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民终字3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再团，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杰鹏，男，199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宏强，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秀芳（TJIOSIUFANG），女，1958年12月23日出生，印度尼西亚籍。委托代理人郭明昆，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再团、杨杰鹏因与被上诉人蒋秀芳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4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秀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再团、杨杰鹏向蒋秀芳支付非法占有使用蒋秀芳所有的厦门市思明区锦祥路3号房屋的占有使用费210万元（按每月6万元计算，自2012年8月计至2015年7月）原审判决查明：蒋仁禾与蒋秀芳系父女，杨再团与杨杰鹏系父子，蒋仁禾与杨再团的母亲系兄妹，蒋仁禾与蒋仁义系兄弟，蒋仁义与吕若茵系夫妻。本案讼争的厦门市思明区锦祥路3号房屋（共三层，建筑面积151.87平方米）原登记在蒋仁禾名下，房屋产权来源于1997年继承取得。2013年9月3日，蒋仁禾在印度尼西亚死亡，讼争房屋由蒋仁禾的女儿即蒋秀芳一人继承，并于2015年4月27日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2015年6月23日，讼争房屋变更登记至蒋秀芳名下。2015年6月29日，蒋秀芳与案外人卢英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蒋秀芳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卢英，并约定卢英于2015年6月29日前付清全部购房款，蒋秀芳在卢英付清购房款之日起1日内或2015年6月29日前将讼争房屋交付给卢英。其后，讼争房屋变更登记至卢英名下。讼争房屋现由杨再团、杨杰鹏占有使用，占用期间杨再团、杨杰鹏未向蒋仁禾或蒋秀芳支付过占有使用费。以上事实，有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土地房屋登记审批表、土地房屋产籍调查表、（2015）厦鹭证内字第09974号公证书、存量房买卖合同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审理中，蒋秀芳与杨再团、杨杰鹏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蒋秀芳提交人员基本信息、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2015）厦思证内字第2282号公证书、厦门市鼓浪屿同地段房租价目表，证明杨再团、杨杰鹏至少从2012年8月起就一直非法占有使用讼争房屋至今，其中一楼经营餐饮，二楼经营家庭旅馆，参考讼争房屋同地段的房租价格，杨再团、杨杰鹏应按每月6万元的标准向蒋秀芳支付占有使用费。杨再团、杨杰鹏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人员基本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确认杨再团、杨杰鹏自2012年8月起即居住在讼争房屋内，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再团、杨杰鹏非法占用讼争房屋。2、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讼争房屋一楼用于经营餐饮，二楼、三楼由包括蒋秀芳在内的蒋家人回国时居住，蒋家人未回国居住时空置，杨再团、杨杰鹏居住在顶楼加盖部分。3、对价目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蒋秀芳从网站上下载的房租信息不具有权威性，且与讼争房屋不是同地段，没有参考意义。杨再团、杨杰鹏提交：1、声明书、结婚证书、蒋氏住宅工程决算情况、蒋氏族谱、蒋宅讣告，证明讼争房屋为蒋氏家族共有。2、房屋出租房治安责任书、建设银行委托代扣明细单，证明自2003年起由杨再团代为管理讼争房屋并缴交水电费。3、房屋租赁合同书、吕若茵声明书，证明讼争房屋长期以来一直由吕若茵作为出租方签署租赁合同。4、租赁合同、房屋租赁托管协议、装修费用单据，证明2010年12月1日杨杰鹏承租讼争房屋，租赁期限10年，2012年5月27日杨再团承租讼争房屋并管理维护，杨再团、杨杰鹏还承担了讼争房屋装修改造的费用。5、委托书、信件、协议书、照片、蒋仁禾声明书，证明杨再团受托管理蒋氏家族另一套位于厦门鼓浪屿的房屋，该房屋于2012年5月出售后，将该房屋内的部分家具、物品搬至讼争房屋，继续交由杨再团保管维护，2012年5－6月期间，蒋仁禾、吕若茵等人都在厦门鼓浪屿，均同意将讼争房屋出租给杨再团。蒋秀芳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声明书、结婚证书系涉外证据，未经使领馆认证，且声明书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2、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杨再团自2003年起非法占用讼争房屋。3、对第3组证据中吕若茵声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吕若茵与讼争房屋的产权人没有关联，该合同是杨再团与吕若茵伪造，并非真实的合同。4、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蒋仁禾未与杨再团、杨杰鹏签署过租赁协议，杨再团、杨杰鹏也没有向蒋仁禾支付过租金，相关单据均是杨再团、杨杰鹏单方制作，并非蒋秀芳出具。因蒋仁禾长期居住在印尼，对讼争房屋疏于管理，杨再团未经蒋仁禾同意，自行非法占用讼争房屋，蒋仁禾也曾向杨再团提出异议，但杨再团不予理会仍继续占用。5、对第5组证据中委托书、信件、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均与本案无关。讼争房屋内是否有蒋仁禾的私人物品，蒋秀芳不清楚，如果有，蒋秀芳要拿回去，蒋仁禾或蒋秀芳并未委托杨再团保管私人物品。原审法院认为，蒋秀芳继承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对讼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蒋秀芳已将讼争房屋转售给案外人卢英，故蒋秀芳对讼争房屋享有权利的期间从继承开始（即被继承人死亡）时起至出售时止，即从2013年9月3日起至2015年6月29日止。在此期间，讼争房屋由杨再团、杨杰鹏占有使用，因蒋秀芳于2015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杨再团、杨杰鹏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应向蒋秀芳支付2013年9月18日至2015年6月29日期间（21个月零11天）的占有使用费。蒋秀芳主张杨再团、杨杰鹏未经蒋仁禾同意，自行长期非法占用讼争房屋，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蒋仁禾生前曾经对杨再团、杨杰鹏占用讼争房屋提出过异议。杨再团、杨杰鹏主张蒋仁禾生前同意将讼争房屋出租给杨再团、杨杰鹏，但其提交的租赁协议并非蒋仁禾所签，而蒋仁禾声明书、照片等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杨再团、杨杰鹏的上述主张。关于占有使用费的计算标准，考虑到蒋秀芳和杨再团、杨杰鹏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讼争房屋内确实保存了蒋氏家族的相关物品以及杨再团、杨杰鹏客观上对讼争房屋进行了相应的管理、维护等因素，本院酌定讼争房屋的占用费标准按5000元／月确定。据此，杨再团、杨杰鹏应向蒋秀芳支付占有使用费106833元（5000元／月×21个月零11天）。对于蒋秀芳超出上述部分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做出判决：一、杨再团、杨杰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蒋秀芳支付厦门市思明区锦祥路3号房屋的占有使用费106833元；二、驳回蒋秀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蒋秀芳负担22399元，杨再团、杨杰鹏负担1201元。宣判后，杨再团、杨杰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杨再团、杨杰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方面存在以下错误和遗漏：（一）事实认定错误包括：1、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拥有权利的时间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已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其于2015年4月27日才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但原审判决却径行判决被上诉人从2013年9月3日开始即对讼争房屋享有权利，这与被上诉人的自认不符，违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2、对讼争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认定错误。讼争房屋由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蒋氏家族成员共同占用使用，而非仅两上诉人占有使用。事实上，两被上诉人是承担帮蒋氏家管理维护房屋及供奉蒋氏祖先牌位、保管蒋氏家族物品等责任；讼争房屋内长期保留三间卧室供蒋氏家族人员从印尼回国时居住，被上诉人自己回国时也是住在讼争房屋。而上诉人自己却是居住在讼争房屋顶楼临时搭盖的建筑物内。目前吕若茵等两名蒋家人也居住于此。（二）遗漏查明的重要事实包括：1、2012年5月27日，被上诉人的婶婶吕若茵代表蒋仁禾等蒋氏家族的长辈与上诉人杨再团就讼争房屋签订《房屋租赁托管协议》。2、自2003年11月起至2011年12月31止，讼争房屋一直出租给案外人赖文翠，并一直由被上诉人的婶婶吕若茵代表蒋家与案外人赖文翠签订租赁合同，2011年房屋年租金2万元。3、2012年6月至8月，两上诉人出资对讼争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4、讼争房屋内长期保留三间卧室供蒋氏家族人员居住。5、讼争房屋内存放和保管着大量蒋氏家族的物品及供奉了蒋氏祖先的牌位。6、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讼争房屋的物权变动情况，也从未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二、蒋仁禾生前同意将讼争房屋出租给上诉人并委托上诉人管理维护讼争房屋及保管蒋氏家族的物品；由吕若茵代表蒋家与上诉人杨再团签订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下称托管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占有使用讼争房屋有合法依据，不存在非法占有的情形。讼争房屋一直是出租给他人并由吕若茵负责出租及收租金等事务。2003年11月至2011年12月讼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赖文翠，租赁合同每年签一次，每次均是由吕若茵作为出租方与承租人赖文翠签订租赁合同。蒋家另一处房屋于2012年6月出售后，讼争房屋则成为蒋氏家族在鼓浪屿的居住地，有很多蒋氏家族的重要物品都搬迁至讼争房屋内，蒋仁禾及吕若茵决定继续委托上诉人管理维护讼争房屋，并同意上诉人利用讼争房屋的一楼经营小吃加工，以解决上诉人的生计问题。基于此，2012年5月27日，蒋仁禾、吕若茵与上诉人杨再团签订托管协议，租赁托管期限至2022年5月27日，约定由上诉人杨再团负责对讼争房屋进行装修和管理维护，并且代为保管蒋家放置在讼争房屋内的家具、生活物品（包括被上诉人父母亲和被上诉人本人的私人物品）等。由于，上诉人实际承担了讼争房屋的装修费用以及不收取维护保管费用，同时还要在讼争房屋内至少保留三间卧房供被上诉人的亲属及被上诉人回国探亲、旅游时居住，所以，合同约定上诉人无需再支付房屋租金。吕若茵作为蒋家的代表在托管协议上签名。后上诉人依约对讼争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并为蒋氏家族保留了三间卧室供蒋家人随时居住，履行了合同义务。自己则住在楼顶的临时搭盖物内。虽然托管协议上没有蒋仁禾的签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托管协议的法律效力。一方面，签订托管协议时，蒋仁禾与吕若茵及上诉人共同居住在鼓新路38号，蒋仁禾明确同意将讼争房屋出租并继续委托给上诉人管理维护讼争房屋及保管蒋氏家族的物品，而且签订托管协议时蒋仁禾也在场，并且表示由吕若茵代表蒋家签署托管协议即可；另一方面，讼争房屋一直是由吕若茵负责出租及收取租金等事务，所以，即便蒋仁禾未在托管协议上签名，上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吕若茵拥有代理权，吕若茵签署托管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托管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则有合法的依据，且已经付出了相应的对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具备正当性、合法性，且在本案诉讼之前，被上诉人从未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也未给予上诉人必要的准备时间，被上诉人突然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违背诚信、公平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上诉人对讼争房屋进行管理使用是经过被上诉人的父亲蒋仁禾及婶婶吕若茵的同意，原审判决也同样认定蒋仁禾在世期间对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并没有异议。则上诉人2012年5月起管理使用讼争房屋已具备正当性、合法性，直到蒋仁禾去世前都没有终止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而当蒋仁禾2013年9月去世后，一方面，被上诉人没有告知蒋仁禾已去世，另一方面，蒋仁禾的继承人也没有对上诉人继续管理使用讼争房屋提出异议。则上诉人理应自然延续着管理使用讼争房屋的正当性、合法性。上诉人依然为蒋氏家族看管房＋屋、保管物品。反观被上诉人，既没有告知上诉人讼争房屋的物权变动情况，也没有通知上诉人交付房屋使用费，更没有告知上诉人已出售讼争房屋。而是在2015年6月29日出售讼争房屋之后，立即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此举显然违背民事活动中的通知义务，违背最基本的诚信原则，加重了上诉人的损失。此外，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并非无偿使用，上诉人为讼争房屋支付了装修费用，承担了讼争房屋的水电费，为蒋家保留了三间卧房，为看管蒋家的物品付出了人力物力。履行了托管协议约定的义务。而如果被上诉人早早告知使用房屋要支付使用费，上诉人完全可以拒绝承担管理维护讼争房屋及保管蒋家物品的责任，不再管理使用讼争房屋，并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装修费用。现在，房屋替蒋家装修好了，替蒋家管理维护和保管物品3年多，也一直为蒋家保留着三间大卧房，自己住在楼顶的临时搭建物内，被上诉人却反过来向上诉人索要房屋使用费，不仅违背诚信，而且对上诉人也不公平。四、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中，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是经过蒋仁禾与吕若茵同意的，上诉人提交的托管协议是由吕若茵与杨再团双方签署的，上诉人也是依据托管协议对讼争房屋进行管理使用和履行保管义务，因此，上诉人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现在，蒋仁禾已去世，则吕若茵作为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况且，目前吕若茵也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所以，吕若茵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当事人。五、原审认定的房屋使用费过高。在上诉人管理使用讼争房屋之前，讼争房屋一直出租给案外人赖文翠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租金2万元（日租金54.8元）。更何况，上诉人使用讼争房屋还要承担对讼争房屋装修和保管的费用，自己也只能住在顶楼的临时搭盖建筑物内。使用费怎么可能高过原先出租房屋的租金？因此，即便最终法庭仍然认为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使用费，最多也只能延续历史惯例，按54.8元／日计算占用费。而时间上只能从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之日起算。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起诉之前从未通知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直到讼争房屋出售过户之后才以起诉的方式通知上诉人，显然于法不符，故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使用费。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供吕若茵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及三张照片，以证明讼争房屋由蒋氏家庭人员共同居住。被上诉人蒋秀芳答辩称，应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主要理由是：一、一审判决不存在上诉人所列举的事实认定错误：（一）讼争房屋原为蒋仁禾所有。上诉人早在讼争房屋为蒋仁禾所有的时候就非法占有使用，基于该房屋的非法占有使用所产生的利益应当由蒋仁禾所有。蒋仁禾去世后，该相应的利益转由继承人，即被上诉人继承取得。该使用受益也是《继承法》所规定的可以继承的财产。反言之，如果该收益权益无法继承，则如果被继承人死亡后，非法占有人就不用支付占用费用，显然不符合立法目的。（二）讼争房屋由上诉人作经营使用。上诉人提供的《房屋出租房治安责任书》、《建设银行委托代扣情况》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被答辩人人员基本信息》、《公证书》等均可证明该房屋长期由上诉人非法占有使用，并经营餐饮、家庭旅馆，根本不存在蒋氏家族成员共同占用的情形。该房屋原来的产权人也是答辩人的父亲，被答辩人为一己私利，竟自奉为“帮蒋氏管理维护房屋及供奉蒋氏祖先牌位”，甚至与案外人印度尼西亚籍贯的吕若茵配合，让其签订所谓《房屋租赁托管协议》。吕若茵作为案外人，也无权签订处置他人财产的协议。二、上诉人称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第三人吕若茵乃是表见代理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表见代理的前提必须是相对人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是善意的，并且行为人有足以让相对人产生相信其为有权代理的行为。但在本案中，两者皆不存在：（一）上诉人并非善意。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其从2003年开始就非法占有讼争房屋，而所谓的托管协议显示的日期是2012年签订。上诉人非法占有讼争房屋也并非基于托管协议。2、不论是吕若茵跟杨再团或跟杨杰鹏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没有支付租金，明显不合理。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宣称并不知道房产的原产权人是蒋仁禾，那么在不知道产权人是何人的情况下如何认为吕若茵代理的是蒋仁禾？二审上诉状又称签订托管协议时蒋仁禾在场。其言论常自相矛盾。既然产权人都在场，为什么不让产权人签字？事实上，蒋仁禾从未同意由上诉人占有使用该房屋，也曾要求上诉人搬出，实因常年在国外无法过多关注。（二）吕若茵并未产生任何足以让上诉人产生认为其是有权代理的行为。1、即使吕若茵是蒋仁禾弟媳，并不足以让人产生其有权代理的认定。2、上诉人提供的吕若茵与第三人赖文翠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该租赁合同书上，所谓出租时间从2003年一直延续到2010年。但是上诉人提供的《房屋出租房治安责任书》、《建设银行委托代扣情况》表明上诉人从2003年开始就非法占有讼争房屋至今，吕若茵如何再出租给第三人赖文翠？三、上诉人作为非法占有人应当立即搬离讼争房屋。上诉人长期非法占用使用原属于被上诉人及蒋仁禾所有的房屋，并擅自用作经营。事实上，上诉人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一审判决的支付标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鼓浪屿相同地段相同面积房产，每月租金高达八万余元。上诉人常年非法占有，已经获取了数百上千万利益，被上诉人为避免讼累，决定不上诉，但并不代表被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的占用费标准。被上诉人也敦促上诉人立即履行。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认为，除上诉状第一部分中陈述的原审认定的事实中存在的几点错误及遗漏查明6个事实外，还错误认定讼争房屋在蒋仁禾去世后就由被上诉人继承。事实上，蒋仁禾去世之初，并没有确定由被上诉人继承。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双方没有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与吕若茵、蒋仁禾是亲戚，蒋仁禾与杨再团的母亲、吕若茵的丈夫是亲兄弟姐妹关系。2003年的房屋出租房治安责任书系杨再团签名。2004年起讼争房屋的水、电费用从杨再团的银行帐户代扣。上诉人杨再团、杨杰鹏在诉讼中承认吕若茵等人均是每年回国一、二次，并非常住于讼争房屋。还查明，2003年起讼争房屋出租给他人的租赁合同上，出租方处打印“蒋仁禾”，在签名处则由吕若茵签字，此状态一直延续至2012年签订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仍是如此。并且，2003年起至2011年的租赁合同中有约定租金金额，租金均由吕若茵签字确认收到。1992年，蒋仁禾和吕若茵的丈夫蒋仁仪共同出具声明书，确认讼争房屋由两人共同购买。1997年讼争房屋归蒋仁禾所有，并办理了产权证。2004年蒋仁禾曾回到厦门。2012年签订讼争《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蒋仁禾亦在厦门，并居住在讼争房屋内。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吕若茵代表蒋仁禾签订《房屋租赁托管协议》，其代理行为是否有效。由于上诉人杨再团、杨杰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蒋仁禾曾授权吕若茵就讼争房屋代为签订相关协议，难以确定蒋仁禾是否确有授权，因此，只有在上诉人是善意的，且有足够理由相信吕若茵系有权代理人的情况下，该协议方可认定有效。就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与吕若茵、蒋仁禾是亲戚关系，蒋仁禾、吕若茵长期居住在国外，两上诉人居住在国内。从目前证据来看，不管房屋出租给何人，由谁使用，至少从2003年起至今，杨再团一直代蒋仁禾管理着讼争房屋，对讼争房屋的状态比较了解。其次，2003年起讼争房屋出租给他人，租赁合同上出租方处打印的是“蒋仁禾”，在签名处则由吕若茵签字，此状态一直延续至2012年签订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并且，2003年起至2011年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均由吕若茵签字确认收到。在此期间，蒋仁禾2004年曾回到厦门，2012年签订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亦人在厦门，并居住在讼争房屋内，蒋仁禾从未对讼争房屋的管理、出租、使用等提出过异议。对以上情况，杨再团是知情的，因此，2012年在签订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仍延续原来“抬头处打印有出租方蒋仁禾，而签名处由吕若茵签字确认”的做法，杨再团、杨杰鹏有足够理由相信吕若茵的签字系有权代理行为。第三，没有证据证明杨再团、杨杰鹏在签订该份协议时是恶意的。综合以上分析，该份《房屋租赁托管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原审法院未考查讼争房屋产权人的具体情况及房屋长期以来的管理使用情况，仅简单以协议非蒋仁禾签字而认定上诉人系长期占用讼争房屋不妥，应予改正。蒋仁禾过世后，讼争房屋由被上诉人蒋秀芳继承，但仍由上诉人按原来状态管理使用着，被上诉人至其售出讼争房屋止，从未就讼争房屋向上诉人主张过房屋使用费，其于售出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诉人支付房屋占用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46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蒋秀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1元，均由蒋秀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聆审 判 员  胡林蓉代理审判员  章 毅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王兴胜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