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9民终0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红年，居民。委托代理人孔令浪，建湖县芦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盐城市大丰区上海海丰农场。法定代表人顾树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美英，大丰区南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杨书清，居民。上诉人乔红年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种业公司）及原审原告杨书清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5）大港民初字第0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红年、杨书清一审诉称，2013年12月30日，我们合伙承包了海丰种业公司四大队2760亩土地种植稻种，承包期限为5年（2014年至2018年）。在2014年种植稻种过程中，海丰种业公司统一组织承包户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投保水稻制种险，我们遂于同年8月11日将种植的2760亩水稻制种保险费248400元经银行汇缴至海丰种业公司账户，海丰种业公司亦及时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投保并向我们出具了收款收据及《水稻制种保险投保单》，但投保人为海丰种业公司。后因遇到连续低温的自然灾害，致水稻生长后期严重灌浆不足，我们生产的水稻种子只能作为商品稻处理给海丰种业公司。根据上述保单中相关内容约定，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应赔偿我们损失552万元，扣除5%的免赔率及稻种出售给海丰种业公司残值1175767.60元，我们应获得4068233元的保险理赔款，但海丰种业公司仅给付我们理赔款276万元，剩余损失1308233元海丰种业公司未能赔偿。另外，我们与海丰种业公司订立的承包合同为5年，在双方履行了1年合同后，海丰种业公司便单方解除了与我们的承包关系。2015年4月1日，我们书面通知海丰种业公司要求继续履行上述合同遭其拒绝，现海丰种业公司已将涉案的2760亩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种植。综上，海丰种业公司未按保险合同约定赔偿我们损失，拒不与我们继续履行上述合同，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海丰种业公司赔偿我们水稻制种剩余保险金1308233元并将案涉土地继续发包给我们种植，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海丰种业公司负担。海丰种业公司一审辩称，1、我公司仅与杨书清订立了土地租赁合同。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杨书清同意参加我公司统一安排的农业保险，我公司在整个保险活动中只代表种植户交纳保险费用，委托付款、理赔，至于杨书清应得理赔款数额的多少与我公司无关。2、杨书清种植的制种水稻当年发生自然灾害后，我公司积极配合其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杨书清对我公司为其损失而进行理赔的程序和理赔金额均无异议，并同意我公司在保险理赔款中扣除其应交的承包金后将剩余保险理赔款汇入乔红年的银行账户中。3、因杨书清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当年租金（截止同年11月19日，其仍欠我公司租金148万余元），我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向其发出终止履行合同通知后，其亦同意解除上述承包合同，故我公司不同意将案涉土地再续包给原告经营。综上，请求驳回杨书清、乔红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书清、乔红年合伙承包了海丰种业公司土地进行水稻制种生产。2013年12月30日，杨书清与海丰种业公司订立土地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海丰种业公司）将位于其公司四大队区域内2760亩土地出租给乙方（杨书清）水稻制种生产，意向租赁期限自2014至2018年，计5年（每年6月20日前甲方将案涉土地移交乙方种植水稻，每年10月10日前乙方再将案涉土地移交甲方种植麦子）；2014年土地租赁费用为2622000元（每亩年租金950元），2015年至2018年租赁费用根据当年市场行情确定；租赁费用缴纳方法：乙方参加甲方统一安排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的，每年土地租赁费用分2次缴纳，2014年7月30日前按每亩400元缴纳（计1104000元）、每年种子收获前乙方缴清合同约定的租赁费用余款。如逾期未缴付余款，甲方有权扣押乙方产品或者有权在保险赔付款中扣除。该合同第5.1.5条还约定，甲方为乙方申请并办理上海市安信农业保险，乙方每年按时缴纳保费，保险由甲方统一参保。具体条款由甲乙双方根据保险的相关规定，另行订立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合同第5.2.1条约定，乙方必须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前付清全部土地租赁费，逾期不付由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实际损失）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第5.1.7条约定，乙方如无能力履行或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甲方有权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乙方无条件接受等。合同订立后，乔红年于2014年6月、7月间向海丰种业公司分2次缴纳租金40万元。2004年8月11日原告向海丰种业公司交纳248400元农业保险金，海丰种业公司收到该投保金后，以自己的名义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投保了“水稻制种保险”，并向原告及时交付了收款收据及保单。2014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江苏盐城、扬州境内遭遇了连续低温天气达20多天，造成水稻生长后期严重灌浆不足，杨书清、乔红年种植的杂交稻种只能公稻、母稻一起收获，并作为商品稻谷处理给海丰种业公司，得款1175767.60元。上述自然灾害发生后，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案涉土地现场对杨书清、乔红年损失情况进行勘验、拍照，最终定损为276万元。2014年11月20日，因杨书清、乔红年未按合同约定向海丰种业公司缴纳土地租赁费用，杨书清、乔红年遂向杨书清发出催款通知一份，该通知载明：“杨书清：2013年12月30日您与我单位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土地租金2622000元及其他代付作业费438350元合计：3060350元，您已交400000元和稻谷款1175767.60元合计1575767.60元，尚欠余款1484582.40元。按照合同约定请尽快支付！海丰种业公司2014年11月20日”。同月25日，海丰种业公司向杨书清发出解除土地续租合同函一份，该解除合同函载明：“杨书清：我单位与你在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有关约定，根据合同内容，你违反合同第5.2.1条和第5.1.7条，未能在约定的时间付清租金，你违约在先，我公司与你土地租赁合同解除。特发此函！海丰种业公司2014年11月20日”。杨书清在该函左下方注明：“此函已收到杨书清11月25日”。后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将上述276万元保险理赔款汇入海丰农业公司账户，海丰农业公司扣除杨书清、乔红年2014年应缴纳的剩余租金及其他费用后将剩余保险理赔款支付给乔红年。2014年12月22日，杨书清向海丰种业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杨书清（身份证××，本人于2013年12月30日和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杂交水稻制种土地租赁合同书，并于2013年8月13日参加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2014年8月份由于天气原因发生了自然灾害，上海安信农保进行了理赔。本人对安信农保理赔的程序和理赔的金额1656000元予以认可，本人同意所欠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土地租赁金1484582.40元在理赔款中扣除，结清之后本人和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及安信农保之间无经济纠纷。特此说明！承诺人：杨书清2014年12月22日”。2015年3月份左右，杨书清以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全额赔偿其水稻制种保险金为由诉至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双方已约定仲裁，杨书清应先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为由裁定驳回杨书清的起诉。2015年4月2日，杨书清、乔红年向海丰种业公司发出书函一份，要求海丰种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将上述案涉2760亩土地继续发包给其经营未果。2015年6月19日，杨书清、乔红年以海丰种业公司未尽最大义务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按约全额索赔及单方解除合同违约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杨书清与海丰种业公司订立土地租赁合同后，委托海丰种业公司向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投保水稻制种保险，海丰种业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投保、理赔，并及时将投保、理赔程序和结果通知了杨书清，故双方之间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海丰种业公司作为受托人，亲自处理投保、理赔等原告委托事务，且整个投保、理赔程序均得到杨书清的认可，杨书清也已向海丰种业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应当认定海丰种业公司在整个理赔过程中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杨书清、乔红年系合伙关系，杨书清对外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乔红年具有约束力，故杨书清、乔红年要求海丰种业公司赔偿其水稻制种保险金1308233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杨书清、乔红年要求海丰种业公司按约将案涉土地继续发包给其种植的诉讼请求，因杨书清、乔红年未按合同约定的数额按期给付海丰种业公司2014年度土地承包金，海丰种业公司按约向杨书清发出书面解除合同函后，杨书清未向海丰种业公司提出异议或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杨书清、乔红年现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对杨书清、乔红年的诉讼请求，依法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书清、乔红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74元，由杨书清、乔红年负担。上诉人乔红年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系海丰种业公司指定上诉人向安信保险公司投保，而不是上诉人委托海丰种业公司向安信保险公司投保，一审认定系委托关系错误；2、根据保险合同，上诉人的保险总金额应为552万元，但实际今收到每亩1000元，合计276万元保险赔偿，一审法院对海丰种业公司是否履行了向安信保险公司索赔义务及安信保险公司是以何标准和依据进行赔付未进行调查；3、2014年12月22日的“承诺书”是海丰种业公司事先打印好，骗取杨书清进行的签字，该“承诺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4、海丰种业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安信保险公司的“投保单”复印件中并没有约定纠纷的解决及管辖，但安信保险公司在上诉人提起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时却提供了约定了“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投保单”原件，故可见海丰种业公司与安信保险公司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的权利；5、上诉人在得知海丰种业公司将案涉土地于2015年3月26日赁租后，随即于2015年4月2日书面函告海丰种业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故不存在超出对合同解除提起异议的期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付水稻制种保险金1308233元，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海丰种业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杨书清对上诉人乔红年的上诉理由予以认可。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安信保险公司进行调查，安信保险公司上海崇明支公司向本院寄来一份水稻制种保险赔款计算书，该计算书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收款人均为光明种业有限公司，保险金额为552万元，出险地点为大丰农场四大队，赔偿金=[每亩保险产量×（1-非保险事故损失率）-每亩预测产量]×保险亩数×保险单价×（1-免赔率）=[117×（1-0）-76.7]×2760×17.09×（1-5%）=1805842.19元。上诉人乔红年对安信保险公司的赔偿计算书中载明的制种每亩预测产量76.7不予认可，认为安信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八条赔偿乔红年全部损失，即按照每亩2000元赔付，但同意扣减保险合同中第九条约定的5%免赔率。被上诉人海丰种业公司对该保险赔款计算书的“三性”均无异议。海丰种业公司陈述给杨书清、乔红年的赔偿款是分两次向乔红年支付，分别为1656000元、1104000元，合计276万元。乔红年对此无异议，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二审另查明，虽然杨书清与海丰种业公司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保险由海丰种业公司统一参保。具体条款由双方根据保险的相关规定，另行订立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但双方未就保险合同另行签订协议。海丰种业公司提供给杨书清、乔红年的水稻制种保险单背面也没有保险条款。又查明，海丰种业公司收取了乔红年、杨书清缴纳的位于大丰农场四大队的保险费248400元，案涉水稻制种保险投保单亦注明保险费含投保户自缴费用2484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杨书清与海丰种业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保险由海丰种业公司统一参保，海丰种业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投保、理赔，并及时将投保、理赔程序和结果通知了杨书清，海丰种业公司亦未向乔红年、杨书清收取保险费之外的任何费用，故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无偿委托关系。上诉人乔红年主张2014年12月22日的“承诺书”并非杨书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杨书清受海丰种业公司欺诈所形成，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乔红年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案涉事故发生后，海丰种业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安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安信保险公司就乔红年、杨书清投保的大丰农场四大队2760亩水稻制种保险向光明种业有限公司支付了1805842.19元保险赔偿金，杨书清向海丰种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对安信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1656000元予以认可，而海丰种业公司向杨书清、乔红年支付的保险赔偿金总计为276万元，现杨书清、乔红年主张理赔款总额为552万元，海丰种业公司还应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1308233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对乔红年、杨书清主张海丰种业公司向其支付赔偿剩余保险金不予支持。关于杨书清、乔红年对海丰种业公司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书提起异议有无超出期限的问题。海丰种业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向杨书清发出解除土地续租合同函一份，杨书清亦在该函下方注明：“此函已收到杨书清11月25日”，故杨书清对合同解除提起异议的期限应从2014年11月25日起算，双方未约定异议期且杨书清在收到该函件的三个月内并未向海丰种业公司提出异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对杨书清、乔红年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上诉人乔红年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74元，由上诉人乔红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东代理审判员  谢超亮代理审判员  秦广林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刘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