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4054号原告陈玉金，男，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托代理人聂金莲(系原告陈玉金的妻子)。原告聂金莲，女,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原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龚平，男，住湖南省娄底市。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龚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忠琦。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卢定，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唐立诚。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唐建忠，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杜旭峰。原告陈玉金、聂金莲与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启富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7日立案受理。先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金、聂金莲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龚平、被告启富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谢忠琦、被告机施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唐立诚、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杜旭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玉金、聂金莲诉称，其二人系夫妻关系，在外共同投入、共同经营。2011年10月原告聂金莲出面与被告启富公司之负责人袁俭俭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就该公司承包的苏州Ⅱ—TS—12—A—2标项目由其组织劳务，负责该项目中9、10、19号机桩的打桩工作，劳务费按直径900钻孔桩每米人民币170元(以下币种相同)、直径800钻孔桩每米130元计算。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其二人负责打桩、灌浆的劳务项目，由袁俭俭提供施工设备，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准备相关材料，打桩机的油钱另行结算，与本案讼争劳务费用无关。截止至2012年1月3日，其组织劳务人员完成了上述机桩的打桩工作，由工地上的项目部即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作人员交付技术交底单并监督打桩质量。其二人经与袁俭俭口头结算，900孔的共计13,379米，800孔的共计1,472米，合计劳务费金额2,465,790元，袁俭俭已经以现金以及个人转账等方式支付了部分劳务费(油钱等费用另行结算)，尚欠110.5万元至今未付。之后袁俭俭出具了工作量清单，确认欠其110.5万元的事实。其多次至被告启富公司、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催讨，未果。2013年7月20日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出具承诺书，同意对上述所欠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但至今也未践约。现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启富公司支付劳务费110.5万元，被告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启富公司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其公司原名为上海启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启富公司。其公司与被告机施公司签订合同承接上述讼争打桩工程项目，后将全部工程分包给袁俭俭所代表的公司，当时袁俭俭提交了南京东地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地公司)的法人委托书，其公司系与东地公司签订合同，现已与袁俭俭基本结清，其从工程款中收取管理费并扣除相应税金。由于具体的打桩工程量、由谁负责施工等事务均由袁俭俭实施，故其对原告诉称的工程量是否属实并不知情，现其无法找到袁俭俭，不排除原告持有的工作量清单、劳务合同等材料中“袁俭俭”签字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但工作量清单中记载的金额与袁俭俭向其公司确认所欠金额存在出入，技术交底单中的交底人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且据其公司所知袁俭俭负责有多个工地而不单单是本案涉及的工程，因此对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持有异议。其公司与原告陈玉金、聂金莲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无经济来往或劳务纠纷，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公司对原告没有支付义务。此外，上述劳务合作协议书中仅有原告聂金莲一人签名，原告陈玉金并非合同主体，无权催讨劳务费用。被告机施公司持有的其公司委托书，是在2014年诉讼中应该公司要求出具，其上记载袁俭俭是其公司的代理人之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公司已经开完发票并从被告机施公司处结得14,641,052.59元，尚余工程款978,499.42元未结，被告机施公司从中尚需扣除按工程款的千分之八计算的三项费用，以及经其公司财务至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处核对确认后者配发的安全帽、工作服等物品费用4,032元。被告机施公司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其公司下属的第二分公司系其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及实际财产，故本案所涉工程的对外合同由其公司出面签订，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其公司承接工程后，将其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被告启富公司，被告启富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中明确指定袁俭俭为该公司项目负责人。可能是袁俭俭与被告启富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多个作业班组直接至其公司处堵门，其不得不出具承诺书，但承诺书中载明的是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付款给被告启富公司，故其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支付关系，且原告未能有效举证证明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所提供技术交底单与其公司的交底单样式不一致，其上的交底人也非其公司或其下属第二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单凭袁俭俭的工作量清单缺乏证明力。此外，两原告提供的劳务合作协议书中仅有原告聂金莲一人签名，原告陈玉金既非合同主体，也未出现在其出具的承诺书中，无权基于与原告聂金莲的夫妻关系主张劳务费用。其公司与被告启富公司预结算工作量为15,724,834.42元，已经支付了14,747,055元，尚余978,499.42元未结，由于被告启富公司尚有面额为3,694,771.42元的发票未开具，需待对方开票后再行支付，并在尾款中扣除按总结算金额的0.8%计算的三项费用计125,798.68元，以及配发给被告启富公司施工人员的安全帽、工作服等物品费用4,032元。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其公司受被告机施公司指派负责管理讼争标段工程，并与被告启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签订合同、收付款及开票等事务均由其上级公司机施公司实施。其公司与原告或袁俭俭之间没有经济关联，因原告在内的多人来其公司处闹事，被迫出具承诺书并盖具管理用章(以机施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的名义)。余同被告机施公司的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启富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有建筑业企业劳务分包、建筑工程等经营范围。2011年被告机施公司(发包人甲方)与被告启富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和工作内容为依照发包人提供设计院设计的施工设计图纸所表明的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部分的相关劳务，总价暂估4,030,783元(含建筑营业税)，其中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113,457元，以上总价含建筑营业税；本工程税金由乙方在甲方指定的税务机关自行缴纳并开具发票，且乙方的完税证明复印件交由甲方备案；如果不能提供符合甲方抵税要求的发票，则甲方不予以支付工程款；工期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15日完工等内容。该两被告同时又签订了《苏州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约定在生产操作过程中的个人防护用品，由各方自理等内容。此后该两被告二次签订补充合同，均以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工程Ⅱ—TS—12—A—2标劳务增加工作量为由，分别约定工程总价暂定800万元、5,162,920元(含3.477%的建筑营业税)，最终结算以实际发生数量并经现场项目经理及项目预算员签证为准，并经分公司、公司合约部确认等内容。被告机施公司收到被告启富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0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袁俭俭为我公司正式的合法代理人，全权负责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II—TS—12—A—2标桩基劳务工程的项目现场管理、签证、工程款结算等相关事宜”。2011年11月至2013年2月期间被告机施公司陆续支付给被告启富公司工程款1,732,764.10元、3,968,157元、6,512,813.60元、427,317.89元、200万元等款项，在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记账凭证中对应记载分包工程往来1,746,738元扣除管理费13,973.90元，分包工程往来4,000,158元扣除管理费32,001元，分包工程往来6,565,363元扣除管理费用52,549.40元，分包工程往来430,764元扣除管理费用3,446.11元，分包工程往来200万元等内容。被告启富公司与被告机施公司形成苏州II—TS—12—A—2标桩基劳务预决算情况，载明桩基劳务预结算工作量为15,724,834.42元；上海机施已支付给上海启富14,747,055元，余978,499.42元(未扣除管理费)未支付；根据上海机施文件，需另按预结算金额0.8%扣除三项费用(15,724,834.42*0.8%)125,798.68元，因此上海机施还应支付852,700.74元给上海启富；另外上海机施收到上海启富发票共12,030,783元，尚有3,694,771.42元未开发票等内容。被告启富公司(甲方)持有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与东地公司(乙方)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劳务作业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依照发包人提供设计院设计的施工设计图纸所表明的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部分的相关劳务，承包方式为劳务分包，分包总价款暂估4,030,783元，未包括增加部分工程款；开竣工日期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15日；本工程有机施公司上海公司承建，启富公司承揽劳务分包等内容。该合同乙方处有东地公司盖章及袁俭俭签名。被告启富公司持有由袁俭俭签收工资的付款凭单以及出票人为上海市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并由被告启富公司背书给案外人苏州工业园区天恒室内装饰经营部(以下简称苏州经营部)的汇票、转账支票，累计金额14,592,813.60元,以及东地公司出具的同意启富公司工程款转入苏州经营部账户中，委托袁俭俭办理一切事务等内容的委托书。原告聂金莲、陈玉金系夫妻关系。2011年10月2日原告聂金莲(乙方)与袁俭俭(甲方)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载明鉴于本公司(启富公司)以承接苏州地铁部分桩机施工任务，现决定需向乙方分包部分桩机劳务施工，以更好的完成这一施工任务；甲方负责与建设单位指挥部的相应的协调工作，督促乙方遵守建设单位的各项施工要求，协助乙方施工结算…；乙方负责组织提供满足甲方所需的机械设备及相应的人员配额完成建设单位所需的施工任务，承担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本合同内容的所有义务…；单价清单，直径800钻孔桩每米130元，直径900钻孔桩每米170元，为税后价；本合同对9号钻机、10号钻机、19号钻机有效(其余内容略)。原告聂金莲、陈玉金持有落款为“袁俭俭2013.2.8日”的清单，其上载明有陈玉金、任平义等人以及相应的机桩号、劳务费金额等内容，其中记载陈玉金为9、10、19号机，劳务费110.5万元。同年7月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其公司承建的苏州Ⅱ—TS—12—A—2标项目于2012年3月15日竣工，在工程承包施工过程中，分包单位为启富公司，分包单位现场负责人为袁俭俭；根据本项目内部协议对账单，机施公司与袁俭俭双方于2013年5月13日确认，机施公司尚需支付袁俭俭978,499.42元余款(包含需支付相关单位的税金和管理费等)…；我单位承诺暂不支付该笔尾款，一旦符合支付条件后，将通知分包相关作业班组方，及时沟通，共同协商处理好劳资纠纷问题；如未在分包相关班组知情并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支付该笔款项，责任有我单位承担；但我单位对于此次劳资纠纷协商的结果不承担相应责任等内容。在该承诺书下方分包相关班组方签字处有聂金莲、任平义等五人的签名。被告启富公司持有袁俭俭出具的欠款清单，载明陈玉金、任平义等五人提供给贵公司的欠款金额有误，现本人同意支付以下金额，陈玉金15万元，任平义8万元(其余内容略)。以上事实，由原告聂金莲、陈玉金提供的劳务合作协议书、工作量清单、承诺书及相关身份证、技术交底单、现场施工图、袁雄出具的说明、结婚证，被告启富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建筑工程内部劳务作业合同、授权委托书、付款凭单、银行汇票、转账支票、袁俭俭出具的付款确认书及委托支付书、税收缴款书，被告机施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书、补充合同、会计凭证、付款单、收据、支票存根、授权委托书、技术交底单，被告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提供的桩基劳务预决算情况、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制定的收取三项费用、税金的文件、苏州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工程材料采购测试管理协议、工程管理协议、规范用工协议书、廉政责任书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所证实。本院认为，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启富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合同之法律关系，按该项法律关系之定义，意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合同，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通俗来说就是雇佣关系。然而根据两原告主张其带领手下班组工人提供打桩劳务活动之后向工地方索取劳务费之诉请理由，应当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法律关系规范，本院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虽然被告启富公司取得东地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并与该公司签订合同，但被告启富公司对外并未向其他相关当事人披露其将工程转包给东地公司之事实，根据已经查明的各方经济结算情况以及被告机施公司持有启富公司的委托书中载明袁俭俭是以启富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相关劳务项目等情况，很难令人相信袁俭俭在对外分派劳务作业项目时是以东地公司的身份组织实施，原告聂金莲有合理理由相信与其洽谈劳务作业项目的袁俭俭系代表启富公司与其建立合同关系，被告启富公司理应作为合同另一方主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袁俭俭签字确认的劳务合作协议书、被告机施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原告聂金莲为合同一方主体与袁俭俭代表的启富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并以班组方的名义出现，故原告聂金莲系被告启富公司承接标段的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相应劳务费用。原告聂金莲属于没有劳务作业法定资格的个人，其从被告启富公司处承接上述劳务工程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该两方当事人建立的合同关系属于无效行为。由于原告聂金莲所签上述合同明确了合同主体，原告陈玉金的对外行为亦可解释为代理原告聂金莲履行合同的行为，在未经合同相对方启富公司认可的情况下，原告陈玉金仅基于与原告聂金莲夫妻的身份关系以及共同经营等事实，主张具有讼争合同主体资格之理由较为牵强，本院难以采信，并认定其无权以合同主体的身份主张相应的劳务费用，其参与施工并与袁俭俭进行结算所产生的相应后果由原告聂金莲承受或享有。就原告主张施工工程量之争议，被告启富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给予袁俭俭有代表其公司工程款结算的权利，现该公司对袁俭俭在工程量清单上签字的事实不持异议，该份清单可以初步证明所欠工程款金额。袁俭俭向被告启富公司确认的相关欠款情况无论真实与否，系该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并未征得相关债权人的确认，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现各被告均未提供有效依据否认前述工作量清单中记载数据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工作量清单的证明力，加之并无证据证明此后两原告又受领过工程款，原告聂金莲有权依原告陈玉金与袁俭俭确认的110.5万元债权金额主张权利，并由被告启富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被告机施公司负责签订合同，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受被告机施公司指派具体负责管理并在原告等众人讨要劳务费时以自己独立的身份就欠付工程款出具暂不支付的承诺书，该二人均具有发包人的外观表象，由于被告启富公司对经结算后欠付的工程款长时间未予追回，为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原告聂金莲可以请求被告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启富公司具有建筑劳务分包的经营资质，被告机施公司与其签订承发包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加之依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知道被告启富公司将承接的工程交付给没有资质的第三人完成而未作反对，故原告聂金莲要求被告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就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发包人具体欠付工程款金额之争议，被告机施公司与被告启富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是以实际发生数量而非固定价款进行结算，故原告聂金莲主张以合同金额扣减其认可的已付款数额得出欠付工程款金额之理由不能成立。现三被告提供有关收付、结算等证据可以印证被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向原告聂金莲等多人出具的承诺书中所记载欠付工程款数额是建立在真实结算的基础之上，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欠付数额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启富公司与被告机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未对三项费用及费率作出明确约定，但根据该两被告之间的预决算情况以及被告机施公司的付款、财务凭证等证据材料可以印证被告启富公司与被告机施公司在实际结算中就从总工程款中扣除千分之八的三项费用形成交易惯例，可作为合同履行的组成部分，加之承诺书中亦明确记载欠付工程款中包含有管理费用，故被告机施公司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辩称需扣除125,798.68元费用之理由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合同约定中并未给予被告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有从欠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税金之权利，故该两被告要求扣减税金的辩称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合同约定个人防护用品由各方自理，并不能按被告启富公司施工人员的人数径行认定被告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实际配发数，在被告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未提供实际配发数以及具体金额等相关依据的情况下，仅依三被告的一致陈述不足以支持他们要求从承诺书确定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中再行扣减安全帽、工作服等费用的辩称理由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聂金莲与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务合作协议书》无效；二、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聂金莲人民币110.5万元；三、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人民币852,700.74元的范围内(包括所有涉及上述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劳务工程的欠付款按比例)对上述第二项判决主文中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陈玉金之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45元，由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静波人民陪审员  梅国蓉人民陪审员  冷安宏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石 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