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岩。委托代理人：綦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春。上诉人李春、朱建昉为与被上诉人李岩，原审被告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0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建昉、李春，被上诉人李岩的委托代理人綦勇，原审被告宝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0年5月14日，刘某（系李岩外甥）受李岩的委托向李春汇款人民币1000000元；2010年12月20日，李某（系李岩姐姐）受李岩的委托向宝来公司的账户汇款人民币1000000元；2011年11月29日，李岩向李春汇款人民币200000元；2012年5月25日，李岩向李春汇款600000元；共计2800000元。2010年12月22日，宝来公司向李某交付银行承兑汇票五张，出票金额共计人民币1200000元；2011年12月10日，李春向李岩交付出票金额为人民币4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2012年9月17日，李春向李岩交付出票金额合计152301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两张；共计1752301元；尚欠1047699元。原审另查明，李春、朱建昉系夫妻关系，李春系宝来公司的股东。一审诉讼中，经李岩申请并提供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3）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0432号民事裁定书，对李春、朱建昉、宝来公司所有的银行存款1047699元或等值财产予以冻结或查封。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经审查，及刘某、李某受李岩的委托分别向汇款2800000元，李春、宝来公司分别向李岩及李某给付银行承兑汇票1752301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及证人出庭予以证实，原审予以认定。李春在诉讼中除认可与李岩之间接受800000元汇款外，对与刘某、李某之间的汇款（含宝来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是经济往来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审不予采信。因李岩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还款期限等进行了约定，故李岩要求李春支付利息的诉请原审不予支持。该借款事实发生于李春、朱建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朱建昉未举证证明李岩与李春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朱建昉、李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为李岩知晓，因此，朱建昉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宝来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李岩自认实际借款人为李春，亦无证据证明宝来公司与本案李岩与李春之间的借款有关联，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宝来公司与李某、李岩之间均不存在经济往来，且李春并非宝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李岩以宝来公司为实际收款人、系李春开办的公司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李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岩偿还借款人民币1047699元；二、朱建昉对李春应向李岩偿还的借款人民币104769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岩的其他诉讼请求。李春、朱建昉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3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其他诉讼费用人民币46元，共计人民币19276元，由李春、朱建昉共同负担（此款已由李岩预付，李春、朱建昉应随上述款项一并支付给李岩）。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李春、朱建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的（2013）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0432号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其他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人民币1047699元，并承担一审案件的受理费人民币14230元、财产保全费用人民币5000元、其他诉讼费用人民币46元。上诉人对此不服，认为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基本证据和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在审查本案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方面存在严重疏忽；1．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张写有“借条”二字的复印件作为民间借贷案件立案的直接证据，存在严重程序疏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定，被上诉人李岩无法提供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的“借条”或“借据”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即借款凭证。庭审中，陪审员明确表明，本案既无真实有效的借条，也没有约定借贷的利息，更没有清晰明确的直接资金流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本案在缺乏借贷关系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的立案本身存在问题，依此的法庭判决更有失公平。被上诉人凭借无效的假借条复印件立案，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又不将该证据作为实际证据，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是被上诉人利用一审法院的立案漏洞来达到立案的目的，对上诉人李春、朱建昉造成了伤害，扭曲了整个案件的真实性，造成了案件的定性错误。2．原审法院立案审查材料不实，误将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列为第三被告。被上诉人李岩提供给原审法院立案的证据五《企业信息咨询报告》中明显标明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李俊业。上诉人李春仅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审法院竟同意按照李岩的诉讼请求，以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系上诉人李春及朱建昉开办的公司为由立案，要求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明显的工作失职。对于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一审判决书中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一审判定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不予承担本案的连带清偿责任，但案件在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经济数额时又将与武汉宝来贸易有限公司有联系的金额合计在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的金额内，这种自相矛盾进一步说明案件存在调查不清、调查不全的问题，也会导致案件的判决失误。3．我们质疑被上诉人代理人的特别授权代理身份和代理权限。整个案件法庭调查及庭审期间上诉人李春、朱建昉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李岩出庭配合案件的调查，以利法庭了解案件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整个法庭调查阶段及审理阶段从未出现过。期间，主审法官也曾亲自组织过双方见面进行沟通协商，了解案件事实，但被上诉人也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参加。同时，在多次的庭审过程中，面对法官当庭的发问，被上诉人特别代理律师均回答不清楚，特别是有陪审员参加的最后一次庭审，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对法官及陪审员的发问均回答的是不清楚，不知道。在被上诉人代理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结合该代理律师的回答和被上诉人李岩从未出庭的事实，我们可以怀疑该代理律师的代理身份是否真实?是否经一审法院审核?代理权限是否有效?另外，我们对法庭没有充分了解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作的判决表示不服和不公平。4．证人刘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刘某系李岩的外甥，证人李某系李岩的姐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第二十八条规定，此类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两条规定对近亲属出具的证言予以严格的限制，既不能单独成为定案依据，且证明力较低。两位证人也当庭说明他们对李岩和李春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并不清楚，无法证明李岩和李春之间存在借款。而且，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时，证人均未出庭。故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的证言明确回答法官她并不知道2010年5月14日受被上诉人李岩委托的汇款100万元的用途，不能证明汇款是上诉人李春向被上诉人李岩的借款。原审法庭不能依据其证言来判定李春、李岩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况且这是3年前的转款记录，已过时效期限，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故此证据与李岩无关，与本案无关。二、原审法院在以下几方面没有查清本案的诸多疑点，同时也忽略了本案借贷关系严重违反常理之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刘某系被上诉人李岩的直系亲属，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需要有其他相关联的证据来佐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按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证言中说其于2010年5月14日受被上诉人李岩委托向上诉人李春电汇100万元，之后被上诉人李岩将此款予以归还给她。按理对于100万元的巨款，李岩还款给刘某应是有银行取款或银行转账的凭据和具体时间，刘某也应有此款存入银行的相应证明。一审法院应需要证人提供相关李岩还款给刘某的证据来佐证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但原审法院并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这方面的提款凭证来审查，这样将直接导致案件调查的事实有偏差，误导判决结果。2．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证据表明，2010年5月14日刘某受被上诉人李岩的委托借款给上诉人李春人民币100万元，被上诉人李春在没有归还此巨款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李岩又于2010年12月20日委托李某借款给上诉人李春人民币100万元，且没有要求上诉人李春出具任何借款凭证，此举不合乎常理。常言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前债都没还，不可能再借后债，更何况是人民币200万元的巨款，这是此案的关键所在。当庭被上诉人特别授权律师对此举没做任何举证说明，原审法院对此没有深究及考证。对此，被上诉人也应承担自己举证不利的后果。3．被上诉人李岩仅是从国企离职的一名普通中层干部，算不上富豪，对于被上诉人李岩在本案中提到的分2次委托刘某和李某出借给上诉人李春的人民币200万元的巨款，被上诉人李岩无举证说明其来源，原审法院也未要求其说明巨款来源，存在认定事实的疏忽。三、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没有遵照《民事证据规定》的要求：《民事证据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于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存在诸多特点，在案件审理中容易出现疑点与争点，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与主张，应当进行综合判断与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在案件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立案并作出判断，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做法显然没有遵照《民事证据规定》的上述要求。综上所述，恳请贵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针对李春、朱建昉的上诉，李岩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李春、朱建昉在诉讼中除认可与李岩之间接受800000元汇款外，对与刘某、李某之间的汇款（含宝来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是经济往来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李春、朱建昉的该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另关于李春、朱建昉上诉认为李某向宝来公司转账的1000000元不应属于其个人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宝来公司对一审对该款的处理并未提出上诉，且一审认定已还款1200000元的事实对李春、朱建昉来说并无不利，故本院对李春、朱建昉的该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李春、朱建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30元，由李春、朱建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子岑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蹇鹏飞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舒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