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003民初1274号 原告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博物馆路**德馨大厦。 法定代表人骆俊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蒋敏，江苏华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杭经济开发区振兴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妙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玉枝，江苏擎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新勇，江苏擎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城公司）与被告浙江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贝利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6）苏1003民初2319号民事判决书，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2月5日重新立案审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京华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治、蒋敏、被告浙江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京华城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撤销原、被告签订的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Ⅴ标段、三期Ⅲ-Ⅰ标段《结算单》。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告京华城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Ⅴ标段、三期Ⅲ-Ⅰ标段《结算单》无效。事实和理由：2009年10月22日、2010年5月10日，被告分别中标“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V标段”、“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Ⅲ-Ⅰ标”工程，并分别与原告签订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6月8日、2011年2月23日，双方就上述工程另行签订《施工合同书》，2014年9月底前，原、被告就三期Ⅴ标段工程签订《结算单》，结算价款为8859.322万元；就三期Ⅲ-Ⅰ标段签订《结算单》，结算价款为8859.322万元。原告认为上述两份《结算单》载明的结算价格违背了合同约定，且未反映案涉工程的真实价款，仅为原、被告合意作为申报纳税的依据，故《结算单》并非原、被告对工程结算的真实意思，应为无效。原、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合同书》均约定，案涉工程价款为固定价+变更（工程变更和约定条件下的主材价差）。而被告报送的工程结算资料至少虚报三期V标段价款1017.92万元和三期Ⅲ-Ⅰ标段价格1350.98万元。该虚增的价款并非工程量变更或约定条件下的主材价差而发生，系虚增。原、被告签订两份《结算单》的目的是将“三期幼儿园”的工程价款提前纳入工程开票金额并以此作为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依据，并非原、被告进行工程结算。案涉两份《结算单》均变更了备案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内容，违反了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原告及其他未中标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被告浙江贝利公司辩称：原告在原审案件中以《结算单》重大误解为由提起撤销之诉，现发回重审又主张《结算单》无效，源自原告的多变性和欺骗性。原告在原审长达一年的时间，有证据不提供，却等到闭庭后提供。其持有的决算资料，也是在二审的催促下才提供。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结算单》依法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结算书是双方在工程履行过程中最终的清算协议，不以建设工程合同有效或无效为前提。本案虽有中标合同，也有施工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施工合同。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合同总价款是需要经过核算的，原告作为发包方有义务在收到被告提供的决算资料后进行最终的决算，双方达成的《结算单》是履行合同约定的决算义务。根据原告提供的案涉工程的《决算汇总表》及相应的决算资料，其中列明了增项工程达5000余万元，双方依此作出结算，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结算单》是双方通谋将“未建三期幼儿园”待付工程提前纳入工程款开票金额并以此作为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依据，进而完成案涉工程的土地增值税清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陈事实述的被告发出的《工程联系单》、《申请单》与“未建幼儿园工程”没有任何的关系，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通谋。综上，《结算单》应当作为独立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10月22日，经招标投标程序，被告被确定为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五标中标人，之后，原告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并办理备案手续。该合同约定原告将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Ⅴ标段工程发包给被告，合同价款为5318万元。2011年2月23日，原、被告又签订《施工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五标总包工程发包给被告，合同价款为6000万元＋100万奖金，承包方在各次请款时，应提供等额的发票方能请款。该合同未办理备案手续。2010年5月10日，经招标投标程序，被告被确定为案涉工程（三期Ⅲ-Ⅰ标）中标人，后原告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并办理备案手续。该合同约定原告将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Ⅲ-Ⅰ（1#、2#、3#、11#）标段工程发包给被告，合同价款为5149.73万元。2010年6月8日，原、被告又签订《施工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Ⅲ-Ⅰ（1#、2#、3#、11#、地库、地库C之27-40轴总包工程发包给被告，合同价款为6050万元＋100万奖金，发包人付款前，承包人须提供等额发票。该合同未办理备案手续。上述工程于2012年11月竣工验收。 原、被告双方签订《结算单》两份：1、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五标工程《结算单》，主要内容为，经双方核算及根据现场完成情况达成共识，三期五标总包工程最终结算总价为88593220元，其中原合同总价为6100万元，外装饰、材料调差及变更价为27593220元，不再有其它增减项目，不再另计任何费用。2、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三标A组团（1#、2#、3#、11#、C车库27-40轴）工程结算单，主要内容为，经双方核算及根据现场完成情况达成共识，三期三标A组团总包工程最终结算总价为85925071元，其中原合同总价为6150万元，外装饰、材料调差及变更价为24425071元，不再有其它增减项目，不再另计任何费用。上述结算单中结算的总价款为合计为174518291元。 庭审中，原、被告各提供上述《结算单》两份，原告京华城公司提供的《结算单》中没有落款日期；被告浙江贝利公司提供的《结算单》中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6日”，浙江贝利公司陈述落款日期为浙江贝利公司的工作人员收到结算单后填写。原告京华城公司陈述两份《结算单》系于2014年9月30日前签订，因根据规定，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两年内需报税，双方签订《结算单》并由被告浙江贝利公司出具发票，系为了办理案涉工程土地增值税清算而签订，该结算单中包含了虚开的将要建设的京华城三期幼儿园的预造价2000余万元，并非双方真实的结算依据。 截止到2014年10月13日，被告共向原告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金额为174518291元。 浙江贝利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向京华城公司发送的《工程联系单》中载明“①不应计入我司工程款的费用…②关于发票事宜。目前三期一标政府行政费费用526138.36元及三个标段不在合同和变更范围内的三期五标临时道路款187043元、F车库加固施工929284.91元、临时设施补偿费为25000元、设备用房款项1130000元；其中帮甲方处理20870459元发票（税点5.5%），应该有1147875.22元税款不应计入工程款，以上合计3945341.52元我方根本无法再开发票，请贵司予以核查并协调解决。” 2015年2月9日，浙江贝利公司向京华城公司提出《申请》，内容为：由我司总承包施工的京华城三期三标及五标工程，尚有工程款1728780元，其中约定可支付的金额为1348730元（968680元+380050元），因我司需要以工程款冲抵47-1701房（该房屋总款为1511781元），差额款为163051元，现特申请向贵司借款163051元，该款项在退回的墙改款项中扣除并返还。 另查明，原、被告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如发包人将土方工程拉出来重新发包，双方约定按单价9.9元/立方米，按现场实挖土方工程价款从工程合同总价款中扣除。后原告京华城公司将案涉工程中的土方工程发包给案外人，价款总计138.98万元。土方承包方的负责人步学友于2012年1月3日在《三期五标土方回填结算单》中写明“土方结清”。该结算单中“施工单位”处盖有被告浙江贝利公司的印章。上述结算单及相关土方的工程量汇总表、分析表的原件均在原告京华城公司处。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五标工程额付款方式为“…竣工验收付至中标价的75%，余款在结算审计后一年内付清（扣除5%的维修保证金）”。京华城中城房产三期三标A组团付款方式为“…验收合格满一年，付住宅总价的12%；余款（3%）验收合格满两年付清。以上节点付款前承包人须提供等额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2006]187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土地增值税清算应报送的资料中规定，纳税人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应报送以下资料:(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清算土地增值税书面申请、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二）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 原告提供的《京华城三期三标土建决算汇总表》、《京华城三期五标土建决算汇总表》中显示三期三标存在33个项目增项价款25818412.68，三期五标存在28个项目增项价款29225445.65元。江苏同德立信税务律师事务所受扬州市邗江区地税局的委托，对案涉工程的土地增值税进行了清算，并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土地增值税清算情况报告。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就案涉工程签订的两份《结算单》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被告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后签订的《结算单》，系双方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后出具，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原告主张系因案涉工程在竣工验收两年后需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2006]187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需提供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工程的结算单，故为了报税，双方签订《结算单》，结算单的形成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前。被告辩称，《结算单》形成的时间2015年3月16日，虽原告处的《结算单》中并没有载明落款时间，但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的规定及原告的陈述，原告向国税局报送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就应该提供结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但原告并未能提供国税局档案里存档的工程结算单，实践办理过程中是否必须提供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也不得而知，故原告主张《结算单》的形成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前，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结算单》中包含虚增的尚未开发建设的三期幼儿园项目2000余万元，也就是被告在2014年10月30日向京华城公司发送的《工程联系单》中“其中帮甲方处理20870459元发票（税点5.5%）”，被告辩称，此处帮忙处理仅是为了帮助原告提前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而提前开票的行为，联系单中“应该有1147875.22元税款不应计入工程款”是陈述不应计入已支付的工程款中。在被告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原告理应对结算单中包含虚开的尚未开发建设的幼儿园项目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供的案涉工程《决算汇总表》中并未提及所谓的尚未开发的幼儿园项目，被告所开具的案涉工程发票中也并未提及幼儿园项目，同时，根据被告提供的案涉工程的《决算汇总表》及原告提供的江苏同德立信税务律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案涉工程在建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增项工程，税务所依法对案涉土地增值税进行了清算。一般情况下，如原、被告存在虚开发票的事实，在双方工程款并未结清的情况下，如此大额的标的，双方之间定会对虚开一事作出记载或留有备忘等证明，而原告并未能提供此类证据，有违常理，故原告主张存在虚开发票一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结算单》形成于被告开具发票前（2014年10月13日），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当庭的陈述，也不能当然得出《结算单》中具有虚开的2000万元尚未开发建设的幼儿园项目。综上，原告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结算单》时有虚假的意思表示，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结算单》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扬州京华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五 人民陪审员  徐子清 人民陪审员  崔赐彬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孟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