范围、价格、年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并公开发包。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签订l990年合同时履行了该法定程序，所以即便l990年合同真实存在，该合同也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一审判决应予撤销，应当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确认上诉人陶瑞军、陶瑞文为案涉荒山林地的实际承包人。 转角房村三组上诉请求：一、撤销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1985年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解除且一直履行至今，原审第三人已经于2009年10月31日就案涉荒山林地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虽然未颁发林权证书，但林业部门已经就案涉林权进行了确权登记，将案涉林权确权给原审第三人，案涉荒山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归原审第三人所有。上诉人从来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合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陶振江等八人对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上诉答辩称：陶振江等八人与三组所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合法有效。一、合同的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是完成绿化任务也是合法的，程序是通过召开组民会议收回发包的，特别是该合同己经实际履行，陶振江等八人进行了挖坑，种杏核，并通过验收，获得了每亩4元的补偿款。二、承包荒山合同明确写着：根据万亩林的需要，经乡、村领导和广大群众协商一致同意，将转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也就是正沟门至大老虎沟阴坡李朝发荒山边境的荒山承包给陶振江、陶瑞申等人。万亩林工程是存在的。上诉人说案涉荒山属于死封，不允许进行任何农业、林业种植，何来万亩林工程?这是对荒山死封的错误理解，死封是为了保护植被的生长，不允许放牧、砍柴、滥砍盗伐、开荒种地等毁坏荒山的行为，荒山绿化与死封不矛盾，收回重新发包也不影响死封，所以认为死封就不能绿化造林，不能收回再发包的观点不能成立。三、三家乡政府、转角房村民委员会以及小组收回山场，己经征得了上诉人父亲的同意，陶瑞文l989年2月份和妻子外出打工兼躲计划生育，期间委托家属对这段山林进行看管(上诉人9号证据)，陶瑞军和妻子1989年8月外出打工兼躲计划生育，l991年11月份回来的(上诉人8号证据)。他们的父亲在本组甚至本村都很有威望，威信很高，他们即是长辈又有声望，是受委托看管的人所以老人可以代表上诉人的意思，如果他们的父亲还在的话，是不会让上诉人打这场官司的，他们很讲理的。1990年是万亩林工程是最后扫尾一年，不绿化的就收回，谁造谁有。本组陶振鹏、陶瑞兰的荒山自己造不了，由陶振江造林了，就归陶振江了。所以即使没有上诉人家人的同意，也有权收回另行承包进行绿化。四、合同虽然略有瑕疵，但合同是真实的，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水平写成这样，也算是不错了，上诉人一直没有对《荒山承包合同》提出鉴定，就是因为他知道该合同是真实的。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73条第二款规定：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以上事实，陶振江等八人与三组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陶振江等八人对转角房村三组答辩称：我们与三组在1990年8月15日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一、此合同是在1990年万亩林工程最后一年扫尾时签定的，当时只有第三人承包的荒山没有绿化，因第三人躲避计划生育不在家，又联系不上。为了完成绿化任务，经乡、村干部到第三人家中征求第三人家人意见，两家老人表示年龄大了，造不了林不要了，让乡里村里安排。因为那时是谁造谁有。1990年8月份组长张春召集三组村民在大松顶开会，由三家乡干部郭子军讲话宣布，第三人的山场已经被收回了，有劳动力的谁愿意造谁造，谁造谁有，那时天气炎热，挖坑很受罪，没人愿意承包，上级要求对荒山必须进行绿化，我们才承包的，种了杏核，当年上级验收合格。我们承包程序合理合法。合同是时任组长张春拟定书写的在1990年8月15日和陶振江、陶瑞申签订的，此合同实际履行了30年，所以合法有效。2、合同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合同双方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通过召开组民会议收回又发包的：目的是为了荒山早日绿化，内容也合法。3、被上诉人如约履行合同义务，验收合格，获得了每亩4元的补偿款，所以合同合法有效。4、上诉人对争议山场管理、收益至今，每年都由上诉人采摘山杏、如有他人偷摘，是上诉人予以驱赶、警告。二、对于本案是否提起上诉应当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决定，而不是组长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况且组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代表组民的真实意思。三、上诉人三组称原审第三人已经于2009年10月31日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虽未发林权证，但林业部门已经就涉案林权进行了确权登记，将涉案林权确定给原审第三人，这是荒唐的。1、林权登记申请，因未颁发林权证，该申请就无效了，如果申请就能起到确权的作用，还要林权证干什么。2、《林权登记申请》申请人是三组集体，并不是第三人，申请表格用的是集体的统一格式，不是个人的申请表。3、林权登记申请中的四至不是本人签的字。所以林权登记申请不真实，不能证明，将涉案林权确定给原审第三人。四、三组称从来没有与我们签订过任何合同是谎言，我们所持的《承包荒山合同》，是l990年8月15日由当时的组长张春拟定书写的，根据此合同我们进行挖坑，种杏核完成绿化任务的。根据以上事实，原审判决正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希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陶振江等八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陶瑞文、陶瑞军和小组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期限一百年，陶瑞文、陶瑞军种植了300棵白榆树。1990年因造万亩林工程的需要，由当时三家乡人民政府、转角房村领导组织村组的荒山绿化种植，此前第三人陶瑞文和陶瑞军躲避计划生育外出，将山林委托给亲属管理，经征求了第三人陶瑞文和陶瑞军各自的家属同意后，由乡、村领导和转角房村村民协商，于8月15日将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承包给了八原告，由陶振江、陶瑞申代表在合同上签的字，当时小组组长张春签字，合同约定：以前原有的荒山合同一律作废。原告当年进行了杏核种植。后在2009年，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被划为公益林，第三人陶瑞文和陶瑞军领取了2010年至2014年度的公益林补偿基金。2015年，八原告得知有公益林补偿基金后，与第三人产生争议，公益林补偿基金再未发放，原告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陶瑞文、陶瑞军和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经第三人委托的亲属确认，合同已经终止。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原、被告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有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1985年陶瑞文、陶瑞军和小组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约定期限一百年，陶瑞文、陶瑞军种植了300棵白榆树。1990年8月15日转角房村三组（没有组长签字或盖章）、转角房村（没有盖章）作为甲方，陶振江、陶瑞申（签章）作为乙方，签订了《承包荒山合同》内容为：根据万亩林的需要，经乡、村领导和广大群众协商一致同意，将转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也就是正沟门至打老虎沟阴坡李朝发荒山边境的荒山承包给陶振江、陶瑞申等人，经双方同意，特制定条件如下（注：组为甲方、陶振江为乙方）。一、以前原有的荒山合同一律作废（陶瑞军、陶瑞文家里已同意）所造林的苗木款有现承包人负责。二、甲方特此将万亩林13、14、15、16小班共计242亩荒山给乙方造林使用，年限玖拾五年，必须90底完成造林任务，到期完不成任务的要向甲方交保证费（每亩四元）但甲方有权收回转让他人。三、甲方将此段荒山承包给乙方，不准乙方开荒种地，不准放牧，整地完成后荒山以内的柴禾、树木归乙方所有。四、在承包荒山内，乙方只有使用权，但没有买卖土地权。五、甲乙双方必须信守合同，哪方违约合同要向另一方交纳终止合同费50.00元，此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名后生效。2009年，转角房村三组后沟正沟和大老虎沟四个小班，被划为公益林，陶瑞文和陶瑞军领取了2010年至2014年度的公益林补偿基金。2015年，陶振江等八被上诉人得知有公益林补偿基金后，与陶瑞文、陶瑞军产生争议，公益林补偿基金再未发放，陶振江等八被上诉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上诉人转角房村三组与八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有效。 本院认为：陶振江等八被上诉人请求确认1990年8月15日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有效，本院无法支持。理由如下： 一、从合同主体看。合同的条款是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规定彼此权利义务的具体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合同的订立首要及必要条款就是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明确、具体。本案中，八被上诉人均主张其是案涉合同的一方主体，但在案涉合同中乙方仅有陶振江签字，陶瑞申签章，其他六位被上诉人均未签字或盖章，在案涉合同首部虽约定“…荒山承包给陶振江、陶瑞申等人”，“等人”的约定并没有具体指向，且自案涉合同签订后，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并未与转角房村三组签订任何补充协议，故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 二、从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看。案涉合同约定乙方承包年限为玖拾五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故案涉合同关于承包期限的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承包年限七十年的规定，因此超出部分是无效的。 三、从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利益的角度看。通过案涉合同第一条约定以及八被上诉人庭审中陈述可以认定，在案涉合同签订时，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与转角房村三组存在本案所涉荒山的承包合同，并且未到期。案涉合同第一条写明：“以前原有的荒山合同一律作废，（注陶瑞文、陶瑞军家里已同意）所造林的苗木款有现承包人负责。”首先，原有荒山承包合同作废，应召开村民大会，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其次，应征得陶瑞文、陶瑞军或其委托亲属的书面同意。而八被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原有的承包人陶瑞文、陶瑞军与转角房村三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合法解除。在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与转角房村三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的履行期限内，案涉合同的签订，损害了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故案涉荒山承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四、从附条件的合同，条件未成就时合同不生效的角度看。案涉荒山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此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名后生效。”案涉合同即为附条件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案涉合同即为附甲乙双方在合同上签字即生效的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如前所述，乙方仅有陶瑞文签字、陶瑞军签章，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并未签字或盖章；甲方转角房村三组，并没有组长签字，转角房村委会亦没有盖章确认。故案涉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均未签字或盖章确认，该合同的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案涉合同不生效。 综上所述，陶振江等八被上诉人主张的1990年8月15日签订《承包荒山合同》为有效合同的主张，依据八被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若八被上诉人确实对案涉荒山进行了绿化，存在人工或资金等投入，其应另行与转角房村三组签订明确、具体的承包合同，其损失待证据充足后可另行主张。上诉人转角房村三组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作为原审第三人并未提起反诉，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陶振江、陶瑞申、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被上诉人陶振江、陶瑞申、陶振久、陶振忠、陶振元、陶振丰、刘奎、王永习负担150.00元；上诉人陶瑞文、陶瑞军负担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 云 审判员 崔向京 审判员 范 典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孙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