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2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兰，女，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志强，男，199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雪峰，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宇，男，197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婷，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蓉，女，197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原审第三人：张子峰，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策，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光兰、潘志强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宇、杜蓉，原审第三人张子峰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光兰、潘志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依法确认以被告张建宇名义竞拍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的原沈阳建行和平支行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房产权（现房权证号沈房权证市和平字第××号，N060744281）中有上诉人50%的份额；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张建宇对于联合购买事宜明知首先，竞拍当日，张建宇作为联合竞买人之一参与，由杜蓉举牌竞拍，且当天由拍卖行出具杜蓉为竞买人的发票，杜蓉和潘兴山联合购买公证时，提供了上述发票以及房产证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由张建宇交给杜蓉的，杜蓉又持有上述文件与我方进行了公证。对于该事实张建宇应该是明知的。因此，张建宇明知购买该房屋的行为是联合购买，而非其自己单独购买的。其次，张建宇对于其与杜蓉签署的《联合购买协议》是明知的。在（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案件中，杜蓉举证其与张建宇签署了《联合购买协议》，而张建宇对此认可是他签字，但认为杜蓉的名字并非杜蓉签署，也可以看出张建宇明知联合购买这一事实存在。再次，购房款来源，张建宇是明知的。案涉房屋成交价格536.3万元，而张建宇所举证据所有累计金额仅为410万元，其中就包括张子峰转给张建宇的110万元，也就是说，张建宇最多出资300万元，剩余230万元的差额款来源，张建宇不可能不知情。且对于张子峰转给张建宇的110万元，张建宇辩称是其他款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这110万元，是潘兴山转给张子峰280万元的一部分。潘兴山分两笔将280万元转给张子峰，张子峰将其中110万元转给张建宇，150万元转给拍卖行，剩余20万元作为相关费用。二、案涉房屋理应有上诉人50%份额第一，虽然张建宇否认其与上诉人存在联合购买关系，但其无法否认与杜蓉的联合购买，本案一审杜蓉明确，参与联合购买的实际上是潘兴山，其同意案涉房屋购买中如果有她的份额，这部分份额应当是潘兴山的。第二，潘兴山实际出资进行了购买，如上所述，房屋价款536.3万元，而潘兴山出资280万元，该280万中可以明确，通过张子峰汇入拍卖行150万元，通过张子峰转给张建宇并最终进入拍卖行110万元，购房款中260万元就是潘兴山出资的，理应享有相应的份额。第三，本案表面上是杜蓉与张建宇联合购买，而实际上因杜蓉并未出资，杜蓉的百分之五十是潘兴山的，一审杜蓉也承认其百分之五十的份额是潘兴山的。而张建宇虽否认与潘兴山联合购买，但未否认与杜蓉联合购买，现杜蓉又承认其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实际上是潘兴山的，故理应认定张建宇与潘兴山构成联合购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建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案涉房屋系答辩人个人出资、经过拍卖程序购买所得，并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答辩人参加竞买、交纳保证金（见2009年7月16日结算业务申请书）、签署成交确认书、支付拍卖成交款（见2009年8月31日进账单）、取得付款人为“张建宇”的涉案房屋发票（见2009年12月21日不动产统一发票），并办理产权证，占有使用房屋至今，故答辩人系唯一合法权利人。二、答辩人与潘兴山并不相识，更不可能与潘兴山之间存在委托拍卖或者联合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答辩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潘兴山或者胡承山对涉案房产进行过投资！潘兴山一方也不知道答辩人投资房产一事。此事一直由张子峰两头隐瞒进行暗中交易。上诉人仅以其举示的在公证处留存的发票等文件意图证明答辩人对杜蓉与上诉人之间的联合购买事宜知情，从未举示过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而答辩人对此作出过合理解释，上述文件是张子峰自称要开公司，借用文件办理注册地址，所以答辩人才出借给他的。上诉人用杜蓉与潘兴山之间签订过联合购买协议、杜蓉与答辩人之间签订过联合购买协议来推断潘兴山与答辩人之间构成联合购买，这一主张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更何况，两份协议中杜蓉的签字均是伪造，与潘兴山的协议存在倒签的情况，与答辩人的协议未成立亦未履行。故，答辩人与潘兴山之间根本不存在联合购买的事实。三、上诉人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出资280万元，答辩人仅仅是受托代为参与拍卖，对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其与第三人张子峰的陈述，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的280万元被张子峰收取，系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成交拍卖款，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首先，上诉人自述与杜蓉合意一起出资购买房屋，仅委托答辩人代为参与拍卖，但其却在诉讼中主张答辩人也享有一半的房屋所有权。这明显不合。其次，杜蓉在法院询问笔录（见2020年6月8日一审法院询问笔录）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见2019年7月26日沈河公安分局询问笔录）中均提及：自己从未委托过答辩人，并非本人签字，对委托拍卖一事一直不知情，且自认对房屋并未出资，与潘兴山之间的联合购买协议也是后补签的。再次，张子峰在法院和公安局的陈述明显互相矛盾（见2020年8月2日给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见2019年8月6日沈河公安分局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说先找到胡承山一起投资，后期为了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又找到答辩人；2020年又说先找到答辩人一起投资，后期资金不够，又找到胡承山等人投资。另外，张子峰在询问笔录中也认可委托拍卖书是自己代签的，且自己对购买房屋未出资，280万元都是潘兴山的钱。最后，关于拍卖行于2009年9月3日给胡月出具的280万元收款收据，此收据也是漏洞百出。上诉人是在2009年9月3日和4日分别汇款给张子峰的，张子峰在9月4日仅存入拍卖行150万元，然而，拍卖行却在提前一天“9月3日”为与此笔款项毫无关联的“胡月”出具了“280万元”的收据。上诉人据此主张自己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完全没有依据。综上，本案事实很清晰，张子峰曾意图与答辩人合资购买涉案房产，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协议也因无杜蓉亲笔签名而未成立。最终由答辩人自行交纳全部房款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至于张子峰与潘兴山之间的关系，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未参与也不知情。故，上诉人无权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被上诉人杜蓉辩称：坚持一审我方陈述的意见，被上诉人张建宇应当清楚，房屋是两家买的，不是他一家买的。房屋买卖过程是张子峰和张建宇父亲(张部长)他们两个人一直操作，没有张建宇，真正做主的人是张子峰和张部长。原审第三人张子峰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关于案涉房屋情况。大约2008年，建行辽宁省分行组织入围拍卖行，对其部分不良资产进行推介，我当时在辽宁国宏拍卖行，对建行介绍的资产进行了筛选，感觉案涉房产不错，听建行介绍将来动迁。在此之前张海文部长让我有什么好的项目带着孩子张建宇一起做，于是我把该项目介绍给了张部长，初步订我们和张建宇一起做，并且签订了联合购买协议，每人出资大约280万，因为拍卖行本身是不可以参加购买的，于是我让我家属杜蓉和张建宇签了《联合购买协议》。在拍卖会举牌时是杜蓉举的牌。由于我另有别的投资，资金没到位，于是我和战友胡承山讲了这个项目，胡承山以前知道我在拍卖行工作，说有什么好项目大家一起做，一起挣点钱，于是胡承山找了李新政、潘兴山，他们三人出了大约280万。和潘兴山的合作也是由杜蓉签的合同，并且做了公证。加拍卖佣金及房子的改造（当时房子有瑕疵，一个礼拜就要堵以此，还上过新北方）一共投资大约700万左右，我和杜蓉出了大约100多万。房子买完一直没有过户，后来怕动迁将来补偿和建行说不清，于是找了叫唐成祥的中介了解过户问题，他说加不动产税要200万费用，一听需要这么多费用，我分别和张部长和潘兴山沟通了一下。办房证如果直接办成张建宇、潘兴山和杜蓉共有，因为当时拍卖成交确认书是张建宇，建行那边也改不了。于是我和潘兴山讲了一下，潘兴山说：反正有公证，买这房子也是为了动迁补偿，无所谓。法院现在要确权，我本人主张由张建宇和潘兴山各占案涉房产的50%，因为杜蓉投资部分无法找到证据。李光兰、潘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以被告张建宇名义竞拍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的原沈阳建行和平支行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房产权(现房权证号沈房权证市和平字第××号，N060744281)中有原告50%的份额，房屋价值536万元；2.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潘兴山与原告李光兰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一子二女，分别为长子潘志强、长女潘海燕、次女潘蕊。潘兴山的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潘海燕与潘蕊于2017年办理《公证书》，声明放弃对潘兴山所涉案涉房产的继承。案涉房产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16-19轴B-E轴）（建筑面积901.4平方米）。产权登记人为被告张建宇，登记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原告主张该房产系潘兴山与被告杜蓉联合购买，并委托被告张建宇参与拍买，拍卖公司为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张子峰在当时为该拍卖公司的经理。原告举证：1.于2010年11月4日公证的《联合购买协议》，甲方为杜蓉，乙方为潘兴山，其上记载：“甲、乙双方就联合购买建设银行自由房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房产，甲乙双方各出资50%联合购买该房产。二、除竞拍底价536万元外，所发生的拍卖款及过户费所有费用均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三、竞拍该房产成功后，未来该房产的收益权甲、乙双方各享50%。四、认购该房产成功后，所有的投资风险双方共同承担。……”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1日。同时该《公证书》后附数额为53.63元的《发票》一张及《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其中《发票》记载：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品名房产，单价5,363,000元；《拍卖成交确认书》记载：成交日期2007年7月16日。2.向张子峰转账存款的银行业务回单两张及《收款收据》一张。其中日期为2009年9月3日的回单存款金额为80万元，日期为2009年9月4日的回单存款金额为200万元。原告主张该280万元均是由案外人胡承山转账给张子峰的，其中包括胡承山的40万元，李新政的40万元，潘兴山的200万元。《收款收据》加盖有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日期为2009年9月3日，交款人为胡月，数额为280万元，收款事由载建行项目成交款。原告主张胡月为胡承山的女儿，受委托将购房款280万元交付拍卖行。3.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1×××39）的银行流水及业务申请书。显示：2009年9月4日，张子峰向拍卖行的前述账户转账存入150万元；当日，张子峰向被告张建宇名下账户转账110万元。被告张建宇主张，案涉房产系其通过拍卖所得，为房屋唯一所有权人，并举证：1.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与原告提交《公证书》后附确认书一致，买受人签字处为张建宇签名，成交价格为536.3万元，并加盖有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印章。2.被告主张交纳房款的证据，2009年7月16日张建宇父亲张海文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账号03×××07）55万元的银行业务申请书；2009年8月31日沈阳三通牧业有限公司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245万元的进账单；2009年8月31日沈阳三通牧业有限公司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110万元的进账单。3.案涉房屋发票。开票日期为2009年12月21日，付款方张建宇，收款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金额5,363,000元。另，二原告曾于2017年将本案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事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查，以原告主张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于2019年8月7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本案没有犯罪事实。在（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杜蓉曾举证有杜蓉及张建宇签名的《联合购买协议》一份，杜蓉主张其上自己的签名为张子峰所签，张建宇主张因时间较长记不清是否为本人所签，但确实有与杜蓉签协议的事，杜蓉未按协议约定交付款项，该协议未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确认其享有案涉房产50%的份额，现案涉房产登记在被告张建宇名下，由此，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50%所有权的证据。从原告举证来看，一方面，潘兴山与杜蓉确达成合意联合购买案涉房产，且为履行该协议，向张子峰转账280万元，但就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并未竞拍成功案涉房产，更无法依据联合购买协议享有案涉房屋50%的产权。另一方面，被告张建宇以竞拍者的身份购买案涉房产，并登记于其名下，原告虽主张是委托张建宇参与竞拍，但张建宇对其就此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且该授权委托书亦无张建宇接受委托的签字，同时，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与张建宇之间就案涉房产存在联合购买的合意。由此，原告所举拯救并不能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50%的产权，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潘志强、李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60元，由原告潘志强、李光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与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黄建国电话联系，答复拍卖公司已不经营，公司财务账目找不到，无法配合法院提供，2020年期间案件当事人来找过，要看张子峰经手建行拍卖房屋的材料，因为涉及到案件诉讼，所以在公司财务账目没有的情况下，答复无法配合提供。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李光兰、潘志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财产权益。对于双方争议的出资问题。案涉房屋竞买价格536.3万元，佣金按照5%标准计算应为268,150元，共计563.115万元。张建宇、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约定双方联合购买案涉房屋，其中张建宇出资300万元。张建宇主张竞买案涉房屋全部由其出资，张子峰、杜蓉没有出资。根据张建宇提交的2009年7月、8月期间支付给拍卖公司三笔款项的证据，能够证明实际支付款项410万元。张子峰于2009年9月4日给付张建宇110万元，张建宇提出此款系张子峰给自己的借款，张子峰不认可，张建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张子峰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对于563.115万元与410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张建宇不能提供付款证据，亦没有说明付款过程。据此，张建宇实际出资金额应为300万元（410万元-110万元）。潘兴山、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约定双方联合购买案涉房屋，各出资50%。李光兰、潘志强主张潘兴山出资280万元，根据其提交的2009年9月3日的转账凭证、拍卖公司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潘兴山通过案外人胡承山、胡月（胡承山女儿）给付拍卖公司280万元。2009年9月4日拍卖公司将竞拍款转给建行。对于双方争议的《联合购买协议》是否实际履行问题。张子峰在拍卖公司任职期间，分别与张建宇、潘兴山签订《联合购买协议书》，约定联合购买案涉房屋。张建宇、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张建宇按照协议约定实际出资300万元，由杜蓉举牌，张建宇签署竞买协议，案涉房屋权属登记于2015年8月办理至张建宇名下，该协议实际履行，张建宇主张协议作废不能成立。潘兴山、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潘兴山按照协议约定实际出资280万元，张子峰向其出示授权张建宇参加拍卖的《委托书》，2010年11月4日办理《联合购买协议》公证，该协议也实际履行。李光兰、潘志强主张张建宇对潘兴山参与联合购买知情，因张子峰向潘兴山提交的《委托书》并无张建宇本人签字，仅以办理公证时杜蓉提供了拍卖手续原件等，不能推定张建宇知情，李光兰、潘志强的主张不能成立。潘兴山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权益的问题。张建宇、潘兴山对对方参与联合购房并出资不知情，张子峰对二人隐瞒了真实情况，本案曾移送公安未予立案。本院二审与拍卖公司负责人联系，无法调取到张子峰经手竞拍案涉房屋的相关证据材料。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竞买款项实际由张建宇、潘兴山出资，张建宇、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和潘兴山、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均已实际履行。按照张建宇、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张建宇对案涉房屋仅享有50%的财产权益。按照潘兴山、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潘兴山对案涉房屋应享有50%的财产权益。考虑到张子峰一审、二审期间提交书面意见，主张按照张建宇、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其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财产权益，按照潘兴山、杜蓉（张子峰妻子）签订的《联合购买协议》，潘兴山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财产权益，同意法院确权由张建宇、潘兴山各占案涉房屋50%的财产权益。据此，本院认为应当认定潘兴山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财产权益。案涉房屋已经登记在张建宇名下，现由张建宇占用收益。考虑到张建宇和潘兴山之间并无直接联合购房的合意，本院二审向张建宇释明是否主张购买案涉房屋另50%的财产权益，张建宇提出异议没有主张购买。故此，本院二审改判确认潘兴山的继承人李光兰、潘志强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财产份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光兰、潘志强对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16-19轴、B-E轴）建筑面积901.40平方米房屋享有50%的财产份额；三、驳回李光兰、潘志强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660元，由李光兰、潘志强承担12,330元，张建宇承担12,3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光兰、潘志强承担2,500元，张建宇承担2,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320元，由李光兰、潘志强承担24,660元，张建宇承担24,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虹审判员  赵钺审判员  金鑫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勾雪峰书记员许璐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