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鲁16行终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相川。委托代理人李继业、万美玉，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一路391号。法定代表人王洪涛，支队长。委托代理人秦方辉，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干警。委托代理人梁光坤，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滨州庞大霸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东外环路东郊水库以北路东。法定代表人王鑫，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建峰、于秋雨，滨州庞大霸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冯相川因与被上诉人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队），原审第三人滨州庞大霸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龙公司）交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8日、6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相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继业，被上诉人市交警队的委托代理人秦方辉、梁光坤，原审第三人霸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峰、于秋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10月13日，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为出租人、原告为承租人、第三人为供货人，三方签订《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车辆购销合同》和《关于融资租赁及担保事宜的合同》，约定原告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承租东风公司向第三人购买的上户车型为LZ3252PDJ的乘龙牌汽车三辆，车辆识别代号分别为LGGX4DD38BL554390、LGGX4DD37BL553554、LGGX4DD34BL554936，同时约定车辆挂靠无棣万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公司）经营，第三人依据《融资租赁车辆购销合同》第六条之规定负责办理车辆注册登记。2011年10月19日，张浩持万德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向被告申请车辆注册登记，提交了本人身份证、万德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涉案车辆合格证等材料，并填写了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表。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表有代理人张浩的签字，并注明：机动车所有人及代理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载明合格证编号为WDR03C0BL554390，车辆品牌/车辆名称为乘龙牌，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GGX4DD38BL554390，发动机号为1610L299981，车厢内廓尺寸为长5600mm、宽2300mm、高1100mm。被告经审查，对登记车辆进行了查验、拍照，采集了车辆识别号拓印模（拓号与合格证上的车辆识别号相符），网上查询了车辆产品详细信息、底盘产品详细信息和底盘产品历史详细信息，于2011年10月24日为登记车辆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登记于万德公司名下。注册登记后，第三人将登记车辆交付原告冯相川。原告在运营中，鲁M×××××车辆于2012年9月18日发生保险事故，经保险公司现场勘验，发现车辆识别代号（大架号）与登记不符，拒绝理赔。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根据万德公司提交的车辆注册登记申请材料，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02号）的规定，为原告融资租赁的登记车辆办理了注册登记，被告的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冯相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冯相川负担。原审原告冯相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涉案车辆注册登记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市交警队举证证实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登记与实际一致的证据只有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和车辆识别号拓印膜，但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机动车查验记录和车辆识别号拓印膜的出处和拓印过程，亦无法证实该拓印模出自涉案车辆。虽然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的车辆识别号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车辆识别号拓印膜一致，但这种一致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霸龙公司交涉，霸龙公司擅自修改后的结果，且也只是数字和字母符号的一致，数字和字母的大小及间距明显不一致。霸龙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明确认可涉案车辆存在车辆识别号不符的事实，结合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公司的理赔资料，足以证实涉案车辆存在实际车辆识别号与注册车辆识别号不符的事实。2.涉案车辆登记型号与实际型号明显不符。被上诉人提供的证实车型一致的证据是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但其采集的现场照片及上诉人提交的行驶证照片显示车型为“霸龙”牌，与登记的“乘龙”牌不一致。3.涉案车辆登记的车厢高度及合格证记载的车厢高度均为1100mm，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登记时实际测量的证据，而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车厢高度为1400mm，由此表明被上诉人在登记时未进行实际测量。（二）被上诉人登记程序违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被上诉人未现场确认车辆和现场核对车辆识别代号，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鲁M×××××号车辆登记；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市交警队答辩称，1.被上诉人履行了车辆勘验、材料审核、查询核对车辆公告数据、底盘历史公告数据等法定程序，对涉案车辆作出了注册登记，并核发机动车号牌，并无不当之处。2.上诉人称涉案车辆识别号与登记注册不一致，但一审法院现场勘验车辆的车辆识别号与注册登记一致，也未发现改动痕迹。上诉人并未提供出其所述与登记注册车辆识别号不一致的车辆。原审第三人霸龙公司一审提供的融资租赁车辆交车验收单，载明了交付车辆的车况、质量、规格、车辆识别号等，上诉人签名验收，签收时间为2011年10月29日，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时间为2011年10月24日。上诉人对霸龙公司交付的车辆没有异议，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登记注册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霸龙公司的陈述意见同被上诉人市交警队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随卷移送至本院，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除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应符合起诉期限的有关规定。关于起诉期限问题，即便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未提及，人民法院亦应依职权主动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上诉人冯相川主张其自鲁M×××××车辆2012年3月14日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因车辆识别代号与登记不符拒绝理赔时得知本案鲁M×××××车辆同样存在车辆识别代号与登记不符的事实，虽上诉人未明确具体知晓时间，但其认可最迟在鲁M×××××车辆2012年9月18日发生第二次事故时已知晓上述事实，自此时开始计算起诉期限，至其2015年5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业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冯相川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冯相川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退还上诉人冯相川。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牛淑华审判员  庞 辉审判员  王 杰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杨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