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黄勇，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波，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龙符，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丽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5月20日对上诉人的代理人黄勇、被上诉人黄海波及其代理人龙符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是：2010年8月，被告黄海波出具《欠条》一张给原告收持，《欠条》上载明：“今欠到杨丽入股资金肆万元正（￥：40000.00元），承诺2012年8月-2013年8月还清。”原告认为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要求被告还款，被告否认是借款，认为是原告委托被告用于炒股的资金。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仅凭一张“欠条”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为被告向其借款4万元，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借款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要求被告返还借款4万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杨丽负担。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告杨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4万元，并承担2013年8月至起诉之日的利息2240元，一切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凭一张“欠条”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为被告向其借款4万元，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借款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分四次从上诉人处借走4万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否则被上诉人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不可能出具金额及还款期限明确的“欠条”给上诉人收存。本案中上诉人也不可能具备交付借款的证据，而原审法院曲解了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人为地加大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欠条上的金额是代杨丽炒股，并不是向杨丽借的钱，答辩人没有实际收到钱，具体以一审答辩意见为准。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针对其上诉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借条》一张，用以证明2009年8月杨丽向文山农行贷的小额创业贷款5万元，是用李云惠的房产证进行的抵押，杨丽为此出具了借条，欠条上的4万元就是该贷款中的一部分；第二组杨丽在国泰君安的《炒股资金往来》两张，用以证明欠条上的4万元用于炒股的资金流向。经质证，上诉人对该两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原件核对，并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借条》不予质证，对《炒股资金往来》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杨丽认可2009年8月以其名义向文山农行贷小额创业贷款5万元的事实，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该贷款是用李云惠的房产证进行抵押以及欠条上的4万元就是该贷款中的一部分的主张，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炒股资金往来》上载明的户名为杨丽，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杨丽在国泰君安证券营业部开户的《资料表》相互印证，而杨丽也认可欠条上的4万元是用于炒股，故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是：原审原告杨丽与原审被告黄海波曾是男女朋友关系，期间，即2009年7月7日，杨丽在国泰君安证券营业部开设了一个证券账户用于炒股，该账户一直由黄海波保管操作并实际进行了多次交易。2009年9月8日，以杨丽的名义在中国农业银行开化支行贷款5万元，期限2年，2011年8月23日，黄海波赔还了该贷款。2010年8月，黄海波出具《欠条》一张给杨丽收持，《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杨丽入股资金肆万元正（￥：40000.00元），承诺2012年8月-2013年8月还清。”杨丽认为与黄海波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要求黄海波还款，黄海波否认是借款，认为是杨丽委托其用于炒股的资金。双方协商未果，故杨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黄海波偿还借款4万元及利息2240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杨丽与被上诉人黄海波之间是否存在客观真实的借贷关系？黄海波是否应赔还杨丽主张的借款4万元？上诉人杨丽认为：其与黄海波之间仅是一般普通朋友关系，双方的借贷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以杨丽的名义开设了炒股账户也是客观真实的，而且以杨丽名义贷的5万元款也是被黄海波自己用于炒股了，后来黄海波不能赔还该5万元款，为了搬本，黄海波又找杨丽借款4万元，并说如果杨丽不借4万元给他，他就连之前的5万元贷款都不能赔还了，所以杨丽就分4次（每次1万元）用现金借给黄海波，最后一次给钱才写的条子，如果黄海波没有收到钱是不可能出具欠条给杨丽的，因此，黄海波应赔还杨丽借款4万元。被上诉人黄海波认为：其与杨丽是恋人关系，欠条上的4万元款并没有实际发生，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009年以杨丽名义贷的5万元款（用黄海波的朋友李云惠的房产证进行抵押），其中1万元被杨丽用去经营服装了，剩下的4万元由黄海波用在了杨丽的证券户中为其进行炒股，当时是承诺保证能给她赚些钱，但因股市不景气而亏损了，后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些矛盾，写欠条是因为黄海波帮杨丽管理着股票账户，黄海波没有实际拿着杨丽的4万元钱，而包括这4万元钱在内的5万元贷款已由黄海波赔还了，所以，黄海波不应赔还杨丽主张的4万元借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仅依据欠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波抗辩双方未实际发生借贷行为，并说明“欠条”里的4万元款属贷款5万元中的而非杨丽的钱，只因该4万元款由黄海波代杨丽炒股故而出具了“欠条”，但5万元贷款是由黄海波偿还了的，经本院查明杨丽的炒股账户确实由黄海波操作进行了多次交易，而以杨丽名义所贷的5万元款在“欠条”落款日期之后贷款期限届满时确由黄海波偿还了，故黄海波的说明具有合理性，结合杨丽无任何财产变动情况、证人、款项交付等依据相佐证，同时杨丽对借款原因的陈述（贷款5万元已炒股亏损，为搬本又分4次借出款，但作为成年人应当清楚炒股的风险，在股市不景气且已亏损的情况下还4次出借款去炒股）不符合常理，以及杨丽对欠条里“入股”两字的解释（先称是借款的理由，后又称因杨丽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没注意黄海波写成了“入股”资金）。综上，杨丽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黄海波之间存在4万元的借贷关系，其要求黄海波偿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决虽认定基本事实不全面，法律适用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800元，由上诉人杨丽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唐 丽审 判 员  韦祖庆代理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