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1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同花。委托代理人施国俊，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坛市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市司马坊公寓503室。法定代表人欧留庆，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洪生，金坛市劳务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市晨风路19号。法定代表人丁海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刁剑波，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和平。委托代理人金嬿，女，1968年4月17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平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嬿。上诉人黄同花、金坛市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公司）、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和平、金嬿居间合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朱民初字第2327号民事���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黄同花诉称，2012年3月，劳务公司称其具备向境外派遣劳务人员的资质，能够直接安排本人到国外工作。本人相信了，劳务公司要求我先缴纳1000元押金，并于2012年3月21日出具了收据。之后，劳务公司以种种理由陆续收取费用。截止2012年6月20日，劳务公司共收取本人押金等费用合人民币39000元。现起诉要求劳务公司返还押金等费用人民币39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劳务公司辩称，我公司具有合法的出国劳务资质。黄同花因需出国劳务，我公司为其提供了中介服务。通过我公司的中介，黄同花先后与圣通公司签订了《赴日技能实习派遣合同》、��苏州通协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协公司）签订了《赴日技能实习合同》、与我公司签订了《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黄同花先后缴纳的出国费用为人民币35000元，出国培训费及书本费3000元，考试材料及考场费1000元，其中通协公司收取费用27000元，我公司收取中介费8000元（按出国商量收取，其中含外方招待费2000元/人，办公费、广告费等相关费用3000元）。黄同花于2012年10月26日赴日。我公司认为，黄同花出国劳务，我公司为其提供了中介服务，是合法的，收取的中介费也是合法、合理的。黄同花出国劳务期间，以“因身体不适，决定回国治疗”为由，于2013年3月份回国，过错责任在黄同花。黄同花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黄同花的诉讼请求。宋和平、金嬿共同辩称，黄同花的诉讼对象应当是劳务公司，我方与圣通公司在有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与实习生签订了外派劳务合同，我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我公司和实习生的合同为准。劳务公司与实习生签订的合同我方不知情，故我方不承担责任。另外，黄同花是在本人主观意愿明确经反复劝阻的情况下执意回国的。圣通公司辩称，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黄同花也没有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劳务公司收取了黄同花的押金和费用，我公司未收取任何费用，我公司与黄同花的诉请没有关系，我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查明，通协公司不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劳务公司、圣通公司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上述三公司之间形成合作关系，圣通���司委托通协公司负责招聘出国劳务人员，通协公司又委托劳务公司在金坛地区招收出国劳务人员。2012年黄同花与劳务公司取得联系，要求出国劳务。2012年3月21日至2012年6月20日期间，劳务公司共向黄同花收取各项费用合计39000元，劳务公司又将其中的27000元给了通协公司。2012年6月18日圣通公司（甲方）与黄同花（乙方）“赴日技能实习派遣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赴日本实习实施机构从事技能实习，从事工种是缝纫。乙方赴日从事技能实习的在留资格最长期限为三年。乙方技能实习期限的基本工资不低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地区（或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或休息日、节假日加班享受日本有关部门规定的加班费标准。后黄同花进行了出国前的培训及考试，并于2012年10月26日出国到日本爱媛县从事服装工种，2013年3月份回国。2013年3月12日，黄同花向日本雇主单位出具一份“归国申请书”，内容为：“我本人黄同花因身体不适，决定回国治疗，回国机票由本人负担”。原审另查明，2012年10月26日，100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7.8449（1元人民币可兑换12.7471日元）。2012年度日本爱媛县地区服装缝制工资不低于每小时647日元。通协公司于2008年设立，股东为宋和平、金嬿，法定代表人为宋和平。2015年2月25日通协公司开始清算并成立清算组，清算时的股东仍为宋和平及金嬿。2015年6月5日通协公司清算结束并注销，清算报告中未涉及与本案有关的债权债务清理情况，通协公司剩余净资产为58.25万元，宋和平及金嬿各分得34.95万元及23.3万元。原审认为，��通公司具有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资格，系本案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黄同花系出国劳务人员。圣通公司与黄同花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派遣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圣通公司与黄同花之间形成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圣通公司委托通协公司负责招聘出国劳务人员，通协公司又委托劳务公司在金坛地区招收出国劳务人员，故劳务公司、通协公司向黄同花提供出国劳务服务并收取相关出国费用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圣通公司承担。依据法律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可以向出国人员收取服务费及出国费用（包括护照费、签证费、体检费、赔偿费、差旅费等），除上述费用之外，对外劳务合作��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另行收费。对于无工作单位的外派劳务人员，企业收取的服务费不得超过劳务合同工资的12.5%。本案中，黄同花支付的39000元，可以分为以下几项来认定：1、劳务公司陈述其收取了8000元中介费，“中介费”显然不属于法律允许收取的费用，应当退还给黄同花，圣通公司作为最终的委托方，也有向黄同花返还该笔款项的义务，劳务公司与圣通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与黄同花无关，双方可以另行结算，圣通公司或劳务公司任何一方返还黄同花8000元后，另一方对黄同花的返还义务即消灭。2、劳务公司陈述有3000元为出国培训费及书本费，1000元为考试费及考试材料费，考虑到黄同花实际参加了出国培训及考试，且上述费用也在合理支出范围之内，故该部分已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应再退还给黄同花。3、剩余27000元费用，可以认定为服务费。黄同花出国服务期限一般为3年，服务方可以预收3年的服务费（自2012年10月26日至2015年10月25日止），但不得超过工资的12.5%。参照黄同花工作地点即日本爱媛县地区2012年度服装工最低647日元/小时的标准，黄同花预计获得的3年工资最低有3819888日元（647日元/小时×8小时/天×20.5天/月=106108日元/月×12月×3=3819888日元），参照2012年10月26日当天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3819888日元的12.5%可兑换人民币37458.3元，明显超过了27000元，故服务方收取该部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劳务人员的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提供劳务的，出国劳务人员无权要求减收或退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依据黄同花本人书写的“归国申请书”，可以证明黄同花回国系其自身原因所致，故黄同花要求退还27000元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不予支持。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金坛市劳务开发有限公司、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黄同花人民币8000元。二、驳回黄同花其余诉讼请求。上诉人黄同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具体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在圣通公司、通协公司、劳务公司三公司之间的关系上认定错误，不能认定劳务公司、通协公司向黄同花提供出国服务并收取相关出国费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圣通公司承担，圣通公司、通协公司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原审法院在劳务公司收取的39000元相关费用认定���是错误的，该费用系劳务公司单方收取，且黄同花的签证费、差旅费、机票、护照费等都是额外支付。原审法院将黄同花、劳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劳务公司、圣通公司、通协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上诉人劳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具体理由为：一、劳务公司与黄同花签订的《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约定费用：“中介服务费人民币35000元”，应当认定为出国服务费，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是合法的，原审法院将不可分割的“中介服务费人民币35000元”分割为“中介费8000元”和“服务费27000元”于法无据。上诉人劳务公司没有收取黄同花的“中介费”，仅认定上诉人收取的款项是中介费而需要全部返还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二、原审已查明黄同花回国系自身主动辞职的，因此向其返还出国的“中介服务费”是错误的。上诉人圣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黄同花原审对圣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具体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圣通公司、通协公司、劳务公司没有形成合作关系，上诉人没有收取黄同花、通协公司、劳务公司的任何款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劳务公司收取了相关费用，如果退还相关费用应当由劳务公司退还。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黄同花没有向圣通公司主张权利，法院不能依职权追加圣通公司为本案当事人。被上诉人宋和平、金嬿答辩称，本案的前后事实、相关证据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劳务公司与黄同花签订境外劳务合同我方不知情，直到ＸＸ巧向金坛区商务局投诉才知道，原审对本案的判决结果我方认可。二审过程中，上诉人黄同花、圣通公司均对原审查明“三公司之间形成合作关系”提出了异议，认为三公司未形成合作关系。经查阅一审卷宗，圣通公司与通协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通协公司与劳务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本案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法律关系的认定:一、如何认定黄同花与劳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二、���何认定通协公司与圣通公司的法律关系及黄同花的诉请能否支持。关于如何认定黄同花与劳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黄同花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首先，从该协议书的性质来看，协议约定劳务公司“帮助、指导、协调乙方（黄同花）与境外雇主及外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协议书内容与名称是一致的，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劳务公司具有“境内职业介绍服务”的经营许可项目，故可以认定黄同花与劳务公司形成居间法律关系。其次，从该份协议书的效力来看，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最后，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劳务公司根据黄同花的要求促成了黄同花与相关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并且黄同花也实际出国提供劳务。劳务公司履行了该协议书约定其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其有权收取相应的中介服务费。原审判决劳务公司、圣通公司返还黄同花中介费的认定有误，应当予以纠正。关于如何认定通协公司与圣通公司的法律关系及黄同花的诉请能否支持。本案中，圣通公司与通协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从该份《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本案所涉黄同花出国劳务的具体事宜由通协公司负责操作，而圣通公司仅仅负责合同的签订和备案并收取人民币2000元的项目管理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圣通公司允许通协公司以其公司的名义组织黄同花等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该行为不具正当性。圣通公司具有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资格，而通协公司不具有该资格。双方所签《合作协议》虽违反国家管理性规定，但该《合作协议》对双方仍具约束力，通协公司向黄同花提供出国劳务服务并收取相关出国费用的行为，应视作受圣通公司委托，其法律后果，由圣通公司承担。黄同花与通协公司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合同》的法律后果亦由圣通公司承担。黄同花与圣通公司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派遣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认定圣通公司与黄同花之间形成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中黄同花已经出国并向外国雇主提供劳务、获取报酬，该出国派遣服务不论由圣通公司还是通协公司向黄同花提供，黄同花本人已经接受，其应当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劳务人员的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提供劳务的，出国劳务人员无权要求减收或退还已收取的服务费。根据黄同花本人书写的“归国申请书”，可以证明黄同花回国系其自身原因所致，故其要求退还相关服务费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对此不予支持，该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根据本案讼争性质，本案存在多种法律关系交叉，故本案结案案由宜确定为居间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二十四条，《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朱民初字第23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同花的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瑜净代理审判员  张丛卓代理审判员  张国凯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沈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