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13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1957年1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男，1959年7月1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3，男，1962年7月12日生，汉族，大连市西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梅，女，1942年2月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45年7月3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焱萍，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48年8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2年7月2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1956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6，男，1958年5月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7，男，1964年1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8，男，1965年1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海淼，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辽02民终383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辽0211民初9712号民事判决。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某1、王某2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焱萍，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海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判决结果不公。一、被上诉人仍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文盛在取得其父母遗留下的位于红旗街道花红沟村63号2房屋产权证时征得上诉人同意或父母留有遗嘱，剥夺了各上诉人对于该房屋依法享有的继承权。1、王文凯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2、《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继承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遗产继承证件和契证；分家析产、分割的房屋，须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分家析产单或分割单和契证”。1995年，王文盛申请变更产权时，因是父母遗留的房屋，必须出示遗嘱或分家析产协议才能依法变更。被上诉人在发回重审时仍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房屋只由王文盛一人继承。在各上诉人完全不知情，并且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王文盛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将父母的房屋变更至其一人名下，全部占有父母的遗产，当然剥夺了各上诉人的法定继承权。二、上诉人继承遗产的范围及价值。1955年4月20日《房产分家转移登记呈请书》中记载王成谦通过分家取得了平房三间，面积“四拾八平方公尺贰零”。1995年6月28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中记载王文盛取得红旗街道花红沟村63号2房屋5间，面积78.54平方米。针对房屋面积上及房屋间数的差异，庭审时，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陈述，多出的两间房屋，系分家时分配给王成谦的兄弟，因其迁居外地，就将2间房屋赠与了王成谦。一审已经将该节事实予以查明，应予以认定。上诉人父母遗留的房屋未进行继承析产，应属于其子女共有状态，目前该房屋已经通过动迁转化为分得位于房屋。各继承人可以比照这三套房屋的价值按比例进行分割。据上诉人多次到动迁人--红旗街道岔鞍村岔村委会了解核实，对于每个搬迁户均额外补偿50平方米的面积。上诉人应继承的遗产范围应为78.54平方米+50平方米，合计为128.54平方米，对于《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无房照房屋面积84平方米，折合回迁面积42平方米，对于该部分上诉人没有主张。原一审开庭时，对于其中的两套房屋已经出售，售价为55万元，双方没有异议，上诉人也提供证据证明目前庙西沟二期房屋均价为6951元/平方米。如果双方对该价格能够达成一致，就可以初步认定三套房屋总房款至少为93万元左右，可以依据上诉人继承房屋占比，计算出其应继承的财产份额，各被上诉人应返还。如果双方对房屋价值争议过大，应当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鉴定，并按继承份额予以分配返还。两次一审庭审开庭，上诉人均提出鉴定申请，但是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依法对案涉房屋价值进行评估鉴定，致使案涉房屋无法进行分割，严重侵犯了各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主张继承其父母遗留房产的份额，依据法律规定其应当举证证明父母是否有遗产及遗产的范围和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因上诉人未能完成上述主张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案涉房屋1955年分家时，王成谦分得房屋的面积是48.2平方米，至1995年房屋面积78.54平方米的面积变化的原因是有2间房屋是王成谦三弟的房屋赠给了王文盛。原审中双方均认可案涉老房并非是王成谦一人，是王成谦与其三弟共有，后王成谦三弟同意将房屋留给侄子王文盛。第一次房产普查并办理房照，王成谦夫妇已经年近八旬，在与王文盛一起生活的情况下，房屋归同住的儿子是普遍的事实，领取房证时，名字登记为王文盛符合通常做法，至于《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及《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为何书写“继承”，王文凯也证实“原来老房照上就写的继承，是王明德写的，不是我经手的，八几年是统一量的房子，统一办的房照，是第一批，我接手95年换房照，是第二批，我统一就照那个房证写的。原来有房证，被大队收去了”。证明在老房照上就写着继承，为何写继承，只能由王明德解释，而与被上诉人无关。符合历史背景的合理的解释应是当年人们对“继承”和“赠予”的法律概念并不清晰，尤其是中国农村遵行公序良俗，上诉人作为外嫁的女儿，不具有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在当时地上房屋财产价值较低的情况下，父母有权将房屋处分给共同生活的王文盛。另外王文盛翻建房屋，原告均知情。王文盛翻建房屋花费5万余元，如果不是王文盛的产权房屋，其为什么要出资翻建？而且翻建时上诉人知情但从未提出异议。所以说包括房屋翻建，第二次房产普查，换领房照，至王文盛于2003年去世，各上诉人均未主张财产权利。后由于改革开放和房地产业的兴起，2012年案涉老房动迁，由于该房产生了重大的财产价值，引发纷争。之前的行政诉讼中，各级法院均以上诉人在父母去世后，在1995年房产权属登记时即应知晓案涉房屋不可能登记在父母名下是符合情理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同样适用本案，应产生既判力的法律后果。三、客观上登记机关档案的缺失导致无法查询到案涉房屋1995年之前变更登记的资料，但责任不在被上诉人。 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各被告返还原告按照继承比例应享有的对于父母房屋动迁所得三套房产价款（位于及拆迁补偿款，暂定30万元。2、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成谦与孙桂兰系夫妻，该夫妇一生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即长子王文盛、长女王淑珍、次女王某1、三女王某2。1955年4月，王成谦因分家分得红旗镇岔鞍村（原小平岛区澜泥桥村）花红沟的三间平房一处，王成谦夫妇一生一直居住在此，1986年孙桂兰去世，1994年王成谦去世。同时查明，王文盛于1930年3月19日出生，其妻于助君于1929年10月31日生。王文盛夫妇婚后共生育了七个子女：长女王某3、长子王某4、次女王某5、次子王某6、三女王佩华（1961年10月29日出生，1975年6月19日死亡）、三子王某7、四子王某8。王文盛婚后一直同父母居住在岔鞍村花红沟。1995年6月28日，甘井子区进行村镇第二次房产普查，王文盛继承取得其父母遗留房产，同时为该处房产办理权属变更并取得大房执甘村字第××号权属登记：所有权人王文盛，房屋位于甘井子区，建筑面积78.54平方米，间数5间。2003年4月10日，王文盛因病去世。2011年12月11日，于助君同甘井区红旗镇岔鞍村民委员会签订《房屋搬迁（回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并根据该份协议主动腾空了上述5间房屋，村委会遂为于助君回迁安置了三套住房，即位于红旗中路庙西沟二期13号楼3单元的101、102和203号住房，同时还向其支付了搬迁补偿费103800元。2014年6月17日于助君去世。另查，王淑珍一生共生育四个子女，即长女周军、次女周某1、长子周某2、次子周某3。2018年2月20日，王淑珍因病去世。 1955年4月，王成谦因分家取得红旗镇岔鞍村（原小平岛区澜泥桥村）花红沟的3间平房，面积“四拾八平方公尺贰零”。 1995年6月28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及《村镇私有房产台帐》载明，王文盛继承取得王成千5间房屋，面积78.54平方米。其中，《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的勘仗核实人及《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的调查人均为王文凯。重审庭审中，被告提交了王文凯的录像视频及通话录音，拟证实上述案涉房屋的老房照是八几年换的，原来房照的名字就是王文盛，95年是第二次换房照，房照上产权人的信息没有更改。 关于王成谦因分家取得的3间平房（四拾八平方公尺贰零）与1995年6月28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及《村镇私有房产台帐》中记载的5间房屋，面积78.54平方米在房屋间数及面积上存在的差异，庭审中，原、被告陈述，多出的2间房屋原系分配给王成谦的兄弟，因其已经迁居外地，就将2间房屋赠与了王成谦。 另查，1995年，王文盛出资对上述5间房屋进行了翻建。 根据《房屋搬迁（回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记载，被搬迁户于助君房屋（房照号：大房执甘村字第010210053）拆迁时，有房照房屋面积78.54（实际82.2）平方米，无房照房屋面积84平方米，折合回迁面积42平方米，房屋回迁面积合计175.11平方米。房屋之外补偿费合计99800+4000元。《搬迁补偿费明细表》载明，补偿事项包括：院墙、井、路面、厕所、搬迁奖励、园地、菜地、果树、装修补助、物业费、菜补、坟等。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对被继承人王成谦与孙桂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基于此主张要求被告对大房执甘村字第××号房屋拆迁回迁三套房产价款（位于及拆迁补偿款予以返还，则首先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实其享有继承权的可继承遗产内容，即被继承人王成谦与孙桂兰去世后留有哪些遗产可由原告继承。根据本案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知，被继承人王成谦通过分家取得了平房三间，面积“四拾八平方公尺贰零”，而1995年6月28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及《村镇私有房产台帐》中则记载王文盛取得5间房屋，面积为78.54平方米，其中多出的2间房屋是先经过户到王成谦名下再由王文盛取得，还是由王文盛直接从其叔叔名下取得，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在王成谦生前登记于其名下的房屋是3间还是5间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主张其对5间房屋享有继承权依据不充分。 1995年6月28日《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中记载5间房屋的原有人为“王成千”，而对于1955年王成谦通过分家取得3间房屋后，何时取得另2间房屋并未在该份申请书及相应的《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予以记载或者作出说明，不动产权属的变更应当予以登记，未经任何变更登记就产生了新的不动产权利人有违常理，结合庭审中被告提供的王文凯的音视频证据，可以推定，在1995年之前，案涉房屋应当办理过房产执照，王文凯陈述1995年系换发房产执照具有合理性，因王文凯系1995年《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的勘仗核实人及《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的调查人，故其陈述在1995年换发房产执照时，原房产执照的名字就是王文盛具有证明效力。综合以上书证及王文凯的陈述，原告主张王文盛系在王成谦去世后私自变更房屋产权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证据不充分。 根据本次重审认定事实，案涉大房执甘村字第××号被拆迁房屋于1995年由王文盛出资翻建，回迁安置的房屋面积除有房照的房屋面积外，还有无照房屋折合面积及补偿性面积，因此，用于回迁安置的175.11平方米房屋与王成谦生前所取得的房屋之间并非是完全对应的财产关系，也没有证据证实除房屋之外的补偿费所涉补偿事项属于原告享有继承权的遗产范围，故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返还原告按照继承比例应享有的对于父母房屋动迁所得三套房产价款（位于及拆迁补偿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对上述三套房产进行评估的申请，因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联性，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原告已预付），由五原告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王淑珍的长女周军未参加一审诉讼，也未表示放弃继承。 另查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述101号房屋、102号房屋已经出售且出售单价为平均一套房屋20多万元，卖房款由被上诉人六人平分。在2019年8月6日的法庭审理中，上诉人申请对于三套回迁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被上诉人不同意其评估申请。在本院的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均表示不清楚两套房屋的出售价款。 再查，一审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中记载，“原、被告陈述，多出的2间房屋原系分配给王成谦的兄弟，因其已经迁居外地，就将2间房屋赠与了王成谦”。但根据一审2020年11月24日的法庭审理笔录，被上诉人称：“王成谦在世时，三弟回乡表示不会回来居住，同意将房屋留给侄子王文盛”，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多出的两间房系赠与王文盛，并非王成谦，一审此处认定事实不当。因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多出的2间房屋系赠与王成谦，本院对于上诉人关于2间房屋系赠与王成谦的事实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其父亲王成谦的房照，记载房屋面积为48.2平方米，亦提供了该房屋在王文盛名下的房照，面积为78.54平方米，对于增加部分的面积，双方均认可增加的面积来源于王成谦兄弟的赠与，但具体是赠与给王成谦还是王文盛双方意见不一致。上诉人主张系王成谦的兄弟对王成谦的赠与需举证予以证明，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此节事实，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1995年王文盛出资对5间房屋进行了翻建，1995年房照记载的权利人为王文盛，故本院认定上诉人享有继承权的为王成谦名下房屋面积48.2平方米房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王文盛取得的房照上记载产权来源为继承，但被上诉人方并没有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王文盛继承王成谦的房屋时经过上诉人的同意或者王成谦立有遗嘱等事实，从现有证据来看，该房屋虽然登记在王文盛的名下，但实际应属于上诉人及王文盛对于父亲王成谦房屋共同继承的财产。该房屋动迁后房屋上的物权已经随着房屋的灭失而消灭，但房屋动迁所得的收益应当归属于房屋的原权利人，即上诉人及王文盛所享有。王文盛在案涉房屋动迁时已经去世，现房屋的动迁收益由被上诉人占有，故上诉人有权分割其在原房屋当中享有的财产权利。被上诉人一审中虽然抗辩称案涉房屋在八几年王成谦在世时即办理了房照，八几年的房照登记在王文盛名下，但被上诉人未提供八几年的房照，仅以证人证言不足以推定以上事实，况且在1995年的房照中明确记载产权来源为继承，如八几年的房照上就是王文盛的名字，八几年王成谦仍然在世，“继承”二字如何而来，被上诉人称系办证人的误写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对于案涉房屋动迁收益享有继承权。关于上诉人有权请求被上诉人返还的财产款项如何计算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已经卖掉两处房屋，共计卖得房款55万元，被上诉人认可已经卖掉101、102号房屋，每处房屋20多万元，但被上诉人既不同意对于其动迁得到的三处房屋进行评估鉴定，又不提供其卖房的具体合同，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所称已经卖出的101、102号房屋按照55万元的价格计算比较合理，即101号房屋63.1平方米，102号房屋56.01平方米，每平方米出售价款为55万÷（63.1平方米+56.01平方米）≈4617.58元。根据《房屋搬迁（回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无房照的房屋折合回迁面积42平方米，因该房王文盛进行过翻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无房照房屋为王文谦的遗产，故应在总回迁面积175.11平方米中予以扣除，并以其为基数计算王文盛名下78.54平方米的有证房屋动迁增加面积比例，即175.11-42=133.11（平方米），133.11÷78.54≈1.69倍。再计算王成谦房照面积所对应的动迁面积，即48.2平方米×1.69倍≈81.46平方米。王成谦共有四名子女，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王某11962年离开村里，王某21958年离开村里，王淑珍1951年离开村里，而王文盛婚后一直同父母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院酌定王文盛分得案涉遗产的一半份额，剩余部分由三姐妹平均分配。王成谦的女儿王淑珍生育了四名子女，其中长女周军未能参加诉讼，也未表示放弃继承，应为其保留份额，王淑珍的其他三名子女只能在本案中请求继承王淑珍应得份额的四分之三。 上诉人王某1、王某2分别有权请求的财产数额为：81.46平方米×1/6×4617.58元=62691元（取整）；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分别有权请求的财产数额（为周军保留1/4份额）为：81.46平方米×1/6×1/4×4617.58元=15673元（取整）。周军可另行主张其份额对应的款项。 关于上诉人主张动迁补偿款的请求，被上诉人自述收到搬迁补偿费103800元，但房屋动迁时王成谦已经去世，房屋也经过王文盛的翻建，王文盛的家庭在此长期居住，对于以上因搬迁而给付的补偿款，上诉人主张返还无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9712号民事判决； 二、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某1、王某2各62691元，给付周某1、周某2、周某3各15673元； 三、驳回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共计11600元，由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负担5800元，由周某1、周某2、周某3、王某1、王某2负担5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艳波 审判员  王 虹 审判员  高明伟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程添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