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民终12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晨达。委托代理人顾经纬，江苏简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懋辉。原审被告常征。委托代理人邹耀康。上诉人沈晨达因与被上诉人曹懋辉、原审被告常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民四初字第00825号��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曹爱媛（于2012年7月17日死亡）与常本道（于2014年9月8日死亡）系夫妻关系，常征和沈晨达分别是二人的养女和外孙，曹懋辉系曹爱媛的侄子。苏州市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建筑面积78.79平方米）系曹爱媛和常本道在生前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后登记在常本道名下。2014年2月17日，常本道与沈晨达签订存某一份，将前述房屋以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沈晨达，该房屋目前登记在沈晨达名下。诉讼中，曹懋辉提供曹爱媛所立遗嘱一份，遗嘱载明：位于苏州市沧浪区养蚕里新村5幢105室，该房屋系本人与常本道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产权归我所有。在我离世后，商品房中属于我的产权全部赠给侄子曹懋辉所有。曹懋辉负责我的生养死葬，如其尽到相应生养死葬义务，则于我百年之后继承上述遗产，否则无权继承。立遗嘱时间为2011年7月3日。曹懋辉称：曹爱媛生前想立遗嘱，就叫冯某甲律师到养蚕里的家里来做（后来常本道说也要做遗嘱），冯某甲本想让居委会的人来做见证，但因当天是双休日找不到人，所以后来叫的冯某乙和姚某来作的见证。曹爱媛的遗嘱和常本道的遗嘱是人到齐了一起做的，当时在场的人包括我、曹爱媛、常本道、冯某甲、冯某乙、姚某和常征，两份遗嘱上的签名都是各自本人所签。此后，曹懋辉在曹爱媛生前及去世后也负担了其医疗费、殡葬费等各种费用，尽到了对曹爱媛生养死葬的义务。常本道和常征明知曹爱媛留有遗嘱要把她在诉争房产中的一半产权份额留给我继承，却在曹爱媛去世后隐瞒该事实通过公证由常本道取得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继而由常本道将该房屋出售给沈晨达���曹懋辉为此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曹爱媛遗嘱、常本道遗嘱、录音资料、医疗票据一组、火化证明、殡葬服务费收据、公某、存某、苏州市房屋权属登记簿等证据作为相应证明。对此，沈晨达表示：不清楚两份遗嘱，我母亲也没有跟我讲过。常征表示：对方的录音资料很清楚，我是他们打电话叫我过去的，我过去以后看到曹懋辉和冯某甲律师及两个见证人在吃饭，我父亲在房间里，我问我父亲叫我来做什么，他说要给我写一份遗嘱，后来写完遗嘱并做完录音之后，是曹懋辉去把我父亲的遗嘱打印出来的（曹懋辉还一并复印了我的身份证，当时曹懋辉说天热，由他出去打印，我就同意了，我也没有问对方当天来干什么），后曹懋辉把打印好的遗嘱给律师，律师再给我，我们各自在上面签了字，事后我就回去了。当天我没有见到过我母亲的遗嘱，因为整个过程时间比较��，我在沙发上打毛衣，也去过卫生间，所以不清楚我母亲的遗嘱。证人冯某甲到庭作证称：我叫冯某甲，于2009年年初在江苏安珀志律师事务所工作至今。2011年6月，养蚕里社区邀请我到他们社区做遗嘱继承讲座，当时曹爱媛、常本道也来旁听，讲座结束后，曹爱媛就表示想把房产处理一下，我让她回去考虑考虑。后来曹爱媛打电话给我说想要办遗嘱，2011年7月3日上午早上九点多，我和见证人冯某乙（我老乡）、姚某（冯某乙同事）依约来到曹爱媛在养蚕里的住处，见证人我本来是想找社区的人，后来没找到，所以才叫的冯某乙和姚某。我们到了后，房间里有曹爱媛、常本道和曹懋辉夫妇，因为之前跟曹爱媛沟通过了，我也草拟了一份遗嘱，就念给曹爱媛核实，听后，常本道说既然曹爱媛将其一半房屋产权处理，他也要把自己的一半留给常征，他就打电话���常征叫常征过来。大概中午的时候常征来了，我就跟她讲今天来的目的是立遗嘱及相应需要操作的内容。后来遗嘱拟好后我把两份遗嘱都给他们读了一遍，各方核实后都没有异议，就把两份遗嘱打印了出来，之后我把打印的遗嘱再当着前述所有人的面读了并由各人挨个儿签字，遗嘱签字后分别由立遗嘱人、代书人及继承人各自保管一份。证人冯某乙到庭作证称：2011年天刚热的时候，冯某甲律师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出来做一个证人，后来我和姚某、冯某甲就一起到了养蚕里，具体门牌记不得了，只记得是一楼。我们是上午去的，到后屋里有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还有曹懋辉和他妻子，此后老太太要立遗嘱，老头后来也要立遗嘱，他就打电话叫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来了之后就一直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立遗嘱的时候冯律师一直反复念遗嘱核实，后来再去��印店打印，打出来宣读完了我们就签字，当时签字是两份遗嘱一起签的，前面提到的所有人都在场，只是这些人的名字现在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当时是清楚的。关于诉争房屋的出售情况，沈晨达在2015年8月20日庭审时陈述：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2月份，一天我正在上班，外公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母亲当时跟外公一起居住），我去后就跟外公聊天，他突然说要卖房子，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卖房子，他没有回答我，只说卖给别人不放心（卖了就不能继续住了），所以要卖给我。他还说我钱不多，所以要50万卖给我，考虑是老人家的意愿不好违背，所以我也不能说什么，当天就决定买下来了。房屋买卖的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告诉我母亲，因为我外公特意交代我这个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就好，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告诉。沈晨达在2015年10月9日庭审中��述：购买诉争房屋的50万元是我向别人借的，分别是向陆振雄叔叔借了25万元，向许春芳阿姨借了17万元，还有10万元是向徐美玲借的（她父亲和我父亲是朋友）。陆振雄和许春芳是我爸爸的朋友，他们借款给我是看我爸的关系，但我借款没有和我父母说，至于他们有没有和我爸说我不清楚。我向三人借款我母亲和外公都没出面，我外公也不认识他们三个，这三笔借款目前都没有归还。此外，沈晨达、常征均表示不清楚常本道拿到50万元房屋出售款后是如何使用的。诉讼中，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沈晨达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84）的明细清单，该明细清单显示，在2014年2月10日及2月13日，先后有25万元和17万元分别自陆振雄名下账户（户名：62×××71）和许春芳名下账户（62×××69）转入沈晨达前述账户中，沈晨达表示，该两笔款项即为其前述向二人���借款。此外，原审法院还调取了常本道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62）的明细清单，该明细清单显示，2014年2月24日，常本道收到房屋出售款50万元，同日，先后有17万元和25万元从其账户中分别转账至许春芳和陆振雄的前述账户。沈晨达、常征表示对此事不清楚。以上事实，有户籍摘录、职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户口注销证明、房屋所有权证、遗嘱、录音资料、证人证言、公某、存某、中国工商银行明细清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曹懋辉在原审中诉请判决确认沈晨达与常本道就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所签订的存某无效，判决将前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恢复至常本道名下，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曹爱媛的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应确认有效��常本道生前和常征、沈晨达是否知道曹爱媛生前立下遗嘱，将其在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中的一半份额留给曹懋辉继承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曹懋辉主张，曹爱媛的遗嘱和常本道的遗嘱是一起做的，曹爱媛立遗嘱时常本道、常征都在场，而沈晨达是常本道的外孙及常征的儿子，故常本道、常征和沈晨达对曹爱媛的遗嘱是清楚的，三人的所作所为系恶意串通损害曹懋辉的利益；常征则表示，她只参与了常本道立遗嘱的过程，不清楚母亲曹爱媛是否立有遗嘱。因证人冯某甲、冯某乙均确认常本道的遗嘱是和曹爱媛的遗嘱一起制作、一起打印并一同签字，且两份遗嘱签字时曹懋辉、曹爱媛、常本道和常征均在场，常征也表示常本道的遗嘱是由曹懋辉拿出去打印的，结合录音资料的内容，两位证人的证言较为合理、可信，应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定常本道、常征在曹爱媛2011年7月3日立遗嘱时在场并知晓该遗嘱的内容。沈晨达主张，其在与常本道签订存某前后都不知道曹爱媛留有遗嘱，但鉴于沈晨达与常本道和常征的亲属关系，再考虑到其陈述的借款经过存在向其父亲的朋友大额借款却不告知父母等诸多不合理之处，且沈晨达亦未能就常本道收到购房款当天即将25万元和17万元分别转账给向其出借款项的陆振雄和许春芳作出合理解释，故沈晨达主张对曹爱媛遗嘱不知情，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认定沈晨达在与常本道签订存某前，知晓曹爱媛的遗嘱。常本道和常征、沈晨达明知曹爱媛生前留有遗嘱，将其在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中的一半份额留给曹懋辉继承，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先是向公证处隐瞒事实将曹爱媛在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的遗产全部由常本道继承所有，再由常本道将该房屋出售给被告沈晨达，而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沈���达实际并非有偿取得，买卖双方的行为明显构成恶意串通，且损害了受遗赠人曹懋辉的合法权益，故常本道与沈晨达就诉争房屋所签订的存某，应属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常本道与沈晨达就苏州市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签订的存某（合同编号：苏存姑苏合同201402170089）无效。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1820元，由沈晨达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给付曹懋辉。沈晨达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曹懋辉在原审中有二个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仅处理了一个诉讼请求，属程序违法。曹懋辉在本案中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常本道已经死亡，法律关系也随之消灭，本案应当终结审理。原审认定沈晨达与常本道恶意串通的依据仅是常本道的银行帐户转帐记录，但该付款行为仅是常本道一人所为，沈晨达并不知情，原审认定房屋款项系虚假支付属认定事实错误。此外，曹懋辉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序列，即使曹爱媛的遗嘱有效，也属于遗赠法律关系，曹懋辉需尽到对受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才能继承，但其并未尽生养死葬义务，其也无权继承。故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曹懋辉对原审判决无异议。常征同意上诉人沈晨达的上诉理由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本案中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常本道、曹爱媛签订遗嘱时的在场证人冯某甲、冯某乙均证实当时常本道、曹爱媛的��份遗嘱系一起制作打印并一同签字，且曹懋辉和常征均一同在场，常征作为常本道的养女，与诉争房产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常征称仅在场，但并不知晓曹爱媛立遗嘱的情况，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定常征应当知晓曹爱媛就涉案房屋的遗嘱处置情况。常本道于曹爱媛过世后将诉争房屋以50万元出售给常征的儿子沈晨达，沈晨达其时刚参加工作，月薪仅2000多元，但沈晨达称其购买外公常本道的房屋并未与其母常征商量，故不知晓常本道生前和常征、曹懋辉关于房屋的处置情况，亦不合常理，结合沈晨达为购置涉案房屋向其父亲的朋友大额借款却不告知其父母，且沈晨达亦未就常本道收到购房款当天即将25万元和17万元分别转账给向其出借款项的陆振雄和许春芳作出合理解释等诸多不合理之处，本院认定沈晨达在与常本道签订存某前，应知晓曹爱媛的遗嘱。常本道和��征、沈晨达明知曹爱媛生前留有遗嘱，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公证处隐瞒曹爱媛在养蚕里村5幢105室房屋中的一半份额留给曹懋辉继承的事实，而将曹爱媛对该房屋的遗产全部由常本道继承所有，再由常本道将该房屋出售给沈晨达，而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沈晨达实际并非有偿取得，买卖双方的行为明显构成恶意串通，且损害了受遗赠人曹懋辉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常本道与沈晨达就诉争房屋所签订的存某属无效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沈晨达在本案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沈晨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宏审 判 员  祝春雄代理审判员  孙楚楚二０一六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徐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