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1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可翠成，男，1955年7月4日生，回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可飞飞，男，1982年9月4日生，回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曾用名：张家秀），女，1962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如杰，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长青，男，1970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玲，女，1972年8月14日生，汉族，系谢长青之妻，住安徽省定远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尚家贵，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75号富康大厦A区三、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2054A。 法定代表人：孙晓龙，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磊，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文，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定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定远县定城镇戚继光大道1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0529039656（1-1）。 法定代表人：李平，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女，1989年09月23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其兵，男，196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安徽省定远县。 上诉人可翠成、可飞飞因与上诉人张丽、被上诉人谢长青、祝玲、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安徽定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2020）皖1125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可翠成、可飞飞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一)谢长青、祝玲在庭审中多次明确,其是从农商行处购买房产的、价格等均是与农商行商讨确定的，确定后,张丽才去办理了虚假的公证手续。这节事实,是谢长青、祝玲的陈述,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定。这节事实,足以说明谢长青、祝玲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从房子主人那里买房子，但是自己又非常想买诉争房产，进而就产生了与张丽、农商行携手办理相应手续的事实。换句话说，谢长青、祝玲早就知道了可翠成、可飞飞不在的事实,只是等待着公证书出来,然后以满足形式上的过户，也即是以合法形式掩盖相应的非法目的；(二)本案诉争房产证的办理也存在违法行为,可翠成、可飞飞向一审法院起诉,变更给谢长青、祝玲的诉争房产证在一审中已经被判决撤销，案号为(2020)皖1125行初27号、28号。这一节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没有依据的。在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谢长青通过私人关系让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帮忙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过户。这足以说明其不是善意的。这节事实,在审理过程中,也已经问过了谢长青,他承认让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王增保帮忙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经过上述的阐述,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希望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 张丽辩称，一、可翠成、可飞飞并无具体明确的上诉请求。二、可翠成、可飞飞所述的事实与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谢长青、祝玲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公正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证处辩称，关于涉案房产的交易和办证过程，公证处不知情，不发表答辩意见。案涉的公证是依法依照公证程序规则严格作出的。一审判决张丽与公证处共同承担鉴定费用，请求明确各自承担的份额，否则公证处作为司法厅下属的事业单位，无法履行判决义务。 农商行辩称，土地过户与银行无关，银行也不知晓，对此不发表意见。从本案的各项证据表明，房屋的价格及协议书、公证书均是由张丽完成的，与银行无关，银行未参与房屋买卖。 张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可翠成、可飞飞对张丽的第一项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张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第二项内容没有异议；二、张丽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不能否认公证书的效力。故张丽不应承担其鉴定费。1.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样本完全不符合鉴定标准,无法借样本来做此鉴定,笔迹鉴定提供的检材样本的书写时间均不在公证委托书上签名时间的前后半年期间内,明显不符合笔迹鉴定对检材样本书写时间的要求。该份司法鉴定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司法鉴定所仅仅说检材与样本不是同一人,但是并没有否认委托书上的签名就是可翠成、可飞飞所签。也没有鉴定出提供的样本是否是同一个人。通过提供的三个样本可以看出样本之间存在巨大异。3.定远县公安局经过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没有犯罪事实,完全可以认定张丽没有任何弄虚作假,进而证明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述内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公证书上的内容是,可翠成、可飞飞是当公证员的面签字的,公证处作为国家公证机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该份公证书合法有效。5.即使可翠成、可飞飞认为公证书中的签名不是其所签,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61条的规定,应当向公证处提出复查,而不是直接向法院起诉来否定公证书。综上,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是作为定案依据,公证书合法有效,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可翠成、可飞飞对张丽的第一项诉讼请求。 可翠成、可飞飞辩称，在一审时我方向法院提交的司法鉴定，当时由法官组织了鉴定程序，各方当事人也都参与了。在重审时法官也明确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需要重新鉴定，对方均予以放弃。公证书我们没有到现场，也没有去签字，申请鉴定。 谢长青、祝玲辩称，对张丽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我方是认可的。补充一点，即使张丽授权委托书有瑕疵，即使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但谢长青、祝玲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案涉房产，并实际居住十几年时间，也符合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取得之规定。谢长青、祝玲是善意取得案涉房产，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公证处辩称，公证书是依法严格按照程序作出的。 农商行辩称，即便鉴定书认为公证书签字非可翠成、可飞飞所签，但在2005年当时公证书合法有效，银行依据公证书返还可飞飞他项权证，于法有据，合法有效。 可翠成、可飞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丽与谢长青、祝玲签署的《协议书》无效;2.谢长青、祝玲返还可翠成、可飞飞坐落于定远县的房产；3.、鉴定费16000元由张丽、谢长青、祝玲、公证处、农商行承担；4、诉讼费由张丽、谢长青、祝玲、公证处、农商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张丽曾用名为张家秀，与可翠成妻子张家如系姐妹关系。可飞飞系可翠成与张家如之子。可飞飞之父可翠成于1992年在位于定远县自建房屋一套，房屋共有人为可飞飞、张家如。于1992年7月15日取得由定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皖私产证572551号），并于2003年5月24日取得了由定远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定国用2003字第0880号）。2006年4月2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作出（2006）皖元内证字第5194号、5195号公证书，内容分别为：兹证明可飞飞（男，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11251982××××××××）于二ＯＯ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兹证明可翠成（男，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23251955××××××××）于二ＯＯ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公证员汪某。《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可飞飞，男，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11251982××××××××。受托人：张家秀，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11256××××××××。委托人拥有定远县房屋一套。现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张家秀为代理人，全权代表以下事项：一、清偿银行所欠贷款；二、代为出售此房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文件，我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代理人无转委托权。代理期限至上述事项办结为止。委托人：可飞飞二ＯＯ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可翠成委托书内容同可飞飞）。 2006年5月11日，出卖方张家秀（甲方）与购买方祝玲（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鉴于：1.甲方基于可翠成和可飞飞出售其所有权的房地产委托公证授权，享有对可翠成和可飞飞在定城镇住宅房地产处分的权利。2.乙方愿意基于甲方处分该房产的权利，购买该住宅房产产权及该住宅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以及该房产现在毗连的用于进出的过道使用权。购房款项为人民币139000元。经双方协商双方签订协议，以资双方信守执行。第一条、可翠成和可飞飞的在定城镇的住宅房产位于定远县。可翠成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572551。可飞飞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00003084。甲方承诺对于上述两住宅房产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利，不会因此导致乙方及该房产使用和权属关系等不良经济风险和后果等；否则由甲方据实承担；第二条、甲方承诺完全负责房产权利证书过户办理至乙方名下全部所需文件。.....，甲方承诺在2006年5月11日将钥匙交付乙方之前，该房产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第三条、乙方支付甲方的用于购买该两处住宅房产的款项，由乙方将上述款项支付甲方，甲方出具收条给予乙方，甲方在偿还完毕信用社其所欠款项后，另提供信用社收款项的相应凭证交付乙方，作为乙方购房的证明依据；....；第五条、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祝玲按照协议约定将房款139000元支付给张丽，取得了涉案房屋并使用至今。2006年5月19日，张丽协助祝玲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祝玲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房地产证编号为：00010404）。 另查明，可飞飞于2005年1月13日从农商行20000元，张丽为该笔贷款进行担保，可飞飞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该笔贷款到期后由张丽于2006年5月11日代为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2829.2元，还款当日张丽从农商行处取得可飞飞的房地产他项权证。张丽还分别于2006年5月11日代为偿还张家如从农商行处借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2000元，于2006年5月12日代为偿还可翠成从农商行处的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1513.8元，涉案房屋剩余部分房款现仍在张丽处存放。 再查明，2018年2月7日可飞飞报警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回来房子被人侵占”。可飞飞称报警后才知道张丽伪造公证书将自己的房产出卖。本案审理过程中，可翠成、可飞飞称公证处（2006）皖元内证字第5194、5195号两份公证书内签署“可翠成”、“可飞飞”的签字不是本人所书写，并于2018年5月27日分别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经一审法院委托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对两份公证处委托书上委托人“可翠成”、“可飞飞”字迹是否为可翠成、可飞飞本人签字分别进行了笔迹鉴定，2018年11月30日，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皖正宇司鉴〔2018〕文书鉴字第69、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06年4月29日，《委托书》上委托人“可翠成”“可飞飞”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两者不是同一人所写。可翠成、可飞飞共向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缴纳鉴定费用合计16000元。 又查明，2018年6月5日，可翠成、可飞飞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宣判，后可翠成、可飞飞不服，分别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5月23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两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019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两案，并于2019年11月25日以案涉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裁定驳回可翠成、可飞飞的起诉，将两案移送至定远县公安局。定远县公安局于2020年6月15日向可翠成出具定公（刑）不立字【202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对其控告被诈骗案决定不予立案。2020年8月24日，可翠成、可飞飞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丽与祝玲2006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二、谢长青、祝玲是否应当向可翠成、可飞飞返还涉案房屋。 对于争议焦点一，张丽持有经过公证的分别签有可翠成、可飞飞名字的两份《委托书》与祝玲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房产出售。可翠成、可飞飞现对委托事项及签字均不予认可，经鉴定张丽依据的两份《委托书》上“可飞飞”、“可翠成”签名字迹与鉴定时提供的可翠成、可飞飞样本字迹，两者不是同一人所写。因张丽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有权代表可翠成、可飞飞或经过可翠成、可飞飞同意将涉案房屋卖予谢长青、祝玲，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出售涉案房屋后得到了可翠成、可飞飞的追认，故张丽与祝玲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房屋出卖的行为应属无权处分。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解释明确当事人仅以签订合同时出卖人对标的物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是否有效应当在合同订立之时即已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下,不能仅以当事人无权处分合同标的物为由而确认合同无效，因可翠成、可飞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张丽与祝玲在签订《协议书》时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公安机关对可翠成控告被诈骗案也决定不予立案，故对可飞飞、可翠成要求确认张丽与谢长青、祝玲于2006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通过张丽与祝玲签订的《协议书》第1条可以看出，祝玲是基于张丽持有经过徽元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才与其签订买卖涉案房屋的《协议书》，其有理由相信张丽具有处分涉案房屋的权利，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谢长青、祝玲购买房屋时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两人自2006年5月份向张丽支付较为合理的房款后居住至今，距可翠成、可飞飞第一次起诉，已长达12年之久，房屋现状与购买时也发生了部分改变，故对可翠成、可飞飞要求谢长青、祝玲返还涉案房屋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可飞飞、可翠成要求确认张丽与谢长青、祝玲于2006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谢长青、祝玲返还涉案房屋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可翠成、可飞飞要求张丽、谢长青、祝玲、公证处、农商行承担16000元鉴定费的诉请，因鉴定结果无法确定涉案的《委托书》上签字是可翠成、可飞飞本人所签，故该费用应当由张丽与公证处共同承担。为此，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丽、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可飞飞、可翠成鉴定费16000元；二、驳回原告可翠成、可飞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张丽、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祝玲、谢长青应否返还可翠成、可飞飞案涉房屋。 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可翠成、可飞飞已另案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但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并无最终处理结果，因此，谢长青、祝玲截至目前为止，仍持有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次，谢长青、祝玲夫妇在已合理价格购买案涉房屋后，已在案涉房屋中居住十多年，二人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修缮扩建，涉案房屋原貌已不复存在，且谢长青、祝玲夫妇取得案涉房屋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二人的购房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二审无需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相关规定，对于可翠成、可飞飞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张丽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张丽作为案涉房屋的让与人，其处理案涉房屋时系基于《委托书》、《公证书》而取得谢长青、祝玲的信任，现通过鉴定无法确定案涉的《委托书》上的签字是可翠成、可飞飞本人所签，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由张丽、公证处共同承担16000元鉴定费，并无不当，张丽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内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可翠成、可飞飞、张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可翠成、可飞飞负担200元，由上诉人张丽负担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根 审判员 张立涛 审判员 贺 斌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张金玲 书记员宗娟 附：本案处理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