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宝民一(民)初字第7356号原告赵强。委托代理人柴小雪，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舒怡，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志峰。委托代理人徐纪光(系被告徐志峰父亲)。委托代理人崇昕，上海谭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琴。委托代理人崇昕，上海谭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卞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娟，经理。委托代理人陈秉惠，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圣。委托代理人戴益鸣，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侯建栋。委托代理人方芳，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强与被告徐志峰、黄琴、上海卞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卞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张圣、侯建栋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赵强的委托代理人柴小雪、王舒怡、被告徐志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纪光、崇昕暨被告黄琴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卞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秉惠、第三人张圣的委托代理人戴益鸣、被告侯建栋的委托代理人方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强诉称，被告徐志峰、黄琴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27日，被告徐志峰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若无标明，均为人民币)，原告现金交付了该笔款项。2015年4月4日，被告徐志峰再次向原告借款4,000,000元，被告徐志峰向原告出某借条和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5日，同时还约定了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等内容，当天原告通过转账支付了4,000,000元。2015年5月19日，被告徐志峰再次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23日并约定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等内容，原告于当日通过现金交付了该笔借款。被告徐志峰通过三次借款共计向原告借款4,400,000元。除上述借款外，被告徐志峰还曾向原告先后借款450,000元、400,000元，但约定由嘉定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认为被告黄琴与徐志峰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应共同归还借款及相应的利息。被告徐志峰提供一张被告卞佑公司盖章确认的支票作为借款担保，支票用途上也特别注明是徐志峰借款担保，故被告卞佑公司应作为担保人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借款现均已到期，被告未能及时归还借款本息，现诉请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徐志峰、黄琴支付原告借款本金4,400,000元及自2015年5月6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本金按4,400,000元计算，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其中被告徐志峰已经归还的525,000元，同意在本案本息中予以扣除；2、被告卞佑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徐志峰、黄琴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徐志峰与第三人张圣是朋友关系，2015年3月25日张圣联系徐志峰去澳门赌博，并称那边都已安排好。因被告徐志峰没有赌资，张圣说原告赵强会安排筹码，并打电话给原告，后来原告给被告徐志峰安排1,000,000元港币的筹码，当时未出某借条。被告徐志峰在澳门输掉了全部筹码之后就根据张圣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了原告。被告并未在第二天打电话要求第三人侯建栋再帮助安排1,000,000元港币筹码。3月26日被告从澳门回到上海之后就立即联系赵强协商如何还款。因被告徐志峰未能及时还款，在3月27日、5月19日根据原告的要求出某了两张200,000元借条，实际上均是原告计算的利息。4月4日，原告又以行规为由逼迫被告徐志峰写下4,000,000元的借条并根据原告要求到银行走账，4,000,000元到账后根据原告要求立即转给第三人张圣，被告并未实际占有4,000,000元。经查，当天4,000,000元的具体走账方式如下：第三人侯建栋先转账2,030,000元给原告赵强，案外人转账970,000元给赵强，随后赵强分三次将3,000,000元转给被告徐志峰，而后徐志峰又分三次将3,000,000元转给第三人张圣，第三人张圣再将这3,000,000元转给了侯建栋。之后侯建栋又将1,000,000元转给赵强，赵强再将1,000,000元转给徐志峰，徐志峰再将这1,000,000元转给了张圣，张圣再将该1,000,000元转给侯建栋，侯建栋随即将990,000元打给赵强妻子何志娥。原告通过走账形成4,000,000元借款事实试图掩盖与徐志峰之间非法债务关系。原告与被告徐志峰之间仅存在1,000,000元港币筹码的债务纠纷，被告徐志峰自2015年4月29日至5月12日期间已经归还1,075,000元。但即使被告已经还钱，原告仍然逼迫徐志峰写借条，称是利息，所以会产生约定由嘉定法院管辖的借条。此外，退一步讲即使如原告所述被告徐志峰向原告借款用于归还侯建栋的赌债，原告到澳门赌博产生赌债及事后转账赵强均全程参与，赵强完全应当知道借款的用途，其出借资金给徐志峰是为徐志峰非法提供赌资，其出借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卞佑公司辩称，原告处的支票确实是被告卞佑公司的，但卞佑公司没有为徐志峰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支票上用途栏的字也非被告书写，支票也非卞佑公司交付原告。因被告卞佑公司与徐志峰名下的光杰公司存在委托加工托盘业务，卞佑公司就将一张空白支票交给了光杰公司，但并未告知光杰公司支票取款的密码。至于支票为何会在原告处，卞佑公司不清楚。被告卞佑公司也不清楚被告徐志峰向原告借款，更未为徐志峰提供担保。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张圣述称，其与徐志峰系朋友关系，两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3月张圣与徐志峰一起去澳门赌博，因徐志峰未带赌资，张圣就与赵强联系，赵强称不放筹码，但称可以与侯建栋联系放码。后徐志峰与侯建栋联系，通过侯建栋安排筹码，徐志峰第一次与侯建栋联系安排1,000,000元筹码时张圣在场，后来在银行走账时听赵强讲徐志峰第二天自己打电话给他还要筹码，于是赵强通过侯建栋联系澳门人再出了1,000,000元筹码给徐志峰。澳门赌场放码的规矩是一拖一，输了2,000,000元的筹码实际上是相当于输掉4,000,000元。回上海后商谈如何归还借款时，确认徐志峰输了2,000,000元筹码，结算下来徐志峰应支付侯建栋4,000,000元，由侯建栋归还徐志峰在澳门的赌资。2015年4月4日，在大场的农业银行徐志峰向赵强借款4,000,000元归还侯建栋的欠款，赵强、徐志峰、侯建栋及张圣均在场，因为徐志峰怕家里人知道去澳门赌博且因为是通过张圣认识的侯建栋，所以提出通过张圣把钱转给侯建栋。后张圣收到徐志峰的4,000,000元后立即转给了侯建栋。第三人侯建栋述称，其与原告赵强系朋友，两人自2012年开始就有资金往来，侯建栋也欠了赵强一些钱，2015年4月4日，侯建栋转给赵强的4,000,000元系侯建栋归还赵强的借款，当时侯建栋对于徐志峰与赵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并不清楚。徐志峰在澳门赌博时通过侯建栋安排了2,000,000元的筹码，期间赵强并未与侯建栋联系过放筹码的事情。徐志峰在澳门输钱之后应当归还侯建栋4,000,000元筹码资金，回到上海徐志峰就联系侯建栋要清偿侯建栋垫付的赌资。至于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所陈述的第三人侯建栋在澳门赌博时，赵强为其安排筹码，两人之间存在的4,000,000元债务，后因原告去澳门赌博侯建栋也为其安排过筹码，故侯建栋与赵强之间的赌资已经结清。经查明，被告徐志峰与黄琴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27日，被告徐志峰以生意周转为名向原告出某一张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约定借期1个月。借条上特别注明现金已经收到。第三人张圣在担保人一栏处签名。2015年5月19日，被告徐志峰再次向原告出某一张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和收据，约定逾期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款项于2015年5月23日前归还。收据中注明收到现金。2015年4月4日，被告徐志峰向原告出某一张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条及收条。同日，徐志峰又与原告签署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借款3,000,000元，于2015年5月5日归还，并约定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015年5月13日、5月23日，被告徐志峰分别签署金额为450,000元、400,000元借款协议，但约定由嘉定法院管辖。2015年3月26日至3月27日，原告赵强尾号9933电话与被告徐志峰尾号1357电话有频繁联系记录。另，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5月27日期间，被告徐志峰通过个人账户或指示案外人向原告及原告妻子何志娥账户共计转账975,000元。徐志峰另称在2015年5月15日以现金形式交付原告100,000元。原告对于转账的975,000元予以确认，称其中450,000元是归还约定嘉定法院管辖的借款，但否认收到现金100,000元。同时，被告徐志峰主张已给付原告的钱款均是归还1,000,000元港币的澳门赌债，不同意原告将其中的450,000元用于抵扣原告所谓的约定由嘉定区法院管辖的另外450,000元借款债务。又查明，2015年4月4日(自13：19至13：55期间)，原告赵强、被告徐志峰、第三人张圣、侯建栋在农业银行上海大场支行循环转账。具体为：侯建栋先后转账2,000,000元、30,000元至赵强账户，赵强分三次分别转账1,000,000元至徐志峰账户，徐志峰分三次分别转账1,000,000元至张圣账户，张圣分三次分别转账1,000,000元至侯建栋账户，侯建栋再次转账1,000,000元至赵强账户，赵强再转账1,000,000元至徐志峰账户，徐志峰再转账1,000,000元至张圣账户，张圣再转账1,000,000元至侯建栋账户，侯建栋再转账990,000元至赵强妻子何志娥账户。再查明，针对上述借条及借款协议所记载的债务，被告徐志峰曾于2015年7月向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原告赵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其通过张圣认识徐志峰。2015年3月份徐志峰向其借款200,000元现金用于公司经营。2015年4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再次出借给徐志峰4,000,000元，其中部分钱款是侯建栋归还原告借款后，原告再出借给被告徐志峰。2015年5月13日、5月23日，徐志峰再次借款450,000元、400,000元。2015年5月19日又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其中4月4日借款4,000,000元时赵强、徐志峰、侯建栋及张圣均在现场。徐志峰收到4,000,000元后就把钱打给张圣，并让张圣将钱转给侯建栋用于还徐志峰在澳门赌博的借款。第三人张圣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其介绍徐志峰与赵强认识，2015年3月，其与徐志峰一起去澳门赌博，徐志峰让其找人帮忙出筹码，其当时就想到了赵强，于是其就打电话给赵强，但赵强说不能出，要让朋友侯建栋出。后来侯建栋联系到一个澳门当地人出了1,000,000元人民币筹码，当时讲好一拖一，输赢翻倍。后徐志峰将筹码全部输光。徐志峰又叫其打电话给赵强出筹码，其给赵强打了电话，但赵强说时间太早，等下再说。至于后来徐志峰是否直接给赵强打电话出筹码其不清楚。2015年4月4日，徐志峰给其打电话称赵强要和他结账要让张圣陪他一起去，当时侯建栋也在银行，到了银行听赵强讲徐志峰自己给其打电话要求再出筹码，后来赵强通过侯建栋让澳门当地人出了筹码。结算下来总共欠款4,000,000元，因徐志峰还不出，赵强就让徐志峰银行卡先过账，然后再写欠条。徐志峰怕家人知道就提出把钱转给张圣，其收到钱后将钱转给了侯建栋。因为赵强认为徐志峰有能力还款，就让徐志峰给其出某4,000,000元的借条，算作徐志峰向赵强的借款，然后还给侯建栋由侯建栋去平澳门4,000,000元的账。徐志峰对于走账和写借条都是自愿的。第三人侯建栋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其与赵强系多年朋友，2014年在张圣的棋牌室认识徐志峰，2015年3月份，徐志峰与张圣去澳门赌博，张圣给其打电话称徐志峰赌钱需要筹码，其后来通过赵强了解到徐志峰家境可以还款没有问题，随即就联系澳门一朱姓朋友为徐志峰出了1,000,000元筹码，当时讲好一拖一，第二天早上有人用徐志峰电话打来要求再出1,000,000元筹码，其就联系澳门的这个朋友再次出了1,000,000元筹码。两次出筹码均无凭证。2015年4月4日，张圣打电话称要把帐结下，当赶到银行时赵强、徐志峰、张圣已经都到了。当公安机关询问为何赵强也在银行时，侯建栋称当天赵强也给其打电话要求还钱，其就让赵强赶到银行等着还钱。后来张圣将4,000,000元归还后，其给赵强转账3,000,000元，给赵强妻子何志娥转账990,000元，把与赵强的债务结清。第三人侯建栋在嘉定区公安分局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在回答其与赵强的债务关系时，侯建栋答“去年4、5月份的时候，我去澳门赌钱，通过赵强出了200万的码，我就一直欠赵强400万块钱”。在回答其何时将欠赵强的钱还清时，侯建栋答“2015年4月4日上午先还了200万给赵强，后来张圣还给我钱后，我又打给赵强100万。第二天上午又转给赵强老婆100万，才把钱还清”。在回答收到钱后，是否归还澳门的筹码钱时，侯建栋答“本来澳门方面欠我的钱，正好抵消掉了，不必再还了”。审理中，侯建栋又称自2012年开始因生意资金周转陆续向赵强借款，2015年4月4日当天转给赵强及何志娥的3,990,000元系归还赵强的上述生意借款。同时在庭审中侯建栋又称之前嘉定公安机关关于其与赵强债务关系事实的记录有误，称后来赵强去澳门赌博，侯建栋也为其出了2,000,000元筹码，因此其与赵强之间的赌资相互结清。赵强对侯建栋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此外赵强、侯建栋否认当时就为徐志峰出筹码的事情进行过联系。审理中，原告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及案外人的情况说明等，为证明自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侯建栋因为生意资金周转多次向其借款，并称在4月4日收到侯建栋3,990,000元转账后账目结清。被告认为原告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侯建栋之间存在债务纠纷，且该陈述与侯建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故均不予认可。且被告徐志峰坚称自己在澳门只输掉1,000,000元港币的筹码，否认输掉2,000,000元人民币筹码，各方对此均无证据证明。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借条、借款合同、收条、转账凭证、支票、工商登记档案、银行流水、案外人出某的说明、银行流水、被告徐志峰、黄琴提供的借款合同、通话记录、录音、转账凭证、被告卞佑公司提供的委托加工合同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为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知晓与被告徐志峰之间债务的性质。根据查证事实，可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债务纠纷源于被告徐志峰在澳门赌博。被告徐志峰因生意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的理由实属牵强。纵观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出借筹码及回上海后确定欠款金额及转账等关键环节上的庭审陈述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难发现存在诸多矛盾：矛盾一，关于徐志峰、张圣就澳门赌博出筹码是否与赵强联系过。张圣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称与其联系过，赵强让其与侯建栋联系出筹码。侯建栋在公安机关也陈述称在出筹码时向赵强了解过徐志峰的基本情况。但在庭审中赵强既否认张圣、徐志峰与其联系过出筹码事宜，也否认介绍侯建栋出筹码以及与侯建栋联系过，而侯建栋在庭审中就是否与赵强联系过的回答也前后不一；矛盾二，关于四人为何在2015年4月4日转账当日都出现在农业银行，张圣在公安机关陈述称是徐志峰打电话讲赵强要结算账目让他陪同一道过去，侯建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称是张圣打电话讲准备结账，同时赵强也给其打电话催帐。而侯建栋在庭审中就赵强在银行的原因也语焉不详；矛盾三，关于2015年4月4日的转账行为，赵强在回答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是徐志峰收到4,000,000元后最终转给侯建栋，是用于归还徐志峰在澳门的赌债，而侯建栋在公安机关陈述称其收到张圣转来的4,000,000元后，再转给赵强及何志娥的3,990,000元是用于归还其2014在年澳门赌博时欠赵强的筹码钱，后在庭审中侯建栋又改口称是归还之前生意上向原告多年的借款。对于其先前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澳门赌博，拖欠赵强的4,000,000元筹码钱，庭审中却称后来赵强去澳门赌博，其为赵强出了筹码，因此两人已相互结清赌资。从相关当事人前后不一的陈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原告及相关第三人均想撇清原告与被告徐志峰及第三人之间在澳门赌博事件上存在瓜葛。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能仅看合同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综合分析本案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可以发现，赵强、侯建栋庭审中对上述关键问题上的陈述与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矛盾，两人庭审中的陈述试图撇清赵强与徐志峰在澳门赌博事情上存在关联。因赵强、侯建栋在诸多问题的陈述上存在矛盾，且不能给予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赵强、侯建栋庭审中的上述矛盾陈述不予采信。张圣作为原告、徐志峰、侯建栋共同的朋友，全程参与了徐志峰澳门赌博、转账等过程，相对而言张圣的相关陈述与本院查证的事实较为吻合，具有一定可信性。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所形成的高度可能性，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原告赵强自被告徐志峰赴澳门赌博伊始，直至返回上海，均知晓徐志峰动态。赵强不但指示筹码来源，而且在徐志峰回到上海后，直接与徐志峰议定赌债金额。究其实质，就是原告及第三人采用提供筹码并“赊账”方式，先让徐志峰实施赌博行为，再行结算。单就其所谓出借款项而言，正如查证显示，原告所谓的4,000,000元借款金额与第三人所述的2,000,000元筹码以“一拖一”规则翻倍结果相吻合。原告与第三人在解释4,000,000元款项循环流转的理由时说法不一，多有矛盾，且明显有悖常理，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徐志峰依一般民间借贷关系取得了4,000,000元的借款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银行转账行为及相关借款合同，均是相关当事人试图通过合法的借贷形式掩盖为徐志峰提供赌资并据以催讨的事实。无论徐志峰赌输了1,000,000元港币筹码，还是2,000,000元人民币筹码，亦无论徐志峰已支付原告赵强的钱款是1,075,000元还是975,000元，原告、被告徐志峰及相关第三人涉赌行为均属违法，且为社会公序良俗所不容。另就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另外两笔200,000元借款争议，原告均以现金交付为由要求被告徐志峰归还，结合本案实情及前文论述，原告既缺乏交付依据，且与4,000,000元赌债存在关联的可能性极大，本院一并不予采信。故原告与被告徐志峰之间因被告徐志峰赌博所形成的实质上的赌债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因此形成的借款合同无效。基于该债务派生的夫妻债务、担保责任承担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0,667元，由原告赵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汤宇军审 判 员  张继峰人民陪审员  林景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陆建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26lt;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26gt;》第11条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对双方的违法借贷行为，可按照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及《关于贯彻执行%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6gt;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第163条、第164条的规定予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