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2民终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民，男，1970年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广智，新疆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利园成田种苗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丽泽雅园6号楼60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802201197J。 法定代表人：郭柏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军，新疆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民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利园成田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园成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2018）兵0203民初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广智，被上诉人北京利园成田种苗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建民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8）兵0203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2015年4月间，上诉人受和静凯业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业公司）的委托，在第三师四十九团负责对购买该公司销售辣椒种子的农户进行种植、收购辣椒产品的管理指导，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库尔勒市某物流公司向凯业公司托运辣椒种子22件，上诉人受凯业公司委托接收该批辣椒种子出具收条，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履行合同中，凯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对辣椒种子的结算问题发生争执，凯业公司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郭柏成退货19件，实际使用3件。该辣椒种子系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开杰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郭柏成协商购买，因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无辣椒种子价款，2017年2月7日，被上诉人为达到目的，在第二师二十一团司法所做笔录，二十一团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上诉人处得知辣椒种子每公斤1600元，同时笔录中注明被上诉人向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开杰索要辣椒种子款，被上诉人索要对象错误，上诉人在笔录中书写了“与黄开杰无关”等内容。上诉人只是受凯业公司委托负责接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支付辣椒种子款100800元。2.在销售种子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全程参与，并自行到农户处收取辣椒种子款，被上诉人与农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利园成田公司辩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是双方形成辣椒种子买卖合同关系的重要行为特征，该收条已构成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利园成田公司在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李建民支付辣椒种子款100800元，赔偿逾期付款损失9702元，合计11050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建民承担。诉讼过程中，利园成田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放弃要求李建民赔偿逾期付款损失9702元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建民从利园成田公司处购买辣椒种子，2015年4月3日，李建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郭柏成辣椒种子22件，每件22公斤”。辣椒种子每件实为21公斤，每公斤1600元。后李建民退回19件辣椒种子，实际使用3件。2017年2月3日，李建民在二十一团司法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种子单价是每公斤1600元。郭柏成系利园成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收条、二十一团司法所询问笔录、营业执照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民、利园成田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李建民向郭柏成出具了收条，而郭柏成系利园成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可以确定李建民与利园成田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李建民共欠付利园成田公司辣椒种子款100800元（21公斤×3件×1600元/公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李建民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其提出的其与利园成田公司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等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利园成田公司的主张于法有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北京利园成田种苗有限公司辣椒种子款100800元。案件受理费2316元，减半收取计1158元，由北京利园成田种苗有限公司负担102元，李建民负担105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建民提交其与凯业公司签订的《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新疆凯业种苗有限公司。受托人：李建民。新疆凯业种苗有限公司委托李建民作为我公司代理人全权处理49团辣椒种植事宜，委托内容：49团、连队、农户签订辣椒种植合同；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负责辣椒收购等全部事宜。委托期限自委托之日起到2015年底辣椒收购完毕止。盖委托人和静凯业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章及李建民亲笔签名。2014年1月20日”。拟证明李建民在2014年1月20日至2015年年底，其在49团负责与49团、连队、农户签订辣椒种植合同、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辣椒收购，都是受凯业公司的委托履行职务行为，因此2015年4月3日李建民接收被上诉人托运的22件辣椒种子出具《收条》，也是在该委托书期限内，应认定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利园成田公司对该份《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已超过举证期限后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的种类。该《委托书》在整个履行合同过程中从未提交给被上诉人，利园成田公司也从未见过该委托书，利园成田公司与凯业公司没有任何买卖合同行为，也不知该公司是否存在，因此该《委托书》对利园成田公司不产生法律效果，对李建民提交的该份《委托书》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因该《委托书》没有凯业公司授权李建民与利园成田公司进行购买种子交易的授权范围和权限，凯业公司在该合同签订后未对李建民的授权进行追认，利园成田公司对该份《委托书》不予认可，该《委托书》与本案诉讼标的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辣椒种子款1008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李建民与利园成田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李建民在2015年4月3日收到辣椒种子货物后，向利园成田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并在收条中签名标注收货日期及辣椒种子数量。之后将收到辣椒种子货物继续发往第三师49团销售给农户进行种植。因李建民向利园成田公司出具《收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法的债务应当偿还，并受法律的保护，李建民应当向利园成田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因该收条未约定辣椒种子的质量、价款、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内容，2017年2月3日二十一团司法所向李建民做询问笔录，李建民陈述辣椒种子在49团的销售单价是每公斤16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辣椒种子单价为每公斤1600元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李建民所提供的凯业公司委托书中授权范围未授权其与利园成田公司进行辣椒种子买卖销售的事项，亦无证据证实凯业公司事后追认李建民与利园成田公司购买辣椒种子的事实，故对李建民认为其是受凯业公司委托接收利园成田公司辣椒种子，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是买卖辣椒种子合同的一方，不应向利园成田公司给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判令李建民应向利园成田公司给付辣椒种子款1008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6元，由上诉人李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青 松审 判 员  盛 云 华审 判 员  石 红 燕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黄 园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