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3民终2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飞，男，198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文，江苏彭城（新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分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负责人：王庆祝，该分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澍，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庆雷，该公司法务。上诉人段飞与被上诉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分公司（以下简称徐工科技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43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段飞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书，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拖欠工资134409元及经济补偿金318496元，合计4529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2001年6月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处，2013年7月31日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很明显，双方早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2018年7月29日被上诉人内部文件《徐工铲运(2018)76号》，第一条：成立印尼矿业项目组；第二条：聘任梁辉同志为印尼矿业项目组组长。2018年8月28日，梁辉以徐工印尼项目组组长身份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将段飞、池跃调入徐工印尼项目组，项目组人员工资待遇按原岗位执行。公司负责人王庆祝签署同意并落款。一审法庭要求被上诉人核实是否是梁辉所打报告，负责人王庆祝本人是否签字，被上诉人至一审法庭指定期限均没有核实。根据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规则，用人单位掌握却不提供，应当予以采纳。且报告时间与上诉人护照完全可以匹配。结合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事实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派驻上诉人至印尼工作的事实。3.被上诉人在一审笔录中认可上诉人提供工作至2018年8月31日；在第九至十页认可是以上诉人邮寄解除的方式解除，以及邮寄解除之前劳动关系一直是公司的员工。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并非适格责任主体，对上诉人的诉请不应承担责任。在被上诉人没有否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明显超越职权，且没有任何依据。5.一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法》三十八条、四十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属法律适用错误。该条文第一款“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由此，只能得出双方应视为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终止合同。该条文第二款“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双方早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徐工科技分公司辩称，被上诉人虽然一开始有意向成立印尼项目，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批示，所以这个项目从未成立。上诉人仍投资设立徐工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是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并且上诉人并未履行劳动合同，未到被上诉人处上班，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有关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劳动者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辖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应按照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三倍支付，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最长不得超过12年。所以上诉人以每月17216元主张18.5个月的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正确，请求法院维持。段飞的一审诉讼请求：判决徐工科技分公司向段飞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拖欠工资共134409元(不发工资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12219元*11个月)，并支付经济补偿金318496元(不发工资前的12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17216元*18.5)，诉讼费由徐工科技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6月，段飞入职于徐工科技分公司，徐工科技分公司自2001年6月起为段飞交纳社保，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3年7月31日，段飞（乙方）与徐工科技分公司（甲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乙方从事服务类工作，乙方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甲方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甲方对乙方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甲方承诺每月30日为发薪日，如遇节假日则发薪日提前至节假日之前的一个工作日，等等。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再签订劳动合同，段飞自2018年9月后没有在徐工科技分公司处工作，徐工科技分公司支付段飞工资至2018年9月，但徐工科技分公司直至2019年10月仍为段飞交纳社保和公积金。2018年7月29日，徐工铲运机械事业部曾下发徐工铲运（2018）76号文件《关于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解聘的通知》，内容：“事业部各单位：经事业部党委研究，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有关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解聘如下：一、组织机构设置成立印尼矿业项目组，职能略。二、干部解聘聘任：梁辉同志为印尼矿业项目组组长。解聘：梁辉同志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服务备件公司总经理（兼）职务……”2019年9月9日，段飞向徐工科技分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徐工科技分公司，因徐工科技分公司拖欠其11个月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从2019年9月9日起与徐工科技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徐工科技分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该通知书。2019年10月18日，段飞以徐工科技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徐工科技分公司支付其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拖欠的工资共134409元，支付经济补偿金318496元。当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开劳仲不字（2019）第10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不具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二款（三）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后段飞以诉称理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本案中，双方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7月31日止，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再未签订劳动合同，段飞仍在徐工科技分公司工作，徐工科技分公司也未表示异议，应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其次，徐工科技分公司支付段飞工资至2018年9月，对于2018年9月之后，段飞主张劳动合同期满后徐工科技分公司于2018年9月将其调至印尼项目部工作，徐工科技分公司则辩称其公司没有派遣段飞至印尼项目，印尼项目搁浅后没有成立，段飞是个人至印尼投资开设公司，与徐工科技分公司以及徐工集团无关，庭审中，段飞提交的将其调入印尼项目组的报告系打印件，徐工科技分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徐工铲运（2018）76号文《关于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解聘的通知》中也没有涉及到段飞的工作变动，段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印尼开展的工作属于徐工科技分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以及其为徐工科技分公司提供劳动，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徐工科技分公司也未向段飞发放工资，无法认定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徐工科技分公司对段飞主张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134409元不应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段飞于2019年9月9日以徐工科技分公司拖欠其11个月工资为由向徐工科技分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以此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318496元也没有法律依据，徐工科技分公司亦不负有支付义务。综上，徐工科技分公司并非适格的责任主体，对段飞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不应当承担责任，段飞的起诉应当予以裁定驳回。遂定：驳回段飞的起诉。二审期间，段飞提供以下证据：1.池跃和梁辉的护照及二人往返印尼与中国的书面记录，拟证明：二人受徐工科技分公司的派遣至印尼工作。2.广州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截图一份，拟证明：段飞在该公司持有2.5%的股份，持股的同时也同样属于被上诉人的员工。该股份系被上诉人的奖励，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徐工科技分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存在异议，护照只能证明段飞及池跃、梁辉三人曾经去过印尼，并且根据徐工科技分公司的调查，梁辉、池跃及段飞三人应该在印尼投资了自己的公司并获取了收益。2.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确是徐工投资的。并且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徐工本身有意对印尼项目进行投资，但由于未经过批准而放弃此项目。但是段飞隐瞒相关事实，私自对外投资，其行为与国内的投资截然相反。并且，段飞在徐工公司任职期间，工资薪酬均据实发放，而其投资印尼期间未发放薪酬的原因是其个人经营行为。徐工科技分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一份，拟证明：段飞私自在印尼与他人成立经营实体，并获取了收益，已经违反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2.限期报到通知书两份，拟证明：2019年6月15日和2019年7月26日徐工科技分公司已经向段飞邮寄了限期报到通知书，并且段飞已经收悉。段飞到印尼工作后，徐工科技分公司曾要求其返岗报到，但段飞未能返岗。段飞质证称，1.从证据的形式要件来看，该份证据来源于印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自国外的证据，应当经过公证，才能产生证明效力，故该文件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次，从证明目的来看，鉴于该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人被公司派往印尼是一个事实。就如同上诉人在解除合同之前被派往广东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公司也奖励过上诉人股份，所以不能以上诉人是否持股而否定公司派遣上诉人工作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上诉人在广东徐工鲲鹏公司工作期间的劳动关系，依然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否认上诉人持股徐工公司，而不存在劳动关系。2.2019年6月7日段飞接受梁辉的安排去了印尼，2019年8月29日返回，对该证据段飞不知情。3.2019年7月26日的限期报到通知书没有邮寄回单，段飞也没有收到，徐工科技分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其印尼工作组组长梁辉来传达相应的调遣指示。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如下：徐工科技分公司是否应当补发段飞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的拖欠工资，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双方陈述情况，分析评判如下：本案中，根据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显示，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段飞拥有该公司3%的股份，徐工科技分公司并不是该公司股东。徐工铲运（2018）76号文件《关于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解聘的通知》中，并未提及将段飞调岗至印尼项目部工作，段飞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实为徐工科技分公司的印尼项目部。段飞与徐工科技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徐工科技分公司和段飞均认可2018年9月之后段飞为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动，徐工科技分公司也未向段飞发放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段飞和徐工科技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并无不当，徐工科技分公司不负有支付段飞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拖欠工资的义务，亦无需支付段飞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徐工科技分公司并非适格的责任主体，对段飞的起诉应当予以裁定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段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琳审 判 员  吴晓志审 判 员  崔 悦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  纪 璇书 记 员  郭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