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单满华，该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芷羽，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朱伟健，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法定代表人：范运平，该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国防，广州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温权军，广州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下简称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下简称福润五金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8日福润五金公司在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处为其所有的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机动车损失险及附加不计免赔等险种，其中：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等。保险期间均自2014年8月21日零时至2015年8月20日24时止。2014年12月19日7时30分许，马某甲海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已超过强制报废期的赣B×××××号二轮摩托车沿广州市萝岗区九龙大道由北往南行驶至广河高速出入口匝道路口时，遇陈某驾驶方向系统不合格的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在出事路口南侧由南往西左转弯行驶至时，马某甲海驾驶的赣B×××××号二轮摩托车车头与陈某驾驶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右侧发生碰撞，造成马某甲海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萝岗大队对事故现场的勘查和调查及科学技术检验，于2015年1月22日作出了穗公交萝证字[2014]第A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公安机关认为无法查清事发时当事人是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致无法查清该交通事故成因。并告知当事人就损害赔偿可向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上述的穗公交萝证字[2014]第A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查明，死者马某甲海，男，1968年9月4日出生，回族，原籍为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团结一村21号人，公民身份号码：××，持C1型驾驶证，有效期至2020年9月19日；赣B×××××号二轮摩托车强制报废期为2012年4月8日。本事故车辆赣B×××××号二轮摩托车，所有人登记为廖某，会昌县中村乡中村圩，实际使用人为马某甲海（本事故死者），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另，本事故车辆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车辆所有人为福润五金公司，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检验有效期为2014年8月和2015年8月，一审庭审后福润五金公司2015年8月10日补充提交了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行驶证》，经核对与交警穗公交萝证字[2014]第A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查明的事实无异，该车2014年度和2015年度已年审，一审庭审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补充质证意见对粤A×××××车的年审认为没问题并予以确认。本案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为陈某，持B2、E型驾驶证，有效期至2024年6月14日，陈某驾驶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在发生本案事故时属于职务行为。本事故发生后，死者亲属就损害赔偿未向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亲属二十多人直接到福润五金公司拉横幅、堵塞厂门等行为请求福润五金公司赔偿，导致影响福润五金公司的正常生产，福润五金公司经报警求助和当地九龙镇政府综治维稳平息事件的应急处置后，2015年1月29日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福润五金公司和死者家属代表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死者家属代表为甲方，福润五金公司为乙方）达成下列协议：一、甲、乙双方确认按3：7的比例承担责任(即甲方承担30％责任，乙方承担70％责任)；二、乙方同意一次性向甲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共计人民币516377.75元。[计算公式：(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十赡养费)×70％，其中死亡赔偿金：33090.05元／年×20年=661801元；丧葬费：5694元／月×6个月=34164元；赡养费：8343.5元／年×l0年÷2=41717.5元。]；三、乙方同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食宿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33622.25元；四、乙方共计须向甲方赔偿人民币550000元(516377.75元+33622.25元)，现乙方已支付了l00000元，尚有450000元未支付；五、协议的履行：签订本协议后，乙方于2015年2月2日支付第一期协议款人民币300000元；第二期协议款人民币150000元在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后领取；六、甲方自行负责上述款项在供养亲属间依法合理分配，如由此引发的争议，概与乙方无关；七、乙方支付协议款后，此事处理即告终结，甲方不得就马某甲海死亡一事继续追究乙方任何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死者家属代表马辉、马某丁、马赛买、马克和福润五金公司向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5年2月5日受理后，经审查，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穗萝法九调确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上述调解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1、上述调解协议有效；二、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应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即向马某乙、马某丁、马赛买、马克支付人民币l50000元。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裁定即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2月13日福润五金公司将剩下的第二期赔偿款150000元转账支付给死者家属，其代表收款人马某乙于2015年2月13日向某五金公司出具《收条》，至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550000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福润五金公司向死者亲属按调解协议及民事裁定的内容履行垫付550000元后，在向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申请理赔时，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认为福润五金公司理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认为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并未委托他人参与调解和确认，不同意福润五金公司方与死者亲属代表的调解协议按3:7责任比例及赔偿金额内容进行保险理赔，拒绝了福润五金公司垫付交通事故550000元赔偿款的索赔，为此，福润五金公司遂提起了本案之诉。另查明：2015年1月29日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福润五金公司与死者家属代表双方进行调解时，福润五金公司的代表李某乙邀请保险代理人钟某乙（多年办理福润五金公司车辆的保险经纪人）到场调解，保险代理人钟某乙在调解时，既不属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指派，也无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委托手续，更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确认，只是在调解时打电话回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请示就本事故的损害赔偿调解后经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是否生效。为此，在一审诉讼中，福润五金公司认为与受害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时，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是确认和同意福润五金公司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和方式的，并表示同意按70％的责任比例(即人民币55万元)向某五金公司作出理赔，故福润五金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了证人李某乙、钟某乙出庭作证。两证人在一审庭审作证中，证人钟某乙认为福润五金公司的李某乙经理通知她到场调解，在调解中只是打电话回人寿增城支公司理赔部的工作人员，具体是理赔部的哪一位人员也不清楚，征询就本事故的损害赔偿调解后经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是生效，公司理赔部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回复认为萝岗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是生效的，当时并未请示是否同意3:7责任比例及调解协议的赔偿金内容，在整个调解过程中钟某乙未签名。证人李某乙则认为，当时的调解镇综治维稳办主要是考虑到死者方是少数民族的回族，涉及到少数民族政策和为平息闹事上访，3:7责任分成和赔偿金额550000元，是镇政府维稳办根据对方的要求作主定下来，不是双方协商的，调解内容在电话中也征询了人寿保险增城支公司理赔部的相关工作人员，经同意理赔协议内才签署协议的。在一审中，两证人的证言只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均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庭审后，福润五金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向原审法院邮递《补充证据》为书面打印的通话录音（无提供录音光盘），证明2015年6月1日福润五金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国防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钟某乙通话的内容：一是以此证明福润五金公司与受害者家属进行调解时，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员工钟某乙在场；二是以此证明钟某乙在之前的所陈述的的证词与事实有出入；三是以此证明福润五金公司与受害者家属达成的责任比例经过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理赔部门的认可，萝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也是可以作为理赔的倍依据。该补充证据，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书面质证回复认为：1、通话录音，我司不认可，并再次强调，钟女士并非我司员工，并没有得到我司书面授权去参加调解活动，其在一审庭上也确认这一点。另从常识、逻辑方面，各方也能推断：一个号称55万赔款的案件，保险公司有没有可能不派在编员工亲身到场参与处理？如福润五金、一审法庭一味坚持此方面观点、意见，我司定将继续上诉到底，我司绝不为所谓维稳的理由埋单。福润公司也承认55万是凑出来，并非客观计算，希望法院能站在一个公平、公正角度处理本案。时至今日，我司内部也没人同意为五五责计算赔款站出来给个说法。据此，我司亦不同意福润五金方的五五责任比例赔偿方案。对于本案我司的理赔意见为：在事故责任未确定前提下，不对福润五金作出任何赔付；坚决不同意福润五金的五五责任比例赔付方案，死者的赔偿金应按目前所见资料先作客观计算，待交警方出具最终责任认定书，再按责任比例赔付。福润五金公司于2015年9月8日提交就上述补充《通话录音》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质证意见回应：1、福润五金公司为其名下车辆购买的车辆交强险、商业险均是通过钟某乙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建立保险合同关系，长期的合作关系中，钟某乙并未向某五金公司否认其是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职员的身份，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也确认福润五金公司通过钟某乙建立的车辆交强险、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关系；2、钟某乙在事故调解当日，从未向组织调解的九龙司法所、维稳综治办及参与调解的福润五金公司表明其不能代表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参与调解，且一直以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员工的身份积极参与调解，并对现场调解所遇到的福润五金公司以后所要面临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回应，或通过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理赔部门进行沟通后当场予以答复；以上两点足以使福润五金公司相信钟某乙是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不管钟某乙是基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员工的身份还是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就算钟某乙只是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福润五金公司也认为她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承担。即使认定钟某乙作为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调解是无权代理行为，于某五金公司而言，钟某乙的行为也应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直接由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承担。对于某五金公司向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购买车辆交强险及商业险，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认可钟某乙的代理行为，但当福润五金公司的车辆发生事故进行理赔时，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却不认可钟某乙的代理行为，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行为是一种极其不诚信的表现，明显是抵赖行为。3、关于福润五金公司赔偿的数额问题，福润五金公司在此再次提醒一审法庭注意的是，福润五金公司在调解时同意按55万元赔偿给受害者家属，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该赔偿数额远低于某五金公司购买的100万元商业保险的赔偿额度；(2)死者是少数民族，死者家属及亲友以少数民族为由迫使福润五金公司作出不低于55万元的赔偿额，并利用其少数民族身份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福润五金公司也是受到多重压力下不得已与受害者家属进行调解。福润五金公司为维护社会稳定治安作出的让步，应该得到肯定和支持；(3)在场的钟某乙确认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将同意福润五金公司向受害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后按此数额进行理赔。请一审法庭充分考虑本案发生的背景、福润五金公司所处的地位等方面对本案的证据作出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判。在本案一审诉讼中，福润五金公司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死、伤（残）者家庭情况调查表》，该表显示，死者马某甲海，男，1968年9月4日出生，回族，工作单位栏（空白），农村户口，地址：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团结一村21号，公民身份号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就本事故死者马某甲海在事故地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参照城镇赔偿标准的相关证据，福润五金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死者马某甲海《广东省居住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以此证明死者马占海2013年9月16日已在广州市萝岗区汤村大道中119号居住并个体经营餐饮，本事故死亡参照城镇赔偿标准。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对该补充质证予以认可死者马某甲海的死亡赔偿按城镇的标准计算。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并有福润五金公司提供的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萝岗大队穗公交萝证字[2014]第A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行驶证》、《死者家庭情况调查表》、萝岗区人民法院（2015）穗萝法九调确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收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收条及银行转账单》、《收条及农业银行金某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书面打印通话录音、《广东省居住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一审庭审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保险单》以及保险合同、福润五金公司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补充质证意见等并经质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福润五金公司、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形成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案件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涉案交通事故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调解达成协议中的事故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否经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方的确认或同意？对此，福润五金公司既未举证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参与本事故赔偿的调解也未举证调解内容达成协议前经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同意的相关证据，在此情形下，福润五金公司主张涉案交通事故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调解达成协议中的事故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经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确认或同意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的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一审诉讼提出当时调解的保险代理钟某乙不属于公司职员，其参与调解并非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委托和授权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此外，从本案证人钟某乙出庭的证言，证明当时调解中保险代理钟某乙表示只打电话回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理赔部征询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是否生效，理赔部相关人员在电话中回复认为的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是生效的，证言并未承认到场调解受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委派和授权，也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更无被授权同意福润五金公司与死者家属之间双方达成的协议的赔偿内容，因此，福润五金公司认为钟某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直接由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承担的主张缺乏有效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本案中萝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并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萝法九调确字第l号民事裁定书，由于该调解书中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并非调解书中的当事人，虽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但裁定书的内容不能直接对抗或约束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保险合同行为，福润五金公司与受害方家属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及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书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保险理赔或福润五金公司的索赔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涉案交通事故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双方达成协议中的事故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及赔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是否符合双方的保险合同条款的争议问题。第一、关于本案道路交通事的民事责任分担争议问题。本事故因公安交警认为无法查清事发时当事人是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致无法查清该交通事故成因而未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此，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双方达成协议的事故责任3:7比例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提出了异议和并不予认可。对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分担，原审法院根据公安交警现有查明了马某甲海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已超过强制报废期的二轮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发生本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公安交警技术检测验明了陈某驾驶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方向系统不合格在道路上行驶发生本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确认了双方均存在违法的过错基本事实，本事故公安交警的侦查和专业技术甄别手段都已认为都无法查清事发时当事人是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原审法院基于事故车双方均存在违法和过错和目前现有的证据难于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鉴于本案属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为此，原审法院认定本事故陈某、马某甲海双方均应承担同等民事责任，并确定为各50%的责任比例。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双方达成协议的事故责任3:7比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本事故的赔偿数额及赔偿标准的争议问题。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裁明的责任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还约定：“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保险人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已举证2014年8月18日福润五金公司、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双方签订的《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证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方已向某五金公司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本案中，福润五金公司与事故死者家属代表就损害赔偿双方达成协议赔偿数额及赔偿标准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提出了异议，认为协议赔偿数额550000元是凑出来，并非客观计算，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本案的损害赔偿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重新核定，本案计得马某甲海死亡损失数额：1、误工费3036.82元。本事故2014年12月19日发生，由于死者亲属均在外省，处理后事时间相比当地的七天要略长，原审法院酌定十五天计误工费为宜，误工费一般按三人各十五天计，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农、林、牧、渔业24632元／年的标准计算误工费（24632元／年÷365天／年×15天×3人﹦3036.82元）；2、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6600元（300元+5130元+300元+870元﹦6600元）。虽本案未提供交通费用的凭证，但实际应产生交通费，原审法院酌情按网络公布飞机票、火车价格，其死者亲属按三人计某，因事故发生情况紧急需乘航空飞机来广州，处理完后事后坐火车回的行程（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团结一村乘公交至青海省西宁约50元／人×3人×2来回﹦300元；西宁机至乘广州白云机场1710元／人×3人﹦5130元；广州白云机场乘公交至萝岗区九龙镇约50元／人×3人×2来回（广州火车站）﹦300元；广州火车站乘火车回青海省西宁2**元／人×3人﹦870元）。3、住宿费15300元。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省财政厅“粤财行[2014]67号”文的规定住宿费340元／人×15天×3人﹦15300元。4、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772502元（当中包含死亡赔偿金651974元和被扶养人生活费12052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单独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进行计取，有关费用金额应合并入××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项目的组成部分）。（1）死亡赔偿金651974元。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3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年×20年=651974元，本案调解协议的2013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90.05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足，应执行32598.7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被扶养人生活费120528元。从福润五金公司提交《道路交通事故死伤（残）者家庭情况调查表》，该表经当地村和公安派出所审核属实，死者马某甲海的母亲马某丁，1944年3月13日出生，××，发生本事故已满七十周岁，根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十年扶养期计算，死者马某甲海生前已在广州经商，本案死亡赔偿金已按当地城镇标准，故被扶养人标准应按201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一般地区为24105.6元／年×10年÷2=120528元，调解协议中该款按农村居民8343.5元／年标准计算，依据不足。另，其妻子马赛买，虽福润五金公司提交《道路交通事故死伤（残）者家庭情况调查表》显示1970年8月18日出生，健康状况××，但未提供××证明、医学证明或者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仅凭当地村委会和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情况属实”加盖意见，不足证明马赛买属于××和无劳动能力，故原审法院未确认马赛买为本案赔偿中的被扶养人。5、丧葬费29672.5元。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3年度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59345元／年÷2=29672.5元。调解协议中的丧葬费为5694元／月×6个月=34164元，依据不足。丧葬费应执行2013年度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59345元／年标准计6个月。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案根据事故同等民事责任，本事故造成马某甲海当场死亡，对死者亲属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应当予以考虑并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中优先受偿。以上六项的损失共877111.32元（误工费3036.82元+交通费6600元+住宿费15300元+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772502元+丧葬费2967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77111.3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上规定，本案事故车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在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应全面履行合同的义务，福润五金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部分，原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部分，原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应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中直接赔偿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丧葬费给福润五金公司后，剩余不足部分的767111.32元，根据事故责任划分为同等责任由陈某、马某甲海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各为383555.66元，陈某承担部分，因本事故粤A×××××号大货大在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须由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限额元予以赔偿给383555.66元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丧葬费给福润五金公司。本事故发生后福润五金公司先已垫付550000元给死者马某甲海的亲属，本案计得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上述赔偿款为493555.66元，福润五金公司多垫付56444.34元给死者马某甲海的亲属部分金额其请求由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承担，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此外，福润五金公司请求自从福润五金公司全部支付550000元给受害者家属之日起至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利息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持，其请求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福润五金公司请求判令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赔偿福润五金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损失30000元的争议。福润五金公司虽提交了（2015）粤羊律民字第0623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已完税的凭票，证明该费用已实际产生和已实际支付，由于本费用在投保的合同条款中并未涉及和约定投保方一旦产生相关的费用的承担责任，故本项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关于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抗辩认为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诉讼费属于免除责任范围，保险公司不予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依此规定，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其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福润五金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采纳，对不合理或超标准部分，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限额110000元中直接赔偿人民币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丧葬费给福润五金公司；二、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1000000元限额范围和不计免赔内赔偿人民币383555.66元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项目费用、丧葬费给福润五金公司；三、驳回福润五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0元，由福润五金公司负担448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4352元。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被抚养人的抚养人数，就判决上诉人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于对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死者马某甲海的母亲马某丁的抚养人数为两人，但是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由此判决上诉人承担12052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在调查清楚马某丁的抚养人数后对被抚养人生活费重新核定。2、诉讼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本案是由于被上诉人处理交通事故不当所引发的诉讼，且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诉讼费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除责任范围。据此，上诉人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上诉请求：1、将原审判决第二个判项中的金额改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福润五金公司赔偿323291.6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福润五金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本案二审阶段审理期间，被上诉人福润五金公司为证明被扶养人马某丁的抚养人的情况提交了两份证据。一份是由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群科派出所于2016年3月23日出具的《户籍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我辖区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团结一村065号的马某甲军之户主马某甲军，性别男，民族回，出生日期1968年3月19日，身份证号××的户籍情况。备注：马某甲军系马某丁之长子。”另一份是由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团一村委会于2016年4月26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村民马某丁有二子。长子：马某甲军，身份证号××；二子：马某甲海，已故；丈夫：马有龙，已于2010年5月1日去世。现在马某丁的赡养义务人为马某甲军。特此证明。”上诉人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确认，但认为该两份证据在一审时未提交，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审法院确定被扶养人马某丁的生活费是否正确。根据被上诉人福润五金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户籍证明》及《亲属关系证明》，结合（2015）穗萝法九调确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确定马某丁的赡养义务人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死者马某甲海，另外一个就是其长子马某甲军。原审法院以两个抚养人来计算涉案被抚养人马某丁的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323291.66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应当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因诉讼费用属于诉讼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并非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上诉人以诉讼费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为由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该义务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国人寿增城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智雄审 判 员  李 琦代理审判员  丘 杰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苏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