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民再1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信保，男，197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超，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湖北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沈世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圆，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兰，山东融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杨信保因与被申请人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终4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作出（2020）鲁民申877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杨信保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超，被申请人红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圆、王中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信保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3民终439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了申请人杨信保的工资结构为底薪+提成，底薪按月支付，并于下一个月的30日前发放，提成在下一年度6月30日前支付等。杨信保2015年、2016年的工资流水能相互印证杨信保税后的月底薪工资为6000元左右，被申请人红日公司在2017年3月至8月为杨信保发放的工资，均明显大幅低于前述情况，9月未予发放，拖欠、克扣工资显而易见，原审认定不拖欠工资，缺乏证据证明。2.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等法律的规定，红日公司违法违规的事实显而易见，原审法院随意更改双方劳动合同，在未查清底薪工资及2017年提成的情况下，简单累加工资流水表而计算带薪休假工资，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审未审查红日公司的举证责任而随意裁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本案二审庭审法官没有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调查而是通过双方有无新证据的一句询问，在双方简单回答完毕后结束庭审，二审法院以本案是集体多人诉讼时间紧张剥夺了杨信保的辩论权。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嫌疑。 红日公司辩称，1.原审认定被申请人红日公司不拖欠申请人杨信保工资的基本事实清楚，红日公司的证据足以证实已依法足额发放杨信保在红日公司处工作期间的工资。根据杨信保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红日公司提交的工资表、银行付款凭证，可以证实杨信保的工资每月发放数额均不相同，不存在月底薪工资为6000元左右一说，杨信保无故旷工前的工资均已发放完毕，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形。杨信保银行流水存在个别月份未有工资进账，系因红日公司生产经营困难，存在补发工资情形，杨信保银行流水中存在多个月份发放数次工资情形。杨信保2017年5月、6月月度绩效为0，红日公司为其发放了底薪2100元，实际发放金额是代扣代缴社保、公积金、话费之后的数额，杨信保应得工资2100元高于当年度临沂市最低工资标准。杨信保2017年8月属于非正常离职，红日公司根据依法制定并经职代会审批的管理规定，未发放其该月工资，符合《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三条之规定。2.杨信保通过仲裁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杨信保申请仲裁前的工资均已发放完毕，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3.原审每一程序均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辩论的时间，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情形。4.杨信保主张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纯属虚构。综上，请求驳回杨信保的再审申请。 杨信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信保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令红日公司支付杨信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12354元、拖欠工资39000元、加班费427728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00497.5元、经济补偿金296206元；3.诉讼费由红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杨信保于1988年3月到红日公司处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09年8月21日，双方最后一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杨信保的工作岗位为农化服务工作，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在保障身体健康、充足休息前提下，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并确保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杨信保在合同期内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休息、休假的权利；未经红日公司批准，杨信保不得自行安排加班；红日公司按照底薪加提成形式向杨信保发放劳动报酬，底薪按月支付，并于下一个月的30日前发放，提成在下一年度6月30日前支付，提成结合包括但不限于销量任务完成情况、货款回款情况、市场管理情况、公司制度执行情况、客户满意度、售后服务等业绩指标确定，与该报酬相关的税费及其他费用，需要由杨信保承担的，由红日公司代扣代缴。杨信保执行的不定时工作制已经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同意；2.红日公司为杨信保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至2017年9月，除1998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未缴纳外，其他时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均已缴纳。杨信保未休2016年度带薪年休假，其已休2017年带薪年休假。杨信保休完2017年带薪年休假后，自2017年8月26日起未再到红日公司处工作；3.2017年9月4日，杨信保向临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2017年10月30日，临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临劳人仲裁字〔2017〕第5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二、红日公司支付杨信保2016年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18598元；三、驳回杨信保的其他申请请求。杨信保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杨信保原系红日公司处职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杨信保在红日公司处工作期间，除1998年1月外，红日公司均为杨信保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杨信保要求与红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杨信保于2017年8月26日起未再到红日公司处工作，杨信保自此未为红日公司提供劳动，红日公司亦未向杨信保发放劳动报酬，双方均不再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现杨信保要求解除劳动关系，予以准许。关于杨信保要求红日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杨信保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不予支持。关于杨信保要求红日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底薪按月支付，并于下一个月的30日前发放，提成在下一年度6月30日前支付，杨信保的工资卡在2016年7月份未收到红日公司发放的工资，红日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其他月份发放2016年6月份工资，应认定2016年6月份工资未发放。关于2017年8月份工资，杨信保在2017年8月25日因红日公司拖欠工资及违规调整工作岗位为由离开红日公司，并在2017年8月29日提起仲裁，双方劳动关系并未在当月解除，红日公司应发放杨信保该月工资。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底薪数额，根据杨信保提交的银行工资明细记录的2015年度以来的工资，杨信保要求红日公司按底薪月6000元支付该两个月份的工资，符合杨信保的工资收入水平，依法应予支持。2017年4月、5月工资红日公司虽已发放，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640元，红日公司应补发杨信保2017年4月份工资259.25元，补发2017年5月份工资636.51元。因杨信保工资数额不确定，红日公司在其他月份均按时发放工资，杨信保主张红日公司有拖欠的其他月份的工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红日公司应支付拖欠杨信保的工资共计12895.76元。关于杨信保主张的加班费，因杨信保执行不定时工作制，且杨信保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存在加班情形，故对加班费不予支持。关于杨信保主张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杨信保主张2016年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不予支持；因杨信保未休2016年带薪年休假，故红日公司应向杨信保支付2016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加上红日公司拖欠的杨信保工资，杨信保2016年度工资应为116677.13元。根据杨信保的工作年限，月工资数额，其2016年未带薪年休假工资为：13411元（116677.13元÷12月÷21.75天×15天×200%）。关于杨信保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红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杨信保劳动报酬，应当向杨信保支付经济补偿。杨信保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178.45元，红日公司应支付杨信保经济补偿金185353.5元。关于杨信保主张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税务机构的法定职责，因此，用人单位如果不能按时足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应由税务机构或者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这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应由行政管理部门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在此不予审理，红日公司可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杨信保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二、红日公司支付杨信保工资12895.7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红日公司支付杨信保2016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3411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红日公司支付杨信保经济补偿金185353.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杨信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红日公司负担。 红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改判驳回杨信保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信保承担。 二审期间，红日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工资发放明细表及银行付款凭证一宗，拟证明红日公司不拖欠杨信保工资。经审查，该证据中的工资发放明细表系红日公司单方制作，虽后面所附付款凭证系银行出具，但该付款凭证系职工工资总额，无法证实红日公司为杨信保每月发放的工资数额。且杨信保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能够体现其每个月实发工资情况，该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强于红日公司单方制作的工资表。因此，二审法院对于红日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根据杨信保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2016年6月份、2017年8月份的工资未发放，2017年4月、5月的工资发放低于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红日公司应否支付杨信保拖欠的工资、带薪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关于红日公司应否支付杨信保2016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因红日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2016年已经安排杨信保带薪年休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信保要求红日公司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应予支持。 关于拖欠的工资：《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最低工资的规定，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本案中，从杨信保的工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看出，虽然其2016年7月未有工资发放，2017年5月、6月的工资数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其在2016年、2017年多月份存在发放数次工资的情形。在该种工资发放形式下，应当以全年月平均工资数额衡量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杨信保的工资发放明细看，其月平均工资并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2017年7月虽未发放工资，但2017年8月分别发放了1700元、4137元、32235元，可以认定红日公司及时补发了2017年7月的工资。因此，红日公司主张其不存在未足额发放杨信保工资的情形，予以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因红日公司不存在未足额支付杨信保劳动报酬等情形，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金的规定。红日公司主张不应支付杨信保经济补偿金185353元，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一、维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1民初4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1民初4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三、驳回杨信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红日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红日公司是否足额发放申请人杨信保的工资。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申请人杨信保主张被申请人红日公司未足额发放其工资，应当举证证明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中杨信保提交其与红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以证明其上述主张，但，首先，《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杨信保的工资标准数额，杨信保亦未提交其它证据证明双方就其月底薪数额达成约定，而且根据杨信保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每月工资发放数额均不相同且差距显著。其次，根据杨信保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虽然有月份未有工资发放，但亦有多个月份存在发放数次工资的情形。二审中红日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后附的付款业务回单系银行出具，本院对业务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业务回单上载明的交易日期与杨信保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工资发放日期均能够对应。最后，本案中杨信保以其2016年7月未有工资发放主张红日公司欠发其2016年6月份工资，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9月4日申请劳动仲裁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内，曾向红日公司就拖欠其2016年6月份工资主张过权利或提出过请求。上述事实能够证明红日公司对于杨信保的工资发放并未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形式进行，存在补发工资的情形，且杨信保未对此提出异议，即杨信保与红日公司以实际行为对《劳动合同》约定的“底薪按月支付，并于下一个月的30日前发放”的工资发放形式作出了变更。因此，杨信保以2016年6月、2017年4月、5月、8月份未发放工资或未足额发放工资，主张红日公司拖欠工资的事实存在，尚不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申请人杨信保提出本案二审法院剥夺了其辩论权利的申请再审事由。经查，原审在案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开庭审理，二审法院亦组织双方当事人法庭调查，申请人对红日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了辩论意见，因此该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关于申请人杨信保提出原审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申请再审事由。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杨信保并未提供相关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予以证实自己的主张，故杨信保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终439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林 审 判 员  张光荣 审 判 员  柴家祥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法官助理  柴 华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