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1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卫国道206号。法定代表人：李亦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扬，北京嘉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彦，北京嘉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小倩，女，196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智，天津洪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贞，女，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乌海市海渤湾区。上诉人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之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小倩、王贞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0民初9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之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小倩的一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邓小倩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王贞个人私自出具的白条收据，认定为职务行为，进而认定星之堂公司和邓小倩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基于认定的错误事实，作出的判决有误。一审法院认定诉争红酒价值依据的《评估报告》，缺乏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邓小倩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贞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小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星之堂公司返还50箱“品乐塔奇”品牌红酒或赔付红酒款80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星之堂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之堂公司经营有酒窖一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卫国道奥兰宾馆地下一层。王贞曾系星之堂公司的库房管理员，负责酒窖的管理工作。王贞自2013年10月入职，于2017年5月正式离职。2015年1月1日，邓小倩将诉争红酒存放于星之堂公司酒窖内，王贞于2015年3月21日出具收条一份，上载：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50箱红酒，共计330元；其中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为60箱，每箱为1元，180元，201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50箱，每箱为1元，150元。2016年2月26日出具收条一份，上载：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余50箱品乐塔奇租费600元，每箱为1元整。星之堂酒窖处王贞签字，交款人处邓小倩签字。2016年5月4日，邓小倩取走品乐塔奇红酒10箱，出具出库单一份，上载：品乐塔奇，规格为6瓶每箱，出库数量10箱，余40箱。出库单的主管和仓库处王贞签字，经手人处邓小倩签字。2017年5月30日王贞从星之堂公司离职。2017年年底星之堂公司将酒窖搬至高教印刷厂院内。2019年3月20日，邓小倩到星之堂公司处提取诉争红酒，发现诉争红酒不在酒窖内，故向公安机关报警。后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就诉争红酒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及合同关系的性质；二、邓小倩要求星之堂公司赔偿的诉争红酒的数量及价值。一、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及合同关系的性质。王贞系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库房管理员。按照通常的生活经验，库房管理员主要负责物品的入库、出库、物品管理及保管费用的代为收取。本案中，王贞向邓小倩出具收条，收取租金，提取物品，出具出库单的行为系出于其工作范围或职责而实施的，与个人无关。且在收条中明确载明“星之堂酒窖”“主管、仓库”字样，显示王贞系以星之堂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法律行为，而非以个人名义，故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星之堂公司负担。本案中，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间虽未签订书面保管合同，然邓小倩将诉争红酒存放在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内，并交纳保管费。星之堂公司收取保管费用，提供保管服务。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足以推定双方有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愿。该保管合同自交付保管物时成立，无效力瑕疵，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邓小倩将诉争红酒交由星之堂公司保管，并支付保管费用。星之堂公司即应承担妥善保管的合同义务。现因星之堂公司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灭失，应由星之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星之堂公司辩称王贞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其向邓小倩出具收条的行为违反公司的正常流程，但星之堂公司就此并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星之堂公司的该抗辩不予支持。二、诉争红酒的数量及价值根据王贞提交的出库单显示，邓小倩于2016年5月4日取走10箱诉争红酒，剩余40箱保存在星之堂公司内。现邓小倩主张赔偿50箱诉争红酒的损失，不予支持。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计算，40箱诉争红酒的市场价值为58156.8元，一审法院在该范围内予以支持。就星之堂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本案中，邓小倩可以随时要求提取诉争红酒，故邓小倩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邓小倩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上述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邓小倩40箱“品乐塔奇”品牌的红酒款58156.8元。二、驳回原告邓小倩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第三人王贞不承担责任。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0元、鉴定费6000元，共计7810元，由原告邓小倩负担2161元，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64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贞系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库房管理员，王贞向邓小倩出具收条、收取租金、提取物品、出具出库单等行为系基于其工作范围或职责而实施的，结合收条中载明“星之堂酒窖”“主管、仓库”等字样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王贞的上述行为系代表星之堂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应由星之堂公司负担。星之堂公司主张王贞的上述行为系其个人行为，王贞向邓小倩出具收条的行为违反公司的正常流程，但其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抗辩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保管合同，但邓小倩将诉争红酒存放在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内，并交纳了保管费，星之堂公司在收取保管费用后，即应承担妥善保管存放物的合同义务，现因星之堂公司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灭失，应由星之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结合出库单显示邓小倩存放及提取诉争红酒的数量并按照鉴定报告确定案涉40箱红酒的价值并无不妥，进而一审法院判令由星之堂公司赔偿邓小倩案涉40箱红酒价款58156.8元并无不当。关于星之堂公司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保管期间，作为寄存人，邓小倩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故邓小倩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星之堂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星之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元，由上诉人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雷审判员 闫 萍审判员 李 浩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朱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