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778号 原告：素摩(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1幢E1200室。 法定代表人：张珍，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卫,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鞍山中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仙踪镇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周建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敏雄，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娟娟，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素摩(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素摩公司）与被告马鞍山中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7日、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素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卫、被告中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敏雄、陶娟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素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签订的《加工合同》（原告当庭撤回该项诉讼请求）；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520000元（原告当庭变更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429031.9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7日，浙江中大新诚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新诚公司）与被告签订《加工合同》，该合同约定：中大新诚公司委托被告加工羽绒服，合同金额为137954元，付款方式为：入仓后仓检合格，客户系统显示出实际入仓数量并关单后，乙方按实际入仓数量开具16%增值税发票，甲方财务收到发票后3-5个工作日付清，加工数量为2999件。另外约定交货期为9月28日出货50%，10月15日100%出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偷换羽绒，以次充好，中大新诚公司持被告加工的羽绒服送至国家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中国商业联合会针棉织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国家纺织品服装服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广州）、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四家监测机构监测，检测结果均为含绒量不合格、绒子含量不合格。上述羽绒服均被客户拒收。2019年1月8日，中大新诚公司将上述《加工合同》中的合同权利依法转让给原告。2019年1月9日，中大新诚公司向被告送达《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原告依法取得上述《加工合同》的全部合同权利。因被告的加工延迟及加工的羽绒服严重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港公司答辩称：一、中大新诚公司与原告素摩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应属无效。2018年9月17日，中大新诚公司和答辩人签订了《浙江中大新诚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XCZG2018-001。约定答辩人为中大新诚公司清加工款号为51418201202的羽绒服，中大新诚公司自行提供羽绒、面料等服装加工原料，按每件46元的价格向答辩人支付加工费。答辩人加工完成后，中大新诚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提走2897件，加工费合计为133262元至今未付。案涉加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中大新诚公司尚未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一方当事人就双务合同的概括性转让实际虽包括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两方面内容的转让，但合同转让为一项整体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能单独分解为合同权利转让和义务转让，必须全面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发生合同概括性转让的法律效果。本案中，中大新诚公司与被答辩人素摩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实际上单方割裂了《浙江中大新诚有限公司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仅对中大新诚公司的合同权利予以转让，在中大新诚公司尚未履行支付加工费的合同义务前提下，答辩人对上述转让行为也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上述转让行为显然违反了合同法有关合同转让的规定，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因此，该《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对答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答辩人也不能基于该《合同权利转让协议》而取得对答辩人的债权。二、答辩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中大新诚公司已无合同权利，更谈不上转让合同权利。《浙江中大新诚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约定答辩人为中大新诚公司清加工款号为51418201202的羽绒服，中大新诚公司自行提供羽绒、面料等服装加工原料，按每件46元的价格向答辩人支付加工费。答辩人加工完成后，中大新诚公司也已于2018年10月25日提走2897件，因此合同约定的答辩人的业务，答辩人已经履行。被答辩人指责答辩人调换羽绒，既没有证据，也违背事实。答辩人系收到中大新诚公司通过物流发来的羽绒等原料后，接受中大新诚公司随时监督的情况下，完成合同约定的清加工义务，从来没有调换过羽绒。被答辩人所举出的四份检测报告，全部送检单位为浙江森马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马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由其送检的样品是否为案涉加工的羽绒服不能确定，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退一步讲，即使四份检测报告检测的样品就是案涉的羽绒服，该报告反而可以证明答辩人没有违约，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大新诚公司自己。四份检测报告的结论均为羽绒中的羽绒质量不合格，服装加工本身并无问题。而作为原料的羽绒是中大新诚公司提供，答辩人只是清加工，羽绒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应该由中大新诚公司自行承担。因此答辩人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中大新诚公司已无合同权利，更谈不上转让合同权利。三、中大新诚公司尚未按约支付加工费，已经构成违约。如前所述，答辩人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羽绒服加工。中大新诚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提走2897件，加工费合计为133262元，至今未付。2019年3月4日，由中大新诚公司寄给答辩人的询证函可以证明，中大新诚公司自认尚未支付加工费114722.41元，中大新诚公司逾期未支付加工费，已经构成违约。除了应支付加工费本金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案涉加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中大新诚公司无权在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单方将所谓的合同权利转让给被答辩人，且答辩人已经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中大新诚公司也没有所谓的合同权利可以转让，恳请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原告素摩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中大新诚公司合同（编号：XCZG2018-001）一份，欲证明中大新诚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加工合同，对被告享有基于加工合同关系产生的合同之债；证明交货期限约定的是9月28号出货50%、10月15日百分之百出清这是一个交货期等等；被告对厂家送了面辅料具有验收的义务。如果不提出异议，则视为对品质和数量的验收合格； 2.检测报告一份。 3.检验检测报告一份。 4.检验报告一份。 5.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一份。 证据2-5，欲共同证明被告加工出来的羽绒服中的羽绒，经过检测，检测结果均为绒量不合格，绒子含量不合格的事实； 6.生产采购合同一份，欲证明中大新诚与客户之间签署的采购合同，证明原告的直接损失和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 7.上海马卡乐儿童服饰有限公司合同附件三张，欲证明原告的直接损失和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 8.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一份，欲证明2019年1月8日中大新诚公司将加工合同中的一个合同权利转让给了原告； 9.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一份，欲证明2019年1月9日中大新诚公司依法向被告履行了通知债权转让的一个通知义务； 补充证据： 1.客户品质检验报告一份，欲证明2018年10月24日，客户向被告出具了重新检测充绒量，成衣检测报告合格方可出货的检验报告； 2.微信聊天记录及快递面单一组，欲证明被告向原告寄送检测的衣服。原告让南通的仓库人员将羽绒服寄送检测中心检测，并同时自己从上海寄送至上海国服检测中心； 3.QQ聊天记录一组，欲证明被告告知检测中心其寄的绒寄错，并重新给检测中心寄绒； 4.录音一份，欲证明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向原告陈述被告第一次寄错绒要求撤回并第二次寄绒检测的事实； 5.检测中心检验报告两份，欲证明被告送检的绒第一次检测合格，第二次不合格； 6.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欲证明与被告一直沟通加工事宜的是原告，原告为加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在被告加工过程中，被告加工出现的诸多问题； 7.中大-素摩合作协议一份，欲证明原告以中大名义签订的加工合同，实际履行方和责任承担方为原告； 8.中大新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中大集团公司）与中大新诚公司为关联公司； 9.上海马卡乐儿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卡公司）有条件出货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客户经过采购、运营、管理等部门确认作出51418201202款因为羽绒检测不达标，绒子含量及充绒量均不合格，此款作拒收处理单倍定金退回的处理； 10.羽绒采购合同及两份订单明细表一组，欲证明中大新诚公司与浙江柳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羽绒采购合同，双方对羽绒品质、违约责任等进行了严格约定； 11.柳桥集团羽毛绒检测报告单一份，欲证明2018年9月27日，羽绒厂家出货前检测羽绒合格的报告； 12.送货单一组，欲证明2018年9月29日，羽绒厂家将羽绒送至被告； 13.厂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羽绒厂家浙江柳桥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2009年11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7000万元的大型企业； 14.客户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客户马卡公司与森马公司为关联关系，森马公司是马卡公司的控股股东; 15.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两份）、银行账户名下转账明细单各一组，欲证明2019年1月7日，原告将货品以20元每件的价格出售给了梅丹丹（139××××0234）和丁志国（152××××2969）当日梅丹丹通过个人账户将钱款转账支付给了原告财务郑亚男。 被告中港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浙江中大新诚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一份，欲证明合同约定被告为中大新诚公司加工款号为51418201202的羽绒服，加工费每件46元，因此该合同系双务合同；本合同为清加工，被告只提供加工服务，原料由原告自行提供； 2.关于中大新诚公司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回复函一份，欲证明中大新诚公司在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没有权利将合同全部权利转让给原告；被告明确不同意中大新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给原告，原告无权起诉被告； 3.催款函一份，欲证明中大新诚公司尚欠被告加工费133262元； 4.企业询证函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3日收到中大新诚公司寄来询证函显示欠被告114722.41元，经被告核对欠款金额为133262元。 补充证据： 1.对账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欲证明中大新诚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从被告处提走羽绒服2893件，被告法定代表人与中大新诚公司负责人张珍于2018年10月26日通过微信对账，明确提走了2893件，还有样衣4件的事实。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针对原告素摩公司提交的证据1，被告中港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说合同约定是9月28日出货50%、10月15日百分之百出清；但是我们实际上生产之后，原告自行提货的时间是10月25日，但延期的原因不在于被告，加工的原料一直到2018年10月2日中大新诚公司才向被告发过来；合同第四条验收并不是原告所说的找鉴定机构来鉴定一下羽绒含量足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约定很清楚，三天之内出结果。里面约定说三天之内就要把结果通知甲方，也就通知给中大新诚公司，显然这里的验收是指被告在收到原告送来加工的羽绒跟面料之后，一是，清点数量，二是，表面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从合同约定的时间来看，不可能说被告在找鉴定检测机构去检测，而且从行业习惯来说，作为清加工的话，被告只提供加工，原告需要为你自己提供的原料质量负责；对证据2，被告中港公司对检测报告本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关联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我们认为该检测报告的送检单位是浙江森马服饰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他不是本案的任何一个当事人，尤其送检样品是否为案涉的羽绒服，不能确定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有联系；退一步讲，我们认为即使该检测报告检测的样品就是案涉羽绒服，该报告我们认为反而可以证明被告没有违约。羽绒服存在质量原因，因为检测报告结论很明显，检测报告认为是填充物羽绒含绒量、充绒量偏差不符，而作为原料的羽绒，是中大新诚公司自己提供的，被告只是提供清加工；对证据3-5，被告中港公司对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报告、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本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关联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我们认为该检测报告的送检单位是浙江森马服饰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7，被告中港公司对生产采购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并非该采合同的签约方，不能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生产采购合同签约双方为马卡公司与中大新诚公司，并非本案原被告的任何一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马卡公司合同附件的三性均有异议，合同附件中款号为51418201202，要求中大新诚公司交货日期即合同到仓时间，货送到马卡公司货仓的时间是2018年9月5日。现本案案涉中大新诚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约定的交货合同里面的时间是9月28日到10月15日，最后交清是10月15日；对证据8-9，被告中港公司对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案涉的加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中大新诚公司无权在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单方将所谓的合同权利予以转让。补充证据：证据1，被告中港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因无原件无法进行核实；供货单位为中大新诚公司，并非原告，与本案无关联性；从内容上看，检验报告的结论上面也说了衣服是没有问题的，抽样的数量是125件，3件有问题，合格率高达97.6%，符合合格标准的，任何再好的一个厂家不可能百分之百合格；检测报告上说汽眼颜色有问题，我方需要说明的是我公司只是清加工，且汽眼是属于辅料，辅料是中大新诚公司提供的，该问题由中大新诚公司承担；证据2，被告中港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因无法提交原件进行核实；从微信内容上看，从邮寄的样衣与我方邮寄的样衣不能确定为同一款；被告于2018年10月2日收到中大新诚邮寄过来的羽绒服的原料，10月8日就将样衣和羽绒的样品150克邮寄给了中大新诚，如果中大新诚当时认为样衣或者羽绒质量有问题，可以与我方联系；证据3，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因无原件；从内容来看，即使被告第一次邮寄羽绒错误，在第二次补寄是正常会犯的错误，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无关；证据4，被告中港公司对录音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方不认可内容上的真实性；录音中的人员身份无法确认，原告的书面整理在形式上也存在瑕疵，没有明确打电话人员身份，无法核实；对录音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是素摩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的电话，电话录音内容中全程都谎称系中大新诚公司的工作人员，显然该录音存在欺诈，应属于系违法取得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5，被告中港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两份检测报告的检测单位均系浙江森马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由其送检的样品是否为案涉加工的羽绒服不能确定，也不能证明本案与本案关联性；本案案涉合同为清加工合同，即使羽绒有问题，也应当是中大新诚公司的问题；证据6，被告中港公司认为无证据原件，对其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从聊天内容上看，中大新诚确实曾经提出质量问题，被告法定代表人也明确表示羽绒是你们提供的，即使有问题也应该由中大新诚公司负责；证据7，被告对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并非该协议的签约方，签约方为中大集团公司与原告素摩公司，且在底部落款处还有浙江中大新诚的盖章，被告并非协议的当事人，故不能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且协议底部没有书写签约时间、负责人签字等，显然与商业习惯不符，我们认为存在照造假之嫌；中大新诚公司、中大集团公司是否与原告素摩公司存在合作关系，都跟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被告与中大新诚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至于你们跟其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者存在合作关系，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方需要强调一下合同相对性是合同的一个基本原理，原告一再用其与其他公司是否私下和或者内部存在合作或者挂靠等关系来主张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严重违背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不能成立；证据8，被告中港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管中大集团公司与中大新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母子公司关系，均与本案无关；证据9，马卡公司有条件出货协议书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系与中大新诚公司签署的加工合同，原告如果需要退货，应该有中大新诚公司把货物退回至被告处，所以中大集团公司、马卡公司均无本案无关，无关联性；且该协议有作假之嫌，该协议书中提到的生产采购合同书第五条第二点，与是否拒收没有任何关系，该出货协议书系为了诉讼而事后制作，存在作假的嫌疑；生产采购合同书里面约定的中大新城就款号为50418200202的羽绒服交货时间中，中大新城公司交货时间为2018年9月5日，中大新城公司的确与被告签订了一个2018年10月15日交货的协议。不管被告是否如期交货，中大新诚公司都不可能按照生产采购合同完成按期履约，因此我方认为该行为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如果不是原告存在虚假陈述那么就是中大新诚公司存在不法的目的；证据10，被告中港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合同明确的签订时间2018年11月30日，明确的合同有效期限为2018年10月30日-2019年10月29日，案涉被告从中大新诚公司处收到的羽绒服原料时间为2018年10月2日，羽绒服加工完成后中大新诚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全部提走，现原告拿出的是2018年11月30日才签署的合同，显然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性；证据11，被告中港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否为案涉羽绒服不能确定，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任何厂家的出货报告单都是厂家自己提供，都写着合格，但不能保证实际合格，因此也不能证明这实际是否就是合格产品；证据12，被告中港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中大新诚公司，与本案被告无任何关系；代理人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过，周建国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字；证据13，被告中港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公司规模与公司是否管理规范无必然关系，且与产品质量无必然关系，且该公司是否为大型企业不能确定；证据14，被告中港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管是否为关联性公司，关联公司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管其内部是否存在管理混乱等问题，都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证据15，被告中港公司认为原告方当庭提交，系严重超期，我方恳请法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其中一份2018年2月1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份合同是一年多前签订的，从证据原件上看系最近盖章的，存在作假嫌疑；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法有明确规定必须要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该合同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处系空白，存在作假嫌疑。本院对原告素摩公司提交的证据1-5、8、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在查明事实中予以确认。对证据6、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补充证据4、5、8、11、13、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3、6无原件，本院不予认证，对证据7、9、10、12、1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针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交的证据,1，原告素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原告素摩公司确实收到了，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的目的，原告认为已经是具备了债权转让的条件；对证据3，原告对催款函我方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函件系发给中大新诚公司，系被告单方制作的催款函，我方不能认可里面的内容；对证据4，原告素摩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我方认为，基于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合法受让了这样的一个债权。补充证据：证据1，原告素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微信只是被告单方面发送的行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回复和确认，同时需要说明微信头像（周建国）包括法定代表人头像与我方提交的微信记录上的头像一致，能够跟我们所提供的微信的聊天记录相对应，证明是真实的。本院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在查明事实中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9月17日，中大新诚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XCZG2018-001的《加工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中港公司为中大新诚公司清加工羽绒服，数量为2999件，加工费按每件46元计算，总计137954元；交货期为9月28日出货50%，10月15日100%出清。付款方式为入仓后仓检合格，客户系统显示出实际入仓数量并关单后，被告中港公司按实际入仓数量开具16%增值税发票，中大新诚公司财务收到发票后3-5个工作日付清；产品实行中大新诚公司自行提货，交付地点为中港公司工厂仓库，物流运输由中大新诚公司负责，被告中港公司负责装车。2018年10月25日中大新诚公司从被告中港公司提走涉案合同服装2897件，其中含样衣4件。2018年被告中港公司向中大新诚公司发送一份《催款函》，该函件载明：中大新诚公司自2018年10月23日至2018年11月23日止尚欠被告中港公司货款133262元，并要求中大新诚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XCZG2018-001），在收到催款函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所欠货款。2019年1月8日，中大新诚公司与原告素摩公司签订一份《合同权利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中大新诚公司将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CZG2018-001）的《加工合同》中所涉所有权利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原告素摩公司，2019年1月9日中大新诚公司向被告中港公司寄送了《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书》。被告中港公司收到转让通知书后于2019年1月16日向中大新诚公司复函，该复函件中载明，被告中港公司不同意中大新诚公司将所涉编号为（XCZG2018-001）的《加工合同》中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原告素摩公司，认为双方所签订的编号为（XCZG2018-001）的《加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中港公司已履行完全加工和交付义务，中大新诚公司却未支付合同约定的加工费，尚有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中大新诚公司无权将合同的全部权利转让给第三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故不同意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素摩公司。2019年3月中大新诚公司向中港公司发送一份《企业询证函》，该函件中载明，因中大新诚公司审计所需，中大新诚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尚欠中港公司货款114722.41元，并要求在该函件结论部分进行签字和签章。被告中港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在该函件结论部分签字盖章，并注明经本公司核对，中大新诚公司尚欠中港公司货款133262元。现原告素摩公司以被告中港公司所交付的加工服装不符合质量要求而诉讼来院,要求被告中港公司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被告中港公司与中大新诚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CZG2018-001）的《加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应恪守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所涉合同中，中大新诚公司在未全面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就将合同中的权利单独转让给素摩公司，且被告中港公司对转让行为也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仍然进行转让，造成被告中港公司在所涉合同中的权利无法实现，事后中大新诚公司也确认尚欠被告中港公司汇款，故中大新诚公司与原告素摩公司的转让行为应属无效。被告中港公司认为原告素摩公司无权进行本案诉讼的抗辩，本院予以采信。中大新诚公司在提走全部加工服装后未能按约支付加工费用，被告中港公司已完全履行了全部义务，原告素摩公司及中大新诚公司认为被告中港公司所交付的加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完全证明被告中港公司所交付的加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双方在加工过程中未对加工所涉物品进行封样，所送检验物品以及送检单位均未经被告中港公司确认，故原告素摩公司以被告中港公司所交付的加工物品存在质量问题请求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素摩(上海)服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500元，保全费3120元，共计7620元，由原告素摩(上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素摩(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罗书生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