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正善，男，197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北京市炜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凤英，女，194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桂梅，女，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桂花，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增江，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智，淮安市洪泽区高良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正善因与被上诉人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3民初2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正善的上诉请求：1.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40%赔偿责任有失公平。2020年8月31日，上诉人驾驶的机动三轮车并未与驾驶电动车的韦兰馥发生碰撞。淮安市公安局洪泽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双方车辆发生碰撞的鉴定结果有误，认定上诉人对韦兰馥死亡承担次要责任违背事实。首先，上诉人并未与韦兰馥发生碰撞；其次，所谓“专家”出具鉴定报告的鉴定结果中发生碰撞的部位完全不在同一高度，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碰撞，违背了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基本常识；3.交警部门、鉴定机构选取检材程序违法。另，事发当天有目击证人看到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也可证明上诉人并非肇事方。综上，上诉人在交警调查事故发生原因时、一审中都明确提出事发当天未与死者发生碰撞，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假设上诉人与本起事故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判决次要责任承担40%赔偿比例也畸高有失公平。被上诉人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在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原审原告损失有医疗费64740.9元（含紫金保险垫付60196.12元）、死亡赔偿金472140元（9年×52460元/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3000元、丧葬费39870.5元、参与事故处理人员费用1170元（130元×3人×3天）、抢救费1544.78元、其他费用130.5元（超市买的生活用品），共计632596元，要求原审被告赔偿325038元；2.要求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31日，原审被告黄正善驾驶苏Ｈ×××××号正三轮摩托车沿306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6乡道和平路与306村道路口时，与沿306村道由西向东行驶至路口左转弯韦兰馥驾驶的金箭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韦兰馥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淮安市公安局洪泽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审被告黄正善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韦兰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韦兰馥受伤后，当日入住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治疗，并于同年9月2日经抢救无效死亡。韦兰馥于2020年8月31日就医于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时发生门诊费用共计1544.78元并预交住院费3000元。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救助基金服务中心为韦兰馥垫付医疗费60196.12元。至韦兰馥死亡之日，其年龄为71周岁；韦兰馥与其配偶袁凤英共育有三个子女，即原审原告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在诉讼过程中，原审原告申请对原审被告财产进行保全，法院依法裁定保全了原审被告相关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审被告虽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作为本案民事赔偿的责任比例划分的依据。鉴于韦兰馥驾驶的车辆系电动自行车，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韦兰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应结合韦兰馥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即原审被告的赔偿责任，故法院酌定原审被告黄正善对原审原告的损失承担40%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由于原审被告驾驶的苏Ｈ×××××号正三轮摩托车系其本人所有，且未依法投保交强险，故原审被告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对原审原告的损失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部分，由原审被告黄正善按照40%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原告主张医疗费共计64740.9元（含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救助基金垫付60196.12元），有医院的医疗费票据为证，法院予以支持；原审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472140元（9年×52460元/年），符合相关标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审原告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误工损失1170元（130元×3人×3天），虽未提供相关证据，结合原审原告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原审原告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误工损失1170元；原审原告主张丧葬费39870.5元，低于上一年度六个月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法院予以支持；原审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标准偏高，结合韦兰馥死亡的事实，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原审原告主张抢救费1544.78元、其他费用130.5元，提供的证据法院未予采信，故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损失数额为618921.4元，由原审被告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审原告1000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审原告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范围的498921.4元，由原审被告黄正善按照4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199568.56元（498921.4元×40%）。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一、原审被告黄正善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审原告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319568.56元；二、驳回原审原告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176元，减半收取3088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5108元，由原审原告袁凤英、韦桂梅、韦桂花、韦增江负担41元，原审被告黄正善负担5067元。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黄正善提供下列三组证据。其一为：上诉人黄正善于2020年10月15日向交警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我报警一事，当时我开车已过路口，老人在后面骑车摔倒，我报警是听到后面有人倒地和通过反光镜看到才停下，报警我是为了救人,做好人好事。老人倒地时，我在他前面还有那么远，他根本没有碰到我，至于鉴定书之事，不知从何而来，无中生有，望各位领导明查，还我清白。上诉人黄正善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其对交警部门委托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书面异议。其二为：销售专卖店中展示的金箭牌电动自行车照片，显示该车把手的高度为93cm-96cm。案涉电动三轮车（应为正三轮摩托车）鉴定取样点的高度尺寸图，该车鉴材取样点为正三轮摩托车前面板左侧离地面的高度为105.5cm-106.5cm。上诉人黄正善用以证明，交警部门认定的两车碰撞的点高度相差约10.5cm至13.5cm，两车不可能在此点发生碰撞。其三为：交警部门认定的金箭牌电动自行车碰撞部位图及尺寸图，金箭牌电动自行车把手的擦痕的长度约2.5cm、深度约1cm左右。交警部门认定的正三轮摩托车碰撞点的尺寸图片，该正三轮摩托车取样点的宽度约为1cm。上诉人黄正善用以证明，正三轮摩托车的光滑漆面在30码左右的速度下，不可能对金箭牌电动自行车把手形成如此深的擦痕，交警部门认定两相碰撞点处的痕迹也不可能吻合。被上诉人袁凤英等质证认为，两车撞击点的形成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凭哪个个人能确定相应的因果关系，且高度不一样，两车在撞击的时候或许会发生车身的倾斜，不能证明就不能撞击到一起。而上诉人黄正善在交警部门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并没有提起复议，也就是说明上诉人黄正善对事故是认可的。被上诉人袁凤英等提供一份2020年8月31日，由上诉人黄正善向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人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黄正善于2020年8月31日驾驶车牌号为苏Ｈ×××××在206乡道与306乡道交叉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造成韦兰馥受伤。因本人及家属暂无经济支付能力。被上诉人袁凤英等用以证明，上诉人黄正善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自己驾驶的车辆并且造成人员受伤的事实的认可。上诉人黄正善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对方的证明目的。当时交警部门告诉上诉人黄正善，这钱不要其拿，仅是为申请国家救助基金，与事故发生责任没有关系。二审中，上诉人黄正善向本院申请向交警部门调取相关材料。交警部门向上诉人黄正善提供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车检照片、交通事故现场照片、询问黄正善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尸检照片。其中交警部门与上诉人黄正善询问笔录中，对事故的经过其陈述为：2020年8月31日上午不到7点多钟，我驾驶苏Ｈ×××××号正三轮摩托车，从万集到洪泽县城的，沿和平路由南向北行驶到事发地路口时，有一个年纪大的男同志骑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到路口时左转弯向北撞到我正三轮摩托车后侧，听到响声我就停车下来看到电动车和人倒在路上，我就打电话报警了。当时车速30码至40码左右。上诉人黄正善质证认为，其没有讲这句话，因为紧张，报警有可能撞到。被上诉人袁凤英等质证认为，上诉人黄正善说紧张不符合事实，因为其在交警部门的谈话时间是事发后第二天，而且当时受害人并没有死亡。我们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庭审中，为证明上诉人黄正善与韦兰馥发生碰撞的事实。被上诉人袁凤英等提供一份交警部门为查明事实，于2020年9月3日，委托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时行物证鉴定的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检验结果为：1.苏Ｈ×××××号正三轮摩托车左前侧附着的透明物质取样与金箭牌电动自行车右侧手把表面透明物质取样成分相同。2.苏Ｈ×××××号正三轮摩托车左前侧附着的黑色物质取样与金箭牌电动自行车右侧手把黑色物质取样成分相同。上诉人黄正善在一审法院庭审中质证认为：前提一点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撞到，他就是自己速度太快了拐弯刹不住车后脑倒地摔的，所以这个意见书就是假的。我的车子就没有划痕，我车子上的漆是去年修车的时候全部重新喷漆的，我车子现在一点划痕都没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确定本案责任承担比例是否适当。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本案中，上诉人黄正善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与韦兰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韦兰馥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交通事故。上述事实，有上诉人黄正善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上诉人黄正善在向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人要求垫付伤者抢救费用时出具的承诺书中叙述的事实予以证明。上诉人黄正善虽辩称，其在交警部门被询问时，没有讲这句话，因为紧张，报警有可能撞到。并称向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人要求垫付伤者抢救费用时，交警部门告诉上诉人黄正善，这钱不要其拿，仅是为申请国家救助基金，与事故发生责任没有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辩称，故对上诉人黄正善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将交警部门依据当事人陈述与申辩、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鉴定意见、视频资料等证据，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正确。关于上诉人黄正善在一、二审中均主张交警部门认定发生碰撞点高度相差10.5cm至13.5cm，两车不可能在此点发生碰撞问题。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向上诉人黄正善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其并没有提起复议程序。而上诉人黄正善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碰撞点高度数据是在静止状态中尺量取得，金箭牌电动自行车碰撞点高度数据是上诉人黄正善在销售专卖店中展示的金箭牌电动自行车且是在静止状态中尺量取得，与韦兰馥驾驶的发生事故的车辆是否完全一致不确定。本院认为，两车在运动中相撞，其撞击点的形成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能仅凭上诉人黄正善事后在静止状态下，测量自己的正三轮摩托车碰撞点高度数据，与非事故中金箭牌电动自行车，且是在静止状态中尺量取得数据来证明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的事实，故上诉人黄正善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黄正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正确。关于上诉人黄正善申请对其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与韦兰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碰撞进行鉴定问题。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上述事实，故对上诉人黄正善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黄正善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但上诉人黄正善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故一审法院据此结合韦兰馥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上诉人黄正善承担40%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黄正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黄正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6176元，由上诉人黄正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月娥审 判 员 邹艳萍审 判 员 王 健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 忠书 记 员 李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