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06行初221号原告张加安。委托代理人肖珍，系原告张加安儿媳。委托代理人王增松，系原告张加安表兄弟。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何支刚，该县县长。出庭负责人韩飞，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崔毅，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任海军，贵州仁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少荣，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罗小英，铜仁市人民政府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干部。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一组。负责人张珍堂，该组组长。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二组。负责人张珍永，该组组长。第三人张献武。委托代理人赵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张加安诉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沿河县政府）、铜仁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一案，于2018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加安及其委托代理人肖珍、王增松，被告沿河县政府出庭负责人韩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崔毅、任海军，铜仁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小英，第三人张献武及其委托代理人赵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加安诉称，一、沿河县政府的沿府行决字[2016]18号《行政案件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8号处理决定）依据的证据是第三人张献武伪造的，第三人张献武将《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上的亩数登记的“2”亩改成“20”亩。沿河县政府听信第三人张献武的一面之词，仅凭第三人张献武提供的伪造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来认定涉案林地使用权归第三人张献武所有，显然处理结果严重显失公平。二、沿河县政府1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沿河县政府在未查清张献武林权登记申请表中附图标注的“上粪田”与争议地是何关系的情况下，决定争议地“上粪田（又名上付田）”为淇滩镇塘华一组所有，认定张献武提供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能作为主张争议地权属的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认为：（一）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张献武提供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已不具备法律效力，以其作为主要依据显然错误；（二）沿河县政府认定岩形是张献武和张加安林地的边界线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张加安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真实合法有效。三、沿河县政府在确权期间未按照张加安的申请组织听证和对第三人张献武提供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上所记载的“20”亩中数字“0”书写的时间和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程序违法。四、沿河县政府的18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五、铜仁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的铜府行复决字（2018）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7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铜仁市人民政府的47号复议决定和沿河县政府的18号处理决定；2、责令沿河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张加安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2、47号复议决定；3、18号处理决定；4、铜府行复决字[2017]28号。证明（1）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发生争议这一事实；（2）本案第三人向沿河县政府提起行政处理申请；（3）沿河县政府作出了可诉的行政行为；（4）本案原告及第三人对沿河政府18号行政行为提出复议，铜仁市政府作出两个相反的可诉的且已经被诉的行政行为。被告沿河县政府辩称，一、本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协商调解解决，但听证处理林权争议不是必经程序。二、本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原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有明显的伪造嫌疑，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本府认为，该证所填面积虽有嫌疑，但四至清楚，且与争议地现场高度吻合，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在该证的四至记载中并无伪造嫌疑，故本府对第三人主张权利依据的证据予以采信。（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充分，且相互衔接。第三人持有《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是林业“三定”时期政府颁发的凭据，该证登记的地块名称、四至界线与争议地现场相符，同时与其提供的84年土地登记清册和《林权证》所登记的四至界线相互印证。（三）原告提供的证据欠缺，无法证明争议地权属归属。原告提供的54年土改证四至不清，与相邻权利人接界模糊，东抵本人与西抵本人无法考证具体边界，南抵张献高查无此人。承包证与延包证记载的四至与现场争议地不吻合，林权证记载的四至界线与承包证及延包证互不一致，经查证，淇滩镇三壶村在“林改”办证期间并没按《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的十二个步骤实施，其颁证程序严重违法，故本府对当事人提供的林权证不予采信。三、原告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府认为，认定证据的有效性、合法性，不是凭申请人臆想，而是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来明确，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故本府对第三人提供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的认定并无不妥。（二）本府认为，原告对“岩形”边界的认定，是来源于自已所持的《林权证》，这一观点却忽略了本府在该处决定中对《林权证》的认定，因该林权证在颁证过程中既没让相邻林权权利人实地勘界指认四至，也没进行三榜公示。故本府对该案中《林权证》佐证的真实性不予釆信。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对本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予以维持。被告沿河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立案审批表；2、申请处理签；3、确权申请书；4、送达回证；5、身份证明；6、申请书；10、答辩状；11、调解协议。证明基于本案第三人申请，我们将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了本案原告及第三人，本案原告进行答辩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我们才作出决定，故程序合法。7、张献武申请确权提交的证据。证明本案第三人在林权确权过程中提供了证据的事实。8、现场草图。证明与本案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四至界限相吻合，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至不吻合的事实。9、确权阶段张加安提交的证据。证明本案原告在林权处理过程中提交证据的事实。12、调查笔录。证明本案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管理，本案争议地属于第三人管理使用的事实。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辩称，本府作出的47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2017）黔06行初71号行政判决书；2、（2018）黔行终880号行政判决书；3、重新审查通知书及送达该通知书的凭证；4、铜府行复决字[2018]47号复议决定书及送达该决定书的凭证；5、行政复议申请书；6、行政复议答辩状及卷宗目录。证明（1）重新做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2）证明重新做出复议的依据。第三人张献武辩称，18号处理决定和47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一）被告沿河县政府提交的1、2、3、4、5、6、10、11号证，原告对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调解协议并不能证明县政府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对原告提出听证的申请进行了听证。第三人张献武没有意见。7号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自留山使用证已经经过林权改革后不具有法律效力，使用证是在土地承包前政府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划一部分作为村民的生活使用，经过改革后，已经将原来的自留山证用林权证顶替；这份证据我们用肉眼就能看清面积20亩的“0”是明显的有书写不一致的痕迹，根据印章下面的字和上面的字区别太大，结合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生产队承包清册来看，相互矛盾，自留山写的20亩，生产队承包登记清册写的是2亩，充分说明其中有一个被他人伪造。因此这份证据有瑕疵且相互矛盾，县政府将该份证据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显然认定事实不清。林权登记申请表上，“上粪田”没有面积登记，该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锁链，所以被告的认定事实不清。对于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我们到沿河几个相关部门查过，这个使用证没有存根，真实性存疑。第三人张献武没有意见。8号证，原告认为不能反应本案的客观事实，草图是在高速修建好后才去照的，这上面的争议地分界线不正确，都是他们的主观认为。第三人张献武没有意见，认为上面有当事人的签字确认。9号证，原告对三性没有意见，恰好证明原告对本案涉及的争议地享有管理使用权。第三人张献武认为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12号证，原告认为由于被调查人与本案原告或者与本案第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中一个叫张学珍是张献强的儿子，张献强与原告也有纠纷，所以不利于客观真实，其证明力希望法院考虑。第三人张献武没有意见。（二）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提交的1—6号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因为铜仁市人民政府在对同一事实先后作出两个前后矛盾的认定，在重新作出决定时并没有对原来的事实重新认定，基于原有的证据和事实认定没有实地勘察，显然违反程序。第三人张献武没有意见。（三）原告提交的1号证，被告及第三人均无意见。2—4号证，沿河县政府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对其提出的铜仁市人民政府基于沿河县政府作出相反意见不认可。铜仁市人民政府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认为基于同一事实作出两个相反的决定不认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张献武同意两级政府的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沿河县政府提交的1—11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提交的12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提交的1—6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1号证，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提交的2—4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1）、（2）、（3），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4）。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地名为“上粪田”（又名“上付田”），四至：东至张和珍土坎路、张本珍和张再珍荒山，南张吉珍、张献玉田、张献武、张献林、黎光胜土，西水沟直上、张珍国土和张加权荒山，北张加安林地。因沿德高速公路修建，争议地未征用部分的南边抵沿德高速公路。此宗地是荒山灌木，因高速公路征地引发纠纷。为主张争议地权属，第三人张献武提交82年《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该证记载的“上付田”地块四至为：东至大路、南起田、西至水沟、北止岩行，经核实，其四至与争议地现场勘验草图四至吻合；84年《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登记清册》；2008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等。原告张加安提交99年《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该证记载的“峰子岩”地块四至为：东张再珍、南路过、西沟直上、北从周家境过；2009年林权证(沿府林证字（2009）第5222281903128-1/1号)记载的“峰子岩”林地四至为：东抵张献威林、南抵张锦珍林、西抵柳池村林、北抵张本珍林；张涧珍（张加安之父）《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登记清册》记载的“丰子岩”林地没有四至界限；张献纪（张加安之祖父）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峰子岩”地块。纠纷发生后，经第三人张献武申请确权，2016年12月15日，沿河县政府作出18号处理决定，原告张加安不服申请复议，铜仁市人民政府作出铜府行复决字[2017]28号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张献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铜仁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47号复议决定，原告张加安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铜仁市人民政府的47号复议决定和沿河县政府的18号处理决定并责令沿河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院认为，被告沿河县政府和铜仁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18号处理决定和47号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八条第（三）、（四）项规定：“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本案中，原告提交的2009年林权证(沿府林证字（2009）第5222281903128-1/1号)记载的“峰子岩”林地，99年《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记载的“峰子岩”地块，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峰子岩”地块，通过核实，其四至均与争议地现场勘验草图四至不吻合，且记载的四至互不一致，不能证明对争议地的权属。第三人张献武提交的82年《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上付田”地块，四至清楚，与争议地现场勘验草图四至吻合，并与其84年《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登记清册》、2008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登记的四至相互印证，能证明第三人张献武对争议地享有权属。关于原告提出沿河县政府在确权期间未组织听证属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并未规定听证程序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因此，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沿河县政府在确权期间未组织鉴定属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的规定，本案中，第三人张献武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上付田”地块四至清楚，应当以四至为准，因此，原告提出对第三人张献武《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面积“20”亩进行鉴定，对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意义，被告沿河县政府未进行鉴定并无不当，因此，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对其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被告沿河县政府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四）项作出1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铜仁市人民政府的47号复议决定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加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加安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晋审判员 刘开奎审判员 陈天华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舒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