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天商重初字第8号原告王戈萍，女，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济南金恒达经贸有限公司经理，住济南市。委托代理人王敏华，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曲娟，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石振兰，女，193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济南金恒达经贸有限公司股东，住济南市。委托代理人王敏华，身份同前。委托代理人曲娟，身份同前。被告王守礼，男，195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上海金丝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王好荣，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磊，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戈萍、原告石振兰诉被告王守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4月27日受理后，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告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重审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4日、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戈萍、原告石振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敏华、曲娟，被告王守礼的委托代理人王好荣、崔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3年原告王戈萍与被告商定，由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由两原告作为股东，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136号的济南金恒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达公司）。经营中，原告王戈萍累计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额的49%，被告王守礼出资21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额的51%，2009年原、被告又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原告王戈萍作为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双方合作结束时，对于各类债权债务均按投资比例进行分摊。协议自2009年4月1日起至2010年3月31日止。2010年3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到期，双方自愿终止合作，并商定被告撤回出资，公司仍由原告王戈萍继续经营。公司会计刘涛对公司账目进行了核算，核算结果为公司累计亏损175万元人民币。2010年8月22日，根据会计的核算结果及双方的投资比例，原、被告达成了亏损承担协议。即由原告王戈萍承担亏损857500元，被告承担892500元。据此，双方于2010年9月11日达成了还款协议，对被告出资额减去上述亏损后的余额的归还期限做了约定。然而，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原告逐步发现会计在核算公司账目中存在多处重大差错，例如：（一）将库存商品当作已销售的商品，加上未扣除费用的利润值算作应收款；（二）在其他应收款中，未扣除应向商场交纳的进场费、活动费等各项费用；（三）逾期多年且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未作坏账损失处理，仍作为应收款由原告承担；（四）未计算库存盘亏数额。如上等等导致原计算的公司亏损额漏记857539.62元。原告认为，由于公司会计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导致原、被告签署了一个存有重大瑕疵的公司亏损承担协议，继而又签署了以此错误的分担亏损的数额为基础的还款协议，实属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公司亏损承担《协议》和《还款协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的事实。证据2、分家协议和还款协议各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终止合作时，在错误的核算基础上签订的错误的协议及还款协议。证据3、会计分账时做的核算明细记录、公司各会计明细科目的核算、截止2010年3月底应收账款明细表和截止2010年3月底大润发应收款明细、会计刘涛出具的《说明》1宗，证明分账时，会计对公司账务核算过程及结果。《说明》是后来会计发现的在上述核算中出现的差错。证据4、《其它应付款王守礼借款明细》及公司对应的账页各1份，该《其它应付款王守礼借款明细》是被告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该证据证明上述明细中每一项数据与原告公司账簿数据相符。另外，公司会计刘涛所做了分账记录及错误《说明》中所涉及的数据与公司账簿数据相符，以上均能证明金恒达公司账簿的真实性。证据5、公司的记账凭证一张、华联公司向金恒达公司支付款项的银行支付汇总凭证两张、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和银行存款的明细分类账页、华联公司出具盖章确认的费用清单、会计刘涛统计的《截止2010年3月底应收款明细》各1份，证明应收华联公司781258.03元的账款,在扣除费用56070.45元后,华联公司向金恒达公司付款725187.58元后,该笔应收账款已收回，但却在分账时又将此笔账款重复计入应收账款中。证据6、公司账簿中明细分类账的其他应收款账页1份，证明将应交付超市的各项费用，应记载于经营费用账目中，会计却作为能收回的款项记载在应收款项中。证据7、会计刘涛做的截止2010年3月底应收账款明细表、截止2010年3月底大润发超市应收款明细、原告申请法院向大润发超市调查的笔录及金恒达公司收款的进账单两张、原告申请法院向绿地商城调查的笔录、金恒达公司与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书《补充协议》第四条第2-（2）项、华联超市结算单各1份，证明应收账款中包括了分账之前多年积攒的费用和亏损，会计刘涛出具的《说明》中第三、五、七、十三项详细说明了此记账差错。《补充协议》中显示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扣除的返利及费用为6%，也未在应收账款中扣除。华联结算单说明公司与超市存在扣点的事实。证据8、金恒达公司2010年2月28日第125号凭证、2010年3月31日第103号凭证、2010年6月30日第52号凭证、2010年7月31日第46号凭证各一张、银行支付凭证各一张、供应商结算单各一份，回款与扣除费用均在同一张凭证上，证明会计出现以上错误的原因是在应收账款回款时才将费用扣除，因分账时未回款，故未将已发生的费用扣除。被告辩称，一、原告石振兰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两份协议当事人均为原告王戈萍与被告王守礼，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石振兰无权要求撤销涉案的两份协议。二、公司亏损承担《协议》及《还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三、原告王戈萍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涉案两份协议不应被撤销。首先，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基础和可能。原告作为金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控制人，对金恒达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现状、账目情况及亏损情况十分清楚，而且公司的每一笔款项的支出和收入都由其经手，在双方的清算过程中有明显优势，不存在重大误解的基础和可能。其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签订亏损承担《协议》时所依据的资产核算结果存在错误。原告所列举的所谓的“错误”，均为金恒达公司在后续经营过程中所遭遇的商业风险，而并非当时存在的错误。最后，如果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资产核算结果存在错误，我们认为这是属于第三人的失误，并非原告的失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合作协议1份，证明原告是金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对金恒达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账目情况都十分清楚，并且公司的每一笔款项支出、收入都由其经手，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基础和可能。证据2、金恒达公司2008年度、2009年和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中的经营情况各1份，证明经营情况中记载2008年、2009年、2010年金恒达公司连续三年盈利，而原告提交的证据都显示金恒达公司连续亏损，这说明金恒达公司内部存在两套以上的账簿，原告所提交的财务明细不能证明双方签订两份协议时金恒达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1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订立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2009年度，王守礼、王戈萍二位自然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执资合作，二位自然人总投资额410万元，投资比例为：王守礼210万元，占总额的51%，王戈萍200万元，占总额的49%，该投资额自2009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执行。…王戈萍担任金恒达公司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合作结束后，对于2009年4月1日起用公司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按投资比例进行分摊，对于各类债权，债务，均按投资比例进行分摊。…本协议自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止，定期为一年。2010年8月22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又订立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金恒达公司经营发展状况，现两位投资人自2010年3月31日起自愿终止合作，截至2010年3月31日，公司亏损合计175万元，根据投资比例现两人分别承担亏损为：王戈萍承担亏损857500元，王守礼承担亏损892500元。此款分别在两人投资中扣除。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均在协议中签字，金恒达公司时任会计刘涛亦在协议中签字。2010年9月11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达成一份还款协议，甲方为王戈萍，乙方为王守礼。主要内容为：甲方欠乙方现金1207500元，因其资金暂时比较困难不能一次性偿还，经双方协商后定出如下还款协议：一、自此协议双方签订之日起，第一还款时间为2011年2月28日之前乙方按总欠款金额的50%还款给甲方，即603750元，如不按期按数还款，以总欠款为基数，利息按年息8%计息一并归还。二、第二次还款时间为2011年12月30日之前，乙方还清余欠款给甲方603750元，如不按期按数还款，以余欠款为基数，利息按年息1%计息一并归还。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注：该协议主文的甲方、乙方颠倒了）。原告申请撤销的即2010年8月22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订立的亏损承担协议及2010年9月11日双方订立的还款协议。对2010年8月22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订立的协议的基础事实，原告提交了由金恒达公司时任会计刘涛制作的明细一份，该明细为刘涛手写，共四页。主要内容为：一、资产：银行存款226683.96元，库存商品1823197.03元，应收账款3618862.71元，合计5668743.70元。二、负债：短期借款140万元，其他应付2504097.07元，实收资本410万元，合计8004097.07元。三、差额8004097.07-5668743.70=2335353.37元。四、其中，还可报回的费用明细如下…合计411324.24元。五、2335353.37-411324.24=1924029.13元。后三页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种科目的细化。对于应收账款3618862.71元，原告提交了由刘涛签字的截至2010年3月底应收款明细，合计数额为3618862.71元。其中，“大润发超市”应收款金额为1610939.88元。在“华联超市开票”一栏中，载明应收款金额为781258.03元，备注一栏载明“华联联营开票2010年4月已回”。在“绿地商城”一栏中，载明应收款部分金额为50900.64元，备注一栏载明“袋糖”。对大润发超市应收款，会计刘涛手写了一份明细，载明：大润发未回款明细中，其中，商品编号为10967的未回款为81381.84元，商品编号为32677的未回款为128531.17元。刘涛于2011年6月6日出具的说明中，对大润发超市的回款说明中，商品编号为10967的应收款为81381.84元，实际回款59793.24元，产生差额21588.60元，在记账中一直未扣除；商品编号为32677的应收款为128531.17元，实际回款32183.04元，产生差额96348.13元，在记账中一直未扣除。对华联超市，金恒达公司在应收华联款项中，金恒达公司开票金额为781258.03元，实际收到款725187.58元，华联扣除费用56070.45元。应扣除春节费用56070.45元。对绿地商城，绿地金帝、智强等袋糖实际盘亏50900.64元，未在账中扣除，故产生差额。另，自公司成立起由林波担任公司账务主管主持全盘财务工作，2008年1月起林波离任，由刘涛接任公司财务工作。刘涛对该说明特别注明：上述内容所涉及项目金额仅作为2010年8月22日所签协议的对账依据，原始凭证在金恒达公司，如有异议，以公司账目审计结果为准。2011年6月20日，本院工作人员对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的法务部职工汤会玲进行调查，在调查笔录中，汤会玲称大润发超市销售的金恒达公司的厂编为10967、32677号品牌的商品，与我超市的合作已经于2010年3月份终止。扣除经营期间应承担的各种费用，我超市在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12日期间分别就10967、32677两厂编共向金恒达公司交付金额为59793.24元和32183.04元的支票。至此，我超市与金恒达公司（厂编为10967、32677号）的账目已结清。2011年5月25日，本院工作人员对济南绿地商城的采购部主办王清宏进行调查，在调查笔录中，王清宏称济南绿地商城代销的金恒达公司所供的金帝、智强品牌分别于2008年9月、2009年2月清场终止合作，清场前上述产品因滞销临近保质期原因而作多次降价处理，故截至上述清场日期，上述品牌产品账目均已结清，没有拖欠。原告提交的金恒达公司编号为记103号的记账凭证及中国人民银行汇兑凭证证明，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6日向金恒达公司付款143929.55元，于2010年4月2日向金恒达公司付款581258.03元，加上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取金恒达公司的费用56070.45元，共计为781258.03元，与“截至2010年3月底应收款明细”载明的“华联超市开票”应收款金额完全一致。原告提交的金恒达公司的编号为记103号记账凭证载明，金恒达公司将上述两笔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付款均记账在时间为2010年3月31日的该记账凭证上。在金恒达公司银行存款明细分类账中记载：日期为2010-03-31，凭证字号为记103，摘要为华联联营2010年3月开票销售回款，对方科目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581258.03元，143929.55元。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结合本院对汤会玲、王清宏的调查笔录，足以认定会计刘涛出具的手写明细中，应收账款3618862.71元中的金恒达公司与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多计了应收账款117936.73元；与济南绿地商城的业务多计了应收账款50900.64元；对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的债权781258.03元，实际已经实现，明细中仍将其作为应收账款，进而导致应收账款多计了781258.03元。对亏损1924029.13元和协议中约定的亏损175万元的关系，原告称，192万元是会计计算出来的，作为原告还使用着合伙体金恒达公司的一辆车、一台电脑，合伙体剩余的财产均归原告所有，因为原告继续经营该合伙体，上述物品折抵后变为175万元。被告称，当时原、被告双方要中止的时候，王戈萍拿着称是刘涛书写的四页纸说公司当时的亏损额是这么多，被告拿回家以后找另外会计核算，他觉得不是这么多，所以没有对核算数进行确认，双方又重新协商妥协达成了亏损175万元。另，反诉原告王守礼在原审中提起了反诉，要求反诉被告王戈萍支付欠款1207500元及利息。重审中，反诉原告王守礼于2014年6月11日申请撤回其反诉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对本诉部分，2010年8月22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订立的亏损承担协议及2010年9月11日原告王戈萍、被告王守礼订立的还款协议应予撤销。理由为：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因为对相对人的行为或者合同的标的发生错误认识，从而使自己做出与自己意思相违背的行为，致使自己的利益遭受较大的损失的行为。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合同。一般情况下，重大误解由以下要件构成：1、必须是表意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即表意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因为误解所造成的，即表意人的错误认识与其作出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原、被告所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基于双方所签订的亏损承担协议，而亏损承担协议是以会计分账时做的核算明细等资料作为基础。正是这些分账的核算明细等资料的错误，才导致原告对亏损数额的错误认识，进而做出了签订亏损承担协议和还款协议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作为表意人的错误认识与其做出的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必须是对合同或协议的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必须是对合同或协议的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并导致了合同的订立，从而使当事人能主张撤销合同。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主张存在重大误解并要求撤销合同，其主张的误解是指对协议中关于公司亏损数额这一主要内容的重大误解。这一误解是由于时任会计刘涛在做账时就出现了错误，并导致会计制作分账的核算明细出现重大错误所造成的，并非是原告在后来的经营中由于市场原因导致债权不能实现而主张撤销合同。所以，被告所提出的金恒达公司部分债权不能实现系在后续经营过程中所遭遇的商业风险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3、误解是由误解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对方的欺骗或不正当影响造成的。通常情况下，都是由表意人的自己过失行为造成的，即由其不注意、不谨慎造成的。具体到本案中，对公司的经营核算是会计人员的工作和职责，会计人员应当如实地反映出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做出及时、正确的会计信息提供给经营者，这是一般经营者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原告非金恒达公司的会计人员，在整个公司经营过程中，对账目不可能每一笔都非常清楚，这也是基本事实。同时，由于原告王戈萍不注意、不谨慎，未对金恒达公司时任会计刘涛出具的手写明细认真核对，基于该明细与被告达成了亏损承担协议及还款协议。这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故对被告关于原告作为金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控制人，公司的每一笔款项的支出和收入都由其经手，不存在重大误解的基础和可能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4、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有可能对误解人造成较大损失。具体到本案中，该明细应收账款中的金恒达公司与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多计了应收账款117936.73元；与济南绿地商城的业务多计了应收账款50900.64元；与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的业务多计了781258.03元。原告王戈萍未能发现该三笔重大错误，导致其对合同内容发生重大误解。基于该重大误解，原告王戈萍与被告达成了亏损承担协议及还款协议，导致其受到较大损失。综上，原告王戈萍与被告王守礼达成的亏损承担协议及还款协议，符合合同法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现原告王戈萍申请法院撤销该两份协议，该两份协议依法应予撤销。鉴于原告石振兰非亏损承担协议及还款协议的合同主体，其提起诉讼主张撤销该两份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故被告关于原告石振兰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石振兰的起诉。对反诉部分，鉴于反诉原告已撤回反诉，其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王戈萍与被告王守礼于2010年8月22日签订的亏损承担协议。二、撤销原告王戈萍与被告王守礼于2010年9月1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837元，减半收取10418.5元，由反诉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英雏人民陪审员  白恩玉人民陪审员  吴 昕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金 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