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旭晨，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光升，青州昭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德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七里店村。 法定代表人：勾勘礼，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厚深，男，1964年8月9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勾勘礼，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进，山东春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旭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德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1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旭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光升，被上诉人丁厚深及其与被上诉人北京德仓公司、勾勘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进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旭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上诉人王旭晨提交的股东大会决议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退款的约定。对于股东签名以下的内容，被上诉人称是上诉人王旭晨自行添加，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勾勘礼在二审期间提出鉴定，但在重审中明确放弃对股东会决议争议内容部分申请司法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法官仅凭一般意义上“附表内容不应超出正文的范围”的推论，认定对超出正文内容的部分不予采信，该推论明显无依据。法院判案应当依据证据和事实，不能用推理的方式来判案。2.上诉人王旭晨提供了案外人甘小宇于2015年3月25日、3月28日、3月30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向京都大成公司财务人员丁莹开立的账户之转账记录（甘小宇是淄博旭欧法人代表，其个人名义汇入中国民生银行丁莹名下，该款项虽未从公司走账，但能证明该行为是职务行为），用以证实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曾退款，其数额不符是因为在退款时分别扣了4.5%、5.5%的手续费后退回的。上诉人王旭晨申请法院调取北京公司（丁莹）的账簿及记账凭证等，但法院未调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转账，应说明这笔货款用途，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则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未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综合进行认证，用推理的方式做出了错误判决。 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辩称，1.上诉人王旭晨所称的四笔货款被上诉人北京德仓公司都进行了付款，且付款时上诉人任北京德仓公司法人，付款凭证上均有王旭晨签字，对于这上诉人是明知的。2.上诉人王旭晨的四笔付款在2015年7月14日王旭晨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丁厚深退出北京德仓公司经营后，从付款程序上讲是不对的，上诉人自己变造的证据上标明如不退票德仓公司汇王旭晨后转付两公司，北京德仓公司既没有将钱汇给王旭晨也没有授权王旭晨替公司付款，上诉人不可能在退出公司后自己出钱替公司付款，也无权付款，其付款行为是个人行为。3.上诉人王旭晨在诉状中称因各种原因均未提货，未提货是不用付款的，更不用付两次。4.付两次款是可以提两次货的，上诉人王旭晨退出公司经营后的付款行为并没有将这621220元的货物交给公司，请问上诉人货物去哪？北京德仓公司与案外人浙江东越公司、淄博旭欧公司现在均无纠纷，上诉人王旭晨如果与对方公司有纠纷，自行解决，与被上诉人无关。 王旭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返还垫支的货款6212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中旬，北京德仓公司以案外人京都大成公司的名义，从浙江东越公司购买丙烯酸丁产品16.74吨，每吨10500元，货款总计175770元。2014年9月18日，京都大成公司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房山良乡分理处开立的账户，向浙江东越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开立的账户付款175770元。2014年9月22日，浙江东越公司向京都化工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价税合计金额为175770元，票号为20448056。 2015年3月中旬，北京德仓公司以京都大成公司的名义，分三批从淄博旭欧公司购买精丙烯酸20吨、11吨、甲醇117吨，单价分别为5500元、5500元、2350元，货款分别为110000元、60500元、274950元。2015年3月25日、3月26日、3月30日，京都大成公司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房山良乡分理处开立的账户，向淄博旭欧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分别付款110000元、60500元、274950元。随后，淄博旭欧公司向京都大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价税合计金额分别为110000元、60500元、274950元，票号分别为03191603、03191611、03191614。 一审诉讼期间，王旭晨主张其于2015年10月9日分两笔、2016年5月16日、5月26日分四笔，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青州支行东门分理处开立的个人账户，向淄博旭欧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浙江东越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分别转款110000元、60500元、274950元、175770元，共计621220元。对于该四笔汇款，王旭晨陈述，上述款项均系代北京德仓公司支付的货款，虽然北京德仓公司曾支付过该四笔货款，但后来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又把全部款项退回，故王旭晨依据其与丁厚深、勾勘礼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支付了该四笔货款。为此，王旭晨提供案外人甘小宇于2015年3月25日、3月28日、3月30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向京都大成公司财务人员丁莹开立的账户之转款记录，用以证实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曾退款；同时王旭晨提供其与丁厚深、勾勘礼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用以证实双方之间对于退款的约定。对此，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均辩称，丁莹是北京德仓公司、京都大成公司的财务人员，但转款的数额分别是103850元、57172.50元、282577.25元，与本案所涉及的四笔交易的数额不同，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均不认可此系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向北京德仓公司的退款；至于王旭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2014年9月22日从浙江东越化工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20448056，价税合计175770元，此款退回后入小金库非个人使用。王旭晨、丁厚深、勾勘礼（三人均各自签名）附表：1、031916142015.3.30274950；2、031916032015.3.25110000；3、031916112015.3.2660500；4、204480562014.9.22175770以上共计621220先退票，如不退票德仓公司汇王旭晨后转付两公司。（7月底前退完）2015.7.14”。“附表”字迹上面的股东签名是三股东所签，但丁厚深、勾勘礼当时只是确认股东签名以上的内容；三股东签名以下的附表部分，是王旭晨自己添加上去的，且三股东签名以上的内容与签名以下的内容不一致，对于三股东签名以下的内容部分，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均不认可。对此，王旭晨补充陈述如下：之所以退款数额与交易数额不同，是因为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在退款时分别扣除了4.5%、5.5%的款额后退回的，是交易双方的约定，数额虽然不符，但就是上述四笔交易的回款。但王旭晨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亦不认可王旭晨的陈述。 一审法院同时确认以下事实：2015年7月14日，王旭晨、丁厚深、勾勘礼、逄志玲签订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载明：经股东们一致同意，王旭晨在北京德仓公司的股份25.5%，以480万元全部转让给丁厚深，双方签字生效，如有反悔，赔偿对方100万元。转出人：王旭晨（签名）受让人：丁厚深（签名）证明人：勾勘礼（签名）逄志玲（签名）。本案诉讼中，勾勘礼对于案涉股东会决议争议内容放弃申请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王旭晨于2015年10月9日分两笔、2016年5月16日、5月26日共四次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青州支行东门分理处的个人账户，向淄博旭欧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浙江东越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分别转款110000元、60500元、274950元、175770元，共计621220元。对于该汇款，王旭晨主张系其代北京德仓公司支付的货款，因对方就该四笔交易均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取消交易，只能支付货款，否则其作为北京德仓公司的法人代表需承担法律责任。北京德仓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出具该四笔交易已经完成付款的银行凭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旭晨与丁厚深、勾勘礼曾同为北京德仓公司的股东，王旭晨亦在北京德仓公司、京都大成公司任职。王旭晨于2015年7月14日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丁厚深，王旭晨退出北京德仓公司。北京德仓公司于2014年9月份、2015年3月份与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的四笔交易，时任北京德仓公司与京都大成公司经理的王旭晨都曾参与，且知晓北京德仓公司已支付货款的事实。王旭晨虽称该款已经退还，但其提交的退款凭证是案外人甘小宇向丁莹的转款凭证，并非淄博旭欧公司向北京德仓公司汇款的凭证，且甘小宇向丁莹汇款的数额与上述四笔交易数额不符，王旭晨亦未提供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已退还北京德仓公司相应货款的证据。此后，王旭晨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淄博旭欧公司及浙江东越公司四次汇款共计621220元，数额较大，但王旭晨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汇款用途，且其主张亦与常理不符，现王旭晨仅凭四张银行汇款凭证主张是其代北京德仓公司支付相应货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对于王旭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载明：“2014年9月22日从浙江东越化工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20448056，价税合计175770元，此款退回后入小金库非个人使用。王旭晨、丁厚深、勾勘礼（签字）附表：1、031916142015.3.30274950；2、031916032015.3.25110000；3、031916112015.3.2660500；4、204480562014.9.22175770以上共计621220先退票，如不退票德仓公司汇王旭晨后转付两公司。（7月底前退完）2015.7.14。”对于该决议，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认可三股东签名以上的内容，对于股东签名以下的附表内容则均不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以签名为界分上下两部分。对股东签名以上的内容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均予以认可，对该部分双方无异议的内容，予以确认；对股东签名以下的内容，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称是王旭晨自行添加，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东签名以下的内容为附表。一般意义上，附表应为正文内容更为详细情况的补充性表格，其内容通常不应超出正文范围。本案中，王旭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附表以上的内容表述仅涉及20448056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无任何歧义性表述；而附表所载内容，涉及的增值税发票增至四份，上下内容不一，在北京德仓公司、丁厚深、勾勘礼均不认可且王旭晨未提供确凿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超出正文内容的部分，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旭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6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均由王旭晨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王旭晨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在本院调查时申请通知丁莹本人到庭说明2015年3月25日、3月28日、3月30日三笔转款的情况，但在限定期限内未提交相应书面申请。对于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按照与北京德仓公司的约定在退款时扣除相关费用从而导致退款数额与交易数额不一致的主张，上诉人王旭晨称没有书面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是上诉人王旭晨涉案向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转款共计621220元是否属于代被上诉人北京德仓公司的垫付货款行为。对此：首先，案涉买卖交易所产生的货款已由京都大成公司向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支付完毕，王旭晨主张该两公司后又退回相应货款，所提交的是案外人甘小宇向京都大成公司财务人员丁莹转款的凭证，且退款数额与交易数额不符，王旭晨对其为此做出的按照双方约定在退款时扣除相关费用的解释仅有单方口头陈述，亦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出由法院通知丁莹到庭做出说明的书面调取证据申请，故在本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上诉人王旭晨关于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将已付货款退回的主张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王旭晨向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转款621220元时已非被上诉人北京德仓公司股东，而案涉王旭晨与丁厚深、勾勘礼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中有关由王旭晨付款的内容系附表部分，且在各方签字确认之后，相关内容亦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附表之上即签字确认之前的内容并不一致，故在王旭晨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一审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在案证据，对存有瑕疵的该股东会决议附表部分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上诉人王旭晨关于涉案其向淄博旭欧公司、浙江东越公司转款621220元系代被上诉人北京德仓公司的垫款行为的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本案举证责任方，王旭晨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对其要求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应予确认。 综上，王旭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6元，由上诉人王旭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