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成民终字第3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子林，男，汉族，1956年9月6日出生，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刘川，成都市双流县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沈伟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谭斌，四川汉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仕友，男，汉族，1954年12月5日，住成都市金牛区。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上诉人袁子林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子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川，被上诉人电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斌、吴世友到庭参加诉讼，证人康兆祥、程立、胡忠义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3月27日，2010年3月27日以及2012年4月9日，袁子林与案外人成都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力公司）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约定袁子林根据人力公司的工作需要，担任工长岗位工作。电力公司与人力公司又签订了《人力资源派遣服务协议书》，而袁子林即为人力公司派遣到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袁子林对上述劳动关系予以认可，并认可电力公司向其支付了工资。2010年2月8日，袁子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出口加工区30型装载机1万元，还欠1000元。小型挖机20000元。而袁子林收到上述款项后，将款项分别支付给了案外人张登强、刘家富。案外人张登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袁工在西区110kv变电站付小挖机工作时间费，暂收20000元正。”刘家富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出口110变电站工地机械费10000元，还欠1130元，成工30型装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袁子林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电力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135112元；二、电力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内部建设工程承包关系的问题。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并不必然否定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不可能具有内部建设工程承包关系。袁子林与电力公司均认可双方未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以证明上述内部承包关系，因此若袁子林能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土方开挖、转运等涉案工程，则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就建立了内部建设工程承包关系，反之则不具有。其次，关于袁子林主张的其实际履行了开挖土方工程的承包工作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就此主张，袁子林提交的证据为《证明》两份，《成都出口加工区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土方开挖方量统计》两份，并陈述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而上述四份证据，签字人为“胡宗义”、“程立”、“余天发”，但在袁子林提交的《建筑第七项目部管理人员设置表》中仅载明“余天发”为管理人员，职务为“安全员”。同时，即使按照袁子林的陈述，上述三人的工作职能，胡宗义为代开工程车兼采购材料，程立为技术员，余天发为安全员兼材料员，因此即使袁子林陈述真实，该三人的工作职能也均不包含对工程量的审定，而袁子林也不能提交上述三人具有受电力公司委托进行工程量审定职能的证据。同时结合袁子林本人也与电力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与上述三人同为电力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其提交证据的证明力较弱。同时，经询问，袁子林也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土方开挖及转运的内部承包工作。电力公司主张袁子林在土方开挖及转运工程中承担了职务行为，安排了机械进行了土方开挖等工作，并将机械费进行了支付，并提交了收条予以证明。袁子林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机械费系组织机械开挖电缆沟等，并非其主张的涉案的土方开挖及转运工作。但经庭审询问，袁子林与电力公司均未补充证据证明上述机械的具体施工范围。考虑到袁子林系电力公司安排至成都出口加工区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部的管理人员，电力公司提出的袁子林履行职务行为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同时考虑到袁子林是实际组织机械施工的人，应对其职务行为的具体履行范围以及机械施工的具体工程承担举证责任，故在袁子林无法证明上述机械的具体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袁子林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土方开挖及转运的内部承包工作，其为诉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电力公司提出其履行诉争工程为职务行为的主张，袁子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电力公司建立了内部承包关系，同时也不能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工程，故对袁子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后，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即使袁子林主张的内部承包关系成立，在袁子林完成了诉争工程后，于收方量统计表形成时，即2009年4月，袁子林已经能明确知道其基于内部承包工程具有获得工程款的权益，电力公司未给付工程款其权益即受到了损害。虽袁子林与电力公司双方未结算，但仅是袁子林应收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不确定，袁子林的权益是真实存在的，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袁子林认可的完工时间即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2009年4月，电力公司认可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是2010年2月8日，即双方最后结算时间。电力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晚于袁子林2009年4月的实际完工时间，属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故原审法院认可本案诉讼时效从2010年2月8日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袁子林应当于2012年2月8日之前向电力公司主张给付工程款。袁子林虽提交两份《证明》，证明其向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胡忠义、程立主张了权益，但该二人并非涉案工程项目部的管理人员，袁子林也未证明该二人系电力公司有权进行结算或付款的人员，同时，经询问，项目部实际存在至今，袁子林可以向项目部或项目部负责人以及电力公司主张，故袁子林向上述两人主张权利并不能据此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即使袁子林主张的内部承包关系成立，电力公司应当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也超过诉讼时效，丧失本案的胜诉权，对袁子林要求电力公司承担工程款给付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子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501元，由袁子林承担（此款袁子林已预交1501元）。宣判后，袁子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袁子林是否实际履行了承包开挖土方工程的问题认定不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主要理由是：（1）从电力公司的答辩可以看出，该工程由袁子林实际履行的事实清楚，结合袁子林提交的《开挖方量统计》单上胡宗义、程立、余天发三人的签字证实了袁子林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电力公司答辩称三人的签字为无权和未获得授权，但袁子林完成该工程的行为即证实了电力公司的追认，同时也是对该方单的追认。在《开挖方单统计》单上，袁子林在施工班组一方签字，即证明袁子林与电力公司之间不是职务行为。（3）三人的分工系内部行为，且也不表明其职责无变动，三人均是该项目部的人员。2.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问题认定错误。首先，对袁子林提交的两份证据认定不当，程立和胡宗义均是电力公司的人员，其出具的对电力公司不利的证据应予确认。其次，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双方并未就该工程进行结算，上诉人的权益并不确定，故无法明确权益是否受损。再次，局部合同受总合同约束，在电力公司与发包方就整体工程决算完成前，电力公司的侵权事件也不确定。最后，原审法院并不确认方单这一证据，却以方单中出具方量为时效起算点明显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电力公司辩称，1.袁子林系电力公司员工，其在该工地组织土方开挖系履行内部的职务行为，袁子林向电力公司主张工程款无法律依据。2.按袁子林提交的工程开挖单据记载，开挖时间为2009年4月，工程竣工时间为2010年2月，其应收的工程款应该在工程竣工后就主张，但袁子林在2014年才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袁子林认为其向胡忠义主张过工程款，但胡忠义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无公司授权，故袁子林的行为不构成时效的中断。3.袁子林是电力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工地组织施工，其找了一些人员进行施工，但电力公司已将费用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袁子林不能基于职务行为主张工程款。二审中，袁子林提供了如下新证据：证据1.照片7份，工程图1份。拟证明电力公司在原审中举证证明其支付的3万多元机械费用实际是用于电缆沟、围墙、基础的开挖，与袁子林承建的工程无关。证据2.袁子林与施工人康兆祥之间的付款协议书1份、收条3份。拟证明袁子林为该工程实际支出135112元以及袁子林的实际施工人身份。证据3.胡伯寿的证明、谈话录音、仲裁裁决书。拟证明电力公司在原审中主张的其将土方工程发包给华一劳务公司施工是虚假的。证据4.证人康兆祥、程立、胡忠义的出庭证言。拟证明袁子林为诉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变电站的土方开挖及转运等工作是袁子林找康兆祥施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上诉人应举证证明3万多元的机械费用是用于电缆沟、围墙、基础的开挖，但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这些费用是用于电缆沟的开挖。（2）从工程图纸看，电缆沟总长最多100米左右，只有2米宽，只有200-300的土方，因此这3万元远大于开挖电缆沟的费用。（3）袁子林承认该工程是其找第三方施工，施工费用项目部已经支付，而袁子林作为公司员工，已经领取了工资，不应再向公司主张工程款。对证据2，不是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这是袁子林与第三方签订的，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4，康兆林的方单有矛盾，不能采纳。第二、三位证人都说袁子林是项目工长，他不是实际施工人，只代表第7项目部在工地上履行职务，不应该再向公司主张工程款。本院经二审审理，除原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1.袁子林与康兆祥于2009年4月10日签订《成都出口加工区110变电站新建基层土方挖方量付款协议书》，约定该工程总价款135112元，按三次分期付款：第一次于2011年7月30日支付6万元；第二次于2012年8月30日付6万元；第三次于2013年9月30日付15112元。2.2011年7月20日康兆祥向袁子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6万元工程款；2012年8月25日康兆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6万元工程款；2013年9月30日康兆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15112元工程款。3.电力公司并未将土方工程发包给华一劳务公司施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现评判如下：一、电力公司与袁子林之间是否具有内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袁子林认为其是诉争工程的实际履行人，与电力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电力公司则认为袁子林系公司员工，其组织土方开挖、转运等均系职务行为，向电力公司主张工程款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1.袁子林与电力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并不必然否定双方可能存在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双方虽无书面承包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只要袁子林能证明存在事实上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则其主张仍可成立。2.袁子林提交的其与康兆祥的付款协议书、收条3份、康兆祥的出庭证言，证明变电站土方开挖及转运等工作是其找康兆祥完成，袁子林为此向康兆祥支付工程款135112元。电力公司职工程立、胡宗义均是项目部成员，也出庭作证证明了该事实。电力公司虽对付款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并未提出反证，故袁子林的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原审对此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袁子林要求电力公司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时效。电力公司主张2010年2月8日项目经理最后一次向袁子林付款，袁子林出具了收条，这是双方对工程的结算，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袁子林起诉时已超过2年。袁子林则认为2010年2月8日支付的3万多元机械费用系用于电缆沟、围墙、基础的开挖，与袁子林承建的工程无关，双方对案涉工程并未进行结算，不能从该日起算。本院认为，首先，虽然电力公司在2010年2月8日支付了3万多元的机械费用，但袁子林向康兆祥支付的土方开挖、转运工程款135112元并未包括在内，故不能证明2010年2月8日双方对案涉工程进行了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由于涉案工程未结算，袁子林尚无法确定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袁子林要求电力公司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时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院基于新证据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963民事判决；二、四川电力建设工程公司给付袁子林工程款135112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5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2元，均由四川电力建设工程公司承担（四川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应承担的一、二审诉讼费均已由袁子林垫付，在履行义务时一并向袁子林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长军代理审判员  范 珍代理审判员  毛程程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冷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