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慧玲，女，196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荣昌平，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有才，男，196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上诉人丁慧玲因与被上诉人王有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丁慧玲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9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的三张收条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供货关系，不是双方结算后的货款欠条。但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2017年5月12日之前支付的货款不能抵付此后的欠款，显然，一审法院错把收条当欠条采信，认定事实错误。2.双方2016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已完全变更。价格变更事实充分，收条中也明确石料由每吨43元涨到每吨46.5元。石料紧俏，供不应求，进而导致付款方式发生变化，即先给预付款后提货，这是客观市场行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对此客观事实在判决论述中故意回避，公然偏向被上诉人一方，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庭审后，法官助理将两张所谓的石料收条的复印件作为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见判决书第三页第二段：“另查明：被告丁慧玲曾于2017年3月12日、4月13日向原告王有才出具两份金额分别为482053.41元、368024.25元的收条两份，后双方结算后将上述两份收条交被告丁慧玲销毁。”这完全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想，一审法院违反庭审规则，违背中立原则，显失公平、公正。2.错把收条当借条，判决推理和举证责任分担，显失公正性。总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审理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王有才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丁慧玲向王有才支付货款439345.76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2、由丁慧玲负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8日，王有才与丁慧玲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签订了一份石料供应合同，合同约定：1、按照中铁十一局一公司吴店拌合站所需的石料规格和质量要求，甲方为其提供供货上门服务，因石料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风险等由甲方独自承担，乙方仅负责按吴店拌合站过磅单上的结算数量为其结算，结算单价为43元/吨（含运输费用）。2、甲方先垫支石料款和运费，每10天乙方结算一次。3、甲方每月给吴店拌合站供石料的数量不能低于12000吨，除乙方外，甲方不能再为其他人给吴店拌合站供石料。否则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4、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量后续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之日生效。该合同生效后，双方前期均无纠纷。2017年5月12日，丁慧玲向王有才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到王总2号站过磅秤柒拾壹车，计叁仟柒佰零肆点伍吨（3704.5吨），合计人民币伍拾万零叁佰叁拾陆元玖角壹分（￥500336.91元）。2017年6月11日，丁慧玲向王有才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到王有才到十一局2号搅拌站8车，数量肆佰肆拾贰点壹吨（442.1吨）。2017年7月11日，丁慧玲向王有才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到王有才十一局二号站过磅秤七份，合计数量叁佰玖拾陆点捌吨，396.8×46.5＝18451.20元。2017年4月29日，丁慧玲通过其妹妹丁晓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有才转款人民176000元，2017年4月30日，丁慧玲通过丁晓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有才转款人民币96000元，2017年5月1日，丁慧玲通过丁晓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有才转款人民币250000元，2018年2月13日，丁慧玲通过丁晓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有才转款人民币100000元。另查明，丁慧玲曾于2017年3月12日、4月13日向王有才出具两份金额分别为482053.41元、368024.25元的收条两份，后双方结算后将上述两份收条交丁慧玲销毁。一审法院认为，王有才与丁慧玲签订的石料供应协议，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双方应当依约履行。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经结算，丁慧玲分别于2017年5月12日、6月11日、7月11日出具三份收条，并载明了收货数量及金额，对此三份收条丁慧玲均无异议，由此可以认定此期间王有才向丁慧玲供货金额为539345.76元，扣减王有才认可的2018年2月13日付款10万元，丁慧玲下欠王有才货款439345.76元，应予以偿付。丁慧玲关于“被告在这期间从2017年4月29日至2018年2月13日共付款合计已达到622000元，显然被告已不欠原告货款”等辩称之意见，显与事实不符。首先，丁慧玲向王有才付款622000元中，除2018年2月13日的10万元在丁慧玲出具收条之后，其他均在出具收条之前；其次双方签订的协议第2条约定:“甲方先垫支石料款和运费，每10天乙方结算一次”，其辩称先预付货款再供货与协议约定不符，也无证据证实双方变更了该项约定；再次，双方均认可2017年5月12日之前双方也发生了大量的供应关系，在双方对前期业务进行结算后才于2017年5月12日出具了500336.91元结算收条，故丁慧玲在2017年5月12日之前支付的货款不能抵付此后的欠款，故其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有才另主张欠款自2017年5月12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一审法院确定丁慧玲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王有才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3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丁慧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有才支付货款439345.76元及利息损失（从2018年8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二、驳回王有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90元，减半收取3945元，由丁慧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上诉人丁慧玲提供了2017年2月20日、3月14日、4月11日由其出具的三张欠条作为新的证据。根据其表述，三张欠条均系其与王有才购货期间因未即时结清货款而出具，之后在支付相应货款后予以收回，并予以保留。用以证明其与王有才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出具欠条的交易习惯，同时亦欲证明其已支付完全部货款。被上诉人王有才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系丁慧玲自行书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亦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仅凭该组证据亦不能认定上诉人丁慧玲已付清全部货款，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王有才为证实其事实主张，向法院提供了其与上诉人丁慧玲签订的石料供应合同，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王有才亦向法院提供了由上诉人丁慧玲出具的收货收条，用以证实其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丁慧玲供货数额以及价格款项，上诉人丁慧玲对此亦无异议。上诉人丁慧玲上诉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王有才之间已口头约定改变结算方式（先打预付款后发货），并提供了2017年4月29日至2017年5月1日向被上诉人王有才汇款的三张汇款凭证共计522000元。但该三张汇款凭证的汇款时间均在其向被上诉人王有才出具收条时间之前，被上诉人王有才亦不予认可，上诉人丁慧玲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双方已就合同付款方式变更达成一致。故上诉人丁慧玲上诉认为其已超付石料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还认为，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王有才提供的两份由其于2017年3月12日、4月13日向王有才出具的金额分别为482053.41元、368024.25元的收条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经本院查明该两份收条已经上诉人丁慧玲一审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荣昌平质证，并确认了真实性。且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认定，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不予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丁慧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90元，由上诉人丁慧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