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三亚行初字第3号原告陈俊。委托代理人谢勇杰。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邓智强。第三人李益梅。委托代理人林庆丰。原告陈俊不服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亚市政府）作出三土环资决字（2013）1号《关于陈俊与李益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13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2月17日受理，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俊的委托代理人谢勇杰，被告三亚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邓智强，第三人李益梅的委托代理人林庆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12月15日，三亚市政府根据陈俊的申请作出三土环资决字（2013）1号《关于陈俊与李益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3）1号处理决定），决定将陈俊与李益梅争议的河西区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于李益梅。其土地四至为：东至林鸿胜，西至蒲秋荣，南至通海四巷，北至麦世虎及王金荣，面积200平方米。被告三亚市政府于2013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如下证据：1.文书送达回证，证明（2013）1号处理决定已依法送达给陈俊与李益梅，程序合法；2.土地权属争议听证笔录，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双方召开了听证会，程序合法；3.土地使用权争议调解会笔录，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双方召开了调解会，程序合法；4.《关于陈俊诉与李益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证明被告的（2013）1号处理决定是在经过三亚市河西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三亚市司法局河西司法所、三亚市河西国土环境资源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和取证后作出的；5.《儋州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确认李益梅在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权属的报告》，证明儋州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儋州社区居委会）经核查认定李益梅是本案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6.《房基证明书》和李益梅缴纳土地确权、丈量费的《凭证》，证明原三亚市河西区儋州村居民委员会及当时的划地人钟德光将本案争议土地分给李益梅，李益梅也缴纳了土地确权费、丈量费；7.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10月11日《证明》，证明李益梅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建房居住的情况；8.林桂英、王春柳、羊爱养的《证明》，证明原儋州村居委会分割宅基地的历史情况；9.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11月8日《证明》，证明李益梅使用本案争议土地的情况；10.三亚市人民法院1990年2月5日对羊爱养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儋州村居委会当时划地给李益梅的情况；11.存放于三亚市档案局的李益梅《土地使用批准书》（存根）；12.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给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证据11、12证明李益梅是本案争议土地的权利人。以上证据4-12相互佐证，证明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14.《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证据13、14证明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陈俊诉称，1979年7月15日，崖县三亚镇儋州村革命委员会同意将位于三亚市河西区儋州村居委会四更铁路三叉南段（现通海四巷）共计160平方米的宅基地（四至为：东至林鸿盛，南至公路，西至蒲秋荣，北至麦世虎）划拨给陈俊使用，并出具了《土地使用证明书》。此后，陈俊依法向相关部门缴纳了土地费用，并于1984年在三亚市建委依法办理登记。1989年12月12日，三亚市国土局对该土地进行丈量确认，并向陈俊收取了争议土地丈量费办理登记手续。三亚市城乡建设局、儋州村居委会、三亚市河西区管理委员会城市建设科、三亚市河西区管理委员会也确认了争议土地使用权归陈俊所有。另外，蒲秋荣的三土房（1998）字第0916号土地房屋的档案查询资料显示，蒲秋荣位于通海四巷的土地东至陈俊。因此，本案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为陈俊。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后，陈俊于1980年在该土地上打地基建简易房，后于1986年底将简易房改建为瓦房，一直居住使用至2003年。1986年，李益梅主张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将陈俊房屋推倒。2003年又强行挖毁陈俊的地基，并于2011年擅自在争议土地上建设房屋，严重侵害了陈俊的合法权益。为此，陈俊向三亚市政府申请宅基地权属纠纷调处，三亚市政府于2012年12月15日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属于李益梅。陈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但海南省人民政府维持了该决定。陈俊认为，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撤销，理由如下：一、三亚市政府认定李益梅一直使用争议土地，并建设房屋的事实错误。李益梅提供的儋州社区居委会的《证明》阐述李益梅的建房行为系1986年、2003年以及2005年发生的。在此过程中，儋州社区居委会如何得知李益梅长达几十年的建房历史，证明该事实的证明人有哪些，在这份证明中均未体现。为此，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三亚市政府仅凭这份真实性无法确认的孤证，即认定李益梅一系列建房事实并确认争议土地使用权归李益梅所有，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反，陈俊提供的《土地使用证明书》、一直居住在陈俊房屋内的证人的证言以及三亚市公安局新居派出所的《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陈俊一直系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海南省人民政府复议时未经向陈俊调查，即以未出示《土地使用证明书》原件为由，不认定陈俊提供的《土地使用证明书》的效力，而将争议土地使用权认定为李益梅所有，其认定事实错误。二、三亚市政府依据李益梅持有的原崖县三亚镇建设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批准书》，确认李益梅系争议土地使用权人，认定事实不清。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并非最原始的《土地使用批准书》，而是一种“补证”，其真实性无从考证，而且该补证表述的土地四至不清，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亚市政府仅关注《土地使用批准书》系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忽略了该批准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综上所述，陈俊的证据足以证实自己合法取得并使用争议土地，该土地使用权依法应当确定归陈俊。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害了陈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3）1号处理决定，并判令三亚市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陈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复决（201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2013）1号处理决定；证据1、2证明三亚市政府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后已经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复议，本案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条件。3.陈俊的《土地使用证明书》；4.原儋州村居委会1998年7月29日出具的《证明》；5.原三亚市城乡建设局、儋州村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土地证明材料；6.陈俊缴纳土地确权、丈量费的《凭证》；证据3-6证明陈俊向国土部门缴纳了土地确权丈量费，是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7.陈俊支付打地基工钱的收据，证明1980年8月20日陈俊使用争议土地建房，并支付打地基的工钱给万慧忠；8.《档案查询结果》，证明与争议土地相邻的蒲秋荣土地登记档案资料显示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是陈俊；9.苏盛珍、苏盛壮、陈有仁的《证明材料》；10.三亚市公安局新居派出所《证明》；证据9、10证明争议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一直是陈俊，后李益梅派人挖毁陈俊建设的地基而发生土地权属纠纷，至今未能解决。11.《现金收入单据》，证明陈俊1984年交纳了地皮款，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被告三亚市政府辩称，一、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亚市政府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争议土地一直由李益梅使用，应归属于李益梅。三亚市河西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三亚市司法局河西司法所、三亚市河西国土环境资源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作出的《关于陈俊与李益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已否定了陈俊取得本案争议土地的说法。（二）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陈俊与李益梅个人之间的土地争议，李益梅有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给其的《土地使用批准书》证明争议土地已批准给其使用。三亚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和《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将争议土地处理给李益梅，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三亚市政府受理权属争议处理申请后，依法召开了听证会调查案件事实，并依法组织争议双方进行了调解，在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原告陈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一）陈俊认为三亚市政府认定李益梅一直使用争议土地并建设房屋的事实错误的主张不成立。三亚市政府认定李益梅一直使用争议土地的依据，除了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证明》之外，还有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8月5日、2010年10月11日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另外，综治办、司法所、国土所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出具的《处理意见》也否定了陈俊使用本案争议土地的说法。陈俊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效力低于联合调查组出具的《处理意见》。此外，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也证明了陈俊并未实际使用本案争议土地。因此，三亚市政府认定李益梅一直使用本案争议土地，并建设房屋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陈俊认为三亚市政府以李益梅持有的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批准书》为由，确认李益梅系争议土地使用权人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不成立。因为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批准书》虽为补证，但却是存档于三亚市档案局的合法文件，效力最高。至于“北至亚毛，东至林同志”，是当时定界时记录的，与原儋州村居委会和当时划地人钟德光1986年7月6日出具的《房基证明书》一致。另外，林桂英、王春柳、羊爱养3人共同出具的《证明》以及法院的询问笔录，也证明李益梅分得了争议土地。（三）陈俊认为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应归其所有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第一，陈俊据以主张合法取得争议土地的证据，即原儋州村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使用证明书》，已被现在的儋州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四份《证明》所否定。第二，陈俊所提供的儋州村居委会1998年7月29日的《证明》，并非土地权属的直接法定证明，即使是，效力也低于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土地使用批准书》。第三，陈俊提供的城乡建设局的证明并无明确的四至，也不符合证明通常格式，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直接证据。第四，陈俊关于确权、丈量交费凭证和打地基的收据，并无明确的四至，也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直接证据。第五，蒲秋荣的《档案查询结果》，只不过是对蒲秋荣房产指界的一个记录，只能证明当时陈俊参加了指界或被指界东边的房屋为陈俊，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直接证据。因此，陈俊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由其合法取得，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陈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李益梅述称，一、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李益梅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在先，且来源合法。李益梅提供的存档在三亚市人民法院（1990）市法民字第64号案件材料中的羊爱养、何来再的《询问笔录》和当时的划地批准人“钟德光”、原儋州村居委会1986年7月出具的《房基证明书》以及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1979年7月31日颁发给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等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益梅原始取得宅基地的来源合法，并且获得了当时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依法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土地使用批准书》。（二）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权批准书》的效力大于陈俊的证据效力。1976年儋州村居委会规划争议土地使用权给李益梅后，李益梅于1979年7月31日向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批准书》，批准宅基地面积200平方米，当年同时向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批准书》的还有蒲应銮。李益梅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批准书》出自三亚市档案局“馆藏的三亚市清房办全宗七三至八〇15盒16号卷”，属于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文件，根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具有法定效力，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归属李益梅的依据。二、争议土地一直由李益梅使用至今。具体为：1986年，经李益梅的父亲同意，刘利垂在争议土地上搭建简易房居住到2003年；1989年12月，李益梅在土地确权登记时，缴纳了土地确权费、丈量费；1995年，李益梅向三亚市国土局申请进行地籍测量和登记，三亚市土地房产权属调查办公室制作了《李益梅宗地图》；2003年，李益梅拆除简易房建起铁皮屋顶的平房；2005年，又拆除铁皮屋顶的平房建起二层混凝土结构房屋；2010年7月，拆除房屋重建。以上事实有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11月8日出具的《证明》、三亚市国土局、三亚市土地房产权属调查办公室2003年7月21日出具给三亚市规划局的《函》以及综治办、司法所、国土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作出的处理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陈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益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三亚市人民法院对羊爱养的询问笔录；2.（1990）市法民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3.原三亚市人民法院对何来再的询问笔录；证据1-3证明李益梅土地来源合法，系儋州村居委会1976年时为了照顾未出嫁的姑娘而由当时的钟书记负责批准划分，李益梅原始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时间在陈俊主张的时间之前。4.《房基证明书》，证明争议土地是儋州村居委会批准划分给李益梅使用的，当时的划地批准人是钟德光；5.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6.李益梅和蒲应銮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存根）》；证据5、6证明儋州村居委会1976年将争议土地使用权划给李益梅后，李益梅向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申请并于1979年7月31日取得《土地使用批准书》。7.儋州社区居委会2010年11月8日的《证明》，证明争议土地一直由李益梅使用至今；8.三亚市国土局、三亚市土地房产权属调查办公室2003年7月21日给三亚市规划局的《函》及《李益梅宗地图》，证明李益梅1995年向三亚市国土局申请进行地籍测量和登记，三亚市土地房产权属调查办公室制作了《李益梅宗地图》；9.李益梅缴纳确权、丈量费的《凭证》，证明1989年12月，李益梅在土地确权登记时缴纳了土地确权费、丈量费；10.（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民事判决书、（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法律文书已经否定陈俊1980年在争议土地上打地基的主张，陈俊及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其之前的诉讼案件中的陈述自相矛盾；11.（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案的庭审笔录及陆树仁的证词，证明陆树仁、林鸿盛系争议土地的左邻右舍，是四更园最早的居民，两人证明在1989年之前，陈俊没有在争议土地上打过地基，也未在争议土地居住过；刘利垂经李益梅的父亲同意，从1986年至2003年在争议土地上搭建简易房居住；12.《收缴土地证收据》和蒲秋荣（曾用名蒲应銮）户口复印件，证明李益梅《土地使用批准书》所记载土地四至中的“蒲应銮”即“蒲秋荣”，“东至林同志，西至蒲应銮”与现实中东至林鸿盛，西至蒲秋荣完全相符。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对被告三亚市政府提供证据的确认原告陈俊对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李益梅在听证笔录上主张蒲应銮将土地卖给蒲秋荣，后面又说蒲应銮就是蒲秋荣，前后主张不一致；对被告证据4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在行政复议阶段没有见过，不能作为土地确权依据；对被告证据5以被告未提供原件质证为由不予质证；对被告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房基证明书》是伪造的，其记载的北至亚毛与李益梅《土地使用批准书》记载的北至后尾不一致；对被告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李益梅是在2003年挖掉原告地基后才建设房屋的；对被告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羊爱养证明1975年划地的内容事实与其1990年在法院笔录中所称的1976年划地的事实不符；对被告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居委会应调查后才作出证明，其证明李益梅1986建房的事实与李益梅的个人陈述不一致；对被告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笔录内容前后矛盾；对被告证据11、1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假证；对被告证据13、14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被告证据1-12中除证据4在被告行政处理程序中未作为确权证据出示给争议双方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外，其余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能当庭出示原件的证据复印件也加盖了保管部门的印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原告不认可被告证据的证明效力，但无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被告证据1-3、5-12足以证明被告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的依据充分；证据13、14是被告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不属于证据。（二）对原告陈俊提供证据的确认被告三亚市政府和第三人李益梅对原告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对原告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两证据的证明内容已被被告的证据4-7、9所否定，且其效力也低于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给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的证明效力；对原告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城建局等单位的证明格式混乱，未写明土地四至，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对原告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写明土地四至，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对原告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只是对蒲秋荣房产四至的一个记录，蒲秋荣办证时未通知李益梅指界，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归属的直接证据，且其效力低于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对原告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证人均是原告的熟人或朋友，其证词与原告在（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所证明的内容已被（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生效民事判决和儋州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所否定；对原告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收款单位印章模糊不清，且儋州村居委会当年划地无需缴纳地皮费，该单据无法证明原告合法取得争议土地的使用权。本院认为，原告证据中除了证据7、9因证人万慧忠、苏盛珍、苏盛壮、陈有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认定，但因原告提交的《土地使用证明书》的证明效力低于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万慧忠收据和三亚市公安局新居派出所《证明》所证明的原告在争议土地上打地基的事实已被李益梅提交的（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生效民事判决所否定，儋州村居委会1998年的《证明》内容与三亚市政府提交的儋州社区居委会关于争议土地权属的报告及李益梅使用争议土地的证明互相矛盾，原三亚市城乡建设局等单位的证明材料也未写明陈俊办理登记的土地位置，故原告证据无法推翻被告和第三人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是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三）对第三人李益梅提供证据的确认原告陈俊对第三人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陈俊从1979年使用争议土地至1986年，李益梅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对第三人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房基证明书》是伪造的；对第三人证据5、6中蒲应銮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存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及存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假证；对第三人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居委会所作的证明前后不一致；对第三人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给三亚市规划局的《函》是在土地争议发生之后作出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第三人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是哪块地的丈量费；对第三人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陆树仁所陈述的事实与第三人陈述的事实不一致；对第三人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第三人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相互印证后足以证明李益梅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并使用土地的事实。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土地位于三亚市河西区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东至林鸿盛，西至蒲秋荣（曾用名蒲应銮），南至通海四巷，北至麦世虎及王金荣，面积为200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崖县三亚镇占州居委革命委员会将位于儋州村火车路转弯处南边的一块土地分给社员李益梅使用。1979年7月31日，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就该土地给李益梅颁发了《土地使用批准书》，载明土地四至为：东至林同志，西至蒲应銮，南至公路，北至后尾；面积为200平方米（258）。1986年起，经李益梅的父亲同意，刘利垂在该土地上搭建简易房居住。1989年12月11日，李益梅向三亚市国土局缴纳了确权、丈量费33元。2003年10月，陈俊以李益梅的弟弟李朝文带人毁损其在建在宅基地（东至林鸿盛，南至公路，西至蒲应銮，北至麦世虎）内的房屋地基为由起诉被告李朝文，要求赔偿其房屋基础损失。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审后，于2003年12月20日作出（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民事判决，以陈俊既没有证据证明李朝文实施了毁损其地基及房屋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为由驳回陈俊的诉讼请求。陈俊不服上诉至本院。2004年3月29日，本院作出（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陈俊既无证据证明其在土地上打地基建房屋，也无证据证明李朝文实施了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其要求李朝文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据此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2003年，李益梅拆除简易房建成铁皮屋顶的平房。2005年，李益梅拆除铁皮屋顶的平房建造了两层楼房。2010年7月，因楼房质量问题，李益梅又拆除旧楼重新建造了现存的两层楼房。建房时遭陈俊阻拦，双方产生土地权属纠纷。2010年10月，陈俊以李益梅擅自在其宅基地上建房，其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为由，申请三亚市政府确认争议土地使用权。三亚市政府下属国土部门受理陈俊的申请后，依法通知被申请人李益梅答辩，并于2010年11月8日组织陈俊与李益梅调解未能成功。在陈俊与李益梅争议期间，儋州社区居委会先后于2010年8月5日、10月11日、11月8日出具《儋州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确认李益梅在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权属的报告》及两份证明材料，证明：李益梅是儋州社区老居民，居住在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李益梅自1979年取得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后先后于1986年、2003年、2005年及2010年数次在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上建房，是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2012年9月25日，三亚市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了听证。在听证会上，陈俊承认其自1986年与李益梅产生土地纠纷后至2010年期间，未再使用争议土地。2012年12月15日，三亚市政府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陈俊持有的《土地使用证明书》中记载的用地四至与李益梅持有的《土地使用批准书》中记载的用地属同一块地，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和《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李益梅与陈俊争议的河西区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属于李益梅。该处理决定送达给李益梅与陈俊后，陈俊不服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3年10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琼府复决（201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三亚市政府作出的（2013）1号处理决定。另查，陈俊持有的原崖县三亚镇占州居委革命委员会1979年7月15日出具的《土地使用证明书》载明：原崖县三亚镇占州居委革命委员会同意将在四更园铁路三叉口南段的160平方米宅基地（820）划给陈俊，土地四至为：东至林鸿盛，西至蒲秋荣，南至公路，北至居民区。本院认为，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尊重历史和现实，实事求是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本案中，三亚市政府根据陈俊关于处理争议土地权属的申请，在依法通知被申请人李益梅答辩、举证，并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听证、调解之后，根据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给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及存根、《儋州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确认李益梅在儋州社区通海四巷7号宅基地权属的报告》、原儋州村居委员《房基证明书》、李益梅缴纳土地确权、丈量费的《凭证》以及儋州社区居委会和相关证人关于争议土地的划分和历史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等证据，确认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属于李益梅，认定事实清楚，确权依据充分，程序基本合法。陈俊主张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是补证，所记载的土地四至不清，真实性无从考证；儋州社区居委会关于李益梅建房过程的证明没有具体的证明人，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三亚市政府认定李益梅取得并使用争议土地的事实依据不足。经查，原崖县三亚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给李益梅的《土地使用批准书》虽为补证，但有三亚市档案馆存档的补证存根相印证，根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主管部门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关于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的规定，该批准书可以作为确定本案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且其证明效力优于陈俊提交的原崖县三亚镇占州居委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使用证明书》。虽然该批准书所记载的土地东至未写明具体的人名，但面积明确，其结合儋州社区居委会关于李益梅取得并使用争议土地建房的证明材料、李益梅缴纳土地确权、丈量费的《凭证》、林鸿盛和刘利垂等证人在（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案庭审笔录中的陈述、林桂英等人的证词以及争议土地的使用现状，足以相互印证李益梅合法取得并长期使用争议土地的事实。三亚市政府依据前述证据确认争议土地权属界线，符合《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关于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线不清楚，但面积准确的，以面积数量和实际情况，确定土地权属界线的规定。陈俊不认可三亚市政府和李益梅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但其据以证明自己在争议土地上打地基的万慧忠收据和三亚市公安局新居派出所《证明》的证明效力已被李益梅所提交的（2003）城民一初字第811号、（2004）三亚民一终字第27号生效民事判决所否定；儋州村居委会1998年7月29日给陈俊出具的用地证明的内容与三亚市政府提交的儋州社区居委会关于争议土地权属的报告及李益梅使用争议土地的证明相互矛盾；蒲秋荣的土地登记《档案查询结果》虽然显示土地东至陈俊，但其只是蒲秋荣的土地权属凭证，并不能充分证明陈俊是本案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除此之外，陈俊自己也承认1986年后未再使用争议土地。因此，陈俊没有充分证据推翻三亚市政府和李益梅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其是本案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亚市政府作出（2013）1号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确权依据充分，程序基本合法。陈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俊要求撤销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三土环资决字（2013）1号《关于陈俊与李益梅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吉       红审判员 陈积丰审判员陈永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邱   海   惠附适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下列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一）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收、征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组建、合并、分立国有农场的批准文件；（四）国有农场与周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用地协议书；（五）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六）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处理权属争议的调解书、处理决定书、判决书、裁决书等文书或者附图；（七）地形图、航片、影像资料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对土地权属争议一方或者双方均无法提供前款规定的书面证据的，应当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第二十八条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线与实地一致，但实际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的，按照实地四至范围计算土地面积，确定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界线；四至界线不清楚，但面积准确的，以面积数量和实际情况，确定土地权属界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