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8926号原告：汤昊辉，男，198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01048980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念，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9966号威盛科技大厦7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2005054L。法定代表人：周秋兰，总经理。被告：朱桂兰，女，195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被告：章俊良，男，198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告：唐群飞，男，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广东华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510305664。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彩云，广东华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611284452。第三人：王梅英，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告汤昊辉与被告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富安邦公司）、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及第三人王梅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昊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森、刘念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第三人王梅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汤昊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富安邦公司向原告支付借款130万元及相应利息19.9万元，合计共149.9万元（以80万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8年6月22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以50万为本金从2018年7月19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2月22日之后利息按本金130万元，年利率24%计算至被告最终付清之日时止）；2.判令被告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对被告富安邦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富安邦公司通过第三人认识，第三人是被告富安邦公司员工，主要负责为被告富安邦公司风控工作，有时被告富安邦公司也委托她向同行业或者个人拆借资金用于公司经营。2018年6月中旬，第三人称富安邦公司有笔业务需要资金，老板章总和唐总要求她向第三方拆借，问原告有无资金可以出借，资金成本按日万分之八计算，周期不超过15天。出于对第三人及其公司的信任，原告分两次将130万元款项转给了第三人，由第三人再转给被告富安邦公司指定的帐户，被告富安邦公司收到款项后，将款项用于出借他人和偿还之前欠他人的融资款。现被告章俊良、唐群飞承认借款事实，但以自己公司出借款项出风险，资金未能收回等各种理由推脱，拒不还款。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富安邦公司、章俊良、唐群飞催讨，但三被告均拒绝还款。被告富安邦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被告富安邦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大量资金通过私人帐户走帐，公司财产明显与股东个人混同。另，被告唐群飞作为公司一人股东未实缴出资且在发生债务后为了逃避债务将股权转让给了第三方，存在明显滥用有限公司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实际情形。被告章俊良作为被告富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本人也多次认可上述债务，依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章俊良、唐群飞依法应当对被告富安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诉请。被告富安邦公司答辩称，原告汤昊辉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任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8年6月，被告的员工即第三人王梅英通过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知道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需要过桥资金806万元，就代表公司介绍涂胜利、杜美兰找到朱桂兰进行借款。由于朱桂兰当时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王梅英称，由其自行对外拆借350万元和朱桂兰一起共同放贷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也就是第三人王梅英自己在（2018）粤0307民初13774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笔录第10页第3行所称的“本案借给被告的钱有350万元是我从其他地方拆借过来的钱打过朱桂兰账户上”。朱桂兰随即同意了王梅英的建议，由朱桂兰和王梅英共同放贷806万元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朱桂兰因涂胜利、杜美兰到期无法偿还债务，已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被告从未和原告协商过任何关于借款的有关情况，也从未委托过王梅英向原告和案外人进行过借款。正如王梅英所讲其打给朱桂兰的350万元，是其自己拆借的。原告和王梅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被告和原告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二、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和合同的相对性来看，被告和原告亦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从转帐记录来看，原告汤昊辉的款项均是转给第三人王梅英的，而并非直接转给被告或者朱桂兰的。故从转帐记录来看，是第三人王梅英和原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和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若真是被告委托王梅英向原告进行借贷，按照常理原告应转款至被告帐户，并非王梅英的帐户。显然，从书面证据的角度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看，是原告和王梅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原告和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从原告提交的转帐记录来看，原告称第三人王梅英代替（代理）被告向原告和案外人借款350万元的说法并不成立。1、由于2018年6月22日朱桂兰要出借806万元给涂胜利和杜美兰。如果被告委托王梅英向原告借款130万元，那么在朱桂兰放款之前或者当日原告就应向被告出借130万元。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2018年6月22日原告委托林锐明仅向王梅英的帐户支付了80万元，而非130万元。剩余270万元是由案外人向王梅英支付的，并由王梅英在当日转给了朱桂兰。那么，原告称被告委托王梅英向原告借款130万元并不符合逻辑常理。2、原告在诉状中称“出于对第三人及其公司的信任，原告分两次将130万元款项转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再转给被告富安邦公司的指定帐户。”而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第二次原告转款50万元给第三人王梅英的时间是2018年7月19日。此时，朱桂兰和王梅英已完成向涂胜利、杜美兰共同借贷的所有手续并按约放款，朱桂兰已不需要资金向涂胜利、朱桂兰放款。显然这50万元和出借给涂胜利、朱桂兰的资金无关。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这50万元由第三人王梅英再转给了被告或朱桂兰，这50万元应该是由王梅英自行处理了。显然这是王梅英和原告之间的借款行为，和被告和朱桂兰无关。关于这50万元，被告有个大胆猜测，应该是第三人王梅英在此向原告借款来还款给下面第（3）点谈到的案外“神秘人”了。如果真是如此，就更加说明王梅英向原告和案外“神秘人”借款多少？怎么借？怎么还？被告并不知悉，进一步说明并非被告委托王梅英向原告借款，而是王梅英的个人行为。3、如果被告委托第三人王梅英替（代理）被告向原告和案外人借款350万元，那么被告应明确知晓王梅英向谁借了钱，借了多少钱？这是被告应有的权利，也是符合委托借贷的基本常识。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3来看，2018年6月22日案外人向第三人王梅英转款的两张270万元的转帐记录被刻意用黑笔涂黑了转款人的姓名和帐号。导致被告至今都不知道究竟转款给王梅英的“神秘人”是谁？显然，被告并未委托王梅英代被告向案外“神秘人”借款。（三）如果被告在2018年6月22日当天需要向原告和案外人借取资金。如果被告与原告和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那么被告应有向原告和案外人关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等相关意思表示，或者委托第三人王梅英作出相关意思表示。但从上面第（二）上面部分1、2、3所述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1、王梅英在2018年6月22日向原告收取的80万元和原告所称的借款金额130万元不符。显然，被告从未和原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作出过任何形式的借款的意思表示。2、被告至今都不清楚转款给王梅英270万元的“神秘人”是谁；案外人是否知晓第三人王梅英是被告公司员工等事项均无法得知。何谈委托第三人王梅英向案外“神秘人“借款这一说法，更谈不上和案外“神秘人”协商一致。（四）从原告提交的证据6来看，朱桂兰还款215万元的对象是王梅英，而非原告，再次说明被告和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证明内容称“215万元是向原告和另一出借人拆借350万元款项的部分还款。”但从目前原告的所述来看，215万元中没有一分钱是还给原告的。这再次说明，被告没有委托王梅英借款，也没有委托王梅英还款。因为借多少？问谁借？还给谁？还多少？都不是被告能决定的，是第三人王梅英自行决定并处置的，更加说明被告和原告不存在任何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直接的书面证据转款记录仅能证明原告和王梅英存在借款关系，无法证实和被告存在借款关系，更无法证实被告委托第三人王梅英去和原告协商过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事实。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汤昊辉和被告不存在任何借款法律关系，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三、法院一旦认定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势必会造成借贷法律关系的混乱，进而给被告带来极大的资金债务风险。纵观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没有一份来自于原告汤昊辉自己提供的证据。所有转帐记录，均是来自于第三人王梅英提供，是从王梅英所在的银行的王梅英的个人银行帐户打印出来的。其他证据不是与王梅英有关的裁决书，就是与王梅英有关的庭审笔录，聊天记录，录音记录。原告作为起诉方，没有一份来自于自身的证据，而是全部来自于第三人，不得不让被告对该起诉的真实性和原告所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进一步讲，本案一旦认定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那么主要证据就是第三人王梅英的有关陈述和其提供的和原告、案外人之间的转帐记录。如果真是这样，只要王梅英和任何案外人产生了借款关系，都可以称由于其当时是被告的员工，该借款是被告委托第三人王梅英向借款人借取的，借款人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进而需要向借款人偿还借款。如果真是这样，本案的案外“神秘人”亦有可能仿照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其270万元的借款。这样对于被告来讲是极不公平的，是严重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的。因此，希望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依照转款记录所显示的法律关系，来认定相关事实，确认当事人相关法律关系。“款项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从谁哪里来，回谁哪里去”。原告应该起诉其借款关系相对人王梅英而不是被告。恳请法院依法采纳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驳回原告对被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朱桂兰答辩称，一、被告认为原告和富安邦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6月，被告女婿所在公司员工即第三人王梅英通过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知道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需要过桥资金806万元，就代表富安邦公司介绍涂胜利、朱桂兰找到被告进行借款，具体借款事宜一般都是被告委托被告的女婿具体进行协商工作。由于被告当时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第三人王梅英称，由其自行对外拆借350万元和被告富安邦公司一起，以被告的名义放贷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由于业务是王梅英介绍的，双方约定到时候涂胜利、杜美兰偿还的所有利息，双方按照本金比例进行分配。双方确定上述事宜后，被告和王梅英共同放贷806万元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后涂胜利、杜美兰到期无法偿还债务，被告已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涂胜利、杜美兰并未在9天后偿还借款。第三人王梅英称自己被债主逼的比较狠，希望被告能够先偿还一部分本金给她以便缓解来自债主的压力。考虑到王梅英是富安邦公司的员工，今后和公司还要进行合作。综合考虑放贷风险后（因为查封了涂胜利的房产，即便有损失也不会超过130万元），2018年6月26日-8月13日期间，被告共支付王梅英本金215万元。被告认为这是自己归还给王梅英本人的款项，既不是受富安邦公司委托代公司付款，也不是支付给原告的。因此，被告及富安邦公司从未和原告协商过任何关于借款的有关情况，富安邦公司也从未委托过王梅英向原告和案外人进行过借款。正如王梅英在龙岗法院所讲其打给被告的350万元，是其自己拆借的。原告和王梅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富安邦公司和原告双方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二、对于被告和王梅英共同放贷的款项，在向涂胜利追讨到款项后被告愿意向第三人王梅英归还。如果将来从涂胜利、杜美兰中处获取有关利息，被告亦愿意将相应比例的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王梅英。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和富安邦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汤昊辉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应该起诉其借款关系相对人王梅英而不是被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章俊良、唐群飞共同答辩称，一、被告认为原告和富安邦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6月，富安邦公司员工即第三人王梅英通过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知道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需要过桥资金806万元，就代表富安邦公司介绍涂胜利、杜美兰找到朱桂兰进行借款。被告唐群飞作为富安邦公司的股东、被告章俊良作为富安邦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以介绍人的身份代表朱桂兰参与了和涂胜利、杜美兰的借款协商工作。由于朱桂兰当时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第三人王梅英称，由其自行对外拆借350万元和朱桂兰一起，以朱桂兰的名义放贷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至于王梅英向谁拆借了款项，具体向谁拆借了多少，二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并不完全不清楚。由于涂胜利、杜美兰并未在9天之后偿还借款，第三人王梅英称自己被债主逼得比较狠。出于同情以及王梅英是富安邦公司员工的考虑，还出于双方还要进一步合作的考虑，朱桂兰前后共归还第三人王梅英款项215万元。这是朱桂兰自己归还给王梅英本人的款项，既不是富安邦公司委托代公司支付，也不是归还给原告的。因此，被告唐群飞作为富安邦公司的股东、被告章俊良作为富安邦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从未和原告协商过任何关于借款的有关情况，也从未委托过王梅英向原告和案外人进行过借款。原告和王梅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富安邦公司和原告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富安邦公司的债务，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没有法定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前述，富安邦公司和原告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对于富安邦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即便富安邦公司对外负有债务，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被告唐群飞作为股东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作为经营管理者参与者的被告章俊良更是没有法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和富安邦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汤昊辉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其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告应该起诉其借款关系相对人王梅英而不是被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王梅英答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无意见。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2日，案外人廖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汇付270万元，案外人林明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汇付80万元。同日，第三人将350万元转账付给被告朱桂兰。2018年7月19日，案外人林明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汇付50万元。同日，第三人将50万元转账付给案外人廖勇。案外人林明锐出具两份委托付款证明，载明其向第三人所付80万元、50万元款项均系代原告支付被给被告富安邦公司的借款。被告朱桂兰分别于2018年6月26日、6月29日、7月25日、8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汇款20万元、30万元、115万元、50万元，合计215万元。另查，第三人自2017年9月10日入职被告富安邦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据原告称，其委托案外人林明锐向第三人转款130万元，再由第三人转给被告朱桂兰或其指定账户。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第三人收到案外人林明锐第二次的转款50万元后，即将该款转付至案外人廖勇账户，但原告及第三人均未举证证明该转款系受被告朱桂兰指示而为。另，第三人虽系被告富安邦公司员工，但原告未举证证明第三人对外的借款行为得到了公司授权，原告仅以第三人系被告富安邦公司员工为由，即要求被告富安邦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原告要求被告章俊良、唐群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外人廖勇及原告委托案外人林明锐所汇款项均直接进入第三人账户，被告朱桂兰所汇款项亦直接进入第三人账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直接要求被告朱桂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汤昊辉要求被告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汤昊辉要求被告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4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柯名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黄晶晶书记员巴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