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702民初1184号原告白文仓，男，194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委托代理人姜炳权，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吉贤，男，1960年7月7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原告白文仓与被告张吉贤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文仓及其委托代理人姜炳权、被告张吉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文仓诉称，1996年二轮承包时，被告要求进行土地互换，约定将被告的0.5亩地与原告0.5亩地进行交换，原告遂外出打工。五年后原告回到家中，发现除上述五分地外，自己的1.31亩土地也由被告强行耕种。后原告多次找村委会和被告要求返还被告多占的1.31亩土地，但因为村、社未给原告发放土地承包证书，协商未果。故原告四处寻找自己的土地承包证，直至2012年11月，原告才从社长赵吉海家中找到并领取了自己的土地承包证书，发现在自己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自己的1.31亩土地登记在被告的土地承包证上。2013年3月、农历2014年12月、农历2015年2月，村委会及司法所多次主持调解均未果。另外，1996年冬，经社里组织人员进行土地、耕地核实，在五人小组代表登记入册时，由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被告张吉贤将原告的1.31亩承包地写入被告承包证里，其他几个人并不知情。其他社员都可以证明第一轮承包地是原告的，并出具了加盖手印的证明，村委会也认定第一轮承包地为原告的产权所属。第二轮承包地填入证册的时候原告并没有在家，地丈量完后就到外地打工，根本不知道社里给本户发证。原告认为，第二轮承包合同签订后，在土地登记部门尚未发放土地经营权证的情况下，被告没有经原告的同意，非法将原告所属1.31亩土地登记在本人名下，并进行耕种使用长达19年之久。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土地经营权，现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土地1.31亩；要求被告赔偿19年来的经济损失费共计17423元。庭审中，原告当庭提交诉讼申请扑空（应为补充）意见，理由、内容与诉状一致。被告张吉贤未做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辩称，原告所诉部分不属实：一、本案中涉及的1.31亩土地在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有记载，对其无争议。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情况不属实，1996年原、被告之间交换土地属实，是原告用1.81亩地换被告的0.6亩地，并不是原告陈述的0.5亩地换0.5亩地。换地的原因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农业税负比较重，原告家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原告的1.81亩地在被告家的园子旁边，被告的0.6亩地在原告家的园子旁边，为了方便耕种。原、被告互换土地是双方自愿的，不存在强迫问题；二、原告陈述被告强行耕种其土地不属实，原、被告互换土地是双方自愿的，互换土地以后，被告一直在耕种土地，不存在强迫问题。原告在外打工五年不归的情况不存在，更不存在村社未给原告发放土地证书的情况。土地承包证书是国家统一发放的，不存在没有给原告发放土地证书的情况。原告陈述的五人小组不存在，只是几个人核实、丈量土地，被告也是当时受村委会委托参与丈量土地。被告及其他负责丈量、核实、登记土地的人员在核实清楚之后，就经村社将该社土地承包给所在村社的村民，并发放了土地经营承包权证书，在这个过程中，原告作为与被告同社的社员，对此事是完全清楚的，不存在不知道社里分发土地的情况，更不存在不知道发放土地证书的情况。2014年，原告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要求被告给他返还地，村委会、司法所为其调解土地争议的情况属实；三、原告在诉状中称自己没有签字同意，村社就将1.31亩土地承包给被告不属实，集体土地属村体所有，在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土地的经营权是属于村社所有的，所以二轮承包开始后，村委会将所社的土地承包给农户，无需征得原告的同意；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因为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属于被告所有，权属明确。如果土地的权属有争议，应该找相关的土地行政部门确权，现在权属明确，并无争议；五、被告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根据法律规定，最长的诉讼时效为20年，本案中，从1996年二轮承包开始至2016年原告主张期间，土地一直被被告耕种，原告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已经超过了20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所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系甘州区乌江镇平原村二社村民，两家部分耕地相连。1996年，原、被告曾口头协商，进行了部分耕地互换，原告主张当时用各自的0.5亩耕地进行互换，二轮承包时，被告又将原属于原告承包的另外的1.31亩登记在了被告名下，被告主张当时原告用1.81亩耕地换了被告的0.6亩耕地，各说不一。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1.31亩耕地在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登记在原告名下，承包经营权当时属于原告。1998年，在第二轮承包时，该耕地登记在被告名下，现该耕地登记在被告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备注在“条田4.3亩”中，承包经营权属于被告所有，一直由被告耕种。另查明，1998年二轮承包时，经原、被告所在的甘州区（原张掖市）乌江镇平原村委会组织，被告及时任社长杨生华，农户张治伟、李春保、赵增有五个人参与了丈量土地，被告参与了土地登记，并参与填写部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他四人未参与登记，并对原、被告争议的1.31亩耕地如何登记在被告名下不知情。其中，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被告本人书写登记。再查明，原、被告之间争议纠纷，经原、被告所在的镇、村、社多次协调处理，因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未达成协议。甘州区乌江镇司法所于2015年12月17日出具了未能协调的说明一份。2016年1月6日，原、被告所在的平原村委会出具内容为“兹有我村二社白文仓与张吉贤土地纠纷一块地1.81亩。西至大渠，南靠沟沿，北靠赵增宝地块，东靠赵克祥地块，此地在二轮承包地前产权属于白文仓所有”的证明一份。2016年3月29日，该村委会出具内容为“兹有我村二社白文仓在条田地上的1.81亩，在二轮承包前1995年已退给本社张吉贤耕种，至今已20年，在二轮发证时登记在张吉贤名下（白文仓1.81亩-张吉贤6分换地）1.21亩”的证明一份。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原、被告的当庭陈述；2、原告提交的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一份、甘州区乌江镇司法所出具的证明一份、甘州区乌江镇平原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村民书写的证明三份；3、被告提交的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一份、甘州区乌江镇平原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本院认为，本案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对此，原告认为：一、本案不存在权属发生争议的情况，土地部门已经对土地的权属作出了认定，所以即便原告要求土地部门确权，土地部门也不会受理。二、被告的土地权属及土地承包证上面记载的1.31亩土地登记程序不合法，土地来源不合法。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承担原告19年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土地争议的范围，而是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被告认为：一、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原、被告争议的土地记载在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面，法院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告认为1.31亩土地程序不合法、来源不合法，更是认为对土地权属有争议，不应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应驳回起诉。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效凭证。尽管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确实享有对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在二轮承包时，该土地已由发包方平原村委会在一轮承包到期后收回并重新发包给了被告。就农村土地承包而言，虽然二轮承包是依据当时的政策在一轮承包基础上的延包，但作为一项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应当具备法定形式。现双方争议的土地在二轮承包时已经发包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被告，且被告已耕种十几年，应当认定被告已实际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权属明确，原告并未依法取得相应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不明发生的争议。即在无法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谁所有或者谁享有使用权的情况下，对于这种争议，则应当首先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争议双方的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诉讼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诉讼，而且是一种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的诉讼程序，而非民事诉讼。本案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明确，因而不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本案被告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承包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权属明确。原告现以其承包的土地被被告侵犯，要求被告返还承包经营的土地，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原、被告系平等民事主体。因此，原告起诉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应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是成立的。当事人在此情况下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此，原告认为：一、根据乌江镇司法所出具的证明，在2015年12月17日之前，原、被告双方处于纷争的状态，按照法律的规定，直至2015年12月17日之前原告诉讼时效是中断的；二、在二轮开始的时间是1996年，承包证书发放的记载时间是1998年7月1日，20年的诉讼时效应该从1998年7月1日开始计算而不是从1996年开始计算。另外，土地承包证书在填写后没有及时发放给原告，所以导致即便原告知道自己的土地由他人耕种，导致原告无法向他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自己手中没有土地承包证书，不知道自己的土地有多少亩、四至界限在哪，村社在处理此事是也是以此理由拒绝处理，在这之后，原告一直寻找自己的土地证书，但村社均推诿。直至2012年11月，原告才从自己社村民赵吉海家中找到自己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才领取了证书，之后原告拿着土地证继续找司法所、村委会要求处理，直至2015年12月17日，镇司法所才出具了调解未果的证明。综上，长达19年的时间里，原告一直在找相关部门处理土地争议。三、原告无法证明被告没有土地证书，被告是在2012年领取的土地证书，举证责任不在原告。被告认为：原告出示的司法所证明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土地纠纷及经司法所调解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二轮承包开始后，土地一直由被告耕种，且土地属于不动产，土地每年都会耕种，从1998年最迟2000年后，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该证明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法律规定的，但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不存在中断的情况。村社是否及时给原告发放土地证书都不影响原告权利的行使。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原告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有多少不合情理。举证责任的问题不是本案的重点，村社是否给原告发放土地证书是村社与原告的事情，与被告无关，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无论原告的理由是否充分，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处于不断中断状态，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1.31亩，并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效凭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所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原告主张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的程序、来源不合法，认为发包方应该与承包方直接签的承包合同，不能在没有承包合同的情况下直接将土地承包给承包人。农村土地承包，应该经过集体决定，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土地，如果是原告退给被告的，应该由相应的证据材料，然后再有村委会发包。原告在诉状中称自己没有签字同意，村社就将1.31亩土地承包给被告。对此，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行政机关发放的证书，并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机关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既然是对持证人的权利确认，必然产生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变动，虽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其一经登记，即具有对抗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即是认为被告侵害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双方争议的土地明确登记在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故该1.3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被告所有。本案被告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确系被告个人书写，但该证书系行政机关颁发，加盖了原张掖市乌江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原张掖市乌江镇平原村民委员会公章，被告填证书并非个人行为。故原告提出的上述理由是对行政机关确权的程序、合法性提出的异议，原告可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行政机关提出异议，该证的颁发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此案作为民事案件不应考查证书的合法性，故对原告的上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供的村民个人书写的证明，虽欠缺有民事诉讼证据的效力，但内容与原、被告陈述均一致，即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前确属原告所有，五人小组是否参与登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能证明该1.31亩耕地现在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二份，证明了该1.31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属于原告所有，第二轮承包时属于被告所有，至于原、被告是否换地、如何换地，并不能对抗被告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文仓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6元，由原告白文仓负担，本院收取原告的受理费不再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索国雄审 判 员  李玉霞代理审判员  那海燕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朱慧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