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聊商终字第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市城阳物资贸易中心。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东。法定代表人：吕龙祥，经理。委托代理人：朱召才，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柳刚，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东海西路**。法定代表人：王建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乔少明，该公司职工。委托代理人：张景盛，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西路北首法定代表人：陈延俊，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意、邹洪荣，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市城阳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城阳贸易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山东华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港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商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国信公司以有关证据涉及商业秘密为由，申请不公开质证，本院对有关证据未公开质证。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原为宋加臣（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柳刚，后上诉人将宋加臣变更为朱召才。庭审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宋加臣、柳刚，被上诉人国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乔少明、张景盛，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意、邹洪荣，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质证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宋加臣，被上诉人国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景盛，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洪荣，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质证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朱召才，被上诉人国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乔少明、张景盛，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阳贸易中心一审诉称：城阳贸易中心与华港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聊商初字第18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商终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2）聊执字第148号执行裁定书，该案正在执行中。2013年8月30日，华港公司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听证会期间向合议庭提交国信公司与其签署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债务抵销通知书。城阳贸易中心认为，国信公司对城阳贸易中心不享有合法债权，国信公司无权向华港公司转让该债权，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因《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华港公司对城阳贸易中心不享有合法债权，故其无权要求抵销。且华港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恶意对抗执行，恶意逃避债务，其行为违法，其抵销债务要求无效。综上，请求确认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华港公司向城阳贸易中心提出的《债务抵销通知书》内容无效。国信公司一审答辩称：一、债权转让金额及抵债金额均达千万，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是否超过案件审理级别管辖范围，请审查。二、国信公司对城阳贸易中心享有合法债权，依法有权进行处置，国信公司享有的该债权是2005年12月31日与青岛市商业银行签订的《2005年度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协议书》所取得，国信公司接受该笔债权后依法通知了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国信公司在接收包括城阳贸易中心在内的91笔债权后，依法履行了通知手续，国信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有权确定和处置包括城阳贸易中心在内的全部债权。三、国信公司通过公开竞买的方式出售对城阳贸易中心享有的债权，华港公司以最高报价购得对城阳贸易中心的债权，并与国信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亦依法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城阳贸易中心。综上，国信公司作为合法的债权人，有权处分对城阳贸易中心享有的债权，且两次债权转让行为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城阳贸易中心的诉讼请求。华港公司一审答辩称：一、城阳贸易中心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并非《资产转让协议》的主体及合同当事人，城阳贸易中心与本案无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债权转让的行为对城阳贸易中心的利益也未造成任何损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城阳贸易中心无权提起诉讼。二、华港公司对城阳贸易中心享有合法债权，《资产转让协议》系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生效后，华港公司已履行协议中华港公司应履行的义务，因此华港公司取得国信公司对城阳贸易中心享有的债权，且债权转让事实也已通知城阳贸易中心，华港公司系城阳贸易中心的合法债权人。三、华港公司有权行使法定抵销权，且抵销通知已送达城阳贸易中心。华港公司系城阳贸易中心的合法债权人，且与城阳贸易中心互付到期债务，债务的种类性质均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华港公司有权单方向城阳贸易中心行使抵销权。2013年8月14日前，华港公司通过公证送达方式将债务抵销内容送达城阳贸易中心，因此债务抵销对城阳贸易中心已经生效。四、城阳贸易中心对债务抵销提出异议，已经超过三个月的异议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即使城阳贸易中心对债务抵销有异议，也应当在收到抵销通知后三个月内即2013年11月14日前提出，但城阳贸易中心提出异议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已经超过三个月的异议期。综上，城阳贸易中心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且其诉求也无法律依据及事实根据。请求裁定驳回城阳贸易中心的起诉。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1月1日，华港公司与青岛崂山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崂山贸易中心）作为甲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借款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0日，以支用额按年息14.274％计算利息，逾期加收20％的利息。1995年6月14日，华港公司与崂山贸易中心作为甲乙方再次签订一份借款协议，协议内容为“为适应发展需要，由乙方申请当地银行委托放贷2100万元，给甲方使用。月利率23‰，其中银行收10.98‰，13.85‰的利差部分3490200元，一次性付给委托放贷单位。其中1670万元由北京森荣公司代转付到甲方，下余809800元作为预付利息留在乙方一事，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向乙方借款2100万元，借款时间自1995年6月14日至1996年6月13日。借款利息自借款之日起以借款额按月息10.98‰结息，如不能按时归还，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两份协议上加盖了崂山贸易中心的印章。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崂山贸易中心于1995年1月23日、1995年6月16日将1000万元、1670万元资金支付给华港公司。华港公司向崂山贸易中心出具了收款收据。1995年6月14日，崂山贸易中心向凯莱青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3490200元。崂山贸易中心系国有企业，因行政区划设置发生变化，后变更为现城阳贸易中心。城阳贸易中心与华港公司作为甲乙方签订两份京九铁路聊城站站前广场联营开发协议书（以下简称联营协议），协议书记载的签订时间为1995年1月1日和1995年6月14日，协议内容为“甲方与乙方就联营开发京九铁路聊城站站前广场项目，达成以下联营协议：甲方于1995年1月1日（1995年6月14日）注资1000万元（2100万元）于乙方作为第一（二）期联营资金，期限为一年，乙方应承担甲方的25％联营收益，并在注资日起承担甲方联营资金的利息。双方的联营以乙方为主，甲方有对投资资金监督管理的权力。甲方为联营所筹资金所发生的融资费用、罚息、逾期加息由乙方承担。双方都有投资受益权，乙方不按期履行义务时，每次向甲方支付5％的违约金。双方每年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一次清算，并以《责任确认书》的方式确认。乙方未履行的款项义务，可以滚动为甲方的联营资金一并计入联营注资”。两份协议上加盖了城阳贸易中心的印章。1996年6月1日，华港公司出具两份责任确认书，其中一份内容为“根据1995年1月1日崂山贸易中心（现城阳贸易中心）订立的无风险投资协议书之有关责任和义务的约定条款，因站前开发项目无能力到期履约，对约定条款作以下责任确认：城阳贸易中心1995年1月1日投入1000万元，按照协议我公司承担偿还本金及年息14.274％，逾期按20％加收利息，截止1996年5月31日，利息与加息合计2426580元。城阳贸易中心另筹高息贷款还贷，对支付的564.6万元预先付息款，由我公司承担”。另一份责任确认书确认1995年6月14日城阳贸易中心实际投入货币资金1670万元，加上先期支付利息及扣息，实际投资为2100万元，并计算利息及加息为2372204元。两份确认书中的第三项投资受益，均为空白项目。自1997年9月20日，华港公司先后向城阳贸易中心出具11份还款承诺书（承诺保证书），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偿还1000万元和2100万元借款本息。2003年8月8日，城阳贸易中心和华港公司签订两份终止联营协议书，协议约定“鉴于联营项目亏损，双方同意放弃投资收益和联营受益权，城阳贸易中心同意放弃投资利息和罚息。华港公司将自行开发的26套商品房抵顶给城阳贸易中心，总价值为12991680元。上述房产于2003年10月30日上午九点交付，商品房折抵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即为清偿完毕，城阳贸易中心不得以任何事由向华港公司主张权利”。2003年11月7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将抵顶的26套房产予以查封。2003年12月23日，李沧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房产价值为8894998元。因两次拍卖流拍，2006年12月29日，李沧区人民法院裁定将该26套房产以5774080元变卖执行给城阳贸易中心的债权人青岛市商业银行。2005年1月25日，城阳贸易中心向华港公司发出《关于确认〈联营协议〉无效和撤销〈终止联营协议〉的要约函》一份，要约函中载明“两公司的所谓联营协议是以掩盖企业间借贷而形成的，应属无效合同。终止联营协议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显失公平，是因华港公司承诺还款而实际不履行的情况下被迫形成的，应予撤捎”等内容。华港公司于2005年2月16日回函，不同意城阳贸易中心关于联营协议无效及撤销终止联营协议的意见。青岛市城阳区物资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城阳物资总公司）于2005年向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城阳贸易中心和华港公司签订的两份终止联营协议，判令华港公司代城阳贸易中心向城阳物资总公司承担清偿义务，城阳贸易中心和华港公司作为案件被告和第三人参加了诉讼。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4日作出（2005）城民初字第144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城阳贸易中心和华港公司签订的两份终止联营协议。华港公司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3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城阳物资总公司提起的撤销权纠纷一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鲁民提字第1号民事判决，撤销了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驳回城阳物资总公司的诉讼请求。城阳物资总公司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提字第25号民事判决，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鲁民提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青民二终字第42号判决，即撤销城阳贸易中心和华港公司签订的两份终止联营协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载明，华港公司认可两份《联营协议》实际形成时间为贸易中心更名后的1996年6月1日之间，非1995年1月1日和6月14日。1997年1月31日、1999年9月15日、2001年12月20日、2002年7月17日、2003年1月23日、2003年3月28日、2003年9月6日、2004年3月6日、2004年6月21日，城阳贸易中心法定代表人吕龙祥及其工作人员胡某甲、蔺某向华港房地产公司出具收到条，分别收到华港公司150000元、50000元、40000元、350000元、100000元、40000元、80000元、10000元、6000元，总计收到华港公司款项826000元。上述收条中，只有2004年3月6日和6月21日的10000元和6000元加盖了城阳贸易中心的印章。2008年8月27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扣划华港公司银行存款7000元，清偿城阳贸易中心所欠城阳物资集团的债务。2006年8月14日，城阳贸易中心因未参加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2008年12月22日，城阳贸易中心向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华港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城阳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2年4月19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聊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华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城阳贸易中心1270232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二、华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城阳贸易中心损失3490200元。华港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9月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鲁商终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聊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聊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012年11月20日，城阳贸易中心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994年12月15日，青岛市商业银行向阳路支行与城阳贸易中心、城阳物资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青岛市商业银行向阳路支行向城阳贸易中心借款1600万元，城阳物资总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城阳贸易中心、城阳物资总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借款，青岛市商业银行向阳路支行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1月10日，该院作出（2001）李经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城阳贸易中心偿还借款及利息，城阳物资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2年9月4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向青岛市商业银行向阳路支行发放（2002）李法债证字第288号债权凭证。2005年12月22日，国信公司与青岛市商业银行签订《2005年度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协议书》，约定“一、2005年度用于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资金为人民币1.7亿元。二、乙方（青岛市商业银行）用于置换的不良资产是建行前形成，经市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同意的等额不良资产。三、乙方按照上述第二条的要求向甲方（国信公司）提供2005年需置换的1.7亿元的不良资产明细表。四、甲方对不良资产明细表审核无误后，双方按有关要求一次性办理档案及实物移交手续。五、甲方应在置换资产协议书签署后三日内将相应的置换资金拨入乙方账户。六、不良资产置换后，甲方即拥有所有权，涉及已置换不良资产的处置、过户、追索等问题，需乙方配合的，乙方应给予配合。七、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产权变更及交割手续。……附《2005年度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明细表》”。2006年8月8日，双方又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原《2005年度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协议书》以及《不良资产明细表》与《补充协议》及其附件不一致的，以《债权转让补充协议》及其附件为准，附《置换青岛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户名核对统计表》，在该统计表中，列有城阳贸易中心所欠青岛市商业银行的借款，判决案号为（2001）李经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书。2006年8月21日，国信公司与青岛市商业银行向城阳贸易中心、城阳物资总公司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两公司，自该日起青岛市商业银行依法将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01）李经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到期债权转让与国信公司，债权总金额为2801.96万元。因两公司迁移新址不明，邮件被退回。2006年12月18日，国信公司与青岛市商业银行通过青岛日报发出债权转让公告，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2013年7月5日，国信公司发出债权出售公告，拟公开出售其收购的原青岛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债权，此项债权为“借款人：城阳贸易中心，保证人：城阳物资总公司，债权总额为9362万元，其中本金1600万元，本案已判决执行。有意向且有能力购买该债权的境内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等在2013年7月8日上午9时前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到公司报名并参与竞买。起价：贰仟零壹拾万元（2010万元），成交后立即付款”。2013年7月8日，国信公司（甲方）与华港公司（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内容为“1、甲方是一家隶属于青岛国资委的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按市政府的要求依法收购了原青岛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部分不良资产。甲方所收购、管理和处置的不良贷款（债权）形成的资产在性质上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2、甲方根据资产的特点，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拟就其收购的资产以转让方式进行处置。3、乙方在充分理解受让资产风险的基础上，愿意按现状整体受让甲方收购的上述资产。4、甲方已组织了公开竞价转让本协议项下资产，资产已由乙方竞价成交。为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第三条转让标的3.6：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共计1笔，本息等金额共计人民币（大写）玖仟叁佰陆拾贰万叁仟陆佰元（小写：93623600元）。具体详见本协议附件一。资产的实际数量以本协议附件二清单中所指有关资产证明文件能够有效证明的属于甲方的资产及/或权利为准。……第四条转让价格4.1：甲方将3.6条转让标的整体作价人民币（大写）贰仟零壹拾万元（小写2010万元）转让给乙方。第五条价款支付5.1：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当日内，乙方应将4.1条所载价款一次性全数汇到甲方所指定的如下账户：收款人名称国信公司，开户银行青岛市工行市南二支行，账号38×××89。……第七条资产转让通知7.1：如乙方提出要求且法律有此规定，甲方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将有关债权资产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八条资产与风险转移时间8.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作为转让标的的资产上甲方实际享有的全部权利由乙方享有。8.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作为转让标的的资产上的风险也同时转移给乙方……”。在《资产转让协议》附件一即资产转让清单中，列明借款人是城阳贸易中心，担保人是城阳物资总公司，2013年5月末本息合计9362.36万元，本金1600万元，判决案号（2001）李经初字第975号，执行案号（2002）李执字1292号，发放（2002）李法债证字第288号。签订合同当日，华港公司向国信公司支付了转让款2010万元。2013年7月9日，国信公司、华港公司以登报的形式向城阳贸易中心和城阳物资总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内容为“根据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李经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书及发放的（2002）李法债证字第288号债权凭证。青岛市商业银行对借款人城阳贸易中心及担保人城阳物资总公司享有债权。上述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为：借款本金1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及罚息等根据合同约定、生效法律文书和国家相关规定，以实际发生为准）。2005年12月22日，青岛市商业银行与国信公司签订《2005年度置换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协议书》，青岛市商业银行及其下属机构依法将所有对上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上述债权转让给国信公司，现国信公司依法将其对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上述债权转让给华港公司。现将上述转让事实通知上列借款人和担保人及相关当事人等，请上列作为债务人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及相关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新债权人华港公司履行相应义务”。2013年8月14日，国信公司、华港公司申请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对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债务抵销通知书送达给城阳贸易中心法定代表人吕龙祥的过程及内容进行了公证，该公证处制作了（2013）聊鲁西证民字第1580号公证书。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并非双方就财产利益纠纷形成的履行之诉，而是就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效力的争议而产生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的管辖权不需要考虑所确认法律关系中涉及的标的额，本院亦未按照争议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用，本院享有本案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信公司受让青岛市商业银行包括城阳贸易中心在内的91笔债权，并依法通知了包括城阳贸易中心在内的债务人，该公司作为城阳贸易中心新的债权人，有权依法处置所享有的合法债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国信公司发出出售公告后，与华港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除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外，还及时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债务抵销通知书送达给城阳贸易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并将送达过程以公证书的形式进行了公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城阳贸易中心是在2013年8月14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债务抵销通知书，而城阳贸易中心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已经超过了上述规定的三个月。因此，城阳贸易中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予以驳回。城阳贸易中心主张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城阳贸易中心要求确认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城阳贸易中心要求确认华港公司向城阳贸易中心提出的《债务抵销通知书》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城阳贸易中心承担。上诉人城阳贸易中心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上诉人提交多份证据及法律规定，证实了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涉嫌恶意串通、侵害国家利益、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1、关于上诉人及国信公司的企业性质问题。上诉人与国信公司，均是国有企业，所拥有的资产，都是国有产权。国有产权的转让，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及《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法律、法规对国有产权转让都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则转让行为无效。原审回避该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2、关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擅自转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一律进入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公开挂牌，挂牌后视受让方征集的情况可分别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第五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市属国有资本出资形成的国有产权转让，原则上在本地指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本案中，二被上诉人未通过青岛市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挂牌和交易，而是国信公司在其公司内私自操作进行交易，属于私相授受。3、关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程序规定的问题。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不仅没有经过青岛市产权交易机构进行挂牌交易，而且没有经过审批、评估、公证等法定程序，也没有达到法定的20个工作日的公示期限等，应认定转让协议无效。原审未对转让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存在不当。4、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原审中，上诉人将二被上诉人涉嫌恶意串通的犯罪事实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正在查处的事实进行了陈述，并申请原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取证据，但原审法院置之不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了先刑事后民事的审判原则。华港公司本是其所购买债权执行案件[(1999)李执字1292号]的被执行人，系该债权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竞买资格，但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仅出资二千万元，不但消灭了该案九千余万的债务，而且还欲抵销上诉人五千余万元的债权，二被上诉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5、《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1）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2）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不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程序或者超越权限、擅自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3）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或者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以及未经审计、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4）转让方与受让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产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5）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未按规定妥善安置职工、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各项债务以及未补缴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6）转让方未按规定落实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非法转移债权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的；以企业国有产权作为担保的，转让该国有产权时，未经担保权人同意的。（7）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8）受让方在产权转让竞价、拍卖中，恶意串通压低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第二十八条也有明确规定。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明显符合以上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转让协议无效。二、原审认定“国信公司发出出售公告后，与华港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错误。1、国信公司没有自行处置国有资产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国信公司无权自行处分国有资产。国家为了规范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定了多部法律法规，规定国有产权必须到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不准自行交易，否则转让行为无效。不论国信公司是否发出公告，公告期限是否到期，和谁签订的转让合同，但前提是国信公司是自行转让，私自转让，违法转让的。因违法的无权行为而产生的转让协议，当然无效。2、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完成后，除签订转让协议外，还必须由产权交易机构出具交易凭证，才能有效，国信公司和华港公司并没有取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凭证。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适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错误。第五条适用的前提是必须适用第四条，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该办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也有明确规定。2、本案应适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的规定，判决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被上诉人国信公司答辩称：一、城阳贸易中心主体不适格，无权诉请确认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之间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l、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合同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资产转让协议》是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合意行为，城阳贸易中心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且债权转让行为未增加城阳贸易中心的债务负担，对城阳贸易中心的利益不造成任何的损害。2、即使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确认之诉的也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城阳贸易中心不是提起诉讼的适格主体。二、国信公司转让与华港公司的债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和《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所规范的国有资产或国有产权，不适用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以下称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第五十一条“本法所称国有资产转让，是指依法将国家对企业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按照国家规定无偿划转国有资产的除外”。第五十三条“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需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以下统称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的活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第十二条“转让方应当组织转让标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产核资。转让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织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相关业务”。从上述规定看，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或国有产权”，不同于企业的法人财产。“企业国有资产或国有产权”是指国家作为出资人对所出资企业所享有的权益，而不是指国家出资企业的各项具体财产。出资人将出资投入企业所形成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各项具体财产，属于企业法人财产，出资人对企业法人财产不具有直接的所有权，其对企业享有的是出资人权利，具体体现为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国有资产/产权的转让方是出资企业，转让标的是所出资企业，转让后果是出资企业是否继续拥有对所出资企业的控股地位。上述法律所规范的“企业国有资产或国有产权”属于出资人对企业法人或事业法人的出资权以及因出资形成的对公司制法人的股权。国有产权按规定需进行产权登记，在国有产权登记过程中，也从未登记过所出资企业的债权等对外投资以外的企业法人具体财产。上诉人称其属国有企业，如其认为企业的任何资产均属国有产权，其对华港公司的债权也应属于国有产权，应按照规定进行登记，但其未出具对华港公司所享有债权的产权证明。上诉人对华港公司债权的转让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规定，在依法设定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但上诉人即未办理产权证明，也未按照上述规定办理。三、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债权转让是通过公开竞买的方式出售，是有权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不属于擅自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l、《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享有占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属于一般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属确认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关条款和其他条款未直接规定未进场交易的国有资产转让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转让行为无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仅从国有产权管理的角度提出“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并未规定转让行为无效。因此，上述规定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论是否适用于本案，均不导致合同无效。四、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涉案债权在执行过程中，前债权人青岛市商业银行以及国信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均无法查到有效财产线索，各种执行措施均未实现有效追索，债权迟迟无法通过执行程序实现回收，法院于2002年9月4日出具债权凭证。国信公司为实现债权最大化而将该债权公开售卖给报价最高的华港公司。该转让行为合情、合理、合法，不在在恶意串通，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城阳贸易中心于2006年吊销营业执照以来一直未组织清算，办公地址也查无此人，系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综上，城阳贸易中心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且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答辩称：一、华港公司无权也没有必要核实国信公司是否系国有企业的主体身份。华港公司竞买国信公司出售的债权，仅需核实国信公司是否系独立法人、对转让债权是否享有所有权等与转让行为有关的事项。至于国信公司是否是国有企业，是否经内部审批，与华港公司无关。二、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国信公司在青岛日报公开发布债权出售公告后，华港公司即着手准备竞买事宜并积极报价。2013年7月8日，国信公司告知华港公司竞买成功。后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并办理交接手续。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系华港公司和国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即生效。三、上诉人所述条文规定均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述的法律、行政法规，亦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多次提到《资产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2003]3号）、《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青国资委〔2005〕13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四、《资产转让协议》不适用上诉人所述的各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通俗来讲就是“股权”。国有资产转让是指依法将国家对企业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本案中，华港公司购买的标的系国信公司对上诉人享有的合法债权，系与青岛商业银行置换而来，并非上述各项法律文件中所述“企业国有产权”。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的交易也不是“国有资产转让”。五、华港公司具有竞买资格，且未与国信公司恶意串通，上诉人也未提交有效证据。国信公司发布的债权出售公告中，明确载明了竞买人的资格、报价等条件，华港公司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当然有权购买国信公司欲出售的债权。同时，华港公司通过购买债权，一方面履行了自己对上诉人负有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为国信公司挽回了损失。上诉人仅以华港公司对上诉人负有债务，不得购买国信公司对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为由，推定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显然不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乙出庭作证，拟证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相互串通，转让协议无效。李某乙称：其参加了国信公司第一次出售涉案债权的招投标，其是第二名（提交国信公司债权招投标结果通知复印件一份，其投标价1020万元），第一名是青岛百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世公司，其投标价2010万元）。国信公司第一次公开出售是暗箱操作。华港公司委托马某，在青岛找了三家公司进行投标，他们已商量好让百世公司中标，中标后百世公司再转让给华港公司，协议都已经签署完毕。后询问百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某乙，其并不知中标情况。后查清是百世公司的胡某乙将公章从公司偷出给了马某，一切均是马某操作的，马某拿着公司的公章填写的信息。华港公司出了30万给这三家公司，每家10万元保证金。知道公章是胡某乙偷出来后，就在2013年7月3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对胡某乙和宋某乙、马某进行了调查，三人已认可。公安机关之所以未立案，回复是案件还要继续调查。在报案后，国信公司和百世公司解除了协议，上面只有国信公司的公章，未有百世公司的公章。签订解除协议是2013年7月4日，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时间是2014年1月16日，协议是后补的。第二次出售发公告是2013年7月5日，7月8日9时以前成交后立刻付款，我7号看到公告，再去投标就晚了。国信公司与第一名百世公司解除后，按说应该由第二名来中标，但国信公司没这么做，直接给了华港公司，这都是给华港公司准备好的。提交网络媒体的调查材料一份，拟证明其向媒体进行了反映和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情况。另外，李某乙称其原系上诉人城阳贸易中心职工，2000年下岗离开城阳贸易中心。上诉人对李某乙的证言和李某乙提交的国信公司债权招投标结果通知复印件、网络媒体的调查材料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国信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原审起诉时证人作为其代理人办理了立案手续，证言可信度不予认可。2、证人述称国信公司和华港公司恶意串通，是其主观推断，没有证据证明。3、对中标结果通知书没有异议，证明了李某乙投标价格是1020万元，和中标价格差距很大。4、对网络报道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记者的报道只是向相关当事人单方采访，包括上诉人的代理人，意见不客观，不能作为证据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材料是国家秘密，报案人李某乙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些信息，李某乙也不是受害人，应该不能取得这些信息。通过网络不正当的宣传，也损害了国信公司的声誉。被上诉人华港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李某乙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事实时必然避重就轻。证人述称的相关行为华港公司均不知情。2、证人并未参加第二次竞买活动，其只是根据第一次的所谓的相关行为推断第二次存在恶意串通。3、证人提交的网络信息，其不能明确陈述属于什么媒体、记者的姓名和刊载单位所在地址。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其不能客观反映有关本案的相关情况。证人的证言不能证实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存在恶意串通。4、证人直至本案一审仍代理上诉人参加了部分诉讼活动，其作为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属实，导致在出庭作证的陈述中包括下岗时间的陈述及所有证言陈述虚假。2000年下岗，2013年还以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存在矛盾。5、中标结果通知，是证人第一次的投标结果，与第二次的竞买无关，该证据和本案无关联性。6、对网络的刊载，质证意见同国信公司。被上诉人国信公司提交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国信公司对青岛建筑材料总公司等九项债权（含涉案债权）进行公开竞争性出售方案的报告[青国信集团（2013）55号]一份（5页，复印件），拟证明处置涉案债权经过了批准，国信公司的主管部门是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资委出资。根据规定，本次不需要报国资委备案，但履行了向国资委备案的手续。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报告仅是国信公司自己的报告，不是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复，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证明监管部门已经批复。处置国有资产必须经过国资监管部门批复，《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予以规定。被上诉人华港公司质证认为：该报告可以证实国信公司是在履行了内部手续以后才公开竞卖。根据国信公司的陈述，华港公司在参加国信公司第二次竞价活动的报价2010万元远高于其确定的底价468万元，也高于证人李某乙的报价1020万元。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国信公司称，涉案债权是账销案存资产，根据《青岛市国资委关于青岛市市管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试行）》第九条的规定，只报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后报上级企业核准即可，提交涉案债权属于账销案存资产的证据一宗[青岛金瑞税务师事务所青金瑞税鉴字（2009）第2-005号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鉴证报告（复印件）、坏账财务核销表（8页）]。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坏账财务核销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只是企业内部对企业资产分类管理的财务规定，与资产转让没有法律上的关系。资产转让应该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资部门的规定按程序进行依法转让，而不能私自转让。2、案存案件需要有法院裁定，但裁定是下达银行后又恢复了执行，且国信公司在取得债权后一直未到李沧区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人，案存的依据已没有法律依据，且执行了华港公司的26套房产。被上诉人华港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国信公司处理涉案债权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青岛市国资委对该事宜已知悉，进一步证实国信公司和华港公司之间未恶意串通，也未损害国有资产的利益。被上诉人国信公司提交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一份和国信公司资本运营部关于对青岛建筑材料总公司等九项债权的处理建议一份，拟证明在包括本案债权内的不良资产处置前，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和二审开庭时国信公司均未提交会议纪要，并称没有会议纪要，这次又提交会议纪要，相互矛盾。会议纪要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字。处置建议中，对相关公司的名字予以隐去，违反常规，只能解释为是近期又赶造出来的，请求法院核实真实性。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对涉案债权属于账销案存资产证据的意见。上诉人怀疑国信公司提交的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和国信公司资本运营部关于对青岛建筑材料总公司等九项债权的处理建议为假，申请鉴定会议纪要和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的形成时间。为核实会议纪要和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的真实性，本院向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向本院提供了与会议纪要相关的材料（复印件，重要业务事项申报单、第4次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审批单、2013年第4次会议文件等）。该会议纪要涉及六项内容，国信公司开庭时提交的会议纪要是摘录的这次会议纪要的第四项内容的部分，其他删除了。该处置建议涉及的相关公司名称为全称，与开庭时提交的处置建议内容相同，仅是将相关公司（与本案无关的公司）用***代替了。本院根据该核实的情况，故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对会议纪要相关材料（复印件）质证认为：由于不能提供原件，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国信公司表示：会议纪要材料属于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无法将原件带来。为证明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提交加盖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总经理办公会纪要（第四次）一份，该份纪要属于电子版，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上诉人对国信公司提交的加盖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会议纪要质证认为：加盖公章的会议纪要，与国信公司档案存放的会议纪要是不完整的，加盖公章的会议纪要少第二页，形式上不具备同档案会议纪要的等同性，对加盖公章的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国信公司对加盖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会议纪要为何少第二页，解释称：与本案相关的决议事项是议题的第四项，在会议纪要的第三页中，第二页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故未提供第二页。被上诉人国信公司对原提交的会议纪要、处置建议和邮寄的以及加盖公章的会议纪要为何不一致，解释称：原提交的会议纪要属于集团公司发给议题相关部门的会议纪要，以便相关部门遵照执行，与该部门无关的事项在该纪要中不予体现。邮寄的会议纪要属于存档的纸质纪要，加盖公章的会议纪要属于存档的电子档案的会议纪要，内容一致，格式略微不同。处置建议是部门留存，报给总经理办公会的，也是考虑到参加会议人员不确定，为了避免信息泄露，采取了隐匿措施。档案存放的会议纪要后面附的内容是上会的正式材料。经质证，被上诉人华港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上诉人申请调取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关于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在国有资产转让中串通投标的证据材料。本院依据上诉人的申请，调取了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经侦大队的卷宗材料。上诉人对本院在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经侦大队调取的卷宗材料，质证认为：一、调取的卷宗材料，可以证明李某乙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即“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在债权交易中涉嫌串通违法犯罪的问题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开始调查”。二、卷宗材料清楚的显示了债权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串通及违法场外交易的事实。即:1、国信公司绕开青岛市产权交易所，违法自行发布招标公告，场外交易、暗箱操作。2013年6月21日由百世公司中标，签订了转让协议，履行期为20日。李某乙于2013年7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7月4日即传唤有关当事人。而在7月4日当日，国信公司即与中标方违法签订解除协议，以对抗公安机关的调查，而中标方并未盖章，也就是说在履行期内的转让协议仍然有效。后国信公司于7月5日（周五）再次违法自行发布招标公告，于7月8日（周一）再次在场外进行了一场只有华港公司一家参加的所谓竞买，同一涉案标的以同样违法形成的价格再次转让给了华港公司。2、国信公司在招标之前发放的债权文件显示，华港公司是其所持债权的被执行人(青岛市李沧法院裁定)，华港公司明知其与国信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也明知《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不得参加投标，相关投标均无效。3、华港公司先是通过马某（青岛人）串通三家小公司进行围标，由华港公司向每家支付了1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事后充作好处费）。百世公司中标后，即与华港公司签订协议，将取得涉案债权转让给了华港公司。该串通行为被公安机关调查后，华港公司即与国信公司进一步串通，进行了所谓的“竞买”，华港公司再一次以同样的价格取得该涉案债权。4、第二次招标，国信公司同样是违法擅自场外进行的，且公告期没有一个工作日（法律规定是20个工作日），并且华港公司依法不得参加，且华港公司不符合法定协议转让条件，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行为属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案卷宗中并未显示相关合法文书表明国信公司依法履行了哪些决策审批程序和审计评估等法定定价依据，而且国信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其集团公司的文件和会议纪要是伪造的（法庭至今未予鉴定），说明国信公司企图掩盖其交易的违法性，是妨害诉讼行为。国信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已受理报案，正在进行调查。本案应中止审理。被上诉人国信公司质证认为：一、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1、公安机关尚未对该案立案侦查，该证据不是经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相关人员的言词证据，证据本身具有不稳定性，相关人员未经出庭询问和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二、本案中，城阳贸易中心要求确认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华港公司向城阳贸易中心提出《债务抵消通知书》无效，和公安机关调查的案件是两个不同的事实。公安机关的材料是国信公司2013年6月21日公开竞价时各参加方的情况，本案审查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7月8日公开竞价后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作为最终竞买人签订的协议。公安机关的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华港公司参加公开竞价时存在导致《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形。三、国信公司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处置不良债权，华港公司参与竞买最终以最高价格完成债权转让，实现国有债权最大收益。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对于国信公司处置不良债权的正常经营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华港公司质证认为：一、公安机关的材料不能证明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存在串通的事实。公安机关并未对李某乙的报案予以立案处理，仅是对相关人员作了询问笔录。在公安机关未立案、人民法院未审判（未对涉嫌刑事案件审判）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材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华港公司系根据国信公司的竞买公告参加竞买，合理合法。华港公司看到国信公司发布的竞买公告后，经核实竞买内容，竞买公告并未限制债务人（城阳贸易中心）的债务人（华港公司）参加竞买，现有法律法规也未对此予以规定。根据“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基本原则，华港公司立即参加竞买活动。竞买成功后，华港公司根据要求与国信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并支付对价，华港公司的竞买活动合理合法。至于国信公司在何处、以何形式组织竞买，与华港公司无关。本院二审另查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立案时，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内容为“当事人青岛市城阳物质贸易中心，送达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东，收件人李某乙，电话139××******（该电话为李某乙的手机号码）”落款处加盖上诉人公章。原审中，李某乙向原审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一份，以“其是第一次债权转让的竞买人，投标名列第二名，国信公司与第一名解除债权转让合同后，应将债权转让给其或第二次转让时通知其参加竞买，而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串通，将债权转让给了华港公司，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和本案结果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参加诉讼。2013年6月18日，上诉人与青岛伟仕投资服务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是上诉人将对被上诉人华港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青岛伟仕投资服务公司。2013年7月8日，上诉人与青岛伟仕投资服务公司向本院提交变更执行申请书各一份，请求本院将上诉人申请执行华港公司案件中的申请人，变更为青岛伟仕投资服务公司。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尚未对李某乙举报华港公司与国信公司涉嫌串通投标予以立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被上诉人国信公司与被上诉人华港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上诉人关于协议无效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华港公司享有债权，国信公司将对上诉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华港公司，后华港公司向上诉人主张抵销权。虽然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并未增加上诉人对国信公司债务的负担义务，但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将导致上诉人不能向华港公司主张债权，影响上诉人的相关权利，故上诉人是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二，上诉人主张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关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上诉人虽然申请证人李某乙出庭作证，拟证明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但上诉人原审立案时由李某乙代为办理立案手续，并确定由李某乙接受法院需邮寄的相关材料，故上诉人与李某乙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公安机关对李某乙的举报尚未立案，亦未经生效法律文书对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并且李某乙举报的是国信公司第一次出售债权的行为，而本案审查的是国信公司第二次出售行为。故上诉人主张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恶意串通，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问题。国信公司提交的坏账核销表上（含涉案债权），市政府国资委意见栏记载“同意报税务部门税前扣除，并按照青国资委（2007）129号文件办理，2008年12月30日”，加盖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财务事项备案专用章。“青国资委（2007）129号文件”为《青岛市国资委关于青岛市市管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规则（试行）》。该《规则》第三条规定，本规则所称账销案存资产是指企业清理出的各项资产损失，经确认核准进行财务核销，但尚未形成最终事实损失，按规定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和进行专项管理的债权性、股权性及实物性资产。（一）债权性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短期债权性投资、委托贷款和未入账的因承担连带责任产生的债权及应由负责人或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等；第九条规定，企业对账销案存的债权性资产、股权性资产进行清理和追索，可以采取债务重组、折价出售等处理方法，但应当建立严格的核准工作程序和监管制度。企业账销案存资产的债务重组、折价出售等，应当经企业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讨论批准，并报上级企业（单位）核准。国信公司提交的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和国信公司资本运营部关于对青岛建筑材料总公司等九项债权的处理建议显示，国信公司的上级企业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国信公司出售涉案债权。虽然国信公司提交的加盖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少第二页（第二页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涉及本案债权的内容在第三页中），上诉人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否定。国信公司出售涉案债权的行为，符合《规则》对账销案存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国信公司于2005年12月从青岛市商业银行受让对上诉人的债权后，上诉人一直未向国信公司偿还。上诉人不予以偿还的行为，损害了国信公司或国家的利益。国信公司在债权强制执行未果的情况下，以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债权，亦是为了减少损失，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公司或国家的利益。涉案债权转让价格虽为2010万元，未将债权的利息部分全部收回，但本金1600万元已得到实现，并收回相应的利息损失。如国信公司未将债权转让，在上诉人不积极履行，或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将导致国信公司或国家利益损失更大。故上诉人关于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国信公司将对上诉人享有的债权转让于华港公司，并未增加上诉人对国信公司债务的负担义务，故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主张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定；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已在上述问题中分析阐述。国信公司与华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审判员  董 慧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