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1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百泉，男，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涧**。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宗保、李风林，河南一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朋朋，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涧**。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明、武洛丹，河南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棉麻路银河苑**楼1门**。法定代表人：罗保林。原审被告：洛阳市蒙壮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纱西一街坊美城******/div>法定代表人：陈彩露。原审被告：罗保林，男，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原审被告：任伟，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知军，河南松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陶建新，男，195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知军，河南松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百泉因与被上诉人王朋朋、原审被告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佳公司）、洛阳市蒙壮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壮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百泉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王朋朋对本案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依法维持一审其它判决；3、由被上诉人王朋朋承担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为“王朋朋虽多次在借款收据及借款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其担保责任，但庭审时辩称担保签字涉嫌刑事诈骗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査，案件尚在处理过程中”为由，认定暂不支持上诉人要求王朋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是错误的。一、王朋朋应当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借款的发生，王朋朋和任伟作为中国银行的领导，既是介绍人、也是担保人。××陈百泉与借款人百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罗保林之前素不相识，正是经过王朋朋和任伟的中间撮合，并由二人作为担保，基于对二人的信任，陈百泉才将款项出借给百佳公司，王朋朋、任伟、罗保林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本案从借款的发生2014年10月份，直至本案起诉的2017年10月份，王朋朋和任伟多次承诺继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多次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确认其担保人的身份。依据担保法的规定，王朋朋应为本案借款本息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二、王朋朋承担担保责任是担保合同纠纷，与罗保林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属两个法律关系。1、本案的借款发生在陈百泉与百佳公司之间，王朋朋与任伟、罗保林等人同属于担保人，担保合同属于借款合同的从合同。2、王朋朋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报案罗保林涉嫌诈骗犯罪，罗保林虽然系百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个人是否存在刑事犯罪与本案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3、本案立案后，王朋朋为了逃避自身担保责任，明知罗保林无法联系的状态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接受报案后，一年有余，公安既不调查、也不对罗保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不作出任何结论。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来认定王朋朋担保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已经查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均合法有效，王朋朋作为专业人员，明知作为担保人应承担的义务，多次签字确认自身的担保人身份，上述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担保人免责的法定情形，本案不存在任何担保人免责的法定情形，王朋朋应当对本案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但是事实认定却违反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根本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便罗保林被生效的判决确定构成犯罪，担保人罗保林刑事犯罪与本案的合同纠纷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的立案侦查，并不影响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合同纠纷。本案认定王朋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需以罗保林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结论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却以罗保林涉嫌刑事犯罪正在处理过程中，认定暂不予支持上诉人陈百泉要求被上诉人王朋朋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是错误的。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王朋朋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处理答辩人的担保责任是正确的。本案借款人罗保林是任伟的好友，当时任伟在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下属某支行担任行长，答辩人在某支行担任副行长，为了罗保林的借款事情，在任伟多次催促和干预之下，答辩人才勉强作为担保人签字。根据罗保林涉嫌诈骗钱财案件已经查明的事实，288万元借款进入会计柴小会账户的次日，即转账到纪勇账户209万元，该笔209万系还款行为还是转移诈骗款的行为，目前侦查行为尚未终结，无法定性。针对罗保林及百佳公司以公司经营需要流动资金为名义涉嫌诈骗犯罪一案，答辩人向洛阳市公安局金谷分局报案后，金谷分局已经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并出具《立案决定书》，目前案件仍在侦查过程中，无法排除借款人罗保林、纪勇、介绍人等人相互串通，诈骗巨款并骗取答辩人提供担保的可能性，所以，该刑事案件的侦查材料及认定结果，将直接决定对本案当事人答辩人行为的定性，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认为对答辩人的担保责任应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进行处理是正确的。二、答辩人的房屋仍旧处于查封状态，其担保责任并未免除。上诉人陈百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查封了答辩人三处房产，这些房产目前仍处于查封状态，一审判决后，法院明确告知答辩人“对其房产的查封仍然将维持延续查封状态，不能解封”，所以，对答辩人的担保责任只是暂未处理，并没有免除。综上，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判决结果，从公平、公正、谨慎负责的态度出发，判决结果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任伟述称：一、一审法院基于同样的事实对任伟与王朋朋做出不同的责任认定错误，应予改判。就借款人罗保林涉嫌诈骗犯罪的行为，一审法院以王朋朋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己经决定立案侦查为由，暂不支持对王朋朋担保责任的认定，而任伟同样存在该情形。金谷公安分局2018年4月18日作出金谷公（案）立字[2018]10617号《立案决定书》，基于任伟以受害人的身份控告要求，决定对罗保林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立案侦查。若罗保林的借款行为存在诈骗犯罪事实，则王朋朋、任伟在该借款过程中的行为人身份地位要么是犯罪嫌疑人，要么与××同为受害人。在罗保林的借款行为究竟是民事法律行为还是犯罪行为没有确定前，一审法院以民事法律行为性质判定任伟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且任伟与王朋朋同样存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形，二人的报案均被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任伟做出了与王朋朋完全不同的责任认定结果，显然是矛盾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直接损害了关联责任人的权利，应予改判。就罗保林借款后的还款情况，任伟从案外人王叶**处了解到，罗保林面对王朋朋与债权人的催促，曾于2015年将其在某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王叶**将40万元款项分别于2015年的2月12日、2月15日转款到陈百泉指定的银行账户，用于偿还陈百泉的借款（见王叶**提供的转账凭证）。因此，陈百泉不仅向法院隐瞒了出借款项的实际数额，还隐瞒了罗保林的还款事实及还款数额。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加重了任伟的民事责任，应予改判。三、二审法院应综合案件客观事实，免除或减轻任伟的民事责任。1、由于代办人遗失了诉讼费缴费单据，导致任伟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行为未能引起上诉的效力，但不等于任伟已经愿意接受一审判决结果。2、任伟对陈百泉提供的《公司向个人借款协议书》证据中有关“2016.4.4”的内容表述不知情，不承担陈百泉以任伟于2014年4月4日再次表示担保的民事责任。3、涉案借款系经王朋朋介绍形成，任伟是在罗保林已经收到陈百泉款项后才知道该笔借款的。鉴于陈百泉给王朋朋施加的催款压力，任伟只于2015年6月10日同时在陈百泉提供的《借款收据》与《公司向个人借款协议书》签名表示同意担保。除2017年10月30日前，任伟从未表示过其担保责任延至罗保林的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故任伟的担保责任在2016年5月1日前就已解除。4、涉案借款发生时，任伟与王朋朋不在同一单位工作，罗保林在中行的金融业务始终在王朋朋主管的分行发生。2014年10月，罗保林称拟向案外人毕得林借款300万元，用于偿还王朋朋所在分行的到期银行贷款。任伟电话向王朋朋询问情况时，获悉罗保林的贷款面临到期，还贷后预计在11月份可以再为其提供等额贷款。任伟征求王朋朋能否为罗保林筹借倒贷款项时，王朋朋答复比较困难。为此，任伟从事了罗保林向毕得林借款300万元用于偿还王朋朋所在银行贷款的担保行为。由于罗保林逃匿，任伟的房产已经被西工区人民法院依法拍卖，拍卖款项被全部用于偿还毕得林的债权。任伟目前只能租房暂住。若任伟知道罗保林经王朋朋介绍已经向陈百泉借款300万元的情况，任伟也不会发生目前因善意担保而导致的生活窘迫。因此，基于关联基本事实，任伟为罗保林的同一借款还贷理由衍生了二起本不应发生的诉讼纠纷，任伟的民事责任地位既不同于王朋朋，也不应因陈百泉的单方行为导致任伟承担其已经免除担保义务的责任。综上，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任伟不承担担保责任或待罗保林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结案后再认定任伟是否应当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另外，本案所涉的款项在到达罗保林账户之前，任伟没有参与过。陶建新述称：一、陶建新是基于上诉人以不起诉任伟、王朋朋为前提才签订的担保承诺。事后才发现上诉人在迫使陶建新签订担保行为时，已经起诉了任伟、王朋朋。陶建新认为其担保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鉴于一审法院不愿合并审理其可撤销的诉求，陶建新另行启动了诉讼程序。二、陶建新向任伟筹借过经营资金大概100万元，陶建新原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不超过任伟享有债权的范围内可以分担任伟对上诉人的担保责任，陶建新当时签的担保承诺书系由上诉人事先打印好提供的，该书面证据不能代表陶建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免除陶建新的担保责任，或依法减轻其民事责任。陈百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百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按照月息2%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蒙壮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王朋朋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百佳公司、蒙壮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王朋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30日，百佳公司（借款人甲方）与陈百泉（贷款人乙方）签订《公司向个人借款协议书》，协议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0月30日至2015年10月30日止，借款利息为年息30%。百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罗保林在借款人甲方处签章，陈百泉在贷款人乙方处签字，罗保林、任伟、王朋朋在担保人处签字。且在该协议下方任伟、王朋朋的担保人签字后方另载明有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4日的“担保时间为该借款清偿完毕之日”的字样，以及另在协议下方载明有“洛阳市蒙壮商贸有限公司”字样并加盖公司印章，以及“洛阳固瑞良帆商贸有限公司”字样，但二公司均未表明其身份。另在该协议复印件的上方有“陶建新：自愿”以及王朋朋、任伟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9日，内容均为“该借款继续担保，时间为该借款清偿完毕。”等担保字样。2017年10月30日，陶建新出具担保书，载明：“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时间为该借款清偿完毕为止”。协议签订当日，百佳公司向陈百泉出具借款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陈百泉叁佰万元整用于自己企业经营周转，月利率2.5%，自2014年10月30日始至2015年10月30日止，并注有“备注：盖章有效，以前借条作废”的字样。罗保林在“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百佳公司签章，任伟、王朋朋在“担保人”处签字捺指印。收据下方另有手写的“钱转入柴小会，卡号62×××49，开户行：中行”的字样。2014年10月31日，陈百泉通过其妻子陈秋菊的农业银行账户向上述收据中柴小会账户转款288万元。庭审中，陈百泉称，另以现金方式向百佳公司支付12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另查明，王朋朋于2017年11月26日向洛阳市公安局金谷分局报案。2018年3月29日，洛阳市公安局金谷分局作出金谷公（案）立字[2018]1049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4年10月27日洛阳金谷王朋朋诈骗立案侦查，现该案正在处理之中，尚未侦查终结。公安机关对罗保林所经营公司的会计柴小会上述账户（尾号8049）资金流向的案外人纪勇的调查询问笔录中显示纪勇认可其于2014年11月1日收到罗保林通过公司会计柴小会账户向其转款209万，用于归还罗保林向其个人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百佳公司向陈百泉借款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公司向个人借款协议书、借款收据及银行转款凭证为证，该院予以确认。陈百泉于借款协议签订的次日通过其妻子陈秋菊向柴小会实际转款288万元，故借款金额依法应按实际转款数额288万元计算。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为2.5%，超过法律规定范围，对超过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结合收据下方的“钱转入柴小会，卡号62×××49”的字样，以及公安机关对柴小会上述账户（尾号8049）资金流向的案外人纪勇的调查询问笔录能够认定罗保林实际收到上述288万元转款并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借款的事实。罗保林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中签字确认其保证责任，未约定担保责任类型，依法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但陈百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借款履行期限届满后六个月内向其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故无法基于担保责任再要求罗保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保林在落款处的甲方、借款人处签字，并且在公安机关对该笔借款的流向进行调查时能够确认所借款项部分用于偿还其个人所欠案外人纪勇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其应当作为共同被告，故罗保林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依法应与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保证人任伟的责任承担问题，因其在借款收据及借款协议书中三次签字确认其担保责任，均未约定担保责任类型，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且任伟于2017年10月29日最后一次签字确认自愿为该借款继续担保时间为该借款清偿完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之规定，陈百泉起诉要求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其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百佳公司及罗保林追偿。因本案借款合同中借款期限约定：“从2014年10月30日至2015年10月30日止，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则本合同自动延期1年。”，担保人于起诉前仍签字确认对其担保责任进行延续，故其关于陈百泉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其以本案所诉已超诉讼时效为由，来否定自己担保责任，该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保证人陶建新的责任承担问题，其于2017年10月30日出具担保书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时间为借款清偿完毕为止，未约定担保责任类型，依法也应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同样按照上述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陈百泉起诉主张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其依法也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百佳公司及罗保林追偿。关于保证人王朋朋的责任承担问题，因其在借款收据及借款协议书中也多次签字确认其担保责任，但庭审时其辩称担保签字涉嫌刑事诈骗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决定立案侦查，案件尚在处理过程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故关于陈百泉起诉要求王朋朋承担保证责任应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进行处理为宜，本案中陈百泉要求王朋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该院暂不予支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蒙壮公司仅在借款协议上盖章但未表明其担保人身份，故陈百泉起诉要求蒙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罗保林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陈百泉借款本金288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任伟、陶建新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百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6200元，由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王朋朋虽然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但王朋朋以被诈骗提供担保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洛阳市公安局金谷分局作出金谷公（案）立字[2018]1049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立案侦查，现该案正在处理之中，尚未侦查终结。由于王朋朋提供担保行为的效力需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陈百泉要求王朋朋承担保证责任应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对于陈百泉要求王朋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陈百泉认可收到任伟40万元，但主张该款项系支付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40万元应为已支付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罗保林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陈百泉借款本金288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已支付的40万元待执行时予以扣除）。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6200元，由洛阳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罗保林、任伟、陶建新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840元，由陈百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刘丽娜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