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思民初字第17103号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10-1号之电台综合楼一层。法定代表人王逢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齐玲玲，职员。委托代理人胡文民，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登良，男，196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委托代理人王盛，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俊贤，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与被告薛登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莹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齐玲玲、胡文民，被告薛登良的委托代理人王盛、李俊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诉称，2014年10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拍卖12件字画。2014年11月17日，被告又追加了“花鸟册页”（共八页）委托原告一并拍卖。随后原告将被告委托的13件拍卖标的，全部录入原告的“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被告为了掌握拍卖情况，以竞买人身份，先于拍卖会前一天（2014年12月6日）与原告办理了竞投登记手续，签署了《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竞投登记表》、领取了577#竞投号牌。2014年12月7日，被告亲自到拍卖会现场参加了拍卖活动，并以竞拍人身份对其委托拍卖的标的参与了竞拍。被告委托的十三件拍卖标的中，十件拍卖标的因被告同意他人的竞价而成交，二件拍卖标的因被告不接受他人的竞价，被告分别以8000元和10000元的价格将其竞回；而“花鸟册页”则流拍。“花鸟册页”流拍后，被告委托原告另行寻找买家购买，并以急需资金周转为由，要求原告预付30万元。2014年12月18日，原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王逢国的账户，以转账方式预付给被告30万元，客户附言为“2014年秋拍款薛登良”。之后因意向客户发现“花鸟册页”虚假而拒绝购买，原告也发现被告之前曾委托浙江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花鸟册页”，后又突然撤拍。发生上述事实后，原告及时将意向客户发现的问题反馈给被告，要求被告解释“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突然撤拍的原因，并要求对“花鸟册页”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被告既不解释，也不同意委托专家鉴定。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由被告取回“花鸟册页”，返还原告预付的30万元款项，但被告置之不理，故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委托拍卖“花鸟册页”的合同；被告取回“花鸟册页”，返还原告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1月2日的利息为16012元）。被告薛登良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解除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无事实依据。1、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书面形式的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也未达成过口头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故双方不存在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2、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0月25日签订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约定的委托拍卖品并不包括“花鸟册页”，也不存在追加拍卖品的事实。3、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逢国个人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是与王逢国个人之间存在买卖“花鸟册页”合同关系，原告并不是该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被告也不存在委托关系，故原告要求解除委托拍卖“花鸟册页”合同无事实依据。二、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0月25日签订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约定的委托拍卖品并不包括“花鸟册页”。1、《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第八条约定了委托拍卖标的共12项，并不包括“花鸟册页”。2、王逢国个人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花鸟册页”是王逢国个人向被告购买的。3、原告的拍卖会于2014年12月7日举行，被告到场参加了拍卖会，如果说是追加委托，则原告作为专业的拍卖公司一定会要求被告补签委托拍卖协议，事实上并无此协议，恰恰证明王逢国个人与被告之间存在“花鸟册页”买卖关系。4、30万元款项是2014年12月18日支付的，而拍卖会是2014年12月7日举行的，如果不是买断，怎么可能支付款项，因此从付款的事实可见，“花鸟册页”是买断的。5、王逢国个人购买“花鸟册页”后，已转售给他人，购买和转售的过程都是王逢国的个人行为，与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三、王逢国个人支付的30万元系购买“花鸟册页”的款项，与《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无关。1、30万元款项是王逢国个人支付的，不是原告支付的，与原告无关。2、《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中并无“花鸟册页”的内容，亦无关于30万元款项的内容，因此王逢国个人支付的30万元与《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无关。3、在被告委托律师发函之前，王逢国个人及原告从未主张返还30万元，按照原告的说法，如果双方是委托拍卖关系且30万元是预付款的话，怎么可能不要求还款呢？因此原告的说法不合常理，不是事实，反而证明“花鸟册页”是王逢国个人以30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买断的。4、从双方的往来微信可以表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逢国认可并同意支付拖欠被告的拍卖款，且已经交代财务付款，只是认为被告的态度不友好、言语多了一点才通知暂停付款。该事实还表明，30万元与《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无关，也根本不是原告所说的预付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查明，2014年10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拍卖12件字画等相关事宜。2014年11月1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逢国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花鸟册页”一件、作者程十发等八人，尺寸21*30CM8，形式镜片。2014年12月6日，被告以竞买人身份与原告办理了竞投登记手续，签署了《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竞投登记表》、领取了577#竞投号牌。2014年12月7日，被告到拍卖会现场参加了拍卖活动，并以竞拍人身份对其委托拍卖的标的参与了竞拍。被告委托的12件拍卖标的中，10件拍卖标的被他人成功竞拍，2件由被告竞回。2014年12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逢国向被告转账30万元，客户附言为“2014年秋拍款薛登良”。2015年6月，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拍卖款234850元、取回“花鸟册页”。另查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逢国与被告就拍卖“花鸟册页”事宜频繁通过微信协商联系，主要内容如下：2014年10月27日，被告发出：“因为是一个完整册页，……所以我想是否成套拍，如果招商不成以后也可其它地方再拍或暂藏。……是否比分开拍难度大？谢谢。”王逢国回复：“合在一起拍当然也是可以的。”被告回复：“那么就这样决定吧。……另外，你认为成套拍37万保留价招商把握有多少呢。谢谢。”王逢国回复：“薛总，合在一起拍应该没啥问题，分开拍应该可以多拍一点，合在一起拍建议价格定低点。”2014年10月31日，被告发出：“王总您好！多谢您支持，我会近日邮上。另外也告知买家是全金边分开册页8张。21x29cm。价格按您刚才电定一次性人民币卖断价30万元正。谢谢！薛托。”王逢国回复：“收到，我办事，您放心吧！请尽快寄出，谢谢！”2014年11月7日，被告发出：“王总，您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双方都不想看到，这里也不再重复。真的很遗憾！目前按你电话两种方案我认为实际就是一个方案，因此我考虑后认为：无论你拍卖与否，还是按您事前约定的此八张小册页保底人民币30万元卖断价处理（不包含佣金），但我想能否在12月12日前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您认为？不便之言望谅！谢谢！薛。”王逢国回复：“好的，我同意，谢谢薛总支持！”2014年12月12日，被告询问：“……但能否在12月12日前一次性支付我全部货款，您认为？不便之言望谅！谢谢！薛。”、“王总您好忙好了吧。你公司还存有我汇款账户吗？是否需要把账号重新发给你呢？等复。谢！薛。”2014年12月15日，被告询问：王总您好！烦请今日下午叫贵公司汇下货款。谢宁波薛。”2014年12月16日，被告发出：“王总您好！很忙吗？今天怎么还没汇册页货款呢？谢谢。”2014年12月18日，被告询问：“王总呀你问下财务怎么还没付呢？谢。”王逢国回复：“已经交待好财务了，放心会给您办理的，请稍候，应该很快能到账的。我在日本。”被告回复：“王总，您好！30万册页全货款刚刚收到，谢谢。”2015年4月13日，王逢国发出：“薛总，您上次经我手卖给我朋友的册页是假的，前几天他已找到画这个假册页的人，对方也承认了，现在他找我要退册页款。本来我是想后天回国后与您沟通这事。”2015年4月15日，王逢国发出：“是啊，一开始是说上拍，最后你要求买断，如果上拍也就好了，我朋友说私下买的他要我承担责任。”被告回复：“我不是说啦，前后不能混在一起。前面事我永远同你站在一起，他同意以朵云为准我们三人去朵云，他要专家确定那么我们打官司处理。”2015年4月24日，王逢国发出：“薛总，我今天在日本参加活动，按这边规定手机必需静音。现在看到了您发来的好多信息，没有感觉到友好的气氛。鉴于此情况，我刚与朋友沟通一下，他建议是我必需对他负责，我回国后找到册页活着的两位画家，如果他们认定此册页非他们所画，您必须退画款给他。……。”王逢国发出：“……我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财务给你付款，是你的不友好态度让事情在转变！我是刚刚才通知财务暂停支付的！……”、“我是4点33才通知财务暂停的，薛总，如果不是你的言语多了一点，可能下午已经支付给你了。”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手机短信截屏》、《收条》、《厦门谷云轩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竞投登记表及薛登良身份证复印件》、《编号0000833、0000835号福建省拍卖成交确认书》、《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微信记录》、《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函及邮件单》、《花鸟册页及照片》，被告提交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作品出、入库登记表》、《（2015）浙甬永证民字第2824号公证书》、《收条》、《微信记录》及本院庭审笔录佐证，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原被告签订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协议书》并未包含讼争的“花鸟册页”，但从原告公司的性质、开展的业务及双方签订的合同可见，双方之前即存在委托拍卖的合同法律关系。其次，从王逢国与被告于2014年10月、12月间的来往微信（双方多次提到拍卖“花鸟册页”事宜、被告要求王逢国安排公司财务付款等）可以看出，虽然被告系与原告个人联系，但实际上认可系委托原告公司拍卖、原告公司付款的事实。最后，王逢国既是自然人，同时也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身份存在竞合，其与被告商谈有关拍卖“花鸟册页”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综上，本院认定被告系与原告存在委托拍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认为其系与王逢国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基于以上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委托拍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该解除的效力仅向将来发生效力，对于已经完成的委托事项并不发生解除的法律后果，即原告对于已经发生的委托事项并不享有随时解除权。因被告委托原告拍卖“花鸟册页”，被告将“花鸟册页”交付原告，原告已向买方交付“花鸟册页”并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款项，现该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原告不得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为由要求解除委托合同，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3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原告厦门谷云轩拍卖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莹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曾国川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