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20400号原告：梁就胜，男，195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招小明，广东富來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培鑫，男，194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陈玉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就胜诉被告黄培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就胜的委托代理人招小明，被告黄培鑫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玉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两张。借条一为本金60万元，双方约定月息3%，定于2016年5月1日归还618000元。借条二为本金25万元，双方约定月息5%，于2016年6月15日前返还12.5万元，2016年8月15日前返还剩余的12.5万元及全部利息。以上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返还借款及利息，被告不予返还，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85万元及利息（本金60万元按照年利率24%，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本金25万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告从未收到涉案中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条》上记载的任何借款。涉案的借据是原告利用陪同由其介绍的案外人关仲琳及熊庭贵向被告强行讨债的过程中，通过制造混乱现场，诱导被告出具的，涉案两份借条并没有实际发生任何的款项往来，依法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任何清偿责任，反而是被告事实上出借并实际收到了被告的55万元。第一，案件的真实情况为：（1）被告与原告因有工程合作认识，且双方均需要资金周转，原告就给被告说其好朋友案外人熊庭贵有钱可以出借，他来做借款引荐工作，双方各出借25万元。被告与原告达成借用资金的合意后，原告就安排约见了熊庭贵。2011年11月14日，熊庭贵向被告的账户汇入了50万元借款，被告收到上述借款后即按照原告及熊庭贵的要求，向熊庭贵出具了《借条》，约定：“借款人为广州鑫信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担保人为黄培鑫。”被告收到上述50万元后，应原告的要求立即于2011年11月16日将其中的25万元汇至原告银行账户中。当时被告要求原告于2011年11月14日出具了《借据》，借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1年11月14日至2012年11月13日，每月的利息是2.5%，年终提前一个月付息75000元，到期归还本金。该借据的形式与广州鑫信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出具给熊庭贵50万元的借据一致。即上述由广州鑫电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出借的50万元，事实上是由被告实际使用了25万元，原告实际使用了25万元。（2）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开始，陆续向熊庭贵及其指定还款账户清偿借款及支付利息。熊庭贵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即截止2014年5月27日，被告个人已经向熊庭贵支付了本金及利息共计437500元。但是原告和熊庭贵于2014年5月31日找到了被告，仍继续以之前清偿的全部是50万元借款的利息为由，要求被告继续还款，并持续到被告的公司闹事，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被告的正常工作，原告和熊庭贵趁机在现场狡辩说熊庭贵的50万元借款是被告借的，现在熊庭贵找原告要25万元，被告必须要出具25万元的借条给原告。于是就出现了2014年5月31日的借条，但是事实上该借条根本不是事实，被告从未收到该笔借款。（3）上述25万元的借条到期后，原告就以熊庭贵向他天天追款为由，经常来被告的公司闹事，导致被告无法开门做生意，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原告就以被告未能清偿熊庭贵的借款为由，要求被告向其续签借条，被告迫于闹事的压力。而且当时也是头脑不清晰，就按照原告的要求于2016年4月11日有出具了一张25万元的借条给原告。事实上该两份借据被告并未实际收到原告的借款，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出借款项。（4）2011年初，由于工程资金紧张，但是原告又向被告推荐了其有钱的朋友傅钦芳借款，出借的金额是60万元，分别为2011年3月9日借款40万元及2011年3月25日借款20万元，但是原告要求以被告的名义出借，双方各使用30万元，被告收到60万元借款后就要将其中的30万元支付给原告的指定账户。原告收到上述30万元后，分别于2011年3月9日及2011年3月26日向被告出具了借条。被告一直向傅钦芳还款，截止2017年8月，已经清偿了543000元。2016年4月1日，原告就以关中琳要被告还款为由，要求被告向关中琳出具欠条，同时说傅钦芳向其追款，也要求被告出具欠条，被告在原告及关中琳的双方要求之下，分别向原告出具了收到现金60万元的《借条》，也按照关中琳及原告的要求向关中琳出具了收到现金150万元的《借条》。事实上，上述涉案的借条被告并未实际收到原告的借款现金，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出借款项。（5）原告在合作期间引荐并介绍其专门做融资的朋友关中琳给被告借款，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至2015年1月9日累计共向关中琳借款8万元，关中琳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上述借款的，但是自2013年6月13日至2017年12月10日，被告已经向关中琳的账户转入314000元，不料原告及关中琳仍不断要求被告清偿借款，他们的理由是在借款期间，原告配合关中琳要求被告不断出具借条，他们以这些借条的款未及时清偿为由持续要求还款，更可怕的是，2016年6月1日，关中琳、原告及其女儿、女婿等一起要求被告到酒店，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下了收到关中琳150万元现金的借据及收到原告60万元现金的借据，被告后发觉时间有蹊跷，于是向关中琳出具了《承诺书》，承诺算清账目方可出具借据，方才脱身。第二，涉案债务不真实存在有以下依据：（一）被告从未去过原告的家里，也不清楚原告家在哪里。而且原告主张其是一次性将全部借款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被告，那么由于涉案金额在那个年份也是属于大额借款的，原告有义务提供该两次借款的取款记录及银行款项往来记录作为依据，以合法支撑其主张，证明其拥有上述大额款项来源的合理存在及发生的可能性。（二）根据2009年至2017年原被告双方的所有交易记录可知，双方的资金往来及交易习惯全部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的，不管是小金额的500元，还是最大金额的25万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的。双方根本不存在现金交易，甚至大额现金交易的习惯。（三）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经原告介绍的朋友出借人关中琳、傅钦芳及熊庭贵，被告与上述出借人的所有借款往来均为转账进行，而且所有的还款均为转账进行，从未有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从上述出借人的资金清偿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一直在还款，全部均已经全额清偿了借款，而不可能就原告的款从未清偿，这个不符合被告的一贯做法及逻辑。（四）假设被告欠原告25万元，而被告在未清偿利息及本金的前提下，在被告已经向其三个朋友出借了资金，且仍在清偿的情况下，原告在一年内仍继续出借60万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第三，只存在原告尚欠被告借款5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被告欠原告借款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手持被告作为借款人立下的手写《借条》三张。其中，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的《借条》所载内容包括：今借到原告现金25万元，每月利息5%（12500元），于2014年5月13日起计息，借期为叁年，于2015年5月13日前归还（备注：2014年11月13日还120000元）；日期为2016年4月1日的《借条》所载内容包括：今借到梁就胜现金6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月息3%，约定于2016年5月1日归还本息618000元；日期为2016年4月11日的《借条》所载内容包括：今借到梁就胜现金25万元，月息5%（12500元），于6月15日前还本金16500元。关于借款本金交付情况，原告在2018年8月8日第一次庭审时称：被告在2014年5月31日第一次向原告借款25万元，在原告家里一次性拿现金25万元给被告的，被告拿到现金后再写的借条，当时只有原被告两人在场，当时说缺少资金，因为经常有合作，所以原告就借给他了，全部都是现金支付，被告当时说2014年10月会偿还，但是到期一分都没还，因为过了诉讼时效，就在2016年重新让被告写了借条，借条里说8月会偿还。60万元是在2016年4月1日在原告家里一次性现金支付60万元的，当时被告说缺少资金，当时只有原被告两人在场。原告在2018年12月5日第二次庭审时称：2014年5月31日的25万元是原告帮被告向案外人熊庭贵还款。该笔款项是被告同意转化为借款，并多次书面确认。该笔款项没有直接给被告，我方也向熊庭贵写了借据，中院判决还是让原告向案外人熊庭贵支付25万元的债务。我方提供了相应的判决。另外的60万元是现金给被告的，与上次庭审意见一致。另，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出具书面陈述意见一份，内容包括：从2006年至2016年初，我们曾经是在广州做工程的最好搭档，被告负责承接工程，原告负责完成好分包给原告的工程，各自获得相应的效益。2016年3月下旬被告说要承接大工程，但需要资金运作，向原告提出借取60万元并提出现金会更好，他说有现金在手好办事，因为原告还想在他手上分包一些工程来做，所以答应借60万元给被告。经过多次协商，最后约定在2016年4月1日傍晚来番禺区光明北路禺秀园四街9座401房原告加重借款。原告经过几天凑够60万，其中一部分钱是原告平时留放在保险箱里面的，以备急时之用，还有一部分钱是我老婆得知自己患有不治之症之后她把一生的积蓄取出来放到保险箱里，以备急时之用。到了2016年4月1日傍晚时，被告到达我家中，我把面值一百元的钞票包扎好，一扎一万，一捆拾万，一共现金60万元。原告清点准确无误后，把陆捆的钞票放进被告自己带来的编织袋内，然后写下借到原告现金60万元的借条给原告就准备离开，在门口时我还问被告是否还需要送他一程，他示意已有安排，然后被告就离开原告家了。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2016年4月1日）；2.借条（2016年4月11日）；3.借条（2014年5月31日），证据2的借条是该份借条的续签；4.报告、合作协议书，证明原告是挂靠在被告公司做工程。5.（2017）粤0113民初9248号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5103号判决书；6.关于黄培鑫借梁就胜人民币二十五万元陈述；7.情况反映书和报告；8.梁就胜与黄培鑫短信对话内容。被告则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2011年3月9日）；2.借条（2011年3月26日）；3.借贷情况；4.借条（2011年3月9日）；5.转账凭证；6.欠条（2011年3月28日）；7.借条（2011年3月26日）；8.转账凭证；9.2011年4月-2013年12月傅钦芳利息表（梁生个人）（附表二）；10.借条（2011年11月14日）；11.借贷情况；12.转账凭证；13.借条（2011年11月14日）；14.转账凭证；15.资金来往账记录。16.借条（傅钦芳60万元、梁就胜30万元）；17.转账凭证；18.借条（熊庭贵50万元、梁就胜25万元）；19.转账凭证；20.转账凭证（梁就胜及梁素琳）；21.借条（关仲琳），22.转账凭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争议焦点和审查重点在于涉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关于本金25万元的借款，原告提供被告于2015年5月31日、2016年4月11书写的两张《借条》，确可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但原告庭审中关于借款本金实际交付方式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可信度较低，且原告后明确该笔借款系案外债权债务关系转化而来，与上述两张《借条》所载的现金收款内容不符，原告亦未能进一步举证实际交付借款本金25万元予被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理据欠缺，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金60万元的借款，原告提供被告于2016年4月1日书写的《借条》，上载“借到梁就胜现金60万元”，原告称于该日向被告交付现金60万元，而被告抗辩未收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给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现本案中，结合双方当事人长期从事工程施工行业，进行大额现金交收并不明显悖于常理，且被告在本案未能就上述《借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合理说明并举证推翻，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现未有证据反映被告还本付息，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支付利息，理据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标准，原告主张从2016年4月1日起至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既未超过双方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亦未超过法律准允上限，故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培鑫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梁就胜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以及利息（从2016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梁就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284元（原告梁就胜已预付），由原告梁就胜负担2034元，由被告黄培鑫负担14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昇毅人民陪审员  何碧华人民陪审员  薛正娟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曹祖麟法庭记录杨丰马佳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