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锦武，男。 委托代理人：李江海，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大冲展旗工业区。注册号：440682000071974。 投资人：马文珠。 委托代理人：谢小芬，女。 原审被告：刘思韵，女。 委托代理人：李江海，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住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粤纺大厦****。注册号：440000000036077。 法定代表人：方建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孔庆璋、纪树雄，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锦武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以下简称谱新织造厂）、原审被告刘思韵、原审第三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谱新织造厂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之间长期存在布匹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3月17日，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11年11月15日，袁锦武尚欠谱新织造厂货款174182元。但双方对账后，袁锦武却拒不支付该笔货款。刘思韵与袁锦武是夫妻关系，并且一直实际参与袁锦武的经营活动，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等法律规定，刘思韵应当对袁锦武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谱新织造厂多次催讨货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袁锦武立即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货款174182元；2.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11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刘思韵对袁锦武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刘思韵、袁锦武承担。 袁锦武、刘思韵向原审法院答辩称：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经袁锦武介绍展开业务往来，初定由谱新织造厂按照广纺公司的要求向广州市晶纺制衣有限公司、悦和制衣厂、广州市花都区三泰彩印包装厂、广州市花都花东荣生泰服装厂提供布料进行加工生产。因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就付款方式不能达成一致，谱新织造厂于2011年8月12日向袁锦武、刘思韵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为促进业务的顺利开展，现货到厂验收合格或其他商议方式，先由刘思韵（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从私人账户汇款到我厂指定的（马泽峰，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上……待我厂开出17%的增值税票，广纺公司全额付款给我厂，我厂收到货款当天，以上发票全额款项由上述账号返还给刘思韵上述的账号，特此声明”。2011年8月23日，双方再签订《协议书》，再次确认上述内容。因此，广纺公司是实际收货人和付款人，袁锦武、刘思韵在此交易过程中只是起了牵线搭桥、垫付货款的作用，谱新织造厂起诉袁锦武、刘思韵要求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袁锦武、刘思韵于2011年8月至11月期间向谱新织造厂垫付了1183942元，谱新织造厂应当予以返还。 广纺公司向原审法院陈述称：广纺公司无须就本案向谱新织造厂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袁锦武、刘思韵应当依法向谱新织造厂偿还货款及利息。1.谱新织造厂的诉讼请求并未主张广纺公司承担责任，提供的证据也与广纺公司没有关联，广纺公司在本案中无须承担责任。2.广纺公司从未委托袁锦武、刘思韵代理广纺公司向谱新织造厂购买布料、代收布料、垫付货款，也从未在事后对该些行为进行追认。3.袁锦武、刘思韵提供的《委托送货说明》虽记载谱新织造厂受广纺公司委托送货之意思表示，但广纺公司从未委托谱新织造厂作该等行为，故应由谱新织造厂自行承担民事责任。4.袁锦武、刘思韵提供的《委托送货说明》的出具时间在先，而谱新织造厂提供的《马利布行对账单》的出具时间在后，后者非常明确表明了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刘思韵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广纺公司委托谱新织造厂送货或委托袁锦武、刘思韵垫付货款的事实。5.法院如果查明谱新织造厂、袁锦武、刘思韵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涉及广纺公司代为接受履行或是广纺公司代为履行之情形，也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进行判决，而不是将责任转移给广纺公司。 原审法院Dripdr基础上原在此原原原原原原审民带带经审理查明：谱新织造厂称其向袁锦武供应布料，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3月17日，双方对账，袁锦武确认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欠谱新织造厂货款174182元。对此，谱新织造厂提交送货单、退货单、对账单、协议书、汇款凭证予以证明。其中，送货单的客户处分别为“袁锦武发广州市晶纺制衣有限公司”、“袁锦武发悦和制衣厂”、“袁锦武发三泰彩印包装厂”等。对账单的客户处为“袁锦武”，记载了“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欠我行174182元”字样，落款处有谱新织造厂盖章及袁锦武签名。协议书内容为：甲方袁锦武、乙方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丙方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约定甲方在乙方所定做的布委托广州市晶纺制衣有限公司、悦和制衣厂、广州市花都区三泰彩印包装厂、广州市花都花东荣生泰服装厂四家工厂签收货物，货物签收后，款项由甲方指定的刘思韵（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从私人账户汇款到乙方指定的马泽峰（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上。待乙方开出17%的增值税票给予丙方后，且丙方全额付款给予乙方，乙方收到货款后，以上发票款项由马泽峰（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返还给刘思韵（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该协议书落款处有甲方袁锦武签名及谱新织造厂签章，但没有丙方的落款。 袁锦武、刘思韵对谱新织造厂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广纺公司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袁锦武签署对账单的本意是袁锦武、刘思韵已经代广纺公司垫付了1000000余元货款，为了双方核对袁锦武、刘思韵已经垫付的款项才签名，剩余的拖欠的货款应当由广纺公司承担。对此，袁锦武、刘思韵提交了承诺书、协议书、付款凭证、委托送货说明、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协议书与谱新织造厂提交的一致，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分别签订于2011年9月25日及2011年10月16日，供方为谱新织造厂，需方为广纺公司，交易金额为89515元及101628.54元。 谱新织造厂对袁锦武、刘思韵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谱新织造厂一直以来与袁锦武联系，送货地点及收货人等均为袁锦武指定，委托送货说明也是袁锦武、刘思韵称以便向广纺公司请款而拿给谱新织造厂盖章，而产品购销合同也是袁锦武、刘思韵交给谱新织造厂的，当时袁锦武、刘思韵称这些货物是广纺公司要的，货款也是由广纺公司支付的。 广纺公司对谱新织造厂、袁锦武、刘思韵双方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确认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但认为该两笔交易与本案无关。对其余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些证据均与广纺公司无关，其从来没有委托袁锦武、刘思韵垫付货款。 以上事实，有谱新织造厂提交的送货单、退货单、对账单、协议书、汇款凭证，袁锦武、刘思韵提交的承诺书、协议书、付款凭证、委托送货说明、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收货单、增值税发票、转账单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袁锦武主体是否适格，应否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货款；二、刘思韵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焦点一，第一、从谱新织造厂提交的送货单的形式看，送货单的客户处均注明“袁锦武”，收货人为袁锦武指定收货的几家公司的员工，双方对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亦没有异议。第二、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在2012年3月17日进行对账，对账单客户处为“袁锦武”，也明确记载了“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结欠我行174182元”的字样，内容清晰，且对账日期在送货及付款之后，并有袁锦武的签名确认。虽然袁锦武主张其在对账单上签字仅是为了确认其为广纺公司垫付了1183942元的事实，但对此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本案中的证据唯一涉及广纺公司的是两份购销合同及对应的付款记录、税票，但该些证据显示的货款数额、交易时间与案涉交易的总额、时间不相符，并不能证明案涉交易的主体为广纺公司，而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的对账在后，即使该两笔交易包含在对账单中，也不能证明广纺公司为全部交易的相对方。第四、虽然谱新织造厂出具了承诺书及谱新织造厂、袁锦武、刘思韵双方签订了协议书，但上述文件并没有广纺公司的签章，对广纺公司没有约束力，并不能证明广纺公司就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在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均否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广纺公司的情况下，袁锦武、刘思韵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广纺公司才是适格被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广纺公司委托垫付货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袁锦武、刘思韵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袁锦武与谱新织造厂对账的行为已经明确了其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袁锦武主体适格，故谱新织造厂要求袁锦武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了案涉交易的主体为谱新织造厂及袁锦武，根据原则，谱新织造厂要求刘思韵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袁锦武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货款1741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2012年3月18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用4106元、保全费1391元，均由袁锦武承担。 袁锦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真实交易方为广纺公司。1.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需方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广纺公司也盖章予以确认；两份《送货单》上客户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两份增值税发票显示购货单位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销售单位为谱新织造厂。2.袁锦武提交的两份证据《中国银行汇款凭证》的汇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2日和2011年11月15日，汇款金额分别为100000元和90416元，这与谱新织造厂提供的证据《对账单》中数据一致。一审庭审中，谱新织造厂也承认这两笔款项系广纺公司支付，虽然广纺公司拒绝承认交易与其无关，但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该组证据也可以证明《对账单》中“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3日”的交易主体系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而广纺公司仅支付了“10月27日”的货款人民币90416元，谱新织造厂应当向广纺公司主张剩余货款。3.《承诺函》、《协议书》和《委托送货说明》是谱新织造厂向袁锦武做出的还款承诺，有谱新织造厂盖章和指定收款人马泽峰签名。观其内容可确定以下几点：第一，谱新织造厂明确知道与其交易的是广纺公司，谱新织造厂在一审中否认广纺公司系本案的交易相对方纯属狡辩，不值得采信。第二，谱新织造厂承诺收到广纺公司的货款后，须将款项退还给袁锦武，该承诺并没有约定任何广纺公司的权利义务，广纺公司没有盖章并不影响谱新织造厂履行其退款的义务。综上，袁锦武在一审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广纺公司是本案的交易主体，在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袁锦武是交易相对方属于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没有辨清袁锦武垫付款项的性质，错判案件。《承诺函》和《协议书》的内容非常明确：谱新织造厂向袁锦武承诺：“待我厂开出17%的增值税票，广纺公司全额付款给我厂，我厂收到货款当天，以上发票全额款项由上述帐号返还给刘思韵上述帐号。”上述内容表明，袁锦武为了促成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的交易，在谱新织造厂作出书面承诺后，同意将与货款相当的金额先汇至谱新织造厂指定的银行账户，谱新织造厂收到广纺公司给付的货款后，再将款项退回给袁锦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承诺函》和《协议书》没有免除广纺公司的付款义务，袁锦武并不是代广纺公司垫付货款。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受第三人委托垫付货款的事实”，没有辨清袁锦武垫付款项的性质，将袁锦武接受谱新织造厂的承诺汇款错认为需要广纺公司的委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对账单》和《承诺函》、《协议书》相矛盾，违反常理。要明辨是非，须全面了解事实真相。根据《承诺函》、《协议书》的内容可以得出，谱新织造厂承诺收到广纺公司的货款后将款项全部退还给袁锦武，在此法律关系中，对袁锦武负有还款责任的是谱新织造厂。而除《对账单》外，谱新织造厂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说明袁锦武是如何从债权人转换成债务人的。按正常逻辑，袁锦武从促成交易的人转换成实际交易的主体，这个过程的发生必然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的转换，而谱新织造厂并没有对该转换进行任何的解释和提供任何的资料。一审法院忽视这一极端矛盾、违反常理的情况，不认可袁锦武签字确认其向谱新织造厂汇款1183942元的真实合理的意思表示，明显偏袒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事实的真相是，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恶意串通，侵犯袁锦武的合法权益。袁锦武已经着手准备材料，向有关部门举报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的违法行为。四、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的其他相关事实。1.我方提交的证据2011年10月28日和2011年11月3日《送货单》中的客户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的形式看，送货单的客户处均注明“袁锦武””，存在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认定“收货人为被告袁锦武指定收货的几家公司的员工，双方对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亦没有异议”明显错误。第一，袁锦武系收到谱新织造厂提供的《送货单》和《委托送货说明》后按《承诺函》《协议书》的约定汇款给谱新织造厂，袁锦武并没有去现场核实；第二，根据《协议书》系广纺公司指定了收货公司，只需广纺公司确认收货即可，袁锦武无权也无义务代广纺公司去确认收货；第三，《送货单》并没有收货单位的盖章，也不是《协议书》指定人员的签字，一审法院不经任何调查就依此认定是员工收货，非常不严谨。3.本案多份证据均可证明广纺公司系真实的交易相对方，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的证据唯一涉及第三人的是两份购销合同及相对应的付款记录、税票”存在明显错误；认定“在原告与第三人均否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第三人的情况下，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才是适格被告”也存在明显错误。4.袁锦武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税票》《付款凭证》均与《对账单》上的金额、交易时间相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但该些证据显示的货款数额、交易时间与案涉交易的总额、时间不相符”也明显与事实不符。5.一审法院认定“即使该两笔交易包含在对账单中，也不能证明第三人为全部交易的相对方”属于不负责任的错误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谱新织造厂所主张正好是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一审法院在不经过计算和对相关证据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在第三人两次开庭均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轻易作出结论，明显偏袒谱新织造厂和广纺公司。综上，所有证据均表明广纺公司系本案的真实交易相对方，其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承诺函》与《对账单》存在明显矛盾的证据，没有进行充分论证和全面查明事实，武断的将袁锦武确认其向谱新织造厂汇款人民币1183942元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为是确认欠款，该认定明显与本案的事实不相符。请求：1.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779号号民事判决；2.改判为驳回谱新织造厂的所有诉讼请求，或查明事实后，判决由广纺公司承担付款义务；3.判决谱新织造厂承担一审及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谱新织造厂向本院答辩称：袁锦武因出口成衣的需要，找到谱新织造厂，希望向谱新织造厂购买布料，由其自行寻找加工厂加工成成衣，然后委托出口代理商将成衣出口给境外的客户。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达成合作意向时约定：袁锦武先向谱新织造厂支付定金380000元，然后谱新织造厂根据袁锦武的订单送货，货款先在定金中扣除，待袁锦武收到货后再将货款支付给谱新织造厂，填平定金中扣除的货款，即定金380000元不变。因为合作后期袁锦武拖欠货款，所以才有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对帐后由袁锦武亲笔签名确认的《对帐单》。本案的所有书面材料均是袁锦武拿来给谱新织造厂签的。第一、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是袁锦武拿给谱新织造厂，并称这两批货是广纺公司要的，这两批货的货款也由广纺公司直接支付给谱新织造厂，所以袁锦武没有将这两批货的货款支付给谱新织造厂。谱新织造厂根据袁锦武的要求送货后，确实收到了广纺公司支付的该两批货的货款。上述两批货的《送货单》上客户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袁锦武、三泰彩印包装厂”，而不是袁锦武所称的只是“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两份增值税发票也是谱新织造厂应袁锦武的要求开出的。所以，无论是袁锦武所称的两个批次的交易，还是本案其他批次的交易，真实的交易方均是袁锦武。退一万步来说，如果非要认定广纺公司是交易方，也只限于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两个批次，袁锦武以此推定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之前所有批次的交易方均是广纺公司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第二、关于2011年11月2日和2011年11月15日两份《中国银行汇款凭证》，印证了袁锦武拿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给谱新织造厂时的说法，谱新织造厂依约将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货送出后（其中谱新织造厂于2011年10月28日送的货就是2011年9月25日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货；于2011年11月3日送的货就是2011年10月16日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货），确实收到了由广纺公司支付的货款。所以上述两笔款支付的是2011年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袁锦武却凭空捏造说是支付2011年10月27日的货款，试想，钱是广纺公司支付的，其支付当然是其要的货的货款，不会无缘无故帮袁锦武支付货款。第三、《承诺函》确是谱新织造厂向袁锦武做出的还款承诺，但还款的前提是：袁锦武已经向谱新织造厂支付了货款，且谱新织造厂收到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上的购货单位支付的货款。《协议书》不仅约定了谱新织造厂的还款承诺，还约定谱新织造厂所送的货均是袁锦武在谱新织造厂处所订的货及袁锦武指定的收货人，袁锦武说《协议书》只约定了谱新织造厂的还款承诺只是袁锦武断章取义罢了。《委托送货说明》是因为袁锦武要求谱新织造厂配合其向广纺公司请款，所以谱新织造厂才盖章出具的。自本案的交易开始，由始自终，谱新织造厂均只是面对袁锦武，谈合作意向时是与袁锦武谈的，订货合同是袁锦武拿给谱新织造厂的，送货地址和收货人是袁锦武指定的，货款也是由袁锦武支付的，所以，袁锦武是本案的交易方，不可能是谱新织造厂从未与其沟通洽谈过的广纺公司。第四、袁锦武口口声声说其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垫付款项的性质，但又说不出替谁垫付，按照袁锦武的说法广纺公司是本案的交易方，那么袁锦武应当就是替广纺公司垫付款项，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广纺公司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委托过袁锦武代其垫付过款项，而且袁锦武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表示其并不是代广纺公司垫付货款。第五、《对帐单》和《承诺函》、《协议书》均是在袁锦武与谱新织造厂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签订的，且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袁锦武就是本案的交易方。谱新织造厂在《承诺函》和《协议书》中确实承诺还款，但是还款的前提是：谱新织造厂已经收到袁锦武支付的货款。袁锦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债权人，袁锦武在谱新织造厂处所订的货的货款不是支付完全，谱新织造厂按袁锦武的要求开出增值税发票后不能收到按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支付的款项。按照袁锦武的说法，难道谱新织造厂向袁锦武送了货，不但没有收到货款，反而还要将货款还给袁锦武。综上所述，袁锦武就是本案的交易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袁锦武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广纺公司向本院陈述称：一审查明事实正确，请维持原判。2012年3月17日对账单是时间中最后一份证据，证据明确袁锦武欠谱新织造厂174182元的事实，本案事实上是一个结欠货款，袁锦武和谱新织造厂确认其真实性，袁锦武应该向谱新织造厂结算174182元。 刘思韵未向本院提出陈述。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袁锦武一方通过速递公司（2014年2月24日交邮）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查谱新织造厂账户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资金流水，以查明广纺公司是否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过两笔款项。 本院认为：袁锦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谱新织造厂的所有诉讼请求，或改判广纺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袁锦武在2012年3月17日对账单签名确认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结欠174182元，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判决袁锦武支付货款1741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袁锦武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并非债务人，在对账单上签名并非确认欠款，但未能提出足以反驳2012年3月17日对账单的证据，原审依据袁锦武签名确认的2012年3月17日对账单所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调查取证申请应当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袁锦武二审期间申请调查谱新织造厂账户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资金流水，已超过举证期限，依法不应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袁锦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谱新织造厂的所有诉讼请求，或改判广纺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袁锦武与广纺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袁锦武可另行要求处理。综上，袁锦武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212元，由袁锦武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潮辉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梦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