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4）高执复字第17号申请复议人（原案被执行人）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院科技**楼**。法定代表人白长治，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钱琦，女，1985年6月25日出生，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王俊，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案申请执行人淄博福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综合楼**div>法定代表人王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常瑞锋，北京市五环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复议人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中国兵工物资总公司，于2011年7月22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兵工物资公司）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2013）一中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执行法院认为：关于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本案合同为传真件非原件，真实性不应被认定的问题。传真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一种法定形式，传真件虽非原件但其效力受法律保护。兵工物资公司虽质疑本案合同传真件并非原件及其真实性，但其从未否认本案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为兵工物资公司的化工处公章，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上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因此，仲裁庭结合其他证据及双方在仲裁时的陈述意见，认定本案合同的效力，不存在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况且，兵工物资公司以本案合同系伪造的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已被法院依法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该项不予执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兵工物资公司主张仲裁裁决认定本案合同有效证据不足的问题。仲裁庭根据兵工物资公司与淄博福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福禄公司）间长期业务往来的实际认为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可以代表兵工物资公司从事业务活动并签订法律文件，淄博福禄公司也有理由认为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作为兵工物资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能够代表兵工物资公司，属于仲裁庭对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能否代表兵工物资公司签署并履行本案合同的判断，不属于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范畴。故对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该项不予执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兵工物资公司主张仲裁裁决认定淄博福禄公司支付本案合同货款860万元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在仲裁审理期间，兵工物资公司未对杨晓丽手书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现亦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杨晓丽手书内容并非其本人所签，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杨晓丽未收到淄博福禄公司交付的860万元的汇票。因此，仲裁庭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淄博福禄公司支付本案合同项下货款86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而且，兵工物资公司以8张汇票为复印件非原件系伪造的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已被法院依法驳回。故对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该项不予执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兵工物资公司在仲裁审理期间虽主张收到的滨州众盈达公司1，364，645.90元为其与滨州众盈达公司之间业务往来款项，但其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兵工物资公司亦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非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因此，仲裁庭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该项事实并不存在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故对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该项不予执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兵工物资公司主张本案合同违背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施行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购买本案合同项下化学品时，应当在购买前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公安机关进行备案，但此种备案并非买卖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并且本案合同项下的化学品在淄博福禄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且淄博福禄公司已经按照上述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经营备案。因此，仲裁庭认定本案合同未违背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关于兵工物资公司主张仲裁裁决未明确其适用的法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仲裁庭可以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作出裁决，仲裁裁决未援引具体法律条文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兵工物资公司主张仲裁裁决未援引具体法律条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该项不予执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不予执行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的申请。兵工物资公司申请复议称：一、仲裁裁决认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本案合同）有效证据不足，执行法院认为仲裁庭认定本案合同效力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是错误的。我公司从未以化工处的名义对外签订过任何合同或在合同上加盖化工处的印章，仲裁裁决所提的“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化工处公章也不是第一次”的“有关文件”仅是《出库单》，《出库单》是提货凭证，不是合同。淄博福禄公司对化工处无权对外签订合同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本案合同没有依法成立，不能作为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仲裁庭关于“化工处作为我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其从事的所有业务活动和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均能够代表我公司”的认定是背离客观事实错误的主观判断，存在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二、执行法院认为仲裁庭认定淄博福禄公司按照本案合同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了货款的认定不存在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是错误的。首先，我公司与淄博福禄公司之间从未以化工处的名义签订过任何合同，不存在足以使淄博福禄公司有理由相信杨晓丽有权代表我公司履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事实；其次，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内容看，约定我公司每月支付15万元利息不符合正常、真实的购销合同，该合同是名为购销实为借贷，杨晓丽和淄博福禄公司恶意串通虚构的购销合同，淄博福禄公司不是善意的合同相对人，杨晓丽接受淄博福禄公司86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当然不构成表见代理，只是其个人行为。仲裁庭以杨晓丽收取8份汇票的个人行为，认定淄博福禄公司完成向我公司支付860万元货款义务，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仲裁庭认定滨州市众盈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众盈达公司）代淄博福禄公司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13.6464590万元合同货款的主要证据不足。三、执行法院以“兵工物资公司以本案合同系伪造的及8张汇票为复印件非原件系伪造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已被法院依法驳回”为由，不支持我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的理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以淄博福禄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同于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不予执行。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裁定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淄博福禄公司称：仲裁裁决和执行裁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兵工物资公司的复议申请，继续执行（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经审查查明：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曾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兵工物资公司租用淄博福禄公司的储罐储存化工原料，双方所签的仓储合同均加盖兵工物资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有关公司持加盖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的出库单可提取兵工物资公司储存在淄博福禄公司的货物。淄博福禄公司提交仲裁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供方一栏单位名称为中国兵工物资总公司，该栏加盖的是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印章，需方一栏单位名称为淄博福禄公司，加盖的是该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第八条内容为：结算方式及期限，6个月承兑汇票结算，仓储费有（由）供方承担，若供方收回货物，供方每个月付需方15万利息。淄博福禄公司在仲裁期间作为证据提交的其交给杨晓丽的8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记载的出票人、收款人均不是淄博福禄公司和兵工物资公司，该复印件没有显示背书情况。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裁决主文如下：“1、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于2010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自2010年12月22日起解除；2、兵工物资公司向淄博福禄公司返还人民币9，964，645.90元货款；3、兵工物资公司向淄博福禄公司支付以人民币9，964，645.90元为基数自2010年4月20日至兵工物资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4、兵工物资公司向淄博福禄公司支付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用人民币216，000元；5、驳回淄博福禄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6、驳回兵工物资公司的仲裁反请求；7、本案仲裁本请求费用计人民币133，070元（已由淄博福禄公司予交）由淄博福禄公司承担10%计人民币13，307元，由兵工物资公司承担90%计人民币119，763元。本案仲裁反请求费用计人民币18，550元（已由兵工物资公司予交），全部由兵工物资公司自行承担”。因兵工物资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淄博福禄公司向一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1年8月26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1）一中执字第1132号。2012年3月7日，兵工物资公司向一中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关于合同的签订及效力问题。仲裁审理过程中，淄博福禄公司主张，其与兵工物资公司传真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淄博福禄公司向仲裁庭提交如下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本案争议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加盖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印章的《货权转让书》、21张加盖化工处印章的出库单、关于众盈达公司从淄博福禄公司罐内提货兵工物资公司不再出示提货单的说明（该说明加盖化工处公章）、从兵工物资公司网站下载的内容为：“化工公司是以经营各种化工原料为主的贸易公司”。兵工物资公司抗辩称，自2007年至2010年期间，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兵工物资公司盖章处均加盖该公司合同专用章，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之间从未有以“化工处章”签署合同的先例。淄博福禄公司以“交易惯例”来证明兵工物资公司处室章可代表公司签署合同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就上述争议，仲裁庭意见载明：“仲裁庭发现，合同上确实没有兵工物资公司的公章，但是，兵工物资公司的化工处在合同上加盖了化工处的公章，在货权转让书上也加盖了化工处的公章。而从庭审的情况看，兵工物资公司的化工处长期从事本案合同项下的产品的经营，与淄博福禄公司也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有关的文件上加盖化工处的公章也不是第一次，而这些文件也得到了实际执行。因此，兵工物资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的公章说明兵工物资公司的化工处可以代表兵工物资公司从事业务活动并签订法律文件，淄博福禄公司也有理由认为兵工物资公司的化工处作为兵工物资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其从事的所有业务活动和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均能够代表兵工物资公司。因此，兵工物资公司关于没有签订本案合同的主张不符合事实，兵工物资公司关于本案合同没有依法成立的主张亦没有依据。由此，仲裁庭认为，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于2010年4月19日签订的本案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均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且合同的内容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能够并符合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代表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同合法有效。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并直到本案仲裁前，双方也从未对合同的有效性提出过质疑。仲裁庭认为，该合同可以作为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关于付款问题。淄博福禄公司主张：“合同签订后，淄博福禄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了合同项下的货款，其中860万元由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负责人杨晓丽直接收取并向淄博福禄公司出具了书面收据，明确承认系合同项下的甲苯货款。”“关于汇票背书事宜，根据兵工物资公司的要求，淄博福禄公司直接交付承兑汇票即可，不需要再背书，目的是为了避免背书错误的风险”。淄博福禄公司向仲裁庭提交如下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有杨晓丽签名以及注明收到汇票的8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滨州市众盈达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关于该公司代淄博福禄公司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货款而交付5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证明、标注杨晓丽职务为中国兵工物资总公司化工公司总经理的名片。兵工物资公司抗辩称：“首先，兵工物资公司从未收到淄博福禄公司支付的86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淄博福禄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的承兑汇票也没有任何显示该汇票已经背书给了兵工物资公司。在收到本案仲裁通知后，兵工物资公司财务人员进行了核实，确认该等款项从未进过兵工物资公司的账户。其次，众盈达公司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的1，364，645.90元并非淄博福禄公司所称的代淄博福禄公司支付，而是众盈达公司根据其与兵工物资公司的购销关系支付的货款，与申请人无关”。“另外，汇票权利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且背书应前后衔接，而淄博福禄公司提交的承兑汇票是复印件，这些承兑汇票的付款人栏、收款人栏、粘单上记载的公司名称即非淄博福禄公司、也非兵工物资公司，更没有连续的背书以证明该等汇票权利从淄博福禄公司转让给了兵工物资公司。这些证据不但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内容甚至与本案无关。因此，淄博福禄公司关于其向兵工物资公司付款860万元的主张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就此争议，仲裁庭意见载明：“淄博福禄公司将8份汇票在淄博福禄公司处面交杨晓丽时，杨晓丽在8份汇票的复印件上分别将8份汇票编号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在8份汇票复印件的最后手写了“今收到以上银行承兑汇票8份，合计金额860万元，计捌佰陆拾万元正。此款为合同编号10BWHG／X000项下的购货款”。署名为中国兵工物资总公司收款人杨晓丽，日期为2010年4月20日。尽管兵工物资公司声称不知道杨晓丽收到了前述款项，兵工物资公司的财务部门也没有收到前述款项，但是，兵工物资公司清楚知道，兵工物资公司与淄博福禄公司在化工产品方面曾长期合作，而代表兵工物资公司与淄博福禄公司进行交往的就是杨晓丽及其所在部门，在以往合作过程中，淄博福禄公司对杨晓丽能够代表兵工物资公司从来没有提出过质疑。因此，在本案中，杨晓丽的上述签收行为表明，当淄博福禄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采用汇票的方式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时，显然不是在向杨晓丽个人或其他人支付货款，淄博福禄公司有理由认为杨晓丽有权代表兵工物资公司接受这笔货款。杨晓丽作为兵工物资公司的工作人员签收了这8份汇票并注明是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说明杨晓丽能够代表兵工物资公司接受这笔货款，杨晓丽接受这笔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是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是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行为。至于兵工物资公司认为淄博福禄公司提交给仲裁庭的是汇票复印件，仲裁庭认为，汇票的原件已经交给了杨晓丽，淄博福禄公司不可能再有原件，而杨晓丽在收取8份汇票时在汇票的复印件上手写了编号、签字并在复印件上签收，则是杨晓丽亲笔所写，表明其已经收到了8份汇票。由此，仲裁庭认定，淄博福禄公司完成了本案合同项下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860万元货款的义务”。“2、关于2010年4月22日，众盈达公司邮寄给兵工物资公司的5份汇票，合计金额1，364，645.90元人民币，在开庭质证时，兵工物资公司承认收到了前述5份汇票，但兵工物资公司认为，该5份汇票不是众盈达公司代淄博福禄公司支付的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而是众盈达公司购买兵工物资公司货物的货款。为此，兵工物资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2份证据来说明自己的前述主张。仲裁回顾了前述兵工物资公司提交的2份证据，1份是兵工物资公司的提货单，该提货单显示，众盈达公司于2010年5月17日购买和提取了甲苯270吨。另1份是兵工物资公司开具的上述众盈达公司购买前述270吨甲苯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是1，603，846.15元，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仲裁庭认为，前述2份证据说明众盈达公司确实从兵工物资公司处购买了270吨甲苯并支付了相关款项，但并不能说明众盈达公司购买270吨甲苯时使用的资金来源，即众盈达公司是否使用的是上述5份汇票项下的款项，而众盈达公司否认使用的是上述5份汇票的款项，同时明确表示这5份汇票是代淄博福禄公司支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另外，兵工物资公司提交的2份证据与众盈达公司寄给兵工物资公司的5份汇票的金额也对不上。因此，仲裁庭认为，兵工物资公司提交的欲以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时，仲裁庭还认为，兵工物资公司收到了这5份汇票表明淄博福禄公司已经完成了本案合同约定的支付1，364，645.90元货款义务”。另查明：在执行过程中，兵工物资公司以淄博福禄公司向仲裁庭隐瞒了双方以往所签合同，伪造工矿购销合同和8张银行汇票为由，于2011年12月22日向一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中院审理后，驳回兵工物资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仲裁裁决的申请。关于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伪造工矿购销合同和8张银行汇票问题，一中院认为：“关于兵工物资公司提出的淄博福禄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问题，淄博福禄公司虽然未能提供其与兵工物资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但淄博福禄公司提供了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兵工物资公司出具的“出库单”等证据，均加盖的是“化工处章”，且兵工物资公司认可化工处以及其处长杨晓丽始终代表兵工物资公司与淄博福禄公司履行合同，所以，之前双方签订的合同上无论兵工物资公司加盖的是何种公章，都不足以否认杨晓丽及其化工处代表兵工物资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兵工物资公司提及的上述证据，不属于足以影响仲裁庭公正裁决的证据”。再查，2013年11月20日，一中院作出（2012）一中刑初字第4907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晓丽于2010年4月间，利用担任原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副经理的职务便利，以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的名义与淄博福禄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收取淄博福禄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的货款860万元，后挪用该项货款供刘立新使用。至今该款尚未归还。被告人杨晓丽身为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杨晓丽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后，本院裁定驳回杨晓丽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受理、2013年1月1日尚未审查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适用2012年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本案仲裁审理过程提交的证据中，没有兵工物资公司化工处可对外签订合同的证据；在本案争议合同之前，亦没有淄博福禄公司与兵工物资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仅加盖化工处公章的情况。加盖化工处公章的文件为出库单和有关说明，而仲裁庭却据此认定化工处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按照法律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杨晓丽所收取的承兑汇票所记载的出票人不是淄博福禄公司，收款人不是兵工物资公司，在没有证据证实淄博福禄公司和兵工物资公司享有上述票据的票据权利以及兵工物资公司收到上述款项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定“杨晓丽收取8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是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是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行为”，进而认定淄博福禄公司完成了向兵工物资公司支付860万元货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至于由众盈达公司邮寄给兵工物资公司的5张汇票所对应款项，在众盈达公司明确表示这5份汇票是代淄博福禄公司支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兵工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又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的情况下，仲裁庭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兵工物资公司收到了这5份汇票表明淄博福禄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的支付1，364，645.90元货款义务，不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综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应不予执行，原裁定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二、不予执行（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15号裁决。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审判长  周孟炎审判员  孙卫明审判员  齐立新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闫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