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一区12号楼5层。法定代表人：冯子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北京市天同（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东站北路。法定代表人：吴双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74号。法定代表人：周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丽娟，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弘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公司）因与上诉人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被上诉人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6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通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郑杰，上诉人永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斌、张军海，被上诉人中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丽娟、王弘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中力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二审诉讼费由中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作为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中力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股东与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为通号公司未证明两公司存在混同情形，系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认为中力公司、永安公司各自拥有办公场所、人员、账册，通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两公司存在混同情形，故判令中力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系错误理解一人有限公司人格混同的证明标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下称《九民会议纪要》）第10条进一步指出：“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据此，“财产是否独立”是判断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核心要素，并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一人公司的股东承担举证责任。中力公司是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故中力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财产与永安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否则就应对永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中力公司仅提交了两公司的开户许可证、纳税凭证、年度审计报告等证据，最多只能证明两公司各自拥有办公场所、人员、账册，其一，永安公司拥有银行账户不代表财产独立，不能证明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的财产不存在混同；其二，审计报告系由中力公司、永安公司单方委托作出，因永安公司提前确认收入、财务账面失实，据此作出的审计报告必然有失客观公允；其三，年度审计并非针对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往来款项的专项审计，不能反映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财产往来情况，没有达到司法实践通行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股东与公司财产独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类案裁判规则，一人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提供公司与股东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纳税凭证等均无法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股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力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永安公司的财产彼此独立，依法应对永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中力公司过度控制永安公司的财务和决策，永安公司无独立意志。欠款事实发生后，中力公司不仅违背承诺、未支持永安公司还款，反而利用控制地位向自身转移财产，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对永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九民会议纪要》第11条进一步规定：“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前述规定将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控制”作为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之一，本案情况完全符合，中力公司应就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各个方面均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永安公司丧失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根据中力公司的“三重一大”制度，永安公司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包括从事大宗物资贸易每笔在500万元以上的，需由“三重一大”会议决策，并经中力公司批准后方能实施，永安公司不享有自主经营决策权。（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中力公司主管永安公司的资金调拨、人事、业务审核；永安公司收到票据即应上报中力公司，不得隐瞒。而且，永安公司为获得资金及经营计划方面的支持，不惜向中力公司高管行贿，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可见，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各个方面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永安公司没有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2.中力公司明知永安公司欠款并承诺解决，却未支持永安公司还款，反而控制永安公司向自身转移财产，明显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就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享有控制权，对化解永安公司欠款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力公司多次承诺积极协调、督促永安公司加快解决欠款问题，实质是承诺对永安公司还款提供决策和资金支持。一审判决认为中力公司履行的仅是对下级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忽略了中力公司完全控制永安公司财产和业务的客观事实。因中力公司过度控制永安公司、未按照承诺支持永安公司还款，直接损害通号公司的利益，中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如此，在永安公司引入平顶山四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公司）还款后，通号公司仅收回330余万元，而中力公司却收到656.2万元。可见，中力公司明知永安公司欠付通号公司款项并承诺解决，但其不仅没有支持永安公司还款，反而利用控制地位向自身转移财产，明显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就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永安公司早已丧失偿债能力，免除中力公司连带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和类案裁判规则，结果上对通号公司明显不公。2016年12月，永安公司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财产可供执行，目前仍无偿付能力。永安公司的业务及资金均由中力公司控制，案涉交易涉及资金高达6000万元，若非中力公司批准，永安公司不可能与通号公司开展案涉融资性贸易。中力公司先是控制永安公司开展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业务，后在欠款事实发生后不支持永安公司还款、向自身转移财产，其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恶意十分明显。免除中力公司股东责任，不仅违背法律规定，也直接导致通号公司4000余万元债权无法收回，对艰难维权的通号公司极为不公。综上所述，中力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永安公司财产独立，在经营决策、资金调拨、人事等各个方面过度控制永安公司，与永安公司人格混同，应对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通号公司的上诉请求。永安公司辩称，与中力公司意见一致。中力公司辩称，通号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事实和理由：一、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中力公司不符合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力公司虽系永安公司唯一股东，但双方均为独立法人，双方人员、办公场所、财务独立。永安公司作为独立运营的公司，建立了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在实际经营中以自己独立的账户进行财务支出与收入、独立缴纳税金，且历年都经过外部审计，永安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可以反映永安公司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相关财务报表亦符合会计准则，未见有二公司财产混同的迹象，可以证明永安公司财产与中力公司财产相分离的事实，永安公司完成了法定的举证义务。二、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过度支配与控制”情形，通号公司要求中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中力公司虽系永安公司的法人独资股东，但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具有不同的经营场所，人员、财务相互独立。首先，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的经营场所未发生混同。中力公司的办公场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74号，而永安公司的办公场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东站北路，双方的经营场所相距甚远。其次，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的组成人员未发生混同。永安公司的组织机构中包括经理、财务负责人、出纳会计在内的组成人员均与中力公司不存在交叉任职。最后，外部财务年度审计结果未见中力公司和永安公司间财务混同的迹象。而且，案涉中力公司、永安公司属于原铁道部下属的武汉铁路局的企业，其公司与集团公司、母子公司结构之下，中力公司对其下属永安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进行统一管理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亦是国企风险防控的必要措施故，中力公司在合法范围内对永安公司进行监管，没有滥用股东权利，侵犯永安公司独立人格，故中力公司、永安公司不属于人格混同。（二）中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豫中秀变更验字（2010）第038号验资报告，中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故不应当对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不存在《九民会议纪要》第11条规定的“过度支配与控制”事实，且通号公司也没有提交过度支配与控制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中力公司的审批和监督管理行为系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的职责，而非替代永安公司的决策机制，也没有承诺替永安公司偿还所谓的“债务”。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力公司也建立了相应的“三重一大”企业管理制度，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三重一大”事项议案的审批，系为中力公司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的职责，不能证明永安公司没有独立决策机制。中力公司发现虚假汇票后，一直积极要求永安公司退票，并监督管理处理虚假汇票遗留的问题，中力公司从没有同意偿还永安公司所谓的“债务”、也没有同意对永安公司所谓“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通号公司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就本案而言，根据现有的证据、通号公司的自认以及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基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对比分析以及连环买卖和汇票交易习惯，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买卖法律关系，通号公司应当支付永安公司欠付煤炭款，自然中力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正是由于通号公司欠付永安公司煤炭款，导致永安公司涉诉不断，经营困难，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案件基本事实，尊重商业习惯和商事外观主义裁判原则，支持永安公司和中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永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永安公司全部反诉请求，驳回通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通号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相关文件否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应予以纠正。（一）案涉国资委文件没有载明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间进行企业借贷，也没有否定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买卖合同效力，一审法院将其作为否定买卖合同的依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文件中“通号公司通过预付款方式”“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的表述均表明国资委认定了通号公司、永安公司间是煤炭交易、预付款，并没有认定合同性质和合同效力。（二）国资委文件是公文书，是本案书面证据之一，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依据。1.案涉国资委相关文件不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也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事宜，更不能以国资委文件否认双方的意思表示合意。2.国资厅发评价〔2013〕31号、国资财管[2017]652号是抽象性行政管理文件，是针对其管辖的央企的一种风险提示，不对外公布，该文件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直接作为确认和评判本案法律关系的依据。3.国资委针对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的行政文件不是确认和评判本案法律关系的免证事实，其仅是案涉民事证据之一。4.国资委文件程序不公正，通号公司提交保密的国资委相关文件是一种单方行为，国资委文件也仅仅是国资委对通号公司履行监管职责后形成的文书，主要是风险警示和规范管理之用，而不是评判案涉主体的权利义务、否定合同的签订、履行和目的。永安公司不是国资委监管和调查对象，自始没有参与任何调查取证过程，国资委文件认定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据与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及依据是否一致均需进一步查明，法院不应当以“保密文件”“内部处置文件”作为认定案涉法律关系的直接依据。（三）（2017）京仲裁字第1694号仲裁裁决书和（2018）豫14执恢1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确认了通号公司与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赢公司）间建立和履行了买卖合同并按照买卖合同处理纠纷，这一免证事实证明力远高于国资委相关文件认定融资性贸易公文书的证明力，法院也应当认定本案为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一审基本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主要表现在：一审未查清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案涉基础法律关系，任意改变基础法律关系，属于超裁，且造成当事人权利义务混乱；本案错误否定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认定没货属于基本事实错误；《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和《退货接收证明》是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正常商业过程文件，不是结算协议，系永安公司为配合通号公司进行财务做账，出具的过程性文件。且通号公司所谓结算金额的形成是以永安公司认可收到6100万元货款为前提，永安公司不认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永安公司收到了6100万元货款，一审依据该《往来询证函》错误认定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四季公司与永安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属于基本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诚公司）郝正勇指示和参与了2015年4月3日案涉汇票流转，遗漏了汇票流转重要当事人通诚公司，属于基本事实不清。（一）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的交易模式和流程证明本案是买卖合同。双方签订《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合作框架协议》《煤炭买卖合同》，通号公司先行支付永安公司煤炭预付款，永安公司用该笔预付款将购得的煤炭直接从煤炭发运站运至通号公司合同相对方[先是青海路兴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路兴公司），后是通诚公司、四季公司]收货地，双方通过“走单走票不走货”形式完成了货物交付，有煤炭价格结算单、货权转移证明单、收货确认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记账凭证、资金流水凭证等证明煤炭买卖合同发生和履行，二者通过增值税发票一票结算，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支付结算款，如需继续合作，双方另行签订合同。煤炭质量以永安公司购煤时的质量标准为准，数量以永安公司购煤的铁路大票为准，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煤炭交货点在发运站车板交货。永安公司将煤炭交付通号公司合同相对方后，向通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主张结算；通号公司将从永安公司购得的煤炭销售给下游的青海路兴公司、通诚公司和四季公司，他们之间通过增值税发票一票结算和付款。根据通号公司提交的证据统计，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共完成煤炭交易390455.45吨，货值252107675.6元，已付煤款231400000元，欠付20707675.6元；通号公司与青海路兴公司、通诚公司、四季公司共计完成煤炭交易390455.45吨，货值260437846.8元，已付款260437858.22元。（二）现有证据不满足借贷法律关系构成要件。通号公司没有提交借贷发生的主体、合意、出借和还款资金往来、利息标准、还款时间和方式、借贷对账单、欠款确认函等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尤其是通号公司没有提交其单方主张的永安公司指定或者委托青海路兴公司等第三方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证据。（三）《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退货接收证明》不是双方的结算协议，经（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退货接收证明》签章不足以证实永安公司的经济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不能认定被告人杨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015年的《往来询证函》经永安公司签认，仅是双方互相配合财务审核和做账的惯例，该询证函仅作为审计对账使用，不作为债权债务确认依据。双方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仍然以合同、已付款、货权转移单、双方资金流向等基础事实为依据。通号公司提及的2015年8月28日《保证函》、2015年9月2日《退货接收证明》涉及的38306.4516吨19574596.76元原煤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3302764.06元原煤是本案双方诉请的组成部分。《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退货接收证明》不是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最终结算的依据。（四）一审法院未查清买卖合同基本事实。自2013年10月起，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合同。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通号公司与青海路兴公司、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通号公司与四季公司分别签订和履行了煤炭买卖合同。通号公司自认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永安公司提交了能够证明案涉交易实质交货的重要证据，包括永安公司采购煤炭、永安公司销售给通号公司、通号公司转售给通诚公司和四季公司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货权转移单、入库单等，但一审法院否定证据的证明力，实属断章取义，违背了民事证据盖然性的认定标准和煤炭大宗货物基本商事交易惯例。（五）案涉虚假汇票不具有民事支付效力，一审判决关于“6100万元虚假汇票对永安公司欠付通号公司款项的事实及数额亦不产生影响”的认定错误。2015年4月3日交接流转6100万元汇票时，通诚公司郝正勇、通号公司杜移风、永安公司杨澎均在现场，此时永安公司不知汇票虚假。被伪造的汇票自始无效。永安公司从未认可虚假汇票的支付效力。通号公司应当向通诚公司主张虚假汇票的权利，法院应予追加通诚公司。虚假汇票影响通号公司、永安公司和通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即使在本案买卖与借贷法律关系模糊时，也应当由通号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以合同关系判决属于一审超裁，这直接导致永安公司承担邓凤祥伪造虚假汇票的民事法律后果，显失公平。本案通诚公司缺位，造成基本案情不清，裁判不公。（三）一审判决的利息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四、本案发现诸多刑事犯罪线索，请法院依法处理，避免当事人通过诉讼技巧获利。1.通号公司提交的（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中“2015年4月3日，时任永安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邓宏接受其兄邓凤祥（通诚公司实际控制人）安排”的内容，括号中部分属于另行添加，而该说法被一审判决采纳。通号公司此举系伪造涉及融资性贸易认定的关键证据。2.伪造买卖合同判定关键要素收货与否的证据。通号公司提交的证据1.3《数量、质量确认单》与永安公司原件不同，签字下移、增加“仅确认数量、质量，不代表收货”的内容，被一审法院采纳认定没货，不认定买卖合同。3.通号公司利用原煤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抵扣，一审认定借贷使其获利，故意逃避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煤炭买卖，并完成了煤炭实质交易，通号公司虽然在本次诉讼中主张为企业借贷纠纷，但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违背大宗煤炭交易惯例，促成通号公司不诚信、非法获利的行为实现，导致永安公司国有资产流失。请求二审纠正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永安公司上诉请求。另，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系独立法人，不存在法定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对于中力公司承担责任的判决。通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公正。永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自圆其说，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国资委等系列文件已查明认定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融资性贸易，通号公司亦充分证明双方只有资金往来，而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一）国资委、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已分别查明认定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上述认定系有权国家机关在充分调查基础上作出的法律文件，依法属于免证事实。上述认定结论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就案涉交易，三个国家机关分别进行财务审计和全面调查，均查明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系融资性贸易，此系国资委等国家机关针对案涉交易所作的专项审查认定结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关联性，与永安公司所主张的国资委抽象性文件存在本质区别，且依法属于免证事实，永安公司未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通号公司已充分举证证明，煤炭买卖合同系虚假伪装行为，双方真实合意是融资借贷。永安公司循环使用资金，自认负有还款义务。1.一审判决已查明本案无真实货物流转，仅有资金流转。2.案涉交易不符合买卖合同基本特征，而符合借贷合同特征。合同中所记载的煤炭的发运站和到达站相同，煤炭根本不发生任何实际流转，各方之间只有资金循环。再有同一主体在交易链条上的地位任意变换，显然不可能是真实的煤炭买卖。3.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自始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以煤炭贸易形式实现企业间借贷，永安公司指定下游代为还款付息。4.永安公司始终自认负有还款义务，是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借款人。（三）永安公司称案涉交易未形成闭环、并非融资性贸易，甚至称通诚公司才是借款人，违背双方真意和客观事实，不能成立。1.“形成闭环、高买低卖”只是融资性贸易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融资性贸易的构成要件。本案事实完全符合融资性贸易的主要特征：其一，下游均是由永安公司指定并多次变更，下游作为永安公司还款付息的手段，资金流实际形成闭环；其二，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同在平顶山，且两家公司关系密切，却加入远在北京的通号公司作为中间环节，明显是人为增加交易环节；其三，通号公司从不接触货物，各方只是通过开具和接收增值税发票完成形式上的贸易环节，不存在真实货物流转，通号公司也从未取得过货权；其四，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投入6000万元资金，供永安公司循环使用，双方之间只有单纯的资金往来。前述事实，在真实的煤炭贸易中显然不会发生，而是完全符合融资性贸易的特征，双方的实质法律关系是借贷。2.永安公司上诉提出通诚公司是借款人的新主张，与证据相互矛盾，不符合双方真意。案涉交易由永安公司主动发起，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借资金，下游均由永安公司指定并多次变更，下游只是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还款付息、实现资金循环的手段，只有永安公司始终处于交易链条中。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融资性贸易始于2013年10月，而通诚公司是在2014年2月才经永安公司指定加入交易链条。本案四方会议纪要和六方会议纪要载明，会议旨在解决“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遗留问题”，通诚公司均未参加，足以印证通诚公司不是借款人。二、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而自愿承诺还款，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无论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永安公司均应按照其承诺履行还款义务。一审判决判令永安公司还款，符合永安公司真意及双方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永安公司无任何合理理由推翻自身还款承诺。（一）最高人民法院在类案中明确，结算协议应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不受当事人就法律关系性质争议的影响。（二）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多次确认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系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符合事实，应当据此认定永安公司的还款义务。1.假汇票事发后，双方经过反复的对账、“退货”、退款，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永安公司欠付通号公司款项的遗留问题。永安公司是在明知案涉6100万元汇票虚假的前提下，自愿出具《往来询证函回函》《退款保证函》《退货接收证明》等文件，确认欠通号公司款项40292324.4元。上述欠款承诺加盖永安公司的真实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合法有效。2.永安公司出具结算文件时已将假汇票问题考虑在内，无论案涉汇票真假，均不影响永安公司的欠款事实。假汇票与2015年的增值税发票流转有直接因果关系，必须一体看待。永安公司直接自邓凤祥处取得假汇票，并且全程安排汇票在通诚公司、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的背书流转，取得汇票后既不入账，到期后也不提示付款，严重违反财务规范和票据法要求，具有重大过错。3.永安公司欠款承诺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结算。永安公司出具《询证函回函》《退款保证函》，承认20717727.64元“未开展业务”，承诺退还；永安公司又办理19574596.76元“退货”（无实物交割）并出具《退货接收证明》，承诺退还款项。永安公司确认的欠款金额合计40292324.4元，至今未偿还，此即通号公司诉请金额。（三）生效刑事判决明确认可永安公司还款承诺的效力，永安公司试图推翻自身承诺，不仅违背基本诚信，也与刑事判决逻辑冲突。三、永安公司始终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更未证明其实际履行了交货义务，却反诉要求通号公司支付货款，违背客观事实，不应得到支持。（一）永安公司称双方系真实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无有力论证。1.以形式上的买卖合同隐藏企业间借贷的实质，正是融资性贸易的特征，也是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应有之义，永安公司以表面形式证明法律关系性质，逻辑不能成立。2.法律关系性质不属于当事人自认范畴，另案对法律关系的表态显然不构成本案的自认。3.刑事判决没有查明和认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职能，客观上也没有审查认定双方的实质法律关系。永安公司将刑事判决记载的各方关于交易形式的描述，曲解为刑事判决对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作出了认定，于法无据。（二）永安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案涉合同对应的交货义务，其对交货事实的表述前后矛盾，反而有大量证据印证其不可能实际交货。1.增值税发票或货权转移单均非物权凭证，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2.永安公司所交证据最多只能证明其曾在2014年采购过部分煤炭，但不能证明曾向通号公司交货，更无法对应到案涉合同。3.永安公司的主张与下游证言及生效刑事判决相互矛盾。下游通诚公司及末端电厂均确认未实际收到永安公司交付的煤炭。（2018）鄂71刑终1号刑事判决书（也即邓凤祥生效刑事判决）查明，2010至2014年四年间，永安公司在平顶山东站的运载总量仅为171238吨，永安公司却主张向通号公司供货39万吨，根本不具有客观可能性。4.永安公司关于交货事实的表态自相矛盾，更加印证其没有真实交货。5.永安公司的一系列行为都印证其不可能实际交货。永安公司称自己在2014年就提前交货，不仅违反《煤炭买卖合同》关于“先款后货”的明确约定，更意味着只要通号公司拒绝接收增值税发票，永安公司将无任何证据证明交货、无权主张货款。本案既没有通号公司发出的交货指示，也没有下游通诚公司的收货确认，永安公司自甘风险、提前交货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此与其在函件中自认“没有实际交付原煤”，“恳请”通号公司先行认证发票的行为矛盾，显然本案不可能存在真实的交货行为。综上所述，本案双方无买卖煤炭的真实意图，双方的真实合意是融资性贸易。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多次确认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款项，理应履行还款承诺。一审判决关于法律关系性质和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充分还原了双方真意和客观事实。永安公司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中力公司辩称，同意永安公司的上诉意见。通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永安公司返还截至2015年7月31日欠付的借款本金40292324.4元；2.永安公司以40292324.4元为基数，按照年化12%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暂仅要求支付其中的900万元；3.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的第1项、第2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永安公司、中力公司承担。永安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驳回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通号公司依约向永安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0707675.60元；3.判令通号公司支付永安公司所欠货款的利息损失（以20707675.6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3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通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5日，永安公司（甲方）与通号公司（乙方）、通诚公司（丙方）、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丁方）签订《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框架协议》，约定：一、合作模式：1.四方合作模式定位于煤炭购销合作模式，即甲方销售给乙方，乙方销售给丙方，丙方销售给丁方；2.甲方保证煤炭发运规模，乙方保证本项目资金的运转，丙方保证最优的价格采购，丁方负责煤炭的市场开发和销售工作；二、合作目标及结算价格和流程：1.四方合作项目发运的所有煤炭全部通过丁方销售结算……3.乙方不对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负责，如因货物质量及数量的差异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丙方承担；4.合作项目销售的煤炭结算流程：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即甲方对乙方销售，乙方对丙方销售，丙方对丁方销售，上游对下游出具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结算票据，每月25日四方进行业务、财务对账，确认收、发、存数据并进行财务结算；三、资金支付及监管：合作项目的资金支付流程：丁方—丙方—乙方—甲方；协议执行期：2014年2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等。2014年2月16日，通号公司（甲方）、永安公司（乙方）和通诚公司（丙方）签订《电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对上述四方协议达成补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从乙方购入煤炭，并向其支付货款；甲方同意筹集资金5000万元用于甲乙双方合作项目，资金循环制使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甲方投资5000万货款的情况下，甲乙丙三方煤炭交易额度须达到52.2万吨以上，并实现甲方年投资回报率不低于12%（即投资回报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的指标；本协议到期后，经三方协商另行签订2015年度合作协议；由于乙方连续3个月度未能满足甲方的月度指标，甲方在告知乙方丙方后，有权撤回投入资金，并有权终止本协议；甲方乙方不对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负责；本协议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永安公司、通诚公司分别作为上下游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13份。2014年12月31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载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永安公司尚欠45129723.39元，永安公司在结论“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同时，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其上载明：通号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欠永安公司20707675.6元，通号公司在结论“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2015年4月2日，永安公司（出卖人）与通号公司（买受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THWZ-CG-201504103-1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价格：原煤150000吨，单价400元，总金额60000000元，数量及单价为暂定数额，实际发生以《价格结算单》为准；二、交（提）货方式：货物运输由出卖人负责，交货前全部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出卖人与买受人的交割地点为通诚货场，货权转移以双方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货权转移单》为准……四、货款结算方式：1.买受人预付出卖人货款60000000元，实行先款后货的支付方式；2.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结算，在买受人确认接收货物后，出卖人按照买受人出具的双方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价格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单》进行开票结算；五、违约责任：合同到期自动终止，自终止之日起出卖人需在30个自然日内将买受人已支付且尚未交付煤炭的预付款全部退回买受人合同约定账户。出卖人如未能在约定时间将预付款退还买受人，还应按照逾期退款金额0.05%/日的标准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八、合同有效期：2015年4月2日-2015年6月30日，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等。次日，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澎、出纳邓宏将一张经由通诚公司背书、出票人为河北圣邦药业有限公司、金额为61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涉案汇票）交付给通号公司。通号公司据此向通诚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100万元的货款收据，并在涉案汇票上签章后将涉案汇票背书转让给永安公司，永安公司据此向通号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100万元的货款收据。2015年7月1日，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中力公司向中信银行查询涉案汇票。7月2日，中信银行就涉案汇票回复称：“我行曾签发银承汇票，金额肆佰玖拾万元整，此银承已到期承付”。2015年7月30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发出《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其上载明：“由于我方原因，我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给贵司承诺的3302764.06元货款至今没有兑现……恳请贵司再宽限一定时间，暂缓办理退货手续，我公司确保在8月15日前协调资金到位。如在8月15日前下游企业仍未支付贵司货款，贵司即可向我公司办理退货手续”等。2015年7月31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其上载明：截至2015年7月31日，永安公司尚欠通号公司预付账款40292324.4元。2015年8月30日，永安公司在通号公司的《往来询证函》下方回函确认其欠通号公司20717727.64元。同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送交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金额共计19574596.76元。2015年8月28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保证函》，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3月4日开具给贵司的17张原煤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19574596.76元，并没有将38306.4516吨原煤交付给贵公司，造成贵司一直没有接受认证。由于该增值税发票认证期限即将到期，恳请贵司先行认证，我公司承诺在2015年10月31日前将原煤38306.4516吨交付贵司或协调下游企业支付贵司该笔货款。如在2015年10月31日前我公司未将货物实际交付贵司或下游企业仍未支付贵司货款，贵司即可向我公司办理相关退货手续（并无实物交割），提出开具增值税红字发票申请，我公司接受退货并向贵公司开具红字发票，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同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款保证函》，其上载明：“对贵司预付给我公司尚未开展业务的20717727.64元余款，我公司在2015年9月5日前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退还贵司，并将申请退款的复印件传至贵司，待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后再另行商议相关合作。”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货接收证明》，其上载明：“因货物质量问题，我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通号公司退回原煤3600吨，货值金额3302764.06元。我公司无条件接受本次退回的货物，并承担因此给通号公司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我公司承诺于2015年9月10日前退还通号公司该批货物的预付货款。”2015年9月2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货接收证明》，其上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收到通号公司退回原煤38306.4516吨，货值金额19574596.76元。我公司无条件接受本次退回的货物，并承担因此给通号公司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我公司承诺于2015年10月31日前退还通号公司该批货物的预付货款。”2016年2月29日，同年5月25日，通号公司与四季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中特别约定：本合同旨在处理出卖人对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预付款债权。2016年3月25日，中力公司、永安公司、通号公司、武汉铁路局平顶山东站（以下简称平顶山东站）就处理平顶山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于2015年4月2日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由永安公司指定通诚公司作为通号公司的下游收货单位，由于通诚公司的资金出现困难，造成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无法实际开展业务和结算。现就如何处理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在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经中力公司、平顶山东站（参会人员：邓凤祥）、永安公司、通号公司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共识：一、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继续履行至2016年12月31日，四季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游发货单位；二、在上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四季公司发货给永安公司，永安公司通过通号公司发货至终端用户（国有电厂），通号公司按照电厂验收确认后的金额扣除10%-20%的货款后继续支付给永安公司从事煤炭贸易业务；三、中力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将积极协调、督促永安公司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解决……五、平顶山东站总体协调项目各方的关系，帮助解决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六、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本着诚信、务实、高效的原则，及时沟通信息，积极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七、为保障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的利益，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根据本纪要内容与四季公司就如何处理遗留问题另行签订相关协议等。2016年8月6日，中力公司、永安公司、通号公司、平顶山东站（参会人员：邓凤祥）、河南省经济技术协作集团公司（参会人员：崔健）、四季公司就平顶山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的处理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一、由河南省经济集团担保，四季公司在2017年3月31日前提供资金或煤炭价值6100万元，将遗留问题全部处理完毕。二、由四季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游发货单位，永安公司通过通号公司发货至终端用户（国有电厂）。通号公司每一单按照电厂验收确认后的货物金额扣留20%等。2016年8月25日，中力公司向通号公司发出《关于债权确认及相关问题的函》，其上载明：“截止本函出具之日，贵司差欠我公司下属的永安公司货款本金20707675.6元。2015年4月，贵司向我司背书编号为24040665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金额陆仟壹佰万元），拟以此支付上述欠款，2015年7月初，经我公司查询并经确认，银行并未签发过该张承兑汇票，该承兑汇票不能作为货款支付的有效凭证。我公司多次布置永安公司向贵司退回该承兑汇票，并收回永安公司的收据，永安公司未能完成。2015年7月、9月和2016年8月，根据路局领导对清理债权工作的要求，我司先后三次来贵司协商退票事宜未果，期间还于2015年8月向贵司送达律师函，提出我司主张，但至今未收到贵司回复，为此特向贵司致函，望贵司尽快确认我公司下属永安公司对贵司的债权20707675.6元，并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积极支付差欠我司的货款。”2016年8月30日，中力公司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报案。次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8.30票据诈骗案”立案侦查。2016年9月13日，通号公司向中力公司出具《关于对中力公司＜关于债权确认及相关问题的函＞的回复》函，其上载明：“一、截至贵司来函之日，贵司下属的永安公司欠我司预付款本金40292324.4元，按照双方的约定我司保留追享年化固定收益、迟延利息及违约金的权利；二、2015年4月3日，永安公司总经理杨澎和会计邓宏向我司交付一张盖有通诚公司背书的承兑汇票。按照永安公司的要求，我司应将该汇票背书给永安公司作为新一笔采购合同的预付款，不得压下汇票。因此我司财务按双方结算惯例当场背书给永安公司，由永安公司会计邓宏现场取走汇票；三、按贵司所述，贵司及永安公司于2015年7月查询得知该汇票系伪造，但贵司及永安公司却一直对我司隐瞒，直到2015年8月30日晚上我司才首次从武汉铁路局相关领导电话中听说汇票不能入账。汇票问题暴露之后，永安公司愿意担责，并于当晚确认欠我司款项。此后，贵司及永安公司多次承诺解决该遗留问题，消化该张假票造成的后果。但迄今为止，永安公司通过四季公司仅偿还了330万元，尚有40292324.4元本金未偿还；四、我司特提如下要求：1.因该汇票系伪造，不得退回，依法应当由相关部门收缴，并追究伪造者和知情使用者的责任，对于相关人员是否存在恶意诈骗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破案；2.因该汇票产生的经济责任，永安公司已经确认担责，贵司必须尊重历史和事实，不得单方面否定；3.如贵司仍主张退票，则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我司基于该汇票而接受永安公司的相应金额发票一并退还。无论何种处理方式，你方拖欠我司本金及相关利息、收益的事实不会改变，你方应及时偿还。”2016年10月8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对涉嫌票据诈骗的邓凤祥、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的杨澎执行逮捕。2016年11月25日，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向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发出《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融资性贸易业务的风险提示函》（国监办发监督[2016]54号），函中指出“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2013年10月以来，你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物资集团）与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安公司）及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简称商丘鸿赢）开展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形成大额资金损失风险。截止目前，造成4966.41万元应收账款未按约定收回，其中，永安公司欠4029.23万元，商丘鸿赢欠937.18万元。”2017年1月12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询证函》，其上载明：经其核对，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应收账款40292324.4元，应付账款30000元，如认为结余与账面记录不符，将信息邮寄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2月14日，永安公司在该《询证函》中回函认为上述金额不符，并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回函称通号公司尚欠其货款20707675.6元未予支付，差额原因系通号公司于2015年4月以涉案汇票支付的货款6100万元，经查实上述票据系伪造未能支付，截止2016年12月31日，通号公司实际尚欠永安公司货款20707675.6元未予支付。2017年3月1日，在国资委作出的《关于第六批3家中央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情况的通报》（国资财管[2017]121号）中载明：“中国通号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集团）通过预付款方式，与武汉铁路局所属子企业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由同一自然人控制的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和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形成风险敞口0.5亿元”。2017年7月17日，国资委向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发出《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国资监督一[2017]626号），通报中指出“2013年10月以来，你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截至2016年12月31日，造成4966.41万元应收账款逾期未收回”。2017年11月17日，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永安公司、杨澎、邓宏犯单位行贿罪、杨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邓宏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杨澎、邓宏犯贪污罪，并向武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武汉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日，被告人杨澎[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三重一大”程序及上级单位中力集团批准，超越自身职权擅自决定与通号公司签订一份6000万元的煤炭买卖合同。2015年4月3日，时任永安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邓宏接受其兄邓凤祥（通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安排，在未向单位主管领导汇报的情况下，超过其工作职责范围，携带一张伪造的面额为6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至通诚公司办理通诚公司背书给通号公司的手续。之后，杨澎指示邓宏去通号公司接受货款。同日，邓宏携带上述汇票到达北京，在通号公司与杨澎汇合。经协商，通号公司将该汇票背书给永安公司，在杨澎安排下，邓宏将该汇票作为永安公司的业务回款予以接收并向通号公司开具收据。邓宏携带上述汇票返回平顶山后，杨澎指令邓宏不得将该汇票入账，邓宏也未按照规定对该汇票进行实质审核并及时入账。2015年7月，中力集团发现上述汇票系伪造，指令杨澎不得接收该汇票，并要求其通知通号公司该汇票转让无效。杨澎明知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系伪造票据，无视中力集团的指令，于2015年8月至9月间代表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作出书面确认，形成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债权债务在账面上发生变化。综上所述，杨澎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邓宏存在失职行为。银行承兑汇票照片、票据业务查询书、复查书、退款保证函、往来询证函、收据、财务调查报告、民事诉状等一系列证据证实涉案的6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为伪造金融票证，该票证先经通诚公司背书至通号公司，再由通号公司背书至永安公司，因票据流转，通诚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账面上发生变化，永安公司尚未实际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况下，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永安公司的经济损失已经实际发生，认定杨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邓宏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缺少“造成国有公司破产或者严重损失”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罪名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定。2017年，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邓凤祥、崔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邓凤祥犯受贿罪，并向武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武汉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初，邓凤祥以解决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之间的财务账目问题为由，向崔健提出制作一张大面额假银行承兑汇票。2015年4月3日，邓凤祥让其妹邓某（另案处理）携带该汇票先后到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办理背书流转手续，后邓某将该汇票带回永安公司，但未及时入公司财务账。2016年7月，永安公司的上级单位中力公司经过向出票行查询后发现该汇票为假票，即指令永安公司不得接受该汇票。经武汉铁路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银行承兑汇票是参照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市行唐支行出具的编号为1020005224040665已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仿制而成。该院认为，邓凤祥、崔健违反国家金融票证管理制度，伪造金融票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2017年12月29日，武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7）鄂71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邓凤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等。判决后邓凤祥不服提起上诉，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证实通号、永安、通诚三家公司长期合作经营煤炭生意，2014年，因用煤单位没有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被强制性关闭，造成资金无法回转，三家公司便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通号公司要接受财务大检查，永安公司面临着清欠的压力，为了今后更好的合作经营，在三家公司的认同下，由邓凤祥出面召集三家公司多次商讨解决债权债务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邓凤祥便通过崔健联系上伪造银行承兑汇票的李某琦，按照三家公司大概的债权债务数额，伪造了一张6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经三家公司负责人同意，在该承兑汇票上背书后进行空转，以解决通诚、通号、永安公司之间暂时的财务账面平帐问题。根据本案的犯罪目的、侵犯的客体、实施的手段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综合判定，认定邓凤祥、崔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构成情节严重较为适当。2018年4月23日，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鄂71刑终1号刑事判决书，判令撤销武汉铁路运输法院（2017）鄂71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中对邓凤祥、崔健的量刑部分，改判邓凤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七万元等。通号公司认为永安公司在明知假汇票后向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是永安公司对其使用假承兑汇票责任的自认和对通号公司债务事实的确认，且本案是融资性贸易纠纷，无论涉案汇票真假，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的预付货款只是以其享有并应当回收的债权进行再投入，形式上负担而实际上并不负担每份循环贸易合同另行对永安公司预付货款的给付义务，永安公司应按其已经确认的金额向通号公司返还40292324.4元；永安公司认为通号公司以背书转让涉案汇票方式支付的6100万元预付款不能成立，通号公司尚欠其货款20707675.6元，故引发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谁应向谁付款；三、中力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并在此基础上对双方的诉辩主张能否支持作出评判：关于争议焦点一：通号公司认为其与永安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借贷，通号公司是出借人，永安公司为借款人，永安公司则认为其与通号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间履行了煤炭实质交付义务，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在买卖合同项下处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约定了合作模式“即甲方销售给乙方，乙方销售给丙方，丙方销售给丁方”，资金支付流程“丁方—丙方—乙方—甲方”，之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及通诚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通号公司“筹集资金5000万元”，“资金循环使用”，协议签订后从2015年的实际履行情况看，虽然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通诚公司之间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各方之间也有货权转移单、永安公司也向通号公司提供了发票，但各方不能举证证明存在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货物，也不能证明曾经从事过煤炭买卖、存储、运输、交付等任一与履行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相关的行为，仅凭各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货权转移单、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并不能直接认定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就是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提交的《询证函》《往来询证函》《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保证函》《退款保证函》、会议纪要等证据不难看出，就案涉的6000万元双方经过了反复的对账、退货、退款等处理行为，这些行为集中的意思表示就是为了解决6000万元的遗留问题，而非为了如何履行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第三，2016年，四季公司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签订了两组煤炭买卖合同，该两组合同中明确写明“本合同旨在处理出卖人对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预付款债权”，由此可见签订这两组合同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解决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的款项问题，而非为了进行煤炭买卖。第四，2017年，国资委、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分别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以贸易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融资性贸易行为，并造成4000余万元资金未收回。以上可以看出，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煤炭买卖合同关系，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提供资金，是为了供永安公司循环使用，通号公司从中获利，双方之间是融资性贸易行为，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融资性贸易关系，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只是单纯的资金往来，不管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效力如何，均不影响永安公司应将欠付的款项给付通号公司的结果。第二，为解决遗留问题，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进行了《往来询证函》《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保证函》《退款保证函》、会议纪要等多次多种文件往来，这些文件的性质和效力均不受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性质及效力的影响。第三，6100万元的虚假承兑汇票，未产生实际付款行为，因此对永安公司欠付通号公司款项的事实及数额亦不产生影响。综上，永安公司在《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中确认欠款20717727.64元；在2015年9月2日《退货接收证明》承诺退款19574596.76元，合计永安公司确认尚有40292324.4元未付给通号公司，其应按该欠款额向通号公司履行给付义务，通号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永安公司反诉要求通号公司给付货款20707675.6元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通号公司要求永安公司给付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永安公司以40292324.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利息以900万元为限。关于争议焦点三，第一，虽然中力公司是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各自有着自己的办公场所，有着自己的人员、账册，通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存在混同情形。第二，中力公司参与了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遗留问题的处理，履行的是对下级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不能认为是对永安公司的过度控制和支配，故通号公司要求中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付款40292324.4元；二、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款利息（以40292324.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以900万元为限）；三、驳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为支持己方主张，永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邓凤祥刑事笔录，证明永安公司并非该系列贸易的组织者，而仅仅作为贸易链条中的一环，通诚公司是实际用款人，整个链条的真实账务应当是通诚公司欠通号公司4000多万元，通号公司欠永安公司2070万元；2.张跃进刑事笔录，证明该贸易的组织者并非永安公司，永安公司仅仅是贸易的参与人，有关永安公司负责下游回款的内容仅是通号公司的单方陈述，实际欠款人是通诚公司，在6100万元汇票虚假的情况下，该多出的13371840元应视为通诚公司对通号公司还款，冲抵永安公司、通号公司、通诚公司之间的债务；3.杜移风刑事笔录，证明通号公司基于风险考虑不直接投钱给通诚公司，而是以预付款的形式给了永安公司，当通诚公司回款困难时，其是催促永安公司协调通诚公司向通号公司回款，还款主体是通诚公司；4.单春荣刑事笔录，证明实际欠款人为通诚公司，单春荣在接收通诚公司时，也接收了通诚公司欠付通号公司债务，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通诚公司之间的货物交付方式为拟制交付，煤炭均运输、存放在通诚公司货场；5.郝正勇刑事笔录，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永安公司安排了整个汇票的背书手续，该事实认定有误，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之间形成了三角债，通诚公司是通号公司的债务人；6.王明杰刑事笔录，证明通号公司联系河南省今众贸易有限公司洽谈煤炭业务，通号公司是整个连环煤炭买卖的发起人；7.青海焦煤发运流程及新疆电煤发运流程表格，证明永安公司、通号公司、通诚公司之间开展连环煤炭买卖交易，通诚公司负责发货的计划、安排协调等，最终煤炭利益归属也是通诚公司；证据8.煤炭买卖合同（TYMT-2013-12），证明案涉35100吨煤炭，永安公司从河南天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圆公司）采购煤炭后销售给通号公司；证据9.通号公司原一审证据目录，证明通号公司原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且提交了合同、货权转移单等，也证明本案真实是煤炭买卖纠纷，通号公司承认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曾向通号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通号公司归还欠款；证据10.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函及送达照片，证明永安公司一直不认可假汇票支付效力，要求通号公司偿还欠款；证据11.通号公司与上下游之间煤炭买卖信息汇总表及附件，证明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进行煤炭连环买卖，双方合同约定的煤炭标的物质量数量相同，但是合同履行时间、发票开具时间、收货确认时间、结算时间、风险防控（先货后款或者先款后货）、争议解决方式均不一致，这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证据12.通号公司有关自认文件摘录，证明本案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间真实意思表示就是煤炭买卖合同；证据13.张跃进刑事笔录，证明通号公司的债务人是通诚公司，杨澎出具往来询证函与通号公司接收1957万元增值税发票是互为条件的，双方互相配合应付财务检查和避免税费损失，双方的债权债务应另行结算；证据14.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28民终79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案涉煤炭交易，永安公司与上游的青海路兴公司以及青海路兴公司与其上游天圆公司，就煤炭买卖合同结算产生纠纷，经法院认定系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此属于免证事实。因该案与本案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案件重大关联，案件基本性质一样，故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也应是煤炭买卖纠纷，整个贸易链条中存在真实煤炭的流转；此外，永安公司以下列补充证据为二审证据：1.2015年1月12日的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就双方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的账目说明，证明该函仅是为应付财务审计用，不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确认的依据，双方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仍然以合同、已付款、货权转移单等基础事实为依据；2.武汉铁路局平顶山东车站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四季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永安公司与四季公司所签协议，证明38306.4516吨原煤履行、退货、争议解决都是基于煤炭买卖法律关系，永安公司因以10万吨煤炭买卖形式取得的38306.4516吨原煤退货担保，所以才出具红字发票，这些都属于煤炭买卖的正常交易范畴，38306.4516吨原煤交易、退货不存在所谓的“借贷法律关系和还原业务”；3.通号公司上级单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亮肯定和认可通号公司开展煤炭商贸业务，证明煤炭大宗贸易是通号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其上级单位知悉并肯定这种做法，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从一开始就开展煤炭买卖贸易，不存在通谋虚伪的借贷；4.货款纠纷情况简介，证明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自纠纷发生伊始就认为双方间开展煤炭贸易合作，通号公司以2015年4月3日的煤炭买卖合同为起诉依据主张永安公司返还预付款和承担违约金，其对2015年4月3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之外的交易无异议，通号公司自始认为与永安公司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其现已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且没有提交充分证据，其不诚信行为不应得到支持；5.煤炭买卖合同（THWZ-XS-201402104）和（2017）豫14执138号之五《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证明除本案外通号公司还单独与鸿赢公司开展了煤炭买卖，此即是国资委文件中提到的通号公司另外一件所谓的“融资性贸易”，但通号公司在仲裁中自认是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完成了煤炭交付，仲裁裁决认为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通号公司已经以该买卖合同关系的仲裁裁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通号公司对上述证据认为，认可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3、4、5、6的真实性，对证据1至证据6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证据9至证据12均为本案原审证据和开庭笔录，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同意永安公司重复举证，不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如证据14有原件则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于永安公司补充的证据，通号公司首先认为永安公司超期举证，不应纳入本案举证质证的范围，对具体证据的意见是：认可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补充证据2中武汉铁路局平顶山东车站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永安公司证明目的，不认可四季公司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永安公司与四季公司所签转移10万吨煤炭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补充证据3、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补充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中力公司同意和认可永安公司的证据及证明目的。通号公司为反驳永安公司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张跃进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17日刑事询问笔录；2.杜移风2016年9月6日刑事询问笔录；3.黄顺强名片；4.不可撤销的担保函；5.通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6.2009年8月24日河南工人日报；7.通号公司名称变更通知。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的证据认为，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但其中有多处可以证明，本案为煤炭买卖合同；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张跃进和杜移风已认可黄顺强代表通诚公司；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函是退货退款保证函；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中力公司对通号公司的证据的意见与永安公司相同。通号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有通诚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新民签字的《通诚公司情况说明》，陈新民并作为证人到庭陈述，所陈述意见与《通诚公司情况说明》内容一致，该份《通诚公司情况说明》具体内容与一审中所交该份证据内容相同，主要包括：2014年2月，通诚公司接受永安公司指定作为通号公司下游收货单位，三方开展以煤炭买卖为形式的融资性贸易。通诚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是原平顶山东站站长邓凤祥，直至2017年3月，陈新民才收回通诚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邓凤祥安排了涉案6100万元汇票由通诚公司背书给通号公司的手续。自2014年8月初陈新民进驻通诚公司以来，永安公司未向通诚公司交付过煤炭，从通诚公司的财务账册中未发现火车货票等提货凭证。对通号公司此份证据及陈新民的证人证言，永安公司认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通号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该份证据上并无陈新民签字，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证据，而通号公司未对永安公司提出上诉，故通号公司无权补正该证据并作为新证据提交，陈新民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说明多处自相矛盾，法院不应采信此证据。中力公司同意永安公司的意见，并认为陈新民在2014年11月前并未委派收货人员和业务人员进驻通诚公司，其对具体业务履行情况是不知情的。本院查明，在涉案《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框架协议》和《电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前及同期，通号公司即向永安公司多次汇款共计6000万元用于与涉案合同形式相同的煤炭购销合作，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资金循环使用。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引述武汉铁路运输法院（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2015年4月3日，时任永安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邓宏接受其兄邓凤祥（通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安排”有误，原文应为“2015年4月3日，时任永安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邓宏接受其兄邓凤祥的安排”。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通诚公司及案外人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框架协议》中约定通号公司保证资金运转，并不对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负责，通号公司将资金支付给永安公司；通号公司、永安公司和通诚公司签订《电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中约定通号公司筹集资金5000万元从永安公司处购入煤炭，向永安公司支付货款，资金循环制使用，在通号公司投资5000万元货款的情况下，通号公司、永安公司、通诚公司三方煤炭交易额度须达到52.2万吨以上，实现通号公司年投资回报率不低于12%的指标，并约定由于永安公司连续3个月度未能满足通号公司的月度指标，通号公司有权撤回投入资金等。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通号公司的合同义务是提供资金，而保证通号公司投资回报率是永安公司基于通号公司的投资所增加支付的合同对价，上述约定内容能够证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签订合同时均以融资为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通号公司、永安公司双方之间是融资性贸易行为，并无不当。永安公司主张，其与通号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煤炭交付行为，但除煤炭买卖合同、货权转移单、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外，目前尚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货物，也不能证明有煤炭存储、运输、交付等真实存在的货物流转，且此并不能推翻永安公司在合同中应承担的确保通号公司固定的投资回报率义务，该义务内容已与一般买卖合同中卖方义务明显不同。故本院对永安公司所主张的其与通号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不予支持，永安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笔迹鉴定申请及提供的刑事询问笔录等证据均不能否定永安公司在上述合同中为己方义务所设定的安排，本院不予采纳。实际履行中，因涉案6100万元虚假汇票问题，造成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就款项结算问题产生争议，通号公司主张永安公司尚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永安公司则主张通号公司尚欠永安公司20707675.6元。本院注意到，双方主张的金额之和即为6100万元，因此对该问题的认定和判断应当结合双方之间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和资金循环使用的交易习惯。经查，中力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即已查询涉案汇票并获知虚假汇票相关情况。除永安公司于2015年8月30日在通号公司的《往来询证函》上确认欠通号公司20717727.64元外，永安公司还在2015年8月28日向通号公司出具《退款保证函》，确认该20717727.64元款项为预付款，并承诺向上级单位申请退还。同时期，永安公司还提出合计金额为19574596.76元的17张原煤增值税专用发票未交货、为避免损失要求通号公司先认证，向通号公司出具了《保证函》和《退货接收证明》，承诺退还通号公司该笔金额为19574596.76元的预付款。现永安公司并无充足的相反证据推翻前述函件中所记载的内容，以上两笔合计金额40292324.4元，永安公司应当向通号公司支付，一审法院支持通号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永安公司上诉提出，通号公司应给付尚欠货款20707675.6元，但永安公司仅以通号公司所签货权转移单、收货确认单、增值税发票及2014年12月31日的《往来询证函》中通号公司确认内容为证，如本院前述，不能仅凭货权转移单、收货确认单、增值税发票认定货物真实流转交付，而永安公司亦于2014年12月31日的《往来询证函》中向通号公司确认欠款45129723.39元，因此永安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通号公司上诉提出，中力公司应对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中力公司已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办公场所、工作人员、财务账册均与永安公司相区别，并无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混同的情形，至于通号公司上诉主张中力公司过度控制永安公司的财务和决策，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通号公司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永安公司上诉还提出通号公司伪造证据的问题，本院对此认为，虽然通号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有失实之处，但没有证据证明通号公司伪造证据的故意，且通号公司所提供证据并不影响本院依据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和各自出具的函件作出的认定。综上所述，通号公司、永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9749元，由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3540元（已交纳），由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16209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石磊审 判 员 李丽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