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女，198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八宝镇********，公民身份号码420************824。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飞，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2号D车间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XEK9H。法定代表人：杨的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彤，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杨的华，男，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公民身份号码342************210。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彤，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新发，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42************238。上诉人王红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发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杨的华、杨新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8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王红及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股东，王红及杨新发各持有红阳发公司50%的股份，杨的华为红阳发公司的名义股东；2.判令红阳发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一、王红一审时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王红及杨新发实际行使作为红阳发公司的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王红及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一审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王红及杨新发已依法向红阳发公司出资，王红是以管理员身份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商行政部门未备案登记及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未记载王红及杨新发为公司股东”为由，认定王红及杨新发不具有红阳发公司的公司股东资格，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王红在一审时已提供红阳发公司的公司内档、王**的证人证言、红阳发公司内档股权转让合同、尾号为5778的借记卡明细等证据证明，红阳发公司从设立到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所有资金都是王红所投入，挂名股东王**和杨的华均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并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没有证据证明王红及杨新发已依法向红阳发公司出资”。1.2016年2月3日，王红以其妹妹王**的名义作为唯一股东注册成立红阳发公司，红阳发公司章程中规定王**认缴出资100万元，在2036年1月25日以货币形式缴足。王**在一审庭审中已作为证人出庭证实，红阳发公司并非其出资成立的公司，而是王红借助其名义成立，其对红阳发公司没有投入任何资金，红阳发公司的运营资金全都是王红投入。2.证人王**同时证实自己将持有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杨的华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而是因为红阳发公司的案件牵涉到自己，在自己不想继续挂名的情况下，王红及杨新发对自己名下的股权作出的安排，即挂名在杨的华名下。2017年4月14日王**和杨的华签订的《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将自己持有的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明显不是合理对价）转让给杨的华，亦可证实王**的陈述。3.2017年3月25日，从王**622*************874的账户转账38.2万元进入王红持有的杨的华尾号为5778的银行账户。在王**将自己持有的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杨的华之前，王红已使用杨的华尾号为5778的银行卡用于红阳发公司的经营，王红和杨新发已经将红阳发公司运营所需的资金通过王**的账户转入杨的华5778的银行卡中。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王**和杨的华于2017年4月14日签订的《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杨的华并没有对红阳发公司有实际的出资，红阳发公司实际运营所需资金全部是由王红出资。4.杨的华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红阳发公司从成立之初至运营期间其有投入任何资金，而且在一审答辩中杨的华和杨新发陈述是因为王**对杨新发负有债务，而杨新发对杨的华负有债务，所以王**将股权转让给杨的华冲抵双方的债权债务是杨的华和杨新发捏造的案件事实，是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二）王红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即实际股东），而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管理员。在红阳发公司的日常运营中，王红实际行使红阳发公司的管理、运营、决策、收益等股东权利，并在实际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支付员工工资义务以及红阳发公司在运营过程中股东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1.红阳发公司成立时找财务公司注册所需的费用、租赁红阳发公司厂房的押金和租金、红阳发公司运营需要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采购的费用、员工工资等等一切费用全都是王红在实际承担，红阳发公司的原挂名股东王**也出庭对此进行了确认。这充分说明是王红在实际履行作为红阳发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2.红阳发公司自注册成立后一直是由王红在行使运营管理和决策的一切权利。对外，王红负责与客户签订加工合同、向客户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进货和出货、与客户进行对账及结算、支付货款、处理质量问题等事务；对内，则负责对员工的管理及考勤、支付员工工资等事务。在红阳发公司的股权由挂名股东王**变更登记到杨的华名下以后，王红对红阳发公司行使的运营管理和决策的权利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3.杨的华接受王红的考勤管理并向王红领取工资，杨的华向王红请求提高自己的工资均可证明是王红在行使红阳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等权利，亦可证明是王红在履行支付员工工资的义务。4.证人王**、姚**、郭**和赵**等4人作为王红公司的员工均已出庭作证证明红阳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员工工资的发放均是王红在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李**不仅是红阳发公司员工，同时也是监事，也出具证言证实王红才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者。5位证人作为红阳发公司的员工，对红阳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员工工资的发放最为清楚，其证言真实可信、程序合法有效，陈述的内容和本案审理的诉求紧密相关，因此其证人证言的效力应得到法律认可。该5位证人的证言也与王**的证人证言、王红提供的证据相印证。5.王红在经营红阳发公司的过程中，用红阳发公司的经营收益支付其家庭开支及偿还其信用卡欠款、支付员工工资、厂房租金及购买机械设备等，这证明了王红行使了作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所享有的收益权，王红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三）工商登记是一种证权性质行政登记，仅具备对善意第三人宣示的证权功能，其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一审法院将“王红及杨新发的股东身份并未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登记”作为确定王红及杨新发不具有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是对工商登记性质的错误理解。本案中红阳发公司的工商登记不能作为确定红阳发公司股东资格和股东实际权利义务的依据。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2.在实践中，因为很多商业因素或其他因素的考量，存在大量的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代持的情况，本案就属于这种典型的类型。红阳发公司从设立到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所有资金都是王红投入，挂名股东王**和杨的华均没有投入任何的资金。杨的华在王红及杨新发的安排下以1元价格受让王**的股权，也证明了杨的华是挂名股东。杨的华在和王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中已经确认自己是名义股东，王红是实际股东。杨新发在自己和王红以及王红父亲的通话录音中也明确杨的华只是挂名红阳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是王红和自己。因此，本案中的工商登记不能作为确定红阳发公司股东资格和股东实际权利义务的依据。（四）公司章程被誉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的“宪法”，是确定股东权利义务的最基本的依据，但公司章程应该是在公司有两位以上的股东，且在各位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有效力的约定。但本案一审法院不能以“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未记载王红及杨新发为公司股东”为依据确定王红及杨新发不具有股东资格。1.杨的华取得红阳发公司100%股权是根据2017年4月14日王**和杨的华签订的《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变更登记取得，而王**已经证实该股权转让并非真实转让，而是因为王红和杨新发以王**名义成立的红阳发公司的案件牵涉到自己，在自己不想继续挂名的情况下，由王红和杨新发作出安排，将红阳发公司的股权挂名在杨的华名下。登记杨的华为红阳发公司的唯一股东的公司章程只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需要。2.杨的华对红阳发公司没有投入任何资金，也没有实际支付任何获得红阳发公司股权的对价，即没有实际受让王**所持有的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3.按照常理，如杨的华实际受让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杨的华作为红阳发公司唯一的股东，是该公司的“老板”，应该对红阳发公司行使一切的管理职权和对红阳发公司的经营作为唯一的受益人享有收益的权利。但杨的华在红阳发公司的工作职责是抛光副手，接受王红的考勤，领取王红支付的工资并请求王红提高自己的工资，这证明杨的华并未实际享有亦未实际行使任何股东权利，仅是在红阳发公司处上班的一个普通员工而已。4.股东名册登记是确定股东资格和权利的依据之一，但本案红阳发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红和杨新发既已安排杨的华作为红阳发公司唯一的挂名股东，就不可能出现一审法院所说的“王红、杨新发已经过红阳发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成为其在册股东”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本案就是王红和杨的华因为红阳发公司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红阳发公司只有杨的华一个股东，且红阳发公司根本没有设立股东名册。一审法院以“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未记载王红及杨新发为公司股东”为由否认王红及杨新发的股东资格，无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投资者具备股东资格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确认受到公司章程约束；（三）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四）获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五）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六）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为股东；（七）实际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是确定一般的显名投资者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但本案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确认隐名的投资者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红阳发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等不能作为确认本案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王红作为隐名投资者已具备红阳发公司的股东资格，以下逐一进行论述：(一)关于“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示”。王红以其妹妹王**的名义作为唯一股东注册成立红阳发公司，王**在一审庭审中已作为证人出庭证实是王红借助其名义成立红阳发公司，其对红阳发公司没有投入任何资金，红阳发公司的运营资金全都是王红投入。这已充分说明王红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红阳发公司的运营所需的资金也是王红所投入，王**及杨的华均是挂名的股东。(二)关于“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确认受到公司章程约束”。公司章程应该是在公司有两位以上的股东，且在各位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有效力的约定。王**已经证实其与杨的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真实转让，而是因为王红和杨新发以王**名义成立的红阳发公司的案件牵涉到自己，在自己不想继续挂名的情况下，由王红和杨新发作出安排，将红阳发公司的股权挂名在杨的华名下。由于红阳发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杨的华为红阳发公司的唯一股东的公司章程只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需要，这也是王红没有作为股东被记载在红阳发公司章程的真实原因。因此本案的公司章程的作用和工商登记的作用一样，仅仅对外起宣示作用而已。(三)关于“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王红在一审时已提供红阳发公司的公司内档、王**的证人证言、红阳发公司内档股权转让合同、尾号为5778的借记卡明细等证据证明，红阳发公司从设立到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所有资金都是王红所投入，挂名股东王**和杨的华均没有投入任何资金,王红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四)关于“获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红阳发公司没有设立出资证明书的签发机制，但王红已举证证明红阳发公司从成立至运营一直是由王红投入资金。(五)关于“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红阳发公司没有设立股东名册，本案不存在股东名册的问题，因此股东名册登记不能作为本案确定股东资格和权利的依据。(六)关于“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为股东”。工商登记是一种证权性质行政登记，仅具备对善意第三人宣示的证权功能，其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本案红阳发公司从设立到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所有资金都是王红投入，挂名股东王**和杨的华均没有投入任何的资金。杨的华在王红及杨新发的安排下以1元价格受让王**的股权，同时在王**将红阳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的华之前，王红已经在实际使用杨的华和王**的银行卡用于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并将王**银行卡上的资金转入到了杨的华银行账户中，这充分证明了杨的华是挂名股东。杨的华在和王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中已经确认自己是名义股东，王红是实际股东，并在微信中要求王红提高自己的工资。杨新发在自己和王红以及王红父亲的通话录音中也明确杨的华只是挂名红阳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是王红和自己。因此，本案红阳发公司的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也不能作为本案确定股东实际权利义务的依据。(七)关于“实际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在红阳发公司的日常营运中，王红及杨新发实际行使红阳发公司的管理、运营、决策、收益等股东权利，并在实际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支付员工工资义务以及红阳发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王红和杨新发才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三、王红在一审时已举证（证据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银行流水、工资表和考勤表等）证明杨的华不仅需要接受王红的考勤，而且杨的华请求王红提高自己的工资并且在录音中承认自己是红阳发公司挂名股东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部分重要证据和事实故意进行回避。（一）王红提交的杨的华在和王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中，杨的华已确认自己是名义股东；在杨新发和王红及王红爸爸的通话录音中，杨新发也明确杨的华只是红阳发公司挂名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是王红和自己。1.自从王红和杨新发的离婚争议纠纷开始，红阳发公司在没有王红参与经营的情况下，已停止经营，而杨的华则是接受杨新发的安排在带杨新发和王红的女儿。如果杨的华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唯一股东，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去给他人专门带小孩，且居住的环境非常恶劣。这证明杨的华不具备经营管理红阳发公司的能力，也证明了其挂名股东是王红和杨新发的安排。2.在王红和杨的华的聊天记录中，杨的华陈述自己在王红和杨新发都在场的情况下，向王红要求提高自己的工资，并认为王红对杨的华的考勤搞错了。在王红和杨的华的谈话录音证据中，杨的华确认王红从杨的华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属于王红和杨新发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杨的华在录音中说“不管这个钱是你的还是他，我就不管了，我是为你们，为了你们家庭好，才会帮你们做这个事情的（指挂名被告股东和法定代表人）”。3.在2018年3月17日杨新发和王红的录音中，杨新发陈述自己投了140万在王红的工厂，并陈述自己去工厂干是因为王红不干了，客户都是王红留下的，都是王红在跟进的客户，并且陈述现在就是把厂里那些机器卖了也归还不了债务，有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租金要给的。王红陈述“本身这个钱就是我们的，就是我自己的”，杨新发陈述单位就是单位的，个人就是个人的，在没离婚之前其从来不担心资金的问题，因为无论怎么样搞的话钱都还是整个家庭的。4.杨新发和王红爸爸在2018年3月21日的通话录音中陈述：厂的话挂谁的名字都可以，挂你爸爸，妈妈和挂她的话都没问题，我们要谈的不单单是厂挂名的事情；本身用我二哥做的时候，原来我们租的厂房用了二哥租的，那个工厂有11个月没有给租金，有80几万挂在我哥身上，王红的态度改变的话，那我哥的心里就没底了，全部要他去背这个债吗，法院起诉的都是我二哥，房租的话是他，法人代表也是他。他才说你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不可能帮你们背黑锅。可想而知，作为二哥也好，就像当时的春莲一样，本身就已经麻烦别人了，还让别人帮你背上几十上百万的债务。（二）王红在一审补充证据中已提供银行流水、工资表及考勤表等证据证明杨的华是红阳发公司的员工，职务为抛光副手，杨的华是挂名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的经营者。1.王红一审补充提供的银行流水、杨的华和王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可证明杨的华是红阳发公司的员工，职务为抛光副手，由王红支付工资，且杨的华收取工资的银行账号为工商银行账号622*************192。而在杨的华和王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的华要求王红给其涨工资。如果杨的华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而王红只是作为“管理员”，为何“股东”（老板）还需向“管理员”（员工）要求涨工资？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杨的华是红阳发公司挂名股东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审法院竟然不作认定。2.王红一审补充提供的工资表及考勤表等与证人王**、姚**、郭**和赵**等4人（全部为王红公司的员工，均已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印证，已充分证明了杨的华仅仅是红阳发公司的员工，职务为抛光副手，而非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李**不仅是红阳发公司员工，同时也是监事，也出具证言证实王红才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者。5位证人作为红阳发公司的员工，同时接受王红的考勤管理、由王红发放工资，对杨的华在红阳发公司中作为何种角色是非常清楚的，其证言真实可信，陈述的内容和本案审理的诉求紧密相关，应得到法律认可。杨的华只是红阳发公司中一名普通的员工，同时也是挂名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的经营者。四、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驳回王红的诉讼请求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王红请求法院确认自己和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并各享有其股权50%，本质为王红和杨的华因为红阳发公司股权归属发生争议，适用的法律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确认实际股东应该是第二十五的规定，和第二十四没有关系。综上所述，王红和杨新发作为红阳发公司实际的投资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既有成为红阳发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且实际行使红阳发公司管理运营和作出重大决策等股东权利，并实际享有经营红阳发公司的收益，因此王红和杨新发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实际股东。一审法院在王红已完成自身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既未认定王红和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亦故意回避杨的华仅仅作为红阳发公司的员工和挂名股东这一关键事实，驳回王红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红阳发公司、杨的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红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一、王红所举证并不能证明王红、杨新发与杨的华是实际出资与隐名出资的关系。纵观本案王红的举证可以分二大类，一是证明其参与公司管理工作的银行流水、合同单据、证人证言（李**未作为证人出庭）、微信，二是其与杨新发及亲属的录音。王红全部举证都属于间接证据，也没有形成证据链，不具有证明效力。此外，王红既没有其与王**在2016年2月3日红阳发公司设立时建立了实际出资与隐名出资关系的证据，也没有王红及杨新发与杨的华存在实际出资与隐名出资关系的证据。即使王**作证自认其是代王红持股，但这也只是王红与王**的关系，且王**与王红的亲姐妹利害关系使证据效力极低，凭王**证言这一孤证不足以证明代持股事实。其次，王**代持股行为即使真实，也不能类比适用杨的华，因为王红也没有举证王红、杨新发与红阳发公司或者与杨的华签订代持股协议等有效证据，且王**及其他证人对杨新发、王红二人欠杨的华债务过程也并不清楚。二、本案案由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转让协议》也是真实合法，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股东变更登记公示具有对世性，具有绝对的效力。三、王红把管理者等同于股东是错误的。王红陈述的观点旨在说明其能随意支配公司财务及能决定公司大小事务，就是股东了。王红上述的认识是片面的，首先，王红本应在其位谋其职，王红受雇于红阳发公司、负责管理员工、领取劳动报酬。由于王红和杨新发要求发工资以现金发放，公司帮她还信用卡或者预支王红钱买小件产品（纸巾、文件、配件之类、买菜），她的工资再在公司代垫的款项中抵扣。其次，公司的唯一股东是杨的华，杨的华监控着公司的一切，王红的便利与职权也都是杨的华给予的，杨的华保管着公章、也能随时销户。王红对“企业股东”及“企业管理人员”划等号明显是错误的，正是因为王红认为自己能决策一切、不懂法，所以才酿成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杨的华，其是股东与职工双重身份，法律也并不排除这种情况。对于杨的华以1元受让红阳发公司的过程和背景，在红阳发公司一审答辩状已作陈述，且也能与杨新发一审的答辩状相互印证。王红没有提出相反观点推翻杨的华受让红阳发公司的对价的真实性。此外，杨的华在一审中已举证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以证明杨的华在接手红阳发公司初期、工商登记变更前的2016年11月、2017年2月杨的华出资买货的事实，客户是陈学良和金强荣，该银行卡一直由杨的华持有使用。所以，杨的华受让红阳发公司存在合理事由和对价，且在公司的经营中也有继续投入，公司运营上轨道后才允许王红使用杨的华账户用于公司周转。四、王红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确认王红股东资格必然影响司法稳定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上所述，王红既无红阳发公司2016年2月3日设立时的出资证明，也无其他代持股协议，其以企业的管理人员为名取得股东资格，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红阳发公司现在法院的执行案件（2018）粤0606执9795号（执行标的70万元）、（2018）粤0606执8243号（执行标的31万元），如王红成为股东，势必影响司法稳定性。五、王红提出本案诉讼的动机不纯，企图逃避刑事侦查，请法院明察。王红于2018年2月6日红阳发公司搬厂之际，利用职务之便将法定代表人杨的华用于公司经营的个人账户中的1041391.4元款项转入自己个人账户，而后为掩盖违法行为，又将此笔款项转移至案外人姚**的银行账户，并带走公司大量现金和收款单证。其还与案外人姚**占有红阳发公司数十万元的不锈钢卷料企图私下加工转卖。因王红及其同伙的犯罪行为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转，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案已由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于2018年4月8日以王红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而本案实为王红为逃避刑事制裁而采取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民事起诉行为。综上所述，王红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杨新发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新发和王红与红阳发公司的关系均为雇聘关系。王红提交的所谓证据，均是其职权范围内和个人生活中正常能接触到与工作相关和无关的信息资料，与股权无关。王红于2018年2月份利用职务便利卷走红阳发公司和杨的华个人账户中的货物和现金共价值270余万元，之后红阳发公司和杨的华依法追责。王红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希望达到避免被红阳发公司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和退还以非法手段侵吞实际出资股东的财产。杨新发不持有也不确认王红持有红阳发公司的股权。杨新发不是红阳发公司的股东，也从未委托和要求王红和其他第三人代表杨新发申请法院确认为红阳发公司的股东。因红阳发公司原股东王**对杨新发负有债务，故双方于2016年10月左右协商用红阳发公司股权折抵债务，而杨新发对杨的华的债务又无法偿还，遂协商将红阳发公司股权直接转让给杨的华。因此即使法院确认杨新发对红阳发公司享有实际股权，也应当将该股权确认为杨的华所有。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红和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杨的华为红阳发公司的名义股东；2.本案诉讼费用由红阳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阳发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成立于2017年4月27日，经营范围为销售五金制品、不锈钢,彩色艺术表面金属材料、新材料技工艺研发等；注册资本100万元，认缴出资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原为王**投资开办的一人有限公司；2017年4月24日，杨的华以1元的对价，受让王**所持有的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王红与王**为姐妹关系；杨的华与杨新发为兄弟关系；王红与杨新发为夫妻关系。王红与杨新发于2010年9月29日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2015年10月21日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2017年6月23日到婚姻登记机关复婚。2018年4月24日，王红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新发提起离婚诉讼，后该案移送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处理，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17230号，至今该案尚在审理中。王**为红阳发公司在册股东期间，王红曾与红阳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记载工作期限从2015年9月1日起，工作性质为管理员，基本月工资3000元。在红阳发公司日常经营中，王红有使用王红名下的622*************819、622*************566、622*************565银行卡，王**名下622*************874、622*************871、621********77389、621**********671银行卡以及杨的华名下622*************778、622********03424878银行卡进行对外收付货款、水电费、支付员工工资等；红阳发公司日常经营使用的075*******643/29833642电话登记在王红名下。杨的华除红阳发公司在册股东身份外，并且是红阳发公司抛光师傅，以名下账户622*************192收取工资。杨的华曾于2018年4月4日以王红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到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4月8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书》，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立王红涉嫌职务侵占案进行侦查。一审法院认为，在商事活动中，出于各种原因，存在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双方由此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本案的焦点在于判定王红、杨新发是否具有红阳发公司股东身份。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取得股东资格需要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个方面。实质条件即指股东实际出资；形式条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文件等对股东姓名或名称所做的记载。投资者具备股东资格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确认受公司章程约束;(三)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四)获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五)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六)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为股东;(七)实际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综合本案的材料，没有证据证明王红、杨新发已经依法向红阳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或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从而成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王红与红阳发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仅以“管理员”身份参与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王红、杨新发股东身份并未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登记，也未记载于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因而王红、杨新发不具备公司股东的资格。本案也没有证据显示王红、杨新发已经过红阳发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其成为在册股东。综上，王红要求确认王红与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的实际股东、在册股东杨的华仅为红阳发公司的名义股东，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红负担。二审期间，王红向本院提交接收证据材料清单、（2019）粤0605民初5359号案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追加被告妻子申请书各1份，拟证明：1.杨新发指使杨的华向佛山市顺德区*****派出所报案称王红涉嫌职务侵占，王红将属于红阳发公司所有的，但在杨的华银行账户中的100万元转入了姚**的银行账户，王红已经在陈村派出所立案调查的案卷中提交了姚**尾号为8777的农业银行账户；2.杨新发起诉姚**和王红，主张王红从杨的华账户转入姚**账户的100万属于杨新发和王红的夫妻共同财产；3.因姚**尾号为8777的农业银行账户中的100万元来自杨的华银行账户，杨新发起诉姚**，认为该100万元属于杨新发和王红的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返还该100万元，恰好证明王红和杨新发是红阳发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对该司享有股东权利，而杨新发哥哥杨的华实际仅为名义股东和名义法定代表人。红阳发公司、杨的华质证认为，对接收证据材料清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恰好证明了王红挪用公司款项的事实，尾号为8777的账户属于王红；对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019）粤0605民初5359号案件的当事人并非红阳发公司、杨的华。杨新发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王红根据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期间，红阳发公司、杨的华及杨新发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在公司登记机关明确将杨的华登记为红阳发公司股东之情形下，王红请求法院确认其及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股东，杨的华为红阳发公司名义股东，其实质是主张杨的华为王红及杨新发代持红阳发公司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王红关于杨的华代其和杨新发持有红阳发公司股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经审查，首先，王红在诉讼过程中既未提供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实双方以其他方式达成了股权代持合意，且杨的华和杨新发对此均明确否认。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王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红阳发公司系由王**于2016年2月3日独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红主张王**系代其持有红阳发公司股权。即便王红该主张属实，但因王**已于2017年4月14日和杨的华签订《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红阳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予杨的华，王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关于：“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主张权利，故王红在无证据证明杨的华取得红阳发公司股权并非基于善意或《佛山市红阳发五金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其请求法院确认其及杨新发为红阳发公司股东缺乏依据。综上所述，王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