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7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昊，男，198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峻，湖北华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法定代表人：彭小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湖北林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木强，男，195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俞昊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基础公司）、王木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2民初2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并依法确认俞昊为武汉基础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2万元的股东，占武汉基础公司股权比例为1.3%；2.本案上诉费用全部由武汉基础公司、王木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武汉基础公司原系国有的武汉建工集团第一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建一公司）下属单位改制而来，并非新设立的公司；2001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司五名股东以实物作价800万元出资的情况，并不属实。2001年6月份，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1】102号）文件的精神和武建一公司《关于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武汉基础公司整体改制变更为职工持股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武建一公司将当时93名职工买断国有职工身份的补偿款及职工认购股权配送额等合计150余万元财产转入武汉基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为了尽快完成改制工作，武汉基础公司决定由王木强等五人作为职工代表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以实物出资8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武汉基础公司在2003年8月13日出台的《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本改造实施方案》中也承认注册资本是“公司通过走捷径，以实物的形式注册资本800万元，而持实物出资的股东，并未与公司办理任何承担和享受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有效证件”、“原公司实收股本金不足800万元”；实际上该工商登记的800万元注册资本并未实际投资到位，实物也未办理财产移交手续。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武汉基础公司是由王木强等五名股东以实物出资800万元入股，那么武建一公司转入武汉基础公司的买断93名国有职工身份的补偿款、职工认购股权配送额等合计价值150余万元的财产不翼而飞了吗？2、一审判决查明的2015年11月17日由王木强召集武汉基础公司改制后的留守班子成员并制作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中已经明确承认:“原公司（2010年6月对外转让股权之前）还有买断工龄补偿金入股人员29名”。一审判决认定的武汉基础公司是由王木强等五名股东以实物出资800万元入股显然与该事实存在矛盾，也与客观情况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俞昊具备武汉基础公司的股东资格，投资金额为2万元。俞昊为了证明已依法向武汉基础公司出资，向一审法院提交股权投资收款收据一张，证明俞昊于2004年9月9日以现金方式向武汉基础公司实际入股出资1万元；武汉基础公司向俞昊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款项系股金，武汉基础公司出纳周丽华在收据上签名，并加盖有武汉基础公司财务专用章。另根据武汉基础公司2003年8月13日出台的《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本改造实施方案》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引进人才的新员工，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认购股本实行买一送一原则，其股本五年内不得转让，五年内调离取消买一送一的政策。”俞昊2004年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于2004年7月作为引进人才入职武汉基础公司，完全符合上述政策。因此，2009年12月俞昊离开武汉基础公司时，武汉基础公司曾向公司财务下发《关于离岗员工俞昊认购股本执行配送的通知》，确认俞昊系大学本科学历，且在公司工作五年以上，应享受认购股本买一送一的政策。综上，俞昊已经依法向武汉基础公司出资，并且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俞昊具备在武汉基础公司的股东资格，投资金额为2万元。2、一审已经查明武汉基础公司未向俞昊出具出资证明或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正好证明武汉基础公司在收到俞昊的股权投资款之后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也是俞昊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然而一审判决却以武汉基础公司未向俞昊出具出资证明或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为由，否定俞昊的股东资格，明显颠倒了因果关系。武汉基础公司辩称，2001年武汉基础公司的改制与俞昊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没有关联性，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俞昊不可能原始取得或以继受取得方式取得股权。俞昊主张其取得了武汉基础公司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王木强辩称，同意武汉基础公司的答辩意见。买一送一、股本改造是工作纪要，无法执行，实际也没有执行。俞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俞昊为武汉基础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2万元的股东，占武汉基础公司股权比例为1.3%；2.责令武汉基础公司向俞昊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武汉基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汉基础公司系由武建一公司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而来，俞昊原系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职工。2001年5月14日，武建一公司作出《关于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按此改制方案运作，组建成职工持股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国有资产的全部退出，职工改变国企职工身份的改制目标，在2001年6月底前完成改制工作。2001年6月21日，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经改制后更名为武汉基础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武汉基础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载明：武汉基础公司股东为王木强、熊鸿传、夏建国、余群娣、邓志军，分别出资400万元、188万元、92万元、40万元、80万元，分别占股50%、23.5%、11.5%、5%、10%，均以实物出资。2003年8月13日，武汉基础公司制定了《股本改造实施方案》。方案第二条股本改造原则规定，依据工程章程，对章程第六条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进行改造。改造后的股本，公司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及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1、公司注册资本必须是公司的实收股本金，原公司实收股本金不足800万元，采取员工认购方式，股本的认购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先内后外发型。2、员工股本不足2万元，原则上认购补足2万元，多购不限。3、引进人才的新员工，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认购股本实行买一送一原则，其股本五年内不得转让，五年内调离，取消买一送一的政策。4、2003年公司财务年终盘存，将对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公司资产进行清理，其营业利润用于企业有贡献的员工派送红股，标准按原持股的50%派送。方案第三条股本改造方法步骤规定，股本改造登记日截止2003年10月底止，超过认购时间，为放弃购股承诺。对原持实物股者进行持股改造，办理持股或持股转让手续，承担出资额为限的企业债务责任。所有转让股本均由公司按原始价统一收购，统一按原始价发行。公司发行的内部股不得在社会上转让交易。公司股本改造截止时间为2003年12月30日止。2004年8月，俞昊到武汉基础公司参加工作。2004年9月9日，俞昊参与公司股改，并缴纳1万元。武汉基础公司向俞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俞昊股金1万元，并加盖公司财务章。2009年12月，俞昊离职。2009年12月30日，第三人王木强向公司财务出具了《关于离岗员工俞昊认购股本执行配送的通知》，载明俞昊在武汉基础公司五年以上，享受购股配送政策。2010年4月9日，武汉基础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同意将公司厂区内土地以股改方式进行处置，即对外转让80%的股权，仅剩20%的股权由王木强代股改前的全体股东持有，收益仍用于安置职工。2010年5月26日，武汉基础公司登记股东王木强、余群娣、邓志军、熊鸿传、夏建国将其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龙伟、龙静，并于2010年6月4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龙静、龙伟、王木强，分别出资232万元、408万元、160万元，分别占股29%、51%、20%。2013年10月21日，龙伟、龙静分别将51%、29%的股权转让给武汉鑫盛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广润茂商贸有限公司，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11月7日，王木强召集武汉基础公司改制后的留守班子成员（包括原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财务人员）开会，讨论原公司资产及人员处置问题，并制作《董事会监事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原公司（2010年6月对外转让股权之前）还有买断工龄补偿金入股人员29名，本次决议对全体员工具有约束力。一、资产处置：根据公司财务核算，与会人员决定按照员工实际持有股权份额1:4进行分配，即员工按照所持有股权货币化金额的4倍（包括本数）分得原公司资产残值。此后，员工不再实际持有原公司的股权。二、员工身份：由于原公司在股改时已承诺注销公司，且原公司员工与股改后的公司实际上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所有费用及分红均由原公司董事会进行，与新公司无关。为此，所有员工在2016年3月10日前将社保关系转至现在工作单位或转至社保局个人窗口。逾期，造成社保断档或脱档，责任自负。三、欠款归还：原公司员工在公司欠款，包括原公司代为垫付的社保缴费中应由个人承担部分等等，在分得并领取公司残值时，由原公司财务对账后从中直接扣划。四、原公司债权债务：原公司尚有债务未清偿，应收债权清偿债务后，作为原公司资产残值按第一条规定分配给员工，原公司债权债务由王木强负责清收清偿，与员工及留守班子成员无关。2020年7月10日，俞昊诉讼来院，请求如诉称。审理中，因俞昊的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案由，应当各自独立诉讼，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俞昊坚持其原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仅就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依法确认原告为被告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2万元的股东，占被告公司股权比例为1.3%”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俞昊是否具备武汉基础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材料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工商登记，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使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虽然俞昊向武汉基础公司缴纳了1万元股金，但2003年8月13日武汉基础公司制定的《股本改造实施方案》，要求缴纳股金后签发出资证明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武汉基础公司并未向俞昊出具出资证明或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且在之后的股权变动、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股东名录中，均没有俞昊。其次，武汉基础公司向俞昊出具的仅仅是收据，而不是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且缴纳的1万元股金也没有包含在公司注册资本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缴纳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之关系，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实际是股东对公司履行义务，应当是先有股东资格，后有出资义务，股东未实际出资或瑕疵出资并不必然产生否定其股东资格的后果，只会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实际出资就是股东，有出资行为的，应结合其是否在公司章程中签名或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等进行股东资格认定。而本案中，俞昊在庭审中自认其并未实际行使参与决策权、知情权、优先受让权、转让权等股东权利。关于武汉基础公司向俞昊出具的收到股金的《收款收据》，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款收据》只是持有人对其出资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能证明交款人是该出资的所有人，并不具有设权性效果，不能证明交款人与武汉基础公司之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故俞昊不能以该《收款收据》而向武汉基础公司主张股东资格。俞昊其可以另案诉讼要求收回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第三，俞昊后来出资入股是涉及公司章程变更的重大事宜，当时并没有召开股东会，也未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不能认定为增资扩股。俞昊也不符合隐名股东的法定条件，因为公司中并不存在与俞昊相对应的实名或记名股东。其称第三人王木强代持其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俞昊提供的第三人王木强制作的《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2013年职工持股明细表》，该表格未经武汉基础公司签字或者签章确认，故该证据也不能作为俞昊具有武汉基础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综上，俞昊并不具有武汉基础公司的股东资格，不享有武汉基础公司1.3%的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俞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俞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俞昊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俞昊提交了《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协议书》，拟证明2001年武汉基础公司改制时，其上级单位武建一公司将国有资产转入武汉基础公司，作为原有93名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入股的股份。武汉基础公司、王木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01年，但俞昊是2004年才入职武汉基础公司。本院认为，俞昊提交的证据载明内容与本案基本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俞昊的诉讼请求分属不同案由，经一审法院释明，俞昊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仅就第一项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或取得公司股份，并以其出资或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享受权利的人。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经公司章程记载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或是向公司出资，拥有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或是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具有股东资格。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应当履行出资义务，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武汉基础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并未载明俞昊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章程中也未记载变更俞昊为公司股东，俞昊也未记载于武汉基础公司股东名册中。俞昊主张其已向武汉基础公司出资，但其仅提交了武汉基础公司出具的收据，武汉基础公司并未向俞昊签发出资证明书，且俞昊缴纳的股金并不包含在公司注册资本中。对于俞昊缴纳的股金，武汉基础公司并没有召开股东会，变更公司章程进行，也未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不能认定为武汉基础公司增资扩股的程序。俞昊也未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权。俞昊仅以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其具有武汉基础公司的股东身份。故本院认为，俞昊主张其为武汉基础公司股东，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俞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俞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任文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