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钢，男，196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敏，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马明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走新路**（13）。法定代表人：王小长，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第三人：王小长，男，196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办事处东西湖大道**。原审第三人：赵先举，男，195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刘钢因与被上诉人武汉东马明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马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小长、赵先举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2民初3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刘钢的一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东马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刘钢于2017年7月31日、2019年10月31日、2020年6月29日、2020年7月27日分别向东马公司实际出资，东马公司向刘钢提供了收据并将刘钢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具有对内效力，刘钢已经取得公司股东身份。2008年刘钢与东马公司合意以股东身份进入东马公司，出于对东马公司信任，2011年12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办理变更登记时刘钢未要求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2014年，出于对公司的发展经营，四位股东一致同意对公司增资，但当时四位股东约定以实际投入作为对公司的增资，对增资具体数额与期限并未约定，只约定刘钢与另一股东王红跃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4%，东马公司遂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刘钢持有东马公司2%股权，于2008年以股东身份参与东马公司经营，参与了股东会决议并享受了公司利润分配，行使了其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的共益权与自益权。2017年7月31日东马公司向刘钢分配加油站的租金退款72225元、2019年10月31日东马公司按照持股比例2%向刘钢分配东马公司取得的租金收入83775元。关于2008年10月5日股东会决议、2019年5月22日股东会决议倒签事宜，四位股东确实参与了两次股东会决议，后东马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长出于对公司文件完善找到刘钢，刘钢在确实与会的情况下签字，只能说明公司的治理不严谨，不能否认刘钢未行使参与股东会决议的权利。刘钢符合作为东马公司股东的形式与实质性要件。诚然东马公司存在经营管理不严密及大股东内部纠纷事实，但刘钢股东资格不应受到公司管理及大股东内部纠纷影响。刘钢在公司最需要投资之时增资入股，出于对公司发展经营的好意出资，现东马公司规模扩大经营好转，却不认可刘钢作为公司股东资格，有损信赖利益，也有违诚信原则。东马公司辩称，同意刘钢的上诉意见，应当按照事实确认对方的股东资格，东马公司已经向刘钢出具了股东资格确认书、股东投资证明、投资款收据，东马公司实际收到刘钢406000元的投资款，东马公司财务也证实了有此流水。王小长述称，作为东马公司四个股东之一，同意刘钢的上诉意见。赵先举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钢为东马公司的股东，持有东马公司2%的股权；2、依法判决东马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小长、赵先举协助办理；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东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15日，赵先举、王小长各自以货币方式出资25万元成立武汉东马明瑞物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五金、矿产品、建材（不含危化物品）、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等。东马公司章程约定，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赵先举、王小长分别占股50%，王小长为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包括管理公司财务及公章；赵先举为监事。2008年，刘钢、王红跃曾向东马公司投资，共同经营煤炭生意。2010年，东马公司向两人退还了全部投资款。2008年10月3日，赵先举曾向公司出具检讨，承认其转卖公司煤炭的错误。2011年12月23日，武汉东马明瑞物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武汉东马明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仍为50万元，股东为王小长、赵先举两人，持股比例均为50%。主营范围变更为建筑劳务分包、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水电安装等。2019年5月22日，东马公司召开股东会，赵先举、王小长出席会议并达成如下共识：一、赵（先举）卖废铁款，王（小长）不追究，其余小事双方均不追究；二、双方对公司的投入资金，均作为公司借款，按投入时间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银行贷款作为公司借款还本付息；三、双方手上的账目均交会计入账；四、公司日常开支一万以下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一万以上需征求另一方意见；五、制定公司章程。赵先举、王小长分别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一审法院还查明，在本案诉讼前，赵先举以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王小长。王小长在该案的第三次庭审中提交的2017年7月31日、2019年10月31日的东马公司股东名册、股东收据以及出资证明，拟证明东马公司有4名股东，但其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从未谈及还存在另外2名股东的事实，且一审第三次庭审中提交的2019年5月22日的股东会记录及《公司劳动管理规章制度》相比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这两份证据增加了“刘钢、王红跃”的签名，而东马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均由王小长持有。截至2020年8月19日，东马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钢是否具有东马公司的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原始取得是在公司成立时认购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或者公司增资时认购股份而成为股东的取得方式；而继受取得是在公司成立后，因股份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原因受让公司股份而成为公司股东的取得方式。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是否享有股东权利。本案中，首先，刘钢主张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是在2008年，后又在2014年通过增资扩股成为股东。但在东马公司于2011年12月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时，并未载明刘钢的股东身份。而东马公司在2014年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其次，刘钢认为其余股东同意其作为股东，并约定其与王红跃的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4%，但其并未提供经原股东王小长、赵先举签字确认的书面协议，而其所谓的出资和要求确认的比例明显与公司注册资本不符。第三，刘钢并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提供股东会议记录自认为倒签，而且在内容上，参加人一栏仅有王小长、赵先举。后面行文的表述也均为双方，且股东会议记录的原有签字与最后添加的文字并非同一字体，不能证明刘钢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综上，刘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的股东资格取得条件，其要求确认其系东马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刘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95元，由刘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钢提交的证据一为2010年5月8日武汉东马明瑞物资有限公司的会议纪要；证据二为2013年6月30日东马公司的会议纪要；证据三为2013年2月16日至2013年6月13日东马公司总结；证据四为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东马明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王小长各自投资金额的投资报告中东马公司租金及拆迁补偿收益明细表，四份证据拟共同证明刘钢2008年即获得东马公司的股东资格，且参与东马公司经营的事实，东马公司未全部退还刘钢全部出资款。东马公司、王小长质证认为，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能达到刘钢的证明目的。赵先举质证认为，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均不能达到刘钢的证明目的。经质证，本院认为，赵先举否认武汉东马明瑞物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该会议纪要上也无参加人员或记录人员的签字，在刘钢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对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与证据三内容存在相关性，证据三即总结中反映王小长、赵先举“各分2.5万元”“各拿出总价的50%”，没有体现刘钢应分得或应支付款项的份额；从该总结的行文方式来看，“另加油站租金未退给王红跃、刘钢”系在原句结尾处额外添加。证据二会议纪要中账上余额能与总结中的数额对应，但该总结对应的时间段是2013年2月16日至2013年6月13日，至会议纪要所载明的时间即2013年6月30日时，已经经过17天，但公司账上余额没有发生变化，在公司仍在经营且总结中明确载明公司账上余额“准备付给矿业公司房租和园林公司电费”的情况下，证据二的真实性存疑，而刘钢提交的添加相应语句的证据三，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对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从证据四的内容来看，无法看出该证据与刘钢作为股东的关联性，更无法得出刘钢系东马公司股东的结论，刘钢上诉认为其从证据四所载的加油站租赁违约款271290元中分得72225元利润，但该利润数额与刘钢主张的股份份额并不相符，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东马公司、王小长、赵先举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登记机关于2017年7月20日向东马公司颁发的营业执照上记载：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王小长，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二审中，刘钢同意案外人王红跃的陈述，即认为其2%的股权来自于“先约定的2%的比例，再按照总投资的数目来补足款项，当时估计是达到2000多万的总投资，公司确认我（王红跃）和刘钢出资为各406000元，包括2020年转的25万元以及之前未分配的利润”。刘钢认为，东马公司的股权比例应为王小长占48%、赵先举占48%、王红跃占2%、刘钢占2%；赵先举不认同该比例，认为其应占50%。东马公司并无公司章程。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钢是否具有东马公司的股东资格。从历次工商变更登记来看，东马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及股东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虽然东马公司向刘钢出具了投资款的收据和股东出资证明书，但该收据和股东出资证明书只有东马公司的盖章和占50%股权的法定代表人王小长的签名，没有占50%股权股东赵先举的签名。鉴于东马公司的印章由王小长实际控制、王小长与赵先举之间因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产生纠纷，故刘钢仍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东马公司出资、认缴出资或受让、继受股权。一方面，刘钢无法证明其向东马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章程规定并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由股东缴纳的出资，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获取的投资款不同于公司注册资本。即便刘钢主张其向东马公司交付了投资款，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了股权，但刘钢除了相应的出资流水外未能提交东马公司进行增资的股东会决议，而非股权投资人并不能因向公司实际交付投资款或公司向其交付投资收益而当然变为股东，从现有证据来看，尚不能认为刘钢通过出资、认缴出资的方式获得股东身份。另一方面，刘钢无法证明其受让或继受东马公司的股权。刘钢不是东马公司的登记股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东马公司股东存在股权转让或代持关系，事实上，刘钢无法说明其所称的2%的股权或与案外人王红跃共同持有的不超过4%的股权究竟是来自王小长还是赵先举。刘钢上诉称其2008年与东马公司合意以股东身份进入该公司，但东马公司从制度设计上并不持有自身股份，即东马公司无法与刘钢达成使其成为股东的合意。总而言之，刘钢上诉称其具有东马公司股东资格的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90元，由刘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