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内01民终49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女，无固定职业，现住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郭俊峰，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植，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贺某，男，学生，现住呼和浩特市。法定代理人李某，系其母亲。委托代理人郭俊峰，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植，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贺成德，男，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委托代理人郭俊峰，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植，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郭花女，女，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委托代理人郭俊峰，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植，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贺进军，男，无固定职业，现住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李云，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彦荣，女，无固定职业，现住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王建华，内蒙古盛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贺某、贺成德及郭花女因与被上诉人贺进军、杨彦荣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5）回民一初字第00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及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俊峰、卢植，被上诉人贺进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彦勋，被上诉人杨彦荣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贺进军于2015年3月14日叫贺魁（曾用名贺奎）等约10个人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呼和佳地东门向北300米处的巴盟人家二楼磴口雅间喝酒吃饭。饭后，贺进军与贺魁一同搭乘杨永胜的车辆离开。三人与杨永胜的两名朋友一同前往大召广场，之后贺进军先行离开。贺魁由杨永胜送回家，杨永胜于当晚十点多应贺魁的要求将其放在烟厂华联红绿灯附近，之后贺魁独自离开。又查明，贺魁购买了啤酒和饮料于2015年3月14日晚十一点三十分许前往日昇昌宾馆石羊桥店，并入住116号房间。贺魁在入住酒店之后发信息邀请杨彦荣前往，杨彦荣应邀于2015年3月15日零时三十分许进入日昇昌宾馆石羊桥店116房间，二人在房间内又饮用了一罐啤酒。再查明，贺魁于2015年3月15日凌晨四时许于日昇昌宾馆石羊桥店116号房间内突然病发，杨彦荣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无效后于2015年3月15日四时五十分打通120急救电话。五点左右120救护车将贺魁送往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杨彦荣一同前往并垫付2000元医疗费。贺魁于2015年3月15日六时许因脑出血逝世。李某等四人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贺进军赔偿其死亡赔偿金509940元、丧葬费25692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53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2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3579.5元，共计693741.5元的40%为277496.6元；2、请求杨彦荣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基础问题在于贺进军与杨彦荣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贺进军作为当晚聚会的组织者，应当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贺魁与贺进军在饮酒之后意识尚处于清醒状态，贺魁与贺进军等人前往大召游览拍照、贺魁独自前往日昇昌宾馆入住并发信息邀请杨彦荣前往等行为可以对此加以佐证。贺魁于当晚由杨永胜送其回家，途中贺魁主动要求杨永胜将其放在路边，而非送到家里。该行为对于贺进军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主动的主观方面的阻断。之后，贺魁与杨彦荣一同入住日昇昌宾馆石羊桥店116号房间，并进行了二次饮酒，贺魁的行为实际上主动将自己的生命权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在贺魁病发后，杨彦荣采取了积极的施救措施，已经穷尽其所能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的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原则来看，贺进军与杨彦荣虽然均负有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但由于贺魁与贺进军、杨彦荣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均有一定程度的预见性，且贺进军与杨彦荣对于损害后果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不宜对贺进军与杨彦荣的安全保障过度苛责。贺魁在整个事发过程中，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可以预见损害后果发生的前提下，数次主动将自己的合法权益置于不被保护的危险境地，因此其行为进一步减轻了贺进军与杨彦荣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李某等四人无证据证明贺进军与杨彦荣在应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未尽到该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贺某、贺成德、郭花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730元由李某等四人承担。李某、贺某、贺成德、郭花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贺进军邀请贺魁等多人于2015年3月14日喝酒吃饭，吃完饭后贺进军没能将贺魁安全送至家中，贺进军所说的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说法系其的一面之词，而且贺进军提供的证人都是他的朋友，也是当天共同喝酒的人员，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不能独立证明贺进军的主张。因此，贺进军并没有提供充分有力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证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一审法院认为贺魁在饮酒之后意识尚处于清醒状态的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杨永胜所说的在贺魁酒醉的状态下并没有把他安全的送回家只是把贺魁放在路边的说法则完全证明了贺进军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三、杨彦荣在发现贺魁病发时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及时有效的施救措施。杨彦荣是在2015年3月15日四时许发现贺魁发病，但是直到四时五十分才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本案中，杨彦荣拖延了将近一个小时，根本称不上是采取了积极地施救措施，因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四、一审判决称贺进军与杨彦荣对于损害后果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说法也不能作为贺进军与杨彦荣免去其民事责任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只要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在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的时候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判决支持李某等四人的诉讼请求，由贺进军、杨彦荣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贺进军答辩称，一、贺进军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2016年3月14晚7时30许，贺进军邀请贺魁做客，吃饭时众人均少量饮酒，21时许聚会结束后，大家同时搭乘杨永胜汽车返家，而贺魁于当晚10时许要求杨永胜将其放在烟厂华联红绿灯路口并于当晚11时50分许，独自一人住日昇昌宾馆，从监控录相可以看到贺魁当时是神态自若，步履正常，手中拎有酒类、红牛等数瓶饮料。凌晨00时许，杨彦荣进入贺魁所开的房间，2016年3月15日凌晨4时10分许，杨彦荣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贺魁送往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救，后经诊断贺魁为脑部出血，在抢救无效后死亡。贺进军在此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贺魁在死亡时早已脱离了贺进军正常的安全保障范围，贺魁最后的死亡完全应由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二、贺魁系成年人，其酒后前往大召拍照、购买啤酒饮料、邀约杨彦荣、办理入住登记手续等行为足以充分证明了其意识清晰，处于正常状态，贺进军无安全保障义务。三、根据病历记载，贺魁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且有脑瘤，身体出现无诱因右侧肢体活动不灵，该证据证明了其自身有重大的疾病风险。综上，鉴于以上事实贺魁的死亡是其自身体质造成的，与贺进军无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杨彦荣答辩称，杨彦荣在贺魁发病时拨打了120，协同医护人员送至医院，并在其家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先行垫付医疗费，虽未抢救成功，但杨彦荣没有重大过失，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等四上诉人请求贺进军与杨彦荣连带赔偿277496.6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中，李某等四上诉人诉请贺进军、杨彦荣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为侵权之债，故李某等四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贺进军、杨彦荣具有侵权行为，且该行为与贺魁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否则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具体案情，本院认为死者贺魁在其聚餐开始至死亡前时空状态均发生较大变化，故本院将以具体时空为节点，综合论述贺进军与杨彦荣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关于贺进军是否担责问题，本院认为其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对参与聚会的人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到本案中，贺魁在聚餐结束后，没有在贺进军提供他人开车相送的便利条件下回家，反而下车后自主购买啤酒饮料并主动邀约杨彦荣前往酒店，该行为明示了其在聚餐结束后不愿回家的主观期望与要求，亦能反映其当时的精神状态清醒，举止正常，而贺进军作为其普通朋友而非亲属，并不能对死者贺魁的个人生活进行超出常人的判断并加以约束。故本院认为贺魁以其行为实际阻却了贺进军作为聚餐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李某等四上诉人割裂聚餐结束后相关事件节点，主张贺进军未安全送贺魁回家而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杨彦荣是否担责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实际案情，其系在贺魁的主动邀约下前往酒店，并在贺魁已经先行购置好啤酒饮料进入酒店房间等待的情况下与其相会，相对于贺魁而言，杨彦荣处于一种被动附随的地位，而贺魁本人作为实际组织者，其应承担相对更大的安全保障及注意义务，应当对自己本人的行为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负有相应的预见性。本案中，杨彦荣在贺魁未告知本人既往病史的情况下，在其病发时主动采取初步急救措施，联系酒店管理人员并拨打急救电话，已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故李某等四上诉人主张杨彦荣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李某等四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贺进军与杨彦荣具有侵权行为，且该行为与贺魁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亦未能在现有证据证明贺魁系脑瘤病亡的情况提出相反的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60元，由上诉人李某、贺某、贺成德及贺进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福金代理审判员 刘 伟代理审判员 韩东妹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贾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