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普中民终字第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浦绍权，男，1969年6月25日生，汉族，云南省鲁甸县人。委托代理人宗家贵，男，普洱市思茅区法律援助中心推荐的公民。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朱开才（曾用名朱江），男，1975年3月13日生，汉族，鲁甸县人。委托代理人周乐雅，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浦绍权因与被上诉人朱开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思茅区人民法院（2012）思民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4年2月26日组织双方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宗家贵、被上诉人朱开才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乐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并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9年3月间，原告（反诉被告）朱开才承建思茅区佳和小区商品房建设工程，原告将其承建的部份地面、板面、地梁等劳务工程以单包工形式承包给被告（反诉原告）浦绍权负责完成。被告在实施劳务过程中，自2009年3月15日起至2010年止，先后十二次向原告领取劳务费49900.00元。工程完成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月2日实际对账结算，被告所做劳务工程应得劳务费为36249.50元，被告实际多领劳务费13650.5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开才与浦绍权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行为属劳务合同，双方订立的劳务合同受法律保护。浦绍权在施工劳务中，所做劳务工程应得劳务费经双方于2012年1月2日实际对账结算，浦绍权应得劳务费为36249.50元。浦绍权自2009年3月15日起至2010年止，先后十二次向朱开才领取劳务费49900.00元，实际多领劳务费13650.5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法条规定，浦绍权多领劳务费13650.50元属无正当理由取得的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现朱开才要求浦绍权返还多领劳务费13650.5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浦绍权主张其少领取劳务费6349.5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为：一、由被告（反诉原告）浦绍权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朱开才劳务费13650.5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浦绍权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1.0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25.00元，合计166.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浦绍权承担。一审判决宣判后，浦绍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09年4月6日，浦绍权向朱开才领取预支款2000元，同年5月26日领取预支款200元。当时农民工工钱每人每天60元至80元。但“实物出入账”抄录的是：2009年3月15日预支1500元，仅隔20天预支12000元，5月14日预支1500元，仅隔12天预支8200元。这是否符合建筑市场劳务报酬和现实生活中的交易习惯。2010年，朱开才在农业银行打给肖贤武2000元，该笔款与浦绍权没有直接关系。对此，有证人杨官华证言。朱开才当庭提供了浦绍权原始记录的复印件，正好说明朱开才拿走了浦绍权的笔记本后重新抄录制作，“实物出入账”的内容是以浦绍权的原始记录为依据的。当事人双方都提供了该证据，以示双方认可。一审法院却未采信。朱开才提供的“实物出入账”中预支的“玉”字和“2010年肖贤武”的字样与浦绍权提供的原始记录中的“玉”字和无实质意义的“2010年肖贤武”相互印证。不难理解和推定，朱开才将浦绍权的原始记录本拿走后照抄照搬。一审法院不采信出庭证人的证言，主观臆断。浦绍权提供的原始记录中，如：“2009年4月6号玉支2000元”的字迹是蓝墨水书写的，而添加的“1”字是用圆珠笔书写。当时上诉人书写12000元，是否可能、允许、必要、合乎情理同时用两支笔来书写12000元字样。普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2012）第03号认为，检材浦绍权字样上的手印不具备鉴定条件，这说明不具备鉴定条件不等于浦绍权所为，从而不排除“浦绍权”字迹是模仿书写形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作出公正判决，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朱开才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事实方面的疑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属无端猜测，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用自己记录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证据的不可采信，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笔迹鉴定为上诉人本人的签字，应该予以认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则向本院提出文字检验鉴定申请，其申请鉴定事项为：对上诉人提供的预支款笔记中的“12000元”，是否同一人用同一支笔书写形成，“玉支和200元”之间是否原有“8”字痕迹存在，“8”字能否合理正常书写在其中。关于上诉人申请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对其记载的预支款（领款）记录单的项下存在争议两笔争议款项是否存在更改等事项进行鉴定，但从其申请鉴定的对象看，预支款（领款）记录单为其单方记载，被上诉人未认可“实物出入账”系完全依照上诉人记载的预支款（领款）记录单予以确认。因此，即使能够确认预支款（领款）记录单存在更改等情况，也不必然得出“实物出入账”项下两笔争议款项存在更改的事实。故，上诉人二审中申请鉴定的事项，并不属于涉及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其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诉讼中，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上诉人则对“自2009年3月15日起至2010年止，先后十二次向原告（反诉被告）领取劳务费49900元”有异议，其认为其只领取了十一笔款项，共计29900元，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据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经法庭调查、审阅卷宗材料，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就上诉人多领取劳务款，被上诉人已提供了上诉人签字确认的领款单据、劳务款结算单据予以证实，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抗辩称作为领款单据的“实物出入账”存在更改，其实际领取的款项只有29900元。就上诉人的该项抗辩主张，其依法应负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从被上诉人的在案陈述看，其未认可“实物出入账”系完全依照上诉人记载的预支款（领款）记录单予以确认。且预支款（领款）记录中关于存在争议的两笔款项（即：2009年4月6日、2009年5月26日的领款数额）的记载笔迹存在领款数额不明晰或更改痕迹的情况。故，仅凭上诉人记载的预支款（领款）记录单，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实际领款数额。从陈永能、杨官华的出庭陈述看，杨官华陈述其算账是根据上诉人的陈述所算，陈永能则陈述称只是见到被上诉人给上诉人2000元。从二人的上述陈述内容看，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实际领取的款项。关于“实物出入账”项下载明打给肖贤武的2000元，因上诉人已在该笔款项后签字确认，应视为其对所领款项的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形下，原审法院确认其证明效力，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分析，结合在案证据，上诉人就其实际从被上诉人处只领取了29900元的抗辩主张，其仍未完成举证证明的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多领款项的事实，适用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处其返还被上诉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和理由，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00元，由上诉人浦绍权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案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韩瑞斌审判员  曾 山审判员  熊西南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