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9民初6432号原告(反诉被告)梁海君，男，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代理人林炜昕，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吴金芳，男，195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江湾店，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负责人吴金芳，董事长。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吴金芳，董事长。上述三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肖安华，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海君与被告吴金芳、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江湾店(以下简称江湾店)、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吴金芳反诉原告梁海君其他合同纠纷，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海独任审判，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林炜昕律师，被告吴金芳及三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肖安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6月15日及17日，原告与吴金芳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吴金芳将江湾店所属的新市北路XXX号店面和万安路XXX号店面承包给原告经营苏州汤包馆，并使用江湾店的营业执照对外经营。吴金芳承诺负责江湾店营业执照的年度审核，保证原告能够使用该营业执照经营中式餐饮业务。之后原告向吴金芳支付了转让费55万元，并投入561,965元用于店面装修和设备添置。2015年6月，原告在经营过程中接到上海市虹口区环保局通知，不能经营产生油烟的餐饮业务，此时原告得知江湾店的营业执照在2015年1月28日变更了营业范围，由中西餐变更为不产生油烟的小吃店，致使原告无法继续经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江湾店系明乐公司的分支机构。原告据此诉请判令：1、解除原告与吴金芳、江湾店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2、吴金芳、江湾店返还原告转让费55万元；3、吴金芳、江湾店赔偿原告装修费用561,965元；4、吴金芳、江湾店返还原告承包押金55,000元；5、明乐公司对吴金芳、江湾店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江湾店2006年6月1日及2015年1月28日的营业执照，证明签订《承包协议》时，经营范围包括中西餐，2015年的时候变成小吃店(含熟食卤味)(不产生油烟)。2、载明收款人为吴金芳、手机号为XXXXXXXXXXX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梁海军交来转让新市北路XXX号商铺转让费人民币55万元”。庭审中原告提供了《收条》原件，其中另载明收款日期为2012年6月18日，原告称该日期系倒签形成，具体时间应在《承包协议》签订三四个月后。案外人李根华台州银行对账单一份。上述证据证明原告支付吴金芳55万元转让费及款项来源，李根华系原告的合作方。3、原告与案外人上海鄂尊装潢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尊公司)2012年6月18日金额为28万元的《装修合同》、2014年11月10日金额为10万元的《新市北路汤包馆整修合同》及相应的收据，收款方式均为现金。2015年12月9日鄂尊公司开具的金额分别为28万元、10万元的两张发票。2012年6月23日金额为28,000元的《空调销售、安装合同》及2015年12月8日开具的相同金额的发票。案外人杨某某与案外人上海锐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厨房设备订购合同》及设备清单、增加项目清单，送货点为新市北路XXX号，总额为104,760元。杨某某与案外人上海瑞栋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书》，金额为5万元。上述证据证明装修费用的构成。三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早在2013年11月就已经变更了，是工商管理部门对经营范围规范化处理造成的，并非吴金芳主动变更，且营业执照一直按照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悬挂在店铺内，原告称不知晓经营范围的变化与事实不符，原告始终处于正常经营中，就经营范围中不能有油烟的问题，当时因为原告要安装油烟处理设施，吴金芳还免除了其十天的承包费用。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收条》系原告伪造的，除了落款处“吴金芳”字样的签字是本人所签外，其他内容均非吴金芳书写，吴金芳也没有出具过该《收条》，原告提起诉讼时，《收条》的复印件上并没有落款时间，是原告故意遮挡2012年6月18日这个时间，XXXXXXXXXXX这个手机号吴金芳2013年2月才向电信部门申请使用，不可能记载在2012年6月形成的《收条》上。原告称《承包协议》签订三四个月后形成《收条》，日期是倒签的，但仍然与手机号码的使用时间相矛盾。李根华并非合同当事人，对账单记录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向吴金芳支付了55万元转让费。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其中发票的开具时间均为2015年12月份，原告与吴金芳的合同在2015年8月份已经终止，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装修费用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合同中约定的设备、空调等用于系争店铺内，对杨某某的身份也无法确认。三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江湾店没有与原告签订过《承包协议》，并非合同当事人，系争两份《承包协议》在原告2015年8月20日搬离场地时就解除了。吴金芳没有收取过原告55万元转让费，实际原告就场地内制作面包的设备、烤炉等的转让向吴金芳支付了15万元，吴金芳出具了收条，款项的支付包含在第一笔费用48万元中，包括转让费15万元和承包费33万元。原告搬离后，店铺内的设备也一并搬走了，因此吴金芳不同意退还转让费。系争协议系因原告违约导致解除，原告自2015年7月开始拖欠费用，按约超过15天吴金芳即有权解除合同。对于56万余元的装修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真实性，且吴金芳不存在违约行为。押金确认收到，但原告目前仍拖欠费用及水电费，不具备退还条件，要求与反诉诉讼请求中的支付义务抵扣。因江湾店及明乐公司均未与原告签订过合同，因此原告要求江湾店及明乐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同时，原告在《承包协议》履行过程中拖欠承包费及水电费，构成违约，原告提前终止履行协议的行为也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据此吴金芳反诉要求判令：1、解除吴金芳与原告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2、原告支付吴金芳拖欠的承包费123,724元，并自2015年7月16日起按每日2%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2015年8月19日搬离之日止计为86,606.80元；3、原告支付吴金芳新市北路店铺(55,000元/月)及万安路店铺(递增5%后按半年68,906元计算为11,484元/月)按一个月承包费计算的违约金66,484元；4、原告支付吴金芳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5、原告支付吴金芳剩余承包期内六个月的承包费66万元。针对吴金芳的反诉，原告辩称，同意解除两份《承包协议》，但签订主体应为原告与吴金芳、江湾店。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吴金芳及江湾店违反协议导致原告无法经营含有油烟项目的汤包馆，不同意支付违约金及按一个月承包费计算的违约金；即使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吴金芳主张的按每日2%计算的违约金也过高。对于水电费的金额认可。承包费最多只拖欠一个月，且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每年上调5%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吴金芳口头同意不执行，原告实际自8月3日就不再经营，场地由吴金芳控制，因此承包费同意支付到8月日。原告在8月15至20日之间搬走后，吴金芳已将场地出租他人，因此也不同意支付六个月的承包费。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15日，原告与吴金芳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吴金芳将位于本市新市北路XXX号店铺承包给原告使用，承包期自2012年6月15日至2017年6月14日。前三年每月承包费55,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押金55,000元。合同期满后结算原告无欠应付款的情况下，吴金芳返还押金。免租期一个月，自2012年6月15日至2012年7月14日。原告在2012年6月15日一次性支付吴金芳承包费33万元及押金55,000元，吴金芳不得再向原告索取任何其他费用。店铺营业执照由吴金芳无偿提供，经营范围为餐饮。原告逾期支付承包费，除吴金芳交铺日期相应顺延外，原告每日向吴金芳支付承包费的2%作为违约金，逾期15日的，吴金芳有权解除合同，原告按一个月的承包费向吴金芳承担违约责任。吴金芳保证该房屋可以合法经营餐饮，如遇原告装修或经营中被终止，吴金芳赔偿原告投资费用，金额为原告投资的总费用。原告在协议期内提前退约的，应按协议约定的承包期补足承包费和违约金。同年6月17日，原告与吴金芳又签订一份《承包协议》，约定吴金芳于2012年6月15日前将位于本市万安路XXX号店铺承包给原告作为汤包馆厨房使用，承包期自2012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承包费125,000元/年，每半年一付，即62,500元。第二年开始在前一年基础上递增5%结算。第一个半年支付期为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1月14日应付70,788元，本协议无免费装修期，第一个半年支付后承包费加入6月15日的协议同步结算。本协议其他约定按6月15日的协议同步履行。2012年6月15日，原告支付吴金芳48万元。当日，吴金芳向原告出具了收到承包费33万元的收条。同年6月17日，吴金芳向原告出具收到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月19日(应为笔误，按合同约定实为2013年1月14日)承包费70,788元的收条，另注明20,788元已收，余额6月18日汇入。2013年1月16日，原告支付吴金芳382,800元。吴金芳确认2013年6月24日、7月15日、7月16日份收到原告委托李根华支付的199,000元、18万元及6,500元，共计385,500元。2014年1月5日，原告支付吴金芳392,520元。同年7月25日原告支付吴金芳392,500元。2015年1月15日，原告支付吴金芳370,713元。2014年10月15日原告与吴金芳达成补充协议，就热油污管道改造事宜，吴金芳同意免除原告十天承包费。2015年7月16日，吴金芳之子吴永华至上海市虹口区环境保护局接受询问，形成《询问笔录》，环保局告知其因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小吃店(不产生油烟)，因此在取得相关证照前，不得经营产生油烟的项目，吴永华表示同意，会将位于小区内的厨房窗户封死。同年7月26日，吴金芳致函原告称新市北路的承包费应于7月15日支付，至今已逾期十二天，要求其尽快支付，7月27日原告签收该函件。8月19日，吴金芳致函原告称逾期支付承包费超过一个月，吴金芳有权解除协议，请原告三天内答复，逾期店内物件将按无主物处理，后果自负。该函件于8月20日由“苏州汤包馆(小钟)”签收。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江湾店成立于1997年11月7日，2006年6月1日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中西餐、面包等。2013年7月24日江湾店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载明类别为小吃店，备注中记载含熟食卤味，发证机关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虹口分局。后因工商管理部门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分类对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表述方式进行规范和变更，将“中西餐”细分为“中式饭店”和“小吃店”。为此，吴金芳2013年11月18日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江湾店的经营范围为小吃店。同年11月25日，工商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实地考察、征询实际经营人意见后，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江湾店变更经营范围，当日签发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为小吃店(含熟食卤味)(不产生油烟)等。2015年1月28日的营业执照由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签发，经营范围相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对小吃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表述已不再添加“不产生油烟”的表述。2015年08月14日，原告曾以相同案由和事实向本院起诉三被告，后以补充证据为由撤回起诉，案号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209号(以下简称1209号案件)。在2015年11月12日的庭审笔录中，原告称55万元的收条内容均系吴金芳书写，款项在2012年6月15日就已经支付完毕，当时吴金芳没有出具收条，而是2013年补写的。2012年6月15日原告支付的48万元即转让费的一部分，认可万安路的承包协议中关于承包费每年递增5%的约定，吴金芳则称55万元的收条除了“吴金芳”字样的签字和手机号码，其余均非本人书写，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原告当庭表示该收条系2013年三四月份吴金芳交给原告的，不清楚借条内容是谁书写的，吴金芳因此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并表示如果55万元转让费是2012年6月15日支付的，吴金芳不可能直到2013年才出具收条，因为当天吴金芳已经就收到33万元承包费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在2015年12月8日的庭审笔录中，原告确认系争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并称2012年6月15日的48万元中33万元是新市北路房屋的承包费，15万元是转让费，当日在银行里另外给了吴金芳40万元现金作为转让费。原告确认2015年8月安排了钟姓店长在汤包店内，称8月17日吴金芳将店铺大门焊住，之后拆除设备并搬走，但当时未报警。吴金芳确认上述48万元中33万元系新市北路房屋的承包费，另有55,000元为押金，5万元为万安路的承包费，45,000元是新市北路剩余设备的转让费。2013年2月4日，中国电信莆田分公司受理了吴金芳申请的“乐享上网版189及叠加包套餐”，对应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贷款协议》、《连带担保合同》、《聘请律师合同》、支付凭证及发票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原告称支付55万元转让费是因为《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期为五年，考虑到使用江湾店的营业执照，吴金芳负责营业执照的年审，以及原告使用营业执照给吴金芳带来的风险等，因此吴金芳向原告收取了55万元转让费，该费用不含设备。案外人杨某某向本院述称，系争店铺系其与原告、李根华共同投资的，其中厨房设备、空调都是其对外签订合同的，店铺开业四个月后，其将股份让给别人，作为员工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店铺开业前装修的时候，原告告知自己支付55万元转让费的事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部分，现金形式支付一部分，原告也告知了2012年6月18日55万元收条的事情，但并未参与，都是原告统一对外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两份《承包协议》的签订主体如何界定；2、协议履行过程中，合同主体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相应的违约责任；2、吴金芳是否收取过原告55万元的转让费。首先，两份《承包协议》均由原告与吴金芳签订，并未加盖江湾店的公章，协议中也未约定吴金芳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系争店铺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吴金芳，江湾店及明乐公司已就营业执照的发包授权吴金芳，所涉《收条》均由吴金芳个人出具，相应款项均支付至吴金芳个人账户，原告主张合同相对方为吴金芳和江湾店，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故两份《承包协议》的合同主体应为原告和吴金芳，对原告要求江湾店和明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协议双方均要求解除协议，鉴于原告在1209号案件中确认系争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与吴金芳的辩称意见及反诉请求一致，故本院确认系争两份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其次，原告主张解除协议的主要依据是江湾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原告自2012年与吴金芳签订《承包协议》起开始经营系争店铺，2013年11月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据本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了解，经营范围的变更起因于对经营范围表述的规范化管理，虽实际由吴金芳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变更营业范围，但其申请内容为变更成“小吃店”，只是最终核准的营业执照添加了“不产生油烟”的说明，且该说明的添加与管理部门的实地核查、实际经营人的陈述不无关系。同时，原告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也应当知晓营业证、照应当依规悬挂在店堂内进行公示，原告称经营期间店铺内使用的一直是2006年的营业执照故而不清楚经营范围变更一节事实，与常理不符。现系争店铺吴金芳已经发包给他人，原告并未举证其承包经营期间江湾店未按规定更新、悬挂营业执照这一非常规事实，故对其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自2013年11月起发生变更应当是知晓的，但其并未向吴金芳提出异议，也未就该事项与吴金芳进行协商，而是持续经营至2015年8月，并于当月撤离场地、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原告的上述行为显然有违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要求吴金芳承担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原告逾期支付承包费超过15日，吴金芳即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按协议约定万安路店铺的承包费每年递增5%，原告称实际履行过程中吴金芳同意不递增，吴金芳对此并不认可，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其说法，且在1209号案件中原告对递增5%的约定并无异议，故对原告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协议约定的承包期起始之日起，按照半年一付的合同约定，至最后一期应付款之日即2015年7月14日止，原告应付承包费总额计为2,382,350元，实际支付金额为2,324,821元，另吴金芳因店铺内安装设备同意免收原告十天承包费，计为21,798.10元，应予承包费中扣除，故原告实际尚有承包费35,730.90元未付，至吴金芳提起反诉之日止，原告超过15天仍未支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吴金芳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对于2015年7月15日以后的费用，原告仅同意支付至2015年8月3日，但其庭审中表述在2015年8月20日左右搬离场地，因原告与吴金芳并未就系争店铺进行交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未能证明8月3日起吴金芳已经实际控制或接手店铺，吴金芳自愿计算至2015年8月19日，故2015年7月15日至8月19日的承包费应由原告承担，新市北路店铺计为63,287元，万安路店铺递增5%后计为13,837元，合计77,124元，该款系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应付款之日以后发生的费用，吴金芳将其与前述拖欠的承包费一并自2015年7月16日起计算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吴金芳现既要求原告支付按每日2%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又主张原告支付一个月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原告认为该计算方式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按一个月承包费计算违约金，计为66,484元。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此吴金芳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六个月的承包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原告对此并无异议，故应承担支付义务。对于原告支付的押金55,000元，按约应于协议期满后、原告不存在拖欠款项的情况下由吴金芳返还，现协议因原告违约解除，吴金芳同意于反诉请求中抵扣原告的应付款项，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56万余元的装修费，一方面其中涵盖了装修、设备采购、安装等多项费用，原告提供的发票均系诉讼中补开，部分合同的签订主体并非原告，另一方面原告自述其撤离场地的同时又称吴金芳将场地内的设备拆除等，但原告却未采取报警等相应措施，也未就所述内容提供证据证明，且实际系原告自行撤离经营场地，存在拖欠承包费的违约行为，故其要求吴金芳支付包含设备款在内的装修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对于转让费55万元，原告的依据为落款为2012年6月18日的《收条》，结合庭审陈述及120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该《收条》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对《收条》的形成过程，原告先称系吴金芳书写后交给自己，在吴金芳坚称《收条》内容并非自己书写并申请笔迹鉴定后，原告又表示不清楚《收条》内容是谁书写的，陈述的内容前后不一致。本案中原告称《收条》是在《承包协议》签订后三四个月之后吴金芳出具的，即2012年10月份之前，但《收条》所载手机号的使用时间是在2013年2月份，时间上存在明显的矛盾，原告称时间太久记忆模糊，该说法过于牵强。原告称《收条》所涉款项中有40万元是2012年6月15日当场给付吴金芳的，但未要求其出具《收条》，而是事后补出的，日期也是倒签的，该陈述内容与生活常理明显相悖，当日吴金芳已经向原告出具了收到33万元承包费的收条，如果吴金芳确实收到了包括40万元现金在内共计55万元的转让费，其没有理由不向原告出具收条，在支付金额更大的情况下，原告反而没有要求吴金芳当场出具收条的做法也不具有合理性。二、对所涉款项的交付，原告称在银行内将40万元现金交给吴金芳。当日原告已经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吴金芳48万元，证明其有条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原告关于在银行内与吴金芳进行现金交付的说法，有违日常经验法则，本院难以采信。三、对转让费55万元的构成，原告主张2012年6月15日转账的48万元中有15万元是转让费，另有40万元系现金支付，费用包括营业执照的使用、年审和风险费用，不包括设备，该说法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协议约定营业执照由吴金芳无偿提供原告使用，并由吴金芳负责年审等事宜，不存在收取费用的约定，且55万元的金额也不具有合理性。另外，纵观原告支付的款项，按照其对付款指向的陈述，并无证据证明其曾支付过55,000元的押金及6月17日吴金芳出具的收条中提及的尚未支付的5万元差额，根据吴金芳在1209号案件中的陈述，6月15日的48万元中除33万元属于承包费外，剩余15万元中55,000元属于押金，5万元是万安路店铺的承包费，45,000元是设备的转让款，相较原告的说法，吴金芳的解释的合理性和可信度更高，即原告无法就55万元款项的交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综合上述三点，从《收条》的形成到款项的交付，原告均未能完成举证义务，故对原告仅凭《收条》要求吴金芳返还55万元转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梁海君与被告吴金芳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吴金芳承包费57,584.90元(已抵扣押金55,000元)；四、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吴金芳违约金66,484元；五、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支付被告吴金芳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六、驳回被告吴金芳其他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5,302.69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为7,651.35元，由原告负担7,290.74元，由被告吴金芳负担360.61元；反诉受理费4,953.92元(被告吴金芳已预缴)，由原告负担1,031.09元，被告吴金芳负担3,922.8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夏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立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