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通商初字第00781号原告（反诉被告）南通优棉濠晨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川港工业园F区。法定代表人张学新，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沈满满，江苏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雪莉，江苏苏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沈徐平，男，1966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代理人曹娟，南通市通州区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南通优棉濠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棉公司）与被告沈徐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邓建华独任审判，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沈徐平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因案件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六个月，于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优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满满、赵雪莉，被告沈徐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优棉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3年起开始发生买卖业务往来，由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加工并供应床上用品。原告多次向被告供了货物，但货款未有结清。2014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确认被告累计结欠原告货款865000元，并承诺于2014年底前偿还一半欠款，未付款项按照月息0.5%计息。但欠条出具后，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付款。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86500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暂计56225元，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欠条、客户明细账，证明2014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结欠原告货款865000元并约定了利息计算方法；同时证明欠条出具后双方仍存在买卖往来，交易模式是款到发货，欠条出具后沈徐平付款是针对之后的业务往来，而非偿还欠条所涉债务；2、《订购合同》、沈徐平向张学兵出具的“说明”，证明双方于2014年6月7日签订一份42万元的床上用品买卖合同，原告交付货物后，沈徐平于2014年6月7日向原告汇款18万元、8月21向原告汇款22万元，该两次付款履行的是《订购合同》项下42万元的货款，与欠条所涉债务无关；3、远征物流叠石桥公司（以下简称远征物流公司）货运单、原告经办人张学兵往返飞机票，证明2014年8月13日原告经办人张学兵乘机前往呼和浩特市与沈徐平一起到内蒙古乌澜大酒店交付了《订购合同》所涉的42万元货物，并于同年8月22日返回；4、销售单、生产通知单、记账凭证、快递面单、江苏叠石桥物流中心呼市包头托运站（以下简称叠石桥物流中心）提货单、九源区鑫天诚物流货运部（以下简称鑫天诚货运部）“证明”，证明欠条之后双方仍存在业务往来，原告为沈徐平供应了多次床上用品，被告已经付款。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中的欠条、客户明细账中的被告付款金额真实性无异议；2、对证据2中的《订购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价款为42万元，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支付定金2万元，剩余40万元系包含在欠条债务865000元之中；“说明”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沈徐平本人陈述，“说明”是其草拟并传真给原告，但原告未签字进行回传，不能证明原告承认“说明”中载明的内容，故“说明”不具有证明力；3、对证据3中的远征物流公司的货运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为：货运单记载的发货单位不是原告，收货单位也不是被告，且收货单位电话一栏进行了删改，不能证明原告将货运单中的货物运送给了被告。如原告向被告发货，完全可以直接向沈徐平本人发货，不需要经他人中转；原告经办人张学兵往返飞机票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明力不予认可；4、对证据4中的叠石桥物流中心的提货单及鑫天诚货运部的“证明”的真实性均持有异议，提货单中未有被告签字，不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交付了货物；销售单、生产通知单系原告自行制作，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陈述，远征物流公司货运单记载的收货人“王军”是其公司的业务员，之所以未记载被告沈徐平，是为防止货运公司不经确认直接放货给被告。本院认证认为：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欠条、客户明细账及《订购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应予以确认；关于沈徐平“说明”的真实性，虽然被告代理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沈徐平本人认可系由其拟定并传真给原告，故“说明”形式上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2、远征物流公司的两张货运单收货单位栏处记载的是王军，而不是沈徐平，且收货人签字处未有沈徐平签字，故货运单不能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叠石桥物流中心的提货单记载原告向被告的五次发货，记载的收货人为沈徐平，虽未有提货单回单，但鑫天诚货运部的“证明”能证明货物已由沈徐平提走的事实。为进一步调查该五次发货的情况，本院依原告申请，于2016年5月20日前往货物发出地点叠石桥物流中心包头托运站调查，该站负责负责人杨凯向本院提供部分发货记录台账，并陈述货物已发送给沈徐平且其已经签收。本院将制作的调查笔录交由被告沈徐平本人质证，其对该五次货物签收的事实未再否认；3、原告经办人张学兵往返飞机票，能证明于2014年8月13日乘机前往包头并于8月22日返回的事实，其目的是否为履行42万元货物交付，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另作认证；3、销售单、生产通知单、记账凭证能证明涉案欠条出具后，优棉公司为履行与被告沈徐平的买卖交易对货物进行生产的事实；其中，2014年6月16日生产单及8月10日销售单中记载的42万元货物与2014年6月7日《订购合同》记载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相一致，能证明优棉公司为履行《订购合同》进行了生产的事实，该批货物是否完成交付应结合其他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认定。被告沈徐平辩称：1、双方的买卖业务关系期间发生在2011年至2014年6月，其于2014年6月13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后双方不再有业务往来，其已向原告付款共计750397.7元，原告主张欠付货款金额与沈徐平实际欠款金额不符；2、关于2014年6月7日双方签订《订购合同》，合同所涉货款包含在欠条载明的债务之中，其已向原告支付42万元货款，但原告至今未向其交付货物，故其未向原告支付剩余的欠款，已支付42万元应从原告所起诉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原告应继续向被告履行交付42万元货并赔偿相关损失，对此，其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后沈徐平于2015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反诉被告优棉公司继续向其交付《订购合同》项下的42万元货物；2、本案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优棉公司负担。针对沈徐平的反诉请求，优棉公司辩称：反诉原告沈徐平的反诉主张与事实不符，其向沈徐平履行了《订购合同》所涉的42万元货物交付义务，双方已货款两清。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沈徐平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沈徐平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及业务委托凭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业务回单证明欠条出具后其向原告共计付款620213元（分别为：2014年7月9日149000元、2014年8月9日18万元、2014年8月21日22万元、2014年11月7日31253元、2015年1月17日2万元、2015年2月3日2200元、2015年1月18日17760元)，另结合原告提供的客户明细账记载被告付款情况，其共计向优棉公司付款750397.7元（庭后，被告提供付款明细一份，记载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2014年7月9日149000元、2014年8月9日18万元、2014年8月21日22万元、2014年11月7日31253元、2014年7月9日123146元、2014年7月10日6715元、2014年7月14日323.7元、2015年1月7日2万元、2015年2月3日2200元、2015年1月17日17760元、2015年4月23日420元，共计付款750817.7元）；2、《订购合同》、张学兵向沈徐平出具的“承诺书”，证明欠条出具之前，原、被告签订了一份42万元的买卖合同，被告已支付货款42万元，但原告未有发货；同时证明该42万元货款包含在欠条865000元之中；3、上海鑫楠宾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楠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工商登记材料及盖有优棉公司的印章的空白纸一张，证明42万元货物优棉公司未交付，同时证明双方合作期间，优棉公司将“优棉”的商标授权给沈徐平，其可以任意使用。原告优棉公司对被告沈徐平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2中的《订购合同》、银行付款凭证、“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主张的已付货款金额有异议，原告确认收到沈徐平付款计602873元，被告按照原告提供的客户明细账的记载主张原告认可被告付款750397.7元系错误理解；2、2014年6月7日《订购合同》项下的42万元的货款并不包含在欠条之中；欠条出具之后被告付款都是履行双方之后业务，并不是偿付欠条中的债务；“承诺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3、关于证据3，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1、优棉公司对沈徐平所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沈徐平的付款金额，双方一致认可的是2014年7月9日149000元、2014年8月9日18万元、2014年8月21日22万元、2014年11月7日31253元、2015年1月7日2万元、2015年2月3日2200元、2015年4月23日420元，共计602873元，沈徐平主张的还有其他付款，并未提供付款凭证，本院不予采信；3、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证明力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7日，优棉公司（甲方）与沈徐平（乙方）《订购合同》一份，约定优棉公司为沈徐平加工洗衣袋、吹风机袋、保护垫等床上用品，每种产品均明确约定了产品规格、单位、数量、单价等，货款金额为415684元，实际执行价为420000元，交货时间为同年7月3日，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预付定金贰万元，余款在发货前付清，甲方在收到定金后给予生产。”合同还特别备注必须缝制“优棉”商标。合同签订当日，沈徐平向原告支付定金2万元。2014年6月13日，沈徐平向优棉公司张学兵（系优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学新弟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截止2014年6月13日，沈徐平尚欠优棉公司货款865000元，沈徐平同意于2014年底前支付一半，剩余部分按照利息5厘，从年底开始计息。2014年7月28日，沈徐平向张学兵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双方于2014年6月7日订立的42万元床上用品买卖合同，沈徐平已付定金2万元，发货时再付30万元，因沈徐平资金周转困难，发货时先付22万元，余款18万元收到货后1个月左右付清，并增加原存欠款10万元。如果沈徐平违约，愿意用其英菲尼迪37×39汽车抵给张学兵。2014年8月14日，张学兵向沈徐平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关于双方于2014年6月7日订立的42万元床上用品买卖合同，张学兵保证在2014年8月16日向沈徐平交付，如未交付按诈骗罪论处，并向沈徐平赔偿损失100万元。另查明，欠条出具后，沈徐平向优棉公司支付了多笔货款。其中，2014年8月9日付款18万元和8月21日付款22万元，系履行是2014年6月7日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所涉义务（合同签订当日已付定金2万元）。诉讼中，本院通知张学兵、沈徐平说明42万元货物是否交付的情况。张学兵向本院陈述如下：2014年6月7日的《订购合同》及6月13日的欠条有关事宜都是其负责的；欠条出具后，双方交易模式是先付款后发货，有的是货在途中付款；由于沈徐平已支付了42万元货物的货款，所以优棉公司就没有保留送货回单，远征物流公司货运单写明的收货人王军的原因是为防止货物被沈徐平提走；该货物交付具体经过是：2014年8月中下旬左右，其与沈徐平和沈徐平儿子到乌澜大酒店交货的，办理货物入库手续的酒店工作人员将收条给了沈徐平。沈徐平向本院陈述如下：42万元床上用品是为了履行其与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兰集团）签订的165万元床上用品买卖合同，因为乌兰集团名下的乌澜大酒店开业需要，该合同要求其在2014年7月10日之前交货，所以其在6月7日就与优棉公司签订了讼争的42万元的合同；但乌澜酒店开业时，优棉公司未发货；因当时张学兵在呼和浩特市，其就要求张学兵写了一份承诺书，但是张学兵仍未发货，其只好向其他厂家拿货；其交付给乌兰集团的165万元床上用品中，有的印“优棉”商标，有的印“鑫楠”商标，“鑫楠”商标是其自己公司名下的。根据法律规定，本院要求优棉公司提供42万元货物交付的证据，优棉公司派员于2015年9月23日前往呼和浩特市乌澜大酒店调取证据，但酒店拒绝配合。优棉公司向本院申请依职权调查。本院于2016年3月23日乌澜大酒店所在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发出委托调查函要求该院委托调查，但该院并未向本院函复调查结果。本院于2016年4月27日前往乌澜大酒店进行调查。乌澜大酒店向本院提供的材料为2014年5月30日鑫楠公司与乌澜集团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总额165万元）及货物验货单、涉案《订购合同》复印件，能反映乌澜大酒店因酒店开业需要，其与沈徐平2014年5月30日签订了合同总额165万元的床上用品。酒店开业前，沈徐平将货物向乌澜大酒店进行了交付，验货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验货人为企业保管范耀宇。本院为调查涉案42万元货物交付情况，并与范耀宇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范耀宇拒绝签字），范耀宇陈述如下：2014年7月底8月初，乌澜大酒店开业时，张学兵与沈徐平和沈徐平儿子三人一同到酒店交货了165万元货物，货物入库并验收手续是其经办的；8月中下旬没有收到涉案42万元货物。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争议，但对本案基础事实的意见截然相反：原告优棉公司主张涉案欠条出具之后，共计向被告沈徐平供货616528.3元，被告沈徐平的付款都是针对其之后的发货。被告沈徐平则认为欠条出具之后，优棉公司只有向其送了两三次货物，每次价值大概几百元，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往来，其付款都是为了偿还欠条中的债务。虽经本院多次释明当事人应诚信诉讼，但双方仍各执己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欠条出具后，沈徐平的付款系偿还欠条中债务还是支付欠条出具后双方发生的买卖业务中的货款；2、《订购合同》项下的42万元货物是否已经交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争议焦点包含两方面的具体争议：1、《订购合同》所涉的42万元货款是否包含在欠条的债务之中。本院认为，《订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6月7日，欠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虽然《订购合同》签订时间在欠条出具之前，但根据2014年8月14日张学兵向沈徐平出具的承诺书可知，42万元的货物在2014年8月14日之前仍未交付。因此，欠条出具时，既然优棉公司尚未发货，沈徐平支付货款就无从谈起，沈徐平抗辩已将42万元货款列入到欠条之中，有违基本常理。2、欠条出具后，除了《订购合同》所涉的42万元货物外，双方是否还有其他业务往来。本院认为，本案审理之初，沈徐平以优棉公司不能提供送货依据为由全部否认优棉公司发货，后逐步承认存在部分小额发货的事实。特别在优棉公司提供的叠石桥五张提货单（2014年6月7日运费300元、7月10日运费2130元、7月13日运费500元、9月29日运费50元、11月7日运费1000元）中，沈徐平第一次、第二次庭审时均予以否认，并要求优棉公司提供其在提货单上签收的证据，待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前往该五单发货的物流公司调查核实事实后，其才承认货物收到的事实，但又称上述货物不值钱。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五张提货单记载运费金额及客户明细账记载的沈徐平付款情况（2014年6月6日付款10000元、7月9日付款149000元、11月7日付款31253元），该五次送货的价值应在20万元以上，故沈徐平所称上述货物价值很少的意见显然与基本事实矛盾，反映了其在本案中一贯不诚信陈述的态度，对其该抗辩的意见不予采信。综合前述分析，可认定欠条出具之后，双方仍存在交易往来，采取的是款到发货方式，沈徐平在欠条出具之后的付款并非偿还欠条所涉的债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虽然优棉公司未能提供42万元货物交付的直接证据，但根据本院调查的事实并结合优棉公司提供生产单、销售单等证据，已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认定优棉公司已履行货物交付的主张与客观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优棉公司已完成了42万元货物的生产。2014年6月16日生产单、2014年8月10日销售单、2014年8月11日记账凭证，能证明优棉公司对货物已完成了生产，应收账款已入账；2、42万元货物包含在沈徐平与乌澜大酒店签订的165万元合同之中。根据本院2016年1月5日与沈徐平所作的谈话笔录，沈徐平陈述，其与优棉公司签订的42万元合同是为了履行与乌澜大酒店签订的165万元合同，用于乌澜酒店开业之需，优棉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该节事实可以认定；3、张学兵曾与沈徐平到乌澜大酒店共同交付了165万元的货物。根据本院2016年1月5日与张学兵所作的谈话笔录，张学兵陈述其于2014年8月13日乘机前往包头再中转呼和浩特，目的是为了交付42万元货物，并于8月22日乘机返回，张学兵的陈述与乌澜大酒店范耀宇陈述一致。虽然范耀宇回忆165万元的送货时间大概是在2014年7月底8月初，但货物验收单记载的验货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且范耀宇回忆的交货时间与张学兵乘坐飞机前往呼和浩特的往返时间矛盾，故货物交付时间应以验收单载明的时间为准；4、从张学兵与沈徐平就货物交付磋商经过及沈徐平付款的时间节点上看，亦能佐证货物交付的事实。2014年7月28日，沈徐平向张学兵出具“说明”，承诺优棉公司发货时先付22万元，余款18万元待收货后一个月左右付清。后沈徐平于2014年8月9日、8月21日分别向优棉公司汇款18万元、22万元，两次付款时间及金额与“说明”的内容基本一致。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欠条出具后，双方虽继续发生业务往来，但在42万元货物交付问题上失去信任，为此相互并出具发货和付款的承诺，因此，在优棉公司未交货的情况下，沈徐平亦不会违反“说明”于8月21日再付款22万元。从时间节点上看，张学兵承诺于2014年8月16日前交付货物，乌澜大酒店8月18日办理货物入库验收手续，货物交付后沈徐平8月21日付款22万元，张学兵8月22日乘机从包头返回，货物交付前后的双方几次行为的时间节点均能有效衔接，能进一步印证货物交付事实。另外，根据第一个争议焦点查明的事实，42万元货物买卖业务完成后，双方还发生了几笔交易，沈徐平仍于2014年11月7日付款31253元、2015年1月7日付款2万元、2015年2月3日付款2200元、2015年4月23日付款420元，根据一般常理，若优棉公司未交付42万元货物并给沈徐平造成损失属实，在此问题未妥善解决的前提下，沈徐平仍要求优棉公司向其继续供应货物逻辑上几无可能。沈徐平辩称后续的付款是偿还欠条中的债务，但其几次数额不等的付款金额上看（多的几万元，小的几百元），与偿还债务的特点严重不符。故本院对沈徐平的相关抗辩意见及反诉主张均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送货单虽是出卖人履行交付货物的重要凭证，但并不是唯一的凭证，实践中的当事人约定货物交付方式的多种多样，出卖人是否履行交货还可通过审查出卖人是否完成了货物生产，及买受人支付货款情况等其他事实综合判断。鉴于欠条出具之后，双方采取款到发货的交易模式，原告虽未能提供交货凭证证明欠条出具之后双方还发生了业务往来，但其提供的提货单、生产单及销售单等证据，结合本院依职权查明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在欠条出具后发生了多笔真实、有效的买卖业务，且沈徐平付款针对的是欠条出具之后双方发生的业务，而非偿还欠条所涉债务。关于优棉公司要求沈徐平支付欠条所涉债务865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的本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沈徐平在本诉中抗辩其已偿还债务750397.7元及反诉要求优棉公司继续交付42万元的货物，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相关陈述自相矛盾，有违诚信和常理，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徐平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向原告南通优棉濠晨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65000元及该款项的利息（自2015年7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的基准利率1.5倍计算）；二、驳回反诉原告沈徐平对反诉被告南通优棉濠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的本诉案件受理费130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600元，合计20612元，由被告沈徐平负担（本诉案件受理费原告已代垫，待执行时由被告一并给付原告）。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该院交纳案件受理费（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审 判 长  邓建华人民陪审员  麻建华人民陪审员  孙志蓉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