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5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福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四块玉胡同57号楼4单元301号。法定代表人：李敬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依，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心动时刻影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经济开发区烟台路88号。法定代表人：葛劲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媛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瑞，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福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心动时刻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动时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福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敬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张依，被上诉人心动时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劲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媛媛、王欣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心动时刻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心动时刻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200万元发行费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第一，心动时刻公司所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发行”。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发行费有关问题的函复》（以下简称《函复》），发行人是需要履行完毕全部发行义务的特定参与者。但从2019年5月25日葛劲松与高海铭的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并没有约定让葛劲松参与定制剧之后的任何工作，双方前期达成的约定仅限于牵线搭桥。第二，网络平台的定制剧相比版权剧存在其特殊性，如播放权、发行权等全部版权归平台所有，剧本方仅获得项目管理费收益，不存在销售、发行行为。心动时刻公司作为原爱奇艺公司平台的制片人，应明知本项目中不存在发行、制片事项，认定其合同义务属于发行工作，既不符合行业惯例，客观上亦无法履行。第三，福佐公司在涉案网剧项目上的全部收入仅为546.73万元，仅贷款成本就高达74万元。不论是根据《函复》“收费标准一般约定在发行收入的15%上下（含税费、差旅、公关和代理方支付的宣传推广费）”的计算比例，还是根据福佐公司的实际收入计算，一审判决认定的200万元发行费既无事实依据，亦违背行业惯例及公平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所谓“事实合同”的主要义务是促成签约，而非发行工作。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口头合同不成立、书面《网剧〈昆虫罪证〉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不成立，心动时刻公司不构成对《合作协议》的事实履行，心动时刻公司事实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为“与视频平台进行沟通协调，以促成涉案网络剧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但一审法院对该行为属于发行工作的一部分及事实合同性质认定不清。第一，心动时刻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自始至终未提及“发行”工作，合作内容仅限于尽快促成涉案剧本成为优酷平台定制剧，“发行人”“制片人”等关键词仅来源于2019年5月12日心动时刻公司单方起草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已被法院认定不具有拘束力。第二，心动时刻公司亦清楚其所做的工作仅为牵线搭桥。涉案剧本2018年在爱奇艺平台被拒后，葛劲松于2018年10月主动向李敬东自荐推动其与优酷平台合作。葛劲松于2019年5月25日向高海铭询问项目进度时也表示“合作是早就谈好了的，除非他不守信用，我对接完优酷，交给他对接具体的事”，说明虽然双方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均明知前期合作仅限于由心动时刻公司促成涉案剧本成为优酷平台的定制剧，后期的发行、制作工作与心动时刻公司无关。三、心动时刻公司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心动时刻公司所作工作与涉案网络剧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履行了合同义务”系事实认定不清。第一，心动时刻公司没有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根据优酷平台的流程，从递送剧本到签约成为定制剧需要经过评估剧本、评估主创人员、立项及确定投资额并签约等四个步骤。心动时刻公司仅完成了剧本评分，主创人员评估结果不理想，2019年3月12日福佐公司自行提报的主创名单最终通过了立项会。第二，心动时刻公司构成对事实合同的违约。其一，李敬东从其他途径得知B+即可上立项会，无需改到A。2019年3月14日，李敬东自行与高层沟通决定上3月25日的立项会。2019年3月21日起，葛劲松不断联系李敬东，试图阻止李敬东将涉案剧本提交3月25日的立项会，建议下个月再上会。心动时刻公司主观违反福佐公司意志，意图阻止涉案剧本顺利通过优酷平台立项会。其二，在2019年3月25日立项会上，优酷公司高层人员了解情况后要求柴靖杰提交项目材料，使得涉案剧本以B+顺利通过立项会，客观上证明了早在2018年12月20日涉案剧本已经满足成为优酷平台定制剧的条件，但心动时刻公司始终传递错误信息，执意要将剧本改至A，并阻碍项目上会，严重影响合作目的的实现。第三，心动时刻公司的工作与涉案剧本签约成为定制剧没有因果关系。一方面，在涉案剧本于2018年12月20日已经取得7.9、B+的评估结果的情况下，心动时刻公司执意要求将剧本改至A（8分及以上），并提出大量修改意见，严重影响了项目进度，且剧本经修改后分数反而越来越低。自2019年3月12日起，福佐公司拒绝心动时刻公司参与涉案项目工作，由福佐公司独立完成并与视频平台直接沟通。另一方面，2019年3月26日，葛劲松明确告知李敬东项目已获认可是其他因素所致，侧面说明并非心动时刻公司促成涉案剧本成为优酷平台定制剧。此外，在涉案剧本通过立项会后，葛劲松与柴靖杰依然向李敬东谎称还需要将剧本改成A、后面需要再次过会，优酷平台了解到该情况后对柴靖杰展开停职调查。综上，心动时刻公司在合作全程仅进行了将剧本报送剧本评估中心、将主创人员报运营中心过度衡量和传达信息等简单事务性工作，且恶意阻碍涉案剧本上立项会、无理要求福佐公司将剧本改至A级。涉案剧本能够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得益于福佐公司自身的编剧能力以及与优酷平台高层的直接沟通，与心动时刻公司无关。心动时刻公司不仅没有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还构成对事实合同的违约。因此，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福佐公司的上诉请求。心动时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福佐公司故意歪曲了发行的含义。心动时刻公司的发行义务为促使涉案剧本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且心动时刻公司已经完成该发行义务。一审判决就发行费数额的判定亦是合理的。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敬东及其团队作为编剧方、出品方、承制方，分别可以挣取编剧费、制片费等酬金及承制管理费用，金额大约为1000万元。该剧拍摄期仅为3个月，而在此前，心动时刻公司为促成该剧成为定制剧，工作长达7个月，履行了大量的最核心的工作。根据中国电视剧产业制作协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函复》，发行工作做到播出平台立项阶段就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可见，心动时刻公司促成该剧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已经完成了发行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且定制剧不同于版权剧，心动时刻公司通过自身的经验和运营能力，为涉案剧本解决了筹资问题，已经完成了发行工作中最核心的部分，心动时刻公司理应获得其应得的酬金。根据心动时刻公司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一直是心动时刻公司与视频平台进行沟通协调，促使涉案剧本成为定制剧，心动时刻公司已经完成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双方之间的合作基础并不因为福佐公司直接与视频平台沟通而改变，具体负责沟通的仍是心动时刻公司。事实上，福佐公司此前并不认识视频平台的制片人，是经心动时刻公司介绍才认识的。此外，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心动时刻公司与福佐公司之间成立事实合同，且心动时刻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福佐公司的上诉请求。心动时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心动时刻公司与福佐公司之间2018年11月20日心动时刻公司将网络剧《虫探》（破茧）剧本及相关预算通过优酷的审查评估进而成为优酷定制剧并收取报酬的口头合同成立；2.判令福佐公司支付心动时刻公司发行费360万元；3.判令福佐公司支付心动时刻公司损失50万元；4.判令福佐公司在涉案网络剧中为心动时刻公司署名为联合出品方；5.判令福佐公司在涉案网络剧中为心动时刻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劲松署名为制片人；6.本案诉讼费用由福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31日下午4:35，心动时刻公司询问福佐公司“李总您那虫探怎么样呀”，福佐公司表示电视剧“被拒了”，同年11月开始，双方就涉案电视剧能够成为定制剧事宜开始频繁沟通磋商，心动时刻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劲松与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敬东、优酷制片人高海铭、优酷定制剧联系人柴靖杰、涉案项目编审璐璐有如下沟通：2018年11月12日下午6:04“葛劲松：平台核心人员有很明确的良好反馈，跟你沟通下”“李敬东：我十点半到上海，届时通电话，如何？”；“葛劲松：京东老师这几天剧本调整进度怎么样，预计还得几天，辛苦您了”“李敬东：正在弄，这周应该没问题”；2018年12月5日下午11:15“葛劲松：吕行导演那边您也再推进下，他能来自然最好”“李敬东：明白”“葛劲松：我也在考虑洽谈别的人选，周导时间要是不对，咱也得有其他适合的匹配”“李敬东：嗯嗯”；2018年12月5日下午11:15“李敬东：劲松：修改后的前三集已发。请查收。辛苦。”；2018年12月10日下午6:44“葛劲松：还有，咱之间近期签个简单的合作协议呀，就是之前我们谈过的一些合作诉求，落下字面，算是君子协定也好”“李敬东：劲松没问题，你起草啊，你起草完了咱们就签啊，非常好对。你弄好了，那个大致看一下完了，咱俩就近期呗，约个时间咱就干呗，那就签呗”；2018年12月11日下午11：26“葛劲松：平台意向完全明确后，咱圈定几个一个个聊呗，现在都还是拟定阶段，尽管商议”“李敬东：收到”；2018年12月12日下午2：49“葛劲松：腾讯赵洁我也在沟通了，下周见爱奇艺晓晖总，多手准备”“李敬东：好的”；2018年12月16日下午3：23“葛劲松：优酷在走剧本正式评估了，不过最近平台确实改变很大预算被砍得很多，不容乐观，是得碰下”“李敬东：好的，那咱们就后天啊，没关系啊”；“高海铭：葛老师，这个是我们的前期立项需要填写的表，这个需要填写完才能进行提交，您这边方便把这个表填写一下不？总预算我记得您说是5000吧，还想问一下这个是含税的还是不含的？”“葛劲松：预算税收问题我们按这表梳理下再反馈你，海铭请问下咱这是过评估了吗？定级出来了吗，还是这表是过度量衡评级需要的文件？”“高海铭：内容评估已经过了，后面该度量衡评估了，这个评估如果也过了就可以立项了”；2019年4月25日“葛劲松：那咱最近还是把我们之间合作协议签下吧，之前还没落实我就先撂着，现在优酷应该差不多了，咱按之前谈过的签个君子协定？就是缔结个相互为用的信用合作关系”“李敬东：好的”；2019年5月12日凌晨2:54“葛劲松：京东老师，拟了稿合作协议你看看，基本上都是之前谈过的，望继续合作愉快”“李敬东：收到，我看一下”。2019年5月12日，葛劲松通过微信向李敬东发送《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福佐文化，乙方青岛心动时刻影视有限公司。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之原则，就联合合作24集网剧《昆虫罪证》（原名《虫探》，片名的变更不影响本协议法律效力，以下简称“该剧”）等相关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以资双方信守。此项目为双方共同努力之成果，基于友好合作关系，乙方也已为此项目推进到即将与平台签约阶段，特此约定：1、双方同意，甲方为该剧承制方，主要负责该剧创作和制作，乙方为该剧独家互联网发行方，乙方主要负责该剧互联网发行各项工作。2、甲方同意，如乙方按本协议第1条约定实现发行目标的，甲方应按其与播出平台签订合同金额的6%作为乙方的发行费。甲方同意按照互联网平台到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同比例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3、在乙方推进该剧发行工作的过程中，甲方应予以积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出示有关发行授权，积极按照互联网平台的要求进行剧本修改等一切发行过程中必要的手续和工作。4、甲方同意乙方委派葛劲松担任该剧制片人，与甲方共同负责该剧的制作，包括共同组建制作团队、遴选演员、组织制作生产及后期制作等工作。乙方及其委派的制片人有权深度进入该剧创作和制作过程，共同推进落实该剧制作生产各环节，包括但不限于该剧剧本制作、前期制作、后期制作、宣传等。5、甲方同意按5万元/集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制作费用，24集总计人民币120万元。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支付该制作费用：5.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制作费用10%，计人民币12万元整；5.2乙方完成发行目标达成甲方与互联网播出平台签约后，双方同意按互联网平台到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同比例支付乙方余下制作费至乙方指定账户。7、甲方同意乙方为该剧联合出品方之一，甲方保证该剧宣传物料、宣传文章、官方网站及该剧片头片尾、该剧有关活动现场、奖项等均需署名乙方为联合出品方并同步告知乙方共同出席。8、甲方同意安排乙方4名演员参演该剧，其中2人的角色平均60场以上，2人角色30场戏以上。9、双方同意，甲乙双方都拥有该剧制作成本的30%的投资权，甲乙方都有权引入资金覆盖前期制作成本，引入资金方有权提取入账金额的4%为FA。合同尾部甲乙双方均未签字盖章。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的内容与上述《合作协议》内容一致。2018年12月11日，葛劲松通过微信向李敬东发送《昆虫罪证》策划案，包含“内容提要”“创新特质”“项目定位”“核心卖点”“故事大纲”“人物小传”“项目要素”“演员阵容”“制片人”“导演备选”“美术指导”“造型团队候选”“特效团队候选”“特殊道具团队”“音乐”“对标作品”“出品公司简介”等部分。涉案网络剧海报显示有：虫探，剧情简介：昆虫天才和女法医的碰撞，高能推理……，播出平台：youku优酷，总编剧/总制片人：李京东，制片人：李蓓蕾，导演：马逸腾（马来西亚），美术指导：郑辰。心动时刻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劲松与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敬东、优酷制片人高海铭、优酷定制剧联系人柴靖杰、涉案项目编审璐璐的往来邮件记录内容包含：“璐璐，请查收，你先有什么问题给指正下，再报度量衡。心动时刻影视葛劲松”“dear柴老师、海铭、璐璐，请查收指导。心动时刻影视葛劲松”。2019年7月17日，心动时刻公司向福佐公司发送律师函，载明：贵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贵司应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7月3日，福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酷公司）签署《联合制作与出品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优酷公司，乙方福佐公司；合作剧集内容:剧集《虫探》（暂定名，剧集名称变更不影响本协议效力）；合作剧集集数及时长：共24集；类型：都市、犯罪、悬疑、情感；主创阵容：总制片人李敬东、制片人李蓓蕾、编剧李敬东；开机时间：2019年9月；剧集首轮播出平台：甲方平台；剧集制作预算：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合作剧集的制作预算总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该费用为合作剧集的全部制作费用。合同尾部有优酷公司、福佐公司盖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载有：许可证编号：（京）字第01345号，单位名称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敬东，经营方式：制作、发行，经营范围：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发证机关：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敬东与优酷平台工作人员高海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2019年3月12日17:45李敬东向高海铭发送文件《〈虫探〉最新提报20190312.docx》，2019年3月12日17:52高海铭回复“收到，我马上联系一下评估的同学按照分数高的去跑一下”；2019年3月14日10:23“高海铭：李老师，我已经把新的主创名单交上去了，也去私下沟通了一下……”；2019年3月20日21:25“高海铭：京东老师，财务这边需要咱们提供一下供应商介绍，最近一期一遍，负债表，利润表……”；2019年3月21日10:42“高海铭：李老师，有一个小问题，能用两句话总结一下咱们的项目亮点吗？”。2019年3月21日，福佐公司向优酷平台提交的策划方案平台最终版包含“内容提要”“基础信息”“项目优点”“拟请演员人物小传”“主创团队”“制作周期”“故事梗概”等部分。福佐公司与优酷平台往来邮件记录显示：时间2019年4月21日，发件人“mingyuan.ghm”，主题“《虫探》制作预算表”；时间2019年5月29日，发件人“mingyuan.ghm”，主题“《虫探》制作预算表0528”。2019年5月28日最终预算表包含“剧本费”“人员劳务”“职员劳务”“器材费”“美术置景费”“道具费”“场地费”等栏目，总计59993435元。2020年9月11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一审法院出具《函复》，回函记载：一、影视行业的发行费，一般指发行人（个人或机构统称为发行人，下同）为剧集（电视剧和网剧统称剧集，下同）作品做发行工作所收取的佣金。发行工作通常不只是简单的销售行为，发行人从剧本（大纲、分集大纲、人物设定、全剧本）到主创组盘（导演、编剧、演员等重要演职人员）再到跟播出平台沟通洽谈并组织主创人员与播出平台开会讨论创作方向和细节，发行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并最终促成剧集项目在播出平台立项并签约直到播出费回款，发行人工作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而发行工作做到播出平台立项的阶段时就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了。发行人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专业的工作，其工作好坏，甚至决定一部剧集的运作成败，所以优秀的发行人往往能获得较高的议价权。当前影视市场的发行工作一般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定制剧（播出平台称之为自制剧，版权永久归播出平台所有），二是版权剧（版权方将成片的版权或播出权卖给播出平台）。在委托发行合同中，一般而言，发行人与委托方（出品方或制片方）达成委托合作协议，即表明双方合作开始。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委托方可以将全部发行工作交由发行人执行，发行人履行发行职责。二、发行行为是产业发展的正常业务板块，发行人（发行代理人）是影视人的重要群体。一部影视剧的策划创作、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及广告植入、衍生品开发是一条产业链，发行工作可以从创作阶段就介入，一直到媒体平台的播出和播出费的回款，贯穿始终。三、通过某个人或者公司把剧集推荐到平台的现象存在，但是，如果要在平台播出还是需要有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负责具体的对接和执行才行。行业内没有推荐，单凭电视剧的品质就获得媒体平台的抢购，上线播出的情况也有，但只是发行人的角色由出品方自己承担、发行工作多少而已。四、依照惯例，剧集的发行费是由出品方按照预算进行规划或者安排（委托了发行方或者代理方后一般由发行方或者代理方提出预算和规划，出品方决定）。剧集发行费的收费基数是发行收入，收费标准一般约定在发行收入的15%上下（含税费、差旅、公关和代理方支付的宣传推广费等）。在委托或者代理发行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合同来确定上述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以下两点：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如果合同成立，福佐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一、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心动时刻公司请求确认双方于2018年11月20日达成的心动时刻公司将涉案网络剧剧本及相关预算通过优酷的审查评估进而成为优酷定制剧并收取报酬的口头合同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口头合同需要采取要约、承诺的形式，但心动时刻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心动时刻公司向福佐公司发出要约、福佐公司对心动时刻公司的要约作出承诺，故对心动时刻公司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依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是常见的订立合同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成立合同的方式，如实际履行的合同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专门做出了规定，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亦做出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合同成立的认定，需要一定的弹性。具体到本案，欲判断双方合同是否成立，首先需要确认“心动时刻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具体是什么，再进一步判断心动时刻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根据双方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双方数月来一直就“心动时刻公司与视频平台进行沟通协调，以促成涉案网络剧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这一事项进行高频、不间断的沟通磋商，可以认定该事项是双方在缔约磋商过程中确认的“心动时刻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其次，关于心动时刻公司是否履行了上述合同主要义务，福佐公司认为其与优酷平台达成协议的主要工作均由福佐公司独立完成，和心动时刻公司没有必然联系。经一审法院详细审阅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2018年8月联系之初，福佐公司表示电视剧“被拒了”，之后数月，心动时刻公司一直就涉案电视剧审核的事宜（包括剧本调整、内容评估、评分、评估意见、待优化可能、预算等）与优酷平台工作人员联系沟通，并把优酷平台的意见反馈给福佐公司，心动时刻公司亦多次给福佐公司提出参考建议。直到2019年3月，福佐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始直接与优酷平台沟通，并向心动时刻公司表示“这个送到优酷，肯定是你这边的功劳”“劲松你放心这事儿，咱们肯定一块挣钱。但是因为有很多情况你不太了解啊，所以呢就是现在我跟他们直接沟通的比较有效率，好吗”，在此期间，心动时刻公司仍同时在与福佐公司及优酷平台沟通协调涉案电视剧事宜。2019年4月25日，心动时刻公司提出“之前还没落实我就先撂着，现在优酷应该差不多了，咱按之前谈过的签个君子协定”，福佐公司表示同意；同年5月12日，心动时刻公司再次提出签订书面协议并向福佐公司发送《合作协议》，福佐公司表示“收到，我看一下”。综合以上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心动时刻公司所做工作与涉案网络剧成为视频平台定制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故对福佐公司的该项辩解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之间虽然没有成立口头合同、亦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经形成了事实履行的合同关系。二、福佐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上文已述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双方已经成立事实履行的合同关系，则福佐公司理应支付相应的对价，一审法院结合心动时刻公司诉请做如下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案中福佐公司认可于2019年5月12日收到心动时刻公司通过微信发送的《合作协议》，但并未表示认可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心动时刻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福佐公司认可该协议内容，故心动时刻公司并不构成对《合作协议》的事实履行，《合作协议》的内容不能约束心动时刻公司、福佐公司双方。其次，关于心动时刻公司要求福佐公司支付发行费的诉请，心动时刻公司主张按照行业惯例，发行费应为与视频平台签订合同金额的6%。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函询剧集作品发行费相关事宜，其表示依照惯例，发行费的收费标准一般约定在发行收入的15%上下。一审法院认为，心动时刻公司在本案中履行合同所做的工作与影视行业中的“发行工作”并不完全一致，只是影视行业“发行工作”的一部分，一审法院综合考量行业惯例、心动时刻公司参与发行工作的具体事项、心动时刻公司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等因素，对心动时刻公司的该项诉请予以酌定。再次，关于心动时刻公司要求福佐公司支付损失50万元的诉请，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心动时刻公司主张福佐公司在涉案网络剧中将心动时刻公司署名为联合出品方、将心动时刻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劲松署名为制片人的诉请，没有合同依据，且没有统一的行业惯例，故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福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青岛心动时刻影视有限公司支付发行费200万元；二、驳回青岛心动时刻影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福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共4页，分别证明柴靖杰于2019年3月底停止参与涉案合作项目，同年6月被停岗；2019年3月26日，涉案剧本通过立项会后，柴靖杰、高海铭与葛劲松组建群聊，谎称剧本没有通过立项会，需将剧本修改至A级、然后再次上立项会；优酷自制剧《你好昨天》的评估分是7.6分，也可以签约成为优酷定制剧。证据二、优酷客服截图，证明优酷公司有公开对外合作渠道，制片人的推荐并非成为定制剧的唯一途径。证据三、《破茧》决算表、《贷款合同》、借据交易明细查询单、三份借款申请书，证明福佐公司在6000万元的拍摄预算中仅有500多万元的承制管理费，前期很大一部分成本是通过福佐公司自行贷款而来，一审法院判决福佐公司向心动时刻公司支付200万元发行费是不合理的。证据四、福佐公司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签订的《电视剧〈虫探〉协助拍摄制作合同》，证明涉案电视剧的制作费仅为35万元，一审法院判决福佐公司向心动时刻公司支付200万元发行费是不合理的。心动时刻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上述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2018年8月底，心动时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劲松与福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敬东在微信聊天中谈及涉案剧本。从同年11月开始，双方为促成涉案剧本成为优酷平台的定制剧频繁进行沟通磋商。在此过程中，葛劲松就剧本报送、剧本调整、剧本评估、预算税收等事宜与优酷平台工作人员不断联系沟通，并且把优酷平台的审查意见及时反馈给李敬东，同时提出自己的参考建议。此外，葛劲松还向李敬东发送了涉案电视剧的策划案。2018年12月10日、2019年4月25日，葛劲松先后两次向李敬东提出双方就涉案电视剧的合作项目签订一份合作协议，李敬东均明确表示同意。2019年5月12日，葛劲松将其单方草拟的《合作协议》通过微信发送给李敬东。该协议约定，福佐公司为涉案电视剧承制方，主要负责该剧创作和制作，心动时刻公司为涉案电视剧独家互联网发行方，主要负责该剧互联网发行各项工作；同时约了实现发行目标后，福佐公司应向心动时刻公司支付发行费等内容。但福佐公司对该份《合作协议》未予签署确认。与此同时，自2019年3月起，福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敬东开始直接与优酷平台沟通。2019年7月3日，福佐公司与优酷公司就涉案电视剧签订《联合制作与出品合作协议书》。上述事实经过表明，福佐公司与心动时刻公司虽然未能就涉案电视剧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作意向，并已形成事实履行的合同关系。心动时刻公司为推进福佐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与优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做了大量前期的沟通协调工作，对于最终促成涉案电视剧成为优酷平台定制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电视剧产业制作协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函复》，发行工作做到播出平台立项阶段就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心动时刻公司在本案中履行合同所做的工作与影视行业中的“发行工作”并不完全一致，只是影视行业“发行工作”的一部分，一审法院综合考量行业惯例、心动时刻公司参与发行工作的具体事项、心动时刻公司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等因素，酌定福佐公司向心动时刻公司支付发行费20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福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福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曹 欣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