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9民终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义，男，195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现羁押于七台河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辉（杨忠义之子），男，197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七台河市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生，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宝良，男，1955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七台河市新兴区，现住七台河市新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龙，茄子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新，茄子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李彦宇，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上诉人杨忠义与被上诉人赵宝良、原审第三人李彦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赵宝良于2015年1月8日立案起诉杨忠义、李彦宇，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赵宝良与杨忠义之间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驳回赵宝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黑0903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经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本案再审。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8）黑0903民再4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赵宝良与杨忠义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杨忠义返还赵宝良已付的预付款320万元，驳回赵宝良其他诉讼请求。杨忠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以一审案件系再审案件，一审判决主文未对原生效判决作出处理为由，撤销（2018）黑0903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黑0903民初77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2月1日补充协议均无效，撤销（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杨忠义返还赵宝良购股款290万元，驳回赵宝良其他诉讼请求。杨忠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忠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辉、周玉生，被上诉人赵宝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龙、潘志新，原审第三人李彦宇到庭参加诉讼（杨忠义通过七台河市看守所与法院视频连线参加庭审，李彦宇通过“云审”程序软件与法院视频连线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忠义上诉请求：1.撤销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2020）黑0903民初77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宝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撤销重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一，2011年4月6日，杨忠义和李彦宇签订《煤矿合伙协议书》，杨忠义成为勃利县翔宇煤矿的合伙人占51%股份，具有煤矿股份的所有权。协议书开始履行后，李彦宇存在诸多违约：1.违反协议书第五条没有办理煤矿扩储207万吨，井型15万吨/年；2.违反第六条没有按照约定整改和投入，并且一直负债累累；3.违反第九条没有把煤矿负责人变更为杨忠义；4.违反第十二条在签订协议时煤矿已经存在抵押和担保；5.李彦宇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煤矿当时证照不齐全，不合法，证照过期，井型只是1万吨，并不是李彦宇陈述的3万吨井型；6.李彦宇在2011年5月份因伪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几点完全能够证明李彦宇当时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履行与杨忠义的合伙协议，并且证人证实其在看守所期间还让其亲属和中间人转告杨忠义煤矿转让了吧。在李彦宇存在严重违约，且不具备履行合伙协议能力的情况下，赵宝良通过吴某和王某联系到杨忠义要购买杨忠义的股份，而且下一步还要收购李彦宇的股份。其二，按照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在经营期间如一方不愿意继续经营，可共同协商，股份作价，首先对方优先买股，如转让他人必须征求对方同意，双方同意后方可实施，否则视为无效转让，造成的损失由转让方负责。”故杨忠义提出必须让他们去征求李彦宇同意才能进行，对于此事实赵宝良也没有异议，所以赵宝良、李宏伟、吴某和王某主动到鹤岗市看守所去征求李彦宇意见，系非正常会见，因此没有登记。因无法正常会见在押的李彦宇，吴某证实的内容完全符合逻辑，吴某和王某在看守所见到李彦宇经其同意后，他们四人回来都告诉杨忠义李彦宇同意其转让给赵宝良，最终杨忠义才与赵宝良签订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并且把煤矿交付给赵宝良，双方对此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在煤矿被关闭后，赵宝良在生产经营多年获取巨大收益后，突然提出未经李彦宇同意，合同属于无效，并要求返还定金。其三，重审法院错误地以到看守所查询没有找到会见李彦宇的记录为由，认定未经李彦宇同意的事实错误。首先，证人吴某和王某均证实当时其二人通过找关系会见的李彦宇，李彦宇明确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给赵宝良，证人表述十分清楚，二名证人既不是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是律师，当时李彦宇因伪证罪正在侦查阶段，按照法律规定证人无权依法会见，所以当时证人找到相关领导通过特殊关系会见的李彦宇，由于不符合规定不能进行登记，但不能得出未会见的结论，重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第二，上诉人杨忠义已举出充分的证据证实李彦宇同意其转让煤矿股份给赵宝良，重审法院未依法采纳。其一，证人吴某和王某均是李彦宇的好朋友，其二人与李彦宇的关系十分好，二名证人与赵宝良关系也较好，赵宝良也是找到证人帮助联系购买杨忠义的煤矿股份，其二人出庭证实当时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给赵宝良，并且下一步李彦宇也要转让他的股份给赵宝良，客观证实杨忠义转让股份不存在违约，重审法院认定未经李彦宇同意明显错误。其二，赵宝良和李宏伟虽然主张其未进看守所，但赵宝良和李宏伟均证实当时吴某和王某从看守所出来后陈述的是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并且二名证人及赵宝良、李某到杨忠义后均告诉杨忠义李彦宇同意其转让股份。其三，李彦宇的直系亲属商成立一直在煤矿参与经营和管理，赵宝良和李彦宇对此事实一直认可，说明赵宝良和李彦宇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伙经营煤矿，另外在其他案件中李彦宇和赵宝良也均承认双方已经实际是合伙关系，重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的查清此事实，认定错误。其四，赵宝良经营煤矿从2011年直至2014年，二年多的时间既进行煤矿管理又生产经营，还办理煤矿的相关手续，李彦宇于2012年2月被释放，双方实际一直在履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合伙关系，客观事实说明李彦宇当时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其五，证人吴某和王某证实在李彦宇被释放后，他们一块吃饭也将杨忠义已转让煤矿股份的情况向李彦宇说明，李彦宇也明确同意，并且表示和赵宝良继续合作经营，以后也考虑把他的股份转让赵宝良。其六，赵宝良主张2011年7月转让后的几天李彦宇的父亲便提出异议，并且阻止生产。完全是虚假的陈述，因为2011年10月1日杨忠义和赵宝良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写明赵宝良自认违约并自愿承担违约金300万元，没有任何关于李彦宇提出异议影响生产或者因此不应给付煤矿股份转让款的字样，说明此事实不存在，李彦宇一直没有异议并且同意杨忠义转让煤矿股份。第三，重审法院确认合同无效错误，涉案合同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其一，杨忠义已经举出充分的证据证实李彦宇同意其转让煤矿股份，并不违背协议约定。其二，杨忠义具有煤矿股份，其签订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并不是转让采矿权，采矿权仍属原煤矿，只是转让煤矿股份，煤矿主体没有变化，并不违背法律关于效力性的规定，各方对杨忠义具有股份均没有异议，杨忠义有权签订协议，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三，赵宝良提出协议是在欺诈情况下签订的，主张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欺诈，并且赵宝良提出不是杨忠义欺诈，而是赵宝良自己向杨忠义说李彦宇同意转让，如果存在欺诈，那么也是自己欺骗自己。另外，如果是欺诈签订的协议，也不是无效，而是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应当在一年内撤销或者变更，否则是有效的。赵宝良提出的此项理由也不能成立。第四，赵宝良几年经营煤矿获得了大量收益，远远超过了定金数额，其不存在定金损失的问题，重审法院判决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由赵宝良承担违约责任和继续履行的义务。其一，赵宝良承认自己对煤矿进行了生产和经营，并且获得了收益，但只是数量与杨忠义陈述不一致，但已说明赵宝良获得了收益，而重审法院却没有认真查清，明显属于漏项和判决错误。其二，杨忠义已经举证证实赵宝良生产经营了二年的时间，并且采煤一万多吨，获得收益700余万元，如果赵宝良主张无效或者解除，不但定金不应返还，而且收益部分也应当给付杨忠义，并且煤矿的大量资产被赵宝良变卖几百万元，也应当返还给杨忠义，重审法院明知此事实未予判决和处理，明显错误。从事实和法律上此合同应当认定有效，不但不应当返还定金，赵宝良还应当继续给付剩余的煤矿转让款1400余万元并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重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依法采纳证据，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重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宝良的全部诉讼请求。赵宝良辩称，第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忠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无法律依据。第二，杨忠义和李彦宇签订的《煤矿合伙协议书》第十条明确约定，一方转让股权需征得另一方同意。李彦宇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杨忠义转让股权，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杨忠义的上诉请求。第三，赵宝良与杨忠义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赵宝良因经营发展的需要与杨忠义接洽，基于对杨忠义的信任，双方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协议书，购买杨忠义的51％股份。后来，赵宝良才发现杨忠义转让股份需征得李彦宇同意，且李彦宇已表示不同意转让。这时赵宝良才意识到杨忠义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并没有如实交代相关事实，存在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赵宝良曾多次向杨忠义要求解除合同，杨忠义不仅不予理会，反而一再要求赵宝良给付剩余的股份转让款。凡此种种，足以表明杨忠义系借转让股份之名骗取赵宝良资金。第四，杨忠义与赵宝良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理应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杨忠义基于赵宝良对其的信任，欺诈赵宝良与其签订协议书，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解除合同于法有据。第五，杨忠义返还赵宝良已付款项320万元于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杨忠义基于该协议获取了赵宝良交付的320万元股份转让款，依法应当返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驳回杨忠义的上诉请求，杨忠义应当返还赵宝良已付款项。李彦宇述称，第一，不认可上诉状第一条，李彦宇和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是两种法律关系。第二，一审法院重审判决非常正确，并且合议庭成员去看守所调取2011年7月13日王某、吴某去鹤岗会见李彦宇的记录，证明这一天并没有王某、吴某会见李彦宇的记录。第三，王某、吴某陈述见到李彦宇，是在说谎，陈述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更是说谎。第四，王某、吴某二人在一审审理期间出庭陈述，会见李彦宇看守所没有记录的原因是找到鹤岗市公安局相关领导私自会见，这不属实。二位证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什么时间通过谁会见。第五，杨忠义买通王某、吴某作伪证，请求法庭追究伪证责任。第六，本案多次审理，一审法院调取会见记录之后，王某、吴某和杨忠义的代理人才陈述非法渠道找领导会见李彦宇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赵宝良在原审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杨忠义返还购股款290万元；3.杨忠义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7月，赵宝良欲购买杨忠义所有的翔宇煤矿51%股份。因杨忠义的合伙人李彦宇当时在鹤岗市看守所羁押，并且杨忠义与李彦宇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转让股份必须经过对方同意。故由案外人吴某、王某到鹤岗市看守所会见李彦宇，征求其意见。会见后，李彦宇同意杨忠义将其持有的翔宇煤矿51%股份转让给赵宝良。嗣后，2011年7月14日，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了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同时赵宝良向杨忠义交纳了320万元定金，杨忠义亦将翔宇煤矿交由赵宝良经营。2012年3月，李彦宇解除羁押后告知赵宝良，杨忠义转让股份的行为未经其同意，转让无效。就此，赵宝良要求杨忠义返还已交纳的定金290万元，杨忠义拒绝，故赵宝良诉至法院。另查明，1.该煤矿已由李彦宇以6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黑龙宝煤炭经销公司。李彦宇同意给付杨忠义售矿款70余万元，已经支付8万元；2.赵宝良给付杨忠义买受煤矿股份定金320万元，但本案中只请求290万元。一审法院原审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证人吴某、王某的证言，可确认李彦宇同意杨忠义将51%煤矿股份转让给赵宝良。故应认定赵宝良与杨忠义之间的煤矿股份转让协议有效。但因赵宝良在履行该股份转让协议过程中，未按约定将全部购股款交付杨忠义，属违约，且在违约后与杨忠义再次达成协议，自愿补偿杨忠义违约金300万元。补充协议达成后，赵宝良再次违约，最终亦未按约定履行给付购股款的义务，致使杨忠义按双方约定将煤矿回收。综上，赵宝良的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解除赵宝良与杨忠义之间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二、驳回赵宝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00元，由赵宝良自行承担。赵宝良在再审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判令杨忠义返还购股款320万元；3.杨忠义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杨忠义与李彦宇共同经营翔宇煤矿，在经营期间杨忠义欲出售股份。2011年7月，经案外人吴某（李彦宇朋友）、王某（翔宇煤矿矿长）联系，赵宝良欲购买杨忠义所有的翔宇煤矿51%股份。因杨忠义与李彦宇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杨忠义转让股份必须经过李彦宇同意，但当时李彦宇被羁押于鹤岗市看守所，故吴某、王某、赵宝良、李宏伟（赵宝良朋友）四人于2011年7月13日前往鹤岗会见李彦宇。到达鹤岗后，吴某、王某与赵宝良、李宏伟分开，赵宝良、李宏伟在车中等待，由吴某、王某会见李彦宇。吴某、王某回来后称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2011年7月14日，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了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同时赵宝良向杨忠义交纳了320万元定金，但实际煤矿经营都由李彦宇人员掌控。期间，李彦宇的父亲多次到煤矿表示李彦宇不同意转让。2012年3月，李彦宇被解除羁押后，亦表示杨忠义转让股份的行为未经其同意，所签协议无效。期间，赵宝良因不能给付全部转让款，又与杨忠义关于转让款签订了补充协议。后该煤矿已由李彦宇出售给黑龙宝煤炭经销公司。在诉讼期间，经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去鹤岗市看守所核实，并没有人会见李彦宇。庭审中，吴某出庭作证称并非通过正常渠道会见的李彦宇，是通过关系，但却记不清楚关系人姓名、身份，且吴某与李宏伟所称到达鹤岗后车辆到达地点不一致。另查明，赵宝良给付杨忠义购股款320万元系李宏伟所出，赵宝良代李宏伟办理购买杨忠义股款事宜，但协议书上载明是赵宝良，且李宏伟同意赵宝良作为本案原告。一审法院再审认为，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李彦宇未签名，李彦宇亦抗辩其不知晓、不同意赵宝良与杨忠义间的转让行为。这就需要杨忠义举证证明李彦宇同意或事后予以追认。杨忠义辩称证人吴某、王某和赵宝良到李彦宇羁押的鹤岗市看守所会见了李彦宇，并得到李彦宇的同意，才与赵宝良签订协议书。但李彦宇否认该事实，并根据鹤岗市看守所于2019年9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杨忠义抗辩观点，所以杨忠义应当提供证明李彦宇同意或事后追认的证据，由于杨忠义未提供证据予以印证，杨忠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杨忠义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杨忠义将合伙份额转让给赵宝良未经李彦宇同意，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杨忠义因此取得的转让款应返还给赵宝良，赵宝良取得的份额返还给杨忠义。赵宝良仅凭证人吴某、王富明转达称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合伙份额，未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与杨忠义签订转让合同，有一定的过错，同时在原审开庭时亦承认经营煤矿两个月，因此，赵宝良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对赵宝良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法院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无效，杨忠义返还赵宝良购股款29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12月1日补充协议均为无效；二、撤销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赵宝良与杨忠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三、杨忠义返还赵宝良购股款29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四、驳回赵宝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00.00元，由杨忠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忠义提交如下证据：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我与赵宝良认识，与杨忠义认识，与李彦宇是朋友关系。李彦宇和杨忠义转让股份是我给联系的，联系之后他俩达成协议，后来怎么定的我不清楚，杨忠义经营煤矿，李彦宇手续不全，需要大量投资，杨忠义是大股东，李彦宇是小股东。李彦宇在2011年4月20日被鹤岗市公安局抓走，说没有钱，让我给整一万元钱，跟徐国涛说：联系吴某，把我救出来，不然我会待很长时间。后来杨忠义找我，说现在企业经营不上，手续不全办不了，找李彦宇把手续办了，王某矿长跟我说有人要买矿。李彦宇被抓后曾多次找我让我帮着联系卖矿。李彦宇的矿已经答应郑亚英，手续不全不让看。王某矿长说赵宝良要买矿，让我俩去鹤岗看看李彦宇，李彦宇的小媳妇找我，包括李彦宇的哥哥都找我帮着联系矿。后来定时间去鹤岗，2011年7月份，赵宝良安排的车，有王某矿长，开车的姓李，一行四人。前一天我跟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某联系，说汇报矿。我们于9点40分到看守所，张局长给我联系的，隔五六分钟，看守所警察准许我们进去两个人，王某矿长和我进去，赵宝良和李宏伟留在外面。进去到接待室，李彦宇在里面，我和王某站着，王某矿长介绍矿的情况：矿多次检查要封矿，手续不全，需要去省里办手续。李彦宇说：我出不去也办不了。他问我联系矿的事，我说赵宝良要买矿买杨忠义的股。他说：我的股不卖，不要声音太大，怕法院听到管我要钱，煤矿已经不能干了停产了。经过20多分钟，我们要走了，李彦宇说杨忠义还能再投入矿点吗？我们往前走，李彦宇也随着走，走到门口，李彦宇说三件事：一是找小媳妇去省里办手续；二是把煤矿井下看好；三是赵宝良买矿能给我整100万元。距离栅栏十多米，赵宝良招手，李彦宇点头，之后我们坐车去吃的午饭。2012年3月份李彦宇从监狱出来，王某给李彦宇接风提到矿，李彦宇感谢王某和我去鹤岗看他，说要不矿就完了。认识张局长，是我通过鹤岗市工会主席、市人大副主任马文成第一次联系的，我跟张局长说矿长汇报煤矿的情况，我和李彦宇是好朋友，说只能两个人进去。去鹤岗是我、王某、赵宝良、李宏伟四个人，到了我和王某直接去看守所，李宏伟和赵宝良开始在车里坐着，车始终停在看守所院外，后期我们出来时赵宝良和李宏伟在铁栅栏外面站着距离十多米，我和李彦宇说赵宝良来了，他们看到后打了一个招呼，鹤岗市看守所围墙是一米半高的铁栅栏。我去见李彦宇的目的是汇报煤矿经营不景气，需要去省里办手续，不办手续市里不让开采，我们是朋友关系，去看他，赵宝良要买矿。我和王某就是认识，李彦宇让他当的技术矿长。我出庭证明的目的是赵宝良和李彦宇作伪证。经质证，上诉人杨忠义认为，证人证言客观证实真实情况，依法应予采纳。被上诉人赵宝良认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其一，证明的三点问题与上次开庭不一致，上次证明会见李彦宇是为了让李彦宇同意转让李彦宇所拥有的股份，本次没有该问题，证实不了李彦宇同意转让股份；其二，其所述看守所围墙高一米五，外面是铁栅栏，目前国内看守所围墙不能高一米五，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其三，其在证实赵宝良和李宏伟在外面等待的时候，说李彦宇在看守所隔着高一米五的围墙与赵宝良打招呼，不符合常理。这次出庭作证与上次出庭作证很多内容相悖，证人证言虚假。原审第三人李彦宇认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其一，证人说找的鹤岗市公安局局长张某，没有这个人；其二，证人描述鹤岗市看守所围墙是一米半高的铁栅栏，鹤岗市看守所都是三四米高的水泥墙，四个角全是炮楼；其三，吴某陈述这么多，就是骗子，追究伪证责任，李彦宇在看守所没见过王某、吴某。本院经审查核实，吴某陈述内容与证人王某出庭陈述内容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赵宝良、原审第三人李彦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4月6日，李彦宇作为勃利县翔宇煤矿负责人与杨忠义签订《煤矿合伙协议书》，约定杨忠义与李彦宇共同经营勃利县翔宇煤矿，杨忠义占煤矿51%股份，李彦宇占煤矿49%股份。2011年7月，经案外人吴某（李彦宇朋友）、王某（时任勃利县翔宇煤矿矿长）联系，赵宝良欲购买杨忠义所有的该煤矿51%股份。因杨忠义与李彦宇签订的《煤矿合伙协议书》约定，“在经营期间如一方不愿意继续经营，可共同协商，股份作价，首先对方优先买股，如转让他人必须征求对方同意，双方同意后方可实施，否则视为无效转让，造成的损失由转让方负责。”当时李彦宇已被羁押于鹤岗市看守所，故吴某、王某、赵宝良、李宏伟（赵宝良朋友）四人于2011年7月13日前往鹤岗会见李彦宇。到达鹤岗后，吴某、王某与赵宝良、李宏伟分开，由吴某、王某通过私人关系会见李彦宇，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给赵宝良。2011年7月14日，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杨忠义占有的勃利县翔宇煤矿51%股份转让给赵宝良，转让价格1560万元，先交定金420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交清剩余全部款项，30日内交不清剩余款项，要完整无缺地把煤矿交还给杨忠义，且赵宝良先前所交的定金420万元和投入设备都归杨忠义所有。签订该协议当日，杨忠义将该煤矿交由赵宝良接管，赵宝良经营煤矿期间始终有李彦宇人员参与管理经营。赵宝良实际向杨忠义交纳320万元定金。2011年10月1日，赵宝良因不能给付全部转让款，与杨忠义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赵宝良违反协议约定，只付了定金420万元，其余1140万元未能按时付清，已构成违约，双方再次达成协议，赵宝良愿意拿出300万元的利息作为补偿杨忠义的损失，限期2011年10月末前将1440万元全部付清，若未能按照此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数额全部给付，赵宝良已经交纳的定金和赵宝良全部投入的资金、设备等均归杨忠义所有，杨忠义解除煤矿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赵宝良再次违反协议，杨忠义必将收回煤矿股权。2011年10月28日，赵宝良指派李宏伟到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办理采矿权延续审批等相关手续，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出具申报材料接收单，该申报材料接收单记载，接收材料含《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审批责任表》等十一份材料、经办人系李宏伟。2012年3月20日，李彦宇被解除羁押。李彦宇向法院陈述其于被解除羁押后半个月得知杨忠义向赵宝良转让股份一事。因赵宝良在履行其与杨忠义之间的协议过程中未能交付转让款构成违约，故杨忠义最终于2014年将煤矿从赵宝良手中收回。煤矿收回后，李彦宇将该煤矿出售给黑龙宝煤炭经销公司。赵宝良于2015年1月向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要求杨忠义返还购股款290万元，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赵宝良与杨忠义之间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驳回赵宝良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黑0903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经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本案再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效力；2.若协议书无效，则杨忠义应否向赵宝良返还转让款；3.若协议书无效，则赵宝良开采的煤应否返还。认定涉案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关键在于认定李彦宇是否同意杨忠义将其股份转让给赵宝良。第一，证人吴某与李彦宇是朋友关系，证人王某是李彦宇聘请的矿长，吴某、王某均出庭陈述吴某、王某、赵宝良、李宏伟到鹤岗市看守所会见李彦宇的经过，陈述会见时李彦宇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给赵宝良。第二，证人王某出庭陈述在赵宝良购买煤矿股份后经营煤矿期间，李彦宇的亲属商成立始终在煤矿代表李彦宇管账记账，负责管理付煤记录。赵宝良、李彦宇在发表质证意见时均未对王某该陈述内容提出异议。故能够认定赵宝良和李彦宇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伙经营煤矿。第三，杨忠义提供证据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申报材料接收单及补正资料通知书，证明赵宝良已经经营勃利县翔宇煤矿，且赵宝良指派李宏伟办理采矿权延续审批等相关手续。赵宝良、李彦宇在发表质证意见时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该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申报材料接收单记载，接收材料含《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审批责任表》等十一份材料、接收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经办人系李宏伟；该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补正资料通知书记载，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接收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故能够认定赵宝良已经参与经营煤矿，并在李彦宇同意的情况下办理采矿权延续审批等手续。第四，李彦宇于2012年3月20日被解除羁押，杨忠义于2014年将煤矿从赵宝良手中收回。虽在本案审理期间李彦宇向法院口头表示其不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但李彦宇在二审庭审时陈述其于被解除羁押后半个月得知杨忠义转让股份一事，而至2014年杨忠义从赵宝良手中收回煤矿时，期间二年时间，李彦宇对于赵宝良经营煤矿未向公安报案，亦未向法院起诉主张赵宝良与杨忠义签订的协议无效，亦未采取任何法律措施。故能够认定李彦宇以实际行为表示其同意杨忠义转让股份给赵宝良，并实际履行了与赵宝良合伙经营煤矿。第五，2015年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原审庭审时，法院询问赵宝良：“你经营期间是否给李彦宇拿钱办手续？”赵宝良回答：“李彦宇在我处借了90多万元，他用来干什么我不知道。”通过上述内容，能够认定在赵宝良经营煤矿期间，其与李彦宇之间存在沟通联系并借款给李彦宇，但赵宝良陈述其不知道李彦宇借款用途，显然其陈述不客观，系在回避问题。第六，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原审作出（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赵宝良与杨忠义之间的翔宇煤矿股权转让协议，驳回赵宝良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故能够认定，赵宝良、李彦宇均认可该生效判决关于李彦宇同意杨忠义将股份转让给赵宝良，且杨忠义与赵宝良之间签订的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的认定。综上，李彦宇同意杨忠义将股份转让给赵宝良，赵宝良和李彦宇亦实际履行了合伙经营煤矿，杨忠义与赵宝良之间签订的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协议书依法有效。因赵宝良在履行该股份转让协议过程中未按约定交付转让款，构成违约，故按照协议约定，赵宝良已交纳的定金不予返还，杨忠义有权收回煤矿股份并解除转让协议。故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杨忠义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2020）黑0903民初77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2015）桃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30000.00元，由赵宝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00元，由赵宝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乡宁审判员  王桂丽审判员  丁文博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吴春刚书记员关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