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荣龙，男，198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阁成，浙江易特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住所地台州市市府大道777号（民泰银行12—1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1000307730315X。 法定代表人：曹永辉，该中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聪，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罡，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浙江台州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所支行，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前杜路5号。 负责人：陶育平，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晓虹，浙江飞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星含，浙江飞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包荣龙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以下称信保基金中心）、原审第三人浙江台州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所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以庭询谈话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荣龙上诉请求：一、撤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认定被上诉人代偿责任应予免除系事实认定错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系在2016年2月4日向第三人出具最高额保函，承诺为债务人霸龙公司在2016年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内最高额融资限额为70万元，向第三人前所支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在2018年8月7日签订的内部协议，签订时间在上诉人提供最高额担保时间之后。该《合作协议》仅仅是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为上诉人及债务人所知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能对债务人和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更不能以此进行免责而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委托第三人为债务人霸龙公司办理自主保证业务时对该担保民事行为应当履行其应尽的审查义务，现在被上诉人根据《合作协议》全权委托第三人银行代办后未尽其自身的审慎审查义务并书面出具保函同意为债务人向第三人借款50万元提供担保，表明被上诉人放弃了其应当享有的权利，那么在债务人向被上诉人缴纳保费并由被上诉人出具《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后担保合同生效，其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也是认定被上诉人是本案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之一，上诉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就依法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其应当承担的保证份额，而不能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银行之间的内部协议进行免责，因为同意为债务人担保是被上诉人收取保费后的自愿民事行为，至于担保后要不要其他人提供反担保是被上诉人提供担保后自身应当采取的措施，现被上诉人委托第三人银行代办反担保手续而银行未办理系委托人被上诉人同被委托人第三人银行之间的民事纠纷，与上诉人无关。先不论上诉人是否愿意提供反担保，即便愿意，那么第三人银行未办理那也是被上诉人自身委托不力所造成的责任，而非债务人或者上诉人的责任，被上诉人不能因自己的过错要求免除自己的担保责任，否则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其次，一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系连带责任担保人之一后，却错误地以《合作协议》约定的“追加其他担保”并不仅仅为提供其他担保的时间迟于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提供的担保时间，也可理解为除了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以外还有其他人或者其他方式的担保的错误认定及未代办反担保手续对被上诉人进行担保免责，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包荣龙提供最高额担保时并不符合“其他担保”的情形，更不符合“追加”情形。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银行之间的《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其他担保”特指的是要求与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配偶、成年子女等）。上诉人在向第三人出具最高额保函时并未同债务人霸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进进结婚，并非李进进的配偶，是以无关联关系的自然人提供的个人担保，故不属于“其他担保”情形，第三人也无须代办反担保手续。此外，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担保在2016年2月4日，被上诉人出具的《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在2018年11月28日，明显是上诉人提供担保在前，被上诉人提供担保在后，按照债务人、上诉人和第三人的理解，追加的意思解释为之后加入，而非之前就有，本案中的追加应当理解成被上诉人提供担保后再有其他人提供担保的，那才是追加。但一审法院将“追加”一词错误的扩大解释为除了被上诉人提供担保外，还存在其他担保的意思，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追加”一词的文字解释，完全不符合常理，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答辩称，原审法院依照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认定被上诉人代偿义务应予免除是正确的。1、保证合同关系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债务发生于债务人霸龙公司与债权人即原审第三人之间。被上诉人作为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经第三人申请，向其开具了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依据《合作协议》及《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的相关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由于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免责事由等保证合同的重要条款约定于《合作协议》及《自主保证产品说明》之中，故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保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应根据《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合作协议》及《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的内容进行认定，包括主债务人逾期后，被上诉人作为保证人是否应免除保证责任。2、根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约定，被上诉人依约免除本案所涉债务的全部保证责任。《合作协议》第十条“风险控制”第（三）款约定：“乙方（即债权人银行）在针对相关融资业务追加其他担保时，需同时为甲方所提供的信用保证代为办理相应反担保，反担保的担保人需包含为同一笔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其他全部担保人。”《合作协议》第十二条“代偿免责”第（一）款第6项又约定，债权人银行追加其他担保，但未按约定同时为甲方（即被上诉人）代办相应反担保的，甲方将免除该保证责任，不予代偿。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20）浙1002民初1219号案件庭审录音中第三人的庭审陈述及本案上诉人包荣龙的庭审陈述，可以确定第三人违反了《合作协议》的上述约定，没有为被上诉人代办反担保，故被上诉人依约免除全部代偿义务，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上诉人主张其提供保证担保的时间早于被上诉人，因此不构成《合作协议》所约定的“追加其他担保”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对“追加”这个词语的解释应当放置在《合作协议》整体内容中，解释应当符合合同内容的体系性及目的性，而不能断章取义。通观《合作协议》全文可知，“追加”一词并不是单独使用，而是始终以“追加其他担保”这样的形式出现。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对合同用语的定义可知，“本协议所指（5）其他担保，是指乙方为保证其融资业务的安全，除甲方提供信用保证外，对同一笔融资业务同时要求客户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或者要求以与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配偶、成年子女等）、企业（包括形成投资关系或控股关系的母子公司、其他企业等）提供保证的担保。”在本案中，上诉人包荣龙及案外人李进进在债务人霸龙公司借款时作为公司股东及股东配偶，属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与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由其两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构成《合作协议》约定的“追加其他担保”情形。此外，《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第五条“送保项目代偿处理”第（二）款规定，债权人银行向信保中心提出代偿申请时，需向信保中心提交包括《间接信用保证额度申请表》、《征信授权书》、《反担保函》、《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等原件。第六条“免责条款”第（一）款约定，以下情形合作银行无法获得信保中心代偿：1、……代偿申请时发现未按要求收集、装订和保管送保资料的及未按上文规定提交完整各项资料的。本案中因第三人未按约为被上诉人代办反担保手续，也没有要求包括本案上诉人包荣龙在内的其他保证人签署《间接信用保证额度申请表》、《征信授权书》、《反担保函》等文件，故无法在向被上诉人申请代偿时提交各项完整材料。被上诉人依照《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的免责约定，同样免除代偿义务，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根据《合作协议》及《自主保证产品说明（试行）》的内容认定被上诉人免除代偿义务是完全正确的。3、被上诉人免除代偿责任后，上诉人并不享有对被上诉人的追偿权。上诉人行使追偿权需要以被上诉人对债权人负有保证债务为前提，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保证债务因免责条件成就而消灭，因此上诉人并未取得对被上诉人的追偿权，其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权利基础是保证人之间成立连带责任债务，清偿超出其应承担份额的保证人可以行使债权人的权利，要求其他保证人在其应承担的份额内承担清偿责任。而在本案中，双方并不是基于意思联络而成立的共同保证，而均是独立与债权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在被上诉人与债权人的保证合同关系中，由于债权人违约而导致被上诉人依约免除保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没有连带责任债务这一基础。即便上诉人清偿主债务后可以行使债权人的权利，但因债权人本就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进行代偿，故上诉人也无权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浙江台州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所支行陈述称，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向第三人承担的是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本案主债务合同，共有三名担保人共同向第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第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部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三人未在（2020）浙1002民初1219号案中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证义务，但也未明示放弃其承担担保责任。1219号案经法院依法裁判后，上诉人已向第三人承担了主债务的所有担保责任。至于上诉人是否有权向其他连带保证人追偿以及追偿的份额多少由法庭依法裁判。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其应免除担保责任的问题第三人不予认可。1、保证人李进进是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一人独资企业的股东，上诉人在提供担保的时候和李进进是夫妻关系，符合《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第5点代偿免责条款的例外情形，即“以客户自有资产提供抵押质押或以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企业提供保证等除外”。2、李进进和包荣龙向第三人提供最高额担保责任时间在前，被上诉人提供担保时间在后，不属于追加担保情形，第三人无需为被上诉人代办反担保，故不应免除被上诉人保证责任。而且在本案贷款之前，被上诉人也曾对霸龙公司2018年6月29日主债权50万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中特别约定了“要求追加李进进、包荣龙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并没有特别要求对此代办反担保事项。3、被上诉人主张缺失的《间接信用保证额度申请表》、《征信授权书》等，首先在程序上，这些仅是流程性文件，该文件所载意思实际已经通过被上诉人出具保函的行为实际完成，不能因此抗辩免除责任。综上，原审第三人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应共同向第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向第三人代偿责任免除不成立，与其承诺的担保义务相悖，上诉人是否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以及追偿范围由法庭依法裁判。 包荣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支付原告包荣龙担保代偿款188810.52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包荣龙与李进进于2017年8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5月5日登记离婚。李进进系霸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是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负责台州市信用保证基金的运行、担保审核、风险管控、风险代偿、债务追讨等。 2016年2月4日，原告包荣龙向第三人前所支行出具《保证函》一份，承诺其同意为霸龙公司在2016年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700000元的所有融资债权，向第三人前所支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7年7月3日，李进进向第三人前所支行出具《保证函》一份，承诺其同意为霸龙公司在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1700000元的所有融资债权，向第三人前所支行提供最高额保证。 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于2016年10月18日向各信保基金合作银行发送的《自主保证产品说明（试行）》载明，一、自主保证是指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与各合作银行在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约定代偿限额，由合作银行自行把控授信风险，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批量承保，并在限额内全额予以偿付的一种担保方式。二、自主保证合作基本设置（一）本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关系。1.合作银行在送保时是否选用本产品由合作银行自主选择；2.本产品的保费收入按各送保银行实行单独核算和管理……五、送保项目代偿处理（一）……（二）代偿申请1.合作银行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出代偿申请时，需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交以下纸质资料：（1）《间接信用保证额度申请表》原件一份；（2）《征信授权书》原件（信保基金中心版本）；（3）《借款/承兑/贸易融资合同》原件一份及借款借据复印件一份；（4）《贷款/承兑/贸易融资通知函》原件一份或《个人经营性贷款通知函》原件一份；（5）《反担保函》原件、反担保人身份证明资料（如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等）；（6）《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原件。……4.若发现保管的送保资料有严重失真、缺失、不规范的，各合作银行须在代偿前进行完善和整改，对不按要求进行完善和整改而影响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实现债权的送保银行，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暂停、取消该合作银行办理相应信保业务及暂缓代偿直至不予代偿等措施。……六、免责条款（一）以下情形合作银行无法获得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代偿：1.发现贷款时未按本说明第三点“自主保证业务基本设置（一）至第（六）”要求办理的，代偿申请时发现未按要求收集、装订和保管送保资料的及未按上文规定提交完整各项资料的。 2016年11月1日，合作银行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出具《办理自主保证业务申请书》一份，载明其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申请自该日起办理自主保证信保业务。 2018年8月7日，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作为甲方、合作银行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为合作银行发放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协议所指（1）……（5）其他担保，是指乙方为保证其融资业务的安全，除甲方提供信用保证外，对同一笔融资业务同时要求客户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或者要求以与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配偶、成年子女等）、企业（包括形成投资或控股关系的母子公司、其他企业等）提供保证的担保。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的期限2018年8月7日至2021年8月6日。上述期限指甲方可以在此期间为乙方提供融资业务担保的一般区间，可以根据甲乙双方合作情况协商延长或缩短，实际担保期限及责任的确定以甲乙等相关方签订的具体融资业务担保合同（协议）或相关担保函为准。第十条约定，风险控制（一）……（三）乙方在针对相关融资业务追加其他担保时，需同时为甲方所提供的信用保证代为办理相应反担保，反担保的担保人需包含为同一笔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其他全部担保人。第十二条约定，代偿免责（一）乙方在办理本保证授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将免除该保证责任，不予代偿：……5.擅自追加第三方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的（以客户自有资产提供抵押质押或以客户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企业提供保证等除外）；6.乙方追加其他担保，但未按约定同时为甲方代办相应反担保的。 自2015年8月起至2018年6月29日止，霸龙公司陆续向第三人前所支行贷款共计10笔，均已履行完毕。2018年11月20日，霸龙公司与第三人前所支行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72，约定，贷款金融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11月19日止，借款月利率为0.708%，借款支付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的方式，还款方式为按季付息，每季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次日为付息日，逾期付息视为违约，本金至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利率计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未按期偿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且霸龙公司应为第三人前所支行债权提供适格的担保，本合同自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之日起生效；若在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霸龙公司依约应为第三人前所支行债权提供适格的担保却未提供适格的担保，第三人前所支行有权解除本合同；本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为椒信保自函（2018）0053号系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日，霸龙公司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开立在第三人前所支行处的账户交纳了保费3750元。当日，第三人前所支行根据霸龙公司的支付委托书向案外人李先兴账户转账交付借款500000元。 2018年11月28日，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以担保人的身份向合作银行提供编号为椒信保自函椒农〔2018〕0053号的《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一份，承诺将上述合同编号为×××72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涉主债务纳入自主保证的主债务范围，依据《合作协议》及《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的相关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第三人前所支行没有为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代为办理反担保。 上述借款到期后，霸龙公司未按约足额还本付息。第三人前所支行曾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申请代偿，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以第三人前所支行不能按协议内容提供《间接信用保证额度申请表》原件及《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为由不予代偿。 2020年4月2日，第三人前所支行以霸龙公司、李进进、原告包荣龙为被告，向该院提起（2020）浙1002民初1219号案件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该院追加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浙1002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限期霸龙公司返还第三人前所支行贷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及第三人前所支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5000元；李进进、原告包荣龙对霸龙公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李进进、原告包荣龙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霸龙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4490元，诉讼保全费3110元，两项合计7600元，由霸龙公司、李进进和原告包荣龙共同负担。该案判决生效后，原告包荣龙于2020年7月7日为霸龙公司代偿了569541.55元（其中包括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共计566431.55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第6点约定代偿免责的情形之一是，合作银行追加其他担保，但未按约定同时为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代办相应反担保。李进进系霸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在案涉贷款发生时系夫妻，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为涉案债务分别提供担保属于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和合作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其他担保”，且第三人前所支行确实未代办反担保手续。各方当事人对《合作协议》约定的“追加其他担保”存在不同理解，原告包荣龙和第三人前所支行均认为，应从各方提供担保的时间作分析，“追加其他担保”应理解为如在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担保后，再由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提供担保，才算符合。从本案事实来看，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以及被告信保基金中心系分别为涉案第三人前所支行债权提供保证，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先后出具《保证函》，为霸龙公司向第三人前所支行借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发生在先，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在霸龙公司和第三人前所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后，才以担保人的身份向合作银行出具《自主保证业务担保确认函》，故不属于第三人前所支行追加担保的情形。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则主张，“追加其他担保”应理解为相对于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来说，只要还有其他担保存在，都应当认定为“追加其他担保”。该院认为，《合作协议》对“追加其他担保”的意思并未作明确约定；从文义理解，“追加其他担保”并不仅仅理解为提供其他担保的时间迟于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担保的时间，也可理解为除了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以外还有其他人或其他方式的担保。结合本案事实，在涉案《合作协议》签订前，被告信保基金中心在向各信保基金合作银行发送的《自主保证产品说明（试行）》中明确载明，被告信保基金中心系批量承保，合作银行在送保时是否选用由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保证由合作银行自主选择；合作银行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出代偿申请时，需向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交的纸质资料之一就是《反担保函》原件、反担保人身份证明资料；如未按规定提交完整各项资料的，合作银行无法获得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代偿，在此情形下，《合作协议》所涉的“追加其他担保”应可理解为除了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担保外，还有其他担保存在。更何况，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是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负责台州市信用保证基金的运行、担保审核、风险管控、风险代偿、债务追讨等而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从被告信保基金中心与合作银行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担保系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贷款困难的目的来分析，《合作协议》约定的“追加其他担保”亦应理解为除了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担保外，还存在其他担保。综上，本案中，第三人前所支行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和《自主保证产品说明（试行）》的要求，代办反担保手续。尽管原告包荣龙和李进进在被告信保基金中心提供担保前已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但并不影响第三人前所支行代办反担保手续义务的履行，现其未予履行相应义务，被告信保基金中心的代偿义务应予免除。因此，对原告包荣龙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荣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76元，减半收取2038元，由原告包荣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借款、担保等行为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故本案保证人之间是否构成共同连带保证及保证人之间有无追偿权等问题，应按当时的法律规则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对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时虽无共同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亦构成了连带共同保证当无疑义。上诉人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向被上诉人主张其应当承担的保证份额。由于保证合同系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签订，保证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是否应当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及保证合同的约定进行判断。也就是说，上述担保法第十二条的适用前提是各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均应当对保证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如出现了某保证人根据其与债权人之间保证合同的约定而无须承担保证责任时，则已经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自然不能向该保证人追偿。具体到本案，即涉及被上诉人根据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自主保证产品说明书等文件，可否免除承担保证责任。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第（一）6点约定“乙方追加其他担保，但未按约定同时为甲方代办相应反担保的”，属于被上诉人代偿免责的情形。本案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最高额保证函时虽不符合合作协议第二条对“其他担保”所规定的要求保证人与债务人存在着关联关系这一条件，但涉案的该笔债务发生时，上诉人提供的担保已经符合了合作协议约定的“其他担保”的情形。本案现争议的主要问题是该条款“追加其他担保”中的“追加”如何理解，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提供自主保证之前即已经存在的担保，就不属于追加的问题；而被上诉人认为，只要在其提供自主保证期间，涉案债权有“其他担保”存在的即属于“追加其他担保”的情形，原审第三人应当为其代办相应的反担保。被上诉人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从其设立目的来看，主要是为小微企业等的融资提供信用保证，降低小微企业等的融资成本，这从合作协议将银行擅自追加第三方担保的情形作为被上诉人的代偿免责事由亦可得到印证，因为银行如果要求小微企业等另行提供第三方担保的，无疑会增加小微企业等负担；同时，被上诉人在提供信用保证时，如存在符合合作协议第二条的“其他担保”存在的，则银行亦应当按照约定为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代办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的担保人需包含为同一笔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其他全部担保人，其目的是为了降低被上诉人在向银行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向债务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只有在这两个目的都能实现的情况下，信保基金中心作为社会非营利性的组织，才能更好地运营并承担起服务小微企业等的社会责任。因此，对双方争议的“追加其他担保”如何理解，应当从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的设立目的、合作协议条款、自主保证产品说明等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如果依提供担保的时间来界定是否属于“追加其他担保”的情形，则会出现因“其他担保”提供时间不同而产生银行有无为被上诉人代办相应反担保义务的不同，进而导致被上诉人承担不同的保证风险。但是不论“其他担保”在何时提供，对提供“其他担保”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及债权人行使担保权利并无不同，亦即在此以“其他担保”的提供时间来界定是否构成“追加其他担保”，只是对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的承保风险产生影响，这不符合信保基金中心设立及运营的目的。另外，由于合作协议约定的“其他担保”的担保人均是与债务人存在着特定的关联关系，被上诉人信保基金中心通过反担保的方式将其承担代偿责任之后的风险转移给“其他担保”的担保人，亦更加公平合理。如根据“其他担保”的提供时间来区分信保基金中心的风险可否转移给“其他担保”的担保人，这也悖于合作协议第二条对“其他担保”所定义的目的。因此，一审对合作协议中的“追加其他担保”的认定符合该协议的本意，上诉人关于此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原审第三人没有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为被上诉人代办了相应的反担保，故被上诉人据此约定而不应承担保证代偿责任，上诉人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向被上诉人追偿也缺乏前提条件。至于上诉人上诉认为合作协议仅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为上诉人与债务人所知悉，该约定不能对债务人和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而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对债权人承担或不承担保证责任均是基于其各自与债权人订立的保证合同，导致本案上诉人在实体上不能向被上诉人追偿，是由于被上诉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免于向原审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是涉案的合作协议排除或限制了上诉人追偿权的结果，故不存在合作协议的约定损害了上诉人利益的问题。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76元，由上诉人包荣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代书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