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0行初6号 原告四川天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石桥镇学园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813562502381。 法定代表人邹峰。 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城大道3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100MB0Q417031。 法定代表人苏鹏，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伦，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纯凯，简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长。 第三人余天奎，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第三人陈素琼，女，197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天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棋公司）认为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人社局）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于2019年1月18日向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于2019年2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棋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峰，被告成都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伦、董纯凯，分管负责人陶彬，第三人余天奎、陈素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成都人社局根据第三人余天奎、陈素琼的申请，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的女儿余兴凤为工亡。 原告天棋公司诉称，余兴凤与天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死亡不构成工亡；换而言之，即使余兴凤是天琪公司员工，根据公司管理制度，下班时间为18时，从公司到事故发生地，骑乘电动车只需15分钟，而余兴凤遭遇交通事故时间为20时15分，明显不属于正常上下班的在途时间；并且事故发生地也不属于下班回家必经之路。成都人社局认定余兴凤为工亡，与客观事实不符。另，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被告接受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只给天琪公司邮寄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未寄送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未告知天琪公司在公司认定程序中享有的权利。请求依法撤销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判决确认余兴凤的死亡不属于工亡。 被告成都人社局辩称，天琪公司陈述的理由不成立：1、关于余兴凤与天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已经劳动仲裁和两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关于下班时间问题，单位管理制度确定的上下班时间与实际上下班时间不一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事发当晚加班的证据；3、关于余兴凤下班回家的路线问题，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地是余兴凤从公司回家的正常必经之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天棋公司在收到《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后，按照要求提交了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也提出了余兴凤不是单位职工，不属于工亡，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故（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做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请依法驳回天琪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成都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作出（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全部档案资料。包括：1、申请人余天奎、陈素琼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填写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该表系2017年7月25日由申请人填写，用人单位意见栏，天琪公司填写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意见：“余兴凤不是我公司员工，余兴凤的死亡不属于工亡”；2、2018年5月4日发送给余天奎、陈素琼的《补正材料告知书》，要求补充“劳动关系证明材料”；3、2018年9月11日发送给余天奎、陈素琼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4、余天奎、陈素琼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2017年6月6日委托律师到天琪公司调查的录音资料及整理笔录；证人汪某、陈素琼、陈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对余兴凤遭遇交通事故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尸检报告，简阳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余兴凤《死亡医学证明》，余兴凤与余天奎、陈素琼的户口簿复印件（证明余兴凤是余天奎、陈素琼的女儿），天琪公司工商登记网上公示信息，天琪公司到余兴凤的家的导航路线图，2018年8月2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终5753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13日简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余兴凤与天琪公司构成劳动关系，天琪公司不服，向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余兴凤与天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余兴凤与天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天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2018年9月11日16时，被告向天琪公司寄送ＥＭＳ邮件的底单（内件品名栏注明：余天奎、陈素琼申请认定工伤资料）；6、被告向天琪公司发送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内容有：10日内提交有关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的书面情况说明和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逾期不举证的，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7、2018年10月30日16时被告向天琪公司寄送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ＥＭＳ邮件的底单；2018年9月21日，天琪公司提交材料清单，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认为，如果原告没有收到《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就不可能按照告知书要求的提交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 第三人余天奎、陈素琼述称，天琪公司陈述不是事实。被告认定余兴凤属于工亡是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作出的，应予维持。 庭审中，天琪公司对被告具有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权力，余兴凤因交通事故死亡，余兴凤是余天奎、陈素琼的女儿，余兴凤与天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余兴凤与余天奎及陈素琼的户口簿复印件、（2018）川01民终575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事故发生当天，余兴凤是否有加班的事实？2、余兴凤遭遇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否是其正常回家经过路段？3、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针对争议焦点1、2，被告提交的证据为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律师到天琪公司调查的录音资料及整理笔录（**律师：她出事那天是早点走的还是晚点走的？吴老师：出事那天她几点走的我倒没注意。**律师：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好久走的？吴老师：他们几个娃儿好像是说5:30弄完资料走的，她好像又在这做了会资料才走的）、证人陈素琼、陈某的证言（均证明2017年5月29日下午7点以后给余兴凤打过电话，余兴凤说在公司加班，九点过就听说发生了车祸）、天琪公司到余兴凤的家的导航路线图。以上证据经天琪公司庭审质证，天琪公司均有异议。认为录音资料里代表公司回答律师提问的“吴老师”“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在一审的时候，我就说过，她只是我老婆的一个孃孃，她只是经常来我们店子里面来耍，和我们公司没有劳动关系”；陈素琼的证言没有出现在申请人提交给被告的证据清单目录里；针对争议焦点3，天琪公司认为，从未收到过被告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2018年9月11日16时，被告向天琪公司寄送ＥＭＳ邮件的底单也反映出其寄送的文件里没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导致天琪公司不知道举证的要求，另外，被告据以作出认定的证据有很多都没有余天奎、陈素琼的签名。 第三人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第三人委托律师办理，提交、领取材料由代理人签名符合规定，从2017年7月25日最早提出工伤认定，到被告2018年9月11日立案，期间因缺少劳动关系认定的证据，被告通知要求补正，第三人与天琪公司之间才通过劳动仲裁、一二审诉讼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录音资料回答律师提问的“吴老师”就是律师到天琪公司公司调查时负责接待的人，公司员工汪某出具证明也是按照“吴老师”的要求写的，陈某是死者的闺蜜，余兴凤每天的生活作息陈某都很清楚，其证言是可信的；天琪公司在沱二桥，第三人的家在万古村，往事故发生地东客站那边走，是必经之路，是正常的路线，相关证据属实；关于原告称被告未向其寄送《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进而认为不知道举证的要求的问题，第三人认为被告寄送材料时没有详细标注每份材料名称，是符合行政机关送达文件要求的。 本院对争议事实涉及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加班的证据，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在两级法院就劳动关系认定案件的审理中依法予以了确认，故本案中应予确认，录音资料中涉及“吴老师”对加班事实的陈述与陈素琼、陈某的证言内容相符，虽然陈素琼、陈某与余兴凤有利害关系，结合录音资料，本院对二人的证言依法确认；关于余兴凤回家路线问题，被告提交的导航图客观真实，从天琪公司到余兴凤住所地，最捷径的路线就必经事故发生地东城客运站，这属于简阳当地人众所周知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送达资料是否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的问题，针对原告在本案审理中，仍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出证明“余兴凤不是我公司员工，余兴凤的死亡不属于工亡”的证据，本院要求原告作出解释，原告称，本案中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提起的诉讼，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不合法，法院应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本案中自己不需要提交“余兴凤的死亡不属于工亡（即余兴凤没有加班）”的证据。另，原告称，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上未加盖被告印章，签收人一栏也是空白，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其他文书均有印章或相关人员签字，故原告认为应认定确实未收到该文件。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向天琪公司发送《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就是保障其权利的体现。庭审中天琪公司认可收到了被告2018年9月11日16是寄送的ＥＭＳ邮件，其内装材料为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材料，但否认其中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对此被告从天琪公司提交了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等资料来说明其是收到了《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的，该说法是有道理的，更符合实际；被告提交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没有加盖单位印章、无签收人签字，因是属于留底存档资料，且给原告的一份已经通过邮寄送达，故原告以此理由否认收到《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不值一驳。即本院认定被告是向原告寄送了《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的，对《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和（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余天奎、陈素琼系余兴凤（1994年9月12日出生，未婚）的父母，住简阳市。天琪公司系2015年9月10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4月25日，余兴凤到天琪公司跟随汪某学习制作标书，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5月29日，余兴凤在单位加班至20：00左右，骑乘电动车回家，20:16分行至简阳市东客站外人行过街天桥下，被王明富驾驶的同向行驶的重型自卸车挂撞并碾压，造成余兴凤当场死亡。2017年6月28日经简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明富付事故的主要责任，余兴凤负事故次要责任。2017年7月25日余天奎、陈素琼向成都人社局申请作工伤认定，因欠缺余兴凤与天琪公司有劳动关系的证据，成都人社局要求其补正。为此，余天奎、陈素琼依法通过劳动仲裁、一二审民事诉讼，直到2018年8月2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终575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余兴凤与天琪公司构成了劳动关系。2018年9月11日，成都人社局对余天奎、陈素琼申请认定余兴凤系工亡一案立案，同日向天琪公司寄送了工伤认定案件相关资料，要求天琪公司如认为不构成工亡，则在10日内提交证据。天琪公司未提交余兴凤不属于工亡的证据，成都人社局根据余天奎、陈素琼提交的证据（（2018）川01民终5753号《民事判决书》，委托律师到天琪公司调查的录音资料及整理笔录，证人汪某、陈素琼、陈某的证言，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余兴凤的工作地点到住所地的导航截图），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作出（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余兴凤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工亡。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告成都人社局对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受理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利。成都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应提醒当事人正确、及时履行义务，但与行政机关应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成都人社局也证明了其行政处理程序合法。成都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之规定作出余兴凤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工亡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可见，成都人社局作出（2018）23-2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天琪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四川天棋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四川天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俊杰 人民陪审员 何建 人民陪审员严光强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