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5439号原告：延边百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局子街1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0012633070XU。法定代表人：赵万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敏，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杨琴，女，汉族，1987年1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二：孙朕伟，男，汉族，1981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沈丘县，被告一、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陈祥友，男，汉族，1981年4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玉，女，汉族，1983年11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被告三妻子。第三人：深圳市滴滴导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下白石二坊4栋5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N3WJOK。法定代表人：杨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朕伟，男，汉族，1981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沈丘县，系公司员工。原告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山公司）与被告杨琴、孙朕伟、陈祥友、第三人深圳市滴滴导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许敏，被告二孙朕伟，被告一、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被告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红、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朕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赔偿第三人滴滴公司损失62.5万元;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三共同投资设立第三人滴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原告出资人民币425万元，占有85%股权，被告一杨琴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有10%股权，被告三陈祥友出资人民币25万元，占有5%的股权。被告一担任滴滴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被告二担任滴滴公司CEO,被告三担任滴滴公司监事，原告法定代表人赵万春担任滴滴公司执行董事。被告一与被告二是夫妻关系。2018年3月，案外人广东飞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看公司）以滴滴公司拖欠合同款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要求滴滴公司支付合同款及违约金共计32.5万元。滴滴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兼滴滴公司执行董事赵万春要求被告一和被告二收集证据积极应诉并提起反诉，反诉要求飞看公司退还30万元合同款，但是被告一和被告二以没有时间为由，怠于处理原告提出的要求，在法院审理期间既没有积极应诉也没有提起反诉，最终法院一审判决滴滴公司支付广东飞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款及违约金32.5万元。一审判决后，原告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当判决滴滴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并要求滴滴公司提起上诉，以维护滴滴公司的合法权益。在上诉期限内，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一、被告二就案件提起上诉或提供委托手续及案件材料给原告由原告聘请律师进行上诉。原告将拟定的上诉状文本发送给被告一，要求被告一、被告二盖章并及时提交给法院，但是被告一、被告二均拒不执行，致使滴滴公司超过上诉期限未提出上诉而丧失上诉权须承担案件一审判决的民事责任。2018年11月7日，原告根据公司法要求向滴滴公司监事被告三陈祥友发出《关于请求起诉滴滴公司股东杨琴及实际管理人孙源哲损害公司利益的通知》，要求作为滴滴公司监事的被告三陈祥友依法提起对被告一、被告二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诉讼，但是被告三在通知约定期限内未予回复，亦未提起诉讼。事后，原告收到滴滴公司与广东飞看科技有限公司案件的《民事判决书》【（2018)粵03民初1305号】后，方才知晓被告三是作为广东飞看科技有限公司起诉滴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案件诉讼。被告三作为滴滴公司的股东和监事，代表广东飞看科技有限公司起诉滴滴公司，违反监事忠实和勤勉义务，损害滴滴公司利益。且该案件的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都是滴滴公司的小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双方在案件诉讼中涉嫌恶意串通，损害滴滴公司及大股东利益。综上，原告根据滴滴公司《章程》第30、32条和《公司法》第147、149、151条的相关规定，三被告作为滴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管及监事，在代表滴滴公司或参与处理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案件诉讼中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没有履行自身职责，拒不执行公司执行董事的指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滴滴公司及大股东利益，致使滴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一杨琴、被告二孙朕伟辩称：第一，原告起诉依据的主要事实在于被告一、二处理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案件中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原告所称不属实。被告一、二在接到法院材料后，第一时间向原告告知案件情况，且此后在案件的每一步进展均有及时向原告告知。第二，被告一、二在应诉中完全按照原告盖章确认的意见作为滴滴公司的答辩意见，深圳中院的判决书记载的被告“答辩称”下面的全部内容均系原告提供的。被告一、二已按照原告的意见出庭应诉、答辩。第三，原告称被告一、二没有积极上诉，情况不属实，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被告一、二与赵万春选定的律师签署合同，但不愿意承担律师费用。被告二在邮件中告知赵万春，如果出具承担司法诉讼的相关费用，可以配合签署委托合同，但原告没有回复。第四，关于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的案件涉及的开发费用。2017年6月16日，赵万春、孙朕伟、陈祥伟在北京开会确定了相关费用，且确定了开发软件增加的功能费用为10万元，该费用是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但赵万春在诉讼中予以否认，明显违背诚信原则。第五，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的案件经深圳中院判决，该判决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被告一、二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第六，被告一、二在整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和赵万春、陈祥友积极沟通，希望能够协商解决，但原告未同意，原告的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被告一、二代表滴滴公司进行反诉及上诉来迫使陈祥友撤诉，以达到其不再支付剩余开发款，维持现状的目的，以此来逃避应当向第三人注资的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三陈祥友辩称：原告称被告三损害公司利益不属实。原告所称的损失62.5万元系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的合同款，飞看公司为滴滴公司制作软件，公司也使用了该软件，销售额有超过300万元，该费用属于应当支付的，并非股东侵害公司权益。第三人滴滴公司述称：第一，原告有向第三人的注资义务，不能把注资义务作为公司利益来处理。第二，原告无权利用其控股权来要求第三人及股东，以伪证或是虚假证据的方式进行司法诉讼，来维护所谓的公司利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一，关于滴滴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白山公司与杨琴、陈祥友于2016年10月25日共同设立滴滴公司，白山公司占85%股权，杨琴占10%股权，陈祥友占有5%股权。杨琴任滴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孙朕伟任公司CEO，陈祥友任公司监事，白山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万春担任执行董事。滴滴公司公章由孙朕伟控制，财务U盾分别由孙朕伟及白山公司控制，U盾审批权由白山公司控制。另，杨琴与孙朕伟系夫妻关系。第二，关于案外人飞看公司与陈祥友的关系。陈祥友任飞看公司经理，与飞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红系夫妻关系，飞看公司股东为刘玉红一人。第三，关于飞看公司与滴滴公司另案诉讼的情况。2018年4月25日，飞看公司与以滴滴公司拖欠软件开发款项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之诉，请求滴滴公司支付合同尾款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5万元、合同外后续开发费10万元。滴滴公司收到法院应诉通知后，孙朕伟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向赵万春告知相关情况，赵万春就涉案软件功能提出了意见，要求滴滴公司反诉请求飞看公司退回已支付的开发款30万元，但赵万春、孙朕伟、杨琴均表示无时间处理诉讼事宜，且各方就是否委托律师意见发生分歧，后滴滴公司未提起反诉。2018年8月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杨琴作为滴滴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朕伟作为滴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陈祥友以飞看公司员工身份，作为飞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杨琴、孙朕伟将赵万春就涉案软件功能提出的意见作为滴滴公司的答辩意见及抗辩理由提出。庭审结束后，孙朕伟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向赵万春告知法官建议双方调解，赵万春回复表示同意调解。后因各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4日就该案作出（2018）粤03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在深圳签订《滴滴导游项目开发合同》，约定滴滴公司委托飞看公司开发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开发费用50万元，并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另约定如因滴滴公司需求变化增加开发工作量，双方可以根据市场价协商开发。软件开发后，滴滴公司向飞看公司支付了前两期款项共计30万元。后因滴滴公司在使用过程中要求增加合同未约定的功能需求，原告要求增加软件功能费用10万元，滴滴公司未对该数额提出异议。飞看公司按滴滴公司要求开发增加了相关软件功能，滴滴公司也已实际使用涉案软件。该判决认为飞看公司已按约完成了开发义务，滴滴公司应支付相应款项，滴滴公司在诉讼中虽对软件功能提出不同看法，但其意见均不能与合同要求相对应，其提出的软件功能问题也均与双方约定的软件开发合同内容无关，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滴滴公司向飞看公司支付开发费尾款20万元、违约金2.5万元、增加功能开发费10万元，合计32.5万元。该案一审判决送达后，赵万春与孙朕伟、杨琴就是否提起上诉、是否委托律师、费用负担、公司股份等问题发生分歧，后滴滴公司未提起上诉。该案一审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至本案庭审当日，各方均确认滴滴公司未就该案申请再审。第四，关于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间交易情况。白山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知晓并参与了滴滴公司委托飞看公司开发软件一事，并确认无证据证明该软件开发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但其认为该软件尚未开发完成，尚处于试用阶段。另，白山公司确认在另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知晓陈祥友系代表飞看公司参与纠纷解决，但称在另案判决书送达后，其方知陈祥友系飞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电子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2018）粤03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白山公司以杨琴、孙朕伟、陈祥友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在另案诉讼中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滴滴公司遭受损失62.5万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本案的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视其是否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而定：一、三被告在另案诉讼中存在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二、该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首先，滴滴公司章程并未就公司参与诉讼相关事项作出规定。在另案诉讼中，杨琴、孙朕伟在应诉、调解等阶段均及时向作为白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滴滴公司执行董事的赵万春报告了相关情况，亦代表滴滴公司参加了另案庭审，并按照赵万春对另案涉案产品功能的意见作出了答辩及抗辩，另案判决书中也对法院未采纳该答辩及抗辩的理由作出了详细说理。杨琴、孙朕伟虽未按赵万春指示代表滴滴公司提起反诉、上诉，但电子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未提起反诉、上诉系出于对诉讼成本、败诉风险等因素的考虑，其行为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而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杨琴、孙朕伟与陈祥友在另案诉讼中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本院认为杨琴、孙朕伟在另案诉讼中已尽到了一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谨慎与注意，并未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其次，虽然陈祥伟与飞看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滴滴公司与飞看公司间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白山公司亦知晓并参与了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其也并未举证证明合同约定的软件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已生效的（2018）粤03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根据相关证据，认定滴滴公司已实际使用飞看公司开发及增加功能后的软件，应按约支付相应的款项，并应就迟延履行部分支付违约金。白山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该软件尚未开发完成，仅处于试用阶段，但并未提交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认定事实的证据。故滴滴公司应支付的62.5万元，属于其因使用另案涉案软件应支付的对价，系滴滴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及因迟延履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无论陈祥伟是否在另案中担任飞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不影响滴滴公司按照合同应承担的支付义务。故陈祥伟在另案诉讼中担任飞看公司诉讼代理人的行为，与白山公司所主张的滴滴公司遭受的损失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白山公司请求杨琴、孙朕伟、陈祥友向滴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5元，由原告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艺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月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