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太峰，男，1989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代理人：侯玉娟，女，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代理人：王桂芝，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金成，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成，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主任，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福，男，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党支部书记，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住所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诚顺村。法定代表人：宗玖，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春生，男，1954年1月1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宁安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住黑龙江省宁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井吉，男，194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宁安市。上诉人刘太峰因与被上诉人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民委员会、王金成、孙玉福、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柴井吉种子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敦化市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太峰诉称：2012年4月21日，被告王金成以被告腰会村委会（甲方）的名义与原告（乙方）签订了玉米种子种植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供给乙方种子，由乙方种植，种植面积4公顷，甲方承诺每公顷最低产量7000斤，甲方按每斤2.80元收购。2012年5月，被告腰会村委会为原告发放公本、母本种子，2012年9月20日原告发现玉米穗烂掉了，2012年10月3日原告发现该种子为公本种子，所生产的种子大部分出现烂种现象，原告找村主任王金成，村主任王金成和村书记孙玉福承诺秋后按二期种子的平均产量付款。秋后经村书记孙玉福同意，原告将收获的玉米卖了4000元，被告没有按承诺赔偿，现原告认可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因被告久龙种业公司系种子生产方，被告柴井吉发放的种子，要求五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60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民委员会（下称腰会村）辩称：被告腰会村委会和原告签订了玉米种子种植合同，种子是久龙种业公司和柴井吉提供的，由村委会组织生产，由久龙种业公司负责种植技术指导。我们不清楚发放种子的品种，种子是否合格。种子种上出苗了，种完之后烂穗。久龙种业公司提供的一期种子“龙单13”和二期种子“垦玉6”没有出现腐烂现象，不知道原告生产多少玉米种子，仅卖了4000元，柴井吉同意按二期种子平均产量赔偿。村委会不同意赔偿，应由提供种子的久龙公司和柴井吉赔偿。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被告王金成辩称：我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被告孙玉福辩称：我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被告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下称久龙公司）辩称：原告种植的种子是我公司提供的，种子的名称是“通引四早113组合”，在宁安市繁育了58公顷，和原告种植的种子是一个病叫穗腐病，烂掉以后没有产量，一斤种子也没有收。一期种子“龙单13”没有出现腐烂现象，二期种子“垦玉6”个别的出现了腐烂现象。柴井吉买种子经我公司批准，我公司在敦化没有生产许可证，不知道“通引四早113组合”在敦化繁育，我公司没有往敦化发放，我公司没有赔偿义务。2012年4月我公司让柴井吉落实土地面积，属于委托关系，2012年6月与腰会村委会签订合同是迫于事实，不能更改。从合同关系看，腰会村委会属于我公司的委托人，由村委会组织生产。我公司清楚柴井吉将种植面积落实在敦化，公司派技术员来过。“通引四早113组合”有穗腐病，如果有反季雨就会烂，在敦化可以种植。孙玉福和王金成代表柴井吉已经约定了赔偿方式，我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应该由柴井吉承担责任。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被告柴井吉辩称：发放给原告的种子是经久龙种业公司同意调来的，落实种子面积也是久龙种业公司指派的，发放给原告的种子是从宁安58公顷中挤出不到200斤种子给原告的，如果种子不够村民就要种普通玉米，制种区内不能种普通玉米。腰会村书记说村民要闹事，如果不给种子就要告状，现在缺几公顷地的种子，就给原告发放了“通引四早113”种子。当时我们是为了保护制种区不能种普通玉米，防止村民闹事我才发放的种子。玉米棒烂的原因是水分高，应该由久龙种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是久龙种业公司制种经纪人，原告种的“通引四早113”种子在久龙种业公司收购范围内。我不清楚原告种植的“通引四早113”种子有穗腐病的情况，买种子时没有询问相关人员。原告种植的种子都是从久龙种业公司调过来的，我是在黑龙江买的这个种子，出卖方没有告诉我种子存在缺陷。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被告久龙公司委托被告柴井吉在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繁制玉米种子，制种面积1800亩，由被告柴井吉落实繁制面积，由被告腰会村委会组织生产。2012年4月21日，被告王金成代表被告腰会村（甲方）与原告刘太峰（乙方）签订玉米种子种植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供给乙方原种，每斤11元，每公顷70斤，乙方负责田间管理，服从公司（久龙种业公司）的种子管理程序，包括下种、简苗、拔雄、割公、扒皮、晾晒、回收等，收购价格每市斤2.80元。乙方服从种子技术人员的指导，必须交售全部收获的种子，每公顷最低产量7000市斤。乙方交售的合格种子，甲方必须全部回收，收购种子后，种子款一次性付清，乙方种植面积4公顷，最低产量28000市斤，必须完成。如遇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绝收、减产，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签订后由于久龙种业公司提供的一期种子“龙单13”和二期种子“垦玉6”不够，经久龙种业公司批准被告柴井吉从宁安市调拨“通引四早113组合”亲本种子，被告腰会村委会发放给原告刘太峰，原告刘太峰按照合同约定在久龙种业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按照种植要求繁制了4公顷玉米种子。2012年9月20日，原告繁制的玉米出现烂穗现象（通称穗腐病），原告刘太峰找到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和村书记孙玉福解决，2012年10月3日被告王金成、孙玉福，2013年3月4日被告柴井吉分别给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柴井吉承诺秋收后按二期种子的平均产量，按合格种子的价格给予赔偿。2012年，原告繁制了4公顷玉米种子，腰会村二期种子每公顷平均产量5000斤，合格种子收购价格每斤2.80元。2013年6月，原告将收获的玉米卖了4000元。另查，2012年6月11日，被告久龙种业公司（甲方）、柴井吉（乙方）和被告腰会村委会（丙方）补签了玉米种子预约繁制合同，合同约定制种面积1800亩，回收价格每公斤5.80元，亲本价格每公斤22元。甲、乙双方负责全过程各项技术指导，丙方负责与种子管理站、植保站有关部门的协商工作，若协商不当，造成经济损失由丙方承担。甲、乙双方制定制种方案，监督丙方执行，如与制定方案不符，向丙方提出意见。种子生产执行国家“96”技术规程，种子田边300米内不得种植同种同属作物。种子各项质量标准为纯度98%、净度99%、水分15%以下、苗率85%以上。种子当面验质量，杂质每超过约定种子净度1%，扣减量2%。交货时间2012年11月15日，交货地点临时决定。结算方式种子发运结束进行财务结算，现金汇兑。亲本种子款在签订合同时一次付清。丙方保证所制品种数量、质量达到合同条款规定范围，按规定时间、地点交货。乙方保证按合同约定接收质量合格种子（不合格拒收）并及时付款。如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风、雹、涝、旱、低温、早霜及其他不可预测的灾害）造成减产，丙方要及时通知甲、乙双方，经三方测产认可形成协议，否则追究丙方责任。如丙方不交或少交种子，补偿给乙方每市斤种子1元。如乙方不收或少收合同内合格种子，补偿给丙方每市斤种子1元。乙方拒收不合格质量标准种子，不承担经济责任。种子装车费由丙方承担。合同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2012年11月30日结束。2012年，被告久龙种业公司在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繁制玉米种子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原审认为，本案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原告刘太峰与被告腰会村委会签订了玉米种子种植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原告与被告腰会村委会的权利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原告刘太峰与被告腰会村委会间形成了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被告久龙种业公司在腰会村繁制玉米种子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强制性规定，故被告久龙种业公司、柴井吉和被告腰会村委会签订的玉米种子预约繁制合同无效，被告腰会村委会与原告刘太峰签订的玉米种子种植合同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本案虽然原告种植的玉米种子出现腐穗病，造成经济损失，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腰会村委会卖给其的玉米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故原告要求被告腰会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王金成、孙玉福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涉案玉米种子是被告腰会村委会卖给原告的，原告要求被告久龙种业公司、柴井吉赔偿其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太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0元、邮寄费50元，合计1710元，由原告刘太峰负担。宣判后，刘太峰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已经查明了被上诉人提供的“通引四早113”种子易得穗腐病，被上诉人久龙公司已经认可此种子易得穗腐病，在生长期内就腐烂，被上诉人还是出售给上诉人此种子来应付他们提供的其他合格种子不足的问题（我们村只有两家种了此种子）。我家在种植当时就发现玉米杆上就开始腐烂，就找到村班子人员，他们给我出具了《承诺书》，柴井吉作为发放种子的提供者也出具了《承诺书》，同意按二期种子的产量按合格种子赔偿我。一审认定我与村委会签订的玉米种子种植合同无效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村委会给我家的种子有瑕疵造成我一年绝收，7万余元的损失。被上诉人久龙公司是有资质的单位，该公司委托柴井吉提供种子，同时又与腰会村签订种子种植合同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无效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合同无效，也仍然不能影响我主张赔偿，也按照《承诺书》来解决赔偿问题。二、我们主张按照“玉米种子种植合同”约定的赔偿是有依据的。我村二期其他户种植的二期种子产量为6500斤-8000斤公顷不等，平均也是6500-7000斤／公顷。被上诉人开庭时自认5000-5500或6000斤／公顷的产量。被上诉人应当赔偿按照一般的6000斤／公顷的产量。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公正，是错误的、违法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赔偿损失。被上诉人1、2、3、4、5辩称与一审时答辩内容一致。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2年6月11日，久龙公司、柴井吉与腰会村签订了玉米种子预约繁殖合同。合同约定由久龙公司发放的种子是“龙单13”和“垦玉6”。2012年4月21日，刘太峰与腰会村签订了玉米种子种植合同。合同约定腰会村发放的种子是原种即“龙单13”和“垦玉6”。久龙公司给腰会村村民发放的种子是“龙单13”和“垦玉6”，但给刘太峰发放的种子是“通引四早113组合”，该种子有一种病叫穗腐病，得穗腐病后玉米穗烂掉，没有产量。久龙公司、腰会村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发放“龙单13”和“垦玉6”种子，而是发放“通引四早113组合”种子，造成刘太峰种植的玉米没有产量，对此久龙公司、腰会村均有过错。刘太峰发现自己种植的玉米烂掉，及时找腰会村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和书记孙玉福及柴井吉反映，腰会村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和书记孙玉福及柴井吉认可刘太峰种植的玉米得穗腐病而没有产量的事实，并出具了“承诺书”同意按照二期种子的平均产量给予赔偿。腰会村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和书记孙玉福均是代表村委会行使权利属于职务行为，刘太峰主张王金成和孙玉福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柴井吉是久龙公司经纪人，柴井吉的行为均是代表久龙公司，刘太峰主张柴井吉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刘太峰与腰会村委会之间形成了种子回收合同关系。久龙公司与腰会村之间形成玉米种子预约繁殖合同关系。刘太峰有权主张，腰会村和久龙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权利。刘太峰的损失是，玉米平均产量5000斤／公顷×4公顷×2.8元／斤=56000元，其中应扣除刘太峰收获的4000元，实际损失是52000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刘太峰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989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民委员会赔偿上诉人刘太峰的损失52000元；被上诉人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王金成、孙玉福、柴井吉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被上诉人敦化市官地镇腰会村村民委员会、被上诉人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虎信审判员徐宝红审判员崔玉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