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金鱼池中街2号院11号楼1至2层11-21。法定代表人：陈彦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天龙，北京兰普瑞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梅，女，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7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乐信公司无需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的工资57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5435元、垫付费用43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梅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关于董梅的月工资标准认定错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董梅月工资为12000元，董梅的工资卡交易明细显示也与合同约定相符，可以证明其税前工资并非每月38000元；第二，关于经济补偿金，因董梅系主动离职，故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认定乐信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的计算标准也有误，董梅的月工资标准为12000元，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月工资标准38000元计算，因该标准超过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经济补偿金最多也有79623元；第三，一审法院未查明董梅工作期间实际垫付的费用，乐信公司仲裁时未认可垫付费用为43000元，经过核实，董梅实际垫付金额为20143元。董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乐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正常上班，乐信公司需支付该期间工资，董梅的月工资标准为38000元；第二，乐信公司在与董梅协商后签署《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一审法院在向乐信公司原总经理刘岩调查并询问乐信公司后，最终认定《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有效，乐信公司并未提出其他有效反证，理应按照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官网公布的2019年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40581元，由此可计算出月平均工资为11715元，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后，董梅同意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即35145元每月计算经济补偿金，总计金额应为105435元；第三，董梅在乐信公司工作期间垫付了大量费用，申请报销的费用总额为43000元，上述费用有《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为证。乐信公司反悔不同意支付报销费用却不提供相应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乐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2.判令不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判令不支付董梅垫付费用43000元；4.诉讼费由董梅负担。事实和理由：董梅于2017年5月16日入职乐信公司，《劳动合同》中约定董梅工资为12000元/月，董梅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与合同约定相符。董梅在乐信公司任副总经理一职，属高管人员，分管人事行政管理工作，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有独立经营决策权。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他人银行卡为自己每月转款约28000元，变相侵占公司财产，已构成职务侵占犯罪。董梅还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前后有几个不同版本，其中的内容均为董梅自行书写，并非乐信公司的真实意思，乐信公司从未向董梅出具过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董梅的离职交接单上所写离职日期为2020年1月31日，与董梅提供的解除通知所写的日期2020年2月14日不符，是董梅于2020年1月31日提出的离职，否则人力部不会要求其填写离职交接单，可见董梅离职的整个过程都系其自行操作。不仅如此，董梅还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为每位离职员工私自出具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明确给每个员工不同数额的经济补偿金。乐信公司于2019年底出现经营困难，董梅煽动在职员工集体主动离职，造成公司运营失常，员工批量离职，重要资料数据丢失。另外，董梅2019年12月的工资乐信公司已经支付，2020年1月又发放了工资，所以乐信公司不拖欠董梅的工资。由于董梅自己提出的离职，乐信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应当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劳动者的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北京市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8467元，经济补偿金最多也不应超过25401元。而董梅主张的计算基数为38000元/月，已超过上一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因此董梅的主张及仲裁的结果均有误。对于董梅垫付的费用一节，经乐信公司查实，董梅实际垫付费用为20143元，董梅主张的43000元与事实不符。综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董梅辩称，不同意乐信公司的诉讼请求。董梅入职后，月工资标准在合同中是有约定，但乐信公司每月向董梅发放两笔工资，两笔相加每月38000元，有工资明细为证。2019年3月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原因系公司股东撤走资金，造成公司无法正常发薪，这期间大家一直尽最大努力维持着公司的运营。2019年11月时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岩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向所有员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通知所有员工均可与公司人力资源部就解除劳动合同进行协商，公司愿意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补偿。董梅是与人力资源部进行协商后，双方签署的《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该通知书对乐信公司应付给董梅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其他款项都做了明确约定，并加盖了公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乐信公司称该通知系人力资源部崔杰与董梅私自撰写，私盖公章所为，要举证证明。乐信公司的公章是有专人保管的，董梅不可能得到。对于后期补发工资一节，是因为刘岩动用了放在托管银行的托管金，给员工补发了工资，现乐信公司已将2019年12月之前拖欠的工资全部补齐。《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虽出现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因为双方一直在协商，没有签字说明就没有达成一致。董梅虽于2020年1月31日在离职交接单上签字，但董梅并没有离开公司，仍一直坚持出勤工作至2月14日，仲裁期间乐信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对于董梅垫付的费用已经在《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中明确，现乐信公司称只有20143元，董梅不认可。因所有票都在乐信公司手中，乐信公司应举证证明。对于经济补偿金按38000元计算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对此董梅不清楚，但董梅同意按照法律规定由法院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信公司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动合同书》、保密协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董梅的工资发放情况；3.报销凭证，证明董梅垫付的费用金额；4.《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5.离职交接单，证明董梅的离职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6.路桂云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路桂云系乐信公司员工的母亲；7.入职登记表；8.仲裁裁决书。董梅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这只是一部分，乐信公司并未全部拿出来，现双方已有约定，按约定履行；对证据4，只认可董梅签字的，没有董梅本人签字的均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因董梅签字后并无实际交接人与其交接，也没有办理交接手续，董梅仍出勤工作；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路桂云系乐信公司员工的母亲，路桂云向董梅转账是公司的行为，是按照公司要求做的；对证据7-8，真实性均认可。董梅向法院提交了1.《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2.乐信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岩的证言，证明董梅的月收入为38000元，应乐信公司的要求董梅每月工资分为两部分发放。乐信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发放给董梅的几笔工资是支付2019年12月之前拖欠的部分，现乐信公司尚拖欠董梅2020年1月和2月的半个月工资未支付。《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是乐信公司与董梅达成的一致意见，加盖公章也是乐信公司的行为。乐信公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称刘岩只是乐信公司的代持法人，不具有决策权，刘岩与董梅达成的协议应经过股东和实际决策人的同意，刘岩不负责任的加盖公章侵犯了公司的利益；刘岩不仅与董梅达成协议，还与其他许多离职员工都达成了协议，现乐信公司已与大部分离职员工进行了私下调解。另查，董梅于2020年3月27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乐信公司1.支付2020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工资570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支付垫付费用43000元。2020年8月15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1265号仲裁裁决：1.乐信公司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2.乐信公司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乐信公司支付董梅垫付费用43000元。乐信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双方均认可董梅于2017年5月16日入职乐信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2017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5月16日止，董梅岗位为从事副总经理工作，月工资收入12000元。董梅实际工资每月分二笔发放，均汇入董梅建设银行账户内。其中一笔由乐信公司直接汇入董梅账户，另一笔由乐信公司汇给路桂云，由路桂云再转给董梅，共计38000元。就解除劳动关系问题，董梅与乐信公司经协商于2020年2月14日达成一致意见，内容：“你与乐信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经与员工双方协商，决定从2020年2月14日起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人力资源制度，确定以下双方权益：1.按照员工实际考勤核算工资；2.员工连续任职满（32）个月，经济补偿为（114000）；工资为5.5个月工资（2019年9月-2020年2月），其他款项为（43000）；……”。乐信公司仲裁期间认可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正常出勤，认可未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庭审中乐信公司对《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不予认可，并称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套取公司费用，并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对此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乐信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加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乐信公司称，公司财务宋云峰（译音）曾表示过，汇入路桂云账户内的款项不是公司的钱款。但经法院向原乐信公司财务人员宋云峰询问，宋云峰表示，其未向乐信公司讲过任何事情，其每月向路桂云账户内汇款系遵照乐信公司领导的指示操作的，动用的是公司钱款，其只是公司的财会人员，领导审批后让其转谁其就按领导的指示操作，其本人只是执行者，具体路桂云收款后再转给谁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该《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系董梅与乐信公司就离职问题共同达成的协议，系合法有效的，乐信公司应按双方约定的内容履行给付义务。虽然乐信公司称《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公章虽是真实的，但系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并加盖公章，但乐信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由于乐信公司仲裁期间认可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正常出勤，认可未支付该期间的工资，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董梅该期间未正常出勤，故乐信公司应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对于董梅的每月工资数额，根据董梅提交的银行明细及法院对原乐信公司的总经理及财务人员进行核实，董梅每月收入为38000元，故乐信公司应支付董梅该期间工资57000元。对于乐信公司称《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按董梅的38000元/月计算已高出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但董梅当庭表示，同意法院按法律规定的三倍标准进行计算，对此法院不持异议。乐信公司应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145×3）105435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5435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垫付费用43000元；四、驳回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乐信公司补充提交：1.《关于董梅、任静二人任职资格的批复》，内容为2017年11月23日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核准董梅乐信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证明董梅是乐信公司向银保监会备案的公司高管；2.《关于2020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载有“核定2020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依据：2019年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6168元”，证明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应依据该文件确认职工月平均工资。董梅认可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称原股东没有正式董事会，《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有刘岩的证人证言，解除是真实有效的；对于证据2，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关于经济补偿原则上按照解除通知上的金额支付，认可一审确定的金额，不认可乐信公司陈述金额。另查，1.仲裁时乐信公司不认可存在垫付费用；2.一审中，乐信公司提交的离职交接单显示，只有头两行董梅个人信息及离职日期处填写，但后续用人部门、行政、财务、人事及本人确认签字处均为空白；3.乐信公司起诉称董梅利用他人银行卡为自己每月转账约28000元，变相侵占公司财产，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一审法院曾向乐信公司释明，给予其一周时间，可以去举报立案，逾期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截至二审庭审时，乐信公司称仍未报案；4.二审中，董梅主张自2019年6月后月工资涨到38000元。董梅和路桂云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9年9月11日刘明向路桂云转账28000元，9月12日宋云峰向路桂云转账28000元，9月17日路桂云向董梅账户汇出56000元；10月10日宋云峰向路桂云转账28000元，同日路桂云向董梅账户汇出28000元；11月19日宋云峰向路桂云转账28000元，同日路桂云向董梅账户汇出28000元；2020年1月21日宋云峰向路桂云转账84000元，同日路桂云向董梅汇出60000元，向尉荣荣汇出24000元。董梅称路桂云系乐信公司员工尉荣荣的母亲，尉荣荣因为过年着急用钱，向其借款。5.2019年8月16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按照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经济补偿封顶基数的通告》，将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北京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由当地政府公布的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来计算经济补偿的封顶基数。2019年北京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40581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乐信公司与董梅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董梅的月工资标准；第二，乐信公司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及相应数额确定；第三，董梅垫付费用的金额。上述争议焦点与乐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一对应，亦与《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效力问题相关联。双方对于《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效力存在争议。乐信公司不认可其效力，称系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并加盖公章，但乐信公司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中乐信公司称每一位离职员工都签署了解除通知书，其他离职员工基本都调解了。一审法院综合证据情况对《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一董梅的月工资标准，乐信公司主张为劳动合同约定的12000元，董梅主张为38000元。对此，第一，《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中载明董梅“员工连续任职满32个月，经济补偿为114000元”，依据上述董梅的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额可以计算出董梅月工资标准应为38000元；第二，宋云峰系乐信公司财务，其多次向路桂云账户转账，路桂云账户随即向董梅转账，乐信公司虽称董梅利用他人银行卡为自己每月转账约28000元，变相侵占公司财产，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但其在一审法院释明后未报案，截至二审庭审时仍未报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乐信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岩证明董梅月收入为38000元，应公司要求分为两部分发放，乐信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称刘岩不是实际决策人，但刘岩的证人证言与董梅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乐信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依据双方证据情况认定董梅的月工资标准为38000元，并基于乐信公司仲裁期间认可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正常出勤，判令乐信公司支付董梅该期间的工资，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乐信公司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及相应数额确定。第一，乐信公司称董梅系自动离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但离职交接单内容显示未实际进行交接工作，董梅亦未签字确认，且该主张与《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内容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二审中，乐信公司补充提交的《关于董梅、任静二人任职资格的批复》仅系行政机关对董梅任职资格的核准，无法证明董梅系自动离职，亦无法否定《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效力；第二，如前所述，董梅的月工资标准应为38000元，该标准超出北京市公布的201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应按照3倍予以封顶计算，一审法院的计算无误。乐信公司主张依据《关于2020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应按照2019年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计算经济补偿数额，但该标准仅为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依据，乐信公司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董梅的垫付金额，董梅提交的《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显示其他款项为43000元，乐信公司不予认可，但仲裁时乐信公司不认可存在垫付费用，一审时又改称经核实董梅实际垫付费用为20143元，乐信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乐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严 勇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  马卫丰书 记 员  蒋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