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8民终2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祥，男，汉族，1962年9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道海，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华，男，汉族，1960年2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保东，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孝珍，女，汉族，1962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保东，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祥、罗华、赵孝珍因合同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6日作出的（2020）鄂08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院分别于2021年3月4日、3月1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李国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道海，上诉人罗华、赵孝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罗华、赵孝珍返还其447.6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058960元（以447.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2年4月30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以后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按此基数及利率另行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罗华、赵孝珍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李国祥与罗华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并以此判决罗华、赵孝珍支付李国祥收益错误。一、原审认定447.6万元涉及的法律关系系合伙法律关系无任何事实根据。1.一审法院认定的合伙关系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关系的认定，需结合双方形成合意时真实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履行合意时的民事行为进行。本案中，李国祥与罗华签订合作意向书，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将原本双方之间存在的借款关系转换成罗华向李国祥转让其在钟祥市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祥华铭公司）部分股权。首先，合作意向书内容明确约定了钟祥华铭公司后期股东成员和股权占比等内容，确定了李国祥后期在钟祥华铭公司中的股东地位，约定明确具体，足以排除双方系合伙关系。且钟祥华铭公司注册成立及管理运营也均是按照合作意向书约定内容进行。因此，合作意向书签订情况、约定情况和履行情况均表明了双方是股权转让关系。其次，在确认股东身份一案中，罗华也是明确认可李国祥为公司新股东的（见钟祥市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且本案一审庭审中，罗华在答辩、举证和辩论中均未主张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因此，一审认定合伙关系不仅无任何事实根据，也有违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关系否定了生效法律文书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钟祥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就李国祥与钟祥华铭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该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了李国祥与罗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该判决书已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但一审法院不顾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的事实，重新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不仅使双方权利义务重新陷入不稳定状态，也使司法裁判效力大打折扣。一审法院抛开合伙关系的成立要件，不考虑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违背生效文书确定的事实，贸然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导致认定事实、确定法律关系错误，进而对447.6万元的性质认定错误，导致该部分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罗华、赵孝珍支付合伙收益无法律依据。2019年11月28日，钟祥市人民法院确认合作意向书无效。无效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至原始状态。在双方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之前，双方系借款关系，故2012年4月30日至今，双方仍然应为借款关系，罗华、赵孝珍应当按照借款关系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即使在合作意向书被确认无效后，双方的法律关系不能恢复到借款关系，罗华、赵孝珍也应当承担财产返还义务，返还李国祥款项，并自2012年4月30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对该部分款项利息无约定，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合作意向书被确认无效后，基于该合同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应依法恢复到原始状态，就自然不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合伙关系，也就不能判决支付合伙收益。一审法院不顾钟祥市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中认定的合作意向书无效的认证意见，重新确定该意向书有效，并确认为合伙关系，将罗华转让其在钟祥华铭公司股权直接认定为转让土地，进而以转让款作为合伙收益进行分配，逻辑混乱。罗华在钟祥华铭公司占股96%，刘某占股4%，罗华并非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股权转让后，公司名称未变更，刘某仍然系该公司股东且占股比例没有变更。罗华转让其自身股权的行为仅仅是股权转让行为，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出售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一审法院简单将二者划等号，不仅逻辑错误，且极不严谨，丝毫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否定生效文书确定的事实，导致部分判决错误，望依法改判，支持李国祥的上诉请求。罗华、赵孝珍辩称，一、本案中李国祥与罗华之间仅存在合伙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李国祥仅能提供转款凭证，无借条，结合合作意向书，只能证明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并未就借贷事宜达成合意，双方从未就借款金额、时间、还款期限及利息计算标准进行沟通。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8月18日期间，李国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陆续向罗华转款894万元，罗华抗辩上述款项均为投资款，且提供了合作意向书予以证明。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李国祥、罗华及案外人曾祥军合作开发钟祥华铭公司，公司股东因特殊原因由罗华、刘某担任，罗华占股96%；公司出资由罗华出资70%，曾祥军出资10%，李国祥出资20%；前期土地费用按百分比出资，利润按比例分成，后期办证费用按比例出资，施工队的选择、图纸设计、规划设计等均由股东进行协商。由此可见，李国祥向罗华转款是双方在协商合伙合作投资钟祥华铭公司过程中支付的投资款，而非所谓借款。二、根据合作意向书的内容和李国祥在本案起诉状中的自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李国祥一直认可按照20%的比例出资承担前期土地费、后期办证费及施工相关费用，并按照20%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合作意向书约定李国祥、罗华、曾祥军合作开发钟祥华铭公司，三方共同出资，并未约定罗华将股份转让给李国祥。因此，一审依据合作意向书和李国祥的自述，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并无不当。三、双方从未约定合作投资款是借款，更未约定与借款相关的计息利率，罗华仅需退还剩余投资款及支付投资收益，无需支付李国祥主张的借款利息或者资金占用费。李国祥主张对投资款按照6%的年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国祥主张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计算资金占用费，但该条规定针对的是借款，不适用于投资款。请求驳回李国祥的上诉请求。罗华、赵孝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罗华、赵孝珍不承担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国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超出李国祥的诉讼请求，判决罗华、赵孝珍承担投资款及收益的支付责任，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程序违法。李国祥以民间借贷为请求权基础，请求判决罗华、赵孝珍偿还借款和利息。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存在投资款和借款，认定其中的447.6万元为合伙投入的投资款，非借款。既然如此，一审法院应向李国祥释明，由其变更诉讼请求，否则应对非民间借贷部分的款项予以驳回。尽管李国祥同意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处理，但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罗华、赵孝珍归还447.6万元及其收益，属于超诉请判决。2.证人证言未经质证即被一审法院直接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程序违法。对于刘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接受当事人询问，证人证言也未经过双方质证。从笔录可见，刘某不清楚罗华与李国祥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他只是猜测、推断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刘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诸多基本事实未查清，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本案中，罗华与李国祥之间仅存在合伙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是事实认定错误。李国祥与罗华并未就借贷事宜达成合意，双方从未就借款的金额、时间、还款期限及利息计算标准进行沟通。李国祥转款894万元，均为投资款，有合作意向书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罗华提出抗辩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后，李国祥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应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李国祥的单方主张，认定借款按照18%、20%及24%的年利率计息缺乏事实依据，是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也不应存在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借贷关系，直接依据李国祥的主张，认定2011年8月4日至2013年9月13日期间的借款计息利率为18%，2013年9月13日至2014年6月13日的计息利率是20%，2014年6月14日至2016年1月5日的计息利率是24%，2016年1月6日至还清之日止的计息利率是20%，缺乏事实依据。3.李国祥支付给罗华的894万元均是投资款，罗华已经退还了641.6万元，剩余未退还的投资款为252.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罗华未退还的投资款本金为447.6万元，是事实认定错误。2011年7月，刘某以自己的名义取得案涉地块后，李国祥、曾祥军拟以2328万元进行购买，因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且缺乏足够资金，遂找罗华合作，要求以湖北荆门华铭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华铭公司）的名义进行开发。对于钟祥地块，罗华因投资荆门胡祠堂棚户区改造项目，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罗华的侄子罗小宁得知此信息后，执意参与投资，罗华才同意与李国祥、曾祥军合作开发此项目。当时三人商谈的持股比例为罗华70%（其中罗小宁占30%，罗华占40%）、李国祥20%、曾祥军10%。罗华与李国祥在此次合作前互不相识，没有任何往来，所以担心李国祥的实力，继而要求李国祥先打款，再与刘某签协议。于是，李国祥在2011年8月间分三笔共支付450万元进行入股（其中300万元按照罗华的指示转款给了文长江，算作文长江向罗华的借款）。2011年9月1日，刘某与罗华的荆门华铭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土地以2328万元转让给荆门华铭公司。2011年10月27日、2012年4月23日，罗华分两笔转款刘某21389325元。2011年9月7日，罗华成立湖北荆门华铭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钟祥分公司，因分公司在钟祥无法办理开发资质，又于2011年10月20日成立钟祥华铭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办理土地证和开发手续。2011年12月18日，钟祥华铭公司成立后，为平整土地、土方开挖、砌围墙及规划图纸设计、建设图纸设计及办理相关手续，李国祥投入资金100万元并转款给罗华。2012年8月18日，罗华、李国祥、曾祥军商议筹集资金拟开工建设，李国祥遂转款罗华344万元。因工程一直未能开工建设，罗华于2014年6月13日退李国祥300万元，后在其无理要求下，又于2015年1月5日退300万元。此外，2012年4月5日、2013年9月13日，李国祥以急需用钱为由，从罗华处分两次领走投资款41.6万元。综上所述，李国祥剩余的投资款应为252.4万元（450万元+100万元+344万元-300万元-300万元-41.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款为447.6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实际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赵孝珍向李国祥出具的借条，缺乏对应的转款凭证。李国祥也自认在2016年1月5日未进行转款，双方之间不存在136.2万元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136.2万元的借贷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赵孝珍虽出具了借条，但李国祥并未实际支付借款，且根据其起诉状的描述，其也并未实际转款。因此，双方也不存在136.2万元的借贷关系，罗华、赵孝珍无需偿还该部分本息。赵孝珍之所以在2016年1月5日出具136.2万元的借条，是因为罗华在无法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拟转让土地，当时土地价格低迷，钟祥王府酒店老板肖举涛仅愿意出价1600万元，罗华与李国祥预估本项目将亏损，考虑到李国祥支付给罗华的344万元投资款闲置了较长时间，罗华同意对李国祥的亏损进行补偿，遂于2016年1月5日出具了136.2万元的借条。该136.2万元是以2012年8月18日收到的344万元减去2012年4月5日、2013年9月13日李国祥从罗华处分两次领走的投资款41.6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两分计算，扣除2014年6月13日退还的300万元，计算利息至2016年1月5日为133.8万元，再加上2.4万元本金为136.2万元（具体计算过程：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8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止共计一年十个月，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为132万元；以2.4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8日起至2016年1月5日止共计三年四个月，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1.728万元，四个多月商量取整为1.8万元，故本金2.4万元+利息132万元+利息1.8万元=136.2万元)。现股权转让没有亏损，所以没有给予其补偿的理由。5.在认定本案存在投资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查清投资收益这一关键事实，直接认定691.0675万元均为投资收益，是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本案中合伙投资的收益仅为305712.5元，李国祥按照约定比例（20%）仅能分得61143.02元。从李国祥的起诉状内容来看，其认可参与了钟祥华铭公司的地块投资。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钟祥华铭公司出资由罗华出资70%、曾祥军出资10%、李国祥出资20%；前期的土地费用按百分比出资，利润按比例分成，后期办证费用按比例出资。因此，土地费、办证费、其他相关支出及投资利润，李国祥均占20%。在合伙投资钟祥华铭公司地块时，费用支出包括土地转让款21389325元、土地办证费用1078800元、契税和印花税269325元、设计费2573500元（已付2475000元，未付98500元）、围墙款210000元、土地使用税65381.6元、三通一平费1000000元、地质勘探费490000元（已付100000元，未付390000元）、管理费用917953.3元，合计支付27994284.9元（已付27505784.9元，未付488500元）。地块通过罗华转让钟祥华铭公司的股权获得投资收益，股权转让价款为2830万元，因此合伙合作期间盈利305715.1元（28300000元-27994284.9元）。李国祥按照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分配20%的利润为61143.02元。李国祥已经自认除购地款以外，还存在修建围墙费用（第一次庭审笔录第8页）、三通一平费用20万元（第二次庭审笔录第5页），办理土地证以及使用土地需交纳相关税金，李国祥理应按比例承担。然而，一审法院未对其他费用作任何审查，直接认定投资利润为691.0675万元，是事实认定错误。三、在缺乏债务人多次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存在借贷关系并按照李国祥的主张多次计算复利，认为计算复利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必须是借贷双方就前期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且将结算的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方可计算复利。在本案中，双方并未结算并办理债权凭证，即使按照李国祥起诉状的主张，也仅仅涉及到三份借据（李国祥未举证证明），然而一审法院在推断计算利息时，分六段计算了复利，一审法院认为计算复利符合前述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李国祥提供的2017年4月25日的录音证据，其认可2014年6月13日还款300万元是本金，但一审法院在计算时将其在本息中进行扣除，并认为李国祥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是适用法律错误。四、赵孝珍不应对合伙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合作意向书载明，罗华与李国祥、曾祥军建立合伙关系，赵孝珍不是合伙人。尽管赵孝珍受托处理过相关事务，但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罗华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其也有能力履行，无需赵孝珍承担。为此，赵孝珍不应对合伙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损害了罗华、赵孝珍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李国祥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1.一审法院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不存在超诉请判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有权且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并作出处理。结合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借贷关系和合伙关系，并进行了释明，在李国祥与罗华、赵孝珍均同意合并处理的前提下才作出了相应判决，程序上并无不当；判决也并未超出李国祥诉请的金额范围，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也不存在超裁的情形。至于本案除了借款关系外是否真正存在合伙关系，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问题，并不影响程序的合法性。2.刘某所证明的双方之间借款事实应当予以认定。首先，刘某是罗华、赵孝珍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是其提出的证据之一。一审庭审时，因刘某未到庭，罗华、赵孝珍多次申请一审法院对刘某进行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在其强烈要求之下对刘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因刘某证明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关系而对罗华、赵孝珍不利，其出尔反尔认为刘某的证言不应采信，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对自己举证的证据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刘某作为第三人在李国祥诉钟祥华铭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当庭陈述李国祥与罗华之间属于借款关系，与本案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的内容一致，可见其关于借款关系的证言并没有猜测、推断等情形。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并非仅依据刘某的询问笔录，而是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考虑证据形成时间、前后因果关系等因素，并不存在直接以证人证言来认定事实的情形，不存在程序违法。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自始不存在合伙关系。1.一审中，罗华、赵孝珍从未主张过本案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完全是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发现合伙关系能使其利益最大化，才转而在上诉状中主张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可见其主张具有随意性，并不具有可信度。罗华、赵孝珍既然主张合伙关系，就应该从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出发，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具体正面的阐述，而不是花大量篇幅主张双方不构成借款关系；即使双方不构成借款关系，也不能必然得出双方有合伙关系或系单纯合伙关系的结论。本案立案后，罗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如其认为双方存在合伙，那么就应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其未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充分说明其当时主观上并没有认可李国祥就是合伙人，也完全证实罗华在一审判决后，改变了以前在钟祥市法院庭审中的陈述及本案一审答辩、当庭陈述和录音内容意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书面或者口头合伙协议，是认定双方是否构成合伙关系的前提要件。结合本案，首先，双方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无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实，更不存在口头的合伙协议。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涉及的内容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合伙协议。罗华主张双方自始至终合伙，也并未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口头协议的存在，其强烈申请的证人刘某也直接否定了双方合伙关系的存在。因此，仅从合伙关系的前提性条件来看，双方就不具备。其次，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合伙经营、共承盈亏的情形，更加无法体现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罗华、赵孝珍关于双方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与理由无证据证实，不能自圆其说。（1）罗华、赵孝珍称550万元是投资款在时间上存在矛盾。李国祥与之发生借贷关系的第一次借贷时间为2011年8月4日，且该笔款转给了文长江。2012年4月30日，罗华与李国祥才订立合作协议。按罗华所称，他与李国祥此前并不认识，按常理，如有合作，在不熟悉的情况下通常会先订合同后汇款，李国祥提前将近一年将其巨额资金汇给罗华指定的账户，让一个有基本行为能力或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难以相信，也是当今社会正常人所难为的。(2）罗华称在合伙期间，因李国祥提出无理要求，分数次退还了641.6万元。那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协议还没签就还30万元，项目还没启动，又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还11.6万元，2014年6月13日又还300万元，2015年1月5日又还款300万元。且李国祥提供了30万元的“还借款”领条，罗华在一审陈述“2014.6.13日我又还他300万”，这句证言就是真相的流露。尽管罗华有意不提供李国祥所写的11.6万元和两笔300万元的三张收条，但对还款的事实不可否认，当然也不能认定是李国祥退伙。（3）2012年8月18日借款344万元罗华称该款是开工费，而实际为新的借款。如是开工费，所有股东应按所持股份出资，该笔资金应进入公司账户统一管理，不可能打到赵孝珍的个人账户。罗华在一审及另案中从未提及，也未提交其他股东按比例出资的相关证据。2014年8月7日钟祥市建设局才下达规划意见书，2012年至2014年8月钟祥华铭公司项目未获批准根本不具备开工条件，而2016年6月30日钟祥华铭公司给钟祥市政府的“情况说明”中也证实了2014年8月之前不存在有开工资金之说。项目未获得政府批准，提前二年把钱打入赵孝珍个人账户作开工资金不符合常理。2012年8月18日转给赵孝珍的344万元就是新的借款。2019年6月11日录音证据中，罗华认可除447.6万元投资款外，还存在400多万元的借款，400多万元借款中就包含344万元这笔借款。（4）关于136.2万元借条，罗华、赵孝珍称是对李国祥的补偿，这一说法不成立。这一说法与罗华电话录音存在矛盾。该借条形成于2016年1月5日，而2016年6月21日罗华与李国祥通话时并未谈及所谓补偿。赵孝珍本身为银行工作人员，又是其家族企业的财务总监，如是补偿款，该如何立据她不懂?2012年8月18日李国祥转给赵孝珍的344万元，赵只记了340万元，还有4万元是2017年4月25日李国祥在赵办公室查账时补记的。2017年之前账面上只有340万元，怎么解释罗华补偿数额的出处?罗华用344万元减去30万元给李国祥补偿是造假。还借款30万元是100万元中的30万元，转款344万元发生于2012年8月18日，还借款30万元发生于2012年4月5日，没借何来还?事实证明30万元与344万元无关联，何来的136.2万元?结合以上证据，136.2万元产生的真实情况是，李国祥与罗华在订立合作意向书前已有550万元借款，结算本息支付股权转让费后还有剩余，加上后来发生的344万元借款，累计借款894万元，经过五次核算，最后一次结算的结果（详细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次结算时间为2012年4月30日，此时本息合计为615.34万元，李国祥支付转让费447.6万元后，剩余137.7万元和340万元（当时赵少记4万元）均按约定利率计至下一结算时间点，至2016年1月5日最后一次结算时就是136.2万元。综上，本案双方并不具备合伙关系的成立要件，罗华、赵孝珍主张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借款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仅是错误将447.6万元认定为合伙关系并以此关系确认收益。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方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实双方所涉款项是其他债务。本案一审庭审中，罗华、赵孝珍主张本案所涉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所提交的证据没有证明效力不能推翻李国祥所主张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综合全案证据，李国祥所提交的银行凭证、资金来往明细、借条、录音、领款单、合作意向书、判决书等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借款关系的产生、履行等事实。反而罗华、赵孝珍主张存在合伙关系除了其二审上诉状有主观陈述外，不仅一审时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在一审时从未表达过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罗华、赵孝珍主张应适用该条款来认定不存在借款关系并不能成立。2.关于借款利率及复利问题。一审法院关于借款利率的认定并非仅仅基于李国祥的单方主张。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双方在如此大额的借款中不可能对利率没有进行约定，判断借贷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利率约定，并非只能依据借条等书面证据，要综合考虑借款双方之间的习惯及实际履行情况，且本案录音中均有相关利率约定的内容。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利率约定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至于计算复利问题，一审判决对本息计算已经列明了详细的计算方式及金额，并且阐述了经过计算并不存在本息和超过按照年利率24%本息和的问题。3.案涉全部款项均是借款。本案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借款关系。若如罗华、赵孝珍所述双方系合伙投资关系，那么合伙中提供的资金应用于合伙项目，在合伙项目结束之前，合伙资金不应随意抽回，且为全体合伙人共同所有。而本案中，李国祥转款894万元，罗华、赵孝珍还款641.6万元、转股447.6万元、借条136.2万元、补记4万元共计款1229.4万元，借还相减多出的资金不是利息是什么?鉴于双方的资金在罗华、赵孝珍主张的“合伙期间”多有往来，且相关证据中出现“还借款”“利息”“又还”等字眼，纵观双方资金来往及双方沟通交流的证据，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流程。对于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的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充分阐述，事实和理由清楚。合作意向书签订后，双方即发生了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合作意向书明确约定了股东姓名、占股比例、股权登记变更等内容，能够确认双方的法律关系由全部的借款关系转换成一部分借款关系和一部分股权转让关系。2019年11月28日，钟祥市人民法院确认股权转让无效，即合作意向书无效。合作意向书被确认无效后，基于该合同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应依法恢复到原始状态，即应恢复到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借款关系。因此，2012年4月30日至今，双方仍然应为借款关系。综上，本案仅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即借款关系。四、赵孝珍应该对本案所涉全部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案涉借款出借、还款等事宜，均是由罗华、赵孝珍共同经手，且大部分款项均经赵孝珍经办。基于二人之间的夫妻关系及案涉借款用于其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案涉债务为其夫妻共同举债，应为共同债务，赵孝珍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国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罗华、赵孝珍共同偿还李国祥借款本息共计1388.99万元（已从借款日分阶段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另行计算。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9月1日，刘先华与荆刘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刘先华以2刘某万元的价格将位于郢中金福大道北侧（东至南湖渔场、南至南湖渔场居民区、西至规划路、北至道路）、总面积16345.4㎡的钟祥市建设用国有土地出让地以股权形式转让给荆门华铭公司；荆门华铭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刘先华在钟刘某土局土地出让全部土地款，办完土地证及相关手续后，扣除荆门华铭公司已交土地出让全部土地款，一次付清余款。后罗华以钟祥华铭公司的名义向刘先华支付刘某让款2138万余元。2012年4月30日，罗华、曾祥军、李国祥签订合作议（意）向书一份，约定三人合作开发钟祥华铭公司，因特殊原因公司股东由罗华、刘先华组成刘某占股96%，刘先华占股刘某土地证办妥后，将刘先华股权刘某公司的组成由罗华出资70%、曾祥军10%、李国祥20%，出资的前期土地费按百分比出资，利润按比例分成；公司指派罗琼（系罗华之子）负责该项目实施，包括人事安排、施工运作、财务管理、工程管理的全部工作，曾祥军、李国祥负责配合罗琼对前期工作的推进；后期办证费，股东根据出资情况按出资比例出资。2013年6月26日，钟祥华铭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办理注册登记，法定代表人为罗华，注册资本1000万元，登记股东为罗华、刘先华二人刘某罗华出资960万元，占股96%，刘先华出资刘某元，占股4%。另，李国祥与罗华之间发生多次经济往来，分别为：1．2011年8月4日，李国祥按照罗华的指示向文长江转款300万元；2．2011年8月22日，李国祥分二次共向罗华之妻赵孝珍账户转款150万元；3．2011年12月5日，李国祥再次向赵孝珍账户转款100万元；4．2012年4月5日，李国祥向钟祥华铭公司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领款单一份，领款事由注明“还借款”；5．2012年8月18日，李国祥通过张昌贵账户向赵孝珍转款344万元；6．2013年9月13日，赵孝珍向李国祥账户转款11.6万元；7．2014年6月13日，罗华向李国祥指定的案外人胡昌柏账户转款300万元；8．2015年1月5日，罗华安排荆门市宏顺工贸有限公司向李国祥转款300万元，对公收费明细入账处备注“还款”。9．2016年1月5日，赵孝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李国祥现金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贰仟元正（￥1362000）”。2017年4月25日，李国祥、“安哥”与赵孝珍核实2012年8月18日344万元转款事宜。李国祥问“这个钱，他转过来的，我跟他（安）算账，差4万元，我跟你（赵）是按340万算的，他这（手机里的转账凭证）是344万，差4万元”，赵孝珍与李国祥在账本上查到该笔账后，李国祥在录音中说道“对，是的呀，就是这个差4万元，他（安）一直跟我说这个钱的事”、“这，我跟你是按344万算的”，并问赵孝珍“是不是差4万元？我跟你是按照340万算的”，赵孝珍回复“是344万”、“等于说我不存在（其他账），只差你（安）4万元，你只有4万元在我这里，那（其他的）账都在你（李）的账上呢”。关于136.2万元的借据，李国祥问“就是我跟你算的这个利息，他要知道，要明确的告诉他”，赵孝珍回复“2分”、“年息”、“我们年后都是年息2分，你看我的单子”。2019年6月11日，李国祥及其姨妹尹继芳与罗华商谈还款事宜。尹继芳问“就是当时哥借给你的”、“那400多万块钱，是曾哥（曾祥军）做的担保的呀”，罗华回复“哦，那个钱早就还给他了，他现在还剩点利息在这（公司）里哒，但是钱是要给他，是100多万块钱”。李国祥再问“那个投资的400多万，她问的投资的钱”，罗华回复“投资的钱，投资的现在还没搞好。现在还在跟他们（刘）再谈。那个刘先华想要刘某华铭的土地），上次跟我谈，先给500万块钱给我，他给本钱给我们”。在罗华提及“后来我又加了钱的，都是我一个人付的，占20%还要补钱。你要占20%，共计2800万元那还要补钱”时，李国祥回答“那个钱的问题，到时候再说钱的事，我有钱在你手里”，罗华回“那可以”。李国祥和罗华确认“我一起付了447.6万”，罗华回复“那是的，对”。李国祥最后提到“我出（付）的钱是（447.6万元）这么多，现在土地的实际买的价值（2238万元）这么多，后期产生的费用，后期再来商议，后面的费用如果说是开支了的话，我借给你钱在你那里”。2020年1月3日，罗华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湖北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第三方刘先华签订刘某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罗华以2830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钟祥华铭公司96%的股权转让给湖北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罗华、刘先华在其刘某，钟祥华铭公司除总面积16345.4㎡的钟祥市建设用国有土地出让地外，再无其他资产，亦无其他债权债务，刘先华作为刘某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020年7月14日，刘先华到一刘某陈述相关情况：“我最早跟曾祥军认识，后来认识李国祥和罗华，李国祥借了多少钱给罗华我不清楚”，“肯定是李国祥曾借钱给罗华，后来经曾祥军介绍他们一起到钟祥找我投资合作，后来没合作成，李国祥找罗华还钱，但我也给罗华讲过，钱要商量好还给别人，他说李国祥要的太多了，要1000多万元”。还查明，2019年7月9日，李国祥向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为钟祥华铭公司股东，出资为注册资本的20%，并判令钟祥华铭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案中，李国祥诉称“2011年8月，第三人罗华夫妇向原告借款，约定年利率18%，至同年12月5日，共计借款5500000元。2012年，被告购买土地需资金21380000元，罗华夫妇与原告协商，将其借款中4476000元转为公司出资，经被告其他股东同意，2012年4月30日，三方订立《合作意向书》”。钟祥华铭公司、罗华辩称，李国祥2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5501156.98元，其认缴出资后又向被告以借款为名抽逃出资2861156.98元，实际出资264万元。同时，钟祥华铭公司向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提交李国祥与钟祥华铭公司资金往来明细一份，载明：“一、李国祥转款至钟祥华铭合计894万元，其中：1、2011年8月4日转款至文长江300万元；2、2011年8月22日转款至赵孝珍120万元；3、2011年8月22日转款至赵孝珍30万元；4、2011年12月5日转款至赵孝珍100万元；7、2012年8月18日转款至赵孝珍344万元。二、钟祥华铭转款至李国祥合计630万元，其中：1、2012年4月5日转款至李国祥30万元；2、2014年6月13日转款至胡昌柏300万元；3、2015年1月5日转款至李国祥300万元。上述二项相减后的差额：894万元-630万元=264万元，该264万元即为李国祥对钟祥华铭的实际出资”。2019年11月28日，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881民初200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罗华、曾祥军、李国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事前未经钟祥华铭公司股东刘先华同意刘某未经刘先华认可刘某了刘先华的合刘某，该合作意向书无效，并判决驳回李国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国祥与罗华之间成立何种民事法律关系；2.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3.李国祥对罗华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4.赵孝珍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关于李国祥与罗华、案外人曾祥军就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成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根据罗华、曾祥军、李国祥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内容，三方存在合作开发钟祥华铭公司的合意，公司股东为罗华、刘先华，罗刘某的96%股权由其与曾祥军、李国祥三人按比例享有，其实质为罗华、曾祥军与李国祥三人成立合伙，对罗华持有的钟祥华铭公司96%股权按比例享有，三人成立合伙关系。其次，结合李国祥在（2019）鄂0881民初2009号民事起诉状中自述的内容，其虽然主张与罗华、赵孝珍夫妇最初系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认可后经三方协商并签订合作意向书，其向钟祥华铭公司转款894万元中的447万元转为钟祥华铭公司的投资款。虽然该合作意向书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但李国祥与罗华之间基于该合作意向书成立的法律关系仍为合伙关系。李国祥主张合作意向书无效后，其法律关系自然恢复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罗华之间就该447万元存在转为民间借贷的合意，故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再者，从李国祥提交的2019年6月11日录音内容来看，当时无论是李国祥还是罗华，均认可截至2019年6月11日，李国祥就钟祥华铭公司共投资447.6万元。因此，李国祥诉请中的447.6万元应为三人合伙中其应出资且已实际出资到位的投资款，其与罗华就该447.6万元成立合伙关系。关于合伙关系成立时间。合作意向书签订于2012年4月30日，但李国祥于意向书签订之前已转款550万元，对于转款的初始性质，双方存在争议。结合罗华申请对刘先华所做刘某笔录内容，刘先华认为刘某为借款，后转为投资款，与李国祥的主张一致。同时，合作意向书签订之前的2012年4月5日，李国祥在钟祥华铭公司领款30万元，领款事由注明为“还借款”，可以推断在合作意向书签订之前，李国祥与罗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罗华、赵孝珍辩称双方系合作在先，签订协议在后，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故上述447.6万元原系借款，自2012年4月30日转化为投资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采信。另，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9月1日，刘先华以2刘某万元的价格将位于郢中金福大道北侧（东至南湖渔场、南至南湖渔场居民区、西至规划路、北至道路）、总面积16345.4㎡的钟祥市建设用国有土地出让地以股权形式转让给荆门华铭公司，实际上罗华等人仅向刘先华支付刘某8.9325万元，李国祥、罗华、曾祥军三人合伙占有钟祥华铭公司96%的股份，刘先华单独刘某%。结合罗华与湖北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刘先华签订刘某转让协议，钟祥华铭公司除该土地外再无其他资产，亦无其他债权债务，即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实质是罗华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土地转让给湖北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李国祥与罗华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2016年1月5日，罗华之妻赵孝珍向李国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国祥现金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贰仟元正（￥1362000）”。后赵孝珍在2017年4月25日的对话中认可“我们年后都是年息2分，你看我的单子”，且罗华在2019年6月11日的对话中回复尹继芳“那400多万块钱，是曾哥（曾祥军）做的担保的呀”的问题时也陈述“哦，那个钱早就还给他了，他现在还剩点利息在这（公司）里哒，但是钱要给他，是100多万块钱”。即无论该136.2万元是李国祥主张的计算复利后的本息和，还是罗华抗辩的投资款344万元的利息，双方当事人对该笔款项已形成借贷合意，且同意按照年息2分支付利息。其次，从罗华在2020年5月10日的答辩意见来看，其认为李国祥于2011年8月4日、8月22日、12月5日按照其指示转款的共计550万元均为投资款，2015年1月5日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加上2012年8月18日340万元投资款中剩余的2.4万元，截至2015年1月5日，李国祥剩余投资款仅252.4万元。这与其在2019年6月11日录音中认可截至当日，李国祥剩余投资款447.6万元，同时存在其他借款的陈述不符，亦与钟祥华铭公司在（2019）鄂0881民初2009号案件中关于截至2015年1月5日，李国祥对其实际出资264万元的陈述互相矛盾。鉴于罗华原系钟祥华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在其自身以及与钟祥华铭公司前后陈述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其核心矛盾为894万元中是否存在借款，亦或是罗华辩称的全为投资款。结合钟祥华铭公司2012年4月5日领款单的内容，李国祥领款30万元的事由为“还借款”，罗华、赵孝珍未能对该领款单的内容作出合理解释，且罗华多次要求法院对刘先华调查刘某而在刘先华的证刘某中，其亦陈述罗华曾向李国祥借款的事实。由此，李国祥转款的894万元中存在借款具有高度盖然性。至于借款本金数额，因罗华在2019年6月11日认可除投资款447.6万元外，还存在400多万元的借款，系由曾祥军做的担保，与李国祥主张的借款本金446.4万元（894万元-447.6万元）相符。罗华辩称其均为投资款，136.2万元是以2012年8月18日的344万元投资款减去返还李国祥的投资款41.6万元后，按月息2分计算，扣除2014年退回的投资款300万元，从而结算出的本息之和，但扣减的退回投资款41.6万元中，30万元领款单系发生于344万元转款之前，尚未转款即已发生扣款，显然不合常理，亦与领款单中备注的领款事由不符，且罗华未能就其答辩事由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李国祥主张包括344万元在内的446.4万元均为借款，予以采信。另，虽然2016年1月5日借条系赵孝珍出具，但罗华认可赵孝珍系听其安排，故李国祥依据该借条主张其与罗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李国祥在本案中的诉请包括前述投资款447.6万元，亦包括借款140.2万元，即其诉请中存在二个民事法律关系。经释明，李国祥申请在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基础上，若存在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要求合并审理。一审认为，虽然李国祥诉请案由为民间借贷，但罗华、赵孝珍认可其中存在合伙纠纷，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将二个案由合并审理，并确定本案案由为合伙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关于罗华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根据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分为以下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对于投资款447.6万元。虽然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驳回了李国祥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但李国祥与罗华、曾祥军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李国祥、罗华、曾祥军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时，本想以钟祥华铭公司名义开发，虽后因多种原因未实际开发，但各方均履行了投资义务，只是没有按意向书约定以钟祥华铭公司名义履行。2020年1月3日，罗华将钟祥华铭公司96%的股权转让给湖北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时，名义上转让的是96%的公司股权，实际上转让的就是钟祥华铭公司名下的仅有土地，也即三人合伙的唯一财产。因三人合伙的钟祥华铭公司名下除上述土地外无其他财产，现罗华将三人合伙投资的股权即土地转让，对因此产生的收益，李国祥、罗华、曾祥军应根据出资份额按比例享有。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罗华以2138.9325万元的价格从刘先华手中刘某祥华铭公司96%的股份，又以28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风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则对其产生的收益691.0675万元，应按三人投资比例予以分配。鉴于李国祥投资款为447.6万元，其应得收益为144.615万元（691.0675万元÷2138.9325万元×447.6万元）。故罗华应返还李国祥投资款447.6万元及投资收益144.615万元。罗华辩称钟祥华铭公司支出2700多万元，且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其陈述钟祥华铭公司只有财务支出账，没有财务收入账，不符合公司的财务管理常规，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借款446.4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李国祥将利息计入本金的算法符合法律规定。经核算：（一）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4月30日1．李国祥于2011年8月4日向罗华出借300万元，主张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39.94万元，未超过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53.46万元（300万元×24%÷365天×271天）。2．李国祥于2011年8月22日向罗华出借150万元，主张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18.64万元，未超过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24.95万元（150万元×24%÷365天×253天）。3．李国祥于2011年12月5日向罗华出借100万元，主张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5日的利息5.9万元，未超过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5日的利息8.08万元（100万元×24%÷365天×123天）。2012年4月5日，罗华还款30万元，李国祥在本金中予以扣除，并主张以7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0.86万元，未超过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2年4月30日的利息1.15万元（70万元×24%÷365天×25天）。截至2012年4月30日，李国祥共向罗华出借550万元，产生利息合计65.34万元（39.94万元+18.64万元+5.9万元+0.86万元），未超过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利息之和87.64万元（53.46万元+24.95万元+8.08万元+1.1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扣减罗华于2012年4月5日偿还的30万元，以及转为投资款的447.6万元，罗华应返还借款本金72.4万元，并支付利息65.34万元。（二）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9月13日1．2012年5月1日起，李国祥将利息65.3万元计入本金，以137.7万元（72.4万元+65.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息至2013年4月30日的利息为24.78万元，再将利息24.78万元计入本金，以162.48万元（137.7万元+24.7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息至2013年9月13日的利息为10.8万元，此时李国祥主张的借款本息之和173.28万元（162.48万元+10.8万元），未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1年8月4日至2013年9月13日的借款本息之和183.89万元（72.4万元+87.64万元+72.4万元×24%÷365天×501天），符合法律规定。2．李国祥于2012年8月18日向罗华出借340万元，主张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计算至2013年8月17日的利息68万元，再将利息计入本金，以408万元（340万元+6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计算至2013年9月13日的利息为6万元，本息之和为414万元，未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3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3年9月13日的借款本息之和427.63万元（340万元+340万元×24%÷365天×392天），符合法律规定。2013年9月13日，罗华偿还利息11.6万元，剩余借款本息共计575.68万元（173.28万元+414万元-11.6万元）未偿还。（三）2013年9月14日至2014年6月13日李国祥将利息计入本金后，以575.6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9月14日至2014年6月13日的利息85.79万元，此时的本息之和661.47万元（173.28万元+414万元+85.79万元），未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4年6月13日的借款本息之和685.55万元[183.89万元+427.63万元+（72.4万元+340万元）×24%÷365天×273天]（其中包括本金412.4万元和利息273.15万元，扣减已支付的利息11.6万元，此时还剩余借款本金412.4万元、利息261.55万元，合计673.9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2014年6月13日，罗华还款300万元，李国祥在借款本息之和661.47万元中予以扣减，主张罗华偿还剩余借款361.45万元，予以支持。（四）2014年6月14日至2015年1月5日李国祥以361.4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6月14日至2015年1月5日的利息为48.48万元，再将利息计入本金，此时的借款本息之和709.95万元（661.47万元+48.48万元），未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5年1月5日的借款本息之和736.20万元[685.55万元+（673.95万元-300万元）×24%÷365天×206天]（此时仅剩余本金373.9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2015年1月5日，罗华还款300万元，李国祥在借款本息之和409.93万元（361.45万元+48.48万元）中予以扣减，主张罗华偿还剩余借款109.9万元，予以支持。（五）2015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5日李国祥以109.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5日的利息为26.3万元，再将利息计入本金，此时的借款本息之和736.25万元（709.95万元+26.3万元），未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2016年1月5日的借款本息之和766.10万元[736.20万元+（373.95万元+373.95万元×24%÷365天×206天-300万元）×24%]（此时剩余借款本金124.6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至此，李国祥按照其主张的利息标准将利息计入本金后主张的本息之和，未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虽然罗华、赵孝珍不认可李国祥主张的利息标准，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出具的借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该借条的结算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李国祥主张罗华按照借条内容履行还款义务，予以支持。故罗华应偿还李国祥借款136.2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从2016年1月6日起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第三，关于344万元中的4万元。根据李国祥与“安哥”、赵孝珍的录音内容，李国祥关于张昌贵听“安哥”指示于2012年8月18日向赵孝珍转款344万元，该笔款项在赵孝珍处是记在李国祥账下，且赵孝珍仅记账340万元，其在2016年1月5日出具的借条中不包括剩余4万元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剩余4万元，李国祥主张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从出借之日即2012年8月18日起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此，罗华除了应返还李国祥投资款447.6万元及投资收益144.615万元外，还应偿还李国祥借款140.2万元及利息（其中136.2万元自2016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4万元自2012年8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关于赵孝珍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对于股权转让款447.6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虽然合作协议系罗华个人签订，但相关款项大多数是由其妻子赵孝珍接收和转出，钟祥华铭公司的运作由其子罗琼参加，可见涉案合作项目系罗华家庭共同经营，罗华因此所负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赵孝珍对上述款项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借款140.2万元及利息，因涉案借条系由赵孝珍出具，基于其与罗华的夫妻关系，可以视为夫妻共同举债，故李国祥主张赵孝珍对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罗华、赵孝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国祥投资款447.6万元及收益144.615万元；二、被告罗华、赵孝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国祥借款140.2万元及利息（其中136.2万元自2016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4万元自2012年8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139元，由原告李国祥负担43156元，被告罗华、赵孝珍负担61983元。二审中，罗华、赵孝珍补充提交下列证据（接一审证据连续编号）：B8、肖举涛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罗华多次与肖举涛洽谈出售钟祥华铭公司宗地事宜，肖举涛当时出价最高1600万元；该项目对罗华、李国祥、曾祥军而言，预计会亏损。经质证，李国祥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罗华、赵孝珍主张的证明目的。经审核，（1）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未提出不能出庭的理由；（2）证明声称虽经协商但未成交，且对于罗华事后转让其在钟祥华铭公司股权，一审已作认定，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故对该证明不予采纳。B9、赵孝珍记账1页，拟证明赵孝珍就李国祥最后一次转账记账金额为344万元。经质证，李国祥认为该账页虚假，其到赵孝珍办公室查账时看到的不是该账本。赵孝珍当时记账的账本是财务专用账本，其中不仅记有李国祥的账，还记载了其他人的账，且李国祥的账并不记载在同一页。经询问，赵孝珍认可原记账账本为印制账簿，2018年荆门华铭典当行股东之间清算后，其他股东要看账本，故赵孝珍将账目汇总誊写到当前笔记本上；原始账簿由其他股东借阅后遗失。由于赵孝珍认可该证据并非当时账簿，不能反映当时账簿记账情况，与双方争议无关联性，因此，不予采纳。B10、场地平整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及领款单复印件2份、围墙工程决算单复印件1份及领款单复印件2份，拟证明平整土地、围墙施工时间。经质证，李国祥对围墙工程决算204350元、实际支付21万元，没有异议；对场地平整合同及领款单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因为李国祥与罗华原系借款关系，后又建立股权转让关系，李国祥仅受让罗华在其公司的股权，该转让行为被人民法院认定无效后，罗华与李国祥间仅存在返还法律关系，其公司的支出与否，或支出多少，与李国祥无关，也与罗华返还股权转让款无关。经审核，李国祥对围墙工程决算及领款金额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以采纳。场地平整施工合同及领款单，罗华在当事人微信群出示场地平整合同原件扫描件及领款单原件照片，与复印件一致，可予采纳。罗华、赵孝珍提供该组证据，系为证明做围墙、平整场地在2012年4月30日之后，以说明双方不可能在2012年4月30日结算550万元利息，并扣除包括场地、围墙费用在内的投资，故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有关。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据此，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应予采纳。二审中，李国祥补充提交下列证据（接一审证据连续编号）：A10、2019年6月10日李国祥与赵孝珍的通话录音，拟证明344万元中有4万元被赵孝珍漏记。经质证，罗华、赵孝珍认为，该份录音无法证明李国祥的主张，反而可以证明赵孝珍只与李国祥之间存在账目，与其他人不存在账目，且与李国祥的账目是按照转账凭证确定的。经审核，（1）李国祥主张赵孝珍对344万元转账漏记4万元，于一、二审共提交两段录音证据。经播放、听取录音，对话中，均由李国祥自己陈述少记4万元，赵孝珍并未明确认可。相反，2017年4月25日录音中，李国祥说，他与同去的人（安哥）之间的账说不清楚了，才去赵孝珍那里查账。赵孝珍查账后一直声称是344万元。（2）2017年4月25日录音中有一段对话，李国祥说：“那44万利息，五哥想问那44万的利息。”赵孝珍问：“什么44万？”李国祥说：“300万给了，给了后还有44万。”与李国祥同去的人（安）说：“这又将近三年了，还有44万。”赵孝珍说：“44万你单子呢？我转到你的上面了啊。”李国祥说：“是在我的账上，他想问下您利息怎么算的。”安说：“我跟他的账现在搞得……”赵孝珍说：“等于说我不存在那个只差你4万块钱呢，这我只是跟他的账说你只4万元在我这里那个呢，那账都在你的账上呢。”赵孝珍解释，她只记了李国祥的账，她的账是344万元，所以说44万元都算在李国祥的账上，不存在差4万元；李国祥的记账是340万元，姓安的人要钱先找李国祥要，再通过李国祥找赵孝珍要，但是也只能要4万元。由于录音中对话含义并不清晰，尤其是中间赵孝珍声称44万元在李国祥账上，赵孝珍最后的讲话可以有多种理解。在此情形下，没有充足理由采纳李国祥的主张作为唯一解释。此外，李国祥整理的录音笔录中，括号内的内容为其自己补充，并非说话者说出的内容。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对括号内的内容一并描述，与录音内容不符，不予确认。（3）2019年6月10日李国祥与赵孝珍的通话中，李国祥说：“上次344万元转账凭证给您了，现在还有4万元，少打了4万元借条，上次来了你答应给点钱的，到现在看来不怎么现实了，这个钱你看什么时候把4万块钱的本和20%的利息算个账了把这个钱给他算了吧？”赵孝珍说：“等两哈了再说，现在搞不成。”李国祥说：“没得钱干脆给他打个条子吧？”赵孝珍说：“我又不认得他，给他打什么条子。”李国祥说：“给我打啦。”赵孝珍说：“等两天一起搞了算了。”李国祥说：“别人端午节来找我之后像有点不相信，说一年多了，到今儿连条子都没打个回来。”赵孝珍说：“好、好、好。”李国祥说：“我什么时候来找您？”赵孝珍说：“你不消来找，以后一起算了跟他一起搞。”李国祥说：“他那个利息你答应的20%，到时候给别人一起搞好呢，免得我中间为难。”赵孝珍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他20%的？”李国祥说：“别人去年和我一起来找的你，你答应的。”赵孝珍说：“来了再说，现在还什么20%，现在什么时候了。”李国祥说：“你把他那4万块钱弄好就行了，好吧？”赵孝珍说：“好。”李国祥称，通话中所说“别人去年和我一起来找的你”是指2017年4月25日录音那次。针对最后李国祥说把4万元弄好，赵孝珍解释，她不清楚李国祥说的4万元是指什么意思，只是很烦，就答应了。本次通话中，李国祥说少打了4万元借条，未明确说明是李国祥给他人少打4万元借条，还是赵孝珍给李国祥少打4万元借条。结合前一段录音中赵孝珍声称44万元记在李国祥账上，本次通话中少打借条，不应该是指赵孝珍给李国祥少打4万元。此后，李国祥要求赵孝珍将4万元本息的钱给别人，也要求赵孝珍给自己打条子，赵孝珍表示“以后一起算了跟他一起搞”。此处，赵孝珍的意思是打借条还是还钱，并不明确。在讨论利息后，李国祥要求赵孝珍将别人的4万元弄好就行，赵孝珍表示“好”。此处，赵孝珍的意思是一起还钱还是同意按20%计算利息，抑或如其所说是敷衍，也不明确。因此，根据本段录音内容，仍不能确定赵孝珍认可在344万元转账中少记4万元。综上，李国祥提供的两段录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344万元转账中，赵孝珍漏记4万元的主张。A11、钟祥华铭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该公司成立时间。经质证，罗华、赵孝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据此，该证据可予采纳。双方均认可钟祥华铭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0日。另经核对，该营业执照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的钟祥华铭公司成立日期一致，均为2011年10月20日。据此，一审认定2013年6月26日，钟祥华铭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办理注册登记错误，予以纠正。此外，下列两项证据一审未组织质证，二审组织当事人补充质证：1．一审法院询问刘先华的笔刘某质证，李国祥认可笔录内容真实；罗华、赵孝珍认为刘先华的陈刘某自己推测的事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核，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4日询问刘先华并制刘某笔录，但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录质证，在此情形下一审径行采用该笔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经组织质证，罗华、赵孝珍对刘先华的陈刘某异议。据该笔录，刘先华陈述刘某）其对罗华、曾祥军、李国祥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事不清楚；（2）其不清楚李国祥借了多少钱给罗华，“我想的话肯定是李国祥先借钱给罗华，后来经曾祥军介绍他们一起到钟祥找我投资合作，后来没合作成，李国祥找罗华还钱，但我也给罗华讲过，钱要商量好还给别人，他说李国祥要的太多了，要1000多万元”。可见，刘先华并未刘某国祥与罗华转账及协商的过程，其陈述的借款一事属其个人看法。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评论性语言。据此，刘先华关于刘某证言不能采信。2．2016年6月21日罗华与李国祥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李国祥在钟祥地块上有股份，且一直坚持持有。经质证，罗华、赵孝珍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从通话内容看，双方共同投资地块，商量的是这块地会亏损，由罗华将股份转让去套点钱，按比例分配给李国祥，如果李国祥还想在该地块或者公司占股份，可以在买家的公司里面买进去。经审核，因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予采纳。通话内容显示，罗华告知李国祥，钟祥地块不好做，也不值钱了，卖给别人要亏损，李国祥表示其股份不想卖，罗华建议其与他人协商出售时，李国祥一起参加谈，直接将其股份入进去。李国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罗华、赵孝珍对一审认定的下列事实有异议：一审判决第7页第16行的认定与录音内容不符，录音里不是“我借给你钱在你那里”而是“我的钱在你那里”。此外，罗华、赵孝珍虽认可一审判决第8页第6行关于钟祥华铭公司向钟祥市人民法院出具资金往来明细及内容的认定属实，但提示当时因没有看到在本案中出现的一份11.6万元的票据，在明细中遗漏了此笔。经核对2019年6月11日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谈话录音，李国祥在谈话将近结束时陈述：“我钱，我借的钱在你那里。”一审认定不准确，予以纠正。二审查明，钟祥华铭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0日。2012年5月1日，罗华、李国祥及曾祥军作为甲方，与乙方寇春红签订围墙工程决算单，确认寇春红施工的钟祥华铭公司围墙工程总费用204350元。2012年4月5日，寇春红借支10万元；同年6月30日，寇春红领款11万元。2012年9月25日，钟祥华铭公司（甲方）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李学军（乙方）签订场地平整施工合同，约定对位于钟祥市郢中镇金福祥大道北侧的工程用地进行平整，合同总价款约为100万元，结算总金额以实际开挖量核算。钟祥华铭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8日、23日支付李学军20万元、80万元。2016年6月21日，罗华在与李国祥的通话中，告知李国祥钟祥地块不好做，也不值钱了，卖给别人要亏损大几百万、上千万。李国祥表示“我的股份就把它放那里，不卖了。”罗华说：“你把股份甩那里去，我把我的股份卖了，你掺到他们的股份里去，你直接入股进去呢？”李国祥表示：“那可以呀，我的股份都守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搞呢，看投都投那里哒，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罗华说：“这样子的，如果下次我来去跟别人谈的时候，你去，到时候我该怎么谈就怎么谈，我就套一点钱，亏就亏几百万算了。你如果说在里面的话，到时候把股份入进他们公司就完哒。”李国祥说：“那资金情况怎么弄呢？”罗华说：“那你出了好多钱就有好多股份在里面，不就完事了嘛，那不是一回事吗，那无所谓的，你的股份是好多就是好多么，又不会少你的。”李国祥表示：“到时候你去谈，谈的时候再说吧。”2019年6月11日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谈话录音中，李国祥在谈话将近结束时陈述：“我钱，我借的钱在你那里。”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除录音文字部分括号内的内容外，其他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双方资金往来，包括李国祥共转账支付894万元、罗华共还款641.6万元，没有异议。争议在于，（1）双方在本案经济往来中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2）投资返还是否应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率标准如何确定，如果存在借款，借款是多少，是否约定有利息及利率标准；（3）赵孝珍是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本案双方法律关系李国祥主张，其转账的全部资金为借款，因此，双方仅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罗华、赵孝珍主张，李国祥转账的全部资金为投资款，因此双方成立合伙关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该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该规定。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该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该规定。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李国祥向一审法院起诉均发生于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两次修正决定施行之前，故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民事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即合意。合同的类型或性质，应根据合同内容判定。1．罗华、李国祥、曾祥军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因特殊原因，钟祥华铭公司股东由罗华（占股96%）、刘先华（占刘某）组成，土地证办妥后将刘先华股权刘某钟祥华铭公司的组成由罗华出资70%，曾祥军出资10%，李国祥出资20%。此外，合作意向书还对工作分工、财务安排、后期办证费、设计单位及施工队选择等作出约定。二审中，双方均认可该合作意向书已实际履行，李国祥有出资，争议仅在于李国祥出资的数额。据合作意向书内容，罗华、李国祥、曾祥军通过协议认缴了钟祥华铭公司的全部出资，并约定各自在公司所占股份，及后续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股东持股。因此，该合作意向书应属公司出资协议。一审法院及罗华、赵孝珍依该协议，确认三人就罗华的持股构成个人合伙，与协议内容不符，也与协议三方通过协议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符。2．2011年10月，钟祥华铭公司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股东登记为罗华（持股比例96%）、刘先华（持刘某4%）。2019年7月，李国祥诉至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为钟祥华铭公司股东（持股比例20%），并办理工商登记。该院以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损害刘先华合法刘某此无效为由，驳回了李国祥的诉讼请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此，罗华因合作意向书所取得的出资，应返还李国祥。李国祥主张，合作意向书无效后，双方就约定的出资恢复为借贷关系，与前述规定不符；也无证据表明双方在该意向书被宣告无效后，约定将出资转为借款；因此，李国祥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3．据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谈话录音，双方认可李国祥前期投资447.6万元，包括李国祥在罗华名下投资2138万元的20%，及平整土地、做院墙100万中的20万元。据此，可以判断李国祥有过投资。4．据赵孝珍于2016年1月5日出具的借条，双方之间除前述投资外，应该还存在借贷关系。罗华在本案中陈述，该借条的出具系针对344万元结算利息而来。据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谈话录音，罗华认可与李国祥之间存在400多万元借款，仅剩余100多万元利息。据此，可以判断双方就344万元达成借款合意。一审对此作出的判定并无错误。罗华、赵孝珍抗辩，344万元为投资，出具借条系因该后期投资准备用于工程建设，闲置了较长时间，同时因为地价没有大幅上涨，考虑到当时三方合作投资的土地项目可能会亏损，而对李国祥进行补偿。该抗辩与其诉讼前的陈述及诉讼中对136.2万元形成过程的陈述矛盾，不予采纳。（二）关于出资额及出资返还李国祥主张，其出资额为447.6万元，并于一审提供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的谈话录音作为证据。据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谈话录音，当时双方均陈述李国祥有447.6万元投资及400多万元借款。经询问，李国祥、罗华表示，录音中提到的投资及借款均指最初的情况。据录音证据，结合双方陈述，可以判断双方认可李国祥最初出资额为447.6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罗华应返还李国祥出资447.6万元。罗华、赵孝珍于2015年1月5日已返还300万元，还剩147.6万元应予返还。李国祥的出资因合同无效而未实现投资目的，期间的资金利息可作为其损失，该利息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李国祥上诉请求出资利息依年利率6%计算，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超过6%的，以6%计算。2011年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2012年6月7日，该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31%；2012年7月5日，该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2014年11月22日，该行公布的一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为6%；2015年3月1日，该行公布的一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为5.75%。447.6万元出资中，300万元于2011年8月4日支付，2015年1月5日返还。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均高于或等于6%，故按年利率6%计算，300万元利息为62.5万元。147.6万元出资，自2011年8月22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5年1月5日，利息为303072元。截止2015年1月5日，447.6万元出资的利息损失共计928072元。就导致合作意向书无效的原因而言，罗华、李国祥均有过错。考虑罗华作为钟祥华铭公司股东，长期占用李国祥出资资金，且在转让其股份时既未通知李国祥参与协商，也未对李国祥的出资予以妥善处理，其过错程度较大，酌定罗华赔偿李国祥损失的70%。因此，罗华应赔偿2015年1月5日前的损失额为649650.4元。自2015年1月6日起，李国祥的利息损失以147.6万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或一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超过6%时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超过6%时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对该部分利息损失，罗华赔偿70%。（三）借款本金及利息李国祥共转账894万元，扣除出资447.6万元外，余下446.4万元，应为借款。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谈话录音中，双方均陈述李国祥有447.6万元投资及400多万元借款。该录音证据可印证借款446.4万元的判断。因此，一审判断借款本金为446.4万元，并无错误。据李国祥转账情况，446.4万元借款本金由三部分组成：（1）2011年8月4日300万元及8月22日150万元，扣除447.6万元后，余2.4万元，以2011年8月22日作为出借日；（2）2011年12月5日100万元；（3）2012年8月18日344万元。李国祥主张，2011年8月4日至12月5日转账的550万元先为借款，约定有利息，签订合作意向书时从550万元的本息中扣除447.6万元作为出资，余下本息作为本金继续计算利息，且经多次结算更换借条，每次将前期利息一并计入本金重新计息。对此，罗华、赵孝珍予以否认；李国祥也未提供双方多次结算、出具借条的相关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国祥作为主张权利的原审原告，依上述规定，应首先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本案证据中仅有赵孝珍于2016年1月5日出具的借条1份，内容为“今借到李国祥现金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贰仟元整”。借条内容无法反映该136.2万元从哪些转账作为本金、如何计算得来。因此，双方目前均拟通过说明136.2万元形成过程的合理性，证明其主张。在此意义上，双方对136.2万元数额形成过程的说明，是一种证明方法。另一方面，双方在说明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诉讼主张，作出了陈述。1．罗华、赵孝珍关于136.2万元计算过程的说明存在两项疑点。（1）从本金344万元扣除的41.6万元中，30万元的返还（2012年4月5日）发生在344万元支付之前。对此，罗华解释，出具借条时（2016年1月5日），因前期李国祥已收41.6万元，故从本金中扣除该数额。考虑到出具借条在后，扣除时间不存在前后错位。但此种扣除意味着344万元中有41.6万元未计算利息，李国祥不认可其曾同意免除该部分利息，罗华、赵孝珍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2）据罗华、赵孝珍陈述，2.4万元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则三年四个月的利息为1.92万元。罗华、赵孝珍陈述，经双方协商凑整为1.8万元，李国祥不认可。因此，1.8万元的得来未经证实。此外，李国祥提出，罗华在一审中陈述30万元是还100万元中的30万元（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第16行、一审代理词第3页第17行），与344万元无关，也不可能与136.2万元的计算有关。罗华、赵孝珍解释，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中，其代理人并未说30万元是从100万元中扣除的，而是说2012年4月5日退还了30万元。预计项目亏损计算资金占用费时，以李国祥2012年8月18日转账的344万元，扣除其2012年4月5日领取的30万元、2013年9月13日领取的11.6万元、2014年6月13日退还的300万元。因为是罗华自己进行的粗略估算，时间上并不矛盾。同时，一审笔录第11页第20-21行，罗华本人陈述，对于344万元，2014年6月13日退还300万元，之前退还了11.6万元和30万元，所以还差2.4万元。罗华、赵孝珍的代理人一审质证时陈述（见原审正卷第184页），“这100万元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为公司前期设计、场地平整等费用投资的100万元，因原告急需用钱，所以退还了30万元”。其代理人在代理词中表示：“30万元收据是2011年12月5日100万元中的30万元，该100万元本身就是因项目运营需要而产生，不能将该30万元的还款事由等同于投资款447.6万元是抵偿借款。”一审该争议源于李国祥拟以30万元领款单中注明的领款事由（还借款），证明其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前与罗华存在借贷关系。据罗华代理人的陈述，30万元系从100万元中退还。因罗华、赵孝珍主张与李国祥尚未就投资进行结算，因此，其主张2016年计算利息时，从344万元中扣除此前已退还的金额，如前所述，时间顺序并不矛盾；仅就其陈述及主张而言，其间也不矛盾，只是李国祥同意扣除41.6万元未经证实。2．李国祥关于136.2万元形成过程的陈述存在七项疑点。（1）若按统一标准审查，李国祥部分计息时段天数计算有误；其中包括2011年12月5日至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6日至4月30日、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2012年8月18日至2013年8月17日、2013年8月18日至2013年9月13日、2014年6月14日至2015年1月5日。若按李国祥对前述时段的计算标准审查，则其他部分时段计算的天数错误。时间计算的错误，影响了最终的数据。（2）计算过程中，部分数据留取小数点后两位，部分数据则留取小数点后一位，且留取的数据未按四舍五入标准计算，留取数据存在随意性。（3）截止2014年6月13日的余额计算错误。（4）李国祥在计算中将2014年6月13日退还的300万元作为归还本息一并计算；但其与赵孝珍2017年4月25日的对话显示，该300万系作为本金返还。（5）李国祥在计算中将2012年8月18日转账的344万元以本金340万元计算本息。李国祥主张，双方所以如此计算，是因为赵孝珍记账时漏记了4万元。但赵孝珍是否漏记4万元，双方存在争议，未经证实。（6）李国祥在计算中于2012年4月30日扣除447.6万元。对此，李国祥陈述，2012年4月30日，其与罗华对此前转账的550万元结算利息，扣除退还的30万元后，另从借款本息中扣除447.6万元作为李国祥的土地投资款，余下137.7万元，由罗华出具借条。就447.6万元的组成，李国祥陈述，是由427.6万元的土地款加20万元的场地平整以及围墙的费用组成。对此，罗华、赵孝珍提出，钟祥华铭公司支付场地平整和围墙费用的时间是2013年1月，所以在2012年4月30日的时候，费用还没有发生，不可能扣除。经审查，据李国祥一审陈述（见一审正卷第198页），447.6万元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其按照钟祥华铭公司实际出资的2138万元的20%计算应出资427.6万元，以及支付给公司的三通一平的费用。据罗华、李国祥及曾祥军共同签字的围墙工程决算单，2012年5月21日围墙工程决算，同年6月30日，施工方领取最后一笔工程款。场地平整施工合同于2012年9月签订，施工方分别于2013年1月8日、23日领取场地平整费用共100万元。据此，罗华与李国祥于2012年4月30日结算扣除李国祥应承担的场地平整费用，时间顺序错位，应无可能。（7）二审中，李国祥解释称，前述20万元其实际未出，447.6万元是按2238万元的20%计算得来，没有考虑20万元围墙费用；因刘先华没有刘某实际付款2138万元，按照实际付款其出了427.6万元，剩余的20万元是一年以后罗华说拿来做院墙算了。罗华、赵孝珍提出，土地转让费金额是2228万元，李国祥变成了2238万元。李国祥解释，据罗华一审答辩状第2页第5行，转让价为2238万元，实际与刘先华谈的刘某是这个价格。经审查，罗华在一审答辩状中陈述，协议价为2328万元，因部分土地被居民占用未退出，刘先华同意刘某238万元。罗华、赵孝珍解释称，答辩状中2238万元数据有误，实际是2228万元。据刘先华与荆刘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土地转让价为2328万元，没有证据显示罗华与刘先华最终刘某土地转让价为2238万元。如果按罗华实际支付2138.9325万元占96%计算，总价应为2228.0547万元。一审中，就钟祥华铭公司土地转让款是多少钱、转让协议为什么记载的是2238万元，李国祥回答：“2138.9325万元，转让协议上签订的2238万元我不清楚。”据此，李国祥确认的仍是2138万元，其以2238万元为基数计算其出资，该基数没有依据。此外，2238万元出现在罗华一审答辩状中，2012年4月30日双方是否实际按该数据的20%计算李国祥的出资存疑。据李国祥与罗华2019年6月11日对话录音，李国祥称其只在罗华名下投资2138万元的20%，另加平整土地、打院墙100万中其出了20万元，一共447.6万元。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一致。其二审作出不同陈述，提出另一种组成。对此，李国祥解释，出现两种算法是因为当时应向刘先华付款刘某万元，然后他退出，这100万元按20%算其应该出20万元，这20万元没有出是因为其在此之前已经出了550万元。李国祥的此种解释，与其此前的陈述均不一致，且未得到证实。此外，罗华、赵孝珍提出，李国祥在起诉状中明确表达存在3份借据，分别是2012年4月30日137.7万元、2012年8月18日340万元、2016年1月5日136.2万元，但在二审询问中陈述有9份借据，前后陈述不一致。经审查，据李国祥起诉状的陈述，存在3份借据。据一审庭审笔录（见一审正卷第186页），李国祥陈述，其借罗华894万元打了4笔，借条是通过每次结算后重新立据，原借条已收回，最后只剩下一张136.2万元的借条。考虑到当事人在诉状中的陈述通常过于简略，尚不能判断李国祥就此陈述前后不一。因双方均未就借条金额136.2万元的形成过程作出合理说明，且未就其说明的过程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印证，因此，双方围绕136.2万元借条提出的主张未经证实，双方在其中的陈述不可全部采信。对李国祥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仅能通过现有证据审查。1．对于李国祥于2011年8月4日转账300万元、8月22日转账150万元、12月5日转账100万元，双方无争议。李国祥主张，赵孝珍就三笔转账均向其出具过借条，赵孝珍否认，李国祥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不能对其关于出具借条的主张作出认定。2．李国祥主张，前述550万元转账先为借款，并约定有年利率18%的利息，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合作意向书时，与罗华、赵孝珍结算此前本息，扣除447.6万元出资及30万元还款后，剩余137.7万元作为借款本金，由赵孝珍向其出具借条。罗华、赵孝珍否认。（1）李国祥主张550万元全部为借款且约定有18%的年利率，没有证据。（2）李国祥主张，2012年4月30日双方结算本息后，赵孝珍向其出具137.7万元借条，也没有证据。（3）据刘先华陈述刘某认识曾祥军，后曾祥军介绍李国祥、罗华一起到钟祥找其投资合作。罗华与刘先华于2011年9月1日签订协议，钟祥华铭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0日。由此判断，罗华、李国祥、曾祥军三人与刘先华协商刘某早于三人签订合作意向书。因此，尽管550万元转账早于合作意向书的签订，但时间顺序不足以证明前期转账应当是借款。（4）据罗华与李国祥、尹继芳2019年6月11日谈话录音，当时双方均陈述李国祥有447.6万元投资及400多万元借款。经询问，李国祥陈述，录音中尹继芳提到400多万元借款是指最初的钱，即扣除土地转让款447.6万元以后的137.7万元，加赵孝珍记账的340万元。罗华陈述，其在录音中说借的钱早还给他了，就剩一点利息100多万元，系指赵孝珍出具借条的136.2万元；其当时并不知道账，李国祥当时是来问情况而不是来算账的，是李国祥在说当初的事，双方也就是随便一说，没有查数据，李国祥当时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钱，过程中有，罗华在录音里认可的是李国祥当初是付了这个钱，但是不代表现在剩这么多。双方均认可，447.6万元未单独转账，而是包含在550万元转账之中（李国祥主张还应另加550万元利息）。据双方陈述，双方在录音中所谈的是最初的情况，而非2019年当时的状况。因此，不能据该录音证据认定罗华认可李国祥截止2019年谈话时仍存在447.6万元出资，也就不能据此推断罗华的还款仅针对借款，更不能进而推断447.6万元出资系从550万元本息中扣除后一直留存。因此，李国祥的此项主张，未经证实。3．李国祥主张，（1）2012年4月30日后，双方就本息余额137.7万元约定继续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至2013年4月30日结算利息24.78万元，并累计计算本金为162.48万元，继续以18%年利率计算利息，至2013年9月13日结算利息为10.8万元；2012年8月18日344万元，赵孝珍出具340万元借条，双方以34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计算利息至2013年8月17日本息合计408万元，继续以此计算利息至2013年9月13日，利息为6万元；前述本息合计587.28万元，扣除退还的11.6万元后，余575.68万元，由赵孝珍出具借条。（2）双方以575.6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计算利息至2014年6月13日为85.79，本息合计扣除退还的300万元后，余额361.45万元由赵孝珍出具借条。（3）双方以361.4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2015年1月5日为48.48万元，本息合计扣除退还的300万元后，余额109.93万元，由赵孝珍出具借条。经审查，李国祥未就上述主张提供借条或其他直接证据，罗华、赵孝珍不认可有此种事实存在，因此，李国祥的前述主张，未经证实。4．李国祥主张，双方以109.9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2016年1月5日为26.3万元，本息合计136.2万元，由赵孝珍出具借条。尽管李国祥提供了136.2万元借条，但如前所述，借条内容不能反映该数额如何计算而来，罗华、赵孝珍不认可136.2万元借条系由前述过程形成，李国祥陈述的前述过程未经证实且存在疑点，故借条仅能证明2016年1月5日赵孝珍出具了136.2万元借条，但李国祥主张的借条形成过程，未经证实。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上述规定，前期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条件是，（1）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2）借贷双方约定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3）借款人重新出具了债权凭证；（4）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李国祥主张双方多次结算利息、约定计算复利、赵孝珍每次重新向其出具借条，未经证实。也无证据表明罗华、赵孝珍同意对136.2万元中的利息部分计算复利。罗华在2019年6月11日的谈话中也表示，借款只剩下利息。且据罗华陈述，136.2万元的形成已按年利率24%计息。因此，本案事实尚不能支持前述第二十八条的适用。对李国祥计算复利的主张，以及就136.2万元中的利息部分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既认定借款本金为446.4万元，又以全部转账894万元核算利息及复利错误。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另据该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据现有证据，136.2万元如何计算得来，已无法完全还原。赵孝珍认可出具了136.2万元借条，并称借条系按罗华的指示出具；罗华对此予以认可。罗华声称136.2万元系针对344万元结算本息而来，但按其陈述，136.2万元实际以302.4万元为本金计算本息而来，此前返还的41.6万元已被从本金中扣除。至于利率，尽管赵孝珍在2017年4月25日谈话录音中表示按年息两分计算，但诉讼中赵孝珍陈述，借条中的数额是罗华算的，并指示其写的。而罗华自认136.2万元系按年利率24%计算得来。且经核算，以罗华陈述的302.4万元为本金、年利率24%计算，中间扣除本金300万元，余额135.33万元与借条金额最为接近。据此，可以判断344万元借款中，尚余本息136.2万元未支付，另有41.6万元未计算本息。没有证据表明李国祥同意放弃41.6万元本息，该部分应补充计算，利率可与344万元中的其他部分保持一致。按李国祥主张的天数÷365×年利率×分段本金的公式，2012年8月18日至2013年9月13日期间，41.6万元利息为10.7万元。当日还款11.6万元，扣除当期利息后，余额0.9万元从本金中扣除。2013年9月14日至2016年1月5日，以本金40.7万元计算，利息为22.56万元，本息合计63.26万元。双方未就344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逾期利率，若以李国祥主张权利后视为逾期，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逾期利率仍可按照借期内的利率予以支持，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但李国祥对2016年1月5日以后的利率主张按照年息两分即年利率20%计算，并提出相应请求，属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且该请求在规定标准之下，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可予支持。因此，截止2016年1月5日，344万元借款中，尚余本金43.1万元（2.4+40.7）、利息156.36万元（136.2-2.4+22.56）未付。2016年1月5日之后，仍以本金43.1万元，按年利率20%计算利息。7．李国祥2011年8月4日、8月22日共转账450万元，扣除出资447.6万元后，余额2.4万元应为借款。2011年12月5日，李国祥转账100万元，亦应为借款。据双方陈述，2011年12月5日转账的100万元中，有30万元本金于2012年4月5日退还李国祥（见一审正卷第184页、第189页）。因此，100万元中还余本金70万元。上述本金余额合计72.4万元。双方未就上述借款约定借款期限。上述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利率标准如何，没有证据证明。据赵孝珍与李国祥2017年4月25日谈话录音，双方谈论的是344万元转账，没有依据或理由将赵孝珍在其中对计算利息的陈述当然扩大至其他款项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据该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该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据此，72.4万元借款，于李国祥起诉主张权利之日（2020年1月3日）视为到期，自次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四）关于赵孝珍是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罗华、赵孝珍上诉提出，罗华才是李国祥的合伙人，赵孝珍不是合伙人，赵孝珍也不清楚罗华与李国祥之间协商的合作内容，不是合同相对人，如果说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罗华需要承担责任，罗华也有履行能力，不需要赵孝珍承担。因此，就本案合伙投资产生的债务，赵孝珍不应当承担责任。李国祥认为，案涉借款出借、还款等事宜，均是由罗华、赵孝珍共同经手，且大部分款项均经赵孝珍经办。基于二人之间的夫妻关系及案涉借款用于其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案涉债务为其夫妻共同举债，应为共同债务，赵孝珍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据该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1．合作意向书由罗华与李国祥、曾祥军签署，约定三方出资合作及在钟祥华铭公司的股份，该意向书无效时，罗华作为一方当事人应依法向对方当事人返还出资、赔偿损失。因此，该债务属罗华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但钟祥华铭公司项目由罗华之子具体办理，赵孝珍经办财务事项，据此可以判断该公司项目由罗华家庭共同参与经营。据前述解释第三条，因公司出资协议所生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2．借款系向赵孝珍转账，其中部分借款结算利息后由赵孝珍按罗华指示出具借条，因此，因借款所生债务属罗华与赵孝珍共同举债，据前述解释第一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审以本案合作项目系罗华家庭共同经营，罗华因此所负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可以视为夫妻共同举债为由，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赵孝珍承担共同责任，并无错误。此外，罗华、赵孝珍提出，尽管李国祥同意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处理，但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罗华、赵孝珍归还447.6万元及其收益，超出李国祥诉讼请求范围，程序违法。李国祥认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借贷关系和合伙关系并作释明，在李国祥与罗华、赵孝珍均同意合并处理的前提下才作出相应判决，程序上并无不当；判决也并未超出李国祥诉请的金额范围，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至于本案除了借款关系外是否真正存在合伙关系，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问题，并不影响程序的合法性。经审查，李国祥起诉时，以其全部转账为借款，请求判令罗华、赵孝珍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388.99万元（已从借款日分阶段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另行计算。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部分款项属合伙投资，向李国祥释明，李国祥同意由一审法院对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审判决并未超出李国祥诉讼请求的数额范围。在请求数额范围内，是全部为借款或全部为投资，抑或部分为借款部分为投资，仅涉及当事人的诉讼理由，以及诉讼标的的判断。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一审法院基于罗华、赵孝珍的抗辩，已将本案法律关系作为争点，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辩论，庭审后基于一审的认识，向李国祥释明，取得其同意后作出判决，程序并无不当，且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综上，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二、罗华、赵孝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国祥剩余出资147.6万元，并赔偿李国祥截止2015年1月5日的资金利息损失649650.4元，及以147.6万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或一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超过6%时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的70%，以及以147.6万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超过6%时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利息的70%；三、罗华、赵孝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国祥借款本金115.5万元及利息，其中，截止2016年1月5日的利息为156.36万元，自2016年1月6日起，以43.1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计算至清偿之日；本金72.4万元的利息自2020年1月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四、驳回李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139元，由李国祥负担63083元，罗华、赵孝珍负担420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194元，由李国祥负担23494元，罗华、赵孝珍负担47700元。李国祥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9928元，欠交13566元，如其未自行交纳，由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罗华、赵孝珍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2444元，判决生效后，本院退还其247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源渊审判员  丁俊蓉审判员  熊 蓓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刘雪苹书记员孔德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