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3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冬日，男，196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之十，公民身份号码：440************218。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敏，广东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流，男，195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59。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胜，广东宏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健锵，男，198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1。原审被告：佛山市艺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堤围工业区第11、12车间。法定代表人：韦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冬日，即本案上诉人。上诉人韦冬日因与被上诉人邓国流和原审被告佛山市艺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立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4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韦冬日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邓国流对韦冬日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国流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5年1月10日邓国流、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四人与韦冬日、韦某1签订《厂房租约》，实际上解除了邓国流和韦冬日、陈卫东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上述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在佛山市顺德区**监督管理局备案并作为成立公司使用。2017年2月6日艺立公司成立，其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为案涉厂房所在地。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案涉厂房的租金、水电、垃圾等费用均由艺立公司支付，案涉厂房的实际承租人为艺立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的法律后果由艺立公司承受，无需韦冬日承受。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的意思表示真实，且经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为该《厂房租约》是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韦冬日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租金、水电费、垃圾费295674.5元错误。其一，案涉厂房租赁期限至2017年2月28日，到期后，韦冬日或艺立公司没有与邓国流等4人达成口头续租协议，没有签订续租合同。其二，艺立公司已于2017年2月底将设备、材料等从案涉厂房搬离。其三，邓国流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认为从2017年4月起至其起诉日止实欠租金295674.5元，没有主张水电费、垃圾费，邓国流也没有提供水电费、垃圾费的单据。以上事实可证明艺立公司或者韦冬日从2017年4月起并没有使用案涉厂房，否则不可能没有水电费等费用的发生。3.一审法院判决解除邓国流与韦冬日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及搬离并返还案涉厂房错误。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事实上已于2015年1月解除；邓国流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韦冬日于2018年8月已搬走，判决搬离并返还厂房已无必要。4.案涉厂房为邓国流、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四人共有，邓国流不具备单独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作为本案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案外人陈卫东也是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的签约方，一审法院没有追加陈卫东作为本案韦冬日也违反法律程序。邓国流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艺立公司答辩称：1.2015年1月10日邓国流与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四人与韦冬日、韦某1签订的《厂房租约》实际的承租人为艺立公司，艺立公司已缴清全部租金等费用。2.租约到期后，艺立公司没有与邓国流、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四人续签租约。邓国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邓国流、韦冬日双方签订的《厂房租约》，邓国流收回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石牌堤围工业区第11、12车间厂房，厂房内物品归邓国流所有；2.判令韦冬日立即迁离邓国流上述厂房，并按照每月租金20176元为标准向邓国流支付场地占用费，直至韦冬日交还厂房之日止；3.判令韦冬日立即清偿邓国流租金和费用合计295674.5元、违约金88702.35元（按实欠租金30%计算），以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日；4.判令韦冬日租金保证金40532元归邓国流所有；5.艺立公司与韦冬日承担上述责任；6.韦冬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6月29日，邓国流与韦冬日、陈卫东签订《厂房租约》一份，约定邓国流将坐落于大良大门石牌堤围路1号堤围工业区的自有厂房里，其中星棚结构的第11、12车间出租给陈卫东与韦冬日；租期为3年，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每月租金为20176元，租金每月缴交一次，于每月的15日前缴交当月租金；如有拖欠，则每日罚租金的1%作滞纳金，超过约定的日期达15天的，或拖欠的租金总额达一个月租金数额的，邓国流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厂房，变卖陈卫东与韦冬日的设备、设施抵偿拖欠的租金，保证金抵作违约金，不予退还……水、电费由韦冬日承担……其中一方如需提前终止租约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协商解决，并向对方支付3个月租金作补偿金……2013年8月17日，赵少兴、陈卫东与韦冬日签订《协议》一份，载明“2013年9月份（含9月份）第11、12车间的厂房租金17072元及垃圾费140元由韦冬日转付，陈卫东不再负责转付上述租金、水电费及垃圾费。第13号之2车间的厂房租金、水电费、垃圾费仍由陈卫东负责转付。”2014年3月6日，韦冬日向邓国流缴交了租赁保证金40352元。2015年1月10日，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与韦某1、韦冬日签订《厂房租约》一份，约定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将坐落于大良大门石牌堤围路1号堤围工业区的自有厂房里，其中星棚结构的第11、12车间出租给韦某1与韦冬日；租期为2年，自2015年1月10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每月租金为5000元，租金每月缴交一次，于每月的15日前缴交当月租金。2015年2月6日，佛山市艺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涉案厂房。2016年7月4日，韦冬日在微信上对邓国流称“不好意思，去了惠东几天每晚都加班赶工。我想办法本星期先付些租金，房产方面如近期未能给款我方，只能先贷款解决租金及近期运作费用。发现租期将到，续租情况也要沟通下，近年环境差，租金帮忙降低些或减面积也可。”2018年2月14日，韦冬日向邓国流支付了30000元。2018年10月16日，郑胜坚、徐均康、徐伟康向邓国流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将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及处理出租有关的全部事务委托给邓国流。2014年3月至2017年2月28日，艺立公司每月向邓国流交租金20176元。庭审中，韦冬日提供租用房屋合同复印件一份，载明出租方为王生，承租方为韦生，落款签名为“王生”“韦生”。证人王惠贤陈述韦冬日向其租赁的房屋面积为100平方米，每月租金4000元，租金以现金方式支付，没有开具凭证。截至庭审日，艺立公司注册登记地仍为涉案厂房。涉案厂房归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所有，已取得房产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邓国流、韦冬日主体是否适格。2015年1月10日，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虽与韦某1、韦冬日签订了《厂房租约》，但韦冬日向邓国流交纳的租金数额均为20176元，而非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厂房租约》中约定的5000元，且2015年2月6日艺立公司成立于涉案厂房，故邓国流主张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厂房租约》只是为了便利韦冬日成立艺立公司的说法更为可靠，予以采纳。即邓国流、韦冬日的权利义务应以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为准，此为邓国流、韦冬日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厂房租约》是双方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目的为便于艺立公司成立，为无效。涉案厂房虽归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共有，但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于2018年10月16日向邓国流出具授权委托书，将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及处理出租有关的全部事务委托给邓国流。授权委托书虽于《厂房租约》签订后出具，但，这属于事后的追认，即使邓国流是无权处分，也依然能补全邓国流的无权处分行为，邓国流自然有权处理涉案厂房的出租事宜。涉案合同是邓国流与韦冬日签订的，合同的主体便是邓国流与韦冬日。至于韦冬日租赁涉案厂房成立公司，并不必然导致由公司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故，本案邓国流、韦冬日适格。关于涉案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涉案厂房归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及邓国流共有，而且已经取得房产证，则邓国流、韦冬日之间租赁合同合法有效。韦冬日以涉案厂房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关于涉案租金是否已经支付完毕。邓国流、韦冬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虽于2017年2月28日到期，韦冬日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涉案厂房交还给了邓国流。从韦冬日提供的证据及证人王惠贤的证言来看，韦冬日向证人王惠贤租赁房屋的陈述明显不合常理。首先，双方对租金的交付没有任何证据；其次，邓国流以4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租赁仓库，明显有悖市场；再次，双方的租赁合同没有原件，而且出租方为“王生”，签名也为“王生”，承租方为“韦生”，签名也为“韦生”，这与日常的合同签署惯例不符。从邓国流提供的微信记录看，2016年7月4日，韦冬日在微信上对邓国流称“……发现租期将到，续租情况也要沟通下，近年环境差，租金帮忙降低些或减面积也可。”韦冬日应有续租的意思。而2018年2月14日，韦冬日还向邓国流支付了30000元。对该笔款项，韦冬日抗辩称“是业主押金未退回，所以经过沟通，邓国流称多交几个月租金后，即交到5月中就可以退回押金……”一来韦冬日的抗辩有矛盾之处；二来韦冬日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邓国流与韦冬日之间仍存在租赁关系，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应视为不定期租赁。韦冬日未按约定向邓国流交纳租金，已经构成违约，邓国流请求解除涉案《厂房租约》并要求韦冬日返还租赁物有理，予以支持。因韦冬日违约，则韦冬日应向邓国流支付积欠的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租金、水电费、垃圾费295674.5元（已扣除韦冬日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30000元）有理，予以支持。租金的支付为合同的主义务，邓国流应按法律规定缴纳相应的诉讼费，而不宜续计。故邓国流主张之后的租金续计无理，一审法院于此不作处理，邓国流可另行起诉。邓国流、韦冬日约定……超过约定的日期达15天的，或拖欠的租金总额达一个月租金数额的，邓国流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厂房，变卖陈卫东与韦冬日的设备、设施抵偿拖欠的租金，保证金抵作违约金，不予退还。从上述约定看，双方对违约方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数额应为保证金数额，即邓国流有权没收韦冬日交纳的保证金40352元，而非按所欠租金的30%计算违约金，而且邓国流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已经超过40352元，其主张违约金88702.35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无理，不予支持。艺立公司虽登记于涉案厂房并实际使用涉案厂房，但非合同的相对方，邓国流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无理，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邓国流与韦冬日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二、韦冬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搬离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石牌堤围工业区第11、12车间厂房并向邓国流返还该厂房；三、韦冬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邓国流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租金、水电费、垃圾费295674.5元；四、邓国流没收韦冬日交纳的租金保证金40352元；五、驳回邓国流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为3835.47元（邓国流已预交），由邓国流负担801.02元，韦冬日负担3034.45元并直接支付给邓国流。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邓国流和韦冬日、陈卫东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厂房租约》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案涉厂房为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邓国流所共有，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邓国流“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分发所收租金，并处理与出租有关的全部事务”，表明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确认邓国流以个人名义与承租人订立上述《厂房租约》的效力。因此，上述《厂房租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邓国流和韦冬日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租期至2017年2月28日届满，期满后韦冬日继续使用案涉厂房。虽然，韦冬日主张其在期满前已搬离案涉厂房，但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证人王惠贤证言证明韦冬日向王惠贤租赁了房屋但不足以证明韦冬日不再使用案涉厂房。而韦冬日提供的《收款收据》可证明艺立公司向邓国流支付了2017年3月份的租金20176元和垃圾费140元，艺立公司又于2018年2月14日向邓国流支付租金3万元。因此，韦冬日关于其于2017年2月28日前已搬离案涉厂房的上诉意见不可信，本院不予支持。2017年2月28日之后，韦冬日继续使用案涉厂房，邓国流没有提出异议，双方之间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约》继续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韦冬日未按照约定交纳租金，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韦冬日向邓国流支付拖欠的租金、垃圾费、水电费295674.5元、判决邓国流不向韦冬日返还租金保证金40352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的效力。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租赁标的物为案涉厂房总面积1552平方米，租期为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租金每月20176元；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租赁标的为案涉厂房中的500平方米，租期为2015年1月10日至2017年2月28日，租金每月5000元；两份《厂房租约》的其他合同条款基本一致。可见，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与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前者涵盖了后者。根据当事人陈述，签订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韦冬日等成立艺立公司提供经营场所证明材料，本案尚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签订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同谋虚伪意思表示签订2015年1月10日《厂房租约》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2017年2月28日，两份《厂房租约》均租期届满，之后艺立公司继续使用案涉厂房整体（1552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继续有效，并按照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处理双方之间的租赁纠纷，并无不当。韦冬日关于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事实上已于2015年1月解除的意见不能成立。关于本案主体资格。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艺立公司于2015年2月6日成立，住所为案涉厂房所在地，韦冬日为艺立公司股东之一。即韦冬日为艺立公司发起人，韦冬日以自己名义与邓国流签订案涉《厂房租约》，现邓国流起诉要求韦冬日承担合同责任，应予支持。第二，陈卫东虽然是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的承租人之一，但是，出租方和韦冬日、陈卫东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协议》，约定陈卫东不再负责转付第11、12车间（即案涉厂房）的租金、水电费及垃圾费，陈卫东实际上已从2013年6月29日《厂房租约》中退出。故，韦冬日关于一审法院没有追加陈卫东作为本案韦冬日违反法律程序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第三，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邓国流是案涉厂房的共有人，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为本案原告，在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指正。但是，一审法院的这一程序瑕疵并不影响韦冬日的实际权益；并且，在一审过程中徐均康、徐伟康、郑胜坚以书面方式全权委托邓国流处理案涉纠纷，表明了其接受以邓国流为原告处理本案结果的态度；在韦冬日一方上诉的情况下，为了不增加当事人讼累，本案不宜以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为由而将案件发回重审。综上所述，韦冬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0.39元，由上诉人韦冬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咏章审 判 员 温万民审 判 员 翁丰好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谢 童书 记 员 何斯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