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L701。负责人：程利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市港湾荣辉船舶涂装部，住所，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黄海中路**div>经营者:王长法，男，汉族，1979年8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港湾天和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燕，山东康桥（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桐，山东康桥（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乐业乐活网络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郎家园**楼****B03iv>法定代表人：费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亮，男，该单位法务部法务主管。原审第三人：山东仕达永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国际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徐启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振平，山东若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饶切凯，男，197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上诉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珠江人保）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港湾荣辉船舶涂装部（以下简称荣辉船舶）及原审第三人乐业乐活网络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业公司）、山东仕达永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达公司）、饶切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4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珠江人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珠江人保不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荣辉船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乐业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经营范围中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为人力资源服务；仕达公司系劳务派遣公司，系商务服务业，其经营范围中与保险相关的业务内容，仅为受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委托，代办社会保险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上述两家公司均不属于保险业或金融业，均不具有从事保险代理服务的资质，均不属于从事保险代理服务的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乐业公司是在荣辉船舶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从事的活动系事实认定错误。（1）在乐业公司与仕达公司订立的《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第2页投保须知1：“凡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甲方人员(含接受甲方服务的企业客户的员工)，且职业类别属于1-6类，均可由甲方作为投保人向乙方投保本保险计划。”而在保险合同第4页特别约定第2条：“本保单承保的被保险人职业类别按照《珠江人保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行业分类、职业分类及企业类型分类表(团险版)》规定执行，仅承保分类表内职业类别1-4类，投保超出该范围的，一旦出险，珠江人保有权拒付”。乐业公司并未按照《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授权的投保人员范围进行投保。（2）在乐业公司与仕达公司订立的《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第2页投保须知3：“保障范围：在本保险合同期间内，凡甲方指定的投保人员，在其投保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甲方或甲方的客户指派的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包括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和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非因公意外伤害以及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死亡、患职业病，从而致伤、残、死亡、发生医疗费用或因公伤病休养误工的，乙方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参照当地工伤保险条例，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保险合同第284-285页保险责任部分则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含180日当日)因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含180日当日)因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项目，本公司依照‘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乐业公司也未按照《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所约定的保障范围进行投保。（3）在乐业公司与仕达公司订立的《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第3-5页方案及报价部分，明确写明所投保保险为“雇主责任险”，而乐业公司在珠江人保处投保的保险则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两项保险的投保目的、保障责任、风险防范手段均不相同，最重要的区别是雇主责任险是可以在雇员发生工伤事故时，代替雇主进行赔偿从而化解了雇主的用工风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在雇员发生工伤事故时，应将保险金赔付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处，而该保险金并不能抵偿雇主因工伤事故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珠江人保与乐业公司签订的《补充服务协议》变更了伤残保险金的鉴定标准系事实认定错误。补充协议中的内容，并未对鉴定标准进行变更，双方仅凭人身、工伤均可的表述，不足以认定变更鉴定标准为《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对于该补充协议中所争议的内容，珠江人保和乐业公司之间具有不同解释，通过各种解释方法均无法达成优势解释地位，且该协议为缔约双方的特别约定，珠江人保未采用预先制定的格式条款进行定义，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关于变更鉴定标准的待证事实，至少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不应当认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发生了变更。另外，一审法院未查明《补充服务协议》的签订时间这一影响合同变化的重要事实，同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涉案保险合同系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项目，一审法院未对投保时被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并认可保险金额进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一审法院未对此足以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事实进行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在投保人未按照荣辉船舶的授权投保涉案保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进行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除上述未在授权范围内从事的代理行为外，本案也不涉及隐名代理的问题，珠江人保做为“隐名代理关系的第三人”同样无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权利。2.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保险利益关系。上述法律规定，均属强制性条款，一审法院未予适用，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荣辉船舶辩称，一、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1.保险合同投保人是否具有保险业从业资格，仅是保险金融行政性管理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无论乐业公司及仕达公司是否有从业资格，其事实上基于服务关系以乐业公司为投保人签订涉案合同，合同订立符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故本案诉争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视为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有效。2.乐业公司及仕达公司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是否给荣辉船舶造成损失，取决于珠江人保赔付情况，但不是珠江人保拒绝赔付的理由。二、珠江人保应当按照工伤标准赔付。保险合同中关于赔付标准差异的表述为“工伤”和“非工伤”(见保险合同第4页)，关于伤残鉴定标准的表述为“。因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所列伤残项目，本公司依照‘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见合同第329页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4保险责任条款)。可见，保险合同约定由珠江人保依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评定结果进行赔付。而《补充服务协议》第二条第3项，对前述认定标准和认定机构进行了变更，即评定机构由珠江人保变更为当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标准为工伤标准或人身标准均可。我国目前普遍适用的伤害鉴定标准只有《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和《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两种。人身和工伤的称呼约定俗成，特指明确，荣辉船舶的理解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倘若存在珠江人保的理解，则该条存在两种解释，按照《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再结合珠江人保已经按工伤保险赔付王永明，以及已经赔付本案保险关系的医疗费和津贴的事实，无论事实上还是学理上，珠江人保均应当按照工伤标准赔付。三、一审法院基于以上事实进行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乐业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乐业公司系与仕达公司及荣辉船舶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所签署的相关合同也是委托合同而非保险代理人合同。一审法院关于乐业公司提供了相关的保险代理服务，“荣辉船舶委托仕达公司为其员工办理保险业务，仕达公司又转委托乐业公司办理”的事实认定正确。2.《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中第二页投保须知中涉及到的1-6类职业类别仅是本次协议中仕达公司可以选择的最大类别区间，具体的类别还应以仕达公司具体选择的方案为准(考虑到后续可能会修改方案)。珠江人保对该部分提出的异议不影响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且与本案无关。《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中出现“雇主责任险”等相关字样，是因乐业公司此前与仕达公司投过安华农业保险的雇主责任险，此类协议名称不限于某次具体的险种，均要以每次的具体内容为准。3.关于“人身、工伤均可”的表述，系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的特别约定，无论是否属于格式条款，该约定按照通常解释即可以理解为人身、工伤鉴定均可。4.一审中，被保险人已出具相关视频及文字声明，已充分表明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并认可保险金额，一审法院无需重复审查相关内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珠江人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乐业公司一直按照与仕达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相关民事活动，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并无不妥。仕达公司述称，一、乐业公司、仕达公司与荣辉船舶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不是保险代理关系，荣辉船舶与珠江人保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效。本案中，荣辉船舶在向仕达公司、仕达公司向乐业公司发送投保人员名单时，已经标明了员工的工作单位系荣辉船舶，乐业公司每月都有几千人投保，基于普通人的理解，乐业公司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员工，可以推知珠江人保是知悉投保人的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的。因此，荣辉船舶与珠江人保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效。二、仕达公司没有任何超出授权范围的代理行为，在代理过程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仕达公司和乐业公司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如实提报了饶切凯的员工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等信息，乐业公司按时将保费支付给珠江人保，珠江人保并未就员工的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等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承保。截至员工饶切凯出现工伤事故，仕达公司也按照珠江人保和乐业公司的规定，提报工伤事故，仕达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荣辉船舶与饶切凯之间是劳动关系，饶切凯也未指定受益人，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荣辉船舶作为饶切凯的用工单位，可以在不指定受益人的前提下，为饶切凯投保涉案保险，现饶切凯已将保险利益转让给荣辉船舶，珠江人保应当向荣辉船舶承担理赔责任。三、《补充服务协议》中关于“工伤、人身均可”的约定是对鉴定标准的变更，保险公司作为处于优势地位一方，在协议条款出现歧义时，应当做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荣辉船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珠江人保在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限额内赔偿伤残保险金100,000元、鉴定费1,300元；2.判令珠江人保在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范围限额内赔偿医疗费7,804.70元；3.判令珠江人保在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限额内赔偿1,920元；4.判令诉讼费用由珠江人保承担。在法庭辩论阶段荣辉船舶又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乐业公司和仕达公司对珠江人保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业公司和仕达公司均为从事保险代理服务的公司，饶切凯系荣辉船舶员工。为了规避用工过程中的人身伤亡损失风险，2019年4月，荣辉船舶与仕达公司签订了《员工商业保险代理协议》，约定由仕达公司代理荣辉船舶为其员工办理员工商业保险业务，该协议中的保障范围约定了如荣辉船舶的投保人员因工受伤，仕达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参照当地工伤保险条例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后仕达公司又将该业务委托乐业公司办理。2019年4月28日，仕达公司与乐业公司签订了《员工福利工伤意外保险代理协议》，约定仕达公司委托乐业公司提供员工福利保障服务，凡仕达公司指定的投保人员，在其投保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客户指派的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事故伤害，从而导致伤、残、死亡或因公休养误工的，乐业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参照当地工伤保险条例，在约定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存在长期保险业务合作关系，乐业公司将其代理的保险业务交由珠江人保办理。2019年10月16日，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签订了保险合同，在珠江人保处投保了团体保险，包括：珠江安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珠江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珠江附加团体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投保人数为7,212人，交纳保费金额为165,876元，荣辉船舶员工饶切凯就在其中。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服务协议》，协议期限为自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该协议约定意外残疾案件标准为：甲方（乐业公司）投保的《珠江安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意外残疾案件提供的材料标准……需到当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工伤、人身均可）。2019年10月30日，荣辉船舶雇员饶切凯在工作时不慎摔倒受伤，伤后被送到荣成市石岛整骨医院治疗，后经鉴定部门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在理赔过程中，珠江人保向乐业公司支付了饶切凯医疗保险金、住院津贴保险金9,461.40元，但对意外残疾保险金应否赔付双方产生异议，乐业公司提出按照工伤伤残评定标准饶切凯的伤残等级构成十级，而珠江人保则认为应当按照人身伤害的伤残评定标准，饶切凯不构成伤残。2020年5月20日，荣辉船舶与饶切凯达成协议，荣辉船舶赔付饶切凯伤残、医疗及就业等经济损失108,383元，饶切凯同意将其保险权益转让给荣辉船舶，遂成诉。另查，荣辉船舶对珠江人保已经赔付的医疗保险金、住院津贴保险金9,461.40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签订的案涉保险合同是否有效。荣辉船舶委托仕达公司为其员工办理保险业务，仕达公司又转委托乐业公司办理，乐业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珠江人保签订了案涉保险合同，本案实际涉及的是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事实，能够认定乐业公司在与珠江人保签订案涉保险合同时，珠江人保明知乐业公司与荣辉船舶的代理关系，因此案涉保险合同直接约束荣辉船舶和珠江人保，珠江人保以乐业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主张案涉保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被保险人因工受伤后应该按照工伤伤残评定标准评定伤残还是按照人身伤害伤残评定标准进行伤残评定。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签订的《补充服务协议》约定：“意外残疾案件标准为：甲方（乐业公司）投保的《珠江安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意外残疾案件提供的材料标准……需到当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工伤、人身均可）”，上述合同内容可以理解为被保险人因工意外致残后可以选择按照工伤伤残评定标准进行伤残等级评定。结合荣辉船舶、仕达公司、乐业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及珠江人保对其他类似被保险人的赔付情况，应当认定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已经约定了被保险人因工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后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工伤的伤残评定标准进行伤残评定。鉴于珠江人保对荣辉船舶十级伤残的伤残保险金的计算数额没有异议，荣辉船舶对珠江人保主张已经支付给乐业公司的医疗保险金和住院津贴保险金数额亦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数额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饶切凯在受伤后，荣辉船舶已经参照保险合同赔偿饶切凯伤残、医疗及就业等经济损失108,383元，饶切凯同意将其保险权益转让给荣辉船舶，在此情况下，荣辉船舶有权要求珠江人保向其支付保险金；荣辉船舶将仕达公司和乐业公司列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在法庭辩论阶段又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和诉讼请求不明确。仕达公司和乐业公司作为受托人已经按照荣辉船舶的要求履行了委托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过错行为，荣辉船舶要求二公司对珠江人保应付的保险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应予以支持。珠江人保已经支付给乐业公司的部分保险金由乐业公司直接支付给荣辉船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珠江人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荣辉船舶伤残保险金100,000元、鉴定费1,300元；二、乐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荣辉船舶医疗保险金、住院津贴保险金9,461.40元；三、驳回荣辉船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0元（系减半收取），由珠江人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荣辉船舶提交珠江人保团体险询价表，该证据来源于（2021）鲁1082民初417号案件中由珠江人保提供，其中重要说明部分中的工种说明第1项载明，“此次投保被保险人是乐业乐活网络技术服务公司合作企业员工，该业务由原承保的财险公司雇主责任险转套过来，投保团体意外险”，该工种说明第4项载明，“层级方案1，大部分员工为京东员工……”，以上证明涉案保险关系自2019年4月成立时，珠江人保即知道投保人乐业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工种说明部分最后载明，“以上所有方案按照工伤保险保额测算套用”，证明双方之间订立涉案保险合同的赔付基础是按照工伤保险赔付，结合涉案《补充服务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本案的保险合同有效，且赔付标准应当是工伤标准。珠江人保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投保时，投保人向保险人陈述其经营范围为劳务派遣，在劳务派遣中员工为正式用工单位员工的表述没有问题，但劳务派遣中劳动合同的签订双方为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在本案中乐业公司并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已经知晓乐业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保费测算系从工伤赔付标准进行套用，不能证明就应当按工伤鉴定标准进行鉴定。乐业公司质证称，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意见。仕达公司质证称，认可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从该团险询价表中，并不能看出乐业公司是以劳务派遣性质向珠江人保进行投保。虽然在其主营业务中载明劳务派遣、劳务分包等，但这仅仅是其营业范围，不能当然的认为投保人与乐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该保险系由雇主责任险转套过来，投保为团体意外险，并不必然要求被保险人与乐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结合荣辉船舶和仕达公司提交的人员名单来看，可以明确饶切凯的用工单位是荣辉船舶，而珠江人保也并没有因此拒保，由此可见荣辉船舶是合法权利人。以上所有方案按照工伤保险保额测算套用，再结合补充协议以及乐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可以判定在该项业务启动时，珠江人保是同意按照工伤鉴定标准对受伤员工进行理赔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珠江人保、乐业公司、仕达公司对荣辉船舶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合作过程中，珠江人保曾向其出具团体险询价表，其中重要说明部分中的工种说明第1项载明“此次投保被保险人是乐业乐活网络技术服务公司合作企业员工，该业务由原承保的财险公司雇主责任险转套过来，投保团体意外险”；第4项载明“层级方案1，大部分员工为京东员工……”；最后部分载明“以上所有方案按照工伤保险保额测算套用”。二审中，珠江人保主张涉案《补充服务协议》签订于2020年1月17日之后。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珠江人保是否应按工伤鉴定标准支付保险赔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荣辉船舶委托仕达公司办理员工投保事宜，仕达公司又委托乐业公司办理，三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清晰且合法有效。乐业公司虽以投保人名义与珠江人保订立保险合同，但从两方间长期合作模式及团体险询价表所载内容来看，珠江人保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知道乐业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险合同直接约束荣辉船舶和珠江人保并无不当。乐业公司与仕达公司系代为办理投保事宜，而非作为保险代理人从事保险经营活动，珠江人保关于该两公司无相关资质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荣辉船舶、仕达公司均未对受托人是否在授权范围内从事活动提出异议，珠江人保主张受托人未按授权投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荣辉船舶作为实际投保人，其对员工饶切凯具有保险利益，根据饶切凯的陈述，其知晓荣辉船舶为其投保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按要求提交理赔材料，并将部分保险利益转让给荣辉船舶，可以认定饶切凯同意荣辉船舶为其投保涉案保险。珠江人保以投保人对饶切凯不具有保险利益，饶切凯未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涉案保险为由，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涉案保险合同中虽约定了赔付标准，但在该保险合同订立后，乐业公司与珠江人保又签订《补充服务协议》，该补充协议系对理赔标准的特别约定，其中意外伤残案件标准中对于鉴定标准约定为“需到当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工伤、人身均可）”，系对原保险合同中关于赔付标准约定的变更，根据上述规定，该处“工伤、人身均可”的表述应理解为工伤鉴定及人身伤残鉴定均可，现饶切凯经工伤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珠江人保应依约支付相应保险赔偿金。饶切凯与荣辉船舶签订协议书，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荣辉船舶，荣辉船舶据此要求珠江人保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珠江人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15元，由上诉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