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商中民一终字第00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岳爱玲，女，生于1977年8月3日，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娥，女，生于1956年4月9日，汉族，农民。上诉人岳爱玲因与被上诉人邹娥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洛南县人民法院（2013）洛南民初字第00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岳爱玲、邹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3年4月10日早7时左右，原告邹娥在牛王庙村三组烟田涝池担水时，被告岳爱玲在原告邹娥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手持木棍对原告实施殴打。同村村民祝耀看见后前来阻挡，被告岳爱玲将祝耀头部打伤，事后通过村干部为祝耀支付包扎费10元。被告岳爱玲在用木棍将原告打倒在地继续用手实施殴打时，原告的丈夫杨撑柱和同村村民刘换劳赶到，将被告挡开。原告被送到洛南县中医院检查治疗，被诊断为1、面部、双手多处皮肤擦伤；2、右上肢、腰背部、右髋处多处软组织挫伤。经住院治疗8天，原告门诊及住院共计花费医疗费3106.8元。原告住院期间，被告岳爱玲的家人通过村干部付给原告2000元，并且到医院看望原告，劝说原告出院在家继续养伤。原告在伤未治愈的情况下于2013年4月18日主动要求出院，医生建议原告休息、继续服用活血止疼药物。出院后原告为继续治疗花医疗费190.9元。2013年5月25日，该案经牛王庙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因被告岳爱玲不同意赔偿而未能达成一致。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1717.7元、误工费1900元、护理费6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交通费20元，共计4517.7元。原审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殴打原告之事实，有现场目击证人杨撑柱、祝耀证明，同时牛王庙村组织双方调解时的村上干部，也能够证明在村上组织双方调解时被告承认殴打原告的事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全身多处受伤都是原告的丈夫杨撑柱在殴打被告时，因被告躲避而打在了原告身上造成的，对此原告及其丈夫均否认，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辩称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因原告在背后说被告坏话，被告找原告理论，原告非但不承认，反而动手打被告，原告的丈夫杨撑柱赶来，不但不挡原告，还用扁担打被告。对上述事实原告不承认，被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也与本院依法调查的事实不相符，故对被告该辩解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花费2577.4元，被告辩称其中有用于治疗骨折的药物“元和接骨片”，治疗脑梗塞的药物“血塞通”，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奥美拉唑”，以及有乙肝检查的项目，这些药物和检查都与治疗外伤无关，费用应当予以扣除。对此本院依法调查了原告主治医生，医生证明“血塞通”主要用于活血化瘀通络，既可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也可用于治疗外伤；使用“奥美拉唑”是因为原告由于生气胃部不适，为了预防原告因外伤引起应激性胃溃疡而使用该药；乙肝检查是住院病人必做常规检查。因此原告住院所使用药物“血塞通”、“奥美拉唑”的花费以及所做乙肝检查的花费，属于合理必要花费，故被告提出该费用应予扣除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住院使用药物“元和接骨片”，从原告病案材料和诊断证明可以看出，原告除皮肤擦伤和软组织挫伤等外伤外，并无其他伤情，因此原告使用该药物的花费90元，应予扣除。原告在洛南县中医院门诊花费529.4元，并提供门诊花费票据10张，被告辩称该10张票据未加盖医院公章，且其中3张票据姓名与原告姓名不一致，因此对其门诊花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10张票据经洛南县中医院出具证明，证明是该院门诊收费室所开出的真实票据。虽然有3张票据姓名与原告姓名不一致，但从其时间上来看，都是原告住院当天即2013年4月10日开出的，其中有一张票据姓名为“竹娥”，该张票据的收费项目为挂号费，如果认定该票据上的“竹娥”不是邹娥本人，那么就应认定原告并未挂号，那么后面的各项治疗检查收费也就不可能产生，而这与原告所提交的与其姓名一致的其他门诊票据明显存在矛盾，因此本院认为该10张票据是原告本人用于治疗的真实票据，应予以认定。原告出院后花医疗费190.9元，被告不予认可，但从原告病案材料和本院调查的事实可以证明，原告是在被告家人的劝说下，伤未治愈而出院的。医生诊断证明建议原告出院后继续服用活血止疼药物，因此对该费用应予以认定。原告主张交通费20元，有正规票据，且其花费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误工费1900元，但未说明其误工天数和每天误工损失情况，本院认为，原告住院治疗8天，出院后医生建议原告休息，但未具体说明休息天数，结合原告的受伤情况，应酌情计算10天为宜，按每天误工50元计算，原告住院期间及出院后误工共计18天，误工费应为900元。原告主张护理费640元过高，应按其住院护理天数8天，每天50元计算，护理费应为400元。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过高，应按工勤人员出差补助标准每天10元计算，住院8天共计8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4607.7元，应由被告予以赔偿。原告在住院过程中，被告家人曾通过村干部赔偿原告损失2000元，该费用应予扣除，被告实际应再赔偿原告损失2607.7元。据此，洛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限被告岳爱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邹娥各项经济损失2607.7元；二、驳回原告邹娥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邹娥负担80元，被告岳爱玲负担120元。宣判后，岳爱玲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公，本案最初是因邹娥在背后说岳爱玲坏话引发的，故本案的起因过错应由邹娥承担，邹娥身上的伤是其丈夫殴打上诉人时误伤的，上诉人并未曾殴打过邹娥。2、邹娥住院8天，原判认定出院后的误工天数为10天错误。3、邹娥医疗费中有治疗胃病、脑血管疾病、乙肝检查费用，该支出与打架无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上诉人的赔偿范围。邹娥一审提交的没有姓名、没有公章的票据，一审予以认定错误。邹娥辩称：原判适用法律适当，判决无误，应予维持。理由：岳爱玲在被上诉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实施殴打，此纠纷是由岳爱玲挑起事端，其负全部责任。原判认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均依据国家标准，运用法律明文规定得出。原判确定的误工天数是根据法律规定及医嘱酌情计算。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岳爱玲在邹娥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手持木棍对邹娥实施殴打，致其受伤。作为同村邻里，无论发生何种矛盾，岳爱玲本应理性协商，依法解决，但却采用过激方式处理，导致邹娥受伤，岳爱玲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二审涉及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1、原判认定邹娥医疗费数额是否正确。岳爱玲上诉称邹娥医疗费中有治疗胃病、脑血管疾病、乙肝检查费用，该支出与打架无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上诉人的赔偿范围。邹娥一审提交的没有姓名、没有公章的票据，一审予以认定错误。对于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就邹娥住院治疗用药情况已经向邹娥的主治大夫进行了调查，主治大夫证明所有用药都是根据邹娥伤情对症下药，没有治疗其它疾病用药。乙肝检查是每位住院病人必做的常规检查，病人没有选择权。邹娥作为病人应听从医生安排，不存在人为扩大损失。故邹娥住院花费与岳爱玲所致伤情具有因果关系。关于票据，邹娥提交的票据为洛南县中医医院出具的正式发票，虽有三张票据姓名栏分别填写“祝娥”、“竹娥”、“祝淑娥”，但综合一审案卷材料内容，从就诊时间和收费项目等可以认定该三张票据为“邹娥”的笔误，属于邹娥的治疗花费。故原判认定邹娥医疗费数额正确，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2、原判认定岳爱玲赔偿邹娥全部经济损失是否正确。上诉人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公，本案最初是因邹娥在背后说岳爱玲坏话引发的，故本案的起因过错应由邹娥承担。根据一审卷宗中牛王庙村调解委员会处理意见，祝耀、郭根套、郭生贤调查笔录，村委会会议记录等材料以及岳爱玲的陈述，可以认定其在邹娥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手持木棍对邹娥实施殴打这一事实。岳爱玲认为邹娥背后说其坏话，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不能成为其致伤邹娥的理由，也不能作为减轻其责任的依据。故岳爱玲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判认定岳爱玲赔偿邹娥因伤所花费的全部经济损失正确，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3、原判认定邹娥出院后误工天数为10天是否正确。上诉人称邹娥住院8天，原判认定出院后的误工天数为10天错误。本院认为邹娥本身就是伤情未愈出院，而且根据洛南县中医医院诊断证明，医生建议邹娥出院后休息，但未明确休息时间，原审法院依据案件事实以及邹娥伤情，酌情认定出院后误工10天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同样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岳爱玲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岳爱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正莉代理审判员  李 楠代理审判员  闫莉霞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柯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