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11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甲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金鱼山5幢201室。法定代表人刘长水，系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立新，北京京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乙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孝义市安居街楼西小区。法定代表人张玉斌，系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逯安源，山西志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甲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章某因与被上诉人乙公司（以下简称祥顺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2012）柳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立新，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玉斌及委托代理人逯安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1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代理协议》，就被告甲公司和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吕梁分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代理合同》、《煤炭代发（销售）合同》和《煤炭发运合同》中约定的从山西省铁路离石站、穆村站往江苏省铁路袁北站发运混煤事宜达成代理协议。双方协议第一条甲方责任中约定：“1、甲方（原告）现用在山西地方铁路指定的铁路户头为乙方（被告）发运电煤，发站：离石、穆村；到站、收货人以乙方提供为准（到站：袁北；收货人：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2、甲方负责提供铁路计划。3、甲方在计划下达后立即通知乙方办理相应的请车手续（包括预付代发费、铁路运费等相关手续）。4、甲方代收代缴可持续发展基金、销售票及铁路运杂费。5、在接到运煤上站通知后，甲方以每吨15元的价格为乙方将煤运输到相应的站台（上站台运费、装载机及场地费）。6、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应储煤场地及相关便利条件。”在第二条乙方责任中约定：“1、甲乙双方共同负责组织货源，本协议���订后，在给乙方提供用户的同时，按省销办要求先交付甲方计划保证金每列5万元。2、乙方必须在请车前把代发费以（每吨）85元（不含税）（铁路大票吨数）的结算价格全额付至甲方账户,否则甲方不予办理请车手续。待发车后以实际铁路相关支出进行核算，多退少补。3、铁路核准计划下达后，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不能装车或计划作废时，每列需支付甲方人民币5万元作为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为被告履行代发煤炭有关事宜，共为被告发运5列18196吨，铁路计划作废4列。原告为被告垫付防冻液3万元。2012年3月29日，原告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斌与被告章某就被告与前述煤炭代发公司的煤炭发运又签订了一份《代理协议》，该协议内容除代发费由每吨85元变更为每吨82元、铁路计划作废的补偿费由每列5万元变更为每列10万元外，其余双方约定的事项基本内容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代理协议》内容相同。该协议签订后，张玉斌按约为被告履行代发煤炭有关事宜，共代发3列11014吨，铁路计划作废2列。从2011年双方签订代理协议起至2012年7月5日止，被告应支付代发费2449808元，铁路运杂费4855334.6元。其中被告已支付山西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吕梁分公司代发费438920元，铁路运杂费2760599.2元，支付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铁路运杂费1800000元，支付给原告代发费1580000元，尚欠原告代发费430888元，被告已付原告作废计划保证金300000元，尚欠100000元，另原告为被告垫支铁路运杂费294735.4元，公路运费22356元。原告还为被告垫支25580.1元的基金票款和95429.32元的销售票款。原审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是张玉斌2012年3月29日与被告章某签订的协议，乙公司是否有资格作为��告起诉。张玉斌作为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权限范围内在合同上签字，该行为属法人行为，其签字与公司公章具有相同的效力，因此，原告有依据2012年3月29日签订的代理协议起诉被告主张债权的资格。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二是对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第二条乙方责任中第1条的理解，协议中约定的每吨85元或每吨82元是预付款还是每吨的结算价格。因双方的代理协议中已明确写明该价格为结算价格，而且双方也据此进行过结算。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是委托合同中的一种，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约履行完成了被告委托的事项，被告也应按约履行支付费用的义务。原告诉请的防冻液双方在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但系原告为被告履行委托事项中的支出，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为代被告交纳基金票和销售票自己出资购买基金票、销售票的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此依法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甲公司、章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代发费430888元、铁路作废计划补偿费100000元、公路运费22356元及垫付的铁路运杂费294735.4元、防冻液30000元，共计877979.4元，并从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原告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39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甲公司、章某承担。上诉人甲公司、章某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2012）柳民初字第438号民���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甲公司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合同主体认定错误。从合同形式看，代理协议首部载明的甲方是张玉斌，签字的是张玉斌，与祥顺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不应认定张玉斌签字是代表祥顺公司的职务代表行为。乙方是长发公司，章某作为长发公司的总经理签字属于职务代表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章某的签字行为属于个人行为错误。其次，关于结算价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代理协议的格式合同是祥顺公司提供的，应按法律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代理协议第二条是预付条款不是结算条款，第四条是结算条款，“发运业务完成后的当月，甲方按铁路大票的数量及实际产生的费用一次性进行结算。同时需要支付甲方每吨0元的劳务费。”从这里可以明确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事实是：每吨85元是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办理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发费、代理费、杂费及相关的铁路开支（不包括公路运费）等预付费用，其中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发代理费为每吨30元。为上诉人代发煤炭的是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企业，被上诉人只是作为两个单位与上诉人之间联系的纽带，被上诉人既无代发资格，也无代发的物质条件，只是与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企业熟悉而已，申办铁路计划是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行为，上诉人也为此支付了每吨30元的代理代发费。至于每吨55元属于预付给代理人祥顺公司的办事费用。签订代理协议前，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斌称请车很难，需要花关系费，还有一些杂费，��己能够得到的最多不超过每列2万元的报酬，所以按照每吨55元预付，实报实销，根据实际开支核算。因此超出实际代理代发费每吨30元以上的每吨55元，不是被上诉人及张玉斌的劳务报酬，而是办事费用，双方在对账时确定每列2万元报酬可以从预付款中扣除。然而，一审判决却将每吨55元或52元作为被上诉人的劳务报酬，不仅违背代理协议关于“待发车后以实际铁路相关支出进行核算，多退少补”的约定，违背代理协议第四条付款、结算条款约定，也违背了被上诉人举证所呈报给法庭的“打款明细”中列明的“预付款”性质。上诉人每发运1吨煤炭，需要向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支付代发费10元，代理费20元，说明代理、代发的合同主体是上述两家单位；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同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煤炭代���合同、煤炭代发（销售）合同比照就知道，代理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甲方（指祥顺公司）负责提供铁路计划；煤炭代理合同第一条：甲方（指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负责乙方铁路计划的申报工作；煤炭代发（销售）合同第一条：甲方（指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负责乙方混煤代发工作。第二条：甲方负责协调地方有关发运事宜并提供铁路站台及货车的管理。每吨代发费85元实际上就是预付所有的办事费用，按照实际开支核算，多退少补，结余的部分应当退回给委托人。祥顺公司没有理由不提供实际开支的票据，强行扣下预付的代发费。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劳务费，只是约定了代发费即办事费用。在双方对账时已有协调，给予祥顺公司每列2万元劳务报酬。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也据此进行过结算”更属错误。上诉人认为双方��最后结算一直没有发生，因为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票据供双方核算，直至2012年7月5日对账仍有许多事宜没有达成。再次，关于应付和实际支付代发费的错误认定。第一、不能按照每吨85元或者82元结算，应按代理协议约定，“待发车后以实际铁路相关支出进行核算，多退少补”，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包括代交的每吨30元在内的费用的票据进行核算；第二、5列和3列不能相加；第三、根据双方提供的“打款明细”，按照早于2012年3月29日为时间段统计，预付给祥顺公司的代发费为1268797元，预付给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该公司吕梁分公司代发费138920元，合计1407717元，应付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吕梁分公司代发费545880元，余款861837元被上诉人应当提供票据结算，要有实际开支票据，据实报销。按照晚于2012年3月29日为时间段统计，预付给张玉斌的代发费为500000元，预付给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吕梁分公司等代发费100000元，合计600000元，应付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吕梁分公司等国企代发费330420元，余款269580元张玉斌应当提供票据结算。其次，关于垫付铁路运杂费的错误认定。第一、被上诉人没有垫付此铁路运杂费的汇款凭证，此数据纯属主观推测；第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仍有余款；第三、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5月12日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证明，2012年10月19日由贾亮亮个人账户汇入340000元，帮助上诉人支付铁路运杂费。贾亮亮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帮助上诉人付款？最后，对计划保证金、计划作废补偿金归属认定错误。上诉人预付计划保证金只是交给被上诉人的办事费用，被上诉人代收代缴此项费用，多余的部分应该退还上诉人。除此之外，对垫付基金票款、销���票款、防冻液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有结余款项，不存在垫付问题。二、一审法院违反程序，在被告代理人申请本案合议庭两位审判人员回避时（回避申请书面寄送给一审法院院长），既不依法裁定也不依法回避，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超出了诉请范围。在原告未提出利息诉请的条件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利息明显超出其诉请范围。上诉人章某上诉理由除“合同主体认定错误”部分外，其余理由与上诉人长发公司相同。被上诉人乙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也未超出诉请范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原判。具体理由为：一、合同主体正确。2011年10月13日，张玉斌作为祥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合同履行至2012年3月29日时，因部分内容有调整，又续签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协���，而张玉斌（祥顺公司）居间为上诉人与地方铁路、山煤国际发生代发中煤的协议还是沿用以前的协议，并未改变。另祥顺公司系张玉斌成立的独资公司，自己为法定代表人，签字是职务代表行为。而上诉人章某系长发公司之外的独立公民，仅仅是借用长发公司的资质做生意，其与长发公司双方之间关于如何合作有具体的合同约定，其二者之间系独立的连带责任主体。二、价格结算认定正确。协议第二条对结算价格约定的清清楚楚，“多退少补”系因为请车时只能确认车皮列数，其中每列具体装的吨数尚有差别，只有先行按照惯例数额交付，待发车后再按照铁路大票吨数进行具体核算，在协议第四条中更有非常明确的进一步约定。三、一审未违反程序。一审期间上诉人既未提出过回避审判员的申请，更没有回避的法定事由，相反是上诉人在一审证据交换时提供虚��证据，多次扰乱法庭正常秩序。四、一审判决未超出诉请范围。我方在开庭前提出增加“从2013年1月1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的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系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上诉人甲公司、章某与被上诉人乙公司、张玉斌先后签订了两份煤炭发运《代理协议》，就煤炭的货运代理事项成立了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张玉斌作为祥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约，且未超出其职权范围，并受到公司的认可，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祥顺公司承担。其中，第一份《代理协议》第二条乙方（长发公司）责任中约定：“1、甲乙双方共同负责组织货源，本协议签订后，在给乙方提供用户的同时，按省销办要求先交付甲方计划保证金每列5万元。2、乙方必须在请车前把代发费以（每吨）85元（不含税）（铁路大票吨数）的结算价格全额付至甲方账户。否则甲方不予办理请车手续。待发车后以实际铁路相关支出进行核算，多退少补。3、铁路核准计划下达后，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不能装车或计划作废时，每列需支付甲方人民币5万元作为补偿。”第二份《代理协议》除代发费由每吨85元变更为每吨82元、铁路计划作废的补偿费由每列5万元变更为每列10万元外，其余双方约定的事项基本内容与前述协议内容相同。因上述协议中并未约定代理费用、报酬，其中的代发费应理解为代理费用。协议签定后，被上诉人已按约履行了上诉人委托的事项，上诉人未按约付清被上诉人代理费用，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并赔偿被上诉人损失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甲公司、章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7元，由上诉人甲公司、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海强审判员  王晓强审判员  马秀萍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