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2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天良，男，1953年7月2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新乐，男，1978年12月31日生，汉族，河南省汝阳县城关镇弯道巷32号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国，河南帝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水冬梅，河南帝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师治平，男，1969年6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新民，男，1963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六菊，女，1964年7月10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赵新民之妻。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田，男，1972年3月1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城关镇西大街40号。系师治平内弟、赵新民之弟。上诉人李天良、李新乐因与被上诉人师治平、赵新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6民初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天良、李新乐上诉请求：1、撤销该案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违反公序良俗原则。1、上诉人李天良虽然与洛峪村委会签订了《租地协议》，向该村缴纳了616896元的土地租赁款，并向村会计张军政另行支付现金133104元，由于洛峪村委会故意隐瞒该块土地被政府纳入征收规划的事实，造成李天良无法承租，对该块土地没有行使过一天使用权。李天良与师治平签订的《转让协议》虽然写有“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等内容，但由于《租地协议》未实际履行，李天良未取得承租土地，所以《转让协议》也无法履行，师治平未受让其中的1.12亩土地。被上诉人一审中所称的“二原告各出资84000元计16.8万元，交给洛峪村委会计张军政了，没开收据”则证实：第一、李天良没有收到这16.8万元，师治平没有向李天良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李天良对被上诉人不负有返还义务；第二，如被上诉人所述属实，负有返还义务的是张军政；第三，张军政是否收到这16.8万元，只有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上诉人不知情，也没有张军政认可的证据材料。2、李天良与洛峪村委会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显示：甲方应在三日内将乙方已缴纳的全部土地租赁金和地面附着物赔偿金共计630000元退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这63万元包括李天良当年交给洛峪村委会的616896元土地租赁金，和12240元的地面附着物赔偿金。足以证实，63万元是李天良的应得款项，与被上诉人无关。3、师治平支付给张军政的16.8万元如属实，该款项系“黑钱”，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不受法律保护。李天良向张军政支付的现金133104元，该款项系“黑钱”，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受法律保护。政府部门强制李天良和洛峪村委会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李天良因主张该部分权利而拒绝签字，因此将上诉人刑事拘留，李天良的家人被迫在协议上签字，政府最终也没有对该部分进行赔偿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天良和师治平应通过刑事控告向张军政主张权利。一审在被上诉人所称的16.8万元“黑钱”是否实际支付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证据就认定“原、被告为承租该土地还有其他出资”，是主观臆断。一审明知被上诉人所称的16.8万元“黑钱”不在李天良支付的616896元土地租赁金之列，该款项因违反公序良俗不应受法律保护，却认定“原告主张的《租地协议》取得系原、被告合伙共同出资理由成立，确认63万元应归原、被告按份共有”，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定性及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证据《租地协议》、《转让协议》、《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缴款证明等均证实涉案土地承租人是李天良，与被上诉人无关，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一审以合伙纠纷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定性及法律适用错误。2、李天良是该起土地租赁纠纷的受害人，师治平做为亲戚、介绍人，明知土地有问题，事前极力撺掇此事，事后不管不问，并且多次阻止李天良向洛峪村委、张军政索要租金。此次诉讼，被上诉人应列洛峪村委为本案被告却不列。一审上诉人申请追加洛峪村委为本案被告，被上诉人却不同意。足以证实其和洛峪村委干部串通欺骗上诉人，其没有理由向上诉人索要赔偿款。三、上诉人李新乐、被上诉人赵新民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一审将二人列为本案当事人错误。《租地协议》系洛峪村委会与李天良签订，《转让协议》系李天良与师治平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系洛峪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李天良的女儿李新茹签订，63万元由李天良领取。根据合同相对性，证明该土地租赁纠纷与李新乐、赵新民均无关。一审判决支持案外人赵新民的诉求，判令案外人李新乐承担责任错误，应予纠正。师治平、赵新民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签订协议前上诉人告诉答辩人同洛峪村委协商的土地租赁费用为每亩15万元，租赁土地的面积为6.12亩，上诉人需支付5亩土地的租金75万元，答辩人需支付1.12亩土地的租金16.8万元。答辩人依照上诉人的要求将1.12亩土地的租金16.8万元直接交给洛峪村委，当时上诉人在场，上诉人也将自己应交的钱交给了洛峪村委，之后，洛峪村委与李天良签订了6.12亩土地的《租地协议》。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又签订了《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中约定上诉人李天良将租赁6.12亩土地中的1.12亩转让给师治平，并注明：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洛峪村委解除《租地协议》支付给李天良的63万元，是对6.12亩租赁土地的补偿，按照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在《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份额，应当将1.12亩土地的补偿分配给答辩人。答辩人没有向洛峪村委讨要收据是因为《租地协议》是上诉人与洛峪村委签订的，答辩人与洛峪村委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洛峪村委才是《租地协议》双方的当事人。答辩人向洛峪村委支付租地资金，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支付的，是替上诉人支付的。将6.12亩土地租赁费支付完毕后，洛峪村委才同李天良签订了《租地协议》。交纳租地费用的收据应当由上诉人向洛峪村委讨要。关于为什么《租地协议》中租赁费与实际支付的租赁费存在较大差别，是上诉人与洛峪村委之间的事情，答辩人对此也不清楚。上诉人称《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是错误的。答辩人到上诉人家讨要涉案款项时，李新乐表示：“我外欠一屁股债，要回的钱已花完了，现在没钱，有钱的话一定给你，我答应过你”。二、一审定性及法律适用正确。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共同出资，以及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合伙租赁土地，洛峪社区就解除《租地协议》支付给李天良63万元应归上诉人和答辩人按份共有。一审判决考虑到上诉人为讨要该笔款项付出较多，酌定分配给答辩人10万元，低于答辩人所占的份额。一审判决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三、关于答辩人不同意追加洛峪村委为被告的原因。上诉人与洛峪村委之间签订了《租地协议》，答辩人的租地款虽然直接支付给了洛峪村委，但答辩人是根据上诉人的指示要求做的，是替上诉人交付的。上诉人对答辩人的交付行为在《转让协议》中给予了认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答辩人与洛峪村委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所以答辩人只能起诉上诉人。四、关于洛峪村委收取“黑钱”的事，答辩人也多次找洛峪村相关人员讨要该部分钱，但由于答辩人与洛峪村委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洛峪村委人员不予理睬，讨要不到。答辩人从来没有阻止上诉人向洛峪村委干部讨要“黑钱”的事，如果能要出来，能挽回大家的共同损失。五、上诉人李新乐、答辩人赵新民完全是本案适格当事人，虽然本案的两份协议中，李新乐、赵新民不是直接的当事人，但他们都是实际的出资人和实际的当事人。这一点从答辩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完全可以证明。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师治平、赵新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连带给付原告征地补偿款共计11.5294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亲戚，涉案土地原系汝阳县城关镇洛峪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2010年3月15日，该村作为甲方，李天良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租地协议》一份，约定了所租土地面积（6.12亩）、四至、租期（60年，2010年3月15日至2070年3月15日）付款方式（一次付清，每亩1680元，共计616896元）等。当月17日，李天良作为甲方，师治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于2010年3月15日在洛峪高速引线以北租地6.12亩，其中靠东1.12亩转让给乙方。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后被告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办厂规划手续时，被告知该土地已被政府征收而不予批准。自此，被告开始向洛峪村委讨要所付款项，并求救于政府有关部门，2018年9月中旬洛峪社区通过镇财政所，给李天良解除涉案《租地协议》款63万元。诉讼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追加汝阳县城关镇洛峪社区参与诉讼。原告所出示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当时也想租赁涉案土地，并一同找洛峪村干部协商承租，涉案《租地协议》签订后，被告于次日和当月17日向洛峪村委支付了书面合同所约定租金，于当月17日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将其中的1.12亩转原告承租，并于《转让协议》上表明“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2011年涉案土地被政府征收，自此，被告多次找洛峪村委及有关组织要求退还租金，原告也曾找洛峪村有关干部要求给解决处理。洛峪村委决定解除《租地协议》并用征地补偿款兑付，后因时村会计张军政犯罪判刑而搁置。2018年9月洛峪社区与被告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通过银行账户向李天良支付了“征地款（附属物）兑付款63万元”。2019年春，二原告及其家属到被告家，一方面要求被告按比例分割给付所领回的63万元，另一方面说明租赁该6.12亩土地是其两家共同争取而得，取得《租地协议》不仅支付有书面合同上的租金，还花有“黑钱”，不花该“黑钱”就不可能拿到该合同，没要回的“黑钱”咋办。李天良表示其不清楚，事情是李新乐所办，原告当场通过手机电话与李新乐对话，李新乐表示“其外欠一屁股债，要回的钱已花完了，现在没钱，有钱的话一定给你，我答应过你”。一审法院认为，就涉案之租地协议，虽其书面上所载租金为61.6896万元，但原告所出示证据证明原、被告为承租该土地还有其他出资，且双方于被告交款当日签订1.12亩的《转让协议》，表明“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因此原告的出资，被告应系明知。虽然原、被告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原告就承租涉案土地也有出资，且于《租地协议》签订后的隔日就给原告分割1.12亩租赁土地，且表明“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因此原告主张的《租地协议》取得系原、被告合伙共同出资，理由成立，应确认洛峪社区就解除《租地协议》支付李天良的63万元，应归原、被告按份共有。对“该63万元”的分配，原、被告没有约定，该院依法并考虑原、被告分割分配承租土地的比例及实际出资情况，考虑“该63万元”的性质及被告为取得该款的讨要情况，酌定被告应分割支付原告10万元。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天良、李新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师治平、赵新民人民币10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264.7元，由原告师治平、赵新民承担264.7元，被告李天良、李新乐承担1000元。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李天良银行取款凭证5张，拟证明李天良按照师治平与洛峪村委会干部协商的结果，于2010年3月15日当日从银行取款137600元，将133000元现金交付给洛峪村委会会计张军政，此133000元该村没有出具收据，按照师治平的说法是给村干部的好处费。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上诉人提供的5张银行取款凭证不能证明其主张，不能证明上诉人将这些款项取出来之后做何用途。上诉人告诉被上诉人其与洛峪村委协商的每亩租赁费是15万元，因此要求被上诉人将1.12亩土地租赁费即16.8万元直接交付洛峪村委，当时李新乐在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李天良与汝阳县城关镇洛峪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租地协议》后，李天良又与师治平签订了《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载明：李天良于2010年3月15日在洛峪高速引线以北租地6.12亩，其中靠东1.12亩转让给师治平。款已付清，协议即日有效。该转让协议表明李天良对师治平就租赁土地有相应出资的认可，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租地协议》系本案双方当事人合伙取得。一审确认洛峪社区居民委员会就解除《租地协议》支付李天良的63万元，归本案双方当事人按份共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分割分配承租土地的比例及李天良对师治平有相应出资的认可，以及“该63万元”的性质及上诉人为取得该款的讨要情况，酌定上诉人应分割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天良、李新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天良、李新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晓明审判员  周艺军审判员  邱平平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