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9民终9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1，男，195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某2，女，194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某3，男，198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4，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城南新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某4，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城南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5，女，195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醒，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系汤某5丈夫），男，194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 原审第三人：周某1，女，196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盐都区。 上诉人汤某1、汤某4、汤某2、汤某3因与被上诉人汤某5、原审第三人周某1遗嘱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991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某1、汤某4、汤某2、汤某3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证人崔某陈述周某2在案涉遗嘱上签名，高某确认的是周某2在遗嘱上按手印，两人对核心事实确认不一。二、案涉打印遗嘱完全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三、打印的遗嘱依法无效，法律依据是继承法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的第三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有效的答复。1.遗嘱涉及到的是汤某5购买的房改房，汤某5已经享有一次房改权，按照国务院（1994）43号第十八条的规定，遗嘱的内容不具有合法性，遗嘱依法无效。2.按照盐城市人民政府住房自住改革32号文件汤某5无权享有周某2住房的房改权，因为她与母亲没有共同居住且已参加过房改。3.遗嘱的内容显示周某2住房的性质是房改房，房改房也叫已购公房，性质是私房。而2009年8月26日遗嘱的这天周某2住房的性质仍然属于公房，所以依法确定遗嘱无效。4.案涉遗嘱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四、2000年8月19日的协议书、2009年8月26日的遗嘱以及2009年11月6日的声明，三者间的关系不能确定遗嘱人周某2，不能确定高某是代书人，崔某、高某是遗嘱的在场见证人。五、一审判决否定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答复。一审判决捏造了周某2文化不高的事实，其实周某2不会写字；捏造了汤某1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事实，捏造了汤某4以及汤某5在周某2面前提及文化术语、文化词汇、法律术语的事实。 汤某5辩称，1.案涉遗嘱形式合法，该遗嘱经过两次一审，一次二审，对遗嘱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多次的严格审查。最终确认为有效。上诉人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立遗嘱人周某2的手印为虚假的，或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周某2在生前有其他相反的意思表示。该遗嘱应当认定为有效，系周某2的真实想法。2.对于周某2捺手印的问题，上诉人至今未申请司法鉴定，因此手印应当认定为立遗嘱人按捺的。3.我国的继承法在颁布时，电脑打印尚未普及，案涉遗嘱通过电脑打印的方式形成，虽与继承法的原文有些不相同，但电脑打印与钢笔、圆珠笔等其他书写工具的性质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法律条文的字面解释而忽略了条文背后蕴含的保护立遗嘱人真实意思的意义。因此该份遗嘱的形式合法。4.被上诉人汤某5在主观上及客观上均没有伪造遗嘱的必要。首先在主观上，2000年8月19日遗嘱人签订的一份协议已经确认将案涉房屋给被上诉人，且上诉人也予以确认。因此汤某5在主观上没有伪造的必要。在客观上，该份遗嘱的形成有两位见证人，且均为立遗嘱人的邻居或朋友，且年过七旬，对于立遗嘱的过程表述基本一致。且符合代书遗嘱的表现形式。两位证人与被上诉人汤某5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没有帮助汤某5伪造遗嘱的必要。因此该份遗嘱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周某1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汤某1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周某2于2009年8月26日所立的遗嘱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汤某5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某1、汤某5的父母共生育长女汤某2、长子汤某1、次女汤某5、次子汤某6（原审第三人周某1之夫、第三人汤某3之父）、三子汤某4五个子女，汤某1、汤某5的父亲与母亲分别于1990年2月10日、2010年6月23日去世，汤某6先于母亲周某2去世。 案件审理过程中，汤某1、汤某5均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6日，落款为“遗嘱人：周某2”，标题为“遗嘱”的书面文件一份，该《遗嘱》的具体内容为：“我女儿汤某5，长期以来一直对她父亲和我很尽孝道，盐城市印染厂破产后，汤某5又帮我儿子汤某6办了病退手续，因而汤某6享受了近四年的病退待遇。汤某6去世后，汤某5又竭力为汤某6的小家庭争取了盐城市印染厂职工宿舍拆迁的房改房的受益权。综上三个情况，我决定把我现在居住的盐城市船厂的住房及小厨房的房改房让汤某5购买，今后该房的产权及其土地使用权赠与（“与”改动为“予”）给汤某5，其房产权及土地使用权皆属汤某5所有。该遗嘱完全出于我的个人意愿，没有非议。特此遗嘱，以此为证。”该《遗嘱》上还载明：“代书人：高某二○○九年八月廿十六日”“我们和周某2谈话是在我家进行的。高某2009.8.31”“奶奶同意住房及厨房以后产权归汤某5所有，情况属实。2009.8.31下午1时20分。见证人高某、沈某2009.8.31见证人：崔某2009年8月31日” 2009年11月6日，汤某1、汤某5以及汤某2、汤某4的母亲周某2出具声明：“我和二女儿汤某5共同居住在盐城市船厂东平房内。如我逝世，依据市政府有关政策，同住的二女儿汤某5享有参与房改的权利。特此声明。”周某2在该份《声明》上签名、捺手印。 原审另查明，2000年8月19日，汤某5及其在本案中的诉讼代理人许某作为甲方与第三人汤某2、汤某1、汤某6（第三人周某1之夫）以及第三人汤某4于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就母亲的住房及砌厨房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母亲现住平房如买断，由甲方买断，房屋所有权归甲方。如平房单位不卖，母亲去世后由甲方使用。第二，母亲现使用的小厨房，如需拆迁，拆迁费用由甲方承担，新建房屋所有权归甲方。第三，甲方应尽能力尽量照顾母亲的生活。但乙方必须同时履行应尽的义务。第四，本协议一式五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汤某1、汤某5以及第三人汤某2、汤某4的母亲周某2在协议书上签字、捺手印。该协议签订后，汤某5对周某2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 原审再查明，汤某1、汤某5以及汤某2、汤某4的母亲周某2于2010年5月4日向盐城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提出申请：“我现在住盐城市原船厂宿舍区亭湖区通榆南路xx号x幢xx室，根据盐城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原船厂职工及职工遗孀房屋拆迁及房改房的有关通知精神，我同意申请购买现住房，并同意拆迁安置。” 同日，周某2向汤某5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户位于通榆南路95号原船厂宿舍区3幢41室房屋，经家庭协商一致同意，授权委托汤某5为我户代理，全权处理和办理我户房屋购买，拆迁有关事宜，委托事项：①购买现住房；②同意拆迁安置，商谈和签订拆迁协议书；③选购安置房；④领取拆迁补偿费用等。”上述《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均由周某2捺手印确认。 盐城顺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6日向周某2出具50元房改房手续费的《收款收据》。 上述《遗嘱》、《协议书》以及《声明》所涉房屋原系公有住房，后于2010年11月份经盐城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批进行房改。 2011年8月2日，汤某5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盐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一份，就通榆南路95号平房2-6室的拆迁相关事宜达成一致。 2013年8月29日，盐城市南新河船厂地块拆迁建设项目服务领导小组出具《南新河船厂地块拆迁安置选房认定书》，认定被拆迁人选定的楼号、房号为6号楼1503室，预测面积为87.49㎡。 一审法院认为，遗嘱系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的民事法律行为。因而，合法有效的遗嘱必须具备《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要件：遗嘱人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立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遗嘱处分的财产属遗嘱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此外，遗嘱的形式要件还必须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应就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1.案涉遗嘱是否为伪造；2.案涉遗嘱内容是否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3.周某2是否有权利处理案涉遗嘱中所载房屋；4.案涉遗嘱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遗嘱形式稍有瑕疵，是否必然导致遗嘱无效。 关于案涉遗嘱是否为伪造的问题。汤某1提出案涉遗嘱系汤某5所伪造，认为立遗嘱人周某2文化程度不高，案涉遗嘱中出现了较为专业的法律术语。首先，汤某1提出案涉遗嘱系汤某5所伪造，一审法院认为，伪造不仅应当包含当事人伪造的主观心态，还应当包括当事人实施伪造与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相悖的遗嘱的客观行为，但结合下述关于案涉遗嘱是否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阐释以及2000年8月19日各方签订的协议书来看，汤某5并不存在伪造案涉遗嘱的客观必要，且就伪造案涉遗嘱的主、客观两方面，汤某1亦未向一审法院进行充分举证，在汤某5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汤某1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汤某1认为案涉遗嘱中所载明的“破产”“房产权”“土地使用权”等语言系与其母亲的文化程度不相匹配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2000年8月19日汤某1、汤某5等人及其母亲周某2共同签订《协议书》来看，家人对周某2当时所居住房屋的处置事宜，双方对案涉遗嘱所争议的财产权益早就有所商议和安排，加之周某2之长子即本案汤某1系下乡知青，次女婿许某原在法院工作以及幼子即汤某4系律师，几人均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法律专业知识，周某2作为母亲，在与儿女们商谈房屋处置事宜时，结合其儿女们的说法使用了一些文化词汇或者法律术语也合乎情理，汤某1认为案涉遗嘱系伪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遗嘱内容是否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第一，汤某1诉称，母亲在2010年农历5月12日逝世，在这之前多次住院，生活上无自理能力，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根据原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2009年8、9月份期间，周某2神志清楚，一人独自居住，儿女们时常探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遗嘱人周某2虽然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也曾多次住院，但其立遗嘱期间并未住院治疗且一人独居，表明其病情有所缓解，一审法院综合原审庭审当事人陈述及两位证人证言，认定遗嘱人周某2在立遗嘱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对汤某1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第二，本案中，汤某1、汤某5及汤某2、汤某4均予以认可的于2000年8月19日由汤某1、汤某5、原审第三人及其母亲亦即案涉遗嘱的立遗嘱人周某2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对母亲周某2的住房及砖砌厨房已经作了明确的安排，2009年11月6日（所立案涉遗嘱之后）周某2又出具声明，明确汤某5享有参与房改的权利。上述《协议书》以及周某2出具的声明与案涉遗嘱均表明立遗嘱人周某2的意思表示一直较为稳定，且上述三份核心证据也互相印证了立遗嘱人周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由汤某5继承其所居住房屋的相关权益。第三，结合2010年5月4日周某2向汤某5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汤某5的申请书、盐城市顺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周某2出具的住房房改手续费收据以及盐城市市区出售共有住房审批表等。一审法院认为，在案涉盐城市原船厂宿舍区通榆南路xx号x幢xx室房屋启动房改时，立遗嘱人周某2尚未去世，案涉遗嘱亦未发生法律效力，且遗嘱所涉房屋亦登记户主为立遗嘱人周某2，故只能以周某2的名义办理相关房改手续，并不能表明立遗嘱人周某2想参加房改后有自己享有房改的待遇及权益。同时，从立遗嘱人周某2委托汤某5办理相关房改事宜的事实来看，反而更加能够印证遗嘱人周某2想将遗嘱所涉房屋的相关权益由汤某5继承的意思。 关于周某2是否有权处置案涉遗嘱中的房屋的问题。根据《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该合法财产应当包括财产以及获得财产的权利。公有住房制度系我国特定时期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职工的住房保障待遇，在公有住房房改之前，职工死亡的，该房屋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且因身份权不能继承，因此参加房改的权利亦不能继承。但是本案中，在遗嘱人周某2去世前，其遗嘱所涉房屋已经启动房改，并且遗嘱人周某2亦已委托其女儿汤某5办理了相关房改手续，且于2009年11月6日出具声明，如其逝世，依据市政府有关政策，同住的二女儿汤某5享有参与房改的权利。虽然，房改全部完成时，遗嘱人周某2已经离世，但这并没有影响房改的完成，故周某2立遗嘱且声明明确将参加房改的权利由汤某5继承，应为合法有效。 关于案涉遗嘱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汤某1、汤某5双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母亲周某2于2009年8月26日所立遗嘱因有三位见证人见证，且根据原审中见证人的证言，由其中一位见证人高某代书，故从整体形式上，案涉遗嘱应为代书遗嘱。汤某1诉称，该份遗嘱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要求，因遗嘱时间落款为“2009年8月26日”，而见证人高某（1946年9月14日生）、崔某（1941年1月26日生）签字见证的时间系在2009年8月31日下午1时20分，时间上表明两个见证人的见证行为不具有在场性，且案涉遗嘱并非由二见证人之一所书写并注明年、月、日。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案涉遗嘱的形成过程，除见证人沈某因患脑出血，意识模糊，无法接受询问之外，见证人高某、崔某均在原审中到庭作证并接受了一审法院以及汤某1、汤某5的询问。其均表示，案涉遗嘱系于2009年8月26日由遗嘱人周某2口述，高某代书并由高某、沈某、崔某签字见证而形成，后由遗嘱人周某2将2009年8月26日代书形成的遗嘱带至文印社打印后，于2009年8月31日再由高某、沈某、崔某签字见证，遗嘱人周某2当面在印好的遗嘱上捺手印。一审法院认为，见证人高某、崔某对案涉遗嘱的形成作了较为详尽的陈述，内容基本吻合，因原审庭审时间距离遗嘱订立已经时隔八年有余，且两个见证人均已逾七十高龄，故不应苛于证人对遗嘱订立当时场景、房屋住址等细节的描述流畅、毫无偏差，现证人高某、崔某的证言虽对订立遗嘱过程中的个别具体细节描述不清，但对于代书遗嘱过程中，遗嘱内容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人口述内容由代书人代书、遗嘱人神智清楚以及遗嘱人当面在遗嘱上捺印等均予以确认，见证人、代书人的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关于案涉遗嘱形成日期与见证人签字见证日期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见证人高某、崔某均表示，案涉遗嘱先由高某代书，由遗嘱人周某2送至打印社打印，后又于2009年8月31日，见证人高某、沈某、崔某签字见证，并由遗嘱人周某2当面捺手印。二位见证人对该节事实的陈述一致，可信度较高，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上述所签日期不一致问题，汤某5在原审中所提供的证人的证言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双方所示遗嘱形式符合法律对代书遗嘱的规定，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瑕疵。 关于遗嘱形式稍有瑕疵，是否必然导致遗嘱无效的问题。遗嘱属于要式行为，但法律规定遗嘱要式性的初衷即是为了确保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能够在其去世后得以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意思自治是民事法律价值位阶最高的基本原则。在周某2意思自治与要式行为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价值位阶保护原则和法的解释逻辑，应当优先保护意思自治，应当“形式”让位于“内容”、“表象”让位于“实质”。尤其是，2000年8月19日，汤某1、汤某5、第三人及其母亲亦即案涉遗嘱的立遗嘱人周某2共同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就母亲的住房及砌厨房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母亲现住平房如买断，由甲方买断，房屋所有权归甲方。如平房单位不卖，母亲去世后由甲方使用。第二，母亲现使用的小厨房，如需拆迁，拆迁费用由甲方承担，新建房屋所有权归甲方。第三，甲方应尽能力尽量照顾母亲的生活。但乙方必须同时履行应尽的义务。第四，本协议一式五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由此《协议书》可见，对于遗嘱所涉及的房屋的处置，周某2及其所有子女之间已经作了明确的安排。周某2于2009年以遗嘱的形式将该房屋的安排确认了下来。且所谓有争议的遗嘱与《协议书》之间内容共通，不存矛盾。汤某1及汤某2、汤某4等人以争议遗嘱形式上的问题来主张遗嘱无效，实质上是变相地否认与推翻其认可的《协议书》，从根本上也违反了民事主体应遵守的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案涉遗嘱虽然形式上稍有瑕疵，但是并不影响其合法效力。 一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汤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汤某1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另二审中，上诉人汤某1、汤某4向本院申请调取盐城市公安局城南新区分局对高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以证明前述2009年11月6日的《声明》不是高某所写。对上诉人的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将在下文阐述。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案涉遗嘱是一份打印件，即由人通过操作计算机系统将遗嘱人的意思表现为文字形式，并经打印形成的书面文件。案涉遗嘱形成时，遗嘱人周某2已近90岁，到庭的当事人均陈述周某2系文盲，不会操作电脑，因此，该遗嘱并非周某2本人操作电脑形成，而系由他人代为操作计算机系统并打印形成，故该遗嘱应为代书遗嘱，该代为操作计算机系统、将周某2的意思表现为文字形式并打印成书面文件的人即为代书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案涉遗嘱虽然有高某作为“代书人”签字，但高某本人亦曾向一审法院陈述，案涉遗嘱并非其操作电脑形成，因此，其并非案涉遗嘱的代书人。而高某和另外两名在遗嘱上签字的“见证人”沈某、崔某三人在案涉遗嘱上签字的日期也是2009年8月31日，而非电脑打印的落款日期“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该三人亦均不知晓案涉遗嘱系在何处打印，由谁打印。因此，案涉遗嘱形成时，该三人并未在场，没有见证案涉遗嘱的形成过程，并非案涉遗嘱的见证人。故案涉遗嘱既无合适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其形成过程，也无代书人签字，周某2本人仅在遗嘱上捺手印而未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应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遗嘱有效，存在错误，应予纠正。 关于四名上诉人提出的遗嘱人周某2无权处分案涉房屋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因案涉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而无效，故不能确认该遗嘱系周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无须审查。 关于上诉人汤某1、汤某4要求调取公安机关对高某的询问笔录的问题。因其调取该证据的目的是证明2009年11月6日的《声明》不是高某所写，而该《声明》与案涉遗嘱的效力认定无关，即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被上诉人汤某5提出高某曾于2009年8月26日代为手书遗嘱的问题，本院认为，除了证人证言外，汤某5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该手书遗嘱，且即便存在该手书遗嘱，与案涉遗嘱也并非同一份遗嘱，在案涉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对案涉遗嘱效力的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汤某1、汤某4、汤某2、汤某3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991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 二、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6日、落款为“遗嘱人：周某2”的打印遗嘱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均由被上诉人汤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曦希 审 判 员 陆 霞 审 判 员 郭华炜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仓媛园 书 记 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