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群，女，197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邦慧，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波，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东路**。法定代表人：莫俊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毅，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志群因与上诉人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以下简称好运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志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的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好运厂向黄志群偿还借款本金670000元及利息1488152.96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9月20日，实际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未支付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复利，按季结息）；2.二审及一审相应数额的诉讼费用均由好运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黄志群及前手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资公司）均有权对涉案借款计收利息并对未支付利息计收复利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截止至广资公司受让债权之日，存在明显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一、本案前手债权人东方公司、信达公司、广资公司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系金融机构，有权计收利息及复利，黄志群作为受让人，合法享有前述全部权利。1、根据《会议纪要》（法发（2009)19号）第十二条、第九条的规定，前手债权人东方公司、信达公司为专门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且持有银监会的金融许可证，系金融机构，不适用上述规定。因此，东方公司、信达公司有权计收利息及复利。广资公司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对案涉债权未清偿利息计收复利。根据银监办便函[2016]1265号文可知，广资公司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参与本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故其适用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的司法解释及利息及复利计算的相关规定。2、黄志群依法享有涉案债权的全部权利及附属从权利。《会议纪要》（法发（2009)19号）的重要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亦对此进行重申。且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案件只是参照适用《会议纪要》，而不是一概适用，应区分具体情况。不支持受让人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收取利息并不符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且会挫伤受让人处置不良资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不应适用上述规定，本案黄志群应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涉案债权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所得，黄志群合法享有涉案债权的全部权利及其附属从权利（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息等），依法可以适用前述计收复利的规定。且黄志群主张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计收利息及复利，其计算标准并未超过年利率24％的最高标准，该计算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利息数额有误，该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广资公司受让债权之日，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1085000元计算截止日期为广资公司受让债权之日，即2017年12月31日。如前所述，本案中，广资公司及黄志群均有权对涉案债权计收利息及复利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9月20日为1488152.96元。故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数额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好运厂辩称,黄志群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请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与我方的上诉事实理由一致。1、根据《最高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已经明确规定：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纠纷案件，也应当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第9、12条的规定，燃气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企业，受广州国资委管理，本案应当适用停止计算利息的有关规定，即2017年12月31日停止计算利息；2、计算复利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不能够通过债权转让来计收复利；3、原借款合同第11、22条的约定，仅约定了对借款合同期内未支付的利息计算复利，超出借款合同期并无约定计收复利的条款，根据原债权银行出具的催款函，燃气厂已经清偿了借款合同期内的全部利息，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复利计收条件不成立；4、原借款合同也没有明确具体复利计算的标准，原债权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理应注意合同中的各项约定，特别是利率标准的约定，现原借款合同的复利约定并不明确，应当由原债权人及黄志群承担不利后果；5、假设需要支付利息，按照黄志群主张的逾期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也没有108.5万元，一审计算错误，我方同时提交了一份利息计算表供法庭参考，如果按照第一期债权转让从2005年开始计算利息至最后一期受让的基准日，利息仅有65万多，并非108万。好运厂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有关利息判项，改判驳回黄志群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好运厂无需支付利息；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均由黄志群承担。二审庭前好运厂变更了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黄志群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均由黄志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黄志群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等关联人不得购买不良债权资产，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得购买不良债权资产。存在前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案中，黄志群与其诉讼代理人周邦慧律师系夫妻关系。周邦慧律师系信达公司的驻场律师。案涉债权先是由信达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转让给广资公司，广资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再转让给黄志群，两次转让的基准日均为2017年12月31日。根据黄志群在（2020）粤01民终17789号案的陈述，黄志群系以“债权本金一折”的价格受让包括案涉不良债权在内的债权包。而(2020）粤01民终17789号案债权以及该债权包的其他部分债权均有抵押物，足以足额清偿；而本案债务人也有厂房物业；“债权本金一折”价格明显不合理。据此，该债权包转让价格明显偏低，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综上，黄志群受让本案不良债权，己经违反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规定，且其受让价格偏低，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应当驳回黄志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债权己过诉讼时效期间，黄志群己经丧失胜诉权。一审却错误认为本案债权未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纠正。三、原债权银行的催款通知已明确载明贷款利息为“0”元，原债权银行已明确表示免除债务利息，一审却错误认定催款通知“未载明利息金额”，并据此得出“没有免除利息”的错误结论，据此判决好运厂偿还贷款利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一）根据原债权银行的催款通知，从2003年6月开始，即2003年6月30日、2003年10月8日、2004年1月2日、2005年1月7日的催款通知上，均明确载明：好运厂欠付原债权银行的贷款本息合计为67万元，其中本金为67万元，贷款利息为“0”元。“0”元是确确实实的数字，并非“未载明利息金额”，原债权银行己经明确作出免除债务利息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显然错误地把“0”元认定为“未载明利息金额”，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二）好运厂当初的贷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政策性的贷款，是国有银行为支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解困转型而发放的贷款，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国家的资金借给国家，与纯商业性贷款不同。故此，原债权银行免除好运厂债务利息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四、一审判决利息计算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债务利息为1085000元，但没有具体计算依据，没有该利息的具体起算日期、截止日期以及利率标准，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退一万步而言，假设即使需要偿还利息，利息起算日期也应从2005年5月1日开始计算。1．原债权银行2005年1月7日的催款通知上，原债权银行明确确认，截止至2005年1月7日，好运厂共欠付原债权银行贷款本息合计670000元，其中贷款本金为670000元，贷款利息为0元。即至少截止至2005年1月7日，好运厂没有欠付原债权银行任何利息。2.2005年7月20日，原债权银行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债权转让不包括“甲方已转让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债权转让协议》附件《债权转让清单》中，表外利息均为“/”元。即原债权银行进行债权转让的范围不包括转让基准日（2005年4月30日）前的利息，债权转让基准日时也没有表外利息。故，假设即使需要支付利息，利息也应当从转让基准日次日（即2005年5月1日）开始计算。一审判决直接采用《债权转让协议》中资产管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金额作为判决金额，一审并没有审查资产管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是查合法合规，也没有减去资产管理公司计算的利息中的复利，一审判决利息计算错误。1.《债权转让协议》中资产管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金额计算有误，采用了错误的利率标准，且计算了复利，根据本案历次债权转让的《债权转让协议》：2005年7月20日，原债权银行转让给东方公司时，本金为670000元利息为“/”元（基准日为2005年4月30日）。2013年7月25日，东方公司转让给信达公司时，本金为670000元债务利息为550252.73元（基准日为2013年3月20日）。2018年4月27日，信达公司转让给广资公司时，本金为670000元利息为1085005.02万元（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2019年8月15日，广资公司转让给黄志群时，本金为670000元利息为108.5万元（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根据前述债权转让协议，2005年4月30日前没有计算利息，从2005年4月30日起至2013年3月20日止，共2881天，第一手资产管理公司（东方公司）单方计算的该期间利息金额为550252.73元，折算年利率约为10.41%。从2013年3月2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共1747天，第二手资产管理公司（信达公司）单方计算的该期间利息金额为534752.29元(1085005.02-550252.73=534752.29)，折算年利率约为16.67%。而根据原债权银行的催款通知，原债权银行书面确定案涉逾期贷款执行月利率6.3‰（折算年利率仅为7.56%)。显然，历手资产管理公司计算利息的标准不一致，历手资产管理公司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均明显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高于原债权银行催款通知中载明的逾期贷款利率。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其受让的权利不能超出原债权银行的权利，资产管理公司采用了错误的利率标准，其计息方式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计算金额有误，资产管理公司还计算了复利，故本案不能直接采用资产管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金额作为判决金额。2．计收复利的权利专属于金融机构，黄志群是自然人，不具备复利计收的主体资格，也不能通过债权转让取得该专属权利，故此，假设需要支付利息，也应当依法核减债权转让协议中资产管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中的复利。首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复利计算规定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金融机构，属于专属性权利，黄志群作为自然人，不具备复利计收的主体资格。其次，《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故黄志群也不能通过债权转让取得该专属权利。第三，最高人民法院（2011）执他字第7号答复已明确规定：“非国有金融机构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己发生转让的金融利息，不能计收复利”。综上，黄志群是自然人，其受让取得本案金融不良债权，黄志群主张发生转让的金融利息的，不能计收复利。黄志群辩称，我方坚持上诉请求。1、本案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周邦慧曾经是信达公司的驻场律师，周邦慧是本案的另一代理人，也是黄志群的配偶，但燃气厂不能据此主张周邦慧承担涉案债权的处置工作，因此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其次，债权转让的对价是否公平合理与债务人无关，因此也不能成为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3、本案债权转让均通过公告通知债务人且多次进行了公告催收，公告间隔最长不超过2年，故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4、原债权人从未免除债务利息，催款通知只是未载明利息金额，并且在催收函上均明确尽快归还贷款本息，之后的每次债权转让均明确记载了债权的本金以及利息金额，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债权银行已经免除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我方已经提交了东方公司、信达公司出具的计算表，计算的具体方式为：从2005年5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67万为基数，以年利率7.56%（每日万分之二点一*360天），暂计至2020年9月20日利息加复利为1488152.96元，与上诉状一致，而日利率标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9]192号第6条规定；对好运厂的上诉回应如下：最高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仅明确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而非完全适用，因此本案债权停止计息的法律依据不充分，退一步讲，即使受让人无权计收利息，但本案债权人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同时是最高院最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27号第一条中明确：地方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广资公司有权对涉案债权计收利息，及2017年12月31日-2019年8月27日，本案债权计收利息以及复利有充分的法律依据；2、如前所述，东方公司、信达公司、广资公司均是金融机构，均有权计收复利，黄志群作为本案债权的受让人，对复利部分债权的受让应分为2部分：一是前手债权人持有债权期间已经产生的复利，对于此部分复利黄志群继续享有，二为黄志群受让债权后产生的复利，该部分我方认为现有法律规定并未明确禁止受让人向非国有债务人计收复利，因此我方同样享有；3、借款合同第22条约定的对未支付利息计收复利中的利息并未指明是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因此我方认为应包含逾期之后产生的利息，同时对于复利的计算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人民币利率管理的规定的通知，银发[1999]77号第20、25条均已经明确复利计算的标准，因此，好运厂称该约定不明确不成立的。黄志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好运厂立即偿还所欠借款本金670000元及利息2213025.87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29日止）及至清偿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2、确认黄志群对抵押物，即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路1号自编K座、白云区华园路花园东街12号享有优先受偿权；3、好运厂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2月26日，好运厂与工行大德路支行签订了《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好运厂向工行大德路支行借款5750000元，借款期限从1998年1月10日至1998年7月9日，月息按7.0125‰计算，逾期贷款每日计收万分之四利息。1996年l2月12日，好运厂与工行大德路支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好运厂以广州市三元里华园路1号、12号房产作为好运厂于1996年12月18日至1998年12月17日期间向工行大德路支行借款的抵押担保。之后，好运厂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路1号自编K座、白云区华园路花园东街12号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为工行大德路支行。合同签订后，工行大德路支行依约向好运厂发放了借款5750000元。借款后，好运厂已偿还本金5080000元及相应利息，尚余本金670000元未清偿。工行大德路支行已通过多份催收函向好运厂催收。2005年7月20日，工行大德路支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本金670000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并通过羊城晚报（2005年9月4日）公告了转让事宜。2013年7月25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本金670000元及利息550252.73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并通过南方日报(2013年8月2日)公告了转让事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分别于2007年8月16日、2009年8月14日、2012年10月23日在羊城晚报和2009年8月7日、2010年11月30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催收公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9日在南方日报和2017年3月1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催收公告。2018年4月2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涉案债权（本金670000元及利息1085005.02元）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通过南方日报(2018年5月31日)公告了转让事宜。2019年8月15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志群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本金670000元及利息1085000元）转让给黄志群，并通过羊城晚报（2019年8月27日）公告了转让事宜。另查明，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2000年4月工行大德路支行申请涂销抵押好运厂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路1号自编K座、白云区华园路花园东街12号，目前上述房产没有他项权利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四个：一、涉案债权是否清偿完毕；二、涉案债权转让是否有效通知了债务人、诉讼时效是否已过；三、原债权银行是否免除利息，黄志群的利息主张有无法律依据；四、黄志群主张抵押物优先受偿权是否得到支持。一、关于涉案债权是否清偿完毕。好运厂于2000年至2005年间，多次在原债权银行的催收通知上签字盖章并寄回原债权银行存档，催收通知上记载了借款本金670000元，好运厂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其对催收内容的认可。好运厂辩称凭退休员工回忆，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债权银行已免除其剩余债务，证据不足。此外，若原债权银行工行大德路支行确已免除剩余债务，其不可能连续五年向好运厂发催收函，也不会有后续的债权转让。因此，涉案债权尚未清偿完毕。二、关于涉案债权转让是否有效通知了债务人、诉讼时效是否已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国有银行及其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涉案债权四次转让均通过《羊城晚报》或《南方日报》公告通知了债务人，已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涉案债权转让过程中，各手债权人多次通过《羊城晚报》或《南方日报》刊登催收公告，《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属于广东省有影响的报纸，其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具有使好运厂知悉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客观效果，且公告间隔时间不超过两年，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本案诉讼时效尚未过。三、关于原债权银行是否免除利息，黄志群的利息主张有无法律依据。免除利息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催收函上未载明利息金额，并不代表免除利息，而应结合合同约定及债务履行情况综合判断，且在催收函上均载有“尽快归还贷款本息”，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债权银行已免除利息。之后的每次债权转让均明确载明了债权转让的本金及利息金额。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因此，本案利息应确定为1085000元。四、关于黄志群主张抵押物优先受偿权是否得到支持。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2000年4月工行大德路支行申请涂销抵押好运厂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路1号自编K座、白云区华园路花园东街12号，目前上述房产没有他项权利内容。抵押权应履行登记手续，否则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既然上述房产没有他项权利内容，故黄志群主张对上述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向黄志群偿还借款本金670000元及利息1085000元；二、驳回黄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32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34320元，由黄志群负担12925元，由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负担21395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好运厂提交了四组证据：证据一、（2020）粤01民终2358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2017）粤0103民初6889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三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公示信息；证据四（2020）粤01民终17789号《庭审笔录》。黄志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一、证据二，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周邦慧与黄志群的夫妻关系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三，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周邦慧担任信达公司驻场律师是多年前，从信达公司广州办事处可以看出时间距今已久，信达公司广州办事处早已更名为信达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同时信达公司驻场律师并不止周邦慧，该证据无法证明周邦慧曾参与涉案债权的处置，因此好运厂以周邦慧的身份关系主张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涉案债权转让的对价与债务人无关，更不能成为其主张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案涉债权的利息问题；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南座谈会纪要》）第五条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意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债务人未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情况能够引发人民法院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好运厂提出了案涉转让合同无效的抗辩，本院亦告知其另诉。但好运厂没有对此另行提起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诉讼，并坚持在本案中主张合同无效，故本院依法对合同效力性进行审查。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六点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第（九）项“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第（十）项“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本案中，受让人黄志群与案外人周邦慧系夫妻关系，而周邦慧系前手转让人信达公司的驻场律师，好运厂据此提出本案转让合同无效的抗辩。本院认为信达公司将案涉不良债权转让给广资公司，再由广资公司转让给本案债权人黄志群，即便黄志群与周邦慧系夫妻关系，但其并非从信达公司直接受让该不良债权，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事由，故好运厂关于合同无效的抗辩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关于利息计算时段问题。案涉不良债权的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大德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大德路支行）2000年12月20日至2003年3月31日期间共十次向好运厂作出催收函，其中利息处均为“/”；2003年6月30日至2005年1月7日期间共四次向好运厂作出催收通知书，其中利息处均为“0万元”或“0元”；工行大德路支行与东方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所附的债权转让清单中亦载明“截至2005年3月20日，该借款人表外利息余额为/元”。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工行大德路支行转让案涉债权前，并不向好运厂追讨利息。工行大德路支行与东方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约定“截至2005年4月30日（‘转让基准日’），本协议项下的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670000]元及相应利息…”，因该债权发生了转让，并在协议中约定了账面价值包括利息，即便产生利息，亦应从转让基准日的次日即2005年5月1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的《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请示的答复》第二条规定“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经审查，东方公司、信达公司均系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广资公司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广资公司在《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受让本案债权。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利息应从涉案债权转让受让基准日之次日起即2005年5月1日起，计算至信达公司与广资公司《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广资公司的受让基准日即2017年12月31日止。（二）关于利率标准问题。虽然工行大德路支行与好运厂在原借款合同中有约定了逾期贷款利息，但工行大德路支行自2000年至2005年期间多次向好运厂作出的催收函均有不计收好运厂利息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工行大德路支行免除了好运厂的利息，故原债权人工行大德路支行与好运厂关于利息的约定已无参考意义。而本案现有证据亦未显示前手债权人东方公司、信达公司与债务人好运厂对于利率标准达成了一致合意。但好运厂逾期未清偿本案债务，产生资金占用费，本院对黄志群主张的利息在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范围内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以及黄志群主张的复利，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债权的利息以670000元为基数，自2005年5月1日截至2017年12月3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对于争议焦点三，涉案债权转让过程中通过《羊城晚报》或《南方日报》公告通知了债务人，亦多次在上述报刊刊登催收公告，且公告间隔时间不超过两年。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的规定认定上述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未过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好运厂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黄志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向黄志群偿还借款本金6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70000元为基数，自2005年5月1日截至2017年12月3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32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4320元，由黄志群负担17015元，由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负担173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67元,其中由黄志群负担16540元，由广州市好运燃气用具厂负担201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嘉璘审判员  汤 琼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罗 钰书记员  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