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培云，烟台大学校医院退休医生。委托代理人：王智光，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忠，中国福利彩票第37×××91号投注站彩票销售人员。委托代理人：初爱军，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霖，福利彩票站工作人员。上诉人李培云因与被上诉人王树忠、王俊霖彩票、奖券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5)莱山商初字第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审诉称，上诉人居住地离被上诉人经营的中国福利彩票第37×××91号投注站较近，在被上诉人“买彩票比理财好”的虚假宣传和一再鼓动下，上诉人接连向被上诉人支付小额现金，被上诉人操作购买彩票，均未中奖。2014年10月14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9000元，结果未中奖。被上诉人王树忠找上诉人说，“钱放在你手里，打不到机器上，我们跟不上，你得存到我儿子的银行卡上，让他随时从卡中往电脑上打。”上诉人动用了丈夫和女儿的死亡赔偿金，于2014年10月16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100000元现金；2014年11月1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200000元现金；2014年11月4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300000元现金。被上诉人王树忠均让儿子王俊霖存入建设银行卡中控制。直到2014年11月6日，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你的钱全赔光了，我们又给你做了选号计划，你再回家凑300000元，别着急，我们慢慢给你搞。”在上诉人的强烈要求下，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打印出了2014年11月6日当天的《站点玩法历史报表》，显示当日该站销售618686元，兑奖410906元。整个过程，被上诉人未让上诉人参与，上诉人没有见到打印出的彩票，兑奖情况均不知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以“买彩票比理财好”“有人中了5亿元大奖”等说法对上诉人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鼓动上诉人投机，违反了国家有关彩票发行销售管理规定，由此将上诉人亲人的巨额赔偿金化为乌有，依法应当赔偿。请求：1、撤销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彩票合同；2、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现金60000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自愿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经原审法院释明，上诉人主张其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委托事实为：被上诉人王树忠以投入大本钱才能发大财的宣传诱惑，让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上诉人把钱交给二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受上诉人委托拿这笔钱作计划发大财，至于怎么发大财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将该款用作什么用途，是盈是亏，上诉人均不知情。后上诉人又主张事实为：被上诉人极力向上诉人宣传买彩票比理财收益高、效果好，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作计划，如果计划可行，上诉人将按照这一计划购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把钱先打过来，上诉人遂将600000元现金交付被上诉人父子。但是，上诉人正在家等待被上诉人做计划时，被上诉人在2014年11月7日突然告知上诉人，已经将600000元赔光了，并向上诉人出具继续购买彩票的计划。在被上诉人自称的整个买彩票的过程中，上诉人没有见到过购买彩票的计划，上诉人本人不在场、不知情，被上诉人也没有将彩票交给上诉人，上诉人更没见到过一张彩票。被上诉人一审辩称，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一、被上诉人主体错误。中国福利彩票第37×××91号投注站的代销人是刘军，投注站只是代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代销福利彩票，买卖关系的主体是上诉人与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被上诉人只是投注站的销售人员，即使有责任，不应由作为工作人员的销售人员承担。二、上诉人投入的用于购买彩票的600000元，已经通过系统存入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被上诉人只是合法地得到了部分佣金，被上诉人没有义务返还600000元买彩票款。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上诉人要求返还6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且上诉人不应向代销站的销售人员提出要求和主张。三、上诉人持大量现金前来购买彩票，由于十分钟一开奖，而且上诉人投入量大，根本来不及往投注机打款，且如果将上诉人的款项打入投注设备，一旦上诉人不想玩了，其剩余的款项取出来很麻烦。所以，上诉人将购买彩票的款交给销售人员王俊霖，存入王俊霖个人账户，然后由此账户直接往投注设备打款。上诉人交给王俊霖的款项，已经全部用于为上诉人购买彩票。四、上诉人主张整个过程被上诉人未让上诉人参与，上诉人没有见到打印出来的彩票，对开奖、兑奖情况均不知情，完全是谎言。因为每一个彩民除了谨慎选号、决定投注金额外，更为关心开奖、兑奖情况，这是购买彩票的基本心理和目的。五、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要求返还60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未对上诉人说过“买彩票比理财好”、“有人中了5亿元大奖”、“投入大本钱才能发大财”的话。即使被上诉人说过，也只是被上诉人的个人认识，是公认的市场经济运行法则。且被上诉人多次劝说上诉人谨慎投注，不要大额投注，上诉人均置之不理，投注站也在醒目位置设立了看板提醒彩民，彩票是游戏，投注要量力。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理应认识到购买彩票的风险。2、即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过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600000元亦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彩票代销者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而没有规定应当返还或赔偿彩民投入的购买彩票款。六、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先把款打过来，于是上诉人就交给被上诉人600000元，正在家等计划时，被上诉人告知钱赔光了”都是虚假的。被上诉人王俊霖辩称，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关系不正确，买彩票是上诉人自己来到彩票站购买彩票，并没有委托我帮忙购买。上诉人陈述的“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先把款打过来，正在家等计划时，被上诉人告知钱赔光了”都不是事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上诉人购买的是国家发行的彩票，是自愿购买的，我没有义务返还。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中国福利彩票第37×××91号投注站位于烟台市××区清泉寨，代销者为刘军。该投注站共有两名销售人员，即被上诉人王树忠、王俊霖，二被上诉人系父子关系，均持有加盖“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印章的“中国福利彩票销售员证”，销售员证上载明了姓名、性别、投注站编号及地址。经原审法院依法调查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主管上述投注站的工作人员，其亦认可被上诉人王树忠、王俊霖系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在上述投注站的销售人员。同时查明：中国福利彩票投注站的编号即为该站投注机中的账号，账号里有钱才能打出相应金额的彩票，账号里的钱除非撤销该投注站，否则取不出来，只能出彩票。买彩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柜台交款；二是存入银行卡里开通电话银行，电话转账；三是通过在投注站的POS机刷卡转入投注机器中。通过第二种方式购买彩票，如果不想购买了，可以将钱退出。彩民中奖后，投注站将中奖彩票放入投注机中扫描后，投注机中的账号会自动增加相应中奖金额的款项。二、2014年10月16日，上诉人持大约100000元现金到二被上诉人所在的投注站购买彩票。二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用于购买彩票的一定金额的钱存入被上诉人王俊霖开立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中，再回到投注站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为上诉人购买福利彩票，即上述第二种方式，之后再到银行存入一定金额的钱，再回到投注站购买彩票，如此反复多次，共存入银行卡96200元，购买福利彩票支出97000元。2014年11月1日，上诉人和妹妹李培香一起到光大银行莱山支行取款600000元，后电话通知被上诉人王俊霖到光大银行，交付给被上诉人王俊霖200000元，当日，王俊霖到中国建设银行将其中130000元通过ATM机存入其银行卡中，2014年11月2日，被上诉人王俊霖将其余70000元通过银行柜台存入中国建设银行卡中。2014年11月4日，上诉人和其妹妹李培香一起到投注站交付给二被上诉人300000元，由李培香和被上诉人王俊霖一起到中国建设银行将300000元存入王俊霖的银行卡中，上诉人留在投注站。三、上诉人主张，2014年10月16日，其和妹妹李培香一起到投注站分两次各给了被上诉人王树忠50000元，均存入被上诉人王俊霖的建设银行卡上。上诉人对该主张提供了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实其于2014年10月14日取了81500元，后又凑了部分现金，凑齐100000元于2014年10月16日给了二被上诉人。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被上诉人王树忠对上述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取出款项后交付给了二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王俊霖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金额100000元。并主张，2014年10月16日，上诉人拿大额现金到彩票站买彩票，买了差不多100000元的彩票。上诉人是分多次拿着现金购买的，上诉人给一部分现金，被上诉人王俊霖存到银行卡上，回投注站打了彩票后，上诉人再给一部分现金再存上，再回投注站打彩票。被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卡2014年10月的客户交易明细加以证实。交易明细中载明了客户名称、卡号、交易金额、帐户余额、交易日期、记账日期、商户/网点号及名称、对方账号、对方户名等项目，其中客户名称为被上诉人王俊霖，转账至“对方户名”为“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的款项在“商户/网点号及名称”一项的内容显示为“370610808转账”。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0月16日通过ATM机存款多次共14笔，总金额为96200元，每次存款后均有转帐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的金额，转帐总金额为97000元。被上诉人王俊霖主张，存入的款项96200元及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的款项97000元均是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对上述银行客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明细中“商户/网点号及名称”显示的“370610808”不是被上诉人彩票站的编号，所以交易明细中的钱不是打到彩票站的。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二被上诉人称，不清楚交易明细中的“370610808转帐”代表什么意思，这不是被上诉人所能涉及的，银行和福彩中心应该清楚。被上诉人王树忠对交易明细及被上诉人王俊霖的主张均无异议。四、上诉人主张，其交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不清楚二被上诉人是否给其购买了彩票。二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钱已经全部用于购买彩票，期间中奖的款项也再投入购买了彩票，所以2014年11月1日至11月6日期间的销售额才达到119万余元，这些钱大部分是上诉人的，其他的彩民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投注站平时每天的销售额只有二三千元或三四千元。上诉人的500000元已经全部用于购买彩票，前几天基本不赔钱，但因为上诉人一直买“4”这个号码，11月6日的时候就赔了。二被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王俊霖的中国建设银行卡2014年10月16日、11月1日-11月6日的交易明细及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出具的2014年11月1日至11月6日期间涉案投注站的销售情况汇总表加以证实。根据2014年10月16日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多次到银行通过ATM机存入银行卡款项，又多次返回投注站将存入的款项全部购买彩票的事实。2014年11月1日-11月6日的交易明细，载明2014年11月1日，通过ATM机分多笔存入共计130000元，当日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10000元。次日，转账“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7000元并现金存入70000元，又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2000元。11月3日，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107901元。11月4日，现金存入300000元。11月5日，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140000元。11月6日，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180000元。以上合计存入500000元，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446901元。二被上诉人主张，转账至“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的款项均是为上诉人购买彩票的，之所以不够500000元，是因为投注机上有投注站的代销费及其他彩民兑奖的款项，这些钱都是返在投注机上的，被上诉人用这些钱为上诉人购买了彩票，就把相应金额的钱从银行卡中的500000元中扣下了。对该主张，二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对2014年11月1日-11月6日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无法反映出钱的用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出具2014年11月1日至11月6日期间涉案投注站的销售情况汇总表载明，11月1日的销售额为29246元，中奖额为29580元；11月2日的销售额为40620元，中奖额为43037元；11月3日的销售额为124760元，中奖额为127021元；11月4日的销售额为32320元，中奖额为36222元；11月5日的销售额为348804元，中奖额为353241元；11月6日的销售额为618686元，中奖额为116106元；上述销售额合计为1194436元，中奖额合计为705207元。上诉人对上述销售情况汇总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五、原审法院依法自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调取了涉案投注站自2014年4月到12月的日销售报表，报表显示，涉案投注站每天的销售额除10月16日及11月1日-6日期间外，只有六七天的销售额为一两万元，其余时间大多为几百元至三、四千余元之间，偶有几次为五六千元。10月16日的销售额为118352元，兑奖额为14301元。11月1日-6日的销售额同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出具的销售情况汇总表，兑奖额为：11月1日-6日依次为29575元、42962元、16933元、36193元、168493元、410906元，合计705062元。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购买彩票的整个过程上诉人均未参与，对被上诉人是否购买彩票及购买彩票的过程与盈亏情况均不知情。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王俊霖主张，最早的时候，上诉人的妹妹经常到我所在的投注站购买彩票，后来她领着上诉人来了，上诉人说如果中奖了就再投入到福利事业，没中奖就权当把钱捐赠给了福利事业了。2014年10月上诉人开始拿着现金来投注站购买彩票，小额现金我就先给她垫上购买彩票，她再把钱给我，大额现金她把钱给我，我存入我建设银行卡上，再转账到投注站专用账号37×××91上，这个账号在银行显示的名称是“福利彩票资金过渡户”，我再根据上诉人的要求购买彩票。现场购买十分钟一开奖，中奖就直接付了，现买现兑。之后，上诉人开始大金额购买，我和其他彩民都劝她，她不听。10月底，上诉人说她有一笔钱快到期了，看我从投注站和银行之间来回跑太累了，也耽误她中奖，就说把钱存入我的账户内。11月1日，上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光大银行，我去了之后上诉人和她妹妹在那儿，上诉人取了几十万，给了我200000元让我存入我的账户，我就到建设银行存入了我的账户，当天上诉人和她妹妹就到投注站现场购买彩票，之后她天天到投注站购买彩票，到了11月4日，她和她妹妹说，把另外300000元也存入我卡里，天天背着不安全，然后她让她妹妹和我一起到建设银行把300000元存入我的卡里，她在投注站继续购买彩票，我父亲王树忠在投注站给她操作打彩票。11月1日至6日这期间上诉人天天在投注站购买彩票，中午还带着饭，在投注站加热了吃。她自己都说“我可找着班上了”。上诉人买卖彩票包括选号、投注、开奖、兑奖的整个过程都在彩票站。11月6日那天，500000元都买完了，因为一直购买“4”这一个号码，就赔钱了，我就告诉了她，给她把账算了一下，她说赔了就赔了，愿赌服输。这期间我和我父亲都在投注站一起给她忙活，转账后我就打票，我父亲给她记账。被上诉人王树忠对被上诉人王俊霖的上述主张无异议。二被上诉人对其上述主张提供证人二名出庭作证。证人唐某(男，195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烟台佳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住烟台市莱山区东方海洋花园4号楼101号。公民身份号码：××)陈述，我经常到清泉寨的彩票站购买彩票，彩票站一般有2个工作人员，一名年龄大点的，一名就是出庭的被上诉人(即王俊霖)。大概去年10月中旬到11月，我在彩票站看到过上诉人，她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对上诉人印象比较深刻是基于四个方面：第一是那天我正好往外走，听到上诉人说在烟台考察了40多个彩票站，觉得清泉寨这个彩票站比较靠谱，准备在这买大彩票，当时和上诉人在一起还有一个女的。第二是当时彩票站有一个新型的玩法叫群英会，我也不玩这个，我看着大概10分钟一开奖，而且有几匹马在跑，那天晚上大概6点半，我看到上诉人在彩票站，因为上诉人比较胖，我比较有印象，当时听到上诉人跟彩票站的工作人员说，让他大胆买，让他步子迈得大点，要求他翻倍买，彩票站工作人员和上诉人说，让上诉人买150倍的，上诉人说你怎么就打150倍，彩票站里年龄老点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父亲，和上诉人说，先买150倍的，再不出的话再说吧。第三是一个周末我到彩票站附近买菜，顺便去买了双色球，看到上诉人拿一个保温杯在彩票站吃午饭，我当时想怎么买彩票一大早就来，中午还在这儿吃午饭，我们都说上诉人真有毅力。这种情况我看到了三、四次，其中一次是傍晚，我还看到过另外一个女的给上诉人送饭。第四是我觉得对上诉人的买法很惊奇，我还问过彩票站的工作人员，说150倍不中下次得多少才能回本啊，彩票站工作人员说得200倍才能不赚不赔。我就在外面和别人议论说买彩票这么多成赌博了不好，给她算算她大概12个小时都在买彩票，得多少钱啊，得拿麻袋来买彩票啊。以上所讲的都是我碰到、看到及听到的事实，那一个礼拜，如果我没记错，就是10月底到现在这个时间，我大概天天都能碰到上诉人坐在彩票站的沙发上，我还问过上诉人怎么天天买吗。我以上的陈述很多人都知道，大家都议论过，我们都对上诉人的投注法很吃惊，得多少钱才能那个买法。证人李某(男，197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烟台榕林劳务有限公司经理，住烟台市莱山区清泉寨清泉文苑3号楼1单元301室。公民身份号码：××)陈述，我住在清泉寨，离清泉寨的彩票站不远，去年有段时间经常看到上诉人在彩票站买彩票，那个时间有点冷，不是夏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段时间上诉人天天在那，因为我平时也都在那个彩票站玩，也买彩票，买的比较少，碰到买的比较多的都比较有印象。上诉人和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她妹妹，经常带着饭盒在那里买彩票，中午不回家吃饭，因为当时彩票站的地上满地都是彩票，所以比较有印象。那个时候上诉人经常说一句话“没事，我顶得住”，因为彩票工作人员经常让上诉人少买点，这句话我们经常跟着学。上诉人经常是几百倍的买。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上诉人还经常说“如果买的好，明年得弄二三百万过来买”。我是搞建筑的，我们在三站的工地旁边也有个彩票站，他们都知道清泉寨彩票站有个人经常买的很多，说为了彩民，不建议这么买。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上诉人中了10万到11万之间，打了20多张50倍的，票在彩票站的机器兑不了，上诉人大概在50倍到500倍之间投注，如果单式的，一张是2元，50倍就是100元，上诉人有一次一个号买一张是1800元到1900元之间，这是复式的，1拖19的，那次上诉人买了20张。上诉人对证人陈述提出异议，认为证人是按照被上诉人的授意重复过程，对于上诉人代理人发问的细节问题，都不能正面回答，证人证言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被上诉人对证人陈述均无异议。七、上诉人主张，无论二被上诉人是否将款项实际用于购买彩票，均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但未提供法律依据。经原审法院释明，上诉人主张要求返还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399条、401条、404条、409条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因为被上诉人说过“买彩票比理财好”，所以上诉人把钱给被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做计划买彩票发大财，被上诉人应当按上诉人要求做出计划，并向上诉人报告，但是至今上诉人没见到被上诉人做的计划，也没见到彩票，被上诉人到底有没有买彩票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报告，只有最终结果，钱赔完了。所以要求被上诉人返还6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彩票、奖券纠纷。上诉人主张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内容为作计划买彩票发大财。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均不认可，认为二被上诉人系中国福利彩票的销售人员，上诉人自己到投注站自愿购买彩票，没有委托被上诉人帮忙购买。原审法院认为，二被上诉人均持有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的销售员证，系该中心工作人员，经原审法院依法调查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主管上述投注站的工作人员，其亦认可该事实，故二被上诉人收取彩民的款项，并为彩民打出相应金额的彩票，系其工作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虽然二被上诉人自认收取了上诉人大约600000元购买彩票的款项，基于二被上诉人的销售员身份与工作性质，亦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由此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二被上诉人提供二名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上诉人一直在投注站现场购买彩票。证人与本案均无利害关系，证言之间相互印证，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对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二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款项，因上诉人系大额购买彩票，为了便于及时打印彩票及上诉人中途放弃购买时便于退款，二被上诉人采取三种购买彩票方式中的第二种方式为上诉人出具彩票，系正常出售彩票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不能以此认定原、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399条、401条、404条、409条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被上诉人返还600000元没有事实基础，亦不能成为返还款项的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李培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上诉人李培云承担。宣判后，上诉人李培云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多处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并没有通过一审法院认定的三种购买彩票方式直接购买彩票，而是委托被上诉人王树忠、王俊霖购买。上诉人系将购买彩票的钱交给销售人员王俊霖，存入王俊霖个人账户，并没有直接打到投注设备。这笔钱完全由王俊霖控制。该款已经脱离了上诉人控制。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将上诉人的钱全部购买了彩票，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所得的中奖款付给上诉人。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第二种方式“存入银行卡里开通电话银行，电话转账”错误。3、一审法院笼统的将兑奖归结为放入投注机中扫描是错误的。掩盖了被上诉人没有将应归上诉人所得的大额奖励兑取后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4、被上诉人一审陈述，将上诉人的巨款汇入了370610808账户，而不是3706091账户，一审法院简单支持被上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5、2014年11月1日至6日期间，被上诉人没有将上诉人交给自己的50万元转到投注机上，只有446901元，相差53099元，一审法院却含混认定了。6、对2014年11月6日站点玩法历史报表，被上诉人承认并解释为：当天销售额为618686元，兑奖额410906元。那么得不出把60万元全部赔光了的结论。二、一审法院采信两位证人的证言是错误的。两个证人完全按照被上诉人的授意含糊其辞的重复了一个过程，并没有证明被上诉人何时共为上诉人购买了多少彩票及及中奖的情况，依法不应当采信其证言。相反，却证明了二被上诉人违法经营的事实。三、被上诉人的做法违反了彩票行业管理法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设置多倍投注的，每注彩票投注倍数不得超过100倍。”第二十六条规定：“彩票中奖资金应当以人民币现金或者现金支票形式一次性兑付。”第十五条规定：“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对其进行虚假性诱导性宣传，违反彩票发行销售管理规定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投入的钱。以上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彩票买卖关系。上诉人是彩民，被上诉人是中国福利彩票的销售人员。故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与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形成的彩票买卖关系，不应由作为销售人员的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已经购买了采票，其投入的钱不得返还，故上诉人要求返还60万元，主体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在被上诉人的误导下，将6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购买彩票。2015年10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又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其将6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做发财计划，当时没说买彩票。2015年11月4日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又称6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做计划、买彩票，但既未见到计划，也未见到彩票。上诉人的三种陈述明显不同。说明上诉人的陈述不真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在起诉状、答辩状中、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据此，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承认6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用于购买彩票的事实成立。证人唐某和李某当庭证明，上诉人就在彩票站内亲自投注并参与了开奖、兑奖活动。甚至上诉人带着饭在彩票站内吃。可见，上诉人所称未见过彩票，未参与投注、开奖、兑奖活动的陈述是谎言。如果被上诉人未用于购买彩票，那么案发时间是2014年11月初，上诉人为何当时不提出问题，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何到2015年9月才起诉。上诉人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应提供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1、双方是否存在委托关系。2、被上诉人应否返还60万元购买彩票款。上诉人将60万元资金存入被上诉人账户，用于购买彩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内容为“作计划买彩票发大财”。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认可，上诉人对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经一、二审查明，2014年10月16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10万元，11月1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20万元，11月4日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30万元。根据原审法院从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调取的资料，涉案投注站平常销售额多为几百元至三、四千元，偶有五六千元，2014年10月16日的销售额为118352元，11月1日-6日的销售额最低16933元，最多为410906元。销售额大幅增加的日期与上诉人将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日期相符；并且一审中被上诉人举证证人唐某、李某到庭证明见到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投注站购买大量彩票，因此本院认定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60万元资金已经用于购买彩票，上诉人主张不知道被上诉人是否购买了彩票，但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侵吞其资金，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60万元彩票资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李培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威审判员 张秀波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范子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