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鄂01行终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军。上诉人（原审原告）武俊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纯敏。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祖元。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立颖。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文庚。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晓俭。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良勇。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业伟。范良勇、刘业伟共同委托代理人秦乾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ＸＸ，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原审第三人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29。法定代表人王煜伟，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兰陵村15号。法定代表人戴戈缨，董事长。上诉人肖军等九人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规划局）、原审第三人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浩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长盛公司）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5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7月22日向武汉市江岸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颁发武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肖军等九人的房屋坐落于该拆迁范围内。武汉市江岸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于2013年1月31日取得江岸区青岛路（A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武国用（2013）第29号），于2013年2月1日取得江岸区青岛路（B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武国用（2013）第28号），于2015年3月18日取得江岸区青岛路（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武国用（2015）第56号），于2015年4月9日取得江岸区青岛路（D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武国用（2015）第76号）。2015年5月13日，武汉市江岸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向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提交《土地交易申请书》，申请将青岛路片ABCD地块在该中心办理交易审批手续并采取挂牌、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公开实施交易。同年5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下达《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地方案批复》（武政供地字（2015）10号），同意将包括江岸区青岛路ABCD地块（东至鄱阳街，西至中山大道，南至青岛路、南京路，北至天津路）在内的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以公开出让的方式供地。同年5月16日，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作出了《武汉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武告字（2015年］年9号），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包括青岛路片ABCD地块（地块编号：P（2015）049号）在内的多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公告在“智慧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网”上予以公示。2015年6月30日，第三人华浩公司在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拍卖厅以158000万元的价格竞得编号为P（2015）049号地块（江岸区青岛路片ABCD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当日与被告市国土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武土交确字（2015）第052号）。同年7月14日，华浩公司与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华发长盛公司，同年8月17日，华发长盛公司重新与被告市国土规划局签订P（2015）049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武土交确字（2015）第052-1号）。原告肖军等九人认为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对P（2015）049号地块（江岸区青岛路片ABCD地块）的拍卖行为及拍卖结果以及其后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法，故诉至原审法院。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7月22日向武汉市江岸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颁发武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肖军等九人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该房屋依附的土地使用权被人民政府通过法定程序予以收回。其后，武汉市江岸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分别取得了青岛路A、B、C、D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武国用（2013）第29号、武国用（2013）第28号、武国用（2015）第56号、武国用（2015）第76号）。随着原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原告肖军等九人与涉案土地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后续发生的相关行政行为与原告肖军等九人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原告肖军等九人所诉的对青岛路A、B、C、D地块的拍卖行为及拍卖结果的确认行为系在房屋拆迁许可行为及土地使用权收回之后，对涉案地块的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与原告肖军等九人不具有相关性，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系基于房屋拆迁所引发，对原告肖军等九人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是针对该地块的房屋拆迁及补偿行为，不是本案的被诉行为，故其不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肖军、范良勇、武俊生、刘业伟、史纯敏、张祖元、朱立颖、许文庚、董晓俭的起诉。上诉人肖军等九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事实经过：1、2015年6月30日，被上诉人对涉案地块进行了挂牌出让，随后上诉人将其诉于一审法院，2016年2月24日一审开庭审理了该案；2、庭审中被上诉人称，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房屋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但其未向法庭提交“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等”所需的相应的证据，上诉人据此称，其主张无事实根据；3、被上诉人称，涉案地块有44号《拆迁许可证》，《拆迁许可证》等同于《征收决定》。上诉人称，《征收条例》第35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拆迁许可证的项目，仍按原来的拆迁条例规定办理。因此，《拆迁许可证》并不等同于《征收决定》，且《拆迁条例》中并无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同时指出，被上诉人如将44号《拆迁许可证》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则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该证据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上诉人还说明44号《拆迁许可证》目前尚在一审法院另案审理过程中。法庭未对44号《拆迁许可证》进行举证质证，因此，其不能作为本案证据；4、经审，一审法院认为，武国土房拆字（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后，上诉人在涉案地块中的土地使用权即被收回，因此，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驳回起诉。二、上诉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将未经庭审举证质证的（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作为本案证据，有违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拆迁许可证颁发后土地使用权即被收回，但不能指出其依据的法律、法规条款。因此，应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对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50号《行政裁定书》改判或撤销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另查明：市国土规划局在一审提交答辩状的同时，将2009年7月22日颁发武国土房（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作为证据提交，该证载明拆迁原因是江岸区青岛路片土地储备项目建设；拆迁期限为2009年7月22日至2009年10月31日止。在一审庭审中，肖军等九人对该《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正在另案审理中，其合法性有待法院审理，不能作为本案合法性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肖军等九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本院认为，上诉人肖军等九人的房屋位于武国土房（2009）第4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载明的拆迁范围内，导致其房屋拆迁的原因是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被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库予以储备。肖军等九人房屋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对划拨土地使用权，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可以无偿收回，并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出让。”及第三款：“无偿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时，对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武汉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条：“属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土地，政府依法收回、收购和征用后，由土地储备机构按照国家、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土地使用进行补偿并办理有关手续后，予以储备。”第十一条：“土地收购补偿按以下方式确定：···（二）涉及城市拆迁的，依据有关城市拆迁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补偿；···”因此随着肖军等九人的房屋被拆迁，其房屋范围内的国有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亦一并被政府收回，肖军等九人作为原土地使用权人依法应当办理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或注销手续，其与涉案土地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后续发生的相关行政行为与其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肖军等九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肖军等九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忠审判员 肖 丹审判员 朱金梅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