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2801民初6188号原告：张俊雅，女，生于1993年12月18日，土家族，湖北省咸丰县人，户籍地：湖北省咸丰县，现住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湖北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灿，湖北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恩施市航空大道**中大御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00581415512。负责人：黄爱民，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兴民，湖北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湖北银行大厦写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72785066P。负责人：胡柏保，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兴民，湖北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俊雅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简称阳光人寿恩施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简称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0日作出（2017）鄂2801民初444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张俊雅不服，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鄂28民终12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俊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胡光灿、被告阳光人寿恩施支公司、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葛兴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俊雅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付保险金2890049.59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8日，原告父亲张某驾驶车牌号为鄂Ｑ×××**汽车在途径G2501高速往杭州方向32公里75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以受益人的身份要求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保险金3000000元，但被告仅向原告赔付109950.41元。被告阳光人寿恩施支公司、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辩称：一、被告阳光人寿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故原告诉请不应得到支持。1、被保险人张某不属于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可知，被保险人张某是因驾驶货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死亡。根据《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条款》（简称爱随行保险条款）中“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在车厢内遭遇的意外伤害”的约定，被保险人张某驾驶的是货运汽车，故此次交通事故不属于自驾汽车意外伤害，而属于爱随行保险条款中的其他意外伤害。2、被告阳光人寿公司已经全额支付了保险金。交通事故发生后，阳光人寿公司收到原告的理赔申请，理赔人员经过认真的审核，根据爱随行保险条款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13024元；根据《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简称爱随行附加条款）中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100000元整。偿还原告贷款本息人民币3065.59元，扣减后给付109958.41元。二、根据保险法第34条的规定，案涉合同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案涉合同无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辩称理由，当庭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历次庭审陈述，结合各方质证意见，依据证据规则，综合认定其证明目的和待证事项。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原告以电子投保方式，向被告申请投保《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及《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号为8026000031547858，简称案涉合同），约定，保险费分别为2960元/年、700元/年，基本保险金额均为100000元，交付时间均为10年，保险期间皆为30年，受益人皆为原告。该保险单生效日为2013年10月19日。《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条款》即爱随行保险条款约定的主要内容有：“2.3.1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见10.5）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见10.6）事故，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障金：（1）若被保险人发生公共交通意外伤害（见10.7）事故或自驾汽车意外伤害（见10.8）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倍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2）若被保险人发生上述（1）之外的其他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110%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累计已交保险费’指已经过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数）乘以年交险费。‘年交保险费’指按当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及原投保年龄确定的年交保险费……10.8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在车厢内遭遇的意外伤害。非营运汽车是指：（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所有权属于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所有的非营运用途汽车；（3）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的乘用车。登记为非营运的机动车，如从事以牟利为目的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视为营运。10.9……”。《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即爱随行附加条款，约定的主要内容为：“……2.3.3意外身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若被保险人发生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见10.6）事故或自驾汽车意外伤害（见10.7）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2）若被保险人发生上述（1）之外的其他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残疾保险金和意外烧烫伤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中止……10.7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在车厢内遭遇的意外伤害。非营运汽车是指：（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所有权属于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所有的非营运用途汽车；（3）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的乘用车。登记为非营运的机动车，如从事以牟利为目的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视为营运……”2013年10月18日，原告通过网银缴纳了首期保险费3660元，至2016年10月，原告均按期缴纳保险费，2017年4月26日缴纳了当年度的保险费3660元。2015年12月28日，原告以爱随行保险为抵押向被告申请了金额为2900元的保单贷款，得到被告的同意通过后，双方约定了贷款利率及借款期限，被告也向其支付了该笔贷款。截至2017年5月9日（被告支付理赔款之日），原告张俊雅尚欠被告该笔保单借款本息共计3065.59元。对该次贷款，被告提供了具有原告张俊雅与其父张某署名的《保单贷还款申请书》。原告陈述，应被告要求，以保单原件为抵押，并需被保险人亲自现场签字同意，才能贷款，所以该申请书上的签名均是署名人亲笔签名。2017年1月8日16时40分许，原告之父即被保险人张某驾驶案外人李沐韦所有的鄂Ｑ×××**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鄂Ｑ×××**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行驶至G2501（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往上海方向32公里+750米附近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张某当场死亡，高速公路路产损失，该车及车上所载货物受损。同年2月23日，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五大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上述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阳光人寿恩施支公司申请保险理赔，被告阳光人寿恩施支公司于2017年5月8日作出了《理赔决定通知书》，依照爱随行保险条款约定，向原告给付身故保险金13024元；依照爱随行附加条款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100000元。扣除原告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本息3065.59元。上述费用合计109958.41元。被告于2017年5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完毕。但原告认为二被告应当向其赔偿保险金3000000元，扣除二被告已支付的109958.41元，尚欠2890049.59元未赔付。故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在被告阳光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电子投保单》的署名人中，投保人、受益人为原告，被投保人为原告之父张某，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17日。原告陈述，投保单为其电话投保并缴纳了第一期保险费后，由长轿汽车（长途轿车，即咸丰县至恩施市的出租车）连同保险条款，一起带过来的；投保单上的署名人均非本人所签。被告陈述，电子保单为投保人通过手机或电脑终端进行投保，再面签保单；原告不是通过手机投保，投保单上的署名非署名人本人签署。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投保过程。审理中，被告申请对《保单贷还款申请书》上原告之父张某的署名是否亲笔进行笔迹司法鉴定，并申请调取张某于建设银行咸丰支行的开户资料（开户时间为2002年）作为比对样本用于鉴定，后因建设银行咸丰支行不予提供开户资料原件（仅提供复印件），及鉴定检材与样本相隔年代久远（相距13年），致不能司法鉴定。本院认为，被告辩称案涉合同未经原告之父即被保险人张某同意，案涉合同应为无效，且被保险人非属“自驾汽车”，被告不应理赔。本案的焦点即在于合同效力与保险责任范围。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审理中，原告自认电子投保后，书面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的署名非被保险人亲笔，被告亦不确认是其亲笔，故对保险合同上的署名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主张保单贷合同上的签名属被保险人亲笔，亦说明了理由，并提供了证据证实，能够证明案涉保险得到了被保险人的追认。在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后，被告对此提出抗辩，即被告应当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被告对保单贷款合同上被保险人的署名申请司法鉴定，因相关单位未能提供相应鉴定检材致司法鉴定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因司法鉴定不能而未能完成举证，亦无其他能够证明原告投保行为未得到被保险人追认的证据，该不利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院依现有证据有理由相信，保单贷上的署名系被保险人亲笔，即原告为其父投保事项取得了被保险人的追认。案涉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二、关于保险责任范围1.对自驾汽车的理解作为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对“自驾汽车”，从字义上理解，很容易将其理解为“自己驾驶汽车”的意思。被告抗辩认为“自驾汽车”与“自驾车”的概念同一，就是指用于“自驾游”的家用小汽车，即是对“自驾汽车”定义的不同理解。在这里，既有把“自驾汽车”作为动词、也有把“自驾车”作为名词的不同理解。同时，“汽车”的种类很多，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即是指任何汽车，结合起来即是指“自己驾驶任何汽车”。案涉合同“释义”中规定“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在车厢内遭遇的意外伤害。”案涉合同未对“自驾汽车”给出定义，但根据该条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的描述，“自驾汽车”为动词，而非被告辩称的作为名词的“自驾车”；同时，该条文对自驾“汽车”予以了“非营运”限定。故，根据该条文，“自驾汽车”应当为理解为“自驾非营运汽车”，方为准确。而这种分析，只是承办法官基于自己的理解而作出，亦不能确保符合大众的理解。本案纠纷正是由于对“自驾汽车”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对该类歧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院对前述歧义作“自己驾驶任何汽车”之意义予以确定。2.被告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前述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即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同时，避免纠纷的产生。在无专门说明的情况下，由于普通民众对自驾汽车的定义不甚了解，在该专业定义被作为理赔范围的情形下，对投保人的实体影响甚大。更何况，被告还对“自驾汽车”作了“非营运”的限定。故，被告应于投保人投保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在案涉合同“明确说明”处“请投保人抄录以下内容”栏“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内容为打印字体，手写方格栏内为空白，无人抄录，此其一；其二，被告未能证明案涉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署名为亲笔；其三，被告没有提供其他可以证实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本院确信，被告没有履行“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3.免责条款的外延案涉合同爱随行两全保险条款之保险责任（2.3）项下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2.3.1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2.3.2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2.3.3满期保险金……”该条款即其保险责任范围。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之保险责任（2.3）项下约定：“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2.3.1意外残疾保险金……2.3.2意外烧烫伤保险金……2.3.3意外身故保险金……”该条款即其附加保险责任范围。前述案涉合同均于释义中对“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作了解释，而对“自驾汽车”作“非营运”的限定亦规定于该释义中。现被告已经以被保险人非“自驾汽车”即自驾营运汽车为由，未予完全理赔。可见，该释义已经作为了被告的免责理由，即作为其免责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条款虽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列举，但并非封闭性的，即免责条款并非局限于案涉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除了该条规定列举的以上条款外，仍可能存在其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对格式条款中的其他条款是否必须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才能产生效力，需要结合保险条款的相关内容判断其是否实质上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案涉合同中的释义条款，虽是针对保险合同中所含有的专业词汇或者其他需要解释和说明的事项所约定的条款，但因该释义条款所解释的专业术语或事项与保险责任密切相关，释义条款直接影响保险责任的承担与范围。因此，案涉合同中释义条款涉及限制或免除了保险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应经过明确说明才产生效力。通过前述，保险人即被告于案涉合同释义中，对“自驾汽车”作出了“非营运”的限定，且以此为由不予理赔，即其已经将该限定作为其免责事由，但其又未将该限定向投保人作明确说明。故，依前述法律规定，该释义条款中“非营运”的限制对投保人即原告不产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按案涉合同即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及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的15倍”分别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保单贷款原告以案涉合同为抵押向被告借款，属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本应分别处理。但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原告已经认可被告于保险金中扣除保单贷款本息3065.59元的行为，本院予以认可。该贷款在扣除后，被告对该贷款所享有的债权消灭。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张俊雅支付保险金2890049.5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29920元,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勇军审 判 员  张 玲人民陪审员  贺全银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