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02民初7164号 原告：张军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芳。 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庙耩路-18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李静。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乐。 原告张军飞与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鲁1002民初250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未查清原告五张结算单是否系伪造、结算单所涉及工作量的合同主体是否系被告为由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鲁10民终21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军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芳、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蔡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军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运费44130元及利息（以4413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4年开始为被告拉土方、石头、垃圾清运等，原告按约将被告指定的土方、石头、垃圾等送至指定地点，原告所承运的土方、石头、垃圾清运工程量由被告统一计量，在原告与被告就工程量进行结算时，被告拖欠原告运费不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日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涉案的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不欠付原告工程款，原告起诉被告偿还欠款的行为是一种严重不实的诬告行为，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乔日公司的第NO.01781-01785号结算运单5张复印件及被告经手人王志生分别于2014年8月8日、2015年6月15日、2016年6月12日出具的对账单3张复印件（运单和对账单原件均存于原审卷宗），证明原告张军飞于2014年8月8日、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13日、2015年6月14日、2016年6月12日以其所有的鲁K82633/82097/18052/85713运输车辆在被告指定的施工场所内拉石头、内倒土方、运垃圾产生的作业单，标明了数量及单价，合计金额为44130元，并由被告经手人王志生签字确认，也加盖了被告乔日公司的公章； 2、转账记账凭证复印件（威海世纪力拓商砼有限公司），证明被告与威海世纪力拓商砼有限公司（以下简世纪力拓公司）是相关联单位，在2016年9月30日被告将欠原告45575元的款项挂在世纪力拓公司内部往来账内，至今未付。 3、（2016）鲁109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10民终13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志生是被告和世纪力拓公司负责工地运输土方的工作人员； 4、原告与王志生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各一份，证明被告及世纪力拓公司都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 5、原告、王志生与名流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本留的父亲（通话时间为2018年9月1日）、名流集团公司的侯总（通话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对话录音各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指定的名流厂房内为被告拉土方、内倒、拉石头等运输作业，周本留的父亲、侯总当时具体负责管理名流工地。 6、2016年9月27日、28日原告与刘守敏会计在威海市区庙耩路迎运酒店（被告的财务办公室）的对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在原审中亦提供法庭，原审中被告认可录音系刘会计的声音），证明刘会计对原告说欠原告45575元的账本在刘会计处，刘会计告诉原告找王会计把这笔账并在一起就行，然后刘会计和王会计互相打个单转账即可。同年9月28日，刘会计又叫原告找贺会计办就行。该笔款项刘会计于2016年9月30日制作了转账记账凭证，记载的“总帐科目为：应付帐款、内部往来”，“明细科目为：张军飞、世纪”，金额为45575元记载在世纪力拓公司的贷方，说明该笔款项从世纪力拓公司相关联的公司转帐至世纪力拓公司名下，即原告提交给法庭的证据2转账记账凭证复印件（世纪力拓公司）体现的内容，该款项实际挂在世纪力拓公司名下，原告在威海高技区法院起诉世纪力拓公司的案件中该款项未被支持，原告则按照运单上加盖公章的名称起诉了被告。自2016年9月30日至今，无论是世纪力拓公司还是被告等关联公司，从未给付原告该款项，该笔款项确系欠原告的，否则，不会凭空存在2016年9月30日的转账记账凭证，该笔业务也是发生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 7、原告记录的运输明细3张，证明2015年6月13日原告的鲁K18052、85713、82097、82633号车辆在名流家园至马场（7公里）拉土方运输共计81车，每车150元、共计12150元，2015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对的账；2015年9月25日原告又与被告对账，名流厂房内倒土方387车，每车60元，共计23220元；最后一张明细记录的45575元包括：刘守敏会计之前账上记录欠原告1445元，再加上新发生的业务：搅拌站北工地内倒土方15车×50元/车=750元；名流家园—马场拉土方，运距7公里，共计124车×150元/车=18600元；名流厂房内倒土方，运距800米—2公里，共计387车×60元/车=23220元；生态园—华发工地拉石子（样品），运距12公里，共计1车×200元/车=200元；名流红绿灯—华发工地拉黄泥，运距28公里，共计1车×360元=360元；马场—名流厂房拉石头，运距5公里，共计12车×130元/车=1560元，以上业务合计金额为46135元，与刘守敏会计2016年9月30日制作的转账记账凭证上的金额基本一致。 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结算运单是虚假的，涉案款项原告2016年曾在威海高技区法院起诉世纪力拓公司时主张过，一、二审均未得到支持，一审时原告曾向威海高技区法院提供了证据2转账记账凭证复印件，威海高技区法院以证据不足未支持原告。按照原告开具的证据1结算运单，原告承认在2016年9月（原告在威海高技区法院起诉世纪力拓公司时）已开具，但原告在起诉世纪力拓公司时未提供证据1，仅提供了证据2。被告认为原告在2018年威海高技区法院对世纪力拓公司进行执行时，拿到了头三笔执行款，原告又想到了涉案款项，后于2018年找到王志生，作出了时间顺序上前后矛盾、工作内容存在编造、单价随意填写的5张结算运单。2018年原告利用王志生手中残留的被告的空白运单，伪造涉案5张运单起诉被告，涉案5张运单是被告2012年以前印制的，被告2012年已不运营，2012年后是威海昭泰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泰公司）在做原来被告的业务，原告起诉世纪力拓公司未得到支持，就以该5张运单起诉被告。 对证据2转账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复印件，威海高技区法院在审理时调查过世纪力拓公司的账目，对于原告所陈述的该转账凭证未予采信。 对证据3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王志生不是被告职工，也不负责管理涉案工程，其只是工地测量放线员，无权做财务部门所做的定价、结算审批表的工作。 对证据4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通话内容有异议，王志生不是被告职工，其不知道被告公司的情况，被告2008年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世纪力拓公司2010年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被告法定代表人是李静，世纪力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云滋，两个公司在经营范围、经营理念、人员管理均不同，原告陈述世纪力拓公司和被告是同一法人、同一公司不正确。 证据5录音中的两个人中一个老人确实是名流集团公司老总周本留的父亲，另一个不能确定是不是被告代理人孙晓认识的名流集团公司的侯助理。录音是原告2018年10月之后录制的，在录音中可以听出王志生非常积极地替原告引导被录音人来说明涉案5张运单，原告与证据6中的被录音的两个人不认识，王志生为了圆其做的5张假运单去找这两个人，周本留的父亲今年已经86岁，老人身体不大好，腿脚不利索，比较喜欢喝酒，他不能代表名流集团公司，他不可能记住哪一辆车、在哪一年、哪一月干了多少车；姓侯的助理在2016年也从名流集团公司辞职，其之前是名流集团公司办公室助理，名流集团公司分工明确，房地产是房地产，工厂是工厂，基建是基建，侯助理在录音中说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哪辆车拉的，被告认为只有名流集团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才具有证明力，原告找一个86岁高龄的老人，又找一个已辞职的办公室助理在王志生的诱导下，笼统地说某个工程，没有实际落实到和涉案5张运单相对应的地点、运距、车数、单价、时间，法庭不能通过某一个人或者某老总的父亲简单地一句话就将此5张假运单认定是真的。被告认为原告所举证的录音，无法证明涉案5张运单的真实性。 另外，证据5录音中的两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上述两人均可以证实涉案工地确实是被告公司承揽，但并没有证实系原告从被告手中承接了涉案运单的运输活，而是王志生通过各种语言诱导两人对被告所谓的欠款行为进行声讨；原告应举证直接证明系原告从被告手中承揽的涉案工程的项目，或者是由名流集团公司出具正规的书面材料予以证实其所证明的内容。录音中王志生如此积极地帮助原告诱导他人，予以证实其所证明的内容，不能排除作为证人的王志生和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与原告串通作出上述涉案5张伪证。 对证据6通话录音中的刘守敏会计是昭泰公司的会计，不是被告会计，通话录音中原告所陈述的款项并没有明确是被告欠原告的钱，还是原告欠被告的钱，该录音内容与本案无关。2016年9月27日刘守敏早已不在世纪力拓公司（迎运酒店）上班了，迎运酒店是世纪力拓公司办公的地方，原告说的是在迎运酒店会计室与她谈话并录音不属实。刘守敏此时已不是世纪力拓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录音中提到的45575元的账目是否与原告所主张的账目一致，以及该账目究竟存放何处，刘守敏应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证，只有刘守敏出庭才能证实所有账目的实际情况。 证据7系原告自行书写的记账明细，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记账明细没有被告的签证，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无权对运距、单价等进行单方确定，根据被告原审中提供的账目往来中可以看到原告需与被告进行对账，并就运距、单价与会计进行协商确定后，才会有最终的计算结果，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诉讼主张。 被告针对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王志生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证明（复印件），证明王志生不是被告员工，其系世纪力拓公司的员工； 2、被告关于原告的账本（2014年2月、3月、4月）及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空白运单（每张运单均是一式两联），证明该账本中记载的结算运单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与原告提供的运单不符，进而证明原告提供的运单系伪造；上述账本所记载的账目所涉的工程是威海北站到双岛湾的土方工程正确的运单版本。 备注：原告给世纪力拓公司干活的时间为2015、2016年，2015、2016年世纪力拓公司使用的运单就没有被告公司的印章（其他格式相同）。原告提交的5张运单，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这种形式的运单只用在2014年威海北站土方工程中，且是一车一票，票面上只写明从威海北站到双岛湾一车、发票人、时间，不标明里程、单价。2015年到2016年世纪力拓公司干的工程还是延用原来被告公司的运单，只是没有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因为运单只是在工地上所发的证明，拉几车的运单，不是最终的结算凭证，所以2015年、2016年运单上就没有加盖世纪力拓公司的公章，最终确认结算的是双方签字的审批表格。世纪力拓公司财务进行比对，发现涉案5张运单是在2014年干威海北站工程工地遗失的单据。 说明：1、结算运单应是单张单车，而原告提供的涉案结算运单是单张多车；2、结算运单只是对所运输的车辆及目的地进行标注，上面不可能体现出单价，而原告提供的结算运单有单价；3、原告提供的结算运单标注的时间与单据序号违背常理，不可能干活时间与票据时间有冲突；4、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有最终的决算单，这才是原、被告双方进行决算的最终依据，而结算运单只能证实车辆运输的目的地及趟数，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单价明显与市场价不符；5、原告手中的结算运单原件，按照规定，应当与被告留底的另一联相符，相符后被告才会进行决算，但是原告结算运单均无法在被告账本中查询到与之相关联的另一联，故被告认为上述证据系原告与王志生造假而产生。原告在2016年9月曾经和世纪力拓公司对过账，做过结算，但是原告当时并没有拿出涉案5张结算运单与世纪力拓公司会计对账，并做后面的审批、上账手续。 3、2015年6月世纪力拓公司财务结算流程表复印件（上面贴有一张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运单填写格式）、结算审批意见表复印件，证明原告知道世纪力拓公司的结算程序，原告在起诉前三年里曾经多次和世纪力拓公司财务进行对账，做了结算审批表，并开具收据从世纪力拓公司拿到了款项。唯独涉案5张结算运单，原告不走世纪力拓公司原来财务的结算流程，而是在涉案5张运单中直接把公里数、单价、车数全部填写的很整齐，在2018年4月冒出来涉案5张运单，经过世纪力拓公司财务以及工程部仔细分析及核对，世纪力拓公司认定这5张运单系王志生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窃取了运单，进行的伪造。 4、编号为126有原告签字的世纪力拓公司的分包工程结算审批意见表、采购记录汇总表（共2页）； 5、编号为127有原告签字的世纪力拓公司的分包工程结算审批意见表、采购记录汇总表（共3页）； 6、编号为133有原告签字的世纪力拓公司的分包工程结算审批意见表、采购记录汇总表（共2页）。 证据4-6证明：原告对被告公司的结算流程、结算依据及形式都是知晓的，同时进一步证实被告所述，原告不能仅凭运单就向被告主张结算，这不符合被告的财务制度及流程。上述几张采购记录汇总表上只有车牌号、数量，并没有单价，所以被告坚信5张运单系原告勾结王志生伪造的。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王志生经手被告及世纪力拓公司的土方运输管理，王志生不但给原告出具了运单，还给其他运输人出具了同样的运单，只不过王志生的社会保险由世纪力拓公司缴纳。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与原告手中所持有的结算运单的格式一样，至于结算运单中所记载的一单一车或一单多车的内容，涉案运单是被告经办人王志生出具的，与原告无关。原告持有由王志生出具的加盖被告公章的运单结算联向被告要求结算是唯一的凭据，且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除了原告的结算运单外还有其他运输人的结算运单，多处均有王志生的签字，而在2014年4月17日由王志生签字确认的结算运单存根中也记载了原告鲁K82633、82097两车在该结算运单中备注了共计13车和7车的字样，与被告陈述的一单一车相互矛盾；被告的内部管理混乱，不能对抗第三人。且王志生一直系被告安排的具体出票人，此前王志生曾经多次给原告或其他运输人出具过运单，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王志生代表被告。证据2仅是原告之前在威海北站至双岛湾土方工程的结算账目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中空白运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系空白运单，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被告应当提供原件，且该证据系世纪力拓公司的结算审批意见表，不等同于被告也使用该格式的结算审批意见表，（2017）鲁10民终1335号案件（原告起诉世纪力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件）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部分该格式的审批意见表，还提供了部分没有该格式的审批意见表，均得到一、二审认可，至于被告辩称原告曾多次向世纪力拓公司进行过结算，非常清楚其结算的流程，并不能当然否定被告尚欠原告涉案款项的事实，且被告主张的世纪力拓公司的审批意见表中审核付款需要经过其财务负责人及项目经理等相关人员的签字，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被告不应以此来约束原告。 对证据4-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三份证据是世纪力拓公司的结算审批表，是该公司财务管理作账的审批表，不能约束原告，原告起诉的是被告，被告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会计凭证，也证实了被告凭运单可以到财务进行结算，该三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三份证据在原告与世纪力拓公司之间的诉讼中，经过两审已经审理完毕，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本院对原、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同本院认为部分。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世纪力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威海高技区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受理后，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6）鲁109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世纪力拓公司给付原告沙石款及运费762286元，驳回原告要求世纪力拓公司支付之前的应付账款45575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鲁10民终1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世纪力拓公司给付原告沙石款及运费760406元，驳回原告要求世纪力拓公司支付之前的应付账款45575元。在二审期间查明，原告主张欠款45575元是其与被告乔日公司之间形成，该债权后来转账由世纪力拓公司偿付，因世纪力拓公司不认可该笔债务，且原告提供的2016年9月30日转账记账凭证系复印件，相关证人又不能出庭作证，故二审亦未支持该诉请。原告遂于2018年4月9日诉至本院，请求被告偿付涉案款项。 在原审诉讼过程中，王志生经本院询问陈述：2009年、2010年其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后期被告承揽了南大桥金猴房地产公司开发那块地的挖土方工程，其系该工程的项目经理，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孙晓让其拿着昭泰公司的相关材料去金猴房地产公司结算工程。其保险是孙晓通过世纪力拓公司缴纳的。实际上乔日公司、昭泰公司、世纪力拓公司都是孙晓的公司，具体什么关系，王志生也不清楚，孙晓让他在哪工作他就在哪工作。很早之前，孙晓曾找过原告在威海北站的工程拉过土方，所以之后孙晓又让王志生找原告拉土方。每次都是王志生打电话给原告，让原告开车到哪个地方，干完之后由挖掘机司机记车辆数，把单子返给王志生核对后,由王志生给原告开具结算运单，由原告拿着结算运单到会计处做账。涉案结算单上的时间是原告干活的时间，而不是开具单据的时间，这些单据是原告干完活之后，王志生为原告开具的，不是一起开具的，什么时候开的记不清了，肯定不是2018年开具的。原告找王志生对账时，要求王志生给其手写一份对账单，王志生就写了涉案对账单，但对账单不能入账，必须用结算运单入账。结算运单实际上一式两联，一联在会计手中，原告需要拿着他手里的结算运单与会计进行对账，账对上之后会给原告付款。王志生2017年10月已从世纪力拓公司辞职。 原审中经质证，原告对王志生的上述陈述没有异议。被告主张王志生并非其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权为原告开具结算运单，且王志生也陈述原告持有的单据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必须与被告会计对账之后才能结算，而从被告提交的账本中根本找不到原告提交的5张结算运单。 在原审诉讼中，原告对于涉案5张结算运单的陈述如下：关于涉案结算运单的形成时间，涉案结算运单上所载明的日期是干活的日期，开单实际日期是2016年9月、10月，原告让王志生对账，王志生给原告开的单据，但不是一次性开的。王志生签字的涉案3张对账单与涉案5张结算运单是同一时间段形成的。涉案5张结算运单确实是于2016年9月、10月为了起诉世纪力拓公司补开的。 在原审及本案庭审中，原告提供的由王志生出具（书写）的、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结算运单5张及王志生出具（书写）的对账单3张，其中编号NO.01781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82097和82633从名流厂房到内倒土方387车6月26号-8月7号每车60元日期2014年8月8日；编号NO.01782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鲁K82633拉石头从马场到名流新厂区运5公里：130元/车×12车日期2016年6月12日；编号NO.01783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鲁K82097从名流海岸到内倒土15车×50元/车日期2015年5月5日；编号NO.01784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18052、85713、82097、82633从名流家园拉垃圾到马场西7公里：81车×150元/车日期2015年6月13日；编号NO.01785的结算运单中载明车号：82097、82633从名流家园拉垃圾到马场西7公里：43车×150元/车日期2015年6月14日。5张结算运单的出票人均为王志生。经质证，被告主张5张结算运单及3张对账单均系原告与王志生伪造，其理由同原审理由：1、被告开具票据的惯例是单车单票，不会出现单车多票的情况，且结算运单持有一方的底联中不会体现单价，且涉案结算运单中出现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2、从社保部门查知，王志生系世纪力拓公司员工，而非被告员工，无权代被告开具结算运单及对账单；3、结算运单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至2016年，时隔三年之久，但票据的单号却是连续的，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被告在本案中申请对涉案5张结算运单中文字书写内容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10月之前还是2016年10月之后、对涉案5张结算运单中书写内容是否是同一次形成进行鉴定。本院依法进行委托鉴定。2019年4月2日，本院技术室因无法找到相关鉴定机构，将鉴定材料退回。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被告的申请调取了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8年8月分别对原告、王志生、孙晓、侯建祝、张朋所作的讯问笔录，其中孙晓陈述：其系世纪力拓公司和被告乔日公司总经理，前来报案，其之前的员工王志生帮助原告张军飞伪造证据。原告陈述：涉案5张结算运单没有丢失过，都是王志生在原告每次干完活不长时间开的原件。王志生陈述：涉案结算运单有2张运单是2016年后补开的，其他3张运单是之前干活后开的。这5张运单开具的时间最长间隔了一年左右。5张单子底联好像给公司刘守敏会计了。王志生当天又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改变其上述陈述：张军飞说其5张结算运单丢失了，让王志生补开，王志生翻了自己记录的张军飞干过活的记录明细（因已离职，记录明细扔在公司了），然后给他补开的。涉案5张结算运单是2016年张军飞让其一起补开的，肯定不是2018年补开的，之前讯问中王志生说的5张运单中有2张是补开的不是事实，现要坦白交待，把事实说出来。公司有运单的底联，底联开好后，王志生给公司刘守敏会计了，公安民警追问王志生，既然公司有底联，为何不在公司找底联复印，而重新开单，王志生回答其可能没跟刘会计说过给张军飞补单子的事，其离职前手中有剩余的空白运单，离职时没有与公司会计做过交接。 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侯建祝陈述：其是2009年到昭泰公司工作，负责技术，2017年11月离职。2014年昭泰公司在威海高铁北站有项目，主要是挖土方，其在工地负责发放运单。运单一式两联，一联是存根，一联给司机。运单都是一车一单，运单上头印有“乔日建筑设备公司（结算）”，编号是之前就有的，侯建祝会填上车号，写上从哪拉到哪，备注一般都不填，发票人签上他的名字，日期就写当天的日期，最后给司机一联。当时，昭泰公司在威海高铁北站挖土方的沙石都是原告张军飞找车往外拉，每拉一车，侯建祝都会填写运单后撕下一联给司机，一联给会计，原告凭借给司机的那联运单找会计对账。2014年高铁北站的工地运单都“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的公章、当时工地只有侯建祝一人负责发放运单，他把空白运单放在一辆破面包车里，公司人都知道，有一次他发现运单少了，当时没太在意。王志生2014年在高铁北站工地负责测量，没有权利发放运单。 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张朋陈述：其2012年开始在世纪力拓公司工作，2018年初辞职干个体。2012年，张朋在世纪力拓公司从事车辆调度和人员安排、收沙石料等工作。原告张军飞大约在2015年左右与世纪力拓公司有业务往来，其有车，为公司拉运东西和供沙石。世纪力拓公司使用印有“乔日建筑设备公司（结算）”的运单，一般由张朋和康城负责发放，王志生无权发放。开运单是为了雇车干活，每车就会开一张运单，用来统计车辆数。这种运单上都有一个编号，下面写有车牌号，再下面写着从哪到哪，备注一般是空白，最底下是发票人的签名和发票日期。因为是一车一单，备注顶多会写上车的车牌号，一共拉了几车，其他的不会写。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本院调取的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对涉案5张运单的开具及原告是否干过涉案的运输活的问题，孙晓、侯建祝、张朋的陈述均不真实，根据被告庭审中提交的会计账目凭证可以证实王志生不仅给原告开具了运单，还给其他的运输人员也开过运单，因此，上述三人陈述王志生在公司只负责测量与事实不符，原告与王志生所陈述的开具运单及运输的事实是真实的。在庭审中，被告不认可原告曾经在名流马场及名流新家园等多处工地拉过运输活，上述证人的陈述可以证实原告在被告的多处工地拉过运输活。 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侯建祝、张朋的陈述，结合被告庭审的陈述，有三点是一致的：1、侯建祝、张朋两位证人都证实运单的内容是一车一单、一票据；2、运单不是作为结算的最终单据，而是拿着运单到被告公司，与会计对账后进行结算；3、原告的证人王志生不具备在工地现场发放运输单据的资格。王志生的证言与原告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有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关于涉案运单的形成时间、是否曾丢失的重要细节的陈述完全不一致，结合庭审中原告提交的原告、王志生与名流公司老板周本留的父亲、侯助理的对话录音，被告认为王志生作为证人和原告一起寻找他人给原告作证，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进一步证实有可能证人王志生与原告私下伪造或编造该5张运单。另外，既然是王志生出具涉案5张运单，而就5张运单的形成等细节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与证人王志生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 经法庭核对，被告提交的账本（2014年2月、3月、4月）中存在多处王志生在发票人处签字的与涉案运单格式（加盖乔日公司公章）相同的结算运单（有给原告出具的，也有给其他承运人出具的），也存在以昭泰公司名义开具、由被告张军飞签字的运费收据。法庭要求被告对此进行解释，被告解释如下：1、被告在2012年就停止业务，但是印刷的运单一直存在库里；2、2014年昭泰公司承揽的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为了区分不同的工地的运单，当时和北站的承包方约定了具体施工的方法和运单的发放办法；3、被告的运单上有公司的公章，只有在2014年威海北站土方运输中使用，其他工地都没有用过，当时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就是为了区分北站和其他工地之间的运单，因为北站的土方是现金结算，结算的时间是7-10天，运单比较重要；4、上面有王志生签字的运单，王志生在威海北站是负责测量和放线，具体发票的人员是侯建祝，由于北站发票的业务是要随着施工的进度加班完成，公司当时弄了一辆面包车放在施工现场，发的运单票是侯建祝从被告的财务处领取，放到小夹子里，侯建祝晚上就在面包车里面待着，装走一车，发一车的票，票面上写的就是车号一车，并没有标注单价和其他情况，经了解在侯建祝发困时或者去晚的时候，有的车已经开始拉土了，这时王志生就代替侯建祝把车门打开，拿出乔日建筑的运单，给这些车辆发票，由于王志生在公司干了多年，侯建祝对他比较信任，对他发的运单通过电话落实车主进行核对，没有数据上的差异，就确认了这几张运单，所以运单上就有几张是王志生签字，威海北站土方运输量很多，大多数是侯建祝签字，涉案5张运单就是在威海北站土方工程中的运单，不会出现在其他的工程项目，如果出现在其他工程项目中，就说明这5张运单是在北站土方工程中遗失或者剽窃的，公司在其他土方工程中的运单是空白的，所填的内容，只是填车号、车数，起止点，由于北站的土方工程起始点是固定的，是由威海北站到双岛湾科技城，所以这些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运单，结算速度快，公司比较重视才特意盖章。 庭审中，被告陈述2014年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系昭泰公司承揽，且系被告副总经理孙晓以威海地建公司的名义承揽；涉案5张运单上所列名流海岸、名流家园、名流厂房等地运输工程是昭泰公司于2015、2016年承包的，但涉案的从名流海岸内倒土、从马场到名流新厂区拉石头、在名流厂房内倒土、从名流家园到马场西拉垃圾这些运输活不是原告承揽，是别人承揽,其中也有世纪力拓公司的车辆运输。对此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因原告提供的刘守敏会计的通话录音与涉案款项有关联，法庭当庭拨打原告提供的刘守敏会计的电话（13963119270），无人接收，原告陈述刘守敏是被告代理人孙晓的亲属，无法让其出庭作证。被告亦未提供刘守敏出庭作证。 另查，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在讯问原告张军飞、王志生等人后，未对被告代理人孙晓举报的王志生涉嫌伪造涉案结算运单等证据进行立案处理。 又查，被告法定代表人是李静，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云滋，世纪力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云滋，李静系原告提到的上述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晓的爱人，孙云滋系孙晓的父亲。 本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供的5张结算运单和3张对账单是否系原告与王志生伪造而成，原、被告是否存在结算运单中体现出的运输合同关系。 本案中，被告认可涉案结算运单载明的名流海岸、名流家园、名流厂房等地运输工程和运输事实存在，但否认系原告运输，且主张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系原告与王志生伪造而成，对此，被告应负有举证责任。经庭审查明：被告乔日公司、昭泰公司、世纪力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近亲属关系；在被告的账本中体现出有以昭泰公司名义给原告开具的运费收据；账本中的结算运单与涉案结算运单格式相同；被告账本中的付款收据和世纪力拓公司的结算审批意见表上均有被告副总经理孙晓的审批签字；被告提供的是其公司2014年在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的账本，但又自认2014年系昭泰公司承揽的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且系孙晓以威海地建公司的名义承揽；孙晓在公安部门报案时称其系世纪力拓公司和被告乔日公司的总经理；被告自认世纪力拓公司在2015、2016年采用没有被告公司印章、其他格式与涉案结算运单相同的运单等事实，综合分析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前述三公司属于相关联公司，该三公司应存在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关联。庭审中，被告主张王志生是世纪力拓公司员工，不是被告员工，在工地仅负责测量放线，并在公安部门提供昭泰公司员工侯建祝、世纪力拓公司员工张朋证实王志生无权出具结算运单，但被告账本中确实存在多处由王志生出具的结算运单，其中既有给原告出具的，也有给其他承运人出具的，该事实被告不能给予合理解释；虽然原告和王志生针对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的形成时间、是否后补等事实的陈述前后有瑕疵和出入，但涉案结算运单与被告提供的账本中的结算运单，格式上一致，被告账本中未有被告主张的原告应当知晓的结算审批手续，且涉案运单上加盖的是被告公司公章，结合被告、昭泰公司、世纪力拓公司存在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关联的事实，本院认为庭审中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被告虽举报王志生涉嫌伪造证据，但公安部门在讯问相关当事人后并未立案处理，且被告申请对涉案5张运单的书写时间等进行笔迹鉴定也未有鉴定机构可受理，在被告无充分证据佐证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不能否定王志生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和王志生在通话录音中的陈述；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且能够互相印证，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5张结算运单和3张对账单系原告与王志生伪造。即便被告提供的账本中的结算运单与原告提供的结算运单在记载的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别，但结算运单系被告员工王志生向原告出具的，其如何记载内容与原告无关，系其内部管理问题；原告主张涉案债务系其与被告之间形成，并转账由世纪力拓公司偿付，但通过诉讼向世纪力拓公司主张，因转账记账凭证系复印件等原因未能得到支持，故而依后补的涉案运单及对账单向被告主张涉案款项，符合逻辑，被告主张原告知晓其结算流程、结算依据及形式，不能仅凭运单和对账单就向被告主张结算，但所提供证据均系其关联公司即世纪力拓公司的结算手续，结算手续亦系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以此来约束原告。 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结合王志生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主张事实的存在,本院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上所载明的运输事实，存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原告已经履行了运输合同义务，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涉案运费。双方对于付款的时间未有明确约定，原告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运费，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运费及利息。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军飞运费44130元及利息（以44130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9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4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汾 人民陪审员  周玉明 人民陪审员  祝业昌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