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02民初7054号 原告：刘某，女，汉族，1949年10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颖仪，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璘，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某，女，汉族，1984年6月17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敏，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周某，男，汉族，1944年9月13日出生，住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祥，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霆，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某1，女，汉族，1950年12月29日出生，住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祥，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霆，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某2，男，汉族，1968年10月1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龙，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方姬，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某，女，汉族，1978年12月30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与被告魏某、被告周某、被告林某1、第三人林某2、第三人吴某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颖仪、被告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被告周某、林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霆、第三人林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龙、第三人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某与周伟贤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于2017年12月8日终止；2.判令魏某、周某、林某1作为周伟贤的法定继承人向刘某返还投资款286000元；3.判令魏某、周某、林某1向刘某支付投资收益796136元；4.判令魏某、周某、林某1向刘某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108213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为7935.66元）；5.魏某、周某、林某1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0年10月，刘某委托被继承人周伟贤进行投资理财，并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周伟贤支付投资款286000元。2011年8月，周伟贤补充出具了相应的收款证明，确认收到相应投资款。该笔投资款用于代刘某购买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雪人股份”）共计55000股，认购价格为每股5.2元。股份由周伟贤代为持有或处置。 2015年3月1日，周伟贤与林某2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林某2于2015年11月8日按照787万元收购周伟贤实际持有的雪人股份40万股股份。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55000股股份部分的收购价格为1082136元。 2017年12月8日，周伟贤去世，不能继续履行委托投资合同，且相关投资收益已明确。2018年5月15日，林某2将股权收购款7870000元提存至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证处。其中的1082136元系属于刘某的投资款及收益，其中包括286000元投资本金及796136元投资收益。 现由于周伟贤去世，魏某、周某、林某1作为周伟贤之继承人，应当向刘某支付上述款项。 魏某辩称，在周伟贤生前有听到这笔投资款，但是时间是发生在周伟贤与魏某婚姻关系建立前，应认定为周伟贤的个人债务，依法从周伟贤个人遗产中扣除。 周某、林某1辩称，一、刘某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于2010年支付给周伟贤的款项是用于购买雪人股份。 首先，刘某所提供的2010年转账给周伟贤的286000元款项的转账记录，并没有任何备注说明，无法看出该款项的用途。其次，周伟贤出具给刘某的收条只写明是投资款，并没有写是用于投资购买雪人股份的，在案外人黄速建起诉到鼓楼区人民法院案件中，周伟贤代人投资了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目前工商登记仍有周伟贤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福州市晋安区德弘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所执有的股份。在李晓峰起诉到鼓楼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中，有周伟贤代持的福建慧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还有可能存在有其他周伟贤替人代为投资的公司股份。所以雪人股份并不是周伟贤生前投资的唯一项目，刘某无能证明其所支付的款项就是用于投资雪人股份。第三，从刘某所主张的雪人股份认购价为5.2元这一点也毫无依据，同样是在鼓楼法院黄速建、王钦起诉的案件中，二人都是按每股8.33元收购价起诉的，而且王钦还是与周伟贤签有投资协议的，其约定的收购价格就是每股8.33元，并不是5.2元，王钦是周伟贤的老师，尚且要一股按8.33元购买，刘某能以5.2元购买显然不合理。刘某以286万元除以5.2正好等于55000来证明这是购买雪人股份的款项是完全不成立的。因此刘某主张不能成立。 二、刘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刘某是在2010年将款支付给周伟贤的，直到现在2018年刘某才起诉周伟贤，这显然是超过诉讼时效了。退一万步讲，如果刘某委托周伟贤购买雪人股份是事实，刘某诉讼请求也仍然超过了诉讼时效。因为周伟贤2010年开始代持雪人股份，雪人股份于2011年12月5日上市，三年解禁期满2014年12月5日开始可以上市交易，直至2018年刘某起诉这段时间里，刘某没有任何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所以刘某主张已经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三、如果刘某的款项是用于购买雪人股份，那么也应由第三人吴某承担刘某主张金额的一半，另一半由周伟贤三个继承人分担。因为吴某在与周伟贤离婚时，周伟贤名下的182.4万股雪人股份，吴某分得了其的95万股，占周伟贤所执股的一半还多一些，这是吴某与周伟贤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股份，属于共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吴某获得了其中的一半以上的股份，因此吴某有义务偿还在其与周伟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委托周伟贤购买雪人股份投资人的股权投资款及收益款的一半。 吴某所提供的其与周伟贤的《协议书》、《离婚协议书》是其夫妻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也无法确定《协议书》是否系周伟贤为了帮吴某逃避债务而杜撰的，吴某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证据证明其分得的95万股是否全部由吴某亲友吴銮玉等人投资的，这95万股具体是由哪些人投资？第三人林某2也已经确认这95万股已经变现给了吴某，这些款吴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去向，不能证明这95万股股份的投资收益已由其他投资人收回，吴某有义务承担所有在其与周伟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委托周伟贤购买雪人股份的投资人的股权投资款及收益款的一半。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刘某错误的诉讼请求，如果法院支持刘某诉讼请求，也应判决第三人吴某承担一半的债务。 第三人吴某述称，第一，就本案的案由看，本案属于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对此，纵观前期庭审笔录，刘某、魏某、周某、林某1对这一事实均没有异议。第三人吴某并非本案被继承人周伟贤的继承人，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第三人吴某显然在本案中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二，就本案刘某的诉求看，刘某诉求的债权是基于其委托本案被告被继承人周伟贤投资所形成的债权。虽然其委托法律关系形成与第三人吴某与本案被告的被继承人周伟贤婚姻存续期间，但显见不属于夫妻共同举债或周伟贤的单方举债，且第三人吴某对该委托投资暨周伟贤通过转委托第三人林某2代持股权的事实毫不知情。另一方面，刘某以2015年3月1日周伟贤与林某2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2015年11月8日交割单价主张权利，即刘某主张的是本案三被告根据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民初8167号民事判决所继承的周伟贤委托第三人林某2代持，而且是第三人吴某与三被告的被继承人离异后依然保有的股票。因此，本案刘某既没有主张第三人吴某为本案第三人，其的诉求与第三人吴某也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第三人吴某向法庭提交的2013年5月11日第三人吴某与周伟贤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3年6月14日第三人与前夫周伟贤《离婚协议书》，充分证明周伟贤原委托第三人林某2代持的股权中所剥离的95万股股票，并非分配夫妻共有财产，而是案外人吴銮玉等人委托周伟贤转委托第三人林某2代持的事实。综上，一方面，第三人吴某作为事实委托投资人吴銮玉等人的代表，跟贵院目前审理的王钦、黄速建、吴秀绒诉三个被告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件的刘某与本案的法律关系一样，都不属于本案的第三人；另一方面，刘某所诉求的委托投资并代持的股票，正是三被告依据生效的8167号民事判决所继承的被继承人周伟贤的遗产。为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认定吴某为本案第三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三人林某2述称，林某2与周伟贤、吴某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林某2已经通过直接支付或提存方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林某2不清楚王钦与周伟贤之间的关系或约定，也与林某2无关。林某2与周伟贤之间关于股票的事情于2015年3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已经沽清，作价787万由林某2支付给周伟贤，因客观事实原因，双方就林某2和周伟贤的继承人之间就支付方式发生法律纠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9月15日，林某2、周伟贤和雪人股份签订《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林某2向周伟贤转让其所持有的雪人股份49104000股股份中的240万股（即雪人股份现有总股本的2%），其中的48万股股份（即雪人股份现有总股本的0.4%）林某2以零价格出让给周伟贤，以此作为林某2和雪人股份引进周伟贤重要人才奖励；其余192万股股份（即雪人股份现有总股本的1.6%）林某2以总价1000万元出让给周伟贤，周伟贤同意按该价格受让上述股份。 2010年10月30日，刘某通过银行转账转286000元到周伟贤账户。2011年8月，周伟贤向刘某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兹收刘某投资款人民币贰拾捌萬陆仟元（￥286000.00）”。 2012年12月28日，林某2、周伟贤、雪人股份签订《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确认周伟贤已向林某2支付购股款700万元并受让林某2持有的雪人股份1344000股；林某2奖励给周伟贤的48万股雪人股份继续按原协议条款执行，两项合计1824000股雪人股份，并继续由林某2代持；林某2保证周伟贤持有的1824000股雪人股份均为雪人股份已上市股份，享有雪人股份已上市股份同等的法定权益，并全部为周伟贤所有；林某2保证，林某2为周伟贤代持的雪人股份于2014年12月5日解禁期限满后两个月内全部出售，并将全部售股款项扣除相关法定税费后无条件一次性交付给周伟贤。 2013年5月11日，周伟贤和吴某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确认分协议项下所约定的95万股公司股权系吴銮玉等人委托林某2代持的股权，已经按照2010年9月15日《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约定的5.2084元／股的单价将全部价款通过周伟贤支付给林某2；2010年9月15日《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约定的240万股股权中扣除本协议第一条所列95万股后余额145万股为周伟贤亲友及周伟贤个人投资的股权，与吴某及夫妻共同财产无关；双方确认按照各自与林某2就上述95万股和145万股委托代持股权协议的约定实现各自相应的权利；吴某同意在2014年6月30日前保留周伟贤按照12元／股的单价向吴某暨吴銮玉等人委托林某2代持股权购买不超过50万股的优先权。 2013年8月19日，林某2、周伟贤、雪人股份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鉴于协议各方于2010年9月所签订的《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并由各方2012年12月28日就上述协议在履行中的变更事实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周伟贤（包含周伟贤配偶吴某）向林某2投资购买并委托林某2代持的雪人股份为1824000股，现吴某已经另行与林某2订立协议将其中之95万股剥离；林某2确认其所持雪人股份发起人股权中包含周伟贤委托代持的股份874000股，林某2保证周伟贤所有的874000股上列股份均为雪人股份已上市股份，享有雪人股份已上市股份同等的股份权益并归雪人股份按照份额完全享有该股票权益；根据《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周伟贤所有的雪人股份874000股中包含按照奖励机制约定的48万股，自2010年9月15日起算，周伟贤在雪人股份工作满五年后，方可获得全部奖励股份；鉴于雪人股份已顺利上市，林某2同意周伟贤于雪人股份工作至2014年12月4日，即可获得上述全部奖励股份；林某2保证在2014年12月5日林某2所代持的股权禁售期届满后，在2015年2月底之前，以周伟贤每次要求林某2出售股票价格和数量通知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的实际成交总价（扣除相关税费），由林某2支付至周伟贤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5年3月1日，周伟贤、林某2签订《股票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基于周伟贤原持有雪人股份股票874000股，现周伟贤自愿将其中的474000股转让给林某2，该转让股票转让价格共计8907028元；周伟贤余下的40万股继续自愿委托林某2代持。 同日，周伟贤、林某2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根据双方签署的《股票转让协议》，周伟贤同意将其持有的40万股雪人股份继续委托林某2代持，林某2保证于2015年11月8日按787万元总价＝［22.64×40-（22.64-5.2）×17%×40］向周伟贤收购此40万股雪人股份股票，并将此787万元收购款一次性支付给周伟贤。 2018年5月14日，林某2根据其与周伟贤签订《股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向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证处申请办理提存公证，将其应支付给周伟贤的股权转让款787万元提存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证处。2018年5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证处向周伟贤的法定继承人发送《领取提存物通知书》。 另查，周伟贤、吴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6月14日离婚。周伟贤、魏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7年12月8日，周伟贤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魏某、周某、林某1。 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某转账给周伟贤的286000元是否为“雪人股”投资款。 刘某主张该286000元是委托周伟贤代购雪人股份的投资款（共计55000股，认购价格为每股5.2元），并提交了周伟贤签署的《收据》。本院认为，收据虽载：周伟贤收到刘某的投资款286000元，收据有“投资款”的表述，但并没有对投资形式、投资回报、投资款是否可收回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就刘某提供的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刘某所称的“投资款”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款。另外，刘某的转账记录显示其向周伟贤转账的时间是2010年10月30日，但是本院受理的多起委托周伟贤认购“雪人股”所引发的纠纷中，该时期他人委托周伟贤认购“雪人股”的认购价格一般在8.30元至8.33元之间，且还另有投资人委托周伟贤投资了“雪人股份”之外的投资项目，因此，仅凭涉案收据、转账流水记录难以认定案涉投资款即是投资雪人股的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刘某所称的投资未明确约定且难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宜将刘某与周伟贤间的投资关系认定为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本案周伟贤向刘某借款286000元，且收据上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刘某有权主张自其起诉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损失。其次，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刘某主张的投资款发生于2010年，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收据中并未约定返还投资款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刘某以起诉方式催告返还款项，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本案中，魏某、周某、林某1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且周伟贤的遗产分割尚未处理完毕，对其债务应当以其遗产范围为限，故魏某、周某、林某1应在继承周伟贤遗产的范围内向刘某偿还借款286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魏某、周某、林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周伟贤遗产的范围内向刘某偿还借款286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4610元，由魏某、周某、林某1负担3798.6元，刘某负担10811.4元。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魏某、周某、林某1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毳 审 判 员  叶士怡 人民陪审员  陈 虎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李佳佳 书 记 员  陈 倩 附： 1.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执行提示：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