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26刑初31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翔捷（曾用名吴玮玮），男，1987年1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寿宁县，汉族，本科文化，原系柘荣县民警，户籍地寿宁县，居住地柘荣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0月10日被柘荣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经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柘荣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德市看守所。 辩护人姬瑞林，福建韵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思泉，男，1994年2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柘荣县，汉族，高中文化，务工，户籍地柘荣县，居住地福鼎市。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0月9日被柘荣县公安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经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柘荣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9年3月7日被柘荣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3月1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泽平，福建颢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柘荣县人民检察院以柘检公刑诉（2019）2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9年3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清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翔捷及其辩护人姬瑞林、被告人袁思泉及其辩护人杨泽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3月27日，被告人袁思泉通过微信群得知微信号×××（微信昵称“粤*0”，以下简称“粤*0”，另案处理）发布“有没有人和我合作，专业按车牌号查车辆档案”的信息，主动添加其为微信好友商谈买卖车辆信息档案事宜。经和被告人吴翔捷商议，袁思泉从“粤*0”处获取车牌号，由吴翔捷利用公安数字证书查询权限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上查询公民车辆档案信息，查询后吴翔捷使用其微信（微信号×××、微信昵称“丸子见”）将查询结果编辑成文字或拍照发送给袁思泉，再由袁思泉转发给“粤*0”。2018年4月初开始，在袁思泉的介绍下，“粤*0”和吴翔捷通过电话联系，并互相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吴翔捷利用公安数字证书查询权限为“粤*0”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公民车辆档案信息，并将查询结果通过微信发送给“粤*0”。2018年3月27日至2018年4月20日，吴翔捷和袁思泉共计出售车辆信息2800余条，袁思泉从“粤*0”处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币种，下同）13308元（吴翔捷从中获利8360元），吴翔捷从“粤*0”处非法获利37976元。 案发后，被告人吴翔捷于2018年10月9日经柘荣县公安局电话通知到案接受调查；被告人袁思泉于2018年10月9日在福鼎市“91二手车”店铺内被柘荣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2018年10月11日，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的家属分别向柘荣县公安局退出赃款46000元、5000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的供述和辩解，证人黄某、郭某、吴某等证言，柘荣县公安局制作的检查、提取笔录、车辆档案查询视频，户籍证明，到案经过，柘荣县公安局向福建省交警总队调取的数字证书在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的使用记录，微信账户交易明细，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退赃凭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财产信息共计2000余条，获利共计51284元，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翔捷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吴翔捷的辩护人提出，一是起诉认定公民个人车辆档案信息属于财产信息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归类为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是黄某、郭某的数字证书存在正常工作需要查询的情况，扣除之后可知吴翔捷查询的车辆信息在2200余条；三是“粤*0”微信转账给吴翔捷的37976元并未标明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在“粤*0”未到案的情况下认定该款项为非法获利，证据不够充分；四是被告人吴翔捷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袁思泉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袁思泉的辩护人提出，一是赞同被告人吴翔捷的辩护人关于车辆档案信息不属于财产信息的辩护意见；二是在被告人吴翔捷与“粤*0”共同犯罪之中，被告人袁思泉仅起介绍作用，并未帮助查询或参与分赃，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如若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袁思泉仅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三是被告人袁思泉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综上，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7日，被告人袁思泉通过微信群得知微信号×××（微信昵称“粤*0”，以下简称“粤*0”，另案处理）发布“有没有人和我合作，专业按车牌号查车辆档案”的信息，主动添加“粤*0”为微信好友商谈买卖车辆档案信息事宜。经和被告人吴翔捷商议，袁思泉从“粤*0”处获取车牌号，由吴翔捷利用公安数字证书查询权限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上查询公民车辆档案信息，查询后吴翔捷通过微信（微信号×××、微信昵称“丸子见”）将查询结果编辑成文字或拍照发送给袁思泉，再由袁思泉转发给“粤*0”。2018年4月初开始，在袁思泉的介绍下，“粤*0”和吴翔捷取得联系，吴翔捷利用公安数字证书查询权限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为“粤*0”查询公民车辆档案信息，并将查询结果通过微信发送给“粤*0”。至2018年4月20日，吴翔捷和袁思泉共计出售车辆档案信息2500余条，袁思泉从“粤*0”处非法获利13308元（吴翔捷从中分得8360元），吴翔捷从“粤*0”处非法获利37976元。 案发后，被告人吴翔捷经柘荣县公安局电话通知于2018年10月10日到案接受调查。2018年10月11日，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的家属分别向柘荣县公安局退出赃款46000元、5000元。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吴翔捷家属代其退出赃款284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其和吴翔捷是同事关系，吴翔捷平时负责值班出警和处理交通事故，他的数字证书放在违法处理窗口使用，办案时，其会将个人的数字证书给吴翔捷使用，吴翔捷也会向郭某拿数字证书使用。数字证书一个是接处警反馈办案使用，一个是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车辆信息、处理交通事故使用，平时工作中一般一天查询车辆信息在个位数，最多查十几条车辆档案。 2、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其和吴翔捷是同事关系，袁思泉原来是交警大队的协警。吴翔捷的数字证书放在一楼车管大厅处理违法使用，平时他处理事故是使用其和黄某的数字证书来查询车辆信息及执法办案办理、审批等工作。平时没有事故不会去查询车辆档案，有的话一天一般查询十几条车辆档案。 3、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春节前后开始至2018年7月2日，吴翔捷的数字证书放在窗口用于日常查询车辆档案信息等业务办理。其在使用期间吴翔捷经常会拿回证书，说是办案要用，通常都是快下班的时候向其拿，其上班时需要用再向他拿。其使用期间除了吴翔捷拿走使用，没有给别人使用过。我们每个月有重点营运车辆查询工作，我们把这些车辆是否有违章的情况查询出来以后通报给车站和出租车、公交公司，因此查询的数量很大。查询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ＰＫＩ系统会跳出一个框提示查询上限已经达到，一般显示“今日查询数量已达上限”，按照查询数量估计，正常是到100条左右的时候会跳出这个框，但是将这个框关闭之后，还是能继续查询的。 4、柘荣县公安局检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2018年10月9日22时许，侦查人员从被告人袁思泉处扣押ＯＰＰＯＲ9ＳＰＬＵＳ手机一部，检查发现其微信号为×××，微信昵称“笑看风云~91阿泉”。 5、柘荣县公安局提取笔录、微信红包、账单记录截图证实：2018年10月9日22时许，侦查人员从被告人袁思泉微信中提取微信红包、转账、二维码收款等记录，显示其从微信昵称“粤*0”处收款12633元，后通过微信红包发给微信昵称“丸子见”150元，通过二维码收款方式给微信昵称“丸子见”8210元。 6、柘荣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微信交易记录证实：2018年3月27日至4月16日，被告人袁思泉微信号×××共收到微信号×××转账13308元；2018年3月30日至4月20日，被告人吴翔捷微信号×××共收到微信号×××转账37976元等情况。 7、柘荣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ＰＫＩ数字证书查询记录证实：郭某ＰＫＩ数字证书于2018年4月2日至4月16日共计查询车辆档案信息1000余条，扣除福建省号牌车辆和未查询到结果的车辆档案信息，外省号牌车辆档案信息达944条；黄某ＰＫＩ数字证书于2018年3月27日至4月20日共计查询车辆档案信息1800余条，扣除福建省号牌车辆和未查询到结果的车辆档案信息，外省号牌车辆档案信息达1597条。 8、退赃凭证证实：2018年10月11日，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家属分别向柘荣县公安局退出赃款46000元、5000元。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吴翔捷家属代其退出赃款284元。 9、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基本身份情况。 10、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袁思泉于2018年10月9日晚在福鼎市“91二手车”店铺内被柘荣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吴翔捷经柘荣县公安局电话通知于2018年10月10日到案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1、被告人吴翔捷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8年3月初，袁思泉打电话让其帮助查询车辆的档案信息，说他从事二手车买卖需要查看车辆的档案信息了解情况，其答应上班时间帮助查一下。过了几天，袁思泉打电话说他在浙江买二手车，通过微信发来四五个车牌号码让其帮助查询，其将查询结果编辑成文字或拍照发给他，没多久，袁思泉又发了七八台车辆的车牌号让其查询，陆续又发了许多车牌号，前后大概查了50多个车牌号的信息。过了一会，袁思泉打电话说刚才查询的车辆交易成功，有钱分，说要多分一些给其，并通过微信红包发给其。次日又查询了几十条车辆档案，收到袁思泉转来的一千多元，之后，一天大概查询80-100条车辆档案信息。三四天后，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袁思泉的朋友，让其查询车辆信息，其也是将查询结果编辑成文字或拍照发给对方。4月初，袁思泉明确说查询的每一条都有钱分，大概能分几十元，要跟其协商分钱，袁思泉和他朋友每次查询完都会给其转钱，金额不确定。袁思泉朋友的微信昵称有带一个“粤”字，后面是符号，电话号码是外省的，其没有保存。查询车辆档案持续了三四个星期，一天大概50-150条，查询的车牌全国各地的都有，总共有2000条以上，其发送给对方的档案内容包括车主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号码、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动力号、车辆颜色、是否抵押状态等。袁思泉大概转账给其七八千元，他的朋友查询的量多，大概转来三万多元，都是通过微信转的。因其个人的数字证书放在一楼窗口处理违章使用，其一般使用黄某和郭某的数字证书进行查询，偶尔使用自己的数字证书查询。 12、被告人袁思泉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8年3月27日，其在手机微信“二手车群”内看到微信昵称“粤*0”发布“有没有人和我合作，专业按车牌号查车辆档案”的信息，其联系“粤*0”得知，单纯文字的查一个档案给17元，有配原图照片的查一个档案给25元，其电话联系吴翔捷说“有个赚钱的项目要不要做？”，并告知“按车牌号查档案，单纯文字的一个10元，有配原图照片的一个15元”，吴翔捷答应试一下。当天晚上，“粤*0”通过微信发来5个车牌号，其转发给吴翔捷，吴翔捷将对应的车辆档案信息发给其，其再转发给“粤*0”，“粤*0”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钱转给其。之后，每次查5-10个车牌号，一天查70-80个，“粤*0”将钱转账到其微信，其按比例微信转账或扫描二维码转给吴翔捷，一直持续到4月16日，共从“粤*0”处收到13000多元，转给吴翔捷8000多元，开始是微信转账给吴翔捷，后来是吴翔捷发来微信收款码，直接扫描二维码转钱。2018年3月底，“粤*0”嫌我们速度慢，造成信息反馈不及时，其便将吴翔捷的电话给了“粤*0”，并告知吴翔捷他是做二手车的老板，也是要车辆档案的人。车辆档案内容有车主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车牌号、发动机号、动力号、车辆颜色、抵押状态等，所查的车牌各个省份都有，大多是外省的车牌，其经手的大概五六百辆。其问过吴翔捷用谁的ＰＫＩ证书查的，他说是用黄某的证书查的，每天上限是100条，因怕被查到，后改成每天70-80条，是吴翔捷和黄某的证书交替使用，吴翔捷有叫其将每天经手的微信记录删除掉。其微信昵称是“笑看风云~91阿泉”。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起诉认定公民个人车辆档案信息属于财产信息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归类为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辩护意见。经查，机动车属于公民财产，二被告人一致供述其出售的车辆档案信息包含车主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车牌号、发动机号、动力号、车辆颜色、抵押状态等内容，以上内容具体、完整，准确反映了公民个人的机动车状况信息，与公民人身权利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旦被非法获取、出售，极易诱发衍生犯罪，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财产信息”。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吴翔捷的辩护人提出的扣除正常工作需要查询的情况，吴翔捷查询的车辆信息在2200余条，以及在“粤*0”未到案的情况下，不应认定“粤*0”微信转账给吴翔捷的37976元为非法获利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一致供述查询的车牌号全国各地的都有，且大多数是外省号牌，根据郭某、黄某ＰＫＩ数字证书使用记录可知案发期间，被告人吴翔捷共查询车辆档案信息2800余条，扣除福建省号牌车辆和未查询到结果的车辆档案信息，外省号牌车辆档案信息达2541条。被告人吴翔捷明知帮助查询车辆档案有钱可分，仍利用职便违法帮助他人查询车辆档案，并将查询结果通过微信发送给“粤*0”，收受“粤*0”钱款37976元，查询时间与收款时间基本一致，收款方式也与被告人袁思泉与其分赃的方式一致，可以认定该钱款即是出售车辆档案信息的获利，属于违法所得。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财产信息2500余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1284元，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吴翔捷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吴翔捷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予以从重处罚，但鉴于其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属自首，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袁思泉未具体实施查询行为，获利较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吴翔捷的辩护人关于吴翔捷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请求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袁思泉的辩护人关于在被告人吴翔捷与“粤*0”共同犯罪之中，被告人袁思泉仅起介绍作用，并未帮助查询或参与分赃，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袁思泉为获取非法利益，主动与“粤*0”联系出售车辆档案信息事宜，帮助转发车牌号和查询结果，收取价款，进行分赃，其明知“粤*0”从事车辆档案信息买卖活动，仍应要求介绍吴翔捷给“粤*0”认识，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了帮助作用，属于共同犯罪，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袁思泉的辩护人关于袁思泉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请求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分别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6284元、5000元，予以追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翔捷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交清）。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2020年12月9日止）。 二、被告人袁思泉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交清）。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吴翔捷、袁思泉分别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6284元、5000元，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章树清 审 判 员  陆秀容 人民陪审员  吴盛忠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丽娟 附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