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2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长巧，女，198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雪女，浙江道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民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龙山社区庙坞新村245号。 法定代表人：曾明香。 破产管理人：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 管理人负责人：陆国庆，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青，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奕枫，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长巧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民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享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1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长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寿雪女、被上诉人民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长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民享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误。一、一审遗漏诉讼主体。董长巧的股权是从民享公司股东卢浩炳处受让而来，卢浩炳系民享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一审应当把卢浩斌作为被告之一，才能更好地查明本案诸多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案件的处理中适用法律依据不明确，并且完全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董长巧依法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出让人卢浩炳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才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未查明董长巧是否明知卢浩炳未实缴出资，从而导致错误判决。董长巧从卢浩炳中受让股权的整个过程来看，董长巧并不知道卢浩炳未实缴出资。1.董长巧分别于2016月6月25日、2016年11月16日分两次向卢浩炳受让股权，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合计份额为10%，价格为5万元/股，总价50万元。后董长巧陆续支付转让款，合计45万元。2.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董长巧多次要求卢浩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卢浩炳请了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帮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代理人员让董长巧在五、六张空白A4纸上签署了名字，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此就有了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等资料。3.从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受让的股权份额也与《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不一致。董长巧直到收到一审法院的副本，才知道其工商登记的份额只有3.5%。根据《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的5万元/股的约定，该5万元并非股权溢价款，故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对转让款的约定，明显存在差异，显然董长巧对于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并不知晓。4.董长巧以50万元的价格受让民享公司3.5%的股权远远高于市场价值，不存在低价受让的问题。工商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转让的出资款由受让方按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付”与第三条“出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是出让方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的约定也明显自相矛盾。 民享公司答辩称，1.卢浩炳在认缴期限届满前将3.5%股权转让给董长巧，并约定由董长巧承担向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其股权转让行为及关于受让人缴纳未缴出资的约定，合法有效，故股权转让后,其认缴未缴的出资义务应由董长巧承担，一审法院依据我国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支持民享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2.在认缴制下，受让股权时应当查证该股权的出资义务是否履行，出资信息是公开的，任何主体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取，董长巧未尽到注意义务，相应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系针对出让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就转让股份的情形，即转让的系争股权所对应的出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并未完成，而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因尚未到出资期限，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 民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董长巧向民享公司缴纳出资款32.55万元。 民享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26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81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民享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同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81破申15号决定书，指定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担任民享公司管理人。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民享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8日，现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卢浩炳、边焕、董长巧、浙江民享集团有限公司及徐济南。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董长巧认缴出资额为35万元(出资比例为3.5%)，应于2026年5月26前缴付完毕。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2018年度报告显示，董长巧已于2017年10月12日出资2.45万元，剩余32.55万元出资额尚未缴纳。管理人认为，虽董长巧向民享公司缴纳出资款的期限尚未届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一审法院对民享公司起诉所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该院已受理对民享公司的破产申请，依据公示登记的信息显示，董长巧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该院认为，董长巧抗辩其已经履行了缴纳出资的义务，但其与卢浩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为50万元，出资额根据公司章程另行缴纳，即使董长巧与卢浩炳约定由卢浩炳处理出资额事实，仅系两人之间的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不能对抗公司要求其补缴出资额的权利，董长巧未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其与卢浩炳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另行主张，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民享公司要求董长巧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董长巧应向民享公司缴纳出资款32.55万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审期间，董长巧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证据1，《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董长巧分二次向卢浩炳受让股份10%，股权转让款50万元，占股10%，董长巧总共已支付45万元。证据2，录音摘要，以证明董长巧和卢浩炳的股权变更登记全是由卢浩炳一手操办的，卢浩炳委托代理人办理变更手续，董长巧只是在空白的纸上签了名，同期其他股东都是通过白纸上签字的方式办理变更登记，证明董长巧不知道卢浩炳没有实际认缴以及对民享公司实际经营并不清楚。民享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协议书中第一条无法证明出资额50万元已经实缴。该两份协议书与工商公示登记的有出入，应以工商公示的为准。从银行明细看只能证明董长巧与卢浩炳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是否为股权转让款不清楚。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也有异议。从工商登记资料来看，签名都是由董长巧自己签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自行承担。一审中董长巧已确认过系其本人所签。本院经审查认为，二组证据显示均系董长巧与案外人卢浩炳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 民享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民享公司主张应由董长巧缴纳出资款能否予以支持。根据民享公司2018年的公司章程规定，董长巧认缴出资额为35万元，出资比例为3.5%，应于2026年5月26日前缴付完毕。而依据2018年度报告显示，董长巧仅于2017年10月12日出资2.45万元，尚有32.55万元出资未缴纳。二审中，董长巧认为涉案股权系由卢浩炳转让给其，且其已向卢浩炳支付了出资款。经审查，董长巧在民享公司2018年的公司章程中明确认可出资额及认缴时间，现其又以与卢浩炳之间协议及汇款情况来主张其已完成出资义务，且民享公司并不予认可，故根据现有证据，对民享公司的出资义务人就是董长巧，且无法认定董长巧已完成出资义务，故民享公司在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的情形下，要求股东董长巧完成其认缴的出资义务，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董长巧认为股权转让手续系其按卢浩炳的意思进行操作及相应款项已支付卢浩炳等，系其与卢浩炳之间的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董长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83元，由上诉人董长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