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建忠，男，195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中华，女，195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双夏、张漂，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闽，男，198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蕾，女，198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朱蕾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冬，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建忠、李中华因与被上诉人曹闽、朱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曹建忠与李中华系夫妻，曹闽系曹建忠与李中华所生之子，曹闽与朱蕾系夫妻关系。2009年9月11日，曹建忠、李中华从他人处购买了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44.19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2400000元，房屋登记在曹建忠、李中华名下。2009年12月，曹闽与朱蕾登记结婚，曹闽、朱蕾于2011年9月20日生育一女曹语萱，后曹闽、朱蕾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至今。2016年8月19日，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曹建忠、李中华将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出售给曹闽、朱蕾，房屋转让价格为100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付款期限截至2016年8月19日，其余条款均未明确。同日，曹闽、朱蕾按照核定计税价格缴纳税款后，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曹闽、朱蕾名下。曹闽、朱蕾未按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向曹建忠、李中华支付房屋转让款。2016年11月20日，朱蕾提出与曹闽离婚，并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案涉房屋在内。曹建忠、李中华认为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系代持房屋关系，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自始无效，曹建忠、李中华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朱蕾认为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曹建忠、李中华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转让0407346）无效；2.判令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由曹闽、朱蕾协助办理过户手续；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曹闽、朱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之间虽然签订了《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但双方之间系亲属关系，房屋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价格也远远低于曹建忠、李中华的购买价，曹建忠、李中华在未收房款的情况下直接将房屋协助过户登记到曹闽、朱蕾名下，之后也无要求曹闽、朱蕾支付购房款的意思表示，同时本案的曹闽、朱蕾也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故原审法院认为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之间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曹建忠、李中华主张与曹闽、朱蕾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确认物权的归属与确认合同的效力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曹建忠、李中华认为双方系为解决孙女的学区问题而将案涉房屋挂名在曹闽、朱蕾名下，系代持房屋关系；朱蕾认为本案系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实为赠与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无论是代持关系还是赠与关系，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之间对于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意思表示一致，上述行为也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为双方真实意愿之表示，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的效力，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权利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这种推定。本案中曹建忠、李中华也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曹闽、朱蕾之间存在代持合同关系，故曹建忠、李中华主张确认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由曹闽、朱蕾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判决：一、确认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转让0407346）无效；二、驳回曹建忠、李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406元，由曹建忠、李中华负担。 宣判后，曹建忠、李中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的认定存在错误。1、原审判决在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应主动援引《民法通则》第61条、《合同法》第58条规定，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第一项已经确认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根据上述法条，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一经确认无效，案涉房屋自始恢复至合同未成立之前的原始状态，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结合法条和本案案情，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体现为返还财产。曹闽、朱蕾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人，应当将其基于无效合同而占有的龙柏阁房屋予以返还，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原审判决在适用《民法通则》第55条关于“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同时，却不适用《民法通则》第58、61条、《合同法》第56、58条的规定，对曹建忠、李中华主张“确认案涉龙柏阁房屋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由曹闽、朱蕾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片面地、有选择性地适用法律也直接导致原审判决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2、原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意思表示一致，且为双方真实意愿之表示，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的效力，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权利人，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的认定，与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变动有因性理论相悖。我国《物权法》不承认物权变动的无因性，遵循的是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的有因性。所有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物权原因行为（即法律行为，如本案中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前提和依据；即使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当买卖合同等原因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时，依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然而，原审判决将“确认物权的归属”和“确认合同的效力”两个法律关系完全割裂开来进行认定，不考虑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将“房产过户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唯一要件，明显与《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有因性理论背道而驰。基于物权变动的有因性理论，即使本案双方当事人确实共同前往房产登记机构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但原审判决既然已经确认作为原因行为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此基础上，是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而一旦案涉房屋未发生物权变动效果，将直接表现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仍归出卖人曹建忠、李中华所有，出卖人可依据物权请求权要求买受人曹闽、朱蕾返还。二、原审判决关于代持合同关系的认定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本案中，曹建忠、李中华已举证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举证责任已完成，原审判决也予以确认。案涉房屋过户的请求权基础灭失；那么就应当恢复案涉房屋的产权原状，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此时，若朱蕾主张双方就案涉房屋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应由其承担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法履行返还责任。而原审判决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问题。退一步讲，认定存在代持合同关系更符合案件事实情况。一审庭审中，朱蕾答辩称，案涉房屋所在的是一所公办小学，只要有暂住证就可以就近读书，根本无需过户。事实上，婚生女曹语萱已经在案涉房屋所在的学区入学，且确实是凭借案涉房屋获得的“一表生”资格。曹建忠、李中华关于存在代持合同关系的说法更符合事实。三、原审判决未考虑判决的社会效益，极易助长社会不良风气。一方面，原审判决助长“啃老”的不良风气。本案中，朱蕾多次表示，曹建忠、李中华提起本诉的真实目的在于帮助儿子曹闽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在朱蕾看来，曹建忠、李中华作为父母，为儿子结婚购置婚房是理所应当的。原审判决在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却未将案涉房产判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其社会影响恶劣。另一方面，原审判决助长“通过婚姻获利”的不良风气。曹建忠、李中华名下原有三处杭州房产，朱蕾以购买学区房为由，劝说二老出售其中两处房产，并将2825000元售房款全部打入朱蕾账户内，事后得知该笔钱款已大部分被朱蕾转移至境外，导致无法执行。后朱蕾又鼓动曹建忠、李中华将案涉房屋暂过户至曹闽和自己名下，在学区房还未购买前确保婚生女曹语萱至少有一个学区。然而，在案涉房屋过户后仅三个月，朱蕾随即提出与曹闽离婚，并主张分割案涉房屋。由此可见，朱蕾通过婚姻获利的意图明显，而原审判决恰恰在帮助朱蕾实现这一预谋，给社会大众作出了极其不好的示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归曹建忠、李中华所有，由曹闽、朱蕾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曹闽、朱蕾承担。 被上诉人曹闽在二审中答辩称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朱蕾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本质是曹闽、朱蕾的离婚纠纷，而并非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曹闽与朱蕾系夫妻关系，曹建忠、李中华是曹闽父母。本案表面上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实际是因为曹闽、朱蕾感情不和，曹建忠、李中华与儿子曹闽共同相互配合，有计划地通过多个诉讼稀释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在临安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号：2017浙0185民初645号），利用一张曹闽个人伪造出具给父母的所谓借条，索要2825000元款项。达到目的后，在2018年1月立刻启动了本案诉讼，要求索要结婚时赠与的婚房；同年5月曹闽随即向朱蕾提起离婚诉讼（案号：2018浙0103民初2150号）。虽然曹闽、朱蕾同是被上诉人，但是曹闽实际上和曹建忠、李中华是互相配合的。因此，曹闽在庭审中所做出的不利陈述是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的。本案实际上是曹建忠、李中华和曹闽配合启动的一次虚假诉讼。二、曹建忠、李中华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判决已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即应当同时支持对案涉房屋过户”，是对民法通则第55条、第61条以及合同法、物权法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一）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和案涉房屋过户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133条规定，结合本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行为和房屋过户的不动产物权转移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曹建忠、李中华将案涉合同行为和物权变动行为混同为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主张：合同行为无效即视为物权转移行为无效，从而要求物的返还，这明显是民法通则第55条、第61条以及法的基本原理的错误理解。（二）原判决并不违反物权变动有因性理论，而且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认定是正确的。一审中，对于案涉房屋的物权转移行为，其真实法律关系基础：曹建忠、李中华认为是所谓“代持”关系，朱蕾认为是“赠与”关系。双方均确认的前提是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物权转移确实存在一个真实合意，本案中双方只是对该真实意思是代持或者赠与存在争议。案涉房屋的物权转移行为确实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房屋的物权转移经不动产登记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身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基于双方均认为不存在真实房屋买卖意思表示，从而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屋买卖合同》的无效不影响案涉房屋物权转移行为的效力。因此，曹建忠、李中华引用所谓合同法58条以及物权有因性原则来否认一审判决的正确性，是对合同法以及物权法基本原理的错误理解。在案涉房屋物权转移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对于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对案涉房屋物权转移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是“代持”还是“赠与”，一审法院未作出明确认定。曹建忠、李中华在一审中对于所谓的“代持”关系的陈述，均是单方、片面说法，没有提供任何客观依据。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曹建忠、李中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而且曹建忠、李中华关于房屋是暂时借给曹闽、朱蕾，用于孙女读书的说法，既与曹闽、朱蕾在2009年婚后就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的客观事实不符，也和孙女户口一直在案涉房屋，杭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际招生并不需要房产转移至其父母名下，房屋产权在祖父母名下并不影响入学就读的实际情况不符。一审中朱蕾已经提供了相应客观证据证明曹建忠、李中华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社会常理的。因此，一审判决依据民事诉讼基本证据规则，驳回曹建忠、李中华关于案涉房屋变更过户的诉请，是合理合法的。三、曹建忠、李中华将案涉房屋登记过户给曹闽、朱蕾，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曹建忠、李中华和曹闽、朱蕾为了合理的规避税收负担，双方签订购房价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屋买卖合同》，然后曹建忠、李中华放弃购房款这个方式，双方最终实现了赠与的目的。案涉房屋的登记过户本质上是一个赠与的法律行为。第一，从曹闽、朱蕾的入住时间来说，案涉房屋是在2016年才登记过户给曹闽、朱蕾。曹闽、朱蕾不是在2016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登记过户后搬入案涉房屋居住，而是在2009年结婚后就搬入案涉房屋居住，并且在2010年曹闽、朱蕾二人将户口也迁入了案涉房屋。户主还是曹闽。如果按曹建忠、李中华所述只是2016年买不好学区房，为了临时解决孙女读书问题，而“挂个名”，不会让曹闽、朱蕾在2009年就入住，还让两人均落户。合理的解释只有在2009年案涉房屋实际上就是曹建忠、李中华在曹闽、朱蕾二人婚后赠与的婚房。因为要借用曹建忠的公积金贷款，因此才拖延至2016年办理房屋登记过户；第二，案涉房屋属于婚房的事实，曹建忠、李中华也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按照现在基本社会习俗，父母在子女结婚时出资给子女买婚房并登记为子女名下，就是赠与给子女的婚房。曹建忠、李中华为配合儿子离婚而主张所谓当时房子只是暂借或者临时“代持”给孙女读书用，这和庭审中“婚房”的陈述也是自相矛盾的；第三，从证据上来说，朱蕾提供的录音材料中清楚反映出，曹建忠、李中华一直是认为案涉房屋是曹闽、朱蕾夫妻共同财产，曹建忠、李中华在录音中多次提到曹闽、朱蕾离婚的话要分割好案涉的房产，如果不是夫妻共同房产，在曹闽、朱蕾的离婚纠纷中，曹建忠、李中华不会代表曹闽和朱蕾协商两夫妻如何分割案涉房产的问题。因此，双方转让案涉房产真实的目的是赠与。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之规定，曹建忠、李中华将案涉房屋过户给曹闽、朱蕾的行为实际上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四、一审判决恰恰是维护了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公序良俗。本案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离婚纠纷，曹闽如果想要结束这段婚姻，关于夫妻名下房产、存款，完全可以通过离婚诉讼进行公正、合理的分割。但是，为了稀释夫妻共同财产，获得更大的利益分配，本来可以在一个离婚案件中解决的案件，硬拆分成4次诉讼，既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一审法院充分运用民法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以及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做出的公正裁判，恰恰是维护了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结婚时父母对子女在资金、住房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扶持帮助是目前一种社会的常态。夫妻双方婚姻的缔结，也是综合考虑感情、物质条件等多方面因素下自由的结合。结婚时男方有房有车有存款，一旦男方想要离婚了，男方父母就起诉说存款是父母借的要求归还了；房子是暂时过户给夫妻“代持”的也要归还了，男方突然就一无所有了，没有任何可分配财产了。这既是对婚姻法的一种践踏，更是明显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曹建忠、李中华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曹建忠、李中华向本院提交：杭州朝晖实验小学颁发的奖状照片两张，证明曹闽、朱蕾的女儿曹语萱已就读于杭州市朝晖实验小学，符合曹建忠、李中华所说的为了孙女就读而将房屋过户的说法。对该证据，曹闽表示没有意见；朱蕾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女儿出生后就落户于案涉房屋，基于案涉房屋就读本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所谓的代持关系，按照一审时朱蕾向法庭提交的杭州市小学就读的相关政策，祖父母房子在学区，小孩也可以在该地区就读，因为曹闽、朱蕾在杭州市区是无房户，所以不存在必须为了小孩读书而临时把房屋过户给曹闽、朱蕾的情况。本院认为，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并确认曹语萱现就读于案涉房屋学区即杭州市朝晖实验小学的事实，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曹建忠、李中华主张的代持关系，故朱蕾的异议成立，该证据对曹建忠、李中华的证明目的不具有证明效力。 被上诉人曹闽、朱蕾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及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首先，曹建忠、李中华与曹闽、朱蕾订立了规范的“房屋买卖合同”，主体适格、标的合法、内容完备、签字真实，双方业已据此自愿依法完成了标的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曹建忠、李中华系曹闽父母，曹闽与朱蕾系夫妻，事实清楚。诉讼中，双方虽均表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仅系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手段，买卖非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但曹建忠、李中华主张的为孙女入学所需仅系不动产登记“挂名”代持，朱蕾主张的系其与曹闽受赠的婚房之事实和所谓真实意思，均未得对方确认，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各自的主张。其次，本案当事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作出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就案涉合同双方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并实际履行，约定的房款是否主张系曹建忠、李中华的权利，不影响合同的性质及效力；本案双方因曹闽与朱蕾的夫妻关系存在破裂的可能，各自为利益最大化将依法实施的买卖行为分别解释为“挂名”代持及赠与的诉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作为本案原告，曹建忠、李中华仅以其意思表示与内心真意不符为由，主张已经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并据此请求返还房屋，缺乏法律依据。第三，本案双方虽未就一审判决的合同无效提出上诉，但因合同的效力系法院依法应当审查的事项，鉴于本案当事人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事由，缺乏有效证据而不能认定，且该合同亦不存在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故该合同当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据此，曹建忠、李中华的上诉事由及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曹建忠、李中华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1406元，均由曹建忠、李中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骏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曹姝隽 书记员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