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1003号原告：李安至，男，汉族，1967年7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王浩，江苏四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彪，江苏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宜山，男，汉族，1974年1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代理人：苏杨，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安至为与被告苏宜山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2日、6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安至及委托代理人李彪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苏杨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以其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从事捕捞作业。2015年8月18日，其在翻身闸海域附近进行捕捞作业时，被告强行登船并殴打原告，将网具砍坏，并将卫导、对讲机丢到海里，还将原告渔船及网具、雷达等随船物品予以扣留，目前仍在被告控制之下。原告渔船已经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榆院)判令返还，但原告损失至今未获赔偿。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730000元(自2015年8月18日起算至2016年4月16日止)、网具损失人民币13536元、卫导及对讲机损失人民币5500元、船员工资损失人民币21800元，共计人民币770836元。后原告以渔船尚未实际返还，随船物品、属具等损失尚待进一步确定为由，申请撤回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的诉请，其余诉请内容不变。被告辩称：涉案纠纷已由赣榆院依法判决处理完毕，原告并未上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驳回原告本案诉请；原、被告间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并长期合作，被告多次借款给原告作为收购渔获的预付款，同时原告应无条件将渔获卖给被告，年底双方进行结算，但原告自2014年起违约未把所有渔获卖给被告，故被告并非强行扣留涉案渔船，而是原告因违约自愿让被告进行留置，赣榆院判决返还渔船后，原告亦未来被告处领回渔船；原告主张的赔偿并无事实依据，赣榆院庭审中，原告雇佣的船员均证实已结清工资，并未拖欠；捕捞经营具有不确定性，故原告所谓损失并不确定。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拥有涉案渔船所有权，被告非法扣留渔船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不认可系非法扣留渔船，判决后被告同意返还渔船，但原告未来领取。本院认为，对该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2．渔业捕捞许可证，用以证明原告所属涉案渔船具有合法捕捞手续，渔船主机功率为257.30千瓦。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具有的捕捞资质与其获利及损失并无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3及6-7．赣榆区柘汪镇甘县村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甘县村渔船收入调查汇总表、村会计制作的计算明细及案外人李新军从事收鲜时的销货清单，用以证明同类渔船的正常营运收入。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村委会并非合法的数据统计机构，其所调查的数据来源无法获知；证明内容并非针对涉案渔船，与本案并无关联；计算明细来源不明，无法代表客观情况；销货清单并无相关船主出庭作证，且所涉收鲜船、渔船与本案亦无关联。本院认为，计算明细并无制作者落款签字，亦无其他证据可印证其来源，对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销货清单仅能证明渔船单次捕捞收入，考虑到渔船单次捕捞周期不定，无法准确推定月度收入，更未扣除成本支出，对待证渔船净收入事实并无直接证明力，对其证据效力亦无法认定；其他证据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且可相互印证；被告从事渔船收鲜经营，对渔船正常营运收入应系明知，然虽经本院当庭询问，被告仍未对上述证据中所涉渔船正常营运收入具体数额作出质疑及反驳，则对除计算明细、销货清单外的其他证据效力均应予认定。4．船员工资协议及借条，用以证明原告自2015年8月19日至8月31日已预付的船员工资损失。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涉案纠纷在赣榆院审理时，船员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确认协议系后来补签的，故并非如原告所述出海前先预付船员工资，而是返回岸上才结算的；而其中的借条更与涉案纠纷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借条内容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亦无在案其他证据可印证其性质同属船员工资，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船员工资协议可与赣榆院(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庭审笔录所载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5．船上挡网损失计算明细、赣榆县其志渔网厂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的网具损失。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损失网具的数量以及其是否与赣榆县其志渔网厂存在渔网买卖关系均无法确定，故上述证据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船上挡网损失计算明细为原告自行制作的情况说明，证据形式属于当事人陈述，但并无在案其他证据可印证网具损失的具体数量，故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至于赣榆县其志渔网厂出具的证明，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网具购自该厂，亦未能证明该厂所报价格即可代表2015年8月的网具市场价格，因而对本案事实并无证明作用。故对上述证据效力本院均无法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的四张借条，用以证明双方存在收购渔获的合同关系，原告自愿将其渔船交被告留置，被告系对渔船进行合法占有。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并认可其与被告间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具体模式是原告出海前先以借条形式收取被告预付款，捕捞渔获后卖给被告，因被告收鲜时不肯当场定价，或是将价格压得很低，所以后来就不愿再将渔获卖给被告致产生纠纷。被告亦认同原告所述双方交易模式，但认为被告向原告预付的是定金，且原告实际交付被告的渔获价值远低于被告已支付款项，故双方涉争。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但被告关于其系合法占有并留置渔船的抗辩意见，已生效的(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已作出不予采信的认定，显然被告的证明目的无法实现。为查明双方述及的赣榆院(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审理过程中所涉情况，本院向赣榆院调取了该案两份庭审笔录，并当庭向原、被告出示。原、被告对庭审笔录证据效力均无异议。原告认为，赣榆院庭审中曾有证人出庭陈述证言，证明原告卫导、对讲机、渔网遭受被告侵害而损失；原告已与船员结算完毕船员工资，船员并未向原告退回工资。被告则认为，庭审笔录中记载的证人证言可证实卫导仍在船上未被扔掉；且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船员工资协议均为事后补签。本院认为，(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未对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证据效力予以明确认定，亦未据此查明相关事实，故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证据效力并不当然得以认定，仍须结合本案证据综合认定相关事实。本院查明：原、被告双方确认，双方间曾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具体模式是原告出海前先以借条形式收取被告预付款，待捕捞渔获后卖给从事收鲜经营的被告。2015年8月，双方就渔获买卖事宜产生纠纷，本案原告遂将本案被告诉至赣榆院。2015年8月27日，赣榆院立案受理本案原告起诉本案被告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本案原告诉称，其从事海上捕捞作业，本案被告从事渔船收鲜经营，由本案被告预付渔获款，本案原告向本案被告出售渔获。同年8月18日中午，本案原告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时，本案被告以本案原告未将渔获卖给其为由强行扣留渔船，造成巨大损失。本案原告遂诉请判令本案被告返还渔船，赔偿预付船员工资损失人民币54500元及无法出海捕捞所致可得利益损失。后本案原告于同年12月11日向赣榆院申请撤回关于各项损失赔偿的诉请，仅要求返还渔船。根据(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庭审笔录记载，本案原告曾申请该渔船上船员李宝社、秦泗庆、徐田树、董入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宝社作证称，其在本案原告船上干活约40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已结算完毕；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起纠纷时，其看到双方争吵时对讲机被本案被告扔到海里，另网具亦被本案被告砍断，但网具损失的数量不清楚；该渔船被本案被告驶回港口后，其曾帮忙看船数日，当时看到卫导还在船上。证人秦泗庆作证称，其在本案原告船上干活约18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2000元/月，本案原告已预付其工资人民币12000元；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起纠纷时，其看到卫导被本案被告扔到海里，另网具亦被本案被告割断。证人徐田树作证称，其在本案原告船上干活约40多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9500元/月，本案原告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未付。证人董入明作证称，其在本案原告船上干活约20多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船员工资协议系下船上岸后补签的，本案原告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虽实际未干满一个月，但未向本案原告退还未干满部分的工资。根据原告与各船员分别签订的船员工资协议记载，与船员李宝社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落款时间空白；与船员秦泗庆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2000元/月，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日；与船员徐田树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9500元/月，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1日；与船员董入明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2日。上述船员工资协议见证人栏均注明为“东港中介”。2015年12月13日，赣榆院作出(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并查明：同年4月7日本案原告从他人处购买“赣榆渔13185”渔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本案被告则从事渔船收鲜经营。同年8月18日，本案原告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时，本案被告强行将其渔船扣留并驶至当地港口。截止该判决作出时，该渔船停泊于石桥镇下木套港口，并处于本案被告控制下。赣榆院在该民事判决中认为：本案被告先前并未合法占有本案原告的渔船，且其所称本案原告欠其借款与渔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最终，赣榆院判决本案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案原告返还“赣榆渔13185”渔船。该判决作出后，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根据原告所持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涉案“赣榆渔13185”系木质刺网捕捞渔船，2004年6月15日建成，船籍港赣榆；船长22.27米，船宽5.40米，船深2.10米，主机功率257.30千瓦；总吨位59吨，净吨位20吨；作业场所为江苏沿海。诉讼中，被告确认该渔船目前仍停泊于石桥镇下木套港口，并处于其控制下。就渔船营运损失，赣榆区柘汪镇甘县村村委会出具证明称，根据该村流刺网捕捞渔船收入调查统计，主机功率200-300千瓦渔船净收入均值，2015年8月至11月为人民币334500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为人民币186000元，2016年2月16日至4月16日(开始捕捞鲳鱼、梭子蟹)为人民币284000元。据此，可计算得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9389元/月。后该村委会又出具甘县村渔船收入调查汇总表，列明自2015年1月至5月(6月至7月休渔期)，2015年8月至12月及2016年1月至5月的各月度渔船收入、支出及净收入数据，并另出具证明以2015年8月为例，详细列明了该月收入、支出及净收入的具体计算情况。据此，可计算得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104944元/月。本院认为：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原、被告间虽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已生效的(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所作认定，被告占有该渔船并非基于行使留置权，同时该判决亦已责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该渔船，故涉案纠纷系被告非法占有原告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所致，即本案系基于侵权诉因的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换言之，无论原、被告在渔获买卖合同项下产生何纠纷，基于买卖合同的性质，均不涉及被告对原告所属渔船的依约合法占有及留置问题；而在案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曾同意通过向被告移转渔船占有的方式来合意设定质权。无论涉案纠纷是否系因双方间曾经存在的渔获买卖合同关系所引发，基于原告选择的侵权诉因，均与渔获买卖合同纠纷无关。故对被告关于其基于渔获买卖合同关系非强行扣留涉案渔船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另原告在(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中主张返还原物，而在本案中主张赔偿损失，前后诉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无涉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被告强行扣留原告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并非法占有至今，其行为出于故意且已构成侵权，应对由此导致的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作如下认定：首先，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无论在海上原、被告产生纠纷时因被告侵权行为当场灭失，抑或在被告非法占有原告渔船期间所短少，被告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赣榆院所作生效判决已责令本案被告向本案原告返还“赣榆渔13185”渔船，但至今该渔船仍在本案被告控制下，尚未实际返还。现原告以渔船尚未实际返还，随船物品、属具等损失尚待进一步确定为由，申请撤回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的诉请，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的处分，且在完成渔船接收清点后再行主张有利于对原告合法权益的完整保护，故本院对该部分损失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其次，关于渔船营运损失，赣榆区柘汪镇甘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甘县村渔船收入调查汇总表所载数据，虽非法定权威统计机构数据，但可在本院认定涉案渔船营运损失时予以参考。根据该村委会提供数据，涉案同类型渔船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9389元/月，或人民币104944元/月，本院择其较低标准加以参考。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地同类渔船实际收入状况，捕捞经营收入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从事渔船收鲜经营的被告经询问未对上述证据中所涉渔船正常营运收入具体数额作出质疑及反驳的事实，本院酌定原告渔船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0000元/月，进而应认定原告就渔船营运不能产生损失人民币640000元。最后，关于船员工资损失，尽管在赣榆院庭审笔录中记载，船员董入明确认船员工资协议系下船上岸后补签的，但结合四名船员在赣榆院庭审中所作证言，即使个别船员工资协议系事后补签，仍不影响对原告预付船员工资、船员实际在船工作等事实的查明与确认。而船员提前终止工作系因被告强行扣留并非法占有原告渔船的侵权行为所致，由此导致原告预付船员工资的损失，被告理应予以赔偿。其中，就船员李宝社而言，无证据证明其具体上船时间及月度工作届满时间，无法判定其是否因被告侵权行为而提前下船，故本院无法认定原告预付李宝社船员工资已产生实际损失；就船员秦泗庆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的在船工作时间，与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及被告强行扣留原告渔船时间可相互印证，应认定其提前12天下船，由此原告产生损失人民币4800元；就船员徐田树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在船工作约40多天，且原告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未付，结合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日来看，至其因被告侵权行为而提前下船时同年8月18日，应属第二个月工作期间，因其陈述原告并未支付第二个月工资，故本院无法认定原告就此已产生实际损失；就船员董入明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的在船工作时间，与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及被告强行扣留原告渔船时间可大致相互印证，但因其陈述在船工作约20多天，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2日，现有证据无法精确认定其具体上船时间及月度工作届满时间，故本院酌定其提前10天下船，原告产生损失人民币4333元。由此，应认定原告就预付船员工资产生损失共计人民币9133元。上述所认定的原告实际损失共计人民币649133元，均系被告侵权行为所致，其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宜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安至赔偿损失人民币649133元；二、对原告李安至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苏宜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1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5659元，由原告李安至负担人民币773元，由被告苏宜山负担人民币4886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安至、被告苏宜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鲍海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