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525号原告金茂飞，男，196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现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夏仁汉，上海沪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振仲，男，1963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现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谢冬青，上海李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茂飞与被告杨振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茂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夏仁汉，被告杨振仲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冬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茂飞诉称：2006年2月，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将其持有的上海哲野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哲野公司)12.5%的股权作价190万元转让给原告。此后，原告分别于同年4月11日、同年9月28日、2007年2月14日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95万元、40万元、55万元，合计190万元。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收据。2007年2月15日，原、被告补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但被告未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底，原告以哲野公司为被告、杨振仲为第三人提起了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确认原告系持有哲野公司12.5%股权的股东。一、二审判决中均确认了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1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然而，2013年5月，被告以其控制的哲野公司名义，以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协议为由，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本案原告金茂飞归还100万元借款及40万元利息，并获胜诉。该案中，哲野公司自认金茂飞借款的用途系向杨振仲支付股权转让款，哲野公司出借的方式系将100万元直接支付给杨振仲的债权人陈瑞启，用以归还杨振仲结欠陈的债务。综上可见，被告共计已向原告收取了股权转让款290万元，被告多收的100万元系不当得利。故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退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2月15日起至实际退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经济损失；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杨振仲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其旨在拖延另案判决文书确定原告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原告提供的收据与其应当支付的转让款190万元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收据系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而非被告实际收到了所载款项。哲野公司借给原告的100万元，是通过该公司向被告杨振仲的债权人转账100万元完成交付。该100万元借款发生前，原告已向杨振仲支付了90万元转让款。原告系通过上述方式向被告支付了总计1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并未多收100万元的不当得利。上述事实也已通过另案判决得到了确认，另案判决否认了19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100万元是由原告直接自行支付的事实，而是通过前述借款支付。所以不存在不当得利。即便如原告所称其多付了100万元，也属于债权，从2007年2月15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则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一、案外人上海哲野印刷有限公司自2003年9月25日成立，被告杨振仲系其法定代表人。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该公司2012年4月时的股东为杨振仲(出资450万元，持股比例为56.25%)、杨细重(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为31.25%)、杨振榜(出资50万元，持股比例为6.25%)与杨加吾(出资50万元，持股比例为6.25%)，由杨振仲担任法定代表人(目前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2月，被告杨振仲曾与原告金茂飞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哲野公司12.5%的股权作价190万元转让给原告。2006年3月28日，原告金茂飞以其妻子黄胡招帐户向被告杨振仲帐户打款30万元，后于同年4月3日、同年4月11日又分别打款50万元、15万元。2006年4月11日，被告杨振仲向原告金茂飞出具编号为XXXXXXX的收据，载明：交款人金茂飞、收款金额95万元、收款方式“汇款”、收款事由“投资上海哲野印刷有限公司6.25%房产股权”。2006年9月28日，被告杨振仲又向原告金茂飞出具编号为XXXXXXX的收据，载明：交款人金茂飞、收款金额40万元、收款方式“现金”、收款事由“购买哲野印刷有限公司股权”。2007年2月14日，被告杨振仲又向原告金茂飞出具编号为XXXXXXX的收据，载明：交款人金茂飞、收款金额55万元、收款方式“现金”、收款事由“购买哲野印刷有限公司股权”。2007年2月15日，原告金茂飞与被告杨振仲补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振仲将其拥有的哲野公司12.5%的股权作价190万元，在被告公司全体股东会议决议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转让给原告，原告付清股权转让款后，被告签订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移至原告手中，并积极配合原告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等，同时，对相应的违约责任也作了约定。后原、被告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此外，原告金茂飞曾于2007年2月14日向哲野公司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本人因业务周转需要，现向上海哲野印刷有限公司借贷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叁拾叁月，到期一次性还清并按期支付利息，如不还款，本人承诺愿意在哲野公司持有的股权用低价转让给公司”，金茂飞作为借款人签字落款。二、2011年8月，本案原告金茂飞以哲野公司为被告，以本案被告杨振仲及案外人杨加吾、杨振榜、杨细重等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案号(2011)宝民二(商)初字第1056号，该案中金茂飞要求确认其为哲野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12.5%的股权，由哲野公司办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包括：“原告分别于2006年4月11日、9月28日及2007年2月14日支付杨振仲股权转让款95万元、40万元及55万元，合计190万元，杨振仲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收据”；“另查明：1、2007年2月14日，原告出具一份“借款协议”，向被告公司(哲野公司)借款100万元，言明借款期限为33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并按期支付利息，但其届时未能按约还款，虽经被告公司向其催讨，但其至今未向被告公司归还该款；2、原告于2007年2月14日出具另一份“借款协议”，向被告公司借款25万元，言明借款期限为短期，后其于2009年12月9日将该款全部归还给了被告公司。”该案并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号(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85号。该案审理过程中，2012年6月12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法庭询问“为何在2016年4月及9月，就已经向上诉人(金茂飞)出具了股权转让款40万元及95万元的收据”，杨振仲答“我的股权是从其他股东处取得的，被上诉人公司(哲野公司)设立时我也是公司的小股东，后通过股权转让才成为公司的大股东”；问“2006年的40万元及95万元转让款是否收到？”，杨振仲答“收到”。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0日作出二审判决，确认原审查明属实，并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2011)宝民二(商)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金茂飞为持有哲野公司12%股权的股东，哲野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金茂飞为该公司股东的登记手续。现本案原告金茂飞已经登记为哲野公司股东。三、2013年5月，哲野公司以本案原告金茂飞为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号(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482号，请求判令金茂飞归还该公司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本案原告金茂飞在该案中辩称：借款协议属实，但并未收到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仅收到了345000元，且已归还该345000元，不存在欠款事实。该案审理中，哲野公司表示该案系争《借款协议》所涉100万元借款，系金茂飞为购买杨振仲的股权而向哲野公司借款，哲野公司并未将该100万元直接打给杨振仲，而是给了杨振仲的债权人陈瑞启用以归还其对外债务，因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银行汇票是不可以将这笔钱直接打款给个人，因此哲野公司就和杨振仲想了变通的办法，打去了苍南县龙港伟杰日用礼品商行，该商行系杨振仲亲戚开设的，再从该商行取现归还陈瑞启，该商行亦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收到哲野公司于2007年2月14日以汇票形式转来的300万元，取现后转给哲野公司股东杨振仲的债权人陈瑞启，并非该商行与哲野公司的往来款，该商行与哲野公司也无其他业务往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查明：“2009年12月21日，被告(金茂飞)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哲野公司)打款100万元，用途注明为“还贷款”。次日，原告将该款退还被告。2010年1月8日，被告再次通过银行向原告打款100万元，用途仍为“还贷款”。2010年1月12日，原告又将该款退还被告”；“另查明，原(哲野公司)、被告(金茂飞)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于2011年8月23日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判决确认被告为持有原告12.5%股权的股东。在该案一、二审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查明部分提及：2007年2月14日，被告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向原告借款100万元，言明借款期限33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并按期支付利息，但其届时未能按约还款，虽经原告向其催讨，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归还该款。嗣后，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就前述事实查明部分所涉内容，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5月31日受理了该再审案件。后被告于2013年8月19日以搜集调查证据为由撤回了再审申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准许撤回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关于金茂飞辩称其实际仅收到345,000元的借款，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关于借款的数额，在《借款协议》上明确写明借款金额为100万元，被告(金茂飞)业已签字，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对其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具有预见性；其次，借款到期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告通过银行两次以‘还贷款’的名义向原告(哲野公司)打款100万元，印证了被告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虽然被告抗辩称前述两次打款100万元系帮助原告资金周转而非归还本案系争借款，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应就此进一步举证，但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认定前述100万元系归还本案系争借款；再次，被告自出具《借款协议》至其2011年起诉股权纠纷案件期间，若其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协议不符，理应在合理期限内向原告提出异议，并要求原告补足未出借的部分金额，但本院未看到被告向原告提出过此方面异议的证据，与常理不符；最后，关于被告称已归还借款部分，因原、被告之间除了本案系争的民间借贷纠纷以外，还存有其他经济往来及股权纠纷，现被告提供的多张以伊多资公司为付款人、原告为收款人的银行凭证，在原告否认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系归还本案系争借款。因此，本院对于被告的上述抗辩观点，不予采纳”；故判决：一、金茂飞于该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哲野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二、金茂飞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哲野公司借款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2月15日起至2009年11月1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金茂飞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哲野公司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11月14日起至2009年12月20日止、自2009年12月22日至2010年1月7日、自2010年1月12日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对哲野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金茂飞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案号(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34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另查明：哲野公司陈述，2007年2月14日另有25万元借款协议中的25万元借款，哲野公司于2007年2月14日当日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金茂飞，嗣后，金茂飞陆续以现金方式归还，至2009年12月9日还清。该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二审判决：一、维持(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4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48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金茂飞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哲野公司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11月14日起至2009年12月20日止、自2011年7月15日起至本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对哲野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金茂飞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哲野公司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23日起至2010年1月7日止、自2010年1月13日起至至2011年7月1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对哲野公司在原审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生效后，哲野公司于2014年3月向本院申请执行，目前该案尚在执行过程中，原告尚未向被告支付款项。四、本案审理中，被告称：原告购买被告在哲野公司12.%股权的对价是190万元，其中100万元系原告向哲野公司借款后向被告支付，由于当时被告结欠案外人陈瑞启款项，故该100万元的交付是通过哲野公司向陈瑞启支付完成；其余90万元系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对该90万元的转账时间及金额，被告起先表示无法提供，后又称即为上文中原告妻子黄胡招向被告所转的30万元、50万元、15万元，并称其于2007年2月14日当日将转账中多出的5万元以现金形式返还了原告。原告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被告也未能就此提交相应证据。审理中，被告称：上述2006年4月11日、2006年9月28日及2007年2月14日的收据并非收款凭据，而系其与原告对股权转让需要支付多少金额的约定；被告确认上述三张收据均系所载日期当天出具，之所以分三张出具体现了双方约定的一个磋商过程；但被告对上述说法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以上事实由(2011)宝民二(商)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85号民事判决书、(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482号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34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强制执行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银行业务凭证、收据、借款协议及双方的陈述等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无论是根据本案审理中被告的自认，抑或根据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哲野公司的自认，两者均确认：金茂飞曾向哲野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以支付19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对应部分；具体交付方式为哲野公司通过银行汇票将款项转至案外人苍南县龙港伟杰日用礼品商品，再由该商行取现后交给杨振仲的债权人。由此可见，被告杨振仲已确认其以上述方式收到了原告交付的其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原告又提供了XXXXXXX、XXXXXXX、XXXXXXX号“收据”，明确被告曾分别收取过95万元的汇款、40万元现金及55万元现金，该组证据则说明杨振仲曾收取过金茂飞以汇款及现金方式交付的股权转让款190万元。被告辩称上述三张“收据”并非收款凭证，而系双方对股权转让对价金额的约定，对此违反一般生活经验及常识的说法，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再者，原告通过其妻账号曾于2006年4月11日前分三笔总计向被告帐户转入95万元，也与被告出具的第一张收据所载收取汇款95万元相吻合；且在(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85号审理中，被告对于前两张收据所载的95万元汇款及40万元现金均明确表示收到；故在被告未能提出其他有效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原告提供的2007年2月14日的XXXXXXX号“收据”，可以认定被告已于当日收取了其中所载的现金55万元。况且，另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一、二审判决曾查明“原告分别于2006年4月11日、9月28日及2007年2月14日支付杨振仲股权转让款95万元、40万元及55万元，合计190万元”。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收取的原告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应认定为290万元。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从其定义可知构成不当得利同时具备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及没有合法根据四个构成要件。鉴于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系190万元，故对于被告多收取的100万元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已然构成不当得利。至于被告辩称诉讼时效已过，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鉴于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作为该案被告的本案原告对哲野公司所出借的100万元及其交付方式、用途等均持有异议，故本院认为该另案二审判决作出并送达原告之日，方应视为原告知晓相关不当得利事实存在之日即诉讼时效起算之日，故本案原告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00万元。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哲野公司已确认其系于2007年2月14日以汇票形式交付，故被告自该日起收取该100万元已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主张自2007年2月15日起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亦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振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金茂飞不当得利款100万元。二、被告杨振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金茂飞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2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985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杨振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连明代理审判员  王经珍人民陪审员  马燕侠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庄 正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