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117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3，男，1950年7月2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赵燕林，男，1946年10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5，男，1953年1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2，女，1945年2月2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魏×1（朱×2之夫），1940年1月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4，女，1951年6月23日出生。上诉人朱×3因与朱×5、朱×2、朱×4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7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6月，朱×3诉至原审法院称：坐落于201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1987年3月，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将诉争房屋安置给我和我的母亲霍×承租。后进行房改政策时，诉争房屋由我和我母亲共同出资购买，名义产权人为我母亲霍×。鉴于我母亲为文盲，双方达成录音协议。该协议约定，诉争房屋为双方共同出资、共同所有，分配时有我一间。为了省钱，未办理公证。2014年，我母亲去世。2014年5月28日，我接到法院通知方知，朱×5在母亲病重期间办遗嘱公证，我母亲将诉争房屋全部处分给朱×5。我认为，该公证遗嘱无效，因朱×5系在母亲霍×病重期间神志不清的情况下，采用哄骗手段，使母亲霍×作出的处分行为，该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违反继承法有关规定，为无效行为。故我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诉争房屋为我与朱×5共同所有。朱×5、朱×2共同辩称：1979年5月3日，母亲霍×、朱×3、朱×5由河北省博野县迁回北京，落户到朱×2家，户主和房屋承租人均为朱×2的丈夫魏×1。在迁入时，双方有约定，即霍×可在朱×2家居住，朱×5及朱×3另找住处，婚后将户口迁出，且与本住房无任何关系。朱×5婚后到女方家居住，并将户口迁出。朱×3婚后有住房，但却一直不迁出户口。1987年，朱×2家拆迁，朱×3的户口在拆迁时虽在被拆迁房屋处，但因其有住房，不符合分房条件。拆迁分得一套三居室和一套二居室，三居室由魏×1作为承租人承租，二居室由霍×作为承租人承租。分户后，朱×3仍未将户口迁出，空挂在霍×户内。2000年12月房改时，霍×承租的两居室房改购房款为6万多元，朱×5一人拿不出这么多钱，母亲霍×找朱×3商量借款3万元，剩余房款由朱×5出。当时，霍×即讲明，钱是你们自愿出的，想要回去，母亲去借也给，但房子是母亲一人的。当时的房改手续均由朱×5办理，霍×在房改购房时仅用其一人工龄。霍×房改购房是唯一无争议的优先购房人，且为其一人所有。2004年11月22日，朱×4为母亲写过一张购房用款条。2008年1月15日，朱×2为母亲霍×写过一张购房用款无利息条。这些证据完全可以戳穿朱×3所述“共同出资、共同所有”的诡话，所谓“为省钱，未办公证”实为朱×3自欺欺人。2008年，霍×立遗嘱时，恰是朱×5和母亲霍×生活十年间霍×身体最好的一年。而朱×3所说立遗嘱时霍×病重、神志不清不属实。朱×3恰恰利用了母亲无文化，弄了一个所谓录音协议，该协议完全是伪造的。朱×3曾找过居委会、房管科、派出所，这些单位都说让母亲霍×来做公证，但霍×不给朱×3作公证，却给朱×5做公证。霍×的房屋产权和遗嘱无可争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朱×3的诉讼请求，朱×4辩称：母亲霍×生病期间，我尽了照顾的义务，应当对诉争房屋享有继承权，应继承诉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故，不同意朱×3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支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朱×3称诉争房屋系拆迁所得，其是被拆迁安置人之一，对诉争房屋享有产权份额。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拆迁安置时，诉争房屋由霍×承租，房改购房时，亦折算了霍×一人的工龄，由霍×购买该房，霍×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虽朱×3是当时拆迁周转协议上列明的正式户口6人之一，且在霍×购买诉争房屋时出资3万元，但此并不能证明朱×3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份额。关于朱×3提交的其与霍×的录音谈及其与霍×对诉争房屋共同享有权利，但根据朱×5提交的朱×2、朱×4代霍×书写的代书欠条及霍×所立公证遗嘱，足以推翻朱×3所提交的录音内容。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判决：驳回朱×3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朱×3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诉请求。朱×3的主要上诉理由为：诉争房屋系我与我母亲霍×一起出资购买的共有产权房屋，霍×是在重病无奈且公证人员×的情况下订立的公证遗嘱，该遗嘱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我所示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我与霍×之间存在口头协议，约定诉争房屋产权共有，而原判认定代书材料为欠条，与录音相左，且没有法律依据。朱×5、朱×2与朱×4均同意原判。经审理查明：霍×（2014年1月22日死亡）与朱×1（1998年1月30日死亡）夫妻生育子女四人，即本案四当事人。1987年3月19日，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与魏×1签订《北京市建设拆迁居民临时周转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经批准在东城区建职工住宅，在拆迁范围内，有拆迁户魏×1，正式户口6人，现住23号，正式住房1.5间，居住面积18.3平方米；魏×1临时周转到32号住房3间，周转期2年；待新楼建成后迁回分配住203号二居1套和703号三居1套等。正式户口6人分别为魏×1、朱×2、魏×2、魏×3、朱×3、霍×。上述203号二居和703号三居为临时房号，之后的正式房号为201室（即诉争房屋）和701室。1990年4月30日，霍×作为承租人就承租诉争房屋一事与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2000年12月26日，霍×作为乙方与甲方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成本价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201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58.43平方，出售给乙方，房屋单方售价每建筑平方米1485元。实际售价为58744元，乙方应交纳的公共维修基金1735元，合计人民币60479元。乙方为第一次购买自管公有住房，可免交契税，购房后自住期间，免交房屋土地税和土地使用税；乙方购房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其收入按届时有关政策办理；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同时废止等。上述房屋总计58744元中折算了霍×的20年工龄。2001年10月31日，霍×作为所有权人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2004年11月22日，朱×4代霍×书写：“我购房用朱×33万元整，用朱×530479元整，另外用朱×51374.60元交纳2000年度房租。”霍×在代书上签字并按手印。2008年1月15日，朱×2书写：“我购房时用俩儿子的钱，我已经和他们各自讲明，谁需要钱，就提出来，我马上还给她（转借），不需要就等我有钱后再还，无利息，特立此据为证。”该证据上亦有“霍×”签字及手印。2008年9月25日，霍×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订立遗嘱，表示其去世后，诉争房屋由朱×5一人继承，属于朱×5的个人财产，但朱×5要照顾其晚年生活。公证书文号为（2008）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0966号。审理过程中，朱×3提供一份谈话录音，表述系录制于2004年11月底前后。录音系二人对话，其间朱×3多次问及房子是否有他的份额，另一人亦多次表述“房屋有你1间”。朱×3主张该录音系其与霍×的谈话，并据此主张其与霍×之间就共同购买诉争房屋并共同购买房屋产权存在口头协议。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朱×5与朱×2不予认可，朱×4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证明、户口本、《北京市建设拆迁居民临时周转协议书》、（2008）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0966号公证书、代书材料2份、《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北京亚洲大酒店有限公司成本价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录音资料、房屋档案材料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自拆迁安置以来，由霍×承租，并由霍×作为购买人出资购买，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现可以认定，霍×在购买诉争房屋时的资金来源于其二子，即朱×3与朱×5的共同出资。但需指出，出资不等同于对房屋即行拥有所有权，还要看出资人的意思表示及其与购买人的约定。为此朱×3提供了录音证据，对于该录音证据本院做如下考虑：首先，据朱×3陈述录音证据形成于2004年底，这与其实际出资的2000年已经相隔多年，该录音非其与霍×对出资性质的事前约定；其次，录音中对霍×是否明知双方谈话被录音，以及该录音形成的原因均没有体现；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现朱×3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现到案的证据材料均不能与录音中关于房屋权属的内容相互印证；综上，霍×在录音中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本院难以排除，该录音是否是其与朱×3共同决定作为保存口头协议的形式，本院难以确认，故朱×3据此主张其与霍×达成共同出资购买诉争房屋所有权的约定，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朱×3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之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朱×3上诉所述公证遗嘱的效力及代书材料是否具有欠条性质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00元，均由朱×3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刁久豹审 判 员  刘丽杰代理审判员  王 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