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3民终25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戴少秋。委托代理人陈刚，江西图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慧勤，江西图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萍乡市亚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雅琳，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煜，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萍乡市赣萍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周世敏，江西萍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萍乡市长安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上诉人戴少秋、上诉人萍乡市亚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公司）与被上诉人萍乡市赣萍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萍公司）、萍乡市长安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5）安民初字第1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少秋的委托代理人陈刚，上诉人亚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雅琳、罗煜，被上诉人赣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世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长安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查明，2012年，戴少秋及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共同与亚光公司签订长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亚光公司占长安公司股权79.84％（金额878.24万元），亚光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戴少秋等四人，其中郑国华占长安公司股权34.84％（金额383.24万元）、戴少秋占15％（金额165万元）、戴春乾占15％（金额165万元）、张小君占15％（金额165万元）。股权项下的全部资产为净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动产，具体以《资产移交清单》为准。2、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1836320元，四人同意以此价款受让亚光公司股权，并购买其在长安公司的相应资产。3、本协议生效以前长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亚光公司承受，本协议生效以后长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四人承受。同时，案外人郑国华与赣萍公司签订长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赣萍公司占长安公司股权20.16％，赣萍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郑国华，股权项下的全部资产为净资产包括厂房、固定设施、设备、动产，具体以《资产移交清单》为准。2、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463680元，郑国华同意以此价款受让赣萍公司股权，并购买其在长安公司的相应资产。3、本协议生效以前长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赣萍公司承受，本协议生效以后长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郑国华承受。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并各自履行后，双方于2012年4月6日在公司登记部门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戴少秋及戴春乾、张小君各占有长安公司15％股份，郑国华占有55％股份。2013年10月25日，萍乡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长安公司下达萍国税稽处（2013）8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长安公司取得合肥市启秀物资有限公司、合肥市金探物资有限公司和合肥市钢宏物资有限公司开具的65份增值税发票，属于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抵扣税款，依法追缴该公司2009年少缴增值税717744.69元。2013年10月28日，长安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了该笔税款。2013年12月12日，戴少秋与戴春乾、郑国华、张小君签订协议，确认长安公司被扣税款71万元系戴少秋个人所垫付，以后由戴少秋找萍乡电力公司追讨。2013年12月18日，戴少秋与戴春乾、郑国华、张小君通过股东会达成协议，约定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将持有的长安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戴少秋，公司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同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一、戴少秋及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与亚光公司和案外人郑国华与赣萍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且履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故应具有法律效力。该两份转让协议约定亚光公司、赣萍公司将持有的长安公司100％股权分别转让给戴少秋和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其中戴少秋与戴春乾、张小君从亚光公司各承接15％股权，郑国华分别从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承接55％股权，并同时约定协议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承担，因此对于长安公司转让以前债务，应分别由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根据转让协议约定处理。二、萍乡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长安公司的处理决定书，已经说明违法事实发生在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控股期间，该两公司是违法利益获得者，理应对此承担经济责任，在长安公司代缴后，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予以支付。三、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承担责任的相对方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即戴少秋及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虽该方主体均认可该税款系戴少秋个人代长安公司垫付，仍不能因此认为戴少秋可向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主张权利。四、郑国华等三人将持有长安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戴少秋，同时签订协议认可税款由戴少秋垫付并由其向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追讨，应视为三人将享有的对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戴少秋，该转让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戴少秋没有举证证实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故该债权转让对该两公司不发生效力。但戴少秋与亚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受让其15％的长安公司股权份额，故亚光公司应按照该份额比例支付戴少秋相应的债务，即717744.69元×15％＝107661.7元。综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亚光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少秋107661.7元。二、驳回戴少秋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77元，由戴少秋承担9330元，亚光公司承担1647元。一审判决宣判后，戴少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戴少秋未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错误。一、虽然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自通知债务人时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但并未规定具体的通知方式，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第20条关于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债务人，受让债权人直接起诉债务人的，视为“通知”，法院应该在满足债务人举证期限后直接进行审理，而不应驳回受让债权人的起诉的规定，即使戴少秋未举证证明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等人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但戴少秋直接起诉亚光公司、赣萍公司应视为完成了通知。二、一审判决亚光公司按照戴少秋受让股份的比例承担相应债务，势必导致戴少秋和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等人另行提起诉讼，从节省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角度而言，也应认定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将对亚光公司、赣萍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戴少秋的行为对亚光公司、赣萍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支付717744.69元及相应利息。亚光公司答辩称，戴少秋的起诉不能认定为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的“通知”。理由有：一、戴少秋参照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是地方法院的解答，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解答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债权的转让要通知债务人，是因为权利的转让涉及债务人的利益。虽然合同法对通知的具体形式未明确规定，但是以诉讼作为通知的方式不妥当，合同法规定的通知，应该是指债权人直接向债务人以各种方式告知债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但并不包括诉讼方式。因为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争议，此时再作出通知为时已晚。诉讼前未通知的，应认定未完成通知程序。因此，戴少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赣萍公司答辩称，一、戴少秋自称其代替长安公司垫付了税款，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戴少秋应向长安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向赣萍公司主张权利，赣萍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戴少秋并无证据证明赣萍公司要求其和长安公司垫付税款的事实，也未提供相关财务凭证证明税款是由戴少秋垫付。三、税款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债务，税款的产生不属于债发生的原因，也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债务范围。因此，戴少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戴少秋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宣判后，亚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税款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国家强制力向纳税人征收的税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债权债务。长安公司缴纳的税款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债权债务不是同一概念，税款不属于双方协议约定的债务范围，戴少秋向亚光公司主张支付垫付的税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戴少秋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长安公司缴纳的税款是由其垫付的。1、根据戴少秋提供的银行回单和《税收通用缴款书》，可知长安公司在2013年10月28日缴税717744.69元，税款书上载明的“同意支付”是时任长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戴少秋所写，该签字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2、戴少秋提供的2013年12月12日的《协议》第3条关于“公司股东协商同意认可长安公司被扣71万元的税款由戴少秋个人先垫付给长安公司，以后由戴少秋找萍乡电力公司追讨”的约定，明显与《税收通用缴款书》相矛盾，也与公司法相关规定相违背。3、该《协议》是否系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的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证据证明，即使该协议真实有效，也不能对抗亚光公司。因此，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戴少秋的诉讼请求。戴少秋答辩称，一、欠缴税款所形成的税收之债属于债务的一种，性质上属于公法之债。《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协议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亚光公司承担，该约定并未限定债务只能是民法上的债务，因此，根据约定亚光公司应当承担戴少秋垫付的税款。二、亚光公司隐瞒其控股长安公司期间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拖欠税款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责任。假如亚光公司无需承担责任，无疑会导致亚光公司从不诚信的行为中获益，这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三、戴少秋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垫付税款，对亚光公司而言属于不当得利，亚光公司应当对该垫付的税款予以返还。四、戴少秋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垫付了税款。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等人在2013年12月12日的协议中已经认可戴少秋垫付税款一事，长安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了该事实，有完整的证据链印证戴少秋垫付税款的事实。因此，亚光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赣萍公司答辩称，戴少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戴少秋的诉讼请求。长安公司未予答辩。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戴少秋，上诉人亚光公司，被上诉人赣萍公司、长安公司未提供证据。二审经开庭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亚光公司、赣萍公司应否向戴少秋支付垫付的税款717744.69元及相应利息。亚光公司与戴少秋及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赣萍公司与郑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均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以前长安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承受。长安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向萍乡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缴纳2009年应缴的税款717744.69元，系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前长安公司的债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该债务应由股权转让方即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承担，因此该款项应由亚光公司和赣萍公司根据股权转让份额向长安公司进行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结合时任长安公司的股东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及上诉人戴少秋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关于确认该笔税款系戴少秋垫付的协议，及长安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变更登记出资人为戴少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戴少秋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出示长安公司出具的关于长安公司缴纳的717744.69元税款系戴少秋个人支付的证明，应视为长安公司将向亚光公司、赣萍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戴少秋，并当庭向亚光公司、赣萍公司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因此，戴少秋有权向亚光公司、赣萍公司主张支付其垫付的税款717744.69元。因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未按股权转让协议承担各自债务，给戴少秋造成了垫付税款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戴少秋为长安公司垫付税款的利息损失应由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承担。上诉人亚光公司提出“税款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债务、戴少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长安公司缴纳的税款由其垫付、戴少秋与案外人郑国华、戴春乾、张小君签订的协议即使真实有效，也不能对抗亚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亚光公司应当根据股权转让份额79.84%向戴少秋支付573047.36元和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573047.36元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赣萍公司应当根据股权转让份额20.16%向戴少秋支付144697.33元和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144697.33元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故对上诉人戴少秋提出改判亚光公司、赣萍公司支付717744.69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5）安民初字第187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萍乡市亚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戴少秋支付573047.36元及利息（以573047.36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被上诉人萍乡市赣萍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戴少秋支付144697.33元及利息（以144697.33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受理费21954元，由上诉人萍乡市亚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17528元，被上诉人萍乡市赣萍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承担44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王 娟审判员 严林伟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王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