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海中法民申字第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再坤，男，195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莫如平，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三红，男，196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莫如平，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永兴，男，1947年9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王乃江，海南颍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占镰，男，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高再坤、王三红因与被申请人黄永兴、原审第三人占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高再坤、王三红申请再审称：一、原一审法院不应违法立案审理不具备诉的要素的单方民事行为。本案的单方面民事行为发生在2005年7月26日，海南钰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翔公司）从其工行海口新华支行账户×××1182转出300万元至钰翔公司另一个开设在光大银行金贸海口支行账户×××1134上。在这一单方民事行为中，当事方只有钰翔公司，高再坤、王三红，黄永兴都不是这一单方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他们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诉的要素是构成不可缺少的因素，包括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的理由等三个要素。当事人是诉的主体，不存在对立的双方或多方的当事人就不能构成诉。本案诉争的是钰翔公司单方的民事行为，当事人是否适格，是法院审理案件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黄永兴不是这一单方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不具备主体资格，他不能提起与其无关的诉，高再坤、王三红同样也不是适格的被告。二、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采信关键证据错误。（一）一审法院仅以黄永兴担任法定代表人钰翔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补充说明》就认定：系由钰翔公司代黄永兴支付给高再坤、王三红的款项。此认定严重错误。钰翔公司出具的《证明》和《补充说明》证实该300万元系代原告黄永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钰翔公司出具上述《证明》及《补充说明》时，黄永兴持有该公司99%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钰翔公司与黄永兴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重大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补充说明》根本不应当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采信。该转账行为发生在2005年7月26日，钰翔公司当时的股东是高再坤（当时的钰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三红。当时钰翔公司股东高再坤、王三红并没有同意由钰翔公司代黄永兴支付给高再坤、王三红款项，事后也没有得到股东高再坤、王三红的追认，在该转账对账单的摘要栏中标明，是“往来款”而不是“代黄永兴付款”字样。一审法院竟然采信事隔8年后，由黄永兴持有99%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钰翔公司出具的2013年5月20日《证明》及2013年7月15日《补充说明》来证明2005年7月26日钰翔公司（当时股东是高再坤、王三红），系由钰翔公司代黄永兴支付给高再坤、王三红的款项。此认定不合常理，请贵院明查。（二）一、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确定2005年7月26日从钰翔公司工行海口新华支行账户转出的300万元，是黄永兴的个人财产就认定构成不当得利，判决高再坤、王三红返还300万元给黄永兴，支持了黄永兴的请求，简直是现代版的“葫芦僧判葫芦案”。高再坤、王三红在一审、二审答辩及上诉中，多次提醒合议庭要严格按照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逐一进行审理。首先要查清2005年7月26日从钰翔公司转出的300万元，是不是黄永兴的个人财产。很显然一、二审法院都没有查清这一重要事实。一审法院仅凭黄永兴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钰翔公司编造的《证明》及《补充说明》；二审法院单凭黄永兴担任法人代表人的兴龙公司2013年11月30日编造的《证明》，谎称兴龙公司自2004年7月27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转账到钰翔公司在工行新华支行账户的资金均属黄永兴个人资产。明明是钰翔公司账户的资金，单凭黄永兴控股的兴龙公司编造的“证明”就认定为黄永兴的个人财产。这不是葫芦案又是什么呢？三、一、二审法院没有尊重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的意思自治，违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上述合同中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在2005年10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时，钰翔公司及原股东高再坤、王三红与兴龙公司及黄永兴、占镰各项往来和投资款已结算。在《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第一目中，以人民币1000万元予以确认。本案所涉的300万元就包括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合同》前已结清的款项。黄永兴就该300万元提起诉讼，违背了双方在《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中的明确约定，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四、从钰翔公司工行海口新华支行账户×××1182转至钰翔公司光大银行金贸海口支行账户×××1134往来的款项，并不是除支付股权转让款外，就是高再坤、王三红所得，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钰翔公司的应付款、备用金等。从钰翔公司工行海口新华支行账户转至钰翔公司光大银行金贸海口支行的开发资金，包括兴龙公司曾经支付过开发资金，都是经过光大银行金贸海口支行的账户予以支付的。因此，一、二审法院得出高再坤仅承认2005年10月25日转账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承认2005年7月26日转账300万元是有意抵赖。这恰好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第一目相吻合，即2005年10月20日前已结算已支付股权转款1000万元完全符合双方在《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的明确约定。从中可以看出高再坤、王三红并没有取得该300万元的不当利益。综上所述，2005年7月26日的转帐行为是钰翔公司单方的民事行为，黄永兴不能提起与其无关的诉讼，请再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永兴的原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所采信的2013年5月20日《证明》、2013年7月15日《补充说明》及2013年11月30日的《证明》等重要证据都是黄永兴编造的，敬请法院依法判处，以维护高再坤、王三红的合法权益。黄永兴提交意见称：一、黄永兴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海南高院生效的（2012）琼民二终字第200号民事判决认为，在股权合同签订之前，黄永兴共支付给对方的5笔资金共计900万元，都是黄永兴通过兴龙公司、泳源公司以及钰翔公司（开设在工行新华支行的帐户）支付给对方的。应认定是黄永兴在股权转让前支付给高再坤、王三红的股权转让款。黄永兴与对方的一切资金交往，都是通过以上公司的转帐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通过以上公司转给对方的款项，实质上都是属于代黄永兴支付。而高再坤、王三红对这一事实是没有任何异议的。黄永兴2007年10月25日通过钰翔公司在工行新华支行帐户再付高再坤、王三红300万元，省高院都确认是黄永兴支付给对方的股权转让款，对方也认同是黄永兴支付的款。省高院对本案讼争的2005年7月26日转出的这300万元，并不认为是公司行为仍确认是黄永兴个人行为。而事实上黄永兴所支付给对方的所有股权转让款，都是通过上述公司来代黄永兴支付的。如果认定这一笔是公司行为，那就不符合黄永兴与对方转让股权的客观事实了，且与省高院的认定是冲突的，因此这300万元应认定为黄永兴所支付，黄永兴有权追偿，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2005年7月26日转的300万元是黄永兴的资金。（一）、兴龙公司与钰翔公司合作开发钰翔花园项目，虽是以兴龙公司名义合作，但一开始就是以黄永兴、占镰与钰翔公司股东高再坤、王三红以股权转让方式来完成的，是钰翔公司将整个公司及土地一次性卖给黄永兴，由黄永兴出资来开发，由黄永兴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名义付给对方固定利润。因此，名为兴龙公司签合作实为黄永兴投资，黄永兴是合作股权转让实际履行者，黄永兴对投资项目有绝对的控制权，在以上述公司名义转给对方的所有股权转让款，都是属于黄永兴支付给对方的。省高院（2012）琼民二终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中，兴龙公司、钰翔公司均证实转给对方的款项均代黄永兴支付，省高院也给予了认定。因此，黄永兴完全有权利主张对方返还已经取走的2005年7月26日转的300万元。（二）、钰翔公司开设的工行新华支行帐户，虽然是以钰翔公司名义开设，但当时是为了黄永兴投入资金开发钰翔花园而设，当时钰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高再坤，但该帐户的法人代表印章是黄永兴，即每一笔款要从该账户中转出，都必须在开户银行盖黄永兴的个人印章，帐户中的款都是黄永兴的开发资金，只有黄永兴才是该帐户中资金的支配人。（三）、省高院判决后，黄永兴以不当得利起诉高再坤、王三红。本案在龙华区法院审理中，经龙华区法院调查取证，从光大银行得出证明，2005年7月25日黄永兴从钰翔公司在工行新华支行帐户支票转出300万元，已经转入钰翔公司在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开设的帐户（帐号×××1134），该款高再坤己取走并对该收款账户销户，高再坤将该收款账户中的300万元转走时已经不是钰翔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既然省高院判决认为该300万元与股权转让款关联。那么，高再坤取得的黄永兴300万元就没有法律依据了，黄永兴作为权利人有权起诉对方返还300万元及利息。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是公平公正的。综上所述，高再坤、王三红以黄永兴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该诉争的300万元与黄永兴无关为理由申请再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贵院驳回高再坤、王三红的再审申请。第三人占镰未提交意见。本院认为：一、关于黄永兴、高再坤、王三红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2005年7月26日，钰翔公司从其工行海口新华支行×××1182账户转账300万元到光大银行金贸海口支行×××1134账户上。光大银行×××1134账户是钰翔公司于2005年5月25日开设的，该账户法人代表为“高再坤”，其预留印鉴个人名章为“高再坤”。且高再坤亦承认收到该300万元后，陆续取出该账户内的资金并销户。因此，钰翔公司在光大银行×××1134账户中的资金实际系由高再坤支配、使用，而非由钰翔公司使用。钰翔公司在工行海口新华支行的×××1182账户是以黄永兴的私章和钰翔公司的财务章为印鉴共同管理，且兴龙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自2004年7月27日起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转入钰翔公司的资金均为黄永兴的个人财产。钰翔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钰翔公司于2005年7月26日从工行新华支行×××1182账户转到光大银行×××1134账户中的300万元是钰翔公司代黄永兴支付给高再坤、王三红的，高再坤、王三红对该账户的资金具有支配的权利。因此，黄永兴、高再坤、王三红与本案争议的300万元均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均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高再坤、王三红主张本案诉争的是钰翔公司单方的民事行为，黄永兴、高再坤、王三红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7月26日由工行新华支行账户转到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户的300万元系个人行为，并非公司行为，黄永兴、高再坤、王三红均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收款的人。海南高院（2012）琼民二终字第200号判决以2005年7月26日，从工行新华支行×××1182账户转入光大银行×××1134账户的300万元没有进账单、收款凭证和高再坤不承认该款是股权转让款为由，没有认定该款项为股权转让款。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黄永兴的调查取证申请，从银行调取了该300万元的凭证及对账单，高再坤承认已收到该笔款项，该300万元的转账凭证存根中载明的用途、对账单、《证明》，均足以证明该300万元不是钰翔公司内部的资金调动。且钰翔公司于2005年11月2日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公司股东后，高再坤仍一直持有钰翔公司的会计账簿资料、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并在2006年12月5日前陆续将光大银行×××1134账户中的资金取走及申请办理了销户手续。因此，钰翔公司在光大银行×××1134账户实际为高再坤个人支配使用。高再坤、王三红主张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是钰翔公司的内部资金调动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高再坤、王三红在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取得上述300万元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高再坤、王三红已构成不当得利有事实依据，证据充分，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再坤、王三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再坤、王三红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胡宏志代理审判员  王艳松代理审判员  温秀云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曾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