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二法民二初字第1270号原告：深圳市裕兴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翻身社区自由七队七巷***号**楼A1（办公场所）。组织机构代码为57883796-6。法定代表人：陈礼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国，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利，男，汉族，1976年1月21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被告：龚银桃，女，汉族，1977年10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锋，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裕兴建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魏利、龚银桃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韵菲独任审判，后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杨粤欣、代理审判员陈韵菲、人民陪审员马巧玲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6年3月30日、2016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国到庭、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东莞市野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牛公司）自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1月4日期间存在生意往来，野牛公司向原告采购电子器件，共拖欠原告货款184372.9元未付，有送货单和对账单为证。原告多次催要货款无果。后野牛公司因“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经营不善”于2015年9月16日注销。野牛公司拖欠原告货款并未结清，原告亦未得知其要注销的事实。两被告作为野牛公司的投资者，应当在出资范围内为野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两被告平时与野牛公司财务混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货款184372.9元及利息（自最后一笔货款产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后原告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自2014年1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为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送货单、对账单、采购合同、野牛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野牛公司的注销资料（包括清算报告、清算公告等）、短信记录。两被告共同辩称：第一，野牛公司在注销前向原告采购货物，但具体工作由员工负责，两被告不清楚原告主张的货款数额是否属实；第二，双方约定付款时间为月结60天，原告主张的2013年9月至同年12月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第三，野牛公司注销之前，已经履行了法定程序，于2015年6月24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清算公告，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原告当时没有申报债权，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四，两被告仅是野牛公司的股东，野牛公司经过了法定清算程序注销，两被告不应当对野牛公司注销之后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两被告没有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野牛公司是于2012年6月25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两被告，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魏利。2015年6月18日，野牛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解散野牛公司并由两被告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2015年6月24日，清算组在南方都市报刊登清算公告，要求野牛公司的债权人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2015年9月10日，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载明：野牛公司信誉客户良好，清算初期已无债权；野牛公司信誉良好，清算初期已无债务；野牛公司财产在支付了税费、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清算费用后，截止清算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93181.02元，其中流动资产493181.02元，负债总额0元，净资产总额493181.02元；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净资产，其中魏利占90%、龚银桃占10%；清算组对野牛公司的清算工作已经完成，全体股东保证野牛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所报清算备案材料真实、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两被告除作为清算组成员在该清算报告上签名，还作为股东在上面签字承诺“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内容不含虚假，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野牛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被注销。原告主张两被告没有向其书面通知野牛公司解散事宜，其直至2015年11月才知晓此事。两被告称除了公告以外，不清楚是否有将野牛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原告。另查明，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1月4日期间向野牛公司供应了总价款为184372.9元的货物，并提交了采购合同、送货单及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的对账单作为证据。原告主张采购合同是野牛公司以传真的方式发送。部分采购合同购货方审核栏上有“魏利”字样签名、部分购货方采购栏上有“东莞市野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采购合同载明的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送货单上载明的客户为“野牛”，收货单位栏均加盖有“东莞市野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字样印章，原告主张该印章为野牛公司收取货物时所加盖，两被告对此既未承认亦未否认，同时明确表示不要求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送货单上载明了货物的品名、数量，除了送货日期为2013年8月26日、编号分别为000367、000368及000369的送货单没有载明单价以外，其余送货单均有载明单价。编号000367、000368的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品名为YN-CDQ008C、编号000369的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品名为YN-CDQ009A，采购合同、对账单及其余载明相同品名货物的送货单均显示该品名为YN-CDQ008C和YN-CDQ009A的货物单价为0.139元。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的对账单载明各月的对账金额分别为：2013年9月为103967.2元、2013年10月为43826.7元、2013年11月为19043元、2013年12月为11976元，每月对账单对账周期为上月的26日至当月的25日。对账单购货方栏没有野牛公司盖章确认，原告主张各月对账单上注明“邓小姐已确认OK”或“已确认OK”等，证明野牛公司已对对账单所载内容予以确认，并主张邓小姐是野牛公司的人员。编号000370的送货单载明品名YN-CDQ008C的货物的送货数量为290850件，但对账单载明该笔交易的送货数量为35700件；编号000184的送货单载明品名YN-CDQ009A的货物的送货数量为11300件，但对账单载明该笔交易的送货数量为10300件；除此以外，其余送货单所载的货物品名、数量均与对账单一致。原告主张送货单与对账单所载送货数量不一致的，以对账单记载为准。对于2014年1月的交易，原告没有提交2014年1月的对账单，仅提交了2014年1月4日的送货单一份，根据该送货单载明的数量及单价可以计算得出该笔货款金额为5560元。尚未证据显示原告与野牛公司有就逾期付款违约金数额或计算方法进行约定。两被告确认野牛公司在注销前曾向原告采购货物，但主张由于两被告并非经办人，不清楚原告所主张的货款数额是否属实。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前述采购合同、送货单、对账单均不予确认，并认为按照采购合同所载明的月结60天的结算方式，原告主张的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货款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主张案涉全部货款属于一个整体，应当从最后一笔交易算月结60天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主张原告的股东冯青山曾于2015年7月27日向被告魏利发送短信催收案涉货款。原告提交的短信记录显示，短信接收人为“魏生的确美”、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为XXXXXXXXX，2015年7月27日发送人发出短信“魏总，请你将货款速处理，我这边已安排律师，未付款客户，走法律途径”、接收人回复称“我不在深圳。货款现在没办法。我现在要等我的房产证下来，才能卖房子，才有钱付，房产证可能要年底下来，我也是没办法……”。该短信接收人的手机号码与野牛公司工商登记的电话号码相同。两被告对该短信不予确认，认为有可能是原告伪造的。对于XXXXXXXXX的号码是否为被告魏利所使用，两被告未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原告以两被告未按规定履行通知义务、导致其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为由，要求两被告向其支付野牛公司拖欠的货款184372.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及本院的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野牛公司是否尚欠原告货款184372.9元未付；第二，原告对2013年9月至同年12月货款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于送货单上加盖的“东莞市野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原告主张为野牛公司收取货物时所加盖，两被告对此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亦明确表示不要求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视为两被告对原告所主张事实的承认，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予以采信。虽然对账单没有野牛公司盖章确认，但除了编号000370及编号000184的送货单所载送货数量多于对账单上载明数量外，对账单所载的货物品名、数量、单价与相应送货单、采购合同一致。原告主张对于编号000370及编号000184的送货单项下的交易，以对账单记载数量为准，即以数量较少者为准，该主张属于原告对于已不利事实的承认，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订购合同所载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与野牛公司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原告于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1月4日期间向野牛公司供应了总价款为184372.9元货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在两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尚无证据显示野牛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该笔货款。故本院确认野牛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84372.9元未付。按照月结60天的约定，当月货款应当于下下月最后一天前支付，野牛公司未能按时支付，应当自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由于2013年9月、2013年10月货款的付款期限分别至2013年11月30日、2013年12月31日届满，对于该两月货款合计147793.9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原告要求自2014年1月4日起计算，属于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认可。但2013年11月货款19043元、2013年12月货款11976元和2014年1月货款5560元的付款期限分别至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28日和2014年3月31日届满，逾期付款利息应分别自2014年2月1日、2014年3月1日和2014年4月1日起算，原告要求自2014年1月4日起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野牛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原告应当于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故原告诉请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付款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因此，原告诉请2013年10月、11月、12月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分别自2014年1月1日、2014年2月1日、2014年3月1日起计算二年，由于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即使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原告对2013年10月至同年12月货款的诉请亦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2013年9月货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2月1日起计算二年，即至2015年11月30日止。但原告提交短信记录证明其于2015年7月27日向手机号码XXXXXXXXX发送短信向“魏总”催要货款。原告主张该号码为野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魏利所使用，由于两被告对原告该主张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且经本院充分说明并询问后仍未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复，应视为两被告对原告所主张事实的承认。结合该手机号码正是野牛公司工商登记电话的情况，有理由相信该短信是原告为了向野牛公司催收案涉货款而发送的。两被告主张短信记录有可能系原告伪造的，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主张，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案涉债务的诉讼时效因原告提出要求而中断，从中断之日即2015年7月27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年。故至原告起诉时，2013年9月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亦未届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债务发生于野牛公司决议解散前，两被告作为野牛公司的股东，应当知道案涉债务的存在，因此原告为已知债权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关于公司解散事宜，清算组除了要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外，对于已知债权人还要以书面方式进行通知。两被告作为野牛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尚无证据显示其二人有将野牛公司解散事宜书面通知原告。由于两被告未按前述规定履行通知义务，导致原告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两被告对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清算报告显示，野牛公司截至清算期末的净资产总额为493181.02元，即意味着如果原告能及时申报债权，原告将能受偿案涉全部货款。因此两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即货款184372.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魏利、龚银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裕兴建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84372.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147793.9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4日起、以19043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日起、以11976元为本金自2014年3月1日起、以5560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深圳市裕兴建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为3987元，由被告魏利、龚银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粤欣代理审判员  陈韵菲人民陪审员  马巧玲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梁启文谢仲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