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东英，女，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智，北京合弘威宇（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恩庆，男，198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园，女，198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辰，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京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站前路235号第五层。法定代表人：林兰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智，北京合弘威宇（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东英因与被上诉人程恩庆、罗园、原审第三人广东京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东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智，被上诉人程恩庆及被上诉人程恩庆、罗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严辰，原审第三人京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东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马东英一审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程恩庆、罗园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罗园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罗园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定作合同关系，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罗园签订的《2017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约定了程恩庆、罗园向京兆公司定做秋冬货品，京兆公司根据程恩庆、罗园对款式、型号、色号、码数的指定，为程恩庆、罗园备足货物，无论是从约定还是实际履行看，双方关系都符合定作合同的特征。（二）马东英主张的944998元债权里包括了已经交付的货物的货款，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涉案三份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2017年5月17日，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订《2017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约定程恩庆、罗园向京兆公司定作2017年秋冬货品总金额1139200元，签订协议后须缴纳定金341760元，剩余货款797440元分期付款，其中的20万元在6月15日支付，8月底支付总货款的50％，京兆公司才发放全部货物。但直到2017年7月19日，程恩庆、罗园才向京兆公司支付20万元，在程恩庆、罗园未足额支付定金的情况下，京兆公司按协议约定，未予以发货。为骗取京兆公司发货，程恩庆、罗园又以增加订单为由，与京兆公司于2017年9月7日签订第二份《2017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约定程恩庆、罗园向京兆公司定作2017年秋冬货品，货品总金额1618748元整，程恩庆、罗园须先支付货款80％即1294998元，因2017年7月19日已经支付20万元定金，欠款1094998元按以下日期支付：2017年10月20日付10万元，2017年11月20日付10万元，2017年12月20日付20万元，2018年1月20日付30万元，2018年2月10日付20万元。协议签订后，程恩庆、罗园仅于2017年9月11日向京兆公司支付25万元，但京兆公司已发出价值1214734元的货物（此时程恩庆、罗园连同定金总共才支付了45万元），抵扣程恩庆、罗园已经支付的定金和货款，此时，程恩庆、罗园欠京兆公司货款764734元，未提货物货款404014元，合计1168748元。后经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罗园于2018年2月8日结算，并签订《合作协议书》，确认第二份《2017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项下程恩庆、罗园尚有1044998元未结清。显然，这1044998元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未提货的货款400014元，一部分是已提货返货调换的货款383922元，另一部分则为已提货未付款的货款261062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程恩庆未收到京兆公司交付价值合共783936元的货物的情况下，无需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很明显，这是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对马东英主张的债权不分性质，连同程恩庆、罗园已提货未付款的货款261062元都不予支持，其判决是明显且严重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为“程恩庆未收到京兆公司交付价值合共783936元的货物的情况下，无需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不仅无视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罗园的合同约定，与法理相悖，也颠覆了正常的商业逻辑。首先，对于提货返货调换的货品（货款383922元），京兆公司在履行与程恩庆、罗园签订的第二份《2017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时已经完成了交付义务，货品已属于程恩庆、罗园所有，只是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程恩庆、罗园返货调换，程恩庆、罗园是必须调换并取走的；未提走货品（货款400014元）亦约定由程恩庆、罗园调换并取走。关于调换的期限，《合作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必须于2018年9月30日前换走”，可见对京兆公司而言，付款、调换并取货是程恩庆、罗园的义务，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程恩庆、罗园必须履行，京兆公司或债权受让人可据此向程恩庆、罗园主张履行。另一方面，在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程恩庆、罗园必须在2018年9月30日前换走的情况下，程恩庆、罗园未按照约定换走，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行为不应成为无须付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完全无视程恩庆、罗园取货付款的义务及违约行为，认为“被告程恩庆未收到京兆公司交付价值合共783936元的货物的情况下，无需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完全是将对方的违约行为作为对方的免责事由，明显违反法理。在程恩庆、罗园未按照约定付款取货的情况下，驳回马东英一审诉讼请求，等同于要马东英承担程恩庆、罗园违约的不利后果。其次，无论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定作合同关系，基于程恩庆、罗园的合同信赖，京兆公司都作了履约准备，未按约定付款提货的行为造成京兆公司货物积压，这对京兆公司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程恩庆未收到京兆公司交付价值合共783936元的货物的情况下，无需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完全不考量正常商业逻辑及京兆公司因对程恩庆、罗园的合同信赖所造成损失。程恩庆、罗园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程恩庆、罗园与京兆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正确。马东英因京兆公司根据程恩庆对货品款式型号色号的指定，就主张两者之间是定作合同关系及承揽合同关系，显然是错误的。程恩庆指定的都是京兆公司既有的款式、型号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恩庆与京兆公司签订的2份《2017年秋冬订货合作协议书》在2018年2月8日均已终止，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对程恩庆与京兆公司之间需调换的货品，以及未提货品的金额达成了新的约定，明确未提货品400014元，需调换货品383922元，合计783936元整。罗园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15日向京兆公司的财务人员林燕娜分别支付5万元整，合计10万元整，履行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第一步回款10万元的义务，但此后京兆公司再未向程恩庆、罗园发货，经催告后，仍拒绝履行。导致《合作协议书》无法履行。程恩庆、罗园已多次向京兆公司主张换货提货并主动前往京兆公司处进行调换货品，但均因京兆公司恶意阻拦，故意拖延，导致程恩庆、罗园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调换货品，不能及时回款。京兆公司履行发货义务并不存在困难，其可以通过邮寄等多种方式履行发货义务。（三）根据前述付款及调换货的情况，程恩庆、罗园与京兆公司之间存在的并不是944998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京兆公司与马东英之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基础关系不成立。程恩庆、罗园不同意马东英的上诉意见，同意一审判决。京兆公司述称，京兆公司提交了货款结算说明，对具体的结算过程以及其中重复抵扣的10万元进行了说明。马东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程恩庆向马东英支付货款94499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94499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2.罗园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程恩庆、罗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7日、同年9月7日，京兆公司与程恩庆分别签署《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对2017年秋冬货品总金额、付款时间、协议期限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2018年2月8日，京兆公司（甲方）与程恩庆（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订明：乙方向甲方预定2017年秋冬货品金额1614748元，已提走货品1214734元，欠400014元货品未提；乙方于2017年12月20日返货287件159336元，2017年12月25日返货505件224586元，两单共792件383922元（具体数量及金额待乙方结清所欠货款后，仓库再清点）。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以上未提走货品400014元可调换其他相应金额的货品，所调换的货品可当季调换及不超一个季度跨季换货；退货383922元货品可调换其他相应金额的货品，所调换的货品为买断，不退不换；以上需调换的货品必须于2018年9月30日前换走，否则，取消调换政策支持，发货时间以订单指定日期为准，否则赔偿乙方相对应损失。综上，衣服需调换货品总金额为783936元整，即乙方欠甲方货款783936元整，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所欠货款783936元整按以下日期分期付款：2018年2月回款100000元，2018年9月20日回款150000元，2018年10月20日回款150000元，2018年11月20日回款100000元，2018年12月20日回款200000元，2019年1月20日回款100000元（结清所有欠款）。乙方任何一期未按时回款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并取消本协议相关政策支持，按原合同欠款即1044998元整执行。协议日期从2018年2月8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等。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15日，程恩庆通过罗园的账户向京兆公司指定的人员林燕娜分别支付款项50000元，合共100000元。程恩庆与京兆公司共同确认，京兆公司未向程恩庆交付货物价值400014元的货物，程恩庆也未向京兆公司调换价值383922元的退换货物。2019年12月10日，京兆公司（甲方）与马东英（乙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订明：甲方作为出售货物方依法与债务人程恩庆签订《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甲方接受程恩庆发出的2017年秋冬定货清单，剩余400014元货物暂时未提取。双方于2018年2月8日确认，程恩庆仍欠付货款1044998元，后程恩庆向甲方支付货款100000元，故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程恩庆仍欠付甲方货款944998元。现甲方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在本协议签订之当日，乙方即成为债权受让方，债务人程恩庆及其配偶罗园应向受让方继续履行支付剩余全部货款的义务。上述债权转让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立即生效。甲方承诺从本协议签订之后，原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即属乙方所有，乙方至此成为该等债权及相应权利唯一合法的权利人，可以单独以乙方的名义向相关的债务人等主张权利等。之后，京兆公司向程恩庆、罗园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但马东英、京兆公司均未将上述通知书交付给程恩庆、罗园。另查，程恩庆、罗园系2010年8月23日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为J360XXX14。程恩庆、罗园同为江西德恩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服装、鞋帽、皮具设计、批发兼零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京兆公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中，马东英向程恩庆主张的款项系基于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权利，该权利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转让的权利，故京兆公司可以将《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权利转让给马东英，但程恩庆对京兆公司的抗辩，可以向马东英主张。根据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署的《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可知，京兆公司与程恩庆之间实际上是程恩庆向京兆公司购买服装的买卖合同关系，但京兆公司与程恩庆均确认京兆公司实际上并未向程恩庆交付《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未提货物400014元及价值383922元的退换货物。程恩庆未收到京兆公司交付价值合共783936元的货物的情况下，无需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故马东英要求程恩庆支付货款944998元及利息，并要求罗园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马东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50元，由马东英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马东英、京兆公司二审期间表示同意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但程恩庆据此提货和调换货之前，需先向京兆公司付清未结案涉款项。程恩庆则表示，需要京兆公司先将程恩庆已支付10万元的等值货品发出，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否则，在京兆公司不发出任何货物的情况下，还要求程恩庆先行支付783936元货款，是不合理的。而且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京兆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此情况下，京兆公司显然不具有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的能力，其还要求程恩庆先行支付783936元货款，显然是不合理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马东英要求程恩庆向其履行付款义务是否应予支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是债权转让纠纷，京兆公司和马东英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后，马东英提起了本案诉讼。根据京兆公司与马东英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京兆公司的债权来源于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订的《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京兆公司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给马东英，马东英同意受让。京兆公司和马东英同时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还约定“京兆公司承诺从本协议签订之后，原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即属马东英所有”，马东英、京兆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均未将《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交付给程恩庆。根据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订的《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程恩庆有向京兆公司付款的义务，同时程恩庆也有向京兆公司调换货物的权利。虽然京兆公司与程恩庆在履行《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过程中发生争议，但不改变京兆公司与程恩庆签订的《2017年秋冬定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是双务合同的性质，京兆公司对程恩庆不仅享有债权，同时也负有调换货物的义务。京兆公司和马东英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京兆公司承诺从本协议签订之后，原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即属马东英所有”，表明京兆公司将原合同的义务也转让给了马东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京兆公司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马东英，理应经过程恩庆的同意。但京兆公司、马东英未在提起本案诉讼前通知程恩庆，更未征得程恩庆的同意。故本院认定京兆公司未经程恩庆的同意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马东英，该转让对于程恩庆不发生法律效力。马东英要求程恩庆向其履行付款义务，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程恩庆目前是否负有向京兆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以及超过协议约定的调换期限后，京兆公司是否还负有调换货物的义务，均是京兆公司与程恩庆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审理，京兆公司与程恩庆可另循法律途径加以解决。综上所述，马东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直接审理程恩庆是否负有付款义务不当，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0元，由上诉人马东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