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1民初8943号原告：黄雄，男，196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玮，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靖艳，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卓瑞君，女，1971年7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告：张彤，男，1969年2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冬云，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志尧，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特区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FLAT/RM1504，15/F，ISLANDBEVERLEY，1GREATGEORGESTREET，CAUSEWAYBAY，商业登记证号码63338761-000-05-18-A。法定代表人：赵明宝，职务董事。第三人：黄博，男，199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中山市，系原告黄雄的儿子。原告黄雄与被告卓瑞君、张彤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追加了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特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黄博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另于2019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瑾玮、朱靖艳，被告卓瑞君、张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冬云，第三人黄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两被告共同退回原告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全部归还上述款项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2年左右，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两被告。2016年9月份，原告的儿子黄博大学毕业想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两被告声称他们在香港科技大学有硕士学位，现正申请博士学位，并且经常到深圳科技大学做讲师，在读硕士、博士期间认识了香港科技大学的“金教授”，“金教授”负责香港科技大学的招生，两被告称可以让“金博士”帮忙辅导黄博面试并增加黄博的录取率，并于2016年11月15日通过微信向原告报价人民币50万元，其中10万元收费包括的项目是黄博评估、雅思培训、推荐费、PS（个人陈述）、CV（个人履历）、科大实地培训费用，其余40万元是保证黄博成功入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费用。原告于2016年11月17日在中国农业银行三乡支行向两被告各转入25万元，共计50万，两被告收到款项后，并没有按照约定向原告履行其义务，后来又借机以黄博自身条件不符合香港科技大学为由，告知无法入学香港科技大学。2017年5月22日，被告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只能为黄博办理到香港浸会大学就读，原告表示不同意，原告与两被告的约定是为了让儿子黄博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并非其他学校，而两被告也承诺如不能成功入学可以退回款项，两被告收取款项后也没有依约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今两被告也未能让黄博成功录取于香港科技大学就读研究生。综上所述，两被告恶意夸大自身的能力，骗取原告的信任并收取了原告50万元的费用，事后也没有按约定提供相关的服务，最终也没有实现合同目的。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没有权利收取原告的50万元，应当全额退回并承担相应的损失。被告卓瑞君、张彤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被告之间既没有达成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就双方合意的委托事项的实际履行，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居间合同关系。2.双方主体均不适格，本案中是原告的儿子黄博接受委托服务，而黄博已年满18周岁，本案的服务款项以及服务内容均由第三人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来收取以及提供，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该是黄博和培训机构，两被告并非受托方，仅提供桥梁作用，为黄博提供方便。因为原告和黄博在大陆不方便，申报的学校在香港，两被告均为香港人士，常来往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基于双方多年友好关系，为黄博提供方便，如果对服务内容有意见，应由原告的儿子黄博向培训机构提出，因此本案中双方的主体均不适格。3.第三人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已完成委托事项，因受托目的为黄博入读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三所大学其中的一所，最终是香港浸会大学有录取通知书，委托目的已达到。4.关于委托目的，原告的儿子黄博曾经通过邮件方式将香港浸会大学录取相关资料转发给被告卓瑞君，也表明黄博当时不同意入读香港浸会大学，就不会参加一系列面试，就不会收到录取通知书，最终黄博不肯就读香港浸会大学是由于原告家庭的原因。第三人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没有提出书面陈述意见。第三人黄博述称，我觉得被告没有帮助到我，被告也收取了一笔巨大的费用，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系朋友关系，双方关系较好。两被告之间为夫妻关系。由于两被告为香港居民，原告及其家属时常委托两被告在香港代购物或代办部分事务，两被告均热心相助。因黄雄之子黄博有意攻读香港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卓瑞君称其认识的的教育机构有“香港科大硕士课程保证入学培训咨询计划”，可以帮忙辅导并增加黄博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的机会。2016年10月10日，卓瑞君通过微信向黄雄推介了“香港科大硕士课程保证入学评估咨询计划”。卓瑞君介绍的该项计划的服务内容包括：“1.入学条件评估及计划。2.雅诗英文考试特训班，以最低6.0至6.5为目标。3.包括安排CV,PS,科大教授推荐信。4.科大实地考察及面试训练。5.协助选科及网上报名，安排。6.入学前定期与科大名师，学生领袖会面，吸收经验扩大在科大社交沟通能力。7.针对学生评估后弱项加强特训。提升入学机会。参加资格：认可，合资格本科。有雅诗考试经验。”黄雄向其询问：“这个黄博可以考虑吗？”卓瑞君回答：“当然可以。”2016年11月14日，卓瑞君通过微信告知黄雄；“阿博的资料已初步审核了，可以报读科大的预备课程。明天姑丈（指张彤）会带阿博去看看及了解清楚。”2016年11月15日，卓瑞君通过微信向黄雄告知：“今天已和阿博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讲解香港科大硕士课程培训咨询计划。费用人民币50万起，其中10万为评估，雅诗培训，推荐信，PS,CV，科大实地培训费用，不设退款。如果不成功入学，最高退回40万。要尽快安排付款，才能安排培训，因为已经迟了几天递交。”黄雄当日回复说要明天商量一下再定，现手上现金也不够。次日，卓瑞君向黄雄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学费、住宿费的收费标准及学习期间后，于2016年11月17日用微信发了卓瑞君、张彤在交通银行珠海凤凰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的账号给黄雄，黄雄于当日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了50万元至两被告的上述账户（两被告的账户各收取了25万元），并于当日16时26分（该时间为黄雄手机显示的时间，下同）以微信的方式通知卓瑞君，卓瑞君于当日17时51分告知黄雄“转账刚刚办妥，这两天负责人会直接联络阿博”。卓瑞君于2017年2月25日告知黄雄“已安排阿博3月4日及5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上课。并已通知阿博订3月4日早上8:00船票到香港，回程买3月5日晚上7:30或8:30”。2017年5月22日，卓瑞君微信通知黄雄：“刚跟负责老师及教授了解，已非常努力才能令浸大取录黄博。因为有两个主要原因。1.他没有6级英文成绩，只有雅诗6分。几年很多这样的类别的成绩连面试资格都没有。2.黄博面试表现一般。”，并称被香港浸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录取的机会很难得，建议不要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并告知如果黄博决定就读，必须在6月2日前缴交学费等费用合计港币60850元，如过期未付，取录自动取消。黄雄于当天回复说由得黄博自己决定啦，其也不敢说黄博了。后黄博于2017年5月25日向卓瑞君明确表示不想去香港浸会大学就读。黄雄之后向两被告要求退回有关款项，双方经协商未果，黄雄于2018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证明提供诉争服务内容的主体是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两被告提供了一份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证明，以及一份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收据，上述资料上均加盖有该公司的印章，但均无经手人签名。该份证明的内容是确认收到黄博委托卓瑞君递交的硕士课程入学培训咨询服务费人民币50万元，服务的内容如下：1.2016年12月12日，根据服务协议，替黄博取得教授推荐信，并为他准备简历和个人陈述，并附有上述资料的截图；2.2017年1月期间取得黄博的同意，同时为其报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3.2017年1月及2月，已安排老师为黄博通过QQ视频进行面试培训，总时数为30小时；4.2017年3月4至5日，按照服务协议已经安排老师在香港科技大学为黄博上课进行雅思培训；5.2017年4月25日为黄博取得香港浸会大学网上面试考试通知，并附有上述资料的截图；6.2017年5月1日，为黄博进行香港浸会大学网上面试培训；7.2017年5月4日，香港浸会大学为黄博进行网上面试；8.香港浸会大学电邮回复面试成绩，并附有上述资料的截图；9.2017年5月11日取得香港浸会大学电邮，取得取录通知，并附有上述资料的截图；10.2017年5月19日黄博取得香港浸会大学取录通知，并附有上述资料的截图。该份收据载明的收款日期为2016年11月21日，内容为收到卓瑞君支付的申请入读香港硕士学位课程的顾问费现金人民币50万元，该款是付给黄博的顾问费。此外，两被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卓瑞君于2016年11月17日通过其银行卡向香港居民陈建邦的银行卡转账30万元。两被告确认两人均有与黄博、黄雄沟通黄博培训事宜，其中负责微信联络的主要是卓瑞君，另其否认曾向黄雄介绍过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金教授”，其不清楚陈建邦是否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供有卓瑞君与黄博的微信通信记录。有关微信通信记录显示，培训机构的重要通知均通过卓瑞君转达，其中卓瑞君于2016年11月16日告知黄博陈教授会帮他申请科大的企业管理学系，另于2017年4月28日通知黄博说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部已向黄博发出了面试通知，面试信息科技管理理学硕士。要求黄博与张老师（系提供培训机构的老师）联系，黄博回复说知道。此前的微信通信记录从未提及到报考香港浸会大学事宜，所提及的报考学校均为香港科技大学。黄博于2017年5月25日告知其还是不去香港浸会大学读书了，原因是其本来就感觉读书不是他的优点，当初是听说有机会去到香港科技大学才觉得值得，但现在没有办成，觉得不是其当初目标，心中并不想去。另黄博于2017年6月1日询问卓瑞君有无通知香港那边沟通，叫他们停了呀？卓瑞君回复，今天会通知他们黄博将回绝香港浸会大学，其他大学的申请，黄博也会在7、8月收到有关大学的通知。庭审时，两被告反映，与黄雄和黄博联系的主要是卓瑞君，其发给黄雄和黄博有关该项目的有关资料均是从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处获得后转发的，其与该公司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其向黄博提供的是无偿服务，起到的是中间媒介作用，除通过陈振邦账户支付的30万元外，其余的20万元是通过现金支付的，但其未能向本院提供其从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处获得关于香港科技大学保证入学培训咨询计划的宣传广告资料，以及其向该公司实际支付余下20万元的有关证据。庭审时，黄博向本院反映：其只去过深圳培训机构一次，但其未见到培训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其记得当时有人接待其，当天并未接受任何培训，两被告只是告诉其这是培训的地方，其就跟着两被告去了一次，地址为深圳某大学，是否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深圳分校其记不清楚；其只在QQ面试一次，并没有接受QQ培训30小时，只有一个老师在QQ与其聊天半小时左右，另外其只去过香港科技大学2次；之所以会报考香港浸会大学，是因为被告说香港科技大学没有那么容易入学，就建议其去考香港浸会大学，其内心是不同意转考香港浸会大学的，只是同意去试考，当时也不需要其签订报名学校，而且当时被告告知其申请香港科技大学时，还要有其他后备的学校，这是为了增加面试的机会，但具体双方也没有讨论。而卓瑞君反映，1.其与张彤陪黄博去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分校时是有工作人员在，因黄博之前没有去过这里，所以其就带他去的，当时工作人员也有与黄博沟通，但沟通内容其并不知情，也说明是黄博要求开车让其带他去，其问过黄博他们沟通内容也是如何上课等内容；2.对于培训机构提供30个小时的QQ培训是教育机构提供的，是该教育机构服务的内容，至于提供服务的课时其是不知情的，因为是双方约定的；3.当时黄博是以同一份成绩报考了几间大学，他除报考香港科技大学外还报考了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作为后备学校，这是培训机构与黄博沟通后确定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后来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没有录取黄博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原因，可是香港浸会大学发邮件给黄博通知他去面试，后来其与培训机构联系得知黄博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并通知他去面试，其在微信告知了黄博，通知黄博与培训机构及香港浸会大学联系，培训机构也通知其在当年的5月1日有个面试的培训，5月19日香港浸会大学邮件通知黄博已确认录取了黄博，其只是在中间过程提醒了黄博处理事项，并没有游说黄博的意思，上述情况有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且培训机构、香港浸会大学与黄博如何联系其是不知情的。庭审时，原被告及第三人黄博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另查：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在香港注册成立，该公司成立时的唯一股东为香港居民陈建邦(英文名JAMES)，陈建邦同时兼任该公司董事。2017年8月1日陈建邦辞去该公司董事职务，变更由赵明宝担任。2018年3月15日，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变更为廖宜明。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委托合同纠纷，虽然原被告双方并未书面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原被告双方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雄与两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另该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两被告向黄雄推介其认识的陈建邦开办的教育机构的“香港科大硕士课程保证入学培训咨询计划”，称参与该培训咨询计划可以增加黄博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的机会，费用为50万元，其中10万元为评估，雅诗培训，推荐信，PS,CV，科大实际培训费用，不设退款。如果不成功入学，最高退回40万元。黄雄经考虑后同意让黄博报名参与，并委托其与培训机构联络并代为缴费及办理有关手续，两被告也表示同意。对照上述规定，可以认定黄雄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口头的委托合同关系,黄博并非委托合同的委托方。但本案证据可以证实黄雄是清楚有关培训咨询计划服务是由第三方培训机构提供，两被告只是负责与培训机构磋商联络并代为缴费及办理有关手续，有关服务并不是由两被告提供的。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上述规定，居间合同为有偿合同，居间人所提供服务的内容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由于没有证据显示黄雄与两被告商定代办有关事务是有偿的，两被告亦确认是无偿代为办理有关事务，且两被告与黄雄之间的法律关系亦不符合居间合同的其他构成要件，故两被告主张其与黄雄之间为居间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两被告是否已将黄雄所支付的50万元转付给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的问题。虽然，两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收到卓瑞君支付的申请入读香港硕士学位课程的顾问费现金人民币50万元的收据，以及卓瑞君于2016年11月17日向时任该公司董事的陈建邦的银行卡转账30万元的资料，结合卓瑞君与黄雄于2016年11月17日的微信通信记录的内容，可以认定卓瑞君实际仅向该公司支付了30万元，余下20万元作为该公司支付给其的报酬。由于黄雄没有与该公司就合同的履行问题进行磋商，故与该公司之间的培训咨询服务合同的订约人为卓瑞君。鉴于卓瑞君与该公司存在不欲让黄雄所知晓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在黄雄不主动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卓瑞君与该公司所达成的约定只能约束卓瑞君与该公司，而不能当然约束黄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两被告称其发给黄雄和黄博有关“香港科大硕士课程保证入学培训咨询计划”项目的有关资料均是从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处获得后转发的，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而从两被告所提供的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培训公司收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所收款项的性质为“申请入读香港硕士学位课程”的顾问费，而非卓瑞君向黄雄所描述的“香港科大硕士课程保证入学培训咨询计划”的相关费用，而卓瑞君并没有将该收据转交给黄雄，也没有向黄雄如实讲述该培训计划的目标并非就读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而是“香港硕士学位”，而两者之间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应认定卓瑞君与黄雄洽谈订约时故意隐瞒了重要的事实，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及时向委托人汇报委托事务处理情况及结果。由于黄博在当时只是一名刚从大学本科毕业准备升读研究生的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其本身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且黄雄才是委托两被告的委托方，两被告应按照委托人的黄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及时向黄雄汇报委托事务处理情况及结果。从卓瑞君与黄雄、黄博的微信通信记录的内容分析，在截止2017年5月25日黄博明确答复卓瑞君不去香港浸会大学就读之前，卓瑞君从未向黄雄告知过其与培训机构协商如果报考并获准入读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的任何一间大学，即不能要求退款，也没有补充征得黄雄的同意，而且卓瑞君直到2017年5月22日才向黄雄告知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入学学费的收费标准，而上述事实会对黄雄、黄博决定是否报读后备学校、是否参与有关后备学校的面试、通过面试后是否决定入读该后备学校等问题上影响巨大。综上所述，由于两被告在与黄雄商定委托合同及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均故意隐瞒了重要的事实，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客观上也造成黄雄较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黄雄可要求其赔偿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确定两被告应赔偿的金额为40万元为宜，同时其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黄雄支付起诉之日起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告黄雄的主要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卓瑞君、张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黄雄赔偿损失款4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法：按照损失款本金的金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从2018年5月4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全部归还上述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黄雄已预交），由原告黄雄负担1500元，由被告卓瑞君、张彤负担7300元，被告卓瑞君、张彤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给原告黄雄。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穗波人民陪审员  梁燕芳人民陪审员  陈清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 琴黄雪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