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初171号 原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 法定代表人黄吉亮，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仲甲，广西桂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晓阳，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厢竹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102007576360E。 法定代表人朱财斌，区长。 委托代理人梁耐光，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欢，南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卜振国，南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 法定代表人李志来，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 法定代表人李起业，组长。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日德，男，1946年12月6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原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七塘村下黄坡4组）不服被告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兴宁区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于2017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7月10日向被告兴宁区政府和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的法定代表人黄吉亮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仲甲、韦晓阳，被告兴宁区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黄立豪、委托代理人梁耐光，被告南宁市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刘为民、委托代理人张欢，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五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起业，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四村民小组、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王竹村那眉坡4组、5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日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进行了现场勘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13日，被告兴宁区政府作出《关于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4村民小组与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4、5村民小组因坛通岭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坛通岭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2003版万分之一南宁市兴宁区地形图大张村F-49-38-（11）图幅内，呈反写的“7”字形（分东北段与东南段两部分，且相连接）。该岭东、西、北边至田边，南至鞍部接下黄坡山地。该岭东接坛通渌农田，西接坛坭渌农田，其中坛通渌及坛坭渌的北段为那眉坡原第一队（四固定时那眉坡共分三个队，第一队为现第1、2、3村民小组，第二队为现第4、5村民小组，第三队为现第6、7村民小组）农田，坛坭渌的南段为下黄坡第5村民小组农田。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主张整个坛通岭权属，被申请人王竹村那眉坡4组、5组主张坛通岭的东北段以及东南段以山脊为界的东面。经双方现场指认，确认争议面积约85.7亩。坛通岭东南段以山脊为界的西面于2006年冬由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开发种植桉树至今。争议岭地东北段的北部有那眉坡6组李德馨、3组李瑜生等80年代种植的一片果园，面积约8亩。南广高速铁路修建经过该岭东南段，征用争议岭土地9.037亩，纠纷双方曾于2009、2010年分三次共同签订《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征收争议地的补偿安置费事宜作了约定，其余为荒山荒地。2013年12月23日、24日，七塘村下黄坡4组村民擅自到争议地东北段的西面种植速生桉苗约30亩；2013年12月25日，那眉坡4、5组村民也擅自到争议地东北段东面备耕约10亩，引发双方对峙。当地镇、村干部接到报告后赶赴现场劝阻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另查明，争议双方自土改至今均不同属于一个基层组织管辖。土改时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于两山乡农会，那眉坡4、5组属建安农会；高级社时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两山高级社，那眉坡4、5组属燕石高级社；四固定时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于七塘黄李大队，那眉坡4、5组属于王竹建安大队；四固定后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七塘大队（现七塘村委会），那眉坡4、5组属王竹大队（现王竹村委会）管辖。土改时，双方所在农会代表曾对山林协商分界，并立下协议《山林划分界至》（1952.10.12）；那眉坡李瑜生户（现那眉坡**人）分得坛通岭东北面约2亩山地，当时发放第637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952.12.23）；四固定时，那眉坡三个队对农田、山林等进行划分，坛通岭部分土地划归那眉坡第二队（即被申请人那眉坡4、5组），坛通岭以东、西北的农田划归那眉坡第一队（即现那眉坡第1、2、3村民小组）。四固定对农田、山林等进行划分后，那眉坡三个队对农田、山林管理范围不作调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及那眉坡其他队村民均有到坛通岭砍柴等生产经营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眉坡6组李德馨、3组李瑜生等在坛通岭东北面岭脚种植沙梨、三华李等一片果园，面积约8亩。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持有邕宁县政府NO.0004160《山界林权证》（81.12.30），该证载明“坛犁大顶、坛通、太公坟”共405亩山地为七塘村下黄坡4组所有，各处山地的面积和四至空白，附图页上填写“填发单位”为“七塘大队管委会”并加盖“邕宁县五塘公社七塘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存根由七塘大队（村委会）保存（2010年9月14日移交五塘镇政府档案室）。1990年原邕宁县土地管理局组织进行地籍详查制作的王竹、七塘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整个坛通岭划在七塘村公所界内。长期以来双方没有发生权属争议。2006年冬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将坛通岭一部分对外发包种桉树，另一部分（即争议部分）由该组村民承包，那眉坡4、5组以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村民承包土地的行为侵害了该组的权益为由，阻挠七塘村下黄坡4组村民植树造林。 兴宁区政府认为，争议双方均无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各时期的有效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全部归各自集体所有，本机关也未查到相关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全部归各自集体所有。《山界林权证》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林地权属证明，不需其他单位、部门在该证上盖章确认，而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提交的邕宁县人民政府NO.0004160《山界林权证》，仅填写各岭名称及总面积，各岭的面积和四至栏空白，附图页填写“填发单位”为“七塘大队管委会”并加盖“邕宁县五塘公社七塘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而且无证据证明在核发该证过程中得到有关相邻各方代表的签字认可，说明该证申领、发放的过程以及登记内容等明显存在不规范之处，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地权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990年原邕宁县土地管理局组织进行地籍详查制作的王竹、七塘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因该核定书没有双方权属人代表现场指界确认签名，况且本机关组织在核定书上签名的李凤材到现场进行调查时，其对坛通岭所指界与该核定书界线不符，故不予采信。申请人七塘村下黄坡4组以NO.0004160《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为依据，主张纠纷林地的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被申请人根据《山林划分界至》记载内容先后分别绘出两条不同的分界线，明显不体现当年订立《山林划分界至》的初衷，且其所记载的那眉坡与下黄坡之间的山地分界线，与现实经营管理状况有较多不同，被申请人以《山林划分界至》主张本案争议地权属，客观依据不充分。当事人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土地改革后坛通岭曾经过调整，本机关不支持双方各自主张。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机关查明的事实，应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经营管理的基础上依法对争议山地进行划分。经调查、现场勘验，争议双方分界应参考《山林划分界至》中“起雄大田表第二岭脊为界、坛通田边为界”进行划分，即以“坛坭渌起雄大田末尾部的田塍”（该田塍为下黄与那眉农田分界线）为标志，该田塍向东直线延长上坛通岭顶，即沿着坛通岭（西面）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的山脊直线上岭顶，然后沿坛通岭（东面）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合水下至坛通渌田边，接着沿岭脚的坛通渌田边转向东南，以上走向所形成的一条线为双方的分界线，界线东北面归那眉管理，界线西南面归下黄管理，即争议范围的东北段归那眉坡，东南段归下黄坡。本案经多次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决定：一、争议范围内坛通岭东北段面积63.2亩，征用前归五塘镇王竹村那眉坡第4、5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四至界线：东至坛通渌田边，北、西北至坛坭渌田边，南至坛通岭（西面部分），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山脊及坛通岭（东面部分）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合水。二、争议范围内坛通岭东南段面积22.5亩，征用前归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4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四至界线：东至坛通渌田边，南至坛通岭鞍部，西至坛通岭东南段山脊，北至坛通岭（东面部分）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合水。根据本决定所作的权属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本处理决定生效后，在本处理决定之前原邕宁县人民政府或本政府所作决定书、通知或所颁发的相关土地权属凭证，与本处理决定书有冲突的，以本处理决定书为准。 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不服，向南宁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于2017年2月9日受理后，通知被告兴宁区政府和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作出答复。2017年4月9日，南宁市政府通知各方当事人，案件因复杂故审理期限延长至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9日，南宁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7]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除被诉处理决定所查明事实外，另查明，2006年冬，七塘村下黄坡4组在坛通岭发包种植速生桉树，承包人在现争议地修筑道路、挖树坑时，那眉坡4、5组阻挠并提出权属主张。2011年1月11日，兴宁区政府作出《关于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四村民小组与王竹村那眉坡第四、五村民小组坛通岭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南兴府决字[2011]2号，以下简称2011年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地全部为七塘村下黄坡4组集体所有。王竹村那眉××、××组对此不服，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2011年9月28日，兴宁区政府作出《关于撤销（南兴府决字[2011]第2号）的决定》（南兴府决字[2011]第8号），载明，因那眉4组在行政复议期间提交了新证据，按照有关规定，须重新进行调查，决定撤销2011年处理决定。因兴宁区政府自行撤销了2011年处理决定，2011年9月29日，那眉4、5组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同日，南宁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南复终字[2011]17号），终止对2011年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此后，兴宁区政府对争议地的权属问题进行调查，并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认为，争议双方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全部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明确权属。NO.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仅填写各岭名称及总面积，但各处山地的面积和四至空白，存在瑕疵。且无证据证明发证时得到相邻各方的签字确认，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地权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及附图，没有双方权属人代表现场指界确认签名，只有村公所代表签名，同时经组织在核定书上签名的李凤材到现场调查时，对坛通岭所指界与核定书界线不符。故七塘村下黄坡4组以NO.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主张全部争议地权属，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王竹村那眉××、××组提供的《山界划分界至》反映了1952年当事人双方农会领导人协议分山，载明现涉案争议地坛通岭属王竹村那眉坡管辖的事实，其记载的那眉坡与下黄坡之间的山地分界线，与现实经营管理状况有较多不同，因此，也不能以此认定全部争议地属王竹村那眉××、××组所有。综上，在争议双方均无证据证实全部争议地属本方所有，经营情况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兴宁区政府对争议土地按“三个有利于”原则进行划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村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理决定。 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诉称，被诉处理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程序违法。被告兴宁区人民政府于2011年1月l1日作出的2011年处理决定，已将坛通岭土地82.4亩确认归原告所有，第三人不服该处理决定，提出复议后又自愿撤回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因此决定终止行政复议程序，2011年处理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兴宁区政府在复议机关终止复议后于2011年9月28日自行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年处理决定，重新调查后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无论是出于复议机关的暗示或是兴宁区政府自行纠正错误，均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公权使用原则，程序违法。被诉处理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有争议双方的上级组织邕宁县五塘镇王竹村公所和邕宁县五塘镇七塘村公所盖章确认，且有两村公所委托的指界人员签字确认，调查人员与指界人员现场指界确认，并有调查人员的签字，主管机关邕宁县五塘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划分界限的依据，诉争坛通岭85.7亩土地应当归原告所有。兴宁区政府在复议阶段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均可证实，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均为国家机关依法依职权制定并经过登记的有效公文，应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兴宁区政府按照《山林划分界至》和“三个有利于”原则进行处理是违法的。兴宁区政府撤销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超越其职权范围。因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原告由原来的邕宁县划归兴宁区，原邕宁县变更为邕宁区，后由邕宁区承续邕宁县的各项工作，原邕宁县人民政府发给原告的《山界林权证》的效力问题，应由现邕宁区政府作出，兴宁区政府代行邕宁区政府的法定职责，没有法律依据，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无效，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以证实其主张： 1、2011年处理决定，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证明本案争议地曾进行了调处并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全部判归原告所有，但行政复议期间兴宁区政府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 2、被诉处理决定、被诉复议决定、2012年12月笔录、2014年调处协商会笔录，证明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是在南宁市政府的干扰下作出的； 3、《山界林权证》、《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和界线图、五塘镇政府权属争议结案书，证明争议地按“三个有利于”原则，应归原告所有； 4、EMS详情单，证明原告收到被诉复议决定的时间。 被告兴宁区政府辩称，本案争议双方均无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各个时期的有效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全部归各自集体所有，兴宁区政府也没有查到相关证据证明争议地全部归各自集体所有。原告提交的邕宁县人民政府N0.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仅填写各岭名称及总面积，各岭的面积及四至栏空白，附图页填写“填发单位”为“七塘大队管委会”并加盖“邕宁县五塘公社七塘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无证据证明在核发该证过程中得到有关相邻各方代表的签字认可，亦无证据证明该证据具有合法的土地权属来源，因此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990年原邕宁县土地管理局组织进行地籍详查制作的王竹、七塘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因该核定书没有双方权属人代表现场进行指界确认签名，况且原告方在核定书上签名的李凤材到现场进行调查时，其对坛通岭所指界与核定书界线不符，故对该证兴宁区据政府不予采信。原告以NO.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工分本和相关证人证言为依据，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属于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第三人根据《山林划分界至》记载内容先后分别绘出两条不同的分界线，明显无法体现当年订立《山林划分界至》的初衷，且其所记载的那眉坡与下黄坡之间的山地分界线与现实经营管理状况有较多不同，第三人以《山林划分界至》、有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主张本案争议地权属，客观依据不充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土地改革后坛通岭曾经过调整，兴宁区政府不支持双方当事人各自的主张。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并结合本府查明的事实，应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经营管理的基础上依法对争议地进行划分。经调查、现场勘验，争议双方分界应参考《山林划分界至》中“起雄大田表第二岭脊为界、坛通田边为界”进行划分，即以“坛坭渌起雄大田末尾部的田塍”（该田塍为下黄与那眉农田分界线）为标志，该田塍向东直线延长上坛通岭顶，即沿着坛通岭（西面）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的山脊直线上岭项，然后沿坛通岭（东面）东南段与东北段连接处合水下至坛通渌田边，接着沿岭脚的坛通渌田边转向东南，以上走向所形成的一条线为双方的分界线，界线东北面归那眉管理，界线西南归下黄管理，即争议范围的东北段归那眉坡，东南段归下黄坡。本案经多次调解末果，本府即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及有关法律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兴宁区政府在答辩期内提供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1、七塘村下黄坡4组的权属调处申请及其证据材料，证明原告提出调处申请及主张争议地归其所有； 2、王竹村那眉××、××组的答辩状及答辩材料，证明第三人答辩并主张争议地归其所有； 3、行政判决书、处理决定、现场勘界图、调查笔录等，证明被告兴宁区政府的调处活动、调处程序合法。 被告南宁市政府辩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南宁市政府复议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据。争议双方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全部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明确权属。NO.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仅填写各岭名称及总面积，但各处山地的面积和四至空白，存在瑕疵，且无证据证明发证时得到相邻各方的签字确认，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地权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及附图，没有双方权属人代表现场指界确认签名，只有村公所代表签名，同时政府组织在核定书上签名的李凤材到现场调查时，其对坛通岭所指界与核定书界线不符。故七塘村下黄坡4组以《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主张全部争议地权属，依据不充分，南宁市政府不予支持。王竹村那眉××、××组提供的《山林划分界至》反映了1952年当事人双方农会领导人协议分山，载明现涉案争议地坛通岭属王竹村那眉坡管辖的事实。《山林划分界至》所记载的那眉坡与下黄坡之间的山地分界线，与现实经营管理状况有较多不同，因此，也不能以此认定全部争议地属王竹村那眉××、××组所有。综上，在争议双方均无证据证实全部争议地属本方所有，经营情况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兴宁区政府对争议土地权属按“三个有利于”原则进行划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因此，南宁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维持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政府在答辩期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申请复议及其相关人员身份情况； 2、被诉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延期审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目录、被诉复议决定及其送达回证，证明南宁市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符合规定，并依程序进行了审理。 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述称，兴宁区政府综合全案证据，依法认定双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的坛通岭东侧土地全部为己方所有，本着尊重历史，结合现状，依事实、依法规将争议土地进行合理划分并无不妥，处理正确。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正确。第三人认为被诉处理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以无效的《山界林权证》和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依据的《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提起诉讼，主张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两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两被告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2011年处理决定的作出及被撤销的过程、本案被诉处理决定作出过程、原告起诉符合法定期限等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亦符合法律规定，已当庭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所提供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兴宁区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已足以证明争议地已经过确权，争议地应归原告所有；南宁市政府及两第三人对被告兴宁区政府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两被告、两第三人对原告所提供《山界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山界林权证》只有依法颁发方为有效，但该证未经相邻人踏界指认，内容也存在重大瑕疵，所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认为《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仅是土地普查资料，按当时规定需双方当事人指认并踏界，而且需制作一份土地现状登记表，但本案界线核定书均没有以上内容，因此不能确认其效力。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山林划分界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材料所标注的成文时间与其上所用的简体字形成时间严重不相符，纸张也不是当时通用的纱纸，且是第三人在2011年处理决定复议期间提供的，属于伪造，应不予采信。 综合以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各方当事人对除《山林划分界至》之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山林划分界至》的内容虽与本案争议地有关联，但该资料从内容到落款签名明显出于同一人笔迹，其中用词多为简体字，纸材也与其上记载的产生时间不相吻合，第三人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与第三人王竹村那眉坡4组、5组争议的坛通岭，四至范围如被诉处理决定附图所示，面积约85.7亩。2008年11月，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向被告兴宁区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坛通岭争议部分确定权属归其所有，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在通知第三人王竹村那眉坡4组、5组答辩，调取相关证据并现场勘察后，2011年，被告兴宁区政府作出2011年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双方均无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的有效证据证明争议地归自己所有，故以《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划定的村界为依据，以《山界林权证》为参考凭证，决定：坛通岭的争议地全部归七塘村下黄坡4组所有。第三人王竹村那眉坡4组、5组因此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1年7月18日，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南复议字[2011]8号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兴宁区政府自行撤销2011年处理决定。2011年9月28日，被告兴宁区政府下文决定撤销2011年处理决定。第三人王竹村那眉坡第4、5组因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2011年9月29日，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通知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决定终止该案的行政复议。 因此后被告兴宁区政府一直未对争议地进行确权，2015年5月，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兴宁区政府怠于履行土地权属纠纷调处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限期作出处理决定。本院审理后，作出（2015）南市行一初字第183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兴宁区政府对本案双方争议的坛通岭土地权属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该判决一审生效。2016年12月13日，被告兴宁区政府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决定将争议地东北段面积63.2亩确定为王竹村那眉××、××组所有，争议地东南段面积22.5亩确定为七塘村下黄坡4组所有。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复议后维持了被诉处理决定。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坛通岭四周田地的权属没有争议。经现场勘察，争议地东北段的西北侧，七塘村下黄坡4组已种植速生桉。争议地东北段的北部有那眉坡6组李德馨、3组李瑜生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种植的一片果园，面积约8亩。南广高速铁路修建经过该岭东南段，征用争议岭土地9.037亩，纠纷双方于2009年、2010年分三次共同签订《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征收争议地的补偿安置费事宜作了约定。争议地其余部分为荒山荒地。 争议双方自土改至今均不属于一个基层组织管辖。土改时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于两山乡农会，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属建安农会；高级社时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两山高级社，王竹村那眉××、××组属燕石高级社；四固定时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于七塘黄李大队，王竹村那眉××、××组属于王竹建安大队；四固定后七塘村下黄坡4组属七塘大队（现七塘村委会），王竹村那眉××、××组属王竹大队（现王竹村委会）。 1952年12月23日，那眉坡李瑜生户（现那眉坡**人）分得坛通岭东北面约2亩松山地，并取得了第637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四固定时，那眉坡三个队对农田、山林等进行划分，坛通岭部分土地划归那眉坡第二队（即王竹村那眉××、××组），坛通岭以东、西北的农田划归那眉坡第一队（即现那眉坡第1、2、3村民小组）。四固定对农田、山林等进行划分后，那眉坡三个队对农田、山林管理范围不作调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塘村下黄坡4组及那眉坡其他队村民均有到坛通岭砍柴等生产经营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竹村那眉坡6组李德馨、3组李瑜生等人在坛通岭东北面岭脚种植沙梨、三华李等一片果园，面积约8亩。1981年12月30日，七塘村下黄坡4组取得NO.0004160号《山界林权证》，该证签发单位处盖有邕宁县人民政府公章，内页载明“坛犁大顶、坛通、太公坟”共405亩山地为七塘村下黄坡4组所有，各处山地的面积和四至空白，附图页上填写有“填发单位七塘大队管委会”字样并加盖“邕宁县五塘公社七塘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存根由七塘大队（村委会）保存（2010年9月14日移交五塘镇政府档案室）。 又查明，1990年，原邕宁县土地管理局组织进行地籍详查制作的王竹、七塘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整个坛通岭划在七塘村公所界内。该图有七塘村公所、王竹村公所人员签名并盖章，五塘镇政府亦盖有公章。 2006年冬，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将坛通岭一部分对外发包种桉树，另一部分（即争议部分）由该组村民承包，承包人在现争议地修筑道路、挖树坑时，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阻止并提出权属主张，遂成纠纷。原告因此于2008年11月向被告兴宁区政府提交申请书，要求将坛通岭争议部分确定权属归其所有。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诉处理决定作出程序是否合法；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是否确权；被诉处理决定对争议地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被诉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被诉处理决定作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2011年处理决定作出后，王竹村那眉××、××组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期间，兴宁区政府根据复议期间证据情况，决定撤销2011年处理决定，王竹村那眉××、××组因此申请撤回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审查后，认定其撤回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通知终止该案的行政复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主张2011年处理决定在王竹村那眉××、××组撤回复议申请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但该决定在撤回复议申请前已被兴宁区政府自行撤销，故原告这一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对行政机关违反该法的行为依规定程序提出处理建议，原告认为被诉处理决定系受干扰而作出，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认定。 自2008年11月立案受理原告提起的调处申请后，兴宁区政府对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核查，作出了2011年处理决定。在复议过程中，兴宁区政府自行撤销该处理决定，并在本院判决责令其履行调处职责后，再次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在调解不成后，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其程序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调处程序要求，应予确认。原告主张被诉处理决定系在相同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但2015年后，兴宁区政府先后向李凤材、李志远、李盛材、黄吉亮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被诉处理决定，2011年处理决定与被诉处理决定所认定事实亦不完全相同，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是否确权问题。调处中，原告七塘村下黄坡4组提供了《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第三人王竹村那眉××、××组提供了《山林划分界至》，均据此主张争议地属于已方所有。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土地权属的确定依据四固定时期确权情况确定，如四固定没有确权的，根据合作化、土改时期土地沿革情况予以确认。本案中，王竹村那眉××、××组提供的《山林划分界至》中存在诸多疑点，第三人也不能对其中疑点作出合理说明，兴宁区政府虽已在调处过程中对其来源予以甄别，但在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亦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以《山林划分界至》作为土改时期争议地已经确权的依据，证据不充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颁发的《山界林权证》，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凭证，但该证的颁发须经法定程序方具备法律效力。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所记载内容不齐备，本案全部证据也不能证明该证已经相邻双方踏界划界，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内容已经双方当事人认可，故被诉处理决定未将其作为确定权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认为被诉处理决定不采信该证即为撤销该证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系国土部门组织对村界进行的踏勘记录，但本案讼争双方当事人未参与指界勘查，仅为村公所人员参与，故该核定书不能作为双方土地权属的依据，被诉处理决定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其他历史时期已经确定权属。 被诉处理决定对争议地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被诉处理决定采信了《山林划分界至》作为历史上确定权属的凭证，但对该资料所描绘双方界线仅采用“起雄大田表第二岭脊为界、坛通田边为界”这一基点，依据双方对争议地的现实经营管理状况，以及土改时期争议地确权情况，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对争议地作出划分，换言之，《山林划分界至》采纳与否，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权属的确定起到的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被诉处理决定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全部归其所有这一事实认定基础上，根据全案证据对争议地进行划分，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且经审查该自由裁量权亦未存在明显不当，故本院予以支持。 被诉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南宁市政府在2017年2月7日收到七塘村下黄坡4组的复议申请书后，在2017年2月9日决定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通知当事人，同日通知兴宁区政府予以书面答复，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在复议过程中，南宁市政府因案情复杂而决定延长审理期限到2017年5月10日。延期审理通知已及时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南宁市政府于2017年5月9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整个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调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虽认定《山林划分界至》为确权凭证没有充分依据，但这一瑕疵不足以否定争议地坛通岭东北面的一部分在土改时期已分配给那眉坡，以及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均不同程度地对争议地某一部分进行了经营管理的事实，被诉处理决定结合全案证据以及现实经营管理状况作出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四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下黄坡第四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韦美云 审判员  宋桂芬 审判员  梁世平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佳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