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1民终7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洁，女，196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号。委托代理人张莉萍，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威（系胡洁之子），男，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号。委托代理人张莉萍，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萃英门**号。法定代表人李玉民，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董治龙，该院泌尿外一科主任医师。委托代理人刘方玲，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洁、樊威因与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4)城民白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洁及胡洁、樊威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莉萍，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董治龙、刘方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胡洁之夫、樊威之父樊胜宝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存在医患关系。二原告系母子关系。2014年5月4日，樊胜宝因患尿毒症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诊断樊胜宝患有高血压病、高血压肾损害、慢性肾脏病5期、维持性血液透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胆囊结石。樊胜宝在入被告处住院治疗时已因血肌酐升高4年，维持性血液透析5个月（每周3次），高血压病史8年。在此次住院期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向患者及胡洁、樊威告知了樊胜宝的病情，对樊胜宝进行相关检查以排除手术禁忌症，考虑肾移植术治疗，并将手术风险告知后，樊胜宝及胡洁同意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二人在《加入肾脏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樊胜宝遂接受了肾移植配型后于同年5月15日出院。又查明：2014年5月25日晚约21时左右，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告知樊胜宝有与其肾脏配型吻合的肾源，拟定于次日下午对其进行肾移植手术。樊胜宝遂于当晚22时许被收治肾移植科，进行术前各项检查。从樊胜宝此次住院病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樊胜宝的主治医生系副主任医师。其查房后作出医嘱：“1、患者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但合并高血压病、冠心病等病史，需请心内科会诊，评估手术风险；2、完善相关检查，积极术前准备”。遵该医嘱遂请心内科对樊胜宝进行会诊，结果及建议为：“目前检查暂不考虑心梗，初步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1级。继续肾移植科治疗，术后平稳后可考虑冠心病相关检查”。樊胜宝入院时体温、血象均正常，查体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胸片显示未见肺部感染。其他常规检查未发现需进一步检查的事项。麻醉医师对樊胜宝术前评估认为风险较大，术中、术后发生急性心梗、恶性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等危及生命的可能大。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将上述检查、会诊结果及麻醉医师术前评估意见综合为手术风险大、无绝对手术禁忌症，可以手术，并将该意见及情况悉数告知患者及家属后，樊胜宝及家属胡洁均同意手术，其二人遂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提供的《肾同种异体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胡洁在《术前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且在《术前麻醉知情同意书》关于“术中其它用药引发过敏等特异性反应，导致休克、重要脏器衰竭等，可危及生命、甚至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提示内容处书写了“病情已知，要求手术”的意见并予以签名。至此，樊胜宝拟行肾移植术的条件已具备，即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无绝对手术禁忌症、患者及家属同意手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遂于5月26日凌晨2︰18分在全麻下对樊胜宝行DBCD（脑、心双死亡捐献）的肾移植手术，该手术属特殊的急诊手术。病历显示术程顺利，麻醉满意。由于樊胜宝心肺功能差，术后为加强监护，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CICU）监护治疗。再查明：在术后继续防治感染、对症、免疫抑制等监护治疗过程中，樊胜宝术后发生肾功能延迟恢复情况，经透析等治疗，尿量增加，血肌酐进行性下降，移植肾血流和结构未见异常，肾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第9天即6月4日，对樊胜宝进行床旁胸片检查显示：“双肺间质性改变并感染，双侧少量胸腔积液考虑，请与原片对照，必要时CT扫描”。对此情形，经胸外科会诊给予樊胜宝对症治疗。次日凌晨，樊胜宝出现心率减慢（45次/分），自感胸闷不适。经心内科总住院医师会诊治疗，症状改善。6月9日，樊胜宝胸骨后疼痛发作较前频繁，再次由心内科总住院医师会诊并请示上级医师后认为：应多考虑不稳定心绞痛。依此会诊建议，进行对症治疗，但樊胜宝的症状缓解不明显。6月11日，对樊胜宝再次进行床旁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感染征象。胸外科会诊后行双侧胸腔闭式引流术，术后樊胜宝咳嗽、气短症状有所缓解，并给予抗感染等对症治疗。12日晨，患者樊胜宝气短再次加重，遂转入内科重症监护室（ICU）抢救，虽经置入临时起搏器，继续给予纠酸、降钾、脏器保护等综合治疗，但樊胜宝终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于6月13日13时35分抢救无效死亡。最后诊断：1、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2、非透壁性心肌梗死(NSTEMI)；3、尿毒症、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4、重度贫血；5、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6、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在樊胜宝术后治疗过程中，有心内科、肾间质病科、透析中心、肺病科、高血压病科、血液肿瘤科、胸外科、心电生理科等科室进行了会诊救治。胡洁、樊威支付的医疗费中有60,000元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未出具收费票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虽说明收费事项及事由，但未提供收费依据。另查明：为获得本次手术的肾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承诺其保证遵守国务院第491号令《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器官分配政策，并保证如因特殊原因，器官最终未能用于器官移植等待者时，将立即通知器官获取组织，双方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器官再分配或做合适处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还承诺移植术后72小时内将接受者移除等待名单，并在双方协定的时间内向器官获取组织反馈接收者病史资料及术后恢复情况。在完善该手续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器官匹配后分配到1个O型血右肾，为樊胜宝行DBCD的肾移植术，即樊胜宝获得器官是由中国器官移植患者等待分配系统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分配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提出司法医学鉴定申请，胡洁、樊威同意进行鉴定。原审法院遂委托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就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在樊胜宝的损害后果中参与度是多少的争议问题进行司法医学鉴定。该鉴定所作出[2015]甘集天司鉴字第A317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1、尿毒症、2、高血压病、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之诊断明确，行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手术方式及麻醉方式选择适当，术后处理及时到位。被鉴定人樊胜宝死亡原因为术后多脏器功能衰竭。综上所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该鉴定书送达双方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无异议。胡洁、樊威以鉴定书未显示司法鉴定人员及专家意见、鉴定专家与本案所涉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可能在相同机构任职应回避，以及鉴定依据不足为由提出异议。该鉴定所答复称：在鉴定过程中，召开专家论证会，就相关专业问题对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进行询问和问证，且作为鉴定依据的病历系胡洁、樊威在场予以封存，不存在遗漏重要内容的问题，故鉴定结论具备客观性和专业性；对缺乏医务人员签字的病历因其真实记录了樊胜宝之病情及救治过程，故可以作为鉴定依据，胡洁、樊威主张鉴定依据不足不能成立；胡洁、樊威提出的鉴定专家存在回避事由的异议因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规定的回避事由，故该异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所行肾移植术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是胡洁、樊威侵权请求权成立之必备要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依该条之规定，医疗损害的法定构成要件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医务人员的过错。该构成要件表明医疗损害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本案中，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属具备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为樊胜宝实施肾移植手术的医务人员具备执业资格且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具有法律上的劳动人事关系，故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对樊胜宝所为肾移植术之诊疗行为的责任主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非非法行医。该诊疗行为是医疗损害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樊胜宝在肾移植手术后死亡此为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存在上述二前提尚不能直接认定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因实施诊疗行为而负法定侵权责任。因法律规定过错责任原则系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归责原则，医疗侵权责任不能例外。医疗过错是指医务人员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本案中，自患者樊胜宝入院后即刻由主刀医生查房并作出医嘱：“1、患者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但合并高血压病、冠心病等病史，需请心内科会诊，评估手术风险；2、完善相关检查，积极术前准备”。从樊胜宝的病历记载的病程记录可以证明樊胜宝的主治医生遵从该医嘱进行了相关检查并组织心内科会诊，排除了手术禁忌症。结合麻醉医师针对樊胜宝的病史作出的术前评估，综合评估为樊胜宝手术风险较大，术中、术后发生急性心梗、恶性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等危及生命的可能大，无绝对手术禁忌症，可以手术。相关医务人员将该意见及樊胜宝的病情悉数告知后，樊胜宝及家属胡洁均同意手术。加之，樊胜宝及家属在手术前10日已经作了肾移植术配型，且院方已告知过手术风险，依此判断，樊胜宝及其家属不可能未做充分考虑。该事实表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完成了术前准备工作，尽到了作为诚实善意之医务人员应尽的注意义务，故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樊胜宝的术前准备工作中不存在过错。胡洁、樊威关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术前准备不足，对樊胜宝未完善相关检查，未使家属充分考虑手术风险的理由，不予采纳。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樊胜宝拟行肾移植术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对樊胜宝行DBCD（脑、心双死亡捐献）的肾移植手术，病历显示术程顺利，麻醉满意。术后，鉴于患者樊胜宝心肺功能差，为加强监护，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CICU）监护治疗。鉴定机构组织专家就本案所涉肾移植术中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讨论后认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所为手术方式及麻醉方式选择适当，不存在违反操作规程之行为，达到了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的明确要求，故不存在过错。在樊胜宝术后的继续防治感染、对症、免疫抑制等监护治疗过程中，樊胜宝术后发生肾功能延迟恢复情况，经透析等治疗，尿量增加，血肌酐进行性下降，移植肾血流和结构未见异常，肾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平稳。该事实表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务人员术后治疗措施应用得当，移植于樊胜宝的肾脏符合医学要求。否则，显示肾功能的重要指标血肌酐不可能出现进行性下降。故胡洁、樊威关于肾源有问题的陈述不予采信。此后，患者樊胜宝病情发生变化迅速加重时，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所属心内科、肾间质病科、透析中心、肺病科、高血压病科、血液肿瘤科、胸外科、心电生理科等科室均进行了会诊救治，最终转入内科重症监护室（ICU）抢救，虽经置入临时起搏器，继续给予纠酸、降钾、脏器保护等综合治疗，但樊胜宝终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抢救无效死亡。该事实表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樊胜宝术后病情突然加重的救治过程中采取的抢救措施及时到位，尽到了现实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之注意义务，不存在救治迟延，措施不当之过失行为。故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所行抢救之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胡洁、樊威主张因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嘱让樊胜宝口服补钾，导致樊胜宝高钾血症；另在樊胜宝出现红细胞、血红蛋白明显持续降低状态时，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未及时给予输血及其他干预治疗，显系采取措施不当的理由，从樊胜宝术后血钾走势图可以认定该指标基本在5.5mmol/L的正常值以内，只在6月7日出现低钾血症，经口服药物治疗后，逐渐恢复在正常值范围内。只在6月12日11︰39分突然升高的情况，经对症治疗后又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樊胜宝出现该状况，是因术后肾功能改善，故而一度出现低钾血症，给予口服补钾，符合治疗原则。樊胜宝出现血钾升高主要是因心脏病变引起。另因樊胜宝肾功能不全，导致出现肾性贫血，且术后仍在持续。依据《中国肾移植手册》关于贫血的治疗意见要求，如反复输血可导致体内特异体抗体产生，会诱发或加重术后排异反应的发生，故应尽量避免输血，必须输血治疗或抢救时，应给予洗涤红细胞悬液纠正。故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出现的上述症状，依此医疗意见给予的治疗是恰当的，胡洁、樊威的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胡洁、樊威以樊胜宝的病历未见主治医师签字为由认为病历缺乏客观真实性的问题，虽病历中存在未签字事实，但樊胜宝的主治医师出庭确认了在法庭上出示的病历的真实性，其确认病历所载病程记录、医嘱、会诊记录等均系为救治樊胜宝所为的诊疗行为；加之，该病历封存时胡洁、樊威在场，故涉案病历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形式和来源的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联性，依此病历作出的鉴定结论均可作为定案事实，胡洁、樊威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法律规定的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还必须具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诊疗行为必须达到相当条件并且具有极大增加患者损害后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如上文所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肾移植术从术前至术中到术后的诊疗行为均不存在过错，虽樊胜宝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但因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即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并未达到致使樊胜宝死亡的客观可能性，故本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与该结果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案虽存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及患者的死亡结果，但因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也不具备因果关系，依侵权责任法定构成要件之衡量，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对樊胜宝的诊疗行为欠缺侵权之法定构成要件而不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故胡洁、樊威的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纳，胡洁、樊威主张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由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取胡洁、樊威60,000元费用没有合法收费依据，故应予以返还。胡洁、樊威应自负未获保护诉讼请求部分之诉讼费以及鉴定人出庭支付的相关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返还原告胡洁、樊威60,000元。二、驳回原告胡洁、樊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2元，由原告胡洁、樊威共同负担7982元，被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负担1300元。以上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共计61,300元由被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宣判后，胡洁、樊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采信的【2015】甘集天司鉴字第A317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1、《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未涉及肾脏来源及肾脏状态、质量等问题，遗漏重大鉴定事项。2、《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依据的鉴定资料(病历)存在大量虚假、矛盾内容。首先，从被上诉人的《病历资料》中根本无法确定本案实际手术医生。其次，手术植入的是左肾还是右肾不得而知。被上诉人的《病历资料》中，在《手术记录》中显示“供肾情况：左肾”，但是在《手术病人、手术部位、手术物品交接记录单》中显示拟行手术名称为“右侧肾移植术”。二、本案被上诉人有明显篡改伪造病历的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推定其有过错。一审认为病历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在诊疗阶段存在明显错误。1、患者樊胜宝明显术前有肺部感染事实，肺部感染属于器官移植手术的禁忌证之一。2、《肾脏移植手册》第十二章受者选择与术前准备中明确说明“高血压、心脏扩大、有心力衰竭表现，虽经过透析治疗，病情未见改善者，应暂不移植，应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等病情有所好转或稳定后再考虑移植术”，并且近期心肌梗死是肾移植的绝对禁忌证。对于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一般不宜马上做肾移植，对于有明显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先行冠状动脉造影评价，必要时“搭桥”手术成功后再接受肾移植。患者在2014年5月4日在兰大二院第一次入院时就被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第二次入院时被上诉人相关检查也显示患者“心梗多考虑”，但是兰大二院为了能够进行手术，却又作出了“多考虑心绞痛”的诊断，从而规避器官移植手术禁忌症。四、本案《鉴定意见书》存在大量问题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准许并将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樊胜宝因病到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本次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有无过错；二、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有无伪造、篡改病历的情形；三、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2015]甘集天司鉴字第A317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关于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本次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有无过错的问题。上诉人胡洁、樊威上诉称，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在诊疗阶段存在明显过错。首先，肺部感染和近期心肌梗死是器官移植的禁忌症，患者樊胜宝在2014年5月4日第一次入院时就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第二次入院时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相关检查也显示患者“心梗多考虑”，为了能够进行手术，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却又作出了“多考虑心绞痛”的诊断，从而规避了器官移植手术禁忌症。一审中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就“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过错在樊胜宝的损害后果中的参与度”申请司法医学鉴定，经上诉人胡洁、樊威与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双方共同选定鉴定机构，一审法院委托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委托鉴定事项进行鉴定，结论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1、尿毒症、2、高血压病、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之诊断明确，行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手术方式及麻醉方式选择适当，术后处理及时到位。被鉴定人樊胜宝死亡原因为术后多脏器功能衰竭。综上所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本院认为，从上诉人胡洁、樊威提供的樊胜宝的病历资料，其中记载：“初步诊断：1、尿毒症2、高血压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樊胜宝入院时体温、血象均正常，查体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胸片显示未见肺部感染。”病历中没有樊胜宝“肺部感染、近期心肌梗死”的诊断记载，且上述鉴定意见中明确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诊断明确，行肾移植手术指征明确，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其次，上诉人胡洁、樊威关于《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依据的鉴定资料(病历)无法确定本案实际手术医生的上诉理由，上诉人胡洁、樊威提供的樊胜宝的病历中“肾同种异体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上明确告知拟执行手术医师为杨立、董治龙，该同意书已经樊胜宝和上诉人胡洁签字同意。再次，上诉人胡洁、樊威关于手术植入的是左肾还是右肾不明的上诉理由，樊胜宝的病历资料中，在《手术记录》中显示“供肾情况：左肾，在《手术病人、手术部位、手术物品交接记录单》中显示拟行手术名称为“右侧肾移植术”，对于该问题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已在二审庭审中合理解释为“植入的是供体的左肾，植入了患者身体右侧髂窝”，不存在植入左肾还是右肾不明的情形。上诉人胡洁、樊威的该上诉理由因无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有无伪造、篡改病历情形的问题。上诉人胡洁、樊威主张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有明显篡改、伪造病历的情形，应推定其有过错。本院认为，所谓伪造，即编造、捏造，以假乱真；所谓篡改是指用作伪的手段改动。因上诉人胡洁、樊威未提供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病历资料存在伪造、篡改行为的证据。本案中，樊胜宝入住于被上诉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处接受治疗及行肾移植术是双方不争的事实，上诉人胡洁、樊威提供的樊胜宝的病历中并没有涂改的痕迹，且封存病历是在上诉人胡洁、樊威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对于上诉人胡洁、樊威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2015]甘集天司鉴字第A317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上诉人胡洁、樊威主张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未涉及肾脏来源及肾脏状态、质量等问题，遗漏重大鉴定事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胡洁、樊威在收到甘集天司鉴字第A317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后已经就该问题提出异议，为此鉴定机构已做出书面答复“我所在召开专家论证会上对司法鉴定中涉及的有关专业内容对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进行了询问，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了问证，不存在遗漏重要内容信息。然后，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进行司法鉴定并出具鉴定结论。因此，该鉴定有客观性及专业性。”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在鉴定过程中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有相应的鉴定资格，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有合理的依据，故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上诉人胡洁、樊威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胡洁、樊威针对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并在二审中要求重新鉴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因上诉人胡洁、樊威没有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书的相反证据，其提出重新鉴定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准许。最后强调一点，因审判人员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在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时对于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差错，需要进行鉴定来判断，所以本案也不例外应当倚重于鉴定结论。综上所述，本案虽存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及患者樊胜宝的死亡结果，但因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也不具备因果关系，故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对樊胜宝不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82元，由上诉人胡洁、樊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建军审 判 员  白丽娟代理审判员  冯 诚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谷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