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7民初361号原告孙亚军，女，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刘艳清（原告之配偶），男，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助用房B601、602室。法定代表人杜光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武军，男，1978年2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单位宿舍。委托代理人池泽江，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亚军与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吕文静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新村、柳志然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亚军之委托代理人刘艳清，被告贵州茅台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朱武军、池泽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孙亚军起诉称：孙亚军于2015年12月18日，从贵州茅台公司在京东商城的平台上，订购了金典习酒，订单编号：115XXXXXXXX。该商品介绍宣传中使用了“中国驰名商标”字样，违反了我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我国《商标法》于2014年5月1日正式实施，贵州茅台公司所销售商品的上架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2.请求法院判令贵州茅台公司退还货款2040元；3.请求法院判令贵州茅台公司三倍赔偿6120元；4.案件受理费由贵州茅台公司全部承担。原告孙亚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京东购物订单。证明孙亚军与贵州茅台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贵州茅台公司涉案产品网站上的截图。证明贵州茅台公司在网上宣传中使用“中国驰名商标”的字样。同时，证明贵州茅台公司涉案商品上架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证据3.涉案商品实物。证明孙亚军与贵州茅台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商品已经收到；证据4.发票。证明贵州茅台公司向孙亚军开具了购物发票。被告贵州茅台公司答辩称：第一，贵州茅台公司经营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未违反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孙亚军单方要求解除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第二，贵州茅台公司所销售的包装上标注驰名商标的涉案商品，是新商标法修改之前就进入流通领域的，故这一部分商品按照商标局相关规定，并不违法。即便驰名商标标识的存在违反商标法，但并未对孙亚军的消费行为以及民事权益构成侵权。孙亚军要求按照消法规定进行三倍赔偿，没有道理。第三，即便标注驰名商标的这一行为违法，也是属于工商行政查处范畴。与孙亚军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故，不同意孙亚军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贵州茅台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贵州茅台公司营业执照。证明贵州茅台公司具有网络销售商品的合法资质；证据2.系统功能证明。该证明由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出具。证明京东用户一旦对后台进行操作，商品的上架时间将自动调整为修改页面的时间，故涉案商品在京东商城上的销售时间，并不代表是第一次上架的时间；证据3.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批复。证明涉案产品的商标是驰名商标；证据4.增值税发票5张。开票时间均为2014年5月1日之前，是涉案产品离开厂家到销售商的时间，证明涉案产品早在2014年5月1日之前即进入商品流通环节；证据5.发票13张。开票时间均为2014年5月1日之前，证明涉案产品在2014年5月1日之前进入商品流通环节。经本院庭审质证，贵州茅台公司对孙亚军提交的京东购物订单、贵州茅台公司涉案产品网站上的截图、涉案商品实物、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商品于2014年5月1日前进入流通领域，并不违反商标总局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孙亚军提交的京东购物订单、贵州茅台公司涉案产品网站上的截图、涉案商品实物、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进行论述。孙亚军对贵州茅台公司提交的贵州茅台公司营业执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孙亚军对贵州茅台公司提交的系统功能证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批复、增值税发票、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系统功能证明、增值税发票、发票与涉案商品的上市流通时间密切相关，本院认可其关联性。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批复能够证明涉案商品的商标是否为中国驰名商标，本院亦认可其关联性。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8日，孙亚军从贵州茅台公司所经营的京东商城网店购买一箱“习酒金典习酒53度500ml*6整箱购买酱香型白酒”，金额为2040元。在该商品的网页图片中，出现了“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孙亚军收到上述商品的外包装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用贴纸进行了遮盖。贵州茅台公司认可在孙亚军购买涉案商品时，相关网页图片确实存在“中国驰名商标”字样。根据《国际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驰字[2007]第11号关于认定“习酒”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习酒”商标在第33类白酒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另外，涉案产品在2014年5月1日之前，已经进行第一次销售。另查，我国现行《商标法》于2014年5月1日生效。上述事实，有原告孙亚军，被告贵州茅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孙亚军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向贵州茅台公司购买涉案商品，贵州茅台公司向孙亚军供货，双方就买卖事宜达成一致，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驰名商标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实现商标的跨类保护，并采取个案认定的方式，而非商品的宣传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工商总局关于执行修改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标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处理。但是，对于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并于2014年5月1日以前已经进入流通领域的除外。”该条规定的但书条款并没有包含“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本案中，贵州茅台公司于我国现行《商标法》生效后，仍在其经营的网店中使用带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照片，应当属于法律禁止的广告宣传行为。涉案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虽早于2014年5月1日，贵州茅台公司的宣传行为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贵州茅台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否属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习酒”商标已经被有关部门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在本案中并不涉及虚假宣传。但在通常情况下，宣传手段、方式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选择。相较于不带“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消费者会更倾向于购买带有“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在商品宣传中违法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将给违法者带来利益，却对其他同类商品的生产、经营者产生不公，且在本质上误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构成欺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现因双方合同履行完毕，已无解除之必要，贵州茅台公司应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孙亚军承担责任。故，孙亚军主张退还货款2040元并三倍赔偿612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孙亚军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贵州茅台公司认为涉案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其驰名商标真实存在即不存在欺诈行为，使用驰名商标字样宣传应属行政处罚范畴等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孙亚军货款二千零四十元；二、原告孙亚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在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处购买的六瓶“金典习酒53度500ml酱香型白酒”（单价三百四十元）退还给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如未能退还，按相应单价在本判决第一项中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应返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三、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亚军六千一百二十元；四、驳回原告孙亚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五十元（原告孙亚军已预交），由被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到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吕文静人民陪审员  王新村人民陪审员  柳志然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车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