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尔格图噶查。法定代表人：陈居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河南睿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川，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驻马店市华骏大道中段。法定代表人：蒋启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黑连河，河南文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卡布其运煤专线东侧。法定代表人：柴玉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军，内蒙古铭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夏文占，男，195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一审被告：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海达街**。法定代表人：闫志强。上诉人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骏公司），一审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越东公司）、夏文占、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隆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驻民一初字第34号之二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窦川，被上诉人华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峰、黑连河，一审被告越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军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夏文占、海隆公司经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2）驻民一初字第34号之二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华骏公司对金欧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金欧公司没有参与本案《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的担保。依据法律规定，保证需要有书面合同，不能只是口头担保。本案中，华骏公司提供了一份不是金欧公司印章，不是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担保函》，一份没有金欧公司股东签名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一份没有金欧公司董事会成员签名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用来主张金欧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支持了华骏公司的主张。《担保函》上加盖的印章，经鉴定与金欧公司使用的公章不符。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侦查证明，金欧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在各金融机构备案的印章与金欧公司使用的印章属同一枚。金欧公司提供的案涉前后时期其在当地公安机关爆破管理、煤炭管理机关行业目标管理相关文件备案的印章与金欧公司使用的印章属于同一枚。故金欧公司在案涉前后时期只有一枚使用的公章，华骏公司提供的《担保函》上加盖的印章是伪造的，金欧公司、金欧公司的股东、金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参与且不知晓《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的担保。一审法院依据推断判令金欧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二、金欧公司没有委托他人参与本案《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的担保。一审法院未查明《担保函》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的“杜在祥”是何人，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到底是谁签的名字。华骏公司提供的金欧公司实际控制人杜在强委托“杜在祥”办理本案车辆买卖担保事宜的《委托书》，经鉴定是伪造的。华骏公司工作人员李喜梅在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的调查中证实，《担保函》上加盖的印章是一个叫袁世安的人在乌海市一家餐厅的饭桌上当场加盖后给她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也是袁世安当场给她的，而饭桌上并没有金欧公司的任何人在场，金欧公司是价值几亿的煤矿，不会随意将印章交给外人随身携带。三、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公安机关就袁世安伪造印章行为立案侦查，对袁世安采取了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件已进入公诉程序，金欧公司无法取得起诉意见书，金欧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继续中止审理，一审法院在刑事案件未出结论之前迳行判决严重违反程序。华骏公司辩称，一、本案拖了八年之久，华骏公司找到了《担保函》原件，才做出了一审判决。《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中有担保的条款，该条款足以证明担保是合法有效的。二、关于《担保函》印章问题。从2008年到2012年，金欧公司的工商、税务等材料显示其有五个不同版本的印章，且《担保函》上的印章与金欧公司在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印章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金欧公司在担保期间使用多枚公章并无不当。一审中，一审法院三次要求金欧公司提供其公司2010年的员工花名册、账册、对外的各种文件以证明《担保函》上的印章不存在，但金欧公司一直拒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印章的鉴定程序中，检材选取不合理，检材只选取了金欧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而不是担保期间使用的印章。在指纹的鉴定程序中，只对比了杜在强的三个指纹，在质证时杜在强本人不敢肯定其是用哪个指纹盖的手印，鉴定应该提取并对比杜在强的十个指纹。三、关于《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的签字问题。金欧公司对外担保不需要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华骏公司没有义务查验金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四、关于杜在祥是否存在问题。张毅飞和夏文占两个证人称当时到金欧公司见过杜在强本人。金欧公司的管理人员王某及赵永明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称杜在强的哥哥或弟弟在煤矿负责安全生产，故杜在祥是真实存在的。五、有证据证明袁世安在社会上公开地从事诉讼活动及商务活动，公安机关未对袁世安采取强制措施。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担保法律关系，本案的法律关系与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先刑后民”不适用于本案。越东公司述称，一、金欧公司在本案分期付款买卖车辆期间提供了担保。越东公司是车辆经销商，实际买方是袁世安，购买车辆需要提供担保，袁世安称其在金欧公司有工程，金欧公司愿意提供担保。华骏公司的工作人员、越东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袁世安的带领下一起到金欧公司考察，看到袁世安在金欧公司有土石方工程，金欧公司欠袁世安工程款，金欧公司愿意提供担保。综上，本案中金欧公司的担保确实存在。二、内蒙古乌海地区的煤矿管理混乱，煤矿经营权变更频繁，公章也变更频繁，本案担保发生时，确实是杜在强在控制煤矿。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金欧公司的再审申请。华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越东公司支付华骏公司货款本金4830000元、利息489000元，以及违约金966000元。判令夏文占、金欧公司、海隆公司在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越东公司、夏文占、金欧公司、海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57600元，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骏公司与越东公司分别在2009年12月3日、2010年5月18日签订了编号为HJ-09002、HJ-1003两份《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分别约定购买4台、16台重汽宽体自卸车，两份合同的货款总额分别为1660000元、6656000元，两份合同总价款是8316000元。合同还约定了产品的配置、付款方式及违约金等条款，合同签订后，越东公司分别预付了两份合同货款总额的30%，华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车辆交付了越东公司，越东公司后又支付1330780元，仍欠原告货款及利息4830000元。夏文占、金欧公司、海隆公司分别为两份《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向原告提供了《担保函》、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金欧公司向原告华骏公司提供了煤矿负责人林开月的身份证复印件、煤矿矿长侯贵彪的矿长证复印件、侯贵彪的身份证复印件、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的证明复印件、鄂托克旗金欧煤矿文件（鄂金煤字[2010]第6号）、袁世安与金欧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金欧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件。中集华骏公司提供的金欧公司出具担保声明有杜在祥签字，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只有杜在祥一人签字。并提供2009年10月6日林开月出具的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委托杜在强全权管理金欧公司的一切业务。又提供2010年5月2日杜在强委托杜在祥办理双马爆破工程公司袁世安购买豪沃矿山专用车担保手续。还提供2010年5月20日原金欧公司矿长侯贵彪出具的证明，证明2009年9月4日金欧公司转让给杜在强经营。袁世安在侯贵彪经营期间已在煤矿从事土石方剥离工程，袁世安与侯贵彪未签订合同。侯贵彪将该煤矿转让杜在强后，袁世安于2009年11月21日与金欧公司签订煤矿采剥施工合同。袁世安向越东公司提供了金欧公司的担保手续中的一份金欧煤矿文件显示“经金欧煤矿全体股东会议（杜在强、李雄雄、方志强、侯贵彪、王某、杜在祥）研究决定并一致通过，同意为双马爆破工程公司袁世安担保购买三十辆中国重汽豪沃矿山专用工程车辆。”2010年金欧公司负责人为林开月，合伙人有林开月、方世强、魏东、侯贵彪。2011年5月21日越东公司向华骏公司出具还款计划表，认可总欠款6160780元。另查明，越东公司将本案争议的20台重汽宽体自卸车销售给袁世安，双方因货款给付问题发生纠纷，现正在内蒙古自治区法院审理中。金欧煤矿于2002年成立,合伙人有方世强,林开月,该煤矿于2007年合伙人变更为魏东、林开月,2008年变更合伙人为魏东、林开月、候贵彪、方世强，2012年1月变更合伙人为陈居炮、方世强、候贵彪、林开月、魏东，2012年4月合伙人变更为陈居炮；另查明，经比对金欧公司印章的字体、字形、大小、长短,在工商、税务的档案中发现金欧公司有多枚不同的公章印鉴，加上金欧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金欧公司实际使用过多枚印章。金欧公司对“担保函”上的蒙文字意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该异议不予采信。西安市中集车辆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张毅飞证明其在煤矿调查袁世安承揽的煤矿工程时，其在袁世安在金欧煤矿的办公室内坐着时和金欧煤矿的负责人见过一面。杜在强亲口说袁世安在煤矿承包工程中急着用车，煤矿愿意提供担保，并当庭指认杜在强。夏文占当庭陈述其去了几次金欧煤矿，杜在强袁世安在其公司有业务，金欧可以为其作担保，并当庭指认杜在强。柴奋忠在接受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公安询问时，陈述签订购车担保合同时，其与夏文占在五洲大酒店宴请金欧煤矿老总杜什么，当时不清楚叫什么名字，在场人有袁世安和王东红等人。王某在接受驻马店公安机关询问时，在被问到有无杜在祥这个人时，陈述金欧煤矿当时除了杜在强，还有一个姓杜的，当时其负责金欧煤矿安全生产。杜在强从陕西带来十几个人，包括五个股东，有杜在强、李雄雄等人。王某受雇于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杜在强从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接收煤矿时，王某负责煤矿的交接工作。车胜瑞在接受驻马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承揽袁世安的土石方工程，当时煤矿有王某，杜在强、王某相互熟悉，他们每天在一起吃饭。袁世安在接受公安询问时陈述杜在强任金欧煤矿老板时，煤矿有十多位股东，夏文占经常到他在金欧煤矿的工地上，有时是夏文占自己，有时是好几个人。杜在强称其系林开月任命的矿长，杜在强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承认其名下的股东有四、五名，并称袁世安与煤矿签订采剥施工合同时其不知道，又称其不知道煤矿有王某、李雄雄两个人。赵永明系袁世安施工队的总工程师，负责施工队的全面管理工作，在2010年秋天在煤矿干活干了大概有两个来月，其陈述杜在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霍某系乔秀锋的岳父，其陈述乔秀锋在2009年任煤矿董事长，杜在强任总经理，金欧煤矿当时系乔秀锋买下的，其受雇于乔秀锋。当时的股东有乔秀锋、李雄雄、杜在强、乔利军等人，乔秀锋等人从林开月、侯贵彪、方志强手中买受的该煤矿。侯贵彪在接受公安询问时，陈述其从别人手里在2008年1月接收煤矿，2009年10月将煤矿卖给杜在强了。杜在强在袁世安退出金欧煤矿的土方剥离工程时，因袁世安未能挣钱，杜在强给了袁世安一部分钱。另查明，袁世安与越东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也为豪沃宽体自卸车。袁世安并未购买其它车辆。袁世安实际购买的车辆为原告华骏公司生产的重汽宽体自卸车。另查明，鄂托克旗金欧煤矿曾变更名称为鄂托克旗金欧煤矿（有限合伙），现又变更名称为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登记的企业资料显示2008年鄂托克旗金欧煤矿的合伙人为魏东、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2011年的合伙人仍为魏东、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金欧公司于2013年1月21日向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公安分局报案，称越东公司伪造其公司印章，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公安分局于2013年1月24日立案侦查，该局于2015年12月17日委托河南公专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担保函”上“鄂托克旗金欧煤矿印文”与2010年6月28日鄂托克旗金欧煤矿的证明上的印文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两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该局于2015年12月11日对涉案委托书上“杜在强”的指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委托书上的指纹与杜在强的十指指纹不能认定同一。金欧公司提交该局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的“关于袁世安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案件通报”，该通报内容“袁世安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袁世安本人目前下落不明，正在追查过程中”。华骏公司对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公安分局的鉴定意见及案件通报提出异议，称检材中出现方世强、候贵彪签名与该二人的公安询问笔录陈述相矛盾，该二人笔录中陈述二人已于2009年离开金欧煤矿，但该“证明”检材中确有该二人于2010年6月28日签名。指纹鉴定仅鉴定了杜在强的左手食指、右手中指、右手小指指纹，并没有鉴定其他七个指纹，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意见。金欧公司使用中存在多枚印章，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担保函”印章的真实性。金欧公司提供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公安分局对李喜梅的询问笔录，以证明金欧煤矿未在“担保函”上加盖公章、刘新平的询问笔录以证明金欧公司在2009年10月到2012年12月只有一枚公章，同时证明“委托书”上杜在强的手章与杜在强当时使用的手章不一致，候贵彪、方世强的询问笔录，以证明金欧公司没有杜在祥、方志强两人，其二人未参加过袁世安购车担保的股东会议。华骏公司对以上询问笔录提出异议，称李喜梅并没有明确说明金欧公司在担保函上加盖印章时不在场，刘新平的证言存在不确定性，候贵彪、方世强的证言与驻马店公安局东风分局的调查笔录相互矛盾，证言虚假。对以上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金欧公司又提供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公安分局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以证明对袁世安伪造公文印章一案已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华骏公司提供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5日审理笔录一份，证明袁世安在此期间公开参加涉案开庭，乌海市海勃湾区公安局出具的通报是不真实的。金欧公司称该审理笔录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审理笔录能够证明相关事实，予以采信。华骏公司于2013年10月16日向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风分局报案，称其公司被诈骗，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风分局于当日受理该案，并多次到内蒙古侦查取证，该局现侦查未果。一审法院调取了相关公安询问笔录。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金欧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公司2009年至2011年期间的会议纪要、红头文件、工资表，金欧公司未能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告中集华骏公司与越东公司之间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纠纷及与海隆公司、夏文占之间的担保合同纠纷的事实已经查明，对该部分纠纷先行作出处理。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判决内容：一、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83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月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并支付违约金96.6万元；二、被告夏文占、被告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可以向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于2017年6月6日撤回上诉，本院准许撤回上诉，现一审判决已生效。因袁世安提供的担保合同牵涉伪造公司印章及合同诈骗，驻马店、内蒙古两地公安机关的侦查未果，对本案担保法律关系的认定应等待两地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再予以确定。该判决未对金欧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作出处理。现金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乌海市海勃湾区公安局对伪造公司印章的嫌疑人袁世安采取拘留措施及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移送提请公诉的证据，驻马店市公安机关也对担保合同诈骗侦查未果。以上事实，有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担保函、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还款计划表、发票、公安询问笔录、工商、税务档案材料等证据证实，应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原告华骏公司与被告金欧公司的担保合同是否成立。针对该焦点，首先争议的是双方担保合同的印章是否真实的问题。金欧公司称担保声明上的印章系伪造,但因该煤矿在工商、税务部门的档案中有多枚印章印鉴，该煤矿多次变更合伙人，印章更迭频繁，能够证明该煤矿对印章的管理不规范，刻制印章的随意性较大，煤矿曾使用多少枚印章的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不具备对担保声明上的印章进行真伪鉴定的基础。虽金欧公司提供了乌海市海勃湾区公安局对公章鉴定的意见，但公安机关侦查多年后并未依据该鉴定意见移送检察机关对袁世安提请公诉，对袁世安涉嫌私刻公司印章一直未侦查终结，袁世安是否构成犯罪，并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对袁世安私刻公司印章的事实暂不予认定。金欧公司称担保声明上的印章系伪造的意见暂不予支持。其次，金欧公司是否提供担保的可能问题。1、虽杜在强并未在工商登记为合伙人，但从侯贵彪、霍某等人的证言能够证实杜在强为实际合伙人，实际参与煤矿管理。西安市中集车辆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张毅飞证明其在煤矿调查袁世安承揽的煤矿工程时，其在袁世安在金欧煤矿的办公室内坐着时和金欧煤矿的负责人见过一面。杜在强亲口说袁世安在煤矿承包工程中急着用车，煤矿愿意提供担保，并当庭指认杜在强。夏文占当庭陈述其去了几次金欧煤矿，杜在强说袁世安在其公司有业务，金欧可以为其作担保，并当庭指认杜在强。柴奋忠在接受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公安询问时，陈述签订购车担保合同时，其与夏文占在五洲大酒店宴请金欧煤矿老总杜什么。以上证言一定程度上证明杜在强承诺担保的事实存在。2、金欧公司向华骏公司提供了其煤矿负责人林开月的身份证复印件、煤矿矿长侯贵彪的矿长证复印件、侯贵彪的身份证复印件、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的证明复印件、鄂托克旗金欧煤矿文件（鄂金煤字[2010]第6号，系原件），袁世安与金欧煤矿签订的合同复印件、金欧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件，以上证件，系煤矿管理核心文件，未经煤矿负责人同意，不为特定事宜，其他人不能获取以上证件，应当认定均来源于金欧煤矿。3、在金欧公司的鄂金煤字[2010]第6号文件中显示煤矿有李雄雄、王某两人。杜在强否认其煤矿有李雄雄、王某两人，但王某确有其人，王某又负责向杜在强交接煤矿工作，公安机关也对王某进行了询问。王某又证实其与杜在强熟悉。王某、霍某还证实李雄雄为杜在强的股东之一。该证人证言系经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的陈述，属客观陈述，应予采信。杜在强否认的事实存在，杜在强的陈述存在虚假；4、煤矿前任矿长侯贵彪陈述，杜在强在袁世安退出土方剥离工程时，杜在强考虑袁世安未能挣钱，给袁世安一部分钱，能够证实杜在强与袁世安合作关系较好。5、金欧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杜在祥不存在，证人王某证明煤矿除了杜在强，还有一个姓杜的负责安全生产。赵永明证明杜在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该二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又熟悉煤矿当时的情况，证言比较客观真实，应予采信。6、杜在强庭审陈述其不知道袁世安与煤矿签订了剥离合同，但当时任矿长的霍某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明确陈述该剥离工程合同系杜在强安排其签订，杜在强予以否认属虚假陈述。综合分析以上证据情况，考虑煤矿生产需要的实际情况，煤矿具备给袁世安购买车辆提供担保的客观条件和内在原因，为袁世安提供担保符合常理。关于担保合同的形式问题。金欧公司辩称林开月、杜在强的签名均系伪造，且股东均未在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担保合同不能生效。在侯贵彪向公安机关陈述其于2009年10月将煤矿转让给了杜在强。方世强也证实其当时任矿长、侯贵彪任董事长，2009年年底杜在强从他们手中接管了金欧煤矿。霍某系乔秀锋的岳父，其陈述乔秀锋在2009年任煤矿董事长，杜在强任总经理，金欧煤矿当时系乔秀锋买下的，其受雇于乔秀锋。当时的股东有乔秀锋、李雄雄、杜在强、乔利军等人，乔秀锋等人从林开月、侯贵彪、方志强手中买受的该煤矿。当时的煤矿合伙人应为杜在强等人，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登记的企业资料显示2008年鄂托克旗金欧煤矿的合伙人为魏东、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而2011年的合伙人仍为魏东、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该登记信息能够证实侯贵彪、杜在强未在工商部门变更合伙人信息。所以，在工商登记的合伙人魏东、林开月、侯贵彪、方世强不会在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对外提供担保，未经过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并不影响单位提供担保的法律效力。所以，该情况不影响金欧公司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关于担保手续中的委托内容的问题。袁世安与越东公司约定的购买车辆为豪沃宽体自卸车，越东公司购买华骏公司生产的重汽宽体自卸车后，将车辆销售给袁世安。因此，杜在强委托杜在祥办理袁世安购买豪沃矿山专用车的担保手续，实际用于担保重汽宽体自卸车，金欧公司辩称该委托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另外，金欧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将其公司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公司会议纪要、红头文件、工资表提交，无法判断金欧公司是否曾经使用涉案印章和是否提供本案担保，应视为拒绝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金欧公司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合以上情况，本案已中止审理多年，在公安机关长期未对伪造公司公章案件进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暂认定金欧公司担保事实的成立，金欧公司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如以后经生效判决认定袁世安伪造公司印章罪名成立，金欧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华骏公司与越东公司签订的分期付款买卖车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越东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夏文占、金欧公司、海隆公司分别向华骏公司提供了《担保函》，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三份保证合同成立。因此，夏文占、金欧公司、海隆公司应当在越东公司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越东公司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越东公司、夏文占、海隆公司的法律责任已经生效判决作出处理，一审法院依照已生效判决对金欧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予以处理。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被告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夏文占、被告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连带偿还原告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货款483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月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并支付违约金96.6万元；被告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可以向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告夏文占、被告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被告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乌海市越东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夏文占、被告乌海市海隆汽贸货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华骏公司与金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担保关系，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金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盖章与签字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在合同上盖章的意义在于证明该合同的内容是印章记载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诉争的《担保函》中加盖有金欧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人一栏中签有“杜在祥”的名字。首先，对《担保函》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名进行分析，判断该签名能否代表金欧公司。本案中，“杜在祥”不是金欧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从原审对金欧公司各合伙人查明情况看，“杜在祥”亦不是金欧公司的合伙人，“杜在祥”不能代表金欧公司。且从公安机关调查及原审查明情况来看，现仍无法确认“杜在祥”的身份，《担保函》上“杜在祥”的名字是何人所签。华骏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杜在祥”是杜在强的兄弟或是金欧公司的工作人员，故仅凭《担保函》上身份不明的“杜在祥”的签字并不能证明《担保函》是金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对《担保函》的印章印文进行分析，判断该印文能否代表金欧公司。仅凭自然人的签字，尚不足以区别某一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因此，只能通过加盖公章来区别。就此而言，盖章具有签字所不具备的功能。自然人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本案中，李喜梅系华骏公司的业务人员，负责案涉车辆买卖交易，是其去乌海市取的担保手续，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称“在饭店内，袁世安拿出随身携带的金欧公司的公章，在金欧公司的《担保函》上加盖了公章”，袁世安非金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员工等有权代表金欧公司的人，也无证据证明袁世安获得金欧公司的授权，故其在《担保函》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金欧公司。综上，《担保函》不能证明金欧公司与华骏公司之间存在担保关系。关于华骏公司称《担保函》上金欧公司的印章与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金欧公司印章一致，故《担保函》上的印章是金欧公司的真实印章问题。该份证明系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出具的，日期上加盖有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的印章，左下侧空白处加盖有“鄂托克旗金欧煤矿”印文的印章，因无法确定该印章是何时加盖的，也无法确定是否是金欧公司加盖的，故对华骏公司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华骏公司、越东公司称其在《担保函》出具前曾在袁世安的带领下到金欧公司考察，金欧公司原矿长杜在强称愿意提供担保，故金欧公司的担保应是真实有效的。本院认为，即便金欧公司杜在强曾就担保问题与华骏公司进行过商谈，但该商谈也仅是双方就订立担保合同过程中的磋商行为，不能代表双方最后就担保事宜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该磋商行为对双方不具法律约束力。华骏公司、越东公司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华骏公司诉越东公司、金欧公司、夏文占、海隆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案号为（2012）驻民一初字第34号。对于越东公司、夏文占、海隆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2)驻民一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书，该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于金欧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2）驻民一初字第34号之二民事判决，金欧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出本次上诉，故本判决主要处理的是金欧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不影响(2012)驻民一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即越东公司、夏文占、海隆公司的责任承担。综上所述，金欧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担保关系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驻民一初字第34号之二民事判决；二、驳回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对鄂托克旗金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6600元，由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海娟审判员  周新峰审判员  庞宝峰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郭培红书记员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