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建滨男，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阎金文女，198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德山东省州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淑萍，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莎莎女，198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建滨、阎金文因与被上诉人李莎莎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建滨、阎金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莎莎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李莎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苏建滨、阎金文与李莎莎于2017年11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系对合伙关系法律规定的误读和曲解，双方不构成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八条规定，合伙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通过上述规定可知，构成合伙关系必须以出资为前提。出资可以是资金、实物、技术(技术性劳务)，从无法律规定“单纯的劳务”可以作为“合伙出资”。李莎莎所付出的“劳务”，无任何技术含量，在合伙法律关系中只能算是“共同劳动”，而“共同劳动”是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必然要求，且其所付出的劳动，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报酬。在无共同出资的前提下“共同劳动”只能构成“同事关系”而非“合伙关系”。综观本案，协议、财务报表只是合作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李莎莎因没有履行合伙人出资义务，不具有合伙人身份，不能以合伙人身份主张分割所谓的“合伙财产”(道丰年公司的经营所得)。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判决错误，该条系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与本案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一审判决引用了李莎莎、汤云成、苏建滨、阎金文四人的“红唇啵啵鱼战略群”中2018年4月9日闺金文的回复，但并非原文且有删减。阎金文表达含义为：公司注册很顺利，现在到了注册公司扒账(建账)的过程，具体就是每个人注册多少钱：加盟费、管理费、保证金是否分别设立账户；仓库里要注册资金这一部分钱，是在总账上还是另立账户，并非一审判决理解的进行理账分账。一审判决只引用阎金文发送报表部分，而不论发送报表的前因后果。上述表格显示的是另一个经营主体“德州道丰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丰年公司”)，此时四股东已在德州成立了“山东红唇啵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并且一审判决中也提到了“四名股东因出资问题产生矛盾”，实际上是阎金文以其认为妥当的方式提醒李莎莎：公司股东要向新成立的公司进行注资以便公司运行，为此还明确说明，是去除所有成本才能有利润，但一审判决中未对此进行认定。第二、苏建滨、阎金文在一审中不止一次提出，李莎莎看到报表后也于6月8日5：07时在“合作战略微信群”语音回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从合作到现在，我们是没有一分钱的利润的，其实大家都在白干”，一审法院忽略该段语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分配利润证据不足。第三、生效判决认定，李莎莎在公司解散纠纷中自认四个股东的“战略微信群”内容是为成立公司而进行的行为、公司存在过经营行为，而这次又主张微信群是履行合作协议的合伙行为，李莎莎对其反言未提供任何证据，也无充分合理的理由，一审法院支持其主张错误。三、苏建滨、阎金文自2019年7月起收到李莎莎起诉书多达四五份，案由分别为合同纠纷、商标侵权纠纷、商标纠纷、股东出资纠纷、合伙协议纠纷。李莎莎在第一次诉请“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合作分成为287693.04元”，后在每次诉讼中都变更诉讼请求，数额越来越多。在张村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后，因可能得不到预想结果，就采用撤诉另选择法庭、法官审理的诉讼行为，最终得到本案一审判决结果，李莎莎系滥用诉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李莎莎的诉讼请求。李莎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有瑕疵，但认定法律关系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法律适用问题。1.相关法律规定，各合伙人可提供的出资包括资金、实物、技术（技术性劳务）等，不单指“资金、实物、技术性劳务”，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李莎莎负责“品牌运营及工程”，苏建滨、阎金文主张李莎莎仅提供单纯的劳务，不能作为合伙出资错误。李莎莎负责的品牌运营及工程的内涵大于技术性劳务，苏建滨、阎金文之所以与李莎莎合作，正是看中李莎莎对品牌的运营能力，在李莎莎积极参与运营的情况下，“红唇啵啵鱼”品牌得以快速发展。若李莎莎仅提供无任何技术含量的单纯劳务，苏建滨、阎金文没有必要千里迢迢找到李莎莎合作。2.关于实际出资问题，李莎莎积极履行协议，“红唇啵啵鱼”品牌得以快速发展，协议项下产生巨大收益，协议签订当月苏建滨、阎金文向李莎莎发送的财务报表可以证实，这些收益均由苏建滨、阎金文持有，在协议未约定具体出资数额及期限的前提下，李莎莎没有实际出资的必要，即使需要出资也完全可从合伙的收益中先行支付。苏建滨、阎金文以李莎莎未实际出资为由主张合伙不成立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无法律依据。新公司成立后，双方均未以新公司名义从事任何经营行为，新公司也未开立银行账户，至今相关款项均在阎金文个人账户内。结合以上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新公司成立之前双方为合伙关系正确。3.至于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进行裁判是否错误，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二、事实认定问题。阎金文于2018年4月9日在“红唇啵啵鱼战略群”中回复内容，李莎莎在一审时予以客观提供，一审法院节选其中一部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并无不妥。从阎金文“现在就到了，我们扒账的过程，然后每个人注册多少钱……”表述可知，其真实意思是先厘清前期盈利多少钱，每方可分得多少钱，然后再算一下各方需投入多少钱。该部分内容恰恰证明双方合伙关系的成立以及苏建滨、阎金文要求对合理利益进行理算。阎金文发送的财务报表出现道丰年公司，是因为在协议签订之前双方合作经营的“红唇啵啵鱼”品牌在该公司名下，而阎金文根据协议约定负责财务，所以财务保险上出现道丰年公司，并不能证明财务报表上的利润与李莎莎无关。至于李莎莎应当分配的数额，阎金文在报表上进行了无任何争议的记载，在录音中多次提到五五分，阎金文再主张“去除所有成本”与事实不符，也无任何依据。二、李莎莎在录音中提到的“我们是没有一分钱的利润的，其实大家都在白干”，真实意思是苏建滨、阎金文持有合伙经营所有收入，李莎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未实际分得任何收入，所以称没有利润、白干，苏建滨、阎金文不应断章取义。李莎莎在双方录音及群聊中多次提到要求分红，苏建滨、阎金文也多次提出进行分红并向李莎莎发送财务报表，因此不能仅凭苏建滨、阎金文对录音的错误理解认定双方合伙无利润。三、双方纠纷确实曲折，但是最终还应当依据证据认定事实，不论双方间有多少诉讼，均是李莎莎通过合法方式拿回属于自己应得的利益。李莎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苏建滨、阎金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苏建滨、阎金文共同支付其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合伙分成612579.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建滨、阎金文系夫妻关系，其二人系道丰年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系“红唇啵啵鱼”商标的所有权人。李莎莎与汤云成系夫妻关系。2017年11月4日，苏建滨（甲方）、阎金文（乙方）、李莎莎（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为：一、三方在山东省济南市新注册成立公司，公司名称及地点待定，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甲方占股20%，乙方占股30%，丙方占股50%，甲方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丙方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二、新公司的注册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新公司成立后三十日内甲乙双方负责将“红唇啵啵鱼”商标无偿过户至新公司名下；商标过户后，新成立的公司系“红唇啵啵鱼”商标的所有权人。三、丙方负责品牌运营及工程，乙方负责财务及配送中心、产品研发，甲方负责招商及品牌加盟。即各方须对合作品牌企业负责，并担任公司职务，分担具体工作。四、合作期间甲、乙保证财务公开透明，每月月末向丙方提供当月损益表，丙方有权查阅账目；所有啵啵鱼的账目独立账户，每一笔款必须有详细记录。所有公司支出及报销必须经乙方、丙方同意才能办理；否则由经办人承担赔偿责任。五、合作期间的加盟费、管理费、物料配送等相关费用均进入到公司账户；新增公司账户的需经乙方、丙方同意才能办理。六、出差费用（包括谈加盟、看项目等）、装修设计费用均从加盟费、利润中报销；报销之前由经办人垫付。七、合作期间收取的加盟费、管理费及物料利润等35%做公司发展储备，剩余65%由三方按持股比例分成，一年分成一次。八、本合同签订前及签订后各方直营店归各自所有，直营店的利润及亏损由各方自行享有和承担。本合同生效前的加盟店自本合同生效后产生的利润归各方按本合同约定享有，甲方、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向丙方书面提供本合同生效前的加盟店及直营店的清单，三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十日内共同盘点本合同生效前的库存清单；各方确认库存价值后，由新公司向甲方、乙方予以支付。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2月，李莎莎、汤云成、苏建滨、阎金文四人在微信上组建了一个名为“红唇啵啵鱼战略群”的微信群，进行“红唇啵啵鱼”品牌的经营、推广、加盟及公司设立等方面的交流。在2018年4月9日，李莎莎在该微信群里询问苏建滨注册公司是否顺利，阎金文回答：“很顺利，现在到了理账的过程……我这块儿分清楚的话，走个程序，然后你们到德州来签字，三天之内就能注册完”。2018年4月19日，苏建滨在该微信群发送了《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并要求李莎莎、汤云成将打印出来并签字的申请书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邮寄给其。2018年4月27日，苏建滨又在该微信群里发送了《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公司章程》等文件，要求李莎莎、汤云成打印出来签字后邮寄给其。2018年5月3日，山东红唇啵啵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唇啵啵鱼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苏建滨，住所地为德州市，股东为李莎莎（持股比例为30%）、汤云成（持股比例为20%）、阎金文（持股比例30%）、苏建滨（持股比例20%）。该公司成立后，上述四名股东因出资问题产生矛盾，之后阎金文、苏建滨于2019年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散红唇啵啵鱼公司。后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491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解散红唇啵啵鱼公司。李莎莎、汤云成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鲁14民终1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4日，阎金文通过微信向李莎莎发送了《啵啵鱼加盟商投资费用明细表（2）》（以下简称《明细表（2）》）及《2018年配送中心财务报表-啵啵鱼（3）》（以下简称《配送报表（3）》）。2018年6月23日，阎金文再次通过微信向李莎莎发送了《2018年配送中心财务报表-啵啵鱼（5）》（以下简称《配送报表（5）》），并告知李莎莎：“你看看那个账，然后呢，咱半年不是要分配一次嘛，看看这个钱怎么分，是分还是不分……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一个总的，第一个表就是总的，从11月份我们配合、我们合作一直到5月底的一个总的，这是仓库的利润，减到我们平摊的费用是16000多，从11月份一直到现在，就是员工工资加运费什么的，这些费用16000多，然后除以2，就是你一半，我一半”。之后，阎金文又向李莎莎发送了《啵啵鱼加盟商投资费用明细表（4）》（以下简称《明细表（4）》），并告知李莎莎：“这个是咱们加盟的费用，然后按照上次咱们在济南碰面的那个方式，以前是我的那些，还有我产生的费用都给我减出去，剩下的就是你的，然后咱俩分一半……”。另查，阎金文发送给李莎莎的《明细表（2）》与《明细表（4）》的内容基本一致，《配送报表（3）》与《配送报表（5）》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因截止时间不同，故金额存在不同。具体区别如下：第一：在《明细表（2）》中加盟费收付明细表中明确记载了2017年、2018年加盟费的收入及支出情况，并在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5月12日加盟费余额498611.50元（减清河、夏津、阳信、宁津、武城、齐河）-220000元=278611.5元，每人平分139305.75元。李莎莎：139000元+18000元+2000元+1870元+3580元+3100元，合计167550元。前期研发费用？”。而在《明细表（4）》中加盟费收付明细表中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及支出，并在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5月31日加盟费余额437607.08元”。庭审中，李莎莎主张《明细表（4）》中在备注一栏记载了昆明店、荣成店的加盟费收入76000元，但该部分费用未记入加盟费总额，另包括给姜大伟买车、支付山东同鼎文化传播公司等在内的支出共计101055元为异常支出，其不同意承担，扣减后其应分得加盟费利润307331.04元。阎金文主张清河、夏津、阳信、宁津、武城、齐河六店系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加盟的店铺，与李莎莎无关；昆明店系汤云成介绍，应当收入加盟费58000元，但实际收取了27000元，荣成店系李莎莎参与介绍，共计收取加盟费、保证金、管理费等54000元，其中5000元由李莎莎领取，道丰年公司实际收取了包括保证金、管理费在内的费用共计49000元，且该费用在表格中已经体现。第二、在《明细表（2）》管理费收付明细表中明确记载了2017年、2018年的管理费收入及支出情况，并在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5月12日，管理费余额101038.3元（减清河、夏津、阳信、宁津、武城、齐河1店）减60000元=41038.30元，每人分20519.15元。李莎莎：20519.15元+674元+41.5元+629元+135元+77元+200元+165元+330元，合计22770.65元”。而在《明细表（4）》中增加了一部分管理费收入及支出，并在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5月31日，管理费余额113944.10元”。庭审中，李莎莎主张其应分得截止2018年5月31日的管理费余额的一半，另管理费中有2251.55元费用不应由其承担，故其应分得管理费利润59223.55元。第三、在《明细表（2）》设计费明细表中记载2017年、2018年的设计费收入及支出情况，并在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4月11日，设计费余额13000元”。在《明细表（4）》尾部记载：“截止2018年5月31日，设计费余额13000元”。庭审中，李莎莎主张另有昆明店的5000元设计费未上账，加上该部分收入，其应分得设计费利润9000元。苏建滨、阎金文主张该备注栏记载的5000元为未收回的费用，现昆明店已经倒闭，已无法收回该费用。第四、在阎金文给李莎莎发送的《配送报表（5）》中附有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的利润表、分摊费用明细表及利润总表各一份，其上载明截止2018年5月，配送毛利为474050.62元，分摊费用为62181.17元。庭审中，李莎莎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所有的费用均需经其同意，而《配送报表（5）》中载明的费用并未经其同意，故不同意承担，其应分得利润为474050.62元的50%即237025.31元。阎金文主张其发送的该表格系道丰年公司的财务报表，与李莎莎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表格上虽然显示了收入，但并未扣除投入，实际上道丰年公司一直都是负债经营，不存在利润。一审法院认为，李莎莎与苏建滨、阎金文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合作的最终目的是组建公司，故该协议实际上是一份公司设立协议。在公司成立之前，李莎莎与苏建滨、阎金文系合伙关系。而在公司成立之后，双方由合伙关系自然转化为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也因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事项即公司成立而终止。实际上双方已于2018年5月3日成立了红唇啵啵鱼公司，双方的合作协议也已于2018年5月终止，故对于李莎莎要求解除其与苏建滨、阎金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苏建滨、阎金文抗辩案涉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其与李莎莎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从李莎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后，李莎莎及其丈夫汤云成就参与了“红唇啵啵鱼”品牌的经营、推广、加盟等活动，且在涉及相关费用时，苏建滨、阎金文也会征询李莎莎及汤云成的意见。虽然最终成立的红唇啵啵鱼公司在公司地址、注册资本等方面与合作协议的约定成立的公司存在一定差异，但这只是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协议内容进行的变更，并不能说明双方的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且合伙投入并非以资金投入为前提，合伙投入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实物、技术或劳务等，故对苏建滨、阎金文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李莎莎主张的合伙收益。李莎莎作为合伙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对合伙期间的合伙收益进行分配，且从李莎莎提交的其与阎金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就合伙期间的收益分配也进行过协商，双方均同意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按各50%的比例进行分配。至于双方在合伙期间的具体利润盈亏情况，因双方合伙期间的账目系由苏建滨、阎金文掌握，而其二人未向法庭提交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李莎莎向法庭提交了阎金文向其发送的《明细表（2）》、《明细表（4）》及《配送报表（3）》、《配送报表（5）》，且苏建滨、阎金文对上述表格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在上述表格中详细记载了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加盟费、管理费、配送利润等方面的收支情况，且在阎金文第一次发送的《明细表（2）》中详细记载了加盟费、管理费的分配方式及数额，李莎莎对此并未表示反对，而之后阎金文给李莎莎发送《明细表（4）》时也提到“以前是我的那些，还有我产生的费用都给我减出去……然后咱俩分一半”，李莎莎对此亦未表示反对，且庭审中，苏建滨、阎金文也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在合伙期间还有其他支出，故一审法院以上述《明细表（2）》、《明细表（4）》及《配送报表（3）》、《配送报表（5）》来计算双方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利润盈亏。关于加盟费部分：根据《明细表（2）》显示，截止2018年5月12日，李莎莎应分得加盟费收益167550元。2018年5月12日至2018年5月31日又新产生了加盟费收入为18000元、支出114004.42元，加上未入账的昆明店的加盟费收入27000元，经计算，李莎莎应分得加盟费收益133047.79元。关于管理费部分：截止2018年5月12日，李莎莎分得管理费收益22770.65元，在2018年5月12日至2018年5月31日又新产生了管理费收入12000元、支出905.7元。经计算，李莎莎应分得管理费收益28317.8元。第三、设计费部分：截止2018年5月31日，设计费余额为13000元，故李莎莎应分得设计费收益6500元。至于李莎莎主张的昆明店设计费5000元，在《明细表（2）》虽然记载了该费用，但并未明确该费用为收入还是支出，故对该部分费用，不予计算。第四、配送利润部分：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的毛利润为494050.62元，费用成本为27810元，净利润为466240.62元，故李莎莎应分得配送收益233120.31元。综上，苏建滨、阎金文应支付李莎莎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收益分成共计400985.9元。综上，李莎莎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条规定，判决：一、苏建滨、阎金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莎莎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收益分成400985.9元；二、驳回李莎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6元，由李莎莎负担1705元，由苏建滨、阎金文负担323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苏建滨、阎金文提交道丰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实道丰年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4日，一直正常经营，阎金文发送给李莎莎的报表系道丰年公司报表。李莎莎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苏建滨、阎金文为道丰年公司股东。双方协议要合作经营的“红唇啵啵鱼”品牌，在协议签订之前在道丰年公司名下，所以该证据本身不能证明阎金文发送给李莎莎财务报表上的相关数据属于道丰年公司。根据双方合作协议，阎金文负责道丰年公司财务，阎金文发送的财务报表是不是属于双方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利润，应当结合相关证据综合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苏建滨、阎金文提交的道丰年公司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不足以证实苏建滨、阎金文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莎莎与苏建滨、阎金文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合同关系；二、李莎莎主张的合伙收益是否有事实依据。关于焦点一，李莎莎与苏建滨、阎金文于2017年11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新公司，并明确了各方职责，共同出资、分工合作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新公司成立前，李莎莎已经参与到“红唇啵啵鱼”品牌的推广经营活动中，其负责的品牌运营及工程是基于双方分工合作的约定，并非受雇于苏建滨、阎金文单纯提供劳务。新公司设立后未进行经营即解散，但公司设立前各方合作经营客观存在，一审认定公司设立前李莎莎与苏建滨、阎金文之间系合伙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各方合作经营过程中，由阎金文管理账目，阎金文通过微信向李莎莎发送了《明细表（2）》、《明细表（4）》及《配送报表（3）》、《配送报表（5）》，详细记载了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加盟费、管理费、配送利润等收支情况，其中《明细表（2）》加盟费收付明细表、管理费收付明细表尾部注明了费用计算方式及李莎莎应得利润数额，发送《配送报表（5）》后，阎金文在微信中告知李莎莎“你看看那个账，然后呢，咱半年不是要分配一次嘛，看看这个钱怎么分，是分还是不分……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一个总的，第一个表就是总的，从11月份我们配合、我们合作一直到5月底的一个总的，这是仓库的利润，减到我们平摊的费用是16000多，从11月份一直到现在，就是员工工资加运费什么的，这些费用16000多，然后除以2，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发送《明细表（4）》）后又告知李莎莎：“这个是咱们加盟的费用，然后按照上次咱们在济南碰面的那个方式，以前是我的那些，还有我产生的费用都给我减出去，剩下的就是你的，然后咱俩分一半……”。以上可见，阎金文将合作期间收支情况公开，扣除费用后，提出分配方案，分配的利润作为注资投入到新公司还是分配现金，微信中双方未进一步商定，但对该部分利润应进行分配以及如何分配，阎金文意思表示明确，李莎莎有权据此主张合伙收益。苏建滨、阎金文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曲解了阎金文本意、阎金文发送的是道丰年公司的报表与李莎莎无关，均难以自圆其说。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实际履约情况，经计算认定李莎莎应分得加盟费、管理费、设计费、配送利润共计400985.9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苏建滨、阎金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15元，由上诉人苏建滨、阎金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