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5)海刑初字第1699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徐建刚，男，1958年10月16日。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4年5月2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6月1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辩护人崔戎锋，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孙利，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5）7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建刚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闫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建刚及其辩护人崔戎锋、孙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徐建刚从1995年起长期驻京，其主要工作职责之一是建立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工作联系。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被告人徐建刚利用其基于工作与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电力司司长许×（后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另案处理）建立的联系和便利条件，接受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1（另案处理）等人的请托，在李×1与许×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期间向李×1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2014年5月23日，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被告人徐建刚到该院接受调查，2014年5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将徐建刚带至北京接受调查，并于2014年5月25日对其进行拘传。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徐建刚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徐建刚定罪处罚。被告人徐建刚对检察院的指控罪名和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辩称：1、其是扬州市政府驻京办的干部，没有权力去审批吕四港电厂项目；2、其将李×1介绍给许×认识，并不是基于其自身的职权便利，而是其与许×志趣相投，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其就这么做就是帮朋友的忙；3、其收取50万元的目的在于解决驻京办的接待费用缺口，都是用于公务，而不是自用；4、收取的50万元款项中有15万元去向不明，并非其使用。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徐建刚没有利用职权或便利条件受贿；2、本案中，徐建刚没有为请托方谋取不正当利益；3、被告人徐建刚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4、认定徐建刚具有索贿情节证据不足。综上，提请法庭宣告被告人徐建刚无罪。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建刚从1995年起长期驻京，其主要工作职责之一是建立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工作联系。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被告人徐建刚利用其基于工作与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电力司司长许×（后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另案处理）建立的联系和便利条件，接受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1（另案处理）等人的请托，在李×1与许×之间进行介绍，并促成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吕四港电厂项目完成审批，期间向李×1等人索取钱款人民币50万元。2014年5月23日，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被告人徐建刚到该院接受调查，2014年5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将徐建刚带至北京接受调查，并于2014年5月25日对其进行拘传后向其宣布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徐建刚在其亲属协助下退缴人民币50万元，现扣押在案。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并经法庭质证：1、被告人徐建刚于2014年12月2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其是江苏省扬州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但人事关系全部在扬州市发改委，驻京办也是发改委代管的。其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扬州的重大项目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之间的对接，具体说就是根据项目、文件的进展到相应的发改委、能源局的部门去了解、催办。另外也负责扬州市领导到北京的一些接待工作。1994年，其在扬州市计委工作，许×在国家计委投资司地方处担任副处长，正好到扬州考察项目，其参与了接待，就认识了许×。后来许×调到能源局当电力司司长之后，由于正好扬州也有电厂要跑项目，他又正好分管这部分工作，其就经常去找许×问问情况，汇报汇报，也经常安排市里领导过来和他见见面，这样通过工作上的联系其和许×的关系就近了一些，更好打交道，也更熟了。2、证人苏×于2014年11月18日所作的证言，证明扬州市政府驻京办主要职能是在北京服务扬州市委市政府在北京的重大活动，其中涉及到扬州市在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的审批、争取，服务公务活动的迎来送往。其于2007年任驻京办主任时，驻京办已经归扬州发改委日常管理了。徐建刚是扬州市发改委的主任科员，长期派驻北京，后扬州市委市政府撤消了扬州发改委驻京机构，合并到了市政府驻京办，考虑到徐建刚长期驻京且与国家发改委保持着工作联系，2009年市委组织部明确其为扬州市驻京办副主任，他的工作仍由扬州发改委安排，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扬州与国家发改委有关的项目，与发改委进行联系、衔接、沟通和服务。3、证人许×于2014年12月5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徐建刚曾任扬州发改委驻京办主任，负责跑扬州市发改委在北京的联络、接待工作，负责扬州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在各部委的审批、联系工作，其中包括扬州市电力项目的申报、审批工作。大概1994年，其在国家计委投资司担任地方处副处长时去扬州考察过一次，徐建刚作为扬州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其，然后就认识了。其于2008年8月担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之后，徐建刚曾为了扬州市多个电力项目审批找过其。4、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四季园派出所提供的自然人基本信息表，证明被告人徐建刚的自然人身份情况。扬州市发改委于2014年9月17日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徐建刚从1995年起，长期驻京，主要工作任务是建立与国家发改委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工作联系，协助扬州市发改委上报的重大项目审批，沟通地方与中央部门的关系，为本市引进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牵线搭桥。中共扬州市纪委驻市发改委纪律检查组提供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干部履历表，证明被告人徐建刚从2005年5月起，开始担任扬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科员，并从2006年6月起兼任扬州市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扬州市纪委驻市发改委纪律检查组提供的任职批复，证明被告人徐建刚于2009年4月被任命为扬州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5、证人许×于2014年12月5日所作的供述，证明2008年前，其是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2008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务院能源办、国防科工局部分人员合并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其开始担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电力司负责电力产业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具体职责是制定电力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审批新的电力项目、提出电力改革的建议等。6、国家能源局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200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改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2003年7月能源局主要职责处级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08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2008年8月国家能源局关于报送国家能源局具体职责司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函，证明国家能源局系机关法人。许×2004年12月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2008年8月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2012年12月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电力司的职责包括：拟定火电、核电和电网有关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电力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等。具体包括提出火电、核电和电网发展布局及重大项目审核意见，负责相关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管理。7、被告人徐建刚于2014年12月2日所作的供述，证明2008年9月，江苏省发改委基础产业处分管能源的副处长陈×到北京对其说：“你在北京的接待费用挺大的，过几天我找个单位给你解决一部分费用，你呢，也帮他们办点事。”2008年底，陈×在北京叫其去吃饭，地点可能是在启东办事处或者苏源锦江，其去了之后发现有其余六七个人。陈×向其介绍了李×1，说“李×1是大唐吕四港电厂的总经理，他们正在往上（能源局）报项目，（电力）司里他比你熟，其他人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找一下许司长，这是林主任（林一峰）家乡的项目。”吃过饭后，李×1跟其谈了会儿，说他们正在跑2台60万千瓦的电厂，省里已经给了指标，需要其帮助找许×，在他们项目审批的时候关照一下，还说：“其他的都不用你管，你就帮忙做做许司长的工作。”然后李×1给了其一张中国银行的卡，卡上有“王志昌”的名字和密码，告诉其说卡里有30万元。其就收下了卡，也答应帮他跑项目。2009年，李×1带了2、3个人来扬州见其，还是说项目的事情，还是叫其帮帮忙。其说行，其来帮他做工作。李×1之后又给这张中国银行卡上打了20万元。2009年3、4月份，李×1打电话告诉其说他们电厂项目文件审批到了许司长那里，然后其去找了许×，介绍了吕四港电厂项目，并说容量都有了，请许×看看，许×说好。之后李×1来了北京，其带他又去找了许×，其介绍说李×1是大唐吕四港电厂的总经理，其带他来汇报项目，许×说他先看看材料再说。之后李×1又打电话催其去看看项目进度，其就又去找了许×，许×说这个项目有违规的地方，报项目时从原定的2台60万千瓦变成了4台60万千瓦。其问过许×怎么处理违规问题，许×说过以“上大压小”的途径解决，然后其告诉了陈×，让陈×转告李×1，之后他们就去找“上大压小”的指标，最后通过了审批。8、证人李×1于2014年7月30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02年，大唐国际成立了吕四港电厂项目筹备处，任命了其与高×、刘鹏为班子成员开展前期工作，其是筹备处主任。2002年开始，筹备处先由启东市发改委牵头，联系相关部门出具支持建吕四港电厂的文件，报到南通市发改委，然后报到江苏省发改委。省里也出了相对应的支持性文件。2003年底或者2004年初，吕四港电厂项目第一次上报到了国家发改委开始审批项目建议书，但是项目没有通过审批。吕四港电厂于2003年底开始填海造地，为工程建设做准备，2005年底基本完成填海造地工程。2004年，国家发改委改革了审批制度为核准制，吕四港电厂项目重新准备了相关材料；2006年，为了增大通过审批的可能性，又通过省发改委第二次上报吕四港电厂项目，但还是没有结果。从2007年下半年起，主体工程开始建设，由于未批先建，电厂在融资、安全方面存在极大压力，因此其就着急要加快速度通过审批。2009年，吕四港电厂收购了80多万千瓦小机组容量指标，又通过“上大压小”的方式由省发改委第三次报到国家发改委进行审批，上报的是4台60万千瓦装机容量，2009年12月，吕四港电厂项目终于拿到了项目核准文件。第三次上报项目后，之所以能在不长时间内就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是因为吕四港电厂曾找扬州市发改委的一个主任徐建刚帮忙打点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电力司的司长许×来进行项目审批。其之前认识江苏发改委沿海开发办的一位处长叫李×2。2008年下半年，其在江苏省发改委跑电厂项目审批时，去了李×2办公室，说起吕四港电厂多年一直批不下来。李×2说扬州发改委有一拨人跟能源局很熟，还说其中有一个能人叫徐建刚，和许×私交极好，问其要不要试试看找徐建刚帮帮忙。其说好，其去找找他。其回到电厂之后，按照李×2的安排，让副总高×和电气专工宋×去扬州见徐建刚，摸摸情况，并且让高×跟徐建刚说说项目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问问对方是否同意帮忙，如果愿意帮忙需要什么条件，看看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高×、宋×去扬州之后，通过李×2和徐建刚取得了联系，谈完之后他们回来汇报说徐建刚愿意帮吕四港电厂去跑项目，但是徐建刚说需要不少于50万元作为打点许×的费用和他在北京的车马费用。2008年11月份，其和高×商量之后，觉得这笔钱还是要给徐建刚，高×说可以由厂里施工的民营企业先出，之后电厂再补偿对方。其就找到了南通二建项目负责人王志昌，让他帮忙出了这50万元。后来，高×跟徐建刚联系，说徐建刚同意来启东跟其见面。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徐建刚来了启东。其、高×、杜×先到了启东宾馆的茶座等他，不一会，徐建刚拎着一个小包就到了，双方先客气了几句，其介绍了吕四港项目的上报情况，一直批不下来，希望能通过他当面向许×汇报项目，推进项目的审批。他说：“咱们做做工作，共同努力吧。”其说：“徐主任，那个（银行卡）都给你办好了。”他说好，然后其说：“成龙，你把那个东西给徐主任。”杜×就把装着银行卡的信封交给了徐建刚，徐建刚就收下了。随后其表示要请他吃饭，他说还有事，就不吃了，然后出门坐车走了。给徐建刚银行卡之后大约一两天，徐建刚又给其打电话，说是钱不对，其说给他落实一下。然后其打电话问了王志昌，老王说没问题，他手头有点紧张，先打了30万元，之后会很快再打20万元。其又给徐建刚打电话说费用没有问题，让他放心。过了几天，王志昌打电话告诉其说费用打齐了，其就打电话告诉徐建刚卡里费用没问题，让他再查查，之后徐建刚就没有再说过费用的事情。徐建刚两次带着其去国家发改委见过许×，汇报吕四港电厂项目。第一次是2009年7月份，当时其带着杜×到北京出差，徐建刚帮忙约好了许×。第二天下午，徐建刚带其去国家发改委许×的办公室见了许×，当时小杜没进去。进去之后，徐建刚向许×介绍了其，其递了名片，然后赶紧介绍和汇报项目，想把材料递过去。许×说他都知道，吕四港电厂在海边，并且说了两点，一是江苏违规项目太多，南通电源点太集中，需要其找省发改委把吕四港项目在省里往前排，二是电厂输电送出通道的问题，要其再进一步研究。其说：“我们回去抓紧再做工作，谢谢许司长”，然后就出去了，徐建刚留在办公室接着聊了十多分钟也出来了。出来之后，其请徐建刚在甘家口的海参舫饭店二楼吃的饭。其问徐建刚是怎么跟许×说项目的，他说和许×所说的一样，电厂有2方面的困难，一是南通能源点太多，二是输电通道的困难，他说还向许×强调了这是林主任家乡的项目，林主任很关心，希望许×多关心支持，徐建刚说其还是需要再找省里做做工作。其和徐建刚谈事情的时候杜×就躲开了。第二次是在2009年9月份，其和吕四港电厂前期办主任韩子勇到北京出差，经过与徐建刚的联系，第二天上午9点多，徐建刚带其到了许×的办公室，其带了项目汇报材料，想向许×汇报项目情况，但是许×没有看，只是叫其放在桌子上。许×说还是江苏省的违规项目太多，其还是要找找省发改委，看看能不能从省里走“上大压小”的途径上报国家发改委，其说小机组容量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收购齐了就尽快上报，许×说那就等其报上来再研究吧，其就说“谢谢许司长，我们争取尽快上报”。说完这些话其就退出来了，徐建刚又聊了十来分钟也出来了，然后就回去了。其实当时电厂已经在走“上大压小”的途径了，但是底气不足，担心得不到领导支持，还是不能通过审批，许×这样一说，其就有信心了。路上其问徐建刚怎么和许×说的，他也说让电厂尽快上报“上大压小”。之后其又说“徐主任，你给领导办了没有？”其意思是关于给徐建刚卡里的钱，有没有给领导送，徐建刚说“都办好了，这事你别管了，回去踏踏实实弄你的小机组容量，按照领导要求尽快往上报”。回去之后电厂继续收购小机组容量，然后做省发改委工作，以“上大压小”的名义重新上报项目，报了4台60万千瓦。2009年10月份上报，上报之后11月初国家能源局责成大唐集团对吕四港电厂未批先建拿出处理意见。12月29日核准就下来了。其感觉通过徐建刚找许×，对项目审批起了推动作用，因为之前项目一直都批不下来，这次很顺利。拿到核准文件之后，其给徐建刚打电话说项目已经批下来了，表示了感谢，他说“我知道批下来了，批到了吧！也不容易！今后多联系吧”。之后其就再没有联系过徐建刚。9、证人高×于2014年9月19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吕四港电厂是大唐国际的下属单位，大唐国际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简称“大唐集团”）的下属单位，大唐集团是中央直属企业，大唐集团、大唐国际和吕四港电厂的性质都属国有。吕四港电厂是从2002年12月底开始筹建，2007年底开始施工建设。2009年12月份电厂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2002年底，大唐国际成立了吕四港电厂项目筹建处，李×1任主任；2004年3月份，成立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李×1，其是总工程师，在项目前期的全过程中，李×1是实际负责前期工作的领导。吕四港电厂项目在上报审批过程中，被国家发改委发现是未批先建的违规项目，所以迟迟未被国家发改委批准。2008年10月，李×1把其和工程部副部长宋×叫到他办公室，说项目现在要跑路条，国家发改委那边也不认识人，江苏省发改委李×2处长帮忙引荐了扬州发改委驻京办主任徐建刚，说他跟国家发改委电力司的司长许×比较熟，已经联系好了，让李×2处长带其二人去扬州见一下徐建刚，介绍一下吕四港电厂项目，看看对方有什么条件，然后回来反馈。随后其和宋×就坐电厂的丰田霸道去了扬州，在扬州与李×2处长会合后，一起去了宾馆大厅见到了徐建刚，李×2向徐建刚介绍了其和宋×，然后让其介绍一下吕四港电厂的情况，其就开始介绍。但徐建刚打断了其，说：“你们吕四的情况我知道，你现在光是找人办不成事，你们得提供一些费用。”其问他大概要多少，他说需要50万元，其说要回去跟李总汇报一下，尽快给他答复。其和宋×回到电厂后，向李×1汇报了见面的情况，李总说这是个“能人”，这事还得办，研究一下费用怎么出，肯定还得通过民营企业来办。其说要想通过民营企业出钱还是得走工程。当时吕四港电厂已经开工建设了，其中一家承包方是南通二建，承揽了一些比较小的工程，负责人是王志昌。其向李×1汇报之后没几天，李×1把王志昌叫到办公室，在李×1办公室商量了准备费用的事情，当时其也在场，商量的结果就是由王志昌向电厂提供50万元费用。具体是让办公室主任杜×跟王志昌联系筹钱的事情。2008年11月份，王志昌准备了一张他名下的中国银行的银行卡，里面存有50万元，并把卡交给杜×保管。李×1让其跟徐建刚联系说卡已经准备好了，问他把卡送到哪里，徐建刚说正好他要来启东办事，就约好在启东宾馆见面。大约是上午10点多，李×1、其、杜×在启东宾馆大堂等着徐建刚，徐建刚到了之后，李×1跟他说这个项目很着急，需要他跟许司长美言几句。之后李×1让杜×将一个信封（里面有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了徐建刚，还留徐建刚吃饭，他说他还有别的事情，就走了。之后大多数时间是李×1直接跟徐建刚联系，其听李×1说，徐建刚带着他在北京国家发改委见了几次许×。大约在2009年11月份，许司长意见让吕四港电厂以“上大压小”的方式由省发改委再报国家发改委；2009年12月份，项目就通过核准审批下来。10、证人宋×于2014年10月10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02年底，大唐国际成立了吕四港电厂项目筹建处，李×1任主任；2003年7月，其调到吕四港电厂项目筹建处任电气高级主管。该项目于2003年11月开始围海造地，同时向南通市发改委上报项目建议书，再报到省发改委，后来改成项目评优，重新报到省发改委，2007年又改成项目核准，要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直到2008年，该项目一直未被批准。吕四港电厂项目是在没有得到路条和核准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了，属于违规抢跑项目，而大唐国际又要求该项目尽快投产，并给李×1下了死命令，要求2008年内拿到路条。所以电厂领导就着急让项目进入审批程序，开始想办法推进路条审批，这样就四处找人，看有谁能帮电厂联系上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领导。2008年10月，李×1电话通知其跟高×坐车去了扬州一趟，中午到了扬州一家宾馆的大堂茶座与对方见面，见到了省发改委的处长李×2，李×2给其和高×引荐了扬州发改委驻京办主任，叫徐建刚，说他是一位“能人”，跟国家发改委电力司的司长许×比较熟，他可以帮吕四港电厂联系项目的事，要把项目向他介绍一下。徐建刚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你现在光是找人办不成事，你们得提供一些费用。”高×问徐建刚大概要多少，他就说需要五六十万吧，高×说要回去跟李总汇报一下，尽快给他答复。然后大家就各自离开了。到了11月份左右，其搭高×的车去启东办事，看见高×、李×1、杜×在启东宾馆的左手边有个茶座和徐建刚见面，其也没过去打招呼。其只是看见不知道是高×还是杜×给了徐建刚一个纸袋，里边具体是什么东西其也不知道，其也没问过。从那之后，其就再也没见过徐建刚。到了后来，吕四港电厂项目是2009年12月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审批下来的。11、证人杜×于2014年10月10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08年底的一天，有一个老头去了电厂总经理办公室，当时李×1不在。这个老头在楼道里打了一个电话后，就进了其办公室，问其是不是小杜，其说是。他说他叫王志昌，是南通二建的，要找李总，但是李总不在，让他把银行卡给其先收着，然后他就给了其一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还在一张纸上写了密码，我就将卡和纸条放到一个牛皮档案袋里了。后来李×1打来电话，问其是不是有人给了其一样东西，其说是的，李总让其先拿着。2008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总让其带上王志昌给其的那张银行卡，一起坐车去启东宾馆。在启东宾馆的大堂茶座，看见高×和宋×都在大堂，高×迎着李×1就过来了，宋×去旁边了。李×1问高×人什么时候到，高×说快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到了，个头大约一米七八左右，戴眼镜，看着像个领导，有点派头。高×过去称对方为徐哥，并向李×1引荐，向李×1介绍来人叫徐建刚，是江苏扬州驻京办主任。李×1也寒暄了几句，说：“我们的项目还得您多费心，这么老远还让您跑一趟。”。徐建刚说没事，都是朋友。他们在茶座上聊了一会，其去旁边找服务员安排茶水去了。后来高×让其把东西拿过去交给徐主任，其就把装着银行卡的袋子交给了徐建刚。后来李×1想约徐建刚留在启东吃饭，徐建刚说他还有事就不吃了，然后就离开了。过了七、八天的样子，李×1让其找王志昌，让他再往那张卡里存20万。其就给王志昌打电话，问他上次给存了多少钱，他说存了30万，其说领导让他再存20万，他说马上办。他存好钱后，打电话告诉了其，其就告诉李×1又存了20万。这时候其才知道一共是50万，后期李×1跟徐建刚是怎么联系的，其就不清楚了。吕四港电厂从2003年开始筹建，基础建设包括围海造地等在2008年就基本建好了。从那时起就开始向国家发改委申报项目，但国家发改委一直没批下来，由于未批先建，电厂在贷款、安全管理方面存在很大压力，同时也面临环保、海洋等政府部门的处罚，因此电厂就着急要加快速度通过审批。领导开始想办法疏通关系，四处找人，后来才找的徐建刚。具体是通过什么关系找的徐建刚，其就不清楚了。吕四港电厂项目就是想通过徐建刚找国家发改委的关系进行活动，让项目尽快核准下来，所以才给徐建刚送银行卡。2009年6月初，李×1带着其来北京国家发改委办事，在国家发改委门口见到了徐建刚。他俩就进到了国家发改委里边去了，其在门口等着。过了二十来分钟，徐建刚和李×1从国家发改委出来，李×1邀请徐建刚到三里河附近一个叫鲁参舫的餐馆吃饭。这个餐馆是李×1让其提前就近找好的。当时订了一个雅间，便于他们聊天。到了餐馆，其给他们安排好雅间，点完菜，其就从雅间出来了，他们再谈了些什么其就不知道了。12、证人王志昌于2014年7月2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退休，之前担任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副主任。退休之后，其一直在做工程，主要是道路、道路绿化、管道方面的工程，为此其成立了江苏南通二建集团（简称“南通二建”）和东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东奔公司”）。2007年9月，其参与了大唐集团吕四港电厂淡水管道项目的招投标，最后东奔公司以南通二建的资质用最低价中标，标的720万元。2007年10月份进场施工，2008年5月左右，工程完工通过验收；大约2009年底，工程结算清楚。其认识李×1、高×、宋×，他们三人都是吕四港电厂的人，其知道李×1是电厂筹建处的负责人，但不清楚高、宋二人的具体职务是什么。其曾经帮助这三人筹集过一笔50万元的资金。大约是在2008年或者2009年，其当时正在吕四港电厂工地现场，电厂计划工作部的康玲（女）打电话通知其去筹建处主任李×1的办公室。其赶到办公室后，里面除了李×1，还有一位筹建处的副主任在，但是其不知道副主任叫什么。那位副主任就跟其说：“王总，我们找了人帮忙去跑电厂项目审批，需要一些交际费用，你能不能提供点方便，给我拿50万元，办张卡给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补偿。”我认为这个意思可能是以后吕四港电厂还会给其工程做，其也想和甲方单位搞好关系，就同意了。副主任说先准备30万元给他，还要求其最近就办这件事。当时李×1没有多说话，但是其感觉他肯定是清楚这件事情的。说完这件事情之后，李×1又带其去了筹建处办公室主任那里。李×1跟其说：“这件事以后几天你就和办公室主任联系。”之后其和办公室主任互留了电话，就回去了。其回去之后大概一周，从东奔公司的流动资金里取了30万元现金，去了启东市人民路的一家银行，用其名字开了一张银行卡，把钱存了进去，设了密码，然后出了银行就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说这件事情办好了，他就叫其去吕四港电厂送给他，其去了他办公室后，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其把卡交给了他，告诉了他密码，然后就回家了。过了大约3个星期，吕四港电厂办公室主任又打电话给其，要求其向那张卡上再打20万元。其考虑到这个工程再给他打去20万元，也还是有盈余的，另外电厂建设还没有完工，其通过这件事保持良好关系，电厂有可能还给一些工程让其做，就答应了。过了大约一周左右，其还是从生产流动资金中取出了20万元现金，还是去了人民路的那家开卡银行把钱存了进去，然后给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说事情办好了。其给了吕四港电厂这50万元后，并没得到什么直接的经济补偿。不过之后，东奔公司在吕四港电厂建设中又得到了一个工程做，其心里也就平衡了，这件事是心照不宣的。13、证人许×于2014年12月5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吕四港电厂项目是未批先建的违规项目，这个项目于2009年底核准，当时其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在其印象中，扬州发改委驻京办主任徐建刚可能带着电厂的人找过其。按照国家能源局对于违规项目惩罚的惯例，违规项目要想获得核准，必须按照国务院关于“上大压小”的相关规定（国发2007年2号文件）关停小机组。在吕四港电厂“上大压小”的过程中，存在压小容量不足的情况，压小容量只够正常新建两台机组的，不够新建四台的。最终核准时压小容量只达到政策要求的一半容量。其当时考虑到该项目已经建成了，如果不及时予以核准，将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同时考虑到江苏省工业和民用用电量比较大，尽快核准该项目也有利于缓解江苏省用电紧张。所以虽然该项目压小容量不足，其还是对该项目予以了照顾，尽快核准了该项目。14、工程合同、协议书、收据、发票、江苏省发改委文件、大唐集团公司文件、国家能源局文件、国家发改委文件、请示、批复，证明：（1）江苏大唐吕四港电厂一期工程综合办公楼建筑安装工程及淡水管线施工工程、淡水泵房工程、厂区道路工程由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承揽，吕四港电厂向该公司结算了工程款。（2）吕四港电厂项目存在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通过“上大压小”的方式上报国家发改委，2009年12月17日，许×以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在核准该项目的文件上签字，同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文件正式下发。15、被告人徐建刚于2014年7月22日所作的供述，证明李×1与其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吃完饭后，悄悄塞给其一张黄色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卡的背面写着开卡人姓名以及密码，说是其在北京帮他们推动一下吕四港项目需要用钱，要用钱的时候就刷这张卡，不够就和他说，还说先给其30万元，后来其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向卡里打了20万元，一共给了其50万元。其用这张卡主要花在以下几个地方：请人吃饭花销的餐费，这里面有请其朋友吃的，也有维护关系请人吃饭的；其在北京塞纳河洗浴中心办了充值卡，一年大约充值消费2万元，具体花了多少钱以充值卡记录为准，主要是接待扬州来的领导和朋友；在扬州的大额（上万元）消费是买一些玉器带到北京送人，送给谁了想不起来了，这些是其刷卡买的；其在取现后，还通过一个朋友陈游，定点在中央警卫团后勤部34号特供站买过茅台酒和其他一些酒，用于招待，花了十来万元；其给许×买按摩椅所花的现金也是从这张卡里取的；过年的时候给国家发改委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买香烟、食品之类的礼品用的钱也有这笔钱，过年时上万元的消费就是这样产生的；其给许×买烟和买螃蟹也用过这笔钱；其还买过扬州包子送给国家发改委的领导，每次8、9千元左右，也用这张卡；其还给许×买过一件3、4千元的衬衣，也是用这张卡买的；其还买过长安商场的购物卡和少量的商通卡用来送人，一年1万元左右。其花销这笔钱有的时候是刷卡，有的时候是提现使用，提现金比较多。这张卡其用了好几年，从2008年用到了2010年，后来钱用完了，从2011年开始就没有再用了。被告人徐建刚于2014年10月30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在其收受李×1的50万元中，其给许×买了一个按摩椅，价值3万余元，还有一些用于接待应酬上的办洗浴卡、买酒等方面。16、证人王志昌于2014年7月3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分别在2008年11月17日往自己名下的一张中国银行卡里存入了30万元，后又在同年11月26日从其个人账户向这张中国银行卡里转入了20万元。其在11月17日存入30万元后，就把卡交给了吕四港电厂的办公室主任，就没再用过这张卡，里面的钱是怎么支出的也不清楚。与这张中国银行卡所对应的存折被其拿回了家保管，但没有用过。只是后来过了两年，李×1又找到其，要其打出这个银行卡详细消费记录给他，他想看看钱是怎么花的，其就去银行打了一份寄给了李×1，邮寄的收件地址是北京大唐国际总部。17、证人许×于2014年12月5日所作的供述，证明2010年徐建刚买了一个按摩椅直接送到其家里，当时其爱人宫昕在家。其回家后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按摩椅，宫昕说是徐建刚买的，其想一个按摩椅也没多少钱，就没多说什么，就同意收下了。当时其在国家能源局电力司任司长，负责电力项目审批。徐建刚这么做主要为了他负责跑的电力项目能够顺利、尽快审批。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并经法庭质证：1、尾号为9713的中国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尾号为1284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及交易明细，证明王志昌名下账户于2008年11月17日开户，当日存入500元、2万元、9500元、27万元，共计30万，后于2008年11月26日存入20万元。后上述账户内的钱款被陆续取出，在餐饮、百货、饭店、家居等方面均有消费，并曾于2010年9月28日在燕莎友谊商城金源店消费47520元。2、燕莎金源店销售商品发票、零售单、说明，证明购买人使用卡号为×××的银行卡，于2010年9月28日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购买傲胜鸳鸯椅（OS-7880）1个，支付价款人民币47520元。3、到案经过，证明2014年5月2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徐建刚涉嫌行贿线索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办理。同年5月23日17时，经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联系，被告人徐建刚来到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廉政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徐建刚承认其曾经向许永寿行贿一把按摩椅，但没有如实供述购买按摩椅钱款的来源。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5月24日，对徐建刚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同年5月25日，徐建刚随办案人员到达北京市朝阳区办案点；同年6月13日，海淀检察院对徐建刚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在李×1（另案处理）涉嫌行贿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了徐建刚涉嫌收受江苏大唐吕四港电厂一张存有50万元的中国银行卡，利用职务便利联络许×，帮助吕四港电厂项目加快在国家发改委审批过程中的犯罪事实。随后，办案人员就上述情况向徐建刚进行调查核实，但徐建刚拒不承认，并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后因其生病住院治疗暂停对其讯问。2014年7月21日，在徐建刚身体状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办案人员恢复了对其的讯问，经工作，徐建刚承认收受过李×1给其的一张王志昌名下的50万元的银行卡，并用卡中的钱购买了向许×行贿的按摩椅，但辩称没有全部收到50万元，缺少了10几万元，并称该款项主要用在了公务接待，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4、证人徐成于2014年7月21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在2014年5月23日其父亲徐建刚被检察机关立案的第二天，其接到了检察院的通知，然后就开始筹集资金，带到北京吃、住用。其在家里整理物品时，发现了一张黄色的中国银行卡，用半透明的磨砂卡套装着，卡套上写着密码，不是其家里的常用密码。其觉得这不是其父亲的银行卡，因为全家的密码一家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在卡套上写着密码。随后其把这张卡就放进钱包随身带着了。2014年6月13日，其父亲徐建刚被办理取保候审，其把徐建刚从北京接回到了扬州。6月18日下午，其要回北京上班之前，为了交到北京租房押金、中介费和租金等，就准备带1万元钱。其到了扬州市招商银行分行，用ATM机给自己的招商银行卡里存了1万元钱。存完之后，其想查查那张中国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就用同一台A**机查询了余额，发现200多元，其就取出200元整的现金放入钱包零用了。由于其不知道这张卡是谁的，也没法注销，出了招商银行后，其就开着老奥迪100到了扬州体育公园附近，在公园外面，先把银行卡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后又隔了一段距离，又把卡套也扔到了路边草丛里。其之前为了怕给父亲带来麻烦，所以向检察机关撒谎说这张银行卡是从路边捡的。5、证人李×2于2016年1月26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于2003年调动江苏省发改委工作，担任苏北发展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调回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担任副主任兼总工，同年退休。其大概是2006年通过李仲芝（已去世）介绍认识的李×1。其跟李×1刚认识的时候，他就在启动大唐吕四港电厂担任筹备处主任，李仲芝把他引见给其认识时，李×1就说希望其能在能源口帮忙认识一些省发改委的关系，帮他找到一些省发改委交通能源处的一些人员，安排他可以有机会汇报项目。2008年前后，李×1来南京办事，找到其，问其是否认识扬州发改委一个叫徐建刚的人。其跟徐建刚不是很熟，但认识，就说“我给你联系看看”。之后其从内部通讯录找到了徐建刚的手机号码，给徐建刚拨通了电话，自我介绍一番后，说：“我是计经委能源处的李×2，大唐在筹备一个电厂，他们领导想拜访你，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徐建刚说可以，并给其说了一个时间。其然后跟李×1说：“徐建刚联系好了，说了个时间，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拜会一下”。李×1表示同意。徐建刚应该是扬州市政府驻京办副主任，但他是扬州市发改委的人，因为李×1提出要找徐建刚，其就估计徐建刚是管能源投资或者跑项目的，否则帮不上李×1他们。联系好时间后，吕四港电厂派了辆车到南京来接其去扬州，李×1说有别的时来不了，就安排他单位的三把手兼总工高×来接其。他们到其家里接上其后，其看到同行的有他们单位一个姓杨的，好像还有一个人，还有司机，开的是一辆越野车，然后一起到了扬州。其印象中在政府办公楼见面认识了一下徐建刚，其之前和徐建刚只是见过面，在工作上没有联系，不熟。这次见到徐建刚后，其自我介绍了一下，又介绍他们相互认识，然后其说：“你们谈，我还有点儿事”，然后就离开了。其只是起到一个引荐的作用，但并不介入其中，后来其就没有帮忙了。因为其在能源系统关系比较熟，虽然退了，但一些发改委的关系还在，一些电企也都熟悉。其听说省发改委的副主任林一峰去过启东，口头表态给吕四港电厂两台发电机组的路条。有一回其在国家发改委办事，碰到当时的投资司司长王晓涛时，还问他“我们省的吕四港电厂怎么还没批下来？”他说：“江苏省的违规电厂太多了，要把这些事处理完才能考虑研究上新项目。”李×1他们和徐建刚后来是怎么联系的，其也不清楚。其认识陈×，他是江苏省能源局局长，现在因为犯罪被判刑了。在2008年时，陈×好像是省发改委交通能源处的副处长，负责管能源这一块。其不清楚陈×与吕四港电厂有没有关系，其没有帮吕四港电厂联系认识过陈×，也没跟陈×谈论过关于吕四港电厂的事。6、证人陈×于2016年1月27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开始担任江苏省发改委的副调研员，以后陆续担任了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处长；2010年成立江苏省能源局后，陆续担任了副局长、局长；2015年7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现在江苏省丁山监狱服刑。其与李×1认识，他是大唐江苏启东吕四港电厂的总经理。2004年左右，大唐成立了吕四港电厂筹建处，由他负责，需要到江苏省发改委跑跑项目，所以就与其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因为吕四港电厂需要做前期申报工作，从南通到省里，都需要项目审批上报，其与他在工作上要进行衔接，李×1让其帮的忙都是工作上的。其也认识徐建刚，他是扬州市发改委的人，但是常驻北京。其印象中，李×1没有托其引见过徐建刚，譬如李×1想认识国家发改委的人，可能托其引见，但其也没有引见过，因为大唐总部在北京，有他们的渠道，不需要其引见，其跟不可能给李×1引见徐建刚。其也没有安排过李×1和徐建刚一起吃饭。其认识李×2，他原来在其单位好像是做规划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其和李×2没有什么联系，也没什么交往，更没有通过李×2去联系李×1或者徐建刚，其并没有介绍徐建刚跟李×1相互认识。其曾经跟着省里领导去国家发改委汇报过江苏省一揽子电厂项目，其中包括了吕四港电厂，但吕四港电厂一直没有审批下来。其跟徐建刚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他没有给其送过礼品。据其所知，徐建刚在北京做接待工作，可能与许×有一些交往，但他俩之间具体关系如何并不清楚。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徐建刚及其辩护人对证人李×1、高×、宋×、杜×、李×2、陈×的证言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上述人员的证言虚假，对其进行诬陷。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证据内容与指控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可作为定案根据使用。关于辩方对于相关证据真实性所提出的异议，将在下文一并论述。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建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被告人徐建刚犯有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徐建刚及其辩护人对于证人李×1等多名证人证言真实性所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上述证言收集程序合法，并未发现相互串通共同构陷被告人徐建刚之迹象，且证言内容之间，及与本案其他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对辩方的相关异议不予采纳。而对于被告人徐建刚所提所收取50万元款项内有15万元不知去向、并非其本人使用的辩解，本院认为，在案证据证实徐建刚在收到银行卡后，一直由其本人保管使用，而证人王志昌称自己并未使用与该银行卡所对应的存折提取钱款或消费，况且考虑到王志昌办理该银行卡的目的是为了替吕四港电厂垫支办事费用，而王志昌在工程款结算方面又受制于吕四港电厂，因此王志昌的说法符合逻辑和常理，徐建刚的说法则缺少证据支持，故本院对其上述辩解不予采纳。而对于被告人徐建刚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被告人徐建刚供述与证人苏×、许×的证言，以及扬州市所出具的有关徐建刚职权范围的文件，可以证实被告人徐建刚与掌握吕四港电厂项目核准权的国家发改委电力司司长许×之间系工作联系而结识；其次，其将李×1引见给许×的主观意图便在于帮助吕四港电厂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再次，在案证据也可证实，江苏省当时未批先建的违规电力项目并非吕四港电厂一家，而吕四港电厂项目之前两次上报国家发改委均未能核准，说明吕四港电厂项目与其他违规电力项目之间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吕四港电厂项目在第三次上报国家发改委之后，短时间内便获得核准，也说明了吕四港电厂项目通过被告人徐建刚这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斡旋行为，谋取了竞争优势；最后，被告人徐建刚索要50万元钱款是基于承诺帮助吕四港电厂通过核准这一前提，这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因果关系，至于这50万元钱款是否用于公务，并不影响其受贿性质的认定。因此，本院对上述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徐建刚具有索贿情节，故本院对其依法从重处罚。考虑到被告人徐建刚在其亲属协助已退缴全部赃款，故本院对其酌予从轻处罚。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建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二、在案扣押的人民币五十万元，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张 鹏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人民陪审员  康和凤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