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23刑初63号 公诉机关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男，1963年1月19日生，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曾租住北京市昌平区七家镇八仙宾馆东万众公寓20487室，现已拆除。因涉嫌诈骗罪，于2017年6月14日被滦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6月28日经滦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滦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滦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运彩，河北李运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犯诈骗罪一案，由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滦州市院公诉刑诉（2017）215号起诉书，于2017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不服判决，上诉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2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2刑终15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另组合议庭，于2019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滦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蒋海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及其辩护人李运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9月21日，被害人任某1得知其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市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非常着急，就找到其弟弟任某2商量办法。后经任某2战友张某联系了在北京工作的刘**帮忙解决。2013年3月19日张某带着任某1、任某2到北京找到刘**，在任某1等人将张超的情况告知刘**后，刘**让任某1等人回家等信。2013年3月20日刘**通过电话向任某2等人谎称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需要30万元。2013年3月20日，任某1的弟弟任某2将30万元钱打给刘**，刘**将7万元非法占为己有。 滦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我有异议，我没有谎称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我没有能力办这事，只能找人办，我单位领导李某说可以办，要家属打30万元费用，我只是一个中间人，是一个传话的，我没有诈骗行为。我收到30万元钱后李某带我到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和赵主任见了面，进行了交谈，将家属要求捞人和短时间内把人放出来一并告诉了他，他说山西有人能办此事，并与李某商定费用20万元，李某要求开票20万元交15万元，这就是律所给我的5万元中介费，我给律所打了15万元，10万元由李某保管，作为以后办事费用。任某1等人多次到我家让我还款，在他们逼迫下我写了收条和还款计划，后来我让我妻子陆续给任某18万元，另外2万元我给她不要，非要30万元。 辩护人李运彩的辩护意见为：1、被害人、被告人和律所三方是民事纠纷，不属于刑法调整范围。刘**主客观上，没有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为手段，并实施骗取任某1财产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2、5万元是律所给刘**的中介费，是合法收入，2万元不是刘**不给，而是任某1不要，非要30万元。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1日，被害人任某1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市与其女友周某因锁事发生争执，遂对周某进行殴打，致周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张超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被害人任某1得知此情况后心理非常着急，就找到其弟弟任某2商量解决办法，能否找人在短期内让张超出来。后经任某2战友张某联系了在北京市五洲传媒下属舆情内参编辑部工作的刘**帮忙解决。2013年3月19日下午张某带着任某1、任某2到北京海淀区找到刘**，刘**又找来其单位的李某主任，一起商量怎么办，中午任某1请刘**、李某在北京星海酒店吃饭，吃饭时李某带新华社信访办公室的刘玉主任一起吃得饭，吃饭期间没有谈及案子的事。在任某1等人将张超的情况告知刘**后，刘**让任某1等人回家等信。2013年3月20日，刘**通过电话向张某说找好人了，需要30万元钱，法院开完庭人就没事了，就可以出来了。于是张某就打电话告诉了任某2，后任某2给其姐任某1打电话，把刘**能找人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需要费用30万元的事说了。2013年3月20日，任某1让其弟弟任某2将30万元钱打到刘**银行卡上。 2013年3月28日，李某带着刘**来到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去找其朋友赵某主任，商谈张超案子的事。被告刘**简单介绍了案子的基本情况后，当日与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协议，辩护费20万元。随后刘**只将15万元钱打到赵某工商银行卡上，其银行卡一直放在该单位公用。刘**明确告知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剩下的5万元肯定不给了，于是2015年6月26日，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补开了二张5万、10万收费增值税发票。 2013年3月份某一天，被告刘**给李某10万元，并将该款打到李某下属计秋芝银行卡上。2013年11月15日，李某让计秋芝把10万元转账给刘**银行卡上。被告刘**把自己手上的5万元办别的事花了，李某退的10万元钱因刘**之前从别人那里借了些钱，用此钱给还账了。 2013年1月28日，任某1委托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勇为一、二审辩护人，权限为二审辩护终结。2013年6月5日、7月1日张超委托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某分别为一、二审辩护人。2013年8月26日，张超委托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某为张超上诉案件的辩护人。2013年11月18日，任某1委托郭某再审，2014年1月9日，张超委托郭某再审代理人。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害人任某1的儿子张超故意伤害罪一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6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决张超十年有期徒刑。判完后任某1就着急了，就和刘**问是怎么回事，因被告刘**答应任某1在短期内托关系将张超捞出来，于是任某1找刘**要钱，刘**告诉任某1他们上诉，越往上面走，他们的关系越能借上劲，于是向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超上诉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二审裁定，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完后任某1又找刘**退钱，刘**让任某1他们写申诉，并说越往上层走，事情越好办，任某1就相信了，写了申诉等着申诉结果，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再审决定。任某1去找刘**要钱，但是刘**就联系不上了，被告刘**实在没有什么借口了，也没有钱给任某1，不敢接任某1的电话。在2016年元月2日的时候，任某1等人到刘**的家里找刘**，正好刘**在家，因为张超这件事刘**收了30万元钱，事情没办了，于是就给任某1写了一张30万的收条，并承诺在2016年5月份之前给退回15万元钱，2016年年底全部结清。刘**妻子刘某于2016年5月8日给付任某13万元，加前给付2万元，计5万元，任某1给打了收条；刘**妻子刘某于2016年5月15日给付任某13万元，并打了收条。后来任某1找不到刘**，于2017年3月3日向滦州市公安局刑警侦查大队报了案。 刘**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赵某，要求支付15万元借款及利息。2016年4月15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 刘**将15万元支付给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该所指派郭某律师为张超辩护。被告人刘**分两次退还给被害人任某18万元，将7万元非法占为己有。 被告人刘**于2017年6月14日11时许，主动到滦州市投案，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庭审中推翻了以前向公安机关的供述。刘**除本案外无其他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2017年6月6日）的供述：我是在2013年初到北京市五洲传媒下属舆情内参编辑部做的外聘人员，2013年3月份的一天，张某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战友的孩子张超在山西大同那边打死人被山西大同公安局抓了，张超是铁路职工，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想办法在短时间内将张超给捞出来。当时我认为这件事比较复杂，就叫他们带上了资料来北京见面谈。因为我肯定没这个本事将张超捞出来，张超他们家属到了北京之后，我带着他们找到了我们内参编辑部的总编李某（当时李某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金盾影视中心文化部的主任，他在北京市海淀区办公）。他的人际关系比较广，我觉得他可能有办法办这件事，就将情况跟他说了，当时李某也没表态，只是在一起吃了顿饭，就让任某1他们先回去了，之后我跟李某问能不能办，李某说能办，我问他得多少钱，他说得二三十万，于是我就通知了任某1，告诉了他们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得花30万块钱，之后任某2就将30万块钱打到了我的银行卡上。这30万元是我们帮任某1他们运作将张超短期内捞出来找关系的钱以及好处费。我当时不确认李某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当时我刚在李某手下上班时间不长，通过与他接触，我发现他关系挺广，但是像张超那种情况，虽然李某说能办，我心里还是真不确定李某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因为我刚到北京上班不久，想通过这件事在老家人面前显示一下我的能力，涨涨名气，另一方面通过办这件事，我能落点好处费，所以我在不确定能将张超在短期捞出来的情况下，隐瞒了事实，并向其索要了30万元钱。收到30万元钱之后，李某带我找到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的法人代表赵某律师，并将张超的材料给他看，也明确告知了赵某张超家属想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是否能办。当时赵某跟我们说他认识山西大同的领导，也认识陕西省的领导，这件事能办，但是要20万块钱，但是没说这20万元是什么钱。当时李某说给赵某15万，赵某也同意了，于是我就到了华泰律师事务所附近的工商银行，将15万元钱打到了赵某的账户，剩下的15万元钱我给了李某10万元好处，我自己剩了5万元好处费，后来赵某让我告诉任某1他们跟华泰律师事务所的郭某律师联系办理张超的案子，于是我就通知了任某1，让他们跟郭某联系，在法院开庭前，我回老家的时候，也明确告知了任某1他们肯定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让他们放心就行了。但是法院开庭后，张超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这下任某1他们就开始找我问咋回事，我也挺上火，找赵某问咋回事，赵某让我通知任某1他们上诉，越往上面走，他们的关系越能借上劲，我也是这么通知任某1他们，但是后来上诉后还是维持了原判，任某1他们不干，找我要钱。当时我也找李某着，跟李某说这件事没办成，家属追着要钱呢，于是李某就把10万块钱退给了我。但是我没钱，于是我给任某1他们打了欠条，并分两次还了他们7万元，剩下的钱我准备有钱了就给他们。我收的5万元钱办别的事花了，另外我之前从别人那里借了些钱，我拿李某退给我的钱还账了。我没有明确告知任某1他们我所说的能将张超短期内捞出来的关系就是找华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认为华泰律师事务所的赵某他们会找山西大同的领导们办这件事，让郭某出面是他安排好的，要不然也不会收我们15万块钱，所以我也就没告诉他们。任某1他们从当地也找了律师。通过这件事，我看当时华泰律师事务所就是走的正常辩护，我感觉赵某他们根本就没找山西的领导。因为张超这件事没办成，后来我找赵某要钱，赵某称当时的15万元钱是张超案的律师辩护费，拒绝退还，因为当时我给他打钱的时候没说明这15万到底是啥钱，我认为这不单单是辩护费，其中也包含了他帮我们找关系的钱。我没有找过其他的关系办张超这件事。我没考虑过是否有人能在当时的情况下短期将张超捞出来，应该不好捞，至少我办不了。 （2017年6月14日）供述：我是来投案自首的，任某1的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把他女朋友打死了，他们通过张某找到我，让我帮他们找关系把张超捞出来，我收了任某1家30万元钱好处费，答应任某1家在短期内托关系将张超捞出来，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在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花15万给张超请了个辩护律师，剩下的15万被我花了，事也没办成，上一次你们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后，我认为这件事我做的确实不对，于是来公安机关自首了。我把15万元钱打到了赵某账户，剩下15万钱我给了李某10万元好处，我自己剩了5万好处费。张超判了10年有期徒刑，这下任某1他们不干，找我要钱，于是李某就把10万元钱退给了我。我给李某是以转账的方式把钱打到了计秋芝卡上，李某又让计秋芝将钱转给了我。我不确认李某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在老家人面前显示一下我的能力，涨涨名气，另一方面收点好处费。 （2017年6月21日）供述：我曾与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就张超的案子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内容基本上就是我委托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为张超进行辩护，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指派郭某律师担任张超的辩护人，并且我作为委托人，需向华泰律师事务所缴纳20万元的委托费，协议是2013年3月28日签的。我向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缴纳了15万元钱。在我告知任某1让他们找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的郭某律师时，任某1确实跟我说过30万元是托人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的钱，不是请律师的钱，当时我跟她说托人归托人，但还得以律师辩护的形式来认定张超无罪，这就是走一个程序。任某1应该与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签协议了，但是我没看见协议。任某1找我要钱时，我没有换过手机号，但是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借口了，也没钱给任某1，不敢接任某1的电话。我跟任某1说过认识山西、大同等地的领导。我不认识我所说的这些领导，但我通过朋友关系能接触到。我没有找过山西、大同等地的领导办张超这件事，我就找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办这件事着。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揽这样的活了，我没这个能力，却想出名、赚钱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2017年9月28日）供述：我在北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住所，经常就是哪房子便宜就住哪，在我被公安局拘留之前所住的北京市昌平区是我的暂住地。 2、被害人任某1的陈述:2012年9月21日，我儿子张超在大同市和他女朋友周某因为琐事，将周某踹倒，致使周某死亡，因为这件事被抓了，当时我们家属都很着急，我的兄弟任某2有一个战友叫张贺伟，张贺伟知道这件事后，就和任某2说了可以找找刘**，说刘**有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之后在2013年3月19日下午，张贺伟就带着我和任某2去了北京市海淀区找刘**，在太平里5号5楼，一个好像是写字楼的地方，找到了刘**，我们和刘**说明了这件事，刘**让我们回去等信，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3月20日刘**给任某2打电话，刘**让我们准备30万元给他打过去，开完庭之后，张超就可以回家了，任某2就和我打电话说这件事了，当时我正在大同市，我就着急想尽快让我儿子出来，我就和任某2说了，让任某2在滦州市把钱给刘**打过去，任某2就把钱给刘**打了，打完钱之后大概过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找一个叫郭某的律师，我问刘**我给他的30万元钱是托人给我儿子找关系办事的钱，也不是请律师啊，刘**说找人归找人，面上还得以律师辩护的形式来认定张超无罪，就是走一个法律程序，还说让我们听他的就行了，我们就相信了，然后按照刘**的指示，找到了华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某，郭某让我们签委托书，我问郭某，我说我们也没有花钱请律师给辩护啊，郭某说刘**已经和他们律师事务所的赵总交代好了这个案子，然后我们签个字就行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签了。后来大同市城区法院开庭郭某律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也去着。后来法院还是以故意伤害罪判了张超十年有期徒刑。判完后我们就着急了，就和刘**问是怎么回事，刘**说中间肯定是出了点差错，让我们写一份上诉状，等案子到了大同市中院，他就有办法了。他认识大同市副秘书长和中院的副院长，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这样等着，后来大同市中院开庭还是维持了原判，郭某也去着，我们就去找刘**，但是刘**就联系不上了，手机号也换了，我们就一直找刘**，去北京刘**给我们留的地址找刘**也找不到。在2016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到刘**的家里找刘**，刘**在家呢，就给我们写了一张收条，并承诺在2016年5月份之前给我们退回15万元钱来，到2016年4月和8月刘**的媳妇分两次给了我们5万元和3万元，这两笔钱都是在张贺伟的诊所给的，现在我们还是找不到刘**，所以才报警的。刘**称他能办这件事，具体也没有说找谁，说给他30万，我儿子张超就能判无罪出来。我认为刘**肯定是骗我钱了，当时他说他有关系，认识中纪委的，又认识很多领导，有关系，这30万能顺通关系让我儿子判无罪出来，我们才打的这个钱，我分析肯定是刘**在我们不知真相的时候用一部分钱请了律师，还和我们说的请律师只是幌子，其余的钱他自己都落下了，如果他当时要说明请律师办张超这件事的，我肯定不会给他钱，我自己也会请律师啊，所以说他肯定是骗子。 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我和刘**是夫妻，刘**长期在北京上班。2013年的时候，任某1的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把他女朋友打死了，后来任某1的兄弟任某2托张某认识了刘**，并给刘**打了30万块钱，让刘**帮忙给找关系把张超弄出来，结果刘**事情没办好，任某1家里人就多次来我家闹，要30万块钱。刘**收到任某1的30万元钱了，他为什么要任某1家的30万元钱我不清楚。刘**收任某1的30万元中其中15万块钱是刘**帮任某1家请律师花了，请的是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剩下的15万块钱干啥用了我不清楚。刘**自己肯定没有能力将在山西大同打死人的张超弄出来，但是刘**托人找的华泰律师事务所办这件事，我认为这种事情也只有找律师打官司。刘**给我打电话，让我借钱还任某1，2016年5月8日、5月15日分两次，我们一共还了任某18万块钱，剩下的钱我也借不到了，刘**自己去解决。 4、证人任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9月21日，任某1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市因为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抓了，家里挺着急，就找我商量咋办。当时我有一个在响堂研山新村开诊所的战友张某听说后，说他有一个朋友刘**在北京的一个传媒公司上班呢，挺有关系，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于是在2013年3月19日，张某就带着我和任某1去北京找刘**，当时我们是在海淀区太平里5号5楼，五洲传媒文化公司找到了刘**，我们和刘**说明了这件事，刘**还将他们李总编找来了，商量怎么办，当时刘**和李总编也说这事不太好办，让我们回去等信，于是我们就回来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跟山西大同那边的领导联系好了，让我们准备30万给他打过去，开完庭之后，张超就可以回家了，我就和任某1说这件事了，当时任某1他们正在大同市着，也想让儿子尽快出来，就凑了30万块钱，让我把钱给刘**打过去，当时我是在滦州市人民医院对面的工商银行给刘**转的账，打完钱之后大概过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正在去大同准备开庭的路上，刘**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跟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一个叫郭某的联系，并说找人归找人，但面上还得通过律师辩护的形式来认定张超无罪，走一个法律程序，还说让我们听他的就行了，保证开完庭后张超就能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和郭某联系了，郭某让我们签委托书，我们就问郭某怎么回事，郭某说是他们律师事务所的赵总让他来的，他就是来正常出庭辩护来了，别的事情他不知道，让我们签个字就行了，我们没有办法就签了。后来大同市城区法院开庭，郭某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了张超十年有期徒刑，判完后我们就着急了，我当时认为刘**他们就办不了这件事，就想让我姐把30万块钱要回来，然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但是我姐不听我的，还是信刘**，因为这件事我们姐俩闹了意见。后来我姐自己和刘**联系，刘**说中间肯定哪出了问题，让她写上诉状，等案子到了大同市中院，他就有办法了，还说他认识大同市副秘书长和中院的副院长，肯定没问题，后来大同市中院开庭还是维持了原判，这样我姐才死心了，去找刘**要钱，但是刘**就联系不上了，手机号也换了。在2016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到刘**的家里找刘**，正好刘**在家呢，因为张超这件事刘**收了30万元钱，但是事情没办了，于是就给我们写了一张30万的收条，并承诺在2016年5月份之前给我们退回15万元钱来，2016年年底全部结清。到2016年4月和8月刘**的媳妇分两次给了我姐5万元和3万元，这两笔钱都是在张某的诊所给的，后来我们还是找不到刘**，所以我姐就报警了。刘**称他能办这件事，说给他30万，张超就能判无罪出来。我认为刘**肯定是把我姐骗了，当时他说他有关系，认识很多领导，这30万能顺通关系让张超判无罪出来，才打的这个钱，但是刘**自始至终就请了一个律师，什么忙也没帮上，张超也没有少判一天。我给刘**打款的卡号是62×××02（工行），刘**的卡号是62×××91。 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份的一天，我战友任某2找到我，说他姐姐任某1儿子在山西大同市因为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抓了，家里挺着急，找我商量咋办。当时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刘**在北京五洲传媒公司上班呢，挺有关系，平时我们家里面有点啥事，找他都能帮我们解决喽，这件事也许能帮忙。于是我就给刘**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把情况简单的和刘**说了一下，刘**说这件事他办不了，他得问问他们领导。过了一会，刘**把电话给我打了过来，让我们去趟北京当面谈一下。在2013年3月19日，我就带着任某2、任某1他们去了北京找刘**，当时我们是在海淀区太平里5号5楼，五洲传媒公司见到的刘**，并且见到了他们李主任，一起商量怎么办，中午我们在北京星海酒店吃的饭，吃饭期间，这个李主任给联系了新华社的一个主任，通过他找的山西省委秘书长，并约好晚上一起吃饭，商量事情怎么办。到晚上吃饭的时候，自称新华社的那个主任就过来了，当着我们的面联系了山西省委的秘书长，但是具体是不是联系的山西省委秘书长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电话对方说他正在接受媒体采访呢，不能过来吃饭了。当天晚饭上，也没说啥，我们就先回来了。过了没两天，刘**就给我打电话，说找好人了，需要30万块钱，我问刘**花30万块钱能解决到啥程度，刘**说法院开完庭人就没事了，就可以出来了。于是我就给任某2打电话，征求任某2他们家的意见，并把刘**的电话给了任某2，让他们直接联系，过了几天后，任某2给我打电话，说把30万块钱给刘**打过去了，就等着法院开庭了。开庭前夕，刘**回滦州市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就等着法院开完庭接人就行了，任某2我们还请刘**吃了饭，结果法院开庭一审判决任某1的儿子有期徒刑十年，这下任某2他们家里就着急了，我也特别上火，就问刘**怎么回事，刘**说一审没关系，等到了二审判决的时候就没问题了，他找大领导了，之后我们就等着二审判决。二审开庭前夕，刘**回滦州市的时候，任某2又请刘**吃饭着，刘**还说肯定没问题呢，二审判完后就没事了，直接把人接出来，结果二审维持了原判。这次之后，我和任某2看刘**办不了这件事，就想把钱要回来，但是刘**让任某1他们写申诉，并说越往上层走，事情越好办，任某1就相信了，写了申诉等着申诉结果，结果申诉后还是维持了原判，这下任某1他们就都死心了，追着刘**要钱，当时刘**还说让任某1他们继续申诉呢，他能找人办这件事，我们也没再相信他，追着跟刘**要钱，刘**也承诺把钱退给任某1，后来刘**媳妇先后两次一共给了任某1八万块钱，剩下的钱刘**到现在也没给任某1，也联系不上刘**了。刘**称他能办任某1儿子这件事，说给他30万，他儿子判完就能出来，并说事情办不了的话30万块钱原封不动退回来。不管刘**的初衷是不是打算骗任某1，但是归根结底是把任某1他们骗了，而且这30万块钱刘**肯定是花着了，刘**他们那个李主任肯定也花着了。 6、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13年3月28日，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赵某主任找到我，说刘**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张超在山西大同故意伤害一案，让我作为代理律师去办理这个案子，我就同意了，与刘**签订了委托协议，但是当时赵某主任和刘**他们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接案后我将案件进行了了解，并去了山西大同与张超的家人见了面，后来法院判决张超因故意伤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上诉后维持了原判，后来经过申诉还是维持了原判。刘**找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张超故意伤害的目的就是正常的代理辩护，我认为张超一案对张超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也就是在正常判决的情况下适当减刑吧，但是判完后就出来不可能，我也明确告知刘**了。张超母亲对我们律师事务所代理张超一案认可，他们在山西当地也请律师了，一审二审都是我和山西的律师共同辩护的。按照北京市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一审、二审、申诉每个阶段5万元，差旅费另付，我们委托协议上写的是20万元，但是刘**当时只付了15万元，刘**称张超家属只给了他15万元，剩下的5万元等张超家属给他了，他再付给我们，但是一直到最后，刘**也没给。2016年2月17日，刘**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将赵某起诉了，自称当时他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付的15万诉讼代理费是民间借贷，后来法院将他的诉讼驳回了，刘**明显是胡说呢，他本来还欠我们律师事务所5万的辩护费没给呢，当时都是有协议有发票的。 7、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份的一天，刘**找到我说他一个老乡的儿子在陕西省大同市犯了刑事案件，把人打死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找找关系在短期内把人捞出来，当时我明确告诉了刘**，这是刑事案件，把人捞出来这件事不可能办到，我只能帮他从北京联系一名知名一点的律师帮他们去辩护这个案子，刘**也同意了，并且给我打了1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称多退少补，如果代理费不够的话再给我打，用不了的话再退给他，之后我带他去了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与华泰律师事务所的赵某主任见了面，简单介绍了案情，赵某律师说可以代理这个案子，再后来就是刘**和华泰律师事务所单独接触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刘**事情办的怎么样了，刘**称已经委托好了，并且交了15万的代理费，我发现刘**当时给我打的钱没用上，就将钱退给了刘**，至于案子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不清楚。我没有说过我有关系，能将人短期内捞出来，并需要二三十万的费用的话，我当时明确告知刘**将人捞出来这件事不可能办到。我带刘**与赵某见面时，赵某只是说可以代理这个案子，没有做任何承诺。我让刘**将钱打给了我的下属计秋芝，后来我让计秋芝将钱打给了刘**。 2013年3月份的时候，刘**带着他老乡过来找我着，他们一共三个人，当时因为我事先跟新华社信访办公室的刘玉主任早就约好一起吃钣，刘**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星海洒店吃的饭，吃饭期间，刘**介绍他老乡着，但没有谈案子的事，吃完饭他们就走了，刘玉主任没有商议案子的事。 8、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2013年3月28日，我朋友李某带着刘**来我们律师事务所找我，刘**称他一个朋友的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失手将其女朋友打死，并向我简单介绍了案子的基本情况，之后刘**问我通过正常辩护能不能让张超少判几年或者判个缓刑。我根据刘**介绍的情况，认为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辩护有可能对张超判处缓刑或者减刑，但是具体情况得我们律师正式看完案卷后才能定，当时刘**说行，依据北京市司法局下发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是否异地的实际情况，我们敲定的委托辩护费20万元，但是刘**说他只带了15万元，剩下的5万元过一阵再给，因为我的银行卡经常放到财务公用，于是他就先将15万元打到了我的账户，并且和我们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协议，后来的事情就交给了郭某律师和刘**接触，我也没再过问。刘**与我们律师事务所在2013年3月28日签订了委托协议，根据委托协议，刘**应该付给我们20万元，而刘**当时只给了我们15万元，剩下的5万元一直都没给我们，我们律师事务所没办法对账，后来刘**明确告知我们他没钱了，剩下的5万元肯定不给我们了，于是我们在2015年6月26日赶紧把发票补开了。 9、滦州市公安局从任某1处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任某2打款凭条复印件一张，证实2013年3月20日任某2打款给刘**30万元；刘**2016年元月2日所写收条复印件一张，证实刘**收到任某1办案费用30万元及还款计划；2013年6月14日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实张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处；2013年10月10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复印件二份，证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0月31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实张超案件决定再审。 10、滦州市公安局从刘**处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016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证实刘**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赵某，要求支付15万元借款及利息，被驳回起诉;民事答辩状一份，证实赵某进行答辩；2013年3月28日刘**给赵某转账15万元，转账明细复印件一张,证实刘**给赵某打款15万元事实。 11、滦州市公安局从郭某处调取证据清单：2013年3月28日刘**与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实2013年3月28日刘**委托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郭某为张超一审辩护人，委托费用20万元；2015年6月26日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收费增值税二张发票复印件，证实张超委托费用开具二张5万，10万票据；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与张超、任某1签订的委托书复印件二张，2013年11月18日，任某1委托郭某再审，2014年1月9日张超委托郭某再审代理人。 12、滦州市公安局从李某处调取证据清单：打款凭证照片一张，证实2013年11月15日，计秋芝转给刘**10万元。 13、滦州市公安局从刘**妻子刘某接受证据清单：刘**妻子刘某手中提取收条照片两张，证实刘某于2016年5月8日给付任某13万元，加前给付2万元，计5万元；2016年5月15日给付任某13万元。 14、滦州市公安局办案说明：证实该案中“张某”与“张贺伟”为同一人；刘**除本案外无其他违法行为；刘**被刑事拘留前租住的北京昌平区因系违章建筑，已被拆除。 15、滦州市公安局情况说明证实该案卷宗中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无异。 16、滦州市公安局接警及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3月3日，滦州市公安局刑警侦查大队接任某1报案称，称其儿子张超在山西大同市因故意伤害被抓，其通过张某介绍找到刘**，刘**骗任某1称其通过关系能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需要30万元好处费。2013年3月20日，任某1的弟弟任某2将30万元钱打给刘**后，刘**用一部分钱帮任某1从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聘请一名律师，其余钱款全部挥霍。被告人刘**于2017年6月14日11时许，主动到滦州市投案，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7、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函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2013年1月28日，任某1委托李勇二审辩护终结。 18、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函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2013年6月5日，7月1日张超委托郭某分别为一、二审辩护人，2013年8月26日，张超委托郭某为张超上诉案件的辩护人。 19、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情况说明：我单位主任赵某工商银行卡号95×××40一直放在我单位公用，通过我单位财务提取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013年3月28日刘**银行转账的15万元至赵某账户。只能调取5年流水2013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2013年11月5日至2013年3月28日银行流水不能调取，故无法确定是否转入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单位银行账户。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已开具合法发票依法纳税，该笔款项15万元属于我单位收入。 20、赵某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流水单只能调取2013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近5年的流水。 21、人口详细信息：证实刘**身份信息。 22、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证实公安机关于2017年3月12日立案，被告刘**于2017年6月14日被拘留，2017年28日被逮捕。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出示、质证，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被告人刘**犯诈骗罪事实存在。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无正当理由推翻其供述，对其当庭供述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任某1人民币七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犯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被告人刘**辩解自己没有诈骗行为及辩护人李运彩认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在主观方面，想出名和收点好处费，从自己的供述中足以证实，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方法，谎称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找好人了，开完庭张超就没事了，越往上层走，事情越好办等，从自己的供述、任某1的陈述、证人刘某的证言、证人任某2的证言、证人张某的证言足以证实被告人刘**虚构事实的存在，被害人给付30万元，只是给请了一名律师去辩护，并不告诉被害人，并慌称找人归找人，面上还得以律师辩护的形式来认定张超无罪，就是走一个法律程序，从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任某1的陈述中足以证实被告人刘**隐瞒真相事实的存在。致被害人任某1产生错误认识，信以为真，为了让自己儿子无罪出来，因在大同市就让其弟弟任某2打给刘**30万元钱，除去正常的辩护费15万元及已退还的8万元，现刘**将7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综上，被告人刘**主客观相统一，具有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及特征。因此对被告人刘**的辩解及辩护人李运彩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刘**辩解没有谎称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我没有能力办这事，只能找人办，我单位领导李某说可以办，我只是一个中间人，是一个传话的辩解，经查，没有一个证据证实李某跟被害人说过在短期内将张超捞出来，都是被告人自己在说，从自己的供述、任某1的陈述、证人任某2的证言、证人张某的证言足以证实，对被告人刘**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刘**辩解及辩护人李运彩认为5万元是北京华泰律师事务所给的中介费的辩护意见，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和支持。 对于被告人刘**辩解及辩护人李运彩认为2万元不是刘**不给，而是任某1不要，非要30万元的辩护意见，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为了打击犯罪，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人刘**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6月14日起至2020年12月13日止） 二、责令被告人刘**退赔被害人任某1人民币七万元。 第一项罚金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缴纳。 第二项给付内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田克祥 人民陪审员  朱晓华 人民陪审员  宁兰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宫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