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昆知民初字第3号原告云南花之都花卉有限公司。住所：昆明世纪城玉春苑****19k。法定代表人司马公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孟文磊，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昆明市青年路**志远大厦****法定代表人梁丽红，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57号红盾大厦7-8楼（除702、802房）。法定代表人陈淑芳，该公司总经理。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孙楠，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商务总监，特别授权代理。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魏杰，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商务经理，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花之都花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之都公司）诉被告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邦信云南公司）、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信公司）商标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原、被告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司马公子、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孟文磊，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孙楠、魏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花之都公司起诉称：其基于保护自身品牌的目的，于2010年12月21日和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签订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代花之都公司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申请注册“花之都”商标，费用为人民币4000元（下同）。之后，邦信云南公司表示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暂无法注册，要求花之都公司在其他产品类上注册后再注册第31类和第41类，双方为此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了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在其他共计43类产品上注册“花之都”商标，费用为86000元。原告花之都公司已按约将上述共计90000元支付给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但直至2013年11月，原告花之都公司才得知邦信云南公司并未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将“花之都”注册成功，且“花之都”商标早在1999年就已被第三方在第31类上注册成功。邦信云南公司作为专业代理机构，未尽合理注意和提醒义务，在明知“花之都”已被他人注册在第31类的情况下，仍与原告花之都公司签订商标代理合同，属于欺诈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告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编号：BS00088417)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编号：IP00118085）；二、被告邦信云南公司返还原告支付的费用共计人民币9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被告邦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已完全履行了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和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2、“花之都”商标无法在第31类、第41类上注册成功并非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的过错；3、两份合同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4、双方已就履行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和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的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完毕，原告再次向法院起诉违背了双方的协议。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归纳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花之都公司对编号为BS00088417、IP00118085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是否具有法定撤销权。针对诉讼主张，原告花之都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1、原告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证明原告主体资质。证据二：1、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工商登记卡片，2、被告邦信公司企业基本信息，证明两被告主体资质。证据三：1、《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编号：BS00088417），2、原告向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的付款发票，3、《知识产权委托合同》（合同编号：IP00118085）,4、原告向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的付款发票及交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证明原告和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合同，且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证据四：1、广州市花都南方花卉有限公司在第31类上注册的“花之都”商标的详细信息，2、连云港市花之都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在第41类上注册的“花之都”商标的详细信息，证明广州市花都南方花卉有限公司和连云港市花之都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早在原告和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签订《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之前早已经分别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注册成功“花之都”商标，原告希望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注册“花之都”商标在法律上已属于不可能，而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作为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在接受原告的委托前，应当详细审查原告的委托事项在法律上是否具备可行性，能否注册成功，应当尽到合理的查询和提醒义务，但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并未尽到这一必要的提醒义务，使原告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之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又以需要在其他43个类别上注册商标才能在第31类和第41类上注册成功为由，致使原告在受到欺诈的情况下又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签订了《知识产权委托合同》。证据五：1、上海市工商局浦东分局对邦信（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芬芳公司利用虚假宣传方式招揽商标代理业务的行政处罚报道，2、邦信（北京）知识财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3、邦信（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证明邦信（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及邦信（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与邦信公司邦信云南公司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且邦信（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由于同样的欺诈行为致使其他企业受骗并受到了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针对答辩意见，两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编号：BS00088417），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证据二：两份第31类商标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三：《知识产权委托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IP00118085），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证据四：花之都商标注册证（类别：1-2、4-9、11-30、32、34、35-40、42-43、45）。证据五：花之都商标受理通知书（类别：3、10、27、33、44）。以上证据证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证据六：和解协议书，证明双方就两份合同履行中产生的争议，已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议书》，原告恶意诉讼。证据七：银行《汇款清单》，证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已按《和解协议书》履行完毕。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12月21日，原告花之都公司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签订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约定由邦信云南公司作为代理机构，为花之都公司在第31类、第41类商品（服务）上申请注册“花之都”文字商标，费用为人民币4000元。此后，双方又于2011年8月10日再次签订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约定由邦信云南公司作为代理机构，为花之都公司在43个类别项下申请注册“花之都”文字商标，费用为人民币86000元。此后，告花之公司依约向邦信云南公司前后共支付人民币90000元。邦信云南公司为原告分别在第1-2、4-9、11-26、28-30、32、34、35-40、42-43和第45类商品（服务）上注册了“花之都”文字商标，截至起诉时，尚有第3、10、27、33和第44类项下的“花之都”文字商标注册申请仍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审核中。此外，被告邦信云南公司陈述“花之都”文字商标在第31、41类商品（服务）上的注册申请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驳回，但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实上述申请被驳回的事实和理由。原告花之都公司认为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并未能在第31、第41类商品（服务）项下为原告注册“花之都”文字商标，且原告花之都公司在签订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在签订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时受到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的欺诈，因此认为上述合同应予以撤销，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花之都公司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就编号为BS00088417、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服务合同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为：1、由于花之都公司强调邦信云南公司服务代表存在过度承诺问题，邦信云南公司就此补偿给花之都公司该项服务的部分费用，共计人民币8400元；2、双方确认，在邦信云南公司按期付清上述款项后，双方就本次争议的合同，不再有其他任何经济纠纷，暨花之都公司不再就此对邦信云南公司提出任何经济上的补偿。上述和解协议达成后，邦信云南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依照上述和解协议的约定，向花之都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400元。关于原告花之都公司对编号为BS00088417、IP00118085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是否具有法定撤销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关于（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当民事行为出现以上三种法定情形时，才能行使法定的撤销权。本案诉争合同为商标代理合同，根据诉争合同的约定，被告邦信云南公司接受原告花之都公司的委托，为其办理“花之都”文字商标在相关类别商品（服务）上申请注册的业务。原告花之都公司主张其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编号为BS00088417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之后，又在受到被告邦信云南公司的欺诈下签订了编号为IP00118085的《知识产权委托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在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照商标法及有关规定对商标能否注册作出审定。商标代理组织可以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商标注册申请。本案中，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作为商标注册代理的专业机构，在接受委托人花之都公司的委托后，以花之都公司的名义办理有关商标注册申请。在签订该商标代理合同前，双方均明知，该受托事项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对该商标注册申请作出的审定。虽然原告花之都公司表示其在签订合同前，已知有类似注册商标存在于第31、41类商品（服务）上，但被告邦信云南公司做出承诺，使其误以为只要由其代为办理，就可以在第31、41类商品（服务）上注册“花之都”文字商标，但花之都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对上述说法予以证实，在双方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中也未见上述内容表述，即由被告邦信云南公司保证为其在各个商品（服务）上成功注册“花之都”文字商标。相反，就常理而言，花之都公司明知邦信云南公司仅为商标注册申请代理机构，也明知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商标注册申请才具有决定权，而“花之都”文字商标注册申请能否通过尚属待定，花之都公司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商事主体，理应具有相应的风险防范能力，并对签订合同的后果有明确的预知，故其在与邦信云南公司签订《商标代理委托合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时，应系其在充分考虑到完成委托事项的可能性后与对方协商合意的结果，且诉争合同均约定了对等的权利与义务，而并非是原告花之都公司所称的由邦信云南公司对其单方的承诺，故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或欺诈等情形。至于被告邦信云南公司未能在第31、41类商品（服务）上为原告花之都公司注册“花之都”商标，属于诉争合同履行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双方已于2013年11月8日就诉争合同履行中所产生的争议达成了和解，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时，原告花之都公司实际上已默认了诉争合同的效力，并同意在接受补偿后不再就诉争合同争议向被告邦信云南公司要求补偿。综上，原告诉称其对编号为BS00088417、IP00118085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和《知识产权委托合同》具有法定撤销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原告花之都公司撤销诉争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样，对其以撤销合同为由要求被告邦信云南公司返还已支付费用的诉请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花之都花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云南花之都花卉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越审 判 员  白 昱代理审判员  陈志远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张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