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4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MA3CTGE04E），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柳林村柳林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杨洪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崇霞，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胜杰，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加彦男，198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武（系徐加彦之父），住山东省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香（系徐加彦之母），住山东省阳信县。上诉人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加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6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晨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晨泰公司无需支付徐加彦加工费576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威海海岛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公司）与晨泰公司不存在无法分清的问题。海岛公司与晨泰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经营范围不一致，不能仅因为海岛公司租赁晨泰公司的厂房，就认定徐加彦无法分清海岛公司与晨泰公司，进而认定涉案的加工合同是晨泰公司委托，因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二)案涉服装加工是由海岛公司接单并对外委托他人加工，合同主体一直是海岛公司，未发生改变。庭审时晨泰公司向海岛公司申请，取得了部分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海岛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PLL-83402S、PLL-83403S、PLL-83404S款《成衣采购合同》：海岛公司与威海峰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创公司)就PLL-83402S、PLL-83403S两款衣服又签订了《加工定作合同》。该两份合同可以证实案涉402、403款衣服是由海岛公司承揽并委托峰创公司定作，与晨泰公司无关。(三)海岛公司将案涉402、403款衣服的前道、后道工序全部委托给峰创公司加工。1、庭审时，徐加彦陈述：徐加彦只负责织针织合同的前片、后片以及衣服袖子，上述工序即衣服加工的前道工序，原材料系纱线。徐加彦将前道工序完成后交由峰创公司，由峰创公司负责后道工序，即缝制、包装等，而后道工序根本不需要使用纱线原材料。但是根据海岛公司与峰创公司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定作方（海岛公司）提供纱线，纱线货值贰拾贰万元整；纱线超损3%超用的数量由承揽方负责”。从以上内容来看，海岛公司向峰创公司提供纱线，而纱线仅限于前道工序使用。根据《加工定作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成品不得出现色差，色花，返丝、吊扣、赃污，漏线头中色差、色花、返丝这三种现象只会在前道编织才会出现”，该条约定的加工工序全部是前道工序的质量要求，可以进一步证实海岛公司是将案涉衣服加工的前道、后道工序全部委托给峰创公司，峰创公司承接的加工内容是衣服加工的全过程。如此，又何来将案涉衣服加工的前道工序委托给徐加彦呢?2.庭审时，晨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海岛公司与峰创公司就案涉402、403款衣服的加工结算明细，其中明确列出峰创公司因纱线超用产生扣款问题，进一步可以证实，案涉衣服是由峰创公司负责前道加工问题。二、庭审时，双方均认可，先是由海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齐崇霞与徐加彦商量加工问题，未达成一致；后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洪波在其中居间介绍峰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峰与徐加彦协商加工问题。整个过程是因海岛公司与徐加彦未谈妥，海岛公司与峰创公司签订了加工合同，峰创公司想将案涉衣服的前道工序委托给第三人加工，又由杨洪波介绍陈建峰与徐加彦认识，陈建飞再与徐加彦商讨相关问题。因此，整个过程，杨洪波仅是起牵线搭桥作用，而杨洪波作为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能代表晨泰公司作出与晨泰公司有关的业务，案涉的加工合同是海岛公司业务，与晨泰公司无关，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由晨泰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另外，庭审时，晨泰公司对于徐加彦提供与陈建峰的通过录音内容有异议，提出应当由陈建峰本人出庭，这对于本案的审理有重大意义。综上，晨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晨泰公司应支付徐加彦加工费错误，应依法改判。徐加彦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徐加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晨泰公司偿还徐加彦57600元+3200元+9864元即70664元；2.依法判令晨泰公司赔偿徐加彦损失费180000元+30000元+3000元即213000元；以上1至2项合计283664元；3.诉讼费由晨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晨泰公司的股东为杨洪波和齐崇霞，其法定代表人为杨洪波。海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齐崇霞。2018年2月20日，晨泰公司（甲方）与徐加彦（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一份，约定，晨泰公司将坐落于威海市环翠区柳林工业园新园路10号的厂房租赁给徐加彦使用，租赁期限1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每年租金5万元……。2018年12月5日，一审法院受理晨泰公司与徐加彦、胡靖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鲁1002民初728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晨泰公司与徐加彦于2018年2月20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二、徐加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晨泰公司租金43972.6元[50000÷365×321=43972.6(2018.03.01-2019.1.15)]……。2018年12月7日，一审法院受理海岛公司与徐加彦、胡靖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鲁1002民初73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8年2月，徐加彦租用晨泰公司的厂房并使用海岛公司的部分针织设备进行针织品的加工，由于海岛公司的设备老化，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徐加彦经他人介绍与浙江桔子针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桔子公司）驻山东省海阳市经销处的于红庆取得联系，欲购买桔子公司的“梦之星电脑横机”，在此期间，海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齐崇霞也与于红庆进行了联系，后又于同年3月28日与桔子公司的“孙总”取得联系，徐加彦于3月29日由其弟徐加松向于红庆代为缴纳定金2万元。海岛公司于同年4月27日与桔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海岛公司向桔子公司租赁“梦之星全电脑横机双系统52寸5/7针”设备（下称设备）30台，每台设备租金1600元/月，租赁期限为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4日，租金支付时间为每月15日；合同还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海岛公司应缴纳履约保证金30万元。合同签订后，海岛公司于同年5月2日向桔子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30万元，当日，海岛公司与徐加彦签订《租赁协议》，约定海岛公司将涉案设备租赁给徐加彦使用，租期为一年，每月租金为1600元/台，共计48000元/每月，首次租金结算日为2018年5月5日，每一个月向海岛公司一次性支付租金，支付租金时间为每个月的5日，被告于合同签订日向海岛公司支付30万元保证金，协议还就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徐加彦向海岛公司支付人民币18万元、由齐崇霞向于红庆出具借条、又由徐加彦向齐崇霞出具借条，于红庆将连同徐加松缴纳的2万押金共12万元转给海岛公司，凑足30万元押金，后于同年9月将借款10万元偿还齐崇霞。同年5月5日涉案设备到货后，徐加彦组织人员进行卸货并安装，由于徐加彦无款支付首月的设备租金，于5月7日向齐崇霞出具53000元的借条。徐加彦在使用涉案设备过程中，因对涉案设备在租赁期满的归属与海岛公司产生歧义而发生纠纷。该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徐加彦海岛公司与徐加彦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二、按徐加彦的诉讼请求，徐加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加彦海岛公司租金8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8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徐加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徐加彦海岛公司“梦之星全电脑横机双系统52寸5/7针”设备30台；四、徐加彦赔偿徐加彦海岛公司的经济损失（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涉案设备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双方约定的租金计算）……。原、被告均不服该判决均上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鲁10民终10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海岛公司与案外公司签订了成衣采购合同，由海岛公司承揽加工包括PLL-83402S、PLL-83403S在内的针织衫。最初，齐崇霞与徐加彦协商按照每件3元的价格要求徐加彦织PLL-83402S、PLL-83403S针织衫，只织针织衫的前片、后片以及衣服袖子。徐加彦因价格低没有同意。之后，杨洪波又与徐加彦协商，徐加彦同意按每件3元进行加工，并有峰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建峰（陈飞）在场。2018年4月20日，海岛公司与峰创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约定由峰创公司定做PLL-83402S、PLL-83403S针织衫，共计19200件。诉讼过程中，徐加彦提供与陈建峰的电话录音。徐加彦称：陈哥，我干的那19200件大货，老杨说的一审判决意思让我跟你要钱。陈建峰称：为什么。徐加彦称：那个活，你也知道，开始的时候我跟老杨谈的价格，纱线是老杨给我的，对不对。陈建峰称：对。徐加彦称：你只负责干后道，别的事你不管，是不是。陈建峰称：对，是，是。徐加彦称：咱俩那时谁也不认识谁。陈建峰称：对，谁也不认识谁。徐加彦并提供被告公司的毛衫生产工艺。在徐加彦的送货单中徐加彦填写的收货单位为“晨泰。”2018年11月13日下午，徐加彦因机器等事宜与齐崇霞、杨洪波产生纠纷，徐加彦和齐崇霞互相拉对方机器的电闸。当晚7点30分左右，杨洪波安排人员将办公大楼东门锁上，并将二楼厂房内的三个电闸拉下来。2018年11月14日，徐加彦的父母将被告厂房外的电动大门关闭，不让被告工人进场。2018年11月15日0时，因没有交纳30台设备的租金，30台设备停止工作。之后，齐崇霞等人不让徐加彦进入工厂，徐加彦给别的公司加工的原材料也经公安机关出面才取出。2018年11月20日左右，杨洪波安排将一楼厂房通往二楼厂房的木头门还有一楼厂房通往办公室的门都用锁锁上，并将一楼通往院子的红门给安上指纹锁。2018年12月6日，徐加彦的父母进入二楼厂房将通往2楼的两个门都堵上。徐加彦父母便居住在二楼厂房至2018年12月22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五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加工费57600元的问题；第二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30台设备的租金损失的问题；第三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厂房的租金损失的问题；第四个争议焦点为：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停产而产生的损失问题；第五个争议焦点为：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电费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加工费57600元的问题。海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为齐崇霞，晨泰公司的股东为齐崇霞和杨洪波，杨洪波为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海岛公司和晨泰公司在一个办公地点进行办公。徐加彦很难分清海岛公司、晨泰公司、齐崇霞和杨洪波之间的关系。而齐崇霞先与徐加彦协商让徐加彦给加工织PLL-83402S、PLL-83403S针织衫，徐加彦并未同意。之后，杨洪波与徐加彦进行协商，徐加彦同意进行加工，加工费每件3元，共计19200件，双方对合同的数量、价款进行约定。徐加彦与峰创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电话录音证明徐加彦干前道工序，峰创公司干的后道工序，其双方之间未形成委托加工关系，参照徐加彦提供的记有晨泰公司名称的生产工艺单和收货单，以及徐加彦和晨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对于加工费单价和数量的约定，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徐加彦与晨泰公司形成委托加工合同关系，晨泰公司应支付徐加彦加工费5760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30台设备的租金损失的问题。徐加彦与晨泰公司之间产生纠纷，晨泰公司安排人员锁门、拉电闸，徐加彦的父母将晨泰公司厂房外的电动大门关闭，不让晨泰公司工人进场，双方均有过错，对于徐加彦的设备租金损失原、晨泰公司各自承担一半。徐加彦的设备停止运转至2018年11月15日0时约1.5天，按照每月租金48000元计算，晨泰公司应赔偿徐加彦的损失为1200元（48000元÷30*1.5÷2）。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厂房的租金损失的问题；徐加彦租赁晨泰公司厂房，该租赁合同截止于2019年1月15日，徐加彦向晨泰公司交纳租金（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租金应支付至2019年1月15日），晨泰公司应向徐加彦提供厂房，其无权阻止徐加彦进入厂房，晨泰公司应承担徐加彦的租金损失，但徐加彦的父母也存在阻止晨泰公司工作人员进入工厂以及其父母在厂房中居住一定时间的情况，徐加彦也应对其租金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原、晨泰公司各自承担一半的租金损失即4384元（50000÷365*64÷2，自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1月15日共计64天）。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停产而产生的损失问题。经生效的判决认定徐加彦租赁海岛公司的30台设备，徐加彦欠付海岛公司30台设备租金。2018年11月15日，30台设备也因未向浙江桔子针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纳租金致使设备不能使用，徐加彦对设备停止运转是知情的。而原、晨泰公司之间为厂房租赁合同关系，机器停止运转并非晨泰公司的原因造成，徐加彦没有理由向晨泰公司主张停产1个月的生产损失180000元和因衣服搭配不完整的损失30000元，故对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晨泰公司是否应支付徐加彦电费的问题。徐加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晨泰公司存在偷电的事实，故对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加彦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徐加彦加工费57600元；二、被告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徐加彦设备租金损失1200元；三、被告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徐加彦厂房租金损失4384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7元，原告负担2164元，被告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1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晨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晨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洪波与峰创公司陈建峰（陈飞）于2021年3月7日形成的录音两份，因陈建峰中途接过电话，间隔时间过长，所以形成两段录音，该两份录音证实海岛公司与峰创公司合作的案涉402、403款服装加工业务，包括衣服发放、结算等业务全过程，海岛公司支付给峰创公司每件15.5元费用，该费用包含服装加工前道、后道工序，且海岛公司已将案涉款项与峰创公司结算完毕。证据2、陈建峰在证据1录音中提到的清单，即峰创公司向海岛公司出具的结算明细照片打印件一份，该明细抬头为“应付徐加彦加工编制费”，其中402、403款项单价为每件3块，总价为55971元，可以证实案涉402、403款服装加工费应由峰创公司向徐加彦支付。该单据载有“杨经理扣走20000元剩余553元”，右下角落款处为杨洪波签字。晨泰公司称，落款处系杨洪波签字的原因是，晨泰公司与峰创公司有合作，峰创公司认为海岛公司业务经理孙宗利签字无法律效力，所以要求齐崇霞或杨洪波签字，对其具有保障。晨泰公司表示该照片系陈建峰出具结算单据后，由杨洪波拍照发送给齐崇霞，现手机已经不再使用。徐加彦质证认为，对证据1系杨洪波与陈建峰之间谈话录音无异议，但认为录音中陈建峰并不认可应由其支付徐加彦编织加工费，并提到杨洪波多次修改合同。对证据2对账单照片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晨泰公司在一审时未提交该证据，二审不应采信，并主张峰创公司从未与其结算加工费，该证据与其无关。徐加彦提供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5月30日晨泰公司左义通过微信向徐加彦转账105元，结合一审其提交的蓬莱市华琪染业有限公司单据（运费清单），可知，2018年5月21日蓬莱市华琪染业有限公司通过物流运送一批纱线，单据注明运费105元，由徐加彦垫付，之后左义于5月30日通过微信将运费支付给徐加彦。用以证明案涉纱线系晨泰公司提供，与峰创公司无关。为证实左义身份，徐加彦补充提交2015年5月25日会议记录及左义于2019年在朋友圈发布的招工信息，用以证实左义为晨泰公司员工。晨泰公司质证认为，对微信转账记录不予认可，相关货单无法看出与案涉402、403款服装相关，且左义是海岛公司员工，徐加彦收取左义款项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对会议记录及微信朋友圈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海岛公司、徐加彦等均租赁晨泰公司厂房，为节省费用，四方协商由晨泰公司全权负责消防验收，其余各方协同配合，故关于消防的会议记录不足以证实左义为晨泰公司员工。因海岛公司承租晨泰公司厂房，所以左义发布朋友圈地理位置显示为晨泰公司，招工信息中招工事项、联系电话等属于海岛公司，与晨泰公司无关。为证实其主张，晨泰公司提交海岛公司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证实左义系海岛公司员工。徐加彦对晨泰公司提交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足以否定徐加彦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晨泰公司提交的证据1录音，陈建峰在录音中表示，海岛公司已向峰创公司付款，但是否涉及编织费其不记得，陈建峰在录音中的表述与一审徐加彦提供的录音证据存在不符之处；证据2对账单照片打印件，徐加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晨泰公司无法提供照片原始载体以供核对，且陈建峰并未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故对证据1、2及徐加彦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均不予采信。对晨泰公司提交的海岛公司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徐加彦提供的证据，因晨泰公司提交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显示系海岛公司为左义缴纳社保，故本院认定左义系海岛公司员工。徐加彦提交的会议记录中参会人员包括徐加彦，不足以证实所有与会人员均为晨泰公司员工；晨泰公司已对左义发布的招工信息给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徐加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晨泰公司提交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本院对徐加彦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晨泰公司是否为案涉加工合同相对人，徐加彦要求晨泰公司支付加工费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对于徐加彦完成案涉服装前道加工事宜不持异议，仅对与徐加彦间成立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存在争议。徐加彦主张系与晨泰公司成立加工合同关系，晨泰公司则主张案涉业务由海岛公司承揽并委托峰创公司定作加工，徐加彦系与峰创公司间成立加工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从合同订立过程看，双方均认可系齐崇霞先与徐加彦协商，未达成一致，后杨洪波与徐加彦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杨洪波系晨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晨泰公司，齐崇霞亦为晨泰公司股东，晨泰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二人在洽谈业务时，告知徐加彦案涉业务与峰创公司或海岛公司有关。从合同履行过程看，徐加彦依据“威海晨泰国际毛衫生产工艺”进行加工，交付加工完成的半成品时，在送（销）货单中收货单位处填写“晨泰”或“晨泰→陈经理”，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徐加彦均自始至终认为系与晨泰公司履行加工合同，并无证据证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向其披露案涉加工业务系峰创公司委托加工。从徐加彦二审提供的左义发布招工信息内容看，虽然左义为海岛公司员工，但其发布的招工信息定位显示为晨泰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徐加彦难以区分海岛公司与晨泰公司并无不当。相反，晨泰公司虽主张案涉业务与其无关，杨洪波仅系居间介绍作用，但从二审晨泰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及对账单载明内容看，晨泰公司自认杨洪波不仅参与合同的订立，另参与与峰创公司结算，杨洪波亦从中扣款20000元并在对账单中签字，晨泰公司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晨泰公司主张杨洪波仅居间介绍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认定案涉加工合同系晨泰公司与徐加彦签订并无不当。虽案涉型号毛衫系海岛公司承揽业务，但徐加彦并未参与该份合同签订，徐加彦与杨洪波仅对前道加工程序进行协商并实际履行，海岛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加工承揽关系与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加工合同相对方认定。至于晨泰公司主张其不存在相关业务，属于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并无证据证实徐加彦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业务超越杨洪波权限，杨洪波代表行为有效，晨泰公司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晨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元，由上诉人威海晨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