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杭上行初字第106号原告余尚法。被告浙江省公安厅。法定代表人刘力伟。委托代理人程向东，浙江省公安厅行政复议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邵永浩，浙江省公安厅行政复议办公室干部。余尚法不服浙江省公安厅（以下简称省公安厅）2014年第1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于2014年11月12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经补正后，本院于同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6日向被告省公安厅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同年12月16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尚法、被告省公安厅的委托代理人程向东、邵永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省公安厅于2014年6月19日向原告余尚法作出2014年第15号《告知书》，答复内容为：“我厅于2014年6月11日收到你邮寄的《请求公开公安厅认定绍兴县公安局签收信访材料时间的事实证据的申请》，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告知如下：从被申请人绍兴市公安局复议提交的证据材料看，2012年3月23日系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将余尚法信访件转送绍兴市公安局处理的时间，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并未确认绍兴县公安局于2012年3月23日收到余尚法信访件的事实（见‘复议查明’内容）。”被告省公安厅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请求。2、《告知书》，拟证明被告依法及时回复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绍市人信（2012）第03230007号，拟证明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将原告信访件转送绍兴市公安局处理时间。4、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意见事实清楚、内容适当。原告余尚法起诉称，被告于2012年8月2日作出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绍兴市公安局答辩称：我局于2012年3月16日收到余尚法的特快邮件，……为此我局按规定予以转送。3月23日，绍兴县公安局受理了该信访件。”“绍兴县公安局答辩称：……2012年3月23日，我局接到了市局转交的余尚法的信访信件后……。”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在采信并确认了绍兴市公安局、绍兴县公安局的答辩材料和事实证据材料的前提下作出。但是，绍兴市公安局于2012年6月1日给原告寄发的“绍县公信（2012）024号《绍兴县公安局受理信访事项决定书（告知联）》”中第一句告知称：“你提出的信访事项，我局已于2012年4月26日收悉。”原告对绍兴县公安局是否收到信访材料的真实性存在质疑，故于2014年6月9日向被告邮寄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被告认定绍兴县公安局签收信访材料时间的事实证据。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4年第15号《告知书》称，根据绍兴市公安局复议提交的证据材料2012年3月23日系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将余尚法信访件转送绍兴市公安局处理的时间，且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并未确认绍兴县公安局于2012年3月23日收到余尚法信访件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正确告知并反映出绍兴市公安局和绍兴县公安局所递交的答辩材料和证据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对被告的告知不服提起复议，经审核后该告知行为被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4年第15号《告知书》。原告余尚法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绍县公信（2012）024号《绍兴县公安局受理信访事项决定书（告知联）》及信封复印件；证据2-3拟证明原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理由；4、2014年6月9日向被告邮寄的《请求公开浙江省公安厅认定绍兴县公安局签收信访材料时间的事实证据的申请》，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请求。5、2014年第15号《告知书》，拟证明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服提出行政复议。6、行政复议申请书；7、浙政复（2014）261号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8、浙政复（2014）261号行政复议补正材料；9、浙政复（2014）2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6-9拟证明复议前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条件。被告省公安厅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告知书内容适当。余尚法申请公开被告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绍兴县公安局于“2012年3月23日”签收信访材料的事实证据。经查，被告并未认定绍兴县公安局收到余尚法信访件的具体时间，绍兴县公安局也没有提供证明其收到余尚法信访件时间的相关材料。从被申请人绍兴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材料看，2012年3月23日系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将余尚法信访件转送绍兴市公安局处理的时间。故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了《告知书》，答复意见内容适当。二、告知书程序合法。2014年6月11日，被告收到余尚法邮寄的申请。2014年6月19日，被告依法作出告知书并将绍兴市公安局复议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一并送达原告。综上，被告作出2014年第15号《告知书》内容适当、程序合法，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被告作出的2014年第15号《告知书》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对被告省公安厅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4，原告余尚法质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4形式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余尚法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9，被告省公安厅质证如下：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明了被告依原告申请作出告知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证据4证明了被告告知的依据，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证据6至证据9，被告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3与被诉告知行为无关，不予认定；证据2、证据4、证据5分别与被告的证据4、证据1、证据2相一致，认定意见同上。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请求公开公安厅认定绍兴县公安局签收信访材料时间的事实证据的申请》，要求公开被告“作出（2012）浙公复决字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绍兴县公安局于2012年3月23日签收信访材料的事实证据”。被告省公安厅于同年6月11日收到该申请，于同年6月19日作出2014年第15号《告知书》，并于次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审查，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维持决定。另查明，被告省公安厅于2012年8月2日作出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中查明部分写到“2012年3月16日，绍兴市公安局收到余尚法邮寄的《请求查处绍兴县公安局违法行为的申请》，……2012年6月4日，绍兴县公安局出具了信访答复意见书，并于6月5日邮寄送达余尚法，后因余尚法拒收退回。”再查明，绍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绍市人信（2012）第03230007号文件写明：“绍兴市公安局：转去余尚法来信，请按下列第1条处理：1、请阅处。……”，落款为“绍兴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3月23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省公安厅认定绍兴县公安局签收信访材料时间的事实证据，但被告在其作出的浙公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并未认定上述事实，故被告不存在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被告予以告知并已说明理由，其告知行为并无不当。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本案中，原告于2014年6月9日向被告邮寄申请书，被告于6月11日签收后，经查询核实，依法于同年6月19日作出信息公开告知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足，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尚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尚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审 判 长 蒋         伟人民陪审员 骆仕君人民陪审员王明珠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莉    萍（另设附页）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