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72民初1739号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建陶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577951636N。法定代表人：袁成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山，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遥，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街道上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00108000020282。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张海。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男，汉族，1988年8月27日出生，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员工，住址：四川省隆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宗逵，男，汉族，1969年5月16日出生，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员工，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住所地：重庆市江**江北城西大街**平安财富中心电梯楼层**代码：9150000075624841XK。负责人：曹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璇，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陵公司）诉被告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江公司）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平安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2018年4月25日和2019年3月8日开庭审理时，原告欣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山、姚遥，被告川江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周宗逵，被告保险平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欣陵公司诉称：2014年10月28日，原告实际经营的“港盛1012”轮在湖北监利水域与川江公司所属“江集运1237”轮发生碰撞事故。“江集运1237”轮承运的231个集装箱不同程度受损。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积极采取措施，安排船舶对“港盛1012”轮和“江集运1237”轮所装载的货物进行了转运，对落水货物进行打捞，并安排律师对事故进行积极协调和妥善安排。至今，原告实际支付救助费用计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34874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岳阳海事局（以下简称岳阳海事局）出具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港盛1012”轮与“江集运1237”轮承担同等责任。被告川江公司作为“江集运1237”轮所有人，应当承担原告上述救助费的50%，即1743700.00元。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川江公司与被告保险平安公司签订的《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单》的约定，被保险人川江公司应当承担上述救助费用。在原告先行垫付上述费用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被告保险平安公司进行追偿。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川江公司和被告保险平安公司赔付原告施救费用1743700.00元；2、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川江公司辩称：1、根据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书，该院已受理川江公司破产案。由于原告欣陵公司未依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申报债权，所以其不得提起诉讼。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施行时尚未审结的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债权人就争议债权起诉债务人，要求其承担偿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该债权人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债权”的规定，原告欣陵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被告保险平安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1、原告欣陵公司和被告川江公司管理人之间的船舶碰撞案件还在审理中，双方的责任划分还没有结论，需要另案结果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2、原告主张的费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3、原告要求被告保险平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被告保险平安公司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欣陵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岳阳海事局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证明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港盛1012”轮与“江集运1237”轮承担同等责任；原告认为该结论书的认定明显不当，但鉴于该问题已另案受理，原告暂以对等责任起诉。证据二，“港盛1012”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证明原告为“港盛1012”轮光船承租人。证据三，打捞合同、记账凭证、付款回单、收据。证明原告委托芜湖市扬子航道有限公司对落水货物进行打捞，实际支付打捞费75万元。证据四，打捞合同补充协议、记账凭证、付款回单、收据。证明原告委托芜湖市扬子航道有限公司对落水货物进行打捞，实际支付打捞费57.9万元。证据五，打捞合同、记账凭证、付款回单、收据。证明原告委托湖口县国江水工工程有限公司对落水货物进行打捞，实际支付打捞费20万元。证据六，运输协议、收条、记账凭证、支付申请单、国内跨行小额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委托监利县三洲水运公司对受损货物进行转运，实际支付运费75000.00元。证据七，集装箱运输协议、国内跨行小额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委托宜昌神州航运有限公司对集装箱进行转运，实际支付运费26万元。证据八，原告于2014年10月在盐卡作业统计、××凭证、××、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委托荆州盐卡集装箱有限公司对落水货物进行了转运，实际支付装卸费25000.00元。证据九，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客户借记通知单、借款审批单、记账凭证、支付申请单。证明原告委托习波对落水货物运行转运，实际支付装卸费12万元。证据十，船舶施救转载合同、记账凭证、支付申请单、银行回单。证明原告委托湖南临湘港有限公司对“港盛1012”轮所载货物进行了转运，实际支付装卸费76000.00元。证据十一，关于尽快处置“江集运1237”轮、“港盛1012”轮碰撞事故中湿损苜蓿草集装箱的函、苜蓿草处理方案。证明原告对苜蓿草集装箱的处理垫付了35.5万元处置费。证据十二，集装箱运输协议。证明“港盛1012”轮对“江集运1237”轮受损集装箱进行转运，原告承担运费30万元。证据十三，集装箱运输协议。证明“港盛1000”轮对“江集运1237”轮受损集装箱进行转运，原告承担运费30万元。被告川江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理由，在法定期间提交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川江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被告保险平安公司未提交证据。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岳阳海事局就涉案事故调查、收集的全部证据。对于原告欣陵公司、被告川江公司提交和本院向岳阳海事局调取的证据，结果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根据不同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作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根据原、被告提交以及本院调取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10月21日1500时许，“江集运1237”轮装载330个标准集装箱从上海港启航，拟驶往目的港四川泸州港。2014年10月28日2006时许，“江集运1237”轮在长江中游乌龟夹2号红浮附近水域追越“海牛25”轮后，沿南岸上行。2036时许，“江集运1237”轮驶过乌龟夹4红浮以后，开始由南向北横驶过河。过河时与船位位于乌龟夹7号红浮附近的下水“中远03”轮联系互会红灯（左舷）。此时，“港盛1012”轮相距约2公里尾随“中远03”轮下行。“江集运1237”轮横驶过河后，尾随前方的“中远06”轮继续沿白浮上行。2051时许，该轮行至乌龟夹2号白浮下方约300米左右时，发现有船舶对驶下行（事后确认为“港盛1012”轮）。该轮驾驶员随即用甚高频电话联系“港盛1012”轮并要求其“右舵转一下”。“港盛1012”轮回答“机器可能有点问题”。“江集运1237”轮即开始慢车。2052时许，“江集运1237”轮连续加车，准备抢先过“港盛1012”轮船首。2053时许，“江集运1237”轮船首左侧与“港盛1012”轮船首呈70-80度角发生碰撞。约7秒钟后，该轮左舷中部2#、3#防撞边舱被“港盛1012”轮球鼻首再次碰撞，导致破舱进水。两船碰撞时，船位位于乌龟夹2号白浮下方约100米。2054时许，“江集运1237”轮进行最后一次减速后，船舶处于无人值守和操作状态。2057时许，该轮搁浅于乌龟洲水下护滩平台，船体发生左倾，集装箱开始陆续掉落江中。2014年10月30日，葛洲坝下泄流量增大，当地水位上涨，“江集运1237”轮货舱、机舱大量进水，船舶失去浮力，处于淹没状态。本院同时查明，2014年10月19日，“港盛1012”轮从重庆涪陵港装载碎石3800吨启航，拟驶往目的港江苏常熟港。2014年10月28日2045时至2049时，“港盛1012”轮在长江中游乌龟夹水道先后右舷会过“远洋9002”轮和“中远06”轮等船舶。2051时许，该轮加车下行，航速为14公里/小时。在下行过程中，“港盛1012”轮发现本船船位过于靠近乌龟夹6#红浮，随即操右舵避让。但因避让不及，该轮船尾与乌龟夹6#红浮发生刮擦。随后该轮双停车，并备锚。2052时许，“港盛1012”轮与沿乌龟洲北岸上行船（事后确认为“江集1237”轮）相距200-300米时，“港盛1012”轮听到对方呼叫“右舵转一下”，即回复“机器可能有点问题”，同时连续多次倒车，船速降至12-13公里/小时。2053时许，“港盛1012”轮船首与“江集运1237”轮船首左侧发生碰撞，随后该轮球鼻首再次碰撞“江集运1237”轮左舷中前部2#、3#防撞边舱，并至破舱进水。碰撞事故发生后，“港盛1012”轮在下行一段距离后由南向北掉头，并驶往万家台水域抛锚。本院另查明，2016年4月28日，就“港盛1012”轮与“江集运1237”轮碰撞事故，岳阳海事局作出2016年第0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该结论书就事故直接原因认为：1、“江集运1237”轮。（1）占据下行航路行驶。“江集运1237”轮违反经《长江中游分道航行规则（试行）》规定，上行时占据下行航路。该轮驶过乌龟洲4#红浮后，未按照《长江中游分道航行规则（试行）》中规定的乌龟洲横驶区以下“实行上、下行船舶各自靠左航行，下行船舶沿左岸（北岸）一侧通航分道下行，上行船舶沿右岸（南岸）一侧分道上行”原则航行。提前由南向北横驶过河（离规定的乌龟洲横驶区约2.5千米），占据下行航路上行。（2）疏忽瞭望及避让措施不当。“江集运1237”轮在瞭望方面存在疏忽，未按规定鸣谢声号警示他船，未通过汽笛、甚高频电话等有效手段与他船统一避让意图；在发现与下行“港盛1012”轮出现碰撞危险时，未立即采取停车、倒车等有效避让措施，而是采取加车通过的方式，其采取的避让措施存在过失。2、“港盛1012”轮。（1）未保持正规瞭望，未统一避让意图。“港盛1012”轮未充分注意周围环境，疏忽瞭望，致使本船与乌龟洲夹6#红浮发生刮擦；未及时向周围船舶告知本船动态，未使用汽笛、甚高频电话等有效手段与他船统一避让意图。（2）占据上行船舶航路。“港盛1012”轮驶过乌龟洲横驶区后，未及时驶回下行航路，继续沿南岸占据上行航路下行。（3）应急处置措施不当。“港盛1012”轮与乌龟夹6#红浮发生刮擦后，船舶短暂失去舵效，出现操纵困难，虽然采取减速、停车甚至倒车等措施，但未及时采取转向、抛双锚拖锚刹速等有效避碰措施，以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该结论书就事故间接原因认为：1、川江公司。（1）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公司所属“江集运1237”轮在营运过程中，未按有关规范要求，对船体开展正常的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公司未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要求进行督促检查并落实。本航次中，该轮左、右两舷边舱至压载舱的人孔道门未有效封闭、压载舱左2#货舱内底板集装箱箱座处因严重锈蚀形成裂口，该轮破舱进水后，江水通过人孔道门直接进入舷边空舱、压载舱以及货舱，使船舶失去浮力，是此次事故损失扩大的重要原因。（2）船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公司收到《长江海事局关于辖区航路调整的通告》等安全管理文件后，安全管理人员未及时向有关船员进行宣传或组织培训；“江集运1237”轮在船相关人员不熟悉安全与防污染的有关规定和操作规程。2、重庆欣陵公司。部分重要船员培训不到位。公司未按要求对“港盛1012”轮部分重要船员进行安全知识更新培训或转岗培训，并满足工作要求。该结论书就事故责任认定：1、“江集运1237”轮占据下行航路、避让及应急措施不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应负本次事故对等责任。2、“港盛1012”轮未保持正规瞭望、应急措施不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负本次事故的对等责任。该结论书就事故损害及污染认定：1、“江集运1237”轮船舶左舷中部2#、3#防撞边舱破损；左舷连接船首主甲板至驾驶楼的舷梯、厨房等部位发生变形；所载集装箱落水26个，失踪6个，因水位上涨导致船舱进水，共有156个集装箱被淹。2、“港盛1012”轮船首部位受损变形。双方均无人员伤亡，未发生船舶污染水域情况。本院还查明，2014年11月，欣陵公司、川江公司与芜湖扬子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公司）共同签订一份《打捞合同》，约定由扬子公司对沉没的“江集运1237”轮以及231个集装箱进行打捞；“江集运1237”轮打捞费105万元，水面上集装箱每个2000.00元、水下集装箱每个3500.00元；“江集运1237”轮打捞费105万元，由欣陵公司垫支75万元，川江公司垫支30万元。此外，合同还对施工方式、打捞费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11月15日，三方又签订一份《打捞合同补充协议》，确定至当日，已打捞出水集装箱204个，其中水面集装箱90个、水下集装箱114个，打捞费总计57.9万元，打捞期限符合合同要求；费用由欣陵公司于11月18日前一次付清。11月20日，三方又确认扬子公司又打捞一个集装箱，需另行支付该集装箱打捞费3500.00元。11月17日至11月20日，欣陵公司分三次共向扬子公司支付集装箱打捞费57.9万元、“江集运1237”轮打捞费75万元。2014年11月11日，欣陵公司、川江公司与湖口县国江水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口工程公司）签订一份《打捞合同》，约定由工程公司对掉入江中的集装箱进行打捞，打捞费实行包干，总计20万元。11月20日，欣陵公司向湖口工程公司实际支付打捞费20万元，后者开具了收条。2014年11月3日，欣陵公司与监利县三洲水运公司签订一份《运输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将部分集装箱从事故地点运至荆州港，运费总金额75000.00元。川江公司代表周宗逵在该协议上签字。11月5日，欣陵公司向监利县三洲水运公司实际支付运费75000.00元，后者开具了收条。2014年11月4日，欣陵公司、川江公司与宜昌神州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公司）签订一份《集装箱运输协议》，约定由神州公司将事故中受损的部分集装箱从监利港运至重庆寸滩港，费用总计26万元，由欣陵公司垫付。11月14日，欣陵公司向神州公司实际支付运费26万元，后者开具了收条。2014年12月10日，因部分集装箱在荆州港进行转运，欣陵公司共向荆州港盐卡集装箱有限公司支付装卸费25000.00元。2014年10月30日，欣陵公司委托习波调派“豫信货0866”轮、“鸿泰168”轮等船舶，将“港盛1012”轮承运的货物转运至目的港江苏常熟，欣陵公司向习波支付运费12万元。2014年11月1日，欣陵公司与湖南临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签订一份《船舶施救转载合同》，约定由物流公司将“港盛1012”轮承运的货物转载至“豫信货0866”轮、“鸿泰168”轮上，总计3800吨，装卸单价20元/吨。合同履行完毕后，欣陵公司向物流公司实际支付装卸费76000.00元，后者开具了收据。2014年12月1日，欣陵公司向川江公司和中国外运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公司）发出《关于尽快处置“江集运1237”轮、“港盛1012”轮碰撞事故中湿损苜蓿草集装箱的函》，对碰撞事故中受损苜蓿草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2015年1月4日，欣陵公司、川江公司和外运公司达成《苜蓿草处理方案》，主要约定：1、已经支出的施救费包括吊装费6万元、驳船拖费3万元，驳船使用费2500元/天（自2014年12月2日起）；欣陵公司已经支付上述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有待进一步商榷。2、销毁费用预计12万元，由川江公司和外运公司各垫付6万元。3、苜蓿草预期处理费为30万元。2014年11月4日，欣陵公司与川江公司就“港盛1012”轮承运“江集运1237”轮部分受损集装箱一事签订一份《集装箱运输协议》，约定起运地监利港，目的港重庆寸滩；运费30万元，由双方承担，并由欣陵公司先行垫付。2014年11月11日，欣陵公司与川江公司就“港盛1000”轮承运“江集运1237”轮部分受损集装箱一事签订一份《集装箱运输协议》，约定起运地监利港，目的港重庆寸滩；运费30万元，由双方承担，并由欣陵公司先行垫付。此外，本院还查明，“江集运1237”轮船籍港重庆，为多用途船舶，2012年12月6日建成，总吨位4570吨，净吨位2970吨，总功率1150千瓦，总载重吨6271吨（干货）/5590吨。该轮船舶所有人为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江金融公司），在2014年5月26日与川江公司签订《光船租赁合同》以后，租赁给川江公司经营，并于2014年6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事局取得《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该证明书裁明起租日期2014年5月26日，终止日期2019年5月25日。“港盛1012”轮船籍港涪陵，为散货船/集装箱船，2006年7月6日建成，总吨位4181吨，净吨位2341吨，总功率520千瓦，总载重吨4305吨。该轮船舶所有人为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盛公司），船舶经营人为欣陵公司，并于2013年12月24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涪陵海事处颁发的《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起租日期2013年12月10日，终止日期2018年12月9日。2018年4月8日，欣陵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递交《委托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江集运1237”轮因船舶碰撞事故产生的损害对该轮整体浮力、稳性和船载货物的影响进行鉴定。受武汉海事法院委托，2018年12月27日，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江集运1237”轮技术状况鉴定报告》，该报告结论如下：其一，对整体浮力和稳性的影响。1、舷边空舱和压载舱之间的人孔道门封闭状态下，该船舶能够保持浮态，且稳性满足保持浮态的要求。2、舷边空舱和压载舱之间的人孔道门未封闭状态下，可以判断在不考虑其他舱室破损进水、船舶搁浅、风浪、其它船舶和人为等影响的情况下，该船舶能够浮在水面上；稳性方面，依据现有的数据和资料难以对货舱实际破舱的状态进行理论分析，但船舶无法满足正常航行要求。其二，对货物的影响。碰撞事故发生后，船上所载集装箱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碰撞后的各阶段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但由于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不足，本次鉴定无法对“碰撞对船载货物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理论分析和确定判断。2015年9月2日，申请人董静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川江公司进行重整。2015年9月7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董静对川江公司的重整申请。2015年10月19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02-1号决定书，指定重庆海川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川江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2017年2月14日，武汉海事法院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发出（2015）武海法事字第00056号函，就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武汉海事法院先后受理的（2015）武海法事字第00056号案、（2016）鄂72民初1739号案、（2016）鄂72民初1740号案、（2016）鄂72民初1846号案和（2016）鄂72民初1952号案的管辖问题征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的意见。2017年3月7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2-19号函答复武汉海事法院，建议上述五案仍由武汉海事法院继续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虽然本院在受理本案以前，根据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2-1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川江公司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但是，基于本院作出的（2015）武海法事字第00056号函和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回复的（2015）南法民破字第0002-19号函，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七条规定，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其一，关于船舶碰撞事故责任2016年4月28日，岳阳海事局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为涉案船舶碰撞事故的发生，系“江集运1237”轮占据下行航路行驶、疏忽瞭望、避让措施不当，以及“港盛1012”轮未保持正规瞭望、未统一避让意图、占据上行船舶航路、应急处置措施不当等直接原因所导致，进而认定“江集运1237”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应负本次事故对等责任；“港盛1012”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负本次事故的对等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涉案碰撞事故系在“江集运1237”轮错走航路、“港盛1012”轮失控状态下发生，双方均存在重大过失。由于《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有关碰撞事实、碰撞原因和碰撞责任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原、被告各方在庭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岳阳海事局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及其结论性意见，可以作为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划分事故责任的有效证据，因而本院认定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江集运1237”轮和“港盛1012”轮各应承担50%的事故责任。原告欣陵公司认为“集运1237”轮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的主张以及被告川江公司认为“港盛1012”轮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的抗辩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关于事故损失责任充分运用良好的操纵技能以及有效加强船舶安全管理，不仅能够避免船舶碰撞事故的发生，并且即使在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以后，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损失。“江集运1237”轮两舷边舱属于水密舱性质，该轮在航行过程中，各边舱的人孔道门均必须始终处于关闭状态，其目的在于保证船舶在发生船舶碰撞事故以后，不致因一舱破舱进水，导致其他舱室进水，以至使船舶失去应有的浮力，并给船舶稳性和抗沉性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时，“江集运1237”轮左、右两舷边舱至压载舱的人孔道门均未有效封闭、压载舱左2#货舱内底板集装箱箱座处因严重锈蚀形成裂口。这一船舶安全管理中的严重过失，导致该轮因碰撞事故造成左舷中部2#、3#边舱破舱进水后，江水通过人孔道门直接进入左舷其他边舱、压载舱以及货舱，使船舶失去应有的浮力，稳性、抗沉性严重降低，其直接结果不仅导致船体左倾，使部分集装箱掉落江中，并导致在葛洲坝下泄流量增大，水位上涨的情况下，因船舶不能正常起浮，使船舶以及所载集装箱被江水淹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船舶、浮动设施遇险，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自救。”在碰撞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员应坚守岗位，并保持冷静心态，同时根据船舶受损程度、适航能力以及航道条件等客观因素，采取有意识的抢滩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减少事故损失的重要举措。然而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近三分钟时间内，“江集运1237”轮驾驶台处于无人值守和操作状态，以至船舶在丧失部分储备浮力以及稳性受到破坏的情况下，盲目搁浅于乌龟洲水下护滩平台，没能有效缓解或减轻船舶所面临的险情。同时，在船体处于搁浅状态下，“江集运1237”轮应该运用一切有效手段，及时掌握航道、水文、气象等外界因素有可能对受损船舶造成的不利影响，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对仍然处于危险中的船舶以及船载集装箱进行自救，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在无证据证明“江集运1237”轮已经切实履行了有效防范以及及时自救义务的情况下，因2014年10月30日葛洲坝下泄流量增大，事故水域水位上涨，由于该轮丧失正常浮力，不能正常起浮，进而导致该轮货舱、机舱大量进水，使船舶以及装载的集装箱处于淹没状态，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船舶、浮动设施发生碰撞等事故，任何一方应当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积极救助遇险的他方，不得逃逸。”所以，“江集运1237”轮及所载集装箱处于危险之中时，“港盛1012”轮同样有义务及时掌握航道、水文、气象等外界因素有可能对“江集运1237”轮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对仍然处于危险中的“江集运1237”轮以及所载集装箱进行救助。但是，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不能证明“港盛1012”轮及时履行了相应的防范和救助义务，以至因葛洲坝下泄流量增大，使“江集运1237”轮及所载集装箱被淹没，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综上，本院认为，涉案事故的全部损失，系“港盛1012”轮与“江集运1237”轮发生船舶碰撞事故、“江集运1237”轮在管理中存在缺陷、“江集运1237”轮盲目抢滩以及“江集运1237”轮与“港盛1012”轮没有及时采取风险防范和救助措施等多种原因所导致。所以，根据“江集运1237”轮与“港盛1012”轮在船舶碰撞事故中的事故责任比例，同时结合“江集运1237”轮船舶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过失程度，以及“江集运1237”轮和“港盛1012”轮在碰撞事故发生后的风险防范和救助措施中的过失大小，本院综合认定，对于涉案船舶碰撞事故所造成的事故损失，“江集运1237”轮应承担65%的责任，“港盛1012”轮应承担35%的责任。其三，关于原告欣陵公司的损失船舶在发生碰撞事故后，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有义务采取及时、有效的救助措施，力求避免或减少事故损失。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涉案碰撞事故发生以后，为减少“江集运1237”轮及该轮所载集装箱损失，原告欣陵公司实施了相应的救助行为，并实际支付或产生了相应的救助、运输、装卸等费用，包括：1、向扬子公司支付集装箱打捞费57.9万元、“江集运1237”轮打捞费75万元；2、向湖口工程公司支付打捞费20万元；3、向监利县三洲水运公司支付运费75000.00元；4、向神州公司支付运费26万元；5、向荆州港盐卡集装箱有限公司支付装卸费25000.00元；6、“港盛1012”轮承运受损集装箱垫付的运费30万元；7、“港盛1000”轮承运受损集装箱垫付的运费30万元。上述费用均系为了减少事故船舶以及集装箱损失而实际发生，并且无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发生存在不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可。至于原告欣陵公司将“港盛1012”轮所载货物转载至“豫信货0866”轮、“鸿泰168”轮，并转运至目的港江苏常熟，因此向物流公司支付的76000.00元装卸费、向习波支付的12万元运费，由于原告欣陵公司在庭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港盛1012”轮因涉案碰撞事故丧失了适航能力，亦即无法证明上述两项费用的发生不仅系涉案碰撞事故必然导致，并且在于减少碰撞事故损失，所以，该两项费用不能列入原告欣陵公司事故损失范围。此外，为减少事故损失，原告欣陵公司对受损苜蓿进行了相应处理，但是，由于其仅提供了相应的处理意见以及可能发生的费用，并未提交在处理苜蓿过程中自身实际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的有效证据，所以，原告欣陵公司认为因处理苜蓿导致其35.5万元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欣陵公司为减少涉案船舶碰撞事故等因素所导致的损失，共产生救助、运输、装卸等费用损失总计为2489000.00元。其四，关于被告川江公司的赔偿责任“江集运1237”轮船舶所有人为皖江金融公司，船舶经营人为被告川江公司，双方已办理船舶光船租赁登记；“港盛1012”轮船舶所有人为港盛公司，船舶经营人为被告欣陵公司，双方同样已办理船舶光船租赁登记。由于涉案事故发生时，“江集运1237”轮由被告川江公司和原告欣陵公司实际经营和控制，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被告川江公司应该根据“江集运1237”轮造成事故损失的责任比例，对原告欣陵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原告欣陵公司的经济损失系“港盛1012”轮与“江集运1237”轮发生船舶碰撞事故、“江集运1237”轮在管理中存在缺陷、“江集运1237”轮盲目抢滩以及“江集运1237”轮与“港盛1012”轮没有及时采取风险防范和救助措施等多种原因所导致，所以，被告川江公司应该根据“江集运1237”轮对涉案事故造成的全部事故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对原告欣陵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被告川江公司应赔偿原告欣陵公司经济损失1617850.00元。但是，由于原告欣陵公司仅要求被告川江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所以，本院认定被告川江公司应实际赔偿原告欣陵公司经济损失1244500.00元。由于原告欣陵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提起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用，所以其要求被告川江公司承担律师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在原告欣陵公司向本院起诉前，被告川江公司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但是，即使原告欣陵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向受理破产重整案件的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申报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结果只会影响原告欣陵公司的债权分配等权利，并不影响本院依法对原告欣陵公司向被告川江公司所主张权利的认定。所以，被告川江公司认为原告欣陵公司未申报债权因而不能提起诉讼，以及其诉讼请求错误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五，关于被告保险平安公司的责任承担由于无证据证明被告川江公司与被告保险平安公司之间有关“江集运1237”轮船舶保险的合同内容，并且被告川江公司对原告欣陵公司在救助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和损失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未经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原告欣陵公司要求被告保险平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244500.00元；二、驳回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0493元，由原告重庆港盛欣陵船务有限公司负担5867元，被告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负担14626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绍龙审判员  熊文波审判员  杨国峰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汤宇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