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海民初字第06539号原告迟伟，男，1970年9月1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姜力娜，女。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5号紫竹院公园西院工字厅。法定代表人迟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雄飞，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灵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琪（XUQI），男，1964年5月3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江群，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杏娣,女，1945年1月6日出生。原告迟伟与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景行科技公司）及第三人徐琪、余杏娣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戴国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长生、郑东涛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迟伟的委托代理人姜力娜，被告伟景行科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雄飞、王灵芳，第三人徐琪的委托代理人江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杏娣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迟伟起诉称：2008年1月，伟景行科技公司（原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景行数字公司）与徐琪签订劳动合同。2010年4月1日，双方又续签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徐琪担任伟景行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一职，合同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为体现公司对高管的激励和约束，2010年2月25日，伟景行科技公司与徐琪签订《协议》，约定由伟景行科技公司指定股东将公司6.289%股份转让给徐琪，但由于徐琪为外籍人士，故约定由徐琪的母亲余杏娣代徐琪持有。协议签订后，伟景行科技公司依约将相关股份转至余杏娣名下，并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因伟景行科技公司增资扩股，余杏娣持有的该部分股份被稀释至5%。2012年初，徐琪在《劳动合同书》约定的期限届满之前离职。为此，伟景行科技公司决定收回激励股权，指定迟伟来承接余杏娣持有的5%股权。但至今，伟景行科技公司也没有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迟伟名下。迟伟认为，伟景行科技公司在已经指定迟伟来承接这部分股权的情况下，有义务将这部分股权变更登记至迟伟名下，徐琪及代为持有股权的余杏娣对上述事项也有配合义务。伟景行科技公司及徐琪、余杏娣迟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行为侵害了迟伟的合法权益，故迟伟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伟景行科技公司立即将余杏娣持有的伟景行科技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迟伟名下；2、请求判令徐琪、余杏娣对第1项诉讼请求项下的事项有配合义务；3、请求判令由伟景行科技公司、徐琪、余杏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伟景行科技公司答辩称：同意迟伟的诉讼请求，但是伟景行科技公司要履行相关义务，需要法院判决或徐琪、余杏娣配合，否则无法独自完成。第三人徐琪述称：首先，徐琪只负有配合的义务。其次，2010年2月25日，伟景行科技公司和徐琪签署了协议，徐琪作为伟景行科技公司的高管，获得了6.289%的股份，但其中2.5%是徐琪在2008年入职时就授予给他了，剩余的股份给徐琪是附有条件的，即协议第八条的约定。事实上徐琪受让了这些股份后，伟景行科技公司增资扩股，其所持有的股份被稀释到了5%，故相应比例应下调到2.5%。徐琪在2008年即到伟景行科技公司工作，期间与伟景行科技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是到2014年3月31日，在既有劳动合同约定，又有协议存在的情况下，徐琪不可能擅自离职，实际上是伟景行科技公司在2012年1月在公司网站上发出人事变更通知，第二天徐琪的办公室也被撤销，伟景行科技公司不让徐琪继续上班。伟景行科技公司实际上是将徐琪赶出公司，而非其自行离职。在徐琪离职的问题上，其与迟伟和伟景行科技公司之间也存在争议，迟伟和伟景��科技公司无证据证明是徐琪自行离职，伟景行科技公司无权就徐琪持有的股份做出决定。在2月25日协议中，也未约定如徐琪自行离职，股份归迟伟所有。综上，迟伟无证据证明其合法继受了徐琪的股权，且5%股权尚存在争议，迟伟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余杏娣既未参加本案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诉讼中，迟伟提交《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由迟伟承接徐琪股权的决定》，用以证明伟景行科技公司指定迟伟承接由余杏娣代徐琪持有的5%股权。伟景行科技公司对上述材料予以认可；徐琪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该材料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诉讼中，伟景行科技公司提交：1、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用以证明伟景行科技公司由伟景行数字公���更名而来。2、《劳动合同书》和《保密、知识产权权属及竞业禁止协议》，用以证明徐琪的劳动期限于2014年3月31日届满；徐琪在受聘期间不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伟景行科技公司形成竞争的业务，离职后两年内不在与伟景行科技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任职。3、徐琪、余杏娣与伟景行科技公司于2010年2月25日签署的协议及伟景行科技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用以证明伟景行科技公司为体现对于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按约定于2010年安排股东迟伟将其所持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徐琪，并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该股权转让过程中，徐琪书面承诺，如果其在2014年3月31日前离职，则应将本协议约定转让股份中的3.789%（如今后融资或其他形式形成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被摊薄，则按这3.789%被摊薄后的比例计算）部分，转让给伟景行科技公司指定的股东，转让价格与���取得该等股权的价格相同。同时，徐琪书面承诺，在受聘期间不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伟景行科技公司形成竞争的业务，停聘后两年内不在与伟景行科技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任职，这也是其获得全部约定激励股份的前提之一。后因伟景行科技公司增资扩股，该部分股权被稀释为5%。4、智星海（江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3S新闻周刊》对徐琪的采访文章、伟景行科技公司下属的北京伟景行数字展示科技有限公司与杨剑锋劳动争议纠纷案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9349号），用以证明智星海（江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星海公司）是由徐琪及其下属杨剑锋等人共同设立，相关股份由其亲属、朋友代持或持有，其中，杨剑锋的股份是由其母亲臧琴蓉代持，徐琪的股份先后由其朋友胡海云、外甥女赵佳静��持或持有，该公司与伟景行科技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徐琪虽未出面在该公司持股或任职，但与该公司有实际控制和业务关系。杨剑锋在伟景行科技公司任职期间即同时在智星海公司任职，其行为损害了伟景行科技公司利益。徐琪于伟景行科技公司离职后即于2012年公开担任智星海公司董事长。5、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书，用以证明徐琪是主动提出离职。6、伟景行科技公司《关于由迟伟承接徐琪股权的决定》，用以证明伟景行科技公司指定迟伟来承接由余杏娣代徐琪持有的5%股权。迟伟对上述材料均予以认可；徐琪的质证意见：对材料1认可；对材料2、4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对材料3、5、6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材料1、2、3、5、6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材料4与本案需查明的事实及处理结果无关，不作确认。诉讼中，第三人徐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其知道的徐琪离职情况，主要内容是伟景行科技公司在2012年1月12日下午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全体员工，徐琪不再担任伟景行科技公司行政部和销售部的职务，由迟伟接手；伟景行科技公司通知李楠要求徐琪取走办公室内个人物品；行政主管没有通知徐琪不再上班；徐琪交出其办公室钥匙后，办公室无人再用；李楠询问过徐琪，徐琪称没有自动申请离职。迟伟认可证人证言中发邮件的事实，不认可其他作证内容；伟景行科技公司认可发邮件的事实，提出证人证言恰恰证明了该公司的主张，证人不能证明是伟景行科技公司辞退了徐琪，收回办公室并非不再让徐琪来公司办公。徐琪认可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证明了徐琪离职的事实，予以确认。第三人余杏娣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根据���述认证查明：2010年2月25日，伟景行数字公司与徐琪于北京签订协议（以下简称2.25协议），双方约定：伟景行数字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徐琪系伟景行数字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的一部分，伟景行数字公司有意指定公司股东将公司的部分股权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雇员，徐琪同意接受该等股权。经协商一致，双方就该等股权的转让达成以下一致：一、伟景行数字公司同意指定股东将公司6.289%的股权转让给徐琪。由于徐琪为外籍人士,为简化公司的股权结构,双方同意由徐琪的母亲余杏娣代为持有徐琪根据本协议受让的股权。二、伟景行数字公司将指定股东向徐琪转让公司6.289%的股权中，2.5%的股权已于2008年1月在伟景行数字公司和徐琪签订聘用合同时授予徐琪,但因徐琪的外籍身份,该股权一直由公司的其他股东代持。本次转让将一并将该2.5%股权转让至余杏娣名下。三、伟景行数字公司将安排相关股东与余杏娣签署相应的股权转让文件，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四、余杏娣的基本信息如下：身份证号码：31011119450106042X，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海滨二村83号407室。五、徐琪取得公司2.5%股权的价格为1元；取得其余3.789%股权的价格将由双方另行协商。六、徐琪同意将与伟景行数字公司签署一份期限不少于五年的劳动合同。七、在伟景行数字公司上市前，未经伟景行数字公司同意，徐琪不得转让其根据本协议所受让股权的全部或部分；公司上市、股权锁定期满后，徐琪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伟景行数字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的规定出售其所持股份。八、截止2014年3月31日，如伟景行数字公司未能实现上市，并且徐琪于2014年3月31日前离职，则徐琪（并有义务敦促余杏娣）应将本协议约定转让股份中的3.789%（如今后融资或其他形式引起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被摊薄，则按这3.789%被摊薄后的比例计算）部分，转让给伟景行数字公司指定的股东，转让价格与徐琪取得该等股权的价格相同，并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配合伟景行数字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在此期间，如徐琪去世，则其根据本协议受让的股份全部归余杏娣所有，且余杏娣有权全权处理其所持的全部股份。2014年3月31日后，无论伟景行数字公司是否已上市或徐琪是否已离职，徐琪有权在公司章程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处置其股份，包括其根据本协议所受让的3.789%股份部分，不受本条第一款的限制。九、徐琪（且有义务敦促余杏娣）同意在持有所受让股权至公司上市或于2014年3月31日之前，将不在该等股权上设置质押、第三方优先权等任何权利限制，也不得转让该等股权。十、徐琪��让该等股权后，享有法律规定的作为股东的全部权利。伟景行数字公司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如公司就2009年度及之前累计未分配利润进行分红，徐琪有权参与该等分红，并按其根据本协议受让股权后的持股比例取得相应的红利。十一、徐琪承诺在伟景行数字公司任职期间内不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形成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且在离开伟景行数字公司2年内不得在与伟景行数字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任职。未经伟景行数字公司书面同意，徐琪不得单独设立或参与设立新的与伟景行数字公司业务相竞争的经营实体，不得在其他与伟景行数字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兼职。余杏娣在协议尾部签名，确认“同意代为持有徐琪在伟景行数字公司的股权，遵守本协议关于股权持有、转让及不设置权利限制等方面的约定，并承担相应责任。”伟景行数字公司与���琪在协议中未选择处理协议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同日，迟伟、余杏娣等10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其中一项内容为迟伟愿意将其在伟景行数字公司的出资18.75万元转让给余杏娣。同年2月28日，伟景行数字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会议就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议，其中同意股东迟伟将其持有的出资18.75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6.25%（伟景行数字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转让给余杏娣，转让价格为18.75万元。当日，伟景行公司还召开了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作出变更股东和章程的决议，其中记载余杏娣为新股东，出资货币18.75万元。同时，伟景行数字公司制作了章程修正案，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其中记载余杏娣货币出资18.75万元。同年4月1日，伟景行数字公司与徐琪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徐��担任伟景行数字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自2010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当日，伟景行数字公司与徐琪签订《保密、知识产权权属及竞业禁止协议》。之后，伟景行数字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至375万元，余杏娣的出资仍为18.75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后伟景行数字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00万元，余杏娣出资额为15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2011年6月1日，伟景行数字公司更名为伟景行科技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100万元，公司发起人分别以其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折股取得公司股份，其中发起人余杏娣出资额为255万元，出资比例为5%。伟景行科技公司在2012年1月12日下午通知公司全体员工，徐琪不再担任伟景行科技公司高级顾问职务，同时不再代管行政部和销售部。次日，徐琪向伟景行科技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徐琪在邮件中说到：“想必大家现在都知道我徐琪将会离开伟景行这一个事实，被迫提前离开工作四年的公司，……。作为伟景行5%的股东，我同样希望伟景行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发展，……。”同年1月29日，徐琪向伟景行科技公司的迟伟和刘士庵发送电子邮件，徐琪在邮件中说到：“在伟景行卖命四年，被公司由于管理风格不同而辞退确实也是人生的一大败笔，但是我也认命了，……。作为伟景行的一名员工，希望公司尽快按照劳动合同履行所有的义务和辞退手续。尤其公司已经单方面发出公函告知客户我已经被公司辞退，已经违反了我和公司的劳动合同。……至于我的5%股份，相信迟总也会履行你的承诺，我保留全部的5%，也希望公司在融资或有机会出售股份时考虑让我退出股份的机会，……。”2013年1月30日，伟景行科技公司���出《关于由迟伟承接徐琪股权的决定》，内容为：鉴于公司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徐琪提前离职，根据公司与徐琪于2010年2月签订的协议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特指定迟伟来承接由徐杏娣（应为余杏娣）代徐琪持有的公司5%股权。现无证据证明伟景行公司或迟伟向徐琪或余杏娣送达了该决定。另，伟景行科技公司在2014年3月31日前未上市。诉讼中，迟伟提出5%中除3.789%被摊薄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徐琪口头承诺同意转让，徐琪予以否认，迟伟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迟伟、伟景行公司和徐琪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伟景行数字公司与徐琪通过签订2.25协议设立合同之民事关系，因徐琪系美国公民，故属于涉外民事���系。因本案纠纷是基于2.25协议而产生，徐琪的诉讼主体身份为第三人，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又因2.25协议签订、履行及由此产生的争议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诉讼当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无异议，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案中，2.25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系有效。依据2.25协议第一、二、三条，徐琪通过受让方式自伟景行数字公司股东迟伟处获得伟景行数字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委托余杏娣代持，徐琪受让的股权系伟景行数字公司给予的管理层激励。之后，经过伟景行数字公司增资（300万元至375万元，至3000万元，至5100万元）、企业类型变更（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徐琪先后在伟景行数字公司、伟景行科技公司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18.75万元、6.25%；18.75万元、5%；150万元、5%；255万元、5%。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案中，依据2.25协议第八条，徐琪同意在下述条件下转让其委托余杏娣代持的股份：1、截止2014年3月31日，伟景行科技公司未能实现上市；2、徐琪于2014年3月31日前离职；3、徐琪只同意将3.789%股份或该比例股份被稀释后的部分转让；4、徐琪转让给伟景行科技公司指定的股东；5、徐琪转让价格与其取得该等股权的价格相同。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五项条件均已具备：伟景行科技公司在2014年3月31日前未上市；徐琪在2014年3月31日前自伟景行科技公司离职，虽然本人与公司在主动离职还是被辞退等原因上存有争议，但本院鉴于2.25协议上没有明确约定离职原因，故只考虑徐琪已从伟景行科技公司离职的客观事实；鉴于伟景行科技公司已增资，��东持股比例已被稀释，徐琪的3.789%已被稀释为3.0124%（3.789%÷6.289%×5%）；伟景行科技公司已指定股东迟伟承接徐琪的股份；徐琪受让迟伟于伟景行数字公司6.25%的股权，受让价格为18.75万元，对应出资18.75万元，即1股1元，故徐琪转让伟景行科技公司的股份价格如是。另，2.25协议第八条中提到的“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属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性要求，徐琪与迟伟目前虽未签署，并不影响对股份转让已成立的认定。伟景行科技公司决定指定迟伟承接徐琪5%的股份，5%是徐琪持有的全部股份比例，而非3.789%被稀释后的3.0124%，这是与2.25协议第八条不一致之处，考虑到转让3.0124%是徐琪同意的，转让另1.9876%系伟景行科技公司单方决定，没有证据证明伟景行科技公司或迟伟将决定及时通知了徐琪或余杏娣���徐琪对转让1.9876%股份予以同意，此次诉讼中徐琪对于向迟伟转让股份予以明确拒绝，故本院认为伟景行科技公司与徐琪之间就转让1.9876%股份缺乏平等、自愿、公平的协商，双方就1.9876%股份转让未能达成合意。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持股比例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依法向登记主管机关予以变更登记，存有争议或不予配合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裁判变更登记。案中，徐琪向迟伟转让3.0124%股份的条件已具备，两人之间的股份转让成立且有效，本院认定迟伟已自徐琪处受让了3.0124%的股份，伟景行科技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徐琪和余杏娣应予以配合。关于3.0124%股份的转让款支付问题，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徐琪与迟伟可另行解决。第三人余杏娣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其放弃庭审抗辩权，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其登记主管机关将第三人徐琪委托第三人余杏娣代为持有的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三点零一二四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迟伟名下；二、第三人徐琪、余杏娣对上述变更登记内容负有配合义务；三、驳回原告迟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原告迟伟已预交，由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迟伟、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余杏娣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徐琪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 国人民陪审员  刘长生人民陪审员  郑东涛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赵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