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民终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166号金源世界中心D座15层。法定代表人：吴国祥，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75号。法定代表人：刘清余，该公司执行董事。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媛媛，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李琼，女，195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系原审原告王某之妻。被上诉人：王璇璇，女，198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系原审原告王某之女。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寿池，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合作中心）、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轮公司）与被上诉人李琼、王璇璇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由王某于2019年8月2日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19）鄂72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由于王某已于2021年1月6日死亡，其配偶李琼、女儿王璇璇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变更李琼、王璇璇为被上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9日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媛媛，被上诉人李琼、王璇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寿池、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以985号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及赔偿项目、标准与金额的依据，现因王某去世，前述鉴定意见书涉及的相关赔偿费用应予调整。（一）关于关于后续治疗费。985号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后续治疗费参照临床专家书面建议约需25万元人民币或据实结算”，现王某已经去世，其去世前所产生的后续治疗费应以实际支出的费用为依据，如果王某生命体征延续期间实际发生的后续治疗费未超过鉴定意见书认定的25万元，未超过部分应当予以扣除。（二）关于护理费。第一，原审判决根据985号鉴定意见书载明的“生存期完全护理依赖”，支持王某关于暂计2年的后期护理费主张，现因王某去世，故其从去世至2021年12月31日的护理费不应得到支持。第二，王某与合作中心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王某）在伤残等级鉴定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及数额，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故伤残鉴定后应依照《湖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677元/年的标准，向王某支付自2019年12月18日至去世前的护理费。（三）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审判决支持王某自2020年1月暂计2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现因王某去世，故其从去世至2021年12月31日的护理费不应得到支持。（四）关于残疾赔偿金。200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诚信鉴定所）于2019年12月17日对王某作出伤残等级鉴定，王某定残当日的年龄为64周岁，因此原审判决按照20年计算残疾赔偿金错误，应当按照16年计算残疾赔偿金。且由于王某已经去世，该项费用的赔偿明细应调整为死亡赔偿金。二、原审判决认定误工费错误。200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第一，王某系退休返聘员工，与合作中心构成劳务关系，从王某与合作中心签订的《船员上船协议书》看，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合同期限为4个月，故王某与合作中心之间的劳务关系具有临时性、短暂性，应当认定受害人无固定收入，因此原审判决关于该项事实的认定错误，应当以《湖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职工的平均工资76200元/年作为计算误工费的依据。第二，原审判决仅以王某2014年2月至4月期间的平均工资标准认定7000元/月误工费具有合理性，但并未将2014年1月的工资1154元纳入计算平均工资的范畴，因此原审判决对于误工费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根据《船员上船协议书》的约定，王某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4月24日在武轮公司担任轮机长，期间实发工资：2014年1月为1154元、2014年2月为7238元、2014年3月为8080元、2014年4月为6499元。该工资反映了王某的正常收入，因此应当以上述4个月的工资计算平均工资。第三，根据985号鉴定意见书，王某伤后误工期为2年，被上诉人主张误工费应当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但其并未对原审判决关于误工费的认定提出上诉，应当视为其认可原审判决关于该项费用的认定。三、原审判决认定医疗费错误。截至2019年1月29日，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通过转账、现金支付等方式支付医疗费约40余万元，另被上诉人主张自行购买药品所支出的费用，原审并未查证属实。四、原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原审判决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支持王某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缺乏依据，该条适用的前提是享有的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但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对王某实施了任何侵权行为，或者王某因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实施了非法行为而遭受不法侵害。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王某的人身损害事故中并无过错，且被上诉人已经从残疾赔偿金中获得相应赔偿，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原审判决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认定武轮公司与合作中心对王某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显属不当。合作中心系武轮公司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之规定，可以作为本案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二）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三）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四）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七）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八）其他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组织。”根据该条规定，合作中心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王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仅由合作中心承担，武轮公司与王某之间并无劳务关系，且未实施侵权行为，并非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不应当对合作中心应负的侵权责任承担赔偿义务。李琼、王璇璇辩称，针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第一次提交的上诉状，我方已经提交了书面答辩状，以该书面答辩状为准。具体意见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医疗费清楚。原审判决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还需赔付的医疗费以及王某家属为其购买药品垫付的医药费等事实认定清楚，并有在案证据予以证实。（一）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原审提交的医疗费支付凭证复印件模糊不清，且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且，王某的全部案涉医疗费应当由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承担，因此对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已经支付给医院的医疗费，并无必要查明。（二）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长期欠付医院医疗费，医院既不治疗也不用药，王某属于重症患者，不治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故医院只能根据王某的病情，开具处方让其家属到药店自行购买药品给王某治疗。王某在原审已经提交全部购药发票，且购药发票与医院处方一一对应，足以证实王某家属为维持王某的治疗遵照处方购买药品实际垫付医疗费的事实。（三）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原审质证期间对王某提交的购药发票和处方笺未提出任何异议，二审提出异议没有合法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残疾赔偿金正确。（一）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从受伤之日计算残疾赔偿金错误，系其片面解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只有定残之日前计算为误工费，定残之日起计算残疾赔偿金，才能实现受害人权益保护的完整“闭环”，否则王某从受伤之日到定残之日前的合法权益将无法保障。质言之，王某于2014年6月2日受伤，于2021年1月6日死亡，治疗时间长达79个月，如果只支持2年的误工费，那么至定残之日存在3年多的“空档期”，该期间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应该支持其中一项。虽然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残疾赔偿金从定残之日起计算，但同时也规定，误工费可以计算至定残前一日，王某的残疾赔偿金标准是每年37601元，而其误工费标准是每年84000元，远超残疾赔偿金标准，原审判决综合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标准，按照20年计算残疾赔偿金，合法合情合理。如果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误工费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则对方应承担的误工费远不止原审判决认定的数额。2.虽然根据案涉鉴定意见王某的误工时间为2年，但王某系一级伤残，符合因伤残持续误工的情形，故王某因持续误工实际减少的损失本就应当计算至定残之日，而不应只计算2年。一审法院在参考鉴定意见的同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残疾赔偿金自王某受伤之日按20年计算，系充分保护王某的合法权益，应予维持。3.王某受伤之日尚不足60周岁，尽管尚未进行伤残鉴定，彼时其伤残等级应为一级，因此应当将残疾赔偿金计算为20年。如果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坚持主张残疾赔偿金不应计算20年，二审法院应依法计算误工费至定残前一日。4.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残疾赔偿金和误工费均为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自发生事故之日起给予赔偿，不因受害人死亡而改变。王某受伤构成脑外伤三级，已经形成植物人状态，事实上应为一级伤残，因此其受伤当时残疾赔偿金已经实际发生，虽然王某在治疗7年后去世，但其残疾赔偿金是客观存在并明确的，残疾赔偿金不应因王某死亡而发生变化。因此，王某死亡后残疾赔偿金不能更改为死亡赔偿金。（二）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一审法院所在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一审法庭辩论发生于2020年，故一审法院按照湖北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于法有据。三、原审判决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正确。（一）王某系一级伤残的植物人，伤情极为严重，且为完全护理依赖，必须终身住院治疗，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王某后期不能持续住院并不是医生建议可以出院，或者其自愿出院，而是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长期故意欠交医院医疗费，其家属又无钱垫付，医院因王某欠费要求其出院或者转院治疗，王某不得不间歇性转院或者出院。故王某住院时间间断完全是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故意欠费造成的。（二）2019年末，案涉医院因迎接省市卫生部门医疗质量检查，遂动员王某家属暂办出院手续，但由于重症病人出院恐有生命危险，医院同意王某可留在医院，但医疗费由家属自行承担。故这段时间王某虽无住院记录，但实际上并未离开医院。（三）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各大医院只接受新冠××感染患者，其他病症患者一床难求，为顾全和服从国家大局，后期王某转院或者出院也是迫于无奈。且王某后期数次出院或者转院相关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至今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最后，王某非住院期间每天必须的高蛋白补充费用，已经远远超过其每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四、原审判决认定护理费正确。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本案中，第一，双方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护理费为5800元/月，并未约定系全包干型护理费。第二，王某的护理难度很大，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以下简称长航医院）的出院记录和诊断证明强调要“加强卧床护理（患者护理难度大，建议2人护理）”。因此，原审判决以双方协议约定的数额为计算标准，同时参考医疗机构的诊断意见、护理患者的实际困难及当地护工劳务报酬逐年上涨的实际，以护理人数1.5人计算护理费，合法合理。五、原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王某为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提供劳务活动因伤致一级伤残，全部过错均在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王某受伤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漠视生命，不但不赔偿，而且长期欠付医药费，导致王某因伤致死，不仅王某本人的身心遭受极大的痛苦，其家属在近7年的护理以及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多年无果的协商中也遭受漫长的精神折磨，因此原审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系在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后综合确定的，并无不当。六、原审判决认定误工费正确。根据在案证据——《船员上船协议书》、汉口银行工资流水明细，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都是次月发放上一月的工资。2014年1月22日发放的1065元和1月23日发放的89元，系2013年12月份的工资；2014年2月24日发放的6738.1元和3月3日发放的500元，系2014年1月份工资；2014年3月25日发放的7580.1元和3月28日发放的500元，系2014年2月份工资；2014年4月28日发放的5999.1元和500元，系2014年3月份工资；2014年5月21日发放的6160.1元、5月30日发放的500元和5月31日发放的140元，系2014年4月份工资。由于王某2013年12月入职当月工作时间仅有几天，所以2014年1月发放上一月的工资仅有1154元，因此2013年12月份的工资不应纳入计算月平均工资的范围。王某2014年1月至4月的工资总额为28617.4元，计算平均值为7154.35元，已经超过7000元。原审判决按照7000元/月计算误工费是有事实依据的。此外，关于原审判决赔偿项目，被上诉人补充说明两点：一是总的赔偿金中漏算了36000元后续治疗费。一审法院对于“按每月1500元暂计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的事实是支持的，但在最后汇总各项赔偿金时，对于后续治疗费这一项却只计算了25万元，漏算了需要另行赔付的生存期每月1500元的常规后续治疗费用。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总赔偿金中补加该项费用共计36000元。二是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无理由扣减了王某2014年5月工资3300余元。王某2014年5月在船上工作且提供了正常劳动，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无故克扣王某该月工资3300元。请求二审法院核实后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补发被克扣的3300元。此外，被上诉人二审期间还主张王某定残后营养费19350元、王某家属在秭归陪护期间的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6820元、王某的丧葬费32330.5元。针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提交的补充上诉状内容，被上诉人辩称，一、关于985号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后续治疗费25万元。该项费用王某已经用完，并且已经实际发生，我方实际支付的费用超出25万元，除13万元有票据的部分外，其他没有票据部分是因疫情的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但是在此期间王某住在医院是客观存在的。二、关于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双方有协议约定，即按照5800元每月计算。三、关于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实际已经减少的财产损失，该损失是固定和明确的，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已经发生，不能因为受害人在受伤以后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而变化。四、关于误工费的计算标准。王某为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提供劳务期间的月均收入超过7000元，且在为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提供劳务时受害致一级伤残，所造成的误工损失按照7000元每月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关于武轮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分公司的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总公司承担。本案中，合作中心作为武轮公司的分公司虽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原审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有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向王某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暂计200万元（不含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欠付的医院医疗费用，具体数额在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后再行确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承担。2020年1月8日王某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向王某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14030.23元。2020年6月8日王某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向王某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8048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王某与合作中心的劳务关系2013年12月24日，合作中心与王某签订《船员上船协议书》，约定合作中心派遣王某到“汇江25001”轮担任轮机长，合同期限为四个月，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4月24日；合同期满，若王某愿意继续留船工作，须提前告知合作中心，经合作中心与船东公司协商同意后，本合同自动延长等。该协议签订后，合作中心即派遣王某到武轮公司所属“汇江25001”轮担任轮机长。王某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为：2014年1月22日发放1065元、1月23日发放89元，2014年2月24日发放6738元，2014年3月3日发放500元（考核）、3月25日发放7580元、3月28日发放500元，2014年4月28日发放5999元、500元（考核）。2014年6月2日，王某在“汇江25001”轮工作期间受伤。二、关于王某伤后治疗情况（一）在秭归县人民医院的治疗王某受伤当日被送往秭归县人民医院治疗，于同年7月3日出院。秭归县人民医院对王某的伤情诊断为：1.Ⅲ级脑外伤，双侧额、颞叶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顶骨骨折；2.肺部感染；3.电解质紊乱；4.低蛋白血症；5.骶尾部压疮。秭归县人民医院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行高压氧治疗。王某在秭归县人民医院治疗所发生的费用，均由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支付。（二）在长航医院的治疗2014年7月3日，王某在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安排下入长航医院康复科治疗，后于同年9月9日转入该院神经外科治疗。在长航医院治疗期间，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2019年8月7日，王某方自行向长航医院支付住院医疗费13499.21元。2019年9月23日，长航医院出具《证明》，内容为王某自2014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7日在该院共住院7次，住院总费用共462326.78元，已缴费258099.21元，现欠204227.57元。2019年8月7日，王某从长航医院出院时该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记载，王某护理难度大，建议两人护理。（三）王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军医院（以下简称457医院）的治疗2019年8月8日，王某入457医院治疗，于2019年11月28日出院。该次住院治疗共发生医疗费60900.41元，由王某方支付。（四）与治疗有关的事实王某在长航医院、457医院治疗期间，因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未支付医疗费用，院方未向王某提供药品。王某的家属遂按照长航医院、457医院的相关处方，自行购买药品治疗。自2014年9月至2019年12月，共计发生医药费194486.22元。此外，因王某治疗之需，还发生交通费9404.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8172.59元。三、关于王某的伤后处理2014年9月27日，合作中心与王某的法定代理人李琼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王某于2014年6月2日在经合作中心派遣的“汇江25001”轮机舱工作时受伤，致二级脑外伤（首次入院医院诊断），现在长航医院住院治疗。因王某伤情治疗需要，为切实解决家属护理困难，双方就王某在工伤治疗停工留薪期内合作中心支付的护理费用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确认，在王某工伤治疗停工留薪期内，双方依据王某伤情确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并协商达成合作中心按月支付给王某的护理费数额。王某在伤残等级鉴定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即数额，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2.按照2014年8月19日双方协商一致意见，合作中心自2014年6月2日起，按王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标准，每月支付5800元给王某；合作中心首次支付时间为2014年9月末，自2014年10月2日起护理费原则上当月首周支付，王某一方在领取护理费用时应当按合作中心财务制度要求配合履行相应手续。3.双方同意，根据王某在工伤治疗停工留薪期内治疗效果及康复情况，如果王某伤情达到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护理等级，双方适时协商对应等级的护理标准。4.王某在领取合作中心支付的上列款项后，今后不得再向合作中心质疑及要求调整王某工伤治疗停工留薪期内双方已就护理等级及护理费标准协商一致达成的结果，和主张相同内容的责任、费用要求。2015年5月4日，合作中心与王某的法定代理人李琼签订《协议书》，就合作中心办理团体保险索赔，需要王某方配合进行伤残鉴定事宜，以及双方启动一次性理赔协商等相关安排达成如下协议：1.王某方同意配合合作中心向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团体保险的索赔工作，并对合作中心提供基于保险公司理赔要求所需的材料、证件等，如保险公司对合作中心开具相关材料提供清单，合作中心需向王某方提供相关材料清单。2.王某方对合作中心投保之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作为伤残鉴定机构不持异议，但此次伤残鉴定结果只用于合作中心向保险公司索赔。3.合作中心承诺在王某团体保险理赔程序完结、理赔金额到位后，将专款专用，全部用于王某今后的住院治疗、康复和前期赔偿。4.合作中心在基于保险索赔目的对王某所做的伤残鉴定结束后二日内，双方开始就一次性人身损害赔偿进行协商。同时，合作中心保证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且一次性理赔金额到位之前，绝不以任何理由中断王某住院的各项治疗。5.合作中心同意，若双方在两周内仍未就一次性人身损害赔偿事宜达成最终协议，王某必须转院救治。合作中心应全力配合王某方办理转院、缴费等手续，并保证今后不再拖欠王某的住院医疗费用。四、关于王某的伤情鉴定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时间进行鉴定，合作中心申请对王某的伤害形成原因以及伤害与目前身体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组织协商，各方当事人均同意由诚信鉴定所实施鉴定。诚信鉴定所经鉴定，作出鄂诚信[2019]临鉴字第9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985号鉴定意见），内容为：1.王某的损伤属一级伤残。2.误工期为伤后两年，生存期完全护理依赖，营养期为伤后到定残前一日为止。3.后续治疗费参照临床专家书面建议约需25万元或据实结算，另给予生存期每月1500元作为支持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的费用。同时，诚信鉴定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经审阅鉴定材料，包括多次住院的全部病历资料，王某于2014年6月2日入院治疗至今，呈植物人生存状态，在医院住院期达五年之久，事发现场早已不存在，王某当前状况是失语，提交的病历资料不能满足鉴定要求，故合作中心提出的鉴定请求，不具备鉴定条件。收到985号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后，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补充鉴定申请，请求对王某脑外伤癫痫的后续治疗费、因癫痫咬掉21颗牙齿的赔偿（治疗）费用及定残之后的营养期进行补充鉴定；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称鉴定意见书未明确王某的生存期限，导致其义务履行期限不明，而根据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规定》，植物状态生存为生存期护理依赖，一般暂时评定二年，故请求按照前述规定对王某的生存期予以明确。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协商，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向诚信鉴定所函告了当事人的前述书面意见。诚信鉴定所于2020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递交回复《函》称：1.关于“未明确王某的护理标准和生存期限”问题。王某呈植物人状态，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属完全护理依赖，我国目前没有所谓的“护理标准”。没有“生存期限”的说法，生存期是人的生命自然存续期，无需评定。经查，生存期护理依赖“暂定两年”的文件已经废止。2.关于王某方所称的遗漏“王某脑外伤癫痫的后续治疗费、因癫痫咬掉21颗牙齿的赔偿（治疗）费用”问题。王某已评定为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上述费用另行给付没有法律依据。根据鄂司鉴协[2019]2号文件《湖北省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指引（试行）》第8.3.6条和附表《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标准》中“植物生存状态生存每月1000-1500元（二年内）”，取上限按每月1500元给予支持、对症、并发症防治等费用，已将必然发生的后期治疗包含其中。鉴定意见书另参照临床专家建议增加后续治疗费约需25万元，如果癫痫的后期治疗费、牙齿的赔偿（治疗）费另行给付，则显失公平。3、关于“遗漏王某定残之后的营养期”。985号鉴定意见书已有明确意见，即营养期为伤后到定残前一日为止。后王某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撤回其提交的前述补充鉴定申请，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亦确认不再申请补充鉴定。因申请该次鉴定，王某支付鉴定费用3800元。五、关于其他相关事实王某伤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向王某的家属支付包括护理费在内的各项款项共计67200元。2019年9月12日，王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请求裁定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先行支付医疗费68万元。该院经审查，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鄂72民初12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先行向王某支付医疗费30万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已履行前述给付义务。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度湖北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0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主张的各赔偿项目、标准、金额能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一、王某主张医疗费473113.41元。王某在秭归县人民医院治疗所发生医疗费，均已由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垫付，一审法院不再论证。王某在长航医院治疗期间，发生医疗费总费用462326.78元，现欠204227.57元，此外王某方自行垫付医疗费13499.21元；在457医院治疗期间，王某方垫付治疗费60900.41元；王某方自2014年9月至2019年12月自行购买药品而支付医药费194486.22元；合计473113.4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前述费用应由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予以赔偿。王某提出该部分主张，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二、后续治疗费。王某主张后续治疗费319000元，包括颅骨修补、褥疮治疗、脑积水分流术的医疗费25万元，按每月1500元暂计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按500元/月暂计两年的脑外伤癫痫后续治疗费，以及因癫痫咬掉的21颗牙齿的赔偿费（参照武汉市三甲医院费用情况，按1000元/颗计算）。一审法院认为，1.颅骨修补、褥疮治疗、脑积水分流术的医疗费25万元，系985号鉴定意见书作出的评定，各方当事人未对此提出异议，该院对王某主张的该项费用予以支持。2.脑外伤癫痫后续治疗费、因癫痫咬掉的21颗牙齿的赔偿费，均包括在按1500元/月计算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中，王某在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外另行主张的脑外伤癫痫后续治疗费、因癫痫咬掉的21颗牙齿的赔偿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三、误工费。王某主张按照7000元/月计算24个月，计168000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抗辩称王某受伤前月工资不足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船员上船协议书》未就王某的工资标准作出约定，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的工资构成，但从王某提供的证据可以推知，王某每月的工资分两部分，即正常工资和考核工资，据此得出王某2014年2月、3月、4月发放的两项工资合计分别为7238元、8080元、6499元，平均数为7272.33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王某主张按照7000元/月计算误工费，具有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据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应向王某支付误工费168000元。四、护理费。王某主张的护理费包括：1.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的前期护理费582900元（5800元/月·人×67月×1.5人）；2.暂计两年的后期护理费208800元（5800元/月·人×24月×1.5人）；3.高压氧舱陪护费3600元（50元/次×72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护理费标准。根据合作中心、王某于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在王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期间，合作中心按照5800元/月支付护理费。根据985号鉴定意见书，王某在生存期均为完全护理依赖。故王某主张按照该《协议书》约定的护理费标准计算护理费，具有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护理人员人数。长航医院于2019年8月7日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记载，王某护理难度大，建议两人护理。王某现主张按照1.5人计算护理费，未超出长航医院建议的护理人员人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高压氧仓陪护费。王某未举证证明该陪护费用超出一般护理范围，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护理费不能覆盖，其主张该部分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王某主张护理费791700元（582900元+208800元），该院予以支持；王某主张高压氧舱陪护费3600元，该院不予支持。五、交通费。王某主张交通费9404.5元，并提供相应票据。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主张以上费用均提供了相应票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六、住宿费、伙食费。王某主张住宿费3720元、伙食费3100元，系自2016年6月2日至7月3日在秭归县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发生的，分别按照120元/天、100元/天计算31天。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住宿费、伙食费，系在“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情况下所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2016年6月2日至7月3日王某在秭归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不属于前述规定的“不能住院”的情形。因此，王某主张该部分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七、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某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自2014年6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计2039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另一部分为自2020年1月1日起暂计两年（731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天计算，合计27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伤后一直住院治疗，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王某的伤情，在生存期内需要持续住院治疗，故其暂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至2021年12月31日，该院予以支持。王某主张按照100元/天计算该项费用，未超出合理标准，该院予以支持。因此，对于王某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77000元，该院予以支持。八、营养费。王某主张的营养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自伤后至定残前一日止期间的营养费，另一部分为自定残之日起两年内的营养费，均按照50元/天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营养期。根据985号鉴定意见书，王某的营养期为伤后至定残前一日即2019年12月16日；王某此后的营养费用，均已包含在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中。因此，王某主张超过前述截止日期的营养期，没有法律依据。依据985号鉴定意见书，王某的营养期应自2014年6月2日至2019年12月16日，计2024天。其次，关于营养费给付标准。王某主张按照50元/天计算营养费，未超出合理标准，该院予以支持。因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应当向王某支付营养费101200元（2024天×50元/天）。九、残疾赔偿金。王某主张按照37601元/年计算20年，计75202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受伤时尚不满60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残疾赔偿金应按照20年计算。王某所受损伤为一级伤残，2019年度湖北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01元。因此，王某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52020元（37601元/年×20年×100%），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十、王某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58172.59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主张的各项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均系王某伤后购买护理所必需的辅助器具而支出的费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十一、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王某因健康权遭受侵害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其次，王某的损伤属一级伤残，且多年来呈植物人生存状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较为合理，该院予以支持。结合以上论述，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应向王某支付医疗费473113.41元、后续治疗费25万元、误工费168000元、护理费791700元、交通费9404.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7000元、营养费101200元、残疾赔偿金75202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8172.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合计2960610.5元。扣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本案一审诉讼前已支付的67200元和依据本案先予执行裁定支付的30万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还应向王某支付2593410.5元。王某主张的超出该金额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支付2593410.5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1444元，由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并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一审法院；鉴定费3800元，王某已预交，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在履行一审判决确定的义务时，应当将该项费用一并支付王某。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三组新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1.王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据3.汉阳区琴断口街道七里一村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据4.《户口注销证明》，证明目的：王某因船舶事故引起脑外伤成植物人引发多种并发症，于2021年1月6日11时10分死亡。第二组证据：证据5.户口簿复印件；证据6.李琼身份证复印件；证据7.王璇璇身份证复印件；证据8.《亲属关系证明》；证据9.浠水县蔡河镇玉泉桥村村委会《证明》二份，证明目的：王某的权利义务承继者为配偶李琼、女儿王璇璇两人，王某的父母先于王某死亡。第三组证据：证据10.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军医院《住院收费票据》3张、《病人费用清单》5张；证据11.武汉市汉阳医院《住院医疗发票》1张、《住院费用清单》3张；证据12.武汉市急救中心收费票据2张；证据13.医药费发票25张、处方笺33张；证据14.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军医院《出院记录》4份、《出院诊断证明》1张；证据15.武汉市汉阳医院《出院记录》1份、《出院诊断证明》1张；16.残疾辅助器具——吸痰器发票1张；证据17.长航医院病历2张；证据18.关于一审原告对赔偿项目的其他请求和理由说明1份；证据19.王某脑外伤后引起的多种疾病和并发症相关照片9页。证明目的：1.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月6日期间，王某因住院治疗实际发生的部分医疗费78152.45元，家属凭医生处方笺在药店买药实际垫付医药费33260.69元。2.王某的历次住院记录均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并医嘱加强营养支持治疗，证明王某在定残日之后仍然迫切需要加强营养。故定残之后的营养费19350元也必不可少。3.2020年长航医院的病历强调王某身患多处褥疮（IV期），并建议到医院换药清创，证明一方面王某褥疮伤伤情极其严重，另一方面褥疮换药本属于医生职责，因换药费用太高家属无钱垫付，代医生换药虽然迫不得已但是换药环节必不可少。近7年换药费用达43万余元。因此该部分费用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应当支付被上诉人。4.王某在一审法院宣判近3个月后死亡，但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实际发生的医药费、护理费等远超原审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赔偿的总费用，故被上诉人对赔偿项目提出其他请求并作出说明。5.王某脑外伤后引起多种疾病和并发症的相关照片，证明因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长期欠费、医院不予治疗，王某病情不断恶化，近7年来受尽病痛折磨。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质证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方并未对王某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声称其因船舶事故引发疾病直至死亡，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于第三组证据，第一，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有医疗费票据的金额为111413.14元，对于没有医疗费票据的金额我方不予认可。第二，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后续营养费，仅应计算至定残前一日，随后产生的相关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第三，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脑外伤、癫痫的后续治疗费用、因癫痫咬掉21颗牙齿的治疗费用，原审对此均有认定，由于被上诉人对原审该项认定并未提起上诉，因此该笔费用不应支持。第四，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家属代为换药产生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相关费用应当以医疗机构所出具的凭证及诊断证明作为依据。第五，证据18不属于证据，只是一个说明。本院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三组新的证据，除证据18不属于证据外，其他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均予采信。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评判。本院二审期间，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对原审判决第10页关于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已缴付医疗费用258099.21元的认定有异议，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合作中心已经垫付医疗费347500元，住院总费用462326.78元，扣除前述金额后，欠付金额应为114826.78元。本院认为，王某在一审提交的证据8长航医院《证明》载明，王某自2014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7日在长航医院治疗，住院总费用462326.78元，已缴费258099.21元，现欠204227.57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庭审质证称需庭后核实，但其后并没有提交核实后的意见，一审法院依法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采信该证明并无不当，且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二审主张合作中心已经垫付医疗费347500元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对原审判决第7页关于王某受伤后合作中心向王某家属支付的含护理费在内的费用67200元有异议，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支付的金额应为79700元。本院认为，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原审提交证据2财务凭证，王某对此发表质证意见，认可其中的现金付款67200元，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认定现金付款67200元并无不当，且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二审主张支付的金额应为79700元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另查明，第一，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都是次月发放王某上一个月的工资。第二，原审漏算了按每月1500元暂计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外，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面临的一个特殊情形是，王某在诉讼活动中死亡，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据此修改其先行提交的上诉状，而提交补充上诉状。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关于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的认定是否错误，原审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是否错误。兹分述如次：一、关于误工费。200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第一，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上诉主张王某受伤前月平均工资不足7000元，根据王某原审提交的证据2汉口银行流水明细，本院二审查明的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都是次月发放上一月工资这一事实，结合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本院维持原审关于王某受伤前月平均工资7000元的认定，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本案误工期的认定。尽管原审根据985号鉴定意见书认定王某的误工期为伤后2年，鉴于王某因重伤致残持续误工，本院不采信该项鉴定意见，而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本案误工期调整至王某定残之日前一天，即2019年12月16日。否则，由于残疾赔偿金从定残之日起算，如果仅认定王某2年误工期，则自误工期满至定残之日王某的合法权益将有3.5年得不到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权利得不到保护，法治将会不昌。第三，王某于2014年6月2日受伤，至定残日前一天2019年12月16日长达5.5年之久，据此计算误工费应为5.5×7000×12=462000元，原审少计算294000元（462000元－168000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上诉主张王某无固定收入，应当以《湖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职工的平均工资76200元/年为标准计算误工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残疾赔偿金。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第一，关于二审能否将残疾赔偿金调整为死亡赔偿金。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二审主张将残疾赔偿金调整为死亡赔偿金，被上诉人对此持有异议。本院认为，残疾赔偿金性质上系财产赔偿，是受害人实际已经减少的财产损失，该损失是固定和明确的，不能因为受害人在受害以后身体状况发生变化甚至死亡而变化。故，不能将残疾赔偿金调整为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基于王某伤残的基本事实、针对王某诉请的残疾赔偿金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在解决该项争议后，下一步我们再来审查原审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是否正确。第二，一审法院武汉海事法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一审法庭辩论发生于2020年，故一审法院按照湖北省2019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7601元计算残疾赔偿金，于法有据。第三，残疾赔偿金应当从定残之日起算。王某于1954年12月29日出生，于2014年6月2日在“汇江25001”轮工作时受伤，2019年12月17日鉴定机构出具985号鉴定意见书，认定王某的损伤系一级伤残。因此，尽管王某受伤时不足60周岁，但鉴定意见作出时已经超过60周岁。一审法院从王某受伤时起算残疾赔偿金，于法无据。第四，王某定残之日已经年满64周岁，应按照16年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即16年×37601元/年×100%=601616元，原审认定残疾赔偿金752020元，相比601616元多计算150404元（752020元－601616元）。三、关于后续治疗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因王某在一审宣判后死亡，985号鉴定意见书涉及的后续治疗费应予调减。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被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月6日王某因住院治疗实际发生的部分医疗费78152.45元，其家属凭一审处方笺到药店买药实际垫付医药费33260.69元，合计111413.14元。剩余10余万元如果没有相应的凭据予以证明，能否按照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主张予以退还，就成为下一步审理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二，被上诉人主张购买部分药品因疫情无法获取票据，基于彼时武汉疫情的严峻形势，该辩称意见具有较大盖然性是成立的，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一审法院在依据985号鉴定意见书支持王某的后续医疗费25万元的同时，漏算了按每月1500元暂计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尽管被上诉人没有对此提出上诉，但可以作为本院二审实体处理考量的因素之一。第四，考虑到后续医疗费25万元包括颅骨修补、褥疮治疗等费用，如果将剩余10余万元退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颅骨修补、褥疮治疗等费用将无法得到补偿。第五，原审没有支持王某关于脑外伤癫痫后续治疗费、因癫痫咬掉的21颗牙齿的赔偿费主张，系因该费用均包括在按1500元/月计算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中，在漏算该36000元的情况下，如果将剩余10余万元退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对王某及其家属来说无疑是更加不公平的。基于上述分析，本院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关于调减后续治疗费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护理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因王某在一审宣判后死亡，985号鉴定意见书涉及的护理费应予调减。本院认为，第一，王某与合作中心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王某）在伤残等级鉴定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及数额，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自2014年6月2日起，按王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标准，每月支付人民币5800元整。该两条约定内容不同，根据合同的体系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可视为第二条约定对第一条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即按照每月5800元的标准支付护理费。因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依照《湖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677元/年的标准，向王某支付自2019年12月18日至去世前的护理费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王某自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护理费应否退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问题。按照12个月计算，该项护理费约104400元（5800元/月·人×12月×1.5人）。王某于2014年6月2日受伤，于2021年1月6日死亡，自受伤至死亡长达7年之久，因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拖欠医疗费用，武汉护理市场人工成本较高，王某家属不得不承担繁重的护理工作。加之王某在原审仅按照1.5人而不是2人的标准主张护理费（根据长航医院2019年8月7日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王某护理难度大，建议两人护理。）鉴此，本院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五、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主张因王某在一审宣判后死亡，985号鉴定意见书涉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予调减，即王某应退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自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认为，按照100元/天计算，该项金额约36000元（360天×100元/天）。从应然意义上说，由于王某系一级伤残，生存期完全护理依赖，因此需要持续住院治疗（尽管王某存在间歇性转院或者出院的情形），原审该项判决并无不当，不能因为王某死亡而将该项费用予以退还，其法理依据本院将随后详述。故本院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六、关于医疗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认定医疗费错误。截至2019年1月29日，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通过转账、现金支付等方式支付医疗费约40余万元，另被上诉人主张自行购买药品所支出的费用，一审并未查证属实。本院认为，第一，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一审提交证据二财务凭证，拟证明截至2019年1月29日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支付各类费用428203.1元，一审法院在王某发表质证意见后进行了认证，对没有证据支持的不予采信。第二，必须认真对待权利，权利必须及时行使，否则将会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法理。王某在原审提交证据九住院收费票据，拟证明王某垫付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以及实际支出交通费等事实，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庭审质证称需庭后核实，但庭审结束后未提交核实意见，原审依法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认定王某家属按照长航医院、457医院的相关处方自行购买药品治疗，自2014年9月至2019年12月共计发生医药费194486.22元并无不当。因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前述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一，王某受合作中心、武轮公司雇佣期间因公致伤，7年后不幸死亡，该事实给其本人和家属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是巨大的，该损失应予弥补和救济自不必待言，本院于此不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第二，王某在原审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一审法院予以全部支持，系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为实现公平正义，而充分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地处理案件的权力。只要自由裁量权符合法的精神、恪守法度、没有滥用，就应当受到各方尊重，上级法院就应对此保持必要的谦抑和克制，不能动辄加以更改。八、关于武轮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合作中心作为武轮公司的分公司，虽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成为本案适格被告，但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依据前条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和法理，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当有总公司来承担，因此原审判令武轮公司与合作中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基于前述分析，原审少计算误工费294000元，多计算残疾赔偿金150404元，漏算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即便104400元护理费和3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予以退还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合作中心、武轮公司还需支付被上诉人39196元（294000－150404元＋36000元－104400元－36000元），鉴于被上诉人没有对此提起上诉，本院二审维持原审实体处理结果不变。至于被上诉人在二审提出的王某定残后营养费19350元、王某家属在秭归陪护期间的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6820元、王某的丧葬费32330.5元等相关主张，以及原审漏算两年的对症治疗及并发症防治费36000元，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扣减王某2014年5月的工资3300余元等问题，由于其没有对此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理。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与前述主张相关的部分证据，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以985号鉴定意见书为基础，基于自由裁量权，判令合作中心、武轮公司支付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相关费用合理合法。实际上，原审判决在保护王某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让其承担了相关赔偿费用可能不足的风险，王某及其承继人并没有因一审判决获得不当利益。质言之，无论当事人的生存年限是否少于相关费用支付年限，均不构成不当得利，侵权人无权要求返还。进而言之，本案的审理还涉及法律是什么这一千古命题。关于法律是什么，尽管近代以降法学各流派聚讼纷纭、各执一端，但基于法哲学、法律史和法文化的视角，法必须是良法。自罗马法肇始，人们普遍认为，法乃公允善良之术，“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法安天下、公平如水，每一个个体均受法的保护和约束。法慈母般的心肠永远侠肝义胆、古道热肠，法慈爱的目光永远充盈对苍天厚土芸芸众生深切的同情和体恤、无尽的悲悯和眷顾，法永远闪耀人道主义的光芒，法辉永远泽被天下苍生。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必须通过司法裁判体现自己的人文关切和价值追求。裁判本身即是一门艺术，在裁决中需要法官基于良知运用智慧实现正义，而智慧则源于对正义的执着坚守和对人心世故的洞若观火。本案中，本院作为审判机关，尽管不必置于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对合作中心、武轮公司在处置王某伤情过程中是否存在应予谴责的不当行为、是否违背企业伦理进行深入探究和置喙，但是，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诫我们，道德上的评价与法律上的评判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生命健康权是自然人首要的、最根本的人身权利，王某因工伤致残最后死亡，本院给予其必要的同情乃应有之义，但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合法权益也应予以必要的尊重和保护。职是之故，本案二审审理的关键在于，基于要件事实和法官的内心确信，对诉讼两造的利益进行衡量、衡平，并合理分配损失，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秩序等法的价值目标。其堂奥和要义是依法将王某受伤后误工期与定残之日进行无缝对接，形成完整的权利“闭环”，再以此为基础和前提，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其他法解释方法对案涉合同的真义进行阐发和解释，从而达到对弱者权益进行较好保护的效果，实现天理、国法和人情的和谐统一、融会贯通，实现法官的道义担当，践行新时期通过司法产品输出公平正义、引领社会良好风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职责使命。综上，合作中心、武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尽管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4元，由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长航对外劳务技术合作中心、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马文艳审判员 龚荣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何柳书记员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