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7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得林，男，1954年10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红军，男，1968年4月19日出生。上诉人马得林因与被上诉人韩红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07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邢军担任审判长，法官孙承松、法官郑慧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红军在一审中起诉称：2015年3月16日晚七点左右，韩红军之子韩睿智驾驶韩红军所有的伊兰特小轿车（车牌号为×××）在顺平路杨镇段由西向东直行，行驶至安乐庄加油站路口时，适有马得林驾驶车辆（车牌号为×××）由东向南左转，导致两车相撞，韩红军所有的车辆损坏。经事故双方自行协商，马得林承担全部责任，并愿意承担车辆的修理费及每天20元的公交费用。现韩红军所有的车辆已经修理完毕，共花费修理费12880元，车辆共修理30天，依约马得林应支付公交费用600元。但马得林一直推脱不予支付。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马得林赔偿韩红军车辆修理费12880元及车辆维修期间的公交费用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马得林负担。马得林在一审中答辩称：2015年3月16日晚7时许，马得林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面包车沿顺平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行驶至安乐庄村东侧的无红绿灯路口处左转弯进入南北路时，韩睿智所驾驶的韩红军所有的伊兰特小轿车（车牌号为×××）沿顺平路由西向东急速驶来，由于韩睿智驾驶的车辆速度过快且避让其它车辆后刹车不力，导致韩睿智所驾驶的车辆右前方撞倒马得林所驾驶车辆的右后侧，造成两车损坏。事发后，双方均未报警。后韩睿智驾驶的车辆被拖至北京成禄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待修，马得林驾驶的车辆被拖至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修理。为此，马得林花费双方被损车辆拖车费600元、马得林驾驶车辆的修理费6700元、韩睿智驾驶车辆的修理费600元。由于北京成禄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车费高，且双方车辆均无保险，经与韩睿智协商，改为将韩睿智驾驶车辆移至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修理。为此，马得林花费拖车费300元。基于韩睿智同意移转修车地点，降低了总修车费用，且马得林的身份证原件又被扣押在韩睿智手中，故马得林不得已在韩睿智事先书写好的协议上签了名。马得林认为发生事故的双方是韩睿智与马得林，马得林二人才应是本案纠纷的责任主体，虽双方事故车辆分属于韩红军和孙秀兰所有，但二人均非交通事故的责任人。故马得林认为韩红军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如认定韩红军系本案适格原告，则马得林同意赔偿其合理的损失。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16日19时许，在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安乐庄村加油站附近，韩睿智所驾驶的韩红军所有的伊兰特小轿车（车牌号为×××）与马得林驾驶的车牌号为×××小型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双方于2015年3月26日签署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马得林与乙方韩睿智在2015.3.16夜7点左右出交通事故，经过双方协商，由甲方马得林为乙方韩睿智修车，当时甲方马得林同意到4Ｓ店维修，后来因为价钱贵，协商后到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维修，在之前在4Ｓ店费用和在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维修的所有费用由甲方马得林承担，和之前所协商的由甲方马得林补偿给乙方韩睿智每天20元公交费用（走程序例外）。后韩红军于2015年3月27日将受损车辆送至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维修，于2015年4月16日维修完毕。为此，韩红军共支付车辆维修费12880元。事发时，马得林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庭审中，就韩红军主张的交通费，其表示系韩睿智上下班所产生的交通费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马得林与韩睿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达成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次事故造成韩红军所有的车辆受损，韩红军在支付了相关维修费用后作为受损车辆的所有权人依协议向马得林主张维修费用并无不当，马得林应当予以赔偿。对于韩红军主张的交通费用，依据马得林与韩睿智达成的协议，该交通费用应由马得林向韩睿智支付，且根据庭审中韩红军的陈述，该笔费用亦系韩睿智上、下班所产生，故韩红军作为该笔费用的主张主体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马得林辩称的签署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因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1.马得林赔偿韩红军车辆维修费1288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2.驳回韩红军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马得林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基于马得林车辆当时违规载有货物，且身份证件又被韩睿智扣押，故马得林才在被迫无奈情况下才为韩睿智在其事先拟好的“协议”上签名。此次事故的发生，主因由于韩睿智驾驶的车辆时速过快且精力不集中，在其避让其他车辆时刹车不力，才导致了韩睿智驾驶的车辆右前方顶撞到马得林车的右侧尾部，韩睿智应负此次事故责任。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时未能根据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来确定双方事故责任，仅片面采用马得林针对韩睿智所驾车辆损失而签订的“协议”作为定案依据，显然失于公平。基于马得林驾驶的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存在违规载货情形，在马得林担心报警存在车辆被扣风险时，才迫于无奈在韩睿智事先拟定的“协议”上签名。马得林在“协议”上标注“走程序例外”字样，充分表明了马得林对“协议”双方事故责任划分及赔付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是属于不认同、不情愿的。故才将协议签署成为一份附条件的协议，以明确双方在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则协议不发生效力约定。由于一审未正确理解“协议”实质性质，教条地采用该“协议”内容，在未厘清双方责任的情况下，即作出了驳回马得林财产损失请求的判决。而且，马得林没有报案有三个顾虑：其一，马得林的车没有上保险；第二，马得林的车上有两个气罐；第三，怕被扣车。但是韩睿智也有严重超速危险驾驶的事实，也没有敢报案。关于马得林的签字，因为签字不是马得林真实意思表示，是马得林出于无奈，原因是对方压马得林的身份证，并对马得林说，“你车拉气罐、没有交保险，交通队肯定要扣你的车好久”。但是马得林在签字时特别注明“走程序例外”，如果到法院，双方签订的就不算数了。在出事的一刹那关键的时刻，应该当事人本人在场更可信，总是韩红军开庭，可能不知道情况。综上，马得林的上诉请求是：对于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条予以改判。韩红军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马得林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对于马得林陈述的事实理由，韩红军认为是成心找的。马得林所谓的“程序例外”，是属于马得林履行职责，迫使韩红军不得不起诉。作为当事人，韩红军想申请法院对于马得林这种人给予从快处理。另查明，经双方确认，事故发生前，马得林驾驶车牌号为×××小型面包车沿顺平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安乐庄村东侧一无红绿灯路口处左转弯，适逢韩睿智所驾驶的韩红军所有的车牌号为×××伊兰特小轿车沿顺平路由西向东驶来，两车相撞，发生本案争议事故。马得林称事故发生时其驾驶的车牌号为×××小型面包车交强险已过期。经询问事故发生后双方未进行报警处理的原因，马得林称因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且事发时其车上载有两个气罐，担心报警后会受到扣车等处罚就选择“私了”，韩睿智、韩红军同意“私了”。后双方协商将车辆运送至北京成禄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待修，因马得林感觉该汽修公司修理费过高，经与韩红军、韩睿智协商换至马得林推荐的北京华丰佳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维修，同日韩睿智、马得林签署了涉案的书面协议。韩红军在车辆修好后提车时要求马得林按照协议支付修理费等损失，但马得林以韩睿智在事故发生时亦有过错，要求分担责任，双方因此未按照协议履行，后韩红军自行支付了修理费。二审期间，在本院主持下，韩红军当庭退还了马得林的身份证（马得林在事故发生后自行补办了新的身份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庭审笔录、协议、车辆修理费发票、明细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双方未报警的情形下，交通事故责任如何确定；其二，马得林与韩睿智于2015年3月26日达成的协议效力如何。针对焦点一，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未报警的情形下，交通事故责任如何确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马得林与韩睿智在事故发生后，鉴于本次交通事故中未出现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大，双方之间采取自行协商的方式处理事故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根据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北京市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进出或者穿越道路的，应当让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次事故发生的过程，可以确定马得林交通违法的事实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驾驶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违规载货、转弯借道时未避让优先通行的车辆。马得林主张韩睿智驾驶的机动车未确保安全的情形下超速行驶，但是马得林并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韩睿智机动车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仅是主观感觉韩睿智超速，韩睿智不认可马得林的主张。因此，马得林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马得林虽然主张其转弯时车辆已通过大部分，但是根据法律和交通规则的相关规定，其车辆行驶时应确保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即韩睿智驾驶的车辆路权优先于马得林车辆路权。综上，马得林在此次事故中过错明显，而本案中无证据证明韩睿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马得林应当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针对焦点二，马得林与韩睿智于2015年3月26日达成的协议效力如何。马得林称事故发生后，其因为怕交警扣车和韩红军扣押了其身份证被迫与韩红军、韩睿智自行协商解决赔偿事宜。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马得林在事故中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事故的侵权赔偿责任。马得林为规避交警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自愿与韩睿智、韩红军协商赔偿事宜，视为其对相关利益权衡之后的取舍，其内心的被胁迫之感主要源于规避承担其他违法责任，韩红军虽然扣押了马得林的身份证，但是马得林事后补办了身份证，由此可见，马得林主张的胁迫理由并不是韩红军、韩睿智造成的。且马得林在韩红军车辆第一次送修时，提出维修费过高，要求更换至马得林指定的汽车维修公司维修，韩红军亦表示同意，在此情形下，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马得林在签署协议时，特别强调涉案协议“走程序例外”，因此，可以推定出双方签署协议时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情形。通过对涉案协议的形成背景和文义理解，韩红军、韩睿智作为债权人，其具有债权实现方式的选择权，其中的“走程序例外”应理解为在韩红军、韩睿智反悔协议约定而走司法程序另行主张的情形下，该赔偿协议不再适用。结合双方在车辆维修后的协商过程，可以认定，韩红军在车辆维修完毕之后，在向马得林主张维修费和交通费时，马得林不同意按照协议履行，认为韩睿智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不应当由马得林承担全部责任。在马德林违反诚实信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韩红军通过诉讼实现协议约定的债权，并未突破协议内容，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马得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69元，由马得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38元，由马得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郭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