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5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惠泉，……。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忠，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鸿，……。系林惠泉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叙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德，广东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斌，广东华商（汕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惠铭，……。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杰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广文，广东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惠泉、上诉人林叙龙因与被上诉人韦惠铭、被上诉人林杰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0513民初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惠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忠、林晓鸿，上诉人林叙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德、王培斌，被上诉人韦惠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被上诉人林杰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广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惠泉、林叙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解除林惠泉与韦惠铭于200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经营场地退还林惠泉，终止林惠泉与韦惠铭的合伙关系，并对合伙资产及收益依法作出处理。2、韦惠铭向林惠泉、林叙龙支付违约金50000元。3、韦惠铭付还林惠泉代其垫付的租金6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4月18日单据显示：原告林叙龙收回投资码头股金20万元，原告林惠泉收回投资码头股金5.1万元，被告林杰文收回投资码头股金6.5万元。”（见第20页第2段）。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林杰文提供的“2010年4月18日单据”正面的尾三行、日期及左侧文字均系以不同笔迹在事后添加的，原审判决对上述添加的内容均己不予确认，而尾三行中倒数第三行有“素龙股金200000元”的内容，林叙龙已提供银行流水账，证明该20万元是在韦惠铭于2008年5月11日支付第一笔股金之前的2008年4月21日已经收取，该20万元是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合伙期间所得的收益，林惠泉收回的5.1万元、林杰文收回的6.5万元也均发生于2008年4月21日期间，而不是该单据所标示的“2010年4月18日”。一审判决根据其认定得出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私自领取合伙股金的行为构成违约的结论明显错误。上述股金收回的时间是在韦惠铭支付合伙股金之前或者将场地出租给中铁十三局之前，与韦惠铭毫无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从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至本案立案前，原、被告之间对合伙期间的收支及盈亏未进行结算，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林惠泉对被告韦惠铭没按约定期限及金额履行支付义务有进行催讨的事实。”（见第20页第3段）。这一认定也是不正确的。首先，在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合伙期间及其后与韦惠铭合伙后，林杰文均有对合伙的收支情况进行记录、对场地出租给施生平期间的收支及盈亏与林惠泉进行结算；对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共同出资78万元所形成的物业，在与韦惠铭合伙时，经四人评估一致同意确认价值为166万元，并将其中51%的合伙股份转给韦惠铭。可见，一审判决所称的未结算并不符合事实。也正因为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的合伙有盈利，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才将盈利进行分配，收回各自的出资。尽管出资收回，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仍有占原资产166万元中49%的部分与韦惠铭合伙经营。其次，由于韦惠铭没有按约足额出资、没有按约定办妥码头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没有支付场地租金等，林惠泉多次向韦惠铭催促履行义务，林叙龙还明确要求韦惠铭退出合伙，一审判决认定林惠泉、林叙龙没有催促韦惠铭履行义务，也是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的理由不成立。1、关于102000元可否转为韦惠铭的股金问题。经合伙人协商确定，因需要建设栓船柱及其他费用，韦惠铭应负担102000元。林杰文所提供的2008年5月12日的单据中，有记载“大队费用20000元、建系船柱20000元费用12888（元）……付合计65300元”等内容，说明确有发生建栓船柱及其他费用的事实，一审时合议庭也到过现场勘查，两条大的栓船柱历历在目。一审判决无视该事实在四合伙人未结算实际费用情况下，将102000元全额认定为韦惠铭的股金，其理由显然不成立。2、关于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对原告林惠泉、原告林叙龙及被告林杰文私自领取合伙股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这一认定与本案事实不符，也缺乏法律依据。如上所述，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投资形成的物业在与韦惠铭签订合伙协议时，经各方同意折值为166万元，将其中51%（即846600元）的股份转让给韦惠铭，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完全有理由将转让出的846600元收回，更何况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所收回的资金发生于韦惠铭支付股金及四人合伙后取得收益之前，这根本不损害韦惠铭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是以物业折值的49%与韦惠铭合伙，韦惠铭则以支付物业折值51%的对价参与合伙，按照一审判诀的逻辑，如果原合伙人不能将转让出去的价值收回，那么原合伙人的出资仍然是100%，这不符合合伙的法律规定（暂且不说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林杰文收回的尚未达到51%的份额）。一审判决将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收回转让股份价值的行为判定为违约，不知依据哪家的法律。即使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将转让的股份价值足额收回，但本案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所占的49%的财产仍原封不动作为合伙财产，由合伙人共同管理经营，并没有违约。由于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并没有处分合伙财产，而仅是收回转让的股份折值，故根本不构成违约。一审判决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林惠泉有否私自出租场地的问题。由于韦惠铭不按约办妥码头经营相关证照，致合伙人一直无法按合伙目的进行码头经营。为减少合伙人的损失，经各方协商同意，将经营场地临时先后出租给中铁十三局及施生平。韦惠铭提供的2010年3月20日《收条》，其自己也加上“另加上铁路局租金壹年人民币柒万元正”的内容，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韦惠铭知道并参与出租场地，其后，因韦惠铭仍没有履行义务，经合伙人同意，又将场地出租给施生平，但韦惠铭竟挑起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擅自起诉施生平并倒打一耙谎称其不知道场地出租事宜。但由于出租给施生平的期限尚未届满，合伙人之间尚未进行结算，故不可能发生分配收益的问题，一审判决无视本案事实，认为“原告林惠泉将合伙经营的场地私自出租及私自收取租金没有分配给合伙人的行为也存在过错。”这显失公允。4、关于韦惠铭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无论是经营码头货运业务还是用于场地出租，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收益。……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合伙经营业务实际以出租场地为主，合伙经营过程已经实现了实际收益，故不能以未能办理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作为不能实现合伙目的为主要原因，被告韦惠铭并未构成根本违约而达到应解除合伙协议。”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关于合伙目的的问题。林惠泉与玉一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开宗明义写道“甲方为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扶持企业发展，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同意由乙方租用村集体“铺下”码头区做为码头货运业务，林惠泉与韦惠铭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可以清楚看出，双方合伙经营的是“第一物业”，即“原一航局预制场的场地使用权及伸延在榕江中的二条龙门吊轨道，现有吊机二台及1000m²的装卸货运码头和地上建筑物约500m²。”为合伙经营该“第一物业”，必须建造“二粒码头系缆墩”及码头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所需费用由合伙人按股份比例（分别占51%和49%）分摊。至于《协议书》中所称的“第二物业”则由韦惠铭独立经营，不在合伙范围，如土地尚有剩余才共同出租经营。可见，经营码头货运业务是合伙的首要目的，所谓场地出租经营仅是在韦惠铭经营的“第二物业”尚有剩余土地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且《协议书》并无约定“第一物业”可以出租形式进行经营。由于韦惠铭没有履行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的义务，致使合伙经营码头货运的业务一直无法进行，合伙的目的无法实现，这才导致其后对“第一物业”进行出租的无奈之举。一审判决无视《协议书》的约定，也无视当事人合伙的意图，把实现利润认定为四人合伙的唯一目的，其所持观点缺乏依据。如果出租场地也是合伙的目的，林惠泉根本无需与韦惠铭签订《协议书》，更无需约定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因为《协议书》签订之前己完全具备出租经营的条件。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何需与韦惠铭合伙呢。林惠泉之所以与韦惠铭签订《协议书》，就是为了通过合伙实现从事码头货运经营的目的，但由于韦惠铭违约，致使该目的不能实现。韦惠铭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见，林惠泉、林叙龙请求解除《协议书》，终止合伙关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支持林惠泉、林叙龙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另外，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被告韦惠铭实际交付的股金545300元及租金14万元，被告韦惠铭没有按约定的期限及金额完全履行支付义务。对被告韦惠铭关于股金及租金已经全部足额履行清楚的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这也已足证韦惠铭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认定及判决自相矛盾。5、关于合伙解散是否应当清算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伙解散必须依法进行清算。”但一审判决并没有具体援引法律条款。我国法律并无规定个人合伙的终止或解散必须进行清算这一程序，一审判决认为“合伙解散必须依法进行清算”缺乏法律依据。况且原审法院在未委托专业机构对合伙期间的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审计、评估、清算的情况下，就武断作出“本案当事人没有提供健全的财会账册可供清算”错误结论，做出驳回林惠泉、林叙龙的诉讼请求判决是错误的，实为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判决驳回林惠泉、林叙龙的诉讼请求缺乏理由依据。本案合伙人多年来纠纷不断，确无继续合伙经营的可能，客观上合伙场地及设备也己荒芜数年，以一审判决，则势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致当事人导致严重经济损失，纠纷升级，并为不安定局面埋下祸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林惠泉、林叙龙的上诉请求。 针对林惠泉、林叙龙的上诉，韦惠铭答辩称，一审判决虽存在部分对韦惠铭不利的认定不正确，但其判决结果是正确的，故在纠正上述部分不正确认定的基础上应维持一审判决结果。林惠泉、林叙龙的上诉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依法应予驳回。 一、林惠泉、林叙龙的一审起诉及一审诉讼请求在程序上明显违法。因为： （一）林惠泉、林叙龙在未经合伙人林杰文的同意就擅自起诉，并且林惠泉、林叙龙的一审诉讼请求又与林杰文诉讼主张完全相反的情况下，林惠泉、林叙龙的一审起诉明显不合法，应依法予以驳回。其主要理由是：1、本案中，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三人系构成涉案合伙体中49%股权的合伙人关系，那么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第二款关于“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林惠泉、林叙龙未经合伙人林杰文的同意或授权而擅自单方起诉韦惠铭乃明显不合法，因为同为合伙人其法律地位及诉讼地位平等，林惠泉、林叙龙要起诉主张与韦惠铭拆伙，则必须取得合伙人林杰文的同意，但本案事实却是林杰文并未同意起诉或授权委托林惠泉、林叙龙起诉韦惠铭，故林惠泉、林叙龙无权可用自己单方起诉来代替及“绑架”同为合伙人的林杰文的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何况林杰文在合伙体中所占的股份比林惠泉还大。2、由于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系构成涉案合伙体中49%股权的合伙人关系，林杰文又被追加为诉讼当事人，本案就依法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了。而如上所述，同为合伙人及被追加为诉讼当事人其法律地位及诉讼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依法就必须是同一的才合法，否则就必须依法驳回。但本案中，林杰文被追加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完全与林惠泉、林叙龙完全相反，故林惠泉、林叙龙当然就无权可用自己单方诉讼请求及主张来代替及“绑架”同为合伙人及诉讼当事人的林杰文的民事主张及诉讼请求，无权变相剥夺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林杰文的合法权益及权利。3、如果林惠泉、林叙龙作为其中两个合伙人要起诉与韦惠铭拆伙的话，则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先完成其与林杰文解除合伙关系这个民事行为。在未解除上述合伙关系，又未与林杰文协商一致达成对韦惠铭有共同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林惠泉、林叙龙无权可起诉本案。 （二）林惠泉、林叙龙的一审关于“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经营场地退还原告，终止原、被告的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也明显不符合本案纠纷性质，也属于程序违法，不符合相关法律要件，因为本案的纠纷性质只能是“债权债务纠纷”或“退伙纠纷”。其主要理由是：1、本案的纠纷性质只能是债权债务纠纷，而非解除《协议书》及拆伙纠纷，因为，（1）涉讼《协议书》里面并没有关于解除《协议书》及拆伙的约定，而只有在第七条有关于“…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变更或解除。因故需要变更或解除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依法另立补充协议。违约依法应支付守约方赔偿款人民币伍万元整。”的约定而已。由此可见，该《协议书》已经就一旦出现违约的法律后果作出了特别的约定及圈定。故假如韦惠铭真的存在所谓未依约交付股金或未足额交付构成违约的话，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也不是林惠泉、林叙龙可主张解除该《协议书》及拆伙的问题，而只能是追索“尚欠股金”及追偿“赔偿款人民币伍万元”的问题而已，也就是只能以“债权债务纠纷”进行起诉及设立相应的诉讼请求。可见，林惠泉、林叙龙显然搞错了与韦惠铭的关系及纠纷性质。更何况，本案韦惠铭完全有依约交付足额股金且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合伙目的无法实现”的问题。（2）韦惠铭并非是原始合伙人，按照涉讼《协议书》的约定，林惠泉将原合伙体51%的股份转让给韦惠铭，并且其中的“第二物业”系由韦惠铭自用，与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无关，况且已经履行多年，那么在此关系情形下，如果韦惠铭真的存在所谓股金未足额交付的问题的话，也不是可主张解除合伙关系的问题，而是追索股金足额交付的问题，也就是债权债务纠纷并就此起诉的问题。由此可见，林惠泉、林叙龙显然搞错了与韦惠铭关系及纠纷性质。2、本案由于存在四个合伙人，只有林惠泉、林叙龙两人要求解除合伙关系，而韦惠铭及林杰文是不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且主张继续履行涉讼《协议书》，在此情况下，如果林惠泉、林叙龙两人有解除合伙关系的意愿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依法也不能要起诉诉请“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经营场地退还原告，终止原、被告的合伙关系”，而只能是起诉诉请林惠泉、林叙龙两人的退伙而已，原合伙体变更为由韦惠铭与林杰文两个人构成。因为，在四个合伙人无法就拆伙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愿，或林惠泉、林叙龙跟林杰文无法就起诉与韦惠铭进行拆伙问题达成一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如果只存在林惠泉、林叙龙两人有解除合伙关系的意愿的话，那么林惠泉、林叙龙两人就只能以“退伙”作为唯一诉讼请求诉请与韦惠铭解除合伙关系，而绝对不能且也无权可将其两个人这个小团体的所谓“拆伙”意愿凌驾于全体合伙人之上来“绑架”。其相关理由及原理是显而易见的：（1）从法律及现实的角度，一个原有的合伙体，只要仍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的话，那么仍然是可以存在及成立的，而林惠泉、林叙龙两人通过“退伙”诉讼也完全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及应有合法权益，而非以违背韦惠铭及林杰文这两个原有合伙人成员合法意愿的所谓“拆伙”纠纷诉讼才能解决及实现，剩下来的只是林惠泉、林叙龙两人通过提出“退伙”诉讼后，林惠泉、林叙龙两人依法可得到什么样的应有退伙对价或补偿而已。（2）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本案还有如下的几个事实和法律关系必须厘清：虽然就涉讼码头场地与玉一村所形成的租赁合同原先是以林惠泉的名义（实则是林惠泉与林杰文两个人）去签订的，但是，当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三个人进行合伙时，涉讼码头场地的承租权及其权益就依法自然变成为他们三个合伙人所构成的合伙体的，而非仍仅是林惠泉个人或林惠泉与林杰文两个人的。而当林惠泉代表原有三个合伙人与韦惠铭签订涉讼《协议书》将其中51%股权转让给韦惠铭而构成四个人的合伙体时，涉讼码头场地的承租权及其权益也就再进而依法自然变成为四个合伙人所构成的合伙体的了。所以，假如林惠泉、林叙龙两人通过提出“退伙”诉讼实现退伙后，涉案码头场地的承租权及其权益也就依法自然变成为韦惠铭与林杰文两个人所构成的合伙体的，而再也与林惠泉、林叙龙两人无关，剩下来的只是林惠泉、林叙龙两人可依法得到什么样的相应对价或补偿而已。 二、真正违约的人是林惠泉、林叙龙，特别是林惠泉，故要被起诉退伙的人恰恰是林惠泉、林叙龙，而无权可就本案起诉韦惠铭。其主要理由是： （一）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虽与韦惠铭存在合伙关系，但是他们三个人已经把合伙出资抽逃出去领取走了，由此证明他们三个人已经丧失了合伙人的资格了，并且由此构成了对同为合伙人的韦惠铭的根本性违约。因为，众所周知：其一，合伙资格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实际投入合伙出资，并且合伙出资依法是属于合伙体的共同财产，部分合伙人既无权且不能将合伙出资抽逃出去领取走了；其二，合伙人合伙以后就依法只能领取合伙分红，并且只有在解除合伙关系后，才能按照约定或法律规定对原合伙出资作出处分，否则就是违约违法，林惠泉、林叙龙就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所以，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依法必须依法将所抽逃领取的原合伙出资返还给合伙体。 （二）本案事实充分证明，林惠泉还存在特别严重的私自侵吞合伙收入的一系列违约违法行为。例1，侵吞中铁十三局所付的巨额租金；例2，“（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更是林惠泉私自侵吞合伙收入的无法否认的铁证。根据上述，就足以证明林惠泉、林叙龙无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 三、林惠泉、林叙龙关于韦惠铭存在违约的诉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韦惠铭完全有依约履行合伙协议义务。 （一）韦惠铭有交足了股金，并且履行方式及实际行为系有得到林惠泉的充分认可的。同时要顺便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关于韦惠铭未交足股金的认定是不正确的，必须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因为：1、林惠泉及林杰文（由林杰文执笔，林惠泉签名）于2010年3月20日向韦惠铭出具的股金《收条》中关于林惠泉有确认收到韦惠铭“股金余数2万元”这一事实及证据，就足以证明韦惠铭有履行完成了全部股金义务，且林惠泉及林杰文也完全认可韦惠铭履行股金义务的方式及时间，不然的话，何以有“股金余数2万元”此一内容的收条。并且，必须指出的是，林杰文作为合伙人及该收条执笔人有参与了股金的整个结算及收取过程，他在一、二审诉讼中都明确承认：当林惠泉代表合伙人收取韦惠铭这笔2万元款项后，韦惠铭就履行完成了全部股金义务。林杰文此一陈述具有充分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合理性，并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绝对无法否认或视而不见。2、本案已经查明林惠泉所经手收取的大量租金一直都没有分配给韦惠铭，合伙人之间有口头约定将韦惠铭应得的租金收益部分冲抵韦惠铭应付的部分股金，是完全符合事实和常理及社会实际的。3、从林惠泉与林杰文于2012年1月14日这份单据中有决定要付还给韦惠铭股金分红43514元这个事实，也可证明韦惠铭早就交足了股金。不然的话，林惠泉一方不会如此多年无异议，并且还要向韦惠铭分红。4、从“（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民事调解书》就更加毫无疑义地可进一步证明林惠泉有认可韦惠铭有履行完成包括股金义务在内的全部合伙协议义务，不然，林惠泉不可能自愿偿还韦惠铭部分应得利益（施生平所付租金）且是与韦惠铭各得50%进行分配。上述事实及证据，具备了特别强大的说服力及证明力，完全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韦惠铭的主张。5、还要特别具体说明如下几个问题。（1）关于2008年5月11日韦惠铭交付525300元款项（包括第一期股金423300元及初定预付10.2万元费用）中10.2万元预付费用转为股金的问题，并且由此也非常典型地可见林惠泉、林叙龙在本案完全是存在严重违背诚信。原因是，其一，合伙关系成立后，合伙体原先约定要对合伙体预收20万元费用款，按股份分摊计算，占有51%股份的韦惠铭就需预付10.2万元，而代表49%股份的林惠泉等人这一方就需预付9.8万元，后因考虑到无需急用费用且很快就会有租金收入可用，且林惠泉一方也不想预付该费用份额，于是合伙人就口头约定及决定将被告所预付的10.2万元费用款转为股金款。此不单有2008年5月12日这份书面材料铁证可证明，并且有林杰文的陈述可印证，无法推翻及否定。其二，若没有将这10.2万元预付费用认定为股金的话，则不单违背了客观性证据，且无法解释如下问题：第一，若韦惠铭该10.2万元费用款没有转为股金的话，那么林惠泉一方按其所代表49%股份所应承担的9.8万元费用款，则同样必须实际投入，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林惠泉有实际投入此费用款。而若要说费用款只有韦惠铭才有义务承担而林惠泉不用承担是没有依据的。第二，若韦惠铭该10.2万元费用款不是转为股金的话，那么该费用款究竟用到哪里去，林惠泉对此完全无法举证。第三，若韦惠铭该10.2万元费用款不是转为股金的话，那么何以有2008年5月12日这份书面单据所记载内容的存在，这根本不是也不可能存在笔误的问题。须知，当事人的自认其证明力是无可比拟的。（2）关于合伙人之间有约定部分租金（即16.32万元）转为直接抵付韦惠铭应付的部分股金的问题。原因是，其一，本案已经查明林惠泉所经手收取的大量租金一直都没有分配给韦惠铭，故合伙人之间有口头约定将韦惠铭应得的租金收益部分冲抵韦惠铭应付的部分股金是完全符合事实和常理及社会实际的，并且当事人之间是基于信任才结成合伙人，故不可能像“防贼”一样的心态与手法来处理合伙人之间的一切行为。况且，韦惠铭对此的主张并非孤证，而是有着本案其他证据可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再者，合伙人之间有一些做法没有计较得特别仔细及规范也在所难免。其二，若否认上述主张，则不单违背了客观实际，且无法解释如下问题：第一，若韦惠铭没有交足股金的话，为何在长达七、八年的合伙期间林惠泉从未向韦惠铭提出异议，反而在“（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自愿偿还韦惠铭部分应得利益且是与韦惠铭各得50%进行分配，这不符合最为起码的常理。第二，林惠泉所收取的其他租金有部分是韦惠铭所知情，为何林惠泉一直没有分配给韦惠铭，其中原因就是要抵付韦惠铭应付部分股金及代韦惠铭交付玉一村租金，须知，连收取施生平的租金林惠泉在2016年初都要分配还韦惠铭，故若合伙人之间没有约定将部分租金用于抵付韦惠铭应付部分股金的话，就完全无法解释林惠泉的所作所为。（3）关于涉讼《协议书》第七条有关由韦惠铭先行垫付的30万元费用林惠泉按股比应分担的14.7万元应该抵付韦惠铭应付部分股金的问题。原因是，按照涉讼《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预计的办证费用为30万元先由韦惠铭垫付，林惠泉按股比应分担其中的14.7万元。对林惠泉应分担的14.7万元款项，韦惠铭当然有权利抵付韦惠铭应付的部分股金，这不单合情合理且完全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不然的话就造成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及双重标准，没有理由及依据可认定林惠泉该承担的义务可不履行，而韦惠铭代为垫付的款项却不能冲抵相应的义务。至于，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导致至今未能办成证造成至今未有全部支出所约定的30万元费用，由于涉讼《协议书》第七条未有约定完成时间，故这方面问题尚不能作出终结性结论，也未进行结算，故也不能以至今未有全部支出所约定的30万元费用问题而认定韦惠铭未交足股金违约。 （二）林惠泉、林叙龙关于韦惠铭未交付玉一村租金的诉称，也明显错误且系不公正的双重标准。因为，1、因与玉一村的租赁合同是由林惠泉作为合同主体代表签订的，故造成玉一村只认可林惠泉办交租金，韦惠铭无法直接办交的实际状况，这是签订合伙协议时所预料不到的，故韦惠铭只能通过林惠泉来交付该租金。2、首先，韦惠铭前期已经通过委托林惠泉分两次交付了4万元租金，此有林惠泉出具的相应收据及林惠泉签名确认的其他单据和林杰文的证实为证，无法否认。其次，后期由于林惠泉所收取码头租金收入暂未分配给韦惠铭，当时就有口头约定应付给玉一村租金的资金来源就在林惠泉所收取租金中予以支付，等待将来双方结算及分配租金时才进行结算，正因如此，林惠泉才自愿自觉向玉一村交付所余租金，而从未向韦惠铭异议，这充分证明林惠泉、林叙龙对如此处理方式是认可的。再者，在林惠泉将施生平部分租金付还给韦惠铭之后，在双方还没有形成诉讼之前，韦惠铭就自觉交付给（银行汇款）10万元款项用于支付林惠泉从租金收入中垫付的玉一村租金。如此支付公平合理且符合社会实际。而若林惠泉不同意的话，为何一直都没有异议且自愿自觉予以履行，最后是，按照林惠泉、林叙龙的主张，就等于放任林惠泉收取租金可占为己有不分配给合伙人，而韦惠铭就不能主张从不分配的应得租金中抵付应付租金，林惠泉、林叙龙如此态度及主张是明显的双重标准，违背司法公正。 （三）林惠泉、林叙龙关于韦惠铭未履行办证义务构成违约的诉讼主张是完全站不住且是对涉讼《协议书》第七条的重大误解和断章取义。因为，1、林惠泉、林叙龙将码头暂时办不成证的原因及责任归咎于韦惠铭且以此认定韦惠铭违约，是完全不切实际且重大误解的。因为，（1）涉讼《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明显不能认定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条款，更不能以此认定为韦惠铭应负的义务条款。因为，其一，是否能够办成证的根本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合伙体是否真正具备办成证的充分条件，且合伙体的胃口有多大，另一个是办证法律政策及机关是否允许及同意。这与合伙体及韦惠铭的主观意愿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故即使未能办成证也无法认定就是韦惠铭的原因、责任及违约。林惠泉、林叙龙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及认定缺乏法律政策观念。其二，如果系属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的话，则法院可以判决合同当事人去履行，但是，这样的条款及判决对办证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即使合同当事人具备了办证条件，但办证机关仍然有权力不予批准。况且，本案有证据证明韦惠铭有申请办证的实际行为，而是由于林惠泉无法按照涉讼《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提供相应资料配合，以及相关政策的改变和林惠泉所要求吨位胃口太大等原因，才造成暂时办不成的。（2）涉讼《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也不明。因为，其一，按照《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也没有限定办成证的时间限制；其二，办证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而且必须是一个不断累计条件及酌情调整改变适应的过程，目前办不成并不意味着将来就无法办成。2、林惠泉将办证义务归咎到韦惠铭一个人身上也是十分不客观及不公正的，故意无视《协议书》第七条关于林惠泉应承担“提供相应资料配合”的明确约定，回避了林惠泉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本案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办不成证的原因及责任在韦惠铭身上，也没有证据证明林惠泉有履行其该承担的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合伙体的条件符合办证要求。 （四）林惠泉所谓由于韦惠铭“多方违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并由此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称，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因为，1、如上所述，韦惠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真正存在违约行为，存在弄虚作假侵吞合伙体收入侵害合伙人合法权益及利益的人，恰恰就是林惠泉自己，林惠泉隐瞒大量租金收入是明证。特别是在擅自出租给施生平并一直侵吞该一百多万元租金收入更是无可辩驳的铁证，足以证明林惠泉的真面目。合伙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矛盾，为了合伙体的长远发展，韦惠铭对林惠泉也一直抱以非常包容及理解的态度，在有关“（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中对林惠泉所提的毫无根据的所谓40多万费用不予追究就是明证。本案纠纷的直接起因，始于林惠泉擅自将合伙财产出租给施生平且收取施生平的一百多万元租金后独吞，此举给韦惠铭发现后提起诉讼起诉施生平，导致林惠泉独吞行为无法最终得逞，林惠泉遂出于报复，加上码头及其场地不断在升值，林惠泉为了独占，就不顾事实和道德制造借口提起本案诉讼。2、韦惠铭对码头的顺利经营及合伙体的团结合作贡献重大。林惠泉是在码头经营不下去濒临倒闭的情况下招引韦惠铭投资合作的，而韦惠铭所提供的巨额资金对林惠泉是“及时雨”才使得码头经营转危为安，特别是协商合作时是由于韦惠铭提出必须先向玉一村申请延长租期的，这才促使林惠泉一方与玉一村补签延长租期的协议书，使得合伙体获得更多利益。3、关于林惠泉与韦惠铭签订涉讼《协议书》的合同目的，绝非林惠泉所说的那样，因为，（1）涉讼《协议书》及合伙各方既没有约定且无权以办成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作为合同目的。其一，如此重大的条款，如果要约定为合伙目的的话，则必须要在涉讼《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为合伙的合同目的，但涉讼《协议书》并没有这样的约定。其二，如上所述，《协议书》第七条本来就是一个合伙体自己所难以确定、难以把控的事情，因为其是否能够如愿完成，既取决于合伙体是否真正具备办成证的充分条件，更取决于办证法律政策及机关是否允许及同意，而非可一厢情愿，申办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本来就仅仅是一个顺势而为及锦上添花的事，故合伙各方既不能也无资格可把连合伙体自己都难以确定、难以把控的事情作为合同目的。（2）从涉讼《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也完全可见林惠泉、林叙龙关于以办成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为合同目的的说法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及常理的。因为：其一，整个场地面积有30亩之大，码头仅仅是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不可能把整个30亩场地都作为码头使用而已，而从《协议书》刚签订不久，整个场地就马上由林惠泉经手出租给中铁十三局且租金收入颇丰这个事实来看，以及后来林惠泉又将场地出租给施生平这又一个事实来看，显然将场地主要用于出租乃是合伙体合伙的主要目的，更是林惠泉的目的，可见办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并非《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或当然目的；其二，从涉讼《协议书》将“第二物业”约定为韦惠铭单方自用这个事实来看，这也与是否办成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无关，故更可见办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并非《协议书》的当然目的；其三，从实际表现来看，是否办成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无关也完全不影响合伙体对码头场地的有效经营及收益，更何况合伙各方既不能也无资格可把连合伙体自己都难以确定、难以把控的事情作为合同目的；其四，林惠泉、林叙龙关于是基于韦惠铭能够办成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才同意转让部分股权给韦惠铭的规定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不但韦惠铭从未有这方面的承诺，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原有股东单纯基于经济困难或金钱目的而自愿转让出部分股权的案例，并非要求新合伙人必须要有特别的本领或要负担特别的义务。 四、本案必须特别关注林惠泉、林叙龙主张解除合伙协议的利益企图及不法目的，不能让存在不法、不良企图的人得逞；同时，在本案至今仍然存在大量涉及合伙人重大利益事实未明的情况下，若贸然解除合同关系，则更会造成重大不公，并且掩盖了林惠泉、林叙龙特别是林惠泉所存在的侵犯合伙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符合司法公正。因为： （一）林惠泉、林叙龙那些作为其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所谓理由，根本就是非不分依法无据，明显不符合法律要件及规定，故涉讼《协议书》必须得到依法维护及继续履行。 （二）在码头及其场地不断大幅升值的今天，其起诉意在企图独占独吞合伙不断升值的重大财产及利益，损害了韦惠铭的合法权益及利益，造成重大不公，此举明显违背法律和道德。并且就本案而言，林惠泉、林叙龙对合作体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反而是作出了不少令人遗憾的事情。 （三）本案仍然存在事实严重不清及出租给施生平所得租金和所谓费用没有与其他两个合伙人分享及得到他们认可这两个严重问题，由此就更加不能解除合伙协议以免使得林惠泉、林叙龙特别是林惠泉从中所牟取的不法利益得逞和违法行为变成既成事实。因为，其一，有关林惠泉侵吞中铁十三局巨额租金问题至今都没有查清，其理由是：作为经办人与签约人的林惠泉在存在两个租赁合同的情况下，至今无法就其所主张的所谓合同未得到全面履行及租金未能全面收取的“事实”进行举证，这涉及到全体合伙人的重大权利及利益。其二，在有关“（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中，不但对巨额租金收入没有与林叙龙、林杰文进行分红结算，而且对林惠泉所提的毫无根据的所谓40多万费用也没有得到林杰文的认可。故若合伙协议就此解除的话，则不但损害了韦惠铭的合法权益，并且也明显损害了林杰文的合法权益，对案件的依法处理造成特别重大的不公正。 针对林惠泉、林叙龙的上诉，林杰文述称，一、林惠泉提起诉讼违背了林杰文与韦惠铭对合议的共同决定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四条规定，不论是共同经营的重大事项，还是提起诉讼，都应该通过林杰文同意，林杰文原本是与任何一方都没有矛盾，也没有参与到林惠泉、林叙龙与韦惠铭的纠纷，只是因为是合伙人之一被追加至本案诉讼，林杰文作为合伙人之一只能用事实说话，不能违背事实，却由于林杰文参与诉讼之后陈述事实，引起了与其他合伙人的纠纷。 二、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林杰文没有意见，但对于一审的认定事实有意见，一审认定事实关于2010年4月18日有关林杰文与林惠泉的结算条最后三行是添加的，是无效的，一审对此认定是错误的，结算条的倒数第三条是原始的结算事实，林杰文在最后两行有添加，是对20万元进行注明，是事实。 三、关于码头证的问题。一审认定林杰文的码头证与本案无关，理由是该证的颁发时间发生在林惠泉与玉一村委签订租赁合同之前，但办该码头证的目的是为了签订租赁合同后经营码头。有关韦惠铭付款的情况，按其一审的书面答辩。 林惠泉、林叙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林惠泉与韦惠铭于200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经营场地退还林惠泉，终止合伙关系并对合伙资产及收益依法作出处理。2、韦惠铭向林惠泉支付违约金50000元。3、韦惠铭付还林惠泉代支付的租金6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韦惠铭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3年1月11日，林惠泉与原潮阳市关埠镇玉一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承租址于该村“铺下”码头区范围（原四航局预制场地），租期从2003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11日，每年租金2万元，每两年收取一次，2008年1月8日，双方同意合同延期至2038年1月10日止。 2003年8月23日，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林杰文出资10万元投资该码头。码头事务由林惠泉与林杰文负责经营管理，林叙龙不负责经营管理。 2008年2月3日，林惠泉与林叙龙、林杰文合伙一方，以林惠泉为代表与韦惠铭签订《协议书》，协议合伙经营上述项目，该《协议书》约定：将林惠泉一方上述购建的吊机二台及建成1000㎡装卸货运码头和地上建筑物约500㎡的物业（称第一物业）折值166万元，其中51%（计846600元）的股份转让给韦惠铭，林惠泉所代表方占49%的股份。面积折29.1亩的场地（面积按协议所述，称第二物业）的租金，即自2008年1月12日至2038年1月11日止的租金由韦惠铭负责支付给玉一村。韦惠铭有权在第二物业上自费建设办公楼、储油罐及通往码头的输油管道设施（称第三物业）。韦惠铭参股后，由双方共同经营第一物业和第二物业（除去其中韦惠铭有权经营的第三物业剩余的土地），总收总付，盈亏按参股股份分摊；韦惠铭第一期的股金应付给林惠泉所代表一方（即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423300元，余款423300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付清；由韦惠铭负责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林惠泉所代表一方（即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提供一些有可能提供的资料予以配合，费用约30万元由韦惠铭垫付，韦惠铭交付第二期股金时，费用经确认后按参股比例分担，林惠泉所代表一方（即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应付部分韦惠铭可抵做股金；协议还约定违约方应支付守约方赔偿款5万元。上述《协议书》于2008年3月28日由潮阳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2008年3月21日，韦惠铭以汕头市盈富船务有限公司的名义委托汕头港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对上述涉案的码头进行质量技术状态评估，并支付相应费用4万元。该质量监督站组织有关专家到现场进行了外业检查检测等评估工作。后来，因韦惠铭一直无法提供相应相关资料，故该站无法出具该码头的评估报告。 2008年5月11日，韦惠铭向林惠泉交付了525300元，林惠泉出具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码头参股股金423300元，其他费用102000元。2008年5月12日林杰文在普通用笺纸上载明收入码头股金525300元及码头租金10000元，还记载该二笔款的开支情况。 2008年11月1日，林惠泉与中铁十三局集团厦深铁路五标二工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将涉案码头场地租给五标二工区，租期暂定两年（2008年11月1日至2010年11月1日），每月租金2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2010年3月20日，林惠泉出具2份收条，收到韦惠铭股金余款2万元及2009年至2010年的码头租金4万元；韦惠铭在收到股金余款的收条上注明“另加上铁路局租金壹年人民币柒万元正”字样。 2010年5月1日，林惠泉与中铁十三局集团厦深铁路（广东段）工程指挥部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将涉案码头场地租给工程指挥部，租期暂定半年（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11月1日），每月租金2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并约定：若原二工区的《土地租赁合同》发生违约，违约责任由中铁十三局承担。 2012年11月20日，林惠泉与案外人施生平签订了《尖头码头出租合约》，将涉案码头范围内的场地出租给施生平使用，总共收取了租金112万元。韦惠铭于2015年8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施生平，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林惠泉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经一审法院调解，2015年12月23日作出（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林惠泉已收取施生平租金112万元，扣除林惠泉支付码头投入设施等相关费用463520元，剩余656480元，由韦惠铭与林惠泉按每人50%的比例分配租金，每人328240元，同时双方同意减去施生平三个月租金10.5万元，尚欠租金3.5万元，由林惠泉与韦惠铭各得50%，并约定本次的分配比例不能作为合伙占有股份的依据。 另查明，合伙期间至林惠泉起诉，韦惠铭没有参与码头经营的日常管理事务。韦惠铭实际交付的股金有2008年5月11日的423300元及2010年3月20日的20000元；租金有2010年3月20日的40000元及2016年1月18日的100000元，其他费用102000元。 林杰文提供的证据中，2008年5月12日单据显示：林叙龙收回投资码头股金40万元，林惠泉收回投资码头股金3.5万元，林杰文收回投资码头股金3.5万元。2010年4月18日单据显示：林叙龙收回投资码头股金20万元，林惠泉收回投资码头股金5.1万元，林杰文收回投资码头股金6.5万元。 从本案合伙协议签订后至今，双方之间对合伙期间的收支及盈亏未进行结算，也没有证据证明林惠泉对韦惠铭没按约定期限及金额履行支付义务有进行催讨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个人合伙，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林惠泉代表林叙龙、林杰文与韦惠铭签订合伙协议，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合伙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伙当事人应当诚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维护合伙人的共同利益。 韦惠铭辩解已足额交付了全部投资款846600元，理由是：首先是韦惠铭于2008年5月11日交付了第一期股金423300元，同时交付其他费用102000元，因经营项目有租金收入，故转为第二期股金，有林惠泉与林杰文确认的单据记载的“收入码头股金525300元”为证。其次是双方约定韦惠铭负责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韦惠铭已垫付的办证费用中，按约定林惠泉所代表一方（即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应承担14.7万元，可抵扣股金；最后是码头租赁的部分收入16.32万元，至2010年5月20日尚欠1万多元，也于当天支付，有当天记载的“收到股金余款2万元”的收据为证。 关于韦惠铭于2008年5月11日交付的其他费用是否可以转为股金的问题，韦惠铭及林杰文均解释，当时合伙协议签订后，合伙计划费用总共为20万元，按股份计算，韦惠铭股份51%应预付102000元，林惠泉、林叙龙与林杰文三人合伙体股份49%应预付98000元。但从本案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体现三人合伙体有交付费用款98000元的记载。一审法院认为，韦惠铭与林杰文对合伙计划费用总共为20万元的解释理由成立，否则无法解释韦惠铭因何需要交付102000元的其他费用。由于三人合伙体并没有交付费用款，根据对等原则，对韦惠铭交付的费用款102000元应视转为股金。 对韦惠铭还提出因约定韦惠铭负责办理码头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韦惠铭已垫付的办证费用中，按约定林惠泉等一方应承担14.7万元，可抵扣股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办证费用预计在人民币叁拾万元。该费用由甲方垫付，待证件领取后，由甲、乙方双方按股份比例分摊”，但韦惠铭一直以来未能领取码头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也未就办证费用结算，不能认定韦惠铭支付办证费用转为股金的意见，对韦惠铭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韦惠铭提出的另外加上码头租赁的部分收入16.32万元转为股金的问题。经查，合伙协议签订后到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合伙人对合伙期间的盈亏未进行结算，合伙的实际收益无法查清，韦惠铭在合伙中应得的分红无法认定，故对韦惠铭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此，韦惠铭实际交付的股金545300元及租金14万元，韦惠铭没有按约定的期限及金额完全履行支付义务。对韦惠铭关于股金及租金已经全部足额履行清楚的辩解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韦惠铭提出本案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抽逃合伙的股金。合伙之后合伙人只能领取合伙分红，合伙股金只有在合伙解除后才能处分，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抽逃合伙的股金构成违约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一旦成立，合伙股金在合伙期间未经退伙结算，不能直接退还投资资金，只能处理合伙分红，只有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后，才能按照合伙比例退还财产。因此，对林惠泉、林叙龙及林杰文私自领取合伙股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韦惠铭的意见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外，本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林惠泉对韦惠铭超过约定期限缴纳股金及股金余额不足有进行催讨的事实。林惠泉将合伙经营的码头范围内的场地私自出租给施生平使用，私自收取的租金收益在合伙期间也没有分配给合伙人。一审法院认为，林惠泉将合伙经营的场地私自出租及私自收取租金没有分配给合伙人的行为也存在过错。 本案双方签订合伙协议，无论是经营码头货运业务还是用于场地出租，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收益。双方合伙经营过程的实际业务以场地出租为主，各方当事人都清楚，合伙目的已经得到了实现。 对林惠泉、林叙龙诉称韦惠铭没有按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及金额履行应支付义务、且一直没有向有关部门申办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致码头无法正常经营，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主张。经查，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合伙经营业务实际以出租场地为主，合伙经营过程已经实现了实际收益，故不能以未能办理经营许可证和作业许可证作为不能实现合伙目的为主要原因，韦惠铭并未构成根本违约而达到应解除合伙协议。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伙解散必须依法进行清算。只有经过清算，才能根据清算结果，对合伙财产所得价款以清偿债务后仍有剩余财产作出处理。未经合伙清算，不能确定盈利或亏损或平本的情况。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健全的财会账册供清算评估，从合伙至本案立案，也未对合伙经营过程的收支及盈亏进行结算，对收益又无法查清认定。 对韦惠铭、林杰文提出林惠泉与林叙龙、林杰文系构成涉案合伙体中49%股权的合伙人，三个合伙人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必须是同一，林惠泉未经合伙人同意擅自起诉，程序违法以及法院追加林杰文为被告程序不当。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发现林叙龙与林杰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追加林叙龙作为本案原告、林杰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对韦惠铭、林杰文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合伙解散必须依法进行清算，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健全的财会账册可供清算，且林惠泉、林叙龙没有证据证明韦惠铭存在根本违约。林惠泉、林叙龙主张解除合伙协议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林惠泉、林叙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共8900元，由林惠泉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关于2008年2月3日林惠泉代表其与林叙龙、林杰文的合伙一方与韦惠铭签订本案《协议书》及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的相关事实认定，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再查明，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发函予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调取该司就涉案码头土地与林惠泉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租期及实际租金的证据。该司复函称，由于时间久远且其中涉及的厦深铁路工程已交工通车多年，原管理人员已绝大多数离职，剩余人员也已经调离，涉及该项目的管理资料数量巨大且因多次搬家，储存于全国多处，目前没有找到需核实资料及信息，无法确认核实事实是否存在。 二审庭审中，林惠泉、林叙龙确认，解除本案《协议书》后，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仍存在合伙关系。 二审中，当事人向本院申请进行庭外和解，但无法达成一致和解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林惠泉向玉一村承租涉案场地后，由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出资合伙建设经营，2008年2月3日，林惠泉代表其与林叙龙、林杰文的三人合伙与韦惠铭签订本案《协议书》，约定将合伙财产折值166万元，出让予韦惠铭其中的51%份额。该《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本案各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当事人均认为本案的合伙关系是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的内部合伙体与韦惠铭之间的合伙关系，而本案《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也表现为林惠泉代表的一方与韦惠铭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院对本案是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的内部合伙体与韦惠铭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依法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第二款规定：“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林惠泉三人内部合伙体的合伙事务，三人内部合伙成员有共同决定权，故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的内部合伙体合伙人对于起诉请求解除《协议书》，终止内部合伙体与韦惠铭之间合伙关系等问题，应当有一致的意愿，并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但现作为内部合伙人之一的林杰文却主张韦惠铭有以合伙期间的场地租金收入等抵除相关款项，否认韦惠铭违约，反对林惠泉、林叙龙的本案起诉，也即林惠泉、林叙龙、林杰文三人内部合伙体成员对于本案起诉的意见并不一致。林惠泉、林叙龙在其三人内部合伙关系未缠清，没有经林杰文同意的情况下，自行起诉韦惠铭，请求解除三人内部合伙与韦惠铭之间的《协议书》等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实体处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0513民初72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惠泉、林叙龙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退还（一审原告）林惠泉，上诉人林惠泉、林叙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予以退还。 审判长  陈晓珣 审判员  姚瑞标 审判员  庄晓燕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