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粤7101行初1928号 原告：周正，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唐高翔，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法定代表人：刘志华，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朱志新、吴锐升，该所工作人员。 原告周正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强制报废行为一案，于2019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正诉称，2011年，原告因被他人套用机动车号牌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报案，收到《受理套用机动车号牌报案回执》，但被告和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均未告知原告凭借该报案回执去更换车辆号牌。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直没有查证套牌的相关情况，也没有处理套牌的违章事项，导致原告从2011年到2015年因套牌违章未处理而无法进行车辆检验，从而无法获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直到2016年原告去缴纳了套牌违章的费用，才能进行车辆检验，且检验结果合格。但后来被告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车辆号牌为ＡＨ×××××的车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但被告一直拒绝提供具体的强制报废时间和书面的《强制报废公告》。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行政行为的理由如下：一、原告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系公安系统内部处理不当造成的，该不利结果不应当由原告承担。根据《道路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对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是获取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被告和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过失，原告无法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当由原告承担。二、被告强制报废原告车牌为ＡＨ×××××的机动车、注销该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的程序违法，该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不能成立。机动车行驶证属于行政许可证，故被告注销原告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中的吊销许可证情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强制报废这一行政处罚之前，未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也未告知原告有听证的权利，所以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缺乏必要的程序，依法不能成立。三、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违法，应当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被告应当于2016年2月份前告知原告，但是被告并未履行该程序，违反了法定程序。而且被告在注销原告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即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在前三种均不能送达时才能适用公告送达。被告直接公告送达，在程序上原告对此是不予认可的。被告送达程序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被告和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未履行职责是造成原告未能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主要原因；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的告知程序、听证程序以及送达程序均违反了法定程序，该行政处罚依法不能成立。所以，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粤Ａ×××××车牌的车辆强制报废行政行为。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辩称，一、粤Ａ×××××号牌车辆的基本情况。经查，粤Ａ×××××号牌车辆，车辆类型：小型轿车，机动车所有人：周正，住所和邮寄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联系电话136××××6659；初次登记日期：2005年3月14日，检验日期：2009年4月29日，检验有效期止：2011年3月31日，逾期检验强制报废期止：2017年3月31日，机动车状态：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粤Ａ×××××号牌小车于2016年12月14日预约在广州市普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在取得检测合格报告后，因不能提供有效期的交强险保单和车船税而未能向我所申请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该公司工作人员已明确告知办理人十个工作日内补齐资料办理年审，但此车一直没有回来申请办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之后，2017年3月31日粵ＡＨ×××××号牌小车再次预约广州市普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进行车辆安全技术检验，但当日并未见该车进入检测机构办理车辆安全技术检验，也没有向我所申请核发检验合格标志。直至2017年4月1日该车才到该检测机构申请办理车辆检验，车辆经检测合格，全部资料上传后发现该车已超过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情形，该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状态，系统无法再办理申请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二、粵ＡＨ×××××号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状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原告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我所严格履行相关法定职责，行政行为并无不妥。四、原告周正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6月5日到我所信访时就诉称在2017年5月10日办理年审手续时就已知道粤Ａ×××××号牌已于2017年3月被强制报废，原告此时就应当知道粤Ａ×××××号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不能申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而原告就此诉讼请求，于2019年3月2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很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综上所述，我所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行政行为并无不妥，原告诉求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粤Ａ×××××号牌小型汽车，所有权人为原告周正，机动车初次登记日期为2005年3月14日，检验日期为2009年4月29日，检验有效期止于2011年3月31日，逾期检验强制报废期止于2017年3月31日。机动车状态：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2017年4月，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广州市公安局网上车管所网页发布《机动车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统计时间：2017年4月7日），其中注明原告涉案粤Ａ×××××号牌小型汽车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不办理注销登记，公告其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被作废。 另据《广州市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登记表》显示，2017年6月5日，原告前往广州市公安局反映其粤Ａ×××××车辆及号牌，因被套牌车违章而未及时年审，最终被强制报废的问题，要求恢复被报废的粤Ａ×××××车辆及号牌。原告同时提交了《粤Ａ×××××车辆及号牌被强制报废的说明》，其中注明原告于2017年5月10日去办理年审手续时，得知粤Ａ×××××车辆被强制报废。 原告不服被告前述车辆强制报废行为，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关于本案被告实施的粤Ａ×××××小型汽车及号牌强制报废的行政行为，根据广州市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登记表显示，原告最迟于2017年6月向相关部门反映该车辆及号牌被强制报废问题时即已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其迟至2019年3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上述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且无证据证实原告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正的起诉。 原告预付的本案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书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徐 星 审判员 屈玲红 审判员 汤 倩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