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泰中民四终字第00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娣委托代理人黄建军，江苏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娟委托代理人赵武功，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殷国良上诉人刘吉娣与被上诉人张红娟、原审第三人殷国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泰虹民初字第088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吉娣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吉娣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9年12月9日，张红娟在刘吉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刘吉娣存在中国建设银行的9.5万元私自转入自己名下，归为己有。刘吉娣多次要求张红娟返还该存款未果，请求判令：1、张红娟返还刘吉娣银行存款9.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述款项自2009年12月9日至判决指定给付之日的利息；2、张红娟承担案件受理费。经质证，张红娟、殷国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张红娟辩称，1、张红娟不否认转取9.5万元的事实，但转取时间不是刘吉娣诉称的2009年12月9日，而是2009年12月15日。2、9.5万元并不是刘吉娣的财产，而是刘吉娣之子殷国良在上海工作时的额外收入，是殷国良为防止节外生枝而以刘吉娣的名义分8次存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丹路支行的款项。刘吉娣是在泰兴农村务农的妇女，没有能力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9.5万元，也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存到上海的银行。3、张红娟转取9.5万元时所需的存折、密码和刘吉娣的身份证都是由殷国良提供的，转取该款项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一辆小轿车，这些殷国良都全部知晓并直接参与。张红娟在转取上述款项后，于2010年2月22日用此款购买了一辆起亚牌轿车。在2011年张红娟与殷国良离婚时，泰兴市人民法院已将该车作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4、张红娟转取9.5万元至今已有三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刘吉娣从未提出异议，也未报警或起诉。特别是在张红娟和殷国良离婚期间，以及在2013年1月张红娟和女儿殷昭伊因房屋析产和补偿款纠纷而起诉殷国良、刘吉娣要求返还财产时，不管是刘吉娣还是殷国良，对张红娟转取9.5万元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综上，刘吉娣所述与事实不符，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张红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时间2010年2月，购货人张红娟，车辆类型轿车，价税合计为91800元），用以证明讼争9.5万元的用途。经质证，刘吉娣表示无法考证此真实性，殷国良未提出异议。2、殷良国在上海工作时间房屋租赁合同、押金收据、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用以证明讼争9.5万元存、取款期间殷国良在上海工作。经质证，刘吉娣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殷国良未提出异议。3、原审法院（2011）泰蒋民初字第0852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庭审笔录和原审法院（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张红娟与殷国良离婚之诉，及刘吉娣、殷昭伊与张红娟、殷国良返还财产之诉的相关情况。（2011）泰蒋民初字第0852号案中，2012年1月6日的开庭笔录显示，殷国良当庭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本案讼争9.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条，并陈述：“提交中国建设银行09年的转账凭条，证明当时张红娟将殷国良工资卡内9.5万元转移至张红娟的账户，这个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张红娟将这个钱据为己有”。经质证，刘吉娣认为，该组证据只是证明了张红娟与殷国良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庭审笔录上仅提到是2009年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转账凭条，并没有指定是本案讼争的银行凭条。殷国良认为，其在庭审笔录上陈述的9.5万元是从其工资卡上转出的，而不是从其母亲刘吉娣的卡上转出的，此9.5万元与本案讼争的9.5万元不是同一笔钱。殷国良述称，刘吉娣主张的权利是正当的权利，应得到支持。殷国良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个人信用报告，用以证明张红娟持有殷国良的工资卡并将工资全部取出，导致殷国良的信用损失。经质证，刘吉娣未提出异议，张红娟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刘吉娣与殷国良系母子关系。2009年9月19日，殷国良持刘吉娣的身份证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丹路支行开立户名为刘吉娣的存折一份，并自当日起至同年12月9日分7次存入现金，累计9.5万元。同年12月15日，张红娟持其本人身份证、刘吉娣身份证及上述存折，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长征路支行凭密码将上述存折中的9.5万元转至其本人帐户。2010年2月，张红娟购买起亚牌小轿车一辆，价税合计为91800元。2013年8月1日，刘吉娣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张红娟返还不当得利9.5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殷国良为第三人，后刘吉娣明确表示不要求殷国良承担返还责任。原审另查明，殷国良与张红娟原系夫妻关系，于1995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1997年8月13日生一女殷昭伊。2011年1月12日，张红娟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与殷国良离婚；同年3月13日，原审法院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同年10月14日，张红娟再次起诉离婚，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0月28日作出(2011)泰蒋民初字第085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准许张红娟与殷国良离婚；二、婚生女殷昭伊由张红娟抚养，殷国良每月负担抚育费500元，此款自2011年11月起给付至殷昭伊独立生活时为止，于每年12月30日前结清当年度费用；三、苏州市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19幢101室及室内财产、起亚小轿车一辆归殷国良所有，殷国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红娟人民币400000元。2013年1月21日，张红娟、殷昭伊向刘吉娣、殷国良提起返还财产之诉，要求分割房屋和补偿款。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调解结案，原审法院为此作出的（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刘吉娣、殷国良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给付张红娟、殷昭伊拆迁人口安置费各13000元、15000元；二、位于泰兴市滨江镇石桥花园二期公寓一小套（殷文权、殷国良户殷石村四方组拆迁安置房）归张红娟、殷昭伊所有，购房款由殷国良承担；三、殷国良对殷昭伊享有探视权，探视时间一个月两次，另殷国良在寒、暑假期间可将小孩接回小住，暑假一个月、寒假十天（春节轮流过）；四、张红娟、殷昭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原审法院(2011)泰蒋民初字第0852号、（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两案卷宗，并就讼争9.5万元的存取情况对当事人本人进行了询问。刘吉娣陈述，其与殷文权（已于2012年11月28日去世）共育有三个子女。夫妇二人在泰兴做养鱼、养鸡、包窑等生意，有积蓄。殷文权文化程度为小学毕业，刘吉娣系文盲。2009年9月，刘吉娣将10万元现金及身份证交给其子殷国良，让其代存款。殷国良存款后，一直没有将存折交给刘吉娣，也没有将密码告诉刘吉娣。刘吉娣因为自己手里有钱，也没有向殷国良催要。在殷国良与刘吉娣第二次离婚诉讼期间，殷国良告知刘吉娣存折上的9.5万元已被张红娟取走。在2013年张红娟、殷昭伊诉刘吉娣、殷国良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刘吉娣要求殷国良将此9.5万元一并处理，但殷国良没有听。殷国良陈述，其母刘吉娣在泰兴交给其10万元现金，让其帮忙存，因当时工资卡都在张红娟身边，没有钱生活，就分几次陆续存入了9.5万元，并设了密码。殷国良从上海回泰兴后，张红娟向其索要存折，殷国良就将存折和刘吉娣的身份证交给了张红娟，并告知张红娟此9.5万元是其母亲刘吉娣的。因该存折的密码与其他银行卡的密码相同，所以张红娟是知道存折密码。2010年元旦的时候，张红娟告知殷国良已将9.5万元转走，殷国良随即表示不满，并收回存折，但并不知道张红娟转取款项的用途。在2013年张红娟、殷昭伊诉刘吉娣、殷国良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殷国良看在孩子的面上，没有将脸撕破，故没有主张此9.5万元。张红娟陈述，此9.5万元是殷国良的额外收入，因不方便存殷国良的名字，就存了刘吉娣的名字。刘吉娣的存折、身份证和密码都是转账的前一天，也就是2009年12月14日晚上，殷国良从上海回泰兴之后交给张红娟的。9.5万元转到张红娟卡上之后，张红娟用来购买了一辆轿车。原审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法条即规定了我国的不当得利法律制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前提是，主张权利人需对不当获得之利益享有合法的主张权。结合到本案，也就是刘吉娣需对讼争的9.5万元享有所有权，此正系双方争议焦点之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证据规则，本案中，刘吉娣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主张人，其应就其对讼争的9.5万元享有所有权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刘吉娣主张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为：户名为刘吉娣的银行存折一份。对此，原审认为，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动产所有权的设立以登记为主，而动产所有权的设立则以交付占有为主。本案讼争的9.5万元存款即属于动产权利，然存折的户名为刘吉娣，能否当然证明刘吉娣即为9.5万元的所有权人？首先，存款人向银行存款，银行交付存折给存款人，存折作为存款人向银行主张存款的凭证，在法律上属于债权凭证，而非物权凭证。其次，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储蓄实名制，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务院颁发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储蓄实名制的实质属于打击假名存款、规范存款行为的一种管理型规范，而非效力型规范。综合以上两点，存折并不具有登记、公示物权的效力，存折账户所有人亦非存折载明存款的当然所有权人。故本案中，刘吉娣仅凭实名存折，并不能证明其对讼争9.5万元享有所有权。还应从存款金额的来源、存款行为的实施、存折的占有和使用等多方面进行审查。原审通过分析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发现，刘吉娣、殷国良主张讼争9.5万元的来源，是刘吉娣与其丈夫殷文权的积蓄。而在（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张红娟、殷昭伊诉刘吉娣、殷国良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刘吉娣、殷国良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中止诉讼申请书》一份，称：“刘吉娣现年已70岁，年老多病，患有高血压，眩晕症等多种疾病，且眼睛看不清楚，是个农村的半瞎老人，常年服药，每年花费若干的医疗费、药费均由儿子支付，老板于去年11月28日去世，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全靠儿子殷国良的工资维持”。即，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刘吉娣、殷国良主张刘吉娣没有收入来源，全靠殷国良维持，此与原审中陈述大相径庭。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该案最终以调解结案，而在双方的调解笔录和调解书中对本案讼争的9.5万元竟只字未提，此举明显不符常理。刘吉娣、殷国良对此作出的“殷国良没有听”、“没有将脸撕破”等解释，明显不能令人信服。另外还有以下几个疑点，一是，刘吉娣人在泰兴，其有10万元需要存款，却没有将这10万元交由其丈夫殷文权存款，也没有交给同样在泰兴的儿媳张红娟存款，而是舍近求远，交给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殷国良存到上海。二是，殷国良拿到10万元后，没有一次性存入，而是在四个月内分多次存入。三是，殷国良从上海回到泰兴后，没有将9.5万元的存折、刘吉娣的身份证交给刘吉娣，也没有告诉刘吉娣存折密码，而是将上述材料交给了其妻张红娟保存。后张红娟凭密码和上述材料将9.5万元转出。四是，在殷国良和张红娟离婚诉讼期间，刘吉娣即已知晓了9.5万元被张红娟付取的事实，然其之后却未以任何形式向张红娟主张权利，甚至在其也作为当事人的财产纠纷案件中也未予主张。刘吉娣、殷国良对于其二人陈述中以上种种明显违反生活常理的做法，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二人在本案中陈述的真实性令人难以信服。反之，张红娟的陈述合乎情理，不但有购车费发票等证据佐证，且与殷国良在离婚诉讼中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其陈述的可信度亦更高。综上，综合审理情况，依据证据规则并结合日常经验法则，原审认为，刘吉娣虽然是本案讼争存折账户的所有人，但其对存折资金的来源无法举证证明，亦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其对存折亦缺乏实际占有、使用、处分的物权权利，在得知存折资金转移后更未主张回复请求权。考虑到本案讼争9.5万元存款的存款行为人殷国良、存折账户所有人刘吉娣、存折占有使用人张红娟之间曾存在特殊身份关系，9.5万元的存、取款行为均发生在双方家庭关系存续期间，且刘吉娣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存款系其个人所有，故在张红娟与殷国良婚姻关系解除之后，作为殷国良之母的刘吉娣，以其享有对9.5万元存款的所有权为依据，向张红娟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吉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10元，减半收取1305元，由刘吉娣负担。上诉人刘吉娣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讼争的9.5万元存款系刘吉娣所有。讼争9.5万元存款系刘吉娣与殷文权（殷国良之父，2012年11月8日去世）辛劳所得，刘吉娣在2013年4月7日《中止诉讼申请书》中所称刘吉娣现在年老多病等情况，不等于2009年12月15日之前刘吉娣没有积蓄。刘吉娣没有将存款交给丈夫殷文权保管是因为殷文权年纪太大，记性不好；没有交给张红娟保管是因为当时与张红娟之间关系已逐渐疏远；交给儿子殷国良存在上海，是因为殷国良在上海工作，殷国良比较方便。至于为什么殷国良将该10万元分四次存入而非一次性存入，是殷国良的自由，与刘吉娣无关。殷国良从上海回到泰兴后，没有将刘吉娣的身份证和存折还给刘吉娣，是因为刘吉娣暂时尚未用到本案讼争的钱款，故刘吉娣没有向殷国良要。后来刘吉娣多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和执行异议，但是一直未有结果。（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民事案件之所以未提到本案中9.5万元，是因为主审法官要求与本案中无关的内容不做调解笔录。另外，张红娟与殷国良在案外达成了方案，即张红娟同意法院判决殷国良应给付的40万元，以张红娟、殷昭伊的名义在泰兴购房，首付由殷国良支付，贷款由殷国良按月偿还，房屋由张红娟选择，超过殷国良应给付的部分，由张红娟自行负担。庭审结束（调解协议达成）后，张红娟对与殷国良私下达成的方案反悔，故张红娟属于骗取民事调解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红娟称9.5万元是殷国良的额外收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殷国良的陈述印证了刘吉娣主张的事实，张红娟也未能证明其购买汽车的费用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2011）泰蒋民初字第0852号判决中，认定“原泰兴市泰兴镇星月城6幢402室的住房虽系殷国良婚前出资所购，但产权登记在殷国良和张红娟的名下，双方为共同所有人，不动产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该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该9.5万元登记在刘吉娣名下，却不认定上诉人对该9.5万元享有所有权。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张红娟未对家庭作出贡献，通过离婚诉讼，获取了本属于殷国良的房产，另外通过返还财产一案的诉讼，获得了安置房一套，另外隐匿了巨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违背社会道德。一审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而本案情况复杂，一审程序违法，另外，一审仅根据日常经验法则进行判决，而忽略了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张红娟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殷国良未答辩。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有新证据提供，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利。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核心要件在于一方获利是否属于没有合法根据，且损害了他人利益。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主张请求权存在的人，应就请求权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第一，关于刘吉娣是否曾在2009年将10万元交给殷国良代存的问题。基于刘吉娣与殷国良系母子关系，殷国良与张红娟已经离婚，关系恶化的事实，仅有刘吉娣和殷国良的陈述，不能认定刘吉娣曾经于2009年将10万元交给殷国良代存，对此事实，刘吉娣应负较为严格的证明责任，因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能认定刘吉娣曾经于2009年将10万元交给殷国良代存。第二，假设关于第一个问题，刘吉娣的主张是成立的，但存折上的9.5万元是否来自于刘吉娣交给殷国良的10万元需要进一步查明。殷国良将9.5万元存入银行，银行出具存折时，仅作形式审查，殷国良只需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和刘吉娣身份证，并要求登记在刘吉娣名下，银行就会出具储户名为刘吉娣的存折，并不要求刘吉娣本人到场，也不要求9.5万元必须来自于刘吉娣给殷国良的10万元，故9.5万元未必来自于刘吉娣交给殷国良的10万元，也不需要来自于刘吉娣交给殷国良的10万元，对存折上的9.5万元是否来自于刘吉娣交给无法查明，也没有必要查明，因为货币属于种类物，并非特定物。第三，货币的占有人即所有权人，货币的转移具有无因性，系一种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货币的原所有人不存在返还原物的权利，最多享有对非法占有人的债权。9.5万元现金存入银行后，其所有权即转移到了银行，存折仅仅作为向银行主张兑付的债权凭证，而非物权凭证。在取款时，殷国良，而且不限于殷国良，只需要提供存折、刘吉娣身份证和本人身份证，并能正确输入密码，银行就会履行兑付义务。存折作为债权凭证，持有该存折的人，才能真正享有要求银行向自己兑付9.5万元和利息的权利。刘吉娣主张自己的9.5万元受到损失，实质是主张自己对银行的9.5万元债权受到了损失，而本案中，刘吉娣并未控制债权凭证，债权凭证一直在殷国良控制，后又被殷国良连同刘吉娣的身份证给了张红娟，而殷国良将密码设置为张红娟知道的密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视为殷国良告知了张红娟密码，殷国良同意张红娟支配该9.5万元。本案中，张红娟取得该9.5万元有合法的依据，来自于该9.5万元的实际控制人殷国良的认可，排除了不当得利的成立。第四，如果上述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中，刘吉娣所有主张的事实均成立，实质是殷国良作为刘吉娣的代理人对刘吉娣的10万元实施了保管行为，并且代为储蓄，而对于储存到哪一家银行，刘吉娣并无特定要求，殷国良实际与刘吉娣之间是一种代理关系。在殷国良将9.5万元存折交给张红娟处分的情况下，殷国良即使损害了刘吉娣的权益，属于没有代理权限，或者超越代理权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殷国良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结合到本案中，如果刘吉娣的主张均成立，殷国良属于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且没有得到刘吉娣的追认，应由代理人殷国良因超越代理权限处分刘吉娣财产承担责任。转账行为发生时，张红娟与殷国良系夫妻关系，因刘吉娣系殷国良之母，张红娟称殷国良告知其存折上的钱并非刘吉娣的，而是殷国良的额外收入，张红娟的解释符合逻辑，根据一般常理，张红娟有理由相信殷国良的说法，故没有证据证明张红娟是明知的，以张红娟明知殷国良超越代理权限为由让张红娟与殷国良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道理。综上，基于以上分析，上诉人第一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2013）泰少民初字第0018号民事案件的调解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撤销也非本案应审查的范畴，故上诉人的第二条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案中，举证的责任在于刘吉娣，张红娟所称的讼争9.5万元属于殷国良额外收入的主张，原审法院并未认定，故上诉人的第三条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银行的登记与物权部分的登记并非同一类型的登记，银行仅是登记何人为储户，凡是持有储户身份证、存折、自己身份证、并能正确输入密码的成年人前来取款，银行均需要履行给付义务，故原审两份判决书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另外，张红娟对于原来的家庭是否有贡献，并非一定要用物质来衡量，张红娟是否违反社会道德，与本案无关，离婚之诉处理的是张红娟与殷国良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张红娟通过离婚之诉获得多少夫妻共同财产，与刘吉娣并无直接关系，故上诉人的第四条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案并无重大复杂之处，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原审也未发现有违反法律程序之处，故上诉人的第五条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之处，刘吉娣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0元，由上诉人刘吉娣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继元代理审判员  刘春生代理审判员  陆德昌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夏桂尧法律条文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