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8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鄂林，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代理人陈桢汉，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经营者朱炳希，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诉人周鄂林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称其于2013年6月11日到被告处购买了5瓶飞天茅台53度酒，并向法院提供了深圳市南山区酒乐购商行于2013年6月11日出具的发票及清算日期为“06/09”的银行刷卡小票（持卡人签名为草签，无法辨识）予以证实。同时，原告还提交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出具的深市监宝罚字[2014]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经查明，2014年3月13日，我局对当事人进行执法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被告）销售的……侵犯‘贵州茅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并对被告处以罚款。另查，深圳市南山区酒乐购商行经营场地为南山区，经营者为朱炳希。原告周鄂林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酒款5000元及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5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被告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并要求被告予以赔偿，原告首先必须证明涉案的食品为被告所出售，但从原告所提交的购物发票及银联刷卡联、实物等均无法看出涉案食品为被告所出售，被告的全称是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而原告提交的发票及银联刷卡联抬头均为“深圳市南山区酒乐购商行”，上述两家商行的经营者虽然同为朱炳希，但两者商行均为独立的组织，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无法���实涉案食品购买于被告的主张。此外，原告所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的表述“经查明，2014年3月13日，我局对当事人进行执法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被告）销售的……”也与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其将购买酒送检的情节存在矛盾之处，综上，由于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食品购买于被告处，因此，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鄂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588元，由原告承担。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周鄂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购酒款5000元及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55000元；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实涉案食品购买于被告的主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证明涉案食品为被上诉人出售的证据，主要包括：（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市监宝‘罚字(2014)556号）、《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鉴定证明表》(黔茅鉴NO:1221962)及其对应的投诉材料（1、关于销售假冒名酒的投诉；2、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3、购物发票（发票号码：03768529）；4、所售商品的名称及号码；5、刷卡银联小票）（以上均来源于由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宝安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安所保存的行政处罚卷宗）；（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深市监宝出告字(2015)0012471)。上诉人在位于宝安中心区N5区××花园××栋商场01之××(即被上诉人的经营场所）的商行购得涉案食品，发现涉案食品属假冒产品后，向工商行政机关投诉，因上诉人获取发票的开票单位名称为“深圳市南山区酒乐购商行”，上诉人在投诉资料《关于销售假冒名酒的投诉》中列明被投诉方名称为“深圳市南山区酒乐购商行”，销售发票号码为03768529。工商行政机关宝安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安所受理上诉人的投诉后，按照上诉人《关于销售假冒名酒的投诉》中列明的地址（即被上诉人的经营地址），依法对被上诉人进行执法检查，收集证据材料，包括进行调查笔录、现场笔录、现场拍摄照片以及委托商标所有人对涉案食品进行鉴定等。工商行政机关通过调查取证，认定涉案食品的实际售卖人系被上诉人，并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市监宝罚字【2014】556号）。被上诉人2014年11月4日签收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讼。在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深市监宝处告字【2015】0012471号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上诉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己对被上诉人作出罚款人民币4000元的处罚决定。上述证据材料均为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并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的公文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第1项、第77条第1项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其证明力。原审未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之规定，未能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未能依据法律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以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证明涉案食品为被上诉人出售的证据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明涉案食品的实际��售人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依法向其主张权利，法院依法应给予支持。二、原审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表述‘经查明，2014年3月13日，我局对当事人进行执法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被告）销售……’与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其将购买酒送检的情节存在矛盾之处”，其实两者并无矛盾之处。从上述《关于销售假冒名酒的投诉》、《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看，上诉人周鄂林的签名日期为2014年03月10日。从购物发票、刷卡银联小票看，上诉人周鄂林的签名日期为2014年03月27日。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鉴定证明表》（黔茅鉴NO:1221962）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委托鉴定人签名日期为2014年03月27日。上诉人于2014年03月10日将其签名的《关于销售假冒名酒的投诉》、《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递交到工商行政机关，工商行政机关接受投诉材料后，于2014年3月13日���照投诉材料提供的经营地址（即被上诉人的经营场所）到现场对当事人进行执法检查，包括制作调查笔录、现场笔录及现场拍摄照片，现场执法检查发现涉案食品实际出售人为被上诉人，于是通知当事人将涉案食品送检，上诉人于2014年3月27日将涉案食品送往工商行政机关，交由工商行政机关委托的鉴定人检验真伪，并在《购物发票》、《刷卡银联小票》上签名及日期，同日鉴定人作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鉴定证明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鉴定证明表》、《所售商品的名称及号码》、《民事起诉状》上的商品编号也均一一对应。整个过程完全符合常理，彼此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三、上诉人的诉请有事实根据，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销售的涉案食品不是贵州茅台酒厂生产、包装，属于侵犯贵州茅台酒厂注册商标“贵州���台”专用权的产品，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涉案食品的供货来源，用以证明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被上诉人作为实际销售人，应当对其销售产品负有保障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义务，但被上诉人未能履行该义务，造成假酒流向市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购买涉案食品支付的价款5000元，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即50000元，法院应依法给予支持。综上，原审未能依据法律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说理逻辑混乱，不合常理。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清事实后判如所请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答辩称，关于上诉状第一点，本案中明显存在错误瑕疵的公文书证属于不公正的情况，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审判人员对于鉴定人员出具的鉴定书，应审查是否具有鉴定人员资格的说明及鉴定人员需签名盖章，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并没有这两点。关于上诉状第二点，相关证据仅显示上诉人是向南山酒乐购商行购买，而非新安酒乐购商行购买，根据民诉法最新规定，工商个体户是以字号作为当事人，新安酒乐购商行和南山酒乐购商行虽然名称相同，但是不同的两个法人组织，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关于上诉第三点，一审时被上诉人已明确提出质疑，上诉人所述的酒是有专门标号的，送去鉴定的酒与工商市场管理部门现场查获的都是相同的，明显存在矛盾，不符合生活逻辑，上诉人称酒的购买日期系2013年6月11日，而且两瓶酒是已经开封的，但是在鉴定表是2014年3月27日��出的，该送检的样酒是包装完好，这也是明显的矛盾。对于上诉人所说问题酒的鉴定表，该表说明中已经明确指出鉴定证明表需鉴定人签字并盖章后才能生效，而鉴定表并没有相关使用单位的印章。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涉案食品的供货来源，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酒类流通的附单等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所出售的茅台酒有正规的合法渠道，属正规合格产品，且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所列编号的茅台酒系被上诉人所售，上诉人的诉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关于整个案件，即使所有的情节都如上诉人所述，市场监督部门处罚决定书上也是把问题酒认定为侵犯商标的商品，并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上诉人要求十倍赔偿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0日，上诉人周鄂林向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新安所投诉称，其在2013年6月8日在新安酒乐购商行购买的5瓶飞天茅台属假冒商品，事后该酒行朱姓老板主动联系要求私了，上诉人不同意，故向工商所投诉，并向工商所提交了2013年6月11日开具的盖有“南山酒乐购商行”公章的发票和银行小票。2014年10月15日，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作出深市监宝罚字（2014）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写明有当事人向该局投诉新安酒乐购商行销售的茅台酒侵犯注册商标，该局现场执法检查属实，对新安酒乐购商行罚款4000元。2015年3月19日，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向周鄂林作出的深市监宝处告字（2015）0012471号《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写明，周鄂林投诉的新安酒乐购商行销售的茅台酒侵犯注册商品一事，该局已经对新安酒乐购商行罚款4000元。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商品是否系由被上诉人销售，二是上诉人主张退一赔十是否应当支持，对此，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涉案商品是否系由被上诉人销售的问题。上诉人周鄂林主张其在被上诉人处购买了5瓶飞天茅台酒，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发票和银行小票，但发票和小票上盖章字样为“南山酒乐购商行”而非本案被上诉人“新安酒乐购商行”。该发票和小票在2014年3月10日上诉人向新安工商所投诉时其已向工商部门提交。工商部门依照该投诉，对被上诉人进行了执法检查，确认了被上诉人销售的飞天茅台并非茅台酒厂生产，对其进行了处罚。从这一过程可知，周鄂林购买涉案茅台酒的场所应是被上诉人处。考虑到南山酒乐购商行与被上诉人系同一经营者朱炳希开设，被上诉人向周鄂林开具发票和小票上盖“南山酒乐购”公章的可能性极大，结合工商部门的查处情��，本院认定向周鄂林出具前述发票和小票的系被上诉人。综合前述发票、银行小票和工商部门的查处情况，本院确认涉案茅台酒系由被上诉人所销售。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退一赔十的问题。工商行政部门委托鉴定后确认被上诉人销售的飞天茅台侵犯“贵州茅台”的注册商标，并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形式予以确认。被上诉人销售茅台酒，但该酒却并非贵州茅台酒厂生产，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明显属销售假冒食品，且其也无法证明该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照该法第一百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应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十倍价款的赔偿金。上诉人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69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退回给上诉人周鄂林价款人民币5000元并支付十倍价款赔偿款人民币50000元。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5元，均由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酒乐购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杰晖审 判 员  李小丽代理审判员  唐国林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廖欣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