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91民初6323号原告成都嘉益源鑫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号**栋*层*号。法定代表人伍从金，经理。委托代理人唐运泽，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号高新国际广场*座北面*楼**楼**楼。负责人范丹彦，经理。委托代理人钟薇，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委托代理人都晓微，女，汉族，1985年2月22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系被告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人。原告成都嘉益源鑫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公司”）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锦城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曾洁独任审判，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运泽、被告平安保险锦城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薇、都晓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原告嘉益公司诉称，2014年2月26日3时许，高国辉驾驶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川Ａ×××××、川Ａ×××××挂货车由中国驶往老挝境内发生单车交通事故致使川Ａ×××××、川Ａ×××××挂货车受损。原告后将车辆施救至中国成都进行维修，产生车辆维修费141097.15元、施救费39999.96元，合计181097.11元。原告的事故车辆川Ａ×××××、川Ａ×××××挂货车在被告处分别投保了车损险，保险期间为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1月13日。原告在向被告请求对川Ａ×××××、川Ａ×××××挂货车定损并拟理赔过程中，被告以事故发生地不在中国境内予以拒赔。原告认为被告的拒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81097.11元。被告平安保险锦城支公司辩称，一、原、被告就川Ａ×××××、川Ａ×××××车辆形成的是两个独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应在一案中一并处理。二、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川Ａ×××××挂货车发生事故并受损。三、保单明确约定，本保单约定的行驶区域为中国境内，即承保范围中国境内发生的事故。本案事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1、保单明确载明行驶区域为中国境内，系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而并非免责的格式条款，对于被告发生在承保范围外的事故，原告无权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进行赔偿。案涉保险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行驶区域的范围大小是保费计算金额的综合考虑因素之一，对仅在中国境内行驶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保险责任，此属于双方对于承保范围的协商一致，保险合同的基本组成部分。保险责任范围即原、被告订立保险合同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内容，被告在保险单中明确载明了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原告同意并交纳保费，应当认定原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知晓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为“中国境内发生的交通事故”。2、《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对于承保的机动车也进行了明确，在总则部分第三条明确规定：“本保险条款所称机动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坐或者用于运输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或者履带式车辆。”故被告的承保范围仅仅针对在中国境内行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被告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对未承保的部分，当事人主张由我方承担保险责任，毫无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依据。3、原告提出的“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适用10%的绝对免赔而不是拒赔”的观点，被告认为是不正确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第二章车辆损失险条款部分第十五条“超出约定行驶区域，免赔10%”的约定，系在基础条款基础上商定的具体条款，且是在总则部分的上述条款适用的前提下，才得以适用的，两条款并不相矛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总则部分对机动车明确界定为在中国境内行驶的车辆，那么分则的各个条款的适用都应当是总则部分条款适用的大前提之下。《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章上述条款所指的约定的行驶区域，必定在中国境内，如四川省。故上述两条款并不存在适用上的矛盾。四、事故发生后，被保险车辆驾驶员高国辉存在逃逸的行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且被告已经尽到了提示以及明确告知义务，“驾驶人逃逸属于保险公司免赔事由”的免责条款对原告发生效力。1、事故发生地警察处交警科作出的汇报书明确载明驾驶员存在逃逸的行为，而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推翻交警部门对逃逸行为的认定。依据商业险条款第二章第五条：“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存在逃逸的事实，据此，被告在本案中不承担保险责任。2、保单上在“重要提示”一栏的第一条，明确载明：“请详细约定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证明被告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同时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第二条，已经以足以引起注意的加粗黑体字明确：“本人确认收到了《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内容，特别是就合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且原告在确认其内容后加盖公司公章，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综上，被告就上述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及明确告知义务。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并且，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将肇事逃逸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因此，保险公司将法律明确禁止的逃逸的行为作为免赔事由，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即可。被告已经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对原告发生效力，被告有权依据保险条款约定不予赔偿。五、本案属于单车事故，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立即通知被告，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有权不予赔偿。本案属于单车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但是被保险人是在事故发生后2个半月后，即5月8日通知被告，且在本案中当地交警部门未就本次事故划责。保单明确载明，“单方事故、非道路事故须保留第一现场，并立即通知我司查看现场，否则导致保险责任或者事故损失无法确定，我司有权拒绝赔偿”，该约定系原、被告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一致的条款，据此，被告有权不予赔偿。六、被告对川Ａ×××××车辆进行定损，损失金额为65856元。综上所述，被告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2日，原告为登记在其名下的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川Ａ×××××运输半挂车向被告投保了商业险，被告向原告交付了两份《机动车辆保险单》及一份《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四川专用）》。保险单载明：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312600元、95500元，绝对免赔额0元，保险费为6467.52元、1470.01元，均附加不计免赔率，保险费为970.13元、220.54元，保险期间分别自2013年11月14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13日24时止、自2013年11月13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12日24时止，车辆信息：行驶区域：中国境内。特别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须立即拨打95511报案；单方事故、非道路事故须保留第一现场，并立即通知我司查勘现场，否则导致保险责任或事故损失无法确定，我司有权拒绝赔偿。发生保险事故后，请在48小时内通知。其中，原告就投保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向被告签署了《投保单》，载明：“车辆信息：行驶区域中国境内。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兹声明投保单各项填写内容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真实有效，本人确认已收到了《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四川专用）》“总则”第三条约定：“本保险条款所称机动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坐或者用于运输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或者履带式车辆。”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一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第五条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人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或保险车辆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保险车辆方负全部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不超过100%¨¨¨”。第十五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实际行驶区域超出保险单约定范围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第十九条第二款约定：“保险车辆的保险金额按投保时新车购置价确定的，无论保险金额是否低于出险当时的新车购置价，发生部分损失按照实际修复费用赔偿”。第二部分“通用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中第十一条：“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另查明，高国辉与张元芬系夫妻关系，二人为川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原告与高国辉、张元芬系挂靠关系。2014年2月23日，高国辉与案外人尹连旭签订运输合同，约定由高国辉自云南省西双版纳磨憨出关至会晒、勐赛入境老挝承运32吨香蕉至成都，承运车辆为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川Ａ×××××运输半挂车。2014年2月26日3时50分许，高国辉驾驶前述车辆在老挝波乔省会赛县那牙姆村区域纳姆囊河下坡转弯时，在度艾纳姆囊小山附近失控侧翻路边，致使副驾驶位置的高华被甩出车外并被车碾压受伤、高国辉受伤、车辆受损。老挝波乔省公安厅警察处交警科于2014年3月10日向波乔省公安厅厅长所作汇报书载明：“事故原因：车辆技术状况不达标准，刹车不灵。司机逃逸”。事故发生后，高国辉于2014年5月8日向被告报险。2014年5月20日，原告、张元芬与四川省路安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安公司”）就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川Ａ×××××运输半挂车签订《施救协议书》，约定由路安公司组织车辆将前述事故车辆施救至成都市交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安公司”）进行维修，施救费为40000元，包括施救所需吊车、背车过路费、油费、过境费等全部费用，由张元芬以现金方式支付，张元芬同意将施救费发票交给原告办理保险理赔手续并同意保险公司将理赔款支付给原告。此后，路安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将被保险车辆施救至交安公司，张元芬于2015年4月27日向路安公司支付40000元施救费，路安公司向其开具了金额为39999.96元的发票。2014年5月28日，交安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至2015年4月27日维修完毕，产生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维修费94632.15元、川Ａ×××××运输半挂车维修费46465元，共计141097.15元，此款张元芬、原告暂未支付，交安公司先行向原告开具了等额发票。还查明，2014年6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载明：您向本公司投保的川Ａ×××××号半挂牵引车，商业险保单号码：12696021900119417270，保险期限2013年11月14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13日24时止；川Ａ×××××挂号仓栅式运输半挂车，商业险保单号码：12696021900119415057，保险期限2013年11月13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12日24时止。……经核实，本次事故因驾驶员高国辉驾驶机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出险，故作拒赔处理。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机动车车辆保险单》2份、（2015）成民终字第5293号《民事判决书》及《法律文书生效证明》、《西双版纳自贡川运信息部运输合同》、《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电子保险凭证》、《C种行车许可证》、《施救协议书》、路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施救费《发票》、车辆维修《结算清单》、交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维修费《发票》、《查验卡》、《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被告提交的《投保单》、《机动车车辆保险单》、保险费《发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四川专用）》、《汇报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就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川Ａ×××××运输半挂车分别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但该两车属于牵引车与挂车的关系，且两车在牵挂行驶的过程中发生同一事故导致损害，原告在同一民事诉讼中对该两车损失提出诉讼请求，并不为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为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诉讼效率，本院予以准许。对于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被告提交的《投保单》显示原告已经收到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故该保险条款、《机动车车辆保险单》均系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于川Ａ×××××运输半挂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提供了除《机动车车辆保险单》以外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和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故除《机动车车辆保险单》外，其他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对原告没有约束力。案涉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保险期间内，高国辉驾驶两车在老挝波乔省会赛县那牙姆村区域纳姆囊河下坡转弯时，因车辆技术状况不达标准，刹车不灵，在度艾纳姆囊小山附近失控侧翻路边，发生倾覆、碰撞，致使车辆受损。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中被保险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碰撞事故是否属于被告保险责任范围。本院认为，合同的建立需要合同当事人在审慎基础上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得以成立，特别对于设立基础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更需要当事人同意才能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即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何种保险金赔偿责任，是原、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需注意的基础内容。对于川Ａ×××××运输半挂车，《机动车车辆保险单》中“车辆信息”一栏“行驶区域”该项载明：中国境内。对此，应当理解为合同双方对保险标的的限制条件为行驶在中国境内的车辆，即被告仅承保被保险车辆在中国境内行驶时发生的危险，对于在中国境外行驶时发生的危险导致的损失不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对于川Ａ×××××东风半挂牵引车，本院认为，《投保单》、《保险单》均载明“车辆信息”：“行驶区域”：中国境内，《机动车车辆保险单》保险条款总则部分第三条约定：“本保险条款所称机动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坐或者用于运输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或者履带式车辆。”保险条款第一部分“基本险”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十五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实际行驶区域超出保险单约定范围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对此，原告主张保险车辆只要因约定原因造成损失被告即应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当事故地点超出中国境内时，适用10%的绝对免赔率而非拒赔；被告主张《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一部分“基本险”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十五条系在基础条款基础上商定的具体条款，且是在总则部分条款适用的前提下，才得以适用的，两条款并不相矛盾。分则部分条款所指的约定行驶区域，必定在中国境内，如四川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之规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按照一般的文义理解，其总则部分系对整体条款作出的概括性、统一性规定，效力及于保险条款全文，故车损险的保险责任应理解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上道路行驶的轮式车辆或履带式车辆）过程中，因碰撞、倾覆等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即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的损失，均不属于保险责任。在责任范围确定的基础上，双方另行约定的免除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不予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才是免责条款。故分则中约定“保险单约定行驶区域范围”应当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另行特别约定某行驶区域。实际生活中，亦常存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将行驶区域约定为某省、自治区范围以获得保险费折扣的情形。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保险人承保的危险发生地域系其厘算保费的重要依据，其影响着危险发生的概率以及保险人进行现场查勘、定损的成本、车辆施救及维修费的高低，若将危险范围扩大至全球，意味着保险人可能需在全球各地设置分支机构或自本国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各地查勘、定损，相较于被告收取的本案数千元的保险费，亦不符合前述保险法的公平原则。此外，本案中，保险合同约定单方事故须保留第一现场，并在48小时内通知立即通知被告查勘现场，否则导致保险责任或事故损失无法确定，被告有权拒绝赔偿。原告于事故发生后逾2月才向被告报案，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存在重大过错。原告是否在事故中具有其他约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事由，例如醉酒驾驶等，原告主张的损失与此次事故是否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亦无法完全查清。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事故产生损失，不属于被告承保的危险，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都嘉益源鑫运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61元，由原告成都嘉益源鑫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曾洁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苗速录书记员邱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