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磊，男，1977年1月26日出生，蒙古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女，195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384号。法定代表人：李庆松，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384号。法定代表人：蔡杰善，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红，女，197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林，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国和，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磊因与被上诉人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世达公司）、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公司）、张爱红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4民初5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邢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被上诉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国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磊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因原判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是否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一审法院认为，通世达公司在人民法院的答辩及举证行为未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是一种诉讼行为，其在特定的场所，属于通世达公司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主观上，没有贬损邢磊人格的故意；客观上，基于该行为的场合性、特定性，也不足以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而且，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也会对相关事实依法予以认定。故此，通世达公司的前述行为并不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邢磊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至2020年1月份诉讼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通世达公司对邢磊的名誉权侵犯行为表现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法庭上通世达公司诬陷邢磊是由于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主动离职，且采取诉讼手段讹取劳动纠纷赔偿金。最终法院虽然支持了邢磊，判决通世达公司存在过错，但是通世达公司诬陷邢磊采取诉讼手段讹取劳动纠纷赔偿金已经成为传闻传播到社会，导致武汉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许多人知道，通世达公司侵害邢磊名誉权的行为不仅践踏了邢磊的人格尊严，而且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破坏社会道德、危害社会秩序、颠覆社会认知。公司欠薪成为理所当然，员工维权成为讹取赔偿金，员工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成为通世达公司在法庭陈述中的社会负面行为，在一定范围内给邢磊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产生不良后果。二、本案争议焦点之二，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发函及其他行为是否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一审法院认为，发函属于单位间的内部说明、人事函件，答辩材料及私人通话，并不具有公开性，邢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内容被公开于社会公众或其他不特定主体；就内容而言，上述证据中并没有贬损、传播等导致邢磊人格权受损的言论；就结果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邢磊因上述行为而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因此，邢磊认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支持邢磊的诉讼请求。邢磊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几年来，在法院审理期间，由张爱红等人分别向其上级主管单位或者关联单位发函，如向湖北省联投集团、湖北省国资委以及关联单位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等单位发函，函件中采取贬低邢磊品行、诬告的内容，对涉案劳动争议纠纷进行歪曲事实的报告，特别是报告给行业主管部门硚口区总工会的行为，采用许多不实之词，严重损害了邢磊的名誉，降低了邢磊的社会评价。邢磊被迫离职后，失业在家，失去工作与收入，四处找工作，由于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侵权行为导致邢磊无法在本地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地区、本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部门相关领域，甚至是本行业均找不到工作，无奈之下，流落到北京，生活极度困难，由于单位过错，也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邢磊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但未被一审法院采信。邢磊所出具的证据二至证据七，就行为而言，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发函的行为及在法院提交诉讼材料的行为，看似属于单位间的内部说明、人事函件，答辩材料及私人通话，法院认为，其不具有公开性，邢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内容被公开于社会公众或其他不特定主体；就内容而言，上诉证据中并没有贬损、传播等导致邢磊人格权受损的言论；就结果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邢磊因上述行为而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实际上，两位分别来自不同行业与领域的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从其他途径得知邢磊名誉受损，足以代表社会公众的传播渠道，不仅仅是单位内部，外界的评价对于社会公众人物的邢磊来说，名誉权的保护尤为重要，不能容忍被侵害。显而易见，由于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故意侵害，造成邢磊的社会性评价发生减损，邢磊的社会评价降低。邢磊认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在诉讼过程中及诉讼前后均有其他侵犯自己名誉权的行为，并对外散布对邢磊不利的言论，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邢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停止侵犯邢磊名誉权；２、判令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通过发函至有关单位与部门，恢复邢磊名誉，消除影响；３、判令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在湖北省联投集团官方网站显要位置刊登道歉信；４、判令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对侵害邢磊名誉权侵权行为进行赔偿，赔偿邢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赔偿邢磊其他经济损失四万元；５、诉讼费由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磊于1998年4月入职通世达公司（原湖北省公路物资设备供应公司）。2008年1月，双方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2009年1月，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2010年2月，应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要求，在取得邢磊同意后，将邢磊派往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并签订《劳务人员借调合同》，对劳务费用、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有关费用进行了约定。邢磊遂于2010年2月开始在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2010年12月劳动合同期满后，通世达公司通知邢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邢磊以部分合同条款不能接受为由，反复交涉未果，双方始终未能续签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4月1日，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向通世达公司出具关于结束借调邢磊的商退函。2014年4月20日，邢磊母亲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上代邢磊签字，其中写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同日，邢磊向通世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克扣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承担单位部分的社保费用为由，解除了劳动关系。2014年1月13日，邢磊向湖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因邢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该委于2014年3月26日做出鄂劳人仲定字（2014）14号仲裁决定书，决定视为撤回仲裁申请。2014年7月10日，邢磊再次向该委提起仲裁申请，该委以邢磊曾于2014年3月26日被视为撤回仲裁申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八条，决定不予受理。邢磊不服该决定，诉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鄂0104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通世达公司向邢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2045.03元。二、通世达公司向邢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192.16元。三、通世达公司向邢磊支付工资8250元。四、驳回邢磊的其他诉讼请求。邢磊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7）鄂01民终60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2019年4月12日，邢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以邢磊的仲裁请求系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又申请仲裁为由作出武劳人仲不字（2019）第12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邢磊不服该决定，诉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鄂010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驳回邢磊诉讼请求。邢磊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鄂01民终123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邢磊的起诉。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世达公司向硚口区总工会出具《关于邢磊诉状事项的情况说明》，并作为证据于庭审时提交；联投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向省联投集团出具的《关于邢磊信访事项的说明》亦作为证据于庭审时提交；联投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向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出具的《关于解除劳务人员借调合同的函》也作为证据提交；此外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还在上述案件中还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邢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邢磊认为上述材料与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严重不符，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发函的行为及在法院提交上述材料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名誉权，造成了邢磊的社会评价的降低；邢磊同时认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在诉讼过程中及诉讼前尚有其它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并对外散布对邢磊不利的严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１、邢磊的诉讼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项所规定，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项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经审查邢磊提交的证据，及其诉状中的事实理由，并非单纯基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并不符合前述法律所规定的情形，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辩称意见法院不予支持。２、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在人民法院的答辩及举证行为是否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在其它案件中，针对邢磊的诉讼请求发表答辩意见，并举证的行为，是一种诉讼行为，其在特定的场所进行，属于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主观上，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并没有贬损邢磊人格的故意；客观上，基于该行为的场合性、特定性，也不足以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同时，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也会对相关事实依法予以认定。故此，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前述行为并不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3、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发函及其它行为是否构成对邢磊名誉权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现有证据，在本案中，就行为而言，邢磊所出具的证据二至七，均属于单位间的内部说明、人事函件、答辩材料及私人通话，并不具有公开性，邢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内容被公开于社会公众或其它不特定主体；就内容而言，上述证据中并没有贬损、侮辱等导致邢磊人格权受损的言论；就结果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邢磊因上述形为而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因此，邢磊认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邢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邢磊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般人格权指的是公民享有的，以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为主要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构成要件除要求权利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外，还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通世达公司在（2017）鄂01民终6040号劳动争议案件中的答辩、举证系进行正常的诉讼行为。通世达公司在该案的整个诉讼过程中并没有贬损邢磊人格的故意，其在该案答辩、举证中的措辞系陈述对劳动争议案件的意见，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关于该劳动争议案件的事实，法院已经有生效判决进行认定，社会对于该案件的评判是以法院的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通世达公司在该案件中的相关意见不足以造成邢磊社会评价降低。而且从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结果来看，邢磊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法律的维护，其从该案件中得到的应是社会的正面评价。关于通世达公司发给硚口区总工会的情况说明、联投公司发给省联投集团的情况说明、与张爱红的通话记录等，从主体上看，这些均系内部沟通文件和内部通话记录，针对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关单位、人员的内部沟通，只有相关人员才知晓具体内容，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从内容上看，这些均是内部对邢磊劳动争议案件的叙述，并没有侮辱、贬损邢磊的言论；从结果上来看，劳动争议案件中，邢磊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所谓的不实之词已经不攻自破，并不会对邢磊名誉权造成影响。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行为主观上没有侵犯邢磊名誉权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达到造成邢磊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不构成对邢磊人格权侵权，并无不当。综上，邢磊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邢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 兵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