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粤高法民二终字第5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博罗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负责人：李华，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陈铭，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秦家乐，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华，住广州市天河区。系广东南电综合开发实业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张林，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博罗支行（以下简称博罗中行）与吴华存单纠纷一案，吴华于1997年1月13日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于1997年8月9日作出（1997）惠中法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吴华的诉讼请求，吴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98年3月19日作出（1997）粤法经一上字第58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1998年12月7日作出（1998）惠中法经重字第37号民事裁定，中止本案诉讼。经吴华申请，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3日恢复本案诉讼，于2014年8月5日作出（1998）惠中法经重字第37号民事判决，博罗中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彭仕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少林、代理审判员陈颖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陈敏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华向原审法院诉称：1995年4月4日，吴华所在单位广东南电综合开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南电公司）职工共集资人民币300万元，通过建行广东分行东城支行吴华所在单位账号，由吴华作代表以自带银行汇票形式前往博罗中行处，通过博罗中行将300万元转入其下属商业街储蓄所，该所为吴华办理了定期存款手续，存期一年，月利率9．15‰。存款到期后，商业街储蓄所以贷款经营不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为由，拒绝支付存款。吴华多次到该所催要并委托律师致函三博罗中行要求及时解决，但博罗中行却以此笔储蓄是该储蓄所原主任经办，现该人已潜逃，其不知情为由，拒绝解决。吴华认为，吴华是与博罗中行下属单位发生的定期储蓄关系，吴华款项存入博罗中行的银行账户内，该储蓄所原主任是以博罗中行名义为吴华办理储蓄手续的，实施的也是博罗中行的经营活动，博罗中行应对该储蓄所原主任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请求：判令博罗中行支付存款人民币300万元及息（截止1997年1月8日为57645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存款清偿之日止）；博罗中行赔偿因冻结吴华存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本案诉讼费由博罗中行负担。博罗中行辩称：一、博罗中行依法依规为吴华办理活期存款、取款，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向吴华承担任何责任。（一）当事人双方依法仅建立活期存款法律关系。1995年4月4日，南电公司委托开户行建行广东分行东城支行签发了一份以吴华为收款人、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的汇票。吴华自带该汇票到博罗，经同城票据交换后，于同年4月8日解汇转入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账号为3154，户主为吴华。在本案中，吴华以虚构的商业街分理处名义出具的虚假的储蓄帐卡和存单收据要求博罗中行兑付存款本息，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确认该凭证无效，并驳回吴华的诉讼请求。（二）博罗中行向外兑付300万元活期存款程序合法，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我国银行业法规，银行向储户据以兑付存款的法定凭证是存单或存折。本案中，博罗中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吴华或持有涉案活期存折的取款人凭折凭密码支付存款，取款程序合法有效，博罗中行并无任何过错。二、吴华是否存在真实损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不应要求博罗中行向其重复兑付款项。因朱某尚未被抓获归案，朱某具体如何操作、是否构成犯罪等重要事实尚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吴华要求兑付的存款是否其自身或委托朱某等进行取款，至今无法查明。三、即使吴华确实存在损失，也应当由朱某、吴华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一）如果朱某构成犯罪并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且吴华有证据证明其损失确实存在，也应当由朱某个人承担责任。（二）吴华存在不应盲目追求非法高息、利息不可能提早支取、轻信非银行工作人员等诸多严重过错，其已提前实际收取的利差420600元及介绍人深圳百业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取的“介绍费”7．5万元应当从损失中予以扣除。四、吴华主张赔偿因非法冻结存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其存在严重过错，无任何证据证明该项请求实际发生及数额，且本案为存单纠纷，显然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博罗中行依法依规办理涉案款项的存、取款手续，不存在任何过错；吴华持虚假的定期储蓄帐卡要求兑付本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吴华无法举证证明其存在真实的损失。请求驳回吴华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查明：1995年4月初，经深圳百业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李某和陶某介绍，南电公司拟将职工集资款300万元人民币，以原告吴华名义定期存入被告博罗中行属下的商业街储蓄所。陶某与商业街储蓄所当时主任朱某口头商定存款按年利率27.5%支付利息。同年4月4日，南电公司委托开户行建行广东分行东城支行签发一份收款人为吴华、金额300万元的汇票。同月7日，朱少兴以中国银行博罗支行商业街分理处（甲方，下称商业街分理处）名义与南电公司、吴华（乙方）签订了一份《代行保管存单协议》，约定：乙方于1995年4月8日存入一年期定期存款300万元，为避免存单原件在往返途中丢失风险，经乙方提出，商业街分理处同意无偿代乙方保管存单原件，乙方仅保管存单复印件；乙方承诺在存款1996年4月8日到期前不要求提前支取；商业街分理处承诺在本存单委托保管期满后，应于1996年4月8日无条件交还给乙方，乙方据此支取存款和利息。朱某作为甲方签约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名，盖具的是商业街分理处的印章。同月8日，吴华自带上述汇票到博罗进行同城票据交换后，解付进了商业街储蓄所户名为吴华的3154号活期储蓄账户，商业街储蓄所开具了进帐单，该进帐单载明：收款人吴华、账号3154、金额300万元。该进帐单盖具了商业街蓄储所的印章，该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许某、黎某也分别在该进帐单的复核、记帐栏加盖了私章。吴华存款后，即收取了朱某经手支付的利差420600元。另朱某支付7.5万元“介绍费”给李某、陶某等人。同日，朱某开具了一张银行已作废不用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给吴华，该储蓄帐卡载明：户名吴华，账号01×××54，存款金额300万元，存款月息9.15‰，存款日期1995年4月8日，定期一年。该储蓄帐卡盖具的是商业街分理处的印章。同日，朱某还向吴华出具了一份载明“收到吴华定期存单正本，到期后归还，金额人民币叁佰万元”的收据，该收据盖具的是商业街分理处的印章。吴华将300万元款项解付进商业街储蓄所3154号账户后，被他人持该账户的活期储蓄存折分多次支取款项，至今该账户余额仅有48．86元。存款到期后，吴华持上述《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要求商业街储蓄所兑付存款，商业街储蓄所以吴华的存款已经取走为由拒绝兑付。1996年4月，朱某下落不明。同年5月9日，博罗中行以朱少兴私刻商业街分理处的印章骗取吴华等客户的存款600万元，并已将客户的存款转走进行经济犯罪为由，向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举报。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对朱某立案侦查后认为朱某涉嫌诈骗，于同年10月12日将该案移送博罗县公安局。同年11月5日，博罗县公安局对朱某发出了协查通报，但至今对朱某尚未抓获归案。1997年1月13日，吴华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博罗县支行于1996年10月18日出具《证明》，证实在博罗县辖区内没有批设过“中国银行博罗支行商业街分理处”这一金融机构，也没受理过要求设立这一机构的申请。原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博罗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撤销立案决定书及调查笔录，博罗县公安局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协查通报，银行汇票及进账单、储蓄存款凭条及取款凭条、代行保管存单协议、存单收据、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庭审笔录和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吴华以被告博罗中行所属的商业街储蓄所向其出具的进帐单，及商业街储蓄所负责人朱少兴以商业街分理处的名义向其出具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等凭证为主要证据提起诉讼，请求博罗中行兑付300万元存款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8号《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应确认为存单纠纷案件。朱某是商业街储蓄所的负责人，在吸收吴华存款过程中，虽然是以私刻的商业街分理处的印章出具《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给吴华持有，但吴华确实将300万元款项解付进了商业街储蓄所，商业街储蓄所已开具了载明“收款人吴华，收款账号3154”的进帐单，故本案的事实足以认定吴华与商业街储蓄所已构成了存款民事关系。吴华将300万元款项存进商业街储蓄所后，由于商业街储蓄所没有将该账户活期储蓄存折交付给吴华自行保管，导致被他人利用该账户活期储蓄存折将该款项取走，对此，吴华并无存在过错。朱某涉嫌经济犯罪，不能免除商业街储蓄所该承担的兑付存款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8号《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关于“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存单纠纷案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及处理”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之规定，吴华与博罗中行之间因存单发生的兑付纠纷与朱某涉嫌的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存单纠纷无需待朱某涉嫌经济犯罪的刑事案件结案后再作审理。博罗中行应支付吴华的到期存款及利息。吴华虽将300万元款项存进商业街储蓄所，但其存款时即先行收取了利差4206OO元，故应认定其存款本金为2579400元。有关利息，因存款系存进商业街储蓄所的活期储蓄账户，故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吴华以博罗中行非法拒付存款为由，要求赔偿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因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该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吴华请求博罗中行支付存款300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评判合理部分给予支持。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博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吴华支付存款本金人民币2579400元及利息（从1995年4月9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25794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470元，由原告负担4690元，被告负担28780元。博罗中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博罗中行依法依规为吴华办理案涉账户开立、进账、取款程序，无任何过错。原审法院仅凭“双方构成存款民事关系”而当然得出“博罗中行仍需履行兑付义务”的结论，罔顾“博罗中行已依法依规承担兑付义务”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博罗中行依法依规办理了案涉活期账户开立手续，并向吴华出具了真实的活期存折。1994年4月7日，吴华于某罗中行处开立案涉账户，账号为01×××54，户名为“吴华”该账号中的“01”代表人民币账户，“8261”代表活期账户，“28”代表网点号，“3154”代表客户账号。博罗中行在开立案涉账户时已向吴华出具了真实的活期存折，存折留有密码“WH”。在国务院2000年3月20日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施行前，法律、行政法规对企业开立活期账户并无禁止性规定，故博罗中行为吴华开立案涉活期账户的相关手续完全合法。2、博罗中行对案涉汇票的进账操作手续合法。进账单上填写的收款账号与吴华在博罗中行开立的案涉账号完全一致，证明吴华清楚知悉开户行为，知晓并掌握直实账户情况。汇票和进账单上的收款人、收款金额、兑付行、账号信息，与吴华开立的案涉账户信息完全一致，故博罗中行依法依规办理了汇票解汇进账手续。3、吴华在博罗中行办理进账操作后，自行将存折交付他人保管，原审法院认定“商业街储蓄所没有将该账户活期储蓄存折交付给吴华自行保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吴华出示的《代行保管存单协议》和《收据》中明确记载，该交付行为是“经甲方（即吴华）提出”，即由吴华主动要求将真实存折交付他人保管的，且《代行保管存单协议》和《收据》上加盖的“中国银行博罗支行商业街分理处”机构名称，中国人民银行博罗县支行证明，博罗县辖区内没有批设“中国银行博罗支行商业街分理处”，也没有受理过该设立申请。因此，《代行保管存单协议》和《收据》显然为虚假的。4、博罗中行已依规凭折兑付300万元活期存款，不应重复承担承兑义务。本案中，吴华的存折设定了密码，故博罗中行有义务对持有案涉活期存折的取款人、代理人“凭存折和密码支付”，否则将违反“取款自由”的基本原则。案涉账户中的300万元，分别于1995年4月8日、4月8日、4月8日、4月17日、5月3日、5月22日、5月27日、6月6日、6月20日、7月18日，分10次支取共300.52万元，其中含利息5238.86元，当时账户余额为48.86元。博罗中行按照操作规程查验了密码“WH”，留存了10张《中国银行储蓄取款凭条》。因此，博罗中行已依法依约履行了兑付义务，原审法院要求博罗中行对吴华承担重复兑付存款的责任，显然错误。5、吴华持虚假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要求博罗中行兑付存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吴华在整个存、取款过程中存在诸多明显过错，包括：盲目追求非法高息和相信非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主动将真实存折和密码交付他人、相关凭证存在明显瑕疵、明知利息依法不得提早支取而提前支取等，原审法院对吴华的过错一概未予认定，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吴华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否存在真实损失，朱某个人涉嫌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博罗中行承担。至今为止，因朱某尚未被抓获归案，《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收据》、《代行保管存单协议》是否朱某出具，款项是否是朱某提走，是否存在其他共犯等重要事实尚无法查明，吴华要求兑付的存款是否其本人或委托他人进行取款，现阶段仍无法确定，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均认定朱某涉嫌“个人诈骗”，与博罗中行无任何联系。综上所述，博罗中行依法依规办理了案涉账户开立、进账、取款手续，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设立密码的案涉账户，博罗中行已对账户余款严格按照当时“凭存折和密码支付”的操作规程兑付完毕；吴华持虚假的定期储蓄帐卡要求博罗中行兑付本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吴华无法举证证明其真实损失的存在；即使吴华存在真实损失，也系因其“追求非法高息”、“轻信非银行工作人员”和“自行将存款凭证和密码交付他人”等诸多严重过错导致，应由自身承担相应责任。为此，博罗中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吴华要求博罗中行支付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3、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4、改判吴华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针对博罗中行的上诉，吴华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吴华与博罗中行人构成存款民事法律关系。1、朱某作为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负责人，以博罗中行名义吸收吴华存款，将吴华300万元款项实实在在解付到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并由博罗中行出具载明“收款人：吴华，帐号：3154”的《进帐单》给吴华。因此，吴华与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已构成了存款民事法律关系。朱某是以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负责人身份向吴华出具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吴华对其私刻公章一事并不知情。2、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在为吴华办理300万元定期存款手续时，并没有告知吴华办理的是活期储蓄，也没有将该活期存折交给吴华。商业街储蓄所开立的“3154”属于无效账户，在中国银行全国系统内不可能存在“3154”账户，博罗中行应撤销该账户，并将该账户内款项退还吴华。吴华的代理人在本案诉讼期间（1997年3月7日），以自己的名义在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开具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账号显示为：47×××03-12010057493，证实：公民个人通过博罗中行柜台办理的储蓄帐号根本不可能是四位数字的帐号，该“3154”账户只能是博罗中行内部工作人员办理并非法存、取款项。二、原审法院已合理认定吴华的过错责任。吴华在将300万元款项存进商业街储蓄所时即先行收取了利差人民币420，600元，原审法院认定该存款金额仅为人民币2579400元。原审法院并非如博罗中行所言对吴华的过错一概不予认定。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朱某涉嫌经济犯罪不能免除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应承担兑付存款的民事责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8号《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吴华与博罗中行之间因存单发生的兑付纠纷与朱某涉嫌的经济犯罪应当分开审理，故朱某涉嫌经济犯罪不可以免除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承担的兑付存款的民事责任。2、已生效的（200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88号民事判决，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与本案同样性质、同样情节、同样是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办理的存单纠纷案所作出的判决，该判决确认朱某涉嫌经济犯罪，并不能免除商业街储蓄所承担兑付存款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博罗中行为谋取不当利益，罔顾客观事实，不惜提起诉累，拖延诉讼长达18年之久，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持续损害吴华的合法权益。为此，吴华请求驳回博罗中行的上诉。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中国银行惠州分行于1997年5月25日给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朱少兴利用存单进行诈骗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惠中银（1997）13号］显示，中国银行惠州分行经查实，朱某骗取中国水电工程总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百业达公司、广东南电综合开发实业公司三笔资金的诈骗手法过程基本相同，就是由朱某先在博罗中行商业街储蓄所分别为黄某、百业达公司和吴华（广东南电综合开发实业公司总经理的名字）开设三个活期储蓄存款帐户，由客户分别把款汇入上述三个帐户，然后，朱某将已作废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帐卡》当作存单分别交给客户，同时以虚构的“商业街分理处”名义，分别与客户签订《代保管存单协议》，向客户出具实际不存在的存单正本的收据，而客户活期存折则由朱某掌握支用。又查明，本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0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88号案，系上述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起诉博罗中行的存单纠纷案。在该案中，本院认定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确实将200万元款项解付进了商业街储蓄所，并由商业街储蓄所出具了载明“收款人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收款账号01×××83”的进帐单给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故本案的事实已足以认定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与博罗中行所属的商业街储蓄所已构成了存款民事关系。上述帐户虽然实际是朱某以黄某的名义开立的活期储蓄帐户，但商业街储蓄所在办理该款项的收取手续时并没告知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该帐户不是以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名义开立的帐户，商业街储蓄所在收款人和收款帐号不一致的情况下也没有按照银行的正常操作规程作退票处理，故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有理由相信该帐户是商业街储蓄所为其办理的存款帐户。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将该款项存进商业街储蓄所后，被朱某利用持有的该帐户活期储蓄存折将该款项取走，商业街储蓄所对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负有过错责任，博罗中行应支付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的到期存款及利息。本院据此维持原审法院判令博罗中行应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水电公司深圳办事处人民币1599116.75元的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博罗中行的上诉理由，博罗中行对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存单纠纷案件；吴华确实将300万元款项解付进了商业街储蓄所，商业街储蓄所已开具了载明“收款人吴华，收款账号3154”的进帐单，故本案的事实足以认定吴华与商业街储蓄所已构成了存款民事关系；吴华与博罗中行之间因存单发生的兑付纠纷与朱某涉嫌的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存单纠纷无需待朱某涉嫌经济犯罪的刑事案件结案后再作审理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均予以确认。综合上述确认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吴华是否存在存款损失；二、博罗中行应否对存款损失承担过错责任。关于吴华是否存在存款损失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吴华已将涉案款项存入了博罗中行属下的商业街储蓄所，故博罗中行负有向吴华兑付存款及相应利息的义务。虽然博罗中行已对外兑付了以吴华名义开立的账户存款，但根据中国银行惠州分行给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朱少兴利用存单进行诈骗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中查实的事实，该账户实际是朱某事先在商业街储蓄所以吴华名义开立的账户，该账户的唯一取款凭证存折是由朱某掌握支用，吴华并不持有存折。结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博罗县公安局将涉案款项被取走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以及检察院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等现有在案证据，目前可以认定博罗中行并非向吴华兑付了存款，以吴华名义开立的账户存款系被朱某或他人取走，吴华存在存款损失的事实。博罗中行上诉主张吴华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存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博罗中行应否对存款损失承担过错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用于接收吴华涉案存款的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是由博罗中行的工作人员朱某利用担任商业街储蓄所主任的职务之便，擅自以吴华名义开立的存款账户。由于某罗中行的内部管理不严，致使其工作人员朱某能够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操作，擅自以吴华名义开立活期存款账户，并掌控该账户的存折支用。博罗中行的工作人员朱某没有按正规程序为吴华开立存款账户并将账户存折交付吴华自行保管，是造成吴华的存款被朱某或他人取走的根本原因，故博罗中行对吴华的存款损失应承担过错责任。博罗中行上诉主张其不存在过错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某罗中行没有向吴华交付存折，而本案存款系被朱某或他人利用存折取走，故原审法院认定吴华无过错，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8号《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关于“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存单纠纷案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及处理”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博罗中行应支付吴华的到期存款及利息，进而将吴华存款时先行收取的利差420600元在300万元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判决博罗中行向吴华支付存款本金25794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博罗中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470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博罗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仕泉审 判 员  陈少林代理审判员  陈 颖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