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阿鲁民初字第3919号原告：郝利国，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鲍玉梅，内蒙古大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振华，内蒙古大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玉忠，男，汉族，个体户。委托代理人：王中君，巴林左旗隆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郑彦岭，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侯文全，内蒙古富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于子民，阿鲁科尔沁旗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郝利国与被告李玉忠、郑彦岭、刘伟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郝利国的委托代理人鲍玉梅，被告李玉忠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中君，被告刘伟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子民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开庭后，本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追加郑彦岭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郝利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振华，被告李玉忠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中君，被告郑彦岭及其委托代理人侯文全、被告刘伟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子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7月份，被告李玉忠在新民乡公司村购买了该村被告刘伟所有的位于新民乡公司村村东的一片杨树。2014年4月11日，被告雇佣伐树工郑彦岭为其伐树，2014年4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原告在离伐树工30米以外的地方砍树枝，这时伐树工伐到一棵树的时候油锯被树夹住了，油锯被夹住后郑彦岭向原告及郝正达、张国喊：“你们过来，把这里的树砍砍，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说完郑彦岭就去北面的路边拿绳子，原告与郝正达、张国在砍树杈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树倒了，快跑”，原告在躲闪过程中被地面上的树杈滑倒，原告倒地后右大腿担在了地上被放倒的树上，紧接着那棵倒过来的树刚好砸在了原告担在树上的右腿上。原告受伤后先后被送往阿旗医院、赤峰市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接受治疗，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并住院治疗39天，共花医疗费45143.84元。经鉴定原告构成五级伤残并需护理依赖，诉讼期间，原告又安装了假肢，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50000元，综上，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的经济损失为593734.76元（其中：误工费14514.00元、陪护费3948.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60.00元、营养费1560.00元、残疾赔偿金103152.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35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0000.00元、护理依赖费368650.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被告李玉忠辩称：原告人的起诉状所写不全部是事实。1、被告李玉忠并没有雇佣郑彦岭伐树。2、被告李玉忠并非是加害人，也就是说不是侵权人，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状中写的也非常明确，侵权另有其人，起诉状中是这样表述的：郑彦岭是伐树工，伐树工（郑彦岭）伐到一棵树的时候油锯被树夹住了，夹住之后，郑彦岭指挥原告及郝正达、张国他们砍树时，发生了树砸在了原告腿上的事故。期间，没有被告李玉忠任何责任，被告李玉忠也没有在现场。3、被告李玉忠与郑彦岭之间并不是雇佣关系，被告李玉忠从未雇佣过郑彦岭。被告李玉忠是将新民乡公司村、赛罕塔拉苏木衙门村、林东镇道劳毛道的三片树的采伐包给了刘文华，与刘文华是承揽合同关系，并且有承揽采伐合同。刘文华又将新民乡公司村树木的采伐转给了郑彦岭，他们之间都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4、承揽和雇佣是有区别的。承揽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应接受该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应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应接受承揽人的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的一方为定作人。承揽人所完成的工作成果为定作物。承揽关系主要特征有：①承揽关系中，承揽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定作方与承揽方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②承揽中的风险由承揽人自己承担，独立完成工作，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③承揽方可以将承揽合同的部分工作交付第三人完成。④承揽方按合同完成某项工作，承揽合同的标的为物化的劳动成果，是特定的工作成果，而不是承揽人劳动的本身。⑤承揽关系的报酬是确定或可以按约定计算的，但是能否获得利益是不确定的。至于承揽方在工作中投入工时的多少，其报酬能否达到预期数额等，往往与承揽人的技能相连。雇佣关系的主要特征有：①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按雇主的指示和要求，为雇主提供各种劳务。雇员在雇主的控制下完成工作，雇员的工作内容可由雇主随时调整。②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生产条件。③雇员的劳动义务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④雇佣关系中，工资的支付一般有相当稳定的周期（如月、星期等）；工资额也有一般有相当于该行业比较固定的标准。5、被告李玉忠和刘文华都不是雇佣关系，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不是由被告李玉忠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不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而是完工后一次性给刘文华结算劳动报酬；刘文华不是连续性提供劳务，而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刘文华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因而刘文华与郑彦岭之间也不是雇佣关系。被告李玉忠与郑彦岭也就更不会存在雇佣关系。6、郑彦岭因伐树过失致人重伤已经被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拘，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已进入到审判程序。如果被告李玉忠与郑彦岭是雇佣关系，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被告李玉忠也会将被提起公诉，追究安全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而事实上，被告李玉忠并没有被提起公诉。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郑彦岭因伐树致人重伤已经被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拘，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已进入到这审判程序，肯定是属于“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法院应追加郑彦岭为被告参加审理。7、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认可：原告是帮忙为被告刘伟修理树枝。根据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第二款又规定：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所以，原告作为帮工人的身份应起诉侵权的第三人。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李玉忠属于诉讼主体错误。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郑彦岭辩称：2014年4月11日林东镇的李玉忠联系我，询问我他在天山有树要伐，能去干活吧，并称一车给500元工钱，我表示同意去干。2014年4月13日早晨李玉忠和我以及装卸工、打尺工四人乘坐汽车从林东出发到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东的一片杨树林地里，进行伐树。2014年4月19日下午5点多，我伐树时由于油锯子被夹在树里导致熄火。我去林子旁边的路上拿绳子，准备将树拽倒，因为怕树倒就大声喊告诉砍树杈子的人“快走，去北边砍去”，当我拿着绳子往回走时，发现来了一阵风，风把树吹的倾斜了，就大声喊“赶紧跑，树要倒”，原告也听到了我的喊声，也往北跑了，但是被树杈子绊倒把腿砸伤了，才造成了今天诉讼中的后果。以上是本案的事实，从此也完全可以看出以下事实：1、我与李玉忠之间是雇佣关系。李玉忠雇佣我，由我按照李玉忠的要求和指示为其提供劳务进行伐树，李玉忠支付报酬，每车为500元。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伐树的场所、数量、品质、时间等均由李玉忠指定，我服从李玉忠的安排和指示，与李玉忠之间是支配、控制的从属关系；同时，我只是用自己的油锯子提供劳务进行伐树，其他的检尺、装卸、砍树杈子等工作均由他人完成，不是我独立完成整个伐木的流程和工作。每车支付500元的报酬只不过是支付劳务报酬是按照车的数量支付的，这只是一种支付报酬的方式，不属于其他。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我与李玉忠之间是雇佣关系，双方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对此，李玉忠在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2014年4月23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认可是雇佣关系。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对于原告合法、合理的损失应由雇主承担责任。2、原告具有严重过错。我在提供劳务进行放树时，由于油锯子被夹住，在去取绳子之前已经大声高喊，提醒砍树杈子的人“快走，去北边砍去”，拿回绳子时看到树要倒，就大声喊“赶紧跑，树要倒”，原告也听到了我的喊声，也往北跑了，但是被树杈子绊倒腿被砸伤，由于原告未尽到安全之注意义务、采取措施严重不当，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3、雇主具有严重过错。李玉忠作为雇主，也是买方，在雇佣人员实施伐树过程中，应当根据现场的工作环境、工作人员、工作量、人员技术、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创造安全的作业环境，由于伐树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作为雇主起码应当设立安全员、采取保护措施，但是雇主什么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采取（对此，详见李玉忠在阿旗公安局2014年4月23日的询问笔录），这也是造成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因此，雇主存在着严重的过错。4、卖主刘伟具有一定的过错。卖主刘伟是负责砍树杈子的，无论其是找人帮忙，还是经过其同意砍树杈子的人员，刘伟均具有在现场进行管理、指挥进行有序工作的义务，均有对砍树杈子的人员进行管理、提示、警示、注意的义务，没有对为自己进行工作的人员实施一定的管理，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具有一定过错。5、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是在为雇主从事雇佣工作期间出现了原告损害的后果，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虽然我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是刑事责任的被追究主要是根据原告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原告达到了重伤的程度。但是雇佣关系中所涉及到雇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往往是主观上的过错，我在主观上不具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所以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6、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超出了法定标准，对于超出法定部分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保护。被告刘伟辩称：1、我于2013年4月23日与李玉忠签订了林木买卖合同，树木已交付给李玉忠，合同约定采伐装运都由李玉忠负责，我对树木既无所有权，也无处分权，因此原告的损害与我无关。2、被告郑彦岭采伐李玉忠的树木，郑彦岭在作业中指使原告协助作业致原告受伤，郑彦岭未保障人身安全义务，应负有全部赔偿责任，但郑彦岭已受到刑事处罚，依据法律规定，郑彦岭只能赔偿原告实际发生费用。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依赖护理费均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3、原告没有为我帮工，原告砍树枝是为了个人架羊栅栏，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因此刘伟没有赔偿的义务。4、原告明知采伐树属危险作业，应负有安全注意的义务，但原告未注意安全，自身有重大过失，应负有过错责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举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阿旗医院医疗费单据8枚，金额为：4524.84元。证明原告在阿旗医院所花医疗费。证据2.阿旗医院处方笺8枚。证明原告治疗用药的种类。证据3.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医疗费单据1枚（复印件），证明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花去医疗费40619.00元。证据4.病人费用清单6页，证明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用药情况。证据5.诊断书1份，证明原告的伤势情况。证据6.病历1份，证明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治疗的过程及住院时间为39天。证据7.李玉忠、刘伟的询问笔录。证明郑彦岭与李玉忠之间是雇佣关系。证据8.赤峰市人民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证明原告所受损伤构成五级伤残，生活部分不能自理，需要护理依赖。同时证明主张误工费的法律依据。证据9.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2014）阿鲁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所受损伤系被告李玉忠雇佣的郑彦岭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放树将原告被放倒树砸伤，造成右下肢部分缺失属重伤二级，五级伤残。证据10.辽宁省锦州市商业货物销售剪贴发票，证明安装假肢所支出的费用50000元。证据11.湛桂霞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主张被抚养人湛桂霞抚养费的法律依据。证据12.阿旗新民乡公司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原告主张被抚养人湛桂霞抚养费的法律依据。证据13.鉴定费收据，证明原告支出鉴定费1200元。被告李玉忠对原告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2无异议；2、对证据3有异议，本身为复印件但加盖了医院的公章，原告应说明原件去向，是否已报销；3、对证据4、5、6均无异议；对证据7有异议，对李玉忠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当时记录有出入，笔录中部分记录错误，并不能证明雇佣关系的存在。对刘伟的询问笔录关于原告的说法无异议，说明原告是经被告刘伟的同意去砍树枝，也能说明刘伟并没有把树枝卖给被告李玉忠，而是把树枝送给郝利国了；对证据8鉴定文书有异议，检察院不是合法鉴定机构，也不是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对其鉴定意见有异议，原告是一个下肢残疾，鉴定意见中说“原告大、小便不能自理，需要护理依赖”，此说法不正确，下肢缺失不是上肢缺失，下肢缺失大、小便可以配备残疾器具，不能构成护理依赖；对证据9无异议，也可以反证被告郑彦岭有重大过失，郑彦岭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刘伟允许原告砍树枝也应当承担责任，原告作为成年人，也应该具有安全防范意识，与放树现场保持适当距离。但是此刑事判决书证明不了李玉忠与郑彦岭有雇佣关系；对证据10中的1枚单据无异议，其他5枚有异议，安装一个假肢应当出具1枚单据，并不能出具6枚单据，况且6枚单据都是安装腿假肢，均是一天出具的，只能证明原告安装了一个假肢，原告不可能安装了6个假肢；对证据11无异议；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有异议，因为鉴定机构不合法，所以对鉴定费收据也有异议。被告郑彦岭对原告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无异议；2、对证据2无异议；3、对证据3有异议，本身为复印件但加盖了医院的公章，原告应说明原件去向，是否已报销；4、对证据4、5、6、7、8、9、10、11、12、13均无异议。被告刘伟对原告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5、6认为与被告刘伟无关，所以不予质证；对证据7、8、9、10、11、12、13均无异议。被告李玉忠为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提举的证据有：证据1.2014年3月1日，李玉忠与刘文华的树木采伐合同一份，证明树的采伐已经承包给了刘文华，劳务费是按每车500元，采伐完毕，按车的数量计算劳务费，安全问题由刘文华负责；证据2.2014年3月1日，李玉忠与丁久龙签订的装车承包合同，证明树的装卸已经由李玉忠承包给了丁久龙，安全问题由丁久龙负责。上述两份合同可以证明李玉忠与郑彦岭不存在雇佣关系；证据3.2014年9月1日，公安局对被告郑彦岭提审讯问笔录，证明郑彦岭此次笔录与第一次所做的笔录有出入，此份说是刘文华给打电话的，并非是李玉忠给郑彦岭打电话，放树的人是刘文华找的。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郑彦岭说是李玉忠给他打的电话，第二次询问笔录中他说是刘文华找他放的树，根本就没有李玉忠给郑彦岭打电话让他放树的事情。证据4.经被告李玉忠申请，本院准许，证人刘文华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树地放树工作是我从李玉忠手里包过来的，后来我又包给了郑彦岭，李玉忠我们2014年3月1日签订了合同，郑彦岭与我没有合同。李玉忠把装车的工作包给丁久龙了。放树的费用是按车算，一车500元，采伐完毕后，李玉忠给我结算。我包给郑彦岭也是一车500元，郑彦岭装了多少车我不清楚，我也没有给郑彦岭工钱。李玉忠把哪块树地包给我我不知道，收树杈归谁管我不知道，打尺不归我管。郑彦岭放树的钱应当我给，但是我现在没有算给他。我与郑彦岭没有亲属关系。原告被砸伤后我没有出钱，是李玉忠出的钱。树杈子怎么处理我没在现场，好像是谁的树谁砍杈，我与李玉忠是3月1日签订的合同，签订合同时丁久龙在场，在哪签的合同不清楚了，合同是打印的，几页不清楚了。合同是李玉忠打印的，不知道在哪打印的。证据5.经被告李玉忠申请，本院准许，证人丁久龙出庭作证，证明协议是刘玉华与我一起作的，卖树的主人自己砍树杈，放树的时候我在，距离挺远，装车的活是我承包的，是我组织人装的车，一开始承包时李玉忠说今年不给树杈，后来到了现场也是那么回事。树是几家的我不清楚。卖树的人去砍过树杈，我不认识。李玉忠买得树不是刘伟一家的，我不认识刘伟。刘文华与李玉忠签合同时我在场。郑彦岭与李玉忠有没有合同我不知道。谁支付郑彦岭劳务费我不知道。我与李玉忠的合同是2014年3月1日在李玉忠家签订的，当时我与刘文华、李玉忠都在场，合同是李玉忠用手书写的。原告郝利国对被告李玉忠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李玉忠与刘文华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此合同不能证明刘文华是其本人亲自签订，此合同与本案无关，李玉忠是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他也是受益人，而郑彦岭是实际施工人，其二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对李玉忠与丁久龙签订的装车承包合同有异议，此份合同是虚假的，李玉忠与刘文华签订的合同与此份合同相互矛盾；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内容和合法性有异议，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此份证据。对证据4、5刘文华、丁久龙的证言质证意见是：两位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合同是打印件，证人丁久龙明确说合同是手写的，但是合同是打印的，申请对证人追究法律责任。被告刘伟对被告李玉忠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两份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证明就是李玉忠和刘文华、丁久龙签订的，且此两份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5刘文华、丁久龙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言是虚假证言，两位证人证言互相矛盾，申请对证人追究法律责任。被告郑彦岭对被告李玉忠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此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据了解，刘文华是李玉忠的大舅哥，有较近的亲属关系，存在事后编造合同的可能；李玉忠给郑彦岭打电话明确是雇佣郑彦岭为其伐树，而李玉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也认可是雇佣关系，刘文华与郑彦岭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假设装车合同存在，也说明伐树的工作和流程不是郑彦岭独立完成的，不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对证据3的意见与原告方质证意见一致，郑彦岭在该份笔录中表明与李玉忠是雇佣关系，明确表示与刘文华是一起干活的，不存在雇佣关系。李玉忠的证明点是断章取义的，李玉忠让刘文华给郑彦岭打电话去干活。对证据4、5刘文华、丁久龙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所做证言内容不客观，不能证明刘文华与郑彦岭之间存在承包关系。被告刘伟为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提举的证据有：2013年4月23日刘伟与李玉忠签订的树木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第四条约定采伐装备由李玉忠负责，证明刘伟把树卖给李玉忠，树木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李玉忠，树木整体都应归李玉忠所有，刘伟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原告郝利国对被告刘伟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李玉忠对被告刘伟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此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此份合同中没有整体出卖树地的字样，刘伟与原告的询问笔录是刘伟自己砍树杈并答应原告砍树杈。被告郑彦岭对被告刘伟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此份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2.刑事案卷材料中体现砍树杈的人是刘伟找的，经过刘伟同意的。被告郑彦岭为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提举的证据有：1.2014年4月22日、4月23日阿旗公安局分别对郑彦岭和李玉忠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郑彦岭与李玉忠之间是雇佣关系，李玉忠在询问笔录中也予以认可。由于树夹油锯，需要用绳子拽，在拿绳子之前和树出现倾斜时，郑彦岭均向在场人提示，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2.2014年4月22日、4月23日阿旗公安局分别给刘伟、郝利国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找刘伟要求砍树杈，原告答应砍树杈，并不是郑彦岭指挥原告砍树杈，郝利国已经听到郑彦岭的提示知道危险因素存在，也采取了避让措施，但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3.2014阿鲁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因原告受到伤害，郑彦岭已经受到刑事追究，并判处有期徒刑，假设郑彦岭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原告除医疗费以外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原告郝利国对被告郑彦岭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郑彦岭提举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所证明的“由于树夹油锯，需要用绳子拽，在拿绳子之前和树出现倾斜时，郑彦岭均向在场人提示，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说法有异议，此说法不属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所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扶养人生活费等都应当由郑彦岭承担。被告李玉忠对被告郑彦岭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对郑彦岭的询问笔录有异议，郑彦岭在询问笔录中所述不真实，笔录中“李玉忠给郑彦岭打电话”说法不属实，也不能证明雇佣关系存在，李玉忠没有和郑彦岭直接发生承包关系，事实上是李玉忠把树承包给刘文华，刘文华又转包给郑彦岭的，对其他说法无异议；对李玉忠询问笔录有异议，因为当时记录有出入，也不是李玉忠所说的，应当提供作笔录时的执法录像才能与笔录相互印证，阿旗公安局作的笔录有误差，所以又对郑彦岭重新作了笔录，郑彦岭又改口说是刘文华找的郑彦岭；对刘伟、郝利国的询问笔录无异议，郝利国自认经刘伟同意拉树杈子回家喂羊的情况无异议，也证明了树杈子归卖树方刘伟，不归李玉忠，砍树杈子是经刘伟同意的。对刘伟允许原告砍树杈扎羊圈的说法无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刘伟对被告郑彦岭提举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郑彦岭、李玉忠的笔录无异议；对郝利国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郝利国个人陈述可以看出，其砍树杈是为了自身利益扎羊圈，郝利国与刘伟没有帮工关系；对刘伟的笔录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此份笔录同样证明了原告与刘伟没有帮工关系，也不能证明树杈子是属于刘伟所有；对证据3无异议。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原被告提举的上述证据材料，作如下综合认证：1、对原告提举的阿鲁科尔沁旗医院收费收据、处方笺的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因该收据、处方笺系医疗机构出具，能够证明原告受伤当日在阿鲁科尔沁旗医院救治支付医疗费4524.84元；2、对原告提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医疗收费专用票据（复印件）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理由是被告有异议，证据应提交原件，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此医疗费；3、对原告提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病人费用清单、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4、对原告郝利国和被告郑彦岭分别提举的2014年4月22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被告刘伟笔录、2014年4月23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被告李玉忠笔录、对被告郑彦岭提举的2014年4月22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郑彦岭笔录、2014年4月23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询问郝利国笔录、对被告李玉忠提举的2014年9月1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郑彦岭笔录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上述笔录系公安机关依法收集，且李玉忠与郑彦岭的笔录、郝利国与刘伟的笔录、郑彦岭与郝利国的笔录以及郑彦岭的两份笔录之间均相互印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5、对原告提举的赤峰市人民检察院赤检技鉴字（2014）51号法医学检验鉴定书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该证据是本院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关所出具，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6、对原告郝利国和被告郑彦岭分别提举的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2014）阿鲁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原被告均无异议，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7、对原告提举的2014年9月29日安装假肢发票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锦州市佳奥假肢矫形康复中心出具的正式发票，能够证明原告安装假肢的事实和实际费用支出；8、对原告提举的湛桂霞常住人口登记卡、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三被告均无异议；9、对原告提举的鉴定费收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10、对被告李玉忠提举的2014年3月1日与刘文华签订的树木采伐合同和与丁久龙签订的装车承包合同以及刘文华、丁久龙的当庭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理由是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特征，一是上述证据与被告李玉忠自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与被告郑彦岭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二是树木采伐合同、装车承包合同的内容与刘文华、丁久龙当庭证言相矛盾；三是刘文华与丁久龙就有关合同的签订地点、合同的内容是打印还是手写等所作的证言相矛盾。11、对被告刘伟提举的2013年4月23日与被告李玉忠签订的合同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理由是被告李玉忠无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4月23日，被告李玉忠与被告刘伟签订树木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刘伟将位于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的大约270棵杨树卖给被告李玉忠，价款为73000元，采伐装运均由被告李玉忠负责。2014年4月14日被告李玉忠带领其雇佣的被告郑彦岭及案外人户艳春、丁久龙等人从巴林左旗林东镇到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的林地里开始采伐其购买的杨树，被告李玉忠安排户艳春负责给树量尺，安排丁久龙负责装卸，安排被告郑彦岭负责伐树，并与被告郑彦岭约定每伐一车树给付工钱500元。被告李玉忠将伐树工作安排完后，于2014年4月14日下午离开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返回巴林左旗林东镇。2014年4月19日下午，被告郑彦岭在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公司村南侧杨树林地采伐树木，原告郝利国经卖树人被告刘伟同意后，与同村村民郝正达等人在附近砍已伐倒树木的树枝，17时许，被告郑彦岭用汽油锯即将把一棵杨树伐断时，汽油锯被夹在树里熄火，被告郑彦岭欲用绳子将此树拴住拽倒，便在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未照看周围安全情况下离开现场到附近拿绳子，此时被砍伐的树木发生倾斜，附近的人见状跑向安全地带，原告郝利国在奔跑过程中被之前伐倒的树木绊倒，同时其右腿压在树干上，而后倾斜倒地的树木将原告郝利国的右腿砸伤，当日在阿鲁科尔沁旗医院紧急处置后，于2014年4月20日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赤峰医院治疗39天，诊断为：1、右股骨髁上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右股动脉腓总神经胫后神经断裂。致使原告行右腿中段截肢术。经原告郝利国的申请，本院委托赤峰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郝利国进行伤残等级、护理依赖进行鉴定，2014年10月10日赤峰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赤检技鉴字（2014）51号法医学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原告所受损伤构成五级伤残，生活部分不能自理，需护理依赖。原告郝利国支付鉴定费1200元。原告郝利国在司法鉴定期间，于2014年9月29日在辽宁省锦州市佳奥假肢矫形康复中心对其右腿安装了假肢，支付安装假肢费50000元。另查明：原告母亲湛桂霞1949年8月11日出生，今年65岁，为农业家庭户口。原告母亲除生育原告外，还生育儿子郝利忠，女儿郝永惠，均已成年。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8596元，2014年农、林、牧、渔业上一年度日工资标准为82元，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行业日工资标准为101元，自治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伙食补助标准区内每人每日40元。自治区上一年度农牧区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7268元。本院认为：雇佣一般是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本案被告郑彦岭与被告李玉忠之间虽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但被告李玉忠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其与郑彦岭存在包工方式的雇佣关系，其找郑彦岭伐树，郑彦岭每伐一车树李玉忠支付500元工钱，李玉忠雇佣郑彦岭的目的是提供劳务，即负责伐树，而量尺、装卸等则由他人负责，郑彦岭等人的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均由李玉忠决定，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是其将郑彦岭等人领到新民乡公司村，其安排完工作后才返回林东镇，这足以证明其与郑彦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控制和从属关系，同时，郑彦岭为李玉忠提供的伐树劳务，是李玉忠经营树木买卖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确定郑彦岭和李玉忠形成个人之间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即雇佣关系。故被告李玉忠辩称的与郑彦岭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李玉忠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郝利国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明知在采伐树木附近砍树杈有危险却仍从事该项工作，工作中又没注意安全防范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造成的伤害自己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据此，原告应自负30%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根据该条规定，被告郑彦岭因过失致原告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已经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其应对精神抚慰金以外的民事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当庭承认与被告刘伟不存在帮工关系，并当庭撤回了对被告刘伟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鉴于被告刘伟与原告郝利国不存在帮工关系，其准许原告郝利国砍树杈是基于与被告李玉忠树木买卖合同的约定，被告刘伟本身并无过错，故被告李玉忠、郑彦岭关于刘伟存在过错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因伤残需护理依赖，因原告安装假肢后已能自行完成如下法律规定给付护理费的五项生活自理范围：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故其请求被告支付护理依赖费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举8枚阿鲁科尔沁旗医院的医疗费收据，用以证明其在阿鲁科尔沁旗医院支付医疗费4524.84元，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主张该部分医疗费，故对此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湛桂霞生活费，因湛桂霞出生于1949年8月11日，可按15年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诉讼请求按14年主张，本院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保护。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因无医疗机构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玉忠已支付给原告郝利国医疗费50000元，对此原告郝利国明确认可，故应从赔偿额中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玉忠赔偿原告郝利国误工费9758元（170天×82元／天×70%），住院伙食补助费1092元（39天×40元／天×70%），护理费2757.30元（39天×101元／天×70%），残疾赔偿金72206.40元（8596元／年×20年×60%×70%），被抚养人生活费14245.28元（7268元／年×14年×60%÷3人×70%），残疾辅助器具费35000元（50000元×70%），以上合计135058.98元，扣除已给付的50000元，剩余85058.98元，限被告李玉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被告郑彦岭对被告李玉忠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李玉忠赔偿原告郝利国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四、驳回原告郝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37元，由原告郝利国承担7106元，被告李玉忠承担2361元，鉴定费1200元，由被告李玉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且未提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林永生审 判 员  张 龙人民陪审员  石丽慧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贺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