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12民初643号 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男，汉族，1963年8月2日生，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桂林市大正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某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志萍，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石剑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蒋璇担任记录。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志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二原告给付运输费人民币62114.4元；二、判令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上述运输费的利息人民币22373.7元（从2012年4月16日起到2018年11月30日止，其后利息另计。后附利息计算表）；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下称“某公司”）与原告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某公司”)自2010年8月某公司成立之初起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优势互补。本案中某公司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某公司”）在2010年12月所签定的“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虽以某公司的名义签定，实际上是交由某公司负责承运。2010年至2012年4月24日期间，某公司一直与被告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所接洽的运输业务都交由某公司承运，在二原告与某公司的运输业务过程中，每一单业务都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行承运义务，而某公司在二原告履行完承运义务后却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运输费用，长期下来已累计拖欠二原告运输费陆万余元，已经影响了二原告的正常经营。在履行完每一单运输合同后，均由某公司负责开具运输发票，被告某公司2017年11月28日在联络函上确认欠某62114.4元的运输款实际上是对二原告的欠款，上述所欠运费有某公司经核算后在联络函上加盖公章确认，利息部份，二原告在每一单业务承运完成之后，都要全部付清工人、运输工具、设备的所有费用，而某公司却没有如约履行其支付运输费的义务，因被告长期拖欠二原告的运费，从而给二原告的资金造成时间成本损失，所以请求被告支付所欠运费利息合理合法。由于二原告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案中也无矛盾冲突之处，故对于本案中二原告诉请的标的无论法院怎样处理，二原告均无异议。综上，某公司所欠二原告的运输款的事实清楚，虽经多次催讨，但其故意长期拖欠不还，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货物运输合同，证明原告某公司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证据二、2015年9月24日的联络函，证明被告经核对后确认欠原告某公司运费62114.4元；证据三、2017年11月28日的联络函（对上一份联络函的再次确认），证明被告再次确认拖欠某公司运费62114.4元；证据四、利息计算表，证明被告所欠运输费的利息从2012年4月16日到2018年11月30日的计算表；证据五、转账凭证2011年9月14日至2011年11月17日（共14份），证明某和某有业务往来，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证据六、货物运输发票2010年12月16日至2012年4月16日（共69份），证明的事实与证据五证明事项一致；证据七、运输发票签收本，证明某公司的员工签收了某开具的发票；证据八、货物运输合同2010年11月24日至2011年11月4日（共46份），证明某某公司与广西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 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某公司与某公司就本案是没有合同关系的，因此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是没有主体资格的；二、原告要求支付的运费62114.4元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根据原告提供的货物运输合同，该份合同是已经支付过运输费的，即便没有支付，该合同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三、原告要求支付的利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原告提供的这些运输合同恰恰证实某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当事人之间是可以约定由第三人来完成债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是没有独立请求权的，也就是说某公司没有请求权，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五、转账凭证、运输发票和运输发票签收本都无法一一对应，恰恰证明至少某某公司不能证明已经履行了合同，从这些转帐凭证、发票来说，如果全都是某某公司与某公司合同上对应的金额，某公司早就付清了所有运费，还有某公司转账给某公司的原因是应某某公司的要求转到某公司的账户；六、两原告刚刚承认所有的运费都是在2012年之前的，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某公司未支付之前的款项，他们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是两年，他们该从知道和应当知道之日起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他们都没有主张，因此本案的诉请是过了诉讼时效的。 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对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这份合同恰恰证明了运输费是15000元，这份运输合同是2010年签订的，这笔费用其公司是已经支付过的，但是原告要求的运输费62114.4元在合同中是没有体现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这份证据上有一个手写的部分不予认可，这份证据是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与某公司运输费用的联络函，并不是给原告两公司的；证据三也是其公司给昶达公司的联络函，并不是给两原告的，这两份联络函仅能够证明某公司与昶达公司的运费数额，并不能证明其公司欠两原告62114.4元运输费；证据四只是一份利息计算，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认为该份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可作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系有从事运输资质的法人，从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17日起陆续由原告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被告某桂林工业园处负责承运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储罐至重庆、山东、内蒙古、福建、宁夏、四川、江苏、新疆、青海、湖南、广西、广东、辽宁、河南等市、县，从内蒙古赤峰市负责承运被告提供的储罐至被告某桂林工业园处，合同对运输费用、结算方式、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均将其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承运的标的物交由其合作伙伴本案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负责承运，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亦按合同约定的地址对合同约定承运的标的物履行了义务，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亦按合同约定将部分运输费以现金支票、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2015年9月13日，案外人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向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部发送“联络函”：“我公司从2010年到2015年4月24日以来一直承接贵公司运输业务，现统计贵公司所欠运费如下：某：陆万贰仟壹佰壹拾肆元肆角整（￥62114.4元）；昶达：肆拾叁万伍仟壹佰伍拾捌元伍角整（￥435158.5元）；两项合计：肆拾玖万柒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整（￥497272.9元）。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并加盖‘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字样公章），2015年8月13日；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并加盖‘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公章），2015年9月24日”。另该“联络函”上还有“截止2015年9月24日，我公司欠某62114.4元，欠昶达435158.5元，李丽琼”的记载（手写）。2017年11月28日案外人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向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部发送“联络函”：“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从2010年到2016年11月20日以来一直承接贵公司运输业务，现统计贵公司所欠运费如下：某（已开票）：陆万贰仟壹佰壹拾肆元肆角整（￥62114.4元）。昶达（已开票）：叁拾肆万伍仟壹佰伍拾捌元伍角整（￥345158.5元）。两项合计：肆拾万零柒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整（￥407272.9元）（加盖‘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公章）。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并加盖‘桂林昶达运输有限公司’字样公章），2017年11月28日；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并加盖‘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公章），2017年11月28日”。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认为：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从上述规定可知，合同具有相对性，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第三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具体到本案，本案是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的运输合同关系，根据某公司与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货物运输合同》表明，与某公司签订所有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为九洲公司，因此，与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是九洲公司，而非某公司，某公司无权向某公司主张运输费；其次，在庭审时，某公司与九洲公司承认，某公司从未与某公司签订过运输合同，某公司与九洲公司是合作关系，双方有口头协议，协议约定九洲公司承接某公司的运输工作可交由某公司完成，依据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某公司的运输费应向九洲公司主张。因此，依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在本案中仅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非本案适格原告，无权向某主张运输费。原告认为：原告某公司与原告某某公司自2010年8月起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关系，本案中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在2010年11月24日至2011年11月4日期间所签定的46份“货物运输合同”虽以某公司的名义签定，实际上全部是由某公司负责承运，从某公司与某公司的长期的财务往来可以确定某公司承运了某公司的业务，而某公司对某公司承运其业务并没有提出过异议，且长期与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实际上认可了该事实合同关系的存在，庭审中原告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某公司向某公司转账的凭证14份(时间从2011年9月14日至2011年11月17日)，某公司向某公司开具的贷物运输发票69份(时间从2010年12月16日至2012年4月16日)，此二份证据也充分证明了某公司与某公司事实合同关系的存在。本院则认为，虽然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未与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但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过程中，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安全运送至合同约定的目的地，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以现金支票、转账的方式支付运输费，接受了以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名称开具的发票，并于2015年9月13日、2017年11月28日盖章（财务专用章）确认尚欠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的运输费62114.4元，故本院认为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已认可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认为：九洲公司诉请62114.4元运输费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财务部门）分别于2015年9月13日、2017年11月28日盖章确认尚欠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运费62114.4元”，故原告的诉请未过诉讼时效。三、关于两原告诉请运输费62114.4元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两原告提供2015年9月13日和2017年11月28日的“联络函”上有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的财务部门盖章确认，且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未提供从2017年11月28日以后向两原告支付过运输费的证据，故本院确认被告尚欠两原告运输费62114.4元。四、关于两原告诉请利息的问题。两原告诉请：“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上述运输费的利息人民币22373.7元（从2012年4月16日起到2018年11月30日止，其后利息另计，附利息计算表）”。本院认为，原、被告在《货物运输合同》中仅约定了逾期支付运输费应支付违约金，但对如何支付及标准未进行约定，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对尚欠两原告的运输费未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应向两原告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62114.4元为基数，从原告向本院主张权利之日起，按年息千分之四点七五计算至本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为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运输费62114.4元给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以62114.4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28日起按年利率千分之四点七五计算至本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给原告桂林某运输有限公司、桂林市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912元，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减半收取956元，由被告广西某某设备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912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在上诉期限届满后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石剑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