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瑞玲，女，汉族。委托代理人：江国荣，广东蓝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文锋，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燕升，系广东金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文达，男，汉族。上诉人白瑞玲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公司”）、原审第三人郑文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白瑞玲于2006年5月9日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德兴公司返还其借款3198万元及利息。诉讼期间，德兴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06）粤高法立民终字第414号民事裁定，裁定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7份借款合同合共3050万元的借款有管辖权。据此，白瑞玲于2007年1月19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其据以起诉的2张《借条》共148万元的起诉，故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只对本案中白瑞玲起诉的7份借款合同合共3050万元的借款进行了审理，并于2008年1月22日作出（2006）惠中法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判令德兴公司向白瑞玲返还借款3050万元及利息。宣判后，德兴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7月31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一终字第61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发回重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追加郑文达作为第三人，于2009年9月30日作出（2008）惠中法民一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判令德兴公司向白瑞玲偿还借款83万元及利息。宣判后，德兴公司及白瑞玲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8月3日作出（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判令德兴公司向白瑞玲返还借款3050万元及利息。后德兴公司不服该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11月8日作出（2010）粤高法民一监字第43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1）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以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及（2008）惠中法民一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指令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本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2011）东中法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白瑞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上诉人白瑞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江国荣律师、被上诉人德兴公司委托代理人吴燕升、吴云律师（2013年11月1日终止委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郑文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白瑞玲到庭后情绪完全失控，无法正常接受法庭询问，后经法庭允许，白瑞玲中途退庭。庭后，白瑞玲于2013年3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本人诉德兴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情况说明》和一份《关于请求维持（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的情况报告》的书面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在原审的诉辩意见白瑞玲于2006年5月9日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2005年11月至12月期间，德兴公司因开发东莞虎门镇步行街项目资金周转困难，遂向其借款。双方经协商在2005年11月至12月期间签订了7份《借款合同》。根据协议及德兴公司要求，其先后向德兴公司出借了9笔款项合共本金3198万元，德兴公司为此出具9份《借条》确认了上述借款事实。但其在2006年2月底向德兴公司主张其中两笔到期借款（合共200万元）债权未果时发现，德兴公司不仅已无力偿还其到期借款，且已负债累累。2006年1月期间，德兴公司还曾因向其他债权人开空头支票而被投诉。由于德兴公司的资信状况已严重恶化，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解除双方分别在2005年11月21日、2005年11月23日、2005年11月27日、2005年11月24日、2005年11月18日和2005年11月22日签订的6份《借款合同》。（二）判令德兴公司立即偿还其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相关利息。（三）判令德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诉讼费用。后白瑞玲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德兴公司立即偿还其借款本金3050万元及相关利息”。德兴公司在原审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条（除2005年11月27日的100万元借条实付70万元外），实际是德兴公司预先出具给白瑞玲，仅在其前夫郑文达为德兴公司向银行融资成功后才能兑现的融资报酬，并无借款给付之实。2005年下半年，在德兴公司引进“虎门天河城”项目急需资金时，郑文达、白瑞玲通过徐创兴介绍认识了方德成。郑文达承诺帮助从银行融资3亿元，并提出为方便融资需要先成为德兴公司的“名义股东”，且德兴公司还须按融资额10%的比例将融资报酬先以借款的形式确定下来。由于是战友徐创兴介绍而来，融资心切的方德成在采取了防备措施后给予了郑文达“名义股东”的身份，也答应了郑文达提出的融资条件。由于郑文达、白瑞玲二人在方德成面前一直以夫妻的身份出现，方德成完全不知两人已于2005年5月离婚的事实，致使方德成作出错误判断，同意了郑文达以“其妻”白瑞玲之名作为借款合同和借条的主体，以此方式收取融资报酬的要求。2005年11月21日，方德成依郑文达的要求开出了2967万元的7份借款合同和配套的7张借条后，担心弄假成真，便要求郑文达必须先就这些借条的张数、金额和处理方式作出说明，以免将来说不清。在郑文达“以其本人名义”出具了一张用以说明在融资成功和不成功的情况下借条处理方法的三段文字说明后，方德成才放心地将7份借款合同和7张借条交给了郑文达。随后，郑文达又以确保其在融资成功后可以顺利拿到上述回报为由，要求方德成再按其要求的金额、时间和收款人开出了对应金额的15张支票，并亲自签收。在取得了上述实为附条件融资报酬性质的2967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条和支票等债权凭证后，郑文达和白瑞玲为进一步取得方德成的信任，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转账方式先后向德兴公司出借了5笔总额共计852.5万元的真实借款，该5笔借款都有对应的借款合同和借条，但在形式和表述方式与上述融资报酬性质的借款合同和借条有着显著区别。2006年初，郑文达提出以其控制的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借款3000万元，并要求德兴公司以其物业提供抵押担保。由于该合同借款主体不是德兴公司，方德成就要求郑文达作出在中信银行的3000万元借款贷出后，立即将该借款转给德兴公司的承诺，但遭到郑文达的拒绝，德兴公司亦拒办抵押手续。郑文达原设想以德兴公司物业作抵押，套取3000万元银行贷款后，用该银行贷款直接抵白瑞玲手中持有的2967万元假借条的设想未能实现，双方关系就此破裂。为迫使德兴公司就范，郑文达用此前取得的假股东身份故意设置障碍，分别向东莞市房产局及虎门分局递送了内容为“郑文达是德兴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30%的股权，任何与德兴公司有关的业务均由郑文达亲自办理，除此之外一律不准办理”的声明书，妄图切断德兴公司以房产融资的渠道，借此施加压力以获取非法利益。至此，郑文达和白瑞玲以融资为名，实为诈骗的真正目的显露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郑文达和白瑞玲利用借融资之名骗取的借款合同、借条和支票与几笔真实的小额借款形成的借款合同、借条和支票相互分拆组合，除提起本案之诉外，还先后在东莞、惠城、台山、茂名、抚顺等地，不断地进行债权转让，疯狂发起恶意诉讼，德兴公司名下的房产、租金、银行账户在此后的5年多的时间里，大多处于被查封、冻结的状态，公司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几近破产。（二）白瑞玲无法提供出借给德兴公司3050万元现钞的资金来源，更是无法证明上述巨额借款已经以现钞方式实际交付，因此虽有借款合同和借条，但仍不足以证明借款真实发生，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1、出借巨额现钞，却不能举证出借资金来源，借款之说没有事实基础。除本案中的3050万元的现钞借款外，白瑞玲还在（2008）惠城法民一初字第642号案及其他多个案件中述称在2005年下半年的同一时期，其还以现钞形式另行出借给德兴公司2520万元，而其所述的这两笔借款相加总额已高达5570万元。在本案原审及惠城、台山及茂名等地相关案件中，不论是德兴公司还是法院再三要求，白瑞玲均未能就此提供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而白瑞玲真实的财产状况，从惠州中院于2007年4月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德兴公司提供2006年前后白瑞玲和郑文达深陷多宗诉讼的情况，反而可见其根本无此资金实力，亦足见本案巨额借款并非如白瑞玲所述。2、白瑞玲所述的借款过程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及惯常交易习惯，矛盾众多，借款之说显属虚构。惠州中院对白瑞玲所作的调查笔录，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其中白瑞玲陈述的3050万元借款的交接方式和过程荒唐至极，根本无法让人信服，主要表现在：（1）交付借款的地点是虎门步行街的地下公共停车场，且每次只有方德成一个人来。显然这样的描述排除了第三方在场的可能，方德成不能提供证人，有口难辩。但依常理，若真是有巨额的现钞交接怎么可能不去银行或到德兴公司的办公室，且德兴公司有财务人员，方德成作为老板没有理由孤身一人亲自到停车场去收款，而且每次都只一个人去。（2）3050万元借款是分多次、全部以现钞方式交付的。假设每次出借500万元的现金有多重？超过50公斤！方德成一人能拿得动，搬得走吗？而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原因，白瑞玲的解释是方德成的要求，目的是避免转账付款后被银行或其他债权人扣留或冻结。提出这个理由时白瑞玲可能忘了，537万元的借款恰恰是以转账方式出借的，而且，另外几笔数额不足百万的借款也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的。事实上，白瑞玲之所以主张以现金形式出借，无非是掩盖根本没有实际付款的事实。（3）借款现钞是一捆捆清点过数的。众所周知，数捆的方式只适用于货物的清点交接，而非货币的清点交接。（4）借款合同和借条是3050万元借款全部交付后汇总一次性签署的。以现钞方式出借，却每次都不用当场写字据，而是时隔月余汇总办理，这种一无书证物证，二无录音录像，三无旁人在场的借款方式有悖常理，更与同期发生的另外几笔真实借款先办手续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不符。（5）如果不继续借，先前借的钱就拿不回来，这是白瑞玲在听了前夫郑文达意见后不得不继续出借的原因。若真是这个理由，也正表明了白瑞玲已经意识到了借款存在巨大风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依然没有要求德兴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担保，相反，不但继续出借，而且继续用现金的方式出借且仍不用方德成当场打借条，也不采取任何能够留下她曾出借现金给德兴公司的一丝一毫证据，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综上，德兴公司认为，白瑞玲虽提交了借款合同和借条，但其既不能提供资金来源，且其所述交付过程明显违背常理、违背交易习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且对此德兴公司持有异议，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和借条并非源于真实借款关系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白瑞玲负有自证其有相应的资金实力，有相应的出借资金来源，有向德兴公司真实交付出借款的举证责任，否则其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一、二审判决对上述问题未能查清、查实，显属重大疏漏，而这也正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书中决定再审的主要原因。因此恳请贵院在本案中对白瑞玲的出借资金来源，借款交付细节，以及德兴公司所提出的上述疑问进行严格审查，并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查明事实真相。（三）郑文达与白瑞玲相互串通，实为一体。错误地割裂郑文达与白瑞玲的关系，是本案过去始终查而不清的根本原因之一。郑文达就总额为2967万元的7张借条出具的三段文字说明是揭开事实真相的关键。在过去的历次审理中，大都以离婚为由草率地将郑文达和白瑞玲两人的法律关系切断，无视大量证据都证明两人在方德成面前故意隐瞒真相并始终以夫妻关系出现，由此造成方德成认识错误，进而将郑文达出具的三段文字说明及相关证据认定为与本案没有关联而置之不理，致使在对借款事实的真实性调查时，浮于表面未能深入，仅流于对书面证据的形式审查而造成错判。将郑文达出具的该三段文字说明与白瑞玲在（2006）东中法民二初字第31号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相结合，本案真相即已浮出水面。郑文达在三段文字说明中所述的“委托费和利息”与白瑞玲在（2006）东中法民二初字第31号案中主张的“委托费和利息”在费用名称和费用金额上都完全对应，这种对应不是巧合，而是表明：1、郑文达在三段文字说明中所述总额为2967万元的7张借条的持有人就是白瑞玲。除非郑文达自己能另行提供这样的7张借条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该7张借条对应的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即可依该三段文字说明做出判断，但三段文字说明显然是对2967万元借条今后如何处理的设想性表述，并未明确2967万元的借条有对应的借款并实际出借。2、2967万元的7张借条和15张支票之间存在应对关系。白瑞玲在31号案中与委托费和利息对应的债权凭证是2950万元的14张“支票”，加之被隐匿的一张17万元支票，总额为2967万元，而郑文达在三段文字说明中与委托费和利息对应的债权凭证是2967万元的7张“借条”，由此也表明该等借条与支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郑文达代白瑞玲签收2967万元支票的事实，与上述金额同为2967万元的借条和支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且持有人均为白瑞玲的结论相互印证，也同样与白瑞玲在以支票为债权凭证起诉德兴公司的其他诉讼案件中不能提供与支票相对应借条原件的事实相互印证。（四）白瑞玲故意隐匿17万元的借条和支票，并抽取不同性质的借条组合后提起诉讼，目的是割裂总额为2967万元的7份借款合同、7张借条和15张支票之间对应关系，掩盖与郑文达三段文字说明中2967万元的7张借条的对应关系，掩盖假借款合同和借条的真实由来，为虚构债权发起恶意诉讼提供便利。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详细列明了交给白瑞玲和郑文达的全部借款合同、借条和支票情况。不同性质、不同批次的合同、借条和支票在形式上十分容易辨别，特别是总额为2967万元的7份借款合同、7张借条和15张支票，在金额和形式上都自成一体且相互对应，与其他各份借款合同、借条和支票明显不同，十分容易辨别。除前所述外，还因为：一是15张支票、7份借款合同、7张借条的总额完全对应，均为2967万元；二是包括被白瑞玲隐匿的17万元的支票、借款合同、借条在内，所涉15张支票、7份借款合同和7份借条各自在格式、字体、填写的内容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三是郑文达起草三段文字说明时留下的手稿，清楚的记载着借条与支票的对应关系。正因为如此，在本案中白瑞玲故意将金额为17万元的借款合同和借条隐匿起来，只是将其他6张总额为2950万元的假借条，再与其他3张有真实借款关系的借条混在一起（其中包括2005年11月27日100万元的借条，实付为70万元，2005年12月5日100万元的借条，实付为70万元，2005年12月26日48万元的借条，实付45.5万元），共向惠州中院提交了总额为3198万元9张借条，以掩盖其中6张假借条的真实性质，但其中两张总额为148万元的借条因形式和内容明显不同而被省高院裁定移送东莞法院的事实，就已经暴露了白瑞玲分拆组合真假债权掩盖借款真相的意图和手法。德兴公司认为，白瑞玲故意分拆相互配套的7张借条，并隐匿其中17万元借条的行为，已足见其别有用心，而其进一步与其他性质的借条组合在一起并提起诉讼的行为，已足见其掩盖事实真相的意图，由此，足见本案事实真相并非如白瑞玲所述。（五）本案不是孤立的，通过对郑文达和白瑞玲等人利用与本案假借条对应的支票起诉德兴公司的近二十宗相关案件的诉讼目的、诉讼行为、判决结果的总结分析，对于研判本案借款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对于实为融资报酬性质的2967万元假借条和对应的支票，白瑞玲除了用2950万元假借条提起本案诉讼外，还利用2950万元的支票再次虚构2520万元的假借款，并借第三方的名义发动了多宗恶意重复诉讼。在2006年至2010年的5年时间里，白瑞玲等人就支票所涉债权在惠州、东莞、台山、茂名、抚顺等地连续发起了近二十宗诉讼，但这些诉讼案件至今无一胜诉；相反，在诉讼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众多疑点，反而暴露了白瑞玲等人发动诉讼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1、疯狂的债权转让，虚假的债权转让，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清楚的展现了2950万元的支票债权所经历的5次债权转让，以及历次转让最终全部被解除又回归白瑞玲的荒唐闹剧。而这些没有债权转让对价支付记录、受让人没有合理受让理由，且最终历次转让均被解除的事实，充分暴露了白瑞玲、郑文达等人与第三方串通，滥用诉权，发起恶意诉讼的事实。2、白瑞玲等人就支票债权提起的诉讼案件，至今无一胜诉。白瑞玲等人就支票债权提起的近二十宗诉讼，或自行撤诉，或被驳回起诉，至今无一胜诉，这样的结果，足以说明一切。而在支票系列案件中白瑞玲伪造的2520的假借条，因无法提供原件其真实性亦被法院否定。同时，其声称与支票对应的该2520万元借款发生时间与本案借款同期，且仍是全部以现钞形式出借给德兴公司的陈述，也已让人根本无法相信白瑞玲所述具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3、从不出庭的白瑞玲和郑文达。五年来，不论是德兴公司多次申请还是法院要求，白瑞玲和郑文达都从未参加过本案以及其它所有与借条和支票相关案件的庭审，作为原告，其行为难以理解。事实上，白瑞玲和郑文达不出庭，是担心谎言被当场戳穿，更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法院查清事实，而只能以对其有利的书面证据判决，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综上所述，本案事实真相并非如白瑞玲所述，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适用法律，公平、公正审理。郑文达在原审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及质证意见。郑文达还提交了对《补充协议》中郑文达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原审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结果原审经审理查明：白瑞玲与德兴公司签订除落款时间及借款金额不同，借款利率、借款期限、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相同的7份《借款合同》，约定德兴公司分别向白瑞玲借款500万元、5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450万元、100万元、450万元，共3050万元；落款时间依次为2005年11月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7日、27日；月利率按25‰计算；借款期限为180天，还款方式在借款期满之日以转帐方式一次性清偿借款本息；违约责任：如德兴公司未在借款期限内足额清偿借款本息，视为违约，德兴公司必须对逾期偿还款项以实际拖欠天数支付逾期利息，并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德兴公司未按期履行本合同约定之义务，包括未按期给付利息及偿清借款本金等，白瑞玲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可将德兴公司诉诸白瑞玲所在地人民法院，德兴公司必须承担因此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一切费用；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有权按级别管辖的原则向合同订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借款合同订立于中国惠州等。德兴公司给白瑞玲出具配套的7张借条，其中6张借条除落款时间及金额不同，其他内容基本相同，内容是：现本公司借到白瑞玲小姐现金人民币500万元、5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落款时间分别是上述借款合同对应的落款时间。其中，100万元的借条内容是“今借到白瑞玲小姐人民币100万元，期限叁个月（2005年11月27日至2006年2月26日止），落款时间是2005年11月27日。白瑞玲称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条全部借款是现金交付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是德兴公司在收到白瑞玲的全部借款后同一时间签订和出具。德兴公司确认其中的6份借款合同及借条在同一天签订，但认为除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条实际收到借款70万元外，白瑞玲没有交付其余6份借款合同及借条所述借款2950万元，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条是德兴公司预先出具的作为郑文达为德兴公司融资成功的回报。白瑞玲与郑文达原为夫妻，双方于2005年5月17日在东莞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2005年11月19日，郑文达出具“三段文字说明”给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德成。内容如下：关于方德成开出的借条，7份共2967万元，其中537万元转入工商银行德兴公司帐户还息，142.5万元为三个月利息，另287.5万元付华粤公司顾问费和委托费部分；另外2000万元用于归还房地产公司代德兴公司借的项目借款2000万元。如果不需要的话，2000万元借条应退回方德成先生；房地产权证出来20日内，银行放贷第一笔款2000-3000万元，由方生使用，银行放贷第二笔款用来归还7份借条款及委托费或随时与方生沟通操作。2006年6月27日，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德成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该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以郑文达挪用资金为由立案侦查，并拘留了郑文达，后东莞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批准逮捕。原审法院根据德兴公司的申请，到东莞市公安局调取了在郑文达涉嫌挪用资金罪中对郑文达、方德成及白瑞玲等人询问笔录。郑文达询问笔录中均未提及案涉借款的情况，方德成在询问笔录中提到案涉借款，表示是融资回报，白瑞玲没有真实交付借款给德兴公司。白瑞玲2006年10月12日在东莞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那批2000多万元的支票本来方德成是要用于偿还那3100万元的借条的相关借款的，而那537万元即是郑文达的事情，这6000万元的诉讼标的，双方都可以仅是围绕那3100万元去友好协商解决。东莞的这两个案子都是在方德成到公安机关报案后，我方才迫于无奈去起诉对方的”；“3100万元借款中本金有2600万左右，利息有500万左右”；“2600万元本金有自有资金，也有借来的，具体数字忘了”、“那后期诉讼涉及的537万元和2000多万元，我方是不会要下来的”；“方德成一方的3100万元借款是应该还的本息”。对白瑞玲提交的要求调取德兴公司向银行贷款负债的证据及德兴公司大量向私人现金借款逾期未还的证据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白瑞玲申请的内容不属于依法应由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对于白瑞玲的申请，不予准许。对郑文达提交的对《补充协议》中郑文达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2007）东中法民二终字第66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补充协议》是郑文达签署，对郑文达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另查明，关于案涉借款交付情况的陈述，白瑞玲代理人在本案开庭时陈述3050万元都是交给德兴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方德成，在德兴公司的办公室及地下停车场，由郑文达陪同交付。并称在签订7份《借款合同》前，白瑞玲于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分12次陆续将现金借给德兴公司，每次都有写小借条，后来汇总时小借条被德兴公司收回，换成本案中的借条。但具体交付本金多少记不清楚，最后本金及利息汇总为3050万元，利息很少只是汇总前的利息。资金来源于白瑞玲开办公司，主要是前期做机器设备买卖，后来是投资工业厂房及配套宿舍，还有从事民间借贷，全部都是白瑞玲自己的资金，少量是私人借款。2007年3月14日，白瑞玲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了以下内容：一、其与方德成不熟，是其前夫的战友介绍认识的。二、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出具借条之前，其向德兴公司出借款项达3050万元时，在2005年11月汇总。原本想写一张借条就够了，但方德成说数额太大，银行还款时不好出款作帐，就分开7笔写借条，签合同。三、其在惠州出借给德兴公司就是这3050万元，包括利息在其中。利息是25厘。扣除利息共借给方德成的钱没算清楚。利息是计至签订合同的那天。25厘是25‰。四、（本案款项）是在方德成公司，停车场，车上给的。又查，本案按照一审案件重新立案审理后，原审法院无法联系到白瑞玲，故通过公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给白瑞玲。白瑞玲于2012年1月19日即公告证据交换前一天委托代理人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并表示由于其一直在外地治病，看到《人民法院报》的公告才知道本案的情况。白瑞玲未按照法庭要求到庭参加庭审，庭审中对于案涉款项如何交付等具体细节问题，代理人均表示不清楚，以白瑞玲本人的陈述为准。后原审法院要求白瑞玲本人于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上午9：30到该院说明本案的具体情况，白瑞玲到庭后填写了地址确认书，并查看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但询问开始后，当原审承办法官问白瑞玲“为什么之前的开庭没有出席，你的代理律师有没有通知你出庭”时，白瑞玲突然情绪失控，大声哭喊，坐在地上。原审承办法官及书记员劝阻无效，白瑞玲表示身体不适无法接受询问，在书记员为其打“120”召救护车后，在救护车到来前要求自行离开法院，详见附卷相关询问笔录及情况说明。白瑞玲在本次诉讼中出具说明，其请求德兴公司返还借款本金30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2006年5月9日止金额是4575000元，其后利息和违约金续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以上事实，有7份借款合同及配套借条、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等证据及本案证据交换、庭审、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白瑞玲提供了7份借款合同和配套借条，证明德兴公司向其借款3050万元，德兴公司确认借款合同和借条的真实性，但表示除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借条实际收到70万元借款外，其余6份借款合同和借条是预先开具的融资回报，并非真实借贷关系，白瑞玲没有实际交付上述款项。故双方争议焦点也是本案关键事实是305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如何交付？首先，虽然白瑞玲提交了借款合同及借条，但由于借款数额达3050万元，金额巨大，白瑞玲主张是现金交付借款，还应就出借能力及款项来源等事实进一步作出符合常理的说明解释。但从白瑞玲所提交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登记资料及房产证复印件等材料，仅能证明白瑞玲是冠品公司的股东，有一定的资产，但该资产的价值无法证明其有短期内现金出借3050万元的能力，也就是说白瑞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出借能力。白瑞玲陈述过案涉借款部分是向别人借来转借给德兴公司，但对于向何人所借借款多少，也是无法说清，故原审法院认为白瑞玲不能证明其有出借能力也无法合理说明款项来源。其次，白瑞玲提交了借款合同和借条，并主张3050万元是在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前全部现金交付，于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分12次陆续将现金借给德兴公司，但具体交付本金多少记不清楚，无法说明交付的具体细节，也就是说白瑞玲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305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给德兴公司。而且白瑞玲对于借款基本事实即3050万元中有多少本金多少利息的说法前后不一，在本案诉讼中白瑞玲一直表示是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前分12次交付借款给德兴公司，汇总本金及利息一共3050万元，利息不多；而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白瑞玲则表示本金为2600万元左右，利息有500万元左右。两个说法出入比较大，而白瑞玲在本次诉讼中未能到庭说明具体交付细节，而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不清楚，则作为原告的白瑞玲无法说明款项交付的具体情况，甚至连交付了多少借款本金都无法说清，故原审法院认为白瑞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案涉借款给德兴公司。再次，在白瑞玲自认为与德兴公司并不熟悉，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在德兴公司没有提供抵押担保、没有见证人、没有书面交付凭据的情况下，先将3050万元巨额借款全部现金交付给德兴公司，然后再补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白瑞玲在本案庭审中所说的交付借款当时有小借条，后来汇总时小借条被收回的说法也与白瑞玲之前陈述过的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出具借条之前就向德兴公司出借款项达3050万元的说法是矛盾的。综上，白瑞玲在本案中没有就出借能力、款项的来源及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如何交付等事实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也未作出合理的说明，对白瑞玲已经现金交付3050万元借款的说法，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白瑞玲未能证明其已经将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条所约定的借款交付给德兴公司，其要求德兴公司归还上述借款的主张不成立。鉴于德兴公司确认已经收取100万元借款合同及借条中的70万元借款，则对该70万元，德兴公司应予以返还。由于双方约定的利息月利率25‰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故利息计算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05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综上所述，白瑞玲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德兴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偿还白瑞玲借款本金70万元和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从2005年11月2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白瑞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217175元，由白瑞玲负担212830元、德兴公司负担4345元，白瑞玲已预交221710元；保全费50520元，由白瑞玲负担49500元、德兴公司负担1020元，白瑞玲已预交50520元；公告费300元，由白瑞玲负担，德兴公司已预交300元。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白瑞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白瑞玲关于双方借款关系成立、生效及实际履行的证据充分确凿，双方债权债务明确，依法应支持白瑞玲的诉讼请求。（二）在德兴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企业即将倒闭的危急时刻，白瑞玲出借大额款项给德兴公司，帮助其物业升值、企业渡过难关，实际解决了德兴公司的种种困难。德兴公司为赖账却百般狡辩，先后谎称被诈骗、案涉款项属于好处费、赠送、融资报酬等前后矛盾的种种说法。一审法院对德兴公司种种谎言不加以审查，并无视白瑞玲的有力证据，仍判决白瑞玲败诉，该判决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三）一审判决在本案事实审查、认定方面故意偏袒、黑白颠倒、违背事实，白瑞玲对相关事实已尽到举证责任或对案涉事实作出相关说明，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并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白瑞玲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其举证的《借款合同》和《借条》证明了借款合同的订立和生效，而德兴公司没有证据予以推翻，也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德兴公司没有报警、没有撤销，是对《借款合同》、《借条》的订立和生效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一审法院以借款交付不清和没有出借能力为由，从而否定借款合同的订立和真实借条反映借款合同生效的事实，违背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白瑞玲出借3050万元人民币的债权成立。故上诉请求：撤销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东中法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德兴公司返还3050万元借款本金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相关利息。德兴公司二审答辩称：（一）白瑞玲未能就其《上诉状》中的观点提出对应的证据，特别是没有证明其具有相应的出借资金来源并已经实际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据。（二）白瑞玲认为一审判决存在对相关事实没有审查的情形，但白瑞玲所指的这些事实，并不是一审法院据以做出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白瑞玲和郑文达也从来不参加庭审，相反方德成却几乎每次都出庭接受法官的询问并要求与他们当面对质。（三）白瑞玲认为一审判决黑白颠倒、断章取义、自相矛盾、违背事实，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四）白瑞玲认为在其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仍一味要求白瑞玲就资金来源等她认为“无关”的涉案事实进行说明，据此得出一审法院偏袒德兴公司的结论，不能成立。德兴公司始终承认的仅是七份《借款合同》及配套的《借条》真实存在，但从未承认合同所记载的借款真实存在，德兴公司认为其中总额为2950万元的六份《借款合同》属于预先开出附条件的融资回报性质，因此《借款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等《借款合同》和配套的《借条》应属无效，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确有发生。德兴公司主张借款并未真实发生，而白瑞玲主张已实际出借，则依《证据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白瑞玲应就其已经将305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德兴公司的过程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白瑞玲始终无法做出清晰、明确、令人信服的回答，而其拒不出庭以及在庭上的表现更是证明其不愿回答、不敢回答；在其无法证明出借行为真实存在的情况下，白瑞玲同样无法证明其有相应的出借财力和现金来源，其所主张的以“存放在家中”的3050万元现金巨款出借给德兴公司更是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白瑞玲仅凭德兴公司出具的《借条》，不能证明其已真实履行了出借义务。为此，德兴公司已于2006年6月就郑文达、白瑞玲以案涉的《借款合同》和《借条》实施诈骗为由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的（2011）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东莞中院再审本案，正是因为原审一、二审判决对“案涉借款金额3050万元是否真实交付、如何交付的事实认定不清”才依职权指令东莞中院进行再审。因此，一审判决围绕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审查，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不存在偏袒问题，所认定上的事实和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德兴公司认为，白瑞玲在《上诉状》中既无新观点也无新证据，其所述的事实和理由大多建立在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基础之上，故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理由、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期间，德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德兴公司（借款人）与白瑞玲（出借人）于2005年11月2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德兴公司向白瑞玲借款17万元，按月利率25‰计算，借款期限为180天（从2005年11月22日起至2006年5月21日止）等内容，白瑞玲在出借人处签名及捺指模；2、德兴公司于2005年11月22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份，载明：现本公司借到白瑞玲小姐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正（170000.00元），特此借据。德兴公司在借款人处盖章，方德成签名；3、由德兴公司开给收款人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17万元、出票日期填写为2005年12月20日的支票一份，上有方德成签名，该支票复印件上有“收到支票郑文达2005年11月22日”的签注。德兴公司拟证明白瑞玲以100万元的一套借据替换了上述17万元的这一套借据，该笔借款与本案另外6笔借款（共2950万元）是配套的，共7份借款合同、7张借条还有15张支票都完全对应，其性质是德兴公司预先出具的附条件的融资回报。白瑞玲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德兴公司提供的17万元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白瑞玲没有签过该17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条，该笔交易不存在，相应的17万元的支票，郑文达也没有收到过，所有支票、借款合同和借条都看不出与融资回报有什么关系，所以证明不了是附条件的融资报酬。郑文达对以上证据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本人只签收两张200万元支票复印件，本人从未签收有17万元支票复印件，亦从未收到17万元支票原件，该“17万元支票复印件”是德兴公司事后自行开出17万元支票通过技术处理在空位上复印上去的；德兴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德兴公司在原审并未申请对借款合同上白瑞玲签名、指模真实性，以及郑文达签注文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德兴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几分郑文达的手稿和郑文达出具给德兴公司的三段文字说明，拟证明郑文达是本案纠纷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手稿表明了借款合同、借条、支票的对应关系，以及三段文字形成的过程，是一点点的修改，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改了将近十稿；郑文达三段文字说明是本案的核心证据，通过与2006东中法民一初字第31号案的证据结合，可以证实白瑞玲是三段文字说明中七张借条的持有人。针对上述证据，白瑞玲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没有郑文达签字的所谓的手稿，真实性不予确认，这些手稿没有任何意义；三段文字说明的真实性没有意义，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说的是郑文达与方德成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从三段文字说明的内容看，包括德兴公司所强调的郑文达签字的手稿，也没有关于报酬、融资回报的相关字眼或意思，反而可以看出是郑文达向德兴公司提供借款以及借款的用途还有如何还款，具体说就是郑文达提供的借款其中的537万元用来还工行的利息，142.5万元用来还三个月的利息、287.5万元支付顾问费和委托费、2000万元用于归还德兴公司的借款，如果说是报酬的话，怎么会说该笔钱代德兴公司支付什么呢，说的完全与报酬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能证明德兴公司所说这个三段文字说明是附条件融资回报，不能否认白瑞玲借款的真实性。再查明：2006年8月3日，郑文达以方德成为被告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方德成偿还郑文达借款本金537万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2005年11月19日，方德成拟向郑文达借款，并准备开出七份总金额2967万元的借条（含利息142.5万元）。协议约定了借款用途、还款计划等内容。并约定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16.817厘。方德成承诺郑文达将所借款项划入其指定的账户后，郑文达以银行进账单原件换回方德成出具的借条。2005年11月22日，郑文达委托白瑞玲向方德成指定的收款人德兴公司工商银行虎门支行账户划入537万元借款。方德成收到借款后，没有出具借条予郑文达，借款到期后经催收仍未偿还，故提起诉讼。该案中郑文达将其于2005年11月19日出具给方德成并有方德成签名捺指模的“三段文字说明”作为“借款协议”证据提交。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4日作出（2006）东中法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以白瑞玲起诉的相关民事案件正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为由，为避免就同意事实的认定及实体处理存在差异，裁定中止本案诉讼。随后，郑文达于2008年5月31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2008年6月2日作出（2006）东中法民一初字第2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郑文达撤回起诉。2008年6月18日，惠州市绿鑫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绿鑫公司）就其通过债权转让从冠品公司继受的上述原属于郑文达的537万元债权，以方德成、德兴公司、冠品公司为共同被告，以郑文达为第三人，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方德成向其偿还债权人民币537万元及利息，德兴公司和冠品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被告方德成、德兴公司共同答辩称537万元的实际出借人是白瑞玲而不是郑文达，本案主体和基础事实不存在，且属于重复诉讼，故请求驳回原告起诉，或中止审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在查明2005年11月19日郑文达出具给方德成的“三段文字说明”属于该两人共同签订的一份协议书的基础上，认定郑文达与方德成成立537万元的借款关系，并于2009年4月21日作出（2008）惠城法民二初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方德成应向绿鑫公司支付537万元的借款及利息。方德成不服该一审判决，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1日作出（2009）惠中法民二终字第75-1号民事裁定书，以该院当时正在审理的（2008）惠中法民一初字第77号案件（即本案）的认定对该案审理有实质性影响为由，裁定中止该案诉讼。还查明：东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06年6月2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记载，当天下午，方德成到该支队报案，称：“我来公安机关控告郑文达和白瑞玲两人合同诈骗我德兴公司款项及抵押物的事实”。方德成在该《询问笔录》中述称，其经战友介绍推荐郑文达为其公司融资，其按郑文达要求与他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2005年11月的同一天，按照郑文达的指示写了七份借款合同，合计金额人民币2967万元。第二天，郑文达汇款537万元转入工商银行德兴公司账户。实际上德兴公司就只拿到郑文达537万元人民币。郑文达有开出过一张关于方德成开出的借条七份共计2967万元的构成情况及说明给德兴公司。以上借款实际借郑文达的，名义上借白瑞玲的，因郑文达自称其与白瑞玲是夫妻关系。我公司分五次分别取得郑文达537万元、70万元、70万元、45.5万元、130万元的借款，合计852.5万元人民币；我公司分五次分别写出2967万元、100万元、100万元、48万元、300万元的借据（给郑文达），合计3515万元。（郑文达）每次借款给我公司都是先写借据，后付款，每次实际借到的钱远少于借据的款项。又查明：2008年5月30日的（2008）粤高法民一终字第61号调查笔录载明，德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方德成在回答法庭关于德兴公司下面是否有地下车库或地下室的提问时，称商场下面有地下室，是给商场的停车场；但在其办公室下面是没有地下室和车库的。又查明：白瑞玲在2006年10月12日东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中还陈述：“（自始至终，郑文达一方借给方德成方面）总共3100万元左右，这些钱的相关借据都有。我已委托律师诉讼到惠州中院”；“这都是郑文达去操作，其中在惠州起诉的是方德成一方欠我个人的；那537万元是欠郑文达的；那2000多万元空头支票是欠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及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的”；“（2600万元的本金）全部都付给对方，大部分是现金，其他的不是很清楚。（2600万元本金）有自有资金，也有是借来的，具体数字忘了”。白瑞玲在2007年3月14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还陈述了以下内容：每次借出去的钱都是给现金，在东莞虎门给被告（即德兴公司）的。这么多现金点数不难，点大数，一捆一捆的。我是和我的前夫（即郑文达）一起给的，我前夫知道我借那么多钱给方德成，我怕方德成骗我，开始没借那么多，我前夫说如果后来的不借给他，先前借的钱也拿不回来，要帮他忙，所以又借给他，越借越多。我这些现金的来源，我1993年开始做生意，我买机器又卖出去，开塑料厂，买卖地皮。要用钱时，从别处收点，基本上没有从银行取出来的，买卖地皮小的是现金支付，大公司是转账交易。与方德成公司交易若用转账，则方德成公司及其的钱会被银行或债主截住，是方德成提出以现金方式交易。又查明：本案一审期间，郑文达于2012年2月13日出具一份《第三人郑文达对方德成借款事实情况说明》的书面材料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情况说明》中，郑文达称：作为本案第三人的我，对涉案3050万元借款事实最为清楚。当时，我的前妻白瑞玲有钱，05年5月份离婚时，我补偿给她一千多万元，白瑞玲又做民间借贷，又有公司和厂，白瑞玲跟方德成认识后，方德成为了解决一部分应付工程款，一部分应付私人到期借款，一部分应付私人的高利息及银行借款利息，方德成要求白瑞玲给付现金，白瑞玲按方德成的要求，先借给方德成两千多万元。05年8月份方德成向白瑞玲第一批借款汇总2520万元，以德兴公司名义借款，法人方德成签名，写好借款日期，上述现金交付及方德成出具借条时，本人都在场并可以证明。05年10月至11月期间，白瑞玲同上按方德成的要求陆陆续续借现金给方德成，交付地点有方德成办公室，有时德兴公司步行街地下车场，有时车上，少数在惠州交付。当时小额借条之和不是整数3050万元，方德成大方阔佬加上一点点利息算够整数3050万元，方德成汇总确认后出具7份借款合同，上述现金交付及方德成出具借条时，本人都在场并可以证明。等等。郑文达在该份《情况说明》上签名并加盖了指模。本院二审期间，白瑞玲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本人诉德兴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和一份《关于请求维持（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的情况报告》（下称《情况报告》）。在《情况说明》中，白瑞玲称本案借款发生的背景是在2005年前后，德兴公司参与开发东莞市虎门步行街项目，资金严重短缺，欠下银行巨额债务，需要巨额的资金来运转，同时，又不能通过银行转账，只能是现金，因为转入德兴公司的账户就会被银行划扣还贷，故德兴公司方德成要求白瑞玲出借现金，这有德兴公司方德成亲笔书写的借条写明收到白瑞玲现金予以印证。关于借款交付的情况，白瑞玲称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德成亲笔书写的借条载明德兴公司收到白瑞玲现金人民币多少元，并在借条上签名，加盖公章，这就是现金的交付收取凭证，是直接证据。关于白瑞玲本人有出借3050万元现金的经济能力，白瑞玲称：1、其本人在2003年6月有一次性的大宗现金收入1325万元；2、其本人的一个活期存折显示，在2005年该账户上每月都有一百多万元的现金流动；3、其本人占50%股份的惠州冠品实业有限公司仅在2005年6月现金使用就超过1200万元；4、其本人占50%股份的惠州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的房产评估价值有5000余万元，且没有抵押；5、其本人占49%股份的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在2006年3月2日出让一宗地块，收入现金1320万元。以上足以说明白瑞玲本人完全有能力出借德兴公司3050万元。东莞中院以白瑞玲本人没有出借能力、现金交付过程细节不清楚、其与德兴公司不熟悉无理由出借巨额资金等为理由，推断借款不成立是违反《民事诉讼法》，是完全错误的。就本案的证据而言，白瑞玲称其有借款合同，有收款的借据作为证据，还有方德成承诺先还款1500万元的手机信息《公证书》。而德兴公司只有两个证据，一是案外人郑文达的“说明”，另外就是该公司员工的证言，郑文达的说明证实不了德兴公司关于借款就是融资报酬的主张；而该公司员工的证言，一方面因他们自己表示不在交付现场，另一方面因他们与该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可信度。故白瑞玲所提供的证据效力大于德兴公司的证据效力，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情况报告》中，白瑞玲称本案中德兴公司借款行为出具了《借款合同》和《借条》，并均加盖了德兴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方德成也已签名确认，德兴公司向白瑞玲借款3050万元为铁的事实。请求本院公正审理本案，维持原（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由德兴公司偿还本金3050万元及利息。为证明白瑞玲本人有出借3050万元现金的经济能力，白瑞玲在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白瑞玲与其前夫郑文达成立的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拥有2900万元资产；2、工商局档案资料，拟证明白瑞玲是惠州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3、查询对公账户信息，拟证明白瑞玲的惠州冠品实业有限公司平时经营账户来往帐资金过亿元；4、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白瑞玲的惠州冠品实业有限公司的房产价值4900万元；5、《补充协议》及税单，拟证明白瑞玲在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中的土地转让收入1332万元；6、储蓄本，拟证明白瑞玲个人存款达900万元；7、存款对账单，拟证明德兴公司经济困难，账户里不足12万元；8、公证书（一审提交过），拟证明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白瑞玲表示要归还借款。针对白瑞玲二审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德兴公司发布意见称：白瑞玲在本案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德兴公司对上述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依法有不予质证的权利，但为配合法庭，其愿意就此发表意见。针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不确认关联性。且白瑞玲提交的存折在03年6月30日有一笔1325万元的进账单，恰恰是在诚信公司注册一个月左右，该笔进账与诚信公司中白瑞玲的注资额一致，故德兴公司有理由认为这笔款实际是从诚信公司的出资中转出来，且当天又转走，账上还剩1元，所以仅凭此不足以证明1325万元是白瑞玲的收入。证据2，确认真实性，没有关联性，只是证明一个注册资金。证据3，原件很旧，但印章很新，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白瑞玲只是冠品公司的股东，且冠品公司的交易记录只有1800万元，并不是1亿元，凡过百万元的款项均是银行间的转账，没有提现记录，往来时间也是2005年6月，与双方借款合同的时间2005年11月相差5个月时间，公司之间的交易记录不能等同白瑞玲的交易记录。证据4，确认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联，不能反映冠品公司房产在05年的真实价值，同时也没有提供同一时期该公司的负债及该房产是否有抵押，无法确认公司真实的负债情况。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均不确认，没有真实的交易发票，也没有1332万元的转账记录，无法确认交易真实发生，且公司的收入不能等同白瑞玲的个人收入。证据6，真实性确认，白瑞玲个人的交易记录中，现金交易只有60万元，提现的只有不足20万元。证据7，确认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德兴公司也不否认当时资金困难。证据8，原审已质证。经查，德兴公司在2012年2月15日原审证据交换笔录中，针对白瑞玲提供的方德成于2006年3月22日、2006年5月26日、2006年6月25日发给郑文达的手机信息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郑文达已在另案（274号、275号）作为原告证据提交，作为郑文达与德兴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这个证据，白瑞玲和郑文达都在用，都说与德兴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所以该证据真实用来证明德兴公司跟谁的借款关系，是无法确定的；（2006年6月25日的）短信内容并非指的是本案的借款，实际情况是方德成准备用康华所借的1500万元中的一部分偿还郑文达和白瑞玲852.5万元的借款及利息，以了结此事，对于方德成在短信中提出27日上午10点半一起见面办理的提议，郑文达没有接受也没有到场，正是在和解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方德成在约定见面的27日下午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有我方提供的证据报警回执为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白瑞玲所要证明的内容。针对白瑞玲提交的8组补充证据，德兴公司综合回应称：1、偷换概念，将公司的业务往来等同白瑞玲个人资金；2、以偏概全，白瑞玲提供证据拟证明其有雄厚资金，但没有载明负债的情况下是不能显示其真实的经济能力，这也违反会计法的有关规定；3、避实就虚，白瑞玲提供证据拟证明其有经济能力和实力，但没有证明其资金的来源。针对白瑞玲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德兴公司也出具书面答复意见称：1、白瑞玲称出借给德兴公司的借款“不能通过银行转账，只能是现金，因为转入德兴公司的账户就会被银行划扣还贷”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德兴公司借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银行还贷，而另案中白瑞玲也正是将537万元的借款直接划入德兴公司在工商银行的账户还贷，可见白瑞玲的观点与其行为自相矛盾；其次，德兴公司作为借款人也可将借款转入指定的第三方的账户。因此，白瑞玲上述说法是其不能证明借款真实交付的借口。2、白瑞玲认为其“有出借3050万元现金的经济能力”，并补充提交了部分材料。对此，德兴公司认为：一是账面上有千万元的交易记录不代表有相应的出借能力，而这些交易记录大多与本案无关或是主体不对，或是交易发生的时间与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不对应；二是白瑞玲除了要证明有相应的出借能力外，还应证明出借资金的来源，即3050万元现钞是如何取得的。在白瑞玲提交的众多交易记录中，提现的记录不过百万而已，更多的是以转账方式存在，其仍不能证明“家中的几千万元现金”是如何取得的。本院经审核，白瑞玲于东莞市商业银行清溪支行开立的活期储蓄个人账户（存折编号：№01029716），于2003年6月30日存款13250000元，于当天转账转出13250000元，存款余额为1元。白瑞玲于惠州市惠城区惠环农村信用社开立的个人人民币活期储蓄账户于2005年4月27日至2006年3月21日发生的交易中，只有2005年6月27日有100万元的取款记录，也是唯一的一笔超过100万元的取款记录。郑文达在二审时未答辩亦未到庭。本案经本院组织调解，因德兴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系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白瑞玲在原审提供了7份借款合同和配套借条，拟证明德兴公司向其借款3050万元；德兴公司确认借款合同和借条的真实性，但表示除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借条实际收到70万元借款外，其余6份借款合同和借条是预先开具的融资回报，并非真实借贷关系，白瑞玲没有实际交付上述款项。故双方争议焦点是涉案7份借款合同是否履行，也即3050万元借款是否已真实交付？本案中，虽然白瑞玲提交了借款合同及借条，并据此主张其已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的出借义务，但由于借款数额达3050万元，金额巨大，且白瑞玲主张涉案借款全部是现金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的规定，白瑞玲作为出借人还应就其已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的出借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就其出借款项来源、交付细节等事实进一步举证或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说明。关于白瑞玲的出借款项来源问题。白瑞玲提交了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冠品公司）登记资料、房产证复印件和估价报告、东莞市诚信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下称诚信公司）注册资料和验资报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白瑞玲本人储蓄存折和存款对账单等，拟证明其本人有出借3050万元现金的经济能力。经审查，从白瑞玲所提交冠品公司、诚信公司等材料，冠品公司的房地产估价和诚信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均发生于2006年6月以后（2006年5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仅能证明白瑞玲在涉案借贷合同签订时是冠品公司和诚信公司的股东，拥有一定的资产，但相关资产的价值并不等同于其在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有出借3050万元现金的能力；而白瑞玲的个人储蓄存折和存款对账单，仅反映其于2003年6月30日存款1325万元，在当天又以转账方式转出1325万元，存款余额为1元，而另一储蓄账户于2005年4月27日至2006年3月21日发生的交易中，只有2005年6月27日有唯一的一笔超过100万元的取款记录，故无论从交易时间还是取现金额，均不能证明白瑞玲在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通过银行取现持有过千万元的现金，这也与白瑞玲原来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所述的“要用钱时，从别处收点，基本上没有从银行取出来的”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至于白瑞玲述称案涉借款部分是向别人借来后再转借给德兴公司，但对于向何人所借、借款多少等，白瑞玲既未提交证据也无法解释清楚。因此，白瑞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有3050万元现金的款项来源。原审认为白瑞玲不能证明其有出借能力也无法合理说明款项来源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款项的具体交付情况。白瑞玲提交了借款合同和借条，并主张3050万元是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条前，其与前夫郑文达一起，于2005年10月至11月期间，分12次陆续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德成，是在方德成公司、停车场、车上给的。白瑞玲本人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出具借条之前，其向德兴公司出借款项达3050万元时，在2005年11月汇总；而其代理人在本案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及其前夫郑文达一审期间出具给法院的《情况说明》中，却均称每次都有写小借条，后来汇总时小借条被德兴公司收回，换成本案中的借条。经审查，白瑞玲本人关于每次现金交付德兴公司是否出具小借条给其收执的陈述与其代理人和原审第三人郑文达的陈述相互矛盾。而且白瑞玲对于借款基本事实即3050万元中有多少本金多少利息的说法也前后不一，在本案诉讼中白瑞玲一直表示是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前分12次交付借款给德兴公司，汇总本金及利息一共3050万元，利息不多；而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白瑞玲则表示本金为2600万元左右，利息有500万元左右。郑文达在《情况说明》中则称当时小借条之和不是整数3050万元，方德成加上一点点利息算够整数3050万元，方德成汇总确认后出具7份借款合同和借条。白瑞玲本人关于利息的前后陈述数额相差较大，也与郑文达的书面说明不符。白瑞玲在诉讼中未能亲自说明涉案现金的提取、包装、搬运、清点、交接等具体的交付细节，甚至连交付了多少借款本金都无法说清，而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不清楚。白瑞玲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305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给德兴公司。故原审法院认为白瑞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案涉借款给德兴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交易习惯的问题。白瑞玲称经其前夫郑文达的战友介绍，其才认识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德成的，其与方德成之间以前没有业务往来；每次借出去的钱都是给现金，这么多现金点数不难，点大数，一捆一捆的；开始没借那么多，其前夫说如果后来的不借给他，先前借的钱也拿不回来，所以又借给他；与方德成公司交易若用转账，则方德成公司及其的钱会被银行或债主截住，是方德成提出以现金方式交易的。经审查，白瑞玲关于为何涉案借款要以现金交付的理由，与另案中白瑞玲曾将537万元的借款直接划入德兴公司在工商银行的账户还贷的事实相矛盾；而其关于出借现金是以捆为单位点数的说法，既未明确一捆为多少钱，也有违正常现金交付验收的交易习惯；其关于若不借钱给德兴公司，则先前出借的钱也拿不回来，所以只能继续出借的理由，也有悖于交易常识。况且，案涉现金交易的数量达3050万元之巨，在白瑞玲所称的12次交付过程中，每次均是与方德成一个人交接，且交易的地点就在德兴公司的办公室或附近地下停车场，而巨额现金的搬运、查验过程均没有德兴公司的相关财务人员在场，这也有悖于常理。因此，在白瑞玲自认为与德兴公司并不熟悉，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在德兴公司没有提供抵押担保、没有见证人、没有书面交付凭据的情况下，白瑞玲先将3050万元巨额借款全部现金交付给德兴公司，然后再补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常识、常理，也违背了正常的交易习惯。综上，白瑞玲在本案中没有就出借款项的来源及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如何交付等事实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原审法院对白瑞玲主张已经以现金方式向德兴公司交付了3050万元借款不予采纳正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由于白瑞玲未能证明其已经将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条所约定的借款交付给德兴公司，其要求德兴公司归还上述借款的主张不成立，理据充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白瑞玲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2830元，由白瑞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琼圣审判员  吴锡权审判员  滕 梅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爱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