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28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冬霞，女，1971年12月2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凤筹，江苏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和兴，江苏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三江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703992982E，住所地靖江市东兴镇上六圩港西侧。法定代表人：严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洪青，江苏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冬霞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三江水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冬霞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三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何冬霞出具的包括302万元欠条在内的三份欠条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1.该欠条及说明与本案委托合同、运输合同纠纷无关。三份欠条是三江公司依据自己制作的“何冬霞的往来明细账”中所反映的欠款金额要求何冬霞出具。在一审法院（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案件中，三江公司将该欠条作为其与何冬霞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事实的证据，但事实上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结欠水泥款的事实。2.何冬霞出具的欠条是以三江公司不真实、不合法的财务账目形成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首先，三江公司的财务账目不真实。因三江公司将发往泰州常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泰公司）、泰州市新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基公司）的水泥也记在如皋江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源公司）往来账下，故所谓的欠款实际是依据三江公司往来明细账中反映的客户单位所欠的水泥货款，而不是何冬霞个人欠三江公司的水泥货款。江源公司往来明细账是依据三江公司提供的4378张称重单记账形成的，根据何冬霞对称重单辨认统计，其中有17195.07吨水泥不是三江公司委托何冬霞销售、运输的，该部分不应当记入往来明细账。三江公司财务账目不真实还体现在没有将新恒基公司对账确认所欠货款记入往来，也导致账面所反映的欠款数据错误。三江公司在与新恒基公司对账后应从江源公司及何冬霞的往来中扣减新恒基公司所欠货款。其次，三江公司的账目不合法。三江公司就同一销售的水泥存在两套往来账，一是与如皋江源的往来明细账，一是与何冬霞的往来明细账，如此记账本身就不合法；何冬霞只是三江公司的销售代理及货物承运人，何冬霞的往来明细账中只应体现业务费及运输费。第三、何冬霞出具的欠条不是以与三江公司存在委托合同、运输合同关系为基础结算形成的，故不具有合法性。何冬霞出具的欠条，三江公司在（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案件中作为与何冬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既然如此该欠条的形成就与何冬霞代理销售、承运的水泥货物或货款损失无关，即双方从未为货物或货款损失进行结算确认，故三江公司将欠条理解为是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货款损失是显然错误，也不符合三江公司要求何冬霞出具欠条时的本意。三江公司在本案中对于欠条的陈述与一审法院（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案件中的陈述矛盾，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一审判决不应采信。二、一审判决对“新恒基公司与三江公司之间存在水泥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的事实”未予认定，违背基本事实和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1.新恒基公司与三江公司之间存在水泥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事实，已为两份对账单及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至于新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法院（2018)苏1282民初7502号案件中否认与三江公司之间存在水泥买卖合同关系，这仅仅是其陈述，且未提供证据证明。从对账单出具的背景来看，新恒基公司财务梁素云在庭审中陈述是其加盖的财务章，且事前已与公司分管财务的卞照元（徐照明的舅舅）核实无误；而三江公司在（2018）苏1282民初7502号案件中将对账函作为该案诉讼的主要证据，表明三江公司对该对账函的认可。故从对账函出具的背景及新恒基公司的陈述，均不足以推翻两份对账函及三份生效裁判文书，也无法得出新恒基公司不欠三江公司货款的结论。2.三江公司应依据买卖合同向相对方新恒基公司主张货款权利。根据一审法院（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判决的内容，生效判决已明确指明了三江公司应向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进行主张权利。且事实上三江公司在（2018）苏1282民初7502号中已依据两份对账函及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向新恒基公司主张货款，但由于未知原因撤诉；故不管三江公司以何法律关系向何冬霞主张权利，都不能否认三江公司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新恒基公司。现三江公司不向合同相对方新恒基公司主张权利，而向所谓的受托人、承运人主张未能收回货款的损失，于法无据，不应被采纳。3.三江公司的货款至今未能收回并非何冬霞造成的。自2014年新恒基公司在三江公司的对账单上盖章确认至今，该笔货款没有追回其原因在于：三江公司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诉讼中以撤诉方式处分了自己权利及向不存在欠款关系的何冬霞追偿所致。并无证据证明三江公司向新恒基公司的诉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三、三江公司不存在货物或货款损失。1.何冬霞代理销售、承运的水泥都按约定交给了三江公司的客户单位，客户单位签收的称重单由何冬霞或其驾驶员交给了三江公司，三江公司也自认收到了客户单位签收的称重单。至于三江公司主张的192809.28吨水泥中因有17195.07吨水泥不是委托何冬霞销售、运输的，故该部分水泥及货款与何冬霞无关，不应认定为何冬霞代理销售、承运的水泥货款损失。2.从三江公司货款回笼的情况来看，何冬霞经手销售的水泥货款总额为55569442.25元，三江公司已收取55706874.07元（含何冬霞垫付款项在内），再加上新恒基公司所欠货款金额为3882689.86元，故三江公司根本不存在货款损失。3.三江公司认为货款损失的依据是何冬霞出具的302万元欠条。如前所述，该欠条的形成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不能作为三江公司货物或货款损失的证明。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三江公司依据委托合同、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何冬霞承担责任。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三江公司为委托人，何冬霞为受托人，新恒基公司为第三人，何冬霞受三江公司委托向新恒基公司供应水泥。1.委托人三江公司已对第三人新恒基公司行使介入权，与新恒基公司之间确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三江公司以江源公司账面反映所欠货款为由让何冬霞三次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但三方并未进行对账结算；后三江公司与新恒基公司进行两次对账，最终确认了新恒基公司所欠的货款数额。对账函所载明款项即为新恒基公司欠三江公司的货款。依据《合同法》第四零三条之规定，委托人三江公司与第三人新恒基公司进行对账，即为委托人向第三人行使了介入权，且得到第三人的认可，即委托人三江公司取代了受托人何冬霞的地位，直接与第三人新恒基公司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该债权债务关系对委托人和第三人有约束力。至此受托人何冬霞已完成全部委托事务。受托人向三江公司出具的欠条已被新恒基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函取代，三江公司、何冬霞、新恒基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被三江公司与新恒基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所取代，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之间基于委托所形成的所谓欠款关系自然归于无效，因此何冬霞不应就其出具的欠条承担责任。2.受托人何冬霞已全面履行了委托合同的义务，没有违约或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知晓水泥销往其他客户单位的事实并不能免除被告作为受托人如实向原告告知水泥销售数量的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判令何冬霞承担责任，认为何冬霞（受托人）未按照三江公司（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显然不当。首先，何冬霞或其驾驶员已将客户单位签署的称重单交给了三江公司，依据该称重单即可确定水泥的去向；且三江公司也自认持有客户单位的称重单，应认定三江公司对于水泥的去向、数量是知晓的；即何冬霞履行了委托合同的告知义务。其次，三江公司向新恒基公司发出对账函，说明三江公司知晓水泥是发往新恒基公司的，知晓恒基公司的欠款金额，当然也知晓其向新恒基公司销售水泥的数量，进一步证明了何冬霞已向三江公司与新恒基公司就委托关系进行了披露，并向三江公司报告了委托事务进展情况。三江公司向新恒基公司发出对账函的行为，即视为对何冬霞报告行为的认可。再次，即便三江公司不知晓销售数量，在何冬霞已经履行了报告义务的情形下，其作为受托人也不应当承担应由合同相对方向三江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权利义务显然不对等。五、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显然错误。六、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判决在三江公司未提供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的证据前提下，径行否定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2.一审法院没有责令三江公司提交客户单位签署的称重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3.三江公司在（2018）苏1282民初7502号案件认可的其与新恒基公司的对账单而在本案中予以否认，一审判决采纳三江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条违反自认规则，违反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4.一审判决对于三江公司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没有处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条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5.一审法院对于何冬霞出具的欠条证据的审核认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三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在本案委托、运输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三江公司授权何冬霞的代理权限为合同签订时，明确销往江源公司、何冬霞负责收回货款、可以从收回的货款中扣除运输、业务费。合同履行过程中，何冬霞多次承诺代理的水泥只销往江源公司。其次，双方分别于2013年6月30日、2013年10月13日、2013年12月8日对销往江源公司的水泥进行了结算，何冬霞先后三次向三江公司出具了欠条，并多次承诺假一罚十。如货款不能收回，损失由自己承担。由其是第三次欠条出具前，双方先对运费、业务费进行了结算，在扣除上述费用及磅差后，由何冬霞向三江公司出具了欠条。何冬霞出具欠条时，自己特别附注说明运费、业务费已结算至2013年10月25日，（江源公司账户上）。因此，第三次欠条系双方对送往江源公司的19万余吨水泥进行结算后形成，并扣除了运费、业务费。按照双方约定，既然扣除了运费、业务费，未收回的货款应当由何冬霞负责收回，如不能收回，由何冬霞承担。双方均同意后，何冬霞自愿向三江公司出具了第三次欠条，并作出附注说明，同时出具了还款计划，事后又履行了还款计划中的部分义务。再次，根据何冬霞一审中陈述应当销往江源公司的19万余吨水泥中的9万余吨水泥系自己私自销往了新恒基公司、其他小单位、另有记不清。何冬霞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属严重违约，后果由何冬霞承担。一审法院要求何冬霞提供完整的销往其他单位的依据，包括合同、送货单、起止时间、总吨数、货款金额、已回收的、未回收的货款金额等完整的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依据，尤其是何冬霞陈述的新恒基公司，并无不当。三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何冬霞支付三江公司欠款2755495元，并承担自2014年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自2014年2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7月，何冬霞以三江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江源公司签订水泥销售合同。2012年7月20日，三江公司与何冬霞签订协议，约定三江公司销售江源公司的水泥价格为230元/吨（含运输费、业务费），三江公司支付何冬霞业务费16元/吨、业务费3元/吨，何冬霞收取水泥款扣除运费、业务费外，剩余款项交付三江公司等。2012年7月30日，何冬霞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本人承诺至三江公司所开的水泥发票，仅供何冬霞使用，不得用作他用，否则一旦有任何质量、票据方面的纠纷与贵公司无关，由承诺人承担一切责任”。2013年6月30日何冬霞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1份，载明“截止2013年6月30日，欠三江公司水泥款7137448.76元（如皋江源）。”2013年10月13日，何冬霞再次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到三江公司水泥款计7690100.62元（截止到2013.10.11如皋江源账户上）”。2013年12月8日，何冬霞又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到三江公司水泥款计302万元，此款在2014年1月28日前归还，如不归还，本人愿承担15%的年利率”。同时，何冬霞向三江公司出具说明1份，载明“欠条附注说明：本人与三江公司的所有往来已核对准确，水泥运费、业务费已结至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2月13日，何冬霞支付三江公司264505元。2013年12月16日，何冬霞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本人对三江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本人的散装水泥车（车号为苏Ｍ×××××）送如皋江源的水泥只送如皋江源，如送其他地方，本人愿以一罚十”。2013年12月18日，三江公司与何冬霞签订散装水泥销售及散装水泥车运输协议1份，但该协议未履行。2013年三江公司与江源公司进行了对账。2013年10月13日，三江公司分别向常泰公司、新恒基公司出具对账函进行对账。2014年3月4日三江公司再次向新恒基公司出具了对账函，新恒基公司盖章予以确认。一审另查明：三江公司曾于2014年2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2014）泰靖园商初字第24号案件，要求何冬霞支付其欠款。后因三江公司报案称何冬霞涉嫌挪用企业资金，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经侦查未发现何冬霞存在犯罪事实。2015年5月8日，三江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案件，以三江公司、何冬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为由，要求何冬霞、徐骏支付其货款等。2015年11月6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三江公司的诉讼请求。嗣后，三江公司上诉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12民终3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1月1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苏民申75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三江公司的再审申请。2018年11月28日，三江公司又以新恒基公司、徐照明、何冬霞、徐骏、梁素云、泰州市高港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即一审法院受理的（2018）苏1282民初7502号案件，要求新恒基公司支付货款，何冬霞等人承担连带责任等。该案审理过程中，新恒基公司不认可与三江公司之间存在三百八十余万元的欠款往来。2019年8月15日，三江公司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三江公司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诉讼；2.何冬霞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三江公司能否根据欠条向何冬霞主张权利；3.三江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三江公司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虽然三江公司曾就同一欠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三江公司在该案中的请求权基础为其与何冬霞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后经（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2016）苏12民终37号以及（2017）苏民申752号案件审理查明并判决否定了三江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厘清了三江公司、何冬霞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现三江公司依据委托合同、运输合同这一新的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不构成重复诉讼。法律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本案中，三江公司、何冬霞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水泥销售委托合同关系，且三江公司系委托人，何冬霞系受托人，则何冬霞应当如实告知三江公司水泥销售的具体去向。虽然（2015）泰靖园商初字第62号、（2016）苏12民终37号案件中已查明三江公司知晓并认可何冬霞将水泥销往除江源公司以外的其他客户单位，但三江公司知晓水泥销往其他客户单位的事实并不能免除何冬霞作为受托人如实向三江公司告知水泥销售数量的义务。且何冬霞在庭审中陈述据其了解目前仅有新恒基公司欠付三江公司货款，新恒基公司亦向三江公司出具了对账单，但根据（2018）苏1282民初750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新恒基公司的陈述以及对账单的出具背景，新恒基公司并不欠三江公司货款，且新恒基公司与何冬霞个人之间存在往来。在此情形之下，何冬霞作为三江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应当明确陈述其代表三江公司向新恒基公司销售水泥的具体情况，包括发货时间、数量、运输人员、车辆、新恒基公司收货人员以及对应的水泥称重单等，以使三江公司能够向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但何冬霞未能详细陈述，客观上三江公司也一直未能从新恒基公司收到货款，给三江公司造成了损失。结合何冬霞多次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以及承诺书，并在最终出具欠条后又部分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可以确认何冬霞在2013年12月8日出具欠条时同意支付三江公司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金额具有高度盖然性。何冬霞辩称双方并未进行最终的结算，欠条金额并不准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三江公司对欠条金额能够作出合理解释，而何冬霞客观上在不同时间段向三江公司出具了多份金额均不相同的欠条，并在最后一张欠条中附注说明双方运费、业务费已结算，表明何冬霞自愿受该欠条内容的约束，故此2013年12月8日的欠条可以作为双方间结算的依据。何冬霞还辩称欠条系在受三江公司欺骗、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因三江公司否认，何冬霞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何冬霞在所谓的欺骗、胁迫情形消失后从未向相关部门主张撤销欠条，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现三江公司根据2013年12月8日的欠条，要求何冬霞支付剩余价款2755495元，并承担自2014年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因案涉欠条于2013年12月8日出具，而三江公司最早于2014年2月向何冬霞主张权利，且双方自2014年至2019年一直处于诉讼过程中，故诉讼时效自三江公司向何冬霞主张权利时中断。现三江公司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何冬霞承担付款义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判决：何冬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三江水泥制造有限公司2755,495元，并承担自2014年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4年2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333元，由何冬霞负担（何冬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34333元，三江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4333元由一审法院退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已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三江公司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何冬霞涉嫌挪用企业资金。靖江市公安局东兴派出所于2015年1月30日与何冬霞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何冬霞在笔录中陈述：其从2011年开始，何冬霞代理三江公司销售水泥到江源公司，江源公司是何冬霞的业务单位，由何冬霞介绍给三江公司，三江公司和江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每吨水泥的销售价格不定，并赋予何冬霞直接从客户回款中提取运费和代理费的权利。出于多获得代理费和运输费的目的，除了将三江公司的水泥除了销售给江源公司外，何冬霞将三江公司的水泥还销售给了常泰公司、新恒基公司，还有其他四五家单位（具体名称记不清），销售给这些公司的水泥开具的收货单位都是江源公司。三江公司未与这些单位签订合同。三江公司与常泰公司、新恒基公司无直接业务往来，业务均由何冬霞经办。2013年10月25日前的代理费和运费，经过与三江公司结算，扣减直接从货款中扣除的部分，三江公司还欠其320多万。靖江市公安局东兴派出所于2015年1月5日与吴春霞（三江公司总账会计）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吴春霞陈述：何冬霞于2011年7月至2013年12月，三江公司指定何冬霞向江源公司销售水泥，期间何冬霞负责帮江源公司到三江公司财务开具发票，并到从江源公司收取货款交至三江公司。三江公司财务往来中以“何冬霞”“如皋江源”记载往来帐。至2013年10月10日，三江公司往来账显示江源公司欠款769万元，所以何冬霞于2013年10月13日出具了相应金额欠条给三江公司，其中649万元开具了发票。后经与江源公司对账，江源公司往来账显示至2013年10月10日只欠三江公司1009107元，而与三江公司账目显示的金额相差669多万元。吴春霞就此差额询问何冬霞，何冬霞陈述其将发往江源公司的水泥销售到新恒基公司，新恒基公司欠其1000多万元，如果不相信可以帮其到新恒基公司对账。2013年10月13日，吴春霞与何冬霞一起至新恒基公司对账。当天，三江公司向新恒基公司出具对账单时，对账单的金额是随便写的数字（金额3882692.11元，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当时是何冬霞请吴春霞去帮她对账，而三江公司与新恒基公司并没有过欠账往来，只有现金结算的往来。此后至2013年12月8日，三江公司与何冬霞介绍了业务费和运输费用，何冬霞自己填写了销售水泥的吨位、业务费和运输费，三江公司负责人严维才审批，运输费2793750元，业务费500784元，共计3294534元，还扣除了发往江源公司水泥价格的补差108380元。何冬霞就此出具了金额为302万元的欠条，并偿还了264505元，实欠2755495元。三江公司（甲方）与何冬霞（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散装水泥销售及散装水泥车运输协议》，其中第十二条关于运费结算约定，“原则上先记账，直至春节前乙方还清所欠甲方货款人民币贰佰柒拾伍万伍仟肆佰玖拾伍元整（￥2755495.00）后，和其它车主一样压三个月，第四个月开始按结算单结付运费”。三江公司曾于2018年11月28日以新恒基公司、何冬霞、徐照明、徐骏、梁素云、泰州市高港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之诉。新恒基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的庭审中辩称，新恒基公司与三江公司无任何往来，2012年10月起至2013年11月期间新恒基公司与何冬霞间有业务往来，曾与何冬霞签订合同（具体签订时间记不清了），双方约定不管是哪家的水泥，只要水泥合格。新恒基公司出具对账函中的账目属于何冬霞个人与新恒基公司间的账目。后三江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裁定准许三江公司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民商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签订民事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三江公司与何冬霞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均不持异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三江公司与何冬霞均应当按约定全面、诚信履行合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冬霞是否应当根据其2013年12月8日所出具的欠条承担付款责任。结合本案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多次诉讼过程中的陈述、举证，本院就该争议焦点作如下认定和评判：一、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权利作出处分，对债务的负担作出约定。何冬霞所出具的欠条体现了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主动履行部分债务，应当作为双方之间债权债务最终结算结果。第一，何冬霞作为与三江公司存在合作销售关系的个人主体，其长期从事市场交易，自当具有区别于一般普通民事主体的商事交易知识和经验，其对个人签订合同、出具欠条的法律和经济后果应当具有较为充分明确的认知。第二，何冬霞对其与三江公司结算并于2013年12月8日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的事实予以认可，欠条还约定了还款期限。何冬霞在当日亦出具说明，陈述与三江公司所有往来核对准确以及业务费、运输费的结算截止日期。虽然其曾称系受三江公司胁迫，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在事后也未就此寻求救济，其辩称显然不符合常理。故可以认定何冬霞在交易过程中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充分予以尊重。关于何冬霞所出具欠条与本案关联性的问题。第三，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于2012年7月20日所约定的协议书中已然约定了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结账，即双方已预见并约定就发生的往来账目进行结账。案涉欠条正是以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为事实基础，由双方参与结算形成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何冬霞上诉否认该欠条与本案的关联性，缺乏事实依据，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何冬霞在出具302万元的欠条之后，实际履行了一部分付款义务，再行确认了欠款事实。根据三江公司与何冬霞的陈述，何冬霞在出具欠条后亦曾主动向三江公司付款264505元，从其付款行为来看，何冬霞认可个人所出具欠条的效力并实际履行。而另一方面，三江公司与何冬霞在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了《散装水泥销售及散装水泥车运输协议》，虽然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但该协议第十二条关于运费结算的条款对何冬霞所欠的款项的金额2755495元以及具体支付时间再次作出了确认。综上，本案欠条是何冬霞与三江公司就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账目往来结算后所形成的债权凭证，是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阶段性结果。在何冬霞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不应否定其效力，而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根据意思自治所达成的结算结论，以保障交易行为安全，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二、商事交往过程中，商主体的交易并不体现为单一的法律关系，有时呈现多种法律关系的交错。本案中，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之间的结算行为正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多种法律关系，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事实。第一，何冬霞与三江公司之间存在多种法律关系。根据何冬霞与三江公司协议的约定，何冬霞名为三江公司的业务员，但其与三江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不领取固定报酬，而是通过对外销售水泥获得提成，同时何冬霞还自行提供车辆负责运输，获得运输费。同时，何冬霞有权直接从回款中提取自己的业务费和运输费。何冬霞在整个交易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和主导权。第二，何冬霞出具欠条是建立在其与三江公司交易习惯的基础之上。一是何冬霞在2013年12月8日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之前，就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曾多次向三江公司出具过欠条，即双方之间存在结算并出具欠条的习惯。二是三江公司作债权人就出具欠条的原因以及过程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所依据的财务账目和原始凭证。三江公司会计吴春霞在公安机关就三江公司与何冬霞之间的往来以及记账情况作出了陈述（三江公司账务往来中系以“何冬霞”和“江源公司”字样记账），同时也对何冬霞多次出具欠条的原因以及过程作出了陈述。而何冬霞在公安机关亦陈述，其为三江公司代销水泥，其直接从客户处取得货款，同时可以从客户回款中直接扣除运费和代理费，出于所赚取利润的考虑，其将水泥又销售给常泰公司、新恒基公司等客户。吴春霞与何冬霞就双方之间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的陈述较为吻合。三是何冬霞虽然认为欠条所依据账目不准确，但其作为交易的具体经办人，未能提交证据推翻其所出具的欠条，本院对其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更为重要的是，三江公司事实上已然根据何冬霞的要求对外实际提供水泥，而对应的货款尚未回笼，这也是何冬霞出具欠条的事实基础。综上，何冬霞与三江公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更倾向于一种合作关系。在其合作模式下，双方就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对账，包括了货款、业务费、运输费等多种款项，实际是通过对账结算的方式，对双方之间全部债权债务的厘清，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在尊重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确定民事责任承担的同时，应当兼顾当事人权益的公平。何冬霞根据欠条向三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符合双方的交易模式、交易习惯，并不损害何冬霞的最终权益。第一，何冬霞出于扩大营利的目的自行突破了原先的销售范围，向其他公司销售水泥。三江公司与何冬霞的协议中约定由何冬霞向江源公司定向销售水泥，而根据何冬霞的陈述，其为了多赚取利润，而将水泥转而销售给其他主体。但根据三江公司的账目，其项下仅记载“何冬霞”“三江公司”字样，直至发现该账目项下欠款较多时，何冬霞向三江公司披露其不只是将水泥销售给江源公司，而另行向其他公司销售。其次，三江公司与新恒基公司之间对账系何冬霞主导，为解释账面欠款的情况。何冬霞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三江公司发现江源公司账目下欠款较多，为了解释三江公司账目上的欠款，从而要求三江公司的财务人员与其至新恒基公司对账确认欠款数目，而此前三江公司并未直接与上述公司对接。何冬霞本人的陈述，与三江公司会计吴春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吻合，即在三江公司账目出现600多万元的欠款时，何冬霞称其将水泥销售至新恒基公司，新恒基公司差欠其1000多万元，吴春霞系在何冬霞的要求下，与相关公司对账形成对账单。最后，新恒基公司在另案中称其与三江公司并不存在任何交易往来，而认可其与何冬霞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存在业务往里，并进一步陈述对账函所记载的账目系与何冬霞个人之间的账目。综上，何冬霞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于个人营利的考虑，扩大了与三江公司原商定的水泥销售范围，与其他公司发生交易往来，并且未能就此及时向三江公司披露。在三江公司发现账目问题后，何冬霞为解释欠款原因通过财务人员对账，但新恒基公司仅认可与何冬霞存在交易往来。故而，从何冬霞与三江公司的交易模式，以及何冬霞将水泥销售至其他公司并未予及时披露的行为来看，何冬霞向三江公司出具欠条并承担还款责任，符合各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对何冬霞而言，其突破原先的销售范围向其他公司销售水泥获得额外的交易机会和交易利益，相关公司亦认可与其存在交易往来，何冬霞作为直接负责人知晓具体的账目往来，如果确系存在欠款，其具有向其他相关公司主张的事实依据和权利基础。故由何冬霞根据欠条向三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并不损害何冬霞的最终合法权益。关于何冬霞上诉所称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在查明三江公司多次诉讼事实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所作出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何冬霞就此提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何冬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33元，由何冬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云审判员 李志霞审判员 李 霖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朱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