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广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工业开发区水源路268号。法定代表人：朱振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建军，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天顺园小区503栋1单元2层1号。法定代表人：侯志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来，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瑶，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广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十一号。法定代表人：侯志刚，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长江，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北京中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广顺公司）、深圳市广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广顺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中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建军、被上诉人武广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瑶、被上诉人深广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中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北京中广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北京中广公司取得涉案的10935386.91元是依据三方于2017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属于认定案件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因“……在《协议》约定中未包括原告所承担的案件受理费。故……本院不予支持。”北京中广公司从未放弃追究因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虚假陈述而导致巨大损失相关责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法律规定。在权利人未明确表示放弃前提下，权利人只要在诉讼时效内有权随时主张，无需协议约定。武广顺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原审法院判决依据是北京中广公司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于2017年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并无不当。2.根据生效判决，武广顺公司不应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北京中广公司取得10935386.91元款项基于2017年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已经约定了支付的数额。深广顺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北京中广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武广顺公司没有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盈余分配的法律依据。判决书、裁定书都驳回了北京中广公司的主要诉求。深广顺公司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通知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的是执行款。北京中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立即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2102874.9元，以10935386.91元为基数，按照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6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2.判令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立即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损失193313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自起诉日至实际付清期间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中广公司、深广顺公司、自然人盛国平系武广顺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公司210.079万股、3789.421万股、210.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99%、90.01%、5%。中国广顺房地产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广顺公司)是深广顺公司的股东,登记出资额6250万元,占比41.6666%。2010年4月27日武广顺公司向各股东发出《关于2010年4月利润预分配的征询函》,称现将武汉云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制定的《武广顺公司2010年未分配利润的预测意见》报送审阅。经审计后确认可分配利润为6719.2万元。根据深广顺公司的意见,在“换购、收购、重组”事项未完成前,仍参照2003年度、2004年度的分配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列表中深广顺公司持有武广顺公司股权比例为90.01%,分配金额为58506500元。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北京中广公司、盛国平均在该征询函上盖章、签名。2010年4月28日深广顺公司向武广顺公司发出《代为划付2010年股东利润分红通知》,称:“贵公司2010年4月27日《征询函》确定我公司2010年可分配利润为58506500元。根据深广顺公司2010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特请贵公司按照我公司对股东利润分配明细表(中广顺公司本次预分配16485533元,扣还借款后实际付款1546733元),转发给你公司。请按照该明细表中实际付款数额代发至我公司各股东账户,并请贵公司财务部门直接与我公司各股东单位财务部门联系划款有关事宜”。2010年4月29日武广顺公司向中广顺公司作出《通知》,载明根据武广顺公司201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为将中广顺公司预分红款顺利汇往公司账户,要求提供相关财务、授权资料,中广顺公司预分配利润为16485553元,扣除以前年度的借款14938800元后,实际付款1546733元。2010年5月6日中广顺公司向武广顺公司发函,请求武广顺公司将暂收款16485553元汇入中广顺公司下属的北京宏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日,中广顺公司向北京宏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函称“因财务人员外地出差,有一笔款周转较急,请直接汇入贵司,并预缴今年未缴纳部分的物业租金”。2010年6月29日中广顺公司将1546733元资金往来计入会计账簿。其科目分别为:“借方,其他应收款/单位往来-北京宏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押金;贷方,其他应付款/单位外部往来-武广顺公司”。2010年4月29日武广顺公司向北京中广公司作出《通知》,称根据武广顺公司201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为将北京中广公司预分红款顺利汇入公司账户,请求提供相关财务、授权资料,北京中广公司预分配利润为3243500元,扣除以前年度的借款3100000元以后,实际付款143500元。2010年6月1日武广顺公司向北京中广公司账户上汇入143500元。2010年6月29日北京中广公司将相关资金往来计入会计账簿,其中贷记投资收益2743500元,借记银行存款/建行平安分理处143500元,借记其他应付款/单位-武广顺公司2100000元,借记其他应收款/单位-武广顺公司500000元。2014年8月21日上、下午深广顺公司与武广顺公司分别于同一酒店召开股东会,形成《深广顺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下称深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武广顺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下称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深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一条决定:“武广顺公司拿出4000万元作为红利分配给股东。按前次股东分配比例份额进行分配,一个月内分配到深广顺公司受分配股东所指定的账户。”。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二条决定:“武广顺公司拿出4000万元作为红利分配给公司股东。按前次股东分配比例份额进行分配,一个月内分配到深广顺公司受分配股东所指定的账户。”决议中所称“前次”,其发生时间为2010年4月。2011年7月7日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签订2011转字第004号《债权转让协议书》、2011转字第004-3号《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基于上述协议北京中广公司获得了(2002)高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其中借款人为中广顺公司、担保人为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本金21560061元。2011年8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高执异字第105号《执行裁定书》,将(2002)高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所对应的(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变更为北京中广公司。2010年4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为确保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履行(2002)高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1560061元及利息,采取前款措施仍不足以履行义务则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产。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深广顺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深广顺公司协助继续冻结中广顺公司在深广顺公司31.6666%的投资权益、继续轮候冻结中广顺公司在深广顺公司10%的投资权益,继续冻结期限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24日止;还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继续冻结中广顺公司在深广顺公司31.6666%的投资权益(4750万股)、继续轮候冻结中广顺公司在深广顺公司10%的投资权益(1500万股)。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5日出具的复函载明,北京中广公司为该所登记的第一顺序查封人、并为第一轮候顺序查封人。2012年5月16日中广顺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中广顺公司在深广顺公司占有41.6666%的股权,深广顺公司占有武广顺公司90.01%的股权,即中广顺公司在武广顺公司的股权收益中占有37.5041%的份额。经协商,中广顺公司同意将上述37.5041%的份额所对应的股权及收益(以最终实际结算数额为准)转让给北京中广公司,以抵(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案件的部分执行案款。2014年12月16日中广顺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向武广顺公司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针对2014年8月21日武广顺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中广顺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已达成协议,此次按股东分配比例份额中广顺公司应得红利由武广顺公司直接划入北京中广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偿还中广顺公司拖欠北京中广公司的债务。并附有北京中广公司银行账号等账户信息。同日,北京中广公司单独向武广顺公司作出《告知书》,载明针对2014年8月21日武广顺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北京中广公司此次按股东分配比例份额应得红利请于2014年12月25日前划入本公司指定账户,后附账户信息。2015年1月13日北京中广公司与中广顺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执行请求变更申请书》,称针对该院(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于2014年12月16日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被执行人同意将其在武广顺公司的10935400元应得红利转让给申请执行人,作为自动履行该院(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案件的案款,申请将该执行案件所确定的被执行人应履行的义务依法扣减10935400元,对余款继续执行。2015年2月北京中广公司对武广顺公司向本院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起诉称,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以及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二项,要求武广顺公司向其支付红利及债权共计12931400元,并以12931400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自2014年12月26日至实际付清期间的利息。该案经本院审理后,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一,北京中广公司是武广顺公司的股东,依据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要求武广顺公司向其支付红利及利息的请求有理。该院据此依法判决武广顺公司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应分配红利199.6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自2014年12月26日至实际付清期间的利息。第二,北京中广公司向武广顺公司请求的款项,除其作为武广顺公司股东按照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应获得的外,其他部分皆系其受让的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的债权,从股东大会决议行文看,决定的是实施分配的时间及财务划付的具体操作方法,不等于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具有盈余分配请求权,中广顺公司及其他深广顺公司的股东从来没有取代深广顺公司在武广顺公司直接持股,因此,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并无债权请求权。并且中广顺公司持有的深广顺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司法机关冻结,意味着基于上述股权而生的红利分配亦受到限制。不仅协助执行人深广顺公司应当按照执行法院在裁定书和协助执行冻结通知书的要求冻结相应红利的发放,执行义务人中广顺公司亦无权直接收取该红利,而应由执行法院在执行实施中予以处置。虽然在本案中北京中广公司在向武广顺公司请求清偿受让债权时仅提及原债权人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有直接的债权请求权,但如前所述,中广顺公司收取红利部分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仍在于持有深广顺公司的股份且深广顺公司决议分配。由于北京中广公司是执行案件的申请人,但只查封了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31.6666%的投资权益(4750万股),对另外10%的投资权益(1500万股)仅为轮候查封;因此对于轮候查封的部分股权相应的应分配红利其无权与被执行人和解并直接抵债,即债权转让的效力部分地受到限制;对于直接查封的部分若要获取红利,应直接将线索告知执行法院审查、扣划。因此,就北京中广公司基于债权转让通知书向武广顺公司请求支付分红款一节,在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和原债权人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的债权请求权法律关系上均存在瑕疵,其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基础,不予支持。据此依法判决驳回北京中广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另查明,(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7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武广顺公司已履行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2010)高执字第35号执行案件中,因申请人北京中广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在武广顺公司的到期债权,据此2016年5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武广顺公司送达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武广顺公司以与被执行人中广顺公司之间无到期债权为由对该履行通知提出异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武广顺公司未强制执行。2016年6月3日，北京中广公司以深广顺公司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严重影响北京中广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武广顺公司立即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应分配红利15001642.66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自2016年5月30日至付清期间的利息。上述案件经该院审理后，该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鄂0104民初20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理由：该案系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根据中广顺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北京中广公司主张的受让债权产生的基础是因为中广顺公司以股东身份享有对深广顺公司股利分配请求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公司分配股利时,应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股利的决议,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方能生效,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才具有债权的性质,否则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没有确定履行内容的期待权。但从深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上看,关于分红的议题一节中,决议内容与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保持一致,都是“武广顺公司拿出4000万元作为红利分配给公司股东。按前次股东分配比例份额进行分配,一个月内分配到深广顺公司受分配股东所指定的账户。”,首先表明深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的分红决议是认可的;其次从行文表述上看,“按前次股东分配比例份额进行分配,一个月内分配到深广顺公司受分配股东所指定的账户。”是表述在“武广顺公司拿出4000万元作为红利分配给公司股东。”之后,其决定的是武广顺公司股东之间分配红利的具体份额、分配时间以及财务划付的具体操作方案,并未对深广顺公司股利分配具体方案形成决议。因此,即使北京中广公司受让获得中广顺公司对深广顺公司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也因为深广顺公司没有形成关于股利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致使该项权利不具有债权性,北京中广公司主张其作为深广顺公司的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并且,中广顺公司持有的深广顺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司法机关冻结,意味着基于上述股权而生的红利分配亦受到限制。不仅协助执行人深广顺公司应当按照执行法院在裁定书和协助执行冻结通知书的要求冻结相应红利的发放,执行义务人中广顺公司亦无权直接收取该红利,而应由执行法院在执行实施中予以处置。对于直接查封的部分若要获取红利,应直接将线索告知执行法院审查、扣划。因此,北京中广公司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主张其作为深广顺公司的债权人代为向武广顺公司行使债权请求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案判决: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10元,由北京中广公司负担。后因北京中广公司对上述案件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鄂01民终2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理由：本案争议焦点是北京中广公司是否有权行使代位权,即北京中广公司与深广顺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合法债权。北京中广公司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是其与中广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而从《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看,北京中广公司为债权转让后的债权人,武广顺公司为债权转让后的新债务人,但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71号民事判决认定,北京中广公司并不享有对武广顺公司的到期债权。现北京中广公司起诉认为,其受让获得的是中广顺公司对深广顺公司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其与深广顺公司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因为深广顺公司现在否认对中广顺公司实行股利分配,中广顺公司与深广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待通过法律程序确认,故北京中广公司与深广顺公司之间的债权关系不确定,其要求行使代位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应予驳回。该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03元,由北京中广公司负担。后因北京中广公司对上述案件申请再审，湖北省高院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鄂民申24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理由：就北京中广公司对深广顺公司是否享有合法债权事项,北京中广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未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予以确认,仅依据其与中广顺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予以证明。从《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看,系北京中广公司受让中广顺公司对武广顺公司的股权及收益而对应的债权,成为武广顺公司的债权人。如该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后的债务人应为武广顺公司,而并非深广顺公司,故据此并不能证明北京中广公司对深广顺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北京中广公司主张其受让获得的是中广顺公司对深广顺公司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其与深广顺公司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但深广顺公司诉讼中并不认可对中广顺公司实行股利分配,中广顺公司与深广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待通过法律程序确认,故北京中广公司与深广顺公司之间的债权关系及金额并不确定,其要求行使代位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该案裁定：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再审申请。2017年12月4日，北京中广公司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北京中广公司（甲方）与深广顺公司（乙方）及武广顺公司（丙方）关于10935386.91元的款项支付，达成如下书面协议：2014年8月21日深广顺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应分配给中广顺公司的分红款项10935386.91元，虽然甲方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在程序上败诉，但经友好协商达成和解，三方一致认可甲方与中广顺公司的债权转让所形成的代位权并向甲方支付上述款项。本协议作为备存或财务入账的书面依据，一式三份，各执一份。签订上述《协议》后，2017年12月7日，武广顺公司向北京中广公司转账支付了两笔款项，分别为1000万元、935386.91元，以上共计10935386.91元。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经该院询问，武广顺公司陈述，经过查账，武广顺公司给其他股东分过红利，但是武广顺公司是根据深广顺公司的指令发放的分红款；深广顺公司陈述深广顺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中没有分红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北京中广公司要求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北京中广公司获得10935386.91元的款项的依据是北京中广公司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签订《协议》的约定，而非依据深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武广顺公司股东会决议或北京中广公司与中广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在北京中广公司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签订上述《协议》之后，武广顺公司已经于2017年12月7日依据《协议》的约定向北京中广公司转账支付了10935386.91元。因该《协议》中未约定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需另行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故该《协议》内容约定的金额已经履行完毕，北京中广公司要求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北京中广公司要求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损失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上述案件受理费系因北京中广公司于2016年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产生，其中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503元。上述案件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一审由该院作出（2016）鄂0104民初2045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民终2310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再审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民申2424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再审申请。故上述案件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系应由北京中广公司承担的诉讼成本，也是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在北京中广公司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三方所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虽然甲方（北京中广公司）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在程序上败诉，但经友好协商达成和解，三方一致认可甲方与中广顺公司的债权转让所形成的代位权并向甲方支付上述款项。”上述约定说明，三方是在一致知晓并认可北京中广公司在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中败诉的基础上，经过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金额，在《协议》约定中亦未包括北京中广公司所承担的案件受理费。故北京中广公司请求由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损失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中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70元，由北京中广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中广公司请求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支付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6日期间10935386.91元资金的占用费，该主张应以武广顺公司与深广顺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对北京中广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为前提。由于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与北京中广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就10935386.91元的款项支付问题签订《协议》，确认各方达成和解，并认可北京中广公司享有因债权转让所形成的代位权，应向北京中广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而此前北京中广公司基于其主张的受让自中广顺公司的债权，以武广顺公司为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2016年6月提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诉讼和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其请求均未获支持。因此，北京中广公司对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享有的10935386.91元债权请求权源于三方2017年12月4日基于和解所达成的协议。即在该协议签订后，武广顺公司与深广顺公司应北京中广公司请求承担付款义务。北京中广公司就上述款项向两公司主张自2014年9月至2017年12月6日的资金占用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北京中广公司请求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向其支付案件受理费损失193313元。由于上述费用系北京中广公司另案诉武广顺公司的诉讼费用支出，已经由生效判决确定由北京中广公司负担，北京中广公司在本案中作为其损失向武广顺公司、深广顺公司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中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170元，由北京中广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铭俊审判员  吴伶俐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庄敏书记员黄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