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楼。委托代理人：张宁。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永利。委托代理人：陈维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友安。委托代理人：郑礼辉、骆军军。原审第三人：方乃渊。原审第三人：郑明金。原审第三人：张振芳。以上三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宁。上诉人杨楼、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远大公司），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商初字第1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楼的委托代理人张宁，上诉人七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维琅，被上诉人浙江远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骆军军，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1月24日，杨楼、七建公司及三名原审第三人分别与杭州远大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远电气公司）订立购销合同，约定杭远电气公司向杨楼及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应配电箱、柜等电力设备；供方公司交货，供方代运至需方工地（江苏无锡明发商业广场），结算期限为货到工地当月25日对账，次月25日前付供货材料款的78%，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总货款的12%，结算后一个月内再付总货款的5%，余款5%满一年付清；产品风险至交付后由供方转移给需方，所有权在需方支付全部货款后由供方转移到需方；如需方不能按合同支付货款，见证方七建公司有权从需方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供方；三方须严格履行合同，如造成违约，由违约方赔偿合同总价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给守约方；货款以到供方账户为准。落款为2010年1月31日，并经浙江远大公司与杭远电气公司确认的，对七建公司、杨楼及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有关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合同权利义务承接的通知函明确，杭远电气公司与浙江远大公司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杭远电气公司因经营调整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杭远电气公司函告七建公司、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杭远电气公司在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中的所有合同权利义务全部由浙江远大公司承接和继受。至2012年12月30日，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价值人民币3413671.70元，杨楼支付货款人民币1232337.40元，剩余货款人民币2181334.30元至今未付。2011年5月10日，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现已交付使用。2012年2月24日，杭远电气公司核准注销。另查明，浙江远大公司明确，原民事起诉状中所述其向第三人郑明金、张振芳的供货金额顺序颠倒，其向杨楼供货价值3488251.80元，杨楼支付货款1232337.40元，尚欠货款2255914.40元；向方乃渊供货价值3197348.80元，方乃渊支付3197348.80元；向郑明金供货价值1313180.30元，郑明金支付货款1313180.30元；向张振芳供货价值325133.50元，张振芳支付货款325133.50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杭远电气公司与杨楼、七建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浙江远大公司与杭远电气公司确认的有关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合同权利义务承接的通知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确认有效。对于杨楼所述浙江远大公司向其发货价值3467243.20元，浙江远大公司已自认收到货款6068000元，其已通过七建公司代付，货款已付清的抗辩，该院认为，本案杨楼及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皆有通过七建公司支付浙江远大公司货款，浙江远大公司自认收到的货款6068000元中，除浙江远大公司自认杨楼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232337.40元外，其余为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支付给浙江远大公司的货款，杨楼所欠其余货款并未支付。杨楼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浙江远大公司剩余货款，故杨楼有关浙江远大公司已收足其货款的抗辩，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浙江远大公司依约向杨楼供货，杨楼未按约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浙江远大公司诉请杨楼支付所欠货款及相应违约金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各笔货款的支付期限及违约金的计算期间，合同约定，货到工地当月25日对账，次月25日起付货款的78%，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总货款的12%，结算后一月内付总货款的5%，余款5%满一年付清。因杨楼和浙江远大公司未明确约定货款的结算时间，且杨楼拒绝履行付款义务，而涉案工程于2011年5月10日竣工验收合格，该院依合理期限，确定涉案货款的结算时间应为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日后一月内，即2011年6月10日前结算。杨楼和七建公司应依约在结算后一月内，即2011年7月10日前支付浙江远大公司总货款的5%，余款5%在满一年内，即2012年7月10日前支付完毕。杨楼应依上述各笔款项的应付金额及应付时间，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浙江远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对浙江远大公司超出此范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七建公司是否应对杨楼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该院认为，本案部分货款系通过七建公司支付给浙江远大公司，浙江远大公司开具发票给七建公司。且购销合同亦约定杨楼为需方，七建公司为见证方，产品所有权在需方支付全部货款后由供方转移到需方。七建公司作为合同见证方，对浙江远大公司货物所有权保留的约定具有充分的了解。现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但本案货款并未付清，产品所有权仍由浙江远大公司享有。七建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及购销合同的见证方，其在明知该所有权保留约定的情况下，仍将涉案工程交付使用，在其获益之时，侵害了浙江远大公司的货物所有权。且七建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杨楼作为涉案项目部分工程承接者，七建公司亦未向该院披露其与杨楼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七建公司未尽到其对涉案工程的监管责任，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浙江远大公司诉请七建公司对杨楼的债务承担补充支付责任的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七建公司有关其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相应责任的抗辩，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对七建公司有关浙江远大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该院认为，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在购销合同订立后，经浙江远大公司与杭远电气公司确认的有关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合同权利义务承接的通知函明确，杭远电气公司与浙江远大公司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杭远电气公司因经营调整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杭远电气公司函告七建公司、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杭远电气公司在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中的所有合同权利义务全部由浙江远大公司承接和继受。根据现有证据，虽本案通知函发送给杨楼和七建公司的时间并不明确，但本案浙江远大公司依约定向杨楼供应货物，发货清单载明的供货方为杭远电气公司及浙江远大公司，杨楼予以签收，七建公司支付浙江远大公司相应货款。综合以上事实，杨楼和七建公司对浙江远大公司继受杭远电气公司在购销合同中权利义务的事实是知晓、同意并部分履行。浙江远大公司依法取得杭远电气公司在购销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具有本案浙江远大公司的主体资格。七建公司有关浙江远大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对于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有关将其列为本案第三人不适格的抗辩，该院认为，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可依法追加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为第三人，故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认为其作为第三人不适格的抗辩，并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杨楼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远大公司货款人民币2181334.30元；二、杨楼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远大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587289.19元（以各笔应付货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自各笔货款应付款之日计算至2012年10月27日）；三、七建公司对杨楼上述一、二项债务的不能履行部分承担偿付责任；四、驳回浙江远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47元，由浙江远大公司负担人民币2435元，由杨楼、七建公司负担人民币28412元。杨楼和七建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至该院。上诉人杨楼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浙江远大公司诉称其累计向杨楼供货价值3488251.80元、向方乃渊供货价值3197348.80元、向郑明金供货价值1313180.30元、向张振芳供货价值325133.50元，合计总金额8323914.40元。为证明该事实，浙江远大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发货清单，对此，杨楼及原审第三人分别指出了其中的部分瑕疵，原审法院在认证中，也确认以杨楼及原审第三人签字确认的发货清单为准，即前述浙江远大公司诉称分别向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货的数额是有误的。但是，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的部分却否定了自己的认证，仅仅只更正了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的数额（详见判决书第5页），按原审判决，浙江远大公司分别供给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的货物价值为3413671.70元、3197348.80元、1313180.30元、325133.50元，合计8249334.30元，扣除浙江远大公司已收到的6068000元，浙江远大公司尚有2181334.30元未收回。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的总货款8249334.30元的事实与其所作的证据认证是相互矛盾的，其认定浙江远大公司未收回货款2181334.30元的事实是不清的。经原审法院确认的浙江远大公司证据5增值税发票50张、银行进账单9张，合计金额6068000元，浙江远大公司确认该6068000元杨楼已付清，而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价值仅为3413671.70元，按浙江远大公司此处举证自认的事实，至少说明杨楼的3413671.70元已含在6068000元之中。前述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货总值8249334.30元虽然不能成立，但也超过其已收款的6068000元。然而浙江远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而是毫无根据地陈述其供给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的3197348.80元、1313180.30元、325133.50元均已收回（前文已述该三人的货款数额不符），称杨楼仅支付货款1232337.40元、尚欠2255914.40元（原判认定2181334.30元），不仅自相矛盾，也毫无依据。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分别供货的金额不清，其收到的6068000元货款，一会儿说是杨楼等四人付的，一会儿又说除杨楼未付清外，其他人均已付清。其所谓未收回货款2255914.40元（法院认定2181334.30元），究竟如何形成，哪位债务人欠浙江远大公司多少货款，浙江远大公司说不清楚，原审法院也未查明。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浙江远大公司最初是将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及七建公司均列为被告，其自认收到的6068000元货款中并未列明是谁欠了货款2255914.40元。嗣后，浙江远大公司自知诉讼方案错误，撤诉后重新起诉，将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变更为第三人，并凭空陈述杨楼仅支付货款1232337.40元、尚欠2255914.40元，而其在提交证据5的证明对象中，又自认“增值税发票所开款项被告已付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浙江远大公司对其提出的杨楼尚欠其货款2255914.40元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浙江远大公司自认的6068000元增值税发票所开货款杨楼已付清的事实，杨楼无需举证。但是，原审法院完全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浙江远大公司毫无依据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浙江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浙江远大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浙江远大公司浙江远大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审理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杨楼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自相矛盾没有依据。浙江远大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发现直接将被告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作为本案第三人更为恰当，故依法向江干法院提交了变更申请，但这并不能改变杨楼拖欠货款的事实。无非杨楼否认了部分其未签字的发货清单，故原审法院认定的向杨楼的供货金额与浙江远大公司诉称的不相一致尽管杨楼逃脱了这部分未签字发货清单的付款义务，但浙江远大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索的权利。配电箱非隐蔽工程，如果杨楼或者原审第三人对送货清单上的6000多套配电箱（柜）数量有异议，可以到无锡明发商业广场的现场去清点。杨楼上诉称“至少说明杨楼的3413671.7元已含在6068000元之中”毫无依据，该6068000元已付清的说法，并非单指杨楼一人，杨楼仅仅支付了1232337.40元，对此一审判决书在第六页已阐述得很清楚。一审庭审中，杨楼和原审第三人均对供货事实、供货价值表示认可，一审法院对供货金额和尚未支付的货款已经查清。杨楼是在混淆视听，毫无事实依据。二、杨楼上诉称根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浙江远大公司对其提出的杨楼尚欠其货款2255914.4元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浙江远大公司自认增值税发票所开款项已付清，故杨楼无需举证。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浙江远大公司有理有据地在一审中陈述了杨楼欠款的事实，且在庭审中杨楼也自认向其供货价值为3467243.2元。所谓增值税发票所开款项已付清，浙江远大公司已反复阐明，总共收到的6068000元货款，并非杨楼一人支付，而是杨楼和其余三名第三人一并支付，无非是其余三名第三人已经支付完毕，而杨楼仅仅付了1232337.4元，尚有欠款以致成讼。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七建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杭远电气公司是案涉四份《购销合同》的供方，目前该公司已注销，但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由清算主体行使合同权利。杭远电气公司虽注销，但浙江远大公司不具有杭远电气公司的清算主体资格，由浙江远大公司直接代行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杭远电气公司从未就合同债权转让事项通知过七建公司、杨楼及原审第三人，故即使杭远电气公司与浙江远大公司之间确有合同债权转让的事实，也不发生法律效力，浙江远大公司作为原告是不适格的。原审法院以所谓“合同权利义务承接通知函”为由，并根据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发货清单载明供方为浙江远大公司、七建公司支付货款等理由，认定七建公司及杨楼对购销合同权利义务的继受事实是知晓、同意并部分履行，进而确认浙江远大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同样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通知函是浙江远大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法院并由法院以证据形式送达七建公司及杨楼等人，原审判决已认定“通知函发送两被告的时间并不明确”，即使通知函视为债权转让通知，浙江远大公司也未送达，因而不发生法律效力。2.通知函内容不符合合同法第80条规定的债务转让通知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力。3.原审判决认定杭远电气公司履行部分发货义务后，由浙江远大公司继续发货，同样与事实不符。浙江远大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先冠以杭远电气公司，再同时列出浙江远大公司。由此可见，杭远电气公司在合同履行中仍作为合同主体存在。七建公司根据杨楼等人的指令支付货款，并非对合同主体变更“知晓、同意并部分履行”。因此，并不排除合同履行中杭远电气公司委托他人履行发货义务并由他人代收货款的可能，在七建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特别是杭远电气公司清算主体未到庭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径行认定浙江远大公司取得属于杭远电气公司的诉权，并进而认定其取代杭远电气公司具有合同实体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认定的发货总数错误。浙江远大公司为证明发货总数，向法院提供了证据3发货清单，杨楼及原审三名第三人分别指出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瑕疵并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在认证中，也确认以杨楼等人签字确认的发货清单为准。因此，浙江远大公司诉称分别向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货的数额是有误的。但是，原判在认定事实的部分却又否定了自己的认证，仅仅只调整了浙江远大公司向原审被告杨楼供货的数额，却未调整浙江远大公司分别供给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的货物价值。综合全案四个需方所收到的实际货值，应分别扣除杨楼及三名原审第三人未签收的部分。原判认定的总货款8249334.30元的事实与其所作的证据认证相互矛盾，其认定杨楼尚欠货款2181334.30元的事实同样也是错误的。2.原审认定浙江远大公司实际收回货款6068000元，却简单按浙江远大公司单方主张认定三名原审第三人收货金额与付款金额一致，进而认定杨楼尚欠2181334.30元。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浙江远大公司确认已实际收到6068000元货款，本案中，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等四人分别供货，而前期收取货款则由七建公司及建设单位明发集团无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发集团）代付，浙江远大公司举证自认收到6068000元货款的事实，其应举证证明6068000元当中收取的分别属于杨楼及三名原审第三人的货款是多少。原审的这一认定对七建公司极不公平，也毫无事实根据。3.原审判决认定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货总值8249334.30元虽然不能成立，但其已收款6068000元是完全正确的。而浙江远大公司毫无根据地多次变更自述，一审庭审结束后又单方向法庭陈述其供给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的3197348.80元、1313180.30元、325133.50元均已收回。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在庭审中已分别就收货金额提出异议，不可能支付超过其收货金额的货款。4.浙江远大公司在一审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多次改变发货给杨楼等四人的金额和收取四人的货款金额，既未举证证明变更自认事实的依据，也未作出明确说明。其所谓未收回的2255914.40元货款，究竟如何形成，哪位债务人欠浙江远大公司多少货款，浙江远大公司说不清楚，原审法院也未查明。三、七建公司作为一审被告亦不适格。七建公司非合同需方而仅仅是见证方，并非合同当事人，亦非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杨楼、原审第三人与七建公司之间也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七建公司作为总承包方，把工程部分分项分包给汪勇、黄世忠、江位周三人，杨楼和原审第三人则是汪勇、黄世忠、江位周所分包项目的单项再分包人。七建公司在一审时已向法庭提交了七建公司与汪勇、黄世忠、江位周三人的分项分包责任合同书，也详细陈述了杨楼、原审第三人向汪勇、黄世忠、江位周再分包单项项目这一事实。七建公司与杨楼之间并无合同关系，然而原审却不公正地以七建公司未披露七建公司与杨楼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由，认定七建公司未尽披露责任，没有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将七建公司作为浙江远大公司与杨楼之间的购销合同的责任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七建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四、原审判决认定七建公司未尽监管责任存在过错没有依据。根据合同约定，七建公司为合同进行见证，并约定见证方有权从需方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供方。也正是供需双方有按时对账、验收、结算，七建公司才有监管的前提和可能。然而，在合同实际履行中，杭远电气公司、浙江远大公司和杨楼、原审第三人均未按上述合同约定履行，既未按月对账，也未报送双方发货、验收及相关对账资料给七建公司，致使七建公司无法实际监管供需双方合同的履行，而只能根据合同需方杨楼、原审第三人及其上位分包人汪勇、黄世忠、江位周的要求，从其应得工程款中代付材料款给浙江远大公司。2008年至2010年，七建公司代付杨楼的货款共计43万元，还分别代付方乃渊的货款计48万元，代付郑明金的货款9.8万元，代付张振芳的货款11.5万元。对此，浙江远大公司也从未有异议，继续未向七建公司报送供需双方的对账及欠款基本情况，其余的供、收、付情况七建公司均完全不知情。2010年9月14日，浙江远大公司才第一次发函给七建公司，首次向七建公司主张其已提供材料550万元，但未收到货款。为此，七建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复函浙江远大公司，明确告知浙江远大公司“迄今为止未曾向我部提供过往任何本项目的货物、款项交付清单，无法对货款的支付进行有效监管，”为确保合同正常履行，七建公司在函件中要求浙江远大公司于2010年9月25日前影印后提供2010年8月前双方已签收的货物清单、已收货款明细及供需双方的对账单据，否则，将不充当见证人的角色，也无法履行见证人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浙江远大公司罔顾七建公司的善意，非但不提供相关资料，更过分的是还绕开七建公司于2010年10月直接向建设单位明发集团申请拨款293万元，于2011年1月再次直接向明发集团申请拨款200万元，致使七建公司作为见证方的监管更无法进行，事实上已完全剥夺了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上述事实表明，导致七建公司无法对涉案工程的款项进行监管的责任在于杭远电气公司、浙江远大公司、杨楼和原审第三人，其作为购销合同的供需双方，均拒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又故意绕开七建公司直接向建设单位申请拨款，七建公司作为见证方无法进行监管。同时，合同约定七建公司的代扣代付货款，是七建公司的权利而非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他们拒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原审认定七建公司未尽监管义务存在过错，明显不公。七建公司作为合同见证方，虽然对货物所有权保留的约定有所了解，但由于合同供需双方未报送交货、欠款的任何资料，且浙江远大公司已直接向建设单位明发集团申请拨款，七建公司不知晓也无法知晓需方究竟是否尚有欠款，且2010年9月17日七建公司的复函要求浙江远大公司报送资料后未有反应，七建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需方已不再欠款。因此，原审认定七建公司“在明知该所有权保留约定的情况下，仍将涉案工程交付使用”是完全错误的。七建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浙江远大公司仍未报送其与需方的验收、结欠清单或欠款基本情况，七建公司将工程交付使用完全是善意的，应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工程承包施工中分包人向浙江远大公司买得的材料，其合同中的所有权约定，效力并不及于工程总包合同，需方是否欠款，应由供需双方解决，而非由总包方承担。否则，最终受益方建设单位明发集团也应追加其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浙江远大公司凭空陈述杨楼仅支付货款1232337.40元、尚欠2255914.40元，其在提交证据5的证明对象中，又自认“增值税发票所开款项被告已付清”。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浙江远大公司对其提出的杨楼尚欠其货款2255914.40元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原审法院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毫无依据的浙江远大公司单方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审认定七建公司因过错负有相应赔偿责任，而合同法适用的违约责任原则而非过错责任原则。原审判决并没有适用合同法有关见证方承担过错责任的条款，也不适用合同法79条、80条关于债权转让条款，却又适用所谓民法通则第5条和第106条第二款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适用法律混乱。综上所述，原判决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浙江远大公司对七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浙江远大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浙江远大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审理中答辩称：一、七建公司认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就该问题，一审判决书第七页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即便七建公司没有收到“有关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合同权利义务承接的通知函”，根据七建公司在2010年9月17日出具给浙江远大公司“关于配合做好产品供应和货、款交付工作的函”及2010年9月18日之后的付款、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情况（包括2010年9月18日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汇付的52万元），已经能够证明七建公司知晓并以行为履行了浙江远大公司承继的杭远电气公司在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中的所有合同权利义务的事实。二、七建公司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罗列的几点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认定的发货总数并不存在错误问题，相反，浙江远大公司对供货总额的认定有异议。尽管一些发货单上的签字非杨楼所签，但的确是其雇工所签，该部分金额不应该扣除，所涉货物都用于无锡明发商业广场工地。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对发货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系独立购销合同。浙江远大公司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就杨楼和原审第三人的供货情况已经讲得很清楚，原审法院就收货情况、付款情况，分别询问杨楼和三名原审第三人时，他们要么说付清了，要么说不清楚，企图逃避责任。浙江远大公司变更被告是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不会改变杨楼拖欠货款的事实。三、七建公司认为其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没有依据，其未尽监管责任，存在过错。浙江远大公司一直积极的要求七建公司履行监管的职责，向其报送了相应的发货清单，汇总清单，但七建公司并没有接受，也不愿意协调浙江远大公司与杨楼及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对浙江远大公司要求其付清杨楼拖欠货款的请求置之不理。七建公司认为浙江远大公司未继续向七建公司报送供需双方的对账及欠款基本情况，其余的供、收、付情况七建公司均完全不知情，不符合事实。浙江远大公司如没有上报相应的供需材料，对账单，没有付款的依据，七建公司不会随便付款给浙江远大公司，如果七建公司对其余的供、收、付情况完全不知情，那么浙江远大公司不会在2010年12月20日到2011年3月22日期间，累计开具49张，共计54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与七建公司结算，七建公司也不会收取这么多发票。浙江远大公司与建设单位明发集团根本不熟悉，如果不是七建公司授意或要求建设单位明发集团直接付款给浙江远大公司，明发集团不会会同意付款。即便申请过，但发票是开具给七建公司的，七建公司对此应完全知情，不可能不知晓杨楼等人是否尚有欠款。四、七建公司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首先，对于变更被告为第三人的问题，是浙江远大公司的诉讼权利。七建公司为何要承担补充责任，一审判决书已说的很详尽。七建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明知杨楼及三位自然人是没有分包资质，却将建设工程分割后再分包给四个自然人，对此浙江远大公司保留向相关部门反映的权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陈述：一、虽然方乃渊等三人没有上诉，但确实对事实不清楚。浙江远大公司最初方乃渊等三人与杨楼一并列为被告，提出给付之诉，变更诉讼请求后把方乃渊等人变更为第三人，方乃渊等三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二、一审法院不应该把将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列为第三人进行诉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杨楼和浙江远大公司之间是四份互相独立、没有关系的买卖合同，杨楼的欠款与方乃渊等三人没有利害关系。浙江远大公司自认方乃渊等三人已经付款，没有事实依据。方乃渊等三人与杨楼一样，不清楚是否还有欠款。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合同一直没有结算。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浙江远大公司的承诺书一份，欲证明浙江远大公司一审诉讼标的额不成立，总价有变化。经质证，被上诉人浙江远大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价格已经是下浮15%后的价格。承诺书中的2%是回扣。该证据中提到的是与方乃渊签订的合同下浮2%，与杨楼和本案无关。上诉人七建公司称对该证据情况不清楚。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七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1年5月24日浙江远大公司提交给七建公司的无锡明发项目部的对账函件，欲证明2008-2010年由七建公司代付的款项以及2010年由明发集团的代付的两笔款项。证据2，收款收条四张，欲证明杨楼、张振芳、方乃渊和郑明金四人共支付的款项是293万元。经质证，被上诉人浙江远大公司认为：对证据1打印部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手写部分不予认可。对证据1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浙江远大公司直接向建设单位明发集团申请拨款及相应的款项分配。对证据2的四张收条与本案无关，浙江远大公司没有出具过。另外，证据1上盖有浙江远大公司的印章，七建公司此前对诉讼主体提出异议本无必要。如果该证据真实存在，上诉人在前次调查时就应该提交该证据。上诉人杨楼和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对证据1第一至第三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附件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浙江远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杨楼提交的证据。该证据和本案缺乏关联性，亦不能证明相关价款未依据该承诺书进行调整，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二、七建公司提交的证据。浙江远大公司和七建公司对证据1打印部分及第一至第三项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和张振芳支付的货款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案货款支付情况，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虽系复印件，但载明的内容分别为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向代付款单位明发集团出具的收条，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本人对收条均予以认可，且四份收条的总金额293万元与2010年10月9日明发集团代付的款项完全吻合。明发集团并非购销合同当事人，若未经过债权人浙江远大公司和债务人杨楼等四人的确认，无法确定代付对象和代付金额，浙江远大公司作为收款方，亦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认定明发集团系按该四份收条载明的金额分别代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支付了共计293万元货款，对证据2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1月24日，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作为需方，分别与供方杭远电气公司、见证方七建公司订立购销合同，约定杭远电气公司向杨楼及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供应配电箱、柜等电力设备；供方公司交货，供方代运至需方工地（江苏无锡明发商业广场），结算期限为货到工地当月25日对账，次月25日前付供货材料款的78%，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总货款的12%，结算后一个月内再付总货款的5%，余款5%满一年付清；产品风险至交付后由供方转移给需方，所有权在需方支付全部货款后由供方转移到需方；如需方不能按合同支付货款，见证方七建公司有权从需方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供方；三方须严格履行合同，如造成违约，由违约方赔偿合同总价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给守约方。合同订立后，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共计价值3354770.7元（浙江远大公司提供的向杨楼供货的3488251.8元供货清单中，编号为1008-4c、1010-43c、1011-18c、1012-24c未经杨楼签字，杨楼对该四份清单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四份清单货款予以扣除）；向方乃渊供货共计价值3197348.80元；向郑明金供货共计价值1313180.30元；向张振芳供货共计价值325133.50元，四人共计8190433.3元（方乃渊、郑明金、郑明金在一审庭审中对各自所涉发货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浙江远大公司自认收到四份合同项下货款共计6068000元，其中案外人明发集团代付4945000元，案外人漳州建和劳动服务公司代付350000元，其余货款系七建公司代付。漳州建和劳动服务公司和七建公司的共计1123000元代付款中，代杨楼支付43万元、方乃渊48万元、郑明金9.8万元、张振芳11.5万元。2010年10月9日明发集团的293万元代付款中，代杨楼支付125万元、方乃渊104万元、郑明金49万元、张振芳15万元。经合计，本案所涉四份合同项下可以确定代付对象的货款中，杨楼已支付168万（125万＋43万）元，尚欠1674770.7元；方乃渊已支付152万（104万＋48万）元，尚欠1677348.8元；郑明金已支付58.8万（49万＋9.8万）元，尚欠725180.3元；张振芳已支付26.5万（15万＋11.5万）元，尚欠60133.5元。尚不能明确明发集团代付的其余201.5万元货款的代付对象。另查明，2010年1月31日，浙江远大公司与杭远电气公司确认，双方已经股东会决议，杭远电气公司因经营调整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七建公司、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杭远电气公司在无锡明发商业广场项目中的所有合同权利义务由浙江远大公司承接和继受。2011年5月10日，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现已交付使用。2012年2月24日，杭远电气公司核准注销。本院认为：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分别与杭远电气公司和七建公司订立的购销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应认定有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别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浙江远大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债权人可以依法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杭远电气公司依法得以将本案所涉四份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浙江远大公司，该转让通知至迟在本案诉讼中已经到达相关债务人，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浙江远大公司受让债权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适格。第二，关于杨楼尚欠的货款金额和应支付的违约金。浙江远大公司向杨楼供货价值人民币3354770.7元，经合计，可以确定代付对象的货款中，杨楼已支付168万元，尚欠1674770.7元。另有明发集团代付的201.5万元货款，各方当事人均不能证明其代付对象，本院认为应依据杨楼、方乃渊、郑明金、张振芳当时各自所欠货款占总欠款的比例对该201.5万元进行分配（当时杨楼尚欠1674770.7元，方乃渊尚欠1677348.8元，郑明金尚欠725180.3元，张振芳尚欠60133.5元）。据此，该201.5万元中，可认定为杨楼的付款为815641.7元（2015000×1674770.7／（1674770.7＋1677348.＋725180.3＋60133.5）】，杨楼最终的欠款应为859129元（1674770.7元-815641.7元）。杨楼未按约定履行债务，构成违约，除支付剩余货款外，还应按约支付违约金。合同约定，货到工地当月25日对账，次月25日起付货款的78%，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总货款的12%，结算后一月内付总货款的5%，余款5%满一年付清。因杨楼和浙江远大公司并未按约对账也未明确结算时间，故本院结合合同约定和本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2011年5月10日，杨楼应付总货款的90%；确定结算时间为竣工验收合格日后一月即2011年6月10日，杨楼应在结算后一月内即2011年7月10日前支付原告总货款的5%；余款5%在满一年内，即2012年6月10日前支付完毕。杨楼应依上述结算方式和期限，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浙江远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2012年10月27日。经计算，杨楼应支付浙江远大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194499元。对浙江远大公司超出该范围的违约金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七建公司是否应当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七建公司在四份购销合同中的地位仅为见证方，并非供方或需方。四份合同均未为七建公司设定合同义务，没有约定其对合同债务应当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仅约定了七建公司作为见证方有权从需方（杨楼等四人）工程款中直接扣除支付给供方（浙江远大公司），浙江远大公司请求七建公司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合同依据。购销合同虽约定货物所有权在杨楼等人支付全部货款后转移，但根据该约定和合同相对性原理，该所有权保留条款的约束力并不及于七建公司，七建公司基于建设工程合同依法取得货物的相关权利。原审法院以七建公司侵害了杨楼的所有权和未尽监管职责为由，判令七建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杨楼的部分上诉请求、七建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商初字第1582号民事判决；二、杨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859129元；三、杨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194499元；四、驳回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47元，由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20035元，杨楼负担108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949元，由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7932元，杨楼负担11017元。杨楼、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浙江远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瞿 静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