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20民终9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佩容，女，195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代理人：刘宏杰，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华仔，男，195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代理人：李娥娇，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佩容因与被上诉人郭华仔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位于中山市西区长洲北村北后街17号房屋建造于1979年，黄大好是该房屋的登记产权人。黄大好与郭佩容系母女关系，与郭华仔系母子关系，郭华仔自涉案房屋建成之日即开始在该处居住。1994年1月12日，黄大好在中山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立下遗嘱一份，载明：黄大好将涉案房屋及全部土地交由郭佩容继承。1994年4月15日，黄大好、郭佩容在中山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立下赠与书一份，载明：撤销前述遗嘱，将涉案房地产赠送给郭佩容，由郭佩容到相关部门办理更名过户手续，郭佩容应当负责照顾、服侍黄大好，以便黄大好安度晚年。其后黄大好未将涉案房屋交付给郭佩容，而是一直由黄大好与郭华仔共同居住。2014年12月19日，黄大好因病死亡，涉案房屋由郭华仔及其家人共同居住至今。郭佩容认为根据上述赠与书，涉案房屋应当归其所有，遂于2015年1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郭佩容所有（价值约10万元）。庭审期间，郭佩容称因为黄大好在世时与郭华仔共同居住，但两人关系不好，为了避免过激行为，所以郭佩容没有按赠与书的要求办理过户；在2012年至2013年间，政府拟征收涉案房屋，郭华仔曾向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因黄大好不同意而取消。郭华仔对此不予确认，并称在本案起诉前对该赠与书的存在不知情。双方当事人对于黄大好生前主要由谁赡养的问题各执一词，郭佩容称黄大好平时身体好时自己做饭、生病时全部由郭佩容照顾，郭华仔确认郭佩容在黄大好生病时有帮忙，但称平时主要由郭华仔照顾。经原审法院释明，郭佩容明确主张本案系确认之诉，要求郭华仔确认涉案房地产归郭佩容所有，并协助郭佩容办理过户手续。原审法院认为：郭佩容以其所称的黄大好于1994年4月15日所立的赠与书为据主张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故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如郭佩容提交的赠与书属实，且其接受黄大好的该项赠与，则该赠与合同成立。但郭佩容自认在上述赠与书签订后、黄大好去世前，迄今未向有关部门依据该赠与书申请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亦未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则该赠与合同并未实际生效。其对基于该赠与合同可取得的物上权利未及时主张确认或履行登记手续，因黄大好的死亡而归于消灭。黄大好于2014年12月19日死亡，在已撤销之前所立遗嘱的情况下，涉案房屋应当作为其个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郭佩容以上述赠与书为依据，诉请确认涉案房屋应当归其所有，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佩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郭佩容已预交），由郭佩容负担。上诉人郭佩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赠与合同并未实际生效错误，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不影响赠与合同的生效。原审法院以郭佩容在赠与书签订后、黄大好去世前这段时间未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及未实际占有涉案房屋，认定本案赠与合同未实际生效。郭佩容认为，是否占有房屋并非能否取得赠与房屋权属的依据，没有法律规定，赠与完成后必须是取得赠与物的必要条件，而本案中，法院却依据该事实作为判决依据，显然不妥当。其次，占有房屋的表示形式并非仅仅只有居住一种形式。在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房屋借用合同等民事行为中，居住房屋不能视为占有房屋的形式，居住房屋仅仅是使用房屋的一种形式，而非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郭佩容与黄大好在订立有关不动产权（物权）的赠与合同中，不属于法律另外规定，合同中也没有约定生效条款。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本案赠与合同成立，因此该赠与合同也应当在其成立时就生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要求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这里仅仅是指不动产物权没有登记不发生效力。在本案中，郭佩容基于与黄大好的赠与合同取得该房屋的不动产物权，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郭佩容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与赠与合同生效无关系。二、郭佩容基于赠与合同可取得的物上权利不因赠与人黄大好的死亡而消灭。原审法院认定，郭佩容在赠与书签订后，黄大好去世前，迄今未向有关部门依据赠与书申请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其对基于该赠与合同可取得物上权利未及时主张确认或履行登记手续，因黄大好的死亡而归于消灭。郭佩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严重脱离了现实。郭佩容迟迟没有办理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并非不能办理和不愿办理。而是基于母亲黄大好仍然在世，如果那时变更房屋登记手续，必然导致黄大好与郭华仔之间原本不好的母子关系更加激化，郭佩容既是为了顾及母亲，在母亲在世时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也是为了避免激化家庭矛盾，这样的选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受赠人何时变更房屋登记，相关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更没有规定赠与人去世后受赠人丧失受赠的权利，故此，原审判决作出这样的认定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合同权利义务因债务履行、合同解除、提存、免除债务等情形而终止。在本案中赠与合同明显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因此，郭佩容因赠与合同而取得的物上权利依然存在，并不因黄大好死亡的事实而归于终止，即使未及时主张确认或履行登记手续，都不影响郭佩容基于该赠与合同取得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郭佩容基于赠与合同可取得的物上权利未及时主张确认或履行登记手续，因黄大好的死亡而归于消灭”，认为郭佩容的权利因赠与人死亡而消灭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赠与合同不存在影响郭佩容基于赠与合同物上权利的取得的情形。原审判决书中已经明确赠与合同是成立，也即承认该赠与合同符合合同基本原则。黄大好已去世，但从一审中郭佩容提交的证据中都可以认定黄大好自愿将房屋赠与郭佩容，且赠与人黄大好在去世前，自始自终未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赠与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上述事实都表明黄大好真实意愿是想赠与涉案房产给郭佩容。现黄大好已去世，赠与人享有的撤销权也因其死亡而消失。现黄大好与郭佩容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已经没有能导致合同被撤销的情形，唯一能影响郭佩容对该房产所有权取得原因已不存在。四、通过判决形式否定赠与书内容，是对死者的生前意愿的改变和不尊重，是对黄大好合法权利的一种否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黄大好撤销遗嘱而改赠与书，直接赠与给郭佩容，可以看出老人家生前唯一的愿望是将房屋交付给郭佩容，黄大好的愿望和赠与书的内容都是合法的，且赠与书一直没有被撤销，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的，不应该因为黄大好去世而改变。郭佩容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郭佩容必须在黄大好生前必须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受赠人有权在任何时候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五、郭佩容为避免激化家庭矛盾没有办理过户。在黄大好死后，郭华仔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郭佩容发现后立即制止并向当地的司法所寻求帮助，才制止了郭华仔的行为。同时郭佩容向法院起诉，已经采取了控制房屋的行为，郭佩容是有控制房屋的。六、合同法司法解释对合同是否生效有明确规定，除了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之外，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都生效。本案只要被赠与人接受赠与，合同即生效，不存在合同未生效问题。综上，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郭佩容所有，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郭华仔承担。被上诉人郭华仔辩称：一、一审、二审郭佩容明确其诉求是确权纠纷。物权是以登记成立的，一审郭佩容坚持其诉求是确权纠纷，郭佩容的要求与涉案房屋的登记情况明显相悖，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中对事实部分已经全面调查清楚，郭佩容主要针对适用法律部分上诉。1.郭佩容引用的《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施行，《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施行，涉案合同成立日期是1994年4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郭佩容引用的法律不适用于涉案合同。物权法明确规定不动产以登记生效。郭佩容没有区分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2.赠与行为未生效。涉案房屋一直由郭华仔及其家人居住，包括黄大好去世前也一直居住在此。郭佩容居住在村委另外配置的宅基地。即使赠与成立，未完成交付手续，依据相关意见，该赠与行为未发生法律效力。3.本案实际已超过诉讼时效。郭华仔一审时也提出过时效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民事诉讼的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涉案赠与合同于1994年4月订立，合同中表述为“从现在起正式将房地产赠送给女儿郭佩蓉，由女儿郭佩蓉到房产局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合同中的“现在”应为1994年。如果是因赠与合同发生诉讼，郭佩容应在1996年起诉，最长不应超过2014年。本案在2015年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4.赠与合同中涉案土地是村集体土地，黄大好无权处分该土地，村集体也不同意追认该赠与行为。赠与合同与法律相悖，故赠与行为无效。5.涉案房屋是在宅基地上所建的郭华仔唯一住房。宅基地是村集体保障本村村民按户分配使用的土地。涉案的土地虽登记在黄大好名下，但当时是分配给黄大好、郭华仔及郭华仔的大哥居住的，修缮房屋的钱也是郭华仔的大哥给付的。如果郭佩容的诉求得到支持，村集体需要另外分配宅基地给郭华仔，实际上村集体按现状无法满足这个需求。6.郭佩容的行为在道德上不应提倡。黄大好不认字，没有接受过教育，其不知道房产赠与的效力、过程，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以后没地方居住。黄大好的家人二十几年都不知道赠与合同的存在。2015年郭佩容突然拿出赠与合同说房屋是她的，在家人的角度看是难以接受的。郭佩容不顾姐弟之情，不惜让郭华仔处于无房居住状态，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审期间，郭佩容提交《西区旧城改造暨服务业试验区（暂名）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居民意见及选房资格与选房意向登记表》一份，证明郭华仔未征得黄大好的同意，私自与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文件，黄大好得知后，废止了郭华仔签署的文件，证明黄大好不希望把房产交给郭华仔处理，同时也说明黄大好知道赠与房屋的行为。郭华仔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与郭佩容的诉求不存在关联性。该证据仅可以证明黄大好不同意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方案，不能证明黄大好不希望把房屋交给郭华仔。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来确定。本案郭佩容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故本案应为物权确认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赠与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变更。1994年4月15日，黄大好签订赠与书，载明将涉案房地产赠与郭佩容并由郭佩容到相关部门办理更名过户手续，郭佩容以此赠与合同为基础而请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故本案的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郭佩容主张的此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所涉赠与书在合同法实施以前签订，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1988年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黄大好与郭佩容签订赠与书后，黄大好并未将涉案赠与物交付郭佩容，郭佩容也未取得黄大好交付的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也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黄大好与郭佩容之间的赠与关系未成立，故郭佩容要求法院确认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郭佩容已预交），由上诉人郭佩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牛庆利代理审判员  张群立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郑 蕙第9页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