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谭友明，男，198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吴冰冰，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南，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友明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晖律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0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谭友明、被上诉人国晖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友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撤销《协议书》；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国晖律所该项诉讼请求；3．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令国晖律所向谭友明返还款项8533.33元；4．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5．判令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国晖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谭友明向国晖律所支付1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未审查认定案涉协议解除的违约方、过错方就直接认定谭友明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国晖律所收取费用，但并未提供任何对价服务，且不向谭友明开具发票或收据。根据一审查明事实，30000元业务收入是谭友明2019年12月份收入，国晖律所直至2020年4月10日才支付该笔收入款的部分款项6500元，且未完全支付，违反双方协议第七条构成违约。谭友明致函国晖律所，是要求其依法开具发票并主张其存在延迟支付业务收入的违约情形，致函内容并未提出解除协议。而是国晖律所拒不开具发票，谭友明也未再使用协议约定的房间，事实上案涉协议未再履行。可见，是因国晖律所存在未依法向谭友明开具发票、延迟支付业务费等过错，才导致协议解除。国晖律所明知谭友明代表合伙人签订案涉协议，但在合理期限内不开具发票及收据，违反基本财务规定，影响谭友明合伙事务财务计算。且也是国晖律所提出解除协议，谭友明不存在过错，也未曾提出解除协议，一审认定谭友明承担违约责任错误。2．案涉《协议书》是国晖律所单方制定，协议仅约定了谭友明的违约责任，对国晖律所违约责任未作任何约定，显失公平。协议也未约定国晖律所收取费用所对应的对价服务，其实际也未提供任何管理服务，明显违反合同等价有偿原则。又基于国晖律所作为专业机构的绝对优势地位，双方签订合同时，谭友明尚有原基于劳动关系被拖欠的工资、报销款等尚未结清的不利地位。综上，即便协议书不符合撤销情形，但考虑到协议违约责任条款显失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以及双方签订合同时明显不对等地位，相关违约条款符合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或依法应认定无效，不应作为裁判依据。3．谭友明未使用国晖律所房间，其也未提供任何对价服务，其主张费用没有依据，一审判决向国晖律所支付10000元错误。（二）国晖律所已收取谭友明五个月的租金2万元，期限是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5月16日，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期限内国晖律所因为春节假期及疫情原因，中间长达两个月未开工。2020年1月20（春节假期放假时间）至3月2日复工，期间没有提供协议约定房间供谭友明使用。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5月16日谭友明实际未再使用国晖律所房间。即便认为协议不符合可撤销情形，上述两个时间段共计两个月零四天的费用共计8533.33元需予以扣除并返还。一审法院忽略了谭友明9月18日当庭提交的书面意见，没有就上述应返还的费用与谭友明诉请的2万元作区分审查，事实认定错误。（三）案涉协议书解除时间应是谭友明致函要求开发票而国晖律所未开具发票的五日期限届满之日，即2020年5月10日。退一步而言，也应是国晖律所向一审法院请求解除协议的起诉之日2020年6月9日，而不是一审立案之日。（四）一审判决支付1万元违约金错误。国晖律所一审请求支付3万元属于合同标的金额，即国晖律所诉请的并非是违约金而是合同剩余款项。一审判决与国晖律所诉讼请求不一致，超出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综上，国晖律所向谭友明主张协议未履行的剩余款项理据不足，其已收取五个月房租20000元因谭友明未使用房间及其未提供对价服务而应予返还。国晖律所辩称，关于谭友明上诉请求第一项，一审认定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请求第二项，如按照案涉协议约定谭友明应向国晖律所支付3万元。关于上诉请求第三项，该诉请一审没有提出，二审应予驳回。关于上诉请求第四项，经核算需返还金额中还应扣除企业所得税。国晖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国晖律所与谭友明签订的《协议书》已解除；2．判令谭友明向国晖律所支付管理费30000元；3．判令谭友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谭友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国晖律所返还已支付款项20000元；3．判令国晖律所向谭友明支付业务收入款7500元；4．本案本诉、反诉费用均由国晖律所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6日，国晖律所与谭友明签订《协议书》显示双方约定国晖律所对谭友明进行相关的律师业务管理及服务，谭友明向国晖律所缴纳管理费用；本协议期限一年，自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12月9日止；国家规定的税费，由国晖律所代扣代缴；管理费：谭友明使用国晖律所办公房间1521房间，按国晖律所与内部平台上公布的《国晖律所办公设施配置及费用缴费标准》每年向国晖律所缴交管理费50000元；费用支付：谭友明所应承担的上述各项费用，由谭友明每月5日前向国晖律所支付；档案押金：谭友明经办的每一宗业务按所收的（即已到账的）代理费额的10%预留档案押金，但每一宗业务预留的档案押金最高不超过3000元，该押金由国晖律所财务从该业务已收到的代理费中优先于本合同第3条约定的谭友明应承担的费用预留，在该案件归档后国晖律所如数退还；国晖律所为谭友明的执业提供以下管理和服务：为谭友明接办业务提供函件、合同、协议等相关文本及手续、收取律师代理费、代扣各项税费等；违约责任：谭友明未及时足额向国晖律所支付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谭友明应付的费用，将按照所拖欠费用的日千分之三标准向国晖律所支付违约金，同时国晖律所有权停止为谭友明提供本合同第五条所述的管理和服务，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谭友明承担等；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未经国晖律所与谭友明协商，任何乙方不得单方变更本协议和提前解除本协议，谭友明单方要求提前解除本协议的，须经国晖律所同意，谭友明经国晖律所同意提前解除本协议的，须补足本协议剩余履行期间应向国晖律所缴付的管理费等条款。国晖律所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于2019年12月31日，谭友明业务费30000元税率为6%，税额为1698.11元。2020年5月5日，谭友明向国晖律所出具《告知函》，显示谭友明称鉴于其双方签订的房间租赁协议书内容存在违法违规，如国晖律所已收取谭友明房屋租金共20000元一直未向谭友明开具发票，至少违反国家相关的税务管理规定等原因告知国晖律所谭友明于2020年4月20日起已经未使用国晖律所的1521办公房间，现正式函告国晖律所，即日起，不再使用上述房间；请国晖律所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五日内向谭友明开具已收取的20000元房租发票,未在上述期限向谭友明开具发票，则在上述五日期限届满当日双方签订的1521房间租赁合同{（2019）穗晖合字第16号协议书}自动解除等事项。2020年5月8日，国晖律所向谭友明发函告知谭友明于收到本函之日其5日内联系国晖律所办理缴纳管理费30000元事宜等。谭友明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显示谭友明与国晖律所自2019年11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谭友明工资结算至2019年11月22日，国晖律所于2019年12月15日前支付前述工资等条款。2019年12月16日，谭友明向国晖律所转账4000元，摘要财富广场西塔1521租金。谭友明出具其与国晖律所员工的微信聊天显示谭友明的业务款30000元于2019年12月27日已汇入国晖律所；谭友明与微信备注为“广州国晖曹总（曹萍萍）”的微信聊天截图，谭友明于2020年2月7日提出想于下周开工，对方回复称“目前的情况，可能律所暂时不复工，因为政府对复工企业要求有标准，达到防疫标准才可复工”；2020年3月1日，微信群“国晖（广州群）”中发布明天律所复工等信息。2019年12月27日，谭友明客户向国晖律所支付诉讼费30000元，国晖律所认为扣减管理费20000元，3000元押金，税费共计4500元（包括增值税1698.11元、附加税203.77元及企业所得税），再加上谭友明已支付4000元，剩余款项6500元，已于2020年4月10日转付给谭友明。庭审中，国晖律所明确主张《协议书》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8月11日）解除。谭友明变更反诉请求由请求国晖律所支付23500元变更为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虽谭友明曾是国晖律所的员工，其称基于原劳动合同关系而处不平等地位及仍有依赖国晖律所未结清的部分款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故应撤销该协议，但签订该协议时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均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存在可撤销协议的情形存在，故谭友明主张该协议可撤销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国晖律所与谭友明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而言，由国晖律所提供其内设场地并由其提供社保代缴、档案管理、相关律师业务及服务、代缴税费，从上述情形可以反映双方属于挂靠经营关系，并非单纯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至于国晖律所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调整范围，谭友明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依照协议约定，谭友明使用国晖律所的1521房间，且约定支付50000元管理费，谭友明已支付20000元管理费，现谭友明发函解除该协议，依照合同约定经国晖律所同意解除《协议书》，谭友明支付剩余管理费30000元，故国晖律所主张该协议于立案之日（2020年8月11日）解除《协议书》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国晖律所主张谭友明支付剩余30000元管理费，属于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承担，考虑各方责任以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为10000元为宜。谭友明客户向国晖律所支付30000元，加上谭友明向国晖律所转账的4000元，共计34000元。国晖律所扣除20000元管理费及已转付谭友明款6500元，剩余7500元。国晖律所代缴增值税1698.11元后，剩余5801.89元，其中包含3000元押金，故剩余2801.89元系国晖律所认为的附加税及企业所得税，但国晖律所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包括合同约定或实际支付，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谭友明主张国晖律所返还已支付款项20000元，该款项系双方协议约定的管理费，谭友明理应依照协议支付应该笔费用，且国晖律所已向谭友明退回谭友明支付的4000元管理费，故谭友明主张退回20000元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谭友明主张国晖律所支付7500元业务收入款，《协议书》中约定由国晖律所代谭友明缴纳应缴税费，现国晖律所代其缴纳税费1698.11元，剩余款2801.89元国晖律所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缴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该款2801.89元应予退还谭友明。另国晖律所收取谭友明10%押金即3000元，现协议解除应向谭友明退还该押金，故谭友明主张国晖律所退回3000元款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谭友明请求其合伙人参与诉讼，但并未明确向国晖律所告知合伙关系，并不导致国晖律所与谭友明双方签订的协议相对方的变更，其合伙关系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国晖律所与谭友明签订的《协议书》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二、谭友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国晖律所支付款10000元；三、国晖律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谭友明返还款项5801.89元；四、驳回国晖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谭友明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75元，由国晖律所负担185元，谭友明负担90元；反诉费240元，由国晖律所负担50元，谭友明负担19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庭审中，谭友明主张如认定案涉协议是国晖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定。谭友明庭后向本院提交书面补充意见认为，《协议书》第八条、第九条是国晖律所单方拟定的供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条款内容明显系国晖律所不合理免除或减轻其责任、加重谭友明责任以及排除、限制谭友明权利，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上述条款国晖律所也未依法尽提示、说明义务，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谭友明可主张上述条款不作为合同内容。二审中，谭友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调查国晖律所与谭友明签订涉案《协议书》同期与其他案外人签订的租房协议书，拟证明国晖律所同期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与涉案协议内容一致，涉案《协议书》是国晖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第八条、第九条应认定为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涉案《协议书》第八条、第九条是否为格式条款，以及本案是否应适用民法典的问题；（二）《协议书》相关条款的效力问题；（三）涉案《协议书》解除时间及解除后果应如何认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第一，本案双方签订《协议书》，就合作开展律师业务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应属平等商事主体，涉案协议对协议期限、管理费等进行了具体约定，并无证据足以证实涉案合同及相关条款存在订立时未与谭友明协商的情形。谭友明上诉主张《协议书》第八条、第九条属于格式条款，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谭友明二审申请的调查取证事项，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不予接纳。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但本案中，如前所述，因谭友明主张相关条款属格式条款理据不足，故本案不存在依据民法典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签订于2019年12月16日，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谭友明主张本案适用民法典，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谭友明上诉主张《协议书》相关条款因显失公平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双方属平等商事主体，谭友明一审中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显示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协议，并约定了工资结算等问题，故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国晖律所存在利用谭友明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谭友明上诉主张《协议书》相关条款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第一，关于《协议书》解除时间。谭友明于2020年5月5日向国晖律所发出《告知函》，载明国晖律所存在未开具发票、未完全支付业务收入等违约行为，并要求国晖律所于收函之日起五日内开具发票，否则届满当日《协议书》自动解除。但双方《协议书》并未约定存在上述情形时谭友明即具有合同解除权。同时，一方面，《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国晖律所开具发票的具体期限，另一方面，虽第七条约定了提取业务收入的期限，但综合国晖律所迟延期限及实际可提取收入金额，尚难认定国晖律所存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故谭友明主张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亦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据此，谭友明于2020年5月5日发出《告知函》时，并不享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故谭友明主张涉案《协议书》于《告知函》指定期限届满之日2020年5月10日解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谭友明主张涉案协议自起诉状落款之日2020年6月9日解除，起诉状落款之日本案尚未进入一审诉讼程序，谭友明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谭友明主张扣除部分期间管理费的问题。对此，春节假期属于法定节假日，涉案《协议书》对该期间管理费未作特别约定，谭友明主张扣除该期间管理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因受疫情影响国晖律所至2020年3月1日通知正式复工的问题。对此，依据《协议书》约定，国晖律所除提供办公场地之外，尚有提供档案管理、相关律师业务及服务、社保税费代缴等其他服务内容，双方并非单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现并无证据足以证实谭友明在该期间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因受疫情及未复工影响，对谭友明业务开展产生实质障碍，故谭友明上诉请求不予支付该期间管理费，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谭友明主张自4月20日起未再使用办公室。对此，即使其所述属实，但其在《协议书》履行期间自行决定不使用办公场地，并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效果，也不能作为不予支付管理费的理由。故对于谭友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违约金问题。涉案《协议书》约定谭友明解除协议应补足剩余履行期间的管理费，该约定属于双方对解除合同违约责任的约定。国晖律所起诉主张中对此表述为管理费，并不影响合同约定的款项性质。谭友明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国晖律所诉请范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责任，酌情调整为10000元，并无明显权利义务失衡，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谭友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元，由上诉人谭友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