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1民终33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向荣。委托代理人肖尚文，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586号洪山家园3栋-106。法定代表人邓向荣。委托代理人赵晓超，系该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龙震，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商务广场3001房。法定代表人姜伯伦，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虢光辉，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海军，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胡峰。上诉人邓向荣、上诉人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荣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原审第三人胡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5)长县民初字第4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4年4月16日，四达公司（甲方）与邓向荣（乙方）签订了一份《借款保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贰个月，自2014年4月17日起至2014年6月16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逾期付息在原利率基础上加收百分之五十罚息；甲方以自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商务广场404号房屋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4月17日，邓向荣支付给四达公司1300万元。同日，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伯伦向邓向荣的账户汇入104万元。此外，四达公司与邓向荣均认可的付现金额为353.48万元。2、2014年4月16日，四达公司（甲方）与湖南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借款咨询与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通过乙方牵线搭桥获得民间借款信息客户，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整；甲方保证按借款总额的6%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中介服务费，如延期续约则进入下一服务周期，按此条款另行交纳服务费用。”邓向荣从2013年8月23日至今一直系金荣达公司股东，并于2014年5月26日成为金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2014年7月1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邓向荣与四达公司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纠纷一案作出了《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对四达公司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商务广场404号房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的担保财产准予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二、邓向荣在借款本金1300万元、至2014年7月16日止的利息26万元以及2014年7月17日之后的利息（按本金1300万元、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4年7月17日起计算至担保物权实现之日止，利随本清）范围内优先受偿。2015年9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登记在四达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商务广场404号房屋交付邓向荣抵偿四达公司所欠邓向荣债务1155.9609万元；该房屋的所有权自本裁定书送达邓向荣时转移。2015年10月8日,该案执行终结。因此次借款产生的律师费18.1万元和案件受理费0.58万元在上述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范围内优先受偿。4、2015年8月31日，邓向荣、四达公司与案外人秦怡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邓向荣于2014年4月17日借给四达公司1300万元包含了秦怡出资的100万元，该100万元出资由秦怡与四达公司单独结算，不纳入邓向荣与四达公司的借款范围，邓向荣借给四达公司的借款本金为1200万元。5、四达公司、姜正军代四达公司支付给胡峰的款项合计150万元。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有：1、四达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变更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四达公司认为随着案件事实的进一步查清，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相关的事实请求提出变更，且本案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合理合法。邓向荣和金荣达公司均认为四达公司于法庭辩论结束后变更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邓向荣系金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的借款、还款过程中，出现了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主体相混同的情况，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的收款情况不宜分裂开来另案处理，故四达公司对金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减少当事人诉累，达到定纷止争之司法目的，原审法院认为宜将四达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变更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金荣达公司参与诉讼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四达公司认为金荣达公司参与本案诉讼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符合法律的规定。邓向荣和金荣达公司均主张金荣达公司与本案无牵连，不得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金荣达公司收取的中介服务费是基于本案的借款而产生的，还款事实的认定与金荣达公司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金荣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的规定。3、中介服务费应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以及中介服务费的性质认定问题。四达公司认为中介服务费是因本案借款而产生，应当一并处理，金荣达公司以收取中介服务费的名义掩盖其收取巨额的高利贷行为不应支持；邓向荣认为将居间合同纠纷放在本案一并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中介服务费收费标准过高还是过低，应该另案处理；金荣达公司认为其依照《协议书》的约定收取中介服务费是合法的。第一，关于中介服务费应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协议书》和《借款保证合同》指向的是同一笔借款，属于同一案件事实，应当将《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介服务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第二，关于中介服务费的性质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金荣达公司与四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形式上是金荣达公司为四达公司获得借款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应的中介服务费,而四达公司所获得的借款是金荣达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邓向荣出借给的，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之间系关联主体,因此金荣达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其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中介服务。在邓向荣依据《借款保证合同》约定收取2%/月的借款利率情形下，金荣达公司仍要求依据《协议书》的约定以2个月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按照借款总额6%的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是以收取中介服务费的形式掩盖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故《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介服务费实质为收取的高额利息，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该部分应当计算为对借款的偿还。4、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四达公司认为借款之日支付给邓向荣的104万元应当依法冲抵本金，冲抵后的借款本金为1096万元；邓向荣认为104万元系四达公司自愿支付的利息26万元和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78万元，且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借款本金为1300万元，扣减四达公司与秦怡另行结算的100万元后借款本金为1200万元；金荣达公司认为104万元中的78万元系金荣达公司要求四达公司支付到邓向荣账户的中介服务费。原审法院认为，邓向荣将借款本金1300万元足额支付给了四达公司，并未从中直接扣减利息，且四达公司也未在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其与邓向荣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纠纷一案时提出异议，现开福区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认定借款本金为1300万元，可以直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此外，四达公司与邓向荣均同意将借款中的100万元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重新核算利息，系权利人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为1200万元。5、还款数额的认定。除邓向荣认可付现的353.48万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1155.9609万元外，四达公司还主张支付给胡峰的150万元是四达公司偿还邓向荣的借款，另外于2015年8月31日向邓向荣支付了10张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邓向荣认为其未委托过胡峰收取借款本息，支付给胡峰的150万元与邓向荣无关，也未于2015年8月31日收取过四达公司支付的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金荣达公司和胡峰均认为支付给胡峰的150万元是四达公司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第一，关于借款之日支付的104万元和支付给胡峰的150万元款项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邓向荣和金荣达公司均认为于借款之日支付给邓向荣的104万元中包含了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78万元，但《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将中介服务费支付至邓向荣的账户；除此之外，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还认为四达公司支付给胡峰的150万元是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而涉及该笔款项的三张银行客户回单上均注明了“代四达公司还邓向荣款”等字样的用途。且邓向荣系金荣达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存在主体上的混同，故四达公司支付给邓向荣和金荣达公司的款项均应当认定为四达公司偿还给邓向荣的借款本息，即上述的104万元和150万元均属于四达公司的还款数额。第二，关于10张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四达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8月31日向邓向荣交付了10张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其提供的短信记录,上面显示手机号码为137××××0888于2015年8月31日13点22分向姜正军回复短信“48.52到了”，后经原审法院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星沙支行调取的邓向荣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明细中发现，邓向荣的建行卡账户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了转账存入48.52万元，邓向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在使用上述手机号码，且其也未就该笔款项的来源进行说明，故该院依法认定上述的48.52万元属于四达公司偿还给邓向荣的借款。综上，四达公司偿还给邓向荣的现金为656万元（353.48万元+104万元+150万元+48.52万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数额为1155.9609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一、胡峰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二、债务应当清偿。根据邓向荣认可的还款情况和该院依法认定的还款数额，按照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先后顺序进行抵充，截至2015年10月8日止，邓向荣多收取四达公司款项为1057554元。后邓向荣又于2015年10月29日和2015年11月3日分别收取了四达公司500000元和400000元，以上多收取款项合计1957554元（1057554元+500000元+400000元）。故四达公司主张邓向荣退还上述多收款项，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三、金荣达公司与邓向荣在本案借款和还款过程中已构成主体上的混同，邓向荣利用金荣达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收取利息和中介服务费，故金荣达公司应当与邓向荣共同履行退还上述多收款项的义务。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邓向荣和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退还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多收款项1957554元；（二）驳回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46元，减半收取15323元，由邓向荣负担。上诉人邓向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四达公司在原审中两次变更诉讼请求均已超过法定期间，原审法院未依法驳回其申请系适用法律错误。且四达公司增加退还多付的150万元的诉讼请求系以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向两个不同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在明知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伯伦已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先行起诉要求邓向荣退还支付给胡峰账户的150万元的情况下，未依法驳回该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共同退还多收款项超出了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只能在四达公司提出的“邓向荣退还854569元，金荣达公司退还150万元”的范围内判决，但原审法院判令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共同退还1957554元显然超出了诉请范围，应予以改判。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4）开民特字第02315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四达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支付的104万元中的78万元属于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2个月的中介服务费，只有26万元属于支付给邓向荣的利息，原审判决与该生效的裁定相悖；第二，原审判决以姜正军在银行客户回单上写明“代四达公司还邓向荣款”等为由，认定此150万元已偿还给邓向荣，但事实上，邓向荣从未授权给胡峰向四达公司收取借款，胡峰也没有将收取的150万元交给邓向荣，而是称该款项系金荣达公司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第三，原审判决以邓向荣不能合理解释银行账户收入的48.52万元为由，认定此款系四达公司对邓向荣的还款，而事实上，此款与四达公司主张的50万元承兑汇票的款项在金额、形式上均不同，四达公司不仅没有交付凭证，也认可其不是该笔48.52万元款项的付款人，此款与四达公司无任何关联。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改判由四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人金荣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4）开民特字第02315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四达公司支付的104万元中的78万元系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2个月的中介服务费，原审判决认定该笔款项均是四达公司偿还给邓向荣的借款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以姜正军在银行客户回单上写有“代四达公司还邓向荣款”等为由认定150万元系对邓向荣的还款没有事实依据，该笔款项系金荣达公司授权胡峰向四达公司收取的中介服务费，并未将此款交给邓向荣；3、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逻辑关系的情况下，将48.52万元错误的认定为四达公司支付的50万元。此外原审判决在计算借款、还款、欠款的本息上也存在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四达公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变更诉讼请求，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2、四达公司增加的“退还多付的150万元”诉求系以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向两个不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法院未依法驳回该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定中介服务费实质为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将该中介服务费计算为偿还借款系事实认定错误并违反了法定程序。四达公司既未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也没有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该《协议书》，人民法院也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判决确认该《协议书》无效或予以撤销、变更，原审判决直接将该中介服务费计为偿还借款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且四达公司已经支付的中介服务费也没有超出所谓的高额利息的最高限定标准，也不在应当退还的范围内。（四）原审判决金荣达公司与邓向荣共同退还多收款项是错误的。1、金荣达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的中介服务合同关系与本案诉争的借贷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2、金荣达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对四达公司与邓向荣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独立请求权，原审法院径行判令金荣达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该判决超出了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改判由四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四达公司对邓向荣、金荣达公司的上诉一并答辩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四达公司依据相关事实对诉讼请求作出变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邓向荣是金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股东，在借款还款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主体混同的情况，为了避免同一个案件事实在不同的法院产生相矛盾的判决，四达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应当一并处理；原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减少诉累将变更的诉讼请求一并处理，符合案件审理的实质需要，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解决纠纷；2、上诉人提出的以同样事实理由向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四达公司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的被告是胡峰，案由是不当得利，更重要的是四达公司已经撤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3、原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已经认定金荣达公司与邓向荣在本案借款还款中已经构成主体混同，原审判决金荣达公司与邓向荣共同退还多收款项并无不当；4、本案查明的事实只有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民间借贷，上诉人所提出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只是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为了收取高额利息的手段，原审法院审理中介服务费并无不当；5、金荣达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法律也没有规定第三人不能承担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金荣达公司承担义务并无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在（2014）开民特字第02315号民事裁定中认定了中介服务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并没有作出相关认定；2、胡峰收取的150万元应当属于四达公司偿还的借款，在银行付款凭证上已经注明了代四达公司偿还邓向荣款项；3、四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短信记录，原审法院也调取了邓向荣的银行流水证实当天邓向荣账户收到了该笔款项，而邓向荣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邓向荣收到的48.52万元款项系四达公司的还款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胡峰对邓向荣、金荣达公司的上诉一并答辩称：1、姜伯伦于2015年11月18日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是该150万元款项的付款人而非四达公司，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四达公司向胡峰支付的150万元系四达公司偿还给邓向荣的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仅以姜正军在银行客户回单上写了“代四达公司还邓向荣借款”等为由，认定此150万元已偿还给了邓向荣，但事实上胡峰是受金荣达公司的委派收取该笔中介服务费，事后也没有将该笔款项交给邓向荣，收取的该笔款项与邓向荣无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金荣达公司对邓向荣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存在主体混同是错误的，邓向荣仅是金荣达公司的四个股东之一，涉案借款发生时，邓向荣只是小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与金荣达公司不存在主体混同；邓向荣没有授权委托胡峰收取相关款项，胡峰收取的150万元是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该笔款项也没有打入邓向荣的私人账户，不存在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的财务混同问题；金荣达公司依法经营可以收取咨询服务费用，至于收取多少只要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即可，不存在业务混同；四达公司与金荣达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协议无效是错误的。邓向荣对金荣达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认同金荣达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尤其是关于150万元款项的情况。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四达公司与金荣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邓向荣向本院提交了一张收款收据，拟证明：四达公司就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6月17日两个月向邓向荣支付的共计52万元的利息中，有4万元是秦怡的100万元借款本金两个月应得的利息，邓向荣已经支付给了秦怡，应当将这4万元从邓向荣已经收到的还款数额中予以剔除，这两个月之外的秦怡的100万元本金的利息由秦怡与四达公司另行结算，与本案无关。四达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金荣达公司、胡峰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胡峰向本院提交了关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5407号案件的相关诉讼材料，包括起诉状、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拟证明：1、在本案原审期间以同一事实、诉求、理由，姜伯伦作为原告，以胡峰为被告，邓向荣与四达公司为第三人，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开庭审理；2、姜伯伦主张并举证证明本案中诉争的150万元是姜伯伦支付给胡峰账号的而非他人。邓向荣及金荣达公司对胡峰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四达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案的原告方不一致，且姜伯伦已经撤诉，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准许撤诉的裁定。本院认为，邓向荣提交的收款收据仅涉及2万元款项，不能达到邓向荣主张的应当剔除4万元款项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胡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鉴于姜伯伦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与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并不一致，且姜伯伦已经撤诉，对本案的审理不产生影响，故对胡峰提交的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主张，本院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如下：一、原审判决对于四达公司向邓向荣已还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有误。对于该还款数额的认定需先审查四达公司向金荣达公司支付的中介服务费是否应认定为系对诉争借款的还款，首先，各方当事人对四达公司所还款项中的78万元及150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邓向荣、金荣达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中介服务费，而四达公司则主张系对邓向荣的还款，且中介服务费又因本案诉争的借款而产生，故有必要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其次，在四达公司与邓向荣签订《借款保证合同》的同时，四达公司与金荣达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就上述借款约定由四达公司向金荣达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四达公司亦在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的当日向邓向荣账户支付了104万元款项，而签订合同时邓向荣系金荣达公司的股东，根据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的主张四达公司支付到邓向荣账户的104万元包括了26万元利息与78万元中介服务费，鉴于上述两份合同同时签订以及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的特殊关联关系，两份合同项下的款项亦一并支付到邓向荣的账户，足以认定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系以收取中介服务费的形式掩盖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介服务费实质为收取高额利息应当计算为对借款的偿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1、关于104万元款项的认定，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对104万元款项中的78万元提出的该款项系向金荣达公司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的主张不能成立，该104万元款项应认定为系四达公司对邓向荣的还款；关于该认定是否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4）开民特字第02315号民事裁定相冲突的问题，上述裁定系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就邓向荣提出的实现担保物权申请作出的，所确认的事实部分中并没有认定104万元款项中78万元系支付给金荣达公司的中介服务费这一事实，而本案经过审查认定78万元实质系四达公司向邓向荣的还款并没有与上述裁定相冲突。2、关于150万元款项的认定，邓向荣、金荣达公司以及胡峰均主张胡峰收取的150万元系四达公司向金荣达公司支付的中介服务费，如上所述，即使该笔款项系中介服务费也应认定为实质系向邓向荣的还款；关于姜伯伦就该笔150万元款项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问题，姜伯伦提起的该案诉讼与本案诉讼的原被告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且四达公司、胡峰均陈述称姜伯伦就该案已经撤回起诉，故姜伯伦就该笔150万元款项提起诉讼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3、关于48.52万元款项的认定，四达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姜正军与邓向荣的往来短信，邓向荣于2015年8月31日向姜正军回复短信称“48.52到了”，能与原审法院调取的邓向荣当日的银行账户到账48.52万元相互映证，而邓向荣又未能就该笔款项做出合理解释，显然四达公司主张的向邓向荣还款48.52万元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判决认定该还款事实符合法律规定；4、邓向荣二审提出的已还款数额中应当扣除已由其支付给案外人秦怡的4万元利息的问题，一方面邓向荣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向秦怡支付了4万元利息，另一方面依据《还款协议》的约定，秦怡的100万元借款由四达公司与秦怡单独结算，但并未就已还款部分如何处理进行约定，邓向荣主张的已支付给秦怡的4万元还涉及案外人秦怡，在秦怡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不宜在本案中对邓向荣主张的该笔4万元款项予以处理，故对邓向荣提出的将该4万元款项从已还款数额中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四达公司在原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中，四达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15日、2016年2月26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收到申请后均将四达公司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以及相应的举证通知书同时送达给了各方当事人，原审法院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其同意四达公司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未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原审是否超诉讼请求判决。四达公司经变更诉讼请求后最终确认的诉讼请求为“邓向荣立即退还其多收款项854569元，金荣达公司立即退还其多收款项1500000元”，原审法院判令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共同退还四达公司多收款项1957554元，确系超诉讼请求判决，本院予以纠正。鉴于金荣达公司认可胡峰收取的150万元为金荣达公司收取的中介服务费，而四达公司亦仅请求邓向荣与金荣达公司分别退还多收款项，故本院支持四达公司提出的要求金荣达公司退还150万元的诉讼请求，剩余的457554元款项则由邓向荣承担退还责任，对四达公司提出的要求邓向荣退还85456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仅支持457554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超诉讼请求判决，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邓向荣、金荣达公司的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5）长县民初字第44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退还多收款项457554元，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退还多收款项1500000元；二、驳回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646元，减半收取15323元，由邓向荣承担13023元，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646元，由邓向荣与湖南金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承担153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刘朝晖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