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3民终1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海涛。委托代理人王东君，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燕，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彩举。委托代理人王亚，江苏觉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海涛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5）铜民初字第2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2月6日19时，董海涛驾驶孙彩举所有的苏C×××××号小型轿车沿京台高速公路行驶至合徐段往徐州方向859公里处时，撞到前方ＸＸ驾驶的京H×××××号小型普通客车，致京H×××××号小型普通客车又撞到前方周维元驾驶的浙A×××××号小型轿车尾部，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事故经蚌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一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海涛负事故全部责任，ＸＸ、周维元无责任。另查明，2013年12月17日，案外人路常州租用孙彩举的苏C×××××号北京现代轿车，并签订借车协议，约定了租金及事故赔偿方式。后该车辆转借给董海涛使用，董海涛使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在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孙彩举已领取涉案相关保险理赔款。2014年6月1日，案外人路常州与孙彩举达成协议，载明路常州于2013年12月17日从铜山新区龙翔汽车租赁服务部租赁苏C×××××号北京现代越动轿车使用，租赁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该车从造成车辆纵梁被截断大架变形。按照租车时的协议条款，应由租车人按当时该车的市场价全部赔偿，因路常州无经济能力进行赔偿，经协商协议如下：苏C×××××保险金全部给车主孙彩举；另外两辆车京H×××××和浙A×××××的保险费由车主返给路常州，保险金人民币4.5万元，双方两清。双方现无任何异议和纠纷，特立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起法律效力，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路常州在落款人处签字捺印，孙彩举在车主处签字捺印。后三车的理赔款项均打入孙彩举的账户，孙彩举按照协议扣除其所有的车辆理赔款33268元及折旧费后，将45000元分数次给付案外人路常州。再查明，2014年6月30日，案外人ＸＸ将孙彩举、董海涛诉至法院。经调解，孙彩举当庭赔偿了ＸＸ车辆理赔款37000元。董海涛赔偿ＸＸ律师费4100元、交通费1793.70元，合计5893.7元。因已给付4000元，余款1893.7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5年8月19日，孙彩举将路常州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路常州返还其要求转交给ＸＸ的理赔款45000元。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铜张民初字第14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路常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孙彩举30000元。现董海涛提起本案诉讼，称其垫付了苏C×××××号小型轿车的修理费32968元和浙A×××××号小型轿车修理费19227元，并将所有理赔手续交给孙彩举到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进行了理赔，该保险公司已将三辆车的理赔款支付给孙彩举，董海涛认为其垫付维修费的行为对孙彩举构成不当得利，遂要求孙彩举返还其垫付的修车款52195元。原审法院认为，董海涛主张孙彩举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修车款52195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其一，董海涛主张其垫付修车款52195元，但孙彩举抗辩认为该款项系案外人路常州垫付，其与董海涛未有往来，也未从其处获得相关票据手续，对董海涛提供的打款凭证复印件孙彩举也不予认可。其二，孙彩举获得其所有的车辆理赔款及折旧费用系依据其与案外人路常州达成的协议及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该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按协议履行。其三，董海涛损失与孙彩举获得保险理赔款无因果关系。孙彩举获得保险理赔款建立在其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之上，相关保险理赔材料并非董海涛交至孙彩举手中，孙彩举与案外人路常州亦对保险款的分割达成协议并按协议分割。综上，董海涛诉争不当得利，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孙彩举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自身损失，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董海涛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于董海涛的诉请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董海涛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董海涛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董海涛垫付了苏C×××××号小型轿车的修理费32968元、浙A×××××号小型轿车修理费19227元，合计52195元。保险公司已经将董海涛垫付的52195元赔付给孙彩举，孙彩举理应将该款返还给董海涛，现孙彩举将该款据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以孙彩举认为该款系他人垫付及孙彩举与他人签订的协议为由，不支持董海涛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孙彩举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董海涛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孙彩举在本案中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情形。董海涛在二审期间提供以下证据：1、蚌埠广本4S店情况说明、浙A×××××车辆维修发票，证明浙A×××××车因2014年2月7日发生交通事故在蚌埠广本4S店进行维修，保险公司定损维修金额为19227元，是由董海涛凭邮政银行卡支付的维修款（卡主为董海玲，卡号：62×××91）；车辆维修发票开具日期为2014年3月1日，金额为19227元。2、董海玲名下邮政银行卡消费明细单，证明2014年3月1日该邮政卡付款消费19227元，与辆维修发票相吻合。3、户口本、董海玲的身份证及其书写的书面证明，证明董海涛与董海玲系兄妹关系，董海玲将其邮政卡在2014年2月借给董海涛使用，结合前述证据，进一步证明浙A×××××车辆维修款系董海涛实际支付的。4、董海涛与周芝娟的结婚证、周芝娟出具的书面证明及其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明苏C×××××车辆维修金额为32968元，董海涛于2014年3月31日通过妻子周芝娟银行卡取款1万元支付给车辆4S维修店作为维修定金，2014年4月6日又取款5000元支付维修款。5、董海涛名下交通银行信用卡电子记账单及2014年4月6日刷卡20200元的POS机回执单，证明董海涛在前期支付苏C×××××车辆部分维修费用后，又通过银行信用卡支付给该车辆4S维修店20200元维修款。孙彩举经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董海涛的诉讼主张，即使苏C×××××号车、浙A×××××号车的维修费是董海涛出资，但孙彩举是基于和案外人路常州达成的协议获得赔偿，董海涛与孙彩举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孙彩举获得保险理赔款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证据能否证明董海涛的主张，需结合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予以分析。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按照董海涛的主张，本案诉争的52195元费用包括浙A×××××号车的修理费19227元和苏C×××××号车的修理费32968元，现董海涛以该两笔修理费为其所支付、且孙彩举已从保险公司处获得相应理赔为由，主张孙彩举在本案中构成不当得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的规定，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孙彩举在本案中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情形，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依照孙彩举与路常州签订的协议，孙彩举只取得其所有的苏C×××××号车的保险金，孙彩举既非浙A×××××号车的车主，也未基于董海涛对浙A×××××号车的维修而获取利益，按照协议约定，该车的保险金归路常州所有，故董海涛以其对浙A×××××号车的维修主张孙彩举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孙彩举将其所有的苏C×××××号车出租给路常州期间，董海涛从路常州处借用该车后发生交通事故并致车辆受损，董海涛负事故全部责任。根据事故情况及董海涛的责任，对受损的苏C×××××号车进行维修，这本身就是董海涛因过错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后所应尽的法律义务，对于董海涛履行义务所支出的修理费用，不能认定为对董海涛造成了损失。第三，孙彩举、路常州于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借（租）车协议约定，如路常州在租车期间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坏，汽车大架变形等，应由路常州按照车辆当时的市场价对孙彩举进行全部赔偿。本案事故发生后，因对苏C×××××号车保险理赔款的支付发生纠纷，董海涛曾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对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孙彩举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云民初字第2252号，该案后董海涛撤诉），在该案庭审中，董海涛明确称其将苏C×××××号车的保险理赔材料交给了路常州，由路常州来处保险理赔事宜。2014年6月1日，路常州与孙彩举就涉案车辆因事故受损后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书，约定路常州因无经济能力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苏C×××××号车的保险金全部支付给孙彩举，孙彩举据此领取了车辆保险金。由此可见，路常州实际上是以苏C×××××号车的保险金来向孙彩举承担赔偿责任，即便保险金的权利人为董海涛，该保险金也是在董海涛交由路常州办理保险理赔过程中，被路常州处分用作其赔偿他人的损失。因此，孙彩举是基于赔偿协议而从路常州处取得苏C×××××号车的保险金，不存在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形。综上，孙彩举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董海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董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祝 杰审 判 员  韩 军代理审判员  周美来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书 记 员  郭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