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鼓民初字第7552号原告姚霞，女，汉族，1979年2月26日生。委托代理人潘雯，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宏伟，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注册号430122000045637，住所地在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雷锋大道108号。法定代表人孔庆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甄晓蓝，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法务。第三人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香港干诺道中200号信德中心西座35楼3508室。法定代表人罗飞，主席。委托代理人甄晓蓝，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法务。原告姚霞与被告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素加公司）、第三人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生元国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霞及其委托代理人潘雯、朱宏伟，被告长沙素加公司暨合生元国际的委托代理人甄晓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被告诉辩意见原告姚霞诉称：原告自2008年起与广州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合生元）订立三次劳动合同，分别为：1、2008年6月16日至2010年6月15日的两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KA经理（重点客户经理），工作地点为南京，负责江苏、安徽区域，负责向重点客户推广销售合生元婴幼儿奶粉；2、2010年6月16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三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商超经理，负责领导、培训商超销售团队开展销售工作。3、2013年7月1日开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大区商超经理。2014年9月30日，原告与广州合生元以及控股子公司长沙素加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原告在广州合生元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转至长沙素加公司，该协议约定长沙素加公司承认原告在广州合生元的工龄，薪酬福利不变，工作岗位为江苏、上海地区推广销售集团新品牌“素加”牌奶粉的大区商超经理。为奖励原告对集团公司的贡献，2010年7月16日，广州合生元的全资控股母公司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与原告签署协议，授予原告34676股份权利（行权价2.53港元每股，股票代码HK1112），截止目前上述股份已归属原告20806股。合生元国际为广州合生元的全资控股母公司，广州合生元为长沙素加公司的全资控股母公司，三者为关联公司。2015年10月12日，合生元国际的大区主管及以上人员开会称：因集团公司收购澳大利亚swiss保健品公司，经营策略做重大调整，为整合资源和提高组织效率，公司组织架构要进行重大调整，现有销售团队人员合并成一个（称BNC事业部），只配一套管理班子，重复的大区负责人岗位进行优化，并称涉及人员范围广，时间紧，所有管理人员直接任命，不通过竞争上岗。同时给原告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接受调岗，而是接受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会后大区总监告知原告公司要调其至常州办事处任主管，原告答复公司主管：常州办事处的工作内容跟原告之前的岗位专业性不匹配，原告单身一人在南京抚养子女，子女入学也在南京，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加之原告并未过错，与公司签订的也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公司还有试用期刚到的人员从事原告之前的岗位，不应该对原告进行调岗，公司应当进行合理调配。当天谈完话后，原告被告知原工作岗位被取消。2015年10月13日，公司再次约谈原告，双方此后并未达成一致。2015年10月23日，长沙素加公司向原告发函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原告支付157769元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按照广州市2014年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上限计算8.5个月工资），并取消了授予原告的股票期权（截止解除合同时，尚有13870股份未行权）。被告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导致原告无法享有的第三人的股票期权以及限制性股票，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经仲裁前置程序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长沙素加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人民币278415元（2014年广州地区社平工资6187元×3倍×7.5个月×2倍）、代通知金18561元(2014年广州地区社平工资6187元×3倍)、2015年终奖金74193元(2012年-2014年年终奖的平均数)、2015年底双薪24000元（基本工资19150元×1.25）；2、第三人给付原告行使股票期权，授权原告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合生元”(代码：HK01112)13870份股票（按行权价行权），若第三人不能给付，由长沙素加公司承担相应赔偿义务；3、第三人给付原告2015管理年个人激励限制股票“合生元”(代码：HK01112)3460股，若第三人不能给付，由长沙素加公司承担相应赔偿义务；4、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用。被告长沙素加公司辩称：1、被告依法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且已足额向原告发放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和年终双薪。被告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11月27日分别向原告发放经济补偿金139207元、18561元，合计157768元。被告在此次组织构架调整中，秉承尽量保持员工就业状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有关劳动者的上年度职工月工资标准等事项，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因为广州的年职工工资标准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故被告从人性化考虑，在计算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以及年底双薪的基数时一律按照较高地区的标准发放。如果按照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经济补偿金为121500元、代通知金为16200元、年终双薪为19150元，合计157200元，但被告按照广州市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为157768元。2、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限制性股票、期权的对价。被告于2014年8月1日通过邮件向原告预授予3460合生元集团股票，同时在邮件中明确标注“计划授予”、“正式授予以公告为准”、“归属条件为公司绩效目标及个人绩效目标达成情况”。期间，被告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向原告承诺过限制性股票，也没有与原告签署正式的授予函。根据合生元集团于2015年7月发出的盈利预警，本年度限制性股票极有可能因公司绩效未达标而全员失效。限制性股票作为劳动合同约定之外的福利，被告有权依据当年集团经营情况决定是否授予或归属。2014年授予原告的2624股限制性股票就曾因公司绩效不达标而全员失效。因此，原告无权主张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合生元国际辩称：2015年7月23日，第三人在香港联交所发出盈利预警，告知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合生元集团截止2015年6月30日收入较2014年同期大幅度减少，其中利润下降36%，由此进一步说明合生元集团包括长沙素加公司2015年绩效较差未能达到利润目标，原告所请求的年终奖金、期权、限制性股票均因公司业绩无法达标而无法实现。其他意见同长沙素加公司。原告的全部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的事实2008年6月16日，姚霞与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08年6月16日至2010年6月15日，合同约定姚霞担任KA经理，工作地点在苏皖大区。该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了期限为2010年6月16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姚霞担任商超经理，工作地点在苏皖大区，年终发放双薪，双薪=（当年9月份的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基数）÷12×当年享受正式员工待遇月份数。2013年7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姚霞的基本工资为7296元每月，浮动工资=浮动工资基数10944元每月×系数（0.5,1.5），年终双薪=（管理年度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基数）÷12×管理年度转正后的出勤率。2014年9月30日，姚霞（乙方）、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甲方）和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乙方于2014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乙方和丙方于2014年10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由丙方承接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至法定解除条件出现时终止。丙方承认乙方从2008年6月16日（入职合生元集团时间）开始计算工龄，乙方转移劳动关系至丙方后，薪酬福利保持不变，乙方转移劳动关系至丙方后，需遵守合生元集团各项规章制度及公司政策。第三人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母公司，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均为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三家公司为关联公司。2015年10月之前，合生元集团组织构架分为4个事业部，分别为合生元品牌事业部、素加品牌事业部、葆艾品牌事业部和教育品牌事业部。2015年10月，合生元集团收购澳大利亚保健品SWISS公司，急需适应市场竞争，对市场策略进行调整，因此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撤销合生元品牌事业部、素加品牌事业部和葆艾品牌事业部，新成立了BNC事业部。2015年10月12日，BNC事业部的大区总监夏红梅找姚霞谈话，因公司结构调整，姚霞的岗位被撤销，公司将姚霞调岗至常州，薪酬待遇不变。后姚霞表示不同意调岗。2015年10月23日，长沙素加公司向姚霞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与你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公司已与您协商变更劳动合同，但未能就变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现公司决定自2015年10月26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与你解除劳动关系。1、我公司同意计发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合计157769元（共计8.5个月工资）；2、你的2015年10月的工资将于2015年11月15日发放，2015管理年的年终浮动奖金，如有，将根据公司的奖金政策在2015年12月前结算；3、如有授予你股票，则所有股票即日失效。长沙素加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和11月27日分别向姚霞发放139207元、18561元，合计157768元。姚霞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每月应发工资分别为26885.13元、28633.23元、26339.6元、19649元、19149元、23808.6元、17479.68元、21170元、21442元、22245元、20137元、19850元、11964.35元。2010年7月16日，合生元国际向姚霞发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期权要约函，载明为了表扬和奖励姚霞对公司、对公司的附属公司、公司前身的成长和发展，特此授予姚霞期权，即以认购价格港币2.53元认购公司34676股份的权利，姚霞的认购前提是不低于每股的正常价值，即0.01港元。被授予的期权只有在“附表1-表现目标”规定的表现目标实现以后才能被行使。期权的期限于采纳之日开始并于以下日期中较前者截止：1、计划第10段规定的期权失效的日期；2、或上市六周年之日。同日，姚霞在要约函上签字表示接受并同意。附表1中绩效目标中分为三个行权期，分别为第一个行权期（2010年至T+3）、第二个行权期（2010年至T+4）、第三个行权期（2010年至T+5），绩效目标又分为公司绩效目标（包括三个指标，分别为销售额、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个人绩效目标（包括三个数据，分别为年度月均KPI大于或等于1、年度月均KPI大于或等于0.6且小于1、年度月均KPI小于0.6）。个人实际性权的相应份额=个人可行权的最高相应份额×个人绩效目标系数，个人可行使期权的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公司绩效目标和个人绩效目标系数。姚霞在附表1中签字表示接受并同意。2011年至2013年期间，合生元国际多次向姚霞行权共计20806份期权，目前尚有13870份期权未归属。2013年12月31日，合生元国际向姚霞发送“您个人的合生元员工期权市值提示”的电子邮件，该邮件再次确定期权归属的条件为达到公司绩效目标（指标包括销售额、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个人绩效目标系数大于等于0.6。期权失效的情况：1、员工离职（不管是辞职还是被公司单方或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后，未归属的期权全部失效；2、员工职位发生异动，异动后的职务级别不在高级专员以上且司龄不满5年的，期权全部失效。2014年8月1日，合生元国际向姚霞发送电子邮件，标题为“计划授予您的2015管理年个人激励限制性股票”，邮件载明授予条件为公司绩效目标（绩效系数1）和个人绩效目标（绩效系数2、绩效系数3、绩效系数4）。个人实际归属的股票数=授予总股票数×绩效系数1×绩效系数2×绩效系数3×绩效系数4。公司计划初始授予姚霞股份数3460，并备注请员工知悉公司计划授予股份的分配规则，正式授予以公告为准。2015年11月11日，姚霞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9日，该仲裁委员会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受理决定。姚霞遂诉至本院。判决理由和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长沙素加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代通知金；2、长沙素加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15年终奖金；3、长沙素加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15年的年底双薪；4、第三人是否应当支付期权；5、第三人是否应当支付限制性股票。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因合生元集团的组织构架进行调整，其下属公司长沙素加公司的构架也进行相应调整，在此次调整过程中，姚霞所在的事业部被撤销，新成立的事业部领导也曾与姚霞协商调整岗位至常州，承诺薪资不变，在此情况下姚霞不同意调岗，导致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双方的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长沙素加公司也与姚霞进行了协商，但双方未协商一致，故长沙素加公司在此情况下与姚霞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姚霞主张违法解除进而主张赔偿金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长沙素加公司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故应当支付代通知金。姚霞主张代通知金18561元，长沙素加公司已经给付，故姚霞要求长沙素加公司给付代通知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姚霞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工作地点在南京，南京市2014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70507元，双方确认姚霞应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为7.5年。姚霞的平均工资高于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故其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应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计算，结合姚霞的工龄，姚霞应得经济补偿金为132200.62元（70507元÷12×3×7.5），长沙素加公司按照广州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上限支付经济补偿金139207元，已高于按照南京市标准支付的该项金额，应认定长沙素加公司已足额给付姚霞经济补偿金。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姚霞主张长沙素加公司支付年终奖，但其举证的2011年-2014年历年年终奖的发放记录不能证明其应当获得2015年的年终奖，姚霞此外未就2015年年终奖的发放条件以及姚霞已满足年终奖的发放条件进行举证。故姚霞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长沙素加公司主张2015年年底双薪已随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一并发放，姚霞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长沙素加公司并未发放年底双薪。对此，本院认为，长沙素加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载明支付姚霞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金额共计为8.5个月工资157769元，并没有写明支付年底双薪，且之后长沙素加公司也是按照该通知书上的金额支付。故应认定长沙素加公司并未向姚霞支付年底双薪。年底双薪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该劳动合同对双方均产生拘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故长沙素加公司应当向姚霞支付年底双薪。其次，庭审中，双方确认2015年双薪的计算公式为解除劳动合同时上一个月的基本工资19150元×年度出勤率。姚霞主张按照1.25的出勤率计算2015年年底双薪，并举证2012年大管理年的奖金明细，2012年大管理年的期限为2011年7月至2012年9月，年度出勤率为1.25，长沙素加公司对该奖金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姚霞2015年度出勤率为1。对此，本院认为，2012管理年并非完整的自然年度，而是1年3个月，故其出勤率为1.25，但双方确认的2015管理年的期限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年度，故长沙素加公司主张姚霞的年度出勤率为1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故长沙素加公司应支付姚霞2015年底双薪19150元。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股票期权是企业授予员工在约定的行权期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行权价）购买企业股票的权利，一般采用授权协议的方式确立。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前，员工只有对股票的期待权。《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规定：工资支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时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而股票期权具有收益非固定、可变性的特点，是附条件和附期限的一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状况和股票价格密切相关，并非企业定期支付给员工的固定收入。另外，股票期权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励员工，并起到一定程度的捆绑约束作用，其制度基础与机制与常规意义上的工资、奖金并不相同，因此，股票期权应当排除在工资范围之外。故股票期权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对此不予理涉。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姚霞举证的合生元国际授予其限制性股票的电子邮件已明确该授予仅为计划授予，正式授予以公告为准。姚霞并未举证正式授予其限制性股票的证据，故姚霞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姚霞主张长沙素加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素加营养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霞2015年底双薪19150元；二、驳回原告姚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桂占人民陪审员  丁 吉人民陪审员  郭长根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见习书记员  石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