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5刑初24号公诉机关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田军，男，汉族，1963年12月1日出生，高中文化，住山东省荣成市，荣成市东泰轮船有限公司“东波”轮原船长。2011年12月11日因涉嫌走私废物罪被青岛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5月26日，经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7年6月22日由青岛海关缉私局执行逮捕。现押于东营市看守所。辩护人孟凡永，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元旦，山东海行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田吉福，男，汉族，1956年1月23日出生，高中文化，住山东省荣成市，荣成市东泰轮船有限公司“东波”轮原大副。2011年12月11日因涉嫌走私废物罪被青岛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5月26日，经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7年6月22日由青岛海关缉私局执行逮捕。现押于东营市看守所。辩护人齐娇、刘爱玲，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田文豹，男，汉族，1956年1月20日出生，小学文化，住山东省荣成市，荣成霞升金属有限公司、荣成霞利塑料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24日因涉嫌走私废物罪被青岛海关缉私局取保候审，2018年8月3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辩护人董良高，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坚，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二刑诉〔2018〕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军、田吉福、田文豹犯走私废物罪一案，于2018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同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9日召开庭前会议。本院于同年12月20日、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东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素祯、李慧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军、田吉福、田文豹及其辩护人孟凡永、王元旦、齐娇、刘爱玲、董良高、李坚，证人王某1、刘某1到庭参加诉讼。期间，东营市人民检察院以补充侦查为由两次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同意并在侦查完毕后恢复法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田文豹在担任荣某霞利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使用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2公司”）营运的“东某1”轮为运输工具，先后多次将自韩国平某装运的无合法证明的废塑料运输进境。被告人田军、田吉福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明知船舶在韩国港口加装的废塑料没有合法证明，未按规定如实向海关申报船舶装载货物的真实情况。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被告人田文豹、田军、田吉福走私废物共计2340.645吨。2．2011年11月，被告人田文豹在担任荣某霞升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升公司”）、霞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明知田某12荣（另案处理）没有进口废物资质，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使用霞升公司、霞利公司名义帮助田某12荣从香港进口废物741.9吨至荣某龙眼港，并由东某2公司“东某1”轮运输进境。田某12荣自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骗得载有总计重量445吨的两份《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被告人田军、田吉福作为“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船舶真实装载重量的情况下，仍然将没有取得合法证明的其余296.9吨废物运输进境。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电子数据、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田军、田吉福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船长、大副，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在领海和内海运输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数额较大且没有合法证明，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走私废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文豹作为霞升公司和霞利公司的主管人员，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运输进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知他人没有进口废物资质，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为其提供证明和其他方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走私废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军对指控的事实予以否认，辩称“东某1”轮运输货物听从公司的指挥，他不负责货物的入关单证和海关申报，不构成走私废物罪。辩护人孟凡永认为被告人田军无罪，针对从韩国走私废物罪的指控提出：1.青岛海关自韩国海关调取材料违背《中韩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不应作为有效证据采信。2.指控走私的废物已无实物，废物的性质、数量不能确定。3.“东某1”轮系在韩国海事部门的许可下进出港、在海关监管下装货，不能认为加装废塑料没有合法证明，且田军亦不负责报关，故无走私废物罪的主观故意。4.自韩国加装的废物与从日本运输的废物一同入关接受检查，海关二次检查出具了检查与申报一致的报告，说明从韩国加装的废物已向海关申报。针对从香港走私废物罪的指控提出：1.“东某1”轮在香港装船时没有逃避海关监管，被告人田军无走私的主观故意。2.中检公司出具的445吨检验报告与该次舱单、稳性计算书、配载图、航次指令等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东某1”轮并未少报数量。3.青岛海关称重的741.9吨不合法，所涉货物的开仓、卸货、装运、称量均系青岛海关缉私局的单方行为，不客观、不真实，证人于某1、张某1、林某1的证言系猜测或传来证据，证言不可信。辩护人王元旦另提出：被告人田军的文化水平不知哪些废物不能进口，且不知在韩国加装的废塑料无合法证明，故无走私废物罪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无藏匿、掩饰走私货物的行为，不构成走私废物罪。被告人田吉福对指控的事实予以否认，辩称在“东某1”轮上无检查装卸货物的职责，也未见过离港证、舱单等单证，不构成走私废物罪。田吉福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田吉福主观上不具有走私废物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未实施或协助实施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不构成走私废物罪。针对从韩国走私的指控，提出：1.田吉福作为大副，所加装货物有无合法证明不在其职责范围内。2.侦查机关从龙眼海关提取的“东某1”轮申报记录不完整，而龙眼海关的货物查验记录证实与“东某1”轮申报相符，故公诉机关指控“东某1”轮未向海关申报事实不清。3.田文豹虽有逃避海关监管的供述，但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该情形不应认定。4.韩国加装货物没有配载图，靠泊写成锚泊，田吉福均给出了合理解释，不能以此倒推田吉福有隐匿或逃避海关监管的企图。5.“东某1”轮到港后被告人田吉福不负责报关，即使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也不应由田吉福承担责任。6.从韩国海关调取证据采取的是民事证据的域外认证程序，且真实性存疑，不应作为有效证据。针对从香港走私的指控，提出：1.田吉福未见过舱单和检验单，不可能知道多出的296.9吨无合法证明。即便田吉福对数量知情，亦因与走私没有通谋不构成走私罪的共犯。2.青岛海关称重741.9吨不合法，所涉货物的开仓、卸货、装运、称量均系青岛海关缉私局的单方行为。3.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属于鉴定意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废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出具鉴别报告时距案发已近五年，废物不可能保持原样，鉴定毫无意义。被告人田文豹对指控从香港走私废物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从韩国走私废物的事实予以否认。辩称其名义上虽是霞升、霞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业务由西霞口集团公司决定，且报关由货代公司负责，其对如何办理报关不知情。其辩护人董良高、李坚提出霞升、霞利公司由西霞口集团实际控制，被告人田文豹无实际职权，未参与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不应对走私废物罪承担刑事责任。1.田文豹对于韩国补货如何装船、装船数量、如何报关均不知情，无逃避海关监管的故意;田文豹对于香港走私废物与田某12荣通谋的证据不充分。2.办案机关在韩国调取证据程序不合法，在案证据存有矛盾，缺乏客观证据支持。3.指控从香港走私废物，不能认定田文豹及霞升、霞利公司出借资质。4.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出具的鉴别报告形式不合法，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5.即使认定田文豹有罪，也应考虑其具有从犯、自首等法定情节。田文豹辩护人另向法庭提交：1.西霞口集团架构，包括霞升、霞利公司，国际货运及集团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实田文豹并非上述公司的股东，田某11系集团法定代表人及最大自然人股东，能够支配霞升、霞利公司。2.田文豹病历，拟证实田文豹在手术后两个月即接受了长达几个小时讯问。经审理查明：1．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田文豹在担任荣某霞利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决定以霞利公司为收货单位，使用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2公司”）营运的“东某1”轮为运输工具，先后17次将自韩国平某装运的无合法证明的废塑料运输进境，逃避海关监管未做申报。被告人田军、田吉福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明知船舶在韩国港口加装的废塑料没有合法证明，仍然运输进境，并且未按规定如实向海关申报船舶装载货物的真实情况。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被告人田文豹、田军、田吉福使用上述手段走私废物共计2298.645吨。2．2011年11月，被告人田文豹在担任荣某霞升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升公司”）、霞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明知田某12荣（另案处理）没有进口废物的资质下，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与田某12荣通谋，出借霞升公司、霞利公司废物进口资质帮助田某12荣从香港进口废物741.9吨至荣某龙眼港。田某12荣以香港恒昌贸易有限公司名义，通过少报数量，自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骗得载有总计重量445吨的两份《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由“东某1”轮自香港油麻地锚地将该批废物装载并运输进境。被告人田军、田吉福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为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船舶真实装载重量的情况下，仍然将未取得合法证明的其余296.9吨废物在领海和内海运输。2011年12月9日，“东某1”轮在行驶至荣某附近海域时被青岛海关缉私局当场截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第一组：证实从韩国走私废物数量的证据1.韩国SEOII合伙法律事务所出具的公证书及公证资料，中方文件、韩方文件、韩国外交部及我国驻韩国大使馆认证资料，证实青岛海关于2015年3月24日从韩国平泽海关调取了提供资料确认函、进口货物/通关信息、出港许可（申请）书、装货目录查询记录、出口申报凭证、航行记录等，以上资料已经过韩国外交部及我国驻韩国大使馆认证。上述证据证实“东某1”轮在韩国海关申报运输废塑料、废PP情况。2.从韩国海关调取并经公证的出口申请凭证、装货目录、入出港报告书，翻译件，证实自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东某1”轮17个航次从韩国运出废塑料（废PP）共计2298.645吨，分别是：2010年6月5日81吨，2010年6月26日39.5吨，2010年7月13日83吨，2010年8月11日120吨，2010年9月2日130吨，2010年10月18日265吨，2010年11月22日203吨，2010年12月28日173吨，2011年3月12日120吨，2011年3月23日130吨，2011年4月9日120吨，2011年5月12日105吨，2011年5月29日100吨，2011年6月12日85吨，2011年7月28日209.9吨，2011年8月29日177.245吨，2011年10月18日157吨。3.青岛海关缉私局从荣某海关调取的“东某1”轮进口货物报关单及随附单据，证实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东某1”轮17个航次以荣某霞利公司名义申报进口的废塑料共3666吨，以荣某霞升公司名义申报进口的废五金共3410吨、废电线共316吨，货物来源均为日本。“东某1”轮作为运输船只，向海关申报的各航次总申报单、货物申报单、船员名单、船员物品申报单、船用物品申报单、进口载货清单、国外出港证、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申请书等单据中均有船长田军签名，并盖有“东某1”轮印章。货物申报单和进口载货清单中装货港名称均为日本港口，货物名称和重量均为在日本港口装运的废塑料、废金属等数量，与报关单一致。4.“东某1”轮《航海日志》，证实“东某1”轮航海日志由田军、田吉福、田某7轮流填写，涉案17个航次日志中，对“东某1”轮在韩国内均记录为锚泊正常。5.稳性计算书、配载图，证实自“东某1”轮提取的稳性计算书、配载图由田军、田吉福签字，在涉案的17个航次中，对在韩国靠泊平某加装废塑料的事实在稳性计算书和配载图均未有体现。6.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青岛海关缉私局要求协助提供相关材料的复函，证实“东某1”轮从日本输出到山东龙眼港的废塑料分别是2009年767吨、2010年3368吨、2011年3197吨。7.从山东海事局调取的“东某1”轮进出港海事申报记录，证实“东某1”轮的船籍港烟台，船舶种类为杂货船，总吨1539，净吨925，载重吨2300，所有人为山东省荣某市东都轮船公司，经营人为山东省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另证实“东某1”轮2009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国内港口进出港的情况。第二组：证实从香港走私废物经过、数量的证据8.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笔记本复印件（4P140-154），该笔记本2017年8月14日从孙某处扣押，记录了“东某1”轮2011年11月13日到香港的码头、锚地、泊位等船舶停靠信息。9.“东某1”轮1135航次指令，该航次指令载明“东某1”轮于2011年11月21日接指令自香港至龙眼，装运废塑料，数量约400MT。指令有田军、田吉福等人签字，香港代理是珠江船务，联系人林先生。10.“东某1”轮第35航次稳性计算书及货物配载图，船只稳性计算书载明“东某1”轮2011年11月29日香港至龙眼时的货物为废金属，货物重量为400吨。配载图显示废金属400吨平装。11.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编号CI11040946HK、CI11040990HK】，该合格证书显示香港恒昌贸易有限公司报检的以回收钢铁为主的废五金电器重235吨、废塑料210吨，经初步检验未发现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物质，货物在中国检验有限公司人员的监督下装入东某1货船。12.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关于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复函及进口内地废物原料检验申请单、报检须知、业务流程简介、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技术规程、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收费标准、收据存根影印件，证实CI11040946HK、CI11040990HK两票货物的申请单据、现场检验记录已无法提供原件。另证实中国检验有限公司检验员在现场对重量数据不进行复核。13.进口内地废物原料检验申请单、笔记本复印件，该申请单显示香港恒昌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检验有限公司申请进口内地废物原料检验，废塑料报检重量是210吨，废五金报检重量是235吨。14.来往港澳小型船舶进出口货物舱单，显示2011年12月2日“东某1”轮进港并申报，装货内容包括荣某霞升金属有限公司以回收铜铁为主的废五金电器，毛重235000千克；荣某霞利塑料有限公司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毛重210000千克。15.“东波”轮向香港海事局申报的《海事处船只报告一般事项申请表》，显示“东某1”轮向香港海事处申报在香港本港装运货量为800吨，离港重量为800吨。16.林某1与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周某往来邮件，证实荣某市东港轮船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委托林某1所在的珠江代理有限公司为“东某1”轮代理进出香港的通关工作，并提供了“东某1”轮的船舶免于卫生控制措施证书及船员名单。17.中国检验有限公司的密封证明，该书证显示“东某1”轮1135航次装运货物为废塑料，重量空缺，内有田军签名。18.从荣某海关驻龙眼港办事处调取的进口舱单，该舱单显示“东某1”轮于2011年12月7日申报进港，进港日期12月8日，提单总数2，总重量445吨，其中提运单号DD111202的收货人为荣某霞利，物品名称为废塑料，重量为235吨；提运单号为DD111203的收货人为荣某霞升，物品名称为废金属，重量为210吨。19.情况说明、海图照片四张及原件，证实2011年12月9日，侦查人员从“东某1”轮驾驶舱提取的两份海图，由船长田军用铅笔在图上标注部分航行线路节点经纬度并签名。20.青岛海关缉私局提取笔录，处理物品、文件清单，证实2011年12月9日将“东某1”轮截停后，侦查人员从驾驶舱内提取了海图两张、航海日志七本以及其他船舶、船员证书等资料，并依法扣押。21.青岛海关缉私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货物照片、《情况说明》，证实青岛海关缉私局于2011年12月10日扣押“东某1”轮2011年第35航次自香港迄龙眼港段所承载货物，特征为废机电产品、弹头等。货物照片拍摄时间为2011年12月12日、12月13日、12月22日、12月27日。《情况说明》另证实，2011年12月10日至17日，缉私局对“东某1”轮所运输的货物进行开舱、称重、装卸、入库。12月27日，田军及已取保候审的田某7到货物存放的丹山仓库辨认了“东某1”轮所载货物。扣押清单中田军、田某7的签字时间为倒签，货物重量系侦查人员告知后由田军填写。22.青岛海关缉私局在扣禁止进口废物清理情况说明、称重单，证实2011年12月10日至17日对“东某1”轮走私进境的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监管卸船、称重，并运至丹山海关监管仓库存放，废物总重量741.9吨；其中，散装废物为大型废旧通讯设备（夹杂大型废旧空调器）重量合计285吨，袋装各类禁止进口固体废物796袋，重量合计456.9吨。称重时间为2011年12月12日至17日。23.海关监管仓库货物入库通知单，证实2011年12月13日，“东某1”轮暂扣货物入海关监管仓库，散、废程控交换机285吨，废物796包重456.9吨。货主无签字，仓库经理人为刘某1。24.证人孙某（系“东某1”轮普操员）证言，证实“东某1”轮在香港装货期间，中检公司的三个工作人员登船检查货物，“东某1”轮装的是废五金和白色吨袋。西霞口集团老板田某11的儿子也到过船上和船长见过面。大副田吉福会在货装完后读水尺，计算上船货物的重量，并且在离港前大副和理货的人对装货的数量进行签字确认，所以“东某1”轮的装载量田吉福应该掌握。当时他记录了“东某1”轮在香港的停靠地和备注事项。25.证人田某1（系“东某1”轮轮机长）证言，证实“东某1”轮在2011年11月25号左右接到指令，空船前往香港接货，装货是驳船把货物拉过来的，他只看到装的是吨袋，里面有废塑料。“东某1”轮装卸货物负责的人是船长或者大副。26.证人田某2(系“东某1”轮大管轮)证言，证实“东某1”轮根据东某2公司周某的指令进行货物运输，到香港装运的是废塑料和废五金机电，他不知道具体数量和最终货主。他看到装货的时候有穿制服，背“中检”字样背包的人上船检查货物。27.证人王某2（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言，证实他在“东某1”轮上跑过两个航次，到香港的航次是在香港油麻地5号锚地装的货，装满货物后就返程回龙眼港。货物具体数量不清楚。28.证人田某3、田某4、宗某、田某5、田某6、田某1（均系“东某1”轮船员）证言，证实“东某1”轮2011年11月29日在香港锚地装货，货物是废金属和大吨袋，具体数量不清楚。29.证人于某1（香港恒昌贸易有限公司董事）证言，证实以香港恒昌公司报检的废物实际是田某12荣的货，田某12荣是通过中检香港公司的于华知道他联系方式的。“东某1”轮在香港的船代公司珠江船务公司是通过他介绍的，货源是田某12荣自己联系的。装船的时候，他和田某12荣都在船上，田某12荣提出把数量少报点，并说要做中检公司的工作，他同意了。“东某1”轮实际装了近800吨废料，但是田某12荣要求恒昌公司按照445吨向中检公司申报，最后中检公司不知道什么原因都通过审批并出具了证明。装货过程中“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在指挥装货，是田某12荣介绍他和船长、大副认识的，装货时中检公司的人员也在现场。多出来的废料按规定不能在大陆进口，但田某12荣告诉他们，西霞口集团的码头都是自己家开的，集团势力也比较大，不论进口什么都对没问题。30.证人张某1（香港恒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证言，证实于某1成立恒昌贸易有限公司后，通过于华介绍认识了西霞口的田某12荣。2011年10月，于某1告诉他，田某12荣打算从香港向西霞口出口废料，由恒昌贸易有限公司做香港中检的代理。国内进口废料的检验比较严格，但是田某12荣许诺能将达不到环保标准的固体废料顺利通关出口至大陆。商谈好后，田某12荣就安排船来到香港准备接货，他们通过珠江船务联系了一个在油麻地码头专门负责散货船装卸的郭老大，郭老大帮着联系了码头外面海上的锚地,让田某12荣的船进入了锚地准备装船。废料先从油麻地码头装入过驳船，再将废料转入田某12荣找的散货船内。在装船的过程中，他陪同中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装入田某12荣散货船的固体废料进行检验，一共装了将近800吨的固体废料。但向中检申报210吨的废塑料、235吨的废五金，比实际数量少很多。他将情况告诉于某1后，于某1让他不用管，说中检公司的工作由田某12荣作。货物最终通过了中检公司的检测。31.证人林某1（系珠江物流有限公司员工）证言，证实2011年11月香港珠江船务码头公司经理薛某给他介绍了“东某1”轮的代理业务。后来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业务员周某和他取得联系，之后周某通过电子邮件将船舶证书、船员名单、到港、离港日期等信息告知他。《海事处船只报告一般事项申报表》载明“东某1”轮在离港时的载货数量是800吨，该数量是真实的装货数量，因为海事处要根据载货数量和吃水来安排出港的航线，如果不真实很容易搁浅或者发生危险，所以必须如实申报。货物的出口舱单是香港珠江船务的货运部的罗国基经理出具的，标明货物是235吨的废五金和210吨废塑料，但舱单数据与事实不符。当时给“东某1”轮做货运代理的人与他所在公司取得联系，使用他们公司名义出具的舱单，而这个代理在码头上是没有能力出具舱单的。32.证人薛某（原系香港珠江船务公司码头部经理）证言，证实201l年11月他在珠江代理有限公司任码头部经理。有山东某公司的客户和他联系说从香港装运一批废金属，让他公司给“东某1”轮做货运代理业务。他公司同意做船代，但香港海事处规定超过50米长的船只能在锚地装卸货物，“东某1”轮船体超过50米，而他公司不能做驳运业务，所以就推荐了几个做驳运业务的公司。经了解，山东客户选择了他推荐的在香港油麻地码头专门从事驳运业务的郭老大。船代的业务是他公司的林某1具体负责。郭老大没有出具舱单的资质，所以“东某1”轮的舱单实际还是由他公司货运部出具的。33.证人刘某2（原系香港珠江中转物流公司散货部经理）证言，证实他部门给“东某1”轮出具的舱单中，装货品名和数量是按照中检合格证书和船方确认的大副收据出具的，但货物实际装多少他们不清楚。34.证人于某2（原系香港中检公司董事长）证言，证实他认识于某1和田某12荣，二人没有找他安排过检验检疫的事项，业务都是找中检公司具体部门联系。香港中检检验标准和内地一致，但也会出现香港中检认为合格但内地检验检疫局认为不合格的情况。35.证人王某1（系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大港理货中心副总经理）证言，证实2011年12月青岛海关缉私局找到他公司对一批货物进行理货，自青岛港8号码头运至青岛城阳丹山海关监管仓库，理货要求是出具货物的重量。船名叫“东某1”轮，停在青岛港8号码头，装卸工人卸货时他去看过，都是些废旧的电冰箱、空调等废五金，还有废塑料颗粒等，有吨袋包装的，也有散装的。装卸工人先从船上卸下货物，然后装到运输车辆上，这个过程公司理货员在旁边监督，待车装满后，另一名理货员跟随头车到青岛城阳丹山海关监管仓库。车辆上地磅后，理货员进行计重，车辆开至仓库内交卸货，空车出来再过磅，算出车载货物的净重。每车理货的情况都按照该流程记录后，交由委托单位海关工作人员。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停车卸货的情况。另证实，在理货过程中他们公司工作人员全程在场，所用地磅经过质检并校准，但因时间间隔太久，无法出具地磅检验报告。其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所证实内容一致。36.证人李某1（系青岛海青顺装卸服务部工作人员）证言，证实2011年12月初海关查扣了一批固体废物，委托他所在的公司运输该批废物。船名叫“东某1”轮，货物是白色吨袋以及散货的固体废物，包括废塑料、废五金、废电子元件等。看货后他联系了高栏货车、半挂货车共计5辆，从2011年12月13日运到15日，他又联系了5台自卸车参与运输，一直到12月17日才运输完毕。当时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的理货员全程监督装卸，货物装上车后司机将车开往青岛丹山海关监管仓库，车辆到达后先过磅，卸货后空车再次过磅，理货员记录货物重量，地磅当场将磅单打出来，他记的有700多吨。37.证人刘某1证言（仓库保管员），证实从“东某1”轮卸下的货物过磅后，过磅单一式两份，仓库和海关各留一份。货物在2011年12月13日上午开始入库，保管过程中与其他货物分开存放，未相互掺杂、污染。38.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报告，证实所鉴定货物露天存放于青岛海关监管库丹山仓库，分5处存放，部分货物用吨袋盛装，部分货物散放于货场内。吨袋类货物共计796袋，随机抽取14袋进行检验，散放货物堆放于4处，随机抽取样品进行检验。根据环保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国家质检局联合公告2009年第36号公告（进口废物管理目录修订和补增），认为该批货物中的废电池、废弃计算机类设备、废空调器、废弃通讯设备及废弃电子电器原件为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废碎塑料为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39.工作记录两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进口物品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证实青岛海关缉私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对扣押的“东某1”轮运输物品进行性质和数量鉴定。鉴别对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散货，总重量为285吨；另一部分为吨袋装货物，共796包，456.9吨。货物主要为未拆除电路板的破损的程控交换机、各种带有元器件的电路板及破碎的电路板，各种破碎或者未被破碎的塑料制品，拆卸下来的生锈的电脑光驱和硬盘、路由器，破损的手机、交换机、刷卡机、电压交换及散热装置以及回收的铅酸蓄电池等。根据2009年8月环保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国家质检局发布的第36号公告中《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该批货物属于我国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第三组：证实“东某1”轮海运、船上人员职责情况的证据40.证人魏某（原系西霞口货代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证实西霞口报关行是集团的一个职能部门，虽然报关的资质挂在货代公司名下，但是报关行和货代相互独立，一直到2010年彻底合并。霞升、霞利公司进口的废五金和废塑料都是通过西霞口货代公司和报关行报关进口的，报关用的单据都是田文豹提供，报检业务由货代公司办理，货物报关后由田文豹负责将货物运走。报关过程田文豹都是亲自参与，田文豹对货物走到哪个环节非常清楚。2011年11月底或12月初，田文豹告诉他田某12荣有批废塑料和废五金用“东某1”轮从香港载运过来，田某12荣需要用霞升、霞利公司的名义报关进口，过了几天“东某1”轮还没有到港的时候，货物报关的相关材料已通过传真发送到报关行。但之后“东某1”轮被海关查扣了，货物没有报关。41.证人周某(原系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船舶业务员）证言，证实东某2公司是“东某1”轮的经营人。“东某1”轮出境运输业务是他通过货代联系货物运到韩国、日本，给集团挣点运费；返程的时候，由田文豹联系，把霞升、霞利公司在国外买的废塑料、废五金都拉回来。向国内运输货物有两种情况：一种直接由日本拉到龙眼港，另一种从日本装货后经韩国平某挂港装货，再运回龙眼港。都是田文豹告知他需要装货的港口，他再给“东某1”轮下航次指令。田文豹会有时会直接和船长田军联系具体装货情况，舱单也是田文豹直接给船代公司。从韩国平泽挂港装货的航次，他没有见过平某的离港证。被查扣从香港装运的货物是田文豹告知他需要到香港装货，他才安排“东某1”轮去的，香港船代的联系方式是田文豹告诉他，他又告知船长田军，由田军和香港船代联系装货事宜，具体货物数量田文豹没有告诉过他，田某12荣曾经打电话询问他“东某1”轮到香港的时间。“东某1”轮报关报检的事他不清楚，是田文豹联系西霞口集团的报关行和货代做，他只是把国外代理给的离港证转给西霞口集团的龙眼船代办理入港手续，其他再需要什么资料，霞升、霞利公司直接就和船代交接了。42.证人田某7（“东某1”轮二副）证言，证实他在船上主要负责船舶的驾驶，管理航海仪器，按照船长的指令执行航行计划，负责后甲板的两个绞车。船长是船的总负责人，装货和卸货的具体负责人是大副，船长和大副负责联系港口代理和装卸货。“东某1”轮是一条外贸散货船，没有固定的航线和航次，都是公司揽好货之后，周某将船舶航行指令交给船长田军，抵达港口后会有当地代理登船和船长联系货物装卸的具体事宜。到香港装运的是废塑料和废五金机电，具体的装货地点叫油麻地锚地，通过驳船装的货，具体多少吨他不清楚。“东某1”轮在香港油麻地锚地抛锚以后，他看到田某12荣带着几个人登上“东某1”轮和船长见了面。第二天装货时船舱门坏了，他看到货舱里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废五金，装货时又摞了一层吨袋装的废塑料。43.证人张某2（原系“东某1”轮普操员）证言，证实08、09年他在“东某1”轮干普操员，负责船舶进出港申报文件的填写、进出港时和交管中心的联系、和目的港的船代公司的联系等。“东某1”轮每个航次都是船长接受东都轮船公司调度员周某的指令，去哪个港口装卸什么货物等。从日本回国内时，有时“东某1”轮到韩国平某靠泊补货，船长田军会通知他在制作航次表时补货不用写到航次表里，直接填写日本博多港到龙眼港。“东某1”轮靠龙眼港后，他向船代提供的货物申报单中，货物品名都是船长田军告诉他，无论是否补货，船长告诉的数量都是日本离港证上的数量，韩国补货的部分不作申报，所以韩国补货回来申报都是用的日本离港证。在“东某1”轮上只有大副一个人会通过吃水表的方法计算货物重量。用一个离港证申报，申报数量少于船上实际装货的数量。“东某1”轮到龙眼港后，先是卫生检疫上船检验，合格后船代、边防和相关部门上船检查，他向龙眼船代人员交接填报的货物申报单、船员物品申报单、船用物品申报单、船员名单、航次表、离港证等单据和船舶证书，船代下船办好手续后船长告诉大副可以卸货了。补货的废塑料都是给霞升公司进口的，到龙眼港后都是霞升公司派车派人到港口卸货拉货。44.证人蔡某（原系“东某1”轮厨师）证言，证实“东某1”轮一般从中国的大连、天津等口岸装运矿石、钢材等多种货物运到日本或者韩国，然后再装运一些破烂运到海门等口岸。45.证人朱某、何某、陈某（三人分别系浙江永航海运有限公司同茂11号轮大副、三副、船长）证言，证实国际运输船只上船长和大副的一般职责，及如何确定货物数量，如何签发大副收据，如何根据水尺计算货物重量等一般常识性事项。46.证人赵某（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实他于2011年在“东某1”轮干过一个月三管轮，跑了一个航次，是从荣某到日本韩国，然后从日本韩国回国，船舶在日本装运的是废键盘、废鼠标等垃圾，装在船舶的货仓中,在韩国装的是废塑料薄膜、塑料颗粒等垃圾，装在船舶的甲板上。在韩国、日本都是靠港在港口装货，没有在锚地装货。47.证人卜某（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实2010年12月他在“东某1”轮干过两个月三管轮，跑了两个航次，其中一个航次是空船去韩国拉了一些PVC废塑料，又去日本拉了一些废电机废电缆等废五金产品,从日本港口出发后先到海门一个港口把废五金卸货，然后从海门到龙眼港卸了废塑料。48.证人商某（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言，证实2011年1-8月在“东某1”轮干三管轮，“东某1”轮去日本拉废旧金属、废旧塑料、废旧电缆、废旧电器等废物，去韩国主要是从平某拉废旧塑料、废旧汽车壳、粉碎的塑料颗粒等废物。港口装货方上船的时候都是联系船长、大副，大副具体告诉他们将货物配载到船的某个位置,然后安排值班水手看着，以保证装载时的安全。当时在船上的时候与陆地上的海事、交管、码头等部门进行联系的是船上的报务员。在平某装货完毕后直接返回龙眼港。49.证人李某2（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言，证实2009年在“东某1”轮干了五个月三管轮，在“东某1”轮期间主要是跑日本、韩国，拉废塑料回龙眼港，偶尔拉运废五金。“东某1”轮上的AIS系统应该是大副或三副负责管理，“东某1”轮到日本拉运废五金、废塑料回龙眼港时，有到韩国补装货物的情况，“东某1”轮到龙眼港报关报检都是田军联系代理人员办理，具体怎么操作的他不清楚。50.证人于某3（原系“东某1”轮三副）证言，证实2009年11月在“东某1”轮干了半年左右三副，主要是跑日本、韩国到龙眼港的航线，从日本拉的东西主要是塑料垃圾，还有一些废铜、废铁，从韩国拉的东西是塑料垃圾，目的地都是龙眼港，没有中途卸货的情况。“东某1”轮上有一套AIS系统，只有田军有权力开关AIS系统。51.证人刘某3（原系“东某1”轮三管轮）证言，证实2010年5月至12月在“东某1”轮干三管轮，一般是在国内的港口装运焦炭等货物到日本卸货，在日本卸货之后再装运货物，然后在回程过程中到韩国的平某停靠装货，再航行到龙眼港。从韩国补的货物都是放在“东某1”轮的甲板上，废塑料居多。船只靠港时与陆地上海事、交管、码头等联系都是船长田军负责。52.证人田某8（原系东某2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实东都、东某2公司都属于西霞口集团的下属公司，由相同的人在运行，办公地址也是一个。业务开展的时候他不需要向公司领导请示，业务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但东都、东某2公司的财务都由集团财务统一负责。53.证人宗某（原系“东某1”轮机工）证言，证实“东某1”轮的航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空船出龙眼港，然后到北方港口装矿砂、钢材、粮食等到日本或者韩国卸货，然后在日韩港口装上废五金、废塑料到海门卸货，之后再根据周某的指令到指定港口再装货。另一种是在日本将国内港口装载的货物卸下后，在日本港口装上废五金或废塑料，再到韩国的港口补装废塑料，之后返回龙眼港。拉回龙眼港的废五金、废塑料都是霞升公司的货，霞升公司的负责人田文豹在船靠岸后会安排车辆和人员去装卸。在韩国平某装的都是吨袋废塑料，方式都是靠泊，没有锚泊。54.证人田某9（2008年之前任东都轮船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实“东某1”轮属于某4都公司，租借给东某2公司，东某2公司负责“东某1”轮的日常运营，船员也是东某2公司在管理。东某2公司的周某负责调度船只，联系货源，并直接和船长联系。55.证人石某（原系西霞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员）证言，证实2001年西霞口集团设立报关行，大约2004-2007年与货代公司合并，2011年左右谷某2将货代、车队、报关行承包。报关行给霞升、霞利公司做过报关业务，“东某1”轮到港后，一名姓张的司机会把单据送到报关行，然后报关出税单，平时废物证和委托放在报关行。“东某1”轮为霞升、霞利公司运输的货物就是废五金、废塑料。56.证人田某4（原系“东某1”轮机工）证言，证实“东某1”轮从日本、韩国进口废塑料、废五金回龙眼港，货物都是装满货仓，船只的吃水数据是大副负责。57.证人谷某1（曾用名谷某2，系西霞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人）证言，证实他2011年9月承包了西霞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行是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公司和霞升、霞利公司有业务往来，他看到公司账目上有霞升、霞利打来的报关费，具体业务由石某办理。58.证人田某5、田某3（原系“东某1”轮船员）证言，证实“东某1”轮上都听船长田军的，装卸货物由田吉福指挥。“东某1”轮从日本、韩国装满货回国时没有在中途卸货的情况。59.证人刘某4（系日本兴和株式会社社长）证言，证实他公司在日本主要收购废五金类货物，销售给台州、宁波等地的公司。战斌是信和通商有限公司负责人，为田文豹提供废塑料。战斌公司的废塑料堆在博多港的箱崎码头，有压缩成块的，但大部分是吨袋包装的散货，田文豹用他们自己公司的船运输。他见过“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船长外号叫369。给田文豹供货的还有阮剑，公司叫RJ株式会社，公司在若松港附近。第四组：综合证据60.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发立案经过、到案经过,询问通知书、拘传证，证实本案线索由海关总署缉私局发现并移交青岛海关缉私局，青岛海关缉私局于2011年12月9日在我国领海基线内对正驶往荣某龙眼港的“东某1”轮进行停船检查，经查该轮运载有国家禁止进口的废旧机电，涉嫌走私废物罪，遂立案侦查。后被告人田军、田吉福弃保潜逃，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6日对二人作出逮捕决定后，青岛海关缉私局于2017年6月22日在荣成市西霞口村家中将田军、田吉福抓获到案。2017年11月23日，拘传田文豹，次日将田文豹取保候审。61.荣某霞升金属有限公司、荣某霞利塑料有限公司、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资料，证实霞升金属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废旧机电产品的拆解和翻新，2004年4月至2012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田文豹;霞利塑料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废塑料粉碎料及废塑料挤出造粒的加工与销售，2007年10月至2012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田文豹;两公司股东均为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比利实业有限公司。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系田某8，后于2012年3月10日变更为田某13，股东为田某13、田某1田某15（各持股33.33%），经营范围为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6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田军、田吉福、田文豹的年龄及身份情况。63.船舶国籍证书，证实“东某1”轮系山东省荣某市东都轮船公司所有，荣某市东某2轮船有限公司为船舶经营人，船舶建成日期、所有权取得日期均为2002年7月26日，船籍港烟台。64.青岛海关缉私局《关于“东某1”轮走私境外证据有关情况的说明》、大韩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关于赴韩调取资料请求的回复函》，青岛海关缉私局侦查人员名单及签证、出境申报材料（散材料），证实赴韩国取证的过程。海关总署缉私局向韩国关税厅提出，派员到韩国关税厅调取“东某1”轮2009年底到2011年底在韩装卸货的全部资料。2015年3月19日，韩国驻华使馆复函同意。赴韩代表团共由4人组成，其中一人同时担任翻译。同年3月24日，王某3等四人到韩国平泽海关，接收了2009年12月4日至2011年11月11日“东某1”轮在韩国的出入港报告书、装货目录查询信息，以及2009年12月4日至2011年10月5日在韩国的出口申报凭证。代表团委托当地公证机构韩国SEOII法律事务所对整个材料的接收过程进行了公证，该所委派马某律师履行职务。上述材料到韩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韩使馆办理了认证。因代表团成员一人担任翻译，故确认函中称王某3等4人，马某称王某3等3人。65.“东某1”轮扣押、开舱、卸货、过磅、辨认执法记录视频，证实青岛海关缉私局对“东某1”轮扣押、开舱、卸货、过磅的过程，被告人田军及证人田某7对涉案货物进行辨认的过程。66．物证照片，证实侦查机关扣押的“东某1”轮自香港承运的涉案货物现存放于青岛海关丹山仓库。67.于某1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于某1于2015年1月13日通过辨认“东某1”轮船舱检查废料录像，确认在香港装运废料的就是该船。于某1通过辨认照片，能够确认田军是在“东某1”轮上指挥监督装货的船长，田吉福是在“东某1”轮上指挥监督装货的大副。68.张某1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通过观看“东某1”轮船舱检查废料录像，能够确认船舱内的废料就是“东某1”轮在香港装运的废料，并且废料的品种、摆放、形状等特征，与在香港装完货后封舱之前一致。张某1能够辨认出田军、田吉福当时在“东某1”轮上指挥监督装货。69.薛某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薛某能够辨认出田某12荣就是与其商谈的“东某1”轮船主。70.刘某4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刘某4能够辨认出田文豹，能够辨认出田军就是其见过的“东某1”轮船长，外号369。71.证人田某10证言，证实他原来担任总经理的大龙海运无独立的人事管理、经营决策权，西霞口集团的下属公司据他了解和大龙海运一样，田某11能够实际控制下属公司。72.证人田某11证言，证实霞升、霞利公司由西霞口集团与香港一家公司共同设立，相当于一个外包公司。集团公司不参与霞升、霞利的运营管理和具体业务，每年只负责收取两公司的上缴利润。73.龙眼港谷歌地图打印件，证实龙眼港货场与海关查验监管区在同一位置。第五组：被告人供述与辩解74.被告人田军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其供称自2009年1月开始担任“东某1”轮船长，“东某1”轮上大副田吉福、二副田某7、轮机长田某1、普操员孙某等共13人。“东某1”轮是条杂货船，主要从事国际运输。他负责船的驾驶，大副主要负责货物的装卸、配载，二副主要负责航行、航海资料、海图等，普操员主要负责翻译、发报。“东某1”轮主要跑中日韩航线，往国外运输的主要是设备、钢材、矿产品，国内运输有往海门港的废五金、往龙眼港的废塑料和废五金，都是由日本起送。“东某1”轮每次出航装运货物都是由周某将船舶航行的目的港、运载的货物先通过电话告诉他，再将纸质的指令快递给轮船目的港的代理公司。“东某1”轮靠泊港口代理公司上船后，他会将准备好的船员名单、船用物品申报单、航次表等单据交给代理公司，代理公司将准备好的单据交给他签字、盖章后，到海关、边防、检疫部门以及海事部门办理船舶的进口申报手续。船舶离港前，代理还要上船办理相关手续，包括船舶装运货物的申报单等等。手续办好后，经过边防检查后船才能离港。运输、装卸货物有装货港代理提供的发货单、舱单，发货单和舱单相当于发货人给的货物清单，他都交给大副田吉福保存。“东某1”轮平时主要的业务就是根据周某的指派，到日本运输废塑料和废五金，废五金主要是给荣某霞升金属公司，废塑料主要是给荣某霞利塑料公司。霞升、霞利公司应该是和周某具体联系，抵达龙眼港后谁负责报关他不清楚。对隐瞒韩国平某装载废塑料进境的情况及航海日志没有记录到平泽装货的情况被告人田军称不知情。被告人田军供认，“东某1”轮2011年11月到香港装运废塑料和废五金共计400余吨，是公司业务员周某下达的航次指令。他们到达香港锚地后没有靠岸，根据周某提供的信息与香港的代理取得了联系，一天后由拖轮带着驳船开始向东某1号装货。装货由大副负责。在装货过程中，大约有3名商检人员上“东某1”轮检验。香港航次运输货物的舱单是在装货时由香港代理送到“东某1”轮上，上面有货物的具体信息，根据舱单显示货物是霞升、霞利公司的，其看到货物是国外电子垃圾，是否被国家允许进境他不清楚，作为船长只是按照公司的指令装运货物。2017年被抓获到案后，田军对所有犯罪事实予以否认，辩称自己履行了如实向海关申报所载货物、向海事局申报船舶航行轨迹、向边防部门报告船员情况的义务，没有违法行为。75.被告人田吉福供述，证实他从2009年1月到“东某1”轮做大副，负责参加船舶航行驾驶值班、配载货物和船舶停靠和驶离码头时的船首指挥。“东某1”轮完整的航次流程是，先在中国的港口装上货物运往韩国或者日本，装货、办理出港证和向海关、海事申报出口的事都是田军联系代理公司完成，在此过程中他负责配载、制作稳性计算书等，装货完成后，他在舱单上签名确认。船舶开往外国港口的过程中，他负责轮班在驾驶室值班。船舶到达外国港口后，田军联系当地代理公司卸货、办理入港证和向海关、海事申报进口、进港等。到外国港口后重新装载货物拉回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他负责配载、制作稳性计算书和确认舱单，田军联系代理公司办理出港证和申报出口等单据。货物拉回中国后，田军联系代理公司办理卸货、入港手续和申报进口。“东某1”轮是根据东某2公司调度周某的指令进行货物运输，一般是跑中日韩航线，在日本装货不满的情况下会去韩国平某补货，补的都是废塑料，装到甲板上，一般补六七十吨，他印象中这种补货的情况没有仓单，也不需要制作配载图，但航海日志将在韩国靠泊装货记录成锚泊。从日本、韩国回来实际装卸的货物与向海关提供的单据不一致，具体原因他说不清楚，他不知道从韩国补的货到龙眼港后有没有向海关申报。最后一个航次去香港装货，船长田军最初告知其数量是700多吨，后来又要求其按照400吨废铁做配载图，实际装的是400多吨废铁，还有一部分废塑料，一共六七百吨。装货时香港方面他记得上来了6、7个人，其中有3、4个人是工人指挥装运，还有2、3个人是到船上找船长谈什么事情。香港这次装货他见过中检公司的人上船检验，但没有见过检验证书。废五金机电是否允许进口他不清楚，他只是根据公司的指派去运货，2009年他们拉过一船的废旧物品，和从香港拉回来被扣的货物类似，废机电、废电路等混在一起，拉到龙眼港不让卸货，让退回去了。76.被告人田文豹供述，证实霞升、霞利公司都是西霞口集团的子公司，两家公司在一起办公、同一帮人经营，他于2006年担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两家公司主要业务是从境外进口废五金、废塑料，经分拣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每次进口前，他跟国外供货商确定货物品种、数量、价格后，就告诉东某2轮船调度周某从日本进口货物的数量和品名，由周某安排“东某1”轮负责承运。货物到港后，他委托西霞口报关行负责办理通关手续。霞升、霞利公司在进口废塑料时有时从日本装货后会到韩国平某加装废塑料，对加装部分没有如实向海关申报，这件事是他决定的；“东某1”轮进港船只申报是周某安排船代公司办理的，他告诉过周某使用办理CCIC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所在港口的离港证（一般是日本的离港证），周某肯定会通知“东某1”轮船上有关人员，他记得离港证上有数量的，并且申报舱单也只是加装前谈好的数量，不包含加装的数量，所以周某作为船只的调度，以及“东某1”轮上船长、大副等有关船员肯定知情。因为公司进口的所有货物都是废塑料、废五金，每一票商检、海关都需要查验，查验分为两次。首先是船到港后，不卸货，商检、海关工作人员到船上进行第一次查验，看看货物是否合格，查验后，才可以卸船，卸船是他公司安排车辆将货物运输、卸载到公司的货场里面，之后商检、海关会到货场进行第二次查验。过磅时过磅员在草稿本上记录每车的过磅数量，过完磅以后，过磅员会带着过磅草稿到公司，告诉他总数是多少，他让过磅员将全部数量的抄一份，交给财务，再告诉过磅员一个与申报相符的数量，让过磅员抄在报商检的单子上，盖上他公司的章后送给负责报检的王习伟，由他向商检、海关申报，抄好的全部数量的单子交给公司财务；货物在卸到他公司货场的时候，加装的数量会卸载到货场原来有货的地方，与申报相符的数量卸在货场单独的地方等待第二次查验。所以，虽然加装货物，但查验时没有被商检、海关查出问题。因为过磅员是龙眼港的，都属于西霞口集团，所以他能安排过磅员如何干。“东某1”轮被查扣的、在香港装运的废五金和废塑料是他外甥田某12荣的货，他明知田某12荣没有资质进口废物，仍然同意以霞升、霞利公司的名义帮助田某12荣报关进口，并让周某安排“东某1”轮去香港装货。田某12荣香港的货有多少他没问，如果拉废五金船只满载的话，“东某1”轮能拉大约七、八百吨。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对各被告人辩解及辩护人各项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从韩国将废物运输进境“田军不负责报关”、“田吉福无相应职责”、“田文豹无逃避海关监管故意”等不构成走私废物罪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审理认为，1.我国当时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进口废物必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原交通部1996年《关于加强承运进口废物管理的规定》第三条明确“承运我国允许进口的废物的承运人必须在托运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满足下列四个条件后方可接受订舱。（一）提供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签发的进口废物批准证书;(二）提供我国商检机构或我国国家商检局指定或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进口废物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之后承继该规章的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颁布的2011年《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亦明确“进口固体废物的承运人在受理承运业务时，应当要求货运委托人提供下列证明材料：（一）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四）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证书。”而本案中，根据从韩国调取的书证及各被告人供述，“东某1”轮承运的从韩国进口的废物均未取得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2.被告人田文豹长期从事固体废物进口业务，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决定将自韩国没有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的固体废物运输进境。被告人田军作为“东某1”轮船长、田吉福作为“东某1”轮大副，长期从事国际废物运输，并负责船上货物的装卸及货物的相应单证，明知在韩国加装的废物无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为单位利益仍然予以运输。故三人均有走私废物的主观故意。3.从客观行为来看，“东某1”轮船员张某2证言证实田军要求他不能将韩国补货写到航次表里，而负责记录航海日志的被告人田军、田吉福及二副田某7将“靠泊”平某装货记载为“锚泊”，且“东某1”轮涉案17个航次的稳性计算书和配载图对在平某加装废塑料的事实均未有体现，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田军、田吉福对在韩国加装废塑料的事实刻意予以隐瞒;根据从荣某海关调取的“东某1”轮入港时向海关申报的货物清单、离港证、载货证明等书证，“东某1”轮申报时使用的是日本离港证。该申报材料系田军签字确认后交由田文豹向当地海关申报，而田文豹亦未如实向海关申报在韩国加装废物的事实，该情节与张某2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三被告人均有逃避海关监管的客观行为。4.根据田文豹供述，从韩国加装的货物之所以能够逃避海关监管，是在海关对货物第一次初步查验后，货物会卸到其公司货场，而加装的数量会卸载到货场原来有货的地方，只有与申报相符的货物才会进行第二次查验。“东某1”轮海关申报情况亦能证实只申报从日本进口的废物，在韩国平某加装的废物未向海关申报，该申报情况与田文豹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海关出具的货物与申报相符的查验记录，不能否认田军、田吉福、田文豹逃避海关监管的事实。上述行为人相互配合，共同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运输进境，均构成走私废物罪。该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二）关于田军辩护人所提“从韩国走私废物的性质及数量不能确定”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从韩国走私入境的废物已无实物，虽无法进行物品性质的鉴定，但田吉福、田文豹供述、“东某1”轮船员证言与从韩国海关调取的书证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所走私入境的物品系废塑料、废PP等废物，根据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2009年第36号），塑料废碎料及下脚料均为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故应当认定从韩国走私入境的废物系我国法律意义上的废物。且依据从韩国海关调取的书证，亦能证实所走私废物的重量为2298.645吨。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三）关于田军辩护人所提“‘东某1’轮系在韩国海关监管下装货，不能认为所加装货物没有合法证明”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进口废物必须取得我国商检机构或我国国家商检局指定或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进口废物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东某1”轮虽系在韩国海关监管下装货，但并未取得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违反我国法律规定。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四）关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从香港将废物运输进境“未少报数量”、无走私主观故意、不构成走私废物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田文豹供述和证人于某1、张某1证言，“东某1”轮所承运香港货物的实际货主是田某12荣，田文豹在明知田某12荣没有进口废物的资质下，同意使用霞升、霞利公司名义帮助田某12荣进口废塑料和废五金，并以两个公司名义报关进口。后田文豹指使东某2公司业务员周某安排“东某1”轮到香港装运该批货物。根据刑法规定，被告人田文豹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证明和运输方便，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废物罪。田文豹虽不知香港废物的真实重量，但主观上系概括故意，不影响对其走私废物罪的认定。2.根据船员孙某的证言，田吉福在货装完后读水尺，计算上船货物的重量，并且在离港前要和理货人对装货的数量进行签字确认，所以田吉福对“东某1”轮的实际装载量应当明知。该证言与田吉福本人“船长田军最初告知他数量是700多吨，实际装了400多吨废铁，还有一部分废塑料，一共六七百吨”的供述以及证人于某1、张某1证实“东某1”轮在香港装货的实际重量是近800吨证相互印证。根据船代公司珠江船务公司林某1的证言和“东某1”轮向香港海事处申报的《海事处船只报告一般事项申请表》，亦能证实“东某1”轮实际装载重量约800吨，而中检公司出具的《装运前合格证明》是445吨的废塑料和废五金，因此船长田军和大副田吉福对“东某1”轮实际装载货物的重量主观上系明知。3.根据目前在案证据，该批货物经过两个鉴定机构鉴定，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报告证实属于部分禁止进口、部分限制进口，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鉴别报告证实属于完全禁止进口。被告人田军、田吉福对承运货物是禁止进口还是限制进口虽不明知，但二人对货物的真实重量明知，在中检公司只提供了445吨货物的合格证明情况下，二人仍然将其余296.9吨没有合法证明的废物在内海和领海运输，且承运人向海关预申报舱单时只申报了有合格证明的重量。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田军、田吉福属于在内海、领海运输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亦应以走私废物罪定罪处罚。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五)关于各辩护人所提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1.从在案证据看，被告人田文豹作为霞升、霞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走私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所得归单位，应认定单位犯罪，田文豹作为主管人员应承担刑事责任。2.被告人田军、田吉福是受雇于某4泰公司担任“东某1”轮的船长和大副，船长田军在“东某1”轮上是主要责任人，大副田吉福是船长的副手、主要负责配载货物，从东某2公司的组成人员和业务范围看，“东某1”轮的运输业务是东某2公司主要业务和收入来源，且船舶到港后向海关申报的单据，特别是关于货物的单据均由船长签名并加盖“东某1”轮印章后提供给船代公司。因此，田军、田吉福不如实申报的行为系单位意志行为，应该认定为东某2公司的单位犯罪。承运单位东某2公司和田军、田吉福多次为同一走私犯罪分子的走私行为提供运输帮助，根据“两高”、海关总署2002年《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应认定为与走私罪犯事先通谋，不仅要追究“东某1”轮主要责任人田军的刑事责任，也要追究田吉福等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对辩护人所提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六)关于被告人田文豹辩护人所提“应认定自首、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侦查机关在2011年12月就香港涉案货物对田文豹进行了询问，但田文豹并未如实陈述；2017年11月23日,侦查机关派员到其住处传唤田文豹，田文豹到案后虽逐步供述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霞升、霞利公司从韩国走私的犯罪事实后，但庭审中又予翻供，对从韩国走私废物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故田文豹系被动归案，到案后又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七)关于各辩护人所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鉴别结论不应作为证据采信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1.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名单及鉴别程序的通知》（环发〔2008〕18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是固体废物属性的鉴别机构，具有固体废物属性的鉴别能力，其作为我国对固体废物检验及鉴别的专业机构，依据立法机构颁布实施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固体废物鉴别导则（试行）》、《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等规定的要求对涉案货物进行鉴别，并无不当。2.鉴别人员至货物存放处进行现场抽样检查，鉴别程序、鉴别方法路径清晰、逻辑分明，符合程序规定，鉴别结果合理可信。3.青岛海关缉私局委托做性质和数量鉴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接受委托后，对废物数量未给出独立意见，但并不影响其对废物属性进行鉴别的有效性。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八)关于各辩护人所提涉外取证未按中韩刑事协助条约进行、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等进行审查。经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提供人或者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除外；材料来源不明或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中，侦查人员通过韩国海关调取了“东某1”轮在平某装货的书证，该书证经过了韩国公证和韩外交部、我驻韩使馆的认证，证据来源、取证主体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虽与韩国签订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条约亦明确“不妨碍缔约双方根据其他条约或协议等相互提供或继续提供协助”，故通过协助条约调取刑事证据并非唯一途径。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九)关于田军、田吉福辩护人所提“香港航次称重非法”，“所鉴别货物并非原货物”，“于某1、张某1、林某1证言不可信”的辩护意见经查，1.2011年12月9日“东某1”轮被海关缉私局查扣后，其之后的开舱有视频记录，运输及称重青岛海关缉私局委托第三方进行全程理货监理，所出具的称重单连续、自然，均有运输车辆车牌号、称重时间等原始信息，被告人田军及证人田某7亦对涉案货物进行了辨认，相关证人亦能证实称重后对涉案货物单独保管，未与其他货物混杂。2.证人于某1、张某1、林某1关于与田某12荣谈判、货物装船、与东某2公司业务联系、船只进出港等证言系对其亲身经历、参与事实的描述，且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证言真实可信。3.2016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对所扣押涉案货物进行鉴别时虽时隔近五年，但只是对货物种类、性质即“是什么”进行鉴别，而不是对存放状态的鉴别，故并不影响鉴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十)关于从香港走私废物既遂还是未遂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以虚假申报方式走私，申报行为实施完毕后，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本案中，根据从荣某海关驻龙眼港办事处调取的进口舱单，显示“东某1”轮于2011年12月7日申报进港废塑料235吨、废金属210吨，虚假申报行为已实施完毕，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十一)关于田文豹及其辩护人所提“无实际职权、公司业务由西霞口集团公司决定，田文豹不应对走私负责”、“报关由货代公司负责，田文豹对如何办理报关不知情”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证人田某11证实霞升、霞利公司独立经营，开展业务不需要向西霞口集团公司汇报，魏某、周某证言亦证实安排航次、报关等事项均由田文豹负责，上述证言与田文豹关于田某12荣找他协商及走私全部过程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并非无职权，田文豹作为霞升、霞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作为主管人员承担刑事责任。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十二）关于田文豹辩护人所提“与田某12荣通谋证据不充分”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能够证实田文豹与田某12荣通谋的证据不仅有田文豹本人的供述，另有魏某、于某1、张某1等人的证言，足以认定。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建设美丽中国，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为了共同的绿水青山，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那些为牟取非法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损害环境的企业和个人，应当也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被告人田军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船长，被告人田吉福作为东某2公司“东某1”轮的大副，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在领海和内海运输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数额较大且没有合法证明，作为直接责任人员，两人行为均构成走私废物罪。被告人田文豹作为霞升公司和霞利公司的主管人员，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运输进境;明知他人没有进口废物资质，为给单位牟取非法利益，为其提供证明和其他方便，其行为亦构成走私废物罪。其中，被告人田军、田吉福走私废物的数量为2595.545吨，被告人田文豹走私废物的数量为3040.545吨，均属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走私废物罪成立，但指控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系共同犯罪，其中田文豹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田军、田吉福接受单位安排，在走私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应减轻处罚;作为船长的田军在犯罪中的作用大于作为大副的田吉福，量刑时应有所区别。“东某1”轮长期用于走私废物犯罪，与走私行为存在直接、密切的联系，应当认定为走私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田军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2019年9月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二、被告人田吉福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三、被告人田文豹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四、“东波”号货轮作为走私犯罪工具，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废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薄其红审判员  张 宁审判员  桑爱红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娜