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3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许振芳，男，1973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宁，江苏法德东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翠，江苏法德东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益龄，男，1958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沂青，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邹丽亚，女，1977年5月25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宁，江苏法德东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翠，江苏法德东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振芳因与被上诉人陈益龄、原审被告邹丽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1民初1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振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益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许振芳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益龄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陈益龄以股权转让为由起诉主张股权转让款，许振芳抗辩并证明所谓的股权转让事实并不存在，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债权当然也不存在，一审对此不作认定，而认定是认购权的转让，缺乏请求权基础，违反法律规定。2.《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均禁止2015年12月17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公司章程也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一审认定所谓认购权转让，实质是以此掩饰法律和章程明文禁止的股权转让。一审中，陈益龄陈述许振芳是基于认购权溢价购买，改变请求权基础，许振芳要求就此组织法庭辩论，但法庭没有回应。3.一审中，许振芳抗辩理由甚多，没有将胁迫和显失公平作为主要理由，但一审以此为重点进行分析，避重就轻，丧失公正立场。一审中，许振芳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当时签订协议的具体背景因素，完全可以证明陈益龄以总经理、董事的身份具备了“胁迫”许振芳的客观条件。4.关于反诉部分，一审分析“不排除如许振芳为吸引陈益龄加盟公司而给予激励等情形”，将未经查明的事实作为认定依据，完全不对事实负责。5.一审根据2017年的协议书认定经双方对以往相互资金往来对账结算，以此确认尚欠陈益龄750万元，完全遗漏了这一项应当查明的对账结算事实，也就是说陈益龄主张的1416万元股权转让款与诉讼请求中主张730万元之间是如何计算的，没有进行审查。陈益龄二审辩称：1.关于协议书及还款协议金额的变化，一审中，陈益龄在诉状及庭审中均已经明确向法庭陈述还款协议所记载的750万元的形成经过，以及最终诉请730万元的形成经过，即协议书约定的800万元扣除许振芳此后支付的50万元，在还款协议签订时尚欠750万元，后来又还了20万元，金额计算非常简单，事实非常清楚。2.关于许振芳所认购陈益龄股权事实，一审中提供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予以为证，其中许振芳在2016年的时候认购股权3882万股，其中就包含陈益龄所转让的480万股认购权，其中240万股是无偿转让，另外240万股即为本案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有偿转让部分。该认购行为已经过当时的券商合规性审查并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不存在许振芳所陈述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认购，以及不存在诉讼标的的事实。3.一审对反诉部分查明事实清楚，认定正确。陈益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许振芳、邹丽亚立即归还股权转让款730万元及利息(计算至2020年4月15日为687260.56元；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3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振芳、邹丽亚承担。事实与理由：其系江苏万舜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舜公司）股东。2015年12月，其与许振芳签订《协议书》，约定许振芳应支付陈益龄800万元。2017年4月17日，其又与许振芳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由许振芳归还尚欠的750万元。现许振芳尚有730万元未付，构成违约，且属于与邹丽亚的夫妻共同债务。许振芳、邹丽亚一审辩称：1.因受到胁迫才签订相关协议，协议显失公平；2.协议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等规定应属无效；3.协议记载的是不可能存在的交易标的，无法履行；4.陈益龄未履行对许振芳和公司的承诺，未实现公司的全国化，陈益龄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5.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许振芳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陈益龄支付许振芳转让款和出资款计512万元，并自2020年10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2.判令陈益龄承担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陈益龄继受取得16%股权的转让款32万元、公司增资中的出资款128万元、公司增资中的320万股的出资款352元，均系由许振芳支付，陈益龄属于不当得利。陈益龄针对反诉辩称：1.许振芳并不能证明陈益龄取得股权没有合法依据，其在反诉状中陈述陈益龄拒不承认转让款和出资款为借款，说明许振芳认为该款项是借款；2.其中的352万元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由许振芳代缴，在许振芳应当支付给陈益龄的股权转让款中也已抵扣；3.反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7日，陈益龄与许振芳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万舜公司股东会议决定，陈益龄在公司新三板上市后首轮增资中预定增加股权560万股，每股价1.10元，计616万元；陈益龄愿意将其中240万股转让给许振芳，许振芳愿意以1416万元受让，陈益龄剩余320万股在首轮增资中认购；许振芳对1416万元的给付方式，其中616万元为陈益龄的新股认购款，由许振芳代缴给本公司完成认购，另有800万元许振芳以现金形式于2016年2月底之前付给陈益龄。之后，许振芳向陈益龄支付了50万元。2017年4月17日，陈益龄与许振芳签订《还款协议》一份，约定：经双方对以往相互资金往来对账结算，双方认可，许振芳至2017年4月底尚欠陈益龄750万元，特制定还款计划如下，许振芳将积极设法于2017年6月底前归还陈益龄100万元，其余欠款逐步归还，至2018年3月底之前全部结清。之后，许振芳向陈益龄支付了20万元。另查明：2013年9月，陈益龄通过继受取得万舜公司16%的股权，陈益龄本人未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32万元。2013年10月，万舜公司增资，陈益龄本人未支付其相应的增资款128万元。2015年10月，万舜公司发行股票，陈益龄认购320万股，陈益龄本人未支付其相应的认购款352万元。以上事实，有《协议书》、《还款协议》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许振芳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相关协议的签订系受陈益龄的胁迫，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相关协议显失公平。反而是在许振芳签署第一份协议之后，时隔2年又再次签订了第二份协议，更是还分两次合计支付70万元。这些行为均能印证许振芳当时是自愿的。许振芳主张的事由，即使能够查证属实，实际上也属于其在当时基于对不同利益的权衡而做出的让渡，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胁迫。另外，以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依法应通过行使撤销权解决，但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许振芳在本案中方才提出，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第二，许振芳主张《协议书》无效。但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来看，双方实际上系对万舜公司增资过程中认购权的转让。对此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协议书》依法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三，双方均应遵照协议履行。根据《还款协议》约定，许振芳现尚有730万元未按约支付。许振芳构成违约，应立即清偿该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但陈益龄主张该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故不予采纳。第四，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许振芳之所以代陈益龄支付512万元，从当事人本人的陈述结合背景来看，不排除如许振芳为吸引陈益龄加盟公司而给予激励等情形，也即存在法律根据。许振芳在反诉提出之前，从未主张过该垫付款项。许振芳在对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结算时也从未提出要扣除该垫付款。其中352万元部分在《协议书》中更是已经明确约定在1416万元中作扣除。因此，512万元不可能是不当得利。退一步讲，即使该512万元能够认定为不当得利，从许振芳知道不当得利的事实起算，至今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第五，陈益龄是否存在未履行对许振芳、万舜公司的承诺，是否存在损害万舜公司利益的行为，许振芳、万舜公司可以另行主张，不属于本案应中止审理或者暂缓审理的理由。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许振芳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向陈益龄支付转让款7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截止至2020年4月15日为65万元；自2020年4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3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陈益龄对邹丽亚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许振芳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7711元、保全费5000元，由许振芳承担。反诉费23820元，由许振芳承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舜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载明：公司本次发行前在册股东6名，在册股东许振芳、陈益龄、俞洪福、李林、刘骏、姚骏参与本次定向增发；其中许振芳优先认购股数限额30600000股、因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而增加认购8220000股、认购股数合计38820000股；陈益龄优先认购股数限额8000000股、行使优先认购权认购股数3200000股。另《关于放弃部分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中载明：陈益龄优先认购数量上限8000000股，行使优先认购数量3200000股，放弃优先认购数量4800000股。上述事实有一审卷中《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放弃部分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等予以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益龄与许振芳签订的《协议书》与《还款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许振芳是否应按《还款协议》约定支付款项。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已经产生的纠纷所对应的法律关系确定了相应的案由，但对于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无法一一列举，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定期收集、整理、筛选，及时细化与补充。因此，在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案由无法完全对应时，可以参照适用与诉争法律关系性质最为接近的案由。本案中，陈益龄在起诉状的诉由中明确表示“因其依法享有的优先认购权转让给许振芳，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其诉由是明确的，不存在改变请求权基础的问题。由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认购权转让纠纷的案由，而认购权转让纠纷实质也是因预期股权利益而产生的纠纷，因此，一审法院参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关于《协议书》与《还款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许振芳提出陈益龄以总经理、董事身份具备了“胁迫”的客观条件，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受欺诈、胁迫而违反真实意思订立合同，应当举证证明具体受欺诈、胁迫的事实的存在，不能凭主观臆想或猜测，许振芳在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受胁迫而签订协议。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受胁迫签订协议后，应当在一年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许振芳并未按规定行使权利，相反，其再次以还款协议的方式对之前的协议作了进一步确认，并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此，许振芳主张《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协议书》与《还款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万舜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以定向增发的方式进行增资，发行对象是公司的6名股东，优先认购股数均有限额，而且总的股数是固定的，因此，只有在部分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前提下，许振芳才能超出认购限额进行认购。陈益龄放弃部分优先认购权，另外将240万股认购权转让给许振芳，许振芳通过增加认购股份而获得预期利益，并基于该预期利益向陈益龄支付对价，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至于股权价值的变化属于商业风险，不能因股权价值降低而否定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再次，《协议书》与《还款协议》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法》《证券法》主要是对限制流通的股份转让所作的限制性规定，陈益龄与许振芳以有偿方式对认购股份数量进行内部协商调整属于股东自愿处分财产权利，不涉及限制流通股份转让问题，法律对此也未有禁止性规定，因此，《协议书》与《还款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综上，《协议书》与《还款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许振芳应按约支付款项。关于许振芳提起的反诉部分，许振芳主张的512万元款项包括《协议书》中陈益龄认购320万股的认购款352万元、2013年9月陈益龄继受取得16%股权32万元、2013年10月增资时陈益龄取得160万股股权对价128万元，均是由许振芳支付，因陈益龄不认可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故许振芳要求陈益龄返还该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关于《协议书》中陈益龄认购320万元股的认购款352万元，该笔款项已在许振芳应付的转让款中扣除，不应再行结算。关于另外32万元与128万元款项，陈益龄解释是许振芳为吸引陈益龄加盟公司而给予的激励，虽然该陈述未有其他证据印证，但自2013年至许振芳提起本案反诉之前，其未曾就该款项主张过权利，并且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也未对该款项一并进行结算，因此，陈益龄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从诉讼时效看，该两笔款项发生在2013年，许振芳在本案反诉中主张不当得利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对此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许振芳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531元，由上诉人许振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杰明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