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内07民辖终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祝振权，男，汉族。委托代理人杜成清，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司法局建设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崔天成，男，汉族。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守强，男，汉族。上诉人祝振权因与被上诉人崔天成、唐守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根河市人民法院（2015）根民初字第2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一审法院认为，崔天成、唐守强对祝振权的钩机的拆解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并没有造成机械损坏，是基于《清基土方施工合同》及《清基土方施工补充协议》发生的，因此应为合同纠纷。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祝振权银行存款15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并已查封位于根河市得耳布尔镇祝振权的钩机一辆。施工合同第七条约定，若发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在甲方（华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补充合同第十一条第2项约定“乙方（祝振权）违约本协议第六条。按原合同工程款额计算，赔付甲方10%，（乙方用自己的钩机抵押）”，综上，依据祝振权与华忠（青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忠公司）间的施工合同和补充合同，均对发生纠纷的管辖法院和抵押方式进行了约定，崔天成、唐守强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裁定本案移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处理。上诉人祝振权的上诉理由及请求：1、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崔天成、唐守强承认他们在2015年5月7日（合同未到期）对祝振权的钩机拆卸了启动钥匙、电瓶，以及电瓶连线、柴油管，该行为并不是对钩机的损害行为，祝振权与华忠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约定甲方（华忠公司）有权对乙方（祝振权）的机械设备可以随意拆卸，那么，二人的行为如何可以解释为职务行为？二人的拆卸行为造成祝振权的钩机无法进行生产经营，直至今日钩机并没有得到组装恢复，无法生产经营，二人的行为是一种破坏行为，本案应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不是合同纠纷；2、祝振权对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并不知情，根本没有见到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没有收到（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起诉状，祝振权不清楚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是采用何种方式送达的，在一审卷宗中没有给祝振权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收到青岛法院的合法送达手续情况下，认定华忠公司已经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合法立案，将本案移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处理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根河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崔天成、唐守强辩称，一审法院裁定正确，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是本案合法有效的管辖法院。1、华忠公司与祝振权于2014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7日分别签订了《清基土方施工合同》和《清基土方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祝振权于2015年5月27日前完成合同的施工内容。但祝振权在2015年5月7日发现其无法完成合同约定的施工后，转移现场多台施工设备以逃避违约责任。崔天成、唐守强作为华忠公司的项目经理，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对现场未被转移的仅有的一台挖掘机采取了拆卸启动钥匙、电瓶，以及电瓶连线、柴油管线的措施，目的是防止祝振权继续转移设备，减少华忠公司的损失。崔天成、唐守强的拆卸行为并不是对挖掘机的破坏行为，这些拆卸的部件都是可以组装恢复完好的，并不会对挖掘机产生功能上的损害。崔天成、唐守强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依法提起对该台挖掘机的财产保全措施，并于2015年6月18日由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挖掘机进行查封，有（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裁定书为证。因此崔天成、唐守强对挖掘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对挖掘机造成损害，本案不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正确；2、崔天成、唐守强对挖掘机的拆卸行为是双方《清基土方施工合同》规定的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为。双方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祝振权）违反合同约定，按照合同工程款额计算，赔付甲方（华忠公司）10%违约金（用自己的钩机做抵押）”。祝振权为逃避违约责任转移现场施工设备，崔天成、唐守强对挖掘机采取的合理拆卸行为是一种自力救济行为。双方因该台挖掘机产生的纠纷的基础法律事实是双方的《清基土方施工合同》，双方纠纷的实质应该为合同纠纷。依据双方清基土方施工合同第七条约定，双方发生合同纠纷应该在甲方（华忠公司）住所地法院即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双方的清基土方合同纠纷已经由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有城阳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的立案通知书、（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民事裁定书、诉讼费收据为证，并且城阳区人民法院通过EMS快递单号为EU723809869CN邮寄送达祝振权，祝振权拒收。因此祝振权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一审法院盲目认定华忠公司已经在青岛法院合法立案没有任何依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经审查查明，祝振权与华忠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7日分别签订《清基土方施工合同》及《清基土方施工补充协议》，约定由祝振权承包呼伦贝尔山金矿业尾矿库的清基土方工程，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唐守强与崔天成在2015年5月7日对祝振权在施工现场的一台挖掘机采取了拆卸启动钥匙、电瓶以及电瓶连线、柴油管线的措施。祝振权于2015年6月25日向根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崔天成、唐守强赔偿损坏的挖掘机及因挖掘机损坏造成的误工损失。崔天成、唐守强在答辩期内向根河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另查明，华忠公司因合同纠纷向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城商初字第10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祝振权银行存款人民币15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依据该民事裁定，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查封了本案涉及的挖掘机。本院认为，本案系祝振权因其挖掘机零件被崔天成、唐守强拆卸，请求二人赔偿损失引发的民事争议，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正确的。动产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适用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即由造成动产毁损的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或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对挖掘机的拆卸行为发生在根河市得耳布尔镇，即本案的侵权行为地在根河市，根据祝振权的诉讼请求，根河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祝振权与华忠公司签订的《清基土方施工合同》及《清基土方施工补充协议》系施工合同，与祝振权起诉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合同条款中对管辖法院的约定不适用本案。另，祝振权与崔天成、唐守强均对2015年5月7日双方发生的纠纷以及拆卸挖掘机的行为予以认可。崔天成、唐守强所述二人对挖掘机的拆卸行为未对挖掘机造成损坏以及二人的拆卸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系对本案实体部分二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或者应当由谁承担责任进行的抗辩，不能以此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祝振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根河市人民法院（2015）根民初字第27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根河市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赫男代理审判员  斯 琴代理审判员  丁 可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娜 娜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