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行终77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玉珍，女，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张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龙子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杨玉珍因诉被上诉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1行初7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0月21日，证监会作出〔2020〕219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经查，2018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监管局）先后收到杨玉珍邮寄和证监会转办的举报材料，相关材料内容一致，主要反映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某湘与肖某国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同有科技免除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某国的离职补偿等事项涉及证券违法违规问题。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作出书面答复，告知杨玉珍未发现存在杨玉珍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证监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举报人举报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没有初步事实根据、证据线索，或者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对其股票交易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举报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北京监管局核查后未发现存在杨玉珍反映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杨玉珍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举报的事项对其股票交易行为产生实际影响。据此，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对举报事项的处理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北京监管局针对杨玉珍举报事项作出的答复，并未设定杨玉珍的权利义务，亦不对杨玉珍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的复议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关于杨玉珍提出的要求证监会对其举报内容进行立案调查和作出举报答复的请求，证券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证监会收到杨玉珍举报材料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证监会令第118号），将杨玉珍举报事项交北京监管局进行调查处理并回复，已依法履行职责。杨玉珍复议请求证监会针对其举报内容进行立案调查和作出举报答复，属于重复的履职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1日，杨玉珍向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提交《关于同有科技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举报：同有科技上市后，无根据的免除原同有科技副总经理肖建国离职时应向公司支付的赔偿金，作为回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与肖建国私下签署协议，将同有科技首次发行上市之前登记在肖建国名下的股份683985股，无对价完全转移给周泽湘，但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对该股份及配股在周泽湘的股份转让禁限期内，由肖建国卖出股票套现，针对上述套现款，周泽湘与肖建国存在纠纷。在股权登记、转让交易、转让套现、信息披露等方面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处罚。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向杨玉珍作出京证监答复复字第2019-2号答复（以下简称2019-2号答复），主要内容为：杨玉珍于2018年11月寄给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的两封关于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的举报信均已收悉。经核查，北京监管局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2019年5月20日，杨玉珍向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请求为：请求由证监会审查杨玉珍对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违法违规的调查。2019年9月2日，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9月6日，证监会作出证监复补字〔2019〕14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杨玉珍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补正以下信息和材料：1.杨玉珍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单位、住所（或实际联系地址，主要用于邮寄相关法律文书）等信息；2.明确复议请求，主要指复议针对的北京监管局具体处理答复行为，并要求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等；3.补充说明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答复事项的利害关系等申请复议的理由。证监会于作出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上述补正通知。杨玉珍于次日签收后，向证监会提交了《复议申请（补正）》，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证监会于2019年9月17日收到上述补正。2019年9月18日，证监会向北京监管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北京监管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北京监管局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并附相关证据提交证监会。证监会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证监复延字〔2019〕88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杨玉珍本案延期一个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该通知。2019年12月11日，证监会作出〔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杨玉珍于2019年12月14日签收后不服，于2019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8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京01行初6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证监会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进行处理。证监会于2020年8月25日签收上述判决。2020年10月21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20年10月23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杨玉珍于2020年10月27日签收后仍不服，遂于2020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出具的对账单显示，杨玉珍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6日间对同有科技股票操作情况如下：2015年8月26日购入600股，成交价格30.5元；2015年8月28日卖出600股，成交价格30.7元；2019年12月6日购入100股，成交价格10.75元；2019年12月9日卖出100股，成交价格11.51元；2020年1月13日购入100股，成交价格14.64元；2020年4月1日购入500股，成交价格10.61元；2020年4月15日卖出500股，成交价格10.96元；2020年6月19日购入500股，成交价格11.65元；2020年6月19日购入400股，成交价格11.65元；2020年6月23日卖出500股，成交价格11.87元；2020年6月23日卖出400股，成交价格11.8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经补正，杨玉珍复议请求明确为两项：1.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2.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证监会对此分别作出了论述，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杨玉珍的第一项复议请求。行政复议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该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救济个人合法权益的属性，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能够主张个人具有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应为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要件之一。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本案中，杨玉珍向北京监管局举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存在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一审法院对其与北京监管局查处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考量：1.基于杨玉珍投资权益的利害关系问题。根据杨玉珍提交的证据显示，杨玉珍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买卖同有科技股票若干次，均获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玉珍的投资权益受到了其举报的相关“违法行为”的影响，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2.基于杨玉珍要求获取举报奖励的利害关系问题。其一，杨玉珍在提出举报申请时，并未要求获取奖励；其二，针对杨玉珍所提举报事项，北京监管局经审查未发现违法行为，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举报人确实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3.基于杨玉珍主张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因违法行为丧失投资信心、受到被举报人恐吓等的利害关系问题。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举报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是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来源，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重视。但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出举报并非认定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充分条件，杨玉珍所主张的其受到被举报人恐吓等情形，也不能当然成为其与北京监管局查处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理由。综上，北京监管局针对上述举报申请作出的2019-2号答复对杨玉珍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基于前述理由，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所保护的利益，尚不构成行政复议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不具有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北京监管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证监会认定杨玉珍的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受理条件正确。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二、关于杨玉珍的第二项复议请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杨玉珍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要求证监会履行直接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结论正确。关于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一审法院经审查，未发现存在违法情形，一审法院对其程序合法性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杨玉珍的诉讼请求。杨玉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其对同有科技周泽湘证券违法违规的举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有法所依，证监会及北京证监局敷衍包庇被举报违法违规问题；证监会所作被诉复议决定没有对举报进行实质审查程序，认为杨玉珍“没有初步事实根据、证据线索”，该不经过实质审查程序而认定事实的行为程序错误，是渎职行为，一审法院遗漏了该项审理内容；举报处理的答复与杨玉珍有利害关系，处理结果对其合法权益有影响，被诉复议决定错误。故，请求本院：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证监会履行职责，对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3、由证监会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证监会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玉珍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杨玉珍的上诉请求。一审相关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证监会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对杨玉珍的两项请求所作处理是否正确。一、针对杨玉珍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的处理行政复议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该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救济个人合法权益的属性，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能够主张个人具有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应为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要件之一。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本案中，杨玉珍向北京监管局举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存在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并认为其基于投资权益与北京监管局的答复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但是，杨玉珍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买卖同有科技股票若干次，均获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玉珍的投资权益受到了其举报的相关“违法行为”的影响，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杨玉珍关于其因具有获取举报奖励的权利，故而与举报处理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的主张。因针对杨玉珍所提举报事项，北京监管局经审查未发现违法行为，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举报人确实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故其不具备行使奖励请求权的前提条件，且杨玉珍在提出举报申请时，并未要求获取奖励。故，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杨玉珍认为其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因违法行为丧失投资信心、受到被举报人恐吓等因素，从而与举报处理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北京监管局针对杨玉珍的举报申请作出的2019-2号答复对杨玉珍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基于前述理由，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所保护的利益，尚不构成行政复议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不具有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北京监管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证监会认定杨玉珍的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受理条件正确。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二、关于杨玉珍的第二项复议请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杨玉珍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要求证监会履行直接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结论正确。关于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本院对其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综上，证监会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玉珍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杨玉珍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杨玉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宇晖审 判 员 支小龙审 判 员 贾宇军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郑程运书 记 员 李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