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702民初5181号原告：毛彦章，男，196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中山路市。委托代理人：吴昱，山东九洲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路**。法定代理人：时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镜懿，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毛彦章与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0日依法作出了（2015）菏牡民初字第159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30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7民终870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彦章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昱，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镜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毛彦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恢复工作。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1985年在信用社参加工作，1986年调至东城信用社工作，1989年在丹阳信用社工作。2010年2月1日，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0年2月至2015年2月，在该社丹阳信用社从事信贷岗位工作。2008年，全省农村信用社系统进行顶冒名贷款整改，2010年6月11日，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发牡丹农信发（2010）11号《关于给予毛彦章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停发工资及一切劳动待遇。原告认为，原告在信用社工作近三十年，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勤勉尽责，从无违反银行及信贷管理法规，未违反信用社的工作纪律。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原告严重违反单位信贷管理规章制度，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原告知晓劳动合同被解除的事宜后，一直找信用社及上级部门反映，2014年5月14日，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出（2014）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不予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根据规定向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菏泽办事处请求复查，2014年7月1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菏泽办事处作出答复，维持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意见。2014年11月，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成立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所有业务、人事由被告管理。原告于2015年5月11日向菏泽市牡丹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委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2015）菏区劳仲案决字第27号仲裁裁决书，不予受理原告的申请，故依法提起诉讼。保留要求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及一切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的诉权。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申请仲裁时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贵院依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因被答辩人违规操作贷款业务，答辩人在2011年1月12日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答辩人申请仲裁的时效应当自2011年1月12日起算，但是被答辩人却于2015年5月11日才向牡丹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显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被答辩人在诉状中陈述其曾于2014年向答辩人反映情况，但是2014年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期间，依法不应当认定为仲裁时效中断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所以，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应是2011年1月12日。答辩人于2010年6月11日作出的解除被答辩人劳动合同决定只是答辩人的内部程序，决定作出时答辩人并未将决定送达被答辩人，该决定尚未生效。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作出后答辩人也未停止被答辩人工作，被答辩人没有按照其签署的《顶冒名贷款承诺书》中约定的时间对涉案顶冒名贷款全部清收完毕，并且被答辩人违规办理贷款业务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单位规章制度，答辩人通过公证的方式于2011年1月12日向被答辩人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材料解除被答辩人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三、答辩人作为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广大不特定储户资金安全的义务，有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范，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顶冒名贷款清收事宜达成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被答辩人自愿接受该协议约束并知晓上述实施方案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被答辩人并未在2010年3月底前对涉案顶冒名贷款提出异议申请，而是通过签署《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和《顶冒名贷款承诺书》的方式对涉案顶冒名贷款的性质以及其作为涉案顶冒名贷款第一责任人的事实予以认可。被答辩人作为涉案贷款的直接责任人，违规办理贷款业务，其行为违反了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义务，同时也严重违反了单位规章制度，给答辩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答辩人依据《劳动合同法》解除被答辩人的劳动合同符合程序，是合法解除，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毛彦章针对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一、毛彦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自然人身份；二、牡丹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书。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原告根据劳动法规，履行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程序，具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三、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与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0年2月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5年；四、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信发（2010）118号文件一份。证明信用社于2010年6月11日作出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而信用社让原告出具的承诺是于2010年6月30日前清收贷款，否则同意解除合同，但信用社在原告的承诺日之前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五、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除合同证明书一份。证明信用社解除劳动合同没有告知原告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解除合同违法；六、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4年5月14日（2014）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和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菏泽办事处2014年7月1日鲁农信联菏泽办（2014）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各一份。证明：1、原告于1985年12月在信用社参加工作，持续工作时间长达25年，信用社应当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原告在被解除劳动合同后对解除劳动合同不服，多次提出申诉和反映。3、信用社和省联社菏泽办分别于2014年5月、7月对原告作出答复，不予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及相关福利待遇，原告于2015年5月提出仲裁，不超过诉讼时效；七、山东省信用社鲁农信联办（2009）118号文件。证明山东省信用社对顶冒名贷款的含义作出规定：1、借款主体与用款主体不一致，而且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没有将贷款资金转入借款人账户或其他违规行为。2、虽然不存在以上违规行为，但客户证明或其他证据证明信用社及相关人员知情，甚至参与借款主体与用款主体不一致的义务操作。冒名贷款是指借款人不知情或者虚构借款人及编造有关资料办理的贷款。而本案中原告上报的顶冒名贷款不符合上述规定，不构成顶冒名贷款；八、相关法律规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信贷实务操作手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证明上述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庭审中原告毛彦章补充以下证据：一、情况反映复印件四份、原件三份（复印件原件交菏泽市中院从档案室复印）。《关于牡丹区丹阳信用社员工毛彦章停工、停薪、解除合同等情况的反映》形成时间为2011年3月。《牡丹区丹阳信用社员工毛彦章因“顶冒名贷款”问题被牡丹区联社解除劳动合同情况说明》形成时间为2012年4月。《牡丹区丹阳信用社员工毛彦章因“顶冒名贷款”问题被牡丹区联社解除劳动合同情况说明》形成时间为2012年10月。《关于菏泽市牡丹区联社丹阳信用社职工毛彦章因“顶冒名”贷款的问题被牡丹区联社解除劳动合同情况说明》形成时间为2013年；二、被告于菏泽市中院二审时提交的原告反映材料形成时间为2011年3月；三、传唤证，时间2013年12月，证明因原告多次上访，被告于2013年12月11日通知原告到信用社，在大厅内原告被公安局带走，送达传唤证；四、群众来访交办单，时间2014年5月7日；五、谈话录音。证明自张效洁在信用社菏泽市办事处任主任时原告就多次向信用社反应诉求；六、证人证言；七、劳动部复函。以上补充的证据证明原告得知被解除劳动合同后一直不间断的向被告及被告的上级部门反应诉求未超过仲裁诉讼时效。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毛彦章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无异议。证据二的仲裁决定书能够反映原告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申请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劳动合同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四项明确约定给单位造成5000.00元以上重大损害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岗位是贷款；证据四、五、六，无异议，但是证明原告已在2011年1月12日和2010年6月11日已经收到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在2014年行使救济权利，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客观事实。其中证据四，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于2010年6月10日做出该决议，只是被告的内部程序，并且决议做出后，被告并未停止原告的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应当是2011年1月12日；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不是本案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依据。本案涉及的农村信用社文件是2010年118号文件，并非原告提交的文件。根据原告本人签字确认的《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和《顶冒名贷款承诺书》已经足以确认原告为涉案顶冒名贷款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原告违规发放贷款的事实客观存在；证据八，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约束被告，因为被告是农业商业银行，而原告提供的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案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原告毛彦章提交的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有异议，该组证据均是电脑打字形成，没有原告毛彦章本人签字，不能证明是原告本人书写，并且在材料抬头称谓处是空白，由此可见该组证据并没有实际发出转交给有关组织或个人，原告应提交有关组织或个人接受原告信访材料而出具的接收函，仅凭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维权的真实性。原告提交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3月份的情况反映中，第一页中倒数第6、7、8行，第二页倒数第7、8、9行，第三页正数第8、9、10、11行，第四页正数第11、12以及第五页倒数第9、10行，能够反映出原告知晓关于顶冒名贷款的相关要求。根据原告的描述，能够证实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存在顶冒名贷款的事实，另外第五页正数第9行，能够看出被告于2010年6月10日，虽然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但是并没有将该决定送达原告，在决定生效前，被告并未停止原告工作；证据二，质证意见同证据一。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传唤证的内容显示为传唤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毛彦章，不能够证实是因为原告的上访行为而被公安机关传唤。无法证实原告曾向被告主张权利；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来访单显示时间为2014年5月7日，原告于2014年向有关部门反应情况时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申请仲裁期限，不能够认定为申请仲裁时效中断的事由；证据五，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录音人的身份情况，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内容能够证实原告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传唤，与被告无关。录音材料中的崔和孙并没有将原告叫到信法大厅，根据录音材料第5页，孙的陈述原告只有2014年的信访材料，不能够证明原告不间断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证据六，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证人作证应该出庭接受质询，未经质询的证言不应当认定为有效证据。并且根据该证言的内容，原告毛彦章是否到联社反映情况因证明人没有跟随参与，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七，有异议。根据原告陈述，原告主要依据该复函的第三条即依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我方查询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1年1月8日出台第588号国务院令，决定废止7件行政法规，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属于被废止的范围。该条例自2011年1月8日之后已经失效，自然而然依据该条例做出的解释和规定也自然无效，所以原告根据该条例不能证实其主张，原告确已超过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并且没有时效中断的正当理由，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对原告毛彦章提交的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认定；证据七，山东省信用社鲁农信联办（2009）118号文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被告以与本案无关联为由提出异议，本院结合农村信用社2010年118号文件，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八，法律法规的真实性、客观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毛彦章提交的补充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一、二，系原告提交的打印件，不能证实送达的时间、地点和单位或相对单位已接收上述反映材料的事实，被告且有异议，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三，传唤证的内容显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传唤毛彦章，不能证实是因原告上访行为而被公安机关传唤；证据四，鲁农信联菏泽办信交字2014第19号《群众来访交办单》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证实距被告2010年6月11日作出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时间间隔已有三年余；证据五，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六，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据七，1996年10月9日的劳动部办公厅文件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已于2011年1月8日经国务院第588号令废止，原告以此条例主张的证明目的无法律依据。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5）菏区劳仲案决字第27号仲裁决定书一份；2、2011年菏曹州字第239号公证书一份。证明目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自2011年1月12日通过公证的方式送达原告，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二组证据：1、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给予毛彦章同志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议；2、清点到会人数报告单；3、会议情况报告；4、会议签到表；5、征询函；6、解除毛彦章劳动合同的决定。证明目的：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第三组证据：1、牡丹区信用社顶冒名贷款专项集中治理活动实施方案一份；2、《顶冒名贷款清收承诺书》一份；3、《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一份；4、涉案顶冒名贷款借款资料十份；5、《贷款结欠统计表》一份；6、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证明目的：原告与被告就顶冒名贷款清收事宜达成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原告自愿接受该协议约束并知晓上述实施方案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原告并未在2010年3月底前对涉案顶冒名贷款提出异议申请，而是通过签署《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和《顶冒名贷款承诺书》的方式对涉案顶冒名贷款的性质以及其作为涉案顶冒名贷款第一责任人的事实予以认可。由此可见，原告不仅对其违规操作贷款业务的客观事实以及因原告违规行为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而且原告对于无法完成顶冒名贷款清收工作的后果通过签署承诺书的方式予以认可。原告作为涉案顶冒名贷款的直接责任人，其并未履行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贷前调查及贷后检查义务，严重违反了单位规章制度，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至今仍有1515539.05元顶冒名贷款未清收完毕。根据《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发放借（顶）名贷款形成资金损失或者发放冒名贷款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开除处分，给予主管责任人及其他责任人记过至开除处分。鉴于原告未能够按时全部收回涉案顶冒名贷款，并且原告违规办理贷款业务的行为也已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因此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原告毛彦章对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质证意见为：2011年菏曹州字第239号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公证书不能证明被告所作出的解除合同以及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及相关文件应当送达原告本人，原告在此期间一直在家没有外出，通信方式也一直畅通，被告将该解除合同的通知证明书留置送达的地点是原告毛彦章的老家母亲的住处，毛彦章并不在该处居住，因此该送达方式是错误的，违反了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并且该公证书不能证明原告与公证书中所反映的女士是否是一家人，是不是原告的共同居住的近亲属，因此使用留置送达是错误的。在公证书附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对于解除合同的依据被告没有予以查明，证明解除合同违法，剥夺了原告的相关权利；处理决定被告是在2010年6月10日做出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决议，在2010年6月11日通知原告停止工作，当时与原告同一批被解除的有刘同柱、吴建等7人，其解除劳动合同决议违背了被告让原告签字的清收承诺书，清收承诺书中让原告于2010年6月30日前清收，但在6月11日就停止了原告的全部工作，致使原告无法清收，严重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清收承诺书及顶冒名认定书，均是被告统一打印的格式文本，在原告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强制原告签字，并且在承诺书及顶冒名的认定，违反了山东省信用联社关于顶冒名贷款的认定。对于原告第一责任人的认定，严重违反信贷管理条例及规章，贷款第一责任人属于信用社负责人，而原告只是外勤人员，不具有发放贷款的职权，只负责贷款手续资料的接受和上报，不属于责任人。并且对于原告所经手的贷款的认定没有对借款人、担保人进行核实，未经调查程序，并且认定书中记载的借款均为可疑类贷款，而不是损失类贷款，在另案刘同柱对农商行的诉讼中，被告曾经提交可疑类的贷款已经和政府进行了置换，未形成任何损失。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有异议。该证据认定毛彦章为17笔第一责任人违反了相关规章制度，毛彦章不属于贷款第一责任人。该顶冒名认定是单位作出的，原告当时是被告的员工，对单位认定不具有反驳的能力。认定17笔贷款为顶冒名贷款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对借款人、担保人全部到场及信用社主任、业务主任双人调查。因此该认定书无事实依据。认定书中所认定的贷款形态，是可疑类贷款，而不是损失类贷款，因此认定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收单不能证明原告违规操作贷款业务，并且所列清单中没有借款人和相关人员证明，不能证明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不符，不能排除借款人借款后转借行为。明细中所涉及到的毛彦章部分贷款已经清收完毕，可以证实被告在2010年6月所作出的造成经济损失的认定不能成立，并且被告对上述贷款没有穷尽法律手段进行清收，不能证实上述贷款已经形成损失。对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第一组，2011年3月4日（2011）菏曹州字第239号公证书及（2015）菏区劳仲案决字第27号仲裁决定书的真实性本院应予认定；第二组，能够证实原告毛彦章因工作期间，严重违法本单位信贷管理规章制度，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经联社党委研究，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做出了给予毛彦章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其解除劳动合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第三组，真实性本院应予认定，被告提交的涉案顶冒名贷款借款资料十份附带的《顶冒名贷款清收承诺书》及《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均有毛彦章本人签名认可，能够证实原告毛彦章在2010年6月30日前存在顶冒名贷款17笔共计393.7261万元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2014年11月，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成立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所有业务、人事由被告管理。原告毛彦章1985年12月参加工作，系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1986年调至东城信用社，1989年在丹阳信用社工作。2010年2月1日，原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0年2月至2015年2月，在丹阳信用社从事信贷工作岗位。2008年，全省农村信用社系统进行顶冒名贷款整改。期间被告整理发现原告工作中存在17笔顶冒名贷款，共计993.7261万元。2010年3月13日，原告毛彦章出具顶冒名贷款清收承诺书：“承诺于2010年6月30日前将责任顶冒名贷款17笔393.7261万元清收完毕。如不能实现以上承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原告毛彦章对已被信用社认定顶冒名贷款的10项贷款，已经在《顶冒名贷款责任人认定书》上责任人栏中签字，应视为对存在顶冒名贷款事实的认可。2010年6月11日，经联社党委研究，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以毛彦章工作期间，严重违法本单位信贷管理规章制度，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做出了关于给予毛彦章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并下发了菏牡农村发[2010]118号文件，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停发工资及一切劳动待遇。该处理决定被告于2011年1月12日送达原告母亲并于2011年3月4日由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进行了公正。上述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应予认定。原告主张不存在顶冒名贷款的事实，未提交有效证据，应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2015年5月11日原告毛彦章向菏泽市牡丹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委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5）菏区劳仲案决字第27号仲裁决定书，认为该争议超出劳动仲裁申请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申请。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毛彦章在2011年1月12日至2014年5月10日期间，依据本院对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有效证据及原告毛彦章曾于2011年3月向信用社进行信访和自认的事实，应认定为毛彦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期间被告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事实。原告提交的情况反映材料、传唤证、群众来访交办单、谈话录音、证人证言、劳动部复函等证据均不能证实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的中断。审理期间，毛彦章主张信用社和省联社菏泽市办事处分别于2014年5月、7月对其上访事宜作出答复为由未超仲裁时效，但其依据的《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已经废止，因此，原告主张无法律依据。故原告毛彦章要求撤销被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并恢复工作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毛彦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毛彦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潘友朋人民陪审员  万中于人民陪审员  张俊亮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