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373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法定代表人：谢某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代礼东，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钟某某，男，1984年3月2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委托代理人：林安蜀，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某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5）年荣民法初字第06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樊群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周舟、柳光洪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蔡雨薇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通力公司委托代理人代礼东、被告钟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安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5日，钟某某驾驶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由成都往重庆方向行驶，行至G85渝昆高速公路进城方向102km+335m处，所驾车辆进入左侧行车道施工封闭区，车辆左侧与中央分隔带活动栅栏发生碰撞，造成在该处施工的人员唐某1、李某1死亡，吕某1、唐某2、吕某2、川A141**号驾驶人钟某某受伤，川A141**号车辆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经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一大队认定，由被告钟某某、通力公司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唐某1、李某1、吕某1、唐某2、吕某2无责任。李某1死亡后，李某1的近亲属（刘某1、刘某2、李某2）作为甲方与通力公司作为丙方、案外人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弘公司）作为乙方于2013年12月23日签订《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乙、丙三方本着自愿原则，达成如下协议：一、事故处理方式……。二、事故损失赔偿：1、乙方赔偿李某1死亡的全部费用，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甲方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共计877000元；2、殡仪馆产生的殡葬费及其杂费由丙方承担，2013年12月15日至25日甲方人员处理事故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由乙方承担，超过12月25日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等由甲方自行承担；3、乙方不能支付前述费用的，由丙方垫付；……四、各方声明：1、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各方签字之日为本协议生效之时；2、本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各方因此事故的处理完全了结，无论何种原因出现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何种调整，均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和执行，任何一方不得翻悔，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向乙方和丙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通过诉讼、仲裁和其他方式向乙方和丙方索赔，乙方和丙方亦不得要求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甲方刘某1、刘某2、李某2和乙方代表何某某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丙方通力公司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单位印章。2013年12月25日，刘某2、李某2作出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2013年12月15日李某1死亡事故一次性处理。在领到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事故赔偿费共计877000元（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向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包括通过诉讼、仲裁和其他方式索赔”。同日，刘某1、刘某2、李某2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李某1工亡金877000元”。另外，通力公司还支付了办理李某1丧葬事宜的各项费用合计5438元。唐某1死亡后，唐某1的近亲属（吕某3、唐某3、唐某）与通力公司（丙方）、庆弘公司（乙方）于2013年12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书》。该调解书载明：“甲方吕某3、唐某3、唐某，乙方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丙方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乙、丙三方本着自愿原则，达成如下协议：一、事故处理方式…。二、事故损失赔偿：1、乙方赔偿唐某1死亡的全部费用共计732000元；2、殡仪馆产生的殡葬费及其杂费由丙方承担，2013年12月15日至25日甲方人员处理事故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由乙方承担，超过12月25日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等由甲方自行承担；3、乙方不能支付前述费用的，由丙方垫付…。四、各方声明：1、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各方签字之日为本协议生效之时；2、本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各方因此事故的处理完全了结，无论何种原因出现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何种调整，均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和执行，任何一方不得反悔，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向乙方和丙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通过诉讼、仲裁和其他方式向乙方和丙方索赔，乙方和丙方亦不得向甲方要求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甲方吕某3、唐某3、唐某和乙方代表何某某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丙方通力公司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单位印章。2013年12月25日，吕某3、唐某3、唐某作出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2013年12月15日唐某1死亡事故一次性处理。在领到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事故赔偿款共计732000元（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向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包括通过诉讼、仲裁和其他方式索赔”。2013年12月25日，吕某3、唐某3、唐某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唐某1工亡金727000元”。通力公司还支付了办理唐某1丧葬事宜的各项费用合计5768元。2014年4月16日，李某1的近亲属（刘某1、刘某2、李某2）向法院起诉，要求事故责任人钟某某、通力公司、庆弘公司等起诉，要求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项目中包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2015年3月6日，原荣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荣法民初字第017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钟某某赔偿刘某1、刘某2、李某2损失合计258774.87元，该判决现已生效。2014年4月28日，唐某1的近亲属（吕某3、唐某3、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事故责任人钟某某、通力公司、庆弘公司等起诉，要求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赔偿项目中包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2015年2月16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荣法民初字第018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钟某某赔偿吕某3、唐某3、唐某损失合计180466.29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在上述二案中，因法院认定三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具有约束力，且通力公司已分别向受害人支付完727000元、877000元赔偿款，故驳回了受害人对通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支付的为死者李某1支付的用于丧葬方面的费用5438元，为死者唐某1支付的用于丧葬方面的费用5768元不包含在三方调解协议确定的金额中，在上述二案中，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曾支付的前述丧葬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交通事故责任人认定书、调解协议、收条殡仪馆费用专用收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为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追偿权的来源具有派生性，其来源于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即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侵权人有权向其他应承担而未承担责任的侵权人追偿。本案所涉及交通事故受害人已向法院起诉要求包括钟某某在内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钟某某的赔偿责任已经在判决书中明确，判决书现已生效。而本案一审原告与受害人达成的赔偿协议直接约束一审原告与受害人，一审被告钟某某并非协议相对方，一审原告以此协议向一审被告钟某某行使追偿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已生效判决中，受害人已经就丧葬费用起诉，经生效判决对丧葬费用已认定处理，一审被告钟某某在生效判决中，也对该项费用承担了相应赔偿责任，其不是一审原告行使追偿权的对象，故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要求一审被告分担11206元丧葬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一审原告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通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8045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其理由是：一、就此次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即被上诉人钟某某应当承担此次事故5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已经分别赔偿事故死者唐某1和李某1的近亲属732000元和877000元（合计1609000元），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一半的赔偿额。二、一审判决有违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渝高法〔2005〕16号）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支付赔偿权利人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后，对侵权第三人进行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劳动者或者工亡的劳动者遗属是否既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又有权获得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解答》（渝高法发〔2013〕7号）也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医疗费用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仅规定了工伤保险基金的追偿权。但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其法律地位与工伤保险基金类似，故用人单位对第三人亦有追偿权。被上诉人钟某某辩称，第一，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混淆了工伤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对死者近亲属仅依法承担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不应当承担工伤事故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交通事故赔偿义务已经在荣昌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中载明，上诉人无权加重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第二，主体错误。本次事故实际存在三个责任主体，在交通事故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是肇事主体；在工伤案件中，死者的用人单位重庆市庆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工亡待遇的赔偿主体。即使是在第三人侵权引发的工伤待遇，行使追偿权的也应该是用人单位，被追偿的是第三人，而本案上诉人不是用人单位，被上诉人也不是独立侵权第三人。上诉人并未代替被上诉人对死者近亲属进行交通事故赔偿，上诉人实际为庆弘公司垫付的工伤赔偿金，上诉人即使行使追偿权，其追偿主体也只能是用人单位庆弘公司。第三，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二死者近亲属及用人单位庆弘公司达成的三方《调解协议书》，系自愿代用人单位庆弘公司向死者近亲属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从未参与该调解协议的签订，其调解协议也未体现被上诉人的意思表达。无论其赔偿性质是工亡待遇或者其他赔偿金，都是上诉人与死者近亲属和庆弘公司三方之间的合意，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被上诉人不具有合同拘束力。第四法律依据错误。上诉人援引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指导性文件来证明其具备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其观点明显错误。该两个条款里的所指的“第三人”，确指因其独立侵权行为造成劳动者工伤，用人单位是无辜的，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受害职工的选择才产生了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义务。被上诉人并非本案独立侵权第三人，上诉人自身就是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之一。如果死者因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那么其用人单位庆弘公司应当承担工亡赔偿责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应当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侵权责任。而本案中上诉人并不是用人单位，上诉人并不需要承担工伤保险待遇。因权利人已经放弃对交通事故赔偿请求，上诉人实际上并未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至于上诉人自愿为用人单位庆弘公司垫付工伤保险待遇金，那才是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追偿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上诉人并未代替被上诉人履行债务，当然没有向被上诉人追偿或移转债务的法理依据，根本不具备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通力公司要求被上诉人钟某某对其支付二名死者近亲属的1609000元赔偿费用承担相应份额804500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通力公司主张其拥有追偿权，应当证明其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追偿理由。其一，上诉人通力公司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与被上诉人钟某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同等责任，被上诉人钟某某应当对通力公司已经向两名死者近亲属支付1609000元承担50%的责任为由，向被上诉人钟某某主张行使追偿权，但从上诉人通力公司、案外人庆弘公司与两名死者近亲属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死者近亲属签署的承诺书和《收条》来看，一方面，调解协议上载明的赔偿主体为庆弘公司，另一方面，庆弘公司作为赔偿主体向两名死者近亲属赔偿的费用系工亡金等费用，并非交通事故的赔偿金；即使上诉人通力公司认为调解协议约定的费用中包括了交通事故的赔偿费用，其也实际承担了该费用，但由于其与两死者近亲属之间的协商并未征得上诉人钟某某的同意和授权，通力公司也应当仅就其本身应当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比例部分与两死者近亲属进行协商处理，对于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部分，只能推定为上诉人通力公司在意思自治原则下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这种处分不能对协议当事人之外的被上诉人钟某某发生效力；何况对于应当由被上诉人钟某某承担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两死者近亲属已经通过诉讼的手段向钟某某进行了主张，因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二，本案上诉人通力公司主张其可以依据工伤保险纠纷向被上诉人钟某某追偿，但根据本案中上诉人通力公司、案外人庆弘公司与两名交通事故死者近亲属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上载明赔偿两名死者近亲属的义务主体是庆弘公司，因此，上诉人通力公司主张其系用人单位，且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其法律地位与工伤保险基金类似，对第三人享有追偿权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减半实收的案件受理费59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11845元，由上诉人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樊 群代理审判员 周 舟代理审判员 柳光洪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蔡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