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鲁10行终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铃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甲59号。法定代表人刘斌，局长。委托代理人鞠成彬，该局党委委员、刑警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建鹏，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于洪飞，该局法制大队民警。上诉人黄铃玲因诉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3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黄铃玲多次前往北京非正常上访，并受到治安行政处罚。2015年7月11日，黄铃玲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行政拘留。2015年8月7日，黄铃玲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附近非正常上访。2015年8月8日，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文登营派出所予以立案，经调查取证后，于当日对黄铃玲依法告知，黄铃玲未提出陈述、申辩。2015年8月9日，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作出文公（营）行罚决字[2015]000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黄铃玲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黄铃玲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有权对黄铃玲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要求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该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该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从重处罚。根据上述规定，北京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本案中，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黄铃玲多次前往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区域非正常上访，被治安行政处罚后，6个月内又实施该行为的事实。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按照法定程序，视情节对黄铃玲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处罚适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黄铃玲送达，黄铃玲拒绝签字，两名办案民警对此注明并签名，程序合法。综上，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黄铃玲要求撤销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铃玲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黄铃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缺乏证据和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中无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执法权证明，无监控录音录像，无任何人或机构对扰乱治安行为的投诉，无现场其他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处罚所依据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训诫书无合法来源，即便该训诫书来源合法，训诫属于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行政拘留处罚，属于重复处罚，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证实自己不在现场；2、原审未列举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适宜的依据；上诉人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天公（2015）第583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及北京公安机关未向被上诉人出具案件移交手续；3、原审法院未对训诫书定性；4、上诉人系去天安门、中南海周边游玩，并非上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处罚缺乏法律依据；5、原审法院不确认《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为有效证据，未说明理由，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取证程序合法有待证实。二、被上诉人作出被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法。1、驻京办事处是非法机构，其所作的行为违法，原审法院以违法行为作为证据使用，判决违法；2、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传唤不符合上述规定；3、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民警到辖区外地区办案抓人，前提是须有当地民警协助配合，否则，程序违法。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文公（营）行罚决字[2015]000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答辩称，1、上诉人到北京天安门附近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有邢和平、王华军、李金召、刘晓锋、孙世超、宋泽伟的证明材料证实，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违法行为人黄铃玲的居住地是威海市文登区，且黄铃玲信访涉及的事项均发生在居住地，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因此被上诉人对本案进行管辖符合上述规定。3、本案由被上诉人直接立案受理，不存在案件移交问题，被上诉人办案程序合法。4、北京公安机关未对本案立案受理，不存在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的政府信息，故北京公安机关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与本案并不矛盾。5、本案证据中的训诫书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15年1月17日出具，系从2015年1月17日黄铃玲扰乱公共秩序案件中复印而来，证据来源合法。2015年8月7日黄铃玲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并未对其进行训诫，且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故不存在重复处罚的问题。6、被上诉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上诉人进行处罚，适用法律准确。7、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口头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已告知上诉人，并将口头传唤情况通知上诉人父亲，上述情况均在笔录中注明，故本案口头传唤程序合法。8、本案系上诉人被劝返至文登后，由办案民警口头传唤至派出所，不存在辖区外抓人的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实被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合法：1、邢和平、王华军、李金召、刘晓锋、孙世超及宋泽伟出具的证明材料各一份；2、对黄铃玲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3、黄铃玲的身份信息一份；4、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黄铃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5、2015年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黄铃玲的训诫书复印件一份；6、2015年1月18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7月11日被上诉人对黄铃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7、办案说明一份；8、受案登记表一份；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审批表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各一份；1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各一份；11、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上诉人黄铃玲一审期间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出具的天公（2015）第778号登记回执、天公（2015）第583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各一份，证实上诉人没有违法行为。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坚持一审期间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此外，上诉人黄铃玲补充认为：1、证据1中李金召的证明材料中陈述其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时发现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要求审查李金召在北京执勤的身份是否合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违法的音频录像证据，至今未收到答复。2、被上诉人没有在北京的现场执法权，无法提供现场目击证人、监控录像、执法记录仪记录情况。3、天安门广场是公共场所，被上诉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作为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进行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上诉人黄铃玲的行为虽发生在北京，但并非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由上诉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故被上诉人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根据上述规定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要求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该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根据上述规定，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否则，公安机关有权采取相应措施。本案中，上诉人曾因在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公安机关训诫及行政拘留，上诉人明知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仍于2015年8月7日到该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存在违法事实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受案后，经调查取证认定相关违法事实，并按照法定程序，视情节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处罚适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信访是信访人的权利，但信访人行使权利必须遵守《信访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扰乱公共场所的社会秩序，上诉人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天安门地区的社会秩序；训诫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措施，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不属于重复处罚；被上诉人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直接立案受理，不需要北京公安机关的案件移交手续；北京公安机关对本案未立案，故不存在相关政府信息，不能据此证实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故，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缺乏证据和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其它上诉理由亦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期间补充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铃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毕海燕审 判 员  马树芳代理审判员  宫晓燕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马芳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