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南民一初字第3038号原告邱延萍,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代理人韩志合,天津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少岺,女,196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李楼村村民委员会妇女主任,住天津市津南区。被告赵春菊,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后三合村村民委员会妇女主任,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代理人张超,天津星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邱延萍与被告刘少岺、被告赵春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延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韩志合、被告刘少岺、被告赵春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刘少岺系津南区双港镇李楼村妇女主任,被告赵春菊系津南区双港镇后三合村妇女主任。2013年4月,原告听说被告刘少岺能办理将农村合作医疗变更成城镇医疗的事情,经考虑自身患病情况,同意进行办理。于是经过联系,被告刘少岺称医疗保险费需要办理补缴手续,才可以办理。原告同意被告代为补缴。于是2013年4月中旬被告先行收取原告3000元费用,2013年6月中旬又收取原告26770元,共计收取原告医疗保险补缴费用29770元,始终未给原告相应缴费手续。2013年6月下旬,原告通过媒体得知,2013年7月1日社保放开医疗补缴,个人可以直接办理,于是前往社保询问,得知原告缴纳的费用为18590余元。于是原告找到被告刘少岺要求退回多收的11180元费用,被告刘少岺称全部款项已给了被告赵春菊,是被告赵春菊办理的,不同意退还。二被告收取原告保险费用,但没有按照所收的费用交纳相应的保险费用,且收取费用时未说明提前收取的3000元系代理费用,二被告亦非保险代理人,没有保险代理资格,没有收取代理费的权利,故原告实际向被告缴纳的费用与办理社保应缴纳费用的差额属于不当得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告知原告可前往法院解决,故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118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刘少岺辩称,2013年4月从被告赵春菊处得知可以为农村村民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比例高,故想为一些村民进行办理。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需要身份证复印件、照片等材料,2013年4月中下旬包括原告在内的数人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照片等材料,被告刘少岺向原告告知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通过内部办理,对个人没有手续,但保证保险卡能够正常使用,另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需要由被告赵春菊办理。2013年4月下旬,被告赵春菊告知被告刘少岺要求先缴纳3000元前期手续费,被告刘少岺就将此事告知原告,全凭自愿,并声明如果办不成就把3000元退还,如办成则不予退还,并继续缴纳今后的费用。原告亦表示同意,将钱交给被告刘少岺。被告刘少岺后将原告缴纳的3000元交给被告赵春菊。2013年6月12日左右,被告赵春菊通知被告刘少岺要收取余款,并将收费明细交给了被告刘少岺。2013年6月14日被告刘少岺向原告收取后续费用,并将该费用转交被告赵春菊。原告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现已办成,原告已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赵春菊辩称,2013年4月份,其得知可以通过内部政策给农民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就将此事告知被告刘少岺。此后原告得知此事,找被告赵春菊和被告刘少岺办理。收钱时被告赵春菊和被告刘少岺都告知原告,收取3000元是前期费用,如办不成则予以退还,如原告此后不补缴社保费用,则该款不予退还。原、被告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原告所称的不当得利关系。原告在委托被告办理保险事宜时,双方就委托代理费用和办理保险费达成一致,现原告已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保险事宜已办理完毕,委托合同履行完毕,原、被告意思表示真实,没有强迫或欺诈行为,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委托书1份,证明二被告为原告办理补缴保险费。2、收条1张,证明被告赵春菊收取案外人侯仲先的款项属于补缴的医疗保险款,不属于代理费用。3、收费标准表1张,证明原告向被告缴纳相应的办理保险的费用。4、收据1张及提示单1张,原告称该证据系案外人王德荣补缴医疗保险时社保机构出具的,证明补缴保险应由社保机构出具收据,票据载明补缴医疗保险的款项,故二被告在为原告补缴保险后,手中应当保存原告的收据,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供。5、收据1张及提示单1张,原告称该证据系案外人崔连霞补缴医疗保险时社保机关出具的,证明补缴保险应由社保机构出具收据,票据载明补缴医疗保险的款项,故二被告在为原告补缴保险后,手中应当保存原告的收据,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供。经当庭质证,被告刘少岺、被告赵春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认可,但该委托书证明原告具有委托行为,原告同意赵春菊为原告办理保险事宜,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载明收取30660元,是分两笔收取的,收钱时已告知3000元的费用属于代理费用,其余是通过第三方办理的补缴费用;对证据3认可,原告咨询办理保险的时候被告已说明应缴数额分两部分,原告认可,也缴纳了费用,属于认可并履行委托合同;对证据4、5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票据载明时间是分别是2013年8月份和2013年9月份,而被告在为原告办理保险事宜的时间是2013年4月份,而且被告在接受委托办理保险时告知原告没有票据。被告刘少岺提交证据如下:1、缴费标准单1张(复印件),证明为原告办理保险时已告知原告缴费的标准,包含办理费用和补缴保险的费用。2、报销比例表1张(复印件),证明为原告办理保险时已告知原告办理的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一致。3、委托书1张,证明被告刘少岺为包括原告在内的43人办理保险。4、委托书1张,证明被告刘少岺、被告赵春菊为原告办理保险。5、收条1张,证明办理保险时被告刘少岺收取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人3000元,共计43人,总款129000元。6、收条1张和银行回单1张,证明原告缴纳的补缴保险的钱已交给被告赵春菊办理。7、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张,该证据系原告向被告刘少岺所提交,复印件下方载明原告的联系方式,证明原告自愿找被告办理保险事宜。8、医疗费票据复印件1张,证明案外人梁广芬已经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经当庭质证,原告对被告刘少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表格上并未包含被告所述的办理保险的好处费;对证据2不认可,被告没有向原告出示。对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中没有原告签字,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在原告起诉后搜集制作的;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分别是二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和二被告存在委托关系;对证据5不认可,认为该收条系二被告为规避责任所签,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二被告认为将款项拆成两部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该身份证复印件是被告刘少岺在收钱的时候要求提供的,故原告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对证据8不认可,认为无原件进行核对,也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赵春菊对被告刘少岺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被告赵春菊提交如下证据:1、委托书1张,证明被告刘少岺代表43人(含本案原告)委托被告赵春菊办理补缴保险事宜。2、银行业务回单1张,证明被告刘少岺收取原告费用后将款项交付赵春菊,赵春菊将款项支付第三人,由第三人办理保险事宜,付款人刘万林系赵春菊的丈夫,收款和打款都是用刘万林的账户。3、医疗费票据复印件1张,证明案外人梁广芬已经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经当庭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委托书是二被告之间的委托,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转账款项是否为原告所缴纳的用以办理保险的费用;对证据3不认可,认为无原件进行核对,也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刘少岺对被告赵春菊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1、3,被告予以认可,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4、5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刘少岺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刘少岺提交的证据2、3、8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刘少岺提交的证据4、5、6、7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赵春菊提交的证据1、3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赵春菊提交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系农业户籍。2013年4月,原告得知被告刘少岺处能够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经考虑自身患病情况,同意进行办理。2013年4月中旬,原告联系被告刘少岺,双方口头商定由被告刘少岺收取原告费用,被告刘少岺为原告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原告先期缴纳3000元,此后另行缴纳相关费用,后期缴纳的费用数额以被告刘少岺出示的缴费标准单为准。2013年4月中旬,原告向被告刘少岺缴纳3000元,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6月中旬,原告向被告刘少岺缴纳26770元并提交户口薄、身份证。后被告刘少岺将所收原告款项转交被告赵春菊,并委托被告赵春菊办理保险事宜。原告邱延萍现已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庭审中,原告称不知道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应向社保部门办理,认为被告刘少岺作为该村妇女主任能够直接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另查,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财政局于2013年6月9日发布津人社局发〔2013〕40号文件,公布《关于促进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若干规定》于2013年7月1日起执行,该文件对于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条件及缴费情况作出了相关规定。本院认为,原告于2013年4月在听说被告刘少岺能够办理农籍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后,考虑自身患病情况,决定进行办理,后联系被告刘少岺,原告与被告刘少岺沟通后,陆续交纳价款及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表明其具有委托被告刘少岺为其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意愿,亦对被告刘少岺提出的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需缴纳的价款、程序均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告委托被告刘少岺办理原告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事务,双方并就办理保险所需价款、委托事务内容、程序等形成合意,双方虽未书面订立委托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给付价款、办理保险的民事行为能够确定双方关于办理保险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已订立委托合同。关于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原告称于2013年4月中旬支付的3000元的用途未向被告咨询,仅认为该费用系补缴保险费所用钱款,二被告亦称该3000元已交给案外人作为办理保险之用,原告在交付该3000元时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其对该数额予以认可;另双方在订立委托合同时均认可以原告出示的缴费标准单为准,数额为26770元。原告主张2013年7月1日得知在社保机构可直接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仅为18590余元,与原告交付被告的29770元之间的差额被告应予返还。根据津人社局发〔2013〕40号文件,《关于促进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若干规定》于2013年7月1日起执行,此前关于农籍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情况并无相关规定,原告同意支付29770元委托被告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因原告与被告刘少岺已就委托事项形成合意,原告向被告刘少岺交付的共计29770元系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被告刘少岺取得该价款并非没有合法根据,故被告所取得的29770元不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刘少岺称2013年4月中旬已告知原告办理原告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事项需由被告刘少岺转由被告赵春菊经他人办理,但原告称对此事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原告称不知参加社会保险应向社保机构办理,仅以被告刘少岺为村妇女主任为由相信被告刘少岺能够办理保险,原告对其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述亦不符合常理,对于被告刘少岺委托被告赵春菊通过他人办理保险,原告理应知晓,且并未提出异议,被告刘少岺转交被告赵春菊的29770元亦属于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而非不当得利。原告主张二被告收取的原告的费用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的诉讼请求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延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邱延萍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贾玉茜审 判 员  翟洪凤代理审判员  叶程鹏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蒋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