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389号原告：杨建英，住四川省阆中市。委托代理人：袁兵，住四川省阆中市。委托代理人：张久丽，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廖学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郑际斌，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永煦，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杨建英与被告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建英的委托代理人袁兵、张久丽，被告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际斌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英诉称，我于2007年元月到被告处工作，至2014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因到达退休年龄，公司安排我退职。我在被告公司已连续工作八年，期间被告每年与我签一次合同，但有关合同均由被告方某甲一保管，未发给我；另，工作期间，被告方只为我买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最后两年的五险金（前六年均未买），而住房公积金则一直没有为我购买。据了解，我于2014年7月20日己年满50岁，达到退休年龄，不应再买社保，所以被告方实际是为我超买了半年社保；而补交社保只能用我的账户，且要原单位提供《合同表》、《工资表》、《招工表》。我认为，由于被告方的上述违法行为，使我的社保名存实亡，损害了我的利益；而在我离职时，被告只是按上年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月而非我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2200元标准给付我经济补偿，这一行为也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因此，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我补偿或赔偿各项社保拖欠及相关费用共计162674元（起诉状中注明的金额144674元属于计算错误），其中包括：⑴被告就其在2007年1月份至2012年12月底6年期间没有代扣代缴社保费用对我的社保造成40%的损害进行赔偿或者补偿33120元（按照我的月基本工资标准2330元/月〔个人月缴费标准184元÷8%〕×公司缴费比例20%×12个月/年×6年计算），⑵工作8年期间住房公积金中属于单位缴费部分27600元（按我的基本工资标准2300元/月×单位月缴费平均值12.5%×12个月/年×8年计算），⑶因被告方存在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情形而需要计付的离职经济补偿金差额之双倍12000元（按我离职前的基本工资标准2300元/月×8个月并扣减被告方已按1550元/月工资标准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后双倍计算，起诉状中注明的金额10400元属于计算错误），⑷因被告方没有为我购买社保造成的若补交社保需要另行缴纳的滞纳金3万元（起诉状中注明的金额12000元属于计算错误），⑸被告在2014年7月份至同年12月份期间为我多扣多缴的社保费1104元（即184元/月×6个月），⑹因被告六年没有为我购买社保导致我社保受损40%的补偿款6万元（按劳动者一共需要交15年社保费才能享受社保，而被告方六年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保应占其中40%比例酌情计算），⑺我方因处理本案造成的交通费损失150元及误工费损失300元，同时要求被告为我提供补交社保所需要的《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并加盖公章。被告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辩称，我司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应该遵循先仲裁后诉讼的程序，原告未就诉讼请求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直接向法院起诉，违反了先仲裁后诉讼的处理原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原为被告的员工，在被告处的厨房工作，工作期间双方每年签订一次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被告自2013年1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保费用并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至2014年12月止。2014年12月3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乙方与甲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根据……，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经甲乙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确认达成以下协议，……“1、由于乙方2014年7月20日已满周岁，已经达到上述法定退休年龄，但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尚未到期，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等相关规定，现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从乙方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即2014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终结。2、乙方工资发放2014年12月31日止，共计为人民币1550元。乙方已2014年12月31日收到上述工资。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未拖欠乙方任何工资福利及其他债务。3、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双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互不追究对方的任何其他责任。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等”；其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2014年12月30日，原告就双方间劳动争议曾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于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4月24日，该仲裁委经审查后对该案作出穗云劳某案字[2014]4482号仲裁裁决，裁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该裁决不服，于2015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案号:〔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本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另，原告向本院递交本案起诉状后曾于2015年5月11日再次就其与被告间劳动争议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向其赔偿社保损失及相关费用共计144674元；当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不字[2015]12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本案审理期间，虽然被告坚称原告是2013年1月1日起才入职被告处工作，但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却既未能据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之事实，而双方当事人亦均未能提交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每月以现金方式发放原告上一个月的工资，原告领取工资时需在被告制作的工资发放表上签收，而原告在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约为2000多元。据原告提供的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签收工资的工资发放表（分别为2013年6月、12月及2014年6月、12月工资发放表）显示，上述工资表的格式项目为：“考勤”、“基本工资”、“岗位津贴”、“交通补贴”、“医疗补贴”、“伙食补贴”、“电工及技术补贴”、“通讯补贴”、“仓管补贴”、“工龄工资”、“星期六、日值班”、“加班”、“夜班费”、“送水补贴”及“实发工资”等，其中，原告在2013年6月的“实发工资”为1636.36元、在2013年12月的“实发工资”为2039.68元、在2014年6月的“实发工资”为1983.64元、在2014年12月的“实发工资”为2057.8元。举证期限内，被告方未能举证证实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向原告发放工资的具体情况。诉讼期间，原告表示，其是按被告的要求签订涉讼《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双方劳动关系自此终止，但其后被告仅是按《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所注明的月工资额1550元为标准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3175元（1550元/月×8.5个月），故原告现要求被告方按原告离职前的基本工资标准2300元/月向原告补齐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双倍差额12000元。对此，被告表示，虽然原告至2014年7月20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间劳动关系据此应终止，但由于双方间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合同期至2014年12月31日，而原告的年龄也较大且其工作表现还可以，故被告方才愿意继续让原告工作至2014年12月31日，并于2014年12月31日终止双方劳动关系（2014年7月20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应是存在雇佣关系），其后，被告方更向原告支付了15000元的经济补偿金。但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既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实其已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也未能明确其向原告支付15000元经济补偿金的具体计付标准与方式。另，双方当事人均承认被告方至今均没有向原告出具过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证明。另查，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被告存在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的记录情况，缴费月份的缴费基数各异，缴费基数最低时为1692元、最高时则为3485元；其中，在2014年7月至同年12月期间，被告是按照缴费基数2167元标准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及工伤保险费，另按照缴费基数3485元标准为原告缴纳生育保险费，该期间属于原告个人缴费部分的养老保险费金额为1040.16元、属于原告个人缴费部分的失业保险费金额为65.04元。庭审中，被告表示，由于双方从2013年1月起才建立劳动关系，故被告也是从2013年1月起按原告2200元/月的工资标准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缴费时会按照原告每月实际领取工资的数额作为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虽然至2014年7月份时原告已到退休年龄，正常来讲被告已可以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但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约定终止期限、原告的工作表现以及多缴社会保险费对原告有好处等因素，故被告方就多为原告缴纳了2014年7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期间也确在原告每月工资中扣除184元共1104元用以缴纳社会保险费中的个人缴费部分，而被告也为此多支付了社会保险费的单位缴费部分。另，原告承认，就被告没有为其在2007年至2012年12月期间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一事，其既没有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举报或投诉（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现已明确不能够为原告补办相关社会保险手续），也没有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定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具体损失数额或者补交社会保险费时需要缴纳的滞纳金具体之情况；同时，原告亦表示，就被告在其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情况，原告曾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作退款处理，但被答复需要五年后才能退款，而由于被告只为原告购买了两年社会保险，导致原告现也办理不了退休手续，故原告才要求被告就其造成原告方社会保险待遇损失一事向原告作出赔偿，并赔偿原告因处理本案而造成的交通费损失150元及误工费损失300元，同时，被告还应向原告提供一旦需要补办社会保险手续时所需的《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至于《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具体是什么原告也不清楚）并加盖公章。在举证期限内，原告也未能就其交通费损失及误工费损失部分提供相应的证据。以上事实，有身份证、营业执照、穗云劳某案字[2014]4482号裁决书、（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书、穗云劳某不字[2015]12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工资袋、工资发放表、缴费历史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在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30日间存在劳动关系一事已由生效的（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由此，原、被告间的上述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虽然被告坚称原告是2013年1月1日起才入职被告处工作，但由于其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据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故对其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本案中，虽然原告至2014年7月20日已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由于此后原告仍继续履行原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在被告处工作，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被告也继续履行原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而双方当事人间的劳动合同至2014年12月31日期满，双方更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涉讼《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故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依法仍应按原告的实际工作年限及原告在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由于被告方作为用人单位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就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向原告发放工资之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原告在2013年12月、2014年6月及同年12月所签收工资计算之月平均工资已达2027.04元，故参照该工资标准及原告的实际工作年限系数8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应为16216.32元；鉴于被告就涉讼劳动关系的终止仅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3175元，故原告现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即被告尚某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差额3041.32元。至于原告以被告存在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情形为由，要求被告计付离职经济补偿金差额之双倍这一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虽然被告方坚称其已向原告支付了15000元的经济补偿金，但由于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而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实其已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也未能明确其向原告支付所谓15000元经济补偿金的具体计付标准与方式，故对其上述辩解意见，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方某乙请中要求被告提供《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等材料，由于原告本身也明确表明其不清楚所谓《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的具体材料性质，原告只是表明上述《招工表》、《合同表》、《工资表》仅是其一旦需要补办社会保险手续时所需材料，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故根据双方当事人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12月31日实际终止而被告方至今尚没有向原告出具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这一客观情况，被告应据此项诉请向原告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本案中，虽然在涉讼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仅于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但由于就被告没有为原告在2007年至2012年12月期间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一事，原告至今既没有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举报或投诉并取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明确不能够为原告补办相关社会保险手续之意见，原告也没有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定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具体损失数额或者补交社会保险费时需要缴纳的滞纳金之具体情况，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且原告更承认就被告在其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可作退款处理的（只是需要五年后才能退），因此，在现有情况下，原告直接要求被告就没有为原告办理在2007年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手续导致原告方社会保险待遇损失一事赔偿或者补偿33120元、支付补交社保需要另行缴纳的滞纳金3万元、退还多扣多缴的社保费1104元以及社会保险补偿款6万元等诉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处理范围，故本院对此均不予调处，原告可就有关社保问题直接向社保经办部门要求处理。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工作8年期间住房公积金中属于单位缴费部分27600元的问题，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公积金产生的争议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处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亦不予调处。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处理本案而造成的交通费损失150元及误工费损失300元等诉请，均因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建英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余额3041.32元；二、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建英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三、驳回杨建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负担，并由广州市聚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ＸＸＸ人民陪审员  刘玉玲人民陪审员  李锦文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