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1）陕71行赔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义明，男，汉族，1954年6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刘瑞涛，男，汉族，1978年11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灞桥区，系上诉人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 负责人王辉，主任。 委托代理人于明太，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义明与被上诉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席王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23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15日，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将原告刘义明位于XX村XX队XX号的房屋强制拆除。2018年7月19日，刘义明以席王街办为被告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强拆原告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46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拆除原告刘义明所有的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1月16日，原告刘义明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为被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要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堡XX队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6月6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9）陕71行初9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强制拆除行为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另，本案原告诉请的“确认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的诉讼标的也已为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465号生效裁判所羁束。因此，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因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刘义明认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XX会所作的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违法，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请求撤销该《通告》，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陕71行初28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违法”，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不服，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陕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灞桥区政府及灞河新区管委会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4日，被告席王街办作出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上诉人刘义明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被告作出的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刘义明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的房屋被席王街办拆除，该拆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刘义明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关于行政机关是否能够主动作出赔偿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通常而言，以行政行为不同的启动方式为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根据其享有的行政职权，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主动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这类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主动、积极地启动，无须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行政处罚就是典型的依职权行政行为。而依申请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后，行政主体才能实施的行政行为，这类行政行为必须由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才能启动。行政许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依申请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的义务机关及履行赔偿义务的时限要求。通常而言，国家赔偿以申请启动，即赔偿义务机关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对于赔偿义务机关是否能够主动作出赔偿决定，法律并未单独作出规定。但对法律的解读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虽然规定了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但该款内容并非对行政机关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限制，因为该条第一款也同时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综上，在赔偿义务机关主动作出的赔偿决定且原告已经提起司法审查后，如果以赔偿义务机关不能主动赔偿为由撤销赔偿决定，无疑将会使法律关系重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无非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诉累，无益于解决行政争议。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已被生效判决确定为席王街办，故本院对原告刘义明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被告就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席王街办在庭审中对赔偿项目及数额计算作出了详细说明，证明了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补偿安置方案》可以获得的赔偿项目和补偿数额，已尽到其举证责任。原告刘义明未主张其损害数额亦未举证证明被告赔偿数额错误，故对其要求撤销赔偿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义明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义明上诉称：上诉人诉被上诉人撤销行政行为一案，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驳回原告刘义明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作出不实判决。作出的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判决和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是赤棵裸的在制造冤案、假案、错案。具体理由如下：上诉人的诉讼是撤销行政行为之诉,其诉讼标的是被上诉人伪造的所谓国家赔偿决定文书,一审法院法官作出的却是行政赔偿判决。其和原告诉讼请求完全不同,其故意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不实判决,与被上诉人及其相关法院、政府共同故意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本案是撤销行政行为之诉,应审查的是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根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该行政行为依法作出判决。除此以外内容的判决属于超出上诉人的请求范围,其判决内容和结果无效。2019年6月12日上诉人在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西安市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其强拆上诉人房屋违法。2019年7月1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于该案的答辩状中夹带一伪造的国家赔偿决定,用以支持其答辩意见。经上诉人一再核实,上诉人及家人在收到西安市人民政府(2019)陕71行初484号案件答辩状之前均不曾见过此文。细观所伪造的文书。其抬头是“国家赔偿决定书”,却无国家赔偿决定所必有的赔偿申请人,其内容也不是赔偿的内容,谁申请的赔偿、赔偿给谁、赔偿何物、如何赔偿、赔偿如何履行均不知所云。对于这种四不像的伪造文书,上诉人认为这只是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不法官员,不法法官用来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掩盖其造法乱纪、枉法裁判事实的一个道具。基于慎重考虑,上诉人决定将西安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一同起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让其撤销该伪造文书。但是2019年8月9日上诉人受到铁路两级法院胁迫，只好在被告中去掉西安市人民政府、在诉状中加入“赔偿”二字。但上诉人的诉讼标的始终均是被上诉人所伪造的文书,除此以外再无其它,本案与赔偿无关。上诉人也不会回答任何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问题。显然一审法院在清楚事实及知道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故意歪曲事实，作出不实判决。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事实不清。1.(2019)陕7102行初465号案件虽有判决,但上诉人至今还没有提交过起诉状，属于无诉生判。是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伪造的案件。显然一审法院是在把别的案件起诉状和(2019)陕7102行初465号案件进行偷梁换柱,胡乱拼凑。就是发回重审也需重新提交起诉状,否则审理期限无法计算。这是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和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刻意构建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2.(2019)陕71行初90号所称的重复起诉的事实不存在。(2019)陕71行初90号案件于2019年1月16日在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而(2019)陕7102行初465号案件没有提交起诉状,不存在重复起诉的事实。3.上诉人在2019年7月15日收到西安市人民政府在（2019）陕71行初465号案件答辩状之前，并不知道被上诉人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伪造的所谓国家赔偿决定书的存在。4.被上诉人作出赔偿的事实不存在,更不存在所谓的主动赔偿。被上诉人自认违法,首先该作的是立即投案自首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和幕后元凶。其和西安市政府共同伪造的文书不能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想进一步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徒劳。5.上诉人诉被上诉人行政赔偿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的诉讼标的是被上诉人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但是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蛮横不给立案。所以上诉人的一审被告只有XX街道办事处一个。上诉人未申请过所谓的国家赔偿,也未在本案中作出任何和赔偿相关的表态。任何与赔偿相关的提问均超出本案的诉讼请求范围,上诉人没有回答的必要。对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事项,上诉人无举证的义务和必要。6.一审法院所声称的赔偿决定不存在,请一审法院回答其所声称的赔偿决定的申请人是谁?赔偿请求是什么?何时申请的?向谁申请的?是否双方就赔偿请求内容进行过协商?双方协商结果如何?赔偿如何履行?一审法院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因为这个所谓赔偿决定压根儿就不存在。7.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的事实不存在,完全是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的胡编。8.上诉人对所谓(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不服而起诉的事实不存在。对于一个上诉人未提出过申请也未曾见过的东西,上诉人不存在服或不服的态度表示。其根本原因是被上诉人伙同它人伪造所谓国家赔偿决定用以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是对上诉人的处罚决定。这是典型的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国家赔偿决定必须以赔偿请求人书面申请启动,这一点《国家赔偿法》里写的很清楚。说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是国家赔偿决定的话,显然说不过去，于是一审法官就想到了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没有人申请、不用申请。但是上诉人根本就无违法事实,反而是被上诉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违法犯罪的受害者。上诉人一家住了一辈子惟一的住宅被非法强拆了,宅基地被霸占了,上诉人一家大小6口至今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如果说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是行政处罚决定的话,里面既无上诉人违法的事实,又无行政处罚的内容。反而是被上诉人自认违法，然后违法的把守法的罚了。这不是一审法院在拿法律开玩笑吗?2.二审法院在刘东院与本人完全相同的案件中认为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又不是处罚决定而实质上是补偿决定了，这就更可笑。补偿和征收是一体的,有征收才有补偿。涉及集体土地的征收,也只有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在经有权机关批准以后才有征收职权,相应的才有权作出补偿决定。在没有征求上诉人意见、社保未落实、没有征收批文、没有和上诉人达成协议、没有对上诉人进行依法合理补偿安置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征收。有征收的情况下也是西安市政府才有权依法定程序作出补偿决定。街道办事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征收职权,更无权作出补偿决定。3.被上诉人伙同它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不是国家赔偿决定。国家赔偿决定的作出必须以赔偿请求人提书面申请为前提。国偿的赔偿的标的是赔偿请求人所遭受的直接损失。而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根本就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程序和内容。综上,被上诉人伙同他人伪造的所谓赔偿决定既不是国家赔偿决定,也不是行政处罚决定,更不是补偿决定,纯粹就一四不像。四、一审法院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审案,并枉法裁判作出不实判决。1.一审法院一本正经的作了个赔偿判决,但是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压根就是两回事儿。诉的没判,没诉的判了。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了。既不管事儿,又乱管事儿。上诉人是撤销行政行为之诉。应该审查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就行政主体合法性、行政权限合法性、行政内容合法性、行政程序合法性、行政行为形式合法性、行政行为动机六个要点进行审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在行政机关一方。行政机关必须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国家赔偿的标的是赔偿权利人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国家赔偿的标的不是赔偿决定。一审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可是很明显上诉人并没有赔偿请求。这岂不成自相矛盾?2.一审法院采取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方法,枉法裁判作出不实判决。一审法院将行政处罚和国家赔偿故意混淆。试图用行政处罚程序冒充国家赔偿程序。一审法院将真赔偿决定和假赔偿决定混淆,试图以假乱真。被上诉人伙同西安市政府伪造的假的赔偿决定被一审法院不加鉴别的进行认可，其枉法裁判是昭然若揭。一审法院将赔偿和赔偿决定进行概念偷换。赔偿义务机关有义务主动对赔偿权利人进行赔偿,但是是否接受赔偿要看赔偿权利人的态度，赔偿权利人可以拒绝赔偿义务人不怀好意的所谓赔偿。而赔偿决定的作出必须以赔偿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为前提。本案中主动赔偿的事实不存在,也不存在所谓的赔偿决定。一审法院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作出不实判决。一审法院所枉称的“使法律关系重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又没和被上诉人达成过任何协议,何谈关系稳定一说?一审法院将撤销行政行为之诉与请求赔偿之诉混为一谈。撤销行政行为之诉，其诉讼标的是该行政行为。赔偿之诉其诉讼标的是直接损失。上诉人没有主张赔偿，那就不是赔偿之诉,谈不上就受损情况进行举证。何需“举证证明被告赔偿数额错误”?一审法院声称上诉人是赔偿之诉,而国家赔偿的是直接损失。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了不是征收。为何又跑出来个补偿安置方案?都不是征收,还补偿啥?五、一审法院并未依法组成合议庭,一审法官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拒不回避。其在一审判决中未对当事人请求其回避的事项进行依法记载。案件的公正性无法保证。综上,一审法院的审理案由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背道而驰，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赔初232号判决书；2.追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相关法官在刘义明等人相关案件中枉法裁判的刑事责任；3.将被上诉人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材料移交公安、检察机关。 被上诉人席王街办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主动予以赔偿，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行政机关进行赔偿必须以赔偿权利人申请为前提，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系对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情形所作出的规定，并非限定行政赔偿的启动，必须应当以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为前提。且行政赔偿权利人，取得赔偿权利的情形系基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法定情形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若限定行政机关进行赔偿，必须以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作为行政赔偿的前提，可能会导致行政赔偿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及时的受到救济，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故本案中，被上诉人席王街办根据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作出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的这一行为，并无不当。 但在此需要指出，本案在审查被上诉人席王街办所作出的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时，应当对《国家赔偿决定书》中所涉及的赔偿内容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虽一审判决中载明，“被告席王街办在庭审中对赔偿项目及数额计算作出了详细说明，证明了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补偿安置方案》可以获得的赔偿项目和补偿数额，已尽到其举证责任”。但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席王街办在诉讼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国家赔偿决定书》中所赔偿内容的合法性，故不应认定被上诉人席王街办已经尽到其基本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赔初232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重审。 审判长 曹 伟 审判员 张 博 审判员 侯 斌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