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小区二区-2号。经营者：刘贤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虎，山东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巧歌，山东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高华，男，197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玲，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竟塰，山东海行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洪军，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以下简称柴峰浴池）因与被上诉人徐洪军、徐高华、康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柴峰浴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徐洪军签订的《浴池出租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原审法院将徐高华伪造的合同作为其对外转让浴池的依据，认定事实根本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柴峰浴池所有投资及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均为刘贤华，刘贤华和徐洪军签订承包管理合同，未与徐高华签订合同。通过刘贤华持有的《浴池出租合同》原件与徐洪军提交的合同比对，可以看出徐高华将徐洪军持有的合同擅自篡改，添加“徐高华”，其它内容均与刘贤华和徐洪军签订的《浴池出租合同》一致。徐高华伪造合同并将浴池转让给王力，徐高华与王力签订的《浴池入股合作协议书》、《浴池合作补充协议书》均无效，也能证明徐高华对案涉浴池没有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因为徐洪军停止经营，故该合同已经解除。至于被上诉人徐高华、康玲，其并未与上诉人签订浴池承包合同，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本案不存在上诉人和徐高华、康玲解除合同的问题。原审判决对合同真实性认定错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二、徐高华以欺诈方式骗取王力入股并收取王力的收益款，徐高华的行为对案涉浴池造成严重隐患，徐洪军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上诉人已经收回承包经营权，原审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判决毫无意义。按照原审判决，徐高华以欺诈或诈骗手段欺骗王力，王力因为被诈骗无法继续经营，周围百姓被徐高华、康玲骗取50多万元的澡票就成为废纸。上诉人对浴池整顿已经开始，只需要通知解除合同即可。上诉人之所以提起解除合同之诉，是想借助于法庭阐述解除合同、收回浴池的经过以及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已经完成。被上诉人徐洪军至今未对解除合同的事实提出异议，说明其认可解除合同的事实。三、对案涉浴池徐高华对王力称系其自己投资150万元，年纯利40-50万元。王力被骗后交纳56万元，然后每年10万元利润，六年共计60万元，每年13万元承包费租金，六年共计78万元，徐高华擅自卖出的澡票50万元，共计244万元。这些费用尚不包括浴池每天的水费、电费、物业费、员工工资等。因为浴池客人基本都是使用徐高华出售的澡票，所以王力经营3个月，不但不赚钱，还亏损11万元。王力无法经营后找到上诉人，上诉人得知该事实，认为徐洪军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浴池的经营权，徐洪军纵容徐高华、康玲以欺诈方式甚至诈骗手段将浴池转让，导致浴池无法经营，上诉人才收回浴池。按照合同约定，2014年12月31日以后所售澡票由徐洪军承担。上诉人查明徐洪军、徐高华对外销澡票50万元，具体如下：通过POS机里剩余存款116942元（该部分客户到浴池报手机号即可消费）；赛龙软件里剩余存款34426元（该部分客户持会员卡即可消费）；回收澡票263646元，以上总计415014元，预计客户手里还有十多万的澡票。因此，被上诉人徐洪军应当承担澡票损失，被上诉人徐高华、康玲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徐洪军从别人处拉水，给上诉人造成损失8万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在东门外有地下热矿泉井，柴峰浴池使用的温泉水都在该矿泉井使用份额中，因此约定柴峰浴池必须从该矿泉井拉水。根据合同约定，按照每方水9.1元结算，如果徐洪军为其它浴池送水，差额部分归徐洪军所有。被上诉人自2019年1月开始，违反合同约定从别人处拉水，造成上诉人每年损失8万元，该属于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五、被上诉人徐高华伪造两份营业执照及卫生许可证，对此，上诉人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系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经营业主，住所地高区。徐高华通过关系找行政审批中心张爱莲主任在2020年6月10日、6月23日为案涉浴池为徐高华办理不同的营业执照。该行政登记行为违法。上诉人已经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徐高华两份营业执照。该事实说明浴池不是徐高华所有，其无权转让。六、被上诉人康玲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徐高华、康玲提供的付款人名称为康玲、收款人名称为刘贤华的威海市商业银行客户回单、威海市商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明细及康玲威海市商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查询、银行客户回单(备注徐高华付车款)，以及《合作协议》的约定，徐洪军应当交水费，水费由徐高华妻子康玲代为交纳。结合其他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证据，可以证明徐高华和康玲名义上离婚，实际仍然共同生活，目的是转移财产，康玲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徐高华、康玲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理由为：一、刘贤华自始知道徐高华系《浴池出租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案涉合同对刘贤华和徐高华具有法律约束力。刘贤华主张被上诉人徐洪军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浴池转让给徐高华，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徐高华与徐洪军系合伙关系，徐洪军是签订合同时合伙事务的对外负责人，代表全体合伙人在合同上签字，徐高华亦参与案涉浴池出租合同签订的全过程，合同中的手写内容也是徐高华在合同签订现场所写，刘贤华自始知道徐高华是《浴池出租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之一。第二、自2017年4月1日徐洪军与徐高华解除合伙之日起，徐高华以自己的名义依约独自履行了案涉《浴池出租合同》下的全部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房租、管理费及水费的支付、刘贤华垫付的水车费用的返还，刘贤华欣然接受且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第三、在2017年4月1日徐洪军与徐高华解除合伙之前，刘贤华亦接收了徐高华直接支付的注明“徐高华付柴峰浴池房租”的四笔汇款，刘贤华未提出任何异议。第四、刘贤华于2020年3月18日向徐高华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事实，足以证明刘贤华认可其与徐高华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二、案涉合同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纵观本案案情，刘贤华在2015年就已经知道徐高华在实际经营浴池，其也实际收取注明“徐高华支付”字样的浴池的出租费、管理费、水费，且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合同一直在正常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法定解除情形。因此，刘贤华主张案涉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刘贤华于2020年3月18日向徐洪军、徐高华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能达到解除案涉合同的目的。刘贤华主张徐高华通过欺诈甚至诈骗手段转让给王力，对案涉浴池造成严重隐患，王力受欺诈成讼以及刘贤华据此才解除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徐高华与王力系合伙关系，双方约定由王力具体负责合伙事务，并向徐高华每年支付相应的利润，并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徐高华并未将案涉浴池转让给王力。王力在与徐高华签订合同前，对案涉浴池进行实地考察并参与具体经营长达近半年，对浴池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充分了解，合同内容是王力与徐高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091民初56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对此进行了确认。刘贤华关于王力受徐高华欺诈签订合同的主张，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相悖。三、刘贤华主张徐高华赔偿其澡票及水费损失，并要求徐高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案涉合同并没有关于徐洪军、徐高华承担从刘贤华处拉水的合同义务的规定，相反，根据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刘贤华负有保证徐洪军、徐高华正常使用温泉水的合同义务。刘贤华主张所谓的水费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对外销售澡票是浴池行业的惯例，刘贤华自己也是如此操作的，《浴池出租合同》第六条对此有约定，在《浴池出租合同》没有到期之前，刘贤华要求徐洪军、徐高华承担所谓的澡票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第三、退一步讲，假设徐高华、徐洪军应当承担刘贤华的水费损失及澡票费用，但刘贤华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称的损失。本案为合同纠纷，刘贤华一方面主张徐高华不是合同当事人，同时又要求徐高华对其主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明显自相矛盾。四、刘贤华主张康玲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为合同纠纷，康玲并非《浴池出租合同》的当事人之一，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刘贤华要求康玲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徐洪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维持原判。柴峰浴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徐洪军之间的《浴池出租合同》；2.判令被告徐洪军赔偿原告澡票及水费损失60万元；3.判令被告徐高华、康玲对被告徐洪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告刘贤华(甲方)-4-与被告徐洪军(乙方)签订《浴池出租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柴峰社区洗浴全权委托乙方经营管理，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房屋租金每年捌万元，前三年(2015-2017)每年上缴甲方管理费贰万元，自第四年(即2018年)开始每年上缴甲方管理费伍万元；洗浴中心以现状交给乙方经营管理，现有设施甲方无偿提供给乙方正常使用，主要包括两台拉水车等；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按照乙方自己的经营理念改造装修，改造装修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第四条后有手写字体：无论哪方解除合同，都须按实际赔偿对方损失；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承担各项税费，甲方承诺前三年帮助乙方协调水、电、暖气、物业等费用，甲方能正常使用温泉水，须保证乙方温泉水的正常使用，按照每方水9.1元结算，如果乙方为其他浴池送水，差额部分归乙方所有；第六条约定，房租和管理费按半年一次交给甲方(即首次付半年房租五万元)，甲乙双方协议自2014年6月18接管；补充部分为手写字体：乙方如果有其他原因经营其他项目，可以转租，须告知甲方签字。合同签订后，被告徐洪军向原告刘贤华交纳了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租金及管理费共计10万元。2015年7月1日以后租金及管理费由被告徐高华向原告交纳。2017年3月30日，徐高华与徐洪军签订浴池合作解除协议，2017年4月1日，徐洪军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柴峰浴池解除合作协议款40万元。2020年3月18日，原告向被告徐高华发出通知函，内容为解除与原告之间关于柴峰浴池的所有合作合同，依法收回柴峰浴池经营权。另查，被告徐高华与康玲原系夫妻，二人于2008年12月11日离婚。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原告刘贤华是否已于2015年知悉被告徐高华实际经营案涉浴池的问题。原告刘贤华主张被告徐洪军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浴池转让给被告徐高华经营；被告徐洪军称，其与徐高华系合伙关系，由其对外负责合伙事务，徐高华全程参与了与刘贤华就案涉浴池出租事宜进行的谈判、签订合同的全过程，且案涉《浴池出租合同》中的两处手写字体系徐高华所写，刘贤华从未提出异议。被告徐高华与徐洪军意见相同，并提交了付款人名称为康玲、收款人名称为刘贤华的威海市商业银行客户回单，包括2017年7月11日5万元(备注：徐高华付房租)、2019年7月2日5万元、2018年6月29日1.5万元、5万元、2019年1月1日5万元、1.5万元、2020年1月15日1.5万元(备注：柴峰浴池20年房租)、5万元(备注：柴峰浴池20年上半年房租)，提交了威海市商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显示分别于2015年6月11日、2016年1月9日、2016年6月29日、2017年1月2日向刘贤华转账5万元、2018年1月9日向刘贤华转账6.5万元，部分备注：徐高华付柴峰浴池房租；提交了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及2015年11月5日徐高华、刘贤华、卢伟签署的《合作协议》一份、被告康玲威海市商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查询、银行客户回单(备注：徐高华付车款)，《合作协议》记载徐高华、刘贤华出资各一半购买一台拉热水车及一切配置，共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负责柴峰浴池和水之星浴池热咸水管理，拟证明因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拉水车依法报废，原告与徐高华就购买新的拉水车签订合作协议，并依约将原告垫付的购买拉水车的费用支付给原告；提交了付款人名称为康玲、收款人名称为刘贤华的威海市商业银行客户回单及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查询，交易时间自2015年12月4日至2019年1月1日，部分备注：徐高华付水费，以上证据拟证明刘贤华至迟在2015年已经知道徐高华实际经营案涉浴池的事实。原告刘贤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徐高华代表徐洪军签字并代替徐洪军交纳的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徐洪军、徐高华的陈述及徐高华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被告徐高华自2015年开始向原告刘贤华交纳案涉浴池的租金及管理费、水费等费用，且转账凭证上清楚备注了徐高华付房租、水费等字样，并在2015年11月与刘贤华签订协议购买拉水车用于案涉浴池用水管理，原告刘贤华从未提出异议，其对被告徐高华实际经营浴池的事实应为明知，其现在主张徐洪军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浴池转让给徐高华，与事实及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刘贤华在2015年徐高华支付案涉浴池相关费用时即知晓案涉浴池由徐高华实际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贤华与被告徐洪军签订的《浴池出租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原告主张案涉合同符合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的规定，关于约定解除，案涉合同约定被告若在使用温泉水方面出现问题，可以解除合同，关于法定解除，因被告徐洪军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浴池转让给徐高华，致使浴池管理混乱，违背合同目的，故案涉合同应予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中关于温泉水使用的第五条内容，并无关于合同约定解除的相关内容，原告主张按约定解除的规定对案涉合同予以解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案涉合同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但综观本案案情，原告刘贤华于2015年即知晓被告徐高华在实际经营浴池，其按时收取浴池出租费、管理费、水费，并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法定解除情形，原告据此主张案涉合同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贤华要求解除其与被告徐洪军之间的《浴池出租合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刘贤华要求被告徐洪军赔偿原告刘贤华澡票及水费损失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贤华要求被告徐高华、康玲对被告徐洪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刘贤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被上诉人徐高华、康玲提交（2020）鲁1091民初563号民事判决书、（2020）鲁10民终2696号民事裁定书、（2020）鲁1091民初2714号民事调解书，上诉人、被上诉人徐洪军对该三份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本院审理查明，2020年3月20日王力以徐高华、康玲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其与徐高华签订的《浴池入股合作协议书》以及《浴池合作补充协议书》，徐高华返还股金、租金、澡票及车辆费用、误工损失，康玲对徐高华应返还的款项及应赔偿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徐高华、康玲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鲁1091民初5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王力的诉讼请求。王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之后又于2020年9月22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作出（2020）鲁10民终26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王力撤回上诉。2020年11月26日，徐高华以王力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力支付收益款及利息、租金。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解除徐高华与王力2019年7月1日、7月5日签订的《浴池入股合作协议书》以及《浴池合作补充协议书》；二、徐高华于2021年3月4日前退还王力入股款32.5万元，王力于徐高华支付款项当日将柴峰浴池腾让，结清腾让之前王力经营期间的水电费、物业费、工人工资，保证浴池正常使用。双方各自出售的澡票双方互不追究。双方关于浴池入股协议相关纠纷一次性了结；三、如果徐高华未按期退还入股款，则王力继续经营至徐高华付清款项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徐高华负担。另查明，徐高华主张（2020）鲁1091民初2714号民事调解书作出后，王力在当天即将浴池返还，浴池现在由徐高华接管经营。再查明，根据案涉浴池出租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前期甲方（刘贤华）所售月票及年票由乙方（徐洪军）提供服务，乙方收回票据后转交给甲方抵顶管理费用……2014年12月31日前票据由甲方结算，以后由乙方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徐洪军均认可，不同经营者经营期间印制的澡票有所区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浴池出租合同虽然是刘贤华与徐洪军签订，但柴峰浴池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刘贤华作为经营者系代表柴峰浴池与徐洪军签订案涉浴池出租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本案中，柴峰浴池作为诉讼主体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将刘贤华列为原告不当，应予纠正。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解除案涉浴池出租合同，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解除案涉浴池出租合同的理由之一为徐洪军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案涉浴池转由徐高华经营，徐高华又将浴池转让给王力经营，王力另案提起诉讼，致使浴池经营管理出现混乱，上诉人委托徐洪军经营浴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本院认为，关于徐洪军是否存在擅自将浴池转让给徐高华经营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浴池出租合同中乙方处虽然只有徐洪军的签字，但2015年7月1日之后案涉浴池的租金、管理费等均由徐高华向刘贤华支付，刘贤华对此并未提出异议。2015年11月刘贤华与徐高华签订协议，购买拉水车，用于案涉浴池用水需求。2020年3月18日，刘贤华向徐高华发送通知函，要求解除案涉浴池的所有合作合同，收回浴池的经营权。从其意思表示亦能看出，其知晓并认可徐高华在经营案涉浴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贤华对徐高华实际经营案涉浴池的事实知情，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称徐高华未经其同意将案涉浴池转由王力经营，擅自变更营业执照等，致使浴池经营管理出现混乱，其委托经营的目的无法实现的主张，经二审查明，王力与徐高华虽然经过多起诉讼，但其双方达成和解，案涉浴池已由徐高华收回经营。上诉人主张存在上述经营风险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理由之二是徐洪军从他处拉水，造成其每年损失8万元以及浴池矿泉水使用份额被停。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浴池出租合同约定刘贤华需保证徐洪军温泉水的正常使用，对徐洪军如果从其他人处拉水的事实，并未约定上诉人可以行使解除权。且上诉人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以及矿泉水使用份额被停的事实，其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此外，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澡票及水费损失的问题。浴池经营者在经营期间出售澡票是正常的经营行为，且双方认可不同经营者经营期间印制的澡票有所区分，根据案涉浴池出租合同的约定，前手经营者出售的澡票，后手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可以用于抵顶管理费用。案涉浴池出租合同2026年12月30日到期，现尚未到期，上诉人主张的澡票和水费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柴峰浴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项中将刘贤华列为诉讼主体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923号第一项为：驳回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要求解除其与徐洪军之间的《浴池出租合同》的诉讼请求；二、变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923号第二项为：驳回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要求徐洪军赔偿澡票及水费损失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三、变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923号第一项为：驳回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要求徐高华、康玲对徐洪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柴峰浴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