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云2601行初98号原告罗某某，男，壮族，1956年3月4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居民身份证号：×××7012。委托代理人王琼胜，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0152129540。住所地：文山市开化街道办事处河东路69号。法定代表人：许昌发，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丽，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世好,文山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局局长。第三人罗某某，男，壮族，1949年9月2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居民身份证号：5322011949××××××××。委托代理人刘富林，云南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罗某某诉被告市国土局、第三人罗某某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琼胜，被告市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王丽、刘世好，第三人罗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富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8月21日，被告市国土局向第三人罗某某核发云（2018）文山市不动产权第0144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原告罗某某认为该证书登记的宅基地属于原告所有，被告的颁证行为违法，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该证书。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罗某某系同胞兄弟。罗某某1969年参军，1973年退伍后分配到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化肥厂工作，同时也将其户口迁至曲靖市沾益化肥厂。2002年11月7日，兄弟二人因赡养父母起争执，在攀枝花社区负责人马志德、苏有财、韦元斌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老人的生养死葬由原告承担，老人财产归原告继承，由原告提供一个152平米的地基给第三人或者补偿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价款9000元。第三人不愿要地基，当日由原告补给其9000元。协议中关于“家产分配”的条款书写为“哥哥的地基由弟罗某某给一个地基，为152平米，经双方协议由弟罗某某补给罗某某现金9000元”，此条款的不准确表述，为本案的纠纷埋下了伏笔。2017年6月23日，第三人手写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明确说明152平米地基使用权为第三人所有，七花社区及金竹棚村小组加盖了公章。2017年10月25日，第三人又机打一份《情况说明》，在《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关于“家产分配”的条款中添加了一个“再”字，七花社区及金竹棚村小组再次加盖了公章，并有疑似马志德、苏有才、韦元斌三人的签字按印。2018年8月21日，被告市国土局依据《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和两份《情况说明》，作出云（2018）文山市不动产权第001443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将属于原告的152平米自留地使用权归于第三人名下。原告认为，被告在未经原告签字同意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的152平米自留地使用权归于金竹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第三人名下，属程序违法。并且《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和两份《情况说明》明显存在歧义和错误，被告作为主管行政部门，未认真调查实际情况，轻率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判断，使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伤害，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云（2018）不动产权证第001443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一组：《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一份，证明：1.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2002年11月7日，兄弟二人因赡养父母起争执，在攀枝花社区负责人马志德、苏有才、韦元斌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老人的生养死葬由原告承担，老人财产归原告继承，由原告提供一个152平米的地基给第三人或者补偿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价款9000元，第三人不愿意要地基，当日由原告补给其9000元。第二组：《情况说明》、《宅基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7年10月25日，第三人机打一份《情况说明》在《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关于“家产分配”的条款中添加了一个“再”字，误导行政主管部门，于2018年10月25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的事实。第三组：马志德、苏有才、韦元斌三人录音光盘各一份及调查笔录两份，证明《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关于“家产分配”的条款中关于152平米地基与9000元的补偿款是“或者”的选择关系，第三人不愿要152平米地基，由原告补偿其9000元。被告辩称，一、被告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主体合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及中共文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文件机编办发【2015】16号《中共文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成立文山市不动产登记局的通知》和文政公告【2015】8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被告负责文山市不动产登记工作，有权向申请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因此被告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主体合法。二、被告核发给第三人的云（2018）文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核发证书程序合法。原告诉称，被告在未经原告签字同意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的152平米自留地使用权归于第三人名下，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首先，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享有152平米自留地的使用权，被告向第三人核发不动产权证书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其次，第三人申请不动产权登记，并依法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遗嘱、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文山市卧龙街道七花社区金竹棚居民小组及文山市卧龙街道七花社区居民小组委员会盖章确认的《证明》、《申请》、《关于2002年11月7日罗某某、罗某某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2份）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经审查，以上材料能够证实原告罗某某给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再支付第三人9000元的事实。2018年5月21日，文山市国土资源事务中心对该不动产进行地籍调查。2018年6月27日，被告对该不动产首次登记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没有任何人向被告提出异议，公告期满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依法对第三人申请的不动产进行登记并向其核发不动产权证书。因此，被告核发给第三人的不动产权证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国土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2、《办证申请书》；3、《证明》；4、身份证复印件2份；5、结婚证复印件2份；6、《不动产登记代理合同》；7、《不动产登记收件缴费单》；8、《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9、《证明》；10、《申请》；11、《遗嘱》；12、《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13、《关于2002年11月7日罗某某、罗某某家庭调解赡养协议书的情况说明》；14、《情况说明》2份；15、《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16、《云南非税收入收款收据》；17、《文山市不动产登记收费明细单》；18、《文山市不动产登记回执》；19、《不动产权籍调查表》；20、公示照片3份；21、《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22、《不动产登记审批表》，以上证据证明：1.第三人委托文山市国土资源事务中心代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事宜，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及交纳了相关费用；2.被告收到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后经审查，原告父亲罗金元一共有子女4人，长子罗兴文（已故）、次子罗某某、三子原告罗某某、女儿罗兴华，罗金元于2002年11月5日立下《遗嘱》，罗金元的遗产均由次子罗某某继承，由罗某某对其尽赡养义务；3.2002年11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协议，罗金元由原告罗某某负责养老送终，原告罗某某给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原告再支付第三人9000元人民币；4.被告经依法审查、公告、审批后，向第三人核发不动产权证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于法有据，市国土局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合法，依法不应给予撤销。二、该宗土地的取得，系第三人与原告分家做《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时，分给第三人的土地，来源合法，第三人申请办证系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2002年11月7日，第三人与原告在当时的文山县攀枝花镇攀枝花社区作《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家产分配写明“哥哥的地基由弟弟罗某某给一个地基，为152平方米，经双方协议由弟弟罗新德补给罗某某现金9000元整”，第三人根据该协议，在家庭中原始取得该土地的权利。协议并不存在歧义，若按原告所述的第三人不需要地基，由原告补给第三人9000元，就应该在协议中表述清楚，另写协议才符合常理。当时原告补给了第三人9000元，该9000元是由于原告居住位于文山市距离公路50米左右房屋的房子，用于补给第三人办理协议中的土地权属证书，才由马怀德提议原告补给第三人，并不是用9000元购买地基。2002年文山同地段土地，每平方米的土地为300-400元，用9000元买152个平方米，完全不符合常理，故原告所述的9000元用于购买宅基地，与常理完全不符。三、原告与父亲罗金元修建的位于文山市距离公路50米左右房屋，现由原告居住，故将152个平方米的地基给第三人，并同时由原告补给第三人9000元完全符合常理。该案中争议的地块，系原告以及第三人家的老祖宅，1952年文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字第05845号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共有人为4人，该证书记载，争议地块上建有草房一间，牛圈一间，空场一块。在1962年左右，第三人与其父亲到攀枝花距离公路50米左右修建现原告居住的房屋，罗金元一家人，就搬到新修建的房屋居住，对于现争议地上的老房屋就疏于管理，慢慢倒塌，该地块就变成了自留地。2002年，写《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时，文山市距离公路50米左右房屋由原告居住着，第三人没有地基，遂协商哥哥的地基由弟弟补给，也才有了《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中的相关表述，这一地基的处理情况，完全符合我国赡养老人以及分家问题的处理习惯。四、该案中争议的地块，第三人父亲罗金元尚在人世时就承诺将该地基给第三人。自2002年开始，第三人就一直申请办证，并取得了相关部门的签章认可，故该地基系第三人合法取得。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7日，第三人分别向金竹棚村小组，当时的文山县攀枝花社区，文山县攀枝花镇人民政府以及文山县城乡建设局申请该案地块的个人建房用地，以上部门均经过查证后在《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上签章，这进一步说明，第三人取得该宗土地的合法性。五、2002年11月7日攀枝花社区作的《家庭调解协议书》，由马志德、苏有才、韦延兵三人主持调解并书写。2017年10月25日，韦延兵，苏有才对《2002年11月7日罗某某、罗某某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的情况说明》，均认可2002年协议的条款为由弟弟罗某某给哥哥罗某某一个地基，面积152平米，再由罗某某补给罗某某人民币现金9000元，该争议经过社区多次调解，相关参与人员也均认可该说法，该地基就是第三人所有。村集体多次对第三人申请宅基地事宜盖章认可，证明村集体一直认可该协议，该协议并不存在争议。六、第三人出门当兵，保家卫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排除第三人在原户籍地所拥有的各项权利，金竹棚村也并未由于其当兵而收回第三人的承包地，第三人需要办理作为金竹棚村民办理的事务，村领导以及村民均积极给予办理，这也说明金竹棚村依然认可其作为村集体的一员，现落叶归根，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依法享有在金竹棚申请宅基地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向第三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于法有据，合情合理，不应当给予撤销，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均未复印件）：1、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证明2002年10月至11月1日，罗某某分别向金竹棚村小组，文山县攀枝花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山县攀枝花镇人民政府以及文山县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该案涉及地块的权属证书，以上部门均给予签章认可，罗某某取得该宗土地，是取得家庭内部同意以及社区在内的相关部门的同意，取得土地合法合理；2、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1953年以罗金元为户主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房产土地共有人为4人，这4人中就有罗某某；3、《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证明2002年经攀枝花社区居民委员会调解，对家庭财产以及老人的赡养情况做了明确，财产部分由罗某某给罗某某一个地基，并由罗某某补给罗某某9000元，该9000元为办证费用；4、人民调解意见书，证明2017年罗某某申请办理该案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文山市攀枝花社区组织罗某某、罗某某调解，罗某某没有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攀枝花社区在调查走访了2002年参与罗某某、罗某某家庭事宜调解的马志德等人后，再次对2002年《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中财产部分给予明确认可，认可大意为“由罗某某给罗某某一个地基，并由罗某某补给罗某某9000元”。经开庭前证据交换、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除《遗嘱》不认可外，其余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恰好说明被告的程序违法，第三人罗某某的户口是否是金竹棚的成员，被告没有核实，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没有证明这块地的界限在哪里，证据中也没有显示。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第三人的证明观点，第三人通过村民委在协议中加了一个“再”字隐瞒了协议的意思；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土地应当为原告所有；对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观点，因为针对罗某某补给罗某某的条款本身存在分歧；对第四组证据三性不认可，原告没有在上面签字。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第2点证明观点，《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证明了原告罗某某给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再支付第三人9000元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的是韦元兵、苏有才及文山市卧龙街道七花社区金竹棚居民小组、文山市卧龙街道七花社区居民委员会均证实了原告罗某某给第三人152平米的地基，再支付第三人9000元的事实，第三人依法取得了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不认可，被录音的这几个人未提供身份证等相关信息，没有出庭作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观点，其证明观点完全改变了协议书中的意思；对第二组证据三性认可，对证明观点不认可，情况说明添加一个“再”字并不影响这个协议书的意思，只能说明当时写协议书的时候没有照抄下来；对第三组证据三性不认可，三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这个录音是否是这三个人说的话，对调查笔录三性不认可，这三个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它的真实性，对证明观点不认可，马志德说时间太长记不得是调解或签字，韦元兵所说的刚好证明是又给地基又给钱。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但其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组证据，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来源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能相互佐证，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1953年2月11日，原云南省文山县政府向原告罗某某及第三人罗某某的父亲罗金元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记载户主为罗金元，人口为4人，证上有草房、牛圈各一间，空场一块。1969年，第三人罗某某参军入伍，将其户口迁出。2002年，原告及第三人因赡养老人产生纠纷，在原文山县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下，双方达成《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其中协议约定：“哥哥的地基由弟罗某某给一个地基为152个平方米，经双方协议由弟罗某某补给罗兴成现金为玖仟元正（9000.00元）”。协议签订后，第三人罗某某于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1日向相关部门申请个人建房用地。2018年8月7日，第三人罗某某向被告递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办证申请书》、《证明》、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申请》、《遗嘱》、《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关于2002年11月7日罗某某、罗某某家庭调解赡养协议书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等材料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被告在审查材料后，于2018年8月21日向第三人罗某某核发云（2018）文山市不动产权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原告认为，被告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上记载的土地系其所有，被告颁证的行为违法，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该证书。另查明，《家庭调解老人赡养协议书》中“罗兴成”与本案第三人“罗某某”系同一人。原告罗某某已有住房，且办理了25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证，现双方争议的地块位于1953年罗金元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土地范围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一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村民使用土地，享有土地权利，应当进行登记造册。本案涉及的土地为文山市的集体土地，原告主张该集体土地系其所有，但未提交相关的权利证书证明，不能证明其享有涉案土地上的附属权利，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向第三人核发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权属来源为原告与第三人的父亲罗金元办理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上记载当时的人口为4人，原告罗某某出生日期为1956年3月4日，故原告并不是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人口，另庭审查明，原告已享有城市土地住房，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故被告核发证书的行为与其不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并不是涉案土地的权利人，被告核发证书给第三人的行为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罗某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罗某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呈丰审 判 员  梁海兰人民陪审员  张 永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骆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