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15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星乐财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潮王路3-1号。 法定代表人：赵瑞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会，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学良，男，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香明，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辉，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女，198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女，198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王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平，浙江九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星乐财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典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学良、王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2018）浙0727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星乐财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虽然《聘用协议》约定王丽的职务是公司出纳，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以出纳的名义对外签字”，王丽与周学良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得到公司委托授权，不是公司行为。王丽与周学良签订借款协议时，没有以公司的名义，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表见代理适用条件，王丽的签约行为也不构成对公司的表见代理。二、王丽提交的聘任合同系事后伪造，协议签署时间为2016年5月而王丽的建行开卡时间为8月，结合王丽控制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事实，该聘任协议不予认定。 周学良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王丽与周学良签订借款协议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聘用协议证明王丽系上诉人公司出纳的事实，聘用协议明确载明王丽具有对外从事本案所涉的“个人配资业务”的工作职权以及对外签订合同的权限。虽然对外签订合同系以公司出纳身份，但是该聘用协议全文并未载明王丽对外签订合同时必须该公司公章或者加注“出纳”身份的字样。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赵瑞麟在上诉人公司系担任风控工作职能，并存在对本案所涉股票账户密码客观上进行了修改操作，该事实不仅有**在公安所作笔录可以印证，赵瑞麟本人在本案一审质证期间还自认进行了修改密码操作，只是认为是受王丽、**指使而已。在本人与王丽、**协商处理本案争议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赵瑞麟积极参与协商也印证了本案王丽行为实际上系公司职务行为。上诉人认为王丽存在过错须追究，可以基于聘用协议等合同另案主张。二、上诉人主张王丽提交的聘用协议存在时间不相符，系事后伪造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应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予以维持。 王丽、**辩称：一、王丽系上诉人的员工，配资活动是公司行为。公司是涉案保证金的占有者，王丽的银行卡是公司公用的。二、《聘用协议》是8月份补签的，但王丽实际上班是5月份，款写成5月份并不能说明协议是假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保证金人民币779.79万元，退回多付利息人民币48万元。2.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7年7月1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本金按827.79万元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5月13日，月利率按1.2%计算，计99.3348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王丽与典当公司签订《聘用协议》一份，约定王丽担任公司出纳，从事的典当业务不做提成，从事的个人配资业务（即：股票配资对外借款业务），按0.4%年化作为提成奖金；典当业务和个人配资业务公司委托王丽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周转，王丽应无条件按照要求转入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内，根据业务需要若有需王丽在相关对外合同上签字的，则典当公司委托王丽以公司出纳的名义对外签字，获得的利润归典当公司所有，责任由典当公司承担等内容。2017年5月7日，王丽（甲方）与原告周学良（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二份，约定乙方以自有资金750万元、500万元，作为配资保证金存入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可全权操作账户内资金购买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借款数额分别为人民币3000万元、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5月8日起至2017年7月7日止，甲方应退回乙方应该收取的收益及保证金，借款年利率14.4%，乙方以3000万元、2000万元借款1.2%的月利率向甲方支付利息，每月支付一次，首月利息预付，次月利息从交易账户中划出；借款期满或终止本协议时，甲方应退回乙方该账户除甲方出资本金之外的所有资金，并一次性划入乙方指定的账户，甲方负责监管账户的运作等内容。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吴志伟向被告指定的账户建设银行62×××20账号汇入保证金1250万元，王丽提供潘军、黄剑的资金账户及股票账户供原告使用。嗣后，依照协议约定，周学良分别于2017年6月6日、6月9日、7月11日追加支付保证金各100万元给被告，另支付利息180万元（其中2017年5月10日汇款60万，120万由被告在股票资金账户上直接扣提）。按协议约定期限2017年7月7日到期后，原告要求延续一个月，当原告使用资金到2017年7月12日时，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瑞麟修改了原告使用的股票资金账户密码，致使原告无法继续使用。此时，原告股票资金账户尚有保证金779.79万元，另多付利息48万元。该款至今未返还原告，根据王丽在庭审中陈述，该款由典当公司掌控。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丽依照与典当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开展个人配资业务，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为原告炒股提供配资，并提供股票账户给原告使用，2017年7月12日，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瑞麟修改原告使用的股票资金账户密码，致使原告无法继续使用，此时，股票账户中尚有原告提供的保证金779.79万元。根据王丽与典当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及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瑞麟操控原告使用的股票资金账户密码冻结账户，结合王丽在庭审中陈述原告的保证金及利息由典当公司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典当公司掌控了周学良的保证金与多余利息。典当公司扣留周学良的保证金及多余的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原告周学良请求返还保证金779.79万元和退回多付利息48万元，应予支持。被告王丽依照与典当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由其与周学良签订借款协议，系履行公司委派的职务行为，且款项并未由其实际掌控，因此，王丽不需要承担返还责任。被告**在本案中起到中介作用，并没有获取利益，也没有掌控周学良的资金，**不需要承担返还责任。原告请求按月利率1.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没有依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星乐财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周学良保证金779.79万元及多付利息48万元，并从2017年7月13日起以827.7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周学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698元，由原告周学良负担4055元，被告浙江星乐财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2643元。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王丽与上诉人于2016年5月签订的《聘用协议》，盖有上诉人公司公章，其真实性应予认定。上诉人主张该证据系伪造，并无直接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根据协议约定，王丽从事股票配资业务,公司委托王丽以公司出纳名义对外签字，据此可以认定王丽与周学良签订的协议系具有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表征。尽管，股票的场外配资行为不适法，与《聘用协议》、《借款协议》的合同效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影响王丽的行为与上诉人从事配资行为之间存在联系。王丽未在与周学良签订协议时（2017年5月7日）披露其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属于隐名代理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有关隐名代理的规定，因王丽不履行《借款协议》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三人周学良有权选择委托人（上诉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因此，周学良基于与王丽签字的《借款协议》，要求上诉人返还剩余保证金及多付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周学良选择上诉人承担责任后，不得再变更相对人，故对王丽的请求权消灭，原审未判决王丽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与王丽之间因聘用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尽管，周学良在公安询问笔录及微信记录中显示，周学良与王丽签订协议之前是与**进行洽谈配资的，但最终签订《聘用协议》的是王丽，并且周学良的保证金也是打入王丽帐户中，故应当认定配资关系当事人为王丽而非**，故**不应当对王丽的行为承担责任。另，王丽与周学良签订《借款协议》超出了《聘用协议》的“甲方委托乙方以公司出纳的名义对外签字”的明确约定，属于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但根据《聘用协议》的内容，结合赵瑞麟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及其在原审中承认自己是周学良的投资风控等事实，王丽的行为构成表见职务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并不以“以被代理人名义”为要件，故上诉人提出王丽与周学良签订借款协议时没有以公司的名义，不符合表见代理适用条件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原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98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应秀良 审 判 员 黄玉强 审 判 员 应 倩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祝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