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24061号 原告:黄允安，男，198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英飞，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东东，男，198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芬，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允安与被告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龚裕球、黄东东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以普通程序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允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英飞，被告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龚裕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娟，被告黄东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芬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撤回对被告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龚裕球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后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英飞，被告黄东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允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委托合同；２.判令赔偿原告货款损失人民币447552元并自2018年3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8275.08元，总计465827.08元)。 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柬埔寨经商，因个人无法直接从事货物进出口贸易。在2017年至2018年间，原告委托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货物进出口申报，所有出口货物均由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主管黄东东出具入库凭证单。因2018年3月16日出口一批围巾涉嫌侵权LV,于2018年3月20日被义乌海关查扣并予以行政处罚，罚款40500元已由原告支付。2018年3月29日，被告方以防止LV公司后续起诉侵权赔偿为由，要求原告签具授权委托给被告，并拟好《代理委托书》要求原告“自愿”拿出人民币15万元用于处理后续事宜。在原告没有答应的情况下，被告扣留了原告在2018年3月4日至3月28日期间委托其申报出口的447552元价值货物。原告认为，在LV公司尚未起诉没有产生侵权实际赔偿的情况下，被告无权强制原告交付所谓的“保证金”。被告长期非法扣押原告货物，导致原告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依法应当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法律责任。遂成此诉。原告在第一次庭审变更案由后补充陈述：从2017年起口头约定，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出口手续，在公安的笔录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是货代，报关行也是被告委托的，提货的时候支付所有的费用，包括报酬，报酬没有具体的约定，被告在总的费用中自己收取，由被告寄送快递提单凭提单提货，本次没有提单给其。 被告黄东东答辩称：诉状中涉及的进出口委托代理与其没有关系。原告与其是亲戚关系，因其在义乌租赁有仓库，为便于进出口，原告向其借用仓库，因碍于亲戚情面，其同意借用，并没有收取费用。在原告将货物交给其仓储时，按照其仓储流程出具了入库凭证，从未进行开箱查验，仅按照原告的指示，交给其指定的公司办理进出口，及托运公司代为托运，其没有资质进行进出口货运代理及托运的相应业务。原告向其主张的赔偿货物损失及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2018年3月29日由原告通过微信发给其明确写明该货物系由万盛公司留置，并未灭失。故其诉请被告赔偿与事实不符合，应向案外人万盛公司主张返还货物，被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变更案由后被告补充答辩称，对原告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原告陈述与事实相违背。以市场的行规与自然人的生活经验判断，不合情理，双方之间应存在合同，及如何约定报酬、报酬的支付。原告作为长期经营涉外生意的商户，长期以来多次进行了进出口货物买卖，应明确知道其作为自然人，没有进行进出口及报关的资格，故全权委托是不现实的。依据原告的入库单上载明的“货物如有损坏……”，足以说明其向法庭陈述的代为仓储的内容是符合双方约定的。原告陈述的其他事项均不在其范围之内，且提供仓储的便利，仅因亲戚关系，原告需要拼柜组柜才通知其租用的仓库。其未向原告收取任何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被扣货物清单、订货单（原件）7张及入库凭证单（原件）7张，证明被告扣押原告货物的数量及价值。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有异议，订货单系案外人第三方制作，订货单载明款未付，且订货单上注明的于某系原告诉请中提到的2018年3月20日被义乌海关查扣的围巾的供应商，现于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移送至义乌法院。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中，被告询问查扣货物的情况时，原告发送了订货单的图片，截图图片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按照常理，出货是按日期先后，连3月16日的都已办理出口，将3月4日及3月8日订货单主张系本案所涉与柬埔寨扣留的货物，与事实相违背。入库凭证单有改写、自行添加数量、金额，与被告在平时货运管理不相符，不会开箱检查，该说法也与其在公安的谈话一致。 2、原告和被告微信截图、微信照片及文档打印件，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出口货物的事实及被告胁迫原告签约赔偿款、扣款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应该截图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而非一部分。被告没有对原告胁迫，在被海关查扣后，被告作为仓储方，积极与原告进行沟通协商，为避免损失扩大，也基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要求需要提供15万保证金，在多次与原告沟通无效的情况下，15万元保证金系被告支付，罚款先由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代为垫付，在被告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原告多次沟通之后，原告才支付该项罚款，原告多次拒绝回国解决，该聊天记录中未提到被告扣留原告货物的意思表示，也足以说明货物在柬埔寨金边，被告完成了作为仓储的相应义务，并不承担其他责任。 3、义乌市公安局询问笔录3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出口货物的事实，及货物被被告扣押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内容涉及的均为2018年3月20日被海关扣押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受损失的是被告，被告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缴纳15万元保证金，均无提及本案所涉将货物送至柬埔寨，其了解到该货通过顺通货运送至柬埔寨的事实，在笔录中记录清楚。为什么不能提货在笔录中所提到的也是吴航听原告陈述的，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扣押货物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原告的目的。笔录具有诱导性，比如直接问你们货代公司的职责是什么，只有一个人做笔录，不是上面写的两个人，地点在办公室，不是办案地点。 4、证人证言四份，证明原告购货的数量、价款，货物入库是由被告方签字，原告因被告不交货造成的货物损失价值。四证人均当庭陈述原告系其客户。 证人万某陈述其店名为“凯丝丽”，原告于2018年3月在其店内购买9件围巾并送货至被告处，单价9.40元，720条一件，共计60912元。 证人何某陈述其店名为“永红围巾”，在国际商贸城10街46908、46909号商位经营，与原告有多年买卖关系，原告于2018年3月10日在其店内购买7200条荷兰亚麻围巾，单价4.80元，3月13日购买3600条古董长巾，单价8.30元，3月28日购买9600条金粉古董长巾，单价12.80元，前面两次由司机送货，最后一次是其送至义乌港2楼托运站。 证人于某陈述其店名为“悦悦围巾”，与原告合作两年了，原告于2018年3月4日订购10000条围巾，单价为9.80元，3月8日订购单价10元围巾4200条，单价9.80元围巾3000条，让司机送到原告指定地址。 证人朱某陈述其店名为“嘉颖丝巾”，原告于2018年3月在其店内购买2个压缩包的围巾，一包2500条，单价4.80元-5元，原告提供的0001374号销货清单系其开具，008715号“顺通快运入库凭证单”系其提供给原告。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的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客观，不应予以采纳，第二、三位证人都陈述不认识被告，故原告举证的证明目的，由被告本人收货和签字的事实是没有得到验证的，第三位证人涉及侵权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购买方就是本案的原告，足以证实原告也涉及侵权的刑事案件，请求法庭移交公安。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被告与原告微信截图打印件10页，证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缴纳15万元的保证金，但原告不同意缴纳，故该15万元保证金由被告交给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2018年3月29日由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声明，明确说明应到围巾5平批39480条，由万盛运输有限公司VTS非正当理由扣留，还以文字形式说明将以律师函的形式交涉，证明货物并非被被告扣押及货物已经在国外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原告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责任的主体及法律关系认识不到位，声明中39480条，是由原告2018年3月29日发出，但在3月28日永红围巾送了9600条，这个没有统计进去，所以两者相加，就是原告主张的49080条，所以被告的证据证明了扣留的数量及原告证据的真实性。 2、被告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018年3月23日），证明被告和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协议原告是同意的。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原告不知道这里面的法律关系，被告说这个钱是保证金，原告知道出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向报关行缴纳保证金，且被告后来说这个钱不是保证金，是赔款。被告在微信中发送的代理委托书中并没有说这个钱是可以退回的，只是说拿出15万元交予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处理后续赔偿等事宜。 结合原、被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中的货物清单为原告单方制作，订货单系原件或客户联，入库单为客户联，抬头为“顺通快运”，证据4证人证言经当庭质询，与订货单、入库单内容可以相印证，结合2019年3月4日庭审中被告陈述7张入库凭证单的货物已收到，本院对证据1中的订货单、入库凭证和证据4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证据1和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4日向于某（“悦悦围巾”）订购围巾10件10000条，共计98000元，于2018年3月8日向于某订购围巾10件7200条，共计71400元，于某均于同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10日向何某（“永红围巾”）订购围巾4件7200条，共计34560元，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向何某订购围巾3件3600条，共计29880元，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向何某订购围巾8件9600条，单价为12.8元，经计算应为共计122880元，何某均于同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向万某（“凯丝丽服饰”）订购围巾9件6480条，共计60912元，万某于3月13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5日向朱某（“嘉颖丝巾”）订购围巾2件5000条，共计24000元，朱某于3月11日交货。上述货物均按照原告指示送至被告位于义乌港2楼Ａ区的仓库。 2.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2018年3月21日被告在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陈述“刚报关行那边发来一个合同，我们出口的抬头是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这个你报关单上可以看到的。这个抬头是和报关行连在一起的，就是市场上接来的货，全部由这个公司的名义出口……这个抬头，出去的不光是我的货，更多的也还有别的货代公司的货”，并于当日向原告发送代理委托书和被告拟作为原告代理人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照片，协商2018年3月20日海关检查中发现涉嫌侵犯LV品牌围巾的后续赔偿问题，代理委托书中载明“该货由工厂发往黄东东仓库，黄东东为出口承运方，于2018年3月19日委托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义乌市中康报关代理有限公司出口该批货物”。证据3询问笔录系向义乌市公安局调取，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黄允安本人是在柬埔寨那边经商的，2018年3月16日，他安排了一批货物到我所在的货代公司发货，发往柬埔寨，具体货物品名是围巾……于是我们公司就在3月18日安排装柜……报关行的意思就是由我向黄允安转达……但是我作为物流公司方，因该侵权货物所在的货柜的其他未侵权货物应当及时运输，所以我就被迫和报关行签订了这个协议，这15万元的费用就由我先行垫付”，“一般客户自己会去订货，货物订好之后会叫供应商送至我们仓库，我们收到货物之后再核对客户信息和货物件数，然后问一些产品的品名、材质、用途、是否侵权等问题，……一般就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拿去报关”。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裕球在笔录中陈述“在2018年3月中旬，有一批货从来客多货代公司通过我的公司报关，来客多货代公司的经营者是我的表妹夫黄东东”，也确认黄东东与其公司签订了一份保证金的协议，并将15万元保证金转账到其公司账户。庭审笔录中被告陈述“提货直接联系万盛公司，发货联系供应商送货，万盛是我介绍给原告的”，被告称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的货代公司是“万盛运输有限公司，入库凭证单上的是顺通快运是这个公司让我们这样打印的，包括佛山、广东仓库都是这样打印的，顺通快运应该是不存在的，2015、2016开始给原告的单子是写万盛运输有限公司的”，“我们给他（万盛运输有限公司）提供仓储服务、卸货、装柜”、“我们给他们提供在义乌港的仓储服务，收货指的是卸货，万盛通知可以装柜了，我们再装柜，费用是7美元一立方米”等，综上可以从中看出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委托关系，被告为原告提供免费的仓储服务，介绍报关公司和运输公司，结合庭审中原告陈述货款约定到付，按照130美元一立方米进行计算，包含运费、双清关、税费等，被告获得多少费用不清楚，以万盛仓库实际报账为准，被告陈述因为是亲戚对原告是不收取费用的，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约定报酬。 3.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中2018年3月29日原告在微信中向被告发送了书面声明，声明载明：“声明本公司委托贵公司发往柬埔寨金边的围巾货品，清单如下：2018年3月4日10件，计10000（壹万）条。2018年3月8日10件，计7200（柒仟贰佰）条。2018年3月10日7件，计10800（壹万零捌佰）条。2018年3月12日2件，计5000（伍仟）条。2018年3月13日9件，计6480（陆万肆仟捌佰）条。共计应到5批，39480（叁万玖千肆佰捌拾）条，由贵公司在柬埔寨的合作单位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以非正当理由扣留，万胜公司没有对本公司货物行使留置的权力。望贵公司及时联系合作单位将货物送达本公司仓库。如逾期造成的损失，本公司有权向贵公司索赔。华飞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3月29日”，并于2018年3月30日的微信中说“到货运公司去过，老板说没话说，最好把货运出，否则派出所来仓库……”。证据2可以证明关于被查扣的围巾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代理有限公司的事宜，原告曾同意被告代为处理，委托被告代为处理。 根据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黄允安在柬埔寨经商，与被告黄东东有亲戚关系，曾委托被告代办货物出口中的部分事宜。被告仓库位于义乌港2楼Ａ区，被告称仓库租赁给柬埔寨的“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为其提供仓储服务，并根据“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通知进行装柜，费用是7美元/立方米。被告为原告提供免费的仓储服务，并联系报关公司和运输公司。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约定报酬，原告陈述货款约定到付，按照130美元/立方米进行计算，包含运费、双清关、税费等，以“万胜公司”仓库实际报账为准，支付给“万胜公司”，被告陈述因为是亲戚是不收取费用的。 原告于2018年3月4日向于某（“悦悦围巾”）订购围巾10件10000条，共计98000元，于2018年3月8日向于某订购围巾10件7200条，共计71400元，于某均于同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10日向何某（“永红围巾”）订购围巾4件7200条，共计34560元，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向何某订购围巾3件3600条，共计29880元，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向何某订购围巾8件9600条，单价为12.80元，经计算应为共计122880元，何某均于同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向万某（“凯丝丽服饰”）订购围巾9件6480条，共计60912元，万某于3月13日交货；原告于2018年3月5日向朱某（“嘉颖丝巾”）订购围巾2件5000条，共计24000元，朱某于3月11日交货。上述货物均按照原告指示送至被告位于义乌港2楼Ａ区的仓库，入库凭证单显示抬头为“顺通快运中国—柬埔寨金边市散货、整柜特快货运”，备注载明“1.托运货物必须如实申明货物价值，如不申明价格，出现损失、货差，由货主自负。2.入仓货物不得假报货主姓名及联系方式，不得在货物中夹带危险品、国家禁运品，否则一切损失由托运人负责。3.易碎货物请贴上易碎标签，否则后果由托运人负责。4.货物如有损坏请提货人及货主即使到仓库核实，发现件数、立方有误，请当天和仓库联系，逾期概不负责。5.本协议进送货人签字生效，效力平等。” 2018年3月16日，原告有一批货物要发往柬埔寨，被告收货后联系报关行以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义乌海关报关出口。同年3月19日，经海关查验，发现该批货物中有假冒LV品牌围巾9000条。该批货物来自于某，于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2018）浙0782刑初2542号一案中判决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后续权利人赔偿事宜，要求原告支付保证金。被告与原告联系，原告未回国处理，被告在微信中向原告发送代理委托书和协议，原告2018年3月23日曾在微信中表明同意被告代为处理，后续被告继续与原告在协商协议和签订代理委托书的事宜。后被告为其他货物顺利报关出口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支付了15万元的保证金，协议载明“考虑后续赔偿问题，甲方自愿拿出人民币150000元放在乙方处，如在出海关处罚决定书之日至此后的三年内无人主张索赔，由乙方退还，若有人主张，根据法院判决或者经过甲方同意的调解方案，多退少补”。被告将该协议在2018年3月29日在微信中发给原告，原告不同意该方案及委托代理协议，在同日的微信中向被告发送了书面声明，声明载明：“声明本公司委托贵公司发往柬埔寨金边的围巾货品，清单如下：2018年3月4日10件，计10000（壹万）条。2018年3月8日10件，计7200（柒仟贰佰）条。2018年3月10日7件，计10800（壹万零捌佰）条。2018年3月12日2件，计5000（伍仟）条。2018年3月13日9件，计6480（陆万肆仟捌佰）条。共计应到5批，39480（叁万玖千肆佰捌拾）条，由贵公司在柬埔寨的合作单位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以非正当理由扣留，万胜公司没有对本公司货物行使留置的权力。望贵公司及时联系合作单位将货物送达本公司仓库。如逾期造成的损失，本公司有权向贵公司索赔。华飞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3月29日”，并于2018年3月30日的微信中说“到货运公司去过，老板说没话说，最好把货运出，否则派出所来仓库……”。 原告至今未能提取货物，于2018年12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在2018年3月31日义乌市福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黄允安本人是在柬埔寨那边经商的，2018年3月16日，他安排了一批货物到我所在的货代公司发货，发往柬埔寨，具体货物品名是围巾……于是我们公司就在3月18日安排装柜……报关行的意思就是由我向黄允安转达……但是我作为物流公司方，因该侵权货物所在的货柜的其他未侵权货物应当及时运输，所以我就被迫和报关行签订了这个协议，这15万元的费用就由我先行垫付”，“一般客户自己会去订货，货物订好之后会叫供应商送至我们仓库，我们收到货物之后再核对客户信息和货物件数，然后问一些产品的品名、材质、用途、是否侵权等问题，……一般就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拿去报关”。义乌市欣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裕球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在2018年3月中旬，有一批货从来客多货代公司通过我的公司报关，来客多货代公司的经营者是我的表妹夫黄东东”，也确认黄东东与其公司签订了一份保证金的协议，并将15万元保证金转账到其公司账户。 本院认为： 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协议，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包括被告在福田派出所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被告庭审陈述，可以看出被告受原告委托代为处理货物出口运输中的部分事宜，并已多次实际履行，该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庭审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委托代理的事项包括免费提供仓储服务、联系办理出口的进出口公司和运输公司、装柜等，委托的报酬没有约定，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报酬，被告从运输公司的运费中收取运输公司的仓储及装柜等费用。原告主张被告有交货的义务，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据以证明该主张的证据入库凭证单上印制的第4点，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交货义务，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货为委托事项；从双方庭审陈述看费用也非支付给被告，而是原告向柬埔寨的仓库付款提货，且原告曾经在微信中向被告发表声明，称“贵公司在柬埔寨的合作单位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以非正当理由扣留”，在庭审中原告也陈述涉案货物在“万胜”的仓库，说明其知晓运输方和提货的地点，扣留货物的是“万胜运输有限公司（VTS）”，可以表明该批货物已经运输至柬埔寨，被告已完成委托的事项，原告要求解除委托合同于法无据。从原告陈述可以看出该批货物并未灭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允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87元，由原告黄允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瑶 人民陪审员 王 挺 人民陪审员 王建年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王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