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82民初1322号原告：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兴工路2558号内第6幢五楼。法定代理人：王庆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健，浙江信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红艳，女，198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卫，广东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钱，广东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都文祥，男，199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第三人:刘阿玲，女，198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告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何红艳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何红艳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驳回被告何红艳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被告何红艳提出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双方和解未果后，本院于2019年3月7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通知都文祥、刘阿玲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庆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都文祥、刘阿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价款3805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8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1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订购轻薄轻款衣服，每件45.8元，另约定了付款方式、规格、交货时间等。2018年1月8日，原、被告签订对账单1份，对订购的数量及价款进行确认，截止同日被告共欠1767290元，后被告陆续支付部分价款，至今尚欠380500元未付。被告答辩称，1.被告与原告并非订购合同关系，被告只是原告与第三人（徐贤亮系第三人的实际投资人，其以第三人名义出面订立合同等）定作合同关系的居间人；2.原告主张的金额与实际不符，且原告诉请款项应由第三人支付。因此，请求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付款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合同补签》各1份;2.送货单2份、微信聊天记录1份；3.2018年1月22日被告出具的收款授权书1份。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的《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为原告与第三人，合同是通过被告居间形成的。对《合同补签》真实性无异议，但仅仅是核对原告送货数量，并不能证明被告拖欠原告价款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可以说明原告在与第三人处理后续价款，280500元款项也是被告应享有的居间费用。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说明2018年1月8日后被告没有参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被告提交证据如下：1.《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1份（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订货合同相同）；2.《羽绒服订货合同》1份；3.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庆江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份；4.“轻羽绒供货”微信群聊天记录1份；5.支付转账记录1份；6.第三人都文祥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份；7.徐贤亮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份。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但是原告与被告系定作合同关系，被告又以每件加价2元的方式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并不能说明被告为居间人。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建立微信群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联系，原告以及徐贤亮、第三人从未承认被告系居间人地位。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7真实性不清楚。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3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5，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问题本院在论理部分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2与被告提供的证据6、7，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均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确认其证据真实性。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7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1份，约定由被告以每件45.8元（含包装）的价格向原告定制轻薄轻款衣服，以被告的样衣为标准生产（即第一条第1项）；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订金作为15万件左右男士轻薄款衣服的预付款，最终付尾款时抵扣货款；由原告负责每天送货至被告仓库，结款方式为货到付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7年11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羽绒服订货合同》1份，约定由被告将男士轻薄轻羽绒服以每件47.8元（含包装）的价格作为供货价供给第三人（即第一条第1项）；第三人支付被告10万元订金作为15万件左右男士轻薄款衣服的预付款，最终付尾款时抵扣货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徐贤亮（庭审中双方陈述徐贤亮系第三人的实际投资人，业务往来中徐贤亮以第三人出面订立合同等）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被告100000元，被告于同日给付原告100000元（即上述两合同约定的订金）。2018年1月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庆江与被告签订《合同补签》（对账单）1份，其中载明：“……7266+3383=78771件，按44元每件算已结清41709件×44=1835196元已结清，还有33062件×44元每件=1454728元没结清，从2018年1月7日开始送货按42元每件算，截止目前已送5061件×42元=212562元没结清，2017年12月22日有10万元挪用资金拿90绒羽绒服7708件欠王庆江先生10万元，截止2018年1月8日总合计欠账176729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被告于2018年1月9日支付原告150000元，于2018年1月10日支付原告129312元，于2018年1月11日支付原告117480元，共计396792元；徐贤亮于2018年1月16日支付原告212562元，于2018年1月23日支付原告308880元，于2018年2月6日支付原告142086元，共计663528元;2018年1月22日，被告在其与第三人签订《羽绒服订货合同》中手写注明：“此份合同总共已送112544件男立羽绒服，已结款3827497.6元，生产厂家王庆江先生仓库还有45000件，此合同生产订单货品，此后所有价款由王庆江先生代收，何红艳特此授权”。另认定：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庆江与被告（其中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中原告陈述“他们剩了七千多件衣服被我卖掉了，现在就剩下我们的事情了”）、被告与都文祥、徐贤亮多次微信沟通。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作为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要求，为定作人制作服装，定作人支付报酬，故本案为定作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定作合同的定作人如何认定、即被告是否为居间人；2.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原告100000元是否应当抵扣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作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即被告的要求定作服装，被告尚欠原告380500元未付。被告抗辩认为其与原告并非定作合同关系，被告只是原告与第三人定作合同关系的居间人，上述380500元中的280500元系被告应得的居间报酬，欠款应由第三人支付；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原告100000元也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本案定作合同的定作人如何认定、即被告是否为居间人的问题。首先，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一般情况下，居间人斡旋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介绍、撮合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同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羽绒服订货合同》。分析二份合同内容，二份合同除第一条第1项内容（单价等）外，其他条款一致，足以认定原告以45.8元的单价为被告定作羽绒服，然后被告将羽绒服以47.8元的单价供货给第三人。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存在货物交付、第三人支付等行为，但这属于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定作合同中约定变更履行方式而已（即原、被告双方约定由原告向第三人交付货物、并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部分价款），并不改变原、被告之间定作合同法律关系。其次，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庆江于2018年1月8日签订《合同补签》，亦对双方业务往来中单价、数量以及尚欠款项进行结算，上述《合同补签》再次确认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定作合同关系。再次，被告于2018年1月22日出具的结算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庆江向第三人代收此后的价款，此前被告亦向原告支付价款40多万元。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如果被告是居间人，其无需直接支付价款并委托原告法定代表人向第三人代为收取价款，其行为也印证了被告并非居间人。综上，被告关于其系居间人、其应获得居间报酬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认定原告作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即被告的要求定作服装，尚欠款项应由定作人即本案被告支付。被告申请本院调取其主张的微信号及聊天记录，以证实其系居间人，因原告已认可相关微信号及聊天记录，被告调查取证申请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原告100000元是否应抵减，即被告实际尚欠原告的款项数额认定问题。首先，关于被告应付款数额。2018年1月8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补签》确认被告尚欠原告1767290元。其次，关于被告已付款数额（包括扣款数额）：1.被告于2018年1月向原告付款总计396792元。2.经被告同意，徐贤亮于2018年1月、2月向原告付款总计663528元[其中包括徐贤亮于2018年2月6日支付原告的142086元，被告主张该笔付款对应服装系涉案《合同补签》载明3383件服装，原价款为148852元，因原告同意每件减价2元、3383件服装总计减价6766元，故实际付款142086元，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3.被告主张原告已向徐贤亮交付的价款为319704元、数量为7266件的服装（即《合同补签》载明的7266件服装），原告已作退货结算，对此原告提出异议、主张并非退货，而系由徐贤亮以其他货物折价抵款298024元。因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中原告陈述“他们剩了七千多件衣服被我卖掉了，现在就剩下我们的事情了”。据此本院认定价款为319704元、数量为7266件的服装，原告已与徐贤亮另行结算完毕，该价款319704元应在被告总欠款中扣除。因此，被告应付款为380500元（即1767290元-396792元－663528元－6766元－319704元=380500元）；2018年7月23日本院召集庭前会议中，原告也确认被告应付原告380500元（现原告诉讼请求亦主张被告应付原告380500元）。再次，关于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原告100000元是否应抵减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已支付上述100000元在原告与徐贤亮（第三人）结算时已扣除，在本案被告欠款中不应再扣减。庭审查明，原告于2018年1月8日签订《合同补签》（系双方业务清理结算凭证）后，原告向第三人交付了数量为2653件、价款为111720元服装，该供货系原告与第三人另行业务往来，原告将被告给付原告订金（即预付款）100000元在原告与徐贤亮（第三人）另行业务往来中予以扣除，该结算方式错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扣除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给付原告的订金（即预付款）100000元，本院认定被告实际尚欠原告280500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约定货到付款，经原告催告后，被告未付款，原告作为承揽人有权以定作人即被告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从对账次日起即2018年1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被告抗辩称，受原告与第三人委托，其从应付原告价款中挪用100000元并垫付约110000元向江西某监狱购买了7708件服装，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红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2805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280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8元，由原告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842元，由被告何红艳负担51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王宗明人民陪审员  陆炳生人民陪审员  林 宝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景廷书记员周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