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行赔终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月飞，女，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孙建伟，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丹，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领带园区五路1号。 法定代表人严钢，市长。 委托代理人赵少杰，嵊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毅明，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金月飞诉嵊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嵊州市政府）房屋征收行政赔偿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9）浙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金月飞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5月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金月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建伟、杨丹，被上诉人嵊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少杰、李毅明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持有嵊集建（92）字第555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者为金德林（金某2），用地面积为64.89平方米。其中，金某2为原告父亲。2001年7月17日，嵊州市公证处出具证明书，证明1996年10月关于原告兄弟金某1将前述土地上房屋转让给原告的《转让房屋协议书》原件上立协议人金某1、金月飞的签字、中人金某2、金某3的签字和代笔周茂祥的签字均属实。2016年4月13日，嵊州经济开发区谢慕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谢慕社区金月飞于2008年原老房翻建，占地面积约73平方，五层楼。2016年4月22日原告之兄金月江代表原告所在户与嵊州市城东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署《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的各项款项已支付完毕。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初35号判决以“被告在涉案集体土地上尚未经依法批准征收前，即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直接征收涉案房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确认被告所做房屋征收决定涉及征收原告主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对该不予赔偿决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金月飞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以及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八）项等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以相关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本案中，被告征收原告所在户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为虽被确认违法，但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项，原告所在户由金某3为代表与相关单位已经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了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房屋超面积补助款、奖励、公摊面积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事宜，所涉款项均已履行完毕。原告作为户内成员，其因征收而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由所在户代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得以实现。本案中，虽然被告在完成案涉土地征收的各项审批手续前即作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的程序违法行为造成其人身权、财产权损害。原告虽主张屋内物品因房屋被强拆而受损，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庭审中，原告承认在房屋被拆除当时，嵊州市人民政府浦口街道办事处已经将房屋内物品搬移至固定地点，原告也从中领取过部分物品。故即使其他搬移至固定地点的物品因保管不善等其原因而造成原告损失的，与本案房屋行政征收行为引发的赔偿诉讼，也系两个法律关系。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赔偿请求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月飞的赔偿请求。 金月飞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被告部分证据认定违法。被上诉人与金某3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没有法律依据，该协议明显缺乏真实性与合法性，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应将该协议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对其不予赔偿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征收行为和补偿安置行为未损害上诉人的权利，也未能证明该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及于上诉人，对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01)嵊民初字第1153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上诉人于2001年与陈某解除同居关系，此前二人居住于上诉人翻建前的涉案房屋内，调解后涉案房屋也归上诉人单独所有。此后上诉人没有结婚，与女儿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6年嵊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嵊政[2016]5号《嵊州市城中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己出嫁但户口未迁出人员，其安置人口列入父母所在户计算，父母已去世的，列入兄弟或姐妹计算”，而上诉人并未缔结婚姻关系，不适用该条款规定。上诉人不应当被纳入金某3户进行安置，应当对上诉人进行单独安置补偿。而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系事实认定不清。 上诉人对其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上诉人依法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获得安置补偿款的权利。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获得了合理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因征收而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得以实现，系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其兄金某3分开立户，依法应获得单户的征收补偿款项。金某3代替上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并未涉及上诉人经营的理发店，对该理发店未进行合法合理的评估，也未按照经营用房予以补偿，明显违法。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且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嵊州市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需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侵权行为，并且该违法侵权行为已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赔偿请求人所在安置户通过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等的方式获得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拆迁补偿，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其次，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安置户为单位签订，上诉人所在安置户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已由上诉人所在户户主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再次，赔偿请求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因答辩人实施的房屋征收行为对其造成了其他直接损失。综上，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金月飞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重点为上诉人金月飞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因征收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是相关征收行为被确认违法并因该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本案中，被上诉人嵊州市政府征收上诉人户房屋的行为虽已被相关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上诉人因征收行为应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其所在安置户代表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得以体现，且协议约定的各项补偿安置费用均已履行到位。除此之外，上诉人对其提出的其他损害事项，均未提供存在损失的相应证据。其次，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征收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的理由是，房屋征收在前，完成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在后，即程序违法。但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程序违法造成其人身权、财产权损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戴文波 审判员  马良骥 审判员  张 榆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