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607行初4号原告高荣花，女，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胜，湖北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园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621011182903Y。法定代表人裴东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霞，该局法制室民警。代理权限：出庭应诉、签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波，该局黄集派出所民警。代理权限：出庭应诉、签收法律文书等。原告高荣花与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行政撤销及赔偿一案，于2019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荣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胜，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襄州公（黄）行罚决字〔2018〕499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以来，高荣花和张文启因蒙华铁路征用房屋拆迁补偿达不到其要求及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先后多次上访。经查，高荣花和张文启先后到襄州区黄集镇、襄州区人民政府、襄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上访，均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18年12月22日高荣花和张文启再次相约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欲恶意登记，要挟当地党委政府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2018年12月23日被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火车站劝返家，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高荣花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原告高荣花诉称，一、被告以原告高荣花欲到国家信访局恶意登记为由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原告欲到国家信访局登记时，说明原告还没有到国家信访局，更没有过激的行为，也没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因此，对原告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二、被告认定原告因对蒙华铁路征用房屋拆迁补偿达不到其要求的问题前往北京上访，欲在国家信访局恶意登记构成寻衅滋事违法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襄州公（黄）行罚决字〔2018〕4999号行政处罚决定；2.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标准赔偿原告因被告违法拘留期间每天289元，拘留7天的损失，共计202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高荣花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高荣花上访材料、《时事要闻》报纸，用以证实原告不是因为蒙华铁路上访。省信访局公布举报的途径可以去北京上访，是上访的正常程序。2.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通知书，用以证实原告被被告处罚的事实。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辩称，2017年以来，原告高荣花因蒙华铁路征用房屋拆迁补偿达不到其要求及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先后多次上访。经查，高荣花和张文启先后到襄州区黄集镇、襄州区人民政府、襄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上访，均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18年12月22日，高荣花和张文启再次相约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欲恶意登记，要挟当地党委政府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次日被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火车站劝返家，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信访部门出具文书等证实。在高荣花寻衅滋事一案办理过程中，向高荣花告知了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作出治安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在作出处罚的过程中，从接处警、受案、处罚告知等都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的，所有执法文书均依法向高荣花进行了宣告或送达，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实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裁适当、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1.移送案件通知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用以证实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高荣花的陈述材料；陈波、郭爱国、马光荣等包村干部证明材料；钟胜、罗万勇等接访人员材料；张怀杰、秦杨等护送人员证明；阳光信访登记记录、黄集镇政府关于高荣花信访不予受理告知书和处理意见等事项文书及高荣花前科情况，用以证实高荣花寻衅滋事的事实。证据3.高荣花身份证明。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访事实无异议，但没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1上访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信访条例》有规定，不能越级上访；对于证据2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1因系原告高荣花的举报材料，系当事人的陈述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高荣花对拆迁补偿款要求按国家标准赔偿，因未达到其要求以及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多次到襄州区黄集镇、襄州区人民政府、襄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上访。上述部门均对原告高荣花的上访事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原告高荣花于2017年3月8日、10月17日、2018年1月31日、3月1日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均以寻衅滋事对高荣花作出了拘留的行政处罚。之后，原告高荣花又因反映村干部腐败等问题提出上访诉求，相关部门对其信访事项给予答复意见，2018年11月5日，湖北省信访局向原告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向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关于少批多占基本农田土地问题向襄州区土地局提出。关于举报村镇干部问题可向当地纪委监委部门反映”。2018年12月22日，原告高荣花和同村村民张文启相约以反映村干部腐败等问题再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当日二人从黄集镇坐客车到南阳火车站，晚上十点乘坐南阳到北京的火车，23日下午二点左右到达北京站。被政府工作人员拦截后用车将二人送回，24日原告高荣花被送到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肖湾派出所。当日被告作出襄州公（黄）行罚决字〔2018〕499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以来，高荣花和张文启因蒙华铁路征用房屋拆迁补偿达不到其要求及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先后多次上访。襄州区黄集镇、襄州区人民政府等部门均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2018年12月22日高荣花和张文启再次相约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欲恶意登记，要挟当地党委政府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2018年12月23日被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火车站劝返家，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高荣花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上述行政处罚于12月24日22时15分向原告高荣花宣布，原告高荣花于当日被送至襄州区行政拘留所实施拘留。期限自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已执行完毕。本院认为，原告高荣花因反映其房屋征收补偿及村干部腐败等问题在相关部门作出处理意见及不予受理告知书后，多次非法到北京上访被行政拘留处罚。原告高荣花仍就以反映村干部腐败等问题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违反了国务院《国家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于原告作出襄州公（黄）行罚决字〔2018〕4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高荣花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高荣花还诉请要求被告按国家标准赔偿其因违法拘留期间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荣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荣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爱丽人民陪审员  陶玉莲人民陪审员  李瑞林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韩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