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潍商终字第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乾顺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霞。委托代理人：马传永，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昌邑市宝利织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瑞荀。委托代理人：谢建华，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淄博乾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昌邑市宝利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2）昌商初字第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乾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传永、被上诉人宝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瑞荀及委托代理人谢建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2012年4月16日，宝利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与乾顺公司自2011年5月订立购销合同开始，双方之间多次发生购销涤磨毛布业务，截止到2012年3月20日，双方业务终止，经对账乾顺公司尚欠货款344600.27元未付。请求依法判令乾顺公司偿付欠款344600.2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乾顺公司原审辩称：宝利公司诉称我公司拖欠其货款与事实不符。根据双方签订购销合同的约定，我公司严格履行合同，带款提货，宝利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存在拖欠货款问题。所谓拖欠货款，是宝利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价格，自行提价，我公司不予认可。双方实际发生业务量超过100万米，中介费约10万元（我方实际付款超过300万元），另外，宝利公司所供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达不到双方约定的每平方50克的标准，存在污点、疵点超过合同约定等问题。我方保留向宝利公司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追索权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宝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查明：2011年5月，宝利公司与乾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乾顺公司购买宝利公司涤磨毛布，幅宽2.2米，平方克重50克，单价3.05元，41万米；幅宽1.50米，平方克重50克，单价2.35元，27万米。交货日期为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7月底。结算方式是2011年5月10日前付定金18万元,带款提货。交货地点为昌邑，双方还对质量等作了约定。在该合同中，乾顺公司的付光锋书写上了“此价格含0.10元中介费”的内容。合同订立后，双方开始履行合同。至2011年7月30日，乾顺公司共购买宝利公司幅宽为2.2米的布匹45.46968万米；幅宽为1.50米的布匹8.847万米；幅宽为2.35米的布匹5.711万米，三种幅宽的布匹共计60.02768万米。在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间，乾顺公司又购买宝利公司幅宽2.2米、1.5米、2.35米、2.16米、1.49米、1.28米、1.07米的布匹，共计56.97874万米。以上乾顺公司共计购买宝利公司布匹总数为117.00642万米。诉讼中，宝利公司撤回了对张红霞、付光锋个人的诉讼。对于宝利公司与乾顺公司的诉辩主张，依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确认双方争执的焦点为：乾顺公司是否欠宝利公司的布匹款。为此，宝利公司主张乾顺公司尚欠其货款344600.27元并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2年3月20日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是由宝利公司打印的，欠款数额为344600.27元，陈某在该对账单上签署“已对账陈某”的字样。宝利公司据此认为与陈某已对账,陈某系乾顺公司在昌邑的代理人，乾顺公司尚欠宝利公司布款344600.27元。经质证，乾顺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对账单上没有乾顺公司的签字。2、2011年9月27日的结帐单一份。该份结账单是由宝利公司打印的，陈某在该结账单上签有“已对账结算陈某”的字样。宝利公司主张在2011年9月27日由陈某代表乾顺公司进行过结账，陈某是乾顺公司在昌邑的代理人，乾顺公司当时欠款37398.68元。3、工商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乾顺公司在2011年9月27日17点55分付给宝利公司37398.68元。宝利公司据此认为乾顺公司是根据2011年9月27日与宝利公司结账单而付款的，说明了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能够代理对账付款等事宜。乾顺公司对上述二份证据质证后认为，从证据上看乾顺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付给了宝利公司货款37398.68元，宝利公司也承认当时的账目已清结，之后是否还欠货款需宝利公司继续提供证据。另外，乾顺公司不认可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结账是双方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宝利公司与陈某结的账。4、记账凭证和账页一宗。记账凭证上记载乾顺公司收到宝利公司布匹条子都是由陈某及其丈夫葛华书写的。宝利公司认为该宗证据能够证明乾顺公司收到了宝利公司的布匹，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这些账页是宝利公司的单方记录，不认可。5、双方2011年5月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签订合同时乾顺公司代理人付光锋（张红霞之夫）在合同中作了标注，“注：此价格含0.1元中介费”。宝利公司认为这份合同能证明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上标明了是中介费，只是居间合同的中介费，陈某只是中介人，不是乾顺纺公司的代理人。6、双方在管辖权纠纷中，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潍商辖终字第194号民事裁定书，在该裁定书中，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被告淄博乾顺纺织有限公司在昌邑的代理人陈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本案的合同纠纷仍是原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据此，宝利公司认为，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能够证明陈某代理人的身份。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解决了双方的管辖问题，实体方面的证据必须经过开庭审理经双方质证，该裁定书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实体的依据。7、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其是乾顺公司在昌邑的代理人。陈某证实：与宝利公司没有关系，与张红霞和付光锋是朋友关系，并且是他们在昌邑的代理人。双方间的欠款属实，付光锋的每一笔账目都是我给他记的，每次我都把账通过传真传给付光锋。付光锋委托我与我丈夫葛华给他做业务，付光锋付给宝利公司的款包含每米给我一毛钱的提成，该我提成的我提了。我在昌邑代表付光锋还与其他公司发生业务，如李家埠开发区姓魏的一家，也是我给付光锋作代理人的。2012年3月21日，付光锋发给我的信息说他不会欠孙瑞荀和老魏的钱。宝利公司把货送去后，有不合格的货都退回来。2012年2月10日业务终止，3月19日货退了8000多米，退货后才结的账。乾顺公司说宝利公司方擅自提价每米5毛钱,没有这个情况。中介费是付光锋付给我的报酬。付光锋交给宝利公司的现金，由我转交给宝利公司，宝利公司的财务给我开具现金收据，我手里现存着二份我交款时宝利公司开给我的现金收据（提交法庭)。我给付光锋送货，送到付光锋指定的加工厂，我这里有加工厂的收条或有复印件（提交法庭)。付光锋往哪里发货，我有部分他亲手写的条，也有传真，有时他也通过电话让我发货。宝利公司与乾顺公司的业务是我在中间穿针引线，我作为付光锋在昌邑的代理人，没有书面委托合同。我给乾顺公司送的货，乾顺公司将运费付给我，共汇到我账户有10000多元的运费。对于证人陈某的证言，乾顺公司认为，证人陈某只是个中介人，她提取的是中介费。8、昌邑振松纺织厂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他们与乾顺公司发生的业务也是陈某与他们结算的。乾顺公司质证认为，出具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陈某是中介人，合同中明确写明了。9、账目记录、记账凭证一宗。证明涉案布匹是由乾顺公司委托陈某夫妻提走的。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这是单方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陈某只是中介人。10、原始单据一本，证明陈某出庭作证时证明付光锋交给宝利公司的现金货款，由陈某转交给宝利公司是真实的。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只能证明我单位交给宝利公司货款，不能证明陈某是乾顺公司的代理人。11、宝利公司与青岛纺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四份及增值税发票五份，证明2012年4月、5月、6月份，宝利公司与他人签订买卖布匹合同的价格都比与乾顺公司之间买卖布匹的价格高。乾顺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庭审中，要求乾顺公司提供双方全部结算证据，乾顺公司只提供了通过银行账户汇款的证据，未提供用现金结算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宝利公司与乾顺公司在2011年5月签订的买卖合同后，双方开始发生布匹买卖业务，至2012年3月20日双方业务终止，依据宝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能够证明陈某夫妻为乾顺公司从宝利公司处提取布匹后，将布匹送到乾顺公司指定的加工厂，并用现金代为乾顺公司与宝利公司进行过结算交付，同时，双方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陈某夫妻每米布匹提取0.1元，该款项作为劳动报酬是由乾顺公司支付的，因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乾顺公司与陈某之间系雇佣关系，故对陈某与宝利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的对账单予以确认，该对账单能够证明乾顺公司尚欠宝利公司货款的事实。另外，宝利公司与陈某于2011年9月27日的对帐单及乾顺公司已支付该对账单的款项，能够证明双方买卖布匹的价格是高于合同约定价格的，在乾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带款提货的情况下，陈某作为乾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有权进行对账和结算。综上，宝利公司与乾顺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乾顺公司欠宝利公司布匹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乾顺公司应予偿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乾顺公司偿付宝利公司布匹款344600.27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469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共计8989元，由乾顺公司负担。宣判后，上诉人乾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344600.27元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陈某签名的对账单不予认可，该对账单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且陈某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与陈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宝利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查明：一、对于双方之间发生布匹交易的总量，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双方间的布匹交易总量为1170064.20米，交易总金额为3532288.95元，乾顺公司已付款3187688.68元，尚欠344600.27元；上诉人乾顺公司在原审时辩称“双方实际发生业务量超过1000000米，实际付款超过3000000元”，但未提供具体数字，上诉人乾顺公司对被上诉人宝利公司所主张的交易总量虽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或证明。二、对于已开696097米、总额为2151536.45元的增值税发票之事实，上诉人乾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均无异议。三、上诉人乾顺公司认可付光锋是乾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霞的丈夫，也认可付光锋在涉案合同上的签署的内容和签名。对于付给被上诉人宝利公司货款中每米包含0.1元中介费问题，上诉人无异议。四、对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陈某代上诉人乾顺公司从其单位处提货问题，上诉人乾顺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涉案布匹系由上诉人乾顺公司自提或被上诉人宝利公司自行发货的相关证据。六、对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2011年9月27日的对账单是双方结算2011年4月27日至2011年9月27日间的业务，2012年3月20日的对账单是双方结算2011年9月27日后至2012年3月20日间的业务之事实，上诉人乾顺公司未提出反驳意见。七、对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陈某曾代上诉人乾顺公司向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付款两笔共30万元货款问题。上诉人乾顺公司不认可是陈某付的，称该款是付光锋给被上诉人宝利公司直接放下就走了。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在案为凭。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买卖布匹欠款而形成的纠纷。上诉人乾顺公司对涉案欠款应否承担支付责任是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对于该焦点问题，从涉案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来看，能够综合认定上诉人乾顺公司对涉案欠款应予承担付款责任，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乾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签订的布匹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在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乾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布匹的品种、规格、数量进行交易，而是按上诉人乾顺公司的实际需求进行的交易，所以，上诉人乾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之间的实际交易量，远大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易数量，据此，应视为合同双方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协商一致变更了合同内容。二、上诉人乾顺公司对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双方间的布匹交易总量为117万余米虽有异议，但上诉人在原审答辩时认可双方间的交易量已超过100万米、实际付款超过300万元，却未能提供双方实际交易总量的具体数字，在上诉人乾顺公司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反驳被上诉人宝利公司主张双方交易总量为117万余米的情况下，应对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关于双方布匹总交易量为117万余米的主张，予以采信。三、上诉人乾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对双方在2011年9月27日之前的业务已全部结算完毕之事实均无异议，本案双方争执的是2011年9月27日之后至2012年3月20日间的业务，鉴于上诉人乾顺公司在2011年9月27日之前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的业务是由陈某代其进行对账结算的，在上诉人乾顺公司对陈某证言未提出反驳意见的情况下，上诉人乾顺公司对陈某代其与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在2011年9月27日进行的结算确认、代上诉人乾顺公司向被上诉人宝利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代上诉人乾顺公司到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处提货等事实均未提供反驳证据，结合上诉人乾顺公司在2011年9月27日结算确认后的付款行为及本院（2012）潍商辖终字第194号民事裁定书中“对被告淄博乾顺纺织有限公司在昌邑的代理人陈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本案的合同纠纷仍是原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的认定，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陈某系上诉人乾顺公司的代理人，故对陈某在2012年3月20日对账单上的签字确认，予以采信。综上，上诉人乾顺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乾顺公司尚欠被上诉人宝利公司布匹款的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充分，足以证实上诉人乾顺公司对涉案欠款应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乾顺公司与陈某之间关系的认定虽不够准确，但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实体处理结果，本院对此予以说明。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69元，由上诉人乾顺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路志明审 判 员  邢伟明代理审判员  郭明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赵泓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