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6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40号。法定代表人：吴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晶玮，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新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新民市中兴东路34号。法定代表人：徐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洋，辽宁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旭，辽宁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34号。法定代表人：王英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新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民农商行”）、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15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农商行上诉称：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8)辽0103民初15334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1533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结论和判决结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新民法院扣划的款项已经从保证金转化为普通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结论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一审判决援引《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认定被上诉人恒信公司在上诉人处设立的账户为保证金账户，那么既然是保证金账户，上诉人对存入账户的保证金即享有优先受偿权，这就意味着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是无权扣划的，意即新民农商行取得该款项没有合法依据。这也是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主要依据之一。按照这个逻辑和思路，一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对于保证金转化为普通存款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应予以纠正。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到本案，关于案涉款项为保证金性质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关于该节事实的举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认为扣划的款项系借款清偿完毕后释放出来的保证金，丧失了保证金性质，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未就其反驳的事实予以举证证明，其仅仅是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而一审法院将该项举证义务分配给上诉人显属不当，违反了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和规定，即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相关的借款已经清偿完毕，款项。的性质从保证金转化为普通款项；上诉人应证明借款未清偿完毕，但未清偿完毕是一个否定的、消极事实，上诉人是无法举证证明且没有必要证明。故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项下的保证金已经转化为普通存款没有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依据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一)一方取得财产利益是指因一定的事实结果而获得了或增加了财产或利益上的积累，或者权利或利益上的限制或负担消灭，如存在于所有物上的抵押权消灭，对所有人也属一种得利。本案中，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通过新民市人民法院的强制扣划行为取得了案涉保证金的所有权，最终使得案涉贷款得以清偿，符合不当得利的第一个构成要件。相对应的，被上诉人恒信公司通过该执行行为使得其与新民农商行的贷款担保关系得以实现，双方的债权债务消灭，权利负担消灭，对恒信公司而言，也是得利。(二)一方受有损失指一方受有财产上的利益，给他人带来了损失。本案中，因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获得了财产上的利益，使得上诉人丧失了对案涉保证金的质权，导致被上诉人恒信公司在上诉人处的数十笔贷款发生逾期或欠息等违约情形，质权人(上诉人)的优先受偿权无法通过扣划保证金得以实现，恒信公司也无力补足保证金。(三)利益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损人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是指受损人的损失是由于受益人受益所造成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从上诉人享有质权的保证金账户先后扣划了20300221.82元，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对借款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从而导致上诉人的质权丧失，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利益的取得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利益的取得无法律上的根据，是指缺乏获得利益的法律上的原因。依据民法总则意即“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新民农商行通过新民市人民法院的强制扣划行为取得了案涉保证金的所有权，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法释【1997】4号)：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即新民市人民法院将上诉人享有质权的保证金强制扣划的行为本身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故被上诉人新民农商行取得案涉保证金没有合法根据。因此，本案中新民农商行取得案涉保证金的所有权，上诉人丧失了对保证金的质权和优先受偿权，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被上诉人获得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据法律规定应予返还并应依法给付上诉人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没有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结论和判决结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撤销，望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新民农商行辩称:一、新民法院冻结、扣划的不是沈阳农商行主张的贷款保证金。2015年9月6日新民法院冻结一年后，自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分五次扣划2030万元，从对账单中显示，后期陆续进账合计1900万元，该账户峰值金额高达4900万元，沈阳农商行主张新民法院扣划的是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保证金，从沈阳农商行提供的要求有限受偿的担保合同来看，一共23份，该保证金存入的时间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新民法院冻结之后，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新民法院2015年9月6日冻结的并不是沈阳农商行主张的贷款保证金，在事实上来讲，扣划的不是案涉贷款保证金。二、新民法院冻结恒信公司账户的时间为2015年9月6日，此时账户余额3000余万元（30,045,419.78元），账户余额远大于冻结金额。新民法院冻结恒信公司账户的时间为2015年9月6日，当时恒信公司账户余额3000多万元，新民法院冻结的金额为20，300,221.82元，尚有1000余万元的余额。账户余额远超冻结金额。三、沈阳农商行超过法定期限提出执行异议，应自行承担怠于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2016年9月5日新民法院扣划资金，于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执行终结，共涉及39个案件，逐个执结。沈阳农商行是在2017年3月8日才提出执行异议，距2015年9月6日冻结时间已长达一年半，新民法院、沈阳中院均予以驳回，驳回的理由是：未在法院执行终结钱提出执行异议，超出法律规定的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限。对此，新民农商行认为：沈阳农商行应对超期提出异议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四、本案沈阳农商行不具备提起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1、不当得利纠纷以行为人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为裁判标准。新民农商行从恒信公司执行回款是由合法依据的。恒信公司是新民农商行借款合同关系中的保证人，存在担保关系，并且该借款担保合同业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生效的判决即是新民农商行从恒信公司执行回款的合法依据，且执行回款是通过新民法院征地的强制执行程序实现的，不是新民农商行私下扣划的，因此回款程序也是合法有效的。在新民法院、沈阳中院两份裁定均已生效的情况下，证明执行扣划行为合法，新民农商行通过法院执行回款，是最合法的方式，而不当得利是利益的取得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2、新民法院2015年9月6日作出的冻结及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作出的五次扣划等执行裁定，至今未被撤销，具有法律效力，沈阳农商行不具备执行异议规定中学者理解部分规定的“错误执行”才能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的前提条件。本案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所以说，必须在认定新民法院错误执行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新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未被撤销，执行过程中作出的冻结裁定、扣划裁定、结案裁定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置之不理，应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所以沈阳农商行不具备“错误执行”才能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的前提条件。3、在审理不当得利诉讼程序中，无法否定、无法撤销新民法院生效的裁定，也无法确认沈阳农商行是否享有质权，如果对新民法院执行合法性进行审查，将超出不当得利诉讼审理范围，所以对执行行为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对执行行为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法律没有直接的规定，该内容记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理解与适用部分，并不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直接规定，可以说是编写组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个解释很不负责，如:不当得利诉讼是否有权认定新民法院强制执行行为违法;是否有权认定沈阳农商行享有质押权;进而认定被侵权;如果强行判决新民农商行返还，新民法院已经执行终结的案件如何处理;新民农商行的债权如何恢复;谁有权恢复该执行案件;不恢复新民农商行的债权如何维护权利等，该解释没有规定，如果进行审理将造成一个法院否定了另一个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定，有损法律尊严与统一，所以，沈阳农商行还是应在执行异议程序中主张权利，对终审不服，可以申请再审。五、沈阳农商行作为恒信公司开户行有两个主体身份，既是恒信公司保证金的债权人，又是法院协助执行义务人，其应当协助法院冻结除享有优先受偿权保证金以外的非保证金。法律规定保证金账户可以冻结，但不可以扣划。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种情况：第一，保证金所保证的债务如约履行，保证金释放后，其形成一般资金，冻结法院可以扣划。第二，保证金所担保的债务未如约履行，发生质权人行使质权的情况，在该情况下，质权人行使质权也要受到法院冻结裁定的约束。法院冻结裁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应当向冻结法院提出申请，解除冻结查封，冻结法院经审查，认为质权有效，应予解封。如质权无效，不予解封。就如同抵押物被法院查封一样，抵押权人要行使抵押权，也要向查封法院申请，解除查封后方可行使，而不能置法院查封裁定于不顾，私自处置抵押物。综上，保证金账户一旦被冻结，支取资金必须向查封法院提出解封申请，在法院核实后予以解封，而不能私自进行支取。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阳农商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事实上，新民法院冻结在先，沈阳农商行贷款及保证金的形成在冻结后,冻结扣划的不是案涉贷款的保证金。在法律上,在新民法院执行行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具备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的前提条件。沈阳农商行应对超期提出异议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请求法院驳回沈阳农商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恒信公司辩称，辩论意见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一致。沈阳农商行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新民农商行返还我司经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并给付的20300221.82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新民农商行承担不当得利期间因扣划保证金导致沈阳农商行的直接经济损失元（以20300221.82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5日暂计算至2018年5月7日，应支付至上述保证金全部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恒信公司对第一、二项费用承担共同给付责任；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新民农商行、恒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新民农商行申请新民市人民法院连续五次至我司，下达（2015）新民执字第2261号等多份《民事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针对恒信公司在我司开立的贷款业务保证金专户（账号12×××91）中的相关保证金存款进行扣划，合计扣划金额20300221.82元。具体扣划情况为：            新民农商行申请新民法院扣划保证金明细表                  扣划时间              金额                  2016年6月16日              ￥2990944.35                  2016年6月16日              ￥2948908.98                  2016年8月26日              ￥5970000.00                  2016年9月1日              ￥5990368.49                  2016年9月5日              ￥2400000.00                  合计              ￥20300221.82      上述保证金与相关主债权（贷款）系一一对应的质押关系，现相关贷款已在我司发生逾期、欠息事宜，沈阳农商行需实现质权维护自身权益。但因上述保证金已被新民农商行不当获取，故质权无法实现。具体理由如下：一、新民农商行申请扣划的保证金系沈阳农商行发放贷款的质物，沈阳农商行享有优先受偿之质权。沈阳农商行系总部设置在沈阳市的总部级商业银行，下辖浑南、沈河、东陵、沈北、于洪、铁西、皇姑、大东、和平共九家一级支行。为正常开办业务，与恒信公司（新民农商行申请扣划保证金的存入方）的保证金专户开立于浑南支行，相关保证金存放地为该支行，具体贷款业务发生时，由经办贷款业务的支行与恒信公司签订具体的《保证金质押合同》，并由恒信公司向账号12×××91号保证金专户逐笔存入的保证金设置质押，沈阳农商行对上述保证金享有合法质权，并以此作为对应的贷款主债权不能受偿时的还款来源。二、新民农商行向新民法院申请并强制扣划保证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基于该违法行为获取的保证金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2017年3月8日，沈阳农商行针对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保证金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新民市人民法院以案件已执行终结为由裁定驳回沈阳农商行的异议申请，后沈阳农商行复议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辽01执复字第2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沈阳农商行的复议申请，维持了新民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但依据《担保法》第六十三条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属于质押担保。沈阳农商行与相关借款人签有贷款合同，并实际发放了贷款，恒信公司为出质人，保证金为质物。从保证金存入之日起（交付日），沈阳农商行便对其中的保证金进行了占有保管，享有充分排他的质权，直至其对应的主债权（贷款）得以清偿止。此外，根据1997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和《2000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冻结、扣划问题的复函》，人民法院可以冻结保证金账户，但不得扣划其中的保证金存款。新民农商行据以申请扣划保证金的（2015）执字第2261号民事裁定书为普通债权，无法对抗沈阳农商行在先的质权，按照保证金的法律性质，新民农商行不得在沈阳农商行享有的质权之上采取措施申请执行已出质的财产——保证金；另外，新民农商行申请并扣划保证金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新民农商行基于该违法行为获取的保证金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三、新民农商行申请实施并不当受益的违法扣划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并已对沈阳农商行的合法质权及对应的债权造成损害。当前沈阳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尚无人民法院扣划银行保证金的先例，该类扣划行为将直接导致银行业整体经营上的司法风险，即扣划行为直接导致整个担保公司贷款业务的保证金失去优先受偿的效力，造成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冲突。同时，恒信公司出质的相关保证金在被新民农商行申请扣划后，截至2018年2月20日统计，已导致恒信公司在沈阳农商行处总计37笔贷款发生逾期或欠息等违约情况，涉及贷款本金余额14381.7万元，涉及欠息1269.9万元，其中涉及到辽宁省东方医药研究院临床医院作为借款的相关3000万元贷款沈阳农商行已诉诸法院并取得胜诉判决。新民农商行本身系银行金融机构，理应明知其申请扣划保证金行为侵犯了沈阳农商行质权，其应对上述错误扣划行为给沈阳农商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沈阳农商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沈阳农商行诉请，以维护沈阳农商行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民农商行作为申请人向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2015年9月6日，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向沈阳农商行浑南支行营业部送达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被执行人恒信公司账户尾号为891内的存款1800万元，冻结日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8月27日止。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分五次前往沈阳农商行浑南支行营业部，扣划恒信公司账户尾号为891内的存款共计20300221.82元，具体扣划情况为：2016年6月16日扣划2990944.35元；2016年6月16日2948908.98元；2016年8月26日5970000元；2016年9月1日5990368.49元；2016年9月5日2400000元。2017年3月8日，沈阳农商行向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认为法院扣划的20300221.82元均为恒信公司在其公司质押的保证金，申请将被扣划的相关款项执行回转。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认为，异议人沈阳农商行异议申请系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已经超出执行异议案件申请期限，故对异议人的异议申请不予支持，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辽0181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沈阳农商行的异议申请。沈阳农商行对该裁定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新民市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结案审批表记载与该执行标的相关的39件案件，均于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执结，即案外人提出异议时执行案件已经执行终结，故申请复议人提出执行异议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执行法院驳回其申请并无不当。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辽01执复字第2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复议人沈阳农商行的复议申请，维持新民市人民法院（2017）辽0181执异36号执行裁定。沈阳农商行为证明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的20300221.82元为保证金，向一审法院提交23份借款合同及相关质押合同、部分保证金入账确认书、尾号为891的账户对账单、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为贯彻沈阳农商行全行保证金归口管理的要求，沈阳农商行沈北支行、铁西支行、沈河支行授权沈阳农商行浑南支行代上述三家分支机构以质权人名义与恒信公司签署相关保证金质押合同，代为接收恒信公司针对具体贷款业务逐笔存入的保证金，出现借款人违约时，代为实现质权。上述三家分支机构作为贷款人，其他案外人作为借款人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沈阳农商行浑南支行作为质权人，恒信公司作为出质人分别签订了相应的质押合同，恒信公司按借款金额的10%作为保证金存入尾号为891的保证金账户内。根据沈阳农商行提交的该账户银行流水显示，截止至新民市人民法院冻结该账户1800万元时，即2015年9月6日，该账户余额为30045419.78元。沈阳农商行提交的证据显示，有2笔保证金的存入日期在此之前，共计430万元。剩余21笔保证金的存入日期均在此之后，共计1621万元。沈阳农商行提交了上述23份借款合同涉及的部分案件的调解书、判决书，证明沈阳农商行在起诉该保证金所担保的贷款时，由于作为质物的保证金已丧失，故沈阳农商行在上述19个借款纠纷案件中，保证金优先受偿权已无法实现。因此，在借款合同纠纷的相关判决或调解书中并无确认沈阳农商行对保证金享有质权并优先受偿的判项。根据上述裁判文书记载，沈阳农商行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并无要求对恒信公司提供质押的保证金行使优先受偿权。沈阳农商行于第二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39份及相关的部分借款凭证、担保合同，证明恒信公司在沈阳农商行处开立的尾号为891的账户中，截至2015年9月6日账户余额为30045419.78元，该款项的性质均为保证金，恒信公司将上述保证金为沈阳农商行设定了质权，沈阳农商行对该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沈阳农商行并未说明该39份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另查明，2014年8月11日，沈阳农商行与恒信公司签订《担保合作协议》，约定借款人在沈阳农商行分支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恒信公司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恒信公司应当在沈阳农商行指定的机构开立保证金账户，按照协议要求足额存入保证金并签署保证金质押合同；担保责任总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保证金的放大倍数为10倍；保证金需建立动态补充机制，若沈阳农商行扣收后保证金余额低于沈阳农商行、新民农商行双方约定的担保比例时，恒信公司需在三个工作日内及时足额补足；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2016年3月25日，双方又签订担保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于2014年签订的协议基本相同。现沈阳农商行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新民农商行、恒信公司共同返还经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并给付的20300221.82元及直接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沈阳农商行和新民农商行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沈阳农商行的救济手段是否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本案中，恒信公司在沈阳农商行开立了“对公活期担保保证金”账户，同时根据沈阳农商行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质押合同、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恒信公司将保证金存入了该账户中，该账户实际由沈阳农商行控制，可见该账户为保证金账户。但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一旦主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保证合同即丧失保证功能，保证金应当转化为普通存款，此时法院可依法扣划。2015年9月6日，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冻结恒信公司账户尾号为891内的存款1800万元，冻结日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9月5日止，此时该账户余额为30045419.78元，沈阳农商行提交的23份借款合同涉及的保证金仅有2笔存入日期在此之前，共计430万元。在账户解封后，沈阳农商行对于剩余2570余万元为沈阳农商行的保证金还是已变为普通存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沈阳农商行未能说清相关借款是否已履行完毕，在账户解封后，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的20300221.82元为保证金并非普通存款，沈阳农商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沈阳农商行提交的证据显示，为贯彻沈阳农商行全行保证金归口管理的要求，沈阳农商行沈北支行、铁西支行、沈河支行授权沈阳农商行浑南支行代上述三家分支机构以质权人名义与恒信公司签署相关保证金质押合同，代为接收恒信公司针对具体贷款业务逐笔存入的保证金，出现借款人违约时，代为实现质权。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新民市人民法院分五次前往沈阳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浑南支行扣划共计20300221.82元，既然涉及恒信公司的保证金均由浑南支行管理，那么浑南支行应当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能力，在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时，浑南支行对于该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中普通存款与保证金的数额、能否扣划最为清楚。如果法院扣划的为保证金，浑南支行应当立即停止协助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反而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五次协助法院扣划恒信公司账户内的资金。直至新民市人民法院与该执行标的相关的39件案件已全部执结，2017年3月8日沈阳农商行才向新民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沈阳农商行的此种行为与其主张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新民市人民法院从恒信公司账户内扣划20300221.82元至新民农商行账户。因此,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返还20300221.82元及经济损失,关键在于其取得诉争款项20300221.82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本案中，新民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冻结、扣划裁定均未撤销，具有法律效力，新民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181执异36号执行裁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1执复字第223号执行裁定均已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新民农商行获得诉争款项20300221.82元具有合法依据，且并无证据证明新民市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错误或其他程序错误的问题，因此沈阳农商行和新民农商行之间是否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本案的实质是沈阳农商行对新民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存在异议，但其已另案提出异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已作出终审裁定，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沈阳农商行应当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关于沈阳农商行要求恒信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恒信公司与沈阳农商行是保证合同关系，其应承担的责任是借款合同当中的保证责任，其保证金被扣划并未免除其担保责任，不构成不当得利，其与新民农商行亦无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故对沈阳农商行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阳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335元，由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18）辽0105民初15334号-1补正裁定一份，判决主文第12页、16页“冻结日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8月27日止”应该为“冻结日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9月5日止”；第14页“即2015年8月27日”应该为“即2015年9月6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争议焦点一、不当得利的诉讼能否认定新民法院强制执行行为违法。首先、2015年9月6日，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冻结恒信公司账户尾号为891内的存款1800万元，冻结日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9月5日止，此时该账户余额为30045419.78元，沈阳农商行提交的23份借款合同涉及的保证金仅有2笔存入日期在此之前，共计430万元，其余款项的存入均是在日期之后。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账户解封后，沈阳农商行对于剩余2570余万元系恒信公司的保证金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沈阳农商行在账户解封后、未能举证证明新民市人民法院扣划的20300221.82元系与23份借款合同有关的恒信公司的保证金，故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农商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妥。其次、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新民市人民法院分五次前往沈阳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浑南支行扣划共计20300221.82元。沈阳农商行在已经认定涉案款项系恒信公司的保证金的情况下，沈阳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浑南支行却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五次协助法院扣划恒信公司账户内的资金，直至新民市人民法院与该执行标的相关的39件案件已全部执结。2017年3月8日，沈阳农商行在长达6个月后才向新民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农商行的上述行为与其主张相互矛盾及不合常理并无不妥。再次、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新民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181执异36号执行裁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1执复字第223号执行裁定均已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新民农商行依据上述生效裁定获得诉争款项20300221.82元具有合法依据，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新民市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错误或其他程序错误的问题。故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农商行和新民农商行之间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二、沈阳农商行应寻求何种法律手段予以救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本案的实质是沈阳农商行对新民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有异议，且已经提出过异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执行行为亦已作出终审裁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沈阳农商行应当通过再审程序解决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51335元，由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猛审判员  郭净审判员  任江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赵明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