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晟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3MMHN64C。法定代表人：杜寅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宁，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承霞，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彦飞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81MA3D326T11。法定代表人：李彦飞，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某，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先，山东清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创元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高新区工业南路59号中铁财智中心1号楼1601-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6648736648。法定代表人：王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顺，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金科，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烟台晟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晟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彦飞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彦飞公司）、山东创元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创元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民初5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晟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和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济南彦飞公司、山东创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合同内的工程量认定为附加工程量，同时依据人工费的价格来认定附加施工费错误。根据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三盛国际公园B4智能化项目施工楼宇对讲跟附加工程量详表》（以下简称《附加工程量详表》），该表列举了济南彦飞公司所谓的附加工程量的每个附加工程单项的名称及对应施工费的计算方式。而根据烟台晟大公司与济南彦飞公司签订的《弱电工程项目外包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的约定，由烟台晟大公司负责提供施工材料，济南彦飞公司负责布线、设备安装及基础调试工作等，《施工合同》后附设备施工的设备报价表，约定按照施工设备的数量和单价来计算施工费。施工设备报价表对比《附加工程量详表》每个附加工程量单项的名称，可以看出，《附加工程量详表》中每个单项的施工属于合同内的施工，而非附加的工程量，比如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安装调试交换机本属于合同内的工程，而济南彦飞公司又在《附加工程量详表》中列为附加的工程量，按照人工费来主张附加的施工费，属于重复主张。根据《施工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如项目中工程量有新增或减少则按清单单价追加或减少施工费”，因此即使存在工程量的增加，也应按照《施工合同》后附的设备报价表来计算附加的工程款，而济南彦飞公司是依据人工费用来计算施工费的，严重违背了合同的约定，而且自定义的人工数量和价格对烟台晟大公司来说极为不公平。（二）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附加工程量详表》、贾某某与杜寅生的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存在附加工程量是错误的。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附加工程量详表》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山东创元公司也未将该部分附加的施工费支付给烟台晟大公司，据济南彦飞公司所述，《附加工程量详表》是由付某某签字提供，而本案审理过程中付某某并未出庭进行说明，山东创元公司亦未出庭进行说明，《附加工程量详表》是否真由付某某签字，抑或付某某代表山东创元公司出具无从核实。其次，该《附加工程量详表》并非是由权威的第三方主体所出具，该证据不满足证据的任何形式，既不能作为证人证言，更不是鉴定报告等，在无法核实真实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贾某某与杜寅生的聊天记录中并没有烟台晟大公司直接承认存在增加工程量的事实，且该证据与其它证据相矛盾，存在删减、不完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杜寅生只是说认可如果增加工程量可以增加费用，但是增加的工程量需要核对，并没有直接承认增加工程量的事实，其次，该电子证据内容存在删减，比如其中济南彦飞公司称“我催付经理好多几次了，把审核的附加工程量给我，一直没给”，日期显示为2019年1月28日，也就说2019年1月28日还没对增加的工程量进行确认，而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附加工程量详表》日期为2018年9月1日，称是已经对增加工程量进行认定，从时间上来看前后矛盾，能看出该聊天记录的内容存在删减、不完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即该电子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不能证明烟台晟大公司承认增加工程量的事实。（三）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4万元发票并非为附加工程款55430元开具的发票，不能证明附加工程款55430元的事实，且该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证明附加工程量的依据。前期济南彦飞公司为烟台晟大公司出具的发票7.2万元是让章丘市文祖成志通信施工队代开的，导致烟台晟大公司一时忘记，才让济南彦飞公司重新补开发票4万元，出现了多出的4万元发票，此4万元发票绝非是为附加工程款开具的发票，发票数额4万元与济南彦飞公司主张的增加的工程款55430元并不是对应的，不能证明增加工程款5543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表明发票不能独立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法院应从实际出发，结合个案情形，特别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综合的判断。本案中，仅依据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4万元发票不能直接认定附加工程量的事实，需结合其它的证据来认定是否真实存在附加工程量的事实。综上所述，济南彦飞公司主张的附加工程量实际是包含在合同中的工程量，济南彦飞公司不能重复主张，且即使真实存在附加的工程量，施工费的计算方式也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计算。济南彦飞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理合法，烟台晟大公司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一）附加工程量并非合同中的工程量，是合同约定之外增加的施工工程量，合同中后附设备施工的设备报价表中的单项施工，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又有相当数量的增加施工。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如项目中工程量有新增或减少则按清单单价追加或减少施工费”，依据合同约定，济南彦飞公司当然有权就增加的工程量要求烟台晟大公司支付增加的施工费，济南彦飞公司要求烟台晟大公司支付增加工程量的施工费有明确的合同依据。而且，在济南彦飞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烟台晟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寅生已经自认有增加工程量之事实。而对于《附加工程量详表》中的增加施工的项目名称与《施工合同》中后附设备施工的设备报价表中的单项名称一致，其实并不矛盾，恰恰能够证实了原报价表中某一或某几项单项设备有数量增加安装的事实，增加的施工费就是设备施工的设备报价表中的单项施工实际增加，因而必然产生了增加的施工费用，这也对应《施工合同》中第四条的约定。（二）济南彦飞公司与烟台晟大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附加工程量详表》，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确实有附加工程量及附加工程量的价款。《附加工程量详表》确系增加的工程量，《附加工程量详表》系烟台晟大公司指定人员对增加工程量的签字确认，因而增加及增加的数量真实可靠，而且烟台晟大公司与济南彦飞公司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杜寅生于2019年1月要济南彦飞公司的贾某某将增加工程量视频发给付某某，给其补人工费。2019年11月6日12:12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烟台晟大公司自认“小付还没给我对完呢，等等吧，他不接我电话”；贾某某向杜寅生催要款项，杜寅生回复“小付还没给我对完呢，，等等吧，他不接我电话”，“是他们故意拖我，你给他对一下工程量吧”，贾某某回复：“工程量去年都对好了，现在又扯这个没道理”。通过一系列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得出如下结论：济南彦飞公司有增加施工的工程量是事实；烟台晟大公司认可“小付（付某某）”核对的增加工程量作为增加依据，而且烟台晟大公司以付某某没有和其对完，作为拖延支付的理由；付某某是烟台晟大公司指定增加工程量的核对人，烟台晟大公司也要求济南彦飞公司与付某某对账，故此，对于付某某出具的工程量单据是作为工程量增加双方认可的最有效证据；济南彦飞公司多次向烟台晟大公司催要款项，烟台晟大公司怠于结算，借口烟台晟大公司自己还没有与付某某对完，由此更加证实了，付某某的核实数据是双方均认可增加工程量的依据。结合烟台晟大公司收到济南彦飞公司“112000元”的发票，能够证实烟台晟大公司确实已明知济南彦飞公司增加工程量，且增加的工程量应以付某某签字确认的数量为据。根据前述事实，基于付某某系烟台晟大公司认可并指示其作为核对工程量特殊的身份，付某某提供的证据效力较强，济南彦飞公司已经完成自己的举证义务，烟台晟大公司却没有任何反驳证据，除了一味的否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烟台晟大公司的观点。当然，济南彦飞公司为了进一步证明《附加工程量详表》签名系付某某本人所签，更进一步查明烟台晟大公司虚假陈述的虚伪，济南彦飞公司愿意继续向法庭提供有付某某签字的《工程会议签到表》，用以比对《附加工程量详表》中“付某某”签字的真实性。济南彦飞公司将其附加工程附加内容及数量，早在2018年9月1日前便已经汇总给“付某某”核验制单，但直到2019年1月28日付某某还没有将该增加工程量核算制单并交付《附加工程量详表》至济南彦飞公司，因此《附加工程量详表》载明的2018年9月1日时间并非是将该单已交至济南彦飞公司处的时间，该单是在2019年1月28日以后，付某某才交至济南彦飞公司，因此才有了微信记录中时间上似乎的矛盾，事实上其实并不矛盾，且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及逻辑。（三）增加工程量是事实，且增加的具体数量济南彦飞公司也提供了相应证据，包括《施工合同》、《附加工程量详表》、微信聊天记录，发票等证据，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高度盖然的认定济南彦飞公司诉讼请求成立。综上，烟台晟大公司上诉依据的理由及事实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保护济南彦飞公司的合法权益，驳回烟台晟大公司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济南彦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烟台晟大公司、山东创元公司支付济南彦飞公司施工费67430元及利息（以6743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用由烟台晟大公司、山东创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5日，济南彦飞公司与烟台晟大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烟台晟大公司委托济南彦飞公司完成三盛国际公园B4智能化项目施工项目工程的施工安装任务；合同第五条约定施工费72000元，以上报价含布线、设备安装及基础调试工作等，如项目中工程量有新增或减少则按清单单价追加或减少施工费；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内工程完工后，经烟台晟大公司及用户验收合格后支付总额度的95%工程款，本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为施工合同总决算的5%，质量保修期为两年；合同第八条约定，工期为从2018年3月25日起到2018年5月30日止，总工程进度根据建设方土建及其装修进度合理调整，因烟台晟大公司因素拖延，工期顺延，济南彦飞公司可以向烟台晟大公司提出因延误导致人工费损失补偿。合同签订后，济南彦飞公司在三盛国际公园B4智能化项目施工项目进行了施工。在烟台晟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寅生与济南彦飞公司的人员贾某某的聊天记录中，杜寅生于2019年1月要求贾某某将增加工程量视频发给付某某，给其补人工费。2019年11月6日，贾某某向杜寅飞催要款项，杜寅飞回复“小付还没给我对完呢”，“是他们故意拖我，你给他对一下工程量吧”，贾某某回复：“工程量去年都对好了，现在又扯这个没道理”。合同之外增加的工程量由付某某签字的《三盛国际公园B4智能化项目施工楼宇对讲跟附加工程量详表》进行确定，附加施工费合计55430元。庭审中，济南彦飞公司提交两张向烟台晟大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为2018年12月10日由章丘市文祖成志通信施工队开具，金额为72000元；另一张为2019年4月7日由济南彦飞公司开具，金额为40000元。烟台晟大公司认可已经收到两张发票。另查明，烟台晟大公司已经支付施工费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安装设备为楼宇对讲设备的安装，案涉房屋已于2018年交付使用，本案仅涉及楼宇对讲机设备的安装及调试，并不涉及建筑工程主体及主要设备的安装，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济南彦飞公司与烟台晟大公司签订的《弱电工程项目外包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烟台晟大公司对《弱电工程项目外包施工合同》内的施工费予以确认，同意支付，但是对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不予认可。对于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烟台晟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寅生在与济南彦飞公司方人员贾某某的聊天记录中，其明确表示对于后期增加项目会相应增加费用，并且要求贾某某与付某某核对增加的工程量。付某某核对附加工程量后在《三盛国际公园B4智能化项目施工楼宇对讲跟附加工程量详表》签字确认，确定施工费为55430元。在之后贾某某向杜寅飞催要款项时，杜寅飞怠于与贾某某结算，仅是回复未与付某某对完。可以认定烟台晟大公司怠于履行核对结算的义务，并且烟台晟大公司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增加工程量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对附加工程的施工费为55430元予以确认。合同内约定的施工费为72000元，附加工程的施工费为55430元，烟台晟大公司已经支付60000元，尚欠67430元尚未向济南彦飞公司支付。烟台晟大公司辩称其对于附加工程核对表不知情，但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系其要求贾某某与付某某核对附加工程量，且烟台晟大公司收取了济南彦飞公司向其开具的112000元的发票，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烟台晟大公司延期支付施工费的行为对济南彦飞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故济南彦飞公司应当向烟台晟大公司支付利息（以6743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济南彦飞公司要求山东创元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烟台晟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济南彦飞公司施工费67430元；二、烟台晟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济南彦飞公司利息（以6743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济南彦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济南彦飞公司对山东创元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43元，由烟台晟大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济南彦飞公司提交工程会议签到表照片一张，是施工过程中的会议签到表，该表中有付某某的签字。拟证明本案中济南彦飞公司提交的《附加工程量详表》中的付某某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两个签字是一致的。烟台晟大公司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不满足证据的要件形式，并且付某某并不是烟台晟大公司的员工，无法代表烟台晟大公司，其与济南彦飞公司签订或出具的任何书面材料烟台晟大公司均不认可，付某某与济南彦飞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我方并不知晓，付某某为其出具的材料不能约束烟台晟大公司。因付某某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济南彦飞公司提交的工程会议签到表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烟台晟大公司认可，2018年12月10日章丘市文祖成志通信施工队开具的72000元发票及2019年4月7日济南彦飞公司开具的4万元发票，烟台晟大公司已经抵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烟台晟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寅生与济南彦飞公司员工贾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烟台晟大公司确实存在未与济南彦飞公司结算的附加工程量，且杜寅生明确要求济南彦飞公司与付某某进行对账。烟台晟大公司并无证据证实《附加工程量详表》中的“付某某”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及烟台晟大公司自认已经抵扣2019年4月7日济南彦飞公司开具的4万元发票的事实，对济南彦飞公司提交的《附加工程量详表》，予以采信。付某某作为烟台晟大公司指定的对账人员，其在《附加工程量详表》中签字确认，应视为烟台晟大公司的确认，据此，烟台晟大公司主张应按照《施工合同》第五条“如项目中工程量有新增或减少则按清单单价追加或减少施工费”的约定，计算附加工程量，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烟台晟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6元，由上诉人烟台晟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 潇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