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6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妙嫦，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王顺义，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为上诉人余妙嫦所在广州市番禺区盛龙社区居委会推荐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曾权威，职务场长。委托代理人：孙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妙嫦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妙嫦原是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以下简称珠江甘蔗场）的职工；珠江甘蔗场是经营范围为农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涉案安置房的地址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草堂村交界地带，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地址及门牌。2008年3月17日，珠江甘蔗场（甲方）和余妙嫦（乙方）签订了《安置建房协议书》，其中约定，由于甲方土地被番禺区政府征收，甲方决定在总场住宅区建设安置房，乙方同意按照甲方于2005年5月18－24日在总场公示的《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安置房建设方案》的有关规定参加安置建房；乙方选择建筑面积为67平方米的房间一套，乙方领取搬迁分散安置费、自建房拆迁补偿费、预缴建房款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乙方拥有房屋的居住权，该居住权可以继承，居住满三年后报农场备案可以转让该居住权；将来如果政策允许办理产权证时，甲方或其上级可协助办理，但办证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日，珠江甘蔗场（甲方）和余妙嫦（乙方）另行签订《选择建房者领取搬迁分散安置费、自建房拆迁补偿费、预缴建房款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根据乙方参加安置房建设的选房意见，乙方须向甲方预付本人建房款（以1000元/平方米计算）67000元；第六条约定，考虑到政府对安置房建设报建批复时间难以估计，为保障乙方利益，至2006年6月底如有关部门仍未批复，则从2006年7月1日起至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之日止，甲方按银行同期定期储蓄利率向乙方支付预付建房款的利息。同日，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甲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乙方）、余妙嫦（丙方）、珠江甘蔗场（丁方）和广东省广业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见证方）签订了《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居民搬迁协议》（以下简称《居民搬迁协议》）。其中约定，根据城市建设需要，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批准，现计划收回丁方国有土地并对丁方居民居住区进行整体搬迁易地安置建设新社区；丙方同意易地安置到化龙大道东的安置区，并继续履行与丁方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的其他协议内容；甲方委托乙方为丙方做好动员搬迁、实施搬迁和各种费用的发放工作，包括发放安置费、搬迁费、临迁费和奖励费等；丁方保证履行与丙方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之约定（安置地点改变除外），并积极督促安置房按时按质完成建设；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签字盖章（或按手指印）之日起正式生效，至甲方安置区房屋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后三个月自动失效。2008年5月，安置房建设完工后，余妙嫦入住安置房。2011年6月14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核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准予其使用番禺区化龙镇水门、草堂村地段的地块。2011年11月1日，广州市规划局针对珠江甘蔗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出具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7月17日，建设单位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补办取得了珠江甘蔗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5年7月24日，余妙嫦以珠江甘蔗场未向其支付2011年11月1日起计至2014年7月17日止的预付建房款利息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珠江甘蔗场依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一次性向余妙嫦支付预交建房款利息6968.53元（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17日止，以预交建房款6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储蓄利率计算）；二、珠江甘蔗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珠江甘蔗场辩称：一、余妙嫦的诉求在其他珠江甘蔗场场民的诉讼中已多次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被驳回、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亦未获得支持及经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被驳回，本案亦应当依照上述判决驳回余妙嫦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补充协议》第六条是权利保障条款，而不是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在预付建房款已经被使用的情况下，余妙嫦要求利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案中，余妙嫦要求珠江甘蔗场支付2014年7月17日止的预付建房款利息，其依据是《补充协议》第六条，而《补充协议》第六条之所以约定珠江甘蔗场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是基于未动工之前预付建房款存放在专门账户中会产生利息，将预付建房款产生的利息给余妙嫦符合公平原则。但《补充协议》的第七条也明确约定：珠江甘蔗场扣除的余妙嫦建房款在安置房建设工程启动后划至建房专户，专款专用。而安置房建设已经在2006年启动，虽然建设方手续不全，但建设单位已将安置房建成并交付给余妙嫦使用，其也于2008年5月入住该安置房。由于预付款在房屋建设工程启动后转化为受益人为余妙嫦的建房投资款项，在产生利息的原物（预付建房款）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余妙嫦要求珠江甘蔗场支付已经不存在的建房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三、本案相关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移给了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余妙嫦应当向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主张权利而不是珠江甘蔗场。因番禺区人民政府在2007年决定整体收回农场用地，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与珠江甘蔗场及余妙嫦签署了《居民搬迁协议》后，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与余妙嫦建立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珠江甘蔗场不再是建房单位，办理房屋报建相关手续的义务转移由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承担，《补充协议》合同主体及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余妙嫦不应当向珠江甘蔗场主张权利。综上，珠江甘蔗场不仅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至2008年5月入住安置房之日，而且已经向其支付了2011年10月31日止的预付建房款的利息，余妙嫦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恳请法院驳回余妙嫦的诉讼请求，维护珠江甘蔗场的合法权益。原审诉讼中，余妙嫦与珠江甘蔗场均确认余妙嫦已按《补充协议》约定向珠江甘蔗场支付了全部的预付建房款；安置房于2008年5月左右建成并交付余妙嫦居住使用；珠江甘蔗场已向余妙嫦支付了2011年11月1日以前的预付建房款利息。双方当事人对于珠江甘蔗场是否应向余妙嫦支付2011年11月1日以后的预付建房款利息存在争议。余妙嫦主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认定《补充协议》第六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八条规定作出的专门约定，内容合法有效，且珠江甘蔗场明知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仍签订《搬迁协议》愿意接受《安置建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除安置地点外约定的约束，故其应向余妙嫦支付2011年11月1日以后的预付建房款利息。为此，余妙嫦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的（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4号《民事裁定书》，再审申请人为珠江甘蔗场，被告申请人为汤某、黄某（珠江甘蔗场原职工），该案争议焦点在于珠江甘蔗场是否应向汤某、黄某支付2011年11月1日前的预付建房款利息。该裁定书认定珠江甘蔗场签订《居民搬迁协议》，保证履行与汤某、黄某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的其他协议内容，应视为珠江甘蔗场明知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仍愿意接受《安置建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约定的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筑工程，应当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再进行建设，而本案《补充协议》第六条正是据此所作的专门约定，内容合法有效；虽然汤某、黄某已于2008年5月入住安置房，但广州市规划局于2011年11月1日才对甘蔗试验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在安置房工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珠江甘蔗场仍应依约向汤某、黄某支付预付建房款的利息。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的（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再审申请人为珠江甘蔗场，被申请人为梁某甲、陈某仪（珠江甘蔗场原职工）。该裁定书对于珠江甘蔗场主张其不是建房主体而无需承责的问题认定为：虽然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变更为拆迁人，但是珠江甘蔗场签订了《居民搬迁协议》，则应继续履行《安置建房协议书》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的其他协议内容，应视为珠江甘蔗场明知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仍愿意接受《安置建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约定的约束；对于珠江甘蔗场主张2008年5月梁某甲、陈某仪入住安置房后，预付建房款利息无需支付的问题认定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筑工程，应当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再进行建设，而本案《补充协议》第六条正是据此所作的专门约定，内容合法有效；虽然梁某甲、陈某仪已于2008年5月入住安置房，但广州市规划局于2011年11月1日才对珠江甘蔗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珠江甘蔗场应当向梁某甲、陈某仪支付2011年11月1日前的预付建房款利息。珠江甘蔗场对于余妙嫦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余妙嫦提交的两份《民事裁定书》均针对的是《补充协议》第六条，珠江甘蔗场亦认为《补充协议》第六条合法有效，只是双方对于如何理解“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条款存在争议；该系列案中，原职工均要求珠江甘蔗场支付2011年11月1日之前的预付建房款利息，对于该时段的利息，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均予以支持，且珠江甘蔗场均已付清。本案中，余妙嫦要求珠江甘蔗场支付的是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17日的建房款利息，该时间段的利息在两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中均没有得到支持，故珠江甘蔗场不应向余妙嫦支付2011年11月1日以后的建房款利息。为证明其主张，珠江甘蔗场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2）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91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原告为李某乙（珠江甘蔗场原职工），被告为珠江甘蔗场，李某乙要求珠江甘蔗场向其支付2006年7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止的预付建房款利息；该判决认定，因广州市规划局于2011年11月1日针对珠江甘蔗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珠江甘蔗场已向李某乙支付了2006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的预付建房款利息，故珠江甘蔗场仅应向李某乙支付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止的预付建房款利息。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的（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上诉人为梁某乙、禤树英，被上诉人为珠江甘蔗场，该判决认定规划部门已于2011年11月1日就安置房的建设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诉人依据《补充协议》有权取得安置房的居住权的利益已获得充分保障，故上诉人主张自此后珠江甘蔗场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目的不相符，故维持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决于2013年10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的穗检民监[2015]3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写明经该院核实，珠江甘蔗场危房改造整体易地搬迁安置区住宅楼工程在2011年11月1日之前已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故梁某乙、禤树英要求获得2011年11月1日之后建房款利息的主张不成立，因此决定不支持梁某乙、禤树英的监督申请。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5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上诉人为彭某、许某（珠江甘蔗场原职工），被上诉人为珠江甘蔗场，该判决认定规划部门已于2011年11月1日就安置房的建设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诉人依据《补充协议》有权取得安置房的居住权的利益已获得充分保障，故上诉人主张自此后珠江甘蔗场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目的不相符；“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应理解为该安置房建设工程的报建取得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而非所有相关行政部门的全部批复，故维持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珠江甘蔗场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的预付建房款利息的判决。该判决于2015年8月6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余妙嫦对于珠江甘蔗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1、根据其提交的（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支持珠江甘蔗场称其不是建房主体无须承担责任的意见；2、（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诉人梁某乙、禤树英并不是本系列案的当事人，该案件的时间点与本案的时间点不一样，本案主张的是珠江甘蔗场办妥所有建房审批手续即2014年7月17日前的利息；3、《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与其提交的（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4号《民事裁定书》的观点不一样，该决定书驳回了梁某乙、禤树英的监督申请，没有法律依据；4、（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55号《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事实理由与本案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可比性。原审另查明：已生效的（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55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2004年4月，珠江甘蔗场制订了一份《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征地安置方案》，其中第6条第（1）款拟定进行职工宿舍搬迁分散安置，方案为“根据职工工龄的不同发放搬迁分散安置费，具体标准是224元/月.人，最高25年，即300个月，6.72万元/人封顶”；第6条第（2）款拟定集资建造职工宿舍，并规定细则另行制定。2005年8月29日，珠江甘蔗场制订了一份《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安置房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房建设方案》），其中第一条“实行安置建房的目的”规定，“现由于土地被番禺区政府征收……大部分职工已按《劳动法》规定解除劳动关系，但由于没有房收，需要进行安置……”；第四条“实施办法”第（九）项规定“凡参加安置建房的人员……必须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安置建房协议》，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第（十四）项规定，“安置房竣工验收后，由于不能分户办证等原因，房屋所有权属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参加安置建房者拥有房屋的居住权……将来如果政策允许分割办理产权证时，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或上级单位可协助办理，但办证所需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土地转让金等费用）由住户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条款的理解。对此，珠江甘蔗场认为系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其已于2011年11月1日取得了上述许可证；而余妙嫦则认为应办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四证审批手续才算办理完毕，珠江甘蔗场直到2014年7月17日方才办妥最后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补充协议》系基于珠江甘蔗场制定的《安置房建设方案》及双方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而签订的，而依据《安置房建设方案》的规定及《安置建房协议书》的约定，余妙嫦拥有安置房的居住权，只有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安置房的所有权。由此可确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珠江甘蔗场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的目的在于避免安置房报建批复时间的不确定导致余妙嫦获得安置房居住权的合同权益受损，而非在于保障余妙嫦获得安置房的所有权。因余妙嫦确认其已于2008年5月实际入住安置房，且规划部门已于2011年11月1日就安置房的建设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余妙嫦依据《补充协议》有权取得安置房居住权的利益已获得充分保障，故余妙嫦主张自此之后珠江甘蔗场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目的不相符。另一方面，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如《安置房建设方案》所示，珠江甘蔗场基于解决职工未参加房改而需安置的现实需求，制定该《安置房建设方案》提供参与安置建房的方案供余妙嫦选择，余妙嫦接受该方案并与珠江甘蔗场签订《补充协议》。虽然珠江甘蔗场依据该《补充协议》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办理安置房的报建审批手续并实际建成及交付安置房，但珠江甘蔗场履行该项义务受到多种因素包括行政审批程序的影响，而安置房的报建手续何时办妥并非珠江甘蔗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如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理解为珠江甘蔗场需办妥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所有审批手续，则对珠江甘蔗场明显不公平。因此，《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应理解为该安置房建设工程的报建取得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即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非取得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内的全部批复。至于余妙嫦主张，根据（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4号《民事裁定书》和（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补充协议》第六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所作的专门约定，内容合法有效，故珠江甘蔗场应向其支付2011年11月1日以后的预付建房款利息。首先，《补充协议》是珠江甘蔗场和余妙嫦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其次，（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4号《民事裁定书》、（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了珠江甘蔗场在安置房工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年11月1日）之前应向该案场民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即认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珠江甘蔗场无需再向场民承担预付建房款利息的条件。再次，已生效的（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5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本案类似纠纷作出了明确认定，均认为规划部门已于2011年11月1日就珠江甘蔗场安置房的建设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场民依据《补充协议》有权取得安置房的居住权的利益已获得充分保障，其主张2011年11月1日以后珠江甘蔗场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与《补充协议》目的不相符，故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余妙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珠江甘蔗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至2014年7月17日止的诉讼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其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妙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元，由原告余妙嫦负担。判后，余妙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余妙嫦只有涉案房屋的居住权，与事实不符，余妙嫦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产权。《关于珠江甘蔗试验场整体搬迁异地安置说明》中郑重向余妙嫦等珠江场全体场民做出郑重承诺：“……六、答……(2)安置房土地产权清晰，居民入住可交相应费用办理房产证。”《居民搬迁协议》中第8条明确约定建成的安置房可办理国有划拨用地房地产权证，其费用由甲方负责。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余妙嫦对涉案房屋拥有完全的合法产权，受《物权法》的保护。二、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定性为即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非取得包括《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全部批复是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4号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建筑法》强制性规定的公然否定。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作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工合同建筑法》第7条第8条规定……而本案《补充协议》第6条据此作出的专门约定，内容合法有效。”珠江甘蔗场在2007年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就擅自开工建设，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建筑法》第7条、第8条、第64条的强制性规定。2、《安置建设协议书》、《补充协议》第6条是余妙嫦与珠江甘蔗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强制性的法律和法规，内容合法有效，珠江甘蔗场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采纳珠江甘蔗场关于“本案相关合同的权力义务已转给了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的答辩意见，认为“……如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理解为珠江甘蔗试验场需办妥包括《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所有审批手续，这对甘蔗试验场明显不公”实际上违反了《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作出“后仍应向其支付建房利息至2014年7月17日的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对余妙嫦提供主张自己合法权力的合法证据的否定，违反了公平、公正、法治原则。余妙嫦一审提交了以下证据：《补充协议》证明双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居民搬迁协议》证明珠江甘蔗场承诺继续履行与余妙嫦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补充协议》，除安置地点以外的约定和建成的安置房可办理房产证；《关于珠江甘蔗试验场整体搬迁异地安置说明》证明余妙嫦拥有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而不是只有居住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认定《补充协议》第6条合法有效以及珠江甘蔗场明知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仍愿意同余妙嫦继续履行《安置建房协议书》《补充协议》除安置地点以外的约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支持珠江甘蔗场关于自己不是建房主体而无需承责意见的认定；《信访复函》证明珠江甘蔗场最后办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时间是2014年7月17日。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充分证明余妙嫦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苦干规定》第5条规定，珠江甘蔗场应当对自己辩解的意见提供相关依据，在珠江甘蔗场无法提供辩解理由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作出了违背举证原则的结论，明显错误。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珠江甘蔗场依照《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一次性支付余妙嫦预交建房款利息6968.53元（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17日止，以预交建房款6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储蓄利率计算）；3、一、二审受理费由珠江甘蔗场承担。被上诉人珠江甘蔗场答辩称：一、余妙嫦的诉求在其他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场民的诉讼中已多次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亦未获得支持，应当依照上述判决驳回余妙嫦的全部上诉请求。二、《补充协议》第六条是权力保障条款，而不是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在预付建房款已经被使用及余妙嫦已经入住安置房的情况下，余妙嫦要求利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三、珠江甘蔗场不是房屋建设方，手续不全开工建设是建设方的责任，而且余妙嫦提前入住安置房利益得到了最大化，其并没有因为建设方手续不全开工建设造成任何损失。综上，珠江甘蔗场不仅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至其2008年5月入住安置房之日，而且利息已经全部支付到了2011年10月31日，余妙嫦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请求驳回余妙嫦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原审期间，余妙嫦提供了2007年7月17日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政府、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广东省广业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珠江甘蔗场共同发布的《关于珠江甘蔗试验场居民整体搬迁易地安置情况的说明》，其中第六条载明：“安置区的土地房产权属清晰，居民入住后可交付相应费用办理房产证”。珠江甘蔗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所有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了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本院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的（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再审申请人（即珠江甘蔗场）主张其不是涉案建房主体而无须承责的问题。虽然本案土地其后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征用，该区土地开发中心成为拆迁人，但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居民搬迁协议》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安置建房协议书》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的其他协议内容，应视为再审申请人明知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仍愿意接受《安置建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除安置地点以外约定的约束。故再审申请人称其不是建房主体而无须承责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涉案《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考虑到政府对安置房建设报建审批批复时间难以估计，为保障乙方利益，至2006年6月底如有关政府部门仍未批复，则从2006年7月1日起至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之日止，甲方按银行同期定期储蓄利率向乙方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上述条款中关于“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的约定应如何理解。珠江甘蔗场认为“政府部门批复并办妥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应理解为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余妙嫦则认为应理解为办妥所有审批手续，安置房工程取得合法资质。双方对合同的条款理解有争议，对此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双方在签订该条款时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补充协议》是基于珠江甘蔗场制定的《安置房建设方案》以及双方签订的《安置建房协议书》而签订。根据《安置房建设方案》、《安置建房协议书》的约定，余妙嫦拥有安置房的居住权，只有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安置房的所有权。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珠江甘蔗场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的目的在于避免安置房报建批复时间的不确定导致余妙嫦获得安置房居住权的合同利益受损，而非在于确保余妙嫦获得安置房的所有权，并无不当。余妙嫦以《补充协议》签订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政府、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广东省广业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珠江甘蔗场于2007年7月17日共同发布的《关于珠江甘蔗试验场居民整体搬迁易地安置情况的说明》关于“安置区的土地房产权属清晰，居民入住后可交付相应费用办理房产证”的内容，主张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珠江甘蔗场向余妙嫦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的目的在于保障其获得安置房的所有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008年5月，安置房建设完工后，余妙嫦已入住安置房，规划部门于2011年11月1日就安置房建设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审法院认定余妙嫦依据《补充协议》有权取得安置房居住权的利益已获得充分保障，余妙嫦主张自此之后珠江甘蔗场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不相符，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的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该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由此可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对建设单位何时开始施工进行规范的管理性规定，如果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将面临被责令停止施工或者处以罚款的处罚。本案证据显示，涉案安置房直至2014年7月17日才补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在此之前，安置房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余妙嫦已经实际入住安置房，建设单位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便对涉案安置房进行施工的行为并未对余妙嫦取得安置房居住权的利益造成事实上的妨碍，故余妙嫦认为珠江甘蔗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仍应向其支付预付建房款利息至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余妙嫦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妙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国庆审 判 员  李 民代理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邹文芳冯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