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2民终3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士明。委托代理人李福英，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双港工业区丽港园12号。法定代表人刘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华，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李丞，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边士明、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2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边士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福英，上诉人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华、李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公司）2013年、2014年期间曾找案外人刘均发做小型维修工程，为便于结算工程款，刘均发借案外人蓟县四建名义与捷安公司签订合同，并由蓟县四建开具收款发票。2015年1月，捷安公司需要更换照明设施找到刘均发。刘均发约边士明一同去干活儿。此前，二人各自从事维修行业，联系到的维修业务无法一人完成时，会找对方或是其他人一同干，完工后领取报酬再平均分配。二人均无电工资质。刘均发提前一天买好了灯泡，放在捷安公司处，又确认了附近与捷安公司同一集团的丰田公司厂区内有梯子可以用来更换灯泡。2015年1月9日早晨7点，边士明与刘均发一同来到捷安公司。在没有刘均发看护的情况下，边士明独自爬上梯子作业，不慎坠落摔伤。边士明被天津市急救中心车辆送往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治疗，花费急救车费820元。边士明在该医院门诊急救，花费急救费6692.55元。当日边士明办理住院手续至2015年1月28日尚未痊愈即自动离院，共住院19天。医院诊断边士明伤情为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右额颞顶硬膜外血肿，脑疝，右颞骨、枕骨骨折，颅内积气，头皮裂伤，头皮血肿，脑脊液耳漏，腰外伤、胸12椎体骨折，胸腔积液，双肺创伤性肺改变，右侧面神经损伤。边士明花费住院费73069.41元。边士明出院后门诊复查11次，支付挂号费44元。后边士明起诉，并申请伤残等级鉴定和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诉讼中，原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边士明伤情进行鉴定，该所于2015年12月4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评定边士明伤致颅脑损伤并外伤综合征、脑脊液耳漏、右眼睑闭合不全、颅骨缺损程度分别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限为180天、护理期限90天、营养期限75天。边士明的原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捷安公司赔偿边士明医疗费83627.76元、误工费14280元、护理费9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7500元、鉴定费2500元、残疾赔偿金819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222822.76元；诉讼费由捷安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确定捷安公司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首先应明确双方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边士明认为其与捷安公司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故要求捷安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雇佣关系成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看雇工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雇员受雇主控制、指挥、监督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础。结合具体案情，边士明通过案外人刘均发来到捷安公司处进行维修工作，自备必要的操作工具，维修工作中未接受捷安公司的指挥和监督，故双方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边士明、刘均发向捷安公司提供的是一次性劳动成果，报酬也应是一次性结算，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边士明与刘均发之间亦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二人均认可收入平均分配，其二人属于临时的个人合伙关系。虽然案外人刘均发曾以蓟县四建名义与捷安公司签订维修合同，承揽维修业务，但涉案工作内容并未在维修合同期内，捷安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边士明、刘均发提供的劳动成果与蓟县四建有关。边士明在捷安公司处更换灯泡的操作中，从梯子上摔下受伤，系双方均认可的事实。边士明工作中未注意自身安全，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没有要求他人扶住梯子，对其坠落受伤存在明显的过错，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捷安公司选任不具有电工操作资质的人员从事维修业务，对选任人员有一定过失，捷安公司应承担一定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以上情况，考虑捷安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根据边士明提交的证据，边士明的合理损失包括：1、医疗费80625.96元（凭票）；2、误工费，根据边士明所从事的行业，并参考天津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标准，边士明主张14280元，符合法律规定标准，予以支持；3、护理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需护理90天，参考天津市居民服务业标准每年33882元，计8354.47元；4、交通费，根据边士明就医情况，酌情考虑8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边士明主张1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标准，予以支持；6、营养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需加强营养75天，按每日50元计算，计3750元；7、鉴定费2480元（凭票）；8、残疾赔偿金，根据边士明所在居委会及证人证实，边士明已脱离农业生产，在城镇居住生活，从事维修行业，按天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1506元/年乘以20年乘以四处十级伤残的伤残系数13%，计81915元，以上合计193205.43元。捷安公司应承担30%，计57961.6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双方过错情况及捷安公司的履行能力，酌情考虑捷安公司赔偿4000元。以上共计61961.6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边士明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1961.63元。二、驳回原告边士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4元，原告负担850元，被告负担364元。”一审宣判后，边士明、捷安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边士明上诉请求：撤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2098号民事判决，改判捷安公司依据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赔偿边士明全部经济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捷安公司承担。主要理由：边士明与捷安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捷安公司雇佣边士明为其更换照明设备，边士明在捷安公司干活时从梯子上摔下。边士明按照捷安公司的要求工作，其工作成果也是捷安公司受益，故双方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条件。捷安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边士明的上诉请求，请求支持捷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捷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20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边士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边士明承担。主要理由：捷安公司与蓟县四建之间订立维修合同，并由蓟县四建出具发票，合同中约定案外人刘均发是蓟县四建的项目经理，因捷安公司无法辨识刘均发与蓟县四建的真实关系，仅能通过客观资料认定刘均发系蓟县四建的工作人员，边士明是通过刘均发到捷安公司处进行维修，与上诉人捷安公司无关联，故捷安公司不存在选任过失。边士明答辩称，捷安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边士明是随时有工作随时就到捷安公司处干活，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并非承揽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边士明与上诉人捷安公司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边士明主张其与捷安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但根据边士明当庭陈述及在案证据，无法确认其与捷安公司之间系雇佣合同法律关系，故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边士明的损害后果系其在完成承揽任务的过程中造成的损伤，并无不当。捷安公司主张其与蓟县四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案外人刘均发系蓟县四建的工作人员，故捷安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案外人刘均发虽曾以蓟县四建名义与上诉人捷安公司签订维修合同，但涉案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并未在维修合同期内，捷安公司主张边士明系在履行蓟县四建签订的承揽合同中受到损害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根据边士明、捷安公司各自过错判令双方应承担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元，由上诉人边士明负担1206元，上诉人天津市捷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哈 欣代理审判员 李 敏代理审判员 郭 鑫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穆 艺速 录 员 李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