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辽民三终字第00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法定代表人：韩仲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作贤，辽宁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京宾，辽宁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海洋大学（原大连水产学院）。住所地：大连市。法定代表人：姚杰，校长。委托代理人：汪德洪，大连海洋大学纪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徐长胜，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住所地：大连市。负责人：李俊，组长。委托代理人：王震宇，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大连海洋大学（以下简称海洋大学）诉原审被告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阳渔业公司）、大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以下简称水产清算组）转移船舶行为无效、返还非法占有船舶及赔偿损失纠纷一案，大连海事法院于2007年9月23日作出（2006）大海事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和（2006）大海事初字第205号民事裁定，海洋大学不服上述判决和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5月19日作出（2008）辽民四终字第22-1号、22-2号两份民事裁定，撤销（2006）大海事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撤销（2006）大海事初字第205号民事裁定，指令大连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大连海事法院于2011年12月19日作出（2008）大海事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三阳渔业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阳渔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朱作贤，被上诉人海洋大学委托代理人汪德洪、徐长胜，原审被告水产清算组委托代理人王震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0年7月20日，海洋大学与大连水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产集团）签订了“渔船租赁合同”，约定海洋大学将其新建的两艘8154型渔轮“水院1号”、“水院2号”租予水产集团，年租金80万元人民币，租期10年，租期届满，水产集团应保持船舶正常的适航能力和生产能力将船舶归还。1990年12月25日，大连渔港监督局颁发了船舶所有权人为大连水产供销公司，船名为“大远渔107（DaYuanYu107）”、“大远渔108（DaYuanYu108）”，船舶登记号为100222、100223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国籍证书。1991年1月3日，海洋大学向水产集团交付了两船。1992年6月24日，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下属的华联公司签订了关于“渔船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载明：海洋大学理解水产集团与摩洛哥方面采取的以渔船作价的卖方信贷合作方式，但在合作期满后，水产集团应负责将海洋大学的船舶按原合同要求从摩洛哥方面收回交予海洋大学，若海洋大学要求将旧船作残值处理，水产集团应予以协助；协议还约定，从1993年起，如海洋大学不派实习生，由水产集团付给海洋大学每年租船费19万美元。1999年1月24日，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签署了会议纪要，确认原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继续有效。合同期满后，水产集团未返还两船，支付租金，海洋大学于2001年1月向大连海事法院对水产集团提起诉讼，要求水产集团支付到2001年1月3日止的租金2931000元人民币及滞纳金2289462元人民币，给付自2001年1月3日至开庭审理之日的租金207360元人民币及直至实际还船之日止按每日4320元计算的租金，并要求水产集团返还两船。2001年6月，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01）大海法商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水产集团向海洋大学支付租金2931000元人民币及滞纳金556645元人民币；水产集团在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在大连港向海洋大学交付上述两船；驳回海洋大学关于合同期满后至实际还船期间租金的请求。2003年6月，海洋大学以（2001）大海法商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海洋大学关于合同期满后至实际还船期间租金的请求错误为由，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再审。2004年1月，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03）大海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水产集团向海洋大学支付租金2931000元人民币及滞纳金556645元人民币，并判决水产集团在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在大连港向海洋大学交付上述两船，还判决水产集团向海洋大学支付合同期满后至实际还船期间租金1015963元人民币（2001年1月4日至2001年8月31日）。2004年6月18日，本院作出（2004）辽民四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上述判决。1992年8月14日，远洋渔业公司成立，其为水产集团组建的全资子公司。2003年11月10日，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作为出售方与韩仲苇、杨万宝、李雅文、郭莉、胡镇才、勇铭、于德海、刘秀年作为购买方签订了出售协议书，约定由购买方出资认购远洋渔业公司，出售方与购买方均对大连水产集团远洋渔业公司经资产评估审核后的净资产负316.71万元予以认可，同意以协议方式按零值价格出售和购买，企业出售后购买方共同出资将远洋渔业公司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建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承继原企业的债权债务。2003年11月28日，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大体改办发（2003）68号文件，同意远洋渔业公司以协议方式按零值价格出售给韩仲苇等人；同意远洋渔业公司出售后由韩仲苇等共同出资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改建后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有限公司承继；所属中外合资企业大连利宇来食品有限公司、摩洛哥贝鲁玛－利道拉渔业有限公司和喀麦隆凯隆渔业有限公司的国有股股权同时进行变更。2004年9月23日，海洋大学向大连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以2003年11月17日，海洋大学与远洋渔业公司及水产集团达成《关于承担大连水产学院水院一号、二号两条租赁船舶债务的协议》，约定由远洋渔业公司承担水产集团对海洋大学的后续债务和责任为由请求裁决三阳渔业公司向海洋大学支付租金损失4808608元人民币。大连市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8月2日作出（2004）大仲字第249号裁决书，认为该债务转移的协议依法未成立，驳回了海洋大学的仲裁请求。后海洋大学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仲裁裁决，2005年12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大民特字第75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海洋大学撤回其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2004年10月13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西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水产集团破产，海洋大学于2005年2月2日递交了破产债权申请书，申报债权1942198元人民币，并要求返还船舶。原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2008年5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辽民四终字第22-2号民事裁定认为：海洋大学此次要求三阳渔业公司返还船舶的诉讼与其曾提起的要求水产集团返还船舶的诉讼，诉讼主体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和海洋大学曾以其与水产集团、远洋渔业公司达成协议，约定涉案船舶的后续债务和责任由水产集团转移到远洋渔业公司为由，向大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三阳渔业公司支付2001年9月1日至2004年9月22日的租金损失4808608元人民币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提起，请求也不完全一致，不属于同一纠纷。（2008）辽民四终字第22-2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大连海事法院据此对本案中该类程序问题不再审理，仅就实体争议进行审理。（二）海洋大学对涉案船舶始终具有所有权。原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进行了认定：1、涉案船舶系由国家拨款给海洋大学于1989年建造的；2、1990年7月20日，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签订了《渔船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海洋大学将涉案船舶出租给水产集团使用，租期10年，合同第四条并载明：“乙方（水产集团）将尊重和保证甲方（海洋大学）对船舶的所有权”；1990年12月25日，涉案船舶在大连渔港监督局登记所有人为大连水产供销公司（该公司为水产集团下属的核心企业，当时与水产集团合署办公）；3、1991年2月7日，大连渔港监督局颁发了上述两船的注销证书，该证书注明的注销原因为“参加合作”；4、1992年6月24日，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下属的华联公司签订了关于“渔船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载明：海洋大学理解水产集团与摩洛哥方面采取的以渔船作价的卖方信贷合作方式，但在合作期满后，水产集团应负责将船舶按原合同要求从摩洛哥方面收回交予海洋大学，若海洋大学要求将旧船作残值处理，水产集团应予以协助；5、2002年5月31日，辽宁省渔港监督局向海洋大学颁发了涉案船舶的所有权证书；6、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辽民四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涉案船舶属海洋大学所有。原审法院认为：海洋大学经国家拨款建造了涉案船舶后，即取得了船舶所有权，该权利非因海洋大学的意思表示和法律规定不能发生变更，而且，该权利具有排他性，非权利人欲在已存在权利人的物上取得所有权也必须与原权利人达成合意或依据法律规定。本案中，海洋大学取得船舶所有权后，从未有转让船舶的意思表示。即使曾有过船舶所有人登记为他人和注销登记的事实发生，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事实的发生是基于海洋大学欲转让船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更何况，于我国法律规定来说，船舶登记产生的仅仅是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所有权的公示效力；于船舶经营管理实务来说，在诸如光船租赁合同等情形下，为经营管理船舶的需要，将船舶所有人登记为非真正所有人（如船舶承租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三阳渔业公司主张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华联公司）的补充协议可以证明海洋大学对船舶转让认可一节，原审认为：从该协议的内容看，海洋大学仅仅是“理解水产集团与摩洛哥方面采取的以渔船作价的卖方信贷合作方式”，并不能证明海洋大学此前即知悉并同意转让船舶，而且三阳渔业公司、水产清算组也没有充分说明“以渔船作价的卖方信贷合作方式”的表述等同于船舶转让，更为重要的是，海洋大学在该协议中明确表示“在合作期满后，水产集团应负责将海洋大学的船舶按原合同要求从摩洛哥方面收回交予原告海洋大学”，这显然是海洋大学保留船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三阳渔业公司关于海洋大学同意船舶转让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阳渔业公司还主张，摩洛哥利道拉公司在支付了船舶价款后取得了船舶所有权。原审认为，首先，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海洋大学及水产集团对这一主张不予认可；2、虽然三阳渔业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其所谓经公证认证的利道拉公司的《证明》用以证明此主张，但该证据从形式上，并未经过法定机关认证，从公证内容上，也仅仅是对《证明》译文的正确性给予了公证，从证明主体来看，利道拉公司与水产集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缺乏转让合同及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仅凭利道拉公司的书面《证明》不足以证明利道拉公司支付了价款。其次，三阳渔业公司的这一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当时并未规定善意取得的法律制度，虽然现已生效的物权法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该法并不具有溯及力，且即使依据该法规定，事实上也无法证明利道拉公司具有善意且支付了对价。综上所述，海洋大学没有转让船舶的意思表示和转让船舶的法律事实发生，海洋大学对涉案船舶始终具有所有权。（三）三阳渔业公司侵犯了海洋大学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进行了认定：1、2007年3月13日，三阳渔业公司将涉案船舶之一“大远渔107（水院一号）”船向辽宁渔港监督局申请登记在自己名下；2、自2003年三阳渔业公司由远洋渔业公司改制成立至今，涉案船舶的远洋渔业作业申报均是三阳渔业公司向主管机关申请，并经主管机关确认；3、自2006年至今，涉案船舶的燃油补贴也均是三阳渔业公司申领；4、三阳渔业公司多次以船舶所有人的名义向有关机关申请涉案船舶的检验并申办有关船舶证书。原审法院认为：上述事实表明，三阳渔业公司自2003年改制成立以来，始终对涉案船舶占有、使用并收益，这些行为在缺乏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构成对海洋大学所有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阳渔业公司辩称其从利道拉公司合法买回“大远渔107”船，但此种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即使依照物权法，三阳渔业公司也未证明其船舶所有权的取得符合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和“支付对价”这两个条件：三阳渔业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一直分别在水产集团、远洋渔业公司、三阳渔业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其应当知道生效判决已经判令水产集团应当向海洋大学返还涉案船舶，因此，即使是“买回”了船舶，也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善意”，更何况三阳渔业公司并未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船舶价款。至于侵权的起始时间的问题，根据（2004）辽民四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时间为2004年8月11日），水产集团应于该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海洋大学返还船舶。当时水产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韩仲苇，而韩仲苇同时也是三阳渔业公司改制成立后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出资人（占公司出资额的55%），因此，三阳渔业公司至少在这个时候就应当已经知道不应再占有、使用涉案船舶，故三阳渔业公司的侵权时间应认定为2004年9月11日。海洋大学要求三阳渔业公司自2001年9月1日起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海洋大学请求比照租船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的租金（每年19万美元）确定船舶被占用期间的损失，并无不当，而且证据表明涉案船舶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三阳渔业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反驳海洋大学的主张，原审对海洋大学的此项请求予以支持。而水产集团在三阳渔业公司成立以后，未再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船舶，水产清算组更没有侵权行为，因此，海洋大学要求水产清算组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三阳渔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在大连港向海洋大学返还船舶“大远渔107（水院一号）”、“大远渔108（水院二号）”；二、三阳渔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海洋大学船舶被占有期间的损失人民币8565511元（此金额为自2004年9月11日起至2011年12月19日止期间的损失，此后的赔偿金额按照每年人民币1178000元的标准计算至船舶实际返还之日止）；三、驳回海洋大学对水产清算组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海洋大学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35元、其他费用200元、保全费1520元（大连海洋大学均已预交），由三阳渔业公司负担。上诉人三阳渔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三阳渔业公司没有侵权。大远渔107虽然是原水院一号船舶，但是此船是三阳渔业公司于2004年以31万美元从利道拉公司合法购买的；大远渔108不是原水院二号船舶，原水院二号船舶已经由摩洛哥贝鲁玛-利道拉有限公司购买，船名为WIDAD2，三阳渔业公司无法返还。2、原判认为海洋大学对涉案两船舶始终具有所有权是错误的。涉案两船舶曾登记在摩洛哥贝鲁玛-利道拉有限公司名下之后，船旗（国籍）也已经由中国籍变化为摩洛哥籍，摩洛哥贝鲁玛-利道拉有限公司成为其所有权人，大连海洋与渔业局也证明远洋渔业公司改制时涉案两船的所有权属于摩洛哥公司。3、本案是由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之间渔船租赁合同引发的纠纷，三阳渔业公司与水产集团无关，不应该按照租金标准赔偿海洋大学占用期间的损失。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用以及其他法律费用由海洋大学承担。被上诉人海洋大学答辩称，原审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水产清算组认为，应当驳回海洋大学对水产清算组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举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大连水产学院在二审期间名称变更为大连海洋大学。2、1999年10月26日，水产集团函商海洋大学：提前终止渔船租赁合同，将水院一号、二号两条渔船从贝鲁玛公司拨离出来后移交，由海洋大学自找出路，自己经营。水院一号、二号从贝鲁玛公司拨离后，水产集团同摩洛哥合作伙伴协商解决双方的后期遗留问题。3、2003年11月17日，海洋大学为防止大连水产集团所欠债务悬空，要求远洋渔业公司及改制后分立或合并的法人承担由水产集团转移的水院一号和二号的债务，并起草了一份协议书。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将这份协议书交给远洋渔业公司，并要求，如果其不签此协议，企业改制的批复便不能签发。远洋渔业公司在签字盖章的同时手写添加了：“乙方（远洋渔业）在履行本协议条款中，仅代替丙方（水产集团）承担法院对丙方应承担的债务所做出的最终裁决的责任。”2003年11月28日，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大体改办发（2003）68号文件，批准了远洋渔业公司以协议方式按零值价格出售给韩仲苇等人；同意远洋渔业公司出售后由韩仲苇等共同出资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改建后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三阳渔业公司承继，所属中外合资企业大连利宇来食品有限公司、摩洛哥贝鲁玛－利道拉渔业有限公司和喀麦隆凯隆渔业有限公司的国有股股权同时进行变更。4、中国渔业船舶检验局大远渔108号法定检验报告（2005年12月）记载，其船长38.56米，宽度7.6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284吨，净吨位85吨，安放龙骨日期1989年12月1日，建成日期1990年12月20日，船主为大连三阳渔业公司。中国船舶检验局渔船分局大远渔108（水院二号）渔船记录和检验报告（1990年12月）记载，船长38.56米，宽7.6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284吨，净吨位85吨，安放龙骨日期1989年12月1日，建成日期1990年12月20日。以上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水产集团与海洋大学间的信函、中国渔业船舶检验局船舶检验报告、渔船国籍证书、渔船注销证书、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相关文件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我国法律对民事活动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亦受此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1989年，海洋大学用国家所拨款项委托他人建造水院一号、水院二号两艘船舶，海洋大学以合法方式原始取得水院一号、二号两艘船舶所有权。我国《海商法》对船舶所有权的消灭原因未作任何规定，因此，民法关于物权消灭原因的一般规定适用于船舶所有权。结合民法物权消灭的理论，除公法上的没收、征用、捕获等原因以及民法上的混同、抛弃等原因外，导致船舶所有权消灭的原因主要表现为船舶灭失、船舶转让、船舶被法院拍卖。本案中，涉案船舶并不存在没收、征用、捕获、抛弃、混同及船舶被法院拍卖等情形。海洋大学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其原始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后，始终没有作出过放弃该权利的意思表示，从未实施过船舶转让的行为，船舶亦没有灭失，在涉案船舶没有被及时归还后，其一直通过诉讼和其他合法途径主张其船舶所有权。而三阳渔业公司主张经海洋大学同意，涉案船舶已经转让给了摩洛哥利道拉公司，从而导致海洋大学所有权消灭。对此主张，正如原审所作的认定：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海洋大学始终没有转让船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尽管涉案船舶所有人登记曾发生变更，但我国船舶登记产生的仅是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并非所有权的公示效力；三阳渔业公司提供的摩洛哥利道拉公司购买船舶的《证明》在证据形式上未经法定机关认证，在公证内容上仅仅是对《证明》译文的正确性给予公证；从证据主体上，利道拉公司与水产集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缺乏转让合同及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仅凭利道拉公司的书面《证明》不足以证明利道拉公司支付了价款。此外，三阳渔业公司还主张大连海洋与渔业局证实远洋渔业公司改制时涉案两船舶的所有权属于摩洛哥公司，但该份证明既不具有消灭海洋大学对涉案船舶享有所有权的法定效力，又与大连市政府要求三阳渔业公司承继水产集团与海洋大学关于水院一号、二号有关债务的意思表示相矛盾，故此份证据不应予以采信。鉴于三阳渔业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海洋大学对涉案船舶所有权被依法消灭，原审关于海洋大学具有涉案船舶所有权的认定应当予以支持。三阳渔业公司自认现在的大远渔107是原来水院一号，但主张现在的大远渔108不是原水院二号。本案中，双方提供的原水院二号和现大远渔108船舶登记信息表明，现有大远渔108和原水院二号船舶的建造日期相同、主要尺寸相同、性能参数等完全一致。而三阳渔业公司所提供的域外证据，既没有证明现在的WIDAD2就是原水院二号，也没有被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我国使领馆仅对译文与原文一致进行了认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原审对三阳渔业公司提供的域外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三阳渔业公司所占有的大远渔108是原水院二号船舶，三阳渔业公司主张大远渔108不是原水院二号船舶的观点，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阳渔业公司主张其于2004年基于购买行为，善意取得大远渔107船舶所有权，但并未举证证明大远渔108的合法来源。按照我国民事法律的要求，善意取得必须符合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转让价格合理、受让物依法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对于受让人的“善意”必须满足不知道出卖人无权处分，并且相信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要求。本案中，三阳渔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韩仲苇一直分别在水产集团、远洋渔业公司、三阳渔业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三阳渔业公司应当知道海洋大学与水产集团关于水院一号、二号船舶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应当知道人民法院判决水产集团要将涉案船舶返还海洋大学的情况，应当知道利道拉公司无权处分涉案船舶，涉案船舶所有权属于海洋大学，而非摩洛哥利道拉公司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阳渔业公司是向摩洛哥利道拉公司“买回”了船舶，也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善意”。原审以海洋大学从未有过转让涉案船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船舶登记不具有所有权变动效力、三阳渔业公司未提供支付对价的有效证据、不构成善意取得为法律依据，认定海洋大学对涉案船舶具有所有权，符合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水产集团因与海洋大学船舶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占用涉案船舶，并将船交由其子公司远洋渔业公司实际经营。水产集团与海洋大学于1992年补充约定，水产集团与摩洛哥方面合作期满后，水产集团负责将海洋大学的船舶按原合同要求从摩洛哥方面收回交予海洋大学，又于1999年向海洋大学表示可以将水院一号、二号两条渔船从贝鲁玛公司拨离出来后移交，水产集团同摩洛哥合作伙伴协商解决双方的后期遗留问题，表明水产集团与海洋大学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此后，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03）大海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作出（2004）辽民四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三阳渔业公司作为远洋渔业公司的承继者以及船舶实际使用人，均应负有返还争议之船舶的义务。由于三阳渔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合法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其仍然占有和使用争议之船舶缺乏相应依据，应当向海洋大学返还船舶，并负相应责任。同时，原审法院参照海洋大学和水产集团之间的合同，认定以年租金作为三阳渔业公司因占有船舶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标准，并无不妥。故对三阳渔业公司提出的相关船舶无法返还和原审判决认定赔偿标准不合理，以及水产清算组主张驳回海洋大学诉讼请求等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35元，由上诉人大连三阳渔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屈 昕代理审判员  陈洪军代理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彭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