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7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寻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白天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赞、杨长喜，河南明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开发区昆吾路西绪环路南。法定代表人：张红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雪，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宁，女，汉族，1989年10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祥东，河南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俊乐，男，汉族，1964年6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碧桃路1号嘉汇城小区5幢3-604。负责人：姚俊乐，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达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宁、姚俊乐、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军安洛阳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民初1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骏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判令骏达公司承担责任部分，驳回杨宁对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姚俊乐用伪造的上诉人印章与杨宁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对上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1、2015年12月3日《借款担保合同》是姚俊乐用伪造的上诉人印章与杨宁签订的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借款担保合同》属无效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姚俊乐违反该规定，未告知上诉人，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就伪造上诉人印章，擅自与杨宁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2、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是为借新还旧而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系由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转化而来是错误的。2013年3月1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0万元，到期不能偿还。杨宁要求更换合同，姚俊乐同意并与其签订了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两份合同的主体、标的以及借款期限不完全相同，因此，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是为了借新还旧而新签订的合同，不是由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转化而来。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债务加入不合情理。上诉人为营利法人，一切经营活动都是围绕获取经济利益开展。2013年3月1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0万元，上诉人分文未见。2015年新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借款313万上诉人仍然是分文未见。而债务加入将要承担巨额债务偿还的严重后果，上诉人还是十分清楚的，像这种纯害无利的事情上诉人肯定不会做的。4、2015年《借款担保合同》上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白天克的签名和盖章，更没有上诉人的授权，只加盖了一枚伪造的上诉人印章。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姚俊乐持有公司11%的股份，其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也没有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杨宁没有理由相信涉案借款是上诉人的行为,故姚俊乐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姚俊乐与杨宁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2013年3月1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0万元期满后不能还款。2015年12月3杨宁要求更换《借款担保合同》并提供了合同文本，姚俊乐在《借款担保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上诉人印章。就在合同签订当天，杨宁往姚俊乐银行卡打入313万元，当天姚俊乐银行卡上的313万元又转入杨宁母亲的账户，说明是利用银行转账作假，借款人没有实际得到借款。2013年3月1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0万元，至2015年12月3月，长达2年9个月的时间都没能还上。2015年12月3月更换后《借款担保合同》的借期只有一个月，到期借款人就要将借款本息全部还上。显然是杨宁和姚俊乐恶意串通，通过签订借新还旧合同，使上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债务。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驳回杨宁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借款担保合同》上既有骏达公司的盖章又有其股东姚俊乐的签字，骏达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1、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是平等主体间自愿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应视为骏达公司自愿加入债务，骏达公司应共同还款。（1）骏达公司称该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在一审中既没有反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又没有证据证明印章虚假，更没有证据证明系姚俊乐伪造的印章。姚俊乐在骏达公司成立时占有公司70%股份，至今还是骏达公司股东，杨宁有理由相信姚俊乐代表骏达公司，杨宁没有义务审查公章的真伪。（２）该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16条所规定的公司章程约束的是公司股东，并不能约束第三人，是否通过股东会决议，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如果公司认为股东违反章程，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向股东追偿。且该条规定明确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而本案是借款。骏达公司认为对外借款更应通过股东会决议，仅是其自己的推理，不是法律规定。2、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是由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转化来的。2013年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担保期限已到期，又重新走了手续。如果如骏达公司自认该合同为借新还旧而签订的合同，骏达公司作为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更应承担还款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骏达公司为借款的债务加入，符合事实。2013年3月1日的借款合同中姚俊乐、李武干为担保人，当时姚俊乐持有骏达公司70%的股份，李武干持有骏达公司15%的股份，至今姚俊乐还持有骏达公司的股份，杨宁有理由相信他们代表骏达公司，骏达公司是否使用款项不影响其承担还款责任。骏达公司作为正常的民事主体，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向他人借款或担保。若如骏达公司所述，要承担巨额债务偿还的严重后果就不会债务加入的话，社会经济活动中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担保行为了。大家明知道担保就有可能替他人还款，增加自己的负担，可仍有担保行为发生。4、2015年的《借款担保合同》加盖了骏达公司的公章，又有股东姚俊乐的签字、盖章，杨宁有理由相信其是真实的或者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上虽没有现在的法定代表人白天克的签名和盖章，但姚俊乐作为该公司的大股东（后变为小股东，杨宁不知道），借款时持有骏达公司的印章并加盖印章，让杨宁有理由相信就是骏达公司的行为。杨宁没有能力和责任去核实公章的真伪，何况至今也没有证据证明公章是伪造的。另外，如果骏达公司认为材料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白天克的签字和盖章，更没有公司的授权，仅加盖了一枚不知道真伪的公司印章就不是公司行为的话，骏达公司本案的上诉也不合法，法庭不应当审理骏达公司的上诉。因为骏达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上诉状，既没有白天克的签名和盖章，也没有公司授权人的签字，仅仅加盖了一枚不知道真假的公司印章，怎能让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相信是骏达公司的真实上诉行为？二、姚俊乐与杨宁没有恶意串通。杨宁出借了近300万元的借款，有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又有姚俊乐当庭认可及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及辩解，还有神州会计师事务所对包括姚俊乐、杨宁之间经济往来银行转账的审计报告，均能证实杨宁确实出借了288.92万元（扣除了两个月的利息），2015年借款合同仅是为了重新走下手续，这一点杨宁在庭审中及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多次表态，不存在与姚俊乐恶意串通。借款期限约定一个月是因为姚俊乐认为经济好转能够还上，不能据此推断二人恶意串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依法查明案情，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辩称，借款属实，是个人行为。军安公司辩称，因骏达公司的上诉不涉及军安公司，故对其上诉不发表意见。军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中关于军安公司承担责任的部分，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杨宁对军安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军安洛阳分公司不是上诉人设立的，是姚俊乐伪造上诉人印章私下设立的，该行为没有征得上诉人同意，因此，军安洛阳分公司与上诉人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上诉人不应该对伪造上诉人印章设立的洛阳分公司承担责任。在姚俊乐因伪造上诉人印章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又要求上诉人对杨宁申请调取的证据质证，明显违反了民诉法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与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燕翔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证据不适用于本案，其内容根本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明显错误。三、杨宁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杨宁明确表示2013年的借款是其哥哥杨磊使用她的账户借给姚俊乐310万元，杨磊也明确表示姚俊乐向其借310万元，杨磊使用杨宁的名义与姚俊乐签订的借款合同，这充分说明实际出借人是杨磊而不是杨宁，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述事实，仍认定杨宁具有原告身份明显错误。四、杨宁一审立案时提供的证据只有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到条以及相关的转账凭证，在上诉人明确提出上述证据是虚假的，杨宁才提供了2013年签订的合同，这充分说明杨宁是根据伪造的证据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却对此置之不理，仍让杨宁提供证据，系明显偏袒。五、上诉人不是本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上诉人没有在杨宁提供的借款合同上加盖印章，在军安洛阳分公司不是上诉人设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骏达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宁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军安洛阳分公司虽系姚俊乐伪造军安公司印章等相关材料成立的，但不影响其合法民事主体，军安公司应对其承担责任。即使申请人申请登记时提供了虚假材料，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工商行政部门对其进行相应处罚，但不影响分公司依法成立的事实。况且本案中，军安公司明知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存在，默认、同意其代表总公司进行相应的民事行为，就应当对分公司的借款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军安公司一开始就知道军安洛阳分公司成立并存在的。在姚俊乐伪造公司印章刑事判决书第7-8页，军安公司现任法人张红伟的陈述：2006年至2007年公司承建河南科技大学教职工住宅楼项目，姚俊乐想成立洛阳分公司，给魏四方（当时法定代表人）打了声招呼……后发现姚俊乐在洛阳成立了分公司，公司就要求姚俊乐注销，姚俊乐没有配合。说明军安公司是知道分公司成立并存在的。2、从军安公司与鹏燕翔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再审补充意见中，军安公司明确认可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存在且将该案件材料转给军安洛阳分公司，授权分公司解决此事。军安公司为了不承担责任，故意推诿称不知道军安洛阳分公司存在、不是总公司设立的，违背了最高法院对“公司不得对私刻（伪造）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的意见，军安公司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就应当对分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二、一审庭审后对答辩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质证不违反法律对举证期限的规定。根据证据规则，为查明案情，一审庭审结束前可以举证，庭审后可以举证，二审还可以提交新证据。军安公司与鹏燕翔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再审补充意见系军安公司加盖公章的自行陈述，军安公司却在上诉状中称不是军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推诿之心可鉴。三、杨宁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两份借款合同的出借方明确注明为杨宁，两次转出款项的转款人均为杨宁，姚俊乐与杨宁哥哥杨磊沟通出借款项，不能否定杨宁的原告资格。且一审中，杨磊亦参加庭审，明确认可杨宁为出借人。四、杨宁是据实诉讼。一审中在军安公司没有答辩时，杨宁即补充了案件全部事实，当庭先行提交了2013年签订的合同，银行转账等。在一审庭审中及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如实陈述了2015的借款是2013年的借款转化而来，担心2013年借款期限和担保期限过了，又走了手续，杨宁自始至终仅要求偿还300万元的借款而非两次转账60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客观判案，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否则就应追究军安公司在庭审中一直不认可洛阳分公司存在所做虚假陈述的责任。五、军安洛阳分公司均是两次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军安公司的下属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军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军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情，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辩称，对军安公司上诉不发表意见。骏达公司辩称，对军安公司上诉不发表意见。杨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军安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13万元及利息250400元，以及后期所产生的利息（按月息二分计算）；2.诉讼费和保全费由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军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军安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2日，法定代表人原为魏四方，2016年4月11日变更为张红伟，经营期限至2020年7月2日；军安洛阳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9日，负责人为姚俊乐，截止目前公司状态为存续，经营期限至2030年6月29日；骏达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6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白天克，成立时股东为姚俊乐（持股70%）、李武干（持股15%）、白天克（持股15%），2015年7月14日股东变更为姚俊乐、李武干、白天克、杨建周，2016年4月6日股东变更为姚俊乐、李武干、白天克、杨建周、楚恒孝。2.2013年3月1日，杨宁与军安洛阳分公司、姚俊乐、李武干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0万元，利率月息3.4%，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按月付息，姚俊乐、李武干为担保人。同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出具《借据》一张，借据上注明姚俊乐工行洛南支行的银行账户，姚俊乐、李武干在该借据上签名捺印。杨宁提交的民生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3年3月1日，杨宁向姚俊乐账户转款2889200元，该《电子回单》上注明：310万借款，6个月，3.4%，先扣2个月210800元，实付2889200元。3.2015年12月3日，杨宁与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借款313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1月2日止，利率为月息4%。2015年11月3日，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向杨宁出具《借据》一份，注明将款项313万元转入工行姚俊乐账户。2015年12月3日，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出具《收到条》一张，载明收到313万元借款。以上《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到条》上骏达公司加盖公章与骏达公司的真实印章不符，军安洛阳分公司加盖印章与2013年3月1日所签合同加盖印章不一致。杨宁提交的交通银行《电子回执》显示：2015年12月3日杨宁向姚俊乐工行账户转款313万元。4.2016年8月24日，姚俊乐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濮阳市公安局昆吾分局羁押，次日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7年10月20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02刑初4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至2011年，姚俊乐先后伪造军安公司行政公章两枚，分别用于注册成立军安洛阳分公司、与相对方签订施工买卖合同，冒用军安公司名义签订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使用至2015年左右；判决：姚俊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十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5.在姚俊乐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对姚俊乐、杨宁、杨磊关于涉案借款进行了调查，并制作有笔录。对姚俊乐的讯问笔录显示：姚俊乐称约2012其从杨宁处借款300万元，后偿还100余万元，剩余本金及利息未还；2015年12月3日，杨宁要求其换借条，其同意换借条但杨宁还要求再签借款担保合同，其就在合同上签字；其对300余万的债务没有异议，杨宁让其在银行开卡，杨宁在开的新卡上走了一个300余万元的账，办好之后，杨宁将新卡拿走；2015年11月，军安公司将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公章收走，2015年12月，借款合同上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公章是其私刻的。对杨宁的询问笔录显示：2013年其哥杨磊通过其账户借钱给姚俊乐310万元，以其名义签订的合同，本金未还，利息还欠部分，2015年其又与姚俊乐重新换了一份合同，为了和合同上金额一致又从银行走了一回账，走账后又转到其母孙爱琴名下。对杨磊的询问笔录显示：姚俊乐2013年向其借钱310万元，其妹杨宁系其公司出纳，用杨宁名义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到期后姚俊乐本金未还，还欠有部分利息，合同中军安洛阳分公司是借款人，姚俊乐是担保人，为了在法律上不让姚俊乐逃避责任，又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除军安洛阳分公司为借款人外，姚俊乐及其开办的骏达公司均为共同借款人。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刑事卷宗中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2015年12月3日，杨宁交行账号收到孙爱琴汇入313万元，当日杨宁转账313万元至姚俊乐工行账户，姚俊乐工行账户收到该款后当日全部刷卡消费，消费商户为洛阳市老城区天佑物资经营部，收款账户户名为孙爱琴。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杨宁提交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工商年审及变更经营地址和换发新的营业执照的工商信息资料，证明军安洛阳分公司2010年成立后每年的年检，2012年由军安公司申请变更营业场所，2014年申请换发新的营业执照，均由军安公司书面申请并加盖公章，说明军安洛阳分公司是军安公司依法申请设立的合法主体，姚俊乐是军安公司同意登记的分公司负责人。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无异议；骏达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军安公司有异议，认为军安公司的印章不是真的。因姚俊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刑事案件已认定，姚俊乐注册成立军安洛阳分公司时系伪造军安公司公章，且军安洛阳分公司成立后变更公司相关手续时使用的公章与军安公司在公安机关预留印鉴编号不一致，故对军安洛阳分公司系军安公司申请设立不予认定。2.杨宁庭后申请本院调取军安公司与鹏燕翔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在洛阳市老城区法院的卷宗材料，证明军安公司庭审时称不知道军安洛阳分公司系虚假陈述，是为推卸责任所述。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未质证；骏达公司不予质证；军安公司未到庭质证，一审法院将该证据邮寄限期提交质证意见，军安公司逾期未提交。该证据材料显示军安公司不服该案二审判决结果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材料中军安公司自述“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邮寄传票等诉讼文书送达我公司后，因属于洛阳区域纠纷，且总公司对此工程不了解，我公司将此案材料转给洛阳分公司，要求其抓紧落实情况，如属实抓紧和原告协商处理撤诉，不要把事情闹大给公司造成麻烦，洛阳分公司负责人表示一定按照总公司要求处理完毕，不留后遗症，让总公司不用担心”，故对军安公司自2012年即知晓军安洛阳分公司存在的事实予以认定。另一审法院向杨宁询问其2015年12月3日《借款担保合同》中的借款金额313万元是如何计算，杨宁称2013年3月1日的310万元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未予偿还本金，利息仅支付至2015年6月28日，经杨宁与姚俊乐算账，在杨宁免除部分利息后以310万元本金加3万元利息重新签订的合同。姚俊乐、军安洛阳分公司庭审中对杨宁所诉标的无异议，庭后经一审法院传票通知未到庭就2013年3月1日的310万元借款偿还情况进行说明。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杨宁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303民初17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姚俊乐、骏达公司、军安洛阳分公司、军安公司银行存款338.04万元，如存款不足，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根据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军安洛阳分公司系姚俊乐伪造军安公司印章等相关材料于2010年6月29日向工商部门申请设立成立，但军安洛阳分公司成立后其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性，且从军安公司与鹏燕翔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军安公司的自述材料可看出，军安公司在2012年即知道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存在，其怠于行使相关权利致使军安洛阳分公司至今在工商登记仍显示为存续状态，视为军安公司对军安洛阳分公司的默认，该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有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作为军安公司对抗善意第三人的理由。军安洛阳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其与军安公司共同承担。对军安公司称军安洛阳分公司并非其申请设立，军安洛阳分公司的相应责任不应由军安公司承担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3年3月1日，杨宁向军安洛阳分公司借款时，姚俊乐为该公司负责人，且持有该公司公章，双方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根据合同附带的《借据》及银行流水，杨宁实际支付的借款数额为2889200元，预先扣除的两个月利息210800元不应计算为本金，也不应计算为已付利息。杨宁称该笔借款到期后本金未予偿还，利息按月息3.4%支付至2015年6月28日，即杨宁认可利息支付数额为2733373.33元。按法律相关规定，利率超过月息3分的，超过部分约定无效，那么按2889200元本金按利率月息3分计息，计算至2015年6月28日利息应为2421149.60元。杨宁认可已收到的利息2944173.33元减去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数额超出部分为312223.73元不应支持，应从本金中扣除，即截止2015年6月28日，军安洛阳分公司尚欠杨宁借款本金2576976.27元。2015年12月3日，杨宁向姚俊乐银行账户转款313万元，但姚俊乐银行卡并非姚俊乐本人掌握，当日即刷卡消费转回至杨宁××处，该银行交易不能反映2015年12月3日《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的支付情况。根据公安机关对姚俊乐所作讯问笔录及对杨宁、杨磊所作的询问笔录，该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系由2013年3月1日《借款担保合同》中的借款承继而来，故对杨宁以2015年12月3日的313万元银行流水主张出借金额不予认定，但该借款真实存在，并非虚假，对军安公司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系由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转化而来，2013年的合同中军安洛阳分公司为借款人，姚俊乐、李武干为担保人，2015年的合同中军安洛阳分公司、骏达公司、姚俊乐为共同借款人。军安洛阳分公司在两份合同中均为借款人，其应承担还款责任；姚俊乐在2013年的合同中为担保人，在2015年的合同中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其在2015年的合同上签字系属对2013年拖欠债务的加入，应承担还款责任；骏达公司在2013年的合同中非当事人，但姚俊乐、李武干作为担保人，二人持有骏达公司当时85%股权，在2015年合同签订时，姚俊乐仍为骏达公司股东并加盖骏达公司印章，虽该印章为伪造的，但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骏达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2015年6月28日，涉案借款本金为2576976.27元，按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12月2日利息为264569.57元，故对杨宁主张的借款本金2576976.27元、拖欠利息264569.57元以及本金从2015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杨宁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姚俊乐、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偿还杨宁借款本金2576976.27元；二、姚俊乐、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偿还杨宁借款拖欠利息264569.57元；三、姚俊乐、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偿还杨宁借款本金2576976.27元的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5年12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杨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姚俊乐、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4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6840元，由杨宁负担5894元，姚俊乐、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0946元。经审理查明：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902刑初409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显示：“3、军安集团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元月，军安集团召开年度表彰大会，决定对上年底表现突出的施工队伍进行表彰，为了规范濮阳市以外施工队伍的称谓，对于濮阳市以外的施工队伍在公司内部均以分公司进行称呼，本次表彰中的三个队伍平顶山分公司、安阳分公司、洛阳分公司均是公司内部称呼，实际上军安集团对以上三个分公司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也没有为三个分公司刻制印章。”该刑事判决书第7－8页显示：“6、证人张红伟证言：证实军安集团法定代表人以前是魏四方，2016年4月变更为张红伟。2006年至2007年，其公司承建河南科技大学教职工住宅楼项目，姚俊乐想成立洛阳分公司，给魏四方打了招呼，但没有递交任何书面申请，公司也没有给姚俊乐提供任何证件和印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姚俊乐他们模仿的，公司没有去签字，公司的印章有专人管理。后来从网上查询时发现姚俊乐自己在洛阳成立了分公司，公司就要求姚俊乐注销，但姚俊乐没有配合。公司没有配发过印章给洛阳。魏四方让姚俊乐按每年承包工程的管理费50%上交公司，但姚俊乐收取管理费的具体数额公司也不清楚。对姚俊乐的经营情况、经济往来不太清楚。”另查明，姚俊乐在一审庭审中称，骏达公司的印章是为了方便使用成立时就刻了两个章，借款合同上所加盖骏达公司的印章由其一直保管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骏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姚俊乐、李武干为担保人。骏达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成立时姚俊乐、李武干、白天克为公司股东，分别持有骏达公司70%、15%、15%的股份。骏达公司股东于2015年7月14日变更为姚俊乐、李武干、白天克、杨建周。依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系由2013年3月1日的《借款担保合同》转化而来，而2015年12月3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姚俊乐仍系骏达公司股东，并且该合同中骏达公司作为借款人加盖了印章。故一审法院认定即使骏达公司印章系伪造，但姚俊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判令骏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军安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虽然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902刑初409号刑事判决认定，军安洛阳分公司系姚俊乐伪造军安公司印章向工商部门申请设立，但军安洛阳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9日，其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且至今工商登记仍显示为存续状态，并未被注销。军安公司与鹏燕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军安公司的自述材料以及（2017）豫0902刑初409号刑事案件中的材料可印证，军安公司之前已知道军安洛阳分公司的存在，但其怠于行使相关权利，并未责令、督促军安洛阳分公司进行注销，视为其对军安洛阳分公司经营活动的默认。因军安洛阳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应与军安公司共同承担。故一审法院判令军安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案所涉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据上均载明出借人为杨宁，涉案款项也是从杨宁账户转出，故杨宁为本案适格原告。杨宁在一审中客观陈述了本案借款的事实及事情经过，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存在恶意串通及伪造证据的事实。一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骏达公司、军安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2元，由上诉人洛阳骏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4766元，由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7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