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52119号原告：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院**楼**718-1。法定代表人：贝志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雪，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奕彤，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治，男，197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铭，北京竞天公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神圈公司）诉被告杨治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大神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雪及前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娟，杨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铭、王紫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神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杨治在2018年2月5日发出的《通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于2015年8月21日签订的关于文字作品《上海堡垒》的《文字作品著作权代理合同》未解除；2.判令杨治采取补救措施，将《文字作品著作权代理合同》有效期限及我公司代理期限延长至2022年8月21日。事实与理由：我公司与杨治于2015年8月21日签订《文字作品著作权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由我公司独家、排他代理杨治文字作品《上海堡垒》的著作权销售、开发、运营事宜。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勤勉、尽责履行合同义务，并已取得工作成果。2018年2月5日，杨治向我公司发出《通知函》，以我公司怠于行使代理权、不能及时有效促成项目合同缔结为由，提出解除授予我公司的代理权。我公司认为，在我公司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杨治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故该《通知函》不发生法律效力，代理合同仍然有效。因杨治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导致我公司无法正常行使权利，我公司有权要求代理合同的有效期限及我公司的代理期限予以顺延。杨治辩称，第一，综合代理合同的目的、委托事项、合同内容、双方权利义务等可以看出，我与大神圈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或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我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第二，合同签订至今，大神圈公司从未就推进《上海堡垒》著作权开发与我进行过积极有效的沟通和汇报，也没有任何工作成果，更未实现任何市场收益，甚至阻挠正常商业机会，在上海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影业公司）发出邀约洽商《上海堡垒》电视剧改编权，且在我明确表达合作意愿后，大神圈公司竟然以代理身份拒绝了该交易，导致该项目流失。另外，在我与华视娱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娱乐公司）于2014年5月2日签订的《小说电影改编权合同》中，大神圈公司却以投资风险偏高放弃主张投资权，导致投资协议拖延至2017年9月5日才得以签订。根据代理合同约定，大神圈公司怠于行使代理权、推广运营作品的，我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第三，代理合同已丧失继续履行的可行性。代理合同约定大神圈公司如对外授权许可，必须将我作为第三方共同签署，否则对外签署的合同无效。我已对大神圈公司丧失信任，并已经行使了法律和合同赋予我的合同解除权，我不会再在大神圈公司对外授权的合同上签字，即使大神圈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也不再有继续履行的可行性。综上，请求驳回大神圈公司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8月21日，大神圈公司（甲方）与杨治（乙方）就文字作品《上海堡垒》签订代理合同，乙方委托甲方就乙方所提供的文字作品的各项著作权进行商业化运作并获得市场收益。合同主要约定如下内容：一、代理作品。杨治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海堡垒》的所有创作完稿和未创作完稿的作品内容，包括无论何种文字、何种载体形式的所有版本。二、代理期限及范围。代理期限为5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21日。甲方代理乙方的著作权销售、开发、运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1.将乙方作品改编为影视剧本及摄制为电视、电影、网络剧、微电影和其他任何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完成的作品；2.将乙方作品改编为话剧、舞台剧、歌剧等作品及表演该作品；3.将乙方作品改编为游戏；4.将前述1-3项作品产生的衍生产品，如角色形象使用、作品的商品化等事宜；5.代理乙方对侵权行为进行维权；6.为代理前述1项有关事宜，由甲方进行的商业开发运营，包括但不限于寻求商业合作机会，进行业务安排、推广宣传、策略规划、签约和谈判等商业运营活动。甲方代理权具有独家性和排他性。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本合同前述1-6项内容进行任何形式上的合作，亦不得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自行行使和处置相关权利，进行业务安排及与第三方达成任何合同。三、双方权利义务。1.甲方权利义务。为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对乙方作品的商业开发运营事宜进行有关授权、安排、使用、处分、规划和履行；有权获得相应的代理费用；应按合同及时足额支付乙方应得收入；应维护乙方名誉，并积极开发、推广乙方作品；甲方依据本合同对外授权时，应得到乙方书面许可，并应将乙方作为第三方共同签署，否则甲方对外签署的一切授权合同将被视为无效。2.乙方权利义务。在遵守合同规定的前提下，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获取应得收入；乙方在甲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并且有权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乙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独家排他特性，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得与任意第三方进行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任何在法律上或其他形式上的合作。四、收入和分配。1.合同收入指甲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就乙方作品代理乙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合作、洽商所产生的毛收入，只要相关书面协议成立于本合同有效期内、无论相关毛收入产生或收取于本合同有效期内或之后均视为合同收入；合同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支付乙方的著作权许可费用、投资利润分成等。2.如甲方投资乙方作品的，甲方投资利润（指扣除相关支出、费用和税赋后的净利润）的20%作为乙方合同收入（指个人所得税及与乙方款项支付相关的流转税缴纳前收入），并且该投资利润甲方不再收取代理费。乙方不得未经甲方同意自行进行投资或未经甲方同意允许第三方进行投资。3.甲方于签订合同之日起0日内向乙方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预付款0万元。4.合同收入的分配：合同收入的20%为甲方代理费（《上海堡垒》电影代理费为5%，并且仅限对于保底金或预付款收取），剩余的部分为乙方的合同收入；如果被代理的版权由甲方自行开发运营，则支持乙方的各项费用均不另外收取代理费。五、合同的解除。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合同，并对甲方支付的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1.甲方在本合同期间，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应得合同收入，经乙方书面催告后45日内仍未履行约定的；2.甲方故意对外宣传乙方不实个人资讯，造成乙方声誉严重受损的；3.甲方在合同期间，怠于行使代理权、推广运营乙方作品的。代理合同还就保密责任、合同变更、争议解决等事项予以约定。杨治提交的邮件截图显示，2017年9月13日，腾讯影业公司向贝志城发送邮件，表示愿意以400万元价格购买《上海堡垒》影视剧（含网剧）改编权。大神圈公司于次日询问杨治方意见，并表示会全力协调完成相关授权工作。杨治方回复称，考虑到《上海堡垒》文本特点和开发难度，很愿意促成此事，并要求大神圈公司提供其声称的其他条件更优势的潜在合作方。2018年1月11日，大神圈公司回复腾讯影业公司称：“在九月中旬初次交流中，我司向贵司表明已经有其他潜在合作方开出了比贵司更优厚的价格条件，在后续谈判过程中，贵司的相关回函及反馈对此前开出的合作条件修改甚微，远低于市场对江南先生作品的平均估价。除了与作者本人沟通，我司也组织内部策划团队进行深入探讨。经过一个多月行业内探讨和内部分析评估，我司认为，把《上海堡垒》这样一个中篇科幻作品改编为40集网剧需要足够内容支撑，而贵司尚未向我司提供任何足以支撑这种改编方向的依据……因此，我司只能遗憾的婉拒贵方邀约。”2017年4月28日，华视娱乐公司询问杨治方和大神圈公司是否有投资电影《上海堡垒》的意向，并表示双方投资权的行使都需要获得对方书面认可。经过多轮沟通，7月28日，大神圈公司回复称，考虑到该片投资风险偏高，大神圈公司决定放弃投资权，放弃的投资权归杨治所有。同日，杨治方也表示放弃该部分投资权。2018年2月5日，杨治向大神圈公司发送通知函，表示“贵司在代理期间长期怠于行使代理权，不能及时有效地促成项目合同的缔结，甚至罔顾被代理方的利益而滥用代理权，多次恶意阻挠正常的商业交易，如今更是强行直接侵占了被代理方的利益。综合考虑以上情形，继续履行代理合同的信任基础已不复存在，本人决定，自即日起正式解除本人授予贵司的包括《九州缥缈录》《上海堡垒》《龙族》三部作品的代理权，未经本人允许，贵司不得再行从事代理以上作品的著作权销售、开发、运营事宜。”杨治主张，其除根据代理合同性质享有法定解除权以外，因大神圈公司未积极从事委托事项，著作权开发没有任何进展，也未实现任何市场收益，并致使与腾讯影业公司的项目流失和与华视娱乐公司的投资协议拖延签订，违反代理合同第七条第三款第（三）项“甲方在合同期间，怠于行使代理权、推广运营乙方作品的”的约定，杨治也可以随时解除代理合同。以上事实，有代理合同、通知函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根据代理合同的性质，杨治是否具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以及杨治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是否成就。一、代理合同性质的认定以及杨治是否具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代理合同系大神圈公司与杨治所签订的关于大神圈公司就杨治所提供的文字作品《上海堡垒》进行商业化运作并获得市场收益的多种权利义务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性合同，其中包含了著作权许可、委托、代理、投资开发、居间等多种法律关系，属于具有综合属性的无名合同。此类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或代理性质，因此不能依据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或民法总则关于代理的规定享有单方任意解除权。杨治关于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符合委托合同性质或委托代理关系，其享有任意解除权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杨治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是否成就。代理合同约定，大神圈公司在合同期间，怠于行使代理权、推广运营杨治作品的，杨治可以随时解除本合同。本院认为，第一，代理合同并未约定应在一定期限内取得何种程度的工作成果或市场收益，在杨治于2018年2月5日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函时，代理合同约定的5年代理期限尚未过半，要求大神圈公司在此阶段必须取得成果或收益没有合同依据。第二，对涉案作品这种优质资源的开发，实现版权价值在文字作品、电影、电视、舞台剧、游戏、衍生品等不同形式之间的转化，涉及金额大、参与主体多，受市场、政策、作品类型、改编难度、前期已转化成果、系统开发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能否在一定期限内取得成果或获得收益属于不确定的情况，大神圈公司无法决定。第三，代理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涉案作品各项著作权的商业化运作获得市场收益，杨治获得著作权许可、投资权等合同收入，大神圈公司根据合同收入的20%获得代理费，对大神圈公司而言，因代理合同期限限制，只有快速促成交易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其不具有阻挠交易的主观故意。第四，大神圈公司既要尊重杨治的意见，也要谨慎、勤勉、充分行使其代理权，实现效益最大化，并不能因未与腾讯公司达成合作或放弃其在华视娱乐公司项目的投资权，便认定其恶意阻挠商业交易。因此，杨治以签订合同后大神圈公司没有取得工作成果、恶意阻挠交易为由主张大神圈公司怠于行使代理权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合同已经解除的前提，应当是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且解除权已经行使完毕。任何之一欠缺，都应认定合同尚未解除。本案中，在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杨治于2018年2月5日向大神圈公司发送的通知函并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未因此解除。对于大神圈公司主张的要求延长合同期限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杨治于2018年2月5日发出的《通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于2015年8月21日签订的关于文字作品《上海堡垒》的《文字作品著作权代理合同》未解除；二、驳回原告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杨治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案件上诉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谭乃文审 判 员  胡晓霞人民陪审员  张淑云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谢雨佳法官 助理  杨 珊书 记 员  张 笑书 记 员  杨品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