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杭余商初字第1251号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法定代表人：高礼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自杰、沈飘逸，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被告：汪建。被告（反诉原告）：高晓飞。上述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雄安，浙江绿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定国。委托代理人：杨定勇，男，1968年8月5日出生，汉族。被告（反诉原告）：沈伟忠。委托代理人：朱雄安，浙江绿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塘小贷公司）为与被告徐国伟、汪建、周虹、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2014年7月11日，原告钱塘小贷公司申请撤回对被告周虹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徐国伟、沈伟忠、高晓飞提起反诉，本院于2014年9月23日受理后决定合并审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钱塘小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自杰、沈飘逸，徐国伟、汪建、沈伟忠、高晓飞委托代理人朱雄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定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塘小贷公司起诉称：2013年12月24日，徐国伟为经营所需，向钱塘小贷公司借款10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1份，合同主要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24日至2014年6月23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千分之18，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利随本清。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自愿为徐国伟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徐国伟、汪建系夫妻关系，上述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故汪建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12月24日，钱塘小贷公司按合同约定向指定帐户发放借款100万元，借款到期后徐国伟及其担保人均未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故钱塘小贷公司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徐国伟归还贷款本金100万元；2、判令徐国伟支付欠息1800元（并就欠息部分自2014年6月24日起按月息千分之9支付违约金此后至欠息结清日之止按上述标准另计），自2014年6月24日起，借款利息按本金100万元，月利率按千分之18计算，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3、判令徐国伟支付违约金（按本金100万元月息千分之9，从2014年6月24日至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4、判令徐国伟承担本案律师费57000元及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5、判令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对上述第1、2、3、4项承担最高额连带担保责任；6、判令汪建对上述第1、2、3、4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钱塘小贷公司为支持其本诉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还款明细清单》各1份，证明徐国伟向钱塘小贷公司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24日至2014年6月23日止，利率为月利率18‰，每月的20日为结息付息日，双方违约事项进行约定的及徐国伟未按约还款付息的事实；2、《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1份，证明徐国伟、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系联保成员，当其中任一人为借款人时，其他所有联保成员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并约定担保期限、范围等事项的事实；3、《婚姻登记申请书》各1份，证明上述贷款发生于徐国伟与被告汪建的婚姻存续期间的事实；4、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各1份，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而支出律师费57000元的事实。徐国伟、汪建、沈伟忠、高晓飞辩称：徐国伟与钱塘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只是形式合同，实际为为了配合原告规避有关金融方面的规定，采取拆分放贷方式借款，所借款项统一划入杨定国名下由中都集团使用，借款利息也统一由中都集团归还。徐国伟之所以与钱塘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是因为钱塘小贷公司告知杨定国，让徐国伟与原告的关联公司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金桥担保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并通过杨定国及其中都集团有关公司向金桥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使徐国伟相信，一旦发生逾期，钱塘小贷公司将向金桥担保公司主张归还借款，徐国伟不用承担实际的责任。而高晓飞、沈伟忠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成为联保成员，其对该事件的认识是与徐国伟一致的。故徐国伟、沈伟忠、高晓飞要求撤销相应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被告汪建对徐国伟的上述借款完全不知情，徐国伟在杨定国失联出逃后才告知。上述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借款实际由中都集团用于公司经营。钱塘小贷公司明知借款用于中都集团有关公司使用，钱塘小贷公司在借款过程存在的重大过错，汪建对上述借款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且，钱塘小贷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也已经明显过高。综上，请求驳回钱塘小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杨定国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对钱塘小贷公司提供的证据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徐国伟、沈伟忠、高晓飞反诉称：徐国伟、沈伟忠、高晓飞均系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房地产公司）员工，2013年12月份，中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杨定国找到反诉原告，提出公司由于资金周转困难需向钱塘小贷公司贷款1000万元，因为金融行业政策的原因，不能将1000万元放给中都房地产公司，建议杨定国找公司员工以两组五联保的形式进行拆分放贷，并向杨定国保证，其关联公司金桥担保公司会进行担保，再由杨定国及中都集团有关企业进行反担保，这样一旦发生逾期风险，钱塘小贷公司会仅要求金桥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最后由金桥担保公司向杨定国及中都集团有关企业进行追偿，名义借款人并不会承担实际责任。杨定国遂找来反诉原告，并特别强调，两组五联保的形式进行贷款没有实际风险。反诉原告听闻要以个人名义借款100万并为其他400万借款进行担保，内心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但大家碍于为公司多年老员工无法直接回绝，后经各名义借款人商量，反诉原告一致理解并认为，钱塘小贷公司此次贷款操作的策划者，主动建议杨定国找名义借款人拆分借款，又有金桥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最后由中都名下资产进行反担保，在这样的情况下，若真的发生逾期，钱塘小贷公司肯定会直接要求金桥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再向杨定国及中都集团有关企业主张反担保的追偿权挽回损失，而且中都集团有关企业为余杭区乃至杭州市多年的知名企业，没有任何财务危机信号。综上，反诉原告认为出面借款和提供相应的担保没有实际风险。2013年12月下旬，反诉原告瞒着家人与钱塘小贷公司及金桥担保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委托担保合同》。钱塘小贷公司将100万贷款先发放到徐国伟名下，后由中都集团财务统一转到杨定国银行账户，借款月息也通过杨定国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并由杨定国支付给金桥担保公司、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控股公司）担保费、财务顾问费共计30万元。杨定国失联后，反诉原告才知中都集团已经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钱塘小贷公司也未向金桥担保起诉，而直接起诉反诉原告。反诉原告认为，钱塘小贷公司隐瞒其规避政策及放贷收取高额利息的真实目的，隐瞒一旦出现风险并不会真正起诉金桥担保公司归还借款的真实意图，诱使反诉原告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故提出反诉，反诉请求：1、撤销反诉原告与钱塘小贷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hyq（2013）借第121168号］及《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编号hyq（2013）联保第121164号］；2、反诉受理费由钱塘小贷公司承担。徐国伟、汪建、沈伟忠、高晓飞为证明本诉辩称及反诉诉称事实，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钱塘小贷公司、金桥担保公司、金桥控股公司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照片各1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金桥担保公司、金桥控股公司经营地址相同，钱塘小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另两名自认人股东为金桥担保公司、金桥控股公司的股东，三个公司系关联企业；2、杭政办（2012）4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1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为不违反市政府相关意见，达到单户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等非纯农业贷款月比不得低于70%的标准，将大额贷款变相拆分成小额贷款的事实；3、《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监管处置细则》1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违反规定，通过关联企业变相收取利息、提高贷款利率及手续费、咨询费；4、《委托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各1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以金桥担保公司与反诉原告订立《委托担保合同》使反诉原告相信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实际法律风险，上述合同均在杨定国办公室签订，钱塘小贷公司事先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为中都集团；5、付款凭证1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的关联企业收取顾问费、担保费，相应款项通过杨定国银行卡支付，证明将1000万贷款拆分成两组五联保发放给名义借款人并由杨定国提供反担保的贷款操作模式系由钱塘小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提供，钱塘小贷公司对上述情况知情，明知贷款实际由中都集团使用；6、杨定国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各1份，证明贷款的操作模式系由钱塘小贷公司建议，贷款确实为中都集团所用，且杨定国明确表示一旦发生逾期，名义借款人不需要承担实际还款责任的事实；7、资金转帐明细1份，证明借款转入杨定国账户后，在从杨定国账户转入中都房地产公司用于偿还贷款，每月利息由杨定国账户转给钱塘小贷公司的事实；8、中都房地产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沈某出具的证明各1份，证明贷款为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所使用并由相应的财务人员进行操作的事实。反诉原告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人沈某陈述：我是中都控股集团财管中心职员，与反诉原告系同事关系。杭州中都购物中心向钱塘小贷公司有一笔1000万元的借款快到期了，杨定国和我说，不用杭州中都购物中心名义再贷款，而是用企业高管人员的名义进行贷款。杨定国让我将各反诉原告农行卡上的借款100万元转到杨定国的农业银行卡中，后又转到杨定国在中信银行的卡中，借款的利息也是从杨定国银行卡中归还的。反诉原告（除杨定勇之外）的农业银行卡平时都是不用的，直到杨定国出逃后，我才将银行卡给反诉原告。杭州中都购物中心将钱塘小贷公司1000万的借款归还后，反诉原告向钱塘小贷借款，具体都是杨定国决策操作，我只是具体经办，杨定国也没有和我具体讲如何操作的。钱塘小贷公司针对反诉答辩称：钱塘小贷公司与各反诉原告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系双方真是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钱塘小贷公司并没有欺诈各反诉原告。钱塘小贷公司依约发放了借款，各反诉原告应当承担还款和相应的担保责任。金桥担保公司、金桥集团公司并不是钱塘小贷公司的关联企业，钱塘小贷公司也没有联合两家公司进行欺诈，各反诉原告自行联系金桥担保公司并签订《委托担保合同》支付相应的费用，与钱塘小贷公司没有关系。因金桥担保公司不会推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故钱塘小贷暂时未起诉金桥担保公司。钱塘小贷公司并不知道涉案借款最终由杨定国使用，更没有承诺免除反诉原告的还款和担保义务。故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钱塘小贷公司就反诉部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对钱塘小贷公司就本诉部分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涉嫌欺诈，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要求撤销合同，借款并非徐国伟实际使用，借款利息也都是中都房地产公司在支付；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证据4，认为律师代理费是否已经实际发生需要律师费的进帐单予以证明，对于没有实际支付律师费不予认可。钱塘小贷公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金桥担保公司、金桥集团公司与钱塘小贷公司仅仅是个别自然人股东有部分相同，而且在金桥担保公司所占股份不足1%，远远没有达到25%的比例，故不能证明上述公司为关联公司；证据2、3，是网上下载的打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这两份文件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钱塘小贷公司有拆分贷款的事实；证据4，是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与原件一致，钱塘小贷公司与金桥担保公司不是关联企业，被告自行与金桥担保公司签订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5，是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与原件一致，被告将借款交给谁使用，并没有通知钱塘小贷公司，担保费，财务顾问费的支付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6，杨定国没有出庭作证，该证明是否是杨定国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杨定国本人也向钱塘小贷公司贷款，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7，即使确实有100万元转帐的话，也与本案所涉及的100万元借款没有关联；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中都房地产公司及沈某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对于证人沈某的证人证言，被告认为，可以证明涉案借款实际根据杨定国的要求操作最后由中都房地产公司使用，目的是为了转贷。钱塘小贷公司认为，证人沈某所做的陈述与被告的待证事实差异较大，证人已经清晰的说明中都购物中心的1000万元贷款已经还清，且相应的借款转入杨定国的卡中，故无法证明本案借款是用于中都购物中心转贷所需。沈某与被告利害关系，所以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根据以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一）钱塘小贷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二）被告提供的证据。钱塘小贷公司对证据1、2、3、4、5、6的异议成立，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7、8及证人沈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借款从被告账户转入杨定国账户后又从杨定国账户转入中都房地产公司账户的事实。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2月24日，钱塘小贷公司与徐国伟签订《借款合同》1份，主要约定：钱塘小贷公司同意向徐国伟发放贷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24日起至2014年6月23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8‰；还本付息方式为按月付息，结息日为每20日，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及利息；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利息、归还贷款本金的，钱塘小贷公司有权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的50%每日加收计收违约金。同日，贷款人钱塘小贷公司与联保成员周虹、徐国伟、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签订《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1份，主要约定：钱塘小贷公司同意给予各联保成员每户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期间自2013年12月24日至2014年6月23日；钱塘小贷公司向联保体中的任一成员发放的贷款，其他各联保成员均自愿为其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无需另行签署保证合同，借款人签订的相关借款合同等文书材料均构成本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合同；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所产生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贷款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各保证人无论是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均为连带共同保证关系，钱塘小贷公司向任何一个保证人要求行使保证责任的同时，不免除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本合同担保的每笔主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每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钱塘小贷公司向徐国伟发放贷款100万元。截至借款期限届满日2014年6月23日，徐国伟欠钱塘小贷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期间利息1800元。钱塘小贷公司催讨无果，故起诉至法院。钱塘小贷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7000元。另认定，2013年12月25日，涉案借款100万元从徐国伟银行账户转入杨定国银行账户，同日又从杨定国银行账户转入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账户。徐国伟与汪建于1993年3月10日登记结婚。本院认为：第一、钱塘小贷公司与徐国伟签订的《借款合同》，与徐国伟、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签订的《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合法有效。被告徐国伟收到借款后未按约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为联保成员，应根据《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约定对被告徐国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国伟、高晓飞、沈伟忠抗辩及反诉称，钱塘小贷公司隐瞒真实意图，诱使被告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应予撤销，但钱塘小贷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也未举证证实钱塘小贷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徐国伟、高晓飞、沈伟忠就钱塘小贷公司本诉的抗辩意见及提出的反诉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第二、被告汪建是否应当就涉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涉案借款虽发生于被告徐国伟与汪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从借款金额来看，该借款明显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且借款转到徐国伟账户的次日即被转账至杨定国账户后转账至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账户，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并非用于被告徐国伟与汪建家庭共同生活和经营，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汪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第三、钱塘小贷公司同时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和违约金，折算后的实际利率已经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本院对被告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的辩称予以采信，并酌情对违约金予以调整。综上，钱塘小贷公司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利息1800元；三、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逾期还款利息及违约金（按借款本金100万元年利率5.6%的四倍，自2014年6月24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四、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57000元；五、被告（反诉原告）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对上述第一、二、三、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高晓飞、沈伟忠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32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负担，被告（反诉原告）高晓飞、杨定国、沈伟忠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国伟、高晓飞、沈伟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4329元。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书面通知预交。审 判 长  金美良人民陪审员  杜 旻人民陪审员  王 莉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曹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