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4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邢书林，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祥红，女，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军，荆州市沙市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邢书林因与被上诉人王祥红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邢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被上诉人王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书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鄂10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祥红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公开审判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诉讼权利、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是司法公正的底线。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动物饲养和管理人以及该动物将被上诉人撞倒受伤的事实的主要证据，就是所谓的程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以所谓“本院核实”的方式被认定并采信，如何核实的，上诉人及代理律师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听取上诉人和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上述做法完全是搞“秘密审判”，毫无公平公正可言，不仅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定程序，而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当事人的包括辩论权在内的基本诉讼权利，严重侵害了上诉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二、一审法庭滥用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上诉人在本案重审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程某出庭作证，重审法院也通知了程某出庭作证，但程某却未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出庭作证。一审判决认为程某害怕被告方对其进行报复故未出庭，没有事实依据，如果程某害怕报复就会要求法院不要公布其姓名及其作证内容，而不是采取不到庭这一方式，难道上诉人会在法庭上对程某进行报复吗？就算程某怕报复不敢出庭，一审法庭也应该将法庭找程某调查了解的情况在法庭上出示给上诉人进行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前三项情形在本案中显然并不成立，而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也未规定，害怕报复是证人不能出庭的正当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重审时，证人程某既未出庭作证，也未在双方当事人均在场时陈述证言，上诉人也未同意程某以其他方式作证，一审判决采信程某的证言，纯属滥用职权，一审判决以所谓“经本院核实”的“证人证言”认定本案主要的基本事实，完全是一审法庭滥用职权作出的判决。三、一审判决对有争议的主要证据进行综合认证时认为“证据6、7虽然证人程某未出庭作证，经本院核实，程某害怕被告方对其进行报复，故未出庭，但其证词可以互相印证，证人程某亲眼见到被告邢书林饲养、管理的狗将原告王祥红撞到的事实可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上述可以互相印证的证词，不管是被上诉人的录音，还是派出所的笔录，亦或是重审法院的核实，该证词均出自程某一人，一个人的证词谈何互相印证？除了程某的证言外，还有什么证据可以印证上诉人饲养、管理的狗将被上诉人撞到这一事实呢？从证据6即程某的讲话录音中听出，程某竟然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而邢书林即上诉人作为一个修车人是赚黑心钱的，这样的对上诉人充满偏见的人所作的“证人证言”，这样一个经人民法院正式通知出庭而未到庭作证的证人的“证人证言”，这样的一个孤证，竟然被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来裁判案件，重审裁判者完全丧失了裁判者居中裁判的立场和原则，严重违反法定的审判程序，使得双方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环节完全无法平等对抗，法庭审判的程序不公正，直接导致了案件裁判的实体不公正。重审判决完全违背了诉权保障原则，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在本案重审时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权。王祥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王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邢书林赔偿王祥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129436.12元。二、判令邢书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月2日下午14时许，王祥红驾驶电动车从北京东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北京东路河南车行门前人行道时，邢书林用绳子牵着一条黄色宠物狗，因邢书林没将宠物狗拉住，宠物狗突然从台阶上冲到人行道，与正在驾驶电动车的王祥红相撞，致使电动车失去平衡，王祥红摔倒在地，随后邢书林将宠物狗牵到其开设的河南车行店里，王祥红过了一段时间才从地上爬起来。当日，王祥红前往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治疗22天，花费医疗费29609元，通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21771.88元。2018年6月22日，荆州长江法医司法鉴定所对王祥红的损伤作出荆长法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1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祥红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18000元，误工休息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为90日。一审法院认为，邢书林作为动物饲养者、管理者应该妥善管理自己饲养、管理的动物，由于其未能看管好自己的饲养、管理的宠物狗，导致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狗与王祥红发生碰撞，致使王祥红摔伤，邢书林作为动物饲养人、管理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王祥红的诉讼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医院出具出院记录、诊断证明无加强营养的医嘱，故对王祥红主张的营养费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王祥红未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误工费标准按照居民服务业行业标准计算，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前一日。王祥红被邢书林饲养、管理的狗撞到摔伤，精神虽受到一定损害，但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对于王祥红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邢书林应赔偿王祥红各项损失为：医药费7837.12元（29609元-21771.88元）；误工费19993.9元【42677元/年（2019年居民服务业人均年平均工资）÷365天×171天（计算至定残前一日）】；护理费10523.1元【42677元/年（2019年居民服务业人均年平均工资）÷365天×9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22天×50元/天）；残疾赔偿金为75202元【37601元/年（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10%（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18000元；鉴定费2250元，交通费500元。以上共计135406.12元。王祥红请求邢书林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等共计129436.12元，依法予以支持。据此，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邢书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祥红赔偿各项损失129436.12元。如果邢书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元，由邢书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相关证据质证认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二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视为质证过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庭前会议中，王祥红向法庭提交了7组证据并进行了举证，其中第7组证据为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燎原派出所对证人程某的询问笔录。邢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军对王祥红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2020年5月13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审判长对庭前会议组织双方交换证据并质证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证据当庭再次进行了举证、质证。之后，一审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对该案的相关证据进行了调查核实，并经综合审查判断后，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不存在邢书林上诉所称的“秘密审判”，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定程序的情形。何况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听取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是否采信其质证意见，审判人员应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综合分析审查决定，如人民法院不予采信其质证意见，即为毫无公平公正可言，即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当事人的包括辩论权在内的基本诉讼权利，未免有失公允。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一审法庭是否滥用职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本案中，证人程某在公安机关对其调查时，曾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能够替其保密个人信息，担心遭受报复。在王祥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资料中，程某亦强调不敢作证，怕报复。在一、二审对其调查核实的过程中，程某均反复陈述其曾遭受威胁，再三表明其担心报复不敢出庭的顾虑，并对一、二审的调查笔录均以害怕报复拒绝签字。一审中，邢书林承认与其子找过证人程某。二审中，公安机关向本院出具了2020年5月4日对邢书林的传唤询问笔录。该笔录证实在一审开庭前的2020年5月4日下午16时许，邢书林以程某提供“虚假证言”为由，与其子邢浩一起到程某理发的摊位处与程某发生纠纷，程某报警及公安机关传唤询问邢书林的经过。本院认为，诚然，依照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公民，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案件当事人没有任何依据有擅自找证人纠缠或者威逼证人改变证言等权利。本案中，作为证人的程某长期在路边摆摊搭棚从事理发谋生，风里雨里，图的是岁月平安，养家糊口，生活自给。邢书林因程某作证即与其子寻其理论纠缠等情状必然会对其心理造成震慑，其担心报复亦为人之常情。通过一审法院对程某证人证言的认证：“虽然证人程某未出庭作证，经本院核实，程某害怕被告方对其报复，故未出庭，但其证词可以相互印证，证人程某亲眼见到被告邢书林饲养、管理的狗将原告王祥红撞到的事实可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的阐述可知，一审法院是认可证人程某存在担心报复，有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形，并认可其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一审判决采信程某的证言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的此节一审法庭滥用职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证据问题。本案有证人程某的证言予以证明，有录音视听资料佐证；有王祥红在2018年3月27日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以及王祥红的丈夫李延昌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有案发第二天李延昌报警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同年3月28日王祥红的妹妹王祥英报警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的所载内容予以印证。上述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报警材料能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和证实本案动物致害的侵权人为邢书林。上诉人所称的程某系对邢书林充满偏见的人，所作的证人证言是孤证，被一审法院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来裁判案件，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等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5元，由上诉人邢书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冀松审判员  徐 凯审判员  潘 龙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龚 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