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33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执行案外人）：上海鑫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莘浜路******。 法定代表人：朱岩，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瑾，北京市博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泽华，北京市博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周飞，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智，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被执行人）：陶明，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平，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雅，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鑫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飞、一审被告陶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作出的（2017）苏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瑾、石泽华，被上诉人周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熊智，一审被告陶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平到庭参加诉讼。陶明未按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对其上诉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圯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江苏高院（2017）苏民初45号民事判决，驳回周飞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全部由周飞承担。事实与理由：周飞因对江苏高院（2017）苏执异38号执行裁定“驳回周飞对上诉人的财产执行申请”不服，提起许可执行上诉人相关股权的异议之诉（2017）苏民初45号，2018年11月16日江苏高院作出一审判决，2018年11月23日送达。鑫圯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严重背离事实，自相矛盾，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撤销改判。1.江苏天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迈公司）股权不存在任何代持情形，鑫圯公司持有的天迈公司的股权与周飞、陶明完全无关，其受让天迈公司股权合法有效并已支付全部对价；2.一审法院不予审查贵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关于王笠、陶一华代陶明持有天迈公司股权的描述,将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的错误认定直接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于法无据；3.如一审判决真实，陶明系天迈公司实际持有人，拥有天迈公司100%的股权，那么陶明与其前妻刘迎春离婚时隐匿其持有天迈公司100%的股权属于在离婚时隐匿财产的行为，应当对该股份不分或少分，天迈公司100%的股权实际持有人应系刘迎春，故刘迎春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加入本案诉讼。 周飞辩称：1.鑫圯公司极力否定贵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超出本次庭审程序，但该主张鑫圯公司已通过申请再审寻求过救济，本案中应予驳回；2.鑫圯公司认为其不能成为被执行的对象是对法律存在误解；3.鑫圯公司所承袭的股份不仅没有支付相应对价，更没有对天迈公司实施任何管理，且自己在香港联交所的公告中也注明从未开展任何业务，鑫圯公司受让的陶明的股权不具有真实性，也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规则；4.陶明通过王笠、陶一华代持其名下的股权，已经有发生既判力的民事判决所认定，该事实依法应当作为本案无需查证的定案依据；5.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二审程序中也无新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事实基础上，以已证事实为准据。 陶明述称：1.陶明没有委托鑫圯公司代持天迈公司的股权，一审判决认定鑫圯公司代陶明持有股权错误；2.周飞对涉案公司不享有任何权利，注册资本是陶明借款，周飞没有出资，向景昇、赖文东转让股权后没有回购，后续股权依法流转；3.如果认定鑫圯公司代持的股权系陶明的，作为陶明配偶的刘迎春应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属程序违法。 周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准许执行鑫圯公司持有的天迈公司100%股权；2.由鑫圯公司、陶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圯公司于2010年3月10日登记设立。2015年12月23日，天迈公司股东由王笠、陶一华变更登记为鑫圯公司。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庭询问鑫圯公司是否能够提供其自2015年12月23日后对天迈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履行股东义务等相关证据，经一审法院释明和要求，鑫圯公司未能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在（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作出前,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4）民二终字第259-1号民事裁定:冻结天迈公司对江苏青石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1.6亿元。 另查明，陶明、天迈公司不服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最高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2647号民事裁定，驳回陶明、天迈公司的再审申请。针对陶明认为周飞不是2011年6月8日《协议》（以下简称《6.8协议》）所涉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以及天迈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存在股权代持的申请再审理由，最高院（2017）最高法民申2647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中，综合原审查明的全案事实看，就天迈公司而言，周飞是天迈公司设立时的登记股东，拥有50%的股权，虽然该出资系通过融资取得，但并不能否认周飞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周飞与陶明在《6.8协议》签订同日将股权分别转让给景昇和赖文东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的行为系为融资提供的让与担保，周飞与陶明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丧失，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另经审查，本案一审并未判决天迈公司承担义务，天迈公司二审亦未提起上诉。在原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情况下，本院对天迈公司的再审申请不予审查。” 又查明，周飞因不服江苏高院（2017）苏执异23号执行裁定驳回其追加天迈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向最高院申请复议。最高院于2018年1月作出（2017）最高法执复60号执行裁定认为，是否可直接执行复议申请人周飞所称的陶明在天迈公司的股权、投资权益，应由江苏高院在鑫圯公司提起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及相关法律程序中审查处理，据此驳回周飞复议申请，维持江苏高院（2017）苏执异23号执行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系因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引发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鑫圯公司虽经工商部门于2015年12月23日变更登记为天迈公司的股东，仍应就其主张真实合法有效继受取得股权的相关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包括不限于其已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2015年12月23日后对天迈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履行股东义务等相关证据。现鑫圯公司提供其与王笠、陶一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刘鹏关于鑫圯公司有关股权的声明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王笠、陶一华将其持有的天迈公司股权转让给鑫圯公司。刘鹏称王笠、陶一华欠秦毅刚6000万元，秦毅刚又欠其款项，其与秦毅刚结账，秦毅刚将对王笠、陶一华享有的债权向其转让。其以对王笠、陶一华的债权作为其控制的鑫圯公司受让王笠、陶一华持有的天迈公司股权的对价。首先，刘鹏究竟是谁、是代表自己的利益还是代表陶明的利益不得而知；即便其真实存在，其与上述各环节所谓债权债务的转让与再转让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而且刘鹏并未出庭作证。因此，仅凭其一纸声明，无法判断其真伪。一审法院对刘鹏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鑫圯公司未提供王笠、陶一华欠秦毅刚6000万元、秦毅刚欠刘鹏款项的相关证据。另因鑫圯公司提供的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证明等证据材料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足以证明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刘鹏。鑫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鹏以对王笠、陶一华的债权作为鑫圯公司受让天迈公司股权的对价，鑫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受让天迈公司的股权支付了对价。同时，一审法院经释明和要求，责令鑫圯公司对其已对天迈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履行股东义务等提供相关证据，鑫圯公司至今未能提供。据此可以认定，鑫圯公司与王笠、陶一华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已登记为天迈公司股东，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也没有证据证明鑫圯公司已实际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对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二、王笠、陶一华仅系案涉讼争的天迈公司股权的代持人，陶明系该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及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所认定。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明确认定：“本案当事人通过间接、迂回的方式持有投资性权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并不限于2011年6月8日《协议》（即6.8协议）签订之前。天迈公司的股权在陶明的安排下辗转变更至王笠、陶一华名下。陶明虽然未登记为天迈公司的股东，其通过王笠、陶一华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可见，陶明实际持有天迈公司案涉争议股权已经最高院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而且，本案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抵销与再抵销以及所谓的王笠、陶一华与鑫圯公司间股权转让行为均发生在陶明已经涉讼，且判决其承担法律责任之后，加之鑫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受让天迈公司的股权支付了对价，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已实际享有和行使在天迈公司的股东权利。故鑫圯公司充其量是天迈公司的名义股东。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形成后，天迈公司的股权在陶明的安排下多次变更，直至变更登记到鑫圯公司名下，规避执行的意图明显。依据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的上述认定，鑫圯公司在天迈公司100%的股权仍由陶明实际控制和持有，一审法院冻结陶明持有的（鑫圯公司代持）天迈公司100%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鑫圯公司就本案冻结的天迈公司的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三、鑫圯公司主张王笠、陶一华欠付秦毅刚债务，秦毅刚又欠付刘鹏债务，进而取得天迈公司的股权。即便鑫圯公司的主张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其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主张的正当性。首先，根据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所认定，陶明是案涉争议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和持有人，王笠、陶一华仅系该股权的代持人。即使王笠、陶一华欠付秦毅刚债务，也并非是陶明所欠。该两人用陶明实际控制与持有的股权抵偿其债务，不合常理。其次，鑫圯公司主张，该公司的股东是瑞环国际有限公司，瑞环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GrandRiverTechLimited，GrandRiverTechLimited的股东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是LIUPENG。因此，即使其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刘鹏与瑞环国际有限公司也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主体，且两者的关系也非常遥远。可见，刘鹏主张其间接迂回以债抵股的证词，也难以自圆其说。 四、本案系案外人异议引发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鑫圯公司作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目的，是阻却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经公司申请，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的股东变更登记，属于对抗性登记，不是设权性登记。工商登记机关的股东变更登记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需要，不是股权变动的标志，与权利的转移无关。因此，单凭案涉股权登记在鑫圯公司名下，尚不能充分证明鑫圯公司就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鑫圯公司还必须证明持有案涉股权的正当性及真实性、合理性。可见，案涉股权的流转关系应当作为本案诉讼请求所涉的基础法律关系加以审理。因此，陶明提出的即便“周飞认为鑫圯公司取得天迈公司股权基础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撤销或代位权的行使，不能通过本案异议之诉来解决”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同时，鑫圯公司认为，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认为王笠、陶一华代持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陶明与周飞自2011年6月7日将天迈公司的股权转让他人后，没有出资回购该股权，天迈公司之后的股权变化与陶明、周飞无关等抗辩理由，均系对执行依据的异议，非本案审理范围。而且，陶明、天迈公司基于上述同样理由，对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已被最高院驳回。 五、案涉股权系陶明持有及实际控制问题，已经最高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本案无须加以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陶明认为申请执行人周飞应就该股权实际归属于陶明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就周飞与陶明、天迈公司、江苏青石置业有限公司等股权及权益转让纠纷一案，最高院二审审理期间，在鑫圯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3日变更登记为天迈公司股东情况下，最高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4）民二终字第259-1号民事裁定，冻结了天迈公司对江苏青石置业有限公司的1.6亿元债权。最高院驳回天迈公司、江苏青石置业有限公司复议申请后，上述天迈公司对江苏青石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至今仍处于冻结状态。根据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所认定，陶明本人对案涉股权实际持有与控制，但在本案中却认为鑫圯公司持有的天迈公司股权与其无任何关系，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2017）苏执1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认为，冻结陶明（鑫圯公司代持有）所持有的天迈公司100%股权及配股、收益、红利并非没有依据。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准许执行江苏高院（2017）苏执1号案件中陶明持有的（鑫圯公司代持）天迈公司100%股权。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鑫圯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周飞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能否执行鑫圯公司在天迈公司的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案外人鑫圯公司负有证明其对执行标的天迈公司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法定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一，现有证据无法否认陶明是天迈公司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于，鑫圯公司未能提供足以推翻本院（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生效民事判决的证据，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本案当事人（陶明）通过间接、迂回的方式持有投资性权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以天迈公司的股权为例，陶明本可登记为持有100%股权的股东，但目前天迈公司的股权并未实际登记在陶明名下，而是在陶明的安排下辗转变更至王笠、陶一华名下。陶明虽然未登记为天迈公司的股东，但其通过王笠、陶一华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 第二，王笠、陶一华向鑫圯公司转让股权无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从上述法条来看，在工商登记机关的股东变更登记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需要，不是设权性登记，单凭案涉股权登记在鑫圯公司名下，尚不能充分证明鑫圯公司就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鑫圯公司仍应就其真实合法有效继受取得天迈公司100%股权的相关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现鑫圯公司提供其与王笠、陶一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刘鹏关于鑫圯公司有关股权的声明等材料，欲证明：刘鹏是鑫圯公司的实际股东，王笠、陶一华欠秦毅刚6000万元，秦毅刚又欠刘鹏款项，于是秦毅刚将其对王笠、陶一华的债权转让给刘鹏，王笠、陶一华将其持有的天迈公司的股权作价5000万元转让给鑫圯公司抵销债务。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关于刘鹏的身份，一审中鑫圯公司提供了材料欲证明刘鹏是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硕博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是瑞环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瑞环国际有限公司是鑫圯公司的股东，从而刘鹏是鑫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材料未经相应认证手续，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故上述材料不足以证明刘鹏是鑫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次，本案诉讼中，王笠、陶一华、秦毅刚、刘鹏均未出庭作证，鑫圯公司亦未提供每一手资金转账凭证、建立债权债务关系凭证及债权转让凭证，本院无法查明王笠、陶一华与秦毅刚之间、秦毅刚与刘鹏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无法仅凭一纸声明确认鑫圯公司已从王笠、陶一华处受让天迈公司股权。最后，鑫圯公司未能提供其对天迈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履行股东义务等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笠、陶一华向鑫圯公司转让股权证据尚不充分，并无不当。 第三，刘迎春不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加入本案诉讼。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鑫圯公司因其系工商登记的天迈公司股权持有人申请解除对天迈公司100%股权的冻结，一审法院作出（2017）苏执异38号裁定中止对鑫圯公司持有的天迈公司100%股权的执行，周飞认为鑫圯公司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请求法院继续对该执行标的进行执行的诉讼。故在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周飞应为原告，鑫圯公司应为被告，陶明认为鑫圯公司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应与鑫圯公司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从判决方式看，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故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涉案财产能否被执行，对于涉案财产的归属并不作进一步的认定。因此，本案不能一并处理陶明与刘迎春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对鑫圯公司申请刘迎春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至于陶明离婚时是否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刘迎春可另行主张权利，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鑫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上诉人上海鑫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君 审判员  张华 审判员  杨春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钟丽丹 书记员于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