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5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传顺，男，1957年8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洪泉，男，1955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旭，江苏建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传顺因与被上诉人孙洪泉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3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传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华传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应认定为民间借贷。2018年12月，华传顺与孙洪泉就合作经营舞蹈学校事宜达成合伙协议，约定所支出的费用双方各承担50%，因孙洪泉暂无资金，所有款项均由华传顺提前垫付。在合伙过程中，根据华传顺实际出资情况，2019年3月22日，孙洪泉向华传顺打了199288.8元的借条一张；2019年5月27日，孙洪泉再次向华传顺打了3万元借条一张，两张借条合计金额229288.8元。后因舞蹈学校经营不善，双方于2019年9月16日达成《经营终结残值处理协议》，对合伙剩余财产进行清算，该合伙经营已经清算完毕并终结。华传顺认为，合伙人均应当按照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因孙洪泉资金短缺，故向华传顺借款用于合伙出资。该两笔款项均为华传顺帮助孙洪泉的垫付款，孙洪泉也出具借条予以认可，是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孙洪泉以出具借条的方式认可其欠付华传顺相应的款项。虽然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合伙经营已经清算完毕，双方并无其他事务未清算。即便孙洪泉主张双方之间的合伙事务并未完全清算完毕的主张成立，该情形亦不影响孙洪泉向华传顺偿还借款，借款的偿还完全独立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亦与合伙事务是否清算完毕无关。一审期间，华传顺先是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虽然在一审法院的释明下，华传顺变更要求孙洪泉返还合伙垫付款，但前提仍然是认为孙洪泉是向华传顺借款以用于其合伙出资，孙洪泉应当偿还款项。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款项不构成借贷关系，继而认为应当进行散伙清算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孙洪泉辩称：一、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华传顺从未向孙洪泉给付过任何款项，华传顺一审中也认可其起诉的所谓借款是合伙出资的垫付款。孙洪泉仅是以借条的形式来预估双方合伙装修可能会投入的费用。华传顺的诉讼请求先是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返还所谓的借款，后发现与事实不符，就变更为返还合伙垫付款，其二审仍主张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驳回华传顺的诉讼请求是因为查明双方之间已经结算完毕，不存在纠纷，华传顺一审对此予以认可。华传顺现上诉推翻自己的一审主张，又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双方已经结算完毕的投资款，不应得到支持。这不仅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更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华传顺诉讼请求的金额与其提供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一审庭审笔录已有明确记录。孙洪泉出具的所谓借条是华传顺起诉的唯一证据，该借条仅是孙洪泉对华传顺合伙期间装修及其他款项投入进行估算的凭证，双方最终应以合伙期间的实际支出为依据。一审中，华传顺认可在2019年5月之前舞蹈学校未装修完毕，也未开业。证人证言更加能够证明直到2019年7月份仍在进行装修。双方合伙协议约定的结算时间在舞蹈学校开业之后，而孙洪泉出具所谓借条的时间在装修完成之前，舞蹈学校未开业。所以，从双方约定及事实来看，借条是双方对装修投资的估算，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实际装修投入。合伙协议约定，“合伙前期的费用先由上诉人垫付，待双方经营的舞校开业，双方凭支出的费用票据进行算账，双方各承担50%”。华传顺一审陈述，“我负责记账、支出是孙洪泉签字，我管账，经营期间的账都在我手里”。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装修所花费的一切票据均在华传顺手中，且应当由孙洪泉签字认可后方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但华传顺作为证据提交的所谓合伙费用票据中，有孙洪泉签字的票据寥寥无几。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及华传顺庭审中的陈述均能说明双方对于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已经进行了结算，且结算完毕，因此，华传顺以所谓的借条主张借款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在签订合伙协议时明确表示：“合伙资产不足以支付合伙债务时，先由合伙财产进行支付。剩下的由合伙人承担”。经营终结结算协议明确约定：“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双方合办舞校，对于舞校资产进行变卖，变卖所得双方各得50%”。一审中，华传顺陈述在合伙结算后，已经将舞蹈学校能够变卖的物品进行变卖，双方对变卖款进行了分配，足以印证双方间已经不存在债务。若孙洪泉仍欠款的话，华传顺不可能将变卖所得财产与孙洪泉进行分配。综上，华传顺变更一审诉讼请求，虚构事实进行上诉。双方合伙已进行清算，华传顺仅因结算后发觉自己吃亏，就起诉孙洪泉要求支付合伙期间所谓的投资装修费用，但其却连最基本的投入都无法举证证明。装修费早已清算，双方在互不负债的前提下将合伙财产变卖进行了分配。双方已不存在任何纠纷，华传顺仅凭所谓的借条要求孙洪泉偿还借款，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华传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洪泉返还合伙出资垫付款本金179288.8元及利息1万元（按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孙洪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6日，孙洪泉（甲方）与华传顺（乙方）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利用合伙人自身具备的资金优势和教学优势经营一家舞蹈学校，合伙名称为徐州硕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主要约定：因孙洪泉目前资金短缺，开办舞校所涉及的房屋租金、押金及装修款等前期费用均由华传顺先行出资垫付，待双方经营的舞校开业，双方凭支出的费用票据进行算账，所支出费用双方各承担50%；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等收入为净利润，即合伙创收盈余，按“%”比例分配；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双方各承担50%；合伙事务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合伙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和具体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根据舞校的发展情况，如果需要增加员工，应面向社会招聘，双方不允许介绍自己家人和亲戚进入本校工作；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可就合伙经营事务达成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时发生法律效力；合伙期限自本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至双方合伙清算完毕止。华传顺陈述，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装修结束，2019年5月8日舞校开业，2019年10月20日合伙结束。孙洪泉辩称，2019年5月仍在进行装修，对华传顺的其他陈述无异议。孙洪泉自认未实际投入钱财。华传顺为证明孙洪泉应当承担合伙期间的前期费用229288.8元，提交两份借条如下：1.2019年3月22日，孙洪泉向华传顺出具《借条》一份：今借到华传顺人民币199288.80元，用于舞校装修；2.2019年5月27日，孙洪泉向华传顺出具《借条》一份：今借到华传顺人民币30000.00元，用于舞校装修。孙洪泉对上述两份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份借条的形成时间为合伙期间装修刚刚开始，尚未装修完毕，是对装修费用投入的预估，未经双方的清算，并非最终结算。2019年9月16日，孙洪泉（甲方）与华传顺（乙方）签订了《经营终结残值处理协议》，主要约定：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双方合办舞校；双方同意自签订此协议之日起，变卖舞校所属办公设施、用品、电器等，对舞校装饰、装修进行拆除和变卖，变卖所得双方各得50%；以上工作于15日内完成结束，上述所有工作未完成前，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霸占校舍或私自将校舍交还出租方。2019年9月20日，华传顺向孙洪泉出具《收条》一份：收到孙洪泉还款伍万元整。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贷合意和借款交付两个要件。关于孙洪泉书写的两份《借条》，双方对该两份借条的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均予以否认，故本案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签订了《合伙协议》并实际履行，双方之间构成合伙合同关系。合伙协议约定，“开办舞校所涉及的房屋租金、押金及装修款等前期费用均由乙方华传顺先行出资垫付，待双方经营的舞校开业，双方凭支出的费用票据进行算账，所支出费用双方各承担50%”。孙洪泉自认没有实际出资。在合伙协议履行过程中，孙洪泉两次以借条的形式对其应出资数额进行了确认。该确认构成合伙合同中关于出资的约定内容。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该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前，双方均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消；（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华传顺、孙洪泉于2019年9月16日签订了《经营终结残值处理协议》，约定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双方合办舞校。本案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双方间《合伙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该合伙合同无需继续履行。华传顺主张孙洪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出资款支付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华传顺垫付的合伙出资可依法经散伙清算予以结算。关于双方提交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审查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传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86元（华传顺已预缴），由华传顺负担。二审中，孙洪泉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证据内容，2019年5月至2019年9月，孙洪泉通过微信向华传顺转账18次，金额共计40488.66元。证明目的，该部分款项系华传顺不在时，孙洪泉代为收取的学费，更多的学费均是华传顺直接收取。能够印证华传顺负责舞蹈学校的财务，学校开支由孙洪泉签字，孙洪泉只负责教学。双方是在最终结算债务后签订的残值处理协议，合伙结余还有300余元。2.微信转账记录，证据内容，舞蹈学校学生家长通过微信向华传顺转账4次，金额共计2000元。证明目的，华传顺陈述其未收取任何学费系虚假陈述，华传顺陈述孙洪泉于2019年6月之后开始负责财务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两组证据能够证明学费均为华传顺收取。还有其他学生的学费也交给了华传顺，但孙洪泉无法取证。经质证，华传顺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华传顺实际收到孙洪泉转账金额为40643.66元。华传顺收取过部分学费，但2019年6月15日之后，学费均由孙洪泉收取，华传顺只负责管理账目。华传顺为证明其质证意见，提供微信转账记录及舞蹈学校财务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证明，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9月16日，华传顺收取孙洪泉微信转账40643.66元，所收取的款项均用于舞蹈学校经营。经质证，孙洪泉认为，对上述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第一，二审中，华传顺多次陈述未收取过学费，现在却又举证证明2019年6月15日之前的学费均由其收取，华传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财务凭证能够反映，舞蹈学校的资金与账目均由华传顺管理，对外支出也由华传顺负责。款项支出的票据经孙洪泉签字才可以作为记账的依据。华传顺未举证证明双方在合伙期间实际投入的金额。第二，对于部分转账的具体质证意见：（1）2019年6月4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679元。华传顺主张系请案外人吃饭，但该收款收据日期经过改动，原日期应为2019年5月4日，金额为470元。收据金额与华传顺的证明目的以及孙洪泉转账数额均不一致，且该案外人的餐费是自己支付，时间为2019年4月底。华传顺以其他票据来解释该笔款项的用途，属于虚假陈述。154元、55元的两张小票与本次转账无关。（2）2019年6月14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83元。华传顺主张系午餐费用，但该凭证上“孙洪泉”的签字明显系伪造。2019年6月26日的20元同样系该情况。（3）2019年6月18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200元。华传顺主张系为“二宝生日”，但发票正面“华传顺”的签名、“二宝生日”四个字明显不是同一支笔、同一时间书写。“二宝生日”四个字系华传顺临时添加。（4）2019年6月28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200元、2000元。华传顺主张200元为还款，系虚假陈述。2000元并非华传顺主张的发放工资，而是孙洪泉收取学费后，将该学费转给华传顺。（5）2019年7月2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140元。华传顺提供的凭证上没有孙洪泉的签字，不予认可。（6）2019年7月12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820元。华传顺主张其中的220元系购买苏烟，但消费凭证上无孙洪泉签字。购买窗帘的600元收据系2019年7月23日出具，但孙洪泉转款时间为7月12日，该收据明显系华传顺用来凑数。该600元窗帘收据还能证明至少在7月23日前舞蹈学校是未装修完毕的。孙洪泉对于装修也一直在投资，也能印证华传顺陈述5个月完成装修是虚假的。（7）2019年7月19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25002元系孙洪泉的出资及所转的学费，华传顺收到该笔款项后，于7月23日才支付租金。该凭证能够证明二人的分工情况为，华传顺负责管理舞蹈学校财务并对外付款，再由孙洪泉签字确认，如没有孙洪泉的签字，所谓的支出均不是事实。（8）2019年7月23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4845元。华传顺提供的系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的票据，金额共计13623元，但该部分款项与4845元无关。（9）2019年9月19日孙洪泉转给华传顺的2200元。华传顺主张是退给学生的课时费，属于虚假陈述。本院认证认为：一、因华传顺对孙洪泉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华传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可以证明，2019年5月至9月，孙洪泉通过微信向华传顺转账40643.66元。华传顺另收取学费2000元。二、对于华传顺提供的证据。1.金额分别为154元、55元的消费凭证，因无法确认消费时间及消费金额，不予确认。2.2019年6月13日83元的“餐费”凭证。该凭证中“孙洪泉”签名与孙洪泉其他签名存在明显差异，不予确认。6月26日20元的“抽纸”凭证。孙洪泉对于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华传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凭证上的签名为孙洪泉本人所签，不予确认。3.2019年6月28日，华传顺收取孙洪泉其中一笔转账200元。华传顺主张用于还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确认。华传顺收取的另一笔2000元。华传顺提供的工资发放单证明该2000元系其领取的工资，故，不应认定为舞蹈学校经营支出。4.2019年7月2日140元的“传单”收据。因该收据上没有孙洪泉签字，不予确认。5.2019年7月8日购买苏烟的220元消费凭证，因没有孙洪泉签字，不予确认。6.2019年7月23日600元的“窗帘”收据。该收据经孙洪泉签字确认，且孙洪泉对于其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7.2019年7月23日25002元租金支付凭证。该凭证经孙洪泉签字确认，且孙洪泉对于其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8.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总金额为13623.2元的财务凭证。该组凭证中，孙洪泉签字确认的时间均为2019年7月23日，且孙洪泉对于其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9.2019年9月19日，华传顺收取孙洪泉转账2200元。华传顺主张用于退还学生支付的课时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确认。综上，华传顺所主张的该段时间内用于舞蹈学校经营支出的款项为45521.86元，扣除上述不予确认部分5072元（154＋55＋83＋20＋200＋2000＋140＋220＋2200），本院确认支出的费用为40449.86元。孙洪泉已举证证明华传顺收取的转账及学费为42643.66元（40643.66＋2000），扣除上述经营支出40449.86元，差额2193.8元应认定为经营获取的收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1月20日，孙洪泉（承租人）与徐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为合伙经营的舞蹈学校租赁场地，并支付履约保证金2.5万元。2019年5月27日，孙洪泉对2019年1、2月份的“徐州硕邦文化传媒原始凭证单据”进行核对，核查确认金额为373577.6元，孙洪泉确认“钱票相符”并签名。本院认为：第一，2018年12月26日，孙洪泉与华传顺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2019年9月16日，孙洪泉与华传顺签订《经营终结残值处理协议》进行清算。残值处理协议约定，舞蹈学校相关资产变卖所得双方各得50%。二审中，二人均认可已按照该残值处理协议的约定对合伙资产进行了变卖且分配完毕，在此情况下，华传顺要求对二人合伙期间的投资进行核算，条件已成就。孙洪泉主张该残值处理协议已经对双方投入进行了结算，但华传顺不予认可，协议对此亦未进行约定。因残值处理协议约定二人仍是按照各50%进行残值分配，分配比例的确定未考虑各方投入，故，孙洪泉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二人各自应负担的经营费用，应结合实际投资及收益情况进行计算。第二，双方间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经营支出费用由双方各承担50%。一审中，孙洪泉自认合伙经营期间未投入资金，因此，二人合伙经营期间的投资均为华传顺支出。2019年3月22日，孙洪泉向华传顺出具借条，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199288.8元。华传顺主张该金额为2019年5月27日双方对于经营支出原始单据进行核算的结果，加上因履行《租赁合同》支付的2.5万元履约保证金，按照每人承担50%计算而来【（373577.6＋25000）/2】。因该借条载明的金额与华传顺陈述的计算结果相吻合，本院予以确认。2019年5月27日，孙洪泉向华传顺出具借条，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3万元。华传顺陈述该金额为二人对2019年1、2月份支出进行核算后，新增经营支出的负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孙洪泉应承担的经营支出费用为229288.8元（199288.8＋30000）。前已查明，华传顺收取收益2193.8元，按照二人关于投资、收益比例的约定，其中50%即1096.9元应属于孙洪泉。2019年9月20日，孙洪泉向华传顺还款5万元。因此，孙洪泉应偿还华传顺垫付的投资款为178191.9元（229288.8－1096.9－50000）。孙洪泉未及时偿还华传顺垫付的投资款构成违约，华传顺要求孙洪泉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华传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当事人二审提交新的证据，且二审出现新的事实，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二、孙洪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华传顺垫付的投资款本金178191.9元及利息（以178191.9元为基数，按照2020年4月17日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4月1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以1万元为限）；三、驳回华传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86元，由孙洪泉负担4000元，由华传顺负担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86元，由孙洪泉负担4000元，由华传顺负担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民审判员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