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东民初字第09142号原告郑英杰，女，1925年10月1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杜朋，北京市中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曲雯，北京市中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玉慈，男，1940年9月1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卿森泉，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玉琨，女，1934年8月1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申爱军，天津中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玉瑛，女，1937年10月2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卿森泉，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萍，女，1954年12月3日出生。被告郑建，男，1958年7月17日出生。被告苏丽珍，女，1931年5月9日出生。上述三被告之委托代理人李鑫石，北京市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诉被告郑萍、郑建、苏丽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9日立案受理。2014年2月17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作出后，原告郑玉琨与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7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46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追加郑玉瑛为本案共同原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英杰的委托代理人杜朋与原告郑玉慈、郑玉瑛的委托代理人卿森泉，原告郑玉琨的委托代理人申爱军，被告郑萍、郑建、苏丽珍的委托代理人李鑫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英杰诉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全部房屋系原告之父郑宝×的私产。文革期间，该院房产被查抄。1966年8月，郑宝×去世。郑宝×生育子女六人，即长子郑×曾、次子郑×祖、三子郑玉慈（原名郑慰慈）、长女郑英杰、次女郑玉琨、三女郑玉瑛。郑×曾于1943年去世，无子女。原告郑英杰于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后在湖南省湘潭市定居生活，与北京的亲属联系较少。郑玉琨、郑玉瑛在天津工作。郑×祖在北京工作生活。郑宝×于文革后被平反。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房管部门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的房屋产权发还。郑×祖提供虚假人事档案材料，以郑宝×只有郑×曾、郑×祖、郑玉琨、郑玉瑛四个子女，且郑玉琨、郑玉瑛放弃继承为由，骗取公证书，由其一人继承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的全部房产。原告郑英杰原名郑玉玲，在北京华北大学学习期间改名郑英杰。后原告郑英杰在与郑玉瑛、郑玉琨谈话时了解到郑×祖独自继承郑宝×遗产的情况。因郑×祖已去世，原告郑英杰委托子女向北京市房屋管理部门询问才得知此事实。原告郑英杰委托子女与郑×祖的子女即被告郑萍、郑建协商此事，遭二被告拒绝。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全部房屋归原告郑英杰、郑玉慈与被告共同所有，原告占其中二分之一份额；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郑玉慈诉称：原告郑玉慈原名郑慰慈，系郑宝×的子女，对其遗产享有继承权。原告郑玉慈因不在北京，不知道郑×祖继承郑宝×房产的情况。而原告郑英杰早已知道郑×祖已办理继承的相关事实，故其已丧失继承房产的权利。现原告郑玉慈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全部房屋归原告郑玉慈与被告共同所有。原告郑玉琨诉称：郑宝×共育有子女六人，即长子郑×曾、次子郑×祖、三子郑慰慈（现名郑玉慈）、长女郑英杰、次女郑玉琨、三女郑玉瑛。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郑×祖代表郑宝×的继承人进行了房屋接收，至今上述房产未进行析产、继承、分割。原告郑玉琨系郑宝×的子女，对其遗产享有继承权。现原告郑玉琨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全部房屋归原告郑玉琨与原、被告共同所有。原告郑玉瑛诉称：郑宝×共有六位子女，原告郑英杰于1949年去湖南工作，原告郑玉慈从北京去东北工作；郑×祖于1983年11月曾向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及郑玉瑛去信告知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事宜，并提出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登记在郑×祖名下，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对此事并无异议，原告对诉争房屋归郑×祖所有亦不持异议。现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在此情况下，原告亦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全部房屋归原告郑玉琨与原、被告共同所有。被告郑萍、郑建、苏丽珍辩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系郑宝×的遗产。1984年9月13日，郑×祖经继承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至此，房屋产权已转移给郑×祖。此后，郑×祖经多年努力将房屋内的租户清退，将房屋收回。1999年3月，郑×祖将其名下的上述房屋分别赠与被告郑萍、郑建各2间，并分别由二人于2001年3月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5月30日，郑×祖去世。2011年12月31日，郑×祖的妻子被告苏丽珍声明放弃其应继承的房产份额，并由被告郑萍、郑建继承。据此，原告郑英杰要求确认与被告郑萍、郑建共有房产，无法律依据。三被告没有看到原告郑英杰与郑玉玲为一人的相关证明材料，也无法确认原告郑英杰与郑宝×及郑×祖的家庭成员关系。假设原告郑英杰是郑宝×的继承人，但其也未尽赡养义务。而且，原告郑英杰早已知道房产登记在郑×祖名下的事实，其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本案从发生继承至今已经过三十年，原告郑英杰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郑玉慈（原名郑慰慈）、郑玉琨亦早已知道郑×祖办理房产继承的事实，原告郑玉慈未尽赡养义务，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法院应予驳回。原告郑玉琨在郑×祖办理房产继承的过程中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其诉讼请求亦应驳回。经审理查明：被告郑萍与郑建系姐弟关系，该二被告系被告苏丽珍与其夫郑×祖所生之子女。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旧门牌东四十×条8×号院）房屋15间半（含东房1／2间，东房棚1／2间，西房1／2间）系郑×祖之父郑宝×所有的私产。郑宝×生育子女六人，即长子郑×曾、次子郑×祖、三子郑玉慈（原名郑慰慈）、长女郑英杰、次女郑玉琨、三女郑玉瑛。郑×曾于1943年去世，无子女。郑×祖与郑宝×夫妇一起生活，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文革期间的1966年，该院房产被收归公管。1966年8月，郑宝×去世，其妻佟紫×亦于同年去世。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房管部门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产予以发还。郑×祖向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申请办理房产继承公证。在办理公证过程中，郑×祖向公证处确认房屋产权人郑宝×共生育子女四人，即长子郑×曾、次子郑×祖、长女郑玉琨、次女郑玉瑛，产权人无遗嘱；郑×祖所在单位向公证处提供的其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上显示郑×祖有妹妹郑玉琨、郑玉瑛；郑玉琨、郑玉瑛分别在落实私房政策对继承房产的意见表“我的意见是”一栏中的“自愿放弃继承上述遗产的权利”项下签字确认，并由其所在单位加盖了公章。1984年4月2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确认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由郑×祖继承。1984年5月21日，房管部门向郑×祖发出发还私房产权通知。1984年9月13日，郑×祖领取产权证，取得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17间（其中，北房5间，东房4间，南房5间，西房3间）的所有权。1999年3月，郑×祖将其名下的部分房屋分别赠与被告郑萍、郑建各2间，该二被告于2001年8月领取了产权证。其中，被告郑萍所有的2间为西房（北数第一、二间），产权证载6号房；被告郑建所有的2间为东房（北数第二、三间），产权证载3号房。剩余北房5间、东房1间、西房1间、南房6间仍登记在郑×祖名下。2011年5月30日，郑×祖去世。郑×祖所有的房屋未发生产权变动，郑×祖的继承人为本案三被告。2012年，原告郑英杰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致信反映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继承问题。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给予其书面答复，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本案庭审中，原告郑英杰提供其人事档案，证明其与郑宝×、郑×祖的亲属关系。在其人事档案中记载有“现名郑英杰原名郑玉玲……北京市考取华北大学由组织分配工作”，“大弟，郑×祖，北京市农工商联合企业办公室……小弟，郑慰慈，在黑龙江省机砖厂，工人……大妹，郑玉琨，天津大学水利系教授……小妹，郑玉瑛，南开大学环保研究室”等内容。原告郑玉慈、郑玉琨对此无异议。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郑英杰与郑宝×、郑×祖的亲属关系。被告提供了有郑宝×签字的遗嘱及原告郑英杰之子赵素×经公证的证人证言，证明郑宝×于1966年8月口授遗嘱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归郑×祖所有，内容为“爷爷说：我们走了，照顾小弟，家里一切交给你父，切记勿忘”等内容；赵素×证明郑宝×于1966年8月在遗嘱上签字及其母原告郑英杰在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知道房屋登记在郑×祖名下的事实。原告郑英杰对此均不予认可。原告郑玉慈、郑玉琨对此无异议。在原审中，郑玉瑛曾作为被告的证人，郑玉瑛证明郑宝×共有六位子女，原告郑英杰于1949年去湖南工作，原告郑玉慈从北京去东北工作；郑×祖于1983年11月曾向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及郑玉瑛去信告知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事宜，并提出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登记在郑×祖名下；郑×祖称原告郑英杰表示放弃但未提供相关手续，原告郑玉慈没有表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郑玉瑛曾同原告郑英杰谈及房屋已登记在郑×祖名下的事实，原告郑英杰完全清楚该事实；1966年8月的遗嘱有郑宝×的亲笔签字。证人梁殿×作为被告的证人当×，证明听郑×祖讲述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对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屋登记在郑×祖名下的事实，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是知情的。原告郑英杰认为上述二位证人与被告关系密切，其证言不可信。原告郑玉慈、郑玉琨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案审理中，本院调取了郑×祖的人事档案。在其人事档案中记载有“郑英×（姐姐）解放后参加华大学习现在湖南湘潭税务局工作……郑慰慈（弟弟）在十一条小学上学”，“照顾兄妹等六人”，“姐姐在解放后在华大学习毕业后去湖南工作”，“姐姐郑英×干部现在已结婚，在湖南湘潭工作，无经济关系有时通信互相鼓励”，“弟弟郑慰慈学生”等内容。三原告与三被告对上述材料没有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郑玉琨提供了郑×祖于1983年左右给其的书信两封，书信主要内容为，“北京在落实房产权，我只说有你和玉瑛二个妹妹，这样快一点，简单一点。我想咱们都不指望这样继承，只是办完越快越好，咱们之间的事好办，不会争吵…希望你们把表填…”，“…现在公证处又发一表。我已填好，请你盖一下圆章即可。大姐的表都没收到，所以在表中没有填写他俩的名字。房管部门催的很紧，这样办完以后再说，我相信不会有什么纠纷。你意如何，同意就盖上系里印章（总支）…”。郑玉琨提供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在办理产权发还时，郑×祖的原意是其办理相关手续后，再办理继承手续。对该证据，原告郑英杰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郑玉琨、郑玉瑛表示不清楚情况，不发表意见。三被告表示，第一封信内容不完整，书信只是表达了以往的细节，不能否认房屋由郑×祖继承的事实。另，就郑英杰何时得知诉争房屋已过户至郑×祖名下一节，原告郑英杰表示在原审法院调取相关房屋档案后才得知。三被告则表示郑×祖早已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告知郑英杰，就此主张有郑英杰之子赵素汉的证人证言，以及郑玉琨所写相关意见予以佐证。另，郑玉慈亦曾于2013年8月书写《参加出庭意见》，其表示郑英杰早就知道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房产全部登记在郑×祖名下的事实。但在本案庭审中，郑玉慈表示上述陈述与事实不符，撤回上述陈述意见。诉讼中，本院曾到现场进行勘验，现北房东数第一间与东房北数第一间之间的墙体被拆除，东房北数第一间西侧墙体被拆除并向西扩建1.5米左右，东房北数第二、三间西侧墙体被拆除并向西扩建0.4米左右。西房北数第一、二间东侧墙体被拆除并向东扩建0.45米左右，西房北数第三间西侧墙体被拆除，东侧约1.5米处有一推拉门与南房向北接建部分相通。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证明信，关于对郑宝×同志的复查结论，公证书，原告郑英杰的人事档案材料，答复，房屋档案材料，公证卷宗材料，郑×祖的人事档案材料，往来信件，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号院（旧门牌东四十×条8×号院）房屋系郑×祖之父郑宝×所有的私产。根据查实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本院确认郑宝×共生育原告郑英杰（原名郑玉玲）、郑玉慈（原名郑慰慈）、郑玉琨、郑玉瑛及郑×曾、郑×祖六位子女。1966年，上述房屋被收归公管，郑宝×夫妇于当年去世。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房管部门将上述房产予以发还。因郑×曾先于郑宝×夫妇去世，无子女，故根据法律规定上述房屋应由郑宝×的继承人即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郑玉瑛及郑×祖五人继承。关于被告提供的郑宝×签字的遗嘱及原告郑英杰之子赵素汉经公证的证人证言，原告郑英杰不予认可。对于遗嘱，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其内容，无法证实郑宝×有将房产归郑×祖所有的意思表示，而且郑×祖在办理公证时亦提及产权人无遗嘱，故被告提供的遗嘱不具法律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在办理产权发还过程中，虽然郑玉琨、郑玉瑛曾书写放弃继承声明，但根据郑×祖与郑玉琨往来信件，郑×祖向公证机关陈述仅有郑玉琨、郑玉瑛两个妹妹，并要求郑玉琨、郑玉瑛书写放弃继承声明，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产权发还手续的办理，并不存在企图独占涉诉房屋的恶意。同时，郑玉琨、郑玉瑛书写放弃继承声明，也仅仅是为了尽快办理产权发还手续，其真实意思并非放弃继承权。在此情况下，虽然郑宝×遗留房产发还至郑×祖一人名下，但该产权仍应属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郑玉瑛及郑×祖五人共有。因郑×祖已去世，原名下房屋应归其继承人即被告郑萍、郑建、苏丽珍与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郑玉瑛共有。关于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法律规定，房屋产权人死亡后，房屋在继承人之间为共有状态，故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郑英杰主张郑玉琨、郑玉瑛对涉诉房屋不应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而其要求确认在上述房屋中占二分之一份额，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应经继承析产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六号院原郑×祖名下的房屋十七间为原告郑英杰、郑玉慈、郑玉琨、郑玉瑛与被告郑萍、郑建、苏丽珍共有；二、驳回原告郑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三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轶楠代理审判员  袁 晖人民陪审员  钟启龙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成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