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泉民终字第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锦文，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法定代表人赵劲栋，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其水、吴亚兰，福建致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男，199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法定代理人罗天福，男，系罗某之父，本案被上诉人之一。法定代理人唐治碧，女，系罗某之母，本案被上诉人之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天福，男，197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治碧，女，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州市新达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县。法定代表人练德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杜奎生，四川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成勇，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系张厚琼之夫，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洋洋，男，199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系张厚琼之子，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涛涛，男，1994年1月1日出生，汉族，系张厚琼之子，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忠会，男，193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系张厚琼之父，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树珍，女，194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系张厚琼之母，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胡锦文、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某、罗天福、唐治碧、达州市新达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洲运输公司”）、丁成勇、丁洋洋、丁涛涛、张忠会、沈秀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1年2月10日14时35分，被告罗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登记在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名下的川S375**号重型自卸货车沿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通港西街锦井路口地段时，与右侧同向原告胡锦文驾驶的闽C86W**号二轮摩托车后载胡永涛、盘红艳、张厚琼等三人发生碰刮，造成张厚琼、胡永涛、盘红艳、胡锦文四人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丰泽大队作出丰公交认字（2011）第20010B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罗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川S375**号重型自卸货车在肇事地段行驶时对路面路况疏于观察、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是导致本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胡锦文驾驶闽C86W**号二轮摩托车超过核定载人数，在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肇事地段时驶时未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未在确保安全原则的时速下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也是导致本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3、胡永涛、盘红艳、张厚琼等三人无与本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该事故责任经交警部门认定，罗某承担主要责任，胡锦文承担次要责任，胡永涛、盘红艳、张厚琼等三人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救治，住院17天，经诊断原告为：1、外伤性多发性脾破裂；2、腹腔内出血；3、左眶外侧皮肤裂伤。原告于2011年4月14日到泉州市中医院复检，经诊断为：头面部外伤，左眼视神经挫伤，脑震荡伤。建议：1、对症治疗；2、建议眼科视觉诱发电位检查；3、休息2个月。后又于2011年6月20日和6月21日复查，CT印象：1、肝不规则低密度区，提示肝损伤后改变；2、脾切除。原告胡锦文的伤情经其自行委托福建天行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1年6月25日作出鉴定结论：胡锦文的损伤评定为八级伤残。为此，原告花费鉴定费650元。对此伤残等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12年8月7日本起事故另一伤者张厚琼因上述伤情突发导致死亡。原告于2012年3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罗某、罗天福、唐治碧、新达洲运输公司、丁成勇、丁洋洋、丁涛涛、张忠会、沈秀珍共同向原告赔偿251534元（其中医疗费20378.18元，误工费20000元，护理费17525.82元，交通费按800元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按3000元计算，残疾赔偿金1683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暂按20000元计算，鉴定费650元，以上合计251534元）；2、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对上述损失直接赔偿给原告，并对超出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在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被告罗某、罗天福、唐治碧、新达洲运输公司、丁成勇、丁洋洋、丁涛涛、张忠会、沈秀珍应承担的赔偿直接向原告支付赔偿金；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另查明，被告罗某系未成年人，其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肇事车辆。被告罗天福、唐治碧系被告罗某的父母。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系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该货车系由罗天福实际出资购买并挂靠在新达洲运输公司经营。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提供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载明：“罗天福购入红岩自卸车一辆，牌照号川S375**，自愿加入甲方（即新达洲运输公司），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3月9日至2012年3月8日”。该货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的承保公司均系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且投保不计免赔率特约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同原审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罗天福、唐治碧已支付胡锦文医疗费8000元。事故的另外两名伤者胡永涛、盘红艳已于原审中向原审法院明确表示放弃参与本案交强险份额的分配。原审判决认为，被告罗某因驾驶车辆时疏于对路面的观察、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原告胡锦文驾驶摩托车超过核载人数，且未在确保安全原则的时速下行驶，双方共同的行为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经复核后重新对事故事实的认定及形成原因的分析，认定被告罗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原告胡锦文负事故次要责任，张厚琼不负事故责任，该事故认定书责任分析清楚，较符合客观事实，对该事故认定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本案根据原告提供的其租住房屋所在社区的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表明原告虽系农村户口，但其于2009年以来即在城镇务工且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镇，因此，本案可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告的相关赔偿费用。由于本案是重审案件，跟原审的确定时间标准一致，也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对于重审案件的一审而言，即应适用2012年的相关标准。结合原告的各项主张，其因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相关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额为20378.18元，均有相关医疗票据证明，予以确认。2、营养费。根据原告的伤情和医嘱，其营养费酌定为2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治疗17天，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天按20元计，则为340元。4、误工费。原告在城镇居住及务工一年以上，原告以一份所谓钢筋组长出具的工资证明欲说明其因事故导致的收入减少情况，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其误工标准可以2012年度福建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4979元／年予以支持。原告于2011年6月25日被确定为八级伤残，其误工时间可计算至前一天即6月24日，原告请求按125天计算，未超过法定天数，属于自行处分权利，予以照准，则误工费为：44979元／年÷365天X125天=15403元。5、护理费。因医嘱休息2个月，护理人数可按1人、出院后的护理期限可按2个月予以支持，考虑原告伤情，出院后的护理应按部分护理依赖计算，故原告的护理费为：44979元／年÷365天X17天＋44979元／年÷365天X60天X30%=4312.9元。6、交通费。根据原告的就医地点、住院时间等因素，据此酌定为500元。7、残疾赔偿金。原告因事故故造成八级伤残，福建省2012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055元／年，则残疾赔偿金为168330元（28055元／年X20年X30%）。8、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2002年7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法法》第77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在以往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均不被支持其原因主要是被告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已获得了补偿。因此，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辩称引起本案的原因是因为刑事犯罪导致，按照刑诉法规定，因刑事犯罪造成的损害应赔偿直接损失，该理由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不能成立，本案原告因事故致伤残的伤害将伴随其一生，给其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根据该伤害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0000元。9、鉴定费650元，属于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应予采信。至此，原告的上述损失合计为221914.08元。本案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和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对于投保单的形成过程及保险公司有无尽到对保险条款的相关提示义务存在分歧。投保人称，被告于2009年5月26日启用带有编号的印章之前，使用过两枚印章。保险公司提供的是不包括保险条款的空白投保单，由其业务员黄东于2005年和2007年分两次到投保人处在上百份空白的投保单上加盖公章后带回，被告在每次需要投保的时候电话联系黄东，向其告知投保车辆的发动机号码等投保信息，由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填写资料内容，保险公司再向被告提供保险单的正本和发票，由被告支付保险费。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于庭审中提供的达州市公安局印章治安管理信息中心《印章入网证》及庭后补充提供的达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提供的《证明》，可以证明前述该公司于2009年5月26日启用带有编号的新公章的事实，该公章样式与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于本案中提供的2010年3月9日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上的公章同一，而本案重审时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的时间为2010年3月8日，两者时间接近，后者加盖的却是未带编号的公章，该公章样式经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确认与其原使用的旧章样式相同。保险公司在庭后（9月10日）提供给原审法院的情况说明中则表示，投保单上的书写部分是该公司业务人员填写后，由新达洲运输公司加盖印章；保险公司与新达洲运输公司的投保交易习惯是“客户若有投保意愿，先由被告业务人员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平安机动车保险条款》交予客户了解承保信息及理赔范围，若认可，再将行驶证（或新车合格证）传真给被告或通知被告业务人员前往拿取，被告业务人员通过行驶证（或新车合格证）上的信息结合客户的投保需求计算保费报价，达成一致意见的话，被告业务人员填写投保单，交给客户核对信息，核对好后再由运输公司盖章，然后再出单、交纳保险费和打印保险单转交客户”。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于庭审中有要求将投保单上书写内容的笔迹与黄东的笔迹进行比对鉴定，因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于庭后提供的情况说明中有承认系其业务员填写投保单内容，故该鉴定已无必要。结合该两被告的表述对本案保险公司应否承担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责任的问题分析如下：1、就投保单本身而言，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于原审中提供了两份投保单作为证据，均不同于本案重审时所提供的投保单，三份投保单的单号均不同，但指向的均是2010年3月开始的保险期间。前面两份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一栏均只有加盖印章，未填写日期，并且单中出现涂改或者车驾号错误等问题，经庭审时向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调查，该公司称以重审期间所提供的第三份投保单为准，前面两份均是填写错误，所以重新填写投保单并盖章，原审诉讼中误将错单作为证据提供。该表述与前述保险公司所说的由客户核对信息，核对好后再由客户盖章的说法有矛盾之处，并且保险公司同时执有同一辆车的三份投保单也不符合常理。本案中，在投保人对印章加盖的时间问题初步举证后，就填单与盖章行为的先后这一问题处于真伪不明时，举证责任转移到对方，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虽主张是先填单后盖章，但对其主张未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之规定，被告保险公司应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投保人的签章形成于代为填写保险单证之前。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反过来说，本案投保人盖章时并未看到代为填写的相关内容，相关内容包括附属性、格式化的“投保人声明”一栏在内也不应直接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声明内容诸如收到保险条款，对免责条款已清楚等意思表示均不能约束投保人；2、关于保险条款的问题。本案保险公司举证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一）项载明“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一）未依法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投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该保险条款投保人称未收到过，而保险公司主张是在投保单填写盖章前先行交付的，但其没有就其向投保人另行提交《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并附上“投保人声明”交投保人签字确认的书面记载或其他形式的记载进行举证，所以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综合前述两方面分析，本案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就其已向投保人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举证不力，并且投保单上填单与盖章行为在操作上有悖交易常规，在投保人明确表示未了解该保险条款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免责条款没有生效，不发生保险责任阻却，保险人仍应承担商业第三者险的赔付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为，一、本案各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被告罗某因驾驶车辆时疏于对路面的观察，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原告胡锦文驾驶摩托车超过核载人数，且未在确保安全原则的时速下行驶，双方共同的行为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经复核后重新对事故事实的认定及形成原因的分析，认定被告罗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胡锦文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张厚琼不负事故责任，该事故认定书责任析分清楚，符合客观事实，对该事故认定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被告罗某系未成年人，其虽作为事故责任主体，而承担赔偿责任的是其监护人即被告罗天福、唐治碧。关于被告罗天福、唐治碧和胡锦文对本案的损害赔偿是承担何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基于此，前述双方在本案中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比例的按份责任，不必承担连带责任，在扣除交强险保险金外，原告的其他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30%。被告罗天福、唐治碧承担70%。关于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对本案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肇事车辆实际车主罗天福与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系挂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明确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如何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虽然本案系无证驾驶车辆肇事，但受害第三人仍可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另行主张追偿权。此外，本案保险公司因未履行对相关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其抗辩不能成立，仍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付责任。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为实现交强险的救济功能，本案原告因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应优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由保险公司承担直接赔付责任。二、赔偿数额的分摊计算问题。本案原告损失为221914.08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原告的损失中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有：误工费15403元、护理费4312.9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1683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198545.9元；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有：医疗费20378.18元、营养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元，合计22718.1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因此在本案事故中的另一伤者（后死亡）张厚琼享有与原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比例赔偿的权利。根据另案张厚琼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项下的损失为：807986.56元，由此，本案原告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赔偿数额为：11万元X（198545.9元÷（807986.56元＋198545.9元）］=21698元；另案张厚琼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项下的损失为：127443.9元，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赔偿数额为：1万元X（22718.18元÷（127443.9元＋22718.18元）］=1513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赔偿数额合计为：21698元＋1513元=23211元。原告的损失超过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为：221914.08元-23211元=198703元，该部分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30%，即59611元（198703元X30%）；被告罗天福、唐治碧承担70%，即139092元（198703元X70%），被告新达洲运输公司对被告罗天福、唐治碧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时，已对免责内容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其关于无证驾驶不予赔偿的辩解，不予采纳。由于张厚琼的继承人起诉的另案中超过交强险的部分按责任比例罗天福、唐治碧应承担的部分为530864元，本案中应承担的为139092元，故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应承担的数额为50万元X（139092÷（530864＋139092）］=103807元。被告罗天福、唐治碧尚须承担35285元（139092元-103807元），由于被告罗天福在事故发生后已垫付给胡锦文赔偿款8000元，可予从中扣除，被告罗天福、唐治碧尚须支付27285元（35285元-8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胡锦文23211元；二、原告胡锦文的其他损失139092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500000元限额内赔偿103807元（已扣除另行应理赔给死者张厚琼的继承人的396193元），余款35285元，减去已赔偿的8000元，被告罗天福、唐治碧还需向原告胡锦文赔偿27285元；三、被告达州市新达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应对前述第二项中被告罗天福、唐治碧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胡锦文对被告罗某、丁成勇、丁洋洋、丁涛涛、张忠会、沈树珍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胡锦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应承担的款项合计127018元。上述第一至三项赔偿款，限赔偿义务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73元，由原告负担180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负担468元，被告罗天福、唐治碧负担2805元。宣判后，原告胡锦文、被告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胡锦文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胡锦文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当。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胡锦文承担次要责任，但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胡锦文是正常驾驶，行驶于最右侧车道，对方驾驶员罗某是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100多米才停车，上诉人胡锦文最多承担20%的事故责任。对于属于上诉人承担的部分应由受害人张厚琼承担。由于受害人张厚琼已经死亡，应由其继承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胡锦文与受害人张厚琼是亲戚关系，2011年2月10日，受害人张厚琼因欲到市区补办电话卡，到上诉人的租住处请上诉人用摩托车送其到市区办理电话卡，以致发生本案的交通事故。上诉人胡锦文是出于对受害人张厚琼的无偿帮助，且经交警部门认定，上诉人胡锦文承担次要责任，不属于重大过失，应由被帮工人即受害人张厚琼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退一步讲，上诉人胡锦文与受害人张厚琼至少还存在好意无偿搭乘的事实，也应由受害人张厚琼对上诉人给予适当赔偿。由于受害人张厚琼已经死亡，应由其继承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锦文请求上诉人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不合法，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一、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投保时有收到上诉人诉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上诉人已履行包括上诉人因驾驶人无证驾驶而不承担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在内免责条款的提示和告知义务，新达洲运输公司明确知道诉争保险合同中上诉人因驾驶人无证驾驶而不承担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等免责条款内容。上诉人因驾驶人无证驾驶而不承担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等免责条款内容应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对包括免责条款的保险条款尽到相关提示义务、免责条款未生效，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逻辑颠倒，适用法律不当，认定错误。1.新达洲运输公司虽然有启用新公章，但不能证明新达州运输公司投保诉争保险合同时原有公章均已停用，即新达州运输公司不能证明其投保诉争保险合同时没有将其原有公章在诉争商业险投保单上盖章使用。原审以新达州运输公司启用新公章等为由作出新达州运输公司已对印章加盖问题尽初步举证的认定是错误的。2.新达州运输公司是公章持有者、管理者，在诉争投保单上加盖了公章，表明新达州运输公司已对投保单上包括填单书写文字在内的所有内容进行确认，新达州运输公司并应按签章常识自行署上加盖公章的时间。新达州运输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新达州运输公司是在空白投保单上盖章，也没有证据证明诉争投保单上的新达州运输公司公章不是在诉争保险合同投保时盖章的。关于填单与盖章行为的先后这一问题的举证责任在于新达州运输公司，而不在于上诉人，原审逻辑颠倒，违反公平原则，对此分配举证责任不当。3.新达州运输公司是成立多年的专业运输公司，拥有大量机动车辆，常年在各保险公司（包括上诉人）投保各种不同险种，对车辆保险业务及合同非常熟悉，非常熟悉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内容，明确知道保险公司因驾驶人无证驾驶而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等免责条款。4.上诉人提供的诉争保险合同、盖有新达州运输公司公章的商业险投保单、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证实：新达州运输公司有收到诉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上诉人对包括上诉人因驾驶人无证驾驶而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在内的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加粗黑体文字等形式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明确说明和告知。上诉人已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原审作出上诉人对诉争免责任条款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免责任条款无效的认定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罗某无证驾驶，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明显致使诉争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致使发生诉争严重事故，根据《保险法》第52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11条规定和《机动车保险条款》第1部分第1章第1条、第4条第1项等规定，上诉人不必对诉争事故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原审对此相关认定、判决错误。三、被上诉人胡锦文对诉争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胡锦文应自行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大部分损失，原审认定10000元明显偏高，极不合理。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辩称，胡锦文的上诉与新达洲运输公司无关，对胡锦文的上诉不作答辩。针对平安财保达州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答辩认为，原审并非仅以新达洲运输公司新章启用而认定投保单是先盖章后有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填写投保单，而是结合新达洲运输公司新章启用后在投保单形成的时间前后，新达洲运输公司不论是日常经营还是接受行政管理日常中均是使用新章，同时结合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在同一保险中出示了三份不同投保单这一违背常理的事实而综合认定的。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以新达洲运输公司未按照签章的常识对加盖印章的时间进行书面确认，而否认系先盖章后由其业务员填写投保单，主张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是不成立的，其理由是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填写不正确，不能作为投保依据。保险人有什么理由对该两份投保单予以收执，并做为本案一审的证据使用。投保人也不会将该两份投标单交由保险人投保，同一保险公司出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投保单这一事实完全证明了新达洲运输公司在原一审中提出的保险人手中有大批加盖新达洲运输公司印章的空白保险单这一说法。新达洲运输公司虽然是专业的运输公司，但并不能因为新达洲运输公司对运输业务的专长而推定对保险业务也具有专长。相反保险人确是法律所认可的专业业务公司，所以法律要赋予其对免责条款予以明示的义务。同时新达洲运输公司是否是专业运输公司并不能降低或免除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予以说明或提示的义务。上诉人在原一审中除了提供三份不一致的投保单外，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更不用说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予以说明。所以原审的认定是正确的。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对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提出的第三大点上诉主张没有意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罗某、罗天福、唐治碧、丁成勇、丁洋洋、丁涛涛、张忠会、沈秀珍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胡锦文主张其最多承担20%的责任及张厚琼的继承人应承担责任的理由能否成立；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主张其对本案事故不应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偏高的理由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论上诉人胡锦文是出于无偿帮助或是好意搭乘而用摩托车载受害人张厚琼等人，其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安全驾驶，确保其本人及所载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丰泽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上诉人胡锦文驾驶闽C86W**号二轮摩托车超过核定载人数，在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肇事地段时驶时未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未在确保安全原则的时速下行驶，其行为是导致本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认定上诉人胡锦文应承担次要责任，胡永涛、盘红艳、张厚琼等三人无责任。因此，上诉人胡锦文违反交通安全法规，其应对其过错行为造成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胡锦文主张其是出于对受害人张厚琼的无偿帮助，至少存在好意让张厚琼无偿搭乘，其自身应承担责任的部份应由受害人张厚琼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判决上诉人胡锦文应对自身损害承担30%责任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胡锦文提出其最多承担20%的事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达州市公安局印章治安管理信息中心《印章入网证》及达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提供的《证明》，足以证明新达洲运输公司于2009年5月26日启用带有编号的新公章，该公章样式与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2010年3月9日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上的公章同一，而本案中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的时间为2010年3月8日，加盖的却是新达洲运输公司未带编号的公章，该公章样式为被上诉人新达洲运输公司使用的旧章样式。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在原审中最初提供的两份投保单与本案原审重审时所提供的投保单的单号均不同，但均是2010年3月开始的保险期间。前面两份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一栏均只有加盖印章，未填写日期，并且单中出现涂改或者车驾号错误等问题。原审认定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同时持有同一辆车的三份投保单不符合常理，并认定投保人的签章形成于代为填写保险单证之前，并无不当。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就保险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据此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应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责任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胡锦文因事故故造成八级伤残，确实遭受较大的精神痛苦，原审根据上诉人胡锦文的伤害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害抚慰金偏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胡锦文、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公司提出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666元，由上诉人胡锦文负担1290元，经批准，予以免交，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负担23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家顶审判员  倪德利审判员  邱旭锋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莉莉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