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4605号。法定代表人：徐连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艳菊，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小玲，女，195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爱民，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砚，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爱民，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玺公司）因与上诉人文小玲、朱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晟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峰、左艳菊，上诉人文小玲、朱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侯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晟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晟玺公司剩余财务顾问服务费189326.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89326.1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文小玲、朱砚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文小玲、朱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文小玲、朱砚与北京千帆汇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千帆基金）在服务期内所发生的股权转让交易证实广州鑫源恒业电力线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市场估值已升至3.5亿元以上，一审判决对晟玺公司主张的第7项服务费未予支持认定有误。一审已查明，2016年，文小玲与千帆基金签订了关于鑫源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千帆基金以2100万元受让文小玲持有的鑫源公司6％的股权（538.38万）股。而该股权转让价格对应的鑫源公司整体估值为3.5亿元。文小玲、朱砚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并且也承认是文小玲、朱砚的“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得对价”，因此鑫源公司整体估值已经升值的事实已得到证实，晟玺公司依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7款的约定有权收取该项服务费。（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玺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下简称深圳晟玺）之间虽为关联公司，但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是真实的，且已得到实际履行，其股权转让价格对应的整体估值提升理应得到法院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二者为关联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定价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交易价格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已查明，2016年3月30日，北京嘉瑞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瑞丰公司）进入鑫源公司成为股东时，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嘉瑞丰公司分别以1750万元、1250万元受让文小玲、朱砚持有的鑫源公司7％、5％的股权，因此可计算出鑫源公司当时的整体估值为2.5亿元。此后，因晟玺公司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鑫源公司的股权大幅升值，嘉瑞丰公司退出鑫源公司时，于2017年12月26日和2018年5月29日与平潭傅泓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潭傅泓）先后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按照鑫源公司整体估值4亿元计算。由此可见，2017年5月2日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已经客观反映了市场交易价格，法院应当对此予以采信，并支持文小玲、朱砚向晟玺公司支付该项估值升值所对应的服务费。该笔交易虽然超过服务期，但是标的公司的估值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该笔交易能真实反映标的公司估值提升的趋势。文小玲、朱砚针对晟玺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晟玺公司一审过程中主张鑫源公司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估值已提升至4亿元，并要求按照提升部分2％支付服务费，但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现晟玺公司上诉称，《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值提升至3.5亿元，并要求按照估值提升部分支付服务费。属于变更其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诉讼法程序规定，应当予以驳回。（二）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7款，已对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值提升产生的费用作出了明确约定。《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发生了两次股权转让，分别为文小玲与千帆基金间股权转让，以及文小玲、朱砚与嘉瑞丰公司间股权转让。其中，文小玲、朱砚与嘉瑞丰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文小玲与千帆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晟玺公司上诉称，文小玲与千帆基金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且晟玺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及举证时己确认文小玲与千帆基金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3月。因此，文小玲、朱砚与嘉瑞丰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应价格，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7款约定服务期内“最新股权转让价格”，以此计算鑫源公司整体估值为2.5亿元，并未提升。文小玲、朱砚无需支付与估值提升有关的任何服务费。不同意晟玺公司的上诉意见。文小玲、朱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晟玺公司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顾问服务费的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由晟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鑫源公司老股东虽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未履行完毕，以此认定老股东表示“不再退出”并产生顾问费，该事实认定错误。因晟玺公司未完成《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引入新投资人以转换原投资人的义务，导致鑫源公司老股东在服务期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表示退出，并最终退出鑫源公司。《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中“原拟退出的股东”指鑫源公司2011年、2012年增资扩股引入的老股东，因鑫源公司未能实现上市，老股东根据与文小玲、朱砚对赌协议，明确要求退出。因此文小玲、朱砚依约与老股东共签订八份《股权转让协议》，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的约定，产生服务费的条件有两个：1.对老股东股权按最新估值折股；2.老股东明确表示不退出。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原拟退出的八位股东在服务期内均没有“按最新估值折股”。同时，原拟退出的老股东不但没有表示“不再退出”，反而在晟玺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示要求退出。在晟玺公司服务期内，老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及表示“不再退出的”两个付费条件均未实现。而且，《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并未对老股东退出的期限做出约定，或明确约定老股东如退出，必须在服务期内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何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老股东退出鑫源公司这一法律事实发生。一审法院在合同没有约定期限的情况下，增加老股东退出期限的限制，违背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同时，设计《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的目的正是通过晟玺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使文小玲、朱砚无需向老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无论是老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还是老股东不再退出，产生的后果都是节省文小玲、朱砚相应的资金支出。但由于晟玺公司未尽《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义务，文小玲、朱砚仍向老股东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相应条款合同目的并未实现。因此，《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的付费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判令文小玲、朱砚支付巨额服务费没有任何事实及合同依据。（二）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及鑫源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对于鑫源公司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股权融资，引入新投资人实行增资扩股；2.债权融资，对鑫源公司提供借款。而文小玲、朱砚作为自然人，其融资行为则只通过债权融资实现。股权转让本质是交易，并非融资。一审法院认为文小玲、朱砚以自有股权与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晟玺公司提供“融资”，需要支付顾问费，是事实认定错误。文小玲、朱砚以自有股权按市价交易不是融资，也并非由晟玺公司促成，不产生费用。（三）一审法院认为晟玺公司及关联方向文小玲、朱砚借款，除约定高额利息外，仍需支付服务费，显然不合理。晟玺公司在其关联方借款关系中不具备中介性质，涉及借款期限短，不属于“融资”行为，借款已支付利息不应再产生任何服务费。首先，徐连文是晟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晟玺公司为关联方。晟玺公司在徐连文与文小玲、朱砚借款关系中不具备中介性质。徐连文向文小玲、朱砚借款后，约定的利息与向晟玺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是在同一个借款关系中，文小玲、朱砚向同一关联方支付的借款成本。因此，借款利息与服务费均应视为对利息的约定。文小玲、朱砚向徐连文借款利率为月息2％，如计算服务费，则超过了年24％，显然不合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文小玲、朱砚无需再向晟玺公司支付服务费。其次，一审法院在计算晟玺公司及关联方短期借款产生的费用时，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一审判决的第1项服务费计算的借款基数为2747万元。该金额已经包含了一审判决的第3项服务费涉及的800万元借款。综上，融资服务具有一定的中介性，晟玺公司及其关联方作为款项出借人，收取利息之外，仍主张服务费，明显不合理。（四）一审法院认为，北京乾元启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元启明）、晟玺公司和文小玲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晟玺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但晟玺公司关联方并未依约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且已获得额外利益，不应再支付任何费用。晟玺公司受让乾元启明对文小玲的债权，是独立的债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晟玺公司提供的财务顾问或融资服务。晟玺公司只支付了部分债权转让款12367403元，未完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对应的义务。在晟玺公司完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会产生债权转让差额3467813元。但晟玺公司及关联方未完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债权转让差额。生效判决支持了晟玺公司及关联方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债权转让差额3467813元的请求，该判决现已履行完毕。因此，晟玺公司及关联方未如约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仍获得额外收益3467813元，获益近30％。如就同一债权转让关系再向晟玺公司及关联方支付3％服务费，属于重复计算，严重违背公平原则，损害文小玲、朱砚利益。因此，文小玲、朱砚不应就债权转让再向晟玺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五）一审法院以《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履行情况推断财务重整方案、商业计划书已完成，该事实认定错误。财务重整方案、商业计划书并未完成交付，晟玺公司也没有依据方案及计划书内容提供服务，文小玲、朱砚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支付对应服务费前提是完成两项工作：1.出具财务重整方案；2.完成商业计划书。并且两项工作都必须是完成状态，即定稿并经文小玲、朱砚确认后，交付加盖公章的正式文件。但晟玺公司电子邮件记录只涉及商业计划书，未涉及财务重整方案。邮件记录也只能证明晟玺公司就商业计划书相关事项发过电子邮件，不能证明己完成商业计划书。晟玺公司未提供财务重组方案，相关商业计划书未经文小玲、朱砚确认，并完成交付，不符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付款条件。其次，财务重整方案、商业计划书涉及的内容，与晟玺公司主张提供的服务无关。说明晟玺公司主张的财务顾问服务并不以财务重整方案、商业计划书为基础。晟玺公司针对文小玲、朱砚的上诉请求辩称，《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具有无因性，应根据结果按照《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标准计算报酬。不同意文小玲、朱砚的上诉意见。晟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小玲、朱砚向晟玺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2.文小玲、朱砚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晟玺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3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财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徐连文任晟玺公司法定代表人。鑫源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18日，注册资本897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文小玲任法定代表人，股东包括文小玲、朱砚等，二人系母子。晟玺公司（乙方）与文小玲、朱砚（二者共为甲方）签订《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约定，双方就委托乙方协助甲方作为甲方及甲方控股的鑫源公司财务及融资顾问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第三条委托事项甲方聘请乙方作为甲方的财务顾问，服务期限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在服务期限内为甲方提供以下顾问服务：1.协助甲方以朱砚名下北京房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2.在对公司尽调的基础上，提出甲方财务重整方案；3.与甲方一起完成鑫源公司的商业计划书；4.协助甲方协调鑫源公司其他股东、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5.为甲方推荐合适的财务总监人选及其他关键财务人员，并在需要时派出人员协助甲方进行财务规范工作，保证未来三板上市及IPO上市的需要；6.协助甲方处理相关税务问题；7.协助公司引进新的投资人（包括有并购意向的上市公司）；8.为甲方进行融资规划，扩大甲方融资规模；9.协助鑫源公司选定和协调新三板挂牌及未来IPO上市的中介机构，保证鑫源公司新三板挂牌及IPO上市工作的顺利推进；10.提升鑫源公司的股权价值。第六条顾问服务费用本顾问服务费用分阶段按以下标准收取：1.完成三、1的约定事项（甲方实到资金800万后），收取服务费10万元；2.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后，收取服务费20万元；3.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按折股总价作为投资额；4.以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扣减保证金）为基数，按鑫源公司在本约定书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的3%收取服务费；5.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的，按融资额的3%收取服务费，6.乙方或乙方关联单位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融资帮助甲方解决鑫源公司老股东遗留问题的，按融资额的3%收取服务费；7.以鑫源公司整体估值2.5亿元为基数，按服务期内鑫源公司整体估值提升额的2%收取服务费。鑫源公司整体估值提升额为最新股权转让价格计算的企业整体估值与2.5亿的差额；8.乙方承诺在协助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并购或境内外上市之前，将按本协议约定提供持续服务；9.乙方承诺本协议最终结算服务金额扣除乙方向第三方付出的成本后，超出1000万元部分，全部用于公司支出。与本协议履行有关的其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人员往返的差旅费用、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的招待费用、礼品费用等由甲方承担。第七条排他条款如甲方在服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自行或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按六、3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第八条除协议中另有规定外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协议所规定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转让给第三者。任何未经另一方书面明确同意的转让，均属无效。2015年12月25日，文小玲（甲方）与深圳晟玺（乙方）签订《广州鑫源恒业电力线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1.鑫源公司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注册资本为8973万元；2.甲方对鑫源公司实缴出资4192.2477万元，占鑫源公司股本总额的46.72%，系鑫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基于鑫源公司将按预期完成新三板挂牌，乙方有意向鑫源公司进行投资，并根据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鑫源公司493.515万元股份，乙方作为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本协议受让上述股份并成为鑫源公司的股东，甲方同意该等转让。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1.1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相当于每1元鑫源公司股份的转让价格为2.03元）。1.2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1.1条约定的出资的转让价款总额的50%，剩余转让价款在2016年3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双方因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文小玲于2018年8月23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27号《裁决书》，裁决解除文小玲与深圳晟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深圳晟玺向文小玲返还其所受让的鑫源公司股份485.3093万股等。该《裁决书》已于2019年7月30日生效，前述股份已返还给文小玲。双方在该仲裁案件中均认可晟玺公司、深圳晟玺于2018年1月向文小玲发送《通知函》要求以本案的财务顾问费折抵前述股权转让款。晟玺公司称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在2015年底存在债务危机，在此情况下，文小玲、朱砚与晟玺公司达成协议，由晟玺公司提供财务服务，据此提交的企查查查询打印件、民事判决书显示，文小玲、朱砚于2015年12月23日被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并于2016年2月25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内容。晟玺公司主张其为文小玲、朱砚提供了以下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1.晟玺公司及关联公司向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提供借款2747万元，晟玺公司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82.41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晟玺公司、徐连文、深圳晟玺合计向文小玲、朱砚及鑫源公司转账2747万元。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徐连文为晟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借款期限很短，不能达到融资目的，该借款不是提供融资服务。2.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引进第三方融资，晟玺公司主张应按5%收取服务费合计255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2016年3月30日，文小玲、朱砚分别与嘉瑞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嘉瑞丰公司分别以1750万元、1250万元受让文小玲、朱砚持有的鑫源公司7%、5%的股权（分别对应为628.11万元股份、448.65万元股份）；2016年，文小玲与千帆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千帆基金以2100万元受让文小玲持有的鑫源公司6%的股权（538.38万股）。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前述股权转让系文小玲、朱砚以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得对价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3.晟玺公司为朱砚融资900万元，晟玺公司主张应收取服务费10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条及承诺书等显示，2015年12月7日，朱砚及案外人韦伟向徐连文借款90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3个月，朱砚以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的房屋提供抵押担保。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笔借款已经约定了借款利息，朱砚已经还本付息，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没有关联。4.晟玺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连文作为担保人，第三方借款给鑫源公司合计1450万元，晟玺公司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43.5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关于借款延期的申请、借款合同载明，2016年8月12日，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电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海润）申请将借款800万元的借款期限从8月10日延长至8月18日，并称因银行贷款手续办理进度未达到预期，贷款仍在办理中；2016年9月5日、10月7日，鑫源公司先后与洛阳海润签订《借款合同》借款300万元、300万元，文小玲、徐连文提供担保；鑫源公司向刘志锋借款50万元，文小玲、徐连文提供担保。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刘志锋之间的往来拆借早已存在，前述款项并非是晟玺公司引入的借款，与晟玺公司无关。5.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解决老股东乾元启明的退出问题，晟玺公司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37.1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民事判决书载明，乾元启明、晟玺公司、文小玲于2016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文小玲与乾元启明就股权回购事宜已达成和解，文小玲应支付乾元启明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2645.4万元，三方一致同意，乾元启明将对文小玲的债权及其他附属权利以2248.6187万元转让给晟玺公司，并约定晟玺公司代文小玲分四次向乾元启明支付款项共计2248.6187万元；（2019）京0106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晟玺公司向乾元启明支付了12367403元，后文小玲将该款项返还给晟玺公司。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债权转让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也没有对应的付款条件，不产生费用。6.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解决老股东退出的问题，晟玺公司主张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原拟退出的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退出的，视为引入新投资人，按5%收取服务费，扣除文小玲、朱砚已支付给老股东的款项后，应收取服务费合计557.06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鑫源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等载明，广州海汇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海汇）、蓝勇、深圳市致诚博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致诚合伙）、苏州创东方富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苏州富丽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高新）、苏州富丽启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启康）、苏州富丽泰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泰泓）（以下统称为涉案股东）作为鑫源公司的股东，分别于2016年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鑫源公司股权转让给文小玲、朱砚，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445万元、2456.5万元、1323.1553万元、2890.4383万元、2116.6977万元、1322.7168万元、529.1744万元，均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其中第一笔支付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前，尾款支付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前，文小玲、朱砚依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按照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比例，办理相应比例的股权交割，涉案股东应根据文小玲、朱砚的要求办理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另第6条特殊约定内容为“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涉案股东）与乙方（文小玲、朱砚）原于2015年签订的股权补偿协议自动中止执行，但如乙方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有权废止本协议，并恢复原补偿协议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执行”；2016年3月9日，创东方、富丽高新、富丽启康、富丽泰泓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该四个股东保留股权转让的选择权，可在鑫源公司新三板挂牌前的任意时间，按照主协议的付款进度，提出将剩余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停止支付，转为鑫源公司股份，另约定如文小玲、朱砚未能按照本协议付款，该四个股东有权废除本协议及主协议，并参照主协议第6条执行。截至2017年11月30日，涉案股东均未退出鑫源公司，且2014年2月10日至2017年11月30日，创东方、蓝勇、致诚合伙、富丽高新、富丽启康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2014年2月10日，广州海汇、富丽泰泓分别持股1.5046%、0.5561%，2016年4月18日分别变更为1.5045%、0.8%，至2017年11月30日，该两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系涉案股东准备退出鑫源公司而签订，上述协议均在晟玺公司服务期内签订，且大部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恰能证明晟玺公司没有履行相关服务，不产生服务费。7.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4亿元，晟玺公司主张应按估值升值差额1.5亿元的2%收取服务费300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银行回单、付款凭证、工商档案、《股权投资意向书》等显示，宁波玺信的股东包括晟玺公司、深圳晟玺、刘师光等，2017年5月2日，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按照鑫源公司整体股值4亿元定价，宁波玺信就受让5.41%的股份（485.3093万股）需支付2000万元，后宁波玺信向深圳晟玺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7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2018年5月29日，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先后签订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按照鑫源公司整体估值4亿元计算，平潭傅泓就受让4%的股份（358.92万股）需支付1600万元，后平潭傅泓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900万元；成都锦诚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诚祥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出具《股权投资意向书》，载明锦诚祥公司将向鑫源公司投资1.5亿元，鑫源公司投资前估值为6.5亿元，该意向书上并无任何签章。文小玲、朱砚对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为关联公司，且交易并未实际发生；对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协议签订时间已超过服务期，所涉估值与晟玺公司无关，对《股权投资意向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交易并未实际发生。8.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完成了商业计划书，晟玺公司主张应收取服务费20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载明，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间，徐连文先后向朱砚及其他账户“13×××15…”等发送针对鑫源公司的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等，并附有相关文档。文小玲、朱砚对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只能说明晟玺公司就相关事项发过电子邮件，不能证明晟玺公司已完成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的工作。9.服务期内，文小玲、朱砚增加银行负债合计1500万元，晟玺公司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45万元。晟玺公司提交的《权利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股权出质登记簿等显示，2016年6月20日、2017年6月28日，朱砚、文小玲分别向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1000万元，并以其持有的鑫源公司股份作为质押担保。文小玲、朱砚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的第六条第5款并不包括银行借款，前述借款没有对应的付款条件，不应产生服务费。文小玲、朱砚辩称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资金往来已久，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刘志锋借款与晟玺公司无关；晟玺公司未向文小玲、朱砚提供银行借款服务，鑫源公司银行负债相比2015年12月31日的基数，并未增加反而减少，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不产生相应服务费；晟玺公司主张的涉案股东目前已全部转出其持有的鑫源公司股权，不存在投资人拟退出而未退出的情况，文小玲、朱砚无需向晟玺公司支付任何费用。文小玲、朱砚就其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汇款回单等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8月26日，洛阳海润向鑫源公司提供借款300万元，2015年1月6日、7日，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转账合计300万元；2016年11月25日，刘志锋向鑫源公司转账50万元，备注为“短期借款”，同年12月5日，鑫源公司向刘志峰转账50.5万元。2.鑫源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短期借款年末余额为13070万元。3.借款合同三份，载明2016年7月26日、2016年8月24日、2017年6月28日，鑫源公司分别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1850万元、1500万元、500万元。4.《股权转让协议》、电子银行回单、收款说明等，载明2016至2019年期间，文小玲、朱砚向涉案股东多次转账支付款项；对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间发生的转账，晟玺公司已在前述第6项服务费基数中扣除。5.《鑫源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截至2018年11月12日，涉案股东除创东方、致诚合伙、广州海汇外，均已退出鑫源公司；截至2020年3月12日，涉案股东已全部退出鑫源公司。晟玺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在2015年底已陷入债务危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在晟玺公司的帮助下才能借到款项；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鑫源公司自己出具，没有法律效力；对证据3-5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就借款合同涉及的款项应增加计算服务费2350万元×3%=70.5万元，涉案股东是否退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完全退出，应按未退出的金额计算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晟玺公司与文小玲、朱砚签订的《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晟玺公司是否已依约提供相关的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晟玺公司诉请文小玲、朱砚支付财务顾问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三条、第六条分别约定了顾问服务的内容、服务费的收取标准，对于晟玺公司是否已按照协议约定提供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其主张的每项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一审法院依照协议条款评析如下：关于第1项服务费。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晟玺公司、徐连文及深圳晟玺共向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提供借款2747万元，前述借款属于“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应按照《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5款约定收取服务费82.41万元（2747万元×3%）。鉴于条款并未将短期借款排除在融资方式之外，晟玺公司主张符合上述条款约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纳。关于第2项服务费。2016年，文小玲、朱砚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晟玺公司主张系其为文小玲、朱砚引进第三方融资，文小玲、朱砚则认为前述股权转让系以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取对价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第七条约定“如甲方在服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自行或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按六、3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受让文小玲、朱砚股份后，成为鑫源公司新投资人，根据上述条款约定，即使该融资行为并非由晟玺公司引进，亦应按第六条第3款收取服务费，故晟玺公司应收取服务费255万元（5100万元×5%=255万元）。关于第3项服务费。2015年12月7日，朱砚及韦伟向晟玺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连文借款900万元，该笔借款虽已约定了借款利息，但利息系朱砚、韦伟与徐连文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约定，并不影响晟玺公司依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向文小玲、朱砚主张服务费。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第1款，晟玺公司协助文小玲、朱砚以朱砚名下北京房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实到资金800万元后，收取服务费10万元，故晟玺公司据此主张服务费10万元应予支持，文小玲、朱砚相关辩称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4项服务费。首先，对于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申请将借款800万元的借款期限延长，该借款延期是否符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5款约定的“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一审法院认为，据借款延期申请中所载，延期系因银行贷款仍在办理中，并未显示晟玺公司就此提供了担保或其他服务促使该借款延期达成，故晟玺公司就此主张服务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刘志锋借款合计650万元，徐连文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已符合第六条第5款的约定，晟玺公司主张按3%收取服务费有理，文小玲、朱砚应付服务费19.5万元。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刘志锋此前存在资金往来并不影响前述借款系在晟玺公司帮助下达成，文小玲、朱砚辩称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第5项服务费。文小玲应向乾元启明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乾元启明将其对文小玲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晟玺公司，晟玺公司为此需向乾元启明支付债权转让款，可知该协议的实质系文小玲将其对乾元启明的债务转移给晟玺公司。后晟玺公司虽仅向乾元启明支付12367403元，但亦属于为文小玲垫付了资金，符合《财务与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6款约定的“乙方或乙方关联单位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融资帮助甲方解决鑫源公司老股东遗留问题”，晟玺公司据此主张以12367403元为基数按照3%收取服务费37.1万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6项服务费。《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晟玺公司主张该条款中的“不再退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文小玲、朱砚则认为应以涉案股东意愿为准。应如何理解该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东不再退出”这一条件是否成就应从以下两点来判断，第一，“不再退出”的判定是否应设有期限及如何确定该期限；第二，“涉案股东不再退出”应以何标准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从合同文义、合同目的、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举证综合分析如下：关于第一点，首先，该条款虽未约定“不再退出”的期限，但从双方签订《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目的来看，文小玲、朱砚及鑫源公司陷入资金困难，意图通过晟玺公司提供的专业技能和资源获得融资，并处理相关财务工作，晟玺公司以此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作为对价。因此从合同目的来解释，该第六条第3款约定的“不再退出”虽未设定期限，但仍应以服务期为限。其次，第三条委托事项中约定“在服务期内为甲方提供以下顾问服务：7.协助公司引进新的投资人（包括有并购意向的上市公司）”，结合第六条第3款前段将“引入新投资人”与“原拟退出的股东不再退出”并列，并将“原拟退出的股东不再退出”约定为“视同引入新投资人”，故该服务事项亦应适用第三条第7款中约定的顾问服务期限。结合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不再退出”应以服务期内是否实现为标准。关于第二点，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是否不再退出。现有证据显示，涉案股东均于2016年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文小玲、朱砚在服务期内向涉案股东支付了部分股份转让款，但截至服务期届满，涉案股东均未退出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对于“不再退出”的标准应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的期限，且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期限在服务期届满前半年，并进一步约定按照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比例办理相应比例的股权交割，但从双方举证来看，文小玲、朱砚仅在服务期内向涉案股东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且涉案股东的股权比例并未减少，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在服务期内并未完全履行；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特别约定可知，涉案股东与文小玲、朱砚已在2015年签订过股权补偿协议，结合文小玲、朱砚在2016年初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为晟玺公司为挽留涉案股东做了相应工作，并产生了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未退出鑫源公司的积极后果，已具备充分的理由及可能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东不再退出这一条件已经成就，晟玺公司主张服务费基数以涉案股东股份估值扣除文小玲、朱砚在服务期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计算方式合理，但计算结果有误，应为557.05739万元，文小玲、朱砚对此应予支付。关于第7项服务费。晟玺公司主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4亿元，并提交了《股份转让协议》等证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均为晟玺公司关联公司，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定价并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交易价格，故对该两主体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鑫源公司整体股值4亿元”不能作为鑫源公司估值的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间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2017年12月26日和2018年5月29日，已超过晟玺公司服务期，故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鑫源公司估值亦不能反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估值，晟玺公司以此来主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值升至4亿元不能成立；最后，锦诚祥公司出具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打印件，并无任何签章，该意向书亦不足以采信。故晟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估值得到提升，对此晟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晟玺公司就此主张的服务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8项服务费。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后，收取服务费20万元”，对此条款的解释，应结合第三条第2款、第3款约定的顾问服务内容“在对公司尽调的基础上，提出甲方财务重组方案”“与甲方一起完成鑫源公司的商业计划书”来理解，对于晟玺公司是否已提供上述条款相应的服务，一审法院认为，晟玺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向朱砚等发送过财务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并附有相关文档内容，现有证据虽未显示文小玲、朱砚与晟玺公司就前述方案及计划书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但商业计划书、财务重组方案属顾问服务中的前期服务，结合本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履行来看，晟玺公司已为文小玲、朱砚提供了后期的融资服务，如双方未对财务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达成一致，后续的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则难以推进。故不能以现有证据未显示协商过程而认定晟玺公司没有履行相应的服务，在文小玲、朱砚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晟玺公司主张其已完成该项服务予以采信，对晟玺公司主张的服务费20万元予以支持。关于第9项服务费。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4款约定，以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扣减保证金）为基数，按鑫源公司在本约定书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的3%收取服务费。按合同文义解释，“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应以2015年12月31日的银行负债为基数，在此基础上，服务期内银行负债合计增加的，应收取服务费，而非是针对每一笔银行负债收取服务费；且在第六条第4款已将新增银行负债专门列明为融资方式之一的情况下，银行负债不应再纳入第六条第5款约定的“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现晟玺公司以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向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的借款主张按3%收取服务费，但并未举证证明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合计相较2015年12月31日这一基准日有增加，对此晟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晟玺公司就此主张的服务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服务费用收取标准，就晟玺公司已完成的上述顾问服务，文小玲、朱砚应向晟玺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合计981.06739万元（82.41万元+255万元+10万元+19.5万元+37.1万元+557.05739万元+20万元）。关于利息问题，《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双方对付款期限并未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约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晟玺公司于2018年1月向文小玲发送《通知函》要求以财务顾问费折抵股权转让款，可以认定为晟玺公司要求文小玲、朱砚履行债务，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文小玲、朱砚的合理履行期限为2018年2月1日前。文小玲、朱砚逾期未履行付款义务给晟玺公司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现晟玺公司要求参照民间借贷关系中未约定借款利息情形，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亦属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文小玲、朱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晟玺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人民币9810673.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810673.9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文小玲、朱砚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晟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530元，由晟玺公司负担1923元，文小玲、朱砚负担8360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文小玲、朱砚提交以下证据：文小玲与千帆基金签订的关于鑫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11日，并非是服务期内的最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协议书上约定的鑫源公司估值为2.5亿元。经质证，晟玺公司意见如下：除对该协议第一页载明的“3月11日”不认可外，对协议的其他内容都认可，对协议的真实性认可。有很多辅助证据如股权变动情况表等可以判断股权变动情况，而缴纳股款情况，付款时间可以倒推最新估值的时间，所有证据当中银行转账凭证是最不能造假的，晟玺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该份协议上是没有签署时间的，晟玺公司并不清楚具体的签署时间，该份协议的时间点可能是3月份或7月份，具体以证据为准。而文小玲、朱砚提交的这份协议添加了“3月11日”的签署日期，对该日期晟玺公司不认可。二审查明以下事实：晟玺公司表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中“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的“置换”是指现有（2015年11月30日）老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新的股东。鑫源公司的老股东与文小玲、朱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尾款支付日期2016年12月31日，是老股东与文小玲、朱砚协商一致的结果。如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文小玲、朱砚按时付清尾款，那么后果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老股东退出鑫源公司，晟玺公司将无权收取此部分退出老股东相应的服务费。文小玲、朱砚表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核心目的是解决文小玲、朱砚及鑫源公司资金困难。而协议第六条第3款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引入新投资人、“置换”、老股东“不再退出”，目的都是解决鑫源公司资金困难。因此，该条中所指老股东仅为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8位投资人股东，不包括其他与文小玲、朱砚一致行动人股东。在此前提下，“置换”是以节省资金支出为目的，以新股东投资款支付老股东回购款。在不额外支出资金情况下，完成新旧股东“置换”，而不是单纯将老股东股份转让给新股东。晟玺公司并没有促成完成置换，更没有完成折股的合同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鑫源公司在服务期间的估值提高金额的相应服务费的问题；（二）鑫源公司原拟退出的股东在服务期内是否退出涉及的相应服务费的问题；（三）晟玺公司为文小玲、朱砚引进第三方融资的相应服务费的问题；（四）晟玺公司、徐连文及深圳晟玺向文小玲、朱砚出借的款项是否属于融资及相应服务费的问题；（五）乾元启明、晟玺公司和文小玲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涉及的相应服务费的问题；（六）财务重组方案与商业计划书涉及的相应服务费的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晟玺公司上诉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鑫源公司在服务期间的估值提高金额的约定比例服务费，晟玺公司一审期间主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4亿元，二审期间上诉要求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3.5亿元计算服务费，由于晟玺公司主张的金额少于其一审期间提出的金额，故文小玲、朱砚主张晟玺公司此上诉属于变更诉讼请求不应审理不能成立，本院可对晟玺公司此上诉主张进行审理。对于如何确定鑫源公司在服务期间的估值金额，双方当事人没有进行约定。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协议中对于鑫源公司估值有不同的约定，故仅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不足以确定鑫源公司估值。此外，晟玺公司提交的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方、受让方均为晟玺公司的关联公司，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晟玺公司提交的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间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均已超过晟玺公司服务期；晟玺公司提交的锦诚祥公司出具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打印件，并无任何签章。一审法院认定晟玺公司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估值得到提升而无权主张文小玲、朱砚支付此项服务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晟玺公司上诉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上述服务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按折股总价作为投资额”的约定，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这表明，晟玺公司需要完成的义务是在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间，原股东按新的估值折算股份数额后继续持有股份，不再退出鑫源公司。晟玺公司以原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而一直是鑫源公司股东为由，主张文小玲、朱砚支付服务费。文小玲、朱砚则认为，原股东在服务期内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晟玺公司未履行义务，无权收取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退出的标准是以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之日为准，双方当事人并无如此约定。晟玺公司主张原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即视为没有退出，缺乏合同依据。其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股东在服务期内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原股东收取的最后一笔转让款的日期均是服务期内。晟玺公司二审期间也表示如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服务期内，文小玲、朱砚按时付清尾款，那么后果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老股东退出鑫源公司，晟玺公司将无权收取此部分退出老股东相应的服务费。这表明，晟玺公司的意思表示是文小玲、朱砚没有在服务期内付清全部转让款视为原股东没有退出，与是否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没有必然联系。再次，在原股东于服务期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原股东的合同目的就是退出公司，不再持有股份，表明原股东在服务期内既没有按最新估值折股，也实际上表示要退出公司。晟玺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已无法履行原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义务。至于原股东逾期收到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改变原股东退出公司不再持有股份的意思表示。此外，对于晟玺公司为了原股东不再退出，做出了哪些行为，付出了什么对价，晟玺公司未能提交充分的书面证据。对于为何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日期均在服务期内而非服务期之后，为何《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最后一笔收取日期均在服务期内而不是服务期之后，晟玺公司均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认定晟玺公司未能依约履行“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义务，无权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相应的服务费5570573.9元。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文小玲、朱砚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此5570573.9元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文小玲、朱砚于2016年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对于文小玲、朱砚是否应向晟玺公司支付此笔服务费，双方存在争议。晟玺公司主张此股权转让系其为文小玲、朱砚引进第三方融资，文小玲、朱砚则认为前述股权转让系以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取对价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对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中的“置换”指的是什么，晟玺公司表示是指现有（2015年11月30日）老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新的股东。文小玲、朱砚则表示该条中所指老股东仅为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8位投资人股东，不包括其他与文小玲、朱砚一致行动人股东。在此前提下，“置换”是以节省资金支出为目的，以新股东投资款支付老股东回购款。在不额外支出资金情况下，完成新旧股东“置换”，而不是单纯将老股东股份转让给新股东。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文字是现有股东，没有限定其它条件，应该指向的是鑫源公司的全部现有股东，而并非文小玲、朱砚所主张的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8位投资人股东。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置换股东持有的股份也属于融资行为的一种。故文小玲、朱砚上诉主张两人向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金额不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融资金额，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文小玲、朱砚主张此股权转让是其自行联系，但没有提交自行联系的任何证据，而且双方当事人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七条约定“如甲方在服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自行或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按六、3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故文小玲、朱砚以此股权转让并非晟玺公司促成为由主张无需支付该项服务费，与协议约定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文小玲、朱砚上诉称就借款已与出借人约定了年利率24%的利息，如果仍需支付服务费则超出了法定最高利率。对此，本院认为，晟玺公司与文小玲、朱砚在本案中争议的是服务费，而不是借款利息。晟玺公司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时，晟玺公司与出借人的借款关系尚未确定，且对于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笔数等等当时均是不确定的。晟玺公司与文小玲、朱砚约定的服务费的收取方式有多种，融资仅是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故无论文小玲、朱砚在其他借款关系中，与出借人约定的利率是否为年利率24%，难以将晟玺公司与文小玲、朱砚约定的服务费视为出借人收取的利息。故文小玲、朱砚以其与出借人约定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为由，主张无需向晟玺公司支付相关服务费，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没有约定短期借款不属于融资，文小玲、朱砚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短期借款不能达到融资目的，故文小玲、朱砚上诉主张就短期借款部分无需向晟玺公司支付约定的服务费，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文小玲、朱砚提出的2747万元与800万元借款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因文小玲、朱砚对此未能举证证明，且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约定相矛盾，其主张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问题。对于乾元启明、晟玺公司和文小玲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晟玺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文小玲、朱砚上诉主张晟玺公司只支付了部分债权转让款12367403元，未完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对应的义务，文小玲、朱砚不应再支付任何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债权转让协议》，晟玺公司虽仅向乾元启明支付12367403元，但晟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以其已实际履行的12367403元为基数按照3%收取服务费37.1万元，而并未就未履行的部分向文小玲、朱砚主张服务费，故文小玲、朱砚以晟玺公司未全面履行协议为由主张晟玺公司已履行的部分也无需支付服务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文小玲、朱砚上诉称在晟玺公司完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会产生债权转让差额3467813元，生效判决支持了晟玺公司及关联方要求文小玲、朱砚支付债权转让差额3467813元的请求，故晟玺公司已收取了额外利益，无权取得相关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晟玺公司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已经收取了债权转让差额关联的其他款项，是文小玲、朱砚、晟玺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即使晟玺公司收取了其他款项，也并非案涉服务费款项。文小玲、朱砚以晟玺公司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收取的款项主张晟玺公司无权收取案涉服务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晟玺公司“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后，收取服务费20万元”，文小玲、朱砚上诉称晟玺公司电子邮件记录只涉及商业计划书，未涉及财务重整方案。邮件记录也只能证明晟玺公司就商业计划书相关事项发过电子邮件，不能证明己完成商业计划书。晟玺公司未提供财务重组方案，相关商业计划书未经文小玲、朱砚确认，并完成交付，财务重整方案、商业计划书涉及的内容，与晟玺公司主张提供的服务无关，不符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只约定晟玺公司出具方案、完成计划书时可以收取服务费，没有约定需要文小玲、朱砚的书面确认才算完成交付。晟玺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向朱砚等发送过财务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并附有相关文档内容。文小玲、朱砚收到上述资料后，一直未向晟玺公司提出异议。故文小玲、朱砚以晟玺公司未完成交付义务为由主张无需支付此项服务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晟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文小玲、朱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6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6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文小玲、朱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人民币42401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2401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文小玲、朱砚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530元，由上诉人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负担49264元，上诉人文小玲、朱砚负担362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694元，由上诉人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负担49793元，上诉人文小玲、朱砚负担379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