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执行案外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长来，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中江，山东鑫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申，山东鑫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文富，男，195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桂英，女，195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系杨文富妻子。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王文明，男，195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城区。再审申请人徐长来因与被申请人杨文富、一审第三人王文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14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鲁14民申23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长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中江、孟祥申，被申请人杨文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桂英，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王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长来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4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49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徐长来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杨文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徐长来对本案房屋未实际占有，也未进行产权登记，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查封的是房屋指标，不是实际房屋，查封时本案房屋正在建设中，不仅徐长来想占有而无法实际占有，查封法院也不能对房屋进行实际查封。徐长来未实际占有，属于不能占有。2014年10月23日，徐长来与王文明签订转让协议。2014年10月26日，王文明、刘桂芳向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申请更名及备案，该办公室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一审法院查封本案房屋的时间是2015年，二审判决认定属于查封的王文明的房屋，而非徐长来的房屋，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二审中，徐长来已提交生效刑事判决书，证明徐长来对王文明享有的合法债权已被本案房屋的抵债行为所消灭。王文明对徐长来的以房抵债行为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积极退赔，从而减轻了对王文明的刑罚。如二审判决执行完毕，徐长来的合法债权将无法律救济途径。2.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以徐长来不符合其中第二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规定为由，驳回徐长来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以上规定适用于被查封的房屋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本案房屋在查封时尚未建成，徐长来在客观上不可能行使合法占有的权利，也不可能实际占有。徐长来的行为只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除“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之外的三个条件，即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杨文富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王文明、刘桂芳与徐长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实为以物抵债协议，虽然王文明、刘桂芳通过以物抵债协议方式将部分回迁安置营业房转让给徐长来，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并不是不动产买卖合同关系，且并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双方之间仅是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徐长来不享有物权期待权，其债权不具有对抗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效力及排除执行的权利。2.徐长来并未向王文明支付过任何款项，也没有占有本案房屋。3.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以物抵债能否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王文明、刘桂芳与徐长来之间没有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仅签订了以物抵债转让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以物抵债并没有纳入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范围，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双方签订抵债协议时本案房屋尚未建设完工，并没有明确具体约定到特定房屋，没有明确标的物分割方式、方法和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未经依法登记领取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双方签订本案《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破坏了房屋管理秩序，规避了房地产行政管理，应当认定违法、无效。双方通过签订本案《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规避国家税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4.徐长来没有提供其与王文明、刘桂芳、银城汽车公司之间的账册、凭证及银行往来明细，不能证明其与王文明、刘桂芳之间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5.根据法律规定与事实，对王文明、刘桂芳名下的回迁安置房屋，法院有权予以查封，徐长来未实际占有该房产，查封、执行并无不当。6.在刑事案件中没有对本案房屋归属作出认定。仅凭一份以房抵债转让协议，不能认定房屋所有权是受让人，房屋所有权人仍是王文明、刘桂芳。7.司法裁判应当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案如支持徐长来的主张，会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王文明述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本案房屋查封时尚未建成交付，徐长来未实际占有该房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相对方仍是王文明、刘桂芳。徐长来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仅是放到了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安置档案并未变更备案为徐长来的名字，徐长来不具有与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015）德开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追究了王文明的刑事责任。（2016）鲁14刑终88号刑事裁定和（2014）夏民初字第2376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2014）夏民初字第2376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30万元借款属于非法集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2014）夏民初字第2376号民事判决应中止执行，移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追缴。（2020）鲁14执复298号执行裁定也认定追究非法集资刑事责任的不属于民事案件。徐长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得执行夏津县金港公园1号楼沿街商业楼03商铺，并解除查封；2.确认该商铺归原告徐长来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23日至2013年8月28日，德州市银城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向徐长来开具收据八张共计685000元，项目一栏均注明“借款”。2014年10月23日，王文明、刘桂芳与徐长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王文明、刘桂芳）将取得的回迁安置营业房回迁指标469.32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徐长来），由乙方（徐长来）享有所有权。二、上述转让房屋价款按照每平方米6850元计算，总价陆拾捌万伍仟元，由乙方（徐长来）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四、本协议经甲（王文明、刘桂芳）、乙（徐长来）双方签字并在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办理变更备案后生效。”(2015)德开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载明：“被告单位银城汽车销售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6日，组织机构代码74567345-3，系被告人王文明出资100%的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第9页载明：“20、被害人徐长来提供的银城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8张证实，自2010年至2013年期间，银城汽车销售公司向被害人徐长来借款共68.5万元”，“22、被害人徐长来提供的申请书、转让协议、抵债协议书证实，2014年10月23日，被告人王文明、刘桂芳将夏津县人民公园片区改造中被征收的土地房屋补偿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469.32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以6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害人徐长来。10月26日，被告人王文明、刘桂芳向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管理办公室申请了更名及备案。”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开具证明：“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给予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将安置房的回迁安置指标归受让人（徐长来）所有。在2017年7月份和8月份各受让人分别参与分房选号，待法院解封后给受让人办理产权证书。”一审法院依据（2015）德开执字第82-2号执行裁定文书，查封了夏津县金港公园1号楼沿街商业楼03商铺，原告申请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了（2019）鲁1491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徐长来是否对被查封财产享有实体权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徐长来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虽然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但结合原告提交的收据，其实质内容是债务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来履行债务，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以物抵债协议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争议房产在执行查封前尚未建成交付，原告徐长来未实际占有该房产，亦未进行产权登记，虽然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证明——该安置房已办理变更备案手续，但不属法定的产权变更登记方式，并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因此，原告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物权，也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徐长来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与案件具有关联的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徐长来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本案中，涉案房产尚未进行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上诉人要求确认涉案安置房所有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争议房产在执行查封前尚未建成交付，上诉人未实际占有该房产，且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也仅仅是放到了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相对方仍是王文明和刘桂芳。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安置档案并未变更备案为上诉人徐长来的名字，法院执行查封时，也是查封的王文明的安置房，并未查封上诉人的安置房。本案中的徐长来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虽然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但从上诉人买房的情况看，买房人无支付房款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就具有以物抵债故意。本案中以物抵债的目的是消灭金钱债权，不存在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上诉人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徐长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理由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二审在纠正一审判决理由的同时，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徐长来负担。再审中，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王文明提交（2020）鲁14执复298号执行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杨文富申请执行的30万元债权属于非法集资，不属于民事案件范围。徐长来质证称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王文明曾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其认为杨文富的债权应当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方式进行执行，查封本案房屋存在不当。杨文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并没有确认30万元为非法集资款。对于当事人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2020）鲁14执复298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并未对杨文富30万元债权的性质作出认定。另查明，本院（2020）鲁14民再2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中，当事人之间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抵偿的也仅为侯全益（史光军）对王文明所享有债权，并不因抵债协议的形成而改变该债权的普通债权性质，在作为抵债物的案涉“房屋”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的情况下，抵债行为并未完成，故侯全益（史光军）仍为王文明的普通金钱债权人，原审判决认定侯全益对案涉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徐长来对本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判决停止执行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徐长来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本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徐长来是否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问题，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王文明、徐长来和刘桂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显示，协议主要内容为王文明、刘桂芳向徐长来转让其应取得的469.32平方米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中的100平方米，未能与实际拆迁安置房屋中的具体房屋相对应；《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徐长来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付清房屋总价款685000元，与双方在庭审中陈述的以物抵债的事实存在差异；徐长来陈述本案房屋可以办理产权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此类不动产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效力，故在权属登记办理完毕之前，以物抵债协议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徐长来提交的加盖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印章的证明中没有载明日期，也没有该单位负责人的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本案房屋属于沿街商业用房，并非居住用房，其用途并不是满足买受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且徐长来并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与本案中的证据相比，徐长来在（2015）德开刑初字第40号案件中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且（2015）德开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在查封时间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依据该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不应予以支持。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应当认定徐长来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二十九条规定的条件，此外其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其对本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虽然王文明、刘桂芳对本案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但徐长来并不享有该项权利，其仍属于普通金钱债权人。因此，原审判决驳回徐长来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徐长来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鲁14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敏审判员  单仕东审判员  杨 敏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陶颖书记员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