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4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锦池，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吉伟，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泽峰，男，198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安，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雪颜，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锦池因与被上诉人卢泽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8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锦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卢泽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卢泽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谭锦池与卢泽峰于2018年9月22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虽然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格为63万元。但该价格是双方没有对公司进行评估、卢泽峰在没有提供任何投资票据的基础上，谭锦池完全对公司投资不了解的情况下签订的。卢泽峰故意隐瞒其是否投资的事实，导致谭锦池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该《退股协议书》应该撤销。卢泽峰与谭锦池以及案外人谭某在2018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会议，并签订《股东会议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在决议和合同中约定“甲方（卢泽峰）同意将持有公司12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以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谭锦池）”。该《股东会议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在工商局备案登记了，合法有效。因此，《股东会议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完全取代了《退股协议书》的内容，卢泽峰也是完全知道这一问题的。所以，谭锦池和卢泽峰应该按照《股东会议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法律义务。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权转让对价如何确定的问题。由于公司一直是卢泽峰经营，在卢泽峰没有提供任何票据和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用推测的方式认定谭锦池对卢泽峰投资情况是了解的，该认定错误。为查清本案客观事实，谭锦池于2019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对涉案公司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但一审法院拒绝审计。因此，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清本案的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定谭锦池与卢泽峰股权转让的价格为63万元错误。在谭某诉谭锦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0604民初311号】庭审中，谭某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时清楚告诉法庭“谭某占有公司30%股份，转让价格为15万元”。由此可以推出卢泽峰占有公司40%股份的价格应该是20万元，而不应该是63万元。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谭锦池存在巨大损失。因此，谭锦池为解决股权转让问题，可以考虑将卢泽峰的股份退还给卢泽峰。卢泽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理。谭锦池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谭锦池的全部上诉请求。卢泽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锦池向卢泽峰一次性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577500元；2.判令谭锦池支付违约金5800元【计算方法：自2018年10月23日逾期之日起，按200元/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0日共计29日（200元/天×29天=5800元）】；3.判令谭锦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9月22日，卢泽峰（乙方）与谭锦池（甲方）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乙方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车雄公司”股份，乙方确认与该门店无任何经济及财务纠纷。甲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协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不再享受自签订退股协议后该门店分红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协议签订后甲方分12期付清（每期52500元），每月22日支付。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后续店里任何分红和佣金都与乙方无关，全部算违约责任金赔偿给乙方作为补偿。此外，上述《退股协议书》还手写备注：如逾期支付按日息200元，直至支付本金完毕为止。9月26日，谭锦池向卢泽峰转账52500元。2018年10月15日，卢泽峰（甲方、转让方）与谭锦池（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车雄公司12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以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三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款。同日，车雄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卢泽峰将其在车雄公司12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以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谭锦池，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另查明一，2019年1月4日，谭某以谭锦池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号为（2019）粤0604民初311号。谭某提交了其与谭锦池于2018年9月22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和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谭锦池承诺向其支付购股款15万元（分12期支付，每期12500元，每月22日支付），并已于10月2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2500元。谭锦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谭锦池提交了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双方变更了股权转让对价。另查明二，车雄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成立，2018年10月16日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谭锦池。谭锦池在庭审述称：公司有三次分红，共7万元；10月15日接管公司后，接到客户投诉，发现单据造假，并通过查账发现卢泽峰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于是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谭某同意以9万元的价格出让其股权，9万元已经支付完毕。谭锦池在311号案中陈述：谭锦池不参与公司经营，但每月到公司看下公司的经营情况，并在一些公司支出凭证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卢泽峰因谭锦池拖欠股权转让款而提起诉讼，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没有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对价如何确定。谭锦池虽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根据谭锦池的陈述，其每月均到公司了解经营情况并在相关支出凭证上签字，故可推定其对公司经营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谭锦池辩称其10月15日接管公司后，公司收到大量客户投诉，并发现大量单据造假，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63万元，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股权转让双方会对公司资产价格进行评估以确定股权价值，谭锦池辩称其完全以卢泽峰自述投资数额来确定股权转让对价，明显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谭锦池辩称其已向谭某支付股权转让款9万元，而根据311号案已查明事实，谭锦池仅向谭某支付12500元，谭锦池存在虚假陈述。此外，根据谭锦池与谭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谭锦池应在合同签订三日内即10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9万元股权转让款，而谭锦池仅在10月22日支付12500元，该笔款项在金额、支付时间上与双方于9月22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完全一致。可见，即便双方于10月15日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谭锦池仍选择按照9月22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履行义务。虽《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在后，但谭锦池抗辩意见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且存在虚假陈述，缺乏诉讼诚信，一审法院对其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因此确定《退股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谭锦池关于阴阳合同的解释，虽存在行政违法嫌疑，但该现象客观上却大量存在，一审法院虽对阴阳合同持否定态度，但也不能无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肯定另外一种不诚信行为。虽《退股协议书》约定分12期支付，但谭锦池明确表示拒绝按该协议履行，已构成预期违约，卢泽峰诉请谭锦池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5775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卢泽峰未举证证明诉前要求谭锦池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故起诉前已到期的款项仍应分段计算逾期利息，因该段期间的计息标准明显高于卢泽峰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调整至按月息2%计付，此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200元/日计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谭锦池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卢泽峰支付股权转让款5775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2500元，按月息2%自2018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22日；以105000元，按月息2%自2018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28日；2018年1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200元/日计算）；二、驳回卢泽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谭锦池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817元，财产保全费3437元，合计8254元，由谭锦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谭锦池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谭锦池应向卢泽峰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问题。本案中，谭锦池与卢泽峰分别签订了《退股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合同》，两份合同中对于卢泽峰将其持有的车雄公司股权转让给谭锦池的价格存在重大差别。因此，卢泽峰起诉主张谭锦池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前提应审查双方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在谭锦池与卢泽峰之间存在《退股协议书》的情况下，2018年10月15日车雄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合同》均未体现谭锦池与卢泽峰不再按照《退股协议书》履行股权转让款的内容。谭锦池主张在后的《股权转让合同》已覆盖之前的《退股协议书》缺乏证据证明。其次，谭锦池主张因未参与管理公司，对卢泽峰的投资状况不了解，接管公司后发现单据造假及卢泽峰未实际出资的情况，遂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根据谭锦池在一审自述，其每月都到公司了解经营情况并在相关支出凭证上签字，应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并未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需以卢泽峰实际出资的数额作为确定股权转让价的唯一依据。最后，更为关键的是，2018年9月22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中约定谭锦池接受卢泽峰的股权，协议签订后谭锦池分12期付清转让款，每期52500元，每月22日支付。9月26日，谭锦池向卢泽峰转账支付了52500元，该转账事实与上述《退股协议书》的约定相吻合。基于前述可知，虽《股权转让协议》为工商部门备案的合同，但基于谭锦池与卢泽峰之间对股权转让款的履行行为，可以确定真实的意思表示为按照《退股协议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依据《退股协议书》认定谭锦池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应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577500元及相应的利息，认定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谭锦池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34元，由上诉人谭锦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