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902民初195号原告：朱某，女，汉族，甘肃省酒泉市人，现住甘肃省酒泉市。法定代理人：王某1（系原告朱某之母），女，生于1960年9月9日，汉族，甘肃省酒泉市人，现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兰州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某，兰州黄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滨河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A1100000MK0054749A。负责人：向某，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某，系该院助理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住，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雄关路**一社会信用代码，A1100000MK0054781M。负责人：贺某，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系该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系该院法律顾问。原告朱某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法定代理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薄某，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某、王某2，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医药费用、康复训练费用共计153664.17元、住院、住院期间护理费用1948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200元、住院、住院治疗期间交通费32003、住宿、住宿费103901元赔偿金、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待定）；2、判令两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合计597615.54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991年8月16日上午,年仅二岁的原告因呕吐、发烧、哭闹收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医院)(下称第二被告)。诊疗过程中,该医院医务人员对原告病情未能做出准确判断,会诊意见只是肠胃问题。接诊人员未能及时提出诊疗方案,未采取手术治疗,致病情延误。直到四天后医院内科报患者病危,才进行剖腹探查,发现病患在阑尾,但阑尾已穿孔、坏死,腹腔积存大量脓液,致腹腔大面积感染。经紧急手术后,住院,住院十八天不能愈合,出现肠粘连、肠梗阻,再次住院手术。术后,原告经常流鼻血,只有三次住院,诊断为大细胞贫血、走路间隙跛行、出现抽搐。经第四次住院诊疗,确诊为癫痫病。1992年8月22日,原告一家又经过第二被告转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勤保障部队第九四0医院(以下简称第一被告)处住院检查,结论为脑缺氧后遗症、智力低下。原告出现癫痫、癫痫性精神、运动障碍。因第一、第二被告均无精神、心理专科,2012年9月,经第二被告同意原告在专业的酒泉市中医医院住院,因病情严重,第二被告支付10万元医药费用,同意原告在省外医院治疗,原告开始在杨凌区精神病院(2012年10月)、西安安定医院(2013年、2014年两次)治疗。之后,一直在包括酒泉市中医医院、外地专科医院等处购买药物维持治疗。2020年7月,因病情需要,经原告申请,第二被告又支付8.6万元,同意原告在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心理治疗。近几年治疗期间,第二被告一直给予药物、一般性检查支持,后原告到第一被告处进行门诊治疗,因第一被告也无精神、心理专科,原告被介绍去专门的医院治疗。现经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告知,原告已经构成精神伤残(待司法鉴定部门评定伤残等级)。原告及家人万万没想到一次普通的阑尾疾患,在第二被告这样的高水平部队医院治疗之下,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自1992年至今,原告及家人一直在第二被告支持下,辗转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及专业的癫痫病专科医院、酒泉市中医医院、西安安定医院、杨凌区精神病院、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之间,长达二十九年不间断治疗,特别是自第二被告经整编为第一被告下属单位后,第一被告对原告病患高度重视,期间一直给予持续诊疗,并就医疗赔偿进行协商。遗憾的是,虽经原告与两被告多次协商,双方对原告损害后果的善后处理,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原告及法定代理人只有状诉法院,以求公平解决双方争议。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辩称，1、根据民法总则及民法典的规定，本院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包括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告的诉求；2、被告作为医院，1992年8月12日-22日，接受过原告的治疗，总共住院时间为十日，被告对原告的治疗规范、明确，根据当时的病历记载，原告来我处就诊时已经处于智力发育迟缓的状态，原告到第一被告处就诊时主要就诊的疾病是急性肠炎，就诊后即康复出院，之后近30年，患者身体的情况第一被告是不知情的，且本案中原告并未出示任何证据，第一被告的诊疗记录中存在过错以及原告目前的身体损害和被告30年前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根据医疗损害责任赔偿纠纷中的过错原则，没有证据证实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不应对原告存在的身体损害承担赔偿的责任。3、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2018年全军改制时才成为上下级单位，但二被告之间相互是均为独立的法人，上下级属于管理体制，所以二被告之间的诊疗行为及追溯的责任承担也是相互独立的，原告将其混为一谈，让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4、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原告的诉请，本案原告自身疾病的诊治单位不仅仅是二被告单位，为了便于全面查清本案原告身体损害造成的原因，是否应当全部的诊治医院列为被告，请法庭综合案情进行评判，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在此期间，对原告的损害赔偿事宜，原告也从未直接向第一被告提出过正面的任何诉求，故我方认为诉讼时效已超，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原告朱某是于1991年8月16日当天下午出现岖吐、发烧，急诊入本院内科，由于患者母亲自述有食枸杞子诱因，初诊为药物(枸杞)中毒;中毒性痢疾待排。给子吸氧、降温、抗炎、解毒及急诊常规化验检査等处理。8月17日上午原告体温37.3℃，腹部出现膨起，叩诊呈鼓音，即进行X线腹部拍片，报告为不完全性肠梗阻，我院及时与外科主任会诊，给予禁食、补充电解质、抗感染处理，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8月18日，急诊腹部X线拍片显示仍为不完全性肠梗阻、并进行了血象等常规检查，给子胃肠减压急诊输血及有关化验检查，密切观察病情等处理，19日在内科严密观察病情的同时，外科主任再次会诊后决定转入外科手术治疗(初诊为肠梗阻、肠套叠、肠扭转、阑尾炎)。给予胃肠减压，输液及常规检查，提出剖腹探查手术，并向患者家属交了术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家长同意手术。19日1:30分在分离麻醉条件下，由外科孙平安副主任等8名医生为患者施行了剖腹探査术。术后患者体温正常，饮食二便正常，创口肉芽组织生长，在患者家长要求下于9月4日出院，住院，住院共18天后给予正常换药。第二次原告朱某于1991年11月8日因腹胀、恶心、呕吐10余次。下午3:00急诊到我院外科就诊，经外科主任检查诊断为肠梗阻并收住。给予胃肠减压、抗炎、补充电解质和观察病情、手术治疗准备等处理。下午3：30在本院外科主任及本科医生集体讨论会诊(患者父亲朱安民也参加了讨论)，作出立即剖腹探查、行粘连松解减压手术(肠梗阻)的决定，(征得患者父亲同意)16:45分在分离麻条件下为患者进行了剖腹探查粘连松解术。手术顺利，术后给予输液、抗炎、止血及胃肠减压等治疗。术后恢复快、切口愈合良好，无感染、体温不高，饮食二便正常，于11月19日治愈出院，共住院11天。患者朱某分别于91年8月、11月两次住院手术治疗，答辩人医院医务人员完全尽到了医疗责任，两次住院，多次会诊讨论病情，硏究诊治方案，及时进行手术，两次手术都由科主任亲自操刀。患者家属作为本院的医护人员均亲自参加治疗方案的讨论，并经其同意才做的手术，由此、我院对诊断治疗方法及处置原则正确无误，符合医疗操作常规和疾病发展变化。没有延误病情等误诊误治的诊疗情况，更不存在医疗过错责任问题。二、原告有恶意诉讼的嫌疑。患者朱某从1991年两次住院后一切正常，直到1998年我院根据部队转业的相关规定通知朱某父亲离队转业的问题上，朱安民对转业安置不满，才向医院提出了八年前朱某的医疗问题，8年多的时间内，朱安民从未向医院提起朱某的两次医疗行为与朱某智力低下有因果关系的事宜和要求。根据部队转业安置的规定，98年确定朱安民转业安置在陕西省宝鸡市国有企业石油钢管公司工作，该转业安置的地域及工作都未能达到朱安民个人意向，其想要转业在吐哈油田安置的心愿，这时才向医院提出为其解决7万元供其女看病的要求，也同时提出要求我院承担“两次手术误诊误治”的责任。在此期间院方上级主管部门和医院要求对朱某的医疗责任问题进行鉴定，其父朱安民多次拒绝，拒不配合鉴定，也拒绝做鉴定。由此，时隔八年后朱安民因为对转业安置不满才向医院提出附加条件的转业要求，我院认为其有恶意诉讼之嫌。三、原告的诉讼已超过时效。原告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时效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原告首次在我院住院是1991年8月16日，第二次入院的时间是1991年11月8日，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了，原告在此30年的期间，即不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配合做相关鉴定，退一步讲按法典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20年计算，现已30年的时间了，已超过了法定保护的时效时间。故，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保护的三年时效和最长20年的时效保护规定。四、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的医药费，原告后续进行的省外治疗也与答辩人无关。原告朱某连续在不同的医院进行治疗，系病情所需，与答辩人1991年阑尾炎手术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答辩人向原告支付的10万元纯属于原告父亲向答辩人单位预借的工资，答辩人医院并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医药费，且在原告朱某手术之后，原告及家人从未向答辩人医院主张过原告朱某在医疗过程中的有过任何医疗责任质疑的问题。直到1998年，原告父亲对转业复员的安置不满的情况下，才主观臆断的将原告智力低下的责任强加给答辩人，原告及其监护人的主张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五、原告智力低下的原因属于自幼遗传，和车祸所致，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一、1992年10月25日，原告父母向兰州军区申请生育二胎，在申请事由中明确记载：“经兰州军区总院1992年9月3日检查鉴定为遗传性智力低下”。后原告于1996年9月23日，被摩托车撞倒，导致昏迷半个小时余，被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硬脑膜外血肿；2、脑挫伤。从医学角度来讲，脑挫伤导致昏迷的，30分钟内救治属于脑震荡，30分钟以后就是脑挫裂伤，会影响智力；原告智力低下的原因是遗传与交通事故所致。二、原告首次在答辩人处住院入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穿孔。第二次入院诊断为：粘连性肠梗阻。两次手术不存在误诊误治，没有造成手术后遗症，也不存在因“后遗症”致原告残疾和引起智力低下的问题，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也没有此类问题的确切依据和直接原因，由于患者仅2岁多，不能自述病史，症状体征不典型，早期有关检查化验结果不符合外科急腹症手术指征，但整个诊治过程符合疾病的演变转化规律。两次手术不存在误诊误治，没有造成手术后遗症也不存在因后遗症致患者残疾和引起智力低下的问题。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也没有此类问题的确切依据和直接原因。另外根据患者父母的自述和患儿的表现，“患者2岁时才能扶助站立，喊：爸、妈!语言、行为发育迟滞”(为军区总院鉴定时神经科会诊结论)。患者曾于92年8月在总院进行医学鉴定(申请二胎时)有大脑发育不全的脑电图检查报告，并经神经会诊为“脑发育迟滞，智能低下”。因此，患者智力低下，与我院两次手术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有癫痫病的问题与两次住院发烧没有关系。原告在第一次住院前就有发烧史、住院、住院后因高热人给予降温和保护大脑处理，且于住院后第二天体温就降到了37度，住院，住院期间未发生过抽搐存在引起癫痫导致原告智力低下致残疾的问题。三、原告朱某的父母在1992年8月12日兰州军区总院因急性肠炎住院的病档资料显示，有朱某母亲自述的朱某的情况：不足月生产，2月抬头，3月会笑、2岁时能扶助走去，3岁时才能发出“爸、妈”但不能认人，大小便不能自控，发育欠佳等自述，该自述已经完全能够证明原告系发育型智力低下。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引起原告智力低下的原因与答辩人无任何因果关系，故、恳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在多家医院治疗，以此只将二被告医院诉讼，在主体上有空缺。原告朱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1991年8月--1992年2月原告在被告九四四医院住院病历4份；1992年8月12日--1992年8月22日原告在944医院就医病历7页；1993年10月30日--1995年12月到九四四后续住院病历3份，证明目的：1、诊疗过程中九四四医院第二、四次就诊病历缺失；2、九四四医院未尽到与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将阑尾炎误诊、手术延误，致使原告健康权受到侵害，出现癫痫、癫痫性精神、运动障碍，构成精神伤残（需要后续鉴定评级）。原告于1992年8月12日在九四〇医院就诊时，已经有明确的诊断证明为癫痫精神障碍。2、2012--2020年经被告同意并安排费用，原告到杨凌区精神病院（因无精神类门诊，原告在被告的帮助下从酒泉市中医医院转院至杨凌区精神病院）、西安儿童医院、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安定医院、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九四〇医院、九四四医院、西京医院、门诊病历。证明目的：1、原告自2012直至2020年仍在接受精神治疗、精神康复的事实，治疗过程从未中断，也未终结。2020年仍然在九四〇医院的支持，到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上面的康复。2、两被告对上述住院治疗、门诊治疗、康复治疗过程明知且持支持、资助态度，双方在此诊疗过程中未产生任何争议。原告从1991年之后，在九四四医院进行诊疗的门诊检查和康复都是免费的，双方在诊疗的过程中，原告和九四四医院之间对诊疗的费用从未产生任何争议。3、2006--2020年，原告在西安市中心医院、九四四医院（原25医院）、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医院诊疗过程中，支付的医疗、医药费，4份；看病期间支出的交通费8份；租房合同、收据15页、住宿、住宿费票据一份目的：1、原告实际支出的医药费、交通费、住宿、住宿费等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累加共计597615.54元（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3日）；3.其中，原告在被告九四四、九四〇治疗期间医疗费由九四〇、九四四承担，二被告直至2020年仍在出钱给原告看病的事实，原告的治疗一直未曾中断。4、被告九四四医院向原告父亲朱安民支付10万元用于外出治疗的借据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九四四向原告支出10万元供原告去西安、杨凌、兰州等地专科医院治疗、康复的事实；2、至今该笔款项原告一直用于原告治疗，亦未报账，九四四医院支付该笔款项作为原告治疗、康复的费用，对此，双方未产生争议。5、2013年5月26日原告父亲朱安民给邹院长（时任九四四医院院长）的汇报信一份，2013年6月4日被告九四四医院政治处《给朱安民来信的答复》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同意对原告治疗费用先由家庭负担，被告同意原告专心治病，待治疗终止后处理的意思表示；2、被告同意对给原告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在终结治疗后处理时，给予照顾的事实。6、2019年8月20日信访人对医院处理意见的意见。证明目的：1、2019年8月20日，原告监护人与被告就原告朱某因医疗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协商处理。2、双方第一次对就医治疗及损害赔偿产生争议。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原告1992年8月12日-8月22日在九四〇医院以急性肠炎入院诊治的住院资料一份，证明本案原告与第一被告的诊疗行为发生在1992年，已经过去29年，诉讼时效明显超过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诊治目的是急性肠炎，病历中可以清楚看出是治愈，患者来院时已经有智力低下的情况，本次治疗对原告的智力发育和本案中的焦点是未进行治疗的，原告目前存在的身体损害和被告治疗无任何的因果关系，被告在对给原告进行治疗的时候并无相应的过错。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1991年8月16日-9月3日住院病历1份，治疗急性阑尾炎穿孔；2、1991年11年8月-11月19日住院病历1份，治疗粘连性肠梗阻。证明目的：1、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智力低下的原因与被告的诊疗手段无因果关系；2.兰州市妇幼保健院诊断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医院病历1992年8月12日-8月22日住院病历、兰州军区计划内二胎生育审批表各一份，证明原告智力低下系遗传性的智力低下，原告监护人自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原告的智力低下和原告自身发育迟滞的事实；3、1993年10月30日-1994年2月8日住院治疗癫痫、大细胞性贫血住院病历1份、1994年12月12日-1995年1月21日住院治疗癫痫病历1份、1995年12月22日-1996年1月4日住院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病历1份、1996年9月23日-1997年1月17日（交通事故）住院）住院治疗硬膜外血肿伤病历1份、2004年8月6日-8月14日住院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病历1份。以上证据证明能够证明原告在被告医院手术后两年的时间才出现癫痫病的症状。即能证实与91年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能够证明原告多次住院无论是拉肚子、急性支气管炎每次均有发烧症状，与原告自身发育状况的体质有关。原告因96年交通事故，导致脑挫伤，其智力低下的原因也是由自身的发育和交通事故共同原因造成；4、2012年朱安民预借生活费10万元的记账凭证及借据、2020年9月18日朱安民借款申请、批示及借款凭证各一份，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向朱安民支付的款项系预支工资。该款项并非支付给原告的医药费；5、【1998】院政字第33号文件、朱安民同志由转业改为复员；【1998】院政字第38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擅离部队和转业不离队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份；【1999】院政字第36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连续两年拒不离队报到问题的处理意见、【2000】院政字第23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连续三年拒不离队报到问题的处理意见、【2001】院政字第10号文件、有关朱安民同志被确定转业和其女朱某医疗问题的情况报告各一份，以上证据证明1998年对原告父亲转业安置引发不满，将原告的自身病情作为困难补助的附加条件首次向单位提出；从首次提出时间98年---91年原告医疗时间相隔8年从未主张过医疗纠纷的事实。由此也能够证明其诉讼时效已过。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九四〇医院就诊之外的所有的病历资料，因被告九四〇医院未参与其中的诊治，不发表意见；对1992年8月12日-22日在被告九四〇医院住院期间的病历，对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992年8月12日原告在被告医院诊治疾病，就诊时以急性肠炎收住入院，其他的诊断为智力低下，出院时患者急性肠炎，治疗结果为康复，智力发育迟缓，被告在治疗中只负责肠炎的诊治，智力低下不是原告的就诊目的，更与被告的诊治行为无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入院时就是这种的状态，出院时依然是这种状态，智力上的病情和我方的治疗没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第三、四、五、六组证据其证明目的均未指向被告九四〇医院，我方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对原告提供的原告在被告九四四医院三次住院病历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病历中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在答辩中主张的意见，可以证明住院的时间是1991年，相隔现在为30年；在1991年8月26日住院时，原告在家已经发烧及呕吐一整天，在家有无抽搐的情况不能排除，但是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没有发现抽搐的情况，原告住院的智力和其他同年龄的孩子的表述是有差异，仅凭医生对自食枸杞子的情况，对原告给予相关的检查，最后确诊为阑尾炎，在30年前的医疗水平和设施，医院因为原告父亲是医院职工，在最大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了诊治，从病历上恰恰能反映在原告住院后一直在诊疗，全部的过程符合诊疗的过程，对病情的诊断是非常正确的；该份病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能证实原告发育迟缓的问题在病历就能反映。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该组证据中不能反应原告的主张，我方有证据可以提供。从1998年开始原告父亲对安置不满意之后，才对原告的治疗提出意见，在此之前，是没有任何对原告的诊疗提出意见；10万元是九四四医院对原告父亲支付的生活等费用，我方也有财务的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在其他医院就诊时，从诊断证明中和病历中的询问入院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是发育性的智力迟缓，并不是诊疗后引起的智力迟缓，从病历中可以看出原告在3岁时大小便还在失禁；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有异议，关于对原告在其他医院诊疗的记录，住院，住院也是和自身病情有关院是没有关系的。原告在看病期间支出的费用，我方不认可，我院不承担其责任，孩子有病外出看病是正常的，票据我方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借据上写的很清楚借的是工资；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父亲写给时任九四四院长的信后的答复信中，既没有我方医院的盖章，也没有负责人的签字，对该证据来源持有异议；在答复中也并未写医院对原告的病情给予帮助和解决的语言，答复中仅仅是关于“对原告父亲向医院借生活费的言语表述，对原告看病后的费用可以予以照顾”，和原告诊疗后出现智力情况并无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2019年8月20日信访人对医院处理意见的意见不认可。被告认为，原告自己认为是医疗过错责任造成的后果，该意见书是不完整的，和证明目的不相符，我方所补助的和原告主张的医疗损害后果协商的结果是不相符的。而且，每年部队单位会对有生活及家庭有困难的进行调查，上级会酌情进行困难补助，原则上不超过20万，给原告父亲的钱是根据该规定来的。原告对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提供的原告1992年8月12日-8月22日在九四〇医院以急性肠炎入院诊治的住院资料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中诊断的一为肠炎；二为智力低下，在1992年的时候原告就存在智力低下的情况；对证明目的中被告予以证明的和医疗损害责任无关的意见我方不持异议。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原告对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提供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只提供了两份住院病历，缺乏第二次的病历，1991年11月8日和11月19日是第三次住院的病历。被告予以证明的诉讼时效仅凭病历是不能证明的；在两份病历中，被告在接诊以后当时看到患者高烧、呕吐等症状，但是医院并未作出有任何是阑尾炎等诊断，并未实施手术，后导致阑尾穿孔，在住院3天之后才进行的手术，在个别医生的建议中有进行手术的意见，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智力低下的原因与被告的诊疗手段无因果关系持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原告在本案中进行诉讼赔偿的医疗后果不是智力低下，是造成了患者缺氧性的导致的发育迟缓，运动及精神的障碍，现以确认为癫痫和精神疾病。智力低下是遗传性智力低下的说法，是被告主观的臆测，九四〇医院的诊断病历中并没有全部的诊断证明，智力低下中也不是遗传性的智力低下，是脑缺氧的后遗症；二胎审批表中完全是以病历为基础，为了争取二胎给孩子说有智力低下的情况，但是也是要以病历为准，对此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是原告自己的陈述，也存在在审批表中的虚假陈述，不能反映原告的病患的真实情况；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组证据证明是我们在持续不断的治疗，而不是因为对贫血等进行赔偿。被告认为智力低下的原因是自身的原因和交通事故造成的，该说法也是不认可的，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被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方向是有错的；对第4组证据中关于2012年朱安民预借生活费10万元的记账凭证及借据、2020年9月18日朱安民借款申请、批示及借款凭证等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中的第1和第2份证据表明朱安民是否是预借的工资，记账凭证中写的是外出看病款，被告对此证据再进行仔细的确认，而不是单纯的预借工资，至于是工资还是生活费，上面明确载明的是外出看病款，对此证据目的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第3部分的文件大多都和本案无关。其中【2001】院政字第10号文件有关朱安民同志被确定转业和其女朱某医疗问题的情况报告，院方在文件中的陈述和病历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符合病历中载明的情况，因为第二次看病的病历缺失，这些都是被告主观臆测的；我方在本案中针对的不是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我们针对的方向是术后缺氧性的后遗症。被告九四〇医院质证：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对九四四医院提供的证据并未参与不了解，证据中没有指向我方医院的治疗行为，不发表质证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对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1991年8月至1995年12月到九四四后续住院病历及2012--2020年到杨凌区精神病院、西安儿童医院、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安定医院、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及其因此支付的医药费、交通费、住宿、住宿费等不能证明二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错误提供的被告九四四医院向原告父亲朱安民支付10万元费用及2013年5月26日原告父亲朱安民给邹院长（时任九四四医院院长）的汇报信，和2013年6月4日被告944医院政治处《给朱安民来信的答复》、2019年8月20日信访人对医院处理意见的意见、2019年8月20日，原告监护人与被告就原告朱某因医疗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协商处理均不能证明其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实。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向本院提供的原告于1992年8月12日-8月22日在940医院以急性肠炎入院诊治的住院资料，能证明本案原告在该医院住院治疗的过程。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提供住院病历资料，能证明其与原告发生医疗关系及治疗过程；其提供的2012年朱安民预借生活费10万元的记账凭证、借据，能证明朱安民于2012年8月22日、2020年9月18日向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服役期间，向单位借支的事实；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提供的该医院【1998】院政字第33号文件、朱安民同志由转业改为复员；【1998】院政字第38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擅离部队和转业不离队问题的处理意见、【1999】院政字第36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连续两年拒不离队报到问题的处理意见、【2000】院政字第23号文件、关于转业干部朱安民同志连续三年拒不离队报到问题的处理意见、【2001】院政字第10号文件、有关朱安民同志被确定转业和其女朱某医疗问题的情况报告能证明原告父亲朱安民于1998年11月11日，经该院党委决定其专业改为复原的决定以及朱安民拒不离岗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某生于1989年4月15日。1991年8月16日下午，因原告出现岖吐、发烧，急诊入住原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治疗。根据病历记载，患儿母亲（王某1）自述有食枸杞子诱因，初诊为药物(枸杞)中毒;中毒性痢疾待排，以吸氧、降温、抗炎、解毒及急诊常规化验检査等治疗处理。8月17日上午，原告体温37.3℃，腹部出现膨起，叩诊呈鼓音，即进行X线腹部拍片，报告为不完全性肠梗阻，该院给予禁食、补充电解质、抗感染处理，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同年8月18日，遂于1991年8月19日原告施行了剖腹探査术。术后患者体温正常，饮食二便正常，创口肉芽组织生长，在患者家长要求下于9月3日出院，住院，住院共18天后给予正常换药。1991年11月8日，原告因腹胀、恶心、呕吐，于当日下午3:00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外科就诊，该院检查诊断为肠梗阻并收住，期间给予胃肠减压、抗炎、补充电解质和观察病情、手术治疗准备等处理。因原告父亲朱安民系被告（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医生，故于当日下午3：30在该院会诊后对原告作出剖腹探查、行粘连松解减压手术治疗。11月19日出院。1992年8月12日，原告父亲朱安民以其女原告朱某便稀、发热为由入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医院，该院以急性肠炎、智力发育迟缓收治入院，同年8月22日出院。1993年10月30日，原告以大细胞性贫血入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治疗，住院，住院时间101天994年2月8日好转后出院。1994年12月2日至1995年1月21日，原告以癫痫进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住院治疗50天，以临愈出院。1995年12月22日9时15分，原告以急性气管炎入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住院治疗13天，1996年1月4日治愈出院。期间，原告曾在酒泉市中医院、陕西杨凌精神病医院、西安市安定医院、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相关病症的治疗。另查明，原告父亲朱安民于1972年12月入伍，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医院门诊部主治医师，转业（复原）前系该院技术8级现役军人。在原告朱某确诊为智力低下后，经原告父亲朱安民、母亲王某1申请，1992年9月3日，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医院鉴定，以原告智力低下为由，同意朱安民、王某1夫妇生育二胎。1993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批准朱安民、母亲王某1生育二胎。1998年8月，朱安民被确定转业至陕西省宝鸡市石油钢管厂工作后，因其未离开部队，2012年8月22日，朱安民向单位借款100000元。2013年5月26日，朱安民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医院院长写信报告原告治疗情况，称朱某“从91年8月份因医院延误治疗时机致残至今，病情越来越严重”及个人生活困难等理由，要求医院给原告朱某开半年的药品并借半年生活费，该院政治处向朱安民答复，从“关心的角度考虑”，同意代朱某开药半年，并借给朱安民6个月生活费。2019年9月，为使朱安民不再上访，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同意对朱某补助金额30万元，但原告母亲王某1不接受该意见。2020年9月17日，朱安民向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提出申请，称其因给孩子看病等多方面原因，生活极其困难，申请领取原生活费。9月18日，朱安民向单位借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医院以支付其退休工资为由，向其转款86719元。庭审中，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某1称，原告致残是因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延误诊疗所致，同时称其因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协商处理医患纠纷，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但因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医疗过程的时间是1991年8月16日至当年9月3日，其民事法律行为引发的纠纷产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对保护原告所诉请求的时效应当确定为一年。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其第一次提出因诊疗错误主张的时间为2013年5月26日，由原告父亲朱安民在给原解放军第二十五医院院长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孩子“因医院延误治疗时机致残”主张，距第一次出院时间1991年9月3日21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但本案中并无法定的特殊情况发生。原告以2019年9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同意对朱某补助金额30万元的处理意见及2020年9月17日，朱安民向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提出申请，称其因给孩子看病等多方面原因，生活极其困难，申请领取原生活费申请等证据，但不能证明其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所以同意给原告进行医疗救助，一方面是考虑原告父亲系该医院退休人员，存在照顾其生活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为平息原告父亲朱安民因此上访，而非承认其属因医疗过错所进行之赔偿。在原告提交的诸多证据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同意认可其于1991年8月16日至9月3日期间在为原告治疗疾病过程中存在过错和愿意履行赔偿义务的意思表示。其证据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8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朱某法定代理人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建林二○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李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