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化庭，男，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阳，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勇，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负责人：王景云，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国祥，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旭，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东，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韩化庭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6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化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韩化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上诉费等诉讼费用由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韩化庭提交的涉案《股权代持协议》并非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韩化庭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与北京城建公司无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一）韩化庭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中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为其真实公章，不存在伪造公章或韩化庭私自加盖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仅以没有具体经办人签字便认为不能证实该协议是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与公章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的常识相矛盾。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也未有任何法律规定将经办人签字作为认定单位真实意思表示的要件。（二）代持协议无效的根本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内容，而公司的股东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一审法院所论证的《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原因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未取得北京城建公司的授权下不具备对外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该协议签订后，北京城建公司亦未进行追认。该论述显然存在错误，不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是否取得了相关授权及追认，该协议均为无效协议。（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相关内容，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上公司委托员工代持对外投资公司股权的情况并不鲜见，本案中，韩化庭作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没有义务去了解分公司是否有权对外投资并签订代持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无权去审查北京城建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韩化庭对代持协议的无效没有任何过错。而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应清楚自己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不能成为公司股东，对协议的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现韩化庭因履行该协议投资惠州市宝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宝龙公司），已被生效判决确定需要在169万元(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内承担责任，已产生了实际损失，因此，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应赔偿韩化庭该损失。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北京城建公司应最终承担前述赔偿责任。至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在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是否取得北京城建公司的授权，是否获得了相关追认，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均属于公司内部事务，不能成为免除赔偿韩化庭损失的抗辩理由。（四）一审法院未调查韩化庭实际支付的131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来源问题，显而易见该款项并非来源于韩化庭本人，如按一审法院的处理意见，韩化庭最终享有了惠州宝龙公司20%的股权，但该股权获得的对价事实上并非全部由韩化庭支付，后期仍会存在股权权属争议。在此种情况下，为定纷止争，虽然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不能成为股权代持的主体，但北京城建公司应该作为分公司的责任承担方，成为该协议的实际继受方，进而实际享有惠州宝龙公司的股权。至于在此次投资中的相关损失，北京城建公司应当向其分公司的时任负责人进行追偿，而非将全部的责任及损失转移到分公司的普通员工韩化庭本人身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遗漏，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认定了协议为无效协议，但却未对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显然在法律适用问题上遗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另，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简易程序，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简易程序适用的相关规定。只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争议的事实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部分证据需要法院重点调查核实，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适用简易程序，显然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另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为无效协议，而无效的后果应该由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承担。虽然该公司抗辩称对该协议不清楚，未进行相关授权，未加盖公司公章，并主张赵伟、韩化庭存在恶意串通、韩化庭不是善意相对人，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韩化庭在此次协议中未获得任何利益，反而因该协议受到了损失。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一审法院或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应将赵伟追加为第三人，而一审法院及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均回避了这个问题。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属于遗漏当事人。2.一审法院存在违法公开未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7条，依法提起抗辩或上诉的裁定书、判决书应当在二审上诉裁判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而本案二审尚未审结，一审法院却已将未生效文书进行公开，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侵害了韩化庭的合法权益。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共同辩称，一、韩化庭以《股权代持协议》要求支付出资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一）该《股权代持协议》并未经过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且并非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经营范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已支付的投资款并非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支付，该协议自始无效。《股权代持协议》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无关。案外人赵伟以挂靠合作方式实际控制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其下属、配偶均代其对外持有股权；韩化庭在案外人林国强起诉支付出资款时未提出案涉协议，是因当时未签订该协议，或是基于他人指示未予披露，不得而知……以上种种经一审和其他生效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可以说明，韩化庭持有案涉股权，是基于赵伟安排，而非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的意思表示。（二）股权转让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制性效力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因惠州宝龙公司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受让方应在2013年6月底前按出资比例（即20%）弥补惠州宝龙公司亏损”。该条款表明，受让方不仅要履行出资义务，而且要按照出资比例以除股权出资款以外的财产对该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该股权转让合同不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制性效力规定，而且不符合一般商业原则和经营原理，存在赵伟等人与惠州宝龙公司及广州诚通金属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诚通公司）等恶意串通可能，损害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利益，该协议自始无效，韩化庭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韩化庭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与一审诉求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予以驳回。韩化庭一审诉讼请求中依据的理由为《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按协议内容履行；而在上诉事实与理由中却认可协议无效，其主张合同无效后的损害赔偿，该请求与理由与一审中诉请主张不符，二者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和相同的法律事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依法驳回。三、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对于协议无效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韩化庭上诉理由不成立。《股权代持协议》为韩化庭配合赵伟与惠州宝龙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为实现其利益输送目的所签，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且不知情，反而是韩化庭损害了北京城建公司及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利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刑终113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为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赵伟与中国诚通公司的李某1、刘某，商议决定由中国诚通公司通过贸易方式为山东分公司融资。方式为山东分公司购买钢材并以货款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利用中国诚通公司在银行的信用将汇票贴现，再由中国诚通公司向赵伟实际控制的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慧公司）购买钢材以货款名义将贴现款转给合慧公司，合慧公司收到款后再以往来款名义转给山东分公司或直接购买钢材交给山东分公司用于建设。汇票到期后由山东分公司将到期归还的钱款还给中国诚通公司，中国诚通公司再归还给银行”；根据上述交易过程，赵伟未付出财务成本即获国有大型企业中国诚通公司及其子公司广州诚通公司配合，通过虚假购货合同低成本融资，故赵伟及合慧公司通过股权协议等交易向广州诚通公司支付款项以配合获利即具备了充分理由；根据惠州宝龙公司股东信息，广州诚通公司为其大股东，股权占比22%，第二、三、四股东为马雅、韩化庭、赵学方（后再次转让），故上述股权交易中韩化庭、赵学方、马雅等人受赵伟安排平价收购负债累累的惠州宝龙公司，亦符合广州诚通公司及中国诚通公司利益，与前述非法目的相符。因此，赵伟通过安排公司员工及家属收购虚假交易关联方股权并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交易不合法，股权收购无效，且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无关。韩化庭应基于实际情况，向授意其进行股权收购的案外人主张赔偿，才能达成其目的，真正做到“债各有主”“定纷止争”。另补充答辩意见：1.如韩化庭同样认为《股权代持协议》是受案外人赵伟指示所签订或与赵伟存在不可分的关系，韩化庭应在一审起诉时将赵伟或其关联方列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并且即使不追加第三人仍可查清股权代持协议签订过程，因此该理由并不成立。2.一审法院公开法律文书并不影响一审认定事实和相关法律关系，不能成为本案上诉理由。韩化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向韩化庭赔偿出资款169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3年4月12日计至2014年11月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北京城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受理费、申请费全部由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月17日，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成立，系北京城建公司的分公司，赵伟担任分公司的负责人，后于2013年11月20日变更为王景云，经营范围：受本公司委托在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工程施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3年4月1日，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与韩化庭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自愿委托韩化庭作为自己对惠州宝龙公司300万元出资（占20%出资额）的名义持有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利并获得投资收益，韩化庭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分权。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承诺韩化庭代持股份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和诉讼均由其承担，与韩化庭无关。2013年4月7日，韩化庭与案外人林国强签订合同编号为20130331-02号《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林国强将其持有的惠州宝龙公司20%的股份（共计出资300万元）以300万元转让给韩化庭。韩化庭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转让金90万元，在2013年4月12日前支付第二期转让金210万元。双方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持相关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产生的费用由韩化庭承担。林国强保证其转让的股权系真实出资，是其合法拥有的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林国强承担。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惠州宝龙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因惠州宝龙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受让方应在2013年6月底前按出资比例（即20%）弥补惠州宝龙公司亏损。2013年4月10日，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惠州宝龙公司股东由林国强变更为韩化庭。2013年4月7日，基于案外人林国强与林炳耀、广州诚通公司签订的以林国强、林炳耀持有的惠州宝龙公司20%、21%的股权对广州诚通公司与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的所有贸易往来款提供担保，且三方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的情况，韩化庭与林国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及广州诚通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韩化庭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金数额及支付时间，将转让金直接支付给广州诚通公司，用于抵偿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对广州诚通公司所欠的10032101.32元债务。2013年4月16日，时任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负责人的赵伟向韩化庭转账支付131万元。2020年5月28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13民终65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韩化庭应在169万元范围内对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诚通公司支付169万元及违约金，韩化庭尚未履行该判决。韩化庭为要求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在未支付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股权出资责任诉来一审法院。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辩解，对《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加盖的是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未加盖公章，且该协议并非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主张《股权质押协议》非其所签，对真实性不能确认，该协议内容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符，该股权存在质押。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向韩化庭支付131万元的事实，实际上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未向韩化庭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韩化庭认为，赵伟与本案北京城建公司的承包合同关系开始时间是2007年，免去赵伟职务是在2013年10月份，即韩化庭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期间，赵伟系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负责人，韩化庭对赵伟与北京城建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知情。（2014）济商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韩化庭代持行为系受赵伟指示。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提交的惠州宝龙公司股东信息不能说明马雅在韩化庭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之前系惠州宝龙公司股东，根据（2019）粤13民终659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马雅是与韩化庭同一时间成为惠州宝龙公司股东，该判决书虽然证实涉案股权存在质押情况，但正是因为存在质押情况韩化庭才与林国强、广州诚通公司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当天签订了四方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广州诚通公司，以解除股权质押，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韩化庭起诉并未过诉讼时效，韩化庭是基于股权代持协议中第二条的约定，代持股份期间发生的一切纠纷由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承担，而导致韩化庭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判决最终生效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韩化庭以此主张的权利。赵伟系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负责人，由其账户转款并非只是代表其个人行为，同时131万元的数额当天韩化庭即转出给广州诚通公司。韩化庭主张131万元款项的转账流程是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从公司账户转账给了赵伟，赵伟当即转账给韩化庭，韩化庭接着转账给广州诚通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可以查询自己的公司账户流水即可证明。审理中，韩化庭辩解其与赵伟在2012年8月认识，系朋友关系，无其他关系，两人曾在合慧公司工作过。韩化庭于2012年入职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2013年年底离开，未缴纳社保，亦未签订劳动合同。股权转让事宜由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与林国强协商，韩化庭仅是签字。对于赵伟和北京城建公司的挂靠关系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韩化庭与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仅是对股权委托代持事宜中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并未对300万元出资款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韩化庭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辩称，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与韩化庭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且未经北京城建公司授权，该《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本案中，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系北京城建公司的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独立享有权利、承担责任，且其主要业务经营活动由总公司决定，根据总公司的委托或授权进行业务活动。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虽经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但其既无注册资金也无流动资金。根据已公示的工商信息显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仅是“受本公司委托在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工程施工”，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可见委托他人代持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股份为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并非一般的经营行为，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因此，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在未经北京城建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具有对外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主体资格。虽然协议签订后韩化庭未曾向北京城建公司催告追认该协议，但北京城建公司在本案审理中明确主张该协议的签署未经其授权，该协议无效，拒绝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在签订合同前未得到北京城建公司的授权，签订合同后也未得到北京城建公司的追认，该协议对北京城建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北京城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韩化庭与林国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要求韩化庭除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外，还要按照出资比例弥补惠州宝龙公司的损失，该约定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公司可以对外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韩化庭向法院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委托方加盖的是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没有具体承办人的签字，也不能证实是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韩化庭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向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化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10元，减半收取10005元，由韩化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化庭提交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及执行申报财产通知书各一份，欲证明因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未按协议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导致韩化庭被追究相关责任，已产生实际损失。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共同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韩化庭在该案的审理阶段，并未出庭主张本案的股权代持协议或受其他案外人指示代持涉案股权的事实。因此在该案中韩化庭被判令支付股权出资款，其个人存在对其权利的漠视，并存在过错，且一审判决后其并未提起上诉。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诚通公司与韩化庭一案时并没有涉案《股权代持协议》这一事实。据此可以判断涉案股权代持协议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存在后补的可能。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21年1月15日，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向韩化庭等出具《限制消费令》和《执行及申报财产通知书》，因韩化庭等未履行生效（2019）粤13民终6592号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同时要求其向法院书面申报财产。涉案《股权代持协议》中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为委托方、甲方，韩化庭为受让方、乙方，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股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兹共同遵照执行。第一条委托内容：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对惠州宝龙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出资（该等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的名义持有人，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第四条委托持股期间：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份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代持股份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时终止。二审中，韩化庭称其一审诉讼请求没有变化，但理由部分有变化，即使股权代持协议无效，韩化庭对协议无效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认为韩化庭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一审是两个不同的案由，一审韩化庭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支付169万元出资款，而二审变成了以合同无效为前提的损害赔偿之诉。故其上诉理由与一审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与韩化庭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内容为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自愿委托韩化庭作为自己对惠州宝龙公司300万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代持相应的股权，双方系委托法律关系，并非投资行为，不应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该《股权代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协议中委托方虽然没有经办人签字，但加盖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印章，应系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股权代持协议》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按照《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承诺韩化庭代持股份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和诉讼均由其承担，故韩化庭有权要求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北京城建公司赔偿损失。虽然（2019）粤13民终6592号民事判决判令韩化庭在169万元及违约金的范围内对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韩化庭未举证证明其已实际履行该判决，故其损失尚未发生，韩化庭要求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赔偿上述款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韩化庭要求北京城建公司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韩化庭与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山东分公司之间的纠纷，一审法院对韩化庭与案外人林国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评价，超过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韩化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10元，由上诉人韩化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培森审判员  赵永先审判员  刘晓菲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