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培杭，男，196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贵斌，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沂市新安镇宝乐百货店，住所地新沂市新安街道临沭北路96号。被上诉人暨新沂市新安镇宝乐百货店经营者（原审被告）：葛煦，男，198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上诉人林培杭因与被上诉人新沂市新安镇宝乐百货店（以下简称宝乐百货店）、葛煦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1民初9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培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贵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宝乐百货店、葛煦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培杭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新沂星特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资产转让协议书》。虽然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上诉人未提交《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原件，但上诉人已按《资产转让协议书》履行了交付转让款的义务，新沂星特浩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星特浩公司）也已将公司的资产交付上诉人，上诉人接收公司资产后，也进行了占有、使用、管理和收益。上诉人和新沂星特浩公司均按《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上诉人虽然无法提供《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原件，但上述行为能够印证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资产转让协议书》。虽然曹同民提供了130万元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关于该份协议书复印件，上诉人已向法庭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原审法院不应因该协议书的出现而否认上诉人与新沂星特浩公司于2009年3月30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二、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为其占有使用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厂房是依据新沂市星特浩公司与其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但上诉人认为，在2009年3月30日，其已经与新沂市星特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新沂市星特浩公司已将公司厂房在内的资产转让给上诉人，并已经交付，新沂市星特浩公司对上述公司资产已不再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该公司无权再将已经不属于公司的厂房租赁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占有使用公司的厂房无事实依据。上诉人系包括新沂市星特浩公司厂房在内的公司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搬离厂房及场地。三、原审法院认为即使上诉人与新沂市星特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成立的资产转让协议，但根据《外资企业法》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资产转让协议并未生效，上诉人主张对涉案厂房、场地享有权利的依据不足，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同时废止。根据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已废止，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不能再适用该法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而根据该法的相关规定，外资企业在转让相关资产时是无需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因此，上诉人与新沂市星特浩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已经生效，且已履行完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葛煦辩称，一、一审期间，林培杭出示《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复印件，未提交原件或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对《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未予认定是正确的。二、林培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已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支付转让款等义务，其未能取得新沂星特浩公司资产，新沂星特浩公司有权将其厂房场地出租给上诉人使用。三、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施行的《外资企业法》认为，林培杭与新沂星特浩公司之间资产转让协议未生效并无不妥。况且《资产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尚不能确定，且林培杭没有证据证明已实际履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培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宝乐百货店、葛煦搬出其所占用的位于新沂市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厂房及院内场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沂星特浩公司原名新沂县新安乡草麻厂，成立于1958年，1971年更名为新沂县塑料胶木厂，1991年更名为新沂市塑料胶木厂。1997年12月28日，新沂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挥部作出《关于市塑料胶木厂要求审批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同意将企业产权出售给港商潘亚平；1998年1月6日，新沂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兴办外资企业“新沂星特浩塑胶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同意由星特浩香港公司独资兴办新沂星特浩公司；1998年1月13日，公司工商登记名称变更为新沂星特浩公司，性质为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为星特浩香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亚平；经营期限至2013年1月15日。新沂星特浩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3人组成，由投资方委派，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投资方委派。董事、董事长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8年10月起，新沂星特浩公司已实际交由林培杭负责经营管理。2009年6月12日，星特浩香港公司出具《委派书》，委派林培杭、潘亚平、邵长江为公司董事，王家栋为监事，委派林培杭为董事长，任期三年。2009年7月14日，新沂星特浩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培杭。2012年1月27日，星特浩香港公司被香港注册处除名解散。此后，林培杭等人的委派期限届满后，投资方未重新出具委派书。2012年5月28日，林培杭为了延长新沂星特浩公司的经营期限，通过中介在香港注册了星特浩香港公司的同名公司。2013年9月，林培杭以新注册成立的公司名义伪造原公司股东的印章及相关材料，申请延长新沂星特浩公司的经营期限，并取得了新沂市商务局下发的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并以此取得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13年，林培杭以新沂星特浩公司原公章丢失为由，重新刻制新的公章，并于2013年12月20日办理新公章的备案登记。2015年4月，经新沂星特浩公司职工报案，新沂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就新沂星特浩公司延长经营期限的情况进行调查，林培杭认可其2012年通过中介在香港注册同名公司并据此延长企业经营期限的事实。新沂市商务局于2015年7月7日作出决定书，撤销了同意延长新沂星特浩公司经营期限的行政许可决定书。2016年4月5日，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新沂星特浩公司的营业执照。另查明：新沂星特浩公司登记的股权状况及公司性质至今未发生变更。新沂星特浩公司现存在两枚公章，一枚为原公章（由案外人张龙、曹同民保管），另一枚即林培杭重新刻制并于2013年12月20日备案的新公章（由林培杭保管）。张龙、曹同民均系新沂星特浩公司的职工。2014年1月1日，张龙以新沂星特浩公司（甲方）名义将涉案厂房出租给葛煦（乙方）使用，并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厂房租赁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年租金为1万元。2016年1月6日，曹同民以新沂星特浩公司（甲方）名义与葛熙（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将涉案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年租金为1万元，但未约定租赁期限。上述两份租赁合同上甲方处均加盖了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原公章。现涉案厂房及场地仍由宝乐百货店、葛煦占有使用。再查明：2016年1月5日，林培杭曾以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名义诉至一审法院［案号：（2016）苏0381民初59号］，要求判令宝乐百货店、葛煦搬出涉案厂房及场地。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林培杭的法定代表人任期已经届满，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林培杭享有诉讼代表权，并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苏0381民初5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起诉。林培杭不服，以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名义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苏03民终38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林培杭以新沂星特浩公司的名义申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2018年5月25日撤回了再审申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7）苏民申4403号民事裁定，准许新沂星特浩公司撤回再审申请。在该案再审审查过程中，邵长江到庭接受询问称：“2009年3月30日，与林培杭签订的《资产转移协议书》是由其代表潘亚平签字，但协议内容均没有履行；2015年10月9日的《授权委托书》是潘亚平在上海向其出具的，当时因新沂市星特浩公司已无法经营，准备破产清算，潘亚平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让其负责处理这些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林培杭主张对涉案厂房、场地享有权利的依据是2009年3月30日邵长江代表新沂星特浩公司与其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但其至今未能提供该协议书的原件，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即林培杭举证的100万元《资产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及曹同民提供的130万元资产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在此情况下，因林培杭未能提供协议书原件或其他证据予以印证，难以对上述两个版本的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作出判定。林培杭为证明其主张的转让款支付情况虽提供了九张收款收据，但该组收据收款事由均未明确记载系支付转让款，且收据金额合计仅为70余万元，其中部分收据记载收款事由分别为支付电费、材料费、开支等。同时，林培杭在庭审中陈述：2008年10月份，新沂星特浩公司已实际交由其管理，《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其即自筹资金对公司进行经营，经营收益也归其个人所有。由此可以看出，在该组收据形成的同一时期，林培杭因进行生产经营也向新沂星特浩公司投入了资金。因此，在林培杭未进一步提供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难以区分该组收据中的款项是否是其支付的转让款，还是其支出的经营成本。综上，林培杭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及100万元转让款支付情况。此外，根据当时施行的《外资企业法》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外资企业在经营期限内未经批准，其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据此，林培杭与新沂星特浩公司之间即使存在真实成立的资产转让协议，但因未报审批机关批准，该资产转让协议并未生效，故林培杭由此主张对涉案厂房、场地享有权利的依据不足。综上，对林培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2000年修正）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林培杭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林培杭是否有权要求宝乐百货店、葛煦从涉案厂房及场地搬出的问题。林培杭主张其已与新沂星特浩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并对新沂星特浩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但林培杭并未提供《资产转让协议书》原件，且诉讼过程中存有不同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无法印证其所持有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系与新沂星特浩公司之间达成资产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对于林培杭是否实际支付转让价款的问题。林培杭虽提供部分收款收据，但该收据均未载明系支付对应的转让价款，其中部分收据记载收款事由为支付电费、材料费、开支等，仅与林培杭现实中经营新沂星特浩公司相印证，并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系支付的转让价款。同时，曹同民等人以新沂星特浩公司名义与葛熙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将涉案厂房出租给葛熙经营使用，宝乐百货店、葛煦作为承租人，占有使用涉案厂房亦非恶意侵占。在现有证据及综合双方权利顺位，林培杭对涉案厂房及场地的占有并不足以排除宝乐百货店、葛煦占有使用涉案厂房及场地，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排除妨害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对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指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本案所涉外资企业财产及权益的转让并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列，对于转让效力的认定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仍依据当时施行的《外资企业法》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不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上述法律适用问题并不影响裁判结果的正确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在纠正后，予以维持。综上，林培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林培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东海审判员  杜演文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刘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