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利，男，1974年8月8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铁石，辽宁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凤，女，1966年12月14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颖，女，1991年2月15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王桂凤、周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奎（王桂凤的儿子、周颖的弟弟），1997年3月15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全，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壮男，抚顺市新抚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王伟东，男，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灯塔市烟台街道。上诉人刘利因与被上诉人王桂凤、周颖、周玉奎、陈玉全，原审被告王伟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3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害人周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上诉人是通过都某联系到专门负责抓鸡的陈玉全来抓鸡装车的，而周某是跟随陈玉全来抓鸡装车的，所以，上诉人与周某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上诉人只对抓鸡队负责人陈玉全之间进行交易，至于陈玉全与周某之间如何算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无权过问。而抓鸡队是按上诉人的要求进行抓鸡工作，上诉人给付抓鸡队报酬，双方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抓鸡队是独立工作的。上诉人与抓鸡队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抓鸡队与上诉人之间为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即使抓鸡队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上诉人雇佣的对象也是抓鸡队这个集体，而不是被害人个人，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认定上诉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也是错误的。二、本案出事原因之一是因为高压线对地高度低的问题，对此，一审判决仅依据清原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中辽宁海纳百川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勘测悬高测量报告》就认定电业部门不承担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案出事地点之外相连的架线高度均高于出事地点，在同一区域，高压线架线对地高度不一是事实，而《勘测悬高测量报告》中仅就出事地点架线对地高度进行测量，而未对相邻地段明显高于出事地点的架线测量、比照就认定电业部门不存在过错，不符合事实。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在一审法院起诉状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1月，应在2020年1月1日前立案，故应按2020年1月1日前的标准计算损失。王桂凤、周玉奎、周颖辩称，上诉人主张和被害人不存在雇佣关系，与实际不符，上诉人的用工证明证明了被害人与养鸡场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电业部门的责任问题，与被害人无关。本案立案时间是2020年1月13日，应按省高院规定的标准计算。陈玉全辩称，被害人周某的死亡与陈玉全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利上诉称周某是抓鸡队队长不是事实：抓鸡人员是本地区的几个农民，在农闲时为增加收入自愿组合在一起的，陈玉全也是其中一员，因是热心肠，多管点闲事、帮助张罗张罗，不多得一分钱。陈玉全与周某均受雇于刘利，都是雇员，都抓鸡，没有隶属关系。陈玉全指挥倒车，是工作中的协作，而且周某的死亡并不是在指挥倒车过程中发生的，而是在倒车完毕后发生的。事故主要原因是周某在工作过程中安全意识不强，且在饮酒状态下违规在高压线下作业，由自身过错造成。陈玉全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不应对事故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陈玉全承担部分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王伟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桂凤、周玉奎、周颖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824,772.8元（包括：丧葬费34,546.8元、死亡赔偿金594,020元、精神抚慰金178,206元、尸检费18,000元）；2、三被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2日3时30分许，周某、陈玉全等11人组成的抓鸡队在清原镇四道河村刘利养鸡场等待抓鸡装车，后司机王伟东驾驶的辽Ａ×××××货车到达养鸡场，为了方便装卸，货车倒进养鸡场院内，此时周某攀爬至货车货箱顶部开始解车上固定鸡笼的绳索，董威随后也攀爬至货箱顶部与周某一起解绳。因鸡场院子比较狭窄，货车停的位置不方便装鸡，陈玉全让货车司机再往后倒一倒，当时周某和董威在货箱顶部，周某坐在鸡笼上，董威用手托着220V电线让车辆通过。倒车完毕后，周某在车尾，董威在周某前方，两人继续解绳。3时30分左右，周某在解绳过程中，转身时碰到了10KV的高压电线导致触电，随即从货箱左侧坠落至地面。现场人员立即展开救援，抓鸡人员胡海为周某做心肺复苏，养鸡场负责人刘利拨打120急救电话，因情况紧急，在场人员将周某抬到了刘利车上去往清原县人民医院。在去往医院的过程中，由于车速过快，车辆滑到沟里无法行驶，众人将周某抬到跟随其后的陈玉全车里，刘利也上了陈玉全的车辆，一起将周某送至清原县人民医院抢救，到达医院后，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9月22日，抚顺市公安局内部安全保卫支队申请对死者周某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和死者血中乙醇检测，抚顺市公正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周某系因身体遭受电击作用，造成循环、呼吸功能急性衰竭而死亡。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周某心腔血中检出乙醇成分69毫克/100毫升。共支付鉴定费16,500元。清原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作出事故调查报告，作出对有关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周某安全意识不强，忽视高压线所存在的危险，违规在高压线下作业，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刘利作为清原满族自治县桐诚禽畜饲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桐诚合作社）法人，履行本单位法人安全生产职责不力，没有对作业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流程，未对雇佣的装车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违规指挥抓鸡人员在高压线下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主要负责人的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7,324元的5倍计算得出刘利上一年年收入为336,620元，建议给予刘利处100,986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给予桐诚合作社处2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刘利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新宾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因清原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在诉讼过程中主动撤销了其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清）应急罚[201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刘利于2020年3月24日撤回了起诉。原告提供两份录音，拟证明其在当日抓鸡现场提示过抓鸡人员高空有电线。另查明，周某系清原满族自治县枸乃甸乡中心屯村村民，父母双亡，岳父母双亡，无老人赡养。妻子王桂凤、女儿周颖、儿子周玉奎为清原满族自治县枸乃甸乡中心屯村农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死者周某与刘利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是否应承担责任。雇佣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是指承揽人按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承揽合同是以承揽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该工作成果为标的，劳务合同则是以提供劳务者的劳务为标的。劳务合同强调劳务本身，而承揽合同不看重工作的过程，只要完成的成果符合定作人的要求即可。承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从属关系，工作过程中，承揽人与定作人相对独立，承揽人并不受定作人的指挥。在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者劳动力的使用权是属于接受劳务一方的，提供劳务者必须听从接受劳务一方的安排，接受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监督和控制，接受劳务一方与提供劳务者之间有从属关系。承揽合同中，由承揽人自带工具，并且定作人一般不限制工作时间。而劳务合同中，接受劳务一方应当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工作的条件、设施以及工具，并且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本案中，刘利通过证人都某找到抓鸡队，抓鸡队在刘利指定的时间来到养鸡场按刘利的指挥将一定数量的鸡抓取后装到买家王伟东车上鸡笼内，刘利支付抓鸡队报酬，双方之间在工作过程中有从属关系，不只是强调工作的成果，故双方成立雇佣关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周某在工作过程中安全意识不强，且在饮酒状态下违规在高压线下作业，其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而刘利作为雇主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事故发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争议焦点二为王伟东、陈玉全是否应对事故承担相应责任。王伟东为案涉车辆辽Ａ×××××货车司机，日常负责收鸡和运输工作，案发当日，陈玉全为方便装鸡，指示王伟东倒车，致该车停在高压线下。倒车过程中，在货箱顶部的董威甚至用手托着220V电线让车辆通过。陈玉全和王伟东在停车过程中，二人明知车辆货箱有一定高度，可能致在货箱顶部作业的人员触碰电线，仍继续倒车，未对危险环境尽到注意义务，二人对周某触电死亡存在过错，故应承担相应责任。争议焦点三为电业部门是否应对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清原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涉事高压电线根据辽宁海纳百川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勘测悬高测量报告》，证书号：A221018919，勘测时间2019年10月11日，事故现场最终测得A点悬高6.141米，B点悬高5.56米，根据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A点与B点线路对地高度满足要求，故电业部门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责任。刘利认为电业部门应承担责任，但未提供证据反驳该测量报告，故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周某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刘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为周某承担60%的责任，刘利承担30%的责任，陈玉全、王伟东各承担5%的责任。关于赔偿数额，原告诉请丧葬费34,546.8元，不超过辽宁省2020年度丧葬费标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原告诉请死亡赔偿金29,701元×20年=594,020元，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20年1月13日，故一审法院依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及辽宁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原告诉请，确定为29,701元×20年=594,020元；原告诉请尸检费18,000元，本院根据尸检费票据确定为16,500元，以上损失共计645,066.8元，刘利按30%赔偿原告193,520.04元，陈玉全、王伟东各按5%赔偿原告32,253.34元。关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侵权人经济能力及本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等诸因素，确定为20,000元，刘利负担10,000元，陈玉全、王伟东各负担5000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刘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桂凤、周玉奎、周颖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尸检费共计193,520.0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总计203,520.04元；二、陈玉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桂凤、周玉奎、周颖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尸检费共计32,253.34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总计37,253.34元；三、王伟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桂凤、周玉奎、周颖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尸检费共计32,253.34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总计37,253.34元；四、驳回王桂凤、周玉奎、周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0元，减半收取计6000元，由原告王桂凤、周玉奎、周颖负担3600元，刘利负担1800元，陈玉全负担300元，王伟东负担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周玉奎提供了书证用工证明，欲证实周某与养鸡场场长刘利存在雇佣关系。刘利质证承认该证明的真实性，但认为仅能证实当时事发过程，不能证明用工关系的存在。经审查该用工证明的内容，仅表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不能直接证明周玉奎的待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桐诚合作社社员为刘利等人，法定代表人为刘利。二审诉讼中，刘利表示桐诚合作社前身是其个人的养鸡场，成立桐诚合同作时其他社员没有出资，对桐诚合作社依法承担的责任，愿意由其个人承担。二审中，周玉奎代表王桂凤、周颖表示关于养鸡场的责任，由刘利个人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利与周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刘利应否承担周某死亡所致损失赔偿责任；电力设施所有部门应否为本案诉讼主体（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损失确认标准。虽然陈玉全对原审判决确认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存异，但未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不予审理。关于刘利与周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刘利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利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桐诚合作社雇佣周某、陈玉全等11人组成的抓鸡队到桐诚合作社抓鸡。故桐诚合作社与11名抓鸡队成员存在雇佣关系。王桂凤、周玉奎、周颖对刘利等人提起赔偿诉讼，一审诉讼期间，刘利对其诉讼主体资格不持异议，且在二审中，刘利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应由桐诚合作社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原审判决刘利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刘利上诉主张的其（桐诚合作社）与抓鸡队之间系承揽关系非雇佣关系一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遗漏电力设施管理（所有）部门为诉讼主体一节，经查，事故现场电力设施设置符合行业标准。且王桂凤、周玉奎、周颖并未对相关电力设施部门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未列电力部门为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刘利该项上诉请求的事实与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损失确认标准，经查，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1损失符合规定。本院对刘利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利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2元，由刘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史汉营审 判 员 王 爽审 判 员 田 丰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朱彤代书记员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