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S1038号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法定代表人赵福洪，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敏，女，198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77号，该公司员工。被告缪学雄（MIAOJAMES），男，1944年12月20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法律文书送达地上海市江宁路。委托代理人陈玺，上海中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斌公司）与被告缪学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斌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敏，被告缪学雄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福斌公司诉称：其主张被告应予返还的不当得利款的本金人民币9225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共有两部分组成：一、缪学雄于2008年3月25日出具的《还款明细》中载明的五笔“返还小余借款”的明细，共计50万元。2008年年初，福斌公司曾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缪学雄返还福斌公司之前由于双方借贷关系而多还的本金及利息［案号：（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经审理该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福斌公司诉讼请求。后缪学雄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该院维持原判。2010年年初，缪学雄曾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福斌公司返还其借款及利息，经该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确认，福斌公司需向缪学雄返还1559435.62元，该两份判决均已履行完毕，福斌公司已将判决确定的金额全额支付给了缪学雄。2012年3月，缪学雄又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赵福洪及其妻子虞翠玲归还欠款50万元及利息，该案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确认，赵福洪及虞翠玲应返还缪学雄欠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并开始执行。福斌公司声称，在执行上述判决过程中，在整理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案件材料时发现，上述两份判决书中认定的50万元，已由福斌公司在2007年分五次返还了缪学雄，且有缪学雄的还款明细（该明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认定为缪学雄本人出具，真实有效）予以确认。因此，缪学雄就该50万元再行起诉赵福洪、虞翠玲，且获支持，其从福斌公司处收到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斌公司。二、缪学雄在历史案件的审理中明确表示，曾实际收到福斌公司422500元，但对此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福斌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这笔款项。在福斌公司、缪学雄涉及的（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案件中，案外人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进行相关审计，并出具了《关于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诉缪学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第六条明确载明，“福斌公司另外归还117750元款项给缪学雄，……缪先生认为前四笔与原诉状及借款时间不配比，属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借贷关系……”，该《意见书》记载的上述事实中提及的四笔款项共计422500元纯属莫须有，因为缪学雄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福斌公司之间存在其所说的“其他借贷关系”，福斌公司更是从未向缪学雄借贷过该款项，即福斌公司已经向缪学雄支付的这笔款项没有任何事实和合同依据，故缪学雄对上述款项的占有仍然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福斌公司。据此，福斌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一、缪学雄向福斌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本金总计922500元；二、缪学雄向福斌公司支付自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至2013年9月15日期间的利息共计人民币1329391.09，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三、前述两项合计2251891.09元；四、本案诉讼费由缪学雄承担。在审理中，福斌公司撤回原诉讼请求中的第三项，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要求缪学雄赔偿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07年12月5日起算，以247500元为本金，自2006年1月16日起算，以105000元为本金，自2006年1月17日起算，以70000元为本金，自2006年3月1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为止）。被告缪学雄辩称，不同意福斌公司的诉讼请求。关于福斌公司主张的第一笔不当得利款，福斌公司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中，福斌公司诉称，虞翠玲在遗忘福斌公司已向缪学雄归还50万元欠款后，又因同一借款事实，依生效判决再次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支付了50万元，因此，如果真如福斌公司所说缪学雄涉嫌不当得利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主体应为虞翠玲及赵福洪，他们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应驳回福斌公司的起诉；本案诉争的50万元部分是福斌公司应向缪学雄归还的应付款项，而不是虞翠玲用该笔50万元以清偿其私人欠款，不能混为一谈；福斌公司主张“还款明细”中的“小余”，就是“虞翠玲”，缪学雄不予认可；赵福洪、虞翠玲分别系长期从事金融业务的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及干部，具有高于常人的法律、金融意识，如果诉争的50万元系归还虞翠玲私人所欠缪学雄的债务，则虞翠玲应在归还欠款的同时，收回作为借款凭证的“收据”或者要求缪学雄出具还款凭证，在缪学雄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虞翠玲归还50万元，案件历经一、二审的18个月时间内，虞翠玲从未辩称已经偿还50万元借款；福斌公司系于2013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但在2013年9月22日，赵福洪、虞翠玲还以书面形式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承诺于2013年10月31日还款。关于福斌公司主张的第二笔不当得利款42.25万元部分，根据福斌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审计报告可知，该报告出具日期为2011年5月15日，如福斌公司对42.25万元存有异议，其应在2011年5月15日就知道了自己权益受到损害，从2011年5月15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直至2013年9月16日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缪学雄已提交证据清楚表明诉争的42.25万元包含在福斌公司代收案外人钱敏的利息115.1789万元当中，是缪学雄的合理收益，该部分本息已在之前的案件中处理过了；福斌公司自2008年11月首次起诉以来屡诉屡败，其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经审理查明，福斌公司与缪学雄之间存在借款业务往来。缪学雄将资金交福斌公司对外出借，福斌公司负责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然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合意或者缪学雄的指示，继续出借款项，或者将已收回的本息返还缪学雄。其中，关于案外人钱敏的借款，2005年12月8日，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委托人缪学雄现有资金450万元人民币，委托上海福斌投资实业公司协助办理将该款贷予钱敏的相关事宜；二、委托上海福斌实业有限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代位收取钱敏应支付的利息；……。”2006年1月，福斌公司通过案外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将450万元实际出借给案外人钱敏。同年10月17日，福斌公司向缪学雄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缪学雄先生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经缪学雄先生同意暂存我公司，用于资本运作”，该收据落款处并加盖福斌公司公章以及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福洪签字确认。同时，该收据附《清单》一份，写明120万元的组成包括“1、450万元利息（2个月） 27万元……”，该清单盖有福斌公司财务专用章。2007年9月19日、11月27日，福斌公司分别将30万元、7万元两笔款项汇至上海新珍咨询事务所（缪学雄称该所系其关联收款方）。2008年3月25日，福斌公司、缪学雄就资金往来进行对账后，由缪学雄制作了对账单一份，其中标注为8／23-14.9、9／19-30、11／16-6、11／16-6及11／27-7的这一行文字中分别载明“小余50万2.5”、“小余50万中30万元”、“小余（50-30）15 5万”、“小余15-1010万”及“小余 5万元”等内容。缪学雄在该对账单尾部签字，并注明复印件与其所提供原件无误。同年，福斌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称：福斌公司、缪学雄之间达成口头借款协议，约定本案缪学雄将其自有资金出借给本案福斌公司使用，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之后，福斌公司陆续向缪学雄归还本息，但未能记录具体支付明细。根据福斌公司向缪学雄的实际借款，福斌公司多向缪学雄支付了款项，故请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令缪学雄返还3494798元。缪学雄辩称，其并未多收取福斌公司款项。在该案审理中，2009年3月1日，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福斌公司提供的相关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缪学雄提供的相关资料，就双方于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借款账目进行审计。2011年5月13日，该所出具《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诉缪学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双方通过对账确认福斌公司截止2008年12月31日归还了缪学雄7135900元；缪学雄自有资金450万元，委托深圳发展银行卢湾支行委托贷款于钱敏，由福斌公司协助办理代收代付利息等，在盖有福斌公司财务章的双方初步查账结果表列示：钱敏通过多家公司划入福斌公司多笔款项，其付息115.1789万元（2006年1月至2006年9月），本金53.6122万元，审计单位已查证，本案福斌公司的财务账上反映钱敏自2006年4月26日至2006年9月30日总计划入福斌公司1373622元，其他的如现金支出或者支付给个人的款项则在福斌公司账上无法查证，按4倍贷款利息计为704700元；经查，在查证过程中，福斌公司又提出，其还通过现金及个人账户转账划款等另行支付缪学雄1177500元，其中2006年1月16日、1月17日分别通过赵福洪深圳发展银行卡划账给本案缪学雄247500元、55000元及50000元，2006年3月1日现金交付给本案缪学雄的70000元，上述四笔与该案诉状及借款时间不匹配。缪学雄对此表示，上述1177500元的款项有两种情况，该四笔与该案诉状及借款时间不匹配，属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借贷关系，其他款项已计入收入的713.59万元款项中，审计机构在鉴定结论中称福斌公司支付缪学雄1177500元，经查证因前述2006年1月16日、1月17日及3月1日的四笔款项并不发生在该案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审计期间内，亦与该案原告诉状所载的借款内容不匹配，应属其他借贷关系，但缪学雄认为余下的其他款项已包含在双方对账确认收到713.59万元中，审计机构认为前述2006年1月及3月发生的四笔款项均通过现金及个人银行卡收付，故无法进行查证。该司法鉴定意见附件包括了福斌公司出具的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2006年9月28日 钱敏还款53.6122万元（账面记录已划出）……3、钱敏借款付息115.1789万元（2006年1月-2006年9月）……”；《按照4倍银行利率计算钱敏借款450万应计利息》表载明：2006年1至9月每月利息为78300元，总计704700元，备注：利率按央行2004.10.29日的六个月利率5.22%计，福斌公司代表及缪学雄本人在“对本表的利率、日期计算无异议，以下签名表示同意”内容下签名确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认，福斌公司应向缪学雄支付借款本息7212046.62元，即使按照双方当事人确认的福斌公司已向缪学雄支付款项7135900元，福斌公司诉称认为其已向缪学雄多归还款项的事实，也不能成立。于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了福斌公司的诉讼请求。福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福斌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1年5月17日，缪学雄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称：缪学雄确认福斌公司尚欠自己借款本金379万元及利息153.237万元，共计532.237万元，故缪学雄诉请：1、福斌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79万元、利息153.237万元；2、福斌公司向缪学雄支付以532.237万元为本金的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缪学雄在诉状上还称：2005年12月，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为收取钱敏的款项，福斌公司为此收取钱敏归还的借款本金536122元及其他性质款项1151789元，共计1687911元……。该院经审理后，对涉及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借款给钱敏的部分，表述为：……虽然（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司法鉴定意见中对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钱敏款项一节鉴定意见认为应以福斌公司财务账上划入款项1373622元为准，但该院认为，因福斌公司未能将全部往来账明细记入其账册之中，本案所涉多项款项均由当事人双方书面确认为准，从而确认了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了钱敏款项数额为1687911元，而福斌公司否认其已确认该笔款项数额，要求以其财务账册上实际到账款项数额为准，缺乏事实，该院不予支持，两者差额部分的性质属于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代付款项，而不属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1年9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福斌公司支付缪学雄人民币1559435.62元；二、福斌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1559435.62为本金，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三、驳回缪学雄其余诉讼请求。后福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2年3月30日，缪学雄以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福洪配偶虞翠玲借款未归还为由，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要求虞翠玲、赵福洪归还欠款47万元，并支付从2007年7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的利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虞翠玲、赵福洪系夫妻关系，2007年4月5日，缪学雄从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取款800000元，同年4月18日，虞翠玲向缪学雄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载明：“收到缪学雄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用于资金拆借事宜，期限叁月（07年4月18日-07年7月18日）到期一次性全额由本人负责收回并归还。（有一个月的延期权）”。2010年4月22日，赵福洪归还3万元。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缪学雄与虞翠玲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亦未超过诉讼时效，虞翠玲与赵福洪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遂作出民事判决：虞翠玲、赵福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本案缪学雄470000元，并支付从2012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虞翠玲、赵福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赵福洪、虞翠玲不服该生效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遂于2013年4月25日作出（2013）沪高民一（民）申字第40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赵福洪、虞翠玲再审申请。判决生效后，缪学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虞翠玲、赵福洪向该院将包括该案款项在内的170万元执行款交至相关法院。2013年9月，福斌公司以缪学雄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本院。争议焦点一：福斌公司主张缪学雄从自己这里获得的50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福斌公司认为，虞翠玲曾经向缪学雄借款50万元，但福斌公司已代其偿还了上述借款，后缪学雄再次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虞翠玲返还同一笔借款，该院判决虞翠玲返还47万元，且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缪学雄就同一笔借款分两次向不同主体主张返还，从没有借贷关系的福斌公司这里获取了50万元，已构成不当得利，故要求缪学雄返还这笔款项。为证明其主张，福斌公司提供了2008年3月25日的对账单、（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89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及（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等证据；缪学雄则认为，福斌公司提供的2008年3月25日对账明细中所记载的“小余”系“俞金龙”，而非“虞翠玲”，该笔借款系出借给俞金龙，与其在静安法院起诉虞翠玲无关，退一步而言，如系同一笔借款，则实际不当得利的受损方应为虞翠玲，而非福斌公司，福斌公司并无资格起诉。案外人俞金龙系通过福斌公司认识，自己并未直接与俞金龙联系过业务、签订过借款合同，并举证《借款合同》及《收据》各一份，其中的《收据》系2006年8月8日由福斌公司出具，该《收据》载明：收到缪学雄壹佰陆拾万元整，用于抵押委托贷款，期限贰月（2006年8月30日-2006年10月29日）到期一次性全额归还（根据借款人要求，同意给予保留贰个月的延长期）。《借款合同》系2006年9月1日由俞金龙（甲方、借款人）、福斌公司（乙方、出借人）及案外人张纲（丙方、担保人）签订，该《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经营需要拟向乙方借款，并甲方提供一位乙方认可的自然人作为信用担保；借款总金额贰佰万整；自本合同生效并办理好担保手续后3日内乙方将借款给付甲方，甲方收到借款后应出具收条，借期为甲方收到借款之日起贰个月，拥有贰个月延期权；本笔贷款中缪学雄先生拥有金额壹佰陆拾万元整等内容，原告确认，确实与俞金龙签过上述《借款合同》，但表示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在审理中，本院要求福斌公司提供俞金龙的相关身份资料，但是福斌公司表示时间较长，相关业务材料资料找不到，只能提供一个据称系俞金龙当时居住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三门路55弄10号101室，本院向该地址送达通知，要求其作为证人到庭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但是并未实际送达。本院认为，双方均确认2008年3月25日对账单系缪学雄所写，对账单中将双方争议的50万元借款内容记载在对账单中“小余”的名下，原告主张的“小余”指“虞翠玲”，被告则认为是案外人“俞金龙”，该对账明细无法直接证明50万借款的借款方系何人；缪学雄将资金通过福斌公司进行放贷，双方均表示具体借款方一般由福斌公司负责接洽，而缪学雄一般不清楚出借方，虞翠玲系福斌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在福斌公司、缪学雄交易过程中，缪学雄按理应认识虞翠玲，故本院认为，以虞翠玲名义所借款项在对账单中单列，以区别于由福斌公司自行办理出借款项的可能性；缪学雄提供的俞金龙借款的《收据》、《借款合同》均载明缪学雄出借金额为160万元，与明细单中载明的50万本金金额不符；再考虑到该明细账系缪学雄本人所写，其完全可以采取合理方式预先避免分歧产生，当明细账因书写的内容不明确而产生分歧后，应作出对书写人缪学雄不利的解释。综上，本院认为，明细账上记载的“小余”解释为“虞翠玲”更具合理性。从目前审理情况看，福斌公司已实际支付了50万元款项给缪学雄。因此，在缪学雄就同一笔借款起诉虞翠玲，且相关判决判令虞翠玲及赵洪福归还47万元及查明赵洪福于2010年4月22日已支付缪学雄3万元的情况下，缪学雄就其已收取的福斌公司50万元款项没有合理根据，应认定为不当得利。争议焦点二：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福斌公司主张该笔不当得利422500元由四笔款项组成，均发生在2006年1月至3月期间，涉及福斌公司、缪学雄之间争议的（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2011）沪高法民二（商）终字第56号、（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112号及（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诉讼中均未处理该四笔款项，且（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一案的审计司法鉴定意见中载明，缪学雄曾经表示该四笔款项系与前案审理的双方交易关系无关，缪学雄现并无证据证明取得上述款项有合法理由，故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并提供《上海市东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诉缪学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沪东华司鉴字（2011）743号）及附件一份作为证据；缪学雄则认为，该四笔款项系包含在案外人钱敏归还的本息中，钱敏按约应支付福斌公司，且该部分本息在前案审理中均已涉及，缪学雄取得福斌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有合法理由，缪学雄也将上述司法鉴定意见及附件作为证据，表示福斌公司当初确认于2006年1月至9日期间钱敏的本息，事实上，其中6个月缪学雄通过福斌公司账户代收代付钱敏利息的，有3个月系通过赵福洪个人账户代收代付钱敏利息的，2006年4月至9月钱敏每月支付给福斌公司的利息为15.75万元，福斌公司收到利息后，将其中的13.5万元支付给缪学雄，6个月共计支付缪学雄81万多利息，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万元的中的前三笔共计35.25元加上述81万元利息，合计116万多利息，与司法审计鉴定意见附件对账单上双方确认的钱敏计息的日期、金额吻合，能证明系争的35.25万元系代收钱敏的利息，福斌公司对缪学雄除2006年4月至9月钱敏每月支付给福斌公司的利息为15.75万元，福斌公司收到利息后，将其中的13.5万元支付给缪学雄的计算方式外的其余意见不予认可。对于福斌公司所主张的422500元款项，缪学雄在审理中曾明确自认收到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万元款项，后又否认其中2006年3月1日的一笔7万元的现金，但缪学雄又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原自认的相应证据，故本院确认缪学雄已收到福斌公司四笔款项合计422500元；（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45号一案对福斌公司、缪学雄双方之间自2006年3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资金业务往来进行审计，本案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款项发生于2006年1月至3月，并不在审计范围内，其后福斌公司、缪学雄之间多起诉讼均以上述审计结论为基础进行处理，故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及42.25万元在之前案件中均未处理过；钱敏应支付的2006年1月至9月的利息金额为1151789元已为（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112号民事判决及（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缪学雄自行计算得出的钱敏所付利息为116万多元，与生效判决认定相悖，且缪学雄所称钱敏支付利息给福斌公司每月15.7万元，福斌公司再行支付缪学雄为每月13.5万元，缪学雄主张的利率已远超法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借款上限，照此认定的话，则变相保护了高于法定上限的利息。综上，本院认为，缪学雄关于422500元已包含在钱敏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缪学雄委托福斌公司代收钱敏2006年1月至9月30日的款项数额确为1687911元（利息1151789元与本金536122元），福斌公司财务账上反映钱敏自2006年4月至9月30日划入福斌公司账户金额为1373622元，两者差额为314289元，本院认为，在双方并未举证在该时间段存在其他借贷或者资金往来的情况下，该部分差额314289元可合理认定为福斌公司代缪学雄收取钱敏自2006年1月至3月的利息，缪学雄取得上述款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与上述314289元的差额部分款项计108211元，缪学雄并无证据证明取得该部分款项有合法合理依据，故可认定108211元属于不当得利。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缪学雄认为，福斌公司主张的42250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前案司法审计鉴定意见书于2011年5月15日已经出具，自该日起福斌公司就应当知道自己这一笔422500元的权益受到侵害，应该从这一天起计算诉讼时效，时至今日福斌公司才起诉，其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利；福斌公司则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争议应适用民法通则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系争422500元虽在（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145号案司法审计的鉴定意见书中有所涉及，但鉴定意见书出具时，该案尚在审理中，422500元款项的性质，是否能包含在福斌公司、缪学雄的借贷关系中而得到认定均未得到明确，很难说福斌公司可以合理地知晓自己的权益受损，（2008）沪二中民五（商）初字145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二审（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本院认为生效民事判决作出时，福斌公司、缪学雄之间纠纷的事实、权利及义务关系才是最终确定，此时，福斌公司可依据生效判决来客观全面考量系争422500元款项是否系不当得利，是否须提起诉讼维护自己权益，故系争422500元款项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3月福斌公司收到生效判决之后起算，福斌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不当得利纠纷，鉴于缪学雄系外国人，故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当庭表示本案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纠纷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综上，缪学雄收取福斌公司578211元款项，并无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缪学雄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福斌公司。争议焦点四：福斌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可否支持？福斌公司认为，被告不当得利造成原告损失，且双方之前有借贷纠纷，均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本案也要求照此计算，从双方之前的判决、证据内容看，缪学雄对不当得利事实是清楚的，故应从收到不当得利款之日起算利息损失；缪学雄认为不存在不当得利，亦不存在所谓利息损失。本院认为，缪学雄在从福斌公司处取得不当得利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福斌公司的损失，也应予赔偿。其中50万元部分，缪学雄另案起诉虞翠玲、赵福洪［案号：（2012）静民一（民）初字第821号］返还50万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该案经一、二审，生效民事判决要求虞翠玲、赵福洪返还47万元，并自2012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本院认为，自该案判决生效后，福斌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即为不当得利，判决支付的利息应为该笔不当得利的孳息，故缪学雄赔偿福斌公司的利息损失，应以4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4月1日起计算，剩余3万元，赵洪福已于2010年4月22日支付给缪学雄，亦应为不当得利，但应自支付之日计算利息损失；108211元的部分，（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也已生效，本案福斌公司应返还本案缪学雄借款本金1559435.62、支付自200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的逾期利息。108211元系不当得利，未计入（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中借款关系中，导致福斌公司被判决支付108211元的利息，故缪学雄应按照（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12号判决确定的利息标准赔偿福斌公司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缪学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不当得利人民币608211元；二、被告缪学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人民币47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4月8日起；以人民币3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0年4月22日起；以人民币10821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09年1月1日起，均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为止）；三、对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481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两项合计人民币29815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人民币11815元，由被告负担人民币18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福斌投资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缪学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巧凤代理审判员  童 昉人民陪审员  洪云娣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