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第37号原告（反诉被告）：刘水龙，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刘益敏，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海南鹿之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菊堂，董事长。被告（反诉原告）：周菊堂，男，195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善略、余文珊，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刘水龙与被告（反诉原告）海南鹿之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杰林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彭彩燕、韩芬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鹿之岛公司、周菊堂于2014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与本诉进行合并审理，并于2014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水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益敏及被告（反诉原告）鹿之岛公司、周菊堂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善略、余文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刘水龙起诉称：因鹿之岛公司与樟树市瑞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年公司）在合作开发“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中产生纠纷，周菊堂要求刘水龙帮助其处理该纠纷，并以其个人名义与刘水龙于2012年2月18日签订了一份名为合作、实为代理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要回樟树市区内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投资所有款项约人民币5500万元；项目本金与利息收回后10天内，周菊堂支付刘水龙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如到期未支付，周菊堂每天要支付刘水龙所得5%的滞纳金。协议签订后，周菊堂又以鹿之岛公司的名义，委托刘水龙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水龙垫资近50万元交纳了诉讼费，另外周菊堂向刘水龙借款40万元作为开支。诉讼期间，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瑞年公司支付鹿之岛公司投资款2573万元和回报款1827万元，合计4400万元（原在周菊堂名义下投资的熊元如、聂志琴、罗奎达、周建旺等人的投资及回报9507635.20元由瑞年公司另行支付，不含在4400万元内）。刘水龙在接受委托后多次跑省高院和樟树市，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可鹿之岛公司收到瑞年公司款项后至今不肯支付刘水龙代理费。为此，刘水龙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支付代理费500万元整；2、判令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支付滞纳金200万元整；3、诉讼费由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承担。被告鹿之岛公司答辩称：一、刘水龙并非律师，其以公民身份代理诉讼依法不能收取诉讼代理报酬。刘水龙并非律师或其他获准从事法律服务职业人员，其以合作帮助鹿之岛公司要回樟树市区内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投资所有款项约人民币5500万元为由与鹿之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刘水龙为以盈利为目的借风险代理收取超高额费用的诉讼代理合同。即便是专业律师代理诉讼，最高代理费金额也不得高于合同约定标的30%，而刘水龙作为公民代理借诉讼收取暴利，已经严重违反了《律师法》第14条的规定，并且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1993年8月3号司法部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中都明确指出，公民以个人名义或其他身份擅自在社会上承揽法律事务，随意解答法律问题，挑词架讼，公开或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干扰了律师业务的正常开展和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影响了法律服务的正常秩序，并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藉此向被告人或当事人收取报酬、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手段，甚至还规定了违反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各自的职权进行处罚等。由此可见，鹿之岛公司与刘水龙合作协议中关于民事诉讼有偿代理的条款，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鹿之岛公司不应向刘水龙支付代理报酬。二、退一步讲，即便合作协议中关于有偿代理的条款有效，但是刘水龙并未依约全面履行《合作协议》并擅自终止协议，依约也无权向鹿之岛公司要求支付代理费和滞纳金。刘水龙向鹿之岛公司承诺一定能帮鹿之岛公司收回投资款本息5500万元，于是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要回投资款合计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整”及第六条“如果没有实现以上一至三条的内容，周菊堂不支付任何费用给刘水龙”的约定，在刘水龙未能依约帮助鹿之岛公司收回合作协议约定的5500万元投资款本息时，鹿之岛公司支付刘水龙报酬的条件尚未成就，鹿之岛公司有权不支付刘水龙报酬。实际上，鹿之岛公司一直在积极配合刘水龙，合作协议签订后，当即依约支付了10万元给刘水龙（以刘水龙借款10万元冲抵10万元代理费），此后在追讨投资款过程中，鹿之岛公司又陆续支付了90万元给刘水龙，但刘水龙一直未能为鹿之岛公司收回5500万元投资款。事后，刘水龙又欺骗鹿之岛公司另行委托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起诉后，刘水龙又欺骗鹿之岛公司先和瑞年公司签订协议先要回4400万元的项目款，并保证在要回4400万元项目款后，再帮助要回后续的1100万元。于是2012年6月8日，鹿之岛公司和瑞年公司签订了一份支付4400万元的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刘水龙要求鹿之岛公司向法院撤诉。但撤诉后瑞年公司根本就没有依约履行所签订的协议书，没有依约按期付款。鹿之岛公司多次要求刘水龙要回款项，刘水龙均不作为。鹿之岛公司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2012年8月20日通过委托海南省江西商会向江西省委省政府发函，通过政府领导批示，瑞年公司在政府的责令下才支付给鹿之岛公司部分投资款项，至今瑞年公司都没有完全按照2012年6月8日签订的协议支付全部款项。在鹿之岛公司通过海南省江西商会发函及江西省委省政府责令瑞年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后，刘水龙又欺骗鹿之岛公司向其支付代理费50万元并保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向瑞年公司要回剩下的1100万元。但刘水龙在陆续骗取鹿之岛公司150万元代理费后就不再依约帮鹿之岛公司追讨投资款。综上，刘水龙并非律师，依法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代理诉讼业务，不能收取诉讼报酬，并且刘水龙也并未实现“一定能帮鹿之岛公司收回5500元投资款本息”的承诺，依约也无权收取鹿之岛公司的报酬。刘水龙诉请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刘水龙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周菊堂答辩称：周菊堂代表鹿之岛公司与刘水龙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周菊堂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刘水龙要求周菊堂支付其代理费及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合作协议》中的委托事项为要回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合作的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的投资款5500万元，虽然《合作协议》上只有周菊堂签字没有加盖鹿之岛公司的公章，但是周菊堂作为鹿之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鹿之岛公司的公务代表公司对外作出行为，依法应认定周菊堂在《合作协议》上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次，综合（2012）赣民一初字第2号案件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法院的裁定书，维权主体均是鹿之岛公司，再次证明周菊堂代表鹿之岛公司与刘水龙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本案与周菊堂并没有利害关系，周菊堂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刘水龙要求周菊堂支付其代理费及滞纳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周菊堂作为鹿之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鹿之岛公司与刘水龙签订《合作协议》为职务行为，依法应认定为鹿之岛公司的行为，周菊堂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刘水龙诉请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刘水龙的全部诉讼请求。反诉原告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反诉称：刘水龙并非执业律师或其他获准从事法律服务职业人员，却对外承接诉讼业务，非法获取高额代理费。2012年2月，刘水龙承诺帮鹿之岛公司打赢官司，并保证可以帮助鹿之岛公司要回全部投资款本息5500万元。基于刘水龙一再承诺一定能收回樟树市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的投资款本息5500万元，周菊堂与刘水龙签订了《合作协议》（实为代理协议），约定双方合作要回鹿之岛公司投资的“樟树市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的投资款5500万元。因刘水龙并非专业律师，周菊堂为防止刘水龙骗取代理费用，与刘水龙在《合作协议》第六条特别约定“如果没有实现以上一至三条的内容，周菊堂不支付任何费用给刘水龙，已付的壹拾万人民币刘水龙如数归还给周菊堂但不计任何利息和利润”，第七条约定“周菊堂、刘水龙在合作中任何一方私自终止合作协议，无论什么理由都要赔偿对方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协议签订后，周菊堂当即预支了10万元给刘水龙（以刘水龙向周菊堂的借款10万元冲抵10万元代理费），此后在追讨投资款过程中，周菊堂又陆续支付了90万元给刘水龙。但刘水龙在收到上述款项之后，一直未能要回投资款5500万元。事后，刘水龙又欺骗鹿之岛公司另行委托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并保证联系法官打赢官司要回5500万元。起诉后，刘水龙又欺骗鹿之岛公司先和瑞年公司签订协议先要回4400万元的项目款，并保证在要回4400万元项目款后，再要回后续的1100万元。于是2012年6月8日，鹿之岛公司和瑞年公司签订了一份支付4400万元的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刘水龙要求鹿之岛公司向法院撤诉。但撤诉后瑞年公司根本就没有依约履行所签订的协议书，没有依约按期付款。鹿之岛公司多次要求刘水龙要回款项，刘水龙均不作为。鹿之岛公司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2012年8月20日，通过委托海南省江西商会向江西省委省政府发函。在通过政府领导批示后，瑞年公司在政府的责令下才支付给鹿之岛公司部分投资款项，至今瑞年公司都没有完全按照2012年6月8日签订的协议支付全部款项。在鹿之岛公司通过海南省江西商会发函及江西省委省政府责令瑞年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后，刘水龙又欺骗代理费50万元，并保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向瑞年公司要回剩下的1100万元。但至今不再依约追讨投资款。实际上，在追回投资款的过程中，刘水龙并未起到作用，也没有见刘水龙付出任何追回投资款有关的财力物力和付出相关的工作和劳动。在鹿之岛公司多次要求刘水龙按《合作协议》约定要回5500万元投资款无果后，刘水龙还欺骗鹿之岛公司签订暂时要回4400万元投资款的协议，并且欺骗鹿之岛公司委托律师诉讼，该委托除了导致鹿之岛公司额外支付巨额的律师费，对诉讼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刘水龙未能要回5500元投资款，依约鹿之岛公司不支付任何费用给刘水龙，鹿之岛公司已付的150万元代理费刘水龙依法应当返还给鹿之岛公司。刘水龙因构成严重违约，依约应支付鹿之岛公司赔偿金300万元。综上所述，刘水龙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且擅自终止合同依约应向鹿之岛公司承担300万元赔偿金。请求：1．判决刘水龙返还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已支付的代理费150万元；2.判决刘水龙支付鹿之岛公司终止合作协议赔偿金300万元整；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刘水龙承担。反诉被告刘水龙答辩称：一、刘水龙未作任何承诺，更不用说虚假承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以后，因周菊堂和刘水龙均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双方均认识到要提起诉讼就必须聘请律师参与，所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是周菊堂、鹿之岛公司和刘水龙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经协商而达成的一致意见。该案起诉以后，瑞年公司通过樟树市公安局非法插手经济纠纷，将周菊堂及其儿子扣押在公安局长达12个小时，鹿之岛公司被迫与瑞年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同意瑞年公司退回鹿之岛公司的投资款4400万元，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撤回起。可是，反诉状却变成了刘水龙欺骗鹿之岛公司先要回4400万元和刘水龙要求鹿之岛公司撤诉。反诉状所述的整个事实均不符合客观情况。二、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没有支付过代理费给刘水龙。周菊堂与刘水龙签订合同以后，按约定周菊堂须支付10万元前期开支费用，但周菊堂用原先借给刘水龙的10万元做了冲抵。不久，周菊堂向刘水龙借款40万元（不计利息），2012年4月6日又向刘水龙借款40万元按月息2分计息。起诉后，刘水龙代缴纳诉讼费50万元，2012年5月19日，周菊堂归还40万元。2012年11月2日，周菊堂归还刘水龙代垫的诉讼费50万元，后法院又退回一半诉讼费到刘水龙账上。由此，周菊堂还欠刘水龙的借款，根本不存在已经支付代理费的情况。三、周菊堂和刘水龙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周菊堂、鹿之岛公司必须支付代理费给刘水龙。刘水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证明双方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双方对代理费和违约金进行了约定；2、借条、退诉讼费申请书，证明刘水龙垫资为鹿之岛公司进行代理活动；3、《民事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刘水龙为鹿之岛公司、周菊堂进行了诉讼代理活动；4、向江西省高院提交的证据目录、投资款明细、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刘水龙依此《协议书》作出的《投资本金＋回报率计算说明》、《投资本金＋回报率明细表》6份，证明刘水龙依据鹿之岛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及对有关数据进行了反复计算，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5、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达成的《协议书》，证明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的纠纷已解决，应支付刘水龙代理费。经质证，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对刘水龙提交的《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退费申请书》、《民事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借条》、投资明细、《投资本金＋回报率计算说明》、《投资本金＋回报率明细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这几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有异议。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刘水龙作为公民代理借诉讼收取暴利严重违法，且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刘水龙未完成委托事项不应获得代理费；2、支付凭证3份，证明鹿之岛公司已经支付100万元代理费给刘水龙，刘水龙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公民有偿代理条款无效，刘水龙应退还鹿之岛公司100万元代理费；3、《协议书》，证明刘水龙欺骗鹿之岛公司先行签订要回4400万元投资款协议书；4、农行支付凭证，证明刘水龙在欺骗鹿之岛公司4400万元协议后承诺帮鹿之岛公司继续追讨后续1100万元投资款并要求鹿之岛公司再支付50万元代理费，刘水龙未继续追讨应退还鹿之岛公司50万元代理费；5、律师费发票，证明刘水龙欺骗鹿之岛公司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导致鹿之岛公司损失巨额律师费的事实；6、《关于维护海南省江西商会企业家正当权益的报告》、樟树市人民政府信访记录处理卡，证明鹿之岛公司通过江西省政府协调责令瑞年公司支付投资款项，刘水龙并没有就委托事项付出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动；7、（2013）东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案是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促成的，不是刘水龙促成的。经质证，刘水龙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提交的《合作协议》、《协议书》、农行支付凭证、律师费发票、（2013）东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支付凭证、《关于维护海南省江西商会企业家正当权益的报告》、樟树市人民政府信访记录处理卡的真实性有异议，并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力均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刘水龙提交的《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退费申请书》、《民事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协议书》均有原件予以核对，且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效力予以采纳；鹿之岛公司、周菊堂虽对刘水龙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予以确认；对刘水龙提交的各类明细及《投资本金＋回报率计算说明》，虽系刘水龙单方作出，但该证据与《证据目录》相互佐证，可以证明是另案中刘水龙作出的工作。刘水龙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提交的《合作协议》、《协议书》、农行支付凭证、律师费发票、（2013）东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刘水龙未完成委托事项以及刘水龙欺骗鹿之岛公司，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提交的支付凭证中的《借条》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都确认《合作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前期开支费用与10万元借款冲抵，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对鹿之岛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中手写的付款记录，由于无原件予以核对，也无刘水龙的确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申请调取的《关于维护海南省江西商会企业家正当权益的报告》、樟树市人民政府信访记录处理卡，由于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刘水龙没有为委托事项付出努力，本院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的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8日，刘水龙与周菊堂签订《合作协议》，约定：1、刘水龙与周菊堂合作要回樟树市区内中国医药保健品交易中心项目投资所有款项（包括本金加银行利息四倍计算）约5500万元；2、项目投资本金与利息收回后10天内，周菊堂支付刘水龙500万元；如到期未付周菊堂每天要支付刘水龙所得5%的滞纳金；3、周菊堂必须要按刘水龙的指示实际办理，协议签字生效后周菊堂要现付刘水龙10万元前期开支费用；……6、如果没实现以上一至三内容周菊堂不支付任何费用给刘水龙，已付的10万元刘水龙如数归还给周菊堂但不计任何利息和利润；7、周菊堂、刘水龙在合作中任何一方私自终止合作协议，无论什么理由都要赔偿对方300万元。协议签订后，双方约定以周菊堂于2011年12月23日借给刘水龙的10万元冲抵《合作协议》第3项约定的前期开支费用。2012年3月26日，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水龙作为鹿之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合同纠纷案。2012年3月28日，鹿之岛公司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瑞年公司，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2日受理该案。审理过程中，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于2012年6月8日签订《协议书》，确认鹿之岛公司投资和回报共计4400万元，瑞年公司于2012年6月10日前付款2400万元，于2012年7月31日前付款1000万元，于2012年10月15日付款1000万元；鹿之岛公司在收到款后三天内负责撤诉。2012年6月11日，鹿之岛公司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赣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鹿之岛公司撤回起诉。2012年6月12日，鹿之岛公司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诉讼费退至原汇款人刘水龙的账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申请将24.59万元诉讼费退至刘水龙的账户。另查，周菊堂于2012年4月6日向刘水龙出具《借条》，向刘水龙借款40万元。2012年5月19日，周菊堂向刘水龙的账户转账40万元，2012年11月2日，周菊堂向刘水龙的账户转账50万元。再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鹿之岛公司支付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借条、《民事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退诉讼费申请书、《协议书》、农行支付凭证、《律师费发票》、（2013）东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在卷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刘水龙和周菊堂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约定刘水龙和周菊堂合作要回投资款，但从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该合同实际上是约定刘水龙受周菊堂的委托为鹿之岛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由于刘水龙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其从事诉讼代理业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因此，刘水龙请求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支付代理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鹿之岛公司反诉主张刘水龙返还代理费及支付赔偿金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刘水龙于2011年12月23日向周菊堂所借的10万元冲抵《合作协议》第3项约定的前期开支费用，因此，该10万元应视为鹿之岛公司已支付的费用。至于周菊堂向刘水龙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款40万元的问题，刘水龙主张该笔款系周菊堂归还的欠款，并提交了周菊堂于2012年4月6日的《借款》予以佐证。周菊堂虽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并未申请进行鉴定，本院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对刘水龙关于周菊堂于2012年5月19日转账40万元系归还该笔借款的主张予以采纳。对于周菊堂向刘水龙转账50万元的问题，刘水龙主张该笔费用系鹿之岛公司归还刘水龙垫付的（2012）赣民一初字第2号案的案件受理费。虽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否认刘水龙垫付案件受理费，但其对案件受理费系由刘水龙直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支付的事实并不否认，由于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无证据证明其将诉讼费交给刘水龙代缴，本院对刘水龙关于该笔50万元转账属归还刘水龙垫付的案件代理费的主张予以采信。由于（2012）赣民一初字第2号案的案件受理费实际为49.18万元，减半收取24.59万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一半诉讼费退至刘水龙的账户，刘水龙实际垫付的案件受理费为24.59万元，故本院将该笔50万元在扣除案件受理费24.59万元后，剩余部分25.41万元视为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已向刘水龙支付的费用。综上，鹿之岛公司共向刘水龙支付的费用为35.41万元（10万元＋25.41万元）。虽然刘水龙主张鹿之岛公司、周菊堂支付代理费无法律依据，但考虑到刘水龙在代理鹿之岛公司与瑞年公司合同纠纷案件中付出了相应的劳务，也为鹿之岛公司收回了4400万元的款项，在这个过程中，刘水龙必然产生合法费用的支出。由于刘水龙未提交证据证明产生的具体支出，本院酌定周菊堂已向刘水龙支付的该35.41万元冲抵刘水龙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产生的合法支出。鹿之岛公司、周菊堂请求刘水龙返还代理费及支付赔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鹿之岛公司、周菊堂关于受刘水龙欺骗委托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以及与瑞年公司订立《协议书》的主张，因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刘水龙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海南鹿之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菊堂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00元，由刘水龙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400元，由海南鹿之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菊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杰林代理审判员  彭彩燕代理审判员  韩 芬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