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6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兰，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代理人：汪旭东，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黄结，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雷逢春，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俊，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广州金波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李平，职务：经理。原审第三人：李平，男，196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海滨一路西一路*号*幢***房。上述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高峰，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凌华，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兰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变更登记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行初字第4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金某公司系于2009年6月15日经天河工商分局核准登记设立。2014年2月19日，金某公司委托其员工候嘉莉向天河工商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申请变更事项为具体经营项目备案、法定代表人及经理由周兰变更为李平。该公司同时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基本信息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表，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申请材料。天河工商分局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4]第0620140220008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金某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周兰认为金某公司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中，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虽系其所签，但该协议系2013年形成，已过有效期限，且该协议缩短其担任经理的任期未经全体股东的同意，在申请变更时亦未提交章程修正案。故天河工商分局准予金某公司变更登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金某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9日，且有部分内容被涂改，涂改后的主要内容为：金某公司全体董事陈某甲、周兰、李平经协商达成协议，董事会聘任李平为经理，根据公司章程确定李平为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免去周兰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周兰曾以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被非正常修改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向金某公司员工候嘉莉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候嘉莉在笔录中称其于2014年2月19日受金某公司委托，到天河工商分局办理企业变更登记事宜，其为了方便办理上述事宜，将董事会决议上“郭某、许某、陈某乙、王某”及“选举李平为董事长”的内容涂掉，并在该决议上填写了落款日期。周兰承认其在未经涂改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名。再查明，金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三、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负责，由三名董事组成董事会。首届董事会由董事陈某甲、周兰、李平组成，其中周兰任董事长，陈某甲任副董事长，李平任董事。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8.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四、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第九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产生。首任经理为周兰，任期三年。”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周兰向原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董事会决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中广测[2014]文某甲第0290号司法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上述决议中“周兰”的签名是在2013年11月之前书写完成。“陈某甲”“李平”的签名是在2014年2月19日之前书写完成。周兰经质证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无异议。天河工商分局经质证认为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均是真实的，司法鉴定意见虽然鉴定“陈某甲”“李平”的签名是在2014年2月19日之前书写完成，但不能明确董事会决议是在申请变更前1个月形成，且法律法规规定决议形成之日起30日内申请办理变更都是有效的。金某公司、李平经质证认为李平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的时间为2014年2月18日，应以最后一个董事在决议上签名的时间为准，且鉴定的检材样本未经其确认，故鉴定结论不可信。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由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可由经理担任。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依照上述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文件材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有审核相应材料并决定是否准予变更登记的法定职责。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金某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有权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会经决议，聘任李平为该公司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周兰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符合法律及该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上述决议为包括周兰在内的董事会全体董事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协议存在涂改的情况，但涂改后的内容中关于金某公司人事任免事项的记载仍然是明确的，并未违背周兰的原意。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中规定的期限系为规范公司登记行为，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义务的期间。公司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后，未在该规定的期间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但不能成为撤销登记行为的理由。再次，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才应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金某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产生。首任经理为周兰，任期三年。”由此可知，金某公司董事会根据章程授权行使聘任及解聘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权利，而周兰仅为该公司的首任经理，其后不论该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人选如何更迭，均不会否定周兰为该公司首任经理的事实。天河工商分局认为金某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不涉及公司章程修改，无须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并无不妥。综上，天河工商分局对金某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已尽审慎审查的义务，其作出的穗工商（天）内变字[2014]第0620140220008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周兰的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周兰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理应撤销，具体如下：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正如原审判决第2页第4-5行述及“金某公司、李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程序中原审第三人均未出庭，也未发表质证意见。本案经过一次公开开庭以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公开质证，两个原审第三人均未参加，也未见法庭转交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作为公司的最大股东，上诉人也从未知晓公司委托了律师代理此案。何来原审判决书第一页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杨高峰律师以及第6页中“金某、李平经质证认为……”的内容？本来2015年春节底本案就准备宣判，后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前往法庭安排与原审第三人进行和解沟通，但是到庭后发现被上诉人席上坐四个人，包括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俊以及三个此前不认识的人，审判长告知说他们是两原审第三人的代理人杨高峰律师以及金某公司的股东陈某甲，另有一个女子身份没有交代。鉴于是和谈，故上诉人的代理人没有深究。但合议庭又重新走了一下审判程序，听取原审第三人的答辩意见、质证意见，为此上诉人的代理人严厉反对，并要求书记员明确记载我方反对这种违反程序的做法，当日的所有笔录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然而，从原审判决第6页的记载情况看，原审法院还是将当天所谓和解笔录作为定案依据，这是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既然第2页确定原审第三人未到庭进行缺席审理，何来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这种明显的前后矛盾错误居然出现在原审判决中。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和解笔录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原审法院知法犯法，这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错误必然导致不公正的处理结果，必须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金某公司和侯某并非“有权更正人”，涂交、变造后的《董事会决议》不能反映上诉人的原意，涂改之处并无错误，根本不需要涂改，首任经理的提前离职需要提交修改后章程或章程修正案，被上诉人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该行政行为理应撤销。经过派出所调查核实，涉诉的董事会决议是经过文员侯某擅自涂改、变造的，涂改之处多达五处，将参会成员中的“郭某、许某、陈某乙、王某”以及“辞去董事长”、“选举李平为董事长”等内容涂掉，并在落款日期处擅自填写为“2014年2月19日”。涉诉的文件是否反映上诉人意思以及是否有效要看四个要素：(1)侯某和金某公司是否为“有权更正人”？（2）涂改内容是否属于“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3）涂改后保留周兰担任董事长职务是否符合上诉人周兰的原意？（4）章程规定“首任经理是周兰且任期为三年”，2013年作为公司最大股东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经理是否涉及章程第九条的修改？1、侯某以及金某公司均非“有权更正人”，该等涂改无效，不符合《企业登记程序》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该行政行为理应予以撤销。（1）《企业登记程序》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有权更正人当场予以更正，由更正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2)本案中，谁签署文件，谁才有更改文件内容的权力。很显然，不论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董事会决议，都应由股东或董事来决定是否变更或更改。金某公司、侯某均无权擅自作出更正，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权利。金某公司只是被投资企业，其无权代表股东或董事决定股东或董事行使权利，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被上诉人不可能不懂，侯某只是办事员，其身份并非股东、董事，也未获得股东、董事的授权更改文件内容，尤其是删除董事长变更的文字。其作为委托代理人仅获得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其拿到的是未经涂改的《董事会决议》，金某公司未授权其涂改该决议内容，金某公司自身也无权授权侯某更改决议内容，因为那是董事或股东的权力范畴。由此可见，金某公司、侯某并非“有权更正人”，侯某涂改后并未签名和签署日期，金某公司取代股东、董事长盖章的行为于法无据，而且也未在涂改处签署日期，这些明显都不符合《企业登记程序》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属于《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之情形，被上诉人明知不符合《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三）、（四）项规定还要受理并核准，这种行政核准行为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理应撤销。2、涂改内容并不属于“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这种涂改实质性改变了会议的性质、主题，也歪曲了全体股东和董事的意志，属于无效文件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1）《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仅指文字错误、计算错误或者其他错误。（2）在本案中，侯某作为公司的普通文员，她在派出所的笔录中承认2014年2月19日并未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其五处修改文件内容没有与公司任何股东或董事商量，系其自行决定涂改的。问题是：这五处涂改之处是否属于“错误”以及“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首先，会议的主题是周兰辞去公司所有职务：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其次，这份决议并不存在任何文字错误、计算错误。再次，周兰提前辞去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所有职务涉及到周兰的法定代表人和经理首任任期未届满的情况下做出且董事长的变更属于《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的需要股东会讨论的事项，故该决议上罗列了全体股东的姓名，这种会议内容符合股东会决议内容，主文某乙并无任何错误。如果说该文件确有错误的，充其量是文件的抬头表述错误，应将《董事会决议》更改为《股东会决议》，即将“董事会”更改为“股东会”，因为这就是一份典型的《股东会决议》，所以要更改的并不是主文和会议主题，因为主文和会议主题是核心内容，是反映参会人员表达的主旨。如果这并非股东会决议，而是董事会决议，那么金某公司董事会违法代替股东会表决董事长人选更换、提前终止首任经理周兰任期，该等事项显然超越了董事会职权范围，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董事会向股东会负责”以及“执行股东会决议”的法定义务，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义务，故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董事会决议》必定无效。无效决议显然不是“当场可以更改的错误”范畴。最后，这份文件中有无错误并不是侯某能够判断的，其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办理这份文件过程中并未致电周兰，也未咨询陈某甲、李平，试问，她凭什么就认定其涂改的五处内容属于“文字错误、计算错误或者其他错误”？再试问，被上诉人作为行政部门怎么就认定这属于《企业登记程序》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呢？（3）正如被上诉人在原审程序庭审时确认的，被上诉人在其办事大厅以及官网上公示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格式参考文本的最低端明确标注“涂改无效”，可见涂改是被上诉人一律禁止的。换句话说，有涂改的文件不符合形式审查要求，被上诉人理应按照《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告知金某公司补充材料而不是“当场更正”。由此可见，涉诉文件的主文并无错误，更不属于“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侯某未经全体股东、董事同意的情况下将原本《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更改为《董事会决议》内容，这种恶意更改显然超出了全体股东和董事的意图，不仅不是周兰的原意，也不是其他董事和股东的原意。3、原本计划“全身而退”的上诉人周兰打算辞去所有公司职务，涂改后的内容变更为仅仅辞去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这种变更显然没有符合周兰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周兰的原意。2013年周兰打算将所有股份转让给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子曹某自己将移民加拿大，上诉人的原意是辞去所有公司职务，包括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理，并且该辞职决定经过全体股东讨论同意，所以上诉人才在这份名为“董事会决议”实际上是“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这才是上诉人的原意，而非仅仅辞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职务。如果公司股东会不同意周兰辞去董事长，那么周兰还要担任董事长职务，今后还要参加董事会会议，作为公司的大股东的周兰何必辞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职务呢?原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三行至第二行“涂改后的内容中关于金某公司人事任免事项的记载仍然是明确的，并未违背周兰的原意。”显然是错误的，不仅涂改一事未经周兰同意，也未经过其他董事和股东同意，而且该次人事任免包括董事长职务，要知道周兰的原意是“全身而退”，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涂改后的内容变更为保留董事长职务，这显然并非周兰的原意。4、2013年周兰提前辞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职务涉及到《公司章程》第九条修改，未经修改章程的情况下该决议是不能作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有效依据。（1）《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首任经理的任期为三年，这是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内容。章程并未规定在三年未届满的情况下董事会可以自行让周兰离职而改聘他人担任第二任经理或继续履行第一任经理剩余任期。换句话说，《公司章程》未授权董事会在首任经理任期未满的情况下擅自让周兰不再担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如提前离职需要经过股东会讨论修改章程结束周兰的首任经理任期。（2）即便董事会有聘任及解聘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但对首任经理周兰的提前解聘直接导致《公司章程》第九条的“任期三年”的规定实际上被更改，从2012年4月26日其担任首任经理到2013年10月前签字周兰任期实际变更为1年半，这难道不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周兰任首任经理期限为三年是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属于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其效力显然高于《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并未规定第二任、第三任及之后经理的任期，之后的经理任期显然可由董事会确定，但唯独首任经理的任期不可变更，除非经过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方可。（3）再回到这份文件未涂改的内容，该决议中罗列了全体股东名字，这让周兰相信这份决议是要全体股东签字的，唯有如此该份文件才有法律效力，所以周兰才会在该文件上签字，这才是周兰的原意。本案中，原审法院承认周兰系金某公司的首任经理，但忽略了“首任经理任期三年”是章程第九条规定以及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了该第九条的法律效力，故提前结束首任经理任期超出了董事会的权限范围，需要提前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方可。被上诉人显然未能尽到审查义务。由此可见，不仅涂改内容不符合“当场可以更正的错误”规定，而且金某公司、侯某也不是合格的“有权更正人”。在《公司章程》未授权董事会可以缩短首任经理周兰任期的情况下，原审第三人李平在首任法定代表人任期未届满的情况下接替周兰的经理职务因为未获得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既于法无据也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法定义务，该《董事会决议》因违法而无效，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核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的有效依据，涂改后的决议不符合《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如果被上诉人审慎审查就能发现该等问题的存在而不予受理更不能核准变更登记，故涉诉行政行为是违法无效的，理应予以撤销。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已尽审慎审查义务，不仅仅引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的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要从法定程序上研究被上诉人如何审查金某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有无符合《企业登记程序登记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条第(三)项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该等法律条款在原审程序中上诉人就已经提供给原审法院了，但原审法院显然刻意回避了该等对本案正确审理极为关键但对被上诉人不利的法律条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由以上法律条文可见，作为行政机关收取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后不仅要审查其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而且要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这是被上诉人的行政职责所在。显然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方面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具体如下：(1)申请材料是隐瞒真实情况的欺骗行为，不符合30日的法定时限规定，现已查明该逾期情形的，则应依据《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撤销该行政行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30日期限，如不符合该期限的，则应被认为“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时限”，故金某公司提交的资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如果金某公司提供的材料存在隐瞒、虚假情形的，导致被上诉人误以为2014年2月19日金某公司董事会真的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且内容合法，现经过开庭以及司法鉴定已经揭露了所谓的《董事会决议》并非形成于2014年2月19日，周兰于2013年10月前就已经签署了未经涂改的涉诉文件，说明当时就已经达成了会议内容的决议，至于个别股东或董事“事后补签”并不影响2013年10月前该会议决议就已经形成的事实。再加上侯某在派出所笔录承认2014年2月19日并未开会且该日期系其自作主张加上去的，故出现在被上诉人面前的文件落款日期并非真实日期，当场涂改内容也非股东、董事真实意思表示，都是金某公司、侯某欺骗、隐瞒所为。上诉人认为，金某公司、侯某隐瞒真实情况、欺骗被上诉人换取的变更登记之行政行为属于《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的，应当予以撤销”之情形，派出所笔录足以证实该情形，被上诉人理应撤销登记行为，原审法院虽承认存在逾期申请登记行为，但未适用《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理应予以纠正。(2)申请材料的记载事项不符合法定要求。其一，申请材料中变更董事长、首任经理提前卸任均涉及《公司章程》修改事宜，公司董事会无权处理，该董事会决议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显然不符合法定要求；其二，涂掉“郭某、许某、陈某乙、王某”以及“辞去董事长”、“选举李平为董事长”等内容需要由股东或董事签字确认，金某公司和侯某并非“有权更正人”，该涂改行为无效。其三，既然该涂改行为无效，则董事会决议中记载了全体股东名字以及超出董事会权限的董事长变更、首任经理提前卸任的事项，这种记载事项不符合法定要求。作为行政部门本可以立即发现这种涂改以及涂改无效情形，但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导致该等无效涂改情形蒙混过关，属手《企业登记程序规》第十七条（三）规定(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以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一)规定的情形(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被上诉人理应撤销登记行为。故原审法院理应适用《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再次刻意回避适用该法律条文，属于法律适用错误。(3)申请材料不符合“文书格式符合规范”要求。上诉人作为行政部门已经制定了企业变更登记文书格式，并在该等格式文书的尾部作出了明确的指引，该指引中明确规定“涂改无效”，这种在被上诉人办事大厅公示且供群众随意取阅的格式文书在法律上属于“文书格式规范”，不仅约束广大企业，同时也约束被上诉人自身。在本案中，所谓的《董事会决议》存在五处涂改，整个决议内容面目全非，这种多处涂改文件明显不符合被上诉人在办事大厅公布的“文书格式规范”，也不符合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广州红盾网”上公布的“文书格式规范”。3、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直接涉及到首任经理3年任期未满提前更换需要修改章程情形，修改后的章程或章程修正案以及股东会决议是不可或缺的材料，显然金某公司并未提交修改后章程或章程修正案，那么申请材料也不符合《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申请材料齐全”之法定要求。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2014年2月19日进行了修订，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修订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不能适用于此案，故应按照从旧原则。然而，原审判决第7页第5—8行引用的该法第六十九条分明是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原法律条文第六十九条根本就不是这一内容。这进一步表明了原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错误的严重性。由此可见，金某公司提交的材料存在“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等法定要求，按照《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而不应受理和核准。原审法院明知有该等法律规定而不予适用，属于明显偏袒和适用法律错误，理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金某公司提供的申请材料不仅存在“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等法定条件情形，还是金某公司、侯某刻意隐瞒真实情况而致被上诉人不知道该文件实际形成时间为2013年10月前之逾期办理变更登记事项情形，被上诉人作出的核准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之行政行为符合《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应予以撤销”情形。故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行初字第494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天)内分变字[2014]第0620140220008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责令被上诉人立即恢复广州金某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上诉人；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答辩同意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广州金某投资有限公司、李平均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依据。(1)上诉人周兰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其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是真实、自愿的，根据该协议记载的内容，关于金某公司人事任免事项的记载是明确的，也没有违背上诉人的原意。上诉人撇开自己签署董事会决议时是真实自愿的，却仅仅抓住该协议“存在涂改”的瑕疵来否定自己的原意，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于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关键应当看上诉人签署协议时是否是真实、自愿的，存在涂改的部分是否违背了上诉人的原意。而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表达签署协议时是自愿的，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涂掉的“辞去董事长”、“选举李平为董事长”等并没有违背上诉人在董事会决议上同意聘任李平为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周兰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原意。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予以认定是完全正确的。(2)周兰、陈某甲、李平三人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董事会决议的成立日期应依据最后董事签名日期确定。首先，上诉人在董事会议案上的签字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上诉人对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不存在着重大误解的可能性；即便她没有签署日期，也不影响该民事行为的成立生效。依据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原理，周兰一个人的签署不意味着法律行为成立，还需要其他董事的签署。周兰的签名行为类似于合同法中的要约行为，由于周兰在签名后没有对其签名的类似要约行为进行撤回或撤销，而在另外两个董事签名后，三方形成合意，该董事会决议已经成立生效。其次，上诉人周兰未在自己签名处签署日期，也没有在其他董事签名前撤回或撤销要约，表明其认可其他董事最终签名的日期为董事会决议成立的日期，故周兰签名的日期不是董事会决议成立的日期，而另外两个董事签名的日期才是董事会决议成立的日期。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金某公司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变更经理(法定代表人)并不需要提交《公司章程》修正案，也无需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金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九条虽然规定了“首任经理为周兰，任期三年”，但该条款前半句同时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产生。”可见金某董事会是有权利聘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聘任只能采取双方自愿原则，而周兰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即表明其愿意辞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根据其诉称是因为“心灰意冷”；在此前后亦有规定周兰的任期为六个月的股东会决议，周兰也同样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正是基于此，董事会才另行聘任李平为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这不仅是周兰个人意思表示，也是股东会、董事会共同的决议，因此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第九条之规定，另行聘请经理(法定代表人)并不违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虽然规定“周兰为经理，且任期三年”，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三年内董事会不能另行选聘经理：从效力等级上看，公司章程第九条的规定不能对抗公司法相关规定，而公司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可见公司章程第九条虽然规定“周兰经理任期三年”，但并不是说三年内不能对其进行解聘。另外，对公司章程第九条应当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金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本章程如与《公司法》相抵触的，以《公司法》为准。周兰经理任期三年的章程规定不能对抗《公司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这一规定同样不能对抗《董事会决议》。即使公司章程第九条有“周兰任期三年”的规定，董事会仍然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聘任、更换经理。对于经理的聘任、更换，不需要经过股东会批准，也不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认为金某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不涉及公司章程修改，无须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是完全正确的。(2)原审法院并没有承认存在预期申请登记行为，原审判决第8页第1—4行表述为“公司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后，未在该规定的期间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但不能成为撤销登记行为的理由。”上述表述是对逾期申请登记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根本没有所谓的承认金某公司存在逾期申请登记行为。按照一审期间我方的意见，金某公司及李平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的时间为2014年2月18日；而司法鉴定意见的表述为“李平的签名是在2014年2月19日之前书写的”，这与李平的真实签名时间是相吻合的。按照前述分析，应当以最后一个董事在决议上签名的时间为决议形成的时间。因此，金某公司在2014年2月19日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完全没有超过法定期间。而依据原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即使超出法律规定的决议形成之日起30日内申请，当事人也只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但不能成为撤销登记行为的理由。实际上原审法院承认的是金某公司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时并没有超出法定期限，而为了更进一步释理明某，才有了上述原审判决第8页第1—4行的相应表述。因此，原审法院适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完全正确。(3)金某公司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时，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原审法院未适用《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来看，上诉人周兰既然已经在董事会决议签名，说明其对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是认可的，即认可将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平。金某公司向天河区工商分局申请变更的就是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这是包括上诉人周兰在内的全体董事的原意，金某公司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依据上述分析，董事会决议应当以最后一名董事签名的时间为决议形成的时间，而并不是上诉人周兰所称2013年10月就形成了董事会决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本案中，金某公司向被上诉人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并同时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变更登记基本信息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表、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申请材料。被上诉人依照上述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核准其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经理的申请事实依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原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认为《董事会决定》部分内容被涂改因而失去法律效力的意见，该协议虽然存在涂改的情况，但涂改后的内容对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和经理的事项记载是明确的，也未违背上诉人周兰的原意，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签署协议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应是明知的，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2014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错误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于2014年2月19日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3月1日实施，而本案被诉《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原审法院适用修订后尚未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确属错误，本院予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6年1月1日施行）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该条是关于公司在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即公司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非撤销变更登记事项。故上诉人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诉《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晓丽代理审判员  姚 伟代理审判员  孔繁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殷松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