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2民初15367号原告：苏俊玮，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原告：邓燕玲，女，195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原告：黄初有，女，193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锡权，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煜明，广东六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与被告苏锡权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俊玮及其与原告邓燕玲、黄初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帆，被告苏锡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苏锡权立即停止侵占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观栏管理区4队之宅基地，清除宅基地上的房屋、院墙等地上附属物，返还侵占的233.89平方米宅基地；2.苏锡权向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赔偿擅自拆除房屋的损失；3.苏锡权向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支付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按每月1000元计算）。诉讼过程中，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放弃其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苏锡根（已故，系苏俊玮的父亲，邓燕玲的配偶，黄初有的儿子）于1994年在自家宅基地上兴建房屋2层，坐落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观栏管理区4队，东至苏志行宅，西至冯牛金宅，南至大路，北至鱼塘。后苏锡根取得集体土地建用地使用证，证号为XXXX。苏锡根一家早年在广州市黄埔区定居，苏锡权未经苏锡根同意，擅自拆除上述房屋，并强行占用该宅基地用以自建新房。直至苏锡根于2017年3月13日去世时，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始得知作为遗产的房屋已被苏锡权非法拆除并无权占有宅基地。经与苏锡权多次协商，苏锡权均不予理睬。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认为，苏锡权的行为已严重侵犯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及财产所有权。因原宅基地上的房屋已彻底灭失，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故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依法有权要求苏锡权拆除违法搭建的房屋，返还宅基地，并赔偿原房屋的价值、支付占用期间的土地占用费。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苏锡权辩称，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诉讼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是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涉案宅基地、房产与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无关，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没有任何权利，无权请求返还宅基地。涉案房产是苏锡权出资购买、报建建设，房屋一直由苏锡权占有、居住使用。原来是简易房屋，由于时间久不能居住，苏锡权几年前拆旧建新，所有建房费用由苏锡权投入，建成后由苏锡权一家人居住，并无权利纠纷。由中山市坦背镇建设部门的行政收据可知，是由苏锡权缴纳测绘审核及土地证等费用35.4元，并向村委会缴纳表格费、邮票费和报建费等289.7元，与苏锡根无关，苏锡根没有出资，不拥有任何权利。从苏锡权提供的土地证可知，土地证是在当年办理时（苏锡权的父亲苏志行经手）存在笔误，错误登记在苏锡根名下，发现后及时在坦背镇国土所办理更正手续，更正土地使用者为苏锡权并盖章。当时亦同时要求房产证也予以更正，但房产证上的名字没有更正，应该是政府部门的错误，不是苏锡权的错误。综上，涉案宅基地、房屋是苏锡权所有，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无任何权利，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苏锡权是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所有权人，并驳回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初有与苏志行（已故）是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三个儿子即苏锡超、苏锡根（2017年3月13日死亡）、苏锡权及七个女儿。邓燕玲、苏俊玮分别是苏锡根的配偶、儿子。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提交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2017年12月22日打印）反映，苏锡根名下登记有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观栏管理区4队的宅基地使用权（划拨集体住宅用地）（下称涉案宅基地），面积为233.89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为XXXXXX，登记时间为1992年12月28日；1995年12月6日，涉案宅基地上又登记了建筑面积为109.6平方米的2层自建房屋，房产登记字号为17－XX。苏锡权提交的房产证反映，登记字号为17－XXX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苏锡根，房产证号为粤房证字第××号。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房屋已被苏锡权拆除，并重新建设新的房屋；苏锡权名下没有其他宅基地。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提交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2018年1月22日打印）反映，苏志行名下登记有位于中山市××镇××栏村××队的宅基地使用权（划拨集体住宅用地），面积为214.96平方米，土地证号为12××180218，登记时间为1992年12月28日；1995年12月6日，该宅基地使用权上又登记了建筑面积为123.34平方米的2层自建房屋。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苏锡权提交的土地使用证（1992年12月28日填发）反映，涉案宅基地在土地使用证上所载的土地使用者已由“苏锡根”变更为“苏锡权”，在变更后的“权”字上，加盖有长方形的“坦背镇国土所土地证更正章”。统一收据（中山市财政局收费）反映，1993年7月16日收取苏锡权土地证测绘审核（233.895平方米）费用35.40元。现金收入单（中山市财政局收费）反映，1993年7月16日收取苏锡权“表格3元邮票5元.2元×90方180元.3元×33.895方101.30元”，共289.30元。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土地使用证上所加盖的更正章无法核实真实性，统一收据的收费时间在土地使用证办证时间之后，现金收入单对应的面积与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的面积不符。苏锡权提交由若干证明人出具的证明两份，拟证明苏锡根个人的情况及涉案宅基地错误登记的情况。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对两份证明均不确认，因该两份证明属证人证言，苏锡权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当庭称，苏锡根的户籍于1981年迁出中山市××镇××栏村××队，苏俊玮、邓燕玲的户籍均不曾在中山市××镇××栏村××队；村集体没有分配宅基地给苏锡根，涉案宅基地是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但不清楚苏志行是如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涉案宅基地原来上盖的房屋由苏志行出资建设；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的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由苏志行办理，一直在中山，苏锡根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均未曾持有过；如苏锡权所述，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因错误登记而长期处于未更正状态，其却未积极向有关当事人或政府部门寻求救济、主张权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其不属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也无相反证据证明其为真实的权利人。苏锡权当庭称，涉案宅基地是村集体分配的，原来上盖的房屋由其父苏志行于1986年出资建设，现在上盖的房屋系由其出资拆除重建；其与苏锡超的户籍均一直在中山市××镇××栏村××队；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分配给苏锡权，另一处登记在苏志行名下的宅基地及上盖房屋分配给苏锡超；村集体仅分配了上述两处宅基地，苏锡根因当兵迁出户籍未分配宅基地；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的办证均由苏志行经手，错误登记后的更正手续亦由苏志行经手。本院认为，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本案中，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以苏锡权侵占涉案宅基地及其原上盖房屋，并将原上盖房屋拆除重新建设房屋为由，诉讼请求苏锡权停止侵占涉案宅基地，并排除妨害，将新建房屋清除后返还涉案宅基地，支付涉案宅基地的占用费，同时放弃了赔偿原上盖房屋损失的诉讼请求，即其诉讼请求保护的物权对象为涉案宅基地。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有权通过诉讼等方式请求物权保护的主体应为物权的权利人。因此，研判本案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物权保护主张是否成立，首先应确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是否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物权，也是用益物权。虽然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不动产物权的一种似乎也应适用该款关于登记生效的规定。但因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有其特殊性（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还特别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现实生活经验可知，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村民建设住宅使用的，分配时一般以户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同一户内的村民均应按人均标准分配给予相应的份额（即每户分配的宅基地面积按人均标准、人数确定）；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登记时通常由一人代替户内全部实际权利人作为权利人，但不能据此排除其他实际权利人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定情形下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具体到本案中，虽然根据2017年12月22日打印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反映，涉案宅基地登记的权利人为苏锡根，但该权利登记存在如下疑点：首先，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自认，苏锡根的户籍早已迁出，村集体没有分配宅基地给苏锡根；苏俊玮、邓燕玲的户籍不曾在该村集体，不可能享有村集体分配宅基地的权利。故苏锡根不可能因村集体分配或代配偶、儿子持有而直接取得涉案宅基地。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所述，涉案宅基地是苏锡根、苏锡权的父亲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但不清楚苏志行是如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而结合前述分析及苏志行、黄初有的家庭情况（夫妻二人生育有三个儿子、七个女儿），不排除村集体早期向其户内分配超过十人份额的宅基地的可能，而且因为该户人数多，也存在将分配给该户的宅基地分割成两处的可能（结合苏志行名下另有一处宅基地的事实）。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查实的场合，无法确定村集体早期分配给苏志行户的宅基地是否包含有苏锡根的份额。但即使包含有苏锡根的份额，其一人的份额也不可能有涉案宅基地如此大的面积（233.89平方米）。故若如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所述，涉案宅基地是苏志行分给苏锡根的，则无论苏锡根是否享有自己的份额，涉案宅基地也应包含有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虽然苏志行作为家长或户主当时可能有权决定将某一家庭成员（苏锡根）登记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但其无权将其他家庭成员的宅基地份额全部分给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苏锡根），更无权将有宅基地份额的家庭成员的份额分给没有宅基地份额的家庭成员（苏锡根，在其不享有份额的场合）。因此，鉴于宅基地权利的特殊性，即使涉案宅基地的物权登记状况属实，也不能充足有效地证实其真实的权利归属情况。其次，苏锡权抗辩称涉案宅基地系错误登记权利人为苏锡根，后已经坦背镇国土所更正为苏锡权，与其提交的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反映情况表面相符。因该土地使用证为原件，虽然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表示土地使用证上所加盖的更正章无法核实真实性，但亦没有证据反映该更正章虚假。故无法排除确实存在登记错误，当时相关部门仅在土地使用证上作更正，未在登记底册上作更正的可能性。另外，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若苏锡权抗辩所称登记错误属实，则可以解释为何苏锡根没有分配宅基地或仅分配一人的份额（没有其配偶、儿子的份额）却登记有涉案宅基地如此大的面积（233.89平方米），也可以解释为何苏锡根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均未曾持有过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却由苏锡权持有。另外，因苏锡根已死亡，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以苏锡根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物权保护诉讼，但其并未主张已通过继承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而且，鉴于宅基地权利的特殊性，在涉案宅基地原上盖的房屋已于苏锡根死亡前灭失的场合，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是否能通过继承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在原宅基地分配的对象即村民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且其上盖房屋灭失，不存在因继承房屋所有权而占用原宅基地的场合，村集体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综上所述，因涉案宅基地的权利登记存在疑点，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即使属实，也不能充足有效地证实其真实的权利归属情况，不能证实涉案宅基地的权利有部分或全部归属苏锡根。同时，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亦未通过继承方式依法取得涉案宅基地的权利。因此，不能认定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为涉案宅基地的权利人，其在本案所提物权保护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和认定，并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苏俊玮、邓燕玲、黄初有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庆争审判员  邝 羽审判员  伍执娟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何尧敏书记员  王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