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恩斯。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桂萍，女，194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兵，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德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彩明（曾用名：李彩），女，193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禹静，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梨莹，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杜恩斯、杜桂萍因与被上诉人杜德明、冯彩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4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恩斯、杜桂萍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杜德明、冯彩明赔偿经济损失800000元；2.判令杜德明、冯彩明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的主要理由：1.原审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部分事实没有查清。原审对于杜德明、冯彩明持有涉诉房屋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主观态度及归还时间认定有误。原审认定杜德明、冯彩明将上述材料归还给杜恩斯、杜桂萍的时间是2004年2月12日，其持有上述证件的主观态度不属于故意，明显与事实不符。杜某去世后，杜德明冒签杜桂萍名字，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书，意图逃避法律制裁，并进而将杜某生前的大部分票证，包括《房屋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扣留在自己手上。为拿回上述物品，杜恩斯、杜桂萍曾起诉至原审法院，后与杜德明、冯彩明及杜良辉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杜德明、冯彩明将上述材料交还给杜恩斯、杜桂萍。协议签订当日，杜德明、冯彩明仍未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还杜恩斯、杜桂萍。该规划许可证是杜某生前交由村里补办违建部分手续，后杜德明从云南回来后刻意从村里拿走。杜恩斯在办理申请时被告知该证件由杜德明取回，后经杜恩斯反复催要，杜德明才将该证件交还。但杜恩斯拿到证件时已经是2004年7月1日之后。收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的信访复函的仅是杜德明，杜桂萍直到起诉之日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原审对此认定有误。另外，杜恩斯收到复函后，一直通过非诉讼途径尽力争取办理涉诉房屋违建部分的合法化手续，目的是尽量缓和矛盾，减轻诉累及损失。2.原审对于诉讼时效、杜德明、冯彩明的主观过错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都存在重大错误。从2004年年初开始，杜恩斯、杜桂萍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力争实现涉诉房屋违建部分合法化。2014年5月4日，杜恩斯收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的信访复函后，没有放弃努力。杜恩斯、杜桂萍是穷尽一切合法途径未果后，才通过法律途径向杜德明、冯彩明索要赔偿，不能以诉讼时效过两年为由驳回杜恩斯、杜桂萍的诉讼请求。退一步来讲，即使杜恩斯的起诉过了诉讼请求的时效，但杜桂萍的诉讼并未过诉讼时效。原审笼统以诉讼时间已过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关于杜德明、冯彩明持有证件的主观恶意问题，前文已有陈述。杜德明因交通肇事致使杜某死亡，为逃避法律责任伪造签名，已触犯法律。杜德明、冯彩明在杜恩斯、杜桂萍通过诉讼索要上述证件的情况下仍不归还，故意程度不言而喻。原审却以杜德明、冯彩明与被继承人杜某存在亲属关系为由，否认其主观态度，的确有失公允。关于杜德明、冯彩明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问题，正是由于杜德明、冯彩明恶意持有相关证件拒不返还给杜恩斯、杜桂萍，导致杜恩斯、杜桂萍拿到该证件时政策窗口期己过而无法办理违建部分的房屋产权证。杜恩斯、杜桂萍的实际损失客观存在，杜德明、冯彩明的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原审以涉诉房屋不属于合法遗产未办理继承为由，认为杜恩斯、杜桂萍仅作为部分继承人不可能完成违建部分的补办手续，更是逻辑错误。该房屋的合法部分已办理继承手续，就是因为违建部分还没有办理合法手续才无法继承的。如果不是杜德明、冯彩明的行为，该部分早已取得合法手续并办理继承。违建部分补办手续并不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同意才能办理，杜恩斯、杜桂萍作为部分继承人申请办理手续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杜恩斯、杜桂萍上诉请求二审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杜德明、冯彩明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杜恩斯、杜桂萍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杜德明、冯彩明主观上不具有占有杜恩斯、杜桂萍涉案房产资料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行使占有上述资料的行为。由于杜恩斯、杜桂萍所争诉的房产属于违章建筑，其缺乏提起侵权纠纷的权利基础及法律依据。杜恩斯、杜桂萍诉请赔偿8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杜桂萍主张在起诉之日才知道权利被侵害不属实。杜桂萍与桂恩斯共同居住，调解书也显示杜德明、冯彩明将资料交还给杜桂萍、杜恩斯。杜恩斯在2004年4月15日就申请《建设规划许可证》续期，广州市市桥建设服务中心加盖了服务专用章同意申报，但其在收到该批复后，怠于行使权利才导致政府取消相关政策，未办理手续。杜桂萍以其不知情作为抗辩理由不成立。讼争的房屋并不属于杜桂萍、杜恩斯继承的合法范围，该财产属于被继承人杜某的财产。杜恩斯、杜桂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德明、冯彩明赔偿杜恩斯、杜桂萍经济损失800000元；2.判令杜德明、冯彩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圩二坑口大街九巷1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原权属人为杜某，建基面积为51.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3.63平方米，用地面积为54平方米。2004年10月19日，杜恩斯和杜桂萍通过继承取得了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其中杜恩斯占有房屋的份额为1/4、杜桂萍占有房屋的份额为3/4，载明房屋的建基面积为51.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3.6平方米。2001年10月11日，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沙圩二村民委员会向广州市番禺区国土局提交《关于沙圩二村住宅用地补办交费手续的申请》，载明清查包括杜某17.43平方米在内的违法用地27宗，希望给予办理有关手续。广州市番禺区国土局建设用地科加盖公章并出具意见认为已备案，但尚未接受处罚，现村统一给予办理，建议予以受理，请主管局长审批。该申请最下方写明“同意补办手续”并签名确认。为证明杜某已经缴纳了违法用地部份的罚款，杜恩斯、杜桂萍提交了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沙圩二村民委员会于2000年2月1日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杜某坑口大街九巷1号用地17.4平方米补偿款5220元；广州市番禺区国土局于2001年11月17日出具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罚款收据》，罚款原因是沙圩二村27宗地，金额为13939元。2003年7月25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番禺区分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单位为杜某，用地项目名称为宅基地（补办），用地位置为市桥街沙墟二坑口大街九巷一号，用地面积为68.49平方米。载明本证自核发之日起，有效期为六个月，逾期未使用，本证自行失效。2004年4月15日，杜恩斯提交《申请》，载明：“本人杜转斯为沙圩二坑口大街九巷1号户主杜某的儿子，由于户主在办理坑口大街九巷1号违法用地补办手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且坑口大街九巷1号违法用地部分（面积共17.43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九月份被本人七叔（杜德明）从沙墟二村委领取。此时，已超过区国土局于办理违法用地补办的期限，继而，一场关于杜某遗产继承的官司亦展开。直至2004年2月官司结束后，市桥沙墟二坑口大街九巷1号违法用地部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才归还本人手中。后经查证，沙墟二坑口大街九巷1号违法用地部分已有审批名称，亦交过罚款，由于在办理该住宅房屋遗产继承过程中，其违法用地部分不能出具有效证件，故不能办理。现需办理市桥沙墟二坑口大街九巷1号违法用地部分（面积共17.43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沙圩二村民委员会于2004年4月14日加盖公章，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亦于2004年4月24日加盖土地审批专用章。此外，2004年4月27日手写有“属违法扩建，已缴交罚款，核定扩大面积为14.49平方米。”杜德明、冯彩明主张杜恩斯提交该份申请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该申请经服务中心批注意见后予以同意；杜恩斯、杜桂萍于庭审中时而确认上述申请目的，时而又主张该申请是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当时是同意审批的，但最后没有赶上政策的时间，根本不是建设规划许可证有效期的问题。2014年5月4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向杜恩斯出具《信访复函》，对于其反映涉嫌违法用地部分办理房产证问题，1998年，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用地的管理，理顺历史遗留问题，原番禺市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制订并实施了番国房字[1998]1389号文，规定对农村村民住宅违法用地情况处罚后，完善用地手续。但该文件已于2004年7月1日起废止。现农村村民住宅违法用地补办手续无政策法律依据。由于该房屋违法用地部分用地及规划相关手续均未完善，故目前该分局无法对该部分进行确权及发证。另查明，2003年9月8日，杜桂萍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市桥街派出所报警称，杜某放置家中的房产证、银行存折、证券交易卡、微型家电、首饰等被盗，其怀疑是杜德明拿走的。2003年9月25日，杜恩斯、杜桂萍以杜德明擅自取走杜某所有的银行存折、房产证、证券交易卡等物品拒不返还为由诉至原审法院，案号（2003）番法民初字第6957号。该案中，杜德明确认其是持有杜某的身份证，主要用于处理杜某去世后手续的办理以及交通事故出保险的手续；《房地产权证》在杜某的父母（杜良辉、冯彩明）处，其他物品其从未接收过。2003年12月8日，杜恩斯、杜桂萍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撤回对杜德明、冯彩明的起诉。2004年2月12日，杜良辉、杜德明、冯彩明和杜恩斯、杜桂萍就处理杜某的遗产问题签订《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在签订协议当天，杜良辉、冯彩明和杜德明应将持有被继承人杜某包括位于市桥街沙墟坑口大街九巷4号和1号房屋在内遗产的有关凭证移交给杜恩斯、杜桂萍（如1号楼加建的报建发票、有关电器、家具的发票和收据等），并协助杜恩斯、杜桂萍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诉讼过程中，双方对于以下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关于杜德明、冯彩明是否存在恶意持有杜某的身份证、涉讼房屋产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资料的问题。杜恩斯、杜桂萍确认杜某生前和杜桂萍的感情确实不太好，并未共同居住，至于杜某生前和何人共同生活，其时而陈述单独居住，时而又陈述和杜德明、冯彩明共同居住。杜恩斯、杜桂萍认为杜某将上述资料均存放在家中，其去世后，杜德明、冯彩明想要财产，怕杜恩斯、杜桂萍不给，因此去杜某家中拿走了全部的证件资料，至于是何人拿走其表示不清楚，但认为必然是冯彩明或者杜德明其中一人。为了实现继承权，杜恩斯、杜桂萍需要杜某的身份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材料，但其向杜德明、冯彩明多次索要未果，只能通过报警及起诉的方式要求返还。对于杜恩斯、杜桂萍的上述意见，杜德明、冯彩明则不予认可，其反驳认为由于杜某和杜桂萍夫妻感情不好，并未共同居住，其报警称杜德明到杜某的房屋拿东西并非事实。杜某将所有的材料都锁住交由杜德明、冯彩明保管，其也不清楚里面有什么文件，也没有查阅过文件，只是杜恩斯、杜桂萍要求其返还，其便交还。杜德明也不清楚杜某办理过涉讼房屋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在所有继承人确认杜某遗产的分配方式之前，其也没有刻意阻拦任何一方继续行使相关的权利。二、关于涉讼房屋违建部分未能补办手续进行确权及发证的原因问题。杜恩斯、杜桂萍于起诉时陈述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超过有效期，自行失效，导致其要求继承的违章部分的合法化手续未能得到办理；庭审时，其又表示是由于没有提交杜德明、冯彩明持有的涉讼房屋的房产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故其未能在2004年7月1日前办理违章部分的合法化手续。至于杜恩斯、杜桂萍在2004年2月12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未及时补办手续，是因为该证已经过期，而其不清楚该证可以续期，后至相关行政机关了解方知晓可续期，等拿到加盖校对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已经是2004年7月1日之后了，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已经无法办理。杜德明、冯彩明则抗辩认为杜恩斯、杜桂萍于2004年2月12日取得全部证件资料后至2004年7月1日期间未及时办理手续；即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过期，其在2004年4月份已经申请办理续期，续期6个月，但在续期之后为何没有办成补正手续，是其自身的问题。此外，杜恩斯、杜桂萍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述之拿到加盖校对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间，故政府取消相关补办政策，并非杜德明、冯彩明的责任，属于不可抗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杜恩斯、杜桂萍主张认为杜德明、冯彩明在杜某死亡后扣押涉讼房屋的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导致涉讼房屋违建部分无法通过完善用地手续进行确权及发证，进而致使其无法通过继承取得该部分的产权，损害了其继承权。首先，从损害结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杜某于涉讼房屋违法用地完善手续的过程中死亡，违法用地部分尚未进行确认及发证，并不属于杜某的个人合法财产，故并不属于杜恩斯、杜桂萍可继承的杜某遗产的范围。其次，从杜德明、冯彩明是否实施侵权行为以及是否存在过错来看，杜恩斯、杜桂萍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杜德明、冯彩明存在故意扣押涉讼房屋的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为。杜德明、冯彩明为杜某的弟弟和母亲，杜恩斯、杜桂萍为杜某的儿子和配偶，双方均为较为亲密的亲属关系，杜某生前患病且并未实际与杜恩斯、杜桂萍共同居住，而是与杜德明、冯彩明一起居住。因此，冯彩明作为杜某的母亲代为保管涉讼房屋的权属证书、杜德明作为其弟弟在其因车祸去世后持有其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并不不妥，符合常理。相反，杜恩斯、杜桂萍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曾经明确要求杜德明、冯彩明提供杜某的身份证、涉讼房屋的产权证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材料用于继续办理涉讼房屋违建部分的完善手续，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出上述要求后杜德明、冯彩明明确予以拒绝。此外，根据双方于2004年2月12日就杜某的遗产处理问题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显示，杜良辉、冯彩明和杜德明移交的材料包括涉讼房屋加建的报建发票、有关电器、家具的发票和收据等，并未提及杜某的身份证及涉讼房屋的产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本案中杜恩斯、杜桂萍所主张的涉讼房屋违建部分补办手续所需的相应证件并非（2003）番法民初字第6957号案件时双方争议的焦点。再次，从因果关系方面来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杜某作为涉讼房屋的登记权属人，其在补办涉讼房屋违建部分手续的过程中于2003年8月20日去世，且并未留下遗嘱，涉讼房屋合法部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根据2004年2月12日双方就杜某的遗产问题处理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可知，杜恩斯、杜桂萍和冯彩明等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并未办理继承手续，故即使杜恩斯、杜桂萍取得涉讼房屋的产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资料，其仅作为部分继承人亦不可能完成违建部分的补办手续，也就不存在其所主张的无法继承违建部分的损害后果。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杜恩斯、杜桂萍于庭审中陈述2004年2月12日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由于该证已经过期，办理续期手续后拿到加盖校对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已经是2004年7月1日之后了，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已经无法办理完善用地手续。即早在2004年，杜恩斯、杜桂萍已经知晓其所主张的权利受损害，但其于2018年5月10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退一步来讲，即使杜恩斯、杜桂萍最终于2014年5月4日收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出具的《信访复函》时，方才知晓无法补办涉讼房屋违建部分的合法化手续，其于2018年5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亦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杜恩斯、杜桂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此外，杜恩斯、杜桂萍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杜德明、冯彩明对于涉讼房屋违建部分未能补办手续存在过错，且其行为直接导致违法用地部分无法补办用地手续，进而无法进行确权及发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杜恩斯、杜桂萍提出要求杜德明、冯彩明赔偿经济损失800000元的诉请，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判决：驳回杜恩斯、杜桂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11800元，由杜恩斯、杜桂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杜恩斯、杜桂萍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城市建设服务中心2017年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提供地籍调查工作所需资料的通知》附2017年9月20日市桥街沙圩二村《通知》；2.《摸查手续不完备建（构）筑物情况登记表》附市桥街沙圩二村《通知》，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杜恩斯、杜桂萍没有放弃涉案的权利，一直寻求渠道解决。3.《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调解书》拟证明杜德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伪造事实，逃避责任。杜德明、冯彩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关于提供地籍调查工作所需资料的通知》附《通知》及《摸查手续不完备建（构）筑物情况登记表》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通知属于村及当地政府摸查用地情况，仅是对不动产登记的前期工作，不属于杜恩斯、杜桂萍主张权利的依据，诉讼时效以2014年5月4日作为起算点。对《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调解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双方后期以律师见证《民事调解书》的方式确认了民事权利、义务，杜德明及杜某父母放弃杜某的财产继承权。该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该调解书出具时，杜某父母健在，不能证明杜德明在签署调解书前恶意占有涉案证件的故意。本院查明，杜某生前独居在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二坑口大街九巷一号。杜恩斯与杜桂萍一直共同生活居住在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二坑口大街九巷四号。二审中，杜恩斯称，2004年4月15日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的目的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进行延期，以便其可以办理房屋违章面积合法化手续。但杜恩斯、杜桂萍拿到延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已过了2004年7月政策窗口，有关的管理部门已停止受理违章建筑合法化的申请。双方确认杜恩斯、杜桂萍取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间为2004年2月18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杜德明、冯彩明是否侵害了杜恩斯、杜桂萍的权利。首先，杜某生前没有留有遗嘱，其死亡后，根据法律的规定，杜恩斯、杜桂萍、冯彩明及杜良辉（已故，杜某父亲）均属于杜某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因此，各人均有权持有杜某遗产的权证。杜恩斯、杜桂萍主张杜德明、冯彩明恶意占有杜某遗产证件，依据不足。其次，杜恩斯、杜桂萍与杜德明、冯彩明及杜良辉于2004年2月12日签订《民事调解协议》，对杜某的遗产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杜恩斯、杜桂萍之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此可见，杜恩斯、杜桂萍继承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之前，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已超过了有效期，即杜恩斯、杜桂萍继承取得杜某涉案遗产时，已无法办理房屋违章建筑部分合法化手续。杜恩斯、杜桂萍之后以杜恩斯名义再次申请违章建筑合法化手续被拒，并非杜德明、冯彩明行为导致。即便冯彩明持有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杜恩斯、杜桂萍也可以通过补办证件的方式办理有关的申报手续。因此，杜恩斯、杜桂萍以杜德明、冯彩明持有证件导致无法办理违章建筑合法化手续造成损失，依据不足。最后，涉案的房屋面积是杜某在已有房屋基础上建设的违章建筑，即该部分并不属于国家土地规划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建设的房屋面积，不具有合法性。在杜某死亡前，涉案房屋面积并未合法化，杜某对该部分只有使用及收益权，杜德明、冯彩明也不存在侵害杜恩斯、杜桂萍使用上述房屋的情形。综上分析，冯彩明占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具有违法性，杜恩斯、杜桂萍不能办理涉案违章建筑合法化，也不是杜德明、冯彩明造成，故杜恩斯、杜桂萍上诉主张杜德明、冯彩明侵害其权利，要求杜德明、冯彩明赔偿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杜恩斯、杜桂萍二审提交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调解书》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杜恩斯、杜桂萍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杜恩斯、杜桂萍在取得涉案房屋《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已知悉该证的有效期已过。之后，杜恩斯再次申请办理违章建筑合法化被拒时，杜恩斯、杜桂萍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杜恩斯、杜桂萍至2018年5月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次，在杜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杜桂萍积极参与杜某遗产的处理，包括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杜某证照存款被盗，杜恩斯、杜桂萍共同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杜某证照、起诉杜良辉、冯彩明继承纠纷，以及参与了杜良辉、冯彩明、杜德明处理杜某遗产等事宜，可见，杜桂萍对于涉案房屋的相关权益是高度关注的，且杜恩斯、杜桂萍之间是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故杜桂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违章建筑合法化手续的进程。杜桂萍以其不知情为由，主张诉讼时效未过，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杜恩斯、杜桂萍二审提交的《关于提供地籍调查工作所需资料的通知》附《通知》及《摸查手续不完备建（构）筑物情况登记表》附《通知》，不能证明其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杜恩斯、杜桂萍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800元，由杜恩斯、杜桂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魏 巍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郭桂芳邹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