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9民初1206号原告上海高户枕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高户菊夫，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孙晏旻、刘勤勤，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E-2113室。法定代表人瞿元庆，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嘉戍、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上海家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孙威，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黄伟，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上海高户枕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上海家浩实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通知黄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海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勤勤律师，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纺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嘉戍律师、秦嘉奎律师，被告上海家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浩公司)委托代理人秦嘉奎律师，第三人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5月至2014年底，原告与家纺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书》，委托家纺公司从事出口业务，家纺公司收到国外客户价款后，扣除代理费及相关费用，货款支付给实际供货方，佣金利润部分支付到原告指定的境外个人账户，户名为“CHENJIE”。家浩公司系家纺公司全资子公司，曾代家纺公司支付款项。2014年12月8日，原告在家纺公司及家浩公司寄送的《询证函》上分别加盖相应公章确认家纺公司应向原告支付363,560美元，家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以下如无特别注明，币种均为人民币)204,466.08元。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未果，据此诉请判令：一、家纺公司支付原告佣金利润2,208,162.06元；二、家纺公司赔偿原告以2,208,162.06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家浩公司支付原告利润204,466.08元；四、家浩公司赔偿原告以204,466.08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五、家纺公司对家浩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仅向家纺公司主张权利，对家浩公司的诉讼请求将另案诉讼。家纺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家纺公司确实系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与家纺公司结算的前提是收到国外客户支付的外汇价款和供货方的增值税发票，合同也没有约定佣金利润需要支付给原告。两被告未向原告出具过《询证函》，也没有委托过员工向原告交付，经向《询证函》载明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询问，事务所也表示并未发出过函件或收到过回复。现因第三人作为业务经办人在离职时未作交接，迄今为止家纺公司无法对原告主张的系争业务项下外汇是否收到进行核实，系争业务的价款根据供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已经支付完毕，但不能据此认为家纺公司已经收到国外客户的价款，因为在供货过程中存在向供方预付货款、带款提货的情况。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家浩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家浩公司与原告的业务和家纺公司与原告的业务是独立的，家纺公司与家浩公司均系独立的公司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家浩公司与原告的纠纷应当另案审理，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审理。两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一、浦劳人仲(2015)办字第283号《裁决书》，证明第三人于2014年9月26日向家纺公司提出辞职申请，《裁决书》查明劳动关系于2014年10月27日终结。二、(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714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02民终68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因第三人尚未完成与家纺公司的业务交接、对账清算工作，故第三人主张家纺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216,271.46元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三、家纺公司发给原告的《对账清单》，载明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30日，家纺公司及家浩公司应付原告佣金248,682.37美元，如原告无异议，签字盖章后寄回家纺公司。落款处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公司公章，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证明双方并未对账，上述清单金额与《询证函》金额并不一致，但原告却在同日加盖公章。四、所涉业务的出口发票，来源于家纺公司的ERP系统，发票载明的国外客户信息与法院从海关调取的出口发票信息并不完全一致，原告应就国外客户的真实信息及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五、家纺公司ERP系统中国外客户KEIYOCO.,LTD应收、实收的财务数据，其中2013年至2014年应收款1,496,146.56美元，实收865,013.20美元，尚有六十余万美元的差额未收，因此原告要求家纺公司支付佣金利润的条件尚未成就。六、关于同意家纺公司收购浩茂公司股权的批复，证明浩茂公司系家纺公司设立在香港的窗口单位。七、电子邮件四份，证明第三人指示浩茂公司向包括“CHENJIE”账户在内的相关账户的付款情况，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共有四笔计41万美元付至“CHENJIE”账户，该款项支付时未经家纺公司财务审批，且当时与原告没有订立书面出口代理协议，两被告出具《询证函》时并不知晓该支付行为，因此《询证函》并非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八、电子邮件，内容是公司财务与第三人就认领外汇事项的确认，证明第三人以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认领外汇到其经办的业务项下。九、委托协议书十三份、发票及记账凭证，涉及七个委托方，均系第三人经手办理的，证明第三人存在“串单”现象。十、2014年10月24日第三人签字的文件，证明第三人至今未与家纺公司办理交接，对应收、预收外汇、应付国内项下费用的手续、应付原告佣金的实际数额均没有完整交接。原告对证据一、二并无异议，第三人在离职后受家纺公司委托与原告对账，且股权转让纠纷中家纺公司也要求第三人协助进行对账工作，因此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对账清单表等表格应为真实有效。对于《询证函》与证据三《对账清单》金额的差异，系因原告财务人员疏忽，误以为两份材料金额一致，现以《询证函》为准。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应以海关调取的发票为准。对证据五，原告认为系家纺公司自行制作，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七原告不认可家纺公司的证明目的，只能说明家纺公司曾委托浩茂公司向“CHENJIE”账户支付过佣金。对证据八，原告认为说明系争外汇已经由家纺公司工作人员认领。原告对证据九中涉及到原告的协议书认可，其他的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十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述称，自1997年起在家纺公司工作，2014年9月底提出辞职，之后根据劳动仲裁决定书办理退工手续。在家纺公司任职期间，从2005年、2006年左右负责经办原告委托家纺公司的出口代理业务，合同及具体出口操作均由其负责，具体流程为原告联系国外客户，原告与家纺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家纺公司负责出口事宜，并代收外汇价款，扣除代理费和垫付的费用之后，一部分根据收到的增值税发票与供方结算，另一部分作为佣金利润根据原告要求进行境外支付结算，付款时通过家纺公司开设在香港的浩茂公司支付给原告指定的公司或个人。两份《询证函》是2014年七八月份，家纺公司财务部的部门经理浦琼倩将正本交其要求原告盖章确认，其将《询证函》寄送原告，但原告并未寄回。同年8月至12月间，其与原告多次对账，应付账款账龄一览表照片打印件(截止至2014年10月31日)、外汇往来账龄一览表照片打印件(截止至2014年2月28日)、对账清单表(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即由其提供给原告，载明的金额均已经过核实，其中2014年10月20日的对账清单表是自己制作的，当时原告要求当年12月30日前将款项结清，其中的美元收入都能确认已经入账，表格中数据的来源就是家纺公司财务出具的财务报表，而财务报表的数据来源于原始凭证，都是财务自己输入的，金额是真实的。对账清单表中的应付利润金额要少于实际计算的数字，因为存在检测费、税费等其他费用，原告对此是确认的，上述利润均在家纺公司账面上，在离职前尚未支付。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的《对账清单》是在跟原告对账过程中产生的，该金额与《询证函》有差异，具体的计算方式已经记不清了，但应以《询证函》的金额为准。另外，原告与家纺公司之间的业务均通过公司的ERP系统申报，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可能为了输入方便，随便选择出口对象(即国外客户)的现象，代理业务关注的是品名，其他信息不做仔细核对，国外客户支付货款时，原告会告知大概的金额和具体的付款时间，由其进行认领，认领过程中不存在“串单”的情况。原告的利润均通过浩茂公司支付到境外账户名为“CHENJIE”的个人账户。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1日，原告与家纺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家纺公司与外商签订售货确认书，与供方签订出口供货合同，确认书和出口供货合同中载明的家纺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原告享受和承担。家纺公司收到国外客户的款项后，按不同退税率进行结算，银行手续费、可能发生的有关费用及由家纺公司代垫的费用由原告承担，结算时予以直接扣除，退税款归家纺公司所有。由于退税政策的调整，对原告指定货运代理公司或自行办理托运手续的，家纺公司承诺收到国外客户价款后与原告或原告指定的采购合同供方进行结算。合同还约定需向境外个人支付佣金的，原告同意家纺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按相关规定代扣代缴相关佣金的营业税和附加税，如果税务部门要求补缴的，原告同意承担该部分税款。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落款加盖原告公章(印文为上海高户忱业有限公司，“忱”为错别字，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及家纺公司公章。2014年1月7日，原告与家纺公司又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内容与上述合同一致，有效期自2014年1月7日至2016年1月6日。原告持有加盖家纺公司公章、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的《询证函》一份，载明根据审计规则要求，询证家纺公司与原告的往来及销售款项，信息出自公司账簿记录，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截止2014年6月30日，家纺公司欠原告363,560美元，科目为应付账款。原告在落款处加盖公章，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原告还持有应付账款账龄一览表(截止至2014年10月31日)、外汇往来账龄一览表(截止至2014年2月28日)、对账清单表(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涉及31笔出口业务，对账清单表中载明家纺公司应付原告利润363,56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2,208,162.06元，表格尾部为打印文字“我司(应为家纺公司)将于2014年12月30日支付给贵司(应为原告)，请确认以上内容。上海家纺业务七部黄伟2014/10/20。”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第三人与家纺公司因劳动关系纠纷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4年10月27日终结。原告与家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历经一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原告未能证明已就相关业务进行对账清算无误，因此原告主张家纺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家纺公司持有一张《对账清单》，内容为家纺公司及家浩公司2013年至2014年11月30日合计应付原告佣金248,682.37美元，请原告盖章签字确认，但落款处未加盖家纺公司公章。原告于2014年12月8日盖章确认，并要求家纺公司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上述款项至“CHENJIE”账户。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委托协议书》、《询证函》、应付账款账龄一览表、外汇往来账龄一览表(以下简称两份一览表)、对账清单表、两被告提供的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对账清单》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应家纺公司申请，本院向外港海关调取了系争31笔业务所对应的报关单、出口发票、委托报关协议，其中29笔业务的出口发票显示收货人均为KEIYOCO.,LTD，另有收货人为IWAKICO.,LTD和SYSTEMPOLYMERCO.,LTD的业务各一笔，代理报关委托书中的委托方均为家纺公司。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两被告内部请款审批邮件截图，证明家纺公司应对家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发件人为第三人的邮件提及支付给供货商的预付款、工厂需要付款才能提货、工厂要求带款提货等内容。两被告对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可以依据《询证函》及第三人提供的对账材料向家纺公司要求支付系争业务佣金利润2,208,162.06元。首先，《询证函》系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家纺公司财务报表时所发，是家纺公司作为债务人向作为债权人的原告复核账目所用，其目的在于对金额的确认，而非对支付的确认。该函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原告实际于同年12月8日盖章确认，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也不符合一般结算凭证的特点。鉴于原告与家纺公司在2013年及2014年均签订有《委托协议书》，系争佣金利润的支付条件应当遵照合同约定，家纺公司作为出口代理方在收到国外客户价款后再与原告进行结算，即家纺公司支付原告佣金利润的前提是收到系争业务国外客户的价款。现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家纺公司已经收到系争业务全额价款，第三人提供的两份一览表属于照片打印件，系家纺公司内部账目材料，无法证明家纺公司支付系争佣金利润的条件成就。对账清单表的落款处第三人当时并未签字确认，也未加盖原告公章，故无法视为原告与家纺公司就付款达成一致。庭审中第三人对对账清单表的内容认可，但其与家纺公司已经终止劳动关系，故其述称不属于职务行为，并不构成家纺公司的自认。其次，就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原告以家纺公司已与实际供货方按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为由主张家纺公司已经全额收到国外客户支付的价款，但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当原告指定货运代理公司或自行办理托运手续的，家纺公司才按照先收到国外客户价款再与供货方结算的顺序进行，而本案中根据法院向海关调取的材料显示，系争业务均由家纺公司委托报关，并无证据显示原告指定货代公司或自行办理托运业务的情况存在，且根据原告提供的两被告内部请款审批邮件，虽两被告对邮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仍可根据邮件内容看出家纺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存在预付款、带款提货的情况，彼时货物尚未办理出口手续，原告以家纺公司已向供货商支付价款作为其收到国外客户价款的依据，时间上亦不吻合，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对原告的说法本院不予认可。因第三人自述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存在随意选择国外客户的可能，故系争业务的出口对象应以本院向外港海关调取材料中的记载内容为准，家纺公司统计了国外客户KEIYOCO.,LTD在家纺公司处2013年至2014年的应收、实付情况表，尚有60多万美元的差额。因此根据在案证据，原告所主张的佣金利润尚并不具备支付条件。第三，关于第三人的述称，其表示2014年七八月间将《询证函》寄送原告后，原告并未寄回。之后的8月至12月间，其又代表家纺公司与原告多次对账，提供给原告两份一览表及对账清单表，由此可以看出，原告收到《询证函》时并未确认，之后又与时任家纺公司员工的第三人多次对账，因此《询证函》中原告的盖章时间距家纺公司的发出时间有近五个月之久，故《询证函》的形成更应视为双方对金额的核对，而非家纺公司确认付款的意思表示。2014年12月8日，原告又在家纺公司出具的一份不同金额、包括家浩公司在内的《对账清单》上以盖章、签字的形式确认，《对账清单》与《询证函》均为第三人经手提供给原告，但第三人对《对账清单》金额的形成语焉不详，其称应以《询证函》为准，但未能说明理由；原告则解释为财务人员未对金额仔细核对，工作疏忽导致在同一天在不同金额的对账材料上加盖公章，该说法与财务人员的身份和工作职责并不相符，不甚合理，且原告也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询证函》中金额的计算方式。对于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对账清单表，其中载明的家纺公司应付原告的美元利润金额与《询证函》的金额一致，第三人称该表系其根据财务报表制作，但其未对表格中数据的计算差额作出准确的解释和说明。第三人称表格中的“收入美金”均确认已经入账，但其作为经办人应当能够提供却未提供其任职期间认领外汇收入的电子邮件等相应证据，特别是第三人称与原告已经多次对账，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对账的相应凭证，鉴于第三人与家纺公司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故仅凭第三人的陈述，本院无法认定家纺公司已经收到系争业务项下国外客户支付的价款。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第三人尚未完成与家纺公司的交接、对账清算工作，因此第三人有条件也有义务向本院提供其所称的“收入美金”已入账的证据，同时，系争业务的国外客户均由原告负责联系，原告也有充足的条件和便利向本院提供系争业务项下的国外客户是否支付价款及支付的金额和时间，以便法院查明事实，但原告至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无法证实国外客户与家纺公司就系争出口业务的结算情况，即未能证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家纺公司支付佣金利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高户枕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465.29元，减半收取为12,232.6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夏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