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691行初612号 原告周某，女，2000年3月21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代理人陈维先，启东市和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林洋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王瑊，职务主任。 应诉负责人陈健勇，职务党工委委员、政法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国法，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某诉被告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启东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11月19日向被告启东开发区管委会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被告于2018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供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周某及委托代理人陈维先，被告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应诉负责人陈健勇及委托代理人张国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某诉称，原告周某母亲周某某居住地在启东市汇龙镇大洪村××号，父亲陈杰与母亲周某某于1999年结婚上门入赘，结婚后户口也迁移到母亲户口本上。2000年3月21日原告出生后随母亲落户，并居住在母亲处。现原告居住地拆迁，政府拆迁办未将原告列入被拆迁对象，未给予安置住房，多次交涉未果。原告认为其享有拆迁安置待遇，被告未给予原告安置住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按照启城建指办[2018]第1号文给予原告按照两个人核算86平米的定销房（即商品房）面积。 原告周某向本院提交周某户籍资料信息一组，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周某户口簿复印件、代理人调取的律师查询户籍资料信息登记表，证明原告居住在启东市汇龙镇大洪村××号。 被告启东开发区管委会辩称，一是原告不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受安置待遇。2010年10月原告父母经调解离婚，原告由其父亲抚养，在其父亲所在地生活，并不在大洪村10组94号生活；原告及其父亲在大洪村没有尽到任何义务，根据《启东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启政规〔2014〕1号）的附件第一条的规定，原告与其父亲也不能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人不能参与具体经济组织分配。因此，虽然原告的户口仍在大洪村10组94号，但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资格，根据启住建〔2011〕40号文，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无权享受面积安置。二是原告没有住房无权享受拆迁安置待遇和补偿。原告父母结婚时，房子是原告母亲提供的，属于原告外公所有，离婚后原告和父亲的住房问题自己解决，所以该房子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对该房屋的拆迁补偿应该属于原告外公及母亲，原告无权享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三是原告也无权单独提起本次诉讼。根据启住建[2011]40号文的规定，女孩年满19周岁可以提出分户的要求，案涉拆迁在2018年5月份，原告只满18周岁，即便可以享受待遇也应该和原告的父亲合并计算，并由陈杰申请拆迁安置待遇，原告无权单独提出。四、原告称随母亲生活与事实不符，在其父母离婚后，原告由其父亲抚养，应同父亲一起生活，没有同其母亲共同生活，其母亲在2015年已经另行组成家庭，新组建的家庭人员作为家庭人口数进行了核定。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启住建〔2011〕40号文，证明原告无权享受拆迁安置待遇；2.启开拆〔2018〕2号文，按照第七大项的规定原告不是该家庭人员，不能享受拆迁安置待遇；3.启东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父母离婚后，原告随父亲陈杰生活，陈杰是原告监护人，原告不可能随母亲生活，并居住在母亲处，户口未迁出应属挂靠情形；4.1996年12月20日建房用地报批表，证明在原告出生之前被拆迁房屋已经建造，该房屋建造及宅基地审批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5.补偿协议、评估报告书、测算表、结婚证、户口本，证明被告对原告母亲进行了安置补偿，原告母亲在2015年再婚，原告不可能在她母亲处生活和居住，原告户口不在母亲处，2016年原告母亲又生育一女，原告也不具备独生子女的资格，也不能享受独生子女的待遇，原告无权享受拆迁安置待遇；6.大洪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父亲和原告在大洪村没有分配承包地；7.启政规〔2014〕1号文，证明根据该文的规定原告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享受面积安置待遇。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只能证明原告户口在大洪村10组，不能证明原告居住在此，2010年原告父母离婚后，原告由其父亲监护并随其一起居住。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6没有异议，但能说明原告的户口在拆迁范围内，应该享受拆迁补偿待遇。对证据7合法性有异议，没有承包地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享受拆迁分房的权利是不合法的。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材料能够证明有关案件事实，可以作为证据采用，证明力见下文分析。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某系陈杰、周某某女儿，陈杰与周某某于1999年结婚，陈杰作为上门女婿入赘，婚后于2002年将户口迁往周某某启东市汇龙镇大洪村××号处。结婚后，周某某、陈杰居住在1996年周某某父亲周和平所建的平房内，该平房建造时以周和平、黄正其、周某某三人位家庭成员申报。2000年3月21日原告周某出生，原告出生后户口落在其母亲处，2010年，周某某与陈杰在启东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启东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1日作出的（2010）启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陈杰、周某某协议离婚，原告周某随其父亲陈杰生活，抚养费由陈杰自理，其母亲有探望权。随后陈杰与周某便回到陈杰父母处生活，但双方户籍未迁回。2010年10月15日，周某某办理的户号为123759的户口簿上载明，陈杰为非亲属。2015年原告母亲周某某与黄红生结婚，再婚并育有一女黄周俭。原告周某的母亲在与黄红生结婚生子后，已于2018年5月7日重新领取了户号为320681001123759的户口簿。2018年原告周某母亲周某某所在大洪村10组拆迁。2018年5月25日，大洪村委会作为甲方、产权人周和平及使用人周某某为乙方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一份，乙方选择以人口进行安置，在《被拆迁户定销房安置享受建筑占地面积测算表》中显示，周某某的家庭成员核定为周某某、黄红生、黄周俭。 另外，启东市就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发布了启住建[2011]40号文、启政规〔2014〕1号文，针对大洪村9、10组拆迁项目工作，被告还专门制定了启开拆[2018]2号文。原告所述的启城建指办[2018]第1号文是启东地区其他地块的拆迁项目文件，与本案拆迁区域无关。 本院认为，案件关键在于周某能否作为周某某的家庭成员给其按照启城建指办[2018]1号文的规定核算享受86平米的定销房安置面积。综合各方所举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原告周某的诉请不能成立，理由详见下文分析。 首先，周某已经不是周某某户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指在一个家庭内长久共同生活，各个成员的经济收入作为家庭共同财产，相互负有扶养义务的一定范围内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家庭成员主要指夫妻、父母子女。房屋搬迁补偿安置，主要是对被搬迁地块范围内所在房屋的家庭成员予以补偿安置，因对所在地块的房屋和土地予以占用，进而需要对被占用的房屋和地块范围内长期居住生活的家庭人员，按照政策规定，在合法界定占用土地房产范围和进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予以货币补偿或安置，解决该家庭人员的生产生活问题。本案中，周某的父母已经于2010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原来由周某某、陈杰、周某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家庭已经解体，周某在民事调解书中已经明确跟随其父陈杰生活，并由陈杰负责抚养。周某的母亲周某某也已于2015年与他人重新组成家庭，形成新的以婚姻、血缘为基础构建的家庭。原告在庭审中所述的，其和父、母亲三人仍然是组成一个家庭，显然未能正确理解家庭和家庭人员的正确含义。 其次，案涉房屋并非属于原告母亲周某某所有，亦非原告或其父所有和实际居住。在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中，产权人注明的是周和平，周某某仅是使用人，且房屋建造之时，周某并非作为周和平的家庭人员之一予以申请建房，并未享受宅基地的审批分配。正如上文分析，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的基础在于家庭和房屋两个基本要素，目的是为了解决被拆迁房屋内居住的家庭人员的居住问题，确保被拆迁人“居者有其屋”。2010年原告父亲与母亲离婚后，便回起到原户籍地居住生活，该处房屋也不是原告周某和其父亲陈杰居住生活之处,案涉房屋并非如原告所述的那样是其居住地，只是原告和其父亲的户口仍然寄放在母亲周某某的户口本名下而已。从原告周某向本院提交的户口簿（户号123759）复印件来看，相关的户口本复印件在原告父母亲离婚之后不久即登记制作，在该户口本登记簿上陈杰与周某某的关系一栏明确写明是“非亲属”。原告周某的母亲周某某在与黄红生结婚生子后，已于2018年5月7日重新领取了户号为320681001123759的户口簿。亦如被告启动开发区管委会在庭审中所述称的，在父母离婚且小孩由一方单独负责抚养，而小孩及抚养方户口有仍在另一方的户口名下，此种情形当属启住建[2011]40号文所规定的“各类原因挂投靠的人员”。案涉房屋搬迁已经签订履行了房屋拆除搬迁补偿协议，该房屋所居住的家庭人员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已经按照周某某的现在实际家庭人员数进行核定，也说明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家庭人口数和安置面积核定的正确性。 再次，原告周某亦无任何材料证明其属于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大洪村十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上文所析，结合启住建[2011]40号文、启政规〔2014〕1号文，启开拆[2018]2号文的规定，个体要作为搬迁项目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人员享受家庭人口数享受安置面积待遇，除却上述分析的条件外，还应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的权益体现在相应的成员权利行使和义务负担两方面。权利的行使最切身的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享有，以及基于此而来的征收过程中的土地补偿金分配、失地社会保障的纳入等等，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原告方及其父在大洪村享受宅基地的占额审批、土地承包经营权，未见在父母亲离婚后其在母亲处仍然享有任何土地补偿金的分配、失地社会保障的纳入、其他经济组织的红利分配等等。义务的负担主要体现在相关规费的负担和该村村规民约的遵守等方面，本案中原告随父亲生活，显然也不可能再去负担和遵守其不再生活居住的大洪村的相关的费用和村民决议事项。原告周某作为农村户籍人员，其拆迁待遇应该在其现居住生活的房屋被拆迁时予以享受。如此方能体现，农村集集体经济组织内房屋的搬迁是对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拆房屋内居住的家庭人员的补偿和安置。是故，原告周某在诉讼中所举的户籍资料信息不能达到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目的，在案涉房屋搬迁过程中，被告启东开发区管委会不存在侵害原告周某应享受搬迁利益之情形。 综上所述，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周某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 审 判 长  万流兵 人民陪审员  周袁芳 人民陪审员  于 佳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 佳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