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4民终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县滨海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邱裕忠。委托代理人：柳立中，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志庆，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全德，男，汉族，1975年2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通江县，委托代理人：张琼，广东星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绪福，男，汉族，1967年2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代理人：张剑，四川九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和平工业园红光路**号。法定代表人：陆马光。上诉人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全德、高绪福、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瑞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2年11月19日11时许，韩全德在珠海东坑××街后山通信基站安装工程工地从事安装工作时，安装中的塔体突然倒下，导致韩全德受伤。韩全德及高绪福均主张韩全德是受浙江宁远公司雇请在该工地工作时受伤，而浙江宁远公司否认其雇请韩全德工作。关于韩全德与浙江宁远公司、陕西捷瑞公司、高绪福的关系，韩全德称，高绪福是浙江宁远公司的施工队长，高绪福叫韩全德来浙江宁远公司工地工作，并谈好由浙江宁远公司按6000元/月向韩全德发放工资，但韩全德工作未满一个月就发生了事故，事故前还未领取过工资。浙江宁远公司称，珠海东坑××街后山通信基站是中国移动公司的通信基站，该通信基站是由浙江宁远公司提供塔桅并进行安装，但浙江宁远公司将广东地区的塔桅安装工程发包给了陕西捷瑞公司。浙江宁远公司提供了《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施工安全责任承诺书》、浙江宁远公司向高绪福支付工程款的网上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高绪福签名并加盖“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印章的领据佐证该主张。《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1月1日，发包人（甲方）为“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承包人（乙方）为“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范围为塔桅（含单管塔、角钢塔、拉线塔、三管塔、仿生塔、三角塔等）工程安装、质量验收，施工地点为甲方指定的广东省范围，并约定了双方责任、安装费用结算和支付方式等，其中乙方责任包括“施工现场的一切安全保卫工作由乙方负责……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人员伤亡和其他一切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甲方盖章处盖有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盖章处盖有“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印章并由高绪福作为代表签名。高绪福认可《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工程款转账凭证及工程款领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其是借用陕西捷瑞公司的资质与浙江宁远公司签订合同并领取工程款，故认为韩全德受伤的事故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陕西捷瑞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答辩，但在2013年12月，陕西捷瑞公司曾向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关于韩全德工伤事件的回复函》，称韩全德不是该公司员工，该公司与浙江宁远公司没有签订相关合同，也没有财务款项往来，该公司没有安装公司的下属企业，也没有“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印章，并称已向派出所报警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韩全德受伤后被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治疗，该医院2012年11月19日13时04分的急诊病历载明，“1小时前在工地上，腰、腹、骨盆及左侧肢体被重物砸伤，疼痛，面色苍白，由他院120送入”，韩全德当日起在该院住院治疗，高绪福办理了韩全德入院手续并向医院支付了押金5000元。韩全德直至2013年12月28日出院，住院天数404天。出院记录中的出院诊断为：1.失血性休克（代偿期）；2.左股骨粉碎性骨折；3.左桡骨中段骨折；4.左骶骨、左髂骨、双耻骨上下支、左坐骨骨折；5.尿道断裂；6.腰2/3、腰4/5椎间盘轻度膨出；7.外伤性阳萎。出院记录中的出院医嘱为：1.出院后加强营养，出院后注意陪护，防摔倒，注意适当运动；2.门诊定期复查，不适随诊，骨折愈合后（约1-2年），回院手术拆除内固定材料；3.带药……；4.陪护1人，休息1年。高绪福称其通过现金及汇款等方式垫支了各项费用2023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韩全德支出了医疗费169751.54元，韩全德认可高绪福向其支付了其中的96200元医疗费（96200元不含住院押金5000元）。韩全德主张其住院期间由其妻子陪护，并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按130元/天计算，出院后一年的护理费按每天100元计算。2014年2月24日，韩全德自行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评定并支付了鉴定费1500元，该司法鉴定所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评定韩全德工伤致残等级为五级。浙江宁远公司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韩全德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等标准，鉴定意见为：韩全德骨盆多发性损伤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伤残程度为捌级，尿道断裂致尿道严重狭窄的伤残程度为捌级，骨盆多发性骨折致骨盆畸形愈合的伤残程度为拾级，左桡骨中上段骨折致左上肢功能部分丧失的伤残程度为拾级，左股骨中上段粉碎性骨折致左下肢功能部分丧失的伤残程度为拾级。浙江宁远公司支付了该次鉴定费2330元。韩全德因鉴定支付了医疗费2582.34元。韩全德、浙江宁远公司及高绪福均对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没有异议。韩全德主张伤残赔偿综合系数为0.42，浙江宁远公司及高绪福均有异议。韩全德主张其在事故发生前在广州、顺德工作多年，但未购买社保，也未办理居住证明。韩全德提供了弘楷精密五金厂出具的《工作证明》以证明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该证明称韩全德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10月3日期间在该厂工作，工作职位搬运组，工资待遇5500元加奖金100到1000元。韩全德据此主张其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并主张按每月6000元计算其误工费。浙江宁远公司、高绪福均认为该《工作证明》不足以证明韩全德在广东城镇居住及工作，也不足以证明韩全德的工资标准。另查明，韩全德的女儿韩欣妍出生于2003年2月26日，韩全德的儿子韩涛出生于2011年5月29日。又查明，韩全德主张其因就医及伤残等级鉴定支付交通费3280元、住宿费1872元、生活费899元，韩全德提供了多份发票、收据佐证。韩全德还主张其因复印病历支付了复印费189元，韩全德提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开具的广东省地税通用定额发票佐证。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浙江宁远公司主张其与陕西捷瑞公司签订《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将涉案塔桅安装工程发包给了陕西捷瑞公司，但陕西捷瑞公司致函工伤认定机关否认与浙江宁远公司签订合同，而浙江宁远公司与高绪福均未举证证明该《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上盖章的“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是陕西捷瑞公司的分支机构或下属部门，也未能举证证明“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机构，浙江宁远公司也未能提供直接向陕西捷瑞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证据，故原审法院认定《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的双方是甲方浙江宁远公司与在该合同乙方签名的高绪福。根据高绪福签订塔桅承包合同、组织工人施工并与浙江宁远公司结算领取工程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高绪福是涉案塔桅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韩全德在涉案塔桅安装工程工地作业，其雇主是高绪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高绪福没有相应资质承接有一定危险性的塔桅安装工程，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工人提供了合格的安全生产条件并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高绪福对韩全德因塔桅安装作业受伤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浙江宁远公司作为专业的塔桅制造、安装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绪福不具备承接塔桅安装工程的资质，对于韩全德在涉案塔桅安装工程中受伤，浙江宁远公司应当与高绪福承担连带责任。韩全德主张陕西捷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1.医疗费。韩全德主张其因疗伤发生医疗费169751.5元、因鉴定发生医疗费2582.34元，有病历及发票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韩全德认可高绪福向其支付了其中的医疗费96200元并向医院支付了住院押金5000元，故韩全德自行支付的医疗费为：169751.5元+2582.34元-96200元-5000元=71133.84元。2.护理费。韩全德伤情严重，其主张住院404天陪护1人，符合其伤情需要，且有医嘱佐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标准按每日130元计算，符合其伤情需要及本地护理费一般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住院期间护理费为52520元。韩全德主张出院后365天陪护1人，依据不充分，但根据医嘱“出院后注意陪护”并考虑韩全德的伤情需要，原审法院酌定韩全德出院后180天陪护1人，韩全德主张出院后护理费按每日100元计算，符合其伤情需要及本地护理费一般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出院后护理费为18000元。原审法院认定韩全德护理费合计7052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韩全德主张住院40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计算，没有超过规定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合计20200元。4.营养费。韩全德主张营养费20000元，有医嘱支持，且符合其伤情需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鉴定费。韩全德要求赔偿鉴定费1500元，但该鉴定是其单方委托，在诉讼过程中已重新鉴定，对于韩全德单方委托的鉴定费应由其自行负担。6.交通费。韩全德主张交通费3280元，有发票佐证，但部分与就医时间、地点不符，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3000元。7.住宿费。韩全德主张住宿费1872元，有发票佐证，但部分与就医时间、地点不符，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住宿费1500元。8.资料复印费、生活费。韩全德主张资料复印费、生活费，不是法定赔偿项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9.误工费。韩全德主张按每月600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769天（住院404天+出院后365天）的误工损失，误工时间有医嘱证明，足以采信；但其主张的工资标准依据不足。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公布的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原审法院参照建筑安装业年平均工资37869元（103.75元/天）确定韩全德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原审法院认定韩全德误工损失为103.75元/天×769天=79783.75元。10.残疾赔偿金。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是韩全德单方委托，且鉴定标准采用工伤评残标准，与韩全德诉请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一致，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在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韩全德的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韩全德的伤情构成两个八级伤残、三个十级伤残，韩全德、浙江宁远公司及高绪福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韩全德主张按广东省一般地区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韩全德的残疾赔偿金，并提供了弘楷精密五金厂出具的《工作证明》以证明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考虑到确有不少流动人员虽然在城镇居住和工作但未办理居住证明和社保的实际情况，并考虑韩全德的举证能力，原审法院采信韩全德在受伤前较长时间在广东城镇居住、生活的主张。韩全德虽为农村户籍，但户口性质上的差异性，不能否认其价值创造和生活方式，如果仍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赔偿韩全德的损失，与韩全德已在城镇长时间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不符，并且有违我国人权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公正司法的原则，因此，原审法院对韩全德主张按广东省一般地区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予以支持，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公布的全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98.7元/年。由于韩全德属于多等级伤残，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附则及附录B的规定，多等级伤残的综合计算是按伤残者的伤残赔偿总额、赔偿责任系数、伤残等级最高处的伤残赔偿指数加上伤残赔偿附加指数，三者相乘计算。韩全德有五处伤残，其最高的伤残等级为八级，故伤残等级最高处的伤残赔偿指数为30%。至于伤残赔偿附加指数,《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附则及附录B仅规定其余各处伤残赔偿附加指数须小于等于10％。韩全德主张伤残赔偿附加指数按照12%计算，不符合前述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伤残赔偿附加指数为10%。故韩全德的残疾赔偿金为32598.7元/年×20年×（30%+10%）＝260789.6元。11.被扶养人生活费。韩全德的女儿于2003年2月26日出生，韩全德的儿子于2011年5月29日出生，根据前述关于残疾赔偿金赔偿标准的论述，韩全德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按广东省一般地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合理有据。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05.6元/年×7年×（30%+10%）÷2＋24105.6元/年×15年×（30%+10%）÷2＝106064.64元。12.精神损害抚慰金。韩全德于1975年2月出生，正值青壮年，却因提供劳务遭受到外伤性阳痿、尿道断裂等严重人身伤害，其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器质性）被鉴定为八级伤残、同时伴有其他一个八级伤残、三个十级伤残，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给韩全德带来严重精神损害。考虑韩全德的伤情和伤残程度，原审法院酌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综上，高绪福应向韩全德赔偿医疗费71133.84元、护理费70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20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500元、误工费79783.75元、残疾赔偿金26078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6064.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82991.83元。浙江宁远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韩全德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高绪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韩全德赔偿医疗费71133.84元、护理费70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20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500元、误工费79783.75元、残疾赔偿金26078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6064.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82991.83元；二、浙江宁远公司对高绪福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韩全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62元，鉴定费2330元，合计14292元，由韩全德负担2332元，浙江宁远公司、高绪福负担11960元。一审判决后，宁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韩全德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韩全德、捷瑞公司、高绪福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致判决错误。一、关于韩全德受伤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1月19日11时许，韩全德在从事通讯基站安装工作时，安装中的塔体突然倒下，导致韩全德受伤，对该事实的认定，仅有韩全德本人的陈述，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支持。韩全德虽提供了高某的《现场情况说明》，彭明君的《证明》，但由于上述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理应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由于上述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故《现场情况说明》及《证明》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由此，原审判决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前提下，仅凭被上诉人韩全德的陈述，即作出韩全德系因劳务而受伤的事实认定，该认定显然错误。二、关于赔偿主体问题。退一步讲，即便韩全德确因劳务而受伤，由于宁远公司已将塔桅安装工程承包给了捷瑞公司，并与捷瑞公司签订了《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及《施工安全责任承诺书》，后又根据合同支付了相应工程款，故宁远公司既无雇佣韩全德的事实，也无雇佣韩全德的必要，韩全德其关于为宁远公司提供劳务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同时，根据高绪福的陈述，《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及《施工安全责任承诺书》上捷瑞公司安装公司的印章系捷瑞公司所盖，工程款系其代捷瑞公司领取，在捷瑞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主动放弃诉讼权利的情况下，理应判令捷瑞公司承担责任，而宁远公司由于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当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而原审判决仅根据调取的捷瑞公司在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回复函，即认定捷瑞公司安装公司的印章与捷瑞公司无关，并认为捷瑞公司无需承担责任，该事实认定显然错误。宁远公司认为，既然捷瑞公司否认安装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先刑后民原则，该案理应移送相应司法机关，待查明印章真伪后，再进行事实认定。而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印章真伪的情况，即认定宁远公司存在选任过错明显不当。而且，退一步讲，即便捷瑞公司安装公司的印章系高绪福伪造，由于已涉嫌犯罪，也超过了宁远公司在选任上合理注意义务的范畴，作为宁远公司本身也并无过错，故也无需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残疾赔偿金等适用标准及赔偿金额问题。1.残疾赔偿金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明显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韩全德究竟属于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应由韩全德完成举证，从其举证情况看，诚如原审判决认定，其属于农村居民，至于弘楷精密五鑫模具厂的《证明》，该《证明》由于没有相关经办人员签名，且韩全德未提供该厂的相关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因此，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要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在韩全德未能提供相关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完税凭证，暂住证明，社保证明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该《证明》依法不应予以采信，而原审判决仅凭该存疑的《证明》，即认定韩全德在受伤前较长时间在广东城镇居住、生活，并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问题。原审判决酌定韩全德在出院后需180天陪护1人，认定误工时间为769天（住院404天+出院后365天）。宁远公司认为，上述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韩全德于2013年12月28日出院，2014年2月24日，在病情稳定后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该鉴定机关并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伤残等级鉴定，后由于鉴定标准错误，原审判决重新委托鉴定，由于伤残鉴定只能在伤情稳定的情况下鉴定，故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时间至多只能计算至2014年2月24日，距出院时间仅为57天，故原审判决对护理及误工时间的计算显然错误。对于精神抚慰金，虽由法院酌定，但根据韩全德的伤残等级，原审判决酌定的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四、关于过错责任及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提供劳务者责任纠纷，鉴于《侵权法》系法律，且晚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故凡两者不一致的，理应适用《侵权法》的规定。而根据《侵权法》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适用过错责任，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则对此采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故本案应适用《侵权法》的规定，而不能再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的规定。因此，退一步讲，本案即便如原审认定，高绪福系雇主（接受劳务一方），韩全德为提供劳务方，双方亦应按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诚如韩全德一方陈述，其并未从事塔体吊装工作，那么在别人进行塔体吊装过程中，其理应保持充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采取适当安全预防措施，由于其本人未尽相应注意义务，故其本人显然也存在过错，至于宁远公司，即便如原审认定，认为存在选任失当的过错，那么也只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而非连带责任。综上，宁远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致判决错误，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二审庭审时，宁远公司就上诉状补充称，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被扶养人是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消费标准，而不应适用城镇标准。被上诉人韩全德答辩称，第一、韩全德在一审中提供的：“工程开工/复工报审表”，“工程开工报告”，“开工交底记录”，“工程费用签单”，浙江宁远“生产经营任务书表二（现场查看表）”，浙江宁远“生产经营任务书表三（安装及验收）”等证据均直接证明了宁远公司是发生安全事故导致韩全德受伤的塔桅安装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且在一审程序中宁远公司亦承认了本案发生安全事故的移动基站的塔桅安装事宜是宁远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因此，韩全德是在宁远公司总承包的工程项目工地受伤，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时韩全德提供的高某及彭明君的《证人证言》，证实了韩全德是在宁远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工地工作时，因宁远公司对工程施工过程及安装移动基站的塔桅设备的错误，导致正在安装中的塔体突然倒下（注：塔体是从悬吊的空中突然倒下，韩全德并没有接触与操作塔体，韩全德在塔体是从悬吊的空中突然倒下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韩全德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将韩全德砸成重伤，当时韩全德所受重伤已致病危，差点连命都没有。而发生该安全事故前，在出现安装技术及施工因场地限制需调整安装方案时，现场的施工人员均是直接向宁远公司请示与汇报，由宁远公司决定如何施工，当发生本案的安全事故导致韩全德受伤后，现场管理人员亦是与宁远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张彬等人联系处理事宜。在韩全德因本案安全事故受伤住院期间，宁远公司也多次派其公司职员张彬等人到医院与韩全德协商谈判赔偿事宜。因此，宁远公司是本案所涉安装工程的承包人，韩全德自到宁远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工作以来，从未听说这些工程宁远公司已分包给了高绪福，韩全德一直认为是在为宁远公司提供劳务。第二、对于宁远公司所称将本案的塔桅安装工程分包给了陕西捷瑞公司，但宁远公司提供的合同中所盖章的主体并不存在，而且宁远公司是将相关安装工程的工程款中支付给了高绪福个人，而不是签订合同的陕西捷瑞公司或捷瑞的下属子公司，这也证明了宁远公司没有履行审查签订合同主体的真实性或已明知签订合同的主体不存在。宁远公司与高绪福实际上是想将本案的责任推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主体身上，以此逃避法律责任。这对于一个因宁远公司施工方案错误及宁远公司为了节省一点工程费用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受伤的韩全德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原审人民法院根据宁远公司与高绪福的答辩意见认定宁远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高绪福是实际施工人符合本案事实（虽然韩全德对本案之前并不知情宁远公司与高绪福的关系），但由于高绪福是一个个人，没有相应的安装工程施工资质，认定宁远公司应与高绪福承但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本案事际情况。第三、对于宁远公司就残疾赔偿金及护理费，误工费等具体赔偿项目提出的异议，韩全德已在一审中提供了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宁远公司额外提出应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韩全德的诉求，韩全德认为这是强人所难，对于一个外来打工者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法律意识，也没有可能事事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事先准备好一切诉讼资料，等着某一天发生人伤事故在请求赔偿时一一提供，韩全德在本案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是实事求是的，韩全德在广东地区打工工作多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原审人民法院的认定与判决符合事实。对于原审人民法院就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均有理有据，符合韩全德因受伤造成的损失。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不愿以自己的身体健康及命生去换取金钱，就算给再多的金钱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受一点点伤。人的生命与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韩全德因宁远公司的施工方案错误及为了节省一点工程成本而导致发生本案安全事故，造成韩全德严重受伤，造成韩全德终身身体残疾，无法再从事以前的工作，现在韩全德连一个看门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些都是用钱金无法换回的。第四、对于宁远公司上诉所称的过错责任及法律适用问题。韩全德认为宁远公司是在歪曲事发原因及加重韩全德的责任义务。本案所涉的安全事故系因宁远公司的施工方案错误及为了节省一点工程成本本应以大型吊装设备安装本案所涉工程的塔桅安装的施工方案而改为了人工安装，使用吊车起吊安装，由于钢丝绳无法承担相关设备的重量而断裂，导致塔体从悬吊的空中掉落下来砸中韩全德，在塔体安装过程中，韩全德并没有接触与操作塔体，韩全德在塔体是从悬吊的空中掉落下来的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韩全德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且原审人民法院适用的法律正确，符合本案事实。第五、韩全德因涉案安全事故受伤后，由于韩全德的妻子一直在陪护韩全德，由此导致韩全德仅1岁5个月大的小儿子无人照顾，只好将孩子交给孩子年迈的外公、外婆照顾，由于韩全德受伤后不能工作便没有了经济来源，孩子与老人的生活远不如之前，且孩子离开父母后，经常哭闹，之后出现肠胃疾病，今年3月经到医院检查，孩子患上了巨结肠，并于3月24日实施手术治疗，但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韩全德小儿子的治疗手术不成功，需待孩子肠消炎后进行二次手术，且二次手术要在半年后才能实施，而这期间孩子的大便不能正常便出，而是在孩子的肚子上开一口，做一个造瘘，便便从肚子上开的造瘘处流出。韩全德刚经历了人生最难以承受的痛，现在韩全德的孩子小小年龄又经历人最痛苦的磨难。为此，韩全德借债累累，几乎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与希望。因此，请求宁远公司、二审人民法院看在韩全德一家遭遇的不幸，尽快就本案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或和解解决，以帮助韩全德度过生命及生活难关，救救这个不幸的家庭。二审庭审，韩全德针对宁远公司补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韩全德在城镇工作多年，其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城镇标准，所以其给家人提供的生活水平同样提高了，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与计算赔偿金的标准是一样的。被上诉人高绪福答辩称，第一，对于原判决认定的韩全德受伤的经过及事实，高绪福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宁远公司对韩全德受伤事实质疑的诉请。本案中韩全德除口头陈述，还提供了证人高某的《现场情况说明》、彭明君的《证明》，结合本案高绪福所了解的实际情况，高绪福对其是因为给宁远公司安装塔吊时塔吊倒塌致其受伤的事实表示认可，无异议。第二，关于赔偿主体问题，高绪福认为本案应由捷瑞公司和宁远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者或是由宁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且韩全德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故一审判决高绪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错误。（一）宁远公司与捷瑞公司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发包人（即甲方）为宁远公司，承包人（即乙方）为捷瑞公司，高绪福只是乙方公司的代表，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行使的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代理关系，该合同内容也只是约束作为合同双方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包括施工中安全事故发生，均与高绪福无任何关系。（二）高绪福与韩全德之间不存在劳务法律关系。关于这一点韩全德在原审已经自认2012年11月6日被宁远公司从外地雇请来从事广州石马村通信基站建设安装工程工地工作，并一直为宁远共公司工作至事故发生前安装珠海东坑××街后山通信站建设安装工程，同时韩全德提供的《工程费用签单》等资料均能佐证高绪福等是给宁远公司从事的塔基安装工作，且韩全德是宁远公司聘请来的工人（高绪福作为施工队长，代上诉人请的韩全德），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雇佣劳务法律关系。并且，本案中高绪福系自然人，并不具备承包从事安装塔基这种特种行业的资质，也不具备聘请工人从事安装塔基的相关条件。退一步讲，即便高绪福借用了捷瑞公司公司资质或是以其他名义而与浙江宁远塔桅公司合作，韩全德也只是高绪福联系来从事该工作，不能改变作为实际雇主以及用工主体资格系宁远公司的基本事实。（三）根据韩全德提供的证人高某的现场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表明，本次安全事故的发生系宁远公司为节约施工成本，施工中未严格按建设单位珠海移动与“浙江宁远”生产经营任务书及现场图严格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安全事故引起过错完全在宁远公司。按照建设单位珠海移动相关设计施工图纸，施工中铁塔塔体为六段，且安装塔的地方距离公路有三百米左右，按照安装的要求必须修建一条300米的公路，以便运输大型吊装设备入场安装，但为了节约修路费用及吊扣成本，宁远公司决定人工安装，并使用吊车起吊安装。具体操作过程中浙江宁远塔桅公司修改施工图纸，将原铁塔塔体从六段改为五段，这样增加了单段塔体的重量。在起吊过程中，因单节单管塔基超重，造成起吊的钢丝绳超过其承受力发生断裂，导致塔体掉落砸伤原告。本起事故本可避免发生，但可惜的是宁远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只为公司经济利益着想，违规修改图纸方案，不按规范操作，忽视安全，导致悲剧的发生，故应由其承担相关责任事故。（四）本案的发生，韩全德在塔体吊装过程中，理应保持充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但其本人忽略了相关注意事项，韩全德显然有一定的过错，故高绪福同意上诉人该部分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予以改判。第三，关于各项费用的适用标准及赔偿金额的问题，高绪福完全赞同宁远公司关于残疾赔偿金适用农村标准、护理费用、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的赔偿的上诉主张和请求，即标准过高，相关时间过长，同时，本案中事故发生后高绪福已先期垫付了202300元医疗费用，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为96200元+5000元，也应将该部分费用纳入总的医疗费用来计算，而非予以剔除，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第四、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宁远公司、韩全德、捷瑞公司共同承担。综上所述，高绪福与韩全德之间不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对其损失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宁远公司系雇主，雇请韩全德从事塔桅的安装工作，施工中该司未严格按设计施工，导致事故发生，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改判作为雇主又作为事故责任引起者的宁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且韩全德在其合理注意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韩全德受伤事实的认定。韩全德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是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对于该证据是否采信，由法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据材料和庭审质证情况综合审查认定。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广东移动2012年安装基站表、“浙江宁远”生产经营任务书、2012年员工工资表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等证据材料均可以佐证韩全德的陈述，前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2012年11月19日韩全德在高绪福为施工队长的珠海东坑××街后山通信基站安装工程工地受伤的事实。宁远公司否认韩全德系因劳务受伤，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赔偿责任主体与赔偿责任分担。虽然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中显示，宁远公司将塔桅安装工程发包给捷瑞公司，但捷瑞公司表示并未签订过该合同，高绪福也不是其员工，并否认安装承包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而且宁远公司也是向高绪福支付工程安装款而非将工程款支付给捷瑞公司，因此，宁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塔桅安装工程发包给了捷瑞公司。此外，捷瑞公司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原审法院认定塔桅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的双方是宁远公司和高绪福，高绪福是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韩全德的雇主，本院予以确认。宁远公司主张由捷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并无冲突，由于宁远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韩全德在塔桅安装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决高绪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宁远公司对韩全德受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维持。三、关于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的计算问题。原审法院将弘凯精密五金厂出具的工作证明作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是基于韩全德举证能力，以及许多农村户籍人口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客观情况的考量，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医嘱并考虑韩全德伤情恢复的需要，原审法院酌定韩全德需要180天陪护1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根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韩全德在该院住院404天，出院医嘱休息一年，故原审法院认定误工时间为769天并无不当，本院予确认。韩全德正值青壮年，因遭受意外伤害造成外伤性阳痿、尿道断裂等严重人身伤害，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维持。宁远公司关于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方面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62元，由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炜杰代理审判员  黄汉源代理审判员  诸葛亭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