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0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鸿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博建设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上剑山村。法定代表人胡张华，鸿博建设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永兵，襄阳市樊城区米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州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办事处红星路**。法定代表人李军元，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何建平，襄阳市襄州区鹿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芬，女，系受害人朱建友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系受害人朱建友之子。法定代理人张芬，系朱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明均，男，系受害人朱建友之父。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阳州，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湖北经天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天路桥公司）。。住所地宜城市襄沙大道**法定代表人何国涛，经天路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常清华、江其虎，经天路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鸿博建筑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张芬、朱某、朱明均、原审被告经天路桥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2）鄂襄州民一初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鸿博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永兵，上诉人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的委托代理人何建平，被上诉人张芬、朱某、朱明均的委托代理人余阳州，原审被告经天路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江其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5月27日，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与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约定由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承担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改建工程设计任务，设计内容包括道路、排水及附属设施的设计。车城南路下穿铁路涵洞路段在道路改造前，其机动车道路面宽度为12米，襄阳市政设计院在进行道路改建工程设计中，对此段路面的设计宽度仍为12米；还设计要求在下穿铁路段增加限速、限高及陡坡慢行标志；并且对道路照明包括路灯也做了规范设计。2009年12月25日，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与鸿博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鸿博建设公司承建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改造工程，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土建及排水工程，开工日期为2009年12月2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4月1日。但实际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为2011年1月19日，此前该工程并未向襄阳市襄州区市政管理处办理移交手续。该工程竣工后，车城南路下穿铁路涵洞路段中从北至南第二个铁路涵洞桥墩突出路面的部分机动车道路路面宽度为12米，其他机动车道路路面宽度超过12米。车城南路下穿铁路涵洞路段中部分路段的扩宽，而第二个铁路涵洞桥墩路段较窄，客观上致使桥墩占用了部分行车道。2009年5月20日，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与经天路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经天路桥公司承建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机动车道刷黑及非机动车道刷黑工程，工程开工日期为2010年6月5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7月4日。2010年12月1日21时30分，受害人朱建友驾驶鄂FT10**两轮摩托车（车载朱梦家），由襄阳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往樊城区清河口方向行驶，行至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冯营村铁路涵洞桥下地段，撞到车城南路从北至南第二个铁路涵洞突出路面的桥墩，致朱建友死亡，摩托车受损。2010年12月14日，经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朱建友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审判决另认定：受害人朱建友生前自2008年4月至2010年9月在襄阳市太阳城暖通设备经营部从事设备安装工作；自2010年10月17日起在福建省广润建筑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风神襄樊汽车有限公司工地工作，月工资3600元，直至2010年12月1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其与妻子张芬、儿子朱某自2005年起在襄州区燃料公司租房居住。朱建友父亲朱明均共生育两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2013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张芬、朱某、朱明均因本案交通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03776元（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40元×20年＋被抚养人朱某生活费14496元／年×6年÷2＋被抚养人朱明均生活费14496元／年×6年÷2）、丧葬费17589.5元（2013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5179元÷2），合计521365.5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路工程部分）第11.4.5.2条规定：“当桥下的公路中间带设中墩时，其两侧应设防撞护栏，并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桥下为双车道公路时，不得在行车道中间设置桥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事发路段车城南路改建工程系由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发包给鸿博建设公司承建。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在进行道路改建工程设计中，对此段路面的设计宽度为12米；还设计要求在下穿铁路段增加限速、限高及陡坡慢行标志；并且对道路照明包括路灯也做了规范设计。但鸿博建设公司在施工竣工后，车城南路下穿铁路涵洞路段中事故发生所在的涵洞内机动车道路路面宽度为12米，其他机动车道路路面宽度超过12米。因此导致车城南路从北至南第二个铁路涵洞桥墩部分突出路面，客观上致使桥墩占用了部分行车道，形成了交通安全隐患，违反了“不得在行车道中间设置桥墩”的公路建设强制性标准。本案受害人朱建友生前驾车撞到铁路涵洞突出路面部分的桥墩导致死亡，张芬、朱某、朱明均诉请鸿博建筑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张芬、朱某、朱明均还诉请经天路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事发路段不属于经天路桥公司的施工范围，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张芬、朱某、朱明均亲属朱建友驾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依法应减轻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鸿博建设公司的赔偿责任。张芬、朱某、朱明均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确认张芬、朱某、朱明均的总损失为521365.5元，张芬、朱某、朱明均诉请赔偿的数额为421260.75元，属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本案事故造成张芬、朱某、朱明均亲属死亡，给张芬、朱某、朱明均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故张芬、朱某、朱明均诉请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但其请求赔偿的数额过高，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支持8000元。鸿博建设公司辩称：本案事故发生于2010年12月1日，但张芬、朱某、朱明均在2012年10月19日才向其单位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张芬、朱某、朱明均为本案已提起过诉讼，一直在主张权利，故鸿博建设公司的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纳。鸿博建设公司还辩称本案所涉工程已交付并使用，与施工方鸿博建设公司没有关系，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芬、朱某、朱明均因亲属朱建友死亡遭受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13235.75元、丧葬费16025元，合计429260.75元，由浙江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建设中心连带赔偿30％即128778.23元；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建设中心另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以上共计赔偿136778.23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对经天路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张芬、朱某、朱明均负担1600元，鸿博建设公司负担1000元。上诉人鸿博建设公司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未将襄州区市政管理处列为被告，属严重违法；并且在认定鸿博建设公司承建的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与实际竣工时间不一致，并已交付使用，一审判决以本公司实际竣工时间来确定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公司按照工程图纸进行施工，该铁路桥墩属武汉铁路局所有，并且早已形成，不属本公司的施工范围，对其造成的损害鸿博建设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另外，三被上诉人请求赔偿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亦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工程路面存在安全质量缺陷与工程设计单位有关，其赔偿责任应当由设计单位承担，不应当由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承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张芬、朱某、朱明均针对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的上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经天路桥公司针对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的上诉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还针对鸿博建设公司的上诉述称：同意鸿博建设公司的上诉意见。上诉人鸿博建设公司还针对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的上诉述称：同意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的上诉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张芬、朱某、朱明均起诉襄州区市政管理处、襄阳市政设计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时，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1）鄂襄民一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的诉讼请求，张芬、朱某、朱明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7月6日（2012）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3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芬、朱某、朱明均又于2012年10月起诉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鸿博建设公司、经天路桥公司、襄州区市政管理处，即本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针对本案作出（2012）鄂襄州民一初字第00462－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张芬、朱某、朱明均对被告襄州区市政管理处的起诉。本院认为：公民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当遭受非法侵害时，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张芬、朱某、朱明均起诉襄州区市政管理处、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1）鄂襄民一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的诉讼请求。张芬、朱某、朱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2012）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3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张芬、朱某、朱明均又于2012年10月19日另行起诉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经天路桥公司、襄州区市政管理处，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2012）鄂襄州民一初字第00462－2号民事裁定，单独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对襄州区市政管理处的起诉，该裁定已生效。因襄州区市政管理处并非本案一审的共同被告，故鸿博建设公司上诉称本案一审未将襄州区市政管理处列为被告存在严重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据法律规定，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事发路段铁路涵洞桥墩部分突出于路面，致使该道路的该地段存在缺陷并引发交通事故，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作为建设方，鸿博建设公司作为施工方，对张芬、朱某、朱明均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鸿博建设公司提出上诉并以其将道路早已竣工交付使用以及“铁路桥墩”属铁路部门所有，不属其施工范围等作为免责理由无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受害人朱建友在本案的交通事故死亡后，张芬、朱某、朱明均即向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襄州区市政管理处、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法院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诉讼请求后，又及时提起诉讼向鸿博建设公司、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主张民事赔偿权利，故张芬、朱某、朱明均并未怠于行使权利。故鸿博建设公司上诉认为，张芬、朱某、朱明均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诉讼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在本案中，上诉人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系建设单位，且亦未尽到管理之责，致使该道路的该地段存在缺陷并引发交通事故，依法应当与施工单位鸿博建设公司对张芬、朱某、朱明均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鸿博建设公司与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不当，但各方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均未提出该主张，故本院不予主动更改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另因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1）鄂襄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芬、朱某、朱明均对襄阳市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诉讼请求，已由前述生效判决作出认定该设计研究院不承担张芬、朱某、朱明均的赔偿责任，故襄州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在本案上诉主张由该工程的设计单位对张芬、朱某、朱明均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968元，由上诉人鸿博建设公司、襄州政府投资管理中心各负担9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柴 勇审 判 员  王定强代理审判员  张 杨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书 记 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