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508号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住所地中山市。负责人：张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卢宏盛、余婷，均系广东优游涵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法定代表人：吴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郎鸣镝、吴玉玑，分别系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公司）诉被告中山市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通网络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静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委托代理人余婷、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委托代理人郎鸣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联通公司诉称：被告飞通网络公司于2012年1月与原告中国联通公司签订《大客户通信服务协议》，约定：被告飞通网络公司租用原告中国联通公司的IDC业务，并在附件《数据业务接入服务协议》中约定了租用方式、范围及费用。协议签订后，原告中国联通公司依照协议约定向被告飞通网络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然而，自2012年4月开始，被告飞通网络公司一直使用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提供的IDC业务，却拒绝向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支付相关的通行费。2012年8月，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多次催告无果，被迫中断了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提供给被告飞通网络公司的IDC业务。经统计，被告飞通网络公司拖欠原告中国联通公司4-8月IDC业务使用费共计104248元，经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多次致电及上门追缴通信费，但被告飞通网络公司仍不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以及双方的协议约定，被告飞通网络公司须向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支付通信费104248元，还须每日按欠款总额的3‰向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支付违约滞纳金。为此，原告中国联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向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支付通信费104248元；2.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向原告中国联通公司支付自2013年8月16日起至付清通信费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欠费总额的3‰按日计算；3.被告飞通网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中国联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3.《大客户通信服务协议》及附件《数据业务接入服务协议》；4.IDC业务受理表；5.欠费通知书；6.律师函及寄送依据；7.2012年7、8月份流量监控图；8.票据打印记录；9.拆机申请。被告飞通网络公司辩称：一、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只有先履行的义务，才享有收取费用的权利，其诉状所诉履行了约定义务与事实不符，2012年4月起至8月期间，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因自己上级公司对业务的调整，单方面中断了对被告飞通网络公司的服务。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如主张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应举证证明。二、原告中国联通公司称票据打印记录上3月份的通信费38445.68元实际上包括了3月份的通信费以及4月份部分的通信费。这个数额是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到营业厅缴费时由原告中国联通公司确定的，而涉案的通信费是每月固定的费用，不同于电话费、电费等是根据用量来收费，所以一交就是一个月，正常系统不可能只计算到月中，这恰恰说明原告中国联通公司在4月份停止了服务，否则不可能在4月份只收取部分费用。另外，关于拆机时被告飞通网络公司所提交的授权委托证明书，落款时间是2012年8月1日，可以证明此前双方一直发生争议、在交涉，而不是在2012年8月15日后才就欠费发生争议。三、原告中国联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显然过高，假使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存在违约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调整为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飞通网络公司就其抗辩意见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8日，飞通网络公司委托其员工黄庆其向中国联通公司递交IDC业务受理表，申请办理IDC业务。该业务受理表载明：希望开通时间为2011年11月29日，订单租金为24333元／月，付款方式为现金、支票，客户声明已认真阅读及同意客户须知及背面的《广东联通数据类产品客户服务协议》的所有条款。飞通网络公司、中国联通公司在受理表上盖章确认。受理表背面的《广东联通数据类产品客户服务协议》载明：本协议项下的通信服务费计费周期为每月1日至当月最后一日，每月费用以乙方计费结果为准，甲方（客户）应按时向乙方（中国联通公司）支付通信费用，甲方有权在缴纳通信费用后凭相应证明文件，要求乙方出具发票；甲方若选用后付费业务，缴费周期统一为每月的5日至25日，甲方应在此期间内缴纳上月的通信费用；乙方进行网络改造（包括扩容、调整、软件版本升级等）和服务变更时，将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提前告知甲方，若因此造成甲方临时服务中断，以及产生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此外还载明了其他条款。2012年1月20日，飞通网络公司作为甲方、中国联通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大客户通信服务协议》，约定：甲方租用乙方的IDC业务，乙方按照本协议之附件《数据业务服务协议》向甲方收取电信服务的费用，乙方拥有在国家规定的资费政策范围内调整资费的权力；本协议终止后，乙方有权收回为甲方提供服务所投入的设备和资源并分配给其他客户使用；甲方签字确认《业务开通通知单》的起始日作为该业务的开通日，双方的签字确认书为正式移交使用和收费的依据，自电信业务开通日开始计费；计费周期为自然月（每月1号至当月末），每月费用以乙方计费结果为准；甲方作为乙方重要大客户，乙方提供优惠通信资费（见附件），甲方通信费按附件规定据实计算收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意条款应视为违约，违约方收到守约方发出的说明违约情况的书面通知后，应在二十日内纠正该行为，否则守约方有权提前终止此合同，而且无需通知对方；甲方逾期付费，除向乙方补交所欠费用之外，每逾期一个日历日应向乙方支付所欠金额3‰的滞纳金。逾期支付累计超过30日，乙方有权终止服务，但不免除甲方支付欠费以及违约金的义务；本协议有效期为1年。该合同附件《数据业务接入服务协议》载明：甲方租用乙方的IDC业务接入服务是指甲方以光纤形式接入至乙方的端口，租用数量1条，通达地点为中国联通公司机房，互联网宽带月租费20833元／月，机柜月租费3500元／月。上述协议签订后，中国联通公司依约向飞通网络公司开通了IDC业务，双方对2012年3月前的合作均无异议。2012年4月至8月期间，中国联通公司因主张飞通网络公司未支付任何通信费，而飞通网络公司则主张中国联通公司无故中断IDC业务，双方产生纠纷。2012年8月1日，飞通网络公司向中国联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员工黄庆奇处理与中国联通公司相关的一切事务。2012年8月30日，飞通网络公司向中国联通公司申请IDC拆机业务，中国联通公司予以同意。2013年4月、5月，中国联通公司分别向飞通网络公司发出欠费通知书及律师函，向飞通网络公司追缴2012年4月至2012年8月的通信费104248元。庭审中，中国联通公司表示，飞通网络公司在2012年4月欠费后，中国联通公司给予了机柜月租减半的优惠，希望对方能补交相关费用，但欠费3个月后，中国联通公司就不再给予优惠，该费用的具体构成如下：2012年4月至6月机柜月租减半收取，2012年7月未优惠，2012年8月只使用半月，故宽带月租与机柜月租均减半收取，即（20833＋3500÷2）×3＋（20833＋3500）＋（20833＋3500）÷2，取整后为104248元。另查，中国联通公司提交的票据打印日志查询系统截图显示，飞通网络公司的付费方式为后付费，2012年4月24日，飞通网络公司由中国联通公司悦来南营业厅的员工刘雅静经手打印了账期为2012年2月、3月的发票，打印金额分别为48666元、38445.68元。中国联通公司表示，48666元为2012年1月、2月的通信费，38445.68元为2012年3月及4月部分的通信费。飞通网络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并认为如中国联通公司所述属实，恰恰证明中国联通公司从2012年4月起中断了服务。又查，中国联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2年7月、8月流量监控图，该监控图下方表格列明被监控的设备为“s1-d-dgzs-cjb-s9306”，对象为“GigabitEthernet／0／17（描述：feitongwangluo-1G-idc）”。中国联通公司表示：该监控图是从系统设备中导出，由于数据保存期限最长为2年，因此2012年4月至6月的数据已被清除，只保存有2012年7月、8月的数据，图中设备的编号和对象的描述一般是中国联通公司自己记录的，飞通网络公司没有记录。飞通网络公司认为该证据是中国联通公司单方制作，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飞通网络公司向中国联通公司申请IDC业务，中国联通公司审核同意后向飞通网络公司开通了服务，并签订了相关合同，双方成立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均应恪守合同义务。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飞通网络公司应否支付2012年4月至8月期间的通信费；二、中国联通公司主张的滞纳金是否过高。关于焦点一。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确认飞通网络公司针对IDC业务的付费方式为后付费，即中国联通公司先提供服务，飞通网络公司再缴纳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中国联通公司向飞通网络公司主张通信费，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中国联通公司应举证证明自己在2012年4月至8月期间提供了服务。现中国联通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4月至6月期间向飞通网络公司提供了服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中国联通公司主张在此期间的通信费不予支持。关于2012年7月至8月期间的通信费，有中国联通公司提交的流量监控图为证，虽然该证据为中国联通公司单方制作，但该数据由系统导出，现飞通网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统数据出错或经人为修改，故本院认定中国联通公司于2012年7月至8月15日期间向飞通网络公司提供了服务。飞通网络公司仅以3月发票金额及授权书的落款日期等细节推断中国联通公司中断了服务，其主张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飞通网络公司拖欠中国联通公司2012年7月至8月15日期间的通信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除应支付7月份通信费24333元、8月份通信费12166.50元，合计36499.50元外，还应按约定支付滞纳金。关于焦点二。根据飞通网络公司与中国联通公司签订的《大客户通信服务协议》的约定，未按期缴纳通信费按照所欠金额每日收取3‰的滞纳金，该滞纳金实质为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中国联通公司主张违约金按日3‰收取显然过高，虽然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也以此标准作出了违约金的规定，但电信条例为行政法规，合同法为法律，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现飞通网络公司以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法院予以减少，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以中国联通公司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考虑，酌定飞通网络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向中国联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由于《广东联通数据类产品客户服务协议》约定每月的5日至25日缴纳上月的通信费用，故违约金的基数及起算时间为：从2012年8月26日起至2012年9月25日期间以24333元为基数，2012年9月26日以后以36499.50元为基数，按前述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支付通信费36499.5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从2012年8月26日起至2012年9月25日止以24333元为基数，从2012年9月26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以36499.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二、驳回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42元，减半收取1671元（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已预付），由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负担1205元，被告中山市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66元（该款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静敏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张炜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