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宏奇，男，195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逸恒，系刘宏奇之子，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小勤，男，住北京市朝阳区，系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恋湖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市江岸区盛成口腔门诊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富强天合园3幢1-2层商2号房。经营者：程晟，男，199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振宇，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宏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盛成口腔门诊部（以下简称盛成门诊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宏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逸恒、卓小勤，盛成门诊部的经营者程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唐振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宏奇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支持刘宏奇在一审诉讼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上诉费由盛成门诊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立案后，刘宏奇补充上诉事由如下：一、事实不清。1.一审证据中的条码、《说明函》的问题。程晟于2019年5月13日通过微信向刘宏奇提供了6组条码。盛成门诊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粘贴6组条码的病历。微信条码与病历条码完全不一致。盛成门诊部在（2019）鄂0102民初9282号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提交了同样的病历作为证据，该病例没有粘贴任何条码。由此说明盛成门诊部在为刘宏奇施行手术第一时间内，没有按照规定将植入刘宏奇体内的种植体条码或溯源条码粘贴在病历中。盛成门诊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病历是伪造的假病历，该病例上粘贴的条码是本案纠纷发生后、第一封《说明函》出现后，由盛成门诊部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不是种植在刘宏奇口腔内的产品条码。盛成门诊部和诺保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保科公司）先将微信条码作为诺贝尔种植体条码，以第一封《说明函》的方式论证其是正规分销渠道中的产品，刘宏奇提出《说明函》所描述的规格型号和批号所对应的条码与微信条码的数据信息不一致后，又将微信条码说成是基台的条码。诺保科公司涉嫌与盛成门诊部恶意串通、共同欺诈。2.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可追溯性问题。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三十七条之规定，盛成门诊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案涉种植体的购销合同、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有效期、销售日期、生产企业的名称、供货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相关许可证明文件编号等，同时，还应提供完整的案涉产品的溯源识别码，并依据溯源识别码进行溯源查证。规定所称“妥善保存购入第三类医疗期限的原始资料，并确保信息具有可追溯性”是指，医患双方发生争议时，双方可以通过“医疗器械追溯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对争议的医疗器械进行追溯查证。网络文章《商品条码在植入性医疗器械追溯中的应用案例—自动识别通商网》对此进行了介绍。案涉产品会否具有可追溯性才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盛成门诊部在双方争议的第一时间，没有向刘宏奇提供诺保科公司在《说明函》中列举的条码，说明盛成门诊部当时没有这个病例条码，没有植入到刘宏奇口腔中的溯源条码，原始病例没有粘贴任何条码，本案关于产品溯源识别的前提并不存在。诺保科公司只认定了微信条码、病例条码是其销售渠道中曾经存在的对应产品，并没有确定这个产品的购买者和患者，更未认定刘宏奇植入的产品就是案涉条码相一致的产品。诺保科公司销售代表也在电话中表示“我只能根据你提供的条码查出这个产品是真是假，我只能根据条码查询，但是至于你使用口内的植体是不是这个条码相一致的东西，这个不清楚”。因此，一审法院没有要求盛成门诊部将两次提供的案涉条码通过官方认可的医疗器械溯源识别系统软件进行溯源识别查证，造成本案主要事实不清。3.一审反诉请求中的费用支付与履行约定问题。一审法院没有弄清医疗服务内容，事实查明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盛成门诊部反诉请求中的3.5万元是修复费用不是种植费用，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提供的修复治疗不符合约定，应驳回其反诉请求。4.本案争议焦点的问题。本案争议焦点除一审法院已确定的外，还包括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使用的种植体是否为合法产品和合法渠道获得的正品，是否将种植产品的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一并交给了刘宏奇。二、程序错误。1.关于追加第三人。刘宏奇要求诺保科公司查证的条码是微信条码，诺保科公司的《说明函》答非所问。刘宏奇有理由怀疑诺保科公司与盛成门诊部恶意串通，有权依法追加诺保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2.一审法院未按普通程序审判规定明确举证期限，先后在三次开庭中均对证据进行了质证。3.首次开庭时举证期限届满，盛成门诊部于第二次开庭时提出反诉，违反了关于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反诉请求的规定。4.盛成门诊部在最后一次庭审中提出的鉴定的提议或请求，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能支持这一鉴定要求。三、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案涉产品的原始资料及可追溯性是盛成门诊部应履行的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的默示条款，交易习惯，盛成门诊部应当将种植体产品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等资料交付给刘宏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四十五条、第九十条，一审法院不应将盛成门诊部关于交付了资料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应判定由刘宏奇提供相反证据，应责令盛成门诊部提交上述资料。一审法院没有适用《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盛成门诊部提供案涉产品的原始资料和证明案涉产品可追溯性等相关资料和证据。2.一审法院应针对诉求目的选择使用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去判别盛成门诊部是否存在违反此类法规的行为。本案不是单一的医疗诊断服务合同关系，而是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提供植体和牙冠产品的购销合同关系。刘宏奇的诉求是对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提供的种植体产品的真伪及合法性存在质疑，并非是对种植手术服务的指控，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盛成门诊部的反诉围绕是否履行完了牙冠修复治疗服务合同的义务和合同款项支付的诉求，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关于一审法院要求对已使用的种植体进行鉴定的问题。一审法官错误地将对已使用的种植体进行鉴定作为查明种植体是否为Nobel种植体的唯一途径。其实，只要盛成门诊部提供由其负责保管的产品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等材料，就可以追溯查询到其为刘宏奇植入的种植体是否为Nobel种植体。只有完成了以上溯源查证之后，刘宏奇仍不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对已使用的种植体进行鉴定。本案的核心争议不是种植手术出了问题，而是对种植体产品的合法性和品牌真伪有异议。一审法院要求刘宏奇申请对被植入的种植体进行鉴定，违反程序、伤害身体、达不到鉴定目的。五、一审判决认定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使用的种植体系Nobel种植体的证据不成立。1.所谓病例条码，是刘宏奇向诺保科公司查询案涉产品真伪后由盛成门诊部伪造的证据。2.《说明函》《武汉市宏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送货清单》《证明》均为私文书证，无制作者或者代理人签名、捺印。3.盛成门诊部在质证中称“刘宏奇认为我方提供的产品证明文件所涉及的产品没有用在刘宏奇的口腔里，这是没有办法直接证明的……”此处的证明文件即案涉条码、《说明函》、送货清单，盛成门诊部的发言已经承认这些证明文件所要证明的产品，是无法证明就是植入到刘宏奇体内的种植体产品，也就是这些证明文件与刘宏奇的诉求和案涉产品无关联性。六、第一封《说明函》是一封答非所问的证明，并非针对病历条码所作的说明。诺保科公司的杨小姐明确表示，刘宏奇所求证的条码对应的产品是诺贝尔的种植体的正品，但是无法证明就是刘宏奇口腔中的产品。条码脱离了种植体和种植体的内包装和合格证，形成不了溯源信息链，证明不了刘宏奇所使用的种植体是否是诺贝尔的产品。按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推断，这种脱离了种植体实际产品的条码，无论如何都可强加在任何种植体上，去任意解释这个条码上的批号产品就是患者使用的相一致的产品。要证实案涉产品是否是诺贝尔的种植体，应当先证实盛成门诊部提供的种植体产品是否有诺贝尔种植体的原包装、内包装、合格证、质保卡及其他相关资证，并是否将这些资证随产品一并交给了刘宏奇。如果没有资证就是一个不合法的产品，或非法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盛成门诊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宏奇很早就和诺保科公司取得了联系，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谈到了质保问题，在进行手术前已经将所有包装、说明书、质保卡等都给刘宏奇提示和观看了。产品来自诺保科公司，是真实、正规的产品，不存在偷梁换柱、恶意串通。刘宏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盛成门诊部返还已支付的种植牙费用5万元；二、盛成门诊部增加赔偿5万元费用的3倍15万元；三、盛成门诊部赔偿所收取的5万元费用自2018年7月31日至赔偿之日起的银行存款利息的3倍。盛成门诊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刘宏奇支付所欠治疗费用3.5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刘宏奇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刘宏奇因牙齿缺失，于2018年6月24日至盛成门诊部处进行诊疗，双方于当日签订《种植手术知情同意书》，由盛成门诊部对刘宏奇缺失的多颗牙齿进行修复，双方约定使用Nobel植体、Lava牙冠，总费用为8.5万元整，种植所有费用需在本次术后一次性缴清，Nobel植体终身质保，Lava牙冠按Lava官方质保，种植及并发症2.5年内（2018年12月5日始）免费治疗。刘宏奇于2018年6月24日支付盛成门诊部3万元，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盛成门诊部2万元。2018年6月24日，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植入种植体，2018年12月2日，盛成门诊部完成对刘宏奇的治疗手术。2018年12月5日，盛成门诊部在病历中备注“Lava牙冠质保卡患者自己保管”，并由刘宏奇签字确认。同时在病历中贴有6组种植体条码，分别为“34126-12098032”、“34127-12092302”、“36707-12100944”、“36711-12084489”和2组“36712-13061230”。此后，刘宏奇自感咬合不适，就修复问题与盛成门诊部产生纠纷后，向盛成门诊部索要其所使用的种植体包装、质保卡等物品，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盛成门诊部将6组条码发送给刘宏奇，其中4组条码为“36646-13054178”，2组条码为“36640-13054761”。一审审理中，为查证“36646-13054178”和“36640-13054761”条码是何产品，一审法院电话联系Nobel产品中国区总代理诺保科公司，诺保科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函》，证实在诺保科公司正规分销渠道中存在上述规格型号和批号产品，物料描述为“愈合基台”。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5月17日，诺保科公司出具《说明函》，证实在诺保科公司正规分销渠道中存在“34126-12098032”、“34127-12092302”、“36707-12100944”、“36711-12084489”和“36712-13061230”批号产品。一审审理中，盛成门诊部提交了Nobel产品湖北分销商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的送货清单，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也于2020年9月28日出具《证明》，证实涉案条码的种植体是由该公司在2018年6月22日销售给盛成门诊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使用的种植体是否为Nobel种植体。涉案病历附着的种植体条码为“34126-12098032”、“34127-12092302”、“36707-12100944”、“36711-12084489”和2组“36712-13061230”，一审庭审中，盛成门诊部提交了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送货清单及证明，记载的种植体批号与病历后附着的条码一致。同时，诺保科公司也出具《说明函》，证实上述条码产品系Nobel种植体，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认定盛成门诊部为刘宏奇使用的种植体系Nobel种植体。正常情况下，质保卡、合格证等资料均附着于产品包装内，并在使用产品时交付，双方并没有约定需要履行特别的签收手续，如刘宏奇对盛成门诊部使用的种植体有异议，应在种植体植入手术当天提出。刘宏奇在盛成门诊部为其植入种植体半年之后，以盛成门诊部未提供种植体产品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等资料为由，认为盛成门诊部使用的产品不符合双方约定，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经一审法院释明，刘宏奇不申请对已使用的种植体进行鉴定，故对刘宏奇以盛成门诊部涉嫌欺诈为由，要求盛成门诊部返还已支付的费用5万元，并增加赔偿3倍及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盛成门诊部按约定完成对刘宏奇的种植手术，刘宏奇应按约定支付费用，至于刘宏奇陈述的牙齿咬合等问题，属于后期调校，而且双方也约定“Lava牙冠按Lava官方质保，种植及并发症2.5年内（2018年12月5日始）免费治疗”，刘宏奇不能据此拒不支付手术费用，故对盛成门诊部要求刘宏奇支付所欠治疗费用3.5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宏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武汉市江岸区盛成口腔门诊部支付治疗费用3.5万元；二、驳回刘宏奇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03元、反诉费337.50元（已减半），共计4840.50元由刘宏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宏奇对一审法院已查证事实提出三点质疑，首先主张盛成门诊部完成治疗手术的时间并非2018年12月2日；其次主张盛成门诊部并非“同时”（2018年12月2日）在病历中贴有6组种植体条码；最后主张“此后”刘宏奇“自感”咬合不适中“此后”的表述所指时间不明，咬合不适的情形属客观存在。盛成门诊部不认可刘宏奇所提异议，对一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鉴于，刘宏奇在补充的上诉意见中，已经提出关于条码并非同时张贴、病历作伪的意见，关于合同义务履行完毕标准的意见，本院是否采信以上意见将结合全案证据作出评判。刘宏奇已明确其所提本诉并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方案是否错误进而导致咬合问题相关细节事实并非本案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就双方争议由来所进行的查证，表述无误且适度。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属实。当事人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宏奇所提证据1至6、证据8和9均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条形码没有贴在病历上，盛成门诊部没有履行完合同义务。盛成门诊部对微信聊天记录中聊天对象为“石晶-同济医院口腔科”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他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刘宏奇所提证据7为湖北省口腔医院病历，拟证明刘宏奇的种植牙的牙冠修复失败，需要重新修复，盛成门诊部没有完成合同义务。盛成门诊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刘宏奇所提证据10为（2019）鄂0102民初9282号案件开庭笔录，拟证实盛成门诊部在另案中对种植手术知情同意书的质证时表示“付款时间有约定，先付5万元，完毕后结清剩余的35000元”，当前尚未达到合同付款条件。盛成门诊部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合同对于付款金额、时间有明确约定。刘宏奇所提证据11为网络截图，拟证明医院有义务为有争议的第三类医疗器械进行溯源查询，由于不良医方会借用合格正品的溯源条码冒充被医生所使用的不合格产品的证明，因此溯源查询不能仅凭医方提供的条码。盛成门诊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盛成门诊部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不确认网络截图内容的真实性与关联性，确认除聊天对象为“石晶-同济医院口腔科”外其他微信聊天记录和病历的真实性，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评判。刘宏奇二审中向本院提交《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要求诺保科公司就“微信条码”（“36646-13054178”、“36640-13054761”）和“病历条码”（“36712-13061230”、“34127-12092302”、“34126-12098032”、“36707-12100944”、“36711-12084489”）答复相关问题，包括：1.条码的性质和作用，条码是否是种植体的溯源条码，为什么没有依法标记为中文标识？2.是否每个种植体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溯源条码，溯源条码是否会被重复使用？3.种植体是否属于植入性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是否要求医生第一时间将此溯源条码粘贴在病历上，并将医疗机构、医生、患者信息上报给诺保科公司，以作为产品的溯源信息保存？4.诺保科公司作为诺贝尔植体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否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履行搜集和保存所有诺贝尔种植体使用者的信息的责任和义务？刘宏奇是否是诺贝尔种植体的使用人？5.诺保科公司如何保证所销售的诺贝尔的种植体产品都是取得合格证明、全新未曾使用、在品质保证期内、有质保售后服务的合法产品？6.上述条码所对应的产品的生产日期、进口日期、对应的产品流动轨迹（包括最终进入到哪家医疗机构、手术医生和使用患者）？7.诺保科公司针对医疗机构的产品植入溯源信息上报有哪些规定，医疗机构上报的产品使用溯源信息需在什么时间上报给诺保科公司？8.解释患者刘宏奇在请求诺保科公司销售代表杨小姐查证六组条码后，杨小姐给刘宏奇的《说明函》所描述的内容是另外五组（条码）信息？杨小姐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上述五组条码的？刘宏奇在申请中陈述，通过调查取证所要证明的事实为：1.上述条码是否是诺贝尔种植体的溯源条码，如果是产品的标识和溯源条码为什么没有以中文形式标注，为什么要将一个肉眼无法识别的条码粘贴在病历上？2.每个诺贝尔种植体是否有专属的溯源条码，诺保科公司是否可以根据此溯源条码查看到诺贝尔种植体从诺保科经过中间商到最终使用患者的信息？3.诺保科公司是否建立有诺贝尔种植体产品的销售、医疗机构种植、患者使用的溯源信息制度，要求销售和医疗机构向诺保科公司上报种植体的产品流向至患者的信息？4.《说明函》中的内容所对应的五组条码是谁给诺保科公司或杨小姐的？刘宏奇上述申请调查的事项、待证事实均为问句，围绕诺保科公司、盛成门诊部是否履行了医疗器械溯源信息收集义务等问题，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在双方当事人均就案涉产品来源提交证据，刘宏奇致电诺保科公司、诺保科公司予以回应且刘宏奇将与诺保科公司工作人员杨某通话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本院不准予该申请，并依据一审已质证的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2019年5月17日诺保科公司工作人员向刘宏奇发送题为《有关Nobel植体说明函》的邮件。邮件主文内容包括：“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对Nobel产品的认可！其次，有关您5月14日和公司客户服务热线电话所提供的产品问题，至5月15日我们电话沟通后的植体相关条码是否为正品的反馈，我司已出具正品鉴定的说明函，具体详见附件。”附件即《说明函》。《说明函》载明“在诺保科公司的正规分销渠道中存在如下批号的产品，特此说明”，其下以表格形式列举了产品规格型号（5位数）、物料描述、批号（8位数）三列信息，共分为五行记录：①36712，NobelReplaceCCRP5.0×11.5mm，13061230；②34127，NobelActiveInternalNP3.5×13mm，12092302；③34126，NobelActiveInternalNP3.5×11.5mm，12098032；④36707，NobelReplaceCCRP4.3×11.5mm，12100944；⑤36711，NobelReplaceCCRP5.0×10mm，12084489。二、2019年12月12日刘宏奇致电杨某，询问条码、种植体相关问题。其间，刘宏奇表示：“这个条码听你们公司售后的说，有一个溯源的条码，条码是不能扫的，只是看上面的数字？”杨某认可。刘宏奇问：“这个条码能扫码吗？”杨某表示：“扫不了。”刘宏奇问：“包装里面有一个条码、一个认证二维码贴在质保卡上面、再就是一个单独植体？”杨某认可。刘宏奇问：“你怎么根据你有这个条码，如果这个包装打开过，好，只能证实你们曾经卖过这个条码的植体，你怎么知道万一中间将包装里的货换了，只是说条码是你们的，货不一定是你们的，你怎么知道每个条码对应的植体是配套的呢？”杨某表示：“我只能根据你提供的条码查出这个产品是真是假，我只能根据条码查询，但是至于你使用口内的植体是不是这个条码相一致的东西，这个不清楚，但是我只能查到你给我的条码是正品。”“我们公司给你提供的证明函是具有我们公司法律效力的。”三、Nobel产品湖北分销商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的送货清单的开票日期为2018年6月22日，载明收货单位为盛成门诊部，并以表格形式列举了产品名称（注册证名）、单位、数量、单价、货品金额、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家、产品注册证号信息九列信息，共分9行记录。其中生产厂家均为NobelBiocareAB，前五行载明的产品名称、数量、批号、产品注册证号分别为：①Active种植体{NP3.5×11.5mm（34126）}，1，12098032，国食药监械（进）字2014第3630504号；②Active种植体{NP3.5×13mm（34127）}，1，12092302，国食药监械（进）字2014第3630504号；③CC种植体{RP4.3×11.5mm（36707）}，1，12100944，国械注进20153630003；④CC种植体{RP5×10mm（36711）}，1，12084489，国械注进20153630003；⑤CC种植体{RP5×11.5mm（36712）}，2，13061230，国械注进20153630003。四、《Ⅰ期手术报告》中记载6个植体的规格分别为5.0×11.5、5.0×11.5、4.3×11.5、5.0×10、3.5×13、3.5×11.5。五、《种植手术知情同意书》打印内容有“种植所有费用需在本次术后一次缴清”，同时在费用支付的打印内容右侧空白处手书种植及修复包括根管治疗及冠修复、拔除，总费用捌万伍仟元整。本院认为，刘宏奇以其与盛成门诊部签订《种植手术知情同意书》订立了种植体的产品买卖和安装合同，而盛成门诊部未按照约定品牌提供和安装种植体并未将产品的外包装、内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交付给刘宏奇，构成违约为由提出本诉请求，故本案为合同纠纷。盛成门诊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与刘宏奇所提本诉基于同一合同、同一事实，一审法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处理，符合法定程序。案涉合同争议的标的物为种植体，一审法院将证实该种植体来源合法的举证责任首先分配给医疗单位盛成门诊部，符合法律规定。盛成门诊部主要提供了《Ⅰ期手术报告》（含背面粘贴的条形码）、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送货清单、《说明函》作为证据。将上述证据与刘宏奇提交的其与诺保科公司员工杨某的通话录音结合来看，诺保科公司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包装内含条形码；条形码编码前5位，同送货清单“产品名称”中小括号内的标注号码，同《说明函》“产品规格型号”编码；条形码编码后8位，同送货清单和《说明函》“批号”编码；《Ⅰ期手术报告》手术记录中所载植体规格同送货清单、《说明函》中所载植体规格；送货清单“产品名称”与《说明函》“物料描述”相一致；6组条形码中有两组编码完全相同的情形与送货清单相应编码产品数量为两颗的情形相吻合。以上证据，不仅分别反映了诺保科公司作为NobelBiocareAB生产的Nobel产品总代理商向湖北分销商武汉市洪昌齿科医械有限公司分销的环节，分销商向盛成门诊部销售诉争6颗植体、于2018年6月22日开具送货清单的销售环节，盛成门诊部于2018年6月24日实施手术的使用环节，同时还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一审法院据此证据链认定盛成门诊部将诺保科公司正规分销渠道中销售的Nobel植体应用于刘宏奇的手术中，符合证据认证中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争议条码粘贴于《Ⅰ期手术报告》背面，在刘宏奇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盛成门诊部曾起诉刘宏奇请求其支付合同款，在此另案诉讼中，盛成门诊部未将《Ⅰ期手术报告》背面粘贴条码的部分作为证据提交。从该事实不能当然推论，盛成门诊部未在完成手术的同时保留、粘贴条码，伪造病历，更无法证实盛成门诊部虽在病历上保留正品条码却将非正品（包括刘宏奇所称的二手的、非正规渠道的、非相应品牌的不法产品）植入刘宏奇的口腔。已经植入口腔的植体是特定物且本身不带标识，在围绕包装内条码进行溯源后，刘宏奇提出了条码与产品并非一一对应，盛成门诊部可能以真条码配“非法”产品的抗辩，一审法院基于对当事人已经提交证据的审查以及刘宏奇的抗辩意见，询问刘宏奇是否就已植入口腔的材料申请鉴定，是在医疗单位已经完成其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依法进行的二次举证责任分配，刘宏奇依法应当就其提出的抗辩意见提交相应证据。刘宏奇不申请鉴定，其提交的其他证据又不具有推翻盛成门诊部所提证据链条的证明力，其关于盛成门诊部未使用约定产品实施手术、欺诈消费者的意见，欠缺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案涉合同未明确约定盛成门诊部需将种植体产品外包装、内包装、质保卡、认证二维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均交付给刘宏奇，刘宏奇亦未举证证实医疗单位将上述材料悉数交付患者并由患者出具收条签字确认构成“行业惯例”。诺保科公司作为案涉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商，认可与植体一同纳入包装内的条码所对应的产品为正规渠道中的合法产品，盛成门诊部已将条码粘贴于《Ⅰ期手术报告》背面，即产品已经打开包装并使用。刘宏奇仅以无书面材料证实盛成门诊部向其交付所称材料为由主张盛成门诊部违约，无合同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案涉合同手书部分明确了种植及修复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修复为冠修复，即在植入植体或实施根管治疗之后加装牙冠。加之，案涉合同还约定了并发症的免费治疗期。一审法院将刘宏奇陈述的牙齿咬合等问题归于后期调校，认定盛成门诊部已于2018年12月2日完成手术，刘宏奇应依据种植费在“本次术后一次性缴清”的约定支付下欠3.5万元治疗费用，符合通常对于冠修复的理解，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宏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3元，由刘宏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伶俐审判员  张文浩审判员  申光伟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彭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