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2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中得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13X。法定代表人：齐满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檀长智，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梅，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国成，男，汉族，1956年11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富阳市**************，公民身份号码33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中得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盛国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1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盛国成的诉讼请求；2.判令盛国成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中得公司涉及多次股权转让。（一）中得公司的设立。中得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0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持股比例分别为36%、32%、32%。为方便公司运作，2005年1月18日，盛国成、盛国伟向中得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由盛国伟委托盛国成作为其代理人参与中得公司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中得公司经营多年来，盛国成一直参与公司的管理并分管财务工作。（二）2007年的股权转让。虽然在工商登记上，齐满富持股36%、张建国持股32%、盛国伟持股32%，但三方的实际出资比例相同，即三方各占中得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在中得公司成立之初，为吸收技术人才，三方决定赠送田锦敏、盛子林6%的干股，为此，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实际各占公司收益的28%，田锦敏占6%、盛子林占10%。2007年5月19日，田锦敏、盛子林分别与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田锦敏、盛子林将其所持有干股转让给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三人，干股转让后，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盛国成）实际各占公司三分之一股权。（三）2013年的股权转让。2013年5月29日，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签署一系列文件，决定将盛国伟所持中得公司13.333%的股权转让给齐满富、张建国，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为：齐满富40%、张建国40%、盛国伟20%。截止至2013年3月31日，中得公司账面原股本总额8146923元，账面未分配利润34782767.67元，为此，该13.333%的股权转让款为5723815.66元，齐满富、张建国各购买盛国伟6.666%的股权，齐满富、张建国各自应付盛国伟2861907.83元，该股权转让款三方已结算。（四）2018年的股权转让。2018年1月23日，齐满富、张建国与盛国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约定盛国伟将所持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齐满富、张建国，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以审计为准。随后中得公司委托会计公司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理，会计公司出具了报告。2018年2月3日，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签署一系列文件，约定：盛国伟所持公司20%股权转让给齐满富、张建国，股权转让后，齐满富、张建国各占中得公司50%股权。因公司账面原股本总额8146923元，账面未分配利润17353077元，因此，上述2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510万元，该510万元于2018年9月31日前全部付清。因盛国伟本次系彻底退出中得公司的经营，为此，各方对其他事项亦作出了处理：齐满富、张建国将其各占佛山市南海区湘源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源公司）9%的股权转让给盛国伟；中得公司对外的830万元出借款，由盛国成承担40%即332万元，齐满富、张建国各承担30%即249万元。二、盛国伟对2018年的股权转让反悔。2018年的股权转让文件签署后，盛国伟反悔并于2018年4月委托律师向齐满富、张建国发出律师函，认为盛国成的行为超出了委托权限，否认2018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后来，盛国伟于2018年5月向中得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册，2018年6月，盛国伟以股东知情权为由起诉中得公司、齐满富、张建国。因中得公司当时正与银行协商贷款续贷事宜，按照银行的要求，公司股东齐满富、张建国、盛国伟均需签名担保。考虑到盛国伟拒绝签名将会影响中得公司运作，故齐满富、张建国答应与盛国伟和解。盛国成认为，其对湘源公司的分红款应享有权益，应付给田锦敏、盛子林的股权转让价款未全部付清，未付部分盛国伟亦应占有份额。经多次磋商，齐满富、张建国决定将上述中得公司20%的股权转让价款由510万元增加到610万元。2018年7月11日，甲方盛国伟、盛国成与乙方齐满富、张建国及丙方中得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书》，为防止甲方再次毁约，协议约定：各种款项冲抵后乙方齐满富、张建国应付的273万元按约付清后，甲方盛国伟、盛国成对乙方齐满富、张建国以及丙方中得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三、湘源公司的分红款包含在上述6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之中。上述事实表明，湘源公司的分红款包含在上述65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中，《和解协议书》最终确定的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从原约定的股权转让款510万元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因素增加确定的，并非是仅指湘源公司20%股权的对价。退一步而言，即使湘源公司的分红款不包含在上述650万元之中，《和解协议书》有关盛国伟、盛国成对齐满富、张建国、中得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的约定表明，盛国伟、盛国成已通过书面形式明确放弃了对湘源公司分红款的相关权益。四、盛国成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不适格。本案的证据已证实，盛国伟、齐满富、张建国才是中得公司的股东，盛国成只是盛国伟的受托人，参与了中得公司的经营管理。对湘源公司的投资，当初也是以中得公司的股东盛国伟、齐满富、张建国的名义投资的，《和解协议书》将盛国伟、盛国成同时列为甲方，是因为盛国成代表盛国伟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此前的多份文件均由盛国成签署，相关协议也是将盛国成、盛国伟列为当事人。所以，涉案《和解协议书》将盛国成列为当事人，只是一种惯例，并不代表盛国成就是权利人。中得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向本院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关于程序方面。盛国成并非中得公司的股东，无权享受中得公司投资湘源公司所得的分红。自2011年投资湘源公司至2018年7月盛国成转让全部股权前，中得公司的股东只有盛国伟、齐满富、张建国，盛国成不是中得公司股东。盛国伟只是委托盛国成代表其参与中得公司的经营管理，盛国成只是受托人，不是公司股东。下列行为也表明盛国成不是中得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投资人：1.2008年年初，盛国伟转让中得公司的20%股权，盛国成作为受托人代表盛国伟签署文件。2018年4月16日，盛国伟向中得公司及齐满富、张建国发出律师函，认为盛国伟超出委托权限，其签署的股权转让文件无效。2.2018年5月8日，盛国伟再次向中得公司发出律师函，以股东身份要求查阅会计账册。2018年6月，盛国伟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由，起诉中得公司、齐满富、张建国。另外，盛国成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就是中得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因此，盛国伟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不适格，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关于实体方面。盛国伟一直主管中得公司会计财务工作，该职责是其代盛国伟行使，其应当知晓湘源公司部分分红款尚未分配，在知晓分红款尚未分配的情况下，其仍然签署《和解协议书》，表明其以明示方式放弃了对湘源公司的分红。盛国成答辩称，涉案《和解协议书》没有涉及湘源公司分红的内容，涉案650万元是转让盛国成股份的款项，与湘源公司的分红款无关。中得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将湘源公司的涉案分红款支付给了盛国成。盛国成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得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盛国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得公司向盛国成返还湘源公司分红438187.5元、个人附加收益51250元及从盛国成收到湘源公司分红款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中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判令中得公司承担律师费2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齐满富、张建国、盛国成等人共同以中得公司的名义向湘源公司投资并持有湘源公司50%股权，其中齐满富、张建国、盛国成分别持有湘源公司9%、9%、4.5%股权。齐满富、张建国、盛国成等人与中得公司约定，中得公司向湘源公司收取分红款后，按照5%的比例收取管理费，再向盛国成等人发放分红款；齐满富、张建国、盛国成除按上述持股比例享有湘源公司的分红款外，分别按照管理费的40%、40%、20%享有个人附加收益。湘源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11月29日、2018年4月18日向中得公司分配2016年7月26日轧机转让分红50万元、2017年轧机转让及利润分红200万元、2017年12月30日以前利润分红1625000元、2018年1月30日利润分红100万元，以上合共5125000元。扣除管理费256250元后，盛国成应得分红款为438187.5元，应得个人附加收益为51250元。中得公司分别在《2018年1月10日湘源投资分红明细表》、《2018年4月20日湘源投资分红明细表》上对上述管理费、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等进行了确认。2018年7月11日，盛国成及盛国伟作为甲方、齐满富及张建国作为乙方、中得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所持丙方20%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后乙方齐满富、张建国各持有丙方50%股权，甲方不再持有丙方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650万元；乙方将273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转至资金托管账户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鉴于甲方持有湘源公司4.5%股权，乙方齐满富、张建国各持有湘源公司9%股权，齐满富、张建国将各自所持有的湘源公司9%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款均为225000元，转让后甲方合计持有湘源公司22.5%股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即享有湘源公司22.5%股权对应的权益；830万元投资款由甲方承担332万元，乙方承担249万元，丙方承担249万元，甲方应将其承担的332万元支付给丙方；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上述款项冲抵后，乙方应付给甲方股权转让价款为273万元等。2018年7月12日，中得公司的登记股东由盛国伟、齐满富、张建国变更登记为齐满富、张建国。2018年8月2日，盛国成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上述273万元。另查明，盛国成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盛国成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得公司提交的《关于湘源投资款》、《和解协议书》，盛国成作为股东及合同相对人进行了签名，《和解协议书》亦确认盛国成持有湘源公司4.5%股权，因此，盛国成主体适格。盛国成主张中得公司拖欠其分红款438187.5元、个人附加收益51250元，并提供了分红明细表、利润分配表等佐证，中得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上述款项予盛国成，故法院对盛国成的主张予以采纳，中得公司应如数支付上述款项予盛国成。中得公司辩称《和解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包含湘源公司的分红款，齐满富、张建国支付273万元后，盛国成、盛国伟对齐满富、张建国及中得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但《和解协议书》并没有涉及湘源公司分红款的内容，650万元是转让中得公司股权的价款，与盛国成在本案中主张的湘源公司的分红款无关，故对中得公司上述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盛国成的利息主张，盛国成未举证证明双方就湘源公司的分红款约定了具体支付时间，盛国成提起本案诉讼后，中得公司亦未在合理期限内付清相关款项，故法院酌定利息从起诉日即2018年10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盛国成超出部分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盛国成请求律师费25000元，因双方没有约定律师费，律师费亦非盛国成主张相关权利必然产生的损失，故对盛国成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中得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分红款438187.5元、个人附加收益51250元及以实欠前述款项为本金从2018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盛国成；二、驳回盛国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计4591.54元、财产保全费3211.53元，合共7803.07元，由盛国成负担515.11元，中得公司负担7287.96元。中得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律师函》、《共同投资协议书》、《股份转让与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款支付及会计凭证、中得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等证据。盛国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1月30日，盛国伟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确认，其持有中得公司的股权属于盛国成所有，其是代盛国成持有相关股权。涉案《和解协议书》第八条第（三）项约定：乙方按约定支付上述273万元转让价款后，甲方对乙方、丙方不再享有任何权利【除外情形：1.上述830万元对外成功收回的部分，甲方享有上述约定分成的权利（但乙方齐满富、张建国对该830万元各承担30%即各承担249万元的部分，甲方不得主张权利）；2.违反本协议而追究违约、赔偿责任的】。该协议第八条第（五）项约定：本协议基于三方和解目的签订，本协议内容不能作为对相关纠纷的事实认定以及作为相关纠纷的庭审证据。本院认为，综合中得公司与盛国成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盛国成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2.对盛国成提出的要求中得公司支付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体至本案，从涉案《关于湘源投资款》、《和解协议书》等证据来看，盛国成系以股东及合同当事人的身份签署上述文件，且涉案《和解协议书》的内容也反映盛国成持有湘源公司4.5%的股权，上述事实表明盛国成与本案争议的湘源公司分红款存在利害关系，故盛国成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适格。中得公司以盛国成并非中得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投资人为由提出的盛国成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工商登记的角度分析，中得公司是湘源公司的登记股东，本案讼争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等款项来源于湘源公司支付给中得公司的分红款，即盛国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的性质属于中得公司的投资收益。对于中得公司的投资收益，应由中得公司的登记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分取红利。因此，虽然盛国伟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持有的中得公司股权属于盛国成所有，但盛国成径直提起本案合同之诉要求中得公司向其支付中得公司的投资收益，依据不足。其次，从当事人的真实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分析，从本案现有有效证据来看，盛国成与齐满富、张建国存在共同投资中得公司和湘源公司的合作关系，应当根据盛国成、齐满富、张建国等人达成的相关协议来厘定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盛国成、盛国伟作为甲方，齐满富、张建国作为乙方，中得公司作为丙方，于2018年7月11日共同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书》，对中得公司的股权转让、湘源公司的股权转让和830万元投资款的处理等事项作出了具体的约定。该《和解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包括盛国成、中得公司在内的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拘束力。该《和解协议书》第八条第（三）项明确约定：“乙方（齐满富、张建国）按约定支付上述273万元转让价款后，甲方（盛国成、盛国伟）对乙方、丙方（中得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鉴于涉案《和解协议书》系对盛国成与齐满富、张建国等人的合作投资事宜作出的整体性安排，而本案讼争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实际上也是盛国成与齐满富、张建国等人通过中得公司投资湘源公司的收益，故按一般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上述协议第八条第（三）项所约定的“任何权利”应当包括盛国成通过中得公司收取湘源公司分红款的权利。由此可见，盛国成和中得公司已通过涉案《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对本案讼争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等权益作出了处分，盛国成在签署上述协议后又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款项，显然违反了涉案《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而且，为了明确界限，上述协议第八条第（三）项还专门针对“任何权利”的除外情形作出了特别的约定，但相关除外情形主要是指该协议约定的830万元对外成功收回的部分，而未涉及湘源公司的分红款，因此，中得公司主张协议各方当事人已针对包括湘源公司分红款在内的权益作出了盛国成、盛国伟不再向齐满富、张建国和中得公司主张权利的约定，理由充分。另外，关于涉案《和解协议书》第八条第（五）项有关协议不能作为纠纷的庭审证据的约定，因该约定不能否定涉案《和解协议书》已生效且已得到实际履行的事实，故该约定不能产生排除涉案《和解协议书》证据效力的法律后果。综上几点，盛国成请求中得公司向其支付分红款、个人附加收益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得公司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10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盛国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91.54元、财产保全费3211.53元，合共7803.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41.56元，由被上诉人盛国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