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达。委托代理人：贺筱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雷。委托代理人：王发勇。委托代理人：邵福香。上诉人陈达为与被上诉人徐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商初字第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徐雷在“今××因生意需要向××借人民币（大写）××（小写）××元整。借款×年×月×日至×年×月×日归还，由杭州××法院管辖。如逾期未还承担总额的15%违约金以及承担律师代理费”的格式借条上签字捺印，分别填写“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10至2012年6月10日”，“20000元、借款期限2012年5月10日至2012年6月10日”；莫利峰为担保人。后陈达以徐雷未归还借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外人莫利峰、杨志钧诉徐雷民间借贷纠纷（2013）杭江商初字第1310、1311号案件已审理终结，一审均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莫利峰、杨志钧、陈达分别诉徐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条的格式均一致，杨志钧、陈达均认可并不认识徐雷，系经莫利峰介绍，两人的借款时间均发生在2012年5月期间，且借款交付凭证也均未能提供。根据上述情形，如确因生活需要或其他急需，一般不存在在同一时间向不认识的人连续借款，虽原审原告存有原审被告母亲的房产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但双方并未办理房屋抵押手续，且本案借款金额与房屋抵押价值缺乏对应，上述借款不符合一般常理。虽原审被告抗辩系赌债的证据不足，但也不排除存在非正常借款的因素，且实际交付凭证缺乏，原审法院对原审原告主张要求归还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71元，由陈达负担。宣判后，上诉人陈达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在被上诉人徐雷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推理否认借条的证明力，判决缺乏事实基础，有违证据规则。借条载明了相关权利义务，徐雷也认可该借条为其亲笔签字，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纪要》的精神，民间借贷中的借据，既是借款成立的证据，也是借款实际发生的证据，应当确认该借条的证明力。浙高法（2009）297号文件第十四条也明确规定：“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徐雷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对其亲笔签名的借条承担责任。徐雷以案涉债务系赌债为由提出的抗辩并无相应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七十六条等规定，其抗辩意见不应得到支持。而上诉人陈达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也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支持。二、原审判决对于“非正常债务”的认定缺乏客观证据，不符合民事判决中高度盖然性的标准。首先，徐雷所涉三个案件，借款时间跨度自2012年2月至5月，系持续处于资金紧张状态，且债权人中仅有上诉人陈达与其不相识，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同一时间向不认识的人连续借款。徐雷真实借款用途为筹备婚礼所需，在其单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次，徐雷交付了其母的房产证，虽未办理抵押登记，但足以侧面印证上诉人交付借款的事实。根据徐雷所述，多份借条系2012年年初赌博时出具，并在此后曾报警，可见徐雷懂得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但却在赌博后的三个月又向出借人交付房产证，可见其陈述受人胁迫而出具借条并不合理。再次，如徐雷陈述属实，其同时出具若干空白欠条，可任由他人随意填写，那么莫利峰等人完全可以将债权人填写为相识的对象，可以随意提高借款的金额，而完全没有必要填写徐雷完全不认识的人作为债权人来主张小额借款。此种虚构债务的方式没有必要。综上，原审法院以“不排除非正常借款的因素”作为裁判标准，对上诉人陈达过于苛刻，几乎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允。三、莫利峰、杨志钧诉徐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系原审法院同期一并审理判决，但尚未生效，不宜以该两案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该两案虽然原审法院驳回了莫利峰、杨志钧的诉讼请求，但均已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审结，且徐雷陈述疑点较多。首先，关于借条的数量，在三个案件的一审时徐雷多次陈述出具借条5张，此后发现同样格式借条有6张。其次，关于房产证交付的原因。在本案中其称是因莫利峰办理租赁合同以领取住房公积金所借。但在莫利峰案件二审中，又称是其并不认识的杨志钧出于相同原因所借，该陈述自相矛盾。另外，既然徐雷不应向不认识的陈达借款，又怎会向不认识的杨志钧出借房产证？再次，关于借条上债权人姓名的填写问题。若同徐雷所述，借条系赌博时出具的空白借条，债权人姓名必然不会是徐雷所写。但事实上，借条上债权人姓名确系徐雷所写。徐雷若有异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其从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应视为对该证据真实性的认可。四、在朋友同事等人之间，基于平时相处的信任与友情，以借据为凭证，不收取利息出借款项，属于常态。但按照原审判决，在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客观存在的借条都无法主张权利，将对建立诚信意识具有不良的导向作用。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徐雷答辩称：上诉人陈达与被上诉人徐雷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徐雷在赌博后被胁迫之下出具了5、6张借条，借条上的出借人姓名均非徐雷所写，其他的字都是被上诉人写的。出具地点在七堡格林豪泰酒店大厅，当时在场的有史可敏、杨华芳、莫利峰。通过借条上的涂涂改改能反映出被上诉人当时很紧张，受到胁迫。被上诉人母亲的房产证是因为莫利峰要办理住房公积金向被上诉人借的，当时莫利峰承诺办完住房公积金手续后，给徐雷5000好处费。同一天出具的借条，还款的时间却不同，不符合常理；一张借条有“以房产证作抵押”，另一张却没有，也不合常理。出具借条的时候并无莫利峰担保的字样。一直到相继收到法院的法律文书，才知道借条落到了史可敏、杨华芳、莫利峰，杨志钧、陈达手上。2013年史可敏、杨华芳拿借条向江干区法院起诉，最后以撤诉结案。莫利峰，杨志钧拿借条向法院起诉，现一审、二审均已经败诉。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时候还在公交公司上班，既不存在做生意的事实，也不存在所谓的资金短缺。综上，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也无款项交付事实，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达的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外人莫利峰持有徐雷交付的相关房产证原件，上诉人陈达和案外人杨志钧持有该房产证复印件，杨志钧在其起诉徐雷的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用以证明杨志钧和徐雷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该房产证对应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徐雷曾向案外人杨志钧等人出具与本案所涉借条格式一致的借条，并在本案诉讼发生的同期，杨志钧、杨华芳、史可敏、莫利峰分别凭借条作为出借人，以徐雷作为借款人提起诉讼，后杨华芳、史可敏撤诉；杨志钧、莫利峰作为原告的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最终诉讼请求均被驳回。上述人员除莫利峰与陈达系邻居外，其余人员均为或曾经为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徐雷于2012年8月16日因旷工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作为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出借人需要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出借人陈达以其现金给付获取徐雷出具的借条为依据向徐雷主张权利。经审查，该借条中仅记载了双方借贷合意，并未明确款项是否交付。关于借贷合意的形成、借款事实的发生，全案存有诸多疑点：一是借款的原因存疑，借条记载因生意需要，陈达庭审中陈述因徐雷结婚装修所需。二是借贷双方此前并不相识，陈达陈述系基于对莫利峰的信任，间接与徐雷达成借贷合意并两次委托莫利峰交付借款并收取借条，不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三是同期存在多张形式雷同的借条且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来源及去向，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普遍存疑。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借贷合意不清、款项交付不明，在合理存疑的前提下，陈达并未有效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审法院驳回陈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陈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071元，由上诉人陈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晟代理审判员  章保军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