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3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鞠峰，男，195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勇，女，1976年7月12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权，哈尔滨市双城区吉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波，女，1972年1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富，哈尔滨市双城区吉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鞠峰因与被上诉人于勇、于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8）黑0113民初4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鞠峰、被上诉人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权、被上诉人于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于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于勇及于波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可以证实涉案土地承包户权为于勇及于波二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2010年7月20日的《土地转让合同》来看,涉合同的土地总面积为18.8亩,合同中的甲方为于勇及于波二人的父亲于殿明。在合同的左下角甲方签字处有于殿明、于勇、赵喜龙和于波的签字(赵喜龙为于波的儿子),并有新兴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这充分说明在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当时是经过所有承包经营权人以及新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其次,涉合同的土地为农村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村土地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在进行土地承包登记时只登记在户主的名下。涉合同的18.8亩土地在承包时是登记在于殿明名下的，且18.8亩土地只有于勇和于波各2亩口粮田,剩余均为于殿明的承包田。因此,涉合同的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非于勇以及于波二人,而属于于殿明、于勇及于波共同享有。再次,涉合同的所有土地均已经通过转让的方式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鞠峰，且转让期到2027年12月31日止。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该转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鞠峰已经通过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最后，虽然于殿明已经去世，但是这并不影响鞠峰对涉案的18.8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的权利。《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灭失。”据此规定，在《土地转让合同》签订以后,包括于勇及于波在内的原承包人已经在承包期内丧失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鞠峰正式取得涉案18.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的承包户权为于勇以及于波，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于勇在于波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属于无权处分,未经于波予以追认,该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从土地转让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来看,该协议的签订是在鞠峰与于勇完全自愿,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且签订的整个过程都有新兴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录像,根本不存在于勇起诉时诉称的有欺诈、隐瞒和用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的事实。其二,从土地转让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合同的内容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任何关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为“于勇与鞠峰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书》未经土地承包经营权共同权利人于波的同意并追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认为本案中涉案土地经营权人为于勇、于波,鞠峰在明知存在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下,仍与可于勇签订补充协议,主观上存在过错,所以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当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是鞠峰和于勇签订的，且签订该协议的目的也只是鞠峰为了快速解决双方在土地补偿款归属问题上的纠纷而所做的让步,并不代表于勇及于波依法享有获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如前所述,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通过转让的方式流转给了鞠峰,于勇以及于波已经在承包期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无权处分的情形,因为于勇及于波本身就不享有任何的权利。其次,退一步讲,即便于波对涉案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款享有一定的权利,也不导致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该协议只是代表了上诉人和于勇的意思表示，在没有经过于波同意的情况下,只是对于波不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已,不能导致整个协议的无效。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认定鞠峰与于勇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鞠峰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勇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2010年7月20日的《土地转让合同》复印件中，左下角甲方签字处标有“于殿明”签字、按印及“新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盖章字样，非原件。鞠峰在上诉状中表述：“这充分说明在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当时是经过所有承包经营权人（包括于殿明）以及新兴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可见，鞠峰对复印件上“于殿明”签字、按印的真实性，观点同于勇，均无异议，并以其作为上诉理由的依据，恰用“新兴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盖章，进一步确认了“于殿明”为《土地转让合同》的相对人，其签字、盖章的真实性与法律效力。2.《土地转让合同》复印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签章为红色，系在复印件上重复盖章，属再次确认“于殿明”的签字，双方无异议。对于“于勇”的签字及红色按印，恰能证明其行为系在“于殿明”《土地转让合同》之后而为。于勇的签字，并无实际意义。“于殿明”时为承包体户主，签合同时适用2018年前未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34条的规定，其作为承包方户主，具备自主出让、流转的主体资格。鉴于承包体户主“于殿明”已经去世，仅有的两名承包体成员于勇和于波应当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户权利人，符合法律规定，于勇在于波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处分，系侵权，且未经于波追认，协议无效，可以对抗鞠峰主观过错的非善意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鞠峰美其名曰辩称的所谓让步，意在解决纠纷，实为充分利用于勇的文化程度低，企图侵吞原本属于于勇、于波的全部补偿款。既然存在签订《土地转让补充协议》的行为，就应该具备有效合同的构成要件。根据本案事实，原审依据《合同法》51条的规定，判决案涉《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适用法律正确。于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鞠峰的上诉请求。于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于勇与鞠峰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勇及于波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可以证实涉案土地承包户权为于勇及于波二人，于勇在于波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属于无权处分，未经于波予以追认，该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于勇与鞠峰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书》未经土地承包经营权共同权利人于波的同意并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涉案土地经营权人为于勇、于波，鞠峰在明知存在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下，仍与于勇签订补充协议，主观上存在过错，所以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当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于勇与鞠峰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于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为农户，农户家庭原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死亡后，该农户其他家庭成员依法拥有完整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原家庭成员有于殿明、赵淑杰、于勇、于波四人，在案涉补充协议签订时承包经营户代表人于殿明及其妻子赵淑杰已经死亡，因此家庭成员于勇及于波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鞠峰及于勇在本诉中均承认，2018年10月26日二人在于波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因鞠峰与于勇签订该协议侵害了该土地共同经营权人于波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权处分，事后又没有得到于波的追认，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该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关于鞠峰上诉主张，即便于波对涉案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款享有一定的权利,也仅对于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导致整个协议无效的问题。因该协议并未对案涉补偿款进行份额确定，而是约定于勇代为承认2010年7月10日《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收取鞠峰给付五万元后，放弃征用土地的一切权益、待遇等，是对土地转让及补偿款处理的整体意思表示，不能将于波的权利单独剥离出来，且于勇和于波对该补充协议均持异议，因此一审判决该补充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鞠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鞠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耘耕审判员  付玉林审判员  刘万福()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鲍载金书记员孙瑛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