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黔东民终字第4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琴，女，1970年6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章文姣、唐晓梅，贵州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告刘国政，男，1952年12月5日出生，……。原告刘国翠，女，1957年6月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平，男，1959年5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兰，女，1962年8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斌，男，1965年2月13日出生，……。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伟、张斌，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国忠，男，1949年6月18日出生，……。上诉人刘晓琴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政、刘国斌、刘国平、刘国翠、刘国兰、刘国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凯民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争议房屋原系五原告及第三人父亲刘玉厚与母亲潘生玉的夫妻共同财产。刘玉厚于2000年1月25日去世，潘生玉于2012年5月14日去世。五原告与第三人刘国忠（五原告之大哥）系同胞兄弟姐妹，被告系刘国忠之女。2011年3月4日，潘生玉将争议房屋（房产证号：凯房私字第00044**号）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给五原告及第三人，并签订《赠与合同》。同日，潘生玉与五原告及第三人到公证部门对争议房屋进行公证。之后，五原告及第三人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凯里市国用（2011）第08390号）、《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凯房权证凯里市字第00023602-1、2、3、4、5、6号）。因争议房屋破损不堪，需要整修，经第三人提议，由其女儿（被告刘晓琴）贷款修建房屋，五原告同意第三人的建议，并与被告沟通，被告遂提出房屋土地证及房产证需暂时过户到其名下，方可以其名义向银行贷款，待贷款还清后被告再将该房屋过户到原告及第三人名下。对于被告提出的贷款方案，五原告及第三人均表示同意。2011年7月13日，五原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同日到公证部门进行公证。之后，被告于2011年9月27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凯房权证凯里市字第000274**号），于2011年11月8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凯里市国用（2011）第08639号），并交清相关费用。2011年7月15日，五原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家庭贷款建房协议书》，约定：为了按法律程序贷款建房，五原告与第三人暂时将房产权转赠到被告名下，贷款还清后，被告即将房屋产权移交给五原告和第三人；被告建房所贷之款由五原告和第三人负责偿还。贷款本息在三年内还清；建房完成后，房产在两年内由被告使用，两年内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归被告所有；房产权变更移交给被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五原告和第三人承担……。至今，被告刘晓琴未能贷款建房，五原告要求被告按约定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还给五原告和第三人。原、被告多次协商无果，原告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五原告、第三人与被告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赠与合同》，将争议房屋无偿赠与被告，并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被告，其目的是假以被告名义实现抵押贷款修建房屋，待建房目的实现后，再由被告将房屋产权恢复到赠与前状况，该意图，通过2011年7月15日签订的《家庭贷款建房协议书》予以确定。但被告至今未能实现贷款建房的目的，五原告要求按《家庭贷款建房协议书》将房屋产权恢复到赠与前状况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原告请求解除《赠与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刘国政、刘国斌、刘国平、刘国翠、刘国兰、第三人刘国忠与被告刘晓琴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被告刘晓琴将《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凯房权证凯里市字第000274**号”的房屋过户给原告刘国政、刘国斌、刘国平、刘国翠、刘国兰及第三人刘国忠；三、被告刘晓琴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凯里市国用（2011）第0863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给原告刘国政、刘国斌、刘国平、刘国翠、刘国兰及第三人刘国忠。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元，诉讼保全费2020元，共计2110由被告刘晓琴负担。一审判决后，刘晓琴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赠与合同》经过公证，现行法律未赋予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公证书效力的权利，一审直接判决解除已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属于违法越权判决。2、《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且已全面履行并办结过户手续，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将该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过户给第三人，系审判权干预行政权的错误表现。被上诉人刘国政、刘国翠、刘国平、刘国兰、刘国斌等人答辩称：1、当时签订《赠与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将房子暂时过户在被答辩人名下，便于被答辩人刘晓琴帮助答辩人实现抵押贷款建房；2、被答辩人刘晓琴未依约帮助答辩人及第三人刘国忠实现贷款建房，答辩人贷款建房的目的不能实现，被答辩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该《赠与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被答辩人应将本案所涉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过户给答辩人及第三人；3、答辩人以“现有法律未赋予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公证书效力的权利，一审法院直接判决解除已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属于违法越权判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将本案所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过户给答辩人和第三人，并不存在审判权干预行政权。被上诉人刘国忠答辩称：因家庭多方面的原因，其本人与刘国政等五原告几乎无往来。《家庭贷款建房协议》是刘国政等五原告与刘晓琴签订约半个月后，刘晓琴拿回刘国忠住处，由刘国忠补签字的。因不愿意介入家中建房问题，也从未参与他们的任何商讨。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国政等人虽然与上诉人刘晓琴签订《赠与合同》，把房屋赠与刘晓琴并经过公证。但双方之后签订的《家庭贷款建房协议书》已明确该“赠与”只是为了能贷款建房，签订《赠与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能以刘晓琴的名义实现抵押贷款修建房屋，待建房目的实现后，再由刘晓琴将房屋产权恢复到赠与前状况。结合《赠与合同》及《家庭贷款建房协议书》的约定内容来看，该赠与是附条件的，同时也不是永久性赠与。现因刘晓琴并未能按当初的承诺帮助刘国政等六被上诉人贷款建房，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刘国政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称“《赠与合同》经过公证，现行法律未赋予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公证书效力的权利，一审直接判决解除已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属于违法越权判决”的问题。因撤销公证书和解除赠与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审判决并非撤销公证书，而是判决解除赠与合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合同不管是否经过公证，只要符合解除条件的，人民法院均有权依法判决解除。所以，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称“《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且已全面履行并办结过户手续，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的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了《赠与合同》及《家庭贷款协议书》，《家庭贷款协议书》的内容是对《赠与合同》的变更或补充，是进一步补充说明双方签订《赠与合同》的原因和目的，二者内容不可分割。但刘晓琴并未能按协议的约定帮助刘国政等人贷款建房，说明刘国政等人签订赠与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于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将该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过户给第三人，系审判权干预行政权的错误表现”的问题。因本案上诉人刘晓琴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刘国政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同被判决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刘晓琴有义务把原已过户到其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转过户登记到刘国政等人的名下，恢复原权利登记状态。这是刘晓琴在合同被判决解除后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不存在审判权干预行政权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晓琴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元，由上诉人刘晓琴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集东审判员  时立新审判员  李邦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