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2民终5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祝期，男，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大源镇永济。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照群，男，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大源镇永济。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秋莲，女，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相严，女，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大源镇永济。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建英，女，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大源镇永济。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肖德保，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运标，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国红，男，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大源镇永济。委托代理人：赖桂萍，广东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因与被上诉人昌国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乐昌市人民法院（2015）韶乐法乐民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经审理查明：钟春才与徐贱珠系夫妻关系，分别于1991年和1987年死亡，期间共生育十个婚生子女，分别是钟瑞田、钟建芳、钟惠兰、钟林光、钟光辉、钟根辉、钟照群、钟秋莲、钟祝期、钟相严。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与昌国红均是乐昌市大源镇永济桥村委会黄泥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黄泥坑村”）的村民。钟照群与丘建英系夫妻关系。1985年9月13日，钟春才与乐昌县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乐昌市山林承包合同书》，由钟春才等六人（包括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承包了山林两块：位于竹子排的山林一块，面积为1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坑对直垏埂，南至垏，西至垏直上岐，北至岐；位于下坑的山林一块，面积为5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埂，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2014年9月29日，昌国红经乐昌市林业局审批，获取了乐昌市采字（2014）092902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为44028101140929090），由昌国红在采伐四至界限：东至林场火路，南至直上岐，西至埂，北至坑的范围内皆伐林木2.8公顷。该证“备注”部分写明：“占限额计划杉木，商品材蓄积274.82立方米，商品出材200立方米（张树垏）715”（本院注：张树垏为手写字体）。同年11月11日，昌国红又经乐昌市林业局审批，获取了乐昌市采字（2014）1111003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由昌国红在采伐四至界限：东至岐，南至边，西至埂，北至自界的范围内皆伐林木0.67公顷。该证“备注”部分写明：“占限额计划杉木，商品材蓄积94.59立方米，商品出材70立方米（张树垏）804”（本院注：张树垏为手写字体）。钟祝期等五人认为，昌国红的两份《采伐许可证》的采伐四至界限位于钟祝期等五人的《乐昌市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的下坑的四至界限内，昌国红砍伐的林木属于其所有，昌国红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承包经营权，给钟祝期等五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另查明：2013年4月16日，昌国红因与案外人钟林光就“张树垏”山岭的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向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13年7月12日，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作出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山岭地名“张树”林木林地权属归昌国红所有，具体界址是：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归昌国红所有。钟林光不服向乐昌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乐昌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了乐府复决字（20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014年11月3日，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以乐昌市大源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不当，侵犯了其承包山岭的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为由，将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列为被告，昌国红、案外人钟林光列为第三人，诉至乐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昌法院”），要求撤销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昌法院受理后认为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与昌国红对裁决确定“张树”山岭权属存有争议，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之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2014）韶乐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的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二、责令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本次林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5年3月18日，昌国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查明以下事实：“昌国红与钟林光之间所争议的林地位于乐昌市大源镇永济桥村民委员会辖区范围，昌国红对争议的林地称“张树”，钟林光称“肖家岭”，四至为：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经“大源镇政府”依法受理后，根据昌国红所持有的1985年9月与原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记载山林座落情况第四行登记的山名“张树”面积：20亩，四至：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钟林光所持有1985年9月与原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山名“肖家岭”东至张树口埂直上林场界，南至林场界、西至毛川子跃田屋坪埂直上林场界，北至坑。”，并认为昌国红与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案外人钟林光所持有的争议权属依据都是1985年与原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及副本，所争议的林地均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其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乐昌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的（2014）韶乐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大源镇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的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均未申请再审。再查明：在（2014）韶乐法行初字第16号案审理期间（2014年12月11日），钟祝期以林木权属存在争议，乐昌法院正在审理为由，向乐昌市林业局申请冻结昌国红持有的乐昌市采字（2014）0092902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2014年12月15日乐昌市林业局作出了乐林（2014）130号《关于终止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通知》，终止了该采伐许可证。昌国红于2015年1月8日提出提存处理已采伐的林木的申请，乐昌市林业局于2015年2月2日向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昌国红发出《通知》，要求上述人员于2015年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到现场清理提存已采伐下山的林木。2015年3月17日，昌国红向乐昌市林业局出具书面的《承诺书》，该《承诺书》陈述：“关于本人‘张树’已砍林木放行的问题，本人愿意把本人出售该青山林木时与老板的《合同》标的价款20万元人民币提存在相关单位以作保证金，同时如该争议林木的净价确定超过20万元，对超出部分的净价值，本人承诺愿意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2015年3月25日，乐昌市林业局向昌国红发出《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在昌国红提存《合同》价款20万元到了乐昌市林业局账户、超过20万部分净价值作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同意放行林木，恢复乐昌市采字（2014）0092902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法律效力，放行该林木。要求昌国红携带相关《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到相关部门办理《林木运输证》及时运输该林木。最后查明：钟心机与案外人钟林光因林木所有权发生争议。1984年1月15日钟心机与大源林业站签订（84）乐林营字第114号合作造林合同时，因笔误将“毛子”写成“毛崩子”，造林四至：东至埂、南至大岐，系至茅律（）、北至小坑，界内的林木是1984年春至1985年春人工种植的杉木林。在1985年9月13日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黄泥坑村将该村“肖家岭”的成材林发包给钟林光承包，面积70亩，四至为：东至樟树口埂直上林场界、南至林场界、西至毛子跃田屋坪埂直上林场界、北至坑。钟林光主张该范围包括了钟心机与大源林业站合作造林的范围。而钟心机认为有部分山林是其他村民承包的。2001年钟心机按合同约定的15年后砍伐种植的林木归还投资款。在取得商品林采伐许可证后进场砍伐林木时，钟林光兄弟等人以砍伐的林木是其承包肖家岭责任山内的林木为由阻止钟心机伐木。为此，钟心机以钟林光、钟瑞田、钟祝期兄弟侵权为由向乐昌法院起诉。乐昌法院于2001年8月23日以（2001）乐城民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确认（84）乐林营字第114号合同有效，合同记载“毛崩子”（毛子）范围内的林木权属归钟心机所有。钟林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认为，山权林权争议纠纷应先由人民政府确权为由，撤销了（2001）乐城民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2003年3月20日钟心机向大源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与钟林光林木权属纠纷。大源镇人民政府立案受理后，于2004年3月15日作出源府决字（2004）01号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争议范围的林木权归钟心机所有，林木一次性砍伐后，林地使用权交回黄泥坑村民小组。钟林光不服，向乐昌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乐昌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04年12月31日作出（2004）1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大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钟林光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乐昌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乐昌法院作出（2005）乐法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维持大源镇人民政府2004年3月15日作出的源府决字（2004）01号《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钟林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06）韶中行终字第0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陈述：“……大源镇政府在组织争议双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合同记载四至界限，确定了争议地就是‘毛子’，也是钟林光的承包的200多亩山地。在该林地范围内，既有钟林光的70亩成材林，也有钟心机与大源林业站合造的110多亩杉木林，还有黄泥坑村民昌国红30余亩的责任山。……”（2006）韶中行终字第08号行政判决已经生效，至今尚未被再审推翻。2015年9月1日，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85年9月13日，承包户钟春才与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了《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下称《合同书》）。《合同书》约定承包户钟春才承包山林两块，其中一块是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面积55亩；承包年限50年，即由1985年9月至2035年12月止；承包户户主钟春才，全家包山人数6人，即为钟春才、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等。××故。昌国红于2014年10月开始私自采伐《合同书》中钟祝期等五人承包经营的座落山名为下坑的责任山上的林木，钟祝期等五人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昌国红暂停采伐约十天，暂停采伐期间昌国红派人恐吓钟祝期等五人。后来，昌国红先后出示了其隐瞒真实情况而骗取的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一份颁发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编号为44028101140929090，另一份颁发日期为2014年11月11日、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接着，昌国红继续对属于钟祝期等五人《合同书》中承包经营范围内的下坑的林木（包括杉木、松木）肆意采伐。据初步估测，昌国红采伐的数量达到400—500立方米。昌国红的行为严重侵害了钟祝期等五人的承包经营权，给钟祝期等五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钟祝期等五人于2014年11月3日将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撤销源府林决字（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昌法院撤消了该决定书；昌国红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同样判决撤销前述决定书，并且认为该案件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同时，钟祝期等五人于2014年12月11日向乐昌市林业局申请冻结乐昌市采字（2014）0092902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该局已予以冻结；昌国红也将在争议地点采伐下山的林木销售款20万元作为保证金提存于乐昌市林业局，并承诺对于超出20万元的林木净价款也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钟祝期等五人对《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座落山名为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的责任山享有承包经营权；2、确认昌国红在争议地点下坑（昌国红称为张树垏）的地方采伐并出售林木所得款20万元（昌国红已将此款作为保证金向乐昌市林业局提存）归钟祝期等五人所有；3、昌国红返还采伐并出售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号《广东省采伐许可证》项下70立方米的木材款70000元给钟祝期等五人；4、昌国红负担案件全部诉讼费。2015年10月16日，丘建英以其系钟春才的家庭成员为由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日，原审法院出具《追加原告通知书》通知丘建英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日，钟瑞田、钟建芳、钟惠兰、钟林光、钟光辉、钟根辉作出书面声明，表示愿意放弃钟春才、徐贱珠遗留的《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座落山名为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埂，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的责任山的承包经营权及其收益。昌国红认为其位于“张树垏”的30亩山地及在该山地上所种植的林木与钟春才的山地不相邻，林木归昌国红的事实已经被（2006）韶中行终字第8号行政判决认定，该判决已经生效，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06）韶中行终字第8号行政判决。昌国红未提交其持有的张树垏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原审审理期间，昌国红申请证人黄泥坑村小组长钟某甲出庭作证。钟某甲证实：其与钟祝期系堂兄弟关系，与昌国红系舅舅与外甥的关系。诉争林地系昌国红的“张树垏”，且与钟祝期的承包地下坑是两块不同的林地，虽然两块林地是相连的，但各自有各自的四至范围。原审庭审中，钟祝期等五人坚持认为其是适格的主体，因为钟照群、钟秋莲、钟祝期、钟相严的父亲钟春才与黄泥坑生产队签订山林承包合同时就注明了家庭承包人口是六人，而且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是可以继承的，现在昌国红将钟祝期等五人林地上的林木砍伐并出售，其行为侵害了钟祝期等五人的合法权益，昌国红作为本案被告是适格的；昌国红获取的两份采伐许可证是昌国红借用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为这两份采伐许可证的依据主要是（2013）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和黄泥坑村小组及钟心机提供的现场图，但现在决定书已被撤销，现场图是昌国红的舅舅担任村小组组长时出具的，双方有利害关系，而且该现场图也没有承包合同作为依托，所以该现场图是无效的；昌国红从始至终都未提供承包合同书予以佐证其主张，虽然答辩状中提到了合同副本，但该份副本是没有鉴证单位的印章，故是无效的，因此昌国红采伐的林木是属于钟祝期等五人所有的，昌国红应该返还上述林木款。昌国红则抗辩称：承包经营权不可以继承，但可以由承包的家庭成员继续经营，钟祝期等五人的证据只能看出下坑林地的承包人口是六人，但具体是谁，钟祝期等五人没有证据证实，而且林木的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就是法定继承，钟祝期等五人没有出具钟春才的父母是否死亡的证明，虽然钟祝期等五人的有些兄弟姐妹出具了放弃继承的声明，但这些声明都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所以本案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至于诉争林地，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诉争林地叫张树垏，面积为110亩，其中30亩是属于昌国红的，其余的林地属于黄泥坑村小组，而张树垏是在案外人钟心机与黄泥坑村小组合作造林的范围内，昌国红承包的30亩林地均与本案的下坑林地不相邻，在（2006）韶中法行终字第08号判决未撤销前，昌国红对30亩张树垏具有承包经营权，所以昌国红的砍伐行为没有侵害钟祝期等五人的利益，而且采伐许可证是政府行政行为，如果钟祝期等五人认为政府的行为违法，应该向政府申请撤销，但直到现在为止，钟祝期等五人都没有向政府提出撤销申请，视为钟祝期等五人认可昌国红的采伐行为；至于承包合同书副本问题，根据钟祝期等五人的举证，所有的承包合同都是发包方持有正本，而承包人持有副本，现在昌国红遗失了合同副本就从相关部门复印了合同副本，这个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中是已经确认的事实，所以昌国红是不需要对法律认定的事实再进行举证的。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果。原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1985年9月13日，钟春才与乐昌县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由钟春才等六人（包括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承包了座落山名为下坑的林地，证载面积为5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钟春才等六人（包括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取得了座落山名为下坑的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钟祝期等五人要求该院确认其对《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座落山名为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的责任山享有承包经营权之诉求，理由充足，该院予以支持。钟祝期等五人主张昌国红的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采伐四至界限位于钟祝期等五人的《乐昌市山林承包合同书》中下坑的四至界限内，昌国红砍伐的林木属于钟祝期等五人所有，但结合（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所查明的事实：“经大源镇政府依法受理后，根据昌国红所持有的1985年9月与原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记载山林座落情况第四行登记的山名张树垏面积20亩，四至：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垏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提供的《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的下坑的四至界限：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及证人钟某甲的证言可以看出，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的《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和昌国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都是合法有效的证件，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对下坑具有承包经营权，昌国红对张树垏亦具有承包经营权，但由于两块山林界限相邻，具体界址不清，加之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昌国红获取的两份采伐许可证的采伐地点是在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承包的下坑的证载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故钟祝期等五人要求该院确认昌国红在争议地点下坑（昌国红称为张树垏）的地方采伐并出售林木所得款20万元（昌国红已将此款作为保证金向乐昌市林业局提存）归钟祝期等五人所有及要求昌国红返还采伐并出售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号《广东省采伐许可证》项下70立方米的木材款70000元给钟祝期等五人之诉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5）韶乐法乐民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一、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对《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座落山名为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的责任山享有承包经营权；二、驳回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50元，由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负担。钟祝期等五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以（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中引用的“经大源镇政府依法受理后，根据昌国红所持有的1985年9月与原大源公社永济桥大队黄泥坑生产队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记载山林座落情况第四行登记的山名张树垏面积20亩，四至：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垏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作为裁判本案的依据错误，该行政判决查明的是昌国红持有关于张树垏所谓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并没有查明《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的真伪。从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第l2页第一段第9至12行的“……所有的承包合同都是发包方持有正本，而承包人持有副本，现在昌国红遗失了合同副本就从相关部门复印了合同副本，这个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中是已经确认的事实……”的内容来看就自相矛盾，昌国红既然已经遗失合同副本，又如何能够从相关部门复印副本呢正本也好副本也罢，当钟祝期等五人在原审过程中提出要求核实昌国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时，昌国红将一份合同书复印件放到审判桌上，钟祝期等五人即上前请求法官给钟祝期等五人核实，当发现字迹十分模糊即将发表意见时，昌国红瞬间上前夺回那份合同，庭审法官也未予以制止，明显偏袒昌国红。昌国红持有的关于张树垏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其在（2014）韶乐法行初字第16号及（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案的卷宗均有此材料，钟祝期等五人认为此材料与昌国红在原审时提供的用于对比钟春才、钟瑞田、钟建方、钟林光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存在重大差异：前者没有加盖“乐昌县永济桥乡人民政府”印章，后者却加盖了“乐昌县永济桥乡人民政府”的印章，而前者在2013年7月7日由永济桥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批注“l985年手写刻印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村公社、生产队）……当年整个永济桥山岭户主所持那份都没有盖当年永济桥乡政府的公章”，这个证明是虚假的，因为不管山林承包合同的正本还是副本，签发时间同为l985年9月13日的《山林承包合同》均有加盖“乐昌县永济桥乡人民政府”印章，钟祝期等五人提供的多份证据完全可以证实永济桥村委会弄虚作假。因此，钟祝期等五人认为昌国红提供的其持有的上述《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二、昌国红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记载山林座落情况第四行登记的山名张树垏面积20亩，四至：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南至林场界、西至下张树垏口上由埂至乐昌林场火路界、北至大坑，昌国红获取的发证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编号为44028101140929020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四至为：东林场火路，南直上岐，西埂，北坑，面积为2.8公顷；而颁发日期为2014年11月11日、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四至为：东岐，南边，西埂，北自界，面积为0.67公顷。通过对比可知，昌国红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的四至与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四至也不相吻合：昌国红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的山林面积为20亩，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面积合计为3.47公顷，折合52.05亩，面积也不相吻合，昌国红采伐的面积远远大于昌国红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的面积。三、钟祝期等五人通过在等高线地形图上绘图以及到采伐现场查勘发现，钟祝期等五人的《乐昌县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的下坑，东至石场埂直上林场界，南至岐，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北至大坑，面积55亩的林地范围包括了昌国红非法获取的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的采伐范围，也就是说昌国红采伐的林木所有权归钟祝期等五人所有。而且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中“张树垏”字样都是昌国红自行添加的，张树垏与下坑并不相邻，昌国红添加“张树垏”字样的目的是为了于其山林合同书副本描述的地名一致，昌国红涉嫌伪造公文证件。为了让法官查明案情，钟祝期等五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强烈要求法官到现场查勘，因原审法院有意偏袒昌国红而没有批准，故造成本案不公平的判决。四、证人钟某甲与昌国红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仍然采信了昌国红申请的证人钟某甲的证人证言，偏袒昌国红，证人证言的内容隐瞒了钟祝期等五人的下坑的四至范围包括了昌国红两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的采伐范围的事实。张树垏是在毛子范围内，而下坑与毛子是完全不相邻的两块林地，与下坑相邻的是钟林光承包的肖家岭，昌国红提供的证人与其有利害关系，完全颠倒是非，其证言认为张树垏与下坑相邻不足采信。据此，钟祝期等五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确认昌国红在争议地点下坑采伐并出售林木所得款20万元归钟祝期等五人所有，昌国红返还采伐并出售编号为44028101141111003号《广东省采伐许可证》项下70立方米的木材款70000元给钟祝期等五人。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昌国红负担。昌国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以（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证实在昌国红在张树垏的面积及四至，符合事实，具有法律根据。（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是一份由钟祝期等五人在原审提交并作为其证据的生效法律文书，该文书查明并认定的昌国红在张树垏的四至，昌国红无需另行举证证明。二、昌国红砍伐张树垏自已拥有承包经营权的林木与钟祝期等人无关。与钟春才的“下坑”、钟林光的“肖家岭”有相邻关系的是黄泥坑村小组集体林地，昌国红在张树垏拥有承包经营权的林地只与黄泥坑村民小组相邻。根据（2006）韶中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的事实查明和认定，昌国红在张树垏的承包经营地“插花”在权属人为乐昌市大源镇永济桥村民委员会黄泥坑村民小组的“张树垏”山地中。昌国红证载“张树垏”范围东、西、北外属于乐昌市大源镇永济桥村民委员会黄泥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因为昌国红除承包山地南面至林场界外，其余的北面、东面、西面均与黄泥坑村小组在“毛子”、“岔龙子“、“张树垏”始终未发包属集体所有的山地相邻。昌国红砍伐张树垏的林木，持有合法的采伐许可证，本案没有任何相反证据证明昌国红砍伐张树垏的林木属盗伐或滥伐。三、本案当事人所在林地证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韶关市依法成立、有房地产测绘资格的专业公司始于2001年，而在1985年时，不可能存在能够精细测量山地面积的单位。由于当时各方条件落后等历史原因（如当时承包合同记载人文化水平不高、地名的不规范、不详细、没有事先统一制图、各地没有规律的对同一地方的多种叫法以及历史变迁等），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无论合同还是承包证明，其四至记载与取得的经营面积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必须联系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昌国红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承包经营面积与本人合同（副本）证载注明的30亩的面积确实是存在很大差距。就如钟春才的“下坑”山地，其证载面积55亩，实际面积就有100多到200亩（目测）。昌国红合同（副本）记载的“张树垏”界址范围约110多亩，但事实上昌国红仅占“张树垏”30亩（事实上不止30亩，30年来昌国红实际承包经营面积已超过约50亩，发包人是认可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且昌国红“张树垏”证载注明的30亩林地、林木“插花”在权属人为黄泥坑村小组的山地中，昌国红“张树垏”30亩四至除南面外，其余三面均与记载界址完全不同。四、关于证人钟某甲的问题。钟某甲既是本案钟祝期等五人、昌国红林地发包人的村民小组长，也是钟祝期等五人的堂兄，相比起来，同在一条村里的钟祝期等五人、昌国红、证人间均存在亲戚关系，证人钟某乙与钟祝期等五人更亲。五、本案应注意是钟祝期等五人提起的虚假恶意诉讼。在钟林光与钟心机的（2006）韶中行终字第45号案之前所涉的民事、行政案中，钟祝期等五人均证明“张树垏”属其兄钟林光“肖家岭”山地范围、经营权归其兄钟林光。钟林光在上述案件败诉后，钟祝期在昌国红与钟林光“张树垏”山权、林权行政案中，又再次证明“张树垏”属其兄钟林光山地“肖家岭”范围、经营权归其兄钟林光。钟林光在上述行政案件败诉后，钟祝期等五人又提起行政诉讼、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张树垏”山权、林权属钟春才承包地的“下坑”范围，归其所有。六、钟祝期等五人的请求涉及三个案由，第一个请求是确认之诉，第二个请求是侵权之诉，第三个请求是不当得利之诉。如按照第一个诉求审理，主体应该是黄泥坑村小组，昌国红不是适格的主体。另外，钟祝期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的“张树垏”字样是昌国红自行填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钟祝期等五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应钟祝期等五人的要求，本院组织了钟祝期、昌国红、钟林光、黄泥坑村小组组长钟某甲及乐昌市林业局的技术人员到现场查勘，并制作了现场图，对钟祝期、昌国红、钟林光持有的三份承包合同书的四至进行了指认，钟祝期、昌国红、钟林光对南至林场火路界均无异议，但是对东、西、北至存在异议，各方当事人及黄泥坑村村小组组长钟某甲在现场图上签名确认。黄泥坑村村小组组长钟某甲认为钟祝期等五人的土地与昌国红相邻，并未重叠，之所以出现本案的争议是因为承包合同中未将张树垏的东埂和西埂表述清楚。钟祝期等五人山林的西界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其实就是昌国红的东界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昌国红则认为钟祝期等人的西界中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的“大坑”与其“坑”不同，钟祝期等五人的西至的“大坑”是北面来的一条大坑，其与钟祝期等五人东西至界限相邻，张树垏并不包括在下坑的范围内。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仅对钟祝期等五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对钟祝期等五人上诉请求没有涉及的原审判决审理查明事实及其他判项不予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昌国红持有的关于张树垏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应否认定；二、钟祝期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一、关于昌国红持有的关于张树垏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应否认定的问题。钟祝期等五人上诉认为昌国红持有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查明的是昌国红持有关于张树垏《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并没有查明《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的真伪。本院认为，（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行政判决已经认定了昌国红持有《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的事实，并且对该《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所记载的四至予以确认。该行政判决目前尚未被再审程序推翻，仍具有法律效力。且钟祝期等五人未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该认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昌国红无须另外再提交《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原审法院引用（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二、关于钟祝期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钟祝期等五人认为其承包的下坑包括了昌国红承包的张树垏，昌国红砍伐的树木属于其承包范围内，昌国红应返还木材款项。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本院二审期间到现场勘查的情况分析：第一，如前所述，昌国红持有《山林承包合同书》副本，合同副本所记载的四至在本院组织的现场查勘中亦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指认，该合同所指的地方真实存在。第二，如果钟祝期等五人的下坑的西至与昌国红张树垏的西至重合，下坑包括了张树垏，那么，昌国红等于没有分到张树垏山林，与昌国红实际上分得山林的事实不符。第三，张树垏有两条埂，东埂及西埂，均能由埂上至林场火路界，但是钟祝期等五人与昌国红的承包合同四至均未写清楚是张树垏的西埂还是东埂。结合现场图分析及发包方黄泥坑村小组组长的指认，钟祝期等五人的西至“张树垏口埂大坑直上林场界”应属张树垏的直对大坑的东埂，该西至与昌国红的东至下大坑上由埂至林场火路界属于同一界址，即昌国红承包的张树垏的东界与钟祝期等五人承包的下坑的西界相邻（见附图），现双方争执山林（张树垏）并不包括在钟祝期等五人的下坑范围内。因此，昌国红并未侵犯钟祝期等五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钟祝期等五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钟祝期等五人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乐昌市人民法院（2015）韶乐法乐民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450元，由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元，由钟祝期、钟照群、钟秋莲、钟相严、丘建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文锋代理审判员  李 罡代理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