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柏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柏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亦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炎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炎楼。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苏万良，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余耀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当利、李志姣，均是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基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李俊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伍达基。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基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2）江新法民一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意见2009年6月23日，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交付拆迁补偿的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华发大厦首层034（67.24㎡）、035（16.36㎡）、036（14.77㎡）三间房屋（或在华发大厦首层东边或两边位置的相等面积的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所有（三间房屋的价值约为170000.00元）；二、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交付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华发大厦7楼A4单元房屋（93.06㎡）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所有（房屋价值约为180000.00元）；三、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交付安置费175729.34元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发公司、二建公司负担；五、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按原合同约定所补偿给业主的房屋内还应有装修设施①水电设施，②卫生间内墙贴1.2米高白瓷片，地面贴马赛克，③大厅地面水磨米并用铜条大分格，格内原色白水泥3号绿石米，格外用原色黑水泥建造，④大门配铁门一副，其余门配单开（或双开彬池门，每房间配砼櫊一个，1.5米深），⑤厨房配木櫊一个，1米深，⑥每单元给付红砖400块，水泥150公斤，锦砖300块。在重审过程中，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在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原来被拆迁的房屋地段即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华发大厦首层东边或西边位置补偿面积为84平方米的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该华发大厦二至七层补偿面积为67平方米的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二、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支付拖欠的全部安置补偿费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安置补偿费从其拖欠之日即2000年8月23日一直计至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按拆迁合同约定交付合格的回迁房屋（即第一项诉讼请求所述的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回迁之日止；三、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支付由原一审起诉日（即2009年6月23日）至付清全部安置补偿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原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环城一路34号（原环城南路76号）房屋和原环城南路78号房屋（后来交换了聚乐里11号房屋）是李崇佑（又名李保）遗下的，属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等李保记家族的祖遗产业，李崇佑有5个儿子（5房人），其中李仁茂是第四子，李仁茂生有3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李已未过继给李崇佑的长子，由李仁茂的2位儿子李已仕、李暖坤继承李仁茂的遗产，李已仕已故，汤亦欢是李已仕的妻子，李炎良、李炎楼是李已仕的儿子。李崇佑去世后，其妻区氏在解放前主持分家析产，其中环城南路78号房屋由李崇佑长子的过继人李已未和四子李仁茂两房共有，环城一路34号房屋由五个儿子即五房人共有，环城一路34号房屋按比例计算李已仕应占10%，1965年环城南路78号房屋因拆迁由房管部门以聚乐里11号房屋交换，并注明李已仕占25%，以上事实有生效的新会市人民法院（1993）新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和判决为证。1987年，因旧城改造需要，政府安排二建公司拆迁上述两处房屋并在原址重建。1987年3月30日，由李罩成、李耀基代表李保记家族（乙方）与二建公司（甲方）签订《拆建补偿房屋合同（私房）》，约定二建公司拆建上述环城一路34号房屋，由二建公司在原地址补偿建筑面积1009.12平方米房屋给李保记家族，由李保记家族向二建公司购买建筑面积90平方米（其中60平方米按250元／平方米计价，30平方米按330元／平方米计价），补偿套间设计甲方尽量应乙方需求，其中二房一厅67平方米9套，二房一厅60平方米6套，首层一房一厅40平方米1套，四楼三房二厅100平方米1套，共17套。当时李保记家族及二建公司及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已达成共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可分得2套60平方米的房屋，并约定相对独立的各户单独与二建公司另行签订拆迁补偿合同。1987年5月2日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代表自己一家与二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新二建补字第05号），约定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原来在聚乐里11号房屋所得补偿21.75平方米，拨到环城一路34号汤亦欢一家所有的补偿面积中，将原设计建筑面积60平方米两套扩至67平方米两套。1989年9月13日，李炎楼代表汤亦欢一户（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签订《拆建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在原补偿方案中2套67平方米房屋抽出一套67平方米改为安排补偿在新建（环城一路34号）第二幢（非临街）首层的东边或西边位置，设计改为三房一厅约84平方米。协议签订后，李保记家族早已把房屋交给二建公司拆建，后来华发公司与二建公司合作开发，但时至今日，二十几年过去，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仍未按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回迁。1996年1月15日，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与李保记家族的代表签订《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华发公司同意安置费在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止的一年内，调整为每月5000元，此后华发公司（甲方）未能向乙方（李保记家族）移交新屋，则此项安置费额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百分之十五，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由于占补偿安置费份额的10%，故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期间每月应得安置费为500元，以后每年递增，但2000年8月23日以后，华发公司再没有支付过安置费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其中计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原一审起诉日2009年6月23日华发公司所欠的安置费为205636元，由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至今仍没有交付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安置，故安置费应按原合同的计算方法一直计算下去，直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收到回迁房屋为止。三方合同规定安置费每月支付一次。过期就是拖欠款项，就是违约，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或称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华发公司从2000年8月23日以后就没有支付安置费，本来应从2000年9月23日起分段计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现在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不与其计较，仅要求其从原一审起诉日即2009年6月23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直至其付清全部安置费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1996年1月15日三方协议第四条，约定二建公司应督促华发公司履行义务，如督促不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华发公司答辩称：一、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不符合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华发公司作为拆迁人与李耀基、李罩成作为代表人签订《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补偿问题的协议》，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的全部业权人作为被拆迁方的主体，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只是占李家大屋的继承人之一，其没有单独与华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双方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起诉不符合规定。二、退一步讲，即使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符合诉讼主体资格，但其在原环城一路34号的拆迁补偿面积只有100.912平方米，聚乐里11号房屋拆迁补偿面积21.76平方米，总补偿面积122.672平方米，华发公司只能按照该面积补偿，其要求补偿首层商铺及单元不符合规定。1、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原与二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由二建公司向其补偿住宅，后来二建公司将地块转由华发公司建设，华发公司建设华发大厦，华发大厦一至四楼为商铺（非住宅），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第一个诉讼请求补偿首层84平方米房屋（也即是要求华发公司补偿非住宅）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华发大厦二至四楼也是非住宅，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华发公司交付该房产作为补偿无法律依据。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补偿面积151平方米，超出华发公司应补偿面积122.672平方米，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华发公司支付205636.53元安置费不符合规定，也显失公平，请求法院按照李家大屋租金6000元／月计算安置费。华发公司从2000年9月起没有支付安置费是有理由的。1、李家大屋继承人未确定，因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等其他李家大屋继承人对继承房产并没有办理析产手续，各人的安置费也不明确，之前一直由李家大屋部分人代领安置费，为避免安置费错误发放，华发公司在其未析产前，只好于2000年9月暂停支付安置费。华发公司收到其他继承人提交的（1993）新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后，在2009年9月起已按6000元／月的总租金支付李家大屋其他继承人的安置费，并补偿房屋或以支付现金形式补偿房屋。因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补偿首层商铺的不合理要求，造成安置费或租金至今未付，责任应由其承担，其要求支付2009年9月后的租金不符合法律规定。2、华发公司的房屋已在2000年建成，可以交付使用，因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没有办理析产，华发公司不能交楼给原李家大屋的继承人，因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没有析产原因造成不能交付补偿房产，华发公司从2000年开始不应再支付安置费。3、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支付的安置费也显失公平。在新会会城，面积约一百平方米的房屋月租只需三百多元，华发公司原定的每月6000元租金已偏高，另再按照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提出的每年递增15%，计至2009年月租金要三万多元，也即一百平方米房屋每月租金三千多元，该租金明显不合理，显失公平，是无效的，华发公司请求法院按照李家大屋6000元／月计算租金。同时，李家大屋其他部分继承人对6000元／月的租金也无异议，也按照6000元／月计付租金。四、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按照与二建公司约定的每平方米二、三百元购买超补偿面积房产不符合法律规定。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约定的价格购买房产与华发公司没有关系。根据1996年1月15日签订的《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华发公司只承担补偿1009.12平方米的义务，并无义务按照二建公司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约定价格出售超补偿面积房产。华发公司同时认为，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二建公司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当时约定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已不可能履行，且其当时也无向二建公司支付房款，请求法院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二建公司答辩称：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应向华发公司主张权利，因二建公司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已将全部债权债务转给华发公司，补偿义务应由华发公司承担。如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坚持要求补偿房产，在没有房产交付的情况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基业公司述称：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滥用、错用第三人制度，随意将案外人基业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损害基业公司的合法权益。房屋拆迁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个活动中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时，房屋所有人对其房屋所有权的享有是排他的，所以法理上讲，对房屋的处分，只能由房屋所有权人行使，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之规定，房屋拆迁实质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关系，是一种民事行为。对照本案，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华发公司涉案补偿方案中的补偿数额、安置方式等问题，汤亦欢所提交证据显示发生于1987年3月期间，而基业公司于2000年成立并作出行政职能行为，代表区政府行使公有资产所有者的职权，有效监督、管理、确保公有资产不流失。华发公司不属基业公司监督、管理范畴，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双方之间从未委托基业公司处理补偿事宜，根本不产生权利义务，不属民事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形成拆迁补偿争议，基业公司不应当作为本案第三人。因此，请求法院裁定驳回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对基业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环城一路34号（旧门牌为环城一路76号）房屋和原环城南路78号房屋（后来交换了聚乐里11号房屋）是李崇佑（又名李保、李四德堂）遗下的，属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等李保记家族的祖遗产业。李崇佑有5个儿子（5房人），其中李仁茂是第四子，李仁茂生有3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李已未过继给李崇佑的长子，由李仁茂的两个儿子李已仕、李暖坤继承李仁茂的遗产，李已仕已故，汤亦欢是李已仕的妻子，两人生育了子女李炎良、李炎楼和李艳娟。李崇佑去世后，其妻区氏在解放前主持分家析产，其中原环城南路78号房屋由李崇佑长子的过继人李已未和四子李仁茂两房共有，原环城一路34号房屋由五个儿子即五房人共有，按比例计算李已仕应占10%，1965年原环城南路78号房屋因拆迁需要由房管部门以聚乐里11号房屋交换，并注明李已仕占其中25%的份额。1987年，因旧城改造需要，政府安排二建公司（即原新会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后更名为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下同）拆迁上述两处房屋。同年3月30日，二建公司作为甲方与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的李保记家族（作为合同的乙方）签订一份《拆建补偿房屋合同（私房）》，约定“由乙方将座落于会城镇环城一路76号房屋交由甲方拆建，甲方按房屋比例补偿乙方建筑面积1009.12平方米，并且约定对于超出乙方原房屋的90平方米，其中60平方米按人民币250元／平方米计价，30平方米按照330元／平方米计价，共计金额为24900元，乙方在接收新住宅时付清给甲方。补偿房屋的设计及座间，其中二房一厅67平方米9套，二房一厅60平方米6套，首层约一房一厅40平方面积，四楼三房二厅100平方米1套，座向在原住宅地新建楼房的__号地段，临街缩入第二排的二至七楼补偿给乙方，其他单元安排在三、四、五楼。”。同年5月2日，李炎良、李炎楼、汤亦欢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二建公司签订一份《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约定“乙方将座落在环城一路聚乐里11号之25%主体房屋19.78平方米交甲方拆建，甲方在环城一路34号地段的新建住宅楼房第一幢2-7楼第X单元的X房X厅补偿给乙方，建筑面积共21.75平方米，另约定超出补偿面积的，其超出面积共5平方米，按330元／平方米计算，共金额1650元，该款乙方要在房屋交付使用时付清给甲方。补偿乙方房屋21.75平方米，应乙方要求将其拨到环城一路34号汤亦欢所有的补偿面积中，将原设计建筑面积60平方米两套扩至67平方米两套，所购5平方米仍然不足，在环城一路34号增购的面积中补足。”。1989年9月13日，李炎楼代表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签订《拆建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因环城一路34号房屋未能拆建，故将在补偿环城一路34号房屋的整体楼房方案中，在2-7楼层中抽出一套67平方米二房一厅的设计单元，改为安排补偿在建（环城一路34号）第二幢（非临街）首层的东边或西边位置，设计改为三房一厅约84平方米，增购面积15平方米，按500元／平方米补价给二建公司。”。1993年，原审法院受理了许春、李亦乐、李巧芳、李美兰等人诉李耀基、李耀培等人的房屋继承分析纠纷一案，案经审理，原审法院于1994年4月21日作出（1993）新法民初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座落在新会市会城镇环城一路34号房屋拆建补偿建筑面积1009.12平方米，其中。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共占100.912平方米（含李艳娟赠予部分）。；二、。；三、原座落在新会市会城镇聚乐里11号房屋拆建补偿建筑面积87.04平方米，其中。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共占21.76平方米（含李艳娟赠予部分）。”。1994年1月10日，二建公司与华发公司（即原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公司，下同）签订《关于环城一路开发区的部分合作条款调整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为了更好地搞好环城一路开发区的合作开发工作，进一步明确双方责任，……，环城一路开发区（原红线图1-5号地段）内的所有征收、拆迁、补偿、钻探、设计等有关手续和所耗费用改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好配合和协助工作。该开发区内田心路北边地段（原红线图4-5号地段）兴建的商住楼的费用和销售原由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负责现改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给予600万元付给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作为兴建费用及补偿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安置费用。当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付足600万时，该1-5号地段的全部开发利益和产权归属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所有。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原与拆迁户及房产局、工业用布厂所签的一切经济补偿和合同书全部移交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承担，对于补偿户主如有争议均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处理，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好配合工作”。1996年1月15日，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签订《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约定：“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于1987年间将上述房屋1009.12平方米交由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拆建，并商定在新房交付使用前按月付予安置费，并且该安置费的支付由1995年4月23日起转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支付，并且该安置费在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止的一年内，调整为每月5000元。此后如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未能向原业主移交新屋，则此安置费额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15%。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1月的安置费须在签订本协议后一个月内支付。从1996年2月起，该安置费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按月汇入原业主的账户。如分批移交新宅，则按已移交的面积按比例扣减下月安置费，直至移交完毕。其中李炎楼一户应补偿地下单元一套，李耀基一户地下铺位40平方米，必须在其他住宅移交完毕后，两个月内交付使用。否则要给予同等铺位安置使用”。1998年6月25日，华发公司取得了会城田心路华发大厦（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的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在此（原红线图1-5号地段）建造华发大厦（该大厦于2010年竣工）。1998年9月1日，二建公司与新会市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办华发公司的集团公司）签订《移交文件协议》，约定：“关于‘二建’公司与‘华发’公司在1993年3月18日所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环城一路开发区的合同书》和《关于合作开发环城一路开发区的补充协议书》以及1994年1月10日签订的《关于环城一路开发区的部分合作条款调整的补充协议》等各文中所提出的环城一路合作开发的关系，新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正式退出这一合作开发，该地段中的一切补偿、安置和法律纠纷等问题，以及开发所得由新会市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另查明，李保记家族代表与二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后，已依约将上述需拆房屋交给二建公司拆建，但时至今日，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仍未回迁，并自2000年8月23日起便没有收到任何安置费。又查明，经原审法院调查，华发公司建造的华发大厦2-7楼除1座505和2座605外，其余房屋均已由华发公司予以出售或补偿给其他拆迁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华发公司表示愿意提供华发大厦125-2房屋（建筑面积84平方米）和1座505房屋（建筑面积133.56平方米）给予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方作拆迁补偿，并提出因补偿的1座505房屋不便于分割，故超出合同约定面积的部分由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方按商品房价格结算给华发公司的请求。而经征询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方意见，其表示接受华发公司提出的用华发大厦125-2房屋（建筑面积84平方米）作为其首层房屋拆迁补偿的方案，但如华发公司提供1座505房屋作为其2-7楼的另一间房屋拆迁补偿产权调换时，超出面积的部分应按建筑成本价计算。因双方对超出面积应按何价值计价争持不下，华发公司又向原审法院提出评估申请，故原审法院委托江门市中坤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36号1座505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估价结果为建筑面积单价每平方米4200元，该房屋总价值为560952元。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二建公司作为甲方与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的李保记家族（作为合同的乙方）签订的《拆建补偿房屋合同（私房）》和李炎良、李炎楼、汤亦欢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二建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1989年9月13日李炎楼代表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方与二建公司签订的《拆建安置补充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及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均合法有效。由于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协议签订时，以及被拆迁房屋拆建和补偿房屋竣工时，均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之前，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正）。根据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华发公司、二建公司的诉辩，基业公司的陈述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拆迁补偿房屋至今未能交付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使用是何方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二、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主张的安置补偿费及逾期利息是否应予支持，应由何方支付？三、基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一、对于拆迁补偿房屋至今未能交付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使用是何方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对合法有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和协议，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按照合同和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将房屋交付给二建公司进行了拆迁，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二建公司则应按照约定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交付房屋，在二建公司不能履行自己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华发公司在与二建公司合作开发过程中，承诺对环城一路开发区（原红线图1-5号地段）内的所有征收、拆迁、补偿予以负责，但自华发大厦竣工后至今仍没有安排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回迁或作相应的补偿，因此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根据自己所得的权利份额要求华发公司、二建公司按合同及协议约定补偿房屋，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建公司提出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已将全部债权债务转向华发公司，补偿义务应由华发公司承担，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应向华发公司主张其权利、义务的辩解，因其与华发公司的协议仅为其双方合作开发的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原审法院对其上述所辩不予采纳。至于二建公司与华发公司的关系，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调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由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表示一定要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而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和协议又没有约定具体的补偿房屋单元，仅约定了在环城一路34号地段的新建住宅楼房第一幢2-7楼中补偿建筑面积为67平方米的房屋和第二幢（非临街）首层的东边或西边位置补偿建筑面积为84平方米的房屋各一间，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华发公司提出愿意提供华发大厦（（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125-2房屋（建筑面积84平方米）和1座505房屋（建筑面积133.56平方米）给予产权调换的主张，而其主张又没有超出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和协议约定的房屋补偿范围，故原审法院予以允准。对于偿还房屋的建筑面积超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应按何价格结算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应当确定被拆迁房产的市场评估价格，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广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正）第十四条规定，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住宅房屋，因偿还的住宅单元房屋不便于分割，超过被拆除住宅房屋建筑面积5平方米以下（含5平方米）的，可按照房屋成本价结算；超过5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偿还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不够补偿拆除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根据上述规定，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分析，按原审法院（1993）新法民初第469号民事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占有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权利份额有：原座落在新会市会城镇环城一路34号房屋拆建补偿建筑面积1009.12平方米中占有100.912平方米；原座落在新会市会城镇聚乐里11号房屋拆建补偿建筑面积87.04平方米中占有21.76平方米，合共建筑面积122.672平方米。而据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和协议，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依约应得到在环城一路34号地段的新建住宅楼房第一幢2-7楼中补偿建筑面积为67平方米的房屋和第二幢（非临街）首层的东边或西边位置补偿建筑面积为84平方米的房屋各一间，合共建筑面积151平方米（含增购的29平方米，其中6平方米按250元／平方米计价，8平方米按330元／平方米计价，15平方米按500元／平方米计价，合计增购款11640元）。对比，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部分已大大超过了可按照房屋成本价结算的5平方米，因此，超出部分应按商品房价格结算。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主张超出面积的部分应按建筑成本价计算，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江门市中坤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评估报告，具备合法性，应予以采信。经计算，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仍应向华发公司支付超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的房款291192元（4200元／平方米×（133.56平方米-67平方米）＋增购29平方米的11640元］。二、对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主张的安置补偿费及逾期利息应否予以支持，由何方支付的问题。根据1996年1月15日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签订的《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第二、第三条“安置费在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止的一年内，调整为每月5000元。此后如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未能向原业主移交新屋，则此安置费额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15%。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1月的安置费须在签订本协议后一个月内支付。从1996年2月起，该安置费由新会市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责按月汇入原业主的账户。如分批移交新宅，则按已移交的面积按比例扣减下月安置费，直至移交完毕”的约定，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有权根据己方所得权利的份额要求华发公司支付安置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环城一路34号房屋中享有的份额为1／10（即100.912／1009.12），故所享有对于该房产的安置费亦为合同约定总额的1／10，即安置费在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止的一年内，每月500元，此后安置费额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15%。由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诉讼中确认华发公司、二建公司自1995年4月23日至2000年8月22日分别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安置费，因此安置费的计算应从2000年8月23日开始计算。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请求华发公司给付从2000年8月23日起至其收到回迁房屋止的安置费，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而且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对于安置费的计算符合原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华发公司提出安置费显失公平的辩解，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约定，华发公司应支付从2000年8月2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房屋补偿之日止的安置费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其中2000年8月23日至2001年4月22日安置费为8045.44元（1005.68×8个月）；2001年4月23日至2002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13878.36元（1156.53×12个月）；2002年4月23日至2003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15960.12元（1330.01×12个月）；2003年4月23日至2004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18354.12元（1529.51×12个月）；2004年4月23日至2005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21107.28元（1758.94×12个月）；2005年4月23日至2006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24273.36元（2022.78×12个月）；2006年4月23日至2007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27914.28元（2326.19×12个月）；2007年4月23日至2008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32101.44元（2675.12×12个月）；2008年4月23日至2009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36916.68元（3076.39×12个月）；2009年4月23日至2010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42454.08元（3537.84×12个月）；2010年4月23日至2011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48822.24元（4068.52×12个月）；2011年4月23日至2012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56145.60元（4678.80×12个月）；2012年4月23日至2013年4月22日的安置费为64567.44元（5380.62×12个月）；2012年4月23日至2013年11月30日的安置费为43313.97元（6187.71×7个月）；以上各时段数据相加为453854.41元。后按每月6187.71元的标准计算］。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主张的安置费逾期利息的请求，因上述安置费的递增约定标准已属当事人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包含了相应的惩罚性，而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又未能举证证实其因华发公司违约所遭受的损失超过了合同约定的违约损失额，故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上述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二建公司支付安置费的请求，由于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已在1996年1月15日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三方签订了《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该安置费由华发公司支付，因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要求二建公司支付安置费的请求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对于基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房屋拆迁实质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因基业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亦不是涉案房地产合作开发单位，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又未能举证证明基业公司存在相应的过错，故其主张基业公司承担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和《广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正）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华发大厦（座（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25-2房屋（建筑面积84平方米）和1座505房屋（建筑面积133.56平方米）补偿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二、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发公司支付超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的房款291192元；三、华发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置费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从2000年8月23日起计算，暂计至2013年11月30日止为453854.41元，后按每月6187.71元的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房屋补偿之日止）；四、驳回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15元，诉前保全费2382元，评估费2805元，均由华发公司、二建公司连带负担。当事人二审的意见华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的第三项改判为华发公司支付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安置费64800元；二、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2014年6月6日华发公司申请增加以下诉讼请求：原审第二项判决改判为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支付华发公司超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房款398529.6元。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安置费由1996年起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15%是错误的。《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补偿问题的协议》由原环城一路34号（即李家大屋）业主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与华发公司及二建公司签订，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并没有签名。1996年至2010年8月，华发公司一直按照6000元／月的标准向包括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内的李家大屋全部继承人支付安置费，包括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内的李家大屋的全部继承人对该标准一直没有任何异议，即双方事实变更合同中的安置费为6000元／月。2009年9月起，华发公司与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外的李家大屋的继承人解决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所确定的安置费标准也是6000元／月，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安置费也应当按照该标准支付。原审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安置费由1996年起每年递增15%，计至2013年为6187.71元／月，及李家大屋全部安置费为61877.1元／月，是原来安置费的10倍，100.912平方米房屋安置费每月6187.71元，显失公平，应予以调整。二、原审判决华发公司支付2009年9月之后的安置费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是错误的。就李家大屋共1009.12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在新会区信访局及住建局的协调下，经与李家大屋继承人多次协商，华发公司从2009年9月起通过现金补偿或房屋补偿的形式，对李家大屋的拆迁予以补偿，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外，李家大屋的其他继承人的补偿问题均已解决。华发公司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未能达成一致的补偿协议的原因在于因规划局变更规划，要求在拆迁地建高层建筑，故华发公司改变设计，原大厦设计的地下住宅已全部变更为铺位，华发公司可在二层以上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补偿房屋。从2009年9月起华发公司已可以提供房屋或现金补偿，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因自身原因拒不收取补偿房屋，故华发公司不应支付2009年9月之后的安置费。三、原审依据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于1987年5月2日与二建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1989年9月13日签订的《拆建安置补偿协议》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面积29平方米的价格为11640元是错误的。1、《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由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签订，华发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二建公司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权利义务。2、上述协议签订前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李家大屋的其他继承人并未办理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的继承手续，未属于合法继承人，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属于效力未定合同。就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的继承权问题，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其他继承人发生争议，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于1994年4月21日作出（1993）新法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等继承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进行重新分配，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继承100.912平方米，及21.76平方米，合共122.672平方米。据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与二建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已失效，不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华发公司与二建公司、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代表李罩成、李耀基于1996年1月15日签订《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约定华发公司补偿合计1009.12平方米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及其他继承人。《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签订在（1993）新法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是根据法院判决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所作出的补偿，华发公司应根据该协议确定补偿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房屋的面积。原审判决依据已失效的《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确定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29平方米的价款为11640元是错误的，增购面积29平方米应当根据评估价4200元／平方米计算，合计121800元。同时，二建公司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之间的《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分别于1987年、1989年签订，当时物价较低，原审法院判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按每平方米250元及330元支付增购面积房款显失公平。3、原审判决依据《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计算华发公司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支付的安置费，又根据《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计算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29平方米的价款为11640元是错误的，《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在《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之后签订，补偿面积与安置费适用的合同应一致，均应适用后签订的合同。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答辩称：对房屋补偿问题，各方当事人都没意见，故没有对该问题进行上诉。而关于安置费问题，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发表如下意见：安置费是从1996年开始每年递增一次，这是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代表、华发公司和二建公司三方于1996年1月15日签订协议确定的，是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三方应该执行。递增幅度每年15%比当时新会市政府新府（1993）19号文件所规定的每年递增20%更少，如果双方没有该约定，则安置费应该按增幅20%执行，所以华发公司主张安置费不应该递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李家大屋的其他继承人不要求安置费递增或减少递增，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无关。华发公司主张其在2009年交付安置房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拒收，与事实不符。华发公司一直不按合同约定在首层给予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套安置房，只同意在二层以上交付安置房，该情况属华发公司不履行合同而不是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不接收房屋。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希望华发公司早日交楼，不希望靠收取对方的安置费代替，但华发公司直到本案重审一审后期，才同意按合同约定在首层补偿一套房屋，在2层以上补偿一套房屋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且其至今没有交付安置房屋，故安置费应该计算至移交房屋之日止。二建公司答辩称：华发公司提出的所有上诉请求及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答辩内容均与二建公司无关。基业公司陈述称：华发公司上诉争议的安置费、房款问题是其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之间的问题，本案纠纷与基业公司无关。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错误滥用诉权，经过实体审理，原审判决认定基业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亦不是涉案房地产的合作开发单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是完全正确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故基业公司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基业公司二审期间均没有补偿证据提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999年10月至11月租金收据一份，证明租金存在递增的情况。华发公司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租金数额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15%进行递增。二建公司、基业公司均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经审查，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是其在一审期间能够提供而未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自2009年9月开始，华发公司陆续与李家大屋的其他继承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李家大屋继承人各自所占房屋份额的补偿问题进行处理，但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没有达成一致的补偿协议。双方均确认不能达成补偿协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补偿房屋的位置问题。因设计变更原因，原约定补偿房屋位置的楼房建成后首层已无住宅，全部为铺位，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坚持要求补偿首层房屋，而华发公司只同意补偿二层以上住宅。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华发公司提出上诉的问题。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安置费的计算标准及时间？二、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的29平方米房屋面积的价款？关于安置费的计算标准及时间问题。1996年1月15日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签订《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约定安置费在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4月22日止的一年内，调整为每月5000元。此后如华发公司未能向原业主移交新屋，则此安置费额每年向上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15%。1995年4月23日至1996年1月的安置费须在签订本协议后一个月内支付。从1996年2月起，该安置费由华发公司负责按月汇入原业主的账户。如分批移交新宅，则按已移交的面积按比例扣减下月安置费，直至移交完毕。该协议是以李罩成、李耀基为代表的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与华发公司、二建公司自愿签订的，是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是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1／10的份额，而华发公司至今没有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移交安置房屋，且自2000年8月23日起就没有支付安置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审法院判令华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年15%的递增幅度计算支付安置费，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安置费的支付时间，该协议约定了华发公司应自1995年4月23日起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支付安置费至移交安置房屋止，但华发公司自2000年8月23日起就没有支付安置费，且至今没有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移交安置房屋，故原审法院判令华发公司自2000年8月23日起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支付安置费至判决确定的房屋补偿之日止，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华发公司主张其一直按照6000元／月的标准向包括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内的李家大屋全部继承人支付安置费，即双方事实变更合同中的安置费为6000元／月，但未能提交足够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同时，华发公司主张2009年9月起，该公司与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外的李家大屋的继承人解决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所确定的安置费标准也是6000元／月，故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的安置费也应当按照该标准支付，但原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已于1994年经原审法院判决进行继承和析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发公司与李家大屋其他继承人之间的协议对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华发公司的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华发公司主张原审确定的安置费计算标准过高而显示公平，但由于华发公司没有就此举证，且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分析，原审确定的安置费计算标准也没有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故华发公司的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至于华发公司认为其从2009年9月起就可以提供房屋或现金补偿，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因自身原因拒不收取补偿房屋，故华发公司不应支付2009年9月之后的安置费的问题。华发公司至今未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交付安置补偿房屋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设计变更，双方原约定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交付的首层住宅已变更为铺位，造成华发公司事实上无法依约交付，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坚持要求补偿首层房屋，而华发公司只愿意补偿二层以上住宅，双方未能就补偿房屋的位置协商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华发公司因设计变更无法向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交付合同约定的首层住宅，只愿意交付二层以上住宅的行为，显属违约，其以对方拒不收取补偿房屋为由主张无需支付2009年9月之后的安置费，明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华发公司主张变更设计的原因是规划局变更规划，要求在拆迁地建高层建筑，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增购的29平方米房屋面积的价款问题。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通过《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分别以250元／㎡、330元／㎡及500元／㎡的价格向二建公司增购6㎡、8㎡及15㎡的房屋面积，该约定是二建公司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或其代表自愿签订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而华发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合作开发商，且其与二建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涉案工程的全部开发利益和产权归属华发公司，二建公司原与拆迁户所签的一切经济补偿和合同书全部移交华发公司承担，对于补偿户如有争议均由华发公司处理，故原审法院判令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按照其与二建公司所签订合同约定的价格向华发公司支付增购的29平方米房屋面积价款11640元（其中6平方米按250元／平方米计价，8平方米按330元／平方米计价，15平方米按500元／平方米计价，合计增购款11640元），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华发公司主张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在签订《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时因尚未办理原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的继承手续，未属于合法继承人，该合同属于效力未定合同，在原审法院作出（1993）新法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后，上述两份合同已失效；而《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在（1993）新法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作出后签订，该协议约定其补偿1009.12平方米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及其他继承人，应按照该协议确定补偿给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的房屋面积；而且，按照《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每平方米250元及330元价格计算增购面积房款显失公平。对华发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规定，虽然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与二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时原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尚未进行遗产分割，但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是原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的合法继承人，其继承权的享有不以遗产的分割为前提；即使上述合同签订时因尚未进行遗产分割，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享有的财产份额尚未确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在原审法院1994年4月21日作出（1993）新法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后所得的继承财产已确定，其已取得了该财产的处分权，上述两份合同有效。其次，《关于环城一路34号李家大屋安置费补偿问题的协议》只表述了原环城一路34号业主将1009.12平方米的房屋交由二建公司拆建，未就安置补偿房屋的面积进行约定，也未约定原协议中关于增购房屋面积的约定不再履行。最后，《拆迁补偿房屋合同（业主私房）》及《拆建安置补偿协议》分别于1987年、1989年签订，参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按每平方米250元及330元计算支付增购面积房款并未显失公平；而安置补偿房屋至今未能交付的主要原因在于华发公司因设计变更而无法按照约定交付首层住宅，且华发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汤亦欢、李炎良、李炎楼一方对安置补偿房屋至今未能交付存在过错。因此，华发公司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华发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0.46元，由江门市新会区华发经济发展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曹富荣代理审判员  潘丽芳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梁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