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5176号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王世忠，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磊，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镞锋，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XXX幢XXX层XXX室。法定代表人王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叶，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原、被告同意延长本案简易程序延长适用一个月，本案于2016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3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磊、陈镞锋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秦嘉奎、何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诉称：原告自2014年9月起将原告所有的Dolce&Gabbana、D&G一批服装委托被告在其位于外高桥的森兰商都进行寄卖，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双方约定每月26日就上一月度的销售情况进行结算，在原告向被告出具结算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被告在七个工作日内将货款打给原告。在合作之初，被告都按照销售业绩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后2015年4月，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销售业绩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后，被告没有按照之前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原告数次去被告处追讨，被告都拒绝支付上述款项。截至2015年4月底，原告尚有大量服装仍然在被告处寄卖，但被告也拒绝向原告返还该些服装，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截止2015年4月底的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61,140.59元；2、返还原告截止至2015年4月底在被告处尚未出售的衣物(价值6,156,998.64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向法院提供了退货清单，明确退货数量为9347件，若被告无法返还尚未出售的货物时，则要求被告按照货物价格的11.70%即5,957,204.18元作为赔偿。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原、被告之间没有合同上的洽谈，原、被告之间就原告诉请的货物没有合同关系，原告仅是案外人辉采时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采公司”)指定的结算主体和开票主体，就已售货物进行指定结算，故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涉案货物是辉采公司委托被告在森兰商都售卖货物。被告直接与辉采公司的代表联系和接洽业务。2015年2月份开始，辉采公司指定原告解决财税、开票的问题，辉采公司要求被告将已售货物的货款支付给原告，并由原告向被告开票，以便解决财税问题，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涉案的货物也是辉采公司的。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系注册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企业，其在位于上海市外高桥的森兰商都内受托代为销售多种奢侈品牌商品。辉采公司系1993年10月28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股东为陈冠州和林丽英，现任董事为陈冠州。2014年9月，原告向被告交付Dolce&Gabbana、D&G品牌商品11483件，总金额为63,712,039元，并由后者在位于上海市外高桥的森兰商都售卖。2014年9月至10月，辉采公司与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协商从青岛向上海发物并由被告在外高桥森兰商都售卖的相关事宜。2014年10月8日，被告的员工沈磊向原告的员工杨海英(邮箱为helenyhy@qq.com)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杨海英发送两次发货的件数、金额。2014年10月9日，杨海英回复沈磊上述邮件，陈述发货数量为11376件，金额为62,387,928元。2014年10月17日，沈磊向辉采公司的员工Linda(邮箱为lindapui@wwacl.com.hk)发送电子邮件，称：“贵公司上海发往我司的DG总数据已经整理完毕。计10380件(金额57,606,185元)入库数据以及信息有问题尚未贴标签的150件(金额1,239,820元)未入库商品。合计10530件(吊牌价58,846,005元)”，上述邮件抄送给了杨海英，该邮件附“DG系统录入总表”一份，罗列了Dolce&Gabbana相关商品的条形码、成分、品名、原产国等信息。2014年10月28日，沈磊向杨海英发送电子邮件，称“关于DG最终数据，我们仓库全部盘点完后，实际件数为11483件，金额见明细(但因为未进系统的1103件商品部分价格丢失，故此我们是按照同期同类来做的价格，你们到货同款有不同价格，我们也做了相应调整，即都调高了。所以最终金额应该比你们的金额高)，因为你们上次只提供了发货件数11496件，但是没有明确金额”，邮件附“DG数据总表(最终)”一份，载明经过盘点的Dolce&Gabbana商品的成分、品名、原厂国、颜色、款号等信息，总件数为11483件，总金额为63,712,039元。2014年10月31日，沈磊向Linda发送电子邮件，称会在签订完寄售合同，收到进货成本发票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并随邮件发送D&G品牌商品在上海森兰商都第一个月的销售明细。此后，原、被告依据上述寄售合同的约定开展寄售事宜。2014年11月2日，沈磊向Linda发送电子邮件，并将该邮件抄送给杨海英等人，邮件附件为“博观开票信息”、“DG十月结算清单”、“寄售合同-DG”。其中，DG十月结算清单明确十月销售金额为2,940,737元，应付款为344,066.23元，结算方式为“日销售金额*0.117=应付款”；“寄售合同-DG”中的乙方为被告，甲方系空白，该寄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为委托代销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位于上海市外高桥的森兰商都进行寄卖；合同销售方式条款第5条约定，乙方每月26日向甲方提供准确的商品销售及库存报告；合同付款方式条款第1条约定，乙方须于每月的26日(如遇国定节假日，则顺延)将上一月度26日至本月25日的销售报表发送给甲方，并附销售明细作为附件，甲方以此作为已销售货价结算的依据；第2条约定，结算金额以货价之11.70%(含税价)为标准计算，甲方需提供乙方结算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于收到发票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存入甲方指定银行账号进行结算。2014年11月4日，Linda回复沈磊，确认收到相关资料。2014年11月4日、11月5日，杨海英与沈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核对产品价格及数量信息。2014年11月21日，杨海英向沈磊发送电子邮件，称“经过多天的核对发现以下商品有点出入，上海燕洪其中有62件服装没有在你们提供的数据上体现，博观国际其中有53件不在我们的数据中找到，看看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附上有差异的两表。”2015年2月25日，沈磊向原告的副总经理陈冠祥(邮箱为XXXXXXXXX@qq.com)发送电子邮件，商讨D&G寄售商品的结算事宜，并再次发送上述“寄售合同-DG”，要求尽快予以确认或修改。2015年3月5日，陈冠祥向沈磊发送电子邮件，称“沈先生关于合同怎么说？请尽快回复，谢谢！”2015年3月13日，沈磊回复上述邮件，称“附件是合同，请尽快盖章快递我司，以便尽快付款，谢谢”，该邮件附件为“寄售合同(终稿)”，该“寄售合同(终稿)”与前述“寄售合同-DG”内容大致相同，但“寄售合同(终稿)”明确甲方为原告，寄售货物的品牌为Dolce&Gabbana、D&G，并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5年2月至6月，陈冠祥与被告的员工唐绮雯、沈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协商D&G产品的结算及开票等事宜，结算金额均为货物价格的11.70%。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5月11日，原告先后向被告开具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总金额为1,088,463.17元。被告于2015年3月27日、4月21日、5月14日分别向原告支付货款457,508.26元、500,361.85元、130,593.06元，总计1,088,463.17元。2015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87,500元、73,640.59元，该两张发票均已为被告认证抵扣，但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上述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2016年3月11日，辉采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确认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森兰商都销售的DOLCE&GABBANA、D&G货品均是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从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多喜佳伴纳服饰(杭州)有限公司及多喜佳伴纳商业(深圳)有限公司购入，与本公司无关。2、确认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交于博观公司代售的DOLCE&GABBANA、D&G货品是经过本公司授权的。3、确认陈冠祥不是本公司员工，与本公司无关。”另查明，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多喜佳伴纳服饰(杭州)有限公司及多喜佳伴纳商业(深圳)有限公司均系注册在中国内地的公司，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为DOLCE&GABBANAHONGKONGLIMITED和DOLCE&GABBANAS.R.L，多喜佳伴纳服饰(杭州)有限公司的股东为DOLCE&GABBANAS.R.L，多喜佳伴纳商业(深圳)有限公司的股东为DOLCE&GABBANAHONGKONGLIMITED。原告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向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多喜佳伴纳服饰(杭州)有限公司及多喜佳伴纳商业(深圳)有限公司购入DOLCE&GABBANA货品。审理中，原告确认收到退货334件；被告确认还有9347件货物尚未出售(清单详见本判决后附光盘)，现存放在被告处。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2015)沪东证经字第17950、19751号公证书、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银行业务回单、辉采公司2016年3月11日董事会决议、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多喜佳伴纳服饰(杭州)有限公司及多喜佳伴纳商业(深圳)有限公司的档案记录材料及被告提供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2936号公证书、往来电子邮件、辉采公司注册登记信息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被告是否需要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并返还货物的义务。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约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虽然在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根据原、被告提交的电子邮件，关于本案所涉DOLCE&GABBANA、D&G货物售卖及结算事宜的往来主要由沈磊、Linda、陈冠祥和杨海英协商，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沈磊系被告员工，Linda系辉采公司员工。被告辨称陈冠祥和杨海英是代表辉采公司，但陈冠祥和杨海英并未在邮件中陈述其系代表辉采公司联络业务，两人使用的邮箱也并不带有Linda使用的辉采公司的邮箱后缀名“wwacl”。被告还辩称陈冠祥与辉采公司的股东兼董事陈冠州系亲属关系，故陈冠祥系代表辉采公司，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两人存在亲属关系，也不能证明陈冠祥系代表辉采公司与被告联系业务，且辉采公司在2016年3月11日董事会决议中明确陈冠祥并非辉采公司的员工，而杨海英在2014年11月21日的邮件中向被告披露了“上海燕洪”即原告，故被告的上述辩称意见并无依据。而2015年3月13日，被告的员工沈磊向陈冠祥发送的“寄售合同(终稿)”明确将原告列为合同甲方(即委托人)，表明被告知晓涉案DOLCE&GABBANA、D&G货物系原告委托被告进行销售，亦同意与原告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并确认陈冠祥系代表原告。另依据辉采公司在2016年3月11日董事会决议中的陈述，辉采公司确认原告在森兰商都销售的DOLCE&GABBANA、D&G货物均是原告从案外人处某某，与辉采公司无关，故涉案DOLCE&GABBANA、D&G品牌的货物系原告所有。现原告依据“寄售合同(终稿)”的约定将其自有的货物委托被告在外高桥的森兰商都内销售，且原告向被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被告亦向原告结算了部分货款，双方均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寄售合同(终稿)”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故虽原、被告并未在“寄售合同(终稿)”上签字盖章，但原、被告实际已经就“寄售合同(终稿)”的内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原、被告间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辨称原告系受辉采公司的指定与被告进行结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辩称事实与辉采公司在2016年3月11日董事会决议中的陈述事实亦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鉴于辉采公司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且其已在上述董事会决议中陈述了与本案相关的事实，被告提出要求追加辉采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已无必要，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寄售合同(终稿)”约定的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故至本判决作出时寄售合同的有效期已经届满，原、被告双方在“寄售合同(终稿)”下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并无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之必要，本院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将其所有的货物委托被告销售，并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现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结清款项，至今尚欠161,140.59未付，显属违约，其应当将剩余款项结清给原告，故本院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终止后，原告要求被告交还尚未售出的寄售货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确认原告诉请主张的9347件货物尚在被告处，故被告应如数返还。另原告主张若被告不予返还的，被告应当按照寄售合同中的结算约定按照11.70%的折算率予以赔偿，符合双方约定及结算惯例，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61,140.59元;二、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尚未出售的货物9347件(货物明细详见本判决后附光盘)，如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能返还上述货物，应按照明细所列货物价值的11.70%向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赔偿；三、驳回原告上海燕洪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2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1,026元，由被告博观(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DG商品退货明细”光盘一份。审 判 长  朱 俊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人民陪审员  张忠良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陆申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