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佩英，女，195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平，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华阳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旭日品萃园14幢73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99772994M。法定代表人：侯伟红，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启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华东路1188号锦玉华庭1栋13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2MA4LJBE817。法定代表人：侯伟红，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伟红，女，197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阮国炜，男，195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上诉人梁佩英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华阳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株洲市启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畅公司）、侯伟红及原审第三人阮国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9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佩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其与涉案借款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其因夫妻共同财产被出借需主张债权，显然与借款人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其作为阮国炜的妻子，对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有权对债务人提出诉讼。在其与阮国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阮国炜与侯伟红存在不正当关系长达二十年，期间阮国炜用夫妻共同财产为侯伟红支付各种费用，涉案130万元本金也是阮国炜动用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侯伟红开办华阳公司之用，该借贷关系有别于一般的民间借贷，一审法院机械地套用“合同对应原则”是错误的；二、即使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一审法院也应裁定驳回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如果裁定驳回起诉，则一审法院不应收取案件受理费；三、一审法院未采纳其第二次提出的调查证据申请，导致对侯伟红归还的款项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梁佩英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是正确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借款发生在华阳公司与阮国炜之间，梁佩英不是借款的相对人，无权提起诉讼，若梁佩英以代为追偿的案由提起诉讼，也需证明阮国炜有怠于或不予追偿债务的相关事实；二、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若梁佩英认为阮国炜有隐匿、转移财产的可以提出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不是作为合同相对人直接提起诉讼；三、本案已经实体审理，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梁佩英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梁佩英要求退还案件受理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阮国炜述称，其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华阳公司已经偿还了130万元借款本息，不存在向华阳公司主张债权的问题。梁佩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阳公司立即归还借款130万元和利息（其中30万元自2017年2月28日起算，100万元自2017年6月27日起算，均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启畅公司、侯伟红对华阳公司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佩英与阮国炜于1982年11月24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华阳公司于2010年1月22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系侯伟红，投资者为侯伟红、阮家帅，经营范围为危险化学品运输。启畅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系侯伟红，经营范围为甲苯、甲基丙烯酸甲酯等零售。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的借据载明：“兹由华阳公司需要资金运作，故向阮国炜借款本金30万元，月息一分。”华阳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同日，华阳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阮国炜借款3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6日的借据载明：“兹由华阳公司需要资金运作，故向阮国炜借款本金100万元，月息一分。”华阳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同日，阮国炜向华阳公司银行转账60万元，次日，阮国炜向华阳公司银行转账40万元。同年6月30日，华阳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阮国炜借款100万元。梁佩英主张阮国炜与侯伟红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阮国炜将涉案借款出借给华阳公司后，华阳公司通过与启畅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转移资产，最终转移到侯伟红的账户内，并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银行流水、协议书予以佐证。其中协议书载明：“兹本人阮国炜与侯伟红决定分开生活，经双方协商，由阮国炜给侯伟红200万元作为生活赔偿金，两年内付清，阮家帅、阮家阳由本人抚养，生活费每月支付，子女跟谁由子女决定。”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华阳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17日向启畅公司转账10万元、同年9月19日转账10万元、10万元、同年9月28日转账10万元、同年10月15日转账20万元、同年10月25日转账14万元、同年10月26日转账14万元，摘要注明“往来款”。阮国炜名下银行账户显示华阳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向其转账130万元，同日其向案外人阮家帅汇款130万元。经质证，阮国炜、侯伟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梁佩英主张启畅公司将华阳公司的资金予以转移。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认为华阳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2日向阮国炜还款130万元，至于阮国炜如何处置该130万元与其无关；华阳公司与启畅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阮国炜系华阳公司监事，其与华阳公司之间有往来款亦符合常理。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主张华阳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2日向阮国炜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并支付了利息。其中侯伟红于2017年11月9日向阮国炜转账10000元，2018年1月10日转账17000元，同年2月26日转账7000元，同年3月26日转账11000元，同年4月26日转账14000元，同年5月31日转账4000元、向案外人江锡洪转账3000元，同年6月29日转账14000元、向案外人江锡洪转账3000元，同年8月8日转账14000元，同年8月15日转账60000元，同年9月24日转账152000元，同年11月12日转账14000元，同年12月11日转账4000元、向案外人阮家帅转账10000元，2019年1月4日转账14000元，同年2月22日转账14000元，侯伟红通过现金方式向阮国炜偿还20000元，合计399000元。阮国炜确认上述款项系偿还本案利息。梁佩英认为阮国炜与侯伟红之间存在赠与行为，梁佩英已另案起诉侯伟红、阮国炜、阮家帅等人，上述款项不能作为本案归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梁佩英主张的诉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借据系华阳公司出具，故阮国炜与华阳公司之间产生借款合同关系，债权人系阮国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梁佩英以其与阮国炜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突破合同相对性，进而直接要求借款人华阳公司偿还涉案借款，并无法律依据。同时，梁佩英主张基于其与阮国炜的夫妻关系而对涉案借款享有代位权，亦无法律依据。据此，对梁佩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梁佩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18元，由梁佩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佩英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借款借据（收入凭证）及交易信息一份，拟证明华阳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所还的130万元其实是偿还其于2010年4月9日向阮国炜所借的80万元本息。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阮国炜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华阳公司已向其偿还该80万元借款本息。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是否应向梁佩英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结合各方的陈述以及所提交的证据，因阮国炜作为出借人已确认华阳公司向其偿还了本案的130万元借款本息，而该事实也有相关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足以形成证据链，所以，本院对华阳公司已还清本案债务的事实予以采信。鉴于华阳公司已还清债务，所以，一审法院对梁佩英主张华阳公司、启畅公司、侯伟红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一审法院认为梁佩英无权提起诉讼，确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梁佩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18元（上诉人梁佩英已预交），由上诉人梁佩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卢俊廷审判员  刘 通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