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96号原告绍兴县宏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绍兴市。法定代表人叶建海。委托代理人吴泉均。委托代理人潘建明。原告浙江升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占正富。委托代理人吴泉均。委托代理人潘建明。被告曾如佳。被告德扎塞尔·雷德扎巴夫（DZHASAILRADZHBOV）。原告绍兴县宏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特公司）和原告浙江升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远公司）为与被告曾如佳和被告德扎塞尔·雷德扎巴夫（DZHASAILRADZHBOV）（以下简称雷德扎巴夫）海上货物运输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2年12月28日提起诉讼。本院在两原告补齐立案材料后，于2013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3年12月26日和2014年2月25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泉均律师和两被告均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翻译人员YUSSUPOVANVRGIZA（娜泥萨）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诉称，曾如佳和雷德扎巴夫于2010年分别向常熟市科磊经纬编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磊公司）和宏特公司订购涤纶针织绒布，签订合同后科磊公司和宏特公司各自完成生产和产品报关出口，委托的货运公司是曾如佳指定的货代升远公司。在签发提单过程中，曾如佳向升远公司要求将宏特公司和科磊公司的货物合并提单，同时告诉宏特公司收货人已将科磊公司的货款全部付清，为在目的港提货方便，要求合并提单。宏特公司为了收货人提货方便，同意了曾如佳的要求，并向升远公司出具了并单保函，升远公司为此向船公司要求合并提单并出具了并单保函，同时，宏特公司将合并后的提单按曾如佳的指示寄给了雷德扎巴夫。但曾如佳隐瞒了收货人其实未向科磊公司支付货款的信息，而是在获得合并提单且在目的港提货后，以质量等问题为由拒绝向科磊公司支付余款。为此，科磊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经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判决升远公司和宏特公司连带赔偿科磊公司货物损失33，788.85美元及利息损失。宏特公司不服该案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1）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升远公司向科磊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5，000美元，宏特公司向科磊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94，908元。两原告均于2012年10月15日之前履行了赔偿义务。此外，两原告分担了该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4，647.14元。两原告认为，在两被告隐瞒了收货人未向科磊公司全额支付货款的信息的情况下，两原告出具了并单保函，两被告拿到正本提单后，提取了货物，构成不当得利，致两原告遭受经济损失，该损失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据此，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宏特公司返还人民币94，908元，向升远公司返还15，000美元，以及该两笔款项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并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交通住宿费人民币3，000元和前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47.14元，同时，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翻译费、公告费由两被告承担。曾如佳辩称，其仅为雷德扎巴夫的翻译，且两原告陈述不实，两原告对于货物并单的事情系明知，并单属于与升远公司的习惯做法，通常一个箱子仅出具一份提单，其并未要求两原告出具并单保函，按惯例均是两原告自行合并提单，其亦未告知过两原告收货人已将科磊公司的货款全额付清，没有要求两原告将提单邮寄给雷德扎巴夫；雷德扎巴夫并非涉案货物收货人，其仅为贸易中间人，为收货人到中国订货。雷德扎巴夫辩称，其并非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其只是代乌克兰的收货人到中国订货，仅系贸易中间人；收货人未支付前案货款的原因是科磊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也曾要求收货人支付货款，但遭到收货人拒绝；曾如佳确系其在中国的翻译，并非贸易中间商。两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上海海事法院（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534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两原告根据曾如佳指示出具并单保函，被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连带向科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宏特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宏特公司和升远公司分别向科磊公司支付人民币94，908元和15，000美元，两笔款项均于2012年10月15日之前支付完毕，并由两原告分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4，647.14元。曾如佳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两原告是否向科磊公司承担了相应责任其并不清楚；曾如佳对该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两原告未提供向科磊公司支付赔款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确已履行了付款义务。雷德扎巴夫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两原告向科磊公司赔款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两份法律文书均由法院出具，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两原告在前案中分别向科磊公司支付了赔款，该判决书中对涉案货物出运及并单等事实作出认定。2、上海海事法院（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534号案件庭审笔录，用以证明科磊公司和两原告均未直接与雷德扎巴夫联系，所有业务的联系工作均是通过曾如佳完成。曾如佳认为，其并未参加该庭审，对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庭审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其仅是翻译，并未指示两原告出具并单保函。雷德扎巴夫对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两原告向科磊公司赔款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庭审笔录系从前案的案卷中调取，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两原告在前案中与科磊公司发生过诉讼。3、升远公司与科磊公司职员之间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系由曾如佳订购以及货物并单出运的情况，曾如佳系要求并单之人及业务委托人。两被告认为，因该聊天记录形成于升远公司和科磊公司之间，其并未参与，故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聊天记录形成于科磊公司和升远公司之间，在前案中科磊公司亦向法院提供，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科磊公司和升远公司就货物出运及签发提单等事宜进行过沟通联系。4、科磊公司与曾如佳签订的佣金协议和录音记录，用以证明曾如佳并非单纯翻译，其真实身份应为贸易中间商。曾如佳对该佣金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佣金协议上并无其签名确认；曾如佳对该录音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身份系雷德扎巴夫的翻译，并非中间商，其从未从科磊公司或宏特公司的业务中拿过佣金。雷德扎巴夫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佣金协议上没有乙方的签字盖章，且录音记录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佣金协议的乙方处系空白，落款处亦无乙方签字盖章，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均不予确认；对该录音记录，本院认为，曾如佳作为录音记录中的一方当事人对该录音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录音记录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曾如佳系涉案贸易中间商的身份。5、邮寄单据，用以证明宏特公司根据曾如佳的指示，将包括涉案提单在内的全套单证邮寄给雷德扎巴夫。两被告对该邮寄单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涉案货物的发货时间是2010年9月底，但邮寄凭证上显示的日期是2011年4月29日，说明邮寄的并非涉案货物的相关单证，曾如佳表示其未指示宏特公司邮寄提单。本院认为，该邮寄单据上显示的日期为2011年4月29日，涉案货物系于2010年9月装船出运，时间上存在差异，不能证明该邮寄单据即是宏特公司向雷德扎巴夫邮寄涉案单证的凭据，对该邮寄单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6、雷德扎巴夫向升远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雷德扎巴夫向升远公司解释其向科磊公司支付货物定金的情况、货物质量情况及所遭受的损失，雷德扎巴夫是货物实际买方。曾如佳认为，该电子邮件系形成于雷德扎巴夫和升远公司之间，其并未参与，对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雷德扎巴夫对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认为升远公司篡改了邮件内容，并陈述其确向升远公司发送过电子邮件，但系代表收货人发送。本院认为，鉴于雷德扎巴夫作为发送该电子邮件的一方对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两原告亦未对该电子邮件进行公证，本院对该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7、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两原告为案件诉讼支付的律师费。曾如佳对该律师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于是否发生了律师费以及律师费的具体金额并不清楚，对该律师费发票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雷德扎巴夫对该律师费发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两原告提供了该律师费发票的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两原告确向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支付过律师费，但从该发票上无法看出和本案具有关联性。宏特公司为证明涉案货物订单操作、发货、付款等环节以及曾如佳并非仅是翻译，而系中间商的事实，申请原宏特公司职员汪清清出庭作证。汪清清陈述，其于2009年6月至2013年2月底在宏特公司工作，宏特公司就涉案货物订单、提单等事宜均系与曾如佳联系，就并单保函事宜其曾询问曾如佳，曾如佳确定以宏特公司作为发货人出具提单，待国外客户支付货款后，宏特公司将提单寄至曾如佳提供的国外地址。两原告认为，汪清清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两被告均系货物中间商的身份。曾如佳认为，其并不认识汪清清，汪的陈述亦与事实不符，其并未要求过并单，邮寄提单的地址亦非其提供。雷德扎巴夫认为，其并不认识汪清清，曾如佳系其翻译，其与宏特公司在曾如佳担任其翻译前就存在业务往来，宏特公司早就知道其国外地址，故对汪清清的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升远公司为证明科磊公司和宏特公司两票货物的并单情况以及操作过程等事实，申请升远公司员工蔡海霞出庭作证。蔡海霞陈述，涉案业务系曾如佳与其联系，订一个高箱至乌克兰，货物分两票报关，一票属于宏特公司，另一票属于科磊公司，曾如佳指示提单的托运人均记载为宏特公司，升远公司与宏特公司电话确认后，宏特公司提供了并单保函，根据船公司的要求，升远公司亦出具了并单保函，升远公司出具并单保函时，并未征得科磊公司的同意，亦未向科磊公司要求出具并单保函。曾如佳认为，蔡海霞明知其仅为翻译，并非中间商，其并未指示升远公司出具并单保函。雷德扎巴夫认为，曾如佳确系其翻译，在其与两原告之前的业务中，均只出具一份提单，曾如佳并未强制要求升远公司出具一份提单。就上述两原告申请证人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仅凭汪清清和蔡海霞出具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曾如佳系涉案贸易中间商并指示两原告出具并单保函的事实。曾如佳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科磊公司与收货人签订的购销合同，用以证明科磊公司的货物不符合同要求。两原告对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确认，认为可以证明两被告均为中间商。雷德扎巴夫对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收货人对货物的质量要求以及货物的数量、单价等。本院认为，该购销合同中没有需方的名字及签字盖章，仅有科磊公司作为供方的盖章确认，科磊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该购销合同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根据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并结合庭审调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0年9月9日，科磊公司就出口乌克兰的838件计11，000公斤的涤纶针织绒布向升远公司发送国际货物出口委托书，委托其办理报关订舱。同时，宏特公司亦有一票650件计6，500公斤的纺织品委托升远公司出运。升远公司接受两家公司委托后，向上海华星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发送货运委托书，委托其向太平船务公司订舱，上海华星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即向太平船务公司订舱。上海华星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向太平船务公司订舱的材料上显示的托运人均系宏特公司。2010年9月21日，科磊公司向BAGIROVSULDUZ（苏都斯）开具了商业发票。2010年9月24日，根据升远公司向上海华星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进行的提单确认，太平船务上海公司作为太平船务公司的代理人签发了SHAILK100000306号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宏特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方为BAGIROVSULDUZ，船名航次为WANHAI508040W，装货港上海，卸货港乌克兰的伊利乔夫斯克，货物为纺织物，装于一个40尺高箱，共1，488卷，17，500公斤。提单签发后，升远公司将正本提单交付于宏特公司。宏特公司陈述，其收到正本提单后，将提单邮寄给了雷德扎巴夫。雷德扎巴夫称其收到提单后即交给BAGIROVSULDUZ用于提货。2010年9月25日，宏特公司向升远公司出具并单保函，明确要求将其公司货物和科磊公司货物并单出运，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同日，升远公司亦向上海华星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了同样内容的并单保函，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两原告陈述，其出具并单保函系根据曾如佳的指示，但曾如佳对此予以否认。升远公司同时陈述，其公司出具并单保函时，并未征得科磊公司的同意，亦未向科磊公司要求出具并单保函。货到目的港后，据太平船务公司陈述，其系根据宏特公司的书面指示将货物予以交付，宏特公司亦确认其已收到其所托运的货物项下的全部货款。雷德扎巴夫陈述该货款系由货物买方直接向宏特公司支付，并非由其支付。因未收到货款，科磊公司于2011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升远公司明知提单上记载的货物并非全部属于宏特公司，仍然将提单交付于宏特公司，宏特公司在明知提单上记载的货物并非全部属于其公司的情况下，仍然对货物进行占有、处分，两公司行为对科磊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向科磊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于2011年8月24日以（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53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由升远公司和宏特公司连带赔偿科磊公司货物损失33，788.85美元及利息损失。宏特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1）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升远公司和宏特公司分别向科磊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5，000美元和人民币94，908元。两原告均于2012年10月15日之前履行了赔偿义务。此外，两原告分担了该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4，647.14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不当得利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当得利，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本案各方当事人对适用法律的意见并未达成一致，各方当事人亦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本案应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鉴于宏特公司、升远公司和曾如佳的经常居住地均在中国，且两原告主张两被告不当所取得的利益是科磊公司发运的货物，即主张宏特公司在将正本提单从中国邮寄给雷德扎巴夫时起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权，因此本案两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的发生地应为中国，本院确定以中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两被告在本案中法律地位；二、两被告是否存在不当得利，应否向两原告返还该利益。关于两被告在本案中法律地位的问题。两原告认为，两被告均系涉案贸易的中间商。曾如佳认为，其仅为雷德扎巴夫的翻译，并非贸易中间商。雷德扎巴夫对曾如佳的翻译身份予以确认，认为其仅是中间人，替乌克兰客户至中国订货，并非货物买方，货物买方系涉案指示提单记载的通知方BAGIROVSULDUZ，货款系由BAGIROVSULDUZ直接向国内卖方支付。本院认为，两原告认为曾如佳系贸易中间商，称涉案货物的订购、出运、并单等事宜均系根据曾如佳的指示，但曾如佳对此均予否认，两原告亦未提供曾如佳出具的书面指示以佐证该事实。同时，雷德扎巴夫确认曾如佳仅系其在中国的翻译。据此，本院认为，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曾如佳系涉案贸易的中间商，其身份仅能被认定为雷德扎巴夫的翻译。关于雷德扎巴夫的法律地位，本院认为，涉案指示提单上显示的通知方系BAGIROVSULDUZ，雷德扎巴夫称该人为货物买方，即收货人，其系为BAGIROVSULDUZ到中国订货，提货和付款的行为均系由BAGIROVSULDUZ自行完成，相关商业发票亦系由货物卖方直接开具给BAGIROVSULDUZ。据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仅能反映出雷德扎巴夫系货物买卖双方之间的一个中介人，尚不足以证明其系实际提货之人或者买货之人。关于两被告是否存在不当得利，应否向两原告返还该利益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成立必须符合四个要件：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院认为，要认定不当得利是否成立首先要看一方是否获利，该举证责任在于两原告。两原告主张，两被告取得的财产利益是科磊公司发运的货物，导致两原告向科磊公司承担了赔偿货款的责任。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仅能认定曾如佳系雷德扎巴夫的翻译，不足以证明曾如佳指示两原告出具并单保函并将正本提单邮寄给雷德扎巴夫的事实，曾如佳从未取得过涉案正本提单，亦未提取科磊公司发运的货物或者收到货物买方支付的货款，不能认定曾如佳取得了财产利益。同时，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雷德扎巴夫实际提取了科磊公司发运的货物或者系货物的买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货物的买方将货款支付给了雷德扎巴夫，因此，亦不能认定雷德扎巴夫取得了财产利益。据此，在两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存在获利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不能认定两被告存在不当得利，两原告以不当得利为请求权基础要求两被告返还款项缺乏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绍兴县宏特贸易有限公司和原告浙江升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62元，由原告绍兴县宏特贸易有限公司和原告浙江升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绍兴县宏特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升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和被告曾如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德扎塞尔·雷德扎巴夫（DZHASAILRADZHBOV）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 旭代理审判员 王 蕾代理审判员 方 懿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费晓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