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8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伟，男，197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肥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印，男，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上诉人刘学伟因与被上诉人朱洪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8)鲁1702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学伟和被上诉人朱洪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学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洪印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洪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一、刘学伟不是合同的乙方，非牡丹苗的购买人，朱洪印未将货物交付给刘学伟。一审认定刘学伟和朱洪印签订《牡丹购销合同》与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包玲每天支付70元费用雇佣刘学伟为其打工，2017年12月12日，包玲让刘学伟开车拉其去朱洪印处购买牡丹苗。刘学伟对此前包玲和朱洪印之间的商谈过程不清楚。运输车辆是包玲雇佣的，朱洪印和包玲之间的出售价格、包玲转售牡丹苗的买方均是包玲进行洽谈，刘学伟对此均不知情。在牡丹苗装车后，朱洪印以没有结清货款为由不准包玲车辆离开，但牡丹苗已经装车无法再卸车。双方僵持一晚后，经过包玲和朱洪印沟通，2017年12月13日早晨，包玲支付10万元购苗款并承诺付给朱洪印剩余款项。经朱洪印再三要求，刘学伟询问包玲对朱洪印起草打印的合同没有异议后，出于对双方的信任，作为包玲的司机，为平息事端刘学伟方在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合同签订后，朱洪印把牡丹苗交给包玲，包玲把牡丹苗卖给了由朱洪印和包玲商谈的广东客户。二、刘学伟不欠朱洪印货款，一审认为刘学伟欠朱洪印货款91400元错误。刘学伟不是牡丹苗的购买人，不存在刘学伟欠朱洪印牡丹苗款的事实。朱洪印把牡丹苗卖给并交付给包玲后，包玲将牡丹苗卖给朱洪印和包玲商谈的客户，刘学伟对此不知情。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刘学伟受包玲的雇佣，包玲是牡丹苗的购买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了查明事实，明确法律责任，刘学伟在一审开庭前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包玲为被告，但一审法院既没有以职权通知包玲参加诉讼，也没有依刘学伟的申请通知包玲参加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应当撤销。四、朱洪印涉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提供观赏牡丹实则提供油牡丹的方法，骗取刘学伟和包玲的财产（已骗取109000元，通过诉讼再讨要100400元把诈骗行为合法化）。朱洪印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一审中刘学伟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涉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本案应裁定驳回朱洪印的起诉，将朱洪印涉嫌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一审判决对此并未提及。 被上诉人朱洪印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学伟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刘学伟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被上诉人朱洪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刘学伟支付牡丹苗款100400元；2、涉案费用由刘学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3日，朱洪印（甲方）与刘学伟（乙方）签订了《牡丹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甲方牡丹33400棵，每棵上车价格6元，共计200400元；牡丹拉走前支付甲方拾万元；甲方确保给乙方的牡丹是木本牡丹，不是草本牡丹，如不是确实牡丹，以双倍价格赔偿乙方；乙方下欠甲方100400元，在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由刘学伟的鲁Ｊ4××××机动车抵给甲方以抵欠款，过户费用由乙方负责，并由乙方过户给甲方。合同签订后，朱洪印将货物交付给刘学伟，刘学伟支付给朱洪印货款100000元，下欠货款100400元未予支付，后经朱洪印催要，刘学伟支付货款9000元，现刘学伟尚欠朱洪印货款91400元。朱洪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学伟支付货款1004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学伟欠朱洪印货款914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朱洪印要求刘学伟方予以支付货款914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刘学伟辩称的意见，因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学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洪印货款91400元。二、驳回朱洪印要求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8元，由朱洪印负担50元，刘学伟负担2258元；诉讼保全费1022元，由刘学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学伟申请证人包玲作证，包玲作证称因为工作上刘学伟为包玲帮忙，包玲给刘学伟钱，刘学伟算是为包玲工作。包玲与朱洪印是坐出租车时认识的，朱洪印是出租车司机。当时包玲大儿媳妇老家的一家公司为了向寺院供应牡丹需要购买牡丹。包玲出于好心，包玲与朱洪印一起去广东的公司进行协商。朱洪印也带包玲到朱洪印的家中看了牡丹。后来包玲到朱洪印那里拉牡丹时牡丹已经堆好了，因为天气原因，如果牡丹不装车就会被冻死，而且几十个老百姓在那等着，不装车他们也不会同意。为了做好事，包玲就让牡丹装车。牡丹运到广东后，发现不是观赏牡丹，而是食用牡丹，为广东公司造成了损失。广东公司要起诉包玲。包玲认为是朱洪印欺骗包玲。事情发生后朱洪印到包玲居住的寺院、村子里败坏包玲的名誉，威胁包玲。被上诉人朱洪印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 被上诉人朱洪印提交6段通话录音，上诉人刘学伟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通过录音证明朱洪印向包玲要过牡丹苗的钱，因为质量的问题，买方没有支付包玲牡丹苗款，包玲就无法向朱洪印支付牡丹苗款。刘学伟明确告诉朱洪印向常老师（即包玲）要钱去。录音能够证明包玲是牡丹苗的买方，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学伟是否应为案涉牡丹苗款的还款主体；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本案是否应当发回重审；三、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裁定驳回朱洪印的起诉。 关于焦点问题一，刘学伟主张其受包玲雇佣，包玲为买受人，且朱洪印将牡丹苗交付给包玲，商谈过程是朱洪印和包玲进行，刘学伟对此不知情，刘学伟并非牡丹苗的买受人。对此，本院认为，通过刘学伟的陈述，刘学伟称2017年12月12日将牡丹苗装车后，因牡丹苗款项未能结清，朱洪印和包玲发生争议。次日早上，刘学伟作为包玲的司机，将合同内容询问了包玲后，刘学伟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包玲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称由其与朱洪印进行了商谈，并一起与广东客户进行商谈，将牡丹苗出售给广东客户。但根据《牡丹购销合同》的内容，刘学伟在合同的乙方和保证人一栏签字，同时朱洪印在合同书书写：担保人即是乙方，又是担保方。刘学伟在上述内容上捺手印。刘学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晓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应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并履行合同义务。刘学伟应承担支付牡丹苗款的义务。虽然刘学伟抗辩称朱洪印将牡丹苗交付给包玲，并未交付给刘学伟。但是从刘学伟的陈述内容可以看出，刘学伟在明知上述情况后，仍在合同的乙方一栏和保证人一栏签字。对此，刘学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刘学伟偿还朱洪印牡丹苗货款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刘学伟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包玲为被告的申请书。经本院查明，在刘学伟的举证目录、答辩状和代理词中均提及申请一审法院追加包玲为被告。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答复。本院认为，朱洪印持有《牡丹购销合同》将刘学伟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学伟支付牡丹苗货款，朱洪印并未向人民法院请求包玲作为支付货款的主体。而如本案第一个焦点问题所述，刘学伟在合同乙方一栏签字，应预见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审判令由刘学伟作为还款主体正确。刘学伟主张为了查明事实，申请包玲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对刘学伟的主张，其可通过提交证据等方式进行，而非必须由包玲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包玲参加诉讼并无明显不当。至于一审法院未书面通知刘学伟，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本案中，刘学伟并未提交朱洪印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直接证据，不符合上述规定中应移交移送案件的前提条件，故，刘学伟上诉请求将本案驳回起诉，移交公安机关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学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58元，由上诉人刘学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田 源 书 记 员 杨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