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206行初13号 原告李辉钊，男，汉族，1991年5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代理人李鸣杰，浙江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0041391573。 法定代表人叶勇义，局长。 出庭行政首长蔡永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桂英、廖俊骜，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仙岳路387-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4350000MD80122143。 法定代表人王文强，院长。 委托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辉钊诉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为第三人。于2018年12月7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鸣杰，被告单位副局长蔡永华、委托代理人王桂英、廖俊骜，第三人委托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1日,原告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认为原告涉嫌醉驾,遂带原告抽取血样。第三人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对原告血样的血液酒精含量进行鉴定。2017年1月11日,该所出具了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17]毒鉴字第0015号《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以下简称:“检验报告书”)。原告认为第三人实施涉案鉴定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于2018年7月4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进行举报。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受理原告举报，并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出具厦司鉴举[2018]1号《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原告不服被告所做《告知书》，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李辉钊诉称：2017年1月1日,原告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认为原告涉嫌醉驾,遂带原告抽取血样。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对原告血样的血液酒精含量进行鉴定。2017年1月11日,该所出具了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17]毒鉴字第0015号《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但是,原告发现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司法鉴定人在实施涉案鉴定时,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故意做虚假鉴定,具体表现如下:1、在接受司法鉴定委托后,不实施鉴定,套用《厦门市仙岳医院酒精浓度检验报告单》的检验数据,出具虚假的检验报告书。2、仙岳医院检验科实施检验的血样疑似未添加抗凝剂,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规定。3、检验报告书的形式不符合司法部的规定,缺失重要的内容,导致难以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进行审查与评价。4、检验报告书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未采用国家标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实施鉴定。5、仙岳医院检验科实施检验时,未作定性分析,违反了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司法鉴定活动的社会公信力,纠正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的违法违规鉴定,消除其不良影响，于2018年7月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司法部《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向被告以及福建省司法厅(该厅将举报材料转被告处理)对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作了实名举报。被告经审查,认为原告的举报符合《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于2018年7月11日予以受理。2018年9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举报事项的答复,完全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原告在举报中所提出的问题。其所谓的调查处理,或对应当调查的事项故意不作调查,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对被举报投诉人违反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行为进行公然的袒护与包庇。因此,被告根本就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其处理举报投诉事项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原告举报投诉的过程中,明显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对此,原告保留向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进一步举报的权利)。被告之行为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之规定,以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1、判令撤销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2、判令被告对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违法出具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17]毒鉴字第0015号《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的行为依法处理。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鉴定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故意做虚假鉴定的举报》。 2、厦司鉴告[2018]5号《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告知书》。 3、厦司鉴举[2018]1号《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辩称：一、《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作出的《告知书》系对原告举报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涉嫌“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故意做虛假鉴定”所进行调查情况的告知,而非对原告进行司法鉴定投诉的答复。由于举报不同于投诉,接受举报的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的处理并不影响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即《告知书》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告知书》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款的规定,本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如果《告知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也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维持。1、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被告就原告举报的事项,已依法予以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告知原告，不属于被告职权范围的也已告知原告向医疗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因此,原告对被告告知其的举报调查情况不认同,不等同于被告未履职,原告诉称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与事实不符。2、被告作出的《告知书》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7月,被告收到原告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鉴定人员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举报件。针对原告提出的举报,被告依法进行了调查,包括要求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说明情况、调阅案涉鉴定案卷,及向有关人员核实情况等,并作出《告知书》将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1）关于鉴定人在出具检验报告书前是否有实际进行鉴定的调查情况。根据被告调查收集的《情况说明》,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否认存在套用检验报告单检验数据的行为。根据被告对两位鉴定人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两位鉴定人均称在出具检验报告书前实际实施了鉴定行为。同时,被告也调查核实了该次鉴定的卷宗材料,其中酒精检测图谱、《司法鉴定案件业务流程表》等材料均有两位鉴定人签字。被告因此将“未发现直接套用‘《厦门市仙岳医院酒精浓度检验报告单》检验数据’的问题”之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2）关于鉴定使用的是否是抗凝采血管中血样的调查情况。根据被告调查收集的《情况说明》,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表示检验报告书已经清楚载明“检材样品:抗凝血,无凝固,无渗漏”。根据被告对两位鉴定人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两位鉴定人均称用于鉴定的是抗凝管中的血样。被告因此将“鉴定使用的是抗凝采血管的血样”之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3）关于检验报告书的形式是否符合规定的调查情况。根据被告调查收集的该次鉴定的卷宗材料,其中检验报告书记载了鉴定的实施过程和科学依据,但形式要件不完备,缺少检测图谱附件,不符合《司法部关于印发和的通知》(司发通[2007]71号)的相关规定,被告因此将上述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4）关于应否“先定性,后定量”的调查情况。鉴于检验报告书载明适用的SF/ZJD0107001-2016《血液中乙醇的测定顶空气相色普法》,及原告提及的GA/T1073-2013《生物样品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GA/T842-2009《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方法》,均未规定应当“先定性,后定量”,被告因此将有关技术规范“并未明确规定在进行血液酒精浓度的定量分析前须进行一次血液酒精浓度的定性分析”之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5）关于鉴定采用技术规范是否违法的调查情况。根据被告调查收集的该次鉴定的卷宗材料,其中检验报告书载明本次鉴定采用的是SF/ZJD0107001-2016《血液中乙醇的测定顶空气相色普法》。经了解,2016年9月22日,司法部办公厅下发《关于颁布等8项司法鉴定技术规范(2016年修订版)的通知》(司办通[2016]58号),推荐适用SF/ZJD0107001-2016《血液中乙醇的测定顶空气相色普法》。SF/ZJD0107001-2016《血液中乙醇的测定顶空气相色普法》在人体血液酒精含量的测定上,与GA/T1073-2013《生物样品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具有同一性,被告因此将上述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综上,被告在《告知书》中告知原告有关举报事项的调查情况,均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被告作出《告知书》的程序合法。被告收到案涉举报件后,依法进行了相应调查。由于原告向被告提出有关事项所循程序不明确,为慎重起见,被告还曾向原告询问确认其是循举报还是投诉提出有关事项。在原告明确其是向被告提出举报而非投诉后,被告也将对举报事项的调查情况告知了原告,以上足见被告作出《告知书》的程序合法。三、被告已经对原告的举报事项依法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告知原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不依法履职”情形,故原告的第二项诉求不能成立。综上,恳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举报》及所附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邮寄单。 2、李辉钊的询问笔录及《情况说明》。 3、《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及邮寄凭证。 4、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材料。 5、孙林渥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 6、陈桂美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 7、吴晓媛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 8、司法鉴定案卷。 9、原告补充提供的材料。 10、《司法部关于印发和 11、《司法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等8项司法鉴定技术规范(2016年修订版)的通知》(司办通[2016]58号)。 12、《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关于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测定适用标准有关意见的函》(司鉴函[2018]5号)。 13、SF/ZJD0107001-2016《血液中乙醇的测定顶空气相色普法》。 14、GA/T1073-2013《生物样品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 15、GA/T842-2009《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方法》。 16、2016-2018年度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能力验证计划目录。 第三人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辩称： 一、从利害关系分析,案涉《告知书》并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案涉鉴定报告并未直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案涉的鉴定报告系由公安机关委托第三人作出,该鉴定报告在司法审判程序中是否被人民法院采纳,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否被人民法院认可,系由人民法院通过庭审调查、质证、询问鉴定人员等程序设置而实现的。换言之,鉴定报告是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行为的组成部分,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多份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之后所做出的对当事人不利之判决文书,才是直接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文件,而鉴定报告作为证据之一,不能独立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2、案涉《告知书》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当征询、参考司法行政机关对鉴定报告的意见,或是在当事人就鉴定报告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的情况下,应当中止案件审理,等待司法行政机关对投诉进行处理。换言之,无论被告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是否受理投诉,是否在投诉答复中对鉴定报告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均不会影响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检验报告书的独立判断,更不会以司法行政机关的投诉处理答复作为审理依据。综上,案涉《告知书》未直接对原告的权益产生影响,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二、原告虽是举报主体,但并不代表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受理了原告针对第三人所提出的投诉举报,并就原告所反映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将处理结果对原告进行了告知,但通过该投诉举报行为,不能直接认定原告因投诉举报行为获得对于案涉的《告知书》的诉权。《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未对投诉人的资格进行限制,但《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对于起诉主体则规定了限制条件,即起诉主体应与行政行为应当存在利害关系。案涉《告知书》是将投诉处理结果向原告进行告知的行为,作出该《告知书》不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本身即不属于行政行为;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后作出处理而可能产生利害关系的主体是被投诉人即第三人,亦与原告无关,故《告知书》应等同于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信访答复,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原告不能主张其系告知书的告知对象,进而就告知书提起行政诉讼。三、原告的诉求存在根本错误,于法无据。如前所述,被告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业监管部门,而非司法机关,无权就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的司法检验报告书作出评判,故《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特别规定对《检验报告书》不服,或是对司法机关采纳《检验报告书》不服的,不属于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的受理范围。《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所规定处理结果中,仅规定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可对鉴定机构进行处罚,未授权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可针对《检验报告书》进行处理,原告所提出的第二点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根本原因系其对《检验报告书》持有异议,但如前所述,《检验报告书》应由刑事案件审判程序决定是否采纳,原告通过投诉举报行为将《检验报告书》提交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甚至提起行政诉讼并主张司法行政机关对鉴定报告进行处理,实际上是变相地将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中对于证据的认定引入行政行为及行政诉讼之中,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和审判程序。本案被告已经依法履职,对于原告举报中的相关事由逐条进行答复,充分履行了其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之情形,案涉告知书不对原告之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亦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之主体资格,恳请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日,原告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认为原告涉嫌醉驾,遂带原告抽取血样。第三人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对原告血样的血液酒精含量进行鉴定。2017年1月11日,该所出具了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17]毒鉴字第0015号《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原告认为第三人实施涉案鉴定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于2018年7月4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进行投诉。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受理原告投诉，并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出具厦司鉴举[2018]1号《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原告不服被告所做《告知书》，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针对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司法鉴定人的投诉后，对原告投诉的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将投诉处理结果形成《厦门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举报调查情况告知书》向原告进行了送达，依法履行了相关职责。《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二十一条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仅能对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调查和处理。该行为系对司法鉴定行业的鉴定机构及执业人员履行行业监督管理职责，并不涉及司法鉴定结论本身，调查处理结果对投诉人的权利义务无直接影响。因此《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仅规定被投诉人对司法行政机关的投诉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被告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李辉钊投诉所做的处理，系行使对司法鉴定行业的鉴定机构及执业人员履行行业监督管理职责，并不涉及司法鉴定结论本身，对投诉人（本案原告）自身合法利益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对此提起行政诉讼缺乏诉的利益。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辉钊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鲁燕 人民陪审员  杨恬恬 人民陪审员  陈明哲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曾靖贻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