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102民初531号原告：霍永祥，男，195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原告：霍永玉，男，195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原告：霍永安，男，1963年5月17如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原告：霍永军，男，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原告：霍玉新，女，197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被告：喻树龙，男，198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鲁红，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强，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鹏，系辽宁园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邓秘儒，男，197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越，系辽宁安行（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明月，女，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伟，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田帅，男，198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诉被告喻树龙、第三人王强、第三人邓秘儒、第三人王明月、第三人田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之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被告喻树龙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鲁红，第三人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鹏，第三人邓秘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越，第三人王明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伟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田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丧葬费28574元、死亡赔偿金6575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总计786094元；2、要求被告给付停尸费24850元，每天按50元计算，从2017年9月20日至2019年1月30日止；3、要求四个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霍永平与五原告是亲兄弟姐妹关系，其本人长期在长白租房居住干活。2017年9月霍永平在长白劳务市场找到一个做力工的活，就是给被告位于长白岛龙湖唐宁one的门市房装修，霍永平负责搬运材料。在干活过程当中，霍永平从高空跌落，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霍永平与被告之间形式雇佣关系，霍永平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死亡，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作为霍永平的继承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贵院依法保护原告合法权利。被告喻树龙辩称：一、本案缺失原告，死者霍永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没有参加诉讼。本案目前提起诉讼的是死者霍永平的兄弟姐妹，五位原告均系死者霍永平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五原告是不适格的，本案中死者的死亡证明上婚姻状态是已婚，抢救时的家属联系人叫陈凤芝，联系电话是151××××0252，是建昌县人，陈凤芝目前不是本案的原告之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死者霍永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父母、配偶、子女作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目前均没有参加本案诉讼。《侵权责任法》第18条虽然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的《侵权责任法理解与适用》中关于第18条近亲属的范围及请求权顺序问题明确载明：“父母、配偶、子女是第一顺位，其他的为第二顺位……从死亡赔偿金的角度来看，遵守《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顺位比较合适，即配偶、父母、子女是第一顺位，没有第一顺位的，第二顺位的近亲属才能请求。”《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死者霍永平的第一顺位权利人即父母、配偶及子女为本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并且他们在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追究相关侵权人侵权责任的权利的情况下，应当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目前存在缺失原告的情形，原告向本庭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死者服父亲霍凌友的户口并没有注销记载；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不是事发房屋的承租人和所有人，也不是死者霍永平的雇佣人。事发房屋的承租人是王明月，答辩人的同学田帅介绍包工头邓秘儒给王明月，将事发房屋的装修砌墙包给邓秘儒，并由包工头邓秘儒负责雇佣干活的工人，死者霍永平就是包工头邓秘儒雇佣的，事发时就是包工头邓秘儒用他自己的手机报的警，长白派出所的报警记录应当能证明此事（答辩人代理人前往派出所核查过报警记录，但是不给调取）。答辩人与死者霍永平没有任何的接触，对于邓秘儒雇佣霍永平一事也是毫不知情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死者霍永平与答辩人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原告应当承担证明其主张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答辩人既不是事发房屋的承租人，也不是死者霍永平的实际雇主，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关于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答辩人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死者的户口为农村常住居民，应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四、关于停尸费，也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因为死者的死因是非常明确的，各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不存在死者如火化不能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形，停尸费属于死者家属任意扩大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119条，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当事人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停尸费是死者家属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自行造成的扩大损失，由此，该笔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五、死者家属事发后没有为死者支付分文治疗费，并且有放弃救治死者的行为，所以原告起诉要求得到死者的各项赔偿不尽人情。第三人王强辩称：1、原告主体适格存疑，本案原告非法律规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未查清第一顺位继承人员之前第二顺位不应参加继承；2、我方不应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即视为共同被告，我与死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即非承租人、出租人、承包人及加害人，所以我不应该承担责任；3、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应在事发后一年之内提起诉讼并向我方主张权利，对我方主张权利之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之内即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已丧失对我方主张权利的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邓秘儒辩称：1、除原告主体不适格及超过诉讼时效外，我方不同意赔偿，死者不是我找的，也不受我指挥，是受王强指挥，我不是死者的雇主，我没有任何过错，没有赔偿义务，本案属于以外事件；2、我尽是一名瓦工，经济收入不稳定，经济条件不好；3、死者是农村户籍，案发前一年没有实际在沈阳居住，不应按照城市标准判决赔偿；4、死者的摔伤原因没有查明，我方根据他人所说死者原有陈旧病，有高血压和眩晕症等病症，死者的家属有放弃治疗的嫌疑，因此，死者的死亡除应由死者本人承担部分责任承担以外其家属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此，不应由其他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本案的劳动成果不由我方受享，劳动安全保障义务不是由我方提供，本案中坠落的楼板洞口不是由我方所做，我仅是抹灰的工人，我与死者同样都是工友，都是干活的零工，我并非在死者的劳动中获得任何经济效效益，因此，从事故的成因来看，及经济利益角度分析，我均没有过错，没有赔偿义务，依据侵权责任法的法理，应分析本案事故成因，分析各方过错责任比例，从而确认赔偿主体，划分责任比例。综上，我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义务。第三人王明月辩称：1、本案现有主体不适格，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参加诉讼，根据死亡医学证明，抢救时签字的家属为陈凤芝，死亡医学证明显示的是已婚，但陈凤芝非本案原告，本案目前提起诉讼的是死者的兄弟姐妹，五原告均系死者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故本案现有原告主体不适格；2、死者是第三人邓秘儒实际雇佣的，我将事发房屋的装修包给第三人邓秘儒了，死者是第三人邓秘儒雇佣来对房屋进行施工的，我与死者没有任何接触，对于第三人邓秘儒雇佣死者施工一事也是毫不知情，且我承包给第三人邓秘儒的装修工作较为简单，系简单的砌墙工作，以便形成若干个隔间，不需要包工头第三人邓秘儒具备相关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故第三人邓秘儒应承担赔偿责任；3、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户口为农村常住居民，死亡赔偿金应根据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计算；4、关于停尸费，无法律依据，不存在不能火化的情况，属于原告未采取适当措施扩大的损失；5、原告分文未支付死者的医疗费，并有放弃治疗死者的行为，原告要求得到死者的赔偿费用不符合常理。第三人田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9月18日，受害人霍永平在为第三人王明月的装修工程提供劳务的过程中，从施工地点的二楼坠下致伤。之后，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治疗。2017年9月20日，霍永平因重度颅脑损伤医治无效死亡。另查，霍永平为1966年4月16日出生，户籍登记地为辽宁省建昌县。经建昌县牤牛营子乡东山村村民委员会书面证实及本院实地调查，霍永平父亲霍凌友（曾用名霍凌有）和母亲李桂柏均先于霍永平去世，五原告与霍永平系同胞兄弟姐妹。又经本院赴建昌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调取霍永平人口信息登记，载明其婚姻状况为未婚，且在当地婚姻登记机关亦未查询到其有婚姻登记记录。事发前，霍永平在和平区长白农民工劳务市场务工，并租住于和平区长白岛安泰小区。又查，第三人王明月因其租赁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三街412号9门的房屋装修过程中的砌墙施工而经过被告喻树龙找到第三人田帅，第三人田帅将第三人邓秘儒介绍给第三人王明月。之后，第三人邓秘儒又找到第三人王强，第三人王强又找到霍永平，由三人一起进行上述房屋的砌墙施工。还查，五原告因霍永平死亡一事的责任主体没有确定，而未将霍永平遗体火化，以备相关单位进行调查。从2017年9月20日至霍永平遗体火化的2018年12月14日止，共计产生遗体存放费16150元。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笔录、霍永平死亡医学证明、建昌县牤牛营子乡东山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六份、长白农民工劳务市场工种证、霍永平户口簿、案涉房屋租赁合同、霍永平公安登记信息、报警情况登记表、事发现场照片、殡葬服务费收据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田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受害人系在为第三人王明月对案涉房屋装修的施工过程中受伤致死，虽第三人王明月陈述称其已将砌墙的工程发包给第三人邓秘儒，被告喻树龙和第三人田帅也称系第三人邓秘儒承包了该施工，但因第三人王明月并未提供相应书面证据证明系由第三人邓秘儒承揽了砌墙工程的施工，并且又因被告喻树龙与第三人王明月系朋友关系，第三人田帅与被告喻树龙又系同学关系，应属与第三人王明月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加之被告喻树龙和第三人田帅又系本案当事人，故仅凭二人的陈述不能认定第三人邓秘儒从第三人王明月处承包了该砌墙工程。另外，虽然第三人王强也称系第三人邓秘儒找其做日工，该砌墙工程系第三人邓秘儒承包的，但因第三人王强也系本案当事人，且受害人霍永平是其介绍到案涉房屋进行施工的，第三人王强属于本案的重大利害关系人，故对其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王明月与第三人邓秘儒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的情况下，考虑到农民工劳务活动相对松散、灵活，施工行为具有临时性强、工期短且紧迫的特点，以及在承接的劳务无法单独完成时往往介绍相识的其他农民工共同进行劳务活动并按照各自工作量分配劳务费的劳务市场交易习惯，可以认定第三人邓秘儒、第三人王强与霍永平均系受雇于第三人王明月，故第三人王明月对于霍永平的因伤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五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受害人霍永平居住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岛地区，且常年在该地区农民工劳务市场务工，也即其主要生活收入均来自于该地区，故应当比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又因受害人霍永平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其亦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本院根据事发时现场的情况，酌情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10%，雇主王明月承担90%的责任。据此，按照五原告诉讼请求中所依据的当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及上述责任比例，第三人王明月应向五原告赔偿丧葬费25716.6元、死亡赔偿金591768元。对于五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酌情认定为45000元。对于五原告主张的遗体存放费，因各方对于赔偿责任主体、赔偿数额存在争议，五原告未将受害人霍永平遗体火化系出于应对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受害人霍永平死亡原因所提出的疑议，以便在需要鉴定时，有可供检验的检材，但考虑到诉讼风险对全体诉讼当事人的客观性，结合本院确定的责任主体，本院酌定由第三人王明月承担8075元，五原告承担8075元。对于被告喻树龙、第三人王强、第三人邓秘儒、第三人王明月提出的五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根据受害人霍永平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证实，并本院赴该地现场调查核实、调取受害人霍永平在公安机关登记的身份信息、调取受害人霍永平的婚姻登记信息，可以认定受害人霍永平未婚，无子女，其父母均已在其死亡之前去世，故已不存在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五原告系其同胞兄弟姐妹，属第二顺位继承人，故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五原告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权利人”，均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三人王强、第三人邓秘儒提出的五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受害人霍永平受到伤害的时间为2017年9月20日，五原告向本院提交起诉状的时间为2017年10月30日，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三年，故五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王明月向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赔偿霍永平的丧葬费25716.6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王明月向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赔偿霍永平的死亡赔偿金591768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王明月向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四、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王明月向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赔偿遗体存放费8075元；五、驳回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第三人王明月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共同承担789元，第三人王明月承担3766元；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霍永祥、原告霍永玉、原告霍永安、原告霍永军、原告霍玉新共同承担696元，第三人王明月承担33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峰人民陪审员  张兰英人民陪审员  万鹏飞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刘红梅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