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秀兰，女，汉族，1962年1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委托代理人：张红霞，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生蓉，女，汉族，1963年7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代理人：鲜雨桥，四川康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秀兰与被上诉人崔生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吴秀兰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5）新都民初字第3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秀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红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崔生蓉及其委托代理人鲜雨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7日，吴秀兰向崔生蓉借现金40.64万元。2015年7月29日，吴秀兰向崔生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崔生蓉现金40640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万零陆仟肆佰元整，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17日，还款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审理中，吴秀兰辩称其虽书写过欠条，但现金并未实际支付，所写借条系受崔生蓉胁迫。原审另查明，吴秀兰写下欠条后，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向法院提起撤销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吴秀兰在庭审中辩称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审理中查明二人签订借条时间为白天，签订地点为人口流动密集处的新都新公园，吴秀兰事后也未报案，且时间跨度较长，还向崔生蓉书写借条，借条上有多处吴秀兰的指印，应当具有真实性，吴秀兰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受到威胁。吴秀兰向崔生蓉出具的借条有效，由此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应受到法律保护。崔生蓉以现金方式将借款40.64万元交付吴秀兰，故吴秀兰提供的银行流水单以证明其并未收到过崔生蓉的转款，因不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吴秀兰自书的借条并不能证明其未向崔生蓉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吴秀兰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责任。关于利息支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崔生蓉与吴秀兰之间签订的借条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故对崔生蓉主张借款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之规定，崔生蓉已向吴秀兰提供了借款，吴秀兰应当按期归还。吴秀兰未归还借款40.64万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归还借款40.64万元的民事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吴秀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生蓉归还借款40.64万元。宣判后，吴秀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崔生蓉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1.原审法院未对崔生蓉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进行审查，崔生蓉称其交付借款一年后才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识及交易习惯，属于基本事实不清；2.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应对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审法院将本应由崔生蓉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且援引法律错误；3.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向原审法院递交《复议申请书》《查封异议、置换担保物申请书》，但原审法院并未出具任何书面裁定对上述复议及置换担保物申请作出处理，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崔生蓉辩称，1.现金已经实际交付，双方借贷关系成立；2.交付现金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3.吴秀兰称其受到胁迫，但从未报警处理。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如下证据：吴秀兰提交了：1.2016年2月2日接报警登记记录。拟证明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威胁其写借条的事实曾向公安机关报案；2.一审中提交的保全异议申请复印件。拟证明一审程序违法。崔生蓉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复印件2张。拟证明其曾分两次取款20万元和22.5万元，向吴秀兰交付了借款。二审中，针对款项是否实际交付的事实，吴秀兰与崔生蓉均同意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心理测试中心（以下简称公安大学测试中心）进行心理测试。2016年3月22日，二人到该中心测试，通过系统化测试方法，借助GPA2000测试仪测试。测试意见为：“本次测试检测到崔生蓉、吴秀兰记忆中存在：1.2014年10月17日打的40万借条，是因资金短缺借钱，自愿所打；2.在2014年9月14日当日崔生蓉交给吴秀兰40万现金上反应不够明显；3.在打借条之前，二人曾做过二元期权的生意且有所收获的相关信息。另，现在二人虽说法不一致，但也不作更多解释。综合意见认为：双方出于个人目的考虑而没有完全说实话，可能存在另有隐情。”本院除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吴秀兰于2016年2月2日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报案，称其2015年7月17日下午于新都桂湖公园一茶坊被崔生平、崔生蓉、李庆三人以语言威胁写下两张欠条，其中一张为向崔生蓉借款40.64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崔生蓉与吴秀兰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现评判如下：一、关于合同的签订。2015年7月29日，吴秀兰向崔生蓉出具借条，该借条有吴秀兰的签名和指印。但吴秀兰主张写借条系受崔生蓉胁迫而为。对此，本院认为，吴秀兰主张因胁迫而出具借条，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但吴秀兰书写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在二审时方于2016年2月2日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报案，称其2015年7月17日下午于新都桂湖公园一茶坊被崔生平、崔生蓉、李庆三人以语言威胁写下两张欠条，其中一张为向崔生蓉借款40.64万元。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受到胁迫。且根据公安大学测试中心的测试显示：“2014年10月17日打的40万借条，是因资金短缺借钱，自愿所打”，故本院认定吴秀兰向崔生蓉出具借到40.64万元的借条并非胁迫所为。二、关于款项的交付。出借人崔生蓉主张2014年9月14日向吴秀兰交付现金40.64万元，但吴秀兰坚决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崔生蓉应当对款项的交付承担证明责任。其对款项的交付陈述为：（一）二审第一次开庭时。1.借款时间、地点。崔生蓉陈述：“2014年10月17日，我按吴秀兰的要求从银行取款40万元并于新都新公园交给吴秀兰。”2.借款原因。崔生蓉陈述：“2014年4、5月份的时候通过妹妹认识吴秀兰，吴向我妹妹借钱，但我妹妹没钱，于是建议吴秀兰向我借款。后吴秀兰打电话给我说借款周转，一个月偿还。”3.款项的交付。崔生蓉陈述：“2014年9月12号左右，我在蜀蓉大道的工商银行取款20万元；14号，又在同一家银行取款22.5万元。后吴给我打电话问取到钱没有，我说取到了，然后就叫我到新都新公园的一条船上（茶楼），用一个塑料口袋装着交给吴秀兰。一个月后，我找吴要钱，她却说资金还没有收回，就主动提出给我打欠条，并按照年息18%的标准给利息。借条是吴秀兰在2014年10月17日出具的。”（二）二审第二次开庭时。崔生蓉陈述：“2014年9月4日吴约我喝茶，提出自己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向我借款40万元，我在9月12日时到工商银行取款20万元，13日时向同一家银行预约取款，于14日用另一张卡取款22.5万元，并于14日下午在新都桂湖公园的船上将现金交付给吴，因为借款期限较短，双方也是熟人，就未打借条。10月14日，我找吴还钱，但吴提出资金还在周转，暂时无力还钱，于是提出给我打借条，借款再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并主动提出从9月14日开始计收一个月利息，一并打到借条之中，这就是借条的由来。”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针对案涉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崔生蓉的陈述存在以下疑点：首先，崔生蓉在一审起诉时诉称“2014年10月17日被告以资金紧缺为由向原告借款40.64万元，之后原告急需用钱，于2015年7月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迟，至今未还。”但崔生蓉在二审时则陈述：“2014年9月4日吴因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向我借款40万元，我在9月12日时到工商银行取款20万元，于14日用另一张卡取款22.5万元，并于14日下午在新都桂湖公园的船上将现金交给吴，因为借款期限较短，双方也是熟人，就未打借条。10月14日，我找吴还钱，但吴提出资金还在周转，暂时无力还钱，于是提出给我打借条，借款再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并主动提出从9月14日开始计收一个月利息，一并打到借条之中，这就是借条的由来。”比较前后二次陈述，存在诸多不同：1.在借款的金额上。一审为40.64万元，二审为40万元加上1个月的利息（即使加上一个月的利息也应当是40.6万元）；2.在借款的时间上。一审称2014年10月17日，二审称2014年9月14日；3.在借条的出具时间上。一审陈述2015年7月29日，二审则改称2014年10月14日。在重大事实上前后矛盾。其次，按照崔生蓉的自述，崔生蓉通过其妹于2014年4、5月才认识吴秀兰，吴秀兰9月向其借款。两人相识不足半年，崔生蓉就向吴秀兰以现金方式出借40万元，且在无第三人的情况下还不出具借条，崔生蓉陈述的出借方式与正常人的出借行为相差甚巨，不符合生活常理。第三，崔生蓉虽提供其9月12日取款20万元，14日在另一张卡取款22.5万元的证据，但42.5万元与其主张的出借金额40万元也不吻合。从交易习惯来看，转账付款不仅简便、快捷、节约成本，特别是在无书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可以保存证据，对出借人特别有利。但崔生蓉不采取转账方式，而是先后分二次到两张卡上取款，且其取款22.5万元的卡号62×××88上，在取款当日就有40.075528万元，足以轻松转账完成，耗时费力的取款并以现金支付，与生活常理严重不符。第四，在2016年2月23日第二次开庭拟选定公安大学测试中心对双方进行心理测试时，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均表同意，法官也详细告知了心理测试的注意事项。但仅过2天，崔生蓉即到本院反映其庭审时因为紧张而忘记了身患高血压、心脏主动脉瓣轻度关闭不全的病情，不能乘飞机，不愿去鉴定。法官当即询问其最近一次乘飞机是何时？且要进行核查。崔生蓉才回答在2015年的秋冬。至此，崔生蓉方同意到北京鉴定。而吴秀兰对心理测试的态度则一直坚决。测试结果显示：“在2014年9月14日当日崔生蓉交给吴秀兰40万现金上反应不够明显；3.在打借条之前，二人曾做过二元期权的生意且有所收货的相关信息。”故测试结果对现金交付不利。综上所述，出借人崔生蓉对款项的交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优势证据，对款项的交付未能形成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对款项的交付不予认定，故崔生蓉主张其与吴秀兰之间的民间借贷因款项交付的事实未能证明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5）新都民初字第39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崔生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98元、财产保全费25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96元，鉴定费4000元，因鉴定而产生的交通住宿费7000元，均由崔生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长军代理审判员  龙小丽代理审判员  王晓川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任文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