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都商初字第0651号原告刘道祥，个体经营户。委托代理人唐亚，江苏腾飞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洪春，盐城市春竹工艺品有限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潘连诗，江苏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道祥与被告孙洪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凤春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安红、人民陪审员李永龙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0月9日、2014年1月3日、2014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道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唐亚、被告孙洪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潘连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道祥诉称，2012年6月至2012年11月间，孙洪春以其个人名义向我购买煤炭价值388972元。2013年3月15日，双方经结帐后，孙洪春出具欠条认可下欠货款148972元。嗣后，经我催要货款，其仅于2013年5月13日汇款10000元、同年7月23日支付现金10000元，余欠货款128972元至今未付。现要求判令孙洪春偿付货款12897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刘道祥起诉的主要证据为：1、2013年3月15日孙洪春出具的结帐单（代欠条）一份；2、刘道祥记载的其于2012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间销售煤炭的帐目本一册；3、2012年11月14日孙洪春出具的结帐单复印件一份；4、本院委托盐城天方会计师事务所就截止2013年7月底孙洪春欠刘道祥货款数额所作出的盐天方检字（2014）第05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被告孙洪春辩称，一、向刘道祥购买煤炭的买方主体是盐城市春竹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竹公司），并非我个人；我是春竹公司业务经办人，购买刘道祥煤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刘道祥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二、2013年3月15日我出具的结帐单中“下欠货款148972元”后有一句“如有差错，可核对冲帐”，可以说明这个结帐的欠款数额是不准确的，应依据真实的购货和付款情况重新进行结算。事实上自2012年6月初起，刘道祥计供应煤炭价值388972元，春竹公司通过我的信用卡汇款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计付款333172元，尚欠刘道祥货款55800元，春竹公司因刘道祥未开具税务发票，故未偿付下欠货款，要求刘道祥开具供货煤炭388972元的税务发票。请求驳回刘道祥的诉讼请求。被告孙洪春答辩的主要证据为：1、2012年6月3日至2013年5月13日期间孙洪春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卡打卡给刘道祥的银行卡业务明细一份（计付款十一笔）；2、春竹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根据原告刘道祥的起诉、被告孙洪春的答辩，当事人各方的争议焦点为：1、向刘道祥购买煤炭的买方主体是春竹公司还是孙洪春个人；2、欠刘道祥煤炭货款的数额是128972元还是55800元；3、刘道祥应否向孙洪春或春竹公司开具供货煤炭388972元的税务发票。在质证过程中，孙洪春对刘道祥提供的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异议为结帐单虽有“下欠148972元”字样，但后面有一句“如有差错，可核对冲帐”，可以说明这个结帐欠款数据是不准确的，应以实际付款情况结算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异议为购买煤炭的是春竹公司，孙洪春只是经办人；对证据2异议为刘道祥自己记载的帐目本、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异议为是复印件，且该结帐单中有涂改现象，故不具有真实性，此外，该复印件结帐单亦书写有“有差错或现金条在扣除”字样，进一步说明双方的结帐是不准确的；对证据4异议为会计鉴定报告依据的事实是没有根据的，其结论是在缺乏证据证明的基础上运用怀疑和推理得出的，因此其结论是错误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刘道祥对孙洪春提供的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1异议为打卡金额与欠款数额之间无关联性，故不予认可，如孙洪春举证出2013年3月15日其出具结帐单（代欠条）后支付货款的证据我方同意冲减欠款。本院对当事人各方提供的证据经审核认为，刘道祥提供的证据1形式真实性经质证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当时结帐的具体结论，结帐单中虽书写有“如有差误，可核对冲帐”字样，除部分货款帐目应凭据冲减外，孙洪春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对整个结帐结论予以推翻，故予以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2虽系刘道祥单方自行记载的供货往来帐目，但大部分记载内容与两次结帐的结帐单即证据1及证据3数据吻合，故对帐目本中有其他证据印证的记载内容予以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余部分不予认定，不作为定案依据；证据3虽系复印件，其结帐内容与证据1相互印证，为证据1结帐单数据的具体细化，故予以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4系由本院经随机选择后委托的具有会计审计鉴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鉴定意见，鉴定过程中虽因孙洪春未予配合、未提供原始凭证和帐簿，但鉴定报告针对当事人存在的四笔货款帐务争议的分析基本符合通常事理和帐理，除2013年2月8日汇款10000元一笔鉴定报告对其分析推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认定外，其余鉴定意见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帐务争议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刘道祥对孙洪春提供的证据2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1能够证明孙洪春通过其银行卡支付货款的情况，故与本案争议间有关联性，予以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各方对事实无异议部分，可以确认下列事实：2012年6月19日至2012年11月13日间，孙洪春计向刘道祥购买煤炭价值388972元。2012年11月14日，双方经结帐后，由孙洪春书写了结帐单一份，载明：刘道祥（供货）煤款数：2012年6月19日款23958元，7月16日款24354元，8月7日款110134元，10月1日款22142元，10月8日21.53T、10月9日81.445T×1030＝106064元，11月13号99.34×1030＝102320元，以上（供货）煤款计388972元；春竹（公司）已支付现金20000元，打卡9月3日30000元，9月21日20000元，10月5日20000元，10月26日50000元，11月9日30000元，11月13日现金20000元，以上付款计190000元，合计下欠煤款壹拾玖万捌仟玖佰柒拾贰元整，有差错或现金条在扣除，欠帐人孙洪春。嗣后，孙洪春于2012年12月11日又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8的信用卡转帐50000元至刘道祥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2的信用卡帐户上。2013年3月15日，双方又经结帐后，由孙洪春收回了其于2012年11月14日出具的结帐单原件，双方仅保留了复印件。当日，孙洪春又出具了一份结帐单（代欠条），载明：欠刘道祥2012年6月19号至2012年11月14号总货款388972元，已付240000元，下欠148972元，如有差误，可核对冲帐，结帐人孙洪春。嗣后，孙洪春于2013年5月13日通过信用卡汇款10000元、2013年7月23日支付现金10000元，均由孙洪春在该份结帐单（代欠条）下方作了记载。2013年2月8日，孙洪春又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帐户转帐10000元至刘道祥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帐户，余欠货款118972元至今未付。刘道祥经催款未果，遂诉至本院。本案审理中，因双方就所欠货款数额存在帐务争议，根据刘道祥的申请，本院经随机选择后委托盐城天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截止2013年7月底孙洪春欠刘道祥货款的真实数额进行审计鉴定，该所于2014年5月29日出具盐天方检字（2014）第05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截止2013年7月底孙洪春欠刘道祥货款128972元。刘道祥为此向鉴定机构支付了司法鉴定费80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向刘道祥购买煤炭的买方主体是春竹公司还是孙洪春个人的问题。本案煤炭买卖行为发生时双方均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孙洪春辩称购买刘道祥煤炭的主体是春竹公司、其既是春竹公司的董事长又是业务经办人、其购买煤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不应由其个人承担偿付货款的民事责任。（一）、从本案的关键证据即2013年3月15日由孙洪春出具的结帐单来看，该结帐单右上角由孙洪春注明“代欠条”字样，结帐单落款处并未以春竹公司或春竹公司经办人的名义署名，说明结帐单载明的欠款人是孙洪春而非春竹公司。（二）、从煤炭货款的支付情况来看，所有货款均由孙洪春从其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龙冈支行的个人信用卡（卡号为62×××18）中汇转给刘道祥或由孙洪春支付现金，并未通过春竹公司帐户或由春竹公司财务会计支付。（三）、从刘道祥个人记载的煤炭销售帐目本来看，其均记载为销售给孙洪春，说明刘道祥在交易当时认可的买方主体是孙洪春个人而非春竹公司。（四）、从春竹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材料来看，春竹公司是由两个自然人股东投资设立的、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孙洪春仅是该公司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尽管审理中孙洪春提供了春竹公司的书面证明称孙洪春是该司董事长、自2012年1月份以来经手的煤炭买卖行为均系代表春竹公司的职务行为，但从上述系列证据所能够证实的事实来看，孙洪春并未以春竹公司的名义与刘道祥发生煤炭买卖业务；另一方面，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刘道祥作为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方，其并不认可春竹公司为买受人，而是一直认可孙洪春为购买主体，故仅凭春竹公司的书面证明并不能改变孙洪春作为本案煤炭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主体地位。综上，孙洪春关于其不是买方主体的辩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二、关于孙洪春欠刘道祥货款的数额是128972元还是55800元的问题。双方在本院审理期间一致确认，至2012年5月底前的煤炭货款均已结清。存在争议的是2012年6月以后孙洪春以打卡方式汇付的四笔货款，即2012年6月3日汇款24100元、2012年6月19日汇款26400元、2012年7月25日汇款12672元、2013年2月8日汇款10000元，合计73172元。刘道祥认为上述四笔打卡汇款之所以于2012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两次结帐时结帐单中未予录入，是因为其中前三笔汇款的数额与其三笔供货的货款数额相等，按通常习惯做法，在钱货两清后已由刘道祥将有孙洪春一方人员签字的“送货单”全部交还孙洪春，故其已无法再行提交送货单等供货凭据；2013年2月8日汇款10000元系支付其2013年1月17日所供煤炭款23335元（20.835T×1120元／T﹦23335元）中的部分，2013年1月17日供货的其余货款13335元则由孙洪春于2013年春节前以现金方式付清，该笔货款实质亦钱货两清，故对上述钱货两清的四笔打卡汇款计73172元在两次结帐时均未予录入。孙洪春对上述以打卡方式汇付的四笔货款辩称为系双方结帐中的遗漏，2013年3月15日其出具的结帐单中之所以在“下欠148972元”后注明“如有差误可核对冲帐”，即说明双方在书写这份结帐单时就没有据实结帐，现应将遗漏的四笔打卡汇款予以冲减结帐已确认的欠款数额，冲减后实欠刘道祥货款55800元（结帐欠款数148972元－刘道祥认可的结帐后二笔还款20000元－遗漏的四笔打卡汇款数73172元﹦55800元）。对上述四笔货款的争议，本院认为，（一）、关于2012年6月3日汇款24100元应否冲减下欠货款的问题，双方于2012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两次结帐的结帐单中均载明结帐的时间段为2012年6月19日至2012年11月14日，2012年6月19日为开绐的时间，说明双方默认2012年6月18日以前的供货帐目已结清，已不存在争议，故无再行需录入帐目已清的供货数额及付款数额，2012年6月3日汇款24100元依时间段划分明显在2012年6月18日以前，故此笔汇款24100元不应从结帐后的欠款中予以冲减。（二）、关于2012年6月19日汇款26400元应否冲减下欠货款的问题，首先，双方于2012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两次结帐的结帐单中均明确结帐的开始时间为2012年6月19日，2012年11月14日结帐单中载明的第一笔供货即为2012年6月19日货款23958元，此笔供货与刘道祥自行记载的帐簿中“2012年6月19日孙洪春21.78T×1100﹦23958元”相吻合，孙洪春于当日即向刘道祥打卡汇款26400元，该数额大于当日供货货款23958元，如系支付23958元的货款则结帐时肯定会录入此期间第一笔交易的货款，既然双方在两次结帐中均未予录入，唯一的可能即是支付2012年6月19日以前的欠付货款。其次，从孙洪春出具的结帐单载明的付款明细来看，孙洪春向刘道祥打卡付款或现金付款均为若干万元的整数，鲜见有尾数为几百几十几元的付款，发生这种带有尾数的付款系钱货两清交易的盖然性较高。故此笔汇款26400元亦不应从结帐后的欠款中冲减。（三）、关于2012年7月25日汇款12672元应否冲减下欠货款的问题，一是该笔汇款从数额上来说精确到了几百几十几元，与孙洪春通常情形下向刘道祥打卡付款或现金付款均为万元整数的付款交易习惯不相符合，从而印证了刘道祥所称12672元系汇款当日向孙洪春供应煤炭11.52吨、钱货两清、故未录入结帐单进行结帐的解释；二是与刘道祥自行记载的帐簿中“2012年7月25日孙洪春11.52T×1100﹦12672元”相吻合，故2012年7月25日汇款12672元系双方于当日钱货两清的交易付款，不应冲减结帐后的下欠货款数额。（四）、关于2013年2月8日汇款10000元应否冲减下欠货款的问题，刘道祥解释该笔汇款是孙洪春偿还其2013年1月17日购买其煤炭20.835吨、货款23335元（20.835×1120﹦23335）中的部分，10000元以外的13335元孙洪春于2013年春节前以现金方式付清，其帐簿中有记载；孙洪春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因2013年2月8日该笔汇款10000元系万元数额的整数汇款，与刘道祥自行记载的帐簿中“2013年1月17日孙洪春20.835T×1120﹦23335元”既不存在数额上的吻合或对应关系，又不是供货当日即2013年1月17日钱货两清的交易付款，故在缺乏送货单等供货凭证的情形下，仅凭刘道祥单方记载的帐目本不足以证明该10000元汇款即是偿还其所称2013年1月17日供货中的部分货款的事实，本院对孙洪春辩称该笔10000元货款应予冲减双方结帐后的下欠货款的主张予以采信。三、关于刘道祥应否向孙洪春开具供货煤炭388972元的税务发票的问题。出卖人按照约定或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的资料”系出卖人的从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的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故本案中，刘道祥作为出卖人，其在煤炭买卖交易发生后，有义务依据合同法及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买受人孙洪春开具税务发票，孙洪春该抗辩理由成立。鉴于孙洪春抗辩主张的开具税务发票的数额大于刘道祥主张的欠付货款数额，故孙洪春可另行主张该权利。综上所述，刘道祥与孙洪春之间发生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院对刘道祥的诉请中除10000元部分不予支持外，对其其余诉请予以支持，对孙洪春的辩称予以部分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洪春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刘道祥货款118972元；二、驳回原告刘道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79元、财产保全费1185元、司法鉴定费8000元，合计12064元，由原告刘道祥负担844元，被告孙洪春负担11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凤春审 判 员  安 红人民陪审员  李永龙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王 珲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