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乌中民再字第16号抗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存国。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卫东。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晓兰。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培民。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培军。申诉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军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培民。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负责人：张琼，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陈文博，新疆资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新。申诉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因与被申诉人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以下简称军区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8）乌中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新检民抗（2013）第51号民事抗诉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日作出（2013）新民抗字第6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被申诉人军区总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文博、周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起诉至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称，2005年11月17日，张万忠（系冯存国的丈夫）因体检发现“胆囊息肉”1年余入住兰州军区总医院，初步诊断为：胆囊息肉、冠脉支架植入术后、高血压病、Ⅱ型糖尿病，军区总医院术前没有向患者及家属履行告知义务，隐瞒了手术的危险性，使患者无法正确地作出选择，且军区总医院在术前也未做全面的检查，致使手术方式欠妥，本应完全可以防止术中心梗的发生，由于军区总医院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使患者病情恶化致死。综上，由于军区总医院未履行全面告知义务、手术方式欠妥以及术前检查不重视、手术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亡。军区总医院严重过错行为，使患者失去接受正确治疗的机会，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权利。军区总医院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为保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军区总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125184元、丧葬费19540元、医疗费326136.71元、护理费5720元、伙食补助费825元、鉴定费8500元、交通住宿费6976元、扶养费99034.5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691916.21元。一审被告军区总医院辩称，不同意冯存国等人的请求及理由。医院充分尊重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手术是2005年11月30日，手术前一天医院已将手术风险告知患者及家属，就是否同意手术治疗征求患方意见，在患者本人表示同意手术治疗后，我方与患者本人履行了签字手续。我方手术顺利，各项程序到位，我们在术前交代了手术风险，术前检查非常重视，并对心脏进行明确诊断，各种对策均全面，手术过程顺利，患者在麻醉完苏醒后又发生心梗，与手术无关，患者本身病变就有心梗的可能性，在手术书中均说的很清楚，患者发生心梗，麻醉医生第一时间就对其心脏进行复苏，患者在心脏复苏后的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与手术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院方治疗心脏后的病变，是患者家属自己请院外医生就诊，擅自服用中药，并脱离呼吸机，医方的技术和患者死亡无关，有相关鉴定书为证，请求法院驳回冯存国等人的诉讼请求。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张万忠于2005年11月17日因身体不适，入住军区总医院，被诊断为：胆囊息肉。2005年11月30日，对张万忠实施胆囊切除术，在术中突发心脏呼吸骤停，并最终因多脏器衰竭于2006年1月23日死亡。2006年2月23日，经乌鲁木齐市卫生局委托，新疆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死者张万忠进行了尸检，其死亡原因为：多器官组织细胞变性坏死，功能衰竭而死亡。2006年6月16日，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乌鲁木齐医学会对军区总医院在对张万忠的医疗过程中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及事故等级进行鉴定。经鉴定，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2006年8月30日，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委托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对张万忠在军区总医院诊疗过程中院方是否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同年9月13日，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鲁金司鉴中心（2006）临证字第146号《书证审查意见书》，结论为：张万忠死亡与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诊疗行为过错存在临界因果关系。庭审过程中，军区总医院以患方在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时，提供的医疗资料不全面为由，申请重新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以新光正法鉴字（2007）第0144号鉴定书认定，军区总医院在诊疗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存在着过错，其过错与死亡有界限性因果关系。另查明，张万忠于1937年7月29日出生，生前与冯存国（1941年9月15日出生）育有张卫东等四子女。在其生前15天住院治疗过程中及死亡后，患方合计支出医疗费326136.71元；支出交通、住宿费6976元（其中丧葬交通费2520元）；支出鉴定费8500元；因护理张万忠产生经济损失572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冯存国的亲属张万忠与军区总医院之间已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故军区总医院应当在诊疗过程中发挥专业医疗技术水平，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但军区总医院在对张万忠实施诊疗及手术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医疗不足，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且该过错又与张万忠的死亡结果存在着界限性因果关系。因此，军区总医院应当对其医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行为承担一定比例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冯存国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丧葬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依据提供的证据材料，参照自治区统计局出具的统计标准，依法对合理部分按30％的责任比例予以支持；对冯存国等主张的精神损失赔偿，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不予支持。第一，死者与军区总医院之间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经过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第二，现代医学是一门需要不断研究、发展和探索的科学，对一些疾病的确诊不具有一步到位性；第三，经过司法鉴定，张万忠的死亡结果与军区总医院的诊疗过错存在临界性因果关系，与具有因果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3日作出（2007）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一、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死亡赔偿金32832元（9120元×12年×30％）；二、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丧葬费8909.5元（17819元÷12月×6个月）；三、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医疗费97841.01元（326136.71元×30％）；四、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交通、住宿费1336.8元（＜6976元－2520元＞×30％）；五、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护理费1716元（5720元×30％）；六、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住院伙食补助费112.5元（25元×15天×30％）；七、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被扶养人生活费6460.8元（6730元×16年×30％÷5人）；八、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鉴定费2550元（8500元×30%）；九、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29.16元（冯存国已预交），由冯存国等负担9312.73元，军区总医院负担2626.43元。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并答辩称，1、原审判决漏判核心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我方在一审中提供了大量的病历书证及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和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书，并有专家到庭说明，充分证明了军区总医院的治疗过错。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均未认定其证明力，也未做任何说明，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漏判核心证据。2、原审判决认定的案由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乌鲁木齐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认为本案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本案不属于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院应为其医疗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属于认定案由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本案应当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利。一审判决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而没有就公民的生命权利，应否受法律保护作出司法认定。我方在起诉状中称“被告严重的过错行为，使患者失去接受正确治疗的机会，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权利”。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侵权客体表述为“身体健康权”，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本案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为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之间属全部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原审判决错误地将司法鉴定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本案两次司法鉴定均从侧重于自然科学的角度认为诊疗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在临界因果关系和界限性因果关系。因为案件实施体现，诊疗过错导致患者张万忠手术中发生急性心梗。而急性心梗发生后又经过一段时间患者死亡。从自然科学角度，诊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经过了急性心梗的中间环节转换，鉴定为临界因果关系。而从法律意义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承认患者张万忠急性心梗发生后，患者死亡的结果就不可避免了。医方的诊疗过错与患者急性心梗之间是全部的因果关系，其过错与患者死亡直接就是全部的因果关系。（2）原审判决对“存在临界性因果关系”与“具有因果关系”的概念认定出现逻辑错误，临界性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的一种，具有临界性因果关系就具有了因果关系。原审“存在临界性因果关系，与具有因果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的判决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一定比例的民事赔偿责任，按照30％计算，不符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情况。5、原审驳回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属于医疗事故、现代医学对一些疾病的确诊不具有一步到位性，以及司法鉴定结论的临界性因果关系，与具有因果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均不能成为不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依据。冯存国等针对军区总医院的上诉答辩称，军区总医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误，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军区总医院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不是事实，我方在上诉状中已作了充分的举证和阐述；患者是在手术复苏过程中发生的心梗，理应系手术不当造成。患者拒绝治疗是在发生心梗之后。事发后，军区总医院多次伪造证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军区总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军区总医院上诉并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1、本案存在四份“鉴定结论”。第一份是“尸检报告”，是由新医司法鉴定所对张万忠的死因做出的鉴定，结论为：死者系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鉴定人金茂强教授当庭表示认同医学会；“而对于毒物分析，新疆医科大学所做尸检报告未进一步做血液毒理学检测，不能证实毒物性质，且患者在住院期间擅自服用中药，尸检报告仅供参考”的分析意见。驳回了患方强加于医院“故意毒害患者”的指控。第二份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是诉前经医患双方共同委托乌鲁木齐市医学会对患者的治疗过程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程序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进行。患方不仅参加了鉴定的全过程，且对鉴定真实性合法性也是完全认可的。所以，该鉴定结论应是法院审理该案的依据之一。第三份是“山东枣庄司法鉴定书”，是患方自行委托山东某司法鉴定所做出的司法鉴定书。该份鉴定仅凭患方所持有的很少一部分病历资料作为鉴定依据，得出以偏概全的错误结论，不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我们对该鉴定结论不认同。第四份是由一审法院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作的鉴定。我们对该份鉴定结论持有异议。第一、鉴定书第3页第一项及第2页引用的病历资料，与原始病历记载的事实不符。第二、鉴定书第3页第二项的“（一）诊断失误”不成立。术前临床诊断“胆囊息肉”与术后病理诊断为“癌”之间有误差是现代医学技术的限制，是符合常规的。第三、鉴定书第3页第二项的“（二）手术时机选择有误”不成立。病人经两周的术前准备就绪，术前血压升高是因为患者紧张所致，经过医生处理血压正常可行手术。所以手术时机选择也是正确的。第四、鉴定书第3页第二项的“心梗与手术的因果关系部分”缺乏相关医学依据。我们不予认同。第五、鉴定书第4页第二项的“病历书写对麻醉记录单的描述”明显没有从医学的角度去认识。第六、鉴定书第4页第二项的（五）谈到在病人呼吸不正常的情况下适用镇静药物会抑制呼吸功能的问题，明显表现出鉴定人对此医疗常规的不了解。基于此，我们对该份鉴定结论的结果不予认同。2、患者张万忠的死因与手术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患者腔镜胆囊切除手术顺利，术中没有发生心梗。手术顺利完成后，患者于13时30分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在心肺复苏后的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与手术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患方拒绝治疗，擅自服用中药对加速患者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院对患者心肺复苏后的积极治疗过程中，自2005年12月26日起患者家属自行请外院中医诊治患者，拒绝我院进一步治疗。患者口服中药治疗后，病情逐渐恶化，患者家属仍然拒绝我院用药，从而加速了患者的死亡。3、患方认为“属于双方当事人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完全是患方单方面引申、演绎的结果。（1）患方举证《关于张万忠医疗问题答复函》及《死亡小结》以及“临床诊断报告”、“入院记录”、答辩状等，证明一是医院术前诊断与病理诊断有误差，属于误诊。二是医院轻视患者存在的潜在的危险疾病。三是医院在腹腔镜手术后，主刀医生继续考虑二次开腹手术系过渡手术行为，与心梗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医院术前既已预见到患者有手术风险，就不应该选择手术治疗。我方认为，第一个问题，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有误差，并不一定就是误诊。术前临床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之间有误差是现代医学技术的限制，是符合常规的。第二个问题，医院正是考虑到患者本人疾病的高危因素，并为此制定了积极的治疗预防措施：麻醉医生在患者入室后即给与了降压，保护心肌的药物。手术能够顺利完成也正说明了治疗预防措施是行之有效。第三个问题，该患者在顺利完成腹腔镜手术后，由于自身疾病原因发生心梗，与医院进行手术没有因果关系。第四个问题，虽然医院没有绝对把握诊断“胆囊息肉良性还是恶性”，仍然选择腔镜手术治疗，是因医学诊断是概率诊断，结果具有或然性，这是受科学技术水平及认识能力限制所决定的。根据“医学诊断”法则，只要医疗专业者遵循专业标准的要求作决定，不能仅因事后判认医方所作的治疗结果不理想，而对其苛以责任。（2）关于患方举证麻醉记录单、生命体征观察记录，还有超声诊断报告单及病理诊断报告，证明患者血压升高时医院未进行有效处理，我们认为这是患方缺乏医学知识的表现。麻醉记录单清楚地记载各个时段的医疗措施，并且在第一次手术结束后的复苏过程中，患者出现过一次高血压，医院也及时给予了降压处理，从出现血压升高到血压恢复到病人的正常状态仅5分钟，可见对血压的处理是积极和到位的。（3）关于患方反复举证专家证人及其曾参与的书证审查意见，其要证明的问题是术中心梗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认为，该患者术前虽说有心梗高危因素，但也不能预测手术中就一定发生心梗。手术与心梗没有因果关系，心梗不是手术的并发症，而是心脏的问题，即使没有手术，心梗也是可能发生的。综上，我方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此外，关于原审法院认定患方花费的医疗费共计326136.71元有误，据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单记载，死者住院期间花费的实际医疗费用为318518.7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19933元，患者家属实际自行支付医疗费为198585.71元，其它7618元为患者家属在它处自行购买，原审法院将医疗统筹支付的相关医疗费用及患者在外自行购买的药费，判决由我方承担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且由患者家属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另查明，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单载明，张万忠生前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合计318518.71元，其中个人支付198585.71元，医疗统筹报销合计119933元。患者家属为治疗疾病自行购买药品花费7618元。本院二审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军区总医院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此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同时描述了医方存在不足方面如：麻醉同意书丢失，药品错放和丢失。在庭审中，经对患者的住院病历质证，手术麻醉记录单中无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及护士签名，心电图纸质存在手写日期与打印日期不符等，使患方对医方的信赖在主观上产生怀疑有其合理性。故军区总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护理过程中，在诊疗护理操作规范上并不能排除存在主观过错的行为。本案患者入住军区总医院经术前相关常规检查，尽管患者存在手术适应症，但作为军区总医院在明确患者自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史多年且系年龄偏大，因存在心脏冠状动脉疾患在军区总医院曾实施二次冠脉支架植入术，对本案患者实施手术的相关注意义务理应更加谨慎，应当有别于同样需实施手术治疗行为的通常患者，在拟行手术前，军区总医院虽曾与患方进行过术前谈话，但本案病例患方需通过医方的专业知识才能更进一步了解和明确拟实施的手术及在术中、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危险性机率是否应有别于通常患者，医方在术前谈话中对此并没有向患方作明确的告之和进一步沟通，使患方并不能完全详尽了解采用手术治疗的潜在风险，导致医患双方对本案患者是否应采用手术治疗措施在相关医疗信息的知情上存在不对等，从而使患方对自身存在疾患是否能耐受手术治疗以及在选择的治疗方式不能作出相应的评估。最终患者的预期希望只能完全依赖于医院所实施的诊疗措施。本案的事实是在对患者实施相应手术后，在术后复苏过程中，患者并发心肌梗塞的风险突发并最终经数日抢救治疗无效死亡。正是由于本案患者在自身存在多种疾患的情况下，医方在实施相关手术时，对手术存在相对较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未能全面向患方履行术前告之义务，同时，即使术前现有的医学相关检查不能确定患者存在胆囊腺癌，但对掌握医学专业知识的医方在不能排除的情况下，应当预见并在术前向患方交待疾患存在的可能性并应积极作好相关的防范及术中应对措施，故医方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向患方慎重交待病情的注意义务，侵害了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的患方相关的知情同意权。对此，军区总医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军区总医院认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认为军区总医院对患者造成的死亡后果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提供的相关证据司法鉴定书、尸体检验报告书并不能证实医方的诊疗及手术行为系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或者惟一原因，原审法院依据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相关司法鉴定书阐述的医方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界限性因果关系，并在患者自身存在疾患因素的情况下，根据造成死亡后果的原因力认定医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故对上诉人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要求军区总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患者自身疾患存在的特殊性，军区总医院在对患者拟采取的诊疗措施前存在的风险性未对患方履行全面的告之义务和术前应有的谨慎和沟通，实质上导致患方丧失了对疾患相关信息的全面了解及其在并未发生危及患者生命的情况下是否遵照医方的建议由患方自主选择治疗方式上存在的风险，从而使患方对医方的信赖利益和预期结果均受到侵害并实际落空，患者死亡这一后果不可避免导致患方亲属因信赖医方的心理因素产生对患者死亡后果的负疚感和失去亲人的沉痛，使其精神遭受相应的痛苦。故原审法院对患方要求医方承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责任未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不当，应予纠正。依据军区总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的不足、过错程度及对患方信赖利益的侵害，本院酌情认定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关于军区总医院上诉并抗辩，关于原审认定患方所花费医疗赔偿费用中应当扣减统筹报销费用119933元及不应包括患方自行购买的药品费用7000余元。本院认为，承担诉讼赔偿责任的原则是旨在救济和填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并不是通过诉讼获取利益。本案医疗统筹的医疗费用系由社保部门予以支付，患方自身并没有实际和额外支付此笔费用，不构成患方的实际损失，故对此不应赔偿。一审法院判决此笔费用予以赔偿，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患方自行购买药品的费用问题，因患方已证明自费药品系患者住院期间为康复和治疗相应疾病所花费，军区总医院并没有证据证实自行购买的药品没有用于治疗患者本人或者相应的疾患，故对军区总医院认为不应赔偿患方自行购买的药品费用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部分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本院二审于2009年5月25日作出（2008）乌中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即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死亡赔偿金32832元（9120元×12年×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丧葬费8909.5元（17819元÷12月×6个月）；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交通、住宿费1336.8元（＜6976元－2520元＞×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护理费1716元（5720元×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住院伙食补助费112.5元（25元×15天×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被扶养人生活费6460.8元（6730元×16年×30％÷5人）；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鉴定费2550元（8500元×30%）；二、变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医疗费97841.01元（326136.71元×30％）为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医疗费61861.11元［（326136.71-119933）元×30％］；三、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九项，即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四、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五、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请求标的为691916.21元，给付标的155778.71元，占请求标的的22.51%。应收一审案件受理费11929.16元（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已预交），由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负担77.49%即9243.91元，由军区总医院负担22.51%即2685.25元；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及军区总医院分别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929.16元由各自承担。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多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685.25元，不予退还，由军区总医院给付案款时一并支付给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以上军区总医院应给付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款项合计158463.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本案经医学会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冯存国等曾书面申请法院要求医学会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该医学会鉴定人未予出庭，而是于2006年12月21日向法院出具书面说明一份，其中第3条说明：医方提供的材料中有麻醉志愿书，但无患方签字；第9条说明：特护记录单有重抄、添加和数据变更的情况。而法院对该证据未在法庭上出示，亦未予质证认证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该份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责任划分有一定影响，故法院应依法出示并对该证据予以质证。在二审庭审时，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出庭，并对鉴定结论予以说明，法院未采信鉴定人员的专业意见不当。2、终审判决在认定军区总医院的过错时未考虑存在篡改、伪造病历的问题。军区总医院在法庭中提交的病历与冯存国所持的病历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如手写2006年1月18日张万忠的心电图与打印日期2004.13.37；特护记录单多处内容有增加、变更（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报告有关问题说明）；军区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病历中的签名前后字迹不一致，篡改病历内容等问题。经当庭质证，军区总医院辩称：修改病历符合法律规定，其它与本案无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第十二条、根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五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之规定，军区总医院在医疗诊疗过程中明显存有违规操作、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终审判决在过错划分中未考虑这一因素。根据医学会鉴定报告“本案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存在的几点不足”，司法鉴定书认定的“被申诉人在诊疗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存在着过错，其过错与死亡有界限性因果关系”。本案中，军区总医院的医疗行为虽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其在医疗行为上存在疏于管理、医疗护理操作违规、伪造、篡改病历之行为，依法应对其医疗行为的过错给患者造成的生命、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过错赔偿责任。而终审判决认定军区总医院具有过错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划分过错责任不当。综上，（2008）乌中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导致划分过错责任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项、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本院再审过程中，冯存国等称，一、术前未尽告知义务并冒充患者签麻醉记录单。张万忠于2005年11月17日自己步行前往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经院方初步诊断为：胆囊息肉，但在同一天、同一张病历诊断为胆囊癌，手术又按胆囊息肉实施，属院方严重误诊。院方通知2005年11月30日上午10时手术，术前没有麻醉医师谈话，也没有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告知，就等于未征得患者和家属的同意。为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十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如实告知是医务人员法定义务，而知情同意权是患者享有的法定权利。庭审中，院方认可麻醉记录单上患者未签字。院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患者张万忠当天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手术。患者张万忠近70岁，本身有高血压、Ⅱ型糖尿病、近期又二次心脏支架手术，院方明知患者第二天上午手术，可凌晨1时30分将一名危急患者安排到张万忠同病房，其家属和朋友惊吼喧闹，医生和护士无人出面制止，院方管理如此混乱，导致患者张万忠彻夜未眠，术前血压升高。术前患者家属请示医生，能否暂缓手术，可医生说，小手术，吃片降压药就行。而事实却违背了医生的诺言，一个胆囊息肉小手术，也不是危急危重病人，由于医护人员准备不充分，导致患者出现心梗。二、院方提交的病历与患者持有的病历不一致，院方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三、院方进修医生努尔兰单独和患者签署手术及特殊检查同意书，并进行手术。法律明确规定，在进行知情同意书签署时，患者的主管医生和上级医生必须同时在场，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不得签署知情同意书。院方一直不提供努尔兰医师资格证，直至二审才提供，且发证日期是2005年11月16日，执业地点是第16医院，且编号不同。与张万忠的住院时间难道就这么巧合吗？四、患者（植物人）张万忠于11月30日入住ICU重症监护室，院方给患者开大处方、乱治疗、乱收费，并给患者用超大剂量抗菌素。五、本案四份鉴定报告从各个方面证明，院方存在着明确的过错。1、第一份“尸检报告”证明院方用十六医院实习医生给张万忠做手术（非法行医）将肝伤坏。院方为了洗清自己的过错，将药瓶藏匿，否则就应承担全部责任。2、第二份鉴定是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虽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但医院的不足是：麻醉同意书丢失、药瓶错放和丢失。事实并非医学会所说错放和丢失那么简单，是医学会为院方开脱责任，因院方大量篡改捏造病历，导致病历不真实，乌鲁木齐市医学会所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本身就是违法和无效的。3、第三份鉴定是“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书”，该鉴定的意见是：院方未履行全面告知义务；术前诊断失误。没有麻醉谈话记录，就没有告知风险；2005年11月17日同一天、同一病历两个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胆囊息肉，最后诊断：胆囊癌，属院方严重误诊。4、第四份鉴定是院方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做术前、术中的鉴定，并没有委托做患者张万忠术后在ICU重症室院方治疗的过错鉴定，也是不恰当的。该鉴定也明确院方存在5个方面的过错，其损伤程度也在40%至60%之间，该鉴定是院方申请、法院委托的，是比较公正的鉴定。而一、二审法院及高级法院对三份鉴定不予采纳，也不说明不采纳的理由，明显偏袒院方。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规定，患者生前参加医保报销的医疗费，判决扣除是错误的。二审判决将医保给张万忠报销的医疗费119933.71元予以扣除不当，此款应当退回医保，而不是留存医院。七、我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是10万元，而法院仅判决4万元，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我们诉讼请求。军区总医院辩称，一、二审判决采纳乌鲁木齐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是公正正确的，而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没有医疗事故鉴定书专业、公平公正、更有说服力。二、我方未篡改、伪造病历，在病历不影响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下，要求医方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抗诉机关要求医方因其管理过失对患者的死亡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显然是忽略了医方管理过失对患者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的事实，而原二审判定医方承担30%的责任也是偏重的。四、医方在对患者张万忠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正确、无误诊，有手术指征、无明显手术禁忌症，无手术时机不当。医方人员从业资质合法，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无违法行为，患者的死亡与医方的治疗无因果关系，乌鲁木齐市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本案不符合侵权纠纷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故申诉人要求医方承担死亡赔偿金和诊疗中产生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另外患者后期拒绝医方治疗，自行安排中医救治，患者的不配合也会对患者的死亡结果有不良影响。五、医方履行了手术前的风险告知义务，尊重了患者的健康选择权，医方《术前告知同意书》中第六条中明确写明：“患者有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史、高血压病史、术后可能会发生心肺脑意外及并发症，如心梗、肺梗、脑梗、死亡。”对此患者本人签字，表示手术患者是同意的，手术风险患者是明知的，其有充分的选择权。六、医方管理的过失，与患者的死亡后果无因果关系，如病历的失误，麻醉同意书的丢失、药瓶错放和丢失，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并不影响患者的病情，医方对患者身体实施的治疗并没有因为不记录和修改而未做，这些细节不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而原判决考虑医方管理中的过失行为，以及患者原有的疾病状况、医学发展水平、医疗风险等因素，综合判定医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也是过重的，其没有损害事实作为基础，在本次判决中应予纠正。综上，本案作为侵权赔偿纠纷，患者的死亡和医方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医方承担责任不具备法定要件。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一、2006年6月16日，乌鲁木齐医学会出具乌鲁木齐医鉴（2006）2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其中第八项分析意见，患者张万忠与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医疗纠纷医案，经专家组认真阅读医患提供的资料，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答辩，提问相关问题，合议意见如下：1、医方在诊疗过程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无明显手术禁忌症。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无违法行为；2、患者在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并发心梗，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与患者既往疾病有关，在复苏后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与手术无因果关系；3、医方存在的不足：（1）麻醉同意书丢失；（2）药瓶错放和丢失。医方存在的不足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4、新疆医科大学所做尸检报告未进一步做血液毒理学检测，不能证实毒物性质，且患者在住院期间家属擅自服用中药，尸检报告仅供参考。结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二、2006年12月14日，因冯存国等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出庭。2006年12月21日，乌鲁木齐医学会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出具书面说明一份，1、乌鲁木齐医学会受理并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符合法规规定程序。2、已告知医患双方“如当事人对本次鉴定结论不服，可自收到本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委托单位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3、就患者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不满意的问题，我会再次请专家鉴定组组长对患方争议要点给予说明。专家鉴定组组长按鉴定书中争议要点10个问题的先后顺序一一给予说明：（1）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经心内科、呼吸科会诊无手术禁忌症。（2）手术过程顺利，在复苏室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与手术过程无直接关系。（3）医方提供的材料中有麻醉志愿书，但无患方签字。（4）根据医方提供的材料，呼吸心跳骤停至复苏的时间为45分钟。（5）新疆医科大司法鉴定所提供的尸检报告中证实患者死亡原因系多器官细胞变性坏死，功能衰竭而死亡。（6）药瓶的错放和丢失是医方的不足。（7）尸检报告中提及的“有害物质”，专家组认为这种“有害物质”不排除多种药物副作用的综合反应。（8）尸检脑组织有陈旧性改变与呼吸心跳骤停有关系。（9）特护记录单有重抄、添加和数据变更的情况。（10）吗啡、杜冷丁、安定是冬眠合剂中的常用药物，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经常使用，其目的是镇静、降温、减少机体代谢、降低耗氧。三、患方家属委托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又委托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对患者张万忠在军区总医院诊疗过程中院方是否存在过错，若有过错，其过错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给予审查。2006年9月13日，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审查意见书，院方存在：1、未履行全面告知义务。2、术前诊断失误。审查意见：张万忠死亡与军区总医院诊疗行为过错存在临界因果关系。庭审中，军区总医院不认可该鉴定，认为该鉴定系患方单方委托，且资料不全。故军区总医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委托再次鉴定。四、2007年5月10日，由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评定军区总医院在诊疗、手术实施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死者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007年9月16日，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新光正法鉴字（2007）第0144号鉴定书，该鉴定书在分析说明中明确记载，院方在诊治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存在过错：1、诊断失误。医院医生对张万忠术前诊断为胆囊息肉，并决定做胆囊切除术。从病历上悉医院医生没有考虑胆囊息肉、胆囊炎有癌变的可能性，也没有做开腹行胆囊癌根治术的准备。当手术后发现切除的胆囊有癌变，并经病理检验证实胆囊癌时，主刀医生和麻醉医生才分别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需做胆囊癌根治术。若医院医生在胆囊切除术之前对胆囊有癌变的考虑并做开腹根治术的准备，就应事先向患者及家属全面告知患者的病情、治疗措施及手术中的风险情况，及时解答其咨询以取得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当患者在复苏过程中血压曾一度偏高不适于再行手术，应实施或择期手术，麻醉师和主刀医生意见不一致时，也说明了术前没有考虑到癌变的可能性，也没有做开腹行胆囊癌根治术的准备，术前也没有做出特殊情况的处理予案。从上述情况可说明张万忠确诊为胆囊息肉，而没有考虑胆囊癌变的可能性。2、手术时机选择有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虽然不算大手术。但手术和麻醉的刺激不仅能引起血压的波动，对任何人也都是件危险的事，更何况患者张万忠是个68岁高龄，近期又二次心脏支架手术、高血压、糖尿病，对手术和麻醉的耐受性低，给患者手术存在高危风险。胆囊息肉、胆囊切除术并不是急危病症，必须马上手术的，而且在术前患者血压偏高，患者家属曾向医生提出血压高是否还能做手术。作为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应慎重考虑择期手术，待一切恢复正常，手术准备的更充分、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再行手术，就可以避免其严重后果的发生。虽然医院医生曾采取了措施，但是损害的后果还是发生了。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即结果的预见义务和结果的回避义务，应始终贯穿对患者诊疗、护理包括术前、术中、术后的整个过程中。3、心梗与手术的因果关系。患者张万忠68岁高龄二次做心脏支架手术，高血压，术前、术中血压200㎜Hg以上，糖尿病，术前一周停用抗凝药物，手术存在着高危风险因素。手术中血压应保持在一定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血压过高可引起脑出血或心力衰竭，术中血压下降的幅度过大，器官灌注不足，可诱发血栓形成和梗死。据病历手术中血压曾一度高至220㎜Hg，用乌拉地尔后5分钟降至140㎜Hg，这样速升、速降，也是不安全因素。其次在复苏过程中，对具有高危风险因素的病人更应严格监控，精心护理，使其平稳过复苏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注意义务，应贯穿对病人的医疗、护理，包括术前、术中、术后的整个过程中。4、病历书写的不确切、不规范。从麻醉记录：（1）张万忠呼吸心跳血压停止是在13：20’，13：30’病人意识丧失，14：15’恢复了心跳呼吸。据此张万忠心跳骤停的时间应不是8分钟，也不是45分钟，而是55分钟，病历上多处引用抢救8分钟或45分钟，不知依据何在。（2）、病人第8页上8分钟、45分钟等字样，给予掩盖什么？24页李新宇主任。（3）目前诊断：胆囊癌术后，还是胆囊切除术后，病历3页，2005年11月17日诊断（最后）胆囊癌，初步诊断为胆囊息肉还没有手术病检，依据什么是为胆囊癌？5、张万忠心跳、呼吸骤停后55分钟，虽然抢救得以恢复，但由于脑组织尤其是中枢神经长时间缺血、缺氧，严重受损，患者已成植物生存状态，在此期间使用大剂量镇静镇痛等药物是不适宜的，反而会抑制呼吸功能。医院医生在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虽然存在着过错，但能从病人心跳呼吸停止55分钟，又恢复了心跳呼吸，医院医生是尽了全力，同时也说明了医院医生的整体素质和技能还是过硬的。结论意见：军区总医院在诊疗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存在着过错，其过错与死亡有界限性因果关系。五、2014年3月20日，军区总医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在张万忠死亡中治疗过错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六、冯存国等主张伙食补助费825元，自2005年11月30日至2006年1月23日共计55天。七、鉴定费8500元，其中尸检费3500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2000元，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3000元。八、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负责人孙桐润出庭说明：事故发生是患者、医方都存在问题，在执行手术有一部分，病人自身存在一部分因素，不能明确分解。患者是高危病人，患有多处疾病，手术期间血压高，但病情核实胆囊息肉不是大手术，也不是急手术，当时病人病情表现不明显，应该择期手术，根据病人的真实情况，手术时间应该选择晚一点，做出充分准备。考虑到众多因素，才考虑是界限性因果关系，界限性因果关系，按照目前国内（参与度）为40%一60%。九、本案二审判决的款项158463.96元军区总医院已支付冯存国等。十、2014年6月23日，军区总医院提出申请，要求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专家委员会鉴定专家组对军区总医院在张万忠治疗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张万忠死亡原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冯存国等不同意鉴定。本院认为，一、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存在于医疗违法行为与医疗损害后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是医方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确定因果关系是承担责任的前提和确定承担责任比例与数额的重要因素。由于医学是一门专门性的自然科学，在解决因果关系问题上，应以医学科学原理作为判断依据，并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于损害发生所起的作用。虽然本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但是医方的确存在不足之处，后经司法鉴定，军区总医院在诊疗张万忠的医疗行为上存在着界限性因果关系。所谓“界限性因果关系”是指损伤与疾病共存，既有损伤，又有疾病，两者单独存在都不可能造成死亡，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影响，难分主次。由于张万忠患有多种疾病，加之医院的过错，两者相互作用才导致张万忠死亡的后果，综合以上等因素，军区总医院对冯存国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较妥。原一、二审认定军区总医院承担30%的责任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由于患者张万忠自身存在多种疾病，以及后期张万忠在住院期间擅自服用院外中药。现冯存国等要求军区总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二、关于张万忠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其中个人支付198585.71元，医疗统筹报销119933元，其余系患者家属为治疗张万忠的疾病自购部分药品。冯存国等主张医疗统筹报销119933元不应扣除，此款应当退回医保部门，而不是留存医院，此项主张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再审不予审理。三、冯存国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本院二审已判付40000元无依据。由于张万忠自身患有多种疾病，军区总医院在实施相关手术及治疗时，其对手术存在较大风险的可能性未能全面向患者及家属履行术前告知义务，以及在术前向患方交待疾患存在的可能性并未积极作好相关的防范及术中应对措施。因此，根据军区总医院在诊疗中的不足、过错程度及患者自身的状况，综合多种因素由医方赔偿患方家属40000万并无不妥。冯存国等人的此项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四、冯存国等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825元，自张万忠2005年11月30日至2006年1月23日，计55天。原一、二审计算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有误，应予纠正。五、本案鉴定费8500元。其中冯存国等自行委托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支付鉴定费3000元。军区总医院称此笔鉴定费因系患方自行，应由其自行负担，因其未申诉，故对军区总医院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六、2014年3月20日，军区总医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在张万忠死亡中治疗过错的参与度进行鉴定。2014年6月23日，军区总医院又提出申请，要求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专家委员会鉴定专家组对军区总医院在张万忠治疗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张万忠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冯存国等均不同意鉴定。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事实已经查清，无需再次鉴定，故对军区总医院的此项申请不予准许。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08）乌中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二、撤销本院（2008）乌中民一终字第788号民事判决一、二、三、五项，即“维持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即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死亡赔偿金32832元（9120元×12年×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丧葬费8909.5元（17819元÷12月×6个月）；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交通、住宿费1336.8元（＜6976元－2520元＞×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护理费1716元（5720元×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住院伙食补助费112.5元（25元×15天×30％）；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被扶养人生活费6460.8元（6730元×16年×30％÷5人）；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鉴定费2550元（8500元×30%）；变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医疗费97841.01元（326136.71元×30％）为军区总医院赔偿患方医疗费61861.11元［（326136.71-119933）元×30％］；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07）乌沙民一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第九项，即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三、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死亡赔偿金54720元（9120元×12年×50%）；四、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丧葬费8909.50元（17819元÷12月×6个月）；五、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交通、住宿费2228元［（6976元-2520元）×50%＝4456元×50%］；六、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护理费2860元（5720元×50%）；七、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住院伙食补助费412.50元（825元×50%）；八、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扶养费10768元（6730元×16年×50%÷5人）；九、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鉴定费4250元（8500元×50%）；十、军区总医院赔偿冯存国等医疗费103101.86元［（326136.71元-119933元）×50%＝206203.71元×50%］；十一、驳回冯存国、张卫东、张晓兰、张培民、张培军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请求标的为691916.21元，给付标的227249.86元，占请求标的32.84%。本案应收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929.16元（一审冯存国等已交，二审冯存国等、军区总医院已分别交纳），合计23858.32元，由冯存国等负担67.16%即16023.25元，军区总医院负担32.84%即7835.07元。冯存国等多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835.08元（23858.32元-16023.24元），军区总医院多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094.08元（11929.16元-7835.07元），均由本院退还。以上款项共计68785.90元（227249.86元-158463.96元）限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雪花审判员  王 晴审判员  陈思英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马永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