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民终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杰成，男,1946年2月1日出生，土家族，务农，住湖北省鹤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九洲(王杰成之子),住湖北省鹤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正华，湖北立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自安，男，1958年3月9日出生，土家族，务农，住湖北省鹤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和，湖北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峰县五里乡红鱼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鹤峰县五里乡红鱼村。法定代表人：孙勇，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王杰成因与被上诉人魏自安、鹤峰县五里乡红鱼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鱼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2018）鄂2828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杰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鄂2828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红鱼村委会及魏自安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山林已经转让给魏自安证据不足，魏自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1984年王杰成承包了四块山林并取得了林权证。2000年12月，王杰成外出务工，将房子作价6000元卖给了魏自安，双方买卖房屋时签订有书面协议。在一审中，双方均认可签订有书面协议。协议中对山林、土地有相关约定，土地给魏自安自种自收，山林无偿采摘箬叶、砍柴，确需维修房子允许依法砍伐3至5根。但该协议因年代久远，王杰成还没有找到该协议，但协议内容在场的人都记得。同时，因该协议对魏自安不利，其没有将该协议出示。王杰成是林地的承包方，魏自安主张林地已经装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魏自安承担林地已经转让的举证责任。由于王杰成暂时无法提供协议，魏自安只提供签有“转让魏自安”文字的《山林证》作为依据，没有提供协议，导致无法查清协议的内容，魏自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凭《山林证》上签的“转让魏自安”文字认定山林已全部转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这份签字的山林证没有任何约定，没有魏自安的签字，表意不明，不符合协议的必备条款。相反，一审中，有证人证明并不知道2000年双方转让山林的事实。2.一审对王杰成有主观转让林地的意图判断错误。一审法院没有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双方协议的约定内容上，而是在审查证明王杰成有转让林地的主观意图。事实是2000年买卖房屋时，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明确约定魏自安只有砍柴火、采箬叶等内容，2008年林权改革时也没有向发包方书面申请，更没有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上都可以说明王杰成没有转让林地的主观意图。3.一审法院将红鱼村委会开给林站的证明认定是红鱼村委会对转让合同的书面同意，认定错误。2000年王杰成与魏自安买卖房屋时村委会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土地流转情况。2008年5月王杰成向五里乡分管领导反映与魏自安的林权争议后，7月五里乡政府会同司法所对林权争议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红鱼村委会于7月21日给林业部门作出了该说明。村委会的同意行为应在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时就作出。在土地流转双方都没有提交申请和流转协议，而是在双方引发争议后且土地承包方不认可有林地转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对王杰成和魏自安转让承包地的同意行为，不符合客观实际。4.一审法院以王杰成从2000年以后没有回红鱼村生活来佐证王杰成2000年作出的意思表示为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错误的。2000年至2008年王杰成身体状况好，在鹤峰××及周边乡镇可以打零工生活，在2008年林改时，随着年龄增大，想回红鱼村生活，但发现山林土地已被过户给别人，没有了基本生活条件，随即开始了十年维权之路。近十年的维权进一步作证当时并没有转让林地。三、多种事实表明当时买卖房屋时并没转让林地。1.从当时房屋买卖的交易价格证实没有转让林地。2000年买卖房屋时，王杰成的房屋是一正一横共六大间，仅房屋按当时的市价就超过6000元。如果房屋加上山林和土地共计6000元全部转让，不合乎常理，也是不可能的事。2.买卖房屋时王杰成在山林证的左边空白处备注了“本人允许魏自安砍柴火、采箬叶等，不要干涉，有问题找本人”的内容。因备注的内容对魏自安不利，就将该部分撕掉，仅留下“转让魏自安”几个字。从魏自安的毁证行为证实林地没有转让。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在红鱼村委会没有提交任何王杰成与魏自安关于流转土地的书面协议及村委会同意流转的依据情况下，依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承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王杰成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魏自安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杰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王杰成违背诚信原则。2000年买卖房屋时，将山林、土地一并转让，将原始凭证交付魏自安并在上面签署“转让魏自安”字样。此后，魏自安迁往一组居住生活，将原四组承包的山林、土地交还村委会另行发包，十多年来，魏自安在一组经营该转让的山林、土地，履行相关义务，并先后经公示办理相关手续。山林和土地是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双方在买卖房屋时一并转让，符合农村的交易习惯。上述事实足以证实双方买卖房屋时一并转让土地、山林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王杰成主张没有转让土地、山林，但一直未对其在权利凭证上签署“转让魏自安”的行为作出符合情理的解释。二、王杰成主张当时有书面协议，且协议上载明“土地给魏自安自种自收，山林无偿采摘箬叶、砍柴，确需维修房子允许依法砍伐3至5根，但要依法砍伐”。王杰成应就上述主张加以证明，否则，不能推翻其在房屋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上签署“转让魏自安”并盖有“王杰成”印章交付魏自安的这一转让行为，更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所签合同无效。红鱼村委会辩称，2008年林权改革时，村委会凭王杰成亲笔签署的房屋、土地、林权转让魏自安的证件，结合当时的事实，经林业主管部门现场勘界并前后公示三次，报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包给魏自安，一审程序合法，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王杰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签订的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红鱼村委会、魏自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杰成系红鱼村一组村民，魏自安原系红鱼村四组村民。2000年王杰成为了进城务工便将自己在红鱼村一组的房屋出卖给魏自安，并将自书有“转让魏自安”及印有“王杰成”字样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林权证（当时王杰成所持有的林权证编号为0036212号林权证只有残缺的一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并交给魏自安，同时收取了6000元钱，此后魏自安便由红鱼村四组迁入红鱼村一组生活，并将自己四组原有山林交还村委会另行发包。王杰成分别于2000年至2005年在鹤峰县城酒王批发部担任保管，2005年至2009年鹤峰县第一中学担任门卫、保安等工作。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魏自安携带写有“转让魏自安”及印有“王杰成”字样的林权证要求承包林权证上所载山林，红鱼村委会在了解该情况以后便与魏自安于2008年12月签订了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将王杰成林权证上所载山林发包给魏自安，王杰成在得知上述情况以后，便找村委会反映情况，其认为自己当时没有转让山林，而且当时没有通知其到场，流转程序不合法为由请求解决，双方矛盾由此产生。2015年4月13日，王杰成曾向五里乡政府及林站提出信访申请，请求确认其为争议山林的合法承包人，2017年12月17日五里乡人民政府出具答复意见书，建议王杰成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而后王杰成又向五里乡政府申请解决，2018年4月9日，五里乡人民政府以该信访事项是流转纠纷非因山林承包中产生的归属纠纷不是人民政府的确权范畴为由不予受理。王杰成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杰成与魏自安双方均认可2000年有转让协议，但双方对协议内容各执一词，且双方始终未能提供当时协议的原件或复印件。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杰成所持有的林权证编号为0036212号林权证上所载四块林地与鹤峰县五里乡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签订的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中所载六块林地系同一山林，即本案诉争合同中所列标的物。上述事实由记录在卷的当事人陈述及红鱼村委会的书面证明、0036212号林权证及存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林地包字（2008）01009号林地承包合同五里乡人民政府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信访答复意见书、王杰成与魏自安的申请书、鹤峰县城酒王批发部及鹤峰县第一中学的书面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王杰成与魏自安之间是否发生了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事实，以及魏自安与红鱼村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是否因实际损害王杰成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而归于无效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上述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首先应对2000年在王杰成与魏自安之间是否发生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否作出判断。对于涉案山林王杰成主张没有转让、魏自安主张系转让，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当时签订有协议，但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协议，由于年代久远，一审法院只能依据双方当事人作出该民事法律行为后各自的生产、生活现状，结合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历史与现实状态进行综合评判。一、双方在2000年的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以后现有的证据中，魏自安所持的三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宅基地土地使用证）上均有王杰成书写的“转让魏自安”字样及盖有王杰成的私章，并当庭认可收取6000元的事实，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于房屋、土地、山林有初步的合意，有进行流转的意思表示。王杰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书写“转让魏自安”并加盖私章的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知悉，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二、魏自安在与王杰成发生上述的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后便由四组迁至一组生活，并将四组的山林交回村委会重新发包，该行为亦表示其在王杰成处长期生产、生活，并由其上缴“三提五统”税收款项，一直至2008年，涉案山林由其长期经营管理，亦表达了魏自安为履行双方协议作出了实际行为，对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了履行。三、王杰成在2000年以后以其自己的证据证实其再未回到红鱼村生活，而是鹤峰县城及周边乡镇××零零工生活，2008年进行林权制度改革时未回红鱼村进行登记继续承包林地或者土地的行为。直至诉讼发生时亦未回到红鱼村生活的情况足以证实其虽是红鱼村的村民但是没有回去进行经营管理土地、山林的意思。该行为亦能进一步佐证王杰成2000年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为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四、王杰成在庭审过程中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四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来支持其诉讼主张，但是从王杰成援引该法条的内容适用来看，其实亦可认定其已经认可与魏自安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只是因未征得发包方红鱼村委会的同意应当归于无效，但是上述规定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第二十三项中予以废止，而且红鱼村委会也已经在2008年7月21日所书写的说明中明确同意了双方的转让行为，加之该证明书写于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林地承包合同签订之前，足以认定王杰成与魏自安之间的转让行为已经征得红鱼村委会的书面同意。而且2008年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签订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其签订合同系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红鱼村委会已经通过书面证明的方式对其流转行为予以认可。红鱼村委会不存在不知晓、不同意的情形。综上四点，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之间的流转行为虽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书面的流转协议，但从尊重历史、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协议的时间、价款、双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以及履行后的时间跨度来综合考量，王杰成与魏自安2000年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认定为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在庭审过程中，王杰成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所签订的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故其要求确认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之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杰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王杰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杰成提交的2018年11月6日汪春海《证明》，魏自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汪春海未出庭接受质询，魏自安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而王杰成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2000年王杰成与魏自安买卖房屋时是否一并转让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2.魏自安与红鱼村委会签订的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是否无效。本院分析评析如下：一、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杰成主张2000年买卖房屋时，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明确约定魏自安只有砍柴火、采箬叶等内容，但仅提供了其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与此相反，魏自安不仅对王杰成的陈述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并且提交了由王杰成亲笔签署“转让魏自安”字样的《山林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证实涉案山林系王杰成流转给魏自安这一事实。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王杰成就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杰成上诉称魏自安存在撕毁《山林证》的行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依据王杰成与魏自安在2000年签订买卖房屋后各自的生产、生活现状，结合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历史与现实状态综合评判，进而认定王杰成与魏自安之间对于房屋、土地、山林均进行了流转，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在本案中，红鱼村委会对于魏自安与王杰成之间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虽然在当时未以书面形式予以同意，但红鱼村委会没有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并说明不同意的法定理由，且在转让后红鱼村委会与魏自安重新订立林地承包合同，其行为表明了其同意双方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王杰成上诉称2000年买卖房屋时村委会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土地流转情况，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魏自安与红鱼村委会签订的林地包字（2008）01009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王杰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杰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友审判员  段 斌审判员  韩艳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胡铃书记员黄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