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7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国，男，196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赤峰市建筑建设集团退休职工，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然，内蒙古善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保华，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凯，内蒙古百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英，内蒙古百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拥民，男，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凯哲，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女，197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义，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建国与被上诉人韩拥民、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2015）红民初字第3544号民事判决。韩拥民、陈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5）赤民一终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韩拥民、陈伟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2017）内04民再133号民事裁定，发回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重审。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依韩拥民的申请追加杨保华为本案第三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内040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孙建国、杨保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然、上诉人杨保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凯、孙建英，被上诉人韩拥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凯哲、被上诉人陈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杨保华不服原审法院再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8)内040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孙建国的诉讼请求，确认上诉人杨保华与本案400万元借款无关。事实与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从被告韩拥民提供的账目记载、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资金流转、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紧密度、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400万元借款与被告韩拥民偿还给第三人杨保华的500万元本息系同一笔款项”的理由、结论错误。上述认定依据的账目只是韩拥民单方所做账目，真假难辨，杨保华及孙建国均不认可，不具有证明力，不应予以采信。上述认定所称的“第三人之间的资金流转”不能证明再审判决所认定的400万元与5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反而可以证明400万元与500万元毫无关系。审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要确定借贷关系是否发生及借贷关系的相对人。对于400万元借款，借款的发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审判决并没有对借贷关系的相对人即出借人和借款人做出明确的认定，回避了对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主观臆造“400万元和5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的说法，这种认定无异于无源之水。从一审的证据情况可以认定，400万元借款纯属于孙建国与韩拥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杨保华无任何关联。借贷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形成了完整且封闭的证据链条。二、一审判决对杨保华主张韩拥民向其支付的500万元系用于偿还张某、韩拥民300万元借款及韩拥民向其借款90万元的借款本息的辩解未予采信，未予采信的理由错误。张某、韩拥民向杨保华借款300万元的客观情况是：2013年12月17日，杨保华到韩拥民的公司去要钱，韩拥民还了杨保华216万元借款，杨保华要离开时，韩拥民称张某需要300万元进货，想向杨保华借钱，因杨保华跟张某不熟悉，所以不同意，后韩拥民说：“张某有房产在我公司名下，我能控制他，可以暂时不给他办房产证，可以我们两个作为共同借款人给你出具借据”，杨保华同意了。后韩拥民打电话叫来了张某，说明了上述情况，张某同意借款，也同意用上述房产作为保证，于是张某书写了300万元借据一枚，由张某、韩拥民作为借款人签了字，将借据交给杨保华，杨保华到中国农业银行将300万元转入二人指定的张某账户。2014年8月份某天，韩拥民给杨保华打电话称张某找他，要办理在韩拥民公司名下的两套房产的房产证，办证后贷款还杨保华的300万元借款，杨保华不同意，说必须将300万元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后才能给他办理房产证，后张某也给杨保华打电话杨保华也没同意。2014年9月初，杨保华从呼伦贝尔回到赤峰，找韩拥民要钱，韩拥民称其已把张某在公司名下的两处房产给张某办理了房产证，他们到银行贷款三两天就还杨保华钱。因没有经过杨保华同意也没有偿还300万元借款本息就给他们办理了房产证，杨保华的债权失去了保障，杨保华当时就痛骂了韩拥民，韩拥民对杨保华说“三哥，你别急，张某不还我还”，韩拥民当时给张某打电话，张某不接电话。后来杨保华又找了张某，张某说韩拥民他俩之间有账，这钱让杨保华找韩拥民要。后来杨保华把他俩找到了一起，他俩互相推诿，都说让对方还钱。又一天，韩拥民打电话找杨保华，杨保华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三哥，只要你帮我告张某，这个钱我就还你”；杨保华说我不认识人（公检法司人员），韩拥民说他找人，只要杨保华给他顶名告状就行了，杨保华同意了。于是韩拥民陆续还给杨保华320万元。还了杨保华320万元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韩拥民给杨保华打电话让杨保华去他公司商量告张某的事，杨保华到公司后，韩拥民就让杨保华作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保全，杨保华同意，他找了一个姓窦的律师（女、他公司法律顾问）到他的公司写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韩拥民说他没有担保物，杨保华给他提供了亲属的房子作为担保，杨保华签字后就走了，其余的事就不知道了。过了几天韩拥民说申请保全的房产一部分无法保全，于是让杨保华到他的办公室，窦律师手写了变更财产保全申请，我签完字就走了。又过了几天张某妻子张晓东又以其与张某离婚为由，对保全提出异议，杨保华、韩拥民、窦律师去法院应诉，经法院审理对保全财产全部解封。韩拥民看到其给付杨保华的钱通过法院诉讼向张某追回无望，于是让杨保华和他一起去松山区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张某诈骗为由报了案，公安机关进行了询问，第一次做笔录时杨保华实事求是的说韩拥民和张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杨保华借了300万元，第二天韩拥民叫杨保华去他办公室说：“三哥，公安的说了共同借款够不成诈骗，做笔录时把我说成担保人才能构成诈骗”，还要求在杨保华持有的借据上韩拥民名字前填写“担保人”字样，杨保华没有同意他填写，但是韩拥民跟杨保华一起去公安机关重新做了笔录，将杨保华的陈述中韩拥民是借款人变更为担保人。后期韩拥民又偿还杨保华欠款180万元，包括另外90万元借款本息在内的还款已欠杨保华不多了，所以杨保华就没有继续帮韩拥民告张某，韩拥民对杨保华产生了怨恨，他曾经告杨保华赌博，杨保华也对他产生了怨恨，也协助法院执行局去找过他。以上韩拥民、张某和杨保华就300万元借款的出借及还款过程，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韩拥民在杨保华就300万元借款申请保全张某时已经向杨保华的账户转款320万元的原因。三、一审判决认定“杨保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称该笔借款张某用部分房产进行了抵押，韩拥民作为担保人在债权人未就担保物实现抵押权之前即向债权人偿还借款的行为明显与杨保华主张的相关事实不符”错误。根据查明的情况，对300万元借款所谓的抵押根本就没有成立，充其量也就是韩拥民和张某的口头保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案涉情形为抵押，因为物权法定；抵押权不成立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担保物权（即抵押权）的实现，也绝对没有实现抵押权的可能。四、一审法院有意偏袒韩拥民，置客观事实而不顾，故意混淆不同的借贷法律关系，臆造出“从原、被告之间及第三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度”等情节，故意将毫无关联的案涉400万元借款与韩拥民偿还杨保华的500万元还款（借款本金390万元利息110万元）混为一谈，实属枉法裁决，于情于理于法不合。孙建国不服原审法院再审判决，上诉请求：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依法改判。一、原审法院认定“从被告韩拥民提供的账目记载，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资金流转，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陈述。可以认定涉案400万元借款与被告韩拥民偿还给第三人杨保华的500万元借款本息系同一笔款项。”上述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严重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孙建国与韩拥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主体明确且真实、客观、合法，有韩拥民为孙建国出具的借据为证，有孙建国为韩拥民转账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为凭，更有孙建国出借400万元的资金来源明细清单予以佐证，还有韩拥民要求孙建国将款项转给其会计董秀杰名下的手机短信予以证明，韩拥民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据此，孙建国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理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原审法院抛开了重证据、重客观事实的基本原则，偏信韩拥民毫无依据的一面之词，给孙建国带来巨额经济损失，这是孙建国坚决不能接受的。二、韩拥民否认与孙建国存在借款关系，谎称不认识孙建国，提出此笔借款已偿还第三人杨保华，完全是不实之词。孙建国与韩拥民早年就相识，在借款前两天，在世纪港湾洗浴中相遇，韩拥民也深知孙建国有借款业务，于是向孙建国提出借款，两天后，即2014年8月21日，韩拥民打电话让孙建国到其办公室办理借款手续，并亲自在借据上签字，交给孙建国，孙建国按照韩拥民发的短信账号将款项转入账户，口头约定月息4分，借款期限为半年。整个借款过程与第三人杨保华没有任何关系，孙建国出借给韩拥民的资金来源上没有杨保华分文，同时，杨保华对于孙建国出借给韩拥民的款项并不知晓，根本不存在杨保华委托孙建国出借款项的事实，韩拥民提供自己单方制作的账目证明与杨保华存在借款关系，但杨保华也当庭出具证据，以证明韩拥民与杨保华存在经济往来，特别是杨保华目前手中还有韩拥民出具的欠条，尚未还清欠款，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本应对韩拥民与杨保华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另案处理，但原审法院抛开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将本案出借人即原告抛开，对没有进行诉讼主张的韩拥民和杨保华之间的账目进行审查，在韩拥民与杨保华之间账目不清且毫无结论的情况下，以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联系紧密度分析出400万元借款与500万元借款是同一笔款项，简直过于荒谬。韩拥民与杨保华之间究竟谁欠谁钱，应该由其二人通过算账予以解决，假设韩拥民付错款项，也应向杨保华主张返还，与本案孙建国毫无关系。三、韩拥民编造谎言，混淆是非，其陈述不符合常理。首先，韩拥民提出涉案400万元已经偿还了杨保华。如果真的是偿还的是涉案的400万元借款，为什么不抽回借据？而且分四笔还款均不要求抽回借据，如此巨额资金不抽回借据符合起码生活常理吗？按照韩拥民的说法即便没要回借据也应当要求债权人出具收条，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原审法院对这一重要情节并未认真审查，轻信韩拥民轻描淡写的口头解释。另外，韩拥民提出偿还杨保华借款500万元，其中400万元是本金，100万元是利息，通过简单计算，即便按照韩拥民所述利息是5分，那么，自2014年8月21日起计算，韩拥民分别于2014年9月11日还100万元，2014年9月28日还20万元，2014年10月8日还200万元，2015年1月31日还180万元，400万元本金的利息是48万元，而韩拥民声称还100万元利息，多付52万元如何解释？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以上是事实表明，韩拥民偿还杨保华500万元与孙建国出借的400万元毫无关系。原审中韩拥民与第三人均承认他们之间有多笔账目往来，而且金额高达千万元，韩拥民企图通过此案达到与第三人杨保华算账目的，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故意偏袒韩拥民，不但损害了孙建国的合法权益，甚至剥夺了孙建国的救济途径，孙建国将面临巨额经济损失。四、就本案的证据效力而言，孙建国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与韩拥民的借款关系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书面证据效力远远大于韩拥民的口头解释和毫无及依据的推断，韩拥民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韩拥民对杨保华、孙建国的上诉共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归纳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主要就是孙建国与答辩人形成独立的借贷关系，答辩人向杨保华支付的500万元系用于偿还2013年12月17日案外人张某和答辩人的共同借款300万元，以及此后答辩人向杨保华的借款90万元，因此答辩人偿还给杨保华的500万元系前述390万元借款的本息，与案涉孙建国的400万元借款无关。答辩人认为，二上诉人的上述意见纯属建立在规避和割裂相关事实与证据，并对不利于自身的证据进行毫无事实依据的辩解基础上所形成，具体表现为：其一，答辩人只是张某向杨保华借款300万元的担保人，而非共同借款人。这是杨保华自认的事实，对此有杨保华诉前保全张某财产的民事卷宗为证。此外，根据杨保华的说法，答辩人是作为共同借款人出具借据，但实际借款人也只是张某，且在杨保华诉前保全张某财产之前，答辩人也已经向杨保华偿还320万元。据此说法，答辩人无论作为共同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有权向张某主张权利，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借用杨保华的名义主张权利。因此，答辩人只是张某300万元的担保人无疑。杨保华在向松山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控告时的笔录也再次印证了这一事实。对于上述确凿无疑的证据，上诉人之所以改称答辩人是共同借款人，就是为找到答辩人向杨保华还款500万元的所谓事实依据，进而说明答辩人的还款与孙建国的借款无关。其二，答辩人必然没有代张某向杨保华偿还借款。否则，杨保华绝不会为追索欠款而申请诉前保全张某的财产，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杨保华所称答辩人偿还的500万元包括张某借款说辞的不真实性。其三，答辩人向杨保华付款的时间和金额能够再次印证二上诉人说法的不真实。对于答辩人偿还500万元的用途，杨保华在公安机关的说法是答辩人偿还2013年12月7日向其借款100万元和2013年12月17日张某借款300万元的本息。而在诉讼中，其又改口称系偿还张某的300万元借款和此后答辩人向杨保华的借款90万元，即390万元借款的本息，且自2013年12月17日借款之后答辩人向其还款总计500万元。事实上，答辩人自2013年12月7日之后分10次向其付款总额为1300万元，自2013年12月17日之后向其付款8笔，金额为831万元。如果按照杨保华关于答辩人在此期间仅向其借款390万元的说法，答辩人不可能会向其偿还如此多的借款。其四，除孙建国的自身说法外，至今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孙建国与答辩人具有形成400万元借款合意的基础关系。与之相反，却能证明孙建国与答辩人并不认识，答辩人向杨保华借款、孙建国代为送款，以及二人为合伙关系的事实，而且上诉人也无证据推翻答辩人提供的账册、借据等证据的真实性。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所述明显虚假不实，其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陈伟对杨保华的上诉答辩称，杨保华虽然将答辩人列为被上诉人，但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并没有涉及答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和意见，根据《民诉法》第168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答辩人是否承担责任不在二审审理之列。尽管如此，答辩人仍需针对杨保华上诉理由提出以下意见：一、案涉400万元借款与韩拥民偿还给杨保华的500万元本息为同一笔款项，原判认定正确。杨保华此次上诉状中无端虚构出300万元是韩拥民与张某两人的共同借款，韩拥民并主动进行偿还390万元的虚假“事实”，并称案涉500万元与自己拼凑的390万元属同一法律关系等等说法，根本不是真实情况，如果真像杨保华所称韩拥民支付给他的款项时偿还韩拥民和张某的共同向其借款300万元，那么，杨保华就没有必要再向松山区法院申请保全张某的房产（限额为300万元），以便追讨上述300万元欠款，其在上诉状中“解释”没有任何说服力和证据证明，况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而根据杨保华在赤峰市松山区法院诉讼保全张某的案卷材料，完全能够反应出张某才是300万元唯一的借款人，韩拥民仅是担保人，当时杨保华并没有起诉韩拥民，同时也承认韩拥民为担保人，杨保华也没有要求韩拥民还款，韩拥民偿还的500万元与张某的借款无关，杨保华对此也表示认可。二、本案的实际出借方和借款人为杨保华和韩拥民，与孙建国没有任何关系，案涉债权债务已经消灭。事实上韩拥民在向市区两级公安机关举报杨保华、孙建国涉嫌诈骗案件中，初查材料显示公安机关在调取杨保华和孙建国银行流水可见，在韩拥民以上分四次时间偿还杨保华款项的同一天里，杨保华同时将韩拥民偿还给其的所有款项分文不差地汇至孙建国账户上，款项的最终流向落实到最初汇款的账户上，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本案执行过程中，杨保华全程参与案件的执行，亲自带领红山区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到韩拥民家。从韩拥民提供的录像显示，杨保华跑前跑后，主动引领执行人员在韩拥民家庭全面查看，明显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杜撰出多种理由进行解释都将无济于事，否认不了其为实际债权人的事实。陈伟对孙建国的上诉答辩称，孙建国虽然将答辩人列为被上诉人，但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并没有涉及答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和意见，根据《民诉法》第168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答辩人是否承担责任不在二审审理之列。尽管如此，答辩人仍需针对孙建国上诉理由提出以下意见：一、孙建国虽然提出系列证据，但根据历次庭审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存在诸多不合情合理、难以解释等情况，证据存疑且证实不了其与韩拥民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1、关于借款过程，孙建国在原审庭审中的说法是，他与韩拥民早在九几年就认识，在借款的前一天韩拥民给他打电话说要借400万元，第二天他便去了韩拥民在桥西金谷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而其在本案上诉状中又称，其与韩拥民早年就认识，在借款前两天，在世纪港湾洗浴中心相遇，韩拥民也深知其有借款业务，于是向其提出借款，两天后，即2014年8月21日，韩拥民打电话让其到办公室办理借款手续。以上孙建国对于借款过程的描述，相隔不到一年时间便出现两种说法，如果孙建国是实际债权人，对于借款过程的发生早已熟记于心，但如此说词却完全不一致，有东拼西凑之嫌。这充分印证了两人以前根本不认识，不可能产生大额借款事宜，显然孙建国是在说谎，并且弄巧成拙。针对双方在借款日前是否认识和相见的问题，根据民事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孙建国为了证明其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应当有义务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以夯实案件事实，排除案件疑点和不合理因素，但孙建国至今不能证实其说法的真实性，且说法不一、漏洞百出。2、孙建国提供的证据及相关陈述和答辩，已经违反一般人的日常经验法则，更不符合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通常的借贷交易习惯。其对于借款过程叙述的虽然篇幅短小，但基本表达完毕对于400万元的出借流程。然而，从他的表述中给人最直观的判断就是太过于仓促了，事先没有协商，以前更没有经济往来（孙建国提供不出任何证据和说法），仅通过电话联系后就出借。甚至，在借据上连借款期限、利润都不注明（借款期限根本就没有协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大一笔借款没有任何抵押担保，只凭借孙建国主观上认为韩拥民“家趁人值”，对一般人而言这种行为都太过于草率了，更何况是常年从事小贷业务的孙建国。孙建国较一般人更了解和掌握这种业务的熟知度和风险防范意识，要求也会更严格，他这样做就更不符合常理了。同时，根据借款当时即2014年针对民间借贷引发的不良甚至恶化的社会环境，孙建国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如此仓促地出借一笔巨额款项。3、案涉款项自2014年8月21日出借一直到2015年9月15日起诉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孙建国没有找过韩拥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渠道索要过此笔款项。而孙建国在原再审案件中所称的，他曾到韩拥民公司要过钱，韩拥民说将钱还给杨保华了。这只是孙建国的一面之词，根据韩拥民向法庭提供的偿还给杨保华四次还款500万元的时间点上可见，韩拥民自借款相隔20天的时间，就支付给杨保华100万元，又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合计偿还杨保华220万元，最后一次归还时间为2015年1月3日，本息累计还款500万元。而孙建国提起诉讼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如果按照孙建国的说法，他曾几次找过韩拥民要钱，他到底何时找过韩拥民要过钱，如果要钱的行为发生在韩拥民偿还杨保华款项过程中，韩拥民将立即停止向杨保华还款，并查明实情，这样此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这也从侧面印证孙建国说法不实。4、韩拥民确实将银行卡号通过手机发送到孙建国手机里，但不能凭此就认定是孙建国给打款，继而认定孙建国就是实际出借人。5、韩拥民就借款过程、款项偿还情况等在历次庭审中陈述的一致性，以及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分别向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报案的执着作法，能够反映出韩拥民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是完全经得起推敲。根本不存在编造谎言、赖债等行为。二、案涉款项已经全部偿还，债权债务已经消灭，孙建国的诉讼请求理应依法驳回。韩拥民在诉讼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对于案涉款项归还的证据，同时递交一份说明，这些银行凭证等能够证实，韩拥民分别于2014年9月11日、9月28日、10月8日，2015年1月31日四次累计支付给杨保华人民币500万元，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发生在案涉借款时间之后，符合归还此笔借款的常理；况且归还款项金额大于借款金额，同样符合韩拥民陈述的借款当时约定利率5分的说法；经分段计算，连本带息应当归还500万元，同样符合通常的借款往来及韩拥民的陈述。而上诉人孙建国在其上诉状中的计算理解有误，没有弄清弄懂，与实际情况相悖。三、孙建国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主体错误，答辩人对案涉款项不承担任何责任。2015年3月份，答辩人与韩拥民离婚，案涉款项虽然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但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条规定，判断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可以从夫妻双方举债的意愿及债务的利益指向两个方面来分析，如果夫妻之间有共同的举债的意愿且该债务的利益指向为夫妻共同双方，那么，该债务就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为一方债务。同时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债权人能否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债务的负担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债权人主张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案涉的款项答辩人不知情，也从不参与韩拥民所在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更没有在借条上签字或追认，不存在共同举债的意思。答辩人在婚前就开办君英通讯公司等，独自经营，经济效益可观，家庭日常支出及财产购置基本上均由答辩人承担，无需韩拥民对外借款，上诉人也已经认可案涉款项用于缴纳税款，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此款用于家庭生活中。可见，上诉人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并承担责任的作法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得到贵院支持。孙建国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并自2014年8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15日止按月息2%给付利息；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韩拥民、陈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建国借款400万元并自2015年4月17日起至2015年9月1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孙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原告孙建国持有被告韩拥民为其出具的借据主张二被告共同偿还其欠款，并提供借据、农业银行银行业务回单、手机短信照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清单、交易清单、工商银行记录、工商登记信息、赤峰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及发票七枚予以证明。被告韩拥民提供账册一本、2014年8月21日400万元收据、银行交易凭证、手机通话及短信详单、松山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卷宗一册、2013年12月7日至2014年5月15日合计向杨保华汇款800万元银行交易记录、光盘、松民保字第213号卷宗，主张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第三人杨保华，且其已将该笔欠款及利息于2014年9月11日、2014年9月28日、2014年10月8日、2015年1月31日分四次偿还给了杨保华，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伟提供红山区法院一审开庭笔录、（2015）赤民二终字第411号案件笔录一份，主张涉案借款系用于偿还公司税款，且其与韩拥民已于2015年3月17日协议离婚，案涉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外原告与第三人曾以同样的方法制造虚假诉讼。第三人杨保华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借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述称案涉借款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其无关。被告韩拥民向其支付的500万元用于偿还张某作为借款人，被告韩拥民作为担保人的300万元及韩拥民向其借款90万元的借款本息。其与韩拥民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另被告韩拥民在诉讼过程中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其三星手机中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通话记录和短信予以数据恢复。原审法院再审认为，从被告韩拥民提供的账目记载，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资金流转，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400万元借款与被告韩拥民偿还给第三人杨保华的500万元借款本息系同一笔款项。第三人述称被告韩拥民向其支付的500万元系用于偿还张某作为借款人，被告韩拥民作为担保人的300万元及韩拥民向其借款90万元的借款本息。但被告韩拥民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韩拥民曾在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举行的听证会（就300万元债务保全张某财产，其妻子张晓东作为案外人提出异议）上作为杨保华的证人出庭作证，而韩拥民在此前已经向杨保华的账户转款320万元，且在杨保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称该笔借款张某以部分房产进行了抵押，韩拥民作为担保人在债权人未就担保物实现抵押权之前即向债权人偿还借款的行为明显与第三人杨保华主张的相关事实不符，故对于第三人的辩解，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韩拥民、陈伟偿还借款的请求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被告韩拥民提交的鉴定内容不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属于证据材料的提取，但该证据的提取无法在民事诉讼案件中采取和实现。该证据有权提起的机构和事由应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民事诉讼中无相关提取主体和事由。原审法院再审判决：驳回原告孙建国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孙建国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如下：松山区法院（2015）松民保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上诉人孙建国在诉韩拥民案件过程中对陈伟的财产进行查封，针对陈伟答辩状的第3页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之间的借款到起诉是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提供这份证据是为了证明他们借款之日到约定还款到期以后的时间是2015年的4月3日，并不是9月份起诉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采取保全措施了。韩拥民质证称，我的意见和陈伟代理人的意见一致，对主张权利的时间不持有异议，在这个时间主张权利之后我们调取了此前6个月的通讯记录，记录里没有孙建国向韩拥民主张权利的信息。陈伟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即便是上诉人提供了曾于2015年的4月3日就向韩拥民主张权利，但是距离借款的实际期限已经达近一年的时间了，这期间他也没有向韩拥民主张过任何权利。这也不符合实际借贷。杨保华质证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并且时间是2015年4月13日，这之前，按照韩拥民还款500万元的情况，都是在这个日期之前，最后一笔是2015年1月31日。杨保华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如下：松山区经侦大队的笔录一份共8页，来源于韩拥民，附着一份自述说明。证明上诉人杨保华在上诉状第二部分陈述的事实。被上诉人陈伟对一审陈述中是杨保华报案的，在材料上看报案人是韩拥民，从这可以看出韩拥民把320万元给了杨保华，张某用的，韩拥民替张某还的。张某将房产过户到他妻子名下，韩拥民不能控制这些房产，韩拥民被张某骗了，房子也没有了，没有了保障。所以韩拥民作为报案人去报案，说韩拥民被张某骗了。杨保华为什么没有报案，是因为韩拥民把320万元给了杨保华了。补充意见，韩拥民的再审申请书第6页，能说明报案并不是杨保华，而是韩拥民，韩拥民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已经付了320万元。韩拥民质证称，这份证据是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部分内容看出来我不是实际借款人，不能证明我替张某还。确实有这么回事，笔录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是否与当时一致不清楚。是找杨保华找我去的，报案人是我和杨保华。第一报案人是杨保华。笔录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其他人的笔录我更不清楚。陈伟质证称，对笔录不清楚，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应该以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为准。孙建国质证称，上诉人杨保华提供的关于韩拥民的报案材料，非常重要，通过这个事情，报案的经过和报案本身的行为足以能够解开本案的事实。我们通过韩拥民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中所陈述的事实，与韩拥民在公安机关报案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再审申请书中的第6页，关于“2014年11月4日是杨保华在公安局控告张某……”通过杨保华提供的韩拥民报案材料，韩拥民为什么去报案。我们认为该份证据真实客观，这份证据应该引起法庭的高度重视，韩拥民作为报案人在笔录中明确承认你来干什么，我来报案我被张某张晓东给骗了。我建议法庭到公安机关将本案的材料调取。韩拥民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杨保华的一份报案材料。来源是我和杨保华一起去松山经侦支队报案，我留的复印件，不是在市局的经侦支队。证明杨保华也曾经作为一个报案人，证明韩拥民就是担保人。杨保华质证称，这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建国质证称，这份材料是韩拥民提供的，我们认为这不是报案材料，因为经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卷中材料中并没有这份报案材料，该份报案材料是复印件，又没有原件，原件又没有被公安机关所收取。仅仅是韩拥民手中提供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通过卷中材料和韩拥民所陈述的事实，韩拥民说杨保华和韩拥民同时到公安机关报案，我们在公安机关卷中材料中是韩拥民报案的时间是2014年12月8日，韩拥民提供的是2014年11月21日，这份报案材料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且前后矛盾，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陈伟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庭依上诉人杨保华的申请调取了松山区公安局韩拥民于2014年报案材料及笔录。杨保华代理人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这个材料实际上是韩拥民告杨保华，韩拥民和杨保华他们都没有如实陈述。为什么没有如实陈述，我们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针对这个笔录的质证意见是，韩拥民在报案的过程中没有如实陈述，对于他是担保人的陈述也不真实。这个笔录能够证明他是报案人。作为报案人，你受害了，才去报案的。韩拥民的解释杨保华是跟他要钱，韩拥民作为借款人，他是有义务还款的。如果说他是担保人，他也有义务还款。他不可能受害，他也没那个义务，他受什么害。结合庭审的事实，他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张某的陈述通过案卷的反应，也不全是真实的。其他借款人的陈述、韩拥民、杨保华的陈述，去北京进箱包是个事实。张某说他去摆坡不是事实。张某的陈述说韩拥民他俩之间内部有账，他俩互相推诿。为什么韩拥民把已经还了320万元的事实没有告诉张某，通过笔录看，韩拥民也是为了好要钱，因为张某和韩拥民之间有账，杨保华要账好要。关于杨保华的笔录，杨保华说明的情况，已经解释清楚了。关于王猛的笔录，他陈述他陈述的办证过程的情况基本属实。李民的笔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再审申请书，这个保全确实是杨保华的名义提的保全，张晓东提的异议，这个房产不是实体担保，原来是韩拥民控制的，但是现在控制不了，韩拥民又把320万元还给杨保华了，担保财产失去控制，韩拥民把钱还了，韩拥民本身就是受害人，所以他就去松山区公安局报案。这个案卷中始终没有提还320万元的事，包括韩拥民和杨保华，实际杨保华帮助韩拥民找张某要回这个320万元的钱。杨保华质证称，这个笔录是我签的，但是是第二次做的笔录，还有第一次的笔录。后面的那个保全，是我替韩拥民保全的。孙建国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案卷名称也是韩拥民告张某诈骗案，写的也很清楚，从卷宗看报案人是韩拥民，他陈述了被张某和张晓东骗的经过，也陈述了通过韩拥民的报案反应的事实是，韩拥民将涉案的300万元还给了杨保华借款后，由于张某将在韩拥民名下的房产办理抵押后并没有偿还该笔款项，所以韩拥民称被张某和张晓东骗了，如果韩拥民偿还了不是杨保华的300万元的借款，在张某也没有偿还杨保华的300万元的借款的情况下，韩拥民绝不会到公安机关报案说被张某骗的事实，也不会存在报案的客观事实。所以能够反映出韩拥民偿还了杨保华320万元借款后，他俩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向张某主张借款事实。本案中韩拥民将偿还杨保华的借款试图归还本案的孙建国的400万元的借款是不符合逻辑的，孙建国出借给韩拥民的400万元与韩拥民偿还杨保华的300万元并非同一笔借款。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予以裁判。韩拥民代理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通过韩拥民的表述和卷宗中证人的陈述，证明韩拥民确实被骗了，报案的目的就是因为韩拥民是张某向杨保华借款的担保。因为张某不还钱，导致杨保华向韩拥民要这个钱，所以，韩拥民也是受害人之一。2、通过这个杨保华在卷宗中的陈述说明韩拥民只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而不是共同借款人。3、通过借款人张某的陈述再次印证了韩拥民就是担保人。张某的陈述关于300万元的陈述明确是矛盾不属实的。张某笔录中的第3页：借这个钱300万元是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理的，按照规定，他是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韩拥民答应这300万元是替张某出。但是在下面的陈述中，他又说给了韩拥民60万元的现金，陈述矛盾，他说他自己承担300万元，后面又说他又给韩拥民很多抵押的东西，但是都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在第5页，卷中有个叫刘立的，这个刘立就是张吉坡的担保人，张吉坡就是借张某80万元钱，偿还之后，张某把这个欠条给了刘立，刘立又给张吉坡，刘立和张吉坡是战友关系，后来张吉坡在松山法院告韩拥民，这是松山法院2009年左右的案子，刘立既是张吉坡的担保人，又是证人，证明韩拥民借款，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案子恼的。但是法院查明，借款当日张吉坡在监狱服刑。从这个案子里，刘立和张某、韩拥民是有严重的利害关系的，他证明的事实是不能采信的。4、纵观整个案件没有任何人陈述韩拥民已向杨保华偿还了涉案的300万元，因此也不能证实韩拥民向杨保华支付的500万元是偿还该笔300万元的借款。韩拥民质证称，我报案的时候，提交了张某的妻子张晓东的录音，那是在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录的音。张晓东说把证办到我名下，就是为了还杨保华的钱，4分的高利。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当时已经离婚了。这个录音已给杨保华听了。松山区法院保全的时候，庭审过程也有录音。陈伟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1、通过查阅韩拥民报案材料，他的报案时间是2014年12月8日，这个报案恰恰是在杨保华2014年11月20日向松山区法院提出对张某房屋保全申请之后，按照杨保华的理由，他保全以后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在张某妻子张晓东的名下，他妻子张晓东有异议，导致这个房屋保全不了，后来将这个信息告诉给韩拥民，韩拥民知道张某和他的妻子张晓东已经把这个房子转移，把韩拥民欺骗了，故此才去公安机关报案的。并非是因为韩拥民是借款人，韩拥民已经实际上将这300万元给付了追偿人，利益将受到损失，而向公安机关来报案的。韩拥民报案是因为张晓东和张某把房屋转移了被欺骗了，王猛也证明这一点，韩拥民不同意将房屋转到张晓东名下，韩拥民自借款的时候都不清楚张晓东和张某已经离婚了，他误以为他能控制担保财产。杨保华保全不了以后，才去报案的。2、通过杨保华的笔录，杨保华讲的非常清楚，他说韩拥民就是担保人和中间人，将借款过程说的很详细，和他上诉的意见是相反的。杨保华始终没有提到韩拥民已经偿还了他这300万元的事，韩拥民也没有提这事，假如有这事，他们应该会陈述还钱的这事。所以韩拥民所还的这个钱并非是还300万元的，而是还400万元的。3、张某说的我不清楚。经审查，对孙建国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杨保华提交的报案笔录及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韩拥民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直接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承办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孙建国与韩拥民之间是否存在400万元的借贷关系；2、韩拥民偿还给杨保华的500万元款项是否为偿还涉案借款。对于孙建国与韩拥民之间是否存在400万元的借贷关系即孙建国是否为实际债权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孙建国持有的韩拥民出具的借据中并未注明出借人，而韩拥民一直抗辩孙建国不是实际债权人，款项系向杨保华所借。为查清案件事实，应严格审查借贷双方交往的紧密程度，是否有借款合意，借款磋商过程及后续如何主张权利等相关细节。对此，孙建国在本案原一审审理中陈述：“被告打电话找我，说想和我借钱，要借400万元，我同意借给被告钱，被告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就去了被告办公室，被告就说向我借400万元，我也同意，当时约定利息四分，…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5年1月份，我去被告公司催款，但是没有找到被告。”在本院再审审理中陈述：“韩拥民在借款前一天给我打电话，就说借钱倒个坎儿，是在韩拥民公司，后来就说好了4分的利息，本息一起还。”“…我以前跟他要过两次钱，他说他把钱给杨保华了，我问他为什么我的钱给杨保华了，他说让我去找杨保华去要。”当法庭询问孙建国“被申请人，你出于什么关系，没有约定利息，没有还款期限，没有人保，没有物保，就把400万元把钱借给他了”时，孙建国回答“我知道他家趁人值，所以就借了”。原审再审审理中孙建国陈述“不知道，没跟我说（借款用途）（在这笔借款前）没（给韩拥民）打过（电话）…我相信他…我要过，他说等一阵”。而本次审理中孙建国陈述“我是跑出租车了，…我那时候就认识韩拥民的，…我拉过韩拥民，他包车认识我的。…我经常去世纪港湾洗澡，常碰见韩拥民，他问我干啥呢，我自己有翻斗车拉沙子我说手里有点余钱，他借钱的头些日子在港湾我又碰见他的，他就跟我借点钱，…我就给他说你要借钱就给我打电话，借钱的利息是4分，他说他21日要用钱…我就跟他说给他组织钱，…等组织好了，给他打电话。21日那天我就把钱组织好了，中午2点左右给他打电话，…当时说是使用半年，到时候本息一起还，利息4分。…1月份左右我洗完澡就去他公司找他，一开始没找到他，后来又去找他，他说贷完款再还我，让我再等等。”作为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对整个借贷行为具有亲历性，客观事实已经发生，具有唯一确定性。孙建国称与韩拥民之间仅此一笔经济往来，且数额为400万元之多，其印象应极为清晰和明确。而从以上陈述对比中可知孙建国在历次审理过程中对双方相识、借款过程、协商地点、借款还款期限、讨要次数及讨要时对方说法等陈述存在明显矛盾，缺乏借款合意，不具有客观性。不管孙建国陈述的哪种借款过程，都没有就借款用途、数额确定、利息约定、还款期限、偿还方式等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必须具备的过程进行磋商，更没有具体细节。孙建国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尤其是本人亦陈述经营着小额借贷公司，对于借贷程序、交易习惯、借贷风险应比一般常人更有经验。而且孙建国认可与韩拥民相识多年但仅为一般朋友关系，期间无过密交往，亦无证据表明在此次借款之前，双方有过经济及其他往来。对于一次性400万元巨额款项的出借行为在没有期限约定、没有任何保证、没有协商偿还方式以及利息如何给付的情况下，便轻易主动“组织好款项”，又主动到韩拥民公司处办理出借事宜，且在出借后并没有证据证实曾向韩拥民主张过还款，亦没有证据表明曾收到过韩拥民任何利息款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违反日常经验法则，与常理相悖，因此孙建国虽持有借据及债权凭证，在债务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其几次陈述自相矛盾，缺乏借款合意，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不能证明其主张。关于涉案400万元借款与韩拥民还给杨保华的500万元的款项的关系问题。相比孙建国的陈述，韩拥民就借款过程的历次陈述稳定、一致，并称已将涉案借款本息500万元偿还给杨保华。现杨保华已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到诉讼中，根据杨保华陈述，杨保华与韩拥民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认可收到韩拥民500万元款项，但系偿还韩拥民与张某共同借款300万本息及韩拥民另外90万元借款。根据韩拥民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月31日，韩拥民共计向杨保华转账500万元。经查实，杨保华与张某之间300万元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3年12月17日，杨保华在2014年11月20日就张某的财产向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前保全申请。而在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1月20日期间，韩拥民给杨保华转账共计435万元，随后在2015年1月31日韩拥民又给杨保华转账180万元。韩拥民向杨保华转款的金额远大于杨保华主张的债务本金及利息。杨保华关于韩拥民的转账行为是作为担保人的主动还款行为的主张与杨保华对张某的财产申请诉前保全的行为相矛盾。而对该矛盾，杨保华亦未做出合理解释。且杨保华称手中已没有韩拥民出具的任何借据，现仍持有张某、韩拥民为其出具的300万元借据原件，而且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杨保华的辩解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保华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另外在韩拥民四次向杨保华账户打款的当日和次日，杨保华便将款项转出给他人，韩拥民主张款项汇入孙建国账户，对此杨保华、孙建国并未否认，均解释称有可能转过。孙建国认可与杨保华之间存在拆借关系，孙建国、杨保华均称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韩拥民提供的账册、2014年8月21日400万元收据、银行交易凭证、手机通话及短信详单、松山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卷宗、2013年12月7日至2014年5月15日合计向杨保华汇款800万元银行交易记录、光盘、松民保字第213号卷宗能够达到证实韩拥民抗辩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孙建国、杨保华的陈述，可以证实就涉案借款韩拥民已向杨保华进行了清偿，涉案借款实际债权人为杨保华而非孙建国，故原审再审驳回孙建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孙建国、杨保华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上诉人孙建国、杨保华均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霞审 判 员 徐景娥审 判 员 吕 岩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 段欣宇书 记 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