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工业园。诉讼代表人：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棹立，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晓霞，女，194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一峰，女，197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明，男，196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京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州京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棹立，被上诉人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京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京龙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某龙并非代持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京龙公司）的股权，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因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公司享有债权，上海京龙公司股东拟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广州京龙公司以清偿债务，王某龙当时告知刘某、朱某上海京龙公司将转至广州京龙公司名下，作为广州京龙公司子公司，刘某、朱某明对此表示同意。然而，在刘某、朱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某龙擅自将本应变更至广州京龙公司名下的股权变更至了自己名下（张玉明负责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刘某在公安调查笔录已经明确表示，其签名是因为以为上海京龙公司是广州京龙公司的子公司，故任何广州京龙公司对子公司进行投资利益应当属于广州京龙公司才愿意签名。刘某当时并不知道，上海京龙公司根本不是广州京龙公司的子公司，王某龙在股东李某及相关董事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擅自将上海京龙公司股权变到自己名下，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关键事实。（二）一审对于张玉明无任何证据支撑的事实予以确认，认定事实错误。王某龙、张玉明擅自将上海京龙公司股权变更至王某龙名下，刘某、朱某并不知情。张玉明单方陈述“上海京龙公司作为‘京龙’集团公司”的参股企业多次参与年会考核，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王某龙隐瞒股东、董事擅自变更上海京龙公司股权到自己名下，依旧以上海京龙公司是广州京龙公司子公司的说法隐瞒各股东、董事，其行为实质上绝非代持行为。并且，广州京龙公司从未享受过王某龙所谓“代持行为”所带来的利益，王某龙、上海京龙公司也从未向广州京龙公司支付过任何股东利益。王某龙仅是以“代持”的合法手段掩盖其侵占广州京龙公司资产的非法目的。（三）王某龙将广州京龙公司债权置换的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并制作虚假的代持协议，并未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程序。李某于2008年便成为广州京龙公司股东，根据广州京龙公司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规定，公司经营方针、投资计划应当由董事会及股东会决定，同时根据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董事长仅有权执行股东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无权擅自处分公司资金。因此，王某龙单方面实施的行为已经违反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决策程序。（四）一审大量引用了公安局对各方的调查笔录，但该等笔录内容仅仅源自各方单方陈述，且多处前后矛盾，真实性并无证据支撑，公安局亦并未对该等陈述的真实性予以背书，笔录内容并不能成为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也忽略了笔录中上海京龙公司股东及利益直接归属于王某龙，而不是广州京龙公司。一审也忽略了刘某在签名时受到蒙蔽。（五）王某龙通过广州京龙公司债权获得上海京龙公司股权后，相关收益从未体现在广州京龙公司，而直接由王某龙享有，该行为已经直接给广州京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一审忽略上述事实。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辩称，（一）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有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也有广州京龙公司的各种协议以及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均证明上海京龙公司的股权由王某龙代广州京龙公司持有。（二）从广州京龙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看，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等均参与了上海京龙公司之后的运营，而且把上海京龙公司作为京龙集团上市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如果是王某龙个人持有的股份，不可能参与整个集团的运营。不同意广州京龙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广州京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玉明向广州京龙公司赔偿46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至2019年12月16日）；2.判令岳晓霞、王一峰在继承王某龙遗产范围内承担上述468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广州京龙公司的成立及主要人员信息情况。广州京龙公司系于1996年12月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3月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分别为王某龙、刘某，各出资750万元并各占股50%。2008年，股东变更为王某龙、李某，登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王某龙。2016年4月11日，经工商核准，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监事、章程进行变更，变更后共有七名董事，其中王某龙为董事长、李某为副董事长、刘某为董事兼经理，另有朱某、岳晓霞等四名董事。2019年11月6日，广州京龙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由李某接任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现尚未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仍为王某龙。根据案外人申请，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粤0114破申1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广州京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2月19日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人。张玉明于2000年9月1日入职广州京龙公司，后于2017年10月31日离职，在职期间为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总监。二、上海京龙公司情况。上海京龙公司系于2007年l1月2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原为曹某、王某文、胡某。上海京龙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别于2011年6月15日决议选举王某龙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8月15日决议同意曹某、王某文、胡某分别转让17.68%、17.16%、33%股权给王某龙，股权转让后，曹某出资32.64万元占比16.32%，王某文出资31.68万元占比15.84%，王某龙出资135.68万元占比67.84%。2011年8月15日，曹某、王某文、胡某与王某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了以上相同内容，公司章程亦记载王某龙为公司股东之一。2011年8月16日，经工商登记，变更上海京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龙，并登记曹某、王某文、王某龙为股东。2012年2月13日，上海京龙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曹某认缴244.8万元占股16.32%，王某文认缴237.6万元占股15.84%，王某龙认缴1017.6万元占股67.84%。2012年2月16日，王某龙、曹某、王某文分别向上海京龙公司转账8819200元、2121600元、2059200元，记载为“王某龙投资款”“曹某投资款”“王某文投资款”。2011年7月5日，上海京龙公司经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决议曹某、王某文、胡某分别转让17.68%、17.16%、33%给广州京龙公司，变更上海京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龙，聘用曹某为总经理等。2011年7月8日，上海京龙公司作为甲方，曹某、王某文、胡某作为共同乙方，广州京龙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上海京龙的股东和股权结构为：曹某持股34%，王某文持股33%，胡某持股33%，法定代表人为曹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公司现有净资产为900万元（包括甲方拖欠丙方的货款468万元，其他详见乙方签名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清单）。乙方保证上海京龙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900万元，上海京龙公司没有超出附表清单所列的债权债务。二、乙方确认：乙方在经营甲方业务期间，截至2011年6月30日共拖欠丙方货款468万元。三、丙方同意将对乙方的468万元债权作为对价，受让持有甲方67.84%股权，其中曹某转让17.68%股权给丙方，王某文转让17.16%股权给丙方，胡某转让33%股权给丙方；股权转让后，上海京龙的股东和股权结构为：曹某持有甲方16.32%股权，王某文持有甲方15.84%股权，胡某不再持有甲方的股权，丙方持有甲方67.84%股权。四、办理甲方的股权变更登记后，丙方与甲方、上海龙忻工贸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民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上海璀澎物资有限公司、上海羚羡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同时全部终结。五、签订本合同后，丙方成为甲方的实际股东，各方按照各自持有甲方的股权享有股东权益。六、各方同意，按以下约定组成甲方的管理团队：1、丙方委派王某龙担任甲方的法定代表人，乙方委派曹某任甲方总经理；2、丙方派遣财务人员一人，乙方派遣财务人员一人，组成甲方的财务；3、董事会成员丙方派遣两人，乙方派遣一人；十三、签订本合同后，若丙方发现甲方的资产不足900万元或甲方另有附表清单没有列明的债务，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和甲方连带向丙方偿还468万元货款，并向丙方支付欠款20%的违约金；丙方也有权选择要求乙方就甲方资产不足900万元部分或附件清单外的债务，双倍赔偿给甲方。该协议书记载附件中包括上海京龙公司的资产和债权债务清单、股东会决议，以及曹某、王某文、胡某的股权转让合同等，但广州京龙公司庭审中未提交。上述《协议书》分别由曹某、王某文、胡某签名，并由广州京龙公司盖章及王某龙签名。2011年7月15日，广州京龙公司出具的《上海京龙机械厂程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情况说明》，记载广州京龙公司于2011年7月8日与原股东曹某、王某文、胡某达成协议，为了更快、更方便的顺利办理，根据《协议书》第七项的规定，丙方（广州京龙公司）所持67.84%的股份由丙方法定代表人王某龙个人持有，但丙方的各项权利义务不受影响。同日，王某龙、曹某、王某文在与上述情况说明内容相同的另外情况说明上签名确认上述内容，并有上海京龙公司盖章。诉讼中，广州京龙公司提交的2011年12月31日广州京龙公司的记账凭证记载对上海京龙公司“债权转股权”“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468万元。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提交了2013年京龙工程机械（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纪要、2014年的工作会议决议、2015年的工作目标文件，记载了包括上海京龙公司在内的多家京龙公司列为京龙集团的生产基地，并议定业务产量、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业务等指标等。广州京龙公司质证不认可。因上述材料无任何人签名盖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所涉刑事案件情况。2018年7月11日，李某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三大队三中队报案称王某龙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2018年9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王某龙涉嫌挪用资金案。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对王某龙、李某、张玉明、莫某、刘某、朱某等人进行询问。2020年1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该局决定对其办理的王某龙涉嫌挪用资金案进行撤销案件处理。本案诉讼中，经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申请，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以上王某龙涉嫌职务侵占的公安卷宗部分材料，具体包括王某龙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以及王某龙、李某、张玉明、刘某、朱某、莫某等人的询问笔录等。其中：王某龙在接受询问时称，李某于2008年发现刘某×××，在李某强烈要求下，刘某在正式×××前将其50%股权转让给李某。李某于2008年成为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时没有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因为当时在股份转让之前，刘某和我说股权转让给李某，但李某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我才同意他转让股权给李某的，刘某并在多个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这些话，朱某、张玉明、倪某等多人都听到过的。刘某还于2008年、2009年向我出具两份内容一样的声明，还是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其在公司的合法权益。2010年左右，在李某的强烈要求下，我同意其进入公司参与管理，具体负责协助公司上市和公司的ERP软件管理系统的工作，但进入公司后，其没有按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办事，随意开除员工、不通过公司办公室和主管领导自行招聘员工并随意指定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向其提出要求按照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办事，但其不听仍然继续我行我素。所以大约一年左右，我就不让其参与公司管理，从这以后我们的矛盾加深了。大约2015年3月，广州京龙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8500万元到期要还款需要办理展期，银行要求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签名才能办理，但李某不肯签名，还要我改选广州京龙公司董事会，并成为董事会成员。我只能于2015年12月23日改选董事会，成员除了原来的我、刘某和朱某，新增加了李某、倪某、王某琳、我妻子岳晓霞，监事是徐益创。2015年12月23日，李某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并和王某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李某保管使用。此后，李某就排挤我，不让我管理公司了，但我是法定代表人，出了劳资纠纷什么的还要我出面负责。她在管理公司期间完全没有按公司章程和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不及时发放工人及部分管理人员的工资，造成了劳资纠纷，目前广州京龙公司管理十分混乱，所有事情都是李某一个人说了算……。我仍然是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负责全面工作，具体负责销售、财务和人事；刘某是总经理，具体负责生产、技术、质量、安全；朱某是广州京龙公司总顾问、董事，主要负责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参与董事会，还起草工作会议纪要、发表意见并调解股东间纠纷，并对公司的管理层人员业绩和年终考核等。在2015年12月23日之前，张玉明是财务总监，负责京龙（集团）公司财务方面的全面工作，2013年之前的财务经理是陈某佩，之后是莫某，莫某主要负责广州京龙公司财务方面的全面工作，主要负责银行和资金往来……上海京龙公司的股东包括王某龙（代广州京龙公司持有67.84%股份）和曹某、王某文（两人加起来占股32%），我是广州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上海京龙公司67.84%股权由我代持，当时李某还未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而刘某同意由我代持。上海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广州京龙公司以及西安京龙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股东授权后，相互间可以代收客户的货款，四家公司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业务往来，属于一个整体，四家公司中的任何一间公司存在资金方面的短缺，剩余三家公司均会进行支援，这是广州京龙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的运营模式，所以广州京龙公司是可以替上海京龙公司偿还融资款、工资以及代收客户货款的，而且这种行为均需要公司股东（包括我）的批准。李某在接受询问时称，其于2008年受让刘某在广州京龙公司50％的股权，从而成为该公司股东，2008年之后，李某只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照旧，李某没有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具体业务，对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不清楚。李某与刘某于2013年×××，协议李某持有广州京龙公司的50％股权。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有财务总监张玉明及其他财务负责人莫某、陈某辉。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原先有王某龙、刘某、朱某。2015年底开的董事会选举我成为副董事长。北京龙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天津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京龙公司尽管从名称上都冠以“京龙”或类似称号，但与广州京龙公司并无投资关系，完全是王某龙本人实际控制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王某龙利用上海京龙公司挪用、侵占广州京龙公司的各种资金达1742万余元，从2011年8月开始利用个人侵占的上海京龙公司67.84%的股权（该股权本属于广州京龙公司所有），及以担任上海京龙公司、广州京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通过代收、代付等各种手段，将广州京龙公司的大量资金挪用、转移至上海京龙公司，已知款项包括下列各笔：a）广州京龙公司代上海京龙公司偿还给金融机构（融资还款）487万余元，长期未归；b）广州京龙公司代上海京龙公司支付工资款142万余元，长期未归还；c）王某龙私自指令上海京龙代收广州京龙公司客户货款286万余元，长期未归还；d）广州京龙公司以“资金款”或“代付其他款”名义，直接向上海京龙公司支付款项累计827万余元，长期未归还。张玉明在接受询问时称，2015年12月李某才正式进入公司董事会。广州京龙公司在2015年之前没有开过公司股东会，之后新的章程我看了是可以召开股东会，由监事发起，但也没有见过开股东会，两名股东坐下来就意见不合。上海京龙公司是2011年由债权转股权给广州京龙公司并由王某龙代持，2009年、2010年，上海鸿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羚羡工贸有限公司、上海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广州京龙公司购买GJJ牌施工升降梯，后来对三家公司拖欠的货款468万元协商由上海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后又转给了上海京龙公司。之所以工商登记中上海京龙公司67.8%股份由王某龙持有，是因当时为了避免在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遇到需要从广州将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原件带到上海工商部门办理的麻烦，而能更快、更方便地顺利办理变更，所以就在办理过程中，不违反2011年7月8日的广州京龙公司（丙方）与上海京龙公司（甲方）、曹某（乙方）、王某文（乙方）、胡某（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七点约定的“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甲乙丙三方签署的相关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在2011年7月15日上海京龙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具体说明了“根据协议书第七项的规定，丙方所持有67.87%的股份由王某龙个人持有，但丙方的各项权利义务不受影响”。其实这只是王某龙代持股，权利还是属于广州京龙公司。有些款项为周转，王某龙和刘某将款项转到一些关联公司去了，这些也都有记录的。2011年之前广州京龙公司在华东地区的业务员、售后人员三十多人被划到上海京龙公司管理、考核，但这些人原来是广州京龙公司发放工资，转化后上海京龙公司只是个租赁公司，无法承受这么多人员的工资支出，所以还是由广州京龙公司给予资金支持。另外，上海京龙公司也有融资需要是广州京龙公司帮助的，但上海京龙公司也有资金打给广州京龙公司，虽然不多。刘某在2018年8月13日接受询问时称，在我做股东之时广州京龙公司就没有开过股东会，不清楚之后换了李某做股东有没有开过股东会。需要董事会决议的事项几乎没有正规地召开董事会表决，都是事前商量或者知会后，拿着董事会决议找我签名。我在转让广州京龙公司50%股权给李某时发过声明，称仍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发该声明主要考虑当时闹×××，很多广州京龙公司的事情没有做完。股份虽转让了，但我仍然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该享有的权益还得给我。广州京龙公司控股有西安京龙公司、参股是长沙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其他还有地方性的京龙公司都是顺应当地政府特种行业必须在所属地注册公司，实际没有经营业务，现在也在逐步清理。京龙集团公司实际上没有注册，只是囊括了包括广州京龙公司的下属及参股企业还有关联公司；京龙集团公司的企业成员包括广州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江苏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广州佳尔华新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某龙，这些公司参加了京龙集团公司2008年至2014年间年度考核即年会，参加的人员都是各个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也经常去这些企业做技术指导、监督工作。我一直以为上海京龙公司是广州京龙公司的子公司，到了这两年有人跟我说用手机上的“企查查”App可以查到公司股东情况，我一查才知道王某龙有股份。我2018年3月后就没有回广州京龙公司处上班了，但有些事情还在管，比如公章管理、技术等。朱某在接受询问时称，朱某从2002年开始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顾问。2003年左右广州京龙公司成立董事会，当时的成员是王某龙、刘某、梁某，朱某是监事。2004年梁某辞去董事，变更为董事会成员为王某龙、刘某、朱某至今。朱某在广州京龙公司主要负责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参加董事会、起草工作会议纪要并发表意见、调解股东间纠纷，对公司的管理层人员的年度考核等。在2008年之前广州京龙公司股东为王某龙和刘某，各占50%，2008年后为王某龙和李某，各占50%。刘某将其原来的50%股份转让给李某是因为刘某有×××，与李某闹矛盾。李某成为股东后没有马上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王某龙是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刘某是总经理，刘某还于2009年5月13日出具一份声明，仍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仍由其负责管理，不放弃其股东权益。2015年12月23日改选董事会，成员除了原来的王某龙、刘某、朱某，新增加了李某、倪某、王某琳。直到2015年12月30日，李某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前，王某龙保管使用公章，刘某保管使用财务专用章，两人各自保管使用自己的私章，每一笔款项的支出必须由他们二人同时盖章和签名才能支付。2015年12月23日之后，由李某和王某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李某保管使用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刘某职责没有改变。但2015年8月之后，王某龙和刘某很少回广州京龙公司了，主要由李某和王某琳在负责管理公司。上海京龙公司实际上是广州京龙公司的控股公司，因为上海京龙公司在2011年由债权转股权给广州京龙公司并由王某龙代持股份。关于2009年至2010年，上海鸿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羚羡工贸有限公司、上海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广州京龙公司购买GJJ牌施工升降梯，后来三家公司拖欠的货款468万元协商由上海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后又转给了上海京龙公司。2011年7月5日，上海京龙公司与曹某、王某文、胡某、广州京龙公司签订协议后，实际工商登记反应上海京龙公司的67.8%股份由王某龙持有的情况，朱某本来对广州京龙公司与上海京龙公司的这种债转股的不同意的，但后来他们还是变更了，我一直认为广州京龙公司持有上海京龙公司的股份，每年的年度考核也将上海京龙公司纳入广州京龙公司的考核范围，直到2016年10月才知道工商登记是由王某龙持有上海京龙公司67.8%的股份，当时我还在天津与王某龙、曹某、王某文、张玉明开会问这个事情，王某龙说也不知情，他没有管这事，是张玉明、曹某、王某文商议的，由曹某、王某文具体到工商部门办理的，原因是当时为了避免在工商局登记变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麻烦，而能更快、更方便的顺利变更，所以就在办理过程中，不违反2011年7月8日的广州京龙公司（丙方）与上海京龙公司（甲方）、曹某（乙方）、王某文（乙方）、胡某（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七点的约定，权利还是属于广州京龙公司。莫某在接受询问时称，莫某在2010年至2016年3月担任广州京龙公司财务经理，负责融资、银行日常结算的协调，2016年3月离职；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王某龙、刘某、朱某，广州京龙公司如要支出款项必须由刘某盖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王某龙的法定代表人私章才能支付；李某于2008年成为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但没有真正参与公司的管理，直至2015年年底成立新的董事会，李某成为董事会成员之一。四、其他情况。王某龙于2019年10月8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岳晓霞、王一峰，岳晓霞系王某龙配偶，王一峰系王某龙女儿。2019年12月9日，岳晓霞、王一峰向北京市海城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载明岳晓霞表示要继承王某龙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王一峰放弃对该财产的继承。2019年11月26日，王一峰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王某龙死亡后遗有与岳晓霞共同的广州京龙公司50%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现决定无条件放弃王某龙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利。诉讼中，广州京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价值300万元的财产，并向一审法院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558号民事裁定书，并作出了相应的财产保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龙、张玉明是否存在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的情形；岳晓霞、王一峰作为王某龙的继承人的责任问题。根据查明事实，上海京龙公司的原股东曹某、王某文、胡某分别于2011年7月8日与广州京龙公司签订《协议书》、于2011年8月15日与王某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转让相同份额的股权并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其中，2011年7月8日与广州京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广州京龙公司以468万元债权转股权方式受让上海京龙公司的股权，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甲乙丙方签署的相关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广州京龙公司、王某龙、曹某、王某文于2011年7月15日出具《上海京龙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情况说明》，确认广州京龙公司在上海京龙公司的股份由王某龙代持。另外，上海京龙公司还作为“京龙集团公司”的参股企业多次参与年会考核，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刘某，董事朱某，财务总监张玉明等人均认可广州京龙公司持股上海京龙公司的情况，因此，实际上广州京龙公司是上海京龙公司的实际股东，王某龙仅为名义股东，代广州京龙公司持股67.84%，不存在王某龙将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公司的债权据为己有导致广州京龙公司无法实现债权的情况，广州京龙公司所举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张玉明存在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现广州京龙公司主张王某龙的继承人以及张玉明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7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3764元，由广州京龙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王某龙、张玉明是否存在侵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及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是否应向广州京龙公司赔偿468万元及利息。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在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广州京龙公司应当完成证实王某龙、张玉明存在侵权行为、侵害结果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广州京龙公司仅能证明涉案股权变更至王某龙名下，而对其他侵权责任要件的存在均未能举证证实。第二，涉案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发生时，广州京龙公司在内部管理上的模式是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和财务专用章分别由王某龙、刘某保管，且在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调查时广州京龙公司多位人员均确认公司资金的调拨需要王某龙和刘某二人共同签字盖章。2011年8月16日王某龙已经工商登记为上海京龙公司股东，债权转股权也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账务处理上有记载，广州京龙公司上诉称王某龙、张玉明将上海京龙公司股权变更至王某龙名下，刘某、朱某并不知情，显然不成立。第三，本案中，上海京龙公司的原股东曹某、王某文、胡某分别于2011年7月8日与广州京龙公司签订《协议书》、于2011年8月15日与王某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广州京龙公司、王某龙、曹某、王某文于2011年7月15日出具《上海京龙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情况说明》，可证实广州京龙公司在上海京龙公司的股份由王某龙代持。广州京龙公司董事朱某、财务总监张玉明也认可广州京龙公司持股上海京龙公司的情况。广州京龙公司主张王某龙制作虚假的代持协议，并无证据予以证实。第四，至于一审认定的上海京龙公司作为“京龙集团公司”的参股企业多次参与年会考核，刘某、朱某在接受询问时均有陈述，并非是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单方陈述。综上，在王某龙代持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公司的股权的情况下，涉案股权变更至王某龙名下的行为，不足以认定王某龙及张玉明实施了侵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的行为并给其造成损害结果。广州京龙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请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赔偿468万元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广州京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76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