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台玉民初字第767号原告：潘振峰。原告：韩云英。委托代理人：潘振峰，系原告韩云英儿子，本案第一原告。被告：王国友。委托代理人：谢跃辉。原告潘振峰、韩云英与被告王国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胜权独任审理，于同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振峰与被告王国友及委托代理人谢跃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韩云英委托其子即原告潘振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原告潘振峰、韩云英诉称：原告有位于玉环县楚门镇城郊村渭渚路5号的一间房产，其上辈曾借给被告父亲王万林家使用。2013年10月中旬，原告发现该房产被城郊村旧城改造渭渚片组擅自拆除。原告随即带着老《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和新《房屋所有权证》，要求城郊村进行拆迁安置。被告王国友出具了显然是伪造的1964年3月23日所谓潘登霞的卖契，阻扰、妨害两原告房屋拆迁安置。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此份卖契，既没有原告潘振峰父亲潘登霞的亲笔签字，也没有被告父亲王万林的亲笔落款签名，应是一份假卖契。卖契中的愿意的意字、价款的款字、贰佰的贰字，这三个字采用了简化字，是70年代的“二简字”，60年代还未产生，这足以证明被告出具的这份卖契是伪造的，另卖契中漏了当时原告家上辈一个重要的产权人即原告潘振峰祖母王玉香。两原告为维护其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本院，要求依法确认所谓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契无效。被告王国友辩称：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契真实且有效，玉环县楚门镇城郊村××路××号的房产是原告潘振峰父亲潘登霞卖给被告王国友父亲王万林的，非借用。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查明：2013年10月间，位于玉环县楚门镇城郊村渭渚路**的一间房屋，因城郊村旧城改造被拆除。原告潘振峰得知后，持1952年的一份《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及其新的《房屋所有权证》，主张上述所拆房屋系其所有，要求城郊村进行拆迁安置。2013年11月1日，原告潘振峰向楚门派出所报案，称自己位于楚门镇城郊村××路××号的老房子被城郊村拆掉。城郊村村民王国友即本案被告向城郊村出示了一份原告潘振峰父亲潘登霞的卖房契约，主张城郊村渭渚路5号的该间房屋，潘登霞已于1964年3月23日卖给被告父亲王万林，由其家人一直居住至今。原告方与被告均主张对上述房屋享有所有权，由此产生纠纷。2014年4月21日，楚门镇政府联合城郊村召集原告潘振峰及被告王国友就此纠纷进行调解，未成。同年6月11日，原告具状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所谓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契无效。另查明，原告潘振峰祖母王玉香因病于1985年7月16日死亡，其父亲潘登峰于2010年7月11日因病死亡。2012年5月11日，原告潘振峰向浙江省玉环县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申请继承王玉香、潘登峰遗留的位于玉环县楚门镇××路××号的一间一层房产。同年5月14日，玉环县公证处作出（2012）浙玉证字第2149、2150号两份《公证书》，公证原告潘振峰继承王玉香、潘登峰的上述遗产。2012年6月20日，经玉环县房地产管理处登记，楚门镇渭渚路5号的1间1层房产登记为原告潘振峰、韩云英按份共有，房屋产权证分别为玉房权证玉环字第××号和**。被告王国友父亲王万林已于二十七年前死亡，其配偶为孙妹英，现健在，两夫妻共有五个子女，长女王素琴、次女王娇地、三子王国中、四子王国友、五女王素兰。王万林死亡后，其配偶孙妹英及五个子女对王万林遗留的财产进行了分配，把玉环县楚门镇城郊村××路××号的该间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王万林的遗产由本案被告王国友继承，相应的买房契约也交付被告王国友持有。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玉环县楚门镇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照片、《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卖房契约复印件、（2012）浙玉证字第2149、2150号两份《公证书》、被告提供的城郊村村民委员会的王万林家属情况的《证明》，孙妹英、王素琴、王娇地、王国中、王素兰的询问笔录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为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此份卖房契约是否真实并有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情况和庭审陈述，本院评判如下：一、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房契约是否真实。原告方认为，卖房契约既没有潘登霞的亲笔签字也没有被告父亲王万林的亲笔落款签名，并且卖契中的三个简化字，是70年代的“二简字”，60年代还未产生，据此主张被告持有的这份卖契是伪造的。被告认为，契约上虽没有潘登霞的亲笔签名，但有潘登霞的印章，利用私章代替签名在上世纪60年代是非常平常的，卖契中没有被告父亲王万林的签名，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卖契中的“二简字”在上世纪50年代民间已开始使用，只是70年代国家在全国推广，并非70年代才开始使用，主张此份卖房契约是真实的。为证实其主张，被告提供了城郊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人王某、孙某的证言、一份1962年元旦立契的《当契》以及1952年的王万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佐证。证人王某系卖房契约中证明人王明祥的弟弟，其关于曾听王明祥说起潘登霞将房子卖给王万林的证言能与城郊村村民委员会的关于“楚门镇大××××号的房屋，自1964年3月23日由潘登霞卖给王万林”的《证明》相印证，证人孙某的证言能与证人王某的证言及城郊村的《证明》印证又能与《当契》中有关潘登霞将房屋当给孙招富的内容相印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形式完备，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并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证实原告潘振峰父亲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将城郊村渭渚路5号的房屋卖予被告父亲王万林。被告提供的1952年的王万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此证系玉环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1月4日所发，该证中多次出现贰字的“二简字”，故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卖契中的“二简字”在上世纪50年代民间已开始使用，并非70年代才开始使用，原告据卖房契约上的三个二简字而主张此份卖契为假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方认为卖契中漏了当时原告家上辈一个重要的产权人即原告潘振峰的祖母王玉香，主张卖契是假的。被告提供1952年的王万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对该房屋四至的记载上只记载潘登霞没有王玉香，主张房子为潘登霞一人所有，不存在共有人。原告质证，认为1952年的王万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证明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以其提供的潘登霞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为准。本院采信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卖契中出卖房屋的所有权人仅为潘登霞一人，但本院同时认为原告据此主张卖契是假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不能因卖房契约没有写明房屋共有人，而认定该契约为假，一份卖房契约的真假与卖契是否遗漏房屋共有权人没有必然的联系。综上，本院认为，被告王国友持有的此份卖房契约真实。此份卖契虽无潘登霞、王万林的亲笔签名，但落有潘登霞的印章，且出卖的指向非常明确即本案被告王国友的父亲王万林，并盖有证明人王明祥及代书人卢超的私章，买卖双方明确，买卖标的明确，价格明确，具备买卖行为的基本形式要件，也符合当时当地卖房的交易习惯，应成立且真实。二、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房契约是否有效。原告方主张卖契中漏了当时原告家上辈一个重要的产权人即原告潘振峰祖母王玉香，此情节是否导致卖房契约无效。经庭审，可以明确，自上世纪60年代起，原告方家人就没有居住在城郊村渭渚路5号，而是被告及家人一直居住到房屋被拆除。原告方主张，该房屋系潘登峰和王玉香借给王万林家使用的，原告家人重感情，故一直未向被告家人要回房屋。本院认为，上世纪60年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如原告潘振峰的父亲潘登霞及祖母王玉香是将房屋借给被告父亲王万林使用的，那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原告及家人没有向被告及其家人主张要回房屋，特别是在王玉香、王万林、潘登霞去世的时候均未向借房者主张取回房屋，这有悖于常理，原告方现仅以“重感情”予以解释，显得过于空洞、无力，本院对原告借用的主张不予采信。据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主张的共有人王玉香是知道该房屋买卖的事实，故直至去世，也未向王万林及其家人就该房屋主张过任何权利，王玉香明知潘登霞将房屋出卖，而没有明确反对，应视为其承认房屋买卖。本案，买卖双方是自愿的，并立有契约，买方王万林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应认定买卖关系成立，卖契有效。本院认为：原告潘振峰父亲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房契约，系潘登霞卖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为此特立卖房契约并将卖契交予被告父亲王万林持有，足见双方之间已确立房屋买卖关系，此房屋买卖行为并不违法且符合当时当地的交易习俗，依法应予保护。原告方关于此卖契系伪造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其主张卖契无效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振峰、韩云英要求确认潘登霞于1964年3月23日所立的卖契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原告预交），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潘振峰、韩云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及副本两份，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账户名称：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业银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审 判 员  王胜权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代理书记员  叶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