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2民终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高红，男，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玥含，新疆鼎泽凯（克拉玛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汉忠，男，196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茗雅，新疆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忠义，男，197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上诉人杨高红因与被上诉人徐汉忠、原审第三人徐忠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2020）新0203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玥含，被上诉人徐汉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茗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徐忠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高红上诉请求：撤销（2020）新0203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中第6页第6行查明的事实“《借条》所载架杆与《证明》所载6米架杆、1.2米架杆一致，是由被告于2017年6月28日与《证明》所载其他材料同时交付给原告的，无证据证明原告此前向被告交付过对应的材料，肖小文在徐忠义拉走6米架杆和1.2米架杆时在《证明》对应位置书写了“拉回”，故仅凭《借条》不能认定徐忠义拉走架杆的行为就是原告主张的借用行为”错误。《借条》内容分别是2017年7月3日和7月26日所写，从时间上均晚于《证明》，借条本身就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用关系，借条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证明》出具的真实情况是2017年6月28日徐忠义就之前从上诉人处借走的材料进行归还时，让肖小文出具一个“证明”,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肖小文就出了该《证明》。后由于部分材料被上诉人需要继续使用又拉走了，所以肖小文又在后备注了“拉回”的字样，该事实有肖小文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证明》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法律关系，更不能证明所有权。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杨高红作为起诉主体就本案的法律关系、借用事实完成了充分的举证责任。依法被上诉人应当就抗辩认为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受到妨害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明》本身不能证明任何法律关系，更不能证实其权利归属。杨高红要证明的借用法律关系及事实证据充足、确凿，原审法院确作出的判决，违反了基本的证据规则，侵害了上诉人杨高红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徐汉忠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事实就是徐汉忠在2017年6月20日及2017年6月24日分三车将建筑设备租赁物拉到了上诉人杨高红的基地内，并由杨高红授权的材料员肖小文出具了《证明》，证实其收到了以上物资。2017年7月3日及7月26日，因徐忠义需要使用部分物资，去杨高红基地拉回材料，因当时杨高红本人不在场，要求徐忠义出具借条，应杨高红要求第三人徐忠义就出具了《借条》，但徐忠义认为有之前的《证明》在，就足以证明其是要回了自己本身的东西。虽然借条名称错误，但里面的内容证明是徐忠义拿回了本该属于徐汉忠的架杆，《借条》当中的6米2854根及1.2米360根，与徐忠义交给杨高红的数量正是一致的。徐汉忠一审出具的证据与其主张的请求是相一致的，也更符合逻辑，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可。杨高红提交的《借条》只是杨高红与徐汉忠双方交易的一部分，不能全面的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双方交易的全部过程，才是事情的真相，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根据证据的顺序性也可以证明是徐汉忠先将建筑设备租赁借给了杨高红，后从杨高红处拿回了部分建筑设备。 原审第三人徐忠义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杨高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徐汉忠返还6米架杆2584支、1.2米架杆360支（价值约230,000元，以司法鉴定评估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高红和徐汉忠均为个体包工人员。第三人徐忠义是徐汉忠雇佣的材料管理人员。2017年6月28日，第三人徐忠义将一批建筑设备拉到杨高红处，杨高红雇佣的材料管理人员肖小文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杨高红今收到徐忠义架杆：6米2854根，5米333根，4米284根，2.5米501根，2.2米486根，1.5米2453根，1.2米360根，1米50根，合计26,408.2米。扣件：十字31200个，接头1200个，转向4400个，合计36800只。收料人肖小文2017.6.28”。2017年7月3日，徐忠义从杨高红处将上述《证明》所载6米架杆全部拉走，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架杆6米2584支注：借杨高红经手人：徐忠义高建三十队”。同时，肖小文在《证明》中的“6米2854根”旁书写“（拉回）”。2017年7月26日，徐忠义从杨高红处将上述《证明》所载1.2米架杆全部拉走，并在上述《借条》上书写“今借1.2m架杆360支（7月26号）”。同时，肖小文在《证明》中的“1.2米360根”旁书写“（拉回）”。杨高红和徐汉忠都认为《证明》上的材料是自己的，双方为此发生争议。杨高红要求返还架杆无果，持《借条》诉至一审法院。另查，2017年7月3日以后，徐忠义从杨高红处将上述《证明》所载1米架杆全部拉走，同时，肖小文在《证明》中的“1米50根”旁书写“（拉回）”。没有写借条。杨高红述称“1米50根是还多了，不用写借条了，没有写借条”，徐忠义称记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写借条。 另查，上述《证明》所载6米架杆和1.2米架杆，徐忠义述称“还在，现存放在和田市欢乐水世界我的工地上”。上述《证明》所载其他建筑设备，杨高红述称“还在，现存放在克拉玛依市火车站附近的经四路和纬一路的交叉口，永升公司高建防腐二队的基地”。另查，杨高红陈述《证明》所载材料是徐汉忠向自己借用后归还的材料，并称“2016年徐忠义给我出具过借条，借条内容：今借到杨高红钢管和扣件，数量和米数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是5米钢管333根，4米284根，大概2.5米，扣件数量100%不对，其他钢管是对的。”徐忠义称“根本就没有借条”。关于《证明》所载材料具体情况，杨高红陈述“打借条时，材料是旧的。什么时间买的记不清楚，时间有10年左右。有一部分在永升物流指定的专业钢材批发的地方买的，地点在永升物流指定的单位，我报的计划，老板给我调过来的3车钢管，3车全是6米的钢管。6米架杆全是直径4厘米，壁厚2.7毫米多。1.2米架杆是自己工人截的，用多少截多少。《证明》上的其他材料都是10年以上的。扣件没有规格。手上没有购买架杆和扣件的凭证或收据。”徐汉忠陈述“都是旧的材料，管径4厘米的架杆，壁厚是2.75毫米，搭架子用的扣件没有型号没有规格。我在施工时买的，用一点买一点，在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买的，很早以前买的，现在凭证没有了，我从1993年开始施工，多年施工积蓄下来的，施工剩下的材料攒在一起”。另查，杨高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另提交肖小文的书面证言、杨高红的代理人陈玥含和肖小文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我给徐忠义写的证明，他说以前借我们老板的钢管，徐忠义说我把以前借你们的钢管还你们，他让我给他写个证明，我想，证明又不是借条，没有什么，就写了证明。“拉回”就是徐忠义又拉走了，他给我打了借条，东西还没还回来。”徐汉忠对真实性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架杆是否为徐汉忠借用杨高红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高红要求徐汉忠返还架杆，应当对徐汉忠借用其架杆这一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杨高红提交徐汉忠的材料管理员徐忠义出具的《借条》用以证明徐汉忠向其借用6米架杆和1.2米架杆未还，对此，徐汉忠提交杨高红的材料管理员肖小文2017年6月28日书写的《证明》加以反驳。杨高红又提交肖小文诉讼中提供的证言用于证明其主张的借用事实。经审查，肖小文2017年6月28日写的《证明》形成于案涉事项发生过程中，内容客观，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肖小文诉讼中提供的证言形成于诉讼中，对财产归属问题的陈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且无其他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杨高红述称《证明》所载材料都是自己的，是徐汉忠此前向其借用后返还的材料，但杨高红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杨高红对其所述的2016年借条陈述不清，徐汉忠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杨高红所述2016年借条的事实不予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借条》所载架杆与《证明》所载6米架杆、1.2米架杆一致，是由徐汉忠于2017年6月28日与《证明》所载其他材料同时交付给杨高红的，无证据证明杨高红此前向徐汉忠交付过对应的材料，肖小文在徐忠义拉走6米架杆和1.2米架杆时在《证明》对应位置书写了“（拉回）”，故仅凭《借条》不能认定徐忠义拉走架杆的行为就是杨高红主张的借用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杨高红虽持有《借条》，但徐汉忠持有的《证明》足以反驳杨高红主张的借用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杨高红要求徐汉忠返还架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杨高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杨高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庭审后，本院组织双方就可能存在的架杆不能返还的情形进行协商，双方确认，如诉争的架杆不能返还，则负有返还义务的一方须向另一方赔偿钢管15936米（规格为直径4厘米、壁厚2.75毫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用关系，徐汉忠是否应当返还杨高红诉争的架杆。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徐忠义作为徐汉忠的材料员，从事建筑行业多年，且相对于肖小文来说具备较高文化程度，依据其对于事物的认知能力，其应当清楚向肖小文出具《借条》的含义和将要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徐忠义对《借条》上载明的材料是其提出借用，并经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拉走的。其次，肖小文作为直接证人，在一审中出具的说明及与杨高红律师的通话录音，证实案涉双方争议的架杆是徐忠义借用的。第三，杨高红出具的《借条》，记载的有出借人借用人、借用物资名称和数量、借用时间和经手人等，内容完备，具有完全的证明力，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徐汉忠一审中出示杨高红当时的材料员肖小文出具的《证明》予以反驳，对于反驳的内容是否成立，一审法院没有分析。在一审法院2020年8月25日组织的网上证据交换中，徐汉忠一方在答辩时陈述，2017年6月28日，徐忠义将“三车”钢管、扣件“存放”在杨高红处；而在反诉时则称，是杨高红“借用”的该建筑材料；质证时又称是“存放”在杨高红处的建筑材料；在2020年9月9日的庭审中，徐汉忠一方陈述，是将“2车”钢管、扣件“存放”在杨高红处；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是徐汉忠将《证明》上所载建筑材料“租赁借用”给杨高红的。本院认为，“存放”和“借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二审中对该事实的陈述反反复复，相互矛盾，且不能就矛盾的陈述作出合理的说明。故其诉称的理由不足以采信。第四，《证明》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6月28日，徐忠义出具的《借条》是2017年7月3日和7月26日，《借条》形成于《证明》之后，从《证明》记载的内容看，反映不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无法否认《借条》记载的借用关系，对于杨高红诉称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高红主张的双方是借用关系的上诉理由成立，上诉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2020）新02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徐汉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杨高红返还借用的6米长钢管2584根、1.2米长360根（规格为直径4厘米、壁厚2.75毫米）； 三、若被上诉人徐汉忠不能返还上述借用的钢管，则必须向上诉人杨高红赔偿钢管15,936米（6米长钢管2584根、1.2米长360根，规格为直径4厘米、壁厚2.75毫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6450元，由被上诉人徐汉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德明 审 判 员 吕 平 审 判 员 吴 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四日 法官助理 马 照 书 记 员 郗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