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生，男，195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卓，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钊，男，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珺，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荣生因与被上诉人孙文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款目的明确，借款合意真实，且上诉人已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根据工商登记记载信息，2015年10月，武汉荣伟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伟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实缴到位。上诉人与孙文钊之父孙华新系多年好友，双方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00万元，月息2分，还款日期待中南路项目开盘，连本息一并偿还。因孙华新经济状态不佳，上诉人最终向被上诉人借款300万元。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荣伟公司与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公司）之间的转账行为另一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果荣伟公司的股东认为转账行为损害了本人的权益，其应通过其他诉讼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开发中南路项目，作为股东的双方应对投资行为的风险承担共同的责任。一审将荣伟公司与天宇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借款事实混为一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孙文钊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荣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孙文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以及自2020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2、孙文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荣生与孙华新系朋友关系。孙文钊系孙华新之子。孙华新于2018年7月24日死亡。荣伟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4日，刘荣生和孙华新系该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刘荣生认缴出资700万元，占股70%，孙华新认缴出资300万元，占股30%，刘荣生同时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26日，荣伟公司股东由孙华新变更为孙文钊。变更后荣伟公司章程规定刘荣生认缴额700万元，占总资本70%，第一期实缴0万元，第二期出资额700万元承诺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付；孙文钊认缴额300万元，占总资本70%，第一期实缴0万元，第二期出资额300万元承诺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付。2016年8月9日，荣伟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刘荣生认缴出资额7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货币，占注册资金70%；股东孙文钊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占注册资金30%；全体股东一致约定，股东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人民币于2016年8月9日已缴足，公司应按规定将注册资本缴纳情况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备案，同时向股东签发由公司盖章的出资证明书。上述股东出资情况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2015年10月29日，刘荣生通过其账户向孙文钊账户转账付款300万元。同日，孙文钊将300万元付至荣伟公司账户，刘荣生亦向荣伟公司账户付款700万元。孙文钊提供的荣伟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0月29日1000万元到账后有合计970余万元陆续转入天宇公司账户。天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郭小芳，股东为郭小芳、刘荣生、刘念。刘荣生与郭小芳系夫妻关系，刘念是刘荣生之女。一审庭审中，刘荣生对孙文钊提交的荣伟公司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荣生作为荣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条件亦有能力提交荣伟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账目，以与孙文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进行比对并说明支付给天宇公司款项的原因，法院已当庭向刘荣生释明并责令其提交，至今刘荣生未向法院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孙文钊提交的荣伟公司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荣生诉张崇超合同纠纷一案一、二审过程中，案号分别为（2016）鄂05民初248号及（2017）鄂民终1041号，刘荣生在该案中陈述天宇公司是刘荣生与其妻郭小芳及其女刘念出资成立，该公司由刘荣生控制，该公司账户与刘荣生账户存在混同使用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未对300万元款项达成书面协议，孙文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荣生将300万元付至其账户后，其于同日将300万元付至荣伟公司账户，荣伟公司收到孙文钊的300万元及刘荣生的700万元后陆续将970余万元付至天宇公司账户。刘荣生未对付至天宇公司的97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应认定刘荣生对荣伟公司账户资产进行实际控制、使用，孙文钊并未实际控制、使用该300万元，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孙文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且在孙文钊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后，刘荣生亦未向法院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就300万元款项有借款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结合本案案情，法院认为刘荣生与孙文钊之间30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对刘荣生要求孙文钊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荣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刘荣生负担。二审期间，刘荣生提交《借款协议》一份，拟证明其与孙文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孙文钊对《借款协议》的证据“三性”均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刘荣生称《借款协议》上“孙文钊”的签名不能确定系孙华新代签还是孙文钊本人所签，而孙华新已死亡，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自然人借款包括借款合意和款项支付两个方面，《借款协议》仅能证明借款合意，不能证明款项已支付。刘荣生凭《借款协议》主张借款行为已发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于上述借据，本院不予采信。各方均未提交其他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借款属于实践合同，借款人主张借款关系的，应对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借款关系包括了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合意和款项的实际支付,亦即除了民事主体借款合意的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有出借人支付出借款项的行为，符合上述两要件，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才合法成立。本案中，刘荣生一审中未提供证明借款合意的借款合同或借据，二审中提交一份借款数额200万元、由“孙文钊”签名的《借款协议》。对于该《借款协议》及其签名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孙文钊均予以否认。刘荣生称借据上“孙文钊”的签名不能确定系孙华新代签还是孙文钊本人所签，且借据上所载金额并非刘荣生所主张的借款金额，存在100万差额。此情况下，该《借款协议》证明效力存在瑕疵。如前所述，自然人之间借款即便有借款合同或借据，还需审查认定款项的支付和使用情况。本案中，刘荣生虽将300万元款项转账汇入荣伟公司的账户，符合其所称借款用于荣伟公司股东孙文钊个人的实缴出资，但是，在转款当天，其又将该300万转账汇入其实际控制的天宇公司的账户。在诉讼中，刘荣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300万款项最终的去向，但是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该款项未再汇入荣伟公司的账户。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上述资金被转入荣伟公司的账户用作注册资本后，无论大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债权人均无权从荣伟公司非法抽回，刘荣生上述转款行为有抽逃出资的嫌疑。按照借款用于公司股东注册出资的正常习惯，借款用于孙文钊个人持有公司股份出资后，该款项应用于公司经营，而不是仅过个账制造一个银行流水。因此，从款项使用情况看，刘荣生所主张借款的款项实际仍由其控制使用，并未投入荣伟公司账户使用，本质上款项并未出借给孙文钊。故一审不予支持刘荣生所主张的借款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荣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刘荣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行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法官助理熊雪婷书记员郑思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