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渝05民终2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涤，女，1960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邓章涛，重庆章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长寿，重庆章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西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6号，组织机构代码20281590-2。法定代表人伍成炼，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潘之龙，重庆商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涤与被上诉人华西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西包装公司）养老��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4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周涤原系长江电工厂职工。1988年1月3日，重庆包装工业公司（下称包装工业公司）向长江电工厂干部处发出《干部商调函》[渝包调（88）第1号]，主要内容为：因工作需要，拟商调周涤同志到包装设备公司工作；如长江电工厂同意调出，请将周涤的全部档案、现实表现等材料一并寄往包装工业公司。1988年1月6日，长江电工厂向包装工业公司回函，表示同意将周涤调往包装设备公司工作，并将其档案、现实表现信用证健康状态寄出。1989年5月10日，周涤取得《工作证》一个，封面载明的单位为“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而《工作证》里“单位”一栏手填为“包装设备公司”。1991年2月25日，中国包装总公司海南公司重庆联络处（下称包装总公司海南公司）向包装工业公司发出《借调函》，载明：“我处因工作需要，特向贵公司借调周涤同志到我处工作。时间从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借调期间该同志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由我处负责。借调期满，仍回贵公司工作”。1991年3月23日，包装工业公司向包装总公司海南公司回复了《通知》一份，载明：“经研究，同意包装设备公司职工周涤同志借调至你单位工作，借用时间自1991年4月1日起，借用期间该同志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由你单位支付”。1992年4月4日，包装总公司海南公司向包装工业公司劳动人事处发出《通知》，载明：“由于包装设备公司工作需要，我处借用贵公司职工周涤同志从本月起即回贵公司工作，我处不再借用”。1992年9月29日，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向中国包��总公司发出了《关于申请成立华西包装集团的请示》（包总渝分[1992]57号），申请成立华西包装集团公司。1993年2月13日，中国包装总公司下发《关于成立华西包装集团华西包装集团公司的批复》，同意在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和包装工业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华西包装集团公司。2015年3月27日，周涤以华西包装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取得《收件回执》一份，载明的请求事项为“因未参加养老保险和档案遗失，导致不能领取养老金而造成经济损失720000元”。因逾期未作出决定，2015年4月8日，该院出具的编号2015-455号《证明》，周涤遂诉至法院。另查明，1987年10月19日，经原重庆市经济委员会批准，包装设备公司成立。1997年1月23日，华西包装集团发出华包[1997]16号文件，决定将重庆包装印刷工业供销公司和包装设备公司并入华西包���贸易公司接收。1997年3月5日，包装设备公司申请注销，在《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企业的人员安置、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处理情况”一栏明确写明：“人员由华西包装贸易公司安置。设备、设施、物资、债备均由华西包装贸易公司接受和承担”，并由华西包装贸易公司加盖了公章。2001年9月26日，华西包装集团公司更名为华西包装公司，即本案被告。还查明，2012年4月5日，周涤向重庆市国资委提交了《要求书恢复工作关系并办理退休的情况反映》，写明“我叫周涤，原是包装设备公司员工”。原审原告周涤诉称，原告原系重庆长江电工厂（下称长江电工厂）职工。1988年1月，原告由长江电工厂商调到被告的前身即中国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下称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原告本人个人楼案资料也同时由长江电工厂转入被告处。1989年5月，���告给原告办理了《工作证》。1991年，原告被被告安排到其海南办事处工作；1992年，被告安排本人返回重庆工作，但报到时，被告称目前各岗位已满员，暂时无法安排位置，要求原告回家等待安排，原告后来多次向被告提出了要求恢复工作，时任被告副总的口头回复称帮原告协调安排，但后来并未安排恢复工作。2010年，原告向被告提出办理提前退休，但此时被告告知原告：原告档案早已遗失，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和补办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等相关手续。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因未为原告参加养老保险和遗失了原告的档案而造成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720000元。原审被告华西包装公司辩称，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因为原告的原工作单位是重庆包装印刷技术设备公司（下称包装设备公司），而非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后包装设备公司于1997年并入重庆华西包装物资贸易公司（下称华西包装贸易公司），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告的档案并不在被告处，故原告认为遗失了其档案与客观事实不符；1992年，经了解原告离开其工作单位系其个人原因，不辞而别，也未回原工作单位办理相关辞职手续，其原工作单位联系不上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1年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干部商调函》、《工作证》、1991年3月23日的《通知》以及原告自己书写的《要求恢复工作关系并办理退休的情况反映》的内容，原告原系包装设备公司职工，而非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职工。因机构调整，包装设备公司后被并入华西包装贸易公司，华西包装贸易公司与被告均属有用人资格的独立法人组织。庭审中，原告也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档案调入了被告处保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以被告遗失其档案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养老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审原告周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周涤与中国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于1988年起就建立了合法劳动关系，上诉人持有的工作证即是完整合法的证据。就劳动关系而言，上诉人已尽举证义务。但这段事实一审却忽略，反而纠缠上诉人的工作岗位“包装设备公司”。上诉人持有的工作证发证单位是“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而不是“包装设备公司”。一审法院只注意了公司制度的制定路径，却忽略根本。本案应当充分注意和了解我国用工制度的沿革事实。二、一审判决的结果，违反宪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是违法判决。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劳动的权利��义务。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均保障维护妇女的劳动权，而一审判决结果是使上诉人的劳动权没有得到保障。三、上诉人的劳动人事档案在1988年由长江电工厂寄给了重庆包装工业公司（该司与“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系两块牌子一个单位的公司机构）。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劳动人事档案后，存放何处等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对此不负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华西包装公司答辩服从原判。二审查明，周涤于1989年5月10日取得的《工作证》上加盖有封面载明单位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的钢印。1992年4月4日借用单位包装总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包装工业公司发出职工周涤回贵公司工作的《通知》后，周涤未向包装工业公司、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及包装设备公司提供劳动，上述公司也未向周涤支付劳动报酬。包装工业公司、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包装设备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包装设备公司是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及包装工业公司的下属企业，而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与包装工业公司均是中国包装总公司的下属企业，二企业属于人员混同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公司结构。二审查明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双方争议焦点是，华西包装公司是否遗失周涤人事档案，华西包装公司对此是否承担周涤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赔偿责任？一、关于华西包装公司是否承担周涤人事档案遗失的赔偿责任的问题。周涤认为，上诉人持有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工作证以及包装工业公司的干部商调函、长江电工厂寄出的回函等证据证实其1988年从长江电工厂调出后与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其人事档案已在其用人单位，而包装设备公司并非实际的用人单位，后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已改制为现华西包装公司，因该公司遗失其人事档案致使本人不能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华西包装公司则认为，周涤与华西包装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周涤也无证据证实华西包装公司将其人事档案遗失，其要求华西包装公司承担其人事档案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周涤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周涤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主张因档案遗失和未缴纳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72万元，这个表述有多种可能的理解，一是档案遗失造成的损失，二是未缴纳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三是以上两种损失相加，四是档案遗失和未缴养老保险是造成70多万元损失的两个原因。而档案遗失造成的损失与未缴纳养老保���造成的损失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周涤的诉讼请求并不清晰明确，考虑到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请有释明的义务，现对上诉人周涤诉请的相关内容评述如下：周涤主张是与华西包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周涤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审理中，周涤举示了包装工业公司的《干部商调函》、《工作证》、《长江电工厂回函》、借用单位给包装工业公司的《通知》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审查，上诉人举示的工作证上虽盖有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的钢印，但周涤于2012年4月5日向重庆市国资委提交的《要求恢复工作关系并办理退休的情况反映》中写明其是包装设备公司员工，而非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而工作证上载明用人单位手填一栏也是包装设备公司，同时1991年3月23日，包装工业公司向周涤借用单位包装总公司海南分公司回复的《��知》也载明周涤系包装设备公司借调至借用单位等事实均可证明周涤系包装设备公司职工，而非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职工。故周涤的用人单位为包装设备公司。审理中查明，包装工业公司与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均是包装设备公司的上级主管企业，包装工业公司曾向长江电工厂发出周涤调动至包装设备公司的商调函，长江电工厂接函后向包装工业公司发出了同意周涤调动至包装设备公司的回函，事后包装设备公司的主管企业包装总公司重庆分公司又向周涤发放了工作证，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周涤的人事档案已从长江电工厂转移到包装工业公司。被上诉人作为包装设备公司的主管企业虽否认周涤的人事档案，但由于周涤的用人单位包装设备公司未参加本案诉讼，无法确认周涤的人事档案是否存于原用人单位包装设备公司即现华西包装贸易公司或已经遗失。���、由于包装设备公司的承继单位华西包装贸易公司未参加本案审理，未对周涤的人事档案是否收到应诉答辩，其公司前身作为周涤的用人单位未为周涤缴纳养老保险导致其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否应承担责任未作审查，本院既不能确认周涤人事档案是否已经遗失，更不能确认周涤人事档案遗失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加之，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周涤诉请不明的情况下，未对上诉人周涤的诉请予以释明，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此案发回重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4765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重审。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江信红审 判 员  邓方彬代理审判员  肖 飞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