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益法民二终字第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春来。委托代理人陈亚民，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伍子森，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卫民。委托代理人毛可夫，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钟春来与被上诉人郭卫民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沅民二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钟春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亚民、伍子森，被上诉人郭卫民与委托代理人毛可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郭卫民与钟春来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08年10月1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郭卫民负责与金帝联系，长期向钟春来提供麻布供销业务；生意做成后，钟春来愿意按所购买麻布总量每米给郭卫民两角，作为劳务费；如果钟春来在涪陵生意没做成，钟春来不负责郭卫民任何费用，双方不得随意抛开对方；上述协议双方共同遵守，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湖南沅江法院裁决，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郭卫民介绍钟春来与重庆市涪陵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集团公司）及其投资的重庆市涪陵区金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钟春来购买金帝集团公司及金龙公司的棉、麻布，将货物发往与钟春来有业务往来的相关单位，数量为5005225.37米，钟春来于2009年2月26日通过银行汇款15万元给郭卫民作为业务开支及部分劳务费后，对于余欠报酬一直未付，故酿成纠纷。另查明，金帝集团公司原系金龙公司的股东，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同为重庆市涪陵金帝麻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郭卫民、钟春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郭卫民与金帝联系”，根据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之间的关系，协议书中的“金帝”应指上述企业；双方的协议书约定：“生意做成后，钟春来愿意按所购买麻布总量每米给郭卫民两角，作为劳务费”，是双方就郭卫民向钟春来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报酬所做的约定，该约定构成居间合同关系，该协议合法有效。郭卫民虽未提供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的合同，但钟春来向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购买棉、麻布的行为，应视为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在履行买卖合同，而该买卖合同的成立正是郭卫民的居间行为作用成就的。郭卫民提供了钟春来与“金帝”订立合同的机会，且钟春来已与“金帝”履行买卖合同，钟春来应根据双方的约定向郭卫民支付报酬，钟春来已向郭卫民支付的15万元应从中剔除，故对郭卫民的诉讼请求，依法部分予以支持。钟春来的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由钟春来支付郭卫民报酬款851045.07元（已剔除钟春来已支付15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12310元，由钟春来负担。钟春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钟春来与郭卫民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1、郭卫民一审提交的《协议书》是伪造的，钟春来与郭卫民未签订过任何协议。2、郭卫民一审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不能证明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过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过15万元的事实错误。《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只能看出“农业银行（帐号删除）账户在2009年2月26日转账15万元”，该单据未显示钟春来、郭卫民的任何信息。3、郭卫民一审提交的李承霖的《调查笔录》，内容不真实。钟春来作为麻布的买方，在业务上只要正常联系即可；郭卫民将所谓的居间《协议书》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拿给李承霖看，不符合生活常理；李承霖称其在涪陵麻业和金龙公司工作多年，而没有《协议书》中指向的金帝集团公司，其所称的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存在业务联系不可信；李承霖未出庭作证，其所作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4、冷鹏辉的《调查笔录》与《证言》前后矛盾，且与郭卫民存在利害关系。冷鹏辉与郭卫民存在帮忙合作，且冷鹏辉称郭卫民为师傅，郭卫民平时有雇佣冷鹏辉的情况，郭卫民可能利用其生活上的优势要求冷鹏辉作虚假证言，冷鹏辉也很可能忌讳郭卫民的地位而作虚假证言。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春来与《协议书》中指向的金帝集团公司发生过买卖业务的关系。1、郭卫民一审提交的张勇兰的《调查笔录》与《证言》前后矛盾。证人张勇兰称，她是金帝集团公司的员工，又称是金龙公司的发货员，其证言前后矛盾。张勇兰在《调查笔录》中称，钟春来在金帝集团公司提走140-150万米的布，但未能提供钟春来提货的证据。张勇兰只是从事仓库保管员工作，其无法判断金帝集团公司与钟春来的关系。2、郭卫民一审提交的金帝集团公司《增值税发票》及《明细分类账》，是金帝集团公司与第三方的买卖关系，并非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的买卖关系。三、一审法院故意混淆、扩大《协议书》的约定。先不论《协议书》是否真实存在，《协议书》约定的是“甲方（即郭卫民）帮助乙方（即钟春来）与涪陵金帝集团联系麻布购销业务”，很显然“涪陵金帝集团”明确指定的就是重庆市涪陵区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不包括重庆市涪陵区金龙有限公司，金帝集团公司与金龙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且《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是“麻布购销业务”，不包括“棉布”、“布”、“坯布”等其他的业务。四、郭卫民一审提交的金龙公司的出库单、刘维平签名的增值税发票、《关于调取金龙公司销售布匹相关情况的函》及附表均不在《协议书》约定的范围，没有钟春来的确认，无法证实钟春来就是合同的相对方。金龙公司所发货物部分写的是“打包布”，部分出库单无货物的名称，只有少部分显示是麻布。五、一审法院对金龙公司发出的货物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郭卫民提供金龙公司出库单、增值税发票、《关于调取金龙公司销售布匹相关情况的函》及附表，以证明金龙公司2010年1月-2月、2010年6月-10月的发货。按金龙公司的交易习惯，最终的交易数额应当以发票显示的交易数量为准。一审法院的统计数据明显有误。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郭卫民的诉讼请求。郭卫民答辩称，1、钟春来与郭卫民所签协议合法有效。2008年10月16日，钟春来与郭卫民签订了居间《协议书》，协议履行过程中，钟春来于2009年2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15万元给郭卫民作为开展业务的费用开支。一审法院对李承霖的调查笔录，证人冷鹏辉、张勇兰的证言，均可证明钟春来在重庆涪陵金帝集团所购麻布业务，是由郭卫民介绍引进的，同时也证明了合同的真实与合法。2、一审法院减少计算居间费的麻布购买数量，并把15万元业务开支费用作为酬金予以扣除错误。由于郭卫民的多方努力，钟春来得以顺利打入重庆涪陵麻布销售市场，取得了六、七百万米麻布的购销业绩，按照协议承诺，钟春来应支付郭卫民1248754元的酬金，然而钟春来见利忘义，仅支付了15万元业务费后，便一脚踢开郭卫民，一审法院对郭卫民提供的1323422.26米麻布的购销证据不予支持，是在偏袒钟春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3、钟春来对郭卫民协助购销麻布业务的事实既肯定又否定，自相矛盾。钟春来在上诉状中，对协议中麻布购销业务的认定范围，辩解为纯麻布业务，主观上欲把坯布及棉布排除在销售数量之外，钟春来的这一上诉理由，一方面证明了协议签订的真实性，另一方也证明协议履行的真实性，郭卫民已从银行调取了汇款凭证，钟春来所付15万元业务开支，是其儿子钟云汇出的，这足以说明所签协议已经部分履行。郭卫民向法院提供的（包括法院调取的）所有麻布、坯布、棉布的购销业务证据，是在协议履行期间内与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都是由郭卫民引进的。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是先后注册的两个公司，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皆由徐道生担任法人代表。钟春来既否定协议的存在，否认汇款15万元的开支费用，又肯定麻布销售的事实，自相矛盾。4、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调取的钟春来向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购买麻布的证据，是合法有效的。是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的部分销售资料，实际上钟春来向金帝集团公司购买麻布业务数量，超过了郭卫民所掌握的数据。钟春来在上诉状中对一审法院庭审调查的事实与证据全盘否认，甚至对其儿子钟云汇出的15万元费用开支的事实也不予认可，同时，又提不出任何反驳证据，应承担败诉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护郭卫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二审期限间，钟春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2份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14日潮州市潮湘制衣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惟平是该公司与金帝集团的业务联系人，该公司与钟春来无业务往来，刘惟平所签收的票据与钟春来无关，郭卫民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钟春来与金帝集团公司有业务往来。证据2.市场主体基本登记信息查询资料。拟证明，抬头为“佛山市南海盐步中百棉贸易行”的发票与钟春来无关。郭卫民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郭卫民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刘惟平是钟春来的授权代表，是钟春来的小舅子，代表钟春来签单。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钟春来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的出具单位“潮州市潮湘制衣有限公司”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在金龙公司调取的2010年1月18日、22日、24日、27日、28日、29日、30日，同年2月25日抬头为“广东佛山盐步钟春来物质出库单”共11份，收货人均为刘维平，证明刘维平是钟春来购买麻布的收货人，故证据1不能证明刘惟平所签收的票据与钟春来无关，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本案中抬头为“佛山市南海盐步中百棉贸易行”的发票，有开票日期为2009年6月11日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号码为NO00900884），该证据系沅江市人民法院委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向金帝集团公司调取的钟春来在该公司所购麻布数量的证明材料，且发票上有刘维平的签名。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抬头为“佛山市南海盐步中百棉贸易行”的发票与钟春来无关，对证据2不予认定。二审期间，郭卫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涪陵中心支公司”出具的2009年3月至9月《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单》11张，拟证明，郭卫民帮钟春来购买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的事实和居间协议履行的真实性。钟春来质证称，对真实性暂时无法确认，要向公司发函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7份保单上没有钟春来的名字，与钟春来无关，4份保单中被保险人是钟春来，但保单中所涉的货物是否与本案有关联，保单中没有明确说明，对保单中手写部分有异议。对郭卫民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1张《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单》系证据原件，被保险人分别为钟春来、刘维平、周厚忠，被保险货物为亚麻布、纯亚麻布，能证明郭卫民与保险公司联系为钟春来所购货物投保的事实，但不属于本案居间合同约定的义务，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金帝集团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6日，住所地为重庆涪陵区涪清路233号，主要经营苎麻、麻纺织品等业务，法定代表人徐道生。金龙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6日，住所地为重庆涪陵区涪清路233号，主要经营摩托车零配件等业务，2004年8月15日金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蔡伟变更为徐道生。同年金帝集团公司向金龙公司投资1000万元，金龙公司的注册资本由成立时的21455400元，增加为30054659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郭卫民与钟春来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记载的15万元转账款是否系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的居间报酬；三、钟春来是否应支付郭卫民居间报酬851045.07元。一、关于郭卫民与钟春来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问题。2008年10月16日，郭卫民与钟春来在重庆涪陵锦秀宾馆签订居间《协议书》时，有见证人冷鹏辉在场，对此，冷鹏辉在一审出庭对上述事实予以证实。钟春来称，郭卫民提供的居间《协议书》是伪造的，但钟春来既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规定，提出鉴定申请，又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又根据合同法原理，居间合同为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便告成立，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行为的形式，只要该行为意思表示合法，行为即可生效，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也可以采取书面方式订立合同。以书面方式订立合同不是居间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又李承霖、冷鹏辉、张勇兰均证实自2008年10月16日至2011年3月2日郭卫民一直为钟春来在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购买麻布、纯麻布等布匹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虽钟春来对李承霖、冷鹏辉、张勇兰的证言表示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钟春来与郭卫民之间居间合同关系成立，郭卫民按居间《协议书》履行了义务，钟春来应按约定向郭卫民支付报酬。二、关于《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记载的15万元转账款是否系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的居间报酬的问题。郭卫民一审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卡号为（……），该卡2009年2月26日转入15万元，证明钟春来支付了郭卫民15万元作为居间义务开支和部分劳务费的事实。钟春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表示异议，认为如果这笔款确属钟春来汇出，不排除其他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查明，该款系钟春来儿子钟云于2009年2月26日从其（……）账号转入郭卫民（……）账号。二审中，钟春来仍否认转账支付给了郭卫民15万元作为居间义务开支和部分劳务费的事实，但未对该款的性质予以说明，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款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性质。故《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记载的15万元转账款应认定为钟春来向郭卫民支付的居间报酬。三、关于钟春来是否应支付郭卫民居间报酬851045.07元的问题。2008年10月16日郭卫民与钟春来签订居间《协议书》后，郭卫民按照协议约定与金帝集团公司及其投资的关联公司——金龙公司联系，为钟春来报告订立购买麻布、纯麻布等布匹合同的机会。据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在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调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物质出库单等销售给钟春来麻布、纯麻布等布匹数量的证据计算，自2008年10月16日至2011年3月2日，郭卫民介绍钟春来在金帝集团公司、金龙公司购买麻布、纯麻等布匹共计5005225.37米，按每米0.2元计算居间报酬，钟春来应支付郭卫民居间报酬1001045.07元。剔除钟春来已支付的150000元，钟春来还应支付郭卫民居间报酬851045.07元。钟春来上诉称，金龙公司销售给钟春来的货物不在居间协议约定的范围内且对金龙公司销售的货物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经查，金帝集团公司是金龙公司的法人股东，居间协议履行期间金帝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道生同时担任了金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者是投资关联和管理人员关联的关联公司。又钟春来在金龙公司购买的麻布实际上也是由郭卫民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购买的，且居间协议载明：“甲方（郭卫民）帮乙方（钟春来）与涪陵金帝集团联系”，该约定并未特指“重庆市涪陵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故金帝集团公司及其关联的金龙公司销售给钟春来的麻布、纯麻布等布匹属于居间协议约定的范围，应依约计算居间报酬给郭卫民。此外，本案计算销售量的证据，均为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物质出库单等销售证据，各证据之间记载的销售时间、销售量均不相同，故一审法院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10元，由钟春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立群审 判 员  徐学庆代理审判员  刘文煜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肖锦云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