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3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峰，男，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乐斐，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孟扬，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春红，女，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国，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榕，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戴延珂，女，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乐斐，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孟扬，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雪峰因与被上诉人韩春红及原审被告戴延珂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7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雪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韩春红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韩春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韩春红将投资款转给戴延珂既不符合涉案协议书的约定，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王雪峰与韩春红于2018年4月7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五条“出资金额、方式、期限”明确约定：“（一）……另合伙人韩春红以现金方式出资陆万元，……（二）各合伙人的出资于2018年4月7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取消其合伙资格并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韩春红据以起诉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系案外人黄列波所持有。因黄列波在该协议书签订后按约定交纳了10000元出资款，所以王雪峰将交纳情况在协议书尾页中予以注明。韩春红因未出资，王雪峰没有给其协议书，更没有给其打收据等手续，所以韩春红才拿着黄列波的协议书作为证据起诉。二、韩春红向合伙人之外的戴延珂转账与王雪峰、韩春红、黄列波三人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无关，韩春红和戴延珂之间的转账往来与本案无关。戴延珂是河南金舒月母婴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者，经营资金充裕，戴延珂的经营与王雪峰没有经济关系。1．从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的历史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自2017年7月起至2018年6月止，该二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其中韩春红向戴延珂转款17笔共计270928元，戴延珂向韩春红转款102笔共计337081.79元，有二人的交易记录为证。2018年4月3日至5月14日期间该二人之间的转款不是《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2．在2018年4月3日至5月14日期间，韩春红向戴延珂转账4笔，合计64000元，不是6万元。韩春红故意不将2018年4月13日9时25分向戴延珂转账的4000元计算在内，足以说明其是拼凑数额进行起诉的。3．王雪峰和戴延珂是在2018年5月4日才成为夫妻，王雪峰和韩春红、黄列波是在4月7日订立《合伙经营协议书》的，韩春红把合伙投资款支付给戴延珂不符合该协议书约定，更不符合交易习惯。4．2020年12月3日《调查质证询问笔录》中的有关内容属于韩春红个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王雪峰有银行卡，只是基于当时开饭店需要现金，所以才约定以现金方式支付合伙投资款。黄列波的电话录音属于证人证言性质，与实际情况不符，又没有到庭质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三、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与韩春红没有关系，是与本案无关的经营实体。由于韩春红未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出资，王雪峰就放弃了该协议书，于2018年4月25日和戴延珂成立了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当时明确表示将韩春红排除在外，并且聘请黄列波作为厨师。四、一审法院并未对戴延珂与韩春红二人之间账户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认定，采信韩春红片面摘取的给戴延珂的3笔转账，认定该60000元为韩春红的合伙投资款不能成立。从一审庭审戴延珂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可以看出，转账给韩春红支付宝账户“12×××77”两笔计20000元，该截图下部显示尾号“4977”的账号属韩春红所有，系韩春红在支付宝内的专有账户。同时，对照银行明细中账户尾号“9988”“4977”“3392”之间交易流水，能够显示戴延珂和韩春红之间资金往来实际情况。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相关事实，而是片面摘取韩春红给戴延珂的3笔转账，就认定为韩春红向王雪峰支付的合伙投资款。综上，韩春红在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后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方式实际出资，韩春红以另一合伙人黄列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以及其与戴延珂交易流水的一小部分拼凑成60000元转账作为投资依据不能成立。一审中黄列波未到庭作证，仅凭其电话录音即认定韩春红向戴延珂的转账就是合伙投资款与事实不符。韩春红辩称，王雪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王雪峰确实未向韩春红出具《合伙经营协议书》，其理由是韩春红交付完全部出资后再给韩春红该协议书，但韩春红交付完出资后，王雪峰也迟迟不给韩春红《合伙经营协议书》。根据常识，三方的协议经三方签字按指印后就成立并生效，并不以是否持有协议作为协议成立并生效的条件，不管韩春红拿的是否是黄列波的协议书，这份协议书都是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协议。同时，是否出资与给没给协议书没有对应关系，一审中，韩春红已经出具与王雪峰之妻戴延珂的转账记录，足以证明韩春红已经出资完毕。韩春红当时未以现金出资的原因是，王雪峰、戴延珂、黄列波及韩春红四人另行协商了出资方式，认为转账可以保存一个凭证，因此就采用转账的方式，改变了出资方式。另外，因为2018年4月7日时店面地址尚未选定，几人协商选定店面地点后再交齐合伙投资款也不迟，钱都交完那么早也没有必要，因此才未在2018年4月7日前交齐。合伙本就是人合性质，日常生活中临时口头改变合伙协议约定也属于正常情况，如果要严格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履行，为什么王雪峰不书面提出取消韩春红的合伙资格、按照协议追究韩春红责任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王雪峰说过不再和韩春红合伙这件事。二、关于王雪峰的第二点上诉理由。1．戴延珂与王雪峰在2018年5月4日之前很多年已是事实婚姻关系，二人的女儿戴美研（音）现年16岁，虽然该二人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是2018年5月4日，但不能据此否认双方之前的夫妻关系，作为妻子的戴延珂替王雪峰接收韩春红的出资款完全合情合理。2．合伙人和合伙企业、合伙组织之间本来就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之间是基于相互信任才能够达成合伙协议，相互信任的人之间有很多转账记录属于正常情况，王雪峰一再撇清自己与戴延珂在结婚登记之前的关系，否认这笔出资款，完全违背常理。3．王雪峰、戴延珂、黄列波三人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于2018年4月7日，韩春红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19日、5月14日转账给戴延珂共计60000元，该协议书约定黄列波以自己的一年的工资及10000元现金出资（黄列波作为厨师以自己的劳务出资，该10000元是担心黄列波违约而要求其交纳的押金）。4．黄列波人在重庆虽未出庭作证，但是其电话录音已经足以帮助认定事实，不能因为证人不方便出庭就否定证据的真实性。三、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25日，王雪峰称聘请黄列波为厨师，黄列波不可能既在“重庆波哥小面”又在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担任厨师，说明王雪峰根本没打算成立“重庆波哥小面”，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韩春红的出资款，作为其妻子的戴延珂基于与王雪峰的关系，完全有理由不认可这笔出资款。另外，一审中韩春红已经说明“王雪峰当时声称没有银行卡号，让韩春红把合伙款60000元转给戴延珂，当时地点在维也纳新城戴延珂开办的金舒月月子会所内，在场人有黄列波、王雪峰、戴延珂及韩春红本人”，结合黄列波的录音证据，该事实认定证据充分。四、尾号为“9988”的账号为韩春红的账号，王雪峰所提出的其他账号均与韩春红无关，韩春红将提交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能够看出账户实际所有人、资金往来情况，王雪峰如果不能提交同样的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有关账户为韩春红所有，那么不应当认定王雪峰所称的有关内容为事实。戴延珂述称，同意王雪峰的上诉意见。韩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韩春红、王雪峰于2018年4月7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2．判令王雪峰、戴延珂返还韩春红入股款6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雪峰、戴延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雪峰、戴延珂于2018年5月4日结婚。韩春红与王雪峰、案外人黄列波于2018年4月7日共同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由韩春红与王雪峰各出资60000元在汝州市金世界商业步行街8号楼33房成立“重庆波哥小面”。韩春红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19日、5月14日向戴延珂共计转账60000元。但“重庆波哥小面”并未成立。戴延珂与韩春红之前存在经济往来，戴延珂对韩春红转入的该60000元不予认可，并认为其本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另外，戴延珂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与韩春红之间的纠纷将通过公安机关解决，涉及韩春红雇人讨债的相关证据将向公安机关提供，不再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应当诚信履行。本案中，韩春红与王雪峰、案外人黄列波于2018年4月7日共同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由韩春红与王雪峰各出资60000元在汝州市金世界商业步行街8号楼33房成立“重庆波哥小面”。该《合伙经营协议书》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又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约定的“重庆波哥小面”并未成立，即该《合伙经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故韩春红要求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7日共同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戴延珂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名，且该协议书系戴延珂婚前非本人签订，对戴延珂依法不具有合同约束力，故戴延珂关于其依法不承担共同返还60000元合伙款的辩称意见，事实清楚，该院予以采纳。戴延珂虽辩称其本人与韩春红之前存在经济往来，韩春红转入的该60000元系偿还韩春红之前的债务，但戴延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根据韩春红在审理中2020年12月3日“调查质证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王雪峰当时声称没有银行卡号，让我把合伙款60000元转给戴延珂，当时地点在维也纳新城戴延珂开办的金舒月月子会所内，在场人有黄列波、王雪峰、戴延珂及我本人”，并结合黄列波的录音，可以认定该60000元是韩春红转入的合伙投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韩春红要求王雪峰退还60000元合伙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合伙经营协议书》未对合伙款项明确约定利息或占用费，视为不支付利息。戴延珂明确表示其与韩春红之间的纠纷将通过公安机关解决，涉及韩春红雇人讨债的相关证据将向公安机关提供，不再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不再要求该院处理，故戴延珂的该辩称意见，该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韩春红的请求应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雪峰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韩春红的合伙款60000元；二、驳回韩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712.50元，由王雪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雪峰提交5组证据：1．王雪峰、韩春红、黄列波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2份，拟证明当时该三人签订协议时，黄列波交纳了投资款，所以有协议，并在协议尾部对交纳情况进行了注明；韩春红未交纳投资款，所以没有给其协议，其据以起诉的协议并非其本人所有。2．王雪峰开户时间为2017年1月9日的上海银行账户查询信息1份，拟证明该协议签订时王雪峰有银行卡，并非韩春红在一审“调查质证询问笔录”中所称的王雪峰没有银行卡，让其将投资款转给戴延珂。3．河南金舒月母婴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拟证明戴延珂经营有公司，与韩春红之间发生经济往来资金充足；4．王雪峰与韩春红短信记录截图6页，拟证明该协议签订前后王雪峰、韩春红对是否确定合伙做生意进行沟通，以及协议签订后王雪峰催要投资款，韩春红找不来、借不来钱的情况；5．戴延珂向韩春红转账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及明细详情各2份，拟证明戴延珂通过支付宝转给韩春红的款项，显示的尾号为“4977”的对方账户，实际上是支付平台。韩春红对王雪峰提交的该5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并不以是否持有该协议来证明韩春红是否交纳投资款，其已分三笔将投资款转到戴延珂的账户。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由法庭核实，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三合伙人及戴延珂在商量合伙事宜时王雪峰自己说刚受过刑事处罚没有银行卡，并且有罚金没有交，要求韩春红将投资款转到戴延珂的账户，每次转账的时候三合伙人均在场。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河南金舒月母婴服务有限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连房租也无法正常交纳，已经停业；第4组证据，王雪峰手机显示的短信聊天记录与其提交的截图一致，但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是韩春红与王雪峰的聊天记录，韩春红该手机号绑定了银行卡，有一段时间该手机号由戴延珂持有（用于POS转款）；同时，该聊天内容不涉及有关本案合伙的内容，是王雪峰因资金短缺要求向韩春红借款，而韩春红一直推脱，说没钱。合伙没有成立的原因是韩春红、黄列波将投资款交齐后，王雪峰一直未按照协议约定成立“重庆波哥小面”，又另行要求韩春红、黄列波追加投资款，对此韩春红、黄列波予以拒绝，导致王雪峰没有将该协议交给韩春红。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的明细详情在一审时戴延珂已经提交过。戴延珂对王雪峰提交的该5组证据均无异议，称韩春红转给戴延珂的钱是之前韩春红从戴延珂处借的钱，并不是投资款。韩春红提交2组证据：1．韩春红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1页，拟证明一审中戴延珂提交的尾号为“4977”的账号交易明细不真实。2．韩春红于2018年3月24日通过微信支付给戴延珂5600元、戴延珂于2018年3月25日通过微信支付给韩春红5600元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各1份，拟证明戴延珂经常向韩春红借钱救急，印证了韩春红将3笔投资款转给戴延珂后，戴延珂又因急事向韩春红借钱4000元。王雪峰对韩春红提交的该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尾号为“4977”的账号是第三方平台，不是韩春红账户，一审时王雪峰一方说法有误，因支付宝转账明细详情上显示交易场所是“支付宝韩春红”，对方账户为“12×××77”，故王雪峰一方以为尾号为“4977”的账号是韩春红的账户。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一直都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韩春红转给戴延珂的款项就是与王雪峰等人的投资款。戴延珂对韩春红提交的该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王雪峰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韩春红对王雪峰提交的该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或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戴延珂对该5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王雪峰提交的该5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依法审查确定；王雪峰、戴延珂对韩春红提交的该2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2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依法审查确定。二审审理查明：1．二审审理中，韩春红认可其一审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是黄列波的，其手里没有《合伙经营协议书》。王雪峰主张因韩春红未交纳合伙投资款，故未向其交付《合伙经营协议书》；韩春红称系因为2018年4月7日签订该协议时其没有将投资款6万元出资到位，所以当时王雪峰没有将《合伙经营协议书》交给韩春红，直到2018年4月25日王雪峰与戴延珂另行注册公司开业，在合伙没有经营的情况下，王雪峰一直要求韩春红和黄列波追加投资，被韩春红拒绝，因此王雪峰一直没有将合伙协议交给韩春红。2．王雪峰的上诉状中述称自2017年7月起至2018年6月止，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其中韩春红向戴延珂转款17笔共计270928元。戴延珂同意王雪峰的上诉意见。此外，韩春红于2018年3月24日通过微信支付给戴延珂5600元，王雪峰、戴延珂对韩春红提交的该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均无异议。该期间，戴延珂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向韩春红支付款项，具体数额双方有争议。王雪峰的上诉状中述称戴延珂向韩春红转款102笔共计337081.79元，戴延珂同意王雪峰的上诉意见，韩春红不予认可。同时，双方对相互通过转款等方式支付款项的性质亦存在争议。3．2018年4月3日至5月14日，韩春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戴延珂支付4笔款项计64000元，其中2018年4月3日40000元，2018年4月13日4000元，2018年4月19日2000元，2018年5月14日18000元。韩春红主张2018年4月13日的4000元系戴延珂向其的借款，其余3笔计60000元系其向王雪峰交付的合伙投资款。王雪峰、戴延珂不予认可。戴延珂主张该4笔计64000元均系韩春红向其归还的借款，韩春红亦不予认可。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交其他书面证据予以证明。4．2018年4月25日，戴延珂、王雪峰作为股东，以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主要经营地汝州市金世界商业步行街8号楼33房作为经营场所，注册成立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韩春红称该公司注册时其不知道，开业时知道，大概是2018年5月8日开的业。5．经查，一审时韩春红提交的录音证据是一审承办法官与认可自己系黄列波的人员的通话录音，该通话中，该人员称韩春红的合伙投资款已经交纳，是通过转账方式交纳的。该通话中该人员并未对韩春红交纳合伙投资款的具体情况作出说明。王雪峰、戴延珂对该通话录音不予认可。除此外，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韩春红是否向王雪峰交付了6万元合伙投资款，一审判决判令王雪峰向韩春红退还合伙投资款6万元是否正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韩春红主张其向王雪峰交付了6万元合伙投资款，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有3组，第1组证据是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以证明王雪峰、韩春红、黄列波三人签订合伙协议的事实；第2组证据是韩春红于2018年4月3日、4月19日、5月14日分别向戴延珂转账40000元、2000元、18000元共计转账60000元的转账凭证及韩春红招商银行交易流水，第3组证据是黄列波通话录音，韩春红提供该2组证据以证明其通过向戴延珂转账履行了向王雪峰交付60000元合伙投资款的事实。王雪峰、戴延珂认可该《合伙经营协议书》、转账凭证及韩春红招商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合伙经营协议书》系黄列波持有的，因韩春红未交纳合伙投资款，王雪峰并未向其交付《合伙经营协议书》；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2018年4月3日至5月14日期间韩春红向戴延珂转账并非3笔计60000元，而是4笔计64000元（另1笔为4月13日4000元），2018年4月3日、4月19日韩春红向戴延珂转款时戴延珂尚未与王雪峰登记结婚（该二人于2018年5月4日登记结婚），韩春红与戴延珂的经济往来系该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合伙协议纠纷无关。王雪峰、戴延珂对韩春红提交的黄列波通话录音不予认可。从本案有关事实和证据看，韩春红主张王雪峰未向其交付《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因王雪峰要求其追加投资被其拒绝，但对其该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韩春红主张其向戴延珂转账支付涉案合伙投资款系在其与王雪峰、戴延珂、黄列波均在场的情况下，王雪峰称没有银行卡号，让其把合伙投资款60000元转给戴延珂，但王雪峰、戴延珂予以否认，黄列波通话录音中亦未有该内容，韩春红该主张亦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其中，2018年4月3日至5月14日期间，韩春红向戴延珂转账4笔计64000元。韩春红主张其中的3笔计60000元系向王雪峰支付的合伙投资款，王雪峰、戴延珂不予认可。该3笔转账中，前2笔转账系在王雪峰与戴延珂登记结婚前，后1笔转账系在该二人注册成立汝州市磁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之后。同时，韩春红提交的黄列波通话录音属于证人证言性质，黄列波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且黄列波属于《合伙经营协议书》当事人之一，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该通话录音中，黄列波亦未说明韩春红交纳合伙投资款的具体情况。综合上述情况，2018年4月3日、4月19日、5月14日，韩春红分别向戴延珂转账支付40000元、2000元、18000元共计60000元款项的事实清楚，但韩春红主张该60000元即是向王雪峰支付的60000元合伙投资款，在缺乏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王雪峰、戴延珂予以否认，认为该转账与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无关，而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自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存在频繁经济往来的情况下，韩春红所举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不能认定韩春红该事实主张成立，一审判决予以认定并判令王雪峰向韩春红返还该款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王雪峰、戴延珂明确主张韩春红该转账与本案合伙协议纠纷无关，韩春红与戴延珂之间如因有关转账等款项往来问题发生纠纷，可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王雪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71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韩春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712.50元，由韩春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韩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石天旭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法官助理张立永书记员王奚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