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65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东升，男，1967年9月1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东辉，男，1971年9月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颖新，北京市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凌，女，1971年10月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颖新，北京市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安，男，1942年12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晓琼，北京陈晓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16号。法定代表人刘伟，乡长。委托代理人孙武军，北京市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卓云，北京市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赵×，男，2006年10月22日出生。法定代理人赵东升（赵×之父），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赵东升、赵东辉、王天凌因与被上诉人赵文安、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坝乡政府）、原审原告赵×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8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贵担任审判长，法官张慧、潘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兼原审原告赵×之法定代理人赵东升、上诉人赵东辉、王天凌及赵东辉、王天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颖新，被上诉人赵文安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晓琼，被上诉人东坝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赵东升、赵×、赵东辉、王天凌在一审共同起诉称：赵文安系赵东辉与赵东升之父，赵×系赵东升之子，王天凌系赵东辉之妻。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均系原朝阳区东坝乡×29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2014年1月22日，上述房屋被拆迁，赵东升、赵×、赵东辉、王天凌总共取得四套安置房，现房屋早已竣工验收，但赵文安、东坝乡政府拒绝交付，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赵文安、东坝乡政府向赵东升交付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3号房屋，向赵×交付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4号房屋，向赵东辉交付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家园北区×302号房屋，向王天凌交付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1号房屋。东坝乡政府在一审答辩称：东坝乡政府不同意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的诉讼请求。一、原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29号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系我单位下设的拆迁腾退办公室与赵文安所签，赵东升、赵×、赵东辉和王天凌均不是合同当事人，仅系共同居住人，其只有通过腾退行为才能得到安置房，故其起诉欠缺依据；第二、赵东升、赵东辉、赵×及王天凌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无论是根据其家庭协议，还是根据拆迁政策，其均无法获得主张的安置面积，不能取得那么多安置房；第三、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未能及时入住的原因在其自己，因其主张多占安置房，赵文安无法接受，赵文安就没有按照要求办理入住，在赵文安生病期间，赵东升、赵东辉等胁迫赵文安签订了分房协议书，该协议书也没有赵文安的妻子姜丽枝签字，应属无效，故应驳回赵东升、赵×、赵东辉、王天凌的诉讼请求。赵文安在一审答辩称：我们所签的家庭内部分割原朝阳区东坝乡×29号房屋的协议是通过村政府同意的，赵东升30平方米，赵东辉30平方米，我也签字了。根据拆迁政策，在册人口每人有50平方米的优惠购房指标，但根据我们家庭协议，需要由赵东升、赵东辉自己出钱购买安置房，而不是通过我。房屋现状还没有交付给我，是因为我没有去领钥匙，我同意给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房，但需要由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将购房款交给赵文安，多占的面积，也应该给补偿。一审法院查明：赵文安系赵东升和赵东辉之父，姜丽枝系赵文安之妻、赵东升和赵东辉之继母，赵×系赵东升之子，王天凌系赵东辉之妻。原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29号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赵文安，院内原有北房四间、西厢房三间。2010年3月28日，赵文安、姜丽枝作为甲方与赵东辉签订《协议合同书》，约定甲方赵文安、姜丽枝原有东坝乡×29号老宅院，北房四间、西房三间，建筑面积117.8平方米，占地面积280平方米，还有村政府和乡政府批准新建东西南房共14间，210平方米，由于拆迁又加上二层248平方米，由赵文安、姜丽枝出资建筑。因×拆迁赵文安和姜丽枝同意分给赵东升西房两间30平方米，分给赵东辉北房两间40平方米，拆迁分给赵东升、赵东辉各100平方米的回迁房，由二人各自出资购买自己所得房屋。因国家占地所补偿的拆迁损失，补助的房屋米数和一切经济补偿，赵东升和赵东辉一致同意全部归父亲赵文安和姜丽枝所得。三方通过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应受国家合同法律保护，双方同意签字生效。同日，赵文安、姜丽枝与赵东辉、赵东升签订《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约定：“我赵东辉因没有房子住，因此我要求拆迁时，父亲给我两间北房，但是因国家占地赔偿的一切经济所得全部归父亲所得，经全家协商一致，上述同意。”上述协议签订后，2010年4、5月份，赵东升、赵东辉和赵文安分别通过法院调解，赵东升取得朝阳区东坝乡×29号院内西厢房北数第一、第二间房屋的所有权，赵东辉取得朝阳区东坝乡×29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第二间房屋所有权；赵文安取得朝阳区东坝乡×29号北房东数第三、第四间及西厢房北数第三间房屋所有权。上述房屋因北京市朝阳区城乡一体化及土地储备，被列入腾退范围，2014年1月22日，赵文安作为被腾退人（乙方）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腾退安置办公室（甲方）签订了《东坝乡城乡一体化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安置），约定乙方在腾退范围内有认定的正式住宅13间，坐落于东坝乡×29号，认定建筑面积331.84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户籍人口3户，人口7人，认定户口3户，认定人口9人，分别是户主赵文安，之妻姜丽枝，之女赵春雨，户主赵东辉，之子赵宇聪，之妻王天凌，户主赵东升，之子赵×，之妻罗媛媛；甲方应支付乙方腾退补偿款总计3202636元，其中包括被腾退房屋评估总价2013224元（其中包括购房补助费763232元），工程建设配合费120000元，提前搬家奖15000元，限期搬家补助费120000元，搬家过渡费15000元，规定期限内腾退奖180000元，奖励期奖励费66368元，搬家补助费8296元，其他补助费900元，周转补助费108000元，人均不足50平方米的，补助118.16平方米，购房补助费389928元，提前搬家补贴165920元。2014年4月7日，赵文安在《×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朝开公司）》及《×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丽富公司）》上签字，确认将丽富公司安置的两套二居室分别安置给赵东辉和赵东升，将朝开公司安置的五套房屋，分别由赵文安、姜丽枝各自取得一套一居室（房号分别为F15-3-302、F15-3-303，面积均为54.19平方米，房款均为233017元），王天凌、赵×各自取得一套两居室（房号分别为F15-4-1504，F15-4-1501，面积分别为80.12平方米、79.58平方米，房款分别为344516元及342194元），赵春雨取得一套三居室（房号D1-3-101，面积102.91平方米，房款为442513元），朝阳区东坝乡腾退安置办公室也在选房单上盖章确认。2014年4月17日，赵文安与东坝乡政府腾退安置办公室签订《×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合并表》，确认由朝开公司安置房屋5套，面积370.99平方米，价款1595257元，由丽富公司安置2套房屋，面积155.92平方米，价款670456元，合计超出指标面积46.91平方米，价款187640元，备注：该户所选房屋总面积，原则上不得超出乡腾退办认定的安置认可面积和认定户调计数之和，即480平方米，受户型限制超出应认购面积46.91平方米，每平方米加价4000元。赵文安称选房单系其受胁迫所签，但未对此提交证据。2014年4月28日，赵文安在《东坝乡×代扣个人安置房款扣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因购买朝开公司的五套安置房应扣款总额1595257元，购买丽富公司二套安置房应扣款670456元。2015年5月，赵文安领取了剩余补偿款749283元。审理中，经询问，双方均表示安置房已经竣工验收完毕，符合交付条件，部分村民已入住。就该户安置房未交付的原因，东坝乡政府、赵文安均称系赵文安未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审理中，双方也均确认《×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丽富公司）》上确定的安置房分别对应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2、303号房屋，《×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朝开公司）》确定的安置房分别对应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4号房屋，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1号房屋及朝阳区金驹家园D区×101号房屋。另查，就购房款问题，赵文安分别以赵东辉、赵东升为被告另行起诉，赵东升、赵东辉均表示同意就垫付购房款问题另行与赵文安解决。再查，根据朝阳区东坝乡制定的拆迁政策，被安置的每位村民可享有50平方米的优惠购房指标。一审法院认为：赵东升、赵东辉、赵×及王天凌作为被安置人，依法享有取得安置利益的权利。赵东升、赵东辉代表各自家庭与赵文安、姜丽枝于拆迁之前所签《协议合同书》、《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据此，才有之后形成的关于房屋分割的民事调解书及后续的选房单等，从内容看，后续的民事调解书、选房单等均系对《协议合同书》、《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的落实，也均系家庭内部关于安置利益分割的协议，赵文安虽辩称选房单系受胁迫所签，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且无法对上述文件相互衔接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选房单，赵东升、赵东辉、赵×及王天凌各自享有对应的安置房利益，结合东坝乡拆迁政策规定，赵东升、赵东辉、赵×及王天凌所主张的安置房面积也均与政策规定应给予赵东升、赵东辉两个家庭所有安置人口应得的安置房面积指标基本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赵东升、赵×、赵东辉、王天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作为村民房屋腾退的组织者，且系安置协议一方主体，应履行定向安置的相关协议、政策。赵文安无正当理由未受领安置房，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应先由东坝乡政府根据相关协议向赵文安交付全部安置房，再由赵文安根据家庭协议分别向各原告交付房屋。关于购房款相关问题，赵文安与赵东辉、赵东升可以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2、303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1号房屋、1504号房屋交付赵文安；二、赵文安于收房后三日内将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2房屋交付赵东辉，将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3号房屋交付赵东升，将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1号房屋交付王天凌，将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4号房屋交付赵×。赵东辉、王天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29号院于2014年1月22日拆迁，赵文安、东坝乡政府一直未向赵东辉、王天凌交付房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赵东辉、王天凌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8762号民事判决，判令赵文安、东坝乡政府立即向赵东辉交付北京市朝阳区金泰丽富北区×302房屋，向王天凌交付北京市朝阳区金驹家园F区×1501号房屋。赵东辉、王天凌向本院递交五份新证据：1、2010年4月14日赵东辉与全家重新签订的房屋产权分割协议；2、2010年5月，赵东辉起诉赵文安分家析产纠纷的起诉书及笔录；3、土地使用权人为赵东辉的土地使用证明；4、交款人为王天凌的《入住预结算收据》；5、付款协议两张。赵东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对《协议合同书》、《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了认定，且判决将上述协议与赵东升建立了明确的关系。这将影响赵东升另案的诉讼结果。故赵东升提出上诉，要求确认《协议合同书》与赵东升无关；《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与赵东升无关，对赵东升没有约束力。赵东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赵文安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赵东辉、王天凌的上诉意见，亦不同意赵东升的上诉意见，其主要答辩理由是：针对赵东辉、王天凌的上诉，赵文安认为涉案房屋应由东坝乡政府交付，与赵文安无关。对于赵东升的上诉，赵文安认为与其无关。赵文安未向本院递交证据。东坝乡政府不同意赵东辉、王天凌的上诉意见，亦不同意赵东升的上诉意见，其主要答辩理由是：东坝乡政府虽未提出上诉，但认为东坝乡政府不是房屋交付的主体，无法交付房屋。东坝乡政府未向本院递交证据。原审原告赵×之法定代理人系赵东升，其未单独代表赵×发表意见。赵东辉、王天凌向本院递交的证据均不属二审新证据，本院对其全部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另查明：本院庭审中向赵东升释明其上诉请求并非一审中提出之诉讼请求，不属二审案件处理的范围。赵东升表示知情，但不撤回其上诉。上述事实，有《东坝城乡一体化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东坝城乡一体化腾退安置房屋安置单》、《×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朝开公司）》、《×拆迁腾退定向安置选房单（丽富公司）》、（2010）朝民初字第15770号民事调解书、（2010）朝民初字第18195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合同书》、《父亲赵文安与儿子赵东辉协议书》及各方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0）朝民初字第15770号民事调解书及（2010）朝民初字第18195号民事调解书系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赵东升、赵东辉因此取得被拆迁房屋之所有权。此后因房屋拆迁，赵东升、赵东辉及赵×、王天凌成为被安置人，依法享有拆迁安置利益。赵文安已经在选房单上签字确认，对拆迁取得之房屋进行了再次分配。综合考虑拆迁安置面积及拆迁政策之规定,可以确认赵东升、赵东辉、赵×、王天凌有权要求交付房屋。赵文安系签订拆迁补充协议之主体，一审法院判令东坝乡政府向赵文安交付房屋并无不当。赵文安亦应按照选房单将房屋交付。赵东辉、王天凌要求赵文安、东坝乡政府直接交付房屋之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赵东升之上诉请求系二审增加之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不做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赵文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赵东辉、王天凌负担70元（已交纳），由赵东升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贵审判员  张慧审判员  潘蓉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璐书记员  崔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