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美源。委托代理人陈刚。委托代理人杨怡，上海中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秦雷。委托代理人马之人。委托代理人陈子龙，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崇明县国资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4）崇民二（商）初字第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明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刚、杨怡，被上诉人崇明县国资委的委托代理人马之人、陈子龙到庭参加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崇明经营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崇明经营公司”）系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所属国有企业。上海顺利山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利大酒店”）则系由崇明经营公司所投资设立。基于顺利大酒店经营亏损等原因，崇明经营公司欲出售其持有的全部酒店股权，并为此委托明华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进行挂牌交易。期间，案外人陈发成、陈冬媛有意受让顺利大酒店产权。2005年12月29日，崇明经营公司与陈发成、陈冬媛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一份，约定：崇明经营公司将所持有的顺利大酒店100%股权以人民币2，580万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价格转让给陈发成、陈冬媛。合同还约定：双方交易手续费由出让方代为支付，双方另行结算，在受让方所递交的竞买保证金中扣减，保证金余额委托联交所划至出让方账户。明华公司作为出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案外人上海明志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志公司”）作为受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分别在上述产权交易合同中加盖了各自公章。在联交所出具的制单日期为2006年1月10日的《产权转让交割单》中，对应出让方、受让方所支付的交易手续费金额均列明为53.7万元。对此，明华公司同意就交易手续费给予委托方一定的优惠。2006年3月29日，明华公司通过交付支票方式支付崇明县国资委59.65万元。崇明县国资委收取该款时，在进账单上注明“顺利大酒店产权收益”，同时在记账凭证“会计科目”一栏记载为“暂付款、顺利大酒店”。次日，崇明县国资委将该款作为“顺利大酒店收益明华汇入”一并记入财务账本。嗣后，明华公司认为对该59.65万元支付有误，遂多次与崇明县国资委沟通要求返还。2008年1月15日，明华公司向崇明县国资委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为在经纪顺利大酒店股权转让的交易项目中，明华公司应收交易费53.7万元，根据约定明华公司同意给予一定折扣优惠，故实际结算收取的交易费总价为47.75万元，原应收取的53.7万元交易费用已在受让方支付的保证金中扣除，对于该53.7万元与实际结算额47.75万元之间的差额5.95万元，则应由明华公司按照先前优惠约定汇还给崇明经营公司（实际由崇明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代收），但由于明华公司财务上的疏忽，将5.95万元优惠款项错汇款项金额为59.65万元，故现要求将错汇的差额53.7万元再行汇还明华公司。上述《情况说明》由崇明县国资委原工作人员施锡宝于2010年3月15日在其下方注明为“情况属实”并签署本人姓名，明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刚亦在该《情况说明》上署名。2014年4月14日，明华公司委托其代理人张平平律师再次致函崇明县国资委，称崇明县国资委要求优惠5%服务费，明华公司表示同意，但在2006年3月29日付款过程中，由于财务人员的疏忽，误将26，850元填写成59.65万元。明华公司发现错误及时追索，要求崇明县国资委接函后十日内退还。嗣后，明华公司因催款未果而诉讼至原审法院，诉请判令：崇明县国资委返还不当得利59.65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年4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审审理中，对于明华公司诉状及律师函中陈述的误付事实与2008年1月15日《情况说明》陈述的误付事实之间的矛盾，经原审法院询问，明华公司表示以《情况说明》陈述的将5.95万元错汇成59.65万元为准。同时，原审法院就《情况说明》中要求崇明县国资委返还差额53.7万元，而之后明华公司在所发律师函及本案诉讼中又要求返还59.65万元的差异情况询问明华公司，明华公司解释称59.65万元的金额组成为正常的交易收费金额53.7万元和给予优惠的费用金额5.95万元；明华公司与崇明县国资委之间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崇明县国资委要求优惠5.95万元违反法律规定，故在起诉时要求崇明县国资委一并予以返还。诉讼当事双方对下列事实存在意见不同，一、明华公司与明志公司是否为关联公司，明华公司是否收取了两笔交易费用；二、受让方与明志公司之间的产权交易委托关系是否真实；三、优惠款5.95万元以及明华公司主张的59.65万元的出处；四、受让方支付崇明县国资委转让款的情况。原审法院就上述争议事实所作调查取证及当事双方对此发表的质证意见情况如下：一、向联交所调取了2006年1月26日的支付凭证复印件一份，该支付凭证显示：联交所在扣除其应收的交易费后，于该日向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分别支付42.96万元。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此证据均无异议。二、向农业银行上海市崇明县支行调取了明志公司银行对账单及凭证明细一份，该证据显示：明志公司于2006年1月28日支付明华公司42.96万元。明华公司认为此款与交易费无关，崇明县国资委对此证据无异议。三、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崇明分局调取了明华公司、明志公司的部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两公司不存在人员、资产上的关联。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此均无异议。四、向明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所作调查笔录。张卫称，顺利大酒店转让的经纪业务是明华公司接手的，因为出让方和受让方各需一家产权经纪公司，所以明华公司的陈刚借了该公司的公章办理了相关手续，讲好明志公司不收交易费的，在收到联交所42.96万元后，明华公司的人就过来把钱取走了；该公司不认识产权受让方，也没有开过相应的收款发票，因此，涉案经纪业务及交易费与该公司无关。明华公司认为，张卫讲的不一定真实，即使属实，明华公司的做法也不违法，说明产权交易是要支付两笔费用。崇明县国资委对此证据无异议。五、向谢志德所作调查笔录。谢志德称，其与陈发成、陈冬媛同为顺利大酒店股东，也是产权交易中受让方的经办人；顺利大酒店因连续亏损，县政府要出让酒店产权，在联交所挂牌拍卖，两次均流拍；崇明县国资委是委托陈刚办理挂牌手续的，受让方不认识明志公司，也没有委托任何经纪事务，当时讲好受让方只需支付产权的交易总额2，580万元，没有任何其他费用需支，因此至今没有任何人或公司向受让方主张过交易费。明华公司认为，谢志德为避免支付交易费作出了有利于产权受让方的证言，其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崇明县国资委对此证据无异议。六、向施锡宝所作调查笔录。施锡宝称，其原系崇明县国资委综合管理科科长，于2009年11月退休；顺利大酒店产权转让时，其作为崇明县国资委工作人员参与了相关改制工作；产权交易中明华公司、明志公司的业务都是由陈刚和崇明县国资委联系的，事后，陈刚几次讲过要不到交易费，故推测这两家公司都是陈刚负责的；《情况说明》上“施锡宝”签名属实，但当时本人已经退休，只是对《情况说明》第一段事实的确认，第二段的内容没有看就签字了。在原审法院问及《情况说明》中47.75万元的出处时，施锡宝称陈刚同意对交易费给予一定优惠，故在资产转让之后，其和陈刚一起对账、核算，形成《崇明县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该表写清楚了47.75万元以及5.95万元的计算过程。明华公司对此认为，给予崇明县国资委一定优惠属实，具体优惠多少施锡宝也讲不清楚，但施锡宝认可《情况说明》上其本人的签名，故《情况说明》的内容都是事实。崇明县国资委对施锡宝的陈述无异议。明华公司就本案事实另补充陈述如下意见：一、产权交易的受让方和转让方都应支付53.7万元交易费，涉案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双方交易手续费由出让方代为支付，双方另行结算，在受让方所递交的竞买保证金中扣减。”因此，本案关键是崇明县国资委有无收到受让方支付的53.7万元；现在崇明县国资委的账上虽然是平的，但包含了明华公司支付的59.65万元，崇明县国资委应向明华公司返还59.65万元，然后按约定向受让方追偿53.7万元交易费，这样崇明县国资委的账也是平的。二、即使将明志公司支付的42.96万元算进去，明华公司总共收到85.92万元，现在要返还崇明县国资委59.65万元，是不合理的。三、明华公司和崇明县国资委之间没有法律和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崇明县国资委受款即为不当得利。根据上述证据以及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应发表的质证意见，再结合双方的陈述，原审法院补充查明事实如下：在针对顺利大酒店产权的交易过程中，明志公司作为产权受让一方的产权经纪公司，与受让方陈发成、陈冬媛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为满足出让方与受让方应各自委托一家经纪公司的产权交易规则，明华公司将明志公司列为涉案产权交易合同中受让一方的执业经纪人，并加盖了通过借用方式取得的明志公司的公章。产权交易成功后，联交所于2006年1月26日从受让方交纳的260万元保证金款项中，在扣除应分别向交易双方收取的各5%交易手续费后，向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名下开立的银行账户各转入42.96万元。明志公司收款后，于2006年1月28日将该款全部支付给了明华公司。顺利大酒店的产权收益全部进入崇明县国资委的国资收益账户。明华公司在与崇明县国资委协商后，同意就交易费给予一定优惠。具体事务由时任崇明县国资委综合管理科科长的施锡宝具体负责与明华公司的股东（又系明华公司代理人）陈刚进行协商，施锡宝在对各项交易费核算后，制作了一份《崇明县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就明华公司已收、应收、应退崇明县国资委的款项予以罗列明细共计10项，第1项“明华公司已收崇明县国资委款1，074，000元（双方交易手续费537，000＊2）”，第2-9项为崇明县国资委与“山海公司”（原顺利大酒店的投资人之一）内部按股权比例分担的交易费，第1项减去第2-9项，得出第10项“明华公司应退还崇明县国资委款额59.65万元”。除此之外，该结算表的下方另有下列手写内容：“2＋3＋4＋5＋6＋7＋8＋9=47.75，53.7-47.75=5.95（优惠部分退还）”。明华公司取得结算表后，由其财务人员开具金额为59.65万元的支票交付崇明县国资委。另再补充查明：崇明县审计局在对前崇明县国资委主任作离任审计时，曾就顺利大酒店整体转让收益2，580万元以及崇明县国资委国资收益账户相应资金收入等事项进行审计，确认尚有应收未收转让款72.36万元。2007年7月31日，顺利大酒店对此作出情况说明，确认应付未付崇明县国资委转让费72.36万元。诉讼中，崇明县国资委确认上述应付未付款已于2008年9月3日支付完毕。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构成不当得利，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明华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关键在于明华公司是否误付，是否受损，崇明县国资委是否因此获利。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论述为：一、本案是否存在明华公司主张的误付事实。明华公司对于误付的原因，一说系其财务人员将5.95万元误写为59.65万元；另一说法为将26，850元误写成59.65万元。然而专业的财务人员将上述票据金额写错的可能性极小，至于将26，850元误写成59.65万元更无可能。明华公司此两种说法，有违常识性认知，说明明华公司所付59.65万元事出有因，但明华公司未能实事求是说明付款的真实原因，有悖诚信原则。其次，追溯5.95万元、47.75万元以及59.65万元的出处，源于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资金进行结算形成的《崇明县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该表第1项“明华公司已收崇明县国资委款1，074，000元（双方交易手续费537，000＊2）”，说明崇明县国资委该时已知明华公司实施借用公章、收取两笔交易费之事实。因此，双方之所以进行结算，一则与明华公司同意给予部分优惠有关，二则与明华公司借用公章后将明志公司列为受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并由明华公司收取两笔交易费有关。经逐项核算后，最终得出优惠金额5.95万元，以及“明华公司应退还崇明县国资委款额59.65万元”的结论。该59.65万元正是明华公司单方应优惠的交易费5.95万元，加上受让方应付交易费53.7万元的总额，故此结算表也是明华公司曾经确认之金额5.95万元、47.75万元的唯一出处。以上事实表明，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于所谓的受让方交易费如何处置事先有约，因此，明华公司才将59.65万元返还崇明县国资委。虽然本案诉讼中，明华公司未能如实陈述与崇明县国资委之间的“事先约定”，但上述事实足以使人相信明华公司支付59.65万元系依双方约定而为，并非误付。二、崇明县国资委是否存在不当获利。崇明经营公司是崇明县政府所属国有企业，出售资产后资金进入崇明县国资委账户并无不妥，且明华公司作为产权交易的参与者，明知资金由崇明县国资委代收，其在《情况说明》上也明确了由崇明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代收。但在本次诉讼中，其却称与崇明县国资委没有合同和法律上的关系，进而主张崇明县国资委受款构成不当得利，有悖诚信，应不予采信。根据涉案产权交易合同反映，崇明县国资委代崇明经营公司收取的应收款总额为2，580万元，现崇明县国资委及产权受让方均认可该2，58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其中包含明华公司支付的59.65万元。上述资金收付的账目事后亦经审计确认，故崇明县国资委收取的59.65万元为产权收益之组成部分，非不当获利。三、明华公司是否因此受损。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会员不得在同一宗产权交易中，同时接受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委托，或者采取胁迫、欺诈、贿赂、恶意串通等手段进行产权交易”。明华公司借用明志公司公章，在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过程中实施“双方代理”或“冒名代理”的行为，违反了该项禁止性规定，其行为也有悖诚信交易的原则，实不可取。相关5.95万元系明华公司同意给予交易费的优惠部分，明华公司也知道顺利大酒店产权收益款均入崇明县国资委账户，因此，崇明县国资委收取5.95万元，有合同依据。另53.7万元本是明志公司向受让方收取的交易费，然明志公司未参与顺利大酒店的产权交易，且未与受让方存在真实的委托合同关系，明志公司对此也表示不应收取该交易费用。在此情况下，如令崇明县国资委返还53.7万元，不啻于支持明华公司在同一宗产权交易中实施“双方代理”或通过借用公章实施“冒名代理”的违法行为。该款本就不属明华公司所得，明华公司事后将之支付与崇明县国资委，亦无损失可言。换而言之，明华公司向崇明县国资委返还53.7万元，亦是对其“双方代理”亦或是“冒名代理”的不法行为的纠正。至于明华公司收到的明志公司转付交易费42.96万元与实际返还崇明县国资委53.7万元之间的差额是否构成明华公司的损失。诚如前文所述，明华公司、崇明县国资委对明志公司名下交易费53.7万元如何处分事先有约，明华公司将53.7万元与优惠部分5.95万元，合计59.65万元一并支付崇明县国资委系依约而为，崇明县国资委亦将该款并入总产权收益入账。故42.96万元与53.7万元之间虽有差额，但属明华公司的商业交易行为，即便明华公司实际收益减少，也非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之损失。综上，明华公司主张崇明县国资委存在不当得利59.65万元，进而要求其返还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明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765元，减半收取计4，882.50元，由明华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明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明华公司作为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项目出让一方的受托经纪公司，按约可向崇明经营公司收取的交易费用为53.7万元，经协商，明华公司同意给予一定的收费优惠，最终确定的优惠金额为5.95万元。事后，因公司财务人员在具体办理以支票退款的过程中，基于不明事由而由对方财务将5.95万元退款金额错填成为59.65万元。为此，明华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多次与崇明经营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同时也是实际的收款单位）崇明县国资委进行交涉，时任该委员会主任的石炳良对此也曾表态予以退还。2、涉案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项目不存在由明华公司实施“双方代理”或“冒名代理”的事实。依据产权交易合同反映，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分别为交易双方委托的经纪公司。产权交易成功后，联交所在从受让方交纳的260万元保证金款项中扣除应由交易双方各自缴纳的5%交易手续费后，向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名下开立的银行账户各转入应由两公司收取的42.96万元交易费用。该节事实表明，涉案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项目由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各自独立经纪完成。3、明志公司收款后，之所以于2006年1月28日将所收款项全部支付给了明华公司，因为双方之间长期存在合作的经纪关系，上述费用的给付是基于双方的合作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作为产权受让一方所应支付的交易费用，由出让方代为支付，在受让方所递交的竞买保证金中扣减，双方另行结算，保证金余额委托联交所划至出让方账户。因此，涉案产权交易合同不存在只需由作为出让一方崇明经营公司支付交易费用的事实，故明华公司不负有向崇明县国资委或崇明经营公司退还53.7万元款项的义务。因此，崇明县国资委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而明华公司由此存在利益受损的客观事实。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崇明县国资委返还明华公司不当得利款53.7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年4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崇明县国资委负担。崇明县国资委坚持原审的辩称意见称：崇明经营公司委托明华公司办理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手续是事实，但已按约支付交易手续费。因一家经纪公司不能同时代理产权交易的双方，所以明华公司让案外人明志公司作为产权受让一方的经纪公司，但约定交易双方只缴纳出让一方的交易费用。嗣后，明华公司按约定将产权受让应负担的交易费用53.7万元，加上其之后同意给予崇明经营公司的优惠金额5.95万元，合计为59.65万元，返还于崇明县国资委。崇明县国资委已将该款作为顺利大酒店总产权收益入账，包含在产权总交易价款2，580万元中。因此，本案不存在明华公司误汇款项的事实，崇明县国资委亦不存在获取不当利益的事实。请求：驳回明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中，明华公司申请时任崇明县国资委主任石炳良（2007年5月离开崇明县国资委主任岗位）到庭作证，石炳良称：当时崇明县国资委与明华公司只就产权出让一方应承担的交易费用进行过协商，明华公司同意给予5.95万元的费用减免；双方没有涉及对产权受让一方应承担交易费用的讨论问题；事后，明华公司曾就误付款项事宜与崇明县国资委进行过交涉，其在离岗前后的一段时间曾要求有关部门予以核实解决。同时，明华公司又申请时任崇明县国资委财务陈柳到庭作证，陈柳到庭作证称：涉案59.65万元支票付款金额由其本人填写，至于票据金额的填写原因以及具体过程，其已经记不清楚了。另在二审中，明华公司提交了一份由明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04年至2009年期间，明志公司与明华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相互提供产权交易的无偿对等服务，相关业务收入归业务来源一方；涉案产权经纪业务，其因不是当时该事务的实际经手人，故对具体细节问题可能记不清了，如需要可由该公司当时全权负责的经办人来解释说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关键在于：明华公司在以支票方式与崇明县国资委结算交易费用时，是否存在因错填支票金额的情形而导致崇明县国资委不当获利53.7万元的事实。围绕上述争议事实，明华公司在向崇明县国资委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时，对于金额填写错误过程的陈述，存在两种不同的事实表述：其一，在该公司此前于2008年1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对此陈述系因财务人员疏忽而将5.95万元的退款金额错填成为59.65万元；其二，在该公司2014年4月14日所发律师函和提起本案诉讼时，对此又均表示因财务人员疏忽将5%优惠的退款金额即26，850元错填成为59.65万元。对于该前后不一的陈述，明华公司不能给出使人信服的解释。再则，单就数字本身的书写而言，无论系明华公司先前陈述的26，850元退款金额，还是此后所主张的5.95万元退款金额，为何会被书写成为59.65万元款项金额，明华公司亦无法予以合理说明。二审中，对于相关争议事实，明华公司又通过申请时任崇明县国资委财务陈柳到庭作证，用于证明相关59.65万元支票付款金额系由陈柳所实际填写，并以此主张该59.65万元付款金额实际系崇明县国资委单方所为，不能视为明华公司的退款行为。但问题是，陈柳对于该票据金额填写的原因以及过程表示已经记不清楚了，因而其证词亦缺乏对应的证明效力。基于上述事实，本案明华公司所陈述的理由，缺乏合理性，无法予以采信。针对涉案的59.65万元退款金额，崇明县国资委款主张实际系由两部分款项组成，其中，5.95万元款项部分为明华公司同意给予的费用减免金额，其余53.7万元款项部分为双方之前协定退还的一方交易费用。本案中，明华公司对于5.95万元的费用减免事宜不持异议。至于双方存在争议的一方交易费用53.7万元的退还问题，原审法院曾为此向明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进行调查询问。张卫在接受法院询问时称，顺利大酒店转让的经纪业务是明华公司接手的，因为出让方和受让方各需一家产权经纪公司，所以明华公司的陈刚借了该公司的公章办理了相关手续，讲好明志公司不收交易费的，在收到联交所转付的42.96万元款项后，明华公司的人就过来把钱取走了；该公司不认识产权受让方，也没有开过相应的收款发票，因此，涉案经纪业务及交易费与该公司无关。根据原审法院向农业银行上海市崇明县支行调取的有关明志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及凭证明细显示：明志公司在收到联交所转付的42.96万元款项后（该款已扣除联交所应收的20%交易费用），即于2006年1月28日向明华公司对应支付了42.96万元款项，上述款项的流转事实与张卫的陈述可以互为印证。在本案二审中，虽然张卫在其通过明华公司提交的书面证词中又陈述，其因不是当时该节事务的实际经手人，故具体细节问题可能记不清了。但是对于其此前的陈述，张卫也未明确予以否定或者提供有相反的事实依据。因此，在结合明华公司收款后又转而向崇明县国资委给付59.65万元款项的事实，可以采信双方之前存在予以退还一方交易费用53.7万元的约定。尽管双方上述行为存在规避产权交易规则等问题，但就相互之间而言仍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综上，明华公司以错填支票金额为由，主张崇明县国资委存在不当得利53.7万元并要求返还和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65元，由上诉人上海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汤征宇审 判 员  庄龙平代理审判员  高增军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杜自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