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7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商长生，男，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老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丽萍，女，196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丽红，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丽萍，身份同上诉人任丽萍。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丽霞，女，196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丽萍，身份同上诉人任丽萍。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福民，河南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焕娃，女，194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军，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华丽，女，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老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亚丽，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老城区。上诉人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上诉人魏焕娃因与被上诉人商华丽、商亚丽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2民初1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以下简称商长生等四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书第一条、第二条判决错误认定的分配比例；2、依法支持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提出的分配方案）；3、依法判令魏焕娃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错误的将该房屋二、三层的由来认定为是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父亲商彦森所建。商长生等四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依法向法庭提交了父亲当年亲笔书写的证明：该房屋上面建的二、三层，全部由商长生出资建设（魏焕娃亲笔书写的证词，也明确了该部分房屋完全是商长生所建设，铁证如山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房屋建设的时间。建筑许可证明确1995年该房屋已经建设完毕（按照洛阳当地的建房实际情况，冬天不可能能够建房，判决书违背客观规律，错误认定的时间混凝土是无法正常的施工凝固，违背逻辑规律）。所以，该房屋二、三层，属于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财产，与魏焕娃无关。二、原一层41.9平方米房屋，是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亲生父母所建，母亲已经将该房屋赠与商长生等四上诉人。老城区校场街九都路以南原67号（现66号）房屋，一层41.9平方米建设于60年代，该房屋系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亲生父母建设。父母于1974年离婚时，当时母亲净身出户，母亲将原本属于她的一半房屋全部给了商长生等四上诉人，该部分属于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所有，与魏焕娃、商华丽、商亚丽没有丝毫瓜葛。三、商华丽与商亚丽只享有房屋中父亲份额的继承权。建房许可证和补充协议足以证明，争议房屋建设于1995年。本案件中商华丽与商亚丽当年在建房时都未成年，依据法律规定当时他们二人还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据《民法通则》规定，年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才算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商华丽与商亚丽对校场街九都路以南原67号（现66号）房屋没有所有权，只享有对父亲份额的继承权。综上所述，本案件原本并不复杂，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魏焕娃、商华丽、商亚丽根本不念亲情，当庭谎话连篇，多次扰乱法庭秩序。居然无端纠缠校场街66号，67号；无端拒绝承认“魏焕”、“魏焕娃”；信口雌黄否认“给刘炳旺市长的信”。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礼让被认为软弱可欺，一审法院的宽容，必将导致其更加贪得无厌。为此，商长生等四上诉人义无反顾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明察秋毫，支持上诉请求。魏焕娃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魏焕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发还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由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将本案的基本事实查清，以致作出错误判决。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是：依法对老城区九都路以南校场街67号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庭审时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明确诉求后，仍旧是要求对校场街67号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可是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却显示“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对老城区九都路以南校场街67号（现66号）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对校场街66号的拆迁补偿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这样越俎代庖，违反了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同时，一审判决并没有校场街67号现为校场街66号的任何表述，不知一审法院是凭什么认定校场街67号现为校场街66号。本案一审时，魏焕娃已向法庭说明校场街67号系李中堂的房屋，也说明校场街67号从未变更为66号。魏焕娃也获知李中堂的校场街67号房屋不仅有不动产登记簿，还有同魏焕娃一样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此，魏焕娃向一审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却被告知与本案无关，不予调取。校场街67号明确为他人所有，且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诉求就是校场街67号，怎能说与本案无关呢。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都未查清，怎能作出正确判决。所以，魏焕娃仍要求二审法院对校场街67号的相关证据予以调取。二、二审法院应准许对魏焕娃（包括魏环、魏焕等）及其爱人商彦森（包括商炎森等）的所有签名做笔迹鉴定。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商长生等四上诉人为了证明其诉求的合法性，拿出许多魏焕娃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商彦森生前写下的多份“证明”、“补充证明”、“更户申请”，还有所谓“魏焕娃”签名的“协议书”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明材料”，通过肉眼即可看出签名存在虚假性。由于魏焕娃在一审时一直主张校场街67号不是校场街66号，一直认为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提供的这些材料与校场街66号无关，所以就没有坚持对“魏环”、“魏焕”、“商彦森”、“商炎森”等做笔迹鉴定。况且，魏焕娃在一审庭审时称，回去商量下再答复，没有如一审法院所说的“不同意鉴定”的肯定答复。再者，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为了还原客观事实，如果容许虚假的所谓事实继续存在并固定在判决书中，将是对法律公正性的亵渎。因此，二审法院应当准许魏焕娃的鉴定申请。三、本案一审案由被错误定性，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迭出。首先，本案的案由不应为共有物分割纠纷，而应定为法定继承纠纷。所谓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是原商彦森名下的房产被拆迁后转化为补偿款。如果商彦森生前对自己名下的房产做出了分配，应为遗嘱继承；如没有做出分配，则应为法定继承。由于商彦森生前未留下遗嘱，本案争议财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可是，商长生等四上诉人向一审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确凿的”所谓商彦森出具的“房产分割”、“补充证明”、更户申请”等等已将房产确权给商长生。既然一审案由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既然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证据“确凿充分”，那么，一审法院却判决魏焕娃及商彦森享有40％的所有权，其他人均按遗产享有相应权利。这样判决岂不前后矛盾？其次，在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商彦森证明”、“更户申请”，魏焕娃明确提出异议，说明不真实。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何不继续查明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又如何认定系商彦森的真实意思表示呢，即使商彦森的证明是真实的，由于商彦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其配偶，即上诉人魏焕娃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一审法院的判决就丧失了合法性，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就不具有合理性。综上，因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没有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且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的违法性。为了维护魏焕娃的合法权益，也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魏焕娃特提出上述上诉请求，望二审法院能支持魏焕娃的所有上诉请求。商长生等四上诉人辩称，1、关于拆迁房门牌号问题我方一审已提交了村委会的证明。2、本案涉及到多次诉讼，法官多次告知是否做鉴定，但魏焕娃均表示不鉴定。3、一审法院分割是正确的。其他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意见。商亚丽、商华丽对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上诉和魏焕娃的上诉共同辩称：1、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商彦森名下的房子，房屋坐落在老城区工农村校场街66号（原教场街66号），校场街67号（原教场街67号）房屋是所有权人李中堂家。校场街66号房屋和校场街67号房屋不是同一处房屋。2、洛北乡全户常住人口登记表（户主商彦森、户号192）中没有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任丽红、任丽霞身份不明，没有出资证明和法律依据，不是本案适格上诉人，应驳回三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商彦森和魏焕娃1978年9月25日结婚，商彦森2006年元月去世。商彦森个人取得校场街66号房子宅基地使用权的时间是1984年，在商彦森和魏焕娃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屋土地系夫妻共同使用。校场街66号房子一共建房两次，有政府机关出具的两份建筑许可证，第一次1995年底，第二次1999年，建房子的人是商彦森和魏焕娃。1995年底建房时，是把老房子扒掉重新建，翻建、扩建后，宅基地面积41.9平方米，房子面积也是41.9平方米，已经没有商彦森的婚前个人财产。而老城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商彦森和裴雪凤在老城区校场街原××现××号建平房两间面积41.9平方。后商彦森在该一间平房上续建了第二、三层。而商长生提交的起诉状、提交的证据中补充证明、更户申请、协议书中的房子都是校场街67号，并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原告商长生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一份能证明我们家是校场街67号。4、出资建房的人是商彦森和魏焕娃，两人在结婚前都有积蓄。结婚后，商彦森在沙厂上班，魏焕娃在三队上工。两人不上班后，开始做生意是自产自销，在自己家做生意，两人一年四季不歇，辛辛苦苦做生意十几年，挣的钱都盖到房子上了。而且，1995年修九都路，拆除了商彦森和魏焕娃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子310.8平方房子，有拆迁协议为证（乙方商子炎日期1995年2月17日），拆迁协议补偿（石棉瓦房、超高等）共补偿30813元。从1996年5月22日至1999年2月8日，工农村三组村民每个人分征地补偿款4175元（分钱不分年龄，只要是三组村民都分钱），第二次建房的时间是1999年元月18日至1999年3月18日，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商彦森和魏焕娃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建房。5、商彦森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时间是2000年，在商彦森和魏焕娃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房屋所有权证和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名字一致。房屋所有权证虽登记在商彦森一人名下，但魏焕娃基于和商彦森的夫妻关系，系该房产的共有权人。根据《婚姻法》第17条的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严重损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益，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这种赠与行为应属无效。本案中，魏焕娃不仅仅是妇女，今年年龄71岁（1948年出生）,还是老年人，商长生提交的证明、补充证明、更户申请这三份证据上商彦森的签名明显不一致，应不是同一人所写。首先，这三份证据违反了《婚姻法》第17、19条的规定，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商长生提交的协议书中说，校场街67号归商长生所有。这份协议书上商彦森签名和别的证据的签名不一致，应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其次，立字人魏焕，魏焕娃说过魏焕两个字不是本人所写，自己的名字是魏焕娃，自己只要签名签的都是魏焕娃。再次，校场街67号不是商彦森和魏焕娃的房子，校场街67号房子的所有权人是李中堂。协议书中的房子校场街67号房子，立字人商彦森和魏焕是无权处分的。商长生以证明、补充证明、更户申请、协议书为依据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补偿的金额是670738元，另外的3万元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证的奖金。共计700738元。这3万元和房子没有关系。而一审法院认定这3万元是搬迁奖励。6、校场街66号房子1995年底翻建、扩建两层后，实际居住人是商彦森、魏焕娃、商华丽、商亚丽四口人。水、电费均是由商彦森和魏焕娃去交。一楼门面房的出租和管理也是由商彦森和魏焕娃管理。房屋征收补偿安安置协议书中第三条第8款：未建房屋补偿，补偿金额24600.82元。未建房屋补偿24600.82元是基于宅基地而存在，宅基地使用权是未建房屋补偿发生的原因，商彦森和魏焕娃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与农民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紧密相关，因死亡而消灭。因商彦森2006年元月去世，已不是工农村村民，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未建房屋补偿费当然也无权享有。故未建房屋补偿款属于用益物权人魏焕娃个人所有。还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奖金3万元是基于宅基地使用权而存在。7、因商彦森2006年去世，2017年拆迁时，他已经不是工农村宅基证号006678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不再享有拆迁安置的任何权益。征收补偿利益分为房屋价值补偿款及签约搬迁补贴等其他补偿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中房屋主体补偿计405921.68元和装饰装修和附属物补偿38125.52元（基于被征收房屋产生）共计444047.2元，是商彦森和魏焕娃夫妻的共有财产。第三条购房补助121776.51元、临时安置费11851.73元、搬迁费987.64元、物业管理补助费4525.20元、奖励费19752.88元，不对应房屋价值，属于魏焕娃个人所有。8、校场街66号房子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都是商彦森和魏焕娃，房子是两人的夫妻共有财产。校场街66号房子的共同共有人是商彦森和魏焕娃。商长生、任丽萍不是校场街66号房子的共有人，任丽红、任丽霞身份不明，他们无权要求分割校场街66号房子的拆迁款。并且商长生等四上诉人诉求是分割校场街67号拆迁款，校场街67号房子的拆迁款属于所有人李中堂所有，与商彦森和魏焕娃无关。而一审判决却是按继承法把商彦森和魏焕娃的夫妻共同财产校场街66号房子拆迁款给分了。分割和继承系两个法律关系，商长生、任丽萍继承商彦森的遗产，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应驳回商长生等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对老城区九都路以南校场街67号（现66号）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价值约70万元）。商亚丽、商华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校场街66号房产拆迁赔偿款中的一半由本案原、被告共同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彦森（曾用名商子炎，2006年1月死亡）与前妻裴雪凤生育子女四人，即任丽霞、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商彦森与裴雪凤于1974年离婚。商彦森与魏焕娃于1978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长女商华丽、次女商亚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商彦森与裴雪凤在洛阳市老城区××现××号建平房两间，建筑面积约41.9㎡。后商彦森在该一间平房上续建了第二、三层，建房的具体时间和建房由谁出资当事人说法不一。主管部门给商彦森颁发的建筑许可证显示1995年12月15日至1996年3月15日，商彦森在校场街××层平房上续建第二层，于1999年1月18日至1999年3月18日期间又在原二层上续建第三层。商彦森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显示上述三层房屋建成于1995年。1995年10月30日，商彦森出具的“补充证明”显示九都路以南校场街67号建筑面积约95㎡系商长生所建，与商彦森和魏环无关。1997年8月30日商彦森出具的“更户申请”显示商彦森同意将校场街67号九都路南边宅院一所更名给商长生，该宅院的房屋系商长生出资建筑。1997年9月17日，商彦森与魏焕、商长生三人签订的协议显示，校场街九都路以北的123号和校场街九都路以南的67号归商长生所有。2000年7月25日，商彦森领取了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的房产证，房产证后面的附图显示，上述房屋的第一、二层建筑面积均为41.97㎡，第三层为29.93㎡。2017年商彦森名下的校场街66号房产被拆迁，2017年11月13日，魏焕娃与拆迁人洛阳市老城区洛浦办事处工农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载明：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第一二层建筑面积均为41.9㎡，第三层房屋折算面积为14.964㎡，房屋主体及折算面积共计98.764㎡，给予补偿共计405921.68元，给予购房补助121776.51元，临时安置费计11851.73元，搬迁费987.64元，物业管理补助费4525.20元，奖励费19752.88元，装饰装修和附属物的补偿计38125.52元，未建房屋补偿，未建折算面积11.971㎡。补偿金额24600.82元，以上合计670738元，另每户搬迁奖励3万元，共计700738元。该款由魏焕娃从拆迁人处领走并据为己有。商长生等向魏焕娃要房屋拆迁补偿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魏焕娃对商长生提交的1997年9月17日协议书内容及“魏焕”签名、指印真实性均不认可，魏焕娃对商长生提交的魏环上访信内容及“魏环”签名真实性也不认可，一审法院征询魏焕娃是否同意对“魏焕”、“魏环”是否是魏焕娃所写、指印是否是魏焕娃的指印进行鉴定。魏焕娃不同意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中的第一层系商彦森与其前妻建造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故该第一层房屋属商彦森所有，商彦森死亡后，该第一层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172209.7元（405921.68元÷98.764㎡×41.9㎡）转化为遗产，由商彦森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本案原、被告共同分配，各分得1/7即24601.39元。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中的第二、三层房屋建成于1995年，建房由谁出资当事人说法不一，但商长生提交的商彦森出具的证明及魏环的上访信等间接证明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中的第二、三层房屋由商长生出资建设，魏焕娃称由其与商彦森出资建房，但对其该说法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虽然校场街66号房屋登记在商彦森名下，但商彦森、魏焕、商长生于1997年9月17日签订的析产协议中明确载明校场街66号房屋归商长生所有。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三层房屋中的第二、三层房屋拆迁补偿款的60%即140227.19元{（405921.68元－172209.7元）×60%）}归商长生所有，剩余的93484.79元归商彦森、魏焕所有，其中的46742.4元（93484.79元÷2）归魏焕娃所有，剩余的46742.39元属商彦森遗产，由原、被告各分得1/7即6677.48元。剩余的补偿、购房补助、临时安置费、搬迁费、物业管理补助费、奖励费、装饰装修和附属物的补偿、未建房屋补偿，未建折算面积、补偿、搬迁奖励等合计294816.32元（700738元－405921.68元）虽不是房屋拆迁补偿款，但和房屋有紧密的联系，考虑到商长生对房屋的形成贡献较大，商长生可适当多分。酌定商长生分得上述款项的40%即117926.53元，剩余的176889.79元由其他六名原被告均分，各分得29481.63元。综上，商长生共分得拆迁补偿款289432.59元，任丽霞、任丽萍、任丽红、商华丽、商亚丽各分得60760.5元，剩余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07502.91元归魏焕娃所有。因拆迁补偿款在魏焕娃处保存，故商长生、任丽霞、任丽萍、任丽红、商华丽、商亚丽应得款项由魏焕娃付给各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魏焕娃支付商长生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房屋拆迁补偿款289432.59元；二、魏焕娃支付任丽霞、任丽萍、任丽红、商华丽、商亚丽洛阳市老城区校场街66号房屋拆迁补偿款各60760.5元；三、判决第一、二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为5400元，由商长生负担2232元，任丽霞、任丽萍、任丽红、商华丽、商亚丽各负担468元，魏焕娃负担828元。保全费4020元，由魏焕娃全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各方诉争的标的，商长生等四上诉人明确是校场街原67号，现66号；洛阳市老城区洛浦办事处工农村民委员会2018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已故）家庭住址：老××××号，因城中村改造拆迁，故现住址为：老城区南关校场街66号，系同一地址（九都路以南，工农村委会以北，洛七中以东），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洛郊集建（土06）地号0921坐落位置一致。一审法院就各方诉争的标的要求各原告进行明确，并有笔录在卷为证。二、本院生效的（2018）豫03民终4380号民事判决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载明如下事实：1995年9月30日，商彦森在商二孬等二人的见证下立证明一份；1995年10月30日商彦森出具“补充说明”一份；1997年8月30日，商彦森出具“分单”一份；1998年1月12日，商彦森出具“更户申请”一份，工农村居民委员会在该更户申请上签署意见“同意更户”，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二审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如下事实：商长生提供协议书载明“关于我们家中房产壹事，现已有商彦森和魏环、商长生在一起协商，现已达成协议，家中已拆迁的310㎡，其中有97㎡已对换成商住楼，归商彦森和魏环所有，与商长生无关，有商彦森和魏环支配，现有校场街九都路以北的123号和校场街九都路以南的67号，归商长生所有，有商长生支配，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立字人：商彦森立字人：魏焕立字人：商长生1997年9月17日”协议书由各立字人摁指印。该判决认为，上诉人魏焕娃在上诉状中及庭审中对商长生提供的1997年9月17日协议书内容及“魏焕”签名、指印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征询魏焕娃是否同意对“魏焕”及指印进行鉴定，上诉人魏焕娃明确答复：不同意鉴定。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商长生等四上诉人主张对老城区九都路以南校场街67号（现66号）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商华丽、商亚丽主张对校场街66号房产拆迁赔偿款中的一半由本案原、被告共同分割，各方均于一、二审审理中提交了相关证据，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各方争议的标的物位置为校场街66号，即原校场街67号商彦森名下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及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在各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处理妥当。商长生等四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的二、三层均由其出资建设，与魏焕娃、商华丽、商亚丽无关，该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魏焕娃对1997年9月17日协议书内容及“魏焕”签名、指印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其在本院（2018）豫03民终4380号民事案件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在本案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亦未申请鉴定，其在二审审理中提出鉴定申请，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商长生、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和上诉人魏焕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32元，由上诉人商长生负担64元，上诉人任丽萍、任丽红、任丽霞负担199元，上诉人魏焕娃负担94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惠谦审判员  王 睿审判员  蔡美丽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