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15民终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兴满，1969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系孙秀英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光芳，1968年12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项阳，1993年8月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合作，系项兴满、周光芳之子。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戴安国，安徽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兴桃，1962年8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系孙秀英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兴元，1963年12月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系孙秀英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兴钰，1971年6月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系孙秀英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英，1937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丽，霍山县下符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雷，1965年12月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系孙秀英之子。上诉人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霍山县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作出的（2015）霍民一初字第00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项兴满、周光芳及其与项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戴安国，被上诉人项兴桃、项兴钰、孙秀英及其与项兴元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项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诉称：2007年项兴满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位于霍山县镇村组的邱家冲对门山和乌龟山的林地共37亩，承包期限为70年，霍山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林权证》，当时项兴满的家庭成员为4人，分别为三原告和项兴满的母亲孙秀英。2013年初因霍山县职高搬迁至高桥湾科技园对三原告承包的林地进行拆迁，经过高桥湾科技园管委会现场勘查后确定的拆迁林地项目和拆迁款分别为：柴山1.106亩，拆迁补偿款21576.07元；棉花地0.514亩，拆迁补偿款19347.03元；茶园0.612亩，拆迁补偿款23281.52元；桑树、茶、杨树17.446亩，拆迁补偿款656118.95元，拆迁地共19.678亩，拆迁补偿款720323.57元，利息4282.38元，共计724605.85元。按照高桥湾科技园管委会的拆迁款发放登记和《林权证》载明事项，此拆迁款由三原告和项兴满的母亲孙秀英共有，即三原告应该获得拆迁款的四分之三即543454.39元，孙秀英获得181151.46元。但是此拆迁款发放后，被告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不尊重事实和法律，在没有任何理由情况下主张对此拆迁款享有分配权，导致三原告至今未能领取应有的补偿款。此纠纷经过高桥湾村委会的多次调解均未果，上述四被告严重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利益，为维护三原告的权利，特向贵院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543454.39元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归三原告所有，上述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被告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答辩称：位于高桥湾科技园大柳树村民小组的土地原承包户主为父亲项昌炳，家庭人口包括祖母、父母及姐弟共八人。1991年项兴满结婚，1992年父亲项昌炳与项兴满分家另住，分别上缴农业税，原土地承包户实际分为项昌炳及项兴满两个独立的承包户。分家后祖母跟随项兴满生活，项兴满承包了其水田和山林，1993年祖母去世。项兴满称其是2007年二次承包的承包人，承包了包括祖母、父母亲和姐弟们的所有田地山林，不是事实。二次承包仅根据人口变动情况调整了水田，根据皖发《（2007）11号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三）坚持尊重历史。稳定林业“三定”以来落实的林权，不打乱重来，不重新调整，保持林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妥善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权属不清的要依法依规确认，协商解决，确保林区社会稳定。2008年仅是对林权进行确认，原来的林权证名字是项昌炳，原告项兴满的林权证是2013年补办的。2001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名字写成项兴满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是登记错误，山林证的名字应当与户口本上一致，户主应该是孙秀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1992年分家时，母亲的承包户经营权范围应包括父、母亲、四被告的林地在内。同时原告周光芳承包的山林地按照70年的合同规定应该在其原籍钟鼓畈村，原发包方（钟鼓畈村集体）不得收回其原承包的林地，而不应该在高桥湾的集体范围内，更不应该在孙秀英承包户的承包范围内。山林土地补偿款是村集体对母亲家庭承包户的补偿，是母亲分家后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四被告作为原承包户成员均有权分割，每人应分得补偿款90575.7元，项兴元所栽白杨树补偿款6000元应属项兴元所有。原审被告孙秀英答辩称：要求分得林地征收补偿款。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初，因霍山县职业高中搬迁至霍山县高桥湾科技园区，霍山县高桥湾科技园区征收区内高桥湾村大柳树村民组部分土地，其中涉及该组孙秀英、项兴满家庭户承包的林地。高桥湾村民委员会根据该户被征收林地面积确认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具体包括：柴山1.106亩，对应补偿款21576.07元；棉花0.514亩，对应补偿款19347.03元；茶园0.612亩，对应补偿款23281.52元；桑树、茶、杨树17.441亩，对应补偿款656118.95元，被征收林地面积共计19.673亩，征收补偿款共计720323.57元。高桥湾村委会在确认该户林地面积时，被告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主张对该宗林地征收补偿款享有分配权，经高桥湾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分歧较大，调解未成功，双方协议该补偿款分配问题向法院起诉解决。现当事人双方协议并已将该笔补偿款先行汇入项兴满账户30万元，汇入孙秀英账户424605.85元，共计724605.85元（其中包含利息4282.38元）。原审法院另查明：1981年安徽省开展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1984年10月5日，原项昌炳（被告孙秀英配偶、原告项兴满与另四被告父亲）家庭户承包经营了原戴家河乡高桥湾村大柳树队“本户屋前”及“乌龟山”两处山场。当时，原项昌炳户家庭人口包括祖母张凤山、项昌炳、孙秀英、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项兴满共8人。2007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本着“稳定林业‘三定’以来落实的林权，不打乱重来，不重新调整，保持林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本原则，对林业“三定”以来落实的林权进一步明晰产权并核发或者换发林权证。2008年，项兴满作为该户代表与高桥湾村委会补签了上述林地承包经营合同并申请林权登记，同年霍山县林业局对上述林地核发林权证，2013年6月7日，项兴满在霍山县林业局以2008年的林权证丢失为由重新补办了林权证。原审法院还查明：周光芳1991年与项兴满结婚，同年周光芳将户口迁入高桥湾村，后双方于2013年3月协议离婚，离婚后周光芳未将户口迁出；征地时项阳就读于安徽工业大学，户口因上学已迁出高桥湾村；张凤山于1993年去世，项昌炳于2002年去世；项雷于1990年至今工作于合肥市，属公务员，户口于1986年上学起已迁出高桥湾村，现为城镇户口；项兴钰于1992年外嫁于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村，同年户口迁出高桥湾村，婚后未分配林地，分配有4分农田；项兴元于1984年外嫁于霍山县黑石渡镇杜家冲村，户口已迁出高桥湾村，婚后分配农田0.8亩，未分配林地；项兴桃于1982年外嫁于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厂社区，1984年户口迁出高桥湾村，婚后未分配林地，分配9分农田；被告孙秀英因年龄、身体原因，现无劳动能力及经济来源。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霍山县林业局2008年向原告项兴满户颁发林权证是否能视为对上述被征收林地重新发包；二、原告周光芳、原告项阳与被告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是否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一、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霍山县林业局2008年向原告项兴满户颁发林权证不能视为对上述被征收林地重新发包，仅是对原项昌炳户承包林地的确认及核发产权证。根据皖发（2007）11号《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二、基本原则：（三）坚持尊重历史。稳定林业“三定”以来落实的林权，不打乱重来，不重新调整，保持林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妥善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权属不清的要依法依规确认，协商解决，确保林区社会稳定。”以及“三、改革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一）明晰产权。2、林业“三定”以来承包到户经营的责任山（包括自营山），承包期内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承包者，由承包者申请核（换）发林权证，允许继承和流转。”的规定，同时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二调解笔录中双方认可的原告项兴满提供的林权证林地承包状况与1984年原项昌炳户“林业三定”承包状况一致以及本院对霍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制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霍山县林业局2008年对项兴满颁发林权证是对原项昌炳户1984年“林业三定”所承包林地确认及核发产权证行为，原户主项昌炳已去世，项兴满作为该户代表在林权制度改革时与高桥湾村委会补签承包合同并提出登记申请，不能视为上述争议林地重新进行了发包。二、被告项雷不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原告周光芳、原告项阳、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均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被告项雷自1986年外出上学后户口已迁出高桥湾村，1990年毕业后分配在合肥工作并落户，依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项雷不属于高桥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其已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并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对被征收林地无生活依赖，因此被告项雷不应当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原告周光芳自1991年与原告项兴满结婚后户口迁入高桥湾村，2013年两人离婚但原告周光芳未将户口迁出，依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告周光芳应属于高桥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应当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原告项阳因上学户口已迁出高桥湾村，在征地时为安徽工业大学在校学生，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项阳仍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及补偿款分配权。对于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三人，均外嫁并将户口迁出高桥湾村，且在新居住地均取得耕地承包但未承包林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可以看出，法律明确规定了对外嫁女承包地的保护，但未对外嫁女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耕地能否收回其原承包林地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的原则，本院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认定外嫁女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耕地后即可收回其原承包林地，因此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仍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原审法院认为：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对承包人被征收土地后生活的补偿，应以承包人对被征收土地生活依赖程度、被征收土地后承包人劳动能力、经济来源等因素综合考虑予以分配。本案中被告孙秀英无劳动能力且无经济来源，应当予以多分。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虽仍享有被征收林地补偿款分配权，但在新居住地已取得承包耕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则，应当予以少分。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被告孙秀英享有该林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的28%份额，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各享有该林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的16%份额，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分别享有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的8%份额。被告项兴元辩称所栽白杨树补偿款6000元应属其本人所有，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被告项雷辩称其享有林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六十二条、《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各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16%份额，即724605.85元16%=115936.94元。二、被告孙秀英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28%份额，即724605.85元28%=202889.64元。三、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各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8%份额，即724605.85元8%=57968.47元。四、驳回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负担4650元，由被告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负担4650元。项兴满、周光芳、项阳上诉称：1、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应当是林权证，原审未以林权证来确定本案的承包经营权显属错误。2、项兴桃、项兴钰、项兴元不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补偿款分配权的条件。3、原判分配的比例不当。综上，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543454.39元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归三上诉人所有。项兴桃、项兴钰、项兴元、孙秀英答辩称：1981年包产到户时，家庭共有8人承包了土地，故每人均有分配补偿款的权利。反之，周光芳是嫁过来的，在娘家有土地，项阳后来出生的，该二人没有土地，不应分得补偿款。项兴桃、项兴钰、项兴元虽然出嫁，但是出嫁时没有退出林地承包，参与分配合情合理。此外，孙秀英年老有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住在女儿家，项兴满对此不管。原判分配的比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对于一审期间提供证据的质辩意见同一审，本院认证亦同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土地承包的现状是项兴满于2008年与高桥湾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并领发林权证。2013年项兴满重新补办了林权证。对此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在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见，本案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颁发的林权证确认为以项兴满为家庭户享有。那么该家庭户成员如何认定，应当从原项昌炳家庭户承包时起算，即有张凤山、项昌炳、孙秀英、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项兴满共八人。根据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1993年张凤山去世，2002年项昌炳去世。项雷于1990年在合肥从事公务员工作，属城镇户口，很显然已经不属于高桥湾村村民。项兴钰于1992年，项兴元于1984年，项兴桃于1982年分别外嫁他村，户口也已经迁出，且在嫁入地已经分有土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的规定，亦不属于高桥湾村民。1991年周光芳与项兴满结婚并将户口迁入，两人的婚生子项阳出生，系高桥湾村民。其中周光芳与项兴满虽然已经离婚，但是其未将户口迁出，仍然在本村生活。可见，现有的家庭承包户的成员有：孙秀英、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原判认定项兴桃、项兴钰、项兴元系家庭承包户的成员，显属错误，应予纠正。至于本案土地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土地补偿款是因土地被征收对失去土地人员的经济补偿，原则上应当平均分配，但同时亦应当考虑家庭成员对土地经营时间长短，以及赖依土地生存的程度。本案中，孙秀英对家庭承包土地贡献时间长，且现在年老体弱，对于土地补偿款作为生活来源的程度远远高于项兴满、周光芳和项阳，应当多分。项兴满、周光芳、项阳三人在少分的基础上平均分配。本院酌定孙秀英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40%，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各分土地补偿款的20%。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项兴满、周光芳、项阳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霍山县人民法院（2015）霍民一初字第00328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即“驳回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其他诉讼请求”部分；二、撤销霍山县人民法院（2015）霍民一初字第0032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项，即“一、原告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各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16%份额，即724605.85元16%=115936.94元。二、被告孙秀英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28%份额，即724605.85元28%=202889.64元。三、被告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各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8%份额，即724605.85元8%=57968.47元”部分；三、孙秀英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40%，即289842.34元；四、项兴满、周光芳、项阳各分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及利息724605.85元的20%，即144921.1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项兴满、周光芳共同负担4650元，项雷、项兴桃、项兴元、项兴钰共同负担4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武代理审判员  魏晶晶代理审判员  马 龙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张 丽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