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南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元明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林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姚秀、王蛟，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万权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罗，四川法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蒲元明、黄春林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2）高坪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民一庭副庭长朱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江春虹、雷发军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蛟、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蒲某甲，城镇居民，系蒲元明、黄春林之女。蒲某乙，男，系蒲元明、黄春林之子。2010年夏天，蒲某甲和蒲某乙到高坪区溪头乡新建村其祖父蒲兴永的家中看望祖父母并暂住。同年8月27日上午11时许，蒲某甲和蒲某乙在其祖父母家附近蓄水坑内溺水，经医生现场抢救并送南充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蓄水塘开挖于新建村村民袁忠诚等六人的承包田内，系唐万权向该六位村民调换承包田并支付了费用后，由唐林请蒋小明开挖而成，准备用于蓄水。该蓄水塘挖成后，唐万权未进行相关的管理，蒲元明的父亲蒲兴永经常使用该蓄水塘养鸭、放牛。事发后，蒲兴永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报警。南充市公安局高坪区分局阙家派出所就该事进行了调查处理。高坪区溪头乡政府就赔偿事宜进行了协调处理，唐林参与协调并支付给原告方20，000元赔偿款。此后，蒲元明、黄春林继续要求唐林、唐万权赔偿未果，遂提起诉讼。庭审结束后，蒲元明、黄春林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以及对蓄水塘开挖人员蒋小明出具的工程款收条作形成时间鉴定。原审认为，本案所发生的两名未成年人溺水死亡的意外事件，其原因在于监护人未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以及蓄水塘的管理人未尽到管理职责所致。唐万权在庭审中自认其向同村村民调换承包田并开挖了蓄水塘，应是蓄水塘的管理人，依照法律规定，其对该蓄水塘负有管理义务，并应对其已尽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唐万权不能证明自己已尽管理职责，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案涉两名死者的祖父母作为两名死者发生本案事故时的监护人，应当意识到未成年人没有独立辨识危险的能力，并且死者的祖父母也明知案涉蓄水塘对于两个未成年人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故死者在事故发生时的监护人应对本案所发生的意外事件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唐林在本案中仅系为其父唐万权出资并联系相关人员修建蓄水塘，并代其父唐万权处理事发后的相关事宜，其身份从修建蓄水塘到事故处理均应认定为其父的代理人，故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庭审结束后，蒲元明、黄春林申请本院调取证据，因其申请调取证据的时间已超过举证期，故对蒲元明、黄春林的申请不予准许；同时蒲元明、黄春林申请对蓄水塘开挖人员蒋小明出具的工程款收条作成文时间鉴定，唐林、唐万权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说明，证实该工程款的收条系补写的，故对该工程款收条作成文时间不需再作鉴定。综合全案考虑，认定由死者的监护人和唐万权分别承担80%和20%的责任较为适宜。本案死者蒲某甲系城镇居民，应按照城镇人口标准予以计算死亡赔偿金，死者蒲某乙因同一侵权行为死亡，依法可以与蒲某甲以相同数额计算死亡赔偿金。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蒲元明、黄春林因蒲某甲、蒲某乙死亡可获得的赔偿金额为：1、死亡赔偿金715，960元，其中蒲某甲357，980元（17，899元／年×20年）、蒲某乙357，980元；2、丧葬费31，489元，其中蒲某甲、蒲某乙分别为15，744.5元（31，489元／年÷12个月×6个月）；3、交通费酌定1，000元；4、精神抚慰金100，000元；5、误工费酌定1，000元；6、住宿、生活费酌定1，000元。上列费用合计850，449元，由唐万权承担20%的责任，即应由唐万权赔偿蒲元明、黄春林170，089.8元。本案事故在起诉前协商时，唐万权、唐林已向蒲元明、黄春林支付了赔偿款20，000元，该款应当在赔偿款中予以扣减。判决：一、限唐万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蒲元明、黄春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共计150，089.8元；二、驳回蒲元明、黄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蒲元明、唐林上诉至本院称：一、一审法院有意偏袒被上诉人，认定事实错误。从上诉人出示的证据看，均证明事故发生的“鱼塘”是被上诉人唐林请蒋小明用挖机所挖，处理事故也是唐林参与，并支付丧葬费2万元，因此，应由唐林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却仅凭唐万权一人之言，否定上诉人出示的众多证据，明显是故意为之。因为唐万权是没有赔偿能力的，而且多病，唐林和唐万权父子恶意串通的目的是要逃避赔偿债务，致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法院认定唐林是唐万权的代理人目的也就是帮唐林逃避赔偿债务。二、唐林和唐万权是共同的侵权责任人，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上述（一）的阐述，已经证明“鱼塘”的塘主是唐林，而且是其直接雇请蒋小明用挖机形成，坑深近3米，石壁陡峭，四周没有设置围栏和警示标志，鱼塘也没有及时投入使用，致使只有鱼塘中间的深坑蓄水，天气干旱，坑的四周长满青草，除挖塘的当事人外，恐怕连“神仙”也不知道坑的深浅，何况是年仅7岁和4岁的儿童。唐林的挖塘行为不仅给周围的群众带来重大安全隐患，而且是违背《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唐林违规挖塘，是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应当直接承担对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唐万权自认是“鱼塘”所处农田的承包人，依法应当对该农田进行管理和维护，但确允许唐林违法在其承包农田挖鱼塘，致使安全隐患存在，其作为管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责任划分错误，应当判决被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方违法在农用田挖塘，坑深达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不仅使农田破坏，还给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隐患，又不积极对未投入使用的鱼塘进行管理和维护，也不搭建围栏，悬挂警示标志，加之坑边又有浅水滩，四周长满青草，给不知情的人都会造成假象，而且该“鱼塘”所处位置紧邻上诉人老家，上诉人蒲元明儿时经常玩耍的好地方。也即是，如果被上诉人不在此挖鱼塘，上诉人的一双儿女如何玩耍也不会被水淹死，所以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计算赔偿标准错误。上诉人在一审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重庆市买有房屋居住，上诉人和一双死去儿女生活、居住在一起，俩小孩也在重庆读书上学，但一审法院却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计算，是违法错误，其死亡赔偿金应按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标准22，968元／年计算；丧葬费也应按重庆市统计标准计算。此外上诉人主张了交通费4，000元、住宿、生活费2，000元、误工费3，744元，也应得以支持。五、一审法院判决有严重的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祖父、祖母是事故发生时的监护人，并承担应该意识到“鱼塘”对未成年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既然法院认为有监管责任的人能意识到“鱼塘”对未成年人有重大安全隐患，难道“违法”挖塘的唐林，和“鱼塘”所在农田的承包人唐万权，不能意识到该鱼塘对左邻右舍的群众和未成年人也同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吗？六、一审判决有重大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和本院认为是矛盾的，按一审判决文字表述的本意应当是死者的祖父、祖母承担余下的80%的赔偿责任，法院应当追加为被告或告知上诉人追加或放弃，不应当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判决唐林承担80%的赔偿责任，唐万权承担连带责任。唐林、唐万权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对于本案，唐万权也不应承担责任，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方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提出上诉。二审查明，二审庭审中，对原判查明的事实，唐林、唐万权无异议，蒲元明、黄春林对蓄水塘所有权问题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原判已查明且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唐林、唐万权提供了事故现场图及照片，证人田平、蒋小明、张兵出庭作证。证人田平证实：其系唐万权叫我找人为他挖鱼塘，因蒋小明有一台挖机，我就叫蒋小明去挖的，挖到一半，因没有钱，加上唐万权身体又不好，就没有再挖了，仅在田中央挖了一蓄水塘，挖塘的过程我都在场，蒋小明的工钱是我从唐万权手中拿的，再给的蒋小明，蓄水塘之后都是蒲兴永（死者祖父）家在养鸭、放牛。对田平的证言，蒲元明、黄春林质证称：该证人的证言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证人蒋小明证实：挖鱼塘是我去挖的，是田平叫我去的，价钱是说好的，先说的是1万元，就在田上面做一道坎子，后由于说关不到水，要求在田中间挖个坑，深1米多，工钱先给了2，000元，后补了1万元，是田平叫唐林给我的，我以前不认识唐林，现在才认识。对蒋小明的证言，蒲元明、黄春林质证称：蒋小明的证言与一审中我方律师调查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张兵证实：我与唐万权是邻居关系，因后一直在南充市工作，我的承包田唐万权叫我给他做，到底做什么就不清楚，我承包田大约有1亩左右。对张兵的证言，蒲元明、黄春林无异议。唐林、唐万权提供事故现场图和照片，拟证明所谓的“鱼塘”就是承包田中挖了一个蓄水坑，并未形成鱼塘，在坑的一边有排水沟，以便下雨集成后排水之用，但后来被蒲兴永为养鸭、放牛蓄水，将排水沟堵住。蒲元明、黄春林质证称：照片只能反映一个地貌，不能证实排水沟是蒲兴永堵住的，也不能证实蒲兴永在使用。对唐林、唐万权提供的证据，本院予以认证。同时查明，2012年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68元。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理由，本案争执的主要焦点系：本案责任主体、责任划分以及相关费用赔偿标准和计算问题。关于责任主体问题。首先，上诉人认为，一审既然认定死者的祖父母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因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那么死者的祖父母就应追加为本案被告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或告知上诉人将其追加为被告或放弃。因此，一审判决逻辑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本案涉及到两方，即死者方与赔偿义务方，死者的父母蒲元明、唐林作为赔偿权利人双方均无异议，而死者的祖父母则是因二死者临时到其家中居住，由蒲元明、黄春林委托于其父母临时监护，按法律规定和风俗习惯，应为委托关系，最终的责任承担人仍应是委托人，因此，一审法院虽认定了死者祖父母有一定的责任但未将其列为当事人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对蓄水塘所有权属唐林还是唐万权的问题，依据一、二审所查明的事实，该蓄水塘所在的田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唐万权，故应由唐万权享有，唐林作为唐万权的儿子，在唐万权想将承包田挖为“鱼塘”时，替父亲召集人手挖鱼塘，虽工钱也是由唐万权支付，但这一系列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田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一审法院认定蓄水塘是唐万权的承包经营人，由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蓄水塘应是唐林所有，应由唐林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划分问题。二死者均系未成年人，第一次到祖父母家居住，于情于理，死者的祖父母应当尽职尽责的照顾孙子孙女，但二人忙于农活，让俩小孩自行回家，疏于管理，这是造成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而作为蓄水塘所在田地的承包经营方唐万权来说，“鱼塘”并未完成，仅在田地中央挖了一个坑，并为防下雨蓄水，还在一旁挖有排水沟，该蓄水坑不是二死者回祖父母家的必经道路，也不是经营场所，因此，唐万权没有设立警示标志的义务；而蓄水坑蓄有多少水，死者祖父母在当地居住，并在水坑养鸭、放牛，是完全知情的，其危险性也是应当意识到的，因此，一审法院的划分责任符合本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要求由唐林、唐万权承担80%的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标准问题。二死者虽系四川省岳池县农村居民户，但因蒲元明、黄春林一直在重庆市务工，并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华民街购有房屋，二死者生前均随父母在重庆市生活、居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和答复，上诉人要求按死者经常居住地统计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合理合法，本院应予支持。故死亡赔偿金应为：918，720元（22，968元／年×20年×2人），一审法院按四川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欠当，应予纠正。对丧葬费计算标准，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一审确定的丧葬费为31，489元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对上诉人提出应计算交通费4，000元，住宿、生活费2，000元，误工费3，744元问题，因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住宿、生活费、误工费各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本案赔偿金额应为：死亡赔偿金918，720元、丧葬费31，489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1，000元、住宿、生活费1，000元，以上共计1，053，209元，由唐万权承担20%的责任，即210，641.8元，其余费用由蒲元明、黄春林承担。唐林已支付的赔偿款20000元从中扣减。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计算标准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四川省高坪区人民法院（2012）高坪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四川省高坪区人民法院（2012）高坪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唐万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蒲元明、黄春林赔偿190，641.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31元，由蒲元明、黄春林负担3，231元，唐万权负担1，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31元由蒲元明、黄春林负担3，231元，唐万权负担1，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伟审判员 江春虹审判员 雷发军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