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发文稿纸签发：核稿：拟稿：罗贤2016年6月22日事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附件：密级：打字：校对：份数：发文：（2016）黔23民终480号年月日封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3民终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萍，女，1972年8月24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个体工商户，小学文化，住安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端祺，女，1964年5月19日，布依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个体工商户，小学文化，住安龙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伟，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卫红，女，1970年7月24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思明，男，1953年12月20日生，汉族，四川省梓潼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中学，男，1969年5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安龙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乔坤、郑梅，贵州圆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上诉人姚卫红与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安民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上诉人姚卫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查明，2013年11月1日，刘萍、刘端祺、姚卫红与赵思明、唐中学签订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约定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将其共有使用权的地号为2012-14号的部分土地转让给赵思明、唐中学，其中约10.1344亩以48万元／亩的价格转让，约5.152亩以38万元／亩的价格转让。赵思明、唐中学为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平整约29万立方米土地，按18元／立方米计价，拉出场地的砂石按60万元包干计算。唐中学、赵思明将合同项下的土地平整完毕后，双方开始协同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余款在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后交付土地时一次性付清。合同签订后，赵思明、唐中学于2013年11月初开始施工。2014年6月23日，双方签订《土地场平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刘萍、刘端祺、姚卫红除己支付的80万元正常施工费外，于2014年7月15日前支付20万元，2014年10月30日前付170万元，余款于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如付不清余款，则按每月3%的利率支付余款产生的利息；赵思明、唐中学在收到80万元后于次日填平堡坎上的土方，二个月内负责挖完，并运完剩余的场平工程土方。后姚卫红等被告于2014年搬入场地建房，赵思明、唐中学负责的场平工程于被告建房前完工。同时查明：截至2014年12月30日，姚卫红、刘萍、刘端祺共计支付赵思明、唐中学工程款248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赵思明、唐中学与姚卫红、刘萍、刘端祺共同确认：赵思明、唐中学场平施工的工程量为28万立方米，拉出场地砂石的费用为60万元。故赵思明的工程款为564万元（280000立方米×18元／立方米=5040000元，5040000元＋600000元=5640000元），被告未付工程款为316万元。一审原告赵思明、唐中学共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二原告与三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转让合同》。合同第一、二款约定，三被告将其取得的地号为2012-14号位于大坪社区63亩土地中的15.646亩转让给二原告。合同同时约定二原告出资为三被告受让的土地进行平整，并将场地不需使用的砂石运出场地。经被告委托测绘部门测算，平整方量为29.97万方，双方约定按29万方计价，每方平整费用为18元，运出场地的砂石费用为60万元，合计工程款为582万元（计算式：18元／方×29万＋60万）。平整土地的费用折抵二原告应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合同签订后，三原告按合同约定平整场地。因三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为原告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小户型城建手续，双方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于2014年6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三被告除己支付的80万正常施工费外，于2014年7月15日前支付20万元，2014年10月30日前付170万元，余款于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如付不清余款，则按3%月利率支付违约金。补充协议签订后，二原告按补充协议约定完成了相关义务，并将平整好的土地交付三被告，三被告已接受并使用平整的土地从事商业活动。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582万元，到2014年12月30日前己支付的工程款仅为248万元，尚欠334万元工程款未支付。因此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334万元；2、三被告按每月3%利率支付违约金，自2015年1月1日至工程款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被告刘端祺、刘萍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1、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为原、被告双方仅仅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并未签订任何施工合同，且该合同至今未解除或撤销。2、按照合同约定，土地出让款为695.9072万元，双方是以平整场地费用来作为支付被告的土地转让款，若按原告自己计算的工程款为582万元，则原告还应支付被告土地出让款113万。3、合同约定平整场地分为上下两块，但原告将整块土地平整，系违约，应赔偿被告因此造成的损失。4、原告诉请三被告共同支付334万元工程款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冲突，其应分别向三被告主张。一审被告姚卫红辩称，1、本案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2、合同施工方量应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方量计算。3、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三被告各承担1／3的工程款，我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已经支付给对方，未付部分也写了金额为一百六十多万的欠条给对方。一审认为，关于本案合同性质为买卖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问题。赵思明、唐中学与刘萍、刘端祺、姚卫红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合同虽然名称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是合同的主要内容和补充协议均体现出合同的标的物为赵思明、唐中学为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平整合同项下的土地。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关书证，本案的合同关系性质为特殊的承揽合同，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赵思明、唐中学系自然人，其自认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因此赵思明、唐中学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的规定，唐中学、赵思明与刘萍、刘端祺、姚卫红为此订立的合同应属无效。关于原告方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虽然双方未对平整场地工程进行验收，但刘萍、刘端祺、姚卫红于2014年11月搬入合同项下场地建房，即已实际使用该场地，视为该场平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赵思明、唐中学已经实际交付了工程，故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对于剩余工程款是共同支付还是按份支付的问题。首先，刘端祺、刘萍、姚卫红提供的安国用（2013）第164号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明三人对合同项下土地共同管理使用，各占1／3。其次，《补充协议》约定，2014年10月30日前付场平工程款170万元，三被告各付1／3。最后庭审中，原告亦对《补充协议》“甲方付乙方场平工程正常施工费80万元”的支付方式确定为各支付1／3。故根据安国用（2013）第164号土地使用权证书、《补充协议》及双方的支付习惯，可以推定姚卫红、刘端祺、刘萍对剩余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应为各支付1／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的规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余款于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如付不清余款，则按每3%的利率支付余款产生的利息，该处虽然未明确是否为按照每月3%的利率支付余款产生的利息，但是其在诉讼请求中予以了明确，姚卫红、刘萍、刘端祺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赵思明、唐中学请求三被告按每月3%的利率支付违约金，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上述理由及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思明、唐中学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1053333.33元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10533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刘端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思明、唐中学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1053333.33元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10533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被告姚卫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内向原告赵思明、唐中学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1053333.33元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10533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原告赵思明、唐中学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被告刘萍负担11173.33元，被告刘端祺负担11173.33元，被告姚卫红负担11173.33元。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其事实和理由是：1、关于工程量的事实认定不清楚。合同约定的方量不是最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原判直接将调解确认的方量作为定案的依据不当。2、原审判决关于已付工程款时间及具体数据认定不清。一审虽然认定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共支付了被上诉人248万元工程款，但未查明三人分别付了多少元。实际上已支付的248万工程款中有2206664元是上诉人刘萍、刘端祺支付的。3、原审判决诉讼主体认定不清。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本案工程实际上是赵思明、唐中学、郭和刚共同承包的，上诉人所交的工程款也是三人共同出具的收条，应当以全体实际承包人作为诉讼主体一方，原审法院将郭和刚排除在诉讼之外，会使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郭和刚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5、一审判决对竣工日期及验收认定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被上诉人所施工的场平工程面积达63.11亩，上诉人2014年搬入使用的仅有12亩，上诉人建房时，该场地的另一头场平工作仍在进行，原审法院就此认定整个场平进行了验收和已经竣工适用法律不当。6、原审判决对余款利息认定适用法律不当，《补充协议》是《转让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那么从合同自然无效，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所欠付的工程款应当自所欠工程款之日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且《补充协议》对于工程款数额并没有明确，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工程并未竣工，工程量不能确定，工程总价款不能确定，实际上工程在2015年2月才停工，一审判决违约金自2015年1月1日起算没有法律依据。7、根据双方签订《转让合同》的约定，工程单价应包含税金，该税费应由被上诉人支付，因此应从工程总价款中扣除税费。8、三上诉人对工程款支付是按份责任，本案上诉人刘萍、刘端祺的支付工程款金额为总工程款÷3×2-248万元，原审法院未对全部工程款进行按份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姚卫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条中“……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105333.33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时上诉人已明确对被上诉人要求按照月利率3%计算违约金提出异议。一审将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该合同实质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土地平整施工两部分内容。2、一审判决对尚欠工程款以月利率3%计算违约金适用法律错误。违约责任和违约金支付的前提是合同有效，一审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无效合同根本不存在违约金的问题，况且违约金计算按照逾期付款月利率3%计算明显过高。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答辩称，1、对于工程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三上诉人单方委托相关部门进行了方量计算并绘制《方量计算图》，确认需凭证的方量为299748.3方，一审庭审时，三上诉人认可《方量计算图》是其委托测绘并提供的。一审开庭后，法庭主持双方对工程量进行确认，双方一致确认为28万方。2、本案平整的场地系三上诉人共同取得，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确了三人之间对该地的共同共有关系。对于场地平整费的支付方式系三人内部对支付方式的分工，不影响共同向答辩人支付平整费。3、本案《补充协议》虽有郭和刚签名，但一审时，郭和刚已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程序合法。4、关于纳税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至于答辩人是否应交税和应交多少税是答辩人和税务机关的事。5、三上诉人于2014年11月正式在该场地办公，已实际使用了该土地，该场平工程视为经竣工验收合格。6、《补充协议》并非《转让合同》的附属合同，《补充协议》的性质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转让合同》性质系买卖关系。原审判决按照《补充合同》的约定支持按照月利率3%计算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7、一审判决对答辩人不公。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三上诉人按份支付工程款的金额仅是170万元。一审判决三上诉人按份承担剩余工程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与答辩人无关，三上诉人之间内部按份责任不能对抗应承担答辩人的共同责任。综合当事人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场平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2、对于支付工程款责任，三上诉人之间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3、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和起算时间。本案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8日，姚卫红、刘萍、刘端祺与安龙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安龙县国土资源局将位于安龙县栖凤街道办事处物流园区宗地编号为2012-14号国有土地出让给姚卫红、刘萍、刘端祺。2013年10月30日姚卫红、刘萍、刘端祺为受让的土地办理安国用（2013）第16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为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并说明该宗土地使用权由刘萍、刘端祺、姚卫红三人共同管理使用，各占三人之一。姚卫红、刘萍、刘端祺受让2012-14号宗地后，于2013年11月1日与唐中学、赵思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即《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姚卫红、刘萍、刘端祺）将已取得的2012-14号宗地的一部分转让给乙方（赵思明、唐中学）使用，双方对土地转让的价格、面积进行了约定，在权利义务部分约定，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小户型20户，小户城建手续费由乙方自负，若不能办理造成的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全部赔偿。合同同时约定：乙方负责为甲方平整所购买的土地，需挖土方约29万方，按每立方米18元计价，拉出场地按60万元包干计算。在工程量及施工要求部分约定以双方签字的施工图地块标高进行施工，如因甲方需要优化设计，最终工程量以开挖标高另行计算实际完成工程量。合同签订后，唐中学、赵思明于2013年11月初对场平工程进行施工，过程中案外人郭和刚加入唐中学、赵思明，三人合伙对工程进行施工。唐中学、赵思明、郭和刚在施工过程中，因刘萍、刘端祺、姚卫红未能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为赵思明、唐中学办理小户型20户手续，转让不能继续履行，故姚卫红、刘端祺、刘萍作为甲方，赵思明、唐中学、郭和刚作为乙方，于2014年6月23日签订《土地场平补充协议》（即《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1、甲方付乙方场平工程正常施工费80万元。2、2014年7月15日以前付场平工程正常施工费20万元。3、2014年10月30日前付场平工程款170万元，甲方3人各负责1／3款，若甲方中一个人拖欠款项造成的损失由拖欠人负责。4、剩余场平工程款于2014年12月30日之前付，若到期付不清余下款所产生的利息按百分之三由甲方全部支付。5、甲方可自行处理土地。二、1、乙方收到场平工程正常施工费80万元后，必须第二天填平甲方堡坎基础土方（堡坎尾款必须填平后再支付）。2、乙方负责在二个月内挖完，运完剩余的场平工程的土方。《补充协议》签订之后，赵思明方继续施工。对于完工时间，赵思明、唐中学陈述2014年12月份完工，刘萍、刘端祺代理人二审陈述完工时间为2015年4月份。但在赵思明、唐中学场平过程中，刘端祺、刘萍、姚卫红在2014年4月份就已在场平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关于工程量，姚卫红在一审时出具了《工程方量确认书》，认可唐中学等原告完成工程的方量是29万立方米，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工程方量。在二审时刘萍、刘端祺出具《说明》，关于工程量同意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方量进行计算。并表示同意以该工程量作为判决的依据。关于已付款金额，姚卫红、刘萍、刘端祺共计支付唐中学、赵思明、郭和刚工程款2480000元。在二审过程中，刘萍、刘端祺提交《收款收据》（6份）、收条（1份），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回单（2份），拟证明刘萍、刘端祺二人共向唐中学、赵思明支付工程款2206664元。赵思明、唐中学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已收到总工程款2480000元，刘萍、刘端祺支付的2206664元包含在已收取的2480000元中。姚卫红、刘萍、刘端祺之间是共同责任，而不是按份责任。案外人郭和刚向原审法院出具《放弃参加诉讼申请书》，表示放弃参加该案诉讼等权利。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转让合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二是土地场平建设工程施工。对于建设工程施工部分，因承建方赵思明、唐中学系自然人，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之规定，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土地场平建设工程施工部分无效。原审法院认为《转让合同》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整体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补充协议》系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在履行《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因土地转让不能继续履行，双方就场平工程施工工程进度款支付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及继续施工达成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对《转让协议》中建设工程施工部分的补充，内容也系建设工程施工的相关内容，因《转让协议》中建设工程施工部分无效，故《补充协议》也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上诉人刘萍、刘端祺虽然上诉认为场平工程质量不合格，但对其主张并未举证证明，且已在场平工程的基础上修建房屋，视为已认可工程的质量，因此可参照无效合同中对工程价款的约定计算工程款。对于工程量，虽然一审法院系按照双方在调解中达成意见即工程量为280000立方米确定工程量，但在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书面予以认可，并同意以该工程量作为判决的依据，上诉人姚卫红和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对一审确定的工程量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确定本案涉案工程量为280000立方米，因此本案总工程款为280000立方米×18元／立方米＋600000元=5640000元。对于争议焦点二，对于支付工程款责任，三上诉人刘端祺、刘萍、姚卫红之间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首先刘端祺、刘萍、姚卫红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次刘端祺、刘萍、姚卫红是作为一个整体与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签订的《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刘端祺、刘萍、姚卫红之间是按份责任；最后，在《补充协议》中虽然约定其中170万元三人各承担三人之一，但对其他工程款和工程余款并未约定三人是按份责任，不能从三人对于170万元承担三分之一责任，就能必然推定三人对总工程款是按份责任。因此上诉人刘端祺、刘萍上诉认为三上诉人对总工程款责任是按份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推定三上诉人对剩余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各支付1／3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上诉人姚卫红应共同对工程欠款3160000元（5640000元-2480000元）承担支付责任。考虑到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与上诉人姚卫红内部对购买的土地是各占三分之一，在已付的款项2480000元中，上诉人刘萍、刘端祺已共同支付2206664元，上诉人姚卫红支付273336元，二审过程中，刘萍、刘端祺作为共同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故本院确定对于总工程款，上诉人刘端祺、刘萍共同承担三分之二，上诉人姚卫红承担三分之一，三人互负连带责任。综上，上诉人刘端祺、刘萍应共同支付工程款3760000元（5640000÷3×2），扣除已支付的2206664元，尚需支付1553336元；上诉人姚卫红应支付工程款1880000元（5640000÷3×1），扣除已支付的273336元，尚需支付1606664元。上诉人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对上诉债务互负连带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三，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和起算时间。原审法院按照每月3%的利率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的前提是合同的约定。本案《补充协议》无效，违约金条款也无效且《补充协议》约定逾期付款按百分之三支付利息属约定不明，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称是按月百分之三支付利息，上诉人刘萍、刘端祺称系按年百分之三支付利息。因此原审法院根据《补充协议》按月百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因三上诉人支付工程余款的责任是既定法定债务，逾期不支付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对于起算时间，双方对完工时间各说不一，但自2014年4月份上诉人方已在场平的基础上修建房屋，故原审法院参照《补充协议》中“余款在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的约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姚卫红和上诉人刘端祺、刘萍上诉认为不能按照月利率3%支付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发包方具有按约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承包方按照相关税法的规定根据营业情况缴纳税款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承包方缴纳税款后向发包方根据收入额出具发票是从合同义务。上诉人刘萍、刘端祺上诉要求在总工程款中扣除税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诉讼主体，虽然在施工过程中，案外人郭和刚参与施工，郭和刚与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之间系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郭和刚一审时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故上诉人刘端祺、刘萍认为本案主体错误，应追加郭和刚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5）安民商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刘萍、刘端祺共同支付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工程欠款人民币1553336元，并以1553336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三、由上诉人姚卫红支付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工程欠款人民币1606664元，并以1606664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清偿之日止；四、上诉人刘萍、刘端祺、姚卫红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五、被上诉人赵思明、唐中学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上诉人刘端祺、刘萍，上诉人姚卫红共同负担31508.8元，由被上诉人唐中学、赵思明共同负担201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上诉人刘端祺、刘萍，上诉人姚卫红共同负担31508.8元，由被上诉人唐中学、赵思明共同负担2011.2元。上列给付金钱的义务，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自动履行。逾期不履行，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否则即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迟延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 力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夏玮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