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1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秋明。委托代理人：扬剑、方怀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复骆思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佳华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妙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康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岩松。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晟泽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炳华。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长明、陈逸嫣。原审被告：何炜东。原审被告：潘复蓉。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邵鸣。上诉人吴秋明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复骆思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骆思公司）、杭州佳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杭州康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公司）、杭州晟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泽公司），原审被告何炜东、潘复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2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一、何炜东于2004年购得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88号a座602号的房产（以下简称讼争房产），建筑面积为222.95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2015245元，并于2006年1月18日进行产权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其妻子潘复蓉为该房共有权人。2008年11月20日，何炜东、潘复蓉夫妇在境外共同公证委托案外人曹建海办理上述讼争房产银行按揭贷款归还、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一切事宜。2008年12月1日，曹建海作为何炜东、潘复蓉的委托代理人，与吴秋明签订《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将讼争房产转让给吴秋明，房屋转让价格为210万元，转让交易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吴秋明按照相关规定全额承担。同时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吴秋明先支付购房款110万元至曹建海账户，余款10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天内付清给何炜东指定的账户。当日，吴秋明向曹建海账户汇款110万元。2008年12月29日，曹建海作为委托代理人又与吴秋明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用于房管部门备案。后在缴纳了相关税费后，讼争房产于2009年3月10日过户登记至吴秋明名下。二、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均为东洲集团的债权人。根据2008年12月18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杭西民初字第1529号民事判决，债务人东洲集团应归还原杭州阿乐斯福乐斯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7日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复骆思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57%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计算）；根据该院作出的（2008）杭西民初字第1526号、第1527号、第1528号民事判决，债务人东洲集团应归还佳华公司合计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57%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计算）；根据该院作出的（2008）杭西民初字第1544号民事判决，债务人东洲集团应归还康力公司借款本金6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57%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计算）；根据该院作出的（2008）杭西民初字第1517号民事判决，债务人东洲集团应归还原杭州金熙贸易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6日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晟泽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57%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在上述案件中，何炜东作为东洲集团债务担保人，对各原告分别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向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以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分别于2009年9月22日、10月22日、12月22日以及2010年10月18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三、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陈述在2012年9月另案起诉何炜东过程中，得知讼争房产转让事实，认为交易双方系显著低价转让，遂于2012年11月7日向该院提起撤销权诉讼。后因其他相关案件处于再审程序，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13年10月30日依法裁定予以准许，现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再次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另，东洲集团成立于2000年5月30日，注册资金为12100万元，何炜东、潘复蓉均系该公司股东之一，何炜东同时为法定代表人。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浙杭西重第2号案件查明，何炜东于2008年6月25日离境前往香港；吴秋明在该案中陈述其与何炜东都是浙江省建德市人，已经相识多年，吴秋明经营的企业、何炜东经营的企业之间有过业务关系。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民再终字第6号案件中吴秋明陈述，吴秋明和其名下的企业曾为何炜东及何炜东名下的企业进行过担保，担保金额为1740万元，并分三次为何炜东及何炜东名下的企业代偿担保之债金额为1695万元，其中其个人代偿金额为1178万元，代偿时间分别发生在2008年7月14日、7月16日以及12月11日。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何炜东、潘复蓉夫妇与吴秋明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将讼争房产以2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秋明所有，而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主张双方属于显著低价转让，故诉请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结合这一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具体到本案主要形成以下四个争议焦点，逐一进行分析：（一）关于讼争房产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首先，对讼争房产交易价格的认定。交易双方于2008年12月签订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价格为210万元，并在房管部门备案。现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辩称私底下实际成交价格为310万元，但没有提供书面转让合同予以证明。根据吴秋明提供的款项交易凭证，仅能证明其于2008年12月1日向何炜东、潘复蓉的房产交易代理人曹建海账户汇款了110万元，其他打款凭证则反映系分别向不同的案外人支付，不足以证明与讼争房款存在直接的关联。且针对如此大额的款项交付，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既不能提供指定收款的相关书面授权文件，又不能证明案外人已实际转交给何炜东，显然不符合通常交易习惯，经再三释明，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亦不能通知各案外人到庭作出进一步说明。在发生交易期间，何炜东负有巨额债务并已离境，且双方明确约定了210万元的交易价格，在此情形下，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自称讼争房产私下成交310万元，不仅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且这种交易方式有悖公序良俗原则，对何炜东的其他债权人也极为不公。综上，通过现有证据，该院认定讼争房产转让价格为210万元。其次，交易价格210万元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何炜东、潘复蓉夫妇于2004年以总价款2015245元取得讼争房产，于2008年12月以2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结合该房面积、地段等客观情况，根据当时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判断，与市场价格相比较明显过低。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既未充分证明这一转让价格在正常合理的价格区间内，也未充分证明房款全部付清，却一致辩称私底下实际成交价格310万元，由此说明交易双方也认可约定的价格过低。何况，受让人吴秋明与何炜东经济往来频繁，又同为建德老乡关系，吴秋明另案陈述其个人为何炜东履行担保之债达1178万元，但同时其又向何炜东购买讼争房产，不仅于理不通，也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利害关系。综上，该院认定讼争房产交易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二）关于讼争房产转让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何炜东对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均负有债务之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故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对其享有合法债权，且在讼争房产交易前即已客观形成。后相关执行案件因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迄今不能有效执结，而何炜东、潘复蓉长期在境外，又不能反证证明仍有资力偿还债务，故其在明知巨额负债的同时，将名下的讼争房产进行转让之行为明显危及了本案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应当认定对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的债权造成了损害。（三）关于讼争房产转让双方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讼争房产为双方自行交易，未通过中介挂牌成交也未进行合理评估，且交易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利害关系。从本案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上分析，何炜东于2008年6月25日离境，于2008年11月20日委托曹建海办理讼争房产出售事宜，直至讼争房产转让，均发生在何炜东及其控制的东洲集团债务诉讼前后，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对此明知仍积极实施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足见双方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的常态，该院认定均存在主观恶意。（四）关于涉案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及期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结合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对何炜东的债权及讼争房产的价值，其行使本案撤销权的范围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认为其在2012年9月另案诉讼过程中才得知讼争房产转让事实，随即提起撤销权之诉，未过法定除斥期间，其撤回起诉再次提起诉讼属于自主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亦无不当之处。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不能证明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之前知道或应当知道讼争房产交易事宜，该院对其辩称撤销权已消灭的意见不予采纳。此外，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作为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据此，吴秋明对于合并审理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和晟泽公司的起诉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该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讼争房产以合理价格购买，应承担不利后果，吴秋明与何炜东、潘复蓉因此有债权债务纠纷的，可以另行向何炜东、潘复蓉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何炜东、潘复蓉与吴秋明于2008年12月29日签订的关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88号a座602号房产的房屋转让合同；二、何炜东、潘复蓉与吴秋明将上述房产恢复登记至何炜东、潘复蓉名下。案件受理费80元，由何炜东、潘复蓉负担。上诉人吴秋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合同总价款实际为310万元。根据合同交易双方当事人陈述，虽然书面合同约定的价款为210万元，但房屋实际成交价是310万元，该陈述也与吴秋明的实际付款金额相互佐证。因此，双方在书面合同基础上存有口头合同约定，应作为事实加以认定。相反，四名被上诉人的异议却无任何相反证据证明。2.吴秋明的实际房款支付金额为310万元。（1）吴秋明举证提供的付款凭证，不论在支付时间上还是关于“房款”的汇款留言上，都清楚表明吴秋明实际支付的房款是310万元。而且相关付款事实也得到出卖方何炜东的确认。（2）在交易双方口头约定实际价款310万元的情况下，吴秋明已穷尽其举证责任，且也得到了出卖人何炜东的确认。（3）双方书面合同中明确约定，除付至曹建海账户之外的款项，应于10日内付至其他指定账户。实际交易中，吴秋明正是根据何炜东的短信支付了其他款项，因此，即便一审法院只认定210万元的书面合同，也不应否定吴秋明已实际支付该210万元的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吴秋明与何炜东恶意串通并无任何依据，纯属主观臆测。（1）本案交易发生在2008年11月（合同签订于2008年12月1日），尽管当时何炜东控制的东洲集团等企业已陷入重大债务纠纷，但吴秋明对于何炜东的个人债务纠纷并不清楚。事实上，四名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债权也是迟至2012年12月底至2013年初才得到相应的一审判决，因此，吴秋明当时对于何炜东的个人债务并无知晓，完全是善意购买并支付对价，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无从谈起。一审法院将何炜东个人债务与何炜东控制的企业所负债务相互混淆，对于并不知晓何炜东个人债务的吴秋明而言，是极不公平的。（2）交易双方恪守口头交易的信用，完成交易并在涉讼后何炜东也出面澄清，完全合乎情理，即便在何炜东涉讼的其他案件中其出于个人原因未予应诉，也不应因此被一审法院无依据地疑为恶意串通。若一审法院既认定恶意串通，则本案实际上已涉嫌刑事犯罪，理应移送公安，吴秋明也甘愿接受刑事审查，以辨清白。而一审判决的逻辑，实际上是有罪推定而又不给予吴秋明辩白的权利。（3）一审该认定并无任何证据支持。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四名被上诉人的撤销之诉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期间，已丧失撤销权。（1）根据物权法的物权公示原则，本案不动产交易早在2009年3月10日完成不动产登记，该登记之日即视为公示告知相关利害当事人之日，至本案2013年起诉之时早已超过撤销权行使的诉讼期间。（2）即便从四名被上诉人自称的知晓之时即2012年9月，至2013年10月提起本案起诉之时，也已超出撤销权行使的一年诉讼期间规定。（3）已撤诉的案件并无中断诉讼期间的效力。尽管四名被上诉人曾于2012年9月就涉案房屋提出撤销之诉，但该案件已撤诉销案，并不具有中断诉讼期间的效力。另外，对于一审判决在合并审理、专属管辖、涉外因素等诉讼程序方面的错误，吴秋明坚持一审答辩中的相关意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四名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晟泽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审理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对事实认定的分析合情、合法，应该予以维持。吴秋明称所谓合同总价款是310万元没有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当时何炜东、潘复蓉均在国外，其在国内的法律行为必须有法定授权程序，其他的口头或者书面委托都是无效的。所以何炜东、潘复蓉在一审中一致认可房屋交易价格为310万元，系与吴秋明共同掩盖事实、逃避债务。生效判决认定，吴秋明与何炜东、潘复蓉在房屋交易前就有相互担保、代偿的事实，不同于一般的老乡关系和房屋交易关系。如果是善意购买人，对交易的凭证、款项的交付更应提高警惕防止不利后果。但是事实证明由于交易本身不真实，采取了配合交易的方式、以买卖方式对房屋进行转移。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何炜东向案外人从振和出具的英文的法律文件，由于该文件没有原件，但是英文的内容是何炜东仍把房屋作为自己的房屋在处理，并且提出解除与麦韶宁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如果该房屋真实转移给吴秋明，何炜东没有必要发该文件。该复印件因形式的问题没有被一审采纳，但是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生效的法律判决、吴秋明在其他案件中提供的证据和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房屋的转移是名为买卖实际为转移财产的行为。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企图通过诉讼拿回已经转移的西湖林语别墅83号，最终失败，在本案诉讼中他们又密切配合企图拿回已经转移的财产。恳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原审被告何炜东、潘复蓉陈述：同意上吴秋明的上诉意见。另外发表两点意见：1.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本案事实，判决结果完全是法官的主观推测。四名被上诉人也称一审判决分析合理，说明一审判决是一种推测与分析，反而何炜东、潘复蓉有证据证明吴秋明的汇款是购房款。很多问题不能以点带面，西湖林语别墅案与本案是两回事，不能因为何炜东、潘复蓉不在国内任何问题都是何炜东的过错。2.一审认定吴秋明与何炜东之间好像有恶意串通的嫌疑也是错误的。本案涉及的房屋交易发生在2008年12月，而四名被上诉人的债权经判决确认是在2009年初，吴秋明并不知道何炜东个人的债务情况，在交易房屋时四名被上诉人的债权还没有得到确认，吴秋明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实。故吴秋明的购房是一种正常交易行为，不能说何炜东与吴秋明之间有串通。二审期间，上诉人吴秋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从2009年2月1日到3月31日吴秋明的交通银行账户流水账，欲证明取现对应用途是交税。2.从2011年2月1日到3月31日吴秋明的交通银行账户流水账，欲证明租房押金14500元在租赁期满后由吴秋明退还，先前用于抵扣房款，即应付100万元，实际支付98.5万元。证据二、鸿安大厦使用管理维修公约，欲证明本案房屋在1999年即已经交付使用，何炜东在2004年购买的是现房。证据三、1.市政府文件一份，欲证明先有杭州救市政策，吴秋明受启发后对《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第七条作出特别约定。2.国家税务总局文件一份，欲证明因做出特别约定节省11.08万元营业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证据四、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两份、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联一份，欲证明《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实际签字日期是2008年11月17日。经质证，被上诉人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晟泽公司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证据看，账户上最大余额是11万和55万元，看不出吴秋明汇给曹建海110万元以及其余的近200万元，合同约定押金14500，如果要扣要直接扣14500元，吴秋明解释为手续费不能成立，说明该款项是吴秋明汇给案外人的，与本案无关。证据二，该证据显示是1999年6月申报，并非申报就等于是现房，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鸿安大厦有两期，何炜东买的是第二期。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三，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恰可以在证明房产市场在好转的情况下何炜东转卖房屋不正常。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恰可以证明何炜东与吴秋明通过某种途径串通好，何炜东与吴秋明串通在先委托曹建海在后。原审被告何炜东、潘复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复骆思公司、佳华公司、康力公司、晟泽公司，原审被告何炜东、潘复蓉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诉人吴秋明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和吴秋明交付房屋价款之间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证据三和证据四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复骆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的撤销权能否依法成立，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客观方面，何炜东是否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并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首先，何炜东是否存在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何炜东夫妇与吴秋明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价格为210万元且并在房管部门备案，吴秋明欲推翻合同约定的价款并证明房屋实际交易价格为310万元，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吴秋明除按合同约定向何炜东、潘复蓉的代理人曹建海汇款110万元外，其余的198.5万元系向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的案外人梁希贤、秦玉莲、王俊仙等人支付。吴秋明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汇款当时系受何炜东的指示，向三名案外人交付本案房屋价款。虽然何炜东、潘复蓉在诉讼中承认吴秋明向案外人梁希贤、秦玉莲、王俊仙等人支付198.5万元为房屋价款，但是，本案诉讼标的即为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何炜东、潘复蓉和吴秋明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且何炜东身负巨额债务不能清偿，至今离境不归，在案外人梁希贤、秦玉莲、王俊仙不能到庭支持吴秋明的主张的情况下，仅凭利害关系人何炜东、潘复蓉的认可，不能认定该198.5万元系支付本案房屋价款。本院认定本案房屋转让价格为210万元。该房屋建筑面积达222.95平方米，位于北京市二环以内的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何炜东于2004年以2015245元价格购买，于2008年12月以210万元转让给吴秋明，虽然未经评估，但是根据该房屋所处地段及2008年北京的房屋市场一般价格水平，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认定210万元系不合理的低价。其次，何炜东的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判决是对已发生的债权的司法确认，判决生效时间不等于债权形成时间。虽然有关复骆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对何炜东享有债权的判决生效于房屋交易之后，但该债权在房屋交易前即已经客观存在。执行期间，包括何炜东在内的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可供执行，且被执行人至今不能证明有能力清偿债务。何炜东在负有巨额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将名下房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造成个人财产不合理的减少，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第二，主观方面，吴秋明受让本案房屋是否存在恶意。首先，吴秋明在本院（2013）浙杭民再终字第6号案件中自述，吴秋明和其名下的企业曾为何炜东及何炜东名下的企业进行过总金额为1740万元的担保，分三次为何炜东及何炜东名下的企业代偿1695万元，其中其个人代偿1178万元，时间分别发生在2008年7月14日、7月16日以及12月11日。在何炜东对吴秋明及其名下企业负有巨额担保之债未清偿的情况下，吴秋明未要求以债权抵销购房价款，却以现金形式于2008年12月份向身在境外的何炜东支付购房款，明显有悖常理。其次，本案房屋交易发生时，何炜东及其控制的东洲集团等企业已陷入重大债务纠纷，其时何炜东已离境，无力清偿债务。吴秋明和何炜东为建德同乡，经济往来频繁，吴秋明和其名下的企业曾为何炜东及何炜东名下的企业进行过巨额担保，且何炜东离境后双方还买卖房屋，关系十分密切。吴秋明购买房屋时对何炜东的个人债务情况应当知晓，其上诉称对于何炜东个人债务纠纷并不清楚，本院不予采信。鉴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吴秋明知道何炜东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第三，关于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条款系对合同法两种撤销权期间的特别规定，并未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并未禁止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复骆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于2012年9月得知房屋转让的事实，于2012年11月7日提起的撤销权之诉，具有中断该期间的效力。其撤诉后再次于2013年10月29日提起撤销权之诉，符合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撤销权并未消灭。复骆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对同一诉讼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原审法院予以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复骆思公司等四名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作出实体判决后，吴秋明在上诉中提出的专属管辖及涉外因素等程序异议，不属于二审审查范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吴秋明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吴秋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瞿 静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