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5479号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沿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黎根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华林，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迎宾路23号大院二楼。法定代表人：张成灿，总经理。被告：邵国杰，男，汉族，1962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泽城，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顺，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邵国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华林，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邵国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泽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邵国杰连带支付原告所欠工程款377015.63元及违约金230000元（违约金以未付合同款为基数，按每日0.1%计付，自2016年6月25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止，后续违约金另计至全部工程货款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主张起诉时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节约诉讼资源，才将邵国杰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邵国杰如在本案中被认定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因与原告存在真实承揽合同关系的系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故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及2015年9月，邵国杰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分别与原告签订两份《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又再于2016年1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增补协议》，均约定原告为被告就位于珠海市××区××大道的“珠海旭日华府”建筑工程所需的防火门进行制造并安装，被告向原告及时支付工程货款等。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法院（2016）粤04民终18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邵国杰是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具有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邵国杰向原告购买防火门的行为也是履行其作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旭日华府”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完成“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建设任务。合同生效后，原告已充分及时地履行了合同约定并满足了被告的增补要求，案涉的“旭日华府”早已于2016年6月24日消防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对于上述两份《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原被告双方确认的已实际制造安装的工程款总额为1866084.63元。此外，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法院（2016）粤04民终1891号民事判决书还记载，在“旭日华府”《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黄佑霖作为工程质保专业组成员，代表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字，因此，黄佑霖也具有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该黄佑霖在本案所涉防火门工程的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并且通过其账户向原告支付了一笔金额为186500元的案涉防火门工程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综上所述，被告至今差欠原告工程货款373515.63元拒不付清，其已构成违约，应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支持原告全部诉请。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邵国杰是以自己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仅约束邵国杰与原告双方，不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方。邵国杰与原告签订的两份《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之前之后，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并不知道上述合同的订立。该两份合同是邵国杰与原告的签名，合同上没有“茂名建筑公司”或“茂名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印章，也没有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合同的确认或追认，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与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无关。之所以《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甲方位置显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字样，是因为珠海旭日华府工程的承包单位是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但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知悉邵国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邵国杰在合同中签名，原告对签名行为予以认可，直接表明原告同意、知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的合同双方是邵国杰与原告。原告作为一个从事门业多年的公司，却未要求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合同事宜，也从未要求邵国杰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任何有关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显然与原告起诉状主张的“邵国杰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协议”相违背，也非常不符合合同交易习惯及社会一般常理。《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作为认定合同关系的重要依据，可以清晰、直观地体现合同主体情况。邵国杰与原告签订上述合同时，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也没有向邵国杰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原告完全是基于邵国杰是实际施工人这一身份与邵国杰订立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均是由邵国杰与原告联系并进行合同履行事宜，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因此，邵国杰民事行为产生的责任依法与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应由邵国杰独自承担责任。二、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情形。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邵国杰的行为具有代表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客观表象，在订立合同时邵国杰明确系以自己名义与原告签订，邵国杰也没有提供任何授权委托资料给原告，签订合同时也没有陈述到任何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原告不可能会产生邵国杰是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错误印象，故本案属于邵国杰明确与原告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三、本案结算书没有经过确认，依法不能作为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从原告提供的结算书来看，显然属于原告单方面自行制作的结算，没有邵国杰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确认，不能作为工程量的依据。并且，按照《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约定工程量应以现场实际量计算，故本案的实际工程量仍然应经过确认。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原告请求的违约金过高，依法应不予支持。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远超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据邵国杰所答辩，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工期履行，造成邵国杰严重经济损失，原告在合同履行中存在重大违约的行为，因此无权主张违约金。即使主张违约金，也应严格依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区分责任，依法维护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邵国杰辩称，一、邵国杰是以自己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仅约束邵国杰与原告双方，不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方。邵国杰与原告签订的两份《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是邵国杰与原告的签名，合同上没有“茂名建筑公司”或“茂名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印章，也没有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合同的确认或追认，故《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与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无关。之所以《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甲方位置显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字样，是因为珠海旭日华府工程的承包单位是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但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知悉邵国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且在签订两份《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时，双方均表示是在双方之间订立合同关系，而不是邵国杰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邵国杰在合同中签名，原告对签名行为予以认可，直接表明原告同意、知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的合同双方是邵国杰与原告。原告作为一个从事门业多年的公司，却从未要求茂名建筑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合同事宜，也从未要求邵国杰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任何有关茂名建筑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显然与原告在起诉状主张的“邵国杰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协议”相违背，也非常不符合合同交易习惯及社会一般常理。《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作为认定合同关系的重要依据，可以清晰、直观地体现合同主体情况。事实上，邵国杰与原告签订上述合同时，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向邵国杰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原告完全是基于邵国杰是实际施工人这一身份与其订立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均是由邵国杰与原告联系并进行合同履行事宜，茂名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二、本案也不符合表见代理情形。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邵国杰的行为具有代表茂名市建筑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客观表象，在订立合同时邵国杰明确系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邵国杰也没有提供任何授权委托资料给原告，签订合同时也没有陈述到任何茂名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原告不可能会产生邵国杰是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错误印象，故本案属于邵国杰明确与原告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三、本案结算书没有经过确认，依法不能作为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从原告提供的结算书来看，显然属于原告单方面自行制作的结算，没有邵国杰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确认，不能作为工程量的依据。并且，按照《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约定工程量应以现场实际量计算，故本案的实际工程量仍然应经过确认。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工期履行，造成邵国杰严重经济损失，原告明显存在违约行为。按照《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对工期的约定，原告未能按照邵国杰及现场施工要求交货，导致迟延交货情况非常严重。合同中明确约定若原告未能达到邵国杰合理的进度要求，给邵国杰造成损失的，邵国杰有权对原告进行处罚。故此，由于原告严重迟延的行为，导致邵国杰实际领取的工程款被扣减，邵国杰将保留追究原告违约责任的权利。五、原告请求的违约金过高，依法应不予支持。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远超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并且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工期履行，造成邵国杰严重经济损失，原告在合同履行中存在重大违约的行为，因此无权主张违约金。即使主张违约金，也应严格依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区分责任，依法维护邵国杰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3日，原告、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一份，载明：双方就珠海旭日华府防火门制作安装工程达成加工承揽协议条款，承揽方式为包工包料；加工承揽内容为木质入户门、木质防火门的制作、运输、安装、调试、维修，合同总价为1673083元（不含税）；合同签订后3天内，支付合同总价10%预付款，门框安装完毕，支付合同总价30%的进度款（不包括预付款），门扇安装完毕，支付工程总价80%的进度款，或者建筑工程经政府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或者被告确认原告产品合格、或者建筑工程实际投入使用，此三种情形任一发生后的一个月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至已实际制安的产品总价的97%，余款3%在保修期（一年）满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如未按时付清合同规定的进度款、结算款，应按未付款每日0.1%付违约金，由此而造成的工期延误由被告负责；建筑工程经政府消防部门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后，原告的产品即视为质量合格；或者建筑工程经政府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或者被告确认原告产品合格、或者建筑工程实际投入使用，自此三种情形任一发生之日起计算保修期，保修期一年。前述合同上有原告的签字盖章确认，但被告“授权代表”处仅有被告邵国杰的签字捺印确认，并无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就钢质防火门、木质门的加工承揽问题，原告、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再次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前述钢质防火门、木质门的合同总价暂定为260791.86元，合同其他内容与2015年7月13日签订的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均一致。另，该合同落款被告“授权代表”处仅有被告邵国杰的签字捺印确认，并无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2016年1月10日，原告、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补协议一份，约定：就原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合同编号：H150902-41）含旭日华府裙楼部分钢质防火门制作安装，现需要增加制作安装地下室一层、地下室二层部分钢质防火门，增加部分防火门合计金额66267元。前述增补协议被告落款处同样仅有被告邵国杰的签字确认，无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根据原告提供的旭日华府工程结算书显示，就案涉防火门制安工程项目，合同总价1866084.63元，黄佑霖于2016年10月16日在前述结算书及相应的结算清单表“编制人签名”处予以签名确认。另查明，旭日华府工程项目于2016年6月24日通过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编号为珠公消验字【2016】第0365号；2016年7月12日，旭日华府工程项目通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编号为GD41101。根据原告提供的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显示，案外人珠海市斗门商贸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2月4日、2016年11月1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167000元、26079元、459490元、130000元、520000元，前述转账附言均有“代茂建支付”等字样；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黄佑霖于2016年7月2日向原告工作人员黎敏慧转账支付186500元。以上款项合计1489069元。庭审中，原告主张案涉入户门、防火门已经依据合同全部安装完毕，有工程结算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及竣工验收报告可以证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案涉工程加工费总计1866084.63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1489069元，尚欠加工费为377015.63元，故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应向其支付剩余加工费377015.63元，同时按照每日0.1%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确认邵国杰系案涉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黄佑霖系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但同时主张邵国杰作为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管理，无权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案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故与原告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系邵国杰，并非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另黄佑霖也无权代表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结算书上签名确认，且黄佑霖仅在“制表人”处签名，结算书未经其他核对人、现场总工、预算人、项目经理等人签名，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邵国杰主张案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系由原告制作好再交由邵国杰签字确认，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故对前述协议的抬头显示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提出异议，但认为本案系邵国杰本人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故本案承揽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邵国杰，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另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邵国杰主张前述违约金约定过高，远远超出了原告实际损失，且原告存在重大违约行为，故原告无权主张违约金，即使主张违约金，违约金也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的合同主体为何人；二、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三、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于庭审中确认邵国杰系案涉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旭日华府工程项目的管理，故邵国杰具有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在案涉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中，合同抬头均显示一方合同主体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邵国杰均在前述合同及增补协议中签字确认，由此可见，邵国杰系以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签订前述合同及增补协议；另，案涉防火门、入户门已安装完毕，且旭日华府工程项目已通过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可以证明案涉防火门等确实用于旭日华府工程项目，故可以认定邵国杰签订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的行为系履行工作职责，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本案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及增补协议的合同主体应为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而非邵国杰，邵国杰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于庭审中确认黄佑霖系其工作人员，黄佑霖在工程结算书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其代表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确认案涉防火门制作安装工程已经履行完毕，符合结算条件；另，结合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中关于“或者建筑工程经政府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或者被告确认原告产品合格、或者建筑工程实际投入使用，此三种情形任一发生后的一个月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至已实际制安的产品总价的97%，余款3%在保修期（一年）满后的一个月内支付”的约定，案涉旭日华府工程项目于2016年6月24日通过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故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原告诉请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剩余加工费377015.63元，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旭日华府工程项目于2016年6月24日通过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因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中约定“或者建筑工程经政府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或者被告确认原告产品合格、或者建筑工程实际投入使用，此三种情形任一发生后的一个月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至已实际制安的产品总价的97%，余款3%在保修期（一年）满后的一个月内支付”，故合同总价的97%（1866084.63元×97%-1489069元=321033.09元）应于2016年7月24日前支付，剩余3%（1866084.63元×3%=55982.54元）应于2017年7月24日前支付，但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未在前述日期前付清案涉合同款项，应依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防火门制作安装合同中约定如未按时付清合同规定的进度款、结算款，应按未付款每日0.1%付违约金，即月息为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未举证其实际损失，结合合同履行的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调整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24%。因此，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应分别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97%的合同款321033.09元的违约金应自2016年7月25日开始计算，以321033.0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偿清之日止，该部分违约金以不超过321033.09元为限；剩余3%的合同款55982.54元的违约金应自2017年7月25日开始计算，以55982.5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偿清之日止，该部分违约金以不超过55982.54元为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377015.63元；二、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321033.09元的违约金应自2016年7月25日开始计算，以321033.0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偿清之日止，该部分违约金以不超过321033.09元为限；55982.54元的违约金应自2017年7月25日开始计算，以55982.5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偿清之日止，该部分违约金以不超过55982.54元为限）；三、驳回原告东莞市旺信门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935元，由被告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上述受理费，原告起诉时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观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叶佩欣顾竟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