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初字第00145号 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潘爱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涛，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军，该公司副总裁。 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楼F座5层505B室。 法定代表人王福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荣祥，北京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凤凰苑公建区（西区）办公楼A座2301A+2301B。 法定代表人韩家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鸿午，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霁霁，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宋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侯秉，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玉贵，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15楼。 诉讼代表人姚贵平，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妙财，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阚萍，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3608室。 法定代表人宋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成明，江苏文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恒，江苏文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恩上路33号2楼。 法定代表人王宪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承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未名）与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富公司）、被告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恒公司）、被告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昌公司）、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被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第三人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港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5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新富公司与被告平安银行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2012年10月6日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被告新富公司与被告平安银行不服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裁定，将案件移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认为对案件并无管辖权，逐级报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2014）民立他字第47号通知，指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5月7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晓君、代理审判员李诚、代理审判员韩小安组成合议庭，后变更为由审判员陈晓君、审判员吴岚、代理审判员李诚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15年8月5日、11月13日两次组织庭前会议，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北大未名委托代理人姜涛，被告新富公司委托代理人徐荣祥，被告德恒公司委托代理人张鸿午、吴霁霁，被告申昌公司委托代理人侯秉、丁玉贵，被告平安银行委托代理人陈妙财、阚萍，被告神州数码委托代理人张成明、周恒，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承斌、金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大未名诉称：生物港公司于2001年7月26日由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及北京金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公司）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金为1亿元人民币，其中新富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德恒公司认缴出资3500万元，申昌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金冠公司认缴出资1500万元。金冠公司于2004年2月6日被注销。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生效判决），生物港公司应赔偿北大未名各项损失41220424.85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生物港公司逾期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项下的赔偿义务，还应当自2011年11月1日起向北大未名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生物港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北大未名于2011年11月29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被执行人均无财产可供执行，致使强制执行无法继续进行。 根据北大未名在诉讼期间掌握和了解的情况，生物港公司注册资本金虽高达1亿元，但根本是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和金冠公司投资成立的一个空壳公司。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在向生物港公司缴付出资后，在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光电信，后变更为神州数码）的帮助下，已将各自的出资全部抽逃。因此，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应当依法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深发行）下属一级支行深发行香蜜支行作为生物港公司开立验资账户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知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与金冠公司正在新设公司，却为德恒公司及金冠公司分别开具3500万元、1500万元的虚假银行进账单，帮助生物港公司通过验资机构的验资，且在生物港公司设立验资程序中，违规为生物港公司发放注册资本金贷款，帮助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及金冠公司设立注册资本金虚假的公司，严重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故应当依法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深发行香蜜支行已被撤销，其补充赔偿义务应当依法由其上级单位深发行即本案被告平安银行承担。 神州数码（原太光电信）作为新富公司和申昌公司的关联公司，在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设立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向深发行申请贷款，帮助德恒公司及金冠公司完成向生物港公司缴付认缴出资的义务，且在第三人完成工商登记验资程序后，又帮助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抽逃出资，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应当依法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请求判令：一、新富公司在4000万元本息的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41220424.85元赔偿义务及逾期给付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德恒公司在3500万元本息的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申昌公司在1000万元本息的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平安银行、神州数码在5000万元本息的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与第三人共同负担。 2015年11月13日庭前会议中，北大未名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一、新富公司在其抽逃4000万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不能清偿的41220424.85元赔偿义务及逾期给付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对新富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二、德恒公司在其抽逃3500万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对德恒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三、申昌公司在其抽逃1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对申昌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申昌公司在其提供的4500万元验资帮助资金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五、平安银行在其提供的4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六、神州数码在其提供的2500万元验资帮助资金贷款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七、神州数码在其帮助转移、抽逃的9660万元注册资本金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生效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八、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平安银行、神州数码和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共同负担。 新富公司辩称：1、新富公司参与生物港公司虽为王宪平违背新富公司意志所为，但新富公司依法缴付出资并未抽逃该缴付的出资。王宪平与新富公司董事长王福生发生矛盾，生物港公司成立后，新富公司对其发展不抱希望，亦未关注和参与经营活动，未授权王宪平行使任何与新富公司股东身份相关的权利。王宪平于2002年7月辞职离开新富公司，10月被免去董事职务；2、北大未名认为新富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抽逃资金不成立。新富公司向生物港公司缴付全部出资，并在该公司成立后一并划入基本账户，由该公司依法支配，新富公司也无权动用。北大未名所称的抽逃行为与新富公司无关，相关主体均具备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生物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非代表新富公司，新富公司未参与北大未名诉称的抽逃行为，且该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尚无有效证据证明，不能确定。该行为即便真实发生，其本身也不具备利用关联交易抽逃资金的构成要件；3、北大未名并无证据证明在生效判决中的生物港公司、北京东方达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博公司）、王宪平均无财产可供执行。北大未名并无向该案债务人追索债务的真实意愿，新富公司有理由怀疑北大未名提起本案诉讼系其与生物港公司及王宪平串通做局，试图从新富公司攫取不当收益；4、生物港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没有清算。故北大未名应当将生物港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的股东追加为生效判决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由上述股东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清算责任。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等待上述股东对生物港公司的清算结果；5、新富公司缴足出资，并在2003年9月将所持生物港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新富公司转让出资后与生物港公司再无法律关系，且新富公司与北大未名亦无法律关系，北大未名对新富公司提起诉讼不适格。综上，请求驳回北大未名的诉讼请求。 德恒公司辩称：1、德恒公司不认可北大未名提交的证明德恒公司抽逃出资证据的真实性。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即使证据可以证明其内容，也仅仅说明有一笔借款打到了太光电信的账上，也不能证明该笔资金最后到了德恒公司账上；2、德恒公司没有参与生物港公司的任何管理行为，对生物港公司的资金运转完全不知情，不能控制，不能施加影响，即使北大未名的证据可以证明抽逃资金，也不能证明德恒公司参与其中；3、涉案生效判决的贷款的还款期是2005年，而在2003年德恒公司就把其在生物港公司的股权完全转让，所以该笔涉案贷款与德恒公司完全没有关系；4、在生效判决中，北大未名应该要求生物港公司和保证人来承担还款责任，德恒公司即使有责任也是补充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北大未名对德恒公司的诉讼请求。 申昌公司辩称：1、申昌公司从深圳市太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光科技）变更而来，并经历过多次股权转让，目前为新股东收购，对北大未名所述抽逃出资，申昌公司未参与且不知情；2、证据上来看，申昌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足额缴纳了出资额，并经验资，履行了出资义务，之后也未抽逃出资款，北大未名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申昌公司抽逃了出资。第三人生物港公司成立后作为独立的法人，有独立的人格权和财产权，有权自主与他人进行资金往来。申昌公司仅是最小股东，对其资金往来不知情，更不能认定相关款项系抽逃出资；3、另外从北大未名证据的来源看，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宪平，有帮助北大未名起诉之嫌，而生物港公司恰恰是北大未名的主债务人，王宪平是主要责任人，申昌公司怀疑相关证据的正当性及合理性。请求驳回北大未名的诉讼请求。 平安银行辩称：1、北大未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如其所述生物港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中北大未名一方面主张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设立时各股东虚假出资，又主张各股东出资后抽逃出资，明显自相矛盾；2、原深发行所发出的是流动资金贷款，并未发放注册资本金贷款。本案中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设立时有关各股东账户内均有足额资金用于出资，各账户之间的资金流转也前后衔接，有关转账、授权等手续完备，且在原深发行出具询证函时，第三人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存款余额为1亿元。同时，工商登记资料反映，第三人生物港公司有多项对外投资和其他资产。上述情况均可证明各股东对第三人生物港公司的出资真实、足额、到位。原深发行根据真实交易和实际情况制备的进账单、询证函等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原深发行并未开具虚假银行进账单，生物港公司各股东出资真实；3、任何一家公司均可在多家银行内开立多个结算账户，且货币属于种类物，在贷款资金进入结算账户后其已经与贷款人的其他货币资产融合，而不能讲贷款账户内的资金直接等同于贷款资金，也就不能仅凭涉案贷款账户和相关当事人在原深发行的其他账户之间的资金流转来认定涉案贷款被申昌公司用于第三人生物港公司的设立，更不能认定原深发行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系为申昌公司设立第三人生物港公司提供帮助；4、根据第三人生物港公司的内部记账凭证和原深发行提供的相应转账凭证，第三人生物港公司与神舟数码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基于借款等法律关系产生的正常经济交往。同时如上所述，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设立后进行了大量的对外投资并拥有其他大量资产，可见第三人生物港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用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存在北大未名所谓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情形。原深发行并未参与抽逃出资行为，北大未名无证据证明原深发行有过错，原深发行仅仅是依法依规，按照指令转账结算。5、即便法院认定申昌公司的贷款用于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设立，以及第三人生物港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原深发行也并未在明知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帮助（1）各公司对其在原深发行开立的账户以及账户内的存款均享有完全自主支配的权利，有关出资、借贷及归还贷款、第三人生物港公司注销验资账号及涉案各账户间的资金流转等均系各公司自主行为，且有关手续合法完整，原深发行香蜜支行柜台服务人员也必须按照各公司的指令办理相关业务。另一方面，根据有关借款借据，原深发行布吉支行需向申昌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贷款资金发放后，申昌公司有权自主支配，对于贷款的收回，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赋予原深发行对还款资金来源审查的权利、义务。且根据贷款通则及2010年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即便申昌公司将该贷款用于股本投资，责任人也是企业，银行无需对企业的自主行为负责。此外贷款通则第71条也规定了贷款人用贷款进行股本性投资应当承担的后果和责任，所以即便申昌公司有上述行为，也会刻意隐瞒不会让原深发行知晓。（2）原深发行发放的涉案贷款的债务人系申昌公司，并非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因此，该笔贷款的发放和收回也不可能导致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可以成立或因此给北大未名造成损失。（3）上述事实既说明了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和布吉支行办理相关业务的行为合法、有效，不知道也不能知道申昌公司和相关股东存在相关违规意图和行为，更没有在明知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帮助；6、根据法[2002]21号通知等规定，平安银行均应在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及其他当事人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且仍不能清偿的责任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北大未名需对其作为国有企业且未履行对外担保审批等相关程序以及其提供反担保系基于对达博公司、王宪平等的信任和其直接的关联关系等过错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应当在平安银行的补充责任范围内考虑北大未名的过错，免除平安银行的责任。7、关于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第2、7条，北大未名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涉案贷款发放、收回及第三人验资等均发生在2001年，当时原深发行的档案管理制度并不完善，也没有电子存储系统。2012年深发行与平安银行合并，大量纸质资料和有限的电子数据需要交接。上述情况均可导致平安银行无法调取贷款合同开户资料等的客观原因，而并非平安银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平安银行提交的相关资料已足以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且该组材料之间可以相互印章，形成了完整证据链。即使调取到了目前缺失的资料，作为银行业务文件不会存在约定为注册资本金贷款的违规行为。因此本案中不能因借款合同、开户信息无法提供来认定证据内容不利于平安银行，并否定其他证据的证明效力。8、平安银行参与本案的诉讼于法无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请求驳回北大未名对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 神州数码辩称：神州数码不是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对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不知情，更不存在协助抽逃出资的意思表示。1、北大未名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唯一能够与诉请有关的是最高院的法释[2011]3号公司法规定三第15条，在新公司法修改后，最高院发布了法释[2014]2号文第10条，明确规定删除法释[2011]3号公司法解释三第15条，法释[2014]2号文第13条还规定，该文实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法释[2014]2号文；2、北大未名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按照法释[2011]3号公司法解释三第15条，如果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必须符合：股东存在抽逃行为，第三人存在协助垫资行为，且股东与协助垫资的第三人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或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第三人。所以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角度，北大未名的诉请都不应当得到支持。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北大未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北大未名对生物港公司享有债权本金41220424.85元；如生物港公司未在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立案材料收取清单、受理案件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证明北大未名已对（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由于被执行人均无财产，执行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执行裁定书载明终结执行。 3、公司注册情况说明，证明生物港公司资本金1亿元人民币，均为货币出资，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和金冠公司为其发起人股东，新富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德恒公司认缴出资3500万元，金冠公司认缴出资1500万元；生物港公司在完成公司设立验资程序后，立即将其注册资本金中的9660万元划转到太光电信的账户，用于退还股东出资和归还银行贷款；股东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和金冠公司在生物港公司的出资已全部抽逃；太光电信在第三人设立过程中，存在法律规定的帮助他人成立注册资本金虚假的公司及帮助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原深发行在第三人设立过程中存在法律规定的帮助他人成立注册资本金虚假的公司的违法行为。 4、验资报告，证明第三人生物港公司验资时根据深发行出具的四张银行进账单及银行询证函完成的；生物港公司设立的验资账户开立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户号86×××50。 5、记账凭证，证明第三人生物港公司内部财务记账载明收到发起人股东入资形式为出票日期均为2001年7月19日的原深发行四张银行进账单；原深发行开具的四张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载明新富公司、德恒公司、申昌公司在原深发行均开立有银行账户；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完成设立验资程序后，对验资账户销户，后将1亿元注册资本金全部转入生物港公司结算账户；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开立票号为11218476的原深发行转账支票，将4500万元注册资本金划转给太光电信，支票存根上载明转款用途为往来；2001年8月13日，生物港公司开立票号为11218726的原深发行转账支票，将5160万元注册资本金划转给太光电信，支票存根上载明转款用途为往来款。 6、企业信息，证明申昌公司、生物港公司均为新富公司控制下的关联公司。 7、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生物港公司1亿元注册资本金全部被抽逃。2003年7月23日，金冠公司以1元的对价将其在生物港公司的15%的股权1500万元转让给达博公司。2003年9月24日，新富公司以1元的对价将其在生物港公司40%的股权4000万元转让给达博公司。2003年11月14日，德恒公司将其在生物港公司35%股权3500万元平价转让给北京兴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对价支付方式为3500万元现金支付。 8、生物港公司询证函及北京耀华健康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公司，原为兴邦公司）复函，证明德恒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关于生物港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为零转让，并不存在3500万元股权转让给付的事实。 9、生物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协议书,证明公司各股东认缴股份情况。 10、工商登记档案一组，证明在生物港公司成立时，新富公司、太光科技与生物港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档案显示新富公司持有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惠俱乐部）80%的股份，而德惠俱乐部持有太光电信15.95%的股份，新富公司是太光科技的法人股东，持有51%的股份；太光科技是太光电信的法人股东，持有24.32%的股份；新富公司的法人股东北京新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唐建筑）是太光电信的法人股东，持股23.05%的股份。综上，新富公司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在2001年在生物港公司成立时持有太光科技、太光电信的股份，即太光电信也是直接受新富公司所控制的。 新富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生物港公司是独立民事主体，其在民事活动中的债务与新富公司无关。该判决书中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活动与新富公司均无关。生效判决中有三个债务人，而北大未名在该案中提供反担保的行为存在问题；证据2，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清楚北大未名对哪些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生效判决中三个债务人均无可供执行财产，没有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材料和查封冻结材料，怀疑北大未名是否有向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意愿。假设债务人确无可供执行财产，那么生物港公司的债务也与新富公司无关；证据3，该情况说明是生物港公司单方陈述，不是证据，不认可其客观性。新富公司按规定缴付出资，没有抽逃资金的行为。生物港公司与北大未名是关联主体，有利害关系，该说明不能采信；证据4，真实性认可，说明新富公司缴付出资，手续合法有效；证据5，对2001年7月19日第32号、2001年8月8日第33号、2001年8月8日第42号、2001年8月13日的记账凭证及附件支票存根真实性、客观性不认可。2001年8月8日和8月13日两张记账凭证的摘要与附件支票存根用途内容不一致，没有银行转账凭证。即便该两份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抽逃资金行为，不能证明是否向太光电信支付款项。对于2001年7月19日四张银行进账单、三张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和2001年8月8日原深发行销户通知书、特种转账借方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上述真实有效的银行凭证均可以证明，新富公司全部出资于2001年8月8日从临时设立的出资账户转入公司基本账户，新富公司出资后，生物港公司与新富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证据6，其中工商登记档案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太光电信2001年度报告摘要不认可。新富公司是太光科技和德惠俱乐部的股东，太光科技和德惠俱乐部均是太光电信的股东，但新富公司不是太光电信的股东，也不是太光电信的实际控制人。新富公司不是生物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新唐公司和北京市富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新富公司发起股东，但二公司在2000年6月23日退出新富公司。上述材料不能证明新富公司实际控制生物港公司或太光电信，也不能证明新富公司参与了生物港公司与太光电信之间的交易；证据7,2003年7月21日至23日、9月23日至10月24日以及11月10日至11月14日，金冠公司、新富公司与达博公司以及德恒公司与兴邦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均认可，上述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德恒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经过该公司八家股东同意；证据8，复函内容不认可。耀华公司200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其已失去信誉，陈述不足采信。耀华公司是生物港公司的股东，生物港公司是北大未名的关联企业，故耀华公司与北大未名、生物港公司之间均具有利害关系。北大未名能够找到耀华公司发送询证函，更为奇特的是还能得到复函，且内容对耀华公司及其子公司均不利，因此只能说明耀华公司与北大未名之间有默契，是耀华公司帮助北大未名做局。如果事实真如耀华公司所称德恒公司与其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则两主体应当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耀华公司应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对于证据9、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新富公司占生物港公司40%的股份，新唐建筑在1999年10月10日就退出了新富公司，到2003年10月期间新唐建筑不是新富公司的股东。不认可北大未名的证明目的。 德恒公司质证意见：基本同意新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不确认；证据2，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不确认。对执行裁定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上反映出是北大未名提出申请才终结执行，而不是法院用尽了所有的执行方法未找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才终结执行；证据3，只是生物港公司的单方陈述，不予确认。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5，证明德恒公司出资部分的证据没有异议，因为其有验资报告佐证，且经过审验，对于另外四份记账凭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法确认；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7，德恒公司的股权转让可以确认，对其他人无法确认。对生物港公司股权转让时有无股东会决议无法确认，2003年7月21日生物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公章不是德恒公司的公章，9月23日股东会决议上的公章也不是德恒公司的公章，2003年11月10日上的公章也不是德恒公司的；证据8，事实予以确认，转让的对价与本案并无关联。对于证据9、10真实性没有异议，德恒公司与本案其他当事人没有股权关系、人员关系，也没向生物港公司派出过人员。 申昌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对判决书、执行立案清单和通知书并不知情，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2，北大未名曾于2012年6月7日提出过撤回执行申请，2014年6月2日北大未名主动提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北大未名并没有积极主张执行权益，且无法证明生物港公司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从而导致法院依职权终结执行的后果。故对北大未名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生物港公司早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但突然于2011年出具该说明，从证据来源看，完全是为帮助北大未名起诉而制作出具，有理由怀疑生物港公司与北大未名恶意串通损害股东权益，其目的可能是生物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为逃避自身责任而将还款义务转嫁给其他股东，从内容上看2011年8月8日其转给神州数码4500万元，也无法与新富公司、申昌公司合计出资5000万元相对应。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另外该证据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认；证据4，真实性认可，申昌公司已履行出资义务；证据5，从证据来源和北大未名现在持有生物港公司财务原件来看，生物港公司有帮助北大未名诉讼之嫌，申昌公司对神州数码与生物港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清楚，即使存在，从形式上来看，该财务凭证上记载的项目是往来款，就是借款，在财务凭证对款项性质记载清楚的情况下，并没有因此降低生物港公司净资产也没有增加生物港公司债务，从资产负债角度来看，没有降低生物港公司的偿贷能力，与抽逃出资降低公司偿贷能力有本质区别；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相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案无关，另外神州数码与生物港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其双方关联交易存在合理性，故北大未名所述抽逃出资的情况并不存在；证据7，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不能因为对外转让股权就说明抽逃出资，如果该逻辑成立，那么申昌公司事实上自始至终就没有转让股权，是否就说明申昌公司没有抽逃出资。另外股权转让是一种商业行为，有复杂的商业目的，故转让价款的多少自有其商业目的，与本案无关；证据8，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耀华公司2009年被吊销执照，法定代表人同样为王宪平，该司2012年出具该复函，从证据来源看，同样是耀华公司、王宪平为帮助北大未名而出具的。对于证据9、10真实性没有异议，相关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即使存在股权关系、相关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也与本案抽逃出资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性。相反因其关联关系，相关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当性。 平安银行质证意见：证据1，上述证据与北大未名要求平安银行承担补充责任的诉求无关。且平安银行与该材料反映的纠纷无任何关系也毫不知情，因此对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在生效判决中还有达博公司、王宪平，就算平安银行还要承担责任，也要在上述达博公司、王宪平已经承担责任，且无财产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证据2，北大未名提出过撤回申请执行，2014年6月2日北大未名主动提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北大未名并没有积极主张执行权益，法院的终结行为显得无可奈何；证据3，形式上不属于证据。生物港公司在2009年4月1日已经吊销，之后只能从事清算业务，无权出具证明。证明上没有任何人签字。如神州数码在签名质证中提到的生物港公司和北大未名之间的通过起诉判决执行等等所反映出的利害关系，因为该利害关系，依法不应采纳。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特别是在资金来源的表述里面，完全靠猜测而出具。结合证据4、5、6都是本案当事人自身的原件，来源并不清楚，所以对三性不予确认；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充分证明了生物港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真实，平安银行依据真实的进账单出具询证函的做法合法合规，不存在北大未名所谓的出具虚假进账单的情况；证据5，再次对北大未名取得和持有生物港公司内部记账原件的情况存在疑问，对其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有关银行进账单所反映的交易情况确认存在，但应当以银行出具的原始记账凭证为准，且其中的三份进账单足以证明出具验资款，验资款从验资账户转入结算账户，以及将部分款项以往来款或借款的名义支付给神州数码，均系生物港公司的自主行为，与银行无关，不能证明北大未名所谓的银行协助抽逃出资的主张；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求平安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求，该证据与平安银行无关；证据7，因该交易平安银行均未参与，并不知情，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其转让是真实的，也同样不能证明存在北大未名所谓的抽逃出资，更与其要求平安银行承担责任的诉求无关；证据8，不予确认，理由同申昌公司质证意见。同时，耀华公司出具可能导致其法律责任的复函不合常理，更加证明确实存在北大未名与王宪平等有合谋而制造本案纠纷索取不正当收益的嫌疑；证据9、10与平安银行无关，真实性不发表意见。 神州数码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也无异议。关联性上，法院于2011年4月8日受理案件，开庭在2011年9月1日，判决在2011年9月21日，然后北大未名于2011年11月29日申请执行，法院2012年1月4日立案执行，北大未名2012年6月7日撤回执行申请。生物港公司在2011年11月20日主动向北大未名出具了一份公司注册情况说明，从生效判决的庭审情况看，审理中生物港公司对于北大未名的起诉没有任何对抗行为，综上可以看出北大未名与生物港公司配合密切，故意串通逃避责任，将相应的损失和后果引向本案的被告。希望北大未名能把证据3、4、5的交接情况说清楚，因为正常情况下，生物港公司不应该出具这样一份材料给北大未名，但是作为本案第三人出具了该材料不正常，怀疑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虽然载明的时间是在2011年，但章是很新鲜的，做出的时间应当是在1年之内。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于其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抽逃出资的行为及证明目的。对于其余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于其关联性，不能证明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现在的神州数码的管理人员对于太光电信被收购以前的情况不清楚，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7，神州数码不是股权协议的当事人，真实性不清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8，神州数码不是当事人，不清楚相关情况；证据9、10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生物港公司、新富公司、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四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本案的诉请不存在关联性。 生物港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2，真实性和关联性、合法性都无异议。生物港公司确实已无财产可供执行；证据3、4、5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也认可；证据6、7、8证据三性均认可。现在生物港公司的状况是公司于2009年被吊销，没有任何具体资产，除本案外，公司还有另外一笔债务，相对方为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普天公司）。2008年之前有年检报告及财务报告，公司将部分财务凭证在2011年的时候交给了北大未名。工商档案的真实性认可。 新富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以下证据： 1、生物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包括名称预先核准文件、公司章程（2001年）、股东协议书，证明生物港公司成立时股东签署的文件。2015年7月10日补充证据，证明公司出资设立及验资过程是合法的。 2、生物港公司2002年至2004年度年检报告，证明2002至2004年度生物港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3、耀华公司登记基本信息，证明其早在2009年吊销执照。 4、生物港公司登记基本信息，证明生物港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清算。 5、生物港公司的公司章程，证明生物港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前的最后一份公司章程中股东为三个，包括耀华公司（35%）和太光科技（10%）。 6、北京大平石油制品工商登记基本信息，证明生物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博恒于2011年8月16日名称变更为北京大平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7、北大未名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证明北大未名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陈章良，之后潘爱华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8、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登记档案资料。 9、唐山怡安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证明2001年8月华鼎药业入股唐山怡安，2004年10月中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北京科兴全资股东；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同时任唐山怡安董事长。 证据7、8、9证明北大未名、唐山怡安、华鼎药业、生物港公司、北京科兴等均存在关联关系。 10、太光科技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证明2002年7月11日太光科技免去王宪平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任命陈怀志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11、新富公司工伤登记档案资料，证明王宪平在2002年7月从新富公司辞职，新富公司于2002年10月20日免去王宪平董事职务。 12、生物港公司与普天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和授权书一份，证明2002年12月26日北大未名委托主债务人生物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宪平为代理人与普天公司协商签订《反担保合同》。说明北大未名在债务形成过程中有过错。也说明王宪平与北大未名、生物港公司有关联关系。 补充证据1：2001年7月5日《中信实业银行电汇凭证（回单）》及《资金调拨申请单》，证明2001年7月5日新富公司向太光科技汇款3000万元，用于对生物港公司的出资；新富公司与太光科技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合法正常的行为。 补充证据2：2001年11月2日《华夏银行电汇凭证（回单）》及《资金调拨申请单》，证明2001年11月2日新富公司向太光科技汇款837万元，往来款；新富公司与太光科技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合法正常的行为；新富公司并无北大未名所称的抽逃资金行为。 北大未名对新富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真实性认可，有一定的关联性，新富公司对生物港公司有4000万元出资义务。对于公司关联性问题，法律有明确规定。北大未名与生物港公司同时是北京科兴的股东，仅此而已，北大未名与生物港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也不存在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关于耀华公司，确实已被吊销执照，但也只是不能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不能否定它对外出具文件的法律效力。补充证据1备注中列明资金用途为生物港公司验资，但资金本身没有直接进入验资账户而转入申昌公司，这笔3000万元资金及神舟数码的2500万元就是为了用于向平安银行贷款时提供质押担保。 德恒公司对新富公司的证据无异议，认为生物港公司2002年到2004年的公司年检报告显示，其三年间净资产均在9000万元以上，2003、2004两年对外投资都在7000万元以上，不存在北大未名所说的空壳公司的情况。其他证据反映的情况与北大未名所说的抽逃出资的情况相矛盾。认为补充证据与其无关。 申昌公司对新富公司的证据无异议。对于补充证据，《资金调拨申请单》是新富公司内部文件，不发表意见。电汇凭证来看，无法看出其与本案出资行为的关联性，可能是正常往来。 平安银行对新富公司的证据无异议。对于证据1中体现的3000万元汇款，与平安银行提交的申昌公司的流水相印证，对该款项流转予以认可。 神州数码公司对于新富公司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关联性同意德恒公司的意见，从净资产的情况反映出不存在空壳公司的情况。证据3也证明北大未名证据8不合法。其余证据不清楚情况，不发表意见。补充证据不了解情况。 生物港公司对于新富公司提供的证据1-12真实性均认可。对补充证据不发表意见。 庭审后，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宪平至本院对本案相关情况进行陈述，王宪平称：本人现就职于达博公司，任董事长。生物港公司成立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新富公司的副董事长和太光科技的董事长。生物港公司设立的过程，当时本人与新富公司的董事长王福生商量在深圳设立生物港公司，找了几个股东，一个是本人的同学韩家乐主持的公司就是德恒公司，还有太光科技、新富公司、金冠公司。德恒公司只出名不出钱，太光科技、金冠公司都是新富公司控制的公司。金冠公司是新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由自然人代持股份。太光科技是新富公司控股，新富公司从李金龙手里收购，给他留了些股份。对于资金来源，当时新富公司把钱给了太光电信，打过去了一笔资金大概是4500万元或者5500万元。首先新富公司和太光电信把总计5500万元打到了太光科技的账户上，太光科技用自己账户里的5500万元质押向原深发行贷款4500万元。这个过程本人清楚，也同意这样做。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总计1亿元的资金来验资。后来太光科技把其他三个股东的出资款分别打到了他们的账户里，就完成了出资和验资。上述过程原深发行是知道的，当时是太光科技的龚军和陈建明去办理的。本人作为新富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授权人对出资过程是清楚的，金冠公司事实上是新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也是清楚的。德恒公司对于出资过程应该是清楚的，当时可能派了一个叫安晓峰的来处理德恒公司的出资事项，他在生物港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就回去了，本人不清楚德恒公司有无授权安晓峰处理出资事项。案涉的几个公司在原深发行开户的过程是陈建明办的，具体本人不清楚。对于德恒公司和新富公司在原深发行留下的印鉴卡上本人的人名章真实性予以认可，因为当时本人是新富公司的授权代表，为了资金安全，德恒公司和新富公司的出资账号就留了本人的人名章，由我们来控制。对于生物港公司完成验资后的8月8日转出的4500万元的资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是还贷款的这笔钱就是当初为了验资而借的那笔。太光电信、太光科技对于生物港公司转出资金过桥的情况是清楚的，因为太光电信和太光科技就是一拨人管理的两个公司，其中有李金龙、李金禄兄弟，陈怀志在两家公司交叉任职，陈建明即是太光电信的财务总监，又控制着太光科技的财务，他和陈怀志也都在生物港公司任职，并且太光科技就是用这笔钱还款的。对于8月13日生物港公司打给太光电信的5160万元再转给金冠公司的这笔资金情况，本人是清楚的，因为新富公司本来想把这笔钱抽回去，它通过金冠公司把钱转出，目的是为了到二级市场做股票，新富公司当时通过关联公司持有太光电信的非流通股，又通过金冠公司去购买太光电信的流通股。太光电信和金冠公司对于抽回资金都是清楚的，新富公司也是明知的。 根据神州数码要求王宪平出庭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组织补充调查，并向王宪平及本案各当事人均发送传票，王宪平未到庭。 针对王宪平在笔录中的陈述，北大未名认为，对真实性、关联性认可，王宪平对于生物港公司设立过程中相关问题的陈述直接还原了真实情况，其陈述应当视为新富公司、申昌公司和生物港公司的自认。王宪平的陈述证明新富公司利用关联公司金冠公司将其对生物港公司的4000万元出资全部抽逃，生物港公司设立时，德恒公司没有实际出资，其出资款来源于平安银行的4500万元贷款，也说明平安银行对于申昌公司4500万元贷款用于生物港公司验资是明知的，其关于质押物资料查找不到的陈述是虚假的。同时也证明2001年7月生物港公司设立时，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和生物港公司由同一管理人员操纵和管理，新富公司作为其实际控制人，主导操作了生物港公司入资及抽逃的全过程。 新富公司认为，王宪平是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证人资格，其陈述属于第三人单方陈述，不具有客观性是虚假的。王宪平是（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一案所涉主债务的连带保证人，也是另一保证人达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该案中北大未名反担保合同的代理人，该案所涉资金用于王宪平控制的别墅项目，属于合同欺诈。因此，王宪平为了自身利益，向法庭做虚假陈述，试图将欠债转嫁他人，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北大未名与王宪平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故对于其陈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不认可，新富公司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金冠公司与新富公司没有出资和被出资关系，太光电信的行为与新富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太光科技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行为与新富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王宪平称太光科技向平安银行贷款用于生物港公司出资，新富公司对此不知情，也未授权太光科技或王宪平向平安银行贷款，不存在王福生的授权委托。德恒公司的行为与新富公司无关。2001年7月5日新富公司向太光科技汇款3000万元是履行出资义务，2001年11月2日的837万元也是出资款，至于王宪平所称其他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安排和周转与新富公司无关，新富公司不知情也未参与。生物港公司打给太光电信5160万元以及转给金冠公司和转出款项的行为，与新富公司无关。 德恒公司认为，调查笔录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由法院核实，但因系王宪平单方陈述，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提请法庭注意关联性。德恒公司对生物港公司出资具体过程不清楚，生物港公司设立前，王宪平找到韩家乐，介绍了生物港项目及设立公司的设想，德恒公司表示在考察后才能决定是否参与生物港公司的设立，由于王宪平急于设立生物港公司，因此提出由其先办理出资事宜，并进行工商登记，在德恒公司对项目考察后在确定是否投资，因此公司的出资过程，德恒公司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才了解的。德恒公司派遣副总经理安晓峰前往生物港公司，是对王宪平介绍的生物港项目进行考察，并非处理德恒公司出资事宜。且考察后认为土地问题难以解决，项目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德恒公司不准备投资，并向王宪平表示不再参与生物港公司任何事宜，并于2003年11月10日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了王宪平控制的兴邦公司。德恒公司只是先行签署了设立生物港公司的部分文件，并非只出名不出钱，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德恒公司已经完成了对生物港公司的出资，德恒公司并未抽逃出资。 申昌公司认为，对于王宪平所陈述内容真实性不认可，王宪平将自己作为旁观者，没有顾忌其身份和责任，对案涉公司、经办人、金额等情况脱口而出，与北大未名诉称完全吻合，有恶意串通的嫌疑。其将责任推给其他被告，对自己的行为闪烁其词，因此其谈话内容缺乏客观性，不应当认可。关于8月8日生物港公司发生的4500万元款项的定性，王宪平称是为了归还验资而借的4500万元，对此，申昌公司不认可，目前无法证明申昌公司从平安银行贷款4500万元是为了验资，即便如此，贷款主体是申昌公司，与生物港公司无关，因此上述4500万元不应定性为贷款，只能认为是神州数码与生物港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具体法律关系不明。即便申昌公司归还的4500万元贷款从账户反映确实来源于太光电信，但申昌公司与神州数码之间往来即使认定为借款关系，法律上也不能认定申昌公司归还的4500万元就是申昌公司从神州数码处取得的4500万元，更不能认定是神州数码从生物港公司处取得的4500万元。王宪平表示知晓相关事实经过，也不能简单推定包括申昌公司在内的相关被告也知晓相关事实，即使考虑王宪平的职务身份，但其行为不再为申昌公司利益，应当认定为个人行为。 平安银行认为，王宪平与达博公司、北大未名、生物港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他们有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以达到协助北大未名不正当收益的目的。（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案件中达博公司和王宪平对生物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本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旦执行则债务消灭，达博公司和王宪平的连带责任也消灭了。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北大未名自认未能执行到任何资产，也没有对王宪平采取执行控制措施，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笔录中王宪平称平安银行知晓贷款目的和还款来源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佐证，其声称是他人办理的贷款手续，那么他如何确定平安银行知晓申昌公司贷款用来出资？故这是他自己的猜测，不应采信。 神州数码认为，王宪平的谈话笔录中王宪平使用猜测、推断及评论性语言。本案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事隔15年之久，王宪平记忆衰退，记不清楚，证言真实性存疑，且没有书面证据佐证，因此其证词只能作为证据线索使用，不宜直接作为证据采信。 2016年5月19日补充调查中，神州数码当庭补充如下证据：1、2000万元的支票存根（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太光电信于2001年12月30日,向生物港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人民币，用途为往来。2、太光电信记账凭证（提供手机拍摄照片）一份，以证明2001年11月20日太光电信向生物港公司支付76万元，上述证据表明生物港公司与神州数码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属于正常业务往来。 对于神州数码补充的证据，北大未名认为其逾期提交，不是新证据，应当不予质证，且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神州数码本身不是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其与生物港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与生物港公司发起人股东抽逃出资无关。生物港公司9660万元注册资本金通过神州数码中转后抽逃，相关票据凭证完整，形成证据链。 新富公司、申昌公司对于神州数码补充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 平安银行质证认为，对支票存根和记账凭证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认可，结合北大未名提交的生物港公司内部记账凭证，充分证明了太光电信等与生物港公司之间一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且系基于借款等法律关系产生的正常经济交往，太光电信并未抽逃出资。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生物港公司对北大未名的债务 2011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大未名与生物港公司、达博公司、王宪平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作出（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生物港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亿元未偿还，普天公司在履行了担保责任后有权依据《反担保合同》要求北大未名承担反担保责任，现北大未名履行了反担保责任，其有权根据《偿债协议书》要求生物港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并要求达博公司、王宪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北大未名已经支付普天公司的37949565.47元以及执行费、评估费359696元，生物港公司应当予以赔偿。遂判决：一、生物港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北大未名38309261.47元；二、生物港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北大未名支付上述第一项赔偿款的违约金（自2009年6月1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止，以38309261.4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三、达博公司、王宪平对上述第一、二项判项确定的生物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2年1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北大未名出具（2012）一中执字第51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载明：（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院决定立案执行。 2012年6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一中执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除被执行人达博公司在银行有存款2993元，王宪平有房产一处、在银行有存款共计102533元外，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上述已查封的财产，申请人北大未名请求法院先不予处置，并于2012年6月7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该次执行申请。该院遂准许北大未名撤回执行的申请。 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一中执字第113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北大未名于2013年9月11日就（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再次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3年10月22日立案执行，该次执行中，生物港公司、达博公司、王宪平应承担的给付北大未名38309261.47元及违约金、案件受理费233346元的义务均未履行，北大未名于2014年2月申请终结该次执行程序，裁定终结该次执行，执行程序终结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如发现被执行人具备了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可以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 二、生物港公司设立及各股东出资事实 2001年4月16日新富公司与德恒公司、金冠公司、太光科技签订股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各方对“深圳生物港项目建议书”所设计的项目十分看好，一致同意在深圳共同投资设立生物港公司，以将该项目付诸实施。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股东协议。公司名称深圳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各方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1、新富公司出资人民币现金4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2、德恒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3、金冠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4、太光科技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本协议签署生效后，新富公司应立即在法定验资机构为公司开立用于验资的临时账户并通知全体股东；在收到通知的七个工作日内，股东各方应将其各自的出资汇入该临时账户。上述协议落款处由新富公司、德恒公司、金冠公司和太光科技盖章，新富公司授权代表为王宪平，德恒公司授权代表为韩家乐，太光科技授权代表为李金龙。 2001年7月6日，新富公司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账号向太光科技出资账户中汇入3000万元，相关资金调拨申请单申请金额一栏标注“叁仟万元人民币（生物港新富验资）”。 太光科技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开立的用于生物港公司出资的账户86×××05（以下简称太光科技出资账户）2001年7月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17764.07   1109658.84       110000.00   999658.84       133400.00   886258.84       6525.00   859733.84       41074.84   818659.00       11000.00   807659.00       6732.00   800927.00       200000.00   600927.00        30000000.00  30600927.00       100000.00   30500927.00         30500917.00       65000.00   30435917.00        9640.63  30445557.63       8289.60   30437268.03         30437258.03       16400.00   30420858.03       150000.00   30270858.03         30270838.03       9500.00   30261338.03       221101.50   30040236.53         30040221.53        25000000.00  55040221.53       40000000.00   15040221.53       15000000.00   40221.53        200000.00  240221.53        45000000.00  45240221.53       35000000.00   10240221.53       10000000.00   240221.53       50700.00   189521.53       13950.00   175571.53       45000.00   130571.53       553.40   130018.13       13500.00   116518.13       34150.00   82368.13         82358.13       30000.00   52358.13        198250.00  250608.13 2001年7月19日，新富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开立账户86×××75（以下简称新富公司出资账户），相应的印鉴卡下方盖有“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结算财务专用章”和王宪平的人名章，送存印鉴通知中盖有“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德恒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开立账户86×××14（以下简称德恒公司出资账户），相应的印鉴卡下方盖有“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结算财务专用章”和王宪平的人名章，送存印鉴通知中盖有“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印章。 同日，太光电信通过其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的账户86×××07（以下简称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向太光科技出资账户转入2500万元。 同日稍后，太光科技出资账户向新富公司出资账户转入4000万元；太光科技开出支票从出资账户向金冠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账户86×××93（以下简称金冠公司出资账户）转入1500万元。 同日稍后，原深发行向太光科技出资账户发放贷款4500万元。 同日稍后，太光科技从出资账户向德恒公司出资账户转入3500万元；太光科技开出支票从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账户86×××50（以下简称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转入1000万元。 2001年7月，新富公司出资账户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4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01年7月，德恒公司出资账户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35000000.00  35000000.00       35000000.00   2001年7月19日，新富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汇出4000万元；德恒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汇出3500万元；金冠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中汇入1500万元。 至此，生物港公司四名设立股东完成向验资账户的注资，上述出资资金流向如下表： 2001年7月23日，深圳巨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经该事务所向原深发行香蜜支行询证，该行回复称，截止2001年7月20日生物港公司在该行存款余额为10000万元。其中新富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德恒公司认缴出资3500万元，太光科技认缴出资1000万元，金冠公司出资1500万元。 2001年5月18日，新富公司、太光科技共同出具企业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太光科技员工龚军办理生物港公司设立登记注册事宜，两公司在委托书上盖章。相关设立登记申请书表明，生物港公司股东新富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40%；德恒公司出资3500万元，占35%；金冠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15%；太光科技出资1000万元，占10%。生物港公司营业期限自2001年7月31日至2050年7月31日。 三、生物港公司资金转出事实 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向该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的账户86×××30（以下简称生物港公司结算账户）转入10000万元。同日，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销户，销户通知书中销户原因载明“验资成功销户”。 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开出支票从结算账户向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转入4500万元。2001年8月5日至10日，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4390.00   774066.84        48000.00  822066.84       1860.50   820296.34       109895.00   710311.34       4439.22   705872.12       2220.00   703652.12        45000000.00  45703652.12       45000000.00   703652.12       1760.00   701892.12       8891.00   693001.12 2001年8月5日至10日，太光科技出资账户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11000.00  41965.58  234699.29        45000000.00  45234699.29       125550.00   45109149.29       45000000.00   109149.29 2001年8月8日，太光电信原深发行收到生物港公司4500万元款项后向太光科技开出支票向其出资账户转入4500万元；同日，太光科技出资账户收到太光电信汇款4500万元后，向原深发行归还2001年7月19日的借款4500万元。 2001年8月13日，生物港公司开出支票从结算账户向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转入5160万元。2001年8月10日至15日，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全部银行流水清单如下：   日期  交易代码  凭证号码  操作员号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692986.12        51600000.00  52292986.12       200.00   52292786.12       51600000.00   692786.12       3883.00   688903.12 相关电汇凭证显示，太光电信原深发行账户收到上述5160万元款项后，于当日向金冠公司在华夏银行建国门支行的账户81×××14汇入5160万元。 上述资金转出流向如下表： 四、其它事实 北大未名于2003年6月25日由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变更而来。申昌公司于2010年2月8日由深圳市申昌公司有限公司变更而来，深圳市申昌公司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25日由太光科技变更而来。神州数码于2014年6月6日由太光电信变更而来。平安银行与原深发行于2012年4月26日合并，原深发行业务由平安银行继受。 生物港公司成立时新富公司持有太光科技51%的股份，太光科技持有太光电信24.32%的股份；新富公司持有案外人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80%的股份，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持有太光电信15.95%的股份；案外人惠州市富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新富公司40%的股份。 生物港公司成立时，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宪平，同时任新富公司副董事长及太光科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生物港公司董事、经理贺炜，同时任太光电信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生物港公司监事陈怀志，同时任惠州市富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太光科技董事及太光电信董事、经理；生物港公司监事陈建明，同时任太光电信财务总监；新富公司董事孙伟光，同时任太光电信董事；太光科技董事、总经理李金龙，同时任太光电信董事、经理；太光科技董事陈彩斌、监事李金禄，同时任太光电信的董事和监事。 2003年7月21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金冠公司将其占公司1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达博公司，于2003年8月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3年9月23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新富公司将其占公司4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达博公司，于2003年10月3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3年11月10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德恒公司将其占公司3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兴邦公司，于2003年12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以上事实，由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的；（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抽逃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成立时业已出资，但在公司成立后将其所认缴的出资暗中抽回的情形。对于抽逃出资的认定，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主体，抽逃出资行为的主体应为公司出资者，即股东；二是主观方面，需要看公司股东主观上有无抽逃出资的故意；三是侵犯的客体，抽逃出资侵犯的是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四是客观方面，应表现为实施了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验资成立后又抽逃出资的行为，或者明知存在抽资行为而予以默认。本案中，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经过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已完成出资程序，若嗣后各股东存在抽回出资的情况，应以是否符合抽逃出资的法律要素认定其行为性质。同时，在认定控股关系以及关联关系时，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生物港公司成立时，新富公司系占太光科技（申昌公司前身）50%股份以上的控股股东，其通过太光科技和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太光电信（神州数码前身）的股份，能够实际控制和支配太光电信。太光科技是太光电信第一大股东，且出资额足以对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其系太光电信的控股股东。而新富公司、太光科技与太光电信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交叉任职情况进一步证实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 一、北大未名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与生物港公司、达博公司、王宪平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案件中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院认为，生物港公司在（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案件中向北大未名承担赔偿责任，达博公司与王宪平因与北大未名签订了《偿债协议书》而对生物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大未名作为生物港公司的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要求神州数码、平安银行因帮助抽逃出资而承担赔偿责任，北大未名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以生物港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生物港公司、达博公司、王宪平是否履行完毕生效判决项下的义务，以及生效判决是否执行完毕为诉讼前提。且上述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和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旦成立，其本质上是代生物港公司履行债务人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生物港公司对北大未名的赔偿义务与达博公司、王宪平的连带责任是平行的，不存在一方责任在先的问题。各被告关于并无证据证明生物港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北大未名无权直接要求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和相关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是，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是对生物港公司向北大未名不能清偿债务的范围内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对于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认定，需要根据对生物港公司强制执行结果予以确定。 二、太光科技即申昌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认为，太光科技在向生物港公司出资前和出资过程中，出资账户中并不具有多于1000万元出资额的自有资金和除本案查明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新富公司和太光电信转入太光科技的5500万元随即由太光科技转出给新富公司和金冠公司作为出资款，故该两笔资金也不是太光科技出资的资金来源。原深发行向太光科技发放4500万元贷款后，太光科技转入德恒公司3500万元，随后太光科技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出资1000万元，因此太光科技的出资款来源为原深发行的贷款。验资结束后，生物港公司将4500万元转入太光电信，太光电信当天将该资金转入太光科技，太光科技即用该资金偿还原深发行的贷款，除此以外无其他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且太光电信并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生物港公司4500万元资金系因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根据生物港公司与太光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宪平以及太光科技控股太光电信的事实可以认定，太光科技系通过关联交易将生物港公司的4500万元转出，目的是为偿还因出资而向原深发行申请的贷款4500万元，对其中的1000万元出资款，太光科技即申昌公司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第（三）、（四）项，属于抽逃出资，申昌公司应在抽逃100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资金被转出之日2001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范围内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三、德恒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承担相应责任。 德恒公司认为其完成了向生物港公司的出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并认可2001年7月19日向生物港公司转入的3500万元就是出资款，但德恒公司认为其对出资过程不清楚，提出对留存在原深发行印鉴卡上的财务结算专用章以及生物港公司工商备案资料中的德恒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申请。本院认为，因鉴定结果不影响德恒公司关于出资主张的认定，该鉴定并无必要。德恒公司的出资款从太光科技而来，不影响德恒公司出资事实的成立。生物港公司验资完成后，验资款从生物港公司转入太光电信帐户，后又转入太光科技帐户4500万元用于归还贷款，转入金冠公司帐户5160万元。时任生物港公司和太光科技法定代表人的王宪平确认，德恒公司的印鉴卡和出资账户并不受德恒公司控制，事实上，王宪平通过控制德恒公司印鉴卡控制了德恒公司的出资帐户，资金转出行为为王宪平控制操作，并无证据证明德恒公司实施了抽回出资的行为或者明知存在抽资行为而默认。因此德恒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不构成对生物港公司3500万元出资的抽逃，从而不应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四、新富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001年7月6日，新富公司向太光科技出资账户中汇入3000万元作为出资款，2001年7月19日，太光科技出资帐户收到太光电信的2500万元，随后太光科技向新富公司出资帐户转入4000万元，向金冠公司出资帐户转入1500万元，同日新富公司将该4000万元转入生物港公司验资帐户作为股东出资。验资完成后，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将验资款中的9660万元分两笔转入太光电信帐户，同日一笔4500万元转入太光科技帐户用于归还原深发行贷款，另一笔5160万元于2001年8月13日通过太光电信帐户转出进入金冠公司帐户。本院认为，太光电信并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生物港公司5160万元资金系因存在其它基础法律关系，故其中的2500万元应视为太光电信抽回其于2001年7月19日向太光科技转出的款项，另2660万元中至多有1500万元的款项是金冠公司的出资。结合新富公司授权其时任副董事长的王宪平处理股东出资事项，王宪平同时系生物港公司和太光科技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新富公司、太光科技与太光电信之间的关联关系状况，可以认定系新富公司利用关联关系将剩余的1160万元资金转出。新富公司对于上述抽回资金的过程其明知且未提出异议，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第（三）、（四）项，属于抽逃出资，抽逃资金为1160万元。新富公司应在抽逃116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资金被转出之日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范围内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五、太光电信即神州数码是否存在协助抽逃出资行为及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原第十五条规定：“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该第三人，发起人依照前述约定抽回出资偿还第三人后又不能补足出资，相关权利人请求第三人连带承担发起人因抽回出资而产生的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中明确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删除，但该条规定被删除是因为从2014年3月1月起新设公司登记时已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情形的第三人无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为公司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民事主体地位的企业法人，股东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脱离了原出资股东而归入公司财产范围。如果第三人代垫、提供资金，并在登记后就抽回出资，及第三人存在其它协助股东抽回出资行为的，该第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协助股东侵害公司财产权，在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即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故该第三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生物港公司在2001年8月8日验资完成后即将1亿元注册资本从验资帐户转入结算帐户并注销验资帐户，同日向神州数码的前身太光电信转入4500万元，太光电信收款后同日将此4500万元转入太光科技出资账户，太光科技当日归还原深发行的4500万元贷款。随后，生物港公司于2001年8月13日向太光电信转入5160万元，同日，太光电信将此款转入金冠公司。因此生物港公司验资后将9160万元转出均是通过太光电信。其中有太光科技即申昌公司抽逃的1000万元，新富公司抽逃的1160万元。太光电信先前转入太光科技用于验资的的2500万元也通过这一过程收回。太光电信协助相关股东抽回出资的行为构成了对生物港公司财产权利的侵害，在生物港公司对北大未名的债务不能清偿时，即构成对北大未名债权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考虑太光电信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酌定太光电信即神州数码在90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资金被最终转出之日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范围内向北大未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六、原深发行即平安银行是否存在协助抽逃出资行为及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认为，北大未名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深发行在本案中主动帮助新富公司、德恒公司以及申昌公司设立虚假的银行账户，在该行向申昌公司提供4500万元贷款前及过程中，并无证据表明其明知太光科技系为向生物港公司出资而申请贷款，原深发行未与太光科技达成书面协议约定验资完成后抽回出资归还贷款。因此，原深发行并无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主观故意，其根据各当事人的指示流转资金的行为属于银行正常业务范围，现有证据中也没有反映其存在明显违规操作的行为，故无法认定原深发行对于太光科技贷款验资和抽逃出资明知。因此，北大未名要求由平安银行在提供的4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2011）一中民初字7985号民事判决中付款义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在抽逃出资的116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第三人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7985号民事判决中对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被告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在抽逃出资的100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第三人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7985号民事判决中对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90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第三人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7985号民事判决中对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0822元，由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负担98874元，被告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5236元，被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67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账号：10×××75，汇款凭证复印件寄交本院）。 审 判 长  陈晓君 审 判 员  吴 岚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钱 曦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