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3民终3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范新茂，男，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翠琴，鸡冠区永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怀（系上诉人的弟弟），男，1966年3月24日，农民，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鸡冠区红星乡西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西太村**。法定代表人：管中华，该村委会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春武，男，1971年5月15日出生，鸡西市鸡冠区红星乡人民政府司法助理，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上诉人范新茂因与被上诉人鸡冠区红星乡西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太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302民初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新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怀、高翠琴，被上诉人西太村的法定代表人管中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春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新茂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2020）黑0302民初16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讼主体错误。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分别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而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该合同，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列为原审的被告主体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砖厂承包费，被上诉人应将多收的承包费及所欠上诉人的货款一并给付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承包费用14.5万元是错误的。1.2009年6月9日、2009年6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两份承包砖厂合同书，上诉人承包了西太村位于四组砖厂，约定了承包期限五年，2009年6月至2014年12月31日，每年的承包费用是6万元，因被上诉人欠刘成祥砖厂承包费6万元，无能力支付，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前交付砖厂承包费6万元，上诉人按照要求在2009年6月19日向被上诉人交付了6万元的砖厂承包费，被上诉人自称将该笔承包费存到了红胜储蓄所，另外，上诉人替被上诉人给付刘成祥承包费6万元，2009年6月份至2014年12月份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多交付了承包费12万元；2.2015年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砖厂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费用是每年6万元，承包期限是2年零9个月，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承包费用16.5万元，被上诉人按3年计算承包费用18万元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承包期内共计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承包费用238370.00元，多交付了73370.00元。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了2015年7月2日和2016年2月1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承包费的收据，可是一审法院却没有采信，错误地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4.5万元；3.2018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次签订砖厂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承包费用每年5万元，在这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承包费用4.5万元，在此之前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193370.00元，因此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砖厂承包费，被上诉人应当将多收取的砖厂承包费用返还给上诉人；4.2018年8-9月份被上诉人到上诉人承包的砖厂购买草垫片、空心砖、小红砖共计价值是9.6万元，被上诉人至今没有给付上诉人上述款项；5.2020年上诉人承包期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时任红星乡乡长告知上诉人减免砖厂70%的承包费用，可是被上诉人没有按照乡长的要求为上诉人减免承包费，且其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诉讼请求，违反了乡里的约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的砖厂承包费用，无义务向被上诉人支付砖厂承包费用。西太村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认定被告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西太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原告砖厂承包费95000元；2.要求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另行给付2020年砖厂承包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6日，原告西太村委会（甲方）、被告范新茂（乙方）签订砖厂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承包期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费每年6万元，每年6月1日前以上打租方式交付承包费。2015年7月2日，西太村委会为被告所经营砖厂签写68370元承包费收据，2016年2月1日，签写3万元承包费收据。2018年9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合同，范新茂延续承包砖厂三年，即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承包费变更为每年5万元，仍是每年6月1日前以上打租方式交付。但被告未能足额交付原告承包费，其中2017年欠4万元，2018年欠2万元，2019年欠3.5万元，2020年欠5万元，合计145000元。被告对拖欠承包费数额并无异议，但认为原西太村村长田森林在被告处拿走价值96000元的草袋子、大红砖、小红砖，应折抵承包费，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认为2010年交了双份承包费，并提交了一份印有西太村委会印章的证明（复印件）。西太村委会对该证明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西太村、被告范新茂所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实际经营砖厂，应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费。原、被告双方对所欠2017年至2020年承包费合计145000元并无争议，被告应向原告交付此款。被告所述应以前任村长田森林在砖厂拿走的价值96000元草袋子、红砖折抵承包费，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与原告相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提出的2010年已交付双份承包费，其所提交的复印件证明不能证实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2017年至2020年承包费相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有效，被告应向原告交付所拖欠的承包费14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被告范新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鸡冠区红星乡西太村村民委员会2017年至2020年砖厂承包款14500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范新茂提交的证据一，营业执照一份、2015年2月26日和2018年9月1日两份承包砖厂延续合同书，旨在证明承包西太村位于四组砖厂××主体××鸡冠区星源制砖厂，法定代表人是上诉人范新茂，一审原告诉被告范新茂主体是错误的。另外，2015年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延续合同时第五条约定的承包期三年（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用每年6万元，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年零10个月，被上诉人按三年标准计算承包费用是错误的，多收取了上诉人两个月的承包费用一万元。被上诉人西太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质证意见为，首先，营业执照不能证明上诉人提出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有相反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范新茂是“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承包人，西太村和红星乡政府是股东，范新茂作为合同相对方和西太村签订“星源砖厂”的承包合同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故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其次，两份合同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因2015年2月26日签订的合同中第五条约定是延续承包三年，是延续2014年的承包合同，从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判决卷宗第15页和17页的两份合同中可以看出，双方在2015年2月26日之前，签订的合同是2009年至2014年12月31日（五年），可以证实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2月26日前一直由上诉人承包经营案涉砖厂，上诉人在2014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延迟签订合同两个月，但砖厂的承包经营权一直在延续。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因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持有异议，而范新茂在一、二审中均认可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所有人系西太村，且范新茂与西太村每次关于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签订的新承包合同书均系延续之前的合同，而在关于之前承包合同的已生效的（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案涉砖厂承包人系范新茂个人，给付承包费义务人亦系范新茂个人，故关于范新茂称案涉承包合同的主体系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而非其个人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范新茂提交的证据二，即在红星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调取的六张收据，旨在证实上诉人在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承包期间向被上诉人缴纳了承包费238370.00元，被上诉人多收取了上诉人承包费68370.00元，被上诉人向经管站提供的6张收据的内容不准确，收据上记载的内容部分不属实，被上诉人多收取的68370.00元应当冲抵上诉人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砖厂承包费用。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质证意见为，首先，从200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实行“村账乡管”，村集体收入全部入“乡经管站”账目，西太村没有账外收入；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是申请法院调取的2016年后的账目，没有提供上诉人近十年交纳承包费的账目。因上诉人承包经营砖厂几十年中，虽然双方约定了“上打租金”，但上诉人经常发生拖欠上年度承包费的情况，这一事实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判决中和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上可以看出，上诉人也不可能在2017年以前多交了承包费后在2018年补交承包费，且在2017年8月23日的交款事由上注明“本次交款2万尚欠4万”字样，因此该组证据证明事由不能成立。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因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持有异议，而本案中西太村一审时主张的系2017年至2020年期间的承包费，按照双方承包合同约定，2017年承包费应为6万元，之后每年均系5万元，故2017年至2020年的承包费合计应为21万元，上诉人范新茂二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的红星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收据显示，2017年8月23日交承包费2万元（款项事由记载系2017年承包费，交2万，尚欠4万），2018年12月20日交3万元（款项事由记载系2017年承包费，交3万，尚欠1万），2019年12月11日交1万元（款项事由记载系2017年承包费，交1万,2017年度交齐），2019年交5000元（款项事由记载系2018年度承包费，交5000元，尚欠5.5万元），即2017年至2020年合计已交承包费6.5万元，故尚欠承包费合计应为14.5万元，该欠款数额与西太村在一审起诉时主张的欠款数额一致，范新茂在一审中亦认可在此期间欠承包费总额为14.5万元的事实，范新茂在二审中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在2017年之后还交过其他承包费，其主张2017年之前（即2015年和2016年）多交承包费抵之后的承包费亦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根据本院二审时从红星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调取的2018年和2019年的收据收款事由可以看出，上诉人当年交的承包费也可能系之前的承包费，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范新茂提交的证据三，即（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书卷宗1份（20页）、调解协议书1份（2页）、2008年7月22日收据一份，旨在证明2009年6月19日，被上诉人因无能力向本村村民刘成祥返还承包费6万元，要求上诉人拿出6万元现金给付村委会，钱存在红胜储蓄所，这6万元被上诉人至今没有给付上诉人。另外，上诉人替被上诉人给付刘成祥12.5万元，被上诉人至今也没有给付上诉人，目前上诉人根本不欠被上诉人砖厂的承包费用，反而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钱款，原审法院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对（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卷宗内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只能证明上诉人多次违约、拖欠承包费，被上诉人无奈在2010年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现上诉人又没有依照约定交纳承包费，故在2019年被上诉人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其交纳承包费；对调解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被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至2020年间的承包费没有关联性，对证明的问题持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该调解协议是2010年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成祥达成的另案赔偿协议，被上诉人没有在调解协议上盖章确认，也没有出具所谓的收据，与被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以后的承包费无关；对2008年7月22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被上诉人对调解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调解协议中没有西太村的签字或盖章确认，故本院对调解协议依法不予确认；关于（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卷宗材料和2008年7月22日的收据，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且（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作为生效判决亦未认定范新茂给付刘成祥的6万元系范新茂代西太村给付案外人刘成祥的承包费，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范新茂提交的证据四，即申请法院去红星乡政府调取的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草袋片1万、价款3.3万的记账凭证一张、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一张、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旨在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3.3万元至今没有给付上诉人，该笔款项应当冲抵2018年至2020年间上诉人承包砖厂的费用。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和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2018年红星乡红太村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红星乡政府委托西太村当时的村长田森林购买防疫物资，田森林是受乡政府的委托而不是受西太村的委托，是田森林的个人行为，和被上诉人无关，该证据也证明了西太村不是前述物资的购买人，购买人是红星乡政府，红星乡政府全额支付了购买防疫物资款3.3万元，这3.3万元包括全部的防疫物资，其中包含上诉人所说的草帘子，这里有税费、运费、人工费、石灰等其它防疫物资，也就不存在冲抵上诉人承包费的问题。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虽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且从该组证据中均可以看出付款人系红星乡人民政府，并非本案被上诉人西太村，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被上诉人西太村提交的证据一，即工商信息一份，旨在证明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投资人是鸡冠区红星乡西太村和红星乡乡企公司，证明上诉人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与西太村签订砖厂承包合同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证明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目的持有异议，质证意见为，2015年2月26日和2018年9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发包方是被上诉人，承包方是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在两份合同中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范新茂在承包方一处签字。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依据以上已确认的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如下：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系集体所有制公司，公司的投资人系鸡冠区红星乡西太村和红星乡乡企公司。2009年6月22日，上诉人范新茂与被上诉人西太村签订《承包砖厂合同书》，西太村将位于西太村四组的砖厂，即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承包给范新茂，承包期5年。其后，每当承包合同到期后，范新茂与西太村即签订新的承包合同，新承包合同延续之前的承包合同。2010年6月，西太村向鸡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范新茂给付2009年至2010年的砖厂承包费，鸡冠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7日作出（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新茂给付西太村承包费6万元。该判决现已生效，亦已履行。另查明，2016年2月2日，鸡冠区星源制砖厂交给西太村现金30000.00元，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收2015年承包费”；2016年12月9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现金90000.00元，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四组砖厂承包费”；2017年8月23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20000.00元现金，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四组砖厂承包费全额陆万元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本次交20000元，欠款40000元整”；2018年12月20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现金30000.00元，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四组砖厂承包费2017年度共6万元，2017年8月23日交款2万元，本次交款3万元，还欠1万”；2019年12月11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现金10000.00元，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四组砖厂承包费2017年度共6万元整，2017.8.23交款2万元。2018.12.20交款3万元。本次交款1万元整。2017年度交齐”；2019年12月11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现金5000.00元，收据的款项事由标注“四组砖厂承包费2018年度共6万元整，本次交款5千元整。欠款5.5万元整”。上述6张收据上均盖有西太村的财务专用章，均保管在红星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范新茂在一审中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及是否应当给付西太村砖厂承包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法律对于被告的要求，仅仅是“明确”，而非“恰当”、“正确”、“适格”。本案中，一审被告范新茂的身份明确，属于有明确的被告，一审原告西太村的起诉并无不当。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具体到本案，案涉承包合同落款处虽加盖了鸡西市鸡冠区星源制砖厂的公章，但星源制砖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合同相对方西太村系星源制砖厂的实际投资人之一，实际投资人与自己投资的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且上诉人范新茂于2009年6月22日与西太村签订的《承包砖厂合同书》中约定，西太村将本案案涉砖厂承包给范新茂，范新茂每年给付西太村承包费。其后合同到期虽然都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但是新的承包合同都是延续旧承包合同，而在已生效的（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中认定范新茂系砖厂实际承包人和承包费给付义务人，范新茂对该判决并无异议，且已实际履行。综上，范新茂应当认定为案涉承包合同的承包人，范新茂应当按照其与西太村签订的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范新茂给付西太村砖厂承包费并无不当。关于2009年6月19日范新茂是否向西太村交付了6万元砖厂承包费，及是否代西太村向案外人刘成祥给付砖厂承包费6万元，即2009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范新茂是否向西太村多支付承包费12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范新茂在（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案件中就主张其于2009年6月19日给付西太村6万元承包费，且代西太村给付案外人刘成祥承包费6万元，但（2010）鸡冠民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对范新茂上述主张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以认定，上述判决现已生效并实际履行，范新茂在未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否定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于法无据。另外，范新茂于二审提交了一份2010年5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佐证其主张，但该调解协议书中只有范新茂和刘成祥的签字，未有西太村的签字或盖章，事后西太村亦不追认该调解协议，故本院二审对该调解协议依法不予确认。综上，范新茂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于2009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向西太村多支付12万元承包费的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范新茂累计拖欠西太村多少钱承包费的问题。前已阐述，范新茂应当按照其与西太村签订的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西太村在一审起诉时要求范新茂给付2017年至2020年拖欠的承包费合计14.5万元。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2017年承包费应为6万元，之后每年均系5万元，故2017年至2020年的承包费合计应为21万元。2017年8月23日，范新茂交给西太村承包费2万元，2018年12月20日交3万元，2019年12月11日交1万元，2019年12月11日又交5000元，即2017年至2020年合计已交承包费6.5万元，故尚欠承包费合计应为：21万元-6.5万元=14.5万元。范新茂在一审中对其欠西太村14.5万元承包费的事实并无异议，其有异议的是认为其于2015年和2016年多交给西太村承包费68370.00元，但其未有证据证实上述68370.00元系交纳的2017年至2020年的承包费。另外，范新茂主张其于2015年和2016年交纳的承包费不是补交之前拖欠的费用，而是要抵销之后的承包费，西太村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应当提交承包期内交纳承包费的全部收据进行结算，以证实其多交了承包费用及可以抵销之后的承包费，现上诉人作为交纳承包费的履行义务人不能提交全部承包费收据总体核算其是否多交了承包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范新茂尚累计拖欠西太村14.5万元承包费并无不当。关于西太村是否欠范新茂草帘子款、空心砖、小红砖款，及范新茂能否据此主张其与欠西太村委会的承包费进行债务抵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范新茂申请本院去红星乡政府调取的被上诉人购买草袋子等的证据证实，购买的系防疫现场消毒用的草帘子，合计33000.00元，该笔款项已经支付，收款人系城子河区利贞物资销售处，付款人系红星乡人民政府，而非西太村。范新茂未提交证据证实西太村欠其草帘子款、空心砖款和小红砖款，其据此主张与西太村的承包费进行债务抵销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西太村应否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应乡政府领导要求减免范新茂2020年砖厂70%的承包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本案中，范新茂如因新冠××疫情而影响了实际生产，其应当与合同相对方西太村就减免承包费事宜进行协商，或通过法院诉讼要求西太村减免承包费。范新茂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就减免承包费事宜与西太村进行协商，并已经协商成功，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就减免承包费事宜进行过诉讼并已得到法院的支持，故本院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范新茂主张的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承包期限应为2年零9个月而非3年的问题。首先，范新茂与西太村从2009年签订承包合同后，其后每届合同到期后均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而新的承包合同都是延续之前到期的承包合同，直至今日，砖厂承包事宜从未中断过，故承包期限应该整体计算，而非分割单独计算；其次，砖厂属于季节性生产企业，范新茂在二审庭审中自认砖厂每年于4月初到10月中旬生产，而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有3个连续生产季，故承包期也应当认定为3年整；最后，西太村在一审中主张的系2017年至2020年期间的承包费，范新茂要求重新计算2015年的承包期限已经超过了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本院对上诉人范新茂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在纠正瑕疵后，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上诉人范新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绍军审判员 于永强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马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