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5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兴东，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晓飞，江苏海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继超，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时兴东因与被上诉人刘继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4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时兴东的上诉请求：1.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493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刘继超书写的汇总表及分项单载明了“去丰五万元”借支款项，可以证实此笔费用系被上诉人的借支款，应当在被上诉人劳务费中予以扣除。一审中双方对借款5万元的事实均认可，同时被上诉人提交了相应借条；上诉人提交了三人转交还款的证据，两笔5万元性质不同。被上诉人刘继超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来被上诉人刘继超也想上诉，认为2015年7月25日的5000元收条不应当抵扣劳务费，该5000元与该工程款没有关系，对于一审法院判决的其他部分，被上诉人认可。刘继超的一审诉请：1.时兴东给付刘继超劳务费65450元；2.时兴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至2016年间，原告刘继超受雇于被告时兴东（系原告表姐夫）从事建设工程工作。2016年4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工资款欠条三张，分别为：今欠刘继超2013年工资款3万元；今欠刘继超2014年工资款5万元（所支款人民币未扣）；2015年欠工资款5万元（所支款人民币未扣）。以上三张欠款合计13万元。2011年3月22日，被告向原告的配偶张艳梅出具欠条（未归还）：今欠张艳梅1万元；该1万元原告称在本案结算总账时已经扣减。2012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借款出具借条：今借人民币5万元；2016年3月原告出具5万元收条（系后补，原收条丢失）：今有董耀、郭艳楼、徐友钦送来现金5万元用以归还时兴东2012年9月6日借款。2016年4月至9月，原告在被告丰县和贾汪的工程提供劳务，工时为78天，原告称口头约定劳务费一个月6000元，为15000元,对于劳务费标准被告不予认可，认为是一个月5000元。关于被告提供的原告书写的“原告向被告借支款的汇总明细”及相关证据，被告认为：2012年原告向被告借支5000元、2014年借支11500元、2015年借支19500元、2016年借支109900元、2017年借支3000元，合计借支148900元。对此原告认为：对2012年元月3日及11月10日书写的借支2000元、3000元合计5000元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该5000元账目已经结清，不属于2013年被告书写欠工资款的范围；对于2014年借支11500元无异议；对于2015年借支19500元，原告认为其中2015年7月25日原告书写收到现金5000元，该收条不完整，有明显的裁剪痕迹，且该现金5000元属于工地的开支款，是在他人手里领取的，因为备注说明了不属于劳务款，但是被被告剪裁，故2015年支款应为14500元；2016年借支109900元不属实，2016年3月份被告给的5万元是偿还2012年9月6日的借款5万元，不是给付的劳务款，认可59900元；2017年借支3000元认可，综上原告认可借支款合计为88900元。原告书写的其向被告借支款的汇总明细的依据系原告的记账本，原告算完账后将账本都交给了被告，被告称原告交的是工地开支的账目，与劳务费不牵扯。庭审中原告称和被告清算的时候，应被告要求不论是欠款、借款、劳务款一并算清。关于被告提供的原告书写的“原告向被告借支款的汇总明细”中的“2016年。5万。去丰”，是属于原告的借支款还是被告向原告归还的借款？原告称因为2012年9月6日的5万元借款被告没有还，原告不想去丰县为被告干活，被告遂找到董耀、郭艳楼、徐友钦三个人给原告送了5万元后，原告才答应去丰县的，“去丰”意思就是去丰县为被告的丰县农电居民房电表改造工程提供劳务；被告称该5万元属于原告的借支款，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5万元也没有注明“借支”。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为被告的建设工程提供劳务，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工资款欠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应当承担该纠纷的民事责任；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中有“（所支款人民币未扣）”的约定，故原告的劳务费应当扣减其向被告借支款项。本案除借条、欠条、收条等直接证据外，另有被告的认可及原告书写的其向被告借支款的汇总明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被告应当给付原告的款项（借款5万元已经归还）：2013年度工资3万元、2014年度工资5万元、2015年度工资5万元、借款1万元，计14万元；应当扣减的款项：2014年11500元，2015年14500元，2016年59900元，2017年3000元，计88900元。关于原告诉请的口头约定了劳务费15000元，被告认可工时为78天，同时称没有口头约定，并认为是一个月5000元；原告称一个月6000元,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按照被告认可的标准来计算，劳务费应为13000元。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款项：1.2012年借支的5000元，原告称账目已经算清，不属于2013年被告书写欠工资款的范围，同时其在同一天出具的截止到2013年度工资3万元欠条已经没有“支款未扣”的约定了，故该5000元应在账目清算之内，不应扣减。2.2015年7月25日，原告书写收到现金5000元，原告称该收条不完整，有明显的裁剪痕迹，不属于劳务款，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的该主张法院不予采纳，该5000元应予扣减。3.“2016年。5万。去丰”，原告称是因为被告2012年9月6日5万元借款没有还，原告不愿去丰县为被告提供劳务，被告遂让案外三人给原告送了5万元后，原告才答应去丰县为被告提供劳务的，该5万元系收款；被告提供的证据系原告书写的向被告借支款的汇总明细表，汇总明细是原告书写并出具的，被告对此没有解释权，同时原告称算完账后将账本都交给了被告，被告称原告交的是工地开支的账目，对此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印证，原告是2016年4月14日去丰县为被告干活的，而被告在2016年4月20日向原告出具工资欠条时没有注明，因为时间较短，且是一个较大的整数，该5万元原告没有向被告出具借据，同时在汇总明细中也没有注明“借支”字样，何况仅有2014年及2015年的欠工资款中标注了（所支款人民币未扣），而2016年度不存在类似情况；综合本案，原、被告双方系亲戚关系，原告能把被告于2011年3月22日向原告配偶张艳梅出具1万元的欠条纳入本案来一并处理，原告的主张应当符合情理，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故“2016年。5万。去丰”中的5万元不应扣减。从原告书写被告提供的结算汇总明细表中可以看出，被告给原告的款项中，包含了一定金额的利息。综上，被告应给付原告14万元+13000元-88900元-5000元=591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时兴东给付原告刘继超工程款59100元。二、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1元，原告刘继超负担50元，被告时兴东负担1411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一审查明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关于收款明细中“2016年。5万。去丰”是被上诉人刘继超的借支款还是上诉人时兴东向被上诉人刘继超归还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时兴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收款明细中“2016年。5万。去丰”是被上诉人刘继超的借支款。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仅存在劳务关系，同时还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往来，故在该笔款项没有标明款项性质的情况下，不能当然的认定是劳务费借支款。2.根据双方款项交易往来，对于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被上诉人习惯于以借支条形式向上诉人出具；对于上诉人偿还的借款，被上诉人以收条的形式向上诉人出具，并在收条中注明归还借款。本案中，收款明细中“2016年。5万。去丰”的5万元，并没有注明款项性质，同时被上诉人在收取该笔5万元时，也没有向上诉人出具劳务费的收条或者借支条。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即便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小额（如几百、几千元）的劳务费，被上诉人也需向上诉人出具借支条。如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大额的5万元劳务费，理应向上诉人出具劳务费的收条或借支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提供收款明细中“2016年。5万。去丰”仅能证明被上诉人2016年去丰县时，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5万元，并不能当然的证明就是劳务费，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时兴东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元，由上诉人时兴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祝 杰审 判 员  崔金城审 判 员  苏 团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  曹 勇书 记 员  金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