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1民终10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真山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69792324-2。法定代表人费开雅，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徙南，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王龑，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住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弄*号140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太榆路88号，组织机构代码72594408-4。法定代表人代全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和晓鹏，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运浩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大昌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4）小民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苏州运浩公司的委托代��人刘徙南、李王龑，山西大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和晓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虽未就苏E344**号奥迪轿车的买卖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对双方事实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的争议焦点在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应予解除，以及因山西大昌公司违约造成苏州运浩公司损失的范围。首先关于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应予解除。山西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公司奖励苏州运浩公司奥迪A4轿车一辆，苏州运浩公司自行支付了部分款项后更换为奥迪A6轿车一辆，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涉案车辆取得方式以及交纳的税费、车辆的登记情况看，苏州运浩公司向山西大昌公司购买的车���为新车是订立买卖合同关系时双方均明确的合同内容。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对车辆的质量的约定并无书面约定，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山西大昌公司交付的车辆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从浙江联合应用科学研究院出具的产品质量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看，山西大昌公司向苏州运浩公司交付的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不符合新车出厂时应该有的原始状态，且该车辆目前仍存在发动机右侧可变正时排气凸轮轴调节器工作不良状态，不符合国家标准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要求，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浙江联合应用科学研究院系持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在本案审理期间接受本院委托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山西大昌公司对该产品质量鉴定报告不予认可，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因该申请理由不足，不予准许；山西大昌公司申请证人高小兵、武建国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均为山西大昌公司的员工，与山西大昌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以个人经验对产品质量鉴定报告提出异议，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山西大昌公司提出的异议，并无充分证据佐证，不足以推翻产品质量鉴定报告，不予采信。山西大昌公司认为其对涉案车辆的“维修与更换是在一汽大众厂家授权下进行的，是生产商生产行为的延续”，生产厂商的生产行为与销售商的维修行为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山西大昌公司认为其经生产厂商的授权对车辆进行的维修是生产厂商生产行为的延续，并无法律依据，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山西大昌公司作为销售商在车辆出厂后自行对车辆进行维修，并将维修后的车辆交付苏州运浩公司，其交付苏州运浩公司的车辆不能认为是新车。对浙江联合应用科学研究院作出���产品质量鉴定报告，予以确认，根据该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山西大昌公司向苏州运浩公司交付的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不符合双方的约定，系违约行为，且山西大昌公司的违约行为使得苏州运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购买新车的意愿落空，也使得苏州运浩公司使用车辆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苏州运浩公司要求解除与山西大昌公司的买卖合同，证据及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其次，对于因山西大昌公司的违约行为给苏州运浩公司造成的损失的问题。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后，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苏州运浩公司要求退还车辆并要求山西大昌公司返还购车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涉案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的价款包括山西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山西大昌公司的购车款299000元以及苏州运浩公司支付山西大昌公司的购车款197600元，共计496600元。在合同解除后，苏州运浩公司应将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返还山西大昌公司，山西大昌公司应将购车款496600元退还苏州运浩公司。对于因山西大昌公司的违约行为给苏州运浩公司造成的损失，山西大昌公司应予赔偿，损失赔偿的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苏州运浩公司交纳车辆购置税32100元，临时号牌工本费、登记证书工本费、行驶证工本费及牌证费共计130元，在购买车辆后交纳的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费8001.75元以及在诉讼期间交纳的交强险保险费660元，均系因山西大昌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且有相关票据为凭，予以支持。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运浩公司为涉案车辆办理苏通卡充值3000元的发票，因苏通卡虽为专车专用，但可通过变更登记后为其他车辆继续使用，故涉案车辆虽无法正常使用但不影响苏州运浩公司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将其办理的苏通卡内的金额继续用于其他车辆，苏州运浩公司要求赔偿该项费用，理由不足，不予支持。苏州运浩公司主张因停放涉案车辆而支付车位管理费10060元，提供的车位管理费票据不能证明停放的系涉案车辆以及该费用系何时间段的费用，对该票据不予认定，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本院委托浙江联合应用科学研究院对相关事项进行鉴定，苏州运浩公司交纳的鉴定费70000元���及按鉴定机构要求对车辆进行常规保养产生的车辆维修费1380元，系其直接经济损失，且有票据为凭，予以支持。在鉴定过程中产生的拖车费，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了苏州市相城区陆慕万众车辆施救服务站拖车记录单显示交纳拖车费200元，对此山西大昌公司予以认可，予以支持；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一份苏州国兴奥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收款方出具的收取道路救援费用200元的白条，虽山西大昌公司不予认可，但因苏州国兴奥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对涉案车辆进行保养的单位一致，因对车辆进行保养而产生拖车费符合客观情况，对该费用予以支持。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争议的焦点之一为苏州运浩公司因无法正常使用涉案车辆而产生的租车费是否应予支持。山西大昌公司向苏州运浩公司交付的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无法正常使用，直��导致苏州运浩公司通过订立买卖合同而获得物的使用权能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使苏州运浩公司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的可得利益受损，对苏州运浩公司使用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山西大昌公司应予赔偿。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了与樊卫卫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以证明在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租赁樊卫卫的苏A189**奥迪轿车，并提供了该车辆的行驶证正副本以及樊卫卫收取两年租金共计410000元的收条。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是为证明其选择替代性交通工具产生的租赁费，但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涉案车辆并非营运车辆，其基本用途在于方便出行，因此苏州运浩公司在选择替代性交通工具时应遵循诚实信用以及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参照当地汽车租赁市场上普通轿车的月租金或选择出租车出行的方式合理确定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费��，酌情认定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为100000元。综上，解除苏州运浩公司、山西大昌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苏州运浩公司将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退回山西大昌公司，因车辆无法正常使用，退还车辆需产生费用，因山西大昌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故退还车辆的费用由山西大昌公司承担；山西大昌公司退还苏州运浩公司购车款496600元并支付车辆购置税32100元、临时号牌工本费、登记证书工本费、行驶证工本费及牌证费130元、交纳的保险费8661.75元、鉴定费70000元以及因鉴定产生的保养及拖车费1780元、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1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判决，“一、解除原告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大昌汽车���务有限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二、原告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将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退还被告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退还车辆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三、被告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退还原告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购车款496600元并支付车辆购置税32100元、临时号牌工本费、登记证书工本费、行驶证工本费及牌证费130元、保险费8661.75元、鉴定费70000元以及因鉴定产生的保养及拖车费1780元、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10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709271.75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四、驳回原告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苏州运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苏州运浩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苏州运浩公司因山西大昌公司违约受到损失认定有误，对于苏州运浩公司实际发生的损失，未予充分支持。苏州运浩公司认为，苏州运浩公司向山西大昌公司购买的车辆识别代码为：LFV5A24G3D3004272LFv5A24轿车（简称“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同时其发动机经过维修，不是新车。苏州运浩公司购买新车的意愿落空，且所购车辆不能正常使用，苏州运浩公司于原审中所主张的全部损失，包括租用停车位、租用与涉案车辆同一级别的其他车辆使用相关费用，均为因山西大昌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应当由山西大昌公司承担。首先，苏州运浩公司所主张的租用停车位的费用，是苏州运浩公司实际支付的，且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山西大昌公司承担。2013年4月25日，苏州运浩公司即发现涉案车辆故障灯亮起并伴有异响。2013年6月16日，在涉案车辆��有异响的情况下，苏州运浩公司将涉案车辆送至苏州奥迪4S店系统检测，检测中发现涉案车辆发动机相关部位进行过维修。此后，苏州运浩公司认为涉案车辆发动机存在质量问题，没有使用涉案车辆，期间，由于山西大昌公司未能就退车事宜与苏州运浩公司协商一致，双方对涉案车辆是否需要退回，是否需要补偿等尚无定论，在此情况下，苏州运浩公司将涉案车辆停放至苏州运浩公司租用的车位，并因此支出租用车位的费用是为了妥善保管涉案车辆，避免随意停放涉案车辆造成涉案车辆受损或发生其他风险造成损失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该项损失应当由山西大昌公司承担。第二，苏州运浩公司所主张的租用与涉案车辆同一级别的其他车辆使用相关费用也应由山���大昌公司承担，且金额应以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相关租赁合同、收据金额为准。苏州运浩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苏州运浩公司因涉案车辆不能使用而租赁车辆使用，支付租赁费用是因山西大昌公司违约行为而必然发生的间接损失，山西大昌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同时，苏州运浩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选择的车辆品牌、规格是与苏州运浩公司规模、形象相关的，租用车辆并非仅以代步为目的。因涉案车辆不能使用，苏州运浩公司租用的也是同一档次的商务用车，发生的费用也较一般租用车辆更高，原审判决对此未予充分考虑，认定苏州运浩公司替代交通费用标准偏低，苏州运浩公司的损失没有得到弥补。此外，苏州运浩公司于原审中提交了租赁合同、收据，明确载有租赁车辆的信息和租金标准。苏州运浩公司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原审判决未对苏州运浩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出否定评价，同时未采信该证据所证明的苏州运浩公司支出的租赁费用金额，认定事实不清，应以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相关租赁合同、收据金额为准。第三，苏州运浩公司于原审中主张的是2013年、2014年发生的损失，而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苏州运浩公司的损失一直在持续发生，包括保险、租用停车位等��且虽经苏州运浩公司多次催促但原审法院严重迟延作出原审判决，同时，原审中山西大昌公司承认从未告知苏州运浩公司涉案车辆经过了维修，主观恶意明显，构成对苏州运浩公司的欺诈，而原审判决认定苏州运浩公司损失时未能考虑这种现实情况，认定的损失金额较低，对苏州运浩公司也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苏州运浩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苏州运浩公司因山西大昌公司违约受到损失认定有误，对于苏州运浩公司实际发生的损失，未予充分支持。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后支持苏州运浩公司于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山西大昌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山西大昌公司辩称，一、山西大昌公司向苏州运浩公司出售的车辆不存在售前“维修”的行为，出售车辆完全符合新车标准，更不存在构成欺诈的行为。1、山���大昌公司经生产商一汽大众厂家授权，在到货验收时对本案车辆在授权范围内进行零件更换，且在经生产商认可合格可以出售后将该车出售，完全符合PDI专业流程，零件更换是生产商生产行为的延续，既不存在损坏车辆的行为，更不构成欺诈行为。根据山西大昌公司原审向法庭提交的《任务委托书》、《保养表》及《一汽大众汽车销售系统电脑截屏图》等客观证据足以说明，山西大昌公司在2013年1月29日接到车架号为LFV5A24G3D3004272的奥迪A6车辆后，按照《奥迪商品车售前检查（PDI）管理规定》的要求，立即对该车辆进行到货时的常规PDI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该车发动机存在一定问题，便立即将该车的问题及时详细的上报一汽大众生产厂家，厂家经过分析诊断，立即作出答复：该车不必返还厂家，授权山西大昌公司对该车进行更换汽缸盖及凸轮轴处理，山西大昌公司即按照厂家的要求和措施对该车进行上述处理，所有处理费用全部由生产商承担。处理完成后，山西大昌公司对该车二次进行PDI检查，合格通过，才进入销售大厅销售。PDI程序（交车前检查）是行业惯例，山西大昌公司交车前检查并在厂家的授权下更换汽缸盖及凸轮轴属于PDI操作。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成文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予以规范，按照行业惯例和生产厂家的要求来操作是合理的。根据行业惯例和一汽大众生产厂家奥迪商品车售前检查（PDI）管理规定》（PDI手册）的规定，作为4S店可以在PDI程序中完成其力所能及的对小故障的简单校正，包括部分配件的更换。本案中山西大昌公司的操作获得了一汽大众生产厂家的认可，且相关单据即载明为PDI，相关操作己录入一汽大众的全球系统，故山西大昌公司的操作符合一��大众生产厂家要求。因此，山西大昌公司对到货车辆验收发现问题后，经厂家授权对该车进行处理，该行为完全是生产厂家在商品出厂前的生产行为的延续，与商品在出厂前对不合格因素反复调试的行为，依然属于销售前、厂家控制内的检测、更换的职能延伸，而不是对合格商品出厂到货后，销售者擅自改动、损坏商品后的“维修”行为，这种情形在汽车销售行业中并不罕见，同时，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发生此类事件应当退回厂家更换后再二次出厂，也没有任何规定销售商应当将商品出厂前的调试经过有义务告知购买者，故山西大昌公司在将经过“厂家授权处理”并达到出厂合格标准的车辆出售，根本不构成欺诈的行为。2、山西大昌公司作为具有合法资质的车辆销售商向苏州运浩公司出售的车辆不存在二次销售或事前使用的情形，按照车辆的出厂标��及行业惯例，涉案车辆完全属于正常的新车标准。我国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规定“新车”的标准，因此认定“新车”与否的标准厂家出厂标准及行业惯例两个方面作出判断，苏州运浩公司及原审《鉴定报告》中称涉案车辆因发动机经过“维修”而不符合新车的出厂标准，没有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条款依据，属于人为扩大解释，完全是错误的认识。从出厂标准来看：本案的涉案车辆是在出厂后出售前，山西大昌公司根据一汽大众厂家PDI检测标准发现存在需要更换配件时，经厂家直接授权且由厂家全部承担更换零件费用，该行为仍然属于生产厂家在商品出厂前的生产行为的延续，在经过厂家授权更换后，再一次进过PDI检测完全符合新车的出厂标准，并已经得到一汽大众厂家的认可，根本不属于苏州运浩公司及《鉴定报告》所称出厂后人为发生损害的“修理”情形。从行业惯例来看：山西大昌公司是经一汽大众厂家授权具有合法资质的奥迪车辆经销商，本案的涉案车辆从出售、开具发票、上户保险等程序均仅仅针对苏州运浩公司一人，该车辆不存在二次出售的问题，苏州运浩公司为第一买受人，另从该车的售前的公里数来看为72公里，完全符合正常的范围，因此也存在经他人使用的情形。综上，按照行业惯例和出厂标准，涉案车辆应当属于新车的出厂标准，而不能因车辆在苏州运浩公司使用时出现问题就否认涉案车辆的新车标准。二、即使山西大昌公司出售的涉案车辆存在问题，也仅仅是发动机的相关零件在出售前经过更换，参照汽车新三包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涉案车辆也不属于山西大昌公司应当退车的情形。如前所述，本案的涉案车辆仅是山西大昌公司在厂家的授权范围对发动机的部分零件进行更换，该车辆售出后，因苏州运浩公司拒不同意山西大昌公司对车辆的发动机进行查看和维修，该车辆的发动机直至今日也未作处理和更换，参照《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条：“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符合本规定更换、退货条件的，消费者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等由销售者更换、退货。“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消费者选择更换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二）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发动机、变速器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的规定，即使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存在质量问题，山西大昌公司作为销售商在对该车辆的发动机或零件进行2次更换后，才有义务为其整车更换或退货。因此，苏州运浩公司在该车发动机并未更换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山西大昌公司对整车进行退换，对山西大昌公司是极不公平的。三、苏州运浩公司主张的涉案车辆停车管理费及车辆租赁费不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1、苏州运浩公司主张的涉案车辆停车管理费所依据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出具的10060元的机打发票，但该发票仅有开票时间、开票金额及付款、收款方相关信息，并不能看出该笔费用是否实际支付，并且也不能证明该费用系本案涉案车辆因停放所支出的管理费用，更不能看出该费用系何时间段发生的费用，故原审法院对该费用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从本案事实角度出发，山西大昌公司在第一时间接到苏州运浩公司称该车存在的问题的电话通知后就立即派专人前往苏州对该涉案车辆进行检查，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将该车拉回山���大昌公司处进行专业检测，但苏州运浩公司坚决不同意，执意将车留在苏州，致使该车长期停放，即使产生费用也属于苏州运浩公司自行扩大的损失，相关责任及费用应当由苏州运浩公司自行承担。2、苏州运浩公司称因其向山西大昌公司购买的涉案车辆故障无法使用，故与自然人樊卫卫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另行租赁奥迪A4车一辆，但苏州运浩公司在原审中仅仅提供了二年租赁合同及收条，并未提供租赁费用的正规发票，苏州运浩公司若真的需要租赁车辆使用，应当向正规的汽车租赁公司进行租赁，相关租赁费用按照正常的市场租赁行情计算，不应当与自然人随意约定，故山西大昌公司对苏州运浩公司租赁事实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从正常的逻辑角度考虑，苏州运浩公司称连同租赁押金（100000元）及两年的租赁费用（410000元）,费用共计高达510000元，该费用完全能���购买一辆全新的奥迪A6车辆，但苏州运浩公司却要用如此高的价款去租赁一台二手的奥迪A4车辆，完全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不具有合理性。结合苏州运浩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为套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条款，竟然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称该涉案车辆已经奖励给公司员工张新个人并起诉要求苏州运浩公司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山西大昌公司完全有理由坏疑，苏州运浩公司本次也是为了达到退车及高额的赔偿目的而故意伪造相关证明材料，向山西大昌公司无理滥诉，望二审人民法院能够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苏州运浩公司的上诉请求。综上，山西大昌公司请求二审人民法院能够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苏州运浩公司上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从而维护山西大昌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山西��昌公司为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其服务范围包括为一汽大众奥迪系列产品提供质量担保、提供维修、保养。山西大昌公司2013年1月29日从储运部门接收车辆识别代号为LFV5A24G3D3004272，发动机号为060816的奥迪A6轿车并运回后，按照《奥迪商品车售前检查（PDI）管理规定》的要求，对该轿车进行常规预PDI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2013年2月3日山西大昌公司通过一汽大众售后服务系统向车辆生产厂家一汽大众公司进行上报。一汽大众公司通过山西大昌公司上报的信息，经过诊断分析，于2013年2月23日答复并指示山西大昌公司更换该轿车气缸盖及凸轮轴。山西大昌公司遂更换了该轿车的气缸盖及凸轮轴，一汽大众公司支付了山西大昌公司相关费用。山西大昌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再次对该轿车进行了PDI交车检查，并检查合格。2013年4月，山西杏花村汾酒销���有限公司奖励苏州运浩公司奥迪A4轿车一辆，并将购车款299000元支付给了山西大昌公司。后苏州运浩公司决定将奥迪A4轿车更换为奥迪A6轿车，2013年4月18日，苏州运浩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山西大昌公司支付购车款197600元。山西大昌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向苏州运浩公司出具299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2013年4月24日，山西大昌公司将车辆识别代号为LFV5A24G3D3004272，发动机号为060816的奥迪A6轿车一辆交付苏州运浩公司的工作人员段小刚，交付该轿车时，山西大昌公司没有告知该轿车更换过气缸盖及凸轮轴。2013年5月31日，苏州运浩公司自行向江苏省苏州市国家税务局交纳车辆购置税32100元，并为车辆识别代号为LFV5A24G3D3004272，发动机号为060816的奥迪A6轿车领取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该轿车的号牌号码为苏E344**、登记的车辆所有��为苏州运浩公司、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苏州运浩公司支付了临时号牌工本费、登记证书工本费、行驶证工本费及牌证费共计130元。同日，苏州运浩公司为该轿车交纳交强险保险费1440元。2013年6月5日，苏州运浩公司为该轿车交纳商业险保险费6561.75元，为该轿车投保车辆损失险、车损险不计免赔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及三责险不计免赔。2014年9月18日，苏州运浩公司又为该轿车投保了为期一年的交强险，缴纳保险费660元。2013年9月12日，张新作为原告，以山西大昌公司为被告，以“2013年4月24日，张新接受张新公司奖励，向山西大昌公司的奥迪45店购买了A6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码为LFV5A24G3D3004272，公司总计支付山西大昌公司车款496600元，并于提车后办理保险、上户等支出11131.75元。同年5月，张新在苏州正常行驶时，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无法行驶，而此��车辆还没有行驶超出3000公里。后经过苏州奥迪4S店系统检测后，张新发现该车于2013年2月份进行过发动机翻修，更换了发动机的关键零件，并且发动机密封贴条有明显打开痕迹，告知张新联系销售商解决。张新随即联系山西大昌公司，要求山西大昌公司及时处理，但山西大昌公司至今没有给张新满意答复。张新认为，山西大昌公司在出售车辆时，隐瞒车辆主要部件的关键零件更换、维修的事实，并且导致张新无法继续使用车辆。山西大昌公司的隐瞒行为是明显的欺诈行为。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张新请求法院能够维护市场秩序、严惩销售欺诈”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山西大昌公司返还张新购车款496600元；二、判令山西大昌公司赔偿张新损失11131.75元并加倍赔偿496600元；三、判令山西大昌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山西大昌公司的答辩意见主要如下：“山西大昌公司与张新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汽车买卖关系，张新以受让他人汽车之名向山西大昌公司主张原买卖合同的权利，主体不适格，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张新不是消费者，且其所称从苏州运浩公司受让车辆的陈述与书证等客观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明显不符，实为购买人苏州运浩公司意图假借张新自然人身份虚构事实，意图达到现行消法49条双倍赔偿不合法目的的滥诉行为，请法庭明证查。山西大昌公司经生产厂商一汽大众厂家授权，在到货验收时对本案车辆在授权范围内进行零部件更换的行为，且在生产商认可合格可以出售后将该车出售，零件更换行为是生产厂商生产行为的延续，即不存在损坏车辆的行为，更不构成欺诈行为，张新主张实属无理要求，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非法主张，请法庭依法驳回。综上所述，张新以所谓车辆受让人的身份，向作为买卖合同出售方的山西大昌公司主张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欺诈索赔，其主体和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山西大昌公司请求人民法院明查是非，驳回张新的无理诉求，维护山西大昌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审人民法院2013年12月21日作出（2013）小民初字第15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苏E344**奥迪车的买受人是否是张新、其是否具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赔偿的权利。首先，因张新、山西大昌公司均未提供买卖合同，根据车款的支付情况和购车后车辆的上户及其他费用的交纳情况，可以确定该车的实际购买人为苏州运浩公司，本案中汽车买卖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为苏州运浩公司与山西大昌公司，本案张新并不是本案所涉车辆买卖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其次，本案所涉车辆在上牌照前已发现问题，而苏州运浩公司决定将该车奖励给张新的时间为该车上牌照后的2013年6月6日，因此本案所涉车辆在交付张新前已发现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应由当时的所有人即苏州运浩公司主张而非张新，张新并无主张山西大昌公司返还其购车款并赔偿损失的权利。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是“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案的原告张新系苏州运浩公司的员工，其受奖励是因工作原因而受奖，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认的主体资格。张新所提苏州运浩公司已于2013年4月份将该车奖励给自己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苏州运浩公司关于该奖励事宜的股东会决议日期为2013年6月6日的证据相悖，张新据此认为其是该车所有人并主张各项权利的证据不足，对其各项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张新的诉讼请求。”张新没有因该判决提起上诉。（2013）小民初字第155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的2014年4月2日，苏州运浩公司作为原告，以山西大昌公司为被告，以“苏州运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驾驶车辆从太原回苏州的高速路上发现故障灯亮起并伴有噪音，便立即联系山西大昌公司的销售人员景小将，对方告知是油品跟新车磨合期问题，可以继续使用。直到2013年6月16日，涉案车辆仍存在异响，苏州运浩公司将车辆送往苏州奥迪4S店进行系统检测，经检测苏州运浩公司得知涉案车辆于2013年2月，即苏州运浩公司购车之前，发动机相关零部件就已经进行过修理，不是新车。得知这一消息后，苏州运浩公司当即与山西大昌公司取得联系，要求及时处理，但山西大昌公司至今未答复。在此期间，由于涉案车辆故障不能使用，苏州运浩公司不得已另行租用汽车使用。苏州运浩公司认为，山西大昌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时，隐瞒车辆主要部件被替换、维修，已不是新车的事实，将涉案车辆当做新车卖给苏州运浩公司，是明显的欺诈行为。故依照《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主要理由，向原审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由山西大昌公司返还苏州运浩公司购车款496600元；二、判令山西大昌公司赔偿苏州运浩公司损失251875元；三、判令山西大昌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山西大昌公司的答辩意见主要如下：“首先，山西大昌公司将本案涉案奥迪A6车辆出售给苏州运浩公司时，经售前PDI检验，并附有出厂检验合格证明，该车能够正常使用，无任何质量问题。苏州运浩公司没有提供涉案车辆因质量原因无法使用的相��证据，故山西大昌公司不构成违约，苏州运浩公司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其次，山西大昌公司经生产商一汽大众厂家授权，在到货验收时对涉案车辆在授权范围内进行零件更换，且在经生产商认可合格可以出售后将该车出售。零件更换的行为是生产商生产行为的延续，山西大昌公司既不存在损坏车辆的行为，更没有在售车时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根本不构成欺诈，苏州运浩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再次，苏州运浩公司请求赔偿车辆租赁费420000元，数额过高，也未提供正规发票，更不符合事实、逻辑及相关法律规定，山西大昌公司不予认可。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明查是非，驳回苏州运浩公司恶意滥诉的无理诉求，依法维护山西大昌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审人民法院2014年5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了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了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出具的3000元发票，欲证明为苏E344**办理高速公路一卡通花费了3000元，该发票中以手写体标注“苏E344**苏通卡充值”；庭审时，苏州运浩公司还提供了2013年6月18日其作为承租方（乙方）与作为经营方（甲方）的樊卫卫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苏E189**号小型轿车的行驶证以及樊卫卫出具的收取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租金210000元及押金100000元的收条及押金条，欲证明因苏E344**奥迪A6轿车不能正常使用其选择替代性交通工具产生了租赁费，《汽车租赁合同》显示租赁期间为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年租金210000元，押金100000元。山西大昌公司对此的质证意见为：对苏通卡充值发票不予认可，车辆商业险和苏通卡没有关联性，不能成为赔偿事项；对《汽车租赁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仅凭收条不能得出苏州运浩公司是否真实租赁车辆的结论，收款人樊卫卫的身份情况不明，没有正规发票不能证明苏州运浩公司实际支付该费用，且租赁费的数额偏大，不符合常理，《汽车租赁合同》有造假嫌疑。因苏州运浩公司与山西大昌公司均表示同意对苏E344**奥迪A6轿车的相关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原审人民法院通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证据技术中心于2014年10月20日委托浙江联合应用科学研究院“对苏E344**奥迪A6轿车是否符合新车状况；发动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是否影响正常使用”进行了鉴定，苏州运浩公司为此支付了70000元鉴定费。该院于2014年12月30日出具了编号为ZLK/JD20141201《产品质量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包括“一、情况概述二、鉴定依据三、现场勘查及发动机检测四、技术分析五、鉴定意见六、鉴定专家签名”六部分，其中“情况概述”中载明��根据委托方的鉴定要求，结合轿车的实际情况，经鉴定专家与争议双方协商达成共识：由车主将奥迪A6L轿车送当地专业的4S店，进行常规级别的保养；保养期间除更换燃油、机油及滤芯外，不得打开并拆卸任何零部件；奥迪A6L轿车，经常规保养恢复到基本可运行状态后，由专业运输车运至杭州，以便开展下一步的检查工作。”“鉴定意见”为：“1、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在出厂后销售前进行了发动机气缸盖、凸轮轴、密封配件等的更换修理，不符合新车出厂时应该有的原始状态。2、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目前仍存在发动机右侧可变正时排气凸轮轴调节器工作不良状态，不符合国家标准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苏E344**号奥迪A6L轿车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苏州运浩公司因上述原因在鉴定期间将涉案车辆送至当地4S店进行了常规保养，支付了1380元维修费，并为鉴定托运涉案车辆往返支付了400元拖车费。山西大昌公司不服该《产品质量鉴定报告》，申请重新鉴定，原审人民法院未予准许。后山西大昌公司又申请鉴定人及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截至原审人民法院2015年4月2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山西大昌公司没有支付鉴定人及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费用。原审人民法院2015年4月2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苏州运浩公司提供了开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付款方为苏州运浩公司、金额为10060元车位管理费的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电子），欲证明为存放苏E344**奥迪A6轿车支付了10060元车位管理费。山西大昌公司质证认为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车位管理费的发票不能体现租赁车位的时间段，也未指明该管理费是否是涉案车辆的管理费，该发票与本案无关。庭审时，苏州运浩公司当庭增加要求山西大昌公司支付2014年6月租赁车辆产生的租赁费21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3日作出上述判决后，苏州运浩公司不服上诉。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苏州运浩公司与山西大昌公司均没有提供新证据。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彼此各持己见，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上述事实，主要有原审正卷所附一汽大众厂家出具的合格证书、奥迪特许经销商证明书及奥迪售后服务管理手册、山西大昌公司委托书及保养表、一汽大众汽车销售系统电脑截屏图、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索赔任务委托书及索赔清单、交车前的PDI检查记录、苏E344**奥迪A6轿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汽车预付款单、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维修明细单、税收通用完税证、机动车辆综合险发票、交强险发票、张新的民事起诉状、苏州���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告、（2013）小民初字第1559号民事判决书、苏州运浩公司的民事起诉状、答辩状、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出具的3000元发票、《汽车租赁合同》、苏E189**号小型轿车的行驶证、樊卫卫出具的收条及押金条、编号为ZLK/JD20141201《产品质量鉴定报告》、2014年12月10日的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电子）、武建国与高小兵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二审正卷所附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苏州运浩公司上诉主张山西大昌公司应赔偿其苏E344**奥迪A6轿车10060元车位管理费，苏州运浩公司为此仅提供了2014年12月10日的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电子），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苏州运浩公司“提供的车位管理费票据不能证明停放的系涉案车辆以及该费用系何时间段的费用，对该票据不予认定，对该主张不��支持”并无不当。苏州运浩公司上诉主张山西大昌公司应赔偿其租用樊卫卫的苏E189**号小型轿车的420000元租赁费，原审判决综合考虑本案各种因素，认定“苏州运浩公司在选择替代性交通工具时应遵循诚实信用以及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参照当地汽车租赁市场上普通轿车的月租金或选择出租车出行的方式合理确定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酌情认定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为10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亦无不当。综上，苏州运浩公司上诉请求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诉讼费3251元，由上诉人苏州运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建 明代理审判员 ���李晨代理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王 慧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