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1民终636号 上诉人(原审贵州大学)：贵州大学，住所地贵阳市花溪区。 法定代表人：宋宝安，系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昌亮，系该校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祖坤，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格彬，贵州奔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大学因与被上诉人罗祖坤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大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1997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起诉称其是在1997年10月在原贵州工业大学入职的，其依据的证据是：其提交的首部标注“蔡物管”的员工花名册复印件，用于证明该表记载被上诉人罗祖坤的聘用时间为1997年10月。一审法院以此表系打印件、上有当时蔡家关后勤物管科科长蒲某2018年3月29曰签署的意见、确认签字栏由劳动者手写签名等为由，釆信了该份所谓的“证据”。相反对于上诉人庭上提交的工资册，以不完整为由不予釆信，实为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庭审中说明，那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准备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之前所作的一个摸底登记，那并不是上诉人给后勤员工交纳社保的依据。当时一方面从2009年2月起为所有的在职劳动者交起社保，另一方面摸底测算看2009年2月之前有多少人、需要补交多少年的社保。后来社保部门明确告知必须提供相应工资发放清册才能补缴，故上诉人的后勤集团为200多位劳动者补缴了社保，均是以其在上诉人（包括之前的贵州工业大学）的最早发放工资的时间为补缴社保的起算时间的。其中类似被上诉人情况的并非只有被上诉人等6人，还有其他许多劳动者。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摸底表并没有相关部门盖章确认。时任科长蒲某已于2013年4月退休，其2018年3月29日才在此表上签署意见，内容分别是“大约2008.4”“情况属实”。这更说明该摸底表不能釆信，不能排除摸底时个别劳动者任意填写的可能，加上当年的科长并未在当时签字，退休几年后又凭什么证明“情况属实”。第三，上诉人当时提交的从1999年1月开始至2007年3月的工资册，有的只是选取中间月份，是因为相应月份有新的工作人员变动情况，而且说明了如果需要全部完整的工资册，上诉人是可以提供的。工资册证明被上诉人罗祖坤的起薪时间最早为1999年1月。一审法院对于事业单位提供的多年前的工资册不予釆信，其认为不能推翻被上诉人提交的员工名册记载的聘用时间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贵州大学为类似被上诉人这样的劳动者补缴社保的人数达200多人。当年没有签劳动合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为事业单位，发放工资该是有工资表的，且上诉人的工资表完好无缺。有的入职时间比上诉人等6人还早的员工，都有工资发放记录，说明上诉人不可能会单单缺少被上诉人等6人的工资表。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没有单位盖章、只有当初主管人员退休几年后签字的摸底表等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为1997年10月。相反，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最早起薪时间的工资发放表才是唯一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入职时间的凭证。上诉人的这些工资发放清册及表格至今完好保存。将一审的错误认定予以纠正，否则上诉人将面临200多人可能随时起诉的风险，不利于上诉人的管理工作和稳定的教学管理秩序的维护。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最早时间即为1999年1月至2015年7月。 罗祖坤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法院予以维持。考勤表、工资表都是做为贵州大学劳动纠纷处理的意见，应该按一审提交的表来计算工作年限。 罗祖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祖坤与贵州大学自1997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贵州大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祖坤原系贵州工业大学工作人员，2004年贵州工业大学并入贵州大学，罗祖坤继续工作。2010年1月1日，贵州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甲方）与罗祖坤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聘用乙方，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甲方安排乙方在贵州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蔡家关校区门卫岗位，承担值班任务，乙方岗位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工资月薪制。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5年12月，贵州大学作为甲方，贵州理工学院作为乙方，罗祖坤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劳动关系转移三方协议》，约定丙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9月1日起由甲方转移到乙方，乙方承认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工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安排丙方在相同或相似岗位工作，丙方自愿服从安排；丙方2016年1月起的社会保险由乙方缴纳，在此之前的社会保险缴纳与乙方无关，2009年以前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由甲方补缴，如不能补缴由甲、丙协商解决；丙方2015年9月起的工资由乙方发放，在此之前的工资由甲方发放。此后罗祖坤继续工作。罗祖坤已参加2009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罗祖坤因补缴社会保险问题而与贵州大学发生纠纷，其于2018年3月23日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贵州大学自1997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罗祖坤遂诉至本院，请求如前。关于罗祖坤的入职时间，罗祖坤提交首部标注“蔡物管”的员工名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该表记载罗祖坤的聘用时间为1997年10月。经审查，该复印件首页右下角另标注“大约2008.4”，尾部有蒲某于2018年3月29日签署的“情况属实”意见，该名册所记载的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聘用时间、工作年限栏目的内容均系打印体，确认签字栏由罗祖坤等劳动者手写签名。罗祖坤陈述系学校统一登记后才让罗祖坤等人确认签字的，如果聘用时间不对，那么罗祖坤不会签字，学校也不会让罗祖坤等劳动者签字；“蔡物管”系指蔡家关物管，“大约2008.4”系指统计时间大约为2008年4月，蒲某当时系贵州大学蔡家关校区后勤物管科的科长，罗祖坤从贵州大学下属的后勤集团复印该表后，于2018年3月29日找到蒲某签署意见的，“蔡物管”、“大约2008.4”的内容也是蒲某标注的。贵州大学陈述这份证据确实存在，蒲某当时是贵州大学蔡家关校区的物管副经理，系罗祖坤直属领导，但当时是为了签订合同进行的摸底，所登记的聘用时间是让罗祖坤自己报的，罗祖坤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贵州大学当时也没有签字盖章确认，不能作为确认入职时间的依据。贵州大学提交贵州大学人事处于2013年4月1日制发的《关于董晓娅等两位同志退休的通知》｛校人退[2013]04号文件｝，用于证明蒲某于2013年4月1日退休，其于此后在员工名册上随便签署的意见不能推翻学校真实的工资发放证明；罗祖坤不同意贵州大学该证明目的，认为统计该名册时蒲某是罗祖坤的直属领导，其于2018年签署的意见有效。罗祖坤另提交打印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的《罗祖坤聘用工作时间情况说明》，用于证明罗祖坤的聘用时间是1997年10月，当时是高友松科长主管，后续科长依次为余显富、蒲某、涂宏。高友松、余显富、蒲某三人均于2018年3月底在该说明上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涂宏亦于2018年3月底在该说明上签字进行了证明。罗祖坤又提交2009年11月30日的《后勤服务集团劳动合同统计表》复印件（罗祖坤陈述从贵州大学的后勤集团复印），用于证明罗祖坤入职时间为1997年10月。贵州大学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贵州大学另提交了1999年1月、2000年1月、2000年12月、2001年1月、2002年1月、2002年5月、2002年12月、2003年12月、2004年1月、2004年11月、2005年1月、2005年12月、2006年1月、2007年3月的工资表及其相应记帐凭证，用于证明罗祖坤最早的工资记录是1999年1月，故其入职时间为1999年1月。经审查，部分工资表中有余显富或蒲某签名确认。罗祖坤对以上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贵州大学提交的不一定是完整的工资表，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认可其相互之间存在劳动，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罗祖坤入职贵州大学的具体时间如何确定。对于罗祖坤提交的首部标注“蔡物管”的员工名册复印件，贵州大学陈述该份证据确实存在，但当时是为了签订合同进行的摸底，所登记的聘用时间是让罗祖坤自己报的，不能作为确认罗祖坤入职时间的依据，贵州大学主张依据贵州大学提交的工资表体现的最早时间认定罗祖坤的入职时间。鉴于该员工名册所记载的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聘用时间、工作年限栏目的内容均系打印体，确认签字栏由罗祖坤等劳动者手写签名，且有2008年统计该表时的罗祖坤直属领导、贵州大学工作人员蒲某签署的“情况属实”意见在案为证，因贵州大学提供的工资表无法直接证实罗祖坤准确的入职时间，且贵州大学亦未提供证据推翻罗祖坤提交的员工名册所记载的罗祖坤聘用时间，故对该员工名册，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罗祖坤入职时间为1997年10月。根据双方及贵州理工学院共同签订的《劳动关系转移三方协议》约定，罗祖坤劳动关系自2015年9月1日起由贵州大学转移到贵州理工学院，故罗祖坤与贵州大学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罗祖坤在1997年10月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与贵州大学存在劳动关系。现罗祖坤诉请确认其与贵州大学在1997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罗祖坤与贵州大学在1997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贵州大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罗祖坤申请了证人张某、蒲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在一审提交的“蔡物管”的表具有真实性。张某称：在“蔡物管”的表上签字的时候是在1号教学楼开会，蒲玉春主持开会，参会的有50多人。蒲玉春称：表格是集团要求制作的，当时员工在闹退休的工龄，所以才制作的这个表格，是人事后勤的制作的，不是我制作的，签字时还开过会。贵州大学质证认为，蒲某在2013年就已经退休，其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情况属实的证明不属于职务行为，不能代表贵州大学，蒲某不知道当事人的入职时间，当时的负责人没有在上面签字，证人的证言达不到证明目的。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劳动者入职时间的认定依据。贵州大学认为应当以工资放发记录为罗祖坤入职时间的依据，罗祖坤认为应当以标注有“蔡物管”的员工名册为入职时间的依据。标注“蔡物管”的员工名册是贵州大学为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进行摸底而拟定的表格，其内容为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聘用时间、工作年限的栏目均系打印体，表明该部分内容已固定，不能自行更改，确认签字栏则由劳动者确认后手写签名，结合贵州大学当时负责该项工作的工作人员蒲玉春对该表签署的“情况属实”的意见，在贵州大学不能提供证据否认该员工名册所记载罗祖坤的聘用时间，且该表格涉及到入职时间的劳动者并非罗祖坤一人，还涉及到其余案件的其他当事人的情况下，本院采信以标注“蔡物管”表格作为职工入职时间的依据的主张，对贵州大学以工资放发记录为入职时间的依据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以标注“蔡物管”表格上载明的聘用时间为依据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贵州大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贵州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伟 审判员 邓 艳 审判员 贺 华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余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