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强，男，1983年3月9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江苏浩然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宁，女，1982年4月1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萌，男，1982年9月2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徐州市泉山区段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明，男，1967年3月26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原审第三人：胡振荣，女，1970年6月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上诉人王国强因与被上诉人周明、胡宁、李萌、原审第三人胡振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3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被上诉人胡宁、李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被上诉人周明、原审第三人胡振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强上诉请求：1、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徐州中院(2018)苏03民终3423号民事裁定的要求对建房协议的主体及涉案协议所涉房屋对应的权利主体进行查实的情况下作出驳回原告诉请的判决是错误的，虽然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主动追加了第三人胡振荣参与诉讼，但因胡振荣与王国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矛盾，且胡宁为胡振荣堂妹，涉案的《建房协议》为胡振荣幕后操作形成，因此胡振荣的陈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庭审情况可看出从2006年开始直到涉案饭店拆迁一直由上诉人和其妻子胡振荣共同经营，虽然上诉人和胡振荣在2012年产生矛盾，上诉人到贾汪经营其他饭店，但上诉人也经常回涉案饭店且根本就不存在该饭店房产出现年久失修无法使用的情况，因涉案房屋都是从2006年上诉人接手后陆续新建，该修建均为砖瓦结构房屋，不可能使用不到十年情况下就损毁无法使用，且上诉人在原一审中也把建房者作为证人请到法庭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应对该情况予以核实，虽现在涉案房屋己经拆除，但在拆迁部门应将拆迁前房屋结构情况予以保留，而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建房屋的手续、花费及承建方信息。而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可证实该涉案饭店一直到拆迁均由上诉人夫妻经营却没见到涉案房屋进行重建及经营的饭店停业，一个饭店要重建是不可能继续经营的，而所有证人包括送菜证人均没有提到饭店停业情况，只能说明涉案房屋不可能重建，顶多存在辅助加盖等情况，那么如果是辅助加盖，被上诉人签署《建房协议》将本属于上诉人财产分割就是对上诉人利益的损害。而一审法院却在没有查明案件的情况下，以上诉人不能证明其离开后该处没有进行重建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请求实属牵强，且也是对砖混结构房屋使用年限这一普遍认知的否定。综上，上诉人认为法院的职责所在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本案存在过多疑点没有查明，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胡宁、李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不能成立，李萌与周明签订的建房协议是基于饭店长时间没有维修，已形成危房的情况下，出资进行翻建、扩建，且能允许翻建、扩建均取决于周明，其他人无权干涉。上诉人主张建房协议无效没有依据，也不符合无效的法律规定，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在2012年产生矛盾后到贾汪经营饭店，此建房协议是在2014年签订，上诉人多个证人在一审当庭陈述对于翻建不清楚，翻建时间不清楚等等，且证人当庭陈述前后矛盾，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李萌与周明于2017年11月18日在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调解委员会经过政府部门调查落实后确认并签订了分割协议，拆迁办理过程程序合法，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确认无效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主张分割协议无效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周明辩称，同意胡宁和李萌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胡振荣述称，同意胡宁和李萌的答辩意见。王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明、李萌、胡宁于2014年6月6日签订的建房协议无效以及周明、李萌于2017年11月18日签订的分割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宁、李萌系夫妻关系。第三人胡振荣系胡宁的堂姐。王国强与第三人胡振荣于2006年相识相恋，并共同经营案涉山野地锅村饭店，双方于2009年2月20日登记结婚，后双方产生矛盾，2012年12月21日王国强用板凳将胡振荣的头部砸致轻伤，王国强遂独自至徐州市贾汪区经营另一家饭店，此后至拆迁，案涉山野地锅村饭店由胡振荣进行经营。王国强与胡振荣因感情问题曾多次发生冲突，并多次就离婚问题诉至人民法院。2019年1月7日，王国强与胡振荣经该院调解离婚，同时就子女抚养和探望、双方房产归属达成调解协议。王国强提供《建房协议》复印件两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6日的《建房协议》载明：甲方周明，乙方李萌，丙方胡振荣；饭店大厅房屋陈旧，下雨漏雨，应重新建造，已无法使用；原房屋50平方米，现原拆原建，由李萌出资建房大厅200多平方米；大万西也废品收购站所有面积约800平米也由李萌出资建造，使用权归李萌，一切经营由李萌支配（与丙方无任何关系）；山野地锅村所有大棚由李萌所建，丙方无偿使用；山野地锅村二楼所有房屋属李萌所围，丙方无偿使用；如遇拆迁，李萌所建的房屋及大棚的赔偿款由周明和李萌各百分之五十分配，丙方无权过问，只有使用权；山野地锅村院内房屋的装修经营归丙方所有，由丙方支配。另一份《建房协议》内容除丙方签名及落款日期为胡宁、2014.6.10外，其余内容同周明、李萌、胡振荣签订的《建房协议》。2017年11月18日，周明（甲方）与李萌（乙方）签订《分割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确认东店子改造项目指挥部通过招标确认的评估公司及物价认定中心对其租赁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测量、评估，确定的拆迁补偿款为1259764元，双方对以上事实均无异议；按周明、李萌2014年6月签订的建房协议分割，拆迁补偿款总额为1259764元，其中甲方分得补偿款为462676元，乙方分的补偿款为797088元；双方同意与黄山办事处签订拆迁协议，并直接将补偿款分别汇入甲乙双方各自账户……。当日，李萌、周明按上述分割协议的内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经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关于上述两份《建房协议》，胡振荣称：1、2014年6月6日我与周明、李萌签订了建房协议，我是丙方。后来李萌将建房协议弄丢了，李萌又去找周明要求补签一份建房协议，因为当时我不在场，胡宁给我打电话，我就让胡宁代我在丙方处签名。2、（是否是你经营饭店后对原来的房屋进行拆除并新建了房屋）由于饭店使用时间长了也没好好维修，一下雨，饭店就漏雨，已经成危房了，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这个时候我还有外欠账，手里也缺钱，正好李萌有钱，也愿意投资翻建、扩建这个饭店，并说好此后如遇拆迁如何分配了，所以李萌就出资翻建、扩建了这个饭店。3、（建房协议及分割协议）应该是有效的，因为房子确实是李萌翻建和扩建的。2016年1月6日，胡振荣与周明签订饭店租赁协议书一份，约定胡振荣承租周明位于东店子2000平方米的院子包括厨房主、大厅、包间，租期2016年1月6日至2018年1月6日，每年租金8万元，按月支付。本案原一审“即（2017）苏0302民初6001号”民事案件审理期间，王国强申请证人唐某,蒋某,4、苗某,4出庭作证。唐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自2006年左右开始就向山野地锅村供应青菜一直到2016年左右；2014年之后向饭店送菜期间没有在意饭店是否翻建；没有见过2014年6月6日建房协议，也不清楚该协议；2014年之后在山野地锅村也经常见到王国强。蒋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自山野地锅村开业直到拆迁向该饭店供应牛羊肉；饭店原先是王国强经营的，后来是胡振荣经营的；不清楚饭店的翻修、重建，也不清楚是谁建的房屋；建房不止一次，一开始建房是王国强找证人要菜，后来又建房的时候是胡振荣找证人要菜；王国强建了一个棚，胡振荣拆了又建了一个大厅；2014年6月6日建房协议我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建的；证人在送菜期间房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但时间记不清了。苗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职业为盖民房搞土建；给王国强盖山野地锅村认识王国强，不认识胡振荣；最后一次盖房也是四年前左右了，不超过五年，饭店所有的砖混结构房屋都是证人盖的，盖完后有无被拆过重新盖证人不清楚。本案原二审“即（2018）苏03民终3423号”民事案件审理期间，原告申请证人曾某,4出庭作证。曾某,4出庭作证陈述：山野地锅村是王国强和胡振荣开的，部分房子也是他们自己盖的；大概2006年左右开店，一直到拆迁证人都某,4；之前是王国强从周明处接手地锅村，后来王国强和胡振荣在一起生活，后来王国强也不太到店里，偶尔去一趟，这个店一直是胡振荣在经营；证人一个礼拜个把月都会去一趟，有时候去吃饭有时候去玩；饭店原始接手的时候有六七个包间，一个包间一个大桌子，有一个院；包间和厨房的扩建证人当时在场；后期改造证人没有参与，但去看过；加盖了南墙一溜的四个包间，还有卫生间；东墙有翻建也有加盖；后期把厨房挪到北面了，建了一个大厅；后期胡振荣又翻建了一下。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原告申请证人李某,4出庭作证。李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与王国强是朋友关系，经常去他店里吃饭，认识没有两年当时他在改造、翻建房子，改造完之后家里有啥事都去他那里吃饭，一直到他不干走了，他走是2018年；其最初去山野地锅村时最初北边一排房子，东边一排房子（后改称东边只有两间屋，往北延伸新盖了四间屋），砖混结构，其他地方没有，这两派房子后期翻建了，什么时候记不清了，在2011年之前，翻建时王国强在饭店经营；后期又增加了南边的建筑物，板房结构；往北延伸的四间物是砖混结构，2011年之前王国强建的；西边还建了大厅，什么时候建的想不起来了，后来改造一回，改造时胡振荣经营，王国强也在；2014年以后山野地锅村没有重建；（胡振荣问：2018年你去饭店你见过王国强吗？从2012年12月20日以后你去饭店见过王国强吗？）应该见过，王国强不经常去了。一审中，周明陈述：一开始是我和王国强合伙开饭店，饭店原来就是我的，地是单位（市政管理处）的，我从市政管理处经营科租的；王国强负责经营，挣钱我们俩分，给我也没给多少，一个月给我1000，2012年12月以后胡振荣抱着她和王国强孩子、头上绑着绷带来找我，说你要不让我干我就没法吃饭了，从那之后我和胡振荣签租赁协议，年租金80000元，一个月租金6600元，后来胡振荣说要扩大经营，改善经营环境，给我说要让她的堂妹来出资盖房，为明确遇拆迁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就签了建房协议。一审法院另查明，王国强与案外人鹿丙州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酒店租赁合同一份，王国强租赁鹿丙州位于徐州工业园徐轮橡胶对面工业园水厂院内的原一饮尽千钟农家乐大酒店，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此后王国强用租赁的房屋经营名为“岗子渔村”酒店。后因王国强拖欠租金，鹿丙州为此向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7）苏0305民初3941号民事判决，判令王国强向鹿丙州支付租金。该判决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建房协议的当事人问题，2014年6月6日建房协议中约定的建房出资人为李萌，胡振荣系使用权人。根据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2014年6月10日的建房协议系为补2014年6月6日建房协议所签，胡宁签字系代胡振荣所签。可以确认胡振荣对出资建房仅起到见证作用，是房屋建好后的使用人而非实际建房人，胡宁与案涉建房协议无关，故胡振荣、胡宁并非该建房协议的当事人。二、案涉建房协议及分割协议是否无效问题。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上述协议无效，应就所涉协议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本案庭审查明事实看，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系周明提供，起初原告与其合伙经营，后胡振荣来此工作并与原告结婚，婚后与原告共同经营。在胡振荣与原告婚姻产生问题后，原告在2012年底离开，并于2013年在徐州市贾汪区另外独自经营一处饭店。原告据以证明其与胡振荣共同经营的饭店在其经营期间进行新建、翻建的证据均系证人证言，证人作证时或对房屋新建、翻建的事实不清楚，或对是否翻建不清楚，或对翻建时间不清楚，或对翻建人不清楚，即使证人证言关于房屋建设的陈述属实，也仅能证明原告在2012年之前建房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离开后该处没有进行重新建设。且原告自2013年独自在别处经营饭店之后，与胡振荣的关系并未缓解，其在2016年仍与胡振荣发生过冲突，不可能在胡振荣经营饭店期间出资建房，更何况其另租赁的饭店尚欠房租，也不可能有资金投入。另从原告与胡振荣关系恶化开始，二人共同经营饭店已不可能，证人陈述在2012年之后仍在该饭店见到原告的证言，真实性不高；从分割协议和人民调解协议的订立时间来看，案涉房屋已于2017年底即被拆除，证人陈述2018年仍去该饭店吃饭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从建房协议的内容来看，系李萌出资对饭店房屋进行重新建造、原拆原建，即将原房屋推倒翻建，翻建的原因系房屋陈旧、下雨漏雨，结合原告最初经营的时间判断，该翻建的原因合理。因翻建后，原告经营期间的房屋已经灭失，故原告对新建房屋并无任何权利。原告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否定该翻建行为的真实性，更没有合理怀疑建房协议的当事人借建房协议损害其合法利益的充足依据。因此，原告主张案涉建房协议及依据建房协议所订立的分割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国强提交如下证据：①云龙区强哥烟酒店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一份，该烟酒店就是在涉案山野地锅村拆迁之前经营使用的烟草营业执照。证实在该地锅村拆迁之前，涉案的饭店还是由上诉人王国强和第三人胡振荣共同经营。②2020年11月18日案外人蒋相谈民事起诉状一份，证实上诉人王国强与第三人胡振荣在经营期间一直对外宣称对外所欠的各项款项待涉案饭店拆迁以后予以偿还。通过该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王国强一直对涉案饭店拆迁补偿认为应当补偿给自己，且第三人胡振荣也认可，但是上诉人对于胡振荣私下所做的工作却一概不清楚，导致了今天诉讼的产生。③2008年和2014年两个时间段山野地锅村的照片8张，通过该照片可以看出涉案饭店的主体是陈旧的，没有进行翻建，扩建部分仅仅有钢结构，也就是说通过照片显示可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涉案饭店并没有进行翻建，没有进行翻建的部分包括砖混部分以及板房部分均为上诉人承建，该部分却由被上诉人以一纸协议划为他们所有，严重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胡宁、李萌质证意见为：①营业执照系复印件，对三性均不予以认可，且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该组证据与上诉人确认建房协议和分割协议无关。②对该起诉状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应当提供判决书，并不能以当事人的陈述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据与第三人沟通，此笔借款是发生在2012年之前上诉人王国强离开饭店前所欠款项，此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③对三性均不认可，从照片上看，不能证明房屋在征收前房屋的现状，并且上诉人于2012年之前已离开饭店，对照片来源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周明质证意见为：同意胡宁、李萌的意见。原审第三人胡振荣质证意见为：同意胡宁、李萌的意见。证据二起诉状的欠款发生在2012年之前是真实的。对上诉人王国强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除上诉人王国强提交上述证据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系“合同纠纷”项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项下之案由。根据当事人诉请，本案中上诉人王国强诉请主张确认无效的是“周明、李萌、胡宁于2014年6月6日签订的《建房协议》及周明、李萌于2017年11月18日签订的《分割协议》”，据此，分析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本案系非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形，不仅要求合同的相关内容与该非合同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请求确认合同效力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仅限于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此为标准，上诉人王国强主张无效的《建房协议》约定“由李萌出资建房大厅200多平方米”“大万西也废品收购站所有面积约800平米也由李萌出资建造”“山野地锅村所有大棚由李萌所建”“山野地锅村二楼所有房屋属李萌所围”“如遇拆迁，李萌所建的房屋及大棚的赔偿款由周明和李萌各百分之五十分配，丙方（即胡振荣）无权过问，只有使用权”；而周明、李萌于2017年11月18日签订的《分割协议》则约定“按周明、李萌2014年6月签订的建房协议分割”，周明、李萌并根据上述《分割协议》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据此，上述《建房协议》、《分割协议》确认的均是“李萌出资所建部分”的权益，结合各当事人及证人陈述，特别是被上诉人周明的陈述“地是单位（市政管理处）的，我从市政管理处经营科租的……后来胡振荣说要扩大经营，改善经营环境，给我说要让她的堂妹来出资盖房，为明确遇拆迁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就签了建房协议”，即《建房协议》、《分割协议》约定处分的是“李萌出资所建部分”的权益。因案涉房屋已经被拆迁，上诉人王国强不能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其所建的房屋在拆迁时仍存在，其历经原一审、原二审、重一审、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身份因素本身证明效力较低，且存在明显矛盾性，结合其提交的其他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其经营期间所建部分未因损害被改建或足以推翻“李萌出资所建部分”的真实性。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上述《建房协议》、《分割协议》损害其利益，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不能仅因其与原审第三人胡振荣曾经的夫妻矛盾纠纷便足以认定其质疑的“恶意串通”，且该《建房协议》、《分割协议》已经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对拆迁补偿利益分割完毕。据此，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东平审判员  杜演文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