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宁民终字���2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建东，男，汉族，1975年8月7日生，南京攀山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敬华，男，汉族，1977年11月15日生，南京攀山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晓璐，女，汉族，1977年9月8日生，无业。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开宇，男，汉族，1977年12月23日生，南京攀山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虎，江苏金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春，女，汉族，1968年4月1日生，南京品卓贸易有限公司会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江涛，男，汉族，1969年12月26日生，南京金百顿百货超市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勇，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涛明，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建东、陶敬华、��晓璐、顾开宇因与被上诉人甘春、周江涛民间借贷纠纷，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2）玄民初字第2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敬华、顾开宇及史建东、陶敬华、孙晓璐、顾开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虎、被上诉人甘春、周江涛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涛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陶敬华与孙晓璐系夫妻关系。2011年5月24日，陶敬华、顾开宇、史建东作为借款人向出借人甘春、周江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265万元，借款日期为2011年5月24日，还款日期为2012年8月30日前，到期一次性还本；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0%，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借款利息按月支付，每月30日偿还当月利息44200元；本借条担保方式为借款人陶敬华夫妻名下洪武路359号东塔楼2703室（福鑫大厦）、洪武路359号东塔楼2702室（福鑫大厦）等全部资产作为还款保证，借款人史建东名下玄武区朝霞园3幢201室（房他证玄字第2622**）等全部资产作为还款保证，顾开宇名下建邺区长虹路49号1单元602室等全部资产作为还款保证；借款人如到期不归还当月利息或到期不归还本金，借款人愿意承担逾期金额40%的违约金，并承担出借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拍卖费等），借款人在合同履行到期时不履行到期债务，出借人可以与借款人协商以抵押物清偿债务，协商不成出借人有权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物，同时借款人同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无条件自找住房、清空住房或接受其他方式的安置，并放弃一切抗辩权。2012年12月19日，甘春、周江涛以该份借条为依据，以诉称理由为由诉至法院��求处理。甘春、周江涛认为：其当庭提供的2011年5月24日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是2012年5月24日，2011年5月24日原审被告亦曾出具过与前述借条内容基本一致的借条，两份借条上明确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标准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换借条是因为一是在原借条上将借款人写成了担保人，二是前一份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2年5月23日，但到期后原审被告未还款，故在第二份借条上将还款日期延迟至2012年8月30日，在出具第二份借条时双方讲好第二份借条的落款日期仍写第一份借条的落款日期即2011年5月24日，第一份借条作废。该借条是对双方之间之前借贷关系的总结，之前打的借条已被原审被告收回。之前共有六笔借款：第一笔是2008年10月31日借款48万元，其中30万元是周江涛以办理本票的方式支付给史建东，对此原审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明细、本票及个人结算业务��请书各一份；其余18万元是甘春从其交通银行账户上取现九笔后在福鑫大厦楼下农业银行交付给史建东，史建东打了借条给周江涛，18万元现金是10万元1捆，是银行扎的，另8万元是1万1扎，共8扎，是自己扎的，当时在场人有甘春、周江涛、谢某、史建东及其驾驶员、陶敬华公司女会计，史建东说借钱是为了打官司，很快会还，并约定月息5个点，当时只数了扎数，对此，原审原告提供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甘春当日取现九笔共184086.1元，分别为142500元、21586.1元、3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第二笔是2009年3月12日借款68万元，原审原告陈述：因当时原审被告涉及诉讼，账户在查封，故要求原审原告现金给付，68万元的构成除了取款共675000元外，还有原审原告手头上的5000元现金一起交付给原审被告，68万元是1万1扎，共68扎，当时只清点扎数，交付地点在福鑫大厦27楼陶敬华办公室，在场人有陈某、周江涛、谢某、陈某某、史建东、陶敬华，史建东说借款是为还别人的债务，陶敬华和史建东在收款时打了借条，约定五个点利息，过一段时间就还。对此，原审原告提供证据：1、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列表，证明谢某于2009年3月12日从其账户中取现10万元；2、中国银行王府花园支行交易明细，证明陈某于2009年3月10日从其账户中取款两笔各15000元；3、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列表，证明甘春于2009年3月12日从其账户中取款111000元；4、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明细对账单，证明周江涛于2009年3月8日从其账户中取款10万元；5、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周江涛于2009年3月12日从其卡中分别取款199000元和135000元；6、谢某（周江涛朋友）出庭作证，证明：2008年10月周江涛喊我陪甘春取了18万元，送到福鑫大��那边的农行，到农行后我将18万元给了周江涛，周江涛又给了史建东。2009年3月左右，周江涛让我借给他10万元，我就在招行取了10万送到周江涛公司，当时陈某、周江涛、陈某某都在，当时桌上有部分钱，加上我的10万元一共68万元，他们三人清点后将钱放到陈某某包里，我们四人一起送到福鑫大厦二十几楼陶总办公室，后面的事不知道了；7、陈某某（周江涛公司员工）出庭作证，证明：三年前一天陪周江涛送钱，大挎包很重，我、周江涛、谢某三人到了白下路一个公司，当时陈某已在办公室，我把钱送给头发最少的那个人即陶敬华，我把钱放下就走了，借条虽未看到，但我们是为借款事去的。第三笔是2009年10月19日借款105万元，原审原告陈述：其中转账65万元，另40万元系从李某和张某处转借，当天陈某、周江涛、陈某某带了65万元本票和40万元现金去了福鑫大厦，本票是在福鑫大厦27楼陶敬华办公室交给陶敬华的，40万元现金是在福鑫大厦楼下农行由陈某交给史建东的，因史建东讲该40万元需从银行汇出，故在楼下银行交接，40万元现金1万1扎，共40扎，只清点扎数，未细点，当时陶敬华打了借条，约定借期两个月，上面是借据，下面是收条，由陶敬华和史建东签字，当时讲是做生意之用，利息约定五个点，实际给付被告的是105万元，打的条子是1155000元，含两个月的利息，当时顾开宇将房屋两证放在周江涛处。对此，原审原告提供：1、宁波银行付款证明及银行本票，证明2009年10月19日付款人周江涛办理一张20万元本票给陶敬华；2、招商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及交易明细列表，证明陈某以本票方式给付陶敬华20万元；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周江涛于2009年10月19日通过转账付给陶敬华25万元；4、中国农业银行借���账户明细对账单，证明李某分别于2009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19日从其卡中各取款10万元，共计30万元；5、中国银行交易查询记录，证明张某于2009年10月19日分别从其账户中取款9万元和1万元；6、李某（周江涛朋友）出庭作证，证实：2009年10月20日左右以现金方式借给周江涛30万，周江涛当时打了借条，未约定利息，三个月不到还款时将借条收回；7、张某（陈某同事）出庭作证，证实：2009年10月19日我借了10万元给陈某，我问借钱干什么，他说借给史建东，我从一张卡上取9万，另一张卡上取1万，一次性给付，大概年底时还了，当时打了借条，还款时将借条收回了，当时给了一、二千利息；8、陶敬华于2009年10月19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第四笔是2010年3月26日借款40万元，对此，原审原告提供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当日从甘春账户中转出40万元至陶敬华账户。第五笔是2010年4月23日借款5万元，对此，原审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明细对账单及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证明周江涛受史建东指令通过卡卡转账的方式汇至谢明账户5万元。第六笔借款是35万元，对此，原审原告提供交通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1年6月21日，甘春通过卡卡转账方式汇给史建东35万元。综上，原审原告主张通过转账方式给付被告175万元，通过现金方式给付原审被告126万元，合计301万元。原审被告对于前述六笔借款中转账部分款项均无异议，但对于其中的现金给付部分均予否认，原审被告认为：2008年10月31日原审原告主张的18万元现金给付不属实，当日原审原告即开具了30万元的本票，为何18万元不一起开具本票，而是分九次从银行取现，且取款金额有零头，故不可能出现10万1捆，从所取款项数额看并非为出借18万元款项之用，亦��符合出借款项的逻辑；原审原告提供的第二笔借款的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只是证明取款过程，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对原审原告陈述的交款时间、地点和在场人均不认可，从原审原告提供的取现凭证看系从多人处汇款到一起，或多笔取款，不可能形成1万1扎；原审原告提供的李某和张某的取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原告陈述的本票和现金的交付地点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为何不同时交付，且现金交付亦不是周江涛本人，从取现凭据看，款项不是来源于周江涛，从情理上说不可能案外人将钱给周江涛，再由周江涛转给陈某交给史建东；原审原告向证人李某或陈某向证人张某借钱，与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向其借款无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证人陈某某与原审原告有重大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其陈述亦是通过主观臆断方式得出的，不能作为定案依���；证人谢某与原审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只讲了交付粗略的情况，对双方如何协商、如何交付证人均未看到，故前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被告认为所借原审原告款项均已还清，所还款项包括转账还款和现金还款两部分，其中：一、转账还款24笔：1、2009年4月27日孙晓璐转给陈某403500元；2、2010年4月15日陶敬华转给甘春40万元；3、2010年6月7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0万元；4、2010年6月8日陶敬华转给陈某10万元；5、2010年7月9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万元；6、2010年9月9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2万元；7、2010年9月2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6000元；8、2010年11月24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0万元；9、2010年11月26日陶敬华转给陈某5万元；10、2011年1月28日陶敬华转给陈某13万元；11、2011年1月30日陶敬华转给甘春2万元；12、2011年9月3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10万元；13、2011年9月3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3000元；14、2011年10月11日陶敬华转给陈某5万元；15、2011年11月13日陶敬华转给陈某4万元；16、2011年12月7日陶敬华转给陈某4万元；17、2011年12月26日陶敬华转给陈某4万元；18、2011年12月28日陶敬华转给陈某3万元；19、2011年12月3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万元；20、2011年12月31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万元；21、2012年1月1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万元；22、2012年1月18日陶敬华转给陈某2万元；23、2012年3月20日陶敬华转给陈某6万元；24、2012年4月29日陶敬华转给陈某1万元。原审原告认可通过上述24笔转账共收到原审被告给付的2202500元。二、现金还款17笔共1298000元：1、2008年9月24日史建东从中行卡取现6万元还给陈某5000元，当天在三元巷省中行门口现金交付，是散装在一个信封里，未打收条，在场人有史建东和陈某，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城南支行查询明细原件，证明史建东的取现情况；2、2008年10��24日陶敬华从中行卡上取现3万后交给史建东5000元，也是装在信封内在省中行门口交陈某的，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明细复印件，证明陶敬华的取现情况；3、2008年11月13日陶敬华从中行卡取款55000元后交给史建东29000元，史建东和徐学虎在后标营饭店交给陈某，未打收条，2万是1万1扎，9000元是零散的，用中行信封包装，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明细复印件，证明陶敬华的取现情况；4、2008年12月11日史建东从中行卡上取现3万元，史建东和徐学虎在省中行门口交给陈某29000元，包装同前，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明细原件，证明史建东的取款情况；5、2009年5月在攀山藤公司史建东交给陈某5万元，具体日期和包装记不清，无提现记录，未打收条；6、2009年6月史建东让徐学虎在中行门口还周江涛5万元，具体日期和包装记不清，无提现记���，未打收条；7、2009年7月14日陶敬华从中行卡取款5万元，让徐学虎送到原审原告公司交给陈某和甘春，1万1扎共5扎，用塑料袋包装，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复印件，证明陶敬华的取现情况；8、2009年8月10日陶敬华从中行卡取现30700元，同年8月12日陶敬华从中行卡取现3万元，于当日交给史建东5万元，史建东让徐学虎当天送到原告公司交给周江涛，史建东交给徐学虎时是1万1扎共5扎，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记录复印件，证明陶敬华的取款情况；9、2009年9月25日史建东从中行卡取现20万元，由史建东和徐学虎在中行门口交给陈某5万元，1万1扎共5扎，直接拿手上给陈某，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卡查询记录原件，证明史建东的取款情况；10、2009年10月史建东在中行门口交给陈某5000元，具体时间和包装记不清，无取款记录；11、2010年1月在原审被告公司史建东交给陈某97500元，具体时间记不清，无取款记录，未打收条，1万1扎共9扎，另7500元是零散的；12、2010年2月10日史建东从中行卡取10万元，在中行门口交陈某97500元，1万1扎共9扎，另7500元是零散的，用塑料袋包装，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中行查询记录原件，证明史建东的取款情况；13、2010年11月24日陶敬华在汇鸿大厦上岛咖啡交陈某10万元，无法提供证据；14、2010年12月陶敬华交给陈某20万元，无法提供证据；15、2011年1月19日史建东从交行卡刷卡159090元，1月21日在上岛咖啡包间交陈某12万元，1万1扎，用塑料袋包装，未打收条，对此，原审被告提供交行查询记录原件，证明史建东的取款情况；16、2011年3月陶敬华在原审被告公司交给陈某6万元，无法提供证据；17、2011月5月陶敬华在中行门口交陈某30万元，无法提供证据。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主��的上述17笔现金还款均不予认可。另，原审原告还提供1、2012年7月7日录音及录音书面整理记录各一份，原审原告拟证明原审被告在录音中认可借款本金是265万。该录音中谈话人有陈某、甘春、周江涛、史建东，内容有：“周：现在老是讲对账，265万是不是定下来的，史：讲到对账我不是跟你们对，讲到对账又来了，江涛我跟你讲，借条我们都打的清清楚楚怎么可能还不认这200多万呢？周：265万是定下来的。甘：2**万肯定没错”。被告对该份录音书面整理记录无异议。2、2012年8月11录音及录音书面整理记录各一份，在该录音中谈话人有陈某、周江涛、陶敬华、史建东，对于原审原告提供的录音书面整理记录原审被告予以认可，但认为有遗漏，并提供补充书面整理记录，对原审被告提供的补充书面整理记录原审原告予以认可，内容有：“周：讲真的你们月息5%的利息也还清了，甘春那也能查得到，我们也承认。史：我们还了多少钱？陈：还了两百多万。陶：三百多万。陈：哪有三百多万，中间还有我们对消的东西，那三百多万是什么钱，还不是还我的息吗，我们这个账你们那个账虽然还没有对出来，这边的话大概有三百多万。陶：说实话当时拿了你们的钱，你们说月息5%，我们也接受月息5%的利息”。原审原告认为该录音证明了原审被告认可双方之前约定了月利5%的事实。原审被告认为该录音证明了其所有借款5%的利息已全部还清，实际归还的利息已达300多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中，虽然双方均认可原审原告当庭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24日的借条并非当日出具，而是事后补签，但该借条依据的是2011年5月24日原���被告曾向原审原告出具的借条，两份借条上均载明了借款金额265万元，借款年利率20%，所不同的只是借款期限及担保方式，结合原审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史建东认可借条打的是200多万元的陈述，可以认定该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2011年5月24日对借款本金、利息标准等作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被告主张该借条系在原审原告欺诈和胁迫下形成，因无证据证实，法院不予认定。因在2011年5月24日出具借条之前，双方之间即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根据双方陈述及录音证据等可以认定双方在2011年5月24日之前约定的借款利率是月息5%，因该利率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原审被告在2011年5月24日之前已付的款项中，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应冲抵借款本金，故本案的借款本金应据实结算，而不应以2011年5月24日��条上载明的265万元为依据。经法院核算，原审被告尚欠借款本金应为1504664元。因2011年5月24日借条上约定自2011年5月24日至2012年8月30日借期内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故该期间的利息应按此标准计算。对于借条上约定的借款人如到期不归还当月利息或到期不归还本金，借款人愿意承担逾期金额40%的违约金，因该约定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故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逾期利息。在原审原告给付的款项中，对于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175万元，原审被告不持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审原告主张的现金交付部分，原审原告主张第一笔借款中的18万元是2008年10月31日甘春从其交通银行账户上取现九笔后汇总给原审被告，从原审原告提供的取款凭证看，上述九笔款项系甘春在同一天，分不同的方式从其同一账户中支取，且取款的数额中出��元、角、分，因当日原审原告即开具了30万元本票给原审被告，原审原告的上述取款行为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且原审原告对此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第一笔借款中的18万元现金给付，法院不予认定。原审原告主张第二笔借款68万元均是现金交付，对此，原审原告不仅提供了取款时间和金额与其主张的该笔款项基本吻合的款项来源证据，而且还提供了证人谢某和陈某某到庭作证，其中谢某证实了其从招行取款10万元借给周江涛，与其取款记录相印证，并且谢某还证明了与陈某、周江涛、陈某某一道将包括其10万元在内的共68万元送至原审被告处。证人陈某某虽与周江涛有一定利害关系，但其证词与谢某的证词相印证，证明了当时送钱的情况。另，原审被告在2012年7月7日的录音中亦认可借原审原告200多万元的事实，故虽然原审被告对于原审原告主张的68万元现金交���有异议，但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原审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法院对68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审原告主张第三笔借款中现金交付的40万元，对此，原审原告不仅提供了取款时间和金额与其主张的该笔款项基本吻合的款项来源证据，而且还提供了证人李某和张某到庭作证，两证人的证词与原审原告提供的取款凭证相互印证，另外，原审原告还提供了原审被告于2009年10月19日针对该40万元和转账65万元共105万元借款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以证明该笔借款事实。结合原审被告在2012年7月7日录音中认可借200多万元的事实，法院对该笔现金交付事实予以认定。在原审被告偿还的款项中，对于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2202500元，原审原告不持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审被告主张的现金支付的17笔款项，其中8笔款项的支付原审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9笔款项的支付原审被告亦仅提供了取款记录，无其它证据相印证，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将上述款项交付原审原告的事实，故对原审被告主张的现金交付部分，法院不予认定。关于本案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问题，虽然双方的收付款凭证中均未涉及到顾开宇，但在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24日的借条上，顾开宇系作为借款人签字，应视为其对承担本案债务的认可，其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于顾开宇提出的其不是本案实际借款人，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之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除外。虽然双方均认可涉案借款系用于原审被告公司经营，但该借款发生在陶敬华和孙晓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孙晓璐亦未能提供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相关证据，故涉案借款应作为陶敬华和孙晓璐的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孙晓璐应承担涉案借款的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史建东、陶敬华、顾开宇、孙晓璐应偿还甘春、周江涛借款本金1504664元，利息（截止2013年12月19日）607101元，合计211176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史建东、陶敬华、顾开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偿还甘春、周江涛借款本金1504664元，截止2013年12月19日利息607101元，合计2111765元；二、孙晓璐对陶敬华的上述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35158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合计40158元，甘春、周江涛负担14213元，史建东、陶敬华、顾开宇、孙晓璐负担25945元。宣判后，史建东、陶敬华、顾开宇、孙晓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顾开宇不是借款人，原审法院判决顾开宇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依据。对于本案所涉借款，甘春、周江涛既没有与顾开宇订立过借款合同，也没有向顾开宇提供过借款，顾开宇与甘春、周江涛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原审法院仅凭借条上有顾开宇的签名即判决顾开宇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2、孙晓璐与史建东、陶��华、顾开宇等均陈述借款没有用于其与陶敬华的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而且甘春、周江涛也承认该借款是用于南京攀山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有关借款系陶敬华与孙晓璐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3、上诉方总共向被上诉方借款数额是326万元，还款数额396.88万元，其已归还了全部的借款，而且还有多余。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总出借款为326万元，而非上诉人所述301万元，应当还有二笔，一笔是对账单中反映的2008年8月10万元，另一笔是顾开宇贷款50万元时被上诉方垫付的15万元。而还款数额因每次借款的过程都有结算的借条，如2009年9月25日94.5万元的借条，其中4.5万元是借条出借日以后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是前面借款48万元、68万元本金加每月5%的利息，还到该日尚欠款项，故该期间总共还了73.87万元。2010年8月30日230万元的借条、2011年5月24日265���元的借条也是一样的道理，经计算分别还款125.85万元、101.58万元，加上顾开宇抵押贷款所得50万元的还款，再加上2011年5月25日至被上诉人起诉时其又还款48.58万元，总计还款396.88万元。4、2011年5月25日至被上诉人起诉时其还款是48.58万元，而原审法院却认定为44.3万元，比实际还款少认定4.28万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甘春、周江涛辩称，1、顾开宇是实际的借款人，否则不会在借条上签名。退一步讲即使顾开宇不是实际的共同借款人，但作为借款人共同出具借条，法律上也是属于债务加入，也应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2、本案借款发生在陶敬华和孙晓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孙晓璐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约定为陶敬华的个人债务，或者陶敬华、孙晓璐夫妻之间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且其作��出借方知道该约定，故本案借款应当认定为陶敬华、孙晓璐的夫妻共同债务。3、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其一审中主张曾有18万元现金出借的事实没有认定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它事实均予以认可。对方提出几份借条的形成过程仅仅是一种推定，并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而且依据该推定所得出的还款数额与在一审中上诉方抗辩时提出的还款数额也对不上，原审法院按上诉方的实际转款数额认定还款数额是正确的。4、上诉方提出2011年5月25日至其起诉时还款是48.58万元，而原审法院却认定为44.3万元，对于该数额由法院依法认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2013）玄商初字第281号、本院（2014）宁商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甘春手写的一个对帐单，上述二份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记载：兴业银行于2009年12月2日向顾开宇发放了50万元贷款，随即该款汇到张娟账户，张娟分别向甘春和周江涛转账20.92万元及21.646万元，上述三份证据能够证明顾开宇通过银行抵押贷款50万元，该50万元打到张娟的帐户后转到甘春、周江涛帐户，是用于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而对帐单反映有一个10万元借款及利息也偿还掉了。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上述两份判决书中提到张娟向甘春和周江涛转帐42万多元，但转帐的数额不是上诉人所说的50万，数额对不上，而且张娟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只能说明顾开宇和兴业银行之间有一个合同借款的纠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观点；对账单上的字像是甘春的字，但里面的内容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经查阅一审卷宗，2013年11月22日原审法院开庭笔录第6页中记载，上诉人陈述：“第二笔银行转账还款的就是顾开宇转给张娟的50万元和第二十六笔银行转账还款就是赵铁军转给陈某的19755.47元，鉴于对方不认可，借款我们另行主张，不再作为本案的还款额计算”。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证据、开庭笔录、判决书、谈话笔录等证据所证实。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判决顾开宇、孙晓璐承担还款责任是否妥当。2、原审法院认定双方间的借款数额及还款数额是否妥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顾开宇在2011年5月24日借条上的借款人项下签字确认，顾开宇系完全民事行��能力人，其当时应清楚其在借款人项下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而该借条系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数额进行对账后所形成，故双方当事人在该借条上的签字行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该借款为一人所得、还是多人所得，并不影响签字各方当事人所明确的权利与义务，故顾开宇提出其并未取得所借款项不应承担还款义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陶敬华借款时与孙晓璐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孙晓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中的除外情形，故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次，2011年5月24日的借款担保方式包括借款人陶敬华夫妻名下洪武路359号东塔楼2703室、洪武路359号东塔楼2702室等全部资产作为还款保证，故原审法院判决由孙晓璐对陶敬华所负还款义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孙晓璐认为其不应承担共同偿还债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1、上诉人认为其在2009年12月2日顾开宇曾从兴业银行贷款50万元，该50万元通过张娟还款给了甘春、周江涛，但上诉人提交的二份判决书仅明确该款的一个流转过程，甘春、周江涛并非为上述判决书诉讼当事人，现甘春、周江涛又否认张娟的还款事实，仅认为该款系其与张娟之间的其它账务往来。其次，张娟转给甘春、周江涛的款项为42.566万元，与其主张的50万元还款数额亦不一致。再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曾就该50万元提出由于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还款���其另行提出诉讼，故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已归还被上诉人该50万元款项的意见不予采信。2、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还款数额为396.88万元，并提出了其还款的计算方式，然被上诉人并不认可该计算方式，按上诉人计算的数额与其一审中抗辩的还款数额也不一致。3、上诉人认为其在2011年5月25日至被上诉人起诉时还款48.5万元，而原审法院认定为44.3万元存在错误。经核算，原审法院是按还款总额为220.25万元，按每次还款时先计算利息后余下款项抵扣本金的方式得出尚欠数额，原审法院计算方式及数额并不存在错误，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计算存在错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4、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现金出借的二笔款项18万元和68万元均不予认可，而在二审中又承认收到了被上诉人的该二笔现金出借款项，上诉人按其诉讼的需要对对方陈述的事实进行有选择的��认，违背了民事诉讼中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法院按上诉人每次实际转款依次计算利息后余下款项抵扣本金的方式认定其还款数额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其至目前止已还清欠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史建东、陶敬华、孙晓璐、顾开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94元，由上诉人史建东、陶敬华、孙晓璐、顾开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胜代理审判员  罗正华代理审判员  安媛媛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