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43634号原告张伟龙，男，1957年6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章燕儿(系原告张伟龙妻子)，住同原告张伟龙。委托代理人江楠，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璠，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亚娜，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伟龙与被告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城建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2月22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6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伟龙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燕儿、江楠、被告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璠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但和解未果。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6年4月1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伟龙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燕儿、江楠、被告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伟龙诉称，原告自1974年开始在本市普陀区长征镇真北大队下属的多个企业从事出纳、仓库管理员等工作。于1990年9月26日以征地工身份进入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工作。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也一直通过银行转账按时发放工资待遇。原告当时曾认为待遇过低，要求安排工作岗位，但厂里一直称没有合适岗位，故未给原告安排。后原告的劳动关系被转入被告，工资待遇也与之前一样。2011年6月前，被告也一直向原告银行卡转账支付工资。此后银行卡中的待遇从工资并称变更为报销。上述期间，被告从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5年9月，原告向仲裁部门申请，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仲裁未支持原告请求，故原告现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于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城建公司辩称，第一，1990年征地时，原告以征地养老人员身份进入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由该厂负责原告的生活费及养老费。根据当时上海市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征地人员中身体不能胜任单位生产需要的，可确定为养老人员，不安排工作，也不作为征地单位的退休职工。征地时，原告身体已属于肢体XXX残疾，不适宜参加工作，其所在的真北村委会也发函要求将原告做退养处理，原告本人亦签字确认，故当时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根据原告及村委会的要求，予以配合将原告做退养处理。双方也是按照退养政策来履行权利义务。1997年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注销，其土地资产等由上级单位收回，而人员则划归被告承续管理。此后，原、被告也一直按照退养关系履行权利义务。第二，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1990年至今原告没有向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及被告提供过劳动，其也未接受该厂及被告的管理，被告也没有支付过原告劳动报酬，因此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原告与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及被告之间仅是养老保障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被告一直是按照征地退养人员的规定按月发放原告养老保障费用，并为原告购买了基本医疗保险，原告的养老及医疗问题也都得到解决。2011年6月之前，由于银行转账无其他选项，故被告只能以“工资”名目向原告支付养老待遇，此后被告才开始通过“报销款”名义发放原告养老待遇。第三，2014年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原告对自己的养老人员身份是明知且认可的，因此其并没有对自己的退养身份及养老保障关系向被告提出过异议。2014年之后，原告才对此提出异议，并多次向社保及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和上访，要求与被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相关部门对原告的主张均未予采纳。最后，如果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不仅与上海的相关规定相悖，由此也可能导致原告之后的养老待遇纳入社会统筹，这不仅对其他养老保障人员不公平，也对其他缴费的退休人员不公平。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1989年6月，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与原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签署“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场地扩建’项目租改征的征询意向事项”，明确因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堆场扩建”项目已列入市更新改造措施项目计划，故为解决建设用地，拟将原租用的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土地改为征用等。1990年6月16日，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与原嘉定县土地管理局征地事务所又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其中约定后者应及时向前者提供征地工和退养老人员名册，并协助做好进厂人员体检和思想动员工作等。1990年7月20日，在输送单位为原嘉定县长征乡劳动服务所、接收单位为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的“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征地工花名册”中，共有23人被列入该征地工名册，其中3名年龄已在55岁以上的人员备注为退养人员；原告张伟龙亦被列为该征地工花名册成员(非备注退养人员)之一。1990年9月1日，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向原上海市劳动局作出“关于征用土地吸劳的请示”，表明因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征用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土地，按土劳比例，应吸收劳动力23人，其中3人退养等，特报请审核批准。1990年11月16日，原上海市劳动局向原嘉定县劳动局作出“安排征地农民通知书”，对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需吸收劳动力23名(其中养老3名)予以同意，并按规定办理介绍手续等。另查明，1990年9月26日，原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民委员会向上海住宅砌块厂出具书函，内容为：“你厂征用前陆生产队土地，根据本队进厂条件，张伟龙被安排进你厂工作，由于该同志是残疾，不宜参加工作，进入你厂后作退养处理，一切福利待遇同你单位退养职工同等对待。”原告在该书函上签名。后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未安排原告工作岗位，并按本市征地养老人员的养老生活费等标准支付原告相应的养老生活费等。1991年2月，原告办理了征地农转非的户籍手续。1997年7月，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歇业注销，其相关员工划归被告城建公司承续管理。原告的上述养老生活费等亦由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以“工资”名义发放。2011年6月以后，被告仍按本市征地养老人员的养老生活费标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养老生活费等，但支付名义改为“报销”。2015年9月30日，原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0月30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原告的上述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还查明，1、原告早年双腿残疾。2009年8月，原告取得XXX残疾(一级)的残疾人证。2、2015年2月4日，被告退管会出具证明，称原告于1990年征田(地)进入现在的被告公司，现为被告公司退养职工，其为XXX残疾，目前月收入1,540元等。2015年6月，被告由出具情况说明，称根据1990年9月26日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关于张伟龙同志作为退养人员安置通知”实行安排，目前原告由被告按照有关规定每月发放生活费等。上述事实，由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被告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征地工花名册、上海市劳动局“安排征地农民通知书”、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关于征用土地吸劳的请示”、征地费包干协议书、真北村民委员会的书函、原告户籍证明及残疾人证，被告提供的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场地扩建项目租改征的征询意向事项、征地费包干协议书、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企业法人歇业抄告单，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应综合考量以下几因素予以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劳动者是否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属于用人单位业务范围组成部分的劳动，并领取了相应的劳动报酬等。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虽于1990年7月因原所在的生产队土地被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征用被列入征地工名册，但基于1990年9月26日原告当时所在的真北村委会的书函要求以及原告的签字确认，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基于上述书函中所述的原告身体残疾情况并未实际将原告按征地工身份安排工作岗位，而是按上述书函要求将原告作该厂退养人员处理，并一直按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支付原告相关养老待遇。在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歇业注销，被告承续该厂员工后，被告亦沿袭上述方式保持与原告的退养关系，支付原告的相关养老待遇至今。据此，自1990年9月26日起至今，原告无论是对于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还是对于被告来说，均未实际提供劳动，也未接受被告或者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的工作安排和工作管理。虽然2011年6月之前，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或者被告曾每月定期以“工资”名义向原告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钱款，但从1990年9月26日原告签字的真北村委会的书函内容和该钱款的数额看，该钱款属于上海住宅建筑砌块厂或被告基于对原告做退养处理的合意而支付给原告的退养生活费用，并非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性质。鉴于此，原、被告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相关特征。原告要求确认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伟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小勇人民陪审员  陆振华人民陪审员  樊大林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