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606行初1354号原告关志南，男，汉族，1967年4月27日出生，住佛山市禅城区。委托代理人张婉媚，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关佩雯，女，汉族，1991年4月28日出生，住佛山市禅城区。委托代理人张婉媚，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大道西13号。法定代表人陈辅明，镇长。委托代理人邝树花，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罗永昌，该府工作人员。第三人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村下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村。负责人关国棠，社长。委托代理人邓兆堃，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嘉雯。第三人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法定代表人关锦长，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兆堃，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嘉雯。原告关志南、关佩雯不服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村下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街经济社）、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集团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婉媚，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邝树花、罗永昌，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兆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南政行决〔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2004年1月8日吉利村股东代表、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管理细则》（以下简称《2004年细则》），根据上述细则第六条第2点的规定，吉利集团公司是将各经济社所属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量化，由该公司统一规定、统一开发、统一征用、统一管理、统一收益、统一核算分配而成立。《2004年细则》对吉利集团公司下属各经济社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关佩雯户籍不在吉利村，必须退股。从现有资料反映，原告关佩雯于2004年6月在《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签字确认退股，并收取吉利集团公司发放的退股金6000元，款项由母亲陈洁兴代收（农村信用社账号：17×××83）。原告关佩雯认为《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关佩雯”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当时原告关佩雯是未成年人，而陈洁兴是原告关佩雯的法定监护人，陈洁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任何法律行为，在履行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法律责任。另根据《2004年细则》第三条第4点规定，原告关志南的儿子关宏斌于1997年3月7日出生，符合购股条件。原告关志南于2004年1月在《支出证明单》上签字确认退股，将退股金6000元转为儿子关宏斌的购股金，关宏斌从2004年至今一直享受股份分红。原告关志南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其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有效。原告关志南认为《支出证明单》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其在查证期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认为，《2004年细则》是合法的组织章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原告关志南、关佩雯已确认退股并办理了相关退股手续，其提出确认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的请求不予支持。两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两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被告确认两原告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有成员同等待遇，并配置相应的股权。被告收到上述申请书后，一直拖延并以各种理由就原告的上述申请作出回复。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直到2018年8月13日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被告自收到原告的申请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共耗时256天，严重超出一般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虽然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案涉行政行为的处理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参照其他类型行政行为的处理期限以及行政复议处理期限和行政诉讼一审的审理期限，也明显是超期处理，属于程序违法，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被告在超期作出行政行为期间，并未以任何方式告知原告需要延长处理期限，不符合法定程序。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认定事实错误，两原告一直属于吉利集团公司的股东并具有下街经济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一）两原告均出生于佛山市禅城区，属于下街经济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于1995年1月1日取得吉利集团公司股权证书，具有吉利集团公司的股东资格。两原告在取得吉利集团公司的股东资格后，从未主动向两第三人要求退股，也不同意退股。因此，两原告至今亦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权利之一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直至原告关佩雯大学毕业，一直享有第三人对大学生的福利补贴，且在毕业后也通知其参加毕业会议。另外，包括两原告在内的以原告关志南为户主的一家四口户籍情况均记录在同一居民户口簿当中，陈洁兴和关宏斌亦具有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并一直享有相应的待遇。因此，两原告应一直具有两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为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关佩雯”的签名以及《支出证明单》上“关志南”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从而推定两原告在上述材料中签字确认属错误。被告未就上述材料的字迹要求原告确认或进一步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说，因两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书上的字迹和上述材料的字迹完全不同，而《支出证明单》上“关志南”的签名与该单上的其他字迹类似，由此可见，《支出证明单》是在未通知和未征得原告关志南同意的前提下由第三人单方制作，不是原告关志南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陈洁兴不可能同意原告关佩雯退股，也从未到第三人处办理任何关于关佩雯退股的手续，未签订任何文书。被告根据《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第三人工作人员的签名私自将款项退到陈洁兴在第三人登记的用于收取股份社分红账号的行为，就认为“关佩雯”系其母亲所签错误和不符合逻辑。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一）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否定原告取得成员资格没有法律依据。该规定是关于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职权的规定，并非认定原告是否取得成员资格的法律依据。（二）原告并非在2004年1月1日开始且因结婚和工作迁出户口的情形，不属于《2004年细则》第六条第2点强制退股的情形，被告为了否定两原告的股东资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适用该条款，属于适用错误。（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需要复议前置的行为，被告向两原告释明救济途径时，要求原告先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两原告未办理过任何退股手续，至今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和部分福利。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对两原告的申请作出不予支持的行政处理决定错误。2.关志南的股权证书，证明两原告于1995年1月1日取得吉利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证至今。3.《支出证明单》，证明原告关志南从未签收相关的《支出证明单》，该单据上“关志南”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4.《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陈洁兴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关佩雯及其母亲陈洁兴从未在该退股签收表上签字，“关佩雯”“陈洁兴”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二人也未向下街村提供收取退股款的账号。5.《仙人掌之歌》封面、语文同步阅读课本封面、临摹字帖第二页、钢笔楷书字帖第二页、期中补考题试卷、测试卷、8年级数学综合测试卷，证明对比原告关佩雯本人同一时期的签名，《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中“关佩雯”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名。6.会议通知，证明关佩雯至今仍享有第三人的股东权利被告辩称，一、两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被告责成两第三人确认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被告为此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立案处理，并多次分别向两第三人和原告进行调查、了解、协调情况。经查，原告关佩雯于1997年5月22日因户口迁至佛山户口，于2007年1月16日才将户籍迁回吉利村。关佩雯根据《2004年细则》第六条第2点规定于2004年6月在《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签字确认退股，并收取吉利集团公司发放的退股金6000元，款项由母亲陈洁兴代收（农村信用社账号：17×××83），关佩雯提出上述退股签收表上“关佩雯”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在查证期间，关佩雯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关志南于1997年5月22日因户口迁至佛山户口，也是于2007年1月16日才将户籍迁回吉利村。关志南根据《2004年细则》第六条第2点规定于2004年1月在《支出证明单》上签字确认退股。关志南也提出《支出证明单》上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在查证期间，关志南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另关志南的儿子关宏斌于1997年3月7日出生，根据《2004年细则》第三条“有偿购股和有偿退股的标准”第4点规定，关宏斌符合购股条件。关志南于2004年1月办理退股手续的同时，把退股金6000元转为儿子关宏斌的购股金，关宏斌在未支付其他购股金的条件下从2004年至今一直享受股份分红。被告之所以迟延出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因有三：一是吉利村是南庄镇股权固化的试点村，在南庄镇××村中先行推行股权固化，《2004年细则》的表决材料保存在吉利集团公司。由于年代久远，吉利集团公司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也更换了几次，村级资料管理不完善，且吉利集团公司不配合，故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被告需历经长时间的材料查阅和多番协调，才取得上述管理细则的表决资料。二是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及两原告提出的《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和《支出证明单》上的签字非两原告所签的主张，被告认为，签字是否原告所签是本案件的关键点。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应就其提出的主张进行举证。被告多次与原告沟通协调，但原告仍迟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三是考虑到两原告曾是两第三人的成员，原告关志南的配偶是两第三人的股东，且两第三人的村民及村干部对于此类案件抵触抗拒情绪比较高，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为避免事态恶化，从顾全大局角度考虑，被告希望能通过约谈原告和两第三人的方式，和平处理此事。原告一直与被告相关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等方式沟通，其亦知悉被告一直在与两第三人协调处理此事。综上，为查明事实，最大地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2004年细则》合法，原告有义务遵守该细则相关规定并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尚无统一法律规定的标准，那么具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根据“村民自治原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文件来进行认定。集团公司是将各经济社所属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量化，由集团公司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征用、统一管理、统一收益、统一核算分配而成立的。《2004年细则》经吉利村股东代表、村民代表表决通过，对吉利集团公司下属各经济社有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在实践中，为防止如死亡、户口迁出等已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股东资格的“人”仍领取本股东福利待遇的现象，集体经济组织会采取某一时点进行股东资格统一确认的方式对股东资格进行清查核实。《2004年细则》第六条第2点“原来是股东，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因结婚和工作迁出户口、或死亡的股东，必须退股，并有偿计退，按该年的购股标准为退股额”的规定，采取了某一时点进行股东资格统一确认的方式对吉利集体公司股东资格进行清查核实，是为保障集体经济组织股东的合法权益，此规定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两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理申请材料（包括申请书、常住人口登记卡、身份证复印件、关志南结婚证、股权证书、吉利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7月1日-2007年12月31日购（退）股标准、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支出证明单、《2004年细则》、吉利下街村小组2002-2004年度分红计算表）、南庄镇吉利计生办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处理申请书及相应的证据材料。2.《2004年细则》，证明按照该管理细则第六条第2点规定，原告关佩雯需要退股；按照该管理细则第三条第4点规定，关志南退股，并将退股金6000元转为儿子关宏斌的购股金。3.《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证明原告关佩雯于2004年6月退股。4.《支出证明单》，证明原告关志南退股并将退股金转为儿子关宏斌的购股金。5.吉利下街村小组2004年度分红计算表，证明原告关志南将退股金转为儿子关宏斌的购股金，关宏斌自2004年开始享受分红。6.致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民的一封信，证明吉利集团履行告知义务。7.常住人口登记表（3页），证明2004年两原告户籍不在吉利村，至2007年才将户籍迁回。8.《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处理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9.吉利集团公司下街村小组1994.7.1-2003.12.31退股名单公报，证明两原告已经退股，且第三人已经进行了公示。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两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两第三人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用途记载为退股款）及批量代理清单（批量名称为吉利集团公司），证明陈洁兴的账户已经收取原告关佩雯的退股款6000元，支票上标注使用用途是用于退股款项。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3及证据4中的《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陈洁兴的身份证，被告提供的证据2、5-8，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两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的陈洁兴出具的证明，因两第三人提供了原告关佩雯的6000元退股款已于2004年退回其母亲陈洁兴账号的依据，故《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陈洁兴”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不影响原告关佩雯已实际退股并收取了退股款的事实认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5，因2004年原告关佩雯仍属于未成年人，其退股手续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办理符合常理，即使《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中“收款人签名”栏“关佩雯”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亦不能否定原告关佩雯已实际退股的事实，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从通知内容可知，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村民委员会通知原告关佩雯参加会议的目的只是为加强与本村大学毕业生的沟通交流，探索该村发展新思路，参加会议并非享有两第三人成员资格的体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其中两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理申请材料，两原告确认是其提交，本院予以确认；对南庄镇吉利计生办出具的证明，两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结合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告关佩雯已在2004年退股的事实。证据4，因原告关志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儿子关宏斌享受两第三人成员待遇前有另行支付购股款的依据，本院确认原告关志南以其退股款抵扣关宏斌购股款的事实。证据9，因被告提供该证据的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关志南及关佩雯的户口原在两第三人所在地，二人在1995年1月1日取得吉利集团公司发放的股权证书，为两第三人的成员。1997年5月22日，两原告将户口迁至佛山市禅城区。2004年，两原告退股，其中原告关志南将其退股金6000元用以抵扣其儿子关宏斌的购股款，原告关佩雯的退股款6000元则由第三人下街经济社直接退回其母亲陈洁兴账户（开户银行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为17×××83）。2007年1月16日，两原告将户口从佛山市禅城区季华社区居委会迁回两第三人所在地，与陈洁兴、关宏斌同户。因两第三人不确认两原告的成员资格，两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处理，请求被告确认二人具有两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并配置相应股权。经调查，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同年8月15日、8月22日分别送达给两第三人及两原告。另查，原告关志南与陈洁兴于1990年登记结婚，婚后于1991年4月生育原告关佩雯，于1997年3月生育关宏斌。陈洁兴、关宏斌现均为两第三人的成员。又查，两第三人适用的《2004年细则》第三条第4小点规定：“1994年7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出生入户、结婚迁入有资格购股（股额按6000元计收）的村民，在2004年2月10日前一次性购股的，2004年1月份开始计分红，……”第六条第2点规定：“2、原来是股东，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因结婚和工作迁出户口、或死亡的股东，必须退股，并有偿计退，按该年的购股标准为退股额，在迁出户口或注销户口，经派出所在户口簿上签章后，带户口簿到村委会核实发放。”诉讼中，两原告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要求鉴定《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关佩雯”的签名及《支出证明单》上“关志南”的签名是否为二人所签及“关佩雯”的签名是否为陈洁兴代签。经审查，因上述材料上两原告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或他人代签，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对二人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被告应两原告的申请，对其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具有法律依据。被告收到两原告的申请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及两第三人，履行了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程序。两原告认为被告超期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经查，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没有相应的程序和期限规定，且被告已对迟延作出处理决定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原告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两原告虽原为两第三人的成员，但二人户口已于1997年迁出两第三人所在地，根据当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两原告的社员资格在户口迁出后随之取消。又因两第三人《2004年细则》第六点第2小点已规定，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因结婚和工作迁出户口、或死亡的股东，必须退股。故两第三人在2004年为两原告办理退股手续，于法有据。两原告是否有退股的意愿及是否同意退股不能作为判定其成员资格应否保留的依据，《支付证明单》及《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上两原告的签名即使非两原告本人所签，也不影响两第三人已将退股款退还两原告的事实认定。且结合两第三人提供的退股支票及批量代理清单，以及原告关志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儿子关宏斌曾另行支付6000元购股款的事实可知，两第三人实际已于2004年将退股款支付给两原告。两原告认为退股手续不是其本人办理，二人仍持有吉利集团公司1995年发放的股东证书，其户口迁出后应继续享有两第三人成员身份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两原告在2007年将户口迁回两第三人所在地后，能否重新取得成员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两原告属于户口迁入人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在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两原告成员资格的确定首先应按照两第三人的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但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根据两第三人的章程或者成员大会表决同意两原告在户口迁入后可以取得两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待遇，因此，两原告主张其在户口迁入后具有两第三人的股东资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根据两原告的户口簿及股权证书、常住人口登记表、《2004年细则》、《吉利集团有限公司下街村退股签收表》、《支出证明单》、吉利下街村小组2004年度分红计算表等证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对两原告的申请不予支持，事实基本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但应当指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只是被告有权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并非审查两原告是否享有两第三人成员资格的依据，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只适用上述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指正。但如上所述，因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结果正确，故上述瑕疵不影响《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合法性。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志南、关佩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关志南、关佩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王俊中人民陪审员  董 虹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黄银瑞书记员黎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