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琳，男，196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红江,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陶朱街道西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周晓明，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玉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诸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7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陈玉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红江、被上诉人诸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王山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玉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诸安公司变更后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2012年11月20日《收条》和2016年12月30日《借条》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对外效力问题。1.“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是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的，该印章对外具有法律约束力，诸安公司应当对盖有该印章的法律行为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四份《收条》上均盖有经过公安部门备案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且是四次盖章，这已足以让陈玉琳相信该项目部印章是真实的，且借款人就是诸安公司。2.2012年11月20日《收条》和2016年12月30日《借条》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据陈玉琳了解，虽然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但该两枚公章均用于存档的工程资料中。也就是说，诸安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及工程资料存档等一系列过程中均使用该两枚印章，且上述过程中赵海勇均以诸安公司项目负责人身份签字确认，到目前为止已经七、八年了，诸安公司从来没有对上述两印章的使用及赵海勇的身份提出过异议。诸安公司作为专业的施工企业应当知晓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公章，却唯独在本案中否认印章的效力和赵海勇的身份。2016年12月30日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是一个借款行为，而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及确认行为，2012年11月20日《收条》上的盖章(公章)以及诸安公司在《借条》上盖章确认的事实，已足以让陈玉琳相信借款人就是诸安公司。企业的印章，不仅包括公安备案的公章，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印章，比如合同专用章、技术专用章等等。只要企业在用，并且该印章在使用中可以代表该企业，就应当认定为属于企业的有效印章，其效力与经备案的公章法律效力一致。在公安机关备案，是为了防范他人擅自刻制企业的印章，而不是排除企业自行刻制的其他印章的法律效力。企业以外的第三人，不可能对企业的每个印章，都去公安部门核实是否经过备案，陈玉琳已对诸安公司的印章尽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常理。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如果2012年11月20日《收条》和2016年12月30日《借条》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不能代表诸安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不是存档在拉萨城建档案馆的盖有上述两公章的资料也不能代表诸安公司，是不是诸安公司在骗取国家机关，诸安公司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是不是诈骗。此外，相关人员还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犯罪，是不是也应对此进行审查，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二、赵海勇的《授权委托书》、冯钶的《公证书》、冯钶归还900万元款项行为、借款用于工程建设以及《收条》、《借条》上盖章等一系列事实和行为均让陈玉琳确信赵海勇就是诸安公司工作人员，其借款行为系其职务行为。1.根据赵海勇《授权委托书》，赵海勇为诸安公司董事长副助理，结合实际上项目部是由其全权负责，也就是说拉萨工程的一切事务均由赵海勇管理和负责，当然也包括为工程建设需要进行借款。根据《公证书》，冯钶系诸安公司在西藏的总代表，借款发生后，其分两次将900万元款项汇入陈玉琳账户，这么大的金额，且为整数，冯钶竟然在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就相信赵海勇关于合伙的话而将款项汇入陈玉琳账户。显然冯钶作为诸安公司西藏总代表，不但明知借款的事实，而且陈玉琳足以相信其作为西藏的总代表是按照诸安公司的授权将借款本息900万元归还陈玉琳。2.《收条》、《借条》上盖章等行为更足以让陈玉琳相信其是按照诸安公司的意思借款，尤其是2016年12月30日《借条》上的盖章的结算及确认行为。三、退一步讲，如果赵海勇确实没有代理权，本案也构成表见代理，而一审法院关于表见代理的分析过于片面。陈玉琳认为表见代理需要符合如下两个主要条件，即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1.关于客观要件。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本案中，根据上述第二条的分析，已经足以让陈玉琳相信借款人为诸安公司，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2.关于主观要件。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尽到了对行为人有无代理权的注意义务。本案中，陈玉琳是否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出发，以一个普通百姓的标准加以衡量，而不能苛求。（1）一审法院认为，“诸安公司曾参与案涉工程管理，其应明知赵海勇等作为建筑施工企业指派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并无代理指派建筑企业对外借款的权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借款在先，代管在后，且代管只是临时性、短暂性的只有1个多月；在代管过程中，陈玉琳均是以诸安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与西藏新生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预拌砼买卖合同、2014年7月16日报销单、与西藏新生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的结算清单等，这些恰恰说明陈玉琳是善意且无过失的。（2）一审法院认为，“也应明知赵海勇在短时间内出具盖有陈玉琳印章的收条、借条情况下……善意且无过失地的前提要求”。一审法院这样的分析忽略了：①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本案中通过档案馆的印章使用情况，可以印证诸安公司存在多套公章。②诸安公司为项目建设需要授权项目部刻制的可能性。③诸安公司项目部印章已经公安机关备案且四份《收条》全部盖有项目部印章。陈玉琳认为印章管理是诸安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一审法院不能将内部管理问题的责任强加给陈玉琳，而认为陈玉琳不构成善意且无过失。四、冯钶和赵海勇的《谈话笔录》不应采信。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本案中，一审法院单方面采信了冯钶和赵海勇的《谈话笔录》，并作出“赵海勇所称其自行刻制公章用于工程申报材料的行为在实践中并不鲜见”的主观臆测是错误的，陈玉琳认为即便《收条》及《借条》上的公章与诸安公司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也应当由诸安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不一致但对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责任，而不能仅凭冯钶和赵海勇的《谈话笔录》来认定。综上，陈玉琳认为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理解与适用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 诸安公司辩称，一、诸安公司与陈玉琳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根据陈玉琳与冯钶的谈话录音、赵海勇笔录等证据，以及《收条》中一份直接注明为投资款、陈玉琳实际参与工程项目管理并以诸安公司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等情况，可以认定涉案款项实际为陈玉琳与赵海勇等人合作承包工程而支付的投资款，并非陈玉琳所主张的借款。2.双方之间并无借款合意，款项亦未交付给诸安公司。陈玉琳所谓的借款均是与赵海勇进行沟通协商的，款项均系交付给俞东，但赵海勇、俞东并非诸安公司工作人员，诸安公司也未曾授权或委托赵海勇、俞东以诸安公司名义向陈玉琳借款或接受借款。而且即使认定赵海勇为诸安公司拉萨项目现场负责人，其以诸安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显然已超出了项目现场负责人权限。故陈玉琳与诸安公司之间并无借款合意。3.收条上所加盖的印章系虚假印章。2012年11月20日收条上所加盖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诸安公司的公章并非同一印章。而三份收条中所加盖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也并非诸安公司所刻制，诸安公司也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第三方刻制该印章。即使项目部印章经过公安机关备案，也不代表这枚印章系诸安公司真实的印章，更何况项目部显然不具有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权限。上述印章实际是由赵海勇私自刻制，且根据赵海勇的陈述，收条及借条上的公章系陈玉琳私自加盖的，并非赵海勇或诸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1.赵海勇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赵海勇并非诸安公司工作人员或授权人员，无权代表诸安公司进行借款。而陈玉琳所出示赵海勇的《授权委托书》亦是虚假的，即使该授权书最终被认定为真实的，该授权书上也已明确授权范围为开标等事项，并不包括借款。冯钶虽系诸安公司在拉萨的授权代表，但诸安公司并未授权其以诸安公司名义进行借款，而陈玉琳主张冯钶向陈玉琳支付款项即认为本案中诸安公司为借款人显然缺乏依据。更何况无论是赵海勇的《授权委托书》和冯钶的《公证书》均形成于借款发生之后，这些事后所产生的材料明显不足以也不能证明在借款之时赵海勇具有表见代理权。2.陈玉琳并非“善意”。从诸安公司提供的证据看，陈玉琳实际是与赵海勇等人合作承建工程，其明知案涉款项并非诸安公司借款；且其明知赵海勇手中印章系虚假的。因此，赵海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诸安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诸安公司从未向陈玉琳借款，赵海勇等人并非诸安公司的授权代表，其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玉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诸安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02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70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审理中，陈玉琳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返还本金377.10万元，并支付2014年1月29日至2020年4月13日的利息5618790元和垫付利息12.90万元，2020年4月14日后的利息以377.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玉琳于2012年10月23日以现金和银行汇款方式向俞东交付款项计200万元，赵海勇在确认收到款项后以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名义向陈玉琳出具收条一份，加盖有印文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的印章，其中载明：今收到陈玉琳投资款人民币200万元，此款按月息2分利计息。陈玉琳分别于2012年11月16日、11月17日合计支付400万元，赵海勇同样在确认收到款项后出具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的收条一份，加盖有“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收条内容：今收到陈玉琳现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息，利息按月支付。2012年11月20日，陈玉琳再次支付500万元，赵海勇在确认收款后出具收条一份，加盖有印文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和“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内容为：今收到陈玉琳现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息，利息按月支付。2013年1月28日，陈玉琳向俞东个人银行账户汇款40万元，赵海勇在确认后出具收条，收条加盖印文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的印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陈玉琳现金40万元按月息2分计息，并按月支付。 另查明，诸安公司将其承建的拉萨供暖供气工程转包给冯钶，赵海勇系其中部分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和举证、质证意见，陈玉琳所主张的借款款项并非直接支付给诸安公司，根据陈玉琳所递交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清单和其所作陈述，借款款项系交付给俞东，而出具借条的人员也非诸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系赵海勇。那么，如果陈玉琳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则需以俞东、赵海勇系受诸安公司委托向陈玉琳借款为前提。故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为俞东、赵海勇是否具有诸安公司对他们向陈玉琳借款的相应授权，如无授权，则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于上述焦点问题辨析如下： 1.陈玉琳所递交的收条和借条中三份收条加盖了印文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的印章，另一份收条除了加盖项目部印章外，还加盖了诸安公司的公章，借条仅加盖“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经鉴定，收条和借条中“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文系不同两枚公章加盖形成，在诸安公司承揽的2013年度拉萨市城市供暖试点工程庭院管网工程城建档案也有同样印文。但即便上述公章为真，也仍然需要审查加盖公章的人员有无相应权限评判加盖公章是否推定借贷关系有效。因为加盖公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行为人不仅是该公司职工，还需要具有相应的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行为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相反即便加盖印章为真，也不能对公司产生法律效果。陈玉琳诉称赵海勇并未当面盖章，但隔天即向其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书，而当时双方均在拉萨，而且所加盖的诸安公司的公章又与拉萨市城建档案馆存档的当地建设工程相关文书中使用的印章相同，故而可以推定盖章人即使不是赵海勇也并非诸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盖章人系赵海勇，就需要考察其作为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或管理人员有无代表建筑企业对外借款的职权。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其管理的权限为处理工程项目的外部关系，签署有关的合同，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管理工程项目有关的人力、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等，但其并不具备对外借贷的职权。故即使赵海勇作为诸安公司在拉萨市承建的供暖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除非经诸安公司明确授权，也不具有以诸安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职权。那么如前所述其并无代表或代理诸安公司对外借款的委托权限。如系其他人员，现并无证据证明诸安公司曾明确授权何人向陈玉琳借款。而且根据所加盖公章与拉萨市城建档案馆存档文书中使用的印章这一情况和赵海勇本人陈述，所加盖的公章应放置在拉萨当地项目部内，其用途应当仅限于诸安公司在当地的建设工程项目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事项，而不包括对外借款等超出日常经营活动范围的用途。综上所述，无论从盖章人员的权限，还是从印章本身的用途看，陈玉琳所递交的收条、借条加盖“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不足以证明诸安公司向陈玉琳借款的事实。 至于陈玉琳所递交的收条、借条中“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的印章的效力问题，因无其他佐证证据，无法核实该章的真实性，但即使该章真实，对外借款也显然超出了建筑企业内部设置的项目部正常民事活动的范围，故在借条、收条上加盖“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的效力不能及于诸安公司。 2.据审理查明，陈玉琳曾参与案涉工程管理，其应明知赵海勇等作为建筑施工企业指派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并无代理指派建筑企业对外借款的权限；也应明知赵海勇在短时间内出具盖有诸安公司印章的收条、借条情况下，该印章不可能从诸安公司在诸暨总部加盖，故陈玉琳不符合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合同相对方必须善意无过失的前提要求。而且陈玉琳所递交的赵海勇提供的委托书和公证书中也无诸安公司委托赵海勇向他人借款授权的内容，不足以令人相信赵海勇有权代表诸安公司向他人借款，故赵海勇出示上述文书的行为不满足表见代理必须具有的能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客观表象的必要条件。依陈玉琳所述，唯一一份盖有“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落款日期2012年11月20日的收条也形成于陈玉琳向俞东交付500万元款项之后，故即使赵海勇提供盖有诸安公司公章收条的行为属于构成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也因该行为发生于借款行为之后而实际无法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陈玉琳主张诸安公司曾向其借款，其所递交的收条和借条上虽加盖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和“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但据审理查明，该盖章行为并非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也无证据证实诸安公司曾授权俞东和赵海勇向陈玉琳借款，故上述盖章行为难以推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合意。况且，陈玉琳所主张的借款款项系汇给俞东，俞东作为该工程负责资金进出的出纳，也不当然具有为诸安公司收取他人出借的借款的职权或委托权限，又无证据表明该款项已交付给诸安公司，所以上述事实无法推定诸安公司已收到上述借条、收条所载明的款项，仅凭在借条、收条上加盖“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不能推定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知晓他人以诸安公司名义向陈玉琳借款并盖章予以确认的事实。且借条、收条的书写制作人赵海勇承认公章系其未经授权自行刻制，鉴于本案工程经层层转包实际由赵海勇具体负责施工，在此类情况下，赵海勇所称其自行刻制公章用于工程申报材料的行为在实践中并不鲜见，所以即使在拉萨当地存档资料中使用了借条、收条中的印章，也不能排除该印章确系赵海勇自行刻制的可能。而且即使诸安公司知晓赵海勇刻制印章的情况，无论明示还是默认的用章授权范围也应仅限于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一般授权范围，一般不会同意赵海勇持章对外借款或以加盖公章方式确认之前赵海勇自为的借款行为。所以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相关授权情况下，借条上的公章不足以推定诸安公司认可赵海勇向陈玉琳借款的行为。故该院对陈玉琳主张的诸安公司向其借款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陈玉琳与诸安公司间不存在借贷合意，而且借条、收条出具人赵海勇在收条、借条上盖章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陈玉琳要求诸安公司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玉琳要求诸安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陈玉琳向本院提出以下申请：一、调取诸安公司拉萨供暖供气项目部在建设银行拉萨冲吉路支行账户的开办资料、预留印章、诸安公司与该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以证明诸安公司明知且认可项目部使用案涉公章以及项目部印章。二、向俞东调查核实俞东与诸安公司拉萨供暖供气项目部之间的关系，以及案涉借款的实际用途，以证明诸安公司项目部收到案涉借款，且借款用于诸安公司拉萨供暖供气建设项目。本院认为，关于第一项申请，所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故不予准许，具体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关于第二项申请，一审中陈玉琳已提交了对俞东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其中询问了有关事项，且所述内容并不足以支持陈玉琳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相应申请不再准许。 本院经审理，除认定“2012年11月20日，陈玉琳再次支付500万元，赵海勇在确认收款后出具收条一份，加盖有印文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和‘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内容为：今收到陈玉琳现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息，利息按月支付”中的收条金额应为“500万元”之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争议最终指向诸安公司是否应就讼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双方对款项性质的认识尚不一致，且不论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要明确诸安公司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首先要明确赵海勇的行为性质，即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如果不属于职务行为则是否属于有权代理行为，如果不属于有权代理行为则是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赵海勇的行为，如果属于职务行为，或者有权代理行为，或者表见代理行为，那么诸安公司才有可能承担还款责任。否则，诸安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作为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可以从事与职务相适应的企业经营活动，此即法律规定的法人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可以由法人承担。根据前述规定，职务行为与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有关。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诸安公司与赵海勇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赵海勇是诸安公司职工，在案证据至多可以证明赵海勇是诸安公司所承建的部分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作为企业工作人员，其职务行为必须与其工作岗位性质相适应，如果对其职务行为的范围不加以限定，将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无限的风险。一般而言，对外借款事项属于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主要负责人的职权。工程项目负责人，从事相关工程项目的建设，有权从事与建设工程有直接关联的行为，比如可以向外购买工程材料，由企业法人对外支付货款，而对外借款系一种融资行为，并不是工程本身所直接所需，虽然所借款项有可能用于工程建设，但与工程建设没有直接的关联，也不在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职权之列。综上所述，即使赵海勇以诸安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也不属于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不能据此归属于诸安公司。 第二，有权代理是基于代理权限所发生的代理，而代理权的发生是基于法律规定，包括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和委托代理。本案中，显然不存在法定代理或指定代理的情形，而委托代理应有本人的书面或口头授权。其一，本案中没有书面或口头授权的直接证据。其二，案涉相应借条、收条两份材料中所加盖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并无证据证明系诸安公司备案印章，不能据此推论出诸安公司授权借款。其三，两份材料中所加盖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经鉴定分别与城建档案馆保存的工程资料中加盖的两枚印章一致，仅能证明该两枚印章曾用于诸安公司项目工程项下管理性、事务性活动，而非商业性、风险性交易活动，特别是对外融资借款，因此，两枚印章的使用情况也不足以推定诸安公司授权借款。同理，陈玉琳二审中所申请调取的银行账户开户资料，即使其中预留的印章与前述印章一致，综合全案也不足以证明能够用于对外借款，故对陈玉琳相应取证申请本院亦不再准许。其四，其余收条中加盖的“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拉萨项目部”印章，如前所述，项目部本不具有对外借款职能，相应印章自然也不足以证明诸安公司授权借款。最后，无论案涉款项是否最终用于项目工程，根据全案证据所反映的相关主体在工程上的“权责利”关系，诸安公司为该项目工程借入案涉款项均不具有合理性。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诸安公司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授权赵海勇对外借款。 第三，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后果。构成表见代理最主要的要件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出于善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其一，根据在案证据，陈玉琳曾参与案涉工程管理，即使按陈玉琳主张，参与管理是在案涉款项交付之后，至少也足以说明其与案涉工程以及有关人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应当知晓赵海勇等作为建筑施工企业指派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并无代理指派建筑企业对外借款的权限；也应当明知赵海勇在短时间内出具盖有诸安公司印章的收条、借条情况下，该印章不可能从诸安公司在诸暨总部加盖，或者属于诸安公司用于对外借款融资借款的印章。其二，案涉项目工程经过承包或转包，在此情况下借款均未交付至诸安公司或其项目部银行账户，而是交付至俞东个人账户，俞东作为该工程负责资金进出的出纳，也不当然具有为诸安公司收取款项的职权或委托权限。其三，陈玉琳一审提交的赵海勇提供的委托书和公证书中没有诸安公司授权赵海勇向他人借款的内容。其四，没有证据证明陈玉琳在案涉款项交付期间，曾经向诸安公司有权人员作过书面或口头的询问或确认。综上，陈玉琳在其主张的借款事项上至少存有过失，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合同相对方必须善意无过失的前提要求。 综上所述，本案相关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是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行为，陈玉琳主张诸安公司归还借款，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玉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62元，由上诉人陈玉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单卫东 审判员  王晗莉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胡恬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