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世红，男，汉族，1971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虹，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君，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程胜军，男，汉族，1973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仪，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世红因与上诉人程胜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6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世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虹、何晓君，被上诉人程胜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世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程胜军向吴世红返还款项40500元及利息l0935元(以40500元为本金，从2014年9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止，暂计4年)。2.判令程胜军承担一、二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能够将程胜军和涂某受让应某、刘某持有的上海某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视为购买A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A基金）。吴世红没有与程胜军在任何文件中确认：受让应某、刘某持有的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视为购买A基金。应某与程胜军等6人于2014年8月31日签订的《A基金回购协议》以及涂某、程胜军等2人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A基金委托购买协议》中均从未提到过购买A基金是通过受让应某、刘某持有的上海某公司的股权的形式。本案中，程胜军提供了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证明书以证明其取得了A基金的份额，但并无证据证明上海某公司开办了或者是拥有了A基金。上海某公司股权不等同于A基金，一审法院主观上认定“上海某公司股权即为A基金”并没有法律依据。吴世红要购买的是A基金，但程胜军给的却是上海某公司股权，这是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二、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认定是错误的。吴世红提供的一审证据2为七家公司的工商资料打印件，该证据均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打印，程胜军对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也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之后吴世红提供的一审证据5中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与上海某公司关系图亦是依据上述证据2的相关工商资料打印件制作，并列明了各公司的股东、法人，成立日期等事项，并无任何曲解工商资料的做法，而一审法院却以程胜军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属吴世红单方制作，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为由不予采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吴世红提供的证据5中的案件情况时间轴打印件，也是根据程胜军提供的案件相关材料制作的，并列明了材料中相关内容，亦无任何曲解相关材料的做法，而一审法院仍以上述理由不予采信，明显错误。另外，程胜军提供的一审证据3同样是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打印出来的，一审法院却做出了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的认定。同样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打印出的证据，一审法院却做出两种不同的认定结论，明显不公。三、一审法院片面采信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根本没有详细审查本案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公安机关只是向上海某公司调查了该公司的股东情况，而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也只是确认：“程胜军、涂某都是其公司股东，程胜军持有320988股、是于2014年8月由应某转让的；涂某持有246914股，是2014年10月由刘某转让的”，但是，该公司并没有证明持有上海某公司股权即是拥有A基金。且公安机关从来也没有调查证实上海某公司股权与A基金的关系，朱某等人在刑事报案中多次追问公安机关两者的关系，公安机关至今也没明确作出有法可依的答复。而一审判决却片面地得出了“原告明知A基金必须通过代持方式持有，因此，原告清楚知道A基金的特殊性。”这一结论，这完全是曲解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吴世红提交向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提交的申诉材料，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尚未对不予立案的申诉作出决定。同时，一审法院错误认定“A基金需要通过代持”购买，只强调了“代持”二字，却从来没有指出：“A基金需要通过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的形式”进行购买。四、一审判决完全照搬朱某案，错误认定相关事实，也是造成本案属错误判决的原因。朱某案并不能当然地用于本案的认定，一审法院只引用朱某案中对程胜军有利的内容是错误的。五、本案中，A基金是否真实存在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法院应当查明的关键，一审法院对此完全没有审查清楚，就单方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2014年9月，包括吴世红在内的5名同事委托程胜军购买A基金，吴世红将40500元购买A基金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至程胜军指定的收款账户(程胜军的姐姐程乙的账户)。吴世红从来都没有在任何材料中确认：吴世红同意以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的方式来持有A基金，吴世红只是确认：因为吴世红不是BBC会员不能够持有A基金，所以只能够由程胜军作为BBC会员来代吴世红持有A基金。一审期间，包括朱某案，程胜军从来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A基金真实存在以及购买A基金的方式就是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明显错误。当然对于一审法院关于刘某、应某均真实存在的认定，吴世红是没有意见的。另外，一审判决在两个地方提到了“代持”二字，分别在一审判决第8页第二段以及第13页第一段第3行，但该两处“代持”并不能得出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的形式来持有A基金”的结论。吴世红知道购买A基金必须通过代持方式持有，但是吴世红对“代持”的理解仅仅是“程胜军代持”，即“要由有购买A基金权利的会员购买”，自始至终吴世红都不知道也不认可“通过代持A股权拥有B基金”的代持形式。况且，案涉《A基金回购协议》中，从来没有“以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的形式来持有A基金”这一描述。同时，应某、刘某是真实存在的，但应某、刘某向程胜军转让的是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而非A基金。有公安机关调取的材料为证。程胜军也一直无法直接证明上海某公司的股权与A基金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认为“购买A基金就是通过购买上海某公司股权来实现”，应当有法律文书证实。程胜军没有履行购买A基金的受委托义务，不但私自挪用委托款项，还用上海某公司的股权充当A基金蒙骗吴世红和法院。只要二审法院向A基金公司发出调查函，要求该公司说明其与上海某公司到底是否有关系、有何关系，则本案即可以真相大白，而不是仅凭程胜军提供的所谓错漏百出的证据来做出错误的判决。六、一审法院依据了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但也只是断章取义的截取了一条来处理。一审法院以程胜军少购买了价值l5万元的股权为由，并以此作为计算标准，判决程胜军返还吴世红2475元(150000元×1／60.5085)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该解决方案中，还提到刘某l00万元以及应某的l30万元回购问题，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还应当将上述刘某l00万元以及应某的l30万元回购问题一并列入本案中解决，一审法院只用金额最少的15万元来处理明显是错误的。且程胜军拿着15万元去还债，白拿白用了四年却不计算利息，也明显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签订这份《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的时间是2017年4月28日，而吴世红知道事实真相的时间是2017年5月1日，这份解决方案是在吴世红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能代表吴世红对于通过代持上海某公司的股权持有A基金的认可，且该份解决方案中也没有此方面的表述。况且当时朱某也在场，其却并未签名，那是因为朱某对于程胜军前前后后的委托事宜有诸多疑点，所以没有签名，并且朱某直到2018年5月1日才找程胜军进行沟通查实并进行了录音。更为重要的是，应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词中已经明确表述，根本没有《A基金回购协议》一说，是程胜军私下要求他签的，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竟然视而不见，是极其不公平的。七、本案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上海某公司成立或者发起了涉案的“A基金”，程胜军也没有任何加盖“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公章的文件来确认已经为吴世红购买了A基金。程胜军虚构了持有上海某公司的股权就是购买了A基金的事实来欺骗吴世红及其他投资者。一审期间，程胜军辩称：上海某公司与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存在重合，可印证受让上海某公司股权即间接购买A基金，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上述两个公司，即使股东全部相同，也只能够说明这两个公司具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是相同的股东，发起成立了不同的公司，但并不能够说明受让上海某公司股权即间接购买A基金。况且事实上，上海某公司与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极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存在重合，这更不能够成为这两个公司有联系的证据。正常的情况下，应当是上海某公司持有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股份，是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法人股东，这样的话，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发行基金的话，程胜军持有上海某公司的股份，才能够勉强说是间接购买了A基金，但本案中并无这样持股的情况出现。程胜军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这样陈述：A基金公司的办公地点在上海市虹口区，A基金公司属下还有多家分支机构，上海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而事实上，上海某公司与A基金公司或者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上的隶属关系，程胜军也从来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深圳市罗湖区。程胜军在公安机关对其所做的笔录中还陈述:“当时应某和刘某都没有钱还给我和涂某，但应某和刘某的手里有大量的A基金，于是就通过转让一部分股权给我们的形式抵债。”吴世红认为，一方面，程胜军不能够提供应某和刘某手里有大量的A基金的证据，一方面其陈述的“通过转让一部分股权给我们”中，也没有表述转让的是上海某公司的股权。八、本案中，仅凭上海某公司的两份证明，不能直接证明刘某、应某具备该公司股东的身份，也不能证明其两人确实转让了相应的股权给程胜军和涂某，更不能证明程胜军和涂某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就是代持了A基金。经查工商登记资料，截止到2018年2月9日，上海某公司的股东仍然是林某和王某，该公司从注册成立的2014年7月25日起至今，工商资料中均没有出现过刘某和应某。而在朱某案中，程胜军有向法官明确表述朱某于2017年7月4日分8笔网汇款项给程乙（程胜军的姐姐），用于购买A基金。从工商登记资料上看，一个还没有成立的上海某公司就已经可以对外发行A基金，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虽然上海某公司出具的两份股权证明书有程胜军与涂某签名，但这并不代表程胜军和涂某拥有了上海某公司的股权。公安机关到上海某公司调取的也仅是上海某公司的一个片面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程胜军、涂某就是公司股东。除非由上海某公司的股东林某或者王某直接出具证明，证明他们是代程胜军和涂某持股，这样才能与上海某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形成对应，方能够证明程胜军、涂某的股东身份。但无论如何，程胜军都不能证明其代持上海某公司股权就是帮吴世红代持了A基金。九、本案中，程胜军也没有证据证明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确实发行了所谓的A基金，因此，无论应某、刘某和程胜军均不能够以持有了上海某公司股权就认为购买了A基金。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营业范围为：对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本案中，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如果需要发行基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而不是持有了A基金（深圳）股份公司的股份，就拥有了其发行的基金。程胜军辩称：一、本案案件事实与朱某诉程胜军委托理财合同一案[一审案号为(2017)粤0606民初ll260号、二审案件为(2018)粤06民终4311号案]存在重大牵连，两案均是由朱某在背后策划和安排的。朱某、吴世红、程胜军等人各自作出投资决定购买A基金，因购买资格和最低购买限额为l00万元的限制，全体投资人决定共同委托程胜军作为购买主体代持。因眼看当初共同购买的A基金无法分红、也回购无望，朱某在2017年6月前往公安机关报案，控告程胜军诈骗，后顺德区公安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其后，朱某提起诉讼主张因受程胜军欺诈购买A基金导致合同无效，一审败诉后朱某更换律师，重新制定诉讼策略以没有履行委托事项为由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现又以另一名投资者名义继续以没有履行委托事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虽两起案件诉讼主体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但两案基本事实相同。二、一审法院认定程胜军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是正确的。因A基金自身性质具有特殊性，其购买和持有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具体履行方式为通过受让上海某公司等股权，达到购买A基金的目的。关于A基金该特殊性及程胜军已经履行完毕购买义务的事实，包括吴世红在内的全部投资人均是自始至终明知且认可的。（一）从经济观察报发布的《丙：900亿的财富狂欢》一文中第4页，“A仅仅就是利用准REITS把商业地产项目REITS化，丙各地实业公司是REITS持有人，学员要想购买就需要购买各地实业公司的股权”“Pre—REITS购买方或者说持有者是上海融辛、上海融甲、上海融丙、上海某等十多家投资管理股权有限公司”及第5页“投资者购买的丙Pre—REITS产品，即是上海融辛等投资管理股权有限公司的股权说明书，因此投资者购买其股权即等于购买了其Pre-REITS产品。”，可以证实A基金不同于正规的基金产品，具有特殊性，A基金持有者为上海融辛、上海融甲、上海融丙、上海某等十多家投资管理股权有限公司，该基金要求的购买方式为通过受让上述公司股权的形式，达到购买A基金的目的。（二）2014年6月，全体投资者曾到广州参与听取应某有关A基金的投资理财课。在2014年8月27日(即与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及吴世红转账款项前)，为了慎重作出投资的决定，程胜军应全部投资者的要求向应某索要了当时授课的PPT，并通过邮件发送给全部投资者。当时授课PPT的内容也清晰展示了“A基金为RETI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该类产品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发行，上海某公司与A基金的关系、只有IFC学员可购买、最低限额为100万元起”等，PPT中第17页也特别备注了“IFC学员现在还有机会通过成为全国各地的实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来实现”。2014年8月31日，在各投资者的见证下，程胜军与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2014年9月1日，各投资人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委托购买并持有的数量。2014年9月12日及l7日，吴世红向程胜军转款。由此可见，在与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及转款购买A基金前，吴世红对通过购买上海某公司等公司的股权来实现购买A基金的方式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吴世红依然决定购买的行为己经充分说明了吴世红对上述持有方式的认可。（三）(2017)粤0606民初ll260号、(2018)粤06民终4311号案中亦已经查明，A基金必须通过代持方式持有、A基金具有特殊性的事实，即需要通过受让上海某公司等公司的股权，达到购买A基金的目的，同时亦查明应某、A基金均真实存在，即确实存在吴世红与应某、刘某之间真实的交易。（四）公安机关经过向应某及上海某公司调查，查实应某已经通过转让上海某公司股权的方式，向程胜军转让了A基金，因此，公安机关认为程胜军不存在诈骗的犯罪事实。（五）朱某、涂某、吴世红等人自始至终均认可吴世红受让上海某公司等股权的方式，且已经履行完毕购买A基金义务。吴世红等人从未对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证明书提出过任何异议。三、吴世红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均反复论述强调，程胜军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购买A基金是通过受让上海某公司的股权的形式，无法证实两者之间存在法律或者事实上的关系，明显是枉顾事实的行为。（一）吴世红一直在捏造案件事实，运用所谓的诉讼技巧，在上诉状中通过累赘拖沓的篇幅，反复强调所有协议均没有提及购买A基金是通过受让上海某公司的股权的形式。事实上，吴世红为了达到其目的，借机利用《A基金委托购买协议》约定的过于简单，并无对标的性质、内容、履行方式等作详细的约定，一再玩弄文字游戏。由于全体投资人并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当时也是本着相互信任的基础，简单地起草协议确认代持的事实及代持的数量，并没有关于委托购买的标的性质、内容、履行方式等的具体约定，《A基金委托购买协议》上甚至缺少一般合同版本应当具备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的身份信息、合同条款等样式，也只有受托人单方的签名。也正因为缺乏法律意识，没有骋请专业人士起草协议，才会导致吴世红如今借机发挥、有机可趁。(二)事实上，全体投资人对于A基金的认识均来源于应某讲课过程中的介绍和讲解，全体投资人通过课程学习均知悉A基金的性质、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否可回购、历年分红情况、投资收益率、购买方式和持有方式等等。全体投资者对A基金都十分了解，所以在报案材料及聊天记录中均直接使用专业名词“RETIS”，报案材料中对A基金的叙述也非常详尽。因只有程胜军和涂某是IFC学员，具有购买资格，所以才决定由两人作为购买主体。吴世红以不知道上海某公司和A基金的关系、不知道A基金特殊性等为由，主张程胜军没有履行委托事项，明显是枉顾事实。四、吴世红在庭审时也承认了全体投资人与应某以前均是旧同事关系，在听授应某讲解关于A投资课程前，与应某均是认识的。程胜军与吴世红的地位均是投资者，都是听取了应某的课程后基于各自判断作出投资决定，程胜军从未游说过吴世红。应某与吴世红等人原来是同事关系，后来应某辞职加入丙公司并且开始投资A基金，全体投资者对此均是知情的。朱某、吴世红等人在听取应某的课程前，还参与了丙公司举办的其他理财课程，甚至其中一名报案人员涂某还属于丙公司的IFC会员，因此全体投资人对于A基金的特殊性是明知的，也均是自愿作出购买决定的。五、一审法院依法采信朱某与程胜军一案的事实正确，而且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亦是这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己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法采纳朱某与程胜军一案的部分事实是正确的。“吴世红参加了A基金的投资理财课程，也听了应某介绍该投资理财产品，对该产品有一定认识，吴世红明知A基金必须通过代持方式持有，吴世红清楚知道A基金的特殊性”，这是朱某与程胜军一案查明的事实，也是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全案的证据依法作出的认定。吴世红庭审过程中承认听取了A基金的投资课程，承认在作出购买决定前收到了程胜军发送的A基金授课PPT等。六、程胜军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事项，目前程胜军已经取得了当初约定的标的物。上海某公司己经向程胜军以及涂某签发了股东证明书。应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承认了已经将自己持有的部分A基金320988股转给了程胜军并且通过A基金工作人员办理了交割手续，刘某在录音中也承认了已经将价值l00万元A基金转给涂某。公安机关也前往上海某公司核实涂某、程胜军的持股情况，经上海某公司出具证明确认程胜军持有320988股由应某转让，涂某持有246914股由刘某转让。程胜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程胜军无需向吴世红返还2475元，程胜军无需负担40元案件受理费，两项共计2515元。事实与理由：一、吴世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从未主张过要求程胜军返还2475元。一审法院超出吴世红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和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告不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自主处分行为的表现。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但在吴世红从未提出“返还2475元”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直接进行判决，损害了程胜军的利益，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上述原则。二、纵观本案的全部事实，出现l5万元的差额责任并不在于程胜军，相应的责任应当由另一名代持人涂某负担，与程胜军无关。首先，根据《A基金委托购买协议》的约定，代持人为程胜军和涂某。本案争议的l5万元的差额是来源于涂某代持的A基金。涂某作为代持人之一，在2014年11月5日收到上海某公司100万元股权证明书时，理应慎重地检查持股数量是否正确，但涂某当时甚至在几年之后仍未能发现存在15万元的差额，直至涂某将手中的股权证明书拍摄到聊天群上，被其他人指出后才发现，故涂某应该负全部责任，判令程胜军承担相关责任有失公正公平。其次，吴世红在二审上诉状中也不接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也认为一审法院判令返还2475元给吴世红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吴世红辩称：一、吴世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均要求程胜军返还40500元，至于法院依职权作出的判决是否超出吴世红的诉讼请求，由法院来决定。二、吴世红委托程胜军购买的是A基金，但是程胜军购买的却是上海某公司股权，15万元的差额在本案中是履行整个合同的小细节，这与吴世红委托程胜军购买A基金没有任何关系。程胜军的上诉请求无理，应予驳回并支持吴世红的上诉请求。吴世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胜军立即向吴世红返还款项40500元及利息10935元（利息从2014年9月12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息6.75%计算，暂计算4年），合计金额51435元。2.判令程胜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世红、程胜军、朱某等人是多年的朋友关系。2014年年初，程胜军向吴世红等人推荐一种投资产品即A基金（REITS），但因需要控制股东人数，只有会员才能购买，即需要通过代持购买。程胜军还将应某（自称是A基金的会员）介绍给吴世红认识。吴世红等人还曾到广州参与有关A基金的投资理财课，称听到应某在课上介绍A基金是“丙”公司的一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基金主要投向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商业地产项目，然后把这些项目打包证券化，从而实现整体上市，上市后就会产生分红收益并按期分派给股东，分红收益高，可回购，风险较小。之后吴世红决定购买A基金，由程胜军作为购买主体并由程胜军代持。吴世红于2014年9月12日通过银行转款20000元到程胜军指示的姐姐程乙的账号，于2014年9月17日通过银行转款20500元到程胜军指示的姐姐程乙的账号，用于购买A基金。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606民初11260号民事判决查明2014年8月31日，程胜军与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约定：应某（甲方）向程胜军、朱某、涂某、余某、蒋某、许某（该6人为乙方）以4.05元/股的价格出售A基金100万元，在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财报公布后，如果年回报低于预期48%高于20%（包括分红和股价增值），在乙方的要求下，应某需按市价回购（分红所得归乙方所有）；如果年回报率低于20%，则按4.9元/股的价格回购该部分股权。2014年8月31日，程胜军与刘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约定：刘某（甲方）向涂某、许某、朱某、吴世红（该4人为乙方）以4.05元/股的价格出售A基金股权投资基金1150597元（284098股），其中在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财报公布后，如果年回报低于预期48%高于20%（包括分红和股价增值），在乙方的要求下，刘某需按市价回购（分红所得归乙方所有）；如果年回报率低于20%，则按4.9元/股的价格回购该部分股权。该协议上乙方签名上写有“涂某”的字样。2014年9月1日，程胜军在《A基金委托购买协议》上作为代购人签名，代购人签名处还有涂某的名字。该协议明确吴世红等人以4.05元/股的价格委托程胜军、涂某购买A基金，其中程胜军代持320987股（合计130万元），涂某代持284098股（合计1150597元），所代购股份自2015年1月1日后所有的分红、送股、上市等收益均按照各持有人持股数进行分配，其中吴世红持股10000股（折合金额40500元），程胜军持股145085股（折合金额587597元）。朱某声称协议中各人投资款均全部转给了程胜军，签订上述协议时，涂某要求代持仅是其认为自己作为“丙”公司的学员，代持一部分股权对应自己的学员身份。程胜军亦确认协议中的投资款均由其收取（除了涂某与应某之间的债转股部分），以涂某名义代持部分股权，是因为涂某需要证明其资产量（方便对外贷款）。其后，上海某公司发出股权证明书两份，一份记载着“股东：程胜军；身份证号码：340503……；8月债务交易增持320988股，累计股份数额320988股”，程胜军于2014年11月6日在该份股权证明书上签名；另一份则记载着“股东：涂某；身份证号码：440624……；8月债务交易增持246914股，累计股份数额246914股”，涂某于2014年11月5日在该份股权证明书上签名。该两份股份证明书在“说明”栏中明确：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已缴纳出资，对应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截止2014年9月30日股份变化（不包含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撮合交易数据）。2014年12月，程胜军另行出资355118元购买了79802股，上海某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发出的股权证明书，记载着“股东：程胜军；身份证号码：340503……；出资金额355118元，股份数额79802股”。该股份证明书在“说明”栏中明确：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已缴纳出资，对应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截止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股份变化。2017年5月，朱某才从程胜军口中得知应某、刘某因欠程胜军款项而将A基金转让给程胜军以抵债，程胜军拿了吴世红等人购买A基金的款项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吴世红、朱某等人认为程胜军涉嫌诈骗，遂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报案。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应某承认将自己持有的部分A基金320988股（合计折价130万元）转给了程胜军，以冲抵其欠程胜军的借款100万元，欠涂某的借款20万元，加上利息，合计130万元。涂某向公安机关称自己和程胜军都是IFC成员（IFC成员才可代持A基金），应某是BBC成员，IBS、IFC学员之间相互推介以借贷的形式（每月月息3分）将资金借给BBC成员，由BBC成员投资A基金；涂某还称其也借了15万元给应某，程胜军也借了110万元给应某，程胜军告知可将债务转为股份，故2014年9月1日的协议中所记载的涂某出资额实际包括了上述借款本息；当时只知道向应某购买A基金，后来才知道程胜军还向刘某（也是BBC）购买了284098股（实际刘某也是以股抵债），每股价格4.05元。公安机关向上海某公司核实了解上述股权证明书的有关情况，该公司确认程胜军、涂某都是其公司股东；程胜军持有的320988股，是于2014年8月份由应某转让的；涂某持有的246914股，是2014年10月由刘某转让的。2017年9月19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告知吴世红等人对他们控告程胜军诈骗一案，经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吴世红等人不服，申请复议，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复议后维持原决定。另查，在得知程胜军向刘某、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后，2017年，程胜军、蒋某、余某、涂某、吴世红签订《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约定“一、刘某欠15万差额问题：1.负责追讨人（程胜军），2.如能追回15万按股权内部分配，3.如不能在2个月内追回，由程胜军负全责。二、刘某100万reits回购问题：1.由程胜军负责追讨，2.如对方拒绝回购，立即启动诉讼程序，代理人程胜军。三、应某130万reits回购问题：1.涂某负责联络，2.如对方拒绝回购，则择时启动诉讼程序，代理人程胜军。”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问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的（2018）粤06民终4311号民事判决已就与本案吴世红法律性质相同的另案吴世红、朱某诉程胜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作出认定，认定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关于程胜军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的问题。首先，吴世红报案称程胜军涉嫌诈骗，公安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存在，不予立案。吴世红参加了有关A基金的投资理财课，也听了应某介绍该投资理财产品，对该产品应有一定的认识。吴世红明知A基金必须通过代持方式持有。因此，吴世红清楚知道A基金的特殊性。其次，在得知程胜军向刘某、应某签订《A基金回购协议》后，吴世红与程胜军等人签订了《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亦可视为吴世红对程胜军向刘某购买A基金的股权方式的认可。再次，对于程胜军向刘某购买A基金的股权，吴世红称“我方对程胜军向谁购买无异议，但我方对程胜军购买的标的和结果有异议……”即吴世红虽然是听了应某的授课，但对于程胜军向刘某购买其并无异议。综上，吴世红委托程胜军向刘某购买A基金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某、刘某、A基金均真实存在，亦确实存在真实的交易。综上，法院认为程胜军通过购买A基金的股权的方式符合吴世红的委托事项。法律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程胜军少购买了价值15万元的股权，对于该15万元，因吴世红、程胜军在《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中约定如不能在2个月内追回，由程胜军负全责，另约定如能追回15万按股权内部分配，故根据吴世红、程胜军的约定，应由程胜军向吴世红返还2475元（150000元×1/60.5085=2475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程胜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世红返还2475元；二、驳回吴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2.94元，由吴世红负担502.94元，程胜军负担4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程胜军的陈述可知，其对吴世红委托其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不持异议，由此可见，吴世红与程胜军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综合吴世红与程胜军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吴世红要求程胜军返还投资本金40500元及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针对吴世红提出的上述诉讼请求，程胜军抗辩认为，其接受吴世红的委托后已将吴世红交付的40500元投资款全部购买了相关理财产品，已完成了委托事项，其对此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从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吴世红与程胜军均确认，当初吴世红委托程胜军购买的理财产品是A基金。结合当事人吴世红、程胜军的陈述及朱某、涂某等投资者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可知，吴世红当初委托程胜军购买的A基金实为案外人应某在投资理财课程中通过PPT所推介的理财产品，而非符合我国私募基金管理法规定合法发行的私募基金。换而言之，吴世红是通过参加有关A基金的投资理财课程，听取应某对该投资理财产品的介绍，基于该基金购买的特殊性才委托程胜军购买该产品的。该事实进一步表明A基金如何购买、收益分红如何分配等应当依据应某向吴世红介绍的A基金的内容，并以此为据认定程胜军是否购买并代持了应某所介绍的该款A基金，也即程胜军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而应某讲课的PPT内容中清晰展示了上海某公司与A基金的关系，也介绍了购买A基金需通过购买各地实业公司如上海某公司的股权代持的特殊方式。该事实表明吴世红等人对A基金购买方式的特殊性即通过持有各地实业公司的股权来实现间接持有A基金的方式是明知的，且仍一致决定要购买A基金。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在吴世红及其他投资人将购买款转交给程胜军后，程胜军（包括涂某）已经实际取得上海某公司股权，有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证明书为证。而且在公安机关对应某的询问笔录、刘某出具的欠条中，也证实了程胜军已经支付完毕全部的款项，且已经实际上完成了A基金的转让。与此同时，吴世平在微信聊天群“大众”里看到涂某上传的其手中持有的上海某公司的股权证明书，未对股权证明书的形式和内容提出过异议，以及吴世红与程胜军等人签订的《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中亦没有对A基金的持有方式提出过异议，均可视为吴世红等人均认可取得上海某公司股权后，即购买基金行为已经完成。由此可见，程胜军作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已完成委托事项。吴世红主张程胜军未完成委托事项，持有上海某公司股权不等于购买A基金，与现有证据展示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股权差额15万元的问题。涉案委托理财合同属无偿委托合同，因程胜军的重大过失导致少购买了价值15万元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程胜军应对吴世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且，从双方签订的《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的约定来看，程胜军应根据15万元在股权内部的分配比例向各投资者返还相应款项，综上几点，程胜军在本案中提出的其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辩解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关于兄弟连reits回购问题解决方案》的约定，判令程胜军向吴世红返还2475元，理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世红、程胜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4元，由上诉人吴世红负担1024元，上诉人程胜军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史 伟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