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335号 原告：袁夏军，男，汉族，1989年5月11日出生，住址湖南省祁阳县。 委托代理人：林振业，系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1445539478XD。 法定代表人：张洪良，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任超。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南星纺织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城B一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567931244F。 法定代表人：张焕南。 原告袁夏军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于同年12月27日补齐诉讼材料。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广州南星纺织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星公司）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夏军的委托代理人林振业，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的委托代理人任超、刘成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南星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主要内容为：“你于2018年10月30日向我办申请（袁春保）工亡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根据《社会保险先行支付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及时救治，并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持工伤认定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经单位函复可知，单位表示愿意与死者家属就赔偿进行协商，而非全然拒绝赔偿，故暂不予先行支付，建议双方通过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进行赔偿责任确认，经相关部门确认无法执行到位后补充相关证明再予审核。” 原告袁夏军诉称:2018年1月29日，被告以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明确拒绝向原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且先行支付需要先经判决执行为由不予向原告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号）。2018年2月1日，原告以被告拒绝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8）粤7101行初100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号），并责令被告在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2018年1月26日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原告认为，前述判决作出后，被告可能会变换方式或以同样理由拒绝先行支付。因此，原告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告依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因袁春保工伤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给原告。诉讼期间，二审法院告知原告，被告已承诺遵照一审判决尽快处理本案。为此，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撤回上诉。原告于2018年10月30日，要求被告履行判决义务。2018年11月20日，被告仍以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明确拒绝向原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为由不予向原告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原告认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义务和拒绝履行义务，再次拒绝向原告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违反法律规定，理由如下：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七条及第八条的规定，先行支付不应以原告与第三人协商或需经法院判决执行为前提，即如被告已经向第三人发出书面催告，则不论第三人是否愿意与原告协商，如第三人未在法定时间内足额向原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被告就应当依法向原告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此为被告应尽的法律义务。根据（2018）粤7101行初1005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应于2018年7月4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2018年1月26日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拖延至2018年11月份才作出处理，属于拖延履行判决义务。被告再次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仍以第三人复函称愿与原告协商赔偿为由拒绝先行支付，系以相同或类似的理由拒绝履行义务。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与《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的立法目的相悖，且已严重违法，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讼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特起诉，请求判决：一、撤销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二、判令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依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因袁春保工伤死亡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给原告；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承担。 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一、原告的申请暂不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条件。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8)粤7101行初100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判令撤销该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判决后，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自行撤诉。判决生效后，被告对原告袁夏军的申请重新受理和处理，于2018年11月7日向南星公司发出《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催告通知书》和《关于袁春保工亡后其亲属可享受的工亡待遇说明》，催告南星公司向原告等人支付袁春保的工亡待遇。南星公司于11月9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对的说明》、转账回单、理赔核定通知书、《关于无法联系上袁夏军等情况的说明》、医疗费票据及清单、理赔查询等材料。南星公司提出，南星公司并非拒绝向死者家属支付工亡赔偿款，其已经履行赔付义务，共向死者支付了合计608287.3元的款项，其中包括医疗费103287.3元、现金款项5000元、保险理赔款项500000元，并且后续的赔付也有继续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但死者家属拒绝继续调解，双方对剩余款项的赔付仍未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在初步审查原告的资料后，认为南星公司已经正在履行赔付义务，双方仅就剩余赔偿金额暂时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而南星公司并无明确表明拒绝赔偿，其要求通过司法途径确定剩余的赔偿款项数。因此，目前的证据和情况，并不能认定南星公司存在拒绝支付赔偿的行为，原告也没有提供经仲裁、诉讼并强制执行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等证明。鉴于此，被告于2018年11月20日再次依法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并于同日向原告送达。二、被告适用法律正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持工伤认定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一）用人单位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二）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的；（三）依法经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的；（四）职工认为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其他情形。”第九条规定：“个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先行支付医疗费用、工伤医疗费用或者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审核不符合先行支付条件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先行支付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原告要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需要证明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全部费用或部分费用，或者依法经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的才符合条件。但是，南星公司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积极履行赔付义务，并与原告方进行调解沟通，在双方的调解过程亦无明确表明拒绝支付赔偿，而是双方就赔偿的金额不能达成一致协议，且南星公司亦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故该情形不属于用人单位拒绝全部费用或部分费用的情形。而且，双方调解不成后，原告亦未就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向仲裁机构、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强制执行后仍不能获得赔偿。因此，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条件。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南星公司庭前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相反，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应有的事实基础和法律根据，是无理缠讼。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袁春保生前系临时性搬运劳务工（零工，散工)，为第三人提供搬运劳务时间共计15天。具体劳务关系建立经过如下：2017年3月8日，袁春保前来第三人公司咨询是否招搬运货物的零工。当时，袁春保一再表明他在狮岭皮革城听说第三人是从来不拖欠劳务报酬的一家档口，故慕名前来，同时告知其之前在狮岭皮革城多家档口做过搬运工，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天，并向第三人表明其做二十天左右就回湖南老家过清明节。当时正值第三人业务繁忙，就同意其次日来档口，仓库有货物出货时就负责装卸。这种搬运劳务不定时不定量，仅按件计取劳务报酬，一元一件，多劳多得，每半个月（未满半个月的按实际劳务天数结算）结算劳务报酬一次，不受第三人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但与第三人保持松散型的劳务合作。这种模式完全是参照狮岭皮革城数百家企业的常规做法，符合劳务关系的特点。对此，第三人已对袁春保之前务工的数个企业进行了必要的走访，个个企业主都一致反映与袁春保之间也是搬运劳务工，也是不定时不定量按件计算劳务费的；袁春保也都是一再要求老板们日清月结劳务费的。原告心知肚明，各方也不难调查核实。二、从医生当时介绍和医疗资料记载反映，袁春保应该是死于疾病，并且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对袁春保死亡原因尚未有最后定性，这是客观存在、不能否认的事实。2017年3月23日中午时分，袁春保被人发现躺在篮球场的地上（其鞋子摆放整齐，呈呕吐昏迷状态）。第三人即时就主动报案，同时也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袁春保及时送至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在此期间，第三人出于尊重生命，不计责任也不计病发原因，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或请医疗专家前来会诊，或送上一级医院治疗。后送花都区人民医院继续抢救治疗。袁春保于2017年4月5日抢救无效死亡。其次，在2017年4月间，第三人有与原告方联系，保险公司李姓业务员也与原告方保持联系。但后来就是连火化丧葬事宜都没有知会第三人一声，第三人是在4个月后即8月份才从保险公司知道已经火化的。三、袁春保死亡后，第三人高度重视并积极与袁春保家属协商善后事宜，并实际支付了共计608287.3元，完全不存在没有支付的事实。具体如下：（一）从发现袁春保被人发现躺在篮球场的地上送医院治疗至死亡，第三人支付给二间医院共103287.30元的医药费。（二）第三人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了现金5000元给原告。（三）原告通过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居然可以在第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收取了第三人投保的保险理赔款50万元。该50万元巨款，并不是没有任何缘由就可以获得的，是第三人为执行省、市、区三级政府职能部门颁布或转发的关于广东省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并按职能部门所推荐的保险企业名录而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保险的，第三人投保所获得的理赔款，于理于法都应认定是第三人支付给袁春保家属的待遇款项。四、关于民事诉讼过程。（一）2017年5月中旬，第三人收到了原告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而向花都区人民法院起诉的应诉通知，从而了解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样认为原告请求认定袁春保于第三人处的15天不属于劳动关系，所以没有进入处理程序。然而，法院没有采信第三人的诉讼主张。（二）同年同月，原告获悉第三人与广州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而提起诉讼，在第三人应诉过程中，原告又申请撤诉。（三）此期间，第三人经过多方了解，得悉是原告担心第三人会提出袁春保是因病致死，故不同意公安机关的尸检建议并匆匆火化了袁春保。（四）更为甚者，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居然在2017年7月19日领取了第三人投保的保险理赔款50万元。（五）在第三人一再要求下，该保险公司直至2018年8月中旬，才让业务员李丽容送给第三人关于2017年7月19日袁春保儿子袁夏军收取了第三人50万元保险理赔款的《核定理赔通知书》。五、关于第三人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艰辛过程。（一）2017年11月20日，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没有证据和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尸检、出具勘察结论的情况下，居然认定袁春保“在仓库上班搬运货物时，从货车摔下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205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结论。（二）第三人于2017年12月8日收到上述决定书后，向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没有获得支持。（三）第三人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去开庭路上由于交通拥堵且未能及时联系上书记员，而被以超过开庭时间到庭视为自动撤诉。六、本案中，原告的申请并不符合《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规定的先行支付的明文规定。截止2017年4月5日，第三人已经实际支付了袁春保的医疗费用103287.3元。至2017年7月19日，原告已经实际收取了第三人505000元。整个事件中，第三人一直积极配合医院救治，当袁春保死亡后也同意与其家属协商处理。但是，原告居然中断与第三人的协商，并在取得50多万元款项后即采取回避和不联系第三人的做法，是不正常的。综上，原告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无理，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公理、道德等公序良俗和政策法律尊严，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袁夏军的父亲袁春保，是南星公司的员工。2017年3月23日14时左右，袁春保在公司仓库上班搬运货物时，从货车摔下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1205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袁春保受伤死亡情形为工伤。2018年1月26日，袁夏军向花都社保基金办提交《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书》，申请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月26日予以受理该申请，并出具《业务受理回执》。经审核申请后，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以申请资料缺乏单位拒绝支付证明材料为由，决定不予审核先行支付。2018年1月30日，花都社保基金办将该决定书送达袁夏军。袁夏军不服花都社保基金办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向本院起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7月4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100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花都社保基金办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1号），并责令花都社保基金办在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2018年1月26日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判决书送达后，袁夏军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又于2018年10月25日撤回上诉。判决生效后，花都社保基金办对袁夏军的申请重新受理和处理。2018年11月5日及7日，花都社保基金办先后向南星公司作出《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催告通知书》和《关于袁春保工亡后其亲属可享受的工亡待遇说明》，催告南星公司向原告等人支付袁春保的工伤保险待遇。同年11月9日，南星公司向花都社保基金办提交了《关于对的说明》、转账回单、理赔核定通知书、《关于无法联系上袁夏军等情况的说明》、医疗费票据及清单、理赔查询等材料，主张其并非拒绝向死者家属支付工亡赔偿款，其已经履行赔付义务，共向死者支付了合计608287.3元的款项，包括医疗费103287.3元、现金款项5000元、保险理赔款项500000元，并且后续的赔付也有继续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但死者家属拒绝继续调解，双方对剩余款项的赔付仍未达成一致协议。花都社保基金办在审核后，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以用人单位表示愿与死者家属就赔偿进行协商，而非全然拒绝赔偿为由，决定不予审核先行支付，建议双方通过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进行赔偿责任确认，经相关部门确认无法执行到位后补充相关证明再予审核。袁夏军收到该决定书后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被告花都社保基金办提交的《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催告通知书》《关于袁春保工亡后其亲属可享受的工亡待遇说明》《关于对的说明》、转账回单、理赔核定通知书、《关于无法联系上袁夏军等情况的说明》、医疗费票据及清单、理赔查询、《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及原告袁夏军提交的《行政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记录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工伤保险待遇先行给付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持工伤认定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一）用人单位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二）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的；（三）依法经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的；（四）职工认为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其他情形。”据此，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时，用人单位应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先决条件。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袁夏军所申请的因袁春保发生工伤事故而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否符合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条件。《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根据第六条规定提出的申请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用人单位发出书面催告通知，要求其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告知其如在规定期限内不按时足额支付的，工伤保险基金在按照规定先行支付后，取得要求其偿还的权利。”本案中，花都社保基金办收到袁夏军的申请后，对袁春保的用人单位南星公司发出书面支付催告通知，南星公司进行了书面答复并提交了相关材料。从答复内容来看，南星公司并无明确拒绝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的意思表示，故袁夏军的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的条件。花都社保基金办据此答复袁夏军不予先行支付并无不当。原告袁夏军请求撤销花都社保基金办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编号：花都区2018003）并要求先行支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夏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夏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