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迎兵，男，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兵，男，198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爱竹，女，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上述三位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英，女，193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义成（王世英的表弟），男，194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确山县。上诉人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因与被上诉人王世英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6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被上诉人王世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上诉请求：恳请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不应给付被上诉人213471元，且本案一审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行为能力受限，应当对其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并对其进行询问，以此确认起诉是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起诉时，被上诉人已年满82周岁，开庭时虽到法院，但是，其本人已无法行走，且精神状况极其不好，不但无法与人交流，更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其行为能力明显受限。上诉人认为，在未对其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的前提下，无法确认此次起诉是上诉人真实意思。尤其是在王永福去世后，上诉人曾积极联系被上诉人，但是却处处受到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永财和王运的阻拦，直至王永福下葬，也未曾见到被上诉人到场，双方之间的亲疏关系可见一斑。由于被上诉人近30年来没有与上诉人及王永福共同生活，且没有任何来往，存在被上诉人在生活上受制于王永财和王运的事实。尤其是被上诉人无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及起诉状上“王世英”的手印存在明显伪造的情形下，上诉人有理由认为，此次起诉完全是王永财和王运一手策划的行为。一审答辩时，上诉人曾要求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之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本人亲自到庭接受询问，因为该询问关系到此次起诉是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必要情形。但是，一审法院却并未询问。该情形直接导致被上诉人的诉讼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一审中未能查明。为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并对被上诉人进行询问。2.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分得死亡赔偿金640413元中的三分之一，该分配比例显失公平，且遗漏了分配参与人姚爱竹。一审认定赔偿金中有62万元是属于上诉人姚爱竹的专属赔偿款，该认定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上诉人不认可一审对剩余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分配比例和人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68万元死亡赔偿金应当优先扣除开支3万元、借款6万元、丧葬费31587元，剩余的558413元才能作为分配的基数。同时，死亡赔偿金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适当分割，而非等额分配。一审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中（第五页）已查明被上诉人与王永福及上诉人多年来未能一起生活。事实上，双方不但未能共同生活，而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家庭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不然双方之间不可能三十多年不来往，这更加说明双方之间已没有任何亲情，若非血缘，早已形同陌路。而判决书第七页陈述为“考虑到现实情况，兼顾公平原则，应当平均分配”，这一认定与第五页已认定的事实明显相互矛盾。上诉人作为王永福生前共同生活的人，与王永福之间的感情比任何人都亲，这种亲情是无法均分，更是被上诉人无法比拟的。既然已认定双方亲情疏远，为何又平均分配？尤其是在王永福去世后，被上诉人拒绝王永福安葬到祖坟，致使王永福无法认祖归宗。在王永福尸骨未寒、百天未过的情形下，被上诉人未顾忌亲情，未与上诉人进行任何沟通就起诉至法院，这让王永福如何瞑目？现如今却以亲情说事，无不让人心寒。事实上，被上诉人有充足的生活来源，不但每月领有几百元的养老金，还有每年的土地流转费，况且孙子王君豪每月都给被上诉人3000元的生活费，这些钱足够被上诉人今后的生活开销。不但如此，上诉人一再表态愿意同其他赡养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今后的生活开销。可是，王永财、王运虽然一边口口声声的说起诉不是为了钱，另一边却又不同意由上诉人共同赡养被上诉人的建议。在被上诉人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前提下，上诉人不得不认为分配的款项最终会被王永财、王运占有。现如今，在王永财、王运一再紧逼的情形下，上诉人更无法接受被上诉人分配三分之一的结果。不但如此，上诉人认为姚爱竹也应当参与到死亡赔偿金的分配。虽然姚爱竹与王永福离婚，但是，二人自始至终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仍然存在相互扶助的夫妻义务，且二人之间感情的紧密程度远远深于被上诉人，加之姚爱竹身患××，更应当参与分配。因此，上诉人认为该分配比例显失公平，不但遗漏了上诉人姚爱竹，且一审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的结果前后矛盾。3.《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并不是赔偿主体，无法分配死亡赔偿金。上诉人与曹天富在2020年7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既没有显示被上诉人系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也没有显示被上诉人是获取赔偿款的权利人。因此，该《协议书》仅在上诉人与曹天富之间发生拘束力，并存在相对性。同时，协议的内容明确约定只有上诉人才是死亡赔偿款的受偿人，且一审判决书第五页也认定了获取赔偿款的主体是上诉人。因此，该协议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基于该协议的相对性和赔偿主体的特定性，被上诉人并不是赔偿主体，更无法分配死亡赔偿金。4.部分款项在死亡赔偿金中未扣除。一审认定交通食宿费为8000元，该数额远远低于实际开支。为处理王永福死亡赔偿事宜，一同去山西参与协商的亲属有六人、两辆车，来回一共四天，而且王永福的遗体是通过专车接回老家，加上误工费等全部开支，所有的费用超过三万元，一审认定8000元明显过低，上诉人认为应当认定三万元为宜。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债权人陈世生的证人证言，显示王永福生前向其借取的六万元以及上诉人用死亡赔偿金已进行偿还的事实。一审认为应当用遗产进行偿还，不应当用死亡赔偿金进行偿还的认定，上诉人对此难以接受。王永福生前未留下任何遗产，如果不用赔偿金进行偿还，那么，陈世生的债权又该如何维护？上诉人用赔偿金进行偿还，既是出于公序良俗的原则，也是对王永福去世后名誉的维护，若不用赔偿金进行偿还，上诉人良心何安？因此，一审应当在死亡赔偿金中优先扣除六万元的借款。只有这样，才符合公序良俗，才显示公平、公正。5.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然而，在王永福去世后，该义务已无履行主体。而《物权法》第九十三条和九十九条是关于共有的法律规定。然而，赔偿款依据的《协议书》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且被上诉人并非赔偿权利人。因此，本案并非共有纠纷，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王世英辩称，虽被上诉人年事已高，说话不清，在一审判决中出庭作证，是本人的真实意愿，不存在一审法院并未询问，草率结案；上诉人第一章提到的联系不上被上诉人，直至王永福下葬，也未曾见到被上诉人，简直胡说八道，同住一个村子，哪有联系不上一说，是在死者母亲王世英、大哥王永财、妹妹王运不知道的情况下，瞒天过海，私签了赔偿协议，在死者运回老家的时候，事情才得以知晓；王迎兵、王海兵的大伯和姑姑在死者运回老家后，一直忙前忙后，直到安葬完为止，何来没去一说，因王世英生活不能自理，行走坐轮椅，怕受不了打击，所以没让她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家的精神受不了，这是人都能理解的，这一点，丁东组的村民看得见的；王世英一生育有三儿一女，大儿王永财、二儿王永福、三女王运，小儿王永贵，其夫王书文在王世英50多岁的时候，高血压死去；因一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症；自从姚爱竹进门后，家里婆媳关系不和，姚爱竹整天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没办法，让出唯一的三间堂屋，自己和小孙子搬到村东草棚去住；近30年来，对老人不闻不问，没端一碗水喝，没拿一份养老钱；在姚爱竹言传身教下，其两个孙子（王迎兵、王海兵）一路之丘，见面从不叫奶奶；因王世英身体不好，××，三人见王世英如避瘟神一样，离得远远的；为逃避不养老的嫌疑，姚爱竹一手策划在2013年与死者离婚，达到不养老的目的，这就是离婚不离家的真实原因；上诉人第二章提到的赔偿金62万元是属于姚爱竹的专属赔偿款，是信口雌黄，姚爱竹与死者王永福已事实离婚，在法律上已不是夫妻，说白了不是老王家的人；王永福于2020年8月在山西太原工地施工时不幸死亡，获得用人单位赔偿款130万元，含被上诉人的赡养费；协议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是一次性赔偿款130万元，哪来的62万元的专属赔偿款；一审中，证人姚某系王迎兵、王海兵的舅舅，出庭作证，在法律是不应许的；上诉人第二章提到的老人有充足的生活来源，不但每月领有几百元的养老金，小孙子王君豪每月都给他奶奶3000元生活费，足够老人生活开销，这是睁眼说瞎话；平桥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九十多元，小孙子王君豪今年二十一岁，十七岁在外打工，又是农民工，哪里来的生活费；现在是低保户，住的房子是平桥扶贫办盖的，王世英一不是老红军，二不是老八路，哪来的生活充足？王迎兵、王海兵同是老人的孙子，为啥不给奶奶一分钱？上诉人第三章提到《协议书》中被上诉人不是赔偿主体，无法分配赔偿金，说明上诉人既是法盲，又是流氓；上诉人在死者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私签赔偿协议，这是法盲；三人（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私吞死者赔偿金130万元，不给王世英一分钱，这是流氓；三人没良心、没人味、没道德底线；宪法规定死者母亲是第一继承人，在死者母亲没得到一分钱的情况下，经村委会协调无效，才上告到平桥区人民法院；上诉人第四章提到的部分款项在死亡赔偿金中未扣除，在处理王永福的死亡赔偿事宜的四天中，各种费用都是甲方出钱，直到尸体运回老家，上诉人拿不出任何发票，全凭胡说，上诉人提到死者生前借取债权人陈世生的6万元，用死者赔偿金偿还，既滑稽又可笑，难道王永福不死，这6万元就还不上了吗？上诉人第五章提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母子三人没有得到独吞赔偿金的情况下，攻击一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书中通篇胡编乱造，百般狡辩；恳请中院对不赡养老人的母子三人，作为平桥的反面教材，严厉审判，给老人一个满意的答案；被上诉人王世英一审所得的213471元是老人的生活费、医药费和棺材本，是儿子王永福留给老人的赔偿金，王永福有赡养义务；王世英年满82周岁，生活不能自理，常年由大儿子和姑娘供养，每年生活费、医药费一万多元；五十多岁守寡至今，王永福、姚爱竹和两个孙子（王迎兵、王海兵）没给老人一分钱，其良心何在？恳求信阳市中院对一审判决给予支持。王世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应当获得儿子王永福的死亡赔偿款130万元中的1/3为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世英与其丈夫王书文（已故）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子王永财、次子王永福、三子王永贵、女儿王运。次子王永福于2020年8月在山西省太原建筑工地施工时不幸死亡，获得用人单位赔偿款130万元。王永福与被告姚爱竹生育二子，分别为被告王迎兵、王海兵。2020年7月31日，用人单位负责人曹天宝与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签订《协议书》，一次性赔偿三人130万元，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死亡赔偿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误工费、土葬费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在协议书中承诺死者王永福只有其三人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除本协议涉及的供养直系亲属外，没有其他需要供养的直系亲属，并提供相关证明，现款项已转入王迎兵账户。经查，2013年12月3日，王永福与姚爱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庭审中，三被告提供信阳市平桥胡店乡三道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永福生前多年未与原告生活在一起，且原告有生活来源，此次起诉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丧失分配赔偿金的权利，王永福与姚爱竹生活在一起，姚爱竹有参与分配赔偿金的权利。提供陈世生证人证言一份，证明王永福生前欠其借款6万元，王迎兵在2020年8月20日用赔偿金偿还，该款项应当扣除。提供被告姚爱竹在淮河骨科医院诊断证明和××人证，证明其无劳动能力，应当参与分配。庭审中，证人姚某（系被告王迎兵、王海兵的舅舅）出庭作证，证明王永福的死亡赔偿金中，有用人单位赔偿给姚爱竹的6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工亡赔偿金系基于死亡，为保障死者家庭及被供养人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给付死者亲属的补偿。三被告因王永福工亡获得赔偿金130万元，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获得赔偿金的主体为被告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协议书》中写明赔偿金包括供养亲属抚恤金，王迎兵、王海兵正值青壮年，不需供养，姚爱竹虽与王永福离婚，但二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其系××人，且是《协议书》中的特定赔偿主体，供养亲属抚恤金是对其的赔偿，庭审中，证人姚某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询问，证明130万元中的62万元是对姚爱竹的赔偿，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原告王世英作为王永福的母亲，无论其是否与王永福共同生活，均是王永福的直系亲属，王永福有赡养义务，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的死亡使其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损失，故其有权参与分配王永福的死亡赔偿金。赔偿金是基于死者的死亡而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具有人身属性，接受赔偿的主体是死者的近亲属，不是死者本人，因此，死亡赔偿金不属于死者的遗产，死者生前的债权人没有请求权，不能要求分割死亡赔偿金抵债，死者生前债务应当由其继承人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履行，同理，死者近亲属也不能以履行死者生前债务为由扣除部分或全部赔偿金。故被告辩称应扣除偿还王永福生前6万元债务，不予支持。关于丧葬费，按照2020年河南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即31587元（被告诉请），该部分应当从死亡赔偿金中予以扣除。关于交通食宿费用，被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产生相关费用的具体数额，但考虑到该费用真实发生，本院酌定为8000元。以上费用共计39587元，应当予以扣除。王永福的死亡赔偿金扣除属于被告姚爱竹的生活费用62万元，丧葬费、交通费等39587元，剩余640413元，由死者王永福的直系亲属王世英、王迎兵、王海兵共有，三人未达成一致分配意见，考虑到现实情况，兼顾公平原则，应当平均分配，故原告王世英可分得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13471元。由于原告年岁已高，且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可以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王世英赔偿款共21347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王世英承担1702元，由被告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承担194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是否应当给付王世英死亡赔偿金213471元。本案中，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上诉称“被上诉人行为能力受限，应当对其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并对其进行询问，以此确认起诉是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二审中，王世英本人亲自到庭参加庭审，当被问到“钱你该不该要？”时，王世英明确回答“该要，××”，由此证明此次起诉是王世英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上诉称“一审认定的68万元死亡赔偿金应当优先扣除开支3万元、借款6万元、丧葬费31587元”，经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故不能用于偿还死者的生前债务，同时，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在一审、二审中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开支3万元，因此，一审判决在适当扣除交通住宿费8000元的基础上并扣除了丧葬费31587元，将下余的640413元作为分配的基数，并无不当，故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应在扣除医疗费、丧葬费等相关费用后，根据与死者的亲密程度及是否需要死者扶养等因素来确定，王世英作为死者王永福的母亲，在王永福生前需要其扶养，故王世英有权分得死亡赔偿金，因此，一审判决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将下余的640413元死亡赔偿金在王世英、王迎兵、王海兵之间平均分配，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2元，由上诉人王迎兵、王海兵、姚爱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峰审判员  姚涛审判员  马勇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吴彦亭书记员汪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